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歷程

鍾士元回憶錄

鍾士元　著

獻給香港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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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

鍾士元　著

© 鍾士元，2001

本書版權為作者所有。除獲作者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62-996-001-X（精裝）

962-996-019-2（平裝）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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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Hong Kong's Journey to Reunification－Memoirs of Sze-yuen Chung (in
Chinese)

By Sze-yuen Chung

© Sze-yuen Chung,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62-996-001-X（Casebound）

962-996-019-2（Paperback）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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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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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in Hong Kong

書　　名：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

作　　者：鍾士元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03月13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Co.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掌上遊科技提供技術支持，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掌上遊科技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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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　頁

版權信息

作者簡介

前　言

謝　詞

第一章　早年回憶

第二章　中英談判

第三章　悠長過渡

第四章　香港特區

附　錄

插圖來源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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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鍾士元過去四十年在香港的政治、經濟、教育和社會發展，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他一九六五年獲委任加入立法局，並在七四至七八年度擔任首席議員。七二年，他成為行政局議員，在八零至八八年度獲委為首席議員。這期間他以卓越的領導才能，協助中英兩國成功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令香港的主權最終在九七年七月一日和平、平穩地由英國交回中國手上。

他對香港的繁榮亦同樣作出重要貢獻。他在過去三十年，曾領導過多個重要工商組織，包括工業總會（六六至七零年）、生產力促進局（七四至七六年）、亞洲生產力組織（六九至七零年）、港美及港日經濟合作委員會（八三至八八年）等等。他並帶領香港多個貿易代表團赴海外推銷香港。

他自英國深造返港後，隨即在一九五三年創立了崇佳實業公司，成為世界最大的電筒製造廠商，出口超過一百個國家及地區，僱用達五千人。八九年，他宣告退休，當時他是公司的執行主席。

在高等教育方面，他在過去三十年負責在港籌建了三間大學及專上學府，可能是世界新紀錄，包括七二年成立的理工學院（現已升格為大學）、八四年的城市理工學院（現亦已升格為大學），及九一年的香港科技大學。他過去是這三間大學的管治委員會創校主席，現在仍然繼續擔任科大的副校監。

他是一位傑出的專業工程師，在香港工程界舉足輕重。六零至六一年度，他擔任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七六年，當他是立法局首席議員的時候，他引入法例令工程師學會成為法定組織。九四年，他創立香港工程科學院，並擔任創院會長至九七年。

八八年，鍾爵士接受了一個重大的新挑戰，帶領四十間政府及補助醫院和超過四萬個員工進入一個新里程，進行一體化，引入科學管理，於九零年成立醫院管理局，並擔任董事局主席，一做五年，為醫院管理注入新的機構文化，及為百分之九十二的全港六百五十萬市民提供愈來愈優質的醫療服務。

九十年代，他在後過渡期的政治舞台繼續扮演重要角色。九二至九七年，他當中國政府的香港事務顧問，九三至九五年，他獲中國政府委任加入「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九六至九七年，則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員，協助過渡期及成立特區事務。九七年一月，他獲委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召集人，在過渡期最後階段及特區初期繼續扮演關鍵角色。九九年七月，他再次退休。

五一年，他在英國昔菲路大學取得工程博士學位，現在持有五個名譽博士學位及多個名譽院士銜。六三年他獲委為太平紳士，其後又取得兩個英國爵士銜（七八年獲Knight Bachelor，八九年獲GBE）。八三年，日本政府向他頒發了瑞寶勳章。九七年七月，香港特別行政區首次授勳，政府亦向他頒發了特區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以表揚他對香港的貢獻。

前　言

我不是一個喜歡緬懷過去的人，也無需利用過去的歷史來肯定自己，這些工作大可留給歷史學家去考據。因此，我一向都沒計劃撰寫回憶錄。不過，不少朋友與曾經共事的同僚，卻一直鼓勵我進行這項艱鉅的工作。他們一再重申，我可能是唯一的一個土生的香港人，曾經緊密參與整個香港回歸過程。再者，真相可能會被假話所取代，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並非少見，如果我撰寫回憶錄，便可以有助釐清事實，避免以假亂真。

他們的誠意終於打動了我。事實上，這本回憶錄記錄的事情，全都是關於我過去大半生所服務的香港社會，這些密封於我腦海中的資料，都是從香港、中國及英國三方面所得來的。

回憶是有選擇性和不完整的。記憶猶如過濾機器，經過時日流逝，往往只剩下那些最戲劇性的情節。我參與香港行政管理近半個世紀，由英國統治的殖民地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過程中我協助作出過大大小小的決定，但大部份過程的細節現在已經忘記。不過，我對一九七九至一九九九年，即我退休之前的二十年的經歷，始終記憶猶新。香港在這段時間首先經歷了中英談判，然後是漫長過渡，最後告別英國殖民地統治，回歸成為中國主權下的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期間每一個決定，皆影響深遠。

容我藉著細訴過去二十年發生的事情，重溫中國、英國以及香港如何在試煉及憂患中奮進。中國不再固步自封，厲行經濟改革，洗脫了鴉片戰爭所帶來的恥辱，令舉世震驚。英國卸下昔日的帝國光輝，成為歐盟一份子，米字旗在最後一片重要的殖民地中淡出。香港也在演進，雖然尚未完成，但她正努力成為一個華人大都會。我們此刻大可驕傲地回望過去的傳統，然後充滿信心地迎接未來。

在回歸的過程裏，我和其他人的目標都是一樣的：希望為香港的難題，找出一個公平又可行的解決方案，既可顧及中國的主權和尊嚴，又保持英國的體面和善意，同時也能滿足香港的意願。經歷種種猜疑和苦痛，我們的目標終於幾乎全部達到。現在我們可以心安理得，晚上睡得安寧。

一些和我經歷相若的人，他們的看法未必和我完全一致。這不能說是那一方對、那一方錯，只是大家都難免會有本身的理想化，正如兩個人一起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的浮雲，往往有不同體會。我不認為自己才是權威，但我的記憶是忠實的。我不再多說，就讓回憶為我代言罷。

鍾士元

二零零一年五月

謝　詞

作者謹向潘國濂博士，及特別是李鵬飛博士，致以衷心感謝。兩位在我撰寫及製作此回憶錄時全力支持，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精湛的意見，以及一切所需協助。李博士在一九七八至九八年間，擔任香港立法局及特區立法會議員，連續達二十年之久，並在一九八八至九二年間，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他在一九八五至九二年兼任行政局議員，近距離地參與了整個回歸歷程。

黃仁龍大律師在繁忙中審閱了此回憶錄的中英文手稿，並提供了寶貴的專業意見，同時亦蒙黃陳筱茵女士核對中英版本，謹此致謝。

李慧玲小姐和馮斌嶽先生分別執筆協助撰寫此回憶錄的中英文版本，亦謹此致謝。

本回憶錄部份圖片，取自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香港政府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出版的刊物，荷蒙有關當局同意，在此一併致以謝意。

第一章　早年回憶

首廿四載

早期教育

已經是大半個世紀以前的事。回望我年青的時候，香港的生活遠較目前艱苦，但感謝幸運之神總是眷顧着我，例如二十出頭就已經有機會與同學在高街開設一間小工廠體驗人生。或者戰亂是我人生最大的坎坷，我的學業、事業都為此一度被打亂，在亂世中甚至為了兩箱書幾乎性命不保⋯⋯當時命懸一線，此刻卻已經成為茶餘飯後老朋友談天說地的題材。不過，那些流逝的歲月宛如昨天發生，我仍然印象深刻，尤其我近五十年公職生涯的最後二十年，驚濤駭浪，峰迴路轉，令我無法忘懷。這些記憶似乎已經不再單單屬於我本人，那實在是香港的歷史。

我的故事由一個祖籍廣東佛山的鄉下小子，來港謀求發展開始。那是我父親，他其後在港成為五金商人，從事入口生意。我母親是他第三位妻子，兩人在香港認識然後註冊結婚。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他倆的第一個兒子在香港出生，我漫長的人生旅途亦告展開。

我共有七名兄弟和三個姐妹，其中連我在內的四子一女是我母親所生。八名兒子中，我排行第五。

我已記不起我年幼時究竟有沒有唸過所謂的幼稚園、幼兒園。但與一般人一樣，我在一所中文學校唸了六年小學，然後在英文中學唸了八年中學。當時很多老師均來自外地，大多數來自英國。

年輕時，我經常參與課外活動。我參加了聖約翰救傷隊，亦是具英國認可資格的救生員，此外又喜歡踢足球、打籃球、乒乓球及網球，而排球則是我的至愛。我曾經代表聖保羅書院贏得校際比賽冠軍。當時排球仍是九人對九人，而非現時的六人對賽。球員不需要轉換位置，像我這般較矮小的球員因此亦可以參與，並多數站於後排當防守。

一九三六年，我預科畢業後前往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並打算在畢業後前赴美國繼續升學。當時我剛剛看過一本小說，內容描述一名工程師投身中國基建，希望藉此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年青的心深受啟發，立志也要成為一名工程師，遂報讀大學工程科。

我在上海完成第一年大學課程後，回港渡暑假。這時候，日本侵佔上海。我一時之間已難以重返上海繼續學業，於是留在香港轉到香港大學重讀一年級。

戰前香港大學的醫學院屬六年制，而文、理、工科則屬四年制。當時約有四百名學生，其中唸工程科的約有八十人。

唸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我與另外兩位同學決定以獨特的方法體驗一下現實世界。我們集資數千元，在大學附近的高街開設一間小型機械工場，而日常運作則由我全權負責。

四一年五月，我在香港大學工科畢業，是當年工程系唯一一名一級榮譽畢業生，並且贏取了所有學業獎項。當時我二十三歲。

一個月後，我獲黃埔船廠一名外籍總經理聘請，擔任助理工程師，月薪兩百港元。當時，英國人主導了整個香港工程界，擁有數千名僱員的黃埔船廠包括我亦只有兩名華人工程師，一個在設計室工作，而我則在機器廠任職。不過，這份工作並不長久，因戰爭的陰霾幾乎馬上就壓下來⋯⋯。

冒險經驗

一九四一年可能是我最無知的歲月。當時，甚少人知道，香港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危機四伏。十年前日本侵佔東三省，四年前又再揮軍南下，打算全面侵佔中國。我像其他人一樣，以為香港受到戰績輝煌的英國海軍保護，日本不會攻打香港。直至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形容該日為「國恥日」，大家才如夢初醒。

其實，日本並不單單策劃偷襲太平洋的島嶼，亦同時侵佔我們正置身其中的香港。星期一早上，日本的「零式」轟炸機突襲香港。雖然香港的華裔、印度裔、英籍、澳洲籍及加拿大籍的守軍非常英勇，但香港的防務向來都是例行公事式的，漏洞百出，根本無法抵禦日軍的連環轟炸。

我記得當時我經常聽到炮聲隆隆，機槍連環掃射，爆炸聲由遠而近。我在這個時候參加了政府的輔助運輸服務（Auxilliary Transport Services），被分派到灣仔工業學校主理校內的汽車維修廠工作。不過我心中有數，知道最終都無法抵擋日軍的侵襲。結果，經過十七日抵抗，日軍終於在四一年的聖誕日攻陷香港，英軍投降。

日軍入城後，四出強迫市民為他們工作，更打算要黃埔船廠為他們修理戰艦。我為避免要為日軍服務，在四二年初逃往澳門，住在我的女朋友張蓉馨家中。

統治澳門的葡萄牙，當時與西班牙都沒有參加盟軍，令她們本土及海外屬地都得以保持中立，免受炮火侵襲。當時很多香港人逃難到澳門，而日軍也正在疏散香港，以減少耗用糧食，只可以出境而不可以入境，因此要到澳門毫無困難。

我的女朋友張蓉馨，澳門人，在嶺南大學唸書。當時嶺南大學撤離了廣州，並在香港借香港大學校址授課，我因而認識了她。我在澳門就住在她家。她其後成為了我的太太，與我渡過了三十多年甘苦與共的歲月，直至她七七年因心臟病逝世。她為我帶來了三個子女，長女麗蓮在中國江西出生、次女多娜在英國昔菲路（Sheffield）出生，而最小的兒子基博則生於香港。

港大一位工科講師曾華勝先生，這時候已經到了江西省為當地政府工作，擔任省府（臨時省會）泰和縣機械廠的總工程師及副廠長。我在澳門寫信聯絡他，他知道香港淪陷，而我又身在澳門，就邀請我前往其工廠任設計部主任。我接受了聘任，與女友在澳門訂婚，然後準備雙雙偷渡赴江西。

當我準備成行之際，我突然想起，我此行受聘做一個設計部主任，但我身邊一本有關的書籍都沒有，因書本統統都留了在香港。中國當時為日軍所侵，工程書籍不易取得。參考書籍對工程設計極為重要，我堅持要回港取回我的工程書籍，才啟程往中國。但在日軍只准離港、不准進港的政策下，我只有偷渡回港一途。

當時日軍恐防有特工滲入香港，嚴格限制入境，因此偷渡返回香港實在非常危險。倘被日軍發現，幸運者馬上會被日軍以軍刀殺頭，不幸的話，則可能會遭虐待數日，方被處斬。我年少氣盛，不知天高地厚，堅持要闖一闖。

我在澳門獲介紹僱用一艘小帆船偷渡回港。船夫原本答應載我回港，但當在碼頭見到我皮膚白淨，橫看豎看怎也不像一個漁夫，恐怕中途被日軍搜查發現偷渡，於是提議我先曬兩星期太陽光，然後才肯接下這宗生意。

偷渡那天晨早，我在澳門登上一艘長十餘尺的機動帆船，直駛往香港。該日天氣頗佳，但因船小，搖擺頗劇，我差不多整天伏在船邊，離水面七、八吋，嘔吐大作，苦不堪言。可幸旅程中並未遇到日軍船隻，順利抵達香港，同日晚上七時許在香港仔平安上岸，然後乘巴士回家。我家住在薄扶林道，鄰近香港大學。我當時還暗自慶幸自己終於安全無恙，誰知卻是大錯特錯，放心得太早。

在香港逗留數天，裝好兩大箱工程書籍，由我家工廠一個管工扛起，送我往港澳碼頭乘搭一艘名為「白銀丸」的船前往澳門。

我們經薄扶林道，轉入皇后大道西交界的七號警署，正好日軍在該處設置站崗。當我們二人經過時，被當值日軍喝令停下，並指令我們進入哨站蹲下。我們二人心中都難免驚恐，我想，假如日軍打開兩大箱子，發覺全部都是工程書籍，這一下可麻煩了，性命甚亦可能不保。

可幸停留了約十多分鐘，不知如何，日軍便揮手喝令我們離開，我們得以逃過殺身之禍。過了這一關，前面就無驚無險，順利到了澳門，然後再赴江西。

港外時年

大陸工作

不是太多人知道，我曾經協助從日軍手上接收過一間水電廠。這都是拜戰時返回內地工作取得的歷煉，不過，這段經歷也差一點改變我一生。

初抵江西，我在泰和縣機械廠擔任設計部主任。略為安頓後，我就寫信給幾位仍然留在香港的港大同學和黃埔船廠的技術工友，邀請他們北上加入，一起在機械廠工作。

一九四二年中，我在江西泰和與女友張蓉馨結婚。婚後，我轉職到一間官民合辦的鋼鐵廠當廠長，並在中正大學兼任副教授。稍後，又替中茶公司負責設計一茶磚廠，製造茶磚出口蘇聯。四四年日軍攻陷泰和，我遂轉往江西興國，其後再往南昌，在當地附近一小鎮新開設的機械廠工作。

圖1.1　作者和太太在領事餐舞會（1974年）。

四五年八月太平洋戰爭勝利後，江西省政府派我到南昌市協助從日軍手上接收水電廠，我做了一年南昌水電廠廠長。當時江西省省長為熊式輝，建設廳長為胡嘉詔。廳長的兒子胡會忞是我在中正大學的學生，他品學均佳，我們師生之誼甚篤。

四六年底，熊式輝獲任命為東三省行轅主任，胡廳長跟隨省長前往東三省，當時東三省為工業重鎮。胡會忞前來找我，透露其父欲邀請我同赴東三省任高職。我當時難以抉擇，但最終在兩大原因下決定推辭不去。

首先，我太太畏寒，加上北上後已遠離親友，她非常不願意愈走愈北，愈來愈遠離港澳。

其次，我當時只有一個學士學位。在中國數年，我深知如無高等學位，實不利競爭，加上當時四處皆分黨分派，倘未曾放洋留學，即所謂「鍍金」，發展機會不會太好。我當時年紀尚輕，一向有心到外國深造，故決定先返香港，再到外國唸幾年書，然後才重返中國工作。

因此，四六年底，我毅然辭職返港。

有時，重溫往事，想到當年假如選擇前往東北，我的整個人生歷程將會改寫。其後國共內戰，國民黨輸了，我恐怕是易去難返。

赴英深造

一位曾經應邀到江西與我共事的港大同學黎景宋（他其後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直至前十幾年才離職），原來比我更早一步重返香港。他的家族在港開設香港光宇製造廠，製造風燈（即防風、防雨的戶外火水燈），遠銷非洲，生意蓬勃。他們有意加強發展，遂聘剛自內地回來的我為總工程師，月薪港幣一千元。當時工廠女工的日薪約為港幣三元。

我在風燈廠工作了兩年，期間申請海外升學的獎學金。一九四八年夏末秋初，我取得英國文化協會的研究學人獎學金，啟程前往英國深造。

不過，在離港赴英前，我卻先到上海繞了一個圈。事情是這樣的：我一向對運動非常有興趣，尤其喜愛排球，多次代表聖保羅男校參加校際公開賽並獲獎。四八年上海在國民黨當政下舉行中國全國運動會——這是國民黨在內地當政所舉行的最後一屆全運會——聖保羅校友隊代表香港乘飛機赴上海比賽，我是副隊長，現任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葉若林是球隊經理。最後，我隊在全運會奪得冠軍。

當我結束比賽返回香港，稍為逗留了一兩個星期，便隻身登上赴英國的輪船，展開新的歷程。我在海上渡過了廿八日，經過南中國海、印度洋、蘇彝士運河、地中海，最後到達大西洋彼岸的大英帝國。

在「廣州」號郵輪上，我心情雀躍，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船沿着馬六甲海峽駛過新加坡，穿越錫蘭（即今日斯理蘭卡）和印度之間，然後繼續開向西半球，經蘇彝士運河及地中海，最後繞經直布羅陀進入大西洋。我初次感受到大英帝國的雄厚實力和遼闊版圖，在航運貿易路線上，英國操控着主要的港口。「廣州」號緩緩航行，我跟其他乘客一樣登上了每一個停泊的港口，瀏覽其在英國統治下的風情。這次旅程令我非常得益，最後，船在英國倫敦附近的蒂爾貝里（ Tilbury）靠岸。

抵達英國後，我在曼徹斯特逗留了一個星期，上了英國文化協會的簡介課程。隨後我即繼續上路，入讀昔菲路大學（Sheffield Univesity）工程研究院，跟隨H.
W. Swift教授學習，他是金屬學的權威。六個月後，我安頓下來，便安排妻子赴英倫團聚。五零年，我們第二個女兒在英國出生，比她的姊姊小五歲。

我在英國深造，兩年後獲工學博士學位，並繼續在昔菲路大學任職研究學者。在一年內我發表了六、七篇論文，其中數篇在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發表，而一篇內容有關五金柔做的，更在五二年取得該學會當年最佳論文獎Whitworth Prize。當時英國一間大公司GKN招攬我加入擔任高級研究員，年薪達一千英磅（約港幣一萬六千元）。但我思前想後，覺得獲發獎學金赴英深造，多少有道德責任應回港做事，同時我的太太亦希望回港定居，所以沒有接受這份工作。五一年底，我與太太及初生女兒收拾行裝，返回離開了三年的香港。

圖1.2　作者和家人及親屬在英國昔菲路大學（1985年）。

戰後香港

工業革命

一九五一年底，我自英國留學返港，當時香港政治基本穩定，但經濟卻面臨不景。

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一隅，原則上可以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即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由滿清政府分別在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後簽訂《南京條約》，及在一八六零年簽訂《北京條約》，先後割讓給英國。然後，滿清政府在一八九八年再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界限街以北及新界租借給英國，為期九十九年。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其後戰爭結束，中國旋即又捲入國共內戰，未暇考慮香港問題。有一種講法是，假如中國當時要求英國歸還香港，英國將會同意交還。

事實上，近期公開的英國秘密檔案顯示，當時英國政府認為，倘若共產黨揮軍南下，攻下廣州再來香港，英國政府將不會與中國開戰。

國共之爭結束，中國共產黨在四九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政府對香港還來不及有任何決定之前，中國又介入韓戰，與美國打了一場大仗。香港政治問題無人提起，反而這場韓戰卻嚴重影響了當時的香港經濟。

香港自開埠以來，百多年一直以轉口貿易維生。雖然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被日軍所佔領的三年零八個月，香港儼如死城，毫無經濟活動，但當英軍於四五年八月收復香港，轉口貿易即恢復活躍，出入口每年平均增加四成，由四六年的十七億港元上升至五一年的九十三億港元，這時候香港的製造工業仍然是微不足道。

但中國在韓戰與美國為敵，引致聯合國實行對中國禁運。一度朝氣勃勃的香港的轉口貿易受到牽連，生意一落千丈，三年內不升反跌，大跌三份一。

同一時間，香港又要接收大量自北方湧來的難民。在這數年間，香港人口增加了百份之三十，由二百萬人上升至二百六十萬人。當時香港的經濟甚為衰落。

可幸當時的難民並非全是窮人，有些從上海來的難民本身非常有錢，又有生意頭腦，南下亦帶來大量資金。上海戰前是中國的輕工業中心，無論製造業、紡織業，以至多種消費品的生產，均相當有名。當太平洋戰爭結束，中國政府在四五年收回上海，該地的工業家隨即在西方先進國家訂購新式紡織機器，以便在上海重新發展紡織業。不過，當共產黨戰勝國民黨，四九年十月成立新政府後，對上海的處理卻與最初講法不一樣，充公了房產機器。那些上海大亨於是將訂購的新式紡織機器轉運來香港寄存，以防萬一。

這些富裕的上海實業家亦以難民身份逃來香港居住。過了幾年，眼見返回上海無期，遂乾脆利用存港的新式紡織機器，在港開設工廠，重新發展事業。

他們初期集結在荃灣開廠，經營紡織及成衣製造，香港的紡織製衣業從此開始。當時所有機器都是新式的，數年間香港紡織製衣業成績突飛猛進，暢銷歐美。

據聞英國政府當時又收到來自中國政府的暗示：香港問題是歷史問題，留待適當時機才會處理，而目前希望維持現狀。英國亦向外放出這個消息，因此香港人心大定，加強投資工業。

香港繼而發展其他出口輕工業，例如塑膠花、假髮、玩具、搪瓷、膠鞋、電手筒、鋁器等。可以說，香港在五、六十年代中期，經歷了一次工業革命，並由此成為一個世界知名的輕工業中心。在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的出口製造工業成為香港最大的經濟支柱，佔全港本地生產總值百份之三十，而僱用工人人數佔全港就業人數百份之五十。七五年，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港幣一萬元，八零年增至三萬元，五年後更高至五萬元。

基於香港工業成功，賺取了很多外匯，而當時的工業都是勞工密集的，每賺一百元就有六十元會落入香港人的口袋。市民有錢了，會消費，亦想安居樂業，遂帶動了地產發展。所以我認為，香港的地產業可說是靠製造業起家的。

個人事業

有人形容我靠電筒起家，事實也差不多。

我一九五一年底回到香港後，重返光宇製造廠擔任副總經理及總工程師。但今非昔比，當時非洲經濟不好，光宇的生意亦不前。一九五三年我自行成立顧問工程公司，協助工業投資者創立工廠，先後創辦過四、五間工廠，有玻璃廠、冷藏庫、綿紗打包廠等，最後並協助富有的上海難民宋文魁先生創立宋氏公司，製造電筒，我本人在宋氏公司亦有少量股份。宋氏的工廠設在土瓜灣，用的都是半自動機器，並採用我在英國註冊專利的製造方式。

宋氏製造的電筒當時被評為又好又便宜。我們客戶之一的美國永備公司（Eveready），五六年提出希望入股。宋先生認為，美國公司入股即意味會侵吞公司，所以，要麼不賣，要麼就把股份全部賣光。結果宋先生把股份全部賣給美國永備公司，但對方當時在合約內要求一定要我主持公司。於是我結束了自己的顧問工程師業務，全職發展該公司，擔任總經理。一九五六年也是值得我和妻子紀念的一年，因為我們的兒子在那年出生。

圖1.3　作者之兒子、媳婦及兩男孫（1995年）。

這間宋氏公司採用先進技術和科學管理，當時在港相當聞名。六十年代公司更大肆擴充，在九龍新蒲崗一幅三萬平方呎的地皮上，興建工廠，樓高十層，同時並改名為崇佳實業有限公司，由美國回來的工程師陳道宣任總經理。崇佳後來繼續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電筒廠，最高峰時僱用員工約五千人，產品外銷約一百個國家和地區。

當時工廠業務及聲譽良好，香港政府開始注意我，並在這個時候邀請我參與公職。

圖1.4　崇佳寶業公司工業大樓（1966年）。

開展公職生涯

我本身從未沾手過紡織生意，不過，我的公職生涯倒是間接拜紡織業所賜。

五、六十年代香港紡織業抬頭，直接影響英、美工人的飯碗，因此英國帶頭限制香港紡織及成衣入口。香港政府是殖民地政府，港督隸屬外交部殖民地辦公室，與英國根本沒有任何討價還價能力。當時，香港亦沒有代表整體香港工業的組織。

一九五七年，港督葛量洪向一眾香港廠商發表演說，建議成立一個新的製造業商會，會員不分種族、不分行業、不論規模、不論國籍，獨立於政府之外，由工業家領導，希望可以統一口徑與英、美談判。

香港政府於五八年委任一個以行政局華人首席非官守議員周錫年爵士為首的工作委員會，籌備成立「香港工業總會」。我被任命為委員之一，從此開始我四十多年的公職生涯，直到九九年才正式退休。

經過兩年籌備，香港工業總會於六零年經立法程序後成立，政府委任周錫年為主席，祈德尊上校為副主席，原劉素珊為總幹事，我亦被委任為委員。六六年，我繼周錫年接任第二屆主席，當時我已晉身香港的立法局，成為臨時非官守議員，同時並兼任多個政府公職，例如香港政府工商業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電話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航空委員會委員、香港政府輻射委員會委員、生產力工作小組成員、非官守太平紳士等，公職日漸繁重。

永遠的臨時議員

在香港的政治歷史上，我一度被人稱為「永遠的臨時議員」。甚麼是臨時議員？

香港總督是由英國委派的。香港政府的高官亦多數是英國海外殖民地官員，因為海外的殖民地進行非殖民化而轉來到這南方小島，例如前布政司鍾逸傑就來自馬來西亞，另一位既做過布政司、又做過財政司的夏鼎基，則來自非洲。

一九八五年之前，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行政局及立法局所有成員都是由港督委任的，同時該兩個議會都是諮詢機構，負責向港督提供意見。行政局的決議，港督可以不接受，而立法局通過的法例港督亦可以不簽署生效。

當時港督對本地人不大熟識，因此在委任新的兩局議員之前，先以臨時議員制度試用。當某個立法局議員離港三、四天，港督便會委任一位立法局臨時議員，代替開會；當某個行政局議員離港，港督亦會委任一位立法局議員為行政局臨時議員，參與會議。一旦議會有空缺，就會在臨時議員中按平日試用的表現，挑選為正式議員。

我在六五年四、五月間收到來自政府的一封信，邀請我擔任立法會臨時議員，某月某日代替離港的某某議員到立法局開會。不過，我擔任臨時議員後，至六八年八月議會才有空缺，我做了三年多臨時議員才獲委為正式議員，是歷史上做得最長時間的一名臨時議員，因此當時的財政司郭伯偉稱我為「永遠的臨時議員」。

臨時議員是委任時代的產品，隨着社會前進，就在香港歷史消失。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麥理浩接替戴麟趾出任港督，他上任後數年，取消了立法局臨時議員制度。八零年代中期，當時的港督尤德亦取消了行政局的臨時議員制度。一個時代宣告終結，另一個時代亦隨即展開。

第二章　中英談判

發　軔

初期考慮

飄揚在香港天空上的米字旗，今日已為五星旗所取代。「回歸」不再單單是一個刊載在《中英聯合聲明》內的詞語，而是香港人活生生的生活。但當年究竟是中方還是英方先把這兩個字提上談判日程，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同說法。就我個人所知，箇中情況微妙，香港高層政界一直流傳前港督麥理浩是始作俑者，他自己卻親口向我否認，但仔細聽他解釋，又感覺傳聞並非毫無根據。說來話長。

其實，香港的本地華人比香港政府更早研究九七前途問題，我自己當年也是其中一份子。

在一九五零至六零年間，周錫年爵士是香港華人社會的領袖，亦是香港政府行政局的首席華人議員。當時一般人都叫行政局及立法局議員做華人代表。政府高級官員都是外來的英國人，華人根本沒有機會做司級官員。政府要知道民情不外透過兩個途徑，一是兩局華人議員，一是在港工作經年的外籍大班。被稱為華人代表的兩局議員，對施政有很大影響。周錫年作為行政局首席議員，亦即是首席華人代表，地位崇高。

一九五八年，政府委任周鍚年擔任香港工業總會工作委員會主席，負責籌組工業總會。當工業總會在六零年成立，周氏被委為第一屆主席，他同一時間亦負責籌組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六六年香港貿易發展局成立時，港督委任周氏做貿發局的首任主席。貿發局規章規定主席不能兼任商會主席，周氏因而退下工總主席一職，由我接任。

圖2.1　周錫年爵士率領香港貿易團訪問歐洲經濟共同體，攝於意大利（1963年）。

六七年大陸紅衛兵運動如火如荼，蔓延至澳門然後香港，釀成香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暴亂。左派人士經常前往上亞厘畢道請願，示威的人群把港督府重重包圍。當時港督戴麟趾在緊張關頭一度被困港督府。上亞厘畢道示威的人潮在三星期後才告退去，但取而代之卻是一場奪去一些無辜性命的炸彈風暴。經過這些事故之後，香港移民潮開始，因為有人擔心中國的下一着，不信任中國，希望及早撤離。有心人亦開始思考香港前途。

周錫年透過工業總會總幹事原劉素珊，召集工商業知名人士如安子介、胡文翰、莊重文等，組成了一個小組。我亦是其中一份子。小組成員每約兩個月碰頭一次，由周錫年主持，舉行座談會討論香港政治前途。會議地點在華人銀行頂樓，當時周錫年為該銀行的董事長。

我們六、七人反覆研究香港的政治前途。經過了約一年多的時間，大家的結論是，距離香港的關鍵年期即一九九七年，尚有三十年之久，對中國而言，台灣的政治前途應該更形迫切，因為台灣並無類似香港的三十年年限，而三十年畢竟是很長的日子。我們認為，中國不會等三十年才解決台灣問題，香港可靜觀其如何解決台灣回歸問題，再作參詳。小組遂鬆懈下來，並在六九年間停止運作。這個估計，後來證實錯誤。

此後幾年，香港前途問題已不見有人提起，直至七十年代中期。當時我已經是立法局首席議員，亦被委任加入了行政局。我在六八年獲港督戴麟趾委任加入立法局，七二年再獲港督麥理浩委任為行政局議員，並在七四年開始擔任立法局首席議員。

當時中國政治亦經歷重大轉變。七六年，被視為溫和派的中國總理周恩來因癌症病逝，數月後國家主席毛澤東亦告去世，跟着四人幫下台，鄧小平復出主政，推行經濟改革，對外開放。

同一時間，香港地產業蓬勃。銀行房屋按揭大多以十五年為期，間中有十年的，也有二十年的。深謀遠慮的銀行界人士計算，一九九七年倒數十五年，即是八二年；假如香港政治前途在八二年仍未明朗，則銀行將會處境尷尬，隨時舉步為艱。香港前途問題在這個背景下開始又有人談論。

銀行界開始對香港政府表達關注，並提出倘不能在八二年之前解決香港前途問題，將會影響房地產買賣及經濟發展，而發電廠等需要大量投資的公共事業也必須前途明朗，才可投資。香港怎麼辦？

這個信息亦開始在行政、立法兩局流傳，因為議員不乏銀行、商界中人。兩局議員大約在七六年開始在會議上討論九七問題，並向當時的港督麥理浩表示關注。我當時是立法局首席議員，簡悅強爵士是行政局首席議員，兩人關係密切。

政治與經濟往往都會連在一起，如影隨形。麥理浩在七七年委任一個以財政司夏鼎基為主席的高層諮詢委員會，研究如何分散發展香港經濟。當時中國開始對外開放，在人工及地價均便宜的吸引下，香港工業開始北移，搬上內地發展。委員會成員包括匯豐銀行主席沈弼、怡和洋行大班紐璧堅、《遠東經濟評論》主編戴維斯、工商界知名人士安子介、利國偉、李福和、胡文翰、倪少傑等十四人。我作為當時的立法局首席議員，亦是委員會一份子。部份委員主動向夏鼎基提出了九七問題，其中戴維斯表現最為積極。

七九年三月，麥理浩被邀請訪問北京。這是第一位香港總督獲邀訪京，偕行的有簡悅強與香港政府政治顧問衛奕信（當時衛奕信的官方中文譯名是魏德巍，他其後在八七至九二年出任港督）。他們三位訪京前並無諮詢行政局，事後亦沒有交代，只覆述鄧小平的一句話：「投資者可以放心」。自從他們北上訪問後，兩局隨後多年一直追問簡悅強內情，但簡一點風聲都不肯透露。

後來政圈、商界流傳一種說法稱，麥理浩希望在訪京時向中國政府提出，香港政府將繼續以十五年為期，出售新九龍及新界官地，而不以一九九七年年期所限。但英國政府不同意，所以沒有通知北京港督會提出此事討論。傳聞簡悅強亦不贊成麥理浩的提議，因為簡認定中國不會接受，倘提出而被中國反對，只會更加嚇怕香港人。最後，麥理浩決定，假如與中國領導人會面氣氛良好，才會提出這個建議。

結果，麥理浩認為當天會議氣氛甚為融洽，所以隨即向鄧小平提出香港政府以十五年為期售賣官地的芻議。麥理浩表明，港府賣地時不會對中國政府的取態有任何保證，只要中國不公開反對便成。他並力陳此舉有利經濟發展。但傳聞由於翻譯不清楚，鄧小平又沒有心理準備，即一口拒絕，表明即使焦土政策也要在九七年收回香港。但鄧小平亦同時希望麥理浩返港後，可以向香港投資者傳遞中國政府的信息，請香港投資者放心。

這個傳聞傳了多年，一直無法確認真偽。八三年五月，我在倫敦參加皇家工程師學會的晚宴，並獲頒機械工程師會榮譽會員資格。已從港督職務退下來的麥理浩，五月四日和我單獨午膳，我倆談及他七九年三月訪京時和鄧小平會談的過程。我特別問他，究竟誰先行提出香港前途問題？麥理浩說，是鄧小平先行提出，但他亦補充，他赴京前曾對中國當局表明，他將會在會晤時提出關於香港政府出售新界及新九龍土地的建議。不過，在會談時，未待麥理浩提出出售土地建議，鄧小平已搶先表態中國一定要在九七年收回香港。麥理浩在會晤結束前問鄧小平：「我回港後可以怎麼說？」鄧叫他可以叫投資者放心。

但一句說話當然未能令香港人放心。麥理浩會見鄧小平後，香港的樓市和股市確實出現了小陽春，可惜曇花一現。歸根究底，香港人面對前途問題，一顆心仍七上八落懸在半空之中。

在夏鼎基領導的高層諮詢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香港九七年的政治前途，成為主要議題。各委員認為，問題高度敏感，不應公開在其報告中討論，因此決定以秘密附件形式，呈港督審閱。

在這個問題上，委員一致意見認為，港督所傳遞中國政府的信息，即「香港投資者放心」，不足以穩定香港經濟，並提出當時即八零年初是中英兩國開始談判香港九七問題的適當時機，因為問題並非短時間可以解決的，否則將會大大影響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

這份四頁的秘密函件，由各委員簽署後，在八零年一月十八日送予港督麥理浩。除了我本人外，聯署者尚包括李福和、沈弼、安子介、利國偉、倪少傑、胡文翰、戴維斯、紐璧堅、陳壽霖、總商會主席L.高登、理工學院院長李格致，以及政府經濟司和工商司。

但結果並未如委員所望。麥理浩在同年一月三十日覆信給委員會主席夏鼎基，只寥寥數字，不足三句：「多謝一月十八日來信，內容得悉。」

行政局首席

陪同港督麥理浩訪華歸來，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未幾即部署引退。在當時華人圈子中，我應該是最早知道這件事的其中一人。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自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一職退下來，由張奧偉接任。我其後便只擔任行政局議員。八零年第一季，麥理浩在港督府跟我說，簡悅強的行政局首席議員任期應在該年八月屆滿到期，但他堅決提早請辭，要在三月退任。麥理浩問我是否願意接受委任，擔任行政局首席議員。

按麥理浩的設想，簡悅強三月退任後，先由行政局論資排輩緊隨簡悅強排第二的S.高登爵士，在四月至七月暫代首席之職，然後待八月高登退休才由我正式接任。

我當時的感覺甚為複雜。香港當時正與英國爭論國籍法問題，而香港人對九七前途問題亦日漸關注。我覺得簡悅強一定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重要事情，因此令他要緊急地提前退休，連五、六個月的時間也不能等。我認為簡的決定與去年三月他陪同麥理浩訪京之行大有關係。

所以，我知道我若接受邀請擔任行政局首席議員一職，就等於同時接了兩個燙手山芋：一個是香港人的英國國籍問題，另一個則是香港九七前途問題。

當時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所有主要官員全都是英國海外公務員，而民政司亦是在八零年代後期才開始由本地人出任。香港並非這些英籍高官的家，除了少數例外，高官們退休後有些返回英國，有些則選擇到澳洲享受退休後的日子。他們對香港並無歸屬感，香港人亦難以相信他們會盡力為香港解決上述兩個問題。我本人的想法亦與大部份香港人相同。

圖2.2　作者與簡悅強爵士（1978年）。

以外國的政府為例，一個高官即使已經退休，但日後當發現他為官時政策有失誤，他亦要負責。但殖民地政府就不必，港督任滿返回英國，若事後發現他有任何錯失，都已經不能再找到他回來。所以，殖民地官員傾向只搞好眼前的短期工作，不會作長期計劃。

當時，我已經在立法局從事了十二年公職，在行政局亦有八年。在行政局的華人非官守議員中，論資排輩，這個首席按道理便是落在我頭上。假如在這個重要關頭臨陣退縮，我問心有愧。同時，我亦對自己有信心，覺得可以協助解決眼前遇到的難題。思前想後，在上述兩大考慮下，我接受了麥理浩的邀請，在一九八零年八月開始擔任行政局首席議員。我的公職生涯，自此與香港前途問題連成一線。

兩局討論九七問題

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過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事實上，議員在事件中一直採取主動，早於香港政府以至英國政府向議員表示任何信息之前，已經開始研究這個與香港人前途攸關的課題。

我在一九八零年末正式出任行政局首席議員後，有不少人向我表達九七問題對香港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希望我向英國政府反映。我記憶中當時表現較為迫切的，有香港觀察社、革新會等。我將這些意見統統帶到行政、立法兩局討論，成為兩局的議題。

