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無痕

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

陳益南　著

版權信息

《青春無痕：一個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

陳益南 著

◎ 香港中文大学 2006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10）：962–996–297–7

國際統一書號（ISBN-13）：978–962–996–297–5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A Rebel Worker’s Lif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chinese)

By Chen Yina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10: 962–996–297–7

ISBN-13: 978–962–996–297–5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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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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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青春無痕：一個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

作　　者：陳益南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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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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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陳益南，自由撰稿人。文革發生時剛好十七年歲中學畢業，隨即加入工作單位的工人造反組織。現獨立從事文革歷史研究，曾發表有《全面認識文革中的紅衛兵》、《文革中湖南的群眾組織之概況》等十多篇文革史專題文章。

「文革」為何結束？——代序

韓少功

對於「文革」產生的原因，社會主流似乎已有共識。有人會提到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還有人會提到斯大林主義的影響，並由此追溯到俄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是非功過。更多的人可能不會這樣麻煩和耐心，乾脆把「文革」歸因於「權力鬥爭」或「全民發瘋」，一句話就打發掉。

我們暫不評說這些結論，但不妨換上另一個問題：「文革」為何結束？

既然反思了「產生」，就不能迴避「結束」。既然產生是有原因的，那麼結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斷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必以武力除之——這就是當今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邏輯。但通常被視為暴政的「文革」看來在這一邏輯之外。因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結束於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戰時期的日本軍國政府結束於外國軍隊的佔領。粉碎「四人幫」基本上未放一槍，整個過程還算和平。標誌著徹底結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只是依托一場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一、兩次會議中完成了實權轉移，過渡可謂平穩。這就是說，結束「文革」是行動成本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機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如果說「權力鬥爭」和「全民發瘋」，那麼權爭瘋狂為何偏偏在這一刻停止？如果說「專制主義」或「斯大林主義」，那麼這些東西為何在這一刻失靈？它們是被什麼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轉折都有賴於社會大勢的緣聚則生和水到渠成。個人作用在歷史進程中誠然重要，但對於一個體積龐大的國家來說，其相對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政治路線在歷史進程中也誠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關基礎條件的配置，有時甚至離不開一項生產技術的悄悄革新。比如說，如果沒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統佈局建設，沒有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良種推廣，縱有後來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恐怕也難有足夠的農產品剩餘，那麼肉票、布票、糧票的相繼取消，還有後來城鎮人口的劇增和市場經濟的驟興，恐怕都難以想像——這一類大事都不容忽略。

但這裏只說及思想政治層面的兩點：

新思潮的誕生

一九七六年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代表的全國抗議大潮，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民意的厚積薄發，顯現出「文革」大勢已去。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呼籲民主，一九七四年張天民等人就電影《創業》問題「告御狀」，此類體制內外不同的抗爭早已多見。從近些年來一些最新披露的資料來看，當時全國各地都活躍著眾多異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組成的文學團體（見多多文），在上海（見宋永毅文）、湖北（見王紹光文）、河南（見朱學勤文）、四川（見徐有漁文）、貴州（見錢理群文）等地，則有各種地下「讀書小組」從事政治和社會的批判性思考。陳益南先生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動而翔實的親歷性見證，記錄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歷程，記錄了他們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終清醒。這些都顯示出，當年的天安門事件並非孤立事件，其背後有廣闊而深厚的民間思想解放運動，有色彩各異的思想者組成了地火運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會公正等等為價值核心，其產生大致有三種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現為對「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極權體制和政治狂熱之下，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劉少奇、賀龍、彭德懷一類冤假錯案屢屢發生，人權災難層出不窮，迫使很多人進入了對政治和社會體制的反思。包括共產黨內不少高層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項政治運動的信奉者與追隨者，習慣於服從權力的指揮棒，只是因自己後來身受其害，有了切膚之痛和銘心之辱，才有各種沉重的問號湧上心頭。胡耀邦後來成為黨內「民主」的倡導者，周揚後來成為黨內「人道主義」的倡導者，顯然與他們的蒙難經歷有關。

二是「疏離型」，表現為對「文革」的軟抵抗。當時沒有直接受到過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對「文革」隔膜日深和懷疑日增，是因為「文革」妨礙了他們的個人生活欲望。這些人一般沒有強烈政治意識和直接政治行為，但對「文革」形成了更為廣泛而巨大的價值離心力。七十年代中期出現了青年們「革命還俗」後的「自學熱」、「藝術熱」乃至「傢具熱」——上海品牌的手錶和自行車也被市民們熱烈尋購。湖南著名的「幸福團」由一些幹部子弟組成，尋歡作樂，放浪不羈，聽爵士樂，跳交誼舞，打架鬥毆甚至調戲女性。作家王朔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描寫的一夥軍幹子弟，也接近這種個人主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這證明即使在當時執政營壘的內部，禁欲教條也被打破，世俗興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動搖和解體。

三是「繼承型」，即表現為對「文革」中某些積極因素的借助、變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歷史現象，從總體上說，具有革命理想和極權體制兩種導向互為交雜和逐步消長的特徵，兩者一直形成內在的緊張和頻繁的震盪，使解放與禁錮都有異常的高峰表現。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在主要政敵失勢之後仍然發起運動，是「權力鬥爭」說難以解釋的。他倡導「繼續革命」和「造反有理」，「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隨後兩年裏甚至使大部分國民享受了高度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全國串聯，基層自治，雖然其最終目標至今讓人疑惑不解和爭議不休，但民主的激進化程度足以讓西方人士望塵莫及。他後來政策進退失據，反覆無常，越來越陷入極權弊端的困鎖，但就全社會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的合法性還是得到了曖昧的延續，如大字報等手段獲得法律保護，「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勵。這一極為矛盾的狀態和過程，給結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盪著《國際歌》聲的四五天安門運動，以及後來被取締的「民主牆」，不過是歷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變體。

從這一點看，「文革」不同於一般的極權化整肅，比如一九六八年全國大亂被叫停以後，異端思潮仍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活躍與高漲，與五十年代末期「反右」以後的萬馬齊喑大有區別。同是從這一點看，對「文革」的反對，也不同於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並不是對BBC或者VOA的照搬，亦無中產階級作為社會支撐，而是一種根植於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中國特產。遇羅克、李一哲、楊曦光（楊小凱）、張志揚等知名異端人物的經歷證明，他們既有「逆反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負面的經驗資源；又有「繼承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正面的思想資源——在他們的各種文本中，紅衛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隱約可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遺傳明顯可見。

正因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認為「文革」中沒有民主，至少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從中央「戰略部署」的前提下進行，而且即使是異端思潮也往往帶有紅色的話語胎記。這些說法不無道理。不過歷史從來不是發生在無菌箱裏，民主從來沒有標準範本。俄國葉卡德琳娜的啟蒙，是有專制前提的啟蒙。法國拿破崙的改革，是有專制前提的改革。人們並沒有因此而一筆勾銷歷史，並沒有對他們的啟蒙或改革視而不見。古希臘的民主制與奴隸制兩位一體，從來都不乏劣跡和傷痛，但後人並沒有說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實也是這樣，「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號之下的一題多作和一名多實，作為某些書生最難看懂的歷史常態，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這後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種全社會的心理大勢，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車，脫出極權軌道並非沒有可能。回顧當時眾多異端人士，我們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為他們有一個紅色胎記，就判定他們與民主無緣。

「文革」結束多年以後，市場化進程中冒出很多群體事件。工人們或農民們高舉毛澤東的畫像，大唱革命時代的歌曲，抗議有些地方的貧富分化和權力腐敗，懷念著以前那種領導與群眾之間收入差別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糧票一樣多和布票一樣多的日子。作為「文革」的遺產之一，這種「懷舊」現象引起了廣泛爭議，很難被簡單化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也許，這種「後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現了「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為我們留下了一面檢測歷史的後視鏡。

舊營壘的恢復

「文革」中的某些激進派曾抱怨毛澤東沒有「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對「官僚主義階級」過於軟弱和姑息（見楊小凱一九六七年文）。這從反面泄露出一個事實：由黨政官員以及大多知識分子組成的上層精英群體，當時雖然受到了重挫，但並沒有消滅，甚至沒有出局。事實上，正像陳益南在本書中描寫的那樣，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全國恢復秩序之際，受到衝擊的黨政官員在各級「三結合」的權力重組中構成了實際性主體，並沒有全部下臺。即使是下臺的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在一九七二年以後，經過一段時間下放勞動，也大多陸續恢復工作，重新進入了國家機器。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體在紅色風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後結束「文革」的重要條件。

二十世紀是「極端年代」（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語），政治具有多疑、狂熱以及血腥的風格。蘇聯當局在大肅反期間先後處決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大半，蘇軍元帥的大半，還有蘇軍其它高官的大半，包括15名軍區司令中的13名，85名軍級幹部中的57名。六十年代的印度尼西亚政變受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官方的支持，先後共屠殺了近百萬左翼人士，光是美國駐印度尼西亚大使親手圈定的捕殺對象就多達數千。街頭的割頭示眾時有所見，軍人與穆斯林極端組織聯手，在兩年之內每天至少殺害共產黨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1]作為這個血淋淋世紀的一部分，中國的「文革」也出現大量非正常減員。一時間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國家暴力所為，一部分是國家失控時的民間暴力所為——但作為長期意識形態熏陶的結果，後一種暴力仍暴露出體制的必然性，與其它暴力共同構成了極權化過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頁。不過，就大面積的情況而言，混亂與血腥並不是當時事實的全部。紅衛兵「聯動」組織的打殺行為受到了司法追究，廣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數農村的打殺風潮被軍隊緊急制止和彈壓——這一類故事並非不值一提。一大批上層精英恢復名譽（如陳毅等），或者恢復權力（如鄧小平、萬里、胡耀邦等），也並不是發生在「文革」終結之後。這些有別於蘇聯和印度尼西亚的現象，這種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復出，是受益於革命時期「不虐待俘虜」的政策傳統延續？抑或也得助於中國社會深層「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傳統遺存？⋯⋯這些問題對於史家而言，也許不能說多餘。

「要文鬥不要武鬥」，「團結幹部和群眾兩個95%」，「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等等，是針對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來的主流性「文革」敘事中，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的名存實亡被大量潑墨，在有些地方的大體有效卻很少落筆入文。正如同樣是20世紀的史實，蘇聯的紅色恐怖幾乎家喻戶曉，而印度尼西亚的白色恐怖卻已銷聲匿跡——這很難說是輿論的正常。其實，基本的事實之一是：如果中國也成了蘇聯或印度尼西亚，如果鄧小平等大批高層人士像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達可夫一樣死於殺戮，或者被某個外國大使圈入捕殺名單，他們後來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結束「文革」的時間就必定大大後延。

從事後的回憶來看，上層精英們談得最多的「文革」經歷是「下放」——這包括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貶入下層任職，或者直接到農村、工廠、「五七幹校」參加學習和勞動。近兩千萬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也是與此相關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無疑具有懲罰功能。當事人的社會地位降低，還有歧視、侮辱、恐懼、困苦、家人離散、專業荒廢等傷害也往往隨之而來。這種經歷大多逼出了當事人對「文革」的合理怨恨，成為了他們日後投入抗爭的心理根源。可以想像，當這些人冤屈滿腔的時候，專案組的陰冷和大字報的專橫是他們的唯一視野。自己曾一度追隨潮流投身批鬥的壯志豪情，不一定能長存於他們的記憶。而合作醫療、教育普及、文化下鄉、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等革命亮點，也很難進入他們的興奮。這裏有回憶視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數人遭遇遣返回鄉或拘捕入監，就標準定義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絕大多數保留幹籍甚至黨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這在大批當事人後來的回憶錄中都有不經意的泄露。對比《往事並不如煙》一書中受難者們忙著化妝、看戲、赴宴的「往事」，此時的厄運當然已經夠苦了，但還是使「下放」不太像單純的懲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灰溜溜的大多數「下放」者仍然不失民眾的幾分尊敬，幾分羨慕、巴結乃至嫉妒。他們仍然構成了潛在的社會主流，不過是在重獲權力之前，經歷了一次冷凍，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層的短期教育。當局似乎想以此調整社會階層結構，強迫上層精英與下層民眾融合，嘗試革命化「五七道路」的可能。在一次已經失敗的民主大躍進以後，這無異於又來一次削尊抑貴的民粹大躍進，在世界史的範圍內同樣令人目瞪口呆。

但與當局的估計相反，民眾對革命並無持久感恩的義務，倒是對極權弊端日漸厭倦與不滿，物質和文化欲求也與禁欲化的強國路線尖銳衝突。民眾不但沒有使「下放」者受到擁護「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給他們輸入了懷疑和抵觸現實的勇氣。「下放」所帶來的豐富經驗，更使他們在日後的抗爭中富有生機活力。以文學為例：作家們在批判「文革」的文學解凍中，大多有「為民請命」的姿態，即便是個人化的表達，也大多與農民、工人、基層幹部心意共鳴，顯示出廣闊的人間關懷和社會視野。即便這種視野也有個人情緒濾鏡下的某種變形，但它至少把下層民眾始終當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懷念的對象，就像電影《牧馬人》所表述的那樣。這與九十年代以後文學中較為普遍的自戀和冷漠，形成了明顯的對照。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還在繼續甚至正在深化，但有些文學精英一旦把「下放」過程中所積蓄的思想情感釋放完畢，興沖沖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廚房，頂多再回望一下門弟和權位，比如對「最後的貴族」一類話題津津樂道，比如在報刊上製作出喜兒嫁給大春是錯失致富良機的笑料——他們情不自禁地把社會等級制重建當作輝煌目標，與民眾的階層鴻溝正在形成。事情到了這一步，與「文革」後期那些與民眾緊密結盟的下放者相比，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變味、走形乃至南轅北轍？倘若他們所嚮往的階層鴻溝進一步擴大，倘若擺脫極權主義的結果只是要讓社會中、下階層落入極權主義的囚籠，民眾對革命乃至「文革」的懷念衝動會不會如期到來？

執政當局在「文革」中低估了民眾的不滿，更低估了精英們在表面服從後面的不滿，以中外歷史上罕見的「下放」運動加速了自己的失敗。當精英從民眾那裏一批批歸來，當他們的名字開始陸續重現於報刊和會議，「文革」的反對派實際上已經出爐成劍，已經形成了體制內的力量優勢，而且遍佈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種重要崗位。此時新思潮已經入場，新中有舊。舊營壘已經復位，舊中有新。各種社會條件出現了複雜的重組，貌似強大的「文革」已成殘破的蛹殼。一九七四年以後的「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力不從心，到處受到陽奉陰違的抵制，已經預示了一個朦朧若現的結局。一旦時機到來，改革領袖就可以順從和借重民意，以實現中國的四個現代化為號召，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實踐牌，從而形成馬克思主義化的巨大道德威權和政治攻勢。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沒有另起爐灶，而是利用現存制度資源和制度路徑。比方逮捕「四人幫」和挫敗上海方面的割據圖謀，是利用「下級服從上級」的集權原則——華國鋒是當時最高領導，全黨全軍全國都得服從。比如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則依據「少數服從多數」民主原則——「凡是派」當時儘管掌握了黨、政、軍幾乎所有的最高職位，但不得不尊重全會多數人的意志，向務實改革派交出實權。

這一套「民主集中制」，是一種時而集權時而民主的彈性做法，與其說是制度，不如說更像是制度的未成品，有時甚至是非制度的應急運動。如果說它曾被有效地用來應對過救亡和革命的難局，但並沒有阻止過「文革」災難的發生，最終還出現了強權化和極端化的惡變，讓人們餘悸難泯和暗慮難消。因此，舊營壘在成功結束危機以後，如果還要繼續往前走，如果要承擔一個人口大國全面振興的全新使命，就不得不面對制度改造和制度創新的巨大難題。

這個難題留給了未來。

結語：不難理喻的「文革」

對「文革」的簡單化敘事幾乎積重難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國人被某些「傷痕」式作品洗腦以後，說起中國的「文革」，只能倒抽一口冷氣，搖頭瞪眼地驚嘆「不可理喻」。這恰好証明當今主流性「文革」敘事的失敗。理喻是什麼？理喻就是認識。我們需要自然科學，正是因為自然科學能把種種不可理喻的自然現象解說得可以理喻。我們需要人文社會科學，正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能把種種不可理喻的人文社會現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們決不可把「文革」越說越奇，越說越怪，越說越不可理喻，再把這個認識黑洞當作自己大獲成功的勛章。

「文革」是上十億大活人真實存在的十年，是各種事變都有特定條件和內在邏輯從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決不是一堆荒唐的瘋人院病歷再加一個離奇的宮廷鬥爭神話。只要不強加偏見，只要不扭曲記憶，一個貧窮大國急切發展中的多災多難，就不會比我們身邊任何一種愛或者恨更難於理解，不會比我們身邊任何一位親人或鄰居更難於體會——從根本上說，他們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這些活生生的人來參與和推動，並最終予以終結的。今天，「文革」已經結束三十年了，已經退到可供人們清晰觀察的距離了。我們需要更多視角與立場各異的作者，來拓展和豐富對「文革」的敘事，還「文革」中國一個不難理喻的面貌。這樣做，可能會增加批判「文革」的難度，但只會使批判更加準確和有力，成為真正的批判。

徹底否定「文革」，是多年來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觀念，自有不算恩怨細賬和調整全局戰略的好處。換句話說，這種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極權體制及其種種弊端，那麼再怎樣「徹底」也許都不為過。即使當事人有點情緒化，也屬於人之常情。但這樣做如果只意味著牽就於思維懶惰，意味著劃定學術禁區，對十年往事格諱勿論、格禁勿論、格罵勿論，那麼一種妖化加神化的兩極敘事，一定會造成巨大的認識混亂和認識隱患。長長十年中與極權關係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創制和建設），對極權給予磨損、阻滯、演變以至克服的事物（如啟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為連同病毒一起滅亡的寶貴生命，而結束「文革」的生動過程和歷史意義就會永遠空缺。這種歷史上似曾相識偏執論競賽並不光榮。它不僅會給某些空幻和誇張的紅色「懷舊」之潮伏下誘因，更會使人們在西方冷戰意識形態面前未戰先亂，自我封嘴，盲目跟潮，喪失自主實踐的能力。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革」長久處於不可理喻的狀態，就會成為一截粗大的絕緣體，無法接通過去與未來。這塊絕緣體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前半個世紀的革命——「文革」就是從那裏逐漸生長出來的；也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後的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文革」是後續歷史不可更換的母胎，孕育出後來各種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來的危機。

當中國正成為一個世界性熱門話題之際，「文革」是繞不過去的，更不應成為二十世紀以來國情認知迷宮前的一把銹鎖。

二〇〇五年九月

[-1]見澳大利亞《悉尼晨報》一九九九年七月間Mike Head的連續報道文章及檔案材料公佈。

前　言

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發生過許多在今天看來難以理解、匪夷所思的事情，產生過許多五花八門的口號與思潮，更出現過許多形形色色的群體。而所謂「造反派」，就是文革中出現的一支最為奇特的政治群體。

說他們奇特，就奇在他們本是由文革的發動者扶持起來的，照理講，他們應是一種得寵的「御用力量」，但偏偏在整個文革期間，在他們身上卻又發生屢遭整肅、常被鎮壓的故事；那頂「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威脅，更是數次伴隨著他們；最後，他們還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與「四人幫」的垮臺，徹底完結。

說他們奇特，還奇在他們說是堅決忠心的擁護毛澤東與當時的黨中央，但他們卻又大造各級地方黨委（省、市委）的反，還幾乎衝垮了黨的所有地方組織，使其處於全面癱瘓狀態。而且，這些造反舉動，一時竟得到了毛澤東與中央某些領導人的首肯、支持與讚揚。

有史以來鬧造反的人們，歷來是既反貪官昏官，同時也會反那皇帝。不管自己的力量如何，「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而直搗「龍庭」以圖取而代之的祈望，都或多或少是造反者們的夢想。而唯有文革中這些也貼著「造反」標簽的人們，卻是鐵定持有「保衛中央、只反地方」的方針與觀念。哪怕是在造反派勢力處於高峰、並都擁有了不少獨立的武裝力量的一九六七年夏季，也絕沒有哪一個造反組織或造反派頭頭會設想、會膽敢去反對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相反，他們都堅定地將自己當成毛澤東與中央最忠實的「革命力量」，甚至，任何對毛澤東不敬的觀念和言行，當時都會遭到他們的嚴厲批判。

因此，「造反派」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就變得非常撲朔迷離，給人以多種形象。

在文革中被造反而遭到挨批挨鬥的黨政官員們眼中，造反派的行為就是「反革命罪行」，而造反派就等於是犯上作亂的「反革命分子」。

而在文革中受苦受難了的社會賢達人士和社會最底層所謂「黑五類」的人們眼中，造反派卻又是極左路線的納粹衝鋒隊式的罪惡勢力。

到了遠距離觀察文革運動的外國人眼中，以及今天相當多不熟悉文革歷史的年輕人眼中，不是將整個造反派當成文革十年的受益者和權力新貴外，就是認為造反派純是一種胡搞蠻來痞子無賴式的社會破壞性力量。

這一切，都是由於中國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其曲折複雜的、且史無前例的狀況所致。

實際上，因種種原因，不少的人，對文革歷史的瞭解都有著一種片面性，其中更有著很多想當然。由於他們的種種見聞局限，因此，使他們看到的、「摸到的」那段歷史之「大象」，都只不過是「大象」的或尾巴或鼻子或耳朵而已。

筆者是一個曾捲入文革十年全過程的前造反派工人，《青春無痕》這部書，講述了三十多年前，自己親身在社會底層，所歷經的造反所有階段與主要過程的情況及其細節，以此向一切有興趣全面仔細瞭解與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的讀者，從另一個角度與視野，展現出那個年代的某種複雜性。

陳益南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六日

插　圖

文革中參加武鬥的大多是青年人，這是1967年8月間，作者所在造反組織「青年近衛軍」總部的部分警衛隊員，他們都是中學生與青年工人。當時，由於軍隊造反派的支持，這些青年人都被用槍械與真正的軍服武裝起來了。

1967年的國慶節，參加了造反派的「長沙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的小夥子們，依然不失浪漫，也有興致到照相館合影留念，並極力欲將自己扮成一個真正的軍人形象，以實現心中有過的夢想。

1968年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一個新高度。這是作者與他所在單位的造反派同事，在長沙天心公園（時改名為向陽公園）的一次合影。遊覽公園，每個人手中都不忘携帶一本《毛主席語錄》，甚至，照相館在每張照片上都會印有忠於毛澤東的口號。

第一章　一九六六年六月：照像館的職員竟被打成「小三家村」

文革開始時，作為一個剛剛進入社會的學徒工，現實給我上的第一課，就是以革命接班人的身份，目睹了幾名無辜的普通群眾與小幹部，成了文革運動的受害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報《文匯報》上，刊出了一篇大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者叫姚文元。

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幾乎沒有人知道姚文元是誰，是幹什麼的，也沒有幾個人去搭理這篇洋洋數萬言的文字，即算是稍稍關心一點時事的人，也不過認為又是文化人吃了飯沒事幹，互相打筆墨官司。

當時，誰也沒想到，接踵而來長達十年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從這拉開序幕的。

接下來，又開始在報上批判一本叫《燕山夜話》的書，據說那本書是在用「黑話」放肆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這一來，便使許多人著了慌，趕忙翻箱倒櫃，將自己保存有的《燕山夜話》一書尋出來，偷偷於半夜三更付之一炬。還有些膽小而又老實的人，則將自己擁有的這本書規規矩矩地上繳給單位的領導，以示與「黑話」劃清界限，且向黨表示忠誠。當然，也有些人懷著強烈的好奇感，偷偷找來那本書，細細品讀，看那本書中的黑話、反黨言論究竟是些什麼內容。但，誰也沒弄明白，類似「一個雞蛋的家當」、「女人的頭髮」等等的文章，怎麼能與反黨反社會主義掛上鈎的。然而，黨報上大塊大塊的分析批判文章，又不能不使這些好奇的人，只能怨自己水平低，覺悟鈍。

很快，又掀起了批判「三家村」即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這三個人的熱潮。

這一下，連最普通的中國人也會有驚訝了：乖乖，北京市的共產黨書記、副市長都是反黨分子，這還得了！

更讓老百姓目瞪口呆的是，緊接而來的竟是中共北京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整個兒垮了台，國人皆知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市長也是個「反黨分子」、「黑幫人物」了。

這一切，對於底層的人們來講，確實是極度出人意外的大事。

從這個時候起，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們，就連普通的工人、農民，甚至街道居委會老太太們都感覺到，這「文化革命」看來不僅僅是文化人的事了。

然而，這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儘管異常出人意外，但富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全國各地各單位的共產黨組織，還是很自然又熟練地將這場運動納入了原已有過的模式——例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的軌道，使其在黨組織掌握控制下有條不紊地進行。當時，除了最高領袖及很少一些人之外，全國上上下下，包括中央的部長，各省的省委書記，大概都以為，這場什麼文化大革命，無非是一場新的、更猛烈的反右派運動吧。

一九六五年秋，我於湖南省長沙市第一中學初中畢業後，當一所中專學校發來了錄取通知書之前，在市綜合商業公司工作的父親為我到市商業局汽車隊謀到了一個職業：做一個汽車修理工。然而，當我決定棄學後，不知何故，我的工作又改成為去一家大型國營攝影社做攝影師學徒工。我當時不喜歡攝影師那種文質彬彬的職業，而嚮往到大型國營工廠去當一名身著藍色工裝的產業工人，做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但木已成舟，無法改變，我只好進了國營勝利攝影社，以它作為從學校踏入社會的第一站。

其實，勝利攝影社是我所在的城市乃至全省都很有名氣的高級名牌照像館，它地處市中心廣場，僅店本部就有八十多名員工，加上它的附屬店及一個工場，總共有一百多人。持有商業部頒發證書的高級攝影師有好幾位，其中有三位攝影師甚至有過曾專為來長沙視察路過的毛澤東主席拍攝照片的光榮經歷。勝利攝影社的店堂、設備器材在當時全省也都屬一流。至今，三十多年過去了，它依然是我們這座城市的驕傲和一道風景（當然，它現在變得更為高雅、更為漂亮了），可惜，我當時是全然感受不到這些光彩，而是在不少人的羨慕眼神中，反倒勉勉強強成了它的一名小員工。

然而，我的文革之路，其起點便是在這座令人難忘的名牌老店之中。

那年，我十六歲。

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天，市委派駐我們勝利攝影社的社教工作隊李隊長，召集包括我在內的十多名政治上的「積極分子」，加上攝影社的黨支部成員和團支部成員，舉行了一個秘密會議。

所謂「社教」，即當時全國各地各單位先後在進行的一場旨在讓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清理人事與經濟賬目的運動，它的全稱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四年，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曾在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主持過一次很有名的「社教」工作，被中央命名為「桃園經驗」，而向全國各地推廣。

從這一天起，我便喪失了一名「觀眾」的身份，而被捲入到這場長達十年之久的運動中，並為之耗費了自己的全部青春。

當時，我不到十七歲，是屬於「解放牌」即與新中國同齡的一代青年人。照講，一名學徒工，既非黨員亦不是團員，那是遠遠不夠格進入「積極分子」圈子的。但由於我的父親是一個在解放前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老黨員，這樣光榮資歷的家庭背景，在管轄攝影社的市綜合商業公司系統內，尚是屈指可數的幾個人之一。在那時，家庭出身，即父母的政治狀況如何，對於子女可以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當我參加工作一來到勝利攝影社，社黨支部便將我確定為「革命接班人」之一，黨支部康書記曾單獨召見我，嚴肅又不失親切地向我宣布：「你是革命的後代，我們無產階級的江山，將來就靠你們這些接班人來守了，在『勝利』，有些人表面看來老實肯幹，但我們心裏明白，無論那些人怎麼積極，『勝利』的班，我不會讓他們接！如果真讓他們接了班，那豈不是會讓他們那些當資本家、地主甚至國民黨反動派軍官的老子高興得跳起來？！因此，無論他們表現得多麼積極，始終只能作為我們團結引導的對象，而不能讓他們接班，至少在沒有經過重大考驗之前，不能將他們列為革命接班人的行列。但像你這樣的青年，則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勝利』的革命事業，將來就靠你們來繼承，發展咯⋯⋯」康書記的話，使我非常激動、興奮，也感到非常自豪。社教工作隊進駐勝利攝影社後，接管了全部政治權力，黨支部亦要受工作隊指導，因為它是市委派來的。工作隊的任務是到攝影社來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恰正逢文化革命運動在全面鋪開，因而工作隊又兼了領導文化革命運動的任務。自然，我依然被他們列入到「根正苗紅、政治上可靠」的積極分子名單中，雖然我還只是一個不到十七歲的小學徒工。

秘密會議是在攝影社三樓的社教工作隊辦公室召開的。

參加會議的人，個個表情嚴肅，沒有人敢喧嘩，都規規矩矩地坐在各自找到的位置上，聆聽李隊長的講話。

李隊長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長沙市人，聽他的話自然不費力。他精精瘦瘦，但聲音卻異常宏亮，如果你不看他的嘴唇，怎麼也想像不出，那銅號般的聲音是出自那單薄的身軀。他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面，說話時不時瞟幾眼攤在辦公桌上的一個筆記本，並且不時地用手勢增強他語言的力量。

李隊長說，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幾個月了，批判「三家村」黑幫分子的口誅筆伐鬥爭也搞了一段時日。現在，根據市委的佈置，運動已到了「上掛下聯」打活靶子的階段了，什麼叫「上掛下聯」呢？就是要根據「三家村」那些黑幫分子的反動思想、方法、手段等等，聯繫本地區本單位具體情況，挖出本地區單位存在的「三家村」，黑幫分子的小爪牙。

李隊長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繼續說：

「今天找大家來開會，就是要你們每一個同志開動腦筋想一想，或者說尋找尋找吧，在我們勝利攝影社一百多號人中，有沒有像鄧拓、吳晗、廖沫沙那樣的黑幫爪牙呢？」

李隊長說到這裏頓住了，並且詭秘地笑了笑，他瞟眼看了看桌上攤開的筆記本，又抬頭掃眼看了看與會的人，大概這個問題太突然，又太具體，而且也不知道李隊長是不是要求大家回答，所以到會的人沒有一個敢吭聲。

辦公室裏頓時寂靜無聲。

打破這寂靜的只能是李隊長。他又端起茶杯，並沒有立即喝，而是繼續掃眼望著大家，慢條斯理地說：「你們說，在『勝利』，會不會有『三家村』的應聲蟲、小爪牙？」

「恐怕也會有。」團支部書記怯生生地輕輕說。

「不錯！」李隊長忽地放下了還未喝的茶杯，以讚許的眼光笑著對年輕的女團支部書記說。緊接著，他收斂了瘦臉上所有的笑容，而換上了嚴肅的面孔，鏗鏘有力地對我們說：「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會分成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都會是這樣。』大家想想，勝利攝影社並不是處在荒無人煙的沙漠裏，那麼，階級鬥爭難道不會反映到這裏來嗎？！『三家村』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他們既可以鑽到了我們偉大祖國首都的領導機構裏，鑽到了文化界各個單位、系統裏，那麼，他們難道不會通過各種手段和途徑，在各條戰線都尋找、培養他們的代理人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嗎？！同時，一些日思夜想復辟資本主義，希望國民黨、帝國主義捲土重來的人，難保不會去主動地與反黨黑幫掛鉤參加反革命的同盟！階級鬥爭嚴峻的形勢向我們表明，每個地區、每個單位都或多或少地會有一些右派分子！不會有例外！」

李隊長瞟了瞟筆記本，抬頭接著說：「大量情況表明，在我們『勝利』，也存在著左、中、右，存在著左派、中派和右派！誰是左派呢？就是今天參加會議的同志們！」

聽到這裏，我不由挺直了自己的腰。我相信，此時此刻，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會頓生無比的驕傲之情。

「中間群眾嘛，是『勝利』的大多數職工。只要我們的黨支部領導正確，我們的左派同志能作出表率，大部分職工群眾都是能聽黨的話，忠心耿耿跟黨走，而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作鬥爭的。前一段，口誅筆伐寫大字報、小字報批判『三家村』時的熱潮，便已證明了這一點。」

李隊長頓了一下，一字一句般地繼續說：「那麼，有沒有右派呢？剛才有同志說『恐怕會有』⋯⋯」他忽地又站起來，斬釘截鐵地接著說：「是的，在我們『勝利』，確實有那麼幾個右派！」

我的神經不由一震。啊，真在自己的周圍會有右派！是誰呢？我從來只在電影、書報上看到過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的模樣，而現在，在我的單位也會出現活生生的右派分子了。

李隊長望了望坐辦公桌旁邊的攝影社黨支部書記康國珊，用平靜了的而又依然嚴肅的聲音說：「下面請康國珊同志給大家擺一擺情況，然後，再給大家佈置工作。」

第二天，勝利攝影社的職工一早上班，就感到了氣氛的沉重。在職工食堂內，出現了近百張大字報，有的貼在牆上，有的掛在臨時拉著的繩子上，連食堂那扇破爛的門上，也給糊了一張，正好將爛門的醜像遮住。

大字報的內容是揭發批判三個人：攝影社黨支部委員甘可旺，一個工作積極、不怕苦不怕累且待人和氣的漢子，可惜他家庭出身是地主，因而成了這次運動的對象。大字報說他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是「地主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證據呢？囉囉嗦嗦有一堆，反正只要將「地主階級孝子代理人」這帽子先一戴，那他說什麼做什麼，就真像哪味兒。例如，他平時在工作上批評過一些出身好的青年職工，則可以被說成是「屢屢打擊革命後代」；明明是鼓勵出身不好的青年積極追求上進，就被說成是「妄圖拉攏他們，組織他的階級隊伍」。他自參加革命工作後，幾乎沒回過鄉下的老家。一九六二年，他母親死了，做兒子的自然要回去弔唁，這次喪事之行，就被說成：「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叫囂，特地回家查看他們地主家的田地、房屋，以圖記下變天帳。」他在攝影社負責技術業務方面，社裏有個技術很高明的職員，是個資方人員（攝影社是一九五八年公私合營的企業，因而有十來個原來的「資本家」在此工作。），他曾向甘可旺提過一次建議，說要重視攝影社店櫥窗的作用，要選放一些各有特色漂亮的人物照片，以作業務宣傳，甘聽後採納了。對此，大字報就說「他對資產階級的話百依百聽，將一些散發著腐朽氣味的妖艷女人照片，佔據了我們社會主義的櫥窗」，結論自然是：「他不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又是什麼呢？」

第二個大字報針對的人，是一個資方人員，五十來歲，叫袁坤同。所謂資方人員，即原來的資本家（現在叫「私營企業家」），在五十年代實行了企業「公私合營」後，他們便以資本家方面的代表留在合營後的企業中，當時被稱為資方人員。袁坤同這個人技術高明，業務上有一套，做起事來非常認真，肚子裏也喝了不少墨水，業餘時尤喜愛讀誦唐詩宋詞，自己也少不了塗塗抹抹。他最大的毛病是三杯酒下肚，就非要找人論詩，不管人家愛不愛聽。對這樣的人，只要先給他戴上一頂「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帽子，再斷章取義地弄他一大筐材料都不難辦。大字報寫他的最多，他隨便吟的一句詩，就可以從中挑出一大堆「問題」，寫滿十大張大字報。如：有一個同事恭維他技術高明，他回敬一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同時連連擺手說「老了老了，我不行了」，對此，大字報就說他是含沙射影惡毒攻擊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老了」、「不行了」、「是已近黃昏」、「其語言與三家村如出一轍！」有次，一個青年對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這片名不懂意義，向他討教時，他便洋洋自得吟起了「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詩來。對這點，大字報怒責：「袁坤同一有機會就向青年人宣泄的哀愁，是什麼呢？就是他借此發泄對黨和社會主義的不滿，表示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只有憂愁，以極力醜化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而懷戀他那已消失了的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就是他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狼子野心的大暴露！」

第三個挨批判的是一個青年人，僅21歲，叫瞿凱旋，為什麼叫「凱旋」呢？因為他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鬼子投降後那陣出生的，正逢中國人民舉國歡慶抗戰勝利，所以父母給他起了這麼個有紀念意義的名字。而這「勝利」攝影社也正好是他的父親與人合股在抗戰勝利之際開辦的。一個「資本家的兒子」，用的是資本家父親起的有目的的名字，又在這家曾經有股份屬於其父親的攝影社工作，這樣，瞿凱旋便「天然」地成為了大字報或社教工作隊批判的目標了。瞿凱旋挨批的內容中，他那「凱旋」一名，就佔了相當份量，因為當時這個城市從日寇手中光復後，是國民黨軍隊來接管的。所以，大字報很自然就批判說：「請大家想一想，瞿凱旋他紀念的究竟是誰的勝利？」「瞿凱旋不是紀念我們共和國的勝利，不然為什麼他的名字不是『瞿建國』呢？他紀念、懷念的是國民黨的所謂凱旋！」瞿凱旋平日沉默寡言的習性，也是大字報的一個突破口：「他對我們的黨是仇恨的，這從他在前段批三家村時幾乎一言未發中可以窺見一斑！」「但當他那資本家的父親一來時，他與老資本家卻又多麼有話談，又多麼熱忱啊！可見他的心裏裝的是什麼！」過去有一次在別人問他：勝利攝影社的原來股份是不是他父親佔了大部分？瞿凱旋點點頭：「當然，不然招牌名稱『勝利』不會由我父親拍板」，僅此而已。但大字報的推理能力卻使瞿凱旋全身冰涼：「他叫瞿凱旋，攝影社則叫勝利，現在已是社會主義的天下，解放已十七年了，但他的心裏卻無時無刻不在記著那本變天帳：『勝利』，是他瞿凱旋的。這是何等的反動！何等的囂張！對這樣的復辟妄圖，我們能夠容忍，能夠答應嗎？！」

大字報大都是昨天參加會議的政治積極分子們寫的，內容由康書記介紹，行動由李隊長部署。連夜寫好、貼好。在貼的過程中，一些職工見了，為了以示劃清界限，保護自己，也馬上跟著寫了起來，他們寫的都是大字報已有的內容，無非是多罵幾句，多加幾頂「帽子」而已，但這樣，火藥味倒顯得很濃很濃了。

我也寫了幾張，不過都只寫袁坤同一個人的。為什麼呢？甘可旺的愛人英姐，是我們攝影社的政治宣傳員，她平日對我很關照，像姐姐對小弟弟一樣問寒問暖，有時下晚班還幫我做倒痰盂、掃地、洗地等屬於徒工們的事，因而，我不忍心傷害英姐，不敢寫甘可旺的。而對瞿凱旋呢？他平日就待人很客氣，在我面前更從未擺過師傅牌子或師兄架子，反而視我為小弟一樣，經常帶我去看電影什麼的，在工作時，我倆還經常鬥嘴開玩笑，互相挖苦嘻笑哈哈連天。雖說他是資本家的兒子，可我看他卻根本不像一個右派分子，這麼開朗，這麼年輕！右派分子應該是老謀深算呀！所以，我也避開了寫瞿凱旋的，我想，我幫不了他，但也勿去「踩」他。那麼，對袁坤同呢？我就不同了，一則，我來攝影社不久，袁坤同卻因負責外照組，經常出差在外，我幾乎不認識他；二則，我想，他是個老資本家，不批他批誰？又是資產階級，又是老傢伙，很符合右派分子特徵，康書記對他分析句句在理，我就集中「轟」他吧。批判他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詩句的大字報，我就足足寫了三大張，把康書記的分析，李隊長的總結全化成了墨字，塗上了大字報。就是這些濃淡不勻的墨，這些薄薄的紙，頓時將「勝利」的空氣凝固了。整整一天，攝影社的職工，不論是工人還是資方人員，個個都顯出一副表情嚴肅的樣子，見面不談話，即使有業務上的事也決不多講，連走路也輕悄悄的，惟恐會踩著地雷似的。

甘可旺上班後（昨天的秘密會議自然沒有他的份），他倒仔仔細細地將所有的大字報看了一遍或幾遍，什麼話也不說，臉上當然沒有一絲笑容，但卻也並未愁眉苦臉，只顯出淡漠的神情。

瞿凱旋卻如霜打了一般，臉色青灰，雙眼剎時有些呆滯了，他草草看了幾張大字報後，便一頭埋進了他工作的暗房，呆呆地坐著，或機械地沖印著照片。

我看著他的模樣，很是同情，但我不敢做什麼，我也不知應該做什麼。

袁坤同是下午被人喚來的，他戴著一副老花眼鏡，也仔仔細細地將大字報看了個夠，沒有講話，但保養得很好的臉卻依然泛著微微紅光，嘴角還有淺淺的幾絲好似嘲意模樣。

我想，這老傢伙倒真頑固啊。

不料，下班前，袁坤同就貼了一份長長的大字報，食堂的外牆全被佔用，標題是四個漂亮的魏碑大字：「我的檢討」。

袁坤同檢討的內容，一是拼命的給自己頭上戴帽子：「我是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我的資本家本性未改」，「我是三家村的應聲蟲」等等，另一方面，卻對他的挨批判的詩句、吟詩動機、背景大作詳細的解釋。使人讀了感到他完全不是大字報批判的那種對象。

我看了之後，頓有迷惘之感。

據說，袁坤同在解放後幾次政治運動中，都幾近險地，但終於脫身，安然無恙。想來，他對這政治運動倒有一套經驗了。

對於政治上的檢討書，我這是第一次看到。沒想到，這種在痛罵自己的大帽子下面為自己解釋的檢討書，竟然是文化革命中風行的檢討模式，誰被迫作檢討，誰就用這一套。當權派如此，保守派如此，造反派也如此。我後來當造反派挨幾次整，被迫寫檢討時，也是這個八股。很奇怪，沒有人宣傳，不需要人教，事到之時，便無師自通會用這手法。想來，這檢討八股，不是哪個聰明人發明，而實是由於解放後那些偏左的政治運動環境所造就。

被「陪」著瞿凱旋挨大字報點名批判的還有二個青年職員：修飾照片的技工黎軍與青年攝影師秦宇廬。

這二位之所以也被社教工作隊列入「另冊」，一是因他們平日與瞿凱旋關係密切（同是師兄師弟），二則是他們二位的家庭出身也不屬工作隊認定的「根正苗紅」之列。所以，在決定整瞿凱旋之時，捎帶將黎、秦二位也圈進去了，順便也湊出一個年輕的「小三家村」，大概也想造作某一種典型。

黎軍與秦宇廬兩人也都是二十四、五歲上下的未婚青年，攝影技術上都各有一套過硬本領，也是店裏的技術骨幹，同時，業餘又愛好文藝，喜歡唱唱歌排排節目。平日與同事的關係都不錯，對我這個小弟弟也挺關心，常對我說：「你不要將我們當什麼『師傅』看待，只當我們是你的哥哥，你有什麼難處，可以找我們。」大概是由於家庭出身原因（其實也不過就是什麼「工商業者」之類成份），他們很久都被排斥在共青團組織之外，只到社教工作隊進駐之前不久，黎軍才好不容易被接納為共青團員。然而，沒幾個月，他一下子又成了「小三家村」嫌疑分子，他與秦宇廬倆人平日的閑談，被他人分割成一句句的隻言片語，然後上綱上線，任意解釋而遭批判。那些大字報還對他們充斥了種種警告：如「黎軍：再不與瞿凱旋劃清界線，你就將做他的陪葬品！」「秦宇廬：你何去何從？！」之類。

而對這突如其來的厄運，黎、秦兩人當然也緊張萬分，不知所措，剎那間，兩人沒有了平日那種樂呵呵的青春勁，而像石人一樣緊閉住自己的嘴，不再敢同人說什麼，更不敢再唱什麼了。

他們也完全處於了一種沉重的精神高壓之下。

社教工作隊不管甘、瞿、袁三人各取什麼態度，而是照上級的既定方針佈置運動的進行。幾天之內，所有的職工，包括資方人員，都向他們三個人開了火，捎帶著也指向了黎軍、秦宇廬兩人，大字報貼到了一切可以貼的地方，實在貼不下了，就由工作隊隊員抄下內容，將老的換下，貼上新的。

一個星期的鬥爭下來（實際是只有「鬥」，並無甘、瞿、袁等人的「爭」），李隊長宣布：甘可旺、瞿凱旋、袁坤同三人，就是隱藏在勝利攝影社的小「三家村」！並組織了一個親由他和康國珊書記掛帥的專案組，整理小「三家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書面材料，上報了市委社教兼文革工作隊總團，只待市委社教總團批示下來，就將正式開除甘可旺的黨籍，給他們三人都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降下工資級別，監督勞動。李隊長有次還透露：袁坤同這次不但再滑不過去了，說不定還會送他去蹲大牢。

我很為瞿凱旋嘆息，也為甘可旺可惜，為英姐難過。但我卻沒有一絲同情袁坤同，相反幼稚地認為，這個「老狐狸」，原本就是一個資本家，又這麼多扎扎實實的反黨言論，還一臉狡猾像，該鬥該批。

其實，我那時倒真是可笑，我懂個什麼！

甘可旺、瞿凱旋、袁坤同三個人面臨如此險峻的風浪，他們料想一定是「此生完了！」尤其是剛涉世不久的瞿凱旋，一定更悲哀、更痛苦。

然而，誰也沒料想到的事卻發生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澤東針對學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情況和他與劉少奇等領導人的分歧，下令原駐在學校指導文革運動的工作組，一律撤出，還批評工作組的「大方向錯了」。

這個指責工作組的指示，很快被傳達下來。

省委、市委很機敏，不僅駐大學、中學、小學的文革工作組很快撤出，連派往工商企業的社教工作組也一併迅速撤了，工作隊的「戰果」全部封存「凍結」，不撤消也不辦理。

李隊長率工作隊撤出勝利攝影社時宣布：甘可旺、瞿凱旋、袁坤同三人的問題，一律不再批判，也不作處理，甘可旺則繼續參加黨支部工作，所整材料全部封存，待文化大革命運動後期再作結論。

我衷心為瞿凱旋、甘可旺他們慶幸，當然，也覺得袁坤同「走運」。

我想，瞿凱旋一定長長地舒了口氣，儘管受了這麼長時間的「嚇」，但畢竟有驚無險了。

斗轉星移，現在，當年21歲的瞿凱旋也過了知天命而到花甲的年齡，他如今已做了多年管轄國有勝利攝影社的市綜合商業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不過，他在三十多年前，則是壓根沒想過自己要奪「勝利」的權，現在的總經理位置，也仍然不是他想「奪」的，而是由上面發了文件正式任命的，並且他還是以中共黨委書記的身份兼任的那總經理，決非依據他父親的什麼股份才擔當此任的。他與勝利攝影社的命運之奇妙變化，真是應了「人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句俗語了。

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間發生的批「三家村」，抓小鄧拓、小吳晗、小廖沫沙的「上掛下聯」的整人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階段。

在這個階段挨整的人，省、市一級大都是些文化名人學術權威（如我省的歷史學家馬積高、羊春秋，湖南大學副校長魏東明等；前不久，四川省前文聯主席著名作家馬識途先生在他寫的一本書中，就詳細描述了他在這個階段時，如何被中共西南局打成「三家村」一類「黑幫分子」的情況）。而在城市的工廠、商業、企業和事業單位中，則大都是些所謂「歷史問題」，或「家庭出身不好」的普通幹部與群眾，如上述甘可旺、袁坤同、瞿凱旋這樣一大批人。如果不是因為前面所述毛澤東主席對駐學校文革工作組的不滿，而導致撤消所有以「工作組（隊）」名義專事政治運動的機構這件大事發生，瞿凱旋他們恐怕早就消失，而不會有今天的「瞿總經理」了。

從以後發生的事態表明，這次「上掛下聯」抓「小三家村」，顯然並不是毛澤東主席的部署，因為他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並不在這個方面。而在距此時僅四、五十天後的八月八日中共中央發表的「十六條」（即《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則專門有一條決定：《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就鮮明地表示了當時毛澤東對此類問題的態度。之所以發生這次短暫並且沒有結果的整人運動，看來完全是各省、市委及其下屬黨政機構組織，因對毛澤東與黨中央發動的文革運動目的尚不清楚時，自以為是地熟練地沿用了一九五七年「反右」之類的套路與做法所導致的，所以，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此事便以不了了之告終。

文革初期這次整人未果的階段性運動，給普通的群眾留下了「工作隊也會犯錯誤」和「被黨組織批判鬥爭的人，也會出現冤枉」的強烈概念。而在此以前，是誰也不敢這麼認為的。

順便要說的是，這些在批判所謂小「三家村」運動中莫名其妙便被批判鬥爭的受害者，隨著以後文革運動的發展，他們絕大部分都參加了驟然興起的造反派，其中，有不少人甚至還是造反派組織的發起人和領導者。

甘可旺、瞿凱旋日後也成為了造反派，並且是很堅定的成員。甘可旺雖然有著共產黨支部委員的身份，但這並沒妨礙他一心一意到造反組織中擔任負責人。

袁坤同，一則他有一個始終無法伸直腰的資本家「資方人員」的帽子蓋在頭上（這頂「資本家」的灰色帽子在整個文革期間都始終存在，雖說不算「反革命派」，但也輪不上做「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份），二則他年紀大，見識多，所以，即便他對社教工作隊與單位黨支部無端組織人批判他而深深不滿，但他始終也沒有去當造反派，雖然，他是同情造反派的。不過，儘管當時我只是隨潮流寫了他幾張大字報，但由於在心裏也同意了將他入「另冊」，因而日後對此也深感內疚，故後來在我當了革委會頭頭時，每每見到他時，我就主動喊他「袁老師」（本市照像行業對高級攝影師不叫「師傅」，而尊稱「老師」），以暗表我對他的歉意。

第二章　首先進行「造反」的是紅衛兵

一個受信任的「革命接班人」，後來卻做了一個造反派，為什麼？照講，文革中，我應該會參加保守派一方的。

歷史的發展錯綜複雜。其實，我逐漸偏向了「造反」，是對一些大學生紅衛兵因最初的造反活動而遭鎮壓的境況，有過一些目睹與同情後，才產生的。但是，很多最初有些「造反」行為的紅衛兵，後來並沒有成為造反派，而反而是去做了所謂「保守派」或逍遙派。所以說，文革中的「造反」，紅衛兵雖是率先的始作俑者，然而，他們卻並非就一定是長久的造反派。

所有的工作組都消失了，卻出現了「紅衛兵」。

紅衛兵都是由大學生和中學生組成。毛澤東主席致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通過各種途徑迅速傳遍了全國的學校。於是，從一九六六年八月起，像雨後的春笋一樣，忽地一下子冒出了成千成萬臂佩紅袖章的紅衛兵。

剛開始組建的紅衛兵，都要求成員家庭出身是屬於「紅五類」，即父親必須是工人，或貧農、下中農，或革命幹部，或革命軍人，否則不允許參加。因而，紅衛兵又成了一種地位的象徵，成了青年學生羨慕不已的對象。尤其，最初的紅衛兵組織的領導人，大都是黨政軍領導幹部的子女，他們身著父輩那兒弄來的無帽徽領章的綠軍裝，再佩上當時珍貴「的確涼」做的紅袖章，率領著浩浩蕩蕩的紅衛兵隊伍，在大街高唱「拿起筆桿作刀槍，齊心合力打黑幫」的歌曲遊行時，更令社會各界驚訝讚嘆。

長沙市的紅衛兵組織叫「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簡稱長保軍），中學生的長保軍司令，是解放軍省軍區一位副司令的兒子，大學生的「長保軍」總指揮則是湖南農學院的一位姓劉的女大學生。他們仿效軍隊組織，將每個學校的指揮機關都稱為「紅色政權保衛軍××學校軍分部」，總部則設在省政協大樓裏面。他們的來頭，他們的背景，以及他們勢不可擋的銳氣，使省政協的老頭們躲都躲不贏，哪裏還敢說個「不」字，因而一幢大樓便成了紅衛兵的司令部。這個「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有司令部、政治部、組織部、宣傳部、保衛部、動態部，甚至還有「作戰部」，各類辦公機構的牌子都掛起來了，儼如解放軍的一個軍區司令部。

紅衛兵在學校的活動，開始主要就是鬥老師、鬥校長、鬥所謂「資產階級權威」，抄老師、校長們的家，抄出身不好（即父母是國民黨時代的官員、軍官、地主、富農等所謂四類分子與資本家、右派分子等身份）的同學的家等等。

紅衛兵之所以在學校裏向老師，特別是向那些個人歷史上曾有過多多少少一點「政治問題」（如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或做過國民黨政權的職員等等）的老師「造反」開刀，實際是受到當時的中央政策的指使與鼓勵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尚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一次關於文革運動的會上，甚至也就明確地指示：「中學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主要是審查教職員隊伍」「中學教師要集中交待問題，像四清中公社開三級幹部會一樣」。當然，劉少奇講的審查方式與程序，並不是這種紅衛兵的造反形式，可是，只要有了「審查老師」這道旨意，由青年學生們組成的紅衛兵，便對自己的師長演出了一幕史無前例的慘絕人寰怵目驚心的大暴行，使成千成萬曾被譽為「辛勤培育祖國新一代的園丁」的老師們，慘遭批鬥、抄家、關押、刑罰，甚至迫害致死，無數的老師被逼得無家可歸，流離失所。

隨著文革的發展，最大的被打倒的對象，就是國家主席劉少奇。但是，在文革之初，也的確是劉少奇，卻試圖將文革納入原有的「反右派」與「社教」那種階級鬥爭模式，因而，文革之初的許多整人之責任，也就與他有些關聯。

從全國範圍看，北京的「八一」中學（一所學生大部分為高級幹部子女和軍隊領導子女的學校）紅衛兵及北京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和西安的紅衛兵「紅色恐怖隊」，他們迫害自己的老師的暴行，其程度是當時紅衛兵這類暴行中最為登峰造極的：紅衛兵可以任意批鬥每一個他們認為有問題的老師，動不動就是用軍用皮帶劈頭蓋腦的猛打，不少有所謂「政治問題」或家庭出身是地主、富農、國民黨政權官員的老師，被紅衛兵活活打死。西安「紅色恐怖隊」的紅衛兵甚至將一個老師淋上汽油活活燒死。相當多的老師則被紅衛兵集中關押囚禁在教室或雜房中，所謂「牛棚」一詞，即是此時由紅衛兵「創立」，當時是專指關押老師的場地，有所謂「問題」的老師，被紅衛兵視為「牛鬼蛇神」，囚禁老師的場地就被簡稱為「牛棚」了。

後來，這些紅衛兵的暴行還進一步延伸到了學校附近的街道，很多屬於所謂有「歷史問題」的居民，也被迫害致殘致死。據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日報》說，在一九六六年的八、九月間，僅在北京被打死的無辜者就達1，772人！

西安市紅衛兵「紅色恐怖隊」所進行的大量令人髮指的暴行，傳到了北京，傳到了周恩來總理那兒，歷來溫文爾雅的周恩來也不禁拍案而起，在幾次接見全國各地紅衛兵和群眾組織的代表時，都憤然宣佈：「西安『紅色恐怖隊』是一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動組織！必須予以取締！」

將一個由「紅五類」特別是革幹、軍幹子弟組成的、當時還未捲入派性鬥爭潮流的「老」紅衛兵組織，中央領導人宣佈定性其為「反動組織」的事，這在整個文革中，實屬罕見。由此可見西安「紅色恐怖隊」迫害老師的暴行是何等地殘忍和嚴重。

我當時已是一個工人，沒有處在那場慘劇的中心（學校）裏，但從我那些往日的同學、街鄰夥伴們的言談中，從幾個月後就被揭露出來的驚心動魄血淋淋的大量事實而寫成的大字報與傳單上，我深深地感受和體會到了紅衛兵那場「審查老師」風暴所具有的恐怖和慘烈。

長沙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也是最早成立的所謂「老」紅衛兵。

我有一天去自己原就學的市一中，與幾個尚在該校讀高中的老同學聚會。當我與王文烈、吳侯成等同學站在學校操場內等其他同學時，突然，由一個姓石的女紅衛兵帶著十幾名男生衝了過來，指著吳侯成吼道：「你這個狗崽子，今天跑到學校來幹什麼？！」吳的臉剎時變得雪白，他連忙小聲回答：「是我們初中同學⋯⋯」話還沒有說完，那女紅衛兵就指著吳厲聲說：「你他媽有什麼資格進一中的校門！」隨著，那幾名男紅衛兵迅即衝到吳的跟前，將他拖走，一頓拳打腳踢，打得吳侯成同學血流滿面。我見此情形，便欲上去制止，王文烈同學卻一把拖住我，並說：「他們都是軍區子弟，惹不得！他們經常打出身不好的同學，吳侯成家裏出身不好，在學校常受他們的欺壓。」王文烈雖也沒在一中讀書了，但因其父是一中的教工，也為所謂政治問題在挨整，故十分清楚「紅五類」紅衛兵欺壓老師與所謂「黑七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黑幫分子、資本家）家庭出身的同學這類踐踏人權的暴行。

我雖然也屬所謂「紅五類」子弟，但目前顯然鬥不過那幫佩著紅衛兵袖章的軍幹子弟，我的父親只是一個普通工人，此時又勢單力薄，因而只能忍氣吞聲憤怒地喊喊口號「要文鬥，不要武鬥！」並注視著事態的發展。

那幫「紅衛兵」大概還有什麼事去幹，當將吳侯成打得跪在地上後，便幾聲口哨揚長而去。我與王文烈趕緊跑過去扶起吳侯成同學，深懷歉意地詢問他的傷情。吳驚恐地對我們說：「這輩子我再也不到一中來了，這一中，已不是我們這些學生的了。」可見，那幫紅衛兵對他的傷害有多大。

長沙市紅衛兵殺向社會的頭幾件事，就是大破四舊，例如砸所謂「封、資、修」的店鋪、招牌（「封、資、修」一詞是當時流行的政治縮語，封，即指封建主義；資，指資本主義；修，指修正主義），勒令交通崗將紅燈改為允許通行，綠燈改為禁止通行，理由是紅色是最革命的顏色，怎麼紅色反而禁止人們前進呢？通令各飲食店、飯店，今後一律不給顧客端麵、粉、飯菜，而必須由顧客自己去端，因為在社會主義的飲食店、飯店中，人人應平等，顧客不能像資產階級一樣由服務員服侍，而應該自己勞動。再有，就是逐家進行檢查，敦促沒有在牆上用紅色油漆寫刷毛主席語錄的企業單位，必須馬上補寫製作，否則，你不革命，紅衛兵就開隊伍來造反。⋯⋯

我已不是中學生了，否則我也會是一個最初的紅衛兵，因為我的家庭出身，當時也是硬梆梆的。

勝利攝影社從抓小「三家村」的惡夢中脫出來後，人們來不及反思總結或品味前段的風浪，紅衛兵在大街上的橫掃運動，便將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了過去。每天上班議論的事就是紅衛兵，都說她將值得我們學習，說她們思想如何如何敏銳：省裏的《湖南日報》上一個什麼政治問題——頭版有一個毛主席頭像，而二版在那頭版毛主席像位置，卻正好印著「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修正主義」口號中的「打」字，這還了得！——別人都沒看出，而紅衛兵察覺了，馬上湧到報社去問罪，並迫使報社的社長、總編乖乖出來低頭認罪。或說她們有魄力，使我們勝利攝影社所處的廣場周邊，到處樹起了鮮紅的毛主席語錄碑等等。這一來，再沒有人議論甘可旺、瞿凱旋、袁坤同他們，大家也敢與他們三個人搭起話來了，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似的。康國珊書記見了甘可旺，居然也能笑著打起招呼來，對瞿凱旋的稱呼又由批判那陣充滿火藥味的「瞿凱旋！」硬梆梆三個字，改為平平的「小瞿」了。但每個人的心理，卻仍有條警戒線：李隊長不是說運動後期再給他們作結論嗎？誰知運動後期會有什麼結果呢？因此，誰也不敢安慰甘可旺他們，因而，最妙的方法，就是誰也不提前段的批判鬥爭。

我，當然也不敢在這件事上公開向瞿凱旋表示同情。

不過，在紅衛兵橫掃「四舊」的風潮中，勝利攝影社還是沒能保住自己的招牌。當砸招牌的學生們得知這「勝利」是資本家老闆取的店名後，不由分說，便衝進攝影社內，從二樓窗口處陽臺上，將招牌上「勝利」二個凸字砸得粉碎。當時我們攝影社內部對「勝利」這一招牌是否屬「四舊」之列，曾有過一番自發的議論，絕大多數職工（包括我自己）都認為這「勝利」是慶祝抗日勝利而取名，不應算「四舊」。然而，來砸招牌的紅衛兵氣勢洶洶地丟下一句話：「資本家取的店名，還不算『四舊』？！」卻又駁得我們啞口無言。「勝利」終究給砸了，改為了「人民」攝影社。

過了十二年，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一片「撥亂反正」的呼聲中，「人民」又走下了舞臺，「勝利」招牌重新登場，直至今天尚屹立於我們這座城市的中心。

一九六六年八月，公司屬下的機修廠擴大正需加強力量，公司就從各單位包括勝利攝影社調了一些人去。我喜歡那兒的車間，而很不願呆在這根本不像做了工人階級的照像館，覺得只有到那工廠，才更像一個工人，於是也要求調到那兒去，改當了一名機修鉗工學徒。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在文化大革命的編年史上，是很重要的。

八月五日，毛澤東發表了針對劉少奇等領導人的《砲打司令部》大字報；

八月八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並通過了《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決定》（即十六條）；

八月十日，毛澤東在北京的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向朝他歡呼的群眾發出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大革命進行到底。」；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接見一百萬紅衛兵；

八月卅一日，毛澤東再次在北京接見上百萬外赴京紅衛兵。

長沙市滿街都是操著不同地方口音的紅衛兵。各式各樣的傳單，隨著從全國各地來的紅衛兵，也都湧進了長沙市。牆壁上到處貼著「造反宣言」「××紅衛兵司令部通告」「一個革命的倡議」等等五花八門的傳單。

古今中外絕沒有的、史無前例的紅衛兵大串聯開始了。

不用上課，不用讀書，允許到全國任何地方去，坐火車、汽車、輪船一律免費，到處有政府指定設立的「紅衛兵接待站」，吃飯不要錢，需要零花錢，憑一個學生證或紅衛兵證件，即可隨時向接待站借到。北京，曾是一個談起來都會令人驕傲嚮往的地方，而現在，成千成萬的紅衛兵都輕而易舉地去了⋯⋯我有幾個過去的同學，他們在沒有帶一角錢的情況下，只揣著自己的學生證與紅衛兵證，借這史無前例的大串聯機會，花三個月時間，居然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國大陸各省，雖然路途上他們也累得夠嗆。

對此，我羨慕得要死，真後悔不該放棄已考上的中專學校而參加工作的，不然，我去那座中專學校報到，那現在不也可以穿上綠軍裝，佩上紅袖章，全國到處去看看嗎？真可惜，一步失誤千古恨！

不過，懊喪的心情並沒有多長時間，紅衛兵衝向社會的政治浪潮，一下子震動了長沙市。

八月中旬，威嚴的中共長沙市市委大門圍牆上，貼出了一幅巨大的橫幅標語：「堅決打倒三相信！」旁邊寫了注釋：「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組）」，還有一幅是「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署名的五個人都是以「長沙市十二中學共青團員」的名義，其中有一位，後來還成為了長沙市中學紅衛兵的一位造反司令。

居然反對相信共產黨的省委市委，還要「造反」，真是駭人聽聞！

一下子市委大院門口圍滿了人，先是觀看，然後就是悄悄的議論，再後就是互相之間的辯論。有人說：「這是反動標語！」「不相信省委市委，就是不相信黨！」還有些人則認為：「這是紅衛兵寫的，總會有什麼理由吧！」一批紅衛兵則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地演說，說「只有黨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黨，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省委市委，就是不能相信！」

我一下班，就擠到那兒去看，去聽人們之間的辯論，聽這一方，我覺得有道理；但聽那一方一講，也覺得沒有錯。我好恨自己水平低：怎麼我就分辨不出誰對誰錯呢？

一個北京來的紅衛兵演說的一句話，給我以很深刻的印象。那個紅衛兵操著一口很好聽的普通話說：「不管你是什麼人，不管你是哪一級黨委，我們只看你的言行是不是符合毛澤東思想，是不是符合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號召，就能決定是該相信你，還是該打倒你！」

這個北京紅衛兵的講話，可以說代表了從那時的紅衛兵運動到以後的造反運動中的一切激進分子的政治觀念。

我似乎也發現了分辨是非的鑰匙所在。

其實，當時覺得這個很有道理的是非標準，在後來的文革實際中竟不起什麼作用。因為，對立的各派、觀點不同的每一個人，在為自己辯護或指責對方時，誰都能搬出一些毛澤東主席在不同時期說的話或語錄，來作自己的武器，並用它去攻擊對方。所以，各派政治力量在文革中的大字報戰、大辯論、傳單戰等等「文攻」範疇內，沒有誰不是振振有詞，理直氣壯，因為誰都認為自己掌握了毛澤東思想，都認為真理是在自己手裏。故此，「符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這個檢驗是否革命派的理論尺子，在複雜曲折的文革中並沒有什麼效用。

不過，在文革之初，在以前那種一個小小的黨支部書記說的話，都被認為是「黨的指示」、都不容人民群眾有任何疑義、更不能有絲毫反對的觀念而普遍存在之時（順便說一下，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很多人致「罪」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條，往往就是因他有過冒犯黨的幹部的言論），現在，紅衛兵突然提出的「只有黨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黨！」與「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是判斷是否革命的標準！」的這個理念，實際對當時的人民群眾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影響。如果說，文革之前，每一個黨支部書記及擔任這個職務以上的黨的領導幹部，在普通的老百姓眼中，都具有「神」一般的絕對威嚴而不容冒犯，那麼，紅衛兵提出的這個新口號、新標準，就在觀念上幫助老百姓們，將原來視所有的黨的領導幹部們是「神」的那種地位，給予了徹底的摧毀，使人民群眾從那以後，心中只裝著毛澤東這個「真神」，而不再在心中參拜其他眾神，甚至還會視他們為應該打倒的「走資派」了。而到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進行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後，連毛澤東這位「真神」也被請下了神壇，恢復了「也會犯錯誤」的人的地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紅衛兵運動，在客觀上也曾起過一種思想解放的作用。

市委大院牆上的這幾幅標語轟動了整個長沙市以至全省，搞得每一個市民都來議論甚至互相辯論。

緊接著，八月十九日那天，湖南大學土木系二百多個大學生紅衛兵排著隊湧進了市委大院，就工作組問題找一個市委書記，要求接見和辯論。因為那個市委書記曾與駐大學的工作組有關。同時，大學生們還將很多寫有毛澤東語錄和中共中央關於文革運動的一個文件即「十六條」中的章節，用大字報形式，貼在了市委大院內外的牆上，說是「宣傳毛澤東思想」。

市委領導人慌了手腳，說是「右派學生要翻天了」，「會發生匈牙利事件了」，在向省委匯報後，除了動用公安人員暗中準備外，隨即又在一些工廠企業調集了幾千名工人，迅速組成了「工人赤衛隊」，來到市委大院內，意圖保衛市委。

可想而知，佩著「工人赤衛隊」紅袖章的工人和佩著「紅衛兵」袖章的大學生，雙方一接觸會發生什麼事。果然，工人和大學生的互相辯論，態度很快惡化、升溫，最終發生了工人毆打學生的事件，一批學生或輕或重挨了揍，並被轟出了市委大院。

對於大學生紅衛兵到市委去宣傳毛澤東思想與請市委書記接見，很多人都似乎覺得沒什麼錯誤，因為中央各種傳媒關於「紅衛兵是革命闖將」的輿論，早已被人們接受了。我當時也認為，用這麼多工人去對付僅只喊喊口號貼貼大字報的學生，實在是沒有道理。

接著，市委又向全市各工廠、商店、學校、機關發佈指示，指責發生在市委大院門口的事件是「右派學生企圖向黨進攻」的反革命事件，號召人們同右派學生作堅決的鬥爭。

於是，原來支持學生的工人、幹部，趕快緊閉了自己的嘴，剎時出現了「聲討右派學生」的一邊倒氣勢。在街頭，解釋宣傳市委大院事件的大學生遭到了不停的圍攻，甚至遭到一些工人的毆打。

為了加大反擊「右派」學生的輿論力度，省委與市委又在我市的集會場地東風廣場，召開了數萬人的辯論聲討大會，還安排三名頗有聲望的省級勞動模範到會上控訴「右派學生」的反革命行為。其實，這幾名勞動模範並沒有看見大學生做了什麼，因為他們當時都不在市委大院內，他們之所以要這樣來做控訴發言的事，實為服從省委、市委的指示。

正當人們在議論如何鬥爭「右派學生」，正當持不同意見的工人、幹部憤懣不平但又擔心自己的言行被人檢舉之時，幾天之後，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社論，如春雷巨響，一下子扭轉了風向。這份黨中央權威機關報在這篇觀點鮮明的社論，特地明確指出，有些地區黨政領導在「煽動少數工人農民鬥學生，來轉移鬥爭的目標。」還說「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決沒有好下場！」——十多天後，毛澤東於九月初在他的一個批示中，還專門就當時學生紅衛兵遭到鎮壓之事，點了長沙、西安、青島三個城市的名。

很快，成千成萬的大學生紅衛兵湧上了長沙市的街頭歡呼，高喊口號，擁護《人民日報》社論，慶祝自己的勝利。原來就支持學生觀點的工人、幹部也自發扛著紅旗，敲鑼打鼓上街遊行，並到湖南大學去慰問學生們。對此，市委不敢再有什麼鎮壓之舉了，聽任人們又重新湧到市委大院，甚至聽任人們高呼「改組長沙市委！」「罷王延春、萬達、章伯森（均是這次出頭指責大學生紅衛兵的省委書記或候補書記）的官！」的口號了；原來反對學生的人，看到黨中央是支持學生的，也成批成批轉到了同情學生的行列。

在中央的精神與下面成千成萬紅衛兵和市民的壓力之下，根據已在北京擔任中央常委的陶鑄的意見，中共中央中南局便決定，由省委真的作出了一個沒有前例的決定：基本接受群眾的要求，撤免前任市委書記的職務，重新任命了一個市委書記，同時真的改組了長沙市委的班子。

隨後，已於六月時上調中央宣傳部任常務副部長的原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又在八月底回到湖南，重新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這次是他自己向毛澤東要求回來的，他大概是看到自己上調僅僅兩個月，湖南在文革中就出了「八・一九」事件這樣的大亂子，心裏不安，於是主動向毛澤東請纓重回湖南主持工作，以親自領導好湖南的文革運動。一回到長沙，張平化立即前往湖南大學，向那裏的大學生紅衛兵們表示他支持「造反」的態度，而且，作為省委第一書記，他對「八・一九」事件與「三相信」問題，在造反派紅衛兵的大會上，都作了出人意外而類同造反派紅衛兵觀點的評價。

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中，詳細收錄了張平化的那次講話：

張平化說：「八・一九」事件的詳細情形我還調查得不夠，但從我所接觸到的材料來看，可以肯定，這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鎮壓學生革命運動的反革命性的事件。完全違反了黨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議，違反了十六條。挑動工人鬥學生，挑動學生鬥學生，其目的就是要鎮壓革命運動。這樣的事件是決不能容許的！除此之外，也還聽到了其它一些嚴重情況。比方有許多學校的同學們要到北京去，受到重重障礙。我接見過的一些同學，就敘述了他們來北京，經過了多少艱難困苦。想方設法把他們堵住、擋住，想方設法把他們追回去，使他們遇到了很多困難。這種對黨中央對毛主席封鎖的做法是非常惡劣的，是非常錯誤的！做這樣的事的人一定是自己心裏有鬼，見不得人，害怕人家上北京去告狀。你自己沒有鬼，你怕什麼？這樣的事不止一起，接二連三的發生。

張平化還說：另外，和「八・一九」事件相聯繫的所謂「三相信」這個口號，提出這樣的口號是完全錯誤的！特別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還提出這樣的口號，並且利用這個口號來鎮壓學生運動，這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反動的。我們知道我們要相信什麼？我們唯一的要相信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就是衡量一切是非的唯一的最高準繩。不管你是誰，你忠實的執行毛澤東思想，高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我們就擁護你，就相信你。如果你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反對你，打倒你。有些荒謬的說法：什麼「反對省委、反對市委、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這些說法是非常荒謬的。甚至有人反對黨支部書記，也叫反黨、反中央。黨的領導是什麼？就是毛澤東思想領導！一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一個共產黨的組織、共產黨員，一個普通群眾，沒有參加共產黨的組織，能夠很好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同樣也是實現了黨的領導。相反的你是黨員，是黨的組織，是黨的領導機關，你違反了毛澤東思想，就應當反對你。如果不反對你，我就反了黨；我反對你，才能實現黨的領導。我們把是非界限弄清楚了，我們就不會盲從，我們提倡組織性、紀律性，在毛澤東思想紅旗之下，有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這個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是建立在我們高度的革命自覺的這個基礎上。什麼是高度的革命自覺，就是要人的思想革命化。什麼是革命化的標準，還是毛澤東思想！

張平化書記還鄭重地對湖南大學的造反派紅衛兵說：我回來是兩個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請罪，請罪！向大家檢討，承認錯誤，並且希望大家揭發批判，幫助我改正錯誤。第二個任務，就是造反！就是要跟同學們，跟所有的師生員工們一起來造反。

張平化熱情洋溢的講話，贏得了與會的紅衛兵一次又一次的熱烈掌聲。

會場上，張平化甚至欣然佩上了大學造反派紅衛兵贈送給他的「紅衛兵」袖章。

張平化當時之所以會這樣評價湖南大學紅衛兵及其造反行動，自然是有當時的中央指示精神做背景。因為，甚至連剛調到北京而成為中央常委、中央第四號領導人的陶鑄，於「八・一九事件」後，他在接見湖南赴京的紅衛兵代表時，也說了：挑起「八・一九」事件，是代理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延春，因「怕」字當頭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造成的。湖南大學同學拿了幾桶漿糊到市委貼大字報是好事嘛！「八・一九」發生以後，中央認為王延春犯了嚴重錯誤⋯⋯

剛從北京返回湖南的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這種態度，不僅使聽到或看到這個講話內容的廣大紅衛兵學生與市民們感動萬分，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共產黨的書記對下面群眾表示出如此誠懇的態度，何況還是省委第一書記這麼大的領導幹部呢！當然，更也深深使人們感到，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可真是了不得：連省委書記都說要「造反」了！這文化大革命，可真是有些「革命」的火藥味了！

我當時從紅衛兵的傳單中看到張平化講話全文及有關情況的內容後，也非常震動！乖乖，連省委第一書記這麼大的幹部都能認錯作自我批評！這件事，真是不僅使人感動萬分，更讓人倍覺驚奇。

這個被稱之為「八・一九事件」的前後僅一個星期，但卻使長沙市的市民，感受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在街頭發生的第一次有反有覆的、而反差極大的氣氛。

我們公司的機修廠是一個小廠，只有一百五十多名職工，但也由一個叫楊金河的年輕復員軍人領頭，很快，幾乎全由青年人組成的一支三十多人的遊行隊伍，也上了街頭，呼喊著口號，舉著自製的標語，敲鑼打鼓，舉著紅旗，匯入了遊行的潮流。我們一直走到了湖南大學，向那兒的大學生紅衛兵遞交了一張用紅紙寫成大字報形式的「聲援書」，表示我們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接待我們的紅衛兵們一邊激動地不停地握我們的手，一邊不停地振臂高呼口號：「向工人階級學習⋯⋯」氣氛非常熱烈。

我扛著一面紅旗，又走在隊伍的前排，自然很是興奮、激動，看到自己同情的學生們，一下子就從被壓制的狀態中翻了過來，非常的高興，好似自己憋在心膛裏的氣也全吐了出來一樣。

對文革中的紅衛兵問題，現在國內外許多人實際存在有不少認識上的模糊與誤區，其中最大的誤解就是：以為文革中的紅衛兵，其產生、發展、蓬勃直到消亡的過程中始終是同一批人，並始終是同一種觀念與身份。

實際上，文革中的「紅衛兵」旗幟雖然飄揚了幾年，但在文革的不同階段中，「紅衛兵」的含義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此紅衛兵非彼紅衛兵的。

在文革中，紅衛兵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即：「老」紅衛兵時期，造反派紅衛兵時期，所謂「反軍」與「擁軍」的兩派紅衛兵時期，紅衛兵下鄉退出文革時期。

現在對紅衛兵問題認識常常有這樣幾個誤區：

第一個誤區是：將文革初期大破「四舊」的舉動與整肅批鬥迫害老師及其他文化人的暴行，都歸罪於整個「紅衛兵」隊伍。而實際上，文革初期的那些所作所為，僅僅只是被後來稱之為「老紅衛兵」的勢力幹的，而與在以後奮起「造」省委市委及學校黨委的「反」的紅衛兵並不相干。所謂「老紅衛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紅五類」子弟（即家庭出身為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的學生）為基本隊伍，以高幹軍幹子女為頭目的第一批紅衛兵組織。北京的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由原北京東城、西城紅衛兵糾察隊等組成，簡稱「聯動」），湖南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等，都屬於這一類。而以後崛起的造反派紅衛兵（如北京「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湖南的「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高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造反有理軍」等），則其組織構成已不注重家庭成份，其領導層也大多是平民子弟了。

「老紅衛兵」們大約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元月之前，便因「保爹保娘」（造反派紅衛兵這樣譏諷「老紅衛兵」），保省委市委，充當了文革期間首批保守派，而基本被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擊敗而瓦解，退出了文革歷史的舞臺。

「老紅衛兵」組織雖只表演了半年時間不到，但由於他們是中國紅衛兵運動的發起者（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二次接見的百萬紅衛兵中，基本是「老」紅衛兵），是首先提出「造反有理」口號的始作俑者，而同時又是文革初期那踐踏人權迫害文化人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紅衛兵」便被遠距離觀察中國文革情況的外國人與雖身處文革時期但被迫或主動置身於文革風暴之外的中國人，當成了中國文革期間紅衛兵的唯一形象。因此，現在的各種媒體無論用何種體裁，只要一講到紅衛兵，就都會將其形容為德國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團一樣的模樣，而這，恰恰是對歷史真相的誤解與曲解，以局部當成了全體。

