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村

共和國農村生活素描

高默波　著

章少泉　喻鋒平　等譯

版權信息

■ 三十・三十書系

《高家村：共和國農村生活素描》

高默波　著

章少泉　喻鋒平　等譯

©香港中文大學2013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558-7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 30/30 SERIES

Gao Village: A Portrait of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 (in Chinese)

By Gao Mobo

Translated by Zhang Shaoquan, Yu Fengp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78-962-996-558-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書　　名：高家村：共和國農村生活素描

作　　者：高默波

譯　　者：章少泉　喻鋒平　等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3年07月12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Limited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掌上遊科技提供技術支持，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作者簡介

高默波，澳大利亞阿德萊得大學講座教授，孔子學院院長。1973年作為工農兵學員就讀廈門大學，畢業後選派到英國留學，就讀威爾士大學、劍橋大學、西敏寺大學和埃塞克斯大學。後移民澳大利亞，先後曾在格里菲斯大學和塔斯瑪尼亞大學任教。發表了數部專著，包括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Mandarin Chinese: An Introduction，Gao Village: A Portrait of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等。

插　圖

當時比較流行的高家村人用的床和設施

高家村傳統房屋的磚牆，書中第五章對這種建築作了詳盡的描述。

高家村傳統的廁所

高家村附近的庵廟

村民家中宣傳基督信仰的“愛”字

90年代初民工在深圳的“住房”

90年代初波陽鎮（現叫鄱陽）裡一棟歷史建築的一角。1949年以前是天主教教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是縣委黨校。

90年代初高家村地區結婚儀式之一是把嫁妝扛出來敲鑼打鼓讓附近的村民欣賞

20世紀90年代初作者家屋大廳內主牆壁上的佈置。這在當地比較典型：中間的大幅文字叫中堂，兩邊是對聯。從內容上可以看出，對聯作者是根據本書作者出國留學這件當地非常轟動的事件而寫的。那條作為香案的木板中間有一個香爐，旁邊是本書作者父親的遺像。牆壁的後面就是所謂的廚房，當地叫灶屋。

這是作者為英文版《高家村》題的書名。“高家村”的“村”字是官方行文加上去的，本地口語中叫“高家”。

群峰並峙　峰峰相映

《三十・三十書系》編者按

在中國人的觀念裏，“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迄今六十余年，已歷兩世，人們開始談論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或強調其間的斷裂性及變革意旨，或著眼其整體性和連續性。這一談論以至爭論當然不是清談，背後指向的乃是中國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長遠的道路選擇。

《三十・三十書系》，旨在利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獨立開放的學術出版平臺，使不同學術背景、不同立場、不同方法的有關共和國六十年的研究，皆可在各自的知識場域充分完整地展開。期待群峰並峙，自然形成充滿張力的對話和問辯，而峰峰相映，帶來更為遼闊和超越的認識景觀。

首批推出五種：

郭于華《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高王凌《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國農村生活素描》、郭益耀《中國農業的不穩定性（1931–1991）：氣候、技術、制度》與林春《中國的社會主義轉型》。

郭于華、高王凌、高默波的研究對象都是農村和農民，但他們的研究令人看到的卻是不一樣的農村和農民。

郭于華作品中的農民是作為“受苦人”的農民，他們一代代“受苦”勞作，試圖積累財富，擁有土地，但從土改開始的歷次運動持續顛覆了他們持守千年的觀念。集體化造成的長期饑餓和強制粉碎了他們勤勞致富的期望。分田單干的改革雖重新回應了他們的長期祈盼，但新的沖擊又相繼而來。這部“傾聽底層”的新作透過普通村民的生活史及其演變，重現20世紀下半期村落社會的歷史過程，解釋農民與國家、民間社會與國家權力的複雜動態關係，進而理解共產主義文明的過程和邏輯。

高王凌同樣批判集體化，而他看到的農民既不是被動的，也不是反抗的，而是不反之反，是表面順從下的規避、抵制與變通，這就是他所提出的“農民反行為”。借此“反行為”，農民不但補充了自己微薄的生活需要，也有力推動了包產到戶改革的實現，從而參與了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歷史的進程。

兩位作者都有知青背景，高王凌的研究基于他早年在山西太谷插隊的經驗，以及九十年代與杜潤生老人在全國天南海北所作的大規模調研，書中大量使用了當年“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搜集的珍貴檔案資料。郭于華的口述史研究基于對陜北驥村村民1940年代以來生活回憶的深入訪談，她把這部作品“獻給驥村的父老鄉親和那些歷史中的無聲者”。

出身底層的學者高默波的研究，完全立足于自己的家鄉、江西省境內的小村莊高家村。他強調，“我寫《高家村》的時候是站在貧困農民的立場上來寫的。這就不同于地主和富農出身的人所寫的歷史，也不同于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場和觀點。同樣的道理，這也不同于過去的或現在的，受過打擊的或沒受過打擊的中國共產黨當權派的立場和觀點”。在高默波的歷史敘述中，文革期間集體化進程中的高家村在水利、醫療、衛生、教育等方面都曾獲得巨大進步，八十年代“非集體化”後卻出現停滯或倒退。他認為前三十年農村物質生活貧乏的原因不是集體化，而集體化時期是當地鄉村文化的最好時期。

以上三位學者對集體化的不同立論，恰好勾勒出一段完整的光譜。出生於馬來亞西的香港學者郭益耀，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對農業集體化效率低下一說提出質疑。郭著《中國農業的不穩定性》歷史跨度長達六十年，從1931年開始，分段回顧了中國農業的動蕩史。作者正面挑戰棘手的氣候變量問題，編制了涵蓋全國的“氣象指數”，借以分解影響農業的氣候、技術和制度三大因素，並以此框架分析了諸多重大而有爭議的現象，如大躍進後的大饑荒、去集體化時期的農業繁榮。書中指出，從毛澤東時代的農業集體化到鄧小平時代的“去集體化”，是由“外延式”轉入“內涵式”發展，鄧時代受惠于毛時代的遺產。作者認為，農業集體化是毛時代追求工業化的歷史必然，而農業現代化是“中國模式”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因此，本書也是一部中國模式的農業現代化歷史。

學者林春曾在2006年出版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轉型》英文原著中討論“中國模式”。她認為“中國模式”的歷史軌跡依序為以民族解放和社會革命對抗殖民現代，以群眾路線參與動員對抗蘇式官僚國家主義，再以對社會主義市場的探索對抗資本主義全球整合。“中國模式”的潛在普遍性在于它的社會主義取向，志在最終取代一個危機重重的全球資本主義整合模式。因此追溯“中國模式”的歷史準備與形成路徑，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實踐，包括失敗和成功的經驗，都至關重要。改革則任重道遠，既帶來深刻的社會危機，亦開啟制度創新的機會。面對嚴酷的國內外形勢，“中國模式”還有待磨礪成形，而不能淪為對現狀的規範化肯定。它的批判鋒芒源自人民至上的理想和前赴後繼的事業。

以上五種，都不是籍籍無名的作者或作品，《高家村》甚至一度成為引發中國知識界激烈爭議的導火索，但尷尬的是，時至今日，還不曾有任何一位中文讀者見識過這根導火索的全貌。事實上，其他四部作品，無論處在光譜的哪一段，其出版處境都大同小異，正是這種狀況催生了本社的《三十・三十書系》。

《三十・三十書系》無意倡導什么，也無意彌合什么，它注重的是呈現，讓群山坦然地呈現各自的高度。它甚至傾向于認為，一種高度往往是由其對手的高度限定乃至造就的，而一個時代的高度一定是叢山競起、激蕩生發的結果。《三十・三十書系》不相信孤峰獨立，它偏愛群峰並峙，峰峰相映。

本書系首批五種後，第二批將陸續推出尚在翻譯中的蘇陽對文革時期集體屠殺現象的研究，以及高默波的高家村研究續集，即高家村從九十年代到今天所發生的變化。由于高默波即將完成的作品以英文寫作，本社將先行出版其英文原著，繼而出版中譯本。

目前五種均為中文出版品，第二批開始兼收中、英文著作及譯著。因讀者對象不同，中文出版品將以《三十・三十書系》標識出版，英文專著則以單行本面世。本社一貫注重學術翻譯，對譯著的翻譯品質要求與對原著的學術要求共同構成學術評審的指標。

“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精神所在，以此精神為感召，本書系將繼續向著不同的學術立場開放，向未來三十年開放，歡迎學界同仁賜稿、薦稿、批評、襄助。

有關《三十・三十書系》，電郵請致：cup-edit@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2013年5月

序　言

汪暉

大概是在2000年，我偶然地讀到高默波的一篇英文論文，對至今仍然流行的關于“文革”的十種觀點一一加以辨析。作者集中于一些根本問題和基本事實的辨析，探索被裝扮成反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所遮蔽的真相，卻並不認為自己已經得出了天經地義的結論。他的勇氣、坦誠和明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托朋友找到他的電郵地址，冒昧地給他寫信，建議他將這篇文章翻譯為中文。默波很快回信，並將翻譯好的論文寄給我，但當我拿到這篇文章後，才發覺在出版了各種有關“文革”的思痛錄的中國，默波的思考是無處發表的。我心有不甘，轉請他寫一篇關于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的文字，他爽快地答應了。2001年初，《讀書》雜誌第一期發表了默波的《書寫歷史：〈高家村〉》一文。在此前後，《讀書》雜誌正在展開有關“三農”問題的討論，默波的文章從歷史敘述的脈絡講述了當代中國鄉村問題的來龍去脈，引起許多讀者的關注。2001年3月29日，《南方周末》以“質疑《高家村》”為題，發表了徐友漁、黨國英和焦國標的三篇文章，將高默波從他的切身經驗中提煉出的有關歷史敘述的反思，提升為“文革究竟好不好？”的問題。這場在南方媒體產生的軒然大波，終于將遠居海外的默波卷入了中國知識界和媒體的混戰之中。

十多年過後，有關《高家村》的那場風波只是與此後《讀書》的遭遇一起偶爾被人提起，但讀者們對于《高家村》的興趣卻沒有像圍繞它的風波那樣黯然消失。這不是偶然的。在當代中國研究中，《高家村》一書是一部獨特的、對于歷史敘述抱有高度自覺的著作，一部帶有鮮明的論戰性卻以親切的、直接的描寫展開敘述的著作。默波選擇了鄱陽湖畔的高家村作為歷史描述的中心點，分兩個時期，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1978年的毛澤東時代和1978年至1990年代初期的改革時期，詳細探討當代中國的農村變遷。作者綜合了人類學的“深描”、歷史敘述、個人故事和宏觀歷史的方法，從一個村莊的歷史出發，從許多不同的方面挑戰了在當代中國和世界流行的關于中國的諸多主流敘述。高家村是作者的家鄉，這為作者對這個村莊的奧秘進行反復的、多層次的描述提供了方便，而作者早年負笈海外，諳熟西方的中國研究和中國的各種主流敘述，他對這個村莊的描述也因此被置于一種特殊的辯論之中。這種辯論沒有採用抽象的理論討論的方式，而是以對具體經驗的“深描”呈現的。全書共十四章，除了第一章有關中國農村研究的一般概述外和第十四章結論之外，作者對高家村的歷史背景、水土資源和農村政治、人口和政治、農村生活狀況、農村醫療衛生、農村教育、文化風俗等等給出了極為生動、具體、豐富的描述。正是在這樣豐富具體的描述之上，作者從中國農村及其變遷的角度，對于當代中國歷史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經濟改革——的動因、過程和影響，進行了誠實的、獨辟蹊徑的分析和描述。概括地說，《高家村》對大躍進的描述澄清了許多流行但並不可靠的說法；在為數眾多但視角單一的“文革”著作中，這是一部立足于農民命運和農村經驗的作品。作者珍視農民的經驗、感覺和判斷，但也並不缺乏宏觀的判斷。在某種意義上，他熟悉論辯對手的套路和角度，而針對他的批判者卻缺乏理解他的討論和視野的能力和願望。從《書寫歷史：〈高家村〉》一文發表，有關中國鄉村轉變的爭論就沒有停息，這部著作對于當代中國鄉村兩個時期的變遷的描述、比較和判斷，直接地回應了有關鄉村改革的主導論述，至今仍然能夠提供有益的啟發。無論是讀默波的書，還是聽他談話，那種對于歷史和歷史敘述的敏感，最讓人印象深刻——默波無疑致力于提供一種立足于經驗和思索的“人民的歷史”，但也因此，他對于各種以客觀性、反意識形態相標榜的敘事保持著難得的、始終一貫的警覺。

總之，這是一部文字流暢、生動、親切而不失學術嚴格性和客觀性的著作，一部提供了理解共和國歷史的獨特視角和洞見的不可多得的著作。

2013年4月20日于清華大學10公寓

中文版自序

這本1999年出版的英文《高家村》終于在十四年後有中文版了。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承擔出版本書中文版的項目，因為內地和台灣的出版社都拒絕了。

根據我模糊的回憶，那個台灣出版社拒絕的理由是，一個小小村莊的個案研究對整個中國的理解意義不大。那怎麼樣才會意義大呢？把整個中國農村作為研究對象很難避免宏觀和抽象化。很難想像出一本可以用實證材料全方位地描述或分析整個中國農村的書，因為中國太大，區域差別太繁雜。宏觀和抽象的整個中國描述和分析似乎限定在某一學科范圍內更可行，比如宏觀經濟學，或是宏觀政治學。

本書試圖做的是：以豐富的實證資料和跨學科的方法來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一個村莊。《高家村》既是高家村的歷史，也是高家村的政治，是高家村的社會學，也是高家村的人類學，同時也是高家村的經濟學。除了用跨學科的方法解剖一個村莊，為讀者提供洞見，使讀者有一葉知秋的理解這一特點外，這本書還用每一章圍繞一個主題的方法把高家村放在中國的大背景裏來描寫和分析。本書的主題包括人口、土地、教育、健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生活水準、改革、文化和風俗的傳統與變遷、高家村與外部世界等等。這樣讀者可以得到以點到面，從特殊到一般的理解。

內地的三聯書店曾考慮出中文簡體版，結果放棄了。估計是因為其中有一章是專門講文化大革命的。網上有傳聞並登載高默波為《高家村》中文版寫的序，說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那所謂《高家村》中文版的序言實際上是我2001年為《讀書》雜誌寫的小文，被人誤傳了。《讀書》那篇介紹《高家村》的文章一出來就引起了《南方周末》的注意，並發出一個版面的文章，登了幾個公知的批評。我猜測，他們幾個人那時候沒有一個看過原著。公平地說，他們不需要看原著就有理由和原因批判《高家村》，因為從《讀書》的那篇文章裏就可以看出，本書不是為批判而批判毛澤東時代的集體制而寫的。更使他們不能接受的是，本書沒有採取否定的態度去討論文化大革命中的農村教育和衛生健康情況。

大陸官方自從毛澤東去世後一直全面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這個官方定調的話語框框裏，我們不少的政治和知識精英把1966到1976這段時間定義為“十年浩劫”。按照官方定的話語來構建歷史不是我們中國人的發明。但是我們不允許不同意見人說話的態度很徹底。說是“不爭論”，實際上是不讓不同意見的人爭論。我們這些寫官方歷史的政治和知識精英認為，他們把握著真理的鑰匙；他們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只有他們的經歷才是歷史的實質和原形；只有他們的意見才是歷史最正確的解釋。而且他們還毫不遲疑地宣稱，他們說的故事代表中國，是全中國人民的故事。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躬身自省，使自己明白：相對于大多數的中國工人和農村人來說，我們確實有寫歷史的特權和資源；但這不等於歷史僅僅就是我們寫的那樣或這樣。

中國尋求“真理”的“先知”們，包括共產黨人，從五四運動以來總體上是強調拋棄中國傳統文化的傳統；後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後知”們因為掌握“真理”而否定毛澤東，且進一步批判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這種為中國現代化而作的知識努力當然是有其原因和道理的。但是如果這麽一刀切地否定過去，中國人還剩下什么呢？

有國人抱怨說，中國在世界上到處受抨擊，天天在挨罵。中國在世界上沒有話語權。中國沒有個說法。明顯的是，在既否定自己的過去傳統又否定自己的現代實踐、抱著怨天尤人的文化和價值虛無主義態度的土壤裏，是很難發展自己的話語的。

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學者，我們的研究目的不應該是媚權媚黨，不管是過去的還是當下的權威和黨派；但也不必因此就為反對而反對做研究。不管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如何，他或是她很難反駁的是，中國革命是幾代人奮鬥而選擇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過許多錯誤和悲劇，甚至有過後看來是犯罪的行為。但同時也有寶貴的奉獻，積極的建造和由此帶來的人類條件的改善。人均壽命大幅度上升，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全面改善，婦女地位的急劇提高就是例子。這是中國人為現代化而努力的結果。這些努力和成果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比一點也不遜色。怎麼能就因為一時達不到歷史上西方殖民國家在現時的人權和物質生活標準就全盤否定自己幾代人的努力呢？

《高家村》就是本著這種精神來寫的：不為反對而反對，也不為辯護而辯護。不為哪家主義做腳注，也不為哪門理論找證據；更不服從誰的政治需要。是問題就寫問題，有成績就說成績，並盡量找出事件背後的根源。我不否認我寫本書時有我的立場。沒有立場和觀點是不可能的。我爭取做到的立場是底層的，觀點是草根的。也就是說，我想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場上，以高家人的觀點來講高家村的故事。我不想也沒有資格做他們的代言人，但我想而且希望能做到從高家村的農村人立場和觀點來看待和理解身邊發生的事。我希望這麽做的第一個原因是，我是在高家村出生和長大的。第二個原因是，我認為這立場和觀點與城市人，與中國精英文人的觀點和立場是不一樣的。

《高家村》所寫的時間跨度是從1949年到1996年。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農村出現很多新的矛盾和問題。比如，農村的教育和健康條件每況愈下，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沉重地壓在農民的肩背上使他們喘不過氣來。這些在《高家村》裏反映出來了。但是到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情況大有好轉。其中最有象徵意義的是取消了農業稅。這可是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上的第一次。這也同時堵塞了地方政府以任何名義征稅的路子。更可喜的是，對農業生產開始了有系統的補貼和資助。同時，中國政府對農村的教育、衛生和社保的改善採取了措施，進行了投資。《高家村》英文版1999年出版，所以中國農村情況後來的改善沒反映出來。2007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再版簡便本的時候還是保留了英文版原來的時間跨度。沒能反映後來的變化是不理想的。再者，很多《高家村》的讀者都想知道高家近期的情況。為此，《高家村續》正在寫作之中。

最後讓我借中文版出版的機會鳴謝。首先要感謝的是高家村的鄉親們。沒有他們就沒有這本書。他們一輩子過著沉重悲辛的生活，但是卻態度坦然，樂觀向上。書中提到的他們雖然大多是文盲，但他們的智力和聰明一點也不比我所認識的中國精英差。他們過去有，甚至現在還有很多我並不以為然的習慣和行為，但他們的“素質”絲毫不比我所知道的“先進”西方國家裏所謂文明公民的低。我還要特別感謝我弟弟高常獻，因為他實際上做了我研究高家村的助手。我也得感謝將原本英文翻成中文的章少泉教授。讀者一看就會同意章教授的譯文無懈可擊。不但行文流暢，而且保留了原來英文的風格。我也要感謝同時兼職于中國社科院和清華大學的何吉賢博士。何吉賢博士不但在2011年組織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社科院的一些年輕學者和研究生的讀書班通讀了《高家村》，還幫我做了中文版的譯校工作。剛剛在阿德萊得獲得博士學位並得到研究生院院長優秀論文獎的謝葆輝也抽出時間為本書的最後定稿做了細致的工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謝茂松和林驍的敬業精神為這本書的出版出了大力。當然還有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其他同仁們，在此我一一衷心感謝。最後，感謝出版社邀請的兩位評審學者對本書的肯定和推薦出版。書中有根據他們寶貴意見作出的修改，但是如果書中有錯的話，當然是我而不是他/她們的責任。

2013年4月24日

英文版序言和致謝

本書寫的高家村，是我的家鄉，生我養我的小村莊。我在那裏出生、長大，直到1973年21歲時才離開這裏到廈門大學學習英語。在廈門大學的四年裏，我每年回家鄉一次。1977年我離開中國遠赴英國求學。1980年，我又回國到廈門大學教英語，這樣與家鄉接觸的機會才頻繁起來。但1985年我再次離開中國，又在英國生活了五年，之後移民澳大利亞。1992年，格利菲斯大學的一個科研項目使我能夠再次踏上回家的路，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小村。後來我又分別在1994、1995、1996、1997年回家看過多次。我有一位弟弟目前還生活在高家村。在離開高家村的這些日子裏，我一直保持著與村子裏的聯系，關心著村裏點點滴滴的進展。

交代這些背景的目的，是希望能告訴大家，我寫作本書的個人興趣和情感。確實，在努力思考如何寫作這本書前，我還沒有想到自己與高家村的聯系有多深。是像標準的學術著作那樣，採取旁觀者的、不融入絲毫個人的情感的客觀敘述，還是將自己的個人經歷也包含在文本中？是把書寫成一本半自傳，還是完全非個人性的著作？在什么程度上，個人經歷的涉入會不利于客觀的分析？個人的經歷會不會給批判性分析增添更多的真知灼見呢？

既然有意避免個人經歷的涉入顯得刻意且最終難以做到，那麽，我決定干脆採取一種個人化的敘述視角。然而，正如讀者在閱讀中將會覺察到的那樣，這一選擇也常常會帶來許多的沖突和困難。作為一位大學教師，我希望本書不僅與我的學術領域有關，我還希望它能表達一些重大的理論和政治問題。因而，在章節安排上，每一章都圍繞一個主題來寫，如教育、醫療衛生、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書中的統計材料，在使用和分析時，我盡力做到與本領域的現狀相關。作為一位曾經親眼目睹、親身經歷農村生活的高家村村民，我的這一經歷是本書研究的重要部分，因而在敘述的過程中也包含了不少與主題相關的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和經歷。

自我來到“西方”，[1-1]成為一名華裔外國人後，我閱讀了大量講述、研究中國的書籍和資料。“西方”任何有關中國的評論，無論是誰說的，都會引起我的興趣。這是一個自我覺醒、自我認同的過程。我欣賞並努力學習英語學術界所用的分析方法和技巧，但也意識到，個人的經歷不可避免會影響到自己對人、對事或對現狀的感知、闡釋和分析。

在高家村的那些年，甚至自我懂事和對選擇有朦朧的意識開始，我總是感到孤獨、無望，與周圍的世界格格不入。我想去工廠做工，去部隊當兵，只要能離開村子，做什么都行。我憎恨這裏夜晚的一片漆黑、冬日的嚴寒、夏日的酷熱，還有那無休止的繁重勞作。這裏是那麽臟亂，道路泥濘不堪，還有很多的“迷信”事。這一切，那時在我看來是那麽的落後、那麽令人憎惡。然而，現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卻感到有種奇怪的依戀，牽掛著這一切。每次在倫敦或紐約的街頭，我遇到乞丐討錢，腦子裏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想省下錢來給高家村的這些村民。每次想到女兒可以把這樣那樣的文具和各種食品當成無所謂的必需品時，我禁不住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高家村的其他小孩。

我已在西方國家生活了多年，然而，我每次夢中出現的情景都或者是以高家村作為背景，或是有西方背景的高家村的鄉親。對中國主流知識分子與西方一些學者和主流媒體就中國過去和現在發生的許多事的態度和多種解釋，我感到不以為然。我開始覺得，由于個人的經歷不同，這是不能避免的，也無法避免。本書或含蓄或明晰地反映出我的這些憂慮。

本書的寫作是在我的個人調研、回憶和經歷的基礎上完成的。寫作期間，我找出以前的日記和信件，多次拜訪高家村的眾多村民，和他們聊天、討論。我盡力找到每一份有關高家村和村民的文字資料，甚至包括當年生產隊的帳本。過去五年來，我經常與我的弟弟高常獻寫信，問他一些過去和現在村裏的事、村裏的人。這些問題都有好幾百個了，都是以前自己在那生活時從未想到的。高常獻又轉而問其他一些相關村民，盡可能地回答我的這些問題。本書中高家村的故事就是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寫成的。

致　謝

離開別人的幫助，實質上任何人都無法獨自完成一本書，這本書所寫的人在現實中與我密切相關，因此我需要感謝的人尤其多。高家村村民，他們超人的適應能力、毫無保留的善良和熱情，時不時表現出的驚人的被動性，他們的謙恭意識，他們遠未被認識被開發的聰明才智，是本書得以呈現的最終靈感的源泉。這本書能行世，應歸功于高家村的鄉親。

我的很多朋友也對本書的成形提供了幫助，戴維・勞埃德（David Lloyd）自身事務繁重，但還是閱讀了兩遍本書的初稿。戴維在三大洲學習和工作過，他興趣廣泛，從政治學到文學，從日語到亞洲文化和宗教，都在他關注的范圍內，他的意見和建議總是讓我受益匪淺。

其他提供了幫助的朋友和同事還包括彼得・利索沃斯基（Peter Lisowski），他是一位中國和中國事務的敏銳觀察者，總是能給我提供洞見和鼓勵；還有瓊・安格爾（Jon Unger），他在中國研究和學術書籍編輯兩方面都造詣頗深，猶如深山寶藏，值得每一位作者前去一探；還有麥卡林（Colin Mackerras），他不僅對中國有深切的瞭解，而且對那裏的人民也有理解之同情，他總是能給你提供專業上寶貴的建議和評論；還有威姆・沃瑟姆（Wim Wertheim）和瑪利亞・弗魯徹（Maria Flutsch）也閱讀了本書的初稿，並校正了書中出現的一些錯誤，提供了寶貴的評論意見。當然，書中所有的錯誤或不當之處都應由作者承擔責任。最後，我想感謝一下魯賓・特魯（Robin Trew）和阿德里恩內・佩蒂（Adrienne Petty）為校讀本書付出的勞動。

我對克里斯托弗・赫斯特（Christopher Hurst）的感謝超越了一般對出版者的謝意，因為他在與我——當時還是一位籍籍無名的講師——見了一面之後，就決定與我簽訂一份出版合同。從那以後，他和邁克爾・德維爾（Michael Dwyer）就成了為我提供持續不斷的鼓勵的源泉。

1998年9月于塔斯馬尼亞，霍巴特

注釋

[1-1]“西方”這裏指的是說英語的國家。我得承認，我對非英語國家知之甚少，因此本書中的“西方”這個詞僅限于英語國家這個意義。

第1章

中國農村研究和高家村作為一個個案

我們可以舉出許多理由，來說明為什么需要更好地觀察和理解中國農村生活。這些理由有些是與歷史敘述或學術有關。比如，中國共產黨1949年勝利建國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被認為是獲得了農村的支持；另外，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社會工程——我們所說的創建人民公社，也發生在中國農村。還有其它一些原因，它們雖然現在已經不存在，但影響卻是長遠性的。第一就是，在近半個世紀的中國工業化後，仍然有70%多人口在農村；第二，許多人認為後毛澤東時代人民公社的解散大大促進了80年代來的經濟改革的成功；第三，80年代以來，農村地區越來越多的鄉鎮企業逐漸成為重要的工業生產力；最後一點，中國僅僅只有占整個世界7%至12%的可耕地卻養活了世界20%的人口。

當然，以上這些說法並不都能得到大家的認同。比如，至少有部分學者就認為，還遠不能確定中國共產黨1949年打敗國民黨是因為有了農村的支持。[2-1]同樣，一些人也會辯解說，80年代後鄉鎮企業的興起並不僅僅是因為後毛澤東時代改革的成功，而是奠基于毛澤東時代。然而，不管怎麼說，中國農村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持續不斷的爭論就更能說明研究農村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還有那些我們沒有爭論過的問題，那些關涉到我們未來的問題。中國的城市化真的可以接納七億農村人口嗎？如果能，怎樣接納？以什么速度接納？中國可以養活這麽多人嗎？中國早就是糧食進口大國。如果這城市化趨勢加快，那麽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感受到它對世界糧食市場的影響。未來50年內，中國農村發生的任何變化都會對整個世界的經濟和環境造成巨大的難以想像的沖擊和影響。

因此，中國問題專家寫的有關中國農村生活研究的文獻早已多得難以計數，就一點都不足為怪了。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從宏觀方面來敘述的。[2-2]有些是屬于社會學或人類學的，有些則主要關注農村政治經濟和發展狀況。當然也有些比較好的微觀方面的研究文獻，這些微觀研究以單個村莊作為研究個案，其研究方法跨越了區域研究的方法。

這樣看來，我們已經有了許多有關中國農村的數據、信息和討論，那又為什么還需要另一本研究中國農村的書？而且是以高家村為例呢？我認為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高家村所在的地區以前從未有過系統研究。大部分的農村生活研究往往只關注華北或東北地區，如山東、河南、陜西，或者是研究中國沿海地區，如長三角、珠三角，或者是研究四川、雲南等西南地區。沒有一個地區能夠代表全中國，但高家村所在的江西省是既沒有南部沿海地區那麽發達，又不象西北地區那麽落後，因此在代表中國中部地區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第二，正如前文所說，本書研究是結合了個人親身經歷的一種學術探討。安戈（Jonathan Unger）和陳佩華（Anita Chan）等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是調查訪問，其他如弗裏曼、畢克偉、塞爾登以及傑克・波特和蘇拉米斯・波特的研究方法是將文獻查閱與調查訪問結合。這兩類研究中，研究者既不是歷史的親身參與者，也不是事件直接的觀察者。僅有少部分的研究，如韓丁（Hinton）和格林（Greene）的研究，他們既是直接的觀察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是參與者。而本書的研究對象是作者生於斯長于斯的村莊，這樣，觀察和參與的起點自然就不一樣了。在我沾染西方主流文化和理論假設之前，我就是這村莊的一位觀察者和參與者。我是親身經歷、親眼目睹了農村生活之後才去瞭解和研究它的，而韓丁、安戈、格林和陳佩華等人卻是先有完整的理論觀點，然後再去進行這一研究的。

第三，雖然我目前研究的對象是個很小的區域，一個僅僅幾百人的小村莊，但其時間跨度卻非常大，前後跨越四十多年，包括四個重要的階段：土改時期（包括土改前和土改後）、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解散到80年代中期、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新的發展階段。

總之，本研究包括兩個完全不同的時期，即從1949年到1978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和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時期。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是繼續著猶豫不定地走向全面資本主義的道路，還是通過建立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市場經濟中保留某些社會主義的特性？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現在是不可能了，然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卻又是個模糊不清的概念，在實踐上也很難操作。考慮到國際大氣候和中國在通往全面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已經走過的路程，就不難理解全面走向資本主義是現在中國最容易走的路，因而也是最有可能的路。因為中國已處在這樣的一個十字路口，對于過去社會主義時期和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階段所取得的成績和犯下的錯誤，人們有太多的爭論。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些與這些爭論有關的證據和解釋。

第四，對共產黨的官方宣傳和中國國內主流知識界的觀點，本書持批判的立場。正如書中所講，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法律制度和文化價值一直歧視農村人口，歧視這些通常被叫作“農民”的人。本書試圖說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等時期的一些農村激進政策其實給這些村民在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帶來了許多明顯的改善。然而，當今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卻往往選擇無視這一點。他們總是眾口一詞、不分青紅皂白地譴責文化大革命，而對70年代末開始的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則不假思索地齊聲贊頌。出于內心對農民的同情，也因為自己對農民的認同，我對這些人的說法持保留、批評的態度。

注釋

[2-1]關于這點最新的討論可以參看《現代中國》，第21卷，第1期（1995年1月），黃宗智（Philip Huang）、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和周錫瑞（Joseph Esherik）的觀點。

[2-2]本書並不對這一領域的所有研究文獻進行綜合考察。書後附錄一列舉了部分英文相關研究作品。

第2章

背　景

高家村位于江西省波陽縣中西邊界，西北向300米遠的鄰村叫雷家村，該村屬都昌縣管轄。東北300米處是汪家村，西南大約一公裏外是江家村，南邊大約600米遠坐落的是徐家村，再往南400米是曹家村。解放前對外國人士開放的港口城市——九江市就在高家村西北大約150公裏遠，該市臨近著名的廬山風景區。[3-1]高家村東面不到60公裏遠就是過去稱之為中國瓷都的景德鎮。中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湖就在高家村西南大約50公裏遠。[3-2]從高家村到波陽縣的中心——波陽縣城，大約要60多公裏的路程。在90年代，波陽縣總人口大約100萬，縣城人口約6萬5千人左右。

目前，毗鄰的三個小村莊——高家村、徐家村和曹家村，組成一個行政單位，叫“官田村”，這在中國農村是最小的行政單位，從規模來看，大致相當于毛澤東時期的人民公社中的一個生產大隊。一直到90年代中，村委會所有成員都是當地的村民，並不拿國家一分錢的薪水，他們的工資主要來自村民上繳的村提留。官田村有1,500人口，屬銀寶湖鄉管轄。“鄉”在中國是由政府任命官員並付給工資的最低一級的農村行政機構。一個鄉就相當于毛澤東時期的一個人民公社。目前，銀寶湖鄉人口在2萬左右。

官田村下屬的三個小村中，高家村是最小的。1997年，高家村人口是351人，還包括2位已經出外打工的村民。[3-3]除了嫁進來的婦女還保留娘家的姓外，村子裏的人都姓高，沒有一戶外姓。甚至從外招贅進來的男子，[3-4]也要求改姓高。在高村出生長大的孩子那必定得隨高姓。

以中國的標準，高家村的歷史並不很長。族譜記載，高家村的歷史可追溯約兩百多年。盡管中國近代史上戰亂頻繁，動蕩不安，但高家村卻沒有遭受到戰火的侵擾，也沒有一個人死在戰火之中。村裏的老人常常聽到過“長毛”的故事（“長毛”指的是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叛軍，可能是因為他們頭發很長，就這樣叫開了），但卻從未聽說有人見到過。抗日時期，日本侵略軍也沒有打到這裏來，甚至30年代紅軍和國民黨的內戰以及40年代末的解放戰爭也沒有影響到高家村。[3-5]村民瞭解到共產黨人民解放軍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在1949年初夏遇到過兩百多名解放軍士兵。那年夏天這裏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大水。一天晚上，一隊解放軍士兵從村旁經過，一位戰士掉進附近的河裏淹死了。當晚，部隊不得不在村子裏駐扎下來，第二天就離開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高家村屬于那種在傳統中國風情畫中被理想化的地方之一：這裏的人們自給自足，過著田園詩般的生活。雖然離村最近的兩個城市九江和景德鎮一度是那麽的繁華和重要，但它們對象高家村這樣的村莊卻沒有半點影響。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家村比較封閉，沒有任何現代交通設施與外界相連。直到80年代末期，才有一條砂石路從村中穿過，但晴天路上塵土飛揚，雨天則泥濘不堪。現在，有一輛班車經過高家村，通往縣城和更遠的景德鎮。

甚至在70年代末期，高家村村民還很少到過離家幾公裏外的地方。雖然如此，50年代末大躍進時期，九江和景德鎮的工業和經濟發展對高家村還是產生了一些可見的影響。當時，有六名高家村男子招工進城，在城裏生活、安家。

直到70年代末，高家村村民還一直過著幾乎完全自給自足的生活。自己種糧自給，自己織布做衣。1977年我離開中國去英國留學時，村裏除一名醫生外，沒有人買得起一塊手錶或一輛自行車。除了裝在生產隊的喇叭每天播報著有線廣播和收音機裏的政府新聞外，整個村子在1988年前都沒有任何其它電器產品。村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波陽縣屬亞熱帶氣候，年平均氣溫21℃，有史記載的最低溫度是零下8℃，最高40℃。年平均降水量1,600毫米。這裏四季氣候分明：春暖秋涼，夏熱冬寒。春潮秋燥，夏天多暴雨，冬天偶有雪。這裏雨水充足、土地肥沃，最適宜種植水稻。鄱陽湖邊還有眾多的小河和湖泊。除鄱陽湖外，波陽縣內還有120余處湖泊和225條河流。這些河流湖泊的周圍處處都是肥沃的稻田，春天插著綠綠的秧苗，秋天載滿金色的稻穗。

這裏主要的農作物有：水稻、小麥、大麥、紅薯、大豆、蠶豆、豌豆、棉花、茶葉、煙葉、花生、芝麻、油菜、甘蔗、苧麻、蕎麥、小米和各類蔬菜瓜果。因為有較多的河流和湖泊，水產養殖業一直是波陽縣的重要經濟產業。如在1985年，從事水產捕撈的從業人口就達到兩萬左右，捕撈的各種魚有一萬多噸。

高家村就位于這物華天寶之地。村前有兩座小山，一座屬于高家村，另一座則歸鄰近的雷家村，後者屬都昌縣管轄。高家村東面以一條小河為界，河水向南流入與一條較大的河相連的湖泊，最後流向鄱陽湖。高家村周圍有許多池塘和小溪。門前的小山給村民帶來取暖的柴火，眾多的小溪、池塘、江流湖泊成為人們捕魚、水產養殖和灌溉農作物的取之不盡的源泉。村周圍肥沃的梯田可以種植水稻，而那些山地可用來種植如棉花、芝麻、苧麻、花生和紅薯等經濟作物。

水裏的水草是養豬的好飼料，而豬肉又是村民獲得蛋白質的主要來源。這些小溪、池塘、江河、湖泊還給村民帶來許多的水產，有小蝦、對蝦、烏龜、螃蟹、鯉魚、鮭魚、草魚、銀魚、河豚、田螺、烏魚，鯰魚、泥鰍、桂魚、鳊魚和各種河蚌。這些不同種類的魚，大部分都產自鄱陽湖。每年春季，這些魚逆著水流向上游遷徙，游入鄱陽湖的各條支流以及成千上萬的小河和小溪去產卵，接著還會往上，游到一些小溪谷、小池塘中尋找食物。有些魚最後甚至會游到稻田裏，村民們每年都能很輕易地抓到不少魚。這裏的池塘和稻田中還有各種青蛙，雖然青蛙是害蟲的天敵，可以消滅害蟲，但對村民而言，青蛙也是他們口中的一道好菜。

總之，高家村作為一個獨立的村落，即使與外界沒有直接聯系，也能夠在經濟和社會上繼續延續著這種自給自足的生活。事實上直到70年代末，高家村人也確實是過著這種相對獨立的生活的。然而，高家村並不是偏僻山嶺間荒蕪人煙的小山村，它周圍有很多村落，許多村子比高家村還要大，有的甚至有上千戶人家。通常村與村之間距離不到一里路，但村與村之間很少有商貿上的往來，一個村也不用依賴別的村生活。村與村之間經濟交往不多，文化和社會互動也很少。密集的人口、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方式並沒有給這一地區的人們帶來重大的商業化趨勢，也沒有給這裏人們生活方式的質量帶來根本的變化。即使在今天，離高家村最近的集市都有幾公裏遠。如果借用徐慧文（Viviene Shue）富有洞見性的概念來說，[3-6]這些村莊仍然保持一種蜂窩狀的狀態，也就是說，每個村子都是彼此分離的個體，與國家的關係極為有限，除了時時仍能感到地方官吏的粗暴存在之外。

“自然村”這個概念指的就是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的一群人。他們同宗共姓，房屋都置在一起，彼此之間保持著緊密的家族紐帶，與外村人交往較少。除了來自政府的管理和干預之外，每個村子都是獨立的整體，有自己的內部治理體系，有屬于自己的獨特的領土觀念。這些獨立的村莊普遍都是以地理為基礎分布，但也有一種例外，那就是兩個同姓不同地的村子，也會保持比較密切的關係。高家村10公裏外有一個3,000多戶的大村，也是個高姓的村子。這一大一小兩個高姓村莊都是同一個祖先傳下來的。高家的祖先從北方遷到江西後，一支就定居在現在這個高家村，另一支則落腳在那個大的高家村。從那時起，兩村就一直保存著比較親密的家族血統關係。正如後面幾章所講的那樣，兩個高家村的交往關係說明，在農村生活中，傳統的宗族關係和地方政治間是多麼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的。

農村生活的這種彼此獨立分離的“蜂窩狀”特性也體現在人們的語言上。江西人說的話稱為“贛”方言，是中國十大方言之一。[3-7]而贛方言本身又並不是毫無分別的。波陽縣的人說贛話是一種口音，都昌縣的人說的則又是一種口音。而波陽縣城的人說的話，高家村的人都聽不懂。高家村的人到縣城去，往往被人看作是沒有教養的鄉下人，這可能僅僅是因為他們不會說縣城話而已。事實上，江西的許多大城市如南昌、九江、景德鎮都有各自不同的贛方言。無論你來自何方，只要一開口說話，你的口音就會告訴別人你是“外地人”。

注釋

[3-1]廬山在1949年解放前是富人和外國人十分喜歡光顧的旅游度假勝地。解放後，這裏成為專供中共高層領導人使用的地方，包括解放前建成的各種西式風格的別墅。1959年，敢于直言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就是在廬山會議上反對過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由此引發了中共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3-2]鄱陽湖南北長170公裏，東西寬74公裏，面積為3,841平方公裏，最深處達23.7米。湖中有118種魚類生物。沿湖有八個縣，其中只有波陽縣人口在100萬以上。參看劉漢艷主編：《波陽縣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90頁。本章中的統計數字都摘自該書。

[3-3]這些外出打工的人雖然沒有在村子裏生活和勞作，但依然被看作是高家村人，因為他們的戶口還在這裏。既然他們的戶口登記上寫的是高家村，那麽他們在打工的城市裏就沒有永久居住的權利，只能是暫住。這點在後面的章節中將再詳細討論。

[3-4]入贅一般是在女方家裏沒有兒子延續香火時才有的。入贅在社會上的名聲並不太好，通常一個男人同意入贅往往是由于自己生活十分窘迫，要么窮得結不起婚，要么在社會上無法立足。如果女方十分漂亮或者家境非常好，也有些男子，特別是來自同村的，也會同意入贅到女方家裏。

[3-5]1853年7月，太平軍占領波陽縣，殺死地方長官。1942年6月，日軍攻占波陽縣城，19天後就撤離。1949年4月，陳賡大將領導的人民解放軍第二方面軍某部和平接管波陽縣。

[3-6]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7]其余九種方言分別是：北方方言、吳方言、閩方言、湘方言、粵方言、客家方言、徽州話（安徽）、晉方言、平話（廣西）。參看李榮、溫棣帆（S. A. Wurm）等編：《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遠東］有限公司，1987）。

第3章

水土資源和地方政治

高家村的先祖來到現在高家村這個地方時，這裏還是一片荒野，村民可隨意開墾。沒有任何記載說明高家村和鄰村間的村界是在什么時候和怎樣確立的。最可能的情況是第一代高家村人是自願遷居到這裏的，他們從遷居高家村伊始，便開始開荒種稻。所有的人一到這裏，便一方面盡量把這些荒地占為己有，一方面又盡力勞作，開墾出更多的田地。隨著村子越來越大，周邊開墾出的耕地也越來越多，一直延伸到鄰村已經開墾占有的地方，再也不能擴大，村與村之間的界限便自然就形成了。

高家村所在的這個地區，盡管村與村之間的界限沒有任何書面記載，但每個村的村民對這些村界都很熟悉。早在1949年前，高家村與毗鄰的徐、江、汪、雷四村的地界，包括水田、山坡、荒地和水域都劃分得非常清楚。如果某條河或某個湖泊為兩個或幾個村子共有，那麽每村都能分享其水資源。通常的做法是各村都有權在河裏捕魚和取水灌溉。

高家村至今沒有一張標示村莊范圍的地圖或規劃圖，但男女成年村民都知道本村和鄰村間的地界，每個細節都由村民口耳相傳，靠記憶一代一代傳下來。值得指出的是，這種村界的不明確和官方記錄的缺失並沒有引起政府部門的關注。不管過去還是現在，政府所要掌握的，都只限于每個村耕地面積的統計數字，以此來征收相應的農業稅。村與村之間一般能做到代代和睦相處，但對于地界的異議往往成為村與村之間沖突的原因。這種情況不管是在1949年共產黨的革命勝利前還是之後都一直存在。

土地糾紛、宗族團結和存留的傳統

在這個地區，中國傳統文化的很多方面都非常頑固地存在著，這可以從地界糾紛的解決方式和宗族的團結上得到反映。一旦村與村之間爆發沖突，每個村都想保護自己的利益和領地。另外，正如下文將要說明的，因為同屬于一個宗族，大高家村和小高家村在各自與其它村子發生沖突時，一般會相互照應。這些傳統繼承還體現在土地糾紛的結局上，一般是哪個村的拳頭多，可以召集到更多的成年男丁，哪個村就會在這場糾紛中占據上風。

與雷家村的爭端

高家村和徐、雷、汪三村共享一些水利資源，因此，村與村間時不時就會發生爭端。高家村與雷家村有一處地界是一條小水溝。這條水溝把附近山上高處的雨水導引到高家村的水田，世世代代都是如此。然而，在1970年，雷家村試圖封堵溝渠使水改道流到他們的田裏。發生這種事情，高家村人就去清除堵塞，而雷家村人又前來阻止，最後兩村之間的糾紛只能通過武力解決。雙方村民動用了拳頭、扁擔，甚至鐵锨，造成雙方許多村民受傷。由于兩村在行政上分屬不同的縣管轄，政府仲裁的結果很久才生效。此次爭端的結果是雙方各自承擔醫藥費，爭執中的水溝維持原狀，水依然流向高家村農田。

在這次爭端中，高家村獲勝了，主要原因在于雷家村人認同了水渠流向的既定事實。雷家村人接受這一仲裁結果也很可能是考慮到高家村比他們村更大，即使再發生械鬥，他們還是贏不了。同樣的道理，當爭端的對方是徐家村或汪家村時，高家村就不得不作出讓步，因為徐家村的人口是高家村的兩倍，而汪家村更是高家村的四倍大。通常，大的村子不會接受對它不利的處理辦法，就會發起更多爭鬥，而小村子只能認輸。

與徐家村的爭端高家村與徐家村的爭端也發生在毛澤東時代，但解決的方式非常傳統。大躍進時期的1958年，兩村相交的山坳裏上建起了一個水庫，高家村人參與了水庫的建設工作。當時的設想是兩村都可以利用水庫的水來灌溉農田。過了幾年，徐家村的人認為，水是從徐家村的山上流到水庫的，因此高家村沒有權利用水庫的水。只有在水庫水位低的時候，高家村才被允許使用水庫裏的水。但水位低時，水庫通向高家村農田的涵洞要比水庫的水位高出很多。所以，實際上就是高家村不能用水庫的水。高家村沒有辦法，只能在水位高時，偶爾在夜裏打開涵洞放點水，黎明之前再關上以免被徐家村人發現。如果一旦被發現了（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徐家村人會毫不客氣地毀壞涵洞，堵塞水溝。而高家村又沒有和徐家村抗爭的實力。

當地政府出于各種考慮，一般對這種糾紛睜只眼閉只眼。首先，作出的決定如有利于小村，可能會帶來更大的麻煩，因為大村不滿意就不會善罷甘休。其二，由于當地政府的權力基礎更多地是在大村子，處理糾紛時傾向大村子也符合當局的利益。從1960年以來，當地政府的掌權者越來越多地來自那些大的村莊。這一問題在以後的章節中還會進一步論及。

與汪家村的爭端

高家村和汪家村之間有一條小河，這也是兩村的地界之一，為兩村共有。兩村爭奪河水資源的歷史由來已久。沖突一般發生在春、冬兩季，春天，河兩岸的村民會在堤岸上割草料喂牛或用作有機肥。汪家村的人非常霸道，甚至不讓高家村村民在自已這邊的河岸上割草。冬天河水水位低時，村民們會排干河水捕魚，汪家村人又專橫地趕走高家村人，想獨占這一便利可觀的收入來源。

高家村與汪家村積怨甚深且由來已久。1947年，兩個村都準備好了槍和自製的土炮，準備大干一場，但就在一場流血沖突一觸即發之際，汪家村卻臨陣退卻，原因是比汪家村還大一倍的離高家村十公裏遠的大高家村搬來了一挺機槍前來支援，一下子就把汪家村的人給鎮住了。但是在毛澤東時代，兩村的爭執又再次發生。70年代初，汪家村人在兩村交界原本屬于高家村的地界上建了一個水壩，在水壩的外面重新挖掘了一條河，讓河水改道，把原先的河床改成了他們的農田。並且汪家村還聲稱這條河的大部分河段的所有權歸屬于他們。毛澤東時代對農村宗族勢力的壓制使得大、小高家村不能聯合對抗汪家村，結果，高家村只能接受喪失土地這一事實。

宗族團結

盡管如此，大、小高家村之間仍保持著緊密的聯系。1981年，我從英國回到高家村，村裏為了歡迎我宰了兩頭豬，宴請了一百多人。客人中最尊貴的，除了當地政府的官員外，就是來自大高家村的二十幾位長者和村幹部。宗族的長輩認為我是全縣唯一到英國留洋的人，這是高氏宗族的榮耀，大擺宴席就是為了向外人展示高家宗族的團結和力量。但是，時代畢竟變了。要是在以前，村裏如果有年輕人通過了省級的科舉考試——鄉試，那高家村的地位將會有很大的提高。通過鄉試的舉人很可能被委任為一個縣的縣官。即使沒有擔任官職，閒職在家，在處理地方糾紛中，他（參加科舉的都是男性）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影響到糾紛處理的結果。而到1949年後，一個學者對當地政治的影響微乎其微。但村民們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個變化。

土地與政治經濟

共產黨1949年掌權時，高家村20戶村民平分了村裏的280畝耕地。[4-1]土改開始時，高天翔被劃分為地主，高盡享為富農，村裏還有12戶是中農，6戶貧農。[4-2]貧農每戶大約平均有6畝地，中農13.8畝。地主有45畝，富農33畝。高天翔被劃分為地主顯而易見是因為他自己不種地。他把地租給一些貧農種，自己在村裏的私塾教書。[4-3]高盡享被劃為富農，首先是因為他家的土地比一般的人多，還有就是因為他也把地租給貧農做，而他自己做裁縫。假如他沒有土地出租，那就只是一個手藝人，也算是半個無產階級。

在1951年的土改中，[4-4]高天翔和高盡享的土地被沒收充公。高家村所有的土地都按人頭重新平均分配。中農多出來的土地也被充公，而貧農則分得土地。高天翔的磚瓦房被沒收了，分了一間土屋給他。對富農高盡享只沒收了他的地。

土改對農村的影響還沒來得及顯現，共產黨政府就緊鑼密鼓地想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田地均有”就變成“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高家村繼土改之後，緊接著在1953年成立了互助組，1955年成立合作社，最後是和全國其它地方一樣，在1958年實行公社制。中國共產黨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把農民從一個變革推向另一個變革，一直到大躍進之後對公社制度進行部分調整後才確定下來。

1959年的公社制在波陽縣一直實行到1981年。在公社體制下，高家村被分成兩個生產隊，每隊的人口和耕地差不多一樣多。每隊設一個隊長，負責各自的生產、收入和分配。村裏那些無法分割的資源，如河流、湖泊以及小溪等，就由兩隊一起管理，收入均分。除了一些像鋤頭、鐮刀、扁擔、手推車這樣的勞動工具外，社員個人不擁有其它的生產資料。

每個社員的勞動報酬每年按工分來計算，比如，壯男勞力一天可掙十個工分，壯女勞力可掙八個工分，而小孩勞動一天算四個工分。在生產隊每年一次的個人勞動價值決算會上，村裏人各方面的實際情況都會被考慮到，最後決定每個村民勞動一整天的工分值。每天收工，隊裏的會計都要當著大家的面記錄每個人參加勞動所得的工分。

隊裏的重要農產品，像稻谷，一般是考慮到村民的年齡（分大人和小孩），按人頭分配，而一些農副產品，通常量都不大，可能是只分配給壯勞力。農副產品的分配一般由隊長說了算，他也可能會和隊裏會計或其他有一定權威的人商量後決定。每到年終，生產隊對每家的工分進行決算，視工分多少來評定每家對生產隊的貢獻。每家的總工分值是多少，每年都不一樣，就像生產隊每年的總產值也會有變動。扣除平時生產隊分配的農產品的價值，有些家庭年終還有錢進，而有些就成了超支戶。通常，超支戶是那些家裏小孩多、勞力少的家庭，而那些小孩少，壯勞力又多的家庭都是進錢戶。

理論上說，超支戶必須用現金或實物的形式償還欠生產隊的債務，而隊裏則必須支付給那些進錢戶應得的報酬。但實際上，出于各種原因，這種做法很少實施。首先，超支戶都是村裏最窮的，對他們來說，生存都不容易，除了能從隊裏分到一些基本生活物品，他們真的是一無所有。而且，隊裏分配的生活物品從來都不夠吃用。比如，先後擔任生產隊隊長的高常堯和高常亮，他們自己的家庭也經常超支。高常堯能當生產隊長多年，就因為他是村裏僅有的兩個共產黨員之一，而且還是貧雇農，因為在1949年以前，他沒有任何土地。在這種自己都經常超支的情況下，這些隊長也不好強行要求其他超支戶清償債務，除非他們把自己欠隊裏的債務先還清了。最後，更基本的一個原因是大家同屬一個宗族，相互逼急了也不合適。

結果，隊裏每年的帳目幾乎都是不了了之。年成好的時候，隊裏會有些盈余，過春節時，生產隊就會給進錢戶發一些現金。一般各家各戶的債務債權都是上一年拖到下一年，一直拖到哪一家家運變了。原來的進錢戶可能家裏有人病倒了，或者原來的超支戶家裏的小孩都長大了成了壯勞力，情況就會有所改變。

生產隊長盡管能為家裏謀取點私利，在村裏還可動用點權力，但總的說來，擔任這個職務是吃力不討好的。他一方面要平衡村民之間的利益，另一方面還必須處理好村子與上級政府的關係。另外，隊裏大事小事和村民的生活密切相關，也受到了大家的嚴密監督。能否當任隊長還要和他的能力掛鉤，隊長的領導能力直接影響到每個村民的切身利益。村裏兩個生產隊的相互比較是免不了的，哪個隊長能干，只要一比就知道。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生產隊好，但沒人會想給超支戶太多的刁難。

生產隊直屬生產大隊。一個生產大隊一般有10到13個生產隊，具體多少要看當時的政治氣候。共產黨實行激進的農村政策時，例如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個大隊就下轄更多的生產隊。在生產大隊規模小的時候，高家村和徐家村，曹家村同屬官田大隊；規模大時，包括高家村在內一共有10個自然村都歸青林大隊管轄。大隊幹部有權任命下屬生產隊的隊長和會計，還可以到各隊集資，用于教育衛生事業和修路。大隊還要負責征收農業稅，宣傳貫徹政府的方針政策，推廣農業新技術以及發放政府撥款（假如有的話）。如果要建碾米廠、榨油鋪或信用社，也是由大隊來集資建設。每個生產隊可能有共產黨員，但只有大隊才有一個黨支部，安排一個支書。

大隊的直屬上級是公社。一個公社通常包括10個大隊，大約1到2萬人口。但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個公社可能管轄著60多個大隊。1968年，高家村隸屬于油墩街公社，整個公社有將近6萬人口。大多數時候，高家村屬于銀寶湖公社，公社人口2萬左右。各大隊的幹部，大隊支書由公社任命。公社是上一級政府和大隊之間的一個行政機構。公社的黨委會設有一個書記和幾個副書記。公社幹部直接由上級政府任命，只對上級政府負責。公社幹部有穩定的工資收入，從國家財政中支出，而生產大隊和小隊幹部則不一樣，他們的收入年年不同，收入的多少取決于他們共同勞作和生活的村民的收成。

大隊和下面各生產隊的幹部全是本地本村人，而公社的主要領導都是外地的。公社領導負責管理所在公社的公共醫療、教育等事務，如醫院、學校，還要維修公路，維持地方治安。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一些大型的水利項目，像修水庫，沼澤地改良，特別是建大壩和防洪堤等，也由公社負責組織修建。公社還集資建農機站，農具店，磚瓦窯，食品站等公社企業。

1981年公社解體，銀寶湖公社變成了銀寶湖鄉。名字改了，但原有的行政劃分沒變，管理職能也和以前一樣。然而，公社改成鄉，名稱中體現的含義還是有實質性的不同。“公社”、“大隊”包含集體化和生產一體化的意味，而鄉、“村委會”就沒有這樣的政治含義。原來的大隊成了現在的村委會，由五個人組成，分別是村支書、兩位副書記（其中一個是女的，因為政策規定村委會必須至少有一個女委員）、一個會計、一個民兵隊長。此外，官田村委會下屬的三個自然村也各有一個村長和一個會計。他們和村委會五位成員的工資由各村自己負責，從征收農民的稅款中提留。和以前的公社幹部一樣，鄉幹部的工資還是由政府發放。

至于土地方面，1981年廢除公社制，把農民重新帶回到了1951年，也就是說，重新按人均把土地分配到了各家各戶。高家村的308畝地按照每戶人口的多少平均分配，理論上，這些土地仍歸村集體所有。目前，分得土地最多的家庭大約有15畝地，最少的有3畝左右。

相對而言，現在的土地分配比1949年前更加平均。但每戶人家分得的土地絕對值比以前卻少多了。現在，平均每戶有6.2畝地，人均是0.96畝，而在1949年以前，村裏最窮的家庭也有6畝地，平均每人1.7畝。這是因為1949年全村僅有20戶人家，160人；而90年代初，村裏的人口是318人，有51戶人家。1949年前，60%的家庭是中農，平均每戶13.8畝地，這個數字只比現在村裏地最多的“地主”家的15畝少一點點。道理很簡單，人口增長了，但土地不可能也隨之增長。為了便于大家理解高家村土地與人口之間的壓力，值得一提的是高家村的人均耕地面積不到0.066公頃。就全國來說，1979年人均是0.1公頃，同時期日本是0.04公頃，印度0.26公頃，美國0.86公頃，蘇聯0.89公頃。[4-5]

水、發展、農村政治

人口的急劇增長使土地和水資源日益匱乏。水是水稻等農作物的生命線，也是豬、鴨等家畜的重要食物來源處。高家村的水源地不可能擴大，相反，正如前文提到的，汪家村的建壩圩田其實使高家村的水域面積減少了。除了不斷增長的人口和水源地的面積萎縮給水資源造成的壓力以外，頻繁爆發的洪澇災害和人們對水域的不合理開發使情況也變得更加糟糕了。

多少世紀以來，波陽縣一直洪水不斷。從公元381年到1989年，有記載的水旱災害就達252起，其中水災158起，平均每隔10.11年就發生一起。[4-6]高家村像其它地處鄱陽湖邊的村莊一樣，更易遭受水災。原因很清楚，湖邊的地勢低，又肥沃，非常適合水稻種植。波陽縣春季和初夏時節，雨水豐富。一下雨，山上、田地裏的水都會流到小河小溪，再匯入鄱陽湖，接著流到長江。鄱陽湖通往長江的入江口非常狹窄，猶如一個瓶頸。雨水一旦過多，鄱陽湖的水因為不能迅速排到長江，水位就會不斷上升，周邊的田就會被湖水淹沒。如果長江沿岸的華南地區的一些地方下大雨，鄱陽湖的水位上漲得還要快，因為鄱陽湖水不僅流不出去，長江的水還要倒流進來。由于鄱陽湖湖區面積非常大，周邊有些地方可能還是晴天，另一些地方很可能下著大雨。因此，高家村有時會遇上特別奇怪的事情，幾個月沒下雨，地勢較高的地方乾旱，而同時，低洼處的田卻淹在水裏。

鄱陽湖周邊地區水災災情都比較嚴重，而高家村遭災尤多。官方記錄表明：1912年至1948年的三十六年間，這裏每三年發生一次洪災；從1949年到1989年，每兩年發生一次。[4-7]原因不難發現：不斷增長的人口需要更多的糧食來滿足需要。一方面，大家要想方設法去開荒種地；另一方面，原有的一些小灌木叢被砍伐作為木柴焚燒，林地也被改造成了農田，這麽做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惡果就是更大面積的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引發兩個嚴重的生態問題。其一，沒有了綠化帶，鄱陽湖周邊地區的土地涵水能力下降。其二，導致長江河床越來越高，鄱陽湖流入長江的水量日益減少。還有，為了滿足增長的人口對糧食的需要，鄱陽湖周邊的老百姓在湖邊建水壩圍湖造田。鄱陽湖的蓄水能力不斷下降，湖濱地區發生嚴重水災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多了。

現在，高家村幾乎年年都遇到水災。造成今天這種情況不能說和當地的政治沒有關聯。在60年代、70年代公社時期，每年的農閒時節，高家村人就被組織起來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往往是建一些有利其它生產隊和大隊的防洪堤、大壩，而沒有哪個工程是為高家村的利益著想的。

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高家村希望把村子南面的一部分湖面圍起來修建一個水壩，開墾一些農田，同時也可以起到防洪的作用。雖然村民一再要求，而且多年來高家村無償地幫助其它村建設水利項目，公社和大隊幹部就是不肯從其它村調集人手參與建設。他們的理由是這個水壩的工程量跟可以圍墾的田地面積相比太不值當，所以不值得修建。他們還再三強調，如果高家村想建的話，就靠自己的力量建。但那樣一來就需要20來年的時間才能建成。所以，這個項目始終沒能開工建設，高家村是整個銀寶湖公社唯一未能在共產黨執政前40年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中受益的村子。

在高家村看來，政府未批準修建水壩的提議，並不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而是因為高家村太小了，在當地政治中沒有任何發言權。更主要的原因是大隊和公社幹部中沒有一個是高家村人。這些幹部都來自于大村莊。農村的政治局面其實就是各宗族間勢力大小的反映。中央下放的權力越大，宗族人口較多的大村子就越有可能獲得更大的權力，農村政治就會更加有失公平公正。

50年代到60年末，政策由上級政府直接強制執行。那時，不僅公社幹部，甚至一些大隊幹部也是從外地派來的。宗族勢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了，大村不能隨意欺凌小村。但是，從60年代末開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農村權力下放，大隊領導和部分公社幹部在當地社員中產生。大村子的人口多，地方幹部主要來自這些地方。如果村子之間發生了沖突，大村子在維護自身利益時總能占據上風。小村子的人是不可能被任命為大隊或公社幹部的，原因是他們的權力基礎太薄弱。文化大革命以來，甚至連外派的幹部也不敢得罪大村子，否則大村子就會製造麻煩。由此可見農村政治和宗族勢力緊密相連，當大小不同的村子之間發生沖突時，常常是大村子獲勝。高家村的兩個鄰村都比高家村大，所以凡是有沖突發生，結局都不利于高家村。

總結起來主要有兩點需要特別強調。其一，從1949年共產黨革命成功以來，這個地區的人口劇增，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和水資源開發過度。其二，在村民爭奪水土資源時，農村宗族勢力在農村政治中起著支配的作用。1949年以後，高家村的人口翻了一倍，而土地和水資源由于村子之間的爭端和環境的惡化卻減少了。

注釋

[4-1]一畝相當于0.0667公頃。畝是中國土地丈量的基本單位，也是度量生產力的單位。

[4-2]事實上，中農還可以分為上、中、下三個等級。貧農也可以繼續分為雇農和貧農。雇農包括完全沒有土地的農民在內。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認為，從下中農到貧雇農都是最基本的革命力量，值得依靠；那些被劃為中、上中農的農民是可以團結到革命隊伍中的，而地主和富農是階級敵人，是鬥爭的對象。在高家村，有一位雇農，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農村激進化政策最激烈的時候，被提升為生產小隊的隊長。

[4-3]私塾先生常常是在自家給村裏的孩子授課，收取些學生自家產的農產品，作為學費。教學的內容自然是些儒家的傳統教材，如四書五經。老師從不去解釋書上的內容，而是教學生去認字，然後要求他們大聲誦讀，背誦課文。私塾據說是從孔子那時開始的，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高天翔沒有種過莊稼，因此被看作是剝削分子。

[4-4]波陽縣的土改直到1950年6月才開始，先進行小范圍的實驗，到1951年3月全縣土改工作完成。1951年4月到1952年3月，在全縣范圍進行土地分配重新核查工作，以增強土改工作的成效。

[4-5]轉引自Peter Nolanand Robert F. Ash," China's Economy on the Eve of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144 (December1995): 980–998.