兩局當時有一個辦事處，設在中環太古大廈。九十年代初實行行政、立法兩局分家，這個辦事處才告解散。當時，兩局的首席議員地位重要，亦非常有影響力。首席議員足以左右一個現任議員將來是否可以繼續被委任擔任議員，因為當時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權力均來自一個人：港督。由於港督並非本地人，不熟悉香港人與香港事，往往要靠首席議員來傳達要做的事，故首席議員的權力極大，而議員亦會聽命於首席議員，情況與現在不同。

我們當時討論九七問題，明令要保守秘密，不准議員泄漏消息，完全可以辦得到。現在可辦不到了！

兩局議員在討論九七問題的過程中，注意到兩大信息：

第一，中國政府已經開始了經濟改革及對外開放政策，在深圳亦成立了經濟特區，仿效香港模式。這些可能是中國走向資本主義及市場經濟的第一步，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第二，當時中國每年遣送大批中青年及技術人員到歐、美、澳深造，連年不斷。當這批人學成回國，不單帶回先進的科技知識，亦會帶回歐美的民主經驗，對中國將來政治取向將有重大影響，因為他們明顯會在各個不同範疇成為接班人。我們認為鄧小平不會不知道這個結果，反而他明知有這個結果而選擇繼續這樣做，在在顯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應是長遠政策，會堅持下去，不會走回頭路。

圖2.3　兩局非官守議員和訪港之外相卡靈頓勳爵（1981年）。

八一年初，亦即我接任行政局首席議員後幾個月，英國外相卡靈頓勳爵訪問北京。他回程返國前路經香港，會晤兩局議員，透露北京主動與他討論香港九七前途問題，故此他想諮詢兩局意見。兩局遂知道中國亦着手考慮如何處理九七問題。

同年九月三十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在官方新華社發表對台灣九大原則。兩局研究後，發覺其中兩段與解決香港問題有重大關係：

（一）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

（二）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與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承繼權利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這兩段與香港大有關係。我們認為，中國對如何處理香港九七問題已經有一些概念。

八二年一月英國掌璽大臣艾健時訪問北京，回程亦跟兩局開會。他透露曾與總理趙紫陽及當時擔任副總理的姬鵬飛談過香港九七前途問題，而且同樣由中國領導人先行提出。

兩局議員與艾健時同樣看到中國有心要解決香港九七問題，而且明瞭到九七問題的迫切性。艾健時分析，雖然中國似準備就緒可以開始談判，但中國並無實質提議，如何進行談判亦無定案。不過，艾健時承認，香港前途問題已走出了一大步，議員亦同意他的觀點。

艾健時又複述了中國領導人叫投資者放心的呼籲。這些講法與中國對台灣九大原則基本吻合。趙紫陽及姬鵬飛表示中國將會廣晤香港各界人士，諮詢香港人對前途問題的看法。中國領導人知道，問題急切需要解決，但過程中無論如何不能損害香港人的信心。

圖2.4　兩局非官守議員和訪港之英掌璽大臣艾健時（1982年）。

總結而言，艾健時的看法相當正面，與兩局議員的想法大致相同。

中國政府的邀請

很少人會把我的名字與全國政協連在一起，但事實卻往往是出乎意料的。正如我當初在毫無心理準備下收到來自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邀請信。

一九八二年初，我接獲來自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一封信，邀請我加入屬諮詢性質、融和不同意見的中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向中國政府提供意見。我當時已經是行政局首席議員，並與其他行政、立法兩局議員正密鑼緊鼓討論如何解決香港九七問題。

當時香港政府的高層官員都是殖民地官員，對香港欠缺長遠承擔，一般香港人亦沒有信心把當時被視為關係本地華人生與死的九七問題，交給他們處理，而當時立法局亦沒有選舉產生的議員。

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順理成章成為香港華人的代表。事實上，社會人士乾脆就以「華人領袖」來稱呼行政局首席議員和立法局首席議員。我繼周錫年、關祖堯、簡悅強之後擔任行政局首席議員，換言之亦成為了香港華人代表的領袖，負責向英國提供香港華人的觀點和意見，爭取華人最高的利益。

九七問題涉及中英兩國，將來兩國政府就此展開談判，難免有其秘密及策略。我既已成為英國政府首席香港華人顧問，若果再同時擔任中國政府的顧問，我認為將會有嚴重的角色衝突。

當時，在貿易發展局主催下，已經成立了香港日本經濟合作委員會。簡悅強是貿發局主席，亦是港日經合會主席，而我和安子介都是委員。安子介主持公關小組，我則擔任工業小組主席。

港日經濟合作委員會每年開一次聯合大會，輪流在兩地舉行。八二年二月，經合會在日本東京召開周年大會。我到了東京之後，特別約晤同樣來開會的簡悅強和安子介到酒店房間商談。

圖2.5　作者與簡悅強爵士、安子介等攝於日本（1978年）。

在酒店房間內，我透露新華社邀請我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原來簡悅強和安子介亦收到同樣的邀請。於是，我們三個人開始討論應否接受。我複述我所考慮的問題，我現時正代表香港人向英國表達意見，其中主要包括九七問題，若接受中國的邀請，既有角色衝突，亦會失去中英兩國政府對我的信任，故此我認為我不適合接受邀請。

簡悅強則表示，他在八零年提早辭去行政局首席議員的職務，目的是退出政壇。因此他並不想捲入香港九七問題的漩渦，亦不想再沾手政治，自然不會重返政壇擔任中方顧問，因此他亦會推辭。

安子介情況則大不相同。他幾年前已在行政立法兩局退休了，並剛剛在兩年前退任貿易發展局主席。不過，雖然安子介已經退休，沒有擔任重要公職，但他對香港環境及政府運作均非常熟悉。我與簡悅強均認為安子介應該接受邀請，向中國政府表達香港人的意願。安子介其後成為政協委員，一帆風順，更擔任政協副主席，晉身中國領導人行列。事實上，他為香港順利回歸出了不少力，值得我們欽佩。

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我與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祈峰及黎景宋（前文述及，他是我唸香港大學的同學，當時在新華社工作，其共產黨員的身份亦告曝光），在中環富麗華酒店吃午飯。他們向我傳達了來自北京主管香港問題的廖承志給我的信息。

他們告訴我，廖承志對我在香港的貢獻表示欣賞，讚揚我把香港人的意見反映出來，因此希望我接受邀請擔任政協委員，向中國政府反映香港人的意見。但廖氏亦對在目前環境下，我作為港英政府的行政局首席議員，無論英國政府、香港政府以至我本人均認為不合適接受此職務，表示理解。

新華社兩位官員並轉述，廖氏表明，一九八二年的邀請將永遠存在，一旦我認為可以接受委任，今年、後年或者任何一個時候，中國政府都可以再送給我一封邀請信。

我在這次飯局前一年，已經推辭了中國政府的邀請。廖承志這次表達了他並沒有對我的推辭感到不滿和敵意，也沒有懷疑我對香港、對國家的承擔。這一席話，確實令我心懷感激。

尤德到任

已故尤德爵士是直接參與香港前途談判的香港總督，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對九七問題的建議，一般都經由尤德再向英國政府反映。記憶中，他初抵香港履新，議員已經禮貌但堅持地對他步步進迫。

一九八二年初，來港十年的麥理浩退休，英國政府宣佈委任尤德爵士出任第二十六任香港總督。

尤德自四七年起曾四次出使中國，最後一次是在七四至七八年，出任英國駐華大使。他在此期間數度訪港，其中一兩次曾訪問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我便是在這個時候認識尤德。

出使中國期間，尤德與夫人曾到各地遊覽，對中國風土人情頗為熟識。他喜食川菜，能講普通話及讀中文報章。他曾出使美國紐約及華盛頓，來港任總督前在英國外交部任總書記之職。總書記權力相當大，委任大使差不多都要經過他手。他亦可以接觸到所有的機密文件，其中當然包括與香港問題有關的敏感資料。

尤德來港上任前，兩局非官守議員曾數次開會討論，最後決定在就職典禮上，透過我的歡迎詞，公開促請尤德優先處理香港的九七問題。

圖2.6　尤德總督之宣誓就職典禮（1982年）。

基於禮貌，也希望港督能給予港人一個實質的答覆，我事前將我的演詞送往英國給他過目。我其後並無收到他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反應。換言之，他對我的演詞內容沒有反對。

八二年五月二十日，港督就職典禮，我在歡迎詞中明確提出了香港九七問題。我說：「閣下蒞任之後，日理萬機，但相信閣下亦會同意，我們深切關注的『香港前途』問題，將會是當務之急。香港的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定，實有賴香港人本身及我們海外貿易友好，對香港長遠前途抱有信心。要保持這項信心，則『香港前途』問題，必須盡早完滿解決。閣下身為香港總督，在尋求這個解決辦法的努力中，必然會擔任重要角色。在這方面，我們會全心全意，全力支持閣下。」

尤德致詞回應香港九七問題說：「⋯⋯香港市民期望香港成為他們可以安居樂業並感到自豪的城市⋯⋯要達到這個目的，香港需要對將來有信心。由於有租約的存在，現時提出這個問題實不足為奇。我相信我們大有理由保持信心，而徵兆是好的。英國政府對香港和香港人的承擔仍然堅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本港的關係從未有像現在這麼友善，而很多事情都得有賴這種良好關係。如果有一件事要注意以及仍須更加努力的，就是對繼續保持本地繁榮和安定的極端重要性要有共同的認識，和加以維繫的共同願望。因此，我認為我們還是有良好理由維持高度信心。」

他的答覆顯示，他原則上答應優先處理香港的九七問題。

尤德上任一個半月後，在八二年七月九日，他與兩局非官守議員會面，商討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九月訪問中國時，應如何和中國洽談香港九七問題。

兩局議員對英國於當年六月十五日在英國下議院關於保障英國在香港的主權的說法表示憂慮。英國的觀點是，三個不平等條約是國際條約，不可以不承認的。當時英國流傳一種說法：雖然新界屬租借要歸還，但香港島與九龍半島是割讓的，可繼續由英國管治。不過，兩局議員認為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在經濟上根本不能獨自生存。議員認為主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國可以繼續管治，維持香港繁榮安定。最後議員建議尤德應親自返倫敦向首相傳遞兩局的意見。

一個星期後，即七月十六日，尤德再與兩局非官守議員開會。尤德告訴議員，他已經將議員在上次會議提出的意見傳遞給倫敦，並定於七月二十二日前往倫敦向首相親自報告議員的意見。

在這次會議上，我代表兩局非官守議員再次清晰地表明我們的建議，香港前途需要一個特別的解決方法，因為香港的割讓和租借的兩種土地不可以分割處理。兩局非官守議員的意見是，將所有土地的主權歸還中國，用來換取英國在整個香港保持原有的治權。這就是其後英方在談判桌上向中方提出以主權換治權的源起。

兩局議員當時認為，這是維持香港繁榮安定及信心的最好辦法，亦是當時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意願。

事實上，當時一般香港人都有這種主權換治權的看法。七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加入聯合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後，第一件事就是將香港及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上剔出。中國認為，港澳是不平等條約下割讓出來，港澳土地屬中國政府，不可以獨立。這時，英國保守黨當政，希斯做首相，沒有反對，故此香港人早已知道香港與新加坡不同，不可以獨立。爭拗主權問題根本沒有甚麼意思，因為主權始終都要歸還予中國，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尤德答應將兩局議員之上述意見親自向英國首相表達，並謂返港後會向兩局議員報告結果。

尤德自倫敦返港後，旋即於八月六日和兩局非官守議員開會，建議兩局議員派代表團和他親自前往倫敦，會晤英國首相，商談首相稍後訪問北京和中國洽談香港前途問題的策略。

兩局議員在這次會談中一致建議，尤德作為香港總督，在日後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應作為英國代表團一份子。英國首相稍後的北訪，尤德亦應予陪同，參與和中國領導人談論九七問題。議員促請尤德將此提議轉達英國首相。

回頭再看，八二年實在是關鍵的一年。這一年，英國人態度大變，八千里以外的香港也受到波及。阿根廷進攻福克蘭群島，佔領了這個一百五十年來均屬於英國的小島，激起了英國上下一心。聲望日沉的戴卓爾夫人把握這黃金機會，毅然出兵，收復士丹利港，振奮英國朝野。這一役，令這位英國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信心大增，在處理香港問題時，決定摒棄外交部中國問題專家的意見。同一時間，鐵娘子又與美國總統列根結成盟友，大家極力反對共產主義。訪英的兩局議員，很快就感受到她的意氣風發，最不幸是這些情緒變化直接影響了關係數百萬香港人命運的前途談判。

港人表態

香港前途問題應是有史以來在行政立法兩局引起最大關注的議題。兩局非官守議員當時曾考慮成立一個特別小組，負責研究及制訂策略，解決九七問題。但由於事關重大，每位議員都有興趣加入，人太多就組不成「小組」了。最後，大家都認同每一位議員均有責任為香港人解決這個重要的前途問題，於是決定全體兩局非官守議員日後繼續經常與港督開會討論，令每位議員均能參與。

兩局議員當時並非由選舉產生，所以不能說代表港人意見，我們當時採用的詞語是「反映」港人意見。

自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港督尤德在就職典禮上，公開提出要解決九七問題之後，香港人亦開始廣泛討論這個議題。當時的兩局議員辦事處副秘書長王永平（現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把社會上不同的聲音加以整理，歸納為五類意見：

（一）維持現狀，英國繼續統治香港。

香港大學講師陳坤耀、香港大學法律系講師Wesley-Smith及香港前景研究社等都持有類似觀點。陳坤耀建議把問題延後五十年，並期望英方在此期間可以尋求到一個法律途徑，合法地繼續管治。而Wesley-Smith則認為，中國政府從來未承認一八九八年的北京條約，只要英國政府及香港政府繼續行使在港治權，其管治權根本無須簽署任何文件已可合法地繼續維持。

（二）英國繼續統治香港，但承認中國擁有香港主權。

香港革新會、香港大學亞洲研究所的Clare Hollingworth及香港大學的楊意龍等都持有類似觀點。他們認為，中英應重新簽訂協議。

（三）中英兩國聯合管治香港。

中文大學講師鄭宇碩建議中英重新簽訂國際協議，兩國共同管理香港五十年。與中國關係良好的商人利銘澤，則建議成立一個管治委員會，由中、英兩國官員輪流做主席。

（四）根據當時草擬中的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中國收回香港然後成立特別行政區。

兩局當時收不到任何意見認同中國九七後負責管治香港，但有人——包括中文大學講師黃宏發——認為草擬中的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是一個良好的信息，顯示中國在收回香港後，可能有意把深圳特區的概念套入香港，使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可保持不變。不過，當時普遍意見以為中國在憲法加入有關條款是為台灣而設的。二零零零年，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澳門回歸一周年慶祝典禮上向傳媒表示，一國兩制的構思本來是為台灣而設的，引證了上述講法。

（五）中英簽署友好條約，延長租借香港三十年。

八月間，有個別人士零星提出這種看法，並在報章發表文章。

兩局議員將當時社會的意見歸納為上述五種，經過評估最多人贊成的是維持現狀。

與此同時，香港有些團體亦委託專門的獨立組織，訪問香港人對九七問題的想法。八二年中，先後發表了三個較大型的民意調查：

（一）香港革新會，委託香港市場研究社，在三月用電話共訪問了一千人，調查結果百份之九十三的人希望維持現狀，繼續由英國統治。

（二）浸會書院在五月以郵遞方式，訪問了共僱用超過十萬人的五百四十五間機構，調查結果顯示，有八成五機構希望維持現狀，繼續由英國統治三十至五十年，但主權則可回歸中國。（見八二年八月十一日的《明報》和英文《虎報》及八月十四日的《南華早報》。）

（三）香港觀察社委託香港市場研究社，在五、六月期間面對面訪問了一千名十五至六十歲的香港居民，八成七受訪者接受由英國繼續管治。

在此期間，中國政府亦開始其統戰工作，邀請香港各界人士前往北京和中國領導人會面，傳遞北京信息。

獻策英首相

一九八二年九月初，兩局非官守議員派了五名代表，陪同港督尤德爵士前往倫敦，向英首相戴卓爾夫人反映香港人對九七問題的意見，並就中英兩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英國應採取的策略，提出建議。

五名代表，除我本人外，還有立法局首席議員羅保、本身是銀行家（東亞銀行）的行政局議員李福和、來自太古集團的立法局議員鄧蓮如，以及當時是香港電話公司工會主席的立法局議員陳鑑泉。五人名單由尤德提名，代表了不同界別人士，馬上獲得了兩局議員同意。

尤德和我們五人於九月八日在唐寧街十號英國首相府會見首相戴卓爾夫人，並進行工作午餐，為時超過兩小時。在座還有英國外相卡姆、外交部次官唐納德（他其後在八八年出任駐中國大使），以及首相的兩位秘書。

我代表五位議員先行發言。我首先向首相反映香港人的意見和願望，我說，香港人大部份都是從中國大陸南下來港，或者是這些人在香港出生的後代，他們很多受過中國共產黨迫害，不願意在中國大陸居住，否則他們早已重返內地。然後，我向首相重申，香港雖然有割讓和租借兩種土地，但割讓部份不能單獨生存，故割讓和租借兩部份應作一整體處理。

我引述當年在香港發表過的三個主要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約有八成半至九成多的香港人及公司，都希望在九七年後香港能維持現狀，由英國統治，重要的是治權而非主權。我說，香港人珍惜英國的管治，如有需要，香港人同意把香港主權歸還中國，以換取英國在港的管治權。

我們認為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承諾進行經濟改革，對外開放，中國需要大量外來資金及科技協助改革，香港對中國目前的需求大有幫助，加上現時中英關係良好，此際應是最好的時機討論香港九七問題。

我對首相說，我們相信中國政府有誠意希望香港能夠繼續繁榮安定，但我們認為中國的領導人不大明白香港繁榮安定的因素，同時亦不相信香港的繁榮安定有賴香港人對前途問題的信心。我們認為未必可以在短時間內改變中國領導人這種看法，克服此點需假以時日，讓他們知道香港的實際情況。

兩局議員的結論是，希望英國首相在九月下旬前往北京訪問中國時，能使中國同意中英兩國早日開始官方談判九七問題。我們並促請中英雙方在談判過程中，定期發表公佈，宣示談判進展順利，維持香港人的信心。

我們相信中國政府是有誠意讓香港在九七年後繼續維持繁榮安定，但我們認為要中國領導人短期內訂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是有困難的。所謂兩全其美，是一方面在政治上中國內外都能夠接受，而另一方面又能維持香港人信心及香港的繁榮安定。中國政府需要時間，制訂一個良方妙策。因此，我們認為英國政府不要太過急進。

我在這次會面得到的印象是，戴卓爾夫人作為英國首相，對香港問題有相當認識，亦知道九七問題對香港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並同意盡早解決，否則將影響香港人信心及香港的繁榮安定。不過，另一方面，她亦明白和中國政府談判九七問題絕非易事，尤其是中英兩國的政治信仰大不相同。她對我們說，她此次訪問中國，會與中國領導人討論九七問題，並會盡力保障香港人利益。她說，英國政府有責任維護港人。

當時英國因福克蘭群島主權問題而和阿根廷開戰，並取得勝利。我們看戴卓爾夫人意氣風發，信心十足。我們提醒這位鐵娘子，中英兩國都十分注重主權問題，問題不容易解決，我們建議首相不應在此次訪問期間，馬上就香港主權問題與中國爭辯，以免傷了和氣，影響會議氣氛。

當時大家覺得，香港始終要歸還給中國，但希望爭取時間，例如二、三十年，待中國進一步經濟改革，才再考慮這個問題。這可說是當時兩局的基本策略。

女權至上

一九八二年九月赴英之行，發生了一件小插曲。

這是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第一次就九七問題親往倫敦反映意見，當時代表團一行五名議員，論資排輩，以我作為行政局首席議員居首，然後是立法局首席議員羅保、行政局議員李福和、立法局議員鄧蓮如和陳鑑泉。

圖2.7　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團在唐寧街十號會見英首相戴卓爾夫人（1982年）。

代表團由港督尤德爵士帶領。在九月八日會見英國首相之前，我們先行拜會英國其他有關高層官員。為尊重女性，每次出入辦公室的時候，除尤德作為港督走在前面，我們幾位男士都讓鄧蓮如先行。不過，當我們準備進入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會見首相時，鄧蓮如卻主動叫我們不要再客氣，應按排名次序而行。各人一時之間也沒有甚麼異議。

我們隨尤德進入首相府，步上二樓的內閣會議廳，按排名次序和首相戴卓爾夫人握手寒喧後，首相提出要排成一行，拍一張歷史照片。當時很多香港傳媒和電視台都在場拍攝，我們自動以排名次序站立：首相居中，港督在她的右邊，我則在她的左邊，然後羅保和陳鑑泉又站在港督的右邊，李福和與鄧蓮如則站在我的左邊。

正在等候拍照的時候，追求完美的戴卓爾夫人忽然站出來走到左邊去，面對李福和說：「你應該尊重女性，不應該讓一位女士〔鄧蓮如〕站在尾端。」戴卓爾夫人又同時拉鄧蓮如走前一步，然後將她安排在我和李福和之間。當時李福和滿面通紅，不知所措。我事後聽聞，這位鐵娘子以擺佈男人為樂，有傳媒更揶揄女首相是內閣中最有男子氣慨的一人。我也不知是真是假。

當日首相府拍照的一幕，盡攝入傳媒鏡頭，在香港的電視螢光幕播出。香港人只見動作，未能聽到戴卓爾夫人的說話。李福和的友人後來紛紛追問他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令他甚為尷尬。英國人一向擅長擺佈人，李福和今次「有幸」親身領教。

對　峙

談判序幕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於一九八二年九月下旬到北京訪問中國，分別會晤了鄧小平及總理趙紫陽。當時大家都不太了解鄧的職位，但外國人都喚他做「鄧主席」。

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晤後，發生了一個舉世共知的小插曲。她步出大會堂時在石級跌了一跤。我當時身在香港，一如其他香港人透過電視新聞看到了這一幕，心裏也不禁隱隱疑惑，恐怕會談不是太順利。

戴卓爾夫人離開北京前，中英兩國在九月二十四日發表聯合公報：

「今日，兩國領導人在友好氣氛下對香港前途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雙方領導人就此問題闡述了各自的立場。雙方本着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這次訪問後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商談。」

圖2.8　兩局非官守議員和訪港之英首相戴卓爾夫人（1982年）。

戴卓爾夫人在返國途中，途經香港。面對香港傳媒的窮追猛打，她始終不肯再有片言隻字的補充，僅不斷強調：「你看看我們發表的聲明！」九月二十七日，她在香港與兩局非官守議員開會，在閉門會議內才稍稍向議員講述與中國領導人會談的過程。

她在會上向議員透露，她此行到中國有兩個目的：第一是尋求兩國對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共識；第二，希望中英兩國開始官方談判，從而解決許多困難問題。她認為此行已達到這兩個目的。

戴卓爾夫人認為中國領導人不認識自由社會及人權法治對香港繁榮安定的重要性，並因此估計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可能需以時日。她希望兩局議員能夠透過各種渠道將這些信息轉達中國領導人。

在會議的尾聲，兩局議員向戴卓爾夫人重申了兩項建議：

（一）尤德作為香港總督，應屬英國談判代表團的一個重要成員，因為港督一方面能直接收集香港人的意見，而另一方面又獲港人信任。

（二）避免謠言四起，影響香港安定，英國政府應在談判過程中，經常發表聲明，報告談判進展，以安定民心。

首相當時接受了這兩項建議。但我們其後卻發現，她並沒有向我們講述在北京會談的整個情況。

真相大白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日，亦即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之後的兩星期，英國《週日觀察報》（Sunday Observer Newspaper）刊出了一段由記者Arthur
Gavshon所撰寫的報道，標題是「管治香港的藍圖」（Blueprint for Hong Kong Rule）。這篇報道引述「在國外的中國外交使節」，透露了「中國北京和英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五項原則」。

根據報道，這五項原則是：

（一）中國收回香港全部四百一十平方英里土地的主權。

（二）在香港成立一個自治的地區，由港人自行選擇政府，負責內部治安，並有權與外國作商業聯繫。外交事務則由北京處理。

（三）英國的港督將由一個由港人選出的中國籍人士取代，並有權組織行政機關及聘用港人及留港的英人。

（四）在香港成立一個自由貿易區，中外人士可安全地投資，由中國法例保障土地物業權。

（五）若香港發生嚴重特別事故，例如將香港脫離中國或外國武力侵佔香港，中國以主權國身份加以干涉。

報道稱：「兩週前當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時，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曾將此五項原則告知她。戴卓爾夫人對北京這些提議，無論公開抑或私底下，均不感興趣。但她只能答應中英雙方開始談判，別無他途。」

這篇報道刊出時，我剛好身在倫敦，代表香港出席英國聯邦展覽會的香港館開幕禮。我看到這段新聞後，隨即約見主理香港事務的英國外交部次官唐納德。他兩星期前亦有陪同英國首相訪華，有參與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的會晤，而我和他一向相識。不過，當我問及他對此段報道的準確性時，他支吾以對，不置可否。我當然不會滿意。

回港後，我向同樣曾陪同首相訪京的港督尤德爵士報告此事，他亦未有確實回應。我後來發現尤德和唐納德都有苦衷，因為首相要他們保守秘密。但我與尤德會晤後，我估計他馬上揮筆寫了封信給倫敦，表達兩局議員不滿倫敦隱暪事實，對兩局不信任。

我亦對兩局同僚講述了事件。眾人非常不滿，因為一方面英國政府要我們提意見，但另一方面卻又沒有告訴我們全部真相，令我們蒙在鼓裏，在在顯示了對我們的不信任。缺乏互信，又如何合作？議員決定要與英國「攤牌」。

爭取參與決策

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其後再次向港督尤德施壓，要求他澄清有關報道，一是否認，否則就等於承認。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英國外交部副部長鮑斯達勛爵訪港，於十二月七日和行政局議員開會。鮑斯達屬政治委任官員，並非一般的公務員。

在會上，英國政府首次向行政局非官守議員透露，首相在九月下旬訪華時會晤中國領導人的內情，重點有三：

（一）中國準備於一九九七年或以前，收回全部香港的主權和治權。

（二）中國收回香港後，在香港成立特別行政區，實行港人治港。

（三）中國領導人並不同意由外國管治香港。

當時行政局非官守議員極表不滿，批評英國政府隱瞞真相，若非有英國記者的報道，議員永遠不知道真相，根本無法評估局勢，更未能參與制訂英國在中英談判中的策略。

非官守議員表明，九七問題是香港人的生死關頭，議員不僅要得悉全部會談過程，更要參與制訂策略。議員此際更增加了要求，表明要偕同英國代表團前往北京，以便能夠隨時向英國代表團表達意見。當時場面頗為火爆，我們並指出此種安排早有先例可援。當時香港政府和外國談判紡織品協議，本港紡織業諮詢委員會委員，都會陪同香港政府代表團前往，以便隨時提供意見。

鮑斯達答應，回英後立即向首相報告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要求，並希望盡早能答覆議員。我說我同月十七至二十八日會在倫敦，如有需要我樂意和鮑斯達會面。

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在倫敦得到信息，獲邀單獨赴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會見戴卓爾夫人。我乘機再向她表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不滿情緒，因為她並沒有向議員透露九月在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談話的重要內情，直至兩個多月後，外交部副部長因受行政局壓力，才予以透露。

我負氣地說，假如英國政府不信任行政局，則行政局不能有效地協助英國制訂談判策略，那我們不如不理，放手不管了。

戴卓爾夫人解釋，她不早向行政局透露全部談話內容，是恐怕泄漏情況會嚇怕香港人。

我反駁說，全體八名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均由港督委任，並一直獲港督讚賞保密能力。香港的九七問題更事關重大，是許多香港人的生死關頭，我們有責任要反映香港人意見。假如英國政府對我們不信任，則我和有些行政局成員不欲繼續留任。

這一招「海瑞罷官」，一半出於真實情緒，一半則可視為與首相的談判策略。我本人在港時確實一度興起這個念頭，與行政局同僚談起，部份人亦有這個想法。

我當時並進一步向首相解釋，若行政局議員不能參與制訂談判策略，則對中英談判貢獻不大。我亦乘勢當面再向她提出行政局議員應陪同英國代表團赴北京談判的建議，並重申了紡織談判團的先例。

我告訴首相，當時行政局官守議員沒有一個華人，若要了解香港人觀點，非倚重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不可。就中國政府的提議，行政局可協助以香港人觀點作評估。雖然有些英國及香港官員能閱讀中文，但他們對中國人的文化觀點與角度，未必熟悉。

八三年一月，我終於接獲英國外交部副部長鮑斯達來信，透露英國政府同意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要求，英國政府將會同行政局緊密合作，讓行政局參與制訂英國政府的談判策略。英國政府亦會向行政局透露全部談判過程。

不過，對於行政局非官守議員要求陪同英國代表團前往北京，以便隨時可討論對策協助談判，則有所保留，未置可否。英國估計，中國政府未必同意這項要求。

後來，中國政府拒發入境簽證給香港新聞處處長曹廣榮，陪同港督赴北京參加談判，兩局議員才明白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不再堅持跟進此事。

北京的統戰

自從英國首相八二年九月訪問北京後，中國開始向香港人發動統戰，希望透過向香港人解釋中國在九七年收回香港之後，會如何處理香港以維持香港人信心。當時獲高姿態邀請訪問北京的有香港廠商聯合會和香港貿易發展局。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香港廠商聯合會被中國政府邀請赴北京訪問。為甚麼會選擇規模不大的香港廠商聯合會？當時有一個講法是，北京原意是邀請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於是下達信息邀請「廠商會」，有人卻誤把「馮京」作「馬涼」，向香港廠商聯合會發出了邀請。

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志，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接見了廠商會訪京團。訪京團團員共有三十人，包括有十二個行業，團長是廠商會主席黃鑑。談話超過兩小時。

廖承志當時以廣東話解釋了中國對香港九七後的政策，重點包括：

（一）中國在九七年行使香港的主權，收回香港。

（二）中國正在修改憲法，加入設立特別行政區條款，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制度，實施港人治港。

（三）香港其他方面維持現狀，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照舊，維持自由港及金融中心地位。

（四）香港的法律基本上不變，但日後不會再上訴到英國，香港的最高法院就是最終的裁判。

然後，香港貿易發展局亦獲邀到中國訪問。由當時的主席簡悅強率領，到北京和上海訪問，名義是發展中港兩地的工商業，其實是統戰香港的主要商業團體。該團由中共中央書記習仲勛接見，內容和廖承志接見廠商聯會的差不多。

八三年初，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當時的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李鵬飛組團北上。李鵬飛在內地出生，十多歲偷渡來港，然後留學美國，工程系畢業。他返港後在一間美資電子廠任經理。

當時他四十二歲，是青年工業家。一九七八年當我在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退休時，他被委任加入立法局，填補我的空缺。由於我們兩人專業背景相似，當時一般輿論估計他將會成為我的接班人。

李鵬飛應中方邀請，組成了一個十二人的青年才俊團訪京。李本人擔任團長，成員包括另外兩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張鑑泉和周梁淑怡、大律師李柱銘及李國能、建築師學會會長何承天、醫學會會長阮中鎏、《遠東經濟評論》記者李丁金、永安集團的郭志權和郭志匡，金鉅（國際）集團的梁國光，和商人梁家鏘。

今日看來，這十二位青年才俊路向大不相同，李鵬飛、何承天和周梁淑怡在九十年代初組成自由黨，而李柱銘自最大反對黨民主黨創黨至現在均擔任主席，李國能則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

當日啟程前赴北京前，才俊團成員花了數個月時間，草擬一份意見書，主要是向中國領導人講述香港的信心危機，並提出了一個「緩衝體制」的解決方案。

何謂「緩衝體制」呢？才俊團的意見書有這麼一段：

「由於現有兩個制度及措施有很多不同之處，我們認為緩衝體制的存在，一定會幫助隔離和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問題。我們更希望中英雙方在友好的關係下，一方面顧及香港經濟和社會繼續發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顧及香港的特殊情況，找尋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道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盡快將這十四年的期限延長，便可排除一九九七陰影的威脅⋯⋯。」

才俊團希望，將當時的十四年過渡期（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七年）延長，繼續由英國管治香港，直至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制度接近，中國才收回香港。

由李鵬飛率領的青年才俊團在八三年五月三日前往北京，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接見。會面長達三個多小時，才俊團花了很多時間解釋其立場書。

不過，中國政府當時並不認同香港有信心危機，並視所謂的信心危機是英國政府的政治手法，希望繼續統治香港的小動作，對於才俊團所提出的「緩衝體制」更不能接受。才俊團於是無功而還。

在才俊團離京返港前一晚，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和秘書長魯平突然深夜往酒店造訪團長李鵬飛和副團長張鑑泉。

原來兩位中方官員此行，是要求才俊團返港發表其意見書時，將最後一段述及「緩衝體制」的內文刪去。兩位中方官員解釋，中英政府現正就香港的前途問題進行談判，中國不想過早在不成熟的情況下被迫就「緩衝體制」問題公開表態。

於是，原本長達十四頁的才俊團意見書，最後面世的版本只有十三頁，當中並無提及「緩衝體制」。

中國政府的統戰不只向香港人，在香港投資的英國大商家，如太古的施懷雅兄弟及怡和的亨利・凱瑟克等亦不例外。

八三年一月十八日，在倫敦的中國駐英大使柯華，邀請這些英國商行的大班午膳，向他們宣示中國政府對香港九七問題的意向，內容和廖承志向香港廠商會所陳述的大致相同。

中國政府對我亦進行統戰。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祈峰偕同黎景宋（我的港大同學，見前文），約我在富麗華酒店午餐，解釋中國在九七後對香港的政策，是將現行的香港制度，寫入中國憲法內。他又說「港人治港」的說法不大正確，因為當時香港政府內大部份已經是港人，「港法治港」比較正確。

我對他說，當時香港一般人擔心的是，中國政府會隨時改變政策，因此，將香港現行制度不變寫入中國憲法，實不足以爭取港人信心。我請他把這個觀點轉達給中國領導人。

議程爭拗，談判無期

中英兩國政府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北京發表聯合公報，同意開始談判香港的九七前途問題。但過了六個月，中英談判還未開始。原來兩國對於談判議程的安排，各持己見。雙方並透過自己選定的傳媒，進行「咪高峰」外交，一時之間消息滿天飛。

當時中國政府認為要先行討論香港的主權及治權問題，解決後方再討論如何處理香港九七年後的問題。而英國政府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應先行圓滿解決香港九七年後的問題，方討論香港的主權和治權。

當時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議員認為，最重要的是如何能保持香港在九七年後資本主義的繁榮、安定和自由。香港人沒有與中國政府討價還價的能力，故只有寄望於英國政府。假如英國政府過早答應把香港的主權無條件交還給中國，則英國便沒有本錢代表香港人向中國政府討價還價。因此，議員支持英國政府先要向中國政府爭取一個妥善而又為香港人接受的香港九七年後安排，才肯將香港的主權交還中國政府。

圖2.9　行政局非官守議員首次訪英在蘭加士打大廈前留影（1983年）。

事實上，當時大部份香港人都希望英國政府在九七年後繼續管治香港一個時期，待中國大陸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及生活水準提高後，才回歸中國。

八三年初英國正醞釀大選，保守黨和工黨都未能肯定勝出，我分析中國政府亦可能認為不宜在此大選前進行談判，故借意拖延，待夏天大選後，塵埃落定，方開始談判。

八三年三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寫了一封密函給中國總理趙紫陽，暗示假如中英政府能夠探討出一個辦法，在九七年後能保持香港原有制度、繁榮安定及自由，則她作為英國首相將會向英國國會提議將香港全部的主權歸還中國——這封密函終於令僵局打破。

談判欲開又止

一九八三年英國大選，保守黨大勝，繼續執政，而戴卓爾夫人再獲推選為首相。英國政治明朗化，加上戴卓爾夫人在密函內的承諾，中國政府終於同意在議程中先行討論在九七年後如何能維持香港繁榮安定。

港督尤德成為英國談判代表團的高級成員，但英國首相不答應行政立法兩局的要求，讓行政局非官守議員陪同英國代表團赴北京，作代表團的幕後顧問。兩局議員大為失望，但亦無可奈何。

中英政府第一回合的正式會談於八三年七月十二至十三日在北京舉行。會後雙方發表聯合公報，形容會談「有益及有建設性」。

可惜以後的談判並無進展。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的另一輪談判結束，聯合公報只說「有益」而少了「有建設性」。而八月二至三日及九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的兩輪談判，會後聯合公報更無上兩次的樂觀形容詞，僅說「進行了一次會談」。熟悉外交用語的人馬上就知道，會談並不順利。

中英談判既無進展，而中國又加強其統戰工作，因而引致港人更加失去信心。港元繼續滑落，由九月十六日一美元兌七點九港元跌至九月二十四日的一美元兌九點六港元，在一星期內港元下跌百份之二十。

在同一時期港股亦大幅滑落一百五十點，跌至八三年的最低七百八十點。更有甚者，九月二十四日「黑色星期六」，香港的超級市場所有的食糧，幾乎被搶購一空。香港當時經歷了一個史無前例的信心危機，最後港英政府在十月十七日將港元與美元掛勾，定於七點八水平。雖然一時之間局面似有所緩和，但這並未能真正解決問題，香港人能否恢復信心的關鍵，始終繫於中英兩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

憤怒的前首相

當香港人被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進展不佳嚇得人心惶惶之際，前英國首相希斯（保守黨）在北京會見鄧小平後，途經香港返英，於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二日晚上七時在中環太古大廈兩局議員辦事處，與兩局議員會面。當晚的安排是先行會談，然後共晉晚餐。

希斯一向被英國傳媒形容為當時的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宿敵，慘被鐵娘子趕出保守黨陣營。我們早已風聞他脾氣暴烈，想不到馬上就得以見識。

希斯在會談中極力向兩局議員推薦接受中方提出的港人治港建議。他說，鄧小平希望能在一九八四年九月和英國解決香港問題，假如屆此時限仍未能解決，中國政府將採取單方面行動，並在九七年收回香港。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九七」期限，而議員對所謂最後通牒，表現既緊張又關注。

議員們提出，很多香港人有被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經驗，認為中共的諾言不可靠。希斯回應說，沒有人能保證將來的事情，亦不可能確保協議能否實行，香港人應考慮現實情況。

有議員問希斯，假如鄧小平去世後會如何？希斯回答說，世界上各國都要面對轉換領導人對國家帶來的安定問題，香港人應學習適應和共產主義者為鄰。

兩局議員在會見希斯前，曾先行開會研究如何和希斯對話。當時我們已預計希斯會為中方擔任說客，代中國政府講好話，故已準備和他展開辯論。因此，在討論過程中，很多議員都先後發言，與希斯舌戰，例如當時在立法局表現激烈的周梁淑怡，就連番搶白他。他看來頗為不安。

會談完畢前，我以會議主持身份作總結。我說，從今晚和希斯先生的談話，我認為鄧小平的說服力很強，令希斯先生相信及接受他的提議，怎料此語一出，希斯暴跳如雷，認為我暗示他說話不忠實，要求我道歉。我為息事寧人，遂向他道歉。但希斯還怒氣未息，氣憤地說：「我不宜在此逗留吃晚餐。」我雖再三挽留，他亦不肯接納。

他怒氣沖沖，滿面紅筋。連我請他稍作等候，待兩局辦事處電召港督府的汽車來接他和兩位助手返回港督府，他亦拒不接受，要自行乘計程車返回港督府。這一去，兩局議員與他的裂痕自此再無法修補。