第二個誤區則是：將紅衛兵都視為造反派，以為紅衛兵就都是造反派。

其實，紅衛兵組織在整個文革期間的不同階段，其構成與性質也是不相同的。

「造反有理」的口號雖說是以清華大學附中一批「老紅衛兵」率先喊出，在大破「四舊」中也的確顯示了一些造反派的作風，然而，「老紅衛兵」組織畢竟沒有真正做成造反派。就是首先給毛澤東寫信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首領彭小蒙與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佩上「紅衛兵」袖章的宋要武（原名宋彬彬，毛澤東親自給她改名為「要武」），他們最終也都反被烙上「保守派」的歷史印記而退出了紅衛兵舞臺。

隨著「老紅衛兵」們的敗退出局，受中央文革直接或間接支持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如首都三司、北航紅旗、上海紅革會、湖南「高司」、四川八・一五、湖北「三新」（新湖大、新華工、新華農）等紅衛兵造反組織則迅速崛起，又開始了一段新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風光。

在與以「老紅衛兵」組織為代表的「保守派」作鬥爭中，造反派紅衛兵是起了舉足輕重的大作用，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風暴時，以大、中學生為主體的造反派紅衛兵，便基本上是這股造反潮流的先鋒力量，這個時期政治行動的中心，常常是由造反派紅衛兵集聚。

但是，隨著一九六七年所謂「二月逆流」的到來，造反派紅衛兵也開始了分裂。分裂為所謂「擁軍派」與「反軍派」。

出現這種分裂的原因與催化劑有二個方面：

（一）是工人造反派勢力日趨強大，以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一統天下的局面不僅不復存在，而且必然退居次要，工人階級的力量也必然是將上升為第一位置；但已領略「中心」風光的部分造反派紅衛兵頭頭，卻試圖抗拒這種現實的轉變，進而發展到與工人造反派的對立。

（二）由於軍隊的介入。中央讓各地軍隊介入地方支持左派，但誰是「左派」卻又沒有嚴格標準，對於已都打著造反旗號的（那時已沒有人敢自稱是「保守派」了）群眾組織，各地軍隊便只好按軍人的標準（守紀律），來選擇和支持一些他們認為是「左派」的造反派組織，這樣，面臨被選擇命運的造反派隊伍，發生分裂便是必然了。

一般來講，青年學生紅衛兵較易得到軍隊的青睞，因為學生紅衛兵，就意味著單純、可靠（不會有歷史問題）。故此，在這場分裂中，相當多的造反派紅衛兵倒向了「擁軍派」陣營（如湖南「高司」，重慶大學八・一五等）。而另外一些造反派紅衛兵因種種原因，使他們依然站在了與工人造反派組織一起，哪怕地位已降為次要。（如湖北的「三新」即新湖大、新華工、新華農；湖南的井岡山紅衛兵，高校風雷紅衛兵；四川的「反到底」紅衛兵等）。

所謂「反軍派」，也並不就是籠統的反對軍隊的造反派，而一般只是反對地方軍區對自己進行壓制的造反派，這些造反派後來一般與奉中央命令支持造反派的野戰軍部隊結成了聯盟。實際上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不論有沒有中央明確指示，各地軍隊也大都分為了兩派，而這派別的性質就是介入地方支持造反派運動之後，受地方影響而各不相同的。

在這個階段，有相當部分的大、中學生紅衛兵站到了以工人造反派為主體的所謂「反軍派」一邊，反對馬上穩定政局，而支持繼續造反。

第三個誤區，即是將「紅衛兵」這個概念與「造反派」的概念等同起來。

文革的造反運動之火，應該說確是紅衛兵點燃起來的，紅衛兵是文革造反的始作俑者。但做造反派的不僅僅是紅衛兵，而且包括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工人、農民、醫生、教師、機關、幹部、學生甚至包括一部分軍人，其中尤以工人人數為最多。而以大、中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則僅僅是造反派的一部分。

文革自一九六六起至一九七六年止，前後達十年之久，而紅衛兵在這個舞臺上的演出，卻僅僅二年半時間，即從毛澤東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寫信，表示支持紅衛兵「對反動派造反有理」之始，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的指示後，作為紅衛兵的大中學生們便退出了政治鬥爭，而幾乎全部被動員去了農村與農場，從那以後，「紅衛兵」就不復存在了，而另一種身份「知青」（即「下鄉知識青年」），便取代「紅衛兵」桂冠而被戴到了青年學生的頭上。

紅衛兵退出去了，在其後的七年多時間，文革卻並未停止，造反派的活動更沒有熄滅，只是造反派的隊伍中從此少了「紅衛兵」即青年學生這股力量了。到了文革末期的一九七五冬至一九七六年夏，「四人幫」及遲群、謝靜宜等人又一次啟動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作為他們的政治鬥爭工具，發動兩校的大學生們寫貼了不少大字報，去「反擊右傾翻案風」，去批判鄧小平，似乎想重新祭起「紅衛兵」的造反精神。然而，歷史已不會倒回去了，此時的大學生們也遠非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如果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運動還多少帶有很多理想與自發的成份，那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大學學生們所寫所貼大字報的舉動，則已有著幾近百分之百的官方指令色彩，已根本不能與當年的意氣風發的紅衛兵運動相提並論了。

第三章　學徒工成為了造反派頭頭

十幾歲就做了單位造反組織的頭頭，還領著幾百工人跟你一道「造反」？這事，現在聽來好像是故事而不是歷史！憑什麼人家會相信你這個毛頭小子？！憑什麼老工人也會跟著你鬧「造反」？

其實，開初誰想做什麼「頭頭」啊！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一下就成了什麼「頭頭」。也許是應著了那句「時勢造」什麼的話吧！我不是什麼人物，但那被形勢推著走的味道，算是嘗過了。另外，對被無端打成「右派」的同事的同情，則是被捲入造反浪潮的一個具體導因。

《人民日報》八・二三社論與長沙市大學生造反派紅衛兵的示威，終於導致了省委作出決定：改組長沙市市委，撤免市委書記和市長的職務。

這個結果致使紅衛兵以及支持同情他們的人民群眾異常高興，連續幾天不斷的遊行慶祝，像過節一樣。遊行的隊伍很多都遊到湖南大學校園駐地，向湖南大學的紅衛兵表示祝賀，鑼鼓聲、鞭砲聲也響個不絕。批判原市委的大字報也如春笋一般湧了出來，貼滿了市委大院的外圍牆。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原市政府的一個警衛員所寫的題為「奔命記」的大字報，揭露了「八・一九」大學生紅衛兵湧進市委後，害怕發生長沙市「匈牙利事件」的市委要人們，是如何倉惶出逃，離開市委大院躲到鄉下去的事情。這份大字報很快被印成鉛字傳單，廣為張貼，以此表示對原市委領導人的鄙視和批判。

湖南大學的紅衛兵成了不少長沙市民心目中的英雄，整個大學的紅衛兵也成了相當多長沙市人崇敬的對象。然而，原已建立並由高幹子弟為首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卻持相反立場，他們認為湖南大學紅衛兵的行為是「右派翻天」，改組長沙市市委，撤免市委領導人的決定是不公平的。這樣，紅衛兵隊伍開始分化了。在「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以外，又成立了一批新的紅衛兵組織，以支持湖南大學紅衛兵的「革命運動」。從這個時候，即出現了具體的派別觀點後，所有新成立的紅衛兵，除了對擔任其主要領導人的人要求家庭出身好，以防對立派抓辮子外，對一般參加紅衛兵或造反派組織的人，家庭出身好與否，已不再是先決條件了。於是，一大批對佩紅衛兵袖章羨慕得要死，卻始終只能畏畏縮縮站立在紅衛兵組織之外的學生，很快都成為了紅衛兵的積極分子。連對家庭出身要求最嚴（不是紅五類子弟不要）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此後也不得不敞開大門，讓那些出身不屬「紅五類」子弟的學生，以所謂「紅戰友」的名義進入自己的隊伍。

所謂「紅五類」子弟，即其父親是革命幹部、解放軍軍官、工人、貧農下中農和四九年前的城市貧民這五類「無產階級陣營」的某一類成員。

在不少長沙市民們沉浸在節日般的歡樂，或新奇的氣氛之時，在各級黨的組織負責人對時局莫名其妙、手足無措之際，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卻突然於九月二十四日作了一個著名的報告。報告的主題用詞，是從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天安門對百萬受檢閱的紅衛兵時講話中借來的：「一小撮牛鬼蛇神妄圖砲打我們無產階級的司令部」。至今也弄不懂當時林彪為何講了一段這樣與毛澤東「放手發動群眾」戰略相違的話，也許他是為了體現同時注意兩個方面的辯證法，或是就北京發生某些砲打中共中央的大字報而言。但這個方面的精神很符合黨的各級領導人揣摸文化大革命運動大概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的想法，於是，短時間內，在全國範圍內，不同程度地開始了在下層群眾中抓「右派」、抓「黑鬼」的政治運動。

長達十年的文革，實際是由一連串不同內容、不同對象的、曲折複雜的「小」政治運動組成，不瞭解這一點的人，就不可能真正瞭解中國大陸的那場「文化大革命」。

從省會長沙市開始，全省在省委第一書記九月二十四日的報告之後，工廠、機關、公社、學校等等各單位便開始了轟轟烈烈地抓「右派」、抓「黑鬼」的行動。省委第一書記在佈置抓「右派」工作的全省地委書記會議上，用洋洋自得的口吻說：「前段是引蛇出洞，現在蛇已出洞，是打蛇的時候了！」「當前要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經驗和名詞，而且還準備套用一九五七年的作法。至於對自己在不到一個月之前向大學生紅衛兵所說的「請罪」、「造反」那態度，則輕描淡寫的解釋為是一種策略了。

省委第二書記更就如何抓「右派」作了仔細的部署：

一、放手發動群眾，集中力量，打擊「右派」分子；

二、開展大辯論，從政治思想上把敵人壓倒；

三、分清主次，分清前臺後臺，先抓主要的，先抓後臺的；

四、這個運動搞三個月；

五、大中學校主要是把矛頭對準本單位。

還說：「有多少右派，就抓多少，不受框框限制。」

頓時，風向又變過去了，僅僅相隔一個月時間，湖南大學紅衛兵到市委大院去聲討的「八・一九事件」，又從「革命行動」變成了「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凡是在那場風波中有過支持、同情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工人、幹部以至農民，都是應抓的「右派」或「黑鬼」。

在這裏，「黑鬼」一詞並不是官方文件的語言，而是人們從前段批判「三家村」時的所謂「黑幫分子」一詞延引過來的，它只具有民間性質。但「黑幫」一詞則是官方媒體的正式用語，而對「右派」的稱呼，更是這次省委書記們的報告或指示的明確定義。

成千上萬的「右派」、「黑鬼」被各自所在的單位揪出來了，或被批判，或責令寫檢討，以決定如何最後處置，或被企業機關等單位非法禁閉「停職反省」，甚至有的很快被投入監獄。

擁有數千工人的一家國營大電機廠，它的黨委宣傳部長被宣佈為全省的「第一號右派」，然後被關進禁閉室。一個月以前曾寫了揭露市委領導人出逃內容「奔命記」大字報的市政府警衛員，被關進了監獄，另一位執筆者則在被批鬥中自殺身亡。

每一個單位都有人表示過對湖南大學紅衛兵的支持或同情，因而每一個單位都有「右派」可抓。加上前段批「三家村」時所「抓」定的「小鄧拓」「小三家村」一類的名單中的部分人，「右派」數目迅速膨脹。

各個單位的黨組織領導人，終於慶幸自己沒有被前段「造反」的熱潮弄昏頭，一句「引蛇出洞」使他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前段為什麼會出現那局面，於是，胸有成竹，駕輕就熟地執行省委指示，在本單位大抓起「右派」來。

然而，抓「右派」卻不會抓到紅衛兵頭上。支持、同情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工人、幹部、農民成了「右派」，湖南大學紅衛兵卻安然無恙。因為中央早有指示，在《十六條》（即《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亦有明確規定：「即使是真正右派學生，也要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後期才能酌情處理」。現在還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之中，紅衛兵學生擁有被赦免權。所以，即使興高采烈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貼出「擁護九・二四報告」和「強烈要求懲罰」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大字報，省委、市委仍然沒去動一動湖南大學紅衛兵及其紅衛兵盟友。

我們廠裏在一、二天之內，很快貼滿了大字報，帶頭領著人上街遊行的楊金河，自然是第一個靶子。另外還有三、四個人也是被攻擊的對象，其中包括年已五十歲的副廠長，因為他曾公開表示過同情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八・一九」行動；還有一個姓潘的老工人，也因上街遊了行。遊行中的老工人不多，在單位領導人的心目中，年輕人犯錯誤情有可原，但年紀大的人參加遊行，則肯定動機是「不可告人」。

大字報的內容無非是「支持了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再就是數落你自出生以來的每一句可以抓到毛病的話、每一件可以演繹解釋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事。楊金河除了被扣上一大堆「反革命」罪名外，還有一條是這樣批判他的：楊有次對旁人指著大街行駛的一輛「紅旗」轎車說，坐一坐這種車子，那一定是很舒服的。於是，這句話這件事，被說成是楊早有「妄圖奪權想當中央領導人的政治野心」，因為「紅旗」小轎車只有黨和政府高級領導人才可以坐，楊羨慕想坐這種車子，那不是有政治野心又是什麼呢？等等。整個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大字報，不論是哪一派寫的，一開始，就是這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演繹批判模式，直到文革結束。這種模式肯定不是文革特有的，至於起源於何時，不清楚。但現在已可以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中那些被打成為一個右派分子的「定案材料」，也都是出自這樣同一個轍式。

我對這突來的風暴，很有些緊張，因這次面臨的大字報風暴與我在勝利攝影社那次是截然不同了。那次我在革命的進攻者隊伍之中，而這次，我卻是已被扣上「反革命」「右派」罪名的受攻擊者的盟友了。幸好，因我是剛調來此不久，人們並不很熟悉我，況且只不過扛了扛紅旗，還不是領頭人，只有三十幾分之一的份，沒有大字報會涉及到我。但，我卻很為楊金河等人擔憂，因為我平時對當過解放軍的人很崇敬，楊是一個從部隊復員不久的青年人，為人隨和熱心，字寫得漂亮，還有不錯的口才。他長我幾歲，況且是屬於「師傅」之列，卻對我這個學徒工從無輕視之舉。所以，我極不想看到他倒霉，而是希望他能碰上瞿凱旋那樣的好運，雖然大字報批判了一陣，但最後卻能安然無恙。實際上果然如此，後來，在距此還不到一個月之時，中央真的又來了新的「緊急指示」，致使楊金河等人平安無事，雖然單位黨組織已決定將楊金河定為了「右派分子」。

然而，在當時，一個年輕人在本來滿腔熱血之際，卻突然遭遇能使他「下地獄」的命運打擊，並且他還有口莫辯，一下子也被孤立起來，沒有人再敢同他像平日一樣熱熱鬧鬧的或開玩笑或互相說什麼了，加上還有幾位原一起商量去湖南大學搞聲援的同事，也被迫寫了揭發他的「反動言行」的大字報，等等這一切，頓時使楊金河對人生失去了信心。一想到自己這一輩子將要戴著「右派」帽子、成為一個任何人都可以蔑視自己、欺侮自己的「人下人」時，楊金河就深覺不寒而慄。在廠裏抓「右派」運動進行高潮之際，一天，他獨自一人去了城外那風景秀麗的岳麓山。

「我本想最後一次看看岳麓山的名勝，然後，跳湘江河自殺。每當我想到自己今後將會像『四類分子』一樣生活，我就沒有了再活下去的勇氣。」楊金河後來幾次對我講了那一段令他深感恐怖的日子。

為何他卻又終於沒有走至絕路呢？

「是『愛晚亭』救了我，或者說是『愛晚亭』的歷史喚醒了我！我想，毛主席他們當年在這裏學習時，也就是像我這般年齡，區區幾個青年人卻敢有一種『改造中國與世界』的豪情和勇氣。我的人生也才開始，我為何要去自己死呢？」楊金河這樣反省了自己，因而也由此挽救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當年，地處我們這座城市郊外的岳麓山及屹立於山腰的「愛晚亭」，不僅風景秀麗迷人，不僅因有唐代詩人所遺下的名句「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可以吸引歷代文人騷客來欣賞，更由於毛澤東等人曾在年輕時常聚於此處讀書、討論、交流思想，留下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革命浪漫故事，便使這兒長時期成為了年輕人極其崇拜的精神「聖地」。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那一天，這「聖地」也就解救了楊金河這樣一個正直、無辜的青年，因而，使他還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演出很多可歌可泣的悲壯故事。

大學的紅衛兵雖然沒被劃入被鬥爭批判的「右派」行列，但他們卻並不只自顧自保，而是組織了向中央反映報告湖南省抓右派抓黑鬼運動情況的活動，甚至弄到了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九・二四報告」的錄音，送往了中央文革小組，並且抨擊了這個報告及這個報告帶來的整人運動。一些工廠、機關的被劃入「右派」黑名單的工人、幹部，在大學生紅衛兵的幫助下，也冒著被捕被抓的危險，一批批溜到了北京，配合大學生紅衛兵，將一疊疊申訴材料送給了中央文化革命接待站。

無疑，這樣大規模的整基層群眾的做法，不符合毛澤東主席當時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構想。顯然，各省的領導人再一次誤會了文化革命的意義，因而也又一次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做法。於是，很快，十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個為這些被鬥被批的「右派」分子平反的「緊急指示」文件。於是，一場以名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群眾運動高潮，迅速被掀起來了。所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開始，主要是清算各級黨政部門領導人在前段文革運動中，以「右派」、「反革命」等罪名，打擊了那些反對過他們的群眾與幹部之錯誤。之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含義，則更被擴展視為官僚主義者對群眾與基層幹部的所有不當行為。

十月十二日，省委第一書記發表了一份檢討，宣佈他在九月二十四日所作的報告內容作廢，並決定停止抓「右派」的鬥爭，而且要求給被鬥的人恢復名譽，全部銷毀這次整人時搞的一切材料。

這份檢討不僅作為文件傳達到全省各級黨組織和政府、企業單位，而且還被紅衛兵印成傳單，在長沙市全城廣為張貼。

對於這個突然而至的好消息，在長沙市產生的震動，在表面看，遠遠不及前段《人民日報》八・二三社論那樣，令人歡欣鼓舞，除了造反的紅衛兵在街頭刷了無數大字報和標語，以示慶賀中央「緊急指示」的到來和聲討省委第一書記的「九・二四報告」外，再沒有如潮般的遊行隊伍，沒有紅旗，沒有鑼鼓。而實際上，企業機關的工人、幹部，對省委書記的九月報告仍心有餘悸，「引蛇出洞」這句名言陰魂遠未消散。因而，人們除了慶幸之外，基本不敢有什麼動作。企業、機關的黨組織負責人，對於銷毀前段整理的整人項目材料和宣佈給被鬥被批的人平反這些工作，一般都很勉強，有的乾脆就不予銷毀材料，甚至不予宣佈給人平反，僅僅只是停止了整人的鬥爭而已。在這些黨組織負責人的心目中，實際也仍認為目前恐怕又仍還是「引蛇出洞」，前段鬥爭大概又是時間搞早了一點而已，鬥爭的性質並沒有改變。

廠黨支部書記蘇中原，由二名黨支部委員陪同，在他的辦公室，分別召見了楊金河等人，向他們宣佈了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然後說：「你的問題不再搞了」。至於被整的材料，告訴他們：「黨支部會清理後銷毀的」。

整個平反過程就是在黨支部辦公室，並沒有召開全廠職工大會來予以公開宣佈，雖然批鬥他們時，曾動員了全廠職工上陣寫大字報。

楊金河等人一方面很高興黨支部為他們平反，但心裏卻始終有一個陰影，因為從黨支部那沒有熱情的平反中，他們總感到心裏不踏實，害怕在某一天，又將自己投入到九月下旬那段恐怖的日子裏。要知道，一旦成為了「右派分子」，那自己這一輩子就算完了，一輩子將永遠像那些四類分子（從前的地主和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樣低著頭過日子。廠裏原有二個四類分子，一直就是戰戰兢兢的工作和生活，文革以來，不但被勒令必須佩一個用墨寫上「四類分子」的白袖章，而且每天一清早，廠裏的幾個廁所他們都必須在工人上班前打掃乾淨，他們每次外出或回家，都必須報告廠裏的保衛人員，而保衛人員憑他個人的情緒好惡，則完全可以隨心所欲的批准或不同意。這二個四類分子，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但廠裏哪怕是一個小學徒工，若不高興，就可以無緣無故臭罵他們一頓，甚至扇他幾耳光，他們也只能自認倒霉，根本不敢爭辯。這二個人，真是可憐得很，但誰也不敢公開對他們表示同情。楊金河多次對我說，一想到自己有可能也跌入那兩個四類分子行列，心裏就充滿了恐怖。所以儘管已平了反，但楊金河的心情依然非常沉重。我多次安慰他，勸他樂觀些，然而，他卻再也沒有了往日雄辯的口才，那枝能寫出漂亮文章的筆也不敢再拿，唯恐惹出新麻煩。他對我說：你如果處在我的地位，你就知道為什麼樂觀不起來。

極其年輕的我，在當時確實還體會不到那政治壓迫的滋味，因我家庭出身好，自己也從未被政治上攻擊過。

長沙市的工人造反運動，卻在這股陰雲下，悄悄地滋生和發展起來。

點燃這個火的，是北京來的造反派紅衛兵，即著名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和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北航紅旗」）的紅衛兵，他們在省民政廳大院內設立了一個專門從事「煽風點火」的機構——「首都三司」、「北航紅旗」駐長沙市聯絡站。他們與湖南大學等湖南各高等院校紅衛兵一道，深入工廠機關進行宣傳，將北京文化革命的最新動態向工人們傳播，由於他們的組織與中央文革小組有直接聯繫，因而很多所謂「小道消息」即報刊上不刊載的情況，都通過他們傳了下來。這些北京紅衛兵擁有特殊的背景（獲得中央文革的支持），他們中又有很多能說會道、氣宇軒昂的幹才，因而，在湖南省長沙市各單位，尤其是黨政部門的領導，對他們都有幾分畏怯，唯恐他們來自己單位造反。

現在人們談及到「紅衛兵」時，總將紅衛兵歸入造反者的行列，甚至還以為紅衛兵就是造反派，造反派就是紅衛兵。其實，紅衛兵只有在「破四舊」時、在學校鬥校長、鬥老師時，才是一致的，而一旦殺向社會捲入具體的政治觀點時，紅衛兵就不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的概念了。北京的紅衛兵是如此，所以，才會有所謂紅衛兵的「第一司令部」與「第二司令部」以及「第三司令部」，這樣一些並非數字序列區別而是表示政治主張不同甚至相反的不同組織。在湖南省長沙市，最開始成立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保軍」）紅衛兵，由於是站在保衛省、市委的立場上，因而，以湖南大學造反學生為代表的紅衛兵，則另起爐灶，在十月份成立了「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高司）以示造反，並馬上投入到批判省、市委的鬥爭中。隨即中學裏面的一些紅衛兵，也豎起了與「紅保軍」對立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造反有理軍」組織的旗幟，加入到「高司」的陣營。

在北京紅衛兵和「高司」紅衛兵的鼓舞與幫助下，長沙市工人中那些前段被打成「右派」的人，聚集在一起，也成立了跨行業、跨單位的造反組織。這些造反組織成立的最初目的，大都是為了使他們這些被打成「右派」的工人、幹部能擰成一股繩，互相支持，迫使自己單位的領導人（時被稱為「當權派」，當時是一種中性名詞，並無傾向性）真正銷毀原來所整的所謂「右派分子」材料和公開的宣佈給被錯整的人平反。隨著文化革命運動的發展，這些被動地被推上政治舞臺的工人造反組織逐漸壯大，並慢慢成為了左右文化大革命運動形勢的重要力量。

長沙市先後出現了「東方紅總部」、「湘江風雷挺進縱隊」、「國際紅衛軍」等工人造反組織，他們吸引了眾多的年輕人。工廠企業的青年人，早就盼望也像紅衛兵那樣，佩帶一個紅袖章到社會上去「抖一抖」，現在機會出現了。

在我們機修廠，我是第一個佩上造反派袖章的人，參加了一個自稱為「國際紅衛軍」、以工人為主體的造反組織。

有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份「國際紅衛軍工人總部」的成立宣言，對其經過一番研究思考後，就跑到設在省總工會幹校的「國際紅衛軍」組織那兒，要求參加。

「你當不當造反派？你造不造反？」一個大學生模樣的人接待我，問。

「造⋯⋯什麼反？」我有些遲疑。

「造反，就是造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人和事情的反！不管是誰，資格有多老，權力有多大，只要他違背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就要造他的反！」大學生慷慨激昂地向我作宣傳。

「那我也造反！」我肯定的答覆他。

「現在首要的造反任務，就是幫助那些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工人兄弟，向他們單位的當權派造反，幫助他們將那些整人的黑材料弄出來，燒毀，真正銷毀，不讓當權派留著秋後算帳。」大學生繼續說，「你敢不敢去？」

一想起我們廠裏冤枉被整的楊金河那幾個人，我頓時激奮起來，一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情感佔據了胸膛：我願第一個去！

我馬上被接受為一名「國際紅衛軍」戰士。

這個名為「國際」的造反組織並非真是什麼國際組織，而只是幾個北京與湖南的紅衛兵試圖讓紅衛兵運動衝向世界的異想天開，誰知這個天方夜談般的主意，居然得到不少青年人的響應，一下子在全國各地都有人豎起了「國際紅衛軍」的旗幟，尤其在我們這座城市裏，竟很快發展為一個擁有數萬人的主要大造反組織。開初，甚至還真有兩名在一家大國營工廠實習的新西蘭女青年也參加了這「國際紅衛軍」，還讓她倆跟著去造了幾天反，只到後來不久中央來了文件明確指示，不能讓外國人參加造反組織，「國際紅衛軍」負責人才將那兩名新西蘭女青年勸退。

我佩著「國際紅衛軍」紅袖章大搖大擺走到了廠裏，同事們都用好奇新鮮的眼光看著我，並且圍著我問長問短，我則趁機將從「國際紅衛兵」那個大學生處聽來的道理，一一又販給同事們聽。

「過幾天，我們組織會派人來，要蘇書記交出整了楊金河他們的黑材料呢！」我還自感氣宇軒昂並自作主張的宣佈。

將黨支部整的材料稱為「黑材料」？還會來人要找蘇書記！

同事們都很吃驚，也有的眼中露出很佩服的神色。

我一個人還不敢去找蘇書記，我只首先找了楊金河和那個姓潘的老工人，勸說他們造反。有造反組織為他們撐腰，解救他們，楊、潘兩人非常高興，叫我帶他們去那「國際紅衛軍」總部，經我介紹，他們馬上也被批准加入，並馬上領來了紅袖章。

這一來，十來個青年工人也紛紛找到我，要求介紹他們參加，能夠佩上「紅袖章」，實在是當時我們年輕人追求的時髦。我自然都高高興興地滿足了他們的願望，並組織了一個小分隊，「國際紅衛軍」的一個頭頭便委任我為我們單位小分隊的負責人。實際上不用委任，廠裏這些同事都已公推了我為頭了，雖然我只有十七歲，還是學徒工，但因我家庭出身硬梆梆的好，又有文化（那時廠裏青年人大都只是小學文化，而我是長沙市重點中學的初中畢業生），尤其是他們認為我敢說敢幹，所以，連楊金河都心悅誠服而懇切地推舉我這個比他小六、七歲的小青年當隊長。

正當我們得意揚揚，商量著如何請「國際紅衛軍」總部支持，擬在某天去找黨支部蘇書記，施加壓力，迫使他交出廠黨支部所整楊金河等人的「黑材料」之時，廠裏原負責批判楊金河等人的「項目辦公室」的兩個人，居然也佩著紅袖章在廠裏出現了。他們參加的是「工人赤衛隊」，一個由市委支持指示成立的工人社會組織。面對這個情況，我們感到，如果不儘快借助社會上的造反力量，那我們將無法幫楊金河等人討回所整他們的「黑材料」。但我去「國際紅衛軍」總部求援時，發現總部要實施的「搶黑材料」行動計劃太多，因為每個單位挨整的「右派」都希望趕快幫助自己。看來，我們這個小廠一時還排不上號。

這時，一個青年人到廠裏找了我，他建議我參加他所在的另一個工人造反組織「湘江風雷」。這個青年叫鍾有新，年僅二十四歲，其貌不揚，但當時他在我的心目中，卻是一個了不起的老大哥。他是一家國營洗染店的漂洗工人，與我同屬一個公司系統。他告訴我，他也是省委第一書記「九・二四報告」的受害者，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現在中央有指示要給這些人平反，但他那個商店黨支部的負責人，絲毫沒有替他平反的意思，還威脅他「不要亂說亂動」。他便揭竿而起，在一個姓朱的大學生紅衛兵的幫助下，參加了剛成立不久的「湘江風雷」造反組織，並成功地在幾個商店內建立了五個人組成的小支隊。而且，他接受那個大學生紅衛兵的忠告，決定將全公司被打成「右派」「黑鬼」的人和造反觀點的人，都統一組織起來。「人多力量大！」那朱姓大學生告訴他說，然後再集中力量，向本單位當權派們索討「黑材料」。

那個姓朱的大學生紅衛兵，後來成為了中央指定的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領導成員之一，曾一度也是湖南文革運動的名人。可是，他雖然在組織造反隊伍一事上幫助啟發了鍾有新，然而，遺憾的是，在那個文革階段中，他最終卻沒能在自己所在的大學高校範圍內，在自己的同學中間，建立與發展起自己的強大組織力量，團結大多數大學生，而始終只能在學校內做一個造反的少數派紅衛兵「司令」。由此也可見，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確存在有很大的差距。自己懂了並還能以此教育他人的道理，有時，自己卻並不一定就能很好地做到它，實行它。

我當即接受了鍾有新的建議，決定改而參加他領導的「湘江風雷紅色支隊」，並表示接受他的領導。鍾則建議「紅色支隊」應由我來當隊長，因為我的父親是眾所周知的中共老黨員，而他的父親卻是一個小商人，說由我當隊長，對外更容易吸收人員參加，「紅色支隊」也不怕別人抓辮子攻擊為「階級異己分子的組織」。但我說服了他，因為，他的魄力、見識、辦事能力顯而易見地比我強多了。我同意擔任支隊的唯一的副隊長，並組成了一個有五名成員的支隊委員會：一個理髮店的小夥子小羅擔任對外聯絡委員，一個旅社的青年工人小李擔任宣傳委員，另外一家冷飲店的一個姓易的老工人，則被鍾有新任命為支隊的組織委員，因為老易不僅熱情高幹勁大，而且對全公司的人員情況略知一二，有利於我們組織的發展。

我與鍾有新一塊努力，很快在全公司每個基層單位都建立了「湘江風雷」的小分隊，統一由「紅色支隊」領導，不到一個月，便已擁有一百多名成員，並在一個洗染店的樓上設立了專業性的支隊辦公室。我們廠的「國際紅衛軍」小分隊便改組為「湘江風雷」的小分隊，我請楊金河與另一個青工侯川江分任正副隊長。

一個僅僅十七歲的小青年，還是一個小徒工，偏偏就有人相信你，擁護你當他們的領導人，這不是我個人有什麼能耐，而實在是當時文革的特殊形勢所造就。當時那些領導上萬人的紅衛兵司令們，大都也就十八、九歲，或二十來歲的中學生和大學生。

此時，社會上參加造反組織的人越來越多，向各單位領導用強硬手段索取「黑材料」的事，便時有發生。

經過我們一番秘密策劃，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夜裏，鍾有新和我帶領公司「湘江風雷」各小分隊共一百多人，分別衝進公司下屬一些單位黨支部辦公室，一下子將所有辦公室內的桌、櫃、屜統統用蓋有「湘江風雷紅色支隊」大印的封條貼死，並宣佈：如果這些黨支部不派專人與我們紅色支隊協商，共同清理、銷毀和退還各類「黑材料」，那麼誰也不准打開抽屜、櫃子，否則，我們將採取現在不透露內容的「革命行動」！當時，「造反」之火已漸成燎原之勢。中央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已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熱朝，批判「走資派」如何鎮壓革命群眾的文章大字報，一篇接一篇。報刊上、電臺中和中央文件裏，雖然始終只批判「一小撮走資派」，但，它所列的那些「走資派」特徵，在基層群眾看來，在造反派看來，卻幾乎是全部「當權派」的特徵，因而由中性的「當權派」變為貶義的「走資派」，並不隔著萬重大山，相反是輕而易舉。故各單位的領導幹部，雖然從組織上依然大權在握，但在精神、輿論上卻已開始垮了。因為，他們實在搞不清這文化大革命到底將會如何發展下去。

因此，我們薄薄的一張紙封條，竟可以封住了原來據有無上權威與權力的黨支部辦公室的桌、櫃、屜，真的誰也不敢動。

勝利攝影社黨支部的辦公室當晚也被我們封了。當我帶了「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人去時，睡在辦公室的康國珊書記非常吃驚，尤其看到我是這次行動的領導人時，更覺得困惑。我想，他一定想不通，一個他本著意信任培養的「革命接班人」，為何幾個月之後，竟然造起他的「反」來了。

我見了康書記，也有些不好意思，畢竟他曾是我的好領導，雖然，我對他整瞿凱旋等人是頗感不平的。開始，我想迴避他，讓支隊其他人去與他周旋。但一般成員卻唬不住有著多年政工經驗的康國珊，大概也是康見我這個當頭頭的，原本只不過是他手下的一個小青年，因而對我們要封辦公室的行動拒不買帳，相反，還略帶威脅地說：「你們好好的冷靜想一想，你們要封的辦公室，是什麼辦公室？它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支部辦公室！這樣的行動將會帶給你們什麼樣的後果！？」

幾名造反隊員來到在辦公室外等候的我的跟前，向我訴說了裏面的窘境。我一聽，火了。立馬衝到辦公室，衝到康國珊面前，說：「康書記，銷毀黑材料，這可是中央的指示呀！你莫阻擋我們的革命行動為好！」

「中央沒有指示直接到我這裏來，我只能遵循組織原則，公司黨委和商業局黨委沒來指示前，我不能銷毀任何材料！」康國珊並不示弱地回答。

「黨中央的指示，走資派不執行，那是當然咯！所以我們才造反，我們來執行！」我說話的聲音故意大起來，以圖氣勢上佔便宜。

但康國珊仍不買帳，堅持我們無權封他的辦公室。

我見此，便拿出殺手鐧，指著康國珊第一次直呼其名大聲吼道：「康國珊，你莫囂張！你在『勝利』整甘可旺、瞿凱旋的老帳，整了那麼多人的欠帳，我還冒（沒有）同你算，你今天若是還這樣搞，明天我就把我們紅色支隊的人，還有一批大學紅衛兵，都帶來！徹底跟你算一算，看你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能有幾時！」

康國珊本來皮膚白皙的臉，剎時慘白。數百的人湧到他治下的單位來，他能受得了嗎？終於，他退讓了，「湘江風雷紅色支隊」大印蓋下的封條，牢牢地封住了他辦公室的每一個抽屜、櫃子。

各個黨支部都將情況報告給了公司黨委，祈望公司黨委給予指示。但黨委除了向上級局黨委請示外，並無任何辦法。

鍾有新與我商量，認為不向公司黨委「開砲」，下面各單位黨支部便不會有主動為「右派」們平反的動作。於是，我們幾個人找到公司黨委會，揚言如果公司不下令讓各單位黨支部給被整為「右派」的人平反，我們就要封掉公司的各個辦公室。公司黨委書記章忠全，一個南下老幹部，卻平靜地說：「你們封就封吧！如何開展平反工作，我們作不了主，上面還沒有具體指示。」

章忠全書記的話，激怒了我們。第二天，我們帶了「紅色支隊」所有能來的的人，湧進公司機關，除了業務科室外，將所有的辦公室的桌櫃一股腦全封了，迫使全公司機關黨政工作停擺。

對此，機關幹部們不論他們心存何種想法，在行動上卻一律聽任我們「封」。而且幾十名機關幹部還趁機成立了一個「東方戰鬥隊」，刷出大字報支持我們的「革命行動」，這些幹部中，有三名也是「九・二四報告」後被點名批判的「右派分子」。

同時，我們在公司機關內外都刷滿了大字報標語，其中有第一次寫上的「打倒我司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章忠全！」的橫幅大標語。

打倒黨委書記！公司上上下下都震動了。不僅公司機關幹部，而且下面單位的幹部、群眾都跑來觀看這些大字報、標語，看一看我們這些被視為「吃了豹子膽」的青年人。

我的父親也慌了。他當時在我們公司機關做一名勤雜工（一個中共老黨員為何只當了個勤雜工，這事後面再說），他馬上找到我的支隊辦公室，要我退出「湘江風雷」，不願在這商業公司工作，可以回家，或再想辦法調到其他單位去。他的看法是：你這不是反對共產黨嗎？！寫大字報打倒黨委書記，把下面黨支部的辦公室用封條封了，還罵了康書記，這還了得！文化大革命再怎麼搞，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呀！你帶頭反對共產黨，那不會變成反革命？！

我用中央兩報一刊的話反駁和說服父親，他怔怔地似懂非懂，父親只有初小都不足的文化，他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起，就習慣了別人指揮他幹這幹那，他反正認准了，照黨的領導人的話去幹就是對的，至於其中有什麼道理，他不大搞得很清楚。他堅決不允許我「造反」而反對公司黨委，但當我說這是黨中央號召我幹的，黨中央毛主席是支持我們的，他卻又不知該怎麼說我了。但他最後拿出了父親的權威，用硬梆梆的口吻對我說：「不管你講什麼道理，我反正不准你去反對公司黨委！」

果然，他跑到公司機關，一口氣將幾間辦公室上貼的封條，全部扯下、撕掉，並且還與我們「紅色支隊」的人鬧了起來，幸虧鍾有新認識他，才不致於被紅色支隊的造反派群眾當作「保皇派」而打了起來。當我聞訊跑去時，父親怒氣還未消，我也火了，衝上去對父親說：「你這樣做，是甘心做一個資產階級保皇派吧！」

當時不論中央報刊，還是紅衛兵的大字報傳單，都將保護「走資派」的勢力稱之為「保皇派」，而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造反派奪權後，中央與地方媒體奉中央指示則不再使用「保皇派」這個稱呼，而改稱為「保守派」。記得是有某位中央領導人發了話：不要再說什麼「保皇派」了！保皇，現在哪有什麼皇帝呀？人家無非是觀點保守一點，跟不上文革形勢而已吧。因而，從那時起，「保皇派」一詞便悄悄在媒體與造反派的大字報傳單中消失，而換成為稱「保守派」了。不過，不論是指為「保皇派」還是稱其為「保守派」，對造反派來說，這在十年文革中，其含義都是同樣的意思。

「我就是保皇派！不准你們這些人造反！」父親一邊吼一邊衝過來要打我，鍾有新等人連忙勸住他，把我拉走。後來，不知鍾有新同我父親講了些什麼，竟然使我父親能平靜下來。

以後，父親見我們「封」公司辦公室的事，沒有哪級黨委和部門追究，並且黨委書記卻反而對我表現出罕見的謙恭，況且，又見社會上外單位為搶「黑材料」的事比比皆是時，他便不再作聲了。只是，有一天，當我們在支隊辦公室商量如何鬥爭批判公司黨委書記時，他又來找了我，把我叫到門外悄悄地說：「小毛，章書記、江書記他們都是好人，就算做錯了一點事，他們也不是走資派，你千萬莫冤枉了人家」。

「小毛」是我的乳名。「江書記」即公司黨委副書記江山，一個長沙市土生土長的幹部。

我說，我知道的，只要他們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我們還是歡迎他們的。

父親聽罷，有些歡喜了。他從大的形勢上，似乎感覺到我的所作所為不僅不是反對共產黨，而恰恰是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不僅沒有成為「反革命分子」，反而一下子從一個學徒工而成為全公司近三千名職工與幹部注目的人物，成為了一個能「一呼千應」的「領導」，這一切不僅驅散了壓在他心中的惡夢，而且使他也有些高興起來。

一迭迭將普通群眾、幹部打成「小鄧拓」和「右派」的所謂「黑材料」，在我們的猛烈壓力與整個社會造反形勢高漲的敦促下，公司政治處和各單位黨支部終於被迫將其交了出來，分別召集大會，公開當眾予以燒毀。

對此，不僅那些因莫名其妙的一些言論、文字便被打成了「小鄧拓」「小吳」的人，那些因支持過湖南大學紅衛兵八・一九行動而被打成「右派」的人都非常高興，而且，使整個公司的幹部群眾都非常關注了。他們覺得很新奇也很意外：一貫是神聖不可侵犯、威嚴的黨委書記、黨支部書記居然被我們這些年輕人「鎮住了」，從來就不敢說也不敢想，說在共產黨領導下還會「出現冤枉人的事」，居然也由我們說出來並敢這樣轟轟烈烈地逼迫黨委予以糾正了。這一切，使人們都一下子對我們肅然起敬或起懼了。一批又一批的老工人公開的找到我們「紅色支隊」或下面「小分隊」辦公室，訴說他們曾經有過的、或感覺上心理上存在的冤屈，希望我們能幫助他們討回公道。一個老工人聲淚俱下告訴我，由於他為一件小事曾與單位經理吵了架，結果，那位經理兼黨支部副書記竟然在一次政治運動中，要將他打成「壞分子」，幸好那次運動歷時短暫，沒有鬥壞分子的任務，他才幸免，但在一九六二年動員一部分職工離開城市下鄉去當農民時，他的妻子則在他們夫妻自己並沒有申請的情況下，被強辭工作，列入到「退職下鄉」的名單上，致使他妻子至今沒有工作，家庭生活困難至極，全家五口人沒有一件衣不打補丁。還有幾個老工人向我控訴，他們因為平時打牌、喝茶等娛樂較為密切，他們單位的黨支部書記看不順眼，則在職工大會上嚴厲指責為「組織小集團」，揚言要叫公安局的人來偵查，結果，嚇得他們數月戰戰兢兢。諸如此類的內容很多很多，新中國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時的十七年中，作為一個單位的領導人，無疑在工作方法或工作動機上，會有不少的失誤，或的確就是錯誤，由於體制的原因，那些由此而遭受某種不同程度傷害的普通群眾，或只是自我感覺到由此而心理受到傷害的群眾，卻沒有一個可以讓他們申訴與發泄不滿的環境和渠道，而只能長期壓抑在心裏，現在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造反有理」這個大氣候好機會，終於，十七年中積集下來的怨氣，一下子噴了出來。只要是批判「當權派」，是造「當權派」的反，相當多的群眾此時便天然地站到了造反派的一邊，即便自己不敢出面參加，從心底卻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

我頓時成了一個受崇敬的人，許多是屬於我的父輩的老工人，都對我表示出種種親切感，也非常的尊敬我。有一次，我到一個商店去參加那兒由十幾個老工人組織的會議，我一進會議室，他們竟「刷」的一下全從椅子上站了起來，鼓掌歡迎我，使我大有受寵若驚的感覺。當他們就如何發動全體職工群眾以圖舉行一個批判他們單位黨支部書記的大會的問題，在做法策略上有分歧時，便請我為他們「作出指導」，在我談了自己支持他們中某一方案的意見後，原持有其他方案的人，馬上聲明放棄原有方案，而全力服從我表示贊成的方案。看到這種局面，我心裏自然非常高興，似乎感覺到了自己的份量。我始終並不以為自己是個很有才能的人，只是願意認真幹點事而已，所以，每當處於這種受人崇敬，尤其受父輩般的老工人的崇敬時，在得意之餘，也沒有忘記「時勢造英雄」那句千古名言。

燒毀那些「黑材料」的行動，一九六六年底是第一次，我以為從此再不會有無緣無故整人為「右派」「反革命」而置人於死地的作法了。豈不知這是我大錯特錯了！在這以後的十年當中，整人的所謂「黑材料」頑強得很，燒一次，又整一次，又再燒一次，卻又再整一次⋯⋯弄了好多次，直到如今還塞滿了很多人的檔案袋，有的竟厚達近尺。可見，儘管是令人早熟的年代，十七歲的人，畢竟還是很幼稚的。

不過，第一次燒毀「黑材料」的「壯舉」，一下子提高了我們「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威望，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初，我們支隊已擁有近千名成員了，支隊辦公室配備了擴音器、高音喇叭、油印機等宣傳設備，還弄了幾輛當時還非常貴重的自行車，作支隊委的交通工具。當然，這一切全是逼迫公司黨委書記簽字批錢買來的。我剛參加支隊時，還是利用業餘時間來活動，而現在，我們五個「支隊委員」則全部是「職業造反派」了。由紅色支隊寫一個「借調令」，蓋上大印，交到我們廠裏黨支部蘇書記手中，我便不用再去廠裏上班，而一心一意來造反了。而由一個自行組織起來的群眾團體開具的這種「調令」，居然也有了一種行政效力，各單位管理部門也予以了默默認可，這真應了恩格斯與列寧都說過說的那句名言：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

與此同時，公司系統先後還成立了幾個造反組織。在當時社會上有多少造反組織，各廠礦、公司、機關甚至學校裏，就會有多少他們的分部。一個單位的群眾，全部參加一個統一的組織的事，是沒有的，多多少少總會有幾個甚至十幾個不同名稱的組織同時共存。我們公司除了「湘江風雷」紅色支隊外，第二大的組織就是「東方紅總部」的分部，其亦擁有幾百名成員。我們公司機關及各單位辦公室的一些幹部，則是豎起「市級機關幹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分部的旗號。我們這幾個不同旗號的造反組織，經過一番協商後，又在公司系統內成立了一個「紅色造反者聯合指揮部」。聯合協議中注明：幾個組織在本公司內部都隸屬於這「聯合指揮部」，服從統一指揮；但若參加社會上的活動，則不受「聯合指揮部」的約束，而各自聽從各自組織的調遣。鍾有新被推舉為公司「聯合指揮部」的主任，因為我們「紅色支隊」不僅勢力最大，而且是最先揭竿造反的組織，頗受其他組織的尊重。我亦成了「聯合指揮部」一名「常委」。那個時候，所有的造反組織仿照中央領導機構的模式，都設有一個「常委會」的機構，也許是覺得「常委會」，才是真正的權力中心吧。

第四章　我們是初次較量的勝利者

文革，從字面上說應是有關文化的事，可是後來怎麼卻變成了什麼「造反」？又還有什麼兩派鬥爭、奪權什麼的。而且，搞來搞去，那文革似乎還變成了一場大戲，文的、武的、鬧的、打的都演出來了。而一旦捲入兩派爭鋒，人就像吃上了什麼藥，痴迷得難以退出。

這一切，對不曾經歷過文革而隔著時空的人們，也許會產生很多迷惑與不解。

一九六六年十一、十二月至一九六七年二月初，是有組織的造反派們的第一次「蜜月」時期。

由於當時「中央文革」對全國造反派的扶持，中央報刊、電臺等輿論機構（主要是「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與中共中央機關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的讚揚，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湖南省與長沙市標榜「造反」的群眾組織越來越多。除了「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革命工人造反軍」、「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高司）」、「井岡山紅衛兵」、「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造反有理軍」、「紅旗軍」、「青年近衛軍」等幾個人數較多影響較大的大組織外，還有幾百個人數只有幾百人、甚至幾十個人的小「造反」組織也應運而行。

省委受到了造反派的猛烈攻擊，省委書記們也受到造反派的不斷圍攻。市委則幾近癱瘓，市委大院一片狼藉，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在市委各辦公室穿來穿去，而無人問津。而「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一個「南下兵團」，將一批「質問劉少奇」「向劉少奇開砲！」「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大字報貼在了大街上，則像爆了一顆原子彈，使「砲轟省委」的造反行動推上一個高潮。省委機關已不再有清靜的氣氛與幾近森嚴的權威，從此陷入了造反派們的包圍之中。

但，最開始建立的紅衛兵組織「紅色政權保衛軍」卻不贊同砲打省委，不贊成造反，相反，他們刷出了「保衛省委、市委！」「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只許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標語和大字報，並組織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八・一九」事件中臨時組成的工人赤衛隊，也串連統一組成了指揮部，站到「紅色政權保衛軍」的立場上，接著長沙市的「紅色政權保衛軍」，又建立了「紅色政權保衛軍工人總部」，各工廠企業的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及其他原被視為「政治積極分子」的人們，幾乎都成為了「工人赤衛隊」或「紅色政權保衛軍」的骨幹力量。數萬名復員轉業軍人還組成了「八一兵團」，一批婦女則單獨建立了「三八紅色娘子軍」，他們都一致站到了以「紅色政權保衛軍」為主體的保衛省、市委的陣營。保衛省、市委的戰線很快組成，並與造反派展開了唇槍舌劍和大字報大標語的鬥爭。

在文革最初階段的造反派與保守派，在組織人員的構成上是各具非常各具鮮明特徵的。

造反組織一般是由家庭出身「沒有問題」（即其父母親也是所謂「紅五類」），並且本人在前段抓「小鄧拓」和抓「右派」運動中挨了整的人，擔任主要領導人。之所以這樣，其一，是為了使自己的組織不被上上下下誤視為有非革命的「階級異已勢力」嫌疑；其二，覺得自己被冤枉而挨過整的人，其「造反精神」就會強硬些。因此，造反組織的成員中，自然會有很多是前段的「小鄧拓」和「右派」分子。但是家庭出身好否，本人是否政治上的「積極分子」，是否黨、團員，都再不會妨礙一個人成為她的一般成員或一般頭頭，造反組織歡迎一切擁護造反觀點的人參加，而不再論其家庭成份如何了。當然，為了不致被對立派別抓到攻擊的口實，那些曾經有過刑事罪案記錄的人，一般則被造反派們予以拒絕。

當然，新中國十七年中，凡受到了冤屈，或自認為自己受到了冤屈的人，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九五九年被整成「右傾」的人，等等，那時都是支持造反的。因為，造反派們提出的「批判（包括解放後十七年來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口號，給了他們以極大的鼓舞。一些有所謂「摘帽右派」即原來是「右派」後來給摘了帽的人，還積極參加過各種造反組織，《湖南日報》社一批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文化人，甚至還組織在一起，出報紙出專刊，要求為他們的問題平反，其根據就是他們被「走資派」迫害了，其力量來源則是當時的造反形勢之熱潮。還有不少自認為過去是受到了冤屈而挨過各種懲處的老幹部，單獨成了他們的組織，如「反對打擊一大片湘江戰團」，也積極參加造反活動。甚至，還有一個全部由一支原中共地下武裝人員組成的組織，叫「湘中糾察總隊」，也舉起了造反的大旗；原因是，他們這支在解放前原本就叫「中國人民解放軍湘中糾察總隊」的隊伍，在新中國建立後，上面卻不承認其是共產黨的武裝，而被認為是土匪部隊，除了承認幾個負責人的黨籍外，幾百人的部隊被勒令解散。對此，他們當然很是不滿，並歸罪於解放初時的省委領導人；文革造反風雲一起，這些曾經為中共事業出生入死過的人們，便也開始造反，要求獲得他們應有的權益（他們的造反成功了，文革結束後，他們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湘中糾察總隊」被確認為是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

從城市下到農村的知識青年，則是天然的造反者。文革前，便已經有大批的中學畢業生下放到了農村，在那個廣闊天地中勞動與生活。但，對於下鄉，應該說，除極少數理想主義青年外，絕大多數學生是不情願的。因為，他們及他們的家長，對於讓他們小小年紀就被安置到一個陌生而生活條件相對艱苦的地方，顯然都不會誠心同意。只是由於社會制度的壓力及種種其他原因，這些中學畢業生只好當了「知識青年」。但是，人在鄉下，他們的心卻始終在城裏。所以，文革造反浪潮掀起後，知識青年們便幾乎全部迅速趁機返回到城市，並且，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組織，如「湖南紅一線革命造反司令部」，或者成批地參加社會上的造反組織，如「湘江風雷山鷹戰團」。知識青年的組織，無一例外，全是造反派，因為，不造反，當時他們怎麼可能解決他們的回城問題呢？

保守組織在其成員的構成上，則基本上是自認為具有先天優越的那部分人，如：中共黨員、共青團員、政治積極分子、勞動模範等等。一切原來一個單位或整個社會的骨幹力量，大部分都自然地進入了保守組織的行列。吸收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參加，有一段時間甚至是不允許的。他們具有很好的紀律，但卻缺乏政治上的遠見，而「階級鬥爭」的觀念也常常壓倒了其與人處世的同情心，一大批自己周圍的同事、同志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的嚴酷事實，並未能震動他們。相反，他們始終傲視造反的群眾，視其為「牛鬼蛇神」。所以，每次集會，每一輪新刷的標語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口號始終是保守派高呼的一曲主旋律。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後來保守派組織的人員構成也發生很大變化，甚至政治上的目標都出現了轉變。但，很奇怪，誰一當保守派，或原是造反派，後來傾向穩定希圖維持某一階段現狀時，他們就會對呼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口號有了極高的熱忱。

一九六六年底，造反與保守兩派的較量主要還停留在「口誅筆伐」階段：互相組織力量遊行集會，一方「砲轟省委！」另一方就「堅決保衛省委！」一方說省委書記是「走資派」，另一方就高呼省委書記是「毛主席的好幹部」，一方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另一方則喊「堅決鎮壓反革命！」針鋒相對，火藥味很濃。互相對立的大字報、標語大戰，則天天發生，有時甚至是你貼好標語大字報剛離腳，就被另一派的人用相反觀點的大字報覆蓋在上面。

但拳腳相交的武鬥，在兩派互相辯論或兩支不同觀點遊行隊伍相遇時，也開始出現了，不過這種武鬥比起以後真刀真槍大砲坦克齊上陣的武鬥，那還是「小兒科」。

「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乾」

社會上兩派力量較量的結果如何，顯著地影響了造反派在各自單位的造反威望。所以，沒有一個單位的造反派不捲入社會上兩派鬥爭。

我們「湘江風雷紅色支隊」，也無例外地參加了由「湘江風雷」總部舉行的各種集會、遊行與標語大戰。而且，在支隊辦公室靠馬路的窗臺上，還安置了一個高音喇叭，由自願參加我們支隊的兩個中學生每天廣播攻擊省委，抨擊保守組織的傳單、大字報，然後，輪番播放毛澤東主席關於「造反有理」語錄歌的唱片。

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夕，兩派鬥爭達到了高潮。

在省委機關內刷批判省委的大字報的造反派人員與「紅色政權保衛軍」發生了衝突，很快衝突演變成武鬥，雙方都有人被拳打腳踢弄傷。獲得信息的雙方的總部，馬上增調了自己的援軍。事情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是，長沙市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組織的頭頭們，都將這場省委機關大院內的衝突，看成了決一雌雄的契機。於是數萬兩派各組織的人員，被召到省委機關大院內，一場大規模的文革前期的以拳腳、石塊為武器的武鬥，就展開了。

湘江風雷總部通知我們紅色支隊派出人員，前往省委機關內助戰。電話是夜晚來的，鐘隊長回家去了，支隊辦公室只有我及三個青年正在抄寫大字報。我考慮晚上到各基層單位去調人，恐怕沒什麼結果，我們公司不是人員集中日夜三班倒的工廠，沒有哪個商店夜晚會有人上班。於是，我決定先去省委看一看。

我們四個人騎著自行車，一進入公園似的省委大院內，只見黑壓壓的到處都是造反派的人。幾個執行糾察任務的造反派攔住了我們，用手電筒燈照了照我臂佩的「湘江風雷」字樣的紅袖章，說了聲：「噢，造反的。」就客氣地讓我們進入糾察線內。

幾幢辦公大樓燈火通明，「紅色政權保衛軍」與「工人赤衛隊」的紅旗從幾個窗口中伸出來，很多人影則在窗內燈光下晃動，並且不時有石塊、痰盂等從窗口拋下來。

旁邊一些人告訴我：「保字號」（那時，造反派管叫保守派為「保字號」），全被圍在大樓裏了。

果然，幾幢大樓外全是豎著造反組織的紅旗，成千上萬名臂佩造反組織袖章的男男女女，尤以青年人為多，圍住那幾幢大樓，不停地喊著、罵著，有時則撿起一塊石頭朝大樓的窗口擲去。七、八輛架著高音喇叭的宣傳車，不停地播放毛澤東著名的一首語錄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暴列地行動⋯⋯」有的則在起勁地播讀敦促「紅色政權保衛軍」從省委大院「滾出去！」的最後通牒。

此時力量的對比，顯然造反派佔壓倒優勢。其實，當時長沙市兩派按人數計，保守組織的人數在開始時是超過造反組織的，但每逢這種交鋒、衝突，造反派往往容易佔上風，因為造反派中青年人多，活躍分子多，容易召之即來。

有一幢大樓的門被衝開，一股人流迅速湧了進去，我們幾個人趕過去，也隨著進了大樓。一進大樓，我們幾個夥伴便沖散了，我一個人則濛濛憧憧直朝樓上衝去。我上到三樓大廳時，發現十來個「紅色政權保衛軍」袖章的人，手握椅子、木板、痰盂等，倚靠一扇牆，虎視耽耽望著我。

當時我覺得無論是誰，搞武鬥總是違反黨中央《十六條》規定的，雖然，大家觀點不同，畢竟還都是「階級兄弟」，何必要流血呢？

於是，我站住對他們喊：「喂，你們為何還不走？！你們一走，大家就都沒有事了。」

「你們圍住我們，怎麼走！」對方一個穿舊黃軍衣的人怒氣沖沖說。

我左右一看，一層樓就一個樓梯口，不從我這站立的樓梯口下去，除非跳窗，否則確實沒有路可走。

「我們協商協商吧？」我一時沒想出主意，隨口說。

「怎麼個協商法囉？」對方又有人喊。

但此刻，不等我答話，樓梯上又上來幾個青年，一看到大廳對面的「紅色政權保衛軍」人員，即刻朝樓下大喊：「快來人呀！這裏有老保！」

頓時湧上來數十人，有的還拿著斷了腿的椅子，握著石塊。

我連忙朝他們說：「請大家靜一靜，我正在同他們談判。」

「談個屁，打！」有人喊。

「叫他們投降！」有的則高呼。

沒有人認真聽我的講話，只有一片激昂的喧嘩。不知是哪一方的石塊先揮出了手，剎時，大廳裏就是「乒乒乓乓」的石塊、瓶子、痰盂、花盆等物的交戰。我當時一下子不知怎麼想的，突然掏出口袋裏的紅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語錄》本，衝到大廳中，揮舞著《毛主席語錄》本，不停在旋轉並高喊：「用文鬥，不要武鬥！請大家冷靜⋯⋯」喊了不到兩聲，一個大概是搪瓷痰盂之類的東西朝我飛來，只見眼前金星一冒，就摔倒在地板上，人事不知。

當我醒來時，已躺在一輛正待啟動的救護車上，一個同樣佩著袖章的白衣女護士，正在為我在頭上塗藥包紗布，她告訴我，是我的左耳根被打裂，流了不少血，需要到醫院去縫針。

一個有著淡淡小鬍子，佩著同是造反組織的「青年近衛軍」紅袖章的青年則站在救護車邊，微笑著對我說：「你真有蠻蠢！那時候了，還喊什麼文鬥武鬥的。」

我本欲說什麼，女護士卻告訴，是這個青年人將我從樓上背下來的。於是，我頓時只有了感激之情，可惜，我沒有看清楚他的模樣，救護車啟動了。

省人民醫院中由於造反派佔優勢，省委機關大院武鬥中受傷的人就都被送來了這裏。於是，這兒不僅成了「造反醫院」，也簡直成了一個「戰時醫院」。

我在這個醫院躺了一個星期。

長沙市的保守派方面自從在省委機關大院的武鬥中失利後，他們便從社會上逐步喪失了陣地。借著武鬥「勝利」餘威的造反派，掃蕩了大街小巷的牆壁和特設的宣傳欄，撕下保守派所貼的一切大字報、標語，並且換上自己一派的。一些上街試圖張貼大字報的保守組織人員，還沒等他們貼上幾張，頃刻就會被造反派的青年人圍住，以辱罵開始，而卻會以踢翻漿糊桶、墨汁瓶，搶走紙筆，甚至拳打腳踢，致使保守組織人員落荒而逃告結束。這樣，幾天之內，街頭的大字報輿論基本是清一色的造反派觀點了，特別是進入一九六七年元旦，《人民日報》與《紅旗》聯合發了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號召「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猛烈的鬥爭」「徹底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更使造反派大受鼓舞。而保守組織則精神大挫，因為一頂「保皇派」或「保守派」的帽子，原本是他們頗以為榮的驕傲，所以，開口閉口就是「老子就是要保！」「保省委，保市委，保各級黨委！」「你這狗崽子休想翻天！！」而如今，黨中央卻號召向「黨內走資派」進攻、造反，使他們不知所措，理論上想要堅持的東西，在大勢所趨中，也變得軟痠痠的了。儘管「紅色政權保衛軍」總部的頭頭們，在經過一番激烈的內部辯論後，調整了他們的鬥爭口號，也刷出了一批「打倒省委內的走資派！」「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標語，但，這些早已人所皆知並不新鮮的口號，從他們口中喊出已太遲了，幫不了他們多大忙。造反派已經在召開大會批鬥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們了，在東風廣場的數萬人批鬥大會上，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被逼戴上了一頂紙糊的高帽子，彎腰靜聽一個個造反派對他「九・二四報告」及其後果的控訴和抨擊。文化革命的形勢迅速朝有利於造反派的方向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參加了造反派。因見黨中央的聲音都是支持造反的，而造反派勢力也越來越大，各單位的黨組織領導人、「當權派」都開始對其唯唯諾諾了，同時，很多本無所謂造反不造反的人也都隨了潮流，佩上了造反派的紅袖章。

在理論上、實力上、精神上，都已沒有了優越感的保守派組織，並且面臨著分崩離析的境地。

一月十六日，黨中央權威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指導文化大革命的評論員文章，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在這篇評論中，正式點名並指責說「什麼紅色政權保衛軍」！並說它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組織的御用工具」。隨後，一月二十二日，周恩來總理在一次接見外地赴京群眾組織人員的大會講話中，點名指責了一些紅衛兵組織，說他們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組織」，其中包括了北京的「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西安的「紅色恐怖隊」，還有就是湖南的「紅色政權保衛軍」。

這等於是兩顆重鎊炸彈！

「紅色政權保衛軍」及其盟友「八一兵團」「工人赤衛隊」等保守組織的人員，頓時，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士氣一落千丈。

造反派從電臺廣播和報紙上聽到讀到《紅旗》評論文章，則無比歡欣高興。擁護、慶祝《紅旗》評論員文章發表和「摧垮黨內走資派的御用工具——紅色政權保衛軍！」的標語口號，一下子刷滿了全長沙市大街小巷。一月十七日下午，長沙市各大造反組織聯合行動，數千造反派人員一舉將駐在省政協大樓內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總部查封，將「紅色政權保衛軍」的工作人員驅散，全部物資都被各造反派組織抄去，「紅色政權保衛軍」的軍旗、印鑒，不是當場被扯碎、砍爛，就是被人當作戰利品帶走了。幾輛宣傳車同時廣播了由各大造反組織聯名的勒令「紅色政權保衛軍」立即解散的「通牒」。對此，沒有哪個保守組織的人出來反對，也沒有人出來申辯。而只有造反派人員的歡呼聲。

隨後幾天，「八一兵團」、「赤衛隊」等保守組織也相繼被造反派查抄、摧垮，大勢所趨，沒有人能反抗，沒有人會反抗。

文化大革命是齣出長達十年的「戲劇」，這個戲劇在社會底層的演員隊伍基本變動並不大，但不同的形勢氣候，演員們卻會自然地扮演勝利者或失敗者的角色。一個地區，一個單位都是這樣。今天你是勝利者，你會感到周圍的人都是贊同你擁護你的。明天，你成了失敗者，你又會感到周圍的一切都是反對或不利於你的。每當想到這一點，我就感到作為個人，在歷史的波浪中，真是渺小得很，可憐得很，真正起作用的，是那歷史發展的規律及其外在表現的所謂「形勢」。

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長沙市的保守組織勢力全部分崩離析，基本垮臺。長沙市是省會，而省會作為政治中心，是影響領導全省的。因而全湖南省的「紅色政權保衛軍」及其一派的所有組織，均先後被一一摧垮。

造反組織則迅速發展、壯大、膨脹起來。最大的跨行業跨地區的社會性造反組織「湘江風雷」（全稱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湘江風雷挺進縱隊」），竟然一下子在全省擁有了百萬之眾，不僅工礦企業，還伸展到了機關、學校，甚至連街道居民，也有「湘江風雷」小分隊的組織。

「湘江風雷」的一號人物葉衛東（文革前的名字叫葉冬初），是一名時年僅二十七歲的中學教師，他的本職原來是面對課堂上幾十個稚嫩的中學生，然而，文革風浪在幾個月中，就將他推上了面對數千數萬的群眾而能施展他演講才華的宏壯舞臺。打垮「紅色政權保衛軍」後，有一天，他甚至面對麥克風主持召開了一個全省造反組織負責人的電話會議，他的講話聲迅速傳至了湖南省的每個角落。

文革之後，有次他告訴我，他從來沒有想過，他會去當一個風雲人物，他倒是經常做當一名優秀教師因而桃李滿天下的美夢。然而，學校黨總支在文革之初，將他打成了「右派分子」，這樣，使他這一輩子再難圓那桃李甜夢，卻將他那屢遭苦難的名字，嵌入了湖南省的文革史志顯眼的位置中。——如果今後真有這麼一部史志的話。

造反派勝利了，我們高興得很，真有點那個所謂「盛大的節日」來臨了的味道。

按照黨中央宣佈的戰略部署，下一步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權！」

大權一奪，造反派們心想，這場文化大革命一定很快就會結束，會以革命造反派的大獲全勝而告終。

誰知，我們卻是太天真、太幼稚、太無知了！

前面，等待著我們的，並不是什麼勝利和結束，而是長達十多年的無休止鬥爭及苦難。文革只進行了十年，對很多造反派分子來說，卻是十幾年，因為，「四人幫」被打倒後，他們的苦難卻還延續了很長一段時期。

我們公司各單位前段也都分別建立有「紅色政權保衛軍」或「赤衛隊」、「八一兵團」的分隊組織，我所在的機修廠有三十來個人，在黨支部暗中支持下，也搞了一個「赤衛隊」分隊組織，隊員大都是原來廠裏政治部門的幹部或政治積極分子，推了一個文化不高卻敢於說話的鍋爐工人當隊長。廠裏的「湘江風雷」小分隊和「東方紅總部」小分隊造反派的人同他們偶爾有些小辯論，或在大字報上用筆墨鬥一鬥。一方面，無論是寫還是講，他們都不是楊金河等人的對手；另一方面，雙方主要關注的還都是社會上兩派的較量，因而在廠內表面還算相安無事。省委機關那場武鬥，我去了，以支持我們造反派。他們暗中也派了三個人去了，支持他們的「赤衛隊」，只是我們沒有碰面罷了。那個時候，雙方都認識到本單位政治勢力較量的勝負如何，絕對是要靠社會上兩派勢力較量的結果來決定。因而，我們雙方在單位內，基本還沒有大的衝突。

當「紅色政權保衛軍」一垮臺，我們廠裏「赤衛隊」的人馬上慌了，不待我們行動，他們的隊長已簽名寫了一張「退出工人赤衛隊」的大字報聲明。但他們的組織卻仍存在，只是改了個名叫「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楊金河和侯川江等人到湘江風雷紅色支隊辦公室找到我，向我講述了這個情況。對廠裏「赤衛隊」組織中的幾個人，我們本已有看法，尤其楊金河更有積怨，因為那幾個人自文革以來，不是抓「小鄧拓」運動的骨幹，就是九月抓「右派」的積極分子。本來，搞政治運動是由黨組織指揮佈置的，參加者並無個人責任。但在那些運動中，那幾個人對楊金河等講有太多不實之詞，急欲將人置於死地的心態很明顯，而在中央下緊急指示要為「小鄧拓」、「右派分子」平反後，這幾個人卻從未因此而向被他們整過的人道歉賠不是。所以，楊金河等人心中是有氣的。我很同情楊金河的遭遇，當然看不慣那幾個人。現在，保守組織都垮了，他們居然還不解散，我自然不能容忍。

我以「湘江風雷紅色支隊」名義，寫了一個「勒令」，由楊金河他們抄成大字報，貼到了廠裏宣傳欄上。「勒令」原「工人赤衛隊」組織立即解散，將赤衛隊組織的公章、旗幟、袖章等物資統統繳出來，並將原「赤衛隊」辦公室騰出來，均移交給廠裏由「湘江風雷」和「東方紅總部」組織的「造反聯合辦公室」，其頭目必須公開寫出檢討（我們不知他們真正的頭頭是誰），並且，不准改頭換面，繼續成建制的保持他們的組織等等，並威脅，如果不照辦，我們將如何如何，要對他們採取「革命運動」雲雲。

第二天，「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便貼出大字報聲明，宣告自動解散。楊金河等人順利地接管了原赤衛隊佔用的辦公室和他們的公章、旗幟等。那個鍋爐工人身份的原「工人赤衛隊」分隊長，也貼出一張題為「向毛主席革命路線投降！」的大字報，承認他們「站錯了隊」，另外二名政工人員身份的隊員，也貼出了題為「反戈一擊」的大字報，聲明自己過去是「受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蒙蔽」，表示「今後一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等等。

對此，我心裏滿意了，楊金河也很高興，他說：只要他們表一表這樣的態，我也就沒有氣了，也不再恨他們了，過去的事，我不再想了。

但是，遠比我們成熟、富有政治運動經驗的他們，卻並沒有忘記我們，沒有忘記楊金河這個「右派」。以後幾年發生的事情，使我們明白了這一點。

不過，當時憑一張大字報，就能促使一些比我們年長，並且有著黨員、甚至黨支部委員身份的人，不得不向我們這些年輕的工人作檢討，可見，那陣造反的氣勢有多大的威力。

隨著造反派們的得勢，參加造反組織的群眾越來越多。一則是因為他們看到造反派受到了中央的讚揚與支持，二則是在那個天天都在喊著「造反」口號、唱著「造反有理」歌的瘋狂年月，很少有人能做一個不問世事的陶淵明的，你總得加入一個什麼組織才會安心，而現在「紅色政權保衛軍」與「工人赤衛隊」都已垮臺，當然只有參加造反派組織才放心。

我們公司的「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成員也猛增，從一百多人發展到近千名群眾，佔了全公司職工總數的三分之一，在當時全公司造反組織中力量最大。鍾隊長自然高興得很，自己的組織人多勢眾，他在公司的地位無疑也就更有權威。看他在公司機關用不容談判的口氣，同公司黨委的書記們說話，我就能感受到他那份得意勁。想想也正常，以往一個終日只在生產車間勞作的漂染工人，一個原沒有幾個人能知道他姓甚名誰的年輕工人，憑藉造反的東風，竟然一下子成為了全公司說話最有份量的權威人物，你讓他如何能不驕傲不得意？我自己儘管尚幼稚，但那份高興，無疑是明顯的掛在了自己的臉上，因為，那一段日子，我覺得過得真舒心。

人的運氣來了，開心的事就會接著跟來。我們「紅色支隊」的擴員還沒忙過來，有人又來動員我去做「更大的負責人」。

一月下旬，省藥材公司的「湘江風雷」組織頭頭袁平泰，找到我們的辦公室，說他已取得「湘江風雷」總部頭頭的允許，擬將全省財貿商業系統的「湘江風雷」組織，都集合在一個他稱之為「湘江風雷財貿戰團」的構架內。袁平泰約三十來歲，他原本是一個幹部，也是因在去年「九・二四報告」後被打成「右派」，才奮而造反的。他極力邀請我們、特別是邀鍾有新支隊長去同他一起搞此事的籌備工作。對這件事，鍾有新經過一天的思考後，跟我商量說：「袁平泰想搞『財貿戰團』這事，我看可能會有點搞頭，說不定還真能搞成，若真搞成了，對我們也會有很大的益處。」

我當時對拿大主意的事是根本沒有把握的，全憑鍾有新定奪，我只負責執行。見鍾對搞「財貿戰團」有興趣，便支持他說：「那好呀！你就去同袁平泰一起幹，支隊這兒的具體事情都由我來撐著，大事情我再找你定盤子。」

「不！我不去。」鍾有新胸有成竹的對我揮了揮手。

「那⋯⋯」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去！」

「我去？」我一時懵了，「我不行！誰會相信我這個學徒伢子囉？」

鍾有新便詳細地向我講了他的想法：第一，我們紅色支隊需要有更多的社會支持力量背景，這「財貿戰團」有可能成為我們最直接的大靠山。第二，由我去那兒搞，比他去要好些。一則，這公司紅色支隊的事他還不能撒手，很多事非得他出馬；二則，組織越大，其負責人的家庭出身和個人情況就越要「硬扎」，不能讓別人抓到什麼小辮子，而在這一點上他認為我比他強。

我聽他一說，也覺得有理，也就打算去開闢那新天地了。

鍾有新又囑咐說：你不用天天守在那裏，只做一點能掌握權力的事就行了，平日有時間還是常回支隊來管點事。

「湘江風雷財貿戰團」的牌子只用幾天時間就掛出來了。在省商業廳內，我們向廳裏管行政的人要了四間大小不一的辦公室，並分別釘上了「司令部」、「政治部」、「組織部」和「後勤部」的小牌牌（那作法很有點如今開公司的味道）。辦公室自然不要租金，袁平泰只拿著一張「湘江風雷」總司令部出具的借用函，找到省商業廳尚能找得到的一個副廳長，讓他批一下，便將辦公室搞定了。

有天，袁平泰找了我及其他七、八個人開會，宣佈「湘江風雷財貿戰團」成立，並宣佈了據他說是已經總部同意的「戰團」領導組成人員：老袁自然是「司令」並先兼著「政治部主任」，另一位醫藥公司的老羅則任「組織部長」，「後勤部長」一職，老袁說：由小陳搞吧！於是我便成為了一名「部長」。

其實，在那陣，弄個什麼「司令」、「部長」幹幹，容易得很。那些腦子靈活又有此意願的人，常常就是糾集十來個人，跑到省委大院裏的一個叫「省文革接待辦公室」的機構內，遞上幾份要求成立某某造反組織的報告，那些已被紅衛兵與造反派搞得頭昏腦脹了的省委工作人員，就會很快批給你一筆大小不一的活動經費和允許你的組織成立的證明。拿著這證明與經費，你就馬上可以去刻製什麼「司令部」、「政治部」之類印鑒，訂做你那組織的紅袖章了，如你能很快找到「辦公」的房子，你的組織也就可以開張，你也就立馬能過過「司令」、「部長」的癮了。到後來，就更容易了，甚至連找誰批准都不需要了，只要你能找得到願意同你一塊幹的人，自個兒樹旗立杆子就可以成立什麼「司令部」。在文革造反初期，的確有那麼一小批人，他們並不認真去造什麼反，也對政治運動沒有什麼心思，但對打著「造反」的旗號，糾集一些人，乘機耀武揚威抖抖「司令」牌子玩玩卻是頗有興趣。不過，這種人並不多，而且，表面上的一些造反活動，如集會、刷刷標語之類的事，他們也得做做，一則應付應付，湊湊熱鬧；二則，不幹點事，那「司令」的癮頂多三、五天他就會膩了，因那時沒有什麼其它娛樂活動可供他們去玩的。

當然，像「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井岡山紅衛兵」、「造反有理軍紅衛兵」、「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這類正兒八經造反的群眾組織，他們的成立，其過程和理念還是比較正規的，其成立組織的政治目的也比較明確些。而且，工人造反組織一般都得到過大學生紅衛兵們的指導與幫助。像「湘江風雷」這類工人居多的造反組織，其領導人開始大都是一些前段時期被打成了「小鄧拓」、「右派」的幹部和工人（「湘江風雷」總部的幾個頭頭，有教師、基層小幹部、工人等，他們無一例外都有被其本單位黨委宣判為「右派」的短暫經歷）。在中共中央為這類「右派」平反而下達了「緊急指示」後，他們既感到歡欣鼓舞，為自己慶幸，同時卻又覺得很茫然，不知今後該怎麼辦。此時，北京與湖南本地的大學生紅衛兵造反派便以先行者的地位，給予了這些工人、小幹部們以極大的支持、指導與幫助。甚至當這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工人、小幹部們還在北京向中央文革的「接待站」申訴自己的冤屈之時，大學生紅衛兵們就指導與幫助他們仿照「紅衛兵」的形式，建立起了工人為主體的造反派組織。湖南最初成立的大造反組織「湘江風雷」，便就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由一小批教師、工人、幹部在北京首先成立起來的，北京的大學生紅衛兵甚至還幫剛剛搞起來的「湘江風雷」，請到了原中南局第一書記、當時黨中央的第四號領導人陶鑄，來做這個組織的「顧問」，而且陶鑄還真的欣然接受了「湘江風雷」紅袖章。

當時造反組織的發起人，大多以後都成了這組織的頭頭。但是，以後十年的歷史表明，這些因被整成「反革命」、「右派」而造反、繼而又因此當了造反組織頭頭的人，相當多的人是不具有做政治領導人的素質，他們不會有效的駕馭握在手中的權力，不懂得政治鬥爭的策略，不懂得所謂「面子」與「實質」的辨證關係，不知道經常要會「妥協」、要會採取經常與不同的對象結成聯盟的戰略，甚至還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部下。因此，每每造反派的有利之時，往往就又是造反派們的分裂、打內戰之際。所以，相當多的人能坐到頭頭的位置，僅僅是因為當時的特殊潮流，將其推到了那造反組織領導人的地位，而並非他們的才能所致。甚至，他們自己都坦率地承認：從未想到過自己會當「官」。

不過，這之中也確有一些造反派頭頭是具備大將之材，甚至有著做領袖的才幹與素質。例如，在那群眾組織多如牛毛、派別林立、時事一片混亂之際，這些造反派頭頭硬是用種種手段，協同中央的「戰略部署」，平息了種種亂源，相當程度上控制了局面，竟而做到了短暫的「一統天下」。