[4-6]鄭朝京編：《波陽縣水利志》（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2），第45–51頁。

[4-7]鄭朝京編：《波陽縣水利志》（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2），第51頁。

第4章

人口和政治

毛澤東曾經說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毛澤東自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這裏所說的“創造歷史的動力”是指，人民是推動歷史從原始社會進步到當今世界的力量。然而，中國過多的人口卻似乎是幾百年來拖住中國歷史後腿的主要因素之一。

至少在中世紀之前，中國在技術、經濟、商業以及社會領域都遙遙領先于歐洲。那麽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為什么沒能在中國興起呢？幾十年來很多學者和歷史學家對這個問題爭論不休。[5-1]其中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人口太多。比方說，人口過多就意味著有剩余的廉價勞動力，反過來又成為無須技術革新的理由。黃宗智寫過一篇思維嚴謹、極富影響力的論文，討論過去中國歷史發展上的重復、內卷問題，認為這內卷化發展問題之根本就在中國的人口上。[5-2]在他看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歷史一直到80年代晚期都是這種內卷式的發展。任何經濟和技術的發展都被人口的增長吸收吞噬了，因此在效率和生產率上沒有重大的突破。

就工業化和資本主義未能在中國發展起來這個爭議性的問題而言，高家村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對高家村人口問題的研究，能為我們提供一定的背景信息，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的發展。1949年高家村的人口為160人，到1997年翻了一番，達到350人。而同期高家村的土地和水資源不可能再增長。因此，1949年以來的40年間，這裏要么必須進行技術革新提高生產來滿足增長的人口需要，要么高家村的村民必須擺脫對土地的完全依賴。

城鄉差距

當我們談論中國時，我們必須明確指出我們談論的是中國的城市還是農村。1949的共產主義革命被認為是因為獲得了農民的支持而取得成功的，而獲益最多的其實是城市的工人階級。在毛澤東時代，城市居民享受各種福利，包括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和實質上的免費住房（房租都是名義上的），以及終生就業保障和定期的食品補貼。[5-3]而農村人口除了極少數例外，[5-4]都不能享受這些福利，只在一段時間裏享受了免費教育。大多數農民都得不到政府的醫療服務，就算有，也不是免費的。此外，農民還不得不向政府繳納農業稅，按照政府規定的低價把糧食賣給國家。國家以此來積累資本，實行工業化。據估計，在1952年至1979年期間，政府通過收取農業稅和獲取農產品與工業品的差價，從農民那索取的資本總額達6,000億元之多。扣除政府對農業的投入，國家從農民手上凈得4,340億，這個數字占同期農業國民生產總值的24%。[5-5]據兩位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專家指出，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差價從農民手中獲取的財政收入占國家總財政收入的比率，在1957、1965、1971和1979年分別是71%、75.5%、51.6%和39.4%。[5-6]

建立這些歧視性政策的基礎是中國的戶口制度。在戶口制度下，中國居民被登記為城鎮居民或農村居民。戶口制基本上使農民不可能從農村遷居到城市。在餐館吃飯，你必須要有糧票，而農民一般是沒有糧票的。城裏的每個工廠或部門等都是一個個封閉獨立的單位。城鎮居民每個人都有單位，從一個單位調到另一個單位需要經過一整套官僚審批。因此，即使到今天，城鎮生活仍為農村人所羨慕。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些縣政府為了增加收入，出售城鎮戶口給賺了點錢的農村人。有些地方，一個城鎮戶口可以賣到10,000元，這可是相當于90年代早期一個普通工薪階層兩年的毛收入。

在毛澤東時代，農村人要走出農村成為城裏人通常有三條路。一是參軍。在部隊服完役後，退伍士兵或軍官通常會被分配在城裏工作。即使他們回到農村，也往往會擔任基層幹部。過去40年來，高家村有6人（都是男性）參軍。退伍後，一個被分配到國營農場，每月拿固定工資，另一個去了礦廠，兩個在景德鎮工作，另外兩個至今還在部隊擔任軍官。

50年代，高家村人出于傳統和現實的考慮都不熱衷于參軍。在1949年共產黨革命獲勝以前，中國老百姓習慣上看不起當兵的。有一句俗話說得好：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那時，高家村人不知道共產黨的政權是否會穩定，能否持久，而且他們也不願上戰場打仗。所以，當政府在50年代初號召村民參加志願軍抗美援朝時，村裏只有高常安一人應征入伍。高常安5歲時父母雙亡，成了村裏的孤兒。他總覺得自己在村裏是個外人，有點叛逆。這是他參軍的原因。

但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高家村人對參軍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參軍成了農村年青人的夢想。高家村的村民都意識到了共產黨的政權是牢靠的，時局也沒有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況且，農村年青人到了部隊還能接受到教育，退伍後還能分配到“體面的”工作。高常欽有兄弟五個，他是最小的。他後來說起來，他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參軍上朝鮮戰場。

但是農村人想參軍也並不容易。首先，你必須要有好的家庭背景。地主、富農的子女是被排除在外的。只有到了80年代後，地主和富農的帽子才被摘掉了，村裏的地主高天翔的三個孫子才可以參軍。其次，你必須通過極其嚴格的體檢。農村人是很少能達到要求的。高常善，這位當過小隊會計的人，就試了好幾年，但每次都因為扁平足而未能通過。我自己同樣也試了幾年，也沒能成功。原因是我耳朵從小有過感染而致部分耳聾。

高家村人擺脫農村生活的第二條路是當工人，但這條路也不好走。在毛澤東時代，農村人不能自由到城裏找工作，只有在國營廠到農村招工時才有機會，但是有指標限制。指標從縣裏下發到公社，公社分到大隊，大隊再分到高家村。國營廠家一般難得到農村招工，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城市居民。只有在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有一年，政府權力大下放，高家村人才有了被招工進城的機會。1958年，四個高家村人被招工，三個去了景德鎮做了陶瓷工人，一個去了九江做了漆匠。1970年，兩個男青年去了省城南昌。這些人後來都在城裏成家定居了。雖然他們只是普通的工人，卻也是村民羨慕的對象。每隔幾年，他們會帶上一些小禮品，回老家來看望父母、親戚。他們城裏人入時的衣著打扮會吸引全村人的注目。他們身上衣服的面料，農村人甚至都沒見過，農村人還納悶城裏人怎麼能保養得那麽好。

農村人跳出農門的最後一條路，也是最難的一條路是參加高等教育入學考試。一旦考上了大學，他就可以永遠脫離農村的艱苦生活了。一直到20世紀末，這條路就像村民常說的那樣，比無梯登天還難。首先，競爭的人太多，入學的名額太少。即使到80年代以後大學擴招，大學和學院的數量從幾百所增加到了千位數，也僅僅是100個人當中有不到3人有機會上大學。截止1995年，中國大學生的數量是2,500萬，同期英國是280萬，法國220萬。[5-7]而且，在教育方面，農村人基本上是不可能與城裏人競爭的，因為城裏學生配備了更好的老師，享受更好的教育資源，有錢買書和其它學習用品，他們所在的家庭，教育程度也往往更高。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20世紀末，高家村只出了一個大學生，就是我。我1973年能上大學倒不是因為我學習更用功或我特別聰明，而是因為那年沒有高考。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動蕩時期後，1973年中國又開始大規模招收大學生。[5-8]我是個幸運兒，因為那時沒有統一的全國考試，強調的是從基層選送工人、農民和士兵上大學。[5-9]

1949年以後的40多年間，總共有12個高家村的男性村民離開高家村成了城鎮居民。至于出生在高家村的女孩，她們一般是嫁到附近的村子去，仍舊是農村戶口。只有三個嫁到了城裏，其中一個是我的姐姐，她嫁給了城裏的一個機械工。有一個嫁給了鄰村的一個部隊軍官，後來他轉業回到縣城。還有一個嫁給了一個後來在景德鎮做陶瓷工的鄰村人。

人口、資源、技術

其他高家村人只能固守在農村，向這裏的土地和水討生活。村民們通過開山造地使耕地面積從1949年的280畝增加到90年代的308畝，但這已經是極限了。要使全村人都有飯吃，唯一的辦法就是精耕細作，通過改進技術來提高糧食產量。

生產資源減少，人口又足足翻了一倍，村民為養活自己，有時會引進新技術，同時更加辛苦地勞作。不過，這裏說的新技術並不是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這些高家村村民是絕對買不起的。再說，梯田和農村過剩的勞動力使得機械化耕作在經濟上也不劃算。所以，村民們至今還是用最傳統的方式，用耕牛犁地，糧食搬運仍然是靠扁擔挑、用手推車拉，靠手一根一根插秧，用原始的禾簟一把一把打谷脫粒。幾百年來一直未變。

引進的新技術體現在農作物品種上。1963年引進的一個新稻種，叫矮稈稻。這種水稻有兩個優點：一是不會倒塌，不像以往長莖的品種，快到收割季節時，風一吹就容易倒伏，谷子就會爛在泥田裏，甚至還會發芽；二是它的生長周期較短，這對高家村來說尤其重要。因為周期短，他們就可以一年種兩季稻，早春一次，夏季一次。水稻的產量就可以從原來的畝產250–300公斤提高到500–800公斤。[5-10]這當然也就意味著村民要付出雙倍的勞動，比以前更辛苦了，但只有通過這樣的精耕細作才能吸收農村日益過剩的勞動力，為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充足的糧食。

60年代初引進種植的一種黃薯對高家村人來說，可謂意義非凡。薯本來是這個地區的一種傳統作物，但以往只有一個皮紅瓤白的品種。這種紅薯吃起來很甜，生吃尤其如此，就像水果一樣。新品種的外皮呈淺黃色，瓤為蛋黃色所以叫黃薯。雖然這種黃薯沒有以前紅囊的那麽甜，但淀粉含量高，產量也更高，而且幾乎到處適宜種植。因此，每當水稻收成不好或被水淹了時，這種薯就成了人們的主食。

化肥和殺蟲劑也屬于引進的新技術。以往，村民使用有機肥，如人畜糞便、用來養豬養牛的水草和稻桿，還有燒飯後剩下的草灰等。過去沒有殺蟲劑，只能依靠鳥和青蛙除害。現在，化肥和農藥早已成為農作物生產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有機肥雖然還在使用，但種植兩季稻，僅靠有機肥是遠遠不夠的，而且，使用化肥和農藥，見效快。60年代化肥和農藥剛開始使用時，供應量少，只能按定量從公社取得一點點；漸漸地，到了70年代、80年代，化肥和農藥的供應才不成問題。現在農民種田對化肥和農藥的依賴就像染上毒癮一樣，必不可少。

化肥農藥的大量使用帶來一個嚴重的後果，就是寶貴的水產資源在慢慢變少。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池塘裏，農田中還有大量的青蛙。在7、8月天氣最熱的時候，夜晚村民們睡在竹床上在屋外乘涼，聽著四周悅耳的蛙聲，感覺特別舒暢。到了80年代，田裏的青蛙幾乎絕跡了。在池塘裏游泳、捕魚也曾是小孩子的一大樂趣。有時，村民甚至在田裏干活時都能捉到魚。然而，這種情況已不復存在了。那些小河、池塘裏現如今已經沒有魚了，那些蟹啊、蝦啊還有貝殼等也很難在河裏、湖中找到了。村民如果想吃魚，就只有到養漁場去買。

概括來說，過去的40年間，高家村人和土地的關係受制于三大因素。其一，土地和水資源有限。其二，人口的穩步增長。其三，為了解決不斷增長的人口的吃飯問題，村民不得不引進新技術，增加勞動量。但提高生產又會導致破壞寶貴的水產資源，並且增加的產品都已被增多的人口消耗掉了。這樣的話，業已有限的自然資源會隨著環境惡化而進一步減少。結果就是盡管高家村人努力希望擺脫貧困，但仍是陷在貧困的旋渦中。

高家村村民不想再受窮，但又苦于沒有脫貧的辦法。村子面積限定了，不可能擴張，這是無法改變的現實。引進技術，大幅度提高產量，但按目前的技術水平來說，作物的產量已經到了極限。政府採取的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生育政策雖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農村居民要脫貧，那就只有把過剩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工業生產中。80年代後期以來，已經有不少村民開始到城裏務工。

人口增長及其促成因素

如前所述，高家村的人口1949年以來增長了一倍。根據增長的方式，可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1949年到1963年，1963年到1978年，1978年到90年代。這樣分期的理由與不同時期的兒童死亡率、醫療衛生和人口控制政策有關。

兒童死亡率

1949年到1963年期間，60個新生兒中有24個夭折，死亡率是40%；1963年到1978年，60個新生兒中有4個夭折，死亡率為6%；1978到1991年，76個新生兒中有6個夭折，死亡率是7%。

1949年到1963年期間，兒童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現代的醫療服務。雖然1958年大躍進帶來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但持續的時間畢竟不長。1959年高家村就不再執行大躍進的政策了。因此，很難說大躍進和兒童死亡率之間有直接的關聯。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截止到1962年，高家村周圍方圓50公裏內沒有一個具備現代醫療資格的醫生，並且與1949年前一樣，一些簡單的疾病，如百日咳、瘧疾、腹瀉都得不到適當的治療，更不消說肺炎、肝炎了。小孩子如果患病，父母只有兩種選擇：求菩薩保佑或看中醫。中醫醫生的醫術一般是自學的，只會開幾帖中藥而已。小孩子只能聽命于自身的免疫力，要么只有等死。

我的母親16歲結婚，生了13個孩子。全部是1963年以前出生的，到今天只剩下了4個。那些去世的兄弟姐妹當中，只有一個是成年後死亡的，其他都是在孩童時期就夭折了。母親常說，孩子們一個接一個地去世，她的眼淚早已流干了。每次孩子病了，她就去廟裏求菩薩保佑她的孩子。當她發現高家村附近的那座廟裏的菩薩不靈驗時，母親就會靠她的小腳走上幾十公裏，到一個據說很靈驗的廟裏去祈禱，但她每次都失望，她的孩子還是陸續死去，於是母親再也不信佛了。

1963年以後，情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一年，兩位中西醫都很精通的醫生臨時駐在高家村。當時一般的疾病如霍亂、麻疹、天花、腮腺炎、腦炎都可以通過接種疫苗進行預防。兩位醫生還給村裏培訓醫生。村裏的高時華的醫術就是在那時向兩位醫生學來的。1970他們走後，高時華就在村裏行醫，成了赤腳醫生，一直到1981年公社解體。

傳統價值觀

新生兒死亡率的下降並不是導致高家村人口快速增長的唯一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村民主觀上想生更多的小孩，特別是男孩。這樣做是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是出于經濟和實際生活上的考慮。儒家傳統思想認為一個家庭必須有一個男性延續香火。一個人可能犯下的最大罪過莫過于“斷子絕孫”。[5-11]村民之間吵架或爭鬥時，最惡毒的罵人的話是詛咒對方“絕後”。沒有兒子的村民覺得自己總是低人一等。如果哪個婦女沒有生育兒子，她在人們眼中就不是個好女人。高家村因而有四戶人家過繼了兒子。這種思想還體現在農村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一句俗語“多子多福”中。

經濟和社會原因

根植于習俗深處的傳統價值觀並非沒有理性和實用的基礎。首先，對比1949年前與後的高家村經濟狀況和社會結構，我們就會發現，孩子是村民在年老時唯一的生活保障，特別是兒子，因為女兒早晚要嫁人。在當時，醫療設施的缺乏，生活水平的低下無法保證一個小孩順利長大，因此，多生一個孩子便多一重保障。

多生兒子這種行為還和村子之間的宗族構成有關。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村有更多男性以免在和鄰村的爭鬥中落于下風。大村子的人往往有一種優越感，說話聲音都更大，行事也更蠻橫。如果在集市上來自兩個村的人爭吵了起來，小村子的人心知鬥不過人家，通常只有忍氣吞聲。即使是在同一個村，一個家庭在村裏的權勢大小也往往和這個家庭的男壯丁多少成正比，取決于“拳頭”的數量，於是兄弟多的家庭會讓人敬畏有加。村子裏男壯丁最多的家庭在村務中最有發言權，村長都得敬他們三分。但也有例外，在毛澤東時代，階級成分使地主或富農的家庭受到極端的壓制，即使他們家的男壯丁多，他們也絕不敢涉入當地政治。到了80年代，他們的成分帽子被摘掉後，這一例外也就不存在了。每個宗族都有幾個譜糸分支，高家村有5個。不同分支的高家村人之間經常發生矛盾，甚至沖突。這個時候，男壯丁多的分支就能取得絕對的優勢，他們可以威逼欺負其它分支的村民。

我祖父有兩個孩子。父親是他唯一的兒子。我記得在我十歲左右，我的兩個弟弟那時還小，父親因為身體差而不是個很好的勞力，因而被認為是對村裏沒有貢獻。所以我家當時是村裏勢力最弱小的家庭之一。實力強的人家的小孩可以欺負我。有次我跟鄰居小孩吵架逃回家，那小孩追著我扔石頭砸我們家的屋頂。家裏沒錢替換被砸壞的瓦片，下雨的時候，屋裏便到處漏水。他砸屋頂不僅是侮辱我們家，也給我們家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後果。我的父母從來不敢向他們家討說法。他們也根本不理會我父母，甚至還會變本加厲羞辱我的雙親。有一次，我和一個男孩打架，他家在村裏很有勢力，他的父親兄弟多而且侄子一大堆，沖到我家來一句話不說，打我耳光，父母只能對我說，“忍著吧，快點長大”。

毛澤東時代以來，高家村人想多生小孩還有其它的原因。公社時期，社會主義的平均思想體現在按人頭平均分配稻谷和其它主食上，食物的分配並不總是和一戶人家對生產的貢獻掛鉤。勞動力多，小孩少的家庭其實是在補貼勞動力少、小孩多的家庭。所以，撫養小孩不需要額外的費用，因為“大鍋飯”的體制，撫養小孩的額外負擔都由全村人平攤了。

毛澤東逝世後，公社制廢除，“大鍋飯”成為歷史。但是在土地分配方面，小孩多的家庭在經濟上仍然是有利的。1981年高家村原先的兩個生產小隊進行拆並，土地按人口分配給各戶。每個人，不管性別、年齡都可以分到等量的田地。每戶人家和政府簽訂合同，根據這份合同，分得的土地不得出售和出租。除此規定，每戶人家只要繳納了一定的稅費後，便可以自由使用分得的土地。

這種分配制度還規定，每隔五年所有的土地要進行重新分配，以適應人口的變化。因而，一戶人家的孩子越多，分得的土地也越多。但從全村的角度出發，人口越多，人均土地就越少。但僅從單獨一戶來看，家裏人口多，分得的土地也就多。按人頭平均分配，隔五年再分配一次，以及禁止出售、出租土地，這些規定本意是為了維持公平性，但事與願違，政府多年後意識到這些政策和計劃生育政策是相互抵消的。因此，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出臺了一個文件，規定從那時起，不論人口的增長或減少，土地都不再進行重新分配。[5-12]但是高家村並沒有嚴格執行這個文件的指示。

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

毋庸置疑，傳統觀念、文化價值觀、農村的宗族結構、經濟結構和政府的社會政策一起影響著高家村的人口變化。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呢？這些今天依然有爭議的、有時比較粗暴的政策是怎樣影響高家村的人口發展的？總的來說，一直到8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對高家村的影響微乎其微。盡管這一政策從70年代初就出臺了，但在高家村一直沒有得到嚴格的執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9年江西省政府下發具體的指導方針後才開始改變。

根據這個方針，一個母親生育了兩個男孩或一男一女之後，就必須進行輸卵管結扎。如果一個母親生育的是兩個女孩而沒有男孩，可以允許她再懷孕。誰違反了這些規定，就得被罰款。罰多少沒有明文規定，由當地政府根據當地的情況自行決定。

但是這些政策方針執行起來也是相當的困難。基層幹部要么假裝不知，要么明目張膽地抵制。上級政府又不可能對這些方針政策的執行情況進行有效的監督。鑒于此，波陽縣政府制定了一個方案：給下屬各級政府下指標，規定一個公社要完成多少婦女結扎的指標，公社進而把指標分到各個大隊，再由大隊決定某一個村婦女結扎的人數，最後由村裏決定具體哪一個婦女需要結扎。如果誰拒不結扎，就會被罰款。高家村的情況是，每次罰100到200元。1980年全村有五戶人家違反了政策，每戶被罰了100元。那時候的100元錢可不是一筆小數目，但村民為了再生一個孩子都會不惜出這筆錢。

通過實行指標制，上級政府只需查閱醫院的結扎記錄就能很容易監督到計劃生育政策的貫徹情況。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村民很快就想到了一個蒙騙的方法。指標制只關注結扎人數，這樣，一些已經不能生育了的婦女被安排去醫院結扎來湊足指標數，而年輕的婦女仍繼續懷孕。村幹部也配合村民欺騙上級，畢竟，村幹部自己也想要多生幾個小孩，再說，這樣的政策有那麽多人抵制，實施起來也的確不容易。

到了1983年，縣政府不得不明確規定45歲以下的已經生育了兩胎的婦女必須去結扎。從1990年開始，省政府政策又規定，生育了一胎的婦女必須上環，生育了兩胎的必須結扎，如果頭一胎是男孩，就不能再生育。任何婦女違反了政策，就要被拘押和強行結扎；如果已經懷孕了，不管胎兒發育到了什么程度，必須馬上進行流產手術。

貫徹這樣的政策需要有效的監督機制，但是在實踐過程中很難找到相關的監督機制。縣政府所能做的只有控制每個鄉的目標人口增長率。1994年，人口增長率定在0.8%，最高可達1.5%。當地幹部是否完成這個任務被作為他們的政績考核的指數。在年度幹部評審中，未達到要求的相關責任人根據程度的不同，被降職、罰款或是免職。

這些做法對高家村有什么樣的影響呢？截止到1995年，村裏有35位婦女結扎，12位上了環，還有5戶人家被罰款。罰款的原因不是他們多生了小孩，而是沒有按規定去結扎或上環。這是90年代人口控制政策對高家村最為明顯的影響。

高家村的一些村民和全國其它地方的人一樣，還找到一個和政府周旋的辦法。那就是在懷孕跡象還不太明顯時，有了身孕的婦女就躲藏到娘家或好友家，等孩子生下來之後再回村。木已成舟，村幹部只能對其罰款了事。如果罰款金額不太大，村民一般會交這筆錢，如果罰得太多，村民交不起，結果是適得其反，收不到罰款。就算這些當地的領導多麼想取悅上級，他們也總不能把村民簡陋的房子和僅夠糊口的糧食給罰沒掉。對于很多的村民而言，那些就是他們的全部家當了。

1991年以後，計劃生育抓得特別緊。高家村有四位婦女懷孕時躲藏在外，分娩後才回村。其中一個是高常善的兒媳。高常善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都已成人，他家現在是村裏最有勢力的一戶人家。其它三個敢于將懷孕婦女躲藏起來的家庭也都在村裏有相當的權勢。一個是高朝銀家，高朝銀是村長；一個是高東升家，他家是大家族，有三個兄弟，十多個侄子。一般說來，負責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的是村委會幹部，但他們都盡可能地不想插手村裏的事務。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時，他們之所以會粗暴地對待村民，是迫于鄉政府和縣政府的壓力。

對于這一章的要點，我們可以歸納如下：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40年間，人口的流動性差，在戶籍制度下，嚴格意義上並不存在人口的自由流動，城鄉之間豎著一面高牆。到了80年代後期，農民工才可以進城務工。二，基礎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以及隨之而來的新生兒死亡率的降低，導致農村人口在40年間增長迅速。以高家村為例，其人口翻了一番。三，農民辛勤勞作，引進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帶來的生產發展對高家村的生活水平沒有明顯的作用。人口增長抵消了生產的發展。高家村人仍舊陷在內卷化重復發展的泥淖中，未能富起來。四，雖然從70年代就開始控制人口的增長，但效果一直到90年代都不顯著。原因之一是村民的抵制，另一原因是政府制定的其它的一些政策實際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長。公社時期，土地平均分配的政策誘導了村民多生小孩，80年代按人頭分配土地的做法也起了同樣的作用。人口增長還受到文化價值觀，尋求社會保障和農村宗族觀的影響。最後，9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之所以貫徹得成功是因為其強制性和殘酷性。這些政策或措施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但對于中國政府和政策的制定者來說，控制人口是一項基本國策，關係到民族的存亡，必須嚴格落實。

注釋

[5-1]如參看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and Society in Eastand West， 2e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9);以及他的宏篇巨著Science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2008);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5-2]Philip C.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3]中國政府後來繼續提供補貼給城市居民，顯然有政治上的原因。僅1985年，城市居民的糧食補貼就達到275億元，是同年中國所有雇員總工資的四分之一！見Zhu Ling, Rural Reformand Peasant Income in China: TheImpact of China's Post- Mao Rural Reformsin Selected Regions (London: Macmillan,1991).

[5-4]一種例外情況就是所謂的“五保戶”。一些出身背景比較好的，無子女的家庭會得到政府提供的“衣、食、住、醫療和喪葬”等方面的資助。但這些保障金的發放卻沒有系統，還經常被當地有權勢的人濫用。實際上，這筆錢還是通過稅收向當地農民征收的。每年大隊會計帳本上都記有這筆稅款的數額。高家村當時沒有五保戶。

[5-5]王貴宸、肖德昌：《中國農村產業結構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54頁。

[5-6]賴瑞華、蔣謝新：《中國農業資金問題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5-7]引自Sir John Maddox,"The Case for Basic Research," Campus Review 6,no.2 (1996): 8.

[5-8]常常可以聽到當前中國官方和國內外一些學者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校都被關閉了。事實上，小學和中學都只是關閉了很短的一段時間。有些是1967年停了一年，有的是1967到1968停辦了兩年。在高家村，小學一直沒有停辦。一些大學早在1971年就開始招收小規模的“實驗班”。

[5-9]張戎是在西方傳閱甚廣的《野天鵝：中國三女孩》一書的作者，也是在70年代初招考進的大學，是通過當共產黨高官的父母的關係進去的。在那本書裏，她認為毛澤東的激進政策的目的就是摧毀中國的教育。

[5-10]本書中所說的谷產量指的是從田裏收割來沒有碾磨加工的稻谷。加工後的大米只有原來稻谷的三分之二重。

[5-11]值得注意到的是近代中國歷史上備受爭議的最偉大的革命家和叛逆者毛澤東，似乎也不能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在1959年攸關命運的廬山會議上，毛反復對中共高級領導人說，他應當為發動大躍進造成的災難負責，他將死而無後，祖宗的香火到他這一代就要斷了。毛的兩個弟弟在革命時期犧牲，他又把自己最喜愛的大兒子送到朝鮮戰場，雖然有彭德懷的照護，還是死在朝鮮戰爭中。事實上，毛當時並不是已經沒有子女。他與賀子珍的女兒李敏，還有與江青生的女兒都還活著。他與賀子珍的兒子，毛岸青，也還在世，只不過精神有點不正常。很顯然，毛澤東並沒有把這個兒子和他的女兒看作是自己的繼承人。

[5-12]文件名稱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第5章

農村生活水平

生活水平的量化分析是很困難的，尤其是在缺乏確鑿的村級統計數據的情況下。即使是記錄最為詳盡的1949–1978年，《大隊臺賬》也並不完整，[6-1]其中的數據項目有半數多是空白的。以“公社收入”這一項目為例，1969年到1978年有數據記錄，但1949年到1968年的數據卻缺失。至于醫療和教育，臺賬只記錄了1972年到1978年的情況。還有個問題是，臺賬記錄的是整個大隊的總數據，而各個生產隊的明細賬目則闕如。

生產隊的賬目十分不健全，許多重要項目多年來未作記錄。生產隊會計照理說是保管這些材料的人，但40多年來，會計這一職位幾易其人，上下任會計之間又沒有移交記錄。且紙張在當時還很匱乏，記錄用的紙張大多數被用作它途，甚至被會計家用來當手紙。

賬目雜亂的另一個原因是，40多年來，生產隊的組織結構變更了5次。農村政策激進時，政府要求農民組成規模較大的生產隊。政策有所放松時，農民又被要求組成小生產隊。政府實行激進農村政策的理論依據是生產隊越大，公有制程度就越高，就更能體現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在大躍進時期，高家村的兩個生產小隊合並成了一個隊。1960年，又被拆分成兩個隊。1969、1972、1974、1977年這幾年生產隊合了又分，分了又合。每次變動，土地和農具就得重新分配，賬目也得重建。

雖然我們缺少令人滿意的官方數據，但有關高家村生活水平的其它信息還是可以獲得的。這一章將討論住房、主食、村民一天的勞動收入、飲食結構、單位產出、稅費和消費等問題。

住　房

1949年以前，村裏有十二座房子，八座大的磚瓦房，兩座小的磚瓦房以及兩間土房。兩間小磚瓦房分別是地主高天翔和富農高盡享的。8座大磚瓦房分別屬于同是一個宗族的幾個分支，同一分支的幾家共住一座大房，他們都是中農或貧農家庭。1951年土改時，高天翔的磚瓦房被沒收了，他搬到了一間土房居住。至于其他人家，房子的所有權沒有變更。七間大的磚瓦房全部是一個類型，砌有非常厚的磚牆，冬暖夏涼。為了取得這樣的效果，房屋的建造者巧妙地採用了一種砌牆技術。砌牆所用的磚呈長方形，25公分長，15公分寬。與今天的磚不同的是，這些磚只有1.5公分的厚度。磚的顏色為青灰色。建房子時，磚不是一塊疊在另一塊上，而是五塊放在一起搭成一個盒子。一塊放于底部，四面豎放四塊磚。再在磚盒中填充干泥土，一堵牆就是由成千上萬的磚盒壘在一起做成的。磚塊之間用石灰粘合。這些磚盒形成了一個非常有效的保溫系統。磚瓦房的造價並不太高，因為用來填充磚盒的泥土是就地取的，石灰是當地燒制的，所以也不貴，而且石灰的白顏色，不僅持久也適于裝飾。

這些房子大門全部朝南開，這樣就能避開冬天刺骨的北風，夏天涼爽的微風又可以吹進屋裏。房子的東西面各有兩個大廂間，後面是一間長方形的房。四個廂房鋪設有橡木地板，房子的中間是一個廳堂，廳特別大，被房頂中間的天井分成兩個部分，雨水可以從天井落到屋內的天井池裏。每個廂房有兩扇木窗。窗上雕有當地最出色的工匠雕刻的圖案和花。天井池是用大塊美觀的石板建造的。雨水可以通過天井池排到屋外。緊靠房子而建的小棚屋是同一宗族分支的兩、三家人共用的廚房。土屋的牆由黏土做的土磚砌成。河岸上的土非常有黏性，村民就直接用它來做土磚，土磚長20公分，寬10公分，厚10公分。用來做土磚的泥土先是被壓實，再用水抹平。在泥土半干時，村民再把它分割成一塊塊。等到全干時，就成了堅硬的土磚了。這些土磚疊加在一起便成了一堵牆。因為這樣的土磚村民自己就可以做，所以比磚窯燒制的磚就便宜得多。但土屋容易受到雨水的侵蝕，使用壽命不長。村民通常把稻草扎在一起覆蓋在牆上，防止雨水侵蝕牆體。

那些土房子廳堂中間沒有天井，屋內光線很暗。除了房子前面的牆上鑿了兩個小孔，就沒有其它採光的窗戶了。有些房子的屋頂上裝有一到兩塊磚塊大小的玻璃瓦，可以採集到一些光線。但在我的記憶中，沒有見過當地有這樣的瓦出售，也沒見村裏有誰買過。為了便于看書，出于無奈，我只好在我家房屋的後牆壁上鑿了一個洞，用兩塊木板架了一扇窗。村民對我的舉動感到震驚，他們的反應其實也可以理解，因為我後來才瞭解到，我開鑿窗戶的這座房子來頭不小，已有200多年的歷史。

村民沒有在房屋的牆壁上開窗通光不是沒有道理的。首先，幾百年來，農民的生活規律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房間裏幾乎是不需要什么日光的。其二，如果有了窗戶，就必須花錢買玻璃或是其它的材料，村民根本買不起。要是有窗戶，冬天刮風下雨，雨水就會刮進屋。夏天的蚊蟲也會破窗而入。我至今記得，在那些嚴寒的冬日，風雨不斷地敲打著我開鑿在具有“歷史”價值的牆上的“新式”窗戶。再則，房屋不安裝窗戶也是出于安全的考慮。1949年以前，與中國的其它地方一樣，這個地區也常有土匪出沒。甚至在毛澤東時代，鄰村的小偷也會不時造訪。毛澤東逝世後，安全狀況則更差了。

不管從哪方面說，200多年來，這些老房子為高家村人遮風避雨，作用不可小覷。然而，隨著60年代以來的人口增長，現有的房子已不夠住，必須建造新房來安置那些新婚夫婦和新的家庭。但是1949年之後，大多數家庭都沒錢建房子。從60年代到70年代，一座木框架的，牆體採用土磚砌的土房子造價是3,000元左右。一個男壯丁一天辛苦下來賺不到1元錢。假設村裏最好的勞動力1天的收入是1元，就算他一年干300天，也需要10年才能湊足3,000元。實際上，在毛澤東時代，高家村沒有人能一年賺到300元，要指望村民通過農田的勞作來攢錢蓋新房是不現實的。

在住房問題上，政府對農民沒有任何的援助。為解決住房難題，村民的辦法是拆掉那些做工精細的大房子，然後用拆下來的材料建造小房子，可以多供幾家住。截止到90年代，6座大房子中的5座都已被拆除。拆除大房子不僅出于經濟上的考慮，也與農村家產繼承的習俗有關。一個有多個兒子的家庭，如果僅有大兒子成了家，一家子人還可住在一起，但是，當其他兒子也成了家，家裏地方又小，況且妯娌之間關係複雜，大家再在一個屋檐下生活就不合適了。於是就需要分家，分家時必須平分房子和家裏的所有東西。這個時候，除了把大房子拆掉還有什么別的辦法呢？

如果一戶人家有四個或不到四個兒子，大家還是勉強能夠住在一起的，因為每個兒子可以占用一個廂房，而父母這時只能住房子後面狹小的罩房。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70年代。但是，當其中一個兒子的小孩到了成家的時候，問題就出現了。原先分給他的房間不夠住了，可又建不起新房子，只好把屬于他的那部分房子拆了，用拆下的材料建小房子，多建幾個小房間。

到90年代早期，高家村半數以上的家庭都建了“新房”，雖然都只是些簡陋的小房子。新蓋的這種房子比較低矮，通常是一個小家庭居住。房子中間也不再有天井，房間內不再鋪設地板，而代之以土質地面。房子的內牆原先用的木板，現在是土泥牆，有的甚至家庭用報紙，或其它廢紙粘在一起將就。為了進一步節省成本，有些房子只有前牆和後牆是用燒制的磚砌的，前牆用磚砌是為了美觀，後牆是出于對天氣的考慮。兩側的牆用的全是未燒制的土磚。

從舊的磚瓦房拆下來的磚塊和木材，兄弟幾個平分後，每家人分得的材料不足以建造一座新房子。每個家庭還得攢幾年錢，早作計劃，今年買塊板，明年買根木料，來年再添些瓦，到了準備好所有的材料時才著手他們一輩子最大的工程——蓋新房。銀行和政府對農民住房建設沒有任何的貸款支持，大部分的費用只有10塊20塊地向親戚朋友借。村民之間還通過互助來緩減建房的費用負擔。一戶人家蓋房子，親戚朋友全來幫忙。除了必須請匠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他們每天的工價是1到2元，外加一天三餐飯）的話，其它的大部分由自己干或親戚朋友幫忙。當然，幫忙是相互的。但你可能要等到很多年以後才能還了他們當年的人情，因為建造新房對誰而言都是一輩子的大事。

蓋房子時，村民之間相互借用工具也是一種幫忙的方式。把大家的資源集中起來使用這一點非常重要。工具都是無償借用的。考慮到大家都是鄉裏鄉親的，彼此間負有道義上的責任，就算你不情願把工具借給和你家關係不太好的人家，最終你還是會把工具借出。況且，互相幫忙這種風俗在農村由來以久，你有工具卻不借會被認為小氣。當然，村民相互借用工具還有很實際的原因——將來說不準你要向別人借別的東西。

當地有一種傳統，一戶人家要建新房，通常會有一番慶祝。這也是一種重要的幫助方式。全村每戶都會有一人被邀請參加酒席。酒席定在安裝頂梁的日子，頂梁位于屋脊的正上方，是房屋中央最高的梁，被認為是最重要的部件，而且還帶有一點神秘色彩。因此，舉辦宴席時，要張貼祝福的紅對聯，鳴放爆竹。除了親戚朋友，村裏的長輩和幫過忙的村民都被邀請參加宴席，另外，宗族的頭面人物和村幹部也在被邀請之列，村民認為他們的出席是給這戶人家長“臉”的事。參加酒席的親戚朋友和村民要給蓋房子的人家一個紅包作為禮物。一般是2至3塊錢或5塊錢。在六七十年代，10到20元就已經是非常慷慨的了。

在這種場合，一戶人家送多少錢要出于多方面的考慮。首先是根據蓋房子的這戶人家以往給他的禮金多少來定，現在的回禮就像是償還一筆舊債，這筆賬可能能追溯到幾代以前。另一點要著重考慮的是這戶人家目前的聲望和發展的前景。顯而易見，多送禮給一戶有權勢或致富潛力大的家庭是不會吃虧的。有時，村民不得不借錢來送禮，村民覺得這種做法帶來了相當重的經濟負擔，但這是不得不還的“人情債”。不過到了對方回禮時，禮金又未償不是莫大的幫助。因為有時禮金總額可能會多達好幾百元，這在六七十年代可是一筆大數目。相互送禮在經濟上其實相當于一種投資方式，或者說是一種反向的按揭。村民先分期付款再回收貸款。但對部分村民來說，送出去的禮可能要多年後才能收回來，也有可能永遠不能收回。

即使具備了上文中提到的各種有利因素，如，從舊房拆下來的建材，禮金形式的長期投資，多年的積蓄和村民提供的無償幫助，如果沒有其它的資金來源，還是有很多村民建不起房子。一直到70年代末，高家村也僅有三戶人家蓋了新房。一座是高朝銀建的，他曾經是公社碾米廠的會計。另一座是村裏的赤腳醫生高時華蓋的。地主高天翔和前妻生的兒子高雲飛也蓋了一座，他是個小學老師。這三人除了田裏的收入以外，都有其它方面的穩定收入。

在六七十年代，流通的貨幣很少，很多僅靠務農為生的村民連續多年手裏沒有現金。在我小的時候，只有在過年時，大人才給我一點壓歲錢，1角、2角或5角不等，最多給1元。而且這錢還是母親的相好給我的，父親從來沒有拿過錢給我。這點錢我也只能保留幾天，就得還給母親作為家庭急用。對于我們農民來說，能填飽肚子就該謝天謝地了，可實際上，我們總是不夠吃。

從1980年到1995年，村裏又蓋了八所房子。這怎麼可能呢？村民蓋房子的錢是從哪兒來的呢？自7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發生的兩個重大變化對高家村影響巨大。最明顯的影響體現在村民有能力蓋房了。一個變化發生在80年代初，毛澤東時代剛結束不久。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國政府為推進工業化進程，強制執行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差價制度，工業品的定價比國際市場同類產品的定價高而農業產品的價格卻“一直是美國的1/3，日本的1/5，歐洲市場的1/5”。[6-2]再者，農民還不準在市場上出賣農產品，必須按照指定價賣給政府。1979年以後，中國政府調整了這方面的政策。農產品的價格提高了25%–40%，國家強制收購糧食的做法也開始減少。[6-3]從1979到1984年實行的這些改革政策使高家村人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他們開始可以積點錢建房了。

然而，1985年以後，情況開始惡化，其中原因之一是非農商品，比如化肥的大幅漲價，抵消了農產品增大的收益。另一原因是地方政府收取的各種名義的苛捐雜稅。假如沒有另一次的發展機遇，農民還要進一步陷入貧困。深圳等經濟特區和其它南方沿海城市的工業發展吸引了相當數量的年輕人前往打工。這些民工打工賺來的錢不僅維持了高家村人的生活，而且提供了建造房子的資金來源。對于這兩次變化後文馬上要作詳細論述。

高家村的這些新房全是按老樣式建造的。兩邊有兩個小房間，中間是廳堂，也作主要的過道，後面是一個狹長的房間，一部分用作儲藏室，另一部分用作廚房。挨著廚房建的往往是一個小豬圈。房屋是木質框架結構，由23根實心的木桿固定在4根大柱子上，頂上架橫梁。這種框架沒有牆也能獨自支撐住。四面牆可以由任何材料做成，磚塊、木材或竹板，實在沒錢用稻草也行。蓋這樣的房子不需用鋼材。

高家村只有一座房子是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是一座三層高，裝有大玻璃窗，總共有12個房間的大房子。房主叫高漢正，他不在高家村出生，是在他父親過世後他的母親改嫁帶到高家村來的。高漢正小的時候學習不怎麼樣，有時還頂撞老師，甚至跟老師打架。他有一個舅舅在景德鎮從事建築行業。在80年代工業擴張時，通過他舅舅的關係，他承接了一些工程項目，靠雇傭廉價的農民工幫他干活發了財，成了村裏唯一的“富人”。

通過對1980年以後蓋了新房的八戶人家進行考察，我們可以發現，即使在後毛澤東的改革時代，農業收入的提高對高家村人的影響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八座房子中有一座是村裏的醫生高時華蓋的。他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蓋了一座房子，另外兩座房子是做木匠的高朝進和高國仁外出打工賺錢蓋的，還有一座是高仁主建造的，他是村裏以前的富農的兒子——這是僅有的一座在80年代早期農產品價格上調後，村民靠農業收入建起來的房子。剩下的四戶人家建得起房子主要是因為他們用的材料是從兩座舊磚房拆下來的。

飲　食

中國有句俗語：“民以食為天”，“天”是世界上最大、最神聖的，把食物比作天，意思就是說食物是人們最重要的東西。中國的許多農民從來就瀕臨挨餓的邊緣，以至于中國人對饑餓都見怪不怪了。

我個人的經歷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1965–1966年，我在離家10公裏遠的一所中學寄讀。每個星期六，我都要從家裏挑上一個星期的食物和柴火到學校。我沒有鞋穿，只能光著腳走一條高低不平的沙礫路在家和學校之間往返。肩上的扁擔一頭挑的是8斤左右的大米和夾著少許肥肉或咸豆腐干的一碗腌菜或咸菜，另一頭挑的是給學校做飯，夠燒一星期的柴火。

學校有1個食堂，2個廚師，1,200多名學生和30來個教職工。食堂負責老師的飯和菜，但只給學生準備飯。每個班有50個學生，一日三餐一個大桶把飯送到教室裏。我們早晨吃稀粥，中午和晚上吃干飯。飯用一把長勺盛給我們。早上我吃三兩稀飯，中餐和晚餐吃五兩干飯，大家都在教室就著各自從家裏帶來的菜配著吃。我每星期五天每天都吃腌菜咸菜，從來吃不上新鮮的菜或肉食，新鮮的蔬菜保存不了，肉吃不起。從1973到1976年，我在廈門讀大學。伙食比以前好多了，但我還是吃不飽。舉例來說，那時，糖還是限量供應的，每個學生每月四兩糖。我每月初帶上一個月的定量糖票去商店買糖。四兩糖我幾口就吃完了。一直到1977年，我到了英國才知道，二十多年來我其實是餓著肚子過來的。我第一次在加迪夫的學生公寓裏自己做飯，炒菜時用油像用水一樣，一星期吃了兩升油，很快我的體重就增加了。我終于體會到了肚子吃飽的感覺。

高家村人的主食和這個地區的其它村一樣是米飯。在漢語中，就餐指的其實就是吃米飯。年成好的時候，村民可以一日三餐吃米飯，年成不好的時就只能吃稀飯和一些雜糧如薯類、蔬菜充饑。薯倒是很容易種，產量也比其它作物高。奶制品從來就沒有過。村民都沒聽說過黃油或奶酪。村民家裏最重要的三種家畜是豬、雞和水牛。水牛能犁地，被看成是主要的生產資料。因此母牛要下仔時，總會被悉心照料。一頭壯牛可抵得上中等大小的房子1/3的價值。

村民家家戶戶都養豬。一直到80年代，豬都是村民唯一的現金收入來源，也是油和蛋白質的主要供應源。一頭豬仔長到50到100公斤一般需要一年時間。豬宰殺後要么留于自己家食用要么由政府收購去。少數殷實的家庭一年養兩頭豬，一頭賣給政府換點現錢，一頭春節時宰殺留給自己家食用。在整個六七十年代，一頭百把斤重的豬可以賣到100元出頭。我家養的豬怎麼也養不到150公斤以上。人都吃不飽，又怎麼有糧食喂豬呢？家境特別困難的時候，我們家不得不吃大量的蔬菜。母親還要我們去摘豬吃的野菜或草料。我們家的豬總不長膘。那時要判斷一戶人家日子是否過得好，最好的辦法就是去他們家的豬圈看看。

過年殺豬對于農民來說可是一件大事。我記得在我生活在高家村的20年裏，我家只有幾次宰殺的豬肉是留給自己吃的，大部分的豬肉都要賣掉用來還債，自己家通常只留下豬頭、豬蹄、豬尾、豬下水和一部分豬肉。留下來的豬肉過年時只吃一點點，剩下的用鹽腌好，遇上家裏請匠人或過節如端午節、中秋節，才切下一小塊。豬脂肪要用來榨油，用豬油炒的菜可是很香的。豬全身是寶，甚至豬毛洗凈後也可以賣給國營商店，換得5角錢左右。

雞和雞蛋是理想的食物。然而放養的雞會到附近的稻田裏找食，圈養又無利可圖。在人民公社的大部分時期，村民養雞時不時地被禁止，因為放養它們會損毀莊稼。1994年我回到高家村時，村民又不準養雞了。我弟弟和朋友為了招待我，只得到集市上去買雞蛋。

村民一般不種太多的小麥或大麥，因為麥子的畝產不如水稻高，而且，面食軟，不易填飽肚子。你吃一斤米飯可以吃得很飽，而一斤面粉，不管做成什么樣的面食都還是不撐肚子。村民喜歡吃的面食是面條和饅頭，但他們只有在特殊的場合才吃得上，比如端午節。當地有做面條的面粉作坊。但只有在家裏有人過生日或招待客人時才會做一點面條吃。我過生日的特殊待遇就是一碗面條，有時加一到兩個雞蛋。婦女分娩後，親戚朋友也往往會送來面條，這裏的人們都認為婦女孕後多吃面食，奶水多。

村民在自留地裏種各種蔬菜。雖然60年代後，高家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但村民仍然保留有一些自留地。公社時期，所有的土地被認為歸集體所有，不過每戶人家，按人頭多少還是有自留地可以種任何作物。具體每家有多少自留地沒有一個官方的數據，在青林大隊，記錄在冊的土地是3,484畝。1961年，有224畝在冊的自留地，大約占總的土地面積的0.06%。據官方數據記載，一直到1978年，這一百分比基本上保持未變。不過高家村村民的人均自留地有0.1畝。從1961年到公社制廢除，村民的自留地占總土地面積的百分比從來沒少過10%。公社時期，多數高家村人在自留地上種棉花用于織布，或種蔬菜。一年四季，我們家不缺蔬菜，蔬菜用來喂豬或自己吃。家裏糧食緊張時，我們就得吃大量的蔬菜。對于身處富裕社會的人來說，蔬菜被認為對于健康飲食是十分重要的，但對于我們而言，蔬菜是太討厭了。有時，我們吃了太多的蔬菜以至于覺得惡心。一日三餐地吃蔬菜當飯真叫人難以下咽。

大約每隔兩年，村裏也許會有一頭牛老死，村民就能分到一點牛肉，然而最好的牛肉要賣到集市上去，所得現金留存于生產隊。剩余的牛肉每家每戶平分，一家大概能分到五公斤。這個地區，人們不養羊，在允許養雞的年份，村民過年還會殺一兩只雞。[6-4]除此以外，高家村人就沒有其它的肉食了。關于人均的肉食消費，沒有官方的數據記載。在我的記憶裏，我家一年中每人的平均豬肉消費不超過五公斤。官方的數據顯示，1985年波陽縣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魚只有區區1.35公斤，肉6.35公斤；而城鎮居民對應的是15公斤魚，15公斤豬肉，1公斤雞肉和1.5公斤雞蛋。我家裏就算有雞蛋，也得賣給國營商店換取現錢。我家的平均雞蛋消費一年不會超過每人15個。

早在1949年以前，一直到70年代初，高家村人通過水產品來彌補糧食的不足。高家村的池塘、小溪眾多，這些小溪匯流到村東的小河。這條小河連著一個湖泊，通往鄱陽湖。鄱陽湖過去生長著大量的魚類和其它水生物。春季各種魚從鄱陽湖逆游到小河裏產卵，村民可以很容易就捉到魚，魚腹中盡是魚卵，這可是難得的美味。夏季，村民把池塘裏和小溪裏的水引到農田澆灌。水流干時，村民能夠在塘底和溪床上捉到魚。有時候，村民可以在一口小水池中收獲10–20公斤魚。冬季枯水期，村民把河和湖分割成很多段，把水排干來捕魚。高家村前面有一個大水塘，每年過年時，人們就放干池塘水捕魚。那時每戶人家都置辦有各種漁具，有些人家的漁具多達十種，除魚以外，還有其它種類的水產品，如泥鰍、黃鱔、河蝦、貝殼，還有各種田螺。在小河邊或湖邊的水草下放一張特制的網，村民就能捕到小蝦，要是運氣好，一次可以捕到一公斤之多。

但是這種營養豐富又低成本的健康食物，高家村人現在已經很難享受到了。90年代，村莊附近幾乎無魚可捕。每家每戶也不再準備魚具了。這種情況並不是高家村獨有，整個波陽地區的水產資源都已大幅度減少了。就連鄱陽湖裏的魚也變得稀少了。舉例說明，1965年，鄱陽湖的捕魚量是6,222噸，而1979年這一數量減到了3,316噸，減少了56.6%。[6-5]

如前文所述，導致環境破壞的最重要因素是日漸提高的化肥和農藥的使用量。據官方統計數據，1957年到1978年間，化肥的使用量從40萬噸攀升到了880萬噸。[6-6]為追求糧食單位產量的最大化，就必須精耕細作，增加化學產品的使用量，這就會破壞魚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

另一因素和波陽縣消滅血吸蟲病的運動有關，這種傳染病多年來一直困擾著鄱陽湖周邊地區的人們。血吸蟲病是由一種只寄生在螺類體內的寄生蟲傳播的。人一旦感染了，血吸蟲就會進入到人的血液中。這種疾病只在有寄生螺生存的水域中傳播。大躍進以來，鄱陽湖周圍的各縣政府採取了兩個有效的措施消滅了血吸蟲病，但又同時危害了許多水生物。措施之一是使用飛機播撒殺蟲劑。另一個是動員大量人員改變了許多溪流的河道。這兩個措施一方面有效消滅了寄生螺和血吸蟲，但另一方面也毀滅了這一水域生態環境中的其它水生物。

豆腐也為村民提供了必要的蛋白質。[6-7]一戶人家做好了一大塊豆腐，就切成大小相同的一塊塊，其他人家就會或來借幾塊，或用大豆來交換幾塊。借了豆腐的人家自己做豆腐時就會還上原來借的。我的母親過去每月做一次豆腐，算是小生意。她先在石磨上把大豆加水磨成漿，再用一塊紗布把漿液過濾出來，漿液中加入熟石膏，放入一口大鍋裏煮沸後冷卻成膠凍狀的豆腐乳，最後將豆腐乳裹到布包裏，用一塊石磨把水分壓擠出來，豆腐就算做好了。做豆腐非常費時，母親頭一天晚上要花幾個小時磨豆子，第二天用一整天的時間完成其它的工序。對于一個小腳女人而言，這樣的活無異于一種煎熬。村民到我家來取豆腐時，他們會拿來做這些豆腐所需的大豆，母親辛苦一場的收獲僅是下一次做豆腐時所需的原料和非常適合喂豬的豆腐渣。

高家村的人口不斷增長，最終使得人們放棄了豆腐這種非常好的蛋白質來源，因為人們在餓著肚子時是沒有心思按食物的品質和對身體是否有利來選擇食物的。理性的決定是選擇產量最高的作物來種植，只要能填飽肚子就成。高家村人的選擇是種水稻。水稻一年可以種兩季，單位產量比大豆和其它的作物要高很多。許多土地因此被改造成水田。一畝水田一年種兩季稻，可以收獲1,000到2,000斤谷子。而在同等面積的旱地裏種植大豆只能收獲150斤大豆。1949年以前，高家村的土地差不多有一半用于種植棉花、大豆或其它經濟作物。到了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除了村民的自留地和小部分土地用來種植棉花外，村裏幾乎全部土地都種上了水稻。官方數據表明，1949年青林大隊有800畝地用于種大豆，而到了1978年，這個數字已下降到了327畝。

有一種觀點認為，激進的農村政策迫使農民放棄種植經濟作物，從而導致農民收入的大幅度下降。[6-8]不可否認，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激進農村政策下，經濟作物是被禁止種植的，理由是經濟作物的種植會導致商業化進而滋生資本主義，但高家村人減種經濟作物是一個長期的自覺的選擇過程。在糧食根本沒有剩余的情況下，市場化和商業化對村民的意義不大。下面讓我們把目光轉到後毛澤東時代的80年代末期以後。

90年代高家村的生活圖景大不一樣了。在環境惡化，自然資源枯竭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再一次的發展機遇，即中國南方沿海的工業擴張，高家村村民將無法擺脫生活的困境。發生在幾百公裏之遙的中國南方沿海的工業擴張對高家村人的影響是巨大的。大量的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工，高家村人急于抓住這一機會。從80年代後期以來，越來越多的村民外出務工，到了1996年，30%的村民，全部是年輕人，且大多數是男性，離家外出打工。如此多的村民外出務工意義重大。首先，有限土地上的人口負擔減輕了，同樣數量的糧食可以為更少的人消費。第二，外出打工的村民匯回來的錢增加了家裏的收入。市場和商業化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對高家村才是有意義的。

現在，村民比以前更經常逛商店了，購買的物品從電視機到一般的日用品，品種繁多。一些專營副食品加工的家庭迅速富了起來。高家村人再也不做豆腐，而是到集市上去買。地裏想種什么就種什么，不能種的就向別人買。1994年我回到村裏，驚訝地發現我的弟弟經營的小買部在出售他從波陽縣城批發回來的甘蔗、卷心菜和大蒜。

波陽縣城怎麼會有農產品出售呢？你可能認為農產品應該是從高家村運到城裏賣才對。實際情況是城郊有許多菜農把菜賣到縣城的集市上。我問過高家村的村民，他們為什么不自己種，他們的回答是要靠種菜來賺錢需要專業的知識和技術；而且，我還聽說，如果一戶人家種了這些農產品，很可能在沒有長成之前就被人偷走了。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現在有錢買得起農產品了，而以前他們如果不能種，就只好不吃了。

服　飾

高家村自給自足的程度可以從村民的衣物上非常清楚地看出來。以前，這裏的村民有自己做衣服的傳統。當地軋棉花的匠人挨家挨戶地把村民自家種的棉花軋成細絨，冬夜裏，婦女和女孩用一種傳統的紡車把細絨紡成紗，然後再請匠人把紗織成布匹。六七十年代，村裏有一個軋棉花的匠人和一個會織布的婦女。他們到各家干活，主人負責一天三餐飯，並付一元的工錢。從棉花軋好到織成布大多需一到兩天，布織好後就請裁縫到家裏來做衣服。

