明亮的对话

——公共说理十八讲

徐贲 著

中信出版社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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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著者简介

内容简介

序言

前言 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

一逻辑、说理和公民素质

二公共说理习惯必须从小培养

三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

四自说自话不是公共说理

五高调宣传也不是公共说理

第一讲 什么是说理

说理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

说理必须要有理由

说理的目标不是绝对的“确实”

“让说理”和“学说理”

说理的三个因素

第二讲 说理论证的“主张”和“理由”

对“理由”批评审视

如何识别不同的“主张”

理由的“证据”与“呼吁”

说理中的“事实证据”

理由与“常识”和“知识”

有结构缺陷的“理由”

理由与解释

第三讲 可靠论证的中介保证

中介保证中的玄机

常见的几种中介保证

说理的图尔敏论证模式

用图尔敏模式检查中介保证

中介保证的共同价值与“逆向说理”

第四讲 概念和定义

“事实”与“看法”

说理从定义开始

五种常用的定义方式

类别概念与先入为主

准确概念与有效比较

第五讲 说理的信誉与形象

说理的信誉

可信度需要展现善意

丧失信誉的权威

诚实和诚信是信誉与形象之本

第六讲 说理的情绪与措辞

委婉语和情感用词

抽象与陈套

政治妖魔化的“戈德温法则”

审美化的情绪

冲动和煽情

第七讲 逻辑谬误

形式的和非形式的逻辑说理谬误

情绪性谬误

形象性谬误

逻辑性以及其他谬误

“雄辩症”和“厚皮逻辑”

第八讲 伦理说理和价值观

“买活鸡”的伦理说理

价值概念和价值原则

三种基本的伦理概念：德性、责任和权利

第九讲 学生作文中的说理

作文从“描红”开始

大学一年级的作文

大学生作文的要求

第十讲 书面说理的演变与人文传承

“我写作”和“我说理”

说理：普通民众的理性思考与表达

说理谈论的是“人的事务”

第十一讲 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

从小学习说理的教养

有教养的王子和有教养的中学生

有教养的说理和有教养的听众

个人教养与公共规范

第十二讲 歪理巧言不是说理

作为权力工具的“说服”

中国特色的“修辞学”

“屁话”比谎言更有害

“刀笔者”和“发言人”

学校“非道义说理”教学是一个错误

第十三讲 “歪理”如何利用人的自身弱点

大众文化的宣传机制

“要解释”、“求痛快”和“行动热情”

焦虑、害怕和奉承

“大胆说谎”和“认知失调”

第十四讲 说理的伦理层面

说理的“理”与“善”

说理的“诚”与“信”

说理的“诚恳”与“诚实”

第十五讲 说理的目的与环境

真实是说理之本

说理的价值与宽容

理在哪里和说理环境

第十六讲 公民听众与政治说理

以公民听众为依归的说理

专制的雄辩与宣传

公民教育抵制宣传

第十七讲 非说理宣传的四种危害

宣传是与说服、说理对立的话语

宣传运用的是非理性的影响力

宣传是欺骗和谎言

宣传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

第十八讲 说理与民主

哲学民主的理念

从哲学民主到实践民主

民主制度中的演说与辩论

民主的说理与法治

民主与言论

后记

增订版后记

国内首部系统论述公共说理的著作

学习理性对话的启蒙读本

著者简介

徐贲 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写作领域有：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公民社会建设等。已出版的中英文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八十年代末后的中国文化讨论》《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并编有《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父亲徐干生的回忆文集）。徐贲先生在美国高校教授论证说理和人文教育等课程20余年，深谙说理教育培养之道。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论述公共说理的著作，专为中国读者尤其年轻读者而写，实践性与人文性兼备，是培养有效思维、学习理性话语的启蒙读本。

内容简介

公共说理指什么？其特点是什么？会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下才能顺利地开展？应怎样进行公共说理……徐贲先生以多年来在美国高校教授说理写作课程的经验为基础，用一篇前言与十八篇“随笔”组成了《明亮的对话》，详述了“公共说理”的各方面问题。

说理教育不是为了使人论辩获胜，也不仅是单纯技能的传授，而是与人的文化教养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传承着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说理价值。这才是公民社会要培养的“公共说理教育”和“公共理性”。

说理是文明的产物，人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学习说理既是教育又是自我启蒙的过程。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是在说服别人时，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这是一种公共理性，它离不开说理，也离不开适宜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社会必须拥有公民说理可以诉求、依据的普遍价值；政治必须尊重和保护他们自由、平等交流的公民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中，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

序言

这是一本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它是由一篇“论文”（前言）和18篇各自独立的“随笔”组成的。就说理而言，“随笔”与“论文”是有区别的，我在第十讲的最后一小节中已经谈到，此不赘述。说理最常运用的文字写作形式是“随笔”（essay）而不是“论文”，而说理本身则是一种具有公共话语特征的思维和表达形式（第一讲）。在美国，从小学高年级到大学低年级，说理教育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学习写作随笔，更确切地说，学写一种以实用为目标的“格式化的随笔”（第九讲）。每个高中生报考大学时必写的自述（selfstatement）就是一种个人随笔（personal essay）。

我在美国大学里教说理写作已经20多年了，在我任教的大学里，一年级学生在两个学期里各有一门必修的写作课，第一学期修一门一般的写作课，学习基本的写作技能，如描写、叙述、比较与对比、原因与结果、即辩论等等。这些写作技能都包含着某些对说理的基本要求，如清晰、逻辑、条理分明、言词准确、有读者意识等等。第二个学期，学生必修另一门专门写作，叫“论证与说服”（argument and persuasion），这是一门集中学习公共说理多个组成部分与相互关联的教程。我在本书的前面部分介绍的便是这些主要部分（第二至八讲）。这些都只是组成部分，它们需要有机地构成一个说理文字的整体，以一种常规的章法结构表达出来，这种具有章法结构特征的文字形式有一个名称，叫essay，我们可以称之为格式化随笔（第九讲）和随笔（第十讲）。每个大学生在进校时，对这种特定的说理写作形式都已经有了差不多8年（从小学四年级算起）的学习经验。

在学习“论证与说服”的时候，学生们会接触到有关如何识别歪理和自己如何避免说歪理的内容，不仅涉及可能的逻辑谬误（第七讲），而且知道如何识别有悖于公共说理伦理的商业和政治宣传。识别和抵御宣传是学生们从初中时就已经接触到的公共说理内容。宣传是一种对公共说理有多种危害的话语（第十七讲），往往是一种巧言和欺骗（第十二讲），是一种利用普通人都有的心理和认知弱点的诡辩和诈术（第十三讲）。

说理与民主生活的关系对于美国学生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自然而然就应该如此。这是因为，用教育理论家古德拉德（John I. Goodlad）的话来说，他们是“在自己并不知晓的情况下，降生到美国民主共和制度中来的”。这对这些学生学习公共说理是有利的，也是不利的。有利的是，用不着向他们强调民主环境对公共说理多么必要（第十五、十六讲），因为那个环境已经在那里了；不利的是，由于现成的民主环境已经在那里，用不着他们自己去争取，他们对民主的认识有时会幼稚得令人吃惊。

例如，在他们看来，民主就是民主，至于那种只能由某一政党来领导的民主，是他们想都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学生讨论过像“自由民主”与“某组织领导下的民主”孰优孰劣的论题。还比如，美国大学生对选举一向缺乏热忱，有一次大选时，有学生在课堂上表示对大选不感兴趣,说是没什么可选的,选来选去都一样。听了这话，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学生马上说，只要是自由、公正的选举，没有什么可选的选举才是好选举。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她答道，一场选举要是能就此决定国家的命运，那选举还不要弄得打内战?这位学生是从津巴布韦来的，她说，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有像美国这样的选举。因此，即使对于美国学生，学习说理与民主的关系也不是多余的（第十八讲）。

在学校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美国大学生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公民教育，在大学里又接受到更多的人文教育，对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第十一讲）和说理是一种能够维护民主生活秩序的伦理价值（第十四讲），都有许多经验性的体会。学生们在修写作课的同时，还正在修其他必修的人文教育课程，在人文教育课程上，说理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和训练项目。人文教育课是以讨论班的形式来进行的，学习的内容包括，如何细读文本，如何就文本提出与事实、阐述和评价有关的三种不同问题，如何倾听别人，如何对别人的看法和理由提问，并言之有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等等。人文教育课程上的作文与写作课上的要求是一样的，当然，由于不是写作课，写作格式化的要求会相应宽松一些。

大学里的公共说理写作课是实用性的课程，学生们学习的公共说理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一种学问和学术，而是一种实践的能力和公民的素质与行为习惯。今天的公共说理与古代的一些修辞术和论辩术是有关联的，这些修辞术和论辩术几乎都强调，修辞不只是为了在法庭或公民大会的言辞争辩中获胜，而且是作为从政者和优秀公民的普通教育；注重的不只是论辩或演说的技巧规则，而且是一种更普遍的文化教养和德性理念。

这样一种与人的文化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的说理能力，它传承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价值，不是单纯技能的传授。在人文教育课上，学生们阅读古希腊以来的经典著作，就是为了熟悉并且受教、获益于这样一种文化的传承。除了英语系的专门课程，我在教授公共说理写作课程的这些年间，也同时教授像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思想这样的人文教育课程，这使得我有机会结合这二者的特点，为学生提供一种比较人文的而不是纯技巧的说理写作知识。

人文的说理除了继承古典自由和理性的价值，还继承了古典的修辞传统，修辞学在古典人文学科中一直占据首要的地位，修辞学不仅是教人如何说理，而且还告诉他们说理对于公共生活的意义。实用的修辞学分为五部分：立意构思（inventio），也就是提出立场和主要的观点；布局（dispositio），把观点或要说的话用合适的结构组织起来；文采(elocution)，用令人愉悦的文字来表达；记忆（memoria），记住要说的话，不要照章宣读；陈述（pronuntiatio），包括语音、语调、手势、面部表情。古典修辞实践形成了一种人际交往和社会化的人文教育理念：好的说理风气有助于优化政治制度、社会风尚和共同体的普遍道德文化。

我在这里介绍的古典修辞理论有亚里士多德关于说理逻辑、信誉、情绪（logos，ethos，pathos）三要素以及关于“省略三段论证法”（enthymeme，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运用中，这是一种先说“结论”，然后直接加“理由”的看法陈述）的论述，还有希腊修辞学家赫尔玛格拉斯(Hermagoras)的“争议点理论”（stasis theory）。我还特别介绍了图尔敏（Stephen E. Toulmin）的论证模式，它虽然不是古典的，但也和“争议点理论”一样起源于法庭论辩，而法庭论辩正是古典意义的法治与说理方式。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复仇女神》中，剧末那个由女神雅典娜主持的说理辩论，便是人类最早的法庭和陪审制度的雏形，在那里，连太阳神阿波罗也必须以平等的身份接受卑微如苍蝇一般的复仇女神们的诘问。法治与说理的内在联系使得它们必然结合在一起，必然在后来成为现代民主最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需要有助于建立民主理性，有助于提升公民文化和公共道德素质的说理教育，我愿意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得之见奉献给这本书的读者们。

前言

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

2009年4月2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我的一篇短文，《“不高兴”先生要学会说理》，我谈到《中国不高兴》的一些逻辑谬误和非理性话语特征。有的读者觉得意犹未尽，希望我能把公共话语理性问题再谈得深一点，有的想知道有什么逻辑教科书可以让初中学生尽早学习逻辑理性思维，还有的更是直接指出说理所需要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缺乏民主政治程序的根本条件的当下中国，公共说理实在太少了”。这样的反馈，使我觉得有必要就公共话语理性在中国的匮缺再作一些讨论。让我先把那篇短文引述一下。

读《中国不高兴》，令我想了一件事，几年前，一位在南京大学当教授的朋友对我说，中国公共理性话语危机已经严重到了非采取行动不可的程度。他觉得需要编一本给大学生用的写作课本，帮助训练他们基本的逻辑说理能力。

在国外，这种训练从初中就开始了，经过高中，再到大学，不断加强，让学生培养与他人交往时必不可少的说理习惯。且不说高中、大学教育，单以加州初中一年级（相当于中国小学六年级）学生使用的英文课本Sharpen Up!为例，就有“逻辑说理”和“提防宣传”的章节，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在写和读的过程中，不骗人，也不被人骗。其中许多“逻辑谬误”和“宣传手法”（带有欺骗性的说法）在《中国不高兴》中随处可见，这里就用这个初中课本列出的几种谬误来举几个例子。

过度简单化：“实际上，次贷危机也好，美国贸易赤字也好，说穿了，就是美国人消费得太多，生产得太少，形成了缺口。这个缺口怎么补？一是抢，二是骗。”如果“消费”真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还有经济学家主张用刺激消费来帮助尽快走出经济危机？

浮泛空论：“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地全面腐朽。”美国社会真的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了吗？这种不留例外的普遍概说，只要有一个反例即可不攻自破。

循环论证：“说到萨科齐的表演，他是有着明显生物性的，他的翻云覆雨，看起来有滑稽性的特点。”有生物性，所以滑稽；滑稽，所以是生物（不像人）。

虚假两分法：“这几十年中，中国压根就没人，没有像样的作家，没有像样的思想家。钱锺书，韩寒，算个什么？他们被吹成这样，其实没有任何像样的原创性东西。”要么十足地“有”，要么一点“没有”，原创性真的是这么比量出来的吗？再说，《中国不高兴》的五位作者自己是不是也包括在这几十年的“不像样”人群中呢？

无凭据推理：“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有凭据吗？中国拥抱了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了吗？接受西方的普遍人权论了吗？

谩骂、粗口、唱衰：“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你看他们（读书人）或一头扎入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把人骂成“狗”或诬蔑为“妓女”，有教养吗？“奥巴马拯救不了美国”，既然“肯定没有好结果”、“注定要失败”，又何必还要去讨论呢？

不当类比：“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别关系。说国家是黄瓜，又是老的，是说历史长远吗？美国不过200多年的历史，那么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呢？

从Sharpen Up!这样的初中教科书就可以看到，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语言教育，不只是读写的技能，而且更是通过学习使用文字语言，养成公共说理的理性思考习惯。只有说理的社会才是正派、宽容的社会，这就需要尊重与自己不同意见的说理对方。对对手要宽容、厚道，陈述对方的论辩时应该尽量做到全面、准确、心平气和，不要一开口，就“我不高兴”、“我生气”。这些都是《中国不高兴》作者们需要补的功课。许多读者受蛊惑而浑然不觉，他们虽受过教育，但缺乏基本的理性辨析能力，是不是学校教育中有了严重的疏忽和失败？

公共说理不是吵架，不是如《中国不高兴》作者们所说的，要“刺激”什么人或者要出什么气。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吵架是一种恶性激化人际意见对立的话语行为，而说理的目的则恰恰是要尽量消除人际意见对立，化解分歧。公共说理是要通过交流、说服来达到共识。公共说理是公共文明的成就，也是良好社会关系、民主政治秩序的根本条件。中国的公共说理机制还不健全，提高公共话语理性的自觉性应该成为各阶段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项目。

一逻辑、说理和公民素质

由于时评短文篇幅的限制，我只是用初中教科书Sharpen Up!所提到的几种逻辑谬误和宣传手法举了几个例子，其实说理的不同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逻辑谬误还远不止这些。对此我在本书中将有所讨论。

《中国不高兴》显示出来的逻辑和说理问题是相当初等的，这应当提醒我们，中国公民教育在说理能力方面，在开始的层次上就有很大欠缺。《中国不高兴》作者们是中国公共话语理性匮乏的受害者，不是它的始作俑者。他们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帮助再生这种缺乏理性的公共话语而已。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

人们很容易以为，有这样的语言，病因全在于“逻辑”，其实不是这样的。逻辑，尤其是形式逻辑，只是公共说理最表层的部分。当然，由于它处于表层，所以也是最显见的。在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低年级学生的说理（论证和说服）教学中，逻辑都只占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说理还包括另外两个部分：信誉（ethos）和情绪（pathos）。而说理本身则又离不开社会和政治的整体说理环境。本书将同时涉及这些在逻辑和逻辑谬误评估之外的其他说理因素和环境条件(包括公民素质和教养、说理群体共同认可的价值权威，以及民主法治)。要了解公共说理，需要同时兼顾说理的所有主要方面。

教师一般会帮助提高学生对论证合理性（包括逻辑）的评估能力（这是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一部分），但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讲授”逻辑部分。不是因为逻辑不重要，而是因为说话或写作的基本逻辑是浅显而常识性的，不需要特别深谈，只要点明了就行。基本的逻辑就像基本的语法。乔姆斯基（Norm Chomsky）把语言的能力看成是人的思维的基本能力。例如，一个高小或初中学生就知道主谓宾结构、形容词用来修饰名词、副词用来修饰动词等等。这不是什么特殊的知识，只要会正常运用语言的小孩子都不会弄错。基本的逻辑思维也差不多，大人要说服小孩，也得讲道理，讲道理就得有逻辑，否则就“说不通”。大人越讲道理，小孩就越有机会学讲道理。小孩懂道理，并不需要特别的逻辑知识。只要思维正常，肯动动脑筋，理由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一般只要点拨一下就能明白。正是基于人的这种基本能力，一般人只要加以留意，总是可以在不合逻辑的公共语言中看出其中的谬误。逻辑思维因此能够成为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具备的公民常识。

书面写作的说理离不开清晰、理性的思维，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语言（文字）和思想（内容）。在中学阶段，由于学生的思想尚待形成和成熟，文字说理教学一般侧重于基本的思考和写作能力，要求学生文通字顺、言之有据、条理分明。当然，在基本的说理逻辑之外，还要注意文章结构的逻辑，如主题明确、起承转合、论述有层次、充分考虑并应对反方意见、先有论述再有结论等等。教师在指导和评阅学生作文时，会搁置自己的立场，尽量客观地从学生的立场去评估他们的说理能力，看他们是否能表达清楚、轻重有序、自圆其说、以理服人。

我在指出《中国不高兴》逻辑谬误时，就是这么做的。《中国不高兴》是一本宣扬民族主义的书，但我并没有与作者们争议民族主义的问题。我的议题是普遍的说理，不是赞成或不赞成民族主义的说理。民族主义与宗教、政治信仰类似，关键在于“信”。但不管信什么，就它进行说理，逻辑方式都是相同的。仅在逻辑层面上说事，当然是初级的，因为它先搁置阅读者与写作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思想和立场分歧。在大学里，学生有了专业，也比较成熟了，写论文时，内容的要求也就会提高。这时候，教师就会对学生论述的道德原则、政治立场有所评价。如果学生写作中有赞成或主张暴力、种族歧视、仇恨性民族主义这类内容，教师当然不会不予置评。可是，不管专业知识多么高深，多么有创见，说理表述所需要的基本逻辑、语言要求仍然是绕不过去的。这也是为什么必须充分重视中学的基础教育。事实上，如果没有基本的文通字顺和可靠逻辑，再了不起的思想也没有说服别人的手段和力量。

理性话语的价值观是与他人平等、尊重、以说理相待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骗他人、不歧视他人、不伤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对待他人。这也是正派社会的价值观。正如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所说，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从反面来表述正派社会的根本道德原则，乃是凸显某一些行为对社会道德秩序的严重破坏作用。使用非理性话语就是一种对社会理性、真实秩序有严重破坏作用的行为。

逻辑、语言（文字）和思想这三个部分是结合在一起的。逻辑严密的说理语言也会谦和有礼，仔细定义自己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不用侮辱性字眼，不带吵架的腔调，尽量少用带有预设情绪的词汇。这样的说理在思想上也会倾向于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价值，主张包容、尊重他人权利、反对压制不同意见。相反，缺乏逻辑的话语势必会以逻辑之外的手段去支持它的“说理”，如暴戾、武断、威胁、专横的用词，攻击对方人格、谩骂和侮辱，甚至压制对方发言。这种话语在思想上也势必会有排斥性、仇恨情绪和暴力倾向。人应该通过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判断而拥有看法和观点，不因为受到胁迫、欺骗，或感到恐惧而不得不有某种想法或做出有这种想法的样子。

非理性话语不仅仅是个别人话语的弊病，而且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理性话语是民主社会的特征，而非理性话语则常常伴同专制而生。不讲理的话语可能存在于任何社会，但只会在专制社会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政府的权力话语。学校教育重视学生的理性话语能力，从社会作用来说，是一种帮助维护民主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教育。从公民修养、禀性来说，则是一种提高国民素质的人文教育。

二公共说理习惯必须从小培养

公共话语逻辑和说理不只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需要从小培养的。一个人一旦错过了易于培养思想和话语习惯的形成期，即使后来有机会获得有关知识，也很难真正成为习惯。说理的习惯可以如何养而成呢?不妨以美国现有的公共说理教育为例，大致说一说这方面可以借鉴的实践经验。

美国学生一般11岁进入初中一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小学六年级），初中三年的英文课本中都有公共说理的部分，程度和内容侧重虽有不同，但很连贯。这些内容反复出现，是因为公共说理不只是书本知识，而且更是一种有待在学生身上培养而成的公民习惯和品质。

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中，公共说理教育的准备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只是对低年龄的学生最初还没有明确提出“说理教育”的说法。例如，《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十二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对小学五个年级的“说理”都有具体的要求。小学一年级:“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二年级：“重述文本中的事实和细节，说清和组织要说的意见”。三年级：“在说理文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细节”。四年级：“区别说理文本中的‘原因’与‘结果’、‘事实’和‘看法’的区别”。五年级：“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尚有待证明的观点）”。五年级第一次明确这是“说理评估”（expository critique）的要求。2

小学五年级以后，初、高中阶段一直继续用说理评估作为一项阅读的基本要求。其中又以六年级为最关键的一年。六年级对学生说理评估能力在五年级的基础上有了系统的要求，一共有三项：一、判断作者结论所用论据的合适性和恰当性；二、用准确、有说服力的引述语来合理地陈述观点；三、察辨文本中缺乏论据支持的推理、谬误推论、说辞和宣传。3

在具体教学中，六年级公共说理分为两个部分:一、辨析逻辑谬误；二、提防宣传。这两项都需要在实际阅读中通过感性、具体的实例，不断让学生讨论和加深印象。要辨析的逻辑谬误有五种: 过度简单化、浮泛空论、循环论证、虚假两分法、无凭据推理。要提防的宣传手法有十种:人云亦云、谩骂、偏见、势利、老百姓的话、吹嘘、“科学”根据、证词、恫吓战术、株连。这两部分的内容在有的教科书中合并为“逻辑谬误”，因为“宣传”本来就是一种利用一般人逻辑思考弱点和缺陷的误导话语。

六年级的公共说理的重点在于区分“事实”和“看法”，这是在小学四、五年级就已初步涉及的内容。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想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必须经过证明才获得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所说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看法必须加以证明，提供理由。四种常用的理由是:事实、例子、数据、专家意见。

六年级的公共说理强调：“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事实的陈述是可以确认的，如“林肯是美国总统”。而看法的陈述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才能确认，如“林肯是一位伟大的总统”。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具有可共同确认词义的字词，如“圆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字词是个人理解的，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事实说：“请你核实。”看法说：“我说对，就没错。”事实陈述是谦虚的、协商的；而看法陈述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七年级对学生“说理评估”能力的要求是：“评估作者在支持结论和立场时所用的论据是否适当、确切、相关，并注意有偏见和成见的例子。”其中“注意‘偏见’和‘成见’”是新要求，也是从形式逻辑向社会公正内容过渡。八年级要求复习六、七年级的“说理评估”，重点在“评估文本的统一性、连贯性、逻辑，以及内部的一致性和结构”。5

七年级和八年级读物的内容比六年级要深，分析的不当推理和谬误论述也更复杂。例如，八年级课本中已经有美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在阅读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作品的时候，课本中有一篇含有说理谬误的评论，评论写道:“爱伦·坡的小说、诗歌写的全是心智不宁，甚至疯狂的人物。”教师会告诉学生：这里的“全是”犯了“普遍泛论”的谬误，常见的泛论表述法包括“每个……”、“所有的……”、“大家都……”、“总是……”这一类用词。评论还写道:“自己精神没有问题的作家是写不出这种故事的，不然爱伦·坡又如何能体会什么是疯狂。”这里犯的是“虚假对立”的逻辑谬误（要么“疯”，要么“不疯”）。其实，作家写疯子可以运用想象，不一定自己非要是疯子不可。评论再写道:“我们知道，作家都有些怪，特别是那些写恐怖故事的作家。”“我们知道”类似“毋庸置疑”、“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犯的是“本来就有问题”的逻辑谬误，因为“所知道”的恰恰是有待证明的。6

高中对学生的“说理评估”能力要求比初中有所提高。高中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九到十年级，“说理评估”要求是在说理中必须有对方意识，说理是“对话”，不是“独语”。说理文写作除了形式逻辑，还要讲究结构逻辑（例如，文章不同部分的顺序、逻辑过渡）、能够预先估计和避免读者可能会有的误解。此外，还要求学生注意概说和论据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论据（不望文生义、不曲解、不断章取义），弄清不同文本的结构、语气、读者（如学术刊物、报纸评论、政治演说的不同受众等等）。7

高中第二阶段是十一到十二年级。这个阶段的说理评估对象是“公共文本”（public documents），例如:政府的文告、政策说明、政党文宣、公共服务部门的宗旨、规章、条例、商贸和招聘信息等等。当然，一切发表了的东西，只要议及公共话题，都是公共文本，这就涵盖了很大一部分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既然都是公共文本，就必须接受公众的说理评估。凡是印成铅字的，并不一定就在道理上说得通，这是反复进行的说理评估要告诉学生的基本道理。

在许多大学里，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公共说理都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中小学的写作是英文课的一部分，但大学不同，大学里开设的是专门的写作课。许多大学写作课有一学年的内容，第一学期注重于基本写作技巧，如描写、叙述、比较、说服、辩诘、评述；第二学期则完全是说理写作，称“论证与说服”或“分析与研究”。大学生修各种课程，基本上都要写“论文”。“说理写作”是为了帮助学生提高普遍的论述能力，不仅是专业写作，而且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共说理。

在美国学校里，从高小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有一个不断持续的说理教育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算起，光必修课就有10年，可见培养说理的习惯不容易。尤其重要的是初中3年，这个时期的学生，教育可塑性最强，有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能很快将学到的知识吸纳并转化成为习惯。美国之所以能有比较高的公民素质、国民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会理性，除了这个国家的民主传统之外，重视公民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说理的民主秩序与高素质的理性公民是相辅相成的。

三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

我就《中国不高兴》说理谬误所举的例子都是从美国加州初一教科书中取来的，这个标准确实是很有限的。我在大学里教说理和论证写作已经20多年，用过许多种大学课本，程度当然要深得多，但道理是一样的。大学生作文中还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逻辑、说理谬误，但只要给他们指出，他们都能明白那些为什么是谬误，没有不认账的，因为逻辑犹如数学，是可以论证其真实性的。老师也会犯逻辑和说理的错误，就像医生也会生病一样，重要的是犯了错，要知道是错，就像得了病，不要硬说自己是健康的。老师和学生讨论逻辑和说理，这本身就是一个说理过程。老师不能只是对学生说，你这句话的逻辑错了。老师必须告诉学生为什么是错的。学生只有在接受老师所说的理由时，才会同意老师的看法。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仅是平等的，而且一定不能是对抗的。不然就会像王小东一样，你说他文章有逻辑问题，他就说你自己根本不懂逻辑。9

《中国不高兴》话语的非理性，在它的作者那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与说理相反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习惯。它的思维定式是“对抗”，不管对方说得对不对，都一律要予以“反击”，决不认账。与此相应的话语习惯就是“吵架”，在最大程度上用语言暴力（嘲笑、谩骂、挖苦）给对方造成伤害。这样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习惯本身之所以非理性，是因为它不想讲理。不想讲理的人，你又怎么对他说理呢?

我在写短评时，其实还是低估了《中国不高兴》作者非理性话语的非理性程度。我以为，只要用实例指出了逻辑谬误的问题，就能引起《中国不高兴》作者的同感，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作者之一的王小东给出了一个拒不认账的答复:“坦率地说，《中国不高兴》一书中的语言逻辑是非常严密的。”王小东在此陈述的是他的看法，而看法是否在理，是需要说明或证明的。就在王小东为自己“逻辑严密”辩护时，他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他给了自己一个百分之百的称赞（“非常”），而这是最难证明正确的。这就像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对方只要找到一个反证，就能驳倒这样的全称命题（逻辑上叫“过度一般化谬论”，overgeneralization）。在这种情况下，他正确、有力的说理方式应该是一一驳斥我所列举的逻辑谬误。如果他能够证明我举的例子不是他的谬误，那就足以证明我是在无理指控，而他则是逻辑严密的了，可惜他并没有这么做。

又如，王小东挖苦《南方都市报》说：“南方某都市报，还是多花点钱吧，多花点钱雇个好一点的写手来骂我们吧，别舍不得花钱，你一个大报，因为舍不得花钱，雇了这么个写手来骂我们，这不是丢自己的脸吗？”他不知道，在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谬误:原因与结果的不搭配，因为“花钱”不是“写好文章”的原因，花钱再多，也未必能买到好文章。“说不”类的书赚了很多钱，但文章写得并不好。原因和结果不搭配的原因是，它们之间有一个“不可靠假设”。这三者之间构成了这样一个谬误的三段论证:（1）凡是出钱多，就一定能买到好文章（这是一个不可靠前提）；（2）因为这篇文章没有出够钱；（3）所以这篇文章很糟糕。

为一个著名作家像为初学写文章的学生一样分析逻辑谬误，值当不值当呢?在一个公共说理成为风气，人们普遍具有逻辑、说理习惯的社会里，把常识性的东西当作一个严重的公共话题，当然不值当。但是，在一个公共说理严重匮乏，连一些“作家”、“学者”、“思想家”都分不清讲理和不讲理的区别，而他们在许多非理性读者那里又很有市场的社会里，情况就不同了。提醒公众公共说理和逻辑的必要性，也就成了一件很值当、很迫切、具有公众启蒙意义的事情。

赞同《中国不高兴》的读者，往往不只是赞同这书的观点，而且也是认同它那种对抗、谩骂、暴力、吵架的话语方式。例如，一位叫刘安亮的网民在王小东的博客上留言道:“我替您回击《中国青年报》。写给《中国青年报》：怎么老是看到你发批评《中国不高兴》的文章啊？怎么看不到你发表扬和赞成《中国不高兴》的文章啊？拉偏架也不能这么偏啊？多少赞成这本书的你怎么装看不着啊？还什么青年报你能代表青年吗？就贵刊这样还想引领读者引领青年思想您别做梦了！”

网民刘安亮是用吵架或打架来看待王小东和《中国青年报》的意见分歧的。他要进行的是“回击”，而不是说理。吵架是一种对抗的、拒绝说理的话语。态度越凶，说话越狠，吵架就越成功，但说理也就越失败。吵架的一些“狠招”和“绝招”（如死不认账、反咬一口、我错你也错、谩骂）恰恰是说理话语所摒弃的。吵架比的是谁嗓门高，谁更善于运用语言暴力，谁更能伤害对方。吵架双方的彼此伤害越深，在“理”上取得共识、妥协的可能就越小。吵架要置人于死地，说理要人际沟通，这两个恰好是背道而驰的目的。

还有一位网名叫“憨子”的，看了《锵锵三人行》节目中查建英对《中国不高兴》的批评，在王小东的博客上留言道:“这个查女士（我真不愿意这样称呼她，因为我看她跟李银河一样，属于中性人），基本上都是胡搅蛮缠……我认为她是造谣污蔑中国人民，按无罪推定的角度，那只能认定她是弱智…… 她污蔑中国人民要复仇、要自卫的行为是跟美国西方侵华一样，是小流氓行为。我只是囫囵地扫了一眼，实在没兴趣看那女人喷她的不知道是雌性还是雄性荷尔蒙。最后我要说，那女人，用很狡猾很不要脸的手段……从这个女人的骂人的狡猾手段来看，我认为她是故意混淆是非，而不是真傻——是屁股（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决定了她的大脑——明明卖了淫她却又装得很圣洁（张嘴闭嘴站在咱中国人的角度，为中国人考虑）。此女人，真不是东西。”13这样的吵架语言，简直就是《中国不高兴》的回声。

王小东声称，《中国不高兴》出版后一个月就卖出了32万册，而且大多是为它叫好的。如果是真的，看了像是网民“憨子”这样的留言，不能不让人为中国非理性的普遍蔓延感到担忧。《中国不高兴》只不过是中国公共话语生态恶质化的冰山一角。一切可能与它意见不同的人都是它争吵、羞辱、嘲笑、谩骂的对象。它借助的本来就是那种高度情绪化、具有暴力和仇恨倾向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对它来说，说理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这种主观色彩浓厚而不能自我约束的语言在网络和大众文化中已盛行多时。正如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所指出的，这种以网络为主要言说空间的话语，其明显特征是“哄客”们的暴力、冲动、专横、仇恨。这个网络中的“群氓社会”，与勒庞（Gustave Le Bon）在100多年前论述的有形群氓社会具有相同性质的狂烈、暴戾、冲动、易受蛊惑和不理性。

网络群众的主体是“哄客”，“哄客就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对公共事件或人物进行道德-美学评判的匿名网民”。哄客群众游走于网下假面社会和网上虚拟社会之间。他们在网下可以是温顺服从的假面臣民，在网上则可以是尖刻暴力的蒙面叛逆。网上哄客身披隐身“马甲”（网络化名），以蒙面代替假面，在虚拟社会中复制现实社会中的自我隐藏和变形策略。这种自我隐藏和变形折射着新极权政体人格中被扭曲了的自由欲望和与之共生的暴力倾向，“互联网的匿名注册制度，捍卫了思想和言论自由，庇护了必要的正义批评和真相陈述，同时也为网络暴力话语的发育提供摇篮。匿名效应制造了大量的‘无名氏’，他们可以放肆地宣泄个人焦虑，而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角色责任”。

非理性的群众极具排他性、压制性和暴力倾向。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现实生活中的渺小个体，在群情激奋的人群中感到自己人多势众的力量，因此，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看法时，他们总是倾向于表现得十分专横。这种群众性的民意宣泄既是偏执的，又是高尚的；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高和暴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它的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到自己的幸福。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宽容和狂热。而这样的群众行为恰恰支持了极权统治惯用的驭民逻辑和合法性：为了高尚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地实行任何对个人的排斥、钳制、压迫、残害。这也是“不高兴”民族主义话语的主要特征。

四自说自话不是公共说理

一个国家中公共话语的匮乏和病态，是在逐渐的过程中发生的。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语言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中国今天的公共语言变质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这样的临界点。还有人在用这样的公共语言写作，许多写作是用粗暴、扭曲、隐讳甚至逢迎的方式进行的，它的公共价值大大降低了。当然也还有“说不”类的写作，它更是在本来已经病态的环境中扩散非理性话语的病毒。

长期以来，在中国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被公众社会普遍运用和遵守的公共说理话语（学术出版物中也许有一些例外）。这首先是因为，人们对公域和私域的话语未能予以清楚的区分。美国大学的说理写作课上一般会向学生特别强调这个区别。例如，学生在写作文时，教师会告诉学生，从酝酿到成文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开始时，写作者记下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观点（往往是在“酝酿”的时候，与别人“聊”出来的），称为“笔记”（notes）。笔记是零零星星、断断续续的想法，不成文，完全是写给自己看的，暂时不必考虑读者是谁、读者会有什么不同看法等等。笔记是一种私域的写作。一旦有了初步想法，接下来就是草稿。草稿基本上还是写给自己看的，但行文的表述或结构要比笔记完整一些，称为“手记”，手记已经基本连贯成文，可以读了。“手记”与“日记”是同一个词：journal，这是因为，大部分随手所记的文字与日记是同类性质的，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第三阶段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说理之文” （essay），它是作者写给别人看的，所以必须考虑到它的公共性，必须考虑到别人会要求提供什么论据、可能会有什么不同意见、如何才能有效说服他们等等。这种私域和公域话语区别的意识需要不断地培养，使之成为一种习惯。

在中国，话语的私域和公域区别十分模糊不清，以至于公域话语时常受到私域话语的不当影响。说理必须区分公和私的话语，因为私域话语的“我与我”关系难以顺利转化为公域话语应该具有的“我与你”关系。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各级学校教育都号召“学雷锋”，学习的远不只是做好人好事，更是雷锋式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最典型的文本就是《雷锋日记》。小、中学语文教科书里有不少与《雷锋日记》相似话语的文本，教师要求学生的是一种只讲“深刻理解”，不讲“说理评估”的阅读方式（其实许多教师自己也不知道还有说理评估这么回事）。

《雷锋日记》中的话是雷锋写给自己看的，是一种私域写作。雷锋说：“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党的驯服工具。”他省略的主语是“我”。无论雷锋对自己提什么要求，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与我”的话语是无须作公共说理的。但是，如果雷锋是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说“你”必须这样做，那就成为“我与你”的话语。这时候，他就必须给对方一些充分的理由。给予充分理由，那就是公共说理。

“学雷锋”是一种以非理性的话语机制为基础的行为模仿。它要求的是，雷锋怎么做,你也怎么做; 雷锋怎么想,你也怎么想。除了“雷锋这么做”和“雷锋这么想”之外,你再不需要有其他理由，也再不能问“为什么”。长期用这样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来规范社会,必然会取消公共说理的作用，也必然会削弱公众的说理能力。

《雷锋日记》式的语言本身无所谓好或不好，雷锋只受过小学教育，能够写出这样的日记已经很不容易。他心地善良，虽然他做好事会有一些功利的动机（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照片和事迹了），但我们不应该用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去对待他做的好人好事。然而，把雷锋日记的语言拔高为公共说理，却是有害无益的。对《雷锋日记》很少有作说理评估的。例如，有人赞美雷锋语言善于“巧用对比”、“对比套用”、“排比连用”，是青年人应该学习的语言榜样。雷锋说，“我懂得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来，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的道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赞美者评论道：“通俗的比喻，鲜明的对比，形象地说明先进人物要带领大家一道进步的深刻道理。”雷锋只是用了一个比喻，连理都还没说，哪里来什么“深刻道理”？如果硬要把雷锋的话解释为“说理”，那么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逻辑问题，那就是，并没有谁说过“一朵花可以打扮出春天”来啊！先提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错误想法”，然后把它驳倒，这种常见的逻辑谬误叫“稻草人战术”。

其实，“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是一句俗语，而俗语或谚语都属于口语文化，不能直接拿来当作论据，因为这么做可能出现“人云亦云”的谬误逻辑。波兹曼指出：“在一个纯粹口语的文化里，智力常常同创造警句的能力相关，即创造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俗语的能力相关。据说，所罗门知道3000条谚语。在一个印刷文字的社会里，有这样才能的人充其量被人看作是怪人，甚至是自大的讨厌鬼。在一个纯粹口语的社会里，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人的大脑就必须发挥流动图书馆的作用。忘记一些事该怎样说或怎样做，对于社会是一件危险的事，也是愚蠢的表现。在印刷文字的文化里，记住一首诗、一张菜单、一条法规或其他大多数东西只是为了有趣，而绝不会被看作是高智商的标志。”

说理是一种波兹曼所说的“印刷文字的文化”，虽然它也可以用说话的形式来表达。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时，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

日记无论写得多好，多么有文采，有学问，都是一种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话语。因此，没有谁会对没有发表的日记提出公共说理的要求。但是，日记（或其他形式的私人写作）一旦发表出版，并且有了开导、影响别人的企图，那它就已经进入了公共话语的领域，因此也必须接受“说理评估”的检验。《中国不高兴》中就有许多经不起“说理评估”检验的自言自语和自说自话。这一现象在中国许多别的出版物中也屡见不鲜，这是学习《雷锋日记》成长起来的那一代读书人（程度当然有所不同）潜移默化地学会使用的语言。

像日记这样的私域话语中的“我”，看上去指的是他个人，但是，这个“我”的范围有时不只是个人,而是由亲近者组成的小群体。小群体成员之间的亲近关系与公共群体成员之间的那种陌生人与陌生人的关系是不同的。陌生人公共群体所特别需要的那种说理话语，对于亲近者小群体常常是可以舍弃的。这是因为，在亲近者小群体(如家庭、帮会、教会、政党)中,成员之间有一些在“理”之外的维系力量(亲情、义气、共同信仰、同志关系等等),也有一些与平等对话无关的结合原则(儿子对父母的孝道、帮会的帮规、宗教的教规、政党的党纪、领导/被领导等级等等)。

在亲近者小群体中的那些形似“公域”的话语，其实并不充分符合公共说理的要求。例如，在民主的政党内，也许会有说理的话语。但说理并不是所有政党话语的必然特征。党内很可能为了保证统一意志，在组织各层次中一级级下达“指示”，这种指示的话语充其量不过将“我与我”放大到“我们之间”而已。但这种“我们之间”的话语是建立在上下级领导的科层、等级关系上的，它与平等对话的“我与你”话语并不符合。

当一个政党（顾名思义是一种小群体）的观点要传达给它之外的社会人群时，“我们之间”的同志关系就必须转换为“我（们）与你（们）”的平等公民关系，原先不一定需要的“说理”也就变得非要不可了。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政党的观点被直接放到社会中去，并要求其他人群像党员一样对之加以接受，这在中国几乎已成为惯例。“我们之间”和“我（们）与你（们）”这两种不同话语严重混淆，使得“我与你”的平等公共说理话语一直无法在中国得以确立。

《中国不高兴》是几个朋友间聊出来的，说他们是“同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一种典型的“我们之间”的话语。只要作者们愿意，他们本来完全可以把这种“我们之间”的话语转化为“我（们）与你（们）”的话语。就像学生作文必须把notes和journal转化为essay一样，他们必须有意识地这么做才行。但是，大概是由于没有受过这方面教育的缘故吧，《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并没有能够完成这关键的一步。

不仅如此，民族主义本身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同道者之间同声相求的情绪话语，它包含的“我们”有一种自然投缘、自然亲近的关系，很容易形成“我们”排斥“你们”或“他们”的倾向。民族主义话语要有说服力，必须特别注意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转化为“我（们）与你（们）”的关系，这样才能与“他者”建立一种虽不一定投缘，但却平等、相互尊重的公共说理关系。而这恰恰是《中国不高兴》作者们不知道如何去做，或者根本不屑去做的。

五高调宣传也不是公共说理

任何话语交际都是由三个关键部分构成的:信息发送者、信息、信息接受者。其中，发送者与接受者的关系特别重要，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交际过程中传送的是什么性质的信息。如果发送者与接受者的关系是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那么，传送的信息是说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为了传送说理信息，交际双方之间必须有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因此，选择什么样的话语，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或者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

长期以来，中国公共语言一直受宣传话语影响和塑造。在宣传话语的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的不是一种可以发问和必须对话的平等关系，而是一种“领导”和“群众”（被领导）的等级关系。即使在不同的“领导者”们那里，信息传送也是在“上级”和“下级”的等级关系中进行的。在这种等级关系中形成的话语是“指示”，不是说理。指示有时可能会附带作一些说明，但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接受，不是接受反方的怀疑、质疑和反驳，并与之进行说理对话。宣传话语是武断下达的，它追求的是简单、直接、容易接受的效果。它有很鲜明的立场，但往往缺乏说明立场的理由。

宣传与“说服”是不同的。朱维特和奥多奈尔的《宣传与说服》正是以这一区别来定义“宣传”的：宣传是单向贯彻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互动的，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交流需要。宣传居高临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随时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环节上违背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宣传往往不容受众发问，因此依靠某种外部强制力维持信息的传递机制;而说服则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双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胁迫的自主主体。因此，在宣传和说服之间不只是话语样式的选择，而且是话语制度环境的区别。在某种势力可以为所欲为进行宣传的社会中，一定存在着某种不受节制的胁迫性制度。

宣传在当代话语中往往用来特指某种由组织体制来从事、完成的信息散布。宣传散布的思想、观点，开始是宗教的（17世纪），后来则是政治的和政党的。20世纪是宣传成熟、发展、多样化的时代，不仅用于政党口号、群众动员、思想控制、舆论引导，而且也用于商业广告。现代政党宣传的对象是群众，也是动员和控制群众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正是在20世纪，原先中性词义的“宣传”变成了一个贬义词，获得了虚假、欺骗、蛊惑、玩弄、操控、洗脑这样的含义。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初中教材把逻辑谬误和宣传手法放在一起，用以引起学生们的警觉。

民族主义很容易变成一种宣传，一种很高调的宣传。民族主义后面有一种天然的体制力量，国家和政党组织都常常利用民族主义，即便是在民间，民族主义也不会与国家权力没有关系。“民族”与“个人”之间没有对等的关系，民族永远不会错，错都是在个人，所以代表民族说话的人，永远理直气壮，盛气凌人。民族主义是不好惹的，不管对谁来说，“不爱国”、“汉奸”、“卖国贼”都是很沉重的帽子。在反驳这种民族主义和指出它的非理性特征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思考根本无法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辩论，因为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不可能有说理这种对话。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非理性不讲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讲理，而且是因为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民族主义讨论本身的范围。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如果这成为普遍现实，那么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非理性、无是非的可怕状态。

《中国不高兴》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就渗透着高调宣传的那种武断和霸气。在它那里，有简单结论，无详细理由的“论断”比比皆是。它是一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所作的训斥和不高兴宣告，根本不屑于考虑可能的不同意见。“老黄瓜刷漆”的比喻就是一个例子。据王小东说，这个说法是指“国家活力”，“（黄瓜的比喻）是讲的这个国家现在所具有的活力，中国有比美国更长的历史，中国近代也失败过，但现在中国正在崛起当中，比如，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就比美国快得多”。

王小东有所不知的是，在任何论述中，对于“结论”来说，比喻都不能提供直接“理由”，充其量只是一个说明。也就是说，说明再多，如果没有直接证明结论的理由，结论仍然不成立。如果是讨论“国家活力”，就应当清楚地告诉读者，国家活力究竟是指什么，应当有哪些指标，等等。关于国家活力的说理讨论不是在一个人说“有活力”，另一个人说“没活力”之间顶牛，也不是在两种完全对立的立场之间作有你无我的选择。不同立场背后往往会有关于活力性质、标准的不同理解。说理讨论的结果往往是发现，对活力的理解，其实要比“有还是没有”复杂得多。武断口号或比喻式的“论断”往往是一种预先杜绝反方说理的话语圈套。他说是老黄瓜，你不同意，说不是老黄瓜，看上去是反驳他，但事实上却已经陷入了他的不当比喻之中，因为国家并不能以黄瓜来类比。

《中国不高兴》给民族主义设下了一个类似的话语圈套，好像辩论是在“民族主义”与“反民族主义”（被贴标签为“自由主义”）之间进行。其实，这是一个谬误的“虚假对立”（false opposition），因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正如《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一书的作者塔米尔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的一些理念本来就包含在自由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之中。彰显这些理念可以使自由主义更易被广为接受。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通常夸大他们各自立场间的普遍论和特殊论的界限。其实这一界限根本站不住脚，大可不必坚持。自由主义理念并不像它自以为的那样基于普遍原则。否则，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公民身份要取决于出生权利和亲属关系，而非个人的国籍选择?为什么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个人不应在政治上效忠于世界上某个最公正的国家政府，而只应效忠于他自己的政府（只要这个政府行事公正）?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的福利只限于本国公民，而不旁涉他人?自由主义的理念行为其实早就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某些价值，自由主义在蕴育民族理想的同时，也珍视那些衡量民族理想的其他人道价值，“这个过程的结果便是重新厘清具有正当性的民族理想和追求这些理想的（正当）手段”。

与《中国不高兴》民族主义论调完全不同的是，塔米尔对民族主义的论述所使用的是一种理性的、精细的书面说理文字语言。塔米尔的理性书面说理语言对于只会“聊”和“侃”的《中国不高兴》作者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也是他们必须通过虚心学习才能掌握的。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对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因阅读和接受习惯的改变而丧失思想能力充满了忧虑。他认为，就说理而言，写作优于口语，写作的表述方法会对文化有较健康的影响，“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因思想幼稚而）变得越来越可笑”。皮亚杰的理论是，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

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同时，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在判断说理可靠性的时候，他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作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说理能力，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维持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秩序。这种话语对于人们政治、社会的实际影响作用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讲

什么是说理

在公共生活中的“说理”是一种理性交流、表达看法、解释主张，并对别人可能有说服作用的话语形式。说服是针对具体对象的，也是为了取得具体的效果。说服也就是运用语言来对具体的他人作劝说、解释、说明，以期对他们有所影响。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叫珀托（Peitho）的劝说女神，她也是诱惑女神，在公元前5世纪的陶瓦图画上，可以看到她在爱神厄洛斯（Eros）的陪伴下劝说希腊妇人的场景。在英语中，说服（persuasion）一词的拉丁词源原义是“敦促”和“甜”，也就是好言相劝，与希腊语“劝说”一词的“令人欢愉”和“甜”是相同的。在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则《太阳与风》的故事。太阳与风相互夸口说自己最强，于是他们进行一场比赛。风看到一个穿着外套的行人，就说，“谁能使这个人脱掉外套就算赢了”。风刮了又刮，但刮得越凶，那个行人就把外套裹得越紧。然后太阳出来了，照在行人的身上，行人感到身体出汗了，就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手臂上。这个故事可以用作“说服强于强制”的寓言。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论辩术”（dialectic）发明人的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对说服有相似的说法，他称说服是一只摊开的手掌，而不是一个攥紧的拳头。说服是欢迎他人加入对话，不是企图限制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更不是威胁他们不准有自己的看法。

说理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

说理是与人类的和平需要结合在一起的，说理是通过说明和协商，而不是暴力或战争来解决人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并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讲理”的文明秩序。所有的战争和混乱都是在没有协商，无理可讲的情况下发生的。说理需要运用的是语言，讲理和协商都离不开语言，由于语言使得人类能够用摊开的手掌，而不是攥紧的拳头来相互交往，人类才得以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并不是有语言的地方就自动会有说理的，有语言的地方必须有自由才能有说理。说理是一种在人类的自由思想传统中产生的公共话语形式。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说理，是没有意义的，这时候的说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的、自我封闭的、得不到运用、也毫无生机的美德”。他问道：“如果没有自由而公开的论辩，又哪里会有真实呢？”“在所有的自由中，我最需要的是知情、说话、凭自己的良知说话的那种自由。”

长期以来，说理在中国被当作是攥紧拳头，而非摊开手掌的话语行为。这样的“说理”便成为“占领话语阵地”、“口诛笔伐”、“论战”和向对方报以“投枪”和“匕首”。这样的“说理”观念令无数人深受其害而浑然不知。例如，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他被判死刑之后，人们对死刑存废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在一篇主张废除死刑的文章下，一位网友留言道：“像你这样的作家，我只能称你为垃圾，你已经在违背你的道德，真不知道你学的是什么，假如有人杀了你妻子，你还会主张废除死刑么?你的文字再好，相信有很多的读者，已经认清了你。”另一位网友反驳这则留言道：“某位（读者）看来智力与情感有双重问题，根本不懂得如何辩论，只会情感宣泄式地喊口号，动不动就是‘如果他们杀了你的孩子后，你会怎么样之类’的无理假设，这种网络愤青只能显示自己的无知。——但愿不死的药家鑫下次撞死的是你这个精神病。”

这两位网友看起来在说同一件事，但其实是在各说各的。第一位网友用骂（“垃圾”）来发表意见，第二位网友说，“你说得不对”，但并没有解释或说明为什么不对。他只是用与第一位网友相同的方式来发表了反对这位网友的意见，骂她是“精神病”，诅咒她也被汽车“撞死”。像这样攥紧拳头地发表意见，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

这样的言语不是说理，而是争吵、口角、对立、谩骂，目的是占对方上风、得口舌便宜。对许多长期接受“革命”和“战斗”文化影响和思维定型的人们来说，说理就是“论战”，就是“战斗”，必须压倒对方，迫使对方哑口无言，这样才能取得“胜利”。用攻击性的争论来看待说理，这是中国权力话语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结果，形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话语习惯。在它那里，发表言论是“出击”，是“痛打落水狗”，凡是不同意见者都是敌对一方，自己说的都是真理，敌对一方的则全是谬论。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作“无跟贴，不新闻”，跟贴和微博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并发表自己看法的重要渠道。然而，发表看法并不等于就是说理，由于跟贴字数的限制和别的原因，跟贴更容易成为一种“不说理”的言论形式，好一点的是只有看法而没有理由的断言，差一点的便是骂甚或谩骂。断言和骂都是发表意见的方式，但不是说理的方式。

不同的传媒方式对于公共说理的作用是不同的，说微博不适用于说理不是要贬低微博，这就像说水壶不适用于煮饭不是要贬低水壶一样。有人说，“微博可以加图片、视频、长微博，实在不行还能用文章链接”。但这正说明，微博所起的毕竟只是引介与索引的作用，它本身并不是在说理。整体被拆散时很容易犯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的一种逻辑错误：“5是2和3，因此5既是奇数，又是偶数。”微博只是许多媒介的一种，不能因为它与别的媒介可以结合使用，它就变成了一种无所不能、什么都是的媒介。

说理是发表意见，但发表意见并不就是说理。有两种不同的发表意见，一种是“我要说话”或“我有话要说”另一种是看法或主张再加上理由（“我认为……，因为……”）。只有后一种才是说理。任何一种表达看法的陈述，包括骂和谩骂，都可以说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发表意见”，但这并不是说理。说理的发表意见需要有两个条件因素，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结论”（也称主张或看法），另一个是“理由”，结论是由理由来支持的。当然，有理由支持的结论未必都确实或可靠，因此需要评估理由是否真的能充分支持主张（见第三讲）。

公共说理的理并不是唯一可能被人们认可的“理”。魏晋时，阮籍在苏门山见到了高士孙登。这位土木形骸的不仕者正在一座岩穴旁边的田间耘草。阮籍就坐在一块岩石上向他求教。阮籍在谈话中向孙登称述黄帝神农时代玄寂无为的世风，又盛赞夏商周三代的醇美德政，深致向往之意。孙登盘膝坐着倾听，却始终不接口。阮籍接着又向主人叩问栖神导气的求仙之术，孙登依然默不作答，直愣愣地目注来客。阮籍离去时体悟到，孙登箕踞崖边，凝目不语，这种漠然正是他自己要寻求的教诲之理，因此将其写成了《大人先生传》中的一个诡奇人物。贤人顿悟参透的是理，牧师布道说的是理，老百姓心目中的天道是理，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的是理，但与阮籍所参悟的理一样，这些都不是公共说理的那个理。公共说理的“理”指的是一个由“理由”来充分支持的“结论”。这个理是一个贡献出结论的论理或推演过程，它不只是发生在说话者的头脑里，而且是必须说给公众听的。放在一个人头脑里的论理或推演是否可靠，是否逻辑，是否合理，不说出来，别人又如何去检验呢？

说理必须要有理由

人们经常有一个误解，以为对什么事情有一个想法或信念，只要说出来，就是说理，因为“理”已经在他的话里了，或者他说的话就是“理”。这是不对的。看法或信念只是结论，人们可以凭印象、偏见、习惯对许多事情有看法和下结论，既没有考虑到别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没有想过要如何才能说服与自己看法不同的他人。说理是明述道理，也就是把你领会、理解并相信是正确的主张清楚地讲给别人听，道理可以默会，但说理必须明述；默会是自己想清楚，明述是以适当的方式来向别人讲清楚。自己想清楚了才有可能对别人讲清楚，理由、证据、逻辑、别人可能提出的质疑或反驳，都在要想清楚和讲清楚的范围之内。如果仅仅说出一个看法或下一个结论，而因为没有想清楚，没有说清楚，不能为看法和结论提供充分、可靠的理由，那么，看法或结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说法，而不是说理，关键是缺少了理由。

网络上有一个长微博《2014甲午决战，让网络阵地红旗飘扬！》，3600多字，居然全是结论和断言，没有理由。取一段为例，“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决战，以网络为战场，拿键盘做武器，用思想去搏杀，不为攻城略地，只为捍卫信仰，维护爱国精神、民族大义和社会正气。这是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正义之战，自卫还击，人人都是战士，网络义勇军仍将担负平凡而伟大的冲锋使命。”从公共话语分类来说，只有结论而没有理由的主张只是“非说理”(non-argument)，既有结论又有理由的主张才是“说理”(argument)。

非说理的话语也许有它自己的用途（宣传、动员、蛊惑、命令、指示、攻击、谴责、谩骂），但那些用途都不是说理。“文革”中盛行言辞激烈、慷慨激昂、绝对断言的“革命歌曲”或“诗朗诵”，运用的就是非说理话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语体”写作。例如，“东风吹战鼓擂，现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标语体写作是口号式思维的产物，二者相辅相成。

口号与标语开始的区别是，口号是口头的，标语是书写的。网络语言都是用写的，所以都是标语。标语的特征是精炼、简洁，是一种在政治、商业、宗教或其他语境中使用的简短有力的表述，在语言形式上类似于格言、警句、箴言、语录。口号总是为某个目的不断地重复一种看法或说法。英语的slogan（“标语”或“口号”）一字就是从古代盖尔语的“军队呼喊”演化而来。直到今天，标语、口号所起的仍然主要是鼓动某种单一和统一行动的作用。

标语本来是短的，但标语体可以延展为“长标语”，这就像微博虽“微”，但可以扩展为“长微博”（其实是个矛盾说法）。然而，短也好，长也罢，标语之所以是标语，不在于其长短，而在于其只是断言、鼓动、命令、指导，而不是对话性质的说理。标语只有结论，没有理由，谁要是不同意一条标语，由于没有办法与它说“理”，所以只好以另一条针锋相对的标语来与之抗衡。如果大家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结果只能是越说越无法对话，越说越敌对，甚至相互仇恨。

标语的目的是迅速给人造成深刻印象，它借助的往往是煽情、夸张、极端的修辞手段。这样的修辞手段使得标语词句简洁有力、朗朗上口、易记易传。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标语只能是一种肤浅、粗糙、程式、空洞的表述，是非常单一的主观宣泄，而不是理性周详的思考表达。标语经常被用作宣传手段，这也使得宣传带有标语的话语缺陷。

标语本身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其语言形式无所谓好坏。决定标语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社会，是否有益于公众的，是它的内容和目的。所以，口号如果有什么正确的道理或合理的目的需要传递给公众，那就需要告诉公众道理为什么正确，目的为什么合理。“为什么”就是理由，有了理由，标语体言说也就可以转变为公共说理。

脱离说理或根本不说理的标语、口号对社会和政治文化是有害的。它笼统武断，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只有在别人不追问或不能追问时，它才显得理直气壮、气势如虹、百般正确。然而，由于没有提供理由（更不要说充分、正当、可靠的理由了），就未必经得住追问。例如，对“2014甲午决战”这个长微博，人们可以问，所谓“决战”，为什么现在与以往不同，到了一决胜负的时刻？决战胜负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判断？说敌情严重，证据又是什么？是否充分、可靠？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会不会是自己吓自己，或者根本就是危言耸听？

口号式思维、标语体表述对社会理性造成严重破坏，我们过去有过很多的教训，这应该使我们今天在运用公共语言时变得格外谨慎，也更多地诉诸理性说理。其实，学习将标语体的“断言”（结论）转变为公共对话的理性“说理”，是办得到的。在初等说理教学中，老师会让学生试着在结论前加上“我认为”，结论后面跟上一个用“因为”引导的理由或解释说明，以养成“话中带理”的说话习惯。这样的句式叫“修辞推论”（enthymeme）。亚里士多德说，即使不懂逻辑的人，也能用这样的句式来进行简单说理，远比自说自话来得强。这虽然离良好说理还有相当距离，但也不失为一种与良好说理相一致的说话习惯。

说理的目标不是绝对的“确实”

说理需要平等、理性地对待不同意见，并不只是出于说理者主观意愿的“宽宏”、“宽厚”或“宽容”，而是由“说理”本身的话语特性决定的。说理不是科学论证，它所讨论的是不确定的事情，不是确定的事情。确定了的事情是不需要讨论的，即使在科学中，也不是什么都能确定的。说理是向所有公众，而不只是少数专门人士开放的，说理说的是社会群体中许多人，而不只是专业小圈子里的专家们，所能听得懂的道理。说理提出的“看法”无论具有如何充分的理由，都只是一种具有“或然性”而不是绝对确定性的结论。因此，说理总是可以再说理的，说理是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说理的这一特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最早的论述，他在《修辞学》开篇处就说：“修辞术（rhetoric）是论辩术（dialectic）的相应物（antistrophos），因为这两者论证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说理是一种普通人都需要，也都能做的事情，“因为人人都企图批评一个论点或者支持一个论点”。然而，人们对待说理的态度不尽相同，“大多数人，有一些是随随便便地这么做，有一些是凭习惯养成的熟练技能这么做”，比起“碰运气而成功”，通过学习而成功应该更为可靠。

人们通过说理获得一种可能是或者看上去是真实的结论。这种性质的结论，它的真实性是由人的理性来判断并相互商定的。这种真实性不是由超然于人的绝对“客观标准”所决定，因此，所有的说理都是可以再讨论的。说理不是非要辩论出一个我对你错的结果。当说理非要辩论出一个我对你错的结果时，它需要借助外在形式程序或权威的“决断”，如法庭的“判决”、通过投票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来自专门人士的“裁决”等等。这类决断是外在于说理的，尽管它也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有所说理（参见第十八讲，最后一小节）。

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说“修辞术是论辩术的相应物”，《修辞学》的翻译者罗念生先生这样解释：“修辞术和论辩术的题材都是有两种可能的或然事理，是一般人的‘意见’。……修辞术和论辩术的区别在于，修辞术采用连续的讲述方式，论辩术采用问答方式；修辞术面向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听众，论辩术面向少数有知识的听者。”亚里士多德指出，修辞术像是论辩术的分支，也像是伦理学的分支，伦理学应当成为政治学，因此修辞学也可以说是政治学的分支。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理”的基本特征：说理表达的是一般人，而非专家的“意见”（当然，专家也可以像一般人那样表示意见）；说理的对象是广大而不同的听众，不是小圈子或小学科的专门听者；说理与更为逻辑化的哲学论辩虽然相似，但有区别；说理离不开价值判断，包括伦理和政治的判断，尽管它并不专门讨论伦理和政治。

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一般来说，真实和公正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理性”不只是指思考和明理，而且还指“用理由来证明合理”。因此，说服必须包括用理由——说得通，别人能接受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或观点。“辩论”一词的拉丁词源的原义是“银”，把意思说清楚就像一块纯银，可以投射出光亮、清晰的映像，也就是像人们平时所说的“真理越辩越明”，银器越打磨越光亮。可惜现在的许多辩论不仅是粗糙的，而且是不允许打磨的，有的映照出扭曲的映像，有的混暗不清，有的语言甚至根本就是为了制造暧昧和假象。奥威尔说，扭曲真实的语言“就像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它模糊了事实的轮廓，掩盖事实的细节。这样的语言是说理的天敌。

说理的目标不是寻找绝对的“确实”，那么说理的目标是什么呢？大致而言，说理有三个目标，分别是探究、说服和协商。

探究（inquiry）也称“发现”（discovery），这个目标是对事情形成看法，发现看法中存在的问题或可能有的不同看法，寻找真实全面的知识。探究的发现可能是阶段性的结果，所以还会引发进一步的探究，人们把这种阶段性结果称为“确信”（conviction），也就是经过仔细探究思考或讨论后得出的信念。

说服（persuasion）是用这样的信念去影响别人，经常不只是影响别人的想法，而且是让他们有与新想法一致的行动。这不仅需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且说理者要有善意和好的形象。说服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影响效果，经常是，无论一方如何说服，另一方仍然持有不同的看法，有自己的信念。这时候，说理的目标便会转化为“协商”（negotiation）。如果协商是为了不同意见者之间能达成某种共识，有所共同行动，则又称“审议”（deliberation）。