他離去後，我即時致電港督尤德，簡報過程。事後尤德並未就此表示甚麼，但翌日的報章已大肆報道希斯的拂袖而去，紛紛猜測閉門會議內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英國首次退讓

中英經過四輪談判，毫無進展。香港人在一九八三年九月底更經歷了一次信心危機。全體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其後應英首相邀請，於十月五日前赴倫敦，在十月六日先和外相賀維爵士會談，然後在十月七日會見首相戴卓爾夫人。

我代表非官守議員在會上先行發言。我首先回顧過去四輪會談，然後再分析香港在八三年九月出現的「黑色星期六」，以及中方在港的統戰活動。在這次會議上，鴿派與鷹派經過一輪爭議，但最終形勢比人強，大部份人認同香港脆弱的信心已不能承受任何打擊，英國最後決定改變談判策略，不再堅持先行討論英國九七年後在港治權問題，可先聽取中方在九七年後對香港政策的內容，讓英國及香港政府研究。

中英政府第五輪會談在十月十九至二十日舉行，會後的聯合公報又再出現「有益及有建設性」字眼，這當然是英方讓步的成果。

中方首席談判代表姚廣在第五輪談判中，應英方要求，將中國政府九七年後處理香港問題的方案，轉達英方。其要點如下：

（一）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香港將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二）香港特區政府將由香港居民組成，並享有高度行政及立法權力。

（三）香港特區將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自由及法治，維持現行的經濟模式、金融結構及資本主義。

（四）中國政府將容許以上制度保持五十年不變。

行政局在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討論中國政府所提出的香港九七方案。我的意見是，中方代表姚廣在中英會談中向英方提出的方案，內容並不新鮮，事實上中方以往已多次向港人表達，但今次的重要性是，中方在中英會談中正式提出。

我繼續說，此方案原則上是將香港現行各種制度及生活方式保持在九七年後五十年不變，表面上應是一個妥善安排，為何港人仍不滿意？香港人是否太貪心或者太自私？《明報》在十月二十六日的社論可以說一針見血寫出了問題所在。

該社論指出，香港人對中國政府提出的方案缺乏信心，主要是中國政府在過去三十多年來的反覆政績。我說，我和其他香港人一樣，同意《明報》的社論，問題並不是中方制訂的香港九七方案的細節，而是如何能保證方案能夠忠實地在九七年後實施，五十年不變。中國政府以前的反覆政績，確實嚇怕香港人了。

統戰李鵬飛

立法局議員李鵬飛於一九八三年五月率領青年才俊團訪京，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接見後，已成為中共統戰的重要對象。同年十月李鵬飛接受中方邀請，隻身再訪北京，和中國國家安全部辦公室主任僮辛，以及當時任國家顧問的前外貿部長李強會面。

李鵬飛於十月六日分別和僮辛及李強會談，主題為香港前途。

首先，中方表示對李鵬飛率領的青年才俊團所提出的意見書，全部不同意。

第二，兩人向李鵬飛表示，中國絕對不會同意英方的提議，九七年後繼續讓英國統治香港十五至三十年，並表明誰同意，誰就是現代的李鴻章。

第三，九七年後香港最高的司法裁判權在北京，而不是在倫敦。

最後，僮、李兩人並表示，如果英國不合作，令到場面不可收拾時，中國政府迫不得已，要立刻收回香港。

李鵬飛事後對我說，此次他應邀赴北京前，曾經過重大的考慮。他知道自己是中國統戰的對象，他認為應盡最大努力，在香港前途問題說服中國領導層。他說，他在會上曾三番四次重提他的青年才俊團意見書，但從討論中，他見到中國對他的意見不能理解和接受，而在香港問題上，中方對英方的誤解亦愈來愈深。

英國再行退讓

英國政府經過第五輪（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九至二十日）及第六輪（十一月十四至十五日）談判後，評估形勢，明白不可能獲得中國同意在九七年後繼續治理香港，甚至和香港有權威性的聯繫。假如繼續堅持下去，中英對抗必會升級，對香港甚為不利。在諮詢過行政局並獲得非官守議員同意後，在八三年十二月決定改變談判策略——香港九七後的命運由此敲定，回歸中國已經成為唯一的方向。

在作出這項重大決定前，英國政府以至香港行政局，內部當然經過激烈的爭辯，鴿派和鷹派一度互不相讓。不過，最終主流意見認同，香港已經沒有能力承受打擊，而英國在談判桌上的籌碼又實在太少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港督尤德親到兩局議員辦事處，和兩局非官守議員開會，並首次向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透露，英國政府及香港的行政局均認為，爭取在九七年後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或保持有權

威性的聯繫，並不實際，着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對此有心理準備，並保守秘密，直至英國政府在適當時機公佈。

英國九七後撤離香港已不可改。尤德透露這個消息後，事前從未聽過風聲的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大為震盪，兩位議員張鑑泉和范徐麗泰更低頭垂淚。

會議在沉默中結束，但我們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同意早日再行開會，研究兩局在新環境下的新策略。

兩位垂淚的議員：張鑑泉其後與李鵬飛等合組啟聯資源中心，該中心後來演變而成為今日的自由黨，但張鑑泉在回歸之前不幸病逝。而范徐麗泰在九十年代中期接受了中國政府的邀請，擔任港事顧問及預委會成員，並在回歸前後，成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和第一及第二屆立法會的主席。

交　鋒

兩局的新策略

回顧分析，中英政府在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的談判，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至第四輪談判（即自一九八三年七月初至九月底）為第一階段。在此階段英方重點強調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意願是希望英國政府能在九七年後繼續管治香港若干年，並以主權換治權。

一九八三年十月初，英國政府調整策略，不再堅持先行討論英國九七年後繼續管治香港的問題，同意可先聽取中國政府在九七年後如何處理香港的安排，並希望在九七後雖不能管治香港，但仍能保留有權威性的聯繫。第五至第七輪談判，屬於這第二階段。

英國政府在八三年十二月檢討談判進展，結論是不可能獲得中國政府同意讓英國在九七年後繼續管治香港，甚至繼續和香港有權威性的連繫，因此徵得香港行政局同意，改變策略，原則上答應在九七年將香港主權和治權歸還中國，但前提是中國政府對港管治的藍圖要令英國滿意。

在第三階段談判開始前，中英雙方均重組其代表團。中方以外交部助理部長周南接替副部長姚廣擔任首席代表，而英方亦調回駐華大使柯利達，成為首相的顧問，由伊文思擔任新的駐華大使兼談判首席代表。兩位新的首席代表均在第八輪會談（八四年一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開始加入。

從八二年開始，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從各項民意調查證實，絕大多數香港人都希望九七年後英國政府能繼續管治香港。很多香港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四九年建國以來受過迫害而逃來香港，亦有很多香港人是這些逃來香港的人在港所生的後代，也有很多香港人知悉他們在中國大陸的親人或朋友受過迫害。因此，很多香港人希望英國政府能繼續管治若干年，待中國大陸政府改進後，香港才回歸祖國。

兩局非官守議員在向英國政府反映民意時，這一點說得清清楚楚。議員絕大多數是華人，我們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但政治意向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同。我們處境很困難及矛盾。我曾向英國首相和外相形容過這種困境：從英國人看來，我們可能是「走狗」；從中國人看來，我們可能是「漢奸」，獻策於外國政府，和祖國政府談判。因此，在八二至八三年期間，兩局非官守議員很難公開反對中國政府的統戰，唯有呼籲香港人表達意見。

八三年十二月，當英國政府決定在九七年將香港全部主權和治權交回中國後，形勢轉變，兩局非官守議員可以名正言順，向中國爭取較好的條件回歸祖國，並設法尋求保證，落實中國政府的承諾。因此兩局非官守議員頻頻開會，商量採取新的策略，為香港人爭取一個能維持現狀，詳盡而有約束力的中英協議。

羅保動議

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經過數次討論，最後總結了兩點意見：

（一）設法發動香港人發表對中英協議的意見。

（二）設法令英國和中國政府談判中英協議時，能得悉香港人的意見。

為了達到上述效果，我們決定在立法局先行提案，通過要將來的中英協議草案交到立法局進行辯論。

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兩局非官守議員會議中，議員一致通過在立法局提案的做法，並同意由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為提案人。提案內容經議員集體商訂為：「本局認為有必要將任何有關香港前途之建議，在未達成最後協議之前，必須在本局辯論。」

立法局下次會期，即二月二十九日，是財政司每年一度在立法局發表財政預算案日子，因此最早辯論「羅保動議」是在三月十四日，即再下一次的立法局會議。

會議並通過即日經香港政府新聞處發表此項消息。

新聞稿發出當晚，適逢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宴請兩局非官守議員。席間我和許家屯談及「羅保動議」。我告訴他，當前英國已答應在九七年將香港全部主權和治權交回中國，現在的中英談判是如何使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九七年後能夠繼續實行資本主義，維持現行生活方式，保持繁榮安定。若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對中國大陸亦極為有利，因為香港可以繼續協助中國經濟發展，賺取外匯，故爭取一份好的中英協議，對中港雙方都有利。

雖然我已向許家屯解釋「羅保動議」的原意，但發表消息後的翌日，左派《文匯報》和《大公報》仍大肆批評。不過，中方的負面反應，早在兩局議員意料之中。中方的看法與我們並不相同，中方認為英方將會以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反映民意為藉口，加強英方在談判桌上的本錢。

圖2.10　羅保議員在立法局動議（1982年）。

八四年三月十四日立法局正式辯論「羅保動議」。羅保首先發言，他說：「此動議非常簡單，內文清晰，並不會容易誤會或誤解。猶如一份報章形容，此乃辯論需要的辯論（a debate about having a debate）。」

該天共有二十二位議員發言，除羅保及布政司夏鼎基外，發言的非官守議員依次為：方心讓、羅德丞、田元灝、吳樹熾、王澤長、王霖、何錦輝、李鵬飛、蘇國榮、胡法光、黃保欣、白朗、張鑑泉、張人龍、周梁淑怡、譚惠珠、陳英麟、范徐麗泰、伍周美蓮、楊寶坤。

二十二位發言議員全部支持「羅保動議」。羅保在最後總結發言時說：「香港人接受協議的程度，是視乎香港人是否相信協議內容能夠忠實地實施，永遠地保持。信心是不能以命令來獲得的，信任是不可以權勢來博取的。不獲香港人信任的協議，絕不可能維護香港的安定繁榮。最後，如果以前有人質疑今次辯論的智慧，我相信他現在一定明白其需要。」

英國扯白旗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五日，英國外相賀維首次訪問中國，在四天內先後會見中國外交部長吳學謙、港澳辦主任姬鵬飛、總理趙紫陽，以及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這絕對是香港前途問題上最重要的旅程之一。

賀維此行背負着沉重的歷史。他在四日的訪問中，向中國領導人確認了英國政府將於九七年七月一日將整個香港的主權交還中國政府。雙方並討論了中國提出成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問題。

賀維於四月十八日從北京到港，十九日上午和行政局開會，當日晚上和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開會並共晉晚餐。二十日，賀維舉行記者招待會，正式宣佈一九九七年後希望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是不切實際的。

圖2.11　兩局非官守議員和訪港之英外相賀維爵士（1984年）。

在賀維正式宣佈英國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全部撤出香港後，行政立法兩局非守議員認為，議員當前最大的責任是盡力爭取一個絕大多數香港人可接受的中英協議。協議內容除詳盡講述香港當時各項制度以便繼續在九七年後五十年不變外，應加入若干條款，保證中國中央政府會忠實地履行承諾，而且不會插手干預香港內務。這是當時可以做的最積極行動。

英國的敏感

一九八四年四月底，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獲悉英國上下兩議院將於五月中旬辯論香港前途問題，決定組團前往倫敦，游說兩院議員，並旁聽兩院辯論——議員當時並沒有想到，這次行程事前事後，都遭到英方的阻撓。

訪英之前，議員經過數次會議的討論，擬就了一份兩局議員對香港前途的立場書。

兩局立場書列出六大疑慮、兩個問題和四項建議。

六大疑慮為：

（一）中英協議內容是否和《基本法》內容相吻合？

（二）英國國會應否在獲悉《基本法》的詳細條款後，才正式批准簽署協議？

（三）英國應否採取有效方法，保證日後協議得以切實履行？

（四）英國應否在九七年後保留若干程度的地位，藉以進一步保證協議的履行？

（五）英國如何能在十三年過渡期內有效地保持香港繁榮安定？

（六）在港出生的英籍人士的命運如何？他們的權利如何得以保存？假如他們不願留在香港，英國應否幫助他們作移民的安排？

兩個問題為：

（一）應以什麼辦法去測驗香港人是否接受中英協議？

（二）假如香港人不接受全部或某部份協議，英國將會有甚麼反應？

四項建議為：

（一）應在協議詳細臚列九七年後實施的行政、法律和經濟等制度。

（二）應爭取充份及可行的保證，確保雙方遵守協議條款。

（三）應說明協議的條款將被納入《基本法》的條文內。

（四）應保證維護英籍人士的權益。

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晚，我和十一位兩局議員，在二十多位其他議員送行及祝福下，登上赴倫敦的航機。與我同行的十一位議員為羅保、張奧偉、沈弼、羅德丞、譚惠珠、白朗、張人龍、李鵬飛、周梁淑怡、張鑑泉和陳英麟。

我們在登機前，向全港市民發表一份兩局議員對香港前途的立場書。當晚我們乘搭國泰航機前往倫敦，大約於晚上八至九時啟航，翌日（五月十日）倫敦時間早上七至八時抵達倫敦希斯路機場。當我們到達機場貴賓室時，在那裏等候我們的大批英國記者和電視台人員，爭相問我們是否來英國爭取讓大量香港人移民到英國定居。他們明顯知道我們那份名為「香港的前途」立場書的內容或者部份內容，有備而來。相反，我們卻莫明其妙，更不明白為什麼他們的問題統統集中在移民問題上？其後發現原來大有文章。

我回想當兩局完成草擬立場書後，我在五月七日即赴英前兩天，先親自送交港督尤德一份文本。我認為在禮貌上兩局應將我們的意見向他說明，他看過後即場並無表示任何意見。他是知道並同意兩局派團往倫敦游說國會議員的，並代議員約見首相、外相等有關官員。不過，儘管他未有向我說明，我估計他會將兩局的立場書傳送往倫敦，我們亦認為無妨。

五月八日，行政局早上開會。當我到達政府總部，在開會前尤德向我傳遞英國外交部一個信息，外交部認為兩局的立場書對談判並無好處，建議兩局不要發表該立場書。

我回應說，我不能自行作主，但當日下午兩局倫敦代表團將開會，屆時我會把英國外交部的意見提出，與同僚討論。我並承諾將議員的討論結果通知布政司夏鼎基，因為當時尤德應已飛赴北京參加談判。第十四輪中英談判定於五月九至十日在北京舉行，尤德要在當日（五月八日）下午兩時啟程飛赴北京。

據我事後獲悉，五月八日晚，當香港政府把兩局議員決定維持原來計劃發表立場書一事，通知英國外交部後，外交部在五月九日下午舉行了一個傳媒「吹風會」，散佈謠言，謂香港行政立法兩局派代表團來英，游說爭取把兩至三百萬英籍華人移民英國。當時英國因過去非洲殖民地獨立的壞經驗，民情反對接收有色民族的移民。這便是當兩局代表團甫下飛機便被傳媒圍攻的原因。

兩局蒙受奚落

香港的老朋友並不一定會幫香港，這是議員在訪英之行所深切感受到的，我個人甚至為此一度意興闌珊，又萌去意。

行政立法兩局代表團連秘書長沙敬德、秘書徐志強及公關人員等一行十餘人，在五月十日早上抵達倫敦，入住市中心Portman Square的Portman Intercontinental Hotel。

各議員下午即分頭會見國會各派議員，晚上則在國會大樓和上下兩議院的英港及英中兩個小組舉行聯席會議。參加這兩個小組尤其是英港小組的國會議員，很多都是香港的老朋友，包括前港督麥理浩和中華電力公司的嘉道理。當日到會者有三十多人，非常熱鬧，但他們的態度則出乎我們意料地極不友善。

國會議員均集中討論移民問題，忽略其他我們認為重要的事項，他們並謂兩局議員不應在當時組團來英，應留守在香港應付中國政府的統戰。兩方為此針鋒相對。我們強調香港人都不願意離開香港，僅僅希望如必要時可以有「太平門」。最令代表團失望的是麥理浩，他說我們來英的時間失當，又批評我們的立場不正確。其他國會議員聽到這一位前香港總督竟然有此論調，當然加以附和，聯席會議最後不歡而散。

當我們返回酒店後，馬上開會檢討首日的經驗，並討論以後對英國議員應採取的策略。各議員的心情極之煩燥，我們撫心自問，代香港人向中英兩國政府爭取權益，保障香港現行制度及生活方式，並不是為了私利，但此行所受屈辱卻超乎想像。我當時頓萌退意，這是我第二度有引退的想法，幸得各同僚誓死支持，才打消辭職的念頭。

翌日，即五月十一日，兩局代表團下午會見英國外相賀維。賀維形容兩局議員不是由人民選舉產生，很難說服英國議員和人民，接受兩局代表團是代表香港人的意願。我們對他說，兩局議員雖不是由選舉產生，但我們來自各行各業，確實知道香港人的意願，然後如實反映。但賀維的說話始終也是針對着移民問題，令議員大為不滿。

市民聲援兩局

一場議員反擊英方之戰，宣告展開。

兩局議員代表團離港赴英前，定下一個支援計劃，由若干議員在香港成立一個小組，與在英國的代表團保持聯絡，給予支援。小組由鄧蓮如負責指揮。

我在會晤中聽到英國外相賀維質疑兩局議員的代表性後，腦海中一直想辦法應付。會晤結束，當我們步出國會門檻，大批香港電視台、電台及報章記者一湧而上，包圍我們詢問消息。我忽然想起，為何不利用傳媒傳遞信息，令香港人證明代表團正反映港人意願？

於是我嚴肅地在電視攝影機前向香港人說：「香港今日已處於危險關頭，如果你們同意兩局的立場書，你們應該公開表示，如果再不『出聲』，可能就再無機會『出聲』了。」這個鏡頭在香港的電視新聞播出及報章刊載後，據聞引起很大的反應。

同一時間，我們將前港督麥理浩在聯席會議中，奚落兩局代表團的過程告知身在香港的鄧蓮如，並着她在港策動輿論反擊英方。一日後，在英代表團及在港兩局辦事處收到無數電報函件，表示支持。

三日後，即五月十五日，英國外相賀維和兩局代表團又進行工作晚餐。代表團在當日下午曾自行開會討論策略，議員同意每人自行選取十封由香港人傳過來的支持電報，在工作晚餐時讀出，讓外相及其他英國官員聽一聽，證明代表團確實忠實地反映港人意願。

席間，當議員輪流讀出香港人的支持電報，我注意到賀維的臉開始脹紅。當第三位議員——我記得可能是張奧偉——讀了一半後，這位英國外相就說：「夠了，夠了，不用讀下去了，我知道你們是忠實反映香港人的意願。」這一役，在民意支持下，議員總算獲得了勝利。

港人支持兩局

兩局議員代表團回港，在機場受到熱烈歡迎。我們隨即評估港人對兩局立場的支持：在收到的函件電報中，八千四百二十七封來自個人，其中八千四百人表示完全支持，十人表示部份支持，只有十七人表示反對。可惜當時未有電子郵件及傳真，否則不只八千封函件。

來自團體方面，共收到一千五百零九份意見書，其中一千五百零四份完全支持，四份部份支持，一份表示反對。當時香港有十八個區議會，十四個全部支持，一個部份支持，其餘三個並無表示意見。

《南華早報》僱用香港市場研究社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八至二十日進行了一項獨立的民意調查，成功以電話訪問了六百零五名香港市民，其中三百三十六人是男性，二百六十九人是女性，均超過十九歲；一百三十五人是白領，二百八十一人是藍領，其餘的是退休人士、家庭主婦、學生或無工作者。結果，民意取向與我們一向預計的全部吻合。

圖2.12　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團第二次訪英（1984年）。

調查結果顯示：

百份之四十一表示完全支持；

百份之四十一表示部份支持；

百份之三表示不支持；

百份之十五表示無意見。

《南華早報》五月二十五日在其頭版上說：

「當兩局立場書發表後，英國倫敦和中國北京的官方都認為不代表香港人的意願，但民意調查結果證明兩局的立場書準確反映香港人的意見。更為重要的是每十個人中有四個認為兩局的立場書會令港人得到一個較好的協議⋯⋯這種高度支持清楚顯示部份英國國會議員——例如前首相希斯——認為兩局僅代表少數港人意見的講法，是錯誤的。」

我當時接受《南華早報》電話採訪，對調查結果表示高興和鼓舞。我對記者說，我一直深信兩局議員忠實反映香港人的憂慮和希望，但不知道應該怎樣去證明，現在這項與兩局並無聯繫而獨立進行的民意調查，正好為我們提供了證據。

歧視性的國籍法

兩局議員從訪英之行深切體會到國籍問題如何牽動着英國人的神經——以我個人的經驗，英國對殖民地的態度在五零年代後是有轉變的。

英國首相希斯在七十年代初期掌政前的年代，香港政府所發出的英國護照和倫敦所發的具同等效用，持有人都可以在英國居留。

以我本人為例，我在一九四八年持香港所發的英國護照赴英深造，當我妻子（澳門人）在港取得身份證明書於四九年來英與我會合時，為方便往歐洲旅行，我將我的護照和妻子的身份證明書寄往倫敦外交部，要求將我妻子的名字加入我在香港所發的英國護照內。英國政府其後向我發出一本新的英國護照，由倫敦外交部簽發，內有我妻子的名字。

在我的英國護照十年期滿時，當時我因業務需要經常出入香港，未有足夠時間將護照寄往倫敦換取新的英國本土護照，（當時需要大約三個月時間），故我將倫敦所發的英國護照，又重新換回香港發出的英國護照。當時根本沒有人，包括我自己，認為兩者有甚麼分別。但我的想法是錯誤的。六十年代英國以一連串移民法例將香港政府發出的英籍護照持有人的居英權取消，當時香港人均被蒙在鼓裏，沒有反對。

兩局議員代表團在一九八四年五月赴英游說國會議員時，我和張奧偉、羅德丞、周梁淑怡及譚惠珠等人，曾在五月十四日在國會大樓會見希斯。後者向我們透露他任首相時的一個重要決定。

他說，當他在七十年代初擔任英國首相時，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七二年加入聯合國，並隨即要求聯合國將香港和澳門的名字，從殖民地名冊內刪除。希斯說，當時英國內閣決定不反對中國的提議，並據此評估香港不可能獨立，日後將會回歸中國。為避免香港英籍居民大量移民英國，因此開始考慮更改國籍法。

一九七六年英國發表了一份綠皮書，建議更改國籍法，將殖民地的英國籍居民改為英國海外公民（British Overseas Citizen），並失去在英國本土的居留權。

七七年夏天，我以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身份，偕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簡是一位資深律師），代表兩局赴倫敦參加英女皇登位廿五年銀禧慶祝典禮。我們二人藉此機會見英國工黨外交部副部長羅拔士勛爵，表達行政立法兩局的強烈反對意見。

我記得簡悅強對副部長說：「我們在香港出生的英籍港人，並非本身自願選擇在港出生的，我們亦無犯法、犯錯，在英國國會中亦無發言權和投票權，因此褫奪英籍港人在英的居留權，是不人道及不民主的。」但不得要領。

隨後數年兩局非官守議員曾努力向英國爭取，始終未能成功，只能游說英國增設一項英屬土公民（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y Citizen，簡稱BDTC）。至中英就香港前途簽署聯合聲明後，在九十年代中期，BDTC再改為BN（O），即是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的簡稱。

訪京三波四折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七日，中國政府宣佈中共中央委員、江蘇省第一書記許家屯，將接替王匡，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資歷級數比歷來的社長都要高，在在顯示講究規格的北京政府正有所盤算。六月三十日，許家屯乘九廣鐵路火車抵達香港。香港報章次日報道多着重他架在鼻樑上的一副茶色眼鏡。這副小道具令香港人相當有新鮮感，比傳統的中方官員多了一份時髦，少了一份古板。

我第一次和許家屯見面，是在八三年八月十五日，我和兩位行政局非官守議員鄧蓮如和利國偉，應中文大學校長馬臨的邀請，往馬校長在中大的校長公館晚膳，許亦是座上嘉賓。

據聞我們三人的名單，是由中方向馬臨提出的。鄧蓮如當時已是英資太古集團的高級行政人員，她在香港聖保羅男女中學畢業後，前赴加州大學深造，並先後在七六年和八三年獲委加入立法局和行政局。利國偉則是本港知名銀行家，六八年開始就成為立法會議員，然後在七六年獲委加入行政局。但他因健康問題，在七八年九月退出行政、立法兩局，其後於八三年八月重返行政局。

當晚我要往機場送別離港赴英倫的港督尤德，故需要早退，但和許家屯約定以後定期秘密見面，互相交換意見。此後，我們三人與許家屯基本上每個月都會私下會晤一次，而每次地點都是一個第三者的私人地方，並非公眾場所。我每次皆有將這些會面內容向港督匯報，而我相信許家屯亦同樣會將信息傳返北京。

我與鄧蓮如和利國偉當年引發連串風波的訪京之行，也是在與許家屯的秘密會晤中逐步醞釀的。

一九八三年底，許家屯首次向我們三人表示，北京政府希望我們能夠前往北京和領導層見面，談論當前香港的問題。原則上我們接受邀請，但我們想清楚知道會見哪位領導人及訪京的確實時間。不過，事情其後卻無下文。

直至一九八四年四月底，許家屯在一次會晤中，傳遞北京信息，提議我們五月十日赴北京。當時行政立法兩局基於英國國會將在五月中旬辯論香港問題，早已定好在該段時間赴倫敦游說國會議員及旁聽辯論，因此我們未能按照北京意願在五月十日訪京。

我事後回想，北京當時提出邀請，實有意不想我們三人前往倫敦。但我們並無理會，兩局議員與北京的誤會亦由此產生。

我在五月二十三日由倫敦返港後，曾和許家屯會面，但許並未再提及邀請赴京一事。當時我估計，中方可能對兩局赴倫敦時所發表的立場書不滿，因而取消邀請。

另一方面，我們獲邀到北京一事，也已向兩局議員報告。一般認為兩局既已派十多名議員赴倫敦，亦應多派幾位議員前往北京。因此我在會晤時曾主動向許家屯表示這方面的意見，但他不置可否。

我們當時向許家屯傳達了兩局的願望：

（一）訪問團應增人數並加入羅保，因他是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亦是行政局非官守議員。

（二）訪問團應以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團名義赴京。

（三）中國要預先宣佈接見代表團的領導人，因為我們擔心不知中國安排甚麼人見我們。

許家屯認為有困難，因而訪京仍然無期。

經過了數次談判，最後利國偉、鄧蓮如和我三人在六月十五日和許家屯及副社長李儲文，在新華社內進行工作午餐，準備就訪京安排作最後敲定。兩局議員事前知悉這次會談，並定於該日下午六時開會，聽取我們訪京的最後安排，並隨即召開記者會宣佈訪京消息。

當時我們已同意中方的建議，由我、鄧蓮如和利國偉三人赴京，即沒有堅持葡籍的羅保同行，但許家屯仍不同意我們用兩局議員名義。許家屯表明鄧小平會接見我們，但亦不同意我們預先公佈。談判延至下午三時許仍未取得共識。

如何打破僵局？我故意借用會議室的電話，聯絡兩局秘書處，大聲告訴他們談判失敗，請他們取消晚上的記者會。我知道新華社官員將一切都聽在耳裏。許家屯接下來開始軟化，最後大家同意採取各說各話，我們三人可自行宣佈以兩局議員身份赴京，並可以先行宣佈由鄧小平接見。訪京的障礙終於掃除。

針鋒相對

我與鄧蓮如、利國偉一行三人，終於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楊奇陪同下，乘搭中航班機赴北京，並下榻座落於長安大街的建國酒店。

這是我首次踏足北京。從飛機場到酒店，建設比較落後，近長安街才見到大廈。這裏的街道雖然相當寬敞，但卻擠滿單車，市中心的交通更是混亂極了。我記得當時的感覺是，這兒與香港的差別實在太大了。

二十二日晚上九時，我們三人在酒店房間內，先和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秘書長魯平見面，向他預告我翌日會見鄧小平主任時的講稿內容，目的是讓中國政府有機會回應。這是我們第一次與魯平見面。魯平年青時曾入讀上海聖約翰大學，又在香港住過一段時間，可以稍稍講一點廣東話。

我們在六月二十三日早上十時在人民大會堂四川廳會晤鄧小平，在座有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副主任李後、李鍾英，以及秘書長魯平。我們的兩位秘書徐志強和何承謙亦有列席作會談紀錄。新華香港分社副秘書長楊奇亦有列席。

鄧小平坐在梳化椅上，首先打開話匣子：「你們這是第一次到北京來嗎？我歡迎你們以個人身份到北京走走，聽說你們有不少意見，我們願意聽取。」

我心裏想，鄧主任正把我們在香港和許家屯的爭論，搬到北京，並且在全世界的電視傳播中進行，我不能就此退讓。於是，我回應說：「我們三位香港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感覺很榮幸，有機會來拜見鄧主任和其他國家領導人。」開場白到此為止，電視攝影隊和大批記者在此時刻開始退場，會談在閉門情況正式展開。

鄧小平先行發言，他在會談時態度顯得相當強硬，並透過這次會面，就香港前途問題，向我們傳達了幾個重要信息。

第一，他對我們三人說：「中英的談判你們是清楚的，這個問題我們會和英國解決，而且這些解決不會受到任何干擾，過去所謂三腳凳，沒有三腳，只有兩腳。」這個「三腳凳」理論，自此被中方經常提起。而我當時腦海隨即湧起一個念頭：鄧小平正用中國傳統決定子女婚姻前途的盲婚制度，來決定香港的政治前途。

然後，鄧小平又說：「就主權方面，不管談判怎樣，或各方面的反應怎樣，在九七年一定要收回主權⋯⋯我曾和英首相說過，如在九七年前，香港有大波動出現，則會考慮收回的時間和方式。」

至於我們的發言，則包含前言和兩個主體部份。在前言中，我們先表明支持中國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並在香港成立擁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港人治港，保持現行制度五十年不變。

第一個主體部份是講述香港人當時的心理、信心狀況以及九七年前後的焦慮。

圖2.13　作者在北京拜訪鄧小平主任（1984年）。

我當時說：「港人繼續心存憂疑焦慮，人心動盪不安，確切是不移的事實。一般職工和小市民亦各有各的憂慮。我們坦誠率言，並不是危言聳聽⋯⋯港人失卻信心，人才外流，資金外移，投資不足，經濟衰退。」

「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有三個主要擔心。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京人治港，中國表面上不派幹部來港，但治港的港人都由北京控制，港人治港變得有名無實。香港人第二個擔心是，九七後，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的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第三，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主任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但擔心將來的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國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

我還特別指出，我們這次發表意見，絕非為個人利益，因為到九七年時，我和利國偉已經近八十歲，再沒有任何要求。

鄧小平聽了之後，急不及待打斷了我，就我的發言作出回應。他特別提及三個部份：香港信心、十三年的過渡期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問題。

鄧小平說：「概括來說，你們說香港人沒有信心，其實是你們的意見，是你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信任。」

接着，他又將話題轉到有關過渡期的問題。「至於過渡時期的十三年，問題不在北京。我們的擔心不比你們少，所以我們主張成立聯合聯絡小組，就是為了這十三年，機構要設在香港。我不懷疑十三年內香港會有波動，問題是波動的大小，我們不願意見到大的波動⋯⋯如果有更大的波動，我和英首相戴卓爾夫人說過，就會考慮提早收回主權治權。」

最後鄧小平談到有關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他說：「將來香港由誰來治理，我們有個界線，將來香港政府及其附屬機構治理人員，主體上應是愛國者⋯⋯他們的任務是把香港攪好。我曾多次說過，北京不會派人到香港⋯⋯中央政府有一定權力，香港的官員無論是經過任何形式推選出，都是由中央委任，這是一個手續，除派軍隊外，我們是不會派人管治香港，這方針是明確的，不會變的。」

鄧小平強調：「中央不願意在香港取一個銅板，所以做的事一定是好的，（香港人的信心問題）他們擔心是多餘的。」

說到這裏，鄧小平跟我們說：「我們談的時間不短，我想休息，至於其他意見，可和我的同事繼續談。」

結束見面之前，我代表訪問團，向鄧小平呈交了一份備忘錄，並致送了一份紀念品。

其實，我們發言的第二個主體部份，一共提出了三個我們認為可以增強港人信心、協助保持香港繁榮安定的建議。這三個建議是基於兩局議員倫敦之行所發表的立場書中前三項建議所引伸而來的，分別是：

（一）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所作協議一定要力求詳盡和有約束力，而協議內應有一項條文，規定將來《基本法》應該根據該協議有關條文而制訂。

（二）《基本法》應該由港人代表及北京指派代表共同在香港起草。

（三）中國應該成立基本法法制委員會，負責監察或諮詢《基本法》的制訂、執行和修改，中國應委任在國際有聲譽和地位的華人為委員。

結束訪京之行返回香港，我們三人在六月二十五日舉行記者招待會，我說：「鄧小平主任不相信我們所說的，是港人真正的意見，能夠真正反映現在香港人的心理和信心狀況。鄧主任不相信香港出現信心危機。他說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將會符合香港的利益。」

這番話立即引來邀請我們訪京的許家屯反駁。許家屯表示，鄧小平並沒有說過不相信香港人有信心危機。許家屯批評我們，尤其直指我歪曲鄧小平的言論，罵我是「孤臣孽子」。當時兩局非官守議員和新華社為此鬧得很厲害。雙方最後同意在報章同時發表各自所紀錄的對話全文，讓公眾可以閱畢兩方紀錄，加以比較，自行判斷。

當我以為這次「羅生門」事件中，究竟孰真孰假，在歷史上將成為一個無法解開的疑團之際，八五年一月二日中國官方通訊社中國新聞社發表一篇鄧小平的舊談話要點，證實去年六月我等引述鄧小平不相信香港人有信心問題，乃如實反映，反而當時許家屯隱瞞了真相。

圖2.14　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團北京之行回港後之記者招待會（1984年）。

中國新聞社的報道稱：「鄧小平於去年六月二十三日會見鍾士元等人時的談話要點已收進元旦發行的鄧小平新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書中，有如此一段：『所謂香港人沒有信心問題，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見。』」

議員講故事

語言是高度藝術。有時，不是所有意見都適宜直話直說，若打一個比喻可以令說的、聽的都更從容，也不失是有效的方法。我和鄧蓮如、利國偉在訪京期間與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晚宴，就用上這一着。

我和鄧蓮如、利國偉在六月二十三日早上會見鄧小平主任後，晚上赴港澳辦的工作晚宴。我們與主任姬鵬飛、副主任李後、秘書長魯平等，在餐前進一步交換意見。我們提出並詳細解釋了三項主要建議。

就第一項建議，姬鵬飛承諾，中英協議將會盡可能詳盡，並有約束力。他又同意協議內容將會有一項條文規定《基本法》將根據協議內容而制訂。

至於第二項建議，即委任香港人參加在港起草基本法工作，姬鵬飛表示，在協議簽訂後，將加以考慮。

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政績不大好，數次改變國策，因此香港人對中國政府信心不足，對香港前途極為憂慮。為表達此種憂慮情緒，而不會令領導人尷尬，我們在跟姬鵬飛闡述第三項建議前，向他及在座其他中國官員講了一個虛構的故事。

我們說，有一個小鎮正面臨徙置到另一地方，而該地方在過去三十年內，每十年左右便有一次大水災。為使小鎮的人接受徙置，遂建築一條防洪堤壩，保證徙置後免受洪水威脅，因而能安居樂業。

我們對姬鵬飛說，希望中國領導人明瞭港人的恐懼心理，答應建立一個預防性的緩衝組織，以穩定香港人心。因此，我們提議香港特區成立一個名為「基本法法制委員會」，成員由中國政府委任國際知名及有地位的華人擔任。委員會的職權則為監察《基本法》的切實執行，及就制訂和修改《基本法》提供意見。當時姬鵬飛答應在起草《基本法》時，會認真考慮我們的建議。

終於，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一九九零年四月四日的會議中，通過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提案，要點如下：

（一）基本法委員會隸屬於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

（二）職權是就有關《基本法》第17條、第 18條、第158條及第159條的實施問題，提供意見。

（三）委員會共有十二人，六人由人大常委委任內地人士，而其他六人則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聯合提名，由人大常委委任。每屆任期五年。

此「基本法委員會」和我們所提議的「基本法法制委員會」雖不完全吻合，但原則上是一致的，目的亦一樣。

在我寫此回憶錄時，香港已回歸中國三年多，我們北京之行及其結果所引起的爭議，已成歷史。鄧小平主任不幸地在香港回歸前五個月逝世，未能目睹回歸盛事。許家屯在九十年代初期逃往美國，避免被清算。移居倫敦的鄧蓮如已成為英國終身貴族，和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平起平坐，而利國偉和我則仍然繼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生活。但無論如何，我們三人很高興中國政府已原則上接受並執行了我們的建議。

港人認同北京之行

當兩局議員還在討論我們三人北京之行的成果，《南華早報》在一九八四年七月六日發表了一份由該報委託香港市場研究社所作的一份民意調查結果。該調查在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一日——即我們三名議員結束北京之行返港後三日——以電話隨機抽樣訪問了一千零一十名十九歲以上、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成年人。主要調查結果如下：

（一）百份之七十九受訪者支持兩局三議員北京之行。

（二）就兩局的三項建議，百份之七十四同意第一項建議（中英協議應詳盡而有約束力）；百份之七十八同意第二項建議（基本法應由港人和北京代表在港起草）；百份之六十一支持第三項建議（組織基本法法制委員會）。

（三）就當時香港是否有信心問題，百份之六十七受訪者認為有信心問題。

圖2.15　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團訪問北京，在天壇前留影（ 1984年）。

總括來說，我們三人北京之行，事前雖無徵詢香港人意見，但事後由《南華早報》贊助的獨立民意調查清楚顯示，我們北京之行和我們的意見、建議都得到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支持，證明兩局準確地反映香港人意見，堪以告慰。

《南華早報》在七月六日的社論中，認為此次的獨立民意調查的結果，證明了兩局非官守議員雖然不能代表香港市民，不能完全反映港人的意願，但最低限度能夠講出大部份港人的憂慮。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

成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及小組可以在九七年後繼續存在，確實都經過一番周章。

當中方在中英談判桌上提出成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行政局初期反應是比較負面的，主要原因是恐怕北京藉此組織在過渡期內干涉香港內政。不過，我們亦認同在接近九七年的時候，中英雙方應該有一個架構來洽商政權交接事宜。因此，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原則上接受中方的提議，但細節上則覺得必須認真小心考慮。

我記得行政局同僚李福和，曾建議在有關成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協議內，列明該小組並非權力機構，不參與香港的行政管理。此建議後來獲中英兩國政府接受，寫進《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二第六條：「聯絡小組是聯絡機構而不是權力機構，不參與香港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管理，也不對之起監督作用。聯合聯絡小組的成員和工作人員只在聯絡小組職責範圍內進行活動。」