我父親和富農高盡享過去是村裏的裁縫。他們沒有縫紉機，所有的衣服都是手工製作的。甚至連紐扣都是手工用布做成的。村民利用當地一種樹的葉子將布料染成黑色。

做鞋子對村裏的婦女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鞋底是用做衣服時剪裁下來的碎布料一層層用糨糊粘在一起做好的。布料粘牢後用粗麻線縫合，麻線也是村裏的婦女自己動手搓的。這樣做成的鞋底暖和，舒服而且耐磨。村民還能自己用麥秸桿編制夏天戴的草帽，用竹葉編制下雨天戴的鬥笠。棕櫚的棕毛可以用來製作蓑衣，既耐用又非常適合農田勞作時使用。每個村民都會用稻草編制草鞋，雖然草鞋穿不了幾天就壞了，但會編的人不需要任何工具，花上半小時就能編好一雙。

床墊也是用稻草做的。村民還能自己做蚊帳和被子。枕頭是用蕎麥殼填充的。在整個六七十年代，村民幾乎不到商店買衣服，頂多就是買點洋布、鹽和火柴之類的。村民把商店裏賣的布叫洋布，因為這種布早先是從海洋那邊的國外來的。他們喜歡這種布的原因是布的色澤亮，看起來時髦。但洋布很貴，而且還有定額限制，一人每年的布票還買不到兩米。用洋布做的衣服，村民只在特殊的場合如過年或走親戚時才穿。

每家每戶必須把定量供應的洋布攢起來以備要結婚的子女之用。只有新娘子才有幾套洋布衣服。一直到我1973年去上大學，我從來不奢望可以穿上洋布衣服。我最大的願望，就衣服而言，是能穿上自家做的白襯衫而不是黑色的或藍色的襯衫。但是母親從不允許我穿白襯衫，理由是白襯衫需要經常洗，不耐用。再者，肥皂也是定額的，必須省著用。

80年代後期以來，情況有所改變。村民不再軋棉花紡紗了，這種手藝也已經過時了。如果你還穿草鞋和土布衣服，就會被人恥笑。村裏的年輕人現在都穿皮鞋、橡膠鞋或靴子。人們也偶爾做布鞋，但是料子用的是洋布。村民現在穿的衣服有羊毛衫、茄克衫、雨衣、外套以及合成纖維做的各種衣服。有些人甚至穿起了西裝，打起了領帶。

收　入

用西方人能夠理解的語言來談論中國農民的收入問題是困難的。在毛澤東時代，高家村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物物交換。況且，依據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也無多大意義。比如說，現在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大約是1元人民幣相當于0.125美元，在深圳特區打工的高家村人的月平均工資是400元，折合成美元是50美元，除去生活費用，一個民工可以每月寄100元人民幣即12.5美元回家。這點錢對高家村人意味著什么呢？不清楚高家村的物價和生活成本是不能很好地理解這筆錢的重大意義的。

鑒于本書不是經濟學的教材和專題研究，我在此對物價不作全面的比較。再說也缺乏有關高家村的官方數據。但在論述70年代高家村的收入之前，我要列舉當時的一些日用品的價格加以說明。必須指明的一點是，六七十年代的通貨膨脹率是很低的。

一盒火柴2分錢，一斤糖6角錢，一斤豬肉6角9分，一斤大豆1角3分，一斤鹽7分，一塊肥皂1角6分，一斤魚4角，一斤蝦3角，一本教材5角，一雙膠鞋3元，一支鉛筆5分，一包香煙平均2角。一塊手錶或一輛自行車120元。工廠或大學食堂一餐飯花費不到5角錢。70年代初，一臺晶體管收音機要100多元，而100斤稻谷政府的收購價僅僅是9.8元。

在討論高家村人的收入之前，我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在公社制下，社員的勞動價值是怎樣計算出來的。每個農民都分屬于一個10到20戶人家組成的生產隊，社員的勞動考績的方式是計工分。每天，生產隊長給大家分配任務，大多數時候，為了簡化工作和有效監督勞動，生產隊被分為幾個生產小組，每組由一個組長領導，頭一天晚上，生產隊長把任務交給各小組長，再由組長在次日早晨分配任務給該組成員。

傍晚時，生產小組組長和生產隊的會計一塊記錄每個出工村民的工分，從早到晚出工一天記10個工分，半天記5個工分。這些工分記錄僅僅是出工的時間，而沒有考慮組員的個人勞動價值的差異，因此是毛工分。因為組員的身體狀況和勞動技能因人而異，勞動能力不盡相同。區別每個組員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價值的方法是年度的評分。組員勞動價值用工分衡量，稱為底工分，底分3分到10分不等，有別于毛工分。最好的勞力的底工分為10分，他一天的實際工分就是10分，也就是說他的毛工分和底工分是一致的。工分制下，毛工分記錄的是組員的勞動時間而底工分記錄的是勞動價值。如果甲的底工分是5分，乙的底工分是10分，那麽甲一天的勞動價值就只相當于乙的一半，如果甲勞動半天，他/她的毛工分是5分，底工分則是2.5分。

根據1964年的官方數據，村裏最好的女勞力的底工分是5.6分，最好的男勞力的底工分是9.6分。換句話說，最好的女勞力一天的勞動價值只相當于男勞力的一半多一點。在70年代初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實行的是比較激進的公社化制度，最好的女勞力的底工分評定為8分。底工分評定在性別上的差異，在村民看來還是不無道理的，因為男女的勞動任務雖然不會永遠但經常是不同的，比如說重活和臟活是不分給婦女做的。小孩的底工分是3到4分，老人是6到7分。你可以想像年度的底工分評定對村民來說是多麼的重要。我的個人體會是，撇開性別上的歧視不說，工分制是相當合理的，大體上反映了每個組員的勞動貢獻。

最後有必要指出，每個社員的底工分反映了他/她對生產隊的生產的實際貢獻，每個社員的最終勞動價值還取決于生產隊全年的總收入。而總收入每年都不一樣。假設生產隊某一年的總收入是700元，隊裏所有成員的底工分總數是10,000分，那麽每10個底工分的工分值就是0.7元，相應地，底工分為10分的勞動力一天的勞動所得是0.7元，一個底工分為5分的婦女一天就只能得到0.35元。

為了使工分制形象化，我們不妨來看一個家庭在1963、1972和1992年這三個在政治上很有代表性的年份的收入情況。1963年和1964年被政府認為是大躍進之後和文化大革命之前這段時間最好的年份。1972年正處于文化大革命時期，1992年是鄧小平改革時代的中期。1964年，我家有5口人，父親高仁法，母親高圓榮，兩個弟弟，10歲的高常獻和4歲的高常文，我自己當時13歲。學校放假時，我就出工，母親也偶爾出工，父親身體弱，隊裏照顧他，安排他照料生產隊的水牛。我們全家當年的工分底數總計1,886分，每10個底工分在1964年值0.72元，我家的總工分值是135.79元。同年，隊裏分給我家的糧食和其它農產品折合價值為215.40元，算下來，我家還欠隊裏79.61元。

1964年100斤稻谷的定價是7.9元。我家分到2,600斤稻谷和價值約為10元的其它農產。2,600斤糧食稻谷勉強夠吃。在當時的收入狀況下，我父親的工分底分是7分，他需要勞動244天才能買一輛自行車，一個頂尖勞動力干一天僅夠買1斤豬肉或1斤魚或1斤糖。1964年，村裏14戶人家為進錢戶，23戶為超支戶。高仁開一年有大半時間在生病，年底結算負債最多，欠隊裏191.82元。高常繞，村裏最好的勞力，賬上盈余113.04元。

上文敘述的收入沒有包括村民自留地的收入。有幾年，我家的自留地有2.5畝，用來種蔬菜、棉花和其它經濟作物。我前文已交待過，我們家是從來不缺蔬菜的，這些菜全是在自留地裏收獲的。另一項沒有包括在內的收入是條件允許情況下的捕魚、養豬和養雞的所得。然而，一個家庭這兩項收入是多少，很難統計出來，平均每個家庭一年總收入100–200元的估計應該不為過。

上文說的是一戶人家當時的收入情況，下面我們來回顧一下1963年一個生產隊的收入情況。[6-9]全隊的總收入（當時高家村分成了兩個生產隊）為7,317.90元，其中93.8%是農業收入，6.2%是養雞和賣魚等副業的收入，生產成本1,712.9元，其中1,576.22元，相當于總收入的21.5%，用于農業投入，75.98元，即總收入的1.03%為副業生產投入，其它的管理成本為60.09元，是總收入的0.8%。另外還要上交政府724.24元作為農業稅，等於總收入的9.88%。除去生產成本1,712.29元和農業稅724.24元，剩余的收入就是生產隊的凈收入。然而，還要扣除195.25元（凈收入的4%）的生產隊公積金和146.25元（凈收入的3%）的大隊公益金。另外，90.80元要扣作大隊幹部的工資，最後只剩下了4,384.87元（總收入的60%）全隊人平分。每戶人家的平均收入為293.31元，人均56.86元。這個數字比1961年的人均收入增長了4.5%。在生產隊記錄本的首頁上有記載，1962年政府再三強調生產隊的收入要盡量分給農民，公積金和公益金在總收入中的比重要盡量減小。

1972年，我父親過世已經好幾年了，我是家裏主要的勞動力。1972年我家的底分總數是1,099.4分，相當于89.05元。當年的“單位勞動價值”，即每10個底分的價值是0.81元，我還擔任村學校的“赤腳老師”，掙了197.36元。1972年隊裏分給我家的農產品的價值是381.33元。這樣一算，我家已經超支，欠隊裏94.92元。1972年我教初中一級學生的數學和語文，我全年的工資為197.36元。我學校裏的同事，工作職責和我是一樣的，但他們是國家老師，有城鎮戶口，他們的工資是我的五倍。大學講師一個月的工資差不多是我一年的所有收入。一個景德鎮陶瓷廠的工人兩個月就能賺到我做“赤腳老師”一年的工資。城市居民的生活費用並不比農村居民高，因為物價都由政府控制在同一水平上。不可否認農村居民的確可以在自留地裏種點蔬菜，他們不需要到集市上買，但城市居民買菜的花費並不多，因為政府對農產品價格的控制和對城鎮居民實行補貼，例如，70年代，一斤白菜價格僅僅是5分錢。盡管和具有城鎮戶口的同事比，我的工資相當寒酸，但村民都已經非常羨慕我這個“赤腳老師”了。

高家村人和該地區的其他農民一樣經歷了後毛澤東時代短暫的改革蜜月期。80年代初，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上調，而工業產品的價格維持不變。農民也不用繳納名目繁多的稅費和提留了。但1984年以後，情況急劇惡化。有兩個原因：其一，緊接著毛澤東去世，經過了一個平靜期後，化肥和農藥以及其它工業物資的價格快速上漲。[6-10]其二，除去上繳國家的農業稅，當地政府還向村民征收繁重的各種稅款和提留。1991年，高家村村民要繳納的稅費的名目多達29項，1992年降到了16項，所有的稅費都是按人頭征收的。

1979年改革開始後，農產品的價格迅速上漲，但到了90年代初，價格的上漲已是名存實亡。舉例說明，1992年，一百斤稻谷的政府收購價40多元，比1972年的三倍還多，然而，把投入的成本和其它費用考慮進去，農產品的價格上漲並不意味著收入的實際增加。以我弟弟高常獻家為例，高常獻有子女三個，兩個女兒，一個兒子，我母親和他們住在一塊，全家總共六口人。1992年，他家裏有4畝農田，2畝旱地。旱地種棉花和芝麻。4畝水田的水稻產量是2,000公斤，價值832元，旱地種的棉花收獲50公斤，價值300元，芝麻300公斤，價值360元，全年的總收入是1,500元。生產投入是80元用于買種子，648元用于買化肥。1992年的稅費是每人80元，高常獻全家需要上繳480元，全家凈收入為292元。高常獻和他妻子一年在地裏勞動180天，每人每天賺0.8元。[6-11]

自1972年以來，雖然總的通貨膨脹率達到200%，但高常獻和他的妻子每天勞動的收入仍舊是0.8元，這差不多就是1972年村裏最好的勞力一天的所得。在1992年0.8元僅夠買2支肯特牌或三五牌的香煙。不過在90年代，村民的生活質量有明顯的提高，反映在穿衣、住房和其它消費品上。這種變化的原因不是農業收入的增加，而是高家村人到離家千里之外的地方打工賺了錢。

消費品

在整個六七十年代，高家村人幾乎不購買消費品。很多東西都是自己做。就連洗臉盆都是用竹篾箍的木盆。1962年我父親花了三塊錢，設法買了個搪瓷臉盆。父親說這個臉盆是留到我上中學住校時用的，任何人都不準用。臉盆在家裏閒置了三年，一直到1965年我上中學時才帶到學校使用。父親聲稱自己信佛，平時除了買火柴和香，從不給自己買其它東西，但他買火柴和香不是為了供佛而是用來點煙。父親煙癮很大，但都是吸自己種的煙葉。為了省錢，他時常還用木桿而不是燃香來點煙。談到父親的節儉，我姐姐至今津津樂道的是他拒不用傘的故事。父親的理由是每用一次傘，它的使用壽命就短一點。通常，高家村人只買得起當地傘匠製作的塗抹了桐油的紙傘，只有條件好一點的人家才有錢買布傘。

高家村村民從商店買的東西為數非常有限，最近的商店離村子有三公裏遠。他們不得不去商店買的東西有火柴、鹽、肥皂、煤油、香和一些春節時用來寫對聯的紅紙。如果有錢，再買些定量供應的白糖，至于醬油，村民一般自己用大豆做。他們還會用甘蔗、紅薯甚至大米自製糖。酒也可以自己用米來釀，這樣的米酒日文中稱為sake。在我姐姐1960年結婚以前，家裏買不起煤油，我們只能用一盞小香油燈，燈光非常暗，但很省錢。姐姐結婚後，家裏燈光改善了很多，因為姐夫是一艘船上的機修工，時常會把一些用過了的機油送給我們家。我總是很熱切地期盼著姐夫的到來。他每隔兩個月就來我們家一次，每次都會帶上幾個蘋果，或一些糖果和餅干，這些東西對我們家來說算是奢侈品了。姐夫來了，母親會給他煮幾個雞蛋，我們小孩子在旁邊看著，直流口水。姐夫帶來的禮物，母親會讓我們嘗一點，然後就收起來，留到重要的場合招待客人，或拿來送人。

一直到70年代末，高家村人沒有誰買得起手錶、自行車或收音機。從1962年到1970年，駐歇在村裏的一個醫生有一臺收音機。每天晚上，高家村人成群結隊地去他的診所聽廣播。到70年代末，村裏才只有兩個人買了手錶，一個是領國家工資的老師高雲飛，他是地主高天翔的兒子，另一個是赤腳醫生高時華。我1977年才好不容易買了一塊手錶，花了120元，買手錶的錢是從政府給我的獎學金補助中拿出來的，因為這一年我被公派到英國留學，為了使我們的個人形象體面一點，政府給了我們這些出國留學的學生一大筆錢，大約有950元。我從北京寫信回家裏，告訴我弟弟這件事，他怎麼也不相信，這麽多錢會無緣無故地給了我。在高家村人的眼裏，這簡直就是天文數字。在高家村時，我從小就想要三樣東西，一把能折疊的小刀，一個手電筒（因為黑暗）和一雙膠鞋（因為泥濘）。可是這三樣東西一直到我離開高家村時都沒能得到。

青林大隊共有593戶家庭，3,610個人。截止到1978年，全大隊只有36塊手錶，12輛自行車，25臺縫紉機，38臺收音機。然而在今天，手套、襪子、手電筒、帽子、圍巾這些小物件根本不是什么稀罕的東西了。80年代初，高家村只有2輛自行車，現在有42輛。電視機現在也有了，不僅有黑白的，還有幾臺彩電。

我1973年離開家鄉，六年後家境才有了好轉。原因之一是我的兄弟都已經長大了。但主要的原因是我開始往家裏寄點省下來的工資了。1976年，我從廈門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當時，政府事業機關幹部的工資級別分為24級，政府企業單位的工作人員的工資級別分為8級。我的工資是事業單位中最低的一級，一個月的工資是38.5元。[6-12]到了1977年，由于我的貧農家庭背景和工作的良好表現，在我通過了英語聽、說和寫作三方面的考試後，被送到英國學習英文。我在英國三年，每月38.5元的工資學校一直照發。因為我在英國學習的所有開銷全部是由中國政府承擔的，每個月我還有3.08英磅的零花錢，國內每月發給我的工資我就可以全部寄回家。結果我家就成了繼“赤腳醫生”高時華之後，第二戶買了自行車的人家。我1992年給家裏買了一臺彩電，我家也成了村裏第一戶擁有彩電的人家。

從90年代後期開始，這個地區進入了一個“消費增長期”。很多村民擺起了售貨亭出售各種物品。售貨亭一面正對交通繁忙的馬路。晚上可以鎖起來。售貨亭的大小剛夠存放要賣的物品，售貨亭三面都可以擺設物品。前面是一個小柜臺，柜臺後坐一人給顧客提供服務，這些貨攤不能算是街角商店，因為村裏沒有街道，只有一條馬路通到波陽縣城，所有的售貨亭都排列在馬路邊上。高家村的東面一公裏遠的馬路兩邊有6個售貨亭，西面約二公裏處，還有6個。

高家村在80年代後期僅有一家售貨亭，是高家村人的女婿經營的。他原來是部隊軍官，轉業到縣政府工作，後來被裁了員。1991年，我弟弟高常獻用我給他的6,000澳元在馬路邊建造了一座3米寬，7米長的新房，開了一家售貨亭。不久之後，原來的那家售貨亭就倒閉了，因為它無法和高常獻競爭。高家村人都對這件事感到非常高興。1992年我回到家裏，一個村幹部跟我說，高常獻的售貨亭為高家村爭回了面子。那個高家村的女婿算不上高家人，也不姓高。在高家村人看來，村裏的售貨亭由一個外姓人經營就意味著高家村不夠富裕，開不起商店。1994年，高常獻的商店一年的營業額約為30,000元，每月的利潤卻很小，只有200元左右。

高家村“消費增長”的出現有好幾個原因。但農業收入的提高絕不是其中之一，主要的原因是村裏的年輕人外出打工賺了錢。時至今日，這個地區30%的人都在外打工。1995年，高家村有98個人在外打工，假使每個民工平均每月寄100元回家（這是事實，後文中我們會敘述到），總共就寄回了117,600元，這對于高家村而言，就是一筆巨資了。村民外出打工也大大減輕了農村的資源負擔。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80年代以來的工業發展。一些消費品確實比以前，比如說10年前，便宜多了。一塊普通手錶，現在的售價是50元左右，有的還不要50元。而同樣手錶的價格在1978年以前至少是100元。如果把通貨膨脹因素考慮在內，今天這個價格的手錶，村民在15年前只要花12元就能買，但在當時，手錶的定價是120元。這僅僅是一個例子，說明政府對工業品的定價是如何傷害了農民的利益。同手錶一樣，其它的消費品，例如自行車、收音機、膠鞋、服裝和電視機等的物價也經歷了同樣的變化。

大隊的總體情況

表1（見附錄二）提供的是整個大隊的收入情況。其中列明了一些重要的收入指數：人均糧食消費、單位勞動價值和人均年收入。表格只提供了1969年到1978年的數據，在我有機會獲得的賬本中，1968年這一年的記錄是空白的。記錄不完整的原因，我在這一章的開頭就作過交待。對村裏人而言，1971年和1972年是毛澤東掌權時最好的兩年。1973年是個災年，春季和夏季連續發生了嚴重的洪災和旱災，村民們不得不靠吃返銷糧度日（政府為了避免饑荒發生，把從農民那收上來的糧食存儲在當地的糧站，需要時再賣還給農民）。從表中還可以看出，70年代後期糧食產量盡管比較穩定（人均糧食消費穩定持平），單位勞動價值卻在下降，人均年收入維持原有水平。這種情況是政府的定價政策對農產品價格壓制的結果。

70年代末，農村的情況其實是在惡化，這不能全歸咎于集體體制，而是幾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是人口的持續增加。再則，環境的逐步惡化。還有就是那十分有害的政府定價制度。80年代實行了改革，農民生活狀況的進一步惡化得到了遏制，其中農產品價格上漲的作用尤為顯著。

總的說來，40年來，農民的生活水平幾乎沒有提高。雖然農業生產發展了，但其成果一部分被剝削性的定價體制和政府對糧食的強行收購消除，另一方面被增長的人口抵消了。從物質生活來說，高家村這40年的發展都是內卷化的、原地反復的，政府的歧視性政策、環境的惡化以及人口的增長共同導致了高家村村民依然生活在貧困旋渦中。

注釋

[6-1]《大隊臺賬》曾被標為“國家機密”，包括各個家庭的階級背景、黨員團員情況、地方民兵數、每年的國家稅收和提留、每年的生產總值、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支出、農民收入、農作物分布和單位產量、生產隊和大隊企業機械化情況和生產發展情況。

[6-2]Zheng Yi,"The Perils Faced by Chinese Peasants,"China Focus 1, no. 3(1993): 1.

[6-3]Zhu Ling, Rural Reformand PeasantIncome in China: The Impact of China's Post-Mao Rural Reformsin Selected Reg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1).

[6-4]村民過生日、過年還是以中國農歷為準。有時過年的時候都到公歷的二月了。

[6-5]劉漢艷編：《波陽縣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337頁。

[6-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1993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第349頁。

[6-7]英文中的Tofu是通過日語，間接來自中文的“豆腐”。

[6-8]David Zweig, Agrarian Radicalismin China, 1968–198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6-9]這裏用1963年的數據是因為沒有搜集到1964年的官方數據。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這兩年的數據多少有點變動，但變化很小，不足以影響到我們的分析結果。

[6-10]關于價格上漲的方式和原因參看陳峰：《化肥生產供應和銷售的根本問題和出路》，載《改革思考》，1992年。

[6-11]高常獻家的數據是作者在1992年底和他的交談中得到的。這一例子還在David Schaked.,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Growthand Social Chan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rn China (Queensland: Griffith University, 1994)一書中引用過。

[6-12]據民間流傳，在最初實行24級工資制時，毛澤東工資級別最高，但毛澤東僅同意拿第三級工資，每月大約是500元。

第6章

農村醫療衛生

如果要問在毛澤東時代，高家村人受益最大的是哪一方面，答案是醫療衛生。60年代後，新生兒死亡率大大降低。在毛澤東時代，高家村人歷史上第一次可以在家門口享受到現代的醫療服務。政府對村民進行定期的疫苗接種，血吸蟲病得到了控制。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第一，高家村新生兒死亡率的下降和醫療衛生狀況的改善並不就只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正如我在上一章已指出的，在毛澤東時代，高家村人的經濟狀況沒有多大好轉。第二，如果認為高家村衛生條件的改善要完全歸功于現代的醫療技術，如疫苗接種，那也是錯誤的。

現代醫療技術的存在並不一定意味著像高家村村民這樣的人就有機會享受到。要使村民能受益于現代醫療技術，還涉及到政策意向、政府資源和有效的政府管理。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村的醫療衛生條件的確得到了改善，假若沒有共產黨政府的努力，這些成就有沒有可能實現呢？這雖然只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但這個問題還是值得一問的，因為它和今天的情況有所關聯。90年代，村民在外打工匯款回家鄉，高家村的經濟狀況有了相當的改善，與60、70年代相比，90年代現代醫療技術的應用的確更為廣泛了，但後毛澤東時代的種種跡象表明，高家村的醫療條件在近年來卻趨于惡化，因為政府對農村醫療的重視程度還不及毛澤東時代。

60年代以前

60年代以前，高家村人對青莓素、鏈莓素、安乃近、抗生素以及其它許多藥物和它們的功效一無所知。事實上，他們從來就不服用西藥，中醫給他們開的藥無非是些草藥，可以入藥的昆蟲和動物之類，這些東西被研磨成粉或煎成藥汁供人服用。中國的傳統醫療方法是如何發揮療效的很難說清楚。至少有一些做法是值得懷疑的，比如說，一個肺部有問題的病人，吃豬肺是否有用？一個人腎虛，就該多吃豬腰子，貧血了，就吃豬血和任何表皮紅色的水果，如棗子。這些倒底有沒有作用？我們不否認，一些昆蟲，如蟬、蜈蚣、甲蟲，和桔子皮、金銀花之類，的確含有一定的藥用成分，但是否能治病，治什么病是不能簡單就說清楚的。還有一些疾病，如麻疹，或一些導致人發燒的疾病，中醫確實不如西醫的療效好。

這麽說並不是想貶低中醫，中醫有著悠久而豐富的傳統，對一些疾病的療效也是得到肯定的，我個人也曾得益于中醫。我從小時候起，右耳就有感染，時常會發作，後來發展到了耳朵裏有嗡鳴的程度。1985年，我的岳父向他的一位朋友提起這事，他的這位朋友是位非常知名的中醫，他沒見過我，從300公裏之外的福州給我開了一個藥方。我去廈門的一家中藥店抓藥，每一帖藥含有20多種草藥。在我當時工作的廈門大學有一個專門為師生熬藥的老年婦女，我一天去她那三次，每次喝一大碗藥汁，喝了兩個月。這藥還真管用，我耳朵裏的翁鳴聲少多了。不過話說回來，給我開藥方的這位醫生是一個具有專業資格的中醫行家。中醫對于一些慢性病可能有效，但對于急性病，中醫的療效就顯得太慢了。

不管中草藥效果怎樣，高家村的村民通常是不去看醫生的。像耳炎、鼻炎、牙周炎和瘧疾這樣的病是非常普遍的，村民們認為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因此也不去管它們，任其發展。在高家村，孩子的鼻子、耳朵和眼睛流膿就像吃飯、上廁所和睡覺一樣司空見慣。我小的時候，耳朵發炎了，沒有一個人會對此在乎，因此我也不在意，還以為這是生活中不足為奇的小事。

高家村人經常得的病還有：感冒、流感、腹瀉、哮喘、關節炎、瘡、癰、齒齦膿腫、支氣管炎、肺炎和肺結核。我的父親死于支氣管炎，我的母親患上了肺氣腫。在高家村，每個上了60歲的男性和一半的60多歲的女性都患有這樣或那樣的咳嗽。女性得這種病較男性少，可能是因為她們當中抽煙的人少。老年人咳嗽也被認為是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事，他們從不去看醫生，除非發高燒。在1949年以前是這樣子，在毛澤東時代也是這樣子，90年代我回高家村時還是這樣子。當我叫高仁為（一位80歲的老頭，他過去扮過菩薩）去讓醫生看看他的咳嗽時，他回答說：“干嘛要去呢，像我這麽一大把年紀，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去看醫生也是浪費錢，太貴了。”

但是，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我當然能夠支付得起我母親看病的費用，但是去哪裏看病呢？怎樣去呢？這裏沒有鄉村醫院，而且沒有哪一家城鎮醫院會收治她，因為她的病不被視為急診病例。醫院所能做的僅僅是給她打一針，然後打發她回家。我母親的肺氣腫從來沒有治愈過，每到天氣寒冷的時候，她的病就會反復發作。1997年2月初，她病得如此嚴重，以至于我那些在中國的兄弟姐妹都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地等待著死神把母親帶走。在我的介入下，九江地區軍醫院最好的一位醫生開車100多公裏來給我母親治療，而我母親也只多活了10天。

高家村人平時吃了不少的新鮮蔬菜，因此他們沒有維生素缺乏的癥狀。一些缺乏的維生素也可以通過曬太陽和呼吸新鮮空氣得以補充。盡管饑餓總是籠罩著高家村，除了能記起大躍進時期有過短短的一段饑荒的日子，我回憶不起其他什么時候發生過嚴重的饑荒。因為有谷物和水產品等各種食物來源，營養不良對于高家村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人們記得最困難的時期是大躍進後不久的1960年，那時高家村人不得不吃米糠做成的食物。高家村的老人對我說，在大躍進以前，包括1949年以前，高家村人從來沒有吃過米糠。甚至是在最困難的時候，沒有米飯吃時，他們也可以吃大量的蔬菜來維持生存。

60年代以前，在高家村，導致孩子死亡的最嚴重的病有：麻疹、腹水、水痘和天花。60年代以來的免疫疫苗降低了高家村的兒童死亡率，從1949–1963年的40％減至1963–1978年的6.6％和1978–1991年的7％。對于老年人來說，呼吸系統感染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唯一最嚴重的疾病。心臟病、心臟衰竭、高血壓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很少見，而支氣管炎、支氣哮喘和肺氣腫則是最常見的疾病。在1949年以前，甚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頭幾年直到60年代，很少有人能活到60歲以上。我的父親死于1963年，享年58歲。假如不是從80年代早期以來就對我的母親進行長期的醫療觀察，她也活不到78歲。我在1994年回到高家村時，村民們不斷對我說，我的母親非常幸運，她能夠花得起錢買藥治病。當我父親生病的時候，我們家根本沒錢讓他治病。在我母親的最後十年裏，她靠奶粉、雞蛋和數不清的藥維持生命；而在五六十年代，我的父親根本買不起這些東西。

高家村的黃金時期

在60年代，中國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來使農村居民有機會享受到醫療技術，其中包括醫療資源的重組，結果有些醫務人員被派住到農村地區。除此之外，政府還採取了大規模的疫苗接種措施。高家村人受益匪淺，不僅那些致命的疾病，像麻疹和天花完全消失了，而且縣政府委派了兩位醫生駐在高家村，一位是李醫生，他是一位全科醫生，另一位是胡醫生，他是一名藥劑師。診所的位置之所以選在高家村，是因為高家村位于周邊四個大隊的中心，診所可以為四個大隊的人提供醫療服務。兩位醫生的工資由當地政府支付，每人每月領到大約60元錢。

雖然這兩位醫生在高家村行醫看病，但他們並沒有給村民們增加經濟負擔，實際上還增加了他們的收入。這兩位醫生，特別李醫生，因為不需要贍養大家庭，他經常會定期從村民這兒購買季節性蔬菜和一些水產品，像魚和蝦等。李醫生是村裏花錢最多的人，他的消費給村民們帶來了寶貴的現金。因為住得這麽近，兩個醫生對村民們的情況都非常瞭解，他們從來不會因為村民們付不起錢而拒絕給任何一個高家村病人看病。有時候，高家村人只能拿給醫生他們自家生產的蔬菜來抵消醫療費，如黃瓜、大豆、南瓜、卷心菜或者更值錢點的如花生或像面條、面包和米糕之類的食物。對于應急治療，例如，給瘡上藥膏，他不會收取費用。如果小孩發高燒，李醫生也知道如何處理。如果有他治不了的疑難病癥，他會建議送往醫院。

高家村的孩子在夏季最容易得的一種病是生癤子。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癤子長在身上、臉上、胳膊上和後背的各個部位。高家村裏幾乎每一個孩子都至少得過一次這樣的病。有個男孩的頭上長滿了癤子，人們干脆稱他為“爛頭”。他長大後，在他的頭上仍然留有許多傷疤。現在，人們還叫他“爛頭”，他真名是什么反倒給忘記了。李醫生治起病來非常干脆果斷。他會先在感染處劃開一道口子，然後擠出膿水，最後再貼上他自製的藥膏。幾天之後，病癥就消失了。這些神奇的藥膏是由橡膠織物和藥汁製成的。李醫生會從好幾種中國草藥裏榨出藥汁，然後把這些藥汁熬成膠狀，黑黑的，非常粘稠，最後把這些東西涂在橡膠織物上。

對于村民們來說，診所也是一個文化中心。在整個村裏只有這兩位醫生擁有收音機和報紙。他們的年紀都上了50歲，他們的家人也都不住在高家村，因此，他們喜歡晚上和村民們呆在一起。並不需要提前預約，村民們只要走到診所就可以隨意暢談他們感興趣的話題。正是通過診所，村民們瞭解了太空飛船和人造衛星，瞭解了核武器和越南戰爭。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村民們也是通過診所和李醫生的收音機開始知道北京發生的事情，他們也學會了唱廣播裏經常播放的樣板戲。這兩個醫生，特別是李醫生被視為是比村裏人更親的人，他們受到村裏人的羨慕、敬佩和愛戴。對高家村人來說，診所是上天恩賜的禮物：他們毫不費力就可以瞭解到文化知識，並可以享受費用很低的醫療服務，又可以從這兩個醫生的消費中增加額外的現金收入。

當然，這兩位醫生不能解決所有的醫療問題，畢竟他們只擁有非常落後的醫療設施，並且他們也沒有接受過特別的訓練來治療疑難雜癥。1963年，被認為是村裏最能干和最聰明的勞動力之一的高常欣，在即將被當選為下一屆生產隊隊長的時候，突然病倒了。這兩個醫生都找不出病因，也不知道如何對癥下藥。最近的醫院也有幾十公裏遠，並且連救護車也沒有。事實上，在這個地區連一輛機動車都沒有。最後他的家人只得求助于村裏的王太公（“王大菩薩”）。王太公是一尊小小的木制雕像，只有半米高，身上披著紅布，被放置在一張長長的供桌上。拜菩薩時，人們在雕像前點燃香火，燃燒著的香冒出灰煙，裊裊上升。兩個婦女手持一個裝有大米的竹制盆狀器皿。另外一個婦女手裏拿一根被當作神棒的筷子。慢慢地，筷子開始移動，並且在大米上劃字。一位年老婦女解釋說，王太公自己會給病人開處方，並且會到胡醫生的藥店裏挑選草藥。

經常充當王太公化身的高仁為像是被催了眠似的手舞足蹈。過了會兒，他就被王太公附體了。高仁為叫另外一個村民扶住他經常使用的一根用樹枝做的木叉的一端，而他自己扶住另一頭。這兩個人開始左右搖晃這根叉子，直到高仁為開始喃喃低語一些難以聽懂的話並且嘴角開始冒白沫。另外一個村民松開叉子，高仁為徑直沖向胡醫生的藥店。李醫生和胡醫生大吃一驚，他們不讓高仁為進藥店。當村民們和兩個醫生協商時，高仁為不停地發出一些奇怪的聲音。最後胡醫生只好讓步。高仁為走進藥店，用叉子指著一個個裝藥的抽屜。胡醫生根據他的指示，打開這些抽屜，並從每個抽屜裏面拿出一些中藥。高仁為沒有說具體的量，因為在這種催眠狀態，他是不能說人類的語言的。因此，胡醫生只能憑他的直覺和經驗決定每種藥材的劑量。在高仁為指了十多個抽屜，胡醫生開了十多個抽屜之後，處方就算開好。高常欣的家人把藥拿回家，熬好後給他服下。

高常欣不久就死了，但是人們對王太公的信奉還仍然不變。據說高仁為能夠在催眠狀態下吞咽一塊塊的瓷器而不傷著胃，而這是任何一個普通人都無法做到的。盡管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高仁為吞咽碎瓷器，甚至也沒看到過他吞一塊破碗片，但是他在胡醫生的藥店抓藥的那一幕至今還浮現在我的腦海中。1994年，當我回到高家村時，我去拜訪了高仁為，並且問了他這件事和他是否真的具備吞咽瓷器的能力，他只是咯咯地笑著。

因為在高家村導致健康問題的原因有很多，如果能全面處理這些問題，就可能會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而60年代以來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政府給村民普及基本的衛生知識，例如，學校的孩子通過學習，瞭解了細菌和病毒知識，並知道洗手和喝開水的好處。村裏挖了一口井，以便提供更為乾淨的飲用水，村裏人過去在村子前的同一口池塘裏洗衣服、蔬菜和包括嬰兒尿布在內的其它東西。慢慢地，村民們開始知道，保持房子亮堂和通風不僅對視力有好處，而且能夠去濕氣，因而有助于身心健康。當越來越多的孩子接受了教育後，村民們變得更加講衛生。以前，孩子發燒就能引起各種各樣的並發癥，而現在，李醫生能夠完全控制住這種病情。

因為注意了個人衛生，其它疾病，例如頭皮癬也隨之消失了。白廯過去是高家村的一種常見病，過去共有七個村民得了這種病，他們都有“癩痢”的綽號，這是普通話“癩子”的地方方言稱法，表示一個人頭上感染了白癬。魯迅的暢銷書《阿Q正傳》中的主人公就得過這種病。這種病嚴重的時候會損壞頭上的所有頭發，並且流出一種令人惡心的黃色膿液，等到膿干了之後就會粘到頭皮上。然而，60年代以來就再也沒有人得過這種病了。蛔蟲病也是過去的一種常見病，那些得了這種病的人往往是不經常洗手，或者是吃了沒洗的蔬菜和水果的小孩。因為越來越多的孩子去上學，學校要求他們養成基本的衛生習慣，得蛔蟲病的人就越來越少。

“赤腳醫生”制度[7-1]

1972年，李醫生和胡醫生退休後，回到了他們自己家鄉的村裏。他們已經培訓好了高家村村民高時華，他成了一名“赤腳醫生”。截止到1972年，青林大隊有三個“赤腳醫生”，高時華就住在高家村。

當時的政策是這樣的：村裏的醫生必須是當地人，而且，給他們發工資的不是政府，而是當地公社。為了降低成本和確保醫生和當地人之間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當沒有病人看病時，“赤腳醫生”也必須像其他村民一樣在地裏干活。如果村民們干活時沒有穿鞋，那麽醫生們也不能穿。因此產生了“赤腳醫生”這個說法，其意思是只有瞭解了村民們的經濟困難（沒有定期的工資）和艱苦的體力勞動（在地裏干活），醫生們才能瞭解他們的健康問題和健康需求。

然而，事實上，青林大隊的三個“赤腳醫生”幾乎都不下地干活。首先，3,000多人口的地方僅有三個醫生，他們忙于給病人看病。再者，這三個醫生並不像其他村民那樣是出于經濟困難而被迫下地干活，只有當大隊領導有時準備實施上面頒布的激進政策的時候，這三個醫生才可能在7月農忙期間到地裏干活。在1972–1981年實施“赤腳醫生”體制的整個時期，這樣的事僅發生過幾次。除此之外，這三個“赤腳醫生”只在他們自己家的自留地裏干活。在這個制度實施的最後幾年裏，他們甚至都不再這樣做了。相反，他們會叫他們的親戚、朋友和其他村民來幫他們干活。作為回報，這些幫忙的人可以享受免費的醫療服務。這樣，“赤腳醫生”便穿上了他們的鞋襪。

這種制度是這樣運作的：任何一個村民都有權利獲求治療。村民們每次去看醫生都必須付掛號費和處方費，處方由醫生在看病的時候開出，並由醫生開藥給藥；掛號費不是一成不變的，當這個制度剛剛建立起來的時候，掛號費是0.05元到0.10元，到70年代後期，費用漲到了0.5元。藥費按理來說應該是藥的實際價格，而這只有開處方的醫生知道。村民在治療的時候就要付錢給醫生，有了醫生開的發票，他們可以到生產小隊的會計那裏報帳。在一個財政年度結束的時候，生產大隊的所有醫療費用，包括這三個醫生的工資和買藥品和醫療設備的費用算在一起，再來決定按人頭算，每個生產小隊應該支付多少。如果生產小隊給它的隊員報銷的錢的總額超過了應支付的錢，那麽該生產小隊就有余款，余款將留下來抵消明年的應付款。然而，如果生產小隊給隊員報銷的總額比應支付的更少，生產小隊就必須付給大隊差額。因此，至少從理論上講，每個村民都有機會享受免費醫療，醫療費用由整個公社和生產大隊承擔。

有些統計數據將有助于我們瞭解這種制度是怎樣運作的，其成本是多少。我手頭沒有1972–1981年的完整數據，但是這裏提供的這些數據足以達到我們的目的。在1973/1974的財政年度裏，這種制度的成本體現在每個村民身上的應征收費用是0.87元，1977年是1.06元，1981年是1.89元。在1973/1974年裏，高家村應支付的總額是203.45元，高家村的兩個生產小隊給成員報銷的總額是243.73元。高家村在以前的財政年度裏還有14.33元。因此，在1973/1974的財政年度裏，高家村總計有余款54.61元。在1981年，高家村應付總額為481.95元，而實際上給隊員報銷的總額是509.36元，高家村還有27.41元余款。

1972年，看病次數最多的家庭去了八次，最少的就一次。三家只去看一次病，六家看了八次病。生產隊長高常繞家看病的費用最高，包括掛號費和處方藥費總共八元。最低的看病費用是一元。1977年，在高家村，看病次數最多，達十八次的家庭共花費4.24元。同樣是在1977年，高盡章——他剛好是村裏的“赤腳醫生”高時華的父親，去了一次醫院，花費了25.6元。

1972年，高時華和其他兩位“赤腳醫生”到設在生產大隊辦公樓的診所裏一起工作。這家診所建在70年代有著大約3,000人口的青林大隊的中心位置。高時華的家在高家村，而徐醫生來自徐家村，江醫生來自江家村。這三個醫生白天在診所裏工作，晚上就回到自己的村子裏睡覺。他們每個人在診所裏都有一個辦公室，當然辦公室裏也有床。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會睡在辦公室裏。至少從理論上來說，他們當中必須有一個人睡在辦公室裏，以防有急診病例。

最初對“赤腳醫生”制度的設想是，不付給村裏醫生定期現金工資，相反，醫生的收入必須像其他的村民一樣按工分計算，並且和公社每年創收的財富直接掛鉤。因為“赤腳醫生”沒有城鎮居民戶口，並且他們的家人也住在生產小隊，他們的家庭像小組裏的其他家庭一樣，可以分到同樣多的糧食和其它的農產品。

然而，這三個醫生都是為整個大隊服務，而不是為他們所在的生產小隊服務。這種情況引起了三個問題。其一，如何說服其他的生產小隊共同承擔這三個醫生的費用。其二，生產小隊之間的收入不同，這樣一來，家庭與家庭之間的收入也不同。收入不同是因為這些因素所致，例如生產小隊的領導、規劃、土地的質量和數量以及隊員們的工作努力情況等。如果三個醫生的報酬和他們所在的小隊直接聯系的話，那麽碰巧住在一個更貧窮的生產小隊的“赤腳醫生”將會比他的同行賺得更少，而他們也不一定比他工作更努力。其三，盡管這三個醫生都為整個大隊服務，但是他們所在的三個生產小隊必須給他們的家庭分發谷物和其它農產品。至少從理論來說，這三個醫生必須回報他們的生產小隊。然而，實際上，他們並沒有為他們生產小隊的糧食生產作出貢獻，而他們還要從小隊分配給小隊成員的非常有限的資源中拿走一部分。

對以上幾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是，這三個醫生直接從生產大隊領取報酬而不是從他們所在生產小隊領取。報酬的多少取決于大隊的平均收入，而且每年各異。方法是：365天乘以大隊的平均“單位勞動價值”。在1976年，大隊的平均“單位勞動價值”是0.7元，那麽當年高時華的報酬應該是255.5元，比最好的勞動力所得的報酬還要高。最好的勞動力都不可能賺那麽多，因為即使他一天賺十個工分（這是極其少見的），他也不可能一年365天都工作。因此，這三個醫生的報酬作為大隊診所成本的一部分，由所有的生產小隊共同分擔。因而，三個醫生的報酬分擔問題和三十個生產小隊之間不同的收入水平問題得到瞭解決。然而，由于谷物和其它農產品的分發必須來自于一個生產小隊，第三個問題永遠也沒法解決。因此，在每年的財政年度結束時，大隊的行政部門會付給醫生們現金，反過來，醫生們也會花錢買他們所在的生產小隊發給各家各戶一整年的谷物和其它物品。

當然，這三個醫生不能等到每年的年底發了現金才去消費。因此，在年中，他們可以從診所借錢花。他們借了多少錢，就會寫一張欠條，並注明日期和所借的錢的數量，有時侯還寫明借錢的目的。同樣在每年的財政年度結束時，每位醫生的欠條會算在一起從全年的總報酬中扣除。診所連秘書都沒有，更不用說會計了。醫生們必須自己算帳。他們給病人看病、開處方、賣藥和收錢，並且不準從中獲取利潤，他們需要做的是，收取合理的藥費以保證有足夠的錢購買藥品。掛號費是由大隊規定的，並且每個醫生從村民手裏收取的費用應是診所收入的一部分。

但是沒有一位醫生會記錄每一段時間的病人情況或所收取的費用。他們確實能夠從村民那裏收取比購買藥品所需更多的錢，以謀取私利。村民們監控他們是否多收取了藥費的唯一方法，是和自己以前看病的經驗進行比較。他們也許會問醫生，為什么這種藥品比以前更貴。這種監控是可行的，因為毛澤東時代很少有通貨膨脹。另一種監督機制是公社裏彼此住得近，幾乎人人都認識，隱瞞不了任何東西。例如，如果一位醫生過著一種很不尋常的很富裕的生活，那麽就有必要對診所進行審查，這樣的話醫生將會陷入嚴重的麻煩中。在中國，至少在那個時候，僅僅懷疑就能導致一個人的垮臺。

在這種體制下，三個“赤腳醫生”不僅沒有必要光著腳，而且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賺得更多。他們手頭有現金，盡管沒有人知道他們多賺了多少。然而，村民們卻把這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事實上，這三個醫生工作都很賣命，並且沒有被懷疑犯過什么錯誤。按照當地的標準，他們生活得還算富裕。高時華在70年代就能夠建一棟房子，而且他還是1977年以前高家村裏唯一一個擁有一隻手錶和一輛自行車的人。

村民們在這種醫療制度下也不會過得太壞。這種體制差不多是免費醫療體制，而實際上卻沒有獲得國家政府的支持。其費用不是很高的原因，其一是非常低的消費水平和對物質生活的較低追求；其二是村民們不是經常去看病，他們認為很多病都是理所當然的，去看病反而嫌麻煩；第三個重要的原因是，這種體制不包括常規治療外的疑難病癥。例如，只要有一例外科手術，就足以使整個青林診所破產。

血吸蟲病

血吸蟲病在這個地區是如何發生的，不得而知。高家村人回憶不起在40年代以前有過任何一例這樣嚴重的病例，也許是因為在共產黨政府使他們意識到這種病之前，他們並不認識這種病。依據《波陽縣誌》，波陽縣的第一例血吸蟲病是在1924年由一位美國人莫雷尼（Faust E. C. Moleney）發現的。到1956年為止，波陽地區的107個公社，211,788個人被認為感染了血吸蟲病。這種病的後果非常嚴重，整個村子都很有可能會被它完全摧毀。在清朝末期，榨港公社的一個村子有110戶人家，共計1,500人，而到1953年，這個村子只剩下12戶人家，因為村子裏的大部分人都死于血吸蟲病了。從1939年到1949年，在連湖地區的一個村子裏，3,000個村民死于這種病，60戶人家全部病死。

血吸蟲病是一種長時期困擾著中國南方地區的疾病。到50年代中期為止，這種疾病侵擾了12個省，350多個縣，1,000萬人被發現患上了這種病，被這種瘟疫感染的區域涵蓋了1億人口。1955年，毛澤東提出徹底消滅這種瘟疫的想法。1956年，國務院成立了一支特派組來協調這項工作。到1958年，被血吸蟲病侵擾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余干縣據說已經消滅了這種病。毛澤東聽到這個消息是如此的高興，以至于他連夜寫了一首詩，題為“送瘟神”。[7-2]

血吸蟲病是由一種裂體吸蟲引起的，這種寄生蟲通過與含有寄生螺的水接觸就會進入人體，然後進入皮膚並且到達膀胱和腸道。它們也有可能從這些部位擴散到身體的其它地方，這種病的嚴重程度取決于進入身體的寄生蟲的數量。[7-3]在最嚴重的情況下，如果不治療的話，病人會由于腹水導致腹部腫脹，並且幾年之內就會死去。當地人稱之為“大肚子病”。患者肚子變大，婦女不能生育。在其它情況下，吸蟲會穿越血管進入脾臟和肝臟，慢慢地，這兩個器官會被損壞，最後就會導致病人死亡。就算情況沒那麽嚴重，這種病也極其危險，因為十年或二十年之後它可以使脾臟和肝臟部位形成腫瘤。在病兆未顯示出來之前，病人看上去可能非常正常。不經過藥物治療而要擺脫這種病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身體不能夠形成抵抗這種寄生蟲的免疫系統。

中國政府做了兩件事來控制這場瘟疫。一件事是確認感染的人數並讓他們服用殺蟲藥物。另一件事是徹底根除病源。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寄生螺，因為沒有寄生螺做載體，寄生蟲就不能繁殖而最終死去。1955年，波陽縣建立了第一個血吸蟲病衛生防疫站。1956年，縣政府成立了一個工作組來協調全縣范圍內的治療防疫工作，並且又建立了四個血吸蟲病衛生防疫分站。1958年，又建立了一座血吸蟲病醫院來治療血吸蟲病患者，縣裏還建立了好幾個類似的地方性診所。所有年齡在七歲或七歲以上的都被動員去進行每三年一次的定期體檢，醫生被派往鄉村去監督這項工作。在70年代，血吸蟲病的檢驗技術簡化了，只要從耳垂上取一滴血就足夠了。一旦被確診患有這種病，病人就必須住院接受殺蟲藥物治療。通常一個療程會持續一到兩個星期。在治療後的半年，還必須對患者進行跟蹤復查，其目的是為了確認是否還有這種病的蹤跡。如果確實還有，又得開始第二個治療療程。在醫院治療期間，病人除了花錢買食物外，一分錢也不用花。在60年代和70年代期間，為了鼓勵窮人參與治療，每天呆在醫院接受血吸蟲病治療的病人都會得到和地裏干活同樣多的工分。為了消除寄生螺，時不時的就會動員大量村民把小溪河流和池塘的水排干，這種運動幾乎每年都有一次。填平舊河挖新河，甚至為了使一些河流干涸來徹底消滅寄生螺，一些河流被迫改道。消除寄生螺的另外一種方式是在寄生螺大量孳生的濕地和水域裏噴灑化學藥物。例如，1971年，兩架飛機在波陽縣的上空飛行了46天，在110,000多畝有水區域噴灑了殺蟲劑。盡管這些措施對消除寄生螺很有效，但是對環境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大量的水生動植物也隨寄生螺一起消失了。附錄二的表格2顯示了政府對波陽縣血吸蟲病瘟疫所做的工作和所付出的努力。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正是在兩個最激進的時期，即大躍進時期的1958年和毛澤東時代文化大革命時期的1970年，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血吸蟲病的檢查和治療。這不可能是巧合。幾乎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毛澤東都把批評目標瞄準一些享有特權和掌管權力的人，比如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幹部，同時去幫助那些社會地位最低下的人，比如農民和窮人。在血吸蟲病事件中，農民們確實從政府的努力中獲益匪淺。要大規模對付血吸蟲病就必須有堅強的政治意向、有效的行政管理和廣泛的人民群眾動員。直到1978年，毛澤東政權結束之時，占全村總人口將近六分之一的50個高家村人得到了血吸蟲病的治療。

我自己就被治療過兩次，一次是在縣防疫站，一次是在地區防疫站。我的弟弟高常獻也治療過兩次。我的一個朋友熊培康醫生是中國治療血吸蟲病最著名的專家之一。他替別人做過800多次成功的手術，將感染了的脾臟從血吸蟲病人身上摘除。所有這些手術的費用都由政府承擔，假如不是這樣的話，村民們不可能付得起手術費用。

後毛澤東時期

1992年，我曾去拜訪熊醫生。熊醫生現在已退休在家，他喜歡聽京劇消遣度日，有時還做一些咨詢工作。在我們吃飯期間，他總是不停地發出抗議和抱怨。他抱怨說，現在的政府為農民做得還不夠，每個人關心的只是錢。表格2也表明，自1980年以來，縣政府還沒為農民做過什么事，用來預防和治療血吸蟲病的所有地區防疫站都被拆除了，縣防疫站也管理得很差，並且嚴重缺乏資金。1992年，當我重返我以前接受過血吸蟲病治療的醫院時，幾乎看不到病人，這個地方看上去像被遺棄了一樣。因為現在不再是免費治療血吸蟲病，只有少數人才能承擔得起在醫院治療的費用。因此，血吸蟲病的發病率從1979年的5.6％上升到了1985年的13.63％。對此，我們並不感到驚訝。1996年，高家村有十人患上了血吸蟲病。鄉裏的診所給他們開了藥叫他們自己回家服用，並且每個療程花費了20多元錢。當地政府對瘟疫再現的危險早有預料。1994年，我就在江家村的牆上看到了一行大字標語，寫著“再送瘟神”，這裏套用的是1958年毛澤東寫的那首詩《送瘟神》。

因為母親逝世，1997年初我又去了一趟高家村。當時，那裏有一位醫生正在為村民們巡回檢查血吸蟲病。我的弟弟和姐姐都被診斷為患有血吸蟲病。我催促他們盡早治療。然而，他們的回答使我大吃一驚。他們想到波陽縣醫院再去檢查一遍，因為他們不相信當地的醫生。他們說，那個醫生很有可能是故意把他們診斷為患有血吸蟲病，好讓他們到他那兒去買藥。不管我的姐姐和弟弟是的確患有這種病，還是醫生故意錯診，這都意味著要么血吸蟲病可能再次肆虐，或者醫生確實是出于個人謀利的考慮而有意錯診。這兩種情況都不是什么好的跡象。

1981年，“赤腳醫生”合作醫療體系被廢除。原來大隊的三個醫生都建立了各自的診所。同時，村民們越來越不願意去看病，因為他們每次去看病都要自己付錢，並且不知道看一次病要花多少錢。按照當地的生活水準，這三個醫生都變得非常富裕。高時華在80年代又建了一棟房子，這次是用磚頭建的，而不是用泥土。不幸的是，他在房子完工後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一個遺孀和三個孩子。江醫生建了一棟有十個房間的混凝土房子，房子後院有個池塘，前院的大小如同一個汽車停車場，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單獨的廚房。江醫生是這個地區少數幾個擁有摩托車的人。徐醫生也建了一棟像城堡的房子，大廚房裏還挖了一口井。這口井裝有一個電動水泵，只要一按按鈕，水就會自動出來。徐醫生家是青林地區唯一採用電動水泵抽水的人家，這種方式比用壓水機壓水方便多了。他自己的土地出租給了別人，村民們還不斷地把他們可以得到的東西送給他，作為對他的醫療服務的回報。他曾經吹噓說，別人給了他太多的西瓜，多得讓他的家人只好拿來喂豬。

同時，求菩薩保佑身體健康和求神問藥，在這裏再次變得流行起來。70年代後期，燒香拜佛差不多已經銷聲匿跡了。而現在，像中國許多的古老傳統一樣，人們又開始熱衷于拜菩薩。離高家村一里遠的寺廟重新修復了。1994年，當我去那參觀時，有三個奇形怪狀的塑像立于供桌上，塑像前面燃燒的香火發出的煙氣裊裊上升。寺廟裏有兩個人，他們負責照看這個寺廟，並靠香客們的捐贈物為生。捐贈物可以是大米、面包、布料和錢。窮苦無助無望的村民節省下錢財，拿去廟裏向菩薩還願，就像我的母親在60年代以前那樣。這究竟是宗教還是迷信取決于每個人看問題的角度。1995年，我帶了兩個同事拜訪高家村，那個寺廟已被一場大火燒毀了。然而，塑像卻沒有被燒毀，他們被擱置在外供村民們祭拜。我們參觀那個地方時，被要求捐贈20元善款來重新修建那個寺廟。

在這個地區，我還發現有基督徒。對此，我也感到很驚訝。村民改而信奉基督教，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1949年以前，這裏沒有一位記錄在案的基督教信仰者，1949年之後到80年代後期，也不可能有人在這個地區傳教。在我上大學之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基督教。現在據說在這個地區將近3,500的人口中，有50多名基督徒，他們大約一個月聚一次；在農閒季節，他們聚得更頻繁。他們用漢語唱基督贊歌，並向基督耶穌祈禱。1992年，當我在他們經常聚會的地方——鄰村汪家村的一所房子裏拜訪他們時，我看到在聖壇後面的牆上用大筆畫書寫著的中國漢字“愛”，每一個筆畫都是由表示基督教教義的很小的一些漢字組成，包括“愛是恒久忍耐”，“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夸”，“不張狂”，“只喜歡真理”，“不計算人的惡”，“不求自己的益處”，“不作害羞的事”。聖壇上擺放著兩個熱水瓶，一個大茶缸，兩本中文版的《聖經》，還有一本基督教雜誌《天風》，封面上畫著聖母瑪麗亞、聖嬰基督和一群天使。

現在住在高家村的村民還沒有一個是真的基督徒。我遇到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婦女，她在高家村出生，但現在住在江家村。我問她是如何成為一名基督徒的，她回答說，那些人很善良，他們在很多方面都互相幫助。在困難時期，比如生病和欠債的時候，他們會互相幫助，像到地裏幫別人干活，互相借錢和其它的東西。至于他們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基督教徒，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很顯然，由于沒有政府機構的支持，他們形成了一個合作團體來互相幫助。

我訪問過一群自稱是信仰基督教的教徒，發現他們是自發信仰基督教的，當地政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進行干涉。那裏沒有任何意義上的教堂，村民們在他們自己家的房子裏舉行宗教集會。教會裏沒有教父或牧師，只有一個協調者，他叫汪彪貴，是我的一個熟人。在毛澤東時代，他曾經在政治上表現得非常積極。我很想知道是不是有人從外面來到這裏傳播過基督教。汪彪貴說，並沒有任何外在因素的介入，而是他在廣東聽說了基督教後，就產生了這個想法。

在離高家村大約60公裏遠的波陽縣城，過去有一座由外國傳教士建造起來的基督教堂，這個教堂是在1890年中國戰敗後用中國給外國列強的賠款建造的。傳教士們在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勝利之前的40年代就離開了波陽縣。在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期間，教堂被用作了波陽縣黨校的辦公和教學場所，來自全縣的共產黨官員都在這裏學習共產主義理論。80年代以來，這棟樓就被荒廢了，到處是碎玻璃和碎磚頭。波陽縣城裏的人在精神上並沒有像銀寶湖鄉的農民那樣饑渴絕望，至少現在還不是這樣。如果甘地說的“對于饑餓的人來說，上帝就是面包”是正確的，也許可以看到波陽縣城教堂的復蘇。

總的來說，1949年以來，農村醫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由政府引進的醫療技術，如疫苗接種，大大地降低了高家村兒童的死亡率。衛生教育也幫助高家村人預防了許多以前困擾他們的常見病，政府的各種措施控制了致命的“血吸蟲病”瘟疫。在毛澤東時期，醫療改善最顯著的特徵是，那些最貧困和社會地位最低下的人受到了政府的優待。然而，80年代以來的改革政策無視那些最沒有地位的人。盡管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赤腳醫生”體制似乎對高家村人來說還算運作得比較好。現在，這種體制已被拋棄了。缺乏有組織的醫療體系意味著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往往求助于其它的方式，例如乞求菩薩的保佑。一小部分人決定選擇信仰基督教，尋求教友之間的相互幫助。

注釋

[7-1]全世界都對這一醫療制度十分關注。專業的論述請參考Peter Lisowski," The Emergency and Development of Barefoot Doctorin China,"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Medical History, no. 25(1979): 339–392.

[7-2]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7月1日）讀6月3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其一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千里，巡天遙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其二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神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7-3]Tony Smith, The New Macmillan Guide to Family Health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1989), p.855.