协商中有一种特别强调“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的说理，称为“罗杰斯说理”，得名于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罗杰斯是美国心理学“人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健康的社会必须要有合作型的人际关系，而说理则应当从已有的共识基础出发，无论不同意见者看上去多么分歧、对立，都有可能相互听取意见。例如，前面提到了两位网友因为在死刑问题上意见对立而相互仇视和对骂，用罗杰斯说理，便可以考虑这样一些共识基础。第一，双方都认为人的生命是宝贵而神圣的。第二，双方都认为对死刑应该有所限制，不能想杀就杀。第三，双方都认为，一个被判死刑的罪犯对社会是一个威胁和危险。像这样先找到和认清共识基础，它的好处是可以有效地降低双方的成见和敌意，使说理对话能朝相互了解的方向发展下去。

罗杰斯说理的原则是先谈共识，后谈分歧。说理不是为了争辩谁对谁错，也不是为了证明对方的错误，而是为了通过合作性的交谈，取得双方都觉得合理的共识。尽管并不是所有的说理都能成为罗杰斯式说理，但罗杰斯提出的仍不失为一种成熟而有较高境界的说理理想。

“让说理”和“学说理”

儿童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会提出看法，例如告诉父母自己要吃什么，或要一个什么玩具。父母有时候会问孩子为什么要这个或那个，有的孩子也会说出点什么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用央求提出看法随时有可能转化为用理由来提出看法，当然，充分不充分是另外一回事。

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人会问“为什么”，而动物则不会。幼小的动物只会模仿，但小孩子从牙牙学语时便会不住嘴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和动物不一样，人的嘴巴不只是用来吃饭，还要用来说话，不只是用来发声，还要用来说理。幼小的儿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言论，但他们却天生就有自由的嘴巴。他们有时候会问到一些令父母、成人脸红或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大人会说，“小孩子不会懂”。对幼儿来说，这可以是一个对“为什么”的回答或解释。但孩子越长大，这种“你不会懂”的回答就越不令他满意。

培养说理或培养服从都是从小开始的。约翰·洛克在《教育片论》中说，从小培养儿童说理的观点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儿童还不能懂得道理，与动物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洛克不这么认为，他说，“谈到与幼童讲理，兴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我不能不认为讲理是对付幼童的真正办法。其实，他们在懂得别人说话的时候起便懂得道理了……他们还喜欢被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其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还早。这样一种自负的态度应该让他们一直保持下去；我们要尽可能地把这一点变成培育幼童的重要工具。”不过，对儿童说理要有特别的方法，“当我谈及讲理……只是指适合幼童能力和理解力的讲理。没有人会把一个三岁或七岁的小孩当作一个成人来对他讲理。长篇大论、哲学式的说理，最多让他们眼花缭乱、玄乎其玄，却不能起到教导他们的作用……应该在其年龄和理解的范围内进行讲理，并总使用极少、极简单的语言而已”。使用简单的语言，那是因为，凡是说理，就得要让儿童听得明白。对成人说理也是一样，虽然不必使用简单的语言，但如果语言晦涩难懂、逻辑混乱、概念不明，甚至故意含糊不清、闪烁其词，说一些空头理论，用许多专门术语，那肯定不是好的说理。

让儿童学会说理的最好办法是大人耐心地听他们说，让他们说，即使他们说的不全是理，也不要武断地禁止他们，不说是永远学不会说的。小孩子经常会用相互争吵和吵架的方式来“说理”（这在成人中也不鲜见），这也许是天然的，不用教，或许是从不懂事的成人那里模仿而来。家长碰到这种“争来争去”的情况，常常会不耐烦，不是好好地对儿童进行说理的引导，而只是粗暴地加以禁止：“吵死了，有完没完？给我住嘴！别争了！”家长这样禁止儿童，凭的不是道理，而是成人的武断权威。在成人的世界里也有类似的事情，例如，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有所争论，本来是公共说理的好机会，但“上头”不喜欢，强行命令“不争论”，下面马上乖乖地服从，成人还不如孩子，因为孩子在被喝令“住嘴”的时候，有的还会问一句：“为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有天生就会说理的人，也是非常罕见的。说理是文明的产物，而人类一开始是野蛮的，人类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那些看起来是天生会说理的人，他们是恰巧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周围的人们都说理的环境中，因而从小受到了潜移默化的说理教育。一个人因为从小缺乏教育而没能学会说理，不等于他在成人以后再也学不会说理，学习说理与学习一种外国语是不同的。

学习说理越是从小开始，就越有成效。约翰·洛克所把人类的心灵看成是一张空白的书写板，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最终在儿童心灵上写下什么内容，这个重任便落到了家长和学校的身上（随后，又落到了政府身上），一个无知、无耻、没有规矩的孩子代表着成人的失败，而不是孩子的失败。”然而，在孩子长大成人，智力成熟以后，如果他还是不学习说理，或者根本拒绝说理，那责任便是他自己的了。一个文明社会把这样的人视为失败之人，是有充分理由的。

说理的三个因素

说理由哪些主要因素构成？依靠哪些条件？在这些问题的回答中包含着对什么是说理的看法和定义。在现代社会里，与民主有关的环境和文化条件对好的公共说理起着重要的作用，优秀的公民素质、良好的民主法治、独立的学校教育、持续有效的道德传统（包括宗教和习俗道德），这些都是公共说理必不可少的，至少是至关重要的条件。我们先搁置这些条件因素，单就作为修辞术的说理本身来看看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它们分别是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所说的“逻辑”（logos）, “信誉”（ethos）和“情绪”（pathos）。

逻辑一词的logos(常译为“逻格斯”)，它的原来含义比较宽广，包括字词、思想、法则等意思。所以，逻格斯的意思是“用语言表达思想”，诉诸“理智”（reason）和“理解力”（intellect）。辩论说理中的逻格斯也就是理性。亚里士多德称逻辑是存在于证明本身之中的。逻辑是说理中最重要的说服手段，有逻辑的说理就说得通，而没有逻辑或是逻辑混乱的说理则说不通。人天生有逻辑辨别能力，但并不充分；这就像人天生有语言能力，但不完善一样。一个人哪怕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别人也可以与他说理，他也不会完全弄不明白“说得通”与“说不通”的区别。但是，只有通过学习（不只是技艺，而且是与他人平等相处的道理），他才能获得比较好的说理能力。

说理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学习获得的能力。一个人说理的时候，一定是在对他人说理，他说理，是想要说服他人。说理并不总是相互争执、相互对立的辩论或争辩（“文革”中的那种“大辩论”），说理并不需要老是与他人针锋相对，也并不需要以自己压倒对方为目的。说理常常是与他人“一起”讨论，“共同”辨明事理，虽有不同看法，但能相互了解，这样才有可能与他人形成共识或者作进一步讨论。说理的目的不是统一思想，更不是洗别人的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说理与宣传是不一样的。

说理的第二个起作用的部分是“信誉”，ethos这个词往往译成“气质”或“性格”，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存在于说话者品格中的东西”。在说理中，信誉与伦理（ethics）相关，有好品质的人才会有信誉，才会让别人觉得可靠。这样的人说话，才会对别人有说服力。一个人是否可靠或可以信赖，当然是一种印象，但却是一种合理的印象。一个人因为一贯诚实、言而有信而被别人看成是可靠之人，反之则是一个无信之人。这不能保证可靠之人一定不会说谎，或无信之人就一定不可能说真话。但人们一般不这么看，一旦他们形成了可靠或不可靠、可信或不可信的印象后，便很难轻易改变。可靠性或可信度在说理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个人或其他说话者都是一样。一个人、一份报纸、一个组织、一个政府，如果有说谎的历史，自然也就被人们视为不可靠、不可信，即便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说的是真话，也还是会被人怀疑，难以取得说服他人的效果。

人们觉得谁可靠或可信往往是出于习惯的力量，与说话人的职业、知识、地位等因素有关。如果你信任一位医生，那么他嘱咐你做什么，即使你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也还是会照着他的话去做。同样，如果你尊敬某一位师长，他说服你去做某一件事，你就算不完全明白他的用意或者甚至不完全同意他的理由，你也还是会被说服。相反，如果你不相信一个人，就算他把道理说得再明白透彻，再坚持表明他对你的善意，你也未必会被说服。因此，在一个信任普遍匮乏的社会环境里，当人们普遍觉得难以信任他们本该信任的那些有地位、身份或权威者时（如官员、教授、医生、专家、神职人员），说理也就成为一个社会性的普遍问题。

说理的第三个因素是“情绪”，pathos这个字的意思是哀婉、同情、同感，感情。亚里士多德称“情绪”是“存在于听众那里的东西”。说理不只是晓之以理，而且还需要动之以情。所谓情，当然不只是哀婉，还可以是怜悯、快乐、崇敬、热爱、恐惧、愤怒、仇恨等等。人们常常凭感情接受说服，并不需要先弄清道理，也不在乎说话者可靠或不可靠。“文革”时，四川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是阶级斗争的典型教材，为此制作了宣传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制作者后来回顾，当年成千上万的人到刘文彩的老家去参观收租院和里面的“水牢”，参观的人接受了宣传，一进院子就义愤填膺，热泪盈眶，还有激动得昏厥过去的。后来证实，那个宣传片是按“上面的精神”夸大编造的，而那个闻名全国的“水牢”其实也根本就不存在。虚假的宣传有如此巨大的“说服”效果，起决定作用的便是听众的“动情”。

逻辑说理是理性论证的主要力量，但是单单依靠这种力量往往并不能起到预想的说服效果。有的哲学家甚至认为，单纯逻辑的说理是枯燥无味的，很难引起人们愿意被说服的意愿，逻辑对于没有兴趣被说服的人是无能为力的。哲学家罗蒂 (Richard Rorty)就曾因此提出“背弃理论，转向叙述”的说理主张。所谓叙述，就是要让听众运用他们的想象，这是一种诉诸pathos的说理方式，它甚至显得不是在说理，而是在说故事。说故事引导对方想象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你我他都能认同或感同身受的境遇，由此形成的共识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推理出来的。

梁启超为了作“新民”的国民启蒙，在办《新民丛刊》的同时办了《新小说》，就是考虑到小说特殊的说服效果。他在《新民说》中说：“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则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用小说来说服读者接受新民说，因为说故事有“不可思议之力”，而这主要就是pathos的力量。

说理中的pathos毕竟与小说中的不同，更需要恰当和适度的把握。完全干巴巴的逻辑论证并不能起到好的说服效果，好的说理需要有pathos的力量。1902年，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里这样评价他主办的《清议报》，“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清议报所载，如国家论等篇，理精意博，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计此报三年，公在馆日少，此不能无憾也。”黄氏之言是恳切的。《清议报》发行三年，梁启超亲身主持的时间，是前期和后期，当中一段他先后离开报馆共一年又六个月之久。在他离开的这一段时间里，不暇执笔，不见他的文字。报务由他的同窗好友麦孟华代为主持。历史学家张朋园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中对此这样评说，“麦氏虽然也有一支相当出色的笔，但究不如任公笔端的富于挑逗。”梁启超在《清议报》上的议论文章当然是公共说理，他的文章以情感饱满著称，富有文采，极能调动读者的情绪，这也就是黄遵宪所说的那种在“理精意博”之外的“文”，或是张朋园所说的“富于挑逗”。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术语说，那就是论理的pathos力量。

中国人在谈论写作时一般比较笼统，并不特别区分出我们今天所关心的“说理”部分，更不能言及pathos。他们往往只是从如何“为文”来考量，运用的主要是“言”和“辞”的概念，后来则演变为比较具体的“辞格”问题。在比较现代的修辞研究中，这被称为“积极修辞”，主要是文学性的语言运用，与此相对的是一般应用文的“消极修辞”。正如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所说，“古代流传给我们的诗话、文谈、随笔、杂记、经解之类，偶然涉及修辞的，又多不是有意识地在作修辞论，他们说述的范围，照例是飘摇无定。”

古人所谓的“言”，并不是我们今天一般所说的“表达”，而是借助文采（“辞”）的效果来调动读者的情绪，打动他们的感情，其实也就是pathos。古人也似乎考虑到pathos的适度。只是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专门的问题提出来，所以在不同涉及的部分之间会显得自相矛盾。例如，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为了说话更有效果，需要文饰辞藻。但孔子有时却又反对过分的文饰，以为只要能通情达意就好了，他说：“辞达而已矣。”“辞无常，逊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孔子有时甚至站在教育家的立场，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又说：“仁者，其言也讱。”他以为言语迟钝的人才是仁者，这时候，pathos（巧言动情）与ethos（说话人的人品和可信任程度）有了联系。后世学人为孔子圆其说，也都因为没有新的论述概念而跳不出他的矛盾。例如，清魏禧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以明道，而繁简、华质、洪纤、夷险、约肆之故，则必有其所以然。……孔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不文，则不可以达意也。”前面是说，文之华质须适情应景，该华就华，该质就质。后面则又强调文饰，以为非文饰辞采，则不足以达意。这两个部分是矛盾的。其实，孔子或后人那些看起来是前后矛盾是说法，都是由于缺乏某种概念（如pathos）来专门讨论用文辞打动感情的适度问题造成的。

过度的“辞”会成为“巧言”。关于孔子所说的“巧言”，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的疏义说：“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巧，不违逆于理，与巧言令色者异。”如果以“不违逆于理”的目的为首要，那么，言辞（“辞”）是为“说理”（“实”）服务的。朴实达意的语言比文辞修饰的语言更容易与“实”的目的一致。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孟子直接提出了言语要朴实的主张。他强调的是“实”：“言无实不祥。”他认为，偏颇的言辞（诐辞）、过于藻饰的言辞（淫辞）、不正常的言辞（邪辞）、躲闪的言辞（循辞），都妨碍了“实”，都是会被人识破的：“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循辞知其所穷。”他认为藻饰（淫辞）应该适可而止，如果藻饰过度，反会害了辞意，使人不容易明白。对于那些用夸张辞的句子，他以为和文字上雕饰过度的藻饰是不同的，应该从那辞义中，追测作者的本意，才是正当的读法：“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虽然并不是直接讨论“辩”的问题，但他对言辞的看法对我们今天避免在说理（书面的和网络上的）中的片面、夸张、乖戾、隐匿，乃至轻佻、油滑、粗鲁、尖酸刻薄仍然不失为是有益的提醒。

荀子也是鄙视过度的文饰的。在《乐论》篇中，他说：“乱世之征……其文章匿而采。”他把文章隐晦而多采饰看成是是乱世的征象（这令人想起谎言社会里的假大空）。他指出君子“言辩而不辞”。所谓“不辞”，是不驰鹜于华丽的辞采。荀子在《非相》篇里对谈话劝说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驩、芬芗以送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以严肃庄重的态度去面对对方，以端正真诚的心地去对待他，以坚定刚强的意志去扶持他，用比喻称引的方法来使他通晓，用条分缕析的方法来使他明了，热情、和气地向他说明。像这样劝说，别人往往就不会不接受，即使你不能说服别人，别人也不会不尊重你。

荀子还区分了“小人之辩”、“君子之辩”和“圣人之辩”，在这个区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辩者的人品、人格和基于此的可信任度（ethos）是与他说话的方式相互联系的。圣人之辩是“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不预先考虑，不早作谋划，一发言就很得当，既富有文采，又合乎礼法，措辞和改换话题，都能随机应变而不会穷于应答。君子之辩是“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预先考虑好，及早谋划好，片刻的发言也值得一听，既有文采又细密实在，既渊博又公正。小人之辩则是“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说话言辞动听但没有条理，任用他做事则诡诈多端而没有功效；上不能顺从英明的帝王，下不能使老百姓和谐一致。

古人谈论“言”和“辩”，无论是辨析文质、考量华实，还是区分君子小人，虽然对我们认识辞与意的消长、人品与言谈的关系等等不无教益，但对今天一般人学习公共说理却并没有直接的帮助。古人说述“言”、“文”、“辩”时所运用的概念已经不足以支撑我们今天对公共说理的分析和讨论。学校里的说理教育更需要明确的概念，以便帮助学生们辨认和领会说理所运用的逻辑、说理者的可信度和形象、说理在听众那里引发的情绪或心情。这三个基本因素经常是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不同的结合方式会产生不同的说理效果。

在说理中，逻辑、可信度、动情都是必要的手段，但也都可能被滥用或不当运用。一般来说，正确的逻辑是在避免主要是非形式逻辑的谬误上建立起来的（参见第七讲）。说理者要建立好的信誉和形象，需要能够对讨论的问题有比较全面、深入、独特的了解，有比较成熟、周详的思考，能够持论客观公正，不偏激，不光表述自己的理由，而且也了解和尊重对方的看法。当然，他还应该能够了解读者的需要和兴趣，平等、尊重地对待读者，表现出对读者的善意和信任（参见第五讲）。除了说理的逻辑和信誉，正确使用打动人心的说理方式也有助于增强说服力，其中重要的便是运用尽量具体的说理手段，如使用具体而恰当的例子与说明、生动而具体的叙述、形象、准确和具体的用词、恰到好处的比喻，鲜明但不卖弄的个人风格，等等。文笔简洁，鞭辟入里，适度运用排比句、类比或警句格言也都是打动听众的有效手段（参见第六讲）。

说理的三个因素都是美国大学的“论证与说服”课（Argument and Persuasion）的内容。在“论证”与“说服”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那就是，论证着重于逻辑，而说服则加入了伦理与感染力的因素。说服更加重视说理者应该如何建立信誉，应该如何运用正当的手段去影响听众的情绪，而不是在接受心理上操纵和控制他们。论证与说明的区别当然不是绝对的，往往只是侧重不同而已。在说理实践中，没有一种手段是绝对正当或不正当的，也没有一种手段是绝对可用或不可用的。但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之间却是有区别的，也是可以辨别的。这个辨别便是对说理的“评估”的结果，评估不能光凭印象，需要找出规律和建立标准，因此是特别需要通过留意和学习来培养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自己好好说理（不说歪理）与接受别人说理（包括拒绝歪理）都是必要的（参见第七讲）。

第二讲

说理论证的“主张”和“理由”

说理是一种具有结构特征的陈述。说理的结构包括三个部分，主张（claims，或称结论）、理由（reasons，或称证据）和保证（warrants，或称假设），在这一讲里先讨论前面两个部分，第三部分在下一讲里讨论。

对“理由”批评审视

我们已经知道，“说理”与“非说理”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则只有结论，没有提供理由。为什么没有提到作为说理中介保证的“假设”呢？这是因为在作为陈述的说理中，假设往往是省略的。往往只是在我们需要思考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我们才特别注意那个在陈述中省略掉的假设。假设可以从陈述中省略，但不可以在说理中省略。例如，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建立了中美外交关系（理由）。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但并不是可靠的说理，因为单凭提出的理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是好总统”）是片面的、有问题的，擅长外交并不是一个好总统的全部合格标准。

主张是说理陈述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主张就无法知道说话者要“说什么”，主张可以陈述一个“事实”，也可以陈述一个“看法”，事实一般来说是没有争议的，而看法则几乎没有不含有争议或不同看法的。如果说“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那便是一个事实，如果说“中国是亚洲强国”，那便是一个看法。有时候，将什么认定为事实，这本身就是一种看法。一部分人认定是事实的，因此是不容争议的，可能在其他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看法，因此是可以争议的。例如，信徒们认为“上帝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而非信徒们则不承认这个“事实”。

在一个群体中，如果所有的人，或绝大多数的人都持有某种看法，他们不会意识到那是一种看法，这个看法也就会变成为他们的某种“事实”或者不言自明的“真理”。例如“文革”时，大家都有“英明领袖毛主席绝对正确”的看法，把这当成了一个真理事实。“文革”后无数的冤假错案暴露出来，得到了平反昭雪，这时候，许多人才明白，原来以前当作真理事实的，不过是看法。

一种看法、陈见或偏见往往要等到有人对它提出质疑时，才会显示出它的非事实来。这时候，有人提出不同的主张和看法，并为此提供可靠的理由，那就已经开始在说理了。因此，说理是一种解放思想、得到教育的行为和过程。对于学生，尤其是高中和大学生，这种教育作用尤其重要。哲学家罗蒂说，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两种启蒙（扫盲）教育，一种是“文化扫盲”（cultural literacy），另一种是“批判能力扫盲”（critical literacy），公共说理应该是兼及文化和批判能力的一种教育。

“批判”一词的希腊语（kriticos）和拉丁语（criticus）词义都是指审察和辨析。在说理中，批判也是这个意思，指的是分析与判断，不是“文革”中那种“谴责”和“声讨”意义上的“大批判”。通过批判能力教育，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对一个看法、提法、说法，获得比较充分的理解能力，形成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轻易被别人或宣传左右。批判能力对于说理特别重要，这是因为，有时候别人给你一个结论和一个理由，由于理由看起来不错，与结论一起似乎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说理。但是，如果你仔细审察，就会发现，那个看起来很不错的理由原来是虚妄不实的。例如，有人劝你说：“在冬天应该使用氧气枕头，因为冬天树叶少，氧气就会不充足，需要补充。”这个理由看起来颇有道理，也很科学。但经过批判性审察，你就会发现并非如此。第一，空气中有很多氧气，减少一点，人是察觉不到的。第二，新的氧气只有一半是由陆地上的绿色植物提供的，其余的则来自海洋。第三，北半球是冬天的时候，南半球是夏天。第四，地球上四分之三的绿色植物生长在赤道附近，在那里，冬夏的变化并无太大影响。审察和辨析可以对貌似科学的理由作出证伪，让人们发现，原来看似有理的理由其实是一个欺骗。

并不是所有的虚假理由都能用这样的方法去证伪的。例如，当某种意识形态被用作理由时，便不能用简单的科学事实去对它证伪。凡是制度性宣传，无不需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基础。精明的宣传者都知道，一般的民众不容易相信小谎话，但却很容易相信大谎言。小谎话与大谎言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用经验去证伪，意识形态是最不容易证伪的大谎言，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与经验不沾边的神话。意识形态的神话建立在一系列由假定和推理关系连接起来的概念和想法之上，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我完足的逻辑秩序结构。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无须、也根本不可能从人的经验得到证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历史”先进性，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任何凡人的现世经验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以一时一地的经验去证明它存在或不存在，可能或不可能。由于它无法证伪，所以它成为当然正确的绝对真理。既然是绝对真理，当然也就绝对不允许质疑或妥协，不允许对之说理。

如何识别不同的“主张”

说理提出的主张应当是关于具体议题的主张。不管是就一个问题还是一件事情，或是与他人论理，都需要先弄明白议题是什么，然后才能就议题发表主张或者表明看法。对不同的“主张”进行分类，源自西方古典修辞学的传统，这是一种实用的，而非纯学术的分类。在说理中确定主张的类别，乃是为了明确什么是讨论或争议的焦点问题（争议点），以避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鸡同鸭讲，不着要领。在古典修辞学里，争议点叫stasis，它的希腊词源的意思是“立场”（stand）。古希腊修辞学家赫尔玛格拉斯（Hermagoras）划分了四大争议点（事实、定义、品质、程序），为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Cicero）和昆体良（Quintilian）所继承，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古典修辞学有五个组成部分：立意构思（inventio），也就是提出观点和主要看法；布局（dispositio），把观点或要说的话用合适的结构组织起来；文采（elocution），用令人愉悦的文字来表达；记忆（memoria），记住要说的话，不要照本宣科；和陈述（pronuntiatio），现场发布。“争议点”理论是立意构思的一部分，起源于法庭论辩。现在说理教学中运用的图尔敏论证模式也与法庭论辩有关。法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说理场合，法治与说理的内在联系使得它们必然结合在一起，也必然成为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学校里使用的说理教科书都会介绍不同的“争议点”［称作“主张”（claims）］，并且根据不同“主张”的说理特征，对学生们提出具体的要求。这种“主张”的分类虽然能追溯到古典修辞学，但并不强调这一层渊源联系。不同教科书对主张的分类多有不同，简单的只分三种（事实、价值、政策），复杂一些的则多至五种（事实、因果、诠释、价值、行动）或六种（事实、定义、因果、相似、评价、行动提议）（参见第十五讲）。

说理的主张应该提出值得一提的看法，否则就是老生常谈，众所周知的事实都不是太有意思的主张，例如太阳系有八大行星，中国的首都是北京。不过，当有的事实被故意歪曲或抹煞时，重新陈述事实也就成为有意义的主张。例如，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普世人权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保障。

被故意歪曲或抹煞的事实和主张，经过长时间的说理，说服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渐渐变成显而易见的事情。2009年12月26日，有两位曾为民权作出贡献的老人同一日去世。一位是美国人瑟腾（Percy Ellis Sutton），另一位是南非人布鲁特斯（Dennis Vincent Brutus）。瑟腾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知名人士，曾为激进的黑人民权运动重要人物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当过辩护律师。有人就这两位民权先驱的事迹写了一篇题为《现在争论，但将来会显而易见吗，谁正确》的文章，提出一个问题：从我们现在的认识来看，争取民权是一件“道德上显而易见”（morally obvious）正确的事情，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却是有争议的呢？我们今天有争议的事情，会不会过几十年，就变成道德上显而易见是正确或错误的事情呢？公共说理的意义是长远的，对具体问题、事件的说理，不仅关乎眼前的事情，而且有可能事关未来，不仅对我们自己必不可少，而且还可能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也非常必要。

说理的陈述有两种，一种是“绝对”的，另一种是“限定”的。先来看绝对的主张，例如，我们说，“人生而必死，死而必葬”。这里有两个绝对陈述，前一个可靠，后一个未必可靠，但不可靠的绝对陈述未必没有意义。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述了雅典发生瘟疫以后人们的道德状态，由于对瘟疫充满恐惧，雅典人开始疏忽死而必葬的传统道德，不再好好安葬死者。因此，对逝者死而不葬便成为存活者人性堕落的标志，因为只有动物才是死而不葬的。

另一种主张陈述是限定的，例如，“大多数杀人犯都是男性”，“专制往往导致暴政”。限定往往用“有时”、“大多数”、“经常”、“有的人”、“可能”等说法来表示。为了强调主张，有时候限定主张会用绝对陈述来表达，例如，“大多数的官都是贪官”会变成“无官不贪”，这种绝对陈述最容易犯下以偏概全的毛病，但作为一种修辞性的强调手法，却是经常在被使用的，严谨的说理应当尽量避免以偏概全。

评价是说理的一项重要功能，对价值、原则、伦理、选择的评价因此是一个常见的“争议点”或“主张”。评价性的主张可以根据不同的内容分为三类，它们分别关乎实用目的、趣味选择和伦理价值。我们在对别人或群体的建言中也都常常会有这三类主张，如果没有理由，单单从主张往往看不出是什么性质的主张。下面是五个评价性主张的例子：

1. 为了长寿，应该戒烟，多多运动。

2. 任何人都不该醉酒驾车（或谋财害命）。

3. 老师不应该体罚学生。

4. 官员不应该腐败。

5. 我们应该反对低俗文化。

第一个建议是实用性的（戒烟和运动是为了长寿），而实用性的建议是会有争议的，也是不应该强加于别人的。有人可能觉得抽烟而不运动，是一种人生享受，宁愿少活几年，也不愿意放弃这种享受。任何他人或政府都不能以“我为你好”的理由去干涉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因此，确定说理主张的内容不仅涉及修辞辨析，而且也涉及对个人权利的理解。

第二、三、四个建议都可以是实用性的（醉酒驾车、谋财害命、打学生、贪污腐化可能会要付出坐牢的代价），也可以是伦理价值的（这些行为会伤害他人，而伤害他人是不道德的）。例如，对于体罚，赞成或反对都不仅涉及体罚的功利效果（促使学生更用功，更守纪律），而且还会涉及体罚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善良用意、关心教育、不放纵溺爱等等）。官员应该清廉自守可以是功利性的（官员的大面积贪腐会“亡党亡国”，自己会断送大好前程，得不偿失），也可以是伦理价值的（无论贪污是否会被惩罚，会不会造成一个党丧失权力，都是坏事）。

第五个建议很可能是一个行政命令。文化选择本是一种趣味选择，有人喜欢在闲暇时间看“非诚勿扰”或“达人秀”来娱乐放松一下，有的人觉得这些节目太低俗，不如把时间用来唱红歌或看革命电影。这本来就像有人偏爱红色，有人偏爱绿色，有人喜欢青菜，有人喜欢萝卜一样，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反低俗的建议者或命令者一定会使用某种伦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公共道德合理性。这么一来，趣味选择的主张也就变成伦理价值的了。但是，由于什么是“低俗”是一个有不同看法的问题，把低俗趣味选择转化为公共道德的做法，它本身会引起争议。既然有争议，就需要有说理的公共讨论，而不是简单地下达行政命令。

在二、三、四、五的主张中，只有第二个主张涉及的是一个事实，因为什么是醉酒驾车或谋杀都是可以从法律上界定的，一旦立下规定，照章办理就行。但是，主张三、四、五却不是这样，它们每一个都包含一个有待界定的关键概念——体罚、腐败、低俗，而如何界定议题的关键概念，则正是不同主张会有分歧的关键所在。

理由的“证据”与“呼吁”

我在说理写作班上曾经以“是否允许体罚”为题布置过一次作文，结果发现，学生们对是否可以进行体罚的争论，基本上都是由对“什么是体罚”的不同理解和定义而起的。我在布置作文的时候所用的“体罚”一词，是明确特指的spanking，这种体罚触及的学生身体部位和方式都是有明确规定的。一般是用手掌、小棍子或木片打学生的臀部，所以又可以叫作“打屁股”。这是一种源于英国学校的体罚形式，美国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保留英国传统的打屁股，虽然别的身体责罚方式已经是被禁止的了。

学生们在讨论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学生认为，打屁股是一种体罚，而所有的体罚都会对学生造成肉体和精神伤害，因此应予禁止。另一些学生则认为，打屁股是一种教育方式，让学生有机会学到赏罚分明的社会规则。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在说理辩论中，都把“打屁股”上升到一个较高层次的概念之中：“教育”或“体罚”，然后，再以教育或体罚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来判断该不该打屁股。但是，作文争论的论题是打屁股，不是教育或体罚。所以，如果学生在作文中用“老师是否有权教育学生”或“老师是否有权批评学生”来代替“是否有权打学生屁股”，那就发生了论题偏差，写偏了论题。

这样的论题偏差是很容易发生的。例如，2009年8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授权班主任可以批评学生，曾引起了民众的责疑，认为“批评”一词过于模糊，掩盖了当前有的学校对学生粗暴体罚的严重问题。与“打屁股”这个明确的行为相比，“批评”显然是一个含义很模糊的行为。例如，学生犯了错，老师对他大声斥责，责令他写检查，甚至罚他站墙角、饿饭，这是批评吗?我们是不是因为老师有权批评学生，就允许老师以这类手段对付学生呢?对这样的问题肯定是会有不同看法的。在这种具体情况下，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老师可不可以批评学生，而是应该用什么合适的方法批评学生。由于“批评”不是教师具体行为的一个确切指称，因此它在实际教学中并无可操作的意义，“有权批评”这个主张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的。

只有主张明确了，才能决定用什么理由加以支持，所提出的理由也才会有相关性。在文字说理中，主张又称为“论点”或“主要思想”，在文章中，主张一般由一个“主题陈述”（thesis statement）来表述。每一个段落中也需要有一个主要思想，一般放在段落的“主题句”（topic sentence）中。在写作课上，老师应该告诉学生如何写好主题陈述和主题句。主题陈述不等于“主题”（subject），主题陈述应该是一个关于主题的句子。例如，“控制人口”是主题，而“为了持续、有效地保证国民生活的品质，我们应该继续控制人口”便是一个主题句，这个主题句比主题多两个其他的部分，第一是说理者对主题的“立场”（position）或“看法”（opinion），第二是讨论这个主题的“目的”（purpose）。立场是用“应该”或“必须”来表示的，而表示目的的信号词（signal word）则是“为了”。一个好的主题陈述应该包括主题、立场和目的，当然，不需要一定是在同一个句子里。在学生的说理作文中，一篇文章应该集中地讨论一个主题，而写好主题句是非常重要的。

在文字说理中，理由又称为“支持”（support），也就是说理者用来帮助说服读者的材料。理由有两种，一种叫“证据”（evidence），可以是事实、权威的意见、研究成果、统计数字（当然是需要解释其意义的）、个人的经验等等；另一种叫“呼吁”（motivational appeals），它诉诸读者自己的价值、信仰或观念。例如，主张控制人口，可以提出经济学研究成果、历史先例、教训和经验作为证据，而同时也诉诸读者自己的价值观，如自我牺牲精神（现在控制人口可以惠及子孙后代）。兼及证据和呼吁两种理由，能使说理更有说服力。

“呼吁”在有关公共生活的价值说理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例如，有人说：“如果法律禁止言论自由，破坏了公民与国家的契约，法律就免除了公民服从法律的义务，公民失去了说理的权利，就赢得了抵抗的权利。”这个主张使用的便是一个呼吁的理由：公民自由。不仅如此，从国家-公民契约的观点来看，它同时也提出了合理的证据。又例如，有人说，由于在民主制度中不同意见往往难以统一，所以专制是一种比民主有效的治理方式，而国民则应该忠诚于为他们提供有效治理的国家政权。这个主张所呼吁的价值是“效率”，而不是“自由”。反对这种主张的人会说，公民所忠诚的国家政权有责任保护公民权利（选举权和言论、新闻、集会、结社的权利），公民的这些自由权利是“不可让渡”的，不可让渡指的是，即使有的公民为了国家的有效治理和强大，自己同意放弃这些权利，国家权力剥夺公民的权利仍然是非正义的，而一个统治一旦是非正义的，它就成了暴政。主张公民权利不可让渡，它所提出的理由中便有对“正义”的强烈呼吁。

在公共说理中，用以支持结论的理由应该是可能被多元公众接受的那种理由。在不同的听众范围内，可以起说服作用的理由是不同的。在公共说理的理由之外，还有其他可能对人们有说服作用的理由，如宗教信仰、党派信念、顿悟、信任、盲从、迷信等等。例如，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在他的《思想录》中说：“对耶稣基督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先知的预言。”对于基督教信徒来说，先知的预言是可以用来说服人的最好的理由，但这种理由在公共说理中是不适用的，因为公共说理的听众包括基督教信徒和非信徒，由先知提供的理由未必会被非信徒当作是一种具有可靠性的理由。同样，一个党派、团体、社团，在内部说的理由，即使在“自己人”听起来非常充分、有力，但仍然有可能在更大的公众范围内被视为不正当的和不可靠的理由。

说理中的“事实证据”

2013年12月7日，《环球时报》—环球网的一篇题为《人大教授：小清新觉得美国很好？傻帽！》的报道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环球时报》2014年会上说，‘今年1月他去美国时，美国人觉得美国很好，不需要改革，可是，11月再去时，发现美国人因政府停摆很沮丧，美国官员也沮丧，认为要改革。而我们国内小清新却说美国很好……纯属傻帽！’”一位学者以如此的逻辑和口气说理，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报道无误，不妨以此为例，了解一些与说理中事实证据有关的问题。

说理中的“结论”（看法、主张）需要有“理由”的支持，理由也称“证据”或“证明”（proofs）。亚里士多德将证明分成二类，一类叫“非人为诉求”（inartistic appeals），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实证”（hard evidence），如事实、证物、统计数字、个人经历、见证陈述、证词等等。另一种叫“人为诉求”（artistic appeals），原先是指修辞性的诉求，现今又指“推断与常识”（reason and commonsense）。如此分类主要是为了便于理解不同的证明，而非绝对的区别。这两类证明有重叠之处，具体的证据是人为还是非人为经常见仁见智，不易断定。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指出，非人为诉求不过是收集了一些“事实”而已，要让事实成为有效的证明，则需要能干的修辞家精心组织、巧妙利用，这样方能让事实成为有力的、能吸引人的有用证据。有的证据看上去是事实，其实正是使用者精心组织和巧妙利用的结果。

例如，2003年2月5日，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出示了一些照片和一小瓶白色粉剂，试图以此为实证，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在伊拉克并没有发现这样的武器，所以鲍威尔所作的证明其实只是根据一些看上去是实证之物所做的推断。对于中国“抗战”，我们以前的历史书或教科书里也有许多国民党不抗战、专门打内战的“实证”，但今天更多的其他实证证明，国民党军队确实积极进行了抗战，以前的实证其实并不真实。

在说理中，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实证也是很罕见的，绝大多数的“实证”，如个人经历叙述、历史材料、统计数字、民意调查（“你幸福吗？”），都是经过说理者的搜集、整理、解读和解释才成为证明的。能否用作确实无疑的事实证据经常是有争议的。例如，2012年8月3日中国新闻网报道，中国有专家完成的一项测算结果显示，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这是很确实的数据（姑且不论它是否可靠，是怎么得来的），但是，凭这个数字，是否就有了证明“民族复兴”的充足“事实证据”，则是大可商榷的。

再来看金灿荣教授为他的结论所提供的“事实证据”。在他那里，事实证据就是他在一年之中两次去过美国。但是，去过美国这件事本身并不能用作证明结论合理的根据（“理由”）。如果他把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这样的个人经历是可以用作证据的。在说理中，个人经历是一种常见的事实证据。以具体事实为内容的个人经验或者他人经验都可以拿来证明“美国不好”或“美国人沮丧”的结论。但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经历”却不是事实证据。金教授不可能像看到一棵树、一块石头，或者美国人的肤色有白有黑那样，直接看到“美国人沮丧，美国官员也沮丧”。“沮丧”是他对某些人或事的个人看法，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

金教授的说理错误在于他把到过美国的经历误以为就是他对美国的可靠知识。我们知道，有经历不代表有知识。一方面，许多多次到过美国或在美国住过好多年的人也不一定就真的了解美国。另一方面，关于美国的知识，没有到过美国的人未必就不如到过美国的人。所以，金教授说自己了解美国（有知识），就需要提供与知识有关的证据，光说自己到过美国是不行的。金教授以为他对美国的看法就是他的知识，但那可能只是一个不可靠的印象。因此，为了有说服力，他需要为他美国知识的可靠性提供证明，例如，告诉我们他的知识是从怎样的经验观察得来的（去美国多久，与哪些人接触交流，有哪些调查研究，观察是否全面客观，等等）。金教授说“国内小清新”是“傻帽”，在下这个结论之前，他应该先考虑到这样一个可能的事实，那就是，许多跟金教授一样有知识或比他更有知识的人会与他有不同的看法，会认为美国不坏，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沮丧，而“国内小清新”可能与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说理中，这叫考虑不同观点和看法。金教授不应该因为别人的看法与自己不同就把他们叫作“傻帽”，这种口气太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在说理中，一个人越是咄咄逼人，别人就越有理由要他拿出事实证据来。

在说理中，个人经历起到的是怎样的事实证明作用呢？这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就他人经历、证词、口述史、见证陈述等事实证明提出的问题。不妨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在说理写作课上曾用过阿根廷—智利作家阿里尔·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的《但愿我们都能说两种语言》（“If Only We All Spoke Two Languages”）一文，配合学生说理写作中的论题“美国学校是否应该实行双语教育”。多尔夫曼是支持双语教育的，他的论据便是他的亲身经历。1945年，二岁半的多尔夫曼随父母从祖国阿根廷来到美国纽约。他得了肺炎，在曼哈顿的一家医院里住院三周，期间他惊讶地发现，医生、护士都只说英语。从此，他也只说英语，一个西班牙语字也不说，就这么过了近10年。由于只说英语，他成为一个“畏惧外国人的、完全美国化的孩子”。但是，1954年他又随父母移居智利，于是他又重新在一家英国人办的学校里学习已经忘掉了的西班牙语，“成了一名说双语的青少年”。20世纪60年代，南美出现了激进政治的风潮，多尔夫曼受此影响，“我愚蠢地想重新回到单语，把英语看成是帝国主义强权控制拉丁美洲的工具，发誓不再说一个英语字”。可是，1973年智利发生政变，多尔夫曼不得不又流亡到美国，从此“成为一个两栖的语言动物”，也成了一位同时用英语写回忆录、用西班牙语写戏剧的作家。多尔夫曼的结论是，坚持单语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封闭，许多美国人以为，全世界都在用英语，所以他们无须学习外语，这是错误的。他劝导美国家长们，“不要害怕学习外语。你们的孩子不会失去莎士比亚，他们会得到塞万提斯”。

我班上的学生在讨论了这篇文章后取得的一致看法是，多尔夫曼的故事有翔实的细节，感情饱满，但他的个人经历并不能对他的结论起到充分的论据作用，因为他的个人经历过于特殊，与大多数新移民孩子的经验或经历有很大的差距。一个人的事例如果太特殊，那就难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他们评估多尔夫曼用作事实证据的个人经历，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并不随便怀疑叙述细节的真实性（如多尔夫曼是否在二岁半时就记事，或住院以后就只说英语了），个人经历的证据价值并不在于每个细节的确实无疑（这与口述史或关于过去灾难的个人叙述是一样的），而在于可认同性。第二，他们撇开那些可能缺乏真实性的细节，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叙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否具有普遍性。在说理论证中，个人经历在听话人那里是否能起到说话者所期待的论证作用，可认同性是相当重要的，说理评估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一因素。

一个人在说理的时候，用自己的个人经历或转述别人的个人经历作为论据，如果个人经历能被别人认同，那往往是因为别人也有过或听说过类似的经历。这样的个人经历虽然看上去许多人都有，不足为奇，但却会让听众有亲切和熟悉的感觉。具体生动的个人经历叙述同时有提高说话人可信度（ethos）和产生感染力（pathos）的作用，比泛泛而谈或抽象提及某事更具有说服力。

个人经历的论据，所起的不是逻辑意义的归纳作用，而是修辞意义上的举例证明作用。从逻辑上说，一个一个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叙述（如阶级斗争年代对“旧社会”的“诉苦”），可能让人归纳出某种具有确定性的普遍结论（旧社会暗无天日）。但是，只要有反例，这样的结论就可能被证伪或推翻（因此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说旧社会“不苦”）。举例证明则不然，举例是为了支持一个看法，对之提出局部的证明，其目的不是为了推导出某个确定无疑的结论。

任何一个例子都是与其他相同或不同的例子并存的。它们相互并不排斥，你用一个例子来证明你的看法，别人可以用一个不同的例子来证明与你不同的看法。由于个人经历的局限性，个人经验叙述的证明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不同的例子是不能相互证伪、相互否定的。不能说，我有过某种个人经历，亲自看到听到过什么事情，你说的是与我的经历不同的事情，那就一定是造谣诽谤、恶意中伤。你和另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用不同的例子证明各自的看法，你的例子可以让他看到他的看法不全面，他的例子对你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说理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取得更真实、全面、客观的共同看法。

当然，作为事实证据，个人经历叙述或转述还有一个可信度的问题。这和其他事实证据（如证词、数据、民调结果等）的可信度是一样的。对任何一个用来支持结论的事实证据，都有必要评估它是否真实、可靠。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可以看看有没有不同性质的个人叙述，能否从同一个个人叙述得出不同的解读或看法，证词细节是否有自相矛盾或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地方，取证的方式是否可靠（如民意调查提问的方式是否合适、是否造成误导），等等。一般来说，如果这类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核实，那就应该避免使用。

事实证据的讹误并不一定是因为假造事实，故意欺骗（当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从说理的相互信任原则出发，在能够证明说理者故意欺骗之前，应该先认为他是诚实的。个人经历的细节不实可能与记忆差误有关（现在已经有很多记忆心理学的专门研究），记忆差误也是口述史经常遇到的问题。例如，有一篇题为《口述史的困境：1966如何捞出来三个老舍》的文章介绍，有三位证人都说老舍尸体是他们在渔场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的，但他们却是在同一时间（1966年8月24日清晨，其中一位记得好像应是8月23日）和同一地点（太平湖）打捞上同一个人（老舍）。如果只有一个口述，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因为有三个不同的口述，我们便不能不怀疑所有这些口述的真实性，因为它们是相互矛盾的。以常识就能判断，三个口述不可能都是真的，而且有可能一个都不是真的。

当只有一种说法时，我们有时候无从怀疑；但是，如果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尽管不一定是更准确的说法，也会使得我们用存疑的态度去看待第一种说法。这就是公共生活中应该允许并鼓励不同看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它使得有助于进一步思考的存疑成为可能。我们在评估公共说理中的事实证据时，经常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在说理中出具或接受一个事实证据的时候，需要考虑到有没有与之矛盾或不符的其他事实证据，这叫检查证据，也叫考虑“反方意见”（counterargument），在图尔敏模式中，这被称为“反驳”（rebuttal）。（参见第三讲）

理由与“常识”和“知识”

说理是让人知道你对某件事情的“结论”（看法、主张和立场）与理由。结论中就可能有说理者想要让别人知道的与“知识”有关的东西（如“中国选拔制胜于西方选举领导人模式”）。这个知识的真实性、可靠性是需要证明的，所以要为结论提供“理由”。理由是以一些充分真实、确定和可靠的知识来证明结论所言不虚。理由部分是说理中知识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最需要检验知识可靠性的地方。

如果一个结论是不言自明的真理，那么它就只有结论而没有理由。不言自明的结论经常是基于某种“直觉”或“直觉经验”的知识，是正常人都知道的事情。例如，黑夜再漫长，白昼也会再降临；一个事物的整体大于部分；没有饭吃会饿死（不是“营养性死亡”）；等等。说理一般是指用话语推理（discursive reasoning）而非只是直觉（intuition）证明的看法或信念，在希腊语里叫dianoia，它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与直觉的直接理解（noesis）是有所区别的。凭直觉或直觉经验的感知可以用于说理，但它本身并不是说理。

直觉经验的知识经常被称为“常识”，是一种人生来就有的、无须经过解释就能明白的知识。直觉经验可能是不可靠或相互矛盾的，例如，一根直的筷子放在有水的玻璃杯里，看起来是弯的，魔术、特异功能都很善于制造常识幻觉；又例如，一个人的表面可能与实质不符（大奸若忠、大智若愚）；一个人的直觉也可能与另一个人的直觉相互矛盾，例如，人们心目中恶魔般的人物，在他身旁工作人员眼里可能是善良可亲的人。因此，光凭直觉和印象判断事物是不足取的。

人们平时所说的“常识”基本上都是指知识性的常识。知识性的常识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指人与生俱来、无须特别学习而得来的思维能力、判断力，或是众人接受、无须解释或论证的意见观念，这种直觉常识有的真实，有的不真实。常识的另一个意思是指社会中智力正常的普通人都应该有或会有的知识，即“普遍知识”（common knowledge），如生活常识、理财常识、政治常识、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等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直觉经验的和普通知识的常识可能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鱼翅燕窝营养丰富在中国是常识，在美国就不是。这种常识也是会随着环境改变而变化的。例如，以前的“皇帝是真命天子”“领袖永远英明伟大”，现在就很少有人将其当作可靠的常识。

在知识性的常识之外还有一种常识，那就是逻辑常识，它体现为人们的思维习惯和心理定式。例如，发生在前的为“因”，发生在后的为“果”；一件事情不能既发生过，又没有发生。在说理中，用理由来证明结论，属于说理的逻辑部分，然而，很少有人用完整的形式逻辑来进行说理。形式逻辑的说理基本上限于三段论证（演绎论证）。（大前提）人都会死；（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结论）因此，苏格拉底会死。因此，连伟大的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大多数人用非形式逻辑也能很好地说理，而那些非形式逻辑也被称为“常识”。从来没有学习过说理的人也有逻辑常识，他们在说话时也会建立某种“因为”和“所以”的联系，当然，这种关系是否可靠、合理，则需要检验后才能确定。

所谓“常识”或“普通知识”，都是大概的说法，因为知识的“普通”或“平常”是因不同的人群而相对来说的。整体国民文化、公民素质越高，普通知识就越丰富，程度也就越高。但不管在哪个社会里，公共说理中的普通知识与知识人士的“专门知识”都是不同的。公共说理是普通人就普通话题说理，运用的是介于直觉常识与专门知识之间的普通知识。民众参与公民社会中的对话，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普通大学生就社会、教育、政治话题写论理作文或参加辩论，专家在普通报刊上讨论公共事务，运用的都是这种性质的普通知识，而不是非常专门的专家知识。专家具有专门领域中的特殊知识，对各自领域的知识话题发表的意见是有权威的。但是，在公共讨论和对话中，专家也是普通人，因为他在专业之外的其他知识也是有限的，例如，生化学家不一定是政治家或教育家，他对政治或教育话题的意见未必有权威性，但他照样可以就这些话题发表公共言论，进行公共说理。他所运用的便是普通知识意义上的常识，也就是一种任何有独立观察、分析和判断能力的，思维正常的平常人都能明白的知识。

常识与专业知识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联强国际（Synnex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总裁兼执行长杜书伍在《知识与常识》一文中指出，在专门知识和技能的领域里，“知识”与“常识”“两者差异仅在相对的普遍性不同而已，常识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是每个人必备的基础，而知识却只有少数人才懂”。他说，“在某一项专业里头，几乎有80%都属于‘常识’，该领域里头的每个人都会，只有最后的20%，才是真正的‘知识’。而一个刚入行的新鲜人，很可能前两年所学到的都只是该行业的常识。但是，有些人在学到了业内的常识之后，却误把常识当知识。”公共说理中的普通知识充其量也就是杜书伍所说的“常识”。但这不等于说，所有参与公共说理的人只能有这样的知识水平，而是说，为了要让自己说的道理能让普通人明白，说理的人一定要把理说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不能太专门，也不宜太深奥，更不能用理论装神弄鬼，故作玄虚。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就已指出，人的常理与日常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一致的。公共说理的普通知识要尽量用日常语言来表述。

说理中的普通知识有些是不可靠的，不能因为许多人都有某种知识或相信某种知识，就对这种知识深信不疑、盲目信任。在说理中，对待普通知识与对待其他知识一样，需要仔细检验它是否可靠，还要谨防它所可能包含的歪曲论证。这种检验不是为了抬扛，不是你说是，我就偏说不。一个人检验对方说理是否真实可靠的时候，也是在搞清楚他自己是否有理由怀疑对方。

如果说知识性常识可能不可靠或有谬误，那么，逻辑性常识（常识逻辑）也是一样。常识逻辑与形式逻辑不同，它依靠的不是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与其他人共同的思维方式、习惯想法或来自某种文化的先在假设。常识逻辑在缺损三段论证（修辞推理）中最为常见。缺损三段论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运用的说话方式，通常也与常识有关。例如，天气预报说今天有70%下大雨的可能，而你又恰好有一个与朋友外出野餐的计划，那你就会说，“我们最好取消野餐，因为今天要下雨。”这句话听起来很直接，也已经有了充分完整的信息，但其实包含着一些没有说出来的假设和文化信息。这些假设和文化信息在帮助理由（因为会下雨）起到说服的作用（所以放弃野餐）。它们大多是常识。例如，野餐是在户外进行的，下雨时最好不要去野餐；下雨天野餐不方便，会很无趣；70%下雨的机会，机率很高；天气预报基本上准确；等等。在向朋友建议取消野餐时，如果你把这些常识性知识一条一条说给他听，他一定会觉得你很可笑。一般人只要听到你的建议就能明白，因为你那条建议的信息已经充分，不需要再增添其他信息了。但是，不需要增添不等于没有，因为那些你没有说出来，以为无须增添的信息其实已经包含在你那个简短的建议里了。你在做建议时也已经知道，别人在一系列常识假设或日常知识方面有着与你同样的常识。但是，许多缺损三段论证并不是这样不证自明的。例如，“必须反对宪政民主的论调，因为那是敌对势力想要颠覆我们的阴谋。”“iPod这个新玩意破坏文明社会，因为它让人互不联系。”“所有的公共厕所都应该男女混用，因为男女分用是性别歧视。”要证明这样的主张正确，会比下雨不该取消野餐费事得多，因为它们所包含的假设不是下雨不便野餐那种不证自明的常识。

比起日常经验或文化常识，逻辑常识则较难察觉。逻辑常识受制于普通人的思维定势或心理习惯，即使我们对它有所察觉，在说理时仍会受到一些不可靠和错误逻辑常识的影响而有所谬误。例如，常识逻辑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不坏就是好，不好就是坏，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种思维方式看上去有些幼稚，其实在精英人士那里也不鲜见。例如，蒋介石训诫黄埔学生说：“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寇仇。’”在说理谬误分析中，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正是那些与常识思维定势有关的谬误，它们主要是一些非形式逻辑的谬误。（参见第七讲）

说理中的逻辑推理之所以会有谬误，往往与依赖于某种未加检验的思考习惯和心理定势有关。而且，逻辑的谬误经常还与不确实的知识同时发生，在一般人那里如此，在专家和专业人士那里也是如此，他们说话时可能看上去有根有据，但其实知识和逻辑都不可靠。例如，《环球时报》2014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说，不久前他在德国参加第三届柏林工业论坛时，有欧洲学者称，以后的世界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世界。金教授用“欧洲学者”的话来说出他自己的结论（主张）：“未来世界属于中国和美国”，这在说理中是常见的，并无不妥。但是，这是一个需要用理由来证明才能成立的结论。有两个办法可以为这个结论提供理由，第一个办法是援用这位“欧洲学者”原来的理由，当然必须向读者介绍这位学者的姓名、专业特长、在哪里发表了这番高见等等。第二个办法是金教授自己提供理由。

如果没有理由，不管是谁的主张或看法，读者都有理由将其视为只有结论没有理由的武断之词。如果金教授自己认为“以后的世界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世界”，而用某位“欧洲学者”（他心目中的“权威”）来作支持这个结论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这就像一个小孩子在说，你爸爸是坏人，我爸爸说的。再了不起的权威也不能直接用作理由。这是因为，就算在专门领域里，你心目中的权威也不等于别人认可的权威，权威与权威的意见并不一样，有时还是相互冲突的。更何况，在公共说理的时候，听众是普通人，而不是专业人士，专门权威的名号再响亮，他们也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当然也就吓唬不了他们。普通人用自己的普通知识来衡量理由是否充分，在这样的知识范围里向他们提供直接支持结论的理由，那才是正确的说服方式。

专业人士并不总是可靠知识的来源。在公共说理中，他们对自己专业范围内的意见也并不都是正确的，普通人对专家们的意见需要有所检验，不能他们怎么说就跟着怎么相信。要做到这个，就少不了哲学家罗蒂所说的“文化扫盲”和“批判能力扫盲”。例如，2013年12月7日《环球时报》—环球网有题为 《吴庆宝：李某某案的受害人利用了法律》的报道说，“北京司法局副局长吴庆宝认为，李天一案中，法律被人利用，那个女孩本可以随时走掉，但是她最终还是跟这几个人在一起。而案发后，她应立刻举报这个案件，可她是在所谓的谈判不成的情况下，才举报了这几个人。她没有遵守职业道德，但她利用了法律的漏洞。”这些听起来振振有词的专业分析其实是经不起普通人的常识或知识检验的。例如，吴庆宝说，“那个女孩本可以随时走掉”，人们凭常识就可以问，她还没有走掉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后来会被轮奸吗？又例如，吴庆宝说，“案发后，她应立刻举报这个案件，可她是在所谓的谈判不成的情况下，才举报了这几个人。”人们凭常识会问，在中国举报有权势后台的犯罪者那么容易吗？谁不是能够得到一些补偿也就准备息事宁人呢？再说，在起诉或法律解决之前争取赔偿与和解，一般人都知道这是正常的要求。稍有一些法律普通知识的人会知道，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是先谋求庭外和解，不成功再行诉讼。存在这种制度或惯例，是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和不滥用国家的司法和法庭资源。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吴庆宝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呢？还是他故意隐瞒欺骗？还有，吴庆宝说，受害者“利用了法律的漏洞”，那么，人们凭常识会问，法律的漏洞是什么呢？中国的法律在哪里说不可以先谋求庭外和解，或者和解不成就不可以起诉吗？

常识和普通知识是检验说理及其理由的有力工具，因为那些是普通人都有的、都能弄明白的知识。当某些用精致复杂话语包装起来的“专业知识”严重违背普通人常识或普通知识的时候，它就会显得荒唐可笑。例如，小贩邓正加被城管用秤砣砸在头颅上致死，法医说是“外力作用”导至死者“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砸人头，死了人，不能怪人家头颅生得不好，这是常识。常识衬托出法医的愚蠢，并不只在于常识的正确，而在于法医的专业知识狂妄到了无知可笑的地步。专业人士挑战和对抗常识，缺乏应有的谨慎和自我反思，这是一种知识的傲慢，也是一种对公众的蔑视，他们这样的公共说理是难以成功的。

我们对专业知识的狂妄和傲慢应该保持警惕，同样，我们对常识或普通知识可能存在的谬误和可能受到的扭曲也应该保持警觉。常识或普通知识是大家的看法，被假设为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这种假设有时候是不确实的。说理中经常会有“大家都知道”的谬误，常见的说法有，“众所周知……”“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俗话说………”，等等。常识是不纯粹的知识，混杂了很多无知与偏见。常识不讲逻辑，往往自相矛盾，因此不能用一个常识去反驳另一个常识。许多格言、成语、警句、俗语中的常识都有这样的特点（当然，如果运用得当，也可以是一种不错的说理手段）。例如，用“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到”的常识话语来说扫除贪腐固然不错；但是，扫帚到了，灰尘照样不会全部跑掉，同样也是常识。更何况，还有手里虽然拿着扫帚，但只是装模作样在扫的。用片面的常识来说理，往往会成为一种讨巧、狡黠的话语手段，有时甚至根本就是欺骗的花招。

已故美国评论家和幽默作家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指出，“格言或成语听上去都挺有道理，条件是，不能出现与其意思相悖的其他格言。”例如，“覆水难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与它意思相反的“亡羊补牢”听起来同样有道理。两个意思相悖或相反的格言放到一起，各自原本看起来不言而喻的常识力量也就相互抵消了。美国诗人和随笔作家威廉·马修斯（William Matthews）说，“所有的格言都有反格言；成语应该成双成对地出售，单个的都是半真话（half truth）。”希伯莱谚语说，半真话就是全谎话。格言或常识的“半真”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对这样的“半真”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如果对其暧昧和模棱两可不加分辨，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用来作理由、假设甚或结论，那就很可能造成说理的谬误和误导。

有结构缺陷的“理由”

说理中理由不充分，有时候是因为理由本身存在主观片面、证据不足、误用权威等思考不周的问题。例如，主张是：学校教育应该废除考试。理由是：一、因为我不喜欢（这是主观片面）；二、因为不及格科目多的学生会自暴自弃（这是证据不足）；三、因为毛主席说过，“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毛主席还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这是误用权威）。说理的理由和证明不充分并不都是因为理由本身有问题，还可能是因为某些说理结构有缺陷或不周全。其中，程度、类比和先例这三种论证是常见的，也是经常被忽略的。

程度

2013年12月9日多家媒体刊载一篇题为《网络战威胁甚于核弹》的报道，光题目就够吓人的。但是，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未必周全。核弹是要死人的，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为什么不死人的网络战比死人的核战是更大的威胁呢？所谓的“威胁”，是对谁的威胁呢？谁又这么不拿人命当一回事呢？2013年12月26日河南信阳市浉河区政府官网发布的一篇文章说，浉河区委书记称拆迁工作人员是“最可亲、最可敬、最可爱、最可歌、最可颂的人”。在公共话语里经常会碰到不周全的程度妄断，这位书记所说的“最”便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在说理中常常可以碰到不周全的程度比较。不周全的程度说理总是依赖于人们某种未经审视的心理定势，例如，甲比乙有害，所以乙比甲有益；甲不好，所以与它不同的乙一定比它好；某个政党有许多劣迹，所以反对它的政党一定代表光明的未来。又例如，比好事更多一些的，或比坏事更少一些的就是好事。这种思维定势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人们的推论。例如，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的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中有一句与“网络战比核战威胁大”类似的话，“如果我们厌恶肉体的奴役，那么精神的奴役岂不更令人憎恨？”大多数读者都知道肉体奴役是一种残害，所以会同意，比肉体残害更大的残害（精神奴役）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必须予以谴责和反对。但是，兰德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精神奴役是比肉体奴役更严重的残害。

程度比较是一种常见的推诿手法，用推诿来作为理由，淡化缺点和错误的严重性，这在儿童说理中特别常见。孩子功课不好，家长说，你平时不用功，看，这次不及格了吧。孩子会说，班上还有分数比我低的呢。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推诿在成年人说理中也不鲜见。更有一种特殊的“比上又比下”：如果符合自己的利益，就与别的国家“国际接轨”，相反，则会强调与他国不同的“某国特色”。

程度的说理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它们不合理、不周全的地方也各不相同。例如，有人说，“价格便宜的韩国现代车（Hyundai）都可以有10年保修期，为什么昂贵得多的奔驰和雷克萨斯（Lexus）不能有更长的保修期”。但是，价格昂贵并不是要求奔驰和雷克萨斯提供10年以上保修的理由，至少不是充分理由。这里有一些例子，我们不妨自己体会一下： “与其将来打核战争，还不如现在就打常规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文革”口号），“中国的‘人民社会’要比西方的公民社会更优越”，“知识越多越反动”，“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

许多不周全的程度说理都与某些“不当比较”（bad comparison）有关，不当比较又称“错误比较”“不完整比较”或“不充分比较”。有的错误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例如，“蔬菜所含的脂肪比糖果低，所以要多吃蔬菜”。它的结论可能不错，但理由却不恰当，因为并没有谁避免吃糖果是因为怕糖果脂肪高的。有的错误比较就不那么容易看出来了，例如，“宗教危险，但科学更危险”。这是在拿“信仰”与“知识方法”做比较，二者并不具有充分的可比性。宗教可能将人引入歧途（如邪教）与科学可能制造灾难（如原子弹），并不是同样性质的“危险”。这样的比较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因此无法对之进行说理。

还有一种常见的无具体对象的比较，它是不完整的。例如，“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美帝国主义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这类说法用最高级，是为了做出斩钉截铁的姿态，并不是真的在与同类对象做比较。这种“最”的说法在宣传中更是一种被滥用的话语形式。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专门讨论了纳粹的“词语最高级的诅咒”，词语最高级是一种期望获得宣传奇效的夸张措辞，是一种大话炎炎的强行灌输。“文革”中曾有许多这样的用法，如“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种话语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绝迹，2014年初中国富豪陈光标前往美国企图收购《纽约时报》的消息曾引起广泛关注，而他在美国向记者散发的英文名片更引起了轰动。名片的自我介绍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中国最杰出的慈善家、中国慈善界的领袖、中国地震救援英雄、中国最有名最被热爱的模范人物、中国最具魅力的慈善家”。人们把这位无知有钱人的“最”字炫耀当作笑话来谈。一位名叫索尼亚的印度网民说，她也要印一张陈光标那样的名片，声称自己是最著名和最受爱戴的印度人。然而，连一些著名学者也有随便使用“最”字的习惯。例如，2013年11月，一位清华大学教授发表《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和最重要的创新所在》，虽然一再强调“最”，但却始终没有告诉读者是与哪些其他内容比较出来的。“最大”“最重要”这样的说法在修辞上叫“不加限定的最高级”（unqualified superlative），是学生应该在作文中避免的。

克莱普勒指出，不加限定的夸张是一种“掩饰性的语言”，除了“最”的程度说法之外，“‘全面的’‘全方位的’也是一个数字最高值，与浪漫主义泛滥无度时的‘无数的’和‘不可想象的’一样”，也显现“数字的最高级与集权原则之间的关联”。我们今天在公共论述和说理中应该改掉这样的措辞习惯。