順便說說王洪文這個人，我並不認為他具有大將之材，更別說領袖素質了。否則，中國近些年的歷史也許就要重寫了。王洪文之所以能在上海灘威風十年，還能達到中央副主席的高位，這完全是因張春橋、姚文元將上海視為他們不容動搖的根據地、而毛澤東又極欣賞支持張、姚這一特殊原因所致。

當然，這種有大將之材的造反派頭頭並不多。據我觀察，這些人基本上都沒有受過如何成功地做政治領導人的學習與訓練，也沒有擔任較大的領導幹部的經歷。但是，他們為何能夠在那亂世中、在那一大批造反派頭頭中脫穎而出鶴立雞群呢？

像我這樣的小青年，在文革中能當上一個造反派小頭頭，後來還做了公司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等等，自然也不是我有什麼才幹，而完全是當時我們單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又家庭出身特「硬扎」、並且還年輕這種種條件；因為，都能同時具備這些條件的人太少了，故確屬有「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確，那時候，一個十七歲的小青年，懂得個什麼囉！不過，話又說回來，不是還有一句「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嗎？由於自己當上了一個造反派頭頭，便在文革十年中受盡磨煉與磨難，深深體會領略了人生的冷暖，也迫使自己從那以後養成了愛讀書的好習慣，此生雖未能「成」什麼，但也從沒有過虛度光陰的感覺、而始終覺得自己人生也還充實。記得有個名人說過：「非常時期的一段人生，其內容之豐富，能超過安穩時候人的幾輩子。」對這話，我能有共鳴。

老袁在宣佈「湘江風雷財貿戰團」成立後，他又到處上上下下為擴大這「戰團」的力量奔波去了，並不在這「戰團」坐辦。實際上當時「戰團」也沒有多少要忙的，因為，理論上屬下的各「湘江風雷」基層組織，尚在自行運轉，而與「戰團」還沒有完全磨合。我作為「後勤部長」，除了有天從「組織部長」老羅那裏接受了幾百元現金和一大迭購置了「辦公」用具及新做的紅袖章、旗幟的發票外，再也沒有其他事可做了。老羅移交這些錢、發票給我時說：「領來的經費總共是貳仟元，除了這幾百元現金外，還有之中已購置了東西的發票，這發票你一張都莫弄失了囉！到時要對賬的。」我不敢一個人管這麼當時看來是一大筆的錢與發票（當時我的學徒薪金每月僅20元錢，一般工人月薪也不過幾十元），老羅就將他的女兒派來給我當助手。那小羅本是一個中學紅衛兵，不過是「紅色政權保衛軍」那一邊的，「紅色政權保衛軍」垮臺後，本來就沒有多強「保」與「造」這觀念的她，也就被她父親老羅給動員來當了「湘江風雷」的成員，做了我的助手。於是，我將那些錢與發票又轉交到小羅手中，並讓她放進一個鐵保險櫃裏，同時，又「委任」她專職負責管「戰團」的錢與物資，保險櫃自然也交她保管了。比我還小的中學生小羅，對我分配給她的任務，看來倒很高興，也許她覺得自己受到了重視；或者同我一樣，從沒有見到過的一大筆錢竟交由她保管，這本身就令她有了肩負重任的神聖感吧。

本來這「戰團」就沒多少事，呆在那兒使我深覺乏味，當我有了小羅這個助手常駐「戰團」後，我就又回到公司的「紅色支隊」辦公室來了，加上那陣正好公司造反派在商量「奪權」的事，鍾有新也希望我回來助陣，因此，直到十多天後「湘江風雷」被省軍區摧垮，我就再沒有去那「戰團」了。

幾個月後，「湘江風雷」的成員們紛紛在暗中集會，商量要為自己的組織平反之事時，我才遇到老羅，得知在二月五日凌晨，省軍區的解放軍包圍了我們那個所謂「財貿戰團」，以為是「湘江風雷」的一個大據點，結果衝進去後，竟空無一人，便只將那裏面的「湘江風雷」旗幟、袖章、印鑒以及那個還裝有幾百元錢與發票的鐵保險櫃給抄了去。

好險！我當時如果按老袁對我的要求，每天晚上睡在那「戰團」，我就倒大霉了。幸好那時造反派們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觀念」並不強，我可以自行其事，這一點，倒是幫我躲避了一次災難。

第五章　上京「告狀」，中央商業部給了我一張護身符

上北京告狀這一法，看來並非是現在才有，而是「淵遠流長」啊！

確實，我們那時不是已在造反嗎？有的是發泄機會，還告什麼狀？

是沒有什麼狀好告！對於那些高層造反派頭頭們可能還有些向中央報告情況的動機，可對我們這群擠上北京的年輕男女，則純是將其視為了一個能免費逛北京的旅遊機會。前段，紅衛兵可以免費串連，國家對其包行包吃包住，他們則不花一分錢，全國滿天飛，曾讓我們這些青年工人好眼熱好羨慕啊！

我在省委機關大樓的那次與「紅色政權保衛軍」方面的武鬥中，被打傷了耳朵，因而，被人送進了時稱為「造反醫院」的湖南省人民醫院。在這場武鬥中，造反派方面有五、六十人被打傷。實際已掌握大權的醫院中的造反派，將我們這些傷員集中安排在同一層樓病房治療；並且，負責治療的醫生和護理的護士一律都是造反觀點的，脫下白大褂，他們的臂上都佩有造反組織的紅袖章。凡是觀點為保守派一方的，一個都不要他參與治療和護理。所以，我們又戲稱這一層樓病房為「造反病房」。同時，「湘江風雷」、「青年近衛軍」等組織還派出了專門的「糾察」人員，負責保衛這「造反病房」的安全。

我的左耳朵縫了幾針，醫生說不會有什麼問題，休養幾天就會康復，我便放心下來，靜靜地躺在病床上休養。

各造反組織送來了大量的水果和鮮花，表示對我們這些傷員的慰問。我們公司和廠裏的造反派同事，也送來了一簍簍的蘋果、甜柑，鐘隊長、楊金河他們則幾乎天天來看我。那些為我們治療和護理的醫生、護士更是特別地親切對待我們，不論我們這些傷員怎麼要求，怎樣詢問，他們總是用甜甜的笑臉迎著我們，或照辦，或解釋、答覆，尤其是那些護士小姐，更是對我們滿面春風，細緻入微而耐心照看護理。與我同病室的一個青年，因一隻眼睛受傷，雙眼就被藥紗布蒙住護療，有一天，他煩躁得睡不著午覺，大聲叫喚，唉聲嘆氣，結果，兩個護士小姐奔來，耐心地勸慰他，一個給他削蘋果，喂他吃，一個護士則在一旁念一本小說給他聽，使這個青年很不好意思，但安安靜靜地享受。今天，我無論到哪一家醫院去治病或陪小孩治病，卻再很難看到那種令人懷念的笑容了，尤其，同樣還是穿著天使般白大褂的護士們，現在臉上掛著的經常是冰霜，足以使病人立馬感到心寒。

我在醫院休養的一個星期，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愉快的時期之一，我甚至暗自慶幸自己受了這麼點傷，才有資格來享受這人世間的溫情。那個時候，「派別」已成為了一種凝聚魔藥。它竟然可以使不同性格、年齡、資歷的人們，在一個派別的旗號下，互相之間能異常的團結、溫情、親切，而超過一般人的友好關係。有時兩個互相陌生的人為件什麼事爭吵，但只要在爭吵中知道雙方都是同一個派別，事情就馬上會起變化，不僅爭吵停止，而且還能互相彬彬有禮，握手言歡。當你在大街上騎自行車不慎摔了跤時，只要你佩著造反袖章，能讓人識別你的派別身份，於是，周圍馬上會有許多陌生卻熱情的笑臉來關照你，幫你推自行車，將你從地上扶起來，還不停地問「要不要緊？」，安慰你，然後，又互相友好地告別，也許你從此再沒有見過他們。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美好情操，它雖然來源於政治觀點的啟動，但它已遠遠超過政治觀點的範圍和內容，這種難以忘懷的人之間的情感，已多年體會不到了。只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夏那場風波中，才又短暫地目睹了幾天。

住院住到第三天，「湘江風雷」總部來了一個人，向我們宣佈：長沙市各大造反組織聯席會議已決定，要將省委機關大樓武鬥事件向黨中央、中央文革報告，以控告「湖南省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挑起群眾鬥群眾，以讓他們坐收漁利」雲雲。直接的原因是，因為「紅色政權保衛軍」被造反派從省委大院打出去後，已派人上京，控告造反派衝擊省委機關。為了不致使自己被動吃虧，長沙市造反派頭頭們便決定針鋒相對，也決定組織力量上告。文化大革命是中央號召搞起來的，誰錯誰對也全由中央裁決。於是，長沙市各造反組織聯席會議，除了決定馬上整理匯報材料，交由「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長沙聯絡站」送往北京，讓他們「三司」總部轉遞中央外，還同時組織由這次武鬥中受傷的人員搞一個「控告團」，到北京去以活證據向中央告狀。因此，我們這幾十號傷員需馬上組織起來，過二天即乘車上北京。

上北京！我們這些傷員頓時歡呼起來，高興得不得了。本來，當時那種僅以拳腳、石塊、木板為「武器」的武鬥，實際並不很厲害，所以也沒有幾個受重傷的，無非是流了點血、破了點皮而已，傷後已舒舒服服在醫院享了幾天福，而現在又可以上北京去，怎麼不令人高興呢？北京，當時是國內多少人夢寐以求一睹風光的聖地，雖然已有成百萬的紅衛兵借大串聯之便輕易地進過北京城，但是一般的工人，卻還沒有幾個人去過。中央只讓紅衛兵學生大串聯，卻沒有允許工人、農民、幹部也搞大串聯。現在，有機會上北京了，至於告狀不告狀，那是頭頭們考慮的事，只要能上北京，做什麼都可以。

我自然也欣喜極了，早幾個月，看著紅衛兵學生們不讀書不上課，可以自由自在地到處串聯，上北京接受毛澤東檢閱，心裏真是羨慕得不得了，現在，居然好運也落到了我頭上。

父親知道我去北京，一喜一憂，高興的是我能到毛主席那裏去，憂的是害怕我又會捲入「打架」事件中去。母親去世，他只有我這個兒子，我真出了什麼問題，他會心碎的。我卻滿不在乎，安慰了父親，接過父親給的二十塊錢，便喜滋滋地準備上京了。

我們這批上京「控告團」共一百來人，除六十幾名傷號外，還有三十多名醫生、護士、糾察保衛人員。我們這些人分別屬於幾個不同旗號的造反組織，但由於「湘江風雷」人員最多，於是統一由「湘江風雷」總部組織，派了二個人為領導。一九六七年元月五日早上，這一百來號人，打著一面寫有「湖南省革命造反派上京控告團」標記的紅旗，浩浩蕩蕩湧進了長沙市火車站。

火車站內的造反派早已得到通知，他們將我們安排到站內等候，並暗暗告訴我們，等廣州開往北京的特別快車一進站，就馬上湧進列車的臥鋪車箱，讓傷員們儘量全集中到軟臥席包廂，凡是空位地方就去坐，他們會上車同列車上的造反派講明情況，讓列車乘務員將軟臥席的旅客，集中到幾個包廂。

我頭上仍包著紗布，因而輕易地坐進了一個四個床位的軟臥包廂，裏面包括我共坐了六人。列車乘務員懷著歉意，告訴我們，因沒有想到有這麼多人，座位不夠，只能請我們擠一擠。我們高興還來不及，誰還會有意見呢？我從來沒有坐過火車上的臥鋪，這軟臥包廂更是見都沒有見過，只聽說，那是大幹部、首長們才能有資格去坐，而現在居然讓我也坐上了，那心裏真是比蜜糖浸著還要甜。我們這六個人，大家都是頭一次坐軟臥包廂，年齡最大的是城北紡織廠一個姓胡的，二十三歲。還有一個是雜技團的演員，姓楊，能說會道，他一個人說話就弄得包廂內笑聲不絕。當火車啟動，徐徐離開長沙車站時，我們包廂內，以至整個軟臥車箱內，愉快地歡呼起來，慶祝我們這次特殊神聖的旅行。

下午二點多，火車在武昌車站停了下來。前面就是著名的武漢長江大橋，我們幾個人都沒有見過長江大橋，因而極盼火車趕快開動，以目睹那傳聞已久的大橋風貌。然而，一個列車乘務員通知我們：前面的路軌被武漢的「職工聯合會」的人橫在軌中堵住了，這個「職工聯合會」是保守組織，人多勢眾，湖北省的造反派與他們鬥爭得很辛苦很吃力。現在，武漢的「工總」等造反組織也派來了人，雙方正在談判。「職工聯合會」意欲攔火車上北京，「工總」則想表示自己顧全大局，不准「職工聯合會」衝擊鐵路。反正那時，毛澤東主席的一條語錄「凡是敵人反對我們的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經常是兩派各自制定鬥爭策略和目標的一條原則。那個列車員還告誡我們：火車不知什麼時候能開，大家要耐心等待，但一定要關緊車窗門和包廂門，凡不熟悉的人千萬莫讓他進來，否則，「聯合會」的人一爬上來，我們就有被轟出去的危險。聽他這麼一說，我們連忙緊閉窗戶，只留一點點縫進空氣，包廂門也扣上。

果然，一會兒，車窗外就湧滿了人，看他們佩的袖章，都是「職工聯合會」的。他們不停地敲著窗戶玻璃，在外面做手勢。叫我們打開窗子。我們非常緊張，他們成千上萬的人，我們這一百號來人，遠遠不是他們的對手，如果他破窗而入，那我們是無可奈何的，只能乖乖「滾」下車去。我們面對窗外的叫喊，隔著玻璃有時笑著講幾句他們聽不懂的長沙話，有時乾脆裝瞎子、聾子，不看不聽，躺在軟席上。幸虧，那時武鬥水平還是「低級階段」，終究沒有人想用擊碎玻璃的方法進車廂。雜技演員楊大哥說，也許「職工聯合會」的人還弄不清我們這些也佩紅袖章的外地人到底是哪一派的，不敢貿然砸進來。但「聯合會」的人還是從列車門上來了，不斷仍有人猛敲我們的包廂門，用響亮的湖北話叫我們開門。我們則仍然裝聾子，不答話，不吭聲，更不開門。這樣折騰了幾個小時，直到天黑，才清靜下來。這門窗我們始終沒敢開，忍不住要小便了，也不出去，而是站在坐席上朝窗上留的那點縫徑直朝外噴去。

夜晚不知是什麼時候，我們都已入睡了，突然火車頭一聲長鳴傳來，列車居然啟動了。我連忙朝窗外望去，只有淒風慘慘一個空站臺，那些「職工聯合會」的人不知何時全撤走了。列車緩緩開出武昌站，歷經了一場小風險的我們，又振奮得歡呼起來。雖然經過長江大橋時，車窗外幾乎什麼也看不見，威武的長江大橋留給我的印象只有一個個鐵柱鐵樑，使我很有些遺憾，但一想到終於脫離險境，能繼續向北京進發，心裏便還是很高興的。

火車一路停停走走，在第二天夜晚九點多，才到了北京站。

北京到了！我興奮得想跳起來。我們整隊出了車站。

車站廣場停了很多大客車，都是來接人的。大概出了誤差，我們這一百號來人，一下子被分散了。我們六個人經過二天二夜同行，都很熟了，於是相約與有些人一起，上了一輛自稱是來接「湖南省來的人」的大客車，結果這車子將我們送到郵電部在南禮士路的一個代號為313的招待所，司機才發現他接錯了人。我們開始有些慌了，好在那招待所有一個專門負責接待來京來訪的郵電部門人員的文革接待站，聽說我們是來北京告狀又事關文化大革命的，於是便熱情地安排了我們這一車約三十多人的住宿，而且每人免費發了十天的飯菜票，還說吃不夠隨時可以去領。吃飯有餐廳，睡覺有暖氣，這一來，我們可樂壞了。我們向招待所的負責人深表感謝，他卻笑容滿面地說：「不用謝，不用謝，你們是毛主席家鄉來的客人，我們理應歡迎！」那時，外地人友好地稱呼我們湖南省人時，總略帶羨慕地說我們是「毛主席家鄉來的」。文化革命中，毛澤東確實使湖南省人連帶沾了不少光。

在北京的第一夜，雖然戶外寒風凜冽，但我卻舒舒服服快快樂樂在暖洋洋的房子裏睡了一個好覺。

第二天，紡織廠年輕的「老胡」（我們都這樣稱呼他）自願地擔負了我們這三十來個人的集體的「頭」，帶了幾個不是傷員的人，出去尋找聯繫湖南省來京的造反組織和我們「控告團」其他人員的下落。當時，「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均在北京設有「駐京聯絡站」，負責辦理本組織來京人員事宜和搜集北京、中央文革動態情報信息，報告給本組織總部。

晚上，老胡回來了，他神色緊張地召集我們這三十號人在寢室裏開會，報告他的收穫。

老胡說，他見到了「湘江風雷」駐北京聯絡站的頭頭，也找到了其他「控告團」的人員，但，現在發生了「重大事件」：黨中央第四號領導人陶鑄，現在已被「揪出」，現在，陶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

我們大家一聽，全驚住了，頓時全室鴉雀無聲。這消息太突然，太離奇了。如果不是老胡那嚴肅的表情，以及他繼續講的情況，我說什麼也不會相信的。要知道，陶鑄是早幾個月才提升到中央，並一下子受到毛主席信任，擔任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的第四位領導人，前一陣還經常接見群眾組織代表，代表中央講話，這一下子，怎麼又成了「保皇派」呢？黨中央的人事情況真是不可捉摸。

老胡又告訴我們，陶鑄曾於二個多月前，即去年十月三十日在北京接受了「湘江風雷」代表送的袖章，並表示同意做「湘江風雷」組織的「名譽隊員」。當時，總部的頭頭欣喜若狂，到處宣揚。現在，陶鑄出了問題，總部頭頭慌了，第二天連忙作了一個決定，宣佈「開除」陶鑄的「湘江風雷」的「隊籍」，並表示擁護「中央端出陶鑄」的英明決策。同時，總部已電話指示駐京聯絡站，趕快在北京組織刷一批「打倒陶鑄」的標語，表示與陶鑄劃清界限。駐京聯絡站的頭頭就要我們協助搞這件事。老胡還說，中央出了這麼大的事情，一時不會有人來接見我們「控告團」了。反正匯報材料已轉遞上去，我們「控告團」就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直接向中央文革領導人當面告狀，展示我們這些活證據了。

聽說我們不可能像原來來京的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代表團一樣，爭取受到中央首長的接見，期望趁機看一看中央首長尊容的企求，成了泡影，大家頓感非常遺憾。我的心裏也驟降涼意，心想，這個陶鑄，怎麼早不倒，遲不倒，偏偏我們來北京，他就被打倒了，弄得我們失去了一個見中央首長的機會，真不走運。

老胡又佈置說：明天白天我們設法弄些筆墨漿糊，晚上，「湘江風雷」駐京聯絡站會來汽車接我們，統一去北京大街刷標語。

第二天晚上七點多，來了一輛大卡車，不知聯絡站的人怎麼弄來的，照講他們作為在北京的外地人，不可能有汽車，也許在京時間長了，跟北京的造反派混熟了，找人家借的。我們三十來人全出發，汽車上已備有筆墨和一卷卷的新聞紙，加上我們從郵電招待所要的紙與漿糊，足夠我們忙上整個夜晚。

汽車像羊拉屎一樣，一批一批地將我們丟到不同的街道，經過天安門廣場時，儘管天空墨黑，但廣場四周燈光明亮，雄偉的天安門城樓、遼闊的廣場和肅穆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一下子使我這個幾千里之外趕來「朝聖」的小青年興奮得幾乎會暈厥。汽車在中山公園附近停下，我清醒過來，連忙要求在此下車，趁在這裏刷標語之際，好好地瞻仰瞻仰天安門廣場這個舉世聞名的地方。但早已有四、五個人跳下了車，他們的反應遠比我快，老胡說：「夠了。」於是我只能又吞下幾絲遺憾。

我乾脆跟著老胡，最後一批五個人，老胡帶隊在一條至今我都沒有搞清楚街名的大街上，下了車。在一堵長長的灰色圍牆邊，老胡叫停下，帶領我們貼、寫標語，那標語內容全是打倒陶鑄的。據說這口號是由「湘江風雷」總部人員用電話從長沙市傳過來的，總部的頭頭對於自己曾宣傳陶鑄是「湘江風雷」組織的「顧問」一事，既怕長沙市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等保守派組織抓到這根「大辮子」來攻擊自己，更害怕萬一黨中央真的發生誤會，以為「湘江風雷」是陶鑄的什麼力量，弄得中央某個領導人講一句話或作一個什麼批示，將「湘江風雷」弄成有問題的群眾組織，那就會喊天而天不應了！所以，他們緊張極了，趕忙採取一切措施，洗刷陶鑄與「湘江風雷」實際上並不存在多大關係的痕跡。除了通過「首都三司」的人向中央轉遞有關材料作解釋外，這個北京的「標語仗」，也是重要一著。其實，那時剛開始成立的那些人數眾多的群眾組織往往都在成立之初，請一些級別高的中央或省委領導當「顧問」，無非是拉大旗作虎皮，為自己的組織壯膽或增威風。長沙市的群眾組織中無論保守或造反的，剛開始時，有幾個都請了省委第一書記作顧問。「湘江風雷」是在北京成立的，由一些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後而跑到北京來告狀的工人、幹部、教師，在「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等大學生紅衛兵幫助下組織起來的。成立之初，又在首都紅衛兵的幫助下，受到了中央常委陶鑄的接見。陶鑄當時是中央第四號領導人，但他在此之前是管轄包括湖南省在內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第一書記，湖南省的事，他自然還得問一問。說良心話，陶鑄對湖南的造反派還是很支持的，去年十月以後湖南的工人與學生造反派代表跑到北京時，陶鑄就兩次接見了他們，而當有人說「『長保軍』（即紅色政權保衛軍）代表想見陶鑄」時，陶則堅決地說「不見他們！」而且，旗幟鮮明地在接見中，批評了張平化與「九・二四」報告，還說了張平化如果不改變其態度，他都要舉手打倒張平化。由此，剛剛建立的「湘江風雷」，沾了被接見的殊榮。在去年十月三十日的接見中，「湘江風雷」的頭頭又趁機送了一個袖章給陶鑄，並請陶當「顧問」，陶鑄接了袖章，也隨口說了句「可以做個隊員」，就轉而詢問瞭解湖南省文革的情況去了。以後，既不可能「顧」，也沒有來「問」。身為中共中央常委，他一天到晚忙還忙不過來，不可能真能來當一個地方上的群眾組織「顧問」的。事情就這麼簡單。但現在，陶鑄一夜之間成了「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的黑幹將」，這個「顧問」問題，也就可能變得複雜起來。總部頭頭那些擔心，我可以理解。但是，當初積極要人家來支持來當「顧問」，人家答應後，你們是那樣歡喜若狂，大吹大擂，而此刻人家倒了霉，雖然你幫不了他的什麼忙，大勢所趨，你也得高喊「打倒陶鑄！」但，總部頭頭們總不應該變得這麼快，總應保持一下自己應有的風度才是，既然當時沾了人家的光，現在就應坦然承受應有的責難，這樣內心才能平衡呀！我一邊用漿糊將標語糊在冰冷的牆壁上，一邊細細同老胡講我的想法。老胡淺淺一笑：「你真是個細伢子，咯是搞政治，不是交朋友哩！」他見我似乎還不明白，又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政治，你，還有我，還有我們這些人，哪個真正能弄懂它？沒有一個人能真正懂得，所以，我們只有一條，聽毛主席的，聽黨中央的，不，聽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聽毛主席司令部的，毛主席黨中央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這才不會出錯誤。」他幫我貼好了手中的標語，又笑著對我說：「毛主席黨中央要我們造劉少奇的反，我們就造反，現在又要端出陶鑄，我們就又打倒陶鑄！說不定明天又要打倒什麼人，我們都擁護」。頓時，我又覺得老胡說的話似乎也有道理，我一下子很佩服起老胡來，到底比我大幾歲，看問題比我全面透徹。

我們刷了十幾幅大標語，竟然花去兩個多小時，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我們的手腳都凍得發僵了。北京的冬天可不比長沙市，那北風真像刀子一樣割人。儘管我們「全副武裝」，手套、帽子、圍巾全用上了，但那臉沒地方躲。因而，隔一會兒，我們就得蹦蹦跳跳一陣。但，怎麼跳，也還是冷，特別，我的那受了傷的左耳，更如刀割，我用圍巾上下一裹，也頂不了多少事。還剩幾幅標語沒有貼，老胡把手一揮，果斷地說：「不貼了！他媽的，快凍死了，就是這個倒霉的陶鑄，害得我們跟著受罪。」

我們收拾好剩下的標語，準備動身回那暖和的招待所。然而，怎麼回去呀？汽車說會來接我們，現已快夜晚十點了，汽車卻連影子也沒有，大家都傻眼了。我說，乾脆去坐夜班公共汽車。有人反駁說，我們現在的位置在什麼地方？誰能搞清？搞不清怎麼去乘公共汽車？老胡卻老練的將一卷標語朝他腋下一夾，說：「跟我走！見公共汽車就上，轉來轉去都行，最後總有一路車可通南禮士路我們住的地方，坐在車上總比這站在馬路上吹北風強。」

換了三趟車，謝天謝地！我們五個人總算回到了溫暖如春的招待所。其他的人早已回來，仍是那輛大卡車接回來的，唯獨忘了接我們。

耳朵的傷口痛得厲害，我和一些同樣被北風吹痛了傷口的人，一連幾天不敢出門，呆在寢室裏看報聽廣播、聊天。

一月十一日晚，招待所的人叫我們上他們會議室去看電視，說會有中央重要新聞報告。

電視，這在當時可是稀罕物品，我們這些長沙市來的人，誰也沒有見過它的模樣。於是，大家興高采烈地去了。

一臺黑白電視機，在今天抬八人大轎請我去看，我也懶得去，可在當時，一下子把我們都吸引住了。不管什麼節目，從頭看到尾，只到招待所的工作人員關機後，我們才戀戀不捨的離開。

那天，新聞節目是播送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向上海造反派聯合致電，稱讚上海造反派的《緊急通告》的內容。

這是我第一次看電視，也是第一次看電視新聞，記得那個新聞播音員是一個男的，好像是現在中央電視臺的那個著名播音員，只不過，那陣，他年輕多了。

這條新聞頓時使我們樂開了花！因為，這是黨中央第一次這麼隆重地在公開的報刊、電臺、電視臺稱讚支持一批造反派組織。

第二天，便有人提議：趕快回家去，這麼好的形勢了，還不如回長沙市造反，呆在這裏犯不著了，既輪不上中央首長接見，又出不了門，天實在太冷。

有人附議：故宮、歷史博物館、人民大會堂等等名勝地，現在因搞文化革命，全部不開放——幸好，還能到天安門廣場上開開眼界，站到那寬闊的廣場中，領略這聖地中的聖地之風光——所以，既然看不到什麼，不如這次早點回去算了，反正，只要文化大革命勝利了，不怕沒機會再來北京。

一下子，三十來人居然統一了思想：回長沙市去。

郵電招待所文革接待站的人真好，聽說我們準備離京回家，馬上給我們辦理了「車票」——一種免費的、因文革問題離京的乘車證，還問我們回家路上吃飯或買點紀念品之類有沒有錢，如果沒有，可以借給我們。

我帶來的二十塊錢，這一路自己吃、喝酒，又互相請吃，已用去大半，僅剩四塊多了，決定借拾元錢，以備買些什麼東西帶回家去，也算是到了北京的紀念。借錢手續非常簡單，在招待所接待站的一張表格上，自己簽上名字、寫好自己的單位名稱或家庭通信住址就行了，不用看你什麼證件證明，你要借多少，他們就發你多少，——那樣的好「世道」，真是史無前例，後無來者！

我填好表，拿了拾元錢，無意中瞟瞟那張表格，凡是熟悉了的人，沒有哪一個寫假名字，假地址、單位，全是老老實實填的，連老胡，也是規規矩矩填了「長沙市××紡織廠」，借款拾伍元整。

現在看來，那明明是一個做假的絕好機會，但就是沒有一個人弄虛做假，而且我們大概想都沒有想這樣的問題。

這借的拾元錢，我回家後一個星期，便從郵局匯還了去。二年多後，招待所清理文革物資小組，又來了一封催還款的函給我。我馬上寫了一封信去，將我早已寄還的情況申述了一番，半個月後，又來了一函，說是他們工作不細緻。現已查明我已歸還借款，所以，特向我道歉致謝。

真不好意思！借了錢給我，還向我致謝。

離京的車票是三天後的，我趁有天太陽出來而風停之際，上街去轉一轉，不料在天安門廣場上遇到了廠裏的楊金河、侯川江、彭建國等人，我很驚奇也很高興，在人流如海偌大的北京城，居然碰到單位上來的同事兼造反戰友，真是令人開心極了。

楊金河告訴我，自我離長沙市上京後，公司系統的造反派又一次「封」（用紙封條）了公司機關辦公室，因為根據一個舉報，造反派在公司武裝部辦公室中，又搜到一部分所謂「黑材料」。原來以為整人的「黑材料」全被燒毀，沒想到竟然還有秘密存藏，儘管黨委書記出面解釋說：「那些材料放到武裝部裏沒有銷毀，確是工作疏漏。」但造反派沒人相信這話，於是再次將公司各辦公室「封」了，雖然「封」了三天後，又啟封，仔仔細細再次搜查了一遍，確實再沒有發現新的「黑材料」，但將黨委辦公室「封」了三天，這事不知會有什麼後果，鍾隊長他們還是有點擔心。加之，當時很多單位都在刮「上京告狀」之風，一些造反派弟兄們也極想到北京去開開眼界。因而，公司造反派的「聯合指揮部」就決定派二十多人也上京「告狀」，但鍾隊長沒來，他坐鎮家裏，到北京的路費，全是找公司黨委書記批的，章忠全書記大筆一揮：「同意按出差借款、報銷。」在造反派強大壓力下，章書記不能不同意，他不願意出更大的麻煩。有些單位，造反派與當權派對立非常厲害，弄得單位的局面很僵，章書記不希望出現那情況。

楊金河等人自然異常高興，歡歡喜喜來到北京城，住進了商業部招待所。

我們找了一家飯店，喝酒暢談各自來京觀感。楊金河告訴我，下午他們準備去中央商業部，到那兒去告狀，因我們是商業系統的，同時，在那兒去開一張證明函，以便今後廠裏黨組織不會因這次來京而又整自己。楊還說，這點子是他一個在百貨公司的造反派朋友告訴的，很多人都這樣做了。

我覺得也應該去一去中央商業部。

中央商業部一個四十來歲的女幹部接待了我們，我們幾個人分別輪流對她講述了個人和單位文革以來的情況，這位女幹部非常耐心地聽我們在她聽來顯然已乏味了的敘述，而且還不停地在一個大記事本上記著什麼。

當我們自己覺得已沒有什麼再好講了時，女幹部便和藹地說：「我會將你們反映的情況向部領導匯報，」又說：「你們今後可以放心，中央有規定，文化革命中是不允許整群眾的。」

我們聽了覺得很舒心。

當那位女幹部似乎準備讓我們離開辦公室，以便接待下一批來訪者時，楊金河終於記起了「證明」的事，便向女幹部提出。女幹部一聽，非常爽快地說：「行！給你們開個專函，免得今後又為這事出麻煩。」

她手腳非常麻利，拿出一疊標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用箋」紅字的材料紙，「刷刷刷」一下子就給我和楊金河、侯川江、彭建國等人每人寫了一張專函，然後，她又將這幾份專函拿到一個什麼辦公室，蓋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鮮明大印。

我接過自己的那份專函一看，上面工工整整寫著：

「長沙市×公司×廠：

你單位陳益南同志來部反映，他到中央文革小組控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根據中央《十六條》規定，該同志在京期間，工資應當照發，車費按制度報銷，今後不得因來京反映問題進行打擊報復。

致

敬禮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章）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

看到商業部的鮮紅大印和這份竟與自己有關的專函，我們幾個都非常激動，離開商業部那間辦公室時，再向那位女幹部說：「謝謝您！」

但這份專函我一次也沒用上。回家後路費問題不用我們說，公司財務科見有黨委書記的批示，一律照出差報銷。而以後，因造反挨了幾次整，哪一次又都不是這份專函保護得了的，哪怕是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大印。但是，我始終忘不了商業部那位女幹部和藹的笑臉及與人為善的親切態度。

一月十六日，我與楊金河等人分手，獨自隨我們「控告團」的朋友們乘火車離開了北京，從而結束了十來天的所謂「告狀」活動。火車行進途中，列車上的喇叭廣播了當天《紅旗》雜誌的一篇評論，其中清清楚楚明白無誤地點名批評了「紅色政權保衛軍」，並說它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御用工具」，聽到這消息，車廂中的湖南省造反派頓時沸騰起來，歡呼起來，不停地高喊：「嗚啦！」

我高興得眼淚都出來了，隨著大家一齊喊「打倒資產階級保皇派！」的口號，同時，恨不得真能馬上就回到長沙市，投入到那可以想到的熱烈洪流中去。

但回長沙市的火車，我們可沒有什麼軟臥包廂了，也沒有臥鋪，甚至連座位也沒有，三十幾個人，只有十來個座位，必須輪流擠著坐。火車上擁擠不堪，中間過道上全站著或坐滿了人，甚至行李架上也坐了不少人，若想上一趟廁所，非得拿出「過五關，斬六將」的氣概，否則，你就憋著吧！我斷續站了十幾個小時，直到漢口時，下了不少人，才正式坐到一個屬於我的座位。從那時起，我對乘火車就絲毫沒有了旅行的愉快感，相反，覺得是一種「受罪」。到如今，已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火車座位狀況依然是緊張異常，車上擁擠得令人難以喘氣，唉，真盼望這難受的乘火車難局面早日改觀！

第六章　一月風暴中，父親退回了2000元補發的薪金

在所謂「一月風暴」中，除了上海以外的各地，例如在湖南，造反派的「奪權」，只是像一場簡單、短暫而可笑的兒戲；倒是那陣伴隨造反而起的「經濟主義」浪潮，卻是讓很多群眾獲得了許多意外而實在的物質利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通過《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連傳來幾道重要戰略部署的指示：號召進一步展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元旦社論」，給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的支持賀電，嚴厲點名批評「紅色政權保衛軍」等保守派組織。而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公開號召造反派，「自下而上地奪權」，更是使造反的浪潮達到了新的高峰。

上海的造反派率先掀起了奪權風暴，所謂「一月革命」就從那兒開始了。他們很快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財文大權，將原市委市政府的陳丕顯、曹荻秋等老幹部一下子打入了地獄，接著成立了造反派為主體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開始稱為「上海人民公社」，後因毛澤東反對使用「公社」這個名稱，才改了「革命委員會」），造反派頭頭們一躍而成為掌握上海市大權的新貴，並且長達十年之久。

但包括湖南省在內的全國各地，情況卻遠遠不是像上海那樣。「一月革命」是上海造反派急風暴雨造反鬥爭的基本終結，以後的十年，他們只是當新貴而已。而對於湖南省的造反派們，「一月風暴」卻僅僅還是他們多磨多難的造反派生涯的初級階段。

對於這一點，很多關於文革內容的作品都忽視了，或根本沒有弄清楚。在那些作品中，往往都以上海造反派狀況的模式，來描繪其他省份、地區造反派的情形。而那種描繪，無疑是脫離了歷史的真像。

中央發號召後，長沙市頓時也掀起了奪權浪潮，但這樣的浪潮只分別發生在各單位。由於造反組織的內訌和分化，以及軍隊的介入，湖南省的造反派當時想乘機奪省委大權的計劃，卻始終沒有像上海那樣獨自實現。

我們市綜合商業公司造反派的「聯合指揮部」，迅速改名為「奪權委員會」，宣佈公司的一切黨政財大權，統統從公司黨委和各部門奪過來，一切權力歸「奪權委員會」。

鍾有新隊長被公司各造反派組織公推為「奪權委員會」主任。

我是紅色支隊的副隊長，又是「聯合指揮部」成員，自然，「奪權委員會」中有我的一把交椅。

一月下旬的一天，我們「奪權委員會」湧進公司，命令黨委書記、副書記和能找得到的黨委委員們，以及各科室負責人，都到公司會議室開會。在那種強大的輿論和聲勢下，沒有哪一個黨政負責人會違抗我們的「命令」，均規規矩矩參加了會議。

鍾有新主持了會議，由一位機關幹部造反派宣讀了「奪權委員會」的「奪權聲明」。

「從現在起，長沙市綜合商業公司的一切大權，歸奪權委員會！」鍾有新興奮激昂地向在座的黨委書記、黨委委員和科室負責人宣佈。

參加會議的造反派，包括「奪權委員會」全體成員，均對鍾有新的話報以熱烈的掌聲。有趣的是，屬於被奪權者的有些黨委成員和科室負責人，甚至包括黨委書記章忠全，也跟隨著鼓起了掌，雖然他們的掌聲是稀稀落落的。這樣的「奪權」，沒有流血，沒有反抗，甚至沒有一點兒爭吵，這場面很令我們「奪權委員會」感到意外，也使我們心裏浮起了疑雲：這奪來的權，是真的嗎？

其實，道理很明白，黨中央號召造反派奪權，就等於是要各級黨政部門交權，既然如此，黨委服從照辦就是。我們的章忠全書記深深明白這點，所以他率黨委成員為造反派奪權鼓了掌，而我們這些奪了權的造反派卻反而感到「太順利了！」

奪權後的具體事宜，雙方簡直是在協商中進行的。奪了權的我們，既不知這「權」如何運用操作，也不願意獨自承擔權力將帶來的責任。為了體現「奪權」這一標誌，公司黨委及各部門的印章，自然統統交給「奪權委員會」。但怎麼使用這些代表「權力」的公章呢？「奪權委員會」成員們意見各一。我提議：公司黨委的大印，由「奪權委員會」主任即鍾有新掌管。不等別人表態，鍾有新立即堅決拒絕。事後，他悄悄告誡我：「你莫蠢！如果把什麼事都壓在自己身上，有些責任我們是擔不起的。」

協商的結果是：公司黨委及各部門的公章，統統給一個是共產黨員的機關幹部保管。今後公司一切公文、指示，均以「奪權委員會」和黨委共同簽署，沒有「奪權委員會」蓋印的任何文件均無效。公司各科室則繼續照常運轉，但原科長與部門主任們則必須接受「奪權委員會」指派的負責人領導，有什麼事得簽字批示，原科長、主任們仍須簽上自己大名，但要送「奪權委員會」指派的負責人審查決定可否。

這個「權」，就這樣「奪」了。於是，公司內除了原有的黨委、科室班子在繼續運作外，還又多了一套「奪權委員會」的班子在相機便宜行事。

公司各基層單位也都照公司這個「葫蘆」畫「瓢」，統統搞了一個或商店、或工廠的「奪權委員會」，奪權及用權方式亦一樣。

奪了權，以後怎麼辦？這樣一個單位兩套班子的局面要維持到何時？「舊」黨委要不要解散而建立新的？這一後來才想到的問題，當時誰也不去想，更不用解決了。實際上，那時正處在大動蕩的形勢中，每天都會出現新花樣，人們跟上那形勢都唯恐跟不上，造反派們那裏還會去考慮這問題那問題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卻當了個造反派，本身就很出人意外；至於奪什麼大權，還要掌權，這事，恐怕是絕沒有幾個造反派會想到有這麼一手的。身為「奪權委員會」主任的鍾有新對我說：「這文化大革命怎麼搞來搞去，竟讓我們奪起權來了？」他覺得很困惑。我也感到不可思議的新鮮。

不過，奪了權，我們還是高興的，我這個按工齡算還不過是一名小小學徒工的「奪權委員」，竟可以在一片敬畏的眼光中，大搖大擺進出公司機關，初次嘗一嘗「辦公」和「當幹部」的滋味。鍾有新就更高興了，原來在他心目中是神聖的，甚至不敢正面去看一眼的黨委書記、副書記們，現在，竟然每天要恭恭敬敬地到他「奪權委員會」辦公室來商量工作，一些標有「長沙市綜合商業公司文件」紅字的公文，均要由他龍飛鳳舞簽上一個大名，方才可以生效。對這一切，無疑，鍾有新開初很有些惶恐，但搞了幾次，顯然，他就能輕車熟路而只會暗暗得意了。

機修廠的楊金河，當然也參加了奪權行動，而且是廠「奪權委員會」主任，我到廠裏去向他表示祝賀，他也很有些飄然了，激動地對我說：「這以後，再沒有人會說我是右派分子了！」

所謂「一月風暴」，除了是演出「奪權」這齣戲外，還伴隨有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反對經濟主義妖風！」。黨中央一月十一日給上海造反派發賀電，支持原因之一，就是因上海造反派制定了一個旨在反經濟主義的《緊急通告》。

所謂「反經濟主義」，其背景是，由於中央號召支持造反運動，各地區各單位的黨政領導在造反派的壓力之下，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後，都或多或少地對造反派予以了妥協，至少表面上得敷衍造反派，亦有一些是真正的支持。這首先是放開批給各群眾組織大量物資，以示並不壓制群眾造反。隨後，當一些造反派和一些普通群眾，就歷史上的某些牽涉到經濟方面的問題，如某某曾被降過工資，某某曾應發某項獎金因故未發，某某曾被無故開除使之至今無生活收入等等，向單位的「當權派」造反，要求「改正」時，很多黨政領導人為求迅速擺脫這些「造反」壓力，便慷國家之慨，大筆一揮，有來「造反」者，則必答應，批給錢物，或同意補發工資、獎金、或同意收回幾年前開除某職工的決定，並補發幾年工資以示安慰等。反正只要有點理由，全然不管過去所做決定是否正確是否錯誤，現在則一律予以「改正」，滿足造反者的要求，只求這些「造反」的人不要再來糾纏。這樣，只要開了一批先例，其他群眾便峰擁而來。建國十七年中處理了多少人的經濟問題，也存在有多少事關經濟的問題，誰不想自己的問題能按自己的要求來解決呢？見人家一「造反」，便領回了幾百甚至幾千塊錢的鈔票，在那人平月工資只有幾十塊的年代，誰不眼熱眼紅？這樣，一九六六年底、六七年初，這些人便匯成了一支大軍，形成了一股潮流，衝向了人民幣。當時不少人願意參加造反派組織，也就是想憑藉造反的威風，壓迫「當權派」們迅速按他們的要求批條子給發錢。在我們長沙市商業局系統內，就有一個「毛澤東思想橫眉兵團」，都是由一批於一九六二年被下放至農村的原商業單位的店員組成，「司令」原是一個賣肉的小販。他們造反的要求很簡單明瞭，將他們恢復原有工作，補發自「被迫害」下放以來的全部工資。這些人因事關個人生計，故造反熱情很高，也很厲害，商業局幾個正、副局長都被他們弄得雞犬不寧，不僅白天辦不成公，晚上回家還未坐定，這「橫眉兵團」的人就找來了，死纏活要。結果，他們「造反」成功了，每個人都被宣佈恢復工職，並補發了一些工資。

開始，我們這些自覺是因「關心國家大事」而造反的造反派，對這些「造經濟反」的人，還是抱有同情的，因為覺得這些人過去受了冤屈，經濟上受了損失，現在要求「平反」，補回一些錢，也屬情理之中無可非議。加之這些人也是支持造反，對「當權派」們也算一點壓力。因而，起初造反派並沒有視這些人為異己力量。但是，隨著這股「造經濟反」的潮流越來越大，甚至干擾起造反派的政治行動之時（例如，他們常常圍住了公司與商業局的書記、經理與局長們批字給錢，不批不放人；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就不讓書記經理局長們參加包括造反派的批判大會在內的任何會議，我們去說也不放，等等），我們這些自詡為政治上清高的造反派，就不再喜歡那些開口閉口只要錢的「造經濟反」的作法了。所以，上海便出現一個造反派的《緊急通告》，黨中央當然也不希望這些造經濟反的潮流干擾甚至扭曲文化大革命的既定方針。因而，中央很快就發賀電支持上海造反派「反對經濟主義」的作法。

中央指示一下，理所當然的得到了各造反組織，甚至保守組織，以至「當權派」們的歡迎、支持。因為這三個方面的人，都自視清高，都對那些我們認為是「只顧自己搞錢，而不考慮國家大事」的行為表示鄙視。於是，各銀行宣佈「凍結」一切擬照支票單而發給的款項，要求各單位重新加蓋造反組織公章並說明該款項非「造經濟反」所得，方能領取。各單位造反組織也均紛紛宣佈：「當權派」今後不得再批准同意解決一切有關經濟問題，誰批了，找誰算帳，所有經濟上面的問題不論錯與對，均按中央要求：「到運動後期再酌情處理」。對此，「當權派」們自然都樂意執行，這樣，他們便有了一個「擋箭牌」，自己能恢復一點相對安寧，甚至還能將造經濟反那些人的怒火擋開，而引向造反組織。

無論從精神上，還是實力上，和整個造反組織比，和整個社會力量比，造經濟反的人，畢竟是少數人，況且是只有個人利益而無集體目標的散沙一盤。所以，這個「反對經濟主義」運動，很快就取得成效，幾天之內，長沙市就基本沒有人還能「造經濟反」，還能找「當權派」批錢了。我們商業局那個「橫眉兵團」，見得不到造反組織的支持，大勢於其不利，加之他們的經濟目標已爭取到了，於是也就自動解散，偃旗息鼓，小販「司令」也從此銷聲匿跡。

但是，造經濟反的人們中，還是不少人沾了便宜，不管他們過去是否遭受冤屈，反正這次還是扳回來了。中央的指示是「停止」造經濟反，卻並不追究以前造經濟反的事。所以，造經濟反，造得早的人，錢已穩定當當進了腰包。而遲「造反」的人，因「時間已到，哨子一吹」，中央指示一下來，錢還沒有到手，卻被命令「停止」。因此，這些遲到者簡直是捶胸頓足，懊悔不已，痛恨自己動作遲了。我們公司有五十幾個老工人，六〇年困難時期，單位上將他們每人約二百來元的一筆什麼提成工資挪用了，曾說過是「暫借」，後又動員他們捐獻，發揚工人階級的主人翁精神。當時這些老工人敢怒不敢言，照理講，這筆錢確應退還他們。文革一造反，有幾個老工人想造一造這筆錢的反，但有些猶疑，沒有動作。但後來一見不少人都造反成功，領回了一迭迭票子，他們才帶頭去找公司黨委書記、經理們。經過一番「造反」，事情大概很有些眉目，只待黨委書記簽名，批示同意，他們就可以到公司財務科領支票去銀行取款了。不料，一夜之間，中央反經濟主義指示到了，一切「停止」！幾個老工人捏著他們與公司黨委論理的會談記錄，長嘆短噓，連連搖頭，懊喪極了。我安慰他們說：「你們這個問題造反還是合理的，現在不行，但留著這份會談紀錄，將來在運動後期應該還是可以解決的。」懊悔之餘，這些老工人只好期望那「運動後期」了。結果呢？除了他們這幾十個人外，誰也沒有再去關心過這事了，他們的企望及那些血汗錢則永遠被歷史掀起的塵埃掩蓋了。

在那場造經濟反的「經濟主義」熱潮中，到底有多少人趁機佔了不該佔有的便宜，發了一些小財？又到底有多少人確確是應該得到本來便屬於他們的那份利益，結果卻一無所獲？再還有多少人只是敏捷地抓住了那個機會，討回了他們應得的東西？

這一切，自然都是無法弄清了。

文化大革命以來，恐怕就是那次造經濟反與反經濟主義情形中，出現了「早點辦，佔便宜。去遲了，便一場空」的現象以後，人們對中央的政策，便產生了一種觀念：只要是於己有利的，便一定要搶先去實行，唯恐「過時無效」，一步遲成千古恨！而再不相信什麼「逐步、慢慢解決」的教育了。這種心理，可以說，貫穿於自那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每個階段。而且，至今尚如此。

我們公司造反派頭頭中，也有一些人存在「經濟問題」需解決。但在開初，總還是不好意思，覺得自己是響應毛主席號召「關心國家大事」、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崇高目標才造反的，現在又當了造反組織頭頭，因此，即便要造經濟反，也應排在普通群眾後面，等大家問題都解決了，自然自己也可以得到解決。當時，有一條馬克思語錄，確是一些造反派頭頭的「座右銘」，或者是他們不能無視的某種政治操守。那條語錄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所以，對於當時面臨的造經濟反的形勢，不少人便確是真心真意套用了這條語錄的原則。不然，自己帶頭造經濟反，便會被人攻擊為「造反有利」的。我們舉的是「造反有理」的旗幟，保守派則常常攻擊我們是「造反有利」，因而，我們覺得在這類事上，應常抱警惕，莫給人以口實把柄。

造經濟反的事，也牽連到了我的家裏。

我的父親當時是我們公司一個通訊員兼傳達，雖是個普通工人，卻是一個於解放前就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老黨員。在我們公司系統，他的資歷是屈指可數的在一九四九年前便加入了共產黨的幾個人之一：公司黨委書記，一個公司副經理，再一個就是我父親。然而，父親只是個普通的勤雜工，月工資只有四十多塊錢。按黨的組織標準衡量，父親並未犯過什麼錯誤，但相比之下，地位為何這樣低微呢？

這其中，除了湖南省的中共地下黨成員，當時普遍被成建制進城的南下軍隊幹部視為陌生人，一般未能得到重用等大局面因素外，父親本人還有一個特殊原因：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之前，父親實際是以一家旅館服務員身份，在為國家某部門執行秘密工作，他的共產黨員身份則並不公開。而這家由我母親出任經理的旅館，是由該部門投資搞的。公私合營後，父親的黨組織關係才轉到商業部門，並停止了為某部門的工作。大概是關係交接過程中，出了一點什麼差錯，商業部門有關管理單位，只接受了父親是一個共產黨員的事實，而忽視了應調整父親原為某部門工作時的待遇。那時，經濟上，父親是能領取一份工作津貼，以補父親公開身份服務員工資的低微。但人事關係轉到商業部門後，這筆工作津貼就理所當然停發了，而且不是幹部，只有工人身份。然而，到商業部門直至幾經輾轉到市綜合商業公司工作，始終沒有人關注這件事。那時，父親對此似乎也不很在意，他是一個農民出身的虔誠的共產黨員，對生活既容易滿足，更是相信「共產黨員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等信條的，加之，母親也有工資收入，全家生活還算可以。故，父親從未談及過這事，更不用說向單位黨組織要求提高工資和改變服務員待遇了。他常說：「我沒有文化，當個服務員、通訊員也要得。」

文革造經濟反的高潮中，公司機關政工部門的一位姓謝的造反派幹部告訴我，我父親的情況他很熟悉，說：「一個在一九四八年入黨提著腦袋幹革命的老黨員，又冒（沒有）犯過錯誤，卻只拿四十來塊錢工資，當一個通訊員、勤雜工，太不合理！」他幫我憤憤不平。

他自告奮勇，沒有告知我，便領著我父親找了公司黨委書記，也算造了一個經濟反。事情很明瞭，道理也很簡單，不論出於什麼考慮，黨委書記馬上表態，應該改正父親所受的待遇，召開黨委會也決定了，按原國家某部門津貼標準，先適當補發一筆錢，約2，000來塊錢。黨委書記簽發了一張同意補發工資並同意著手為我父親補辦幹籍關係的文件，並將領錢的支票（當時叫「付款委托書」），很快送到了父親的手上。

父親大概看到我是公司造反派的一個頭頭，要注意影響，所以，他並沒急著去銀行領取，而是把我喚到家裏，將條子及支票拿給我看，同我商量。

我一看，可以領到2，000塊錢，心裏大大震動了一下，要知道，在那種低工資的年代，貳仟塊錢可是巨款呀！誰見了誰都會歡喜的。

我考慮了一下，卻勸父親暫不要去領這筆錢。

「是我自己去造的反，沒有人會怪你的」。父親明白我暫不領錢的心思，他解釋說。

我確實打心底裏很想認了，去領到這筆對我們家庭有極大幫助的款，況且，母親已去世，父親年紀又這麼大了，馬上就到退休年齡，享用這筆確應屬於他的錢，身份也正式轉為國家幹部，更利於幫助他安度孤寂的晚年。但年僅十七歲而熱血沸騰的我，卻更想當一個優秀的造反派頭頭，「不為財，不為利，只為國家不出修正主義！」做一個硬梆梆的革命接班人，希望自己能時時事事嚴於律己，做一個表率。要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一代青年，都是在學做黃繼光、雷鋒、保爾・柯察金、牛虻等英雄主義的教育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不論你信不信奉，至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我們那一代青年人不能輕視而應追求的境界標誌。因此，我害怕一旦領了這筆錢，會影響自己的形象，會影響我們「湘江風雷」造反派的形象，會被人譏笑「造反有利」。因為無論如何，別人都會認為我為父親造了經濟反的。

我據此說服父親，要退還那支票。

「是章書記主動給我批的，我又冇找他，更冇壓他，」父親認為我委屈了他，又解釋。

我跟父親說：這筆錢先退回去，您的問題是明顯的不合理，到文化大革命運動後期，組織上一定會給你解決的，中央文件上講了到運動後期會處理原來歷史遺留的問題。到那時再領錢，就沒有人說閑話了。

我們父子倆都捨不得這一筆巨款的退還，但，父子倆卻又都有自己的道理：兒子為了國家的事，父親為了兒子的事，一咬牙，將支票（付款委托書），退還！

父親找黨委書記說暫不需辦理自己的轉幹手續與退回支票時，章書記說：這與造不造反無關，是應該給你補辦、補發的。

父親對章書記千恩萬謝，但還是將支票退回去了。

此事，沒有人誇獎我，也沒有人表揚父親。那種形勢下，自己的事都顧不過來，誰還會來評說這一類事呢？是你自己不要錢，又沒有人壓迫你，再說，你不要錢，別人難道不要？誇你幹什麼！

以後，我這個造反派頭頭倒了大霉，而關於改變父親待遇的決定，始終不再有下文，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真的是「運動後期」了，卻不再有人提起，那貳仟多塊錢更與我們無緣了。結果，一九六八年父親退休時，依然是勤雜工，仍每月領四十一元伍角，其退休金遠遠低於大多數退休工人。這個四十一元伍角一直伴隨著父親離開人世。一九八〇年，公司給離休退休老幹部每人發一個液化氣罐，以示關懷「老同志」。父親雖是公司系統中參加共產黨時間最長的幾個人之一，但液化氣罐不會發給他，因為他只是一個工人，而不是幹部。為此事，我向黨的省委組織部寫了一封信，說明了我父親的情況，詢問在四九年建國前便早已是共產黨員的父親，應不應該享受一點「老同志」待遇。省委組織部很快回信，信中對父親的情況表示同情，但又說按政策要幹部才能算「離休」，父親是工人，雖說黨齡比那些退休、甚至「離休」的幹部幹齡還長，但，很抱歉，既然不是幹部，就無法享受「老同志」待遇。後來，中央又規定，只要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參加革命工作的人，不論是不是幹部，都可以享受「離休」待遇。但那時，父親卻已去世了，他始終沒享受一個共產黨的「幹部」待遇，雖然，他比許多共產黨的幹部，對黨的事業所作的奉獻都要多。

現在想來，我也不知是不是應該悔恨自己曾有過的浪漫或愚蠢！

有次，那位曾為父親鳴不平、並「拔刀相助」的公司政工幹部冷冷地笑著對我說：「你為了自己，卻委屈自己的父親，養你這個兒子有什麼用啊！」

我無言以對。

我們公司造反派頭頭中，倒是有一位朋友，在那時扎扎實實造了一下經濟反：他的愛人原也是公司下面的一個商店營業員，因在早幾年前的學徒期間便與這位造反派頭頭談戀愛，加之，與商店領導關係未處理好。結果，那商店領導便抓住這辨子（有「學徒期間不准談戀愛」的規定），不僅不讓她到期「出師」，反而將熬了三年的她開除了工職。那時找一個工作是很難的，後來在結婚後，夫妻倆和孩子只能夠靠丈夫一個人的薪水過活。文化大革命一造反，丈夫當了造反派頭頭，又正逢「造經濟反」的狂潮，這位朋友便乘勢也造了一下經濟反。很快，公司黨委便批准讓她愛人恢復工作，並補發了幾百塊錢「經濟損失」費給他們。這件事在我們公司造反派頭頭中引起了一些非議，認為他是造反派頭頭，這樣為自己的事造反，似乎不很體面，影響不好。不過，大家認為糾正她愛人的問題，恢復她的工作，還是應該的，只是在時間上有異議，認為應該耐心等到運動後期再辦。但，那位朋友卻不這麼看，他認為：既然是可以平反糾正的事，而現在又辦得通，為什麼硬要等運動後期呢？何況，他只是尋求彌補失去的東西，並沒奢求新的財富。

後來，這位朋友自然也倒了霉，他既然是個造反派頭頭，就沒法逃脫厄運。不久，又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喪生，丟下妻子與兩個小孩，走了。這位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一份家庭收入的妻子，在悲痛中，只好靠自己一個人及自己那份薪水，支撐著這不完全的家，含辛茹苦將孩子撫養成人。今天，他的兩個孩子，都比文化大革命中的父親還要結實高大。他們兄弟倆自然應感謝千辛萬苦撫育他們長大的母親，然而，我想，他們難道不同樣應該感謝他們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勇敢地奪回他們母親的榮譽和飯碗嗎？

第七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紀事

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組，在文革中將湖南的一個大造反派組織也打成了「反革命」。而當時，中央文革小組不是到處在鼓噪號召老百姓「造反」嗎？他們為何又會將造反派視為「反動分子」呢？

我親身經歷了那場大震動。不過，為什麼會發生這樣似乎有些「反常」的事，至今我也不清楚其原故。也許，高層的文革與社會底層的文革，終究不是一碼事，而只是在某些方面的表層看似合一而已吧。十年文革中，其實是發生了很多事，而不僅僅是用「動亂」一詞，就可以說明白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公開號召造反派，奪所謂「走資派」的權。這一號召極大地鼓舞了造反派，造反的浪潮又掀起了一個高峰。

但此時，湖南省長沙市的造反派在成功地打垮「紅色政權保衛軍」等純官辦的保守的群眾組織之後，卻面臨著一場內訌。

勝利了的造反派逐漸分為兩個陣營：以「湘江風雷」為首的一派和以「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高司」為首的一派。

「高司」是當時長沙市全部八所高等院校紅衛兵造反派的組織，有兩萬多名大學生。在著名的長沙市委大院「八・一九事件」中充當了造反先鋒的湖南大學紅衛兵，便是她的一支勁旅。這些大學生紅衛兵是最先點起湖南省的造反烈火的。日益壯大的工人造反組織，也是他們鼓動、幫助下建立起來的。他們能說會道，尤其擅長宣傳，只要他們願意，一夜之間，整個長沙市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都可以全部是他們貼的大字報和標語，在與「紅色政權保衛軍」保守派紅衛兵的宣傳戰爭中，他們是舉足輕重的力量。按照造反的觀點看，這個「高司」確實是湖南省造反派的功臣和先驅。因而，「高司」的頭頭們當時便很有了一份做湖南省造反派首領的架勢。

「湘江風雷」的正式名稱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湘江風雷挺進縱隊」，雖說其有「紅衛兵」三個字，但實際上她並不是一個學生組織，而是一個以工人為主體、更有社會各界人士（包括教師、學生、街道居民、下鄉回城知識青年等）參加的混合性群眾團體，它與「東方紅總部」等工人造反組織一樣，其頭頭也大多是工人或工廠的幹部。在「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等組織頭頭的心目中，當然也是承認大學生紅衛兵的功勞的，但若講到擔任領袖，他們則搬出了毛澤東主席的語錄：「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再加上：「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領導，革命就勝利了」。所以，他們從理論與實踐中，都並不承認「高司」的首領地位。相反，已經羽翼豐滿、人多勢眾的工人造反組織的頭頭們，已在發揮自己「天然的」領導階級作用了。

這大概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後，湖南省長沙市造反派發生內訌，分化為新的兩派的重要因素。

而人民解放軍湖南省軍區的介入，更加速了這種分化。

中共中央於一月中旬下指示，讓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前，省軍區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鬥爭是袖手旁觀的，儘管他們很有些同情保守派。在中央允許軍隊參加地方文化大革命，並命令軍隊去「支持左派群眾」時，判斷誰是「左派」、並支持誰的權力，就留在了軍隊自己手裏。

經過周密的偵察，省軍區司令龍書金將軍選擇了支持「高司」為首的一派，認為他們是「真正的左派」。理由大概是發現「高司」全是純潔的大學生，赤誠單純，而「湘江風雷」等工人造反組織人員複雜，「造反動機」複雜。

圍繞著怎樣批判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方法和策略，曾經是在一個戰壕並肩戰鬥的「高司」與「湘江風雷」，終於使他們的分歧公開化、白熱化了。新的兩派都宣稱要打倒省委第一書記，而又攻擊對方是「保」省委第一書記。結果，張平化就有了挨不完的批鬥。

一月中旬，剛剛將保守派組織「紅色政權保衛軍」擊垮；下旬，新的派別鬥爭就開演了，並且愈演愈烈，從標語大戰，大字報大戰，宣傳大戰，一直發展到新的拳腳石塊交加的武鬥再次發生。

支持「高司」的省軍區，先是成功地利用了一次「湘江風雷」派方面的一個復員軍人造反組織「紅旗軍」與「紅導彈」等紅衛兵組織，衝擊省軍區機關大院的事件，向上面送了報告，竟然使四大首腦機關即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署，於一月二十日凌晨下達了一個「一・二〇」指示，即「關於湖南紅旗軍、紅導彈等紅衛兵組織到湖南省軍區動手打人、抓人問題的指示」。該指示中說：「軍隊負有戰備任務和保衛文化大革命任務。不能允許外人衝入指揮、保密等系統，不許接管。紅旗軍是反動組織，必要時將其少數頭頭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軍區負責人，應挺身而出，對群眾進行說服教育工作。」

一月二十日當天，湖南「紅旗軍」的幾名頭頭即被軍區抓捕，但是，對整個「紅旗軍」組織則尚未採取行動。

一方面，這個來頭很大的「一・二〇」指示，當時不僅受到了「湘江風雷」派方面所有造反組織的公開抵觸，沒有一個組織表示擁護，而倒是很多「紅旗軍決不是反動組織！」「紅旗軍是響噹噹的革命造反組織！」等標語，迅速上了街；並且，更質疑該指示的真偽，要求省軍區出示指示原件，同時也向北京的造反派組織打電話詢問以求證實。

另一方面，省軍區在抓捕了幾名「紅旗軍」頭頭後，對這個明令指示說的「反動組織」，也沒再採取什麼行動；對各造反組織公開抵制甚至對抗中央「一・二〇」指示的言行，也未作任何追究。

抵制甚至對抗中央指示的行為，竟然沒有受到省軍區甚至中央的任何指責，這在當時是極反常的。進而引起了造反派組織對這個指示的懷疑。後來，這個指示，果然被證明是一個「懸案」。

然而，此段時間，省軍區並不是沒有作為，相反，更大的計劃在悄悄進行。

終於，利用發現「湘江風雷」組織擁有槍支（其實是省展覽館的展用舊武器，由展覽館的「湘江風雷」支隊保管）、「湘江風雷」派人員在武鬥中毆打了大學生紅衛兵等證據，省軍區迅速向中央匯報，並勝利地贏得了中央文革小組一個具體的批示，在這個有名的「二・四批示」中，顯著明確地使用了「湘江風雷的反動頭目」這個名詞，並命令省軍區對其「採取專政措施」。

中央文革小組的這個批示是二月四日早晨下達的，當天擁有百萬之眾的「湘江風雷」組織卻還蒙在鼓裏，準備組織對「高司」發動更大的進攻。而省軍區司令龍書金將軍則亦不動聲色，讓二月四日的大白天，仍在「湘江風雷」這一派的歡呼聲中平靜渡過。

二月四日晚十點，我與我們公司的「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宣傳委員小李，在支隊辦公室謄抄完一批大字報後，感到有點兒餓了，便決定上街去吃一點東西，順便到街上遛達遛達。

雖然已近午夜，長沙市的五一大街等處仍熱鬧非凡，不知疲倦的人流，一峰又一峰地在大街上湧騰，或圍觀趁夜刷出的新標語、大字報，或擠圍在「湘江風雷」一派或「高司」一派的宣傳車旁，對慷慨激昂的宣傳車廣播，或以鼓掌歡呼表示贊同，或以噓聲甚至擲石塊砸宣傳車表示反對。

由於駐長沙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北航紅旗」等北京紅衛兵是支持「湘江風雷」一派的，加上造反派中的工人大都是屬於「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等組織，因而，在大街上的實力較量，「高司」是顯而易見的處於劣勢。他們新貼上的標語大字報，很快被人撕掉或覆蓋，聲音宏亮的宣傳車喇叭，不時遭到石塊的擲擊，有時周圍群眾起哄的噓叫聲還會壓過宣傳車的廣播聲。

此時的大學生紅衛兵的狀況，竟似乎又跌回到五個月前的市委大院一九六六年的「八・一九事件」時那種景象。不同的是，雖然都是遭到工人的圍攻，但「八・一九事件」中圍攻他們的工人，是市委調來的「赤衛隊」，而此刻圍攻他們的卻是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了他們的工人，也是他們曾千方百計呼籲為其平反，喚醒他們幫助他們舉起「造反有理」大旗的工人！

每每目賭和回想這種情景，便令人有一種歷史的悲哀感。

在圍觀中、在歡愉中或唏噓聲中，不知不覺，臨近午夜十二點。我與小李覺得疲倦了，便從五一大街往回走，想回我們「紅色支隊」隊部辦公室去睡覺，那兒有三張床，供我們休息之用。突然，一輛從湘江西岸駛過來、在車頭上掛著「高司宣傳車」牌的宣傳車，沿著五一大街，在緩行中以異常宏亮的聲音廣播著一條令人驚駭的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中央文革今天來電批示：『湖南省軍區對湘江風雷、紅旗軍的反動頭目，應立即採取專政措施，分化瓦解其受蒙蔽的群眾。全軍文革辦轉，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時。』⋯⋯」

大街上的人們，全被這條消息鎮住了。一時，沒有了鼓掌歡呼、也沒有了唏噓喊叫，大家全靜靜地在聽這輛宣傳車不停在重覆廣播這「最新消息。」

我站在馬路上，像被釘住了，驚愕得好半天還回不過神來。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風雷反動頭目？！立即採取專政措施？！分化瓦解？！乖乖，這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真的？」小李滿臉困惑，神色緊張在問。

「不可能吧？」我也不知該怎麼判斷這事。

大街上「高司」的宣傳車隨即用洋洋得意的標準普通話，大聲地反覆播送這條消息。

幾分鐘後，沉默的人群突然又爆發出喊叫聲：「『高司』在造謠！」「『高司』胡說八道！」

隨即這些喊叫聲迅速擴展為如雷鳴般的呼喊：

「『高司』造謠！」

「『高司』造中央文革的謠，罪該萬死！」

「打倒『高司』一小撮壞蛋！」

「打！打！！打！！！⋯⋯」

那輛最先廣播「最新消息」的宣傳車，一下子被憤怒的「湘江風雷」派群眾圍住，咒罵聲，石塊聲直衝宣傳車，甚至有些人已爬上了汽車，扯斷了喇叭電線，使宣傳車廣播頓刻啞了。

我很高興，心想，說不定真是「高司」造謠，不然，早上七點就來了批示，怎麼一整天還沒有見什麼意外變化。

「過去看看！」我朝小李說。

在我們正準備跑過去看那被憤怒的人們猛砸的宣傳車時，一輛輛解放牌綠色軍用卡車卻突然駛來，在五一大街十字路口處停下。隨即，從車上跳下一批批紅領章紅五星的解放軍士兵，荷槍實彈，五六式步槍的刺刀一律打開，寒光閃閃。

像一股強大的寒潮，頓時將五一大街的熱鬧氣氛凍住。大街上的人，都驚駭得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停止了一切行動，停止了一切聲音。

我又一次驚駭得立住了僵硬了的腿。

大街上彷彿只剩下士兵們列隊荷槍跑步「蹬蹬蹬」的聲音，打開刺刀和槍栓的「嘩嘩」響聲，以及軍官們下命令的威嚴叫喚聲。

「真的抓人了！」好一會人群中終於才有人敢低聲說話了。

這低低的話音，亦如一股寒流，剎時將周圍人們的心靈迅速冰凍。

荷槍實彈的士兵並不理大街上的人群，只是顯然有計劃地朝各自的目標奔去。五一大街兩側凡駐有「湘江風雷」組織分部、戰團、支隊等基層組織的招待所、機關、飯店，統統被士兵包圍，然後，衝了進去。大街側有幾條通往「湘江風雷」總部所在地的巷街，全部由士兵們封鎖，不准任何人再進。五一大街臨街有一座舊教堂，現已是由「湘江風雷」派的一個青年組織駐住，威風凜凜的士兵們很快將舊教堂包圍，在大街對面，甚至佈有幾挺輕機槍，對準教堂的大門。一會兒，衝入教堂的士兵，將十幾個身穿工作服的青年人押了出來，在槍刺如林的教堂大門前，把這些青年人推上了一輛早已等候的囚車。

一個年齡比我大佩著「湘江風雷」袖章的工人，輕輕地碰了我一下，把正目瞪口呆看著眼前這不可思議一幕的我，從麻木中喚醒。「快到那裏去！」他輕聲對我說，同時嘴角朝大街邊一座公共廁所翹了一下，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連忙與小李隨他一道迅速跑進了廁所。

廁所裏，已有不少人，大家相互並不講話，有的人則只自個低聲地咒罵著，但都在做同一件事：將自己臂上佩的「湘江風雷」袖章或胸前的「湘江風雷」布符號迅速取下，塞進自己口袋裏，有的則乾脆將袖章、符號統統扔進了廁坑裏。

「丟不丟？」小李拿著已取下的袖章問我。

我有些捨不得，同時也覺得將袖章丟入廁坑太損我們的形象。

「藏好！」我對小李說。

我們將袖章塞進裏衣的口袋，然後裝著若無其事似的走出廁所。

突然湧來的數輛「高司」的宣傳車，歡快地在大街上轉來轉去，那輛被圍觀群眾扯斷電線的宣傳車，喇叭也恢復了宏亮的聲音。此刻，回盪在大街夜空下的聲音，只剩下了一種音符：

「堅決擁護中央文革的批示！」

「打倒反動組織湘江風雷！」

「絞死葉冬初！」（湘江風雷一號頭頭）

「堅決擁護人民解放軍的革命行動！」

「向人民解放軍學習、致敬！」

⋯⋯

幾輛「湘江風雷」的宣傳車，被解放軍士兵扣押，臨時改作了囚車。屬於「湘江風雷」一派的其他造反組織的宣傳車則都停車熄火，一聲不吭地停在馬路邊，車上的宣傳人員圍站在車頭前，悶聲不響地看著「高司」宣傳車勁頭十足在大街上抖盡威風。

一個個「湘江風雷」基層組織被搗毀，一批批「湘江風雷」的人員被拘押，推上不斷增加數量的臨時囚車。看著這一切，我異常的痛苦，也非常緊張，更有一些害怕。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面對的都是像自己一樣的普通群眾，或學生，或工人，或幹部，卻從來還沒有面對過解放軍，而且是這樣殺氣騰騰荷槍實彈的士兵。此刻，這一切都如從天降，不僅出現了軍隊，而且槍口、刀尖都是對準了我們「湘江風雷」，甚至是由我們無比崇敬的中央文革小組下的命令！

我的腦子顯然一下子容納不下這一連串突然出現的問題，於是乎，我只感到暈沉沉、昏乎乎的。

大街上圍觀的人群中，也出現了熱烈的口號聲，不斷地重複著「高司」宣傳車廣播的口號，並向「高司」的宣傳車和跑步而過的解放軍士兵，均報以熱烈的如雷震天的掌聲。這些群眾，除了少數是支持「高司」一派的造反派工人外，大多數則是原已瓦解不復存在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組織的成員，看到自己的老對手「湘江風雷」一下子變成了反動組織，他們頓時覺得出了一口惡氣。十多天前，當「湘江風雷」等造反組織，借著《紅旗》雜誌那篇點名指判「紅色政權保衛軍」的評論員文章之強勢，踏平他們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總部之時，他們只有憤恨，卻又不能反抗。而此刻，他們竟突然間找到了這樣一個發泄憤恨的機會，如何能不興高采烈呢？在「高司」派的口號中，他們自發地加二條：「堅決鎮壓湘江風雷反動組織！」「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決定丟棄暗藏的「湘江風雷」袖章。因為，不知什麼原因，大街上已有士兵在開始盤查普通的群眾。但是，我現在還不是躲的時候，我試圖通過一條只能並肩走兩個人的狹窄巷子，插到我們支隊部辦公室看一下，因我們支隊部是在一個商店樓上，外面沒有明顯標誌，而唯一一面懸掛在窗口的顯示「湘江風雷」組織的紅旗，在傍晚已被收了進屋。因而，我想，現在大概軍隊還不會發現它，趁天亮前，我們可以將那兒的擴音廣播設備和一些物資轉走。

我和小李悄悄乘人們不注意時，將袖章塞進了大街邊的一個郵筒裏，然後，如釋重負地走開。

小李建議先去大街附近的勝利攝影社打個電話，探一探支隊部的情況，以防萬一。我覺得考慮有道理，於是兩人就先到了那攝影社。

熟門熟人，瞿凱旋開了店門，親熱地迎接了我們。

雖然瞿凱旋他們沒有參加「湘江風雷」，而是屬於「東方紅總部」組織轄下的攝影專業造反兵團，但由於我是公司系統最早參加造反的負責人之一，又是「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頭頭，特別，我還曾是這家攝影社的學徒工，並為攝影社曾被打成「右派」的瞿凱旋等人的平反，出過力。因此，我每次去那兒都會受到他們熱情友好的歡迎。

像瞿凱旋這樣睡在店裏的人不多，大家都沒有睡，正坐在宿舍裏議論今夜的事變。我的到來，使他們更沒有了睡意。

我到辦公室拿起了電話筒，一聽，奇怪，沒有一點聲音，我對瞿凱旋說，是不是這電話壞了？

「那不可能吧」。瞿凱旋說著拿過話筒聽了聽，也一臉困惑。

我們又到營業廳那個電話機旁，拿起話筒，一聽，又是寂然無聲，我使勁用手拍打話機，依然聽不到任何聲音。

我想，怎麼這麼巧，電話都壞了？

架著一副黑寬邊眼鏡的龐達明走過來，拿起話筒聽了聽，便斷然地說：「不是電話機壞了，而是電話被切斷了！」

龐達明也是這攝影社的一名攝影技師，比我大七、八歲，現在他是「東方紅總部」攝影造反兵團的一個頭頭。他的話一下子使我頓悟。既然今夜軍區要採取這樣大的一個行動，他們還會讓「湘江風雷」的人使用現代化通訊工具以通風報信而逃跑嗎？顯然，電信局接到了軍區的命令，截斷了市內全部電話。

我無可奈何，丟下了黑色的電話筒。

當我決定仍冒險去支隊部察看一下時，龐達明、瞿凱旋他們堅決勸阻了我。認為這個險沒有必要去冒，不如在這裏休息，待天亮後再見機行事。

這樣，我就於這攝影社營業大廳內舒適的沙發上，躺著渡過了二月四日夜裏（實際是二月五日凌晨）的最後幾個小時。從而躲過了個人的一次災難。因為，凡是當天夜裏在「湘江風雷」組織所在地方被軍隊捕捉的「湘江風雷」人員，一律被投入了監牢或臨時拘留所。

第二天，恐怖依然籠罩在「湘江風雷」組織人員的頭上。大街上一隊隊荷槍實彈的士兵不時地穿來穿去，進一步地查抄「湘江風雷」組織。高大一點的建築物頂上，到處都可以看到如臨大敵般的武裝士兵。街、巷中的封鎖雖已解除，但捕人的汽車停在馬路邊，仍到處可見，不時還可見到一隊士兵押著一、二個已被五花大綁的顯然是「湘江風雷」頭目的人，走向那囚車。

大街小巷的標語，幾乎已全部更換成「高司」派的了。在「堅決擁護鎮壓湘江風雷反動組織！」的標語上，「湘江風雷」字上已被劃了幾個大紅「×」，以示判其死刑。「高司」一派的宣傳車繼續興高采烈地歡叫著，慶祝他們的勝利。「湘江風雷」的宣傳車自然已不復存在，就連「湘江風雷」同一派的其他造反組織的宣傳車，亦不見影子。

除了公開的「湘江風雷」總部及幾大分部、戰團的地點外，對於各單位的「湘江風雷」組織，軍隊似乎並不太清楚，連「高司」的大學生也不清楚。但，各單位卻曾有過「紅色政權保衛軍」或「工人赤衛隊」組織，這些垮了台的保守組織人員，眼見向包括「湘江風雷」在內的造反派報仇雪恨時機來臨，於是，不用號召，不用鼓動，他們都自動積極地去為軍隊的士兵充當耳目，反映情況，甚至帶領士兵們到本單位一一指點「湘江風雷」人員。這一來，很多「湘江風雷」基層組織負責人都這樣被抓了去，有些其他造反組織的人，也被原保守組織人員領士兵抓了來，因為他們被說成是「湘江風雷的外圍」。幸虧，負責收容的軍隊指揮官嚴格執行只抓湘江風雷頭目的命令，才當即被甄別釋放。軍隊大白天所捕捉的人，甚至超過了昨夜突然行動的數量，以至長沙市各類監獄都再關不下人，只好將兩座電影院徵用，臨時改作監牢。