第7章

農村教育

在毛澤東時代，教育是高家村村民受益較大的另一個領域。在1949年以前，高家村沒有一個婦女可以算得上真正有文化。我的母親高圓榮是唯一能夠認得自己的名字和二十幾個其它漢字的人。她兒時受過兩年私塾教育，[8-1]嫁到高家村之後，原來學的大部分東西都忘記了。自1949年以來，高家村發生的一個變化是，村裏接受教育的婦女的數量大大增加了。到1996年為止，在高家村有四十位婦女接受了三年或三年以上的教育。而在1949年前，僅有六個高家村村民能夠讀寫，而且全部是男性。其中有兩個來自地主家庭：高天翔和他的兒子高雲飛。高天翔本人是個地主又是位私塾老師，高雲飛拿到師專文憑之後成了一名小學教師。另外四個分別是：高仁允、高常余、高常財和高仁玉。他們幾個的家境在村裏算得上是中上水平。高常余後來在人民公社時期當選為高家村的一個生產小隊的隊長，並且任職了好幾年。高仁玉和高常財分別是高家村兩個生產小隊的會計。只有高仁允沒有擔任任何職位，但不管怎樣，他仍然是村裏和家族事務中說話有分量的人之一。

除了高雲飛，其他五人上的都是私塾。在私塾，學生只學儒家經典。授課安排在老師家裏，學生不按班級分班，而是採取一對一授課的方式。老師只教讀書認字，不做任何解釋，學生則大聲朗讀直到能背誦為止。接下來老師會教下一課，學生又開始大聲朗讀直到能背誦，就這樣循環往復。學生學得越快，他／她要背誦的課文就越多。

早在1949年以前，中國的城鎮和部分農村地區就引入了西式的教學方法。1902年，波陽縣開辦了一所西式學校。1935年，波陽縣政府決定取締縣裏所有的私塾。然而，直到共產主義革命勝利以前，高家村的情況也沒有發生多大的改變。私塾根本沒有開設如數學、化學、地理、音樂或繪畫這樣的科目，而且，甚至連使用算盤這樣重要的技能也不教授，只有通過去商鋪做學徒才能獲得這項技能。

自1949年以來，高家村的教育可劃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950–1955年，在這期間，為村民和村幹部開設了“掃盲班”。第二個時期是1956–1965年，高家村有史以來有了小學教育。第三個時期是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81年。最後，第四個時期從1981年到現在。在每一個時期，政府的政策對高家村的教育都有明顯的影響。

1950–1955年

1952年，波陽縣政府發起了一場識字運動。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縣政府為村民組織了兩種“掃盲班”，一種稱為“冬季班”，在12月和1月這兩個月之間進行，這個時候正好沒有農活可忙。另外一種班叫“夜校班”，這個班由縣政府派下來的一位土改工作組成員負責。開設這些課的目的既是為了提高村民的識字水平，也是為了搞政治宣傳。村民們先是從讀寫他們自己的名字開始，然後學習一些術語，比如：共產黨、階級鬥爭、地主、貧民。大體來講，沒有標準的教材，老師（無女性老師）常常是邊教邊編。起初，村民們還感到新鮮並有點學習熱情，然而，一兩節課下來，他們興趣全無。他們看不出這些課程與他們的生活有什么相關的地方，而且也發現這些課很難學。上夜校時，大部分人在上課幾分鐘後就睡著了，很多人還將此視為娛樂。婦女往往不會去上這種課，因為她們有家務要做，有孩子要照顧。工作小組經常挨家挨戶催促人們去上課，但沒有多大成效。

在高家村，大部分男人都只認識自己的名字，其中有三個較活躍好學的年青人——高常明、高常繞和高常銀，他們還堅持學了一陣。高常明最後離開了高家村，在景德鎮一家陶瓷廠當工人。高常繞後來在人民公社時期當選為生產小隊隊長。高常銀走得更遠，他最後成了大隊書記，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才被打倒。

有趣的是，這三個人都來自貧農階層。他們學習的動力是源自想改變社會地位還是受到生產小隊的鼓舞，這不得而知。這三個人在打倒地主高天翔的階級鬥爭中表現得最積極，也許這也不是巧合。高仁允是村裏最善言辭的長輩，說話很有分量。1994年，他在一次我的採訪中透露說，高天翔在1951年的土改中並沒有被劃為地主，他是在1953年的“重新劃分階級成分”中被劃分為地主的。

這件事情的變化主要與高常明有關。1951年土改後，每家每戶包括高天翔在內都按人頭分到了土地。當時，高天翔免費借了一塊地給高常明。後來，可能是在1953年，當高天翔向高常明要回那塊地的時候，高常明不但拒絕而且還指控高天翔是“反攻倒算的階級敵人”，意思是，他想在土地改革中要回已經充公了的土地。這事正好發生在1953年共產黨發動的“重新劃分階級成分”運動之時，主要針對所謂的“反攻倒算”。領導運動的工作隊隊長相信了高常明的話，高天翔被貼上了“地主”的標簽直到1978年去世。

為了訓練那些對黨忠誠，能夠貫徹黨的政策的當地村民，共產黨當局挑選了少數人，為他們開設了專門的文化掃盲課。這些都是有能力學習的年輕的積極分子，高常銀就是高家村的唯一代表。他是一個有抱負的年輕人，並且從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有遠見卓識的人。當貧農會成立時，我父親當選為高家村的代表。他當選的原因有兩個：第一，當共產黨掌權時，他非常窮（後面的章節中會提到這個故事）。第二，他與1949年一支共產黨人民解放軍路過高家村這件事有關。那時正值洪水泛濫成災，部隊蹚過小河向高家村以東邁進之時，一位士兵溺水了。因此部隊停駐高家村並敲門求助。當時村裏人都非常害怕，不敢開門，正是我的父親第一個出來並說服其他的村民給士兵們提供幫助。

顯然，士兵們把這事記錄了下來，並且反饋給了土改工作組。因此，當家族長輩們竭力推薦父親代表高家村去貧農會時，他一下子就被貧農協會接受了。而那段時期正是高常銀表現得非常積極的日子，很明顯他是有目的的。大約在半年之後，他叫我父親回家，並告訴他再也不要去貧農會了，原因是：我父親不識字，開會時也就不知怎麼辦。我父親一聲不吭地回到家，與其說是失望，還不如說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因此，高常銀成了村裏表現最積極的人。據高仁允說，因為高常銀想保護自己，所以他變得越來越積極。據說高常銀在1949年加入了九路軍，這是一支由好幾百人組成的擁護國民黨的當地土匪隊伍，後來這支部隊在1950年被共產黨鏟除。因為沒有證據證實高常銀確實參加過九路軍，他在階級鬥爭中的積極表現使他提升很快。

由于高常銀在土地改革中表現突出，他被選中參加專門為當地積極分子開設的掃盲課。這種課在波陽縣開了好幾個月，全部費用都由政府承擔。高常銀在195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在最後提升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掃盲課的一個核心內容是灌輸階級鬥爭理念和學習共產黨的歷史，除此以外，還要學習如何維護公共和個人衛生，如何開收據等。

我現在還收藏著一本1950年印刷的課本，這本課本是當年一位積極分子使用過的，他後來成為大隊會計。這本書總共有50頁，包括43課。第一課是關于個人衛生的，學生應該勤洗手，勤剪指甲，保持臉部乾淨。第二課講述細嚼慢咽的重要性。第三課講如何預防痢疾。第四課講消滅蚊子的必要性。第五課談論太陽光的好處。接下來的這課講的是人民解放軍的歷史。隨後兩課講中國人民如何與日本侵略者作戰。還有幾課是講人們如何過上更好的生活。

1956–1966年

1952年，包括高家村在內的約有1,500人口的青林地區建立了第一所小學。剛開始只開設一年級，慢慢地，青林學校不斷擴大，到1958年，已經是一所包含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小學了。我對學校的規模和學生的人數沒有做過全面的統計，《大隊臺賬》對1949–1971年間學校的事也無任何記載。

按照《波陽縣誌》，波陽縣入學兒童的比例在1953、1958、1965、1979、1984和1985年的百分比分別是48.85%、80.6%、68.3%、84.13%、93.79%和94.8%。我無法核實這些數字是否可靠，甚至可以說這些數字可能不是非常準確。但不管怎樣，這些數據顯示出的總趨勢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值得肯定的是，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孩子上學率顯著上升了；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後期這段時間裏，比例再次提高。

盡管當前的中國當局宣稱，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的激進政策導致了巨大的災難，但頗有意義的是，正是在這段時間裏，孩子的上學比例大大提高了。從1953年的48.8%到1958年大躍進的80.6%；後來比例再次上升，由1965年即文化大革命前一年的68.3%上升到1979年的84.13%，而1979年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布結束的三年之後。這些數據揭示了在60年代早期，當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政策——被毛澤東和他的激進追隨者譴責為代表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在中國的教育領域占支配地位時，農村孩子的上學率由1958年的80.6％下跌到1965年68.3％。高家村的情況似乎和這些數據反映出的總趨勢相吻合。

從1956年到1959年，25個來自高家村的孩子進了青林小學，其中只有3個女孩。到1962年，25個孩子中已有15個輟學，只有10人完成了六年的小學教育，而我姐姐是其中僅有的一位女孩。到1965年，只有3個孩子繼續上中學，1個讀高中，2個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進了初中。念高中的那個孩子現在在江西省的省會城市——南昌當技術員；上過初中的一位孩子現在在青林小學教書；我是另外一個念過初中的人。在1959–1965年期間，只有9個孩子上過學，其中只1個是女孩。3個完成了小學六年教育，其中2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念完了高中。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釋為什么60年代早期與50年代相比，有更少的孩子上學。原因之一是，學齡兒童更少。1956年，當青林小學擴建後，對于那些以前沒有機會上學的孩子來說，現在是他們第一次萌生想去讀書的念頭的時候。這一年也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做事最自信，對前途最樂觀的一年，甚至那些已過上學年齡的人也紛紛進校讀書。有兩個高家村的村民上四年級時都已經16歲了。到60年代早期，由于前幾年的大量擴招，上學兒童的數量減少了。

原因之二，在60年代，中國的教育體系漸趨于正規化，並制定了規範的全國考試體系，國家也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措施給社會地位處于劣勢的農民以適當的照顧。對大多數農村孩子來說，要應付學習已經是夠難的了，更不用說通過嚴格的考試。幾乎所有的孩子都必須幫助家裏干農活，比如：撿柴火、抓魚、父母在地裏干活時照看弟妹、採摘野菜喂豬等。做作業時，他們沒有燈光，甚至連桌子也沒有。總之，他們的父母對他們的家庭作業一點也幫不上忙。他們開始討厭上學，他們的父母也認為沒有必要再送他們去上學。

原因之三，在大躍進之後的頭兩年，生活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困難，而是非同尋常的困難。在1959年的最困難時期，村民們都快餓死了，他們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更何況去上學。

即使是學校的日常作息制度對孩子們來說也是讓人氣餒的。一直到1970年，高家村還沒有一所學校，離村最近的一所學校是一公裏遠的青林小學。學校7點開門。孩子們必須在早飯前趕到教室讀半個小時的語文，這稱之為“早讀”，很明顯，這是私塾教學殘余下來的方法。早餐過後，上午從8:30開始上課，一直上到12:30。午飯過後，從2:30開始上課，直到6:30才結束。因此，孩子們一天得往返學校六次。設想一下，一個七歲的孩子，夏天必須頂著炎炎烈日，冬天冒著刺骨寒風，一天要走六公裏的路。大多數家庭連一雙膠鞋都買不起，一些孩子只得一年到頭光著腳丫。如果孩子的學習成績不好，我們應該能理解父母不情願送女孩子上學的原因了。

然而，村民們還是喜歡讓他們的孩子受點教育，他們對那些會讀書識字的人既尊敬又羨慕。我的父母就是那種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送孩子上學的人。我的姐姐是60年代之前，村裏完成六年小學教育的唯一女孩。在我們家最困難的時期，我的父母還堅持送我和姐姐去上學。我們家總是欠債，每年都虧欠生產小隊。每次我的父母去領生產小隊分發的糧食的時候，那些進錢戶都會理所當然地在語言上或表情上流露出我們欠他們債的意思。但我的父母還是堅持他們的做法，繼續送我們去念書。盡管我的母親裹了腳，但她還是下地干活。1964年，我的父親在臨終前說的最後一句話還是要我繼續讀書。盡管條件更好了，但還有很多人要省吃儉用才能送他們的孩子上學。截止到70年代，高家村只有一名大學畢業生，四名高中畢業生和七名初中畢業生。

1966–1981年

1966年，當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發動時，中國的農村幾乎沒有受到什么影響。到那年，高家村已有三個中學生，高朝江和我寄宿在離高家村6公裏遠的油墩街中學，高朝棟是高中生，他寄宿在60公裏遠的波陽縣第一中學。高朝棟是大隊黨支書高常銀的兒子，他是高家村僅有的一名高中生。油墩街中學是那個時候人口多達80,000個的油墩街地區的唯一一所中學。這所學校始建于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當時只開設2個班級，到1966年我在那讀書的時候，學校已擴大為9個班，有30名教師，招收了大約450個學生。這所學校沒有開設高中班，因此，任何想念高中的學生都必須設法考取縣城的高中。

當然，高朝棟是全村人的驕傲，村裏人很難見到他，因為他一年最多回兩趟家。他穿著異樣的衣服，說著不同的話。他學會了說被村裏人認為是官話的普通話。村裏人不再認為高朝棟是屬于高家村的人了，因為他們聽不懂他說的話。高家村人說的是中國九大主要方言之一的贛方言的一種變體。每當有人對他們講普通話時，他們都認為是“打官腔”。我在闊別多年後回到高家村時，還能用家鄉話和村裏人交談，他們都感到很驚訝。

在60年代後期，當高朝棟被村裏人看成是遙不可及的特權人物時，我卻還是個卑微的鄉巴佬。每到星期六，我都必須走路回家，而到星期日的時候又得扛著一個星期的糧食、柴火走回學校。油墩街中學是一所有著嚴謹教學計劃和出色師資力量的學校。在那裏，我才開始瞭解一些代數、幾何、生物、化學、物理的知識，並且學會了簡單的英語。然而，這種嚴謹而富有啟發式的教學只持續了一年。到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影響到農村。學校被迫停課，學生被鼓動去造反，去“批鬥”他們的老師。從那時起，一直到1968年我從油墩街中學畢業，都沒正式上課。之後，我回家成了一個普通農民。

在中國，現在流行一種說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摧毀了中國教育體系的“十年動亂”。像對待其它的概括性說法一樣，我們必須謹慎對待中國政府對于文化大革命一貫堅持的說法。首先，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件獨立的長達十年的事件。在這十年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是具有毀滅性的，而有些事是富有建設性的。中國的高等教育受到了最強烈的沖擊，大學停課到1971年才開始重新招收學生。研究生教育完全中斷，直到1978年才重新開始。除此之外，中國在1971年以前也完全停止了選派留學生出國學習。

然而，在小學和中學，尤其是小學教育，受到的沖擊並不是很嚴重。確實，課程中斷了一段時間，在一些情況下，中斷了長達兩到三年。有些老師受到不公正的迫害和不明不白的冤屈，在某些時候，他們還受到來自學生的可怕的暴力攻擊，這些都是可悲的事實。就我來說，學習的突然中斷也是一次痛苦的經歷。我當然希望繼續念高中，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我的希望破滅了。

然而，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實不應該使我們無視文化大革命對中小學教育的建設性作用，至少對于農村居民來說是這樣。事實上，早在1967年，在發生首次大動亂的半年之後，中國政府號召所有小學的學生“復課鬧革命”，盡管事實上，一些農村學校直到1969年才恢復正常教學。青林小學實際上一直都沒有關閉。從1967年到1968年，學校一直開設了課程。從一年級到四年級，教授的課程是：毛主席語錄、數學、語文和其他的自然學科。然而，對于五、六年級的學生，則只教毛主席語錄和他的三篇文章。這三篇文章被稱為“老三篇”，它們分別是：《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和《紀念白求恩》。[8-2]

短暫的中斷後，中國農村的中小學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又大大地擴大了。從1969–1971年，激進政策鼓勵公社建立高中，大隊建立初中。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許多公社根本沒有中學，村裏的孩子如果想繼續讀書，就必須寄宿在離家很遠的中學。由于路途遙遠和寄宿費用的原因，很多孩子根本不能上中學。

一些統計數據將會表明，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對農村居民的教育起建設性作用的。1955年，波陽縣只有兩所中學；1956年，有三所；1957年，五所；1958年，又增加了三所；1962年，中學的數量增到了16所；到1966年，在波陽縣城已有18所中學，大部分位于波陽縣城和像油墩街一樣的中心地帶。在大約70,000人口中，就有6,500個中學生。自1949年以來的27年中，中學的數量從2所增至18所，每年平均增加1.38所。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採取的激進政策下，從1969到1979年這10年間，波陽縣的高中增至41所，初中增至265所，平均每年增加3.06所。即使我們把動亂的1967年和1968年考慮進去，波陽縣中學的每年增長量仍為2.5所。到1979年，中學生的數量達到了29,238人，是1966年學生數量的4.48倍。

毛澤東逝世後，中國政府、精英知識分子和學者針對在中國農村大搞教育而提出的指責之一是：農村教育的擴展是以降低教育標準為代價的。1980年，以提高教育標準為名，波陽縣的高中數量由1979年的41所減至11所，初中的數量從256所減至52所。合格的老師從農村被調往波陽縣城少數幾所學校。對于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來說，這種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在農村大搞教育的譴責和隨後的政策反撥，很難說是合理的。在60年代早期和80年代以來的這段時間裏，教育資源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幾所學校，而以加強教學管理和提高教學質量為名，這些學校大多位于中國城鎮。其教學內容和方法都是專門為城鎮居民而設計的，事實上，這些都是對蘇聯模式的照搬。確切說來，在教育領域中採取的文化革命政策，其目的是為了阻止這樣的傾向。對于高家村人來說，60年代所謂的“提高教學質量政策”除了通過升學離開高家村的大隊支書的兒子高朝棟有所受益外，對村民們並沒有多大意義。對村民們來說，文化革命中實行的給孩子們開設讀寫技能課、基礎自然科學課和基本計算技能課則顯得更為重要，更有相關性。

在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了追求教育改革目標，使得貧困者有更多的機會接受教育，課本變得更實用和更不注重理論。小學教育的年限從六年縮短到了五年，中學由六年減到四年。為了使老師滿足學校擴大的需要，在1969年之後同時採取了兩項措施：第一，大量合格的老師被調往鄉下學校教書；第二，受過教育的當地村民被招募為“赤腳老師”。之所以稱作“赤腳老師”，其道理和“赤腳醫生”一樣，因為這類老師並沒有接受過從業的正規教育，國家政府也不發給他們定期工資。相反，在農忙季節，他們也應該像當地村民一樣下地干活，像當地村民一樣“光著腳丫”生活。

中小學教育

1969年，正是在這種激進改革的氛圍中，一所涵蓋了一年級到三年級的小學在高家村應運而生，我被任命為該所學校唯一的老師，即一名“赤腳老師”。我必須同時教三個年級。當我在給三年級的學生上課時，我會叫一、二年級的學生做練習。當其它兩個年級的學生在做練習時，我會去給二年級的學生上課。所授科目有：書法、語文、算術、音樂、藝術、體育和農業技能。每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餐前都有“晨讀”，在這段時間裏，我會坐在教室裏監督學生。自從私塾以來，學校語文教育就把重點放在大聲朗讀記課文上。

早餐過後的第一節課是書法課。中國人不僅把書法看成是一種藝術形式，而且看成是衡量教育成果的主要標準之一。如果一個人寫得一手好字，那麽他就會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接受過良好的教育。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的共產黨官員喜歡練習書法，因為他們想顯示他們有學問和受過良好的教育。因此，除了星期日以外，學生每天都必須練習半個小時的書法。在監督學生的時候，我自己也會練習。每周有三節體育課，總課時45分鐘，農業技能課則有一小時。除此之外，每周還有一節音樂課，一節美術課。剩余的時間就全花在語文和算術上了。

當然，孩子們很喜歡上體育課，然而體育設施幾乎沒有。體育用品只有乒乓球和籃球，但是沒有乒乓球桌，更不用說籃球場了。孩子們只得借助于他們的課桌用來打乒乓球。大部分時間，他們只是到處跑跑。我還得教他們一些自由活動項目和一些準軍事操練，例如：站隊、向左轉、向右轉。父母對體育課不太在乎，認為這是在浪費時間。從他們的立場看，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的力氣主要用于干農活，因此，他們認為任何非生產性勞動的體力活動都是在浪費精力。對于農業技能課，他們更不在乎，因為沒有人需要從我這裏學技能。然而，這是一門必修課程，這門課程對于那些沒有機會看到植物是如何生長的城市孩子來說，也許是值得花時間學的。這表明，一直以來，中國政府千篇一律的政策是多麼的古板：一些地方適用就強制推廣到全國。

作為一名“赤腳老師”，我像其他高家村村民一樣，可以領到生產小隊分配的任何東西，而且我的工作量也以工分的形式記錄了下來。在農活最艱苦繁忙的季節，我像其他村民一樣也要在地裏干活。這樣一來，村民在教師身上的開銷就很小。但是，他們必須花錢買課本和文具，如鉛筆、練習本、毛筆和墨水。由于政府的政策，課本的費用非常低，一般是兩角到五角錢一本。總的來說，一位學生每年在課本和文具上的平均花費是3到5元。盡管如此，這麽低的費用對有些家庭來說還是一筆很大的開銷。當我在高家村教書的時候，村裏所有的男孩和大多數學齡女孩都上了學。這是史無前例的，假如在高家村沒有建學校的話，這也是不可能的。

從1969到1972年，我教過36個高家村的孩子，其中有21個男孩，15個女孩。在這36個孩子當中，有21個完成了三年的學校教育，但只有3個是女孩。那個時候，只有4個學齡女孩沒有上過學。在這4個當中，就有3人是高家村僅有的兩名共產黨員——高常銀和高常繞的女兒。高常銀以前是大隊黨支書，但到1969年卻丟了職位。高常繞那個時候是兩個生產小隊的隊長之一。

盡管是在毛澤東時代最激進時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女性還是受到了明顯的歧視。盡管按照中國城市和鄉鎮的標準來說，3到5元錢根本算不了什么，但費用仍然是制約農村孩子上學的一個因素。我們必須記住，對于農民來講，一角錢有著很重要的價值，而城鎮居民卻根本不會在意。第二，需要干家務活時，女孩是第一個受累的人。要求孩子干的家務活有：大人在地裏干活時，照顧弟妹；母親做飯時，往爐灶裏添柴；採摘野菜喂豬；為家人紡紗。在這些家務活中，有些活是一直以來由女性做的，例如紡紗，但其它的不是。

女性受到歧視的根本原因是：她們在家裏沒那麽受到重視（盡管她們的父母都愛她們）。因為沒有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老人就必須依靠家人來照顧，女孩被認為不受重視是因為她們必須嫁出去，那麽，為了養老就必須在他們的兒子身上進行保險投資。在中國的傳統中，個人本身並不受重視。這種傳統並沒有因為1949年的革命而消失。個人的價值是以作為家庭的一部分來衡量的。最能象徵性和實質性地表明這種集體主義家庭觀的是生產小隊的帳本：貢獻與所得都不是記錄在個人的名下，而是總地記錄在單個“家庭戶主”名下，戶主通常是家庭裏的一名男性。

盡管存在性別歧視，但在那幾年裏，上學孩子的數量增長很快。這主要是因為農村學校的開辦使得更多的孩子有機會上學，並且辦學校沒有花政府一分錢。在這個（青林）地區，1949年的人口是1,637人，1958年的人口為2,229人，1952年以前沒有一所現代化學校。1969年這個地區的人口已達到3,048人，從1952年到1969年，僅有一所六年制的學校。到1972年，那裏建立了十所村辦學校，有3,160名一年級至三年級的學生。

盡管沒有任何統計數字可用來對1958–1969間入學孩子的數量和之後幾年裏入學孩子的數量進行比較，但是，在青林地區，赤腳老師的數量由1968年的0個增加到1972年的23個，1978年的24個。這些數字清楚地表明了：自從1969年以來，上學孩子的數量顯著地增加了。到1972年，這個地區的小學有378名學生，中學有71名。到1978年，當青林地區的人口達到3,610人時，中學生增加到153名，小學生增加到了600名。

到1972年，每個村莊都有一所從一年級到三年級的學校。在村裏讀完三年級以後，孩子們必須去青林小學讀四、五年級才能完成小學教育。1972年，由于小學教育的大力推廣，青林小學也擴建為一所帶有中學教育的學校，開設了初中一、二年級的課程。因為無法指望從政府那獲得資金，學校只好招募“赤腳老師”。我被青林大隊聘用為一名“赤腳老師”，在青林學校教初中。我在高家村的位置由一名只接受過三年教育的女“赤腳老師”頂替。就我個人而言，我也只接受過一年中學教育。我被指定教一些我自己也沒學過的科目。每次走進教室去給學生（有些學生的年齡比我還大）上課前，我都必須認真學習這門課程。這種情況可能是後毛澤東時代的一些權威人士和中國知識分子精英譴責文化大革命政策降低了教學質量的原因之一。在1980年，由于諸如此類的譴責，青林學校的中學教育被迫停辦。

教學質量問題不是在這裏可以討論的。然而，對于村民來講，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策似乎和他們更相關，也更實際。不管怎樣，對于高家村的村民，最緊迫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接受最基礎的教育。在大多數人沒有機會接受最初級教育的情況下，還談論什么教學質量問題？文化大革命時期實施的政策確實增加了上學機會，因此，有更多的人接受了教育。文化大革命前的18年時間裏，在高家村只有一名高中畢業生，兩名初中畢業生。相比之下，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時間裏有了四名高中畢業生、八名初中畢業生、一名大專生和一名本科生。

高等教育和我自己的實例

就高等教育而言，政府如不採取些積極措施來幫助處于劣勢的農村居民，農村孩子要和來自城鎮的孩子競爭則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和那些來自知識分子精英階層和黨員幹部階層的孩子競爭了。來自城鎮的孩子除了享有更好的教學設施和更好的學習資源外，他們的父母還有能力輔導他們的家庭作業，因為一般而言，他們的父母比農村孩子的父母文化程度要更高。城裏孩子的父母供得起孩子教育所需的大部分東西，比如：書、閱讀材料、野外旅行、音樂補習班和藝術補習班，這些都是大多數農村孩子聞所未聞的。

並不是說農村人沒有嘗試過，一些人也努力了，但都沒有成功。我的二弟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非常幸運，在80年代就進了中學讀書，因為那個時候我正好能夠供得起他讀書。他參加過四次高考，但每次都以四分之差名落孫山。每次失敗後，我們家人都鼓勵他去復讀。按照農村的生活水準，連續三次復讀高三，要花的費用是很高的，如果沒有外界的幫助，很少有村民能夠承擔得起這筆費用。此外，我還必須通過走“後門”，比如說，靠人際關係，安排我弟弟復讀和不斷地參加高考。我自己也給弟弟補習過功課。在一般情況下，任何一個村民都不可能辦到這一切。盡管我的弟弟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但他還是沒有通過高考。

當然，所有這一切可能僅僅意味著我的弟弟不夠聰明。然而，他當然不像中國精英分子所認為的那樣，所有農村人都是愚蠢的。自從我弟弟放棄高考以來，他一直都很成功。在80年代後期，作為打工者，他去了廈門。到1995年，他已是廈門一家廚具廠中一名香港老板的經理助理了，同時還兼任車間總監和工會主席。可以說他並不是個沒有希望的人。

中國的知識精英總是認為農村人和農民生性愚鈍。正如胡素珊（Suzanne Pepper）評論的那樣，對于中國知識精英來說，那些“說話特別遲鈍的人並不是身心有缺陷的人，而是‘典型的農民’”，他們說“農民干起活來就像牛一樣”，而這種說法基于這樣的看法，“農民天生就是干活的，他們必得接受這樣的命”。[8-3]暢銷書《野天鵝》的作者張戎在她嚴厲斥責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所有政策時，也同樣持這種高人一等的態度。

不管怎樣，多虧了農村激進政策，在1973年，青林地區才有了兩個大學生。其中一個來自徐家村，另一個就是我，來自高家村。來自徐家村的徐先期進入了上海交通大學，他後來成了一名鐵路工程師。我進了廈門大學學英語。上海交通大學和廈門大學與江西省的地區性大學相比，都是國內知名度很高的大學。在1973年以前，青林地區只有兩名大學生，他們都畢業于江西的地方性大學。

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可能已經在油墩街中學完成了正規的初中三年教育。因為是學校裏成績比較好的學生，我很有可能通過縣城的初中升高中的入學考試，再加上得到我那位嫁到縣城並且定居在縣城的姐姐的支持，我甚至有可能順利完成三年高中教育。然而，要通過激烈的全國高考進入大學的可能性卻微乎其微。

像我這樣一個甚至連初中都沒讀完的農民卻能進廈門大學，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全國統一高考被廢除了。在我上大學的1973年，地區教育局採取了考試的形式來篩選申請人。江西省出了兩套試卷，一套涉及到寫一篇文章，另一套測試數學能力。事實上，一些省份的考試試題特別難，就拿遼寧省來說，考試試卷還引發了一場政治事件。[8-4]我不知道我在考試中到底發揮得怎樣，很可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不管怎樣，我的試卷成績並不說明我是完全沒有希望了，就考試分數而言，我的分數已經足夠了。

第二，政審更加重要。按照當時的意識形態，選拔學生的政策是：候選人只能由普通群眾推薦，就我們那裏的情況而言，就只能由村民來推薦了。然而，事實上，只有那些當地的掌權者才能決定誰才可以成為候選人。因此，該推薦誰為候選人成為當地政治上激烈爭論的問題。候選人得有個好的家庭背景，這樣一來，就排除了來自地主、富農，甚至是中農家庭背景的人。候選人還必須有認可的文化水平，比如說，中學教育水平。最後，候選人還得有極好的政治表現記錄。這個標準包括了：在每場政治運動中，政治立場正確；沒有過小偷小摸行為和沒有牽扯到性醜聞（比如，婚前性行為）。

我有著貧農背景，並且在當地享有“文化水平最高”的好名聲，因為那時我已經在教初中生。除了政治記錄外，我幾乎是完美的。1971年，我被指控企圖保留具有封建性質的高家村家譜。關于這個問題，我會在第九章中討論。盡管如此，我還是被推薦為三名候選人之一去參加選拔考試，我這個政治錯誤並沒有被提起。

要理解這一點，還必須討論一下錄取政策和當地錯綜複雜的政治。首先，候選人的數量取決于上級給定的名額。在教育資源允許的情況下，國家教育部根據中國所有大學的招生計劃決定要招收多少學生。然後將總的招生指標分配到不同的省、市。每個省將招生指標依次分配給不同的縣。接著每個縣又將名額分配給不同的公社。1973年，分配給我所在的銀寶湖公社的名額只有0.46個。換句話說，從銀寶湖公社錄取的學生還不到一個。

同時，國家也規定了不同大學的招生人數。比方說，如果廈門大學可以招收4,000名學生，這要由北京當局指定，並規定廈門大學在學校所在地——福建省和其他各省份的招生指標。按照這個名額，廈門大學會派一名工作人員到這些不同的省份去挑選候選人。像北京大學這樣一流的大學有優先挑選權，然後輪到二流大學，依此類推。顯然，大學的工作人員不可能到所有公社去挑選候選人，而是由每個公社推薦候選人給縣政府，縣政府有責任向大學錄取工作人員提供被推薦候選人的名字和檔案。

在整個推薦和挑選的過程中，每一階層的官僚都有權力影響最後的結果。中央和省裏有權來分配這個名額，大學錄取工作人員則有權力從推薦的候選人中進行挑選，縣政府甚至有更大的權力，因為它不僅可以決定給哪個公社多少名額，而且有權力決定向哪些大學提供哪些候選人的名字和檔案。同時，在公社這一級，因為一個公社包含了很多村，幹部必須確保某種程度的平衡。為了保證某種平衡，銀寶湖公社向縣政府推薦了三名候選人。一旦其中一個人被某所大學錄取，另外兩個就落選了，因為名額還不到一個。

在挑選三個候選人的過程中，公社決定讓公社委員會的教育部門全權負責此事。因為農村學校規模的擴大，公社裏大部分有才華的年輕人都成了學校的老師，從這些青年老師中挑選候選人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湊巧的是，公社教育部門的負責人正好來自附近的大高家村，而大高家村和我們高家村是同宗同祖的。這個人的名字又碰巧是高常艷，他很可能會被誤認為是我的兄弟，因為他名字中的頭兩個字和我的是一模一樣的（我的原名叫“高常范”）。村裏取名一般採取這樣的模式：出生在村裏的每個人都同姓，同一輩的男性姓名中第二個字相同，只有第三個字才屬于個人。

假如高常艷不是教育部門的領導，和我一起在青林學校教書的兩位老師很可能會反對選我為候選人。他們都認為我和高常艷關係特殊，因此不敢去冒犯他們的上級領導。無巧不成書，那時公社的黨支部書記是外鄉人，但他恰好和高常艷關係不錯。因為高常艷竭力推薦我，所有大隊和公社幹部都認為，如果反對推薦我，他們不僅會得罪公社教育部門的領導，而且會觸怒在公社擁有最高權力的黨支部書記。因此，他們都贊成了此事。

但這僅僅是開始。考試結束後，必須通過體檢這一難關。在從油墩街前往大約30公裏外的田畈街體檢前，我把我的擔心告訴了高常艷。因為慢性中耳炎的長期感染，我的右耳已經受損了，聽力很差，我肯定通不過聽力測試。高常艷吩咐那位帶我們三個候選人去體檢的工作人員，在這一點上要特別關照我。然而，他也無能為力。在去田畈街的整個路途中和體檢前的整個晚上，我都非常擔心和焦慮，不知所措。

第二天早上，體檢準時開始了。除了把耳鼻喉部分留到最後外，我完成了所有的體檢項目。這時候，我看到一個我以前的同學也在那裏。他也來自油墩街學校，因為體格健壯的原因，他的綽號叫“黃牛”。我有了一個主意。我說服他同意在耳鼻喉體檢中代替我。我大松了口氣，我（他）順利通過了耳鼻喉科的體檢。

然而，我的苦難歷程還沒有到此結束。一切測試都結束後，我們還得一直等消息。那時候有人告訴我，徐先期已被上海交通大學錄取了，我和另外一個人都落選了。對于徐先期被錄取，沒有一個人感到驚訝。因為他是我們三個人當中最有資格被錄取的人。他是一名共產黨員，而我們都不是；他服了三年兵役，被認為是個政治標兵；他還是大隊委員會的成員。此外，他長得英俊又很體面（在檔案中有每個候選人的照片）。我只得放棄，並不再抱什么希望。然而，就在新學期開始的前一個月，我收到了廈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說我被錄取到廈門大學學習英語。這真好比平地一聲驚雷，我驚呆了。我可從來沒有想過要學英語，我連正確拼讀英文字母也還成問題呢！

我一直都沒弄明白自己為什么會被廈門大學錄取。有人傳言說，那位去波陽縣選拔候選人的廈門大學老師對我的資料很感興趣。但我卻不能夠證實這件事，因為據說那位負責老師在我到達廈門大學後不久就去香港了。然而，在1992年，當高常艷想要我幫他那年即將畢業的女兒找份更好的工作時，他告訴我說，我之所以能夠進廈門大學，完全是得益于他的幫助。

聽說我落選後，高常艷打了電話給一位姓黃的同志，他是波陽縣負責向各個大學提供候選學生名字和檔案的一位關鍵人物，高常艷叫他盡可能推薦我。高常艷告訴我說，這位姓黃的負責人正好是和他關係要好的師專同學。當黃向高常艷問起我是不是他的嫡親兄弟時，高常艷回避了這個問題，他告訴黃，這個人究竟是不是他的兄弟並沒有關係，他只要照做就行了。黃答應了，因此我進了廈門大學，成了一名英語系的學生。

然而，我卻沒能夠替高常艷的女兒找到份更好的工作。像許多高家村的村民一樣，高常艷高估了當代中國學者的影響力。再說，我已經不再住在中國了，我能夠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敬重高常艷的為人，對他曾給予我的幫助不勝感激，不管我進廈大這件事情是不是完全歸功于他。高家村人在這一點上也給了我壓力，他們認為我應當感謝高常艷。我每次回中國都會給他帶一點禮物，我自己當然明白我欠了他的人情。通過詳細地敘述我怎樣進大學這件事情，我的主要目的是想詳盡地說明當地領導、社會習俗和政府的政策在當地政治中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後毛澤東時期

簡要回顧一下當時全國范圍內總的情況可以為瞭解高家村所在地區提供一個好的背景。1965年，中國所有在校中學生人數是1,440萬，1977學年到1978學年，中學生總數為6,890萬，另外還有100萬技校生。1979年以來，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當局開始廢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政策，中學生的總數開始下降。僅1980年的一年時間，總數就下降了將近1,400萬。在這一年期間，中國就有23,700所中學關閉。[8-5]後毛澤東時期中國政府為什么要這樣做？我再次引述胡素珊的話: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教育重點是傾向于擴大中學的教育規模，而其後教育政策調整的理由是，當時只有非常有限的學生才能上大學，似乎上大學才是教育的主要目的。此外，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學教育的快速發展據說已經“使得財政資源分佈非常稀薄，並且加劇了合格的老師的匱乏”。[8-6]

然而，“赤腳老師”制度並沒有花費國家政府太多財力。就拿青林地區來說，將青林小學擴建為帶有初中部的學校並沒有花費政府任何額外的資金，因為全部費用都由大隊承擔，而大隊的經濟收入來源于村民。能夠證實後毛澤東時期中國政府的說法的唯一證據是：一些合格的老師由城市派往城鎮或鄉村地區中心教書。例如，當油墩街中學擴大為帶有高中部時，從波陽縣城派下了大量老師，到那裏教書。當後毛澤東時期中國政府原先的政策被廢除時，那些老師又重新回到縣城去了。換句話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城裏的一些合格老師被下放到了鄉村。

然而，青林學校擴建後，卻並沒有一位城裏的老師派下來。因此，青林學校初中部的關閉絲毫不涉及財政上的原因，大量農村中學的關閉是受到一種意識形態策略的驅使，其目的是為少數人重新創造特權，並繼續使農村居民處于社會底層。“目前，他們是如此堅決地奉行這項政策，以至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緩和這種教育不公平，甚至于毫不掩飾地為知識分子的孩子重新創造接受更好教育的機會。”[8-7]

在90年代以前的整個歷史中，高家村僅有六個高中畢業生，其中有一個畢業于文化大革命前，三個畢業于文化大革命期間，兩個畢業于文化大革命之後。而在1994年，全村只有一個學生就讀于高中。到目前為止，高家村只有一個技校生和一個本科生，並且這兩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畢業的。在1996年1月，高家村有四個初中生，沒有一個高中生。一些孩子不能通過小學升初中的考試，而有些孩子僅僅是因為付不起學費就輟學了。

舉個例子來說，鄉村教師高朝真的兩個兒子就是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沒能夠繼續讀初中。高朝真的妻子必須到景德鎮的一家市醫院做膽結石手術，一家人只得省吃儉用，來償還由于醫療費而欠下的債務，而兩個兒子也只有放棄他們的學業。十四歲的小兒子去了福建，另外那個十六歲的大兒子則去了廣東打工。

一些孩子放棄讀書是因為他們每個星期天得走七公里路到銀寶湖鄉的唯一一所中學寄宿。銀寶湖中學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大隊建立起來的，後來唯一沒有被關閉的學校。主要原因是這所學校坐落在金家村，即以前的公社行政所在地，也就是現在的鄉政府所在地。高家村的孩子現在也像我以前一樣，每到星期六就走路回家，每到星期日身上扛著一個星期的食物又返回學校。除了距離和寄宿費用問題，高家村的孩子還面臨著其他一些我在60年代後期甚至都不用考慮的問題。

隨著公社制度的瓦解，已經松散的村民越來越不服從于政府的政策。表明國家政權削弱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對于維修灌溉設施之事，村民們幾乎不參與合作。大量的灌溉設施，像在60年代和70年代時期使用過的，現在幾乎都不能再用了，殘存下來的幾個也已年久失修。每個村莊都各管各的。80年代早期以來重新抬頭的宗族勢力以更為強大的力量開始影響當地政治，村與村之間的世仇時不時引發沖突。對此，政府卻無能為力。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金家村和一個比它小得多的鄰村之間的世仇。金家村有1,000戶人家，是銀寶湖鄉最大的村莊。1991年，金家與其相鄰的小村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武鬥，動用了當地製作的土炮和銃，相鄰小村有十七人被金家村村民殺害了。當縣領導和警察趕來調查此事時，因為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實情，這次調查竟無功而返。一個來自金家村的瘸子自稱他是此次爭鬥的唯一發動者和組織者，他願意為死去的十七個人負全部責任。令人驚訝的是，縣領導和警察除了接受這個說法外竟然毫無它法。這個瘸子被帶走關進了監獄，此事也就被認為了結了。包括縣領導和警察在內的每個人都明白，這個瘸子站出來並要求承擔責任其實是由金家村的宗族安排的。作為對這位瘸子的回報是：他在監獄裏待多久，金家村的村民就要照顧他的家人多久。在很大程度上，鄉政府被金家村的村民控制了，因此，對發生在管轄區域內的械鬥假裝不知道。在兩村爭鬥達到頂峰時，金家村到處都安排了人站崗，任何想經過金家村的外人，就算在公路上都要受到詢問和搜查。

銀寶湖鄉地形呈長方形狀，在它的最南部有金家村和一些其它小村莊，最北端有高家村、徐家村、江家村和其它一些小村莊，其中部也有一些小村莊。公社時期，公社政府之所以設在金家村，除了因為這個村莊最大之外，沒有任何其它的原因。假如沒有金家村的支持，當地政府也不可能運轉自如。公社制度被瓦解後，當地政府更名為鄉，出于同樣的原因，鄉政府也必須設在金家村。主要的不同是，在公社時期，最重要的公社幹部由縣政府任命，他們通常是來自外地的共產黨幹部；而在後毛澤東時期，鄉政府幹部由當地選舉，這樣一來，鄉政府主要被金家村的村民控制了。因此，在公社時期國家政府過去常用的權利平衡和制約在後毛澤東時代已不復存在。結果是，政府幾乎對地方政治失去了控制。

出于同樣的原因，銀寶湖鄉唯一一所中學也必須建在金家村。來自其它村莊的孩子如果想繼續上學，就必須到金家村寄宿。為了嚇跑那些來自銀寶湖鄉北部村莊的孩子，以便他們獨自享用這所政府資助的中學，金家村的村民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手段進行騷擾。這些手段包括對女學生的性騷擾和明目張膽的搶劫。金家村的孩子則通過嘲弄和打罵的手段公開欺負來自北部村莊的孩子。來自江家村的一位女孩曾被一伙金家村村民抓住，村民們對她進行百般凌辱。時不時的就有一群金家村的村民包圍教室，並開始吆喝：“某某滾出來！操你媽的蛋！”最近這事變得更加嚴重，以至來自北部村莊的孩子晚上都不敢出門。這些事情也許不一定是由金家村的宗族組織所為，但所有這些事卻都是針對北部村莊的孩子，老師也不敢干涉。曾經有一位老師試圖與金家村的村民理論，結果，他被狠狠地揍了一頓，並被告知如果他再敢干涉的話，他們會殺了他。

1994年我回高家村時，來自北部村莊的村民、村委會幹部和一些教職工向我詳細講述了這種恐怖的情形，他們想自己花錢在北邊建一所獨立的中學來結束這樣的事情。然而要建一所學校談何容易。以前那所用來充當中學部的學校已經被拆除了，加之又沒有老師。沒有政府支持而共同籌資在當地雇傭有才學的人，像毛澤東時期的“赤腳老師”（當然現在也找不到這樣的老師），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並且不管怎樣，村委會和村民之間還存在著很深的敵意，以至任何試圖籌資的舉動都被認為是腐敗的村委會幹部想靠此發財致富。我們在後面的章節裏將會看到，鑒于一貫的情形，村民們對村幹部所表示出的懷疑也是非常符合邏輯的。1994年當我再回高家村時，這些老師、村委會幹部和村民都來向我求助，他們認為我是海外華人，我只需當場從我口袋裏掏出10,000美元用來捐贈就行了。在他們的世界觀裏，所有的海外華人都是富有的。

後毛澤東時代所帶來的政策對小學教育也有影響。1969年在高家村建立的學校並沒有被關閉，它仍然保留了一年級和二年級。不過，跟文化大革命時期不同的是，三年級學生必須到青林學校去上學，高家村原來的校舍已經被拆掉分了。1981年公社制度瓦解之前，所有的農具和財產都歸屬于兩個生產小隊，但隨著公社制度的瓦解，這些東西都分家到戶了，因此校舍也被拆掉了。從那以後，任何想從事教書這一行業的老師都必須在他（她）自己的家裏教，就像傳統的私塾老師一樣。高朝江教了頭幾年，他是我在油墩街學校時的校友，並且是高家村60年代後期的兩個初中生之一。然後，高朝真接了他的位置，他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位高中畢業生。於是，高朝真家裏的正廳就被當成了教室，其中有十二張凳子，兩張更高點的長凳子被當作桌子。桌子前面是一塊黑板，就是我當老師的時候用過的那一塊。“教室”的後面是老師家的廚房，右手邊有個用竹子做的隔板隔開的房間，那是老師和師母的臥室。因為高朝真的兩個兒子都離家到沿海城市打工去了，所以這樣的安排並不是顯得很混亂擁擠。

在90年代，高朝真每月大約可以賺到90元，一年總共有1,080元，其中有540元由國家政府支付，剩下的540元由村委會給，而村委會的收入來源于村民納的稅和學生繳的學費。90年代初以來，一年級或二年級的學生每年必須付大約60元的學費；到1995年，學費上漲到70多元。一個五年級的學生現在每年必須繳納大約150元學費，一個初中生每年必須付250元。學費是每年年初繳納，之後上交給村委會。學費開支可細分為十二項，包括了注冊費、課本、練習本、保險、考試費用和縣、鄉、村的教育經費。值得指出的是，在這一階段，所謂的（縣鄉村）三級教育經費也通過地方稅從每個村民那兒征收，換句話說，同時征收了兩次教育經費，第一次從每個村民身上征收，第二次又從學生那兒征收。

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早期這段時間裏，很多高家村孩子上不起學，其中大多數是女孩子。舉個例說，在1994年，八個已經過了上一、二年級年齡的孩子從來沒有受過一天教育，其中大部分是女孩。在70年代早期，當我還在當老師的時候，大部分孩子，包括女孩子在內，至少都接受過一兩年的教育。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早期這段時間，女孩輟學主要是因為費用太高了，如果執意要村民們做出選擇的話，出于社會保險的原因，他們寧願選擇讓男孩子去上學。

然而，據高朝真講，到1994年，在高家村，所有小學一二年級的學齡兒童都入學了，七個男孩和六個女孩讀一年級，三個男孩和五個女孩讀二年級。高朝真給出的原因是，90年代以來，高家村村民外出打工時，開始明白讓孩子讀書的重要性，他們讓所有的孩子都接受教育，包括女孩在內。從高家村外出打工者那兒得到的反饋信息表明：受的教育越多，找到一份更高薪水的工作的機會就越大。打工者接受教育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動力是：他們可以寫信回家。我們在十一章裏將會提到，那些14到16歲的孩子離開家到遙遠的地方打工是多麼的不幸。寫信是維系父母和兒女之間感情的一種重要方式。最重要的是，正是這些打工者的匯款才使村民們能夠付清孩子的學費。

為了進行教學質量的管理，縣教育局時不時地舉行一些全縣范圍內的考試，然後對考試結果進行評比，給那些考試成績好的學校的老師頒發獎金。因為只考三門——思想政治、語文和數學，因此，其它課程都被大多數老師忽略了。例如，在高家村就沒有開設美術、音樂和體育課，甚至在青林地區的中心小學——也沒有這樣的教學設施。在70年代，當我在青林學校教書時，那裏還有兩個籃球場，一張乒乓球桌。1994年，當我去看望原來我工作的地方時，什么也沒有了。那裏的老師告訴我，即使你有資金建一個籃球場，籃球架馬上會被偷走。在村民們看來，無論如何，體育活動都是一項愚蠢的消遣方式。

政府考核教師的目的是為了培訓農村“赤腳老師”，而這些老師都不具備城鎮戶口。對那些想改變身份的老師，他們可以參加定期的考試。任何一位有五年以上教學經驗的老師都可以參加考試。如果通過了考試，老師可以得到一張文憑，也可以獲得城鎮居民身份，還可以領到政府發的定期工資。考試的科目有：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主義、教學法、課堂心理學，再加上語文和數學。按照高朝真所說，這樣的考試非常難通過，他失敗了好幾次，現在已經放棄了希望。通過這樣的考試選拔制度，再加上80年代以來陸續解聘了一些70年代的“赤腳老師”，青林地區現在有十二位老師享受國家待遇，其他九位老師的工資由該區的村委會支付。

結束這一章前，值得強調的是，在共產黨執政的頭幾年，政府做出了真正的努力來改善高家村的教育和提高其文化程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最激進的時期，像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農村地區教育領域的發展最為顯著。正是在這兩個別人認為是毀滅和動亂的時期，在青林地區，農村居民有更多的機會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在80年代改革初期，農村地區的許多學校關閉了，農村孩子上學的數量急劇下降，所有這些都是在所謂的精簡人數和改善教學質量的理由下進行的。在90年代，由于有打工人員帶來的收入，農村教育狀況才再次得到改善。

注釋

[8-1]私塾是中國過去的一種兒童教育方式。如需詳細深入瞭解，參看Colin Mackerras," Education in the Guomindang Period 1928–1949, "in Idealand Reality: Socialand Political Changein Modern China, 1860–1949, edited by E. Fungand D. Pong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pp.1531–1583.以及文章中的相關參考書目。

[8-2]最後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為紀念白求恩醫生之死而作的。白求恩是一位加拿大醫生，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國幫助共產黨軍隊。

[8-3]Suzanne Pepper, China’s Universities: Post-Mao Enrolment Policiesand Their Impacton the Structure of Secondary Education,a Research Report(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4), p.115.

[8-4]當時遼寧一個考生叫張鐵生，拒絕回答試卷上的問題，並且在試卷上寫了幾句抗議的話，抱怨說他這樣的人（他當時是一位生產小隊的隊長）和城裏人一起考試，並且城裏人還有專門的輔導，這種競爭不公平。碰巧，張鐵生的試卷被當時遼寧省委書記毛遠新（毛澤東的侄子）看到了。毛遠新和其他激進的左派共產黨領導人借此機會攻擊黨內的保守派。

[8-5]這些中國官方數字引自上引書Suzanne Pepper, China's Universities, p.14.

[8-6]這些中國官方數字引自上引書Suzanne Pepper, China's Universities,p.13.

[8-7]這些中國官方數字引自上引書Suzanne Pepper, China's Universities,p.116.

第8章

大躍進

關于中國大躍進的話題，早已有許多作品談論過。[9-1]集體化的意識形態，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熱情，以及對速度和規模的盲目追求，而最終導致大躍進的急躁冒進，其起始可追溯到50年代中期。然而，大躍進的高潮時期僅僅是從1958年到1959年，持續還不到一年的時間，毛澤東本人就開始要求作出調整。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的經濟都面臨著力求快速發展的壓力。早在1955年7月，毛澤東在給各省委書記的一次演講中就表示了對負責農業的鄧子恢的不滿，批評他是“右傾機會主義”，有“右傾保守思想”，而“右傾保守思想”實際上指的是謹慎地發展集體主義。1956年6月20日，在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的建議下，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其內容主要是提倡既要警惕“右傾保守主義”，也要反對“左傾冒險主義”。據報導，毛說過這樣的話：“我才不看這種東西”。[9-2]而且，1957年的反右運動也已為大躍進的激進主義鋪平了道路，因為人人都被大規模地批鬥知識分子嚇壞了，沒有人敢批評大躍進的激進政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大躍進的大部分觀點都不是來自毛澤東本人。按照一種說法，毛澤東提出“十五年在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超英國”，這一想法是在赫魯曉夫的口號“蘇聯要十五年趕超美國”的影響下產生的。[9-3]1957年12月20日，劉少奇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中華總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透露了毛澤東的這一想法。一向以講求實際和謹慎著稱的劉少奇在1958年7月5日竟然也說，中國只需花兩到三年的時間就可以趕上英國。他對北京石景山的工人說，他們可以在他們的有生之年看到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現。[9-4]這裏的共產主義意味著“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的全面實現。

最能體現中國在發展上急于求成的“躍進”一詞，實際上是由一位行事謹慎的人發明的，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周恩來。在毛澤東批評了他的保守主義思想之後，他在1957年徹底改變了態度。[9-5]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縣嵖岈山的地方政府把人民公社的思想首次付諸實施，產生了第一個人民公社。1958年8月，當毛澤東在山東省訪問時，當時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向他談到了人民公社的做法，毛澤東不假思索地說：“人民公社，好。”一位記者聽到了這句話，幾天之後，在《人民日報》上就出現了大標題：“毛主席的教導：人民公社好！”。因此，全國許多地方紛紛創辦了人民公社。

大家在公共食堂一起吃飯的想法也源自一些地方政府的嘗試。1958年7月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提倡在人民公社建立公共食堂的報導，報導中提到建立公共食堂的八大優點，包括：在工作中提高生產效率，因為人人都是同時吃飯同時上班；把婦女從廚房中解放出來；為老人和殘疾人提供糧食；減少家庭爭吵和改善公共衛生。劉少奇也支持公共食堂的做法，1958年7月14–18日，當劉少奇在山東訪問時，他大力贊揚這種做法，並且建議每個工廠應該自己煉鋼鐵而不是依賴進口。[9-6]

1958年7月，負責中央計劃的兩位主要的共產黨領導人——李富春和李先念，在他們提出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中說到，中國在工業上趕上英國只需三年時間，並且農業增長率可高達35％。另外一位制訂中央計劃的主要成員薄一波，在1958年6月17日做了個報告，題目就是《兩年超過英國》。

一些地方政府一再編造畝產萬斤水稻的神話，例如，1958年7月15日，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在共產黨理論雜誌《紅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駁“糧食增長有限論”》的文章。他在文中說，廣東一畝地生產3,000–10,000斤糧食是有可能的。性格衝動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說，他親眼見過這些“事”：在廣東省番禺縣，紅薯產量為每畝1,000,000斤，甘蔗每畝600,000斤，水稻每畝50,000斤。[9-7]另一位激進的共產黨領導譚震林據說說過這樣的話：糧食產量有多高僅受個人想像力的限制。[9-8]

後來李銳說他問過毛澤東：為什么不對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糧食產量的數字表示懷疑？毛澤東回答說，他是受到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寫的一篇文章的影響。錢學森說，如果有充足的陽光，畝產10,000斤水稻是有可能的。[9-9]受到這種理論上的科學方法的誤導，一些地方的農民被告知安裝電力設備，以便在夜晚給地裏的農作物提供光照，並且使用吹風機給密植的水稻苗通風。

當時中國從上到下各級領導人都在一種狂亂的渴望和熱情的驅使下，欲將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轉變成富有的社會主義新國家。他們被激情沖昏了頭腦，嘗試著各種各樣的實驗，但結果卻往往令他們自己都大感震驚。當周恩來——發明了“躍進”這一新名詞的人——在一所學校看望他那位泰國養女時，他自己都難以置信學生竟然在學校後院煉鋼鐵。[9-10]

各省各縣對煉鋼的熱情盡管程度不同，然而，到處都是一片狂熱，以至于共產黨中央政府很早就不得不警告地方當局不要過于頭腦發熱。1958年8月3日，中央政府發布了一份傳閱文件，警告各級領導務必謹慎。[9-11]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一項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在這項決議裏，地方政府被警告不要“太急于求成”，並告知他們不要從集體化這兒期待奇跡發生，集體化只能一步一步地實現。[9-12]

然而，各個省市仍然在競相猛刮“浮夸風”。從某種程度上說，地方領導越激進越富有想像力，他們嘗試的實驗就越瘋狂越荒謬。從可獲得的信息中可看出，山東、河南、河北、安徽、廣東這幾個省最大膽、最狂熱。因此，在這些地方，後果也越加嚴重。江西省是受影響最小的省份之一。1960–1961年，饑荒遍及全中國，成群結隊的安徽農村居民背井離鄉來到江西乞討求生，其中一部分人也來到了高家村。對于高家村人來說，安徽人成了饑荒難民的代名詞。

饑荒和死亡人數

1959到1961這三年是人們提到的三年饑荒時期。不少中西方學者皆聲稱，在這幾年裏，中國的死亡人數可能高達3千萬到5千萬。[9-13]實際上用確鑿的證據來得出一個比較確切的死亡人數是不可能的。一種估算方法是：按照那時正常的人口增長率和死亡率來計算，估計大約有3千萬或更多的中國人在1959年到1962年期間失蹤了，那這些失蹤的人口就是死亡的人口。

按現有的知識水平，我們在得出結論性的數據時要分外小心。有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大饑荒時，出生率一定很低。舉例來說，在1957年，江西省就有7,000,000多個嬰兒出生，而在1961年，僅有420,000多一點。[9-14]50至60年代間，全國每年的平均出生率超過30％，而在1960年，僅有20.86％，1961年為18.02％。[9-15]由于饑荒持續的時間長和人口的基數大，較低的出生率肯定在較大程度上導致了人口的減少。因此，在這點上，所謂失蹤的人口不能夠全被算到死亡人數裏面。

第二，我們不能確定由中國政府發布的數字是不是準確的。那時並沒有人口普查，而且就技術和管理而言，數據採集也是混亂的。[9-16]除了1953年進行過一次人口普查，1957年之前甚至連一個抽樣調查都沒有。“1958年年初，中國的統計體制開始崩潰，直到二十多年之後才完全恢復。”[9-17]大躍進初期，統計體制就曾有過一次崩潰。“大躍進在人口統計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官方公布的1960年底全國人口總數比上一年年底估計數還少約1千萬，這帶有一定的主觀性。”[9-18]

第三，即使是1953年進行的人口普查，其精確度也值得懷疑。1953年中國官方進行的人口普查結果宣稱：中國人口由1947年的4億5千萬上升到了1953年的6億。在這之前曾組織過人口普查的中國著名人口統計學家陳達對這次人口普查進行了批評，為此，他在1957年受到了中國政府的批評。按陳達所說，1953年的人口普查是不科學的，人口數主要是在地區隨機抽樣的基礎上得出的估計。[9-19]作為中國人口統計學方面的專家，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何炳棣在他的著作《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中，也質疑1953年人口普查在技術層面上的可信度。按照1953年的人口普查，在1947–1953年間，包括幾百萬軍隊卷入的國共內戰那幾年，中國人口的增長率竟然是30％。如此看來，一些所謂的“失蹤人口”可能從來就沒有存在過。

最後，大躍進期間，流動人口數量很大，這也是人口監測方面的困難之一。從1957–1960年，由于工業擴張和工業分布廣，從事工業的人數成倍增長，導致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動到城鎮。在中國政府的政策調整下，從1960到1963年，將近有3千萬人口又從城鎮返回農村。在農村居民流動到城鎮地區這一過程中，一些人的戶籍就有可能在城鎮和他們原先居住的村子重復登記了。但是，當他們從城鎮返回農村時，他們在城鎮的戶口就被取消了。

高家村困難的日子

盡管江西省領導的表現並不是最狂亂激進的，但是江西人民和高家村村民也同樣忍受著大躍進所帶來的艱難困苦。高家村自1949年以來的第一起自殺事件就發生在大躍進期間。由于家庭困難，一位婦女上吊自殺了。在每一個高家村村民的記憶中，最困難的時期都是大躍進那幾年。高家村人必須挖野菜並用米糠充作食物，年老的村民都不曾記得在1949年以前吃過米糠。而米糠是很難消化的，並有可能會損壞腸胃。高家村人後來談論得最普遍、次數最多的事就是，吃了米糠後很難通便，許多人只能借助湯匙才行。

在我呆在高家村的整整20年裏，我至今都想不出，家裏有哪一天能有足夠吃的東西。1962年我姐姐嫁到波陽縣城之後，我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去姐姐家。她家一頓普通的飯菜對于我來說都不啻是一頓盛宴，差不多每次去她家，我都會因吃得過飽而拉肚子。並不是我姐姐家富裕，也不是說她為我做了特別的好菜。她家也僅僅是有一份固定工資收入的城鎮普通家庭，但她家的生活對我們農村人來說已經夠好了。對于農村人而言，生活往往是為了求生存，然而，大躍進使得生存更加艱難。在這困難的幾年中，我記憶裏最難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母親給我們帶回了一隻紅薯，當時我們全家已經有好幾天沒吃什么東西了，母親只好到江家村的一個朋友家，想從她那兒獲得一些幫助。她的朋友給了她兩只紅薯，我母親吃了一隻，並帶回一隻給我和弟弟吃。