类比

说理中的类比也经常会有残缺。类比是以一物比喻另一物，或用一个看法来证明另一个看法。类比对于大致的、一般而言的说明和描述最为有用，人们经常只是凭直觉来理解类比。由于习惯于隐喻或显喻的思维方式，被隐喻或显喻的似乎成为一种常识：女子美貌便是如花似玉或花容月貌，心情复杂便是五味杂陈，生活困苦便是水深火热，等等。类比是一种比隐喻或显喻更扩展或复杂的比较。例如：2010年广西高考语文试题采用的全国卷Ⅰ要求根据图画材料作文：画面上有四只猫，猫前面摆着几条鱼，一只猫选择捉老鼠，三只猫选择吃鱼，并嘲笑那只捉老鼠的猫：“有鱼吃还捉老鼠？”作文显然不是看考生要怎么写猫吃鱼还是捉老鼠，而是要求以类比来就别的事情说理。有博客作者将此联想到国家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事。在这个类比中，国家犹如猫，连年超常增长的税收犹如“鱼”，所漏之税则犹如“鼠”。类比的结论是，国家有“鱼”吃，还要别忘了“捕鼠”。博客作者并不同意这样的类比，因为国家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猫和鼠的关系。

类比也经常在政治上被用作一种顾左右而言他或借古说今的“委婉”说理方式，对某些敏感问题做一些以“能说的”代替“不能说的”讨论。2013年12月有报道说，《大清相国》成为又一本因领导人推荐而洛阳纸贵的著作。据称，这本书由于讲述铁腕治吏的故事而对当今的干部整风有“现实”借鉴意义。这令人想起不久之前，也是因为领导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时代与大革命》也曾走红过一阵。有学者总结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没落。统治阶级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它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成为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用大清国的或是18世纪法国的事情来引起联想，借以思考当今中国的问题和解决、防止之道，如果有说理功能的话，充其量不过是类比说理。用类比来进行思维非常普遍，常常运用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问题思考过程中，它可以为了解一个陌生的问题提供一个可能已熟悉的路标。但是，正如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记住，作为路标，它的可靠性必须经常加以测试。而且，虽然可以用类比做论据，借以触发一种结论……但是，哪怕是一个很好的类比，也总有那么一个点，到了那里，这个类比就垮了下来。”而且，有人会利用类比来进行诡辩或欺骗而不是说理，他们的“目的是劝说我们接受他们的意见，可是并不向我们提出任何可以为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人所能接受的根据”。

说理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就什么说理，在说理修辞理论里，这叫明确论题。明确的论题就是“正题”——该谈什么就直接讨论什么，不要东拉西扯，更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例如，今天“治吏”的关键是什么，是提高个人品质，改良官场风气，还是健全政治制度。要说清楚，不要只是暗示。类别联系或联想可以触发对某论题的讨论，但也可以引偏论题。例如，曾任康熙帝老师的清代名臣陈廷敬，官至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他再能干、清廉、铁面无私，都是在为皇帝效力。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民主政治，不是王朝政治。因此，“治吏”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问题，用大清政治做“路标”来思考和讨论现代民主法治与官员权限，恐怕还没有起步，类比就会垮了下来。法国波旁王朝的类比不也是这么垮下来的吗？

类比在说理中经常被滥用或误用，“错误类比”（false analogy）是说理中一种常见的逻辑谬误。有论者认为，“错误类比”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弱类比”（weak analogy）。这是因为，类比并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是相比之物间的类似关系有远有近而已。一般来说，关系近的就会显得比较合理，而关系远的则会显得牵强附会，因而暴露出谬误来。没有绝对正确或绝对谬误的类比，一方面，无论关系多远，没有两件事物的类比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无论关系多近，类比的两件事物都不可能合二为一。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有这样一个谜语，桌子和乌鸦有何相似之处。作者自己说，这本是一个无底之谜，但还是有读者给出了这二者间的类似特征，有的还相当精彩。但是，就算类比很贴切、很精彩，它所提供的充其量只是说明和修辞渲染，而不是能支持结论的理由或道理。

再好的类比也不过是一种巧妙的说法，由于它不是对正题的直接讨论，它的说服力只是表象的。美国作家阿瑟·克里斯托（Arthur Krystal）说，“一句说得很巧妙的话可能只是因为巧妙才有说服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许多历史故事、名人轶事都经常被用作比喻或类比。不同的使用者可以从它们引申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和意思。好的类比精确有力、生动风趣，有很强的审美感染力，在演说中运用类比，能产生很好的修辞效果，但好的修辞效果不等于好的说理。类比的审美感染力可以强化一个正当的说理，也可以用来逃避说理，成为一种花言巧语，甚至还可以根本就是一个遮掩真相、乔装打扮的歪理。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评价一个不当类比的时候，不仅要评估它是强是弱，更要判断它是否正当，是否谬误。

先例

用“先例”来说理也是常见的，它与程度说理和类比说理有类似的地方，它们都包含着某种比较。先例说理往往依靠某些涉及过去和现今关系的常识思维，例如，以前如此，现在就该如此；他以前做过，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做；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坏，所以已经很好。

儿童思维的一些特征经常与“援用先例”有关，如有样学样，他有的我也要有。家长也经常会用类比方式来教育孩子：你爸爸小时候很听话，你也要听话；他能够做到，你也要做到（学榜样）。因此，类比很容易成为一种惯性的思考方式。习惯性的援用先例可能造成错误的先例论证，因为它可能忽略过去与现在（或未来）环境条件的不同。先例论证经常用在以“光荣过去”对现在人进行的革命教育说理中。例如，2013年12月有一篇题为《重温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从我做起惩腐不贷》的文章说，“苏区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给自己的粮食定量只是一线普通战士的四分之三。延安时期，他自己种粮种菜，按规定标准领取伙食费，自掏腰包招待名士和外宾。”仅就说理而言，这样援用先例并不能证明“以前这样，现在应该也是这样”（当然，就算是证明了，贪官也照样是贪，所以“反腐倡廉”光靠说的，是办不到的）。这种援用先例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基本的情况，那就是，以前和现在的环境条件完全不同了。以前的共产党被国民党围剿，生存资源极端缺乏，过苦日子是不得已的；现在已经几乎拥有了国家的所有资源，当然今非昔比。

先例论证援引的经常是某个带有情感色彩的过去事件（“革命故事”都如此），在情绪上调动和操控听众，减弱他们的逻辑分析意愿，以取得说服的效果。这是一种常见的宣传手法。例如，越南战争初期，美国总统约翰逊在战争动员的演说中说，“在越南退却换不来和平，‘慕尼黑协定’的希特勒告诉我们，胜利只会刺激侵略的胃口。战争会从一国扩大到另一国，带来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驳斥尼克松说，1939年的欧洲与1965年的越南是不同的情况，第一，捷克人遭受的是德国的外来侵略，而越南是内部的叛乱和内战；第二，当时的捷克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而南越政府则腐败而不得人心；第三，希特勒占领捷克是为了攻打波兰，而越共和北越则是为了国家统一。先例论证的残缺在于，它经常片面地强调与它有利的相似方面，而不提与它不利的不同方面。

“先例”说理有残缺，还经常因为只顾援引先例，而忘记思考先例好不好、值不值得效仿的问题。例如，有人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靠旅游业作为支柱，而发展工业，不可能没有污染。像西方国家一样先污染后治理，其实是很理想的局面。”还有人对中国严重的地下水污染这么说，“工业发展没污染是不可能的，这些西方国家闲着没事整天恶心中国…… 地下排污恶行早有先例。”

2009年11月30日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温室排放现已居世界第一，预测2020年将接近美国的2倍，2050年将是美国的2.3倍。虽然陈述的是科学事实，却引起了一些国人的反感，被看为是一种“阴谋”。一位网友评论道：“西方世界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刁难中国，目的就是阻碍中国发展，深怕一个强大的东方大国会统治世界”。有一位官员就中国“世界第一”问题对记者说：“当前大气中累计的温室气体80%源自发达国家，中国只占余下20%的一部分。不能只看总量，不看人均，中国有13亿人口，当前人均排放只是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我们不可能接受中国人只享有发达国家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权利的想法。”污染危害的程度是不能以“人均”来计算的。污染到一定程度，人会得癌，会不能呼吸，会活不下去。一个人或一百个人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致命的后果是一样的，不会因为有一百个人呼吸有毒空气，空气就变得只有百分之一的毒性。就算西方人同意让中国三倍五倍地污染，这样的污染对中国又有什么好处？

先例是一种简单易懂的说理，所以经常用于儿童教育，像孔融让梨这样的“榜样故事”就是一种引用先例。“文革”时对成人也进行这种儿童式教育，如“忆苦思甜”“吃忆苦饭”“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类说法被反复灌输，便成为成人的思维定势。“文革”时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也是一种先例推理，由于显然谬误，现在已经没人再公开说了。但是，它的思想影响还在，某些“红二代”“官二代”因为父辈的过去，就自以为是当然的精英，谋求各自特权。在他们的父辈那里是，“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在他们这里是，“江山是老子的爹打下来的”。如果这样的现实不改变，血统或权力先例就仍然会或隐或显地出现在一些公共话语和说理里。

先例说理容易造成的一种叫“滑坡论证”(slippy slop)的逻辑谬误。滑坡谬论是不合理地使用连串的因果关系，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上纲上线的批判经常运用这种谬误逻辑，例如，必须严惩网络谣言，不然就会有人肆无忌惮攻击政府，政府威信受损，国家就会没有秩序，亡党亡国。所以，网络谣言会有亡党亡国的后果。又例如，员工偷懒，公司便会损失；公司赚不到钱，就要裁员；遭解雇的人，就会无工作；无工作的人为生计，无恶不作亦会愿意。因此，偷懒的人都会是罪犯。

2013年12月13日《南京日报》有一篇《向让座者索赔恶例不能开》的文章里就有一个主张杜绝先例的滑坡论证。文章说，12月12日河北承德的公交车上，一小女孩给老太太让座，结果车辆急刹车，老人不慎摔倒。禁不住老人的一再“索赔”，女孩家长赔了200元钱才得以息事宁人。文章把“不能开恶例”而不是索赔要求本身是否合理作为反对赔偿的理由，认为“如此一来，人们就更不敢轻易奉献爱心、扶助需要帮助的人……后果不堪设想”。看上去有道理，其实是一个“滑坡谬论”——女孩赔钱，老太讹诈成功，其他人就会学老太讹诈别人，别人怕讹诈就会不敢做好事，社会上就会没人做好事，所以，女孩赔钱，后果不堪设想。

并不是所有的程度、类比和先例在说理中都是不当或谬误的，只要运用得当，这些都可以成为有效的修辞手段，也都能够帮助说理。但是，应该看到，在说理中，程度、类比和先例运用得再恰当，所起的作用也只是为结论（它必须是可靠的）提供的某种解释和说明（explanation），它们并不能用作支持结论，并使得结论可靠的理由(reason)。如果把解释当作理由或用解释来代替理由，那就实际上是在想当然地看待结论，在说理者方面，这是说理不周，在听话人方面，则是不能察觉说理的不周。

理由与解释

在说理中，人们一般对与“结论”有关的“理由”和“解释”的区别不甚了解，也不太在意。其实，这二者是可以区分的，也经常应该有所区分。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结论是否合理（真实可靠）是用理由来证明的。解释或说明只是在结论的真实可靠得到证明以后，为了让结论或结论与理由的关系变得更清楚、更易理解、更具体才提出来的。有用的解释未必是合适的理由，例如，“上海人注重外表，我认识的一些上海人都是这样。”后半句里的那个解释如果当作理由，那就会是以偏概全。尽管有的解释看起来像是理由（它们经常都是以引导词“因为”“由于”等开始的），但并不真的是直接支持结论的证据。例如，我们强调个人努力的重要，可以说：“我们不应该单单称赞一个人聪明。（因为）这就像我们不应该单单称赞一个人身高一米八、浓眉大眼一样。这些特征都是他天生的，并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不管有没有“因为”作引导词，后面那句话都不是前面那句话（结论）的理由，而是一个利用类比的解释说明。

理由与解释的区别有时候也被视为“说理”（argument）与“解释”（explanation）的区别，也就是说，解释不过是解释，不等于是说理。说理和解释被看成是两种不同的“理”（rationales）。这主要是就它们的说话目的不同而言的：说理是为了提供关于结论的合理依据，目的是确定一个事实；而解释是为了帮助听话的人理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事实，目的是对一个已经确定的事实予以某种说明。说理要回答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How do you know?），而解释要回答的则是“为何如此”（Why is that so?）。

例如，有人说，“现在大多数人看到跌倒在地的老人，害怕出手相助不落好，反被讹诈，所以都会躲得远远的，绕道而行，不去帮助。”怎么来看待说这句话里包含的理由或解释呢？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简化成两个部分：一、“人们看见跌倒者，绕道而行”，二、“他们害怕被讹”。这两个部分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个说理结构，即一个结论加上一个紧跟在后的理由（亚里士多德所说的enthymime）。具体是这样的：（我认为）他们害怕被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他们没去帮助（这是一个用来做证明的事实）。

如果把这两个部分倒过来说，那就成为一个解释的结构。具体是这样的，人们见跌倒的人，绕道而行（一个事实），因为他们害怕被讹。这个“因为”是一个解释，因为它是用来帮助说明一个已经确定了的事实的（没有帮助）。又例如，“他们不帮助跌倒者，是因为以前曾被讹过”，这个“因为”也是一个解释，在这句话里，“不帮助”这个事实并不是由曾经被讹过来证明的。

再看下面这样一句话：“统计数字显示英国人口正在增长。因为营养和医疗条件好了，人们的平均死亡年龄增高了。”在这句话中，“因为”后面的部分是对人口增长结论的解释说明，而不是支持它的理由，直接支持结论的是统计数字。但是，由于统计数字只是确定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没有提供任何解释或说明，所以才添加了一个解释说明。

解释说明只是帮助了解已经得到证实的结论，无需面面俱到。普通人的寿命长了，这是一个对“人口增长”有用的解释说明。首先，它清楚明了；其次，它显然与这个结论有关。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以对结论提供的解释说明。例如，说婴儿出生率高或移民人口增加了，也可以帮助了解人口增长这个事实。

解释说明中提到的老人、婴儿、新移民的情况，这些都只是“印象事实”，如果要确定为事实，都还需要用数据、专门研究、专家看法等等另行证明。有人也许会用“寿命长了”直接作为理由来支持“人口增加”的看法。这时候，这个单一的理由是否全面便会受到质疑。说理者在提出这个理由的时候，自己应该预先估计到别人可能的质疑（critical questions）。例如，寿命长了是不是人口增加最重要的或唯一的原因？在说理结构中，考虑到质疑是“反驳”（rebuttal）的部分。（参见第三讲中的图尔敏论证模式）

说理中的理由和解释有时候很难分辨或区分，这并不奇怪。分辨或区别并不是它自身的目的，而是为了在自己的或他人的说理中弄清楚，看似“理由”的部分到底能否有力地支持结论。这里有一个“说者”和“听者”的主观位置问题。有时候，你作为一个听者，确实很难断定说话者提供“因为”，到底是为了给出理由还是提供解释，这时你就要诚实面对这种暧昧不明，承认自己断定不了，而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说者身上。但是，你作为一个说话者，则应该避免这种暧昧不明，应该尽量在自己头脑里先想清楚，然后在说话时向听者表明你到底是在提出一个理由，还是提出一个解释。清晰的说理需要有这种辨析意识，这是因为，就算是再暧昧不明的“因为”，顶多既可能是理由也可能是解释，而不可能既是理由又是解释。理由与解释的暧昧和模糊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必要的。说理者越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暧昧和模糊，自然也就越能够把理说得清楚明了。

第三讲

可靠论证的中介保证

说理看起来是由“结论”（主张或看法）和“理由”所构成，但其实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那就是“假设”（assumption），“假设”又称“保证”或“担保”（warrant），担保是一种根据，一种由某种权威所提供的可靠中介保证。至于中介保证是不是真的可靠，那就需要由说理者和听者自己去思考和辨析了。

中介保证中的玄机

中介保证必须可靠，说理才能确切。如果中介保证不可靠或不确实，那么由它保证的说理便会是谬误的说理。说理有谬误，通常不是因为没有中介保证，而是因为中介保证有问题。例如，有人说：“张三连三年级都没上过，他怎么会关心教育？”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就会觉得有问题。因为它的中介保证，即“假定”（“没上过三年级的人都不会关心教育”）是谬误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大地主刘文彩是个文盲，不要说小学三年级，就是一年级的阅读水平也没有，但他办了四川最正规的“文彩中学”，他把校产全部捐给社会，礼贤下士地聘请了当时最好的老师。他发给文彩中学老师的收入，是普通中学老师的两倍，优秀教师的薪金更在原收入的两倍以上。他还为该校老师每人安排一座独门小院，院内花台、鱼池、书房、客厅均一应俱全，就连老师回家探亲，也一律派车接送。

说理的中介保证出现谬误往往是由于思考不周，能力不够，但也有存心布下骗局，使用诈术的。这在古代的诡辩术中就很常见。亚里士多德说过，“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在人类变得更为诚实之前，没有理由相信诡辩或诈术会从说理中消失，而诡辩和诈术的玄机往往就暗藏在中介保证之中。

例如，2010年3月7日，在“两会”记者会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及人权问题：“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包括人权，请问人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答者曰：“谈人权，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我既喜欢油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这个看似巧妙的回答其实使用了一个叫“不当类比”的诈术，而这个诈术就暗藏在说理的“中介保证”中。这个“中介保证”是：人权与艺术画是同类的东西，所以，可以不喜欢油画也就可以不喜欢人权。这个说法之所以谬误，是因为人们对艺术的爱好和品味不可能也不需要有统一的看法；但对于人类的共同价值，包括人的基本自由、平等、尊严和权利，则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不然，人类就会失去整体性，也难以形成建立在共同价值基础上的相互平等联系。

即使在中介保证可靠的情况下，仍然会有可能出现对它提出的“保留”意见。这是中介保证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在说理辩论中，这种保留意见往往就是下一步辩论的主题，也有可能带动对其他问题的思考。

例如，2011年10月13日，一位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女童走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附近的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7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18个路人，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对此，论者甲可以有这样的说理，“女童小悦悦被车碾过，18个路人经过现场，无人相救，直到一拾荒婆经过，才赶去通知女童家长。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个说理的逻辑结构是这样的：

主张：社会道德沦丧。

理由：因为绝大多数人见死不救。

中介保证：从车祸发生到拾荒婆来到，有18个路人，个个见死不救。

这个保证在大多数人看来应该是可靠的，用“18个路人”来支持理由中的“绝大多数人”应该是可信的。

但是，还是可能有人会对这个中介保证提出异议，那就是，18个人还不算多，中国社会中的助人为乐远比见死不救普遍。石河在《不要动不动说道德滑坡》一文中就这样写道：“仅仅以事件中18名路人的行为，就认为我们的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大有偏颇之处。每个人细想自己的生活经历，都会发现生活中处处存在见义勇为、助人好施的现象。”在石河看来，18个人是个小数目，即使路过的18个人全都见死不救，也不能说明中国社会有道德滑坡的问题。他的论点是针对论者甲说理的中介保证部分提出来的，因此，论者甲说理的更完整的逻辑结构应该如下：

主张：社会道德沦丧。

理由：因为绝大多数人见死不救。

担保：从车祸发生到拾荒婆来到，有18个路人，个个见死不救。

对担保的保留意见：18个人还不算多，在中国，助人为乐永远比见死不救普遍。

如果要进一步讨论小悦悦事件的话，讨论可能就会在解读“18个人”的意义上进一步展开。论者甲可能会这么辩驳：18个人是路边摄像机记录下来的全部人数，也就是说，在拾荒婆来到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出手相救的，这已经足以证明“绝大多数人见死不救”了。而且，石河所说的“生活中”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数据来证明“处处好人多”的说法。

尽管论者甲与石河的论辩也许没有什么结果，但说理讨论却已经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例如，个人感觉和统计数据的关系，数据准确、坚实，而感觉的触角更宽阔，感受比数字对社会现象的反应更直接、敏锐，很多感受到的东西还未及纳入统计。又例如，任何用个人经验来说理的，注定要处于说理的弱势地位，因为反驳者的现成理由便是“以偏概全”。个人经验让人感觉到，但不能证明一个问题的存在。因此，媒体对社会事件作真实、及时的报道，对公众了解他们直接经验以外的世界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只有当个体能够把各自经历的事情你一桩我一桩地通过媒体告诉别人时，不同个体的现实经验才有可能共同累积到一个足以使人们注意和重视某个社会问题的程度，也才能使他们共同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个体的经验都具有公共意义，每个个体的看法也都可能发挥公共舆论作用。

常见的几种中介保证

以下是常见的几种中介保证，请特别注意逻辑结构分析中的“中介保证”和“保留意见”，它们分别是图尔敏论证模式中的“保证”和“反驳”。

1. 普遍规律

普遍规律可以成为论证担保，是因为人可以从局部的个人经验总结出具有可靠性的普遍规律。当然，这样得出来的普遍规律也有失准的可能。这在前面女童小悦悦的例子中已经讨论过了。

2. 权威

权威取决于权威的可信性和可靠性。无论是知识、政治、道德、宗教、文化、学科专业的各种权威，在运用时都应该与说理主张所涉及的议题或内容有关。

例如，“本杰明·布鲁姆认为，不管教孩子什么，每个孩子都有充分学会的能力。”这句话的依据是，布鲁姆是芝加哥大学教育学教授，是教育心理学权威，因此他在这类问题上的看法可以为说理者的看法提供举足轻重的担保。当然，就算再大的权威，也有犯错的可能，这也是不能不考虑到的。主张：每个孩子，无论教他学习什么，都有充分能力可以学会。

理由：布鲁姆教授说过此话。

担保：他的意见能提供足够的支持，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权威。

保留意见：布鲁姆教授的研究也许不够精确，他对“学会”的标准也许有问题。

3. 表现

某种较为局部的看法可能是另一个更普遍的看法或实际情况的表现、显示或征兆。例子：“根据《小康》杂志对中国诚信的调查显示，农民、宗教职业者名列最讲诚信群体的前两名，而大约有7.9%的受调查网民则认为性工作者有诚信，居调查的第三位。那么其他职业者呢？比如官员、公务员、教师、科学家、医务人员、法律工作者等？这些人是否也被包括在调查范围内了呢？他们是不是都在第三位以后呢？人们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是因为，对于一个好社会的正常运作，后面这些人的诚信实在要比性工作者的诚信重要多了。”

主张：中国精英，诚信不及格。

理由：官员、公务员、教师……的诚信度可能不如性工作者。

担保：普通人（网民）对精英评价很低。

保留意见：“网民”的看法也许不确实，也许有偏见。

4因果

分析和决定前因后果。例如，2011年10月，枣庄三十九中根据学生成绩好坏，为学校部分班级的学生分别发放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作业本。有家长认为，学校这样做，容易伤害成绩差的学生的自尊心。校方称这是分层次作业，是为帮助学生缩小差距。一位家长说：她的孩子正在读八年级，她前些天刚刚得知学校按成绩发不同颜色作业本的事情，“本来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们家孩子和邻居家孩子在一起写作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孩子的作业本和邻居家孩子的作业本不一样，我细问孩子的时候，孩子就是不说话。……学校按照学习成绩给孩子分发三色作业本，这太伤孩子的自尊心了，孩子现在都到了懂事的年龄，这样会弄得孩子很受伤”。

主张：有的学生因三色作业本受到伤害。

理由：太伤孩子的自尊心。

担保：由于受歧视和区别对待，孩子会有自卑感，因此受到心灵创伤。

保留意见：区别对待学生也许确实能提高成绩，而提高成绩比心灵健康更重要。

5类比

比喻或类比在说理中可以起说明或描述的作用，描述性的比喻在正规、严肃的说理中很少使用。在口头或文学表达中，常常有把人比喻成猪、狗、牛、马、王八的，也有把人生比喻成梦、舞台或做戏的。这类比喻在理性分析的说理中极为罕见，因为它并不精确。描述性的比喻虽然可能鲜明生动，但并不能用来作为支持一个主张的理由。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社会运动家、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曾批评1962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有白人参加的黑人大游行，他说：“你有时候觉得咖啡太黑，也就是太浓，你加一点奶液在里面，让它淡一点。但是，如果奶液加多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喝的是咖啡。”

主张：在华盛顿游行中，黑人与白人的混合削弱了黑人民权运动的力量。

理由：在咖啡里加奶液会冲淡咖啡。

担保：奶液冲淡咖啡与白人削弱黑人运动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担保是不确切的，因为人不是咖啡。不当类比无所谓保留意见。）

类比并非都是不恰当的，有的类比也可能相当恰当。但是，即便是恰当的比喻，它仍然不是证明，而只是说明。例如，洛克在《教育片论》中说：“为求得智慧，我们对幼童所能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即是要防止他们变得狡猾，狡猾是对智慧的模仿，但却离智慧要多远就有多远。犹如一只猴子，在外形上跟人类相像，但却缺乏了真正使其成为人的要素，因此而变得更加丑陋。”这个比喻之所以合适，是因为人类与猴子在进化论里是有关联的，而且心理学研究也确实常常通过对猴子的行为观察来研究人类行为和心理。

6价值

价值担保经常是暗含的，在说理中不直接道出，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价值担保涉及的是关于“好”、“道德”或“值得”等价值判断。

例如有这样一个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男女教授比例失调的批评：“女教授只占6.9%，要看到女性在这所大学教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所大学的学生中有许多从来没机会上过女教授的课，他们失去了找到榜样和扩展教学广度的机会。”

主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应增加女教授的人数。

理由：女教授占6.9%太低，许多学生没有机会上到女教授的课。

担保：上女教授的课对学生有好处。

保留意见：女教授的教学和学术水平也许与男教授颇有差距，不适宜担任教授之职。

中介担保是说理最容易出错的地方，由于中介担保在说理中是暗含而不是明言的，所以需要读者、作者格外留意才能发现。对不同的中介担保往往需要提出不同的问题，也有不同的反驳方式。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反驳问题：

对“权威”的问题：可靠吗？与议题相关吗？其他权威是否与他有不同的看法？

对“普遍规律”的问题：例子能充分支持它吗？有没有例外或反面例子？考虑进去了吗？

对“表现”的问题：提出的表现恰当、合适吗？有没有反面或不同的表现呢？

对“因果关系”的问题：确切或确实吗？对此因果关系是否有别的不同解释或看法？

对“类比”的问题：是解释性的，还是描述性的？类比对象间是否有充分的相似之处？

对“价值”的问题：此价值对读者重要吗？有没有与此不合或冲突的其他价值？

说理的图尔敏论证模式

说理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主张”、“理由”和作为这二者之间中介的“保证”。一直到出现图尔敏论证模式之前，这差不多就是人们对说理结构的认识，这基本上是一种对说理的形式逻辑的认识。图尔敏（Stephen Edelston Toulmin）是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一种可以用来说明说理特性的非形式逻辑论证模式。图尔敏模式包括主张（claim）、保证（warrant）、论据（grounds）、支持（backing）、语气（modality）和反驳（rebuttal）六个部分。

在图尔敏之前，对说理结构的理解和分析是以逻辑本身为着眼点的。图尔敏提出的说理分析模式有不同的着眼点，它着眼于听众，具体而言，是那些立场中立，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第三者听众。例如，在法庭上，有争执的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同时还就对方陈述中的具体环节和细节提出质疑。各方在这么做的时候，是为了说服中立的法官或陪审员，而不是为了说服自己一方或对立一方的人员，因为自己人无须说服，而对立一方的人又根本不愿意被说服。

听众是谁，这是说理首先需要确定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实际的说理策略、方式，并使得说理具有说服或宣传的不同性质。例如，20世纪60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大张旗鼓的中苏两党论战，其实双方都不是为了说服对方（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争取第三者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并没有多少国际的第三者对这种恶狠狠的论战感兴趣，因此，论战实际上是用来作为一种对内宣传的手段，是针对那些根本无须说服的国内老百姓的。

图尔敏论证模式的听众是有待说服的中立的第三者，它具有两个基本的认知特征，第一，它认为，说理中所有的主张、理由、中介保证、理由的理由、对保证的支持等等，都是可以由对方诘问和质疑的，说理一方必须为此做好准备。第二，决定说理一方是否有理的是中立的第三者（法官和陪审员），不是自己一方或反对一方的“粉丝”。在这两点上，图尔敏模式既不适用于宣传灌输，也有别于形式逻辑论证。

形式逻辑的论证是以它本身的说理结构（包括分析方式）为依归的，至于谁是说理的具体听众，听众会提出什么质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这些都并不重要——而这些恰恰是图尔敏论证模式所关心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逻辑论证便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省略三段论证法”（又叫修辞推论）。图尔敏说理模式与省略三段论证法并不冲突，在说理教学中，这两者可以相互结合。一般会把省略三段论证法当作一个基础，作为说理教学中的初级层面。而把图尔敏模式当作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提高和扩充，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说理结构取得更全面、更准确的了解。

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女子应该与男子一样可以加入作战部队，因为女子的参战形象有助于消除性别偏见。”这个说理陈述中的“因为”（理由）和“所以”（结论）关系是一个省略三段论证，被省略掉的是结论与理由之间的联系中介，那是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假设：“性别偏见有害，应该消除”（引词是“由于”）。完整的三段论结构应该是这样的：

大前提：一切性别偏见都有害，都应该消除。

小前提：女子不能加入参战部队是性别偏见。

推论：因此，应该改变这种情况，让女子加入参战部队。

在省略三段论证法结构中，我们只是看到，三段论的大前提被省略掉了。与此相比，图尔敏的论证分析模式能让我们在这个说理陈述中看到更多的组成部分，因此能够对它和说理本身有更为精细和成熟的了解。图尔敏的论证分析模式称那个省略掉的大前提为“保证”，称省略三段论证法中的结论和理由（合在一起）为“主张”。除了这两个重要的部分，图尔敏分析模式还有另外四个部分，它们分别是：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它们一起构成了图尔敏论证模式的六个部分。

在这四个部分的术语中，首先要说明的是“论据”和“支持”，其中“论据”是支持“主张”中的理由的，而“支持”则是支持“保证”的。虽然在分析模式中有必要区别“论据”和“支持”，但在平常的说理教学中并不需过于计较术语，一般只需要提醒学生注意：有“理由”和“保证”并不就已经足够了，有时候，特别是在需要考虑到听众疑问时，需要对说理的某些部分加以特别的说明和支持。这是图尔敏论证模式的特殊洞见，非常重要。还是以“女子应该与男子一样可以加入作战部队，因为女子参战的形象有助于消除性别偏见”这句话为例，图尔敏模式对此的分析与三段论有明显的不同：

（主张的）结论：应该让女子加入参战部队。

（主张的）理由：（因为）女子不能加入参战部队是性别偏见。

保证：一切性别偏见都有害，都应该消除。

听众对这个说理所提供的理由可能并不满意，也不能马上接受。他们会问，“为什么女子不能加入参战部队是性别偏见？”他们可能认为，男女在体能和性格上天生就有区别，不让女子参加作战部队不能算作是“性别偏见”。为了说服这样的听众，说理者就必须支持自己的理由。这种支持便叫“论据”。论据是关于为什么（“理由”）的为什么，要回答的是听众可能提出的“你怎么知道？”说理者可以有多种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例如，他可以用科学研究的结果来说明，男女在参战能力上并无本质差别，他也可以用历史实例证明，女子在作战中并不比男子逊色（如花木兰、穆桂英、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击落了12架德国飞机的女飞行员丽达·李托娃）。

作为结论和理由之间中介的“保证”也会需要支持，由于中介保证是不道明的，所以更要求说理者仔细检查并加以必要的支持（详细讨论参见第三讲）。在上面的例子中，“保证”是“一切性别偏见都有害，都应该消除”。这个“保证”陈述的是一个“看法”而非“事实”，所以听众完全可以问，“为什么你这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说理者就有责任予以必要的解释，如提供相关资料、专家意见或研究结果、统计数字、自己的经验等等。在说理中，并不是凡是有“保证”就必须提供支持的，只是在听众对“保证”有疑问时，才需要提供支持。如果听众能够接受说理中的“保证”（哪怕是没有道明的保证），那就不需要特别提供支持。

图尔敏论证模式的另外两个部分是“反驳”和“语气”。反驳不是指别人在主张中说东，你就说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反驳是指提出批评性问题（Critical questions），并指出对方“理由”和支持理由的“论据”里有不准确、不周全、不确实，不可靠的地方。反驳也是对对方“保证”和支持保证的“支持”提出异议和驳斥。只有这样的反驳才是说理，而不是吵架、怄气或顶牛。

“语气”在说理中对“主张”起限定作用，这种限定提醒我们，在现实的公共生活中，说理几乎永远不可能证明任何主张是绝对正确的，因此总会需要作某种限定，如“也许”、“似乎”、“一般而言”、“可能”等等。一般来说，“保证”和支持保证的“支持”有多少说服力，“主张”也就需要什么程度的限定，例如，你可以说“除了在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下，女子都应该有参战的机会”，这么说，既提出了主张，又保留了例外的余地，是一种更加显现出理性，因此更容易为听众接受的说理方式。

用图尔敏模式检查中介保证

人们说理，说的理不可靠或不在理大多是因为说理过程中的某个或某些环节出了问题或错误，我们把这些问题或错误称作“谬误”。在英语中，谬误（fallacies）一词的拉丁语（fallere）原义是“欺骗”。在大多数的不当说理中，谬误不一定是存心欺骗，而是无心或无知之过。我们没有办法叫存心欺骗的人不欺骗，但无心或无知是可以改变的。细心的读者可以学会如何在阅读中辨认谬误，而有心的作者则需要学会如何在自己的说理和写作中避免谬误。

在前面谈到的种种中介保证中，比较多见的，与形式逻辑关系特别密切的是第一种，也就是“普遍规律”，它涉及我们所熟悉的归纳法、演绎法或三段论证。三段论证是一种必然性推理，其结论是由前提必然推导出来的，三段论法被认为是一种很有力的论证方法。

亚里士多德在考察说理——他称为“发现真理”——的问题时，归结出两种逻辑思考方式：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两种方法都有可能会出错，也就是说，都有可能包含或产生谬误。

归纳法是从经验的个例中推导出普遍的真理，考虑的个例越多，普遍的结论就越可靠。由于人事实上不可能穷尽一切经验性事物，所以基于经验的归纳法，除了少数的例外，只能得到或然性的普遍结论（probability），而不能得到充分真实的结论。就算像“人生而必死”这样的真理，也不能阻止有些人想方设法去求长生不老之道。这是因为，那些人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不死之人，但并不相信不可能有不死之人。

在说理中，容易发生的归纳法谬误是匆忙结论。演绎法的问题要比归纳法复杂一些。最简单的演绎论证有三个步骤：“大前提”（例如，“各科平均分数在3.5以上的学生都是‘荣誉生’”），“小前提”（“乔治的平均成绩是3.4”），“结论”（“所以乔治不能是荣誉生”）。这个结论是可靠的，但是，这个结论仅仅在这个三段论证的形式逻辑结构中是可靠的，出了这个结构就难说了。如果荣誉生规则在平均分数之外有附加条例，例如，“如果有特殊的贡献，平均分数低一些亦可考虑”，那么乔治就不一定不能是荣誉生了。

现实生活中的说理与形式逻辑有关，但不能简单归结于形式逻辑，更不能等同为形式逻辑。否则，说理就会很死板，甚至变成一种刻板教条的逻辑推理，而这与说理要求独立、全面思考以及灵活、具体判断是背道而驰的。

著名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有一些关于归纳法、演绎法出毛病的有趣例子。有一次，神探福尔摩斯在街上发现一只大号的帽子，他认为，这帽子的主人一定是智力过人的。显然，他把脑袋大与智力发达不当地联系到一起了。这和看到高楼遍地拔起，就断定国富民强，住在高楼里面的人一定幸福是一样的。

福尔摩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先进行经验观察，得出普遍结论，然后再运用这个普遍结论来得出关于个别案例的结论。有一次，他在坐火车时发现对座的旅客手指上有粉笔灰，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人是个教师。福尔摩斯的论理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大前提是“手指上有粉笔灰的人是教师”，小前提是“此人手上有粉笔灰”，结论是“此人是教师”。从这三段论证的形式结构来看，结论是可靠的，但是，这个结论也仅仅是在这个三段法的架构本身中可靠而已。福尔摩斯所依靠的那个大前提是从他的经验观察中推导出来的，他也许见过许许多多教师手上有粉笔灰，但是，无论他有过多少次类似的经验观察，都无法充分证明手上有粉笔灰的一定是教师，因为别的人也可能手上有粉笔灰（如裁缝）。

粉笔灰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有时候结论虽然具有逻辑性，但却是谬误的。在这个例子中，出毛病的是大前提，而大前提恰恰是三段论证法的基础，大前提一出毛病，结论便不可靠。福尔摩斯如果使用一个限定词（如“可能”）就可以使这个结论变得更可靠一些（“这个人可能是教师”）。这么一来，三段论证法的形式逻辑也就变化成为图尔敏关于“论证”的非形式逻辑了。

我们前面在谈到说理的中介保证环节时，已经涉及了演绎的三段论证，并且已经发现，作为大前提的假定有时候并不正确。公共说理所运用的“主张-理由-保证”看起来是建立在三段论证的模式上的，其实是一个“省略三段论证”，它的论证结构可以用图尔敏模式来得到有效的分析（参见第二讲）。

图尔敏提出的是一种可以用来说明说理特性的非形式逻辑论证模式，它包括主张、论据、保证、支持、语气和反驳六个部分。在说理写作教学中，说理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主张、理由、保证——总是放在一起教的。

反驳是辩论文教学的重点，反驳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是一般的意思，那就是，你在说理时并不仅仅是用自己的立场去直接否定对方的立场，并不是以自己的主张对抗对方的主张。你必须通过对对方主张中的理由和保证这两个部分的证伪，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坚持自己的立场。另一个是图尔敏模式中的意思，反驳是对方可能针对你自己主张中的理由或保证（尤其是保证）提出的保留意见或不同看法，你在说理时应该充分考虑并预见到对方的反驳，并针对对方的反驳提供解释或说明。在图尔敏模式中，你用以支持自己理由的理由叫“论据”，你用以支持自己“保证”的说明则叫“支持”。在实际的说理教学中，图尔敏模式的术语虽然有用，但并不是随时都非用不可的。

图尔敏模式中最特殊的是“语气”（又称“模态限定”）。语气是用来限定主张的，使得主张变得视条件而定，不绝对，也不武断。说理得出的结论是或然性的，不是断然、绝对确实的“是”与“否”。语气使得说理者可以灵活处理或然性的性质和程度。语气常用的限定词有“可能”、“或许”、“不可能”、“肯定地”、“大概”、“必然地”等。

图尔敏模式并不排除三段论证，它可以与三段论证有某种程度的转化，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相当重要，对于了解说理的性质和特征不可不知。下面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比较三段论证与图尔敏模式区别的例子：

三段论证模式：

大前提：有害于人体健康产品的广告都应禁止。

小前提：香烟有害人体健康。

结论：因此应该禁止香烟广告。

图尔敏模式：

主张：应该禁止香烟广告。

（主张中的）理由：香烟有害于人体健康。

保证：有害于人体健康产品的广告都应禁止。

（图尔敏模式里的“主张”包括主张和理由，经常是一个“修辞推论”。）

这两个模式都有三个步骤，图尔敏模式的保证、理由和主张分别相当于三段论证模式的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但是，这两个模式有四个重要的不同之处，而这四点都与说理的性质和特征有关。

第一个不同是使用的语言。三段论证的大前提已经被确定，被断言为“事实”，无须再进行证明或证实。图尔敏模式不同，在它那里，主张是不确定的，是需要证明的。图尔敏模式不是断言，而是提问或讨论——“为什么香烟广告有害人体健康就得禁止？”引发出来的是“为什么”（理由），而“为什么”是否成立，则又有别的“为什么”需要解释（grounds）。这样的论证过程比较符合说理的特点，因为说理是一种提问、讨论、说明、解释，而不是命令、规定、宣传或指示。

第二个不同是由说理中时常会出现“省略三段论证”而引起的。说理中如果出现省略三段论证，便会看上去似乎只有两个而不是三个部分，这使得论证分析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揭示省略三段论证中可能包含的逻辑谬误，图尔敏模式比三段论证更有用。

下面就是省略三段论证的一个例子：

甲：“乔治的父亲昨天突发心脏病了。”

乙：“我早就预料到了，他就是不肯上医院去作定期检查。”

以三段论证来看，乙使用了一个隐蔽的大前提（“定期检查可以避免突发心脏病”），如此而已。但是，以图尔敏模式来看，这中间的论证环节（保证）是一个因果关系（如果检查便不会发心脏病），而这个因果关系是谬误的。图尔敏模式更有助看清说理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谬误（错误因果）和为什么发生谬误（中介保证缺乏支持）。

第三个不同是，三段论证是静止的，它的三个部分都已经固定在那里。而图尔敏模式是进行式的，从理由到结论（主张）必须经过保证，保证则是一座有待说理者自己去架设的桥梁。图尔敏自己把“保证”称为是“你如何达到这一步”（How do you get there？）的问题；“主张”是“你要说什么，证明什么”（What are you trying to prove？）的问题；而主张-理由中的“理由”则是“你必须提出什么支持”（What have you got to go on？）的问题。

第四个不同便是图尔敏模式所包括的语气或模态限定。在说理中，对中介保证的保留意见往往便是一种可能需要的限定，一个有经验的说理者往往会对此先已有所考虑。说理的结论更是常常需要语气限定，因此，说理者常会在陈述主张的时候，添加“往往”、“可能”、“也许”、“基本上”、“在很大程度上”等限定语。相反，缺乏经验的或根本就是主观武断的说理者则很可能疏忽这种留有余地的必要性。留有余地不仅仅是说话的技巧，而更是出于说理的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尊重不同意见和公正地看待、承认不同意见的合理成分，只有这样，说理才会更灵活、更理性，也更全面。

中介保证的共同价值与“逆向说理”

2013年11月28日，演员刘佩琦表示，精英们就应该多生孩子，“姚明、李娜、刘翔、张艺谋、陈凯歌等，那些精英们，包括其他领域的精英们，我觉着应该让他们多生一点儿，当然国家宪法不允许，法律是平等的，我说话也不算数，但我从心底里觉得各路精英应该多生一两个，这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我们现在太缺乏人才了。”

以图尔敏的说理分析模式来看，刘佩琦的说理结构并不复杂，它包括一个“结论”（应该允许张艺谋超生）和一个“理由”（因为张是精英）。在这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假设，即“中介保证”：应该让精英多生孩子。此外，中介保证还有一个“支持”，那就是，精英多生孩子对提高中华民族（全社会）素质有好处。

他的中介保证和支持中包含了一个他所依据的“价值原则”，那就是所谓的“社会整体利益”。在他那里，为“社会整体利益”可以牺牲社会中人人平等的公正原则。

不同意刘佩琦说法的人们可以从哪个或哪些环节上质疑或反驳他呢？从对这则新闻的网友反馈来看，反驳并没有针对他的“理由”，因为大家都同意张是一位“精英”。当然，更细致一些的读者会要求刘佩琦提供一个关于“精英”的定义（修辞理论称definition），并证明张符合这个定义设下的标准（quality），这里姑且不论。

反对的看法全都集中在刘佩琦的中介保证上，也就是说，不同意精英应该在生育上有特权。反对者的质疑集中在保证本身和对保证的支持。对保证本身的质疑是，你说精英应当有多生孩子的特权，那么，就算不论这项特权的对错，也还有一些必须回答的问题，例如，精英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决定谁是精英，谁不是精英？精英里头会不会还有更精英的，所以应该有更多特权？普通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发言权？谁来决定普通人有没有发言权？

刘佩琦中介保证的支持也会引起质疑，质疑依据的是一个与他不同的价值原则，那就是，特权不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刘佩琦认为“中华民族素质”高于社会公正的“平等”原则。质疑者们会问，罔顾平等原则的中华民族有什么素质可言？尊重平等难道不是素质？这种素质难道不比多几个会演戏、能跑善跳的个人来得更重要？

在刘佩琦的说理中还有一个假设：精英生精英，草民育草民。反对者会说，这种翻版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血统论并没有事实或科学的根据，不过是一个谎言。用谎言来说理，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

在公共说理中，如果不同观点的双方对“事实”（如张是精英）基本上没有分歧，那么，分歧便往往是发生在价值原则上的。说理中的价值原则不单单属于个人，而且也取决于群体传统、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价值共识。例如，中华传统文化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这些价值在“革命时代”遭到极大的破坏，现在又被重新提倡，由于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所以并非简单地“恢复”这些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是如此。在当今中国，赞成公民权利平等的人要远超过赞成精英权利特殊的。正是由于存在关于平等的价值共识，在争辩时，主张精英特权的一方比另一方需要提供更多的说理支持，因此成为一种“逆向说理”。

逆向说理是一种在价值原则上不符合现有社会共识的说理，逆向说理并不因为“逆向”而一定错误，但却是一种比“非逆向”困难的“反论”。在不同的国家里，社会共识（“非逆向价值观”）的存在方式和地方会有所不同，例如，公民平等和自由权利在美国存在与民主的政治文化中，拥有“独立宣言”和宪法的法治权威支持。因此，如果政府制定与此违背的政策，那就是违宪，很难设想这样的政策会在国会通过。在中国，平等和自由意识目前还只是部分公民的常识或部分的民间共识，并没有一个成型的民主政治文化环境，也因为缺乏法治权威的有力支持而倍显脆弱。一些维护特权的政策（如城乡身份差别，不同人等的“待遇”以及退休、福利条件）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制定出来。政策制定者虽然理亏，但照样可以我行我素。由于他们逆向说理有困难，他们几乎从来不对公众就这些政策做公开的说理。

刘佩琦主张精英超生，逆向说理比较明显，这是因为，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有关于是人就应该平等的公民常识。然而，也有的逆向理论因公民缺乏有关常识的缘故（或不能公开驳斥），而并不充分显现其逆向的性质，但是辩论的难易还是可以比较出来的。例如，证明宪政不利于中国，军队不应该国家化，中国存在一个比公民社会优越的“人民社会”，比证明宪政有利于中国，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公民社会就是人民能行使自己的权利，有能力自治自理的社会要困难得多。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都是逆向说理，很难说它们一定会比刘佩琦的逆向说理更成功。

因价值观的逆反而产生的逆向说理与一般因意见分歧而产生的“少数人意见”说理是不同的。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区别只是人数的不同，人多人少是会有变化的，不足为奇。少数人与多数人意见不同，但价值观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对一些核心价值孰轻孰重有不同看法而已。在价值共识和群体核心价值比较明确、一致的国家里，多数人与少数人或均势人群之间的分歧也是经常发生的，不同立场者就具体问题的说理，分歧也经常发生在在中介保证的价值原则上。例如，在美国，有人认为，对个人收入的“单一税制比累进税制更公正，因为它对所有的纳税人一视同仁”。它的中介保证是“法治之下，平等待遇”，完整的说理结构是：

结论：单一税制比累进税制更公正，

理由：单一税制对所有的纳税人一视同仁。

中介保证：应该平等对待所有的公民。

这个中介保证是有力的，因为它符合美国人的核心价值（平等对待所有人，美国生活方式要求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但是，主张者不能因为有这个伦理原则作依据，就以为只有他自己正确，以为持不同看法的人都是反对美国核心价值。在说理时，他应该问一问自己，美国实行累进税制，赞成的人也很多，是不是也有他们的道理，是不是我的考虑有所不周？这时候，他在说理中就会兼顾到图尔敏所说的“反驳”了。

在美国，主张累进税制的一方依据的也是美国的一项核心价值：公正。在说理中，它是这样表述的，“累进制比单一制更公正，因为收入高的人付得起更高的税，他们的实际收入受纳税的影响也比较小。”这个价值依据同样也是有力的。在税制问题上，分歧双方都以某种美国价值为依据，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因此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纳税问题上分歧的一个争论焦点。要得出政策结论，必须借助说理之外的裁决机制，那就是国会的决策程序。

由于双方都无法否定对方的价值原则，争论便可能从伦理原则转向实用原则。例如，主张单一税制的一方会说，“单一税制比累进税制可取，因为这样可以简化报税并防止欺诈行为。”然而，即使实用原则确实具有合理性，它仍然不能代替伦理原则，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理由，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为现实或功利目的而放弃伦理目标，更何况有的功利实用目的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在公共说理中，伦理原则和实用原则，哪一个被当作比较重要的依据或较有说服力，经常要看是在什么样的群体中进行何种说理，也就是说离不开具体的对象和议题，不能一概而论。一般而言，在核心价值比较模糊和不确定的群体中，实用原则可能比较有效。反之，人们则会更多地重视价值原则。例如在美国，简化报税的理由固然不错，但由于大多数人认为它有碍于社会公正，并不会因为怕麻烦而接受单一税制。一件事麻烦，不是不去做它的理由。如果只是为了方便，那么不纳税岂不是更加方便？同样，美国人不会因为民主选举麻烦、费钱，而停止实行民主制度。但是，在一些别的国家里，就会有人以民主选举效率低和耗费钱财为理由，反对实行这样的政治制度。他们是否只是用这些理由当借口，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如果有分歧的双方都有可靠的价值依据，但却是谁都无法说服对方，那么，他们之间进行的就可以是一个“罗杰斯式说理”。说理的目的不是要争辩出一个我是你非的结果，也不是一方一定要说服另一方放弃原来的主张或看法。说理是为了建立双方的信任，展示讨论的诚意，争取通过讨论对问题取得更全面的共同认识，达成某种妥协，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双方可以认可或双赢的结果。累进税制于14世纪出现在英国，在美国由1862年的“收支法案”（the Revenue Act）确定下来，并由林肯总统签署生效，代替了实行单一税率的1861年“收支法案”。150年来，单一税制还是累进税制的争论，在美国既没有停止，也没有消失，虽然没有争论出个谁胜谁负的结果，但却增进了许多普通美国人在国家税收、社会公正、收入平等、纳税人主观幸福感等多方面的知识。相比起没有这种争论的国家的民众，一般美国人在税收等方面的知识显然比较丰富，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公民素质，也有助于他们能经常比较有效地监督政府的税收和支出。

公共说理中与价值观有关的中介保证直接影响到说理者是否能有说服力。中介保证的价值观在公共对话中经常被讨论、检讨、对比、修正，有助于形成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逆向说理并非坏事。“逆向”是会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例如，在美国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妇女拥有公民投票权、主张种族隔离或黑人学生分校就学，以前是主流立场，今天已成为逆向。在中国提倡阶级斗争、批判人性论的年代，主张人性是逆向的，但是，今天连官媒都有了“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和结晶”的说法，反人性成了逆向。说理的时候，想一想自己的理是否逆向，对谁逆向，为什么逆向，都是必要的。逆向不逆向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重要的是尊重、提倡、守护怎样的价值观，为什么要尊重、提出和守护那些价值观，一个社会必须在这些问题有相当的共识，才有可能认真地讨论人们共同认为是重要的问题，也才不会因为持有不同的意见，把彼此视为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第四讲

概念和定义

在公共说理中，首先需要辨认“事实”和“看法”的区别。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要清楚地表达主张和理由，就需要对重要的用词有清晰的概念和定义。

许多常用的字词看上去明白，其实在说理和辩论中都需要做某种定义。例如，有一次演员阿特金斯（Christopher Atkins）接受采访时，谈起自己的“成功”观说：“对我来说，成功就是别人如何看你。我是说，如果你逢人便说，‘我有一辆绿色保时捷跑车’，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人对你说：‘嘿，那又怎么样，我也有一辆绿色保时捷，还有一栋别墅。’你一下子就觉得不成功了，就是这样，成功在于别人怎么看你。”在今天的报纸等媒体上，“成功”、“成就”、“幸福”都是常用的字词，但关于这些观念的公共讨论却像阿特金斯一样，很少有对这些字词细加定义的，好像根本用不着这么做似的，这会使得以此为论题的说理无法展开，当然也无法深入。

定义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论据中排除暧昧含混的成分，明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到正在进行讨论的实际问题上。强调定义对于说理逻辑也是重要的，因为说理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一般定义中得出的推论。具有说服力的说理必须遵守清楚定义和概念准确的原则，否则就会给人造成支吾搪塞、故弄玄虚、耍滑头的不良印象，这当然也就不可能起到说服别人的作用。

“事实”与“看法”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人们可以共同确认“事实”是否确切，例如，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而对“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共同确认。例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共产党是英明的。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比较可以共同认可词义的字词，如圆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则是有待个人理解的字词，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

亚里士多德说，定义是揭示事物本质的“断言”或“论断”，定义不能是单个的语词，而必定是某种短语，用以论断事物专有的性质。说理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定义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当作是当然正确、不容置疑、不容他见的真理。在群众社会中使用定义含糊不清的词语，这往往是一种蓄意误导的宣传手段。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眼下高频率使用的和谐、代表、发展、崛起等都是这一类词语。

在许多情况下以及在许多特殊的场合，言辞中的词汇所传达的并不是它们在字典中定义的含义。定义只是一个词的“指示意义”或“本意”（denotation），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词义，那就是“联想意义”（connotation）。例如，“祖国”的定义只是一个人在公民身份上所归属的国家，但联想意义却极为丰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联想，强烈程度也完全不同。联想意义是感情的，而不是理智的。勒庞指出，“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因为这些词语和套话的定义不明，但联想意义却特别强烈，特别富有感染力和传染性。这类词语和套话对群众极具煽情和蛊惑的作用，“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

这类词语和套话会在不断的重复使用或变化的环境中逐渐减弱和失去感染力，例如，“文革”中的“革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革命小将”、“革命样板戏”）现在已经很难产生当时那种强烈的煽情效果。于是便会有产生“新说法”的需要。勒庞把说法翻新看成是宣传吸引群众兴趣的一个主要手段。他指出，“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

“文革”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说法，如“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说法往往是恶狠狠的：“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斗争”是一种有争辩的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一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进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和谐用来消除来自社会的合理批评，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如果改革开放用来辩护社会不公正，开放就会为腐败打开大门；如果代表用来强迫人民被代表，代表就会变得不代表。

概念是用字词来表达的，说理、论理、辩论都是通过运用和阐述概念来进行的。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看似明白，甚至“深刻”的论断，其实根本就是暧昧不清的，毛病就出在主要概念含糊不明、闪烁其词，有的是出于疏忽，有的是故意的，只要就它的主词的含义提出疑问，便不难看出它的深刻其实不过是一种假象。例如，“开种族的玩笑是一种种族主义”（什么是“种族主义”），“大多数艺术家神经都不正常”（什么是“神经正常”），“不折腾能保障中国发展30至50年”（什么是“不折腾”），“警惕骆家辉带来美国‘新殖民主义’”（什么是“新殖民主义”和美国“新殖民主义”），“要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思潮”（什么是“中华武德”）。有时候，含糊不清或故意保持模糊的不是名词的主词，而是附加于名词的修饰词，尤其是定语，例如“中国不搞西方那一套多党国会三权分立”（什么是“西方”），“坚持中国特色的法制建设”（什么是“中国特色”）。

在说理辩论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时候会变化成为对一个名词概念的争论。例如，1978年在美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邪教屠杀事件，称“琼斯镇事件”。琼斯镇（Jonestown）是美国“人民圣殿”（People’s Temple）教会在南美洲圭亚那建立的农村公社。1978年11月18日，在教主吉姆·琼斯（Jim Jones）的指挥下，该地的信徒集体服氰化钾自杀，死亡909人。事前在附近机场已发生集体枪杀案，事后消息传至圭亚那首府乔治敦教会办事处，又发生女信徒与子女互相杀害事件，以示响应，死亡人数最终达918人。这一事件引起美国公众的极大反响，许多人对政府管制邪教的要求演变成对什么是“邪教”（cult）的讨论。与此同时，什么是“管制”也是一个被讨论的问题。人们发现，在邪教与非邪教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界限，从不信教者的角度来看，就算是一般的宗教也都具有某些可以称为“邪”的因素。但是，从信教者的角度来看，一些无神论者的政党或组织（如纳粹、红色高棉的杀人组织、秘密帮会），那才是真正的邪教组织，属于后一类的政治邪教集团犯下的大屠杀罪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人民圣殿”。因此，政府是否应该禁止邪教的辩论便集中到了“什么是邪教”、“邪教为什么‘邪’”、“哪些是具有‘邪教’性质的组织”等问题上来。

说理从定义开始

古典修辞学争议点理论（stasis theory）中有四个争议点：事实（coniectura）、定义（definitiva）、品质（generalis or qualitas）、程序（translatio），前两个都与定义有关，这是因为说理中要说服听众接受的“事实”，如果有争议，关乎的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由理解和解释所确定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其实是一个包含着定义的“看法”，它的“事实主张”（categorical claim）是事物的类属和属性的名称，或者是“名称即实质”意义上的那种实质，但并非客观实质。“事实主张”包含的定义往往是以命题陈述或其他类似形式出现的，用来修饰、说明、确定主语的性质或类属。例如，滑轮是一项体育运动，涂鸦是一种艺术，红歌像莎士比亚作品。

说明、确定事物的性质，为它做某种定性，这是说理最基本的功能。说理的其他功能，如确定因果关系、判断价值或品质、倡议行动等都会涉及如何确定讨论对象的性质，如何对基本观念有所定义的问题。清晰的概念对于任何一种理性、逻辑的说理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说理都是从定义开始的，尽管未必都以定义为争议点。

以事实或以定义为争议点的说理有所区别，也有所关联。以事实为争议点的说理提出的是“事实主张”，它要说明的是某某事物“是什么”，如果那个“是什么”的“什么”本身并不清楚，本身就有争议，那么就需要对那个“什么”进行说明和定义，于是也就成为以定义为争议点的说理，它提出的是“定义主张”（definitional claim），这在下面还要谈到。

在“事实主张”中，确定一个事物的性质或本质，给它一个名称，所用的字词并不总是客观中立的，而是往往带有感情或倾向性的色彩，产生能够影响听众倾向的修辞效果，因此本身就可能引发争论。例如，1957年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是“善意建言”还是“猖狂进攻”，不速之客的电子邮件是“商业广告”（合法的自由言论）还是“垃圾邮件”（应予禁止的“骚扰”），在有女性的饭桌上讲“荤段子”是“说笑话”还是“性骚扰”，这里面的区别很大，因此很可能成为说理的争议点。

“事实主张”给事物一个名称，是对它作一个解释性的陈述，发表一种看法，用以主张某事物的存在或不存在（如“中国不存在人权问题”，“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或者主张某事物具有何种属性（“中国是民主国家”）。在“事实主张”中，名称只是一个被说成是事实的“事实”，与可以客观确认的事实是不同的。例如，“秃鹰在动物保护的名单中”，这是可以确认的（只要查考一下名单就可以了），但“秃鹰是濒临绝种的动物”，这便是一个“事实主张”，而不是事实，因为可能有人认为秃鹰还没有到濒临绝种的地步。

支持“事实主张”最常用、最有效的办法是举例，例如，说美国是一个严重违反人权的国家，就会举出它种种违反人权的例子，如“发动战争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在驱逐‘占领华尔街’的人群时，阻止媒体接近现场，还封锁了空中领域以防止媒体用直升机航拍。不仅如此，警方还对记者使用胡椒喷雾，逮捕了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约200名记者，肆意践踏新闻自由和公众利益”（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然而，不管用多少例证，“事实主张”都可能引起反驳，例如，斯大林统治下有无数家破人亡的例子，但是，对于“斯大林是极权独裁者”这样一个事实主张，仍然还是会有人提出异议来反驳。反驳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否认事例的准确性（例如，指责受害者在夸大其词，或者说受害者人数统计不准确），第二是举出相反的例子（斯大林时期人民生活幸福、国家富强、国际地位崇高等等，或者主张对斯大林的评价应该三七开），第三是对事实名称的定义提出怀疑（例如，对什么是“极权”、什么是“独裁”作“符合苏联国情”的反定义）。

在第三种反驳中，我们可以看到，说理的“事实主张”已经延伸和转化为“定义主张”。说理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定义，第一种是说理的“必要定义”（needed definition），在说理中经常会有一些重要概念或中心词需要加以特别的说明或限定，一般的字典定义是不够的。另一种是说理的“争议定义”（disputed definition）。说理的“定义主张”就是对某种观念、价值、原则或重要概念提出看法，进行说理，这是一种关于“争议定义”的说理，也就是古典修辞四个争议点之一的“定义争议点”。例如，批评一个国家违反人权，那什么是人权和违反人权呢？人权只是生存权吗？违反人权是一般的警察暴力，还是国家对广大公民的统治暴力，如动用国家机器，剥夺公民们自由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基本权利？

“定义主张”的说理结构一般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设立标准，例如，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好公司应该避免环境污染、应该善待员工、应该有益于客户而不是唯利是图。第二个部分是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定义主张”的对象（某某公司是不是一个好公司）。这是一个“定义主张”说理的例子：“海克力斯制鞋公司虽然没有污染环境，虽然生产了有益于社会的产品，但它并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公司，因为它没有能善待工人。”

这个定义主张的说理中有一个“省略三段论证”，那就是，“海克力斯制鞋公司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好公司，因为它没有能善待工人”。我们可以用图尔敏模式更详细地显示这个说理的结构，请注意，下面这个结构分析中的“保证”部分其实就是“定义主张”说理结构的第一个部分（设立标准）（参见第二、三讲中的图尔敏模式部分）。

主张（claim）：海克力斯制鞋公司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好公司。

理由：它没有善待个人。

论据（grounds）：它在亚洲国家开设的是“血汗工厂”，那里的工人工资低、劳动强度大，这样的工作条件在美国是不允许的。

保证（warrant）：有社会责任心的公司应该善待工人。

支持（backing）：善待工人不仅符合人道原则，而且对社会也有好处。只有当工人们的生活水准和品质得到提高，自由市场经济才不至于成为一种剥削和不义的制度。

可能的反驳（rebuttal）：社会正义要放到具体的环境条件中去衡量，那些亚洲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与美国相比。在那些国家，海克力斯制鞋公司为工人们支付的工资比当地工人要高，不能说不善待他们。

在关于海克力斯制鞋公司的“定义主张”说理中，有两种定义，第一种是直接有争议的“社会责任心”的定义（争议定义），第二种是对“善待”和“社会正义”这些中心词的定义（必要定义）。在说理中，这两种定义的方法和种类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大致有下面介绍的五种。

五种常用的定义方式

对概念字词的定义大致有五种方法。它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也并非只有这五种，它们每一种都有用处，但也都有可能被误用。第一种是词典或百科全书等工具书的定义。这是最一般的意义，对于说理来说，往往并不充分，要么太宽泛，要么太狭窄。例如，“粗俗”（obscene）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谈吐、举止等）粗野庸俗”，《韦伯斯特新国际词典》对obscene的解释是“冒犯趣味，肮脏，令人讨厌，遭人反感”。汉语或英语词典用来解释“粗俗”一词的说法，如粗野庸俗、肮脏、讨厌、反感，它们本身的含义都是模糊不清的，也都需要作进一步的定义。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粗俗”作了一个限制意义的规定：粗俗应由地方社群根据自己的标准自行决定，但是即使如此，对于哪些书籍因“粗俗”而儿童不宜，一直到今天还是争论不休。

第二种定义法是“特指”，英语中称stipulation，这个字的拉丁文原义是“讨价还价”，也就是由说理者根据具体的议题范围、内容而特别规定一个词的意思，将它限定在某一个特定的使用范围内。引用权威人士的说法或论述也是一种特指定义的方法（称“报道式定义”，reportive definition）。虽然说理离不开特指定义，但还是有人认为，不应该随意运用特指定义，因为特指定义会使公共语言的词义变得不明确。还有论者指出，公共权力随意决定词义更是一种不民主的行为，“在我们的文明中保持词义的清晰和纯粹，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以此对权力者或者想篡夺权力者进行民主约束”。例如，“爱国主义”一旦作了特殊定义，就会变成爱国即爱党或者不爱党就是不爱国。“反粗俗”和“扫黄”一旦作了特指界定，就会变成对公民言论和媒体自由的不当限制。

在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问“蛋人”（Humpty Dumpty）是否可以使用同一个字词来指不同的东西。蛋人傲慢地说：“我使用一个字词的时候，我要它指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不多也不少。”2011年10月杨振宁在与《中国新闻周刊》的访谈中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他扮演的就是蛋人的角色，他和蛋人一样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在公共说理中，任何人都不应该随意对字词作特别定义，更不应该随心所欲地使用字词，以致是非不辨。