後來的資料表明，那一天，省軍區已在湖南省全省同時行動，共抓了上萬人。

我與小李一早便離開了那攝影社。無論如何，我總覺得自己多少是個支隊負責人，應該到支隊部去看看，與鍾隊長他們商量一下，我們該怎麼辦。雖然一路上還見軍隊在抓人，但我仍抱著僥倖心理。一則，中央文革批示說是對「湘江風雷反動頭目」採取專政措施，我們幾個雖也算小頭目，但自信不屬「反動」之列；第二，馬上逃跑一法，似是不能採用的，否則，當了個逃兵，今後你還有什麼可以號召人的形象資格呢！

一進支隊辦公室，時年二十四歲的支隊長鍾有新，及其他幾個支隊委員都已在了。一見面，大家都非常高興，互相問安，並告訴各自昨夜的驚心動魄經歷。

支隊辦公室依然如舊，並沒有人動過的痕跡，顯然軍隊士兵還沒有光顧過這裏，大家不由很有些慶幸。

對於中央文革的批示，我們很是憤憤不平，認為一定是省軍區匯報了假情況，才導致這個結果。同時也抱怨「湘江風雷」總部的頭頭們，為何沒有積極向中央文革反映，使中央對我們有客觀瞭解。

鍾有新說：「事已如此，我們管不了那麼多了，大家趕快想辦法，看我們怎麼辦？」

組織委員老易建議，我們趕快發聲明，退出「湘江風雷」。

鍾有新點點頭，表示贊同。

我同意老易的建議，同時提議，聲明退出「湘江風雷」後，再成建制地將我們紅色支隊去參加「東方紅總部」。「東方紅總部」是我們一派的，中央文革批示沒有牽涉到她。這樣，我們公司這支造反力量就不致被摧垮。

支隊委員們都贊同我的提議。但鍾隊長搖頭。他說：「今後難保『東方紅總部』不受牽連，這些社會上的大組織，對總部的頭頭的情況，我們都不太清楚，萬一他們出了問題，又會牽連到我們，我看，我們一個也不參加，馬上聲明退出『湘江風雷』，我們這千把人的造反隊伍，就在本單位獨自搞一個組織，反正都是按毛主席黨中央指示，按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精神造反就是，這樣，誰出問題都牽連不上我們」。

鍾有新隊長的話有一定的道理，至少，目前是可行的，大家都贊同他的方案。

老易忽然想起了什麼，說：「我去把辦公室外那塊『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牌子取下來再說」。說罷，他就朝辦公室門口走去。

一隊紅帽徽紅領章草綠軍裝的士兵，突然威武地出現在辦公室門口，像從天而降似的，擋住了老易。

我們都驚住了，火燙了屁股似的從坐位上忽地站了起來，不知所措。

士兵們衝了進來，刺刀尖和槍口對準了我們，並連聲高喊：「一個也不准動！」「誰敢動，就不會有好下場！」

我們當然不敢動。

一個軍裝有上下四個口袋的青年軍人走了進來。他腰間別的是手槍，顯然，他是一個指揮官。他威嚴地怒目橫掃了我們幾個一眼，大聲問：「你們是不是『湘江風雷』的？！」

「是『湘江風雷』下面的一個支隊。」鍾有新隊長答。

「『湘江風雷』是反動組織，你們知道嗎？！」那個軍官又厲聲問。

「已經聽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批示⋯⋯」鍾有新說。

「知道了就好！」青年軍官滿意地手一揮，並朝周圍的士兵命令：「先押到外面去！」

我們一共五個人，被押到辦公室外面站著，三個表情嚴肅的士兵仍用他們手中的槍口和刺刀尖，對著我們。

在被押出辦公室的一瞬，走在最先的老易和我，看到了二個熟悉的人，他們是我們公司原「赤衛隊」的負責人。他們正準備下樓離開這兒，不料我們很快被押出辦公室，看到了他們，一見我們出來了，他們稍有些面顯尷尬，連忙「蹬蹬蹬」急促下樓走了。顯然，士兵是這二個人領來的。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搜查的士兵，在青年軍官的帶領下都從辦公室出來了，「湘江風雷」的旗幟、袖章、印章、名冊宣傳資料，以及那塊還未來得及取下的「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牌子，都是他們的戰果。二個士兵還將擴音機、喇叭都抬了出來，我對他們低聲說了一句：「擴音機、喇叭是借了我們公司的，不是『湘江風雷』發的。」

青年軍官掃了我一眼，便扭頭對那二個士兵說：「不是屬於『湘江風雷』的東西，就不要拿！」

二個士兵又順從地將擴音機、喇叭抬回辦公室。

青年軍官命令我們五個人站成一排，逐一審問我們。

「你是什麼職務？」他問老易。

「支隊委。」老易答。

「你呢？」青年軍官又問我。

「副支隊長。」我連忙答道，心臟則「撲撲撲」猛跳起來。

他上下細細打量了我幾下，沒有吭聲，又走過去問鍾有新：「你！？！」

「支隊長。」鍾有新沉著地說。

鍾有新的話剛落音，青年軍官扭頭手一揮，同時厲聲命令：「把他捆起來！」

二個士兵閃電般衝過來，用早已準備好的繩子，一下子就將鍾有新緊緊地捆住了，推到另一邊。

鍾有新並不反抗，因為深知反抗也無益。

青年軍官在問過了小李和支隊聯絡委員小羅後，又轉臉朝我們四個人掃了一眼，並問：「你們中誰姓易？」

「我姓易。」老易連忙答。

「是不是負責組織工作的？」

「是。」

「把他也捆起來！」青年軍官又指示身旁的士兵。

「請你們告訴我堂客一下，要她莫急⋯⋯」老易連忙對我們喊。

「叫什麼！不准講話！」一個士兵用槍托朝老易腰上就是一下，並吼道。在士兵們捆綁老易之時，我更覺緊張，同時也有些羞恥的感覺，因而竟然向那青年軍官說：「我是副支隊長，請問，我是不是也要跟你們去？」

青年軍官望著我，好半天沒有吭聲，只管上下打量我。

「你多大了？」他終於問，但口氣明顯溫和。

「十七歲。」我誠惶誠恐地答。

「算了！你可以不去！」青年軍官微微抿嘴一笑，用手朝我一撣說。

在將鍾有新和老易押走時，那青年軍官對我們剩下的三個人說「你們的支隊要馬上解散，再不能參加『湘江風雷』的活動了！否則，你們會倒霉的，聽到了嗎？！」

「聽到了！」我們連忙答道。

看到鍾隊長和老易被士兵們押走，小李長長的噓了一口氣，我則既覺一身輕鬆，但又時而心情沉重，心想：老易只不過隊委，我卻是副隊長，結果，沒抓我倒抓了他，人家會怎麼看我呀？

議到老易被抓的事，我們都認為肯定是公司裏有人告了密。

「不然，為什麼那個解放軍單單問我們誰姓易？」小羅分析說，「肯定是那二個帶路的傢伙點的『水』！」

我想，大概老易因為是老工人，在我們「紅色支隊」負責人中年齡最大，無疑，公司裏對立的保守派人員會認為老易是真正左右我們支隊的主要人物，因而把矛頭刺向了他，而實際上，老易在支隊委中，卻基本都是聽從鍾有新和我的。將老易抓去，實在是冤屈了他。

我們的「紅色支隊」頃刻垮了。支隊部被公司機關造反派「東方紅戰鬥隊」接管，「奪權委員會」也張貼了擁護中央文革打倒「湘江風雷」的標語，同時，宣佈將鍾有新和我「開除」出「奪權委員會」。

我的同事楊金河、侯川江也被他們機修廠「奪權委員會」開除。他倆也險些被抓。告密者帶來一隊解放軍士兵，面指楊、侯是「湘江風雷反動頭目」，士兵們繩索都準備好了，幸虧為首的軍官問清了楊金河，他們機修廠的「湘江風雷」組織不過是支隊下面的一個小分隊，而軍官們得到的命令是「逮捕支隊長及支隊長以上的頭目、頭頭。」因此便使楊、侯倖免。

二月五日那一天親歷的事件，使我對軍隊介入政治的能量與態勢，有了一個深深的認識與體會。所以，從那以後，每每從報紙或電視中看到某某國家發生軍事政變的新聞，看到電視畫面上那些荷槍實彈的士兵佔領了城市的各制高點、或在大街上戒嚴的情形，我便能從對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那天發生的事件之記憶中，找到對這類新聞的深刻感覺。

由於「湘江風雷」的垮臺，「高司」猛烈的輿論進攻，原屬於「湘江風雷」這一派的各造反組織元氣大傷。相反，各工礦企業商店機關的原「紅色政權保衛軍」、「赤衛隊」一派的保守組織則紛紛復燃，不過，他們也變換了組織方式。一則是不用「紅色政權保衛軍」那已被判死刑的名稱，二則吸取「紅色政權保衛軍」和「湘江風雷」均吃了被中央點名的虧，保守派的人員便不再組織大的跨行業、跨單位的社會性組織，而是以各自單位為基地，組成一個個不同名稱但互相保持緊密聯繫的組織，向造反派發動了反攻。

「高司」開始是不願同這些保守組織打交道，因為畢竟她認為自己是造反派紅衛兵。而這些今天熱烈擁護她支持她的人，卻都是曾被她參與鬥爭並打垮了的對象。但，隨著運動的發展，勢力畢竟單薄的「高司」，不得不在大力發展，建立她的農村支持力量外，同時也小心翼翼地接納工廠裏的前保守組織作為自己的盟友。

當鬥爭進一步白熱化，最初的「造」與「保」的痕跡在社會組織的鬥爭中，表面似乎越來越淡。因為，到後來，已沒有哪一個組織會承認自己是「保皇派」、「保守派」，也沒有哪一個組織的名稱不冠上「造反」二字。因而，最終，大量的原保守組織的勢力，便很快站到了「高司」一邊。因為，在工廠商店、機關裏、在工人中，儘管組織的旗號已發生變化，但互相較量的基本力量卻沒有根本變化：一方是一九六六年「九・二四」抓右派、「黑鬼」之報告的受害者為代表的一般工人，另一方則是九月份抓「反革命黑鬼」、打「右派」的積極分子們為代表的黨、團員和黨組織認可的政治骨幹人員。

我們公司的原「紅色政權保衛軍」、「赤衛隊」人員，很快成系統的建立了一個名為「紅色造反者聯合委員會」的組織。他們對外擁護省軍區，支持「高司」，對內則宣稱：「反動組織湘江風雷」以外的造反組織亦均為「造反動機不純」的組織，「奪權委員會」必須解散等等。

公司黨委成員們與這個「紅色造反者聯合委員會」有天然的聯繫，他們或明或暗卻是真正支持她的。在此情況下，加上毛主席黨中央來了最新指示，說凡奪權的地方，必須組成有領導幹部、軍隊代表和群眾組織三方面人員參加的革命委員會，使中央一月號召的只由造反派奪權的形勢發生了改變。因此，公司「奪權委員會」，便像其他單位的造反派奪權機構一樣，面臨這種不利形勢，不得不宣佈自行解散，而以「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的名義活動。

儘管原保守組織所組織的新隊伍，冠上了時髦的「造反」徽記名稱，但，我們造反組織，仍稱其為「保守派」，這使他們很惱火。因此，在他們使用的各類宣傳品中，便愈加高頻率地使用「我們造反」的字眼和名詞，希望人們抹去過去歷史的痕跡。然而，當真正的造反派在後來倒了大霉時，這些保守組織的人員便將「造反」這個詞拋入了糞缸，而很得意洋洋地訴說：「我們保守派」當年如何如何堅定「保皇」、「保守」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派鬥爭，歷時長達十載春秋，儘管隊伍的旗號，組織的攻擊目標經常發生變化，但，其中互相對立和較量的勢力，大致上沒有根本變化。國內外有些作品和文章之所以將批鬥「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批鬥校長老師，抄高級知識分子和出身不好的人的家；採用專案組方式迫害文化人或老幹部等等文化革命中一切整人的佩紅袖章的打手，都歸罪於造反派，都視其為造反派所為，就是因為那些作品的作者，實在是不清楚文革中兩派鬥爭的歷史過程所致。他們弄不清開始那些佩著紅袖章的紅衛兵，雖是「造反精神」的始作俑者，但他們相當部分，卻並不是後來才形成的造反派，因為，有了紅衛兵時，起初卻並沒有什麼造反派；甚至佩著「造反」字號紅袖章的人，也並不一定都是造反派。有些壞事是造反派幹的，而也有不少的，則是佩著紅袖章的有組織的保守派所為。

「湘江風雷」垮了，我這樣有著「湘江風雷頭目」身份的人，是不好去參加別的造反組織的。為了不致被人抓口實，別的造反組織必將謝絕我的投奔，我也不好意思，於是，我決定回機修廠去上班，還是當我的鉗工去。

看到我居然安然無恙，有些人心裏無疑是不甘心的。大街上已沒有解放軍士兵，但，公安局有警察。那時，湖南省公安廳、長沙市公安局也有了群眾組織，但大都是傾向於「高司」派。省軍區的影響，以及公安人員特有的組織觀念，使他們大部分自然都站到了反對「湘江風雷」等造反派的保守傾向一方。

我回廠上班後不久，一天，公司保衛科屬於保守派方面的一個幹部，通知我去公司保衛科，沒說什麼事，他的態度也很和氣。

到了公司保衛科辦公室，除了保衛科的兩個幹部外，還有兩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們都板著臉看我。

保衛科的人說：這是公安廳的同志，他們找你問一些事。

公安廳的人？我一驚。

文革前，有誰攤上了讓公安局來找的事，百分百是證明他離其人生危險已很近了。

公安廳兩個人中的那個大個子，未等我驚魂安定，便對我威嚴地喝道：坐下！

我下意識地連忙在他們面前坐了下來。

另一個年紀較大的人，則冷冷地說：叫什麼名字？

我報上。心裏卻想：你們不是找我嗎？怎麼還問我的名字？

接著，那人又問：年齡、文化、家庭出身、個人成份等等。

我一一回答。當然，那時我並不知道，我實際已進入了公安審訊程序。

隨後，訊問我的那個人，向我說了一大通「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話，然後，就要我「交待參入湘江風雷後所進行的反革命活動」。

開始，我的確很害怕，甚至身子都有些發抖了。因為我從來沒有與警察打過交道，而公安局歷來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個讓人不敢正視的威嚴的機關。然而，當他們說到湘江風雷這類文革事情後，我慢慢恢復了神情從容的正常，而且，我也想起了，公安局也是有兩派的，這兩個公安廳來的人，會不會也是保守派方面的呢？一想到他們有可能也是戴著「市政法公社」、「市公檢法奪權委員會」與「省公檢法革命造反司令部」（文革中省市公安廳、局支持保守派的警察群眾組織）紅袖章的人，他們代表無產階級專政機關所具有的警察威嚴與心理壓力，便逐漸不復存在。雖然對他們的訊問，我不能不回答，因為，畢竟是中央文革下了批示，要對「湘江風雷」的頭目採取專政措施，但，在心理上，我已在相當程度上只視其為是兩派的較量，而不再是一個被專政機關審訊的對象了。再說，即便「湘江風雷」有問題，我卻堅定的相信，我們公司的「紅色支隊」與我本人，絕對沒有做什麼反革命的事，大不了，也是屬於所謂「受蒙蔽」而已。因此，我坦然地向公安廳的人，訴說了我參入「湘江風雷」與我們紅色支隊的活動情況。

他們兩人邊聽邊記錄，當我說到我曾擔任過幾天「湘江風雷財貿戰團」的後勤部長時，他們忙說：「你是『戰團』級的頭目？比支隊長還要大呀！」

言下之意，我為何逃脫了被捕的命運？

我細說了解放軍來抓捕時的情況。

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反反覆覆詳詳細細地向我訊問那個沒有抓我的解放軍軍官表示的情況，並且他們兩人又細聲地交談了些什麼。

隨後，那個年紀大的警察便說：像你這種家庭出身的人，怎麼要去參加反動組織呢？！就是要造反，也應該參加革命組織嘛！不是看你出身是共產黨的家庭，看你還年輕，今天，我們就要將你拘捕，你是「戰團」級頭目，上面規定了，支隊長以上頭目就要拘捕，你就屬拘捕對象！

我心裏頓時一緊，背脊上剎那蒙上了冷汗。

那警察卻又轉了口氣，繼續說：不過，我們還是願意給你一次悔改機會，給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不帶你走。但是，今後你必須老老實實地在單位工作，做一個好工人，而不能再出政治問題，你若再參入「湘江風雷」這類反動組織的活動，我們那時再找你，就不會是在這裏了！

我好半天才鬆了一口氣。

最後，他們讓我在他們的幾張訊問筆錄紙上簽名，第一次，我的名字出現在公安機關的檔案裏。

從公司回廠後好幾天，我的心裏都仍有緊張感，那兩個警察雖然沒有穿制服，但那兩副冷峻陰沉的面孔，那些不容你不害怕的眼神，還有那黑色橫格的「訊問筆錄」紙，以及那兩個警察最後對我的警告，都在我的腦海中不時浮現。

好在，文革造反還在進行，社會上一陣接一陣的群眾組織造反浪潮，終於也慢慢將我心底裏的恐怖，逐漸洗淨，使我又回到造反的熱潮之中。

幾個月後，中央又撤消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給「湘江風雷」平了反，並且宣佈她是「革命群眾組織」，讓省軍區釋放了所有被捕的「湘江風雷」人員，造反派也戰勝了「高司」與保守派。一天，一輛小轎車來到我們公司門前，接了我與剛出獄不久的鍾有新、老易三人，駛向了公安廳大院。是公安廳的老馮——即那個到公司裏訊問我的年紀大的警察，接我們去的。不久前，老馮也參加了公安廳的造反派組織。當初，他與另外那個警察原來是奉命負責審理商業系統的「湘江風雷」人員的問題，所以，他們不僅要訊問我，在獄中，更審問過鍾有新與老易等人。現在，中央為「湘江風雷」平了反，他作為個人，原本是沒有責任的，但他與另外那個警察，卻認為他們對我與鍾有新、老易做錯了，因而有疚，於是專程電話聯繫後，駕車接我們三人去那兒，在辦公室內，他們兩個警察誠懇地向我們一再道歉，並要請我們三人吃飯。對此，我們三人都十分感動，見了面後，連連對他們說，這不怪你們，不怪你們！這是路線鬥爭，下面的人是沒有責任的。當然，我們也不好意思去吃他們的「請」，那時，誰都只有那麼一點糧食供應指標，故只在那兒喝了茶、吃了幾個桔子。

老馮給我們說了他為何到公司裏來找我的事。他說，聽我們公司有人報告，說我是「湘江風雷」的一個「戰團」後勤部長，是支隊長以上頭目，但現在還逍遙法外，沒有被抓去。他當時也很奇怪，居然還有「戰團」級頭目能逃脫被捕，便連忙來了。但一見面，「原來是個細伢子」——老馮說，又得知我的父親還是中共原地下老黨員，加之聽我說了那天解放軍軍官不要抓我的情況，便當即作了決定：連解放軍都不抓他，我們抓什麼！因此，他們便只訊問了我一些情況了事。

其實，我沒有被公安廳「補」抓入獄，完全是老馮他們兩個警察的為人善良，而不忍抓我。否則，若按當時省軍區制定的抓捕級別規定，我這個所謂「湘江風雷財貿戰團」的「後勤部長」，無疑是入獄之列。因為，當時的確也有不少單位的「湘江風雷」頭目，是在二月五日的軍隊大搜捕後幾天，才被公安局的警察補抓進去的。

老馮，是給我留下了最好印象的一個警察。

文革中，被打成為「反動組織」或「非法組織」的群眾造反組織，並非「湘江風雷」一個，每個省都發生過這樣的事。例如青海的「八・一八紅衛戰鬥隊」、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鋼工總」、江西的「大聯籌」等。但是，那些組織一般都是在一九六七年所謂「二月逆流」時期，由各省的省軍區自作主張將他們打成反動組織的。而由中央文革直接點名為「反動組織」的卻不多見，尤其是由中央批示將一個省的主要大造反組織打成「反動組織」的事，大概也就這個「湘江風雷」事件。

雖然，後來在當年八月十日，中央對湖南文革問題的決定中，曾批評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並撤消了它，在中央文件即「八・十決定」中承認：「中央文革小組對湖南省軍區二月三日關於『湘江風雷』報告所發的『二・四批示』是錯誤的，『湘江風雷』是一個群眾人數較多的革命組織，在大發展中混入了極少數的壞人，造成內部成份不純，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但是不應該因此否定這個組織，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是有責任的。」

甚至，毛澤東還為此專門寫了一段話，批評中央文革小組做事的輕率：「從這裏得到教訓，未經調查清楚，何必那樣匆匆忙忙地根據一面之詞發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負主要的責任。」

但是，文革造反的浪潮中，作為曾經熱烈號召、極力主張、堅決支持，拼命策動廣大群眾「造反」的中央文革小組，在當初，為何卻突然下達一條旨在摧毀「湘江風雷」這個明牌造反組織的批示？為什麼在文革尚處在白熱階段之時，卻這麼輕易地對一個省的最大的造反組織開刀，還竟指示動用軍隊抓人，而之中，又還有些什麼內情？此事，一直令湖南的造反派們迷惑不解。

也許，是因為「湘江風雷」已擁有了上百萬成員且還在繼續膨脹發展，而導致中央對其產生了顧忌？或者，再加上據省軍區報告稱這麼大一個群眾組織竟然還擁有了武器，（實際並沒有，而是將省展覽館的革命歷史展品槍支，作為「湘江風雷」的罪證拍照上報的，理由是當時省展覽館已經為「湘江風雷」的一個支隊管轄）而使中央有了擔心和憤怒？要麼，是因為湖南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及其上級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都是林彪系統的戰將，當時使中央文革視其為「自己人」而言聽計從，便匆匆按軍區的報告下了有利於省軍區的批示？

但，這一切都只有猜測。

真正的實質原因，要待將來的歷史學家們才能探查清楚了。

不過，這種由中央文革小組直接下批示鎮壓一個造反派組織，而後又由黨中央與中央文革宣佈予以為其平反的事，在整個文革過程中，卻似乎只發生有湖南省的這個唯一的案例。

而那個什麼「一・二〇」指示就更離奇了。

始終對這個「一・二〇」指示心存疑惑的湖南造反派方面，後來在中央為「湘江風雷」平反的過程中，多次向中央領導人反映這個指示的事。然而，周恩來總理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接見湖南省革籌小組、支左部隊與群眾組織負責人的赴京代表時，卻說「中央沒有發出這樣一個指示」。周總理說：「有人問：二・四批示以前，有沒有拿中央等四個機關打過這麼一個電話指出『紅旗軍』、『紅導彈』問題。中央沒有發出這樣一個指示⋯⋯四個單位講湖南『紅旗軍』的問題，沒有這個文件。是不是打電話說過？我們沒有直接打過這樣的電話。我們委托黎原同志（在湖南支左的47軍軍長），請回湖南繼續調查。」

但是，最後卻始終沒有查出或公佈過此「指示」的來龍去脈真實情況，因而，「一・二〇」指示便成了一樁歷史懸案。

第八章　從「等著抓」到「砲聲隆」戰鬥隊

有人說：那時的你們怎麼會熱衷打什麼「派仗」？從現在的眼光，看你們當時的舉動，的確很像是神經出了毛病。

我想，那麼多人都同時腦子進了水？不能這樣說吧。早些年有一首詩說：「我們應懺悔犯過的錯誤，我們也珍惜有過的追求。」人，總是會有一些精神追求的，不論在什麼時代。

一九六七年的二、三月份，是文革中的長沙市街頭最為熱鬧的時期。在這期間，既貫穿了互相爭鬥的狂熱派戰，也常常洋溢了最誠摯的友好情感和難以忘懷的自我獻身精神。

「高司」的大學生紅衛兵頭頭們，沒有利用「湘江風雷」垮臺這一於她極有利的時機，來團結統一其他和她曾並肩戰鬥、而此時出現了對抗意識的工人造反組織，相反，她試圖借助這個形勢和省軍區的支持，徹底摧垮「東方紅總部」等造反組織。她擬定了一個得到省軍區首肯的口號：「徹底肅清湘江風雷的流毒！」在這個口號的指導下，她將不情願來、但又不敢違背中央文革指示精神、而勉強來參加批判「湘江風雷」的數萬人大會的「東方紅總部」等十來個工人造反組織，趕出了大會會場，並在大會上暗示，「東方紅總部」等造反組織，就是「湘江風雷的流毒」。她組織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批鬥會，在軍隊士兵的參加下，將「湘江風雷」頭頭們掛牌銬手，並像批鬥「走資派」那樣的遊鬥全城。接著她又組織人員整理「東方紅總部」等幾個造反組織的材料，向省軍區和中央文革反映，希望「東方紅總部」等造反組織，也像「湘江風雷」一樣遭到被摧垮的命運。

這一切，使「高司」與其他工人造反組織更加對立，也使「東方紅總部」為代表的造反派異常憤怒。文革運動在那個階段，武鬥還不是主要鬥爭形式，因而對立和憤怒主要體現在「文攻」上，即大字報標語戰和宣傳車大戰上。

造反組織中的工人很多，每當夜幕降臨，大街上便湧淌著由工人組成的人流，流向那一輛輛宣傳車，圍觀或起哄。由於形勢的突然逆轉，失勢的造反組織在二月初那幾天，幾乎沒有自己的宣傳車出現在大街上了，大街上除了是不時荷槍實彈在巡邏的一隊隊軍隊士兵外，就只剩下哇啦哇啦叫個不停的「高司」一派的宣傳車。

我也是一個幾乎每天夜晚必在大街上的活動分子。我不甘心自己組織的失敗，儘管我不瞭解「湘江風雷」總部頭頭那些人的情況，但，將我們這近百萬人的造反組織說成是「反動組織」，我死也不相信。白天，我有自己的鉗工活要幹，但夜晚，卻是我的希望和快樂：互不相識但卻有著同樣觀點的朋友們，在大街上，碰到一塊，傾吐心中的不滿，發泄積鬱的憤怒，憧憬同樣也可能會突然出現的前途，這一切都令我全身舒暢，並感到自己彷彿一下子充滿了力量。

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即「湘江風雷」遭到鎮壓後約半個月時，一輛由人力腳踏三輪車裝飾成的宣傳車，突然出現在繁華的五一大街，一下子，成百上千的人流被它所吸引，湧向了它，圍住了它。

這輛簡陋卻裝飾精巧漂亮的宣傳車，是由幾名中學生操持。三輪車上擁有一台小型汽油發電機和一套擴音設備，雖然宣傳車要靠中學生們推著前進，但安裝在車箱板頂上的那個大喇叭發出的聲音，卻震撼了寬闊的五一大街：

「湘江風雷決不是反動組織！」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誰鎮壓革命造反派，決沒有好下場！」

⋯⋯

我作為一名圍觀者，頓時被這輛宣傳車感動了，甚至激動的淚水都湧出了眼眶。

圍觀的人們，起初也都被這輛宣傳車的口號震驚了。一時，人海竟出現了不可思議的寂靜。很快寂靜被打破，人群中發出了掌聲，開始是零零落落，隨即便化成了暴風雨般雷鳴般的掌聲，接踵而來又是驚天動地的歡呼聲。

我使勁地鼓掌，雙手拍紅了，拍酸了，也不想停下。

宣傳車上的中學生亦被眼前這情景激動，他們將車停下，也站了出來舉起雙手，不停地鼓掌。

這時，我看清了宣傳車前那塊被大紅紙裝飾的木板上，是幾個這樣的濃墨大字：「湘江中學紅衛兵等著抓戰鬥隊宣傳車」，其中，「等著抓」三個字特別的大。再看那幾個紅衛兵所佩的紅袖章上，也是「等著抓」三個大字。那幾個中學生，年齡與我不相上下，他們那充滿青春氣息的臉上，卻透出一種莊嚴的神聖感。

我頓時全身熱血沸騰，面對著這些可敬的同齡朋友們，我覺得我也應該做一個巨人。

宣傳車的喇叭，開始廣播一篇抨擊省軍區的文章，十多個顯然是造反派的工人，自動在宣傳車四周組成了一道糾察線，以防這人力三輪車改裝的宣傳車被激動的人潮擠壞。

廣播的聲音宏亮激昂，抑揚頓挫，使包括我在內的圍觀的人們深覺過癮，或萬分驚異，因為，自「湘江風雷」被摧垮以來，還沒有人敢批評省軍區，敢指責省軍區是「鎮壓造反派」，更沒有人敢說「湘江風雷不是反動組織」。因而，當時這輛宣傳車的廣播，驟使造反的人們得到很大的精神滿足。

人流中有一些人，突然高呼：「打倒湘江風雷的變種！」「堅決鎮壓反革命！」

但這不和諧的喊聲沒能持續多久，暴風雨般的唏噓聲就將它壓住，接著「打！打！打！打倒保皇派！」的有節奏的口號和「資產階級保皇派，破壞革命壞、壞、壞！⋯⋯」的那首幾乎造反派們人人都會唱的、專門攻擊保守派的歌聲，取代壓住了那少數人微弱的口號聲，迅速成為大街上的主旋律。

那些敢於公開與這輛宣傳車廣播對抗的幾個人，很快被激憤的造反派轟走，人群中即便還有不同觀點的保守派，也只能被迫保持沉默。

文章還沒廣播完，大街上突然駛來了「高司」派方面的宣傳車，其中有兩輛打著公安局的「紅色公安造反軍」旗號，幾個在橄綠色警服上亦佩戴著紅袖章的警察，居然揮舞著手槍，衝了過來。這些有著雙重身份的警察，最令造反派痛恨。一方面，他們是群眾組織，可以無法無天地任意攻擊其他造反組織；一方面，他們是國家的專政機關，可以莫名其妙地將人送進監獄，如果你反對他們的話。

成百上千的像我這樣的造反派工人、幹部、學生立即自動組成一堵厚厚的人牆，擋住了「高司」和「紅色公安」的宣傳車，擋住了那些氣勢洶洶的警察兼保守組織成員，以讓「等著抓戰鬥隊」宣傳車繼續廣播。

「高司」派宣傳車無法靠攏「等著抓」宣傳車，手執武器的警察也沒法衝進手挽手的已無畏懼的人群，因此，「高司」派的宣傳便改變策略，他們一方面讓一輛宣傳車開走欲增調力量或者請軍隊來，一方面五、六輛宣傳車同時用更宏亮的聲音播送一首毛主席語錄歌：「凡是錯誤的思想，則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既是干擾也針鋒相對，使「等著抓」宣傳車的廣播被壓住。

見到這種情況，「等著抓戰鬥隊」的紅衛兵卻不急不躁，借助人牆堵住「高司」宣傳車的機會，推著自己的腳踏三輪車，向「高司」宣傳車相反的方向走了，而無法前進的「高司」宣傳車只能眼睜睜看著「等著抓」跑掉。

果然，一會兒，兩卡車全副武裝同樣佩著袖章的警察趕來了，顯然，他們是為抓捕「等著抓」這幾個公然宣佈「湘江風雷決不是反動組織」的「反革命」而來的。看到這些警察，我們組成人牆的造反派，非常氣憤，一下子圍住他們，使他們無法下車，面對這洶湧如潮的人群，警察們無可奈何。互相僵持了很久，只到我們估計再抓不到「等著抓」那些紅衛兵了，才慢慢散開去。

第二天、第三天夜晚，「等著抓」宣傳車都出現在大街上，毫無畏懼地宣傳自己的觀點。整個長沙市都轟動了，人人都知道了這輛不怕去坐牢的宣傳車，知道了這幾個「等著抓」卻堅持抨擊省軍區的紅衛兵。工人裏的工人造反派互相傳誦，以此互相鼓舞，同時，更多的人在夜晚都湧上了街頭。

「高司」及「紅色公安」均無法抓到這受成千上萬工人造反派保護的「等著抓」戰鬥隊。省軍區出動的宣傳車，雖然也不斷發出警告，指責「有人企圖為湘江風雷翻案」，但軍隊這次終究沒有動手來抓人，大概省軍區的龍司令員覺得動用軍隊來對付這幾個還是中學生的紅衛兵，會太損軍隊的形象。

顯然，「等著抓」戰鬥隊的無畏行動以及夜晚大街上的人心所向，鼓舞了各造反組織的頭頭。「首都三司」與「北航紅旗」駐長沙聯絡站也乘著一輛從工廠借來的宣傳車，在「坐牢算什麼⋯⋯」的悲壯歌聲中駛向了大街。「東方紅總部」的宣傳車也開出來了。長沙市幾家大工廠的造反派，也組裝好宣傳車，參加了這不尋常的夜戰。最令人振奮的是，駐長沙的解放軍工程兵學院的「紅色硬骨頭」造反兵團的宣傳車，也上了街，這些由教員和學員組成的軍事院校造反派，清一色也都是現役軍人。當看到同樣也身著綠軍裝紅帽徽紅領章的「紅色硬骨頭」成員高呼「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真正的左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口號，而與「東方紅總部」宣傳車並肩戰鬥時，我們這些圍觀的造反派，頓時心裏高興得樂開了花，激動得不斷歡呼，慶賀「我們也有解放軍！」

「首都三司」聯絡站的宣傳車前面，安著一塊寫了「紅色堡壘」的紅色木牌，聯絡站的紅衛兵都是北京的大學生，一口能令人肅然起敬的標準普通話，廣播著一篇又一篇指責「高司」、抨擊省軍區的文章，像炸彈一樣，在人群中激起異常熱烈的反應。他們在與「高司」宣傳車和省軍區出動的宣傳車「對仗」中，顯示出很大的魅力。這一方面是他們北京紅衛兵的身份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圍觀的人們傾向鮮明造成。當「紅色堡壘」領著呼喊「鎮壓造反派，決無好下場！」口號時，應者如雷，而「高司」宣傳車高喊「肅清湘江風雷流毒！」口號時，卻被人群中起哄的聲音蓋住。

顯然很為惱怒了的「高司」宣傳車，決定採用「以數量對質量」的戰術，有次調來七、八輛宣傳車，試圖團團圍住這輛「紅色堡壘」。但是，我們這些「紅色堡壘」的支持者卻不會袖手旁觀。當發現「高司」宣傳車逼近時，總有一批年輕的工人造反派便會「刷」地一下橫躺在馬路上，組成一道誰也不敢逾越的路障。面對這種壯觀場面，「高司」宣傳車無可奈何只好後退。有一次，我也參入了這種路障的「築構」，看著「高司」宣傳車駛來時，不管三七二十一，橫下心隨著一批青年人往馬路中一躺，靜靜地等候汽車輪子的逼近。終於，「高司」的宣傳車不得不在離我一米遠的地方，停了下來。

用骨肉之軀阻住了對方隆隆車輪的進攻；

以不畏死的決心保衛了我們造反派的聲音；

當時，我覺得自己很有點「英雄」的味兒，也感到了悲壯的衝動。

自然，在那氣勢洶洶的車輪猛衝過來時，我也曾想到成為車下鬼的可能，剎那的恐怖感，頓然而生的緊張感，均迅速地籠罩過我。但，一切還來不及等我細細思量，事情卻又很快地結束了：停止的不是我的思考，而是逼過來的滾滾汽車輪子。

在那段宣傳戰中，白天是「高司」的天下，論寫標語造輿論，哪個組織也不是「高司」二萬多大學生紅衛兵「秀才」的對手，加之，還有軍區、公安做他們的後盾。而一到晚上，面對陸陸續續從工廠下班後湧上街頭又依靠夜幕掩護的造反派工人，宣傳戰的天平，則明顯偏向了「東方紅總部」等造反派。

不過，軍隊和軍警在那場宣傳戰之初，還是抓去了一些敢於在輿論上抨擊省軍區的造反派。長沙市一中的幾個紅衛兵組成了一個「奪軍權」戰鬥隊，寫傳單貼大字報，嚴厲地指責省軍區司令是「鎮壓造反派」，並號召「奪省軍區走資派的權」，結果，警察衝到學校裏，將這幾個紅衛兵都抓了去，關進了公安局的監獄。這之中，有一個紅衛兵，就是後來成為了國際有名、但於二零零四年辭世的經濟學家楊小凱，當時，他還叫楊曦光，年僅十八歲。

但到後來，面對大街上成千上萬與省軍區和「高司」唱反調的人潮，軍隊和警察顯然無可奈何了。畢竟，他們不能抓走所有反對他們的人。

我和楊金河、侯川江幾乎每天夜晚都上街，參入那激動人心的宣傳戰。有一天夜晚，當我主動充當了「等著抓戰鬥隊」宣傳車一名保護者，和其他十來個造反派工人圍護著「等著抓」宣傳車時，讓我們廠裏的一個前「赤衛隊」的人看見了。第二天，廠裏宣傳欄中便出現了一張不點名的大字報，說「我們廠裏有個漏網的湘江風雷頭目，反動本性不思悔改，竟然又明目張膽地去參加什麼『等著抓』戰鬥隊，你就等著吧，會有抓你的一天！」

對此，我很憤怒，本想馬上寫張大字報攻擊一下那個前「赤衛隊」成員，但，楊金河勸我不必同那個人計較，說「誰笑得最後，誰才笑得最好。」我想亦對，好，我們就等著看吧，看他有沒有能耐而將我抓了去。

我們機修廠「東方紅總部」分隊中有不少老工人，則偷偷地勸我，今後再莫去上街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嘛」，面對他們的好心，我報之一笑。

我想，誰也不能阻止我要去上街，去呼口號，去鼓掌，去躺在馬路上攔汽車，除非誰能解除罩著我的「湘江風雷反動頭目」的陰影，或者此刻黨中央毛主席又發號召，停止造反，停止文化大革命運動。

當中央文革的要人們在北京二月的「懷仁堂事件」中，因打擊老帥們而贏了分而洋洋得意之際，當上海的造反派頭頭王洪文、陳阿大們正為躍上了權力寶座而喜悅萬分之時，湖南省長沙市的造反派卻處在了較為艱難的時期，由於「湘江風雷」的被摧垮，使造反組織勢力大大削弱。而「高司」這個紅衛兵老造反派組織不僅站到工人造反派的對立方面，並且她還使原已垮臺的保守組織得以重新復燃並向造反派展開了新的進攻。更為重要的是，歷來受到人民群眾尊重熱愛崇拜的解放軍。卻由省軍區為代表，成為了批判造反派的強大壓力，做了保守派的堅固後盾。因而，在這期間，造反派除了一些零星的示威抗議活動和頻繁的地下串連活動外，基本沒有能進行公開的大規模有組織的造反行動，從而就更談不上聯合起來去奪省委、省政府的大權了。

而有意思的是，省委第一書記卻在此時寫了一張大字報，題為《我對「湘江風雷」的揭發與對我所犯錯誤的檢討》，由「高司」紅衛兵貼了出來。在這張大字報中，省委第一書記居然對「湘江風雷」這樣一個群眾組織的問題，能有「揭發」，還有控訴，控訴「湘江風雷」迫害了他。

「湘江風雷」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被鎮壓下去後，「高司」的頭頭們便計劃奪取湖南省大權，他們將在「高司」旗幟下聯合、接納的各種大小派別組織，組成為了一個「湖南省紅色造反者聯合委員會」（簡稱「省紅聯」），以「高司」為首。其成員中除了極少數工人造反組織外，大部分是原「紅色政權保衛軍」、「赤衛隊」成員重建的組織。另外，在省軍區與各地縣軍隊武裝部的幫助下，他們成功地將原文革前的各級官方組織「貧下中農協會」，也都成建制地接納，組成了「貧下中農造反軍」，從而大大為「高司」派增添了力量。

不過，這時「高司」派的派別屬性變得複雜了。

「高司」的紅衛兵頭頭們仍自稱自己是「造反派」，但他們統率的卻又大都是在骨子裏並不贊成造反的原「紅保軍」、「赤衛隊」舊部成員；他們的鬥爭矛頭依然沒有放過省委，但他們卻又與同情省委的省軍區站在了一條戰線，並號稱自己是「擁軍派」；他們在理論上無疑仍贊同「造反有理」的文化大革命方針，但在派別鬥爭中卻又視「東方紅總部」等工人造反組織為死敵。

因此，工人造反派便開始將「高司」紅衛兵也管叫「保守派」了，將他們與「紅保軍」、「赤衛隊」已等同看待了。雖然，這些大學生紅衛兵曾是長沙市湖南省造反運動的始作俑者與先鋒隊。

「四人幫」垮臺、文革結束後，「高司」派某些頭頭撿起文革中造反派甩給他們的「保守派」帽子，作為顯示功勛的桂冠頂到了自己頭上，並當成自己在文革中並非反對黨委而「一貫正確」的標誌。然而，後來，清算造反行為的過程，追溯到了文革之初的紅衛兵點火煽風的造反起始階段。終於，這些憑在當年「八・一九事件」中大發造反宣言而登上風雲舞臺的前大學生紅衛兵，也遭到了必然的否定。雖然，「高司」派頭頭們的政治結局，比「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等倒霉的工人造反派頭頭們，固然要好得多，幸運得多，但其政治前途，卻是遠不如那些文革中的逍遙派們紅火的。

就在「高司」為首的「省紅聯」決定指控省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與省委另一位候補書記為「三家村」，並宣佈堅決予以打倒，然後依照上海奪權經驗，準備一舉奪取湖南省大權之際，不料，原在一月二十二日通過《人民日報》社論發號召，叫造反派奪「走資派」的權的黨中央，卻在二月中旬又修改了這個奪權方針，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一個好範例》、《堅決捍衛「三結合」的正確方針》等一系列《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提出並強調了要由「三結合」方式才能奪權的信息，並且在隨後三月底《紅旗》雜誌第五期社論中，傳來了毛澤東主席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成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這樣，單由群眾組織奪權掌權的夢想必須拋棄，而必須讓原有政權中的部分領導幹部和解放軍的代表參加奪權後的「革命委員會」，並且，群眾組織代表的地位已從為首，降到「三結合」中的第三位。

由於省委的三位書記均已被宣佈為「打倒對象」，這樣，「高司」只能讓剩下的幾位省委書記和一位候補書記來參加未來的「革命委員會」了。

就在「高司」派忙於籌備奪權後的「省革命委員會」班子人選的過程中，一連串的消息從北京傳來，卻極大地鼓舞了處於受壓制狀態的工人造反派和其他造反組織：

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署名，下達了關於對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在二月二十三日指揮軍隊向青海「八・一八」造反組織開槍鎮壓，造成三百餘人傷亡的嚴重問題的處理決定。中央的決定中還宣佈恢復被青海省軍區打成「反動組織」的八・一八造反組織。

也是一個省軍區！

也是把一個造反組織打成反動組織！

不失時機的「東方紅總部」、「井岡山紅衛兵」等造反派組織立即在長沙市全市發動了一場標語戰，一連串嶄新的標語口號很快刷滿了全城的大街小巷：

「堅決擁護中央關於青海問題的處理決定！」

「打倒軍內走資派、鎮壓革命造反派的劊子手趙永夫！」

「向青海八・一八造反派戰友學習！」

「打倒湖南省的趙永夫！」

無疑，這個青海事件大大震動了湖南省的各種政治力量，包括省軍區和駐湖南省的野戰軍部隊、軍事院校，沒有誰願意做另一個趙永夫。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民軍隊形象也出現了裂縫。這樣，省軍區原擬在奪權建立省革命委員會前，再宣佈幾個造反組織為非法組織的計劃，立即被放棄了，並且對日益威風起來了的造反組織活動，也只好予以容忍。

另一個消息更鼓舞了造反派：二月份大鬥懷仁堂的幾位老帥均受到了批判，尤其是之中嚴厲地批判了中央政治局委員譚震林；中央並給老帥們的那次行動定了一個「二月逆流」的性質，北京街頭，「堅決反擊二月逆流！」「打倒二月逆流的急先鋒譚震林！」等大標語已鋪天蓋地。⋯⋯

二月，時間的吻合！

逆流，性質的吻合！

雖然，北京懷仁堂發生的鬥爭，與湖南發生的鎮壓，這二件事之間並無直接的聯繫，性質也根本不同，甚至，對湖南造反派組織發出的「專政」指示還來自於中央文革小組，但是，在二月中備受摧壓的湖南造反派們卻馬上抓住了這個時機，在迅速刷出了一批照北京的口號依樣畫葫蘆的標語外，同時，暗中也行動起來，策劃著一場反攻戰。

而省軍區與「高司」方面，其組織的「省紅聯」，由於沒有能包括湖南大部分造反組織，特別是沒有包括有代表性的大型的工人造反組織，因而，他們所擬定的「奪權」、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的計劃，便始終未能獲得中央的批准。相反，中央文革派來的一些聯絡員，以新華社記者之類名義，卻不停地秘密活躍於各工人造反組織之中，調查瞭解情況，並不斷地向中央文革小組送去報告。與此同時，「首都三司」、「北航紅旗」駐長沙聯絡站的那些紅衛兵，雖然已按中央要求「北京紅衛兵不要再參入各省文革運動而全部撤消所有的駐外地『聯絡站』」的指示，不再設聯絡站了，但他們卻仍有很多紅衛兵在湖南，幫助工人造反派向中央反映情況，或將北京的有利消息迅速轉告湖南的工人造反組織，使工人造反派在與省軍區的較量中，不致犯盲目而孤立的錯誤。

形勢在向左轉。

造反派如同經過了冬眠一般，都動起來了。

青海八・一八造反組織在當了一個月的「反動組織」後，又被恢復名譽，重新登上了文革舞臺，這個消息使我高興得很。當即，我找楊金河、侯川江商量，也要重新出山，再組造反隊伍。「湘江風雷」目前一時還不能恢復，我們先不能用這個旗號，根據毛澤東詩詞「黃洋界上砲聲隆，報道敵軍消遁」二句，我們決定組織一個「砲聲隆」戰鬥隊，楊金河說，我們「砲聲隆隆」之時，便是「走資派」、「保守派」們「消遁」之時。對這個名詞，我自然很喜歡。

經過串連，只有七、八個青年人願意參加。楊金河見遠遠低於他原來的「湘江風雷」分隊人數，便有些急躁不安。我勸他說，不要緊，打頭陣的總是少數人，一旦局面打開，大多數人都會支持我們，跟我們走的。

「砲聲隆」戰鬥隊，我們推楊金河當隊長。楊推辭，說應由我來當。我說，在機修廠，造反派的頭頭應該是你。楊比較穩健，而我是個活躍分子，不會安份於廠內的事的，一旦有機會，恢復公司系統的「湘江風雷」組織，營救被捕的鍾有新、老易他們，必定少不了我。

我們在廠裏貼了一個「成立聲明」，宣佈我們又組織造反了。「東方紅總部」分隊馬上寫大字報，表示「歡迎」。

「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成員則一聲不吭。「歡迎」之舉自然不會有，但，再罵一句「湘江風雷的變種！」我想，此時諒他們也沒有這份膽量了。青海八・一八的事，北京譚震林的事，已通過貼滿大街小巷的大字報，告訴了每一個長沙市人。不論是誰，都能或多或少掂量出那二件表面互不關聯的事的份量。

我們還找了黨支部蘇書記要錢，要辦公室。對形勢極為關心的蘇書記，二話沒說，馬上批條子給錢買旗幟、紙墨等，並仍將原「湘江風雷」分隊所用的辦公室撥給我們。看到蘇書記對我們的要求都能給予滿足，楊金河很滿意，笑著對蘇書記說：「老蘇，將來廠裏成立革命委員會，我們推選你為『三結合』之一的領導幹部，只要你真正支持我們。」蘇書記也微微一笑，沒有說什麼。

當時，我們廠的權力，在「湘江風雷」被鎮壓後，主要是由廠裏「東方紅總部」組織為主體的「造反派聯合委員會」（「聯委會」）監管，蘇書記雖然在「一月風暴」高潮階段，受過造反派的幾次大會批判，但行政權力卻未完全被剝奪，只是大家不再喊他「書記」，而喚「老蘇」，同時也不再由他單獨掌握，而須由廠「聯委會」監管、副署。

在公開場合下，蘇書記仍扮演著他不反對也不說支持的角色。而暗中，我們發覺，他關心的仍是「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並經常參加他們的會議。

對此，楊金河很惱火，說蘇書記這個人太狡猾，將來搞三結合，恐怕還是不能讓他進去。

我說，保守派那些人，都是他培養起來的，剛造反時，他們都死心保他，他怎麼不會對那些人有感情呢？什麼三結合，到時再說吧，現在「八」字還沒一撇哩。

有了這個「砲聲隆」戰鬥隊，我們造反便又有了陣地。但這個「造反」，在廠裏已基本無反可造了，至少目前無反可造。對黨支部書記、廠長，在前段造反時，該批的也批了，該鬥的也鬥了，老工人要發泄積憤，也發了不少，「右派」黑材料也沒有了，而奪權，此時又不成熟，起碼「三結合」要軍隊代表，哪兒來？找軍區的人來？打死我們也不會幹。打派仗呢？廠裏這個什麼「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除了背後咒罵我們以外，當面他們已根本不敢說什麼，大字報他們更寫不出水平。然而，他們也並不解散他們的組織，也並不發聲明說同意我們的觀點。相反，他們天天有人上街去看大字報，去為「高司」的宣傳廣播鼓掌。

我想，還是那個老道理：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乾。我們廠、我們公司的造反派能否取得勝利，一切的一切都在於湖南省長沙市的造反派能否取得勝利。因此，我們還得以先參加社會造反活動為主。

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

我自行決定，又不去幹那鉗工活了，而專心專意去做「職業造反派」。每個月二十塊錢的學徒工資，不怕廠裏不發給我。

我找到蘇書記，說：今天起，我作為「砲聲隆」戰鬥隊的脫產人員，不再上班，請你批准。

「老蘇」連忙說：可以，可以。

我又說：楊金河、侯川江有時需要去參加一些造反會議和活動，因而經常會要請半天、一天的假，請你也同車間打個招呼。

「老蘇」仍然不失熱情地說：行！行！

他不反對、不卡壓，但也絕不讚揚我們的要求。我們開了一個會，決定由我多進行社會聯繫，而楊金河則在廠裏主持「砲聲隆」戰鬥隊組織。

不用去車間上班，我的活動時間就寬裕多了，不必等到夜晚，大白天，我也可以到各造反組織去串聯，瞭解情況，以便組織參加各種造反行動。

四月七日，經過一番精心策劃與組織，長沙市的造反派終於發起了大規模的反攻，而選擇的反攻突破口，是將仍在運行、但卻已只聽命於省軍區的省委機關報《湖南日報》社予以封閉。

封報那天我沒有在現場，只是事後聽人描述了頗有些浪漫的那一幕：

當天上午，幾百名中學紅衛兵，舉著各自造反組織的旗號，暗中攜帶著準備好的數百張封條，提著漿糊桶，挾著大捆大捆的白紙，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的毛澤東語錄歌聲中，遊行到《湖南日報》報社大門前，突然停下。

這批中學紅衛兵大部分屬於「井岡山紅衛兵」組織。他們的「司令」是一位十九歲的女中學生，姓謝，中共預備黨員，文革之初，卻被她所在中學的黨組織無端打成了「反革命」，於是，她跑到了北京，在毛澤東第一次接見成千上萬的紅衛兵時，她有幸被邀請上了天安門城樓，直面毛澤東，告了一次「御狀」，並且，還請毛澤東在她的一個筆記本上簽下了「毛澤東」三個字。這一來，謝「司令」更加成為了一個堅定的造反派紅衛兵，她回長沙後立即組織了這個以中學生為主體的「井岡山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以造反派左翼的形象，活躍於湖南文革的舞臺。後來，不到二十歲的她，還被中央任命為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領導成員，並做過第一屆省革命委員會的委員。

十多名紅衛兵，突然舉起了一支支銅號，「達達達第⋯⋯」的雄壯進軍號頓時響徹雲霄。

「衝啊！」幾百紅衛兵舉著紅旗、挾著紙墨高呼著向報社大門跑步湧去。

早已得到通知的報社中的造反派組織「紅色新聞兵」的成員，立即走出辦公室，走出印刷廠車間，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井岡山紅衛兵」的到來，報社的領導和保守組織的人員則一時不知所措。沒有反抗，沒有爭吵，眼睜睜看著紅衛兵用早已蓋好十幾個造反組織大印的封條，將一間間辦公室，一個個印刷廠的車間鎖上門後封死，偶爾有幾個保守組織的幹部，試圖阻止，也均被報社的造反派同事吼開。事情進行得很順利，鬥志高昂的紅衛兵們不用半個小時，便已將整個報社大樓封住，使報社一切工作停止運轉。

由十幾個造反組織署名的「關於封閉《湖南日報》社的嚴重聲明」貼了出來，那「聲明」也是事先準備好的，在落款處已蓋有圓的、方的十幾個鮮紅的大印。

「聲明」在歷數了《湖南日報》的種種「罪狀」之後，單方面宣佈了幾條規定，其大意是：

「一、自即日起，《湖南日報》（還包括有「高司」與「省紅聯」在報社印發的《追窮寇》報）不得出版；

二、但每天出一張《新華社電訊》，只刊北京新華社發來的國內外重要消息、新聞；

三、何時啟封恢復出報，需我們的同意；

四、我們立即將此事，向黨中央匯報。」

這「我們」，自然就是參與封報社的這十幾個造反組織。

報社的社長、總編們，經歷了大半年文革，故對這類事，並不顯得很慌張。況且，他們也明白，這紅衛兵，這造反派並不是衝他們來的，他們用不著同紅衛兵頂牛，也知道那樣做實際沒有用，何況，當時他們本身還是群眾批判的對象。唯一可做的事，便是向上面匯報、請示。

向誰匯報？

省委書記們今天不是被造反組織搞去批鬥，明天就是被「高司」屬下的組織弄去檢討、請罪，到哪兒去找？找到了，又有什麼用？

省委宣傳部？整個省委都癱瘓了，省委宣傳部還管什麼用？何況，省委機關大院內都分成了兩派。

但社長和總編以及臨時掌管了報社大權的保守派組織的頭頭，仍有可以匯報的地方。

省軍區司令部宣傳處長便接到了他們打來的電話。

宣傳處長火速向省軍區司令員作了匯報。

宣傳處長希望司令員立即下令。大概，他會想，派出一個營的部隊就夠了，他相信，紅帽徽紅領章綠軍裝的解放軍，可以輕而易舉地戰勝那些雖也身著褪色軍裝但只佩有紅袖章的紅衛兵，趕走他們，奪回報社。

我沒有在近處見過省軍區的龍書金司令員。但，從湖南文革當時發展的形勢，可想而知，當時他顯然不能輕易地打這一仗。青海趙永夫的下場，北京老帥們的結局，像濃濃的陰影，沉沉地罩住了他。

龍司令是一個老革命，湖南省茶陵縣人，一九二九年就參加農民赤衛隊，後編入中國工農紅軍，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還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大捷一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幾十年南征北戰，他都沒怯過場，始終敢打敢衝也善防善守。然而，文革一來，他沒轍了，相信他的確不知這場仗該如何打了，因為，在文革運動中，他弄不清敵人在哪兒。

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自然，這也是文革運動的首要問題。黨中央要軍隊支持左派，命令下得似乎很明確，可誰是左派呀？後來，龍司令稍稍明白了一點，左派應該在造反派之中，因為中央都支持造反派。但是，問題又來了，「湘江風雷」與「高司」可都是造反派呀？然而，他們兩家卻成了你死我活的對頭，省軍區應該支持誰？大概，龍司令想來想去，研究的結果是似乎應該支持「高司」紅衛兵，因為他從軍區偵察部門報來的情報資料中分析，「湘江風雷」人員複雜，其組織中什麼人都有，而且那幾個頭頭的來歷與家庭出身也有可疑這處，而「高司」就不同了，全是年輕人大學生，全是紅衛兵，組織人員非常單純，他的頭頭有幾個還是共產黨員；更重要的是，「湘江風雷」那一派，是經常與軍區發生衝突的，甚至在一月二十日那天晚上，他們還來衝擊省軍區，還差一點衝到了軍區作戰室，這可是犯法的大事。「湘江風雷」一派的人說，他們是懷疑省軍區藏有省委的「黑材料」，所以他們要進來搜。他娘的！他們忘記了這是軍隊！軍區豈能由你老百姓來逛來搜？！中央軍委不是也已下達了命令，不能允許群眾組織衝擊軍隊嗎？！可見，這個什麼「湘江風雷」值得懷疑。而「高司」紅衛兵可就好多了，他們造反的幹勁也很大，但是卻只對準省委——本來嘛，走資派只是在地方黨委之中，與我們軍隊沒有什麼關係——從不與軍區發生衝突，而且還主動與軍區保持聯繫。這樣看來，「高司」的確是左派！中央文革在北京支持的左派，不也是蒯大富、韓愛晶那些造反的大學生紅衛兵嘛！而對「湘江風雷」不僅不能支持，相反，還要整整他們的材料，向廣州軍區與中央報告他們的問題。這不，很快中央就下了批示，而且是中央文革小組下的，支持省軍區的觀點，還要軍區對「湘江風雷」與「紅旗軍」的反動頭目採取專政措施，摧垮這兩個反動組織。

對省軍區的舉措，龍司令顯然有過一陣高興。

但是，沒過多久，顯然他發現，事態的發展已超出他與省軍區黨委的預計，鎮壓了與軍區唱反調的的「湘江風雷」後，地方上的造反派不僅沒有來主動改善與軍區的關係，相反，除「高司」派外，其他造反派對軍區的反感卻越來越大，而軍區欲希望通過「高司」，來強化軍隊與地方群眾組織的融洽友好氛圍的設想，也落了空。因為，「高司」畢竟只是大學生，看來他們還沒有左右局勢的能力，甚至，「高司」與北京的左派大學生紅衛兵「首都三司」、「北航紅旗」都發生了觀點對立，而不能站在一起。

這一來，在湖南文革運動的態勢中，省軍區便不知不覺陷入了某種被動。原本軍隊因為是「支左」，故很受地方上造反派們的歡迎，而都想與軍區拉上關係，使軍隊能支持他們。可是現在，由於急於支持「高司」，而將「湘江風雷」打了下去，結果卻導致湖南大部分造反派，特別是工人造反組織與軍區產生了對立，而且，這種對立，越來越強烈，連「砲轟省軍區！」「油炸龍書金！」這樣明明白白針對軍區的大標語，都已不顧中央「堅決不能衝擊軍隊」的指令，而公開被貼上了街。現在，竟又組織大批人員來封閉《湖南日報》社，不讓出報，說報社自二月以來成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喉舌！」

怎麼辦？是堅決回擊，甚至再打他幾個「反動組織」，殺殺這些造反派的威風？或者，還是找工人造反派組織做工作，爭取他們？

面對如此大事，龍司令無疑會慎重地將問題擺到軍區黨委會上。

終於，省軍區除了向廣州軍區等上級報告情況外，沒有採取其他反擊行動，只是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

也許，經過討論、研究，一生戎馬征戰的省軍區首長們只能排除武裝奪回報社的任何方案，而選擇他們並不擅長的戰鬥方式：文攻。即採取一切只靠嘴巴和筆墨紙張、廣播器材為武器的方式。也許，他們不得不佩服：這狗日的造反派，真會選擇時機！要是早一個月敢這麼搞，非把他們全關進監獄不可！

可是現在，省軍區不能這樣了。

因為，前幾天，即四月二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文章中說：「當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逆流。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革命小將玩弄陰謀詭計，在革命小將之間播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妄圖分裂革命小將的隊伍，將革命小將引向邪路⋯⋯全盤否定革命小將的大方向，甚至操縱已垮臺的保守派組織進行翻案活動，把一些革命小將重新打成『反革命』。他們這樣做，就是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就是否定前階段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對於這股逆流，我們必須堅決回擊，徹底粉碎！」

此刻，省軍區不能不細心地思考研究《人民日報》文章的目標所指，更不能忽視《人民日報》文章的份量。畢竟，現在是搞文化大革命，中央的「文化」內容，就是下面的行動指南針！

軍區不能給報社以明白的支持，還要做事的報社總編們就只好按造反派的命令辦事，《湖南日報》封了，就出《新華社電訊》吧，總不能讓報社來個集體放假。

「井岡山紅衛兵」將《湖南日報》封閉後不到一小時，一批批「《湖南日報》封得好！」「堅決支持井岡山紅衛兵的革命行動！」的大標語便刷上了長沙市街頭。一隊隊舉著各自組織名稱旗幟的造反派紛紛朝《湖南日報》社開去。在報社內外一片口號聲、鼓掌聲、甚至還有鞭砲聲音的齊鳴中，成千成萬的人流湧進了報社，衝上報社四層大樓的最高露天平臺，將自己組織的旗幟插上，加入到已插上了的井岡山紅衛兵等幾十個造反組織的紅旗之林中，以示參入對報社的佔領。

封閉《湖南日報》社的第二天，即四月八日，省市公安、檢察、法院支持「高司」的保守派組織，卻搞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幾千人的武裝遊行，遊行者一方面戴著群眾組織的紅袖章，一方面又身著警服佩著手槍，舉著紅旗打著橫幅，開著宣傳車，高喊支持「高司」與「封《湖南日報》是反革命行為！」、「堅決鎮壓一切牛鬼蛇神！」等口號，遊行到《湖南日報》社大樓前。對此，造反派方面則也針鋒相對，借歡呼當天的《人民日報》社論《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批判旗幟》，迅速組織了一次全市大規模的反擊性遊行，依靠人多勢眾，在氣勢上，壓倒了「公檢法」方面的武裝示威。

後來，在造反派戰勝了省軍區與「高司」派時，長沙的省市「公、檢、法」系統的幹警，遭到了很大的打擊，很多「公、檢、法」人員被打傷，有數名公安警察甚至被人打死。這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中央領導人發出了「徹底砸爛舊公檢法」指示的大局所致；另一方面，則的確是因他們以群眾組織面貌來介入兩派鬥爭，卻又穿著警察的制服、佩著武器來威脅造反派，而導致了造反派群眾對他們的極度反感所致。

當然，也有一些是原來的勞教人員，趁亂而對他們施加了的報復。例如，有一個幾乎全部由原勞教人員與正在勞教期間時逃出來的勞教人員所糾集的組織，叫「長沙青年」，約有上百名成員，其「司令」是一個原被勞教過的年輕扒手。他們趁文革動亂之機，也造起了反，但其造反的重點，卻不在於什麼政治觀點，而只是捕捉報復曾管教過他們的公安警察，也確實打死打傷了一些警察，並趁機搞打砸搶、發橫財。一九六八年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這個「長沙青年」組織的「司令」，被當局予以逮捕，不久即予以槍決了。對於「長沙青年」這類流氓組織，造反派們對其也很惱火，因為其打著的也是造反旗號，卻又「不按政策辦事」，且專門在「造反有利」；因而，造反派們認為這是在敗壞「造反有理」的政治聲譽。所以，對於當局打擊與鎮壓這類組織與人員，也都是持肯定與支持態度。甚至，後來，造反派們自己還聯合成立了一個「治安指揮部」，而這個有半執法權力機構建立的起始初衷，便是為了清剿這類害群之馬。

三天之後，「高司」派實在不能容忍了，讓肆無忌憚的中學生紅衛兵及支持她的造反組織，繼續佔據在省報大樓耀武揚威，實在是個大大的挑戰。

中午時分，游弋在省報大樓的紅衛兵、造反派，已沒有幾個人了。一則封報已封了幾天，省軍區與「高司」、「省紅聯」都沒有什麼動靜，於是乎，高昂警惕的鬥志已疲了下來。二則，午飯午休之時，本是人去樓空之際。不料，數百名「高司」大學生及支持他們的保守組織人員，卻神不知鬼不覺地衝進了大樓，一下子撕下報社內所有貼的封條，驅趕、毆打那些敢於阻擋他們的中學紅衛兵，並且氣沖沖地跑到大樓頂上，將那數百杆象徵各造反組織的旗幟，一古腦都拔了起來，扔下了大樓。隨著大學生們一陣陣歡呼聲、一杆杆紅旗都倒栽下來，橫躺到了地上。

然而，「高司」派的人員卻不敢久留，要知道，在人數勢力上講，「東方紅總部」、「長沙工人」等工人造反組織，加上原「湘江風雷」人員，是佔據絕對優勢，除了獲得省軍區的支持，否則在動「武」方面，他們不會是贏家。所以，他們在迅速刷出一批「封《湖南日報》是反革命行動！」「牛鬼蛇神翻天，堅決鎮壓！」之類的標語後，便得意洋洋呼著口號凱旋而去。

不過，「高司」派的這次突襲的勝利，沒有維持多長時間。很快，聞迅而來的造反派又如潮水般湧來，封條又被重新貼上，一杆杆紅旗又被插上原處。而且，各造反組織決定成立一個「前線指揮部」，組織一批強悍的工人和學生，長期駐守在報社，以抵禦隨時可能來撕封條的「高司」派。

這一「封」，就「封」了幾個月，《湖南日報》始終出不了。對此，造反派高興，反正每天發《新華社電訊》，國內外大事的新聞不會耽誤，而造反派找到了省報這個突破口，並以此為契機，向省軍區和「高司」派展開了聲勢愈來愈大的反攻。

《湖南日報》被封的消息，我們廠裏的人都知道了。那陣，不管你關心不關心，只要你稍稍認得幾個字，滿街的大字報大標語，就可以迅速地讓你知道長沙市發生的一切大事。

我們「砲聲隆」戰鬥隊不隸屬於社會上的哪個造反組織，因而沒有人通知我們去參加「封報」的行動。但，我一從大街上得知這個消息，便馬上與楊金河商量，決定立即加入支持「封報」的行列。

《湖南日報》社大樓頂上數百杆飄揚著的紅旗中，又有了一面我們機修廠「砲聲隆戰鬥隊」的旗幟。旗幟插在了那兒，不知會要多久，但我們不能期望它馬上能取回。那樣做，會造成誤會的，別人會以為我們撤回對封報的支持，因此，我們便又重新定做了一杆新旗。

我們「砲聲隆戰鬥隊」的旗幟，也插上了省報大樓，廠裏有人看見了，於是，廠裏的人也知道了。

我想，知道了就好！我就是要讓「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那些人知道：我們人還在，心不死！

廠裏的「東方紅總部」分隊有幾位老工人，則勸我：「你們造反精神強，我們佩服，但，『湘江風雷』打成反動組織是中央文革批的，你們還是要注意點，要策略點咯。」

但，我不是什麼「反動頭目」，我是響應毛主席號召的造反派，我要注意什麼！？

不過，我還是感謝他們的好心。何況，他們畢竟是我們的長輩，只是不必全聽他們的，而只管走自己的路就是。

「東方紅總部」分隊的老工人，打心裏是支持封報的，口裏也為此事大唱讚歌，但始終，沒有將自己組織的旗幟插到報社大樓上去，也沒有正式組織了自己的隊伍去表示聲援。

然而，我們都毫不猶豫的做了。

這也許就是年輕人與中、老年人的區別吧，哪怕同樣都是扛著一面造反的紅旗。

第九章　我們居然推翻了中央文革的批示

造反派連中央文革的批示都推倒了，那是怎麼回事？

其實，文革中，沒有誰敢與得到毛澤東支持的中央文革較勁，我們社會底層的造反派更沒這個能耐。中央的「二・四批示」之所以後來能被否決，應該說是因當時湖南造反派的影響，已強大到使中央高層不能不認真關注其實際情況、並做出最有利於實質維持文革路線的舉措了。

將《湖南日報》封閉後竟然安然無恙的造反派，敏銳地覺察到了形勢已開始變得對自己有利，於是，便威風凜凜乘勢進擊了。

四月中旬，由幾個大工廠的造反組織頭頭串連商議後，長沙市各工廠、公司、商店內原來各自組成的工人造反派組織，以產業工人為主體，自下而上聯合，很快被統一組織起來，成為了一個新的、能有力量左右湖南文革形勢的社會組織：「長沙市工人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簡稱「工聯」。「工聯」這種以各工廠造反派組織為成員單位組成的社會團體，是吸取了前段組織機構完全社會化、因而人員構成複雜的「湘江風雷」，容易遭致省軍區攻擊為「組織不純」的情況，而自發構建的新型群眾組織形式。

而這種組織方式的改進，以後卻正好又符合了中央提出的以「本單位、本系統為主體，實現革命大聯合」的戰略意圖。因而，後來中央在對待「工聯」與「湘江風雷」這兩個造反派組織時，便明顯偏重於重視「工聯」。在中央的「八・十」決定中，「工聯」被稱為「革命左派組織」，而對「湘江風雷」，則是稱之為「革命群眾組織」。

長沙各大廠礦的工人造反組織，如長沙汽車電器廠「造反有理總隊」、曙光電子管廠「聯總」、長沙機床廠「3・31紅色造反團」、紅旗內燃機配件廠「紅總」、建湘瓷廠「紅色造反團」、長沙船舶廠「文革籌委會」、市搬運公司的「六號門」、湖南橡膠廠「造反總隊」、市總工會「東方紅觀察哨」等，都是「工聯」的重要成員。

後來，隨著形勢的發展，長沙市的主要產業工人與各系統的工人，包括很多原來屬於「湘江風雷」組織的工人造反組織，也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聯」，使「工聯」成為了統領數十萬工人的、湖南最強大的工人造反組織。

「工聯」的第一號頭頭叫胡勇，湖南省湘潭縣人，長沙汽車電器廠工人，中專文化，時年三十一歲。文革初，因為他曾遊行支持了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八・一九」事件，結果被廠黨委打成了「反革命」、進行隔離審查，後來，他便奮而造反，與幾個夥伴一起，組織了廠裏的「造反有理總隊」，並積極參入社會活動。在二月份「湘江風雷」被省軍區鎮壓後，他便串連長沙市一些大工廠的造反派頭頭，聯合而組成了這個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工聯」造反組織。

後來，胡勇被中央指定成了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文革高潮中的一九六八年十月，由同為省革委會副主任的華國鋒與四十七軍李副政委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本來，當時中共地方黨組織在文革中早已停止活動，入黨的事是根本無從談起。但由於胡勇是一個當時能左右湖南局勢的特殊人物，中央便採取了這樣一個特別措施，讓胡勇這個特別人物，做了中共的一名特別黨員。

一九六八年國慶節那天，胡勇作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觀禮，並且被周恩來親自安排，坐於觀禮台第一排座位中間左向，距離正中毛澤東的座位，僅橫隔六個位置。是當時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人、農民代表（其他三位是：尉鳳英、王洪文、陳永貴）中，最靠近毛澤東者。因毛澤東聽說胡勇也是他的家鄉（湖南省湘潭縣）人，故在城樓上的休息廳內特別召見了胡，並與胡聊了數分鐘，詢問湖南的文革問題，也問了胡勇個人的情況。後因同在天安門城樓觀禮的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進來了，要見毛澤東，這次談話才可惜被中斷了。但是，全國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榮者，除了後來的王洪文外，恐再無第二人。

按當時的湖南造反派一號頭頭資格，被中央指定為中共「九大」代表的胡勇，一九六九年四月，本可像王洪文一樣，在中共「九大」上被任命做中共中央委員，而且當時胡勇也確已列在中央擬定的中央委員候選初始名單中。但，大概由於他一則黨齡太短；二則，毛澤東在「九大」中一次會上也發了話：「我那個老鄉（指胡勇），是不是就不要做中央委員了吧？我看，不照顧老鄉為好。」

毛澤東說的「老鄉」，並非泛指湖南人，而是指他的家鄉湘潭縣人。而胡勇就是湘潭縣人。

不知是考慮胡勇的黨齡太短而不宜做中央委員，還是毛澤東確不想別人因為討好他，而在他的家鄉問題上做文章。反正，胡勇從此便無緣進入中共中央委員的行列了。

毛澤東發話後，周總理就讓原廣州軍區司令、時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與其夫人項輝芳到胡勇住處，給胡勇做安撫工作，告知他不再是中央委員候選人的事。

因而，最後成為中共中央委員的湖南工人造反派頭頭，就換了「工聯」二號頭頭唐忠富（長沙曙光電子管廠工人，在文革前就已是中共黨員，一九六八年被任命為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而已高居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胡勇從此便與中委資格無緣了。

四人幫垮臺後，胡勇自然受到清查。先被撤消一切職務，並拘押審查，後於一九八六年由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十五年徒刑（從一九七六年被拘押審查時算起）。刑滿後，已五十五歲，他仍下海辦了一家工廠，也搞過一陣公司，賺了一些錢。後生意不好做了，他就乾脆停業，徹底退出江湖，在家頤養天年，每日或到公園打打太極，或與幾個好友搓搓麻將玩玩撲克，或釣釣魚等，補享天倫之樂，。

四人幫倒臺後，香港一些報刊說，胡勇是華國鋒的人，將會得到華的保護。

實際上，這是局外人的觀察有誤。因為，自一九七〇年起，華國鋒就從未對胡勇施澤過什麼恩惠，更談不上在四人幫垮臺後指示要寬待胡。如果，當時已是中央主席的華國鋒真想保一保胡勇，那麼雖說職務不能不撤，黨籍也許難保，但坐牢判刑的事，則還是能讓胡勇免了的。然而，什麼都沒有做，什麼都沒能免除。

華國鋒與胡勇，畢竟是來自不同階層的人，骨子裏很多觀念是不一樣的，雖說，文革讓他們碰到了一起。

數十萬人一下子聚集到一個旗幟下，頓時，「工聯」成為了長沙市最有力量的造反組織，她與「東方紅總部」、「井岡山紅衛兵」、「中學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等造反組織一起，不時便組織動則數萬、十多萬人參加的大示威大遊行和集會，鬥爭的矛頭不僅對著「高司」派，更指向了省軍區，「揪出湖南省的趙永夫！」「砲轟省軍區！」的大標語，甚至刷到了軍區的大門。

對此，省軍區顯然無可奈何，像二月份那樣直接出動軍隊去鎮壓的做法，顯然已不再可能。近來，中央文革領導人的講話中、《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所發的輿論中，批評軍隊「壓制了造反派」的內容卻越來越多。而在對待造反派的問題上，駐長沙市的野戰部隊和軍事院校，如解放軍長沙政治幹部學校、解放軍三四一部隊（工程兵學院），與省軍區也已開始有了分歧。幾支由軍事院校組織的調查宣傳隊，進入長沙市幾家大工廠後，居然公開發表聲明，宣佈支持「工聯」造反組織，而拋棄並譴責了那些工廠內黨、團員佔優勢的保守組織。甚至，省軍區大院內，也出現了反對派，以「叢中笑戰鬥隊」的名義，暗暗上街張貼大字報，批評軍區司令員們支持「高司」大學生而排斥抨擊工人造反派的「一邊倒」做法。而且，軍區大院內傳來的消息還說，省軍區譚政委與一名林副政委，也不同意目前這種與工人造反派對立的方針。

接著，也是由中學生紅衛兵領頭，六月中旬，在堂堂省軍區的大門前，舉行了絕食抗議，抗議湘潭地區軍分區鎮壓湘潭「紅造聯」造反派，聲援已開始絕食活動的湘潭造反派，要求省軍區罷免湘潭軍分區司令的職務。幾百名紅衛兵，與隨後跟進參加以示支持紅衛兵的幾千名造反派工人，都靜靜地坐在省軍區大門前，將軍區大門口與在門前的那條馬路，都塞得滿滿的，使那兒變成了一個大會場。時值夏初，天氣已熱，靜坐絕食的人，故不斷有人暈倒，現場的絕食活動指揮部便安排醫護人員將其撤出，換上新的絕食者。其實，這絕食是假，示威才是真。

我聽到這個消息後，便趕去觀看。但是，還離軍區大門很遠，就已是人山人海來看熱鬧的人群，使後來者幾乎無法靠近絕食靜坐現場。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後，好不容易才擠到軍區大門的馬路對面，佔據了一個觀察位置。正在絕食的紅衛兵與造反派工人，都秩序井然地在靜靜坐著，幾千人居然都不說話不吭聲，能聽到的叫喊聲，則都是來自旁邊的圍觀者，或組織絕食活動的工作人員及醫護人員。我想，這是由於參入絕食活動的工人，都是「工聯」組織的產業工人，他們有著良好的守紀律聽指揮的傳統特點，所以，即便在這種場合下，也能做到步調一致，進退有序。如果全部是那些紅衛兵來搞，或由「湘江風雷」這類成員混雜的社會組織來搞這活動，那恐怕搞不了多久，現場就會出現自行其是的事而最終現場會亂成一鍋粥。

絕食靜坐搞了三天，就自動停止了。因為，中央文革來了電話指示，要造反派頭頭做好絕食者的工作，不要絕食了，要「吃好飯、睡好覺，養足精神鬧革命。」為此，「工聯」組織便一聲令下，絕食隊伍就立馬從省軍區大門前一個不留地撤走了。

雖然絕食靜坐活動沒能迫使省軍區做出什麼退讓與承諾，但是那三天的絕食示威，已搞得軍區無法正常辦公，因為，大門口堵著幾千造反派，不僅車子、人員無法從此進出，而只能從其他側門出入。而且，面對著造反派這樣公開的挑戰，作為一個省軍區，卻無可奈何，不能反擊，更不能又抓人，而只能忍著。因此，這件事的本身，就已證明在形勢上，軍區已大大的失分了。

不久，軍區大院的地下造反派傳來了一個信息：腦筋傷透的省軍區龍司令員，這位據說是在長征中最先搶渡瀘定鐵索橋而幸存下來的紅軍勇士，此時產生了一個與工人造反派實行「和平共處」的想法：繼續支持「高司」，但不再排斥佔工人群眾多數的造反組織。

然而，長沙市的造反派，此時卻在制定一個會讓龍書金司令尷尬萬分的大膽計劃：要為被摧垮的「湘江風雷」鳴冤叫屈，使其得以平反恢復。

「湘江風雷」問題是罩在長沙市造反派頭上的一塊沉重的陰影。造反派頭頭們都互相告誡：不解決這個問題，說不定「湘江風雷」的昨天，就是自己組織的明天！

成疊成疊的為「湘江風雷」鳴冤的材料，被送往北京，通過「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轉送給了中央文革。