我亦記得另一位同僚譚惠珠提出，「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存在應仿如「鏡中的影子」（mirror image），即以九七年為界，假如聯絡小組在九七年前存在「X」年，則應在九七年後也存在「X」年。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均認為聯絡小組在九七年後可以監察中方切實執行中英協議，但英國政府認為中方不會接受，故拒絕在談判中提出。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英國外相賀維第二次訪華，先到香港與行政局開會。我們在會上再次要求外相向中方提出，聯絡小組的存在延長至九七年後，並力陳此舉可增強香港人對中英協議的認受性。賀維最後僅表示他明白非官守議員對此事的重視，但卻無承諾向中方提出。

賀維其後從北京返英，又途經香港。他在八月一日早上向行政局匯報在北京會談的進展。在開會前，賀維把我拉在一旁，親自交給我一張字條，寫着：「我不理會我的顧問的反對，向中方提出將聯絡小組的存在，超越九七年，得到中方答允，延至二千年一月一日。」

後來，他對我說，他的顧問都不同意這樣做，但他見到當時談判氣氛良好，就提出了，以免回來遭行政局責難，結果中方同意。我打趣地回應：「你應該爭取多幾年啊！」

互佈棋局

在漫長的中英前途談判中，政制安排是最後一個達致共識的議題，而且，這個句號劃得並不完滿——中方留了一條小尾巴，而英方的堅持同樣深具沒有宣之於口的動機。

中英兩國政府同意在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並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外，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高度自治權，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原有法律、經濟、金融等制度五十年不變。

當時香港的政治制度是殖民地的政府結構。英國政府委任的香港總督，身兼三軍司令、行政首長及立法局主席，而所有政府官員及行政立法兩局的官守和非官守議員都是由港督委任。行政局和立法局都是諮詢機構，港督可以不接受行政局的決議，亦可以不簽署立法局通過的法律。

因此，雖然香港的各種制度在九七年回歸中國後，將繼續保留，但在政制方面則肯定會大變。中國最初建議，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由協商產生，由中央政府任命，而立法機關則由選舉產生或委任。

英國提出行政長官應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中方阻力不大。但當英國建議立法機關應全部由直接選舉產生，則中方反對甚劇，在這個問題上爭論久懸未決。

英方背後的想法是，假如中國政府九七後要干涉香港內政，其渠道將是經特區行政長官交由行政機關執行。在行政機關要對立法機關負責的情況下，為防範中央政府干涉特區事務，特區的立法機關必定要全部由直接地區選舉產生，俾能制衡行政長官。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同意英方的策略，因而支持英方在談判上堅持，令談判一直膠着。

據聞鄧小平指令必須在三十五周年國慶前草簽中英協議，即為中英談判設了限期；前英國首相希斯在八三年九月會晤兩局議員時，亦曾提過這個限期。因此，在七、八月中方談判代表態度開始軟化，答應特區的立法機關可以全部由選舉產生。不過，同一時間，中方亦佈下其後着。

首先，中方在「選舉」一詞前面刪去「直接地區」四字，然後在英文本中，「選舉」（elections）用眾數，意味着將來立法機關的選舉辦法，可能是包含多種模式的混合選舉。後來《基本法》所規定的立法機關選舉辦法，分地區直選、功能團體及選舉委員會，就是中方在一九八四年佈下的棋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英聯合聲明》主體文件內，並無提及特區立法會的組成辦法。當時中英意見分歧，故只有將立法會的組成問題，交由後來成立的聯合工作小組討論。因此立法機關的組成刊載於聯合聲明附件一，而不在主體部份。

協議變了聲明

《中英聯合聲明》這六個字，香港人現在個個耳熟能詳，但行政局與英國政府當年期待的並不是一份聯合聲明，而是《中英協議》。

英方一向視談判的最終目的，是由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一份協議。不過，在談判後期，中方卻反對簽署協議，據我們所知，其理由有二：

（一）中國政府一向不承認割讓香港給英國的不平等條約，所以中國政府恢復行使香港的主權，並不需要英國政府同意。

（二）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後，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並不需要英國政府同意。

因此，中國不同意和英國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協議。但為兩國友好關係，中方願意和英方簽署一份聯合聲明。當時行政局議員對聯合聲明的國際法律效力不大清楚，遂要求英國政府徵詢國際法律專家意見，後來英國向議員提交書面報告，表示聯合聲明在國際間亦有相當約束力，行政局遂通過接受了這個安排。

雖然如此，行政局議員希望中英簽署的聯合聲明能夠在聯合國登記，以增加其約束力。最後，取得中英雙方的同意，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將《中英聯合聲明》在聯合國登記備案。

行政局五赴倫敦

一九八四年九月六至七日，中英舉行了最後一輪即第廿二輪的談判，為期兩年的艱巨任務終於完成。可能有些人會感到意外，當行政局最後一次就中英談判向英方表達意見時，我們提出，不能滿足議員與香港人要求的，竟然是英國政府而非中國政府。

在英國內閣討論《中英聯合聲明》草稿之前，行政局全體非官守議員陪同港督尤德先後五次前往倫敦，最後一次於九月十七日離港，在十九日下午六時在首相府與戴卓爾夫人開會討論聲明草稿。在座還有外相賀維及副外相雷斯。

在討論中，我率先代表非官守議員發言。我憶述當我們在該年五月訪問倫敦時，發表了兩局議員的立場書，就中英談判提出了四項要求。民意調查顯示，香港市民絕大多數支持兩局立場書的意見。我們今日見到的聯合聲明草稿，雖未盡善盡美，但基本滿足了議員所提的首三項條件，反而第四項條件，即維護香港英藉人士的權益，則令人頗為失望，而此乃英方本身問題。我重申希望英國政府能繼續予以考慮。

圖2.16　香港行政局（1984年）。

總括而言，行政局非官守議員接受《中英聯合聲明》草案，並承諾會向港人推薦。

鄧蓮如的尷尬

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在一九八四年數度陪同港督前往倫敦，其中一個晚上，我在街頭上演了一幕勇救佳人，為嚴肅的行程帶來了一個輕鬆話題。

我們在倫敦一般會入住Knightsbridge的 Sheraton Park Tower Hotel。這間酒店鄰近著名的百貨公司Harrods。一天晚上，其中一位議員提議往蘇豪（Soho）紅燈區食中菜。我們當時共有七、八人，要分乘兩輛車。但我們出發前仍未能確定到那一間菜館，於是吩咐司機盡辦法讓兩輛車不要分開。不過，交通阻塞，事與願違，兩輛車終於分開。當時我與鄧蓮如、張奧偉和李福和乘坐同一輛車。

當我們在紅燈區下車後，眼見盛裝的鄧蓮如穿了一雙高跟鞋，為免她走路辛苦，我們三人就建議她站在一旁等候，讓我們分頭尋覓另一輛車的議員。當時我走過了馬路，回頭一望，見鄧蓮如站在街燈柱下，拿出粉盒和一面鏡子修飾臉容，我已隱隱覺得有點不妥。

我繼續走前數分鐘後，再回身一望，看見一個中年中東男子走近鄧蓮如身旁跟她說話。當時我大感不妙，擔心鄧大姐可能被人誤認為企街女郎，於是我立即跑回鄧大姐身邊，一面走一面大叫：「她是我的（She is mine）！她是我的！」那個中東漢子看見我邊叫邊跑過來，便急步離開。

事後，鄧大姐卻埋怨我破壞她的好事機會。她說，那個中年中東男子可能是個中東王子哩！

虛驚一場

除了鄧蓮如在街頭險遭誤會之外，我本人在倫敦也曾發生「奇遇」，令我虛驚一場。

一九八四年夏初，聯合聲明還未簽訂，某一次行政局議員陪同港督尤德赴倫敦開會期間，我下午在酒店房間閱讀文件，忽然聽到一陣敲門聲，開門後看見三個外國人，其中一個是港督私人助理。他介紹其他兩人是英國情報局人員，問我可否讓他們入房間，與我談一談。

進入酒店房間後，其中一位情報人員告訴我，他們接獲香港政治部傳來的信息，香港有人可能會對我不利，問我在商業上及女人方面有沒有任何可懷疑的人物和動機。

我回答說，據我本人理解，我未能忖測到在商業上及在女人問題上有何可疑人物及動機。我反問他是否知道香港政治部的情報從何處取得？其中一位情報人員回答是從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情報人員得來。當時我覺得很愕然，並不大相信。

回港後，我和警務處聯絡，採取了若干防範措施。過了三個月後並無任何事情發生，此事就開始淡忘了。

握　手

行政局推薦聲明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午，中英兩國首席談判代表周南和伊文思在北京舉行了草簽儀式，然後發表了中英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聯合聲明草案，並在港派發了一共三百六十萬冊草案印本。

英方印了二百四十萬冊，而中方則印了一百二十萬冊：

英國政府印　　 中國政府印

英文 　　800,000冊　　400,000冊

中文 　　1,600,000冊 　800,000冊

圖2.17　作者和李鵬飛博士合攝於北京頤和園（1984年）。

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在倫敦會晤首相返港後，在九月二十八日召開記者會，向全體香港居民解釋行政局贊同《中英聯合聲明》草案的原因，並向港人推薦的理由。

行政局認為聯合聲明大致上能符合兩局議員所提出的主要建議。此外，在決定是否接受協議時，行政局的考慮包括了有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方案，特別是對那些不能離開或者不願離開香港的人士而言。

當然，另一個選擇就是沒有協議，但結果可能是中國單方面發表聲明，而單方面的聲明又很可能不會記載我們的要求的全部細節，可能沒有約束力，可能沒有關於未來《基本法》的任何保證或承諾，而且一定不會維護本港英國屬土公民的權益。

此外，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亦認為協議草案包含很多值得歡迎的積極性建議，例如有關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新界及新九龍土地問題的解決辦法、香港人自由進出特別行政區的權利、以及香港人極為重視的各種自由。協議草案包含的細節，比很多人所預期的為多，顯示兩國政府已盡量照顧香港人所關心的事。因此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相信一份由兩個主權國在完全自決下透過會談而簽訂、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而且提供一個可行大綱的協議，是遠勝於沒有協議。

圖2.18　香港代表團訪京慶祝三十五周年國慶，於中國長城上留影（1984年）。

議員棄權

雖然行政立法兩局提出的建議基本上已獲採納在《中英聯合聲明》內，但立法局表決聯合聲明時，卻並非得到議員一致支持。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十六及十八日，立法會辯論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提出的動議，內容為：「本局認同中英政府關於香港前途聯合聲明草案，並向港人推薦接受。」有二十七位非官守議員在辯論中發言，其中兩位議員施偉賢及陳鑑泉對草案表示不滿意，投棄權票。不過，動議最後在絕大多數議員支持下，獲得通過。

施偉賢發言時，形容英國政府今次是自己先綁起了一隻手來談判，因為英國早已更改國籍法關了移民大門，因此英國根本沒有討價還價本錢。陳鑑泉則認為，香港人從前早已領教過中共政府的政策反覆，不會相信中方的承諾。施、陳的發言，正好反映了部份香港人對中、英兩國政府的憂慮和不滿。

當時香港政府成立了一個「民意審核處」，由大法官李福善主持，收集及測度香港人對《中英聯合聲明》草案的意見。兩局非官守議員為免與官方混為一談，亦自行科款自費委託香港市場研究社進行民意調查。

後者以隨機抽樣訪問了六千名超過十八歲的人士，結果顯示，大部份香港人都認為聯合聲明草案大致上可以接受，更有百份之九十被訪者認為有協議比無協議好。全港十八個區議會亦認為聯合聲明草案大致上可以接受。

兩局對聲明表態

英國上下議院定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及十日辯論《中英聯合聲明》草案。兩局議員認為有需要將香港人對草案的反應及意見向兩院國會議員反映，因此組成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團，於十一月三十日離港赴倫敦，入住五月訪英時住過的Portman Intercontinental Hotel。

議員並藉着這次訪英，為日後爭取英國在港推動民主政制，埋下伏筆。

事實上，兩局議員當時心情矛盾。我們一方面支持《中英聯合聲明》草案，但卻又不能不對未知的前景憂心忡忡，擔心的問題愈想愈具體。我們眼前可以做的，就是向英國政府表達我們的關注，希望可以得到援手。

圖2.19　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團第三次訪英在倫敦拜訪英首相戴卓爾夫人（1984年）。

代表團由兩位兩局首席議員（即我和羅保）帶隊，團員有九人，為鄧蓮如、利國偉、譚惠珠、李鵬飛、蘇國榮、張人龍、周梁淑怡、陳英麟和范徐麗泰。

兩局代表團先行分別會見外相賀維、副外相雷斯、國會香港小組、國會外交小組及大批上下兩院國會議員。我們最後於十二月五日上午九時半會見戴卓爾夫人，我首先代表各議員發言，向首相匯報香港各界人士對聯合聲明草案的反應、立法局辯論草案的過程、十八個區議會、市政局和鄉議局的支持，以及獨立民意調查的結果。總括而言，我們認為香港人接受聯合聲明的草案。

我並代表議員向戴卓爾夫人談及在港發展民主政制的問題。議員認為，應藉十二年半的過渡期，由殖民地政制以循序漸進方式發展為民主政制，但在過程中英國政府應小心行事，以不影響香港的繁榮安定為原則。

我們認為，除非香港在過渡期內能保持繁榮安定，否則九七後便不會有繁榮安定。我們希望英國政府不要因中國政府的干預或英國本身的利益，而犧性香港人的利益。

在會見首相之前，代表團曾分別會見過外相賀維及副外相雷斯，向他們解釋兩局代表團出發時所發表的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的聲明。聲明內列出了香港人表示關注的八大事項及兩個要求。

香港人關注的八大事項為：

（一）憂慮中國政府會否干預；

（二）擔心中國會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兵；

（三）未知其他國家會否接納新形式的英國護照；

（四）懷疑是否可以保持現有的人權和自由；

（五）害怕人民解放軍駐守香港；

（六）對香港英國屬土公民，尤其是甚少數的非華裔血統的，其英籍資格在九七年後不能傳給下一代的反感；

（七）對香港未來的《基本法》與中國憲法會否有衝突存有疑問；

（八）關注聯合聲明能否貫徹執行及未來中國領導人會否維持現行對香港的政策。

香港人的兩個強烈要求為：

（一）在草擬《基本法》時，不單要徵詢香港人的意見，還應有港人積極參與；

（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成員亦應有香港人在內。

在我結束向首相發言之前，我說當我們會見外相及副外相時，我們曾經向他兩位詳細解釋香港人表示關注的八大事項及兩個強烈要求，我們不想在首相面前重覆，但只想提及英國政府能作決定的兩個事項及能夠協助的兩個要求。

兩個事項為：

（一）新形式的英國護照；及

（二）少數民族將英籍資格傳給下一代的問題。

兩個要求為：

（一）《基本法》的草擬應有香港人直接參與；及

（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應有港人代表。

英國下議院於十二月五日下午辯論《中英聯合聲明》草案。我們代表團全體旁聽，事後我們表示滿意。兩局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所發表的聲明成為國會議員討論的焦點，多數國會議員同意港人應參與草擬《基本法》及聯合聯絡小組。英國政府官員在回應時亦同意考慮並和中國政府商討，草案在無議員反對下獲全體通過。

圖2.20　總督尤德在東京會見日本首相（1984年）。

鄧蓮如和我因要陪同港督尤德在十二月九日早上赴日本東京作官式訪問，並向日本政府及工商界推介中英對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草案，故在十二月七日先行離開倫敦返港，兩局代表團則由羅保繼續帶領，旁聽十二月十日的上議院辯論。上議院最後亦在無反對下通過了草案。

北京觀禮

中英政府對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草案經香港行政局同意和立法局辯論通過、絕大多數香港人同意、英國內閣通過及上下議院同意，英國政府在簽署前的手續，已一一辦妥。兩國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英國由首相戴卓爾夫人代表，中國則由總理趙紫陽代表。鄧小平主任和國家主席李先念均有出席簽署儀式。香港觀禮團共有一百人，連我在內共十二人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

當簽署儀式結束，我返回酒店時，收到英國代表團一個信息，謂首相邀請我乘搭她的私人專機於翌日早上由北京飛往香港，並安排我當晚入住首相下榻的釣魚台國賓館，方便翌日一起啟程。這是我第一次入住釣魚台國賓館。

十二月二十日清早，我隨英國代表團往機場，登上首相的私人專機。該機並不太大，前面是首相睡房及洗手間，然後是首相辦公室，隨着是會議室，中間是代表團及工作人員座位，尾部則是傳媒座位。聽說傳媒要付鈔購買機位，好處是有機會和首相及代表團會面及採訪。

圖2.21　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1984年）。

我被安排坐在代表團前排。在返港途中，戴卓爾夫人傳我到她的辦公室見面，談及中英關係及香港過渡期問題，歷時約二十分鐘。當時細節我已不復記憶，大意應為諮詢我對未來發展的看法，以及向我保證英國將會信守對香港的承諾，用意當然是希望我等兩局議員安心。

圖2.22　國家領導人和香港觀禮代表團合照（1984年）。

圖2.23　英首相戴卓爾夫人在立法局演講（1984年）。

高等爵位

中英政府對香港前途的談判圓滿結束，中英兩國以和平手法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這在世界歷史上是一大突破。港督尤德告訴我，英國為表示讚賞行政立法兩局的貢獻，決定頒授最高等爵士勛銜GBE給作為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我，及頒普通爵士勛銜（Knight Bachelor）予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我六年前亦曾獲頒普通爵士勛銜。

不過，這個爵士勛銜最終要在四年之後，才由英女皇在白金漢宮別在我的衣襟上。

英國政府頒授給香港官員及社會人士的英帝國勛銜共有三大類。

（一）第一大類是：

The Most Distinguished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roge。

此類內分三級：

第一級為Knight / Dame Grand Cross，姓名後簡寫為G.C.M.G.

第二級為Knight / Dame Commander，姓名後簡寫為K.C.M.G.或D.C.M.G.

第三級為Companion，姓名後簡寫為C.M.G.

第一及第二級稱為爵士。

（二）第二大類是：

The Royal Victorian Order。

此類內分四級：

第一級為Knight / Dame Grand Cross，姓名後簡寫為G.C.V.O.

第二級為Knight/Dame Commander，姓名後簡寫為K.C.V.O或D.C.V.O.

第三級為Commander，姓名後簡寫為C.V.O.

第四級為Member，姓名後簡寫為M.V.O.

第一及第二級稱為爵士。

（三）第三大類是：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此類內分五級：

第一級為Knight/Dame Grand Cross，姓名後簡寫為G.B.E.

第二級為Knight/Dame Commander，姓名後簡寫為K.B.E.或D.B.E.

第三級為Commander，姓名後簡寫為C.B.E.

第四級為Officer，姓名後簡寫為O.B.E.

第五級為Member，姓名後簡寫為M.B.E.

第一及第二級稱為爵士。

（四）除此三大類外，另外有一個最低級的爵士勛銜，名為Knight Bachelor，受勛者可稱為爵士，但在姓名後面並無簡寫。

在英國統治時代的香港，一般而言第一大類的勛銜是授予政府官員，第二大類是授予有功於皇室人員的人士，第三大類是授予政府人員、兩局議員及社會人士。其中亦有例外，但為數不多。

尤德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跟我說，英國政府準備頒授我第三類的最高爵士勛銜。我在七八年元旦已獲頒授Knight Bachelor爵位，此為第二個爵位。香港華人在歷史上只有簡悅強享有兩個爵位。

但我當時對尤德說，我甚感謝首相對我再賜爵位，但為避免香港人及中方誤解，我建議將勛銜押後至我在行政局退休時才頒授，尤德同意。我在八八年退休，八九年元旦獲頒G.B.E.爵銜。

爭取權益

香港九七前途剛剛定案，兩局議員卻又馬上面臨一個新挑戰，要到倫敦再打一場硬仗。

在一九八四年五月赴倫敦游說國會議員的立場書，有四項建議，其中一項是維護香港英籍人士的權益。外相賀維在十二月五日國會辯論《中英聯合聲明》草案時，公開表示在聯合聲明簽署後，政府將會向國會提交法案，表明將香港主權於九七年交還中國，並就英籍香港人士的國籍提出處理辦法。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英國政府發表了一個香港法案，並定於一月二十一日在國會辯論。法案並就英籍港人的新護照提出建議：英國屬土公民護照（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y
Citizen，簡稱BDTC），在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將會被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簡稱BN（O））代替。簽發此新英籍護照事前已獲行政局同意。

不過，一位英國國會議員鮑伊諾卻提議將香港法案無限期押後。此舉除影響英國政府履行《中英聯合聲明》外，亦對BDTC過渡到BN（O）有所延誤。

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在一月十六日決定由我與譚惠珠、王澤長組成三人代表團，赴倫敦游說國會議員，其中尤其關注新護照的安排，並希望全力阻止鮑伊諾的提案通過。

我們於一月十六及十九日分批前往倫敦（我當時有事在北京，所以較譚、王遲三天到英國），然後會同港督尤德，於二十一日分別會見外相賀維、副外相雷斯等。當日下午則出席旁聽國會辯論香港法案。

國會辯論的結果令我們極為滿意。在一九九七年後的新英籍護照名稱，即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獲得通過，而鮑伊諾的提議則不獲國會議長接受，未能提出便胎死腹中。

中英友好高峰

中英兩國自從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兩國邦交改善。八五年六月，中國總理趙紫陽官式訪問英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於六月三日在倫敦唐寧街十號首相府宴請趙總理及其代表團。港督尤德及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均被邀請出席。

圖2.24　兩局全部委任制度惜別晚會（1985年）。

當晚出席嘉賓約有六十人，其中包括很多當時顯赫的政治家、外交家、工商業鉅子。在晚宴前的酒會上，我曾和總理趙紫陽、外相吳學謙、中英會談中方首席代表即副外長周南作簡短談話。記憶中，談話內容主要是香港當時的情形，並希望香港能夠繼續繁榮安定。

這一幕，把中英關係最好的一刻定鏡。可惜美好的日子維持不太久，接下來的歲月，已舉步為艱。

第三章　悠長過渡

蜜月期

三幕劇

《中英聯合聲明》將香港的命運鎖定了方向。兩國領導人大筆一揮簽下文本，香港人的腳步就朝着回歸的路途邁進，由英國的管治走到中國的主權底下。舉世之中，沒有其他地方的經驗可堪借鑑，反而全世界的焦點，都放在這個即將要經歷一個獨特轉變過程的南方小島上。甚麼是「一國兩制」？仿如三月濃霧下的維多利亞海港，模糊中有美麗的輪廊，但前路其實似知未知，每個香港人都不能很實實在在把握到未來會發生甚麼事。未來，總會發生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事，例如過渡期的驚濤駭浪就在大家毫無心理準備下來臨。

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英政府正式簽署聯合聲明，至九七年七月香港回歸中國的十二年半，一般稱為過渡期。

中英雙方在過渡期各有不同任務：在中國方面，最主要的工作是起草和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俾在九七年七月一日實行一國兩制。英國的任務，則是把八四年的殖民地政制，以循序漸進方式過渡至港人治港，同時保持香港繁榮安定及平穩過渡。

回歸十二年半的過渡期，恍如舞台上一套三幕劇，經歷三個重要階段，各有獨特之處。

由一九八五年一月至八九年六月的第一個階段，可以稱為「合作期」，這是聯合聲明簽署後的蜜月期。英國和香港政府及中國政府兩方面都顯得友好合作，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有良好進展，兩國政府也保持了良好的溝通。我本人則是在雙方合作期的末端，即八八年九月，自行政局退休。

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北京天安門事件，重新引起香港人對九七前途的憂慮。港英政府改變一向的中立立場，容許反共份子在港活動，繼而因為兩局議員的行動，英國給予香港五萬個精英家庭居英權，並向北京政府施壓，加速民主化進程。後來，又在未得中方同意下，港英政府在九零年三月把《國際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規定的《人權法案》刊憲，並隨後通過成為香港法律。種種動作，令中國政府感到非常不安，因而進入「猜疑期」。

一九九二年初，英國首相宣佈即將更換香港總督。當時傳聞原港督衛奕信太過軟弱，下任港督將會對中國採取較強硬態度。剛剛在英國大選中失去國會議席的彭定康，獲委成為香港新任總督，七月抵港履新，兩個月後返回倫敦，獲得首相和外相支持他的政制改革方案，內容包括九四年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選舉的安排、九五年立法局選舉的建議，以及改組行政局，實行行政立法兩局分家。政改方案於十月七日在彭定康發表其上任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內公佈，港英政府在施政報告發表前十日，書面通知中方有關內容，但拒絕在發表前和中方討論。這就是過渡期第三階段的「對抗期」的開端，直至九七年六月三十日英國在香港的管治結束，方告終止。

今日執筆似乎三言兩語就寫盡的幾頁歷史，當時卻是悠悠歲月，置身其間，根本想不到事情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偏離了它原定的軌跡，而風暴接踵而至。

秘密會談

雖然中英兩國政府順利解決了香港的九七前途問題，但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和我、鄧蓮如、利國偉三名行政局議員的秘密會談則繼續進行。事實上，《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並沒有解決所有的爭議，接下來香港人或多或少、或遠或近地總會聽到一些隆隆的炮火聲。許家屯與我等的會晤，更往往是中方選擇試驗發炮的場所。

我記得，聯合聲明簽署十個月後，我們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在幾乎從未有在傳媒及公眾面前曝過光的中國銀行大廈頂樓，首次再度聚頭。除許家屯外，在座還有新華社兩位官員喬宗淮和毛鈞年。

圖3.1　兩局非官守議員歡宴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1985年）。

當時鄧蓮如已獲委任為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接替退休的羅保。立法局亦已重新改組，首度加入來自功能組別的間接選舉議員，朝向全部選舉走了第一步。新的立法局組合為官守議員十人，非官守議員四十六人；四十六名非官守議員中，二十二人由港督委任，二十四人由選舉產生，即選舉比委任多。當然，把官守議員計算在內，加上港督委任的議員，則政府在投票時還是穩佔上風的。

十一月的會面由許家屯主動提出，歷時三個小時。許家屯甫坐下來就炮轟香港政府開始推行代議政制。他說，聯合聲明指明英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前要負責有效管理香港，英國不應將管治權交予香港人。

除了政制問題，許家屯還提及駐軍和國籍問題，我們三人藉此得以初窺中方對這些重大問題的初步取態。

當時英國駐港三軍司令曾公開表示，香港需要成立自衛兵團，讓英軍徹走後可以在緊急時期協助香港警察，維持內部治安。許在這次會晤中首度提出說，在九七年前英軍不應全部撤離香港，在九七後，如香港有需要，駐守深圳的人民解放軍可以進入香港協助警方，香港並無需要成立自衛兵團。（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簽訂聯合聲明前曾公開大罵兩位表示不會在香港駐軍的中方官員，鄧強調中國解放軍在回歸後駐守香港是主權象徵，中國不會在這個問題上退讓，但在港駐軍的人數不會多。）

許家屯又對英國發表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簡稱BN（O））白皮書大表不滿。他認為將來的香港特區護照，可以提早在九七年前由港英政府代特區政府發給香港居民，並不需要英國的BN（O）護照。（不過，其後中英對抗影響雙方合作，特區護照最終要在回歸後才能簽發。）

總括而言，這次會談充滿火藥味。雙方以後的會晤其實亦所差無幾。

在此後的三年，直至我在一九八八年九月從港英建制退下來，雙方繼續不定期會面，交換看法。不過，就由中英談判期間每個月見面，改為每隔數個月才碰頭一次。我同樣每次會後都會向港督簡報談話內容。

中方經常出席的人，除許家屯外，還包括喬宗淮、李儲文和毛鈞年。

雙方初期談得最多的項目，是一九八八年立法局選舉。在八六年三月六日的會晤中，許家屯指出，港澳辦副主任魯平月前訪港時曾和逾千香港人會晤，所得的結論是大多數香港人不贊成立法局議員從地區直選產生。許又說，八四年英國政府雖然向中方提交一份發展香港代議政制綠皮書，但在八五年發表的白皮書卻將原來提議的由選舉產生的立法局議員的數目大大提高，並將檢討日期由八八年提前到八七年，這些重大變更事前均未有與中方商討。他批評這些單方面行動實有損兩國對落實聯合聲明的合作。

我們向幾位中方官員解釋，綠皮書純粹是一份供公眾討論的諮詢文件，香港政府在諮詢期結束後，會根據所收集意見制訂白皮書成為正式的政策文件。今次政制檢討期間有很多聲音要求加速民主化，白皮書的內容只是反映這些意見。八八年立法局便會再度選舉，香港政府會在選舉之前，在八七年再做一次政制檢討，才最後定案。

一九八七年五月，香港政府發表了一份代議政制綠皮書，許家屯隨即邀約我們三人於五月二十五日在新華社新購入的赤柱別墅會面。副社長李儲文說，他看過了港府的綠皮書，港府雖然按照中方的提議更改了綠皮書的若干內容，但原則上仍然走向民主化。李儲文形容立法局的委任議員在香港政制發展上起了很大的穩定作用，香港政府應繼續保留委任制度，直至九七年，問題反而是中方如何能在九七年後保留委任制度。

我們對幾位新華社官員說，《中英聯合聲明》在其附件一中，已清楚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九七後根本不可能保留委任立法機關議員的制度。同時，我們認為港府以循序漸進方式，進行立法機關的民主化是一個極好的辦法，因為香港人可以按步就班熟習民主政治。由全部委任至全部選舉的過渡期愈長則錯誤的機會愈小。

圖3.2　作者在倫敦端午節晚宴上演講（1986年）。

但這次會晤並不能說服中方官員改變態度。在中方反對下，港府把代議政制綠皮書提出在一九八八年在立法局引入直選的建議，推遲至九一年。這項改動是取得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絕大多數贊同的。當時我們有句口頭禪：「長痛不如短痛」。這句說話的意思是：我們深明引入直選議員後，對行政機關將會造成衝擊，推遲直選議員產生的日期，雖然會遭受短時期的強烈批評，但可令行政機關多過幾年好日子，延後行政機關受衝擊的時間。

我於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從行政局首席非官首議員退下來前，最後一次與許家屯等會晤是在八八年六月八日，當時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及兩位副主任李後、魯平正在香港訪問，故一併參加了會談。這三位港澳辦官員以往亦偶爾在訪港期間參加過我們與許家屯的會晤。

我們談論了好幾個問題，一個是關於組織特區政府的辦法。我們說，作為行政局成員，我們得悉英國曾向中方提議，在一九九五年就在香港落實《基本法》的政制安排，並由中英雙方主理立法機關選舉事宜，使當選的立法機關議員直接過渡九七。我們認為這個建議很好，將會增加香港人信心。

姬鵬飛則回應，就第一屆特區政府的成立，中國政府將會根據兩個原則處理：第一是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第二是順利和平穩過渡，並以最少變動為原則。

他透露中方初步構思是，港英治下的立法局在一九九五年選出的議員，任期雖為四年，但他們必須在九七年政權交接時先行下車，然後經中方確認再行上車。換言之，立法機構「直通車」方案，此時已有芻模。

我們又向中方表示極度關注《基本法》草案中的若干條文，並即場列舉了幾個例子，包括假如香港人犯了關於國防和外交罪案，則需由北京審理的條文；還有香港法庭須向中央尋求解釋《基本法》才可以判決案件的條文。姬鵬飛回應說，中方知道香港人的憂慮，將會考慮解決。

在一九八五至八八年九月我退休前，我們和許家屯等的會談當不只這幾次，討論事情亦不僅這幾項，不過我腦海中對上述事情，記得比較清楚。

尤德逝世，似有先兆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尤德爵士宣誓就任第二十六任香港總督。八六年十二月五日，他訪問北京時，在英國大使館睡夢中逝世。事出突然，但事後追憶，卻似有先兆。

尤德在任的四年半，正是香港處於震盪時期。他身歷中英關於香港前途的談判、《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然後進入過渡初期的工作，在香港歷史的轉捩點中，扮演了一個至為重要的角色。尤德在任香港總督不算長，但贏得了市民的愛戴。在他喪禮之日，市民夾道泣別，痛失了一個為香港前途作最大努力的港督。

我當時作為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經常和他接觸，因此頗為熟落。一九八六年夏季，尤德返英渡假數星期。他返港後，在一次閒談中，向我訴說多年來因工作繁忙，家庭財產未克整理，如有不測，他的妻子會不知所措，幸好現時中英談判完成，簽訂了聯合聲明，讓他今次返英有時間安排一切，放下心頭大石，因此極為欣慰——他每次提起自己的太太，總是敬重又溫柔的。數月後尤德突然逝世，我回憶此段閒談，似乎他對自己的去世早有先兆。

港督在任內逝世，恐怕還是第一次。喪禮在十二月九日上午舉行，尤德爵士的靈柩放在一部改裝過的英軍開篷吉普車上，靈柩上蓋一面英國國旗，從港督府開出，轉左入上亞厘畢道，再轉右經下亞厘畢道及政府合署前門，到達聖約翰大教堂。靈車兩旁有十六位人士扶靈，包括首席按察司、駐港英軍總司令，以及曾和尤德共事的先後行政局男性成員，我是其中一個。

英國女皇、首相、外相，以及中國外交部部長、港澳辦主任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均有唁電。在教堂喪禮儀式中署理港督鍾逸傑致英文輓詞，我以行政局首席議員身份致中文輓詞，立法局首席議員鄧蓮如致頌詞。她朗讀了《聖經》「便西拉智訓」四十四章一至七節和十五節，讚揚「為精明政治而作異邦公侯的」，「為同時代所欽敬⋯⋯國民要詳述他們的智慧，會眾要傳揚他們的美名。」禮成，靈柩運返英國安葬。

圖3.3　前總督尤德之靈車離開總督府（1986年）。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明報》發表社評，有這樣的一段：「中國古代的大政治家諸葛亮曾以『鞠躬盡粹，死而後已』八字自相期許，相較之下港督尤德所擔任的工作雖然範圍較小，但以這八字來形容他在香港這四年半的作為，可說當之無愧。」我深有同感。

尤德逝世，但香港仍要繼續運作。當時環繞尤德繼任人選的消息，傳言滿天飛。我與鄧蓮如以兩局首席議員的身份，在尤德喪禮後的一星期，去信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要求盡快——最好在兩星期內——公佈繼任人選，因為傳言將不能避免地影響到當時處於極度敏感狀態的香港人的信心。

我們在信中就新任港督的人選提出了兩點意見。首先，雖然坊間不少評論都強調新任港督應如尤德一樣是個「中國通」，有與中國交手的經驗，但我們認為這並非最必須的條件。英國外交部、香港政府以至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內，已建立行之有效的機制去處理中英港問題，任何有政治觸角的人都不難從中學習到與中國打交道的藝術。我們認為，在面對當前極為複雜而又急速轉變的處境下，新任港督必須是一個對中英港形勢有高度政治敏感的人，因為前面的道路將需要他以高度的政治技巧應付。

其次，我們希望新任港督有足夠的資歷及地位，可以贏取到中國官員的尊重。事實上，無論香港抑或中國政府，都會以新任港督的份量，作為香港政府重要性的指標。

除了在信中提及的兩項意見外，我本人私下亦曾經向一些英國政府官員表示，希望這位繼任人來港擔任總督會是他仕途內最後的一站。我認為，這種安排將令到新任港督可以更加大公無私地工作，免卻許多港英的利益瓜葛。

英國政府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宣佈由曾經擔任過港府政府顧問的衛奕信出任第二十七任香港總督。衛奕信上任前在英國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回答提問時表明香港總督的職務，將是他英國公務員生涯的最後一站。他在四月九日抵港履新，在香港渡過了五年多的歲月，九二年七月退休返英。

尤德的遠見

港督尤德爵士對香港的貢獻，絕不僅僅是一紙《中英聯合聲明》。在他忙於穿梭北京和倫敦間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他並沒有忘記為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做好準備。他很早就已經覺得香港要把培訓高新科技人材放在重要的位置，這點我們必須感激他洞悉先機。

香港在五、六十年代進行工業化過程中，極感技術人員不足，港府在一九六八年委任一個工業教育計劃委員會，籌辦第一間理工學院。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及南海紗廠董事長唐炳源被委為該委員會的主席，我當時是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及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被委為副主席。大約兩年後在該計劃委員會完成報告前數個月，唐主席不幸逝世，委員會為尊敬唐炳源，讓主席一位懸空，我以副主席身份，完成了報告。

圖3.4　香港理工學院（1986年）。

香港理工學院於七二年七月成立開課，將當時的香港工業學院納入新的理工學院內，我被委任為創院校董會主席，本身是工業家的立法局議員胡文翰為副主席。學院在九龍的紅磡建立校舍，並在九十年代升格為理工大學。

香港的出口製造工業繼續發展，在七十年代佔全港國民生產總值（GDP）三份一，為香港居民帶來大批財富，並推動發展房地產業。一間理工學院雖收納萬餘學生，但仍不足應付需求。港府乃於八二年委任香港理工學院校董會為第二間理工學院的計劃委員會，由我當主席，本身是香港電燈公司總經理的立法局議員陳壽霖則為副主席。此第二間理工學院命名為城市理工學院，於八四年創立，以旺角一間新建的商業大廈作臨時校舍，提早開課以應付本港工業需求。學院後來在九龍塘建造新校舍，並於九十年代升格為城市大學。

圖3.5　城市大學十五周年校慶（1999年）。

中國於七十年代末期，由鄧小平復出當政，倡行經濟改革，對外開放，並闢深圳為經濟特區仿效香港。該特區的人工地價約為當時香港的十份一，因此香港廠商開始將生產北移，以減低成本。繼中英政府在八四年簽署了對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確定香港於九七年回歸中國，殖民地時代的中英邊界，將會逐漸消失，而香港蓬勃的勞工密集出口工業，亦因而將會成為歷史陳跡。

當時作為港督的尤德預見這種轉變，認為香港必需發展高新科技工業，代替日益衰落的勞工密集工業，因而香港必須大量培訓高新科技人才。港督會同行政局於八五年九月諮詢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關於創立香港第三間大學事宜。八六年三月接受教資會的報告，決定創立第三間大學，並以科技及管理學為主要課程，訓練研究生工作則為重點。

八六年中，港督委任一個第三大學籌劃委員會，由我擔任主席，立法局工程界功能組別議員鄭漢鈞當副主席。委員會成立時，尤德曾和我談及委員會的工作。他說，雖然委員會的工作指標，是於九四年建成大學校舍開課，但他很希望我能加速進度，提早於九四年前開課，以應付香港科技人才的需求。這次對話之後，籌委會便加緊工作，希望大學能在九四年前提早收生。

香港賽馬會當時捐助了二十億港元，並負責建築大學校園，因而校舍能在三年內初步完成。在九一年九月，香港科技大學在清水灣秀麗的校址收取第一批六百多名新生，比指標早了三年。而第一批研究生也於九三年六月畢業，投入香港的高新科技行業。

香港科技大學能在僅僅數年間，不單從無到有，更招聘到世界一流師資，發展成為一間優質大學，被《亞洲周刊》在二千年評估為亞洲第七名，而成為亞洲十大學府之一，其商學院在二零零一年更獲英國《金融時報》評為亞洲之冠及世界第四十八位。這些優良成績，創校校長吳家瑋教授居功至偉。吳校長上任前是美國三藩市州立大學校長，該校有學生超過二萬五千人，他是第一位華人在美國擔任大學校長。