第三种定义是反面定义，或否定性定义，如“民主不是专制，不是独裁”。反面定义只能告知一个事物不是什么，但不能说明它是什么，因此，否定定义之后还必须要有正面的具体定义。否定定义的主要作用是排除，如“从植物学来说，马铃薯不是蔬菜”。曾经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校长的毕塞尔（Claude T. Bissell）在《大学是做什么的？》（“What the Colleges Are Doing？”）一文中这样定义“研究”：“‘研究’一词常常被用在很狭隘的意义上，但我不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例如，研究并不只是指发现特别的新事实，或者某种新的科学程序，尽管这些确实是研究。研究也不只是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我所说的学术，除了这一些，还指出版一部传记、一个诗集、做一次能让学生开动脑筋的讲座。”2011年8月，有人批评贺卫方，说他没有学术论文，不配当教授，毕赛尔的看法显然与此不同，而他的说理则是从如何理解“研究”和“学术”开始的，运用了否定性的定义，也提出了正面的主张。

第四种是举例定义，例如“水果”的定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可以吃的水分较多的植物果实的统称，如梨、桃、苹果等”，就是使用了举例。例如，定义“新教”：“欧洲16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因反对罗马教皇统治而分裂出来的基督教各教派的总称”，便可以再加上：例如德国的路德教派、英国的清教、苏格兰的长老会、法国的胡格诺教等。又例如，“道德滑坡”指的是什么，并不容易界定，但如果列举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则意思变得具体而清楚。

第五种是词源或历史定义法。有时候，词源或词义变化的历史可以帮助定义，我在定义“说理”、“说服”等词时就用了这个方法，这种定义法有时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指定义，限定一个字词在特定范围或语境中的意义。字词的意义最初往往比较单纯，比较复杂的意义大多是后来衍生的。例如“粗俗”（obscene）一字就是从希腊语来的，原义是“舞台外”（不让观众看见）。在希腊悲剧中，舞台上不表演暴力场面，暴力往往都是在舞台外发生的，如俄狄浦斯挖掉自己的双眼，安提戈涅的未婚夫自杀。暴力还经常是由一位“信使”来报告。不表演暴力是因为暴力令人厌恶（虽然实际上是发生的），因此避免从暴力得到娱乐是一种文明行为，反之便为粗俗，以这一标准来看，中国那些充满杀戮场面的电影、电视剧，包括所谓的经典之作（如《三国演义》）都是“粗俗”的。当然，今天粗俗主要是指性暴露的东西，而暴力则是相对被人们接受了的。“粗俗”一词的变化反映了历史中价值观的变化。字词的原义可以帮助人们丰富对词义的了解。

这五种以及其他的定义法，如描述、分析、比较，可以混合运用，形成较长、较全面的复式定义。除了知道可以如何定义，同时还要知道应该避免哪些常见的不当定义方式，如直接引述《现代汉语词典》或别的词典、循环定义（折腾就是不稳定，不稳定就是折腾；诗人就是写诗的人；红歌是革命歌曲，革命歌曲是红歌）。说理中还要避免“诗意定义”，例如，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son）的著名诗行——“希望是有羽毛的东西”（Hope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就不能用作说理的定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它的词义太宽泛，许多有羽毛的东西，如鸟类、头饰、鸡毛掸子并不是“希望”；另一方面，它的定义又太狭窄，因为作为一种情绪或情感，希望并不总是如飞起的羽毛那样轻快飘扬，希望还有别的表现形式，如集中营和劳改队里囚犯们顽强生存便是一种沉重的希望。

有些概念的定义往往不能只用一个句子或一个段落来定义，需要对定义进行更系统、深入的分析阐述。像幸福、贫困、和谐、暴力等就是这类概念。以“暴力”为例，可以用上述的五种定义法定义，但仍然可能没有说清暴力的本质，因此需要进一步运用“扩展型定义”（extended definition）。研究和平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Johan Galtung）把暴力定义为“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或是思想上实现他自身潜力的限制”。为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暴力”，他把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形式。直接性暴力的形式（杀戮、残害、肉体折磨等）和与直接暴力有关的压迫形式（监禁、管制、奴役），是造成社会政治性恐惧的最直接原因，也是最赤裸裸、最野蛮的形式。社会越现代化，直接暴力就越为结构性暴力所代替。结构性暴力是通过现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来起作用的，它并不需要直接针对暴力对象的肉体。加尔顿把结构性暴力总结为四种表现：剥削、渗透、分裂和排斥。他对这四种表现的分析和说明都是从压迫着眼的：剥削是一种使一方受惠的“劳动分工的不平等结构”;渗透是指“统治的一方通过控制被统治者或对被统治者的思想控制，来占据中心位置”;分裂是指“分裂和隔离被统治者，将之分而治之”;排斥则是将被统治者置于边缘地位。尊卑等级、贫富差别、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关系以及恶俗文学都是结构性暴力的主要形式。无论是直接暴力还是结构性暴力，都必须依靠文化暴力来获得合理性和道义辩护。文化暴力乃是指文化中那些能被用来为直接性的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加尔顿对暴力的分析形成了一个扩展型定义，这样的定义本身就已经显示为一种以理性的概念分类和逐层分析为标志的说理了。

类别概念与先入为主

在说理中，人们会有意无意地用“类别概念”去理解或解释他们观察到的现象，不同的类别概念会使他们对相同的事情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类别概念往往会与其他成见相互影响，一起发生作用。例如，“文革”中同样是打人（如个人之间的肢体冲突），“好人”打“坏人”是“革命行动”，“坏人”打“好人”就是“阶级报复”。“打人”的意思本来是以人为对象的暴力攻击行为，但由于受当时具体环境文化的影响，同样的攻击行为却成了两件不同的事情，这是通过好人、坏人的类别概念，以及“革命行动”和“阶级报复”这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成见发生作用的。人被分成了“好阶级”和“坏阶级”的类别，这样的类别概念不仅助长和加强了关于打人行为的偏见，而且成为确定具体个人其他行为性质和意义的有色眼镜。

2005年9月，美国海湾地区遭受飓风卡特里娜袭击后，有许多报道灾区生活的照片，其中有两张被一个叫Daily Kos（绿色网）的政治博客网站一左一右地一起贴出，左边一张是合众社摄影记者Dave Martin拍摄的，照片里是一个年轻的黑人正在涉过齐胸深的积水，他一手抱着一箱可乐饮料，一手拖着一个装满东西的黑色塑料袋。合众社为这张照片提供的解说词是“抢劫食品杂货店”。右边一张是摄影师Chris Graythen为美国Getty Images图片公司拍摄，并由法新社刊发行。照片里有两个白人青年正在涉水而行，也是齐胸深的积水，走在前面的是名女性，她拖着一箱可乐饮料，肩上还有一个背包，后面是名男子，也是背着一个大背包。照片的解说词是，“在当地食品杂货店找到了食物”。Daily Kos网站对这两张照片的评论是：“只要你是白人，你就不是抢劫。”（It’s not looting if you’re white）。对“黑人”和“白人”的分类使得人们对看到的景象有了偏见。“抢劫”并不只是一种对某类行为的客观描述，而是一个概念。人们用这个概念来理解或解释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并得出原已包含在这个概念里的结论（坏人趁火打劫），这个结论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我们对别人的成见往往要比对自己的成见看得清楚。在说理中，我们应该对概念可能带有成见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在运用概念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带有成见的概念，而这一点经常是媒体在报道事件时和读者在阅读与理解报道时所忽略的。

2013年12月2日在北京发生的外籍男子撞倒大妈事件引起了媒体和民众的关注，媒体先是报道大妈讹诈外籍男子，后来又报道说是外籍男子撞倒大妈后不但不认错，反而对她粗口谩骂。每次报道，网民的反应都是一边倒，“国族意识”鲜明，愤激的谴责远超过理性的分析。

先是有众多网民为大妈的“讹诈行为”感到羞耻，责骂大妈“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到外国去了”。继而更多网民表现了极度愤慨，他们认为，外籍男子不仅侮辱了那位大妈，还侮辱了所有的中国人，“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前后两种反应虽然看上去截然相反，但却同样隐含着“类别思维”（categorical thinking）的偏见——一个是“讹人大妈”，另一个是“辱华洋人”。著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指出，人类自然、正常的思维需要类别概念，“人的思维离不开类别的帮助……类别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预先判断的基础。有序的生活离不开它。”但是，类别思维也会造成先入为主和刻板印象，妨碍有效的理性思考。

先入为主（preconception）和刻板印象(stereotype)之间有联系，但又有所区别。先入为主经常是因为某种先例而形成的一种习惯性推断，以为以前曾经发生过的，现在也就一定会发生。“先例”是先入为主思维的条件。先入为主又称偏见（prejudice），也就是在还没有弄请情况之前就下定论（prejudgment）。

刻板印象是指对于某些特定类型人、事、物的一种概括的看法。这种看法来自同一类型的人中的某个个体给旁人的观感，可能有经验根据，也可能根本就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并没有经验的根据。先入为主的印象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刻板印象却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

由于媒体以前对多个“扶人被讹”事件的报道，许多人在头脑里形成一个定型了的“好人无好报”情节，它的定型反角便是“老太”或“大娘”。人们对老太、大娘原本未必有什么不好的先入之见，但对这个情节中的老太、大娘却有了负面的预先想法。如果说“讹人大妈”缘于先入之见，那么“辱华洋人”便是刻板印象，这是因为，洋人至今仍被不少国人视为对中国人怀有敌意的非我异类。

从一些人的行为推断同类人的行为，这种基于类别思维的论证很常见，有时候是不知不觉，有时候是明知故犯。类别思维的一个逻辑特征是：有些A是B，所以所有的A都是B。因此，有的大妈讹人，跌倒的大妈都会讹人。这样摆出来，不难见出推断的谬误。可是，如果不说“有些A是B”，只说“A是B”，那么谬误说法就会不那么明显。例如，跌倒的人会讹人，你见了别多管闲事。笼而统之地说“公知不是好东西”（臭公知），把“公知”当作一个带有偏见的类别概念来说事，也是这种谬误逻辑的一个表现。

用少数先例或刻板印象来推理，又叫“凭印象”，它不只是推导逻辑不周，而且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有倾向偏见。例如，因为有些不利于某人的言论不确实，所以，所有不利于他的言论都是谣言。但是，如果不实的是他自己的言论，针对的又是别人，那么他就根本不会把自己的不实言论当成谣言。

“凭印象”的以偏概全还能产生一种荒唐可笑的类别混淆。例如，所有的牛都是四足兽，所有的骡子都是四足兽，所以，所有的牛都是骡子。这个推理逻辑看起来很荒唐，但在网络上却随处可见。例如，美国人讲人权，一些中国人也讲人权，所以这些中国人是美国人的走狗（“美狗”）。

先入为主和刻板印象不仅会误导人的推断，而且会让人根本上不动脑筋，就“不加思索”地有结论或有所行动。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指出，先入为主的想法或刻板印象所起的都是简化信息的作用，让复杂多变的信息变得容易辨认、记忆、预测，把人简单归类的信息可以使人很迅速地对人或事有便捷的反应。我们所熟悉的“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严般冷酷无情”就是这样一种捷径思维。人被简单地分成“同志”和“敌人”，对待他们的方式也就被简单化和绝对化了。

“讹人大妈”和“辱华洋人”这样的类别思维是自然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正由于它是自然的，我们需要在思考过程中对它特别有所察觉和警觉，以免被它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的思考和判断引入说理和逻辑谬误的迷途。

准确概念与有效比较

在说理中，概念经常是“定义主张”（claim of definition）所讨论的对象和议题。就概念说理，或直接就一个事物“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进行说理，主要不是为了提供关于它的新知识，而是对它进行澄清。一个事物是什么，也就是它的准确概念是什么。讨论概念不是为了获得关于这个事物更多的知识，而是得到对它起限定作用的最本质的知识。例如，讨论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就不是为了获得关于“民主”的更多知识，而是为了得到关于一种虽被称为“民主”但其实需要特别概念的事物的专门知识。

准确概念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定义主张，其他种类的主张也都需要以明确的概念为说理基础。明确概念的问题经常出现在涉及比较的说理之中。比较可以是用一件熟悉的事情来廓清一件不熟悉的事情，因此形成关于后者的清晰概念。就其主张（stasis）的性质而言，“比较”还可以是一种以选择为目的的“提案说理”（proposal argument），也就是说，通过比较，决定孰优孰劣，然后取优汰劣，在两种可能的行动方案中二选其一。被比较的两个选择对象必须对等，选择才会有效，而选择对象是否对等，衡量的主要标准便是它们在概念上是否对等。概念模糊会阻碍有效选择。在比较中概念含混不清，有的是因为缺乏思考训练，逻辑混乱、用词不当，有的则是出于某种动机而故意混淆议题、转移话题、偷换论题。

2013年12月有媒体刊登一篇题为《中国选拔制胜于西方选举领导人模式》（以下简称《模式》）的文章，顾名思义是将两种“制度”放在一起比较。但从“非同类不成比”（非同类也就是概念不对等）的说理原则来看，这两者的比较并不恰当。要比的话，也是选拔制与选举制的比较，但这二者前面分别加上了“中国”和“西方”的限定词，只会模糊比较的实质对象。这首先是因为，实行选拔制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别的国家（如朝鲜），而实行选举制的国家也不只是西方国家（如曼德拉当过总统的南非）。而且，西方国家也并不全然是选举制，而是选举与选拔相结合的（例如，美国的大法官就是由总统提名、国会认可的）。再者，西方国家之间的选举方式和频繁程度也有很大差异，中国的选拔制到底是与哪个西方国家的选举制相比呢？

那么，如果只是比较中国的选拔制和某一个西方国家（如美国）的选举制，把比较只是限定在两个具体的国家之间，这样的比较是否就会合理一些呢？这当然要比泛泛而谈“西方”好一些，但仍然不是有效的比较，问题就出在比较所运用的概念上。

有效的比较需要在两个概念对等的比较项之间进行。“选拔”和“选举”都可以指挑选和举拔（给予或提升公共职位），如果说这两个概念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由谁来挑选和举拔。“选举”是指由公民用选票来挑选，也就是“票选”，而选拔则是指“非票选”，如由上级或组织来任命、安插、提拔等等。所以《模式》比较的实际上是“非票选”与“票选”。

其实，票选和非票选都是选拔，选拔的概念包含了“公民投票选举”（人们通常简称“选举”）的概念，选举是一种以公民投票方式来进行的选拔，这就像是说苹果是一种水果。但是，由于人们已经习惯用选举来特指票选，所以不能说任命、安插或提拔也是一种选举，就像不能说水果是苹果。在实际使用中的选拔（selection）是一个较普遍的概念，而选举（election）则是一个较专门的概念，二者并不对等。所以，在比较的时候，比较选拔和选举的准确性是不如比较非票选和票选的。前面说到，西方国家结合了选举与选拔，更准确的表述是，它们的选拔制度既有票选的部分，也有非票选的部分。

说理中使用的概念应该有明确的内容，概念内容（内涵）包括组成该概念的事物的特性和关系。比如“饲养技术”的内容包括所有关于这个技术的特性。但在定义这个概念时人们挑选出这些特性中最关键的，比如：“饲养技术是繁殖、喂养、圈养和使用农业用动物及以此提取有价值的产品的技术”。同样，作为一种选拔制度，“票选”的内涵是每个有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参与挑选他认为合适的领导人，而“安插”、“提拔”或“任命”则无需如此。有无公民选票这个最关键的特征也就成为比较双方的根本区别。

用来指非票选推选的概念“安插”“提拔”或“任命”有不同的联想意义，其中，安插是一个负面的或有贬义的概念，人们对于非票选的选拔抱不信任的态度，往往就是因为相信，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制约，这种选拔难免会沦变为任人唯亲的安插。在英语里，安插（cronyism）就是“任人唯亲”的意思，这个字的希腊语chronios (χρνιοｓ)指的是“长期”，被安插的往往也是因为长期熟悉而信得过的朋友、熟人、家人及后代、门生或家奴。也有语言学家认为，安插这个字与爱尔兰语的Comh-Roghna（close pals，称兄道弟）有关。任人唯亲是任人唯贤的对立面，二者都是“提拔”或“任命”，但提拔的标准和目的并不相同。

任人唯贤的选拔制曾经是古典共和的理念，它认为应该由最有德性、最优秀的人来担任城邦的精英领导者，为人们设计和规范好的生活。那时的精英是由其他精英认可和挑选出来的，因此，古典共和只能是贵族寡头的政体，从理论上说，它的领导者都是以共同体利益为首要考量的优秀人士。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绘的，他们只拥有很少私人财产，在选拔下属或后继者时，对具有相似才能者也能一视同仁，毫无私心地从公正的考试和竞争中选出最佳人选，一步一步地将他们培养成政治栋梁。但是，这样的政治理想从来没有真的实现过。因此，现代民主共和摒弃了这种理念，而是认为，与其撞大运似地期待选拔出现奇迹，还不如依靠切实可行的民选制度来挑选虽不算英明但也还不坏的领导者。

为了定义或说明一个概念，经常需要将它与另一个（或一些）相似但又不同的概念做比较，这两个概念分别是指两个不同的事物，概念的比较也就是把这两个事物放在一起，更清楚地弄明白它们各自的特点。例如，选举有不同的形式，现代代议民主的“票选”，既不同于其他现代制度中的“提拔”“安排”“任命”，也不同于古代民主制所用的“抽签”式选举（sortition）。在雅典城邦里，挑选决策者（领导人）或者任命官员主要就是采取这样的办法，一直到今天，在以普通法为基础的司法制度中，挑选陪审员也还是运用这个办法。

有的时候，运用特殊概念的说理看上去是比较，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比较。例如，任命或提拔官员的时候，除了有“任人唯亲”（cronyism）和“任人唯贤”（meritocracy）的区别（它们可以形成对应的比较），还有“选择”(selection)和“逆向选择”(negative selection)的区分。逆向选择是一种特殊的选择，将它与一般选择相对照，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比较，而是一个前面说过的“定义主张”说理结构。它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设立标准（应该选出基于某种共识的优秀人才），第二个部分是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以个人意志、利益主导的选择，认识到它消极“逆向”的性质。

这样的对照是为了看出这种选择的特殊性，而不是真的在两个对等事物之间进行比较。将“逆向选择”与某种标准的选择对照，不仅可以看到它作为一种选拔制度的特征，还可以看到它与特定政治制度的关系。例如，美国总统挑选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但必须经过国会批准才能生效。这种顾及共识的选择是与民主制度相一致的。相反，个人说了算的选择往往发生在专制制度里，它也往往会成为“逆向选择”。逆向选择发生在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中，上级为了维护其绝对权威和权力，不仅要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还要挑选不会对自己有取代威胁的人，因此一定不会选择比自己强的人来当下属，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武大郎开店”。这样的选择者也会说自己是“任人唯贤”，但这个“贤”的标准是他自己定的，与民主制度中基于群体共识的贤是不同的。在逆向选择的制度里，有什么样的上司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属，下属对再下属的挑选也是一样的逆向选择。因此，这样的挑选体制便会产生一代不如一代的领导人。在特别强势的领导人死去时，接替他的就一定是在权威和能力上远不如他的继承者。“文革”结束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时那些被迅速“提拔”起来的国家领导人（如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等等），就其治国才能而言，实在无法证明中国选拔制胜于西方选举领导人的模式。

说理中是否有真正有效的比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概念是否准确，在进行比较前应该仔细检查比较所涉及的概念之间在逻辑上是否有对等的关系。在说理教学中，确定这种关系一般是用简便的“亚里士多德定义”(Aristotelian definition)来进行的。词典里的定义往往就是亚里士多德定义，学生们翻开词典就能看到很多例子，是一种相对容易学习的定义法。这种定义法是将一个概念放置到一个上一层较大的概念范畴中，然后指出它与同一概念范畴中其他概念不同的特点。例如，正方形是四边形，它的四个边长都相等的，四个角都为90度。四边形是正方形的上一层较大的概念范畴，在这个范畴中还有长方形、梯形、不规则四边形。正方形的特征是在与它们的对等概念比较中产生的。前面例子中的“票选”和“提拔”（或安插、任命）也都是用这个办法来确定为是“选拔”范畴的下一层概念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定义法对概念的检查是有效的，对于一般学生来说，也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第五讲

说理的信誉与形象

亚里士多德把“信誉”（ethos）列为说理三要素之一——另外的两个要素是“逻辑”和“情绪”。他说：“在不可能确定事实真相或者意见相当分歧时……我们更相信，也更容易相信好人（一方的说法）。”换句话说，越是在需要说服别人的紧要关头，就越能感觉到信誉和形象的重要。谁名声好，形象佳，谁就能够比较成功地说理，取得说服他人的效果。亚里士多德的同时代人，希腊修辞家伊索格拉底（Isocrates）也曾强调一个人的名声和影响力的关系，他说：“谁想要说服别人，谁就不能忽视自己的品格……他要努力为自己在其他公民当中建立好的名声。名声优秀者比名声蒙羞者说话更有说服力。一个人一生的行为比他一时的言论更有说服力”。伊索格拉底甚至认为，就话语的影响力而论，谁说话比说什么话更重要。

说理的信誉

信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行”（expertise），另一个是“可信”（trustworthiness）。阿部谨也在《在中世纪星空下》中说，中世纪的人为了建立信誉制度，就已经有了市民社会的道德监督机制。那时候的商品是有品质保证的，不允许造假、卖假，而实行管理的不是官员或城管，而是同业组织。乌尔姆的斜纹棉布、斯特拉斯堡或是纽伦堡的金饰匠、奥格斯堡的武器制造、科隆的丝织业等同业组织都设有专门的监视员。他们在市场上巡视，监督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如果发现不合格，立即没收商品，“格莱夫斯瓦德的桶匠，如果制造了不符规格的桶，要立即将桶放在高台上烧掉……所收的罚金，一半缴纳市场，另一半缴纳同业组织的金库”。在这样的制度中，所有的商品都是呱呱叫的名牌，这就是“在行”，有专业水准。与此同时，不符合标准的伪劣品都必须禁止，这就是“可信”，有信誉。在行和可信是缺一不可的。

在说理中，可信和在行都有客观和主观的成分，可信的主观成分大一些，但也包括客观成分，如说话者的“口碑”和“名声”。在行是指说话者的知识和说话内容的可靠性，一个人对问题越内行，越有了解，说话也就越有可信度。在行的客观成分大一些，往往是由同行或内行评定出来的，当然也有主观的成分，例如，人文知识的深浅、高下就没有绝对的标准，对它的优劣判断不可避免有主观因素。

对于信誉来说，最重要的是诚实，这种诚实又被称为正直或正派 （integrity），它的反面就是虚伪和伪善。Integrity拉丁词源的意义是“完整”，在说理中，完整不是指把不能说圆的话说圆，说得四平八稳、滴水不漏；完整指的是一种内在的诚实和准确，与说理者的正直品格相一致。这种完整可以来自说理者所一贯坚持的价值观和原则，也可以来自他所拥有的真诚信仰。

说理的完整或正派往往也体现在具体的说理方式之中。理智、客观、逻辑、言之有据的说理，有助于在读者中形成说理者正派和正直的形象，而这样的形象则使读者觉得他可以信赖，是一个可靠的、可以打交道、值得倾听其意见的人。对于许多读者来说，他们事实上不可能一一了解说理者提供的依据的实质意义，更不要说对它进行准确的评估了，因此，说理者是否值得信任，就成为他是否能够成功说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人在说理的过程中其实是在不断地形成他的可信度，说理对于说理者来说是一个可能使他变得更可信，也可能使他变得不可信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他撒谎、自相矛盾、滥用逻辑、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就会犯错误。如果他要把可笑的、滑稽的说成是严肃而高尚的，那么情况就会更糟。例如，为了突出和证明唱红歌深入人心，据称，2011年6月20日下午，江苏淮安市淮阴区在淮州礼堂隆重举行宗教界庆祝建党90周年“同心同行”红歌大赛。来自全区宗教界的13支演出队伍共表演了29个节目，社会各界群众800余人观看了演出。又据称，“七一”建党日纪念之际，连向来“生活在神的国度”的僧侣、修士等也受到“感召”，在中国多地组织高唱红歌，向党献礼。有网友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宗教本与无神论者对立相向，此番活动是“不能用‘红歌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来解释”的。宗教界人士本来是有自己宗教信仰的人，现在高歌无神论的红歌，思维正常的人都会觉得滑稽和荒唐，不像是在赞扬，反倒像是在挖苦。如果连这样的见识和判断力都没有，还怎么能令人信服？这样的“红歌”宣传违背了理智、客观、逻辑，又如何能成为有效的说理？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说，说理要令人信服，需要具备三种品质：见识、美德和好意，“任何一个显然具有这三种品质的人，必然能使听众信服”。相反，说理者所说的话，所提的建议，所赞扬的事情，所推行的理念，之所以不能具备说服力，往往是因为这三者中缺了一二。如果说美德和好意也许不容易从话语里听出来的话，那么见识的长短却是大多数人一下子就能明白的。用尼姑、和尚、僧侣、修士来宣传红歌，是显而易见的见识短浅。有的听众甚至会将此视为一个拙劣的玩笑，是对他们智力的嘲弄和蔑视，他们会认为说话者根本就是不怀好意。更有人会对这种显然无法取信于人的宣传的真实动机有所怀疑，凡此种种，它还怎么会有说服力呢？

可信度需要展现善意

展示善意对于提升说理者的说服力非常重要，因为善意能增进说理者的可信度。当今中国互联网上充满了敌意，使得正常的说理变得根本没有可能。敌对战线是以互相谩骂的常用词来划分的，这是他们射向对方的“枪炮子弹”，一方用的是“西奴”、“汉奸”、“美狗”，另一方用的是“五毛”、“脑残”、“文革余孽”。这两条战线之间只有交火，没有说理对话。粗暴、仇恨、武断和不宽容已经成为缺乏善意的战斗型互联网话语特征。

把互联网想象成战场的，并不只是那些相互仇视的敌对网民，而且还有某些担负着管理网络重任的人士。他们以随时预备清剿、出击的姿态注视着网络的一举一动。人民网于2011年12月1日发表文章《对网络造谣传谣者就应当“迎头痛击”》，文章称，网络谣言已成为某些外国势力攻击中国政治的“新式武器”，他们借助网络散播谣言借以丑化官员的形象、攻击领导、污蔑中国的执政阶层、指责他们缺乏民主意识和悲悯之心。文章建议，要从制度上、法律上、应对机制上不断健全完善，对那些利用网络造谣传谣者予以迎头痛击、严惩不贷。同一天，另一篇文章《用“真实之剑”铲除“网络罂粟花”》，呼吁网民勇于举起手中的利剑，将流言歼灭。

在侮辱、暴力和威胁的语言中，网络被染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敌情、战争和清剿色彩，网络是社会的神经，当神经显示歇斯底里征兆的时候，需要的是舒缓而不是刺激。只有说理才能起到这样的舒缓作用，因为说理让人变得理性、温和。

愤怒和仇视是相互激励的，在充斥着愤怒和仇视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公共说理的。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把“变温和”看成是说理的一个基本要素，而要变温和，就必须不轻慢。他说：“变温和的定义可以这样下：息怒或平怒。既然人们对轻慢他们的人发怒，而轻慢又是有意的行动，那么，很明显，人们对不轻慢他们的人或者无意轻慢他们的人抱温和态度……人们对待人如待己的人抱温和态度，因为没有人会轻慢自己。”

网上的许多“愤民”和“怨民”，那些被指责是“散播谣言”和被辱骂为“网络罂粟花”的，他们都是我们的国民。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就被辱骂为像罂粟花一样的“毒蘑菇”。当时，有一本插图读物《毒蘑菇》（1938），教育儿童如何从各种相貌、行为特征去“识别犹太坏人”，它把犹太人比作看似自然、其实有毒的蘑菇。“罂粟花”运用的是同样的仇恨和非人化想象，这样看待国民同胞，能叫他们不觉得被侮辱、被轻慢吗？

不轻慢他人，尊重他人，而不是威胁或恐吓他人，这是让他们变得温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你不能只要求别人变温和，而自己不变温和。你要求他人别折腾你，你也应该别去折腾他人。对那些只能讨好你、顺从你、畏惧你的人表示温和，是很容易的，但并无意义。亚里士多德说，“人们对表示谦卑而不反驳的人抱温和态度，因为他们似乎承认他们比我们低下；比我们低下的人有所畏惧，有所畏惧的人不会轻慢人……人们对向他们告饶、请求息怒的人抱温和态度，因为他们比较谦卑”。

告饶、讨好、顺从的人是不需要互联网的，在网上两条战线上怒目以对的双方，那些众多的呐喊助阵的网友们，至少都不是告饶、讨好、顺从的人们。他们双方都该受到尊重，并尊重对方。如果他们不相互尊重，彼此也不说理，他们的言论没有办法变成他们共同的力量。

说理并不表示一个人懦弱或放弃自己的想法，说理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要把对方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说理是释放一种理解、尊重、不轻慢对方的善意，让彼此变得温和而有理性。说理可以使双方走到一起，搁置在具体问题上的争议，共同营造一个平和而有教养的公民言论空间。有了这样理性公民言论的中间地带，人们才不至于自我囚禁在一种要么恶言相向要么哑口无言的两难境地之中。

丧失信誉的权威

说理者如果是某个方面的专家、学者，或者代表某个权威机构、组织，这会有助于他的可信度，但这种可信度并不是想当然的。当专家、学者、权威、政府组织和机构的整体可信度严重下降时，作为个体的专家、学者、官员的可信度也会更被怀疑。例如，2011年11月4日《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指责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北京空气污染状况数据是在新闻炒作，理由是中美公布的污染指数有差异，中方监测更大的颗粒物，而美方则把重点放在对人体更危险的微粒上，提供的是PM2.5（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数据。估计很少有读者懂得这个数据的科学意义，可结果发现“北京市民更倾向于相信美国大使馆的数据”。有网民在这个新闻下留言道：中国数据以是否死人为标准，美国数据则以是否对人体健康有害为标准。像这样的网民显然没有被那位副局长说服。

说理所需要的可信度同时具有个人的和集体的因素。在一个诚信普遍出现危机的社会里，说理整体环境受到损害，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乘虚而入，说理也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本该有说服力的说理也变得没有说服力了。例如，2011年8月5日，“外国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标本采集行政许可申请”通过专家评审。关于此事的公共说明其实相当详细，对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的狩猎也提供了相当具体的知识信息，而且还说明，“实际上，此类狩猎不仅向外国人开放，也向中国人开放，但截至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提出相关申请”。可是这些信息和说明却偏偏无法取信于公众。这并不奇怪，因为任何一种公共说明都是一种担保，需要担保者素有诚信。在公众不能相信担保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似乎只能是随意猜度和牢骚议论。从网上的评论来看，网友既不相信管理部门，也不相信专家。有网友说“对中国官员无语”，这算是很客气的。还有的网友说，“中国的砖家也很富裕，搭几个给他们”，意思是说，美国人打猎时可以顺便打死几个专家，一起带走。这类的不信任和嘲笑在今天的网络上随处可见。

权威者们提出说法（这应该是一种说理）如果前后不一，那就很可能损害他们的可信性，例如，2011年11月11日，气象局和社科院联合发布了2011年《气候变化绿皮书》。书中指出，三峡工程并未导致气候变化，对气候影响范围不超过20公里，长江中下游的旱灾与中国大尺度的旱涝转换规律和降水演变特征有关。网易这条消息下，不到一天跟帖近5万人，无一人表示相信。有网友留言道：“未建成时言之凿凿说不会有影响，现在说20公里。过几年估计就说200公里了，再过十几年又改口上千公里了吧。砖家误国。”还有网友写道：“三峡库区总面积1084平方公里，砖家的这个气候影响不超过20公里的结论是怎么来的？求解……”

说法前后不一，有时候是难免的，问题是，在发生这种情况时，需要向公众提供必要的诚实说明和解释，如果公众接受说明和解释，认为它合理，那就不仅不会怀疑，而且还会更加信任说话者，诚恳而诚实的说明是提高可信任度的不二之途。对于任何一种权威来说，丧失信誉的后果是严重的，民众不再相信一种权威，不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曾经总结过这个教训，人们称之为“塔西佗陷阱”，那就是“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诚实和诚信是信誉与形象之本

说错话或做错事以后的认错和纠正方式，对于犯错者是否能够恢复公众的可信任度，是否能够成功地修复形象，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经常被用来修复可信度和改良形象的不当手法往往会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原因是这些不当手段既不诚恳也不诚实。最常见的是抵赖、推诿和避重就轻。

抵赖就是对过错不认账。有两种常用的抵赖法，一种是一口咬定“我没做”，另一种是以攻为守，反诬批评人为“恶意攻击”，这样不仅保护了自己，而且还打击了对手。

推诿是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不认账手段，其中有四种尤为常见。第一种是声称“出于无奈”，例如，城管动用暴力虽不好，但那是为了对付暴民。第二种是“我当时不了解情况”，出了错事，最高负责人一般总能以此法推卸责任。实在脱不了干系，顶多也不过是一时受坏人蒙蔽。第三种是“我原先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许多错误都可以用“执行时出了偏差”的解释来顺利化解。第四种是“我的动机是好的”，它可以把坏事转变为出于好心但可惜没有办成的好事。

避重就轻就是大事化小。常用的手法有，第一，“托垫法”，把犯错转变为自我宣传的机会。你说我犯错误，我说这是百密一疏，一疏变成了百密的铺垫。第二种是“缩小法”，问题没有你想得那么严重，你是以偏概全、存心不良。第三种是“区分法”，它强调错误的特殊性，不能与其他类似错误相提并论。第四种是“超脱法”，它强调大局的需要和历史的眼光，譬如，你批评腐败，他说应当向前看，腐败只是前进道路上的暂时现象。第五种是“反击法”，你说我有人权问题，我就说你想充当世界人权警察，说你自己的人权问题比我还多。第六种是“补偿法”，我以前打你成右派，弄得你家破人亡，现在给你平反，落实政策，再补发一点工资，你看我多么宽大为怀，你岂能再说我有什么错误?

抵赖、推诿和避重就轻虽然可能奏一时之效，但时间一长，造成信誉丧失的后果会非常严重，以致难以弥补。当今中国严重的诚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信誉丧失的累积后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多本该具有信誉权威的职业、专业、政府部门都成为民众怀疑和嘲笑的对象。这些职业、专业、政府部门的信誉丧失使得公共说理在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公共说理中，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信誉”，它的一个主要支撑便是“权威”。人们在说理时常常引述专家、学者的观点或研究成果，这叫做“话声融合”（voice merging），也就是，说理者直接或间接引述权威意见和公认的价值，将之融合到自己的“话声”之中，用以提高自己的说理可信度，并把说理引向可能达到的共识。一旦这种话声融合机制受到严重损害，人们对任何话声的合理性根据都会变得无所适从，这就会使得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的说理变得非常困难。

人们要求诚信，关系到的当然不只是市场上的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市政工程的偷工减料，物品生产的以次充好，文凭资格的以假乱真，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以及官场上的贪污腐败。诚信所指的还应当包括社会公共生活中必须维护和保持的真实，以及基于真实的各种可靠权威。公共生活的真实和私人品德的真诚或诚实不是一回事。公共生活中的真实标准其实并不高，不过是不行虚假而已。但是这种要求不高的公众诚信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关键在于健全的公众生活制度。谁说假话，谁便违反了公共生活不行虚假的行为规范，谁就必须为此承担责任甚至罪责。上至国家政要，下至庶民百姓，谁说假话，行之有效的公众制度和法规都能叫他为此付出代价。一个社会制度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民主法治的性质，而民主法治则是公共说理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

第六讲

说理的情绪与措辞

亚里士多德把“情绪”列为说理三要素之一——另外的两个要素是逻辑和信誉。情绪是说理在听众那里产生和激发出来的情感效果，是存留在听众那里的说理因素。亚里士多德论及情绪，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曾经批评修辞学教师只教人如何打动陪审员的情感，“我们应该根据事实进行论战，除了证明事实如此而外，其余的活动都是多余的”。另一方面，他在《修辞学》第二卷前十一章中分析了多种情感，如愤怒、怜悯、友爱、恐惧。对这些感情因素的分析特别有助于我们了解各种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经常如何在情绪的层次上影响和控制我们。

委婉语和情感用词

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中说，一个社会文明的衰败表现在“它的语言在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他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作家的不良影响。但是，结果也可能成为原因，它强化了最初的原因，导致了相同结果的强化，如此恶性循环，不知伊于胡底。”思想的不真实与语言的不准确互为因果，但这个过程是可逆转的，逆转这样的过程，是我们学习理性公共说理的主要目的之一。

对于说理来说，准确、明白、诚实，不遮遮掩掩，不故意含糊，这样的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前面谈到，主要概念的明确定义、清晰的逻辑、诚恳的用意、良好的信誉，这些都有助于成熟、理性的公共说理。与这些说理因素同样重要的是说理所需要的那种诚实、透明的语言。只有这样的语言才对事物有澄清的作用。

当语言被用来遮掩而不是澄清事物真相时，它就成了一种欺骗。这种欺骗经常是不太容易识别的，因为用于遮掩真相的都是美好、客观、深刻的“好词”，如“待业”青年、“上山下乡干革命”，其实就是城市失业青年，“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就是大饥荒。有学者说，“文革”中的忠字舞就相当于后来青年人跳的迪斯科，毛泽东说的“文革”每五至七年搞一次，就是定期民主选举。作品被审查枪毙，叫作“调整”，言论被禁止，叫作“管理”。像这样的语言就是奥威尔所说的“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了。

语言本来就带有各种感情色彩，不可能找到完全客观、中立的说理语言。说理者应该尽量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尽量避免为专门目的而挑选感情色彩特别明显、浓厚的字词。例如，如果别人提出了与你不同的看法，你在提及的时候，就应该避免“这种心怀叵测的恶意攻击”之类的说法。即使一些看起来是客观中立的字词，也会对读者有潜在的影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教授马拉姆斯（Neil Malamuth）曾经提供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对同一个男子人群问了两次问题，第一次问的是，如果你强迫一个女子与你发生性行为，而无须负有任何责任的话，你会这么做吗？有一半人说会这么做。第二次问的是，如果你强奸一个女子而无须负有任何责任的话，你会这么做吗？只有15%的人说会这么做。其实莫拉姆斯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用不同的词在说同一件事而已，在第二个问题里他用了“强奸”这个坏的字眼。

相反，用好的字词可以让人更方便地去做坏事。“文革”中许多红卫兵都参加过暴力行动，当时被称为“革命行动”，他们也被叫作“革命小将”，他们中有的至今还觉得“青春无悔”。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用这样的革命语言去蛊惑煽动，而是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去残杀或杀害一个无辜的人，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有多少人会那么去做呢？

在陈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选择的字词往往已经包含了对它的态度，当有人被拆迁逼得走投无路、拒绝服从的时候，我们可以称之为“奋起抵抗”，也可以称之为“违法抗拒”，甚至可以称之为“暴力行为”。我们的用词不是中立的，用词也就是我们对事件的态度。

有一位著名的教授这样陈述中西文化之间的交往：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话语间的“抗衡”只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是“潜历史经验将自身展示为对主流话语的对抗，在世界范围内为霸权所分割的空间和时间中重新自我定位，并在主流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要么就是“以取悦的‘人妖’方式作为他人观赏的文化景观，甚至不惜挖掘祖坟，张扬国丑，编造风情去附和‘东方主义’的神话，以此映衬和反证‘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意识观念”。这席话中的许多字词，如“挖掘祖坟”、“张扬国丑”、“编造风情”都有诱导偏见、对抗、敌意的感情色彩。如果只是作者在表达自己的个人感情，当然是他的自由，但如果作为一种公共说理，那就未必是理性的语言了。

“文革”时期的公共说理中充满了感情色彩浓烈的词汇，许多“坏词”构成了极具摧残性的语言暴力。这些坏词有的将人妖魔化，把活生生的人说成为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一等，而施虐者没有负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几只苍蝇嗡嗡叫”、“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引蛇出洞”、“关牛棚”、“小爬虫”、“害人虫”、“走狗”、“洋奴”等等。有的则是用语言把人划分成“我们”和“敌人”，用不讲理的你死我活来代替必须讲理的相互容忍。这样的语言以战场逻辑来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规则。例如，利用“打倒”、“消灭”、“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等诋毁、攻击的语言，来挑动仇恨和暴力。这些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词汇，数十年如一日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人们的下意识之中，一有机会或需要就会重新被启用。

抽象与陈套

极具敌意、仇恨和伤害性的暴力语言仍然充斥在网络上，这种语言有的带有明显的施虐意识，使用者不仅是普通网民，还有大学教授。在当前的网络语言中有许多的“骂”，背后有不同的个人或社会原因，有的是因为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和腐败感到不满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骂成为他们疏通恶劣情绪的管道；有的是从骂得到一种自由和解放的感觉；有的是因为觉得骂很“爽”，很“酷”；有的是因为骂已经成了习惯。网骂中还有一些是很不堪的詈辞秽语，纯粹是有目的的侮辱和伤害。期待一个没有骂的和谐世界是不现实的，但是，守住骂的文明尺度，不让骂变成破口大骂，却是完全办得到的。

骂和谩骂是对“吵架”很有用的语言，但不是说理的语言。吵架的目的是在最大程度上造成语言伤害，这与打架的目的是造成身体伤害是一样的。谩骂者往往是对语言的伤害性有深入了解的人。与心理学研究伤害一样，对语言伤害的知识掌握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处。心理学的知识既可以用于避免，也可以用于加剧伤害（如设计出各种特别能折磨人的酷刑）。同样，知道什么语言最有杀伤力，既可以用来避免，也可以用来加强语言伤害。“谩骂”与滥施酷刑一样，是一种有目的的、具有虐待倾向的暴力和伤害。

说理的目的与骂截然相反，说理不仅不以伤害为目的，而且还要尽量避免可能的伤害，这是说理的教养，也是说理的伦理。公共说理的伦理与民主的伦理应该是一致的，例如，说理把每个读者都当作平等的个体来对待，因此会尊重这个个体，而不是把他只是当作抽象的“群众”的一员。说理文字之中的许多抽象的说法，如“广大人民”、“人民群众”、“中国人民”、“阶级敌人”等，起到的是挟舆论而自重的作用。这样的抽象说法都不把群体成员当作活生生的、各有性格和欲望的个体。奥威尔指出，用抽象的人群概念思考会使人漠视个体人的遭遇。

哈佛大学法律教授费希尔（Roger Fisher）指出，个人的命运总是在抽象的“人民”中受到忽视。他认为，人们对核战争充满忧虑，原因之一便是决策者（总统）与核灾难受害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战争决策者和他的幕僚们呆在安全、整洁的办公室里，他在下达核战命令时想到的是抽象的“敌人”，而不是千千万万具体的受害者个体。费希尔教授建议，把发射核弹的密码放在一个小胶囊中，然后将胶囊植入一个活人体内靠近心脏的地方，让这个人手拿一把屠夫的大刀，寸步不离地跟在总统的左右，“如果总统要想发射核弹，他就必须先用刀杀掉他眼前这个活人”。费希尔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对千千万万其他个体活人的命运就会有所三思。

笼统的抽象名词只是多种令人不思考、想当然接受的语言中的一种，在说理中还常常会出现其他的套话、八股和陈词滥调。标语、口号、官话、套话，包括数字表述（三忠于、四无限等等）都是很常见的。正像顺口溜挖苦的那样，“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节日没有不祥和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

老一套的社论腔比喻在“文革”中被成千上万次地使用，如“泰山顶上一青松”，“红梅傲风雪”，“是可忍孰不可忍”。社会学家郑也夫很讨厌“革命”这个套话，因为这个词曾是使人不动脑筋或根本动不了脑筋的“咒语”：“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不满现状，就是革现状的命。不革命是什么，就是拒绝变革现状。反革命是什么？就是反对变革现状。到了1968、1969年的时候，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革命，体现在宣传中就是：现在的形势很好；认同现状、不想变革现状的是革命者；说现在的形势不好，要变革现状，就是反革命。那个时候官方告诉你的‘革命’和‘革命’这个字眼的本意已经完全背离了。”

公共语言中的套话、官话、空话和陈词滥调是一种“群众语言”（mass language），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称之为“罐头思维”。商业的和政治的宣传就是利用这样的语言来操纵和控制群众的。在复杂而多有变化的事情面前，人们在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斯泰宾说：“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可是，我们不应当让怠惰的思维习惯堵塞我们的心灵，不应该依靠一些口头禅来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罐头思维表现为“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口号）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自行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自行思考的能力。

政治妖魔化的“戈德温法则”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用坏的字眼将对手妖魔化，有的会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运用非人化、低等动物或妖魔鬼怪的比喻，但有的则与一个特定环境中被公认为特别邪恶、丑陋、肮脏、危险的事物或观念有关。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被视为光荣、美好的事物，在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则可能成为妖魔化的说法，这在政治妖魔化中尤其常见。2012年4月10日，美国共和党议员韦斯特（Allen West）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市政会议上说，美国国会中有78到81人是共产党成员，引起哗然。2011年他就曾在电视上攻击奥巴马是一个“低层次的社会主义煽动者”，惯用“马克思主义的蛊惑言辞”，表现出“第三世界独裁者的傲慢”。韦斯特所使用的就是政治妖魔化的手段。

在美国，对自由派人士最极端的指责便是称他为“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者”。韦斯特的指责本不是公共辩论，因为他并没有提出那几十个国会议员是“共产党”或奥巴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证据。因此，美国记者诺曼（Bob Norman）批评韦斯特，说他是在用吓唬小孩的“怪物玩具”（bogeyman），玩恐吓公众的把戏。诺曼说，尽管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来把韦斯特称为一个“法西斯”，但如此一来，就会也犯下类似的政治妖魔化错误，这会与韦斯特使用“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怪物玩具没有什么两样。

诺曼在使用“法西斯”一词时表现得特别小心，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在美国，对互联网和公开政治对立有所了解的公众，许多都知道“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这个法则是由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Mike Godwin）在1990年提出的，先是用于网上的在线辩论，现在也用于一般的政治辩论，指的是，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

在美国的政治对立中，“戈德温法则”似乎并不只是朝一个方向延展，并不一定趋向“纳粹类比”（或法西斯），而是也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延展，最终趋向“共产党类比”（或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趋向看似相反，其实都是极端性质的类比。

戈德温所说的“纳粹类比”是一个在公共话语或文化意义中起作用的语义“基因”（meme），“一个基因也就是一种想法，它在人的头脑中所起的作用，与基因或病毒在人体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一个有传染性的想法（可称其为‘病毒基因’）可能在头脑与头脑之间传染，就像病毒在身体之间传染一样”。而且，“一旦某个语义基因传染开来，它还可能成为形成一整套想法的核心”。

戈德温把“纳粹类比”基因当作一个与公共话语健康有关的问题提出来，其关键不在于辩论时是否可以提到纳粹、法西斯或希特勒。在涉及人类屠杀、暴力残害、集体洗脑的统治问题时必须使用这类字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随便把这类字词作为政治标签，用来抹黑对方，简单粗暴地给对方定性，那就不仅会把纳粹罪行琐屑化，而且还会使辩论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因此，这样的语义基因是有害的，戈德温对此提出的问题是，“当有害、不实的基因弥散时，我们该不该努力用反基因将之驱逐呢？我们是不是有责任保护我们的信息环境和社会环境呢？”

胡泳在《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一文中指出，中国式辩论中有一种类似于“纳粹法则”的“文革法则”，例如，方舟子和韩寒之战（包括他们的“粉丝”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双方都以“文革余孽”的标签相互指责。运用这一标签的还包括知名的学者和教授。不仅是方韩之战，“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中国式辩论的“文革法则”现象固然存在，但与“纳粹法则”毕竟不同。在美国，对于纳粹和希特勒的反感，用“人神共愤”这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夸张。“纳粹类比”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成为一种被滥用并污染信息环境的语义基因，是因为纳粹被揭露得太彻底了，以致成为一些人不动脑筋就随意使用的现成字眼和空洞符号。

然而，人们今天对于“文革”还远没有形成像对纳粹极权或希特勒那样的共识。公然赞美或怀念“文革”的还大有人在。由于现实中还存在着关于“文革”正确、必要或管用的神话，在公共辩论中，如果能够经常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来作论理证据，提一提“文革”，提醒一下“文革”是一个多么极端疯狂的时代，发生过哪些极端疯狂的事情，未必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反倒是另外一些有害的语义基因更值得我们关注，红与黑的对立便是其一。一切与“红”有关的，自动成为好事，一切好事也都能用“红”来标志——红心、红歌、红色传统、红色后代、红色接班人、红色江山。相反，几乎所有的坏事都能用“黑”来标志——黑帮、（政治）黑线、打黑、黑窝、黑心肠、黑五类或黑七类。比起“西狗”、“五毛”这类明显的骂语，红与黑是更深藏在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有害语义基因。红与黑是一种思想短路，时刻在削弱和瓦解人们对错、敌我和是非的真实观念，像病毒一样侵害着人们的信息和社会环境。它总是朝一个极端的方向延展，不是红便是黑，红黑必然对立。一旦公共话语被套上红、黑两色，对话旋即变为战斗，任何的理性辩论都被终止，再也无法进行下去。

审美化的情绪

说理有时候不仅需要晓之于理，而且还要动之以情。富有感染力的说理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能够提高说服力的作用。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的部分与感染的部分作一区分。有文采，不等于是好的说理。例如，有人这么说：“校长是有气质的流氓，教授是有品味的色狼，学生是有知识的文盲，学校是认钱不认人的银行。”文字的对仗给人一种阅读或听觉的愉悦，听者因此对它有好感，变得容易接受。然而，像这样的断言虽然有文学的感染效果，但并无说理的价值，因为它们显而易见是以偏概全的。说这话的人不是不知道以偏概全，而是因为言辞巧妙，说起来很爽，这话是为图痛快，而不是为说理而说的。

又例如，“电脑和电视的区别：一开电脑：就觉得社会黑暗，官员腐败，恶势力横行，民不聊生，仿佛马上就要革命了；一开电视：就觉得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载歌载舞，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一百年都不会出事。电脑是生活照，电视是婚纱照。在中国：油——用不起，路——走不起，学——上不起，病——看不起，房——买不起，墓——死不起，菜——吃不起，债——还不起，状——告不起，官——惹不起，娃——养不起，爱——伤不起，良心——对不起，跌倒的老人——扶不起，我们竟然还活着——了不起，同意的转播，不同意的去看新闻联播”。像这样的话虽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并不是好的说理，电脑和电视并不是非此即彼，黑白两分的，电脑网络上也不是没有电视里的那些东西，程度不同而已。这样的言论诉诸审美化的情绪，在朋友之间聊天时助兴可以，夸耀一下口才可以，但不是好的说理。

审美化的情绪不仅来自诗化的文字，而且来自动情的图像。电视广告宣传要产生的就是这种能催动情绪的作用，一个30秒的电视广告如果能让你笑，你就可能对它的产品有好感，图片广告也是一样，用令人产生某种感觉或情绪来影响你，所谓的让你跟着感觉走，也就是说，让你“兴奋”起来。衣服给你一种虚荣的满足，让你觉得合群、时髦，帮助你克服落伍、寒碜的害怕。高档奢侈的消费品让你感觉到“成功”的兴奋，高档的食品让你感觉到欲望和自己的品味。人的感情一被调动，理性能力就会下降，这就是人所谓的“情不自禁”。

除了理性，人还能用什么去自禁呢？然而，理性的自禁有两面性。只有理性而没有感情的人是难以有所行动的。你可以很逻辑地说服一个人，但却无法激励他的行动。但是，当一个人对某事的感情特别强烈而有所行动时，这种行动又往往是一种冲动。说理有时需要热情，但那是克制的，适度、得体的热情。很难规定什么是适度、得体的热情，但有一点是不用怀疑的，那就是，如果热情过度，变成滥情，那么理性的读者是会有所察觉的，而且会引起他们的不快，因而降低说服的效果。在说理中，热情就像是“格调”和“条理”一样，适度存在的时候，并不明显，然而一旦超过了适度，就会变得相当明显。如何恰到好处，在于说理者的分寸感和经验把握。

冲动和煽情

说理需要节制感情，这是由理性说理的性质所决定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说理风格或方式问题。斯泰宾对此写道：“如果我们说话是为了引起感情态度，那么使用带感情色彩的字眼就是好的语言。可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相信是真实的情况作一直截了当的报道，那么，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是坏的语言。在诗歌中，在雄辩中，带感情色彩的语言也许对于说话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必要的。这个时候它就是好语言，因为合乎当前的目的。但如果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使用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妨害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种语言可能成为有效思维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以研究大众心理著称的法国学者勒庞，把感情容易冲动而又缺乏理性看作是群众（他称为“群氓”）的主要特征。政治的蛊惑、鼓动、宣传总是抓住群众的这个特点，对他们施加影响。群众一旦兴奋起来，他们“所服从的各种冲动可以是豪爽的或残忍的、勇猛的或懦弱的，但是这种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因此个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难以支配它们。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是屈从于这些刺激，因此它也极为多变。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它可以在转眼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

群体容易兴奋冲动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易受暗示，而且轻信。处在群众中的个人很容易接受他人暗示性的传染，把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传闻当成事实。勒庞指出：“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主观色彩浓烈，言辞极端的言论，加上夸大的手势、表情和肢体动作，最能对群众起到宣传的效果，“群体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只会被极端感情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群众对事物的看法有“偏执、专横和保守”的特点，这些都与理性说理凿枘不合，“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不容怀疑，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作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群众的这些特征形成了不会说理的“群众人”，他们没有独立思想和判断的能力，在认知、心理、感情等方面都有缺陷。不管是文盲还是知识分子，每一个人在一定的环境作用下都有可能变成群众人。德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在《群众与权力》中用他的亲身经历说明，只要被放置到群众之中，只要蛊惑的风吹得足够强劲，只要用以鼓动和感染群众的“共同事业”被打造得足够崇高和伟大，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很容易地陷入群众状态，再有知识和学问的人，也在所难免。因此，学习说理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了解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的“群众基因”，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基因，但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说理来降低它对公共生活的负面影响。

公共说理的一个关键是用语言来进行独立的思考，而不是让现成的官话、套话和陈词滥调来代替我们思考。有独立的思考才有独立的判断，阿伦特把判断称为“典型的政治能力”，这个政治不是政客的政治，而是公民政治。公民政治不只是选举、表决，而且是知道自己为什么选举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表决。把这样的想法告诉别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影响他人，这就是公民说理。当好这样的公民，需要具备较好的语言能力，善于准确、真实地表达自己，也善于识别带有欺骗性的套话、空话和陈词滥调。

在民主政治中，公民通过说理，而不是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说理是民主公民的基本能力。一个人缺乏好的语言能力，不仅自己不能用理性的话语去参与公共事务，还会因无法辨别公共话语中的真实与谬误区别，而变得容易上当受骗，甚至被蛊惑和鼓动，成为愚昧盲从的群众。学习说理是为了学习成为具有独立思想和判断的民主公民，而独立思想和判断则必须要有清晰的思维，正如斯泰宾所说：“一个民主的民族极其需要清晰的思维，它没有由于无意识的偏见和茫然的无知而造成的曲解”。民主公民的清晰思维不仅表现为他自己的语言能力，而且也包括他对公共语言普遍状态的关注和警觉。

第七讲

逻辑谬误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干脆就不愿意讲理（俗称“耍流氓”）。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逻辑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当然，就是坚决不讲理的，有时也会做出讲理的样子，例如，吵架中常有使出这样手段的——“你亲眼看见了？”这就是装出似乎“实事求是”的说理样子。你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过许多人，他就问：“你亲眼看见了？”连北大教授在公共论坛上也能使出这样的手段，孔庆东在《第一视频》中说：“谁说朝鲜人民正在挨饿了？我刚刚从朝鲜回来，朝鲜人民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们，但是并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饿了吗？你80年代的时候挨饿了吗？我任何时代都没有挨过饿，我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挨饿，而且也没有看到周围一个人挨过饿。从60年代到现在，中国人民吃得好好的，红光满面的，你看我身体，哪块儿像挨过饿的样子？”说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挨过饿，坚持别人也都个个吃得红光满面，一口咬定，死活不松口，这已经不是逻辑的问题，所以也就不能当作是逻辑谬误。

形式的和非形式的逻辑说理谬误

在说理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并且要学会分析的，主要是非形式逻辑的谬误。这种谬误与形式逻辑的谬误是不同的。形式逻辑的谬误主要是由于破坏了形式逻辑的规则，如三段论推理，所造成的。形式逻辑具有明确的规则，一旦出现谬误，很容易识别。非形式逻辑谬误则比形式逻辑谬误要来得暧昧不明，所以也就比较难以察觉。形式逻辑谬误不难察觉，从下面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

共产党都是好人，

国民党不是共产党，

所以，国民党都是坏人。

希腊人是没有秃顶的，

立陶宛人不是希腊人，

所以，立陶宛人都是秃子。

这两个例子中有相同的形式逻辑谬误，它们都违反了三段论推理的规则——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必须保持一致与连贯。按照形式逻辑规则，大前提与小前提的主语必须具有同类的类群与个体联系，不能出现别类的主语。正确的三段论逻辑推理形式应该是：

共产党都是好人，

林彪、“四人帮”是共产党，

所以，林彪、“四人帮”是好人。

希腊人是没有秃顶的，

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是希腊人，

所以，埃斯库罗斯不会是秃子。

要形成有效的三段论形式逻辑，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规则，不然的话，所说之理，所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不当”（不合理）的，不仅如此，不符合形式逻辑规则的结论也一定是“推不出”的（得不出这个结论）。这样的说理，它的“不当”不一定等于结论“不真实”，例如，立陶宛人可能真的全是秃子（当然，这并不太可能）。然而，即使所有的立陶宛人真的全是秃子，那也是一种巧合，是偶然说中而已，而不是从正当说理逻辑正确地推导出来的结论。

一切包含了形式逻辑谬误的不当说理都是推导不出正确结论的，但是，形式逻辑无误的说理未必就一定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就以大秃顶而闻名，传说也因秃顶而死。乌龟是老鹰的美食，为了打破乌龟坚硬的外壳，老鹰会将乌龟带上天空，然后再抛回到岩石上，砸碎硬壳享受美餐。那天埃斯库罗斯正在路上散步，不幸被老鹰丢下的“午餐”砸在他酷似岩石的秃头上，倒地死亡。再拿“共产党都是好人，林彪、“四人帮”是共产党，所以，林彪、“四人帮”是好人”这个三段论来说，它虽然没有逻辑的谬误，但结论未必就正确或真实。如果在它的小前提中，用“彭德怀”替换“林彪、‘四人帮’”，结论也许会正确一些，但那也不过是碰巧正确而已，并不是由三段论说理本身推导出来的正确结果。这是因为，三段论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具备正确的大前提，而这不是形式逻辑本身能确定的。“希腊人是没有秃顶的”或“共产党都是好人”这两个大前提都是错误的。

在公共说理中，可以用形式逻辑本身来确定并推导的绝对正确结论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有不同意见或异议辩论的说理中，每一方都有可能就对方的说理提出异议、疑问和反驳。在说理过程中，人们得到的永远是不同程度上具有说服力的主张和看法，而不是绝对正确或真实的最终结论。

在对说理的逻辑谬误分析中，非形式逻辑的谬误要比形式逻辑的谬误来得难以识别。形式逻辑是否符合逻辑推理的规则，一般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也容易形成共识，要么符合规则，要么就不符合规则，所以是明确的。然而，非形式逻辑的谬误却并非如此，这种谬误有不同程度的差别，有的显然不对，不难看出来；有的看起来有些不对，但是觉得不对，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有的看不出有什么不对，或者根本就像是对的；有的听上去有道理，但却仍然令人不能接受。而且，人们对非形式逻辑的觉察能力还往往与谁在说理和所说何理有关。许多人对另一方的说理谬误能有所察觉，但对自己一方的说理谬误却不知不觉。这不是因为对说理谬误的知识不足，而是因为利益或情感的原因，会对同样的谬误有不同的包容度。

分析说理中的逻辑谬误往往指的是逻辑谬误中比较困难的那一部分，也就是非形式逻辑谬误。识别这类谬误需要分析者对不同程度的谬误能有所察辨。然而，这种察辨能力的养成会受到不同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限制，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例如，经常被宣传洗脑的人们就比接受过反宣传教育的人对某些谬误说理或歪理感觉迟钝，甚至还会乐于接受，在自己的说理中有样学样。受到这样的影响，当然会使得察觉和分析说理谬误变得更加困难。

说理中的逻辑谬误范围到底有多大，有多少种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过13种［他称之为“反驳”（refutations）］，现在的逻辑谬误分析所运用的归纳方式和总结种类都与亚里士多德已经不同。许多修辞学家、研究者、教科书作者对逻辑谬误作出不同的区分，有的分得粗一些，有的分得细一些，往往使用不同的名谓，不少类别之间也有所重叠。我们在此不可能一一列举说理中所有的逻辑谬误，而是只能举出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对谬误的种类区分和名称不必太拘泥，以能察觉说理的谬误为要。为了介绍方便起见，在此按照古典修辞说理的三个因素，把常见的非形式逻辑谬误大致分成三类：“情绪性谬误”、“形象性谬误”和“逻辑谬误”。不便于归入此三类的，则姑且称它们为“其他”。当然，这些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同一谬误完全可以同时归入不同的类别。

情绪性谬误

第一类可称之为“情绪性谬误”，主要与古典修辞学所讨论的pathos有关，特征是在说理时有意无意地利用听众的情绪、心理、认知等方面的弱点。

1大家都这么说

借用众人（“多数人”）的偏见（ad populum），如果许多人都这么认为，那一定是对的；又可以称之为“老百姓的话”，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老百姓”来做主语，造成一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一定正确的假象。这种假象就是谎言的诱骗效果。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人民喜爱的春节晚会”、“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利用“人民”的名义，人多势众。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又如，“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都说……”、“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大伙纷纷表示……”、“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有官员说：“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赢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2诉诸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某某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茬罪”。

3历来如此

一贯或传统如此，所以是正确的。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一定有它的道理。坚持某某光荣传统本身就成为一种合理性的理由。

4 转移论题

转移论题是指在论证过程中偏离正题，转向某一次要问题，从而转移听众对要害问题的注意力，而之后的论证往往再不回归原题。转移论题利用的是听众的不专注和情绪变化。例如，美国副总统拜登于2011年8月访华期间，在美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的陪同下，和孙女一起到鼓楼附近的一家饭店品尝北京炸酱面。5个人5碗炸酱面，10个包子，加上拌黄瓜、凉拌山药、凉拌土豆丝和可乐等，总共才花费了79元（合十几美元）。中国民众反应热烈，许多人有意识地将拜登的节俭和一些中国官员的奢华进行对比。对此，有人反驳说：“拜登虽然只吃了十几美元，可中国成百上千人的‘保安费’可不得了！”这种反驳便是偏离了正题——一些中国官员讲究排场，奢华成风。如果要批驳那些民众的联想，就需要对两国官员的普遍生活作风作出切实的比较，并证明中国官员与美国官员同样不讲究排场。而且，生活作风与保安费不是同一个话题。如果要扯到保安费的话，那么就需要问一下，花在两国高官身上的保安费又究竟会比较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5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

这种宣传往往用一些高调、抽象，普通人无法用经验证实或证伪的“知识”来愚弄和欺骗听众。例如，有教授说：“中国面对危机，我们各个阶层是没有区别的，哪怕牺牲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来应对危机。西方国家就很难，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家有想法，下层人员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矛盾协调起来方便，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不仅经济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要相信这位教授的话，就必须对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冲突一无所知，必须是一个十足的无知愚民。又如，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个人中心论上的，美国的媒体都是操控在大财团手里，哪里能有独立的舆论。”相信这样的论断必定不知道美国也有人重视家庭、社区、社会，也有人关心社会正义和弱者权利、福利。当然也不能知道美国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独立媒体。