那時我只有七歲，但是由于饑荒，我也必須到山坡上、河流邊、田梗上和濕地裏去挖野菜吃。那個上吊自殺的女人是我們家的一個鄰居。她家經常吵架，特別是那個婦女和她的婆婆。1960年，生活變得極其艱難，她的婆婆總是不停地嘮叨，年輕婦女應該吃最少最差的食物。她的婆婆強迫她吃樹皮和觀音土（“菩薩土”，據說是當地可以吃的一種土壤，說是菩薩的善心可以讓人能消化吸收這種土），到最後這位婦女實在受不了了，在自己家的茅房裏上吊自殺了。除了這件事和江家村的一例死亡案例，我再也沒聽說過在那幾年裏我們這幾個村子發生了任何由于饑餓或饑荒而造成的死亡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附錄二中的表格3表明了青林地區人口變化的情況，其中數據並沒有因為大躍進而顯示出異常變化。

從表格3來看，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增長率很低，1959年和1960年的人數是一樣的，這裏似乎出現了些反常。從表格3中的數字看，1959年到1960年，女性增長了22個，同時男性減少了22個。然而，在據稱是大躍進時期最困難的一年——1961年，人口卻反常地增長了203個。有兩種似乎可信的解釋：第一，1960年的記錄數字並不準確，1961年記錄的數字必須補償1960年記錄中出現的錯誤。另外一種更可信解釋是：1958年以來，在大躍進時期的政策指導下，地方工業擴張得很快，當時來自這個地區的大量農村青年被招募到景德鎮、九江和波陽縣城當工人。在大躍進期間，有五個家庭離開了高家村，一家人去了九江，三家去了景德鎮，還有一家去了蒔山國營農場。然而，當中國政府開始對激進農業政策做出調整時，許多人又被命令返回農村。高家村就有一家人進城後又返鄉了。

地方工業擴張及其後果

大躍進的一個主要的目是將工業分散並鼓勵地方的積極性。這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通過動員廣大群眾，中國領導希望工業能擴大得更快。這就是毛澤東有名的“群眾路線”，這也被認為是共產黨用來戰勝國民黨的神奇武器之一。其二就是希望不經過城鎮化過程和不改變農村居民的住地，就能將中國農民轉變為工業工人的美好願望。毛澤東思想體系的這兩個方面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又再次出現。有充分證據表明，從大躍進時期開始並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進一步得到鼓勵的分散工業和提高地方積極性的措施，對中國的經濟也產生了一些有利的影響。例如，80年代以來的鄉鎮企業經濟被認為是後毛澤東時代改革的支柱之一。研究表明，許多成功的鄉鎮企業直接繼承了這兩個時期的探索成果。[9-20]

1958年，波陽縣被國家輕工業部指定為十大“實驗縣”之一，來進行“社辦企業”實驗。這種方法開始於1958年2月，在幾個月的時間裏，波陽縣城就建立了3,623家地方工業企業。這些企業的生產領域從瓷器製造、水泥、煤炭和木炭生產到玻璃和紙張製造以及鋼鐵生產等，范圍廣泛。例如，我的姐姐就進了一家瓷器廠當工人，並且成了一名在碗碟上描畫的能手。這些企業有些存活下來了，而很多不久之後就倒閉了，因為人們認為這些企業不切實際或是浪費資源。例如，瓷器廠兩年不到就倒閉了。因為過于熱情和缺乏合理的協作，地方政府的種種積極急躁的措施還導致了環境破壞。大量樹木短短幾天就給砍光了，速度很快，以致1958年10月14日，縣政府不得不採取措施停止這種危險的做法。然而，這種創造性的做法確實促進了波陽縣的地方工業，截止到1965年，這些企業中仍然有149家在經營。

為了完成中央政府規定的鋼鐵生產定額，從省到公社的各級政府都催促著要鼓足干勁、打破常規，想盡各種方法大煉鋼鐵。後院熔爐煉鋼鐵就是大躍進時期既荒唐可笑又令人難忘的一幕。然而，如果認為中國全國上下遍地都在發生著這樣的事情，那也是錯誤的。銀寶湖公社就沒有發生類似的事情。波陽縣確實嘗試過在離高家村大約40公裏遠的山區——蓮花山建造一個熔爐。二十多個高家村村民也投入到了蓮花山的煉鋼中，大部分人去了幾個月就回來了，有些人工作得久點，但最多也只有五個月的時間。他們的工作是將木柴和木炭運到熔爐裏。至于蓮花山煉制鋼鐵的規模則不得而知，因為沒有可得到的可靠信息，更不用說統計數據了。然而，因為僅僅高家村就有二十多人參與了這次煉鋼，我們可以認為蓮花山的這次徒勞的煉鋼應該規模不小，並且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和能源。

因為沒有生產足夠的鋼鐵，甚至連無用的鐵屑都沒煉制出來，縣政府便命令公社和大隊從村裏的各家各戶收集鋼鐵來湊足規定的鋼鐵量。我對當時的情景仍然記憶猶新。一群來自村外的人，板著臉，由村裏的積極分子，比方說高常銀領著，挨家挨戶進行搜查。鍋和錠（錠是另外一種古老的烹飪器皿），都給砸成碎片；家裏的鐵制品除了鋤和犁之外都被拿走，以湊足鋼鐵定額。釘子、調羹、鏟子和鐵鍬都被充公，甚至連門銷都被拆下來拿走了。這可是聞所未聞的事，村民們個個害怕得說不出話來。搜集到的鐵器有好幾噸，都從村上交到了大隊，從大隊上交到公社，又從公社上交到縣裏。1994年，我問過一些村民，他們的那些家庭用品最後交到什么地方了，最後變成了什么，但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事就是農村居民如何被過去的或目前的當權者粗暴對待的一個典型事例。

公共食堂和共產主義

將烹飪用具充公也是可行的，至少從理論上來說是這樣，因為那時家家都不用做飯了。1958年5月，高家村建立了一家公共食堂，但是在1959年年底就解散了。食堂裏有三個專職廚師為村民們做飯，每天一日三餐，干了有一年半的時間。實際上，高家村的村民從來不在公共食堂和其它家庭共用一張桌子吃飯。中國其它地方的人也是這樣做的。公共食堂只做米飯，高家村的各家各戶仍然要自己準備菜。因此，高家村的每個家庭都允許保留一個鍋。

每到吃飯時間，當村領導大聲宣布開飯後，每家每戶會派一位代表去領飯。村民手裏拿著一隻桶，排成一隊，等待廚師將飯盛在桶裏，然後帶回家分給家裏的每一個人。每個家庭分到的食物取決于家庭成員的人數，當然，廚師們對每個家庭的人數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果他們忘記了，拿著桶等候的其他人就會提醒他們。在我家裏，到公共食堂領取食物通常是由我來做的。起初，分給每個人的飯都足夠，我們小孩也認為這件事很好玩。然而，慢慢地，食物開始逐漸短缺，分到的飯量也越來越少。我記得有一個時期公共食堂只能提供米粥，米粥因為水多而稀，我們村裏以後一直開玩笑說，這粥都可以用來當鏡子照了。因為缺少食物，村民們都沒力氣干活。用他們的話說，兩碗那樣的粥只能提供到廁所撒一次尿的力氣。

婦女從廚房中解放出來了，小孩也被放到一起照顧，老年人和殘疾人除了坐在一起聊天以消磨時間外，就什么活也不用干——這在當時確實如此。在公社制度以前，婦女除了干家務活之外，只需在田地裏偶爾干干活；而在人民公社時期，高家村的婦女開始頭一次像男人一樣在地裏干活。在人民公社建立以前的合作社時期，每家每戶都有自己的農具和自留地，用來種果樹和蔬菜之類的東西。在大躍進時期，除了家裏的房子外，一切私人物品都放在公社裏，大家一起用。在中國有些地方，家庭富裕的村民的谷物和財產被拿給家境貧寒的家庭用，目的是為了人人平等。青林地區還沒有達到那種程度，這大概是因為在命令停止這些激進政策前，他們還沒來得及跟上潮流吧！例如，在大躍進期間，村民們甚至還有私糧（參看附錄二的表5）。

從技術角度看，這些數字也可能不準確，因為在中國農村，要達到那樣的準確度是不大可能的。《大隊臺賬》中的統計數據也許還存在其它的問題。例如，現在還弄不清楚大躍進以前那幾年私人種植莊稼的情況。青林地區的土改是直到1950年才進行的。土改後到成立合作社前這段時間，村民還允許有私有的土地。使事情更加混亂的是，從《大隊臺賬》中的記載來看，村民們在1961年才開始擁有自留地。整個青林大隊分給村民的自留地是224畝，從1961到1970年，一直沒變。但1971年降到149畝，1972–1974年又增至305畝，然後又減至241畝，之後一直在這個數字上下波動，直到70年代末。私人種植莊稼的土地並不包括到1961年才開始分到的自留地，因為自留地情況在《大隊臺賬》中有單獨的一個表格記載。而且，確實村民吃的蔬菜都是自己種的，而不是青林大隊集體種植的。除了所謂的自留地，村民們還擁有其它的小塊土地，來種植一些供他們自己消費的農產品，這些土地在記錄上都沒有得到反映。按照這些官方記錄，將私人可以自由支配的這兩種類型的土地加在一起，每個人也只有0.36畝。然而，我從自己的親身經驗中知道，在毛澤東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裏，高家村村民留作私人使用的土地大約是每個人約0.5畝。換句話說，至少就青林地區而言，激進的農村政策並不像官方宣稱的或一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激進。

村民們被迫做這做那，都不知道發生什么事情。可村裏的那些積極分子卻精力充沛地忙于開會和傳達上級領導的指示。一切事情都發生得如此之快，包括積極分子在內沒有一個人能夠說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也預測不了將來會發生什么事。村裏最大的領導——高常銀，不停地重復他在縣城開會時聽到的消息，說共產主義很快就會在中國實現，人人都要過天堂般的生活了。當別人問高常銀什么是共產主義時，他的回答在過去好幾年後，還一直是村裏人的笑料。他說，到共產主義時，人人都能住進樓上樓下有電燈和電話的幾層高的外國式洋房。我仍然記得他說的幾句話：“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中國人總認為幾層高的外國洋房一定既舒適又現代。對于供不起煤油燈的村民來說，電燈很顯然是人間天堂般美好生活的象徵。

值得提及的是，當時前蘇聯和中國都沉浸在對共產主義的美好憧憬中，人們無不期望現代化的實現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了便于蘇聯的普通老百姓理解這一點，據說列寧曾經做了這樣的概括：共產主義就是集體化和電氣化。不過對于高家村人來說，高常銀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就是當時人們對共產主義的理解。

農業生產

對于大躍進時期高家村的糧食生產和糧食分配情況，現在還找不到資料，也沒有可靠的數據來說明。然而，《大隊臺賬》卻記錄了1949–1978年間的生產產量，當然還需進一步調查才能確定那些數據的可靠性。這些數據表明，大隊的糧食生產產量有所下降。

假如有兩年的產量完全一樣，按常理，那是不太可能發生的。然而，在表6中，1961–1964年這四年的糧食產量數據卻連續一模一樣。因此，這裏提供的數據可能並不很科學。然而，這些數據仍可以說明青林大隊生產產量的大致情況。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與1957年相比，1958年的產量有大幅度下降，隨後的兩年，產量又保持不變，直到1961年才有了少許的上升。但是，1964年總的生產產量比1950年還要少。而1950年大隊的總人口為1,723人，但到1964年，人口已增長到2,678人了。在那幾年裏，糧食的嚴重短缺是可想而知的。

假如不是各種因素同時對村民們不利，僅僅是糧食生產產量稍微下降，甚至是產量大幅度下降，也不一定會導致饑荒。1949、1954和1973年這三年是糧食產量最差的三年，因為這三年的自然災害最為嚴重（見表7）。據大隊的官方記錄，這三年裏受到洪災影響的土地面積分別是3,963畝、4,088畝和3,954畝。因此可以說，這三年裏遭受到的自然災害的影響確實是非常嚴重的。但不管怎樣，村民們在這三年裏並沒有遭受饑荒。

可以解釋這一點的一個原因是，在1949年和1954年，人口規模相對更小。但是還涉及到其它因素。1949年前夕國民黨政權解體時，共產黨政權還沒有完全建立好。因此，我們若認為，那時從村民那兒征收的稅收並不是很多，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盡管我不能提供任何數據來證明這一點。然而，在1973年和1974年，我的親身經歷可以證明高家村人確實得到了政府的幫助，以避免遭受饑荒。我們當時可以在當地的一家糧站以政府規定的價格購買政府儲備的糧食，我就親自到那買過糧食，並用一輛手推車運回了家。然而，在大躍進時期，高家村人從政府那兒買不到糧食了，因為到處都糧食緊缺。到1961年，政府儲備的糧食都已被搶購一空，政府反而盡可能多地從農民這兒征收糧食，以滿足城鎮居民的需要。

受災原因

大躍進期間糧食產量下降的原因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中國官方和學者提供了幾種解釋。其中一種解釋是，從1959年到1961年，全中國經受了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有研究資料表明，這連續三年裏受到自然災害影響的可耕種土地分別是206,820,000畝、344,950,000畝和400,380,000畝。[9-21]然而，連中國人自己都不認為自然災害是導致災荒的主要原因。比方說，劉少奇就曾說過，這只是“三分天災”。

經常提到的另一個原因是，在中國建設的最關鍵時期，蘇聯向中國撤回了技術和資金的支持。蘇聯在那時突然撤回對中國的資助確實削弱了中國的經濟，然而，如果說這對中國的糧食生產有著直接的影響，並由此造成大饑荒，也有點牽強。

還有一些理由也被提到，但它們僅僅是基于猜測。比如說，大鍋飯造成了糧食浪費；糧食腐爛在地裏無人收割（因為人人都被叫去煉鋼）；掘地三尺的“深耕法”浪費了時間和精力。這些情況可能都有，但都僅是個別現象，且持續的時間不長。對于農民而言，甚至包括地方上的基層官員在內，誰會傻到自己一邊挨餓，一邊卻讓糧食爛在地裏呢？

另外還有一些說法，如所有地方政府都紛紛吹噓各自的糧食產量猛增，中央政府於是就從農民手中征收更多的糧食。[9-22]這也很難讓人相信。如果說政府從農民手中征收了大量的糧食，那麽就存在這樣的問題：這些糧食用到哪裏了？為什么全國到處都是糧食短缺？為什么中國政府1961年還得從國外進口40億公斤的糧食，1962年進口得更多？現在找不到這樣的數據來說明青林地區上交給國家的糧食有多少，但我問過一些村民，他們都否認當年規定要上交更多的糧食給國家。

以上所說的這些導致糧食減產的原因，在青林地區都沒有出現。沒有谷子留在田裏白白爛掉，也沒有因為大家在一起吃飯而浪費糧食——因為即使在公社食堂吃飯的那幾年，也沒有哪個人吃得太飽而浪費糧食的。在青林地區，農民家沒有那種後院熔爐，也沒有哪個蠢到真要挖地三尺。即使在全國來看，那種種如後院熔爐煉鋼的荒誕行徑也很快就被制止了，像糧食產量“放衛星”和所謂所有東西人人共享的“共產風”等奇談怪論，也早在1959年全國范圍的大饑荒發生前就銷聲匿跡了。因此，發生這樣的大饑荒肯定有一些結構性的原因，而不是一兩件孤立的事情就能造成的。

結構性的問題之一是因為工業布局的分散和地方工業的擴張，工業人口迅速增長。1957年，工業人口總數是2.45千萬，到1960年，這一數字猛增到5.02千萬。[9-23]工業擴張對糧食生產和消費會產生兩個直接的影響。一是農業資源減少。這是因為，工業擴張一方面會消耗可用于糧食生產的可耕地，另一方面還會減少從事農業勞動的人數。第二個影響是，工業人數的增加就意味著城市糧食消費的增長，需要更多的糧食從農村運送到城裏。1958年，工業人口增加到2.99千萬，其中有1千萬就來自農村地區。1959年4月30日，中共領導人中製定計劃最為謹慎的陳雲就抱怨說，太多的糧食從農村收上來賣給城裏人。他說，與1958年相比，1959年就有90多億公斤糧食被運來滿足城裏人的需求。劉少奇在1960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也承認，所有的問題歸結為一點，就是糧食，城市在向農村搶糧食。他說，工業擴張得太大，加上交通設施和教育等的落後，農民不可能生產足夠多的糧食來滿足城市的需要。[9-24]

正是出于這個原因，中國政府從1960年開始把成千上萬的城市居民遣返到農村地區。到1963年，下鄉人口達3千萬，高仁昌一家就是此時被迫從景德鎮遷回高家村的。1958年高仁昌去景德鎮，在一家陶瓷廠工作，全家也隨他一起遷到景德鎮。他因為被指控曾在1948年加入過反共的九路軍，便無法逃避這個強制性的返鄉運動。因此，高家村不得不接過政府扔下來的負擔，多養活四口人。

另外的結構性問題來自于1958年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經濟體制上的變化。在合作社制度下，生產和分配的單位都比較小，因此可以更好地監控勞動成果和個人付出的勞動量。這樣一來，個人的報酬就和個人的勞動緊密相連。突然一下子給推進到生產和分配單位都較大的公社制，這就難怪村民即使不是徹底的厭惡，也會感到困惑和不知所從。相互協調是很困難的，監督個人勞動就更複雜。在這個混亂的體制轉變過程中，一種與個人貢獻緊密相連的分配獎勵制度就必須得趕緊制定出來。因此，有相當多的勞力沒有用到農業生產中，這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當時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工作的王紹飛注意到了這些問題。1959年5月2日，王遞交了一份報告，詳細陳述了這些結構性的問題。25這些問題並不容易解決，有些問題直到兩年後才解決。那時村民們已經適應了公社體制，而且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樣，一種小隊協調、個人監督、按勞分配的制度就形成了。

根據高家村人的說法，當時有一種命令嚴重影響到糧食生產，那就是作物密植。正如傑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指出的，受到蘇聯科學院院士李森科（T. D. Lysenko）偽科學觀點的影響，當地官員在上級的命令下，強迫高家村人過于密植秧苗。這種做法在高家村人看來不僅浪費了大量的人力，也直接導致水稻的減產。

大躍進時期，由于急于發展、熱衷革新和狂熱的激進政策，再加上無知和個人的野心，中國各級領導想盡各種五花八門的方法，嘗試讓中國盡快實現現代化。盡管由于種種複雜的原因，大躍進對中國各地的影響不盡相同，但中國農民卻因為大躍進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也許如人們經常說的那樣，大躍進並不是完全沒有理性的、瘋狂的行為，可能也有它自己的邏輯和理由。然而，這一慘重的教訓卻應記住——中國這麽大，在統一管理下，任何愚蠢和錯誤的政策都會帶來巨大而又嚴重的後果。

總之，值得再次指出的是，大躍進給高家村造成過饑荒，但確實沒有人餓死。像土爐煉鋼和公共食堂這樣的蠢事在波陽縣出現過，但青林地區卻沒有發生。後來在我的追問下，一些村民承認，政府那時並沒有因為當地官員虛報糧食產量而多向村裏征收糧食，當然國家也沒有讓他們少交糧食，高家村糧食不夠是因為糧食減產。減產的主要原因是，村民在同一時間內突然面對這麽多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技術的根本性變革，確實還沒有準備好。因而缺乏有效的管理，就會干擾到生產行為。這種情況在全國都是一樣的。他們本應像後來的1973年那樣，獲得國家的幫助。但國家沒有救濟他們，因為那時全國到處都糧食短缺，再加上工業人口的迅速增長，情況就變得更為嚴峻。無論糧食供應多麼緊張，政府都想確保城市有定期供應，因為城市如發生饑荒，會更加觸目驚心，會更加威脅到國家的穩定。所有這一切最終就導致農村居民孤苦無援，只能忍饑挨餓。

注釋

[9-1]如：Byung-Joon Ahn," Adjustment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and Their Ideologyand Legacy,"in Ideologyand Politics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Chalmers Johns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pp.257–300; Roderick Mac 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Leap Forward,1958–1960, vol.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Joseph Williams," A Tragedy of Good Intentions :Post-Mao View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dern China 12, no.4(1986): 419–457; Alfred Chan,"The Dynamics of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 unpublished PhD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88; Felix Greene, A Curtain of Ignorance: How the American Public Has Been Misinformed About China (London: Cape,1965); Isabel Crookand David Crook, 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 vol.8 (London: Routledge, 1966);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Jean-Luc Domenach,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ase of One Chinese Provi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China's Secret Famine (London: John Murray Publishers,1996).

[9-2]謝春濤：《大躍進狂瀾》（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270頁。

[9-3]文聿：《中國“左”禍》（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第281頁。

[9-4]馬齊彬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增訂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第148頁。

[9-5]謝春濤：《大躍進的狂瀾》，第12頁。

[9-6]馬齊彬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第148頁。

[9-7]陳毅：《廣東番禺縣訪問記》，載《人民日報》，1958年9月26日。

[9-8]董保存：《譚震林外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第160頁。

[9-9]李銳：《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香港：天地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3），第158頁。錢學森的意思很可能是說如果有足夠的通風和光照，加上合理密植，理論上是有可能的。這個故事也可見《開放雜誌》，第11期（1992）。

[9-10]Sirin Phathanothaiand James Peck，The Dragon's Pear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9-11]馬齊彬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增訂本），第149頁。

[9-12]Geoffrey Hudson, A. V. Sherman and A. Zauberman，The Chinese Communes: A Documentary Reviewand Analysi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London: Soviet Survey, 1959).

[9-13]Edward Friedman,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Barry Naughton," The Pattern and Legacy of Economic Growthin the Mao Era,"in Perspectives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edited by Kenneth Lieberthal (Armonk: M. E. Sharpe, Inc., 1991),pp.226–254; Andrew James Nathan,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China's Secret Famine (London: John Murray Publishers, 1996).

[9-14]馬巨賢、石淵主編，易宜曲副主編：《中國人口：江西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第78頁。

[9-1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第83頁。

[9-16]關于這點，請參看（日）若林敬子著，周建明譯：《中國人口問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9-17]Judith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p.13.

[9-18]Judith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41.

[9-19]WimF. Werthheim,"Wild Swan's and Mao's Agrarian Strategy," China Review (August1995): 7–9.

[9-20]比如參看彭昆仁：《廣東鄉鎮企業運行機制的探討》，載《中山大學學報》，第4期（1992），第8–14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及事件的回顧》，第一、二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黃道霞、戴舟、余展編著：《激蕩中國農村的變革：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Samuel P. S. Ho, Rural China in Transition: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Rural Jiangsu, 1978–1990(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4)；鐘朋榮、楊慶兵：《橫店之迷》，載《半月談》，第19期（1994），第46–47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1991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Christine Wong,"The Maoist Model Reconsidered: Local Self-Reliances and the Financing of Rural Industrialisation, "in New Perspectiveson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Wongand David Zwei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p. 153–182;Kristen Parris,"Local Initiative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134 (June1993): 242–263.

[9-21]趙豐：《天堂挽歌》（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第242頁。

[9-22]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載《華夏文摘“大躍進”歷史專集》（上、下），總第75、76期（1996年6月）。

[9-23]馬齊彬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第193頁。

[9-24]馬齊彬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第200頁。

[9-25]馬齊彬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第164頁。

第9章

文化大革命

在海外的中國研究領域中，有大量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0-1]1980年以來，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當局把1966–1976這十年稱為“動亂和災難的十年”，每年都會出版卷帙浩繁的譴責文革的中文和其它語言的書籍。也有很多傳記和回憶錄，傾訴文革期間作者經歷的可怕的噩夢和令人咋舌的非人遭遇。知識精英有些受到過嚴重迫害，有些被常年下放農村或者被剝奪他們認為應有的正常生活方式，他們便把這些個人經歷寫成了文字。對于共產黨執政者和知識分子而言，文革比大躍進更具破壞性。如果要在共產黨執政者和知識分子之間在看待毛澤東時代上找到什么共同點，那麽，無疑就是毫不留情地譴責文革。

這當然事出有因。這兩類人群在文革中都是挨批的主要目標和階級鬥爭的主要受害者。也由于此，文化大革命中，中國農村所受的影響也許最輕微。當然在一定的時期內，激進的農業政策對某些地區的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也造成了負面影響。

但青林大隊卻沒有受到這樣的影響。1967和1968年被看作是文革破壞最嚴重的兩年，青林大隊的糧食產量卻穩定地增長了（見附錄二表6）。1972年，青林大隊的糧食產量創了歷史最高紀錄。1973年因遭受特大水災，糧食產量急劇下降。1974、1975、1977和1978年的洪災都造成了破壞，雖然沒有1973年那麽嚴重。只有1976年沒發什么洪水，糧食產量增長也非常顯著——創造了青林大隊歷史上的第三高。70年代後期更頻繁嚴重的洪水剛好證實了第二和第三章中提到的環境惡化的後果。

生　產

人們常說，比如前面提到的崔大偉（David Zweig）的權威性解釋，受文革中激進的農業政策危害最嚴重的是經濟作物。文革中激進的農業政策在兩個方面抑制了經濟作物的生產。一方面是毛主席的自力更生哲學思想的提倡。為了養活這麽多人口，同時又不能依賴進口，就只能督促農民犧牲經濟作物來多種糧食。另一方面的原因更多地與意識形態有關。經濟作物屬于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東西，勢必受到壓制。激進政策認為市場化和商品化會滋生資本主義，而文革就是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文革時農業激進政策對這兩點有明文規定，但它們對青林等地的影響卻不明顯。

從附錄二表8可以看出，自1973年以來，棉花、油菜籽和芝麻產量有些減少，但實際上花生產量在這些年卻上升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8年。村民自己種的棉花、油菜籽和芝麻籽的產量從70年代中期下滑，同期花生和蔬菜產量出現了上漲（見附錄二表5）。不僅如此，村民自己種植的煙草從1949至1972年間的每年9擔上升到了1973年的12擔，接下來幾年又一直升，最後到了15擔，但到1978年又降至12擔。前一章中已經講到，這個區域的經濟作物生產有一個逐漸下滑的趨勢，但這作為一種總體趨勢，在文革前後其實都是如此。所以，與其說這是激進的農業政策導致的，還不如說是迫切需要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而導致的結果。

爭奪權利和農村宗族關係

文革開始前的1966年，青林地區有三個生產大隊，包括青林大隊、西分大隊和官田大隊，而官田大隊裏有徐家村、曹家村和高家村。高常銀是官田大隊的支部書記。南面是曹家村，北面是高家村，兩個村差不多大。兩個村之間是徐家村，這個村有前面兩個村加在一起那麽大。

大隊有四個重要的頭頭：隊支部書記是高家村的高常銀，會計是徐家村的徐從軒，副隊長是曹家村的曹大江，隊長是汪家村的汪標華——他不是官田大隊的人，顯然是來平衡三個村的權利的。理論上，支部書記權力最大，接著是隊長，再是會計。而事實是，汪標華比他職位所應有的權力更大，大多數時候高常銀要行使權力就必須和汪標華聯合起來。因為高家村只有徐家村一半大小，高常銀的權力基礎比較薄弱。為了繼續掌權，他盡力討好徐家村的村民，高家村村民怪他從沒給高家村辦過好事。即使這樣，高常銀還是隨時可能從鋼絲繩上掉下來。他沒掉下來只是因為有公社領導保護著他。文革一來，上面的保護沒了，高常銀也就下臺了。

批鬥高常銀的兩個“造反派”是徐從貴和高仁開，兩人與高常銀都有私人恩怨。徐從貴過去是徐家村生產小隊的會計，1963年開始，中國農村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中展開了“四清”，為的就是打擊基層幹部的腐敗。1964年運動波及到官田大隊，徐從貴被發現有腐敗問題，因而遭到罰款和撤職的處罰。由于徐從貴下臺時，正好是高常銀當大隊書記，這樣兩人也就有了矛盾。

高常銀和高仁開的結怨另有原因。高仁開是個篾匠，會用竹子編籃子之類的農家用具。他經常走東村去西村，出外做工，有時還在外過夜。也許因為他經常不在家，他老婆便和高常銀勾搭上了。更糟的是，青林幾乎人人都知道這個事，被帶綠帽子在鄉下可是丟盡臉面的事。當然高仁開不能把高常銀怎麼樣，但文革卻給了他機會。

文革一開始，徐從貴和高仁開變成了戰友。黨支部書記養情婦本身在政治上就有很大的負面後果，因為共產黨員不應該在這方面出問題。然而，他們兩個並沒有用這件事打倒高常銀。一方面，高仁開不想因為他老婆偷男人而使自己成為大家公開的笑料。不管怎樣，被別人說成是個人報復總不好。他們還有更厲害的武器對付高常銀。他們宣稱掌握了高常銀以前參加過反共九路軍的事實。如果證據確鑿，單這一項罪名就足夠毀了高常銀。根據高家村族長之一高仁允的說法，土改一開始，高常銀成了入黨積極分子就是因為他想借此贖罪。他積極支持共產黨，表明對新政權的忠誠。高常銀的努力沒有白費，政府不僅沒有追究他可能和地方土匪勢力曾有的關聯，還讓他入了黨，並當上了大隊支部書記。1966年文革開始，高仁開和徐從貴用這件事攻擊高常銀。他們寫大字報貼到大隊辦公樓的牆上，控告高常銀不僅參加了第九路軍，還極力詆毀地下共產黨員。帶著發給文革“造反派”的工資和每日的補貼，他們到九江、景德鎮和波陽縣城收集證據，證明高常銀不只是反共九路軍的普通一員，還是其中的積極分子。

他們更是控告高常銀企圖用槍打死兩個為逃避第九路軍的追捕而途經高家村的地下黨員。大字報上他倆說，當這兩個地下黨員從油墩街逃出來，跑進高家村前的山裏面時，高常銀拿起槍從後面向他們射擊。高常銀自然是矢口否認，但是這個控告足以讓高常銀官位不保。1969年，官田、西分和青林三個生產大隊合並為一個青林大隊，高常銀被擱置在一邊，成了在高家村賺工分的普通農民。因為高仁開和徐從貴找不到證據或證人證明高常銀有槍，並向那兩位共產黨員開了槍，從而使那兩個黨員被捕，並被第九路軍殺害，高常銀才得以保留了黨籍。但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復職。

油墩街學校的文革情況

1967年，文革的熱浪傳到了油墩街。因為我的出身，我成了第一批紅衛兵。我出身貧農家庭，學習成績優異。紅衛兵的首要活動就是寫大字報批鬥老師。我剛到學校一年，對被批鬥的老師一無所知，什么也寫不出來，為此我很沮喪。在我腦子裏，這些老師都有些奇怪，他們和我瞭解的農民不一樣，比如女老師穿高跟鞋我就覺得很奇怪。教我的五個老師中，有三個沒結婚，其中一個是50歲的女老師。還有我們的女數學老師，她35歲了，個子高挑，長相也不錯。對此，我同樣覺著奇怪。我總是問自己，這些人有什么問題。我也是沒想到我們學校的教務主任能長這麽胖。每次他從我身邊走過時，我總是偷偷地看他，直到他在我視線中消失了，我還在想，誰可能有這麽大的肚子。英語這門課更是讓我一頭霧水。字母“w”發“dabuliu”的音，我就用三個漢字“打”、“不”和“六”來標注這個音。我納悶這到底是什么鬼意思。

讀到大字報裏說，我們的地理老師洗澡時，總是讓水溫恰好保持在37℃，我很震驚。另一個老師被揭露不喜歡學校的廁所，他每次方便總要跑到附近的樹林裏。一些高年級學生抄了地理老師的家也就是他的辦公室（他沒有家人就住在辦公室），沒收了他的日記。在一篇日記裏，這個可憐的光棍記錄他有一次坐公交車時，對坐他旁邊的婦女想入非非，結果批這個老師“思想骯臟”的大字報馬上貼出來了。這些高年級學生見多識廣，敏銳地把這定性為“資產階級”行為。我佩服他們。但一些學生野蠻地打老師，我感到難以理解，很同情這些老師。我發現那些打老師的都是平時學業不好的學生。

1966年8月，我被選上作為一名學生代表去北京見毛主席。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坐火車。但一路上，我們還得自己帶著被子。我的被子打滿了補丁，不是因為我要顯示革命的吃苦精神，而是因為這是我家唯一可帶走的被子。我們一路上上下下，坐了四天的火車，一天到晚除了啃餅干外就沒有其他東西吃了。但我卻很喜歡這為我們特制的餅干，吃起來很甜。這趟北京之行，來回花了將近一個月，令我非常開心。所有的東西都是那麽新鮮、有趣，令我興奮不已：長長的火車、喀嚓喀嚓的輪子聲，平整開闊的北方平原、寬闊整潔的北京街道、雄偉的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巨大的天安門廣場。出于某些原因，我對紫禁城卻並沒多大的印象。現在看來，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我認為它是落後的舊中國的代表之故吧。

在北京，我們就睡在中國農業博物館的地板上。我們就像士兵一樣，組織嚴密，紀律嚴謹。我們的組織都是軍事化的，大家分成班、排、連。無論到哪裏都帶著毛主席的《紅寶書》。坐在共交車上也唱革命歌曲，背誦毛主席語錄。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學習北京紅衛兵的革命經驗，所以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閱讀他們的大字報，甚至我都沒有機會去看看長城。我貪婪地閱讀著大字報，並盡量都記下來，也不管自己是否真正弄清上面寫的是什么。到動身回來時，我已經有三大本密密麻麻記滿了這些大字報內容的筆記本。其中有一條報導陶鑄一次演講的筆記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陶鑄說，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外，其他誰都可以懷疑、可以“炮打”。我那時不明白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離我的生活、我的視野似乎都太遙遠了。

有一天，我們被帶到天安門廣場去見毛主席。我們早上五點就起來，坐在廣場上等候毛主席的到來。我們被反復叮嚀，坐在那裏要安安靜靜，更不能亂動。我們與其他幾百萬紅衛兵一起在廣場上等了幾個小時，不斷地唱著革命歌曲，讀毛主席語錄，大聲呼喊口號。大家都是那麽年輕、那麽激動，一點也感覺不到疲勞和厭倦。最後快到中午時，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坐著幾輛敞蓬轎車出現了。車子開得很快，我還沒有來得及看清楚就過去了。一些人激動得大聲喊叫，嗓子都嘶啞了，有些人還像小孩子那樣哭了起來。我的感覺沒有那麽強烈，對我來說，這個過程太短暫了，也沒有什么特別的事情發生。

然而，回到村裏，那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去北京見了毛主席，高家村人人都感到很自豪。他們不斷地問我毛主席長得怎樣。我不敢告訴他們，我其實並沒有看清楚毛主席的樣子，於是我根據照片上的樣子，描述毛是如何如何。在村裏人看來，我能夠被選上去北京見毛主席，可不是普通的人物。甚至在我從北京回來後，我姐姐、姐夫的朋友，那些在我們看來很聰明的城裏人，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樣了。其中有個人還真的來給我看相，想知道我是否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他們都認為我生來命就不一樣，是大富大貴之命。

官田大隊的文革情況

然而，我的運氣並沒有就此好起來。北京回來後，學校停辦了，我的教育也就此中斷。此外，我並沒有真正弄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一些高年級學生，沒有被選去北京見毛主席，似乎卻知道文革是怎麼回事。他們“炮轟”油墩街鄉政府“司令部”，奪取權力，穿上了人人都想得到的新軍服，甚至還有新的自行車。看上去都是那麽神氣，這些“造反”的男學生成了學校裏漂亮女生關注的對象。

1967年底，我卷起包裹準備回高家村，作為紅衛兵，成了一名“保皇派”，而不是“造反派”。盡管我直接卷入到了打倒高常銀的權力鬥爭中，但我還是以傳統意義上的“對”和“錯”來判斷事情。在我看來，沒有有效證據證明高常銀參與過反共活動。我沒有意識到這場鬥爭背後複雜的宗族聯系和個人動機。我寫了幾百份大字報為高常銀辯護，因此成了這個地方有名的寫大字報“高手”。在那時，我並沒有想過，自己為高常銀辯護就是因為他是高家村人。

好幾年後，我才意識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一些高家村人，如村裏的赤腳醫生高時華利用了，利用我保護另一個高家村人。事實上，大部分高家村人都不喜歡高常銀。村裏人都認為他非常傲慢、不講情義，總是為了自己的前程去巴結領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過去如何對待我的父親，以及在階級鬥爭中他與高常明對地主高天翔的粗暴和虛偽。然而，不可否認，打倒高常銀已經傷害到了高家村的聲譽。盡管沒有其他人公開站出來保護他，但也幾乎沒有誰真的願意看到高常銀的垮臺。事實上，我卷入進去，主要是因為受了高時華的鼓勵，他給我提供了各種需要的信息。

同樣，我也是在多年後才知道，高時華鼓動我保護高常銀，是有其個人目的的。高時華和高仁開的父親是兄弟，兩家曾共住在一棟房子裏。兄弟兩人商議好不拆老房子，弟弟也同意哥哥多住一間房。然而，兩家的人口越來越多，小一輩的人之間常常發生些摩擦，主要就是因為哥哥多住的那間房。兩家的爭吵越來越多，關係越來越僵，以至于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彼此都不說話。高時華開始憎恨高仁開，不想他在政治上成功發展。

高時華想保護高常銀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1967年，徐從貴的弟弟徐從春也開始學醫。高時華敏銳的政治嗅覺告訴他自己，如果徐從貴達到了他的政治目的，那麽，要么是徐從貴自己，要么是徐家村的另外一個人將會掌管官田大隊。最後的結局必然是提拔徐從春當大隊醫生，那麽徐從春就有機會獲得城市戶口。

高時華的政治意識後來真的得到了證實。高常銀一下臺，徐從貴就成為官田大隊革委會主任，但1969年三個大隊合並為青林大隊時，他卻並沒有什么更進一步的提升。大隊合並時，來自江家村的人成了青田大隊的主要領導，主要是因為江家村是個大村子，是徐家村的三倍。江家村的人掌管青林大隊一直到1981年大隊解散。青林大隊解散後，高家村、曹家村、徐家村又再次組成一個單位，叫官田村委會。自1981年後，官田村委會的主要領導就由徐家村人擔任了。

在1967年那陣子，我完全不瞭解這些複雜的地方政治。我只是認為保護高常銀是對的，就這樣做了。高常銀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件事，其他高家村人也沒有。盡管我作為紅衛兵在前面，高時華在背後，我們一起為高常銀辯護，但他最後還是給推下了臺。高常銀的兒子高朝棟那時是高中裏的紅衛兵，也幫不了他父親。他那時很少回家，成天忙著在縣城裏搞造反、搞各派間的戰鬥。

“階級敵人”和村裏的宗族關係

文革期間，官田大隊和高家村發生的另一件事就是鬥地主和富農。鬥爭的起源和過程都與宗族關係緊密相連。為幫助理解宗族關係在這件事情上的作用，有必要先解釋下村裏的宗族情況。

雖然所有高家村人都傳自同一個祖先，但在譜系上卻分屬五個不同的分支，因為他們分別是老祖先的五個兒子的後代。每個分支又都是一個整體，分支內的人彼此間的關係也要密切得多。比如，困難的日子裏，哪戶人家想要人幫忙，首先想到的是找同屬一個分支的人家。甚至小孩玩耍時，彼此間打鬥，也是同一個宗族的孩子會彼此幫忙打其它分支的小孩。

有件事可以說明，村民們是如何各自認同自己的那一分支的。這個例子牽涉到高水蘭的婚姻。高水蘭是富農高盡享的女兒，那時她不僅是村裏最漂亮，也是最聰明的女孩。雖然只上了三年學，但她自己卻能讀書識字。文革時，高家村組成了一個戲班，高水蘭就出演兩本京劇樣板戲的主角（其一是阿慶嫂），成為當地有名的女演員。高水蘭家在村裏的那一分支很小，想娶她的高常權家也屬村裏的一個小分支。但是高家村裏最大一個宗族的幾個男孩想阻止這場婚姻。他們這樣做，主要是因為嫉妒高水蘭要嫁給高常權。那時高常權長得既強壯，又能干，隨時能抵制來自高家村大的宗族分支的挑釁。阻擋婚姻的這幫人以高朝棟為首，他是前任村支書高常銀的兒子，又是當時村裏唯一的高中畢業生。但最終，在同一宗族長輩高常余的勸說下，他們幾個還是收回了阻擋計劃，高水蘭和高常權兩人的婚姻還是繼續了下去。那些人不再干涉這個婚姻的原因主要是最合適娶高水蘭的高朝棟是不會和高水蘭結婚的，因為高水蘭是富農的女兒，成分劃分上屬于階級敵人。

在村裏事務，特別是選誰當小隊隊長和會計方面，需要多方面的考慮，來維持村裏各個宗族之間的權力平衡。高家村五個分支中最大的一支正好包括高常銀一家。高常銀倒臺後，村裏兩個生產小組合並，原來擔任其中一個小組會計的高常財也隨之被撤職，主要原因就是他是高常銀的弟弟。1969年後，大隊就總是小心地避免任命高常銀那一分支的人擔任小隊隊長，擔心高常銀會壟斷高家村的權力。

但唯一的例外是高常余。雖然他也屬于高常銀這一分支，但當過兩屆小隊長。他被當選，原因就是他不僅確實很能干，既吃苦耐勞也比較公平，而且大家都知道他與高常銀的私人關係很差。高常余不喜歡高常銀，主要是因為他討厭當年高常銀為了自己的前途，粗暴、不公正地對待地主高天翔。當然，高常余也一直沒有得到大隊領導的信任，因為作為地主高天翔的侄子，他無法掩飾自己對高天翔的同情。無論什么時候只要小隊裏的情況不妙，需要一位好隊長，他就會被任命為隊長來處理麻煩事；但一強調階級鬥爭的政策，他就又會被撤職。

在高常銀被撤職後，文革也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地主和富農成了鬥爭的對象。上面沒有任何指示和命令，也沒有誰說過，要鬥哪個地主和富農、怎樣鬥、由誰來鬥。但當時的政治氣候就是誰都可以隨意把地主和富農揪到批鬥會上來。通常沒有誰還對地主和富農有什么個人的怨恨，這是因為，自1949年後的很長一段時期，這些地主和富農並沒有被當作人看。被劃分為地主和富農後幾乎20多年，他們一直就被貼著階級敵人的標簽。粗暴的迫害、羞辱和不公正的歧視早已讓他們沒有權利為自己的利益辯護了。他們不敢拒絕任何人，也不敢冒犯任何一位村民。

即使在1949年前對地主富農有過怨恨的窮人，這麽多年後也沒有什么私人恩怨了。因此，當政治氣候使文革的目標轉向這些地主和富農時，高家村並沒有什么人採取行動，來打擊地主高天翔和富農高盡享。只有一位高朝銀，他當時是官田大隊革委會委員，他家在高家村屬于一個小的分支。他來到高天翔家，要高天翔交出所有的書。高天翔順從地交出了所有書，整整一箱，全是中醫醫書，然而高朝銀又把書上交給了官田大隊革委會，當時正好是徐從貴當主任，徐從貴就把所有的醫書都給了他學醫的弟弟。

與此同時，青林學校的那些小紅衛兵們也正在到處尋找階級鬥爭的目標，他們把目光轉向了這些地主和富農。但由于父母的管制，加上生活在錯綜複雜的宗族關係中，他們不能也不想批鬥自己村裏的地主和富農，因此就把目光投向鄰近的其它村子。學校裏，高常銀那一分支的幾個7到12歲的小紅衛兵就挑出了徐家村的反革命分子徐添雲作為鬥爭對象。他們搜查徐添雲的家，給他開批鬥會，拳打腳踢，還押著他到各村游行。而學校裏徐家村的小孩也一樣批鬥高天翔。

由于政策允許鬥爭階級敵人，沒有一個村子可以保護自己的村裏人。這時期高家村的其他階級敵人沒有被批鬥，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富農高盡享早在1960年就死了，家屬通常不是鬥爭的目標；另一個原因是高盡享不屬于高常銀那個分支，但高天翔卻是。很顯然，國家政策、宗族結構和派系一起發生作用，左右了這群不幸的人是否成為文革的鬥爭目標。

公社和大隊的領導都很清楚村裏的宗族和派系會保護各族自己的人，他們也同情屬于自己宗族的地主和富農。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增強階級鬥爭的氣氛，更好地監督“階級敵人”，公社就命令所有的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搬出各自的村子。1969年9月，高天翔一家就搬到了江家村，富農高盡享家也搬到了徐家村。同樣，江家村的一戶富農和一戶地主也被迫搬到了高家村來住。直到1979年2月，他們才各自搬回原來的村子。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把這些人趕出自己的村子，最後達到的效果卻與公社領導預想的情況截然不同。遠離了這些早就想擺脫的複雜的宗族關係網，這些地主和富農不再與各自村裏的宗族沖突有聯系。他們努力勞動掙工分，也不卷入當地任何的宗族糾紛。作為毫無利害關係的外村人，沒有誰在意他們。村裏其他人反而都對他們非常友好，因為再沒有什么人會指責村民對“階級敵人”友好是出于宗族關係的考慮。高家村人對從江家村搬來的這兩戶人家都非常客氣，總是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客人，有時甚至比客人還要尊重。1994年，我曾和這兩戶先搬進後又搬出高家村的人家有過交談。他們告訴我說，1969到1979這十年，是他們生活中最好的日子。他們總是念念不忘這過去的十年，常常會回到那生活了十年的村裏去看看。

另一位宗族關係的受害者

1971年高常銀事件的另一個轉折點讓我也成為文革的受害者。同樣，這件事也與高家村裏的宗族沖突有關。事情的起因是我想找些紙來練毛筆字。1971年，我成了高家村學校的“赤腳老師”，由于要常寫大字報，還要教學生練字，我漸漸對書法越來越感興趣，通常每天都要花半小時練字。然而，我卻無法想練多久就練多久，因為沒有練字用的紙。那時在中國農村，紙是很缺乏的，村民不可能買到很多紙。在高家村，有的村民甚至都沒有紙上廁所，他們就只得用薄竹片或樹葉來代替廁紙。為了練字，我常常到處找紙。如果能找到舊報紙，就拿來練字，還常常在一張紙上寫了一遍，干了又寫一遍，反復幾次，直到全都是黑的，實在不能寫為止。

一天，我在生產隊的儲藏室裏發現了一堆紙，是記載高家村宗族各系的族譜。我十分高興，以為這是一堆廢紙，就拿了幾頁回家練字。這些族譜在高家村已經保存了好多年，用的都是上等的宣紙。族譜裏記載著從第一代高家村人以來，所有出生在高家村的人的情況。村裏每個分支，族譜裏都有詳細的記錄。我拿這些紙的時候，房子裏並不只我一人，還有高常銀的弟弟高常財和我在油墩街學校的同學高朝江。高朝江和高朝銀一樣同屬村裏的一個小分支，而我家則和高常銀同屬一個分支。

在那時，兩個分支間已經有摩擦，因為高朝銀替換高常銀代表高家村當選為大隊革委會委員，而高常銀在文革一開始就倒臺了。這樣做的理由是大隊革委會裏每村至少要有一個代表，高常銀的倒臺就意味著高朝銀的提拔，因此兩個分支間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1973年，青林地區出現了文革的另一波高潮，叫一打三反。一個由兩人組成的工作組被派到高家村監督一打三反運動。這兩個人都是來自江家村的村幹部，我私下裏也認識他們。當地組織者在這次運動中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掃除被看作是“封建”遺毒的族譜。因此，所有族譜都要被沒收並燒毀。當時，我根本沒有意識到宗族沖突的真正含義，就想都不想隨手拿了幾頁。

實際上，我當時的想法和官方政策是一致的，在我的思想意識中，也認為保存村裏的族譜是一種封建行為，但又想到這麽好的紙最好是能先用來練練字而不是就這麽燒掉。當時我還是有點害怕，這也是我不敢全部拿來的原因。但我並不是怕被人說成保留封建族譜，而是擔憂，在沒有被允許的情況下拿東西，會發生什么事情，自己不敢確定。然而，我知道如果向他們說，他們也肯定不會同意。這樣，我就拿了一些，希望工作組不會注意到這幾頁失去的族譜。我的錯誤在于我從來都沒有好好想過當時在高家村發生的事情，我輕率地拿走了這幾張“毫無用處”的東西，根本沒有想到高朝江會去工作組告發我。事實是，高朝江去了，他告發了我。

還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也給我添了麻煩。那段時期，我精神上感到有點苦悶，村裏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激起我的興趣。那年，兩位醫生也離開了高家村，村裏甚至沒有一張報紙可讀。當然，我也買不起收音機，也沒有書看。我已經把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看了好幾遍。我還買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工資、價格和利潤》，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和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我花了很多時間讀著這些干巴巴的書，過了不久，就覺得十分乏味，便又開始讀一些中國古典名著。一天傍晚，我坐在自家門檻上讀古典小說《水滸》，工作組的一位成員正好從我家門前經過，他和我打了下招呼，問我在讀些什么。我把書給他看了看，接著他就說要把那書拿去看看。我沒說一句話就讓他把書拿走了。後來，我就被指責成是在讀“封建黃書”。

因此，我犯了兩項罪。一是保存“封建族譜”，二是讀“黃色封建書籍”。我被停職，不能再教書，並被帶到青林學校讓群眾批鬥。把我關在青林學校，顯然是因為我是老師，那麽批鬥我的“人民群眾”也應該都是老師。“批鬥會”連續進行了兩個星期，每天晚上，我都被命令坐在一條板凳上，周圍都是要來批鬥我的青林學校老師。晚上接受他們的批鬥，白天寫認罪書。我不能回家，飯也只能在學校裏吃。我母親被允許來看過我一次，她當時說不出一句話，只是不停地流淚。在“批鬥會”上，只有兩位老師說話，其他人只是坐在那裏，看著這兩個人在導演這場“戲”。

這兩個人就是青林學校的校長江鏡環和徐先燈。這兩個人，特別是徐先燈，對我大喊大叫，啪啪拍打著桌子，要我交代一切問題。江鏡環是個典型的小官僚，上級讓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這也是他為什么能保住校長這個位子的原因。他有城市戶口，還領著國家工資。在被派到青林學校以前，他在好幾所學校干過。但在其他它學校，他總是與別的老師發生摩擦。然而，他一直能當校長，主要原因還是他能不折不扣地聽從上級的話。

徐先燈的情況又是另一回事。我是後來才明白，讓我在青林學校接受批鬥的主意完全是為了徐先燈的便利。徐先燈娶了徐從貴的妹妹，整件事背後的陰謀就是徐從貴想要繼續整垮高常銀。到1971年，高常銀依然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很有可能會重新上臺。盡管他失去了領導職位，但也並沒有完全倒下。沒有證據證明他1948年真的試圖開槍射殺兩名地下共產黨員，他不僅保留著共產黨員的身份，在高家村依然還有很大的權力和影響，因為他家是高家村宗族中的大分支，有很大的勢力。高家村的任何重大決定，名義上掌權的高朝銀都必須與他商量，否則就有可能無法實施。

徐從貴想要的就是讓我承認，是高常銀指使我藏下族譜的。因此他派他的弟婿徐先燈來做這件事，這樣既符合政策，又很方便，因為我和他都是老師。但是，徐先燈不敢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他想要的就是讓我檢舉高常銀。自然，我一直堅持說自己並沒有保存封建族譜，我反復申辯說，我只不過是想拿幾張紙練字而已，而且我確實是在上面寫字了。徐先燈知道我說的是真的，但還是一直堅持希望我承認，並且還給我寫好了一份“認罪書”，說高常銀是背後的主謀。但我拒絕簽字。最後我在另外一份“認罪書”上簽了字，承認自己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讀《水滸》和拿了幾頁族譜，這才被允許回家。

文化大革命的革新

然而，文化大革命卻不只是政治上的攻擊和宗族間的陰謀爭鬥。至少對青林地區的人而言，確實有狹義上的文化的革命。與黨的幹部和知識精英相比，文化大革命對村民在政治上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從文化上講，他們反而受益較多。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影響反映在四個基本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前所未有的文化和體育活動，宗族間沖突反而部分減輕，以及國家在農村生活中的作用得到健康的擴展。

教育方面

由于實施各種教育改革措施如“赤腳老師”制度等，高家村村民的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1969年高家村建立了一所招收一到三年級學生的村辦學校。當時農村這些村辦學校取得很大的成功，甚至在後毛澤東時代，當地政府都沒有解散它們。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帶動，高家村不可能會有一所村辦學校。由于有了這所學校，幾乎高家村的所有小孩都接受了至少兩年的學校教育。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的小孩，包括女孩，都獲得了三年的小學教育。能達到這種狀況，不僅是因為村辦學校使得小孩上學更為方便，還因為學費也很低。“赤腳老師”也像其他村民一樣，工資也是以工分計算。並且，書價在政府的規定下，也非常低。

文革期間，父母願意把小孩送到學校讀書的另一個根本原因是，激進的農村政策非常平等，農民沒有理由不送孩子去讀書。公社制度的最顯著的平等措施是基本口糧全部按人口平均分配。因此，那些勞動力多、孩子少的家庭實際上是在補貼孩子多、勞動力少的人家。換句話說，在那些赤字與有盈余的家庭間，在糧食收入方面就沒有什么大的差別。收入的差別主要來自各家的日常開銷和自留地的糧食產量。一個家庭給公社的貢獻，即在生產隊的勞動量，與生產隊分配給他們的報酬是不一致的。負債還是盈余只是體現在帳本上，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年才會兌現。

事實上，正是這點也成了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解散公社體制的基本理由。理論上說，個人的勞動付出如沒有得到回報，就不會有動力努力工作。因而，一些中國和外國學者就借此認為公社制度鼓勵的是懶惰，獎勵的是那些不願意工作的人。然而，我個人的經歷和青林大隊的生產統計數據卻並不支持這一說法。村民確實都是勤苦勞作的，但也不是像當時官方宣傳的那樣，都是大公無私，在為實現一個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努力，他們實際上就像地球上的所有人一樣，經濟上都是精打細算。盡管缺乏一個勞有所得的有效獎勵體制，他們仍努力勞動，原因在于他們有長遠的考慮。

家庭運氣的好壞是難以預測的，每個家庭說不定在什么時候就會遇到困難。那些現在孩子還比較少的家庭，幾年後有可能孩子就會多起來；一個壯勞力也可能會突然生病。從長遠來看，這一制度照顧到了每個人。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套複雜卻人人熟知的監督制度，如每年都會計算底工分。村民彼此都很熟悉，故意偷懶是很難逃過其他村民的眼睛的。因為生活的群體都很小，彼此間的關係也很密切，村民相互間就形成了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所有的村民一起在小隊或小組勞動的時候，每個人都得努力工作，如果一個人沒有全力勞動，就會被大家指出來，受到公開指責，甚至是非常嚴厲的批評。此外，也不是完全沒有直接的勞動獎勵，比如，生產隊收成還不錯的時候，那些進錢戶在年終的時候就會分得一些現金。遇到急事的時候，他們還能從生產隊借到一些現金。過年的時候，如果赤字戶殺頭豬過年，就會拿一些豬肉抵債給村裏的進錢戶。

盡管這一體制有很多的缺陷，但最終都沒有理由讓小孩去勞動來增加家庭的收入，再加上學費又很低，因此，家長都願意把孩子送到學校去讀書。只有個別的例外，一般是父母都得去地裏干活，而家裏牙牙學語的嬰兒無人照看時，家中年紀大本該上學的孩子就只得留下來照顧弟弟或妹妹。但即使是這樣，行事方便靈活的村辦小學也能夠解決這一問題。

1981年，後毛澤東政權摧毀了公社制度後，高家村的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那些送小孩讀書的人家就必須要支付，至少是部分支付老師的工資，因為他們要給孩子交學費。第二，一些家庭就有可能被迫讓孩子去地裏干活來減輕家裏的負擔，因為家家戶戶都靠自己了，不再是集體勞動。第三，村辦學校的老師不會再允許學生帶著弟弟或妹妹來上學，邊照顧小孩邊讀書，因為老師有提高教育質量的巨大壓力。這一點已在第七章中討論過。

有證據表明，高家村的教育狀況從文革後的80年代初期開始，已經逐漸惡化，這一點同樣在前面第七章已有過詳細論述。這一惡化的趨勢後來得到改善，並不是由于政府對農村的教育投入，而是遠離高家村的中國南方工業發展的結果。那兒迅猛發展的工業在像高家村這樣的地區激起了一波外出打工的浪潮。這一點將在後面第十一章詳細論述。

文化活動

中國知識界和一些外國學者經常宣稱文化大革命焚燒書籍、抨擊傳統中國文化，使得中國成為文化的荒漠。對于城市居民和精英知識分子是否確實如此，並不是本書要討論的要點，但對于像青林地區的農村人而言，這種概括性的論斷卻有點言過其實。首先，這些地方無書可燒。地主高天翔的書被沒收，但卻沒有被燒掉，而其他村民幾乎連紙都很少見到。至于其它傳統的中國文化，不管有沒有文化大革命，有的東西本身也會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被人們拋棄。第六章中我曾描述了村民扮演王太公，給人開藥方的做法，對于諸如此類，包括記錄家譜這樣的做法，我看不出它們對高家村的村民有什么積極的影響。但其它一些傳統文化習俗，如春節、端午節、祭拜祖先和死者的清明節以及中秋節等，在文革期間還是像往常一樣舉行，只是有時沒那麽大張旗鼓，這點在隨後的第十二章將詳細闡述。

文革前，整個青林地區找不到一臺照相機，也沒有一座戲院。文革前和文革期間，波陽縣城和油墩街地區各有一家戲院，上演一些地方戲，但是這些戲只是演給那些城鎮居民和共產黨幹部看的，青林地區的普通村民從來沒有機會去戲院看這些戲。文革前高家村有一支村民自發組成的樂隊，有一架鼓、幾口鑼和一對喇叭。村裏也常常有會拉二胡的人。遇上婚嫁喪娶，村民就會坐在一起，吹打幾支民間曲子。他們既沒有樂譜，也沒有歌詞，這些曲子完全是靠口耳相授才傳下來的。文革期間，樂隊還一直保留著，也時常在結婚和送葬的時候吹奏和演出。只是在1971年，工作組進駐高家村後，樂隊才停止了演出。1980年，當我從英國回到高家村時，村樂隊在我家房前敲鑼打鼓、喇叭齊鳴，以慶祝我回到家鄉。

其它的文化活動如廟會等在這個地區從來沒有舉辦過。文革期間，高家村只有兩樣事情停了下來：一是扮演王太公，一是續寫族譜。但自80年代以來，人們又開始重修族譜，不過年輕人卻不再相信王太公之類裝神弄鬼的事了，村裏也找不到王太公的塑像。

此外，文革期間，這裏也有些文革前從未有過的文化活動，但在文革結束後又銷聲匿跡了，再也沒有出現過。1968–1973年間，青林地區出現了很多劇團，經常演出八本樣板戲。這主要是受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的推動，以及電影和廣播中大肆宣傳和播送的結果。青林學校和青林大隊也有這樣的劇團，甚至高家村也有個演出隊。村裏不少人都參與其中，包括富農的女兒、兒子和地主的兒子。年長的在樂隊裏吹吹打打，年輕的就扮演各種角色。沒有專業的導演，所有演員都是業余的，只是在閒暇時才演戲。所有的編排和演出都非常簡單，因為他們演的這些劇，村民早已在廣播和電影裏聽過、看過好多次了，甚至都能背出其中著名的幾句臺詞來。演員要做的只不過就是把臺詞變成人人熟知的當地方言土調。其它的動作，就像在電影裏看到的那樣，只要模仿下就可以了。