同時，在長沙市為「湘江風雷」翻案的活動，也一步一步展開起來。

「井岡山紅衛兵」的李「眼鏡」，是個中學生，我的熟人，有天，他把我帶到省人委的一個招待所，說介紹我去「參加一個機密活動。」

當時，只要是造反，什麼公開、秘密的事，我都願幹。

在招待所二樓的一間客房裏，李眼鏡把我介紹給已在客房裏的人，指著我說：「他也是『湘江風雷』的鐵桿分子！」

這句話，頓時使我與客房裏的十來個人處於親切氣氛中。據李眼鏡說，這些人原都是湘江風雷的骨幹，其中有二個人，還是剛從監牢裏出來的。

有個人喊著我的名字，熱情地走到我跟前，同我握手，我一看，原來是曾找我籌組「湘江風雷財貿戰團」的袁平泰。

我很高興，大劫之後，老友相逢。

老袁至少比我大十歲，但他和我都似乎不覺得有這個差距。

「你也出來了？」他高興地問我。

他坐了牢，可我，沒有。對此，我有些尷尬，連忙向他講述了二月五日的經過，惟恐他會發生誤解。

「那你的運氣好！」他卻笑著為我慶幸說，「那天晚上我要不睡在辦公室就好了，不然，我也可免受這場牢獄之災。」

他告訴我，他是二月五日凌晨，從其單位「湘江風雷」組織辦公室內的床上，被解放軍士兵抓走的。結果，被關進了省公安廳的監獄，過了二個半月的牢獄生活。十天前，被警告一番，才被放了出來。

我告訴他，我們支隊的鍾隊長和老易卻還給關在公安局看守所。

老袁很有信心地說：「放心，不用多久，都得放！我們的狀早已告上去了，不怕軍區不放人！」

他的態度大大鼓舞了我。

老袁是一個有見識的人。人若昏昏糊糊過，比人大十歲二十歲，或比人小十歲二十歲，彷彿都無所謂，感覺差不多。但真正要幹點事，有時，大你幾歲，那幾歲可就是一個大大的差距，這在文革中，尤可體現。分析事情看問題，水平就要高你一大截。如那個「井岡山紅衛兵」的謝司令，就僅比我大二歲，還是個女學生，可是，聽她那雄辯的演說，看那有板有眼的指揮員神氣，我就覺得，自己恐怕一輩子也追不上她。

老袁召集這十幾個原「湘江風雷」的成員來，是想搞一個「湘江風雷」的地下組織，專門在長沙市為「湘江風雷」翻案的活動推波助瀾。

他說，不能光依賴其他造反組織為我們鳴冤，我們「湘江風雷」的人自己也應該上陣。

我覺得他的話很對。

我們決定組織一個名叫「捲西風」兵團的組織，展開活動。

有個像水手一樣穿海魂衫的青年人提議，不要搞什麼「捲西風」，乾脆就直接打出「湘江風雷」的旗幟，叫「湘江風雷地下遊擊隊」，震一震省軍區和「高司」。

對這個主意，我也贊成，那樣多痛快！

但老袁笑著說：「莫性急，湘江風雷的旗幟我們遲早要打出去，但現在打，還早了點。一來會搞亂長沙市造反組織的統一行動步子，二來，莫讓省軍區抓辮子，畢竟，二・四批示是中央文革點了頭的。等到中央文革的領導們都清楚知道『湘江風雷』是受壓的造反派時，再公開就可以了。」

於是，在省人委的招待所裏，十幾個人組成的「毛澤東主義捲西風造反兵團」便宣告成立，名曰「兵團」，實為小小戰鬥隊。老袁很實在，不讓大家叫他「司令」，「叫老袁就行」，他說，「我先負負責，等『湘江風雷』恢復了，我們的組織便完成任務，大家各自歸隊去。」

「我們廠的『砲聲隆』戰鬥隊全部加入『捲西風』。」我對老袁表態。我想，楊金河他們會同意的。

「不用。」老袁搖了搖頭，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情，說，「我們不要搞基層組織，你們廠裏的戰鬥隊還照舊，只是『捲西風』搞行動時配合一下，為『湘江風雷』翻案，有風險，莫讓太多的人給捲進來。」

回到廠裏，我同楊金河說了這事。楊很激昂地說：「不怕！只要是為『湘江風雷』翻案，我們都去。」

但，我們還是照老袁的意見辦，在廠裏，不說「捲西風」的事。

「捲西風」兵團第一次活動，就是半夜刷標語。

按老袁的安排，我們十幾個不同單位的原「湘江風雷」成員，於夜晚十一點到省人委招待所那間房間，即我們的「兵團司令部」集合。「捲西風造反兵團司令部」大印倒是刻了一顆，但全部辦公地點也就這間房，是省人委招待所造反派借給的，老袁同這裏造反派很熟。

老袁將擬好的一張標語口號稿念給我們聽：

「堅決擁護中央文革小組的正確領導！」

頭一條就是這個？老袁停下來解釋說：「鎮壓『湘江風雷』是中央文革的批示，但我們要避開這點，中央文革反不得，只能提軍區搞假匯報欺騙中央。所以，我們的言行千萬注意這點。因此，要寫擁護中央文革這條，不然，省軍區和『高司』又會抓辮子，說我們為『湘江風雷』翻案是反對中央文革。寫上這條，就堵了他們的口。」

老袁繼續念：

「『湘江風雷』決不是反動組織！」

「湖南的趙永夫鎮壓『湘江風雷』廣大革命群眾，決無好下場！」

「『湘江風雷』是響噹噹硬梆梆的革命造反組織！」

這口號真痛快！

「老袁，這後一條是不是會被軍區抓辮子？」市房地局鄒老頭有些把握不定地問。

「不怕！」老袁信心十足地說，「中央文革的批示上也沒講『湘江風雷』是反動組織，就算有少數反動頭頭，並不能說這個組織就是反動的。你看，黨中央出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這些壞人，還是大頭頭，誰能說誰敢說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不好！」

「對！對！」鄒老頭眼睛一亮，高興得連連點頭。

我很佩服老袁的分析水平。

「我們就是要刺激省軍區，只要不反中央，不搞打砸搶，他們奈何不了我們！再說，我們組織這個『捲西風』，為的就是先造強烈的輿論印象，好為『湘江風雷』翻案充當急先鋒，當然，口號要提尖銳些，有份量些咯。」老袁激昂地給我們解釋。

夜十二點出發，我們十幾個人推著自行車，帶著紙、墨、漿糊、木梯子這些文化革命的「常規武器」，來到了五一大街廣場處。老袁說，就這兒擺戰場，長沙市的中心，明天看的人多。

儘管天氣已開始熱起來了，夜晚十二點後，大街上走著的行人，畢竟不多了。因而，寬闊的廣場，顯得格外空蕩。

對於像老鼠一樣，半夜時分出來刷標語這搞法，我開初心裏總覺得有點「那個」，為何不在大白天堂而皇之來幹呢？

老袁微笑著向我解釋：「我們這些標語火藥味特濃，影響極大，你想，省軍區、「高司」會容忍你存在嗎？說不定，你前面刷，他們跟著就會覆蓋，使我們白費精神，而現在刷上，至少，明天早上，甚至一上午，能保留住，他們來不及覆蓋，那樣，長沙市就會有很多人可以看到了。」

他每做一件事，都考慮得很細緻，我頓時覺得，老袁，乍一看，也不過是個普通的公司幹部，然而，他身上真有不少東西值得我學習的。

有七、八個在大街上溜達的人，看到我們在刷標語，也圍過來看。

當我將「『湘江風雷』是響噹噹硬梆梆的革命造反組織！」口號中最後一張標語糊在大街邊的建築物高牆上時，圍觀的人驚訝得叫起來：「乖乖，膽子好大！」

「佩服，佩服，兄弟佩服！」有個蓄小鬍子的高個兒青年，朝我翹起他的大姆指，拿腔捏調一半調侃一半誠摯地說。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後便想起了昨天的「戰績」，決定去看看，看那些標語還有沒有。

廣場的四周建築物牆上，都刷上了我們的標語，現在依然牢牢地粘在牆上，顯出一副挑戰的姿態。尤其是那副架著木梯子貼在高牆上的「湘江風雷是響噹噹硬梆梆的革命造反組織！」標語，寬闊的白紙、巨大的墨字，格外醒目。

過路的人，紛紛駐足，四處一一觀望，顯得非常興奮，像在欣賞一個書法展覽似的。停下來的人群，使廣場顯得陡然縮小了許多。

看到標語能引起這麼多人的觀看，我非常高興，也擠在人群中，假作看標語。實際上，我在欣賞看標語的人們，享受一種只有自己才能體會的樂趣。

五月中旬，鍾隊長和老易都被釋放了。

我高興極了，連忙去看他們，並通知了原紅色支隊的小李、小羅，約了鍾有新和老易到烈士公園的湖邊茶廳內聚會、暢談。

被囚禁了三個多月的鍾有新和老易，臉色白得泛青，不過，眼睛卻依然炯炯有神。

他們給我們講了被囚禁後的遭遇。開始，他們都很害怕，誰也沒想到，搞這文化大革命，卻攤上了坐牢的份，並且是「反革命犯」。關進監牢後，心反而定了，因為他們所在的公安局看守所，給關了幾百「湘江風雷」的人。照看守所規矩，同案犯是不能關在同一號子裏的。但，面對幾百個「反革命犯」，看守所遠遠沒有這麼多監房，只好一個監房關十來個「湘江風雷」的人。這樣，大家不會有孤獨感，也沒有了害怕。

「裏面打不打人？」小李問。小李最害怕的是受刑。有次，他同我講，如果受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那樣的刑罰，如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披麻戴孝」撕肉皮等等，他寧願去死，不然，肯定只好當叛徒了。

「人倒是不打」。老易苦澀地一笑，說，「只是那日子不是人過的。」

我將這幾個月來的形勢，簡要地向他們作介紹。

「難怪會放我們出來」。鍾有新開心地笑著說。

「我那個號子早一個多月，就放人了，上個星期，從鐵窗外還傳來了造反派的廣播，隱隱約約聽見什麼，『鎮壓造反派，決沒有好下場！』的口號。我就想，只怕外面形勢對我們有利了，不然，坐在牢裏能聽到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對著看守所哇哇叫？」老易興奮地說。

我同他們談了「捲西風」的事。

老易聽了，連連說好，還不時捋捋袖子，一副摩拳擦掌的樣子。

鍾有新的臉上卻有些漠然。

「還是小心一點好」。他說。

我想，我也太性急了。人家坐了三個月牢，是應該先好好休養才是，到時候，自然大家都會「上」了。

我不再提要他們像老袁一樣，來參加「捲西風」的活動。

六月二日，老袁召集我們在「兵團司令部」開會。

老袁臉上紅光閃閃，嘴角、眼梢都是笑。我猜，一定有好消息。

果然，老袁告訴我們，後天，「湘江風雷」的人，都到市體育廣場去開大會，由原「湘江風雷」總部一個姓柳的頭頭主持，柳也是剛出獄不久。

「從後天起，『湘江風雷』正式公開打出旗號，恢復活動！」老袁激動地宣佈。

聽到這消息，我們不由得鼓起掌來，老袁也跟著拍手。

掌聲中，我覺得全身熱血在沸騰。

老袁說，各個造反組織已開聯席會議商量決定了這件事，一致認為，在不斷向中央反映情況後，讓「湘江風雷」公開活動的時候到了。這樣，既可以向省軍區和「高司」派示威，也可以讓中央知道湖南文革運動中的這個既成事實。

「後天的大會後，就到全市主要街道遊行示威，沿途各造反組織都已準備好了標語、廣播和鞭砲。」老袁說，「我們關鍵的任務是要組織儘量多的『湘江風雷』人員去，那樣才顯得出威風。」

大家七嘴八舌，說人員不是問題，可以動員本單位「湘江風雷」的人都去。

「莫過於樂觀，我看，我們每個人能動員十個人去，那就算可以了，當然，你有本事，拉上幾百人去，那更好。只是，目前恐怕還不現實。」老袁朝手舞足蹈的我們潑了一瓢涼水，微笑著說。

我也覺得，只有對將我們「砲聲隆」戰鬥隊全帶去參加，才能有十足的把握，而再叫其他的人去，則說不定。

「還有一件事」老袁從座位上站起來，對散坐在椅子上、床上、桌子上的我們十幾個人環視了一眼，動了感情地說：「我們『捲西風』兵團，搞了一個多月，為的是使『湘江風雷』重見天日，現在，『湘江風雷』的大旗馬上就可以公開飄揚。因此，我們的任務也已完成，『捲西風』兵團沒有必要再存在下去，所以，我想，我們的『捲西風』兵團可以解散了，從後天起，我們大家都歸隊去，回去組織本單位的『湘江風雷』去！」

我們都為老袁的話震動、感動、激動好半天，沒有一個人吭聲，房間內靜悄悄的。

「大家同意不同意？」老袁誠摯地望著我們問。

「同意！」商業廳的老羅首先表了態。

「同意！」「贊成！」要得！一片歡叫。

接著又響起急驟歡快的熱烈掌聲。

我望著老袁，心裏充滿了對他的敬意。

後來，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老袁當了一名省革命委員會委員，我也為他高興。

當然，不可避免，老袁後來作為一個造反派頭頭，也是逃脫不了倒霉的挨整厄運的。

楊金河、侯川江聽說後天「湘江風雷」要公開亮旗，立刻熱血沸騰，恨不得要我馬上就帶他們去參加大會。

我決定不通知鍾有新和老易，讓他們再休整休整，後天，也讓他們吃一驚。讓那可以想見的宏偉氣勢，補一補他們的精神。

六月四日上午，我們「砲聲隆」戰鬥隊十來個人一早便趕到了體育廣場。那裏已集聚著不少人，到宣佈大會開始時，已有五、六千人。雖然寬闊的廣場，幾千人隊伍站在裏面，顯得有些空蕩，但那一面面在搖晃的寫了「湘江風雷」字樣的旗幟，卻已使我們激奮得要跳起來。

「我們應該也帶一面寫了『湘江風雷』的旗幟來。」侯川江很有些懊悔。

我點點頭，同樣的嘆息。

我四處搜索，尋找可以表達今天的感情和氣氛的東西。

大會主席臺上，一面有普通旗幟四倍那麼巨大的嶄新紅旗，懸掛在主席臺後牆上，「湘江風雷總司令部」幾個金黃大字熠熠閃光。

老袁微笑著坐在旗幟下面。

有了！

我去同侯川江咕嚨了一下。

侯川江一臉都是笑，像雞啄米一樣順從地點頭。

出獄不到一個月的柳姓頭頭，原「湘江風雷」總部的「常委」之一，今天的大會主席，一個精精瘦瘦的小個子，扯開喉嚨，宣佈：「湖南省『湘江風雷』恢復戰鬥誓師大會，現在開始！」

主席臺一側，響起了鞭砲聲。

大砲竹、小砲竹、電光砲⋯⋯一齊響起來，頓時震耳欲聾，硝煙彌漫。

由港務局一班海員組成的管樂隊，則吹起了毛主席語錄歌曲：「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曲子威武、雄壯，給人很有一種莊嚴感。

不知誰帶頭，掌聲也摻了進來，先是炒豆子一般，繼則迅速轉變為暴風雨般的雷鳴。

幾千人都歡呼起來。

能不歡呼嗎？

做了整整四個月「反動組織」的成員，一百多天的怨氣，終於，遇到了這個發泄的好時機。能不歡呼嗎？

省軍區至今仍口口聲聲在批判「湘江風雷」的「反動頭目」；

「高司」現在還在咒罵「湘江風雷」是「湘江瘋狗！」

而中央文革那裏，壓在我們頭上的那個「批示」，並未宣佈撤消。

省軍區說今天的大會是「非法」的，「高司」說，這是「反革命復辟」「對抗黨中央」。

我們不管這些，偏偏要開，還要開出氣勢來！

熱淚湧出來了，我不時地揮舞著我們「砲聲隆」的旗號。

「湘江風雷總司令部」代表講話，一個我不熟悉的中年人。

「井岡山紅衛兵」，那個聲名赫赫、英姿颯爽的女司令致詞，她代表長沙市各大造反組織，向重登文革舞臺的「湘江風雷」祝賀。

最後，柳姓頭頭宣讀「給毛主席的致敬電」，以示「向偉大領袖傾訴」，說「湘江風雷」戰士對他的無比熱愛，對他的革命路線堅決的擁護。

這一類「給毛主席的致敬電」，文化革命中常常要搞，動則就要「電」。一個什麼組織成立啦，一個什麼大會啦，一個什麼紀念活動啦，都少不了發這個「致敬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到電信局去用電報發出去？我也很懷疑，真的大家都「電」去，全國這麼大，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兒豈不會堆成「致敬電」山？因此，輪到我來搞這個「致敬電」時——一年多後我們公司成立革命委員會，按通例也寫了一張「致敬電」——我就沒有去電報局，而是到印刷廠，將「致敬電」印了幾千份，廣為散發，唯獨沒有送給「致敬電」的收電人毛澤東主席。我想，除了少數極重大的事件，恐怕所有的「致敬電」都是像我這樣處理的吧。

但，今天這個大會的「致敬電」，倒真的是送到了電報局，到沒到老人家案頭上，這就不知道了。

老袁後來遇到我時，說過這件事。

也許，這份「電」是發出了。畢竟，一個已被中央文革「批示」摧垮了的組織，要重新活動，若不向中央陳情，不向老人家匯報，或者說，不向老人家打個招呼，那後果，想有多嚴重，它就會有多嚴重。

大會安然無恙，圓滿結束，解放軍士兵沒有來干涉，「高司」一派的人也沒有來衝擊。對這兩種情況的出現，我們都有思想準備。

老袁佈置我們來參加這個會時，已傳達了各大造反組織制定的統一應變方案：真的來了軍隊，大會照舊開，如果抓走大會主持人，我們也不要激動，暗中準備了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批大會主持人，堅持將這會開下去，也不同解放軍對抗，任他抓人。但大會開完，馬上將這情況派專人上北京匯報。「首都三司」的紅衛兵告訴說，中央文革已在重新研究「批示」問題和湖南省軍區的「支左」工作中的錯誤問題，如省軍區現在還敢抓人，那就將是軍區司令「搬起石頭砸他自己的腳」，只會加速中央文革下定解決湖南省軍區問題的決心。

如果「高司」一派來衝擊？

「那正好，讓我們狠狠地教訓他們一頓，『君子動口也動手』，他來衝，我們就反衝，他動武，我們也動武。只記住，莫打死了人！若打死了他們的人，那現在對我們會不利，『高司』那幫傢伙會趁機大造輿論，影響中央的態度。」老袁傳達說。

有了這個底，我們坦然無畏地參加大會。

大概，軍區、「高司」一派，也都明白了此時的形勢，深知此時的棋子，不能隨便走的。

大會快結束時，我對楊金河說：「老楊，這『砲聲隆』旗幟就請你扛著⋯⋯」

「你呢？」楊金河不知我要幹什麼。

「我去扛那面大旗。」我指著主席臺上懸著的「湘江風雷總司令部」旗幟說。

「定了你去扛？」楊金河有些困惑。

我點點頭。

其實，還須我去努力。

我帶了侯川江，擠到主席臺邊，找了老袁。

「那好呀！老柳正準備找幾個小夥子來扛這面旗幟。」老袁高興地說。

包括我和侯川江，一共七個腰圓膀闊的小夥子。「由你們負責護衛這面大旗」柳頭頭交待我們說。

遊行開始了。示威開始了。

我們七個清一色年輕人，分三方托扯著「湘江風雷總司令部」的大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這旗幟太大了，沒法用杆子堅著扛，而且，這樣由七個人托扯著，旗幟可以平平全部展開，使老遠的人，一眼就能看到旗幟中的字。

管樂隊就在我們後面，樂曲便時刻能令我們最先振奮。

幾十名佩著「湘江風雷糾察隊」紅袖章的壯漢，則分別在我們兩旁半米遠的地方，列成長長的兩行，像兩道城牆一樣，護衛著我們這支示威隊伍的「頭部」。我分別打量了一下那些壯漢，猜想，他們不是搬運工人，就是碼頭工人，動武，在他們看來，恐怕比寫大字報容易多了。

我心裏更踏實了。

又是震耳欲聾的鞭砲聲，為我們送行。在管樂隊「我們走在大路上⋯⋯」這支著名的雄壯樂曲聲中，我們托著大旗，出發了。

列寧說，革命，是革命人民的「盛大節日」。

我覺得，現在開始過「節」了！

遊行隊伍沿著長沙市主要大街行進。沿途有準備的和沒有準備而觀看的人，如林如山。馬路的兩旁都擠滿了熱情、衝動的人群，有的乾脆爬到人行道上的梧桐樹上，坐在樹幹上不停鼓掌、歡呼。

一路上，鞭砲聲不斷，口號聲不斷，遊行的人和兩旁觀看的人，共同組成了示威的力量。

「湘江風雷是響噹噹的革命造反派組織！」

「堅決擁護中央文革！」

「向湘江風雷的戰友學習！」

「⋯⋯」

「⋯⋯」

我也拼命地跟著喊，跟著叫，只到發覺自己已喊不出聲音，我才罷休。轉過來聽別人喊。聽成千萬的人喊，盡情地享受這「節日」般氣氛的快樂。

我們走在最前面，又護衛著這面特殊的旗幟，最覺風光，最令人注目。造反派小報的記者們，橫在我們前面不遠，或站在一旁，端著照像機，不停地「喀嚓」「喀嚓」，換了一批又一批，只到遊行結束，前面還有幾個人用鏡頭對準我們和我們托扯的大旗。這情景，好讓我開心得意。

被人家攝了那麼多影，照了那麼多像，但沒有人送一張給我，我也不知找誰去要。曾經有過到一家造反派報紙去要照片的念頭，但很快又忘了，層出不窮的新鮮事，更吸引了我。直到一九七〇年，即二年半後，我被關進單位上專整造反派的「學習班」中時，專案組的人有次為了從精神上徹底打垮我，他們洋洋得意地給我看了一張照片，以證實他們無處不有的精明，並用神氣的口吻對我說：「你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幹了些什麼，你看看這照片！你的一舉一動，我們都有鐵證！」

那是一張我與其他六位朋友托著「湘江風雷」大旗的照片，照片上，我正傻乎乎似地笑著。

這樣的照片、應該有幾十張、上百張，但我這是第一次看到。

我不知道，公司裏專案組的人是怎麼弄到這張照片的，結果使他們比我本人還先看到並擁有了這張應該屬於我的照片。

專案組裏一個人神秘兮兮閃爍其詞地說，是他們那陣當場拍的。

我冷笑，我不信。

他們沒那個能耐！

遊行至中山路時，我的確看到路旁看熱鬧的人群中，有兩張熟悉的面孔，是我廠裏原「赤衛隊」的保守派成員，他們沒有跟周圍的群眾喊口號，但臉上非常尷尬。他們一定看見了我，但他們也許認為，我並沒有看見淹沒在人群中的他們。

其實，我清楚地看到了他們，而且，我臉上肯定露出了洋洋得意或耀武揚威的神色，因為，我的心在講話：哼，老子又上街了，又等著抓，而且是托著明擺的「反動組織」旗號，你們敢抓嗎？！

無疑，他們不敢抓我，連在他們的意念中，也不敢來抓我。因為，此時此刻，周圍的人都在興奮的呼口號，這兩個緘口不語的人，似乎感到威脅。

我目睹，他倆轉身鑽出了人群，頃刻無影無蹤。

那陣，他們敢堂堂正正或偷偷摸摸用照像機對著我嗎？！

除非他們裝備了美國中央情報局或蘇聯「克格勃」專用的間諜微型照相機。

由於長沙市幾十個造反組織的一致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吸納了長沙市大部分工人群眾的造反派組織「工聯」的強大支持，加上數萬「湘江風雷」成員，事實上已進行了公開的有組織活動，這樣，是否撤消中央文革的的二・四批示，使「湘江風雷」恢復名譽，恢復全部組織的問題，便突出地擺在中央首長們的面前。

中央決定召見湖南省的省委和省軍區領導與兩派群眾組織的頭頭，到北京去，當面進一步瞭解情況，以便中央作最後的決定。

中共湖南省委的第一、二把手，均被兩派列為了打倒或靠邊站的對象。

「高司」早已將二位省委書記與一位候補書記定成了「三家村」，而這個「三家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滔天罪行」的材料，「高司」也將它整理得有板有眼，上送中央，下發廣大群眾，只等中央定性，便大功告成。

但，未來的「新生紅色政權」省革命委員，是不可缺少「革命領導幹部」代表的，「高司」再不敢打倒剩下的省委書記了，相反，她必須得到至少一名省委書記的支持，否則，即使是人民解放軍省軍區作她的堅強後盾，也只有「二結合」，三缺一。由她組閣的省革委員會就將永遠得不到中央的批准。

「工聯」為代表的造反派，雖然還沒有時間認真去整哪位省委書記的「反黨材料」，但，她不想被「高司」攻擊為「保皇派」，便也將省委的第一、二書記涼在了一旁。

中央來電，讓那些有可能被群眾組織接受的省委書記向中央首長匯報。

這一來，剩下的尚未被哪一派宣佈打倒的省委書記們便迅速選擇了自己支持也被其支持的組織，「亮相」表明自己的態度。

其他幾位省委書記處書記，一個是湖南地下黨出身的一位老人，還有一位是管政法的，但都患病在身，他們基本不管什麼事，影響也小，故兩派對他們都不太在意。

而有一位書記，已「亮」在了「高司」派一方。

一位候補書記，則堅定站到「工聯」造反派一邊。

有意思的是，這兩位「派性」不同的省委書記，為了表示自己積極支持造反，卻還聯名寫了一張揭發批判自己同僚的大字報，公之於眾。那大字報的題目，就叫《打倒湖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張平化、王延春》，那張、王二人，則分別是省委第一、第二書記。

另一位書記，則在思考，在分析，在猶豫不定。

歷史，此時卻選擇了這位省委書記——華國鋒。

去北京前夕，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華國鋒，終於選擇了支持「工聯」造反派的政治立場，發表了一個觀點鮮明的《堅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的大字報，宣佈支持「工聯」造反派，並指責「高司」派，批評省軍區，然後，以「工聯」派方面的省委領導幹部身份，應召赴京。

正在獄中的「湘江風雷」一號領導人葉衛東，也是應中央召見之列。出獄的第二天，他就乘上了赴京的火車。隨湖南省造反派代表團一道，接受中央首長的召見。這位本是中學教師的造反派頭頭，坐了四個月牢，原以為此生完了，不料形勢來了個大逆轉，他由階下囚，一下子變為黨中央邀請的貴客，從地獄上了天堂。

終於，中央領導人在經過與湖南省各方面領導人一連串的會見與當面調查之後，作出了撤消中央文革二・四批示，為「湘江風雷」平反，承認「湘江風雷」是革命群眾組織的決定。

在「湘江風雷」的問題上，毛澤東主席親自予以過問。他批評中央文革小組：「你們要批什麼東西，應把人家找來瞭解情況，要調查研究」「從這裏得到教訓，未經調查清楚，何必那樣匆匆忙忙根據一面之詞發出二・四批示呢？」

中央對湖南省文革問題的決定，形成了一個中央文件，於八月十日下達，並迅速被傳到長沙市，省軍區很快作出了檢討，承認他們打擊「湘江風雷」與反對「工聯」等造反派是「犯了錯誤」。這個檢討被印成傳單，廣為張貼、散發，從此省軍區退出了湖南省文化革命的漩渦。奉中央命令，野戰軍第四十七軍進入湖南省，負責保證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進行。

長沙市的造反派們獲知此喜訊，歡喜若狂，連連舉行大會慶賀，那幾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標語，響過不停的砲竹，歡樂的遊行隊伍都是表達著同一個心情。

在歡天喜地慶祝的同時，「湘江風雷」組織也成建制地恢復起來了，原來被抓被關的「湘江風雷」各級頭頭、頭目，均被胸戴大紅花，坐上專門為他們召開的平反大會主席臺位置，喜滋滋地聽一個又一個的大會發言人，為他們抱不平和歌功頌德。

我們的「湘江風雷」紅色支隊也在慶賀平反的砲竹聲中宣佈恢復，鍾有新和老易，戴著紅花端端正正地坐在主席臺上，笑眯眯地看著眼前這一切。有時，他們的目光卻又會變得呆滯似的，大概，他們覺得自己是在夢境之中，因為，坐監牢的黑暗日子，離此時並沒有多遠。

會後，我們「紅色支隊」召開隊委會，擬恢復領導機構。當然，支隊長還得鍾有新來幹，他本就是支隊長，何況又為此坐了幾個月的大牢，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屬。

不料，鍾有新卻搖著頭謝辭。

為什麼？

是精力不行、身體也不太好，幹不了了？

也許是坐牢坐垮了身體，我想。

既然如此，休息一段也應該。

我建議他先當一個名譽支隊長，具體事由我來做，待他覺得身體適應之時，再正式接掌支隊大權。

大家都覺得我這個方案不錯，既無誤工作，又照顧了鍾有新的身體。

然而，鍾有新卻苦澀地笑著說：「謝謝大家的厚愛，我確實現在什麼職務都不想擔任，只想好好地休養休養，請各位弟兄，放我一馬。讓我做個『湘江風雷』普通成員算了」。說罷，他站了起來，真還雙手抱拳向我們作揖。

大家都楞住了。

我想，鍾有新的心裏，大概有什麼想法，此時不好問他，待以後慢慢來解開他心中的謎，再說服他繼續擔此「大任」。

我決定，把鍾有新任支隊長一事擱一擱。建議支隊長人選暫缺，由我這個副支隊長暫時主持支隊工作。

沒有人反對。也許，大家同我一樣，相信時間的力量，能把鍾有新拉回到支隊長的位置上，我們都覺得，紅色支隊不能沒有他。

更出人意外的事發生了。

幾天之後，鍾有新找了老易，說他要退出「湘江風雷」。

「那怎麼行呢？」老易望著這位紅色支隊的創始人，慌了，目瞪口呆。鍾有新說，他不好意思來同我講，因此請老易轉告我一下。

我聽老易一說，頓時火了：「你暫不當支隊長，可以，就是硬不願當隊長了，也好商量，然而你怎麼可以退出呢？！怎麼可以退出這個由你創立並且是由你勸我們參加的組織呢？！

我決定去找他鍾有新。

鍾有新做的，比他同老易說的還要遠，他不僅要退出「湘江風雷」，而且，他還要去參加「工聯」。我們公司的「東方紅總部」與「機關幹部造反司令部」的分部等組織，均成建制轉而參加了「工聯」，這樣，公司的造反派就只分為「湘江風雷」與「工聯」兩大支隊伍了。

同是造反派，為何不搞「湘江風雷」，卻投入「工聯」旗下？

放著「湘江風雷」組織的頭頭不當，卻甘願去做「工聯」的小兵，這究竟是為什麼？！

面對我怒氣沖沖的質問，鍾有新好半天不做聲，只是寬容地望著我，而他的臉上，藏不住苦澀的尷尬。

最後，他只好悄聲向我吐露了客觀的與內心的真情，否則，他知道，無法擺脫我。

鍾有新他是敢於帶頭造反，原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雖然他父親是一個小商人，早幾年去世的，但他一直認為自己雖不是硬梆梆的「紅五類」子弟，但卻也不屬反動家庭之列，故基本上能無所畏懼。不料，這次，他因「湘江風雷」問題關進大牢後，審訊他的警察卻對他說，他的父親「也是一個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說是解放前他父親曾參加過國民黨軍統特務組織的外圍，「有特嫌問題」，公安人員恐嚇鍾有新說，「你造什麼反？！你想翻天嗎？！」「你父親有特嫌，你現在又來造共產黨的反，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會有什麼後果，不用我們講，你自己也不會不明白！」

聽鍾有新這樣一說，我頓時楞住了。

「我根本冇聽我父親講過有歷史問題的，也從冇聽我父親單位上的領導講過，但，現在公安局的人斬釘截鐵地這麼說，弄得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了。我父親的檔案，我又從來看不到，曉得裏面還裝了些什麼，寫了些什麼咯？」鍾有新顯得很喪氣地訴說。

「那我們可以到你父親單位去查一查檔案。」我連忙說，只要查一查，就一切都水落石出。

「查了！我問了我父親單位一位政治辦公室的造反派幹部，同我很熟，他偷偷查了，並告訴我說，裏面有一張信，還是五五年『肅反』運動時寫的，說我父親好像參加過一個什麼茶役人員訓練班，辦班人是個軍統特務⋯⋯」

所謂「茶役人員」，即茶樓酒館飯店旅社中的跑堂夥計、幫工、雇員。本來，這些人都算「無產階級」，是屬「紅五類」的，但這「訓練班」沾了一個軍統特務的邊問題就有點麻煩了。

「有沒有旁證？」我問。

「沒有，就那一張信箋紙寫的檢舉。」

「沒有證據，光憑一封檢舉算不了，不怕！」我覺得問題並不嚴重。

「可是，萬一，萬一又找到了哪個人寫一張證明呢？」鍾有新抬起了頭，問我。

「⋯⋯」我啞口無言。

「你想，只要我還當造反派的頭頭，那就保不定會有人找我的渣子，從我父親檔案袋裏那張檢舉信開刀，到時，說不定，捏都要捏一個人來證明。為了搞垮紅色支隊，就必然搞垮我。為了搞垮我，就必然要把我已去世的父親打成特務，起碼打成特嫌！你不信有這麼嚴重？原來我也不信這個邪，但，你看，這次軍區整『湘江風雷』，向中央匯報時，不就是搞了一些虛虛假假的材料，你說沒有一點根據，也未見得，都還是有一點影子、起因的。例如，說我們『湘江風雷』窩藏了槍支、彈藥，而實際上，是省展覽館的湘江風雷支隊保管的革命鬥爭史展覽品，那些根本打不響的破三八、七九槍，但，軍區就硬是把這批展覽用的破槍，栽到了『湘江風雷』頭上，說是你『湘江風雷』窩藏的，你說他辦到了嗎？不是就搞來了二・四批示嗎？！」

「⋯⋯」

「因此，我想來想去，只有不當『湘江風雷』的頭頭，免得既害了你們大家，也害了我自己，那個牢，可不是人坐的哩！我一輩子也不想再進去二回了！還有，也莫害我那九泉之下的父親。唉！」

鍾有新很有些哀傷，仰天長嘆。

「那你不當支隊長，是不是當一名『湘江風雷』普通成員呢？」面對他所說的一切，我只有退守了。

他搖了搖頭，說：「咯件事請你們大家諒解諒解我。我想，無論什麼時候，你，老易他們都不會來整我的『駝子』（長沙方言：整人的意思），我可以放一百二十個心，但，其他人呢？那就難講了，只要我在『湘江風雷』一天，就難保公司『工聯』的那批人中不會有人想找我的渣子。前段鎮壓『湘江風雷』時，他們中有些人對抓我，還是蠻幸災樂禍的哩！因此，我想，現在退出文化大革命，又辦不到，總得還要尋找一個躲雨的地方。咯樣，我覺得不如到『工聯』裏面去，當一個『兵拐子』，這總會清靜下來，冒（沒有）得為搞我而去挖我祖墳的價值了吧！」

鍾有新的一席話，使我第一次領略到了做人的艱難。想不到，一個人，除了要和無數迎面而來的客觀困難鬥爭外，還同時要避開那些看不到摸不著的東西。

我們兩人都默默無語了，但，我感到了一種悲壯的氣氛。

握別時，鍾有新充滿感情地對我說：「老弟，你不用怕，誰也撬不翻你，好好幹，你會幹出個名堂的！做老兄的我，盡可能會幫你，會為你燒香的。」

我們將「紅色支隊」擴充為「紅色戰團」。因為「湘江風雷」被中央下文件平反後，很多中間觀望的群眾，都參加了進來，公司下面各基層單位，統統改組為支隊一級。

我擔任一把手，不叫司令，叫「戰團政治部主任」，老易當副手，並組成了一個戰團「常委會」，即戰團的領導機構。

我不到十八歲，老易卻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常委」們的年齡都比我大，但，我獲得了他們的尊重和信任。任何重大問題，他們都願意聽從我的意見，即使大家意見不同，也總是尊重我的決策。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自己也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但一想起那段我們互相融洽和睦、彼此信任的歲月，我就要深深地感謝老易他們這些年長的父兄輩，是他們培育了我，懂得了應尊重朋友、愛朋友的做人情操。

鍾有新發表了退出「湘江風雷」並加入「工聯」的聲明，引起了公司各類人物的種種猜測和驚訝。儘管，我已明白了個中一切原因，但對此，心裏仍有幾絲苦澀。

「二・四批示」省軍區沒有能摧垮我們的「湘江風雷」，但，畢竟奪去了我們紅色支隊的支隊長。

從那以後，鍾有新便退出了造反漩渦，而做為一個旁觀者，較為平靜地渡過了餘下的文革歲月。

而我，卻依然懵懵懂懂地在繼續朝前衝。

第十章　參加神秘的「青年近衛軍」

這個組織的名稱，也許會讓讀者想起蘇聯衛國戰爭時的「青年近衛軍」。但是，文革中的群眾組織都是可以公開活動的，為什麼說這個「青年近衛軍」卻是一個神秘的組織？難道它是只進行地下活動的嗎？

實際上，這個「青年近衛軍」，是當時湖南造反派組織中以「武衛」即武鬥見長的青年突擊隊、敢死隊，是一個強大的造反派準專業武鬥組織。因而，外人對她的活動，常常不能知曉。

一九六七年夏天，武鬥開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場戲，武鬥的形式也逐步升級，拳打腳踢的武鬥演變成了梭標棍棒的衝突，再升級為真刀真槍的戰鬥。到了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的夫人、中央文革領導人江青，號召造反派「不要天真爛漫」，而要「文攻武衛」後，長沙市的武鬥幾乎已成為坦克大砲齊上陣的現代化戰爭了。

在六月四日，「湘江風雷」舉行公開恢復活動示威遊行之後兩天，長沙市中心地區的原中蘇友好館大樓，便發生了一場流血武鬥。最初，「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高司」總部便設在哪兒，後因形勢發生了不利於他們的逆轉跡象，「高司」便將總部搬遷到湘江西岸的大學區去了，而將這兒改為了他們的一個大宣傳站。六月六日凌晨起，圍繞著這個宣傳站的激烈「文鬥」，演變成了血腥的武鬥，以「工聯」方面下屬組織「六號門」為主體的造反派及圍觀群眾，開始發動了對「高司」宣傳站的進攻，力圖奪取「高司」的這個據點。「六號門」全是由市搬運公司的青年工人組成，身強力壯，論打起架來沒有人不怕他們，因此，後來，他們也成了「工聯」及造反派中的一支頗有名聲的準專業武鬥力量。「六號門」發動的原本只想奪取「高司」宣傳站的進攻，但很快便失控而演變成了一種血腥的暴行，並導致了幾名「高司」大學生與一個造反派中學生被打死及打傷的慘案。後來，雖然「六號門」的頭頭多次爭辯說，他們並沒有想要打死人，也沒有打死人，他們只是想將「高司」宣傳站從中蘇友好館那兒趕走。然而，武鬥之火一點燃，後面的事便不是由始作俑者可以控制得了啦。

文革中發生的兩派武鬥事件，據我瞭解與觀察，應該說，從實際中一般是不存在多少主觀蓄謀或故意挑動的，而往往是由於當時缺乏法制與法制觀念，兩派群眾的激烈相爭，最後總會要導致出動手動腳、甚至動槍動砲的武鬥。這之中，除了兩派群眾容易產生不能控制的激動情緒外，更是由於每次爭辯中，都會有一些因各種原因而喜歡鬧事的無組織暴民，捲入其中而推波助瀾，客觀上製造所謂「打響第一槍」、點燃武鬥之第一把火的事件。在那次發生在中蘇友好館大樓內外的慘案中，那些將「高司」大學生打死打傷的凶手，事後查明，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六號門」組織的人，而是社會上的「散兵遊勇」，原本是來看熱鬧，最後卻成了殺人凶手。

文革後，在一九八九的那場風波開初，與一九九九年抗議美國轟炸我駐南使館的遊行示威者中，也都發生過有一些青年人無端砸毀商店、放火焚燒汽車之類激烈卻違法的舉動。幸好當時產生並「允許」這類事情發生的思維背景時間很短，才沒有導致出大規模的無政府主義暴行的產生。

那場被雙方都稱之為「六・六慘案」的武鬥事件，是長沙市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最慘烈的一次。長沙市的武鬥，真打死了人，也是從這兒開始。

那些被汽槍、棍棒、石塊砸死的犧牲者的照片，被雙方刊登在自己一派的小報上，並作了大量文字上的渲染，使人看了，不由不感到毛骨悚然，充滿恐怖意味。有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紅衛兵，死得尤其悲慘，不僅面部被砸得血肉模糊，甚至他的生殖器也被人搗爛。看了登在報紙上的他裸露尸體的照片，我很長時間，夜裏睡覺都會有恐怖感襲來。這個紅衛兵的母親，恰恰是我們公司「勝利」攝影社的一名職員，當她得知自己疼愛的兒子的死訊時，急得當場暈倒在營業大廳裏，經過搶救，才清醒過來。同事們也嚇得要死，因而趕忙藏起了刊登有他兒子死容的報紙。無疑，那慘不忍睹的照片會更給這位母親以刺激和打擊。這個紅衛兵是屬於一個中學紅衛兵造反組織的成員，他的母親也是「工聯」造反組織的成員。母子倆做夢也沒料到，這「造反」，這場冠之以「文化」的革命運動，會給她們家庭帶來這無可彌補的慘烈橫禍。

然而，大部分的人，不會有這種直接的撕心裂肺的痛苦感受。因而，「六・六慘案」的血腥結果，不是武鬥的終結，相反，在「血債要用血來還！」、「復仇！」等充滿火藥味和瘋狂勁的口號中，「工聯」、「湘江風雷」等造反派與「高司」及保守派雙方，都迅速地加強完備自己武鬥的隊伍和力量。大捆大捆的尖尖的雪亮的鐵梭標，被很快地製造出來；成千成萬頂的本是建築工人用的柳條安全帽，被戴到了武鬥者的頭上；原本整潔漂亮的辦公大樓，被改造得不倫不類：樓梯口堆起了沙包，窗子加上了粗粗的鐵欄杆，門口修建了碉堡似的掩體⋯⋯

武鬥陰雲，越積越濃，新的流血事件，隨時可能爆發。靠用強大的輿論，用筆桿子就可以戰勝對方的觀念，已被視為「書生氣十足」，而「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偉大教導，則越來越被兩派組織的頭頭和積極分子拿來作此時的座右銘了。

那個慘死的紅衛兵的照片，曾使我好幾個夜裏，久久不能入睡。但，大白天，那些激憤的大字報，鏗鏘的誓詞般的內容，造反派朋友摩拳擦掌時的憤慨，卻又激動了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我已深知不是什麼只牽涉到「文化」了。毛澤東在一月風暴中就已明確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既然如此，「革命」當然就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了，當然也「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了！毛澤東主席的這段距當時四十年前寫的語錄，此時卻反覆被抄上了大字報，刷成了大標語，被從宣傳車的廣播中一遍又一遍的播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從理智上，我覺得武鬥不可避免，儘管那些慘死的人，曾使我有些害怕。

有人告訴我，公司裏有些保守組織的成員，與「高司」有密切的聯繫，甚至，有些人已可能參加了「高司」一派中據說擅長武鬥的組織「紅色怒火」兵團。

「紅色怒火」兵團本是由「紅色政權保衛軍」中的堅定分子組成，但他們現在又是支持「高司」的鐵桿分子，在武鬥方面，非常有名氣。尤其是他們不按常規出擊，而是神出鬼沒專門抄砸造反派方面的總部，有幾個組織的總部便被他們光顧過。因此，當時，長沙市的造反派便都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了。然而，這「紅色怒火」兵團到底有多少人？誰是頭頭？總部在哪兒？對於造反派來講，都是謎一樣的問題。因而，免不了出現草木皆兵、風聲鶴淚的情形。各造反組織都互相告誡：如出現了「紅色怒火」的人，請互相支援，以免遭「紅色怒火」的襲擊，造成大損失。

聽說公司裏保守派已有人暗中參加了那個同樣是很為秘密的組織，我想，大概他們是想引導「紅色怒火」的人來襲擊我們？或者，以此作為一種威懾，從氣勢和精神上遏制我們造反派？

經過一番考慮，我決定，帶幾個青年去參加「青年近衛軍」。

我想，公司裏的保守派不是想借參加「紅色怒火」兵團，來威懾我們造反派嗎？不管此事是真是假，反正，有備無患，讓我們也來威懾威懾他們！

當時，「青年近衛軍」是被視為造反派的鐵拳頭，因為，她與「紅色怒火」一樣，也是一個被視為敢於武鬥的組織，只是「紅色怒火」屬於「高司」派，而「青年近衛軍」是站在「工聯」、「湘江風雷」造反派一邊。她的成員清一色是年輕人，組織名稱也很別致，全稱叫「誓死保衛毛主席青年近衛軍」。「誓死」二字，使人聯想到敢於拼命的「敢死隊」。「青年近衛軍」一稱，其實是從蘇聯作家法捷耶夫的一本著名小說中搬來的。那本小說講述了蘇聯衛國戰爭中一支全由青年人組成抗擊德國兵的敢死隊的故事。很多中國青年，都讀過那本會令人對書中主人公們讚嘆不已的小說。奇怪的是，在當時中蘇關係非常對立緊張的年月，蘇聯已被我們稱為「蘇修」之際，居然會有人移來這樣一個蘇式組織名稱，將它作為中國文化大革命中一個造反派組織的名字，並且一下子獲得青年人的喜愛，而從沒有人想到過要「批判」這顯然不符合潮流的做法。只是到了一年之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湖南省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們時，發現了這個青年造反組織的名稱，她才很氣憤地命令：「什麼青年近衛軍，讓她到蘇聯去吧！」

「青年近衛軍」其實並非在武鬥中產生，她早在「湘江風雷」於二月被摧垮之前，就已存在了，並且是屬於「湘江風雷」一方的盟友組織。鎮壓「湘江風雷」時，因她與「湘江風雷」關係密切，很多「青年近衛軍」戰士，同時擁有本單位「湘江風雷」組織的身份，所以，她在那場大鎮壓中，實際亦被同時摧垮。僅只剩下由二十幾個堅定強硬分子組成的隊伍，撐著這面旗幟。並且，也像「紅色怒火」兵團一樣，成為了一個人員、數目、總部駐地、領導人名稱都不對外公開的秘密組織。由於是清一色的青年人，火氣自然不會小，因此武鬥一開，「青年近衛軍」便顯示了她的特點，成為了一支與「紅色怒火」針鋒相對的近乎專業的武鬥隊伍，長沙市造反派的「鐵拳頭」。

我將準備去參加「青年近衛軍」的意圖，告訴了正在忙於恢復「湘江風雷」組織事務的老易和楊金河等人。

我說，公司裏「湘江風雷」的事，就拜托你們各位了，但，你們需要我時，我會隨時回來。

老易勸我：專心在公司搞「湘江風雷」，莫去參加社會上的「青年近衛軍」，因為，你在公司「湘江風雷」的地位很重要。

我則說服他說，還是那個觀點，社會上造反派的氣勢若不能取勝佔優勢，那我們在單位的造反派勁頭再大，也不可能獲得勝利；我去參加「青年近衛軍」，就是為社會上的造反派氣勢，增添一份力量；再則，我的行動也可為你們大家起一個安全保護作用。公司的保守派，哪怕是真的悄悄參加了「紅色怒火」的人，曉得我帶人去了「青年近衛軍」，他們也就不敢對公司的造反派輕舉妄動了。

我相信，我的道理說服了老易他們。

公司的「工聯」組織的頭頭們，得知我將去參加「青年近衛軍」，他們也都非常讚賞，有的還當面翹起大拇指，表示欽佩。

其實，當時去參加「青年近衛軍」，就等於是報名上前線一樣，是一種近乎悲壯的獻身精神之體現。因為，長沙市的任何人都知道，「青年近衛軍」是處於愈演愈烈的武鬥第一線的，而當時的武鬥，已不再僅僅是動動拳腳，而是有可能會出現被打傷打死的事了。

然而，到哪裏去找「青年近衛軍」這個也像謎一樣的組織呢？

有一個建築公司的朋友，給我介紹來一個「青年近衛軍」的小夥子，叫申自來，二十歲，中等個兒，理著小平頭，臉上卻顯透著英氣。他是一家建築公司的工人。

他得知我準備去參加「青年近衛軍」，便很熱情親切地與我握手，高興地連連說：「歡迎！歡迎」

我馬上召集了本公司的侯川江等六個青年工人，準備隨申自來一道，去「青年近衛軍」總部報到。

然而，申自來卻說：「我是總部海司令派來，專門負責籌建『青年近衛軍第一縱隊』的。海司令要我這個『第一縱隊』公開組織和打出旗幟，以擴大我們『青年近衛軍』的威望。因此，你們就不必去總部了，而直接同我一起組織這個『第一縱隊』吧」。

「海司令」是「青年近衛軍」的一號首領，我在此前雖未見過他，但，久聞其赫赫大名。

不去「青年近衛軍」總部，而只是在申自來手下加入，我很有些失望，看著申自來，好半天沒有吭聲。

申自來連忙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給我看，並說：「你看看總部給我的委任狀，你就曉得這一切都是真的了。」

那張已揉得儘是皺折了的白紙上，確實寫著：

茲命令：由申自來同志負責籌備我軍第一縱隊司令部。誓死保衛毛主席青年近衛軍總司令部

×月×日（印）

有這個東西，再望望申自來儘管有些尷尬了的臉上，並未找到一絲虛假或狡詐的痕跡，我決定，聽他的。

我在處於五一大街廣場的長沙市商業局樓上，不費吹灰之力就弄了一間在二樓而臨街的辦公室。那兒很多造反派的人都認識我，聽說我準備在這兒設一個「青年近衛軍」的縱隊司令部，他們都很高興，馬上熱心地給我騰了間辦公室。大概，他們認為，我們可以在這兒給他們的組織當「保安」了。

申自來自任「第一縱隊」司令，任命我當「縱隊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而我們這個「青年近衛軍第一縱隊」，全部人馬僅僅是申自來加上我，與我帶來的我們公司的六個青年人。

不過，我並不怕人少。我想，只要手中有真理，自己又努力，隊伍很快會壯大起來的。

這個「第一縱隊」正式成立後，辦了二件事：

首先，我們弄來一面紅旗，用墨筆就直接在上面寫上「誓死保衛毛主席青年近衛軍第一縱隊司令部」，然後將這杆旗幟從窗口伸出去，使大街上的人老遠就可以看到它。

果然，當人們從這杆旗幟上，發現了神出鬼沒行蹤不定的「青年近衛軍」，居然有個「縱隊」公開駐扎在市中心的廣場，都異常驚訝。我把旗幟伸出窗口不到半個小時，窗下很快就驟集著一大群看熱鬧的人，他們望著這杆旗子，不停地指指點點，在議論著什麼，有幾個小夥子，甚至還朝我鼓起掌，並喊著什麼。

這情景，使我很開心，很自豪。

第二，申自來不知找了哪家刻字店，一下子刻來了一堆木頭圓章，什麼「司令部」、「政治部」、「組織部」、「宣傳部」、「糾察部」等等，應有盡有。

申自來很得意地對我說：「這『司令部』的章子就由我掌握吧，你拿『政治部』的，你是政治部主任，就是政委囉！其他的章子，先鎖在抽屜裏，到時任命幾個人後再說」。

我接過「政治部」圓章，聞一聞，那木頭好清香，章子上的字也刻得很漂亮工整，尤其是「青年近衛軍」那些字，格外顯目，我朝申自來點點頭，便將「政治部」印章鎖進了我的抽屜。

接著，申自來同我商量「招兵買馬」擴充隊伍的事，並要我寫一張「徵兵啟事」。他說，他文化不高，只念過小學，文化方面的事，均由我這個具有重點中學初中畢業學歷的「政治部主任」來負責。

擴充隊伍，我很贊成，這「青年近衛軍」可不比一般「戰鬥隊」，不是寫幾張大字報、標語就算完事，不管你在標語後面落款為「兵團」也好，「總部」也好，都無所謂，但，真的要動武，那就得實對實了。我們六、七個人，號稱「縱隊」，萬一真的「高司」或「紅色怒火」來幾十百把人，攻打我們這個掛著「縱隊」招牌的組織，把我們當大老虎打，那就慘了。

我想，我們這個「第一縱隊」，至少要擁有百把人，才名符其實。

我用墨筆寫了一張「吸收新戰士公告」，並將它貼在了商業局大樓的大門口，申自來說的「徵兵啟事」那名目，我沒用，我覺得我們無權去「徵」人家，而「吸收」一詞倒可能有吸引力。

果然，這個「吸收新戰士公告」貼出不到半天，下午，就有二十多個青年小夥子找到我們的「縱隊司令部」辦公室來，要求參加青年近衛軍。他們中有學徒工、年輕的技工、中學生，還有二個小學六年級學生。熱情都異常高，態度也非常誠懇。

申自來和我自然都很高興，我連忙給他們每人發一張我事先油印好的表格，讓他們填寫自己個人的情況，然後，告訴他們，要他們回去準備準備，有單位的，先向單位領導打個招呼，三天之後，全部上這「縱隊司令部」來集合，領取我們發的「脫產調令」，去交給單位，以後，就正式算我們「青年近衛軍第一縱隊」的戰士了。

開一紙脫產「調令」，是當時各群眾組織一份並無中央政策規定而自行擁有的特權，各單位領導，不管是「當權派」，還是已掌權了的造反派組織頭頭，只要是來了本派任何大組織開來的「調令」，讓某某人脫產搞運動去，工資照發，都得要買帳，否則，那個組織弄不好就會來一幫人找麻煩。當然，一些無名小組織的「調令」，則不一定有用了；因為，單位上的造反派對其一般是不予理睬的，也不怕那些小組織的人。

這些與我差不多年齡大小的青年人歡天喜地，聽完我的佈置後，高高興興地走了。大概，他們也同我早幾天一樣，能找到並參加這長沙市赫赫有名、卻又神秘異常的準軍事青年組織，心中那湧起的高興勁，一定是很濃很濃的。

隊伍眼看就要擴大，我們的「縱隊」領導機構必須趕快健全起來。除「司令」和「政治部」外，組織部和宣傳部是必須馬上設立的，不然，這麼多人一來，就要專人組織管理，並且要開展輿論戰即寫大字報、標語什麼的，根據我的提議，決定小侯任組織部長，小李任宣傳部長，小劉任「糾察部長」。

「部長」們都任命妥當，我們就召開「縱隊司令部」會議，實際也就是我們七個人，準備商量隊伍擴大後，我們將幹些什麼。

不料，卻發生了事變。

在我們正勁頭十足討論這「第一縱隊」的事時，幾個穿海魂衫和藍色運動衫的青年小夥子，突然衝進我們的辦公室，氣勢洶洶，進門就直嚷：「他媽的，你們是哪路『近碼子』的？！」

「近碼子」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口頭語，專指「青年近衛軍」。

我一看這陣勢，來者不善，便趕緊站立，靠在一張椅子邊，如有不測，這椅子可做武器。

然而，申自來認識他們，他厲聲朝那夥人中一個矮胖子說：「水寶，幹什麼囉？是老子，你還不認得！」

矮胖子一見申自來，便哈哈一笑：「是你呀，申自來！原來咯個『第一縱隊』是你搞的呀！」

「才把杆子『屯』（長沙方言：樹立）起來。」申自來平緩了口氣。

「哪個同意你搞咯個什麼『第一縱隊』的？難怪一向冒（沒有）看見你的人影子了」。被稱為「水寶」的矮胖子瞪著眼問。

「劉『迷糊』同意的，他開的介紹信。」申自來的臉一下漲得通紅，辯解說。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外號叫劉「迷糊」的人，是「青年近衛軍」的組織部長，或者說，總部一次會上，分了工讓他管組織，並且，總部各類印章，全由他保管。

「海司令不曉得！」水寶趾高氣揚地大聲說。

「海司令怎麼會不曉得囉？」申自來急辯。

「海司令來了，就在下面，你去同他當面講吧！」水寶搖頭晃腦，很有些得意的說，「今天不是看見你申自來，我們可就會要把這個什麼『一縱隊』砸過稀巴爛，外面有些人打著『近碼子』旗號，冒充我們『近碼子』瞎鬧亂搞，海哥很氣憤，下令要砸爛所有咯些王八蛋的牌子。」

聽說大名鼎鼎的「青年近衛軍」海司令來了，我們幾個為之一振，因為我們很希望目睹一下這位長沙市造反派都崇敬的「英雄」。但，水寶所說的那些，又使我們頭上像澆了一桶涼水。

難道我們也屬「冒充」之列？

申自來對我說：「不要緊，海司令來了，我下去見他一下，把我們的情況向他匯報，他會同意我們搞『一縱隊』的。」

我點點頭。心想，既然申自來本人不是假「青年近衛軍」成員，那我們也應該不算是假的、冒充的「青年近衛軍」吧。

申自來隨水寶他們下樓，去見海司令申辯。

我們幾個人則呆呆地坐在辦公室，靜靜地等候回音，像聽候宣判一樣。

小劉問我：「這『一縱隊』會不會讓搞？」

我搖搖頭：「難說。」

小劉滑稽地做了個怪樣，笑著說：「如不讓搞，那就慘了！」

我望著他，不解。

小劉說：「我從讀書起，到參加工作三、四年了，從冇當過官，連路隊長、小組長都冇試過，好不容易在這個青年近衛軍『一縱隊』，當上了官，還是個糾察部長，可這一下，連官味還沒來得及『韵』（長沙方言：品味），眼看又吹了。」

我們都笑了起來。

申自來一個人回來了，臉上沒有快樂。

我連忙問他：「怎麼樣？」

他很有些喪氣地說：「海司令不同意我們搞這個『一縱隊』⋯⋯」

好似一大桶冰水從頭上澆下來，我們幾個人頓時呆若木雞，盯著申自來，不想吭聲。

「要我們清理好東西，一起撤回總部去。」申自來繼續無精打采地說：「好不容易，拉起了這支人馬，卻又要收歸總部，他媽的，海哥不知聽了哪個王八蛋的餿主意！」

「我們也都去總部？」我卻覺得眼中一亮，連忙問。

「都去！海哥講，你們幾個人都去總部，新招的人就不要去了。」申自來說，「明天上午，會來汽車接我們去總部。」

我頓覺鬆了一口氣，承認我們是「青年近衛軍」的人，還讓去總部，這倒是好事了！不讓搞「一縱隊」就不搞吧，到總部還好些。

幾位僅僅當了幾個小時「部長」的弟兄，一聽能去「青年近衛軍」總部，不由得也興高采烈手舞足蹈起來，至於什麼「部長」不「部長」，早丟到爪哇國去了。

「劉伢子，這一下你那『糾察部長』真的完蛋了。」我笑著調侃小劉。

「哼，那算什麼，今後，老子在外面可以拍胸脯說了：兄弟是『青年近衛軍總司令部』派來的囉。」小劉卻樂哈哈地說。

申自來見我們都很高興，他便也有了些笑容。

我對申自來說：「老兄，到總部，我們還是在你手下當兵。」

申自來挺高興，連忙說：「那不敢當，不過，到總部，我們還是可以抱成一團的。」

我連連點頭。

第二天上午，總部果然派來了一輛中型吉普車，專門接我們去。

臨走之前，我將一張「重要啟事」貼在辦公室門邊牆上。那「啟事」是向我們招收的那些青年人說明，我們因「重要任務」，暫撤離這兒，因此，暫時不能接收他們為「青年近衛軍」了，但，今後有機會通知他們，向他們道歉致意。「啟事」後面落款處，蓋上了「第一縱隊司令部」大印。有了這蓋的印，那些青年人就不會猜測我們是冒充「青年近衛軍」的騙子了，免得我們無端挨人咒罵。

申自來戀戀不捨地看了幾遍我寫的這個「啟事」，還一再說我幾個「暫」字用得好。確實，他很捨不得這個眼看就會興旺起來的，由他創立的「第一縱隊」。

我這個「縱隊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僅僅當了二天，就完了，有點點遺憾；但，能去「青年近衛軍」總部，卻更高興。

「青年近衛軍」總部設在一個水電勘探設計院裏面。那設計院面積很大，有十幾幢樓房，包括辦公樓，職工宿舍什麼的。「青年近衛軍」總部在其中一幢三層樓的辦公樓裏面，那幢辦公樓已被他們設計院造反組織「孫大聖挺進軍」徵用。第三層樓，全歸「青年近衛軍」使用。這個設計院，大部分人員是知識分子，不知怎麼搞的，這些文質彬彬的文化人，卻挺歡迎「武化」的「青年近衛軍」駐扎在此。大概，那些知識分子造反派，覺得有「青年近衛軍」這個強悍的造反組織作後盾，他們對外也無所畏懼了。

海司令在他的辦公室召見了我們幾個。

見到赫赫大名的海司令，我們真有那麼一些激動，因為社會上，早已流傳著不少關於他的傳奇故事，例如，說他有次到北京，在中南海門口，憑一身好武藝，隻身就擊退了十幾個衝擊中南海反對中央文革的北京「聯動」分子；還有故事說，有一次，「紅色怒火」二百多人，襲擊海司令的住地，但海司令無所畏懼，操起二把砌刀，帶領十幾個弟兄，便將「紅色怒火」那些人「殺得」人仰馬翻，大敗而逃。

眼前的海司令，卻是一個鼓鼓墩墩、唇上留有淡淡鬍子而挺和氣的青年人，一個平凡的老大哥模樣的人。

他只有二十四、五歲，是長沙市建築公司的一個青年泥水匠，文化大革命前，憑他一手好手藝，曾獲過「優秀建築工人」稱號。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當了造反派，最開初的「青年近衛軍」並不是由他當司令，但經過二・四批示鎮壓「湘江風雷」的那股風暴後，「青年近衛軍」土崩瓦解，幾乎不再存在，那些個原來的司令、副司令們也銷聲匿跡，而他卻堅持將這杆旗幟扛了下來，因而理所當然地被重新推舉為「司令」。

他其實是姓譚，但弟兄們習慣稱他為「海哥」，而傳到社會上，也就自然成了「海司令」，人們倒都以為他姓「海」了。甚至，連國務院周總理在接見他時，也稱他為「海司令」。我們公司有人議論到他時，還很疑惑：「這姓裏面還有姓『海』的？真沒聽說過。」

譚海清（海司令）為人豪爽，頗講江湖義氣，當然，膽子也不小。由於他領導的「青年近衛軍」在湖南文革的「文攻武衛」期間，享有盛名，竟然連中央領導都知曉了他的情況。

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的一天，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居然打電話給進入湖南支左的47軍軍部，指名讓他們立即通知並護送「海司令」譚海清，乘機前往北京，參加湖南省各群眾組織停止武鬥的談判。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某日，奉周恩來總理電令，赴武漢參加一次湖南造反派負責人與省軍區負責人的和好會議，會中，周總理曾對譚開玩笑說：「海司令，如果讓你去擔任湖南省軍區司令，你這個『司令』能不能勝任？」會前喝了不少酒的譚海清，竟醉熏熏地胸脯一拍：「沒有問題！」周總理對譚的回答先是一楞，後又大笑，並指著譚說：「照你現在這模樣，當軍區司令，三天就會倒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一批領導人接見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團，指責批判持激進觀點的造反組織湖南「省無聯」時，那位說話歷來隨意性很大的「江青同志」，突然在其他領導人說活時，插進一句沒頭沒尾的話：「還有什麼青年近衛軍，讓它到蘇聯去吧！」

就是這句話，決定了「青年近衛軍」的命運。

本來，這個組織的名稱，確是仿效蘇聯衛國戰爭時的青年英雄團體「青年近衛軍」而搬來的，但，這只是一種崇拜英雄的理念所致，而與「蘇聯修正主義」是無關的。可是，江青的話語中，卻明顯地是厭惡任何來自蘇聯的事物，而不管它曾是英雄還是惡棍，更不管它是不是現在中國的青年造反組織。

一九六八年二月後不久，「青年近衛軍」便宣佈解散。

當時，在其解散宣言中，有這麼幾句口號：「蘇聯不去！山頭不留！繼續緊跟毛主席鬧革命！」

之中，有不滿，也有無奈。

「青年近衛軍」在湖南長沙造反派組織中，雖然名氣很大，但是，最後在成立湖南省、長沙市的革命委員會中，該組織卻只有其中一名負責人熊玉林（一家機械廠的青年工人），進入了市革委會，做一名委員。

「海司令」譚海清，不僅沒能進入省革委會，反還因一件涉嫌要他負責的、其組織成員在武鬥中一件虐殺「俘虜」致死命案，在省革委會成立前，即被拘押，先後關了近十年，後判了七年刑（關押十年，卻又只能判七年，對這多關押的三年時間，怎麼說？「海司令」確也曾向公安、法院提出過此問題，但別人只能對他笑笑，無言可說，也無交待處理。這也算是有關文革中的一件怪事）。

出獄後，譚海清便以開飯店謀生。但因其太講江湖義氣，結果，各路朋友常來吃飯，卻不付現錢，欠著，最多打個白條，所以最終，只能虧本關門了事。之後，他又開辦過公司經商，才有了些成就。後因病，於一九九七年去世。

海司令對我們幾個倒挺客氣，說話的口氣也很溫和。

他顯得挺隨便地問了問我們幾個人的情況後，便微笑著說：「我很歡迎你們來參加『青近』」。

「青近」，也是社會上人們對「青年近衛軍」的縮稱。

這使我徹底放了心。

「但是，我也要跟你們講明，當一個『青近』戰士是有危險的，現在武鬥情況越來越嚴重，我們難保不被捲進去，而一捲進去，被打傷甚至被打死的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對這一點，你們可要先想清楚，考慮考慮二、三天，覺得自己不適合幹，就不要霸蠻來搞，回單位去，你還是當造反派就是。」他又很嚴肅地同我們打招呼。

對此，我們早有考慮，不然，我不會放棄單位造反派頭頭的身份來加入「青年近衛軍」。「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這一條毛澤東主席的語錄，不僅被當時的人們背得滾瓜爛熟，而且，很多青年人真的確也將它溶化在自己頭腦中。那時，打心底裏都確確實實認為，我們造反，我們參加武鬥，都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國家不變顏色，不變修正主義，是為了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保衛人民的利益。現在，有的青年朋友對我們那時玩命的舉動評價說：「你們那時真有蠻蠢，連自己的命都願意去送！」確實，那時，我們是有股蠢勁，但那蠢勁真的不是為了個人，而真是為了一種理想，一種已被扭曲了的「烏托邦」。

海司令又同我們談了不贊成搞「第一縱隊」的事。

他說，「青年近衛軍」是個特殊造反組織，全部是由青年人組成，而青年人一成團，就少不了出麻煩，耀武揚威，逞強好勝，甚至還會逞凶霸道，欺壓別人，為此，總部想重建這個組織的隊伍，原來垮了散了的一律不再承認，現在留存的，也準備好好整頓一下，再正式予以批准，要做到總部能控制他們，掌握他們。否則，基層組織就會各自為大，像佔山為王的土匪一樣，加上那些冒充「青年近衛軍」的人一起，會大大敗壞「青年近衛軍」的聲譽，「第一縱隊」的成立並未通過他，從劉迷糊那兒弄走的總部介紹信已不知多少份了，他已狠狠罵了劉迷糊一頓，責令他今後再不能開具這一類介紹信、證明或委任書。

「我並不希圖『青近』能發展多少多少人，只要求『青近』組織人員比較純潔些，總部能掌握統一行動，而不能允許下面的人自行其是亂搞。『青近』人少一些，還好些，免得那幫王八蛋敗壞我們好不容易掙來的榮譽。」海司令很有些激憤的對我們說。

「不是這麼卡，任他們亂搞，到時候老子坐了牢，還不曉得是為了什麼事！」他圓睜著眼望著我們補充說。

我覺得海司令講的道理很對，一個組織應該有它的紀律，而隊伍的發展也要能受到有效的控制，否則，統一行動和紀律就是空話了。

然而，海司令後來終究還是失控了，「青年近衛軍」還是迅猛的發展了，並大大超出了他意欲掌握的範圍。結果，他終於被他的部下害了：某個基層組織的幾個人，在一次殘酷地拷打兩個武鬥中被「俘」的保守組織成員中，致使之中一個「俘虜」不幸死亡，那幾個凶手為減輕自己將受到的懲罰，將海司令拖入了這個案子，因而，使他為此坐了幾年大牢。

「青年近衛軍」總部原只有二十幾個人，發給我一張新證件卡，上面編號是第二十八號，加上我們同來的幾位弟兄，總共也不過三十二、三個人。海司令是頭，還有幾個人也算是頭頭吧，因為，海司令經常與他們商量事情，基本算是海司令的親密助手。但，那種「商量」，只要我們願意去參加，也隨時可以參入，並沒有嚴格的等級。而在總部，大家只知道海司令是「頭」，至於，後來又冒出一批「副司令」，那全是由於那些人敢於並願意挑起組織的一些「擔子」所致。七月初，中央和中央文革通知湖南省長沙市造反派組織代表去北京，接受召見。長沙市各造反組織均是去了自己組織的一、二把手的頭頭。但，「青年近衛軍」的海司令並未去，他覺得當時自己不能離開這正在發展的組織。於是，召集了一個會議，我們都參加了。他在會上說，中央催我們「青年近衛軍」去一個代表，參加北京的談判，我不能去，你們誰去？大家一時不知如何作答，只有一叫熊玉林的青工自告奮勇，最先表示願去當這「代表」，海司令便指定熊玉林為赴京代表，去北京接受召見。不料，中央讓湖南省造反派代表簽署幾個關於解決湖南省文革中武鬥問題的文件，熊玉林便以「青年近衛軍」第二號頭頭、「副司令」銜頭簽了字。熊玉林其實當時在「青年近衛軍」總部也只是海司令的一個助手，並非什麼「副司令」，但，人家組織都是來的「司令」，熊深感「代表」一銜地位太低，恐中央首長和其他人輕視，便靈機一動自封了這個僅次於海司令的第二號頭頭身份。當北京簽署的那些文件，以傳單形式傳到我們「青年近衛軍」總部時，大家看了熊玉林署了「副司令」銜時，均有些驚異，微詞也不少，但瞭解情況的海司令，卻寬宏大量，表示予以承認。後來熊玉林便真的作為「青年近衛軍」第二號頭頭身份，進入了長沙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機構。

有位哲人說過：真正的權力，往往會落到那些敢於負責勇於挑擔的人手中。

確實不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組織中，這樣的事比比皆是。

我們到「青年近衛軍」總部後，便各領到了一頂柳條安全帽，一根新的鐵梭標。

柳條帽戴在頭上，確實給了我一種安全感，那根梭標拿在手裏，也覺得自己有了幾分威風。但一想到，有可能要用梭標去戳人家的肚子，自己馬上就會一陣顫慄，恐怖頓生。

小李捏著那根梭標，盯著它呆呆地看了很久，問我：「我們難道真的用它去戳人？」

「平白無故戳什麼人，自衛吧！」我自寬自解。

「自衛，我也不敢用它去戳！這一戳，人家肚皮都會戳穿，血一衝，會嚇死我的。」小李說著將梭標朝地下一丟，看也不看它了。

我沒有丟下它，心想，嚇一嚇對方，這傢伙還可以，真用它去對付人，那只怕我也沒有那膽量。

「真打起來，遠遠的扔幾塊石頭，我還可以，拿這刀呀梭標呀，我不敢。」小李連連搖頭說。

果真，以後我們每次乘汽車外出「巡邏」，柳條帽鐵梭標「全副武裝」在大街上轉，以威懾「高司」派時，小李只戴柳條帽，從不拿那根可怕的鐵梭標。

然而，鐵梭標還沒來得及用，很快就被淘汰了。

長沙市終於發生了搶工廠裏民兵訓練用的槍支彈藥的事，這事到底是由哪一派開先河，誰也弄不清，反正都是指責對方先動手搶槍，以證明自己一方「搶得有理」。

大約是七月十幾號的一天，海司令召集總部全體人員在大樓會議室內，緊閉房門，並派人守在門口不讓外人進入，開了一個秘密會議。

會上，海司令宣佈了一個搶槍計劃。

海司令說，「高司」有軍區支持，專門組織了搞武鬥的「武工隊」組織，現在「紅色怒火」又開始搶民兵用的槍，以後，恐怕是槍對槍的武鬥了，我們也講不得客氣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也去搶它一批槍來，武裝武裝，不然，到時候人家有槍，老遠就可以幹掉我們，我們就只會有挨打的份了。

能弄一支槍來玩玩，不論什麼想法，反正大家都很興奮。

我們這次所謂「搶」槍行動，實質是去平平安安的取槍，沒有任何風險。

一家糖果食品工廠的武裝部內，平日就存放著幾十枝槍，因為該廠是一個重點工人民兵訓練單位，因而長沙軍分區批准了在該廠武裝部設置了一個武器庫。現在，搶奪單位上民兵槍支之風已露頭，已經實際掌握了該廠大權的造反派，惟恐這批武器被廠裏參加「紅色怒火」的保守派搶去，便決定先下手為強，邀我們「青年近衛軍」去搶。但是，為了不致被保守派方面抓到口實而日後遭攻擊，便與海司令商量了這場假搶真送的把戲。

按照事先安排，我們幾十個人乘汽車一衝進那家糖果食品廠，就兵分二路，一路衝到存放武器的倉庫，砸開門鎖，搬槍支彈藥；一路則衝到該廠造反派頭頭的辦公室，用鐵梭標指著早已等候在辦公室裝著在開會的那些造反派人員頭上，大聲喝令他們交出廠裏的槍支，說我們「青年近衛軍」要徵用，那些頭頭假意訴說了一些難處，不同意將武器交我們，我們便開始砸他們辦公室的東西，以示威脅，並故意扯高喉嚨大嗓門，責罵他們不支持「青年近衛軍」，以讓大樓裏所有的人都聽見。

我的任務是在衝進這間辦公室時，負責砸爛辦公室的熱水瓶和茶杯，因為這些東西砸在水泥地上，會發出很清脆又易刺激人神經的響聲。果然，當我按事先導演了的步驟，在雙方爭執聲中，猛地用梭標砸那鐵殼熱水瓶，然後使勁將一個個白瓷杯狠狠地砸到地上時，辦公室門口，已圍滿了該廠看熱鬧的人。

我們這一行的負責人，是個姓易的矮個子，也是個建築工人，因臉上有些麻點，大家便都叫他易麻哥。

易麻哥見已驚動了大樓裏其他人，便知道這戲已演出了效果，也到了該收場的時候了。他握著一枝梭標，對辦公室內該廠那些造反派頭頭大聲說：「你們不同意，也沒有用，這批槍，我們『青年近衛軍』借定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由我們歸還就是」。

那些造反派頭頭當著門口那些廠裏人的面，便仍裝出堅持不同意我們「借」槍的樣子，無力的爭辯。

這時，負責搶槍的那一路，來了一個人，對易麻哥打了個手勢，易麻哥和我們便都知道他們已全部得手，於是，易麻哥便朝我們一揮手：「撤！」

這次搶的槍，一下子使我們總部幾十個人全部真正武裝起來了，有步槍、輕機槍和十幾箱新嶄嶄的子彈，每個人都領到了一枝槍，大家歡天喜地，像小孩子過年得了壓歲錢一樣高興。唯獨海司令和幾個已成為他的副手的頭頭，並不十他滿意。海司令在命令我們將那些墨綠色木箱全撬開後，發現全都是子彈，便失望地咕嚨道：「他媽的，沒有一枝手槍。」

糖果食品廠的造反派頭頭，悄悄地又來到「青年近衛軍」總部，察看被我們搶到手的槍支，心裏無疑是癢癢的，自己單位的武器，自己卻不敢拿去用，只能送給我們，讓我們來耀武揚威。他們有個人熬不住了，便對海司令說：「海哥，這批槍，你們是不是還留一點莫動用，到時候還是讓給我們算了？」

海司令嘻笑著說：「你們這些破槍，有什麼稀奇，不是『三八』，就是『七九』的，都老掉牙了，連我用的都冒（沒有）一支，過幾天我們換了新的，全退給你們，一枝不少！」

那些造反派頭頭很高興，一再說：「海司令，君子一言，駟馬難追，這是你講的，到時候可莫食言囉！」

「說到做到！」海司令斬釘截鐵地說。

海司令真像胸有成竹。果然，幾天之後，我們手裏那些日本三八、漢陽七九和蘇式七六二步槍，那些比我們年齡還大得多的破槍，一下子全部被換成了當時最新式的五六式衝鋒槍、步槍、機槍。

那後不久的一天，大約是七月二十二號，或二十三號，來了幾個真正的軍人，到總部找海司令，他們是駐長沙市的解放軍政治幹部學校的。這個學校上上下下大部分軍官與教員，都是不同意省軍區的做法，而已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工聯」為代表的造反派。

經過一番密談後，又悄悄地走了。

海司令立即召開總部全體人員緊急會議，並派人去通知已整頓建立好的幾個基層組織負責人來。

原來，由於長沙市兩派搶槍之風，越來越大，不僅搶工廠單位民兵槍支，而且，有二個軍分區屬下的區武裝部槍支也被搶了。解放軍政幹校的造反派，擔心「高司」派會來搶他們學校中一個武器庫的槍，想來想去，覺得還不如乾脆把槍交給我們「青年近衛軍」等造反組織。

第二天早晨，我們「青年近衛軍」幾百名青年人，便分乘汽車，一批又一批湧進了解放軍政幹校。在政幹校內穿軍裝的造反派悄悄指引下，砸開那座武器倉庫鐵門上的鎖，衝了進去，然後將那長的方的墨綠色木箱，都一一抬了出來，迅速裝上汽車，一車一車地運出幹校，駛往自己組織的駐地。

我們總部的人員，則在倉庫的地坪裏，當場撬開那些木箱，取出裏面還封著黃油的槍支，迅速地擦拭乾淨，在兩個幹校的造反派軍人指點幫助下，一一組裝好，便被派往倉庫四周和幹校大門，擔任警戒，以防槍支落入不明身份的人手中。

我撬開一個長條形木箱，取出一枝五六式半自動步槍，一個穿四個兜軍裝的解放軍，熱情耐心地教我怎樣擦拭，怎樣拆裝，怎樣使用，並告訴我要記住自己槍支的號碼，以免與他人弄錯，說這是一個軍人對自己武器起碼的愛護和瞭解。我把槍上的黃油全部擦盡後，果然看見槍栓旁及木槍托上均有一個相同的號碼：041949。這號碼一下子被我記住了，終生不忘，因為這號碼是由兩個特徵組成：04，是當時的電話詢台號碼，1949，則是新中國誕生或我出生的年份。