6以我为中心、随我需要的“辩证”

对我有利的，就大肆渲染；对我不利的，就全盘否认；实在无法否认的，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例如：“透过现象看本质”、“形势大好”、“困难是暂时的”、“看主流”、“看发展”、“提拔干部要看‘大节’”。有一个堪与黑色幽默媲美的黑白颠倒辩证法的例子。有人问毛泽东的摄影师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陈石林回答：“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

7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对一般民众有好处的计划，来掩护对他们不利的、有伤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扫黄”、“反低俗”为名义来控制公共言论和群众文化空间。

8扯开本题

把主要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例如有这样的说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绝不搞西方式民主”。多党、分权、民主，本来是政治学的重大讨论议题，在中国讨论这些议题，提出有关建议和设想，与西方不西方没有必然的取舍关系。

9所谓的“某国特色”

有一篇《莫让“中国特色”成为既定利益集团攫取财富或是逃脱罪责的借口》的文章指出，“现在的社会，不管是什么样的怪状都会被他们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就有了理所当然的存在理由；什么困难被他们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就成了难以克服的痼疾；什么‘从来如此’的规矩被他们加上‘中国特色’的大印，就成了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是否坚持‘中国特色’，何时使用‘中国特色’，不需看客观实际，只需看这些人的个人旨意和利益权衡。”韩寒有一句挖苦的话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中国特色”是一种“中国逻辑”，一种在世界别的地方说不通，而只有在中国才有人在硬说的“道理”。

10利用联想转换

利用暗示和联想，把表面真实的现象转化为实质虚假的意义引申。例如有这样的报道，“焦裕禄、孔繁森——一个，长眠在为之耗尽了心血进行治理的沙丘下；一个，献身于带领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事业中。两个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名字，如同两颗耀眼的明星，跨越30年的时空，交相辉映，光彩照人……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如此优秀的领导干部，感动了、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民众，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本质，鲜明地体现了党的主流，同时也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能英雄辈出的历史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但是，许多干部并不是这样，《当代顺口溜》（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出版）指出，不少干部是“‘私’字当头，吃、喝、嫖、赌、贪、占六毒俱全，为人卑鄙猥琐”。因此民间顺口溜讽刺道：“群众学孔繁森，干部学王宝森”。

形象性谬误

第二类谬误可称之为“形象性谬误”，与古典修辞学所讨论的ethos有关，这在说理时故意造就有关人物的或好或坏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会造成听众非理性的信任、喜欢或厌恶、害怕和不信任，因此影响他们对说理的接受方式和意愿。

1 因人废言

因人废言的正式称谓是ad hominem（反对那个人），因为不喜欢一个人，所以就反对他的看法。“文革”中最常引述的一条语录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人废言的另一种表现是“因为你没做过这事，所以你没有资格说这个事”。例如，“神父有什么资格与信众谈婚姻的道理，他自己又没有结过婚，能懂什么？”同样，碰到外国人士及媒体的批评，就一律以“指手画脚”、“不了解情况”、“干涉内政”来全盘否定。不管人家说得对不对，在理不在理，一概斥之为“无知”或“动机恶毒”，概不认账。再一种表现是公域和私域不分，用私生活来攻击对手。美国作家沃尔夫（Thomas Wolfe）、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传记中都有不好的生活记录，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受人尊敬的大作家。在公共说理中，情况稍有不同，一个人的私德会影响他的可信度，有的私德与公德是有联系的，如“诚实”。因此，什么是因人废言，需要在阅读时作具体的分析。

2动机论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或者就是追究动机，以“动机不纯”来攻击对方。例如，陕西定边县群众反映该县森林公园大量树木枯死。有人批评说，该公园园区道路绿化死亡率估计已过半，部分地方绿化死亡率达90%，但县林业局长在回应此事时说：“老百姓就是事儿多，是吃饱了撑的。”在“吃饱”和“提出批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局长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哪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

又例如，一位北大教授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这番话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再例如，《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的文章，质疑汪晖涉嫌剽窃，马上就有人说王彬彬“动机不纯”。汪晖抄没抄，是一个事实判断，跟王彬彬的动机不应扯上关系。如果抄了，王彬彬动机再不好，也是抄了。如果没抄，王彬彬动机再好，也是没抄。

3误用权威

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但对权威说法是否值得信赖，或证据是否与问题有关联，缺乏思考或分析。“文革”时，许多人一碰到事情，就会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再加一段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利用权威必须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党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光辉指引下”、“在某某路线光辉照耀下”，为了树立权威，甚至还有《毛泽东思想治好了聋哑人》这样的新闻宣传片。许多被利用的权威都是虚假的，例如，电影明星在电视上充当某药品的广告代言人，可电影演得再好，也不是医药的权威。

4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你批评孔庆东骂人，他就问你为什么不批评美国副总统切尼说粗话。你说恐怖主义不该滥杀无辜，他就责问你为什么不揭露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的罪行。你说他人权有问题，他就说别人也有问题，他还指责你双重标准，根本就是居心叵测。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敢不敢说我脏。据1977年3月3日《纽约时报》报道，卡特总统批评苏联的人权纪录，苏联的外交官回答道：“美国今天的人权纪录非常糟糕：成百万的人民失业、种族歧视、妇女社会不平等、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犯罪率攀升等等。”

5稻草人

树起一个容易攻击或者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威胁的靶子，拼命攻击，却是完全不着要领。例如，相晓冬在《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一文中说：“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60多年前，毛泽东曾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送走了一位美国驻华大使；如今，我们应该以一篇《向骆家辉学习》欢迎新时期的华裔驻华大使了。这前后的两个大使，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两个时代——司徒雷登的离开，标志着工业时代美国旧式殖民主义的破产，标志着中国殖民地时代的结束；而骆家辉的到来，则标志着信息时代新式殖民主义的高潮，标志着中美在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全面爆发。”骆家辉真有那么可怕吗？觉得骆家辉可怕的是些什么人呢？普通中国人有什么好害怕骆家辉的呢？

6极度简单化（往往为此制造一个绝对的权威）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一句顶一万句”。又例如，有官员激情解读“不折腾”三字的含义说：“这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总结30年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我们中国在下一个30年、下一个50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个字能解决一个国家30至50年的发展和稳定，这比“一句顶一万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度简单化是一种过度夸张，它会削弱说服的力量。

7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东风压倒西风”。

8耍横

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得不对正是我说得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动不动就吓唬别人，说自己“不是好惹的”，这是一种政治流氓话语。

9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又例如，尽管“四人帮”必须对“文革”承担重大责任，但如果把“文革”完全归咎于他们，他们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祸首的替罪羊。

10. 自我吹嘘

把自己说成是某个问题的研究权威，用自己的特殊经历，而不是相关说理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例如，在一次论文答辩会上某教授不满意考生对《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美国之梦”的解释（许多美国人相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位教授说：“我20世纪20年代就在美国，知道所谓的‘美国之梦’是资产阶级欺骗美国人民的宣传。”什么时候到过美国，这与如何理解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描述美国之梦并没有关系，摆老资格吓唬学生更是虚张声势的无聊之举。又例如，北大前校长周其凤曾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美国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得到证明的说法，以此理由并不能证明美国教育是好是差。北大校长说美国教育一塌糊涂，在无法提出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利用的是他自己是北大校长的身份和权威——堂堂一位北大校长，对美国的教育还能不了解吗？以这样的权威身份断定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还不是一言九鼎吗？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用权威身份乱发谬论的例子。

逻辑性以及其他谬误

第三类可称之为“逻辑性谬误”，与古典修辞学所讨论的logos有关，这些是非形式逻辑谬误中最为狭义的逻辑谬误。

1草率概括与以偏概全

在证据不够充分时，就下普遍结论。例如，因为某些专家不讲事实，就把专家全部称为“砖家”。许多的成见或偏见都是因草率概括造成的。成见或偏见就是在握有充分证据之前，便先有了确定的意见和看法。许多社会、政治、人生的“迷信”也是草率概括的结果。迷信的定义就是“在存在反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例如，有人坚信，就算毛泽东在反右、大饥荒、“文革”等运动中犯下了错误，今天也仍然“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就算根本得不到医学上的解释，也相信红歌可以唱醒陷入脑昏迷的病人。草率概括还包括不同形式的以偏概全，例如，因为民主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就否定民主，或者在讨论这种制度时专挑坏的来说。

2推不出

推不出包括多种不同的理由与主张之间的脱节或缺乏联系。有的推不出是因为逻辑跳跃，例如，“这个学校的师资是全国最强的，因为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里任过教”。有的推不出是因为使用了与主张无关的理由，例如，“我不该在这门课得C，因为我在别的课上得的都是A和B”。还有的是推理缺乏可靠中介，例如，“戴鼻环的人真恶心，应该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戴鼻环”，“靡靡之音令人意志消沉，应该加以禁止，引导人们唱红歌”。除非说话的人能证明“我不喜欢的，法律都应该禁止”的合理性，这类要求就是犯了推不出毛病的谬论。

3不可靠的因果关系

又称“事后归因”、“假性因果”，由于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所以成为另一件事的原因。因为鸡叫了天就亮了，所以天亮是因为鸡叫。许多迷信也是由于对真正因果关系缺乏知识而造成，例如大年初一说了不吉利的话，一年都要倒霉。这种低级错误不是只有没文化的人才犯，有学者就提出前30年后30年的理论，坚持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前30年是之后30年改革开放的预备阶段。

4 错误类比

许多的类比都是描述性的，斯泰宾（L.Susan Stebbing）在《有效思维》中说，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解说或说服，而是为了让人欣赏的”。在说理中运用的类比并不是理由或证据，而只是说明与解释，“用类比做论据，主要是用来劝说别人接受一个结论，或者启发对方，让他在新的光照下看清当前的情况”。好的比喻让人觉得愉快，并印象深刻，英国哲学家培根很擅长于这么做，他说：“金钱如厩肥，铺开才有用”，“怀疑在思想中间犹如蝙蝠在众鸟中间，总是在半明半暗之中飞舞”。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说：“好的比喻既能说明一个道理，又能抬高这个道理。但粗俗不雅的类比则会削弱说理的说服力，因为它会同时造成不良的信誉和不快的情绪”，例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或者把人比喻为“苍蝇”、“豺狼”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5非此即彼

亦称黑白谬误，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这二者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相互并存？

非此即彼经常与敌我对立两分论结合在一起，例如，有的后殖民理论持“非中即西”的观点。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按中西划分的，有许多非中非西的国家，“两方”中的各一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又如，“坚决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好像民主一沾上西方，有道理也变成了没道理，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段”，不可能对人民有保护作用。

连一些学者的所谓的“中西比较”也都落入了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陈套，例如，一位教授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一文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中国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吗？中国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吗？西方就没有和睦的家庭了吗？中国的群体社会真的是一派和谐而没有矛盾冲突吗？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吗？与别国之间也都只是和平相处吗？一口咬定中国“不是好战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笔抹去血腥内战的历史，一下子变成一个与喜欢侵略和战争的“西方”完全不同的爱好和平国家？

6滑坡推论

常常用于预言灾难性的未来——“如果……那就……”。例如2011年10月，《南风窗》采访《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的作者，这位作者断言，中国不能接受普世价值，因为“实行普世价值的后果就是分裂”，“有人作过研究，17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搞普世价值成功了的”。且不论这178个是哪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世价值指的是哪些价值，不成功的标准又是什么，单就预言中国会“分裂成七块八块”而言，就可能有这样的滑坡推理。称之为“滑坡”，是因为每一步都还没站稳，就急着走下一步，一路滑向结论，打滑的每一步都包含某些缺乏解答的疑问：

1. 不接受普世价值（疑问：指哪些价值？中国人的所有价值都与普世价值无关吗？）

2. “普世价值不符合中国国情”（疑问：中国人不喜欢普世价值中的任何一种价值吗？普世价值是捆绑成一堆的，还是可以分别并加以选择的？）

3. “所以普世价值必然对中国造成破坏”（疑问：为什么一定不利于或会伤害到中国？具体会造成怎样的政治、社会、文化伤害？）

4. “伤害必然造成分裂”（疑问：什么是分裂？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甚至不同政治见解就是分裂吗？）

7乞求问题

乞求问题就是论证的前提里偷藏了一个不可靠的结论，把一个本来有问题的看法当作确实的结论，这也是一种循环论证。如：“西方民主绝不能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不是西方”。又如，

前提： 放松对社会中自由言论的管制，就会让污泥浊水沉渣泛起。（已经把自由言论与污泥浊水悄悄联系在了一起。）

理由： 不应该让污泥浊水沉渣泛起。

结论： 所以，必须对社会中自由言论进行管制。

8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种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9笼统泛论

这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又如，“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0循环论证

这是一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经典的例子是“《圣经》上说神存在。由于《圣经》是神的话语，故《圣经》必然正确无误。所以神是存在的。”有一个循环论证的笑话，一个瘦子问胖子：“你为什么长得胖？”胖子回答：“因为我吃得多。”瘦子又问胖子：“你为什么吃得多？”胖子回答：“因为我长得胖。”对“为什么要走某国道路”的问题，也有类似的回答。“为什么不能学习别国的长处？”“因为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自己的路？”“因为我们是我们，与别人不一样”。

11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作一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秦始皇能统一中国，必定是他那个时代最正确的君王。在修辞学中，“雪是白的”不能换位为“白的是雪”，“人能坐”不能换位为“能坐的是人”。但是，在政治宣传语言中，却照样有人说，甲曾经是领导，所以领导非甲不可。

12 常见就是必然

经常有美国枪击事件报道，可见美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经常有美国人因买大房子而负债的报道，可见美国人全都很贪婪。美国常出头干预别国事务，可见美国是世界警察。有没有想过，尽管人们不喜欢警察，没有警察的社会是更安全一些，还是更不安全一些？谁最怕警察？没有“警察”干预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好一些吗？

13半真话，全假话

以表面“事实”，掩盖实质谎言，例如，“反右运动”中，说右派分子有言论，那是半真话，因为这么说“不假”。但是，有言论就上纲上线，说是“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全然的假话。同样，说中国“公民权利受宪法保护”，那也是一句半真话，因为中国虽然确实有宪法条文（不假），但公民的有些权利却并没有总能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

除了与听众情绪、说话者形象、话语逻辑这三个方面有关的谬误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谬误，下面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1叫你两头不讨好

这是一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让对手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一，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又如，美国历史上民主选举权曾不包括妇女、黑人，就说是假民主，当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选，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国式民主”，仍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两头不讨好”还可以利用圈套式的问题，例如，看到一个人在喝酒，就责问他：“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酗酒？”喝酒并不就是酗酒，不管他怎么回答你，他都已经背上了酗酒的恶名。

2更改真相

对真实信息作手术切除。例如，连《开国大典》这样的历史文献画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之后。当时有人通知原画作者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文革”爆发后，“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将《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去掉。这时董希文已身患癌症，不得不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躯去中国革命博物馆作画面修改。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画像的位置换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

3大胆说谎

胆子越大越好办事，谎言越大越是有气派、听上去越是有真理性。意识形态是最不容易证伪的大胆谎言，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与经验不沾边的神话。意识形态的神话建立在一系列由假定和推理关系连接起来的“概念”和“想法”之上，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我完足的逻辑秩序结构。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无须，也根本不可能从人的经验得到证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历史”先进性，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任何凡人的现世经验的。任何人都不能以一时一地的经验去证明它存在或不存在，可能或不可能。

有媒体在2009年3月12日报道，某名人做客理论论坛，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性、人民的权益，体现程度不同，体现性质也不同。优越性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议员那样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我们的人民代表，个人属于某党派或者属于某一阶层，属于企业、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但一旦作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反对人大代表单纯从个人所属的群体阶层或者地区来说话。”

此名人所说的“西方议员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个“西方国家”？就以美国而言，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选民直接选出来的，选民虽支持某个政党，但并不是党员，许多选民根本就是对竞选议题进行投票。众议员代表选区，参议员代表各州，虽有政党分别，但在具体问题上的表决，并不代表党。共和党的可以投民主党的赞成票，民主党的可以投共和党的赞成票。加州的共和党州长施瓦辛格就与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许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也没有听说施瓦辛格因为不代表党而受到什么党内纪律处分。

4推诿、抵赖不认账

拒绝对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用种种方法推诿、抵赖。例如，“汶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仍在认定”、“遇难学生最终的数字，我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也通报过，它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最终确定是联系在一块的，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最终确定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变“过失”为“评功摆好”：不是不公开数字，而是在积极准备公开数字。在过失和错误无法否认的时候，强调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不但没了缺点，反而增加了优点。

5利用证词、反正都有理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某类出版物所起的主要宣传作用。它们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用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而在西方媒体有不利消息的时候，就说是“恶意攻击”，或用作“西方有关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明，即所谓的反面教材。

6文化绝对相对论

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有官员却为之辩护道：“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这位领导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报道称赞这位领导很“幽默”。的确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试问，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街道，如果不立一块“禁止大小便”的牌子，农村人进城，是否可以用“文化差异”来解决找厕所难的问题呢？

文化绝对相对论是说给国人听的“理”，在国外只会被当作笑话一样的无理取闹、强词夺理。例如，网上有三幅关于中国人在国外公德的广告，题材十分新颖，分别是三张不同的海报，海报的主题均是外国的中文告示。第一则广告的背景图案是一个港湾，中央的旗杆飘着美国国旗，确切的地点是美国珍珠港，而广告的主标题是“垃圾桶在此”，副标题是“在美国珍珠港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第二则广告的背景图是一座宏伟的教堂，它的名字是巴黎圣母院，广告的标题为“请保持安静”，副标题是“在巴黎圣母院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最后一则广告的背景图是一群庙宇式建筑物，标题是“请便后冲水”，副标题是“在泰国皇宫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

7数字简化

这是一种“你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数字还得挑简单的。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三支两军”、“三结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

大跃进口号：“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更有追求修辞效果、易记上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雄辩症”和“厚皮逻辑”

王蒙先生有一篇小小说，叫《雄辩症》，说的是一个患上“厚皮逻辑症”的人去看医生，医生对他外科手术后无效，改用内科治疗，给他配了《逻辑学》的药，不料服用后出现新的症状。病人又去看医生，于是有了下面这样的对话：

医生说：“请坐！”

此公说：“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不坐的权利吗？”

医生无可奈何，知道此公曾有过的事情，于是倒了一杯水给他，说：“请喝水吧。”

此公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搀入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说：“我这里并没有放毒药嘛。你放心！”

此公说：“谁说你放了毒药？难道我诬陷你放了毒药？难道检察院的起诉书上说你放了毒药？我没说你放毒药，而你说我放了毒药，你这才是放了比毒药更毒的毒药！”

医生毫无办法，便叹了一口气，换一个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

此公说：“纯粹是胡说八道！你这里天气不错吗？即使是天气不错，并不等于全世界的天气不错，比如北极就在刮寒风，漫漫长夜，冰山正在撞击……”

医生说：“我说的今天天气不错，一般是指本地，不是全球嘛。大家也都是这么理解的嘛！”

此公说：“大家都理解的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大家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吗？……”

王蒙先生描述的大概是“文革”中那种熟练运用“辩证法”的“厚皮逻辑”，这是一种很难治愈的恶疾，病根不在于缺乏逻辑，而在于滥用逻辑，当然是那一套可以让人无休无止“雄辩”下去，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诡辩逻辑。

虽说是“厚皮逻辑”，但其实“厚皮”的不是逻辑（逻辑只有正确与谬误之分），而是无羞耻地运用谬误逻辑的人。精神心理病研究者们把“厚脸”解释为一种与羞耻防卫有关的“自恋个性失调”。盖巴德（Glen Gabbard）在《两种自恋个性失调症》（“Two Subtypes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中把这类失调归为两种，一种是“厚皮”，也就是以傲慢、嚣张、泼皮、强词夺理来进行自我护卫（自恋）；另一种是“脸薄”，也就是特别敏感、害羞、害怕与别人起冲突，因此以躲避和隐藏来进行自我保护。厚皮和脸薄的人格心理失调都会妨碍一个人与他人的正常交往，也都不能胜任人际正常交往所需要的理性清明的公共说理。这两种人格失调的人都会把被别人说服或者承认别人比自已说得在理看成是“丢脸”、“失败”或“屈服”。运用厚皮逻辑的雄辩者往往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在无理取闹，而是因为有不适当的自我防卫心理需要，所以会不择手段地阻止他们想象中的丢脸或失败。

在一个习惯于用高度敌情和战斗观念来看待个人意见和言论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总是不能容忍言论自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或敌我对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识的一种常态和过程。对言论之间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因异而仇，并且“仇必仇到底”，拒绝“仇必和而解”。这种情况在“文革”口诛笔伐式的大批判、大辩论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是“雄辩症”和“厚皮逻辑”的病根所在。

受敌我意识主导的“雄辩证”和“厚皮逻辑”似乎并没有随着“文革”的过去而消失，而是在一些人群中继续蔓延，官方和民间话语中都不鲜见。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馆不断发表北京空气质量低劣的报告，对此有发言人表示：“根据国际公约，众所周知美国使馆区是美国领土，他们在那里监测到的数据只能说明美国空气质量不好。”这个雄辩的论证从一个“众所周知”的前提出发，用逻辑推理代替现实，得出近于无赖和泼皮的厚皮结论。这种泼皮式争辩在一些网民中也很常见。例如，“‘文革’武斗杀了太多人？怎么你没死啊？怎不说你们美国干爹杀了多少印第安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人？你家里死了几口人？你爹妈又怎样生下你的？”这样的“雄辩”在网络上“五毛”与“美狗”之间的对决和对骂中每天都在发生，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恶疾。

李承鹏在《圣奴隶》一文中举了不少网上流行的“比烂逻辑”和“变换话题逻辑”的例子，都可以说是“厚皮逻辑”的亚种。比烂逻辑如，“我说中国空气污染，你就说怎么不说伦敦曾经也污染。我批评国产毒牛奶，你就说大爷的怎不去批评日本曾经也有毒牛奶。我批评中国官员贪污腐败，你马上链接出美国某某市长也贪污过几万元。前两天我对禽流感表示了一下担忧，你也在问候过我全家后，举例英国疯牛病、法国禽流感还有土耳其口蹄疫”。变换话题逻辑如，“我说油费太高，你说瑞典更高。我说瑞典公路不收费，你说日本收费。我说日本工资高，你说俄罗斯也不高。我说俄罗斯全民医保，你说印度没医保。我说印度没强拆，你说伊拉克还挨炸。我说伊拉克有自由，你说朝鲜更惨。我说朝鲜有廉租房，你说阿富汗还住山洞。我说阿富汗人有选票，你说你再说我碾死你！”这些例子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是人们如今已经在网络上见怪不怪的“雄辩症”现象。

“雄辩症”（包括它的厚皮逻辑）为什么是一种公共话语的恶疾呢？它的危害又在哪里呢？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片论》中谈到了这些问题和与儿童说理教育的关系。

首先，雄辩症混淆了说理和辩论的目的。它错误地认为雄辩不是为了明理，而只是为了在口角中争胜。洛克说：真正的说理用途和目的“在于获得关于事物的正确观念，对事物作出正确判断，区分出真与假，是与非，并依此行动。那么，切不可让您的儿子在争辩的技术和形式中长大……不可让他羡慕别人争辩。除非您真不想他成为一个能干的人，而是成为一名无足轻重的口角者，在与人争辩中固执己见，以驳倒他人为荣，更有甚者，就是怀疑一切，认为在争辩中不可能找到真理之类的东西，找到的只能是胜利”。

其次，雄辩症使人思想阻滞，变得看不到也不愿服从明白的道理和清晰的论据，“不管别人已经给出了多么完善和令人满意的答复，只要能找出些含糊的语言,他便继续与人争辩，一方面挑起口角，另一方面一定要争出个高下来”。争论的一方患有雄辩症就已经非常糟糕，要是双方都患有此症，争论便成为一场必须战斗到底、消灭对方的口舌肉搏战，“反方从来不同意正方的答复，正方亦从来不屈服于任何的证词。即便是合乎真理和知识的事情，辩论的双方亦不会屈服，否则的话他会被人说成是可怜的战败者，蒙受别人的羞辱”。

再者，雄辩症的结果是越善辩越不文明，善辩成为一种对别人进行刁难和伤害的手段，成为“最不真诚、最不适当的行为”。你说“文革”武斗，他就硬说你有“美国干爹”，你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他就把生下你的爹妈也捎带进去。雄辩症的不文明在于它的争辩总是对人不对事，而不是对事不对人，而且对人的态度还特别恶劣，尖酸刻薄，充满了敌意。它的目的不是要说服你，而是要叫你难堪，逼得你知趣地闭嘴，终于哑口无言，缴械投降。

中国人不善于公共论理，由来已久，原因是缺乏对自由言论应有的认识，也极少有民主政治环境的培养。萧公权先生在1937年3月2日的《大公报》上发表《施行宪政之准备》一文，谈到当时人们的言论“意气用事之谈，偏狭无容之见”触目可见。这样的言论“无理智之修养为根基，则各自是以相非，群言淆乱而不能收切磋之益。观其欲以一人之私见，易天下之耳目，其用心与独裁者之统制思想何以异？”这样的言论党同伐异，“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圆通宽大之风度，渺乎其不可寻。此种人入主出奴……以较压迫者之器识与见地，实无异一丘之貉”。语言的运用是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有机部分，对个人思维、观念和交际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如果大多数的个人都对这种文化影响的不良部分浑然不觉、习以为常、不加察辨，他们的日常言论则会不断地在复制和再生这样的文化。

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萧公权先生早已逝去，他的宪政梦和国民说理期待仍然离我们非常遥远，经过几十年一次又一次蛮不讲理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萧公权先生忧虑的那种党同伐异的“欲以一人之私见，易天下之耳目”的强蛮话语在21世纪的中国仍然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许多人从小在大批判、大辩论中学会了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言辞嚣张，长大成人后，他们仍然以为辩论或公共话语就该是这个样子，浑然不知这种形同泼皮的厚皮纠缠根本就不是有教养、有思想的说理逻辑。洛克在《教育片论》中提出，对于儿童的教育来说，专门学习辩论并没有好处，他建议将与说理有关的“修辞和逻辑这两门学科”随着增进语言思考能力来学习。这是因为，“真理是需要经由成熟的、适宜的思考才能发现，并获得支持，而不是经过人为的激烈措词和辩论的方法得到的”。公共话语需要人学会如何把成熟的、经过明辨的思考结果清楚地表达出来，而这才是真正需要用到修辞和逻辑的地方。

第八讲

伦理说理和价值观

伦理和价值观虽然有关系，但不是一回事。“伦理”属于道德的范畴，“价值”则既可以属于道德的范畴，也可以属于实用范畴。康德就曾指出，价值是相对的，因为价值与人的局部判断有关，而那些“不相对的”，高于相对价值的，那些成为其自身目的的，便获得了道德的属性。在伦理说理中讨论和涉及与道德价值、观念有关的问题，不是个人所喜欢、偏好、中意、优先的那种价值选择，而是那些与群体核心价值有关的问题。

“买活鸡”的伦理说理

那些实用的或审美的价值问题不属于伦理讨论的范围，但不是不能在某些条件下转化为伦理问题的。例如，喜欢听郭德刚的相声本来是一个趣味问题（审美偏好），或是但求一笑解闷而已（实用选择），但是，一旦上纲上线，变成了“低俗”，成为对人们有精神伤害的东西，也就成了道德伦理问题。著名导演冯小刚在微博中写道：“前几天看到人民的日报上发了一篇和人民的趣味貌合神离的评论，核心是说郭德纲的相声庸俗，也贬低了拥戴群的品味。我不敢苟同。公允地说，郭的幽默绵里藏针，谐谑虚伪又不吝包容。他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化悲愤为可笑。相声，它就是一碗去火的酸梅汤，非得冒充御膳捧着金碗喝吗？俗点也要不了人民的命。”冯小刚的说理是坚持把老百姓“听相声”当作一个实用和趣味价值的个人选择，不同意将之转变成一个普遍的公共道德伦理问题。

实用和趣味价值与道德伦理之间有着重要的性质区别，这是由它们与权力的不同关系所决定的。在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现代的国家里，都会有某种公域与私域的区别，实用和趣味价值属于私域，权力一般不便干涉，但道德价值就不同了，一旦与“公共伦理”挂上了钩，它便属于公域，权力便可以用“人民”和“社会”的名义对之加以管制，进而限制公民们的某些个人自由与权利。

一个人愿意到超级市场买现成杀好的鸡，还是买活鸡自己来杀，本来是一件私人选择的事，政府是管不着的。但是，一旦“杀鸡”与道德价值发生了联系，就可能成为一件公共的事情，成为一个公共说理的话题，结果弄得政府想不管都不成。美国《奥克兰论坛报》2011年9月30日报道，加州里奇蒙市农贸市场的一位摊主莱蒙·杨（Raymond Yong）专门出售活鸡，受到华裔顾客欢迎，一天能卖出700只鸡，可是素食主义组织的民众对出售活鸡表示抗议，向市长麦克拉格林（Gayle McLaughlin）的电子信箱发了1000多封邮件，要求市政府采取行动，禁止出售活鸡。后来，市议事会讨论此事，以4∶2的投票表决结果，通过对杨的禁售活鸡决定。但杨和他的顾客，主要是华裔和其他亚裔，认为市政府决议不公，表示抗议，使得活鸡出售成为一个地方上公共辩论的议题。

在这个辩论中，双方的主张是明确的，一方反对，另一方支持。主张只是说理的结论，主张必须要有理由，仅有结论是不能说服人的。在公共说理中使用的理由有两种，一种是实用的理由，一种是伦理的理由。这比我在第二讲中谈到的三种理由（实用、审美趣味、伦理）少了一种，少掉的那一种是审美趣味。趣味选择是私域中个人喜好，在公共说理中作用不大。

反对出售活鸡的一方所持的是伦理的理由：卖活鸡，把鸡装在货车上的笼子里，使鸡“处于不安全和非人道的境地”。而且，买了活鸡的顾客回家以“非专业”的方法杀鸡，造成了鸡的极大痛苦，更是一种“无辜伤害”。主张出售的一方说，选用活鸡为食品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活鸡比超市买来的鸡更新鲜，味道也更好，更有利于食品健康。这一方的理由既是实用的（新鲜、味道好、健康），又是伦理的（应该尊重多元文化，人有追求健康的权利），这是一种混合式的理由，在说理写作中称为“非结合式”（nonjoint）理由。

单凭双方的辩论，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因为他们运用的理由并不相同，各方说了自己的理由，但却无法有效反驳对方的理由（其实根本也没有去反驳）。这是公共辩论时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公共说理总是在讨论问题，而未必总是能解决问题。一般来说，解决问题是指双方达成统一的看法，这就需要一方能改变看法，接受另一方的看法，或者双方都适当转变一些自己原先的立场。这种情况只有在两个人对话式说理时才会发生，而在公众辩论中极少发生。

在买活鸡的双方说理中，公共辩论必须诉诸说理之外的解决方式，那就是政治或法律的方式。出售活鸡的问题拿到市政府议事会上，以表决的方式得出决议，这个决议是程序正义的结果，因为参加表决者是民选代表，而且又经过了合法的决策程序。但是，符合程序正义的，未必符合实质正义。反对者和支持者本来就对出售活鸡“好不好”（是否符合某种正义原则）有分歧，这个分歧不是因为他们一方要正义，另一方不要正义，而是因为他们对“何为正义”的认识不同。无论市议事会作出什么决议，尽管双方会接受它的程序正义，但肯定有一方会不同意它的实质正义。

并非所有的公共说理都会有一个政治的或法律的最终结论，而大多数的公共说理也不应该以得到一个绝对的、我对你错的、唯一的正确结论为其目的。

说理的一方不应该把不同意见视为“敌对”或者“势不两立”的一方。在说理时，人们是在说“理”，实用性的“理”诉诸人们的利益意识，如“稳定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伦理性的“理”则诉诸人们的道德意识，如“自由是人应该拥有的权利”。当实用性的“理”与伦理性的“理”有所冲突的时候，孰轻孰重可以成为个人的选择，他可以以实用性的“理”为优先，也可以以伦理性的“理”为优先。

然而，即便如此，在个人决定优先后面仍然有一个被群体共同认可的伦理原则——他有这么做的“自由”和“权利”。个人有选择的“自由”是好的，“强迫”别人，不允许他自由选择是不好的。因此，任何公共说理，功利实用的也好，价值论断的也罢，都会倚重群体共同遵守的一些伦理准则，人们往往将这些伦理准则称为核心价值。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越明确，越深得人心，伦理就越成为公共说理的一个关键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价值概念和价值原则

美国作家克勒奇（Joseph Wood Krutch）说：“每一种新价值的诞生，都使人类的存在获得一种新的意义。每一种价值死去的时候，那一部分的存在意义也就跟随着消亡。”一个没有价值观的群体是不能说真正存在的。伦理说理是从价值观念开始的，人们形成伦理的价值观念，需要先有一些伦理概念（名词），如公正、正义、自由、平等、尊严、宽容、人道、诚实、诚信，反面的有暴力、伤害、羞辱、残害、杀害。然后需要有一个关于伦理概念的看法陈述（句子），也就是关于这个伦理观念的原则。对同一个伦理价值概念，如“自由”，人们可以作出不同的陈述，例如，“人生而自由”，或者“反对自由主义”。又如，对于“人道”，不同的人可以提出，“社会应该尊重人道的原则”，或者提出，“人道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应该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不同的提法是关于“人道”不同的普遍原则陈述。但是，同一个价值概念名词在两个不同陈述中的实际含义其实是不同的。

很少有人会直接否定一个被普遍认同的伦理价值概念本身，例如，很少有人会说公正、正义、自由、平等、尊严是不对的，是应该抛弃的价值。如果要否定这些价值，需要先把它们与某种“坏”或“恶”的东西捆绑到一起，然后再予以否定，这叫“倾向性解释”（spin），也就是先扭曲，再否定。即使那些被公认为不道德的人，也很少有以不道德的名义去做不道德之事的。例如，希特勒杀害犹太人，他不会说自己是“残害生命”，而会说自己是为世界“除害”，因为犹太人是侵蚀优等人类的“细菌”。

人们不仅会对同一个伦理价值概念作出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陈述，而且还会用完全不同的价值概念去看待和指称同一个行为。“9·11”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有的人称之为恐怖主义的“残害”，有的人则称之为反抗西方霸权的“正义”之举。

有人认为，伦理道德是相对而言的，个人对伦理的认识就如同穿衣吃饭的喜好和口味，本来就是各不相同，所以在公共说理中讨论或涉及伦理道德是没有意义的。在一个说理的而不是凭武力解决问题的社会里，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总是会有谈及伦理的需要和理由。

首先，我们不管做什么，说什么，总是会试图用某种伦理理由去说服别人。尽管有许多人认为，“对”与“不对”这样的伦理观点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看法，但事实上，在与他人相处和需要说服对方时，他们并不只是把伦理当作个人的看法。例如，我说，“安乐死是错误的”，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可能会说，“你的看法既不对，也不错，只是你正好不喜欢安乐死，而我则没有什么不喜欢”。但是，如果你对安乐死不是完全无动于衷，而是有一个与我不同的立场，你就可能告诉我说，安乐死对减轻病患痛苦其实是有好处的，是一种人道行为。你说这些理由，不一定是为了要改变我的想法，但至少是为了表明，你对别人的痛苦并不是漠不关心的，而且，你也不是一个对问题没有思考便信口胡说的人。

其次，价值判断并不都是“非事实”的。有人说，价值判断是看法，看法不同于事实，认定事实可以用一个客观陈述，而价值判断则无法运用这样的陈述。但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例如，2010年11月，有一个视频在网上流传，“一位少女用玻璃板压住一只小白兔，然后坐在玻璃板上”。我作这样的陈述，所有看过这个视频的人都会同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我说，“这位少女正在虐待动物，这是不道德的”，有人可能认为我所作的不是一个事实陈述，而是一种主观看法，因为我用了“虐待”和“不道德”这样的伦理判断词。

然而，这个女子行为的后果——那只被压在玻璃板下的兔子，由于她的重压而非正常死亡——是一个事实。而且，那位女子本人不会希望有人用对待那只兔子一样的方式来对待她自己，这也是一个事实。既然如此，那么，说她在“伤害”兔子与说她“坐”在兔子身上，应该同样是在陈述事实。由此可见，价值判断并不一定只是在非事实意义上的那种主观看法。

涉及伦理的公共说理需要有一个适当的社会环境。当大多数人在是非、对错面前，要么无动于衷，要么采取绝对相对论和犬儒主义的时候，涉及伦理的说理也就会因为失去了群体的环境，而变得没有意义。然而，尽管当今中国社会受到绝对相对论和犬儒主义的严重影响，但毕竟还没有达到伦理的公共说理已经完全没有意义的程度。在这个时刻，讨论与公共伦理有关的问题，尤其需要在说理时至少做到两点，第一是清楚地道出伦理概念，第二是明确说出与此相关的伦理原则。任何含糊其辞、暧昧不清和语义含混都会是一种实际上的逃避和矫饰，都会助长已经在弥散的道德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

说理在使用伦理概念时，需要区分具有普遍意义的和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概念，例如，自由、平等、宽容、人道、尊严属于第一类，而五讲四美三热爱、发展、稳定则属于第二类。第一类价值对人类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尽管每一种价值的具体内涵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变化。第二类价值是政策性和口号式的，虽然适合于一时一地的需要，但缺乏长久的普遍意义。只有第一类价值才有可能因在历史和传统中长久传承，形成稳定的社会核心价值。伦理说理越是能诉诸稳定的核心价值（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普遍价值），就越能得到广泛的认同。核心价值在公共说理中不断被引用，被讨论，就会变得越加具体、饱满、丰富，也会在社会中真正成为起作用的行为准则和有权威的说理依据。

三种基本的伦理概念：德性、责任和权利

学习公共伦理说理，在弄清楚伦理概念与伦理原则的区别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之后，很重要的下一步就是了解公共问题会涉及的三种基本伦理概念，它们分别是德性、责任和权利。只有弄清不同伦理概念的区别，说理者才能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就哪一类问题说理，可能的听众是谁，范围有多大，等等。

第一种是宗教或传统伦理所最普遍使用的概念。它们区分“德性”和“恶”，如“仁”、“义”、“德”和它们的反面“不仁”、“不义”、“无德”。这一类伦理概念因其高度的抽象性，成为价值伦理持久而且跨越古今的表述。另一方面，因为这些伦理概念很抽象，所以必须放到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中去进行诠释，例如在君主专制社会中的仁、义，和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仁、义就会有不同的伦理含义。

第二类伦理概念是“责任”，尽责任的就符合“德”的规范，就是“好”。对于宗教伦理或宗教化了的传统经典伦理来说，一个人的基本责任是由他在预先设定的秩序中的位置决定的。他的基本责任是一些不容置疑的义务和承诺，如对神的绝对“服从”和人们平时所说的“忠”、“孝”等等。尽管我们还在使用这些伦理概念，但已不认同它们原先的伦理原则。

第三类伦理概念是责任和权利。在现代公共社会中，责任和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像“参与”和“介入”这类概念对公民来说，不仅标志着他们的责任，而且也标志着他们的权利。责任不是位卑者对位尊者无条件的奉献和服从，而是以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责任者的基本普遍权利（人权、尊严、自由、平等）为条件和基础的。社会责任还特指对易受伤害者 （弱者）的责任，如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责任，公民对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等处于弱势者的责任。

权利是中国公共伦理中比较薄弱的一个概念，可在美国学生那里则已经相当明确。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强调权利与责任的关系。任何一个公民在申诉他自己的权利时，都在要求其他公民履行尊重他人权利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任何人的权利都必须以他人的某种责任为条件，由于这种责任并不总是合理，所以责任者权利不仅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而且也应当包括可以不做什么。例如，君王自称有要求臣民奉献忠诚的权利，这是以普通人必须绝对服从权威人物的责任为条件的，如果普通人没有某种权利（平等、尊严）的保障，他们便永远无法拒绝这种所谓的责任。普通人必须以他们的权利来解释和表述他们拒绝效忠这一行为的合理性。

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基本的普遍权利之外，还有各种各样具体的个人权利，如妇女权利、儿童权利、工作权利、教育权利等等。这种权利是人们常用的伦理概念，但有了相同的“权利”概念，并不等于就能落实为同样的伦理原则。

有两种落实权利伦理概念的方式，形成两种不同的伦理原则。第一种是将具体的个人权利等同为道德行为标准，凡是个人权利范围之内的，都是道义上可以接受的。这是一种伦理最低限度论。它允许“可以不管的事，我都不管”，对旁观者，它要求“不关你的事，不要你管”。一切从普遍道德规范对个别行为者的批评都因此被视为干涉他的权利、私事或者内政，都被视为不道德的举动。

第二种运用权利概念的方式则形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伦理原则。它从所有人的一些基本而普遍的权利和人权出发，在讨论公共问题时，它强调，真正具有社会价值（或国际社会价值）的权利应当建立在普遍性伦理原则之上，应当促进和增强与这些权利本身相一致的体制（民主）和社会结构（公民社会）。它兼顾不同个体权利和利益，它是一种集体性的，而不是极端个体性的伦理原则。

个人和个人、社会和社会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往往并不是因为各自持有不同的伦理概念，而是因为相同的伦理概念可能演化为不同的伦理原则。正因为如此，就相同的伦理概念所形成的不同伦理原则进行讨论，坦诚公开、逻辑说理、理性批判就变得格外重要，也必须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内容。这样的讨论不仅关系到写作的技巧，而且还关系到对公共社会伦理的认识。

学校的伦理写作课不仅要告知学生如何确定伦理概念和伦理原则，而且还要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伦理问题是适合公共说理的，怎样的论题才有公共说理和辩论价值。论题一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道德禁止（forbidden）的，反面则是道德必须（obligatory）的；第二类是道德允许（permissible）的。在美国社会中，公众实际进行的公共争议问题基本上都是属于第二类的，如堕胎、同性恋婚姻、公民拥有枪支等等。同样，只有第二类才是适合学生说理思考和辩论训练的论题，因为第一类论题往往代表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和共识，虽然不是不可质疑的，但往往不是青少年能在简单的说理辩论中说清的。因此，教师绝不会用“是否可以杀人”、“专制与民主，哪个比较优越”、“新闻自由会不利于社会进步”这一类题目去为难和困扰学生。伦理说理最重要的是真诚，只有你确实相信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你才能保持一个一贯的伦理立场。见风使舵，虚与委蛇，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些不仅不是伦理说理的正道，而且也是无法取信于人的。

第九讲

学生作文中的说理

美国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低年级，写作一直是重要的课程，他们学习写作的是何种作文呢？他们的作文并不只是人们一般印象中的写作：诗歌、故事、游记、书信等等，而且更是一种特定样式的叫作essay的作文。许多从中国刚到美国上大学的学生在写作上碰到不少困难，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国内习惯的写作与美国学校要求的作文之间是脱节的。在写作技巧和形式规范上依样画葫芦，学会美国的那种作文是不难的，但能不能领会这种文章背后的人文教育理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国内教育界近来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对准备留学的人员的英语补习中也有了一些相应的写作辅导。学生学习的essay是一种虽短小但结构相对完整的写作形式，可以用来描述、叙述、比较，也可以用来分析和论述，可以称之为“短文”，更确切地可以称之为“格式化随笔”或“应用随笔”。“随笔”是指它的由来（详见第十讲），“格式化”是指它的章法结构要求，“应用”是指它的用途（如描写、比较和对比、原因与后果、辩论等等）。作为格式化随笔的作文是一种并不随便的随笔。

作文从“描红”开始

小学生开始学写应用性质的格式化随笔有点像中国儿童用“描红”来学写毛笔字。“描红”的目的当然不是用墨把红颜色的汉字涂黑，而是通过一笔一画的模仿来把握汉字的结构，哪怕有的地方没有描到，也无须将整个字全都着上黑色。学写格式化随笔的道理是一样的。教本和老师会告诉学生描写文或辩论文有哪些基本的结构部分，如何开头、结尾、过渡、连贯、统一等等。但学生写的时候，重要的是通过对格式的把握，使思维变得清晰、逻辑、有序、有条理。作文一般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了，不同年级作文的具体要求是不同的。

美国小学四年级开始学习短文写作（在这之前学习写段落），以McGrawHill出版的英文教材为例，四年级的语文分为六个单元，每个单元都由两个部分组成：文法和写作。六个单元要求学习六种写作样式，分别是个人叙述、比较、说理、解释、故事、说明。这些都是向别人说明自己的看法并共同分享的写作样式，儿童可以用这些样式说自己想说的话，不必模仿大人说话的样子。例如，这是一篇个人叙述：

米斯提和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猫米斯提生小猫的那一天。猫喜欢在暖和、僻静的地方生小猫。所以我和爸爸就用一个大篮子和旧的小毯子做了一个窝。后来，我们就去做别的事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米斯提不见了！我很担心，在屋子里到处找米斯提。她正从屋后的树丛里走出来。她嘴里叼着一只刚生下来的小猫！她刚在屋外生下了小猫。

我后来想这件事，不再觉得太奇怪了。米斯提一直都是很独立的。

小作者叙述这件事，用了100多个英文单词，共有3个小段，很率真地说了一件动物不喜欢人类替它越俎代庖做窝的事情。这篇作文的基本格式要求就是作文要有一个中心意思 （theme），所有描写的细节都要与这个中心意思相关［称之为“统一”（unity）］，叙述要先后有序［称之为“连贯”（coherence）］，然后要有一个“总结”（不能有头无尾）。

说理也是四年级作文的一种样式，它的目的是说服别人去做一件事。作文要求“清楚地陈述自己的看法、提出理由、逻辑地组织理由，最强的理由最后说”。有一个叫大卫·刘的孩子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必读之书！

你上一次全神贯注地读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帕特丽夏·麦克拉克伦的《朴素又高大的莎拉》可以让你一口气读完。书说的是草原上的一个人家失去了妈妈，一位妇人来到了他们家。故事会叫你又快乐又悲伤。

每个人都说这是一本好书。它还得到过纽伯瑞奖。我最要好的朋友过生日时我送了她一本。她非常喜欢！

如果你喜欢读关于草原、家庭和动物的故事，你就一定要读这本书。它非常真实有趣。我们这里的图书馆有六册这个书，你可以很容易借到。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这篇作文也用了140多个英文单词，共有3个小段，提出了看法（“必读之书”），并用了三条理由来加以支持（大家都喜欢、得过奖、内容有趣）。《朴素又高大的莎拉》确实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1985年曾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最佳儿童书”，现已有中文译本，取名为《海边来的新妈妈》。

美国小学的说理文需要在课堂上作口头陈述，当面与同学交流，因此要求“注意语调，要有表情和自信；与听众要有目光交流；用一些手势来强调要点”。这些要求是为了让学生从小知道，作文和说话都是有具体接受对象的，是与他人分享，不是自说自话。四年级的作文不在于字多字少，而在于实实在在的有话可说，并把话说得明白而有条理。有了这个训练，以后继续提高写作，也就有了好的基础。

五年级是美国小学的最高年级，把四年级和五年级的作文要求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忽然长大了。五年级的语文分为六个单元（以Harcourt Language这一教材为例），每个单元集中在一种写作样式，六种写作样式分别是个人叙述、说明、说理、比较和对比、研究报告、故事，样式与四年级的要求差不多，但写作要求却显然有相当的提高。不仅作文的字数从140字左右一下子增加到300字左右（六年级再增加到500字），而且作文的段落也从一般的3段（有的就是一大段）增加到5段，更重要的是，思考问题的全面和复杂性也有了相当的提高，他们开始有“观点”和“看法”了。作为学习动脑筋思考并且写下思考结果的儿童，小学五年级学生已经不再是小小孩了。以“说明”为例，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范文分别是：

怎么去保龄球馆

四年级从我们学校到保龄球馆，要先下高速公路，再向右转到康奈尔大街。见到停车牌，就左转到米希尔大街。沿着米希尔大街往前三条横街，就会看到第一国家银行的牌子，这时候往左转，开过银行。保龄球馆就在你右边的大白房子里。我们会在旁边的入口处等你。这个入口处的大门上有一盏蓝色的大灯。

集邮

五年级如果你想找一个有趣的爱好，它可能就在你家的邮箱里。全世界有许多人都爱好集邮。从邮票上的图画，你可以了解到不同的国家、名人和特殊事件。开始集邮很容易。

首先，想一想你要收集哪种邮票。每年发行的新邮票有几百种。你可以集一个国家的邮票，也可以集一个题材的邮票，例如，各种交通的邮票，或者一种交通的邮票，如船只。

接下来，你需要几件集邮的东西。你需要集邮本、邮票夹和能粘贴的集邮用纸。用小钳子夹邮票就不会有损伤，用放大镜可以看清邮票的细部。有了这些就可以集邮了。

最后，你可以这样得到邮票。一个办法是上邮局，看看那里展览的邮票。也可以找一些旅游杂志或上网找找哪里有卖邮票。你可以买整袋的邮票，然后自己分类。不要忘记告诉你的朋友、邻居和家人你在收集邮票，他们可以把信件上的邮票给你。

你知道了怎么集邮，什么时候开始集邮都行。集邮是有趣的爱好，它可以帮你走遍美国，也走遍世界。

五年级的作文比四年级的在内容和结构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几乎是一个飞跃，其中的一个特点是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章法的格式意识也更明确，条理和逻辑也更清楚。从初中到高中，开始写比较正式的格式随笔，要求也更高一些（可参见第十一讲“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中的一篇中学生辩论文）。小学的写作教育可以说是说理的前期教育，特别重要，因为少年时期人的思维习惯正在形成，古罗马老师收学生，碰到前期教育不好的学生，即使肯收，也要收取双倍的学费，因为老师不仅要教学生好的习惯，而且还要去掉他的坏习惯，而这比培养好习惯要更困难。

大学一年级的作文

大学生在学校里也学习写“论文”（paper），“格式化随笔”与“论文”在结构和语言上有一些共同的要求，但也有区别。格式化随笔侧重于表达个人的意见和看法，而论文则注重于陈述客观的事实和发现。所以有的老师会叫学生尽量在论文中避免个人化的话语方式，如在句子中避免用“我”作主语，而在格式化随笔中则不必如此。就公共说理的教学作用而言，学习写格式化随笔更为基本，教学作用要超过论文。格式化随笔更能让作者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理由，这是由于它与随笔的渊源关系。随笔是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写作形式，这个传统富有人文意义，帮助形成了与今天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有联系的写作形式。

随笔是一种体现主体意识的个人写作，它无须遵守任何宗教、政治的教义和教条，写作者可以自由地陈述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看法。它平等地对待读者，是写作者在“试着”（法语essayer）说服他人，坦诚、平和、真实、理性，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谈”，因此成为一种交谈和谈论的方式。法国作家蒙田是第一个称自己的写作为“随笔”的，他说自己是在尝试着把真实的想法以合适和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他的随笔集因此也有被翻译成《尝试集》的。

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随笔培养的是学生仔细阅读、思考、分析和理性、逻辑说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写作不把写作只当作一种私人的文字，而是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所说的“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这也就是说，作文写下来的文字是给别人阅读的，作者有责任清晰而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必须讲究一些被公认为是有效的写作规范，这些规范同时也是说理的基本规范。经过从小学高年级到中学的八年学习，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格式化随笔写作已经可以脱开格式，比较自由了。但是，清晰可循、逻辑合理的章法结构仍然是这种写作的基本要求。下面是我的“希腊思想讨论班”（大学一年级学生人文教育必修课之一）上一位名叫艾伦的学生的作文，讨论的是他阅读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体会，我在翻译时把原文的引文出处删除掉了。

《奥德赛》中被拒绝的天堂

这学期同时阅读了《圣经》和荷马的《奥德赛》后，我对伊甸园和女神卡吕普索之岛欧矶吉的相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伊甸园和欧矶吉都是天堂般的地方。但是，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居住在这两个地方的人物却遭遇了不同的事变。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而奥德修斯却自己选择离开欧矶吉。奥德修斯的选择令我困惑。有生以来，人们一直对我说，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然而，奥德修斯却确实要离开一个与伊甸园相似的地方而去。奥德修斯作了这样的决定，到底是为了什么？

伊甸园和欧矶吉有好些相似的地方。首先是这两个地方的风景都令人赏心悦目。《创世记》里，上帝令“树从地上长起”，那是一些“好看而结美味果实的树”。有一条河“流进伊甸，灌溉花园”，然后分流成四条“小溪”。伊甸是一座花园，是一个所有植物和动物和谐相处的快乐地方。荷马对欧矶吉的动人景致描写得比《圣经》更细致入微：

欧矶吉不仅美景如画，而且芬芳袭人：

洞府的四周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各种树木，

有杨树、桃树和香气四溢的柏树。

在树林间，各种大羽的飞鸟筑了窝巢，

有猫头鹰、鹞鹰和黑黑的乌鸦。

洞府的岩壁上长满了青青的翠藤，

上面挂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紫葡萄。

两侧有四股山泉，

吞吐着清香的泉水，

奔驰而下，流向不同的方向。

周围平地上是柔软细嫩的草坪，

有欧芹和紫罗兰。这种美好的田园风光，

使初来乍到的永生的天神也备觉清爽。

伊甸园和欧矶吉的第二个相似之处是，住在那里的人都安逸快乐，全无痛苦。亚当、夏娃和奥德修斯都不用为生活有任何劳作。亚当和夏娃虽然不可以“从分辨善恶的智慧之树”上采食果实，但他们的食物非常充足。上帝确实把亚当放置在花园里“令他耕作、照料”，但亚当的劳动并不累人。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劳动才真正成为他不得不操劳的事情，“你必须以额头的汗水换取面包”。亚当和夏娃都从来未受到过痛苦。待到他们偷食禁果后，上帝对夏娃说，会叫她在分娩时痛苦，而亚当则必须在大地上“披荆斩棘”。至于奥德修斯，女神卡吕普索也为他准备了充分的食物：“我会为你准备足够使用的食物、淡水和香甜美酒”。

女神卡吕普索也告诉奥德修斯，一旦他离开欧矶吉岛，等待他的便是磨难和痛苦，他总有一天也会像所有的凡人一样死去：

卓越的奥德修斯，

不久你就能离开这神仙洞府，

回到你可爱的家乡。在归途中，

你会经历无数的苦难，或许那时，

你就后悔离开了我，

抛弃了长生不死的权利。

伊甸园和欧矶吉的第三个相似之处是亚当有夏娃做伴，而奥德修斯则有女神卡吕普索作伴。上帝在创造了亚当之后，怕他孤独，所以又先创造了动物，然后再创造了夏娃，于是亚当就有了伴。亚当和夏娃是第一对结合的人类伴侣，“合为一体”，赤裸时彼此不感觉羞耻。奥德修斯当然想念自己的妻子佩涅洛佩，但他有可爱的女神卡吕普索作伴，而且很喜欢她，也就在奥德修斯向卡吕普索说明归意之后，他们还一起共度良宵：

这时，夕阳已经西下，夜幕已经降临。

他们二人相伴走入洞府深处的睡房。

欢爱之后，才拥抱着睡在一起。

伊甸园和欧矶吉岛最重要的相似之处是，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死亡。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说，如果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就会死亡，果然如此。他们在偷食苹果后，上帝对他们说：“你们从尘土中来，也将回到尘土中去。”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们不偷食禁果，本是长生不死的。卡吕普索对叫她给奥德修斯放行的信使赫尔墨斯说：

（奥德修斯）被飓风卷到我这里来的时候，

是我，把他从水中拯救出来。

我给他可口的美食，细心照料他，

并劝他住在这里，和我作伴，

这样就能够永远快乐，长生不老。

总之，在伊甸园里和在欧矶吉岛上，亚当和夏娃，还有奥德修斯，他们都似乎享受着天堂乐园的快乐，享受着美景如画的环境、安逸舒适的生活、可爱的伴侣和永恒的生命。但是，奥德修斯却偏偏拒绝了他的天堂生活，那又是为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的明显答案是，奥德修斯爱他的妻子佩涅洛佩，想回家与她团聚，我们在《奥德赛》中第一次见到奥德修斯的时候，

他正坐在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大海边，

思念着故乡，思念着亲人，泪珠不断。

奥德修斯对女神卡吕普索说，佩涅洛佩在哪个方面都无法与身为女神的卡吕普索相比，他想要离开神仙世界的欧矶吉岛，

（原因）并不是您在容貌、身段

和皮肤方面，不如我的妻子佩涅洛佩。

这怎么可能呢？您是一位女神，能够容颜长驻。

奥德修斯告诉女神卡吕普索说，他也知道回家的路途会有多么危险，但他去意已决：

我希望自己能踏上离别多年的故土。

很有可能，我会在海上经历诸多磨难。

但我返家的决心不会动摇，决不后悔。

以前，我就曾历尽各种苦难。

加上这一次冒险，又有何妨？

最后，奥德修斯历经了千难万险，确实实践了他的诺言。我觉得，《奥德赛》故事的高潮是奥德修斯与妻子佩涅洛佩久别重逢，两人共同就寝的那一刻。

奥德修斯为何要离开神仙世界的欧矶吉岛，还有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答案，那就是，他的决定符合他的性格。他精力充沛、机敏过人、有勇有谋，所以总能克服困难，排除艰险。围攻特洛伊的木马计就是他想出来的，而《奥德赛》就是一部他凭勇气和智慧不断历险，不断化险为夷的故事。奥德修斯是一个喜欢动手的人，他的婚床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是一张奇巧的床，是他这么做成的：

以前，在庭院里有一株枝叶繁茂，

树干极为粗壮的橄榄树，

我盖睡房时，将它盖在了房内，

用光滑的大石砌起房壁，又在上面盖好屋顶，

然后安上制合严密的牢固的门扇。

在房内，我砍掉了橄榄树上多余的繁枝长叶，

只留下树干，并仔细切割修整，

沿着笔直的墨线用铜斧破削，

将它做成一个漂亮的床柱，并在上面打上孔眼。

从这棵树开始，我做好了我的睡床，

用结实的牛皮在四周束紧，

并镶嵌上了大量珍贵的金银和柔和的象牙，

这就是我的睡床的秘密所在。

奥德修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爱动脑子、爱动手，总是在行动中展示和实现他自己。像奥德修斯这样的人，又怎么能一辈子都待在欧矶吉岛这样的“天堂”里呢？欧矶吉岛确实可以像伊甸园一样让人安逸舒适，无忧无虑。但是，这种地方有一个问题：没有挑战，也没有可以克服的困难。在这样的地方，奥德修斯会无聊，会心灵不得安宁，甚至会疯掉。这就是他选择离开欧矶吉岛的原由。他似乎早已经感觉到了，欧矶吉岛只不过是一个懒汉的天堂，在那里注定只能过一种永无变化、永无奋斗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天堂生活。

大学生作文的要求

《〈奥德赛〉中被拒绝的天堂 》是一篇典型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作文，对于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写作，无论是写作课、人文基本课程（如希腊思想、罗马和早期基督教思想、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近代和20世纪思想），还是英文系或其他人文科系开设的专门课程，作文说理都有四个方面的具体标准：一、目的（内容）；二、结构（组织和发展）；三、语言；四、技术性细节（拼法、句法、正确引述法等等）。写作技能并不单纯是技能，因为它是与内容联系在一起的。

作文的内容并不是文字写出来的任何东西，而是指言之有物的看法。艾伦在作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生活在天堂乐园般地方的奥德修斯为什么选择离开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学生们可以联系自己生活经验和价值的主题。几乎所有的人都向往某种完美的幸福生活，允诺这种完美生活的理想、未来、主义便对世人充满了吸引和迷惑的力量。对于这样的乌托邦，人们常常是以不可能实现的理由来反对它，但艾伦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乌托邦能够实现，那是一个天堂般的地方吗？所有的人都会喜欢这样的地方吗，会不会还是有人要像奥德修斯一样选择出走？如果有的人在“幸福的地方”觉得不幸福，甚至会疯掉，那又是为什么？

这些问题是艾伦在同时阅读《圣经》和《奥德赛》时所产生的想法，他不仅对阅读有所思考，而且还把思考的结果用说理的文字表述出来，使我们可以成为他的读者。

艾伦的作文有一个清晰可循的章法结构，这使得他的说理能够条理有序、逻辑清楚、具有说服力。例如，艾伦说，伊甸园与欧矶吉岛是很相似的地方，这是一种需要证明的“看法”（主张）。他为支持这个看法提供了四个理由。这四个理由是按其重要性而有序地一一分别陈述的——美景、无痛苦、伴侣和生命不朽。在说明这四种相似之后，艾伦作了一个简短的总结（“总之……”）并将说理过渡到作文的第二个大的部分——奥德修斯为什么决定离开那个天堂般的地方。

公共说理应该是一个事实和观点（看法、主张）明确而有序的组合。艾伦对四个相似之处的每一个都提供了文本事实（直接的或间接的引文）。每一个相似之处都与主题相关，保证了文章的统一（unity），而它们的逻辑顺序则使它们呈现出整体的连贯（coherence）。在作文第二部分，艾伦保持了这种明确有序的结构特征，他为“为什么离开”这个问题提出了两个理由，先说的一个理由比较明显，而后说的另一个则不那么明显，更有赖于作者对人物的理解和对“乌托邦令人不快乐”的思考。比起第一部分来说，这个部分的说理相对薄弱，因为第一部分不过是第二部分的准备，而第二部分才是论述的本身所在。

作为艾伦的读者，我觉得作文的第二部分还可以更充分地讨论“从乌托邦出走”的问题。在对他建议这种补充可能的时候，我的说理身份是与他平等的，我不能武断地要求他补充第二部分，而是必须为我的建议提出理由。我希望第二部分能更充分一些，是因为我觉得可以对这个论题提出一些更多的讨论。例如，奥德修斯不安分的性格使他无法适应乌托邦的生存状态，那么那些安分守己的人呢？奥德修斯是一个工于心计、善于伪装的人，他对女神卡吕普索说的话，就真的可以完全信以为真吗？

当然，我还有一些没有与艾伦说的想法，例如，奥德修斯是被命运强迫安置到欧矶吉岛上的，在岛上生活从一开始就不是他的自由选择。那些流落在政治制度的欧矶吉之岛上的人们，命运又是如何左右他们的生存呢？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相信自己是生活在最完美的伊甸园，也非常满意那里的生活，他们所感受到的又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幸福和好生活呢？哲学家凡维克（Robert V. Wyk）说：“一个好生活必须至少包含两个部分，幸福以及不在寻找幸福中上当受骗。”越容易上当受骗，也就越不容易确保那是真正的幸福。这样的想法虽然不在艾伦的作文里，但却是那作文在我的头脑中引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艾伦的文章尚不能令我满意，但仍然让我有了思想的收获。

这便是说理的人文价值的一种体现，在人文讨论课上，学生们就共同阅读的文本进行讨论，提出的看法都不会太完整，都不过是一得之见，但却值得与他人分享。这种阅读是一种细读，它要求每个学生在提出与文本有关的看法时，都要用文本来作佐证，避免印象式的泛泛而谈或无根游谈。学生们讨论的不是各自个人的看法，而是与他们共同阅读的文本有关的个人看法，只有这种看法才具有在他们这个阅读群体中的公共性和可交流的意义，也才可能成为一种公共说理。这样的说理并不需要有一个我对你错的最终结论，它是开放的、多元的、相互补充的，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它可以不断进行下去。对经典著作的讨论就是这样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之间传承的。共同的阅读和平等的讨论形成了一种说理的环境和气氛，在这样的说理环境中，政治权力组织的那种像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朱光潜美学思想、胡风文艺思想或钱谷融人性论的批判，无论它们多么振振有词，都会显出其不说理的霸道特性。