大概在三年多的時間裏，高家村演出隊共上演了四本京劇：《智取威虎山》、《紅燈記》、《紅色娘子軍》和《沙家浜》。他們有時還被邀請到較遠的一些村子演出。通過閱讀和背誦這些臺詞，高家村人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與此同時，演戲也豐富了他們的文化生活。這在高家村可是史無前例的，無論是在文革前還是文革後都是村民文化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這些文化活動能在文革時出現主要有一個原因。首先是文化大革命創造了文化革新的氛圍，激發了各個地方的創造性。這些演出極富創新性，雖然臺詞和動作是模仿京劇的，但音樂卻是採用當地的民間曲調，既有文化上的樂觀主義也體現了集體創作的精神。由于國家的宣傳機器不斷重復展示，演出就變得比較容易了。他們的演出都不是很複雜，這樣做也出于經濟上的考慮。雖然演出隊的排練大都安排在晚上和雨天進行，但所有演出都受到了生產小隊的資助。生產隊要給外出演出的隊員同樣記全天工分，在他們排練時還要給補助，服裝和其它開支也由生產隊支付。沒有一個集體體制的支持，所有事情根本不可能完成，甚至想都不敢想。

體育運動

一些高家村人如今還能以懷念的心情記得的活動就是體育運動。通常說來，農村人，特別是老年人，都不大在意體育運動，認為這是在浪費時間和精力。但是，當大隊幹部組織各村進行體育比賽時，年輕人都很踴躍參加，這不僅僅是因為政府提出了要求，更是因為每個人都想給自己的村子爭光。不管怎麼說，參加比賽的青年人都很開心。並且，雖然有些老年人在抱怨，但他們只要參加了比賽，還一樣可以得工分。事實上，這裏的村民也僅只是參加了籃球比賽，因為籃球既容易學，可以參加的人又遠比打乒乓球的人多。令當時村裏年輕人非常高興的是，高家村甚至還建了一個籃球場。在農閒或過節的時候，籃球場就成了戶外活動的中心。籃球不僅給村裏年輕人帶來了許多樂趣，也增強了村民的團隊精神，促進了村與村之間的交流。在後毛澤東時代，組織這樣的比賽在村民看來，簡直是不可想像的。甚至學校都很少有體育活動了，因為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必須投入到學習競爭中去。集體精神完全轟塌，甚至在青林學校都無法安置下一個籃球場。1994年，我要青林學校的校長解釋一下原因，他的回答竟然非常簡單，籃球場的設施都被村民拿走了。

村內通婚

像以往一樣，文革期間青林地區的地方政治是與各村的宗族勢力緊緊聯系在一起的。而同樣，高家村的政治又是與村裏各個宗派分支相聯結的，這可以從文革初批鬥高常銀的事情中看出來。然而，到文革結束時，各種複雜的宗派沖突和摩擦反而大大減少了。表面看來，這是由于文革期間政府鼓吹和大力宣傳反對傳統文化的結果。實際上，只要仔細考察下那時的家庭構成，就會發現，原因主要來自家庭結構的變化。不同分支間的婚姻關係開始擴大，一旦兩個不同的分支間有了通婚，兩個宗族或宗族的兩個不同分支間的分歧就立即淡化了。

1949年以前，高家村內沒有一例村內通婚的家庭，婚姻通常都是由媒婆安排的。到文革前，村裏只有一戶是村內通婚，男方入贅到女方家。入贅過去是，現在依然是男人的一個恥辱，常常只有無父母的孤兒、窮苦無依的人、無望無助的人才會同意入贅。而高家村這戶同意入贅，有很多的原因。女方高梅花不僅人長得漂亮——這可在任何時候都是好資本，而且又是最能干的女人，她掙的底工分是村裏女人中最高的。其次，高梅花家境也不錯，有一棟大房子，但是她父母生了四個女兒，沒有兒子來繼承家業。第三，男方高常欽兄弟四個，三個哥哥已經結婚，都有了小孩，家裏房子雖然也很大，但全家這麽多人都擠在一起，高常欽雖已到了結婚的年齡，但家裏卻實在空不出一間房給他結婚用。因此，招贅就成了兩家最好的解決辦法。即使這樣，生性高傲的高常欽也還是不喜歡這樣做，在父母和哥哥們要他結婚入贅時，他還是極為不開心。

文化大革命以來，高家村出現了八戶村內通婚的家庭。並且，這些婚姻都不是由于家庭環境而被迫的。事實上，父母當時都反對過，但最後年輕人都堅持要結婚。原因也不難發現，首先，高家村的年輕人受過更好的教育，因此不可能接受包辦婚姻。更重要的是，文革時的集體生活和文化活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有利于年輕人建立親密關係。至少有兩對婚姻，是男女一起演戲時產生好感的結果。其中一對就是富農的女兒高水蘭和後來成為生產隊長的高常權。

集體勞動的制度也催生了許多浪漫故事。大家一起勞動，常常會搞點幽默，開幾句玩笑話。年輕人白天在生產隊干活，晚上都聚在生產隊記自己的工分。這就給他們提供了機會展開各自的追求。確實，即使是在傳統中國，中國農村的窮人們在兩性關係上也不像知識精英那樣約束自己，但婦女參加公共活動，在自我表達和自我實現方面獲得解放，其表現得明顯和深入的程度，在青林地區，文革期間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比如，正是通過當地的民兵軍事訓練活動，高朝信和江同俄才互相愛慕，並結婚組成家庭。

國家機器

1949年以前，青林地區的村莊仍然是一個個彼此分離的個體，每個村子都是獨立的、自給自足的個體，政府幾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在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公社制曾一度使得國家可以介入這些個體中，但直到70年代初期，國家的介入依然是有限的，因為這些地方的經濟還是完全的農業經濟，具有很強的自足性。生產小隊和生產大隊這種結構無論在哪個方面都沒有摧毀村裏的宗族和分屬關係。因而，青林地區的村子還是彼此分離的個體。到70年代初，文革的一些政策才使得國家和村民的關係緊密了些。

吊詭的是，這種密切關係並不是因國家的粗暴干涉才產生的，如後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政策，相反，這種國家與農村的緊密性是通過鼓勵地方的積極性才創造出來的。首先，教育的發展，建立村辦學校和“赤腳老師”制度讓更多的村民進入到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中。當時，國家和地方政府間在組織結構上有更為方便直接的聯系。比如，文革前，無論是公社還是大隊，更不用說生產小隊，都沒有權力管理地方的教育。在哪裏建學校，派什么老師，派多少老師等等都是由上級政府制訂計劃和安排。村民和地方幹部完全由政府統一管理，政府根據情況決定給還是不給教育資源，而村民和地方幹部無權干涉。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為了要鼓勵發展地方的積極性，這種做法被改掉了。這種變化狀況同樣發生在農村的醫療衛生方面。這也是為什么在1972年以前的《大隊臺賬》中沒有教育和醫療衛生等相關數據。此前，地方政府根本無法得到這些統計數據。

同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政府動員廣大村民修建了許多水利灌溉工程，有的工程甚至調動了成千上萬的群眾參加。為修建這些工程動員這麽多的人，並且這些村民都是義務勞動沒有報酬，這種情況在當今的中國是不可能的。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地方民兵。青林地區的民兵組織在文化大革命前後都一直存在。但也正是在文革期間，這些年輕的男女民兵才得以全面、有效地組織起來，人人都有很高的成就感。這些民兵隊員被有效組織起來，進行軍事訓練、修建大隊的基礎設施、參與各種文化和體育活動等。青林的民兵隊員並沒有像人們有時認為的那樣，被灌輸好戰的思想去打倒階級敵人和外國侵略者。他們的訓練既有組織性，又很實用，要求培養團隊精神，培養某種目標感和紀律性。在青林地區，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政府把真槍實彈發到農民手上。

國家和村隊間的行政聯系也反映在對地方政府的地理安排和組織形式上。青林大隊的隊部就位于該地區的正中心，由三棟坐落在一起的房子組成。一棟房子裏安排村診所、一家小店和食堂，另一棟用作大隊辦公室，還有一棟是大隊的會議室。大隊正式幹部是五位：黨支書、隊長、婦女主任、大隊會計和民兵連長。他們的工資由村民支付，並全職處理大隊的日常事務。在大隊和公社，公社和縣政府間，一直存在著一條溝通的渠道。

在後毛澤東時代，青林大隊被分成三個小的村委會，原來大隊隊部的房子都拆了分給各村。各村村委會又有五名成員，加在一起就是文革時大隊幹部的三倍。這些村幹部拿的都是村裏的全職工資，但並不是全天上班。村裏既沒有辦公的地方，組織結構上也缺乏和鄉政府直接溝通的管理渠道。這些村幹部更不會組織文化和體育活動，他們的工作也很少顧及到當地的教育和醫療衛生。就像1949前的村保一樣，村委會的職責好像就僅僅是為國家收稅，給村幹部收提留。就這麽一個舉動，文化大革命期間建立的國家機器就被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一夜間撕扯粉碎，村裏的社會結構又倒退到了1949年以前的樣子，甚至連“鄉”這個名稱也是1949年前曾經用過的。然而，人人都把這種“復舊”稱之為“鄧小平改革”。

地方企業和水利工程

文革期間還有一些其它的創舉。比如說，第一個大隊企業——榨油坊，就是在1973年建立的。1974年又建立了另外一家大隊企業。到1976年，青林大隊有了七家大隊企業。1972年大隊開始有了碾米機、面粉機、軋棉機、柴油機，到1976年，大隊有10架柴油機、7臺碾米機、1臺面粉機和2臺軋棉機。1973年，青林大隊開始採用機械灌溉，到1976年，大隊有了12臺水泵灌溉稻田。高家村還買了柴油機，來帶動水泵灌溉農田。而在此前，所有農田灌溉都是靠傳統的水車。在這一時期，還建立了其它許多新的項目，如養魚場、林場、養豬場和農業實驗站。此外還有許多的技術革新，如在早春用塑料膜給稻種催芽等。但所有這些革新和工程項目如果與文革時許多耗費大量勞力的巨大的水利基礎工程相比，都算不上什么。1967–1968年，青林大隊在沒有任何外部和政府的幫助下，獨自建立了三座巨大的水壩，即青林大壩、西分大壩和官田大壩。三座大壩加在一起有九公裏長，共用土石七百多萬立方，全部是村民用鐵鍬、鐵鏟挖起來，用扁擔和籃子挑上去的。

可以用幾個要點來總結本章。第一，與城鎮地區不一樣，文革期間像高家村這樣的農村地區沒有許多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動亂。這有個主要的原因：一是農村沒有許多知識分子和黨的高級幹部，這樣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即受害者自然就比較少。當時農村缺少各種可怕的暴力行為，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農村的高中生和大學生很少，而這些年輕人卻是城鎮裏最激進、最有暴力傾向的造反者。像高常銀這樣的農村黨員幹部是遭受到了迫害，但程度遠不及城裏人。文革期間，地主和富農家庭也受到了打擊，但這種情況不僅僅只發生在文革時期，從1949年以來，地主和富農就一直是階級鬥爭的對象，他們受鬥爭的歷史一直到80年代才結束。

第二，文革期間的國家政策是和當地的宗族勢力交織在一起的，實施過程中相互影響。文化大革命提供了鬥爭的政治氛圍，而這種鬥爭則實際發生在農村不同的宗族或宗族分支間。徐家村民批鬥高天翔，而高家村就打倒徐添雲。文革的政治氣候也為農村居民出于個人恩怨進行報復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徐從貴想要扳倒高常銀，就是因為徐從貴是在高常銀當權時的一次四清運動中被解職、受到處罰的。高仁開想打倒高常銀則是因為高常銀和高仁開的老婆有一腿。高朝江向工作組舉報我，因為他家所在的宗族分支剛好與我家那派相互不和。

第三，文革期間，像高家村這些農村地區，不僅農業生產活動沒有受到干預，並且在教育、醫療衛生、文化娛樂等方面還取得了顯著的進展。農村在教育、醫療和文化方面的改善並沒有花政府的錢，而是在文革激進的農村政策的鼓勵下，當地村民集體努力的結果。從這些方面來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段具有積極作用的革新時期，這些革新舉措使農村居民受益良多。

注釋

[10-1]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著作極為豐富，即使是擇要略舉，也將不勝篇幅。如需對這方面的文獻有更綜合性的考察和評價，可參考Mobo C. F. Gao," Maoist Discourse and Critique of the Present Assessme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6, no.3(1994): 3–21;以及Mobo C. F. Gao,"Memoir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7,no. 1(1995): 49–57.

第10章

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

起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公社體制的解體。在公社體制下，除了分配給村民的小塊私人土地外，土地在理論上歸公社集體所有，由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經營管理；但實際上，土地歸各村所有，由各生產小隊經營管理。公社體制解體後，土地在理論上歸國家所有，由各戶經營管理；可事實上，由各戶經營管理的土地依然歸各村所有。例如：如果國家要在某塊土地上興建一家工廠，國家或有關企業必須給土地所在的村子支付一筆賠償金。同樣的，如果某村民想在某塊土地上建房屋，他也必須向村子繳納一筆錢。

當公社體制于1981年解散時，高家村把所有的土地都集中起來，再按人口把土地分給各家各戶，即：每人分得同樣多的土地。現在，各家經營自己的土地，覺得土地適合種什么就種什么，國家只要求村民上繳一定數額的農業稅。為了避免私有化給意識形態帶來污點，中國政府先把這個分地到戶的工程稱作“生產責任制”，表明土地並不歸各家各戶所有，雖然他們有權支配土地。到了1984年，政府再次告知村民說，這個體制至少會維持15年不變甚至更久。為了穩定農村形勢、鼓勵投資，中國政府後來又進一步宣布，生產責任制會無期限地持續下去。在實行生產責任制的初期，高家村每五年把本村土地重新分配一次，以平衡各家各戶因生死嫁娶等造成的人口數目變化。1994年，中國政府決定通知村民不必再重新分配土地。因而，不管各家各戶人口如何變化，現在的分配制度依然保持不變。

從理論上看，公社體制的解體和各家各戶平均分配土地並沒有什么大膽之處，實際上，整個理念意味著20世紀50年代初實行的“耕者有其田”計劃的恢復。為了消除對所謂的農村改革的誤解，我們必須明確以下幾點。第一，農村改革不是鄧小平的想法或政策。70年代後期，四川和安徽兩省的農民開始悄悄地搞這項實踐，後來還得到了兩省省委書記趙紫陽和萬裏的支持——趙紫陽後來當上國家總理，接著還擔任過中央總書記；萬裏後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1-1]

第二，公社體制于1978年在全中國范圍解體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在江西省，1979年只有69.5%的村莊實行生產責任制。到1981年，採用責任制的村莊上升到92.6%，1982年，這一比例上升到99.3%。[11-2]而高家村直到1981年才分田到戶。

第三，僅僅是公社體制解體本身導致了中國農民收入急劇上升的說法是不正確的。[11-3]所謂的通過“私有化”來解放生產力的看法不應該被浪漫化，事實上，在促進農村收入增長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是政府允許提高農產品的價格。

第四，認為公社體制在全國破產，農民毫無保留地歡迎它的破滅，這種觀點也是不正確的。從糧食產品的增長速度來說，公社階段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糟糕。事實上，從1959年到1977年，糧食產品的年增長速度為2.9%，並不明顯低于改革階段（1978–1990）的3%的年增長速度。[11-4]因此，人們毫不奇怪地發現，有一些公社多年來一直抵制著政策的變化，而且由于社員不願意公社解體，公社體制到90年代依然發揮著某些作用。[11-5]

另一方面，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除了消滅了公社體制，同時也摒棄了前幾十年中形成的某些積極的創造性因素。如上章所述，曾經普遍高效、本質清廉的國家機器隨著公社體制的解體而消失。在青林地區，解體的不僅是生產隊的組織機構，還有隊部所在地的建築。地方權力結構及管理村莊事務的水平幾乎回復到1949年以前的狀態，似乎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從未發生。至于90年代，腐敗和粗暴的行徑更甚于1949年前，這是因為從前的鄉紳接受了以儒家道德準則為基礎的教育，現在取而代之的卻是些不受任何約束的地方官員。摒棄了高效低廉的“赤腳教師”和“赤腳醫生”制度，貧困者更是處于無助的境況中。

在高家村，人們賣掉校舍，拆毀生產隊倉庫，把余下的建築材料分給各家各戶。位于村中最佳地段的籃球場被高常繞占據，他是從前生產隊的負責人之一，也是本村僅有的兩名黨員之一。他在球場上建了一座房子。學著他的樣兒，別的村民也紛紛占據能夠弄到手的土地。高家村曾經有兩條縱橫交錯穿過村中心的小道，像一個十字架。1992年我逗留高家村期間，那兩條小路已經不見了，村莊的自然外貌發生了徹底的改變。村中再也沒有一條正式的小道了。臟水溝和臭豬舍隨處可見，阻擋著道路。村活動中心也不存在了，供孩子們玩耍的場所也沒有了。一句話，村裏再也沒有了公共活動場所。

村長在家裏處理村莊事務。我注意到村民上繳的稅款之一是訂報費。因此我問村長高常權，能不能借些報紙給我看。他妻子設法在一個灰塵撲撲的角落找到一些碎報紙片；高常權自己不看報，也沒有別人看。因此他妻子就用報紙包東西。

後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村的另一個特點是家族政治回歸村莊生活。即使是在江西省省城南昌市的一個郊區縣，據報告，也有數以萬計的村民參加了族譜的重修典禮。湖南省臨武縣的273個行政村中，[11-6]據報告有230個村已成立了宗族委員會；其中38%的宗族委員會成員是共產黨員或地方幹部。[11-7]據報告，湖南省兩村莊之間起始於20世紀20年代的世仇，在1993年重新上演，緣起是劉家莊的村民毀壞了李家莊的村辦工廠。於是，兩村村民帶上自製的武器進行械鬥，造成5人死亡，8人受傷。[11-8]

在銀寶湖、青林和高家村，囂張的宗族政治也開始盛行起來。金家村村民能夠阻擾警方調查因村莊世仇造成17人死亡的械鬥事件，表明了國家政權有效性在銀寶湖鄉喪失到了何種程度。高家村成立了由9人組成的宗族委員會。它有權力對涉及高家村的重大事務做出決定，如：給誰多大的建屋地基等。1994年，六戶人家在盛情款待宗族委員會成員之後，獲得了在最佳場地上蓋房的許可。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銀寶湖各村宗族結構和宗族權利的復興恣意泛濫。如果兩個異姓村子發生爭鬥，結果可能不取決于公正公平的競爭，而取決于以村子大小為基礎的力量展示，就像處理兩國的沖突一樣。該縣的權力機構沒有能力處理金家村和周邊小村之間的世仇，這一事實表明：除了向國家上交農業稅，這些村莊與國家之間毫無瓜葛。銀寶湖鄉少有村間械鬥的原因是：有勢力的大村莊對自己的地位心滿意足，而弱小的村莊又無力挑起戰爭。高家村人永遠不會忘記，也不會原諒汪家村人圍堵過他們的水資源，還想不顧一切地用武力來算清這筆帳，但現在高家村無力發起這樣一次械鬥。1992年，在我逗留高家村之際，年長的高家村人還議論著要買槍來對付汪家村人。

像別的村莊一樣，高家村也恢復了記錄族譜的做法。高家村宗族委員會負責族譜的續訂和保存。如西方基督教以傳統形式給孩子施洗那樣，生於高家村的每個孩子都必須上譜（名字被記錄進族譜）。對男孩來說，上譜是個非常莊嚴的時刻：當人們給男孩取好名並把這名字記進族譜時，男孩必須根據約定禮儀焚香祭祀。每年正月初一，所有男性村民都得拜譜，以銘記整個村子都是同一祖先的後代。

同宗各分支之間的沖突也開始滲入鄉村生活。高家村由于不同分支之間互相通婚，20世紀70年代末期，分支間的緊張局勢和矛盾沖突得到了大幅度的緩解。但是，種種跡象表明：村民們已開始再一次確認自己的宗譜分支。1992年我回家時，村裏人想利用我的歸鄉來作為加強宗族分支認同和團結的機會，也清楚地表明了這一趨勢。

一天，一群男村民來看我。我有點驚訝，因為他們是一起來的，而通常他們只會自己單獨來。我們坐在一起，邊吃花生邊聊天。半小時後，又有一群男村民領著樂隊來拜訪我，我還是沒弄明白究竟發生了什么。他們來到我住的老屋，開始為我唱民歌，演奏古老的樂曲。他們離開約半小時後，另一群人來了，依然是各家的男主人。這次他們帶了些禮物。然後，又來了另一群男人。終于，在黃昏時分，最早來看我的那伙人又來了，這次帶來一塊布料給我作禮物。直到那時候，我才明白過來：每群人代表著宗族裏不同的分支！第一支最先想到集體拜訪我的主意，接著別的分支也跟著來了，每支都想在禮儀方面超過別人。第一支不想失面子，也不願輸給別的分支，就再次來到我家。由于他們第一次來時沒有帶禮物，這次就帶了塊衣料來。最後，我的舊房子裏堆滿了禮物，衣料和書法作品掛得到處都是。在母親的催促下，我為他們拍了五張照片作為回報，每張照片包括一個分支的所有成員——男女老少全都坐在一起。

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喜歡宣稱，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把農民從公社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因而大幅度地提高了生產力。麥克米蘭（John Mc Millian）、惠利（John Whalley）和朱利靜認為，每單位農業投資帶來的產量增長，78%應歸功于生產責任制；而林毅夫則認為86%應歸功于這一制度。[11-9]

中國農民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為自己種糧食，他們將會干勁更足，這種假設有其合理性。因為責任制給農民一種所有權和自主種植農作物的權利的感覺，人們很自然會認為，他們要比在公社體制時更辛勤地勞作。但是，認為農民在公社體制下沒有主人所有權感的假設是錯誤的。事實上，在生產隊隊長的領導下，作為生產小組（由十到十五家住戶組成）的成員，所有村民都有一種強烈的所有權感和自我管理的意願。而且，詳盡的工分、隊務評估和監督制度足以用于協調和監督管理。

如果說公社體制使社員缺乏動力的話，部分原因應歸結于缺乏一個立即的獎賞系統，無法使農民的欠款和收入在年終償付清楚。那些欠生產隊錢的農戶無力還款，所以生產隊也無法付款給有進帳的農戶。中國農村沒有現金流通，主要由政府控制價格、壟斷農產品採購。因此，價格和採購體制的改變是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政策的一個關鍵因素。

公社時期，政府除了向農民征收農業稅和地方稅外，還壟斷了整個糧食市場，農民生產的剩余糧食都必須以國家定價賣給國家。促進農村收入增長的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政策之一就是提高農產品價格、減少國家強制性的購買量。1979年前，國家禁止農民到市場賣東西，要求他們必須把東西以國家定價賣給國家，這被稱作統購統銷。根據規定，180多種農產品必須賣給國家。1979年，統購的農產品減少到62種。1981年，通過統購方式賣給國家的糧食總量僅是1978年的64%。[11-10]統購種類和定額的減少使得農民能在市場銷售農產品，而且各類統購產品的價格也在1979年提高了25%到40%不等。因此，如果政府能在公社時期改變價格政策和購買政策，它們也能在提高農民收入方面發揮同樣的效果，這樣的假設也並非無稽之談。

1985年之後發生的變化證明，價格政策和購買政策是一個關鍵因素。1985年後，農民在完成定額之後，可以把產品以高出定額的價格賣給國家（糧食和油菜子的價格高出定額價的50%，棉花的價格高出30%）。他們還可以以議價賣出產品，議價稍稍低于市場價。此外，議價出售並不是強制性的，村民們自己可以去市場出售產品。

高出定額和議價採辦的糧食以低得多的價格賣給城鎮居民，這給政府造成了很大的經濟損失。如1994年，政府為此就一共補貼了220億元，占財政總收入的14%。由于認為農民在農產品價格增長中獲益太大、對城鎮居民的補貼擴大了政府的財政預算，政府在1985年採取了相應措施：降低農產品的統購價格、提高工業產品的價格。1985年，谷物的國家統購價是1984年的72%，同時，化肥價格比1983年高出43%，農藥的價格比1983年高出82.8%。[11-11]統購政策再次加強，沒有完成定額任務的農民被禁止在自由市場進行糧食買賣。盡管政府1984年做出承諾，生產責任制最少15年不變，全國農產品產量卻在1985年有所下降。如：國家人均糧食產量由1984年的392.84公斤下降到1985年的360.70公斤。[11-12]

由于價格增長和市場自由化，高家村村民的收入在80年代初期總體上都有了增加。產品產量數據顯示（見表格9），收入的增長並不是糧食產量的大幅度提高帶來的，因為自1981年實行改革以來，產品產量並沒有明顯的增長。

數據顯示，1972年和改革前的1979年都是豐收年，另一方面，在實行責任制兩年後的1983年，農產品產量大幅度下降。1982年和1985年的生產數據又顯示糧食產量大幅度上升，而且1985年的數據和全國總產量的趨勢不吻合，因為國家數據顯示，農產品產量在1985年是下降的。這大概是因為，政府頒布新政策與在青林地區最終實施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時間差，因為當地的市場發育也極不完善。總之，由于1985年後政策的變化，農產品產量的增長並沒有導致農民收入的增加。

由此可知，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對糧食價格和統購政策實行的改革在80年代早期確實提高了農民的收入。但是，高家村收入的增長是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才獲得的，特別是貧富之間兩極分化的進一步擴大。相對富裕的家庭能夠高價購買化肥和農藥來提高產量，貧窮家庭卻不得不在買不起化肥和農藥的情況下辛苦耕作。

高家村有兩戶人家長期靠乞討為生。其中一家是高常亮家，高常亮是先前生產隊的負責人之一。在他活著的時候，他家就已經欠債，因為他有呼吸道疾病。由于家裏無錢給他治病，他在1986年就過世了，那年他才55歲。從那以後，他的妻小每年春天都出去乞討，直到新莊稼收割他們才回來。另一戶靠乞討為生的人家是高朝典家，他家乞討是由于他不善計劃和管理家庭開支造成的。在1949年前和毛澤東執政期間，高家村還沒有誰靠長期乞討為生。

由于價格上漲和市場自由化，高家村大多數人家的日子都比以前寬裕了些，但即便這樣，種田並不能讓這個地區的農民真正富裕起來。高家村只有一戶人家真正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但他家的錢不是靠種田賺來的。他叫高漢正，高漢正本不是高家村人，1967年他隨母親改嫁到高家村並改姓“高”。高漢正獲得了親叔叔的幫助，通過叔叔在景德鎮的關係，得到一些建築合同。作為包工頭，他使用廉價的農村勞動力，靠吃差價賺錢發了大財。1991年，他在高家村建起了一幢三層的高大住宅，造價約七萬元人民幣。房子是鋼筋水泥結構，有寬大的玻璃窗，朝南的、可供夏天乘涼的大陽臺。這是高家村有史以來的第一幢高大建築，高家村的人為他們的養子感到十分驕傲，說他為村子掙了面子。曾經除了捉弄人便一無是處的逃學頑童，現在卻成了村裏的重要人物，在所有隆重的宴席上，他都會被請去坐貴賓席。

官田村委會由徐家村、曹家村和高家村組成，村委會裏最富裕的家庭並不從事農業生產。除了徐醫生，還有兩位富人是徐國華和徐先真。徐國華有錢，是因為他經營著當地的農藥化肥買賣，代政府賣化肥農藥給農民。他有權決定賣什么、賣給誰、以什么價格賣。他可先以某種價格從公家購得這些寶貴的商品，再以另一種價格把它們賣給農戶。他能肆無忌憚地這麽做，不但因為徐家村在這三個村子中勢力最大，而且還因為本地當權者對他的生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是徐先教的兒子，而徐先教是鄉政府的副鄉長。

徐先真的致富方式和他的同村老鄉大同小異，他為政府經營著一家棉花收購站。徐先真在公社時期是一位棉花質量評級員。80年代以來，商業化和私有化政策使得他壟斷了本地的棉花業務，當村民向國家出售棉花時，他們的棉花必須被評出一個等級，因為不同等級的棉花有不同的售價。唯獨他有權力對出售棉花進行評級，因此，在購買棉花時，他可以將棉花定成偏低的等級，而在出售給國家時，他又可以拔高棉花的級別，以高價賣給國家。

改革帶來的另外後果是犯罪的迅速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安全感。公社時期也有犯罪，那時個人犯罪遠遠少于由同宗村民共同參與的犯罪形式。小村莊通常是受害對象。那會兒，村民們會合伙地去偷鄰村的東西，偷到的東西大都是樹木、倉庫裏的糧食，有時還可能是一頭水牛。農民一直靠水牛拉犁，因此它過去和現在都是農民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在70年代，一頭好牛價值600元，而建一座傳統結構的新房子也只需花費3,000元。村民並不經常偷鄰村的水牛，因為他們無法把水牛藏起來。去遠處偷水牛也不容易，因為水牛走得不快，那時農村也沒有卡車，村民沒有什么辦法把它們運送回來，因此偷牛事件很少發生。犯罪者通常都是勢力強大的村子的村民。高家村人從來不敢去別的村子偷盜，因為自己的村子太小。到70年代末，高家村周圍的樹木要么被村裏人自己砍倒，要么被其它村子的人偷走。村裏的倉庫也有一次被人破門而入，偷走了幾千斤稻谷。

集體時期另一種普遍的偷盜方式就是拿自留地裏的瓜果蔬菜。孩子們特別喜歡偷西瓜和其它各種水果，幾乎每個孩子都干過這個。後來成了高家村有錢人的高漢正以及前官田大隊書記高常銀的兒子高朝佐就是偷瓜果出了名的孩子。大人有時也會偷摘別人自留地裏的東西。對于這些偷盜行徑，很難有解決辦法。但是，有一種風俗卻極有震懾作用。我們經常聽到有人在村子裏來回高聲叫罵，一手拿刀，一手拿著砧板。遭了偷盜的主人（通常是婦女，極少是男人）大聲詛咒著小偷，說偷東西的人下輩子會被切成幾大塊，她邊高聲咒罵邊用刀把砧板剁得咚咚響。即便你不相信人有下輩子，被人這樣咒罵也是很恐怖的。

但是，自80年代後期以來，一種不同性質的偷盜和犯罪方式出現了。現在有了行兇搶劫事件，盜竊比以前更有組織性，而且規模更大。如1992年，有人偷走了徐家村三頭最大的水牛，他們用卡車把牛運走，再把牛殺死當牛肉賣。因為有明顯跡象表明誰是盜牛賊，警察本可以把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的，可警方要求徐家村先付給他們4,500元，然後再著手展開調查。由于徐家村村民付不出這筆錢，這個案子也就一直沒有被受理。

農民外出打工時，也常常淪為城鎮罪犯的受害者。高家村一位村民在鷹潭火車站被迫花45元買了3斤香蕉，單價是市場價的10倍。高常文在廈門火車站時，曾親眼看見一群人把自己的一位朋友打昏過去，並從他身上拿走了500元錢。1991年，14歲的高志明去廣州找工作時，被一群人狠狠地揍了一頓，身上僅有的20塊錢也被搶走了。高志明沒有找到工作，又身無分文，不得不從廣州一路乞討回家。

有些地方坐公交乘火車都不再安全。不但搶劫偷盜事件常有發生，而且政府雇員敲詐勒索現象也很普遍。每年春節期間，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會回家與親友團圓，國家鐵道部門的一些員工就盡其所能地敲詐農民工的錢財，因為這些可憐的民工通常會隨身帶些現金回家。我弟弟高常文在廈門打工時，1992年春節，他搭乘從廈門至南昌的火車回家。他坐在火車上，一名乘務員堅持說他帶的紙盒箱太大，不能放到行李架上，其實每個人都清楚根本不是這麽回事。高常文給了那名乘務員20元錢才算解決了箱子問題。

上述各項事件加上我在1992年和1994年旅行期間的所見所聞，很好地體現了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狀況。一次，我搭乘晚班輪船從南昌去波陽縣，一位船員趁我睡覺時把我戴在手腕上的手錶取了下來，看見我被他弄醒，他又趕快把手錶放在我的枕頭下。我也就裝作什么事都沒發生。還有一次，當我坐在一輛由景德鎮開往高家村的汽車上時，一伙年輕人突然把我圍了起來，推來搡去的，接下來我就發現自己的護照落到了他們中某個人的手上。

有一次，我從南昌乘火車去廈門，我買的是臥鋪票，睡在我下鋪的是一位迷人的女士。半路上，一名中年男子把她叫醒，說她睡的是他的鋪位。但女士說自己在南昌火車站買了這個鋪位的有效車票，可是那名男子也有一張有效票。原來，臥鋪車廂乘務員把同一個鋪位賣了兩次，其中200塊錢就塞進了自己的腰包。女士無法和男子爭鬥，只好讓出鋪位，在凳子上坐了一晚上。乘務員說，誰睡這個鋪位都與她無關。

第二天黎明，火車在廣東省韶關火車站稍作停留。車廂內空氣很悶，坐在窗前的一名乘客想打開窗戶呼吸些新鮮空氣。窗戶剛被打開，我們還沒來得及反應，從窗外伸進一隻手，一把將那名乘客掛在窗戶旁邊的衣服抓了出去。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一名男孩帶著戰利品——商務文件、身份證和400元現金——不緊不慢地走遠了。

高家村長達200多年的歷史中，也首次出了一名搶劫犯。他叫高占林，1988年在一輛擠滿乘客的公交車上搶劫，那時他才16歲。他掏出刀，命令一位商人模樣的人交出密碼箱。可他不知道怎麼開鎖，只好找來一把斧頭，劈開了箱子，卻發現裏面塞滿了太陽鏡，並沒有如他所想的那樣裝滿了錢。高占林兩周內就被抓獲，判處有期徒刑8年。1994年，他還沒有被釋放，被轉到另一家勞改營去了。

基層腐敗

80年代末流傳著一種說法：“毛澤東時期的官員廉潔奉公，華國鋒時期的官員無影無蹤，鄧小平時期的官員是百萬富翁。”盡管城市官員和南方沿海地區官員中許多成了百萬富翁，青林地區的官員當然沒有百萬富翁。然而，鄉、村級黨政領導卻位居該地區的首富之列，建房是他們變富的明顯證據。銀寶湖鄉的每個村子裏，最好的房子大都是鄉、村幹部家的。銀寶湖鄉黨委書記出生於當地的大余家村。他家新蓋的房子大得像城堡，四周還用高高的磚牆圍起來。他們抽的香煙也很貴，每支煙相當于一斤大米的價錢。他們都有摩托車，有些還是日本台灣的進口貨。

下面這個例子可以表明當地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1991年春節期間，書記在放鞭炮時炸傷了一隻眼睛。由于他堅持要獲得最好的治療，他先被送到南昌，然後又被送往廣州動手術，前後共花去了20,000多塊錢，對普通老百姓來說，這可是個天文數字。據說他還送了主刀醫生10,000元現金。1992年，銀寶湖鄉人均年收入為400元（上報給縣領導的數據為600元），[11-13]作為銀寶湖鄉的書記，他的正式工資大概為每年4,000元。人們不禁要問：他的錢是從哪弄來的呢？

要想解答上述疑惑，我們必須大致瞭解1978年後當地財政體制運作形式的變化。1978年是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改革的里程碑性質的年份，1978年前，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規定：各地各級的一切收入都必須上繳國家。在農村，農民繳納農業稅，把公余糧以國家定價賣給國家，為國家財政收入做出貢獻。作為回報，國家負責一切開支，如當地的教育、醫療、道路和農業投資。國家還負責支付公社及公社以上各政府部門官員的工資。生產隊長和會計的工資由生產隊以工分的形式支付，生產大隊負責人的工資也由村民支付。每個生產隊上交給大隊部的數額每年都不一樣，由當年的產品產量來定，但上交的比例卻是固定的——總收入的2%。生產隊除了上繳約占總收入10%的農業稅外，還得支付固定份額的公積金和公眾福利款。附錄二的表格10中，各項數據顯示了各年度生產隊上交的不同物品占總收入的比例情況。盡管已掌握數據的年度還不夠，不足以供我們得出任何重要結論，但它們至少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之中，以及公社體制解散前夕的一些情況。盡管農民每年都繳納公積金，但農村沒有任何公共事業，除非他們自己出力；盡管他們繳納所謂的福利款，但農村除了幾家象徵性的五保戶外，[11-14]事實上什么福利也沒有。國家徹底地剝削了農民幾十年。為了保證城市地區低廉的生活花費，政府就剝削農民，強迫農民以國家定價把盡量多的糧食賣給國家。中國政府的宣傳機構把國家強制性的統購統銷稱作“鼓勵農民把余糧賣給國家”。事實上，那些年裏中國農民少有余糧。為了確保城市低廉的糧食供應，國家規定了農戶只能消費自己累死累活生產的糧食中的固定份額。

很明顯，那些年裏，農民必須繳納的稅種並不多，而且要繳納的稅費比例是固定的，村民們也知道他們將會得到什么，而且對自己所作的貢獻也顯得樂于承擔責任。至少，他們辛勤勞動、忍饑受渴不是為了地方惡勢力的利益，但是在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時期，特別是自80年代末以來，農民逐漸淪為了地方惡勢力的犧牲品。

這個過程始於國家決定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大的權力。70年代後期至80年到初，中央政府啟動了“財政包干制”的政策，主要內容包括：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它們所征稅收的一定百分比，而不必像過去那樣把稅收全部上交。這一體制出臺的理由是：它可以刺激各級地方政府征收到盡可能多的稅收，因為他們征到的稅收越多，供他們支配的份額就越大。同時，這一體制還要求各級政府必須分擔同樣百分比的開支。理論上，這一體制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是合乎情理的。第一，中央政府在征稅時會面臨更少的困難；第二，由于地方各級政府有錢開支，他們可以把這些錢更好地花在他們轄區的農民身上，因為是他們而不是中央政府更瞭解當地的情況；第三，它可以鼓勵地方政府大力發展地方企業。

然而，事實上，在一個政府官員尚不能完全負責的國家，這一體制只是為濫用權力和貪污腐敗開了方便之門。不難看出，財政包干制度可以造成以下三個結果：第一，征稅變得極端隨意，農民的命運完全操縱在當地權力機構的手裏。第二，征到的稅款可能會浪費在一些無益的、怪誕的、荒謬的項目上，而置醫療和教育等基本服務于不顧。第三，為貪污腐敗打開了方便之門。不管征到的稅收數額是多少，地方官員想私吞多少錢就從中拿走多少錢。阻止當地官員腐敗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第一是因為查他們做的賬目沒有標準可依，第二是因為他們可以賄賂上司脫離困境。在那些地方工業繁榮的農村地區，當地權力機構可以征收到充足的工業稅，地方稅收的包袱不至于全部落到農民的頭上。在波陽縣銀寶湖鄉，由于那裏沒有任何成規模的工商業，沉重的稅收包袱就完全壓到了無助的農民身上。

1991年，波陽縣就發生了依靠濫收稅費搞浪費工程的事件。1990年新上任的縣長想發展工業，因此他想出了一些極好的項目。他用三種顏色命名這些項目：銀色為棉花種植項目，藍色代表波陽湖四周的養魚業，金色代表煙草種植項目。由于該縣已有長期種棉花和養魚的歷史，他在這兩個領域裏沒什么可以插手的。因此縣長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金色的煙草上。根據他的命令，適合大規模種植煙草的每個鄉，家家戶戶都必須建立一間煙草烘烤室，此項大概得花費700元。誰家不建烘烤室就罰誰家的款。許多人家只好按照上級的指示建起了烘烤室。縣領導沒有要求銀寶湖鄉這樣做，因為該鄉以種植水稻為主。

為了籌到建造煙草加工廠的錢，每位國家幹部包括老師和鄉幹部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借500–2,000元給縣政府，具體數目依各自的工資多少而定。縣政府保證償還欠款，如果無法還現金，至少也會以等價的香煙償還。不願交錢的人就直接從他們的工資裏扣。

事情的最後結果是：縣政府放棄了這個項目，因為當地的土質無法種植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優質煙草，而且中央政府也不批準這個項目。縣長只顧命令農民建立煙草烘烤室，向國家幹部強行借款建立煙草加工廠，卻不知先去獲取中央政府的批示，也不測試本地的土質。因此，成千上萬間毫無用處的烘烤室聳立著，像一座座碉堡。出了錢的人不知何時可以收回欠款，也不知道怎樣才能把錢拿回來。波陽縣金色項目的理念和實施方式不由讓人想起大躍進時期那些給老百姓造成嚴重損失的工程。

1990年，村委會命令高家村和徐家村的村民種橘子樹掙錢，而且他們得到了貸款供村民購買橘子樹。高家村人被要求必須把橘子樹栽種到村前的山上。為了種橘樹，山上原有的松樹被砍掉，每家挖出一定數目、體積達1立方米的深坑。剛開始的時候，村委會承諾，村民挖一個坑就可以獲得一元錢。後來，他們又自毀諾言——村民們不但沒賺到一分錢，相反，死一棵橘樹，他們就被罰款17元。1992年，我看到栽種的大部分橘子樹都已死了。無人測試過當地的土質是否適合種橘子樹，也沒有誰考慮過如何系統灌溉橘子樹的問題。現在，農民們卻不得不自己掏錢還貸了。

1994年又發生了同樣的事情。這回要求村民在同一座山上栽種桑樹。至少這回村民是有酬勞動，栽十棵樹就結算一次錢款。我親眼看著他們的栽種過程：他們先挖出一個淺坑，再往坑裏塞進一捆桑樹苗以完成定額，有人甚至連土都懶得扒，就讓樹根裸露在外面。我給他們提意見說，這樣種樹，樹是不會成活的，就算它們能活，也不能把一捆樹苗都栽到一個坑裏。村民們勸我別擔心，說這只不過是走個過場罷了。果然，沒有一株桑樹存活下來。

1989年，青林地區要求村民每人湊5元錢，好在稻田之中建亭子，這樣村民夏天干活的時候就有個休息的地方。人人都支持這個好主意。總共40,000元錢如數湊齊。但是直到1994年，也沒建起一座亭子，村委會也無人向村民解釋那些錢都用到哪裏去了。

1990年，村民獲知，先前的青林大隊欠了公家大約20,000元。為了還清債務，每個村民得上繳18元。據向我提供消息的人（其中一人是村小學教師）說，整件事純屬騙局，無人解釋錢被用到哪裏去了。這些都足以說明當地幹部是怎樣謀私利的。

高家村的領導人高常權也是官田村委會的委員，他特別嗜好煙酒，每天抽一包煙、喝一瓶谷燒酒。這兩樣消費每天得5元錢。他1995年的年工資不超過1,000，除了他名下的田地，他沒有其他的收入來源，而且還得養活自己一家四口。高家村的人很奇怪，高常權喝酒抽煙的錢是從哪裏來的呢？或許由于他抽煙喝酒花費太大，他家確實沒有建起大房子，最起碼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這對高家村人來說，多少也算個安慰。

用公款擺宴吃喝是最普遍的一種浪費方式。如果有會要開，或者出現了無力繳納費稅的困難戶，或者有人違反了計劃生育，村委會委員就聚集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決定吃什么、在哪兒吃。通常，一名委員就專門負責購買聚餐的飯菜和酒水。宴席設在不同村莊不同村委會委員的家裏，這種安排不但使這些宴席不為旁人所知，而且使得他們自己可以保留每次宴席吃剩的東西，剩余的東西通常很多。如果宴席是為了招待客人而辦的，那場面就更加隆重了。

由于我是位重要的客人，而且又是海外華人，他們以為我一定非常富有，會捐款贊助當地的一些項目，因此我回家時他們設宴招待了我幾次。宴席通常有十幾個菜，還有許多白酒和啤酒、高檔香煙。當地對香煙還有個特別的風俗，除了吃飯時發散給各位抽的香煙外，在座的每個人，包括不抽煙的人，都能得到一包高檔香煙作為禮物。香煙的牌子時有變化，取決于客人的身份地位。90年代初期，這種場合最便宜的發三九牌香煙，每包售價3.7元，最貴的是紅塔山牌香煙，約10元一包，剛好10斤大米的價錢。

每年村委會用于招待客人和聚餐的費用很難查清。如果有些招待費必須入賬的話，村委會做帳時會把它劃入管理費。以下數據可以表明，村委會是如何奢侈浪費村民的血汗錢的。在青林地區，有一座湖屬于各村的共同財產，在1981年公社體制解體時，人們無法把集體所有的一塊湖劃成小塊小塊的分給各家各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大家討論後同意把這湖用作公共養魚場，並且成立了一個管理委員會來管理這個養魚場。90年代初，養魚場的平均年收入超過30,000元。但是村民並沒有分到一毛錢。管理委員會負責人在1993年告訴我，1991–1993年間，經他個人簽字的招待費大約就有60,000元，用于款待六個村的村委會成員、鄉幹部和縣幹部。也就是說每年的招待費達到20,000元，這還不包括六個村委會各自的招待費用。漁場的剩余收入也以物品的形式送給了當地幹部：所有村委會成員都能經常得到免費魚，該委員會負責人還承認：他們常常給縣、鄉幹部送魚。這種行徑在當地被稱作“打狗”，意為“給狗扔食物，免得它吠叫”。

各級官員用公款大吃大喝，農民稅費的包袱就變得越來越沉重了。以下是農民在90年代初必須上繳中央政府、縣、鄉和村委會的各項稅費數據，表明農民肩負著多麼沉重的稅費負擔。1991年，高家村必須上繳中央政府的稅收是5,198.4元，含4,463.5元農業稅、357元特別農業稅、168.9元屠宰稅和209元教育稅；它必須上繳縣級部門2,909.43元，其中，1,686元教育費、婦女兒童健康保險費67.44元、計劃生育費369.21元、廣播電視費75.87元、徭役費683.91元；同年，高家村上繳鄉級部門共5,647.42元：1,405元教育費、421.5元徭役費、112.4元五保戶費、擁軍優屬費182.65元、建築費140.5元、無男丁家庭保險費606.96元、家禽家畜免疫費150.88元、國庫券和民兵訓練費140.5元、沒有完成1990年棉花生產指標罰款2,300元、訂江西省報費28.1元、其他訂報費140.5元和印花稅8.43元；最後，高家村還得上繳村委會2,718.5元，其中，村委會會費140.5元、村小教育費838元、村委會成員工資1,459元以及村委會管理費281元。

1991年，高家村共有308口人，當年上交的人均稅費為53.48元。當年的人均總收入為400元（但上報給縣級領導機關的人均年收入為600元），1991年人均繳納的稅費占了人均總收入的13.3%。如果除去繳納給政府的稅收，上繳的本地費為人均36.6元，占人均總收入的9.9%。

同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的稅率相比，這些稅率也許似乎不是很高。但是，這種比較是不合理的。首先，稅收方式是退步的，農村裏人人都得納稅，人人稅率相同。其次，政府和當地政府官員沒有拿出農民交納的稅費款，去做有益于農民的工程。文化大革命以後，當地沒有興建一所學校或醫院，可農民依舊得繳納教育費和醫療費。政府在村裏沒修過路、建過排水設備，更別提其它的公共項目。如果需要修路或挖灌溉渠或別的什么公共工程，村民們就得自己動手、另外交費。1990年，縣、鄉兩級政府機構從高家村運走了價值1670.79元的稻谷，以抵消強行攤派到高家村的修渠款。[11-15]這還不是全部，高家村還得為別的工程項目作出貢獻，並提供諸如麻包之類的建築材料。第三，與農民相比，城鎮居民不但免除了個人所得稅，還能享受幾乎免費的住宅、教育和醫療。他們還享有國家的糧食補貼，而且官方數字顯示，他們的人均收入最少是農民收入的三倍。

農民們必須繳納四重稅收——分別向國家、縣、鄉、村級機構納稅。此外，如果他們有孩子上學，他們必須用現金支付孩子的教育費。他們還被迫繳納徭役費，但對于國家和政府的各種徭役，他們隨時都得出力。他們還要為從沒看過的報紙付錢，為他們憎恨的計劃生育掏腰包。那所謂的“婦女兒童保險費”其實是用于負擔婦女強制墮胎的開支。1991年，他們還必須購買自己無力承擔的國庫券！而這一切是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之上：自80年代末以來，在以國家定價把國家強制攤派到頭上的統購份額賣給國家之前，農民是不允許到市場出售任何農產品的。這是赤裸裸的掠奪和剝削。然而，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當權者和知識精英卻高唱著什么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使農民轉變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了等等。

60年代初，數據顯示，農業稅約占總收入的10%，公積金和公眾福利款占7%。在青林地區，大約60–70%的總收入用于村民分配，余下的部分用于繳納各種基金、稅收、農業投入和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我無法獲得有關高家村交稅的確切數據，但國家部門的數據顯示，農民繳納的稅費數額有所減少。[11-16]

1991年，各項稅費占農民總收入的13.3%。表面看來，似乎農民的稅費負擔比毛澤東時代有所下降。但實際上，如果我們把以下三個重要因素考慮進去，就會發現，根本不是這麽一回事。第一個因素，在毛澤東時期，用于農民分配的總收入的60–70%是除去了農業投入之後的百分比。自80年代後期以來，農業投入成本如化肥成本快速上漲。第5章討論過的高常獻就是一個好例子。1992年，高常獻的莊稼收入是1,500元，可他購買化肥和農藥的開支卻高達728元。僅此一項投入就占了他總收入的48%。

在對這兩個時期作比較時，要考慮的第二個因素是，公社體制解體前統計的收入數據不包括自留地的收入。由于高家村有10%的土地被劃為自留地，因此自留地中谷物蔬菜的收成至少占到村民總收入的10%。[11-17]第三個因素，在毛澤東時期，要么國家直接投資于教育和醫療事業，要么一旦集體集資了用于公共事業的款項，村民們就不必再掏腰包了。1952年國家出資建立的青林學校，在1958年擴建了一次。到目前為止，該地區除了幾所由村民自主經營的村小以外，青林學校依然是該地區唯一的一所完小。60年代，國家公派了兩名醫生到高家村，現在的青林地區卻連一位公派醫生也沒有。文化大革命期間，村民們集體承擔一所高中、十幾所村小和一家赤腳醫生診所的費用，不過，那時上學和看病都是免費的。可自80年代以來，盡管村民上繳的教育費是過去的四倍，上學依然得交錢。

1992年，當地收費變得更加強取豪奪，新的稅費名目不斷出現，如村幹部保險費（可能是村民和村幹部之間沖突增加所致）、住戶檔案登記費、房產保險、高壓電線網和程控電話費。後兩項收費名目完全是為了城鎮居民的利益，因為高家村這樣的地方根本不存在高壓電線網和程控電話這樣的玩意兒。總而言之，高家村人均繳納稅費80元，占人均總收入的20%。

波陽縣以及整個江西省，在這方面還不是受害最嚴重的。湖南省和安徽省都報導了農民暴亂反對當地政府橫征暴斂，情況嚴峻到了驚動中央政府的地步。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同時發表嚴肅講話，要求約束地方政府的行為。1992年2月19日，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布緊急通告，阻止地方稅費的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和監察部同時發文明確指導方針以約束地方政府。文件明文規定，地方總收費（國家的農業稅除外）不得超過農民總收入的5%。但直到1996年，什么也沒有改變。高家村的農民瞭解中央的稅收政策，也瞭解地方費收的指導方針，但這些都無力改變現實。1993年征的地方費比1992年還高，而且，收費還會進一步增加。

當地政府只要提供一串虛假數據就可以抹掉強行收費的影子。如，1994年上報的人均收入為800元，而真正的人均收入卻不足500。據村委會會計所言，有人通知當地政府機構說，如果他們上報的數據沒有體現人均收入的一定的增長率，江西省政府就不會接受他們的年度報告。在中國，虛報數據是當地政府由來已久的習慣。現任波陽縣教育局長在70年代初曾是我的學生，在和我的一次訪談中，他告訴我，據他所知，波陽縣有關教育的一切數據至少被夸大了30%。

如果村民拒絕繳納各種費收，村委會就命令民兵沖進村民家裏，見什么拿什么。豬和家具可能被拿去抵費。高家村有兩家遭受了這樣的命運。一位是村小教師高朝真，由于妻子住院花了很多錢，他不得不讓自己14歲和16歲的兒子退學去城裏打工。由于他付不出那年的各項費款，村委會就派民兵把他家的豬牽走了。

村委會成員之所以如此放肆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工資和稅費的完成情況直接掛鉤，鄉政府明確規定，如果村委會只完成70%的費收任務，那麽他們就只能拿70%的工資。事實上，各級政府都可以自行制定政策。為了催促村民們按時交清費收，官田村委會頒布了一項政策，對沒有按時上交的費款加收30%的利息。而且，政策進一步規定：收得的利息分給村幹部作獎金。

村民們並不是沒有抵制過當地權力機構的行為。高仁為是本地一位多姿多彩的人物，過去還誠信菩薩王太公。有一次，他和村幹部吵了起來，並和沖進他家搬家具的民兵動了手。於是他就被逮捕了，在同意交2,000多斤稻谷的罰款後，他才被釋放。

1991年，西分村的40多位村民在一封告狀信上簽了名，把信交到縣級政府機關。他們告的是西分村支部書記，因為他除了別的錯誤外，還用公款去包養三個情婦。但他卻毫發未損，1994年時還是村支書。當我問別人，他為什么能毫發無損時，他們告訴我說，他不斷地給領導送禮，早就把相關領導賄賂好了。青林有句俗話說得好，“吃人嘴軟，拿人手短”。

盡管如此，還是經常有人拒絕交費。像高朝典那樣的人，村委會就拿他們沒有辦法。高朝典家沒有任何值得拿走的家具，每年糧食一吃完，全家人就得靠乞討謀生。1994年，高朝典欠了村委會1,000多元。他還得另付30%的利息。村委會卻對此無能為力，因為他家實在沒什么可以拿走的東西了。

同樣，即便是債務結構也反映著宗族政治在其中的影響。1994年，徐家村人欠官田村委會的錢款超過了40,000元，而高家村除了高朝典，誰也不允許欠村委會錢。這不是因為高家村人普遍比徐家村人更富裕，而是因為徐家村在官田村委會的三個村子中最大，村支書和村委會會計都是徐家村人，此外，徐家村還有官田唯一的醫生徐從春，鄉政府副鄉長、唯一出身青林的鄉幹部徐先覺也是徐家村人。因此，村委會和民兵對徐家村人就會客氣三分。當然，如果有人像高朝典那樣徹底破產了，那誰對他都束手無策。但是，欠了村委會40,000多元的徐家村人並沒有破產的，他們憑籍徐家村的勢力，能躲過某些費稅，至少可以拖上一段時間。

盡管農民背負著沉重的稅費負擔，盡管當地幹部常用蠻橫的方法征收費款，但欠款現象依然存在，當地權力機關依然缺少投入公眾事業的錢財。1994年，銀寶湖鄉一位副鄉長在和我談話時對我說，銀寶湖鄉政府1993的財政預算超支了70,000元。當村民們為高額多樣的費收大聲抱怨時，當地政府卻認為自己已經破產了。

但是，始於70年代末的改革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給高家村帶來了積極影響。一，放棄了公社體制的高家村人比以前更自由，即：他們能自己決定在自己的土地裏種什么，能自己安排勞動時間。二，80年代初的價格改革推動了高家村人收入的增長。然而，我們必須一分為二地看問題。

第一，高家村人為了追求利益而選種什么作物的自由實際上是有限的。首先，高家村必須生產足以養活自己的糧食。高家村人不能因為經濟作物能提高他們的收入就選種經濟作物，他們也無法從市場買到供自己消費的糧食：交易代價可能支付不起，而且事實上也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其二，當地權力機關還會命令村民該種什么作物。上級政府不時強行分派給村民的定額也決定了他們的種植選擇。如在1992到1994年間，村民們不得不完成攤派的棉花定額，不是因為棉花能給高家村人帶來收益，而是因為中央政府給江西省攤派了一定的棉花定額，以支持中國的紡織業。

價格改革帶來的積極影響也必須加以仔細考察。簡單地說，價格改革的好處只是曇花一現，主要由以下兩點造成。一，自1985年以來，國家統購定額和市場銷售的限制強加到了農民身上。高家村人必須先完成國家的統購定額，才可以去市場出售東西。而且，由于當地政府規定了大多數農產品的最高定價，實際上並不存在真正的市場價格。二，工業產品的價格增長立即迎頭趕上，農業生產投入的高成本抵消了農業產出價格增長帶來的好處。在和我的訪談中，高家村村民估算了一下，90年代初，有些農戶的畝產量比70年代的畝產量增長了1/3。但是，我弟弟高常獻和其他高家村人又對我說，增產不是由于農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主要是因為他們經常往田裏噴灑高效化肥。

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給高家村人帶來了一些好處，但是它也毀壞了發展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些積極因素。最明顯的領域就是農村教育和醫療。70年代通過合作形式發展起來的當地教育和醫療事業，盡管存在許多缺點和問題，卻切實地給高家村人及其它地方的農民提供了基本卻關鍵的服務。中國的精英階層可能無暇考慮這樣的合作團體，但對農民來說，它們是有效的、支付得起的組織。自改革以來，更多的教育和醫療資源流向城鎮地區和特權階級，鄉村居民不得不自己想辦法照料自己。好在大多數村裏的小學，包括高家村村小，都沒被拆除，盡管規模不如從前，但它們依然在農村教育中發揮著作用，給村民提供最基本的教育服務。但是，現在出現了宗族文化的回歸，范圍更廣、層次更高的地方官員的腐敗，犯罪率的上升，以及地方費收的任意和專橫。

大體上看，改革前和改革後，農業收入本身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高家村人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農業收入的增長是以嚴重的環境後果為代價而取得的退化性發展，使得高家村人依然處于貧困的境地。如果說80年代初的改革帶來了繁榮富強的希望的話，那麽這份希望在80年代末已經慘遭破滅。給高家村人帶來眺望未來機會的，是南方沿海地區的工業發展。

注釋

[11-1]陸學藝：《聯產承包責任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1-2]江西省統計局：《奮進的江西，1949–198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

[11-3]有關中國農村改革研究的較近成果，可參看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4), pp. 19–55.

[11-4]John Wong," Implications of the Growth Trend in Mainland China's Grain Production,"Issuesand Studies 28,no.1 (1992): 38–41.

[11-5]關于公社體制的作用和功能，以及有些公社抵制後毛澤東時代的政策變化的方式，可參看William Hinton,"The Chinese Revolution: WasIt Necessary? WasIt Successful? IsIt Still Going On?," Monthly Review 43, no.6 (1991): 7–8; and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11-6]行政村不同于自然村，是一個行政單位。行政村村委會管理的人口大致相當于公社時期一個生產大隊管理的人口。一個大的自然村，像位于銀寶湖的金家村，可以劃分為兩個行政村，也就是，兩個村委會；而像高家村這樣的小村子，不得不和徐家村和曹家村一起形成一個自然村。

[11-7]蔣振昌：《大陸干群關係之研究》，載《中國大陸研究》，第35卷，第11期，第51–62頁。

[11-8]China Focus 1, no.10 (1993):p.8.

[11-9]John Mc Millan, John Whalley and Lijing Zhu,"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no.4 (1989): 781–807; Justin Yifu Lin,"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no.1(1992): 34–51.

[11-10]Xi-yi An,"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Marketing in China,"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Miraclewit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dited by John W. Longworth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7), pp.18–25.

[11-11]Xi-yi An,"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Marketing in China,"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Miraclewit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dited by John W. Longworth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7), pp.18–25.