那年武鬥期間，儘管我先後擁有和玩弄過幾枝槍，但這枝041949號五六式步槍卻始終伴隨著我，直到中央「九五」命令來後，才繳上去。

侯川江、小李他們卻沒有要步槍，他們都弄了枝五六式衝鋒槍，認為衝鋒槍一扣板機，便可像機槍一樣連發射擊，過癮些。然而，我嫌當時的衝鋒槍上還不能裝刺刀（後來的五六式衝鋒槍才有剌刀），缺少一種寒光閃閃的凜凜威風。二月四日夜晚，軍隊抓「湘江風雷」的人時，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士兵手中步槍上打開的雪白刺刀。想不到，自那以後只幾個月時光，我手裏也端上了這樣一枝閃亮的帶刺刀的鋼槍。

開始，我們搬槍還是有條不紊的進行，但，政幹校附近工廠的造反派一見我們都換上了最新式的槍支，眼一下子熱了，於是，全湧了進來，紛紛也為自己的組織搶起槍來。人一多，又互不認識，這樣，政幹校造反派原希望槍支被有組織的弄走的想法落空了，槍支的流向也無法控制了。

我與幾個「青年近衛軍」夥伴被分配到政幹校大門執勤，背著新弄來的步槍，負責不讓不明身份的人進來。但，一車車，一隊隊各工廠造反派湧來後，我們也沒有辦法了。他們都佩著造反派袖章，從道義上我們無法阻止他們，而任何人當時要弄一個袖章戴戴，根本不算回事。所以，我們也只好聽之任之，有造反派袖章的人，都任其進出。

只有兩個小學生被我攔住了。不知他們是怎樣進到了政幹校的，居然每個人背著一枝比他們個子還高一截的新槍，樂哈哈大搖大擺想通過大門出去。

我喝住了他倆。

「你們是哪裏的？」我端著打開了刺刀的槍厲聲問，但槍口不敢朝他們，儘管已關上了保險，但我總不放心，唯恐槍走火。

「我⋯⋯我們是××小學的紅小兵。」小學生被我一吼，緊張得很。

「誰叫你們來搞槍的？！」我又問。

「我們自己來的，我的一個同學拿了一枝槍回去，我們看見了，也就來了。」一個小學生怯生生地答。

「你們是細伢子，怎麼能玩槍！快把槍放下！」我命令他們。

「我們紅小兵也是造反派，怎麼不能玩槍？」「我們那個同學可以拿，為什麼我們拿不得？」

兩個小學生很不情願，細聲細氣反駁我。

「不管你們說什麼，就是不准細伢子玩槍，快把槍放下，不然，我就叫那邊的叔叔把你們抓起來，關進牢裏去！」我指了指大門口我的執勤夥伴，威赫他們。

小學生終於被我嚇住了，戀戀不捨地將槍丟在我的腳下，怏怏不快的一步一回頭地走了。

沒有幾天，省軍區、軍分區及一些軍用物資倉庫，都給搶了，一大批武器流入了民間。兩派的鬥爭工具不再是筆墨紙張，而是真正的槍砲了。那一陣，長沙市到處是背著長槍、挎著手槍的老百姓，以湘江河流為界，河東市區是「工聯」、「湘江風雷」造反派的天下，河西學院區則是「高司」派武裝的控制區。此時，真正的軍人、解放軍幹部和戰士，卻反而成了徒手，不能帶槍，以防被搶。

作為解放軍的一個軍官學校，那兒的造反派軍人為什麼敢於引領我們去搶那兒的軍用倉庫？敢於用真正的現代化軍事武器，將地方造反派武裝起來？當時表面的理由，是他們唯恐「高司」派來搶奪，是派性使然。但是，作為軍人，他再有派性，他也不會忘記軍隊紀律的森嚴，而引領地方的人來搶奪槍械，你就是有天大的理由，也是犯死律的。然而，駐長沙的軍事院校造反派為何能有這天大的膽子呢？

原因就是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前後，毛澤東依據下面報送的情況，對全國文革形勢有一個判斷，即他認為：全國大多數軍分區、武裝部都是支持了保守派，而鎮壓了造反派，因此，必須「武裝造反派工人」、「武裝學生」。對廣東省率先發生的造反派搶槍事件，他不僅不指責，相反，還認為沒有什麼不對。所以，在毛澤東作出這個論斷之後，江青便於七月二十二日接見河南的造反派代表時，公開提出了造反派應「文攻武衛」的口號。而這也就是湖南發生搶奪軍事單位槍械武器的大背景，既然偉大領袖與中央文革領導人在其指示講話中，都提出了要武裝造反派工人，那麼作為軍事院校的造反派，當時對迅速武裝地方上的造反派工人，又還會有什麼顧及呢？

第十一章　親歷真槍真彈的武鬥

文革運動，號稱「文化大革命」，之中卻演變而發生了那麼多武鬥，很讓今天的人們覺得那真是不可思議！我經常回想，那時，我們這些人是不是真發瘋了？然而，事情的確不是現在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明白。當時，影響我們的，不僅僅是文革中產生的「派性」，其實也包括了過去長期受到過的某些教育與思想的熏陶。

湖南省兩派之間的鬥爭，即「工聯」、「湘江風雷」派與「高司」派的鬥爭，到一九六七年七月，已經是你死我活的白熱化階段了，而武鬥，此時則幾乎成為了兩派之爭的主要形式。武鬥不斷，且愈演愈烈，逐步升級，從棍棒梭標發展到真槍真砲，甚至坦克也被弄上了武鬥戰場。

使用武力，是人數加武器的較量。以大學生為主體的「高司」及其少數工人保守派盟友，自然不是以人數眾多的幾十萬工人為主體的造反組織即「工聯」與「湘江風雷」的對手。自從武鬥成為此時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內容後，「高司」派便逐漸失去了長沙市市區的陣地，而只能退守到湘江以西的大學文化區域，固守以待北京正進行的湖南省兩派代表談判較量的結果。

北京談判的第一個協議，是關於制止湖南省武鬥的兩派互相約束的內容。這個冠冕堂皇的協議，很快獲得通過，湖南省兩派代表都欣然在上面簽了字，並被印成了成千上萬份傳單，散發全湖南省。但是，這個「制止武鬥」的協議，其作用卻幾乎等於零，沒有一個人認真對待它，更不用說按協議執行了。

「高司」派希望借助這協議，能解除「工聯」、「湘江風雷」派的武力優勢，而自己儘量發揮有省軍區支持、而大學生又很會造輿論的天然優勢，去影響中央對湖南省文革問題的處理。但，同時她卻也沒有放棄已獲得的各種武器，相反，她繼續加強擴充自己一派的武裝力量，組織各種「抗暴指揮部」，修築碉堡，趕走湘江西岸的造反派，以使整個西岸成為她的天下。

「工聯」、「湘江風雷」派則只是為了不願被人扣上「挑起武鬥」罪名而簽署了那協議，但對自己已取勝站穩了的陣地，卻決不願放棄。造反派頭頭們相信，自己沒有任何官方背景，要想獲得中央的支持，除了「造反」這一方針外，擁有強大實力的既成事實，則是唯一可靠的決定性因素。此時，已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那樣，少數的造反派僅憑造反口號就可能得到中央的承認和支持了。因那時是號召造反的階段。而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鬥爭的兩派不論其實質是造反還是保守，各派的旗號卻均已全冠上了「造反」徽記。現在，中央仍是支持造反派，但只是支持能擁有實力能左右或穩定該地區局勢的那些造反派了。因此，長沙市的造反派沒有誰將那「制止武鬥協議」當一回事，他們不相信「高司」派會放下武器，更沒有想過自己應解除武裝。

長沙市湘江西岸有兩座大工廠，武鬥一起，首當其衝，弄得廠裏的工人們無法上班。最後，「高司」派在「清掃」西岸造反派時，佔據了它們。

造反派頭頭們不能容忍長沙市有造反派力量的大工廠，卻被「高司」派佔據，因而，制定了「收復」那兩座工廠的計劃。

「青年近衛軍」則是執行長沙市造反派聯席會議所制訂的計劃的先鋒隊。

七月二十六日，晚，天氣炎熱，暑氣逼人。

「青年近衛軍」總部集中了上百名年輕人，分別扛著嶄新的五六式半自動步槍、衝鋒槍，腰纏金燦燦的子彈帶，在海司令的一名副手易麻哥的帶領下，乘車到江邊，再改換渡江輪船（當時湘江上還沒有架橋），向西岸的那座已為「高司」派佔據的紡織廠進軍。

現在，湘江之上已有起了幾座跨江大橋，城市兩岸已被幾座大橋連接為一個整體，往日人們過江需乘的輪渡航船也退出了城市，過江一事，已簡單到如同從這條街走到另一條街。然而，文革中，過江可還是很不方便的，而要乘船去武裝進攻西岸，那更是很危險的事，因為，船到江中，船上的人便處於暴露在西岸武器火力的射程圈了。

我與申自來及小李、小劉等當然是參加者，自換上了新式的五六式步槍後，都有一種去嘗一嘗「打仗」滋味的欲望。

在船上，小李問我：「這去打仗，你怕不怕？」

我毫不猶豫地說：「這有什麼好怕的，這麼多人手裏還拿著槍，怕什麼！」

小李搖了搖頭說：「我問的是，你怕不怕死？」

死？我沒想過。

「不怕。」我說。

「真的不怕？」小李臉一變，瞪眼看著我大聲問。

我望著他，笑了，但不答話。

這麼多人，偏偏會輪上讓我去死？沒有那麼巧！就算該死，死就死，反正會要人去死，這樣死，也是死得其所，是光榮。不過，總不相信，死神會尋我，我覺得，死，是好遙遠的事。

腦海裏浮起從大字報看到的「林副主席」的一段話：「今天下定決心，槍一響，老子就死在戰場上，完蛋就完蛋⋯⋯」

好英勇！好悲壯！

完蛋就完蛋！

就是死，也不過如此！怕什麼！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我突然豪氣十足地對小李說。

「真的？」小李逼問。

「當然。」我點點頭。

「媽的，我有點怕。」小李坦誠地說。

在一旁擦槍的申自來，抬起頭朝小李說：「怕什麼囉？」

「我想，今晚如果我們被打死了，就太划不來了，我二十歲還冇得，人家一輩子可以活六七十歲，我卻二十歲還不到就被打死，那還不可怕！」小李衝著申自來幾乎嚷起來。

「怕死，你就不要去嘛！」申自來臉上露出了輕視的樣子說。

「你不怕死？」小李領略了申自來話中的味兒，便質問道。

「我怕過×，打參加『青近』那天起，老子就打算玩命。」

「死了，你怎麼辦？」

「死了就死了哩，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這有什麼了不起！」

「我問你，你死了，你家裏人，你的爹娘，會怎麼辦？你知道嗎？他們也會急得死去的！」

「家裏？哼，我有什麼家！『青近』就是我的家。」申自來說完，不再理小李，而只管使勁用一團棉紗擦他的衝鋒槍。

我們後來才聽說，申自來的父母不知何故，反正沒有撫養他，而他是住在了他一個姑媽家裏，大概，姑媽也沒有給他多少溫暖。

「我若真的給打死了，我的娘老子肯定會急瘋。」小李低著頭又咕嚨。

我驀然想起了父親。

如果我真的被打死，那父親會怎麼樣呢？

我不敢想。

我不能想這問題，這問題會令我⋯⋯發瘋！

「小李，你老是念著這個『死』字，弄不好，今晚你真的就會死！我看，你今晚莫去算了。」坐在一旁悶聲不響的小劉，平心靜氣地對小李說。

「我並不是怕死⋯⋯」小李解釋。

「那你怕什麼？」申自來插嘴問。

「我是怕我死了的後果。」小李挺認真的回答。

「人死了，還怕什麼？人一死，×朝天，什麼事你都不用操心了，還管什麼。」申自來斬釘截鐵地說。

小李寬容地笑了笑，不再言語。

輪船在江上悄悄地前進，天上沒有月亮，江面墨黑墨黑，江東岸閃爍著黃色的燈光，星星點點，而大江西岸卻像被一塊巨大的黑絨布罩住了，沒有一點兒光亮。

小劉挨到我的身邊，點著一支香煙，並遞給我一支，我不會抽，謝絕了。

「喂，我問你，如果我們有人被打死了，算不算因公死亡？」小劉猛吸了幾口煙，突然問。

「當然是因公呵，咯又不是自己的私事去死，死了，就是革命烈士。」申自來向小劉要了支煙，一邊搶著說。

「會算烈士嗎？」小劉還是問我，畢竟在他心目中，我是公司裏造反派的頭頭，也是他的頭兒。

「我想，應該是算烈士。我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是為了保衛國家不變顏色，不出修正主義。只要是為革命而死，應該都算烈士。」我談我的看法。

「如果算烈士，那死了倒還有點想頭，起碼，家裏爹娘老妹可以享受烈士家屬待遇，別人不能輕視家裏的人了。」小劉臉上透出心滿意足的淺淺笑意，他叨著煙說。小劉是一個理髮店剛剛出師的理髮員，比我要大二歲，但，大概因我的文化當時比他要高一點（他只讀過四年初小），又是公司造反派的頭頭，所以，他反而將我當成了「大哥」一樣尊敬。

「我不希望當烈士，不要求沾那個光。」小李則打著哈哈說。

我忽地想起一個問題，欲開口說，但又沒說，然而申自來卻說了：「不過，他媽的，如果毛主席路線冒（沒有）搞贏，那我們死了，就不是什麼烈士了，只怕是連死狗都不如囉。」

這一說，大家剎那便沉寂下來。

這後果，好可怕！

比死都可怕！

這後果的情景，也不敢去想。

我終於從那個可怕的沉寂中復蘇，說：「這不大可能吧？毛主席這麼偉大的領袖人物，沒有穩握勝券的底氣，會輕易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

「那是的，我們造反派這麼大力量，又有毛主席黨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肯定屬於我們。」小劉也連連點頭，有些激昂地說。

申自來將槍擦好，一把挎在胸前，淺淺地笑著對我們說：「唯願你們講的是對的。」

「肯定是勝利」小劉似乎不滿意申自來對前途的信心，便鏗鏘有力大聲說。

「那好，小劉，你死了，我親自動手給你砌一座烈士紀念碑。要曉得，我在單位，砌牆可是頭幾名的能手。」申自來打趣。

「那我們訂個合同，我死了，由你砌烈士碑，你死了呢？我也給你砌一塊紀念碑。」小劉開玩笑也不願服輸。

「真的？」申自來依然樂呵呵問。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小劉斬釘截鐵。

我也願意參與他們的玩笑，便在一旁說：「好，你們兩位的事，我作證人。誰違約，我負責罰他。」

我們都樂了，彷彿這是去出趟差，而不是去玩命。

不幸，這是一個悲慘的玩笑。

大江西岸的紡織廠附近，是一座船舶修理廠。我們在船廠碼頭靠岸，原以為到船廠附近便有可能交上火，所以在船上，我們就作好了開槍的準備。但，一直到我們進入船廠，都平安無事，到處靜悄悄的，既無光亮，也沒有聲音，只有已返回廠裏的一些船廠造反派工人在迎接我們。

船廠的造反派告訴我們說，「高司」一派的武裝人員只在白天出現在船廠，晚上就不來了，但，鄰近的紡織廠裏卻可能住著「高司」和「紅色怒火」武裝人員。因為紡織廠的造反派基本都是女工，遠不是「紅色怒火」們的敵手，而且大多數工人又都為躲避武鬥而撤離工廠回家去了，所以，「高司」、「紅色怒火」便在紡織廠長駐了武裝人員，也許還有他們的一個指揮部。

休息了一會兒，我們一百多「青年近衛軍」武裝人員被分成幾隊，分別由船廠的造反派帶路，從不同的方向朝紡織廠悄悄摸去。

申自來是我們這一行十幾個人的隊長。我們的任務是突進紡織廠內，迅速佔據廠中心的那個瞭望火警的塔樓，以控制最佳制高點，用火力俯瞰全廠。

一路上，大家都不說話，一個緊跟一個，靜悄悄地緩慢前進。按照事先的命令，我們都已將子彈壓艙上膛，並打開了槍上的保險，提著槍，作了隨時可以開槍射擊的準備。

天雖然漆黑，畢竟天上有星星，走著走著，我們的眼睛慢慢也模模糊糊能看到前面的人或什麼東西了，這樣，走路的速度也加快了。

接近紡織廠的大門時，我們頓時緊張起來。便緊握著槍，撐著腰，儘量使自己符合電影中那些戰鬥場面裏戰士們進攻突襲時的姿式，慢慢地輕輕地前進。

我悄悄地輕輕地打開槍上的刺刀，雙手握槍，跟在申自來後面。

在船上，我們的「軍事教練」，一個姓王的復員軍人，也是「青年近衛軍」總部的頭頭之一，他告誡說，在夜晚行軍時，槍上的刺刀不應打開，以免刺刀上反射的白光暴露目標，要到準備戰鬥時，才能打開刺刀。

我回頭看了一眼，發現凡持步槍的人，槍上的刺刀都已打開。

大家都是第一次進入這用槍對槍的「打仗」氣氛，雖然個個緊張萬分，但居然卻又沒有人忘記使用武器的步驟。真怪。

進入紡織廠，仍然是一片寂靜。我們沿廠內水泥路，貼著路邊房屋的牆壁，一步一步前進，眼睛則警惕萬分瞪著前方。

看到那立柱般的塔樓時，申自來回頭輕輕說：「到了，停下。」

申自來與我商量說：「不曉得那塔樓上有沒有『高司』的人？」

我說：「我們先一個個悄悄摸到樓下去再說，怎麼樣？」

申自來點點頭：「我先去，你們再來。」

我說：「你是隊長，讓我先去。」

申自來說：「什麼隊長不隊長，讓老子去打衝鋒，你們跟著來就是。」

突然，我發現塔樓頂上，有一個人影似的東西，動了一下，又隱沒了。忙拖住申自來，告訴他這情況。

我們「剎」的一下，手中的槍口，全對準了塔樓。我想，不需要也不習慣等候誰的命令，只要那塔樓上的人影再出來動一下，我們手中的槍，便會一齊朝那上面開火。

好一會，那人影沒有出現。這時，卻來了個傳令的「青年近衛軍」戰士，他說，易麻哥讓我們不要攻佔那座塔樓了，因為，早在我們之前，「工聯」的武裝力量「抗暴直屬兵團」已有一支隊伍，佔據了那塔樓。

好險！我鬆了一口氣，放下了本已端起瞄準的步槍。

申自來對那個傳令員說：「咯個情況易麻哥怎麼早不曉得？」

傳令的小夥子忙說：「『工聯』的人才同他碰頭，等一會，『工聯』的人就會來。」

我也有些不滿，說：「這些頭頭，應該事先就統一好嘛！剛才，你來晚一步，我們就要向塔樓開火了。這一來，『高司』人的冒（沒）打著，先會要打自己人的！」

傳令員無奈地笑了笑：「你這話，莫對我講，講了也冒（沒）得用。」

申自來氣沖沖地說：「我回去是要同海司令講，咯個易麻哥來指揮打仗，只怕還不是料！」

這一說，我們對易麻哥都頗有微詞了，互相悄悄咕嚨。

其實，群眾組織搞武鬥，動動拳頭踢踢腳，倒不用學什麼練什麼；然而，真要真槍真砲幹起仗來，則基本上沒有哪個頭頭真會有指揮作戰的本事，往往都是憑自己的想當然辦事。易麻哥也是建築公司的青年泥匠，砌磚牆抹泥灰他是高手，若論打仗，他卻也只從電影上領教過。但是，當時，卻就是由這樣一批指揮官，在帶領我們這些同樣是外行的士兵去「作戰」！

一隊頭戴綠色鋼盔身穿藍色工作服而全副武裝的「工聯」的人來了。他們的頭頭同申自來和我親切地握手，並連連說：「歡迎！歡迎『青近』的戰友與我們並肩戰鬥！」

看著他們整齊的服裝、頭盔，再望望我們十幾個人三不六齊各式穿著的樣子，我好眼熱「工聯抗暴護廠直屬兵團」的人。我決定這次回去後，一定要向海司令提意見，要求我們「青年近衛軍」這些人也應統一服飾，有自己隊伍的特徵。

「工聯」的人告訴我們，他們是比我們早二個小時到這兒來的，原準備打一場「大仗」，結果，進了紡織廠，卻像進入一座空城，沒有一點動靜，看來只有大家分頭先據守一點地方，待明天再說。

「工聯」的人又說，他們的人也不多，所以紡織廠後大門現在是個空白，而那後大門面向的是一條通向山坡的小路，不知會不會有「高司」方面的武裝從那兒突進來，因此，希望我們能去人守住那兒。

這問題用不著向誰匯報請示，我們十幾個人便來到紡織廠後大門。

既然「工聯」的人說這兒沒有一點情況，因而我們便大搖大擺，在大門口晃來晃去。工廠門邊有個寬敞的傳達室，我們商量著輪流讓兩個人在門口警戒放哨，其餘的人就在傳達室內的桌上或地下睡覺。正商量著，突然，「叭⋯⋯」一串清脆的槍聲，打破了靜靜的底夜。我們連忙提著槍，迅速地跑出傳達室，四處觀察。

槍聲是從廠門外很遠的地方傳來的，在門口，我們沿廠外那條石子路望去，可以看到二、三個火星點，隨著火星點出現，跟著就是「叭」「叭」的槍聲。

有幾發子彈顯然是朝紡織廠大門射來，我們聽到了大門水泥牆上「撲撲」的子彈撞擊聲，頭頂上，似乎也有子彈的呼嘯。

大家頓時慌了，端著槍，站立著，就朝廠外那出現火星點的地方，一陣猛射。

首次這樣開槍，那聲音好響好響，但很開心，覺得這比放砲竹好玩多了。

突然，大家又感到了這樣不對勁，站在大門口打槍，這可不是在汽槍攤那兒，花兩分錢玩射擊小紅球的遊戲而可以安心樂意、無憂無慮的開槍。這兒，隨時也會有對方射來的子彈打中自己的。

申自來連忙招呼我們，從廠大門旁邊一座房子裏堆著的棉紗包裏，搬來十幾個一米見方的棉紗包，堆到廠大門口，壘成一道白色的掩體，然後，我們躲在這棉紗包後面，不時從紗包之間的接縫口，再「叭叭叭」地朝外開槍。

這時，到處都響起了槍聲，既不知是什麼地方打的，打往什麼地方，也不知是誰在開槍。反正，一時槍聲就像炒豆子一樣，響過不停，似乎是除夕夜的砲竹聲。

我們也不曉得廠門外對方開槍的是什麼人，準確地說，我們根本沒看見人，只看見一濺一濺的火星，只聽見頭頂上「嗚⋯⋯」的子彈飛流聲和棉紗包前面悶悶的「撲撲」聲。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們三、五個人一批，輪流朝外放一陣槍，至於有沒有什麼結果，全然不去想。

開始，聽那頭頂上子彈的呼嘯聲，我還有些害怕，心想，這可是真打仗了！到棉紗包後去射擊，也不敢瞄什麼，把槍管朝棉紗包外一擱，就扣板機，「叭⋯⋯」一陣打過之後，心臟才不瘋急的跳了。打過一輪後，見沒發生什麼事情，第二輪開槍時，則從容多了，敢於慢慢地用眼睛尋找遠處的那時有時無的火星點，再靜靜地瞄著瞄著，再不慌不忙地扣動槍上的板機了。

這樣，糊裏糊塗折騰了一個多小時，對面的火星點不見了，四周的槍聲也稀了下來。我們已瞌睡全無，仍警惕地監視著廠外的前方，只希望遠處的火星點再出現，我們的射擊才有目標，開槍方有味道。

一夜未睡，熬到天空微明。

肚子餓了，但沒有人送飯來。總部的頭頭大概根本沒想到這一點，畢竟，我們不是軍隊，沒有專門做飯送飯的炊事班。

申自來說，你們回船廠去，那兒的食堂總會有東西吃。

他讓我領著一多半人去船廠吃飯，他則帶三個人繼續守在這廠門口。

我說，要去就都去，怎麼能留下你們四個人呢？

申自來憨厚地笑笑，說：「搞了一晚，都冇看見一個鬼影子，難道天亮了，鬼還多了？」

他仍要我們去，他說：「快去快回，好換我們也去吃飯。」

四周靜悄悄的，只有微微清涼晨風拂面，遠處還隱隱約約傳來鳥叫聲，彷彿這裏不是一座紡織廠，而是寂靜的山林。

我想，申自來說得也是，「高司」派的人肯定曉得造反派已來了，昨晚那激烈的槍戰，雖不知結果，但密密的槍聲，也可能將他們鎮住，現在快大白天了，豈敢向我們進攻？

我們十來個人撤離那堆棉紗包，去解決肚子問題去了。

在船廠食堂，美美地喝了二碗綠豆稀飯，幾個饅頭。食堂裏的人，都是該廠「工聯」組織的，見我們是武裝人員，又佩著「青年近衛軍」的紅袖章，便熱情地說：「你們是來支持我們的，請多吃點，一律免費。」

吃飯不要錢，又管盡飽，這使我們很高興。

吃免費餐，還是有點不好意思放開肚皮，所以我們開始都只要了一、二個饅頭。船廠裏負責接待我們的造反派便說：多吃點啊！不要你們的錢，全部由我們廠裏報銷！你們是來支援我們的，豈能還讓你們餓肚子！

這一說，我們立馬很為高興，連忙加餐猛吃起來。

然後，扛著槍，腆著脹得鼓鼓的肚子，慢騰騰樂哈哈地返回紡織廠。

不料，剛一進紡織廠，就聽到了惡耗：申自來給打死了！

我陡然只覺得目瞪口呆。

真的會打死人？！真有這麼巧？！折騰一晚，十幾個人皮都沒傷著一小塊，怎麼一頓飯功夫，就讓申自來給打死了？！

我不相信。

大家也不相信。

但，很快，我們就知道，這一切，都是千真萬確。

申自來的遺體已被抬到了紡織廠一間辦公室內，他安詳地微閉雙眼，臉上仍一副淺淺顯著酒渦的憨厚像，像睡著了一樣，胸上卻血糊糊的，讓人沉重地感覺到，他真的已離開了這個世界。

看著自己熟悉、親密的朋友，陡然一下子就由活蹦蹦的小夥子，變為再也不會說話的尸體。我的胸，頓時像塞著了什麼東西，悶得透不過氣。

面對著這突然離去的朋友，眼淚不由得奪眶而出。雖然，我在腦海裏也閃過「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名句，但，淚水卻仍熱乎乎地湧出來，流到臉頰上。

在場的人告訴說，在我們吃飯去後不久，申自來從棉紗包後站了起來，四處觀望，察看情形，突然，一陣密集槍聲傳來，申自來來不及蹲下，二顆子彈便穿透了他的前胸。嚇得其他三個人，趕緊臥倒。幸虧，對方只開槍，並沒有人衝過來，過了一陣，他們便背著死去的申自來，悄悄撤了下來。

申自來是被誰打死的？我們都搞不清楚，只知道是「對方」，但究竟是「紅色恐火」的人，還是「高司」的人，至今我也不曉得。總之，那次武鬥，我們都只聽見槍聲，看見開槍時的火光，但活生生的「敵人」，我卻根本沒見到一個。

申自來是「青年近衛軍」的第一個犧牲者，也是長沙市自使用真槍真砲的武鬥以來，造反派的第一個在武鬥中的犧牲者。因而，長沙市造反派組織聯合為他舉行了極為隆重的追悼大會。在申自來所在省建築公司的大禮堂裏，擺上了數百個花圈，數百條祭帳，掛滿了催人淚下的挽聯，會後，由數十輛汽車載滿了人，在震耳欲聾的鞭砲聲和不斷對天的鳴槍聲中，為他送葬。

在長沙市南郊一座不荒涼且有些綠茵的小山上，長沙市造反派組織聯合為他建了一座漂亮的仿大理石墳墓，並在墓前建了一個高高的紀念碑。

這座小山，後來陸續安葬了上百名在武鬥中喪生的造反派，我們曾口頭稱這座山為「烈士陵園」。申自來是第一個躺在這裏的犧牲者。

我不由想起了輪船上，小劉與申自來互相打賭為對方建紀念碑的玩笑，想不到，這戲謔的玩笑竟然成了悲慘的現實。

第二年七月，申自來忌日那天，我與小劉等人，來到了山上申自來墓碑前，獻上了我們採摘的殷紅鮮花和我們的悲傷。

第三年，我們再去看望靜躺在那兒的朋友時，那塊寫著「申自來烈士之墓」的白色紀念碑，已被砸得粉碎。

這次，我們沒有鮮花可送，只送上了我們更為濃重的悲哀。

再以後，申自來的墓堆全部被人炸開鏟平，棺材亦被挖了出來，然後將他尚未完全爛掉的尸體從棺材裏鉤出來，再赤裸裸地丟進墓坑裏，胡亂掩上土，踏平，讓人怎麼也猜不出，這下面埋著一個年僅二十歲的青年人。

那黑漆的棺材，自然被砸爛、燒掉，寧肯讓其變成灰，也不准成為死者的「屋」。

那座小山上，後來，大概建過一座大大的倉庫；現在，則已推平山坡，開發成了一個住宅小區，當年那個「烈士陵園」的所有痕跡全都無影無蹤了。

不論文化大革命性質何如，讓一個已死去的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年輕人，來悲慘地承受它的後果，竟然真落到「死無葬身之地」的境況，這個事實，使我一想起，心裏就感到無比的沉重。

申自來的死，使我們感到了哀傷，但卻並沒有使我們害怕。一方面，我們似乎總覺得，死神畢竟不可能老是再找我們這些不到二十歲的青年人，另一方面，我們又以為，讓我們為「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犧牲，是一種壯烈，一種光榮。

我的父親卻從申自來的死中，看到了危險。他已明白，我們的造反已不僅僅是寫幾張大字報了。大字報帶來的最嚴重後果，也不過是在政治上栽跟頭，而荷槍實彈地去參加武鬥，卻有可能整個兒結束一個人的生命。

父親只有我這個相依為命的兒子，他不能失去我。

那天，我在「青年近衛軍」總部正與幾個夥伴聊天，父親卻找上來了。他將我叫出總部，然後在路邊對我說：「小毛，咯個文化革命搞不得了，搞來搞去拿起槍來打仗了，你快同我回家去，不要搞了。」

小毛是我的乳名。

我不肯回去。

父親著急地說：「小毛，這槍會打死人的！你還去搞，真的讓槍子給打死了，那怎麼辦？」

我安慰父親：「爹，你放心，我會小心的。」

「再小心，也是危險的。」父親仍一臉焦急。

「這點危險我不怕，搞革命總會有點危險。爹，當年你搞紅軍赤衛隊時，不也扛過槍，打過仗嗎？」我突然記起父親的歷史：他於一九三〇年在江西老家時曾參加過紅軍赤衛隊，還是紅軍十六師五大隊的一個連長，後因隊伍被打散，他避難才逃來湖南省的。

「那時情況不同，那是跟國民黨打。」父親不為我的理由所動，反駁我說。

「那有什麼不同？毛主席講，現在也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階級鬥爭，劉少奇的修正主義就是反動階級，我們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與修正主義作鬥爭，也就同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一樣。」我更振振有詞。

「現在都是共產黨⋯⋯」父親繼續說。

「共產黨裏有走資派，有修正主義，毛主席為什麼號召我們反對修正主義，就是因為共產黨裏出了劉少奇那樣一批壞人。」我越講越有勁。

父親終於啞口無言了。他怎麼說得過我呢？我搬出了「毛主席號召」，搬出了「黨中央指示」，證明了這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革命性」，作為共產黨員的父親，當然無法說動我這當了造反派的兒子。

最後，父親使出父親的權威，硬性命令我回去，否則，我以後就不要再認他這個父親。

這，果然使我蓬勃的革命熱情頓時降了溫，看著日益蒼老的父親，心裏非常犯難。「爹，你這是不讓我革命了。」我難過得眼淚都湧出來了。

「你回去還是可當造反派呀！」父親看著我，口吻平和地安慰說。

「人家豈不會笑我當了逃兵？」

「⋯⋯」

「我一走，跟我一起來的小劉、小李他們會罵我的。」

「⋯⋯」

也許我的窘境使父親的心，遷就了我；也許是父親回憶起了當年他當紅軍赤衛隊連長時的英勇豪情；也許我搬出的大道理使父親尋找到了某種心理平衡；也許⋯⋯

終於，父親無可奈何地長嘆了一口氣，說：「那你就再搞一段吧。」

「爹，您放心，我會萬分小心的。」我頓時轉憂為喜。連忙笑逐顏開地對父親說。

「千萬要細心一點，槍子打來了是飛快飛快的囉。」父親又說。

「我知道。」我說。

「隔幾天，就回家來一下，讓我看看你，心裏才放得下。」父親悲淒淒地輕聲說著。

「您放心，爹，有空我就會回家。」我不由也有些哽塞。

父親走了，從他離去的背景中，我知道，他在擦抹也許已流出的老淚。

我望著遠去了的父親，淚水不由溢出眼眶，靜靜地流了下來。

母親早逝，我又不在家，現在，父親只能孤零零一個人過日子。而且，也許，他今後真的永遠只能一個人過那淒涼的孤獨日子，如果，我成了明天的申自來的話。

我真想追上去，對父親說：「爹，我同你一塊回家！」

然而，革命；毛主席號召；逃兵；自尊心⋯⋯這一連串的想法，又止住了我。

我噙著酸澀的熱淚，望著父親越來越遠的背影，只有在心中默默祈求：「爹，請你原諒我這個不孝的兒子⋯⋯」

第十二章　坦克大炮都用上了的「文革」

文革中那可惡的武鬥，造成了多少人的悲劇啊！可惜，當時，我們以及相當多的人，並沒有這樣的認識，反而將此看成了勇敢的革命行為。一腔熱血，胡亂灑了。

紡織廠的武鬥之後，「青年近衛軍」名聲在長沙市愈加大振，「向鋼鐵戰士青年近衛軍學習！致敬！」的大標語和宣傳畫在城內到處可見，各造反組織對我們「青年近衛軍」的人，都格外的熱情和客氣，平日在街上，若發生什麼小事導致的矛盾，一聽是「青年近衛軍」的人，別人便會主動退讓，並連連致歉。這之中，一則是尊敬，二則卻是畏懼。

這，使我們的虛榮心大大地獲得了滿足。

物資裝備也得到了重視。

一批嶄新的草綠色軍服，由解放軍三四一部隊等軍事院校的造反派提供，送來總部。這批軍服、軍鞋、挎包、水壺，除了沒有紅五星帽徽和紅領章外，其餘都是正宗的軍用品。還有一批灰色的海軍軍服，大概是青年近衛軍下屬的「閃電兵團」，自行從什麼軍用倉庫中弄來的，結果，他們那「閃電兵團」一下子成了「海軍」。幾千名「青年近衛軍」戰士全部被打扮起來，使雜七雜八顏色服裝的遊擊隊般組織，一下子被改造為近乎正規面貌的軍隊。換裝之後，我們組織了一次武裝示威遊行。清一色的軍裝，嶄新的鋼槍，整齊的隊伍，充滿朝氣的臉龐，若不是隊伍前面打著一面「青年近衛軍」的紅旗，長沙市的市民真的會以為一下子來了幾個團的解放軍支持造反派。

穿上真正的嶄新的草綠軍服，我高興得要死，因為我從小夢寐以求的，就是想當一名軍人。儘管天氣已是暑季，熱浪逼人，但我們這些人卻一改往日短袖衣短筒褲的穿著。草綠軍裝的長衣長褲，工工整整的穿在身上，扣子一粒也不撇下，全部緊扣，甚至連那不習慣的風紀扣，也一絲不苟的扣著；頭戴軍帽，腳穿軍鞋，除了臉和手裸露以外，全身都被密密地遮閉著，旁邊的人看著我們這穿著，頭上就會冒汗，但，很奇怪，我們倒覺得涼幽幽的，還說：「今年熱天不怎麼熱。」

總部邀請了一些解放軍造反派，都是軍隊院校的教員，為我們上軍事知識方面的課。因而，懶懶散散的習慣，很快被新鮮的軍事生活方式取代。軍事教員們不僅教我們怎樣使用武器，愛護武器，怎樣在戰鬥中保護自己，攻擊敵人，而且，對我們的作息方式，也灌輸了軍隊的內容。

睡覺時，將槍支放在槍架上，這本是軍事教員告訴我們的槍支放置規則，可是，這點，我們做不到，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的軍營。況且，槍離開自己，很容易被別人拿走，那時，槍支並無嚴格管理，你拿什麼槍，擁有幾支槍全是你自己的事，總部並不管。槍遺失了，也得由你自己去想辦法弄一枝來。自統一在解放軍政治幹部學校搞到那批槍後，總部就不再發槍給下面的成員。於是，那個軍事教員因地制宜，讓我們睡覺時，將槍放在自己枕邊，但一再囑咐，不論什麼擱槍方式，不用時，一定要將槍內子彈退出膛來，使其成為空槍，並關上保險，以免發生事故。

這說來是極簡單的常識，做起來也很容易，然而，我們畢竟不是正規的軍人，沒有受過嚴格的訓練，結果，為這，差點出了個大事故。

有天晚上，我們睡在總部所駐礦山設計院三樓的一間大房間裏，十來個人就在水泥地上鋪上報紙，以報紙當床，軍用挎包做枕頭，便一字兒橫躺下睡了。槍，自然橫放在挎包下。

半夜時分，突然，「叭」的一聲巨大的槍響，使我們一下子從夢中驚醒，大家連忙爬起來，嚇得要死，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但，除了房間內槍響的餘音與略有硝煙外，並未看到什麼樣什麼其他動靜，打開房門看，其他房間的人也都在伸出頭，問發生了什麼事情，而四周卻安安靜靜的。

折騰了一陣，最後大家從小劉的槍上嗅出了名堂：他的槍管有硝煙味，並是熱的，而且，駭人的是，他的槍居然壓了子彈，上了膛，還沒關保險！還有一個金黃黃的子彈殼，就在離他睡的地方不遠處呆著。

無疑，是小劉開的槍。

大家一下子圍住了他，怒聲質問他：想搞什麼名堂？！

小劉窘得要命，開初，他還問：「真的是我開的槍？！」直到他被事實震住，便半信半疑狀的連忙解釋說，他似乎在做夢，夢中有幾個什麼人向他撲來，白晃晃的刺刀就會要戳到他了，他便端起了槍，好像是開了槍。

夢中扣響了槍！

槍枕在頭部處，為了怕被別人偷去，我們經常習慣地在睡夢中，或半夜偶爾醒來時，先用手去摸一摸枕下橫著的它，看它是否還在。

小劉的手，無疑是睡夢中習慣地伸向了枕下的衝鋒槍，而且扣動了板機，而這天夜裏，他又恰恰忘記了將槍內的子彈退出或關上保險。

子彈順著我們幾個與他並排而睡的人的頭頂上面一點點之處，直射出房間，穿透了房門。子彈在走廊牆壁下邊，留下了一個白灰孔。幸虧，小劉他睡的位置頭部超出了我們這幾個人頭部的位置，幸虧，他那衝鋒槍的發射方式是撥在「點射」位置，否則，他那顆子彈，或連發的子彈，就將使我和小李他們的腦袋開花。

第二天，海司令知道了這件事，他又氣又笑，傳下話來，讓我繳掉小劉的槍，叫他離開「青年近衛軍」。小劉知道了，連忙找我好說歹說，要求莫繳他的槍，也莫趕他走。我自然也不願讓小劉走，因而也只是訓了他幾句，也就不了了之，並未去執行海司令的命令。畢竟，我們是群眾組織，沒有軍隊那麼嚴格的紀律和習慣。此事，海司令以後也沒再提起，大概，他也忘了自己下過的命令。

進入八月，北京的兩派組織代表的談判和中央首長的接見講話，已明顯有利於「工聯」、「湘江風雷」造反派方面。因為，中央領導人對於「工聯」與「湘江風雷」這一派已實際左右了長沙市局面的情形，已有精確的瞭解。而支持強大的足以穩定該地區局勢的造反派組織，似乎是當時中央的戰略部署。

喪失了省會陣地的「高司」派，於是想採用毛澤東主席有過的絕招：「農村包圍城市。」

他們在農村，一方面迅速武裝原來文革前就已存在的「貧下中農協會」組織，發動農民武裝進入城市；一方面，在省會長沙市周圍的幾個城市中，拼命與造反派展開爭奪戰，以獲取有份量的籌碼，使北京談判的局面能出現逆轉。

結果，離長沙市45公里的湘潭市，便被他們全部控制，湘潭市「工聯」觀點的「紅造聯」等造反派，則統統被他們趕了出來，一部分逃到了長沙市。

湘潭的情形與省會長沙大不一樣，那裏的老造反派有一大半都是支持「高司」的。湘潭市造反派的主要頭頭，恰恰是於「九・二四報告」後，在全湖南省被打成的頭一個「大右派」、「大黑鬼」的湘潭電機廠的原黨委宣傳部長。而後，這位廠黨委宣傳部長得以獲得平反，得以成為湘潭市工人造反派的首領，「高司」的大學生紅衛兵是出了大力的。因此，一月風暴中，不忘別人恩德的他，誠心誠意地擁戴「高司」為全湖南省造反派的領袖。當「高司」與省會長沙市「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以及後來的「工聯」等工人造反派鬧翻後，這位前宣傳部長卻帶領湘潭市的大部分工人造反派堅定地支持「高司」，站在了「高司」一邊。隨著局勢的演變，雖然有相當多的工人造反派分裂出來，站到了「工聯」「湘江風雷」一邊，但，他還是成功地使受其影響的湘潭市「革命造反派聯委會」（「革造聯」）擁有很大的優勢，加上由於他支持「高司」，因而獲得了省軍區的支持，而省軍區的支持，又使湘潭市原來的保守派組織「赤衛隊」、「紅色政權保衛軍」人員紛紛歸順到他的旗下。這樣，湘潭市「工聯」、「湘江風雷」方面的造反派，以及他們聯合組成的「紅色造反者聯委會」（「紅造聯」），便明顯的處於了劣勢。

文化大革命中的派別鬥爭，雖然造反與保守是其鬥爭主線，但，局勢在演變過程中，卻又錯綜複雜。旗號形形色色，且又不斷地分化、組合、再分化而發生的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動，使局外人、特別是使後來的人，一下子是分不清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的。有時候，雙方都是貨真價實的造反派，但在某一階段卻可能會展開激烈的爭鬥；有時候，雙方都是造反的旗號，卻又確實有一方是地地道道的保守組織。在十年文革的漫長歲月中，可以說，只有在其最開初被打成「小鄧拓」、「右派」而渴求平反揭竿而起奮而造反的那批人，和在最後階段仍在鬧造反卻隨「四人幫」的覆滅而一同垮臺倒霉的那批人，才肯定是文化大革命中真正意義上的造反派。很不幸，這被十年長河隔開了的兩類造反派，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同一批人。只是他們在十年的曲折歷程上，演出了一些互有差異的戲劇而已，但這齣長劇的開初和結尾，卻使他們都處於了同樣角色的位置。

由於上述原因，一九六七年二月之後湘潭的工人老造反派組織「革造聯」，從當時的形勢講，他們的確也像「高司」本身一樣，雖然自身原本是造反派，但在那一段實際的政治博弈中，卻又站到了保守派的位置上了。

顯然，長沙市的造反派不能容忍湘潭市落在「高司」派的控制之下。要知道，湘潭市只隔長沙市45公里，沿寬闊的柏油公路，汽車不用一個小時就可以到達。尤其意義重大的是，湘潭市是毛澤東主席最準確意義的「故鄉」。「紅太陽升起的地方，豈能讓保守派得意猖狂？！」長沙市造反派頭頭們一致發誓，要幫助湘潭市逃亡的造反派，奪回湘潭市或曰「解放湘潭市！」他們深知，控制湘潭市，不僅是精神上的需要，而且，也是奪回一塊有利於北京談判的最有份量的籌碼。

據傳，湘潭市「高司」派方面的「革造聯」，出動了坦克，封鎖住通往湘潭市的一座大橋。因為在湘潭市，有幾座大型兵工廠，那兒生產的坦克，還沒有被送往解放軍的軍營，卻先被開上了大街，開上了柏油公路，並將砲管指向了長沙市方向。

支持造反派的軍隊院校，對「高司」派使用坦克上陣，並不感到意外，他們馬上組織訓練班，要「青年近衛軍」成立反坦克隊伍，去上那兒學習爆破坦克的技術。據說，那個軍事技術學習班就辦在三四一部隊大院內，總部一個姓羅的頭頭原本要派負責總部警衛的我們去那兒學習，可是新發生的一場武鬥情況卻更吸引了我們，因而，便我們便都沒有去學那軍事技術，而直接上了武鬥戰場。

局勢日趨現代戰爭的味道，這情形不僅沒有使我們這些懵裏懵懂的青年人害怕，相反，大家居然感到很有樂趣，而只要不直接目睹那鮮血淋漓的場面，就什麼也不管了。

驕陽似火的八月中，一天傍晚，總部下令，部分基層組織（番號則五花八門，如有稱「閃電兵團」的，有稱「鋼三連」、「紅九連」的，還有自稱「決死縱隊」的，而且各單位人數不一，多則有幾百人，少者僅幾十人）立即到總部集合，分乘十幾輛汽車，全副武裝，向湘潭市方向進軍，攻打湘潭市，「解放湘潭市！」

我們是總部的警衛武裝，當時被組成為一支稱為「紅色尖刀排」的建制，頭兒是省建築公司一個叫「牛哥」的青年工人。但，大家都渴望上「前線」，根本不管總部同意不同意，紛紛爬上汽車，隨著大隊伍也一道向湘潭市前進。

一路上，我才發現，向湘潭市進軍的汽車，遠不止我們「青年近衛軍」這一個組織的人，有幾十個造反組織的旗幟出現在一輛又一輛飛馳的汽車上，都是荷槍實彈，情緒高昂。此起彼伏的「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毛澤東語錄歌聲，飄蕩在長長的公路上，久久不息。

武裝的車隊，在離長沙市二十多公里的一處高山邊停下來，這時，天已全部黑了。我站在自己所乘的解放牌卡車上，回頭一望，只見長長的車隊，像一條烏龍，汽車燈光組成了兩串平行的星鏈，從我面前，一直向後延伸，彎彎曲曲，直伸到我看不見的地方。

汽車突然都被命令停下，而一些吉普車或摩托車，卻像瘋了一樣，從車隊旁駛過來又駛過去，大概，頭頭們在商量什麼。

夜幕，高山，車隊，燈光，荷槍實彈的隊伍，摩托車急促的行進聲，這一切，使我彷彿進入到那大戰在即決戰前夕的電影場面中。

那時，我覺得這一切，很有意思，很有韻味。

而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會有什麼後果？我壓根兒沒有去想它。

我突然發現，有二輛摩托車上，坐的是紅帽徽紅領章的真正軍人，頓覺驚奇，連忙指給同車的夥伴們看：「你們看，解放軍也來了！」

大家紛紛朝那飛馳的摩托車望去。

「是幫助我們打仗的吧？」夥伴中有人發問。

「幫我們搞偵察。」有人答。

「省軍區亮相了？」又有人問。

「你做夢！軍區不會支持我們，這是軍事院校的，要不，就是四十七軍的野戰軍。」又有人自動解答。

「你怎麼曉得是四十七軍的？」

「總部易麻哥講的，中央派四十七軍來支持我們。」

「真的？」

「騙你有什麼用？！」

「那我們就不怕軍區了！我們也有解放軍做後盾。」

「早就不怕它了！」

「⋯⋯」

親眼看見解放軍跟我們一道上「前線」，雖然仍不確切他們究竟是哪支部隊的，也不知他們執行的是什麼任務，但我心裏仍非常高興，也感到愈加踏實。這一來，「解放」湘潭市就更容易了。

車隊又前進了，其實，並沒有人送繼續前進的命令來通知我們。反正，只見前面那輛汽車開動了，後面的汽車馬上啟動，跟了上去。這樣，一輛接一輛，而且並不一定是同一個組織的汽車，卻自動都接著向前開了。

走了不到十分鐘，在路旁一座大型農藥廠旁又停了下來。車隊上跳下一些人，湧進了那農藥廠，好一會兒，又湧了出來，說這廠裏空空蕩蕩，沒有一個人，又到處彌漫著難聞的農藥味。

車隊再不動了。

同樣沒有人來告訴我們，是該休息，還是在車上待命，一停就是幾個小時。

大約到午夜——那時，沒幾個人能有手錶，因為一塊上海手錶的價格要幣120元，對於月薪僅三、四十元的青工來說，還是很昂貴的東西。我們一整卡車的人，居然沒有一塊錶，誰也不知幾點幾分了，只是猜想，大約夜十二點了。仍然沒有人來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但，瞌睡來了。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先後跳下汽車，各自尋一塊地方，或路旁，或樹下，躺倒休息。

我沒下車，抱著步槍，睡在了車箱板上，一下子就進入了夢鄉。

事後想，如果那夜，「高司」派來襲擊，肯定我們會遭受重大傷亡，尸橫遍地，血淌長路。很幸運，「高司」派的軍事指揮水平，亦同我們一個樣，腦子裏同樣只有「武鬥」的概念，而沒有「戰爭」的觀點，儘管我們口裏平日嚷著的是「打仗」。

第二天，清晨。柏油路上又熱鬧起來，人們的喧嘩聲、汽車的喇叭聲，使長長的公路彷彿成了一個集市。

還是沒有人來下指示。我們「青年近衛軍」的指揮官是總部一個姓羅的頭兒，可是，此刻誰也找不著他，不知他鑽到什麼地方去了。

大家都煩燥起來。

這「仗」還打不打？起碼，我們得吃早飯呀？而此刻，早飯的影子在哪裏？

太陽升起到半空時，車隊突然啟動了，也不知誰下的命令，亂哄哄的人們只互相傳話：到前面的板塘鎮吃早飯。

板塘鎮是湘潭市郊的一個小鎮，到了那兒，離湘潭市就只咫尺之遙了。

反正看不到指揮官了，一輛又一輛的汽車，就只能以前面那輛車的動或停為命令，車隊的頭既已啟動，大家就都跟著上。

一無具體命令，二不見指揮官來動員，加上飢腸轆轆空肚子，坐在汽車上，大家都無精打采，懶得說話，昨天傍晚出發時那股高昂士氣，已無影無蹤，心裏只想著趕快到板塘鎮，好美美地吃喝一餐。

我抱著槍，坐在車箱靠近駕駛室的地方，微閉著眼，任憑清早的晨光，不停地在我身上掃著，耳朵卻在品味那不時從公路旁山林、稻田裏飄來的鳥叫聲。

大概行進了十多分鐘。突然，公路旁響起了驚天動地的槍聲，不是一、二聲試探，不是間斷的零星，而一上來就是「叭叭叭⋯⋯」密集連續震耳的槍聲，像喜慶的人家放連珠似的鞭砲一樣。

汽車「嘎」的一下緊急剎車，我們車上的人被這陡然的襲擊嚇懵了，一時不知該如何動作。還是那個跳出駕駛室的司機朝我們大喊：「還不趕快跳車，等死呀！」車上的人才活了起來，連忙紛紛跳車。甚至有人匆忙跳下去，卻忘了拿擱在車上的槍，但不敢再爬上汽車，只好先乖乖地臥在路邊的水坑裏再說。我正準備跳車時，發現有一個人竟然像駝鳥，埋頭蹲在車箱板上，大概也是嚇糊塗了。我頓覺好笑，上去朝他屁股就是一腳，並大聲說：「這有什麼用，趕快跳下車去？」那個小夥子被我踢了一腳，似乎清醒了，抬起頭連連說：「我跳車，我跳車！」

邊說邊爬到車箱邊，跳了下去。

我跳下車後，蹲到汽車後輪處，靠這汽車和輪子給我擋著可能射來的子彈，因為，我已搞清，子彈是從同一個方向射來的。

一會兒，槍聲就沒有了。我們的人便逐一站了起來，遠遠看去，只見公路一側很遠的一座山包上，有一些帶槍的人在晃動。不知誰喊了聲「那是『怒火』的，追上去打！」於是，一大批人便朝那山包湧去，「衝啊！」的喊聲，驟然響起。

我隨著人流，也橫過公路，踏入水田，高一腳低一腳地向前衝，手裏端著槍，口裏也隨著高呼口號。沒有了子彈「叭叭」聲，而只有我們幾百上千人漫山遍野的呼喊聲。大家的勁頭陡增，恐懼一下子全掃，只顧傾盡全力追跑，以圖抓住那山包上的「敵人」，全然忘記了危險，好像這是一場只有勝利而不會有傷亡流血的遊戲。

突然，槍聲又「叭叭叭」響了起來，那是從前右方向另一個山包上打來的，子彈呼呼地飛過我們的頭頂。有的也打中了正在衝鋒追跑的人。我的周圍，陡然倒下了三、四個人，有的哇哇叫著，有的一聲不響，只「撲」的一聲撲倒在水田裏。其中有一個人，我認識他，是勘探設計院的一個汽車司機，姓羅，他的額頭被打了一個洞，鮮血噴出，糊滿了他的臉，他哼都沒來得及哼一聲，便離開了人世。他的衝鋒槍還沒來得及打一槍，就掉在身旁。

不知為何，這次突襲來的槍聲，和這一個個倒下的傷亡者，卻並未能嚇住正在衝鋒的人們。相反，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仍是直朝前跑，憤怒的口號聲愈加愈震天價響。看來，人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膽大或膽小的，到了一定的處境中，某種氛圍就可以使最膽小的人也毫無一絲恐懼感的。

對方無疑被我們這氣勢嚇住了，畢竟，他們也不是真正的軍隊，也不敢用機槍大規模的殺人，否則，我們方面將會有更多的犧牲。他們後退了，退守到另外一座山上。

我們衝到了與對方對峙的一個山頭上，也就不再衝鋒，而是各自找一個可作掩體的地方臥下來，朝對面山上開槍射擊。猛烈密集的射擊，直朝對方瀉去，沒有什麼瞄準之類規範射擊動作，反正朝對面山上放槍就是。此時，簡直不是在「打仗」，而是像小孩子玩槍似的。尤其那些持衝鋒槍的人，一扣板機，三十幾發子彈就「叭叭⋯⋯」一下子報銷了，反正有的是子彈，從挎包裏拿出彈夾，換上又打。我不知道這種射擊，會給對方造成多大程度的傷亡，但是，我們終於沒能衝到對面那座山上去。

我與十來個人臥在一條淺溝裏，橫著組成了一條散兵線。大家並不是一個組織的，反正看袖章知道是造反派的，就互相間表示親熱。我的旁邊是一個佩著「紅旗軍」袖章、年歲顯然比我大很多的青年人，他開槍不像我這樣，一扣板機，就近乎連著扣，讓一夾子彈很快全打了出去，而是不慌不忙，一發一發慢慢的打。「紅旗軍」是由復員軍人組成的造反組織，因為，保守派方面原來有個全由復員軍人搞的「八一兵團」組織，所以造反派中的復員軍人便針鋒相對，成立了這個「紅旗軍」。後來，中央下令這一類由復員軍人單獨組成的組織一律解散，因為這些人只要拿上槍，就完全可能是真正的軍隊。因此，「紅旗軍」後來也被命令解散了，儘管她也是造反派。

我打完了二夾子彈，正在蹲著將一夾子彈壓入彈倉時，突然，一顆手榴彈落到我的前面，我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旁邊那個「紅旗軍」的青年人，猛烈大喝：「快臥倒！」隨著他的吼聲，他迅速又撲了過來，將我推倒，並撲在我身上，用他的身軀蓋住了我的頭。一切我都來不及想，只覺得像是被打了一悶棍，暈呼呼的。

過了十幾秒或幾十秒，反正，沒有聽見爆炸聲，那個壓在我身上的「紅旗軍」，畢竟有經驗，他慢慢從我身上移開，卻伸手抓起了那顆手榴彈，並大聲笑了起來，說：「他媽的，算我們命大！」

我怯生生地看了看他手中的那顆手榴彈，也不由笑了起來。原來，那顆手榴彈並未拉導火索，甚至連後蓋也未擰開，便囫圇著扔了過來，根本就不會爆炸。

周圍的人都為這突然事件吸引，紛紛跑過來看，看這沒拉開蓋的手榴彈，笑著，罵著。

那個「紅旗軍」朝前面望了望，然後站起來，端起手中帶刺刀的步槍，厲聲朝周圍的人喝問：「他媽的，這手榴彈是誰丟的？！」

我們都驚住了，一時不解他的意思。

「『紅色怒火』的人隔那麼遠，前面田裏又冒（沒）得一個人，這手榴彈不就是你們這些人中的哪個王八蛋丟的嗎？！」「紅旗軍」青年人繼續說。

我想，對呀！「高司」與「紅色怒火」的人，哪怕是世界投彈冠軍，也沒法從那邊山上擲到這邊山頭上來的。

「是誰？！快說，坦白從寬，不然，莫怪老子不客氣，一刀捅死你！」「紅旗軍」圓瞪著眼，一邊朝周圍的人掃著，一邊厲聲吼道。

在眾人也都帶火的眼光互相逼視下，一個背衝鋒槍的瘦小個子哭喪著臉，站了出來，輕聲說：「是我，是我甩的，⋯⋯」

「媽的，你瞎了眼，用手榴彈來炸自己人！」「紅旗軍」怒氣沖沖罵道。

「不知怎麼搞的，我想朝前面丟手榴彈，一出手，卻橫著飛到你那兒去了⋯⋯」瘦個子此時一臉煞白。

我想，這傢伙平日一定不會扔手榴彈，加上又是臥著扔，這一來，右手一使勁，手榴彈沒有向前，卻朝左邊橫飛過來了。

「你是哪個組織的？」

「是不是保皇派？！」

恰巧，這個傢伙又沒有佩袖章，周圍的人便都朝他吼了起來。

瘦小個子連忙從口袋裏掏出一個「毛澤東思想捍衛軍」的袖章，哆哆嗦嗦地說：「我也是造反派，我也是造反派⋯⋯」

這「捍衛軍」是一個人數不多的造反小組織。

「媽的，幸虧沒拉蓋，不然，我們今天要死在你小子手上。你這樣子，還佩打什麼仗，帶什麼槍！把槍繳出來，滾回家去！」「紅旗軍」又厲聲朝那傢伙喝道。

「好，我繳槍，繳槍⋯⋯」瘦小子連忙把槍放在地上，並取下胸前的子彈袋，也放在地上。然後，他戰戰兢兢地問：「我可以走了嗎？」

「你走吧！」「紅旗軍」口氣平和了一些。

瘦小個子踉踉蹌蹌地走了。

我對那個「紅旗軍」說：「謝謝你保護了我。」

「謝什麼，一個死手榴彈。」他淡淡一笑說，「我們倆都命大。」

他高高興興地撿起瘦小個子繳出的槍，不再同我說話，而只顧專心撥弄那槍去了。

我感激地望著他，心想，這世上，好人真不少。

一個人能下意識地在危險之刻，不顧自己而去保護一個陌生人，這個人難道不是一個有崇高品質的人嗎？

這位「紅旗軍」老兄，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看到過他，當時也沒問他姓甚名誰。只是從年齡上推算，他現在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不知他在何方？我衷心祝願這位在內心深處有著黃金般高貴品質的老兄，能是人生的幸運者，此時正愉快稱心地安享晚年！

雙方對射了一陣，對方又退了。

我們這一方的人便又蜂擁而上，又是一陣陣漫山遍野地「衝啊！」喊叫聲。

我端著槍，衝到一個山坡腰上時，看見一個穿背心的青年撲躺在地上，大聲喚叫喊痛，兩個佩著「紅中會」紅衛兵袖章的女中學生蹲在他旁邊，正輕聲的安慰他。我停下一看，只見那個青年人背右側被打了個板栗那麼大的洞，鮮血從那個洞口直往外湧，一塊還連在背上的皮膚，隨著湧出的血流，緩緩地上下漂蕩著。

我問：「怎麼搞的？」

一個女學生答：「剛才衝鋒時打傷的！」

「衝鋒？」我有些納悶，這個人怎麼會背上受傷呢？衝鋒應該傷前胸呀！難道是後面人開槍打的？

我回頭一看，果然，我們在衝鋒，可後面山上仍有些人蹲在那兒開槍，恐怕還有機槍，因為，頭頂上「嗚嗚嗚」地不停地響著子彈嘯叫聲。

我連忙朝後面山上揮動兩手，同時，扯開喉嚨大聲喊道：「後面不要開槍！後面不要開槍！打了自己人呀！⋯⋯」

旁邊幾個正在衝鋒的小夥子，看到這情形，也同我一起，舉槍揮手，向後面大聲喊著。

喊了一陣。大概沒有人開槍了，因為槍聲明顯減弱了，山上的人，也陸陸續續地衝了下來。

我想，那場武鬥中，凡是後面中彈傷亡的人，八成是讓自己人打的。有些傢伙只喜歡開槍，而不願跑步衝鋒，又沒有人指揮，結果，冤裏冤枉使一些人喪生，或落下殘疾。

我又回到那個傷號旁，兩個女學生正用她們帶的毛巾在包紮他的傷口。但，血仍流不止。

我脫下軍衣，再脫下裏面的白紗背心，然後，用這背心加上從傷號身上脫下的背心，扎在一起，作綁帶，捆壓住那堵著傷口的毛巾。

我問女學生：「你們知道救護車在哪嗎？」

一個女學生說：「在公路上就有。」

我看了看傷號，又看了看這兩個女學生，傷號佩著「湘江風雷」袖章，女學生又是「紅衛兵中學革命委員會」（「紅中會」）的，心想：都是造反派，沒辦法，這事只該我幹了，不然，這個人會死在這兒。

我穿好軍衣，將自己的步槍與軍用挎包交一個女學生拿著，囑咐她倆跟著我。然後，我在她倆的幫助下，將那傷號背起，然後，朝山下公路奔去。

從山下到公路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又都是田埂路，累得我氣直喘。尤其，受傷者那傷口的血也流到我的軍褲上，濕漉漉的，很不好受。

總算捱到了公路旁，但救護車還在公路前面那段路上。實在背不動了，我看到公路對面臥著一些佩著「湘江風雷」袖章的人，便朝他們喊道：「喂，我是『青年近衛軍』的，這個傷號是你們『湘江風雷』的人，你們快來幾個人，背他去到救護車那兒吧。」

「喂，小心！『紅色怒火』會從山上開槍，他們想封鎖公路。」那邊有人對我這樣說。

我不管那麼多，首要的是要他們接受自己組織的傷員，因而仍喊「這個人很危險，快來人背過去吧！」

「你把他背過來囉！」那邊有人大聲說。

「我們掩護你，你背他過來吧！」他們居然都這樣說。

我很氣憤：這班王八蛋，看我累成這樣，不快來幫忙，還推三拉四。

我真恨不得將傷員一摔，扭頭就走，摔給他們看，你們一個組織的人還不管，我管什麼！

但一看那面色蠟黃的傷員，還有那兩個急得要死的女中學生，我又不能那樣做，況且，我在我們公司裏也是「湘江風雷」的人啊！

我一咬牙，對那兩個女學生說：「你們在這等我，不要過去。」

一個女學生問：「為什麼？」

我說：「你沒聽他們講嗎？『紅色怒火』會從山上朝公路開槍。」

我反手將傷員摟緊，咬一牙，就背著他跳上了公路，朝斜對面那些人奔去。果然，有「紅色怒火」或「高司」的武裝人員在封鎖公路，我背到公路中間時，槍聲響了。子彈「叭叭」地打了過來，在我前面的柏油馬路面上「崩崩」直響。我很是緊張，然而也顧不得想什麼了，只是加快了奔走的步子。

斜對面那些人也開槍了，不知他們朝哪兒打，因我也不知「高司」派的人從哪兒打來的槍，但是他們顯然是在掩護我。

算我命大，把傷號背到「湘江風雷」那些人之中，我沒有任何傷著的地方，除了那傷號的血，染濕了我的軍褲一大片地方。

把傷員往他們一交，我又彎著腰猛跑過公路。因為我的槍還在那兩個女學生手中。

這一回，子彈只在頭上「呼呼」作響，沒打在路面上。後來想，穿過被封鎖的公路時，純粹是運氣好，不然，哪怕我彎著腰，也會是人家一個大大的活靶子。也許，對方那些開槍的人，也是我們這種「玩」槍的水平吧。

那個傷員也命大，當初看那湧血的架勢，我很為他擔心，覺得凶多吉少。不料，第二年，我有天在一次朋友的聚會上，我又遇到了他，他是一個什麼工具廠的青年工人。在無意閑聊中，他知道我就是把他從山上背下來的人，很對我說了一些感謝的話，同時，還摟起背上的衣服，讓我看那個已結長了圓圓一塊硬肉的傷口。我很驚異人的自身恢復能力，那湧出的熱血，使背上的那塊皮在傷口洞處上下翻騰的情形，我一輩子也忘不了，而不到一年功夫，這個傷口就結結實實給長彌合了，這個原來的傷號也仍是一副雄糾糾的結實樣子。按照相術的觀點，「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從那以後，我再不曾見過他，此時，不知他是否已享上了大福，在彌補當年他身上那如泉湧般噴出的熱血？

我從女學生手中拿回自己的槍和裝了子彈的軍用挎包，陡然便覺得自己很累很累了，隨便找個地方一坐，便不想動彈。

其時，已過中午，沒吃早飯，也沒看見中飯，又這樣鬧騰了一上午，豈有不累之理？

這「仗」我不打了，該回去歇息歇息。我想。

我與這兩個女學生便往回走，她們的肚子也餓得夠嗆，當然同意我的提議。

我們一同來的幾個弟兄，都衝散了，不知誰向何方。到了公路上，才遇到一些「青年近衛軍」的弟兄，正在攔住一輛往長沙市方向的卡車，不由分說爬了上去。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跟著爬了上去。

這卡車是「工聯」屬下一個工廠造反組織的，剛剛送了一卡車武裝人員到這「前線」，正準備返回長沙市，我們正好搭這車回去。

車上一下子上來三、四十個人，什麼組織的都有，都是昨晚出來的，都沒有吃早飯、中飯，精疲力盡。幸好，那陣並沒什麼「戰場紀律」，誰願去打，只管往前衝就是；不想幹了，要退下「火線」，自己撂開腿走也就是，沒有人用槍逼著你不准退，也沒有人指責你；只是，你若受了傷，你若沒吃飯，你若沒有子彈了，同樣也幾乎沒有人來及時搶救你，或及時送給你。

回長沙市的途中，看到了幾輛專門送飯和麵包之類食品的汽車停在路邊，車上的人正向圍著車箱的人分發小鉢飯和麵包，誰要吃就擠上去領就是。可是，這食品車離「前線」起碼四、五華里路遠，而且，它是做「等人上門」的「買賣」（當然還是免費供應），並沒有想要去「上門服務」，沒有像電影中常有的那種炊事班挑飯上前線陣地送吃的情景。我也不知這些送飯與麵包的汽車是屬於哪個組織的，看情形，大概是「工聯」方面的，因為，食品車上面的人統一都身著機械工人常穿的那種藍色工作服，他們分發食品也不管對象是誰，只要是來領者，一律發給。

我們都想停車去領點飯或麵包來吃，以對付一下正在「鬧革命」的肚子，可是，運送我們的汽車司機不高興，他說他的「工聯」組織要他快趕回廠去，不能耽擱，不能停車等我們。沒辦法，就再堅持一會吧，回長沙市再說。下午回到長沙市後，我連忙跑到我們廠裏，在食堂弄了點冷飯冷菜，飽餐一頓之後，便在澡堂乾乾淨淨將自己身子和軍裝洗淨後，換上了便裝。因為，軍裝只有一套，洗了，就沒有替換的，只好在裝著上，從「兵」再退回到老百姓。

我這一身殷紅血跡，使廠裏的同事都大為吃驚。我便繪聲繪色的將這次武鬥中的事，講給他們聽，同事們聽了，有佩服的，有讚賞的，也有懷疑的，這從他們的問話與眼光中都可以看出。

二年多後所謂「一打三反」運動中，我這身被血染的軍服，使我遭到了不小的麻煩。專案組的專家們，根本不想聽我營救傷員的往事，而只希望從中「挖」出我是個殺人凶手的證據。幸好，那個傷號沒有死，相信是他為我作了硬梆梆的活證明，最終，使專案組妄圖罩我一頂殺人凶手帽子的指控，冰融雪化而落了空。

我什麼地方也不想去了，只想回家。

父親見我平安無恙的歸來，非常高興，進攻湘潭市的大武鬥，消息已傳遍了整個長沙市。我想，父親一定在家為我擔心，尤其，「青年近衛軍」是此次大武鬥的「先鋒敢死隊」，我們在「打頭陣」的說法，被市民有聲有色的傳播，一定更使父親心焦。

父親連忙為我洗抹一塊床，讓我好好睡一覺，當他聽我說一夜沒睡好時。

我確實感到睏了，於是就舒舒服服倒在床上。

父親在床旁，一邊為我用蒲扇輕輕扇風，一邊怯生生地輕輕問我：還去打不打？

我說：「懶去得了。」這時，父親便露出了喜悅輕鬆的笑容。

打湘潭市的這場武鬥，我沒有再去。

據說，在我回來後，「前線」打得更激烈更凶了。對方，出動了幾輛真正的坦克，沿公路衝過來，「工聯」、「湘江風雷」方面，則一方面用十幾輛大卡車橫堵在公路上，一方面，調去了反坦克砲，六〇砲等等。

結果，對方的坦克沒有能衝過來，而我們方面的大砲也未能打爛他們的坦克，但互相的砲擊、槍戰，卻使雙方不少人喪生、受傷。一批批的傷員被拉了下來，送進醫院。那幾天，長沙市幾家大醫院都被動員起來，重點保證造反派傷員的醫治，同時，在那幾天，各造反組織都先先後後舉行追悼會，為自己組織中喪生的人送終。

現在想來，為那武鬥而犧牲自己，真是死得花不來。尤其，有的人死得更冤枉，令人難過，痛心萬分。

據說，有一個中學紅衛兵造反組織，弄了幾門打坦克用的平射火砲上「前線」。那平射火砲又叫無後座力砲，每當開砲時，砲膛後會噴出一股強大的火焰和氣體，以平衡前面出膛的砲彈頭，使其能以較為平直的路線飛馳前進，而不會成太大的拋物線飛行。這種砲，在「青年近衛軍」總部時，軍事院校的解放軍，曾給我們講解示範過其性能和操作過程。軍事教警察告我們說，開這種砲時，一定要站在旁邊按那撞針鈕，否則，砲膛後噴出的火焰和高壓氣體會傷人。然而，這個中學生組織中的一個紅衛兵，卻忽視了這一點，也許，他根本不知道這一點，因為，那陣，沒有上任何武器常識課，便抱著兵器玩上了的人，是成百成千。結果，在「前線」開砲打那對方的坦克時，他竟站在砲膛正後方，去按撞針鈕開砲，於是，悲劇發生了，砲彈沒打中對方坦克不說，可憐的是這個紅衛兵在「轟」的砲聲中，剎時沒有了影子，後噴的火與氣，將他衝得老遠，燒得稀爛。找到他的尸體時，其雙腿已燒焦，面容則更令人慘不忍睹。

長沙的造反派終究沒能用武力攻下湘潭市，「高司」派也沒能從湘潭市反攻成功。最後，是四十七軍的解放軍進駐了湘潭市，才平息了雙方的武鬥。

湖南在文革中究竟傷亡了多少人，這個數字我不太清楚。但後來在讀了四川、山西、廣西等地的武鬥情況資料後，有一個感覺：湖南的武鬥規模，相對於那些省來講，卻還是要小得多，進行武鬥的時間上也要短些；湖南真正動刀動槍的武鬥高潮，大約只在一九六七年六月至十月那幾個月中，以後就沒有什麼開槍開砲的事了。而上述那些省，卻斷斷續續打了一、二年，四川大規模的武鬥從一九六七年一直打到了一九六八年十月，甚至到了一九六九年七月，重慶萬縣地區還發生兩派又搶槍開戰，而死傷六十多人的武鬥。湖南之所以武鬥高潮的時間不長，我想，主要是因為湖南的造反派勢力強大，特別是有以大部分產業工人造反派組成的「工聯」在主導左右，故一旦有行動，便能迅速壓倒「高司」及保守派，甚至壓倒造反派中的激進分子與無政府主義分子，而有力地控制住局勢。

武鬥中被打死的人，一般是在兩派對陣時，而死於亂槍亂砲之中。據我參加的幾次武鬥情況看，武鬥中，實際上往往雙方都沒有看清對方人的模樣，而隔著很遠就朝那模模糊糊的人群開槍開砲了，唯恐自己先被人家打中，死傷人的情況也就是發生在這種時候。而武力小的一方，一旦發現自己打不過對方，則不會有什麼「堅守」一說，卻會很快撤離逃走；武力強的一方，雖也會追對方一陣，但一般是追不到那些逃離者的，逃跑總是要比追擊上勁；而追趕不到也就算了，不會有什麼人下死命令讓你去緊追的。

槍殺對方「俘虜」的事，也有發生，但不多。這是因為一則當時能抓到「俘虜」的機會很少，雙方接火一陣亂打後，打不贏的一方早早就會逃走，而不會待對方衝上來抓他們；二則，對槍殺「俘虜」的行為，即便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雙方也都公認是犯規犯法的。然而，在對待偶然被抓到的「俘虜」中，還是有遭到被殺害的，這是因為，雙方都總有一些情緒衝動的人（一般是青年人），在某種氛圍縱恿下，幹出了槍殺「俘虜」的暴行。例如，我們青年近衛軍一個基層組織的頭頭羅某，就帶人將一個「高司」派的「俘虜」活活打死了，人被打死後，他們才想到事情性質的嚴重，於是又將那死者拋進了湘江，以毀尸滅跡消除罪證，但，不久便讓人揭發，予以逮捕，最後，這個羅某被公安機關軍管會判處了死刑。「高司」派一支武裝，在湘潭抓到八個從長沙去的造反派工人，他們為了「報仇雪恨」，結果，將這八個造反派「俘虜」全部殺死，以「祭」他們武鬥中被打死的人。後來，這些凶手（其中一個還是大學生）也被公安機關軍管會逮捕、法辦。

文革中湖南的武鬥，大多發生在城市內，但農村也有過。不過農村的武鬥，主要是城市裏兩派的派戰，向鄉下的延伸，去「打仗」的大多都還是城裏人，而很少是農民為主。

我參加過一次為支援其他造反組織武裝而「下鄉征討」的武鬥。雖然沒能趕上那場武鬥，但目睹了那場「下鄉征討」武鬥的慘烈後果。當時，包括我們青年近衛軍在內，有很多造反派組織為了支援「湘江風雷」在長沙附近的鄉下進行的一次武鬥，都紛紛派出自己組織的武裝力量也跟進到了那鄉下。結果，待我們經過一整夜累得要死的行路，在第二天晨曦剛露而趕到那「戰場」時，武鬥已經結束多時了。武鬥的結局，是「高司」派方面的一支武裝——「紅聯抗暴指揮部」，丟下他們十一具被打死的尸體而撤走了。造反派方面據說也被打死了幾個人，但我們趕到時，卻只見到那十一具「紅聯抗暴指揮部」人員的尸體，著裝各異，橫一個直一個或仰面向天，或撲面朝地，而沒有見到造反派方面的死者。比我們先趕到的「湘江風雷」的武裝人員告訴說，那幾個被打死的造反派，已由造反派的救護汽車拖到城裏去了，準備開追悼會。我問他們：將如何處理這些「紅聯抗暴指揮部」人員的尸體呢？他們說，我們不用管，待我們一撤走，到時侯他們「高司」的人自然會來收尸的。當時雖還是清晨，但由於是暑天，那些死者的身上卻已隱隱發出了臭味，讓人不敢久久細看他們。有一具尸體則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因為，據「湘江風雷」方面的人說，那個死者叫李××，是長沙市××局局長，更重要的還有，這位李局長，就是反映一九四六年國共談判的電影《停戰以後》中的那位八路軍李連長之原型！我問他們怎麼知道這死者是李××，他們告知說，有人在想搜尋他身上的手槍時，發現了他的一個工作證，上面有他的工作單位、職務與姓名。我不知道他們的說法是否確鑿？其實，我以前看那電影時，是很欽佩那位機智的李連長的，然而想不到，當年的一位英雄，此刻卻亡命於這兩派的武鬥，真令人嘆息！我特地到「李連長」的遺體前，靜默了數分鐘，表示我對他的過去之尊敬，也對他的這種死法深為悲嘆！——如果那些人告知我的話是準確的，真的是李局長的話。當時的武鬥參加者，兩派大多都是情緒容易衝動的年輕人，或者即便年齡大一點玩上了槍，也往往只以「守」為主；但是，很少有領導幹部來直接上陣參加武鬥的。這位李局長支持「高司」派，並不奇怪，因為，當時，省市廳局的領導幹部們，基本都各自選擇了他們要支持的群眾組織。問題是，從政多年、人生經驗應該很豐富的李局長，幹嘛非得親自來介入這「紅聯抗暴指揮部」，介入這兩派群眾組織的武鬥呢？可惜了。

至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在湘南道縣等地的農村，發生了殘殺「地主、富農分子」及其親屬的慘案，則已不是什麼兩派的武鬥，而地地道道是瘋狂的屠殺事件了！那些殺人者及其指揮，基本都是農村原有體制的掌權者和追隨者與基幹民兵，他們以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的旗號，之所以要肆無忌憚地殘殺那些本已處於社會最底層的「黑五類」、「地主、富農分子」，就是因為在他們的觀念中，那些人是屬於隨時可以施行專政的「牛鬼蛇神」。而在當時，由於同樣被保守派指控為「牛鬼蛇神」的造反派，在城市中已取得了勝利，因而，得到縣武裝部支持的農村原有的掌權者，除了唯恐農民中也形成強大的造反勢力，也害怕那些已戴了十幾年「地主、富農分子」帽子的人們及其親屬，借造反浪潮進行「反攻倒算」，於是，屠殺的悲劇便發生了，幾千名「地主、富農分子」、「牛鬼蛇神」及其子女，不幸做了那個時代極左路線與觀念的犧牲者。道縣「貧下中農最高法庭」殺人的消息，很快通過各種途徑傳到了省會長沙，使省革籌小組與四十七軍領導都深感震驚，趕忙採取措施派部隊前往，予以制止，並宣佈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是非法的。