大学生作文的基本要求是，概念要有规范定义，论点、论证和论据要有符合逻辑的联系，分析要有切实的求证和说明，提供相关的引述材料和文献来源，等等。这些对学生们熟悉学术规范和培养专业素质都有长远的教益作用。但是，仅仅把这些当作专业技能训练是不够的，它们还是人文教育和公民训练的一部分。专门学术训练与公民素质训练的内容看上去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它们的指导思想却有重要的不同。如果把这种训练看成只是少数专家才配接受，才能够完成的话，那么它的指导思想是精英式的。如果把它看成是每个公民都应当接受并能够完成的话，那么它的指导思想就带有了民主的性质。精英思想并不一定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精英思想可以也是民主的。民主的精英思想强调的是思想和说理的质量与素质，无论一个人从事哪一种社会工作，参与哪一种文化，进行哪一种说理，他都要做得尽可能的好，只要做好了，不只是学术研究，任何工作都有人格培养和道德训练的作用。有质量的民主需要有素质的公民，因此离不开公民教育和公民自治的教育，而说理教育正是公民教育和公民自治教育的重要部分。

第十讲

书面说理的演变与人文传承

学校里的说理教育主要是通过阅读和写作来进行的，这是因为，公共说理是一种文字形式，用波兹曼的话来说，是“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即使是演讲，也不能掩盖这个事实”。就美国的学校而言，说理教育最普遍采用的是一种可称为“格式化随笔”（essay）的书面文字形式，它是实用的而非文学性的写作。这种写作形式常常被翻译成中文的“作文”或“话题作文”。单单这样的中文称谓不能充分显示格式化随笔的意义与内涵。为了说明格式化随笔所可能具有的人文价值和公民教育内涵，需要追溯到它的源头，也就是“随笔”，在英语中叫essay。这个词有时候也翻译成“散文”或“小品”，用以指称一些文学性的写作。对于说理文来说，还是“随笔”这个说法比较恰当。

“我写作”和“我说理”

随笔是一种出现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写作形式。16世纪的知识话语，用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来说，正在发生一种从“注释”向“评说”的转型，随笔的出现是这种知识话语转型的一部分。注释的任务主要是搜集，然后才是添加。它对任何一种对象或话题，都是把前人写过的所有东西尽量收集起来，不管由谁写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把它们合为一个知识整体。评说的知识者则必须有他自己的主张、观点、看法。它要求写作者回到“事情”本身，以事情本身为对象，这就必须对前人对具体事情说过的话和积累的知识作评价性的甄别，在其中选择那些与写作者自己直接观察相一致的部分。一直到今天，随笔的这种知识特征仍然被保留在格式化随笔的基本要求中——说理必须要有自己的看法，用以证明自己看法的权威或知识都必须经过写作者自己的选择和评估。

16世纪的随笔大师蒙田（Michel Montaigne）被公认为是这一写作形式的开创者，但他并没有把随笔变成一种真正的公共说理形式。蒙田是一位非常私人化的写作者，普通民众并不是他头脑中的读者。作为一个退隐的人文主义者，他为之写作并分享写作成果的是一些与他一样的上流绅士淑女。在蒙田写作随笔的时候，既无报纸，也无期刊，“书”是唯一出版的形式，书里每篇随笔因此也都称“章”（chapter）。当时非诗歌的出版物都是这样的，书也还远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大众媒介。没有大众媒介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共说理。“随笔”在蒙田那里有着与现在不尽相同的含义，它有一种自谦或自我辩解的意味，与蒙田常用的那种自贬、自嘲的口气很符合。他用随笔的复数（Essais）为书名，是零零碎碎的意思。蒙田的随笔无一定格式，飘忽不定，偏离主题成为他的风格。这在今天的文字说理中被看作是应当避免的。

随笔成为相当程度的公共说理文字，对此作出贡献的是蒙田的同时代人，英国哲学家培根。蒙田认为，选择知识应该与知识者自己的观察相一致，这种知识态度与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实证科学是相一致的，而培根则正是这种实证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不过，尽管随笔与实证科学在认知上有亲缘关系，但它与实证科学在知识性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也不属于实证知识的一部分。蒙田对经验材料的运用比实证科学要有限得多，这从蒙田与培根对随笔的不同运用中就可以看出来。培根比蒙田更直接地批判中世纪的“经院学术”（academic scholastics），那些经院学者完全只是在书堆里打转，把时间花在注释和相互辩诘上，既不能产生新思想，也不进行新观察。培根所追求的新知识虽然以个人的经验观察为本，但却是一种与他人合作的、公共的、积累的知识。培根所写的随笔尽管尚不足以实现这样的知识，但却是把随笔明确地引向了这个方向；而没有公共的意识，没有公共性，则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说理。

16世纪虽然还不是启蒙时代，但已经有了启蒙思想的因素，形成了早期随笔的样式，包括来自蒙田和培根的不同人文因素。随笔写作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文字风格，而且更是在于思想内涵。这种思想内涵的本质是个体化的思想，不仅是自由、独立的，而且是理性、逻辑和条理分明的。用“启蒙”一词来概括这样的思想特征，是因为启蒙的基本含义是由智慧和理解达到清晰的认识和表达。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启蒙是思想发展史的一个阶段，是人的“信念”的转变结果，由对神启或体制化宗教的信念（信仰）转变为对人的理性的信念。说理的“理”就是由自由的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别人的灌输去获得的。这个特征成为今天公共说理的话语伦理核心。

说理：普通民众的理性思考与表达

让随笔真正成为公共说理文字的是英国18世纪时论作家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艾迪生对自己的随笔有社会启蒙的意识，他说：“人们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了人间；我希望人们会说我把哲学从国王议事厅和图书馆、学校和学院搬进俱乐部、公民议会、茶桌和咖啡馆。”他所说的“哲学”是指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表达，他要使这样的思考和表达成为一般人，而不只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事情。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称18世纪的咖啡馆是一种典型的新型公共空间，使得说理成为一种被普通人普遍认可的话语伦理。

用普通人能懂的语言来与他们理性交往，这不只是一种说话的语言能力，而且更是对待他人的方式。说话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具备与之相应的性格、秉性、习惯和气质。艾迪生以古罗马作家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和蒙田为楷模，要以一种平和、理性的方式为读者写作，并影响他们，让他们懂得如何自制、温和稳健、不走极端、顾及公众利益。人的趣味和感受不只是审美的，而且也是社会人格的。国民的性格与他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二者的变化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启蒙引导它们变化，不是通过惊天动地的“革命”或“运动”，而是通过优化人际交流的公共话语，这是一个春雨润无声但影响非常深远的教化方式。

17世纪的英国经历了许多剧烈的社会变更和革命，剧烈的社会、政治、文化变更动摇了传统体制的权威，也使社会共识处于失范的危机，党派之间的争论简单粗暴、充满了敌意和对抗。这与今天中国面临的诸多“后革命”问题有相似之处。艾迪生的写作力图影响读者，让他们对社会形成一种相对复杂、精致，而非简单、粗糙的感觉和观察，学会以一种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悦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对抗和争吵来谈论共同的问题。他的写作可以说不断在为此设立标准和作出示范。艾迪生的对象读者是中产阶级，这是他要启蒙的主要对象。以中产阶级读者为对象，使得艾迪生比许多同时期的随笔作家更能贴近和赢得普通读者。

18世纪是随笔在英国兴盛的时期，有一些偶然但又必然的原因。1695年英国政府放松了对出版的管制（在这之前政府绝对控制着出版许可），涌现出众多的期刊，刊登短小生动的文章。经济的发展使得新的经济富裕阶级加入了以前的有闲读者群，对“谈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新兴的中产阶级人士在咖啡馆里谈论，人数远远超过以前在沙龙中谈天论地的贵族阶级。中产阶层的阅读是学习与消遣的结合（到今天仍然如此），他们是真正的报刊读者，谈论的话题也比“严肃读者”更丰富多样：政治、道德、文学、艺术、人生、成功和处世，无所不谈。咖啡馆代替沙龙，成为社交和社会教化的主要场所，而杂志刊物则为在这些场所的“谈论”提供了轻松、优雅的话题，引导谈论者的感受、品味、格调和趣味。19世纪的随笔高手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就说过：期刊的随笔小文对于调教中产阶级最为适宜，“经常性地刊登短文，让读者有所消遣，而不只是学习。如果题材轻松，论述也就会简短。忙的人读起来不缺时间，闲的人读起来不乏耐心”。

艾迪生和斯蒂尔（Richard Steele）编辑和担任主笔的《旁观者》便是当时期刊中的佼佼者，每一期要印三四千册，有时竟会超过一万五千册。这个印数的读者非常可观，因为每一册都会在读者中传来传去，据艾迪生自己估计，每卖出一册，传阅的人数都会超过20位。所以每一期的读者人数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十分之一。塞缪尔·约翰逊特别看重艾迪生小品的社会教化作用，因为从文艺复兴开始，“教化”一直就是随笔的一项主要功能。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卡萨（Giovanni della Casa）所著的《礼仪手册》（The Book of Manners），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的《廷臣手册》（The Book of the Courtier）对当时的贵族文化都影响极大。而艾迪生的读者对象是那些刚刚富起来，但未必有文化修养和精致趣味的新有钱、有闲者。艾迪生的目的是通过随笔在中产阶级中形成一种彬彬有礼、富有学养、思维清晰、说理合度的风气。

艾迪生的影响当然不限于普通的资产阶级读者，他对思想人士同样有所影响。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和艾迪生一样，也是一位随笔作家，他非常敬佩艾迪生的随笔写作。休谟在《论随笔的写作》中称自己是“从学问界来到交谈界的住户或使节”。在休谟那里，“交谈”是一种与他人平等的说理讨论，也是随笔的主要功能。亚当·斯密（Adam Smith）继承艾迪生中立、平和的旁观者立场，在《道德情感论》一书中，他将此确立为道德哲学的原则。塞缪尔·约翰逊说，要想写好优秀的随笔，“必须日夜诵读艾迪生”。卢梭在《爱弥儿》中称《旁观者》为青年女性理解其社会责任的最佳读物。艾迪生在美国革命前后成为新大陆读者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对美国建国之父如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都有重要影响。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的青年本杰明偶然得到一本《旁观者》，用来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自我训练清楚、准确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能力。

艾迪生公共说理的那种人文教化作用正是今天人文教育想要在学生们身上看到的。艾迪生能用一种理性而令人愉悦的方式把理说清楚，不仅如此，由于他用一种富有教养的方式说理，而他的读者们又都认同这样的说理方式，说理本身也就成为一种社会能够共同赞成的“好”和“价值”，一种具有公共规范作用的话语伦理。同样，在今天的人文教育中，说理并不仅仅是一种用话语影响和说服别人的技能，而更是一种文明社会的教养和价值观。

说理谈论的是“人的事务”

在艾迪生之后，随笔逐渐朝专门领域个人化写作的方向发展。有的作家把它变化成一种以诙谐幽默著称的小品［如兰姆（Charles Lamb）］，有的用随笔来谈论社会道德（如约翰逊），有的用它来讨论艺术、文化旅游和人生［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有的用它来谈论阅读和回忆［如伍尔夫（Virginia Woolf）］，有的用它来谈论文学理论［如TS艾略特（TSEliot）］，有的用它来谈论工人生活和左派政治［如奥威尔（George Orwell）］。1688年，英国哲学家洛克发表了《论人类的理解力》，其“论”字用的就是“essay”这个词。伏尔泰于1756年发表了历史著作《论风俗》，1889年，柏格森将他的哲学著作命名为《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其中的“论”字用的都是“essai”。随笔成为一种无所不谈的写作方式。今天，随笔最常见的是四种文字：沉思、阅读、回忆、旅游。

英国大随笔家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说，随笔“把思想的才能与资源运用于人的事务（human affairs），这种写作虽然不属于艺术、科学或职业，却属于作者的认知范围，贴近人的事务和关怀”。以人的事务为题材，这是一种人文的写作，一种非专业的，独立于科学、哲学或宗教的写作，“在道德与方法上正如实验之于自然哲学，与教条的方法正好相反”。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业余”的写作，它强调的是写作者个人的看法和认知，个人的独立观点。它拒绝接受任何宗教或政治教义的束缚，它让写作者自己的声音成为说理的声音，这种业余而独立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在学生说理作文中要鼓励的。

刚进大学的学生们往往对自己缺乏自信，经常会问，在作文中可以用“我”（“我认为”，“我的看法是”）来作主语吗？我本人给学生们的回答总是很肯定的，不仅可以，而且还应该让读者听到写作者自己的声音。我们可以用改变句法或句式来隐藏“我”，例如使用被动语态，用“我们相信”或“一般人认为”这样的说法来代替“我”。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说话者是在以个人的声音说理，他既不代表什么组织，也不代表什么学科，更不代表真理。

在布置学生作文时，教师一般都会给学生们一个比较大的选题范围，让他们能充分选择一个自己觉得有话可讲、有理可说的话题。学生们不需要是（事实上也不是）话题内容的专家。尽管他们不是专家，但他们还是可以就话题进行议论和说理，当然，为了让说理令人信服，他们必须作一些相关的研究。然而，最后完成的作文仍然是一篇随笔，不是专业论文。

随笔与论文之间是有区别的，随笔与论文之间的区别往往也就是“说理”与“专业论述”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说，说理的修辞，它涉及的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这正是随笔与论文的主要不同之处。随笔探讨的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不是专业人士的知识。一个人写专业论文，需要在有了相当的专门研究和新的发现后才能开始。论文写作的成果是由专业内同行所评审的，他们是论文的主要读者。随笔的说理不需要从专业研究开始，它的对象不是专家、学者，说得在不在理，是由普通读者来评判的。而且，论文需要以注释的形式来提供详细的相关专门资料，随笔说理则无须如此，引用他人言论时，只要大致说明来源即可。

学生们在写作课上也会学写论文，但只是作为一种格式训练（包括正确的引述和注释方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文。老师在教授论文（research paper）写作时，往往会布置一个以学生自己的兴趣而非专业知识为出发点的“我发现”（Isearch）作文。“我发现”不同于学术论文那种在别人发现成果基础上的“再发现”（research），它以“我”而非“我的专业”需要知道什么为求知动力。例如，一个学生到号称“东方威尼斯”的苏州旅游，发现所见的河水乌黑肮脏，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味，有感于此，他想知道，20世纪50年代或一百年以前的苏州河水是不是也是这样，于是，他开始了“我发现”的调查，收集了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加以条理化的组织，就能写成一篇关于苏州河道问题的说理作文。

这种与每个人的经验和周围世界有关的事情，就是“人的事务”。关心和讨论“人的事务”，对之进行说理，这是随笔写作的一个传统。这也是说理写作教学努力要保存并延续的。与此相比，说理写作的另外两个主要方面，逻辑（包括逻辑谬误识别）和章法结构（文字语言另作别论）就显得是比较技术性的了。

对今天的说理写作教学来说，逻辑，尤其是逻辑谬误识别，主要是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宣传研究在学校教育中的推行，而不是古代逻辑研究。说理文的章法结构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修辞规范，但已经被大大简化，为的是适应普及的高中教育和相当普遍的大学教育。这与以前文化精英式的教育是不同的。现在美国小、中学教的说理文的章法结构是非常基础的，程度只相当于写毛笔字的描红或稍高阶段，而大学写作课上的说理写作则相当于差不多刚能写正楷。学校教授的说理写作章法是经过简化的，起到的主要是基础训练的作用。这是中国学校教育可以借鉴的。

逻辑和结构章法在说理文教学中受到较多的重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直接反映在说理的文字形式之中。但是，逻辑和结构章法之所以对于说理至关紧要，是因为它们有人文价值在背后支撑。这些人文价值的许多因素都蕴含在随笔这一文字写作形式的传统之中。这个传统包括一种不脱离个人经验、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知识观；坚信“理”来自每个人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外力灌输或强迫；说理必须自制、温和稳健、不走极端、顾及公众利益；说理不只是技能，而且更是教养，因此深入、平和、令他人愉悦的说话方式应该成为文明说理的规范；说理的权利与把理说清的责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说理者应该有明确的看法、清晰的条理、准确的措辞。更重要的是，说理是就多种多样的“人的事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是对普通人和广大公众说理，而不只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政党、教派、小专业等）的同声相求和互相吸引。公共说理的先决条件不是先成为某个专业问题的专家，而是对公众共同面临的问题有所关心，并对之形成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否合理，需要由说理者自己先行评估，并且要有他人的认可。说理因此成为一种不断在与他人互动中“寻求合理”的社会行为和话语伦理。

第十一讲

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

学习说理不是学习一些能把什么话都“说圆”，把无理变成在理的技巧，而是通过提供真实的信息、事实、知识去说服别人，说理因此是说真话。在说服别人的过程中，有效地说真话，包括条理、逻辑、举例、语言的明晰与生动等等，都是必要的。亚里士多德说：“演说者不仅必须考虑如何使他的演说能证明论点，使人信服，还必须显示他具有某种品质，懂得怎样使判断者处于某种心情。”做到这些不只是一个能力问题，而且也是一种教养。

从小学习说理的教养

说真话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来说，也是悉心教育的结果。人们往往把说真话、不说谎的教育看成是一种德行（道德或品格）教育，这固然不错，但应该看到，作为说理的说真话更是一种“教养”的教育。

约翰·洛克在《教育片论》中把良好的教养（civility）视为德行在日常生活中的显现，教养与德行的不同在于，如果我们公认一个人有“诚实”的德行，那么我们是说，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会是诚实的。如果世界上有这样的人，那也一定是非常罕见的。大多数被认为是诚实的人基本上是在一些事情上诚实，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并不诚实的，例如，再诚实的人也会有需要找借口或推诿的时候，虽然不见得“诚实”，但谁都有需要这么做的时候。

教养意义上的诚实不那么绝对，所以相应的标准也就“低”一些。教养意义上的诚实不是必须做什么，而是应该不做什么。诚实不只是品格高尚，而且更是在人际关系中维持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保持信誉，不要丧失可信度，因为这样对自己比较有好处。一个人在说理的时候，要说服别人，没有别人的信任，没有好的名声，被人觉得不可靠，是很难取得效果的。如果一个人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讲理的人，那首先是因为别人觉得他会说真话，比较诚实与诚恳，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总而言之，比较有教养。在对人的评价中，讲理是一个优点，不讲理是一个缺点，这个区别往往也就是是否有教养的区别。

洛克认为，应该从小培养孩子不要说谎，不要找借口。洛克没有说要诚实，不说谎和不找借口是比较低调和平凡得多的德行，更符合他所说的教养。他说：“幼童因为害怕他们的过失被别人一览无余，便会像亚当的其余子孙一样，去寻找借口。这种过失往往与虚伪相近，且也容易导致虚伪，因此不能加以纵容。”儿童说谎往往是因为以为说了真话会给自己带来不利，或害怕有过失而受到责罚。所以，洛克劝告家长：“您就必须注意，切不可让他因为坦诚而造成一丝的不安；恰恰相反，他自发的认错可使他免除所有的惩罚，此外还应用一些满意、赞同的标志给予鼓励。”这也就是说，要让孩子知道，坦诚对他不但没有害处，而且还会有好处。在我们的生活中，许多人说真话而不说谎，并不一定是受道德律令的驱策，而是出于实际的考量，聪明的政客或商人大多明白这个道理。

洛克还说：“倘若您从（孩子）的借口当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找出其间有虚假的成分，那就把它认作是真实吧，切不可表现出点点的怀疑。让他在您面前保持一种尽可能好的声誉，因为他一旦发现自己丧失了这一声誉，您也就丧失了一种重要的、最好的支配他的方式。”这是在说话问题上的无罪推定，在你不能证实是说谎时，不要断言是说谎，更不要加以责罚。这是为了尽量维护孩子的自尊，因为没有自尊的人是绝对学不会教养的。这样对待孩子本身就是一种家长有教养的行为。你如果老是怀疑孩子“狡猾”，并提防他狡猾，就会反而把他往狡猾的路上引，“我们对幼童所能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即是要防止他们变得狡猾”。政府不应该像防贼一样地对待百姓，也是同样的道理。

说理是一种教养，这是就教养的两个方面而言的。洛克说的教养有赖于两件事：“首先，从心底要保持一种不去侵犯别人的心思；其次，要学会表达那种心思的最为人接受、最为人喜悦的方法。从其一，人可称得上是彬彬有礼；从其二，则可称得上是优雅得体。后者指的是我们要在表情、声音、言语、动作、姿势乃至整个外部仪态都要表现得得体优雅，以使我们结交、交谈的人心悦、自在。这是一种我们的内心借以表达其礼仪的语言。”

说理是平等、尊重地对待他人，这就需要在说话时避免洛克指出的那些无教养表现，如，“粗俗”（“它使人对他人无礼，不能关注到他人的兴趣、脾气或地位”）、“轻蔑或对人缺乏应有的尊敬”（“这种品质是容易从表情、言语或姿势上发现出来的”）、“吹毛求疵，故意给别人找茬”、“嘲弄”、“刁难”。说理的方式是一个人的人品的显示，至少是一种人品的公共形象。说理是一种尊重和自重的话语行为，只有尊重对方，才能被对方尊重，“与人争辩时，一定要用最温和的态度和尽可能委婉的言语。总之，要从整个行为举止上去表明您并不是故意要与人争辩的。同时，还要伴有对他人表示尊敬和善意的标志，这样我们才能在赢得争辩的同时不致失去了对方的尊重”。

说理是一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应该给人带来快乐和教益，用洛克的话来说，“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幸福”，“所有的人如此孜孜以求的幸福，乃在于快乐，因此就容易明白，为什么彬彬有礼的人要比能干的人更受欢迎。”言辞傲慢、尖酸刻薄、油滑、暴戾，或者过分炫耀文采、装腔作势，都会给人带来不快，洛克说，有的人“虽然有能力、有诚心”，但“却也难以弥补因为其过于严肃和僵硬的表现给人带来的不安感”。同样道理，说理的人虽然很有文采、论点强悍、理由充足，但因为太咄咄逼人或者油腔滑调而难以弥补给读者实际带来的不快。

作为一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说理还要求一个人在表达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时能够运用一种不轻慢或侮辱他人智力的文字结构和理性语言。这种尊重理性的语言是说理的，它的说服力存在于书面文字有序展开论点的力量之中。它虽然不追求文学的文采，但也不是不讲究技巧。对于有说服力的个人观点和看法，技巧是阐明和表述的正确方式。不讲究技巧，没有格调，杂乱无章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逻辑或得体的热情，那都会被读者当作是有辱他们的智力和暴露作者自己的愚蠢。有章法的表述是一种表达的途径，但更是一种条理思维的方式，一种成熟智力的显示，一种对透彻而不浮皮潦草的偏好。这样的思维和表达特征，在教育普及之前，是只有少数能够得到良好教育的人士才具备的，因此成为他们的贵族、绅士或上流人士身份标志。今天，这已经成为普遍的公民素质要求。

有教养的王子和有教养的中学生

文艺复兴时期，接受文字语言能力教育的课程叫“修辞”，它的内容要远比现在作文写作课复杂而烦琐。那是一个非常讲究文字丰富多彩、章法严谨、思路有序的时代，有高贵身份的人绝不可能在说话方面是一个信口开河、没有文化教养的“大老粗”。例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那段著名“生还是不生”的独白中，就有一个井然有序的修辞格式，不这么说话，王子哈姆雷特便只是哈姆雷特，而不是王子了。独白是这样的，我把它按修辞格式分成六个部分，姑且取消原来的诗行形式：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1. Entrance，introduction，引介：引入话题。

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

2. A division，分题：“忍受”，“不忍受”。

去死，去睡就结束了，如果睡眠能结束我们心灵的创伤和肉体所承受的千百种痛苦，那真是生存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去死，去睡，也许会做梦！

3. A confirmation，正题：忍受醉生梦死。

唉，这就麻烦了，即使摆脱了这尘世，可在这死的睡眠里又会做些什么梦呢？真得想一想，就这点顾虑使人受着终身的折磨，谁甘心忍受那鞭打和嘲弄。

4. A confutation，反题，反驳：不能醉生梦死。

受人压迫，受尽侮蔑和轻视，忍受那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征暴敛，默默无闻的劳碌却只换来多少凌辱。但他自己只要用把尖刀就能解脱了。

谁也不甘心，呻吟、流汗拖着这残生，可是对死后又感觉到恐惧，又从来没有任何人从死亡的国土里回来，因此动摇了，宁愿忍受着目前的苦难而不愿投奔向另一种苦难。

5. Amplification，铺陈：醉生梦死，接受“鞭打和嘲弄”会有多么痛苦，多种不同的比喻。

顾虑就使我们都变成了懦夫，使得那果断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思虑的惨白的容颜，本来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由于思虑就化为乌有了，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6. Conclusion，结论：不能太优柔寡断，我应该有所行动。

今天读这段独白，想来很少有读者会去这么在意其中的修辞格式。然而，在今天学生作文辩论说理的基本章法结构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文艺复兴时期“分题”（正反两说）修辞格式的影响。

今天中学辩论说理的作文要求必须充分考虑到“反方立场”，因此基本章法格式是：一、介绍论题，需要告诉读者，辩论关于什么和持什么主张或立场；二、自己的主张和理由，需要充分证明；三、厘清反对一方的主张和理由，并逐条驳斥对方理由；四、结论。当然，第二、三两部分还有不同的章法变化可能，细节在此不论。

要求这样一个基本的章法结构，是因为辩论不是自说自话，辩论需要充分考虑反方主张和理由，这不仅是写作的要求，而且还是人际交往的原则。言之有据、客观真实、逻辑说理、对不同的意见不断章取义、对不同意见的人不人身攻击，公民们能够遵守这些，社会的公共言论才能有好的规范。下面便是一篇中学生写的辩论说理文实例：

应该废除死刑

从古代开始，死刑便被用来惩罚多种犯罪行为。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成功地取消了死刑。但是，美国，许多亚洲和中东国家，还有一些非洲国家，它们仍然为某些犯罪行为保留了死刑，当然，是否经常实行死刑各不相同。死刑应该废除，因为死刑并不能带来正义，它不能遏制犯罪。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不人道地夺走了另一个人的生命，社会因此将他处以死刑，而这样恰恰又在不人道地夺走另一个生命。

死刑往往是以正义的名义施行的。但是，不管法律的程序设计得多好，总有可能错误地将一个嫌疑犯处死。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背离正义的错误便无法纠正。1957年，阿拉巴马州有一个男子被用电刑处死。1964年，另一名男子承认，那个被处死的犯人被指控的罪行，其实是他犯的。在美国其他州里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这些案件怎么能叫做伸张正义呢？

而且，事实证明，死刑并不比监禁更能遏制犯罪行为。人们想象死刑可以遏制犯罪，其实并非如此。总体而言，有死刑的州并不比没有死刑的州有较低的杀人犯罪率。20世纪70年代，有死刑州的年平均杀人犯罪比例是每10万人中有7.9人，而无死刑州的比例则是5.1人。有研究发现，在某些州里，有死刑后的杀人犯罪率反而会更高。例如，俄克拉荷马州于1990年终废除死刑后，又再度恢复死刑，调查发现，这结果造成“谋杀陌生人案件突然上升”，“受害的陌生人每个月比平常多出1人”。

死刑支持者们经常忽视的是，每处死一个罪犯，都会给他的家人和亲朋带来巨大伤害，而他们都是无辜的。这些家人和亲朋所受到的痛苦，是无法用伸张正义来辩护的。犯罪事件中的被害者，他的家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也是巨大的，这种痛苦和折磨不应该在另一些人身上重演。处死一个人是不存在所谓的“人道方式”的，而造成被处死者家人的永久痛苦，更不存在所谓的人道方式。死刑正是在以人道的名义处死一个人，并使他的家人陷入永远的痛苦之中。

死刑是一切残酷惩罚中最残酷的。它无助于遏制犯罪，它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也夺走了任何改变错误判决的可能。美国的宪法规定禁止任何残酷和异常的惩罚，死刑是违反这一宪法精神的。民主制度要求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无论这个人在上帝或法律面前是多么邪恶，死刑不符合民主制度的要求。因此，通过立法，帮助民众认识到死刑的残酷和非正义，争取废除死刑，便是一件值得我们去做的重要事情。

这是一篇比较典型的中学生五段式作文，从说理结构来看，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章法成分也都有了。这个章法标准看在有些人的眼里，也许显得粗糙、浅陋，甚至僵硬、机械，但它对学校通过写作培养学生说理习惯有着实用的教学价值。由于中学是普及教育，不同学生的实际写作程度往往相差很大。对于程度高的学生（往往有比较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这样的写作要求也许不高，但是，对于程度低的学生，这样的要求已经不低。现在美国中学教育所着眼的是普通公民的教育，而不是少数天才或英才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中，说理的要求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绅士具有完全不同的目标与性质。今天，通过学习说理，学生们学习的是民主社会中与公民素质有关的教养，而不再是以前上流社会中那种作为绅士的高等身份标志了。

有教养的说理和有教养的听众

我在这里讨论的基本上是用文字来进行的说理，但说理除了文字的方面，还有非文字的方面。美国小学高年级在教作文的时候，还会兼顾学生的口头表达训练，要求在与同学交流时“注意语调，要有表情和自信；与听众要有目光交流；用一些手势来强调要点”。这些要求是为了让学生从小知道，作文和说话都是有具体接受对象的，是一种与他人的相互交流。说理的小朋友要学习教养，作为听众的小朋友也是一样。他们应该很关注地倾听、不要打断说话者的话、要保持目光交流、有礼貌地提问。在这种课堂训练中，学生们学习的是成人世界里的说理规范。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举了一个有教养的公共说理的历史事例，不仅包括说理者，而且还包括听众。1858年的参议员竞选中，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展开了七场著名的辩论，8月21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托瓦拉开序幕。按照事先约定，道格拉斯先发言半个小时，然后林肯作半小时的答复，最后由道格拉斯再次发言半个小时来反驳林肯。双方都能严格遵守发言的规则。

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交锋过几次。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道格拉斯首先发言三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作答复。当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他提醒听众当时已是下午5点钟，他可能需要和道格拉斯一样长的时间，而且在他发言之后，按规定道格拉斯还要继续反驳。他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四个多小时的辩论。听众们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都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波兹曼写道：“这是怎样的听众啊？这些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七个小时演讲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顺便还应该提一下，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不是总统候选人，在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是美国参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们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当时的各种集市上常常有演讲的节目，大多数演讲者可以得到三个小时的时间来陈述观点，而且既然演讲者都不希望打无对手之战，他们的反对者也会得到同样多的时间来反驳。”当然，这样的听众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很罕见了。电视媒介使得大多数美国人对文字辩论的专注力大大下降。但是，电视上的辩论还是对美国人最有吸引力的节目之一，每次重要辩论之后，都会有媒体人或专家评述，观众也会加入讨论，不仅涉及辩论人说到的内容，而是对他的措辞、仪态、说话语气等等，都会有所评价。

在说理和辩论中，有口才、善于言辞当然是一种能力和好的天赋。但是，没有教养会使一个人的能力和天赋成为负面的东西。洛克在谈到教养与能力和天赋的关系时说：“勇气于一个教养不好的人，更添一种粗野之气，也抵消了勇气的好处，学问于他便成了迂腐，才智成了滑稽，朴素成了粗俗，温良成了奉承。缺乏教养任何一种好的品质都将被扭曲，反倒成为他的缺点。”一个有口才的人，如果没有教养，会成为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口才必须在教养的熏陶下才能显示出它的光彩。洛克说，有才能虽然能获得某种称赞，“却不足以令一个人获得众口皆碑、到处受到欢迎的礼遇……良好的品质是心灵的实质性财富，但唯有良好的教养才能令它们焕发出异彩。要成为一个众口皆碑的人，他的行为举止不但要有力量，还要优美。坚实甚或有用都是不够的。无论什么事，优雅的方法和式样，才能增添风采、招人喜爱。在大多数情况下，做事的举止方法往往比所做的事情本身更重要。别人满意还是厌恶，全赖对这一举止方法的接受程度”。人们需要教养，因为教养是一种能使所有人都受惠的文明，人有足够的学习能力，能够学会如何把美好的有用与丑恶的“有用”区别开来。

在像辩论这样的公共说理中，一个人的语气、表情、肢体语言都会影响到听众是否会被说服。语气诚恳、平和、幽默、不暴戾、不伤害他人、不粗俗下流，都是有教养的表现，反之则是无教养。这是说理者与听众的价值共识，谁破坏了它，即使再伶牙俐齿、口若悬河，也不会被认可。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公共语境中，不仅有谩骂，而且还有用下流话、三字经来谩骂的，而这样没有教养的行为，居然还有许多人为之喝彩叫好。在这样一种语言文化的环境中，说的人没有教养，听的人也没有教养。会骂的便有了比不会骂的更强的力量和更有效的手段。然而，越是在现实中有这样荒唐怪戾的现象，越是有更多的人觉得这样不合理，觉得需要改变这样的现状。人们需要文明说理，因为文明说理比暴戾的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孔庆东“三妈”粗口事件发生后，众多网民和北大学子发出“惩戒孔庆东”的呼吁，正是表现出了人们这种对说理的需要。

个人教养与公共规范

公共说理是一种“公众交谈”(public conversation)，公众交谈与私人间的“社交交谈”（social conversation）是有区别的。社交谈话需要有教养，这有助于提高公共说理的个人素质，但还需要转化为一种不只是个人素质的公众规范。社交谈话的教养并不能自动产生公共社会所需要的说理规范，这就像个人的私德并不能自动成为整体社会所需要的公德一样。有教养的交谈有助于学习公共说理，也可以被成为培养公共说理习惯的一种日常准备和训炼，但并不能代替公共说理。

把公共说理当作一种公民教养，这是因为，只有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说理才能成为一种得到充分实现的公共话语（参见第十五、十六讲）。杜威指出，谈话是民主生活的核心特征。他在1927年写道，公共生活的复兴首先要求“改善辩论、讨论以及劝导的方式与状况。这正是公共问题”。哈贝马斯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在每次对话中，一个个私密性的个体会合并成一个公共团体，一部分公共领域便由此产生”。对话便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

当代美国传媒学家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中提到杜威和哈贝马斯对公众交谈的政治见解，他还特别补充说，一般人际间的社交交谈并不能自动产生民主规范。他认为，更多的情况是民主创造民主对话，而不是对话自然产生民主。他同意美国政治学家乔治·卡提卜（George Kateb）的分析：民主培养了某种自我，虽然难以察觉而且并不完善，却仍然效果显著。民主培养的那种“自我”有公共说理的意愿和能力，并要求用交谈和对话来参与公共政治。在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里，个人的说理对话权利是公民身份的一种体现，也是行使公民责任的一种方式。

重视教养的现代文明交谈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形成的。其中有偶然的历史因素，但也是必然的历史发展。偶然的因素包括宫廷礼仪，印刷术发展后大量出现交谈礼仪手册，富足生活的闲暇人际交往（后发展为沙龙、俱乐部、学会），等等。这些因素是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发生作用的。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私域和公域的区别受到重视与强调。从早期现代的文艺复兴时期，交谈就被当作是私域的行为和活动，与属于公域的话语（演说或公共说理）有所区别。

不仅如此，社交交谈提倡教养还是现代人的一种自我约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早期现代文化现象和文明的研究中，都指出了文明特别强调对人“自然状态”的自我克制（selfcontrol）和“规范”（discipline）这一特性。对人的粗鲁、暴力、偏差和失范进行控制的要求，从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国家形式、监狱管理、学校、文学创作、艺术规范到餐桌礼仪、言谈交际、仪态姿势，几乎无所不包。人际话语交往中的“教养”便是这样一种自我约束和规范，使人的社交话语得以脱离“自然状态”。

早期现代的交谈不再是单纯的“相互说话”，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交行为和社交话语。英国文化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交谈的艺术》(The Art of Conversation)一书中指出，文艺复兴时期之前，虽然古代有修辞学，也有一些对“说话”的见解，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交谈”（conversation）的论题和特别关注。苏格拉底、柏拉图、普鲁塔克、西塞罗、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年—前27年）讨论的是“说话”（talk），而不是专门的“交谈”。一直要到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对话才成为上流社会关注的行为和话题，出现了许多关于对话的小册子和手册。对话交谈这才成为一种特别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和言语种类（speech genre）。

人类需要用交谈来形成和维持相互间的群体感，但是，社交交谈和公众交谈所涉及的人群范围是不同的。社交交谈的范围不大，人与人之间既不像家人间那么亲密随便，也不像陌生人（公众）之间那么需要规范，因此经常被称为“半正式的共同体”。典型而常见的社交交谈发生在饭局、宴会、沙龙、俱乐部，以及朋友间的聚会、纪念日会面、学术或读书讨论会。

公众交谈的人群范围要大得多，参与者往往互相不认识，也从未谋面，因此主要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交谈。熟人交谈与陌生人交谈的目的有重要的区别。熟人之间的社交交谈主要是为了愉悦和快乐互动，而非熟人的公众交谈则为了公共目的。社交交谈的目的是融洽互动，为谈而谈、以谈为乐，有没有结论并不重要，也不一定包含具体主张、明确观点、充分理由、逻辑推导。但是，公众交谈的目的则不是为了获得谈话的交往乐趣，而是发表对公共问题的看法，尤其是新闻辩论或时事讨论，因此被称为“民主的作坊”，所以会特别重视主张、说理、推导、逻辑等重要环节。

迈克尔·舒德森称社交交谈为“审美模式”的交谈，称公众交谈为“解决问题模式”的交谈，前者的目的是“愉悦和快乐互动”，后者的目的则是“公共目的的表述”。他概括道，“它们都强调对话伙伴的平等。在交谈中，平等、礼貌和公平占支配地位。但是要进入这两种模式的交谈，门槛却各不相同。社交模式强调情绪教养，对话伙伴应该培养精妙技巧，以开展新鲜活跃的谈话。相反，解决问题模式注重论辩；对于世界是什么样的以及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陈述性观点，对话伙伴要能够阐明，并且做出应答。社会模式把交谈视为乐在其中，并且是一种美学的趣事。解决问题模式则把交谈视为达到善治的手段。更强有力的是，它把交谈本身描绘成一种善治模式。”公共说理是民主善治和公民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正如美国政治理论家和宪法学家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在《热情与自制》（Passions and Constraint）一书中所说，倘若民主是通过讨论而实现的治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在法律上平等的公民之间进行自由的公共讨论而实现的治理”，那么公共说理便一定是民主最核心的部分。

在现实生活里，社交与公众的区别往往是概念上的，因为熟人与非熟人、社交与公民社会所讨论的问题，以及两种交谈方式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经常只是一些程度的差别。例如，学生们在课堂里讨论问题，可能熟悉也可能并不相熟，可能不渴求结论也不推导至上，但仍然会对公共问题发表看法，并有所争论。这个时候，社交交谈的个人教养与公众交谈的规范也就融合到一起。又例如，网络媒介也改变了传统的社交交谈与公众交谈的区分，不受“外人”打搅或责疑的个人独语或少数人之间的快乐互动即使仍然可能，也由于处在公共交谈的大环境里而变得更加困难了。网络新闻组（Newsgroups，通常是一个讨论组）和博客随时都可能对一个人发表的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电子邮件、微博、简讯都可以给人面对面交谈的感觉，各种链接也让人有置身于多声、多角度交谈网中的感觉。这种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异见或对立面的存在可能使得一些（当然不可能是所有的）“自媒体”参与者顾及公共说理的某些规范，特别是图尔敏说理模式中的“反对意见”（rebuttal）。一个擅长“自媒体”交谈的人，一定不会只是一个人自说自话，也经常会考虑到读者可能会有怎样的反应。这并不是为了迎逢别人的看法，而是为了在说话时顾及他人的看法，因而使自己的看法更具说服力。这样的交谈可以既是社会交际，也是公共说理。

社交交谈的个人教养主要体现为对尊重和平等对待他人，没有这种尊重和平等意识，交谈礼仪便是空洞的。例如，社交谈话时要尊重别人，不要老谈自己，也不要独揽话局或打断别人。又例如，有教养的谈话态度温和、平心静气，自然而不做作，安详而不夸张，不耍小聪明。还例如，不要油滑、贫嘴、说粗话，不要背后造谣说人坏话，要避免赌咒发誓，要避免俚语俗语与市井粗人的语言和说法。再例如，要视在场者选择合适的话题，以平淡话题为好，不要用特别的话题（打高尔夫、骑马、国外旅行）来显摆自己的身份，让别人嫉妒或难堪。要避免容易引起争执的话题（政治、宗教）或可能有忌讳的话题（男女关系、八卦议论），不要提别人敏感或有伤痛的事情，也不要对别人不愿回答的问题刨根问底。

公众说理的规范同样也是以尊重和平等对待他人为基本原则，社交交谈的一些有教养的行为对于公共说理的交谈模式同样也是适用的，例如，要别人听你说，你就先听别人说；说理要态度温和诚恳、平心静气，不要粗鲁油滑（幽默是另外一回事）；不要炫耀自己的背景或地位；等等。但是，由于公共对话是不同价值观和不同背景的公众之间的交流，它不可避免地会有令人不适的内容。但是，即便立场、观点不同或严重对立，说理也不应该夹杂私人恩怨。理性的对话要彼此尊重人格，不能造谣、诽谤、攻击、骚扰、辱骂、羞辱。否则就是“无教养”(incivility)。

教养在社交谈话与民主对话中的表现虽有重叠和相似的地方，但意义并不相同，前者是个人修养的要求，后者是公共规范的需要。社交中的教养是某些阶层为其成员所特设的门槛，教育和文化程度越高，就越可能在交谈中表现出个人教养，文明礼貌地融洽相处。但是，公共规范的教养是一个好社会里形成的，适用于所有公民的共同行为标准。民主法治的制度越健全，人们就越能拥有这种说理的公民教养，也越能在公共交流中扮演好自己的公民角色。在社交中，避免引发潜在的冲突与尴尬、保守某些秘密是必须的教养行为。但是，公共规范的交谈和说理会更强调公开原则和规范体制，如诚实、公开、负责、言之有据、公平、说话权利平等、依次发表意见、相互妥协。这样的教养就不只是社交礼仪标准下个人说话的优雅得体，而更是民主法治理性准则下公民参与的交流规范了。

第十二讲

歪理巧言不是说理

对说理、说服和修辞的研究中，有一种可以被称为“人道关怀”（humanist concerns）的传统，那就是在三个方面都坚持真实（truth）和合理（sound reason）的原则。第一是说话者的真实意图；第二是用可靠的证据和理由来清楚说明结论；第三是对听众的福祉抱有真诚的关怀。作为公共话语，说理必须坚持自己的修辞伦理，包括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历史上能够长久流传的修辞理论都有伦理的坚持，这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罗马的西塞罗和昆体良等人那里都有所示范。专制和极权统治者中不乏有能言善辩、长于修辞的（如希特勒、戈培尔），但至今却并没有值得称道的修辞理论是出自这类人士。他们国家中的那种被称为宣传的特殊说服方式，更是被人们普遍视为对修辞技巧的不善和不真利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戈培尔的日记中有许多关于宣传的论述，但并不被当作是对人类或修辞说理的有益贡献。

作为权力工具的“说服”

修辞术和演说术的说理一开始就具有功利的用途，被运用在诉讼、法庭辩论、公民大会和政治人物的辩论中。教授修辞术的智者派教师给修辞术的定义是“说服的技巧”，所谓“技巧”，往往由于不当或不善的运用，成为实际上的欺骗、诈术或权术。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戴维斯（John K. Davis）在《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中说：“演说术成为权力的工具，这样的作用并不是全新的……因为权力也是出自具有说服力的语言……将精力持续投入到有效说服的技巧之中，这对于每个政治人物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从演说词中看到这种努力的结果，这既包括直接流传下来的演说词，也包括历史学家叙述里记载的，或是重构的，或是杜撰的。它们展现了公共演说的力量是如何被使用的。”

政治人物运用修辞术是为了影响公众，可以是出于良好而高尚的动机，为了造福于人民、社会和国家。但是，再良好、高尚的动机中仍然有个人权力欲的因素，这很可能对说理的真实性产生不良的影响。所有政治人物的演说都有讨好和蛊惑民众的嫌疑，戴维斯指出：“因为要具有说服力，演说者必须根据听众的态度、价值取向和偏好来说话。当然，这也正是演说词从某种程度上对历史学家来说很不可靠的原因。通常我们只有一面之词，而演说者非常善于掩盖真相，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说服，而不是记录。难以用于说服的事实被掩盖起来，系统有序的陈述让位于令人惊讶的开场白或是引人入胜的妙语，附和观众偏好或其自身利益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观点毫不稳固地建立在让人难以信服的各种可能之上。……无关紧要的内容被加进演说，用来博得观众好感或是煽动对对手的嘲讽；在爱国主义情感照耀和感情用事的神话制造中，历史视角或是被弱化或是被强化。”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戴维斯对政治家演说保持着一种戒备性的怀疑主义，也就是说，在政治人物能够证明自己是出于无私动机之前，不应该排除他自私和功利的动机，这是一种对权力的必要戒备和对权力欺骗的应有警惕。所有的政治人物，在被证明无私之前，都应当被判定为自私。这种“有罪推定”与对犯罪嫌疑人实行“无罪推定”形成比照，构成高低两极之门槛，不枉不纵，如有论者所说，“枉则冤情遍起，纵则骗子丛生”，一切被封或自封为“公仆”的，都有义务证明自己的真实和真诚。

中国特色的“修辞学”

在中国没有出现过像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或昆体良那样系统论述修辞学或演说术的伦理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许是说服的工作大多数是在非公共的场合进行的，这样的说服往往成为一种私下进行的、必须避人耳目的交易术。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修辞理论是相当陌生的，即便有修辞理论，也只是功利性的，不是伦理性的。这是中国公共语言充斥欺骗性因素的一个文化原因。古代中国没有可以与古希腊相比的修辞学。古希腊有研究文字记录下来的一个专门学科，称为rhetoric。顾日国在《话语研究纵横谈》中介绍，陈介白《修辞学》（1931）序中说，“修辞学”这个名称是从东方（日本）传入中国的，本来是勒妥列克（rhetoric）的译名。不过也有人把它译成“雄辩学”或“劝说学”，甚至有人干脆用音译“雷妥类克”。[1]

中国没有修辞学的专门学问，对此有人会反驳说，我国古代韩非说，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韩非思虑周详、战战兢兢，说的都是因言获罪的潜在危险和可怕下场。这样的告诫在西方修辞术和演说术的著作里是闻所未闻的。在中国，无论是鬼谷子的纵横术，还是韩非的说难论，都不是显学，更谈不上正统，冯友兰在《先秦诸子之起源》一文里说“纵横家只有人才，而无学术”，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在《中国思想通史》里把纵横家思想划入“中国古代思想的没落倾向”。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喜好“巧言”的传统，传奇人物包括像东方朔、纪晓岚这样铁齿铜牙、巧舌如簧的，他们的巧言所展现的往往是辩术或诈术，而不是真正的说理。例如，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发生在宋代理学家朱熹与老朋友盛温如之间，故事说，朱熹在路上遇见其友人盛温如提着篮子上街，问“上哪儿？”回答说“上街买东西。”朱熹又问：“为什么不能买南北？”回答说不能，因为按照五行与东、南、西、北、中相配，东属木，西属金，凡属金木类，篮子可盛，而南属火，北属水，篮子不可盛，所以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在这样的辩术中，也有“因为”和“所以”，但并不是说理逻辑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种辩术也许有文学、娱乐或其他价值，但对公共说理并无实质意义。

我在网上读到过一篇《好辩近乎勇?》的短文，点到了中国人一般“不辩”的特点。这并不是单纯的完全不辩，而是包括两个看似矛盾方面的统一体。一方面是放弃辩论说理，也就是闭口沉默的“不辩”，而另一方面却是纪晓岚式的特别善辩，也就是极其圆滑的“巧辩”。不辩和巧辩都是产生于同一种话语环境，“只有到了无理可讲、无话可说的时候，人们才会祭起‘不辩’的旗子……中国自古就是一言堂的专制国家，朕即真理，一人说了算，看谁不顺眼，拉出去砍了就是了，哪里还用得着辩？那欲辩者嘴还没张开，早就身首异处了。哪像西方那些国家，有了执政党，还要弄个在野党、反对党，被人质疑，还要绞尽脑汁地去答辩，何等的麻烦！我们就从不用那烦人的‘劳什子’”。这话确实对我们了解“说理在中国”有些帮助。

我还曾看到过一本在国内出版的《最实用说话技巧全集：能说会道》，是一本典型的以实用、功利，而不是伦理原则来写的“修辞”书，也可以用来说明“说理在中国”的一些特点。它的前言开宗明义：“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因此学会说话，掌握一定的说话技巧，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门学问，话说得好可以成全美事，说得不好就会惹出是非。同样意思的话，说的方式不同，结果很可能截然相反，使用正确的说话方法往往可以事半功倍。本书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囊括其中，让读者们能够随意学习必要的‘话术’，以方便读者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术’，你需要做的就是翻开本书，充分领略能说会道、打动人心的艺术。”

其中有一章，题为“要有点‘变色龙’的本领”，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要善于说话才会受欢迎，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物来和人沟通，通俗一点，就是要有‘变色龙’的本领，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说不同的话……具有‘变色龙’的本领对于一个人的交往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变色’，成为一个受人喜欢的人。”

那么“变色龙”应该怎么做呢？作者有两条建议：“第一，注意观察他人：说话一定要看对象，要根据说话对象的不同情况来确定自己说话的方向。第二，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说话还要看周边的情况，说话要能够恰当地和当时的情景融合到一起，避免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结论是：“每一个人同样都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风格，如果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能够抓住对方的喜好，说别人愿意听、喜好听的话，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使你备受别人喜欢。”

这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学”：它要人说话先学会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与大家一样的话，要“合时宜”，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听者有没有帮助，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使你备受别人喜欢”。这恐怕正是当今中国公共话语的一般状态。

“屁话”比谎言更有害

网上有一篇某教授的《现代中国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讲话，说现代中国人几乎不会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也做不到“不需要别人的指引”，都处于对西方启蒙思想的迷信之中。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中国人从对西方启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乞求问题”谬误论述。乞求问题（begging the question）就是在论证的前提（假设）里偷藏一个不可靠的结论，把一个本来有问题的看法当作确实的结论。“迷信”是个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批评断语，而不是一个客观中性的描述词。没有人会认为“迷信”是对的，说要从迷信中解放出来，谁又能不赞成呢？

问题是，那个事先被断定是“迷信”的（在中国启蒙），真的就是“迷信”吗？“乞求问题”是一种循环论证。这位教授的乞求问题逻辑是这样的，（1）前提（假设）： 受西方启蒙影响是迷信西方（已经把“受影响”与“迷信”悄悄地等同起来）；（2）理由： 不应该迷信；（3）结论： 所以，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我有一位朋友来电话，我和他谈起这篇讲话，他说也看到了，但没兴趣多谈，只是用英文撂了一句“胡说八道”（That’s bullshit）。这是一个不太文雅的说法，但却似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乞求问题”的谬误所在。Bullshit在英语中是个咒骂语，包含着“别拿它当回事”的那种讨厌、不屑、不耐烦情绪。Bull这个字的词源是古法语boul，意思是假话、骗人。但是，听到bullshit这个词的人，联系到的首先是“牛粪”，虽然称不上是詈词秽语，但毕竟是个不雅的说法。因此有的人会说bull或B.S.，同样的意思，但委婉一些。这个词大致相当于中文的“屁话”或更不雅的“狗屁”，文雅一点的说法是“扯淡”或“胡扯”。

英语口语中缺少不了bullshit这个词，因为实在难以找到可以代替它的其他说法。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哲学家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在他的《论屁话》（On Bullshit）中称屁话是一种不同于谎话的不实之词。屁话与其说是隐瞒真相、说谎骗人、黑白颠倒，还不如说是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夸大其词。说谎话的人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说谎话因此是故意隐瞒真情，以此欺骗别人。而说屁话的人则不知道，也不在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只想出语惊人、表现自己、显摆学问，所以要么夸大其词，奇谈怪论，要么没话找话说，为了出风头，胡说一通。

法兰克福认为，“就影响效力而言，屁话远比说谎更严重，是‘真实’的更大敌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说谎还要顾虑到“真”，而屁话则根本就对“真”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态度。谎言是真实的对立面，谎言虽然掩盖和歪曲真实，但毕竟还知道有真实的存在，还把真实当一回事，否则也就不会花气力去掩盖和歪曲真实了。屁话则根本无视真实，根本不在乎什么是真实或者到底有没有真实。因此，屁话对真实的态度极为轻佻，如同儿戏。谎话使人们看不到真实，屁话则使人不想看到真实，根本就对真实不感兴趣。

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无稽之谈” （nonsense）的分析帮助法兰克福区分说谎和屁话。维特根斯坦有一位叫法尼雅的朋友动了切除扁桃腺的手术，非常痛苦，对他抱怨说，觉得像是条被车子压了的狗一样。维特根斯坦说，你不是狗，怎么知道狗的感觉。法尼雅并没有说谎（因为她的痛苦是真的），但是，她的话并不真实（因为她不可能知道狗的感觉）。法尼雅所作的是一个虽没有说谎，但却并无真实意义的“无稽之谈”（nonsense）。Nonsense的中文翻译也是“扯淡”或“胡扯”，但这个扯淡或胡扯与屁话又有所不同。

扯淡只属于语言的范畴（不具有真实意义），而屁话则不仅属于语言范畴，而且也属于行为范畴（出风头说大话、故作惊人之语）。由于人们常把屁话看成是一种无聊、可笑的行为，他们对屁话也就表现出比对谎言远为宽大的容忍。我那位朋友就觉得“现代中国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这样的说法根本不值一驳，不必与它顶真计较。人们对说谎会感到愤怒，要辩论出个是非分明。但是，对屁话顶多只是生气和不耐烦，不屑与它辩论，以为只要以蔑视的态度与它保持距离就可以了。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正如法兰克福所分析的那样，屁话的危害可能比谎言更大。

法兰克福对屁话所作的是一般的分析。其实，在中国的语境中，屁话的目的并不只是故作惊人之语。屁话还可能是一种讨好和谄媚的行为，反对“西方的启蒙主义”，无论多么无稽，在政治上都是正确的。但你不能只是觉得滑稽可笑，以一句“屁话”打发了事。你还需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屁话，为什么这不仅是屁话，而且还是比谎言更有害的屁话。

“刀笔者”和“发言人”

南北朝时期西魏的苏绰，字令绰，官至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为宇文泰所信任，是一位颇有远见的大臣。他所写定、奏行的《六条诏书》，为当时强国富民的政治纲领。其中有《擢贤良条》，对于说理人才（他称之为“刀笔者”）问题，有卓越、简洁、真切的论述：“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栋椽之用也。”显然，他认为：如若有德无才，就像土牛木马，不可以涉道致远；如若有才无德，亦只能当个刀笔之吏，而不能充当国家的栋梁。

在西方，“诉讼律师”的整体职业名声并不太好，因为只要有人请他们打官司，不管有理没理，能干的诉讼律师都能说出一套理来。打赢官司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至于官司是否能够伸张正义则不在他们考量的范围之内。我们不能说，刀笔者或诉讼律师从来就没有做过帮助正义或公正的事情，但是，比起打赢官司的目的和由此可以获得的金钱报酬来说，正义或公正一般不是他们的首要考量。

与刀笔者或诉讼律师相似的还有别的“职业说服者”们，商业、公司或者政府部门的“发言人”便是例子。2011年7月24日，就在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26小时之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说了一些让听众难以信服的话，比如“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当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这样的“说服”便是一种虽有辩术，但却无法取信于人的巧言，这位发言人不是不知道自己难以取信于人，但说这种不能取信于人的“理”恰恰正是他的职业工作。

这位发言人在“高铁7·23事故”中“失言”后被调职，有人对此表示惋惜，认为他“非常干练，是一个集反应能力、口才于一身的优秀发言人。只是这次他没有把现场情形预估准确，虽意识到严重性，但没有真正摆脱原先那种四平八稳的问答式新闻发布方式，等局势真正失控了，任何技巧和事先准备都不起作用了。新闻发言人是一项高危职业，随时都要面临意想不到的问题”。

根据这样的说法，也许可以理解为，第一，新闻发言人的素质条件是“干练”，具体来说便是“反应能力”加“口才”；第二，新闻发言的目的是“控制局势”，必须在局势失控前先争取到主动。这样看待新闻发言人，是对新闻的错误理解，更是对发言人职业的错误身份定位，因为它把发言人当成了为某一方利益服务的辩护律师，而不是理应向公众提供事实真相和公共信息的人民公仆。如果说发言人的工作任务是控制局面，那么他为谁控制局面呢？是为那些在事故中不幸失去生命、受伤的旅客和他们的家属，还是为别的什么人？法庭上的律师只要反应能力够快、口才够好，凭这些本事，他只要能打赢官司，就算是一个好律师。但是，一个新闻发言人，就算他用自己的反应能力和口才，成功地欺骗了公众，使他们对假象信以为真，并高高兴兴地接受他的解释，我们能因此说他是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吗？这里就涉及说理的“人道关怀”问题，那就是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和话语内容的真实。

学校“非道义说理”教学是一个错误

铁道部的那位发言人是经过专业训练培养的，他是中国首批接受发言人专业训练的人员之一，根据媒体统计，中国首批75名部委新闻发言人只有8人仍为新闻发言人，占总数的10.7%，而九成的新闻发言人都离开了现有岗位。而且这75人中竟然有19人从来没有以“新闻发言人”身份发布过新闻。这些发言人的身份首先是被分配到某个工作岗位上去执行组织任务的“干部”，他们只需对组织，而不是对真实公共信息负责。这样的训练无须在乎说理伦理的人道关怀。

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也有类似训练发言人的辩论和说理教学，这种教学同样无视说理伦理的人道关怀。毛翰教授记叙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2009年11月29日晚，他所任教的文学院09级新生辩论赛的最后两场如期举行。季军争夺赛在新闻传播系的两个队之间展开，其辩题有些刺眼，正方论点是“新闻自由有利于社会进步”，反方论点是“新闻自由不利于社会进步”。毛翰写道：“看学子们一脸天真无邪，却各执一词，唇枪舌剑，尤其是看反方同学同仇敌忾，大批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观，大批美式新闻自由的丑恶，我还是‘被’激动了。本来没有安排我点评，但我觉得，我有责任站起来说几句。我问反方同学，是你们真的认为‘新闻自由不利于社会进步’，还是抽签时，不幸抽到了这个论题？答曰，抽签抽到的。我说，那我对你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你们抽到如此谬论，还能努力为之辩护，表示钦佩！不过，你们的论辩从头到尾几乎全是诡辩，全是歪理邪说，胡搅蛮缠，且不乏‘文革’时期‘四人帮’的法西斯专制的腔调。你们生于‘文革’结束后十几年，却与‘四人帮’一脉相传，这让我感到震惊。”

毛翰接着说，“今天这场辩论赛，实际上是在辩论，究竟是‘吃饭有利于身体健康’，还是‘吃屎有利于身体健康’！本来是天理昭彰，毋庸置疑，却还要摆开架势进行论战，这让我感到悲哀。我认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吃屎可能有利于身体健康，那就是，吃屎的是狗。”

其实，我觉得也难怪这些学生，他们在学校里的辩论是一种“口技表演”，对“言论自由是否有利于社会”、“民主和专制哪个优越”这样的论题作正反方“辩论”，本来就是有口无心，说说而已，学校的“雄辩”教育也只能如此了。有多少中国人在一生中有机会听到一场真正的公共辩论或亲自参加过辩论？既然作为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辩论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那还怎么能指望学校辩论队能有什么具有实质意义的“辩论”呢？

理性话语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发生危机或非常微弱的时候，“说理”就变成了一种表演，一种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一种精致而空洞的“练嘴功夫”。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和教训的。例如，罗马帝国时期，原先在罗马共和政治中非常重要的演说已经失去了实际作用。罗马学校里教的修辞成为一种脱离实际演说社会功能的知识。它以教授所谓的“雄辩”（declamations）为主。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是一种虚拟的演说，教的时候，要么是简化了的规则，要么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论题。这种雄辩不再是为了公共说理和辩论是非，而是变成了为辩而辩，罗马的雄辩教学也有像毛翰教授批评的那种学校辩论队训练，如果一方主张“地球是圆的”，另一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主张“地球是方的”。

罗马帝国时期的修辞家们除了教学，还进行雄辩表演，变成了一种像说故事那样的说话技能演出。论题也常常是脱离现实，耸人听闻，以刺激和戏剧性为招徕。雄辩变成了一种嘴上功夫、文字游戏、激情朗诵表演，不惜强词夺理、巧言诡辩。例如就有这样的“雄辩”论题：“法律规定，如若一女子遭一男子强奸，可以要求判他死刑或不带嫁妆嫁他为妻。有一男子强奸了两名女子，一个要求判他死刑，另一个要求与他结婚。这个男子该怎么处理？”像这样的雄辩，充斥着陈词滥调、空洞无物、故作深沉、耍小聪明，几乎完全没有实际的用途。昆体良批评道，如果雄辩不是为法庭辩护作准备，这种舞台式表演简直就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

辩论训练的非道义不等于反道义，但是，如果不在乎道义与不道义的区别，就会很容易从非道义滑向反道义。在辩论训练时，像“地球是方的还是圆的”这样的辩论，看上去似乎与道义无关，但其实还是有一个是否要坚持真实的问题，而真实是具有不真实所不具有的道义价值的。至于“新闻自由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样的辩论，更是关系到如何认识“自由”与“宪法权利”的政治价值，那与道义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

为了有效地支持“反对新闻自由”的主张，辩论者需要提供的“支持”不仅包括“证据”（事实、权威的意见、事例、实际经验等等），而且还会包括“呼吁”（motivational appeals）（见第二讲）。这种呼吁必然会诉诸听众对自由的厌恶、恐惧和仇恨，也会鼓吹反对自由和新闻自由。这在道义上是不义的。这种不义的呼吁违反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修辞伦理基本原则：不应该劝人做坏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劝人做坏事是一件连许多专制独裁者都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去做的事，但学校却居然在唆使学生去做这样的事情。用不当的辩论题来诱导和为难学生是不对的。学生们为不合理和不义之事辩护，实际上是在劝人做坏事，他们在辩论中首先已经输掉了道义的立场。辩论训练和其他学习项目的目标是一样的，那就是培养学生们成为能独立思考、坚持道义和有知识的公民，脱离这个目标传授知识，只会将学生陷入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1]见董鲁安《修辞学讲义》，该书后易名为《修辞学》，北平文化学社1926年出版。有鬼谷子的“纵横术”。确实如此，但是，纵横术跟修辞学之间的差异很大，共同点很少。首先，我们的先哲注重实用术数，西人先哲则注重理论建树。其次，西方雄辩学的政治背景是城邦议会制，政客努力说服选民，以图获得选票。我国的辩士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韩非在《说难》篇起始就一口气讲了可能导致辩士身败名裂的“七危”。如“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话语的错误不是伦理或道德的，而是功利和手段（“术”）的，如说了不该说的话，言语间走漏了风声，泄漏了机密等等。

第十三讲

“歪理”如何利用人的自身弱点

2010年，张悟本的畅销书《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和“茄子疗法”、“绿豆疗法”，俨然成为沸沸扬扬的媒体事件。这些疗法大行其道，令人想起了“文革”期间盛极一时的“鸡血疗法”、“盐卤疗法”，以及“文革”刚过后不久的“红茶菌”、“醋泡蛋”疗法。今天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值得担忧的似乎不应该只是又有哪个庸医提出了什么新的伪科学说法，而是许多普通中国人一如既往的一窝蜂从众心理。今天，从众心理仍然在为似是而非的说服手段和说理提供肥沃的土壤，延续的是一种与“文革”时期没有多大改变的被动接受心理定势，使得许多人在广告、宣传面前因为不知如何应对，而非常容易上当受骗。