尤德爵士高瞻遠矚，於八六年已預見香港的經濟轉型，因而創立香港科技大學，並訂下香港科技大學的使命為：

（一）通過教學和研究以促進學習，追求知識，特別注重：科學、技術、工程、管理和商業課程；

（二）培養研究生，並協助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不過，好的開始並不表示事情往後會一帆風順。政策的構思必須在具體執行時能夠加以配合，才能成功落實。九十年代以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忽視科技大學的使命，以均分主義，資助香港各間大學，因而科技大學未能依照當時尤德定下的使命，注重研究生的培養。我常常慨歎，香港近年來嚴重缺乏高新技術人才，與上述政策未能貫徹落實大有關係。

圖3.6　香港科技大學（1995年）。

科大超支之謎

既然提到尤德總督促成科技大學創校的高瞻遠矚，且容我在此順帶一提曾掀起一時爭議的所謂科大建校超支之說。

我一直認為，核數署長當年批評科大超支，是一個誤導的講法。核數署長的批評，在立法局內引起許多議論。當時立法局剛剛引入地區直選議員，一些議員以此大造文章，作為攻擊政府的口實，而科大因此無端沾上超支之名，實屬不幸，亦非始料所及。

科大籌劃委員會在一九八六年秋季成立，我是該籌委會的主席，鄭漢鈞是副主席。籌委會在八七年舉辦了一個校園設計比賽，並在十一月把獲選的關善明建築師的設計提交香港賽馬會。馬會當時同意向港府捐贈十五億元建造科大校舍，並被政府委任為工程經理（project manager）。馬會與籌委會組成了一個建校小組，由馬會主席麥蘊利爵士擔任建校小組主席，馬會行政總裁韋敬誠將軍則負責執行和監督校園的建造。

馬會接過設計後，初步估計第一和第二期的建造費用為十九億三千萬港元（包括通脹在內）。這個估計是按當時城市理工的校舍建築單位價格推算出來，事實上並非正式的預算，亦無實在的標價支持。港府根據此初步估計，在八八年五月四日知會立法局財務委員會備案，以便能接受馬會的捐款，並說明費用倘超過馬會捐助的，將由公帑支付。

當時香港房地產業蓬勃，建築費通脹率極高，尤其是機電工程費用，在八七至八九年三年內，通脹率達百份之一百五十。八九年底，當馬會收到第一期的標價後，發覺通脹率龐大。同時，大學的創校校長吳家瑋在八八年到任後，由他和他的美國學者顧問團核對校舍尤其是實驗室的規模，發覺不足應付以科技為主科及研究生為重心的需要，要擴大校舍的建築面積。

圖3.7　香港科技大學校園全景（2000年）。

顯然，以城市理工為基礎的估計，並不能滿足科大的特定任務。有關方面立即通知港府從新估計，並制訂正式的預算，結果全部建築費用的預算為三十五億四千八百萬港元（包括通脹在內），而馬會亦增加其捐款額至十九億六千萬港元。港府諮詢過教資會後，於九零年六月一日將此預算送交立法局財務委員會，財委會聽取詳細解釋後，一致通過此三十五億港元的預算，並無議員反對，僅李柱銘一人棄權。

核數署長在九一年十月以九零年的「預算」三十五億四千八百萬港元，和八八年的「估計」十九億三千萬港元比較，稱之為龐大的超支。其實，在九零年財委會通過建造預算時，科大校園的工地正在建造地基，並未進行上蓋工程，而立法局財務委員會亦未認為超支，並一致通過以三十五億四千八百萬港元為預算，並非十九億三千萬港元。

香港賽馬會執行並監管整個校園的第一和第二期建築工程，按時於一九九三年中全部完成，實際校園建造費用為三十二億四千四百萬港元，較九零年立法局財務委員會一致批准的三十五億四千八百萬港元預算，實際少了三億零四百萬港元，即百份之八點六，所以從來就沒有所謂「超支」的事情發生。超支的定義，是「實際」建造費用超出批准的「預算」建造費用，而不是「預算」建造費用超過「估計」建造費用。

香港大學屋宇測量學教授獲嘉在他寫的《建造未來》（Building the Future，一九九四年由朗文出版社出版）一書中，詳盡探討和分析了科大校園設計和建造的過程，其中得出兩個重要的結論，一是科大的單位建造成本和同一時期落成的其他同類型建築物相若，二是科大的校園工程是物有所值的。

事實上，科大校園的建築設計更獲選參加九九年在北京舉行的當代建築展覽，而且在該次展覽中取得創意藝術獎。

科大的籌委會和其後的校董會在籌建科大成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的過程中，定然爭取馬會及政府投入足夠的資源。這些資源最終得益者是香港青年一代和香港整體社會。無論香港人對所謂超支有何不同看法，但沒有人能否認，科大建校所用的一分一毫都是為了有志的大學生，讓香港的年青人能夠享用有世界水準的一流學府。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他上任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指出，香港的前途依賴科技發展，而科大正是這個長遠政策的核心之一。我們得感謝尤德爵士的先知智慧。

起草《基本法》

《中英聯合聲明》為香港人提供了一個美麗的遠景，但如何把天邊的彩霞落實變成市民日常生活觸手可及的具體保證，就有賴《基本法》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起草《基本法》——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小憲法，任重道遠，尤其編寫政制方面的條文更為艱巨，風波亦多。有人因此跟我說，其複雜性並不亞於一七七八年美國人在費城立憲。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由一九八五年七月委任的五十八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並由同年十二月委任的一百八十名《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協助。套用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在諮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九七年七月一日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仿如一座新建大廈，而草委、諮委則是為繪製工程藍圖獻計獻策的設計師。此後長達四年零八個月的日子，香港人與草委、諮委同時捲入憲法條文逐字逐句的討論與推敲中。即使枯燥，但基於其重要性，《基本法》三個字從未間斷地出現在每日報章的新聞版面上。

在八六年討論並通過《基本法》結構草案後，草委會及諮委會分別根據此結構章節，成立專題小組及專責小組進行討論，在八七年下半年完成五十七份專題報告，然後進行匯編工作。

圖3.8　總督衛奕信爵士之宣誓就職典禮（1987年）。

八八年，草委會經審定後公佈《基本法》第一草案，公開徵求港人意見，最後收到七萬二千人次的意見。草委會在八九年經考慮過各界人士意見後，公佈《基本法》第二草案，再行徵求港人意見，此次共收到六千多份意見。在這個時候，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先有學生在廣場聚集示威，然後軍隊進駐並實施戒嚴，過百萬香港人亦走上街頭遊行集會，聲援北京學生。

經過兩上兩落，最後在九零年四月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正式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普通法系統，以及市民集會、宗教、言論自由等等，就藉着這一本不算厚的憲法文件得以保障。香港人在天安門事件之後，仍然可以得到北京政府這些承諾和保證，不能說是容易的。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明確肯定香港的經濟、金融、司法、社會等制度不變，草委會的工作是將此等制度的大綱寫入《基本法》內。中英政府當時甚為合作，由香港政府草擬各制度的大綱，經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轉交中方考慮——可以說，英方及港府間接參與了《基本法》的撰寫。

不過，在政制方面情況卻大不相同。中方在《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內，簡述特區政制的模式如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立法機關由當地人組成。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府的主要官員，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名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機關負責。」

這簡單的一百多字，當然不足以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因此《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必須深入研究這個課題。可惜當時中國本身並不是一個民主體制，草委會及諮委會又無此類專才，而中方在政制方面對英方亦不大信任。因此，草委會草擬政制條文時費時最多，爭拗亦最大，尤其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的選舉問題更甚。八九年中，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令爭論更劇。

事實上，為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草擬政制藍圖背後也是一場外交談判。儘管中方多番強調這是內政問題，但在平穩過渡的大原則下，中方同意了「直通車」，順理成章地希望與英方達成共識，令九七前後的政制安排得以接軌。

在特區政制安排的問題上，我的看法從來沒有改變過。我當時便曾經公開表示，英國許多殖民地一夜之間變成由直選產生的獨立政府，而缺乏制衡機制。但經驗顯示這些地區結果不論經濟發展或政治局勢皆問題叢生，因此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應按步就班，循序漸進——但良藥總是苦口的，講出事實往往不能討人歡喜。

我並舉英國本土為例，英國在其最初首百多年的民主進程中，也需要一個較保守的委任制上議院，來制衡較激進的直選制下議院。雖然在一九一一年上議院喪失了其否決權，但現在英國上議院仍然保留着其拖延下議院通過法案的權力。

我記得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羅德丞，當時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員身份，提出仿效英國上下議院的一會兩局制度。但可惜這位在牛津大學畢業的律師的建議，未被草委會接受。不過，草委會最後在特區立法機關引進了一個分組計票方式，要直選的議員和功能組別的議員分開投票，某些議案必須獲得兩組議員同時支持方獲通過，與一會兩局其實異曲同工。

特區政制

爭議多年之後，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根據《中英聯合聲明》指定的政制大綱，最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選取了一個較為接近美國的政制模式。

民主政制可以不同的模式展現，不斷發展混合。然而，在英語系的國家中，民主政制離不開兩大主流，一是英國的西敏寺式，一是美國的總統制。

大部份英國殖民地獨立之初，均承襲英國的政制模式。不過，由於中方在中英談判之初已經有所表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模式遂刻意避免重蹈其他英國殖民地的後塵。

所謂英國的西敏寺式政制是這樣的：以經選舉產生的下議院掌權，而由委任產生的上議院則對下議院作出制衡。在下議院內擁有大多數議席的政黨成為執政黨，該黨領袖成為首相，有權組織政府，其內閣是真正的權力核心。假如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取得下議院大多數議席，便要組織聯合政府，但後者難免為政局增添不穩定因素。（有些國家會選擇多輪投票的方式，以清楚分出勝負，但英國一直源用最先得到最多票（first past the post）的選舉制度，該國不少人士包括自由黨（Liberal Party）多年來倡議改用「比例代表制」，始終未能成功。）

英國的執政黨在形式上要尊重皇室及上議院，但他們透過操控下議院的投票及決定公務員的任免而擁有絕對權力。英國本土還不時有聲音要求取消上議院，或者罷免上議院對下議院僅有的拖延立法權，使上議院成為純議政機關。

英國首相只要象徵式獲得皇室同意，便可以隨時宣佈解散下議院進行大選。當他感到自己受歡迎程度升至最高點，或者反對黨內部出現混亂，往往就是他採取行動的時候。英國首相也經常選擇在新財政預算案公佈後宣佈大選，期望剛嚐到預算案「甜頭」的選民，能投下對執政黨有利的一票。

美國政制建基於重重的制衡——起碼在白紙黑字的文件上是這樣說。這種制度的形成，得歸功於憲法草擬者對絕對權力的不信任。結果，美國總統往往與國會大多數派來自不同的政黨。美國國會分為眾議院和參議院，眾議院成員由地區根據人口比例選舉產生，參議院由每個州選出兩名代表組成，這兩名代表可以來自不同黨派。由於在建制內存有競爭，所以沒有絕對的權力存在。

圖3.9　香港行政局（1987年）。

美國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均受司法機關所監察。最高法院有權就憲法作出解釋，其裁決亦是最終決定。有些評論便認為，二零零零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最高法院最終裁定布殊勝訴，此舉令三權分立的機制蒙上政治陰影。

美國總統所屬的政黨，很少有機會同時操控國會。國會內有不同意見的聲音，所以無可避免地會在具爭議性的事項上持不同意見。總統可以對法案行使否決權，但他的否決決定卻又可以同樣被參議院內三份之二的大多數票所推翻，這種機制有互相制衡的作用。

有別於英國同時選舉首相和國會，美國選擇在不同時間選舉國會與總統。此外，無論是美國總統或者國會的選舉時間，均有明文規定，不像英國般可讓執政黨視乎政治氣候，按其主觀喜好而決定大選時間。

在美式制度下，假如總統的氣度、才幹或游說技巧不足，當總統和國會意見出現分歧時，爭議便可能陷於僵局，影響整個政府的運作。克林頓在其兩屆總統任期內，雖然面對不同意見的國會，但他所提出的大部份法案和政策均能獲得通過接納，皆因他和歷任美國總統一樣，能夠透過熟練的政治技巧，成功說服國會內的反對聲音。

事實上，國會縱使擺出反對姿態，骨子裏亦不得不考慮會否招致選民的不滿，甚至在群眾壓力下被迫妥協。來自共和黨的現任總統布殊，與他父親老布殊或者列根擔任總統時一樣，要與一個被敵對民主黨操控的國會打交道，他們必須小心翼翼和充滿技巧地應對。這正是對美式政制的一種考驗。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選擇一個較接近美國的政制模式，但在某程度上作出了改變，以切合香港的不同情況。香港特區政制模式有下列幾方面的獨特之處：

（一）行政長官和立法機關有不同的任期，盡可能不在同一年內進行選舉。這種做法較接近美國的模式。

（二）立法會議員接受政府委任而出任公務人員，便要放棄其立法會議席。這也是近似美國的做法，力求行政、立法分家。

（三）選舉時間基本上仿效美國般有所規定，而不是視乎政治氣候決定。

（四）特區行政長官只能連任一次，每次任期五年。這種安排有別於英國首相，近似美國模式。

（五）特區行政長官跟美國總統一樣，有權否決立法會的議案，除非立法會以三比二的大多數票反對。

（六）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跟英國和美國現時的做法均完全不同。

（七）特區議會的會議常規和程序，亦跟英國和美國的做法不一樣。其中一項較大的差異是，特區官員不是立法會議員，他們在立法會中沒有投票權，但他們是唯一有權在議會內，為行政構關提出動議或法案的。

總括而言，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來的政制發展，將會朝着三方面作重點研究：

（一）選舉行政長官的方法，

（二）立法機關的組成及選舉制度，

（三）立法機關運作的會議常規及程序。

中國再度邀請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於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成立後，中方隨即在同年十二月組織一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人數達一百八十人。行政立法兩局部份非官守議員接獲邀請擔任諮詢委員會委員，包括作為行政局首席議員的我，以及接替退休的羅保擔任立法局首席議員的鄧蓮如。她當時仍是行政局議員。

為了加強諮詢委員會的公信力和透明度，中方希望羅致包括兩局議員的不同的人才加入，一點都不奇怪。不過，我與鄧蓮如接過邀請信後，考慮並討論了數日，最終還是決定推辭，情況一如八二年中方邀請我擔任政協委員一樣。

我和鄧蓮如都認為，我們當時作為港督的首席顧問，經常接觸敏感及機密的文件，部份更涉及中英政府爭辯的事情。但諮委會是中方政府的組織，我們一旦加入，將來難免會有重大的角色衝突。八五至八六年間，中英關係良好，但我們兩人都不敢排除兩國將來會有衝突或爭論的可能。若果他日發現有機密資料外泄，即使屬無心之失，我們都難辭其咎，名譽亦勢必受影響。雖然我們都很想為草擬《基本法》盡一分力，但這並不是一個好的時間和渠道。

此事未知如何外泄，在社會上引起一陣討論，但輿論多數支持鄧蓮如和我兩人的決定。八六年三月五日，《南華早報》刊出一篇社評，對我和鄧蓮如的決定作出稱許。社評稱：

「鍾士元與鄧蓮如不加入諮委會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們不欲損害行政及立法兩局的地位。他們今天的職責是為港人謀利益，並隨時要在未來數年繼續肩負這個責任，因此實不應令他們所代表的機構受影響。」

「如果他們讓香港人覺得自己兩面下注，市民便會質疑他們究竟是否可信，是否可以繼續有效地代表大家去爭取保留香港現有制度順利過渡。」

「鍾士元及鄧蓮如兩人不參加諮委會是對的，他們的決定應同時受中方代表及港人的尊重。如果他們能夠在架構以外，就《基本法》提供建議，將會更加有用。當然他們的意見必定會受到尊重。」

猜疑期

天安門事件

當香港人正在公開討論《基本法》第二草案的時候，北京天安門發生了突發事件。我注意到英國政府以至香港政府對反共人士的立場，出現了微妙轉變。這種轉變，對於相信香港的穩定應建基於不干預中國內部事務的人士來說，仿如敲響一記警號。事實上，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殖民地政府以往一直恪守這種求生哲學，因此無論中國共產政府有任何意識形態的轉變，我們亦能夠安然無恙。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十三歲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心臟病發逝世，學生先在天安門放置鮮花悼念胡耀邦，其後演變為學生運動，敦促政府打擊貪污，推行民主。曾經在訪問中表示「政治改革必須與經濟及社會改革同步」的胡耀邦，在逝世前兩年早已被逐出權力中心，起因是合肥科技大學在八六年發起的一場學生運動。當年運動迅速席捲全國，成為一場全國性學潮，引起領導層不滿，對學生持同情態度的胡耀邦為此失去他總書記的職銜與權力，坊間一直流傳他是抑鬱成病。他的去世與七六年周恩來去世一樣，在群眾哀悼聲中催化成為一種向政府表達強烈不滿的方式。

學生們表達內心深切哀悼的方法令領導人感到震驚。他們在天安門紀念碑前集會，並在紀念胡耀邦的棺木上掛上花環，毫不理會在場拘趕人群的公安。哀悼者不但要求為胡耀邦平反，更進一步提出要政府肅貪及推行民主改革。他們堅決與政府對抗，宣稱要完成胡耀邦的遺志。

幾乎全香港的人每晚都聚集在電視機前，凝神注視電視台分分秒秒在螢光幕上報道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最新情況，電台、報章等其他傳媒亦一如電視台每日對事件有舖天蓋地的大幅報道，新聞取材明顯傾向同情學生。新聞影像勾起了那些曾遭受過中國共產黨迫害的人的回憶，對反政府的行動特別共鳴，支持學生的運動一發不可收拾。

五月十九日深夜，總理李鵬宣佈北京實施戒嚴，翌日香港雖然高掛八號風球，但四萬人仍然在狂風暴雨中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聲援北京學生。二十一日，香港更首次出現百萬人上街遊行，位於跑馬地的新華社總部成為發洩憤怒的焦點。

中共領導層開會討論事件，曾經建議與學生妥協的總理趙紫陽五月底失勢下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四中全會宣佈正式罷黜趙紫陽包括黨總書記在內的一切職務。）急速的形勢變化激起學生進一步將運動升級，把爭取支持的範圍擴大至工廠和郊區，事件在香港也引起哄動，五月二十八日香港再度出現逾百萬人上街的罕有場面，整個局面一觸即發。隨着北京領導人每次的發言，香港街頭的示威者情緒就更進一步被激起。

香港人除了遊行集會以示支持外，亦有人呼籲捐款，資助學生運動。在學生準備撤退前一日，有些香港人攜帶了巨額款項及二百個新帳幕，到達北京，學生的情緒亦再度被挑起。其中一名攜款北上的工會負責人李卓人，六月五日與其他訪京人士準備乘機返港時，在機艙被捕。李卓人被拘留三天，寫下悔過書後獲釋，但他所帶的百餘萬元款項則據他說被充公。

在天安門廣場內，軍隊在兩度嘗試以和平方式驅散人群仍不果下，領導層核心終於決定在六月四日清場。清場決定震撼了整個香港。香港人感到極度悲慟，不少人望着電視螢光幕淚流披面，街頭巷尾有大大小小的示威集會。無助的香港市民開始害怕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的日子，他們把未來視為一個無底深淵。

在八九年這個風雲變幻的春天之前，香港殖民地政府一直很努力地限制那些隨時可以被指控為挑釁或顛覆北京的運動，並禁止反共人士在港活動。有人曾對我說，英國在二十世紀初便曾經遵照當時滿清政府的意向，把國父孫中山驅逐出境。

圖3.10　1989年5月市民在皇后像廣場集會支持北京的學生運動。

七十年代，我當時身在行政局，政治部時有逮捕自台灣派來香港作反共活動的人，關在拘留所，不經審訊，便由港督會同行政局批准逮解出境，多數被送往台灣，平均每年約有十人。當年香港殖民地政府的政策是保持政治中立，免被中共政府有藉口干預港政。

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已經自行政局退休，但在電視和報章中，隱隱覺得港英政府對反共份子的政策已有所改變，容許反共份子來港活動。我記得，有一次從電視新聞報道獲悉，在美國發行的反共雜誌《中國之春》創辦人王炳章來了香港，和香港的民運人士開會，討論如何支援北京在天安門示威的學生。王炳章當時被北京指為天安門事件的背後黑手，他抵港後在機場被記者訪問，大唱反共言論。

後來，我往見港督衛奕信爵士，問他是否知悉這段電視新聞報道。他說他當時在英國渡假。我遂向電視台的主席邵逸夫爵士索取一份拷貝，送往港督府。數日後，我再問衛奕信為何向這位反共人士發出簽證。他回答說，王的簽證由駐美國的英國大使館發出，不經香港。我憂心忡忡但立場清晰地告訴衛奕信，香港不應放棄保持政治中立的一貫政策。

天安門事件再度引起香港人對九七回歸中國的憂慮，扮演反映或代表民意角色的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為了恢復港人信心，先後提出兩項建議。

首先，議員要求英國政府給予香港三百萬名英國屬土公民在英國有居留權。兩局並於八九年六月派代表團前往倫敦，游說英國政府和國會議員。

其次，要求英國政府加速發展香港民主政制，建議在九一年立法局選舉將直選議席由代議政制白皮書規定的十席增加至二十席，並在九五年全部地區直選立法局議席。九零年初，兩局的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和李鵬飛雙雙飛赴倫敦，游說英國政府接受兩局的建議。

當時兩局議員積極尋求香港人支持。八九年七月五日，鄧蓮如和李鵬飛約我在文華酒店午膳，討論兩局的策略。

眼前兩位，都是我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的親密戰友，我當日雖然已經退下火線，但為公為私都不希望他們把香港人帶上一條危險而荊棘滿途的不歸路。我勸告他們，香港應該繼續保持政治中立，不應參與中國的政治鬥爭。我認為天安門事件並不單純是學生運動，實質是共產黨內部鬥爭。香港一旦對國內黨派抱有立場，便會捲入鬥爭漩渦，是贏是輸，屬未知數。即使今次贏了，下次又會如何？不能逃避的事實是，香港大部份人是輸不起的，因為英國絕不會給予全部三百多萬香港人有居英權，大部份香港人在九七年後要留在香港。我的提議是，兩局應靜觀其變，切勿意氣用事。我們應該聽命於腦袋，而不是感情。

但我最終並未能說服鄧、李兩人，討論結果是各持己見。李鵬飛後來跟我說，他和鄧蓮如也曾將我的意見傳達給兩局議員，但不獲接納。

中英對抗的種子

兩局議員集中力量，向英國政府推銷其用以挽回香港人信心的方案，短期結果可說是成功了，因為英國政府最後在一九八九年的十二月答應給予五萬個英籍港人家庭有居英權，總數約有二十至三十萬人。不過，居英權主要是給予政府高級公務員、工商界首腦、專業人才等，一般市民毫無機會，結果是加劇階級矛盾。

英國政府並向中國施壓，成功爭取在一九九一年的立法局選舉，直選議席由原定的十席增至十八席；九五年立法會直選議席，亦較《基本法》第二草案為多，由十五席增至二十席。

但我認為，兩局議員的行動，短期來說雖是成功，在長遠而言卻成為後期（一九九二至九七年）中英對抗的種子。

戴卓爾夫人在她九三年出版的回憶錄《唐寧街歲月》（The Downing Street Years）中憶述，她在九零年亦即最後一年出任首相的時候，英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受到極大的壓力。據我估計，她的所謂壓力可能就是來自兩局議員要求加快香港民主化進程的行動。不過，鐵娘子認為當時並不是一個合適時機，決定按兵不動，以免激起中國強烈反應。她的結論是：英國政府需要等候較為平靜的時刻，才加速在香港推行民主化。

戴卓爾夫人在其自傳第四百九十五頁有這樣一段：

「因此，在一九九零年，我們立法要給予香港五萬名重要人士及其親屬英國國籍⋯⋯我們亦面對強大壓力要加速香港的民主化進程。我們有強烈的道德理據要這樣做。但我的直覺跟我說，這是一個錯誤的時間。中國的領導層正感到十分憂慮。倘若當時作出這個決定，可能會引起中國強烈的自衛反應，導致雙方就香港問題所達成的協議亦告破壞。我們需要等待較平靜的時刻，在協議範圍內尋求更大的民主化。」

現在回想，戴卓爾夫人當時的策略，可能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來港後和中國對抗，加速九五年立法局選舉民主步伐的伏筆。戴卓爾夫人的繼任人馬卓安召回了性格隨和的港督衛奕信，改派野心勃勃的彭定康來港上陣。從這個層次而言，日後的中英對抗似乎不單單是彭定康一個人的責任。

中國第三度邀請

中國政府在興建新機場事件上，對英國人的手法上了一課，同時亦聽到傳聞，英國政府不滿當任港督衛奕信對中方的柔軟手法，可能派遣較強硬的人士來接任港督。加上九七回歸在即，中方要平穩過渡地在英國人手上收回香港，必須有更多的香港市民支持。我想，這三個因素可能是引發中方要積極構思如何聽取香港人意見的原因，聘任香港事務顧問應該就在這個時間決定。

一九九二年一月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訪港。魯平先後做過港澳辦秘書長、副主任，並在九零年十一月獲擢升為主任，接替退休的姬鵬飛。魯平可說是唯一一名自前途談判開始至香港回歸仍專注香港問題的中方官員，他擔任港澳辦主任七年，期間正是中英爭拗與籌組特區的關鍵時刻，經歷驚濤駭浪。他在九七年八月退休，當時香港剛剛回歸。

九二年一月十一日晚上，香港工商專業聯會在香格里拉酒店宴請訪港的魯平。工商專聯的主席是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羅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一名活躍成員，在《基本法》起草期間曾經領導一群年青的工商專業諮委多次提出建議，在《基本法》頒佈後就籌組成立工商專聯。我當時是工商專聯的顧問委員會成員，並曾陪同主席羅康瑞領隊的工商專聯代表團訪問北京，因此被邀出席宴請魯平的晚宴，並獲安排坐在魯平身旁。在言談中魯平首次提及中方準備聘任港事顧問，委任一些香港人就香港問題向中國官方表達意見。魯平並表明將會向我提出邀請，希望我能夠接受。

這次會面之後，我便開始考慮今次應否一如過往兩次推卻中方的邀請，抑或應該接受委任。中方過去在八二年曾邀請我出任全國政協委員，然後在八五年再邀請我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但我當時作為行政局首席議員，恐有角色衝突，所以兩次皆推辭不允。不過，時隔多年，當中方在九二年第三度提出邀請時，情況已大不相同。

我在一九八八年九月退任行政局首席議員，當時離開政府建制已經超過三年，中英政府並早已就香港前途問題簽了聯合聲明，《基本法》亦告頒佈，香港在回歸路上走過了中途站。而我在商業事務上亦於八九年退休，在中國並無商業關係。當時我已達七十五之齡，我覺得自己有生之年不會太長，現在可以有機會繼續為香港人服務，在中英履行聯合聲明、香港九七平穩過渡及實踐一國兩制等各方面，再盡一分力，實在是一件好事。思前想後，我最後決定接受中方聘任做港事顧問。

圖3.11　工商專聯代表團訪問北京（1993年）。

我今次採取了與從前兩次不同的做法，接受了中方的邀請，原意是服務香港與回饋社會，但這個新任務卻為我招來了大大小小的批評，有些人把奇奇怪怪、五顏六色的稱呼加諸我身上。但那些負面的形容詞並不能令我改變，因為我的信念一向都是清晰的。我數十年從事公職，一向的服務對象都是香港人，既非英國政府，也非中國政府，接受港事顧問的委任同樣是貫徹一貫宗旨。

九二年三月三日，中國政府正式宣佈聘任四十四名香港人為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香港事務顧問，為期兩年，由九二年三月十二日起。其後中方先後增聘三批港事顧問，令總人數增至一百八十六人。第一批港事顧問兩年任期屆滿後，先後再獲續聘兩次，至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香港回歸中國。

第一批港事顧問頒發聘書的儀式於九二年三月十一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典禮十分隆重，國家主席楊尚昆、總理李鵬、副總理吳學謙、鄒家華及朱鎔基等均有出席。事屬首次，香港傳媒大肆報道，我的「轉軚」是其中一個報道重點，但我並不認為那些指控是正確和有根據的。

港事顧問並非一個組織，只是以個人身份向中方表達意見。九二年六月一日，我向魯平和周南寄出了一篇長達七千多字、名為「鍾士元談香港政制」的文章，這是我第一次向中方提出具體建議。

我這篇文章分開九個章節：

第一章：香港戰後政制發展過程

第二章：西方的民主政制模式

第三章：民主政治中的政黨價值

第四章：香港基本法中的政制

第五章：香港特區政制選舉結果分析

第六章：香港政制與美國政制的異同

第七章：香港特區政制演變趨勢

第八章：港英政府如何管治香港的後過渡期

第九章：總結。

港澳辦主任魯平於同年七月二十七日覆函，表示已經收到我的文章，並就部份內容作出了回應：「『政制』一文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歷史、現狀及與西方國家政制之比較，作了頗有見地的研究。文中的許多建議對於保證香港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促進香港穩定繁榮很有意義，與我們的工作也具參考價值。在此謹表謝意，並歡迎您繼續就香港事務提出寶貴意見。」

在過渡期的最後五年內，我先後向魯平和周南提交過十五份意見書。

機場風雲

新機場問題與香港九七問題有一點極相似之處：做生意的人在商言商，向香港政府提出憂慮，最後把問題帶到中英對陣的談判桌上。

其實，香港自七零年代開始，已經不斷有聲音提出需要一個新機場來取代位於九龍城鬧市的啟德機場，但香港政府卻無視一個建於人口密集區域的機場所帶來的噪音、安全等問題，一直拖延。

經過天安門事件震盪後，香港政府為提高港人信心，港督衛奕信在一九八九年十月發表施政報告時，宣佈兩大發展計劃，一是大量擴充大學及專上學位至一萬五千個，使百份之十八的十七至二十歲適齡青年能接受大專教育，比當時的百份之八高出一倍。二是耗資一千二百七十億港元在赤鱲角興建一個新的大型機場，有兩條跑道二十四小時運作。新機場預期在九七年初落成，每年可應付乘客八千萬人次，是啟德機場的三倍。隨着衛奕信在立法局緩緩讀出他的演詞，一個美麗的玫瑰園瞬即在香港人面前展現。

可能基於當時環境，亦可能認為該項計劃將會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主權移交前竣工，故英國政府以至香港政府都一直認為不需要尋求中國政府的同意。不過，為機場計劃提供貸款的銀行和財務公司可不是這樣想。

當香港政府稍後與銀行及財務機構負責人討論新機場計劃的融資時，對方老實不客氣地提出，雖然機場的建造將在香港九七回歸前完成，但此項計劃的貸款主要是在九七回歸後才償還，為保證將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會拒絕承擔債務，貸款銀行需要中國政府表態支持。香港政府唯有透過英國政府，與中方討論新機場計劃，這應該是天安門事件以來，中、英兩國政府首度再要共商大事。

圖3.12　香港國際機場（1998年）。

顯而易見，中方對英方在身不由己、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將事件提到談判桌上，顯得不以為然，遂處處表現不甚合作的態度。談判因此有一個很壞的開始，進展亦緩慢。

英國政府為加速談判，遣派首相外交事務顧問柯利達爵士（前英國駐華大使）在九一年六月前往北京訪問，和中國官員就機場計劃進行一連串的談判。結果，柯利達不負所託，雙方達成協議，並在六月三十日在北京草簽「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四天後公佈有關內容。九一年九月三日，英國首相馬卓安由倫敦飛赴北京，與中國總理李鵬正式簽署備忘錄。馬卓安成為天安門事件之後，第一個訪華的西方國家領袖。

當時雙方都認為新機場問題已完滿解決，工程可以開展，在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前啟用。但不幸地，事實卻並非如此順利。

在談判初期，英方告知中方新機場計劃的總成本為一千一百一十二億港元（按九三年三月價格計算）和一千六百四十億港元（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而承諾的香港政府在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財政儲備將會是五十億港元。經過雙方漫長而艱辛的討價還價後，英方才將九七回歸時的財政儲備承諾增加至二百五十億港元，這個數字獲中方接受。雙方並同意，倘特區政府在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要償還的債務不超過五十億港元，英方可以自由舉債，如超過五十億元則需中英雙方同意，方可進行。

新機場諒解備忘錄正式簽署六個月後，香港政府於一九九二年三月四日向立法局宣讀九二至九三年度財政預算案時，公佈九七年的財政儲備將高達七百八十億港元，即備忘錄所列明的三倍多。同一時間，中方又獲英方通知，按九一年三月價格計算，整個機場計劃的成本已上升百份之十四，其中機場鐵路的成本更增加了百份之八十五。中方要求英方對不斷上升的成本作出上限封頂的承諾，但英方拒絕，中方更感不滿。

我以港事顧問及預委會委員身份，幾次介入中英在新機問題的爭端。

我於一九九二年初接受中國政府委任為第一批四十四人的香港事務顧問，三月十一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過聘書。事後，我陪同由羅康瑞率領的香港工商專業聯合會代表團訪問北京，羅是工商專聯的主席，而我是工商專聯的顧問。

三月十四日晚上，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設宴招待訪京團，並在席間和我談及興建新機場的問題。魯平對英方的談判態度極為不滿，並認為英方不誠實。

他特別提到英方對九七回歸時對港府財政儲備的估計。魯平形容英方最初的估計是五十億港元，九二至九三年度香港政府全年開支為一千二百億港元，即相等於政府全年開支的百份之四。他用了一句廣東話俚語「雞碎咁多」來形容。經過艱苦的討價還價，英方才把港府財政儲備由五十億港元增加至二百五十億港元。他憤憤不平地表示，中方實在難以明白，為甚麼在短短六個月之後，儲備卻又可以上升至現時港英公佈的七百八十億港元！

坦白說，魯平的大發雷霆令我吃了一驚。我遂細心地向他解釋，在商業上制訂工程計劃的財務預算案時，一般都以三個數字為考慮準則，一個是樂觀性的，一個是悲觀性的，另一個是最可能性的。我估計英方為慎重計，可能給予中方一個悲觀性的數字，因而提出五十億港元。我向他建議，中方應向英方索取其他兩組財政儲備的預測數字。

返港後，我將和魯平的對話轉告港督衛奕信，並向他了解事件因由。衛奕信向當時的財政司了解過情況後，回覆說港府並無採用樂觀性及悲觀性的數字，但在九一年二月將新機場財務數據轉達中方後，香港的地產業和股市忽然強烈反彈，帶來額外收入，同時，政府工程尤其是新機場的核心工程有延遲，支出大幅減少，因而預料在九七回歸時的財政儲備可高達七百八十億港元。

就在這個時候，英國首相宣佈即將更換港督。

我隨工商專聯訪京見過魯平之後，返港已不斷聽到傳言衛奕信將會被撤換。外間猜測馬卓安不滿去年九月要他親自訪京，新任港督將會較衛奕信這個外交官出身的中國通對中國採取較強硬的態度⋯⋯這種傳聞引起中方極大的關注，而中國顯然想利用新機場問題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致令中英雙方以後幾年繼續在建造新機場問題上爭論不休。

彭定康在九二年七月正式接替衛奕信出任香港總督，並在同年十月宣佈他那套引起中方強烈不滿、捲起中英關係軒然大波的政改方案。中方被進一步激怒，於是加快在九三年中成立特區政府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簡稱預委會），作為抗衡。預委會下設五個專題小組，其中一個負責經濟方面。九三年十一月，經濟專題小組決定成立四個課題研究小組，新機場問題研究小組是其中之一。

當時中方認為新機場的建設和管理，對香港航空中心地位的發展甚為重要，因此希望預委會的經濟專題小組能夠在建造成本控制、工程進度、將來機場管理模式，以及政府與機場管理當局的關係等等問題，向中方提出意見和建議，以推動機場問題的解決。

新機場問題研究小組共有成員七人，由我當召集人，成員有兩位經濟專題小組的召集人高尚全和方黃吉雯，其他成員還包括王啟人、羅康瑞、邵友保及劉皇發。七人中，僅高尚全和王啟人兩人是內地委員。小組首先討論新機場建設的財務安排問題，最後並向中方提出四項意見：

（一）臨時機場管理局和機場鐵路公司的舉債應屬政府債務，並要求英方增加注資，減少負債。

（二）同意機鐵沿線的批地要求，但應列入土地委員會每年的批地計劃，根據市場供求情形，酌情批出。

（三）加強對新機場的工程進度和成本管制的監督，在機管局之下設立一個由港人組成的成本監察小組。

（四）為九七年未完工程及建造商索償估計所需的資金，作好準備。

港英政府於一九九四年一月以白皮書草案形式發表「機場公司條例草案」，小組迅即對該草案進行研究，收集各方人士意見，並獲當時港府經濟司蕭炯柱大力協助，結果提出了二十條對草案修改的意見，提交中方參考，其主要內容包括：

（一）應堅持中英備忘錄中「機場管理局」的名稱及設置董事會的規定；跨越九七的機管局董事會成員應經中英磋商決定；機管局涉及重要的抵押、外置財產土地、舉債等事務要經董事會同意和財政司批准；機管局收費的權限應屬總督會同行政局等。

（二）加強機管局內部的自我約束機制，例如分設主席及行政總監兩個職位，並確定各自權責。增強董事會的組織，以利董事會的決策過程及互相制衡的作用等。

（三）規限機管局的業務範圍，例如在其管轄區內可從事與機場有關的商貿和工業活動。但在其管轄地區以外的地點，則需要政府先行批准。

經過將近十年，跨越九七的香港赤鱲角新機場終於在一九九八年竣工，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七月二日主持開幕典禮，並在七月六日正式啟用。可惜在啟用期間，貨運公司的電腦操作失靈，致令新機場混亂了一個星期方能達致正常運作，立法會其後並成立專責小組進行聆訊，引致行政總監董誠亨不獲續約，而董事會主席黃保欣和作為新機場督導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亦蒙受指責。

自由黨的誕生

一九九一年立法局首次引入地區直選議席，同時，由選舉產生議員數目亦告超過委任議員。香港立法機關的民主化，其實在聯合聲明簽訂以後便開始起步，八五年立法局便第一次加入來自功能組別及選舉委員會的間接選舉議員，打破殖民地立法機關純委任局面。九一至九五年度，立法局的組合為官守當然議員三名，委任議員十八名，地區直選議員十八名，及功能選舉議員二十一名，共六十名。

當時，香港民主同盟是一個較有規模的政治團體（其後，民主同盟與另一個政治團體匯點合組而成民主黨），在立法局佔十四席。雖屬少數，但因其有組織，故佔較大的聲勢。香港民主同盟以外的四十多名議員，多是各自為政，並無聯繫，處於被動地位，起碼在傳媒的曝光率就遠遠不及民主同盟議員。

我在八八年九月自行政局退休，由當時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接替我行政局首席議員職務（鄧蓮如其後在八九年元旦獲封爵），而李鵬飛則被委任為立法局首席議員，接替鄧蓮如。九一年立法局重組後，雖然李鵬飛繼續被港督衛奕信委為立法局首席議員，但立法局已由選舉產生的議員佔多數，他們並不願被委任議員所領導，而委任和 選舉產生的議員經常發生磨擦，互相攻擊。李鵬飛在九二年初向衛奕信請辭立法局首席議員之職，從此立法局首席議員便成為歷史名詞。

圖3.13　自由黨成立四周年宴會（1998年）。

港同盟（香港民主同盟的簡稱）倚仗其地區選舉產生議員所擁有的市民認受性，處事愈來愈激進，蔑視其他並沒有經過選舉洗禮的立法局同僚。本身是委任議員的李鵬飛，和他幾位同樣由港督委任的同僚張鑑泉、潘國濂、周梁淑怡，知道唯一能夠抗衡港同盟的做法，就是凝聚立法局內委任和功能組別議員力量。最後，他們努力游說十多名委任議員和數名友好的功能組別議員，成功組成啟聯資源中心，與港同盟爭一日之長。但基於對手善於政治技倆，更不時公開對這些委任及功能組別議員冷嘲熱諷，啟聯一直處於下風。