[11-1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1995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第31頁，表格2–9。

[11-13]上述數據由徐先安提供。徐先安是徐家村人，現就職于波陽縣政策研究室。

[11-14]如果老人出身好、沒有子嗣，國家保證老人的五項基本生活需要：住、食、衣、醫、葬。但實際上，國家資助很少，根本無法保障上述五項費用。高家村就從沒有一家五保戶。

[11-15]銀寶湖鄉官田村委會高家村1990年縣鄉上墊積累及聯湖聯溪圩公款表。

[11-16]關于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稅收的減少情況，見李宏略等：《中國農民負擔史》，第4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第290–312頁。

[11-17]根據懷默霆（Martin King Whyte）的觀點，有些地區，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可高達總收入的25%。Martin King Whyte," 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144 (December1995): 999–1019;另見Liyi He and Claire Anne Chik, Mr. China’s Son: A Villager’s Lif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第11章

外出打工[12-1]

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大量農村人口背井離鄉到中國南部沿海發達地區打工。到90年代中期，外出務工人員數量接近一億，這些打工人員大部分都來自農村。[12-2]1995年，高家村就有98人去外地打工，約占當時全村人口的30%。如此大比例人口的外出不僅減輕了高家村生態資源方面的壓力，而且也給村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現金收入。

這一現象不僅局限于高家村。在江家村，1992年，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均凈收入是200元左右，這遠遠低于外出打工人員的收入。當年外出打工人員的匯款達13萬元，使江家村人均凈收入增加了216元。據鄉政府領導介紹，1992年，銀寶湖鄉20%的人口都已外出打工。1994年，擁有14萬人口的油墩街就有4萬人外出打工。

中國這一前所未有的打工現象是由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產生的。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戶口管理政策的松動。另一因素是南部沿海地區工業的迅速發展，為農村人口提供了大量工作機會。第三就是80年代後期農村景況的不斷惡化。農業投入和稅收的增長使農民不得不離開家鄉外出打工。

我們在第十章已看到，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政策，如公社的解體和承包制的形成，雖然並沒有導致青林地區的國家管理體系完全崩潰，卻給了當地政府官員濫用職權和貪污受賄的可趁之機。而村委會和鄉政府這些基層政權的職能也降低為僅僅是向飽受腐敗官員欺壓的村民征稅。70年代末期的改革使農村回到了宗族管理的狀態，人們甚至可以想像1949年的革命好像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一樣。因為在這之前，村民還可能得到受過儒家教義熏陶的鄉紳的同情和憐憫，但現今的地主只會更加肆無忌憚，因為他們不再受任何道義的約束。

當然，我們必須謹慎，不要夸大了1949年之前和後毛澤東時代的相似之處。其中一點就是宗族並沒有和共產黨地方官員融成一個政治群體，而在1949年之前，宗族勢力和鄉紳是相互勾聯的。如今中國的宗族勢力和地方政府官員之間依然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只不過在很多方面雙方的權力是相互交疊的。而且，如果國家要實行某項政策，它還是有能力命令地方政府官員依照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自90年代初期以來，青林地區和高家村強制實行了相當數量的人工流產和結扎手術。當地的宗族勢力不能夠，事實上也沒有去阻止這些粗暴的措施，並且國家還能制定農村生產和採購的配額，規定農產品的統購價格。至少到目前為止，宗族勢力的影響重心不在于和國家政權相抗衡，而在于村內。

雖然公社的解體和財政包干制下的分權並沒有導致國家的分裂，但卻使得像青林這樣的農村地區村民的境況日益惡化。這也是農村人口紛紛外出打工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其它一些地區，比如工業和商業迅速發展的廣東和福建（既是境外投資也是鄉鎮企業發展壯大的結果），那裏的情況就比較樂觀。工業化使這些地方的很多村變成了鎮，鎮變成了城市。城市化進展迅速，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逐步瓦解，隨之消失的還有農村的獨立分離的“自然村”結構模式。這些地區的商業也非常發達。[12-3]在大多數商業發達省份，每七個農村人口中就有一個從事非農業勞動。[12-4]因此，工商業迅猛發展的結果就是當地政府能從工業生產中獲得足夠的稅收，而無須為了財政收入殘酷剝奪農民。

所以，後毛澤東時期財政包干制的一個積極影響就是推動地方政府吸引外資，擴大鄉鎮企業，建立本地產業，盡管也有些項目不切實際，並造成了很大浪費（比如波縣陽的煙草項目）。[12-5]不幸的是，像波陽縣這樣的地區，如要靠自主發展地方產業，現有條件並不是很好。波陽的地理位置處在內陸，又缺乏基礎設施，這既造成外商不願來這裏投資，又制約了本地鄉鎮企業的發展。

從毛澤東時代以來，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對于中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12-6]根據一項統計，鄉鎮企業的“工業生產量每年增長約17%，而服務業產值每年增長達19%”。[12-7]到1991年底，中國鄉鎮企業生產總值達110萬億元，占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1/3。這些企業雇傭員工超過1億人，而總投資額卻只占全國的5%。[12-8]在發展最快的廣東省，鄉鎮企業也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1991年，鄉鎮企業的收入占廣東省生產總產值的62%，出口總值為35億美元，約占廣東省當年出口總額的25%。[12-9]

這一成功通常會被歸功于後毛澤東時代的集體制的解體。在典型代表此類觀點的一個評論中，維克茲亞尼（Marika Vicziany）就說道：“中國的經濟改革牽涉各個方面，但首要的是農業集體制的解體。這一集體制的解體帶動了農村巨大的創業精神，隨之而來產生了各種經濟行為，使得農村工業成為國家經濟中最具活力的經濟因素。”[12-10]然而，應該注意的是，鄉鎮企業所有權形式和公社體制從原則上來說是沒有差別的。與毛澤東時代生產隊的土地和企業歸集體所有一樣，後毛澤東時期的鄉鎮企業也屬于集體所有，並受當地政府控制和管理。[12-11]因此，有些中國學者甚至將後毛澤東時期的鄉鎮企業稱為“地方性的國家社團主義”。[12-12]

此外，鄉鎮企業並不僅僅是在後毛澤東時期才涌現出來的，它可以追溯到毛澤東時期，是在過去的成功經驗和傳統基礎上才發展起來的。[12-13]大多數成功的鄉鎮企業都是由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生產隊創辦的企業發展而來的。大躍進時期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政策（這是一項平衡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中心規劃工業和本地工業的政策），1958年，中央政府經營的1,165家企業就有885家下放移交給地方政府。[12-14]在“社辦企業”政策下，公社擔負起了經營小型鑄造車間、煤礦、發電站、水泥廠、化肥廠、農機和食品加工廠的任務。到1958年，共建立了600萬家公社工廠。[12-15]到1959年上半年，公社經營的社辦企業達到70萬家，生產總值達到71億元，占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10%。[12-16]

在60年代初期，由于劉少奇和鄧小平實行的調整政策，這些公社工廠大多數都關閉了。但地方政府已經掌握了一些相關的經驗和技術。文化大革命時期，當再次強調中央權力下放並鼓勵發揮地方主動性時，這些經驗和技術又派上了用場。到1976年，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的工業生產總值已達到了123.9億元。[12-17]到1978年，也就是毛澤東逝世後改革即將開始的時候，全國已有152萬個生產大隊和小隊企業，它們後來都被稱為鄉鎮企業。到1990年，這些企業的數量實際上已下降到145萬個。當然1978年後得到發展的不是企業的具體數目而是整體規模。1978年，152萬個鄉鎮企業雇傭的工人數量是2,827萬；到1990年，145萬鄉鎮企業雇傭的工人數量就達到了4,592萬。[12-18]

根據黃佩華的統計，到1979年，中國的隊辦企業中已有9萬多家小型水電站；全國所有的農具、幾乎全部的中小型農業機械、一半以上的化肥、三分之一的水泥和45%的煤都是由這些地方的隊辦企業生產的。[12-19]這一普遍情況也在白惠嫻關于溫州模式的研究中得到了證明。根據白惠嫻的研究，文革期間，由于國家對農村的干涉和控制大大減弱，家庭生產和商貿成為溫州的顯著特徵。到70年代中期，溫州東部的大部分地區已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經濟模式，80年代著名的“溫州模式”就是在這一經濟模式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12-20]

80年代以來，江蘇、浙江、廣東和山東的這些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而像江西省的波陽縣這些地方卻缺乏這樣的發展機遇。與上海和廣州周邊地區不同，青林地區以前根本沒有商貿傳統，經濟上完全處于封閉落後、自給自足的狀態。這裏交通非常落後，沒有什么市場，也缺乏新發展所需要的信息技術。然而這並不能說青林地區的村民就沒有想過要建立隊辦企業。比如，1974年官田大隊就經營著一家油坊，還雇請了7名員工；1975年又建立了另一家集體企業碾米廠；到1978年，青林地區已有7家隊辦企業，包括1家磚瓦廠，共雇傭員工116人，年毛收入達4萬元。然而，到1981年公社解體後，這些企業都開始虧損，隨後都解散了。

我們不難找到這些企業不景氣的原因。首先，大部分企業，如面粉廠、煉油廠、扎花廠，都是加工型的而不是製造型的。大隊唯一的製造企業——磚瓦廠，由于缺乏燃料，也注定了失敗。家家戶戶都要砍柴做飯，這裏所有的山早已被砍得光禿禿了。到60年代末，青林地區大部分人家都只能到很遠的山區去買柴火。那時村民常常用手推車到50公裏外的地方買木柴運回來。青林地區買不到煤，而用木柴燒窯價格又高得驚人。這些磚瓦廠能夠運轉幾年，主要還是有集體的扶持。一旦失去這種支持，企業存在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了。由于沒有市場、技術、信息和外來投資，在青林地區發展地方企業，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確實是十分困難的。

到80年代，四面八方的壓力和困難全堆在高家村村民身上。因為人口持續四十年的增長，生態的破壞已到了災難性的程度。為了取柴做飯，村子周邊的森林和植被早已被破壞殆盡。為養家活口，滿足新增人口的吃飯需要，農民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農藥來提高糧食產量，結果導致大量的水生物種瀕臨滅絕或完全消失，這在過去可是人們的一種重要營養來源，現在，村民們只得單獨依賴種植糧食生存下去。

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高家村這樣的農村地區有很多困難，但原因卻不是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和中國知識精英所宣稱的那樣，也就是說，造成這些困難的原因不在于文化大革命時的政治運動導致了中國領導階層的混亂，也不是因為當時的公社制度鼓勵懶惰，抑制創新，真正的原因是來自人口翻番的生態壓力和政府實施的剝削農民的定價制度。

後毛澤東時代價格體制的改革給80年代初的高家村人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間，但到了80年代末，隨著農業投入的迅速增長和國家重新實施農產品強制統購統銷政策，農產品價格上漲帶來的利益又再次被剝奪。80年代末，由于人口的增長，農村剩余勞動力也越來越多。然而，當地卻沒有地方工業可以吸收剩余勞動力，給地方政府增加稅收。最嚴重的是，財政收支包干政策更使得地方政策只能想盡各種辦法從本來就已經十分貧困的農民手中榨取盡可能多的財政收入。正是在這種迫不得已的環境下，遠離高家村的南方沿海地區的工業發展給許多農村家庭帶來了一線希望，緩解了這種一觸即發的危機。

1995年，高家村共有85個青年男子和13個青年婦女離開家鄉外出打工。他們的年齡大部分都在14到25歲之間，只有高仁方是48歲。他能在這個年紀還出去打工，是因為當年集體制時學了點機械修理。當年他被派去負責管理高家村的水泵和發動機，灌溉農田。現在他利用這個技術成為廣州一家工廠的機修工。還有9名高家村人，過去在村裏學了些手藝，是村裏的木匠、漆工、篾匠，他們也可以用這些手藝外出打工。但他們做的活通常都不需要什么技術，現在大部分是做衣服鞋帽、日用品、小玩具和一些簡單的工具。這些活都是一些簡單重復、十分乏味的體力活，不需要動什么腦子。

1995年，外出打工的高家村人中，有34個去了廣東汕頭，18個去了海南，14個去了福建廈門，7個去了江西省會南昌，4個去了九江，4個去了景德鎮，1個去了武漢，2個去了蘭州。其余的人都好像沒有固定的工作，只是四處尋找做些零工。那些到較近的三個城市（南昌、九江、景德鎮）找工作的人，如果是女的，大部分就是做保姆，男的就做木工、油漆工。高家村人在這些地方找工作的方式在目前中國農村地區具有代表性。首先，他們都選擇去親戚朋友所在的地方。那些去南昌、九江、景德鎮的高家村人都同住在這些城市的，原先從高家村搬過去的人沾親帶故。50年代高家村有5人遷往九江和景德鎮，文革期間又有2個去了南昌。到80年代，這些人或他們城裏的朋友還是能夠幫助他們在高家村的親戚在城裏找個工作的。

其次，中國南方沿海地區的企業通常都不用做招工廣告，這些地方有許多來自農村的年輕人想要找工作。企業如想招更多的工人，往往只要讓員工推薦同村的人就可以。這樣一來，企業老板既可以省掉很大一筆廣告費，還可以避開政府在工作環境和稅收等方面的審查。由于避開了正式的招聘渠道，很多雇主甚至都不用同打工工人簽勞動合同，而且，那些老員工還得擔任各自介紹來的同伴的擔保人，擔保的范圍包括勞動紀律、工廠偷盜、教育程度和實際年齡等，如果有哪一項不對，不僅新的員工要受懲罰，還會連累到給他擔保的人。由于存在這種招工方法，一個工廠裏常常有很多員工是來自同一村的村民。比如，高家村外出到廈門打工的8個人就都在同一家廚房器具廠打工，並且都是由高常文介紹過去的。

還有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做法就是，這些村民不僅幫助同村的人，還常常幫助同一宗族分支的人。因而，高家村去廈門打工的人是同一個宗族分支，而去汕頭的、去海南的，又都屬于另外的兩個分支。以高常文為例，每年春節他回高家村過年，就有很多家長來找他，求他把自己的孩子帶到廈門去打工。可是他每年只能推薦一到兩個人，因此他常常就根據宗族關係來做決定，帶親近的人去打工。

90年代，外出打工人員的收入，每月大概300到400元左右，或每天8到10元。如果工資是以計件來算，可能會有400多元，但這種計件的比例總是固定的，一個月能掙到600元的情況是很少的，哪怕工人的工作強度已經到了身體的極限。打工者通常住在工廠的宿舍裏，宿舍房間面積一般是10到16個平方米，住10到16人。床是雙層的，鋪蓋由工人自己帶來。房內通常只掛了一個電燈泡，其它什么都沒有。工人所有的東西要么放在自己床上，要么塞在床底下。每個人床上都掛了蚊帳，算是有點私人空間。

所有住宿的人還都得付房錢，每月30到50不等。有些工廠還不提供宿舍，在那裏打工的人只好自己搭些棚子住進去。工棚都是用木盒、竹棍以及從垃圾場撿來的一些材料做成的。這種工棚在深圳、廈門、汕頭隨處可見。每個工人都有個塑料桶或臉盆，生活中要用水，就可以拿來到附近的水龍頭或水井提點水。吃飯就在工廠的食堂裏，每天的飯菜都很簡單：早餐就是稀飯和腌菜，中午和晚上吃的是米飯和一點時鮮蔬菜，偶爾夾了幾片豬肉。大部分工人實在吃不飽，就只得到街頭小店去買點吃的。

這些農民工每周都要工作六七天，每天工作10到14個小時，有的甚至要做20個小時。對于大部分工人來說，大部分休息時間都是趕緊睡覺，只有偶爾才玩會兒撲克或麻將。本地居民有時會在工廠附近擺上一兩臺桌球。在廈門，工人玩一局桌球要花去5角，深圳則要1元。一些年齡還很小的打工仔由于生活太過枯燥，往往會把所有的積蓄都花在賭博上。對于這些打工者來說，空余時間最常做的就是老鄉之間串串門、聊聊天。偶爾他們也會在街頭小店看會兒電視，有些工廠也會在食堂放上一臺電視機，讓工人看點電視節目。

他們的工資也不可能是按小時計算的，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每小時能掙多少錢。這是因為這些廠裏不會實施8小時工作制。由于沒有合同，即使簽了合同，工廠老板從一開始就不會告訴工人每天的勞動時間。工人僅僅只能推算出一個月大概的工資是多少。因此，這些私人企業最常見的做法就是迫使打工者盡可能長時間地工作，從而榨取更多的利潤。如果有誰不願意加班，就會立刻被趕走，或扣減工資。計件工資也一樣有很強的剝削性，因為預先並沒有規定單件的工資標準，只是簡單地告訴工人，做得越多，收入就越多。

廣東省工會的一項調查表明，60%的工人每周工作7天，沒有任何的假期；一半以上工人每天平均工作10到12小時，每天都會加班3個小時以上。龍華鎮有一家工廠，工人一個月竟加班達244小時。[12-11]8個高家村人在廈門打工的這家廚具廠，1993年淨利潤超過2千萬，而同期這家工廠的工人基本工資每月才250元，再加上100元的加班費，一個工人一個月收入總共才350元。而且，加班時間既沒有口頭約定，更不用說什么書面規定。每人每天平均加班4個多小時，每周30小時。有時，老板說顧客的訂單增加了，加班時間甚至會多達一天8個多小時。如果哪個工人拒絕加班，就會從他的基本工資裏扣除5–10元作為懲罰。幾次不加班就會被開除。打工者根本沒有選擇，只得每周多加班30個小時，一個月才得到100元加班費。

這些私人工廠的工作條件非常簡陋，沒有什么安全設施。廠房裏擁擠不堪，污漬斑斑，夏天又非常悶熱。1994年我曾去看過幾家工廠，廠房裏的機器噪音令人難以忍受。對珠海7家臺資工廠的一項調查表明，工廠裏空氣中所含的化學物質，如甲苯、乙苯，超出國際標準8到10倍。[12-22]中國新華社記者李年貴曾寫過一篇內參，裏面提到，在一次參加體檢的260個工人中，有46個發現有貧血或白細胞異常。在車師鄉參加體檢的486個打工者中，83%的人患有各種疾病，27%染上了職業病，17%受過工傷或患有抑郁癥。[12-23]

經常有報導說這些工廠的安全條件很糟糕，常常虐待工人。報導最多的工傷事故就是工人的手斷了，或手指被削掉了。在深圳一家電腦硬件生產廠，一周內就發生五起這樣的事故，都是工人的手指被機器切斷了。工廠老板拒絕採取任何預防措施來避免今後再發生這樣的事故。廣東東莞市的一項調查指出，1993不到兩個月時間裏，就有60多個工人斷了手指，10個失去了胳膊，還有2位死亡。[12-24]

目前還沒有國家統計數據說明多少打工者因工受傷或死亡。然而，上述提到的這些統計數字卻足以說明情況的嚴重性。1994年，4,000位村民離開銀寶湖鄉外出打工，6位在工作事故中死亡。根據這一比例，1994年全國1億打工人員中，就有15,000人因工傷而死亡。

不同地方處理這些事故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根據銀寶湖鄉6位村民的死亡補償金推算，90年代死亡補償金平均每例大概1萬元。1990年，江家村一個小伙子在工廠生產事故中傷到腿，到現在還不能自主走路，當時獲得的傷害補償僅為5,000元。1991年高圓貴在汕頭打工時，摔斷了腿，老板只付了80%的醫療費，事後還把他開除了。在有些地方，工人受傷住院，老板只付醫療費，工人只要稍有好轉能做事，老板就馬上要他上班干活。如果工人不能繼續做工，就很快會被開除，有的還能拿到點補助，有的連一分錢也沒有。在有高家村人打工的那家廈門廚具廠，曾經有個工人，一隻手的手指全被機器切斷了，工廠在支付了他醫療費後，只給了他六個月的基本工資，也就是1,500元。

這家工廠的另外一例工傷事故中，一個工人整個手臂上的皮膚都被機床撕掉了。工廠老板付給工人20,000元作為醫藥費。這筆錢相當于兩例死亡的補償金。[12-25]這樣一來，工廠老板倒寧願看到工人在生產事故中死掉而不是受重傷，因為治療和補償重傷的工人會花費更多的錢。曾有過這樣的事例，為擴建廠房而清理一片林地時，一個打工者被倒下來的樹打中，老板看到工人當場就死了，竟然開心地笑了起來。因為在他看來，死亡賠償金遠比醫院治療費要低。這個香港老板笑著說，工人鮮紅的血正好預示新廠開張就會“紅起來”。

打工者還遭受到其它各種形式的剝削和虐待。工廠老板常常要工人加班，加班的時間長得令人難以置信，達到身體無法忍受的程度。因而，工人都因身體吃不消而請假遲到，那點所謂的正常工資就被老板扣除了不少。根據一項報告，廣東89%的工廠使用過這種方法，扣除工人的工資在1993年總計達85萬元。橫崗鎮的一家工廠兩個月就扣減工人工資13萬元。[12-26]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推遲發工資或隨意違背加工資的承諾。比如，廈門的這家廚具廠，無論何時，只要訂單一到，老板就要求工人必須拼命工作，並承諾給每個人加工資。但接連過了兩年，加工資的事卻從來沒有發生過。有些老板還找各種借口干脆不發工資。深圳一家皮具廠1993年全年都只發給工人每月100元作生活費，理由竟然是老板不在。[12-27]據說華泰電子廠的工人春節要回家過年，老板就扣除工人半個月的工資。富永鎮一家服裝廠的工人好幾次罷工，因為老板總是拖欠不發他們的工資。8月的工資拖到10月底還不發，11月和12月的工資也拖欠不發，而那時正是工人準備回家過年急需用錢的時候。[12-28]

許多情況下，工廠的紀律和規定都是主觀任意的，沒有任何的外部監管。廣東寶安的一家工廠有13條廠規，其中一條是任何違反廠規的人要遭到像對狗一樣的鞭打。[12-29]大部分工廠都用罰款作為主要的管理手段，工人上廁所、生病或臨時有點事遲到都要被罰款。福州一家臺資工廠就規定工人生病請假一小時要罰款兩元，超過一小時就算缺工一天，要扣除三天的工資。

工廠老板使用各種方法威嚇這些打工者者，以讓他們服從老板的命令，這些方法包括向工人收取各種各樣的押金。在招工時，老板就要求工人先交納，或從第一個月的工資中扣除安全押金；如果有合同的，則要收合同押金，還要收工具押金、暫住證擔保金和辭職押金等。這些押金加起來有400到1,000元。就是因為這些令人憤慨的押金，很多工人不得不順從老板，繼續受老板的剝削。

即使不收這些押金，中國的私人企業也很容易招到這些寧願像奴隸那樣工作的農民工。中國巨大的剩余勞動力就如一支龐大的“後備軍”，可以提供無數的工人。能找到有現錢的工作——即使按西方的標準來說，這點工資是多麼微不足道，剝削有多麼深重，但對中國農民來說，卻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他們的一生中，直到出來打工後，才看到了那麽多現金。每個月300–400元的工資，他們至少要省出100元，有的甚至省出200多元來。在他們的老家農村，每年1,200–1,400元的匯款可是一筆巨款。至于這些私人工廠的工作條件，在他們看來，還是比在水田干活要好些，至少不用日曬雨淋。這些來自農村的年輕人並沒有意識到工廠的環境對健康的危害，一是他們根本不知道，另外就是這些病癥發作的周期一般比較長。對于事故，這些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卻總是以為自己比較幸運，這種事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除了可以掙到現錢的刺激外，這些年輕人常常感到很興奮，能到這麽遠的地方來，還在大城市裏工作。

不管這些打工者對自己的工作和工作條件有什么樣的感覺和想法，有一點是明確的：中國施行的是一種類似于18和19世紀歐洲式的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只不過，這種資本主義又有些中國特色，可以減輕一點工人的痛苦和苦難。一來是打工者都有一種責任感，會照顧同村的老鄉。由于前面提到過的這種招工方法，往往來自同一個地方的人會形成一個小群體。傳統中國文化使得許多人都會接近和照顧老鄉，哪怕只是來自同一個省，但比起外省人來，總要感覺親近些。遠離了自己的家鄉，同一個縣的人，特別是同一個村鎮的人，彼此間就像家人一樣了。一個人病了，其他人肯定會站出來幫忙照顧；有急事時，彼此間都會借錢互相幫助；碰到外地人欺負同鄉，他們就一起還手；甚至還會一起反抗老板的欺侮。沒有工會等組織給他們撐腰，但他們這種群體認同感有時對老板也是一種震懾，對付一群怨恨不滿的年輕人遠比對付一個人要難得多。

高常文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因為高常文是第一個離開高家村外出打工的人，也是村裏外出打工者中文化水平最高的，所以每隔一兩天就會有老鄉來找他幫忙。找他的人，有的是想找份工作，有的是來借錢，有的則是因為沒有地方住。高常文是一家工廠的經理助理，每月工資是八百多元。五年來，他共借出兩千多元給那些來找他幫忙的人，也沒有想過要他們還錢。有的時候，一些高家村人，或是原來青林大隊的人，會突然來找到他，希望他能幫助搞定一切。遇到這種情況，高常文就只能想盡辦法幫助老鄉找份工作，實在不行就給他買張回鄉的火車票，送他回村。如果不這樣做，高常文就沒有臉面再回到高家村。那七個在廚具廠打工的高家村人都是高常文介紹來的，高常文是他們的擔保人。因此，這幾個村民對高常文也非常忠誠。無論高常文想做什么，他的這些“老鄉”都會隨時上前幫忙。高常文說，如果老板敢把他解雇，他的這些人都會立刻全部離開工廠。正是這個原因，高常文說老板對他就非常謹慎。

“推動”高家村村民大量外出打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如果哪個年輕人留在村裏不出去打工，看起來肯定很古怪。事實上，高家村幾乎所有青年人都出去了，留下來的少數人都是身體有點缺陷的。每戶家庭至少有一個年輕人出去打工，有的家庭出去的甚至多達三個。到1996年，高家村僅有四戶人家沒有人在外打工，兩戶是小孩還太小，大人年齡又比較大，都不能出去打工。另兩戶雖然孩子已經到了可以出去打工的年齡，卻還留在家裏，因為他們其中一戶是村長，另一戶是村會計。高常權是村委會委員，喜歡抽煙喝酒，他的兒子沒有出去打工，就因為他自己是村長。這兩戶人家實際上管理著整個高家村。其他村民要么是人到中年，要么是年邁體衰，只能在地裏干點農活，掙點錢還農業稅，還得將一些子女在外打工寄回來的錢上繳村提留。

高家村的這些外出打工者每年都能給家裏寄些錢回來。1993年，平均每人年匯款是2,000元，只有三個人的匯款達到5,000元。一個是磚匠，正好碰到汕頭急需他這樣的工人。另外兩個是小包工頭，承包了幾處工地，雇請了幾個工人。由于付給工人的錢比上面的大包工頭給的少，他們就多掙了點差價。在高家村，5,000元絕對是很大的一筆錢。村民用打工掙來的錢建房、送孩子上學、交稅，更重要的是還要省點錢給兒子將來結婚用。村裏的年輕小伙子常常是外出打工好幾年才掙夠一筆錢，回家娶個媳婦。

這麽多年輕人離開高家村，把在外打工掙的錢寄回村裏，這也使得高家村發生了許多變化。有些變化很明顯，有些則比較緩慢深遠。最明顯的變化莫過于村民的生活有了些好轉，盡管還有很重的賦稅。村裏很多人家（除了孩子小，沒有人在外打工的家庭）現在不僅有錢上繳稅費，還能送孩子繼續上學讀書，至少可以讓孩子讀上一到三年。

1994年，村裏所有一到三年級的學齡兒童都能在學校讀書。一些村民還建造了新房，為孩子將來結婚做好準備。更明顯的變化是，村民身上穿的衣服也比以前好多了。他們可以買得起膠靴、自行車、手電筒、手套，甚至太陽鏡等一些小物件，戴手錶也不再是什么稀罕事了。1996年，村裏已經有20多家買了電視機，大部分都是黑白電視機。由于我這個另一種意義上的打工者的幫助，1949年後高家村第一次有了自己村民開的小店，店主就是我弟弟——高常獻。顧客中的大部分都是高家村人，村民消費的工業產品也迅速增長。1994年，小店的年營業額就達三萬元。最令人驚奇的是，高家村人不再種植那些供自己吃用的蔬菜和作物。他們不僅不再自己織布，地裏也不再種大蒜和甘蔗，而是去村小店裏買。我弟弟不僅常去波陽縣城採購些紙、糖、肥皂、香煙、啤酒和鞋子等日用品，還從波陽縣城批發時鮮蔬菜賣給村裏人。大家可能以為應該是農民種植這些蔬菜賣給城鎮居民，但現在情況正好相反：這些季節性蔬菜都是從100公裏外的波陽縣城運到農村來賣的。若不是有了這些打工者掙來的錢，高家村人就得過吃不上這些蔬菜的日子了。

高常獻從縣城買回來的這些農產品都是一些種菜大戶種的。他們住在城鎮附近，每天用肩挑或用手推車拉，把菜運到城裏的農貿市場。許多工業產品如鞋子、衣服、塑料器具等就是在南方沿海城市生產出來，通過廣州、深圳或廈門的一些批發商賣給波陽縣城的商家。

因此，到我弟弟把這些商品賣給高家村人的時候，在這個貿易鏈上，已經發生了五次交易：從工廠到批發商，從批發商到當地的零售商，從當地的零售商到波陽縣城的零售商，再從波陽縣城的零售商到我的弟弟，最後再賣給高家村的消費者。

這個“貿易鏈”說明今天中國的市場機制已經從南方沿海地區延伸到了內陸地區。按照西方的標準，這種機制是混亂的，代價也很高。如果產品能直接賣到消費者，那銷量就會更好。第二，這種鏈狀市場機制會對中國經濟產生波動效果，從南方沿海地區波及到遙遠的內陸。第三，從工業發展和個人收入來看，這也說明了中國的地區差異。波陽縣的工業發展情況自毛澤東時代結束以後幾乎沒有什么變化。1985年，波陽縣不僅沒有從工業企業中獲得一分錢的稅收，反而損失了423,000元。[12-30]

由于缺乏工業發展，城鎮居民的個人收入自毛澤東時代以來也沒有什么增加。1985年，在國有企業上班的工人年平均工資是695.1元，集體企業工人的年工資是608元。1993年，江西省城鎮工人的年平均工資是1,799元，[12-31]每個月平均工資僅是157.8元；而同年在外打工者每個月則平均可以掙到300–400元，這在沿海地區還是最低的收入。由于有這些在外打工者掙來的錢，高家村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可以比當地的城鎮居民掙到更多的錢。

大量農村村民外出打工，也同樣帶來了許多社會和政治的影響，有些還十分明顯。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肯定會造成從社會價值和道德觀到人口和經濟結構等多方面的變化。一個明顯而直接的影響就是沒有年輕男子會留在農村。除了春節過年外，高家村平時都是靜悄悄的，而這種外在的平靜帶給人們的卻是一種荒涼廢棄的感覺。物質上，村民的生活是有所好轉，但整個村子卻顯得毫無生機，沒有活力。活動的中心不再在村裏，村民的渴望和期待都遠在千里之外。事實上，村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都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高家村的歷史上，村民第一次意識到，他們不必再依靠這裏的山山水水來維持生計。生態和資源方面的壓力急劇減輕，30%的高家村人不再靠土地為生，人均擁有的糧食數量因而更多了，對地方的水土資源的榨取也就大大減輕了。

還有些比較明顯的影響，比如，外出打工的年輕人開始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的宗族和親屬關係。他們從外部世界獲得了許多新的思想，認為地方的宗族儀式是非常愚昧的。1993年春節期間，我在高家村過年，那些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到村裏，就很少再願意參加那些宗族裏的事，有的人也僅僅是因為想到這樣做沒有什么害處，出于好玩才參加的。村裏老人試圖勸說一些年輕人組織起來，去找汪家村解決長期以來的水源爭端，但這些年輕人根本不理他們，認為他們說的話是典型的老年人的嘮叨話。現在在這個地方已經不可能再發動宗族械鬥，原因很簡單，這裏幾乎沒有什么年輕人了。80年代末急劇增加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在90年代初也迅速減少，原因還是在于周圍沒有什么年輕人生活。

村民外出打工帶來的後果，有些不是很直接，但影響卻很深遠。盡管20世紀發生了重大的政治變革，包括1949年共產黨的暴力革命，但在中國的農村地區，傳統的東西依然根深蒂固。比如，子女必須服從父母，妻子要聽丈夫的。然而，自80年代以來，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不再是父母，而是外出打工的子女。由于家庭對父親的依賴降低，母親與子女的關係使得母親有了情感上的依靠，因此開始變得更加自信起來。在與父親的關係上，年輕人自己也變得更加獨立，有自己的思想、行為和價值觀。這些看不見的變化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和政治上的影響，因為這些年輕人變得更加不安分，不再那麽溫馴聽話，遠比上一代農民難以管教。他們開始蓄起長發，戴上厚厚的太陽鏡，開始張揚自己的個性，有的還宣稱不願同本地的女孩結婚。

四個高家村小伙子在外打工時認識並娶了外地的女孩，他們並沒有征求父母的意見。高常文娶的是也在廈門打工的波陽縣城裏的一位讀過書的女孩。以前，沒有城裏的女孩願意嫁給農村人。許多打工的年輕人都有男朋友或女朋友，但不一定就是想和他/她們結婚。一個高家村民已經成家，有了三個小孩，人到中年還在外打工，但卻在廣東找了個情婦。1993年我採訪過一位高家村的女孩，她在景德鎮做保姆已有好幾年了，她告訴我說，她還不想結婚，還想過幾年單身自由的日子。1992年春節，高朝林突然從外面帶回來一個老婆，令他的父母都大為吃驚，驚慌失措。那些年老的村民完全不能理解這些事，也無法干涉，感到十分困惑。

高家村的人口變化非常迅速，但卻不穩定。如果繼續下去，就會有更多的年輕人離開高家村。這些人最後會在哪裏定居下來呢？目前政府和高家村人都認為，這些年輕人最終都會結婚回到村子裏來的。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位在外打工的高家村人回家定居。過去的情況常常是，村裏的年輕人結婚都比較早，年紀不大就生了小孩。而在90年代，他們都是很晚才結婚，生小孩就更遲了，主要原因就是他們都得忙著“掙錢”。如果中國經濟突然崩潰，或是所有的外商撤回投資，或中國爆發內戰，或是中國政府強迫所有的農村打工人員回到農村，這些外出打工的年輕村民才有可能不得不返回家鄉，否則是很難看到這些年輕人回到像高家村這樣的農村永久居住的。

現在預言將來的事的確還為時過早，因為這種情況只持續了不到十年。有的村民是不會再回到高家村來的，如高常文。他已經在波陽縣城買了套房子，一旦夫妻兩人辭掉外面的工作，就準備回到波陽縣城做生意。那些娶了外地女人的高家村人也不可能再回高家村住。如果這種狀況還繼續下去，並且中國還能保持穩定，經濟保持目前的增長率，高家村作為一個整體最終將會消失。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還必須找到解決辦法，使這些年輕人能成為城市居民。但目前，政府似乎還不知道如何處置這些問題。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旦這些年輕人永久回到高家村這樣的地方，情況會變得更為混亂：他們不會再忍受父母那代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已經有了新的思想，這將帶來深刻的政治影響。

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生態的惡化和具有剝削性質的定價制度把高家村這樣的地區帶到了危機的邊緣。80年代初期的價格體制改革給農民提供了一點新的呼吸空間，可到80年代末，情況又迅速惡化。但遠離高家村的南方沿海地區的迅猛發展又給了高家村新的發展機會。村民外出打工不僅減輕了高家村的生態負擔，也帶來了寶貴的現金收入，村民可以用這些錢繳稅費、支付教育和醫療費用、購買現代商品。

很顯然，高家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外出打工人員的血與汗換來的。盡管按照“西方”的標準，這些人工作和生活的條件是極其恐怖的，但如果讓他們有機會選擇的話，他們都不會回到高家村。原因有很多：第一，為了生存，就必須外出打工。經濟上的“推動”因素就是打工掙到的錢對他們來說確實非常有誘惑力。第二，大家都認為能在外到處看看，到城裏工作是很有“面子”的事。年輕人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他們為此也非常自豪。第三，打工者自己也認為在工廠裏做工不一定比在田地裏勞作更辛苦，至少與農活相比，不用到外面日曬雨淋。至于健康危害和惡劣的工作環境，由于危害不是很直接，也不是很明顯，這些來自像高家村這樣的農村地區的人也就常常不想那麽多，忽略不顧。因為這些外出打工者並不把健康危害和工作環境看作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最後，他們始終有種興奮感，能看到外面不同的世界，買得起以前沒有見過的時髦衣服等。

注釋

[12-1]本章的數據和資料來自本人1992年去廈門和1994年去廣東的兩次實地調查。有的資料和數據也被引用在：Mobo C. F. Gao," Migrant Workersfrom Rural China: Their Conditions and 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 China,"in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han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rn China, edited by David Schak (Brisbane: Centre for the Studies of Australian and Asian Relations, 1994),pp.21–38;以及Mobo C. F. Gao," Welfare Needsand Problem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in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China, Constraints and Challenges, edited by Wing Loand Joseph Cheng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7),pp. 101–120.

[12-2]Martin King Whyte,"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144 (December 1995): 999–1019.

[12-3]欲瞭解這些地區的商業化發展的情況，可參看William A. Byrd,"The Impact of the Two-Tier Plan/Market System in Chinese Industr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1,no.3 (1987): 295–380; China: Intern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1994); 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Andrew Watson,"Th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Marketing in China since 1978,"The China Quarterly 113 (March1988): 1–28.

[12-4]Barbara Entwisle,"Gender and Family Businesses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no.1(1995): 36–57.

[12-5]瞭解對財政改革如何影響到農村地區工業發展的有關討論，請參看Jean C. Oi,"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144(December 1995): 1132–1149.

[12-6]Gary Jefferson, "Are China's Rural Enterprises Out perform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World Bank Research Report Number Ch-Rps#24, Washington D. C., 1993.

[12-7]Christopher Findley, Andrew Watson, and Harry X. Wu, "Economic Liberalizationin China: The Impactand Prospects for the Out-of-Plan Sector, "Asian Studies Review 17, no.2 (1993):3–29.

[12-8]《新華月報》，1993年第1期，第49頁。

[12-9]彭昆仁：《廣東鄉鎮企業運行機制的探討》，載《中山大學學報》，第4期（1992），第8–14頁。

[12-10]Marika Vicziany, "Economic Liberalisationin Asia: Its Meaning and Consequences, Introduction," Asian Studies Review 17, no.2(1993): 2.

[12-11]Louis Putterman, "The Role of Ownership and Property Rights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44 (December1995): 1047–1064.

[12-12]Jean C. Oi,"Fiscal Reform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World Politics 45,no.1(1992):99–126; Jonathan Ungerand AnitaChan,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1995): 29–53.

[12-13]關于這一點，還可以參考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Elizabeth J. Perryand Christine P. W. Wong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in Post-Mao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Carl Riskin,"Small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46(April-June1971): 245–273; Dwight Pekinsed.,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in the PR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Christine P. W. Wong, "Ownership and Controlin Chinses Industry: The Maoist Legacy and Prospects for the 1980s, Collection of Papers Presented to the U. 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in 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s the Year 2000 (Washington, D. C., 1986); David Granick,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A 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2-14]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與決策的回顧》，第二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第798頁。

[12-15]Edward Friedman, Paul G.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15.

[12-16]黃道霞：《激蕩中國的農村變革》（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第115頁。

[12-17]黃道霞：《激蕩中國的農村變革》（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第115頁。

[12-18]中國鄉鎮企業年鑒編輯委員會：《中國鄉鎮企業年鑒（1978–1987）》（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8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1991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第315–378頁。

[12-19]Christine Wong,"The Maoist Model Reconsidered: Local Self-Reliances and the Financing of Rural Industrialisation,"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Wong and David Zweig(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3–182.

[12-20]Kristen Parris,"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134(June1993): 244–245.

[12-21]許挺飛：《羊城晚報》，1994年5月21日，第2頁。

[12-22]余季文：《外商企業侵害勞工事例綜述》，載《九十年代》，1994年4月，第56–59頁。

[12-23]見李年貴：《一些外商投資企業嚴重侵犯職工合法權益》刊登的一篇報導的摘要，載《九十年代》，1994年4月。

[12-24]《大陸消息，共黨問題研究》，第21卷，第4期（1994），第88頁。

[12-25]1994年5月作者同四位高家村外出打工村民的採訪內容。

[12-26]《深圳特區報》，1993年1月3日。

[12-27]《深圳商報》，1994年1月14日，第1頁。

[12-28]《深圳商報》，1994年2月1日，第11頁。

[12-29]《羊城晚報》，1994年3月29日，第8頁。

[12-30]劉漢艷編：《波陽縣誌》，第516頁。

[12-31]游會龍編：《江西統計年鑒（199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第70頁。

第12章

變化和延續：文化及風俗

盡管有許多的社會動蕩，土地所有制和政治結構也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並且這種種變遷長達四十多年，但高家村看上去卻沒有什么變化。要不是中國南方沿海地區的工業迅速發展，吸引了大批高家村村民外出打工，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在政策上的種種調轉回頭性變化很有可能把高家村帶回到1950年代時的狀態：家庭擁有土地，生活上自給自足，但僅能維持生計。

在文化風俗方面，發生了很多事情，但變化卻很少。村民打工帶來的收入使村裏的經濟走出自給自足的模式，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與此同時，所有制的形式和生產方法卻基本上與1949年以前保持一樣，體現了國家經濟上的連續性。國家政策上的回頭轉變，不僅結束了40年的農村激進政策，也重新回到了1949年前的經濟狀態。這種連續性同樣還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地方的文化活動和社會風俗等。

宗族文化和村中事務

傳統延續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處理村裏大小事務時，都要考慮到宗族關係。盡管在高家村，宗族文化並沒有以外在的儀式和建築如宗祠或族長等形式表現出來，但宗族文化的影響卻深入到村民生活的每個角落。高家村從來沒有建過祠堂，村裏也沒有正式的族長，但宗族結構從1949年前一直到現在都潛在地影響著村裏的大小事務，只不過這種影響機制很難用直接的構型來描述。總是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力量，它們相互交織，相互平衡著村民的生活。

村裏不同宗族支系間有不同的利益和影響勢力，彼此相互制約。村與村之間又有複雜的關係，一旦有了沖突，這種關係便會占據上風；此外還有政治上的變化和外來的政策干涉，這些政策的實施不僅影響到村內的宗族支系間、村與村間的複雜關係，反過來，政策本身最後又受到這些宗族關係的影響。所有的這些因素互相作用，互相平衡，它們綜合作用在一起，深深影響到村民的生活。這可以從幾個例子中得到說明。

高常明後來離開了高家村，成為景德鎮一家瓷廠的工人，但他在村裏的時候，卻十分調皮。他天生就像是個不安分的人，總是給其他村民帶來麻煩，因此從小就得了個綽號“害精”，“害精”這個名號也一直跟隨著他。前面第七章提到過，他拒絕歸還高天翔借給他的地，並指責高天翔是“反攻倒算”的階級敵人。高天翔被劃分為地主，打上這種政治標簽，高常明應“功不可沒”。

高常明的行為非常惡毒，一點都不公道。然而他自己其實也是宗族壓迫的受害者。他父親死于30年代初，當時他還是個小孩。按照當時的傳統儒家禮法，他母親必須在高家村守寡撫養高家的血脈。可他母親與附近汪家村的汪疊應好上了。其實這在村子裏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比如，高常銀和高仁開的老婆勾搭在一起，我的母親與高仁允是相好，還有富農高盡享死後，他那寡居的老婆也至少和兩個男人發生過關係。但高常明的母親卻過于輕率，公開和汪疊應在高家村同居，這令高常明家族的長輩們無法容忍。最年長的兩位，高仁輝和高仁坤，就決定把高常明的母親賣掉來結束這段醜聞。高常明的母親聽說此事後，就逃回段家村的娘家。段家村那時比高家村還大一倍，高家村找不到任何法子把她要回來。最後高常明的母親嫁給了汪疊應，留下高常明在高家村，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他後來有怨恨，成了高家村的叛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父親高仁法的故事也是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村裏宗派紛爭和村與村的關係在這個地方是多麼複雜。我父親是族裏他那一代人中最年輕的。按照宗族傳統的做法，他必須要聽從那些比他年長的兄長和其他長輩的話。40年代，國民黨政府在這個地區實施“保甲制”來鞏固政權。在這一制度下，像高家村這樣大小的村子組成一個“甲”，甲長由政府任命，負責為政府收稅，特別是要為政府拉壯丁去攻打共產黨。比高家村大三到四倍的村子，或三、四個高家村這樣的村子，就組成“保”，保長管著下面各個“甲”的甲長。我的父親，既不識字，身體又差，卻被村裏的老人推出來做“甲長”，因為當時高家村沒有一個人願意擔任這個差事。

1944年，保長為完成政府規定的指標，命令高家村這一“甲”要送一個壯丁去參加國民黨軍隊。責任落在了我父親身上。因為沒有哪個村民願意去當兵，父親只得準備去買一個壯丁。段本益在段家村很有權勢，也十分富有，因而後來在土改時被劃分為地主。他答應派一個段家村的壯丁給我父親，條件是500大洋。[13-1]當時商量的做法是我父親先付錢給段本益，然後段把壯丁交給保長，保長再把錢還給我父親。但是我父親把錢交了後，想去領人送到保長那兒時，這個人卻不見了。我父親就去段家村要人，段家村人不但拿了錢拒絕交人，而且還威脅說，如果我父親還糾纏于此事，就要把他綁起來痛打一頓。高家村太小，根本打不過段家村。我父親不僅沒有從段本益手中要回那500大洋，反而又被迫再付了100大洋，因為另外一個人也逃得不見蹤影了，這個賬也算到了我父親頭上。父親只得又多花了好幾百大洋再去買了兩個壯丁，但這兩個人還沒被送到國民黨軍隊，就逃跑了。

因為高家村完不成政府的指標，縣政府就派了幾個警察，帶著槍，要我父親承擔責任，因此我父親就被當作壯丁帶到了縣政府。他們在給父親做體檢後，發現父親身體太差了，根本不合格，就把父親放了出來。父親身無分文，只得一路乞討，走了60多公里路才終于回到家。最終還是我父親的姨妹夫高仁昌答應去國民黨軍隊，這件事才算了結。高仁昌在部隊也沒有真正打過仗，因為他很快就找到個機會，從部隊逃了出來，又回到了村裏。

這一切都是父親在族裏長輩命令下去做的結果，但父親最終卻落得個破產的結局。由于當了這個甲長，父親花光了家裏所有的錢，賣掉了家裏值錢的家具以及我母親的首飾，最後還欠了1,500公斤稻谷的債。

後來在1950年，我父親又一次被族裏人要求去承擔族裏的責任。共產黨組織成立貧農協會，族裏的長輩高仁坤和高仁輝要我父親當高家村的代表。剛開始村民對共產黨並不瞭解，有點害怕，擔心也和國民黨一樣。族裏的長輩讓我父親去做代表，不僅因為我父親是族裏輩分最小的，很聽話，還因為他也是最窮的。村民對共產黨唯一的瞭解就是共產黨不會傷害窮人。共產黨政府接受我父親這個代表，是因為父親1949年幫過共產黨的軍隊。由于有這些原因，我父親就成為官田農民協會高家村的代表。但不到半年，野心勃勃的高常銀就取代了我父親。因為高常銀積極參加土地改革和其它政治活動，很快就當上了官田大隊的書記。

正如前面所講的那樣，文化大革命期間，來自政府和宗族勢力的影響又交織在一起，共同影響著高家村的大小事務，互有怨隙的村子的紅衛兵就各自迫害、毆打對方村子的地主和富農。高家村的紅衛兵批鬥徐家村的“反革命分子”徐添雲，而徐家村的紅衛兵就迫害高家村的地主高天翔。文化大革命給農村長期存在的宗族紛爭提供了一個合法的借口。然而這種合法性也有個范圍。盡管高家村和汪家村的矛盾更多更深，但這種相互迫害“階級敵人”的事並沒有發生在高家村和汪家村之間，這是因為兩個村子不屬于同一個大隊。同樣，這種政治氣候也沒有引起雷家村和高家村相互毆打對方的“階級敵人”，因為這兩個村分別屬于不同的縣管轄。

宗教還是迷信？

能體現高家村傳統延續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80年代以來各種宗教活動又重新出現了，只不過這些活動在毛澤東時代被政府認為是迷信。高家村以西半公裏處，過去有一座廟，叫桃花庵，裏面放了12尊著了彩的木菩薩。我童年的記憶中，這個地方總是陰森森的，那些佛像更是嚇人。大躍進時，這些菩薩像都給搬走燒掉了，但廟還在那裏，青林地區的一些村民還常常偷偷地去燒香磕頭，好像那些菩薩還在那裏一樣。

廟的四周是一片竹林，寺廟及這些土地一起都歸青林大隊集體所有。竹子在當地是非常寶貴的資源。竹筍是中國菜中的一道美味佳肴，一年收獲兩季，分春筍和冬筍。更重要的是，有兩種非常重要的農具也是用竹子做的，到今天還是這種做法，一是人們扁擔兩頭挑著的竹筐，一是用來曬稻子的竹墊。用竹筐把稻谷從田裏挑回來，還得用竹墊曬上至少兩天，直到曬干後才能儲存很長的時間。從朝鮮戰場回來的一個退伍士兵被派來看管這片竹林，他在戰鬥中受了傷，腿有點跛。他就住在這廟裏，但他並不信菩薩，甚至也不要其他人相信。桃花庵正式公開的宗教活動雖然中止了二十多年，但自80年代以來，這裏又重新成了一座廟宇，村民又搬來了六座菩薩像放在這個廟裏，供人祭拜。1995年，這座小廟起火被燒毀，有的村民就在空曠的廢址上繼續拜神求菩薩，一些積極的村民還到處籌款準備重建。

這些村民求神拜佛似乎並不是尋求精神的寄托，而是出于實際生活的需要，如想發財、求好運，或問藥治病。確實，在村民看來，任何一尊塑像都有可能是“菩薩”。毛澤東的雕像是“菩薩”，耶穌基督的雕像也是一個“菩薩”。為了各種生活目的，村民會拜各種各樣的菩薩。有的菩薩其實就是中國歷史上一些非常有名的人物，如三國時的大將關雲長，軍事家諸葛亮等。這種宗教行為上的雜合，也許是中國政府對宗教活動的打壓並沒有對漢族地區的農民造成很大傷害的原因。桃花庵的十來座菩薩被燒這件事，並沒有影響到高家村人，因為他們還有自己的“菩薩”可以去求助，那就是“王太公”。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鼎盛時期，王太公也沒有受到絲毫傷害，這座塑像被村民一家一家地傳過去，接受村民的祭拜。第六章中我們提到過，高仁為曾扮過“王太公”轉世。他在1964年被認為失敗了，因為菩薩並沒有治好病，從此他再也不敢裝神弄鬼。但他卻並沒有因為假扮“王太公”這種在官方看來是“封建迷信”的行為，而受到任何迫害。

這個地方流行的另一種宗教活動就是祭祀祖先。祭祖這件事一直以來都是根深蒂固的，80年代後，變得越發盛行。祭祀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清明節上墳，在祖宗墳前燒點紙錢和香，另外就是農歷過年時候，也要燒點紙錢祭祖。有的人家還會在祖墳前祭拜時燃放爆竹，表示對祖宗的敬意。爆竹炸得越響，時間越長，就表示越虔誠。另一種祭祀祖先的方式就是要擺上食品供死去的祖先享用。過年時，從臘月二十八到三十號，家家戶戶都會擺上酒筵，全家人一起吃團圓飯。酒席開始前，要把準備好的祭品放在祭臺上，先讓祖先享用。在燒香時，全家人都要雙手合攏，向祖宗鞠躬頓首三遍。大年初一，高家村所有的男丁一大早又聚在一起，舉行隆重的宗族祭祀儀式，每個人都像前面說的那樣，又必須鞠躬三次。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這種宗族祭祀活動不再舉行了，但村民在家裏的祭祖行為還是一直延續下來；只不過在政策最激進的時候，只能是偷偷地祭拜一下。

最能體現村民生活中傳統的延續和變化方面的例子莫過于祖墳的位置和維護了。在村民看來，祖墳修得越大，維護得越好，就表明對祖先越有孝心。[13-2]通常人死後，後人就會把屍體放進棺材中，在選好的地方挖個深洞，把棺材埋進去，再蓋上土，堆成高高的墳堆。墳堆越高越大，家人感覺就越好。在這裏，挖人家的祖墳那可是十惡不赦的大罪。但是，在過去四十年中，卻有許多墳地被鏟平，墳墓被移走，墳堆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低了。當然，這種情況是慢慢形成的，有許多的實際原因，主要還是生存的需要。高家村的人口越來越多，村裏的土地有限，每一寸都不得不利用起來。一些墳地被推平種上了莊稼，因為要建造水利工程灌溉農田，還有一些被移走了。這一切都是逐漸完成的，並沒有外部的干涉。

若沒有當時的政治氣候，村民很可能會有各種反對和抵觸，但破壞墳墓卻不是政治的需要。像中國農村發生的許多事情一樣，這種變化往往被解釋成是共產黨政權破壞宗教的表現。然而，它也可以同樣被解釋成是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並不全是政治的原因，也有社會發展和經濟的因素。

用木料做棺材來埋葬死者，這一做法一直延續到今天。這裏的人死後都是土葬而不是火葬。這裏也從來沒有什么火葬場，村民一想到火葬都會感到很恐懼。他們認為，保存好完整的屍體就可以讓死者延續生命。因此，後人的職責就是要盡可能地把先人的屍體保存完整，時間越長越好。這種思想和行為還是受到幾千年來中國傳統儒教中“孝道”的影響。同樣的原因，小孩子在社會等級中是沒有任何地位的，因此一個小孩若是夭折了，從來沒有人會認為他的屍體值得用好棺木好好保存，通常就是用幾塊木板釘個盒子埋掉就算了。

而對于老年人，用的木料越好、越厚實，棺材越重，那麽後人就顯得越發孝順，在村民眼裏，這家人也就越有面子，越發受人尊重。最好的一種棺材是用杉木做的，木料越粗越好。幾片薄木板釘在一起肯定是做不成棺材的，會被認為是對死者的不敬。村民之間也常常相互比較，談論著這家或是那家的棺材做得怎樣，花了多少的木料等等。

因而，這在村民身上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大家都想為死去的長輩盡可能地做一副最好的棺材。有的時候，用巨大的中國杉木做的棺材，裝進屍體和用來保存屍體的石灰後，需要24個壯漢才能抬起來，送到墓地。棺材錢是農村家庭中三筆最昂貴的開支之一，其它兩筆就是用在兒子娶媳婦和建新房上的花費。確實，對大多數農村夫婦而言，他們一生中所指望的就是能完成這幾件大事：給子孫留座房子，讓孩子早日結婚成家，能體面隆重地安葬父母。為此，他們要付出很多努力，做出巨大的犧牲，才有可能完成這三大願望。

由于樹木越來越少，木材越來越珍貴，棺材的價格自然也就上漲得很快。在60年代，一副好點的棺材要花300多元，按照當時農村的標準，這可是一筆巨款，還不包括運費在內。因為當地並不產這樣的杉木，村民得拉上板車到60公裏外的地方去拉木材。每次運棺材都得要兩個身材健壯的男子，每人拉著一輛板車，上面分別放著棺材蓋和棺材盒，花上三四天才能把棺材運回來。附近的樹木越來越少了，村民只得到更遠、更遠的地方去買棺材。80年代後，一副上好的棺材要花好幾千元，還得到200多公裏遠的地方才能買到。現在，人們一般是雇上一輛汽車運輸棺材，但也有付不起車錢的人家，那就只得還是用板車自己拉了。

當地另外還有一些傳統留下來的活動，如算命等，這些活動從未在農村消失過，即使在最激進的時期，算命先生們也依然走村串戶。這些算命先生通常都是眼睛瞎了的男子，他們四處給村民算命，換點吃的養活自己。算命先生到了某個村子，有的人就會喊他進去，先趕緊端上些吃的，然後就聽他開始算命。想算命的人只要先報上自己的生辰八字，算命先生就會告訴他以前他做過些什么事，將來還會發生什么等等。算命先生說的話總是很含混不清、模棱兩可，似乎用在什么人身上都有道理。村裏每個人的命一般都要被算好幾次。每次村裏來了算命的人，母親都會喊進來，要給我算命，因為我在外面工作，對村裏人來說，我的命可不是一般的。

婚姻和婦女

結婚的開銷往往相當大，對于有許多兒子的家庭，這種經濟負擔尤為沉重。通常這種負擔要落在新郎家的身上：男方必須預置一間新房，新房裏要有一張床，一副蚊帳，一張梳妝臺，一個衣櫥和幾個木箱。20世紀60、70年代，有些家庭還要買上一臺縫紉機。現在還要有手錶、自行車和電視機或電風扇。新郎還得負責嫁妝，其中包括一套新娘婚服、數件新娘的嫁衣和鞋襪、洗臉盆、椅子、毛巾、牙膏牙刷、圍巾、手套、靴子、被子、絲綢鋪蓋、枕頭等等。通常還要給新娘打一個銀項鏈和一副銀手鐲。新娘娘家所辦的兩次筵席（訂婚筵與起嫁筵即結婚前一天的筵席）也要由男方支付。結婚這一天在新郎家還要舉辦一次更大的筵席。兩次筵席的規模視被邀請的親戚和賓客而定。在村民的眼中，筵席越盛大，食物越豐富，婚禮就越受尊重。

20世紀60和70年代，結婚的平均開銷在兩千元左右。20世紀80年代開始，花上一萬元辦結婚筵席已屬平常。在一些例外的情況下，女方會支付部分或全部費用。這種情況之所以能發生，往往是女方家很有錢。可是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一般來說新娘會有什么不盡完美之處，要么容貌差，要么性格不好。有時如果新郎相當出色，新娘家也會準備好嫁妝甚至承擔新房的一部分費用。所有嫁妝事先需約定並準備好，放在新娘家裏。結婚當天，新郎和一群樂手以及一些身強力壯的男子挑著起嫁彩禮，一大早就來到新娘家，然後返回新郎家趕赴婚禮和筵席。新娘現在不再坐轎子，而是坐手推車或自行車。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一些有錢人家開始用摩托車接新娘子。當迎新隊伍離開新娘家門時，樂隊敲起鑼鼓吹起喇叭，迎接新人的儀式就正式開始了。如果新娘家離新郎家路程遠，要經過許多村莊，迎接新人的隊伍就得很早動身，每進入一個村莊，樂手們便開始吹吹打打，喜氣洋洋穿行過每個村莊，村民們都會出來觀看，並對新郎新娘以及彩禮品頭論足。如果彩禮極其豐厚，當地村民會把它當作傳奇故事說上數年甚至數代。因此這是家族的榮耀，也是家族成員的驕傲。當迎接新人的隊伍到達新郎家時，鞭炮鳴起，響徹天空，整個村裏的人都會出來看新娘子和陪嫁嫁妝。嫁妝會放在屋裏讓大家觀看和評論。

過後不久，主婚人（通常是年長的族長或是某個有地位或見識的人）說上幾句客套話宣布婚禮開始。這時新郎新娘面對神龕站在一起，首先，主婚人會叫他們向新郎的祖宗牌位叩三個頭，[13-3]之後向新郎父母叩三個頭，接著再向新郎的親戚們叩頭。假如新郎親戚很多的話，整個過程要足足半個鐘頭。最後，大家會要求新郎新娘嘴對嘴吃或喝些東西，但決不會要求他們當眾接吻。

等這一切結束，就可以開筵了。一張方桌坐八人，每張桌至少要上十二道菜。有些人家上的菜會達二十四道之多。菜數越多，菜肴越豐盛，主家就越光彩，越有名望。20世紀80年代後，一些有錢人家在婚筵上所上的菜已達三十六道之多。菜肴數目不可以是奇數，因為結婚是成雙成對，是偶數。請客桌數也表明請客人家的地位和身份：桌數越多就顯得越有名望。20世紀90年代期間，盡管在高家村沒有哪家婚筵擺過一百多席，但在這個地區也有耳聞。婚筵上的賓客包括：新郎本村每戶至少來一人，願意來的地方官員，本族的長輩（往往是男性），五六個最年長的村民（包括女性），以及任何有身份和地位的人，比如村裏的教師等。出席婚筵的賓客必須給新郎家送禮金，20世紀60、70年代，禮金平均數額是2至5元，到了90年代，送20至50元已屬正常。聽說有些新郎家辦婚筵還能賺上一筆。

結婚當天晚上會請村裏樂手們為筵席助興。樂隊通常由六到八個自學成材的樂手組成：一個打鼓，一個敲鑼，兩個拉琴，還有好幾個吹喇叭。他們邊奏邊唱，唱的是地方戲，每出戲都有一個角色，也不需要排練。這些地方戲從來也沒有寫好的詞和譜好的曲，它們是靠口耳相傳的。戲會唱到半夜，這時新郎和新娘該入洞房了。