大众文化的宣传机制

广告、宣传能够把不实的甚至欺骗的信息让许多人信以为真，不是完全不给理由地强迫他们接受宣传的主张，而是利用某种歪理机制来取信于他们，诱骗他们接受。歪理能发生作用，往往是成功地利用了人们普遍的认知和心理弱点。

人们接受广告或宣传，经常是对商业或政治宣传信息的性质和目的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什么是宣传呢？宣传是一种公共传媒话语形式，凡是传媒都有三个要素：提供信息者、信息、接受信息者。使得宣传成为一种特殊传媒形式的是：第一，它发送信息不只是单纯地提供信息，而是只提供对宣传者有利的信息；第二，它是代表某种商业、政治性组织、机构、利益来传播信息的，它所代表的必然是局部的利益，但却总是以整体的名义来进行；第三，信息接受者一定是广大的社会人群，现代宣传本身就是大众社会的产物，依赖于大众传媒。

张悟本能够如此成功，证明具有这三个特征的宣传非常有效。据报道，2009年11月，张悟本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出版，出版社为了加大宣传就投资了100多万元。出版和发行者宣传的目的是赢利，而并非提供正确的公共信息。记者询问该书的责任编辑，出版时对作者和书中内容有无严格审核，答曰：“我们只负责编书。”有出版人说：“只要你这书不是刊登反动违法内容，其内容真伪没人去仔细审核。”

无论宣传的目的多么功利、自私，单单从宣传手法的高明去寻找宣传的成功原因是不全面的。宣传之所以成功，接受宣传信息者自身的素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早在19世纪末出版的《乌合之众》（1895）中，勒庞（Gustave Le Bon）就已经提出，群众缺乏思考能力，容易感情冲动、人云亦云，使得他们成为宣传容易得手的猎物。他把“断言、重复和传染”这三种手段确认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宣传首先“作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这样的信息加以重复和传染，便在更多的人们的头脑中生下了根。媒体不断断言、重复张悟本怎么了不起，《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多么见解独到，许许多多的人都买他的书，照他的话去做，互相影响，互相传染，这种从众心理造成了“张悟本热”，也造成在中国常见的其他一窝蜂现象。

“要解释”、“求痛快”和“行动热情”

对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许多人习惯于期待和接受某种单一、简单的解释和解决方法。张悟本说，生病是因为肚子里“有油”，吃茄子就可以解决问题，迎合的就是这种心理习惯。心理学家发现，当人们急切地需要应对某件事情、某种状况、某个问题时，一旦得到某种解释，往往会不去分辨这个解释究竟合理或不合理，俗话叫做病急乱投医。在澳大利亚、爱尔兰和一些别的国家，心理医生都很重视一种叫“主妇乱投医综合征”（Desperate Housewives Syndrome）。有不少中年主妇为了保持苗条的体型，愿意听从并实行任何听上去不错的建议来达到这个目的。“爱尔兰进食障碍研究中心”（Eating Disorder Resource Centre of Ireland）主任霍根（Suzanne Horgan）指出，“我认为，这些主妇并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智慧、优雅，而是对自己的外形变得不满意，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还为体型费尽心思”。结果往往是由于不合理的节制饮食，而患上易饿病(bulimia)这类进食障碍毛病。

张悟本的许多信众就是患有“乱投医综合征”的人们，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为健康乱投医综合症”。只要说是对健康有益，无论怎么蹩脚的说法，无论怎么不合理的病因解释和不可靠的治病方法都会被毫不犹豫地接受。许多人接受吃茄子能消除体内脂肪的说法，是因为在下意识中知道，吃茄子虽然可能无益，但也绝对无害。这就像许多人到庙里烧香，并不是因为有宗教信仰，或者真的相信宗教人士的宣导，而是抱着“反正无害”的心理。烧香是用侥幸的心态来祈求在现实中难以用其他方式求到的东西，求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放心”和“安全”。同样，许多人未必是因为讳疾忌医，才吃茄子和绿豆。事实上，许多人相信张悟本，不是因为他们拒绝去医院，拒绝看医生，而是因为去医院、看医生对他们来说太昂贵，太困难。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帮了张悟本歪理的大忙。许多人在相信张悟本之前，先已经有了相信他和接受他蹩脚解释的需要。

一个无知的庸医，或者任何其他人，让民众上当受骗，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骗术特别高超，而是因为民众自己有上当受骗的心理定势，而我们的学校教育又特别缺乏对如何防止上当受骗的指导。有意让别人上当，而又能够轻而易举成功，往往是因为掌握了群众的接受心理定势。有一次，一位教授朋友与我分享他的教学经验说，课要上得让学生觉得在似懂非懂之间，说得太明白了，学生就会觉得你太浅，没水平，反而影响不了学生。现在有的教授写的中文文理不通、奥涩难懂、佶屈聱牙，但却受到粉丝的崇拜，证实我这位教授朋友所言不虚。

歪理不仅能利用人们求放心，求安全，“反正无害”的心理，还能利用人们对“出气”、“解恨”、“痛快”的需要。如果能满足这类心理需要，哪怕一个人显而易见是在谩骂和破口大骂，哪怕他根本不是讲理，要解恨或痛快的听者也还是会觉得有道理。如果听着有道理，就一定能想出道理来证明骂得有道理。例如，2011年11月，孔庆东的“三妈”粗口事件后，许多支持者觉他的三字经特别“解气”，为了证明它的合理性，有人撰文把孔庆东“出口成脏”解释为意识形态的“价值分歧”，称“这场争议，说到底不是孔庆东与记者之间两个人的战斗，而是两种价值观的博弈碰撞出猛烈火花”。孔庆东本人就是这么来诱导别人的，事发第二天，他在“第一视频”网站公开表示：他骂的不是记者本人，而是“中国的汉奸媒体”。他说的“汉奸媒体”，指的是一些比较能说真话的报刊，他既然不能明目张胆地地反对新闻自由，那就必须把坚持新闻自由的媒体打成汉奸，把要求新闻自由的人们说成“暴民”、“内鬼”、“异己分子”，这样骂起来才会理直气壮。

以高尚的名义做丑恶之事，这能使本来是歪理的言论不但显得不歪，而且还特别的“正”。我们一听就知道是歪理的歪理其实并不太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我们听不出是歪理的歪理。例如，“文革”时天天宣传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砸烂阶级敌人的狗头，再踏上一只脚”，我们当时听起来并不觉得是歪理。今天回想起来，就不能不问：为什么那时候别人对我们讲歪理，我们并不觉得是歪理，反而还把歪理当成了“真理”？

与所有难以觉察的歪的东西一样，歪理是一点一点地歪起来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在《昨日的世界》中描述了纳粹蓄意利用人们不易察觉细微渐进变化的特点，把他们引向先是为虎作伥，继而大胆作恶的不归之路。茨威格分析说：“国家社会主义惯于用卑鄙伎俩，在时机成熟以前，不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一旦发现无人反对或反对力量弱小，纳粹的行为便迅速升级，更加激烈、极端。这种手段对青年人格外有效。

青年人在思想上渴望某种能给心灵和幻想带来激荡的东西，某些值得为之奋斗的生活理想。他们的性格和举动常有明显的相悖之处。青年人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放任，这使得无政府主义的群众运动和反理性主义的激进冲动有了滋生的土壤。年轻人喜欢群体生活，害怕孤独，这使得他们能够接受严酷的纪律和命令，甘心置身于对人身自由具有强制性的团体之中。纳粹的青年运动非常能够投合年轻人的特点，利用他们的弱点，焕发他们的热情。茨威格写到，对那些被纳粹列上黑名单的作家们的著作，第一次攻击就是让“不负正式责任”的青年人去干的，“在此之前，（纳粹）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纳粹利用年轻人的冲动和没有政治经验，给他们带上革命青年的桂冠，让他们迷幻在对自己的觉悟和力量的亢奋之中。实际在幕后操纵一切的是戈培尔，他本人总是选择到“中场”才出现，为的是始终保持青年群众的高度行动热情。

焦虑、害怕和奉承

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埃吕（Jacques Ellul）在《宣传：人的态度形成》一书中发现，被别人长期奴役，不能为自己命运做主的人，特别容易接受宣传。宣传在非洲国家特别有效，“无论什么宣传都能一下子奏效，因为他们生活在殖民者领导之下，一直处于低下的地位”。从来没有得到说理、辩论机会的人们，也就习惯了别人怎么说，自己就跟着怎么相信。在不允许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们也是一样，他们非常容易接受宣传，他们最怕的就是与众人、与集体、与领导不合拍或意见不同。发生这种情况时，他们会本能地感觉到“孤立”和“不安全”，觉得“可能会招惹麻烦”。宣传利用的就是他们的这种焦虑和害怕的感觉。

焦虑和害怕是一种妨碍人们察觉歪理之“歪”的心理因素。当你的直觉或常识让你对什么“理”有所怀疑的时候，如果你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是我自己错了，那么歪理也就有了可乘之机。用强梁和教训人的方式说歪理，往往就是先声夺人，给你一个下马威，吓住你，不让你觉得他的理歪。例如，2010年7月，某省市环保局分配责任制奖，局长与职工相差三倍，有人认为不公，向纪检部门反映，结果惹恼了局长，在一个大会上破口大骂：“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歪理不一定要吓唬我们，有时候还能用讨好我们的办法，照样可以不让我们察觉出它的歪来。2011年8月13日，美国华盛顿州前州长、联邦政府前商务部长骆家辉，携家眷从美国西雅图抵达北京，正式开始他的驻华大使任期。但这位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部级高官”，履新之旅却显得十分低调，没有大量随从、没有警卫，背上一个包、手拎一个包，全家人都没闲着。“这像一个大使吗？”机场有目击者如此嘀咕。对此，相晓冬发表题为《要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文章，抨击骆家辉轻车简从背后有资本主义及西方价值观的渗透，是美国“新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体现。

相晓冬的文章借骆家辉是华裔的事实，把骆家辉的美德说成是中国人的美德，进而又推导说这是代表中国人的共产党的美德：“骆家辉身上所喷薄洋溢出来的‘美德’绝不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代创造积累的精神财富。”相晓冬声称，美国人骆家辉的简朴美德其实是中国的，不是美国的，如果相信这个美国大使的美德是美国的，那就是上了美国“新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当。相晓冬迎合和利用读者的民族主义心理，用讨好他们的办法来迷惑和削弱他们对歪理的识别。

人害怕孤独，需要通过外来信息来维持与他人的联系，这便形成了一种心理依赖。对于无法独自承受孤独感的现代社会个体，就算他能凭经验察觉宣传（如新闻）的不实信息或歪理，他也还是会觉得，能够得到不实信息要比没有信息来得强。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不相信报纸新闻而停止看报纸，也不会因为不喜欢电视节目而停止看电视，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纳粹德国的纸张供应已经非常短缺，戈培尔计划将日报改为两天出一次，他的幕僚向他建议说，对报纸读者来说，每天读新闻跟吃饭一样重要，所以哪怕每天只出版一页，报纸还是得每天出。看报纸会成为一种心理期待，一种可以称为“瘾”的嗜好，一种对不管什么“新闻”的习惯性依赖，一种看上去是自由人的实质不自由。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年年招人骂，却又年年被期待，年年大家看，就是这种自由人的实质不自由在作祟。看不看春晚，这本来是自由的，不喜欢的尽可以关掉电视机。但是大多数观众其实并不自由（当然，没有别的节目选择可能也是一个理由），他们不管看得有多么受罪，照样好像是身不由己似的非看不可。

“大胆说谎”和“认知失调”

人不容易轻信小谎言，却很容易相信大谎言。戈培尔发现普通人有多种易于接受宣传的特点，并以此来设计纳粹的宣传。例如，他坚持宣传必须使用绝对的断言，要黑白分明，敌我论断必须不留任何中间余地。他还发现，宣传要重复断言，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直说到听众不得不相信。他对希特勒的“说大谎，不说小谎”原则更是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小谎很容易揭穿，而谎言越大，就越不可能揭穿，例如，纳粹说犹太人有统治世界的阴谋，又有谁能够证明犹太人没有这样的阴谋？希特勒说：“一般的人，倒不是有意要想作恶，而是本来就人心败坏。他们头脑简单，比较容易上大谎的当，而不是上小谎的当。他们自己就经常在小事情上说谎，而不好意思在大事情上说谎。大谎是他们想不出来的，就算是听到弥天大谎，他们也不能想象能有这么大的弥天大谎。”

长期接受和依赖歪理的人，甚至还有在歪理破灭后，自己也加入说歪理的。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费斯汀格（Leo Festinger）偶然读到一篇报道——《来自克莱伦行星的向我们城市的召唤预言：逃离洪水》，说的是芝加哥的一位名叫玛丁（Dorothy Martin）的家庭主妇（人们称她为Sister Thedra），她是一个叫“追求者”（Seekers）的地方教派的组织人，她向她的信众们宣称，在1955年12月25日那天，一场洪水将会摧毁世界，而外星人会驾着飞碟来解救他们，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费斯汀格随后和他的学生来到这个地区，潜伏在这些信徒中观察他们的行为。费斯汀格后来在与他人合著出版的《当预言失败时》（1956）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教派信众的日常行为。

据费斯汀格记录，“追求者”们为世界末日作好了一切准备，辞去了工作、变卖了家产，甚至把裤子上的铜拉链都剪掉了，以免妨碍飞碟的电子通讯。结果，当那一天到来时，世界并没有毁灭。按理说，这些受骗的人应该清醒了。但是，完全出乎一般人心理推断的预料，这些坚定不移、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信徒不但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反而变得更加坚定和虔诚。他们相信，世界没有按原计划毁灭，是因为他们迎接死亡的虔诚态度感动了上帝。“追求者”们甚至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前一贯低调、不愿与外人来往的作风，变得热衷于宣扬他们的教派信仰，到处加倍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教派的正确。

费斯汀格等人用“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即人们在经验与信仰有矛盾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以致反而变得更依赖信仰——来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他们认为，要使人们接受一个虚假的预言，有几个条件。第一，预言要符合人们原来的信念；其次，需要使接受预言者卷入预言的相关活动（个人卷入的程度越高，为这项活动牺牲得越多，就越相信预言的真实性）；第三，要维持信仰，还必须要有社会的支持，或团体内部成员的相互支持，这样才能相互强化无法证实的信念。今天有人不仅怀念“文革”，而且还期待再次发生“文革”，坚持认为“文革”式的暴风骤雨可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腐败的问题，便是费斯汀格所说的认知失调。还有各种各样的“毛泽东热”和“红色文化热”也都很类似，有的网站上充斥着这类歪理，拥有人数众多的信众与拥护者，实在是值得说理教育重视的现象。

从认知和心理缺陷来认识歪理如何对普通人产生影响，我们就更需要通过学校的人文教育和社会启蒙来提高公民的理性思考水准。有了这样的教育和启蒙，广告的失实、宣传的谬误、歪理的虚假都是可以被普通民众识别的。这样的启蒙教育能帮助民众了解歪理的欺骗机制，同时也重视自己易于接受宣传和被歪理左右的心理弱点，既充分了解和警惕它们惯用的手法和伎俩，又重视和反思自己的心理定势和不良素质，有了这两条，民众的自我保护能力就一定会得到增强，被欺骗和利用的危险也就自然会随之降低。

第十四讲

说理的伦理层面

在第八讲中，我们已经谈到，伦理和价值观虽然有关系，但不是一回事。“伦理”属于道德的范畴，“价值”则既可以属于道德的范畴，也可以属于实用范畴。正如康德所说，价值是相对的，因为价值与人的局部判断有关，而那些“不相对的”，高于相对价值的，那些成为它自身目的的，便获得了道德的属性。说理的伦理层面指的是公共话语的伦理，也就是什么样的公共话语才符合道德的目的性，而不是仅仅被用作达到某种其他目的的手段。公共话语并不总是符合道德伦理的，因为公共话语常常被用作为一种手段，甚至是不正当的手段，这是我们大家都有体会的。这样的话语不能说没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例如，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效性高于一切、贯彻某人的最高指示、维护某种根本利益或制度等等，都可以说是“价值观”。但是，这样的价值观与这里要讨论的合乎道德自身目的性的公共话语伦理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与公共话语的伦理和价值观有关的问题。一、公共话语的修辞伦理来源于怎样一种关乎“美德”的文化、思想传统？二、那些违背修辞伦理的现代话语形式 （包括宣传和广告）为什么不值得提倡，究竟可能对人的心灵和公共生活造成怎样的危害？这一讲讨论的是第一个方面。第十七讲“非说理宣传的四种危害”将讨论第二个方面。

说理的“理”与“善”

从古代开始，对修辞的研究，就一直包含着伦理的层面。所谓修辞，也就是使用语言来有效说服他人的技巧、技艺或艺术。修辞这种公共话语的伦理价值包括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离开或背弃了这样的伦理价值，言论技巧就会成为一种不正当的修辞，一种为达目的可以无所不用的手段，一种不正当的诡辩或巧言。

修辞在古代雅典的公共生活中运用，运用的目的和目的是否正当一直就是修辞术的一个重要层面。最早的修辞是由名叫科拉克斯（Corax）和提西亚斯（Tisias）的两位西西里人教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习者在财产诉讼中打赢官司。他们认为，要在法庭上胜诉，重要的是“说得通”，而不是简单地“说事实”。言语说服不一定要说出真实，只要能让听的人觉得有可能，有道理，只要能赢得官司就行。这令人想起了1995年轰动一时的辛普森谋杀案 （O. J. Simpson murder case，又称加利福尼亚人民诉辛普森案）。前美式橄榄球明星辛普森被指控犯下严重的罪行——切开他前妻的咽喉，几乎割断她的头，并用刀杀死碰巧在现场的她的朋友。这桩案子，辛普森在刑事审判中被证明无罪，但在后来的民事审判中又被证明有罪。如果诉讼只靠真实取胜，这样的矛盾判决又怎么可能？

法庭的辩护说理是功利性的，它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打赢官司，达不到这个目的，法庭说理便被视为无效、无用、无价值和失败。这种说理一定要争辩出一个胜败或输赢的结果来，不可能双方都胜或都败。说服性质的说理不以这种胜败或输赢结果为目的。说服是一种为了影响别人，但与别人互动的交流方式。成功的说服不是使别人成为败者，而是要让别人有“噢，原来如此”的感觉和反应。说服者需要理解被说服者的需要，只有这样，说服者才会有可能满足被说服者的需要，而被说服者也有可能满足说服者的需要。最现实的例子，便是民主选举中竞选者向选民催票。竞选者必须知道选民需要什么，允诺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选民被他说服，就会投他一票，这也就满足了竞选人的需要。通过说服来满足彼此的需要，这被视为政治的“好”和普遍的“善”。这样的善和好便是伦理性质的价值。

公元前427年，西西里人高尔吉亚（Gorgias）来到雅典，传授修辞技艺，与其他修辞教师一样，他所教授的也是帮助法庭和公民大会辩论的言语技术。他以巧妙的排比、铿锵的语言节奏、华丽的词藻、善用悖论警句而闻名。其他有名的修辞教师也各有所长，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善于转劣势为优势，讲究用词正确。斯拉雪麦格（Thrasymachus）擅长于动之以情。西奥多（Theodorus）精于演说词的章法结构。欧厄诺斯（Euenus，诗人、哲学家）对旁敲侧击、曲折暗示最有研究，甚至还为学生编写了要领口诀。安提芬（Antiphon）的“四段式”法庭辩论一直流传到今天。在众多的修辞教师中，修辞家伊索格拉底（Isocrates）与许多修辞教师颇为不同，他称他们为“诡辩师”（智者），他自己所教授的修辞不只是为了在法庭或公民大会的言辞争辩中获胜，而且是作为政治或文学的普通教育。伊索格拉底修辞学的人文见解为后来的人文教育所汲取，他注重的不只是演说的技巧规则，而且是一种更普遍的文化教养和德性理念。

普遍的文化教养和德性理念不仅是关乎一个人的说话能力，如能说会道、口若悬河、言辞犀利、能言善辩等等，而且更是关乎他的德行、品格和做人的道理。人们看不起刀笔吏、恶讼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虽然能言善辩，但却是见利忘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们对政府或部门的发言人往往也没有好感，认为他们扮演的是传声筒的角色，虽然能说会道、巧舌如簧，但说的都是别人要他们说的话。希腊传统的修辞术是一种特别与演说有关的公共话语，基本上都是实用功能的说理技艺，由“智者”传授，“智者”传授这种技艺是要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哲学家看不起智者，觉得他们对学生只教说话的技艺，不教做人的道理。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市井中的修辞和演说术抱有蔑视的态度，对之进行批评。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说，真正的演说家必须去了解什么是灵魂及其与神的关系，必须能够了解在现象之上的“相”（Form）。洛勃古典文库版《斐德罗篇》前言说：“要获得这一知识是个艰巨的任务，没有人仅仅为了要说服别人而从事这项任务；必须以一个更高尚的目的，那就是追求自己灵魂的完善和为神服务的愿望，来激励想学习真正演讲艺术者的精神。”对当时在雅典实行的演讲术，苏格拉底深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做面点师傅的手艺，“我用‘马屁术’这个名词来总结它的实质”。

说理的“诚”与“信”

苏格拉底把演讲术归结为“马屁术”，这也许是愤激之言，因为说理和说服不一定是拍马屁，而拍马屁也不一定总是有说服力的。亚里士多德本着务实的精神肯定了演讲术的公共用途与伦理价值。在《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开头，他指出，城邦政治和文明的生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拥有公民美德和逻辑思考的能力，足以区分是非，区分公正与不公正。因此可以确认，人类一般具有充分的智力，可以为合理的论点所打动，有需要也有能力用说理而不是暴力争斗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种信念是民主政体的根本基础；如果把人类当作没有头脑的一伙，公民政治就没有必要，和平秩序也就没有前途。

这样看待说理技艺有其重要的公共生活意义，而且也关乎当公民和做人的道理。亚里士多德把演说分为三种：议事演说（未来之事）、法庭演说（过去之事）、公民大会的展示性演说（当下之事）。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人们用话语，而不是武力影响别人，解决争端。这时候，用语言说服别人就成为公民责任。只有用话语来维持和维护和平的社会人际关系，非暴力的社会秩序才能长久存在。

在雅典，公民争取其他公民的尊敬和赞同，离不开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使用语言的技巧和能力这才成为许多人学习的公共需求。说话还关系到话语规则。历史学家波纳（R. J. Bonner）在《雅典民主面面观》（Aspects of Athenian Democracy）中指出，在雅典，对于公共场合的说话行为是有规范的，“大家要是认为谁的行为不荣誉，他就会失去说话的资格……他并不会因为说话不当而被起诉，但如果失去资格后继续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就可以起诉他”。学习说话的修辞技巧不仅仅是要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还要遵守话语的公共规则。学习说话是一种相对高等的教育，它使人们变得有能力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说话技巧不可能与说话者的心态和目的分开，而说话者是否能以无私的心态和以利他的目的说话，却是一件很难证实、很难确定的事情。所以，人们对修辞总是既感到需要，又有所提防。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质就是质朴，文就是文饰，史就是虚浮不实。孔子是说，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懂得说些漂亮的门面话，甚至引经据典装饰，因而缺乏一份真诚的心意。孔子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说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会令人生疑，怀疑说话者是否由于说话不能动人以诚，才特别需要依靠技巧；是否因为说话的其他因素（动机、用意、目的）有所欠缺，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饰。久而久之，修辞便有了巧言令色、诡辩、强词夺理等负面含义，注重技巧，尤其是过分注重技巧的修辞，便成为一种有道德瑕疵的语言行为。

人们对修辞的戒备不是没有道理的。修辞造成情绪的激动，诉诸情感多于理智。听话的人因被打动而被说服，这种赞同往往与接受真实信息，并认真思考有所不同。这也是柏拉图讨厌修辞的原因，他和苏格拉底称善辩的智者是强词夺理、制造假象的魔术师，他们自己要运用的是论辩术（dialectic），要把论辩纳入真正符合逻辑思维的轨道。对于修辞形成“公共看法”（公共舆论）的作用，柏拉图不以为然，他既不喜欢“看法”（因为“看法”不是“事实”，也不是“智慧”），也不喜欢“公共”（公众应当由具有智慧、美德和知识的哲人王统治），柏拉图认为，那些冒充“智者”的诡辩家或蛊惑者很容易用语言操纵公众，让他们失去理智，牵住他们的鼻子，使他们盲目服从。

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和《斐德罗篇》中批评修辞将人引上以言代行的歧途。有论者对柏拉图的观点作了这样的现代解释，“没有见解、没有智慧、一心专研修辞的人，很容易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宣传人士’”。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建议，如果修辞学没有高尚的道德目标，又没有真实的知识，那就根本不该使用修辞。他区分了三种“爱”的说辞：中性的、邪恶的和高尚的。邪恶的爱的说辞充满了虚情假意和装腔作势，是用于欺骗、迷惑对方的。只有高尚的爱才是真心要帮助对方，实现德性的理想。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观比柏拉图来得现实，但他仍然非常强调修辞伦理的一面。他说，修辞术与论辩术不同，修辞术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说服方式的功能”，修辞术使人知道如何为一件事的正反两面辩护，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从两方面去说服人”，“因为我们不应当劝人做坏事”。不劝人做坏事，这便是修辞术和说服行为的伦理底线。

亚里士多德非常关注说话者的信誉和可信度，他讨论了如何获得“可信度”的问题。在他那里，可信度是与正直、诚实、善良等等联系在一起的，可信度决定了说服别人的正当目的。说话的技巧并不能保证正当的目的，一个有口才的说话者，他可以运用修辞技巧达到好的目的，也可以达到坏的目的，他还可以嘴上说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其实心里是为了达到另一个目的。

因此，说话者是否诚实成为衡量他话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写道:“如果目的是好的，那么能言善道便是值得称赞的技艺;如果目的是坏的，那就成为一种伎俩。”人的聪明才能和优秀品格必须结盟才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只是手段，手段必须符合道德目的，这与他对行为本质的定义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必须以说话者的真实意图、使用的手段和实际环境这些因素来衡量修辞本身是否合乎道德。他并不排斥用修辞挑动听众的情感，他似乎并不认为情感越强，理性就越弱，关键是理性与情感的结合必须以说话具有普遍公共善意为条件，“说法论证不仅产生于证明的论证，而且也有赖于伦理的论证”。

说理的“诚恳”与“诚实”

诚实且诚恳的说理者应该清楚地告诉别人自己在说什么，或要说什么。而且，他需要自己先把问题想清楚以后，再去试图说服别人。孟子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个好的说理者，他得先使自己明白，然后才去使别人明白；如果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却说能使别人明白，那就是在愚弄和欺骗他们。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认为，说话要说得好，必须是说话人心中对他所说的题目的真理已经有了认识。斐德罗不同意这意见，他说演说的人并不需要知道真正的正义，只要能说得让听众认为是正义就行;他也不需要知道真正的善和美，只要听众认为是善和美就行，只要让听众认为是正义、善和美，便可以说服群众了。伟大领袖在说“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扮演的就是斐德罗的角色。学什么呢？他没有说。他并不需要说清学什么，只要能说得让群众认为知道学什么就行。一直到今天，“学习雷锋好榜样”，宣传“学雷锋”，都说是学做好人好事，但当年的雷锋歌是这么唱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格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如果简单地将做好事归为共产主义品格，那么其他信仰的人会不会也做好事呢？既然共产主义与做好事是两件事情，为什么又一定要扯在一起说呢？

苏格拉底对斐德罗说，说话者一定要知道自己真的在说什么。如果他不知道真的在说什么，那么就可以将驴说成是马，将一件事说成是另一件事。苏格拉底把“真实”看得远比“能说会道”来得重要，因为只有真实才是合乎德性 （virtue）的。一个人研究了群众的心理，利用群众的不思考习惯和盲从心理去影响群众，就算是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这种修辞术仍然不能说是取得了好的效果。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不知道真理，只有技巧，那只能是个骗子。

苏格拉底认为，修辞学是这样一种技艺，无论在法庭、公共集会上或是私人谈话中，都是用言辞来影响人心。无论讨论的问题是大是小，只有正确地运用言语才能受到尊敬，可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运用修辞术可以将同一件事情对一些人说成是，对另一些人说成非。

苏格拉底对吕西阿斯的演说辞进行批评，他特别指出，说话要有清楚的概念，概念不清楚往往是因为说话者从一开始就有什么东西想要隐瞒，因此是一种不真的表现。有些事物如银和铁的性质是确定的，大家的看法不会有不同。但是，有些东西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如正义和善。爱情也是有争议的问题，要讲爱情，应该明确它的性质，先为它下定义，明确它的概念，而吕西阿斯并没有这样做。现在人们都说“不折腾”，但折腾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呢？折腾是一个含有负面意义的承载词 （loaded word）。折腾指的是令人苦恼、讨厌，给人带来折磨的事，没有人是喜欢被别人折腾的。折腾总是受折腾之苦者一方的说法，折腾的一方自然有他自己的说词。秦始皇修长城折腾的是老百姓，秦始皇会说这是“国防”。陈胜、吴广起义折腾的则是秦二世，陈胜、吴广会说这是“起义”。

在现代公共生活的语境中提倡不折腾，要对折腾的实质含义予以清楚的定义。使用者还需要知道，折腾者与受折腾者者并不会是同一些人。现在人们一提起折腾，往往会想到过去几十年中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在这些政治折腾中，人们更愿意成为折腾者，而不是被折腾者，可见折腾有“谁折腾”和“折腾谁”之分。现在，曾经被政治运动折腾过的肯定要比折腾人的更常常回忆起那些运动带来的痛苦。“折腾”造成了无数被折腾者的不幸，甚至折腾过别人的也同意不要再有折腾。

人们很可能虽然饱受折腾之苦，却对折腾的性质和造成折腾的原因仍然不甚清楚。“反右”、“大跃进”、“文革”可以说是人们记忆中比较大的折腾，但这些运动对中国人思想、道德、人际关系、公共生活究竟造成了怎样的破坏，留下了怎样的后果，我们弄清楚了吗?造成这些折腾的种种制度原因，我们也弄清楚了吗? 一个人如果想要说清“不折腾”的道理，不对这些政治运动做深刻、持久的全面反思，不弄清楚这些政治折腾的真正危害和形成原因，就很难做到以理服人。糊里糊涂地就“不折腾”说理，甚至会因为怕折腾，反而把反思折腾也看成是一种折腾，这就可能为今后不断发生类似的可怕折腾种下祸根。这样的说理非但无益，而且因不善而有害。

第十五讲

说理的目的与环境

说理的人都需要表明自己的主张，说明对事情有什么看法，观点如何。没有明确的主张，读者就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在说什么；没有明确的主张，连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发表自己的主张不只是在一个句子或者一个段落里，而是往往在一番议论或一篇文章里。根据主张的主要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把说理分成不同的目的，又称“争议点”。它们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弄清自己在为何种目的提出主张，也就是在厘清自己提出的是何种主张。这可以帮助一个人有的放矢地进行说理。除了大多数主张都可能涉及的“定义主张”（参见第四讲），还有五种最常见的主张，它们的争议点分别是事实（发生了什么）、原因（原因与后果的关系如何）、意义（如何阐释一件事、一部作品、一席话的意义）、价值（什么是好的、有用的、美的）和行动（该怎么办）。

真实是说理之本

这些不同种类的主张可以是单独的，也可以相互交织和混合。以“反右”运动为例，讨论者如果关注的是1957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就会是一种“事实”主张的说理，它的主要目的是发现、陈述、还原历史事实。讨论“反右”与讨论其他历史事件一样，需要坚持真实的原则，要说真话，运用靠得住的历史材料，打破人们对某些敏感事件或人物的沉默，恢复被消抹的个人和集体记忆等等。在对待历史事实问题上，虽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但并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对于言之有据的说理，事实与非事实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在说理和说歪理之间，也是可以区别的。

为了说明“反右”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什么人有过什么样的遭遇，什么人应对这个历史事件负什么样的责任，往往就会需要涉及“原因”的说理。例如，是什么造成了“反右”运动？有哪些因素或推动力发生了作用？例如，政治学学者王绍光就认为，发动“反右”斗争是由于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所以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反击。但是，研究者朱正则认为，“反右”是一场旨在消灭党外民主派的“阳谋”。他们对于“反右”的原因便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说理。

不同的原因说理其实已经涉及了对“反右”的意义阐释。例如，反右的“右”是什么意思？当时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是“善意批评”还是“猖狂进攻”？他们有没有发表意见的公民权利？把他们当右派来打击、迫害是对还是不对？对过去事件的用词和用词的含义往往会引起意义和价值的说理争论。例如，如果“右派”其实不是右派，而且，几乎所有的右派如今都已经平反，为什么还称“反右”？名词的意义说理往往会转化为价值说理的评价，例如，“反右”的“右”是贬义的，与“错误”、“反动”、“不正确”、“坏人”这类负面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现在又该如何看待所谓的“右”？那些曾经是革命的正确立场，是否真的正确？这又会使得意义和价值的说理有可能朝行动说理发生转变。在广大右派尚未平反时，行动说理可能会影响到对他们的具体处置：如果右派是坏人，那么就应该继续打击，如果他们不是坏人，那么就应该平反昭雪。今天，讨论“反右”运动，仍有行动说理的意义：如果“反右”是一场错误的运动，就应该好好总结历史教训，将来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相反，如果反右是一场正确的运动，就应该好好总结经验，以便将来再进行这样的运动。

在所有这些说理中，虽然不会有人反对真实或实事求是，但是，确定真实、发现真实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理的人都会为自己的主张引述某些在他们看来是真实的证据。但是，并非所有的说理者都会对所谓“真实证据”的可靠性有自觉的审视与检验。《1957年的夏季》的作者朱正，他在凤凰卫视拍摄的“反右”纪录片中说过这么一件事：“反右”后不久，他有一个熟人，一位从益阳调来的干部，去看当时负责在湖南打右派的省委第三书记周惠，他们谈起一位叫陈明的被打成右派的干部。周惠问这位从益阳来的干部，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成为右派吗？那个人说，陈明有右派的反党材料，而我没有。周惠哈哈一笑说，把你往当中一放，不就有材料了吗？苏联一部小说中，批斗会被含蓄地称为“往中间站”，凡是被某种权威认定犯有罪过的人，就让他站到一伙人的当中去，接受辱骂、批判、审问、斗争，没有任何辩护的权利。这种处境下，那个“往中间站”的人是没有说理的权利的。那些揭发、批判他的“说理”，它的真实性是根本不需要验证的。

在这种“说理”中，结论和理由的先后顺序关系是完全颠倒的，那是先有结论，再找理由，而且，不管真的有没有理由，都一定要找出理由来，不是一条两条，而是要多少有多少。因此，对“反右”的说理讨论，首先便需要对历史材料的真实价值有所辨别。这些材料都是由真实的活人写出来的，是真实存在的，但这并不等于材料的内容就必然具有真实性。当这些材料被想当然地当作真实材料，并直接用来支持“反右”的正确性和正当性时，便会出现说理的谬误。

这种说理谬误不只是发生在深受“反右”宣传影响的群众那里，连专门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也不一定能够幸免。例如，王绍光在与《南风窗》的访谈中就说，“反右”确有必要，因为右派确实乘“鸣放”之机向党发起了进攻，“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19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这位政治学者在提供“真实”证据时，所不幸忽略的是真实报刊材料后面隐藏的不真实和造成这种不真实的政治权力意图。当时中国报刊的任务不就是把右派言论报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样的材料不证明右派反党，还能证明什么呢？

一个人说理的能力不能简单地等同为他受过的教育程度或具有的专业知识。有时候，越是有专业权威的人，越可能利用这种权威进行欺骗。说理是一种普通人理性交流所需要的能力，任何一个专业程度并不高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说理是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内容，不是专业人士的职业训练。18世纪后期，美国独立并建立共和制度，建国之父之一的杰弗逊视小学为公民的大学，19世纪公立学校在美国普及，中学代替小学，成为公民的大学，这些基础层次教育的重要性都是从提高普通公民能力的作用而来的，而在公民能力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公民说理和识别公共说理真伪的能力。今天，美国学校教学生说理和辨别说理谬误的教育是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的，经过初中和高中的不断提高，可以达到相当的水准。受过这种普及教育的公民，他们的理性公民参与和说理能力，成为民主制度能够稳定有效运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说理的价值与宽容

在前面说到的五种不同说理目的中，特别需要重视的是“价值”，因为其他几种说理目的的背后往往都有某种价值观在起作用。价值有三种：实际功用、趣味爱好和道德伦理。无论哪一种价值，都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可以是群体共有的。如果任何一种价值仅限于个人，而无法与他人沟通的话，对公共说理便没有意义。公共说理所讨论或涉及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价值，而是能与群体有所关联的价值。你可以说自己不喜欢莎士比亚（趣味爱好），但你不能因此说别人也不应该喜欢莎士比亚。同样，你可以喜欢唱红歌，但你不能因此说别人也应该或必须喜欢。你可以通过说理去说服别人，改变他们的想法，但你不能把自己的想法用说服之外的手段强加给别人。

趣味爱好的价值是如此，实用的和道德的价值也是如此。你可以把有房有车当作“成功”和“幸福”的价值体现，但你得知道，别人可以不把这个看作成功或幸福，反而看作是物质功利或者庸俗。道德伦理的价值同样如此，如果你是佛教徒，把“杀生”看成是一种“罪过”，别人应该尊重你的伦理观念，而你也得允许别人过不是素食主义者的无罪生活。

许多不同价值需要在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中共存，而这样的社会环境则需要有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来维持和保护。每个公民都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义务和权利，也都应该有说理的机会，并且不应该因为说理而受歧视和迫害。像“反右”中那样因为提意见而遭殃甚至家败人亡的事情，不仅使无数个人噤若寒蝉，而且使得社会整体的公共说理环境遭到摧毁，导致整个国家的不说理和非理性，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灾祸便不可避免地要连连发生了。

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社会和国家能得益于宽容而有序的公共说理。用和平的说理而不是暴力的斗争来解决问题是一种道德之善，这不仅是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且还因为普遍的说理对遏制社会暴力和提高全体国民的文明程度都有极大的正面作用。社会需要说理与需要教育的道理是一样的，说理需要比较高素质的理性公民，公民的普遍素质越高，说理就越可能成为社会的规范；社会越以说理为解决问题的规范，也就越能造就愿意说理和能够说理的广大公民。

对于公共说理，宽容的价值往往是从反面来理解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宽容，个人便可能会因为他所说的理而遇到不幸，或者仅仅因为说理这一行为而遭受危害。宽容是一种中介性的，而非实质性的价值，它是实现某些实质性的基本价值（尊严、自由、平等）的条件，而非最终结果。人们以实质性的基本价值来构筑种种关于“好社会”的理念，而宽容则不足以支撑这一类的理念。例如，我们可以说，好的社会是一个正义的、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但我们却不能说，一个好社会只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如果大多数人宽容非正义、不自由和不平等，这样的社会哪里能称得上好社会?宽容只涉及人们相互对待不同看法的态度，但它自己却并不是一种实质价值。宽容是让实质性基本价值的共识逐渐浮出不同看法的保证和条件，它起的是一种过程的作用。没有宽容，不同的意见就会因冲突而导致暴力、压制、迫害、杀戮或战争。没有宽容，人们就不能和平地取得关于基本价值或其他事情的共识。

在寻求更为高尚的共同目标——好生活——的过程中，人们离不开宽容。宽容首先是他们通过说理来应对现实多元和冲突的唯一有效手段，并因此也成为一种起码的社会美德。宽容所起的主要作用是设置限度。在多元社会中，人们关于基本价值观意义的争论和说理，有权者对弱者的所作所为，多数人（政治、社会、道德、民族等）对少数人的所言所行，这些都需要由宽容来设置限度。宽容的限度与压迫、专制和暴力所设置的限度是不同的。我们之所以称宽容为美德，就是因为它可以一步步带领人们走出习以为常的压迫、专制和暴力。

理在哪里和说理环境

在宽容的说理环境中，人们往往为了达到某种或然性的真实共识而进行说理辩论。这决定了公共说理在一个民主生活中的基本性质和作用。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布斯（Wayne C. Booth）说过，“民主必须依靠这样一种公民，他们能够为自己进行说理，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证明的，至少是有或然性的”。许多在公共说理中讨论的事情是不可能达到绝对确定性的。正如斯通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所说：“议会必须作出对付未来情况的政策决定，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法庭必须断定过去的一件事情中实际发生了什么，而在这一点上，诚实的证人提供的情况常常有很显著的不同”，“人不需要讨论确定的事，需要讨论的是不确定的事，在这上面，他们判断的不过是或然性而已”。不对任何具有绝对确定性的东西（永远正确的主义、原则、政党、领导）抱有虚幻而不实际的期望，接受与人的社会生活共存的或然性，这样来看待公共说理能够达到的东西，不应该是令人沮丧的，反而应该令人鼓舞，因为它能增强人自己治理自己，自己造就共同的“好生活”的决心。

群体共同的“好生活”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什么是正当和适当的欲望、正派的行为、应有的个人品格、人际间的待人接物之道、社会道德观、政治价值观等等。在涉及这些价值的说理时，往往需要诉诸某种共同认可的权威——如法律、传统、道德习惯，而在这些之上则还有更高的权威——神法、自然法、普世价值、人权等等。权威不等于权力，权威是人以自由的人格和理性去服从的，而权力则是通过害怕、恐惧和强制发生作用。说理需要权威而非权力，是因为真正的权威需要有“理”的根基。在日常生活的公共说理中，人们越是经常地引用或诉诸公认的权威（如宪法、拥有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法院、有关解释宪法的判决先例），就越是有理可说。越是有理可说，有说理的地方，也就越是有说理的习惯。反之，就算是有说理的技能和知识，如果没有可说之理，或无处可去说理，也照样说不起理来。

在一个人们普遍说理的社会里，人们诉诸宪法或具有立国价值意义的文献，如美国的宪法、《独立宣言》、最高法院的判决案例、由选民代表所订立的法律、法规，这些文献体现了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和人际交往的规范。宗教信徒们还会把《圣经》或《古兰经》这样的文本视为神圣的价值指引。这些价值指导，如《圣经》中的十诫，是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习俗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习俗也因此成为说理的价值来源和支持。说理要知道理的权威根据在哪里，理是存在于权威根据之中的，而权威则必须是公认的、持之以恒的、有章可循的权威。

无论是像宪法这样的法治权威，还是像《圣经》或《古兰经》这样的宗教权威，人们把它们认同为理的来源，都不是简单的服从，而必须成为一种信仰。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中国，法一度只是为权力统治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人们所信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范。即便如此，法也常常不被遵守。法因此不可能具有信仰的价值作用。人们服从法律，主要是出于害怕法律的惩罚，并没有将它内化为一种共同规范。即便在需要时引用法律，也往往是功利性的，不过是出于临时抱佛脚的需要，期求满足的只是一个具体的要求。连最高的宪法也是如此。宪法也曾形同虚设，连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又一次“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他只是在需要宪法护身的时候，才把它拿在手里。当宪法不能进入人心、不能成为人们信仰的时候，拿在手里又能有什么用呢？

同样，在中国也缺乏一种具有终结价值和普遍道德规范作用的宗教信仰。这给人们在说理时造成了“理在哪里”的困扰。在一个有崇拜无信仰的社会里，即使看起来有一些类似于宗教的活动，绝大部分也都与价值共识无关，因此也无法为公共说理提供理的权威。人们与神交往，大多数是为了求神满足他们的具体要求，因此，他们会有选择地崇拜据说是比较灵验的那些神（其实都是偶像）。他们会提供一些贡品或者捐一些财物，以此来换取神灵对自己的满足。如果不能有求必应，他们便去求别的神。能够成为理的权威的那种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的神是超越于人的具体要求的，不管应验不应验，人们都坚信这个神，因此这个神才具有普遍的道德超然性。人们信仰神，是因为神代表最完美的善、真和美，因此，神给人的是智慧、力量，心灵的抚慰和道德的指引，离开了这些，神给人类的“理”只能是空洞的教条。

一个社会的整体公共说理环境是由多种相互联系的因素形成的，没有说理环境的社会往往难以避免命令、训令、宣传、争吵和言论压制。在一个世俗的、宗教信仰淡薄的社会中，仍然可以形成有效的公共说理环境和“理”的权威。这时候，说理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治的民主法治，它保证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保证了在需要时能够达成共识的程序制度（公民投票、法庭判决、公民陪审等等）。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它们是说理的“理”的根本所在，不同意见的辩论最后都必然要以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来衡量各自的合理性。同样重要的是优秀的公民素质和教养，说到底，说理是公民们在说理，官员、社会名流、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人物都不过是身份比较特殊的公民而已，他们说理的时候也是公民在说理。一个说理的社会环境最终的标志是公民说理，只有在大多数公民愿意和习惯说理，有说理的要求、能力和习惯的社会里，说理才会真正成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

第十六讲

公民听众与政治说理

一个普遍说理的社会比一个普遍不说理的社会拥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因为那里的人民普遍比较懂道理，也尊重道理。在一个普遍说理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也会允许别人有自己的看法。这种说理的交往常常是为了各自的自我利益，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对所有人都有益的生活方式，并在这个意义上被人们共同认可为一种好生活。在这样的生活秩序中，大多数人都尽量有恰当的、合适的论述逻辑和例证，证明一件事是真实的，或者像是真实的。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并不存在像1+1=2这样的真实，说理是通过讨论、商谈（diskurs）来使那些本来是“看法”或“意见”（doxa）的东西变成可以称为“真实”或“认识”（episteme）的东西，也就是像是真实的东西。即使这些并不是最终可以确定的东西（如正义、公平、平等、善），但也是人们可以共同接受的，因为它们是由说理取得的共同认识。

以公民听众为依归的说理

对于公民政治和公民治理来说，说理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民主政治的公开和公平竞争来说，同样如此。在民主国家里，公民自理和公民政治主要是通过“结社”来进行的。公民们通过相互的理性交流而不是暴力强迫来结社。在结社与结社的相互竞争中，则需要用说服来争取对方的人员，削弱对方，壮大自己。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话语伦理中指出，越是有意愿参加公共事务讨论的人们，就越是会积极参加自由结社。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在美国……处于少数地位的美国公民之所以结社，首先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削弱多数的道义力量；其次是为联合起来进行竞争，从而找出最适于感动多数的论据，因为他们总希望把多数拉进自己的阵营，然后再以多数的名义掌权。”为了壮大自己，最好的办法是用说真话来说理，“美国政治社团的宗旨是温和的，而其手段则是合法的。由于它们只想依靠法律取胜，所以一般都讲真话”。

美国这种说理的公民政治特点使得美国的社团与欧洲富有“战斗”性的社团有明显的不同。托克维尔说，欧洲的政党结社，“它并不想进行说服，而只想进行战斗”。而在美国，政党结社的手法则在于用说服去“争取”或“拉拢”。

公民说理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暴力趋势，而促进形成这一趋势的一个主要因素便是公民的普选权，对此托克维尔写道：“在美国，促使政治结社暴力趋于缓和的最强有力因素，也许是普选权。在实行普选的国家，多数从来都是容易辨别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冒充没有选举它的选民的代表。因此，各个社团都知道，而且人民大众也知道，那样的党并不代表多数。这也是它们的存在本身所决定的，因为如果它们真是代表多数，它们本身就能修改法律而不必祈求改革法律了。”没有什么时候比在普选时更需要用说理和说服来争取和拉拢民众了。

不管政治人物的目的是说服还是拉拢，他们都必须用言语来争取民众，这使得民众获得了一种非常宝贵的力量，那就是公民们人多势众的力量。有人看不起民众的这种力量，把它看成是非理性的。这种看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能争取到“人多”，是因为说的道理比较有说服力，能够形成“势众”，是因为所说的道理成功地引导了被说服的人一起加入行动。

具有人多势众力量的民众应该是受到过民主启蒙和民主教育的公民，不是愚昧的群氓。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杰弗逊把公民教育确定为“公民政治教育”，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民众启蒙”：第一是让人民知道自己的权利，第二是让他们对暴政保持高度警觉。人民之所以需要一个政府，一个政府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因为人民需要政府来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杰弗逊在给友人的信中称这是“公民学”（civics）的第一要义，“是公民学的指北星”。通过这样教育，公民们可以发掘自己内在的丰富的智力资源，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以及得到知识上的享受，可以陶冶自己的道德情操，也可以获得有用的公民知识，成为“有素质的公民”。这样的公民是说理的，他们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让别人也有机会说话，以开放的心胸对待别人，自己说实话，也要求别人说实话，共同遵守说理的游戏规则，以相互尊重的心态聆听对方。

在政治人物试图说服或拉拢他们的时候，“有素质的公民”便会特别在意政治人物的可信度和信誉。政治人物说话并不只需要方法和技艺，说话离不开说话者的可信度。说话者的可信度是说服力的一种保证，是包含在话语本身之内，而不是外在于话语的。人们听到一句话，往往会问，或者会想一想，是谁说的?话语的可信度基于人们对说话者的人品、德性，是否正直、诚实，对他人是否有善意等等的了解。说话者的不良行为和不实言行记录都会影响到他所说的话是否可信。有素质的公民起到公共话语可信度的监督作用，这有助于大多数的权力人物和政府人士关注自己的形象。因为没有好的形象，别人就很难信任你，而如果别人不信任你，你的说理又如何能取得预期的说服效果？

这也使得公共说理的重心必须放在听众上，必须以公民听众为依归。逻辑是说理的重要部分，但是，只有当听众能够参与到互动的说理过程中去的时候，逻辑才能真正得以确立。独裁者除了使用暴力威胁之外，也会“说理”，不过那是用他自己的那一套逻辑说理，而且还排斥被统治者参与说理。当统治者怎么说怎么都有理的时候，公共说理事实已经名存实亡。公共说理不仅是说理，而且也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一个可以说理的社会里，不仅是普通人与普通人说理，而且也是普通人与政府和官员说理。

这样的公共说理要求把逻辑论证与政治体制，把公共伦理和政治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说理是每一个政治人物必须具备的能力，也是他必须遵守的行事原则。这样的公共说理观念早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政治中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之后，古代一些培养政治家与培养演说家（说理人）的理论也都包含类似的观念。学习做好人与学习雄辩（擅长说理）是一致的。公元1世纪罗马时代，昆体良集古希腊和罗马教育经验之大成，他在阐述演说辩论家的培养问题时，非常重视道德的作用，他把说理中的道德教育看得比其他任何教育都重要，甚至把这个提升到了做人根本的高度。他一直强调，只有一个好人才能成为演说家，这甚至比西塞罗所说的“雄辩家是一个善于说话的好人”更进了一步。昆体良特别强调，说话人必须是有信誉、有信用、可信任之人。5世纪圣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原则》一书中论及基督教布道和修辞时，也是同样的观点。他把真实当作公共言论最基本的原则，对用修辞技巧将人引入歧途的可能深表忧虑，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修辞本身的错。

专制的雄辩与宣传

雄辩必须由好人来实行才会对他人有益，这种想法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宗教改革时期，延续了一千多年。1513年，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主张一种实用的、政治功利的、可以用欺骗加暴力为手段的话语观。他告诉君主们，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使用话语欺骗的手段来对付民众，公众很轻信，极易腐蚀，只要能说服公众，使用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他写道：“老百姓善变无常，要让他们相信什么事情并不难，但要他们一直这样相信却又很难。因此，必须有所安排，在他们不再相信时，就强迫他们继续相信。”这也就是后来纳粹宣传头子戈培尔所说的，宣传背后必须有利剑，极权话语后面必须要有暴力手段作支撑。戈培尔主张的不只是一种强权说理的方式，而且更是一种与之一致的极权统治。

马基雅维利主张的是一种典型的蛊惑宣传加暴力恐怖的统治和驭民手法。他告诉统治者，“人人都能看到你表面上是怎样一个人，但很少有人能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作为君主，你并不需要真的具有我说过的优秀品质，但必须看上去具有这些优秀品质。你必须看上去很有同情心、言出必行、仁善、坦然、虔敬……但是，你必须具有善变的本性，在需要拥有与上述相反的品质时，知道如何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看上去有好品质与真的有好品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看上去有好品质，可以用作一种取信于民的宣传手段。时而视察下情，跟老百姓握握手，抱一抱小孩子，看上去平和、说理、彬彬有礼，但在需要时却可以毫不犹豫运用暴力、压制、恐怖手段镇压老百姓，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式的专制统治者。

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修辞说在西方一直没有成为主流。同样是在16世纪，其他的修辞论者，如梅兰希通[1]、考克斯[2]、威尔逊[3]，他们对修辞伦理的论述与柏拉图、西塞罗和昆体良强调修辞的道德目的和真实内容是一致的。

今天，有照着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在做的，但却没有胆敢像他那样说的。“真实”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虚伪”的谴责。在古代有很多为专制辩护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但今天，这样的辩护看上去反倒绝迹了。不是真的从此不再有专制，而是专制开始以“民主”的理由为它自己辩护。专制虽然看上去几千年没有什么变化，但其实还是有变化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说理”促成的，因为直接为专制辩护的“理”越来越难以说出口了，也越来越不能拿来说服人了。于是便有了某些地方不得不“只打只干不说”的政策。专制者不能以“专制者”的面目来为专制辩护，而必须改换“民主爱好者”的面目。这是因为，专制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信誉，不再具有政治信用，也不再具有伦

宣传不仅是一种公共话语，而且更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联系关系，一种以统治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方式。宣传是自上而下的灌输和命令话语，它是不允许普通人对它说理的。宣传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人有同一种想法，视社会中的思想自由与多元为它天然的敌人。在宣传时，必须禁止出现不同的声音，必须不让别人说话。而且，为了取得宣传效果，宣传必须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运用各种可能的传媒手段，而且更包括占领所有的话语领域和渗透到各种行为领域。这就形成了统治权力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宰制，包括法律（宪法、法规、审判）、教育（教科书、课程设置、教师培养）、管理（干部制度、科层等级、党政关系）、出版（思想审查和自我审查）、文艺创作（题材限制、内容审查）、历史和学术研究等等。

公民教育抵制宣传

认识宣传对社会生活和社会中人的危害，最初是从认识希特勒纳粹极权宣传所代表的洗脑宣传开始的。从修辞角度来剖析极权宣传的开创者是美国修辞学家柏克（Kenneth Burke），他从五个方面来探讨极权宣传，即他所说的“希特勒的修辞”。一、行为:在思想和行动中的发生；二、境况（scene）：行为的背景和环境；三、行为者：行为的个人或体制主体；四、机制：行为主体的制度性手段；五、目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柏克对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分析结论是：一、行为是散布一种恶质的、类似宗教的仇恨；二、境况是“一战”后德国人的屈辱、无望、渴望借助强人政治改变现状；渴望国家强大，经济发展，甚至愿意为之付出自由的代价；三、行为者是希特勒（和他的党徒）；四、机制是全民认同一个“声音”（元首、国家、军队、种族、雅利安民族、英雄主义等等）;五、目的:极权统治绝对、彻底地统一德国人的意志。

柏克的宣传-修辞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那就是把宣传话语赖以发生作用的“环境”和“机制”与话语本身（说话者、话语、听众）同列为理解宣传的要素。宣传不仅是一种话语，而且更是一种政治性质的话语行为。而最后一项“目的”则涉及宣传欺骗性的本质特征。宣传者常常会有一个公开的目的，如纳粹宣扬的“实现国家社会主义”、“为雅利安民族争取生存空间”，但宣传-修辞研究更关心的是“隐藏的目的”，如以公开目的为合理性来维护和掩护一党专制和极权统治。

布拉杨（Donald C.Bryant）在著名的《修辞：作用与范围》中也论及了宣传（包括广告和政治话语），他把宣传定义为一种“部分的、不完全或被滥用的修辞”。他所分析的宣传话语有四种惯用伎俩：一、排斥对立意见；二、无视不同看法；三、取消合理判断；四、运用谬误逻辑。在这四个特征之中，前两个特征往往是宣传与某种制度性力量结合的结果，例如商业的垄断和政府的专制权力。后两个特征则是宣传信息不实和具有欺骗性的原因。美国学校从初中到大学的写作和阅读课上，都有如何识别宣传手法和谬误逻辑的内容，重点放在后面这两项。这是因为，前面这两项（排斥对立意见、无视不同看法）在民主社会里是民众不允许的，也是学生们在他们熟悉的民主生活中已经有所了解的。学校的反宣传教育把重点放在后面两个特征（取消合理判断、运用谬误逻辑），是因为，即使在民主社会中，它们也很常见。不仅如此，一旦取消合理判断、运用谬误逻辑与政治专制同时发生，便可能出现专制、威权和极权的宣传，这是民主制度最大的潜在威胁。

柏克和布拉杨的宣传-修辞分析法都是比较早期的。今天，宣传研究的分析已经更为专门而且精细。例如，乔伊特（Garth S. Jowett）和奥唐纳（Victoria O’Donnell）在《宣传与说服》一书中，区分出宣传的十个方面。

第一是宣传背后的意识形态或目的 （如维护一党专制）；第二是宣传的环境（迎合、利用的是何种民众需要，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仇外恐外）；第三是宣传者（谁是宣传者，谁控制着宣传机器，为谁的利益服务，什么样的利益）；第四是宣传的组织结构 （各级宣传机构、政治辅导员制度）；第五是宣传的对象（对国内和国外宣传有所区别）；第六是宣传的媒体技术条件（网络、开会、电视、报刊等等）；第七是宣传所动用的特殊手段（领袖和政党崇拜、政治迷信、游行、庆典、政治节日、纪念仪式等等）；第八是受众的反应（盲信、怀疑主义、犬儒主义、假面、全信或半信半疑）；第九是宣传所要攻击或压制的对象是谁（国外传媒、“自由派”报纸、帝国主义、异议人士、独立教会）；第十是如何评估宣传的有效性。

评估宣传的有效性对于宣传调整策略、确定目标、选择手段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宣传可以把彻底改变人们的内心思想和灌输正确思想作为目标，“文革”期间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便是例子。但是，宣传也可以把迫使人们在公共表现上有正确行为作为目标。这样的话，一个人只要有正确表现，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便不再重要。法国社会学家埃吕（Jacques Ellul）指出，许多人误以为，宣传只是与人的想法和信仰打交道，是诱导和规定人们如何去“正确思想”（orthodox）。其实，宣传的目的并不只是改变和形成人的想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的公开行为，使人有正确行为（orthopraxy）。哪怕一个人的想法没有真正改变，只要他的公开行为是按照宣传所规定的样子被改变了，宣传就已经成功有效地达到了目的。这是极权宣传最重要的特点和作用，也是顺民的假面生活可以在没有信仰的假面社会中，代代相传、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

宣传是一种“非道德”的话语机制，“非道德”不等于“反道德”。但是，由于不在乎道德，宣传对不道德也就经常是无所谓的。宣传之所以是一种“非道德”的话语机制，那是因为它的“主体”是机构而非个人，而道德主体必须是能够作出自由选择的个体。由体制、组织、机构来扮演最终话语主体的宣传不可能像个体的说话主体那样，独立地在自由道德抉择的意义上接受真实和真诚的话语伦理。坚持话语伦理的重任必然落在个人身上，坚持话语伦理的话语主体从事的是与宣传所不同的说理。宣传是独语，说理是对话，正如埃吕所说，对话一开始，宣传便完蛋。一旦人们开始通过对话，积极进行思考，宣传就难以起到预期的作用。宣传所依赖的就是一种缺乏积极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被动接受，而宣传所损害的也正是人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和思考能力。

[1]Philipp Melanchthon，德国宗教改革家，人道教育家，他是马丁·路德的亲密同道者，对宗教改革有重大的影响。

[2]Leonard Cox，第一部英语修辞学论著的作者。

[3]Thomas Wilson，伊丽莎白一世的国务秘书，他的《修辞艺术》从1553到1583年再版了八次。理的正当性，一句话，不再被人们信任。像马基雅维利所建议的那样，专制必须换上另一副面孔，改打民主的旗帜，以骗取信任。而且，再蛮横不讲理的专制统治者，也必须做出说理的样子，这种说理就是人们虽然熟悉但未必了解其性质的宣传。

第十七讲

非说理宣传的四种危害

人们认识宣传的危害，首先是从它对个人独立思想的限制和腐蚀来着眼的，而这种危害则最终又必然祸及整个社会的公共说理。宣传为什么对个人独立思想有限制和腐蚀作用？为什么会危害公共说理？到底对公众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它们分别是：一、宣传灌输是与对话说服相对立的话语；二、宣传是非理性的影响力；三、宣传是欺骗和谎言；四、宣传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

宣传是与说服、说理对立的话语

宣传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说服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和劝导。说服的平等劝说表现在它对说服对象的三种不同功能上面。第一种功能是学习。说服者必须耐心地向说服对象提供他需要但不具备的信息、知识。说服者像是老师，说服对象像是学生。双方是平等的，因为双方都有对方才能满足的需要。说服对象需要的是真实信息和知识；而说服者需要的则是说服对象对他的正面回应（被说服）。

第二个功能是强化信念。当说服对象已经同意说服者主张的时候，说服所起的作用是增强信念和鼓励行动。例如，说服对象原本就认为无偿献血、当义工、为弱势群体捐助是好事，但自己并不一定有所行动。这时候，说服者成功说服，可以使他有所行动。

第三个功能是改变想法，这是说服最困难的一项功能。在死刑或人工流产的问题上，要说服对方改变立场是非常困难的，但不是没有可能，有论者指出：“一般来说，说服者知道，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说服对象能够从反对的方面得到信息，也会了解反对一方的主张。换言之，说服者知道，说服对象的看法、认识和行为的变化必须是自愿的。说服和被说服双方都必须觉得转变看法或主张对彼此都有好处。”

在双方有实际利益冲突时，说服会变得愈加困难，例如，要说服人们心甘情愿地拆迁，常常是非常困难的。说服者非常清楚，说服的改变功能是多么有限。这与命令式宣传一定要说服对象服从是完全不同的。宣传可以用简单的口号来命令，甚至粗暴地威胁。为了拆迁和发展有这样的宣传：“打死一切阻碍发展的‘拦路虎’，粉碎一切前进中的‘绊脚石’”。为了计划生育，有这样的宣传：“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宣传是不需要理由的，说服必须要有理由，因为说服是说理，而宣传则不是。

宣传是一种体制性的话语，这种话语虽然看起来是从某些个人的嘴里说出（以报告、指示、文章、标语、口号等形式），但却是代表着体制、制度、机构对受宣传群众的指示、训诫、要求和命令。宣传发出的信息是不容协商的，因为它总是正确的；是不容提问的，因为它是居高临下的。宣传是聚合群众社会中散沙般个体的黏合剂，宣传的目标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本身就是“文革”时的一个宣传口号）。成功的宣传要代替群众的想法、统一他们的思想、指挥他们的共同行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宣传往往是不择手段的，而其中最为人诟病的便是虚伪和谎言。宣传的令人厌恶在于，你可以正当地迷惑和欺骗敌人，因为他们是你的敌人，但你不可以这样对待你的朋友，你的人民。宣传能成功欺骗群众，不仅是因为伎俩高超，而且也是因为利用群众自身的心理弱点：轻信、盲从、偏执、冲动、狂热。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就曾问道：“为什么宣传挑动仇恨要远比激发友谊来得成功？”希特勒期盼的就是这样的群众，他感叹道：“那些统治不会思考的人民的政府是多么幸运啊。”正是由于希特勒充分掌握了群众的心理弱点，他相信，“只要巧妙而持久地运用宣传，就能让民众把天堂当成地狱，而把地狱当成天堂”。

宣传运用的是非理性的影响力

许多对宣传的理论分析和批评都强调宣传的非理性作用。宣传诉诸感情，窒息理性思考，进而从心理上操控、愚弄受众。这种消除理性的宣传方式可以掩护宣传，让宣传者说谎而不被察觉。愚弄与谎言成为同时发生的事情。这种看法有相当的历史根据。例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说过，“宣传必须诉诸感情”。诉诸激烈的情绪和感情，这样的宣传让受众陷入不思考、无理性的被动接受状态。许多观察极权和一般宣传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个特点，民主主义理论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宣传主要是运用象征手段，将感情与思想分离，并加以控制。20世纪30年代为美国学校教育抵御宣传做出重要贡献的“宣传分析学院”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并指出，“宣传家利用的是人们的感情”。