道縣「貧下中農最高法庭」的殺人方式，實際上，與文革初的北京「紅八月」即第一批紅衛兵們的「紅色恐怖」殘殺事件、北京大興縣發生的無端屠殺農村地主、富農分子的慘案，其思想根源完全一樣，就是那兩個頗有代表性的口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右派翻天，堅決鎮壓！」

對於道縣發生的慘案，城裏的造反派們，當時便是堅決給予譴責的，對被殘殺的人是給予了同情。因此，大街上凡報道這些慘案的大字報，都受到了造反派方面的保護，有些瞭解詳情的下鄉知識青年造反組織，還就此事發表了聲明，強烈指責「貧下中農最高法庭」殺人的犯罪行徑。

第十三章　捲入造反派的流血「內戰」

造反派不是「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可是一搞起爭權的內訌來，就很快也會冒出一個個小小的再版楊秀清、韋昌輝與石達開們來，從而互相大打出手，彼此間發生流血的武鬥。這類事情，一次又一次的發生，使我們這些基層的鋼桿造反派分子當時都很為吃驚。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終於發出了解決湖南省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決定，宣佈撤消中央文革原來下達的二・四批示，承認「湘江風雷」是革命群眾組織，支持「工聯」為代表的造反派組織，批評了省軍區，指責了「高司」派等保守組織。並指定，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四十七軍軍長黎原為組長，以原省委書記華國鋒，候補書記章伯森和「工聯」頭頭胡勇、「湘江風雷」頭頭葉衛東為副，組成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接掌全湖南省一切大權。

造反派們聽到這個消息，無不歡欣鼓舞，興高采烈。而「高司」及其保守派盟友的組織，則紛紛土崩瓦解，不攻自垮，他們或反戈投降，或自動隱退解散組織。在北京，未能獲得中央支持，在長沙市，用實力較量他們又只能敗退，面對這不可抗拒的大勢，他們別無選擇。

看到這造反派取得大勝利的局面，我自然也是高興得不得了，將那個解決湖南省文革問題的中共中央文件讀了又讀，看了又看。心想，我們終於勝利了！這一來，離文化大革命結束的「偉大時日」想必也很近了。我作出了離開「青年近衛軍」，帶著自己單位幾個弟兄，回我們公司去的打算。大局一定，本單位的事就靠我們去幹了。俗話說：「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此時雖不完全已達那境地，但，從大形勢上講，對我們可以是這樣說了。

然而，在慶功會還未來得及舉行之際，造反派卻打開了內戰。這內戰除了輿論上的外，本來是一致打「高司」和保守派的機槍大砲，也被用來了對付昨天還是同一個戰壕裏並肩戰鬥的兄弟。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國天京內訌的血案，被化成一個個小型折子戲，移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身上。

這造反派的內戰，是如何打起來的，是什麼本質上的原因所導致的，那是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研究的事，我只能猜想到一點，那就是：造反派頭頭們都想「以我為中心」！

「工聯」派認為，他們為幫助「湘江風雷」平反出了大力，中央文件中的文字詞句又明確了「湘江風雷」是「革命群眾組織」，而「工聯」是「革命造反派組織」。這個細微的差別，在講究政治用語遣詞造句背後真正含義的那時，當然地被「工聯」方面認為中央是確定自己為正統造反派組織，地位是高於「革命群眾組織」的「湘江風雷」。

而「湘江風雷」方面，卻認為自己是比「工聯」資格「老」的老造反派組織，是湖南省造反派的旗幟，因而，應以「湘江風雷」為湖南省造反派首領。有人甚至提出，湖南省的所有造反派組織全部取消自己的名稱，包括「工聯」在內，而成建制地統統加入「湘江風雷」，使全湖南省的造反派只有一個名稱、一個組織，那就是「湘江風雷」。就像全中國，只有一個中國共產黨組織一樣。

思想認識上的差異，造反派頭頭們政治野心的互相碰撞，一步步演變為言語、方針上的分歧，又一步步變為公開的行動上的衝突和分裂，最後，再次發展為槍砲對槍砲的內戰。

看到「工聯」與「湘江風雷」兩大派造反組織發生內訌，我感到很難過、很痛心。覺得這一來，大丟了造反派的面子，讓保守派的人在一旁笑話，「看了險」。我想不通，大家都是風風雨雨中過來的造反派，有什麼事情不好商量，有什麼事情不能互相體諒，而非得這樣互相咒罵，以至兵戎相見？

當然，我那時其實是幼稚得很。陸游有句詩說：「早歲哪知世事艱。」很對。畢竟，當初我還不到十八歲。

「工聯」和「湘江風雷」一分裂為新的兩大派，自然，雙方都有自己的擁護支持者，或者說對分裂推波助瀾者。長沙市乃至湖南省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組織，便依據自己的利益和觀點，分別又站到「工聯」或「湘江風雷」的旗幟下。

「青年近衛軍」是站在「湘江風雷」一邊。

海司令實際上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同他一起生活了幾個月，知道了這一點。社會上的傳說中將他描繪成耀武揚威的凶狠模樣，那完全是胡猜。他之所以在造反派的分裂中，感情傾向了「湘江風雷」，完全是他對備受折磨出獄不久的「湘江風雷」頭頭們的同情，認為他們不應該再受貶斥。但是，他在爭執中，也並不很堅決去反對「工聯」，他始終認為「工聯」仍是「造反派兄弟」，只是他不滿意「工聯」一些頭頭擺出的老大哥神氣。

然而，「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只要海司令對「工聯」有一絲不滿，下面「青年近衛軍」的弟兄們就會變成十分憤慨，以至自動捲入造反派的內戰漩渦。

八月下旬，即中央宣佈支持「工聯」與「湘江風雷」後不到半個月的一天，「工聯」與「湘江風雷」各自的一些基層組織，為幾輛汽車歸屬等小問題，最終竟演導成一場傷亡不小的流血武鬥。

「青年近衛軍」總部是在長沙市當時還屬靠近郊區的地方，在城市的邊緣。對於城內「工聯」與「湘江風雷」的內戰，開始並未捲入。甚至，他們已打了兩天多，我們都還按兵未動。

我們總部這些不是頭頭腦腦的武裝人員，雖說主要任務是負責總部的警衛與安全，但平日其實沒有什麼事做，就是打打靶，練練自己的槍法。城裏的內戰打響後，海司令下令保持中立，「青年近衛軍」人員一律只旁觀，不許參入。於是，我們便只好爬到總部所在的礦山設計院大樓頂上，觀看城內隆隆硝煙，靜聽「叭叭」、「轟轟」的槍砲響聲。

聽了兩天，看了兩天，大夥不由心癢癢的，很想進市內去走走，甚至去幫幫「湘江風雷」的忙，但海司令不准，大家也只好作壁上觀。

「機會」卻來了。

據說，「湘江風雷」一號頭頭葉衛東，此刻被「工聯」的武裝圍困在城內解放路一個省人委招待所大樓內，十分緊急，招待所大院內甚至落下了六〇砲的砲彈。這位葉頭頭急得到處打電話求援，其中最重要的電話，就是請海司令趕快「出兵援助」。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

海司令考慮了很久，終於下令：出兵，援助「湘江風雷」！

總部的青年們歡呼起來，高興萬分，並立刻行動起來，背上槍，帶足子彈，雄糾糾氣昂昂地集合在設計院大院空坪裏。明明又是去玩命，弄不好就有去無回，然而，我們卻像過節一樣喜歡，我至今不懂，這究竟是為什麼？經常從電影中看到，每逢激烈戰鬥之前，戰士們往往是積極請戰，士氣高昂，要求去玩命，中外軍隊，概莫除外。對此，有些人說，這是導演胡編的，不可能，然而，對此我卻堅信不疑，並小有體會。只是始終不明為何都是這樣。

海司令的「出兵」命令卻有補充規定。他說，我們的任務，只是解救「湘江風雷」，解救那個葉頭頭，希望只打「有限戰爭」，目的一達到，就「必須立即撤退」。

這一點，我們都能接受。

矮矮敦敦的易麻哥，又是「前線總指揮」。當「青年近衛軍」屬下的各「兵團」、「縱隊」、「連隊」都來了人後，他便率領我們浩浩蕩蕩地向城內開發了。

我們總部這些武裝人員組成的「紅色尖刀排」，仍由省建築公司的「牛哥」負責，沿小巷，直插到被「工聯」武裝圍困的那個省招待所的對面，只隔著一條柏油馬路即解放路。

招待所大樓隔馬路正對面，有一排居民住房。我與四、五個夥伴，從一家居民家的後門進去，爬到二樓上，從二樓那個小窗，正好可以看到對面招待所大門。大門敞開，卻空無一人，冷冷清清，但卻不時傳來不知哪兒打來的槍聲。

我們幾個人商議，怎麼才能衝進那招待所，去救那「湘江風雷」的頭頭。想來想去，覺得除了這一排居民房屋必須控制外，還得控制面前這條柏油馬路。但此刻，不知我們的人是否已做到這一點。

我走到窗口，伸出頭朝馬路左右看了一下，發現馬路上也是空無一人，心想，說不定「工聯」方面已經撤走，如果是這樣，我們衝過去，便可順利完成解救任務了。

剛想到這裏，陡然，「叭⋯⋯」響起一陣槍聲，朝外開的一扇窗子被子彈打中，一塊玻璃「當」的一下，破碎、掉下。我嚇得趕緊將頭和身子一縮，並趕緊臥倒，卧在樓板上，好半天心臟還「咚咚」直響。

其他幾個夥伴也都臥下了，大家不再吭聲，只是靜聽窗外密集的「叭叭」槍聲。

一會兒，外面又安靜了。看來，馬路上不知在什麼地方隱藏著「工聯」的人，剛才那陣槍，無疑就是發現了伸頭出窗外的我而掃來的。幸虧，老天保佑，他們的子彈只打爛了窗上的玻璃，而未傷及我。一想到這點，我就心有餘悸。那窗口，我再也不敢去了，離它遠遠的，我還要臥下而不敢再站立。

又上來二個人，一個是小吳，株洲市一家機械廠的一名女青工，也是我們「紅色尖刀排」的人，年齡比我還大一點，但不到二十歲，長得很漂亮，尤其笑起來時，更加美，小夥子們常常為她而失魂落魄。然而，看看她可以，而當誰真有超常舉動，她卻會不客氣地掏出經常別在腰上的那支勃朗寧手槍，用似乎隨時可能會冒煙的槍口，迅速驅散某種貪婪的衝動和陡然滋生的邪念。

小吳見我們都臥在樓板上，忙問：怎麼樣？

我告訴她，馬路上有「工聯」的槍手。

她臉上有些狐疑：外面挺安靜呀，「工聯」的人躲在哪兒？

我說：不知道。

她說：不搞清「工聯」的人在哪兒，我們怎麼能過馬路衝到招待所大樓去呢？

我們都不知道。

有人說：小吳，臥下，當心冷砲子！

小吳不怎麼為然地說：光臥在這裏有什麼用？

我們也都不知道。

我想，光臥在這裏確實是沒有屁用，不如退出去，從其他小路插到馬路一頭去，就可以發現「工聯」的人，至少，可以方便控制馬路吧。

小吳此時卻輕輕走到窗子一側，握著手槍，靜靜地側視窗外。

我見她這樣，連忙喊：窗口那裏危險！

其他人也喊她臥倒。

她朝我們抿嘴一笑，沒有吭聲，又轉臉側視窗外。

「叭叭叭」突然又一陣槍響，來勢很猛。

我下意識地將本已臥著的頭一埋，彷彿子彈已打到了我的頭頂上。

「咚」的一聲。待我抬頭一看，只見小吳已仰面跌倒在樓板上，她的手槍被拋得好遠。

看這模樣，我頓感不妙，連忙喊：小吳！小吳！

沒有回答。

大家都喊起來：小吳，小吳，怎麼啦？！

仍沒有回答。

挨小吳較近的人突然說：小吳被打中了！

我們連忙從樓板上騰起來，跑到小吳身旁蹲下。此刻，我們忘記了窗外呼嘯的子彈，彷彿一場遊戲已玩完，大家可以隨便了一般。

小吳的後腦處，已血糊糊的，她烏亮的秀髮，已被暗紅的鮮血染著了一大塊。

完了！我驚恐地想。

小吳不再答應我們，不再給我們那迷人的淺笑了。

子彈是從她前額打進後腦炸出的，美麗蒼白的臉龐，已被血污遮掩。她太大意了，以為只要不將頭全伸出窗外，就沒有危險，豈不知，站在窗側也會要命的。

我們幾個人已沒有了恐懼，而只有悲憤、難過和深深的惋惜。

迅速將小吳的遺體抬了出去，讓負責醫護的人趕快將她送往附近的醫院。搶救雖然已沒有了意義，但每一個在場的人都不認為這是沒有必要。

我們也默默撤出了那倒霉的民房，沒有人還願意呆在那兒，也再沒有人願意進去。

我們幾個人呆呆地坐在這幢民房的後門邊，不斷的嘆息，不斷的發出自疚之言，都說悔不該沒去拖住小吳，而卻任她停立窗側。我想，只要我們態度堅決一些，讓小吳臥下，本來就完全可以避免這悲劇的發生。可是，我們為什麼沒做到這極其簡單的一點呢？！

我初次猛然感到：人生，有時就差那麼一點點，都會導致天壤之別的不同命運和結果。

我只能以深深的長嘆，抒發內心的自責。

撤出那幢民房後，我們「尖刀排」奉命沿小巷，去插到柏油馬路的一端，以便控制這條馬路，讓困在招待所裏的「湘江風雷」頭頭能安全撤出來。

我端著打開刺刀的步槍，領先衝入馬路端的一個百貨商場。

商場已空無一人。我沿營業廳搜索前進。如果這兒沒「工聯」的人，我們就可以此為據點，佈置火力，警戒前面的馬路。

突然，前面櫃檯處有幾個穿藍工裝的武裝人員，我連忙臥倒，舉槍對準他們，高聲喊：「你們是哪個組織的？」

對方不吭聲，卻都躲在櫃檯下去了。

我又高喊：「我們是『青近』的，你們還不報組織名字，就莫怪我開槍了！」

「『近碼子』，莫開槍！咯裏櫃檯內都是手錶，打爛了櫃檯，手錶就都會被壞人搶走的。」對方終於有人說話了。

「近碼子」，是當時其他造反組織對我們青年近衛軍的一個親畏相間的稱呼。

手錶？我一驚，這百貨商場內商品琳琅滿目，我進來時根本沒注意，此刻才意識到。而手錶，在那時，可是極貴重的商品了，一個工人，往往要節衣縮食積攢一、二年，才能買一塊手錶戴上。我參加工作近二年，卻從來沒嘗過戴手錶的滋味，甚至想都不敢想，認為那對我來說，還是遙遠的奢侈的事情。現在，前面櫃檯就陳列著閃亮的手錶，只要一開槍，那些手錶的命運就會「危險」，難保不會讓壞人趁火打劫。

我猶豫萬分。

但對方是什麼人呢？我不放心，又問：「你們到底是哪一部分的？」

「『近碼子』，我們都是造反派，造反派莫打造反派囉！」對方又喊。

知道我是「青年近衛軍」的，卻始終不報出他們自己的組織名稱，無疑，對方就是「工聯」的人！我想。

我趕緊回頭高喊：「快來人呀！這裏有『工聯』的人！」

「『近碼子』，千萬莫打羅！我們就撤走，不擋你們的路，但是，咯個手錶櫃檯也交給你，你們要負責保護好囉！」對方仍大聲說。

只見，幾個人撐著腰一個個從櫃檯後鑽出來，又飛快地從一扇側門跑走了。

我想，只要我一扣扳機，肯定至少要打倒他們一個人。二十來米遠，半自動步槍威力是足足有餘。但，我不敢扣扳機，寧願眼睜睜看著他們跑掉。

朝離這麼近的大活人，我根本沒有勇氣開槍，何況他們也都是造反派，雖說現在是打內戰。

再則，手錶！

我不能開槍。

我們「紅色尖刀排」的人跑了過來，直問我：「『工聯』的人在哪？」

我指了指前面那扇側門說：「從那兒跑了。」

大夥頓時朝那門湧去。

我走到置放手錶的玻璃櫃檯邊，一看，真的好多手錶，白的、黃的、大的、小的都有，閃閃發亮。

一臉黝黑的牛哥端著衝鋒槍過來了，他是我們推舉的「紅色尖刀排」的頭兒。我對他說了這手錶的事。

「牛哥，我們看來得派人保護這手錶，不然，出了事會怪我們的。」我建議。

「那是的！搞不好又會造我們『近碼子』的謠，說我們搶手錶，趁火打劫。」牛哥點點頭。

他讓我帶三個人守在這兒，還挺神氣地說：「不准任何人靠近櫃檯！誰不聽，你們就開槍，打死人由我負責。」

我們都笑了：牛哥，這個責你負得起嗎？

我們不需要開槍，有我們幾個手持武器、赫赫有名的「青年近衛軍鋼鐵戰士」在此，誰還敢靠近櫃檯？

牛哥又說：「我去向海司令報告，你們千萬莫走開了囉！」

他走到我身旁，悄悄地嘻笑著在我耳邊低聲說：「要是海哥批准，發給我們每人一個手錶，那就好囉。」

我笑著搖了搖頭說：「你莫做夢！」

「他媽的，讓牛哥我也韻一韻戴手錶的味羅！」他捋上左手袖子，露出光光的手臂，繼續說。他已做了五年建築工人，但還沒買上一塊錶。

一會兒，牛哥就回來了。他根本沒去向海司令匯報，卻從街上帶來了三個四十七軍的解放軍戰士。

造反派打內戰，可急壞了解放軍四十七軍黎軍長。他一方面火速向中央打電話報告情況；一方面派出大量徒手的解放軍，上街勸阻兩派造反組織，力圖制止住這愈演愈烈的武鬥。

牛哥指著那三個解放軍對我說：「我喊來幾個當兵的，把守櫃檯的責任交給他們，光我們『近碼子』的人守，別的組織的人會懷疑，說我們想獨吞這些手錶，交給解放軍，我們就可以脫身了。」

牛哥平日一副草莽狀，不料，他也有考慮細微之時。

我頓時對他很添了幾分佩服。

牛哥對那些滿臉笑容的解放軍說：「就是這些手錶，麻煩你們看管，我們可冇得責任了！」

一個解放軍問：「你們現在⋯⋯」

「另有任務！」牛哥將背在背上的衝鋒槍往胸前一勒，故作神秘地大聲說，「弟兄們，走！」

我們便朝那幾個解放軍點點頭，隨著牛哥離開了手錶櫃檯。

離開那百貨商場，我頓然覺得非常輕鬆，也有一點自豪感，彷彿自己做了一件什麼大事。

文化大革命那激烈的動亂年月中，人們在政治上鬥得死去活來，唯獨在經濟上，卻顯現出能令今人驚訝的慎重。在武鬥期間，不知是否有人趁那混亂局面，發了橫財沒有？但，我普遍看到的是，人們，尤其是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對金錢財物的疏遠，與其保持應有的距離，惟恐金錢財物玷污自己的名譽。這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天方夜譚。這種現象的背後由什麼原因支撐，我不知道，我唯一能說的是，這些事實，都是千真萬確。今天，不少青年人聽人講述在那混亂年代，青年們、紅衛兵們居然在金錢財物面前，採取了「坐懷不亂」態度的事情，都笑我們那一代青年「真蠢！」還說，如果今天又發生了那樣的的局面，那他們一定會比我們「聰明」，不會讓金錢從他們手裏溜走。

我對他們取笑我們「真蠢」的態度，深表寬容，我對他們今天所說如何不讓金錢從他們手中跑掉的心態，也完全相信，只是我同時也堅信，真讓他們進入那種環境，只要他們內心深處有一點點精神的追求感，他們就決不會去做一名打劫犯！他們今天之所以說得那樣充滿拜金感，主要是他們此刻暫時還沒有精神的追求。而文化大革命不論其發動者主觀願望何如，當時，對我們那一代相當多的青年來說，宣傳中的文革運動之目的，確是一個誘人追求的革命烏托邦。

天黑之前，我們撤出了那場流血的武鬥，原因有二個，一則，「湘江風雷」被圍困的頭頭已解救出，這是個令人高興的事，也是海司令命令我們參戰的目的。第二，則是件哀喪事，我們的「前線總指揮」易麻哥不幸陣亡。他是乘坐嘎斯吉普車前往「湘江風雷」一派的武鬥指揮部駐地時，在馬路上被一顆流彈打中頭部死去的。

易麻哥也是個建築工人，他的個人情況我不甚瞭解，但他平日為人甚為和氣，作了「青年近衛軍」的頭頭、海司令的副手，沒有任何架子，一些危險的事情，都是由他來領頭，充當隨時可能丟命的「總指揮」。相反，那些上北京當談判代表呀，擔任駐京辦事處頭頭呀，或與解放軍四十七軍軍部充當聯絡官等等「美差」，他都從來沒沾過邊。憑這些，我就充滿了對他的敬意。

他的死，也是一個悲哀。

這場武鬥，使「青年近衛軍」付出了幾位年輕人的寶貴生命，卻不知道獲得了什麼。

夜晚，我們坐在總部所在的設計院大樓頂的平臺上歇涼，一邊繼續傾聽城內零星響個不停的槍聲。雖然我們已撤了出來，但城內的武鬥並未完全停止。

最終，一顆燃燒彈擊中了長沙市中心的湘繡大樓，致使大樓忽地騰起熊熊大火，燃紅了半邊天。我們在遠遠的青年近衛軍總部大樓頂上，都可以看見城中火光沖天。

這顆燃燒彈毀了國家上百萬元的財產，但它燃起的大火，卻奇跡般地中止了兩派的戰鬥，兩派都主動停了火，兩派都有人主動隨同解放軍參入了救火的行列。

事後，「工聯」與「湘江風雷」兩方都攻擊對方是這場大火的始作俑者，攻擊燃燒彈是發自對方的小鋼砲。

最後，卻查明這枚造成國家大量財產損失的砲彈，是一個由從勞教所跑出來的勞教人員們組成的集團的武裝人員打的，這夥人的頭頭是一個資深扒手與唯恐天下不亂的傢伙。當然，那個「司令」，最終為此受到懲罰，很快就被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下令逮捕、審訊、宣判，予以槍決了。

「青年近衛軍」與「工聯」方面也直接發生過一場傷亡慘重的大武鬥，如果當時不是正恰好碰上毛澤東主席視察大江南北剛剛到過了長沙市，才得以使戰火熄滅，那武鬥發展下去，肯定將會使更多的人白白喪生。

九月中旬，由市搬運公司搬運工人組成的「工聯」屬下組織「六號門」兵團，有天夜裏為小事爭吵，而繳了大街上幾個「青年近衛軍」所屬的「鋼三連」成員的槍，「青年近衛軍鋼三連」方面於是派一個代表團去「六號門」兵團交涉，要求歸還槍支。開始，雙方代表在「六號門」的辦公室內談得尚順利，不料，在談判後，當「鋼三連」代表走出「六號門」兵團大樓的大門時，「六號門」方面的武裝人員卻突然開起了槍，將「鋼三連」的負責人及幾名青年打傷在地，還將他們乘坐的小轎車打得稀爛，自然，坐在車裏等候的司機和另一名賀姓青年，當場斃命。

對這個突發的流血事變，「六號門」方面的人後來解釋說，高度神經緊張的「六號門」武裝人員，在「青年近衛軍」代表一到之時，他們就在大樓裏嚴密注視了，一觸即發的槍口通過窗口，暗暗地瞄著大樓外等候的「青年近衛軍」小夥子們，唯恐小夥子們會有什麼高超陰謀。談判途中，不知是誰開了第一槍，至今，也弄不清那第一槍是怎麼打起來的。是故意挑釁？還是槍走火？始終未搞明白。反正，「六號門」的人一聽見槍響，就發生了連鎖反應，統統下意識般扣動了他們手中的步槍、衝鋒槍和機槍的扳機，飛蝗似的子彈，便暴雨般地隨著「叭叭叭」的槍響，射向了大樓外那幾個可憐的青年人。只到發現「青年近衛軍」人員並未還擊，而被打死打傷了，「六號門」的人才感到有點不對頭，槍擊才停止。

消息傳到正在市第五中學校內組織軍事訓練的「青年近衛軍」臨時總部，海司令和其他頭頭，都萬分震驚，短暫的碰頭會後，向「六號門」進軍的命令，立即下達給正在參加軍事集訓的各「兵團」、「縱隊」、「連隊」，幾千名全副武裝的「青年近衛軍」戰士，便迅速開上了又一次造反派內訌的戰場。

解放軍四十七軍負責組織給「青年近衛軍」上軍事訓練課的軍官們，見到這情形，急得要命。連忙一方面派人趕緊向黎軍長匯報；一方面他們圍住海司令，力圖說服他撤消開戰的命令。

本來怒火填膺的海司令，被幾個解放軍軍官一講此事後果將會產生的利害關係，慢慢又有些猶豫了。但是，操場上正在迅速列隊集合、上車的青年們及其所發出的震天響的口號聲，卻又感染了他，鞭策了他：

「『青近』戰士不可侮！」

「還我戰友還我血！」

「以命償命，以血還血！」

「血債要用血來還！」

「⋯⋯」

聽到這火熱發燙的口號聲，我也被感染得熱血直湧。

海司令朝站在四周的我們這些總部武裝人員望了一眼，回頭對跟在他身後正費盡口舌勸他的四十七軍軍官大聲說：「你們不要勸了，這一回，要如何就如何！反正，這仇非報不可！」然後，他朝我們手一揮，大吼道：「都給我出發！」

於是，我們都湧上了汽車，一車接一車開上了又一個「前線」。

「六號門」的搬運工人，雖說都是人高馬大的壯漢，但其武裝人員並不多，何況，他們之中，有家有室、有兒有女的人佔了不少，不像我們「青年近衛軍」，個個都是無牽無掛的年輕人，而且人人手握鋼槍。照講，相當於軍隊幾個團的兵力掃過去，足可以踏平「六號門」兵團那座大樓。

然而，我們畢竟不是軍隊，海司令也畢竟不是將軍，頭頭們也沒有一個真正懂指揮打仗，甚至，我們也沒有意識到：「六號門」是「工聯」屬下的的一個組織分部，我們只想到打「六號門」，卻沒有防範「工聯」全體對我們的襲擊。

幾千人上陣後，還沒有挨到「六號門」大樓的邊，沿途便被「工聯」一些單位零星襲擊，被打傷幾十人，打死七、八個。

面對這一連串的傷亡，「青年近衛軍」上上下下都發瘋了，不顧一切地玩命。幾個小時後，便逼近了「六號門」大樓。在佔據了的省報報社樓頂上，甚至架起了幾門六〇砲，準備開砲轟擊「六號門」大樓。只是試了兩砲後，砲彈離目標偏差太遠，一時不敢再打，而到處去找當過砲兵的復員軍人來掌砲。

我們總部「紅色尖刀排」這些人，確實是「尖刀」，幾插幾拐，我們便佔據了湖南醫學院（現為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的一幢高樓，在那高樓上便可居高臨下俯看「六號門」大樓。我們幾個人守一個窗口，伸出槍管，朝那「六號門」大樓就「叭叭叭」一頓掃射，也不管「戰績」如何，只圖痛快地扣扳機。

後來才知道，「六號門」的人，他們全躲起來了，那是一座幾乎無人的空樓。

我們見開槍對大樓無損，又沒看見裏面的人，便商議去找一、二門六〇砲來，想用砲彈轟垮那座大樓。

到哪兒去找六〇砲呢？牛哥胸脯一拍：我去找海哥。

正在這時，幾個解放軍來到我們這兒，他們說他們是四十七軍的，是奉黎軍長之命，來勸我們停止武鬥的。

我們不理他們。

牛哥對他們大聲說：「你們知不知道，他們無緣無故打死了我們的談判代表？！」

我也說：「我們要報仇，你們莫管！」

那幾個解放軍卻不動氣，只是仍一個勁勸我們下樓撤走。

這時，又來一個解放軍，看他穿四個口袋的軍服，年紀也較大，一看就知道是個軍官。

這個軍官對我們說：「你們誰是負責人？」

牛哥指著我說：「我們兩個就是，你要幹什麼？！」

那軍官顯出挺嚴肅的面容說：「請你們跟我到外面去一下，我有重要情況要同你們說。」

牛哥看了我一眼。

我說：「去就去」。

在大樓走廊裏，那個軍官才悄悄說：「你們趕快撤退，不然，你們會吃虧的。」

牛哥說：「不撤！吃虧就吃虧，老子反正今天不要命了。」

那軍官又說：「你們的海司令已下命令讓你們都撤退。」

「真的？」我不信，望著那軍官說。

「海司令撤了，我也不撤！」牛哥怒氣沖沖。

那軍官左右環顧了下，然後湊近我們低聲說：「我只能告訴你們，現在出現了極其重要的情況，你們必須撤走，你們的海司令真的已下令撤兵，你們也趕快撤走為好，我不能具體告訴你們發生了什麼事，你們撤回你們的總部，就會清楚。」

看那軍官極為莊重嚴肅認真的神態，好一陣，牛哥對我眨眨眼，問「你看⋯⋯」

「那⋯⋯就先撤吧。」我有些猶豫地說。

也許真出了什麼大事。我想。

撤回總部的路上，大街上再聽不到槍聲，也沒有看見我們組織的其他人了，看來，真是全撤退了。

在總部，終於打聽到了「青年近衛軍」全線停火撤退的原因。

有人告訴我，解放軍四十七軍副軍長找到海司令，先是勸他無論如何下令撤兵，至於「六號門」槍殺「青年近衛軍」代表的事，四十七軍負責處理，海司令開始自然死活也不下令，這位副軍長只好露出了一點底牌壓海司令：「我告訴你海司令，最近二天，中央有人來到湖南省視察了，你們『青年近衛軍』如果不停止武鬥，到時你就會吃不了兜著走的！」

海司令從這個副軍長帶威脅的話中，嗅出了其中的味道，平日，四十七軍的軍長、副軍長對海司令都是客客氣氣的，今天，這位副軍長卻說話句句軟中帶硬，一反平常。

海司令與總部幾名「常委」商量了一會，終於決定忍痛撤兵，但對部下發佈命令時，還留下了一句話：「等中央來的人視察走了之後，我們再打！」

海司令的嗅覺是準確的，他的停火命令也是下得正確的。幾天之後，全湖南省的人都聽到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傳達的重要消息：偉大領袖毛主席於九月十七日，視察了湖南省的長沙市，接見了四十七軍軍長和省革籌小組中的原省委書記等人，並發表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最新重要指示。

「青年近衛軍」與「六號門」發生武裝衝突的那一天，正好是毛澤東主席到長沙市視察後的第三天！

不停火，行嗎？！

本來對海司令下令撤兵的做法極為不滿的青年們，聽到這消息，一下子對他又佩服得五體投地。

毛澤東主席的到來這件事，就千真萬確極其有效地平息了一場流血武鬥事件，而且是一場將會繼續擴大，致使更多人傷亡的大規模武鬥事件。

就在那天，「湘江風雷」這一派的上萬名武裝人員都已摩拳擦掌，正從各軍事集訓駐地集合，準備前來援助「兄弟的青年近衛軍」，這一仗若打起來，將造成的損失，可想而知。當「湘江風雷」一派的各路武裝人員正待出發時，卻得知了「青年近衛軍」撤退的消息，他們都感到極其困惑：一貫敢打敢拼的海司令，今天怎麼啦？

事後，大家才明白，海司令並不全是一個只有匹夫之勇的「迷糊」。

武鬥一停，剩下的事就是開追悼會，幾副黑漆棺材擺在靈堂裏，由上百個花圈簇擁著。

追悼會場設在一個電影院大廳裏。電影院反正不放電影，那時也沒有電影可放，於是，在長沙市，一場武鬥下來，造反派總會在一家或幾家電影院開追悼會，哀悼自己組織在武鬥中喪生的人。

「六號門」兵團卻給「青年近衛軍」總部打來一個電話，說這次武鬥，純屬誤會，他們的張司令準備帶人，前來參加弔唁，一來賠罪，二來說明情況，希望重修於好。

總部開會，大多數人都反對讓「六號門」的人來參加追悼會，還說，只能同他們「在戰場上見！」與他們又握手言歡，對不起傷亡的弟兄們，對不起在靈堂裏靜靜躺在棺材裏的幾個弟兄。

海司令卻說：「橋歸橋，路歸路，血債當然是要清算，但人家口裏講和平，我們不能拒絕，就讓他們來吧」。

畢竟，雙方終究是造反派。

電話打過去，「六號門」卻又提出，為避免沿途和追悼會場周圍的「青年近衛軍」襲擊他們的張司令，請「青年近衛軍」派代表去他們那兒，陪同引導他們一塊出來參加追悼會，以保證他們的安全。

這個要求更激起了「青年近衛軍」總部與會人員的憤怒：來就來，還提什麼條件！

有人氣憤地說：「上次去代表，就給他們打死打傷了，還能派代表去？」

有人分析說：「這是圈套！是想等我們又派代表去，扣了做人質，好要挾我們。」

但海司令與總部熊玉林等頭頭商議後，決定答應「六號門」方面的要求，派一個全權代表去商談他們參加追悼會的事，因為覺得這安全問題，在當時那種氛圍中，「六號門」方面的顧慮並非憑空捏造。

派誰去呢？

這可不是美差，前面沒有鮮花，沒有祝詞，有的，只可能是危險。

沒有人願意去。

一則是感情上的抵觸，二則也是因前次代表被打死打傷的前車之鑒。

負責追悼大會的頭頭熊玉林，問了幾聲，無人響應，他有些焦慮了。

我決定，去走這一趟。

從感情上，我真不願意與「六號門」的人握手，但若真的沒有人去那兒，「六號門」的人豈不又會恥笑我們被他們「打怕了」。

見我挺身而出，熊玉林等頭頭都很高興，見我背的是步槍，便要我換一枝五九式「將軍牌」手槍去，他們說，手槍便於自衛。

我不要手槍，到那場合，真出事，手槍頂屁用！

我拿了兩顆手榴彈，分別插在左右腹處，用軍用腰帶卡住。

我說：「讓他們看到我帶了這傢伙，曉得我們的決死精神，就行了。」

大家都用欽佩的眼光看著我，有人還喊：「是條好漢！」有人甚至鼓起掌來，引得大家都鼓掌為我送行。

熊玉林問我還要帶什麼。

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一個敢同我開車的司機。雖然，那陣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在學著開汽車，但，我卻還不敢任意在人流如湧的大街上駕駛它。

有個小夥子自告奮勇，來當我的司機。

我就這樣別著兩顆手榴彈，乘一輛嘎斯六九吉普車前去「六號門」大樓。途中，我真有了一種「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心情，似乎真是去完成一件什麼偉大的任務。

到了那兒，司機照例留在車上。但我囑咐他，車鑰匙千萬別撥下，隨時作好準備，如果大樓內有什麼動靜，你只管開車趕快跑，不用管我了。

我自覺威風凜凜，至少是裝作威風凜凜的樣子，挺胸昂首大步跨進了「六號門」大樓。

「六號門」兵團的人，畢竟年齡比我們「青年近衛軍」的年輕人要大，沒有小夥子們隨便，而是十分謹慎。一進那大樓，只見他們都荷槍實彈，煞有介事地一派緊張的樣子，大門、走道、樓梯口，到處都站著拿槍的人，而且，手指頭都放到了板機處。

我從電影裏看過正面人物到敵方陣營去談判什麼時，會有什麼樣的形象的舉動，因而此刻，我儘量在腦海裏搜索那些畫面，並隨時溶化到自己的舉止上。

「六號門」兵團的「司令」張某等，在樓梯口便滿臉堆笑迎接我，把我帶進他們的辦公室後，又是茶又是煙，敬過不停。

我一邊同張某等人講話，一邊警惕地張望辦公室內外。

幸好，一切正常，一切順利，沒有槍聲，沒有砲響，我陪同張某等「六號門」的弔唁代表，一道乘車來，安安全全的參加了追悼大會，獻上了他們的致哀花圈，也恭恭敬敬行了以示賠罪的跪拜大禮。

追悼會弔唁一完，卻又差點出了事。

「青年近衛軍」那些犧牲者的家屬們，聽說打死他們親人的「六號門」頭頭來了，便哭著前來要找張某等人算帳，在場的青年人都被感染了。於是，上百名「青年近衛軍」戰士衝進靈堂，荷槍實彈殺氣騰騰，高喊著「討還血債！」的口號，要抓張某等人。

幸虧總部的頭頭早有準備，張某的弔唁活動一完，便拒絕了張某留下會談的要求，而要我趕快從電影院後門帶他們出去，送回「六號門」。

果然，當我把張某等送上汽車時，一大群青年近衛軍弟兄們已從電影院後門追了出來。如果遲一步，張某等人恐怕就會橫尸街頭，要知道，在那種氣氛中，殺死人的可能性的確非常大。

「青年近衛軍」與「六號門」之間的武鬥，以後沒有再起，至少，這場流血武鬥終於平熄，沒有擴大繼續。這種值得欣慰的結果，公道的說，有一條，應歸功於雙方的「司令」，他們在事件發生後，終於能用冷靜的理智，戰勝當時自己人時刻在高漲的瘋狂。可以說，「六號門」張某冒死的危險前來參加「青年近衛軍」的弔唁，確是一個勇敢的舉動，理智的舉動。這一招，對兩個組織之間的武鬥趨於平熄，應該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再加上，青年近衛軍的海司令等頭頭在事後幾個關鍵時刻，終於顯示了冷靜的理智，壓下了本組織小夥子們的「復仇」情緒。因此，才得以最終避免了那種只會導致災難的流血擴大與繼續。

第十四章　省軍區的大門竟由我們持槍站崗

中央專門下文件支持造反派、而批評省軍區，那省軍區怎麼辦？當時，的確至少有十天時間，省軍區大院不能正常運轉了。當然，這是在表面上，軍區實際還是會工作的，畢竟，中央軍委、廣州軍區還在運轉。只是我們不知道當時他們在哪兒指揮，那屬軍事秘密了。

中央關於支持湖南省造反派的決定，實際在七月二十七日，即正式下文的「八・十」決定前，便已作出了。消息傳來後，省軍區便成了造反派的眾矢之的。八月上旬一天，成千上萬造反組織的群眾，終於在喊著「打倒龍、劉、崔！」（省軍區司令員、副司令員和參謀長等三人的姓氏）的口號聲中，衝進了軍區大院，並將攻擊省軍區龍司令的大字報、標語，刷滿了大院內的每一堵牆。然後，又在寬闊的大院內舉行一個接一個的示威集會，人山人海，人來人往，省軍區大院頓時像一個熱鬧非凡的公園。當時，人們似乎忘記這是個省級軍事機關，也忘記了它是一級軍事指揮的司令部。

省軍區警衛連的戰士，已沒有了武器，槍支都給收上去了，這是上面的命令。當時，中央對解放軍下了死命令，「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唯恐帶槍的軍人同老百姓發生武裝衝突，也為防止老百姓來搶軍人手中的槍。徒手的警衛連，面對洶湧而來的造反派群眾，無可奈何。造反派已獲得了中央的首肯，連省軍區司令都不是他們的對手，普通的戰士還能幹什麼呢？於是，他們雖仍奉命堅守崗位，但已只是一個象徵，他們不能阻止任何進進出出的人，甚至，連盤問一下那些大搖大擺進入軍區大門的人，都已不可能。否則，新的衝突馬上會驟起。

中央關於湖南文革問題的決定正式公佈後，省軍區內部原來支持外面造反派的「地下黨」，便也公開亮相，相繼也成立了「從中笑」造反兵團、「八一風雷」革命造反兵團等軍區機關幹部的造反組織。不過，省軍區幹部造反可以，奪權可沒他們的份，省軍區的大權歸誰統領，決定權仍在中央，並未授給造反派，哪怕是軍區內的造反派。所以，軍區內的造反組織，其造反，頂多不過是可以發發聲明，貼貼大字報，批評、批判原來的軍區司令、政委們，而沒有什麼實質權力。甚至，對軍區警衛連，他們也沒有權力去掌握領導。

由中央指定而新成立的臨時權力機構省革籌小組（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大概感到省軍區大院這狀況實在太不像話，但是，任何地方上官方色彩的命令，此時已沒有什麼權威，連奉命支持造反派的解放軍四十七軍在長沙市城內都只能徒手活動，誰還有能力制止自稱為造反派，且手握武器的人流湧入省軍區大院呢？

有人想到了所謂被譽為「鋼鐵戰士」的青年近衛軍。

於是，大概在經過一連串的商議與命令後，總部頭頭易麻哥，讓我帶十幾個人，去協助軍區警衛連守衛省軍區的大門。

易麻哥給了我一道堅決異常的命令：「今後，沒有省革籌小組和四十七軍發的通行證，任何不是解放軍的老百姓，不管是哪個組織的人，都一律不准進去！」

我問：「人家硬要衝進去呢？」

「開槍！」易麻哥毫不猶豫地手一揮。

我還楞眼望著他時，他又補充說：「當然，先對天開槍警告，硬不聽，硬要衝，那就對不起了，你們可以開槍！」

對也是造反派的普通老百姓開槍，這，能行嗎？

我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易麻哥連忙又說：「這事你放心，這個規定是所有的造反派頭頭都認帳的，大家都要約束自己下面的人，不要再去衝軍區，軍區已敗了，還衝它幹什麼！硬有人不聽勸，還有一些流氓組織，可能會還要衝，那我們是執行省革籌的命令，堅決回擊，冒得（沒有）客氣！如果真是造反派，他們不會再去衝的。」

有省革籌撐腰，有各大造反組織頭頭買帳，我陡然覺得，自己的腰桿子也硬起來了。

但，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打死了人，怎麼辦？」

我問。

「只要他是強行不聽警告衝軍區的，打死人，不要你負責，歸總部承擔，歸我負責！」易麻哥挺自信拍了拍他的厚厚胸脯。

我領著二十來個弟兄，乘著一輛卡車，正準備向省軍區進發時，易麻哥又跑來找我，悄悄地湊在我耳邊說：「還是儘量莫開槍打人，打死了人家組織的人，反正會惹麻煩的，我們犯不著為軍區去背這黑鍋，得罪其他造反派的朋友，你們還是堅持多做做工作算了，到那兒去嚇嚇人就行了」。

我笑著問他：「改變方針了？」

「海哥講，我們莫去做那得罪人的蠢事，軍區又不是我們的，幫他們維持維持秩序就蠻可以了。」

大概，總部頭頭們經過深思熟慮後，覺得那個各大造反組織頭頭的「公約」靠不住。「公約」雖硬梆梆地說對那些繼續強行衝擊軍區的人將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可以開槍射擊，但，若真出現了那事，沒有哪個造反組織會聽憑自己組織的人被打死打傷而無動於衷的。文化大革命以來，有幾件白紙黑字的「協議」、「文件」真正起過作用？都是利益第一，自己組織利益至上。

海司令統領長沙市造反派群眾組織中最強大的武裝力量，開初，在一片「向鋼鐵戰士青年近衛軍學習！致敬！」的讚譽之聲中，他無疑很有些飄飄然了，大概他也有過自己儼如真是一支軍隊的「司令」的得意之情。然而，後來，周恩來總理特地在武漢的一次接見中，當面告訴他：「你這個海司令，總比不過人家（省軍區）龍司令吧！你總說人家不行，但人家經過幾十年革命戰爭的鍛煉，經驗畢竟比你豐富吧，如果現在把省軍區交給你，讓你當軍區司令，恐怕你還不行吧？！讓你去當軍區司令，起碼，我就不放心囉！我看，你用不了三天，就會垮臺！」

自那以後，海司令大概冷靜多了，知道當「司令」的本領，不僅僅是敢於身先士卒不怕死，而那運籌帷幄、全面考慮、機智決策也都還不是一天二天可以學會的。可惜後來導致海司令被關進監獄的案子，是在此召見以前發生的，在那個事件中，海司令如能像以後那樣冷靜、慎重，就根本不會被真正的殺人凶手有咬上他而牽連的機會。

隨同我們一行進駐省軍區的，還有解放軍四十七軍的一個排，這樣，警衛省軍區各個大門的任務，便由省軍區警衛連、四十七軍這一個排和我們青年近衛軍三方面的人共同擔負了。但是，對於四十七軍與我們青年近衛軍進駐到軍區協助守衛大門一事，軍區警衛連的官兵在開始時，卻是有反感的，大概，在他們看來，這守軍區大門的任務，天然是他們的，而現在讓四十七軍、特別是竟讓一個群眾組織也開進來把守大門，這顯然像是對他們的蔑視，是在奪他們的「權」。因此，在態度上開始時，也是不那麼友好，問他們什麼事，他們都說不知道，要麼，就說「你去問中央吧！」「我們是二等兵，你問黎軍座（47軍軍長）去吧！」。當時，在省軍區黨委按中央批評作了檢討後，警衛連很多戰士竟然就同時請假回家去了，以示他們對中央支持造反派的不滿。對此，四十七軍的官兵卻很為克制，對軍區警衛連的人說什麼，他們都不還口反擊，而只是微微一笑，而且，還囑咐我們，不要與軍區警衛連戰士頂牛。文革中如何對待失敗者，我早已有點經驗，就是所謂「高姿態」對待他們。這「高姿態」主要特徵，便是不計較失敗者的牢騷，任他們說什麼，只要不否定他們是「錯了」的大原則。

我們與軍區警衛連的戰士進行過幾次「交鋒」，當然，雙方都還是很友好，畢竟他們是正規的解放軍，不像群眾組織那樣衝動。有天晚上，有些警衛連戰士在一個小會議室，召開他們的一個什麼會議，我與幾個夥伴因好奇到處在軍區大樓內遛達時，闖到了那會議室。那些戰士便邀我們幾個進去，還有戰士大聲笑著調侃說：「熱烈歡迎革命左派青年近衛軍的領導來給我們上路線教育課！」會議室裏頓時一派笑聲，搞得我們幾個很不好意思。但是，警衛連的戰士大概看我們幾個，也都不過是像他們一樣年齡大小的青年，所以，調侃歸調侃，對我們卻是真心友好，笑了之後，就是鼓掌歡迎，接著又是讓座，又是為我們倒茶。在半真誠半調侃的氛圍中交談，我向他們說了工廠裏面，自「九・二四報告」被抓的右派、到軍區鎮壓湘江風雷時被抓的人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工人群眾，還向他們講述了我們機修廠楊金河被打成反革命的事。對此，警衛連的戰士們都靜靜地聽了，特別是當聽說楊金河也是復員軍人時，他們便向我詳細瞭解他的事及其結果。我不認為我這個十八歲的毛頭小子，有什麼能耐會給人做思想工作，我也不認為那些戰士就能被我說的話打動。但是，我卻相信，認真的對話，的確可以化解很多原有的誤解。我記得，在我說這些事後，有個戰士問我：「照你這樣說，那『湘江風雷』被抓的人中，有很多就是真正的工人囉？不是壞人？」還有個戰士說：「聽說你們青年近衛軍全是由社會上無業的流氓阿飛組成，你真是一個工人嗎？」當我說，我不僅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工人，而且，我的父親還是一個在解放前參加地下黨的老共產黨員時，所有的與會戰士的視線便都聚焦到我的身上。打那晚上交談後，軍區警衛連的戰士對我們這些青年近衛軍的人，便有了真誠的笑臉，打飯時，常常叫我們去他們那兒就餐。不管他們還是會如何認識當時的局勢，但，顯然，他們卻已接受了我們這些人，至少不再認為我們是一批壞人了。

警衛連和四十七軍的戰士，都只能赤手空拳，這是上面的規定，他們要做的就是勸阻老百姓不要再進入軍區大院。而我們，則威風多了，手中有槍，全副武裝，對不聽勸阻的人不僅可以罵，而且還可以動武。我們本身就是造反派，對老百姓根本不用顧慮什麼「軍民關係」。所以，當我們一出現在省軍區大門，大門前的氣氛一下子就變了，再沒有人敢同警衛大門的解放軍爭吵，鬧著強行衝進大院，也沒有人敢隨隨便便一隊隊人馬闖進大院內示威遊行了，尤其是那些來到軍區「看熱鬧」的人，看到我們臂上佩的是「青年近衛軍」袖章，更是不敢靠近軍區大門，而只敢遠遠地站著指手劃腳了。

我叫人將二樣可以起「驅邪」作用的東西擺在省軍區大門口。不用我們做什麼，許多人便自然悻悻離去，省去了我們不少口舌。這二種東西，一是寫的公告牌，上書「奉省革籌命令，凡沒有省革籌、四十七軍、省軍區所發通行證的組織和個人，自即日起，不得任意出入此大門。」這是我們把守大門的法律依據。雖然，我並沒有見過省革籌這道指示，也不知是否下過這命令，但既然總部頭頭同我講了這意思，我就不妨自作主張公而告之。第二，我們又將一面「青年近衛軍紅色尖刀排」的紅旗，展開橫掛在軍區大門口，使人一下子就曉得手執武器站在徒手的解放軍旁邊的是什麼人，以打消那些想憑藉武力闖進軍區大門的組織和人員的意圖。那時，誰都知道，「鋼鐵戰士」青年近衛軍是不好惹的。

第一天，我們就像一個閘閥，迅速地切斷了軍區大門進進出出的熱鬧人流。幾天以後，軍區大門前，便已清清靜靜門可羅雀了，以至使我們站在那兒都感到了無聊。

不是所有的造反派都服從我們的勸阻和攔截，有少數從不曉得什麼叫大局和紀律的人，還是跟我們衝突了起來。

有次，一夥打著「衛東彪造反兵團」旗號的人，開著一輛嘎斯吉普和一輛大卡車，氣勢洶洶硬要衝進軍區，解放軍戰士上去好言勸說，根本沒有作用，汽車甚至駛到了大門之內。我與幾個正在執勤的弟兄，見這夥人這麼蠻不講理，氣焰囂張，便衝了上去，用槍指著他們，大聲喝道：「任何人不准進去，不然，我們就不客氣了！」

那夥人仗著兩輛汽車上的人多，又都是荷槍實彈，一下子並不買我們的帳，見我們用槍口對著他們，他們便也都迅速將槍口朝向了我們，頓時響起一片「嘩嘩」地子彈上膛聲。同時他們還惡聲惡氣地罵道：「你們瞎了狗眼，敢攔你爺爺的車！」「他媽的，就算你們是『近碼子』又怎麼樣，想動武，來吧！」

我見這陣勢，真打起來，這班傢伙人多勢眾，我們肯定會吃虧。

我壓住了火，朝那嗄斯吉普車上的人問：「請問你們哪一個是負責的？」

「老子就是，怎麼樣？」一個留著小鬍子的矮胖子，瞪著圓眼對我說。他神氣十足地坐在車上，並未像其他那些人一樣端起了手中的槍，他的手槍仍別在腰上。看樣子，他是這班人的頭。

「不是我們不讓你們進去，這是省革籌的規定，你們去辦個通行證來，就隨你們進進出出。」我仍耐煩地平心靜氣對他說。

「辦個鳥通行證！老子又不在這裏留歇，只進去看看，兜兜風，」那個矮胖子不屑地朝我翻著白眼說。

「那對不起，沒有通行證，就請退出去！」我口氣慢慢轉硬。

「喂，『近碼子』，你莫不懂味呵，我們低頭不見抬頭見，說不定你什麼時候會撞到老子手裏來囉。」矮胖子冷笑著威脅。

「懂味」或「不懂味」，是當時長沙的流行語，即「識相」或「不識相」的意思。

忽地一下，矮胖子的話音還未落，站在我身旁的小劉，突然衝到吉普車邊，用他手中的衝鋒槍，幾乎頂著矮胖子的圓腦袋，同時大聲吼道：「媽的，你找死呀！退不退出去？！不退，老子就了你！」

矮胖子被小劉這一手，嚇得好半響沒能開聲，而只是楞楞地看著小劉。

汽車上那班人也一時沒反應過來，都呆呆地望著小劉。

我見此情景，便心生一計，轉臉朝站在另一旁的小黃，用命令的口吻大聲說：「快！到裏面去，喊『閃電兵團』的馬司令來，咯班人要同我們動武。」

小黃楞了一下。

我又催他：「快去呀，喊『閃電兵團』的人快點來！」

小黃一下子明白了。他一邊指著車上的人大喊：「有種，你們在這裏等噠！」一邊轉身迅速朝大院裏跑去。

「閃電兵團」是青年近衛軍屬下最有名氣的一支隊伍，他的頭頭姓馬，社會上那些下三爛的二流子都怯他的火，這位馬司令對付他們最拿手，平日動不動，他就敢隨意用手槍指著別人，同時一口江湖腔，左右開弓鎮住對方。

不過，此時，軍區大院內並沒有「閃電兵團」的人，我看矮胖子那流腔流調，心想，只有拿「閃電兵團」來嚇他，他才會識相。

「閃電兵團」是青年近衛軍的一部分，矮胖子當然明白這一點，果然，他畏怯了。

「兄弟，何必這樣呢？」他居然嘻皮笑臉起來，對我和小劉說。

「你自己要找麻煩嘛。」我開始板起了臉。

「你退不退？再不退，我這槍走火，就莫怪我了！」小劉乘勢威脅。

「好，我們不進去了，咯總可以了吧？」矮胖子維持住尷尬的笑臉說。

「你馬上退出去！」小劉卻仍不放鬆。

「算了，我們到別的地方兜風去！」矮胖子回頭朝車上的人揮了一下手，又轉身對旁邊的司機說：「倒車，走！」

小劉的衝鋒槍，一直待矮胖子的吉普車退出軍區大門，他才突然一下放下，迅速跑進軍區大門的值勤崗內。

那班傢伙乖乖地走了後，躲在遠外的小黃才吃吃笑著走了回來。我們都很高興這場戲的演出成功。尤其，我欽佩小劉的膽識。

站在一旁的四十七軍姜排長高興地對我說：「你們還真有一套囉。」

軍區警衛連的一個戰士也笑著說：「這叫一物降一物，沒有你們在這裏，我們這些白手板，來一個營，恐怕都堵不住這大門。」

姜排長說：「就是我們手裏拿了槍，也沒有用，誰敢開槍？現在，槍只有在你們手裏，才能起作用囉。」

聽到他們的誇獎，我們自然很高興。

我們進駐軍區大院後，就由四十七軍的姜排長安排我們同他們睡在同一棟樓裏。反正天氣熱，有張草席就解決問題，吃飯也由他們負責供應。並且，由姜排長安排我們這二十來個人的值勤班次，與四十七軍與軍區警衛連的戰士配套，白天，兩小時一換，晚上一個小時一輪，誰該值勤了，由他們負責來喊。但是，早上，他們要出操，我們可沒有人願意去，嫌那做操太枯燥、無味。

頭幾天，大家對在軍區大門站崗，都還興致勃勃，勁頭十足，省軍區這平日何等榮耀威武的地方，現在居然由我們這些人來守衛，這本身就很有新鮮感，很令人高興。尤其是當我們看到一般老百姓遠遠在指指點點我們時，愈加感到了自己的神氣。加上，間或還要與想衝進來的造反派們調調口味（即調侃調侃），對他們頤指氣使一番，心裏更覺得意。

但，搞了幾天後，新鮮感沒有了，也沒有人敢來衝軍區與我們發生爭執了，軍區大門真出現了門可羅雀的清靜境況，我們對這守衛工作便也有些乏味了。尤其，對於在半夜三更被從夢中叫醒，背著槍，去無聲無寂地陪著解放軍戰士呆在那冷靜黑暗的門崗內，已有十二分不耐煩了。特別是晚上在軍區那個側小門站崗，更是深覺時間過得慢，二個小時，似乎比一個星期還要長。

大家對守衛沒有了興趣，按時上崗的勁頭也就淡了，常常有人該到上崗值勤時，卻找不到他的人，使我只好無可奈何地臨時找人頂替，或自己去頂班。心想，總不能讓在大門口站了兩個小時的人，繼續呆呆站著，也不能讓那大門口，沒有了我們的人吧。

我也感到了煩躁。

有天，易麻哥來了，我趕忙向他訴說這裏的弟兄們不想幹了，希望他另調一批人來換班。

易麻哥想了一下，說：「明天，你們就回總部去，我派車來接你們，這兒，就算了，我們『青近』幫他軍區守了這麼久，也夠了。」

我們很高興，歡歡喜喜站了最後一班崗。

姜排長卻捨不得我們，他說：「怎麼？不想幹了？嘿，莫走囉，有什麼困難，我給你們解決。」

我不好意思地說：「我們搞煩了，大家都想回去。」

「那，你們會不會再調人來？有你們配合，這裏的安全度會大些。」姜排長很認真的問我。

我說：「冇得人來了。」

「那怎麼行？這是你們的司令決定的？」姜排長眉毛一揚，說。

「是的，你硬要我們來人，我可以幫你同總部海司令講。」我也挺認真地說。

想了一會，姜排長手一揮，說：「算了，我不好向你們的司令去說什麼，我去向我的上級反映反映，隨他們怎麼辦。」

姜排長是個很友善的軍人，我們同他一起生活了十來天，他一直將我們當成他的兄弟和客人看待，生活上儘量滿足我們，晚上查鋪查哨時，經常關注我們這班人，壓好蚊帳羅，點蚊煙羅，無微不至。那十來天，是極為愉快的一段美好日子。

有天，姜排長找我說：「奉上級命令，省軍區的圖書館要全面清理一下，將劉小奇、鄧小平、陶鑄等人的書，一切『有問題』的書和一切『有問題的人』寫的書，都清除出去。」他讓我代表群眾組織，也一道去參加清理，或監督清理。

省軍區和四十七軍的人，共有七、八個，加上我，將那圖書館的書，一本本一冊冊翻了個底朝天，搞了整整兩天，終於清理出一大堆「有問題」的書。

看到圖書館內成千上萬令人眼花繚亂的書，我很激動，真想背他一捆回去。但我不敢，我帶頭一背，我們那二十來個弟兄也絕不會等閑視之，這一來，圖書館的藏書肯怕又會在已遭清理的基礎上，再受到一次劫難，我也會成為一個「首惡」。

姜排長問我：愛不愛看書？

我點點頭說：愛看。

姜排長說：「那你選一點去看吧，我幫你打借條。」

我沒有找姜排長去借，通過他，一切都將麻煩。我趁大家不注意時，選了二本書，偷偷帶出了圖書館。

一本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我上中學已讀過二遍，都是借閱的，但我很想擁有它。

另一本書，是法捷耶夫寫的蘇聯小說《青年近衛軍》；純粹是好奇，覺得好玩，自己是青年近衛軍，來讀讀這同名的書。

這二本書，是我唯一從省軍區大院中撈的「油水」。但，我並未保住它們，撤回總部第二天，就讓人給偷走了，而且沒有一個人認帳。我也無可奈何，「偷書不算偷」，中學課文上的孔乙己早有言在先，我偷了軍區的，別人又偷了我的，誰也不感到不好意思。

易麻哥同我講話的第二天，果真派來汽車，接我們撤回總部，大家如同獲得大赦一般，連忙爬上了車，告別了十來天的「軍營生活」。

姜排長在我臨走前，把我叫到他的寢室，很鄭重地送給我一副真正的解放軍的紅領章和一個紅五星帽徽，還有一根帆布軍用腰帶，他握住我的手說，真捨不得我們走，但他會記著我們的，特地向我贈送這一套當時我們年輕人都羨慕不已的東西，給我留著紀念，紀念這一段愉快相處的難忘的日子。

此情此景，我好感動。

而且，至今不忘。

我以後幾經磨難，紅領章與軍用腰帶已不知去向，但那個鮮紅的五星，至今仍保留在我抽屜裏。

尊敬的姜排長，你此時在何處呢？

第十五章　造反組織總部來了兩位紅軍老將軍

老將軍也住到了群眾組織的總部，這似乎有點奇怪。

其實，文革那時情況的複雜局面，遠不是現在有些人以為的那樣黑白分明，因為，文革畢竟是以毛澤東與黨中央的名義發動與領導進行的。既然政治局中的人都是觀點相左，那地方上的黨政軍首腦對當時的形勢看法，自然也會是各別不一。

「青年近衛軍」雖然都是年輕人，也都穿上了綠軍裝，手握嶄新的鋼槍，但畢竟不是真正的軍隊。作為頭頭的海司令也畢竟不是真正的軍事司令官，而只是率領一大群朝氣蓬勃銳氣十足青年人的團體首領。當然，也不能說是烏合之眾，畢竟，這個組織是有中央的政治路線在指揮，而且，成員的構成比較單純，其參入目的的政治性也很強。

不過，「青年近衛軍」背後，有一段時間確實有過兩位真正的解放軍將軍在幫助指點。

長沙市的武鬥一開，「青年近衛軍」便成了造反派讚譽的英雄，引起了整個社會的注意。

不知是誰牽的線，也不知在什麼時候起，曾經當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省級軍區副司令，有著老紅軍資格的蔡將軍和吳將軍，居然成為了「青年近衛軍」總部最受歡迎的常客。

有一天，我奉命到總部所在大樓的樓梯口執勤，一個姓王的頭頭囑咐我說：「今天會來貴賓，千萬要提高警惕，尤其不准任何非『青近』的人進來。」

什麼貴賓？值得這麼囑咐，平日各造反組織的頭頭們，來來去去，我們都不在意，也沒有什麼特別警戒。

臨近中午時分，海司令等一班頭頭，簇擁著一個光光腦袋、滿臉笑容像彌勒佛一樣，身穿白襯衣裉色黃軍褲的胖老頭，有說有笑地走上樓來。看得出，海司令和頭頭們都對那胖老頭非常尊敬，一口一個「吳老」，甜甜親熱地叫著。

「吳老」？他是誰？

有人告訴我：這是吳將軍，原湖南省軍區的副司令，一九五五年授的少將軍銜，還說，這是位在紅軍時期便頗有資格的老革命，參加過平江起義，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現在退休在家。

我一聽，便立即肅然起敬，一個老紅軍、老革命、一個當將軍的軍區副司令，此刻離我這麼近，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幸運感陡然而生。

吳將軍雖退休賦閑在家，但國家大事他卻一刻也無法丟開。長沙市的文化大革命中兩派紛爭一起，上至省委書記，下至街道居委會老奶奶們，自然而然都也站到了兩邊，連離休退休的老頭子們，包括吳將軍在內，顯然也無法避開。

吳將軍不滿現任省軍區龍司令用軍隊的力量鎮壓「湘江風雷」這樣一個群眾組織的舉動，因而，他便發表私下談話，表示同情支持造反派。

吳將軍是解放軍的將領，飽受省軍區壓制之苦的長沙市造反派，見有解放軍的將軍對自己表示同情和支持，當然非常高興。於是，各大造反組織便紛紛邀請他來講話，說要請他當「顧問」。

對此，賦閑已久的吳將軍也很願意。能活動活動，又是關心國家大事，總比呆在家裏悶得發慌為好。

海司令他們請吳將軍來，一則是各大造反組織近來將「青年近衛軍」總部視為此時最安全的地方，便常常在此舉行造反組織頭頭聯席會議，吳將軍在此，大家便於隨時求教；二則，「青年近衛軍」已是一支準軍事隊伍，海司令他們大概希望身經百戰的吳將軍，能給予指點幫助。

吳將軍是一個很爽快的老頭，他自認為看准了的事，便認真來做，不遺餘力。有一段時候，居然住在「青年近衛軍」總部，家也不回，天天同海司令等頭頭聊，調教他們如何管理隊伍、組織戰役的經驗。

有天，我到吳將軍住的房間去，見他正在同幾個人聊紅軍時期的故事，他見我背了一枝蘇式舊762步槍，便指著槍說：「你們可別嫌這槍舊囉，我們那時，有支破『漢陽造』，幾發子彈，就高興得不得了。」

一個人問：「吳老，您參加革命那時，還沒有多大吧？」

吳將軍呵呵一笑：「小得很，還沒有槍高，還刮瘦的，可不像現在這副胖和尚樣子囉！」

我們都笑了。

吳將軍細細打量打量了我，親切地問：「小傢伙，你今年多大？」

「十八歲。」我連忙答。

「噢，當年我參加革命，也就你這個年紀上下，可是你個子比我當年可威武多啦！」吳將軍依然樂呵呵。

受到將軍的誇讚，我非常高興。

「好好幹！說不定，將來你也當個帶兵的將軍的。」吳將軍拉拉我的手，又繼續滿面笑容的打趣說。

「是！」我真的有些激動了。

吳將軍又從我肩上拿過762步槍，問我：「會使這槍了嗎？」

「基本上可以了。」我回答。

他看了看槍，又用手撥弄了幾下，抬起頭望著我說：「小傢伙，這槍你怎麼沒有擦喲，這可不好囉。」

「幾天都沒打過子彈，我想，冇用，就不需要擦吧？」我剎時臉色也紅了，趕忙解釋。

「哎，槍，天天都應該擦，不管你打沒打，一天不擦，弄不好就會上锈，你看，你這槍膛邊就上了锈囉。」吳將軍一邊說，一邊將步槍遞到我眼前。

我一看，果然，槍膛附近生了薄薄一層黃鐵锈。

我愈加不好意思，呆呆地站著。

「槍是軍人的第二生命，小傢伙，千萬千萬要記住這點，你不愛護它，在戰場上它就無法保護你，」吳將軍對我說完，又轉頭向旁邊我們總部一個頭頭說：「這個槍械使用護理知識，你們可要認真搞一下囉。」

「是，是。」那個頭頭連連應諾。

吳將軍轉臉一邊將步槍還給我，一邊又笑眯眯地問「你是工人，還是學生？」

「工人。」我說。

「上過中學嗎？」

「初中畢業。」

「哪個學校畢業的？」

「一中。」

「呵，不錯，我有個兒子也在一中，你認識嗎？」吳將軍說了他兒子的名字。

「認識。」但我原來並不知道他兒子的父親就是吳將軍。

「你們現在的年輕人，有文化有見識，比我們當年強多了。」吳將軍很高興地握著我的手說：「好好幹吧！小夥子，你會有出息的。」

吳將軍大概把我想像成他的當年，把我當造反派，參加「青年近衛軍」，想像成他那時做紅軍鬧革命一樣。

受到這個老紅軍、老革命、老將軍的熱情鼓勵，我自然興奮不已。因為，從來還沒有這樣一個老資格的前輩，是這樣面對面地親切教誨我。

我愈加尊敬吳將軍，每次他來總部時，我都願意去聆聽他的談笑，並心甘情願地為他倒茶搬椅子。

然而，一個多月後，吳將軍卻因靠近了造反派而倒了大霉。

吳將軍是一員驍勇戰將，很有仁義之心，可惜，他不太懂當時中國的政治。他的失誤並非從文革才開始，而是廬山會議後不久，好心卻就招徠了非議與懲處。

與吳將軍一塊經常來「青年近衛軍」總部，而後又一塊倒了大霉的，還有一位蔡將軍。

蔡將軍也是一九五五年授的少將，退休前原是山西的省軍區副司令，老家是湖南省人，所以退休便回湖南省長沙市定居。

蔡將軍之所以同情造反派，願意幫助造反派，除了他本人同吳將軍一樣，不滿意湖南省軍區抓了那麼多「湘江風雷」群眾，另外，還有一個因素：他的夫人亦捲入了造反怒潮，居然還做過一段一個造反組織的宣傳部長，後來中央軍委來指示，讓部隊領導的夫人們，一律退出任何群眾組織，並不得再參加，他的夫人才從造反漩渦中退了出去。不料，蔡將軍卻又捲了進來，最後，導致他吃了大虧。

蔡將軍顯得比吳將軍精幹一些，他的個子又高又瘦，與吳將軍矮胖胖的彌勒佛形象正好相反。蔡將軍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有膽有魄精明強幹的指揮官。

開始，我不敢接近蔡將軍，因為他不苟言笑，常常是一副緊鎖眉頭的沉思狀。後來，混熟了，我才曉得，他也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他那平日嚴肅的神態，只是他認真幹事的一個習慣性模樣。

蔡將軍辦事真不含糊，長沙市武鬥一升級為槍砲對陣，他就讓軍事工程兵學院的造反派，弄來了一個長沙市地形模型，擺在我們青年近衛軍總部，根據有可能發生的情況，講述了他設想的一系列應變軍事計劃，還拿了一根教鞭，指著那有山有水有房屋的長沙市模型，給各大造反組織的頭頭們講解。

有人告訴他說：省軍區在湘江之中的那個長長的桔子洲島上，佈置了一個營的部隊，以準備阻止湘江以東市區的造反派，向河西區的「高司」等保守派發動武裝進攻。

蔡將軍皺著眉頭，在那凸凸凹凹的模型上比劃比劃後，抬起頭說：「不可能吧！這洲上怎麼可以放上一個營呢？龍書金（省軍區司令）可是一個很會打仗的人囉，他不會幹這蠢事的。」

事後偵察，果然，那個情報是假的，省軍區根本沒在桔子洲島上放一兵一卒。

不過，蔡將軍親自介入造反派組織活動的事，讓中央知道後，給他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有天，我正好奇地湊在那個長沙市模型邊，細細地看長沙市熟悉的街道、住地，蔡將軍來到我身邊，微露笑容，但很親切地說：「小鬼，是不是想當一個軍事指揮員呀！」

我不好意思，抬起頭說：「我冇得那個本領」。

「哎，怎麼這麼說呢？本領都是學的嘛！誰也不是天生就會打仗。」蔡將軍拉過一張椅子，坐下，仍笑著對我說。

「不過，蔡老，我確是很想當一個解放軍。」我忍不住談了自己的理想。

「那好啊！從來的將軍，都是從當兵開始。」蔡將軍依然很開心地樂呵呵笑著。

他又和藹地詢問我的情況，當聽我說我在本單位內，是一個領導了幾百個人的造反派頭頭時，他不由有些驚訝地說：「呵，看不出，你還真不簡單啦！」

他問我在「青年近衛軍」總部幹什麼工作？

我說，我只是一個普通戰士。

「小鬼，不錯！將軍下連當兵，部隊上也搞過。你從領導幾百人的頭頭，轉到這裏當個兵，還能認真幹，不簡單！」蔡將軍竟然翹起他的大拇指，很認真在誇獎我。

我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看來，造反派裏真還有一批人材。」他自言自語。

「蔡老，您能幫助推薦我到部隊去嗎？我確實很想當一名解放軍，從小就想。」我又懇求說。

「放心！像你這樣的小夥子，部隊最需要。」蔡將軍神采奕奕滿面笑容地對我說，「不過，現在還不行，等這文化革命結束了，那時你若真願意放棄你那頭頭不當，我保證負責送你去部隊。」

「真的？」我驚訝萬分。

「不假！」蔡將軍挺乾脆地笑眯眯答覆我。

「只怕那時，你又不願意當個小兵了囉。」蔡將軍又拉長聲調戲謔般說。

「不，蔡老，只要能讓我當兵，什麼我都不要，從小，我就最崇拜董存瑞、黃繼光，還有王杰、歐陽海，我當上了兵，肯定也會跟上他們的。」我一口氣報出一串有著敢於捨身犧牲精神的英雄名字，急切地想證明什麼似的。

「你會是個好兵的」。蔡將軍點頭讚許。接著又說，「小小年紀，能領導幾百工人，到部隊好好幹，你也會成為將軍的。」

蔡將軍說得很認真，玩笑之中似有真情。

我也不認為蔡將軍全是對我說笑話，雖然至今，我並沒有當上一名什麼將軍，甚至，連真正的軍人也沒能沾上邊。

人們常常講，小官難應付，而大首長往往卻充滿人情味。從吳、蔡二位將軍身上，我初次體會到了。

我常常盼望吳將軍、蔡將軍多來我們總部指點，使我能多接受一些言傳身教的營養。

然而，形勢的發展，卻把「青年近衛軍」放入到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而兩位將軍的霉運，恰恰就是從「青年近衛軍」開始。

八月上旬的一天，「青年近衛軍」在北京的談判代表，給長沙市的總部來了一個緊急長途電話，告訴說，中央幾位重要領導人在接見包括「青年近衛軍」代表在內的湖南省造反派頭頭時，指責了吳將軍蔡將軍，說他們是「彭德懷的親信」，是伸向造反組織的「黑手」。事後，周恩來總理的聯絡員甚至直接將電話打到了「青年近衛軍」總部，查詢蔡將軍是否呆在這兒，並再次警告說，吳、蔡是「心懷不滿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人，「青年近衛軍不要上他們的當」等等。

總部的頭頭接獲此訊，頓時翻了手腳，連忙舉行了緊急秘密會議，商量對策。

其實，吳將軍曾是彭德懷元帥的部下，這一點我們早就知道，吳將軍也從不隱諱，甚至，他曾促成拍攝了後來大受批判的著名電影《怒潮》一事，也是眾所周知。但是，儘管在那種年月，大家卻仍並不認為這二件事有什麼了不起，因為彭德懷元帥部下的將軍多如牛毛，只要他本人不是已定了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誰能歧視他昵？何況，所有的解放軍，都是毛澤東主席的部下哩。而電影《怒潮》雖因被指責同情彭德懷元帥而受批判，但，我們都認為，電影是電影，吳將軍是吳將軍，他寫的是過去的革命回憶錄，過去革命的歷史難道也不能寫？何況，吳將軍過去雖因此而在黨內軍內受了撤職處分，但他卻也並未公開被宣佈成什麼「敵對性質」的人。蔡將軍的情況，我們更不以為然，雖然他也是跟著彭德懷元帥當紅軍走向革命的，據說也是同情彭德懷的，但是，那只是傳說。而在公開場合下，別的都不說，蔡將軍退休回湖南省後，湖南省委、省軍區特為他專門建了一幢有著精緻樓房的漂亮別墅，安排他舒舒服服度晚年。對革命如果不是有大功勞，如果他當時就是個反黨分子，能享受這殊榮和待遇嗎？

然而，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此刻，誰敢對抗黨中央領導人的指示？！

總部的頭頭們迅速作出了抉擇：揪出吳、蔡兩位，進行批鬥，以示「青年近衛軍」與他們劃清界限，從而掃除中央領導人心目中「青年近衛軍」同情吳、蔡的印象。

所謂「揪出」，是一種政治姿態。其實，當時，吳將軍已不在青年近衛軍總部，而是在前一段，由青年近衛軍派人將他護送到北京去了。當時護送吳將軍去京的目的，是湖南的造反派想通過吳將軍在中央軍委方面的舊友關係，向中央報送有關湖南軍區鎮壓造反派的問題材料。不料，當中央領導人知道後，對此反應非常敏感，馬上嚴厲地批評了湖南造反派，還說「青年近衛軍小將上了他們的當！」結果，在北京的「湘江風雷」等組織的人，便立馬將到京的吳將軍給抓了起來，送交中央。

但是蔡將軍卻還不知道北京發生的事，仍住在青年近衛軍總部。

決策迅速定下，然而誰來出面執行呢？青年近衛軍頭頭們對此互相頗玩了一陣心計，因為，大家以往同吳、蔡的關係實在太好，此刻，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一下子撕破臉皮，他們感到很為難。畢竟，他們大都還不是老練的政客，而是一批稚心尚存的年輕人。

一個年近三十歲姓朱的頭頭，攬下了這個出頭露面的任務。他的理智和他在「青年近衛軍」頭頭中尚淺的資格，大概促成了他堅決的態度，也許，他覺得這是一個讓其迅速冒頭的機會。

朱頭頭第一個指令，就是發給我的，讓我通知總部的警衛人員，並帶著他們馬上將蔡將軍扣起來。

這樣的事，我怎麼能好意思幹呢？但反駁朱頭頭的命令是沒有意義的，我深深也知道，周總理的聯絡員電話指示的份量。

當我得知朱頭頭還準備派人去印刷一份青年近衛軍批判吳、蔡的「聲明」時，我靈機一動，說我在印刷廠有朋友，可以馬上免費印刷這紙「聲明」。因而，我便毫不費力地推掉了那件要用槍口對著我尊敬過的蔡老將軍的尷尬苦差。要知道，此時此刻，只要面對一下那個老頭，對我都會是一種刑罰。我想，人，總不能沒有良心。

我捏著那紙「聲明」的草稿，趕快離開了總部。

當我慢騰騰在印刷廠印好這個「聲明」，在朱頭頭二次電話催促下，帶著這「聲明」返回總部時，大樓前已集合了數千人，朱頭頭不厭其煩地一個電話接一個電話，將「青年近衛軍」屬下大部分人員，都調來了，他的計劃是要帶領這數千荷槍實彈的部下，將蔡將軍在全長沙市遊行批鬥，以讓中央與全市的人都知道青年近衛軍與吳、蔡兩位將軍並不是一條船上的。

蔡將軍此刻已被押上了一輛嘎斯敞蓬大吉普車，胸前給掛上了一塊大牌子，上面寫的「頭銜」是「反黨分子彭德懷的黑幹將」，自然，蔡將軍的姓名不會遺落，而且，幾個大紅叉，沉重地粗暴地劃在他的姓名上。幾個牛高馬大的「青年近衛軍」小夥子，神氣十足地從左、右分別揪住他，站在後面的那一個小夥子還使勁按住老將軍的頭。