李鵬飛和潘國濂當年曾經來找過我，我向他兩人打了一個比喻：在一個鐵籠裏放了一隻獅子和十多個人，如果這十多人各自為己，不顧他人，結果最終每個人都會成為獅子肚內的食物，逐一被獅子吃掉。不過，倘若這十多人同心合力，齊心對抗獅子，起碼會得到一個機會。雖然過程中可能會犧牲數人，但大多數人最終將會得救，而獅子亦會被殺死。啟聯中心正是在類似概念下組成。

不過，假如打開鐵籠，要這恢復了自由的十多人跑到郊野，再奮力而戰去殺戮另一隻獅子，他們就未必願意這樣做。因為人各有志，他們並不是因志同道合而組成，只因要生存而合作。

同樣地，加入啟聯的議員，多數基於對港同盟處事立場的厭惡，但各議員之間並不一定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抱負，面對對手港同盟，只能自衛，難以進攻。我建議李鵬飛和潘國濂應從長遠計劃，組織政黨。

李鵬飛和潘國濂同意我的意見，其後在一九九四年與夏佳理、周梁淑怡等組成自由黨。不過，由於中國政府對政黨有偏見，而商界人士對政治又有先天性的抗拒，這群來自工商專業的自由黨人初期發展步伐艱難而緩慢。但無論如何，自由黨今日在主席田北俊領導下，已成為立法會內第三大政黨，其投票取態不時對議案通過與否有關鍵性的影響。當然，倘若該黨要發展成為一個具舉足輕重影響力大的政黨，前面還有好一大段路要走。

對抗期

彭督改組行政局

行政立法兩局分家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上場後引入的第一項改革，但他本人並不是兩局分家方案的原作者。據我了解，早在彭定康來港履新之前兩個月，一九九二年五月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羅康瑞等一行飛赴倫敦，向他推銷這套方案。

彭定康在前任港督衛奕信離港後六日，於九二年七月九日抵港履新。抵港短短兩星期內，他已經毫不隱瞞地表露自己對政制問題的立場，例如要保持行政主導，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港英政府；致力提高港府的透明度，更充份向香港市民負責；不會在立法局內組織「政府黨」支持政府；及將於該年立法局十月復會時，在施政報告公佈其新的政制安排。

當時，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召集了所有非官守議員，成功「游說」各同僚跟隨她本人的做法，向港督提出請辭，讓港督可以改組行政局，建立新的內閣。不過，當她代表全體非官守議員致函彭定康，表明願意隨時引退之後，這位新任港督隨即接納了所有人的請辭，卻單獨重新委任鄧蓮如入局，並繼續讓她擔任行政局的首席非官守議員，領導新的組合。這個結果無可避免令鄧蓮如和有些她的舊同僚之間產生了芥蒂。

我以港事顧問身份，在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透過傳真致函魯平及周南，預測彭定康將如何改組其行政局。我分析彭定康有三個方案選擇，但最後我認為他會採用以美國政制模式作藍本的方案，即是行政局非官守成員不包含立法局議員，而以專業界精英、財經工商界首腦為對象。議員不需要經過選舉，直接獲委任加入行政局。

這個方案的好處是吸納不想參選的精英，進入權力中心。此輩精英無黨無派，無須向選民交代，可以香港整體利益制訂政策，表面上重返八五年以前的情形。不過，殖民地的立法機關，自九一年開始過半數議員要由選舉產生，六十人的議會中有接近三份一（十八人）更是來自地區直選。新制度的壞處是，行政局制定的政策即使對整體香港有利，但一旦影響某黨派的選民利益時，則會遭受該黨反對；如該黨在立法局屬主流派，則該政策可能遭受立法局否決。彭定康屆時可能要領導政府官員及行政局成員，向香港市民游說，爭取公眾支持，並可能要發動傳媒，對抗立法局議員，成功或失敗卻是未知數。

我告訴兩位中方官員，上述改組行政局的方案對彭定康並不陌生，羅康瑞領導的香港工商專業聯會在九二年五月訪問英國，會晤即將來港履新的彭定康時，曾向他提出這個方案。我並向中方指出，假如彭定康採納這個方案，將導致有三十年歷史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改組，因為行政與立法兩局將正式分家。

九二年八月六日，我獲彭定康邀請往港督府，與他討論行政局改組事宜。我亦向他分析各個方案的長短，最後並提議他採用行政立法兩局分家的方案。我認為這是他在當前處境下唯一可以選擇的方案。我跟他談論了差不多兩個小時，毫不保留地與他分享我過去三十年從政的經驗和觀察，以及向他解說這個他現在仍所知不多但已四處招搖的城市。當我離去時，他對我說我的分析極為詳盡，他雖然仍未作最後決定，但很可能會採用我所推介的方案。

歷史現在已經告訴大家，彭定康最終採用了行政立法兩局分家的方案，全面改組行政局。自一九六三年成立的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亦隨即結束，行政立法兩局此後各自各擁有其議員辦事處。

彭督政改方案

過渡期走了一大半，距離回歸尚有五年，在首席大法官楊鐵樑（楊氏後來辭官參選特區首屆行政長官）主持儀式下，彭定康在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宣誓就任第二十八任亦即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兩個月後，他返回英國成功說服首相馬卓安和外相韓達德支持其香港政制改革方案。香港從此多事，中英對抗亦一次又一次升級。

彭定康方案主要包含兩大政治體制改革，其一是九五年的立法局選舉安排，其二是取消區議會和市政局全部委任議席。

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國駐華大使麥若彬在北京向中國外交部遞交一份港督將於十日後向立法局提交的施政報告。這份施政報告刊載了彭定康那套翻天覆地的政制改革方案。據稱中方對有關九五年立法局選舉安排的內容，感到震驚。中方認為新一套方案既不能銜接《基本法》，亦有違英國過去的承諾，外交部隨即要求英國政府將政制改革部份押後，以便雙方先行討論。

英方承諾會與中方討論，不過，要留待十月七日港督發表施政報告之後，才肯與中方展開談判。至於將政改部份先行抽起，英方更一口拒絕。

彭定康政改方案包含五個主要內容，包括：

（一）投票年齡由二十一歲降低至十八歲；

（二）分區普選的投票制度，由雙議席雙票制改為單議席單票制；

（三）廢除區議會和市政局的全部委任議席；

（四）九個新增功能組別的產生辦法與現有二十一個功能組別大不相同，新辦法包含差不多二百七十萬名選民，實際上是行業性直接選舉；

（五）選出十個立法局議席的選舉委員會，將全數由直選出來的區議員組成。

圖3.14　彭定康總督的政改方案答問大會（1992年）。

我當時評估形勢，對中國政府的反應作出了幾點估計：

（一）中國不會反對降低投票年齡到十八歲，因為中國大陸的投票年齡早已降至十八歲；

（二）中國對分區直選的投票制度未有確實立場，可能有商榷餘地；

（三）中國會反對取消區議會和市政局的委任議席；

（四）中國會反對根本性改變九個新增功能組別的結構；

（五）中國會反對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並認為英方破壞了雙方早前的諒解。

我在九二年十月九日即施政報告發表後第二日，寫了一封信給彭定康，長達四頁。我在信中提醒他，他建議的選舉委員會結構和《基本法》不同，將會影響將來九七回歸時立法局議員的「直通車」構思。中英關係亦會受到牽連，不利香港的平穩過渡。彭定康於十月十六日回信給我，表示並不同意我的看法。但後來事實證明，我的看法是對的。

我在八八年九月自行政局退休，因此並不掌握中英兩國外交部在九零年透過書信往還，對香港政制安排所達成的共識，這正是中方其後指控彭定康方案違反兩國協議的罪證。來港出任總督的彭定康，不會不知道這些事關重大的信件。假如他真的不知道，那麼英國外交部以至香港政府有關官員實在難辭其咎。

中國政府不滿彭定康在未經中英磋商就公開發表其政改方案，最初拒絕和英國政府談判，並要求彭定康先行撤回其政改方案。彭定康於九二年十月首次亦是他任內唯一一次訪問北京，會晤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魯平面對着彭定康，即使沒有破口大罵，起碼都是冷冰冰的。雙方互不讓步，最後不歡而散。

中英雙方其後分別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及二十八日發表中英政府在九零年初交換的七份外交文件。這七份文件集中討論九七回歸時立法局「直通車」的安排，尤其是關於直選議席的數目和選舉委員會的組成。由中英公佈的外交文件看，我傾向同意中方的分析：英方改變了立場，執行戴卓爾夫人回憶錄曾經提及在適當時候加快香港民主步伐的策略。

英方在公佈日期上還做了一個小動作。中英雙方原本說好了同日公佈，但英方其後卻自行提早了一天公佈，於是外界通通先看了英方不大忠實的擇要版本，多少會有點先入為主。英國人玩政治還是有他們的一套，而中國政府又上了一課。

當港英政府於一九九三年三月中將其政制方案刊登憲報，時值中國全國人大及政協舉行大會，中方大為震怒，連續透過輿論猛烈抨擊彭定康。不過，正鬧得不可開交之際，中英政府在九三年四月初卻又突然同時宣佈，於四月二十二日在北京舉行中英會談。

表面上，形勢似乎和緩下來，但其實只是暴風雨來臨前夕的頃間平靜。會談過程困難重重，經過了大半年共十七輪談判，雙方仍未能達致任何協議，在九三年十一月更宣佈談判破裂，各走各路。談判並沒有帶來大團圓結局。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發表了一份長達三千字的聲明，披露會談破裂的經過。數月後，即九四年三月，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中英關於香港九四/九五年選舉安排會談中幾個主要問題的真相》。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書中詳細透露中英兩國政府在九三年四月至十一月在北京舉行的十七輪會談內容。

中方宣稱已同意英方在九七前取消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委任議席，惟特區政府在九七年七月一日會重新增設委任議席。中方又表示已在區議會及兩個市政局選舉的選舉年齡及投票辦法讓步，全盤接納英方的建議，雙方理論上已可就第一階段的談判達成協議。當時中英雙方已同意談判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區議會和市政局的選舉安排，第二階段是立法局的選舉方案。因此中方指控英方節外生枝，提出了新的要求，強調必須將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採取的「單議席單票制」投票辦法同時應用於九五年的立法局選舉，並要求中方接受。中方拒絕，會談破裂。

在港澳辦發表聲明的前一日，即九三年十二月二日，彭定康在立法局亦宣讀了一篇聲明，詳述中英政制談判失敗的過程及原因。

彭定康把談判失敗歸咎兩個原因：第一，中方不同意將區議會和市政局的單議席單票制選舉方式應用在立法局選舉。此第一原因和中方的聲明是吻合的。

彭定康列舉的第二個原因是，中方不同意取消區議會和市政局的委任議席。他說，早前有傳聞稱中方不反對英方取消區議會和市政局的委任議席，但保留由將來特區自行決定是否再行設立委任議席，這種講法是欺哄的。此第二原因和中方的聲明有不同之處。

我個人認為，無論彭定康政改方案在技術上能否洗脫違反兩國在七封外交函件中所達共識的嫌疑，但如果中方沒有抵觸《中英聯合聲明》，英方實無權干預九七後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香港九七回歸中國已成事實，英國實在不必強要中國上這一堂政治課。

我曾經和英國官員談及區議會和市政局委任議席的問題。我說，英國在今時今日仍然維持其委任制的上議院。雖然上議院在一九一一年已失去其對下議院的否決權力，但現在仍然保留其拖延權力，可令下議院的法案在一年內不能通過。我質疑以英國百多年的民主歷史，仍然保留其全部委任制的上議院，為什麼要着急廢除香港的區議會和市政局的局部委任議席？香港發展民主不過是這十多年的事，經驗尚淺。英國人的雙重標準，在此表露無遺。

英國工黨在七十年代曾提議廢除上議院但不獲保守黨支持，而保守黨更在一九七八年提倡改組上議院，稱為第二議院，三份二議員由選舉產生，三份一仍然來自委任。我們不要忘記，彭定康在九二年來港出任總督前，是英國保守黨的主席，當時他為什麼不帶領保守黨提議取消委任制的上議院，卻在來香港之後和中國政府為取消香港區議會和市政局的少數委任議席而對抗？其動機甚為明顯。

我在一九九三年曾數次在港督府單獨和彭定康會晤。有一次，我跟他說，作為末任港督，只有數年任期，他的職責應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和中國政府合作，做一個管家總督。但他回應說，他不會接受來香港僅僅做一個管家港督。彭定康這種思路與他在港提出政改方案的做法，可說一脈相承。

港英政府於一九九四年一月向立法局提交政改方案首部份關於九四年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的選舉辦法，並於同年二月二十三日順利在立法局通過，成為法律。至於政改方案後部份關於九五年立法局的選舉辦法，則在立法局遇到強大阻力。最後彭定康借助英國首相馬卓安之力，終在六月二十九日在立法局以一票之微，逃過被自由黨修改的命運，而最後獲得通過成為法律。中英兩方的對抗亦由此愈演愈烈，直至回歸方行止息，這是香港人的不幸。

中英爭拗策略

一九九三年四月初，中英政府同時宣佈四月二十二日在北京舉行政制談判，正式把港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提上會議桌。香港社會反應不一，有人樂觀，有人悲觀。但無論如何，寥寥幾行字的新聞公佈確實為香港人製造了一個希望。

在談判召開前四天，我在四月十八日以傳真方式將我一篇長達三千字、名為「香港政制爭拗的中英策略」的文章，送交港澳辦主任魯平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我在這篇文章中，詳細分析中英政府可能採取的談判策略。

我認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是利用《基本法》的灰色地帶來推翻一九九零年初中英政府達成的共識，加快立法局直選步伐，放棄與《基本法》銜接，並採用「咪高峰外交」戰術，高呼「公平、公開、為港人接受」的口號，採取主動，博取香港人、英國本土及國際支持。

假如彭定康的政制方案獲中方接受，或經中方輕微修改，則英方可視為九七後還政於港人，英國光榮撤退。反過來說，假如其方案不為中方接受，則港府會採取單方面行動，讓行政局先行通過其政改方案，繼而將方案刊登憲報，向中方下「哀的美敦書」，最後將方案提交立法局審議，同時發動民意支持，並游說或利誘議員，使用種種手段，令立法局最後通過其政改方案。

即使立法局最終不通過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或將其修改至接近《基本法》，或者銜接《基本法》，彭定康仍可以振振有詞地說，這是讓香港人自決的結果，英國已經做了應該做的事，無愧於港人及世人。由此觀之，不論中方或香港立法局如何處置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英國和彭定康都是勝利者。

我對這兩位中國政府官員說，我作為一個局外人，對中英談判的結果並不表樂觀。我認為英方並無誠意讓步，而中方亦不會放棄既定立場，尋求苟安。因此，我預計會談終會破裂——當然我希望自己的預測不會成為事實——港英政府會將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辯論。

我建議，中方可以在這個階段直接、間接游說及鼓勵友善的立法局議員，由議員朝向銜接《基本法》的方向修改彭定康政制方案，成功固然最好，即使失敗，對九七政權移交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初期運作亦無大影響。事實上，每個民主政府每次大選帶來的轉變和衝擊，和九七政權移交相比，實不相伯仲——我希望這兩句說話可以為兩位中方官員帶來一點安慰，令他們稍為寬心。

我並強調，假使中英政制談判最終失敗，中國政府實應認真考慮成立我在兩個月前即九三年二月所建議的「政權移交策劃委員會」，協助中方處理九七問題。

在當前不幸環境下，我建議中國政府在未來四年處理香港問題的策略，不要過份重視政制的銜接，而忽略香港的經濟發展。中方可以讓港英政府興建新機場，擴充貨櫃碼頭，發展土地，但應加入中方認可的監管機制。此舉一方面保持香港經濟繁榮，另一方面可以監察港英政府，一舉兩得，當可獲香港人支持。

港澳辦主任魯平於九三年五月三日自北京覆函稱：「四月十八日惠函悉。您就彭定康拋出政改方案的動機和英方對是次談判可能採取的策略所作分析以及有關中國政府在當前形勢下應取策略的建議很有參考價值。謹致謝意。」

我草擬此回憶錄之時，回顧政改爭拗的歷史過程，和我的預測甚為吻合：

（一）中英談判終告於九三年底失敗，中英政府各行各路。

（二）當彭定康於九四年中將其政改方案交立法局審議時，自由黨主席李鵬飛率領部份議員，提議修改彭督的政改方案，雖然獲中方支持及協助，可惜最後仍以一票之差落敗，不過彭定康亦已嚇了一跳。

（三）中方最後支持港英政府興建新機場及增加土地供應，保持香港九七前最後數年的經濟繁榮。

（四）雖然「直通車」的構思並未實現，但九七政權移交仍能順利進行，舉世讚賞。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香港人固然不想中英政制談判破裂，但事情一旦成為定局，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是我對事件的基本看法。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九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工作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簡稱預委會）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本身是外交部部長的主任委員錢其琛，以其外交家一貫的謹慎用詞及嚴肅語調先致開幕詞，氣氛凝重。他對原本應該在過渡期扮演中方夥伴的英國人，明顯不滿。然後，在中英政制談判中作為中方首席談判代表的外交部副部長姜恩柱，向委員通報了中英政制會談破裂情況，直指會談破裂的主要原因，是英方硬要將九四年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的「單議席單票制」選舉方法，未經討論就先要全盤照搬在九五年立法局選舉安排採用，被中方拒絕接受。

在十二月十一日的全體會議上，我發表了一篇簡短講話，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問題。我說：

「這次中英談判破裂，表面上當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世界上的政治體制有兩個主要模式，其一是先選立法會，然後由立法會的主流政黨負責組織政府，英國和其聯邦政府就正採用這種模式。用『單議席單票制』選舉立法會對產生主流政黨機會很高，適宜在這種模式的政治體制中採用。」

「第二個主要政制模式，是將立法會選舉和執政人選舉分開進行，美國和很多歐洲大陸國家均採用此種模式，即是行政長官組織政府，而立法機關則制定法律和制衡政府。選舉立法議員採用『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一方面可增加立法機關的代表性，而另一方面可減低產生主流政黨的機會。因此，比例代表制對確保行政主導大有幫助。」

我向在坐各人推薦，香港特區採用後者模式較為有利。我的結論是：「中英談判破裂，中方可以重新自行考慮立法會的選舉辦法，擺脫了英方的阻撓，加強特區行政主導，是一件好事，因此我說『騫翁失馬，焉知非福』，實有其道理。」

歷史證明我的預測實現，中方最後決定，在立法會的分區直選拋棄了英方佈下的「單議席單票制」，採用「比例代表制」，從而減低了反對中共政權的民主黨在分區直選的優勢，增進了行政長官的行政主導力量。

圖3.15　作者在預備工作委員會第二次大會上講話（1993年）。

彭督險遭滑鐵盧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港督彭定康把其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表決，但方案卻被包括自由黨在內的立法局議員大幅修訂。正當議員以為自己的修訂勝券在握之際，形勢卻突然逆轉。獨立委任議員、香港旅遊協會主席鮑磊是事件中一個關鍵人物，甚至可以說「成也鮑磊，敗也鮑磊」也不為過。

自由黨主席李鵬飛曾經向我透露，高個子、一派英國紳士的鮑磊，九三年底親自跑上李氏的辦公室商量。當時中英政制談判已宣告破裂，這位怡和集團董事告訴李鵬飛，他本人一直希望有「直通車」，並向李鵬飛建議合作炮製一個方案，拉攏獨立、左派、自由黨的議員支持，票數將足以阻止彭定康方案在立法局通過。但他提出，前題是李鵬飛要先到北京找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了解中方的底線，確定甚麼方案才可以為中方接受，使立法機關「直通車」得以順利通行。

李鵬飛覺得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很值得支持，因此在自由黨內商量並獲其黨友支持下，就與該黨兩位副主席周梁淑怡及夏佳理，秘密赴北京港澳辦與魯平會晤。在討論過程中，魯平原則上同意繼續維持立法機關有「直通車」的概念，但表明關鍵之一是九個功能組別的組成及其選民人數，二是大選舉團的組合應來自《基本法》規定的四個界別。

李氏等一行帶着重新燃起的希望返港。在接下來的半年間，幾個黨派的議員朝着這個方向努力炮製了一個修訂方案，有關內容並取得魯平的同意。議員一時之間仿似看到「直通車」已經開行了第一步。修訂方案以自由黨成員楊孝華的名義，在立法局正式提出。楊孝華是來自旅遊界功能組別的議員。

在投票前三日，議員經初步點算，手上已握有三十張鐵票，修訂方案在六十名議員組成的立法局已有足夠數票可獲通過（主席一般不投票），所以相當篤定，以為勝券在握。但估不到接下來的四十八小時，形勢逆轉。

立法局在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就港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以及楊孝華的修訂方案進行表決。二十七日星期一，即表決前的兩日，中午十二時許，李鵬飛突然收到鮑磊的電話。

鮑磊對李鵬飛說：「對不起，周三投票時，我要棄權。」李鵬飛即時嚇了一大跳，向着電話近乎咆哮地說：「有沒有『搞錯』？是你第一個建議我去見魯平，修訂方案包含了很多你提的建議，你怎麼可以棄權？」但不論李鵬飛如何不滿，始終不能改變到鮑磊的決定，鮑磊重複又重複的都是一句「對不起」。但最後鮑磊終於忍不住再吐出一句：「我有很大的困難。」

鮑磊沒有再詳細講述他要棄權的原因，但一句「有很大的困難」，已足夠令李鵬飛猜想到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有人在背後做了小動作。

鮑磊的電話掛斷後，李鵬飛即致電潘國濂、周梁淑怡等自由黨主腦人物，召開緊急會議。潘國濂其後告訴我，當時他們不明白為何這位主動提出修訂的主腦人物，竟然可以在最後一刻倒戈，以致功敗垂成。潘國濂在任職中華電力當總經理時，曾向英國購買大量機器設備，因而認識一些英國重要的政經人士，他遂主動提出由他向英國探索實情，其他同僚當然同意。

當天（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六時許（即英國夏令時間上午十一時許），潘即先行打電話給英國GEC的主席栢萊勛爵。栢萊曾是戴卓爾夫人的內閣重臣，擔任過北愛爾蘭大臣一職。他亦與彭定康相熟，在英國政經界有相當地位。潘向他說明情況，並指出怡和洋行先做主導，然後倒戈，其傷害比一開始做反對者更大，將會加深中英雙方的仇怨。栢萊也覺得事有蹺蹊，承諾會向怡和高級董事鮑維爾爵士了解情況。鮑維爾任職怡和前，在八十年代是首相戴卓爾夫人的私人秘書。

半小時後，栢萊覆電話給潘國濂，說已和鮑維爾通過電話，但對方支吾以對，看來恐有內情，建議潘直接與鮑維爾通話。潘國濂於是打電話給鮑維爾，力陳怡和的不智和不是，會傷害中英關係，而對怡和也沒有好處，並促他使鮑磊回復原意，投票支持修訂方案。不過，經過漫長通話，亦不得要領，潘國濂最後的結論是鮑磊的改變立場不會是他個人主意，亦不是怡和的主意，而是英國國策的一部份。

當晚，潘國濂打電話向李鵬飛報告情況。兩人綜合種種跡象，估計港督彭定康應是收到情報，知道其政改方案將會被楊孝華等議員成功修訂，於是打電話給英國首相馬卓安，要馬卓安向鮑磊的老闆，即怡和集團的亨利・凱瑟克施加壓力。

據聞這位亨利・凱瑟克本身非常不喜歡彭定康，認為他搞跨了英國與香港的利益，但既然現在已經勞動到首相表態，他別無他法，只有依從。鮑磊作為他的伙計，更加沒有選擇的餘地。

李鵬飛等一眾當然覺得非常失望。少了鮑磊的一票，現在支持與反對修訂方案的票數，恰好是二十九對二十九，勢均力敵。

李鵬飛這時想到兩名議員：一是立法局內右派工會代表彭震海，他與彭定康無甚交情。不過，李鵬飛等一眾議員亦沒有那一位與彭震海特別熟落。另一位則是李鵬飛自己的「老友記」，代表社工界功能組別的許賢發。

星期二，投票前夕，李鵬飛親自跑到許賢發位於灣仔的辦公室，與許賢發談了一個半小時，陳述利害，但始終無法爭取到許賢發這一票。許賢發跟李鵬飛說，他別無選擇，因為站在他背後的是一群社工，這些選民有強大的壓力一定要他支持彭定康方案。

最後，李鵬飛認為一定要勞駕魯平了。不過，雖然魯平答應打電話給許賢發和彭震海，但結果仍無功而返。

投票當日，紡織界的陳瑞球，即陳永棋的叔父，又親自來到立法局二二零房間與彭震海密斟，作最後努力。原來陳瑞球與彭震海雖份屬勞資不同陣營，但兩人在勞工顧問委員會合作了十幾年，交情匪淺。陳一度以為他已經成功說服彭震海。

微妙的是，這些選情變化一一為對方知悉。據事後多位議員掌握到的情況顯示，原來他們陣營中有議員在過程中不斷向坐在港督府的彭定康報告最新的選情，負責與議員接頭的是港督私人秘書梁寶榮。回歸之後，梁寶榮被調職北京擔任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主任。

當時形勢緊張，大夥已知道有人想「轉軚。」，以確保彭定康方案順利通過。楊孝華一時忍不住，在發言時不點名地說：「有些獨立議員想『轉軚』，希望你們答應了支持的就不要『轉軚』。」

楊孝華今次可謂棋差一着，主腦人物正要找個理由「轉軚」，確保即使彭震海棄權，彭定康方案仍然可以順利通過，楊孝華這句說話剛好讓人褫住了機會。在楊孝華發言後，有些議員公開在議會回應，批評楊的說話顯示了楊對獨立議員的不尊重，有議員並表示要由支持楊的修訂案，改為棄權。

就這樣，二十九票反對、二十八票支持，再加上鮑磊與來自法律界功能組別的獨立議員葉錫安的兩票棄權票，議員的修訂案被否決，「直通車」也付諸東流，沒有了。

後來李鵬飛又向我透露，在投票前兩星期，他曾約晤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希望盡最後努力游說民主黨支持一個可以有「直通車」的修訂方案。他跟李柱銘說，假如民主黨堅持支持彭定康方案，不惜犧牲「直通車」，結果就是民主黨拱手讓中方有百份百的自由去設計選舉制度。李鵬飛預期，這一定是對民主派不利的比例代表制。

我同意李鵬飛的分析，而事實證明，民主黨不單不能乘「直通車」過渡九七，並因比例代表制而損失立法會席位，同時亦出現黨內排名之爭，苦果自招。

預委會上場

明列於《基本法》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是中英合作的成果，但「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簡稱預委會），則是中英爭拗的產品，仿如一個被迫提前生下來的早產兒，是中方在港督彭定康提出其政改方案後的應變之道。我本人於一九九三年初便曾經向中方提出過類似建議，提出的地點可能令大家有點意外：廣州的白天鵝賓館。

一九九三年二月六日，我和部份港事顧問乘搭直通火車，前往廣州，應本身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香港知名愛國商人霍英東邀請，參加白天鵝賓館的開幕。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亦是座上嘉賓。

在廣州期間，我和羅康瑞、查濟民等港事顧問會見了魯平和周南。我對兩位中方官員說，港事顧問以個人身份向中方提供意見，效果並不是最好的，對中國政府亦不是最有用處的。我建議中國政府在「不銜接」的情況下可考慮成立一個非權力中心的組織，名為「香港政權移交策劃委員會」。魯、周當日的反應頗為積極，因此我返港後將當時的講話重新整理，在二月十四日以傳真傳送給他們兩人。

我在建議書中提出，中國政府可盡早成立一個策劃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並無行政實權，因此不會成為香港人不願見到的第二個權力中心。委員會主要工作可分為三大類：

（一）為九六年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作一般性的策劃工作；

（二）為九七年後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非政治化的問題，公開討論，編製建議書，呈中央政府審核，然後交特區執行；

（三）為九七香港順利過渡所要採取的各項措施，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議。

我並建議委員會的組成可包括三類人士：

（一）退休或卸任的港府高官，以及行政局、立法局議員；

（二）可信任及有經驗的實幹人士；

（三）年輕「民主派」及有為人士。

但中方對我的書面建議並無正式反應。幾個月之後，我獲邀在六月五日前往位於跑馬地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與周南見面。周南對我說，中央政府將會成立一個預備工作委員會，希望我接受委任，但具體詳情仍有待進一步落實。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並公佈五十七名委員名單，其中港人佔三十名，內地佔二十七名。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擔任主任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姜恩柱、港澳辦主任魯平、人大常委秘書長鄭義、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及三位前基本法草委安子介、霍英東及李福善，則同時獲委為副主任委員。預委會其後成立了政務、經濟、法律、文化及保安共五個專題小組，我參加了政務和經濟兩個專題小組。五個專題小組各設兩名召集人，分別來自中、港兩方面委員。

圖3.16　作者接受人大委員長喬石先生頒發預委會聘書（1993年）。

五個專題小組召集人為：

港方 　　中方

政務： 　梁振英 　蕭蔚雲

經濟：　方黃吉雯 高尚全

法律：
李福善　邵天任

文化： 　吳康民　吳建璠

保安：　范徐麗泰　王叔文

七月十六至十七日，預委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後來，預委會在九四年初增添十三名委員，其中香港委員八人，內地委員五人，總人數共增至七十人。

三年後，在一個慶祝國慶的晚宴上，我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毗鄰而坐，他對我說，可幸我向中方提出成立預備工作委員會，否則在英方不合作的大環境下，九六年才按《基本法》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實很難順利地完成其籌組特區的工作，平穩過渡。

小風波

預委會於一九九三年七月在北京舉行首次全體大會時，議決在香港設立一個通訊處，其主要職能是收集各界人士在涉及預委會工作方面問題的來信和電話，轉達給預委會，並作為港方委員的開會地點。這是一個合理的建議，有助在數千里以外討論籌組特區問題的預委會成員，使他們可以較為掌握香港人的看法。

根據香港《社團法例》，類似的通訊處應該要向港府社團事務處登記。不過，港督彭定康對預委會有強烈的偏見和不滿，隨時會藉事件大做文章，限制甚至拒絕通訊處登記。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在港設立這個通訊處，但在上述考慮下，並不想向港府登記。該社與來自英國外交部系統的港府政治顧問辦公室，一直有定期接觸。新華社遂循此渠道，由該社外事部負責人在九三年八月正式知會港府政治顧問，並於八月十八日向署理港府政治顧問艾士誠遞交了說帖。該說帖大意是說明預委會秘書處香港通訊處的地址及功能，並請香港政府給予支持。

但港府托第三者轉告新華社，說用說帖代替註冊並不符合香港法例，堅持要通訊處向社團事務處登記，否則通訊處在香港就會變成一個非法組織。事件一旦被新聞界知悉，更會廣遭非議。

九三年十月的一天，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秦文俊向我講述這事，並希望我能幫忙解決。

十一月一日，我和布政司霍德爵士見面，將此事提出並希望他能協助解決。這位在軍方出身、處事素以強硬見稱的英國殖民地官員，早在彭定康來港前已在香港服務了數十年，且退休在即。霍德翌日給我來信，建議新華社提供下列資料：

（一）通訊處的正式名稱；

（二）通訊處負責人的姓名；

（三）通訊處的職能；

（四）通訊處的地址。

我將霍德的信件轉交秦文俊。十一月十一日，秦文俊交來一信，提供了上列四項資料：

（一）正式名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工作委員會秘書處通訊處。

（二）負責人： 通訊處主任為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陳偉。

（三）職能：收轉香港各界人士有關預委會工作方面問題的來信和電話。

（四）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29號華人行 15樓1501室。

我隨即將上述資料轉交霍德。霍德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寫了一封信給我，他在信中表示，雖然過程特別，但港府的社團事務處已經接受預委會秘書處香港通訊處的登記。霍德的來信說：

「⋯⋯社團註冊處認可（預委會通訊處）所提供資料，已符合《社團條例》所有要求（雖然用了一個不尋常的方式）。⋯⋯我們已經解決一個原本可以引起很大麻煩的問題，我很高興自己在離任前目睹問題順利解決。」

一個尷尬問題順利解決，小風波也告平息。霍德爵士在九三年底退休，陳方安生女士接任成為首名華人布政司，同時也是第一位女性攀上公務員隊伍的最高位置。但是她對預委會的態度，則可惜不如霍德。她不只不予預委會協助，反而行文通傳港英政府的公務員，敵視預委會及其成員，詳情請看下文。

港英政府敵視預委會

預備工作委員會是中英對抗的政治產物，是中國政府為尋求港人協助抗衡英方而設立的。這種先天背景令預委會一定不會受到英國政府以至香港政府的歡迎。事實上，英國政府對預委會的成立大為不滿，在英國首相馬卓安的支持下，港督彭定康以及港英政府，更指令公務人員對預委會採取不合作和敵視態度。

當時的布政司陳方安生女士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六日向港英政府各政策司及部門首長通傳一封函件，指令如何對付預委會及其成員。

函件首段已明確表示，預委會是中國政府的一個諮詢機構，有別於籌備委員會，而《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均未有提及預委會的組成，字裏行間明顯表現敵視態度。其實，《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又何嘗提過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為甚麼公務員又受命要代為捍衛並落實執行？港英政府經常提倡公務員政治中立，為何又敵視其政治對手的預委會及其成員？

陳方安生在其通傳中指出，港英政府並不是禁止公務人員和預委會成員接觸（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可以禁止嗎？），不過，作為香港政府公務人員，實不應：

（一）成為預委會的成員；

（二）出席預委會及其小組的會議；或

（三）擔任預委會或其小組的顧問。

作為公務員之首的陳方安生並提醒其同僚，公務人員在非公務上和預委會及其成員有關的接觸，要小心處理，例如不應參加其不支持港英政府的行動。陳太表明，公務人員的工會組織亦應依照她的通傳守則去處理和預委會及其小組的接觸。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公務人員對預委會及其成員倍有戒心，有些在公眾場所更避免接觸。港英政府此種敵視預委會的態度，一方面令預委會的工作倍增困難，另方面亦令預委會成員在港十分尷尬。不過，預委會不少成員本身都是香港知名人士，在香港社會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例如長江集團主席李嘉誠、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臨時機場管理局主席黃保欣、鄉議局主席劉皇發、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等等。同時，預委會成員亦包括有前任行政局議員范徐麗泰、譚惠珠及羅德承，和現任立法局議員倪少傑、譚耀宗及黃宜弘等。

行政主導，困難重重

特區政府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預委會）政務小組，曾多次討論所謂行政主導的政府架構。包括中方官員在內的部份預委會成員，樂觀地以為問題已經解決，因為一九九零年頒佈的《基本法》正是按行政主導原則制訂的。這項規定原意是協助特區政府保留及改良行政主導模式，令政府變得更有效率、開放及問責。

但並不是所有政務小組的成員都同意這種觀點。後者明白，香港能夠在殖民地時代起飛，一個強大、有效率及行政主導政府所帶來的作用確實功不可沒，《基本法》把「行政主導」四個字搬字過紙，並不代表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面對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我和另一位政務小組成員、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劉兆佳教授，均屬於持這種觀點的小數人士。

我的悲觀態度並非基於空泛的理論，相反地，我過去一直參與和觀察殖民地政府的運作，我相信特區政府將要面對的反對聲音和阻力會日益增加，日後要繼續維持行政主導是有困難的。

殖民地時代早期，立法局內有官守和非官守議員，後者來自平民百姓。但官守及非官守議員均由港督委任，權力來源均為這位英國女皇在香港的使者。在七六年以前，官守議員的人數甚至較非官守還要多。即使所有非官守議員公然反對一項政策，但在官守議員佔大多數情況下，非官守議員在表決時根本毫無勝算。港督在立法局提出的議案百份百獲保證會順利通過。何況，港督本來就享有特權，完全可以委任他偏愛的人選加入立法局。在我擔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年代，港督從來不需要特別向立法局施加影響力，他的影響力由始至終存在於議會每個角落。

不過，我一直認為這個老式的安排必須轉變。七六年某日，我以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身份會晤港督麥理浩。在上亞厘畢道總督府內，我問這位蘇格蘭高個子，若立法局現時非官守議員一致反對某項政策，他會否堅持推行？麥理浩想了一陣，然後回答我，他會容忍這些非官守議員。我隨即打個譬喻，嘗試游說他消除官守議員佔大多數的局面，以改善政府的公眾形象。

我跟他說，假如有一個人在熱刺刺的的太陽底下，拿着一張牛肉刀在街上走，雖然他並無打劫意圖，但當有警察截停他要搜查時，究竟警察會逮捕他，還是因為他沒有犯罪證據、身上沒有賊贓，也無意圖打劫、鬧事或犯重罪，決定讓他繼續拿着牛肉刀在街上走？警察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會取走他的牛肉刀，以防萬一。

麥理浩留意到我的忠告，故在七六年以後，雖然公眾沒有強烈要求改變當時的架構，但他亦主動委任更多非官守議員加入立法局，令非官守議員數目多於官守議員。這一下，他啟動了一個不能再走回頭路的新趨勢。

中英兩國在八四年十二月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麥理浩的繼任人尤德爵士，不但委任更多平民百姓出任立法局議員，更引入經選舉產生的議員，為民主發展建立了基礎。港英政府在八五年開始引入立法局功能組別選舉，但只佔少數。在八六至九零年起草《基本法》期間，立法局內經選舉產生的議員只佔總數約三份一，委任官守及非官守議員仍佔大多數，故此對行政主導並無明顯影響。不過，原來莊嚴的立法局從此變得充滿活力。不管這是否改善了立法局所通過的法案或動議辯論的素質，起碼提高了電視新聞的收視率。

九一年終於出現了新局面。立法局不僅變成由選舉產生的議員佔大多數，而且同一時間亦引入了地區直選議員。九五年，立法局內所有議員都是透過不同方式的選舉產生，所有委任議員，不論是官守或是非官守，從此自立法局內消失。過往可以被行政機關駕御、猶如一個鄉村俱樂部的立法機關，能以高度效率通過法案，而行政機關只會遇到少許辛辣的批評。但在九五年蛻變過程中，港英政府首次感受到立法局的巨大壓力和制衡。昔日的立法局表面上是很和諧，一切不同的意見只會私下解決，不會公開互相指責，但那時的立法局議員卻不是諂媚者或是橡皮圖章，他們都是私人界別的成功人士，充滿自信心，不會向人獻媚，有自己的見解和處理問題的緩急優先次序。某程度上，昔日的立法局議員較諸時下有些埋沒良心、只懂緊隨所屬政黨路線的政客，更有獨立思想。

九十年代初期，行政機關已經要透過游說立法局議員或者修改法案，以爭取立場強硬的議員支持，但仍有若干法案不獲通過，而九四年更史無前例地連致謝港督彭定康施政報告的動議也遭否決。衣冠楚楚的先生女士們應有的文明禮貌已經不存在，部份受市民歡迎或是反叛的立法局議員更改變議會的一貫風格，以街頭俚語發言，以示他們拒絕融入建制。通俗語句反而成為主流。