可是，新郎新娘非得等鬧完洞房後方可清凈。有人要趁新人不注意，從新房中拿走一件寢居物品，比如一隻鞋或一件衣服。這件事通常由一伙徹夜不睡的年輕人來做。當來拿東西時，如果這對新人被吵醒，婚禮也就結束了。為了最後這件事能盡快做完，通常這對新人會故意不鎖上臥室的門。可是他們不知道鬧洞房的人什么時候會進來，因此整晚也睡不了。

包辦婚姻在這個地區依然經常發生。大多數情況下，要經過一個相當複雜的做媒過程方能促成一段婚姻。一般的做法是，一家人會請某個人充當媒人去另一家說媒，請媒人說媒的可能是年輕人或其父母。另一家可以直截了當地拒絕，也可以不表態，以求更多的選擇或保持說親中的優勢。只有當兩家同意訂婚，年輕男女才能相互見面，通常男子在過節時會上女方家去拜節。女子要等訂了親才能上男方家的門。通常由媒人來為兩家安排定親和彩禮事宜。

年輕男女要等訂婚後才可以私下講話，而且，女子如果直盯著男子看，會被認為不懂禮節。然而，男子和女子都會私底下被詢問他們對彼此的看法，他們之間的對話則是由媒人來傳的。女子往往在決定是否訂婚和嫁妝的項目等事情上有很大的發言權。一旦女子對男子的長相滿意，她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要從她未來丈夫家獲取盡可能多的東西。有時訂婚協議可能會拖延好幾年，並且女子通常都會為她父母盡量爭取到最大的經濟上的好處，有些甚至要求新郎家資助新娘弟弟妹妹的教育費用。新郎新娘要等到婚後才能有機會培養相互之間的理解、感情和愛。

高家村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已經沒有童養媳了，我姐姐高玲俐是最後一位，可是收養女兒的現象相當常見。高家村有兩戶人家由于不能生育，各自收養了一個女兒。後來這兩名女子通過招贅又給高家村招進了兩名外姓男子。如果某家沒有兒子，女婿就得入贅岳父母家，他們的子女得跟著姓高。

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高家村已有九對同村男女成婚，這是高家村婚姻模式最顯見的變化。結婚前他們都是青梅竹馬，相互鐘情。村裏人記得在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之前，從未有過一起這樣的例子。隨著村裏越來越多的孩子接受了教育，村裏年輕人開始越來越抵制和排斥這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婚姻。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集體制，它為年輕人提供了一起勞動，更好瞭解彼此的機會。有兩對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在京劇排練和表演過程中墜入愛河的。

但是，傳統依然存在，許多婚姻仍然由父母包辦。20世紀50年代後，還產生了三樁由父母包辦的表親結婚的婚姻。這種婚姻可能非常不幸，其中兩對結婚後所生的四個小孩，要么殘疾，要么智障。第三對算是幸運的，因為這對夫婦是遠房表親，所生的小孩健康無恙。這三對由父母包辦的婚姻，主要還是出于經濟的考慮，在聘禮上，女子也沒有說話的權利。這些家庭相互之間都是關係很好的親戚，雙方都不願討價還價，婚禮也辦得盡可能簡單，這樣可以省一大筆錢。實際上，其中兩對夫婦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唯有一位女子，叫桂圓，表明她當初根本就不想要這樁婚姻，這一切都是她父母的錯。

桂圓的丈夫高仁方已經去廣州打工，他是高家村唯一一位年過四十，已婚，有子女的打工仔。高仁方在外打工到現在已有五年多了。過去他每年春節會回一次家，可是，自從1994年後，他就再也沒有回過家，也沒給家裏寄多少錢。有傳言說他在廣東有個情人。對于這種情形，桂圓無能為力。她只得耕種分給她家的田地，照料她那有智障的孩子。作為女人，桂圓無法提出離婚。在高家村，唯一的一起離婚事件發生在解放前。那時，地主高天翔休了他的發妻後又娶了個老婆。

離婚這種事不僅涉及傳統禮教中只允許丈夫休妻這樣規定，而且一般說來，離婚的人還得具有相當的經濟實力。地主高天翔有錢，離得起婚，而其他村民沒錢就做不到。在這方面，共產主義革命並沒有給農村帶來什么變化。他們連生存都很困難，根本沒有人會離婚，他們只能認命。比方說桂圓，如果真的離婚了，對桂圓而言並不見得就是好事。在高家村生活這麽多年，她已經走不出去了。盡管高家村出去打工的女孩子要真正做到自主自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她們因為有了打工掙來的錢，也開始能夠主張自己的權利。目前，那些離開村子外出打工的高家村人大部分都是年輕的男孩，而他們的父母通常把女孩留在家中，有的父母是出于對女孩安全的考慮，但更多的則是想女孩可以幫家裏多做點家務活。

總的說來，共產黨政權在中國農村婦女解放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男女平等的思想不僅政府認可，在農村地區也廣為傳播。村裏的婦女能夠，也確實可以挑戰村裏的長輩和自己丈夫的權威，她們敢說：“我不怕你！男女是平等的。”如果高家村哪位婦女要離婚，不管是道德上的還是政治上的，沒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她這樣做。只是常常出于現實生活和經濟上的考慮，她們在做出離婚的決定時，會非常謹慎。

一個女人一嫁到另外的村子，她的名字馬上就會從原來村子的戶籍中劃掉。她既不能繼續享受原來村裏的各種資源，也不能繼承父母的財產。傳統上，父母的財產只能由兒子繼承，現在的農村還是這種做法。一個離了婚的婦女除了立即再婚之外別無選擇，她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困住了。

關于這點，我們舉最後一個例子來說明。高家村首富高漢正的女兒和其在外的戀人離家出走，雖然高漢正不贊成，但他們還是得到了村委會同意結婚的批準書。結婚兩年後，這個男子因犯罪被送到監獄服刑。高漢正非常憤怒，認為徐先修代表村委會同意他女兒嫁給一個罪犯，那徐先修就必須承擔責任。但徐先修確實有權力開具證明書，同意這對年輕人結婚，高漢正在法律上挑不出錯。為了表達自己的憤怒，他就來到徐家村，打了徐先修幾個耳光，然後趕緊跑回高家村。如果不是跑得快，他很可能會遭到徐家村人的痛打。

從法律上講，妻子和丈夫共同擁有家庭財產。理論上，婦女離婚後，可以得到法律上屬于她的那部分財產，帶或不帶小孩都可以獨自生活。而實際上，如果一個女人要離婚，生活中的各種事情都將不利于她。首先，大多數情況是，一棟房子裏住了好幾戶人家，離婚分給這個女人的財產微乎其微。其次，即使這戶人家有自己的房子，如果離婚，那雙方都沒有能力付給另一方一半房價。若是拆掉或買給別人，那實際生活中就導致丈夫、妻子還有小孩都無家可歸。第三種可能情況就是男女雙方離婚後依然是朋友，分開住在這棟房裏，但這樣的情況下，離婚就永遠是不可能的。離婚對男方在經濟和實際生活中也有很多的束縛，但比起對女方的影響，程度可能沒那麽嚴重。即使他不考慮經濟上的因素，也不會僅僅因為不愛妻子而跟她離婚，這在當地村民和地方官員看來，都是愚蠢而荒誕的，根本不會來處理這樣的事，所有的想法都是勸他們和好，夫妻間湊合著過下去。另外，夫妻間任何一方與別人發生了私情也不足以導致離婚。

結婚頭兩年，婦女常常感覺自己是丈夫家的客人。公公婆婆通常對她非常客氣，有時甚至是在討好她。這就讓她感覺有點孤立，家裏的事情也常常沒有她說話的份。生活中若是要點錢用，還得經過丈夫的手。這種謹慎而又疏遠的婆媳關係常常會造成一個結果，就是這位年輕的婦女若是遇到不開心的事，就會隨時卷起包裹回娘家去。有的時候，因為和丈夫吵架或是與公婆不和，媳婦會跑回娘家一住就是幾個月。男方家裏如果實在著急，希望媳婦能回來，兩邊村裏的一些幹部就得出面，試圖找一些辦法勸解他們。大多數情況下，婦女生了小孩後，與娘家的關係就開始淡了下來，並且因為她已成為母親，給家庭養育了後代，她在家裏的地位也開始變高了。

高家村婦女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主要是因為兩個方面的原因：教育和參與生產勞動。正如前面“農村教育”那章中已提到的，50年代以前，高家村只有一個婦女讀了點書，是位半文盲。現在，高家村35歲以下的婦女都接受過兩到五年的教育。1949年以前，我母親那一代的女人都只能呆在家裏，而現在的所有婦女都像男人一樣在田地裏干活。從60年代到80年代初的集體制時期，雖然大多數的決議最後是由男性作出的，但婦女能夠參與處理村裏的事務，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自80年代末以來，婦女和男子一樣享有各種平等權利，可以平等地投票選舉村長和村委會成員。[13-4]因為外出打工者大部分都是年輕的男子，留在高家村的女人遠比男人要多，但即使是這樣，高家村也沒有一位女性被選舉或任命為村長。

事實上，也沒有哪個女性願意站出來參選村幹部。即使在集體制的時候，政府規定每個生產小隊都要任命一位婦女主任，也很難找到願意出來擔當這個職位的婦女。道理很容易明白，首先，她們的長輩和家庭都不鼓勵婦女積極參加公共事務。第二，在一個夫權的社會裏，女性找不到自信，缺乏決斷能力。第三，在集體制時代，擔任生產隊婦女主任得不到任何物質上的回報，相反，還必須帶頭辛苦工作，成為他人效仿的榜樣。80年代以來，當上村長或村委會幹部就會得到很多物質利益，但婦女還是不能和男人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男人不用做家務，也不需要照顧小孩，他們可以隨時離家三四天去參加會議，或在晚上也敢獨自去其它村子開會。村幹部到村民家收稅和提留，或是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時，當地村民往往會進行各種方式的抵抗，也常常導致身體方面的打鬥或至少是口頭上的爭吵。所有這些都不適合一個女人去做。80年代以後，村幹部把大部分時間和金錢都花在吃喝玩樂方面，這些事情常常又與他們的工作緊密相關。因此一個農村婦女就不大適合卷入到這種生活中。

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確實提高了她們的地位，哪怕在社會上可能沒有提高，但至少在家裏，她們的地位是提高了。只要比較一下那些去田地裏干活的婦女和沒有去干活的婦女在家裏的地位，就可以看出來。人民公社時期，高家村有14位婦女從來沒有或很少去田地裏干活。她們都是老一輩人，小時候裹了小腳，不方便去外面做事。當然僅僅由于裹了小腳就不能去田地裏干活，這還可能不是全部原因。我的母親也裹了小腳，但她還是必須每天出去掙工分。不下田干活的這些婦女，有些是年老體衰，有些是身體虛弱不可能像男人那樣在外面勞動，還有一些不必出去做事，因為家裏有足夠的壯勞力，而且家裏也一直是隊裏的進錢戶。她們中間只有一位拒絕下田干活，還總是說自己身體不好，她名叫容秀，是一位強勢的女人，是生產隊長高常繞的老婆。高家村就只有兩名共產黨員，其中一個就是高常繞。盡管家裏經常是赤字，是隊裏的超支戶，但由于丈夫是隊長，容秀也就不必去地裏干活了。

除了容秀和另外一位婦女（她的丈夫平常總是沉默寡言，性格非常隨和）外，高家村不下田干活的其余十二位婦女都非常溫順，對丈夫百依百順。她們中間有兩個人的丈夫與高家村別的女人有私情，這在高家村幾乎是人人皆知的，而她倆卻不敢有任何抱怨。與她們正好相反，那些在田地裏干活的婦女卻沒有一個怕丈夫的。她們像男人一樣拋頭露面，言談舉止都顯得十分果斷，充滿自信，完全不像那些只在家裏的婦女那樣，連大聲說話都不敢。家裏的事情，比如家裏收入怎麼安排，該做什么或不該做什么等等，她們也往往更有決定權，而她們的丈夫也沒有一個與別的女人產生私情。

然而，地位的提高也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這些婦女除了要做家務和照管小孩外，還必須比那些呆在家裏的女人更辛苦地在外干活。田地裏的農活是非常辛苦的，氣候條件更是十分惡劣。幸好，在公社集體制時期，婦女常常干些輕點的體力活或是安排條件好點的工作，並且在田地干活的時間也比男人要短點，休息次數也多些。比如，她們在干活期間可以允許回家照顧下嬰兒。

雖然像洗衣做飯等家務活都得女人做，但村裏的男人也一樣十分辛苦地勞作著。早晨，女人在家裏洗衣做飯，男人就已經在地裏埋頭干活了，通常是兩三個小時後才回家吃早飯。中午，女的回家做飯，男的還繼續留在地裏干活。到了傍晚，還是婦女先回家準備晚飯，她們的男人依然還在地裏勞作。在集體制時期，村民家自留地的農活大部分都是男人在生產隊出工前或收工後才搶著時間做的。高家村的男人既不酗酒，也不會把時間花在茶座裏，因為這裏從來就沒有供人休閒的茶座。在80年代末期，高家村還沒有男人賭博，但後來，一些男人開始用麻將和撲克賭博，也有些婦女像男人一樣打麻將賭錢。高家村也總是有些家庭爭吵，但家庭暴力和打架等事件還是很少發生。

農村節日

在中國，共產主義政權增加了四個新的節日：三月八日（婦女節）、五月一日（勞動節）、六月一日（兒童節）、十月一日（國慶節）。然而，這些節日都是城市居民和拿國家工資的人才過的，對于農村人，它們並沒有什么意義。大部分村民對這些節日都沒有什么精神上、情感上的印象，在農村生活裏也沒有與這些節日有關的任何慶典活動。只有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那兩年，村裏的婦女會在婦女節那天不用上工做事，還可以得全天的工分。至于其它三個節日對村民的影響，幾乎就僅限于學校讀書的孩子在兒童節那天不用去上學而已了。

但是，村民對傳統的節日卻非常重視。所有的傳統節日中，最重要的就是春節。春節通常在農歷臘月二十八就開始，一直到正月十五才結束。農村人可以有這麽長時間過春節，就是因為春節正好是農閒季節，一般是公歷二月，不用去地裏干活。從臘月二十八到十五，每家都會準備三次隆重的家庭晚餐，這也是村民辛苦一年來吃得最好、最奢侈的三餐飯。一年到頭，他們節省下每分錢，就為了這個時候。整整一年，他們基本上沒有什么花費，而春節過年這幾天，他們幾乎花費了一年所有的存蓄。平時養的雞和豬等，要到過年時候才會宰殺；做的新衣服，也會留在過年時才穿。結婚辦喜事也會放在過年的時候。一到過年，家裏每個人無論在外多遠，都會趕回家來吃團圓飯。

80年代以來，每到春節，成百萬的打工者都會趕回家，過年後又返回到工廠去做工。有的人為過年回家要坐幾天幾夜的火車，輾轉上千公裏，也許就是為了在家呆那麽幾天。每年一到春節，中國政府就不得不組織調增幾千輛火車和幾百萬輛客車來應付這不可阻擋的人流。過年的時候，每家每戶都會買回大量的糖果、糕點、煙酒等。對于這些普通的村民而言，過年才是他們唯一不考慮成本之類，而純粹是為了開心花錢的時候。

臘月三十除夕的時候，每個孩子都會盼著得到壓歲錢。三頓豐盛的晚餐前，村民都會放鞭炮慶賀。吃完飯，孩子們常常提著燈籠，在村子裏到處嬉戲。連續三天晚餐前，還得要祭祀祖先，把準備好的食物擺出來供祖先享用，然後全家人再叩頭三遍。正月初一早晨，所有人家都會放鞭炮，祈求新年好運。鞭炮的聲音越響，持續的時間越久，就意味著家庭的運氣越好。新年第一天的早餐一般是酒釀煮年糕。用完早餐，村裏所有的男丁都要向族譜鞠躬祭拜，然後挨家挨戶拜年。他們一邊聊天一邊吃著花生、自家做的餅干、糕點等。正月初二開始，村民就開始到其它村子裏的親戚朋友家拜年。最先要去給岳父母拜年，然後是給其它一些關係密切的親戚拜年。每去一戶人家都要花上半天，如果有時路途長點，還要一整天。這樣大家彼此拜訪，相互拜年，一直會持續到正月十五。每個人都會穿上最好的衣服，確實這也是大部分村民一年來唯一穿新衣服的時候。

農村裏另外一個重要的節日就是每年農歷三月（公歷是四月）的清明節。到了這個時候，村民就會做一些可口的甜米糕，擺到祖墳前給祖先享用，然後燒些香和紙錢。這個時候大家一般都會把祖墳修葺一下，在墳堆上添些土，把老鼠或兔子挖的洞堵上，蓋點土。清明節後另一個比較重要的節日就是農歷五月初五的端午節。比較而言，端午節的氣氛就要歡快得多了。清明節是家庭內部的事，而端午節則更多的是公眾的節日。到了端午節，每家都會做糕點，用竹葉包粽子。如果過節期間的天氣還比較好，河邊或湖堤上常常聚滿村民，觀看水面上的龍舟賽。有的時候，還會在開闊的地方演些地方戲或京劇。

在青林地區，龍舟賽也不是每年都會舉行。遇到水災比較嚴重的年份，眼看莊稼顆粒無收，村民都沒有了過節的心情。另外，在毛澤東時代，政治最激進的那兩年，一些地方政府禁止村民舉辦龍舟賽。政府壓制龍舟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害怕引起村與村之間的爭鬥。在龍舟比賽中，每個村民都想自己的村子獲勝，相互競爭著為自己村裏贏得榮譽。在油墩街，每隔一兩年就會發生因龍舟賽而引起的村與村之間的械鬥，導致許多村民受傷。高家村是從來不參與這種比賽的，甚至連一艘龍船也買不起。

最後一個傳統節日是農歷八月十五的中秋節。中秋節是一年中最平淡的一個節日，但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卻是文人經常吟詠和慶祝的一個節日。對那些文人墨客而言，中秋的月亮是最圓的，最適合欣賞月景和感悟人生。那些詩人或漫步或端坐于花園中，中秋賞月，往往會令他們詩興大發，寫幾句詩詞贈言給好友以抒發心懷。而對于農民來說，無論是在1949年之前還是以後，這一直都是他們無法達到的奢望。但是，中秋過節時，家家戶戶都會買些月餅，讓孩子也能開心些。在中國人看來，圓圓的月亮象徵著團圓，因此，中秋節是家庭成員一起團聚的日子。

在這些傳統的節日裏，那些已經訂婚的男子都必須去拜訪他們的岳父母。每次去，他都得精心準備些禮物，禮物的數量和貴重程度不僅受到未婚妻的仔細查問，而且女方父母和村裏人也會查問和比較。有的時候，女孩為了幫她未婚夫和自己以及家裏父母贏點面子，會故意夸大事實，在告訴村裏人時，多說些男方送來的禮物。不過這種夸大其辭會帶來正反兩方面的作用。訂婚後，如果女方或女方家庭不同意這門婚事，女方和她的家人就會到處訴說男方家裏太窮或條件太差，以前送來的禮物根本沒有說出去的那麽多。結婚後，丈夫就不會每個節日都去拜訪女方父母了。結婚後頭兩年，丈夫還會和妻子一起每年去女方娘家看望兩三次，後來就成了例行公事一般，每年就只在春節去看望下女方父母親。

總的說來，共產黨政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在高家村這樣的農村地區並沒有人們所說的那麽嚴重。在文化和風俗方面是產生了些變化，有些變化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造成的，有些則是經濟上的需求造成的，比如，鏟除墳墓和墓葬用地的減少主要就是由于經濟上的需要。婦女接受教育和參加農業生產等方面的變化，大大改變了婦女的命運。毛澤東時代宗教活動的衰敗和毛澤東死後宗教活動的重新復蘇就清楚地表明了意識形態和社會經濟條件共同影響著農村社會。當村民可以得到國家組織的醫療衛生服務，能夠看得起病的時候，傳統的求神拜佛就迅速減少；而沒有這些醫療服務或看不起病時，那些傳統的迷信活動又會很快重新出現。

農村的婚嫁風俗和村民都想生兒子的問題，也可用這個道理來解釋。農村包辦婚姻和索取禮金等都是與經濟上的要求緊密相關的。女子一旦結婚就不可能再給娘家掙錢了，因此娘家人就會在女孩結婚前向男方家索取盡可能多的禮金，一方面是用來給女兒多準備些今後過日子用的嫁妝等，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把女兒養大成人的補償。因而，不考慮經濟方面因素的戀愛結婚通常得不到父母的認可。同樣，親戚間相互通婚，雙方都可以省下不少錢。農村地區重男輕女，部分原因來自中國的傳統，但這種行為一直繼續存在，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農村地區缺乏社會保障體制。城裏人有各種社會保障措施，至少毛澤東時代是這樣，因此對女孩的歧視問題並不是很嚴重。共產主義對傳統文化的沖擊僅僅只在社會經濟發生倒退的時候才會造成一些變革，而在其它情況下，傳統依然得到繼承，一旦思想意識上的束縛稍有松動，傳統的做法又會很快重新復蘇。

注釋

[13-1]“大洋”是當時流通的一種硬幣，用銀做成，又叫銀元。

[13-2]“孝”是儒家的主要教義之一。在儒家看來，秩序井然的社會是建立在等級制度之上的，人人都要有倫常意識，強調“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對長者要孝順。對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就直接出自這裏。

[13-3]新郎新娘要跪在地上，低頭觸地磕頭三次。

[13-4]地方村幹部的選舉是中央政府實行的政策之一，自80年代以來開始不時地在一些地方實施。村民這方面的情況，我出于幾方面的原因，不想做過多的討論。首先，這種選舉並沒有按照政府的要求定期舉行。地方政府只有在上級政府嚴厲敦促的情況下才組織這樣的選舉。上面的監督一有松懈，當地政府就任命自己的官員。第二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選舉是否舉行都不會給村民的生活帶來什么變化。人民公社解體後，生產活動都是以家庭為基礎，村幹部的責任主要就是收稅和執行計劃生育政策。那些村幹部，無論是選舉出來的還是上級任命的，做事的方式都是一樣的：通過征收村民的稅款和提留，盡可能多地為自己撈些好處。至于計劃生育方面，過去和現在的村幹部也都是一樣，盡力阻擾或推延執行中央政府的政策，至于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能阻撓這種政策的實施，這還得看上面推行這一政策的力度。無論怎樣，現在人們的想法和行為方式一般都是盡量抓住能得到的東西，每個村民都在想法找到保護自己的方法。第三，自80年代末以來，高家村大部分年輕人和能干的村民都外出打工了。那些留下來的男子本身就不是很多，也就沒有什么選擇的余地了。目前還沒有哪位女性願意出來做候選人，更不用說那些老年人或是中年人了。

第13章

高家村和外部世界

高家村人對村外的世界知之甚少，20世紀80年代隨著不少村民外出打工，人們才開始瞭解村外的世界。很多人連公交車都沒坐過。一來他們沒錢出去，二來他們確實也不太需要出遠門。我母親在村民中竟算是最見多識廣的一位。她到過不少城市，像景德鎮，南昌，還去過上海——她女婿跑貨船去上海時，她沒花錢，搭順風船也去了一趟。後來，她坐火車來廈門看我，成了她那輩人裏唯一一位坐過火車的人。

村裏人對村外的世界漠不關心，過去四十年的坎坷生活和村裏的種種變化就已經夠讓他們操心的了。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正當他們剛剛適應了毛澤東的大集體制度時，這個制度卻被取消了。一代又一代高家村人的生活重心只是如何生存下去。因此，他們對別人的判斷往往注重實效。比如，村裏人覺得毛澤東是皇帝，吃的穿的都是最好的，和其他皇帝一樣，毛澤東是金口玉牙，他說什么就是什么，說的都是真的。對于政治思想或精英的政治鬥爭，他們不瞭解也不關心。他們認為發生了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有時，他們對強加于他們的政策會感到不滿，也會有怨言，比如政策嚴禁他們到集市上賣雞蛋，家家戶戶都希望能分到更多的自留地，討厭老是開會等等，可對那些強加于他們的政策與限制，他們並不認為是毛澤東的錯，而是怪村裏那些當官的。

在毛澤東時代，政策不斷變化，卻沒有一項政策可以說使村裏人在物質生活上有重大的提高。最明顯的實惠是教育與衛生政策，所以他們尊敬毛澤東。村裏人聽說了劉少奇的下臺，但卻不知道劉少奇的方針政策對他們究竟意味著什么，他們認定劉少奇是“奸臣”，要不然劉少奇身上也不會發生那麽大的變故。

村裏人對鄧小平的態度十分冷漠。20世紀80年代初，毛澤東之後的中央政府實行了一些改革，給村民帶來了一些實惠，如提高農產品價格等。然而，因為鄧小平從未正式成為國家第一領導人，推行改革政策並不是以鄧小平的名義進行的。無論怎樣，這些改革措施所帶來的好處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農業生產費用迅速攀升，緊接著地方上黨員幹部腐敗之風盛行，貧富兩極分化嚴重。人們瞭解到是鄧小平運用權力，導致這些情況的發生時，就指責鄧小平，認為發展中的一切問題之所以產生都是因他而起。村裏人現在想起或談起毛澤東的時候，仍飽含著無比的熱情與崇敬。20世紀90年代我重返高家村，發現還有不少人把毛澤東像高掛在家中。提到鄧小平，他們都叫他“鄧矮子”，而毛澤東卻威嚴尊貴，很具個性。村裏人覺得鄧小平的外貌看起來就不像皇帝。

地方黨員幹部對鄧小平所持的否定態度更讓人印象深刻。他們中的幾乎所有人在毛澤東逝世後都更加富裕了，蓋了大房子，開的是摩托車，可在毛澤東時代他們可能連自行車也買不起。毛澤東時代之後，物質生活得到了提高，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這一點從青林地區也可以看出來：蓋了更多房子，人們穿得更好了。但是沒有人喜歡鄧小平。對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地方黨員幹部都說是因為當下中國的貪污之風太盛，盡管他們有些人自己就是局中人。另外，他們還抱怨說現在犯罪案件太多，和以前比沒有什么安全感。外出打工確實給家裏賺來了錢，可村裏人感到這些變化難以捉摸，也難以把握，覺得生活有許多不穩定的因素，外出打工的和留守在家的都不知道以後的生活將會如何。對政策略知一二的村官說，中國正在倒退回“舊社會”，那些不識字的老人也嘆道，“現在的社會太黑了”，“人心太壞”，有些人覺得中國南部地區的部分政府官員為了發財把地賣給了外國人。

盡管人人都在抱怨別人把社會搞得烏煙瘴氣，一片“黑”，但為了暴富，他們自己可能就會毫不猶豫地干起“黑心事”。有這麽兩件事也許能說明些問題。1996年，廣東某紡織廠為降低進貨這一中間環節的費用，派人來銀寶湖鄉的余家村（有一千戶人家）直接進購棉花。來人看好了棉花，談好了價格，簽了合同，付了錢就高高興興回去了。這可是筆大生意，有好幾千噸棉花。可貨到了廣東，廠家打開貨一看，看到的卻是驚駭的一幕：磚頭竟被精心地裹在了棉花裏，裏面的磚頭加起來足以蓋一所房子。無獨有偶，鄰村村民賣給某榨油廠的芝麻裏竟摻了炭屑。

村裏人對村外的世界一直就不甚了了，所以1994年鄉親們向我問起2000年的奧運會和悉尼時，讓我頗感意外。1994年時，村裏已經通了電，也有了電視機。中國媒體開展了全國范圍的2000年申奧大行動。看到連高家村人都會鎖定申奧頻道，我才明白後來的申奧失敗讓中國人失望傷感的范圍之廣和程度之深。鄉親們對香港的詢問也讓我有些意外，他們問英國會不會為了保住香港和中國打起來，如果真打起來，中國會不會贏。一次，我從澳大利亞給波陽打長途，可總也打不通，事後我姐姐覺得奇怪，竟問是不是打不通電話和中英在香港問題上的爭議有關。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對外國人就懷有複雜的感情和態度。高家村人也不例外。他們不瞭解外國人，而知道最多的莫過于外國生活的富足和外國人的物質優越感。他們相信外國產品的質量出奇地好，對于外國產品他們一律冠以“洋”（字面意思是“海洋”，意為從海洋那邊來的）。以前中國人稱火柴為洋火（外國的火），而高家村人現在還這樣叫，還有煤油叫洋油（外國的油）、機帆船叫洋船（外國的船）、槍叫洋槍（外國的槍）、肥皂叫洋皂（外國的肥皂）、人造布料叫洋布（外國的布），似乎這些貨品比國產的同類產品質量更好些。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他們的槍連只兔子都殺不死，煤油燈比青油燈亮堂多了，洋布更鮮亮也更好洗，所以他們深信“外國”也就意味著“財富”。

村裏人對非洲和南美一無所知，對外國人的印象只局限于白人。他們聽說過一些城市如上海、青島等有外國人蓋的洋樓（外國的房子）。洋房很漂亮，至少有兩層高，還帶花園。對村裏人來說，這簡直是童話，因為他們的房子是灰色的，泥土地面，只能遮風避雨而已。他們偶爾也聽說一些香港或從美國回國的華僑回家時都帶了不少錢回來。

甚至連政府宣傳都給村民灌輸了這種印象。20世紀60年代風靡一時的電影《紅色娘子軍》中，有一位共產黨員喬裝成香港僑胞，為組織一場革命起義，打入了某地主防御甚嚴的大房子。這位黨員打扮成華僑後，顯得十分富有，衣冠楚楚，地主本人對他也十分恭敬。

我定居于澳大利亞後回到高家村時，鄉親們都認定我發了財，連村裏和鎮裏的官員也或直接了當，或拐彎抹角地要讓我為村裏建學校捐款，為一些水利工程提供贊助。鄉親們傳說我給了我的兄弟姐妹很多錢，他們就要蓋大洋樓了。

村裏人對“外國人”瞭解很少，我頭次回國時，他們都不知道該問些什么，問得最多的是英國人吃什么。我說愛吃羊肉，他們竟斷言外國人身上肯定有難聞的氣味。外國人吃生的蔬菜，喝冷的牛奶，這點讓他們覺得難以接受，認為是沒進化的人才會這樣。他們想不通外國人為什么不吃魚頭，不吃豬頭肉，也不吃豬蹄和豬心。我請他們嘗嘗巧克力，可他們都不愛吃，說太苦了。

通了電，有了電視，鄉親們才知道外國人長什么樣。但外國人的長相讓他們覺得很奇怪，想不通黑人怎麼會長得那麽黑，白人個子太大，毛太多，眼睛陷得太深，鼻子又太高。我70年代當“赤腳老師”時認識的一位好友叫曹俊榮，他是一位地方幹部，1994年他曾問我覺得外國人怎麼樣。我含含糊糊地談了一下，又反問他同樣的問題。沒想到，他雖受了六年教育，當了三年兵，到過中國不少地方，卻回答說外國人長得不好看，從電視上看外國人常會在公開場合接吻，他還反問，男人怎麼會親那樣的一個女人？

一次我回村帶了兩位澳大利亞同事去。對村裏人來說，這可是件難忘的事，他們可能在以後很多年裏都會談到這件事。我們到了村裏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趕來看這兩位外國人，畢竟這可是他們頭一次看到“活生生”的外國人。其中一位同事有個像彌勒佛那樣大的啤酒肚，他走到哪，孩子們就跟到哪，嘴裏還不停地說他懷孕了。另外一次回村，我帶了一個20多歲的女學生同去，她是位金發碧眼的美女，當我向一群村民介紹她的時候，其中一位名叫高仁允的80多歲老人，他曾是我母親的相好，告訴我說，他看不出那位學生是位年輕姑娘，他還以為是個白發老太太呢。

村裏的老一輩雖然對村外的世界沒什么瞭解，可他們對自己以及對世界的看法卻很明確。有些看法是在生活中形成的，有些是從祖輩那傳下來的。像高家村人仍然信奉中國上千年的傳統觀念“學而優則仕”。1981年我從英國回村，他們滿以為我已經在政府機構擔任了什么要職，可看到我從又擠又臟的公共汽車上下來，也沒人給我拎包，他們都很失望。他們本以為我會帶著司機，坐著小車，跟著一幫保鏢回村的。其中有村民當時就評論說，我早已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了。1981年的一天，我正在家裏捧著一本書看，走進來一位鄉親，他詫異地問，像你這樣已經讀完了世界上所有書的人怎麼還要讀書？

當城裏人正為眾多外國的汽車和化妝品品牌搞得眼花繚亂之時，高家村人卻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我要給弟弟買塊手錶，他選的卻不是外國的，而是國產的。1994年我想給他買臺彩電，他又說要國產的，說是東西壞了，國產的至少可以找到人修。正因為他們的貧困，他們必須現實。一位上海姑娘隨意瀟灑一回的花費，可能相當于一位村民多年辛辛苦苦的積蓄。

為了生存他們也必須現實。幾年前，我邀請母親去澳大利亞，雖說母親還沒認真考慮這件事，可家裏人都一致提出反對，說那麽多錢可以用在更要緊的事情上。他們還說，如果旅游，讓母親在中國玩一圈更劃得來，到國外去並不劃算。對他們來說，他們生活圈外的世界與他們沒有關係也沒有意義。初次回國，鄉親們讓我說幾句英語給他們聽聽，聽了後卻彼此議論說這種“鬼話”聽不懂，沒意思。

中國的主流知識精英和不少城裏人都認為，像高家村的這些農民都是愚昧無知的，因為農民們與世隔絕，還固守著舊有的生活方式。他們的這種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的，但如果我們帶著一點理解的態度，換個角度去看，可能會明白，村民的生活觀和世界觀反映的是一種尊嚴，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自豪。他們對自己很確信，對自己的生活也有某種自豪。他們的生活自成一體，直到最近，都還沒有機會去考察或理解別樣的生活。

但這並不是說他們對外面的世界很冷漠，更確切地說，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別樣生活的可能。他們一直被視作負重牲口一樣的生物，又有誰會在乎他們的所思所想呢？古往今來，精英階層想的都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剝奪農民的勞動，只有發生了大饑荒，可能引發農民起義的時候，精英們才會對農村生活關心起來。毛澤東的某些政策，像大躍進的確害苦了農民，但毛澤東卻是真心嘗試設法改變農民生活的領袖。他想讓農民組織起來，一邊進行農業生產，一邊進行工業生產，以縮小城鄉差別。正因為此，毛澤東還號召城市青年到農村去生活，到農村去工作，“向農民學習”。但他的政策被認為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遭到了後來領導者的否定。不過，發展鄉鎮企業無疑是毛澤東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可當代的精英們並不以為然。

農民遭到的歧視與不平等待遇可以從1996年我遇到的一件事上瞭解一二。高常森是位年過七旬的老人，我回高家村時，他來找我，懇求我救救他孫子。他孫子在北京打工，為了籌備和當地一位姑娘的婚事，他回了趟家，可家裏拿不出聘禮。小伙子想把他放在北京的錢拿回來，但他沒有讓北京那邊的人幫著把錢匯過來，也許是他不知道怎麼匯，也許是他根本就不相信銀行和郵局系統（官方的媒體中確實常有報導，農民到郵局或銀行取錢，卻取不了）。於是，他又回北京去，想把錢帶回來，回去後卻一直沒有音信。直到最近，高常森接到北京警察發來的一個信封，打開信封，裏面也沒有信，只有一張紙條，說他孫子已經被捕了。我仔細看了一下，紙條上只蓋了一個公安局的章，寫了十幾個字，沒有解釋為什么抓人，沒有說明會怎麼處理，沒有聯系電話，沒有地址。高常森不清楚怎麼去北京，就是知道也出不起路費。就算村裏真有人去了北京，也不知道找誰。村裏有人幫著高常森到處去打聽，幫著到村委會和鄉政府去問情況，可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鄉親們圍著我和高常森，他在我面前傷心地抽泣著，他們讓我想想辦法，幫幫忙。我取道香港返回澳大利亞時，在江西省的省城南昌逗留了一下，請我南昌的熟人幫忙查查，看能不能想點辦法，可對這件事誰都沒有一點頭緒，不知從何幫起。

高家村人對村外世界的冷漠受到了他們的經濟條件和生活方式的限制。教育可能對他們的世界觀會有所改變，但這種改變十分有限。雖說在毛澤東時代，他們的教育狀況有很大的改善，但他們所受到的教育仍然太少了。對大部分人來說，離開學校後，學校學的東西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場。那些因教育而改善了經濟狀況的，像我和高朝棟，自走出村子後，就不再是村裏的人，村裏的生活也和我們無關了。

然而，20世紀80年代後期兩個方面的發展很可能會改變村裏人對村外世界的看法。一是村民有了電視，二是村裏的年輕人外出打工。不過因這兩者而產生的思維方式上的變化卻還不明顯。思維方式上的變化，不論是好是壞，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顯出它的作用來。雖然村裏人從電視上得到娛樂，但他們還沒有把電視屏幕上播的和自己的生活聯系起來，電視裏的生活離他們的生活還很遙遠。城裏人可能在渴望過上西方人那樣的生活，學生會被諸如“民主”這樣的觀念所吸引，但卻別以為高家村人看完電視後會有類似的感受。有不少城裏人請我幫他們移民去澳大利亞，或到那裏留學，可村裏人卻認為這種想法簡直荒謬可笑。

外出打工者與留守在家的想法有所不同。我弟弟高常文在廈門打工，他想去澳大利亞，因為他覺得那兒的收入更高。其實，打工者的經濟條件改善了，他們也看到了並體會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只要他們還在外打工，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已不屬于高家村村民這個群體了。他們大都是年輕人，思維方式還未定型。他們結婚之後是否會回村呢？在城裏生活多年以後，他們對自己以及村外的世界又會如何評價？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也許將會對中國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因而也許會對整個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14章

結　論

1949年以來的高家村的歷史並不能代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本書的目的也不是要概括出所有中國農村的特徵，相反，本書研究的目的是要說明，發生在一個村子裏的事情與人們通常聽到的對1949後中國的描述可能是不一樣的。

在國外，人們一談到1949年後的中國，就總是聯想到這樣幾幅畫面：農家後院的土爐煉出些無用的廢鐵；大躍進時人人敲著鑼撲殺麻雀；文革時紅衛兵燒書、毆打老師和黨的幹部，人人都拿著紅寶書大聲喊口號，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表示忠誠。或者，時間更近些，天安門廣場上坦克從學生身上壓過，警察毆打藏民。然而，所有這些畫面都不適合解釋高家村發生的變化。

當然，這裏還有個方法論上的問題，高家村這樣的個案，對于研究中國究竟有多大的價值？應該承認，雖然這一案例研究並不能推導出整個中國的一般特徵，但確實可以提供一些洞見。任何對中國的概括性的說法，在“科學意義上”都是有缺陷的。這是因為中國幅員遼闊，存在著各種地區差異和不同的變化。我們希望能做到的就是為更好理解中國提出一些可能的洞見。

造成中國的地區差異，原因有很多。其中值得考慮的一個基本因素就是存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中國：農村的中國和城市的中國。中國的農村和城市不僅經濟上懸殊甚大，政治上也完全不一樣。中國農村發生的事絕對與城裏的情況不同，反之亦然。中國沿海地區與中部地區不一樣，中部地區又與西北地區不同。1949年以前的歷史給中國沿海地區留下與內地完全不同的社會和經濟條件。比如，廣東毗鄰香港，許多家庭有海外關係，他們在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條件是高家村人所不具有的。但高家村發生的事情卻可以在很多方面反映出湖南、安徽、河南和四川等省的農村情況，因為這些地方都有相似的歷史和經濟條件，當然這些又不同于廣東或甘肅、新疆等地區。

即使在同一地區內，由于政策執行力度不一樣，也會產生差異。共產黨政治中有較不正規和比較濃厚的個人色彩和專橫作風，僅僅由于一把手個人性格和愛好不同，同一種政策在不同的省竟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比如，大躍進時期，安徽省的領導比江西省的領導更大膽冒險，因此安徽的饑荒就比江西的嚴重多了。事實上，大躍進最困難的時候，有大量的安徽農民逃荒到江西討飯。

因為中國是一個所謂的共產主義國家，西方的主流媒體就常常把中國看作是一個鐵板一塊式的整體，其中任何人任何地方好像都是千篇一律的。中國農村和城市的巨大差異，各地政府對中央政府政策實際存在的不同反應和執行力度，卻常常被忽視。因為西方主流媒體急于要譴責共產主義思想和實踐，它們並沒有考慮到，地方條件和傳統的影響是如何交織在一起，對1949年後中國農村地區的發展產生影響和作用的。

高家村人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但他們卻不是如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是非常落後或封建反動的群氓，是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障礙——“一袋袋的土豆”。他們也並不像中國那些高高在上的學術精英們所說的那樣，是死硬的保守主義者，盡管傳統的重擔確實仍然重壓在他們的身上。他們也不像城裏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那樣，曾對社會主義中國抱著浪漫的想像。他們並不是狂熱的毛澤東主義者。雖然常常受到當地官員的欺侮和監管，這些村民還是理性而講求實際的。

中國的農民為中國的工業發展，為城市居民的福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那些城裏人，特別是中國的部分精英分子，不但沒有對這些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民表示絲毫的同情和感激，反而還瞧不起農民，指責農民造成了中國的落後。他們認為中國“農民意識中的封建殘余”造成了中國缺乏民主傳統，因而形成中共政治上的個人傾向和獨裁作風。1949年之後，高家村的發展過程中有幾點我們需要特別指出來。由于引進新品種、推廣新技術和實行精耕細作的生產模式，高家村的糧食產量有了飛速增長，但這並沒有給高家村人的生活帶來明顯改善。這主要由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加在農民頭上要其為中國的工業化服務的需求。政府直到80年代還規定農民人均允許消費的口糧，“多余”的糧食必須按國家定價賣給國家。二是四十年來高家村的人口翻了一番。同世界上所有的農民一樣，高家村人也是靠土地維持生計的。人口多了一倍，而土地總量又不變，如果糧食產量又保持不變的話，那就意味著村民的收入減少了一倍。只有糧食產量增加一倍，才能維持以前的收入水平。

因而，高家村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肯定有賴于許多相互作用的因素。若是其它因素不變，人口就必須得控制住。為使村民能自願控制生育率，就需要建立一套社會保障體制，並提高村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為建立穩固的社會保障體制，並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村裏的經濟發展就必須取得非常大的突破，而發展經濟就必須實行商業化和對外引資。以上這些原因，有的我們已經討論過，有的只是稍稍提到了，還有些如國際的因素等我們並沒有論及。這個地區既沒有大規模的商業化，也得不到外部投資，相反因為政府需要資金解決其它更緊迫的問題，而制定了歧視農村的定價制度，高家村人早已無錢可花。因而，他們不得不依靠有限的土地和日益減少的資源，被迫陷入他們自己根本無法擺脫的貧窮的陷阱裏。

高家村人口迅速增長主要是農村醫療衛生狀況的改善和兒童死亡率下降的結果。1949年共產黨革命帶來的一個最明顯的好處就是在農村引入了基本的醫療衛生技術，如免疫接種和控制如“血吸蟲病”等瘟疫。1949年以來，高家村另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就是村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在毛澤東時代，高家村有很多人開始識字和學文化，村民的教育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我們必須指出，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高家村在醫療衛生和教育方面獲得了很大的改善和巨大進步。但是到80年代後，衛生和教育狀況卻開始惡化起來，主要原因就是7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歧視性農村政策。直到90年代，由于有了外出打工人員的匯款，以及他們本身強烈的文化需求，農村教育狀況才再次有所改善。

1949年以來高家村發生的另一個重大變化就是環境和生態的變化。人口的增長導致糧食需求的急劇增大，也帶來了兩個方面的發展。第一是經濟作物的減少，越來越多的土地被改成稻田。人們為了填飽肚子，不得不放棄種植經濟作物。這種變化通常被解釋為是出于意識形態的需要，因為毛澤東時代的激進農村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打壓經濟作物，以免滋生商業現象和資本主義。但高家村村民減少種植經濟作物以增加糧食產量實際上與當時的農村激進政策並沒有多大關係，並不是受意識形態方面的推動，而是出于要養活這麽多人口的需要。

經濟作物的減少不僅意味著村民現金收入的減少，同時還帶來更深遠的影響，其中之一是導致農村自給自足程度的降低。在70年代初，高家村村民花錢最多的商品就是食鹽、肥皂和火柴，其它的日用品都可以自己生產或加工，但到80年代末期，他們生活中大部分的日用品都得從商店裏購買，而到90年代，由于有了打工掙來的錢，村民除了種點糧食和蔬菜外，其它生活用品都是到商店或附近村莊的專業戶那裏購買。

第二是生態方面的破壞。為了增加糧食產量，人們使用的化學品也越來越多，導致水生物大量消失。種植水稻離不開水，水田的附近必須要連著池塘、小溪或是湖泊等，而這些江河湖泊裏面有許多的魚、蝦、蟹等水生物，是村民獲取蛋白質的便利來源，水裏豐富的水草又是村民養豬和其它家禽的天然飼料。但大量化學品的使用卻幾乎將這些豐富的資源滅絕殆盡。夏天的夜晚，村民很少再聽到那悅耳的蛙鳴，想要吃魚也只有到專門的養魚場才能購買到。

因為要靠土地養活這麽多人，對土地的榨取就越來越重，水土流失的現象也變得越來越嚴重，造成一些河流，如黃河和長江等河床的逐漸升高。因為對鄱陽湖及周邊水域實行圍湖造田，鄱陽湖的水域面積在不斷地縮小，結果就是土壤的存水能力下降，河流湖泊的蓄水量減少，鄱陽湖水流向長江的速度降低。因此，我們看到，近年來鄱陽湖地區的洪災次數越來越多。到90年代，這裏幾乎每年都會發洪水。

中國農村地區有一個持續幾千年的特徵，許多村子的村民都是同一個宗族的，村裏所有男子都同姓，子女也隨父姓，並且同輩的人取名時，第一個字必須要一樣。每個村民都把自己看作是宗族的一分子，宗族就是他們的社會，其它的事情要么是假的，要么就超出了他們的生活范圍。每一個宗族村落都有屬于自己的領地，1949年之後也沒有多大變化。在高家村，1949年共產黨革命既沒有改變自然村的這種經濟狀況，也沒有動搖村民的宗族意識。

高家村這樣的宗族村莊無論從政治還是社會的角度來說，都是一個完整獨立的整體。除了大躍進期間一段非常短暫的時期外，曾在全中國農村到處建立的人民公社，也沒有創造出超越傳統宗族村莊的社區生活方式。在那時，小的宗族村就是一個生產小隊，大點的村子就分成兩、三個生產小隊，更大的村子就組成一個生產大隊。宗族村莊在經濟上的情況怎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村子裏的領導。公社制度並沒有重新分配各個村的土地資源，只有在農村政策最激進的大躍進和文革時期，各村的人力資源安排上才做了些調整，但也主要是用于一些水利灌溉項目。由于管理不善或缺乏各種資源，一些宗族村莊的經濟狀況非常糟糕，但很少能得到條件好的其它宗族村子的幫助和支持。

總之，無論是群體的身份認同還是村民的經濟狀況，共產主義革命並沒有超出宗族村落的框架。因此，自1949年以來，在高家村和其鄰村的歷史中，宗族和譜系特徵與共產黨的政策相互重疊、相互干預和相互交織，這並不令人奇怪。不管是選舉黨的地方官員，還是在水利工程建設中的人力調配，或地方糾紛的處理中，宗族及其譜系關係都會影響到最終的結果。關于這一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宗族及其譜系關係對政治的影響。

雖然宗族勢力可以保護村民的利益，但是宗族並沒有組織性地與政府進行抵抗。比如，在人民公社時期，沒有哪個村子的宗族敢于抵制國家征稅和政府的價格控制制度。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幾十年，主要是因為政府的稅收體制還比較透明和穩定。但從80年代末以來，地方稅收的征收過程開始變得隨心所欲、腐敗滋生，因而導致民眾非常憤懣，開始起來抵抗。但是，這種抵抗行為也只是個別的、孤立的。高家村所在的地區，由宗族組織進行抵抗的現象暫時還沒有出現。

即使是這樣，在宗族勢力比較大的村子，一些村民還是很勇敢地拒絕繳納任何稅賦。但高家村村民卻不敢。至于國家控制的價格體制，村民就找不到什么抵制的方法了，因為他們既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賣，也無處可賣。此外，宗族也無法去反對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雖然公平地說，國家在這方面的政策在近幾年前並沒有在農村地區造成嚴重的後果。甚至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最有效的時期，在政策的執行方面也並不總是一致的，有時抓得很嚴很緊，有時又很松弛。因而，即使一個宗族想要反對，也不知如何去面對一個本身就不穩定的政策。

中國傳統的一些方面在農村仍然在發揮作用，與共產黨的政治經濟一起共同影響著村民的生活。比如在公社時期，勞力多的家庭很顯然是在補貼資助勞力不足的家庭，這種情況常被認為是毛澤東時代的平均主義政策造成的。而事實上，當時公開宣布的政策是，在公社裏，人人都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但實際上多年來勞動和奉獻得多的人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因為赤字欠款的家庭沒有能力付款給貢獻多的家庭。因此，“按勞分配”實際上並沒有完全實施，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欠款的村民確實無法償還債務，更重要的原因還是複雜的宗族關係。因為一個村子裏，幾乎所有的家庭都同屬于一個宗族，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定的宗親關係，考慮到同宗同族，彼此間就不好用過于強硬的手段來解決這些債務了。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文學經常把中國農村居民的貧窮歸咎于人民公社時的“吃大鍋飯”，認為這種經濟體制阻礙了村民的勞動積極性，但高家村的例子卻說明這種說法站不住腳。公社實行嚴格的監督和評價制度，並且高家村自1949年以來糧食產量一直穩定增長。農村居民收入低的真正原因並不是農民缺乏勞動積極性，而是國家價格制度的剝削本性。80年代初期農村居民收入的急劇增長與其說是由于集體制的解散，還不如說是價格制度改革的結果。如果國家定價制度和統購政策在80年代依然保持不變，即使在高家村實施家庭承包責任制，村民的低收入也不會有絲毫改變。

在另一方面，也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在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農村集體醫療制被後毛政府摧毀了。與此同時，農業投入不斷增長但農民收入依然徘徊不前。農村居民開始騷動，變得非常不滿，農村地區的犯罪率也迅速上升。這種糟糕的狀況直到90年代初期才被遏制住，因為中國南方工業的迅速發展為村民提供了許多工作的機會。

高家村外出打工者在許多方面為改善自己家鄉的面貌作出了重大貢獻。首先，那些對現狀不滿的年輕人都離開家鄉外出打工，農村的犯罪現象得到控制。其次，因為靠土地為生的人變得越來越少，對土地的生態破壞就減輕了。再次，打工掙來的錢可以幫助村民還稅、治病和送子女上學。到90年代中期，約30%的高家村人離開村子外出打工。他們不僅要忍受惡劣的工作條件，還常常遭到工廠老板的責罵，經歷很多精神上的折磨。但是，高家村的年輕人還是非常希望能在工業發達地區找到工作，多掙點錢幫助在農村的家人。

除了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帶來的醫療和教育方面的改善外，高家村的發展在90年代以前一直都在原地打轉。通過精耕細作而增加的收入一部分被國家的歧視性價格制度剝奪掉了，一部分又被快速增長的人口抵消掉。80年代末期中國的工業發展給村民提供了外出打工的機會，高家村才有可能歷史上第一次打破這種原地止步的發展。

然而，直到1996年，也就是本書涉及到的最後一個年份，這還只是一種可能性，並且我們還不能說這種原地不前的發展循環圈已經給打破了。首先，我們還不清楚，中國的工業還能不能以這種速度發展下去，從而可以吸收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其次，這些打工者的命運怎樣，現在也不清楚。中國農村出現如此大規模的外出打工現象還是近幾年的事，並且這些打工者大部分都是年輕人。他們結婚後會做什么？他們最終在哪裏落腳？是留在城裏還是回到農村？最終結果如何，政府的政策最為關鍵。而目前還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政府的政策會是怎樣的。

我們可以預測如下的這些情況或趨勢。第一，假如中國工業發展的速度還能繼續吸收年輕的農村村民到城市打工，並且國家採取措施允許這些打工人員在城裏結婚和定居下來，那麽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將會十分快速，離開高家村的人將會越來越多，而回來的就會越來越少。因此，在這一進程中，傳統的宗族文化和習俗將會漸漸消失，高家村也會消失。

第二種假定就是，年輕的村民在外打工幾年後，又回到農村。他們掙到了一些錢，回到村裏建房、結婚，最後就在村裏定居下來。據說這種情況已經在一些地方出現了，一些打工者回到家鄉抓住各種機會在本地經商做生意。或是由于工業發展停滯，城裏已無工作可找，一些打工者被迫回到農村。也就是說，高家村出去打工的人或是因為老了，或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而返回了高家村，同時一些年輕人，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又出去打工。這種情況一代一代地循環下去。目前看來這是最有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高家村還會存在下去，但卻是處在主流生活的邊緣。

第三種可能情況就是，中國的工業化依然會繼續，但發展的速度卻不能夠吸納所有來自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一些打工人員會回到農村，另外一些可能就在工作的城市定居下來，成為城裏人。中國的城市將會逐漸擴大，但並沒有達到產生許多城市貧民窟的擴張速度。那些回到家鄉的人用他們在城裏打工掙來的錢和學來的技術，在本地建立公司和企業，發展地方經濟。像高家村這樣的村莊將不會消失，並且因為人口壓力減少，而能保持一種生態可持續發展。這可能是最好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高家村會存在下去，而且會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一部分。

外出打工者一旦真的回到農村定居，他們是否還能容忍傳統的生活方式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們吸收了很多新思想，見識了新的生活方式。城市的工作經歷已經擴大了他們的視野，他們的期望早已和祖輩的大相徑庭。高家村這樣的農村裏的居民也會提出分享中國現代化成果的要求。無論將來的趨勢會是怎樣，對于農村居民而言，深刻的社會變革已在所難免。如果有健康的國際環境、有利的國家政策，這種變革就會朝好的方面發展；反之，則必定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附錄一

有關農村研究的部分英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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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統計圖表

數據來源：《大隊臺賬》，第66–68頁。

數據來源：《波洋縣年報》，第754–755頁。

數據來源：《大隊臺賬》，第5–6頁。

數據來源：《波陽縣年鑒》，第136頁。

*產出單位是中國的“擔”，即50千克。

這個數據很明顯是不準確的。在大隊臺賬記錄中，這個數據前面有一個叉號，並且沒有提供任何其他參考數據。

注釋：從1961年起有了村民在自己私有土地上的煙草生產記錄，也有1965年至1970年間的甘蔗生產記錄。這些記錄都未被列入上述表格中。

數據來源：《大隊臺賬》，第27–30頁。

注釋：上表所述穀物包括水稻、小麥、紅薯、大豆等，但是不包括如棉花、油菜籽和芝麻類的經濟作物。

數據來源：《大隊臺賬》，第11–14頁。

數據來源：《大隊臺賬》，第9–10頁。

數據來源：《大隊臺賬》，第19–22頁。

注釋：穀物包括水稻、小麥、紅薯以及其他作物，如大豆和苦蕎麥。水稻包括一季和二季作物，上表所列年份是可查詢到的年份，但是上述數據與《大隊臺賬》中的數據存在不一致，其中不一致的年份包括1949至1978年之間的數年。出現數據不一致的原因之一是在1967年之前，青林地區有三個大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三個生產隊合併為了一個大隊——青林大隊。1978年以後，青林大隊又重新被分為了三個大隊。《大隊臺賬》中的數據是1978年將許多不同來源的數據收集整合，並作為整個青林地區的數據記錄放在一起的。而表8中的數據則來源於當地年報中每年的數據記錄，因而表8中的數據是更具準確性的。

數據來源：《大隊農業統計年鑒》，1962、1971、1972、1973、1974、1975、1976、1977、1978、1979、1982、1983、1985。

數據來源：《大隊年度分配表》，1961、1962、1963、1964、1965、1971、1978、1979。

譯者後記

章少泉

1999年我到澳大利亞塔斯瑪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Tasmania)學習，我的博士生導師是高默波先生，他送給了我一本他的新著Gao Village: A Portrait of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或許是因為我曾經作為知青在農村生活勞動過三年，我一口氣把書讀完了，感觸良多：難得有人這樣記錄、研究中國的農村和農民，然而用的語言卻是英文！我對高老師說我希望有一天，但不知是哪一天，我要把它翻譯成中文，讓更多的人，包括許多在意自己如何被描述的農民讀到它。他同意了。

這一天居然已經是2006年。我早已完成了學業，回到國內繼續教英文。期間我看到過省裏的一家主要報紙發文批評《高家村》——當然是那種自言自語的“批評”。那家報紙通常對書籍不感興趣，他們的批評更使我覺得這本書重要。那天高老師來信問我是否還有興趣翻譯《高家村》，說是海外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但時間要求比較緊。我當即一口答應，並在四個月之後如期交稿。怎奈好事多磨，今天我寫“後記”已經是2013年的5月了。

在翻譯過程中我們並沒有使用特別的技巧，而只是遵循了較為傳統的“信、達、雅”的原則。限于篇幅，此處只談談對“信”的理解和運用。求“信”意味著譯者需要超越詞語乃至篇章層面地去理解作者和原著。記住以下事實比勤查詞典更加重要：作者具有中國農村實際生活與國際學術研究的雙重背景，使用中、英文兩種工作語言；原著呈現的是學術視野下的鄉村生活。需要說明的是，作為譯者，我這次翻譯遇到的條件十分幸運：我不僅有著和原作者相近的農村背景、求學經歷和學術興趣，而且作為他的學生，我在他身邊學習、生活了四年。我不僅熟悉他的“文”，即大部分英文和中文的著作和論文，也熟悉他的“人”，即他的行文和演講風格。我甚至能想像如果他選擇用中文來口述書中某一部分內容會是什么神態。此外，“農村生活”對我來說是一個不陌生，甚至很親切的主題，畢竟我當過三年真正意義上的農民。這些有利條件在我以往翻譯文學作品和學術論著時都不曾有過。列舉上述有利條件當然不是為了說明《高家村》的翻譯只是一個難以復制的特例，而是想說明“信”作為翻譯標準和美學追求，永遠在譯者的前方招手。有時眼看要追上了，可它依然在前方。

為了對書中表現的高家村的自然和人文環境有更加真切的瞭解，我本人或獨自，或陪同外國訪問學者，前後三次去過高家村。第一次去記得是2000年，我們按照書中那張作者自繪的地圖，沒費周折便找到了現實中的高家村。那時作者家的老屋還在。看著老屋，我不僅能夠體會作者書中描寫的情形，我還能感受他的心境：冬夜的寒風，掠過鄱陽湖，鑚進那屋子，襲擾那燈下苦讀的少年。類似的片段帶有散文的抒情，這是學術性著作中不多見的。我們面對的“高家村”不只是普通意義上學者筆下的高家村，而且還是一個作者生於斯，長于斯的高家村。

現在的中譯本實際上是一個團隊合作的成果。我當時比較忙，除了擔負一名教師的全部職責外還任江西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擔負了較重的行政工作。於是找了我的幾位“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幫忙。團隊翻譯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保持全書整體的翻譯水準和風格一致。我的辦法一是帶領大家閱讀討論英文本並解釋疑點和難點，以求在理解層面達成共識；二是將我先行翻譯的部分章節分發給大家參考或參照，以求風格和一些特定措辭盡可能一致；三是批改各人譯稿，並請我的同事喻鋒平博士負責校訂。

如前所述，我的幾位碩士研究生參與了本書的部分翻譯，她們是：夏海娟、汪婷、陳露、李婕麗、羅倩、雷婧、陳曉梅、黃維。我的同事喻鋒平博士參與翻譯並負責譯稿的後期校編工作。在此一並表示感謝。

2013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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