宣传利用群众的非理性、好冲动而起到蛊惑的作用，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早在19世纪末出版的《乌合之众》（1895）中就已经作了经典的阐述。他把“断言、重复和传染”这三种手段确认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断言就是“作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重复与断言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传染也是宣传所必须的，“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勒庞强调的是群众的冲动和由此而生的愚昧。但是，也有的研究者认为，群众因感情冲动而被愚弄，这只是宣传有害的必要原因，但并不是充分原因。感情冲动与理性思考并不能决然分离，一个人动情、激动，不一定就等于已经被操纵、被愚弄。人冲动的时候确实常会失去理智，需要冷静下来，恢复理智。然而，接受宣传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并不能在一瞬间完成。任何人都不可能总是处于冲动的状态，总会有冷静下来的时候，冲动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宣传挑动感情有害，是就它挑动有害的感情而言的。这些有害的感情包括蛊惑和煽动阶级、民族或别的仇恨。仇恨是一种最强烈、最盲目的感情，也是发动暴力群众运动最必不可少的，如斗争地主、仇视外来思想、残害各种各样参与者自己心目中的“敌人”（“文革”中的当权者、老师、生活优越者等等）。仇恨的反面往往是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感情，对领袖的无条件的“忠”或“无限热爱”。爱和恨是普通的人类感情，感情过分强烈会使人陷入不理智，更重要的是，由于群众被导向了盲目的仇恨和崇拜，他们会成为非理性暴力的行使者和残害无辜者的工具。

因此，有必要分辨感情冲动的两种不同情况：一是过度，以致丧失理智和对他人暴力残害；二是对象有误，恨不该恨的，爱不该爱的，如“文革”中的盲目个人崇拜和红卫兵的暴力行凶。过度和对象有误的感情还会让人不能分辨不同对象间的区别，例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本身并不坏，但一经误导，变得过度和对象有误，就会变得分辨不清国家与政权的区别，也分辨不清民族和政党的不同，更有可能因此而变成一种仇外、排外、盲目自大的集体性歇斯底里。

宣传是欺骗和谎言

宣传被称为一种对朋友甚于对敌人的欺骗。越是本来对宣传者有好感的人，越是本来就可能接受宣传的人，就越是成为宣传蓄意欺骗的对象。对宣传有反感，本来就不信任、不相信的人们，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接受宣传，所以反而不是宣传的重点对象。

人们讨厌和拒绝宣传，一般是因为他们以为，宣传是不实之言或全假的谎言。但他们仍可能对“什么是谎言”和“谎言为何有害”缺乏了解。其实，谎言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故意不说真话，说话者自己知道说的是假话，但却还是在故意说假话。第二种情况是，说话者并不想说谎，他自己并不知道所说的内容是虚假的。这两种谎言的区别是“故意说谎”和“所说不实”。

有宣传意图和有说谎意图是不同的。是否故意说谎或者在什么程度上故意说谎，可以用来帮助区分极权宣传和后极权宣传。极权宣传往往是“所说不实”。例如，相比而言，极权宣传者（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和他们的信徒）基本上还是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一套的，当然也不能排除故意说谎。宣传者自己可以说是“真正的相信者”（true believers），他们要争取别人也与他们有同样的想法，也成为同样的真正相信者。一般而言，“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许多干部、党员、政治积极分子中有众多的真正相信者，他们宣扬党的政策路线（不管怎样变来变去），都是为了争取普通群众能够和他们自己一样去真正相信。因此，他们会细致耐心地做别人的思想工作。他们所相信的那一套可以是谬误的，但他们自己相信，因此并不是故意引诱别人去相信他们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

这种情况在“文革”后发生了变化，趋势是越来越从“所说不实”向“故意说谎”转化，只要看看某些学校里学生干部的情况便可见出端倪，陈伟先生在《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中有专门的论述。青年学生一般是比较真诚、诚实，有血性、有抱负、有正义感的社会群体，学生干部不是不说谎，但往往说的是他们自己相信的那一套，一向成为大学里宣传理想和主义的主要力量。但今天有些大学的学生会却被一些世故、老成、虚伪、自私、腐败和投机钻营的奸诈之徒占领，他们口头上谈的是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看起来也还在宣传，但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自己不相信的事，还照样像真的似地拿来作宣传。在甚至不指望别人真的受骗的情况下继续行骗，这是一种非常犬儒、非常无赖的蓄意说谎。在比学生会干部更有权势的人物那里，蓄意说谎更是随处可见。普通的说谎者指望别人上当，而这样的说谎者甚至都不指望别人上当。这是一种彻底非理性的说谎，但却有它自己的理性，那就是，只要我有权力不让你公开说出我在说谎，我就不是在说谎，我不在乎你心里怎么想，我要的就是你不敢说。当然，他们也并不完全放弃使人相信的意图，他们也会改变宣传策略，用不同方式加强软实力，比以前的宣传更加有意识地利用普通人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

宣传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

说谎是一种话语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可以拿来说谎。那些有认知缺陷的话语才是最适宜说谎的话语。有认知缺陷的话语可以让谎言“听上去挺有道理”。听上去挺有道理可以起到诱使人们相信谎言的作用。

我们说，宣传传递的是一种有认知缺陷的信息，不只是说它“虚假不实”。认知缺陷与虚假不实是不同的，因为一个内容不假的话也可以拿来作有认知缺陷的宣传。不妨拿一则贝尔阿司匹林的广告为例：没有比贝尔是更有效的阿司匹林了。任何人都不可能用“事实”对这个陈述证伪，但这句话却是传递了一个不实（有认知缺陷）的信息:贝尔阿司匹林是阿司匹林中最好的。事实是，所有的阿司匹林的成分是一样的，效能也是一样的，别的阿司匹林确实不比贝尔阿司匹林好，但贝尔阿司匹林也不比其他阿司匹林好。

贝尔阿司匹林的误导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一般人都会凭经验错误地以为，一句话只要是“真”的，就不可能是“假”的。内容不假（无法用经验证伪），就自然不会在目的上有虚假和有欺骗。

认知缺陷是一个比一般真假辨析更深入的概念。因为，即使是“真”的东西，也可以被宣传拿来起误导和蒙骗作用，这就是宣传的可怕之处，也是我们对它必须有充分思想防范的根本理由。揭露认知缺陷是进一步的揭伪。它要揭示的是一些隐藏得更深、变得更精致也更难察觉的“伪”，包括有瑕疵的推理（bad argument）、不道德的命令（immoral commend）、不确当的类比等等。这里有一个例子，汶川地震一周年时的宣传标语:命运不怨父母，灾难不怨政府，自力创造财富。每句话都对，但是，“命运”与“灾难”，“父母”与“政府”都是不能类比的。这样的类比给灾情不实报、有关部门推逶责任制造了借口，这就是有认知缺陷的有害宣传。

有认知缺陷的话语往往出现在宣传对事情给出的理由和解释中，甚至只要给出理由，就能达到说谎的骗人目的。这是因为，人有因为需要理由，而变得容易接受任何理由的心理特征。心理学家朗格（Ellen Langer）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一些人在一台复印机前排队等候，一个一个地印，再让另外几个人去插队。实验结果发现，在那些没有提出理由，只是要求插队的人当中，有60%的人成功。在那些用“好理由”要求插队的人当中（如“我上课要迟到了”），有94%的人成功了，而在那些用“蹩脚理由”要求插队的人当中（如“对不起，我需要印几张，让我先印好吗?”），有93%的人成功了。朗格得出的结论是，理由的好坏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理由与没理由的区别。宣传起作用主要就是因为提供了理由，至于理由的好与不好，那是其次。例如，林彪在党的“九大”上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不久因为“谋害伟大领袖不果而仓皇出逃，自绝于党和人民”。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理由已经足以让他们继续相信伟大领袖的永远正确。

人们相信，或者至少不深刻怀疑关于领袖绝对正确的神话宣传，因为他们有这个心理需要。这样的宣传至少让他们觉得，不管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发生什么灾难，未来都还有希望。“文革”当中，许多人饱受冤屈，仍然相信党和毛主席会弄清真相，这证明当时的宣传是很有效的。在纳粹德国，也常有人说“要是元首知道这件事就好了”。希特勒就算是超人，也不可能事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下面出现错误状况总是难免的。同样，宣传总是有理由坚称，“大方向是正确的，错误只是局部的”、“看问题要看主流”，或是只有“一小撮”坏人在兴风作浪。在极权垮台前的东欧，宣传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手法，大多数人彻底认识到这种政权的邪恶和外强中干都是在它已经垮台以后。一直到1989年东德政权垮台前不久，东德还呈现出一片全体拥护政府的景象。据1989年春“国安部”的统计，全东德只有2500名异见者和60个“死硬分子”。这么高度的全民统一，使得心存怀疑的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一定是我自己错了。

东德的宣传极其重视选举投票所展示的全体一致，17次国民议会的选举中，有16次都是超过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垮台前最后一次选举中，才稍微下降了一点，仅达到98.85%。几个月之后，这个得票率如此之高的政权就垮台了。这么高的全体一致，让所有的外国观察家对东德政权的突然崩溃都觉得不可思议。东德的共产党刊物《青年世界》编辑舒特（HansDieter Schutt）说:“我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像扣外套的纽扣，第一颗就扣错了，但要扣到最后一颗，才知道错了。即便如此，有外套还是比没外套来得暖和。”

一个东欧作家说，知识分子的爱国心使他们有了接受政府宣传的理由，在这些知识分子眼里，他们那个积弊丛生的国家就像是自己的残疾儿，“听到别人提到这孩子的残疾，他们就会生气，并出于本能地加以袒护”。人们由于抵制和不满外来的批评，感情用事地袒护他们本来并不满意的国内制度。看到这一类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的危害，就不应当过分强调感情之害，感情与理智之间并不像人们常想的那样泾渭分明，在宣传面前上当受骗，往往是由于感情和理智的双重原因，而其中特别应该引起重视的便是认知缺陷。

从认知缺陷来认识宣传对人的思维、认知和公共话语的危害，我们就必须通过学校的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和社会启蒙来提高公民理性分析和思考的水准，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公共说理的规范。有了这些教育和启蒙，宣传的谬误逻辑和其他欺骗手段是可以被普通民众识别的。这样的启蒙教育还可以同时帮助民众了解和重视自己与接受宣传有关的心理特征。既充分了解和警惕宣传惯用的手法和伎俩，又深刻地知晓和反思自己的心理定势和偏见，有了这两条，民众独立思考和防御宣传控制的能力就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增强。

第十八讲

说理与民主

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自然正当和历史》中写道：“人自然就是社会动物。”人的理性，也就是人与他人说话、交流的能力，是人的社会性的最根本的体现。人的言语行为关联着他人，是一种社会行为。民主社会不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因为民主制度中的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利益。但是，民主社会却可以成为一个话语的共同体，因为利益不同的群体和个人都可以通过说理而不是暴力，去妥协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对于民主来说，说理不仅是一种话语伦理，而且更是一种自然正当的社会之善。

哲学民主的理念

自由言语的人符合自然正当的政治道德，在古希腊人那里，这种政治道德体现为一种生活秩序。在他们的观念里，公民（即自由人）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关系。公民是人，公民的对立面是作为“物”存在的奴隶，奴隶没有自由，当然没有自由意志，也无所谓自我约束。说理是一种自我约束，那就是，即使在有机会、有力量用不讲理来压服别人的时候，也不这么做。自我约束是自由的特征。自由的对立面是奴役，不是约束。人的政治性规定了人是言语的动物。公民（自由人）与野蛮人或动物的区别是，只有人才具有言语和由言语体现的理性。理性的人通过言语行为，而不是暴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这种言语行为便是说理。

古希腊人不把言论自由看成人的权利，他们把言论自由看成人的自然本质。不能自由言论的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人。言论不是一种人可能拥有或者可能被剥夺的“权利”。言论是人之为人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是现代人把言论看成是自然权利（或基本人权）与古希腊人把言论视为自然正当的区别所在。自然正当是比自然权利更高的道德律令。

在历史上很少有国家的人民比希腊人更加珍视言论自由，除斯巴达和克里特之外，希腊的城邦都倾向于民主，尤其是雅典。古希腊语为今天的世界留下了仍在广泛使用并被普遍热爱的一个词——“民主”（demokratia）。民主指的是由“民众”（demos）来进行统治。这样的民众，他们作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的政治身份是可以轮换的，因此是平等的。他们的说话自由也是平等的，从根本上说，政治的平等是以自由讲话的平等权利为基础的。

词源学与政治学在古代希腊文的演变中是有联系的。随着民主理念的发展和变化，有200多个包含代表“平等”的“isos”的复合词加到了希腊文里，著名报人斯东（I.F.Stone）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写道：“两个最重要的复合词是代表‘平等’的词isotes和代表法律面前‘平等待遇’的词isonomia。同样重要的另外两个词是代表‘言论自由权利’的isegoria和isologia。”直到今天，“平等”和“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仍然是民主的两大基石，也是说理的两个要素。

施特劳斯说自己是民主的“朋友和盟友”，但他从来不夸赞民主，在他看来，现有的民主够不上优秀政治的美德要求。对民主的主人——“人民”，优秀的民主政治有极高的要求。他引用一位伟大思想者的话说，“如果存在一个有如众神的人民，那么他们一定是生活在民主的治理之中。完美的（民主）治理更适合于神，而不是人”。在施特劳斯看来，在现实世界里，大多数人民需要的是统治而非治理，他们在政治上缺乏能力，因此必须由贤者来统治。社会的最好形式是由贤者来行使统治权力，“贤者有义务向自己和他人说明，他的统治对城邦的每个人或整个城邦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大多数人民只不过是“庸人”，难以受益于少数贤者的睿智，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出中意而未必贤明的人物来担任领导的职务。

施特劳斯认为，大多数的民众乐于接受的是满足他们自然欲望的诱惑，而不是贤者出于智慧理性的说服。由于大多数这样的人在民主制度中所起的作用，贤者们难以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和德行，他们必须迁就大多数选民，以求当选。民主因此成为向低水准靠拢的、人头统计的选拔，“民主制的指导原则并不是美德，而是自由——城邦中的每个人都有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而生活的权利……（民主）是未受教育者的统治”。

施特劳斯还认为，“现代民主离普遍优秀还差得很远。现代民主并不是由大众在统治，因为大众事实上不会统治”。现代民主的精英也不过是一些因为某些原因处在上层或有机会爬到上层的人。他说，“现代民主（的主体）是那些除了体育新闻和漫画之外什么也不阅读的公民”，这样的民主“根本不是大众统治，而只是一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物质技术、庸俗趣味都是按大多数人的口味和需要生产出来的，这些都很容易被既无思想又无道德的政治势力利用。施特劳斯向往的是奥林匹斯山上那种“原初意义上的民主”，一种只有如神的人民才配生活于其中的民主。这使他对地上人间的大众民主充满了失望，他所怀有的唯一希望是，“自由教育是一架阶梯，凭借这阶梯，我们可以努力从大众民主上升到原初意义上的民主”。

从哲学民主到实践民主

哲学民主代表着人类所曾表达过的对民主的一些最高尚的理想，它的观念也导致了不少人对现实民主的悲观理解，施特劳斯便是一个例子。然而，应该看到，雅典城邦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是一种关于民主的哲学理念，而不是直接可以效仿或复制的民主实践（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清楚地了解这一点）。雅典城邦里的那种与奴隶制结合在一起的现实民主，本身就离哲学民主的普遍理念相去甚远。在现实而具体的民主环境中，说理是以“实践民主”（practical democracy）而非施特劳斯的“哲学民主”（philosophical democracy）的方式在起作用。说理对于实践民主的作用是，它能帮助民主制度挑选出尽可能优秀的，但并非哲人贤者的“官员”。说理形成了一种符合现实人性的选举程序，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遏制而非消除人性中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种种弱点，如自私、功利心、权力欲等等。

民主选举的程序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的：尽管参选者们嘴上都说自己的动机是为人民服务，他们的真实动机却未必如此高尚。民主政治中竞争权力位置的那些人，他们有可能出于一些不那么高尚但很符合人性的动机。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承认人性弱点的基础上的。民主说理的机制也给人性弱点留有余地，这在民主选举的竞选说理中就可以看出来。

那些被提名为候选人，经过选举有可能成为“官员”的人士，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被别人挑选的，自己并不愿意当官；第二类是选上以后，愿意当官的；第三类是一心一意想当官，所以会千方百计争取选上的。后二类可以分别称为“愿意当官”和“一心当官”。

如果所有的参选人都不愿当官，那么选举便只能取消。因此，任何实际上举行的选举都只能包含两种参选人：愿意当官的和一心当官的。当然，“愿意”和“一心”都可能有不同的程度，并且每一种态度也可能会变化，而不是静止的。一心当官的不大可能会变成只是愿意当官，但起先只是愿意当官，后来变成一心当官的，却是大有人在。

在说服民众投自己一票的时候，愿意当官的和一心当官的会运用不同的说理方式，他们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可信度也会不同。民众一般不喜欢一心当官的参选人，因此，就算是一心想当官的，也会把自己的真实动机隐藏起来，把自己打扮成是想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而一心想要当官。

从一个人说的话里辨别他的真实动机，通常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连说话者自己往往都弄不清楚自己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此，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二位参选人相互指责，都说对方是一心当官，动机不纯，而只有他自己才是出于公心。以对方动机不纯为理由，要求选民应该把票投给他自己，而不是他的对手，在一个参选人如此说服选民的时候，就算他确实只是愿意当官，由于他努力攻击对方，他的说理方式也已经接近于一心当官的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真的只是愿意当官，而不是争着要当官，那么，他说理的时候是无须贬低或压倒对手的。只有一心当官的参选人才需要压倒对手，好让自己有机会胜出。因此，民主选举便有可能对说理起到一种劣币逐良币的效应——越是正派、不自私、只是愿意当官的，就越是不会使出全部手段（尤其是攻击对手的手段）来说服选民。相反，一心要当官的参选人则是可以无所顾忌、无所不为地使出一切手段来说服选民，击垮对手。这种情况不断出现在现实民主政治的“宣传”之中。当然，宣传能否对选民起到影响作用取决于选民对宣传能否有所识破和抵制。选民对宣传，尤其是抹黑对手的宣传，越是厌恶和反感，这样的宣传就越可能被放弃。

1934年，社会主义者、作家辛克莱（Upton Sinclair）代表民主党竞选加州州长。辛克莱起先不被人看好，但在初选时却遥遥领先，所得的选票超过了其他众对手加起来的选票总数。在决选时，他的对手，共和党的迈里安姆（Frank Merriam），从企业人士那里募到了1 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金额。这笔钱就用在对付辛克莱的政治宣传上。

共和党人在全加州租用了2000个告示牌，都写上这样一句话:“如果我当选州长，全国半数的失业者可以到加州来。”落款是“俄普顿·辛克莱”。许多选民以为这个告示牌是辛克莱自己树的，说的真的是辛克莱自己说的话。这还不算，共和党还在电影院里放映各种关于辛克莱的新闻短片，拐弯抹角地说他是苏联共产党的代理人。一个短片中，只见一帮穿着破衣烂衫、披头散发的流浪汉坐车来到加州，个个兴高采烈，其中一个说：“以后这里的财产都分给我们了，辛克莱说的。”另一个短片中，一个记者在采访一位打毛线的老太太。记者问:“大妈，你选谁?”回答是:“我选共和党的迈里安姆，我就剩下这么个小房子了，我不想让它被人分了。”那记者又采访了一个衣发不整的流浪汉:“那么请问，你选谁呢?”流浪汉带着外国口音地回答道:“我投辛克莱一票。辛克莱的制度在俄国很棒，在这里一定也行。”迈里安姆本是一个平庸无能的共和党候选人，就连许多共和党人都看不起他，但就靠这样的宣传手段，他最后还是打败了原本人气极高的民主党候选人辛克莱。

这种公然抹黑式的政治宣传逐渐遭到美国选民的厌恶。1966年民主党的布朗（Pat Brown）和共和党的里根竞选加州州长。布朗从里根拍过的电影和广告中挑出许多古怪的镜头，配以这样一句话:“记住，枪杀林肯的是一位演员。”这样的政治宣传攻击太露骨了，而且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也已经变得更成熟，结果是里根当选，布朗败选。

20世纪中期以后，抹黑式的负面政治宣传越来越被自夸式的正面政治宣传代替。由于许多电视宣传只有二三十秒的时间，所以大多使用吸引人的简单口号，如“改革就在眼前”。有的自夸简直到了大言不惭的地步，一位竞选人的口号是，“有作一切正确决定的能力”。这样的话，恐怕连上帝都不敢说。老布朗的儿子杰里·布朗（Jerry Brown）竞选州长时向选民保证，要“保护地球、服务人民、探索宇宙”。有评论挖苦说，有这么宏伟的三大目标，在加州竞选岂不大材小用，应当去代表人类，领导全球才对。和抹黑式宣传一样，夸海口的宣传同样是公民们在选举政治领导人和代表时不喜欢，并会有所戒备的。

民主制度中的演说与辩论

民主国家里政治人物发表政治见解和主张最常见的两种形式是演说和辩论。竞选时的演说也常被叫做“树桩演说”（stump speech）。树桩也就是树木被砍伐后留在地面上的部分。早年的美国开发者们往往得砍除树林，在空地上开辟农场并建造城镇。那些政坛候选人往往会骑着马到一个又一个的新开发地区去争取选民的支持，到了那儿他们常常会站在空地的树桩上发表他们的竞选演说，让人们都能看得到并听得到他们。于是人们就把这样的竞选演说称为“树桩演说”。竞选演说稿写好后，成为竞选人基本而一贯坚持的主张，内容一般不会再有变动。竞选人到一个地方说一遍，顶多添加一些与地方有关的应酬和客套话，新闻媒体往往只报道竞选人的行程，而不报道他那重复过无数次的演说的内容。

辩论与演说不同，演说是一个人对许多人说话，很少有互动，而辩论（往往是政策辩论）则是必须要在辩论人之间有所互动，不可能在事先就把需要说的话都准备停当。辩论的内容是媒体一定会报道的。辩论看上去是两个人之间你说我辩，但真正的听众是关心他们辩论的广大公众。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从某个前提推导出可靠的结论（逻辑辩论），不是为了确定某件事情的事实真假（论证辩论），也不是为了用雄辩的言辞来取胜（修辞辩论）。尽管在政策辩论的时候也需要讲究逻辑、有事实根据、言辞生动，但辩论的根本目的是让公众在不同的竞争者之间有所选择，所以是一种竞争性的辩论。竞争者要通过辩论来让公众相信自己对问题有更全面的认识，因此也能提出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这种看法和办法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往往需要符合公众的心愿、期待、舆论、共识才会有说服力。因此，辩论的互动看起来是在两个辩论者之间进行，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辩论者与公众之间进行。

美国的许多政治人物都擅长演说和辩论，这些都是特别与讨论和解决公共问题有关的说理方式。它是理性说服，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手段。不管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他都应该用语言说服别人，而不是用压服或甚至武力去影响别人，演说因此也就成为每个公共政治人物必须具备的能力。培养这种能力，不仅是为了能有效地影响他人，而且也是为了承诺，即使在发生争端和分歧的时候，也不会推卸用语言说服别人的责任。只有用话语而非暴力来维持社会人际关系，才能使和平的社会秩序长治久安。

说理虽然在民主政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仅仅靠说理并不总是能真的解决问题，这是因为，通过说理真正说服别人，改变他们的想法，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常能发生的。17世纪英国牧师和历史学家富勒（Thomas Fuller）就说过：“辩论从来不能说服不想被说服的人。”20世纪美国作家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更是说：“辩论会使人们更坚定地只是相信他们自己的想法。”说理的局限似乎与人类自以为是的弱点有关，固执和偏见也似乎比理性更近于人的天性。

再雄辩的说理，在对方不愿意被说服的情况下，充其量也就是在争论中出一点风头而已。要说服一个人，首先的条件是他愿意被说服。这是一般人的天性使然。哲学家叔本华说，人受两种力量支配：欲望和理智，欲望就像是一个有眼睛的瘫子，理智就像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瞎子，理智的肩膀上背着欲望，欲望指挥理智前进的方向。对于那些立场和信仰已经非常坚定的人们，观点不同的说理起到的作用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当一个人愿意考虑他人的观点，打开了接纳不同意见的心胸之门，他的理性才能真正起到引导思考的作用。

在政治辩论中，许多所谓的“说理”都是有特定对象的，因此更具有宣传的性质。美国政治竞争者之间的辩论也都不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说给自己人和“中间派”听的。对于自己人来说，这样的说理起到的是强化他们原有立场的作用，对于“中间派”来说，则起到或是澄清或是争取的作用。在民主社会中，法律争执中双方的说理也是这种性质的，几乎从来没有是一方真正说服另一方的，不然也就根本不用打官司了。在美国，法律争执中说理的双方哪一方比较有理，是由陪审团决定的。陪审团是由普通民众组成的，他们依靠的不是法律专业知识，而是“常识”。在完美主义者的眼里，这样的陪审团运作也许会显得太业余，与刻板的司法形象相比，陪审团成员的自由自在也似乎缺乏专业精神。所有理解并赞同这个制度的人，从来不认为陪审团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但重要的是陪审团代表的法律程序权威。作为一个解决争端、得出双方必须接受结果的机制，这个程序本身就是权威的保证。难怪杰弗逊会认为，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要重要。

民主的审理机制包含着一种人们共同承认的契约关系：无论裁决结果如何，争论的双方都必须接受它。这正是程序的一个重要作用：有一个在说理无法取得一致看法时可以做结论的权威。争论双方和旁观者（普通公众）都承认这个权威。说理到一定程度后，必须有一个了结，审理便是作了结，使得说理可以不再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作出的并非是一定正确的决定，但是，由于他们独立于政府、司法系统和任何政治势力，他们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因此也是唯一值得相信的，并在这个意义上被承认为一个民主国家审理程序的权威。

民主的说理与法治

在民主国家，对于任何一个公共人物来说，说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自己的立场、观点、主张向公众提供一个理性的说明。这么做尽管未必每次都会对所有民众有说服作用，但还是必须这么做。民主政治是公开的，由民众监督，民众有权利要求政治人物向他们说明决策行为或其他言行的理由。当政治人物的理由有违于民主原则时，他们的政治对手就会提出不同的理由加以反对。哪位政治人物更有道理，这是由民众来裁定的，这种裁定往往是在选民投票时表现出来的。虽然每个选民只有一票，而不同的选民会投不同的票，但是，选民们不同的个人意见仍然会形成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共识。选民们共同参与的说理机制起到的是一种对权力的民意共识限制作用，防止政治人物在没有人民能够接受的理由的情况下，或者根本就无须说理，就可以为所欲为。

即便是最高的裁决机构，如美国的最高法院，它的成员在作出决定时，也必须向公众提出理由，书写成文，成为公共记录。虽然决议只有一个，但大法官们还是会有各自的立场，还是需要为自己的立场提供理由。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1年6月27日以7∶2的投票结果，作出关于禁止儿童购买和租借暴力视频游戏属于违宪的裁决。这一裁决是针对加州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或出借暴力视频游戏的规定而作出的。最高法院的决议是，尽管有人投诉称这种流行且不断变化的技术产品容易让孩子出现类似的野蛮行为，但政府无权“限制儿童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理念”。代表大法官多数的大法官斯科利亚（Antonin Scalia）说：“毫无疑问，州政府拥有保护孩子免受伤害的立法权，但这不包括一个不受约束的、限制儿童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理念的权力。”

虽然对案件只有同意和不同意这两种表决，但九位大法官却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观点。在具体了解这四种观点之前，有必要知道，自由言论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方面：一个是，个人有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另一个是，个人有接触他人言论的自由。就这个具体案例来说，也就是，商家有将视频游戏出售给任何人的自由，而任何人，包括未成年者，都有购买视频游戏的自由。这两种自由在法官的解释中都涉及了，但侧重有所不同。

由大法官斯科利亚代表的大多数意见（由斯科利亚表述）是，认为暴力视频游戏会对未成年游戏者造成重大伤害和暴力行为影响，目前并没有科学证据，如果有一些影响，视频游戏与其他媒介也并没有显著差别。加州法院所依据的是安德森博士（Dr. Craig Anderson）和其他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这些研究至今没有被任何法院采用。而且，目前视频游戏业有自愿设定的限制等级制度，可以让家长决定是否允许子女购买或使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宪法规定的自由，对所有言论形式必须一视同仁：“阅读但丁当然要比玩‘殊死战斗’游戏来得有文化，有利于智育，但是，文化和知识的差别并不是宪法意义上的差别。残忍暴力的电玩、庸俗的电视节目、低劣的小说和杂志，这些东西，就自由言论来说，与但丁的《神曲》并没有什么不同。”

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和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同意大多数的决议，但另外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阿利托表示，新技术对儿童成长可能产生的影响现在还不清楚，在暴力视频里玩杀人游戏与在文学作品中阅读暴力描写可能是不同的，但越来越逼真的暴力游戏令人担忧。暴力视频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在考量视频游戏在今天显现出来的特征时，必须考量到那些已经出售了的暴力视频游戏”；不容回避的现实情况是，“有些视频游戏的暴力确实骇人听闻”。这个补充立场的要义是，尽管视频游戏的暴力是个问题，但宪法对自由言论的规定使得政府没有充分理由来管制视频游戏，这就像对待“低俗”一样，低俗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低俗，而在于政府有没有管制低俗言论的充分理由。

大法官布雷耶（Stephen Breyer）认为加州的禁令应该受到支持。他是一位以进步观点著称的法官，他认为，视频游戏是一种新技术，二百多年前的第一修正案已经不能适应这种新的交际形式。因此，应该以对待特殊案件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案子，在裁断时既要考虑到言论自由的益处，又要考虑到管制和规范的益处，在这二者中权衡利弊、加以协调。布雷耶的看法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第一修正案的范围。

倾向保守的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为自己反对决议作出解释说：“决议与第一修正案（制定时）原初的公共理解不符。”他认为，建国之父们认为父母对未成年儿童拥有绝对的权威，父母有责任为子女的健康成长提供指导，因此必须坚持，商家不经过父母同意，将视频游戏直接出售给未成年者，这是与宪法原来的用意不符的。他要求限制的是未成年者接触他人言论的自由，而商家有责任不破坏这种限制。

民主生活的根本原则是没有人可以置身于说理之外，就像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样。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关于社会、政治、文化、学术、艺术等的说理是不需要得出一个最终结论的。这些说理是多元的、开放的、不断进行的。它们更多的是体现为自由、平等、宽容和相互尊重的民主精神，而不是民主决策或法治裁决的制度性程序。当然，公正的法律和决策程序本身就体现了民主的精神。

即使那些看起来与民主法治没有直接关系的说理，它也离不开民主的精神和民主的环境，说理者的自由和平等最终还是归功于民主政治制度对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保护，归功于民主制度赋予公民们的平等身份。有的人出于对人性乐观光明的理解，把人看成是天性自由、理性的动物。即便如此，也必须看到，天性自由、理性的人也并不总是在说理的，有的是不知道如何说理，有的即使知道如何说理，也没有地方可以说理，因为没有保护他们说理的民主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让人展现自由、理性的天性，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能够生活在这样一种制度之中。这样的制度必须建立在理性、公正的说理原则之上，而不是凭借武力强制来维持。在公共生活中运用理性说服而非武力强制，这使得民主成为一种与专制迥然有别，因此也是比较优秀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

民主与言论

民主的说理需要一个民主的公共空间，它是由宪政法治来提供制度保障的，民主不可能在公民不能自由言论的情况下存在。公民的言论自由和说理的权利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政府的权力（专权）和大多数人的压制（多数人的暴政）。政治学家菲奥里那（Morris P. Fiorina）等人在《美国的新民主》（America’s New Democracy）一书中就此写道：“在民主社会里，言论自由对于选举的运作是极为重要的。否则，政府就能有恃无恐地操纵舆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完全不用担心不同的意见。然而，人民自己也威胁到自由。多数人越人多势众，就越会自以为正确，压制持异见的少数人。”来自政府和多数人的言论压制都是自由、理性和公共说理的敌人。民主国家宪法对于言论自由大多予以明确的规定，将言论自由当作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益的公民权利。言论自由有利于促进民主自治，也有利于追求真理，这两个是好生活和好社会的基本目标，它们同样也是公共说理的目标。就民主与言论的关系而言，民主自治比追求真理更为直接和重要。追求真理与其他的目标（如人自我实现、监督权力腐败、学术创新、社会安定等等）虽然也有利于民主，但都不能代替或等同于民主自治的目标。

一民主自治与真实知识

言论自由是由民主自治的需要，而不是神启法或自然法所决定的。宪政法治的基本原则是，公共事务应该由普遍的民意（表现为投票或代表）来决定，而不是听从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旨意。这个原则不是上帝规定的，也不是自然如此，而是人自己订立的，是人类政治智慧的产物。宪政法治的原则一旦确立，自由言论也就必然地从它推导而出。民主制度中有权力斗争，参与这一斗争的人们必须要能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政治人物需要向选民陈述，告诉选民自己是谁、有什么政见。选民需要向政治人物提问、与他们交流、表达自己的想法、对政策表示支持或反对。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们需要集合成独立的团体，因此需要结社的自由，需要集会和示威的自由。他们组织、结社、集会，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来加入他们。没有言论自由，所有这一切都是做不到的。因此，专制政府首先要禁止的便是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权利的条件，没有言论自由，便无法表达对其他任何权利的要求。

自由的言论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正如英国社会理论学者戴维·毕瑟姆（David Beetham）所说，如果公民们没有获得信息、试图说服别人、讨论公共事务、投票表决的权利，民主便没有意义。民主的权利就是公民经常参与公共事务和政府决策过程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自由言论起着刘易斯·布兰迪斯（ Louis D. Brandeis，1916—1939年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所说的三个关键作用，第一，让公众知晓政府的政策运作（新闻自由因此成为言论自由的重要部分）；第二，向政府传达人民的意愿（以投票和表决来传递这一意愿）；第三，允许人们思考和讨论政府的政策和官员的作为。自由言论因此成为监督和防止权力腐败，保持权力透明的关键条件。

对公共说理来说，自由言论的重要除了有民主自治的政治层面，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寻求真实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也被称为真理或成熟的知识。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就是把自由的言论当作通往真实的唯一途径。康德、密尔、罗尔斯都表达过这样的见解。真实的知识对于民主政治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1872—1964）把民主自治与追求真理结合在一起，他在《自由言论及其与自治的关系》（Free Speech and Its Relation to Self-Government, 1948）中提出：“决定公共问题的公民们如果对信息，对别人的看法、疑虑、反驳或批评无所知晓，那么他们对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便会片面，计划也不会周全。”

寻求真实的知识能对民主的质量起到重要的优化作用，是优质的民主所必不可少的，关键便在于言论自由。米克尔约翰指出，必须从“自治”的角度来理解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自治的公民需要尽可能地明智，需要听取各种意见，以避免由于偏听偏信而作出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决定。所以，表达自由是为了保障每件值得说的事情都有“被听取的机会”，它所反对的正是“社会思考过程的不完整”。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价值，捍卫民主是因为民主是人类认可的价值，同样，捍卫言论自由也是因为它是这样一种价值。自由的言论可能帮助我们通往真理，但却并不一定以通往真理为目的。说理提出的“看法”无论具有如何充分的理由，都只是一种具有“或然性”而不是绝对确定性的真理。然而，就算自由言论提出的不是真理，言论自由仍然是人类必须珍惜的价值。只有当被保护的东西有价值时，保护才有充分的意义。保护言论自由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那是因为自由的言论本身就是一件有价值的东西。

二专制和多数人暴政都是自由言论的敌人

对自由言论的阻碍、限制、破坏总是来自政府的专权和多数人的暴政。这两种力量看起来不同，但可以结成仇视和敌对自由言论的不神圣同盟。经常是，政府以大多数人的名义，以绑架民意为手段来压制公民的言论自由。19世纪英国哲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为维护公民自由作了经典的辩护，他指出，作为民主社会的代理人，民选的政府尤其容易利用公共舆论来施行暴政，给持有不同观念者扣上“危险分子”的帽子。把持公共舆论的多数人也会想方设法阻止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发出声音。密尔认为，这种言论钳制违背了自由、理性的原则，是非正义的和不正当的，“假定除了一人外的全体人类都持有同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个人持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更可视为正当”。

密尔坚持最大程度的言论自由，但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不能伤害到他人：“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密尔在人的生活中划定三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行使自由不会伤害他人，只对自愿参与的个人有影响。这些领域应当完全不受外来控制，自由在其中是每个个人的绝对权利。第一个领域是“良心自由”，这还包括个人意见的表达与发表。它包括人们所说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是“趣味和志趣的自由”，包括选择自己的爱好和职业。第三是“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就是容许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独立团体。所有这些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他说：“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整个说来在那里不受尊重，那就不算自由。不论其政府形式怎样，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在那里的存在不是绝对的和没有规限的，那就不算是完全自由。”

密尔的这种自由和自由言论理念并不能在哪怕是宪政法治的国家里自动实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律权威如何解释“对他人的伤害”——什么构成伤害、伤害的对象是谁、具体的危害又是什么。在美国，这一解释的权威属于最高法院，它的解释并非总是正确的，但却总是权威的，正如大法官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 1941—1954年任职）所说，“我们不是因为没有错误而成为终极权威，我们只是因为终极权威而没有错误”。在每一个历史时刻，人们对“什么是伤害”的看法会有分歧甚至严重的对立，对此所进行的公共说理有时并不能得到共识，但又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这就需要有一个能对此作结论并予以了结（哪怕是阶段性了结）的权威，对宪法具有最终解释权的美国最高法院就是这样一个权威，这是宪政法治的制度建制所赋予它的权威。

三宪法如何保护言论自由

在一个宪政法治的国家里，仅仅有宪法条文保证言论自由还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包括法官，对具体情况下的有些“自由言论”实例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是否要保护言论自由的问题往往会转化为如何保护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对如何保护言论自由的认识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认识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这个过程仍在继续，成为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

说理的言论在这个发展变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维护还是质疑或挑战有关法律都是通过说理来进行的。最高法院尽管拥有最终的话语决定权，但也不能只是下达武断的判决，更不能代表最终的真理。它必须为自己的裁决对公众作合理的交代（大法官们的说明），它的决定完全可能在历史的过程中，通过公共说理的机制被修正或改变。

美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指的是，政府不得在公民发出言论之前审查和控制他的言论，也就是说，宪法不允许“事先限制原则”（prior restraint doctrine）的审查。然而，这并不妨碍政府在公民发出言论后找他算账，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这也是许多其他国家政府权力实行“开明”言论审查的办法。可是，有的政府利用这种办法，即使在公民言论完全真实的情况下，也会在事后以“损害政府威信”、“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来为言论者定罪，并收到以儆效尤、恫吓其他公民的效果。这就变成了一种对言论的变相事先限制，它将政府的事先审查转化为言论者对自己的事先审查。自我审查者必须时刻战战兢兢地猜度所谓的“政府容忍度”，越猜度越觉得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这种心理操控式的言论审查要远比政府明确指示究竟什么不能说来得有效。

美国最高法院对言论自由的一项重要判决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即著名的“申克诉合众国案”（Schenck v. United States，1919）。申克（Charles Schenck）是美国社会党总书记，负责印刷、散发、邮寄反对征兵的材料。他将15000份传单邮寄给已被批准参军的人，鼓励他们“不要屈服于恐吓”。申克被法庭以《反间谍法》判决有罪，但他认为此法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并向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否决申克的上诉，维持原来的有罪判决。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判决意见中解释道：“每个案子应考虑的问题是，这些话出于这种性质而用在这种场合，是否构成明显而立即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以致造成国会有权预防的严重后果。这是一个邻近度和程度上的问题。”为此他打了一个著名的比方，在一个拥挤的剧院里，谁也没有乱叫“着火啦”的言论自由。

尽管霍姆斯大法官用“明确而即刻的危险”来支持政府对公民的言论限制，但也在无意间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明确而即刻的危险”可以理解为，在不存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政府无权管制言论，而是否存在这种危险则是可以争论的。霍姆斯宣布的审查标准成为后来50年所有言论自由的检验尺度。有意思的是，在申克案遭到公众批评后，霍姆斯在审理另一个类似案件时改变了立场。申克案不到一年后，最高法院受理了另一桩案件，“埃布尔拉姆斯诉合众国案”（Abrams v. United States, 1919）。1918年夏天，埃布尔拉姆斯因批评威尔森政府支持德国，反对俄国革命的政策，散发宣传小册子而被判有罪，他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有七名成员用霍姆斯的“明显而立即的危险”检验标准来维持有罪判决。但是，霍姆斯和另一位大法官布兰迪斯(Louis D. Brandeis)持反对意见。霍姆斯提出，“一份匿名的愚蠢传单”并没有对美国造成危险，这项反对意见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司法对言论自由问题新看法的转折点。

20世纪30年代，整个美国社会对不同政见已经更为宽容，最高法院在这一时期的两个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案件的判决反映了这一变化。第一个案件是“斯特龙伯格诉加州案”（Stromberg v. California，1931）。斯特龙伯格是一位19岁的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个隶属于美国共产党的组织）团员，她在一个青年营地任教员，每天负责指导营地里的青年升红旗，宣誓永远忠诚于工人阶级。她还收藏不少宣传武装起义和暴力革命的阅读材料，虽然她坚持说自己从来没有用这些材料影响其他青年。她被以加州的禁用红旗法控罪后，不服而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7∶2结果判决，加州禁止红旗的法律违宪，斯特龙伯格无罪。

第二个案例是“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Near v. Minnesota，1931)。尼尔主办的《星期六新闻报》 (Saturday Press)是明尼阿波里斯市的一份小报，它揭发了一些政客与商业人物的不堪行为，州法庭便以“恶意攻击、造谣中伤和诽谤污蔑”为罪名禁止其出版。尼尔上诉最高法院，控告州法庭破坏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最高法院裁决明尼苏达州法庭判决无效，尼尔无罪。这个案例确定了第一修正案不只保障言论自由，而且也保障新闻自由。美国现代新闻自由条款的法律理念以此作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由言论的限度问题又增添了新的内容。1942年的“查普林斯基诉新罕布什尔州案”（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中，最高法院认为含“挑衅字眼”（fighting word）的言论不受宪法保护。查普林斯基因辱骂宗教团体和他人（包括骂人家是“法西斯”）而被新罕布什尔州法院判处监禁并罚款，他不服，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维持地方法院的原判。根据最高法院的定义，挑衅字眼是那些通过激怒别人而“煽动即刻破坏和平行为”的言论，同时这些言论“由普通人通过常识判断很可能会引发暴力反应”。此外，这些言论还必须是“直接针对听者”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更可能被看作是‘直接的人身侮辱’”。除挑衅字眼外，那些有意或无意地造成对方严重情感伤害的言论也不受保护。但这一原则只针对普通人（private figure）有效。1988年的“《皮条客》杂志诉福尔韦尔案”（Hustler v. Falwell）中，最高法院便指出，对于“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的冒犯性的讽刺是完全受到保障的。这样的政治讽刺言论，包括用漫画讽刺、挖苦上至总统的政治人物，都是受到保护的自由言论。

四公共说理与民主讨论

为什么需要自由的言论？为什么有自由言论比没有要好？好在哪里？不同的民主学者历来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回答。然而，在几乎所有的回答中，作为保护自由言论的理由，民主自治和追求真理（真实）这两条都受到最优先的强调。就美国而言，从最高法院对涉及言论自由案件的判例来看，民主自治被认为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也被视为宪法制定者的原意，而追求真理则不是。制宪者从民主自治出发，着重言论的政治面。后来，追求真理的价值在“意见的自由市场”（free marketplace of ideas）观念的推动下同样受到了重视。“意见的自由市场”是一个比喻，指的是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在自由的竞争中让优者（往往是真理或真实的东西）胜出，它相信观念的自由交换有助于发现真理。大法官霍姆斯于1919年在相差不过8个月先后判理的两个重要案件（申克案和埃布尔拉姆斯案）中，当事人分别被定为有罪和无罪，在无罪判决中起作用的便是刚刚出现的“意见的自由市场”观念。这两个案例中，抗议政府的行为性质不同，便是用这一观念加以区别的，前者被当作行动，后者被当作言论。对行动不能宽容的，对言论可以，甚至必须宽容。

美国最高法院对自由言论保持很大的宽容度，形成一种“基本权利原则”（fundamental freedoms doctrine），那就是，对于民主社会的运作和存在必不可少的公民权利必须得到严格的保护。这个原则在开始的时候并不起眼，但却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开始的时候出现在1938年大法官斯通（Harlan Stone）为卡罗琳制品公司（Carolene Products）案所写的第四个注释里，这个注释要求国会格外谨慎地对待与种族、主义、宗教、性别、言论自由有关的法规，以确保个人的公民权利。它特别注重保护自由和民主政治过程的完整性。由于这种完整性，限制任何一种局部的言论自由都有可能对整体的言论自由带来危害，侵犯任何一方面的公民权利都有可能造成连锁的侵害。正是这个小小的注释使得后来的最高法院对任何关于言论的立法和判决都特别谨慎，也形成今天美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特别宽松。

最高法院判决以非常宽松的定义来界定言论自由，这并不代表民众也都这么看待言论自由。事实上，言论自由是一个最富有争议的公共辩论主题，许多言论事件都曾引起过不同看法，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些有争议的言论行为——如烧国旗抗议、饶舌音乐中的暴力和不良语言、暴力电玩游戏、色情出版物、裸体舞蹈等等——虽然合法，但都是公共辩论的争论热点。这些争论得益于广大公民参与的公共说理，使得人们对言论自由问题有越来越深入的思考。学校里学生的公共说理写作也常常以这类问题为议题，作为学习公共说理的练习。

在这样的公共说理中，不同观念之间的交锋并不是哲学或“观念的自由市场”意义上的寻求真理或真实。霍姆斯对言论与真理关系的著名解释是：“真理的最佳测试是思想本身在市场竞争中被接受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宪法的理论……必须永远警戒对于意见表达加以检查的企图。”不同观念空间像自由市场竞争一样，能够产生真正的优胜产品，那就是“真理”。在一个意见多元的社会里，用这样的观点看待公共说理是不充分的，因为争论的结果与其说是大家都能认可的真理，还不如说是由于继续存在分歧而还有待更加深入讨论的一种准备。

在许多公共问题的争论上，人们有理由怀疑是否有所谓客观真理的存在，也有理由怀疑人类是否具有足以发现和完全把握真理的理性能力，同样也怀疑说理是否能排除理性之外的因素（商业利益、欲望、恐惧、偏见、仇恨）的影响。在“意见的自由市场”观中，公共说理只是被当成到达真理的手段。在狭隘的民主自治观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公共说理只是被当成形成和制定政府政策的手段或途径。但是，在公民自我实现和自我提升的民主自治观中，公共说理即使不能直接影响政府的政策，不能找到真理，自由言论也有其自身的价值。公共说理的自由言论应该成为一种目的，它的意义在于民主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讨论（deliberation），这种讨论是它本身的目的，那就是保持社会不同观念的思想活力与相互之间的激励和多元张力。

把言论自由看作具有整体意义的民主、自由价值的一部分，旨在强调，缺少了任何一种自由或者任何一种自由受到不当限制，自由便不能保持完整，甚至会逐渐丧失。杰出的美国导演米洛斯·福曼（Milo Forman，他也是影片《飞越疯人院》和《莫扎特》的导演）1996年拍摄了《性书大亨》(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影片主角莱里·弗林特（Larry Flynt）是经营色情杂志的出版商，福曼竟然为这样的人作言论自由之辩，引起社会的争论。福曼在一次访谈中说，他年轻时连走近色情杂志店都会有一种罪恶感，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言论自由的坚持：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与他曾经失去自由的经历有关。他曾生活在纳粹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童年时，他眼睁睁看着父母被纳粹从家里带走，自己躲在壁橱后的暗室里才躲过一劫，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他深知自由的可贵，知道自由是一点一点地丧失的，以至荡然无存。自由是一个整体，人要么自由，要么不自由，任何一点自由的丧失都可能成为完全失去自由的开始。他拍摄《性书大亨》是为了让观众知道，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定下来的这个至高无上的“自由”权利，是有代价的，必须因此容忍一些坏的东西混进来。允许这些东西存在，是在保护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福曼表现的自由言论观初看似乎极端，甚至荒谬无稽，但却包含着深意，正如莱里·弗林特自己所说，我是最低俗的，连我的自由都能尊重，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自由言论是民主的核心价值，但自由言论并不就等于民主。就民主与言论的关系而言，有两种不同的民主观。第一种是决策理论，它强调民主体现为明智的决策与投票，因此必须保障公民所需的信息、意见、观点及其传播过程，要保障的不只是个人权利，而且更是民主决策的集体过程。第二种是参与理论，重点不只是在于决策，而且在于什么才是让公民能自我实现的政治形式。这两种民主观的不同在于：第一，前者重在保护民主社群的讨论和协商，后者重在保护公民参与公共意见的权利；第二，前者认为，国家可以成为言论是否合适的中立仲裁者，后者则认为，国家对公共讨论和言论总是会有预设的立场，不可能中立，因此对政府干预应该特别警惕和戒备。

因此，自由言论辩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政府的作用和职能。正反两方都是依据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尽管没有一方赞同政府钳制公民言论，但各方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却有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直接引用第一修正案，坚持政府或他人无权干涉任何个人的言论自由。第二种是全面理解第一修正案，强调个人言论自由是一种建立在与他人关系上的自由，因此不能排斥他人的批评自由。以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美国人同意后一种看法。一方面，由于言论的重要，必须坚持言论自由，不得压制；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言论重要，所以对言论不能不加理会，听之任之。所以，言论自由坚持的不是言论不容批评，而恰恰是言论必须认真对待批评。政府在运用批评权力时尤其应该特别小心，政府不能用“禁令”（censorship，书报审查）去管制公民自由，但应该以“督导”（censure，指责批评）去引导社会价值观，让公民社会自己发挥应有的道德判断和舆论作用。

五自由言论是公民教育，也是人文教育

无论是形成于公民社会，还是借助政府的督导，遵守和体现伦理规范的自由言论是公民自我训练和法治教育的结果，同时也发挥公民社会的教养陶冶和民智开启的作用。米克尔约翰把言论自由看作是公民教育的过程，他强调，言论自由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自由，而是“自治的公民”的自由。由此，公民必须负责任地表达言论；而且，只有通过理性的倾听、明辨、选择，公民才有机会成为明智的、有自治能力的公民，成为民主所需的社会成员。米克尔约翰把受保护的言论扩展到其他非政治性表达，强调公民教育涵盖全面的人格、精神、教养和知识提升。这些对于认识公共领域、民主的日常方式、公共交流结构、协商民主等等都是必要的。关注公共交流和说理也要求对当下传媒的一些“自由言论”倾向（娱乐化、消费主义、色情暴力、流言八卦、名人传闻）有所思考和批评，因为它们对于民主自治、寻求真理、珍爱自由价值都有弊无益。

哲学家和从民主政治来强调自由言论的思想家们都很重视言论与话语伦理之间的紧密关系，说理的教育作用通过言语伦理来影响社会，使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有教养。密尔反对政府用法律干涉不当言论，主张所有言论的表达都应该被允许，但他非常重视公共话语的规范和教养，他称之为“公众讨论的真正的道德”。他认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极佳的示范，对哲学和人生的问题进行“否定性的讨论”（negative discussion），旨在说服那些不会思考，只是接受社会成见和陈腔滥调的人们。他还认为，话语者在表达自己看法时，态度要温和而有节制，不能越过公平讨论的范围，要注意自己可能对他人造成的冒犯。不仅如此，还要特别注意另一种冒犯，那就是在说理中自欺欺人、诡辩、压制事实、错误论证、曲解对手的立场、谩骂、讥刺、人身攻击、从道德和人格上抹黑对手。密尔甚至认为，说理的方式要比坚持的立场更为重要，一方面，无论持有何种立场，都不可缺乏公正，也不可抱有恶劣、固执和不宽容的情绪；另一方面，只要对方能冷静分析、诚实说明，不夸大、不遮掩，就应该给予他应得的尊敬。

密尔所说的自由言论规范对于成熟的公民社会和优秀的民主都有很大的帮助。施特劳斯批评现有的民主不够优秀，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种民主的“大众统治”和“大众文化”使用的是一种素质不高的语言和说理方式。施特劳斯提倡人文教育，他所期待的优秀民主与文明而有教养的自由言论是一致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文明而有教养的自由言论，它的人文教育作用是让人养成一种与自由、理性语言相一致的人格精神，它表现为智识独立、道德投入、政治机敏以及在社会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时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如果大多数国民缺乏这样的公民人格，那么社会便会充斥唯唯诺诺的阿谀奉承之徒。那种谄媚、虚伪、奴性、偏执、思想空洞的国民和臣民是没有政治活力的。在公共事务或政治面前，他们要么盲目顺从，要么逃避和隐匿，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说话，也无话可说，对他们来说，自由和言论都是没有意义，也是没有价值的。

坚持言论自由与主张公民应该文明而有教养地说理是互为一体的。不说理的言论当然有它的自由，但是，说理的言论与不说理的言论是有区别的，保护它们的理由也是不同的。让每个人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说话，不管说不说理或怎么说理，那是低程度的言论自由，在这个程度上，被保护的可能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只有当保护的东西有价值时，保护才有高得多的价值，也才有远为充分的意义。保护文明而有教养的言论更能体现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这样的言论不仅对于民主自治是必须的，对于培养个人的人格、智识和精神素质也是可贵的。说理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它不是处于静止的僵化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努力和不断生长的过程之中；它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个运行过程的结果。所有的人都必须从较低的程度开始学习说理。不会说理是提高说理能力的理由，不是自暴自弃，索性不讲理的借口。人类的历史提供了在公共生活中说理的丰富经验和成功先例，只要假以时日，坚持不懈，每个人都可以从别人的说理经验中有所学习，得到提高，如果大多数人能养成说理的习惯，形成公共规范，那么，文明而有教养的对话和交流也就是可以期待和能够实现的事情了。

后记

这几年，我陆陆续续写过一些关于公共说理的文章，先是登载在报刊上，后来又在网络上转载，多次有读者和朋友表示，希望我能对这个或那个涉及的问题多谈一些或谈深一些。现在有机会，让我终于能把与公共说理有关的一些主要方面放在同一本启蒙的小书里，使它们能够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参照，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夙愿。

两年前，一位朋友赠我一册英国逻辑学家L.S.斯泰宾的《有效思维》，前面一部分是吕叔湘先生翻译的。刘培育先生在此书的后记中说，1988年年底，吕先生84岁时，将此书译出三分之二后，就停下了。1994年，吕先生得了一场病，此后想译完也译不成了，所以最后是由别人代为完成的。刘先生在吕先生的原书里发现了一张不大的纸条，上面有吕先生写的几段文字，很能见出当年吕先生翻译此书的初衷。其中有这么一段：“我翻译这本书，是有鉴于常常看到一些说理的文字里头隐藏着许多有悖正确思维的议论，希望能通过这本书的译本使发议论的文风有所改进，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就使80多岁的老人把已经极其有限的工作时间用在这个译本上不为无益了。”

我读到这段文字，很有感慨。吕先生告诉刘先生，他是从1986年开始翻译这本书的，纸条上说，他翻译此书，“一天翻千儿八百字，断断续续三年”。他如此执着于此书，大概是有感于“文革”过去10年后，说理在中国仍然是一种尚未实现的有效思维吧。又过了25年，今天我们还在谈公共说理，仍然还是一件普及和启蒙的工作。

记得我少年的时候，父亲让我好好阅读吕叔湘和叶圣陶两位先生的文字，称赞他们朴素、洗练、干净、逻辑的文风。我当初感受不深。因为写这本小册子，想起一些往事，所以又把少年时代读过的吕先生翻译的《我的名字叫阿刺木》找来读了一下，不禁心里有了一个疑惑。吕先生翻译美国作家威廉·萨洛扬（William Saroyan）的这本书，或许是因为他喜欢萨洛扬。吕先生只能翻译萨洛扬，因为他不能代替萨洛扬去写他的小说。可是，翻译斯泰宾的《有效思维》就不同了。凭吕先生的见识和文字、逻辑思考功力，凭他对中国无效思维的深刻观察和沉痛感受，他为什么不自己直接为中国读者写一本关于有效思维的书，而偏偏选择翻译呢？

平心而论，斯泰宾的《有效思维》并不太适合于今天的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我想，吕先生在翻译时是知道的，他在纸片上说：斯泰宾这本写于1933年后不久的书，“其中举例很多今人不熟悉，但讲的道理是不受时代限制的”。斯泰宾这本书里的单篇谈话，原先是为英国广播公司的专题节目而写的，举的是当时英国人熟悉的例子，今天的中国读者不但不熟悉，而且也不感兴趣。

更重要的是，1933年纳粹刚刚上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对青年人和知识分子最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它们都被宣传成为人类世界的世俗福音，在当时也都有相当的说服力。那时候的人们对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还几乎没有认识。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的不讲逻辑，与后来被极权主义洗脑的那种不讲逻辑，根本不是一回事情。吕先生要用30年代的有效思维药方，来治疗80年代“文革”以后中国无效思维的毛病，他难道真的不知道，这可能不是他要寻找的有效治疗吗？1988年年底，他在翻译了三分之二的《有效思维》后，停顿下来，离他1994年得病还有将近6年的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终于没有完成那后面的三分之一呢？

翻译外国人的著作，用以思考中国人的问题，运用曲笔一般的翻译，来言说在写作中无法自由言说的道理，用别人的嘴来说自己要说的话，这些往往是一种无奈之举，有其不可为外人道的苦衷。我在美国大学教论证与说理20多年，用过许多不同的教科书，其中不乏非常精彩的，但这些教科书都是为美国大学生编写的，用的例子大部分是中国学生不熟悉，也不会太感兴趣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习说理的环境与中国学生不同，面临的许多相关问题当然也不同。

有朋友建议我翻译介绍，我也动过这样的念头，但终于没有付诸实施。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这么去做，要不然，也许我也会像吕先生一样，先是决定有目的地去翻译一本书，但后来终于发现翻译不能帮助我达到那个目的。我更庆幸的是，现在终于有机会为我心目中的读者们，写成了一本我自己想要写的书，至于能否比翻译更好地达到目的，那就留给读者们去评说吧。

2011年12月1日，奥克兰

增订版后记

趁这本书重印的机会，我对原书内容有针对性地作了一些增添，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我觉得需要提出来加以强调或补充的。第一讲增加了“说理必须要有理由”一节，强调说理中的“看法”不能缺少“理由”，初学者不妨从“因为……所以”的句式开始，逐渐养成“话中带理”的习惯。第一讲里“说理的目标不是绝对的‘确实’”一节后面则加了一个结尾，这节先前讨论的只是说理的目标“不是什么”，现在增加的部分补充了“是什么”。第三讲增添了“中介保证的共同价值与‘逆向说理’”一节，讨论为何在说理中提出的某些价值理由特别不容易被人接受。第四讲里增加了“类别概念与先入为主”和“准确概念与有效比较”两节，都是在概念如何定义之外，补充了概念对说理在思维方式上的影响。

第二类是针对几个比较常见的似是而非观念。有人以为，“事实”本身就是最可靠的证据，说理无非就是“让事实说话”。但是，什么是可以用作可靠证据的“事实”，这本身就是要在说理中辨明、确定和论证的。为此，我在第二讲里增加了“说理中的‘事实证据’”一节。第二讲里增加的另外两节“有结构缺陷的‘理由’”和“理由与解释”是互相联系的，针对的是两个经常互有联系的误解：（一）凡是能增强说理修辞效果的（最常见的是类比和其他比较），就是好的理由；（二）解释或说明与理由对结论有相同性质的支持作用。

第三类是针对媒体在关于本书采访时对我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二讲里增加的“理由与常识和知识”针对的是公共说理中通常运用普通知识的问题。第十一讲里增加的“个人教养与公共规范”则是讨论公民教养和民主政治的“对话”问题，强调的是，公共说理是一种与私人社交不同的交谈。

这次增加的部分超过原书的五分之一，主要集中在书的第二、三、四讲。在公共说理中，理由和中介保证是最重要的环节，直接影响到说理的质量和可信度。结论和主张是否合理、可靠，直接与理由和中介保证是否真实、公允、逻辑、充分，以及概念是否准确、清晰、明白有关。除了上述添加的部分，书里的“说理的图尔敏论证模式”一节从原来的第二讲移到了现在的第三讲。讨论图尔敏说理模式的两节放在一起，前后联系，读起来应该更便利一些。

2014年5月10日，奥克兰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著者简介

内容简介

序言

前言 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

一逻辑、说理和公民素质

二公共说理习惯必须从小培养

三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

四自说自话不是公共说理

五高调宣传也不是公共说理

第一讲 什么是说理

说理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

说理必须要有理由

说理的目标不是绝对的“确实”

“让说理”和“学说理”

说理的三个因素

第二讲 说理论证的“主张”和“理由”

对“理由”批评审视

如何识别不同的“主张”

理由的“证据”与“呼吁”

说理中的“事实证据”

理由与“常识”和“知识”

有结构缺陷的“理由”

理由与解释

第三讲 可靠论证的中介保证

中介保证中的玄机

常见的几种中介保证

说理的图尔敏论证模式

用图尔敏模式检查中介保证

中介保证的共同价值与“逆向说理”

第四讲 概念和定义

“事实”与“看法”

说理从定义开始

五种常用的定义方式

类别概念与先入为主

准确概念与有效比较

第五讲 说理的信誉与形象

说理的信誉

可信度需要展现善意

丧失信誉的权威

诚实和诚信是信誉与形象之本

第六讲 说理的情绪与措辞

委婉语和情感用词

抽象与陈套

政治妖魔化的“戈德温法则”

审美化的情绪

冲动和煽情

第七讲 逻辑谬误

形式的和非形式的逻辑说理谬误

情绪性谬误

形象性谬误

逻辑性以及其他谬误

“雄辩症”和“厚皮逻辑”

第八讲 伦理说理和价值观

“买活鸡”的伦理说理

价值概念和价值原则

三种基本的伦理概念：德性、责任和权利

第九讲 学生作文中的说理

作文从“描红”开始

大学一年级的作文

大学生作文的要求

第十讲 书面说理的演变与人文传承

“我写作”和“我说理”

说理：普通民众的理性思考与表达

说理谈论的是“人的事务”

第十一讲 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

从小学习说理的教养

有教养的王子和有教养的中学生

有教养的说理和有教养的听众

个人教养与公共规范

第十二讲 歪理巧言不是说理

作为权力工具的“说服”

中国特色的“修辞学”

“屁话”比谎言更有害

“刀笔者”和“发言人”

学校“非道义说理”教学是一个错误

第十三讲 “歪理”如何利用人的自身弱点

大众文化的宣传机制

“要解释”、“求痛快”和“行动热情”

焦虑、害怕和奉承

“大胆说谎”和“认知失调”

第十四讲 说理的伦理层面

说理的“理”与“善”

说理的“诚”与“信”

说理的“诚恳”与“诚实”

第十五讲 说理的目的与环境

真实是说理之本

说理的价值与宽容

理在哪里和说理环境

第十六讲 公民听众与政治说理

以公民听众为依归的说理

专制的雄辩与宣传

公民教育抵制宣传

第十七讲 非说理宣传的四种危害

宣传是与说服、说理对立的话语

宣传运用的是非理性的影响力

宣传是欺骗和谎言

宣传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

第十八讲 说理与民主

哲学民主的理念

从哲学民主到实践民主

民主制度中的演说与辩论

民主的说理与法治

民主与言论

后记

增订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