港督彭定康一直希望立法局變得更民主及對抗性，結果在九四年立法會辯論自由黨更改他的政改方案時，他也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甚至由英國首相馬卓安出面相助，方能以一票之微在立法局險勝。當時港英政府一直吹捧的行政主導模式，已經開始動搖。在過去十年，除了為我們帶來更多有趣的新聞之外，並沒有推動產生一個更佳的政府，反令行政機關開始不再受到市民尊重。對於嚮往禮節和秩序的人，這實在是十分憤怒的事。

《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所有議席將透過不同選舉方法產生，政府官員在立法會一個議席都沒有。經選舉產生的議員自然要維護及爭取他所屬界別選民的利益，議員不但要代表選民，更要公開表現這種代表性，由於形像十分重要，有時甚至會扭曲事實，嘩眾取寵。

香港不是一個宗主國，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一個特別行政區，所以經推選委員會推選並向中央推薦，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行政長官，有雙重的效忠對象。儘管選民數目不多，但他亦要考慮他們的需要，而同一時間他亦要照顧整體社會利益，並向中央政府履行職責。回歸前北京參與制訂的行政長官選舉方法，規定特首不能隸屬任何政黨，令本來已經混亂的處境更形複雜。有政黨背景的人士必須辭去政黨身份才可參選，但在立法會內，特首和行政機關最需要的正是政黨的支持。美國總統雖然是某一政黨黨員，但也可以很專業地以國家利益為前題來處理國家事務，他還可能邀請反對黨在國會及參議院的成員加入他的內閣，以補不足之處。

香港特區立法會的權力，一如其他國家的國會。雖然立法會不能主動制訂政策，但可以修改或者否決某一法案。立法會也可以否決或通過財政預算案及政府其他的收入開支預算。議員的功能不單可扮演一個滋擾者，更可導致政府癱瘓。

《基本法》處處充滿睿智。《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立法會議員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政府架構及政府運作的私人條例草案前，必須得到特首的批准，因此議員能夠提出私人條例草案的機會甚微。

《基本法》附件二亦規定了立法會討論草案及議案的投票程序、立法會的組成方式及選舉方法，避免出現由某一政黨操控立法會的局面，這也有助行政當局維持行政主導。

總結而言，我相信《基本法》本身沒有提供足夠保障讓特區政府實行行政主導，因此需要其他輔助措施幫忙。其中一個方法是使特首有能力指令即使不是大多數、起碼也有顯著數量的立法會議員，使他們在議會內支持政府的工作。首屆特首選舉法第二條規定，特首候選人只能以個人身份參選，政黨成員必須先辭去政黨成員身份才可參選，這條條文應該刪去，以利特首增強其在立法會的影響力。當我撰寫這回憶錄時，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正舉步為艱，因為他在現時高度政治化的立法會中並沒有擁有一個支持他的政黨。

長遠來說，特區政府必須制訂一套政黨法，並鼓勵政黨健康地發展。政府亦應提升公民教育的素質，栽培更年青有為的政治人才，及鼓勵有能力的公民多參與政治。只有這樣，特區政府才可以在行政主導下，朝向一個光明、民主及有生氣的前景邁進。

車毀人亡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六至十八日，港事顧問和預委會港方成員獲中方邀請到海南島三亞遊覽。在一個遊程中，當魯平和我兩人偶然離開大隊時，他向我簡述在最近的將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之下可能成立一個專家小組，負責和港英政府共同編製九六至九七年度以及九七至九八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方有意邀請我擔任該專家小組的顧問，希望我會接受聘任。

一九九五年初，中方公開透露，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將設立一個「關於過渡期的財政預算案編製和有關問題的專家小組」。除內地專家外，預委會經濟專題小組部份港方成員亦會獲委加入小組，擔任顧問。

自此之後，香港不少輿論茅頭均直指港方成員會有很大的利益衝突，而港英政府官員亦公開表示憂慮。《南華早報》三月十五日發表了一篇由記者黃麗君（她現在已成為當年英方談判代表之一的盧維思的太太，並轉職廉政公署新聞組）執筆的文章，對此事作出評論，並促請中國政府謹慎從事。

在該篇文章刊出的同一日，我傳真了一封信給魯平和周南，報告香港各方人士對事件的反應，並提醒中國政府不能忽視港方顧問的利益衝突問題。我並同時提出兩個可行對策，以減少港人憂慮。

第一個對策是，港方顧問參照行政局議員的宣誓詞，進行就任宣誓：「本人就任中國政府專家小組的顧問，參加香港財政預算編製事宜，除得中國政府授權外，決不泄露被列為機密文件及敏感資料，並基於顧問身份而得知的任何機密及敏感事情，不以職務之便而謀取私利。」

第二個對策難度較高，是要避免港方顧問取得對其有利益衝突的文件與資料，及參加與其有利益衝突的會議及研討。

中國政府最後決定港方顧問應以就任宣誓方式，解決利益衝突問題。一九九五年四月，四位顧問方黃吉雯、邵友保、黃宜弘和我本人，乘經濟專題小組在北京開會之便，在中方官員面前，向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趙稷華舉行宣誓，港澳辦主任魯平及經濟司司長張良棟亦出席了儀式。

在兩年半的專家小組會議過程中，最令港人難忘的應該是在九五年十一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五次會議中，中方首席代表陳佐洱的「車毀人亡」言論。

當時中英兩方主要談判代表包括：

中方：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代表　　　陳佐洱

中國財政部預算司司長　　　高強

中國外交部港澳辦參贊　　　朱祖壽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處長　　　劉強

新華社香港分社經濟部處長　王林

英方：香港政府庫務司　　　　　　鄺其志

香港政府副庫務司　　　　　黎年

香港政府副庫務司　　　　　盧維思

香港政府副庫務司　　　　　何鑄明

陳佐洱的一番驚人言論，乃起源於九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港府社會福利署署長冼德勤在一個公開場合的講話。冼德勤宣稱當時香港的社會福利擴展之速，在世界上無一地區可及，並稱香港五年前（一九九零至九一年度）用於社會福利的經常公共開支總額為五十億港元，至當年（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已增至一百三十億元，增幅達百份之一百六十。冼德勤並預計，若以現時的增幅繼續下去，香港的社會福利服務在二千年時將達到第一世界國家的標準。

陳佐洱認為，從冼德勤的講話中，可見港英政府未諮詢中方前已在福利政策上有一個跨越九七的長期龐大計劃，為未來特區政府準備了一張數目巨大的支票，這是中方和未來特區政府決不能接受的。陳佐洱又說中方曾真誠地希望港英政府在這方面慎重行事，但看來港英政府不理會中方的忠告，「繼續高速駕車，將來令車毀人亡」。

圖3.17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財政預算案專家小組（1997年）。

此「車毀人亡」的用詞，並不在陳佐洱的準備發言稿內，而是他當時在會見記者時，被問及此事，臨場有感而發的。

當時港英政府所提供的資料如下：

在這前後六年內，平均每年增長率為百份之二十一。

陳佐洱批評港英政府不先和中方商討跨越九七的福利開支，便向外公佈，是不合理的，但他的忠告並未能影響港英政府大幅增加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在以後數年香港的福利開支繼續以高速度上升：

高速的上升速度終於在九九年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和失業率增加後開始減慢。雖然痛苦，但卻是必須的。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下設的過渡期財政預算案編製專家小組，自一九九五年三月開始運作，直至九七年六月結束，對港英政府編製九六至九七年度和九七至九八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只起了有限度的影響力，因為中方小組的成員（連港方顧問在內）根本不大清楚預算內多項的繁複數字、趨勢及政策，同時小組亦無否決權力，用廣東話來說就是「得個講字」。社會福利經常開支的問題，即為最好的佐證。

最大受害者

我經常沉思一個問題，究竟在過渡期的最後幾年，誰是哪些不必要的中英對抗的最大受害者？

一般而言，最受傷害的是香港普羅市民。不絕的吵鬧聲音令部份人失去信心，甚至移民他去。留下來的亦可能被眼前互懷怨恨的政治爭拗，尤其是充斥於大氣電波、電視熒幕及新聞版面中的姿勢與爭吵，弄致社會愈來愈分化。最壞的是，中英衝突令公眾的視線轉移，忽略為香港的長遠經濟和社會發展努力建設。不過，除了他們之外，最大的受害者，我覺得還有那些原本在中英友好合作基礎下，可以嬴取更高官職的某些人士。中英對抗改寫了他們的命運。

八十年代，我是行政局首席議員。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之後，港督會同行政局曾經考慮設立「直通車」，讓未來的行政長官可成為第一位乘客。我們的構思是，在九五、九六年間，中英雙方經協商後委任一位副港督，讓他名正言順地在政府內部為未來學習和做好準備。根據《中英聯合聲明》第三條第四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當時的行政局傾向協商多於由選舉產生行政長官。我們認為這是較為合適的做法，爭論較少，但尊嚴卻更多。沒有人被迫選定立場等等的問題。

不單副港督會坐上「直通車」，殖民地政府的行政、立法機關人員，預期亦會追隨副港督在沒有一丁點麻煩的情況下過渡，僅僅要在九七年七月一日向新政府宣誓效忠，不費功夫，姿態優美，事情就延續下去，對我輩不願承受任何傷痕的人實在非常吸引。商界、本地以至國際社群，肯定會同樣欣賞，因為他們的利益絕不會受到危害。

八八年九月，我自行政局退休，由立法局首席議員鄧蓮如接任行政局首席之位，而李鵬飛則被委任接替鄧蓮如成為立法局首席，並留任行政局，擔任兩局橋樑角色。後來，李鵬飛告訴我，在我退出之後，行政局亦有繼續討論副港督的構思，主流意見跟以往我擔任首席議員時的共識一樣。

如果中英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友好合作可以繼續，幾位具深厚行政經驗的高級華人政務官員之中，極可能有一個——例如是政務司或者財政司——會在九七之前，在獲得中英兩國政府的祝福下，被委任為副港督。這樣，我們就可以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透過本地協商選出，再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副港督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行政長官。

然而，無論誰是誰非，事情後來並沒有朝着這個方向發展。英國改變對中國政策，雙方的信任和合作徹底被粉碎，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無聲無息地在我們眼前消失。作為港督當時的副手布政司（已退休的陳方安生）或者財政司（現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並沒有機會坐上通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之位的「直通車」。每一個候選人最終都成為兩個主權國相爭之下的犧牲品，我相信他們任何一位，最少其中一個，一直懊悔到今天。

第四章　香港特區

籌組過程

臨立會代替「直通車」

在籌組香港特別行政區過程中，臨時立法會可說是臨時加插的議程。假如沒有末任港督彭定康、沒有其政改方案所挑起的中英爭拗，根本不會出現一個臨立會——這是預委會在兩個有限選擇中選出來的較佳安排。

根據中英政府在一九九零年初達成的共識，港英政府最後一屆立法局將會坐上「直通車」，過渡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不過，這項有利平穩過渡的安排，被中途闖入的彭定康和他的政改方案所破壞。九四年六月，成功挑動起中方神經的彭定康政改方案在香港的立法局以一票之微，避免被自由黨修改，那一列載着不少人的努力和夢想的「直通車」從此退隱，再無法按原定的軌跡前進。我作為委員之一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預委會），接下來就開始籌謀「直通車」脫軌後的善後安排。

可以預見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九七年七月一日成立之際，即時已經有許多立法及與立法機關有關的工作擺在辦公桌上必須進行。我們經過討論，定出五項必不可少的工作：

（一）根據《基本法》第九十條，特區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同意。

（二）根據人大在九零年四月四日關於設立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決定，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的六名香港委員應由特區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聯合提名。

（三）在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午夜香港特區成立時審議及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法。

（四）修改與《基本法》相抵觸或特區政府不同意的原有香港法律。

（五）審議及通過特區政府第一個財政預算案。

結論顯而易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不能在九七年七月一日後才成立。

這個法律真空的問題，又落在一直為中英不咬弦而研究應變之道的預委會政務專題小組頭上。小組在討論如何成立特區立法會時，有兩個主流意見，一個是先成立臨時立法會，然後在短期內成立第一屆立法會；另一個是直接成立第一屆立法會。

直接成立第一屆立法會的邏輯是，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八條立法會是由選舉產生，而立法會產生的具體辦法，則由《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而規定。

《基本法》附件二中的第一部份是關於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其中對第一屆立法會有下列的規定：

（一）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每屆六十人。

（二）第一屆立法會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產生。

因此，《基本法》及其附件只規定第一屆立法會人數為六十人，而關於第一屆立法會的組成和產生辦法，都不在《基本法》或其附件內，而是由全國人大決定的。有預委會委員認為，修改全國人大在九零年四月四日的決定，改由產生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同時選舉產生首屆立法會全部六十位議員，並不等於修改《基本法》。

基於上述邏輯，有委員認為直接成立第一屆立法會，較先成立臨時立法會，然後在短期內再成立第一屆立法會，更為可取。

不過，以上述組合產生的新一屆立法會，卻不可能依照《基本法》附件二中的第二部份規定，執行對法案及議案的表決程序。

另一個主流意見，就是先成立臨時立法會，然後在短期內成立第一屆立法會。根據全國人大在九零年四月四日通過的決議案，將設立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負責籌備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事宜。中國法律專家認為，籌備委員會有權決定成立香港特區的有關事宜，包括成立臨時立法會，及由產生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選舉產生全部六十名議員。不過，此臨時立法會亦不可能依照《基本法》附件二中的第二部份規定，執行對法案及議案的表決程序。

最後，預委會決定採用先行成立臨立會，然後在一年內成立第一屆立法會的方案。

預委會在作出決定的同時，已預期九七前後香港人可能向香港司法機關申請司法覆核，挑戰臨立會是否違背《基本法》。果然，有民主派人士在九七年五月向高等法院尋求司法覆核，挑戰臨時立法會的法律地位，但結果在六月十二日被法庭判敗訴。特區成立後，法院其後亦面對類似的訴訟，但裁決與回歸前相同。

臨時立法會在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由四百人的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選舉產生，並於九七年初在中國深圳特區運作，彭定康來港未幾先後辭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職務的范徐麗泰，被互選為主席。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一屆立法會按照《基本法》附件二產生後，臨立會旋於九八年六月三十日完成使命謝幕下台。

圖4.1　臨時立法會的惜別晚宴（1998年）。

猜估遊戲

籌組特區的工作千頭萬緒，但外界最矚目的焦點始終放在誰是第一任行政長官之上。事實上，英國撤出、回歸中國、籌建特區然後落實一國兩制，過程艱鉅而複雜，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整個過程的靈魂人物，由一個理想人選出任行政長官因此比甚麼都重要。偏偏在殖民地長大的香港人在這方面毫無經驗，香港百多年來的總督均由一個人一張票選出來，而這張選票永遠屬於英國首相。

難怪，選舉行政長官這個新奇而重要的題目，由始至終都吸引着所有人的注意，甚至連中方官員都問我有沒有興趣角逐——我也不能說自己完全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早在一九九四年九月號的《鏡報》，就曾報道前任人大委員長萬里表示，北京收到若干香港特區首長的提名，其中一位是鍾士元。萬里在報道中形容我雖然當時已經七十六歲，但年紀並不會是首任特區首長的障礙，並認為我有才能、有資本主義的管理才幹云云。

萬里透露其他被提名的有當時的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已退休大法官李福善、港府前高官陳祖澤、會德豐主席吳光正及地產顧問梁振英等人。

其後，我的名字亦經常出現在揣測首屆特首人選的名單中。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華早報》刊出記者黃麗君一篇分析文章，標題為「鍾士元名列榜首」。她形容在特區首屆特首熱門人選的排名榜上，我已名列第一。我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演說更尤如一份競選政綱，詳細講出候任特首在政權過渡前十二個月的工作。

事實上，預委會和籌委會若干委員，例如鄔維庸、徐四民、何志平等，都經常慫恿我角逐首屆特首，但我每次都會禮貌地一一婉拒。

我在八八年九月在行政局退休，當時已逾七十歲，距離九七年香港回歸尚有九年。我的希望是能夠健健康康地活下去，親歷香港回歸，落實《中英聯合聲明》。擔任第一屆行政長官？我想都沒有想過。

直至九二年中國政府聘我為港事顧問，及九三年獲委為預委會成員，在身邊一些人的鼓勵下，我才隱約想過參選行政長官的問題。

不過，在同一時間，我亦發現我的頭髮不是脫落便是變得斑白，體力亦大不如前。我想要我再多活十年恐怕已經不易，何況還要在這十年的後期，角逐擔任特區首長，領導剛成立的特別行政區前進，實屬不自量力，結果只會兩敗俱傷，既角逐失敗，又損害健康。因此，我早已打定主意，不會逐鹿。我曾百無禁忌地向屢次慫恿我參選的鄔維庸打趣說：「你叫我參選，簡直是想我國葬啊！」

我也向中方官員表達了同樣的想法。九五年預委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中港成員一如慣常入住港澳中心。一個晚上，我單獨和港澳辦主任魯平在他的酒店房間討論一些事情。在我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他忽然問我有沒有意思角逐首屆特首。雖然我事前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突然會出諸他口，但答案卻是我早已想定的。我老老實實地告訴他，我已屆七十八之齡，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倘若我年青二十年，我一定會積極考慮參選，但現在即使有心亦實在無力，無論選舉成功抑或失敗恐怕都負荷不到。換言之，我向中方表態，無意角逐特首職位。

荊棘滿途

籌組香港特別行政區工作困難重重。無論是候任行政長官，抑或臨時立法會，都遇到來自末任港督彭定康領導的港英政府的阻力，分別僅是程度不同而已。港英政府對候任班子的不友善態度，早在一九九五年已有伏筆，我當時便身受其害。

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上，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在九龍麗晶酒店舉行周年晚宴，我以「香港過渡最關鍵的一年」為題發表演說，大膽預測香港特別行政區候任政府在九七年七月前最後十二個月的工作。

我向在場嘉賓展示了一幅籌組特區的藍圖：第一任行政長官將會在九六年下半年產生，他從此告別寧靜與悠閒。這位真命天子當選後，隨即要馬不停蹄地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負責籌組第一屆特區政府。候任行政長官必須盡早組成作為他內閣的行政會議，並向中國政府提名主要官員，協助制訂有關過渡事宜的政策。他將會成為全香港甚至全世界鎂光燈聚集的焦點，從早到晚都會被傳媒追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策、主權移交等問題，以及要他評論港英政府在後過渡期所推行的極具爭議性的法例和政策。

按照我的構想，這位忙碌的候任行政長官，在九六年底會成立一個擁有數百名工作人員的特區政府臨時辦事處，向他提供支援服務。然而，臨時辦事處將會令到一些香港市民感到焦慮，並且強烈觸動港英政府的神經，擔心出現他們所認為的第二個權力中心，使港英政府淪為「跛腳鴨」。但政權正式移交之前出現影子政府是無可避免的事，以民主派人士經常高舉在天的美國為例，每隔四年的十一月第一個星期，便會競選下屆總統，而新總統則於來年一月二十日才正式上任。新任總統在正式就任之前，已經要密鑼緊鼓組織他的新政府。美國人對於新舊總統交替的近三個月期間，出現所謂兩個權力中心，早已習以為常，也不覺有任何不妥當。

香港人在九七年面對的，當然遠比一個國家轉換執政黨複雜。兩個主權國家以和平方式移交香港主權、治權，其過程及工作的繁重和艱鉅是史無前例的，近代世界歷史從未有經驗可堪借鑑。候任行政長官要利用六個月的重疊期處理面前排山倒海而來的工作，並不過長，更非無理。我利用這次向台下一眾工商專業人士演說的機會，公開呼籲香港市民和港英政府應該以理性而非感性的態度來衡量這個問題。

我早已經預計兩個權力中心所帶來的敏感和挑釁，所以當我忠誠地向大家講出客觀事實的時候，亦力圖詳盡地分析為何不能避免兩個權力中心在短時間同時在香港出現，不過，這並沒有改變港英政府和一些傳媒對我的大肆抨擊。他們提出了種種似是而非的錯誤觀點，誤導港人。

事實是對我最大的支持。董建華在九六年十二月被四百人的推選委員會推選為首屆特區行政長官後，旋於九七年一月在花園道的亞太金融大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辦公室。當時約只有八十名工作人員協助他工作，大部份是由港英政府調派而來，小部份則是他家族公司東方海外的職員。辦公室最高級的一位官員，是當時的民政事務司、現任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現時的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則擔任辦公室主任，她當時仍未擢升為司級（即現時的局長級）官員。

香港回歸之後，董建華告訴我，港英政府當日曾經拒絕他的要求，不肯調派更多的公務員協助他工作，導致特區籌備工作未能盡如他所希望，而好多問題亦未能盡早解決。我覺得董建華似乎毋須為這事件失望，因香港平穩過渡並不符合當時上亞厘畢道港督府主人的利益，故此他根本不想也不會協助自己的政治敵人順利啟航。

臨時立法會所要面對的打壓，更遠遠大於候任行政長官。我在九五年十一月的演詞中，亦預測中國政府在沒有「直通車」之後，最遲在九七年初將會轉而成立一個臨時立法會，或者提前成立第一屆立法會。無可避免地，香港將在為期約半年的時間內，同一時間出現兩個並行的立法議會，同時運作，這是殖民地百年歷史中從未發生過的事。不過，無論事情有幾多的尷尬與不便，在沒有「直通車」的安排下，卻是必須的。我認為，特別行政區臨時政府以至末期的港英政府，均有責任和義務向香港市民清楚解釋事件的特殊性，以免公眾有所誤解，造成不必要的憂慮和障礙。

但港英政府又怎會如人所願？我的演詞發表之後，港英政府律政司馬富善不會鼓掌叫好是意料中事，取而代之是他命令金鐘政府合署辦公室的官員要不斷翻箱倒櫃，為他搜羅攻擊臨立會的彈藥。這位資深英籍律師在公開場合開始了他漫長的挑釁，不斷質疑臨立會的合法性。他語帶恐嚇地提出，臨立會日後將會受到嚴峻的挑戰，甚至告上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後者將要就臨立會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質疑，作出裁決。彭定康以至多位政府高官都有加入這場大合奏。所謂的公務員政治中立，不復再存在。一般香港人把港英政府掌舵人的強硬態度看在眼內，難免對臨時立法會抱懷疑態度，擔心一旦終審法院判決臨立會違背《基本法》，則臨立會所通過的法律一律無效，香港特別行政區馬上陷於混亂狀態。危言聳聽永遠最能蠱惑人心。

連一些中國官員和預委會、籌委會的委員，對臨時立法會在九七年七月前的運作，亦感到猶疑。一般人認為，港英政府不會准許臨立會在港開會，反中國份子亦會在臨立會開會時示威、抗議，及製造種種事端。

疑慮仿如盤旋在天空中的烏雲，揮之不去，我開始思索如何撥開雲霧。或者，我是最早向部份中方官員和預委會成員建議，臨立會可以選擇在鄰近香港的中國地區如珠海或深圳等地設立辦事處，並作為開會地點。港英政府既無權也無法干涉，而香港傳媒則可以派記者前往採訪，把會議過程拍攝在電視熒光幕播放以及刊登在香港報章上，情況就一如在香港開會。

我記得，九六年夏天，我與前行政局同僚利國偉，與來自上海的籌委會中方成員李儲文，在恆生銀行頂樓共晉午餐。李儲文在八十年代曾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而九十年代則做了上海市政府的顧問。他在席間向我們表達了與其他中方官員對臨立會相類似的疑慮，不過，當我向他提出赴內地開會的構想之後，他一時之間似如釋重負。

臨時立法會正式成立後，於九七年一月在深圳開會，直至九七年七月一日政權移交後，方向南跨過羅湖橋，開始在香港執行職務。雖然過程或多或少對臨立會議員和有關工作人員造成不便，但卻成功避過干擾。

但馬富善和我的唇槍舌劍並沒有隨着臨立會選擇在深圳開會而結束。他與我在《南華早報》的讀者來信欄，辯論臨立會的合法性，各持己見。一名與我持相同論點的律師林灼淦，更中途加入戰圈。這位英國牛津大學的畢業生，在討論過程中，比我更加憤憤不平。這場筆戰的火花延續至九七年六月，即距離回歸只有一個月，戰幔才徐徐落下。

不過，馬富善的願望最終變了自食其果。香港過渡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前，有民主派人士在九七年五月入稟法院，要求裁判臨時立法會所立的法例無效。高等法院卻以臨立會在深圳運作，不屬香港的司法管轄區為由，不予介入。回歸之後，在一宗審理有關妨礙司法公正的官司中，當時的律政專員馮華健與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李志喜分別代表控辯雙方在法庭對辯。後者指控臨立法是非法組織，隨即引發這兩名在法律界各享盛名的資深大律師在庭上展開了一場世紀辯論。結果，上訴庭在九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裁定臨立會的成立並無違反《基本法》，一場爭辯告一段落。雖然馬富善未必滿意法庭的判決，但港英政府卻已達致其和中方對抗的目的，令港人不安。

港英政府大概早已清楚知道，她根本沒有任何方法阻止中國成立臨立會。臨立會要廢除那些由殖民地立法局所訂立、違反《基本法》、聯合聲明或者有損特區利益的法律，港英政府同樣無法可施。即使在同一個政權內，當前的立法議會也不可能限制將來的立法議會，更遑論要限制政權移交後的立法議會。欠缺權力的夕陽政府，唯一可做的就是擺出姿態，用誇張的動作和言詞刺激中國，煽動單純的群眾，削弱特區政府的威信。這實在是一件叫人非常遺憾的事。

特區先頭部隊

《基本法》賦予推選委員會的神聖任務是，在香港以協商方式，或協商後提名選舉，推舉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然後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因此推委會的任務，本來只是單純推舉行政長官。

在後過渡期間，中英兩政府對抗，破壞了在一九九零年設下的立法機關「直通車」安排，臨時立法會成為了填補法律真空的替代品。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籌委會）接受了預備工作委員會的建議，把推選臨立會的責任同樣交託予推選委員會。推委會將要以差額選舉選出六十名臨立會議員。

推選行政長官本身已經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再加上臨立會的組成就更百上加斤，而倒數日子，時間已經相當迫切。無論多樂觀的人都知道不能再有所耽誤。籌委會在九六年一月十六日第一次全體大會上，馬上成立了一個「推選委員會小組」，共有四十三名委員，由北京大學教授蕭蔚雲、工聯會副理事長譚耀宗和我本人擔任召集人。因此「推選委員會小組」便成為籌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先頭部隊。

圖4.2　國家領導人和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合照（1996年）。

根據《基本法》附件一及第七屆人大第三次會議決定，推選委員會是由四百名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內分四組，每組一百人。

第一組為工商、金融界；

第二組為專業界；

第三組為勞工、基層、宗教等界；

第四組為原政界人士、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

香港人第一次有機會推選行政首長，當然躍躍欲試。但推選委員會只有四百個名額，有興趣和有能力的人遠遠多於這個數目，僧多粥少，順得哥情難免會失了嫂意。最重要的是，推選委員會將要負責的工作，乃即將成立的特別行政區的成敗關鍵。四百名委員會要選出的是特區的掌舵手，帶領回歸後的香港繼續前進。我們半點草率不得，一個輕微的誤差隨時有意想不到的可怕後果。籌組推選委員會的工作是沉重及迫切的，大家都明白，擺在我們前面有兩條路：我們可能成功辦好這件事又贏取了朋友，但我們亦可能弄至一塌糊塗並且失去了朋友。

終於，推選委員會小組在九六年二月十五日在北京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決定按以上四部份組成四個分組，分別研究各部份人士包括的範圍和各分組包括的團體，同時並決定於九六年四月十三至十五日三天在香港開展諮詢活動。

這四個分組的召集人為：

第一組：工商、金融界分組：王英偉、黃滌岩。

第二組：專業界分組：方黃吉雯、孫南生。

第三組：勞工、基層、宗教等分組：羅叔清、陳佐洱。

第四組：原政界人士等分組：李祖澤、柯在鑠。

在香港完成廣泛的諮詢活動後，推選委員會小組於五月十四日在北京召開第五次會議，正式提出了四點建議：

（一）推選委員會成員必須年滿十八歲，並依照《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節的規定，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按當時港英政府法律未能成為永久性居民的外籍人士，如杜葉錫恩、鍾逸傑等，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法律，可以持有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亦可以加入推選委員會。

（二）有意循前三個界別參選的人士，可先向其所屬團體報名，由有關團體證明身份後提名，交籌委會香港辦事處登記。

（三）在第四界別的一百名成員中，港區人大代表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者，有二十六人，原政界人士和港區政協的代表名額分別為四十名和三十四名。

（四）前三個界別人士和第四界別內的原政界人士，其提名表由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編成一份候選人名單，不少於推選委員名單之百份之一百二十，然後由籌委會全體委員投票選出。推委會中三十四名政協代表如何產生，則由政協委員自行決定。

上述推選委員會小組的建議，經籌備委員會於八月九日在北京舉行的第四次全體大會審議通過，並同時宣佈由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四日接受提名，而提名表格則可交至位於中環皇后大道中二十九號的華人行的籌委會聯絡辦公室，再轉交推選委員會小組。

結果，推選委員會小組共收到五千七百九十一個提名，分列如下：

第一組：工商、金融界（一百席）：1,272 個提名；

第二組：專業界（一百席）：1,209個提名；

第三組：勞工界等（一百席）：3,162個提名；

第四組：原政界（四十席）：148個提名。

籌委會在十月四日第五次全體大會中，進行不記名選舉，選出其中三百四十名推選委員會委員。同日，港區政協亦選出三十四名代表。負責推選首任行政長官及臨立會議員的四百人推選委員會，至此正式產生。

圖4.3　籌委會的推選委員會小組在北京開會（1996年）。

支持董建華

誰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自從一九八四年底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坊間就沒有停止過這場「估領袖」的遊戲，傳媒甚至將推選特區首長演繹成快活谷的一場賽馬，在不同時候有不同的所謂熱門人選在沙場馳騁。不過，儘管大家議論紛紛，籌委會在九六年初成立後，事情才正式算是擺入了議程。我本人也在這段時間即距離正式投票選舉還有一年的時候，初步決定了支持的人選。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九零年四月四日第三次會議，通過在九六年內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負責籌備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關事宜。籌備委員會由內地和不少於百份之五十的香港委員組成，主任委員和委員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任。

根據這項決議案，人大常委在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宣佈成立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籌委會），並接受預備工作委員會的建議，委任一百五十名委員，其中九十六人即超過一半為香港人。同時，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獲委任為主任，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政協副主席安子介及霍英東、港澳辦主任魯平、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外交部副部長王英凡，以及來自香港的李福善、董建華及梁振英等九人為副主任，魯平兼任秘書長，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秦文俊，港澳辦副主任陳滋英及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邵善波為副秘書長。

籌委會名單公佈後，討論焦點迅速集中在董建華擔任籌委會副主任的職位上，並隨即將他列為第一屆行政長官的熱門人選之一。一九三七年出生於上海的董建華，是船王董浩雲的長子。他在英國利物浦大學航海工程科畢業後，在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六九年開始返港打理家族生意。雖然他先後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和第一批港事顧問，但一向甚為低調，極少曝光。直至九二年十月，港督彭定康委任他成為行政局議員，其後九三年二月又獲中方委任成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在香港才引起廣泛注意。不過，他的公眾知名度還是不高的。

我早在七十年代初已經認識董建華。當時他的船王父親董浩雲在一九七三年邀請我的內子張蓉馨和祈德尊夫人（祈德尊爵士是當時的行政局議員及香港總商會主席）往日本神戶主持董氏家族的一艘新貨櫃船下水禮。董建華的太太趙洪娉很客氣，親自陪伴我們由香港乘飛機往日本。我太太很欣賞趙的待人態度。我記得她曾向董浩雲表示對方很有福氣，覓得一位這麼好的媳婦。

籌委會名單在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佈後不久，我突然接獲董建華的邀請，在九六年一月四日和他見面。在會面前，我先送他一份我在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演詞，標題為「香港主權過渡最關鍵的一年」。

我們在這次會面中主要談論的話題，是主權過渡後，香港特區的各項工作及問題。我當時曾游說他角逐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但他反而建議我考慮競任該職。我告訴他，我已向中方表達我年事已高，精力有限，無意考慮這個問題，但我願意協助他競選。他當時仍然推辭，但表示會仔細考慮這件事，尤其是一旦參選，將會對他珍而重之的家族生意和私人生活究竟會帶來甚麼影響。當我告別的時候，我心裏想，他最終一定可以克服種種憂慮去參選。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籌委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全體大會，當日國家主席江澤民蒞臨會場，和全體籌委會委員拍照留念。他進入大堂後，便和前排座位的內地官員和籌委會副主任等人握手。握了過半數後，江主席忽然向前面邊行邊張望，當他望見董建華時，即趨前和他握手寒暄。翌日香港報紙大事報道江澤民這一下的「眾裏尋他〔她〕千百度」，董建華馬上由首屆行政長官的「黑馬」變成排名第一的「大熱門」，有報紙更為他起了一個別號叫「江握手」。有識之士形容董建華已是欽定的首屆行政長官，但他們大部份在一年前對董建華的認識乃僅僅限於他乃船王之子，其他就一無所知。

我與董建華以後經常會面，談論籌委會及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宜，但他仍未決定是否角逐特首的職位，起碼他跟我說還未有決定。不過，在言談間我得悉他曾多次和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在深圳會面，話題環繞着角逐特首問題。

直至一九九六年八月間，董建華才克服重重心理關卡，決定並公開宣佈參選首屆特首。他聘請公關顧問公司，和我們數人協助他撰寫角逐特首的治港理念，名為「共同建設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並於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在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的周年晚會上發表。

未幾，前會德豐公司主席吳光正亦參加競選，繼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在全國政協常委徐四民支持下亦宣佈角逐，最後知名人士參加角逐首屆特首又加添籌委會另一位副主任李福善，此外還有數名不見經傳的人士，照我記憶所及一共有八位參選人。

九月中開始，董建華選擇了十多位朋友協助競選，其中有范徐麗泰、吳家瑋、陳永棋、余國春、李業廣、葉國華、伍淑清、鄔維庸和我等。我們每星期最少開一次會，地點在董建華的辦公室（位於灣仔港灣道海港中心的東方海外國際公司）的會議廳。有些人在他的競選立場書提供意見，有些人替他向推選委員游說。當時他的兒子和東方海外的職員路祥安、沈志澄和譚慧雲等全職協助，而路、譚兩位在董建華當選後亦獲聘加入特區政府行政長官辦公室繼續協助他工作。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四百人的推選委員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第一次大會，進行行政長官提名選舉，被提名人獲得五十名推選委員支持，便可成為正式候選人。結果董建華以大熱門姿態，以二百零六票高票成為候選人，楊鐵樑及吳光正分別獲得八十二票和五十四票，亦順利晉身候選人行列，李福善則只有四十三票。

董建華雖然以高票在提名初選中佔先，但他父子兩人和我們這群助選團仍然繼續努力拉票。董建華每天都花大部份時間打電話親自拉票。同一時間，他亦努力準備在十一月最後一週向推選委員會演講其治港方針，以及向推選委員會四個分組分別作四次答問大會。

最後，推選委員會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召開第三次大會，選舉香港特區首屆行政長官，董建華以大熱姿態勝出，獲得三百二十票，得票率高達八成。楊鐵樑及吳光正分別獲四十二票及三十六票。

翌日，即十二月十二日，籌備委員會於深圳舉行第七次全體大會，聽取香港特區首屆行政長官選舉的經過和結果，並隨即進行確認及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董建華先生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為期五年，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宣誓就職。

民主與公務人員

每一個民主國家或地區，每隔數年便要重新選出新的領袖，參選者會向選民宣傳其施政理念及方針，爭取選民支持成為新一屆的領袖。在野的參選人及其助選團多會批評當權在位者的政策，而在位者及其主要官員亦要一方面維護其現行政策，一方面批評其他參選人的政策。

因此，在一個民主國家或地區，均有兩種公務人員，一種是永久而有連續性的公務人員（permanent civil servants），另一種是政治委任而合約性的公務人員(political
appointees)。政治委任的公務人員會跟隨在位者去留，但永久性的公務人員則不論何人在位、何黨當政，都會繼續為在位者或執政黨服務。

永久性的公務人員有三項特色，第一是政治中立性，其次是連續性，第三是隱蔽性。所謂政治中立性者，即是不表示支持或反對任何政黨或政治人物。所謂連續性，即是不論何人何黨當政，都會繼續為政府服務。而隱蔽性，即是不會在立法機關或公眾場合維護或辯論政府的政策。

政治委任的公務人員多是主要官員和其副手及助手，他們的來源要視乎政制的模式。在英國，其政制是行政和立法合而為一，國民先選國會議員，而後由多數黨議員自行推舉首相。其部長、副部長、助理部長等主要官員都是政治委任的國會議員。在每個部門其最高級的永久性公務人員，其稱號為Permanent Under-Secretary of
State，而部長則名為Secretary of State，以示有別。

在美國，其政制和香港特區差不多一樣，是行政和立法分家，沒有人可以同時擔任行政和立法的公職，行政的首腦（總統）和國會議員分別由國民選出。因此，其政治委任的部長、副部長、助理部長等主要官員多是來自黨內的工商界、法律界和高等學術界等。他們前往首都華盛頓接受短期合約的政府職位，在總統任期完畢後便返回原職或轉往民間機構，並在一段時間內，不能擔任和原政府職位有利益或角色衝突的工作。

圖4.4　籌備工作委員會轄下各小組的召集人和秘書處工作人員合照（1997年）。

據說，這種混合公務人員制度既可保留永久性公務人員的經驗和連續性，亦同時可以注入新策略及新思維，避免政府的自滿態度和官僚作風。同時，行政首長亦可以把一班和他志同道合、並肩競選的拍檔，引入政府，協助他履行他的競選諾言。

但混合官員制度據稱亦有其缺點。兩類官員可能有所妒忌而發生磨擦，因而在政權交接期間，極可能造成混亂。政治委任官員的利益衝突在所難免，而官員貪污機會亦會相對提高。

至於英、美制度孰優孰劣，則是見仁見智。在中英談判過程中，中英兩國都傾向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採取美式政制，但原因卻大不相同。照我推測，中國期望透過這種安排阻止政黨發展，並避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聯成一體。而英國則希望利用一個由公開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來制衡可能隨時聽命於北京的行政長官。

九六年五月七日，我在香港科技大學公開演講，詳細闡釋了我對民主政制和公務人員安排的看法。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香港前高級公務員協會周年晚宴上，亦就同樣題目發表了相類觀點。當晚，除了退休高官之外，很多當時港英政府的主要官員都是座上客人，多位來自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中方高級官員亦應邀出席。我寄語與會的港英政府官員，應該開始仔細思考這個問題，並且做好心理準備，在香港政權交接後，接受新的挑戰。

在隨後的幾年，我與部份港英政府高官談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引入政治任命的問題。他們大約半數願意隨時從公務員隊伍中退休，取回長俸，然後接受來自行政長官邀請的政治任命。

候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九七年初已得悉我的演說內容，並原則上認同民主政府需要政治委任制度。不過，他為了避免損害公務員士氣，並不願意在特區政府成立初期馬上引入這種新制度。事實上，他在九六年夏天以前，根本從未想過要做特區行政長官，既沒有與任何政黨有聯繫，也沒有足夠時間在公務員系統以外尋找人才。即使普羅大眾，當時最希望的亦是確保政權順利移交，保持穩定。中央政府亦對香港公務員有高度評價，希望在政權移交時變動愈少愈好。

因此，除了律政司司長（回歸前稱律政司），特區政府所有主要官員均原班過渡。回歸前的原律政司馬富善是英國人，不符合《基本法》規定主要官員由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國公民擔任，因此律政司司長要另覓人選，尋尋覓覓最後由熟悉中國及英國法律的資深律師梁愛詩出任。

按《基本法》，特區政府是沒有「布政司」（Chief Secretary）一職的。《基本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該職位在回歸後應改稱「政務司司長」（Administrative Secretary）。但中國政府後來私下同意，政務司司長的英文稱呼可以繼續維持為Chief Secretary，以免被誤會指政務司司長一職被降格。

《明報》於二千年十月二十三及二十四日，在頭版刊出一篇我的專訪，談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制度的改革建議，其中一段是以「獲奉為港式部長制之父」為標題。這段報道準確報道了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加上有相當歷史價值，因此我把此一小段專訪放進此回憶錄中：

「獲奉為港式部長制之父

有政圈中人私下為鍾士元冠以『港式部長制之父』之名——毫無疑問，鍾士元確實是最早在本港推動部長制的人。

鍾士元告訴本報記者：『已經是八五年的事了！聯合聲明簽了之後，我就覺得有兩件事一定會發生，一是組黨，一是部長制。我好肯定香港早晚會有，但究竟什麼時候出現，就無法預測了。』

以退為進　氣壞許家屯

他極力向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推銷，但對方反應冷淡。鍾憶述：『大家無法談得攏。終於在一次飯局，我跟許說，許社長，我想到一個方法，可以毋須有政黨，也不必要部長制的。』

『許家屯聽了不知多歡喜，忙追問我有什麼好方法。我說，不要民主，恢復全部委任制好了！哈哈，把他弄得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九七回歸之前，鍾士元已獲委任為行政會議召集人。

他當時又向候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先為眾高官『埋單計數』，然後再以合約制重新聘用與董志同道合者擔任主要官員，或者起碼撒換了某些立場、理念與董建華明顯不同的官員。這個構思基本等同董建華本月十一日在施政報告提出的新的高官問責制。

向高官探路　有同意有抗拒

鍾士元承認，他當時已私下諮詢過部份高官的意見，反應是『有些人抗拒，有些人同意』。不過，當時董建華並沒有依言推行。

『當時社會最重視的是平穩過渡，所以董先生最後選擇了不作改動，全體過渡。在當時來說是正確的——我們發表意見的，說得輕鬆，因為沒有責任，但在位的就不同，要負責，一步不能錯，所以你盡可以提意見，他做不做還要看其他因素。』

三年之後，董建華今日終於邁出第一步。什麼原因令董轉變？鍾士元說：『經過三年，過渡已證明平穩，是時侯作長遠規劃了！』

『北京態度？我想，最起碼，北京沒有反對。』」

回歸盛典

最後晚餐

告別一百五十六年的英國殖民地統治，告別十二年的過渡期，歷時只不過八個小時。六月三十日下午四時，天仍下着雨，但告別儀式仍按原定計劃先在總督府的草地上進行第一幕。

彭定康的三位千金首先從官邸的中門步出，彭定康和太太林穎彤跟在後面。透過電視台直播見到，夫婦兩人幾乎同一時間回頭，視線在大宅庭院凝住。然後彭定康走上高台，英國的國歌奏起，沒有穿軍服、沒有戴帽的彭定康默默低下頭，眉頭深鎖。

號角手吹響號角，英國的國旗在樂聲中徐徐落下，然後由副官將旗摺好，交到彭定康雙手。彭定康和家人一起登上其座駕車，汔車按傳統在總督府前的草地繞了三周，才慢慢駛離總督府。草地繞三周意寓他日可以回來，不過，即使古老的傳統應驗，重歸的彭定康只會是旅客身份，永遠不可能再做總督府的主人。

天繼續下着雨，在下午六時十五分仍未停下來。由港英政府籌備的第二幕告別儀式同樣在大雨中進行。鳴響二十一下禮炮後，英國王儲查理斯皇子在彭定康陪伴下蒞臨，到場參加的英國政要還有首相貝理雅、外相郭偉邦、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等。場地是在添馬艦傍東面的露天操場，大雨下個不停，多數臨時架設的看台都沒有上蓋，賓客表現得特別狼狽。怡和洋行的大班亨利・凱瑟克就因天雨地滑，一時不慎，跌落渠邊，折斷腳骨，受傷的腳有好幾個月都要紮着繃帶。

此第二幕告別儀式的節目，頗為豐富。英軍儀仗隊、軍樂隊及駐港英軍等表演音樂、舞蹈、獨唱、大合唱、軍隊操演等節目，實在甚為精彩，可惜天雨下過不停，而很多賓客皆同時獲邀請稍後參加晚宴和交接儀式等室內舉行的節目，因衣履盡濕，須趕回酒店或住所更換衣服，因此不少人中途離場，令告別儀式失色不少。我其後獲悉，原來英方自己是始作俑者，麻煩自招。

晚上九時半，英方在會議展覽中心擺設告別宴會，亦即告別儀式的第三幕。我在宴會上和中方官員閒談，說及當晚大雨令英方的告別儀式大為失色。對方告訴我，原來中英雙方曾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商談主權交接事宜，當時英方提議在露天場地舉行，因為可以容納較多來賓。中方對此抱猶豫態度，因中方自香港天文台得悉過往十多年，凡六月三十日及七月一日天氣多不佳，會下雨。最後，英方堅持告別儀式在添馬艦的露天場地舉行，但中方則選擇在會展中心以廿四小時趕工剛新落成的新翼大堂內舉行政權交接儀式。

圖4.5　會議展覽中心新翼的夜景（1997年）。

交接儀式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初夜至七月一日凌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新翼燈光輝煌，舉世矚目的英中兩國政府的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展覽中心新翼的五樓大堂舉行。十一時三十分，四千多位中外政要嘉賓，其中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已全部就座，等候歷史時刻來臨。這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多貴賓出席的一次聚會，我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召集人，和其他行政會議成員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中方一方的最高一排座位。

十一時四十二分，交接儀式正式開始。先由中英儀仗隊入場，繼而雙方的禮號手吹響禮號。十一時四十六分，中英雙方代表在禮堂的左右兩邊同時步入會場，登上左右主禮台。中方代表為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和香港特區候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英方則有王儲查理斯皇子、首相貝理雅、外交大臣郭偉邦、末任港督彭定康和國防參謀長格思里。

當晚最突出的，莫過於將會順利過渡成為特區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她身穿鮮紅色套裝，端端正正地坐在中英雙方主席台上正中間，儼如寶座中的女王。叫我驚奇的是，董建華當時並沒有留意這個安排，直至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在回歸後跟他說起，董建華才得悉。

在儀仗隊行舉槍禮之後，查理斯皇子步往英方的主講台發表演說。他向在場嘉賓宣示，英國已成功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並祝願特區政府在一國兩制下繼續成功。他並公開承諾英國政府會繼續恪守八四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最後，他代表女王陛下和全英國人民，向香港市民告別：「多少年以來，你們都是我們的良朋摯友。我們不會忘記大家⋯⋯。」

圖4.6　香港回歸盛典（1997年7月1日零時）。

跟着兩國儀仗隊操入會場，清脆的步操聲劃破查理斯皇子發言後會場曾經有過的一剎那靜默，三名號角手站在高位吹響號角。

十一時五十六分，三名英軍和三名手持中國國旗的解放軍進場步上禮台。空手的英軍向英方主禮人敬禮，而解放軍則向中方主禮人呈示中國國旗。然後，三名香港皇家警察與三名手持特區區旗的特區警察亦步上禮台（兩者本屬同一部隊，分別僅僅是穿上了不同的制服）。

當時出席儀式的中外嘉賓這時全體起立，目光都集中到豎立在主席台前左右兩邊的旗杆上。十一時五十九分，英國國旗和香港旗在英國國歌樂曲聲中徐徐降下，英國在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地統治，從此宣告結束。下旗儀式只是短短的二十多秒。

這時，距離零時還有幾秒，全場一片肅穆。七月一日零時零分，中方奏起中國國歌，同時中國國旗和香港區旗亦徐徐升起，樂聲甫完，兩面旗已升至頂點，歷時四十多秒，全場隨即掌聲雷動，數分鐘仍未止息。

一如事前所料，這一刻我百感交集，過去一幕幕混亂但深刻的記憶紛至沓來：三年艱苦的香港前途談判、十二年半的漫長過渡期⋯⋯喜與悲，都仿似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命運將我放在英國殖民地統治下的香港出生及長大，打從開始一切都不是我所選擇的。而我當年帶領行政立法兩局議員極力要求英國政府與中方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是為了顧及大部份香港人的意願。由始至終，我只想達致一個能夠解決香港問題的實際可行方案，並且同時顧及中國的主權和尊嚴、英國的體面和傳統、以及港人的意願。過程中有高與低、苦與樂，但今日我總算或多或少協助香港人達成了他們所要爭取的。香港人一直是一群流浪在外的中國人，回歸仿如回家，當家作主以外，肩頭上更承擔起協助祖國走向現代化的責任⋯⋯。

圖4.7　人群聚集在時代廣場作回歸倒數（1997年6月30日午夜）。

會堂以外的遠近街道及廣場上，成千上萬的市民大聲歡呼尖叫。大雨暫時停了，煙霧殘留在雨點與高樓大廈之間，刺耳的響號聲，由擠在東區走廊的汽車不停地傳過來。

接着升旗儀式之後，國家主席江澤民步往中方的主講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正式成立。他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這一天，將作為值得人們永遠紀念的日子載入史冊⋯⋯歷史將會記住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鄧小平先生。」

在香港展開新一頁的時候，江澤民形容香港的將來將會較過去更美好。他並在全球數以億計人士透過衛星轉播看着他的情況下，向香港人作出承諾：「中國政府將堅定不移地執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保持香港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現場反應熱烈，江澤民的演說五度被熱烈的掌聲打斷。

圖4.8　人群在一社區中心內迎接香港回歸（1997年6月30日午夜）。

隨後中英兩國的十位主禮人走到主禮台中央，握手合照留念。此刻，已是七月一日零時十二分，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正式宣告結束，成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項紀事。

在主權移交儀式的同一時間，北方約二十公里以外的羅湖關口，約四千名解放軍在黑色暴雨中進駐香港。在軍車上站得筆直的解放軍，沿途接受了數以萬計的市民歡呼迎接。同一時間，海軍部隊及空軍直升機亦向南推進。解放軍部隊表現出來的專業紀律和他們獲得市民的熱烈歡迎，難免令事前經常發出危言聳聽的反中份子、民主黨以及其盟友大失所望。

唯一叫人遺憾的，就是當時缺少了一國兩制的設計師鄧小平的參與。他不幸在九七年二月去世，距離回歸的日子只有四個多月。

我在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鄧小平會面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仿如昨天發生的事。他當時熱切地希望看到曾經失去的土地可以回歸祖國，振興民族。我相信，逾億的中國人，不論是在香港還是內地抑或海外，當他們透過電視熒光幕目睹香港回歸祖國及特別行政區成立，都會不期然就想起他。而在另一個世界上的他，應該對自己在九七年七月一日終於達成了三份一的使命感到自豪。九九年十二月，澳門也繼而回歸中國。目前就只待解決台灣問題，國家的統一大業便得以大功告成。

英治終結

英國王儲查理斯皇子和彭定康、隨從及家眷等人，出席政權交接儀式後，於七月一日零時二十五分乘車抵達添馬艦兵營碼頭，皇家遊船「不列顛尼亞」號已靜靜地停泊在碼頭旁等候。

兩人分別與百多名在場等候的嘉賓擁抱惜別。當中以外籍人士為主，中國人則多為總督府的僱員。港府主要官員及行政局議員稍後亦到場，和共處了五年的彭定康逐一握手道別。中國政府派出外交部副部長王英凡，代表北京送別。

零時四十分，查理斯和彭定康等人登船，彭定康的三名女兒已淚如雨下，滿臉離愁。十分鐘後，「不列顛尼亞」號在英國軍艦及多艘水警輪護航下，啟航離開香港，開始前往菲律賓的航程，數艘消防船在港內噴水歡送，各式船隻響號道別。電視新聞片記錄了彭定康臨別依依的眼神，他在香港這一段歷史就在這一剎那凝住並隨着結束。

特區成立

英國政府把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政府後，中國政府根據一九九零年四月四日全國人大的決定，於九七年七月一日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項舉世矚目的歷史性儀式於七月一日凌晨一時三十分在香港會展中心新翼七樓大堂舉行。

首先，由國家主席江澤民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現在成立。」跟着，特區政府人員開始宣誓就職。第一位上台的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他以帶上海口音的流利普通話向國務院總理李鵬宣誓。接着，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帶領第一屆政府二十三名主要官員上台，向李鵬總理宣誓。然後，由我以召集人身份帶領十四名行政會議成員，上台向行政長官董建華宣誓。范徐麗泰以主席身份帶領五十九名臨時立法會議員，上台向行政長官宣誓。最後，李國能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身份率領司法部三十六名法官，上台向行政長官宣誓。後者分別以英語和普通話宣誓，其他人則一律以普通話宣誓。

宣誓儀式在凌晨一時五十三分結束。總理李鵬發表演說，先對與會嘉賓表示謝意，然後又對籌委會、推委會及所有支持香港回歸的人表示感謝。他並鼓勵所有特區政府官員，祝願他們成功維持特區的繁榮穩定。李鵬說：「香港歷史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紀元，香港的未來一定會更加美好。」

圖4.9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典禮（1997年7月1日）。

接着發表演說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行政長官董建華。他以莊嚴肅穆的語調向在場嘉賓宣示：「國家以嚴肅的法律形式，授予了香港舉世無雙的高度自治權。我們會非常珍惜這權力，我們會負責任地運用這權力⋯⋯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

這位曾經為挽救一度陷於破產的家族公司而飽經憂患的船王之子，今日卻以新丁姿態踏上了最矚目的政治舞台。他誓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竭盡所能，保存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維持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堅守法治精神，開展一個民主政府，建立一個關懷的社會，令香港繼續成為世界級的國際城市。他承諾：「本人受國家和人民重托⋯⋯我感到無上光榮，也感到責任重大。我親身體會過創業成功的艱辛和歡呼，我清楚地知道香港人的需要和期望⋯⋯我將以忠誠的心志⋯⋯帶領六百五十萬富於創業精神的香港市民，堅定地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路向前進。」

圖4.10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宣誓就職典禮（1997年7月1日）。

儀式結束後，江澤民、李鵬等國家領導人會見了香港特區政府人員，並拍了一張大合照留念。行政長官董建華坐於最前排，國家主席江澤民則坐於前排正中央，而我與陳方安生均站於江澤民的背後。

因下一個項目在早上十時開始，我們都趕返酒店或家中稍作休息。但與此同時，臨時立法會在凌晨二時四十五分召開第一次會議。臨立會主席范徐麗泰、其餘五十九位議員，以及包括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及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等在內的十八位高官，在會展中心201室集合開會。會議其中一項重要議題，就是要辯論及通過《回歸法》。這臨立會首次會議歷時七十五分鐘。

時鐘還未踏正早上十時，超過四千名嘉賓已再次雲集在會展中心新翼，準備出席即將開始的特區成立典禮。十時正，中國國歌徐徐奏起，國家主席江澤民再次發言，重申中央人民政府堅決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

圖4.11　宣誓儀式結束後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與任行政會議召集人的作者握手（1997年7月1日）。

行政長官董建華隨後發言，他首先向帶領中國步向開放及現代化的鄧小平表示敬意。鄧小平遺孀卓琳女士當時亦是座上嘉賓，並由江澤民陪同，坐於台下最前排。當董建華在發言時向鄧小平和卓琳表示敬意後，卓琳在江澤民及行政長官夫人趙洪娉參扶下，起立接受拍掌致意。

掌聲過後，董建華開始描劃出他的治港藍圖。他談及了四個主要範圍，包括房屋、教育、安老及經濟問題。演說發表後，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錢其琛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將在十二年過渡期內從賣地收入累積下來的一千九百多億港元，以一張支票的形式交予董建華。該批金額亦成為了現值近五千億的香港財政儲備的一部份。

圖4.12　中國國家領導人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及司法人員合照（1997年7月1日）。

支票移交儀式後，一連串的文娛表演亦隨即開始，整個成立典禮約在正午十二時結束。

港式普通話

三十年代以前的香港，極少外省人居住，只有數百名山東警察，因此香港市民沒有甚麼機會說普通話。直至二次大戰後，北方難民開始湧入香港，北角便因為多上海人聚居而被稱為「小上海」，市面才開始見有人用普通話交談。因此，我這一輩土生土長年紀較老的香港人，很少會說普通話。

雖然我在太平洋戰事的幾年，也曾在中國大陸江西和湖南一帶工作過，但所說的都是當地不純正的普通話。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們在會展中心綵排，當我帶領行政會議成員上台，以不靈光的普通話向董建華宣誓時，便引得全場大笑，董建華更一度笑至流淚。

我的普通話隨即引起廣泛關注，廣播處長張敏儀馬上送來一盒以普通話宣誓的錄音帶，讓我練習。我兩位樂於助人的行政會議同僚方黃吉雯和梁錦松更自動請纓，擔任我的臨時普通話導師。

在交接典禮和宣誓儀式之間，差不多有一小時多空間，方、梁兩人一直把我牢牢捉住，督促我在休憩室苦練普通話的宣誓詞，不准開小差。

謝謝大家，我終於順利過關。在宣誓儀式完畢後，很多人對我說，大法官李國能的普通話比我還差。原來，在綵排時，我既成全場「焦點」，沒有人注意和取笑過李國能的普通話，所以他沒有做足最後準備，在最後一刻仍與其他人繼續享受午夜茶。誰知事情發展卻非他始料所及。回歸之後，李國能專心學習普通話，成績猛進。

圖4.13　大紫荊勳章第一次頒授儀式（1997年7月2日）。

宣誓典禮完畢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及司法全體人員進入附近的大堂，準備和國家領導人拍照留念。當江澤民和李鵬帶領中國高層官員進入，走近我面前時，江主席突然對我用廣東話說：「你的普通話我聽得懂。」我立即用普通話回答說：「主席的廣東話比我的普通話好。」附近的人聽了都大笑起來。

新特區，新勳銜

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祖國，進入歷史新紀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確立回歸後的社會價值觀，樹立社會新模範，並加強市民的凝聚力，設立新的勳銜制度，大紫荊勳章是這個制度中的最高榮譽獎章。

第一次授勳儀式在九七年七月二日在前總督府舉行，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主持頒授勳章儀式，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錢其琛亦有出席儀式。

首屆獲大紫荊勳章的十二位人士，按筆劃次序為：安子介、利國偉、李福善、杜葉錫恩、查濟民、徐四民、莊世平、黃克立、曾憲梓、霍英東、鍾士元、羅德丞。

九八年一月，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宣佈一套新的勳章及獎狀制度，詳情如下：

（一）大紫荊勳章。

此勳章只有大紫荊勳章一級，乃香港特區勳章及獎狀制度的最高勛銜，受獎人可在其中文姓名後加上「大紫荊勳章」；及在其英文姓名前加上“The Honorable”，及姓名後加上“GBM”簡寫。

（二）紫荊星章。

此星章共有三級：

1. 金紫荊星章（GBS），

2. 銀紫荊星章（SBS），

3. 銅紫荊星章（BBS）。

（三）榮譽勳章（MH）。

（四）英勇勳章。共有三級：

1. 金英勇勳章（MBG），

2. 銀英勇勳章（MBS），

3. 銅英勇勳章（MBB）。

（五）行政長官獎狀。共有二級：

1. 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政府人員），

2.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非政府人員）。

圖4.14　作者獲授大紫荊勳章後在禮賓府和友好合攝（1997年7月2日）。

雖然特區政府引入了新的授勳制度，但卻保留了港英政府源自西方的太平紳士制度。我記得，預委會政制事務小組曾多次討論，特區政府應否保留太平紳士制度。其實，太平紳士制度不僅在英國及英聯邦國家存在，美國亦採取同樣的制度。我與政制事務小組其他成員普遍認同應讓特區繼續保留這種制度，但總覺得它的中文名稱並不太合適。不過，左思右想，我們卻也無法找到一個更加貼切的中文名稱替代，結果我們決定全面保留太平紳士制度，連名稱都不用改。

初期經驗

結構轉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前途問題簽署了聯合聲明，同意在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重歸中國管治，成為其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的構想。由這個時候開始，不只是香港人，甚至整個世界都把焦點集中在九七年七月一日這個日子上。

在其後的十二年過渡期，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結構經歷了重要及基本性的改變。在政治方面，香港從一個殖民地政府管治的制度走向一個民主政制體系。在殖民地時代，港督是由英國政府委任，立法議員則由港督委任。現在雖然全民普選制度仍未實行，但行政長官和立法議員都是經選舉制度產生。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定下目標，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致經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關於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基本法》第六十八條亦規定要根據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致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

在經濟方面，因聯合聲明的簽署，加速了香港和大陸的經濟聯繫，提供了新的推動力。其中最重要的發展，是香港的勞工密集出口製造業迅速北移，使香港製造業工人由八四年的一百多萬人，降至九七年的不足三十萬人。而香港廠商則在珠江三角洲尤其是其東岸，僱用了高達五百萬工人。

圖4.15　國家主席江澤民向特區送贈手書《香港明天更好》，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代接（1997年）。

轉口貿易亦高速增長，使香港成為亞洲的主要轉運中心。香港的服務行業，自七十年代中期已開始萌芽，在金融、運輸、交通、通訊、旅遊、商業、股市等各方面，擴展迅速。今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已成為世界上一個重要的服務業中心。若繼續朝着這個方向發展，香港將可能成為中國的紐約或倫敦。

港粵兩地在出口製造業方面，總體上是合作，但工序上是分工。香港負責籌劃，融資、市場研究、工業設計、產品推銷，而廣東則從事製造和生產；二十年後珠江三角洲一帶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中心之一。我九二年在香港理工學院二十周年慶典上的演講，以「香港的新命運」為題，已提及此趨勢。

基於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重大轉變，回歸後的香港特區和從前殖民地統治的英國屬土，顯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一場採用新規則的遊戲已經展開，參賽者的部署和策略都必須重新思考及建立。

在悠長的過渡期初期，很多香港人都對回歸祖國抱有疑慮，但隨着回歸進程的展開，漸多香港人接受回歸將會帶來的轉變，並認同中國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收回香港主權和治權的安排。一般香港人對政治及經濟前景的信心，亦日漸增加。在後過渡期，雖然有末代港督彭定康與中國的政制爭拗，但港人的信心卻沒有受到影響。

在中外強大信心支持下，股票市場變得史無前例的活躍，恒生指數從九五年十二月的一萬點，勁升至九七年七、八月間的一萬六千五百點。在短短的十八個月內，錄得逾百份之六十的升幅。

地產市場亦相應地蓬勃起來，甲級寫字樓和豪華住宅售價上升至每平方呎二萬四千元。至九七年中，香港已進入了一個所謂「泡沫經濟」狀況。很多人都認為這個泡沫經濟終會爆破，但究竟泡沫何時破滅？則沒有人能夠準確估計到。

初試啼聲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當香港人正在興高采烈地慶祝回歸祖國，泰國的金融體制卻發生重大變化，泰銖的兌換價轉為自由浮動。一場亞洲的金融風暴正悄悄在泰國醞釀，一觸即發。十月中，金融風暴吹至台海，台灣李登輝政府決定不再捍衛其新台幣的匯價。直至這個時刻，香港人才突然醒覺其泡沫經濟正瀕臨崩潰的邊緣。

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香港經歷了一個黑色星期四，港元聯繫匯率備受投機者狙擊，銀行同業拆息迅速向上升，達二百八十厘。息口上升令到資金流失得以逆轉，同時擊退了投機者。但是香港的股票市場卻因此而大幅下跌，恆生指數從九七年七月的一萬六千點高位，大瀉至十月份的一萬點，同時物業價格亦迅速及大幅下滑。

在九八年股票和物業價格繼續下跌，失業率亦開始上升，本地生產總值亦錄得負增長。九八年八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破天荒地使用超過一千億港元的大量公帑，購買藍籌股票，恆生指數因而止跌回升，特區經濟亦隨而好轉。

二千年，疲弱的經濟再次反彈，錄得超過百份之十的經濟增長，就業情況亦得到改善，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強勁的出口及中國勢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均對經濟復甦產生了極大刺激，但這次復甦並不是全面性的。大批來自勞動密集工業的工人失業，在知識型經濟下，這些工人原有的技術已經不再是市場需要的，他們無法找到新工作。政府亦要面對嚴峻的考驗，惡劣的環境迫使政府要壓縮預算，減縮開支，包括教育開支。

有一定年紀的人會知道，類似的經濟大衰退在香港並不是首次。在七十年代初期，香港也曾經歷過本地生產總值錄得負增長，股市大幅下滑，和失業率上升的情況。在那次經濟大衰退中，恆生指數由七二年的一千七百點下跌至七五年的一百五十點，下跌百份之九十。

但是，現時影響香港特區經濟復甦的，卻有兩項重要因素與從前的香港殖民地大不相同。

第一項是經濟因素，在七十年代初期的經濟大衰退中，香港的經濟支柱是以出口為主的人工密集製造業，製造業為當時香港提供了三份之一本地生產總值，和超過百份之四十多就業機會，其製品行銷全球達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但目前香港特區的出口製造業簡直不存在，其生產總值佔國民生產總值少於百份之五，聘用員工亦少於全港就業人口的百份之十。倘若按照目前計劃，在二零零五至二零一零年間，取消全球性的成衣配額制度，則現有的小量出口成衣工業亦會消失。

現時香港特區的國民生產總值約有百份之八十五是來自服務行業，包括金融業（百份之二十五）、酒店飲食和零售業（百份之二十五）及社會和個人服務業等（百份之二十）。這些行業的服務範圍主要集中在受金融風暴影響的亞洲區域，但未能擴展至全球。

第二項影響香港經濟復甦的重要因素，是政制的改變。當然，我們的社會本質上亦已經有所變化，群眾似乎趨於強硬而且更加注重公民權利（但卻愈來愈忘記公民義務）。尊重權威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自力更生、發奮圖強這些名詞彷彿已經被塵封在博物館內，取而代之的是大聲叫囂要政府派這樣、派那樣。

殖民地時代的政制，是每一位政府首長的烏托邦。當時香港的行政首長（港督）和立法機關都並非經過選舉產生的，政府因而不用受制於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團體。政府可以按照香港整體及長遠利益而制定經濟政策，政黨及政客並沒有舞台或者權力去任意反對及阻延政府政策。

今時今日，管治香港特區的方式猶如一場全新規則的遊戲。我們的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但行政長官在立法會內卻沒有支持他的政黨。政府不斷受到政治壓力，一方面要求動用公帑扶助較貧乏的市民，津貼較弱小的商家，供應較優質的醫療、教育、公屋等社會福利，但另一方面卻又反對政府增加稅收和開闢稅源。重重困局，化解之道應該是引入政黨政治，由各政黨提名競選行政長官，發表其治港政綱，然後由港人投票選擇，管治香港若干年期，尤如在商業社會中，競投專營權。詳情請看下一章。

寄語將來

政黨政治

所有政治科學學者都認為在一個民主政府內，政黨政治不只不能避免，而且是必需的。面對不同的利益和意見，政黨政治是管治國家或地區的最有效方法。政黨的任務是發掘人才、培訓專材，然後制訂政綱，參加選舉，爭取政權。政黨成員成功獲選後，亦要透過政黨在背後的助力編排職位，實施管治，滿足人民，然後再爭取下一次選舉勝出連任。

以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言，行政長官在他的行政機關中應有和他理念相同、互相信賴、利害一致、共同進退的主要及高級官員協助，形成統一陣線，根據選民支持的政綱而施政，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行政長官應由政黨提名競選，選舉成功後，委任符合上述條件的主要及高級官員協助他管治特區。如此，行政長官和其主要及高級官員才能同心合力，推行他在競選時所倡議而獲選民支持的政策。

政黨除提名競選行政長官外，亦應提名競選立法議員，目的有二：如該黨提名的行政長官勝出，該黨的立法議員則可配合行政長官及其行政機關立法施政。假設該黨提名的行政長官落敗，該黨的立法議員則可制衡當任的行政長官的立法和施政。

圖4.16　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首個記者招待會（1997年）。

香港回歸初期，首任行政長官在立法會既無其本身政黨支持，配合其立法及施政。在行政機關又要接收全盤殖民地遺留下來的組織架構及主要官員。因此並無和他理念相同、互相信賴、利害一致、共同進退的主要官員協助。因此其政績未如市民所期望，實屬不幸。

但香港仍然有人對政黨政治有揮之不去的保留。他們懷念殖民地的年代，當時的管治既容易又是精英主義。但任何人都必須面對現實，這些所謂美好的日子早已如滔滔的流水，一去不復返，不會隨個別人士的意願而回頭。環顧世界各民主國家和地區，都普遍採用政黨政治作為管治工具，香港特別行政區又何必要自行實驗另外一套未經考驗的管治體制？目前最迫切的是成立《政黨法》，令特區政黨政治能夠公平、公正和順利發展。

行政會議

當香港被英國人統治的時代，港督是英國派來的外國人，對香港民情並不認識。主要官員也是外國人，多數不會說廣東話。因此，港督要知道新的政策是否符合本地民情及民意，就要倚賴行政局。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是本地人，亦佔行政局大多數。雖然部份非官守議員本身是外來的英國紳士，但他們主要是香港英資商行或銀行的大班，旅港多年，經常和港人接觸，亦詣香港民情。

在這種背景下，殖民地時代的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實有其不可取代的存在價值，因而亦備受倚重。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當時別號「華人代表」，其首席議員便是「首席華人代表」。我本人便先後獲委出任「華人代表」和「首席華人代表」，深明箇中奧妙。

一九八零年，我獲委任為行政局首席議員，直至八八年退休。九七年香港回歸後，我應第一屆行政長官董建華的邀請，復出擔任特區政府行政會議召集人。所謂「召集人」，正是英國人管治期間的行政局「首席議員」。港英政府早年一直沿用「首席議員」之名，直至鄧蓮如在九四年退休離任，由王
鳴接替鄧首席一職時，順帶將行政局「首席議員」的名稱改為「召集人」。當時港英政府的大多數主要官員，包括布政司，已是本地華人。因此更改不只是名稱般簡單，而是歷史的變遷和傳統的演進。

圖4.17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1997年）。

香港在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後，政府管治的佈局因實施港人治港，已經產生根本的變化。行政長官不單是本地人，還要在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主要官員亦要是香港永久性居民，通常在港居住連續十五年。反而只要在港連續居住七年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便可成為行政會議成員，並無要連續居港十五年的要求。因此，當香港特區政府制訂新的政策時，早已考慮到本地民意民情的了解，毋須再如殖民地時代，假手於行政局非官守議員。試問那一位議員會比我們已經連續在香港居住了二十年的行政長官更掌握本地情況？那一位議員在本地的人脈關係可以比他更為廣泛？同時，他更可以諮詢在港連續居住不少過十五年的主要官員，他又何需假手於行政局非官守議員？

圖4.18　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在北京天安門合攝（1999年）。

港英時代的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一向不參與政策制訂過程。一般而言，當一個新政策準備實施或者提交立法局立法，才交行政局審議通過。在若干個案中，非官守議員認為當政策到達行政局時，米已成炊，很難更改，只有接受。因此，多年來行政局非官守議員曾數次向歷任港督要求參與制訂政策，但政府認為非官守議員並非全職，經常會有利益或角色衝突，而社會人士亦未必接受這種改變，所以議員的要求並未獲接納。

回歸之後，行政會議成員亦有討論過這個問題，甚至曾經試圖改變這方面的運作，但同樣未能成功。以我的經驗來看，只有在八二至八四年間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行政局非官守議員才可以得悉整個談判過程，以及參與制訂談判策略。

其實，香港前途談判初期，英方仍一直不肯向非官守議員泄露半點風聲，以免我們泄露機密。我們一次又一次向英國首相施壓，終於贏得英方信任。但勝利永遠不會白白從天而降，幸運亦不會時時發生，我們憑藉的是實力。教我們那一輩非官守議員引以為傲的是，當時任憑英國人在倫敦政府或香港政府內尋覓，始終找不到可以替代我們的的人。

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後來公開向全港市民推薦《中英聯合聲明》，正因為香港前途問題是本地華人的事。當時的港督和主要官員都是英國本土人士，我們作為本地華人一份子，覺得有需要為市民提出我們的建議。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經過幾個月據理力爭，甚至直接向英國首相表達不滿情緒，才得以成功參與談判過程，協助制訂《中英聯合聲明》，這成果得來不易。

圖4.19　作者在行政會議退休時香港傳媒送給他的漫畫（ 1999年）。

既然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正朝着民主方向邁進，而行政會議亦已失去英治時代的角色，故應改組朝向內閣制。行政會議的成員應以主要官員為主，例如組成一個十五人的行政會議，其中十二人應為主要官員，另外三名則是全職非官守議員，後者可以仿效美國制度，擔任行政長官的特別顧問。在英國，這種非官守內閣議員的名稱是「不管部內閣大臣」（Cabinet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新組合的行政會議，將會是有權有責的內閣。

現時的主要官員在行政會議並沒有投票權，總是抱怨自己「有責無權」，而行政會議的非官守議員則有投票權，但又毋須負責及向外推銷政策，因而被批評為「有權無責」。新的安排可以令主要官員成為「有權有責」的內閣成員。選擇啼笑皆非抑或皆大歡喜，恐怕關心香港發展的人不可能不懂得答案吧！

經濟前景

殖民統治時代，香港是個被隔離的獨立個體，發展只能局限於一千平方公里之內。當時稻米入口商一定要領牌，規定必須貯存足夠香港人六個月食用的存貨，以求自給自足。然後，七十年代初，香港興建了全世界最大之一的海水化淡廠，以確保即使中國政府如一九六七年般拒絕供應食水予香港時，仍然有足夠的食水可供香港人使用。當時，中國大陸的動盪往往會為香港帶來益處。

但九七回歸以後，香港必須在中國大陸穩定發展下才能受惠。香港毋須再自給自足，發展亦不再被邊界所局限。

據九七年估計，港人在珠江三角洲投資的工廠共聘請多達五百萬人，主要從事製造工序。產品的市場推廣、銷售、設計、公司管理及融資等工作，仍然在香港進行。事實上，香港特區仍然是珠江三角洲製造業的大腦及心臟，而珠江三角洲亦勢必成為世界其中一個主要的製造業中心。

在大型工業化國家裏，分工合作是非常普遍的事，例如美國很多大型跨國公司都會在紐約設立總部，處理財務融資、會計、管理及國際市場推廣，而工廠則設於郊區或國內其他生產成本較低的市鎮。在「一國」的原則下，香港簡直沒有任何理由放棄這種互利的運作模式，不去充份利用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合作關係。

香港新機場位處珠江口，位置適中，再加上在將來連接深圳蛇口與新界青山的大橋，及另一條連接珠江西岸的珠海及香港赤鱲角的大橋，相繼建成之後，香港國際機場將會成為珠江口岸的空中交通樞紐。

從環境及經濟方面而言，香港應考慮將葵涌貨櫃碼頭搬到大嶼山西北或青山以西。新址將有利貨櫃進出珠江三角洲，而正如搬遷啟德機場一樣，搬遷葵涌貨櫃碼頭將可騰空一大片位處九龍市區的土地，供商業、住宅及康樂用途。

按照目前港府的計劃，大嶼山的東北方將大幅填海並興建四個貨櫃碼頭，但我認為應在該處建立香港第二個大都會。由於將來港府將興建連接港島西的青洲與大嶼山東北的隧道，在大嶼山東北建立第二個大都會，長遠來說，對經濟及環境都較興建四個貨櫃碼頭更有好處。

珠江三角洲的發展現時仍局限在東岸一帶，因為該處已建成與香港連接的陸路交通運輸系統，反觀西岸一帶的發展則仍大大落後。其實，位處西岸的中山、江門、順德及斗門的土地，較東岸的東莞、寶安及深圳更大、更平坦。西岸的發展遠遠落後，主要原因是缺乏與香港有效連接的陸路交通網絡。將來連接珠海及赤鱲角以西的伶仃洋大橋落成後，珠江三角洲的西岸將會被打開。屆時香港將可以為有多達三千萬人口的腹地服務。這個人口數字差不多相等於半個英國，並較台灣及很多歐洲國家為多。

類似的建議研究，應該列入香港長遠策略發展計劃的議程，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亦應仔細考慮。我認為，香港的長遠經濟前景，完全有賴香港的腹地——珠江三角洲的發展。

圖4.20　香港特區經濟前景研討會（1999年）。

發展珠江三角洲的東西岸，並非新提議，我在九二年十月在香港理工學院二十周年慶典，以「香港的新命運」為題的演講中已提及。至於建立香港第二個大都會，我亦曾在九八年三月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周年餐會中建議過。

除了發展基建之外，特區政府亦應繼續發展服務業，包括銀行及金融、保險、旅遊、船運、文化及娛樂事業。不只服務整個珠江三角洲，實應發展為亞洲區內一個國際級城市，服務整個區域。

香港必須保持她作為國際大都會的本質，繼續使用兩文三語。可惜，回歸之後，香港出現了減少使用英語的趨勢，有些公共事業及政府部門過去會以中英兩文印製單據及通告，現時都會改為供消費者選擇英文還是中文。我認為這是倒退的現象，並會妨礙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我們應該考慮參考加拿大的做法，立法強制使用中英兩文。

由工業城市轉變成為國際大都市的過程中，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所面對的困難，是紐約和倫敦在轉型時所沒有的。無論倫敦抑或紐約，當她們的工業遷至其他城市時，她們的勞工亦同時遷離，但香港的勞動人口卻不會跟隨工廠遷離香港。他們要繼續留在香港，政府亦要為他們提供再培訓、新工作，或者社會福利。香港六百五十萬人口中，估計約有五十萬人屬於這類離職工人。這將會是香港未來二十年間要處理的最重要問題，尤其是香港人的工資已經攀升至珠江三角洲的五倍。

香港特區的民主政制剛剛起步，要達致政黨政治、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議員，尚有很長的道路，而經濟結構又尚在轉型之中。今次亞洲金融風暴，在香港特區短短幾年的歷史上，可能是如西諺所言「Blessing in disguise」（禍夸福所依）。短暫的打擊，使香港人警愓在心，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發展香港特區的民主政治和政制，方向要正確。我希望香港人同意步步為營、穩打穩紮的策略，接受寧慢莫錯，妥協而不是對抗的原則。如此展望將來，我是審慎樂觀的。

至於發展特區的經濟，香港應繼續朝向北方，以服務行業為軟件，並以北方土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東西兩岸一帶為硬件，改善跨境陸路交通及管制，開放沿深圳河畔的禁區，令香港特區成為三、四千萬人口的龍頭，前景亦是審慎樂觀的。

附　錄

一、大事日誌

二、外國人人名中英對照

插圖來源

圖2.10——取自《香港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年報1982》（香港：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1983），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准許使用。

圖2.12、2.14、2.23 及3.1——取自《香港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年報1984》（香港：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1985 ），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准許使用。

圖3.6及3.7——蒙香港科技大學准許使用。

圖3.8——取自《香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年報1987》（香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1988），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准許使用。

圖3.10——取自《香港1990》（香港：政府新聞處，1991），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准許使用。

圖3.12——取自《香港1998》（香港：政府新聞處，1999），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准許使用。

圖3.14——取自《香港1992》（香港：政府新聞處，1993），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准許使用。

圖4.5-4.11、4.15及4.16——取自《邁進新紀元：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成立誌慶》（香港：政府新聞處，1997），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准許使用。

封面及封底內襯頁地圖——地圖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牌照編號36/2001。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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