我從這輛吉普車跟前匆匆走過，我只飛快地望了一下車上的蔡將軍一眼，便趕忙離開了。我害怕自己被他看見，如果是那樣，多不好意思。

我在人群中找到了我們公司的小劉、小黃等人。小劉悄悄對我說：「咯樣做，『青年近衛軍』豈不是出賣朋友？」

我苦澀地笑了笑，說：「總部頭頭也是冒（沒）得辦法，中央的命令，哪個敢反對！」

小劉卻仍憤憤然說：「垮臺就垮臺，要是老子當司令，堅決不幹這出賣朋友的事！吳老、蔡老那樣早就出來支持我們，現在我們『青年近衛軍』卻過河拆橋，真醜哩！」

小劉的話，是對的，我默默無語。

小劉又對我說：「我們這一班弟兄，你是頭頭，我問你，這個批鬥會，參加不參加？」

我說：「莫去出風頭，跟在隊伍後邊走算了。」

「隨潮流我也不去，我現在同你講了，算是請假，要去你們去。」小劉把槍往肩上一背，說完就要走。

我一把拖住他，讓他同我一起去撒那「聲明」的傳單。

「好，我們幾個都不去遊行，但總得做點事，一塊去乘車兜風吧。」我說。

「要我拿這個臭『聲明』，坐飛機我也不去！」小劉瞟了一眼我塞給他的一份傳單，氣沖沖地說。

小劉真的走了。三天後才回到總部，那時，再沒有人說吳、蔡兩位的事了。

我選擇了自以為算乾淨的事，印刷、撒發青年近衛軍批判吳、蔡的「聲明」，而避開了碰上蔡將軍會有的尷尬處境。其實，現在想來，那同樣亦是不光彩，是少了一點骨氣！我當時應該學小劉，一走了之，堅決不幹違心事。何況，當時，誰又能把我們怎麼樣？我們不過是小兵一個。

蔡將軍遭「青年近衛軍」的批鬥後，便被解放軍四十七軍奉中央命令扣押起來，此後又遭受不少磨難，最後含憤離開人世，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彭德懷元帥的冤案予以昭雪，吳、蔡兩位老將軍的名譽，也才被徹底平反恢復。

第十六章　我做了一個星期公安局的「監獄長」

怎麼讓造反派管起監獄來了？公安局的人呢？

中央明確下文件支持湖南造反派後，因湖南的公安、檢察、法院三家的人員大多是反對造反派的，加之，當時中央文革又多次說要「砸爛公檢法」，所以，公檢法機關短時期內成為了真空地帶。

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省革籌小組）與解放軍四十七軍，為加強對長沙市社會上武裝人員的掌握和控制，決定將「正統」的各造反派組織的武裝人員一律整編，統一在一個名為「長沙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準軍事組織中，由省革籌小組和四十七軍直接領導。同時，對那些沒有能編入「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武裝分子，則進行清理和收繳槍支彈藥。由於省革籌小組中，工聯、湘江風雷、井岡山紅衛兵等大造反組織的頭頭，都已佔有席位，並且佔革籌小組成員的很大部分，因而，他們對於這個以「文攻武衛」名義，保留各大造反組織的武裝，而同時掃蕩社會上那些雜七雜八打著造反旗號組織的武裝力量的計劃，非常熱心。很快，「長沙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就宣告成立，各大造反組織的武裝力量經過一番清點造冊，便也很快編入了「文攻武衛」系列。

我們青年近衛軍理所當然的也屬於了「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成員。但是，直接指揮我們的，卻仍是總部的頭頭。不過，總部的頭頭也參入「文攻武衛」的領導機構，並參入制訂和執行「文攻武衛」佈置的計劃、行動。

八月下旬，有一天夜晚，我們總部的武裝人員突然被奉命緊急集合，總部一個姓羅的頭頭是召集者。他說：社會上有一個叫「八二六造反縱隊」的組織，其成員全部是一個勞教單位跑出來的、有各種偷扒犯罪前科的勞教人員。本來，他們正在那兒接受處罰和改造教育，但，現在「公、檢、法」的機構基本癱瘓，於是他們便趁機逃了出來，還奪取了槍支彈藥，組成了這個「八二六造反縱隊」，以「造反派」名義在社會上趁機打劫，胡作非為。因此，長沙市文攻武衛指揮部決定將其掃蕩摧毀，具體執行的就是我們這些人。

聽到這個情況，大家都很振奮，覺得這任務不錯，既可以去抖一抖威風，甚至過過槍癮，又為自己是在執行一種自認為崇高的使命而高興。本來，對社會上一些流裏流氣的人，都挎上了槍，佩上了造反袖章，我們心裏本就不舒服，覺得這一來，連自己也被那班傢伙玷污，現在，有機會去幹他一傢伙，實在是大好事。

「八二六造反縱隊」的人並不多，只有五、六十個人。不過，他們的武器卻不差，據偵察來的情報得知，他們每人除了配備了長、短槍以外，還有幾挺輕機槍，一挺重機槍，甚至，還有火箭筒，六〇砲，只不過，這火箭筒、六〇砲他們會不會使用，還不清楚。

午夜二點，我們一百多人，分乘幾輛汽車，悄悄來到「八二六」所駐扎的市水電局招待所。一下車，就又悄悄摸了進去，對付這一類人，根本不用什麼軍事上的包圍戰術，衝進去就行。

「八二六」本還是放了二個哨兵，在大門口傳達室值班。但，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半夜三更會有人來收拾他們的，擺上二個哨兵，也許純粹是一種從電影上搬來的模仿。此刻那二個哨兵早已呼呼入睡，靠在兩個竹睡椅上鼾聲撲撲。不費吹灰之力，我們便將那兩個哨兵解決，使他們在迷迷糊糊時就當了俘虜。

前後不用一刻鐘，「八二六」的人便全部被我們活捉。他們的頭頭，摟著一個年輕姑娘，赤條條地睡得正香，被我們的人，一頓槍托，打得他猛跳起來，還不等他清醒，一根繩索便將他結結實實給捆緊了。

基本沒開什麼槍，「戰鬥」就結束了，五、六十個「俘虜」，經過粗粗甄別，將不是勞教人員的十多名其他人，予以釋放了，剩下的四十多名「八二六」組織人員，則一律給綁了雙手。所繳獲的一百多枝嶄新的長、短槍、機槍，還真有火箭筒、小鋼砲。這一大堆戰利品，使我們大夥高興得合不上嘴。尤其，還發現了十幾箱「光榮」牌香煙，更使那些吸煙的夥伴們樂呵呵的。羅頭頭當場作主給每人發了五包香煙，以示犒賞，剩餘的則運回總部。我不抽煙，但也給發了五包，小劉是根煙槍，我便送給了他。

那些繳獲的武器，誰先拿著了，就可以歸誰，剩下的才繳給總部。然而，大家手裏都有槍，而且都還是新的，因而也沒有換的價值，只是，都想弄枝手槍玩玩。可是，手槍只有十來枝，早已被分光。我在那堆武器裏翻了一陣，始終沒看到手槍，也就死心了。

這四十多個「俘虜」，關到那兒去呢？

有人說，關什麼？每人狠狠地打一頓，放了算，不然，關著他們，還得給他們飯吃，花不來。

羅頭頭卻胸有成竹，他微微一笑，命令汽車啟動，出發，讓大家乘的汽車和押著俘虜的汽車都緊跟上他的車。

在夜幕下轉了一陣，車隊在一堵高牆前停下了。羅頭頭下了車，朝高牆下那扇大門走去。我們隱隱約約看見，那大門邊，站著幾個解放軍，但可不是徒手，他們手中握了槍。

這是到了哪裏？誰都不熟悉。

大家紛紛猜測，有人說，這是一個軍事倉庫，可能是把「八二六」的人都關到這兒；還有人說，這是四十七軍的司令部，不然，其他地方的解放軍都是徒手，這兒的解放軍卻能握槍站哨？

羅頭頭一會兒就返回了。他一上車，車隊就又啟動，一輛接一輛駛進了那大門、那高牆內。很快，汽車又停下，我們都奉命下了車，「俘虜」也全被押了下來。

我跳下車一看，這兒倒寬敞，可以停十多輛汽車，但，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呢？到處黑糊糊的，什麼也看不清楚。

羅頭頭跑來找我，交給我一個任務。

原來，此地是長沙市公安局的看守所！一座專門關押待審人犯的監獄，一個大家都聽說過，然而鮮能有機會目睹過的地方，即那時長沙市老百姓常說的「四科」。為什麼叫「四科」？我原來也不明白，到這兒後才知道，所謂「四科」，就是市公安局預審科，以前這預審科被排為市局第四科，因此，「四科」便成了預審科的代稱；而這看守所當時可能歸預審科管轄，所以，外面的人便又將此地稱做「四科」了。

羅頭頭告訴我，根據市文攻武衛指揮部的計劃，我們解決了「八二六」之後，決不能將他們又放走，而是先將他們關在這個看守所，待那勞教單位秩序恢復後，再轉押過去。但是，這個看守所，因為公安看守人員大都是「高司」派的，「高司」派一垮臺，他們害怕遭到造反派的報復，便早已棄「所」而逃跑，只剩下二個老看守堅守崗位。為此，四十七軍便派了一個排的解放軍。荷槍實彈接管了這兒。然而，手持武器的解放軍，難免和有可能來這兒的群眾組織發生矛盾，而解放軍手中的槍，依然基本只能是聾子的耳朵，做做樣子，卻仍不能隨便開槍的，一旦有群眾搶槍，他們還得讓人搶，還得要保持「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作風。所以省革籌小組便讓長沙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調一支武裝力量，來協助解放軍守衛這個看守所。現在，我們又抓捕了這麼多外逃的勞教人員即「八二六」的人，給關到這兒，一下子增加看守所很大的安全壓力，因此，要由我們青年近衛軍擔負這兒的守衛，更是沒有話說了。

羅頭頭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要我帶十幾個弟兄，來這兒當警衛，讓我做一名「監獄長」。

「要幹多久？」我問。

「到時候會有人來接班的。」羅頭頭說。

這是一個神秘的地方，給我們以極大的新鮮感。把「八二六」的人全關進了監獄後，我便在高牆內到處看看。監獄，這就是人們所講的「牢房」，我想。一講起牢房，人們心裏就要打顫：可怕的地方！一個千萬去不得的地方！而此刻，我卻來到了這裏。不過，我不是被人捕進來的，相反，我倒是捉了人進來的。而且，我一下子還成了這兒的大半個主人，那些解放軍，只負責看守所的警衛，負責別讓剩下關著的犯人或人犯打洞翻牆越獄跑了，其餘的事，什麼提審、訓話囉，如何管理這看守所囉，統統是不關他們的事。而且，凡外面有人要進來，不管是送犯人或送莫名其妙的「俘虜」來，不管是因好奇想來參觀或真的是要辦什麼公事，總之，一切想要跨進大門地面上那道白色碎瓷做的警戒線，都得經過我的同意。解放軍戰士忠於他們的本職，在部隊他們服從上級首長的命令，在地方，則服從地方首長的安排。此時，我成了看守所的「地方首長」，因而，受到了他們的尊重。

我們一駐下來，解放軍那方面負責的是一個姓賀的副排長，他主動找了我們，自我介紹的，並說非常歡迎我們的到來。首先，他以先來者的身份，給我們安排解決了住宿與吃飯兩大關鍵性問題。吃，就在看守所食堂，公安看守幹部都跑了，食堂的炊事員卻留下來了，大概，炊事員知道，無論是誰來了，都離不開他們，誰也都會歡迎他們。另外解放軍也有做飯的，合在一起。所以，根本不用擔心沒有飯吃。我們十幾個人加進來，也無非是多蒸幾鉢子飯，早上酸菜湯裏多舀幾勺水就夠了，有吃就行，我們不挑剔。但是，我們沒有錢糧交，即算有，我們誰也不會交，解放軍吃飯有國家負責，難道我們現在幹這種事，吃飯還得自己掏腰包？不沾國家的便宜，不去發不義橫財，但，也總不能讓自己吃虧，尤其，我們沒有多少本錢可以吃得起虧。我那時還是一個學徒工，每月只領得二十塊錢工資；而還有幾個弟兄，是中學生，平日一分錢的收入都沒有，在家還得吃父母的。這些飯菜伙食費，讓總部也好，省革籌小組也好，或者就是國家也好，總之，由他們去負擔吧，我們不管，不掏。

這問題，不用打招呼不用說明，弟兄們都心照不宣。餓了，進食堂去領飯領菜。不說「買」，而說「領」，這微妙的中國漢語，一下子將事情的性質分得清清楚楚。我不曉得是誰最先發明使用這個「領」字的，反正，我們運用它，都十分得心應手。

睡覺，是一排平房，有七、八間房子，水泥地面空空的，只有總共二、三張舊辦公桌，椅子都沒有，更沒有什麼床鋪了。看守所那個沒有跑的老看守告訴我，這裏本是提審犯人的辦公室，本來還有一些椅子，還有桌子，但讓人給搬走作別的用去了。我不明白為何要這麼多審訊室，電影裏看那國民黨監獄裏審訊共產黨員或進步人士，就只是一間審訊室，只是多了些老虎凳之類。老看守回答說，這裏是供外單位，例如法院、檢察院或企業單位保衛部門，來辦案提審犯人用的，公安局自己的審訊室，除了預審科的，都不在這裏，而在各分局。他還說，看守所的責任，就像是個倉庫，犯人就是倉庫裏的貨，這些貨並不是看守所自己的，而是公安局、法院、檢察院或其他有權送「貨」存「貨」的單位的。看守所，就是「看住」「守住」「鎖（所）住」。我覺得這話挺有意思，哈哈大笑。然而，那個老看守，卻始終臉上沒出現過笑容，一直漠然得很，但，有時，卻顯出一點慈祥神態。

解放軍賀副排長給我們弄來了十幾鋪草席，還有幾塊竹板床。我們將這些東西，往地上一鋪，行了，睡覺問題便全部解決。七月流火，八月酷暑，有鋪席子便不愁沒辦法睡覺。

吃、睡問題弄妥，接下來總得做點事。

我很高興，在這個本來令人恐懼害怕的地方，我卻成了主宰者。二月份湘江風雷遭鎮壓那陣，我常常覺得，不知什麼時候，自己就會被捉住關進監牢裏去。上街去鬧時，以為自己是膽大包天，但每當寂靜之時，監牢，常常會像一個陰影，沉沉地閃現在自己的腦海中。那陣，我常常感到，造反，繼續造下去，說不定，明天就會走上通向監牢之路。

現在，我真的來到了長沙市聞名的監牢。不過，心境卻沒有那種夢魔般的痛苦，相反，我很覺得榮幸。

老看守告訴說，他現在最頭痛的，是開門給監房內的人犯送飯時，那些人犯氣焰之囂張，使他擔心不已，個人的安全倒沒什麼，就是怕人犯們乘機暴動衝出來跑掉。前一段，解放軍還沒來得及到來時，就已衝出門跑掉了一些，看守所只有二個看守了，他們彈壓不住。

我問：「犯人們怎麼這麼大膽？難道他們已曉得外面的情況？」

老看守說，「哎，怎麼不知道咯！早一晌關進了那麼多『湘江風雷』的人，高牆外，造反派的宣傳車又天天在廣播，罵軍區罵『公檢法』，這一來，咯些人犯跟著什麼都明白了，膽子也都大起來了。還不是，也就跟著造起反來了。」

「他們不是造反，是翻天。」我糾正說。

「對、對，這些人犯是真想翻天哩。」老看守連忙也糾正說。

「昨天，你們又關進幾十個人來，這些新來的人，對社會上的事都曉得，肯定會鬧事的，你們可得有準備咯。」老看守掏出一張紙條，慢騰騰地說，然後，又掏出一個鐵扁盒，裏面裝著煙絲，他熟練地用紙條捲著一撮煙絲，捲成了一枝喇叭筒狀的煙，看也不看我，就只顧眨吧眨吧吞雲吐霧了。

我想，這事是得當心點。

「他們怕不怕解放軍？」我又問。

老看守眯著眼，吞吐了一口白霧般的煙，才緩緩地說：「如果關的都是犯人呢，不用解放軍進去，我都可以鎮住。但是，現在，裏面人犯很複雜，又都清楚社會上的事，他只要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冤枉，是文化革命問題關進來的，那解放軍就冒（沒）得辦法了，不曉得該不該動用專政措施。那些人犯也曉得解放軍有政策，對群眾要『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所以，他們就借機敢囂張，實際上，解放軍一時哪裏又分得清，哪個人犯是刑事犯，哪個人犯是運動犯、是群眾囉。」

難怪文攻武衛指揮部要調人來守這裏，我想。

我決定來個下馬威，整治整治，以保證我們在此看守任務的順利，不致出什麼事。

中午，開飯時，我帶幾個人，荷槍實彈，陪著老看守進入監房大院。

監房大院內很寬敞，幾排監房組成一個長方形口字，三方是監房，一間連一間，一方是入口，中間則是一個大草坪。入口處有兩扇門，靠外的是鐵欄杆內，靠裏的是木門。

為防萬一，我讓我們全部的兩挺輕機槍，架在外面鐵門前，派四個人臥地作好開槍準備，一旦人犯暴動衝出來了，就開槍。

「在咯裏打死人我們冒（沒）得責任吧？」一個還是中學生夥伴問我。

「打死越獄的犯人，有什麼責任！還要表揚你哩。」我信口答道，「千萬要小心，犯人一衝出來，可就凶啦，莫大意啦。」

「怕他個卵，老子有槍，出來就打！」

「只要機關槍一響，保證犯人們就要縮進去。」

「可不可以丟手榴彈？」

「丟什麼手榴彈？機槍、衝鋒槍就是可以了。」

「⋯⋯」

幾個夥伴們七嘴八舌，討論「作戰」方案。

我對他們守住這個唯一的口子，很有信心。只要這點保證了，我們到裏面去，就更不用擔心，一個犯人也跑不掉的。

不過，開槍打死了犯人，我們到底有沒有責任呢？雖然我斬釘截鐵答覆了那個中學生，但自己心裏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底，唯一感到的是，打死犯人和打死一般其他人，肯定是有區別的，但這區別到底有多大呢？是不是大到足可以讓我們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後果呢？

我決定請教那老看守，他肯定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一清二楚。

不過，得拐個彎問他，不能直接問。畢竟他是一個「公檢法」，聽他口氣就知道，他並不支持造反派，而傾向保守派，他之所以沒跑掉，能留下來，並不是歡迎我們，而是出於他強烈的職業責任感。我若明擺擺向他討教，一則他難保不做出一副傲視我的大架子樣子，二則，他說不定還會「當」（騙）我們，使我們做出越軌的事。

也許我的擔心是過分，但穩當一點為好。

我假作閑聊，問老看守，以前這兒是否逃跑過犯人？平日那些公安武裝是怎麼制止這類事？公安武裝如何追捕跑的犯人⋯⋯

老看守很好，他一一在那些故事中，將政策、界限講得清清楚楚的。

這樣，我相信，犯人若越過了鐵門外那條白色的警戒線，將其擊斃，我們不會有責任。雖然還要有先對天鳴槍警告和第一槍不能打犯人要害部位等程序，但在此非常時期，制止犯人越獄，是一切問題的核心，程序問題可以淡化。

於是，我將那道白色警戒線的要害意義等，向弟兄們講了，讓他們掌握開槍與否的政策界限。

老看守捏著一串叮噹直響的鑰匙，走進了監房大院，我則與五、六個弟兄，緊握武器，隨著跟了進去。

在第一個監房門，我們都停下。

盛著人犯飯菜的木桶早已擺在監房門口，老看守熟練的一下子打開門上的鐵鎖，並微微推開了一扇門。

門卻突然被裏面的人猛地全拉開，幾個一色留著青皮光頭，面容如白紙的男人犯，站立在門口。

我們幾個弟兄連忙將槍口對準了監房門口。

大概，看到我們雖然穿著軍裝，但並沒有帽徽，卻佩著紅袖章，監房內的犯人一下子呆住了，只管直盯盯的看著我們。

「快，端飯進去！」老看守朝監房內喝道。

這才出來兩個人犯，一老一少，在門口一邊端木桶，一邊卻偏著頭看我們幾個。

「是紅衛兵！」那個老人犯頓時面帶謅媚般的微笑，他端著飯桶進去時，竟大聲說道。

監房裏頓時出現了一陣喧嘩。

老看守等那兩個犯人一進去，便迅速地「啪」地一下，關上了監門，並飛快地栓上、鎖上。

我們就這樣，跟著老看守，一間監房接一監房，開門，讓裏面的人犯出來端飯，然後，又關門、鎖門。有些監房門一打開時，會竄上五、六個凶氣橫溢的人犯，大概想要有什麼動作，但一看見門口不僅僅是老看守，還多了幾杆帶著寒光閃閃刺刀的槍，多了幾個穿軍裝的我們，他們便頓時凶氣一挫，乖乖地退進了監房。

輪到關「八二六」那些人的監號，我們愈加小心，幾個人先成扇形散開，用槍口對準監門，作好隨時開槍的準備，我才讓老看守去打開監門，叫裏面的人出來端飯。

老看守把門打開時，我非常緊張，緊握手中的步槍，指頭就放在了扳機上，一旦有什麼不軌事件發生，下意識地會扣動板機。

幸好，一切平安，「八二六」的人大概早就受到過蹲牢房的訓練，而在社會上混時，又知道青年近衛軍不好惹，所以，三個專關他們的監號，竟都平平靜靜地領了飯端進去，沒有任何反抗的表示。

全部讓各監號開門領了飯菜後，老看守臉上顯出了一點點笑影。我問他，平時監房裏就是這樣嗎？他說，今天秩序不錯。再沒有多話，他就自顧自地又掏煙絲，捲他那嗆人的喇叭筒。

我想，這裏的情況也不過如此，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頓時，我覺得全身綳緊的肌肉，都鬆弛下來，一陣舒適的輕快感，油然而生。

不料，下午，監房裏卻出了事。

監房內的人犯，不知是誰領頭組織，突然唱起歌，喊起口號來。

他們唱的是我們造反派常唱的毛澤東語錄歌：「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還有「團結就是力量」那支歌。唱一遍歌，就跟著喊一陣口號：「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劉少奇！」等等，然後就是：「我們受了迫害！我們要平反！我們要自由⋯⋯」

這些歌，這些口號，本不足為怪，我們自己就不知唱了多少遍，喊過多少回，然而，我想，此刻從關在大牢裏的犯人唱出，喊出來，就顯得特別滑稽，不倫不類了。

這些人犯怎麼會這樣呢？

我馬上明白了，這裏，在二月份，關押過上百的「湘江風雷」造反派，那時，我們就常常聽說，他們曾在監牢裏唱歌、喊口號，尤其是高牆外來了造反派的廣播宣傳車，那高音喇叭一叫時，監房裏就唱得更歡，喊得更勤了。想不到，被關押的造反派獲釋出去後，這「革命傳統」卻留了下來，留給了真正該關該押的刑事罪犯們。

我跑進監房大院，只見那歌聲、口號聲，從一間又一間的監號內傳出，此起彼伏，真有一種轟轟烈烈的味道。

老看守跟了進來，大概，他怕我會因此而有什麼舉動，便在我身邊談談地說：「莫理他，他們天天都要來咯一套。」

犯人唱唱歌，我本也無所謂，人都關起來了，只能在那二十多個平方的小天地裏生活，確實令人煩躁，他們愛唱愛鬧就讓他們唱吧、鬧吧。但，我氣憤地是，這些傢伙怎麼能唱「造反有理」！怎麼能唱「向著法西斯蒂開火」喊「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打倒劉小奇！」這類口號呢？！這豈不是將我們造反派貶到他們這些刑事犯罪分子的位置？！這些歌，這些口號，豈是他們這些人唱的、喊的？！尤其，現在這個看守所在由我們來「看守」時，這些傢伙公然還這樣囂張，豈不是向我們示威？！

我雙手叉腰，瞪眼朝那唱歌喊口號的監號一一掃去，心裏則在考慮，要不要制止這種近似滑稽，又近似示威的聲音。

我自言自語：這些歌，豈是你們這班犯人唱的！

老看守叭了一口煙，仍淡淡地說：按監規，什麼歌他們都不能唱。

我連忙問他「哦，有這個規定？」

老看守說：咯是起碼的監規，不然，這麼亂轟轟，還能叫監獄？

我頓時打定了注意。

「不過，現在是文化大革命，也顧不了那麼多了。」老看守說完，又自顧自猛吸他的喇叭筒。

我說，這不關文化大革命的事，中央也沒允許犯人可以搞文化大革命，既然早有監規，就要按規定辦。

老看守望了我一眼，沒有吭聲，仍只自顧吸煙。

「等我來辦！」我說。說完，我就轉身朝監房大院內外走去，我要召集弟兄們進來。

「老弟，莫性躁，多想想辦法⋯⋯」老看守在我背後，忽然大聲說。

「我曉得。」我頭也不回，答道。

有些夥伴進城上街去了，能召集到的只有七、八個兄弟。解放軍賀副排長也不在，但聽說我要來制止監號裏那鬧哄哄的歌聲、口號聲，三個不值勤正閑著的解放軍戰士，也跟著我來了，不過，他們沒拿槍。

老看守也跟我們在一起。

我們十來個人，分兩批，依監號一間間各自去制止。哪一間還在唱歌、喊口號，我們就敲門，大聲喝令裏面的人犯停止。有幾間監號，我們一敲門，一喊，裏面就不吭聲了。但有的監號，我們怎麼喊，怎麼敲門，裏面都還是有人在唱在喊，只到我們猛地打開監門，人犯們才乖乖地閉上嘴。

我們一邊制止人犯唱歌喊口號，一邊向他們頒佈今後不許再唱歌喊口號的規定，並說，誰違反了，我們將會不客氣地懲罰誰。

很快，歌聲口號聲全部被制住，監房大院內又呈現一派常有的寂靜，空蕩蕩的大院內，只偶爾迴響著我們這些人的說話聲。

我很高興，甚至很得意起來，老看守不是說原來天天都會出現這唱歌喊口號的鬧哄哄局面嗎？現在怎麼樣？不到三十分鐘，便被我們成功地制止，鬧哄哄已變為了鴉雀無聲。

那幾個解放軍戰士，也誇讚我們說：還是你們造反派厲害，我們原來也喊過，他們就是不聽，而你們一喊，他們就害怕了，不敢唱了。

為什麼？

這誇獎，並不會使我飄飄然。在這點上，我倒還冷靜：不是解放軍不行，而是他們不能來「真的」，有政策束縛了他們，而我們，為所欲為，無所顧及，只要自認為目的純潔正確，就敢打敢罵，還敢開槍，犯人們能不怕嗎？

就在我以為大功告成，「班師回朝」，與大夥一塊正準備跨出鐵門，走出監房大院時，裏面卻又傳來了「造反有理」的歌聲，而且，聲音很渾厚、宏亮，一下子又打破了監房大院的靜寂的氛圍。

哪個王八蛋，這麼大膽？我一下怒火衝胸。

我馬上帶著大夥又返回監房大院內。

歌聲是從17號監房傳出來的，還好，其他監號還雅雀無聲，不過，每個監號上方的那兩個小鐵欄窗前，都佈滿了一張張白哲面孔。我知道，不把17號監房的「火」撲下去，不一會，在全監房大院又會「燎原」起來的。

敲17號監號的門，大聲喝令他們，都沒有效果，「造反有理」還在一遍又一遍，越來越有勁。

我讓老看守打開監門。

門一開，歌聲倒嘎然一下停止了。

監房裏十幾個青皮光頭，因為天熱，而幾乎赤裸著上部，全身肌膚灰白的人犯，呆呆地望著我們，坐的、站的都有，不動，也不吭聲。

我們十來個人，七、八杆槍堵了監房門口。

我大聲問：「剛才，是誰領頭唱的？」

人犯們互相看了看，卻沒有一個人說話。

我增強了語氣的威嚴，又喝問：「是誰領頭唱的歌？有種，給老子站起來！」

一個身軀鼓鼓敦敦，臉形方闊，約二十五、六歲的青年人犯，終於用不大的聲音答話：「是我唱的。」

站在我身邊的老看守悄悄對我說：他是犯的流案。

流案？什麼流案？！

後來，我才懂，「流案」，就是強奸之類流氓犯罪案的簡稱。老看守說的是他們公安幹警術語，他告訴我，那個方臉青年人犯的案情，大概是讓我掌握對方的身份、特點，以便決定我的攻擊方法。其實，這些我根本不予考慮，隨他對方是什麼角色，我只想著達到目的，應該採用什麼手段。而老看守呢？他衝口而出的提醒，大概也是一種下意識的職業本能吧。

我裝出一副惡狠狠神氣，問那方臉人犯：「你為什麼要唱歌？！」

方臉人犯說：「唱唱歌，又不犯法，又冒（沒）唱反動歌、黃色歌。」

這傢伙又恢復了唱歌時那陣的囂張勁。

我說：「毛主席語錄歌，是你們唱的嗎？」

方臉馬上反駁：「對毛主席語錄歌，你敢反對不讓人唱嗎？」

這傢伙，肯定是沒關進來多久，單位上、社會上的那些禁忌，他都曉得，摳人也厲害。我咬著牙暗暗打量他。

「你們是犯人，不能唱歌，這是規定！」我不同他討論什麼歌可以唱或不能唱的問題，硬梆梆丟給他一道命令。

「我們唱語錄歌，就是學習毛主席著作，這不違反監規。」方臉人犯臉上竟然露出得意的神色說。

我吼道：「你別跟我嚼舌頭，再一次告訴你，在這裏唱歌，就是違反監規！」

方臉人犯卻甩給我一副傲然模樣，還將頭一偏，振振有詞：「誰也不能剝奪我們學習毛主席語錄的權利。」

這傢伙顯然真忘記了這不是在外面社會上，不是在他原來所在的單位裏，而是在監牢中！

他媽的，我同他囉嗦什麼，這又不是在外面搞辯論。我猛然想起。

我指著他，喝道：你出來！

「擺事實，講道理，我出去幹什麼？！」方臉人犯居然敢頂撞。

我讓三個弟兄，衝進去拖他出來。當然，也讓進去的弟兄，先將手中的槍，交給那幾個解放軍戰士，徒手進去拖，免得進去後讓裏面的犯人將槍給搶了。

三個強壯的弟兄，衝進去二話沒說，抓住那個方臉人犯就往外拖。

裏面有幾個人犯卻在一旁鼓噪喊：「不要打人囉，要講道理囉！」

「喊什麼！誰喊，也將他一起抓出來！」我連忙用手著那幾個鼓噪起哄的人犯，大聲喝道。

這些人畢竟不是外面鬧文革的群眾，而是有罪案在身的人犯，我一嚇，他們便又乖乖閉住了嘴。

我命令那幾個弟兄，將方臉人犯押到監房大院草坪中央，迫使他跪下，以讓有所監號的人犯，都能從那各自監房的小鐵欄窗中看到。

我問老看守：「有繩子嗎？」

我想五花大綁捆起這個氣焰囂張的方臉人犯。

「有手銬。」老看守平靜地說。

「手銬？更好。」

這手銬卻遠沒有電影裏警察常用的那種漂亮瀟灑，沒有光亮，只有二個灰黑的鐵圈，沒有上銬時那優美的「喀嚓」聲，只有一把彈珠鎖掛在上面。老看守解釋說，這叫土銬，看守所沒有必要用那精緻的「洋手銬」。

土手銬卻非常厲害，一銬住那方臉人犯的雙手，他的雙掌就再不能動彈。

但，那個方臉人犯卻並沒因此而老實起來，相反，他大叫大嚷：「我唱毛主席語錄歌，你們為什麼銬我！我抗議！抗議！！喂，大家來看呀，他們不讓我學毛主席著作呀，還迫害我呀⋯⋯」

方臉人犯的叫喊聲，震動了整個監房大院。

我們一個弟兄，用槍托朝那方臉人犯背上，就是一下，並對他喝道：「你叫，你叫，打死你這個臭流氓！」

方臉人犯被槍托打得朝前一撲，但他仍不收斂，撲在草地上，卻敞開了更大的喉嚨喊叫：「打人啦，打人啦！要文鬥，不要武鬥，咯些人對我搞武鬥啦！大家都看呀，他們不按『十六條』辦事⋯⋯」

看這傢伙哇啦哇啦，沒一點認輸的樣子，我頓時氣沖牛斗，衝上前去，嘩拉一聲，將手中的步槍推上膛，槍口指著那個方臉人犯的臉。大吼道：「閉住你的口，不然，老子一槍打死你！」

老看守連忙追過來，到我身邊，扯了扯我的衣袖，並用手掌朝我左右晃了晃。

他的意思，我明白：不能開槍打犯人。

我心裏有數，子彈雖「嘩啦」響著上了膛，但扳機保險卻給關上了，我是要嚇嚇這個犯人。

恐嚇戰術並沒有成功，大概，躺在地上的方臉人犯看到了老看守朝我擺手，他料到我不敢開槍。因而，他在停息了片刻後，又大喊大叫起來：「救命啊！他們要殺人了啦⋯⋯」

我氣得要死，這傢伙怎麼這樣頑抗、囂張？

突然，我記起有次海司令對我們說過：對那些冒充我們青年近衛軍的二流子，不要同他們講什麼道理，他若服道理，就不會冒充我們青年近衛軍去做壞事！對他們這號人，只有打！真正的打，讓他們皮肉受些痛苦，才能解決問題。

我想，眼前這個傢伙，顯然，也不是位可以用道理降服他的主兒；看來，也得用海司令說的辦法。

我便叫幾個弟兄，用力按住撲睡在地上的方臉人犯，然後，由另外二個弟兄，解下他們的帆布軍用皮帶，朝方臉人犯只穿一條短褲，而裸著的背上、腰上和屁股上，一頓猛抽。

方臉人犯被打得只有哇哇叫了，他的背上陡然出現一條條紅色傷痕。

我們那兩個弟兄一邊抽打他，一邊大聲罵道：「打死你這個牛鬼蛇神！臭流氓！看你還鬧不鬧！」

一會兒，方臉人犯就求饒了：「我不敢了，我不鬧了，求你們莫打了囉⋯⋯」

畢竟，他還是曉得皮肉的痛苦不好受。

我非讓他認輸不可，不然，這看守所的看守任務，不知會有好多麻煩事冒出來。此刻，我知道，監房大院內每一個監號的小鐵欄窗上，有無數正在注視的眼睛，在靜靜觀察事情的發展，以決定他們以後該怎麼辦。

我讓人將方臉人犯提起來，叫他仍跪著。此時，他的臉上已沒有了一絲神氣的影子，而只有顯著恐懼的抽搐。

老看守在一旁，靜靜地看著，不動手也不吭聲，但我注意到，他對這個結果是滿意的。

方臉人犯哆哆嗦嗦開始了檢討和保證：「我唱歌，是違反了⋯⋯監規，今後，保證，不再唱了。」

這傢伙今日總算領教了，監獄裏面不是個可以搞辯論顯示嘴皮水平的地方。大概，犯流氓案前，在社會上他是個能說會道的歪才。而前段，看守所沒有人管他，連解放軍也只是勸一勸、嚇一嚇他而已，使他膽子大起來，得意而忘形了，然而，只要跟他來一頓「真的」，一陣軍用皮帶的抽打，卻也就能克住他。

我已達到了殺一儆百的效果，沒有必要再理會其他人犯，方臉人犯手上的鐵銬，我也讓人給他鬆開取下，只要他認輸了，就不想再為難他，他已一身青紅紫綠的傷痕，再讓他仍銬住雙手，似覺過份。再說，銬住雙手，他怎麼吃飯，大小便呢？

這場風波終於讓我們用「武鬥」方式，給鎮壓下去了。

走出監房大院時，那幾個解放軍戰士都笑著對我說：三句好話，頂不上一馬棒！還是你們造反派本事高些，一頓打，就解決問題。

我也笑著對他們說：這叫各盡所能。你們會幹的事，我們不會幹，你們不能幹的事，我們卻能夠隨隨便便的就幹上，沒有人來捆住我們的手腳和思想的。

大家都開心地笑起來。

自那以後，監房大院內便平靜了，沒有了喧嘩，更沒有了歌聲，一走進監房大院的鐵門，只見綠茸茸的大草坪，偌大的大院內，鴉雀無聲，安靜極了，如果是一個不知情的人進得大門，他決不會相信，這靜悄悄的大院內竟關押著一、二百個犯人。

每天開飯之時，我仍派幾個弟兄陪著老看守進去，以防不測。但事實上，已安全得很，順利得很。以至，大家都覺得膩了，甚至，還盼望起那個監號內能有人出來搗亂，使大家有點事可幹，但，沒有犯人冒這個險。

除了警衛送飯，晚上輪流值勤，陪解放軍站崗以外，沒有其他事可做。老看守說，以往，每天都有公安局的、法院的或檢察院的人，來提審犯人，監號的門，一天至少要響上十次，而現在，搞文化大革命，公、檢、法機關又都垮了，便沒有人再來提審犯人，看守所的任務，實際簡單多了，每天就是送送飯、鎖鎖門而已，當然，只要犯人不鬧事。

現在，回想這件在看守所毒打那個方臉人犯的事，按現代文明觀念，我們那樣做是錯誤的，是違反人權，然而，當時既沒有這方面的理念，也確因情況實在太特殊了，我們犯錯，實難避免。

有天，我同老看守站在監房大院的草坪中，閑著而瞎聊。

我問他，這看守所裏面關著的人，會不會也有確屬搞錯了受了冤枉的？就像在外面單位上，出現的那種將好端端的群眾給打成了「反革命」的事一樣。

老看守看了我一眼，說：難說。

我突發奇想，便對他說：我們反正沒有多少事，你看我們能不能將這些犯人一個個都仔細審查一遍，將那些確是受了冤枉的人甄別出來，為他們平反，再請示省革籌小組，釋放了他們？

老看守卻像看外星人一樣，盯著我好半天沒吭聲，最後才說：老弟，你有那份能耐？

我連忙說：我們反正呆在這兒事也不多，你牽頭，我讓弟兄們，包括我自己，全聽你指揮，還有那些解放軍，全上陣，一個個來清理，好不好？

老看守卻奇怪地笑笑，說：老弟，不要說是你，是我，就是你們再加上幾百人都來，這個甄別都難於做好。為什麼？大家都知道，犯了法的人，從我們這個地方想要出去，難！但是，你們卻不曉得，一個人要進這兒，也難！為什麼？你知道一個人被抓進來時，要經過多少人的工作，經過多少人的手啊！光是審訊材料，一個人犯就有一大迭，有的甚至有尺把厚。僅僅是看材料熟悉案情，這裏面的二百多號人，就能將你們這班弟兄搞暈⋯⋯

一聽這內行話，我就知道自己剛才在發夢了，趕緊打住這話題。

這樣搞了六、七天，我們全膩了；剛進看守所時的那種新鮮感好奇心，全部都消失了。平平靜靜單調乏味的看守警衛生活，使我們呆不下去了。幾個弟兄都找了我，要我向總部提出換班，否則，他們會自行不幹了。實際上，已有兩個弟兄，都是中學生，不等我答應，便不辭而別，出去後不再回來。

我托人給總部去了兩次口信，羅頭頭要我耐心守二、三天，說馬上就調人來換防。

大約守到第九天晚上，總算來了一撥人，奉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命令替換我們。謝天謝地，我們倒像是犯人被解脫一樣高興，樂呵呵地將一床床草席子移交給他們。

接防的不是青年近衛軍的人，全是「工聯」組織的，一色藍工作服，他們見我們全是身著軍裝，很有些羨慕。但，此時，他們像我們初來時一樣，對自己能進入這個神秘的地方，充滿了很高的新鮮感和熱情，很高興地規規矩矩地聽任我帶他們到各處察看，交待守衛任務。

我們脫了身，看著「工聯」那些人歡欣的神氣，我心裏卻笑道：只要裏面沒有犯人再鬧事，不用三、五天，你們就會不想幹了的。

當晚，我們便乘總部派來的汽車，離開了公安局看守所，那個令人好奇卻不能久呆的地方。

我望著夜幕下愈來愈遠的監獄高牆，默默地在心裏說：再見，「四科」——看守所！

大概不該說「再見」！

十年後，造反派大倒其霉的一九七七年，我真的「再見」了它，這長沙市公安局的看守所。

不過，這第二次進入看守所，我不僅沒有了新鮮、好奇感，而且，我已沒有了自由。我不再是一時大權在握的「看守所長」，相反，在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的運動中，成了市委下文件批示「拘留審查」、讓兩個警察押著關進來的「清查對象」。舊地重遊，景色依舊，卻心情迥異，待遇反差，令我百感滋生。

第一次，我在這看守所當了八、九天「主人」。

第二次，我卻在這裏當了二十個月的「人犯」。

人生如夢，漫漫長路，起伏總不平，實在不能由我自己。

捏著一串鑰匙，讓我們握槍陪著警衛去開監房門的老看守，在我第二次光顧他的工作單位時，他仍在那兒，並且是真正的經過任命的看守所的一個副所長了。不過，他沒能在一大批被關進來的造反派中認出我。畢竟，事隔近十年，他也不會想要從我的臉上，去搜尋當年那個還充滿稚氣的十八歲青年的影子。

我也不想對他重翻那有過的一頁。只是隱隱覺得，人生，真有一些奇妙之處。

第十七章　交槍與收槍

那麼多武器落在了兩派群眾組織的手中，後來是怎麼解決了的呢？

至少在湖南，是中央的一紙「九・五」命令的文件，便搞定了，基本將那些武器收繳回軍事機關。對此，有些讀者可能覺得似乎不可能？可能覺得那些個造反派草頭王們應沒那麼聽話？然而，你只要弄清造反派其實並無真正獨立性的本質，就會明白最終要繳槍，是一種必然。

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省革籌小組）成立不到一個月，中央便發出了「九・五」交槍命令。這個以「命令」為稱呼的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共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共同簽署的，口氣相當硬，要各派群眾組織將一切已掌握的軍用物資，包括槍支彈藥，全部予以封存，限期上繳給當地軍事機關。

然而，當時手握槍支的造反派，卻並沒將這個「命令」放在心上。因為，大家覺得，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央發了那麼多文件，有通令、有決定，但執不執行，特別是按不按期執行，都好像無所謂，「法不罰眾」這個詞，沒有幾個人聽說過，但這詞的意思，大家都相信。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槍，真能做到「限期上繳」嗎？

在兩派還在進行激烈的派戰武鬥的地方，例如，那「天下已定蜀未定」的四川，那正打得天昏地暗的山西，那還不斷在搶奪援助越南的軍用物資以裝備自己派別組織的廣西等地，中央的「九・五」命令，當時便只能是一紙空文，沒多大效力。那些地方的造反派或保守派，派戰正酣，他們恨不得還要搶奪一些軍用物資才好，以加強自己派別的實力，戰勝、打垮對方，此時，怎麼會想什麼「交槍」呢？

不過，文革造反風潮，在全國各地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而並非同步或同一個模式。

湖南省的情況是，兩派大戰基本告一段落，造反派取得了絕對的勝利，並且，由中央任命的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這個臨時的省級權力機構已建立。而在這個臨時權力機構中，造反派頭頭們能像省長一樣發號施令的初步嘗試，便足使他們陶醉不已了。因此，消除混亂，建立秩序，便成了造反派頭頭們此時的心願。而中央「九・五」命令，限期收繳群眾手中的槍支，這一舉措，正符合了造反派頭頭們借此消除混亂、建立秩序和穩定社會的心思。因此，進入了省革籌小組的造反派各大組織的頭頭們，都贊成執行這項收槍命令，以鏟除社會上「有槍便是草頭王」那邪風的物質基礎。於是，得到各大造反派組織頭頭支持的省革籌小組與解放軍四十七軍軍部，便依據「九・五」命令精神，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全部收繳老百姓手裏的軍用物資，特別是收繳槍支彈藥方案與措施的步驟。首先，將各大造反組織的武裝人員，整編到各地市統一的「市文攻武衛指揮部」，並將「文攻武衛指揮部」武裝人員的槍支彈藥，予以登記註冊，持槍者發給一張由省革籌小組認可的「持槍證」。然後，由「文攻武衛」人員出面，收繳那些沒有握有「持槍證」的組織及其人員的槍支。最後，又宣佈將「文攻武衛指揮部」解散，除另組一個以協助維持社會治安的「市治安指揮部」可以擁有少量武器外，「文攻武衛」大部分人員的槍支，不管有否「持槍證」，也統統一律上繳。

這樣，最後除由少數造反派人員組成的「治安指揮部」擁有少量並一一註冊的武器，而且得以維持較長一段時外，社會上各派群眾組織，包括各色「散兵遊勇」、流氓阿飛之類，均可手握槍械武器的局面，便不復存在，而進入了歷史。

但是，儘管有中央的「命令」，有省革籌小組和陸軍四十七軍的周密佈置積極執行，還有各大造反組織頭頭的盡力支持，這個收繳槍支任務，在十月間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收槍活動後，對零星散落的大量槍支，特別是對手槍，卻收繳得非常緩慢，其過程經歷了幾個月。

之所以要這樣長的時間，是因為造反派內部出現了「要不要繼續造反、繼續革命」的爭論，而繳不繳槍，則是這爭論問題的一項重要內容。一部分造反派，主要是一批思想激進的大學生和中學生紅衛兵造反派，他們不滿那些進入了省革籌小組的造反派頭頭有著志滿意得的神態，不滿省革籌小組中原省委書記仍執掌大權，他們也不滿「革命委員會」這個權力機構中要有「三結合」的組成形式，而主張建立「一切權力歸造反派」的真正經過選舉的「巴黎公社」政權形式，主張讓一切「舊官僚」靠邊站，不讓他們進入新的權力機構，甚至，他們還試圖重新評價當時中國共產黨這整個組織，設想再建立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型政黨。長沙市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紅衛兵——楊曦光，即後來成為了著名經濟學家的楊小凱，在他寫的長達數萬言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等大字報文章中，令人驚駭地系統地表述了這些觀點。自然，這些激進的大學生、中學生紅衛兵的「繼續革命」思想，既不符合黨中央最高統帥關於進行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戰略部署，也超過了一般造反群眾當時所能接受的觀念範圍。甚至，一些很勇敢的造反派中堅分子，也只能對這些激進的大學生、中學生紅衛兵提出的口號和寫出的文章，表示自己的困惑。

激進的大學生、中學生們那些「繼續革命」的理論，未能獲得數十萬工人為主體的「工聯」組織等大部分造反派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但，他們提出的旨在對抗「九・五」命令的「交槍等於自殺」的口號，卻在造反派武裝人員中博得了一種公開或隱蔽的共鳴。手握武器的造反派，不管他是哪個組織的，不管他具有什麼樣的觀點，但，對於將自己手中的槍支交出來，總是很捨不得，總是很不甘心的。誰都希望自己能永久擁有一枝槍，這願望既包含了保護自身安全的想法，更包含了種種個人的某個意願和追求，例如，將它視為紀念品，或精巧的藝術品，或今後狩獵的工具等等。因此，即便不能完全對抗中央交槍的「九・五」命令，但，大家卻總是想方沒法採取「拖」的手段，能拖一天算一天，遲一天交比早一天交，心裏則多舒服一天。在省革籌小組和四十七軍實施了幾個大的收槍措施後，那些零星、隱蔽的槍支仍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並且，也沒有人認為不交槍，就是有什麼「大逆不道」的錯誤，反而，都認為，誰手中能繼續握有槍，誰就是有「塊方」（能力），而誰的槍支被收繳去，則被視為他的一件憾事。

直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後，即中央「九・五」命令四個多月後，中央與中央文革的大批重要領導人，包括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在接見湖南省革籌小組成員、四十七軍軍首長和造反派頭頭們時，不僅嚴厲地斥責了激進的大學生、中學生紅衛兵以及他們寫的文章、大字報，下令鎮壓由激進分子組成的「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省無聯」），而且怒氣沖沖地指責了湖南省革籌小組和四十七軍執行中央命令「手太軟」，而不敢鎮壓「省無聯」，「沒有強烈的無產階級義憤」。

於是，隨著「省無聯」幾名頭頭與一些激進的大學生、中學生紅衛兵造反派，被省革籌小組下令逮捕，關進了監獄，判處徒刑——包括那個寫了《中國向何處去？》大字報文章的中學生楊曦光，他被判了十年刑。徹底搜繳槍支彈藥的各項命令和措施，也一下子變得非常嚴厲起來，對收槍一事已不再是緩和的「動員」，而是「通諜」了。繼續擁有武器，不僅不允許，而且被宣佈為一種「罪行」了。經過這一搞，槍支武器便沒有公開出現在老百姓手中了，一批又一批零星被人們擁有的槍支，都限期予以收繳，沒有收繳到的，大概不是被悄悄扔進了江、湖、塘、井裏，便是可能被拆散破壞了。自那以後，既沒有老百姓手裏還可握有武器的事了（除省革籌小組特許組織的「治安指揮部」少數造反派），也沒有發現在後來這麼多年時間中，有刑事犯罪分子是握有文化大革命中搶奪的槍支。可見，那個「九・五」收槍命令，儘管執行緩慢，但在湖南，終究還是很有成效的。

十月間，我們青年近衛軍總部武裝人員全部正式被編入了新改組的「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序列，每人領到了一個「文攻武衛」的黃底紅字袖章和一張「持槍證」。對此，我非常高興，陡然生出不少優越感。本來，對於社會上什麼人都可以擁有武器，我就很看不慣，尤其那些蓄著小鬍子，穿著白球短褲，滿口流裏流氣的傢伙，居然也在腰上別著新嶄嶄的五・九式漂亮的手槍，在大街上耀武揚威橫行霸道，更使我氣憤。但，有什麼辦法呢？你說他是流氓阿飛？他卻能掏出一個也是「造反」的袖章或紅布胸章，證明他握有武器，也是合法。雖然他們自稱的那些個「造反」組織名字，我們連聽都沒聽說過。實際上，那些不三不四的傢伙，也不會去參加造反派的集會和活動。他們只是借著這個「造反」的旗號，明裏能大搖大擺，暗中則可胡作非為，搶偷財物，追逐女人。因為，他們手中有了槍，幹壞事更容易了。現在，如果能借「九・五」命令之威，專門繳掉那班傢伙的槍，那就太好了。本來嘛，哪些個二流子，怎麼能讓他們也有手握武器的資格呢？！

「持槍證」和「文攻武衛」袖章發下來的當天，我們就迫不及待的上街繳槍。七、八個人或十來個人為一組，到處設關立卡，見到帶武器的人，就上去盤查，如果沒有「持槍證」，便予以強行收繳。

我帶了七、八個弟兄，都全副武裝，佩上「文攻武衛」袖章，攔住一輛路過的卡車，都乘車到城內一條繁華馬路，選擇一個路口，下車，然後威風凜凜地在那路口設了關卡，專門注視過路的人們中，是否帶有槍支。

頭一批撞進我們這個「網」裏來的，是二個中學紅衛兵。他們每人背著一支衝鋒槍，騎著自行車，說說笑笑不知要上哪兒去，被我們攔了下來。問他們要看「持槍證」，那二個中學生傻了眼，沒有。

「沒收！」我下令。

兩杆衝鋒槍頓時成了我們的戰利品。

「我們也是造反派⋯⋯」其中一個高個兒中學生連忙申辯，並掏出了他那個紅衛兵組織的身份證件。

看那證件，發現他們的紅衛兵組織是長沙市有影響的正規造反組織，不是屬於烏七八糟之列。

問他們為何沒有「持槍證」。

他們支吾了一陣後，說「持槍證」還沒領到。

看那樣子，八成這二杆槍不屬於他們的組織，而可能是他們另外獨自擁有的。因為，「持槍證」已統一發下，何況，早幾天，總部就已開會告誡，這幾天，為避免不必要麻煩，沒領到「持槍證」之前，一、二個人千萬不要帶槍出去，否則有被其他組織收繳的可能。這個告誡，也是各大造反派組織頭頭聯席會議上共同約定的。

「沒有『持槍證』，就要收繳！」我告訴那二個中學生。

「我抗議⋯⋯」那個高個兒中學生突然大聲叫嚷。

「你鬧什麼？！想挨打？」不等我開口，幾杆帶刺刀的槍便已指向了他，我們幾個弟兄圍著，並朝他厲聲吼道。

那高個兒嚇住了，不敢再吭聲。

我想，這二個中學生畢竟是紅衛兵，不是我們想捕獲的對象，用不著太為難他們。

我對他們說，槍，暫時沒收，但可以給他們開一個收條，三天之內，他們可以憑這收條和「持槍證」到青年近衛軍總部領回去。

但，這二個中學生並沒顯出高興的樣子，相反，只好無可奈何怏怏而去。

以後，我們根本沒再看見過他們，無疑，他們沒能有「持槍證」，所以，也不敢來找我們。

首戰雖然告捷，但我們幾個卻並不是很高興。因為，我們主要是想繳那些二流子的槍，而卻實在不願與真正造反派的人為難；加之，這衝鋒槍，步槍什麼的，我們大家都有，多弄一枝，也沒有什麼用。況且，「文攻武衛」指揮部規定，每個成員只能擁有一枝槍，我們就有幾枝長槍，也沒法藏，更沒法再領「持槍證」。我們來設卡的目的，除了欲要繳掉那些不三不四傢伙的槍外，每個人其實都是想趁機繳到一枝五九式之類高級手槍玩玩，而那些二流子們擁有的槍，則基本都是各色手槍。這手槍易帶易藏，沒有「持槍證」也不要緊，現在「九・五」命令下來，今後，想再去搞槍就不會有機會了。

我背了幾個月步槍，也想弄枝手槍挎挎，不去打仗，只在街上逛逛，這手槍當然要神氣些。

很快，獵物就來了。

一個剪平頭蓄小鬍子圓圓胖臉的青年人，手挽著一個稚氣未脫的年輕姑娘，嘻嘻哈哈走了過來，他只顧與那姑娘逗樂，壓根就沒注意到我們這幾個穿軍服、佩「文攻武衛」黃袖章的人。

那年頭，男女之間手挽手或互相靠著依偎在大街上走，本來就是讓人看不習慣，容易被視為「品性不正」。故而，我們很快就注意到了他們。待他們走過我們時，突然發現，那個平頭小鬍子青年，在他的右腰上，竟然別著一枝手槍。

「站住！」幾個弟兄同時喝道，並很快圍了上去。

七、八個持槍的人迅速將平頭小鬍子和那個姑娘團團圍住。那個姑娘頓時顯得驚恐萬分，小鬍子也不知所措，張開嘴望著我們。

「檢查！你的槍有沒有『持槍證』？」我問那小鬍子。

「麼子『持槍證』？」小鬍子莫名其妙。

不用說，這傢伙不是正規造反組織的，連要發「持槍證」的事都不知道，無疑，是一個不三不四的「散兵遊勇」。

他的手槍，連同槍套，繫槍的皮帶，統統被繳了過來。

小鬍子還想掙扎，大聲說：「哥兒們，我也是造反派哩，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何必吃自己人囉？」

他也掏出了一個紅本本給我看。

那紅本本裏的紙卡片寫著：×××，男，二十六歲，家庭成份：工人；職務：副司令；發證單位：毛澤東思想全無敵造反兵團司令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還蓋了個鮮紅的大印。

一看就知道，這傢伙是一個烏七八糟的組織的人，什麼「全無敵造反兵團」！？從來沒有在哪次造反派組織發表的聯合聲明、公告或集會參加的行列中，看到過這個組織名稱。

我將紅本本捏在手裏，並不退還，卻仍厲聲問：「這個不上算，要有『持槍證』，才能佩帶武器，這是省革籌小組的規定，你的『持槍證』呢？拿出來檢查」。

小鬍子想了想，誇張地聳了聳雙肩，攤開雙手，嘻皮笑臉地說：「我忘了帶，哥兒們，請你們高抬貴手一次，好不好，老弟我今後再感謝你們。」

他比我們幾個人的年齡其實都大一截，卻自稱「老弟」，真令我噁心。

「不行！沒有『持槍證』，就要沒收手槍！」我搖搖頭，斬釘截鐵告訴他。小鬍子說：「何必呢？小老弟，你抬抬手，我們就是朋友了，手一攔，我們就會成仇人囉。」

我不怕他威脅，現在，沒有哪個流氓阿飛王八蛋能把我們青年近衛軍的人怎麼樣！這傢伙，剛才還叫我「哥兒們」，此刻，又換了腔調：「小老弟」！哼！該給他一點硬的。

「不要囉嗦了，沒有『持槍證』，就走開！不要耽誤我們的工作。」我一邊把他那紅本本退還他，一邊做出不耐煩的樣子大聲對他說。

小鬍子好半天不吭聲，只惡狠狠地盯著我，眼睛裏閃著凶光。

我朝旁邊的弟兄作招呼：「不要看了，大家去繼續我們的工作。」

小鬍子的手槍，是被我們中一個姓張的小夥子繳下來的，他喜滋滋拿著那槍，朝天晃了晃，笑嘻嘻地顯得很開心。

小鬍子咬著牙點著頭，朝我凶狠地說：「要得，今天你們咯樣做，明天，我會記得你的！」說完，他便又怒氣沖沖拍了拍他身旁那姑娘，大聲說：「走！今天算老子倒霉，被狗咬了。」

一聽這話，一想小鬍子那不甘罷休的樣子，我也火了，把肩上的步槍迅速取下端著，朝那小鬍子喝道：「站住！」

小鬍子真的站住了。

「你剛才說什麼？！」我怒問。

我們幾個弟兄都圍了上來，小鬍子的話，大家都聽到了。「我，我沒講什麼呀！」小鬍子一看氣勢不妙，便先怯了火，連忙矢口否認。

我想，一不做二不休，這傢伙不教訓他一頓，不讓他知道我們的厲害，不讓他曉得什麼叫「害怕」，那日後，難保不被他欺負報復，雖然他那個什麼雞巴「副司令」，我不相信會有什麼能耐，會有什麼大靠山。

我下令，將小鬍子捆起來，帶回總部。卡也不設了，先治治這個小鬍子，說不定，他那個什麼組織裏，還有一些可以繳的槍。

當晚，在總部，我們幾個將小鬍子一頓拳打腳踢皮帶抽，不僅使他連連磕頭求饒，而且他還供認：他那個什麼「毛澤東思想全無敵造反兵團」，僅十二、三個人，「司令」是社會上一個有些名氣的流氓，他們趁前段搶奪軍區武器的風潮，也搞到了一批槍支彈藥，而且，大多是手槍，他們並不去參加派戰武鬥，只在大街小巷茶樓酒館影院劇場顯威風，逞霸道。

我將這個情況向總部羅頭頭匯了報，要求派人去抄查那個「全無敵」兵團，還說，我們可以借此又繳來一批手槍。

羅頭頭在親自審問了那個小鬍子後，確信「全無敵」兵團人數不會很多後，決定總部武裝人員全體出動。近百人的隊伍，分乘幾輛汽車，押著小鬍子，來到了「全無敵」兵團所在的省商業廳大樓。

沒有經過什麼戰鬥，僅僅只在衝進「全無敵」兵團佔有的那幾間辦公室時，朝天花板開了幾槍威懾一下，就解決了問題。

「全無敵」兵團真只有十幾個人，其中還包括四、五個女的，都是年輕姑娘，我們衝進去時，甚至有幾個男男女女正在淫亂，被我們的弟兄抓住，一頓飽打。在「全無敵」兵團，我們繳獲了三十幾枝槍，一大半是手槍，我也弄了一支五・九式手槍，幾夾亮晃晃的子彈。

「全無敵」兵團的辦公室內，除了槍和子彈，香煙、瓶裝白酒和啤酒，竟然堆放有十幾箱，也不知他們是從那兒搶來的，而且，地上空酒瓶，煙蒂到處都是，唯獨沒看見一部油印機、墨汁瓶和毛筆這些群眾組織中起碼要有的文化設備器材，白報紙倒有幾捆，但他們不是用來寫大字報，而是墊在桌上打牌用。可見，這班傢伙根本不是要參加什麼文化大革命。

那個「司令」可惜沒抓到，當時，他正好不在，外出未歸，不然准讓他受一頓扎實的皮肉之苦。

弄到了手槍的人，都不像「九・五」命令之前那樣公開炫耀了，而只是小範圍內偷偷互相欣賞，暗暗藏著。因為，這些手槍都已不可能再獲得「持槍證」。

繳獲到的衝鋒槍、步槍、機槍等長武器，則一律交由總部封存，準備再上交省革籌小組和解放軍四十七軍。

省革籌小組和解放軍四十七軍在長沙市設立了若干個「收槍點」，號召除「文攻武衛」人員以外的群眾，將他們擁有的武器送往這些「收槍點」上交。這些「收槍點」則由解放軍和「文攻武衛」人員共同把守。

我被奉命與十來個弟兄，到設在長沙市第十一中學的「收槍點」執勤。那所中學當時還在市區邊緣，周圍不怎麼繁華，但有不少工廠和機關，因而每天來交槍的人還是不少。大都是有組織集體來交，甚至有的單位還敲鑼打鼓，扛著「堅決擁護九・五命令」橫幅，熱熱鬧鬧將成捆成箱的武器送來。因為各大造反組織頭頭已有協定，除編入「文攻武衛」的少數武裝人員外，其餘人員的槍支都要上交。所以，「工聯」、「湘江風雷」等造反組織的下屬單位，都是成建制集體來交槍。當時，造反派中的激進分子，尤其是中學紅衛兵中的激進分子，對「九・五」交槍命令很為不滿，認為這是削弱造反派的力量，認為手持武器的造反派應該向九十六年前的「巴黎公社」學習，讓自己變為強大的足以與政府的常備軍抗衡的無產階級「國民自衛軍」，而現在向省革籌小組和四十七軍交槍，就「等於是自殺」。因此，他們到處貼標語、發傳單、寫大字報，反對交槍。激進分子甚至批評我們所在的「文攻武衛指揮部」是「被官方利用」的武裝組織，他們則醞釀成立造反派獨立的、巴黎公社「國民自衛軍」式的「民辦文攻武衛指揮部」。激進分子的輿論攻勢雖然很猛烈，他們的一些觀點也受到很多造反派的同情和產生共鳴。但，畢竟他們人數不多，自身不足以形成強大的對抗勢力，而統領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造反派的「工聯」、「湘江風雷」等組織的頭頭，已是省革籌小組的重要成員，他們沒有理會，也不會聽從激進分子的宣傳。相反，他們命令自己屬下的基層組織，均要積極執行交槍命令和規定。從而，一個單位接一個單位，造反派都整整齊齊將武器送往了各個「收槍點」。

我們在「收槍點」的任務是擔任警衛，以防意外，槍支並不由我們接收，而都由四十七軍的解放軍負責受理、登記、保管。不過，看到別人都要將自己手中的槍依依不捨地繳出來，而我們卻可以仍得意揚揚地背著槍，莫名的優越感不由陡然而生，尤其，當從那些來交槍的造反派的眼中，看到他們的羨慕之光時，更覺神氣不已。

在「收槍點」，我們守了一個星期，每天都目睹大批的武器被送交來，衝鋒槍、步槍、機槍、甚至還有幾門迫擊砲、六〇砲，五花八門，種類繁多。但我注意到，交來的槍中，卻沒有多少手槍。只到我們最後二天執勤時，才看見有人交了十幾枝，而且都是大而笨的駁殼手槍。我想，像我們一樣，造反派們確實都想擁有自己的槍支，長槍藏不住，大概就留下了小小的手槍吧。

「收槍點」的任務還沒有結束，總部就讓我們撤離，全部到總部參加集訓，說是各造反組織都將成建制參加統一的「革命工人代表大會」（工代會），或「紅衛兵代表大會」（紅代會）；農民造反派則成立了「農代會」。以後，再慢慢逐步削平「山頭」，將各造反組織均解散，而都統一到「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的旗幟下。這是北京來的經驗，中央號召各地造反派予以學習。而「文攻武衛指揮部」則也統一再整編為二十個武裝連，這些武裝連就不再屬於哪個造反組織，而直接屬「文攻武衛指揮部」統轄，由省革籌小組領導。我們這些「文攻武衛」人員也將予以精簡裁編，因為，此時省革籌小組已不同意整個青年近衛軍都進入「文攻武衛」序列，而必須只能讓一定比例的成員，作為將來的「文攻武衛」人員。新的「文攻武衛」組織總共只能有二十個連。而僅青年近衛軍一個組織的武裝人員，就超過了這個數字，更不用說其他造反派還有那麼多武裝人員了。因此，各造反派組織的「文攻武衛」力量，都面臨了「裁軍」的問題。

這個消息使我們青年近衛軍的弟兄們深感沮喪，也很憤怒，弄了半天，自認為出生入死有汗馬功勞的弟兄們，也都將遭到被繳槍的厄運。早幾天，還趾高氣揚的我們，一下子像跌進了冷水缸，好半天還喘不過氣來。

不滿、抗議、喧鬧、牢騷在總部發泄了一陣，但誰都看到，形勢已不可逆轉。因為，這個方案雖說是由省革籌小組官方名義頒佈，但，實際上各大造反組織的頭頭，大部分都是這個方案的附議贊成者，甚至包括我們青年近衛軍總部的頭頭們。這些頭頭們或已經在市革籌小組中有了交椅，或也想在未來正式的省革命委員會中弄一個位置，因此，他們考慮問題的角度，當然不會等同於下面成員的見識。

牢騷發夠了，大家也只好聽從命令，畢竟我們是來參加「革命」的，總得要有些組織觀念。

總部的頭頭安慰說，我們青年近衛軍會爭取多進一些人到新的「文攻武衛」組織中去，大家先安心訓練，屆時，挑選集訓得好的人員，去搞專業的「文攻武衛」組織，當解放軍的「後備部隊」。

然而，這些話已沒有了多大作用，我們都隱隱覺得，這變來變去的形勢，使人已不能相信今天的任何諾言。當初，說各造反組織都要有武裝力量，要武裝造反派，保衛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而後，又說要交槍，只能一部分武裝人員在統一的「文攻武衛」旗號下活動，現在，卻又要裁減「文攻武衛」人員，誰知，明天這新搞的「文攻武衛」也能不能搞下去呢？

當造反派的「民兵」，作解放軍「後備部隊」的夢想，頓時，像肥皂泡一樣，雖說還未破，但，已使人感到，破滅，只是時間問題了。

集訓了個把星期，果然，新的方案又傳來，「文攻武衛指揮部」也不搞了，除了協助公安機關軍管會打擊刑事犯罪的「治安指揮部」，可以留有少量武器以外，其他所有的造反派，都必須交出武器，一粒子彈也不允許留存，而且，可以擁有少量武器的造反派「治安指揮部」，也要轉而變成接受公安機關軍管會的領導，而不是再由省革籌小組與各造反組織的直接領導了。

總部頭頭作了交槍動員和佈置，讓大家交槍。

沮喪已極的弟兄們，都知無可奈何，手中的槍，是保不住了，於是，便拼命地打槍，當放鞭砲一樣朝天打，練槍法朝酒瓶、磚頭打，無緣無故地打，莫名其妙地打，以此來發泄自己的不滿和憤悶。那幾天，長沙市到處都是一陣陣「叭叭叭叭」的槍聲，其他造反組織的武裝人員也都不約而同這樣打起來。開始，一般老百姓以為又是哪兒在展開武鬥，嚇得要死，後來，才明白是造反派在發悶氣。於是，老百姓們，不管大人小孩都不怕槍響了，反而，一聽見哪兒響槍，便奔到那兒去看熱鬧，小孩子則跑來撿子彈殼。

子彈打光了，或打得差不多了，大家才戀戀不捨地將那熱乎乎的槍支，丟到那統一存放的地方。

當那枝伴隨我幾個月的041949號步槍，在槍膛裏還散發濃濃的硝煙火藥味時，我恭恭敬敬地將它放到了總部封存槍支的臨時倉庫，看著那支從此不再屬於我的鋼槍，很有些惆悵、遺憾。

漂亮的五・九式手槍，我卻隱藏了下來，這種手槍，大家稱之為「將軍牌」，小巧精緻，射擊時沒有多大後挫力，我很喜歡它，將其視為一件寶物。當時，青年近衛軍的很多弟兄，都弄到了手槍，而沒有被登記，我這枝也是這樣。因此，我們都可以悄悄留下。我想，弄枝手槍，日後既可作防身，又可作紀念。人家有了，我不能沒有。當時，交槍的命令雖越來越嚴，但畢竟還是造反派的天下，我是個造反派，留下一枝槍，即使日後被發現，別人也不至於對我怎麼樣，硬要我交，到時交上去得了。我這樣盤算著。

槍支彈藥上交，派戰武鬥也基本停止，跨行業的群眾組織青年近衛軍，也沒有了什麼用武之地了。雖然，總部的頭頭們還秘密存留了一些武器，他們也還在為自己能進入省、市革命委員會而奮鬥，但我感到，我應該「復員」了。社會上的造反形勢已絕對獲勝，但我自己的單位上，還需要我去奮鬥。

我悄悄帶著「將軍」手槍，告別了今生難忘的青年近衛軍，回到了我所在的公司裏。

「將軍」手槍卻在我回單位後沒有幾天，就離開了我。原來，我打算至少玩它一年半載。

基辛格說：讚揚別人不需付出代價，而同情別人卻要作出犧牲。

我的「將軍」手槍，就是被人利用我的一念同情，而弄走了。

我從青年近衛軍回來後，即回到了家裏，使我的父親放心、高興，他看到他的兒子已完完整整一根毫毛未傷地回家來了，而且，也不會再去「打仗」了。

有個在鐵路上工作的張師傅，三十多歲，是離我們家不遠的街鄰，他也是個造反派，是他們鐵路局的「工聯」成員，平日同我也還談得來。因此，我將自己的手槍給他看了，也是想向他炫耀炫耀。張師傅拿著我的槍，一邊翻來覆去察看，一邊連連說：「好漂亮，好精緻囉，這比我用的那枝駁殼槍帥多了。」對此我自然很得意。

不料，第三天晚上，他將我找到他的家裏，先是又遞茶，又倒酒，客客氣氣招待我，然後，又愁眉苦臉對我說，要請我幫他一個忙。

我不加思索，說，只要我能辦到的，我都可以幫你。

他就告訴我，他原本只有一枝駁殼槍，但有次在單位上吹牛，說他在家裏還常常藏著一支五・九手槍，以防萬一用的。結果，現在要交槍，他只有駁殼槍上交，有人向駐鐵路的解放軍軍代表檢舉，說他還有一支五・九手槍，軍代表便找他談話，動員他交出來。他說他是吹牛的，反覆向軍代表解釋，但，軍代表不信他的話，反而一個勁向他作說服工作。現在，一則他被軍代表纏煩了，二則，他想這真是個問題，如果沒有槍交上去，日後，恐怕人們永遠會懷疑他還藏有手槍，甚至記上檔案，那就麻煩了。

「我想請你老弟，幫我一把，把你那枝手槍送給我，以解救我。」

張師傅最後苦著臉對我說，「你幫了我這個忙，我一輩子都會記得你老弟的好處的。」

我聽他一說，呆了。心裏則後悔不已，不該讓張師傅看我的槍！

但，一望他那幾欲落淚的愁眉苦臉，我又生出幾分不忍。

「不交一枝手槍上去，這輩子恐怕我就會要背上這個窩藏槍枝的罪名，成為一個歷史問題。」張師傅又是嘆氣又是搖頭。「只怪我當初不該亂吹牛！」

我有些鄙夷他：這號勁，你當初做什麼造反派囉！

算了，給他！

不要讓我再看他那可憐兮兮的樣子。

但，將來若有人問我追查這槍呢？

「我幫你做證，是給我了！」張師傅連忙拍胸脯，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

當晚，張師傅就將我的手槍，交到駐在他們鐵路上的軍代表手裏去了。還連夜到我家給我看了他那張交槍收條。

「老弟，你幫了我的大忙！」他樂呵呵地對我說。

他倒是輕鬆了，我卻無端失去了一枝好不容易才保留下來的手槍。

只是，當初我還覺得，畢竟，我比張師傅年輕，活動範圍比他大，社會上朋友比他多，不怕再弄不到一枝手槍。

然而，形勢的發展，卻已再沒有可以弄槍的機會了。以後很久，我還後悔，不該一時心軟，讓張師傅將槍要了去，他吹牛，本該受點小小懲罰，我何必去同情他呢？後來，我從鐵路上其他人口中得知，張師傅要槍根本就不是什麼吹了牛要交差，而是為了在單位，在軍代表面前，顯示他會做工作，有「塊方」（能力），連赫赫有名的青年近衛軍的成員的槍，也讓他說服給上交了。

我氣得要死！

張師傅卻一再向我表白，他絕不是別人所說的那樣，甚至，他當我的面發誓：如說了謊，願遭雷打火燒。

不論如何，我不再搭理他，從此一刀兩斷。

不過，以後在我挨整之時，我們單位的專案組找到了他，以追查落實我這枝五・九式手槍下落時，他倒是態度鮮明，雖然他自己也正在挨整，但仍毫不含糊一口承擔責任，手槍是他從我這裏要走了的，並且，又重述了他如何吹牛，如何要我幫忙，問我要了手槍的情節，還反覆說我是個「肯幫忙，懂道理」的青年人。

當專案組的人日後在向我講述，找張師傅去調查時的情節時，我頓然又很感激起他來，甚至，我想，也許別人講他的那些，是屬於不實之詞？

第十八章　旁觀「省無聯」事件與反「三右一風」運動

批「省無聯」與反「三右一風」這二個事件，都是局限於湖南省內的運動，但之中牽涉到的一小一大兩個中心人物，後來，卻各自在不同的領域，都進入了中國的歷史。

少的叫楊曦光；長的便是華國鋒。

一九六八年那一年的湖南文革過程中，先後有過內容不同的二個階段型小運動：批「省無聯」；反「三右一風」或「砲打三紅」事件。

這二個階段型小運動，與此前的派性爭戰有一個顯著不同的特點，即雖然造反派們都關注事情的狀況，但實際捲入的人卻不多，而主要是不同意見的那些社會型群眾組織頭頭之間的爭鬥，以及少數激進分子發動的理論大戰。當時，造反派工人的重點，基本都已轉至忙自己本單位的造反事務了，對社會上新發生的爭戰，興趣明顯大大減少。所以，在那二次派性爭戰中，便很少能像前段批判反擊保守派時那樣，經常舉行召集動輒十萬數十萬人的群眾集會，也較少出現嚴重武鬥與打砸性質的大行動，而多限於以大字報大標語及各種小型會議為形式了。

我不是社會組織的頭頭，當時也已回到本單位做了廠工代會副主任，因而，對那二個小運動，也僅只在思想與精神上關注介入，而無實質性的參加。不過，既處於那環境氛圍之下，總還是多少接觸感知了其中一些人和事。

中央作出了關於湖南省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八・十」決定後，湖南的造反派們，自然全都是高興萬分、歡天喜地的。然而高興的後面，也出現了不滿，出現了新的反對派。伴隨著這些新的不滿與新的反對意見，強大的「文攻」新派戰也開始了。

造反派中出現了一批人數不多但能量不小的激進分子，他們從不滿於「工聯」組織頭頭的所謂「右傾」開始——指責「工聯」組織的頭頭在為「湘江風雷」翻案時出力不夠；進而不滿於中央任命的省革委會籌備小組成員中，原省委書記華國鋒、候補書記章伯森居於了副組長地位，處於了造反派代表地位之上；特別更指責支持造反派曾很被動很勉強的華國鋒，有人還公開貼出了「華國鋒滾他媽的蛋！」的大標語；更有甚者，貼出大字報說「省革籌小組是中間派和投機分子的聯合奪權」。而在群眾組織問題上，他們的觀點更為激進，認為「革命尚未成功，造反仍須努力」、「文化大革命還僅剛剛開始」，湖南的群眾造反組織尚不應按中央要求先予以解散、後進行以界別組織（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職代會）的大聯合，而要以各原群眾造反組織為基礎進行聯合；同時希望以「湘江風雷」組織為聯合的核心。

這些激進分子的要求，顯然不會被上至中央、下至省革籌小組及「工聯」派系的造反組織頭頭們接受。而「工聯」方面不接受，就意味著長沙市二十多萬產業工人為主體的造反派工人不會站在激進分子一邊。就是「湘江風雷」組織本身，以葉衛東為首的高層頭頭，大部分也不敢參入或要反對激進分子的活動，即便他們在心中也許很贊同激進分子的某些觀點。

這些激進分子當時被稱作了「極左派」。對這個稱呼，似乎各方面、包括激進分子們本人也都願意接受認可。

「極左派」當時主要搞了兩件事：

其一，「湘江風雷」等組織中的激進左翼人員與「高校風雷」、「紅中會」等大中學校紅衛兵為主體的十幾個組織，違逆當時中央號召各群眾組織要按行業聯合的指示精神，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發表聲明（聲明上原印的是十一日，實際七日便對外公開了），卻宣佈由這些社會型組織為單元，聯合而成立了一個名為「湖南省會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的機構，即「省無聯」。還以《湘江評論》的刊名，辦了一個「省無聯」的機關報。

其二，先後組織撰寫、發表了大批「極左派」觀點的文章與聲明，公開了他們對省革籌小組與「工聯」派方面的種種反對意見與對文革運動的看法。那些文章大字報包括有《湖南必須大亂》、《長沙何去何從？》，以及《我們的綱領》與《中國向何處去》等等，顯現希望繼續進一步大搞造反運動的觀點、及時稱「新思潮」的令人很有些驚駭的看法。之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紅中會」組織屬下的長沙市一中紅衛兵《齊衛東》與《奪軍權》這兩個戰鬥隊，在八月十二日，張貼了公開「砲打」周恩來總理的大字報與標語，指控周恩來是「二月逆流與二月鎮反的黑主帥」。

這兩件事，特別是那些「新思潮」的文章與大字報，最終導致了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與姚文元等中央高層要人，舉行了一場非同尋常的集體講話。在接見湖南省革籌小組等赴京參加「學習班」的人員時，中央高層對「省無聯」及其觀點進行了極嚴厲的批判，當然，也宣判了「省無聯」組織的死刑，明確指其為「反革命大雜燴」。隨後，「省無聯」的一些頭頭與上述有關文章的作者，先後被省革籌小組下令逮捕，隨後，湖南全省開展了一個批判「省無聯」的宣傳運動。

實際上，「省無聯」組織只是一個鬆散的「極左派」聯盟，而且基本骨幹是以大學與中學生紅衛兵為多。有些在「省無聯」成立「聲明」上簽名的組織，包括「湘江風雷」、「青年近衛軍」、「東方紅總部」等，後來其總部都發表聲明，否認自己參加了，說那簽字是總部個別人未經總部同意而所為。「湘江風雷」一號頭頭葉衛東、「東方紅總部」第一把手劉定安、與「青年近衛軍」的「海司令」，都先後表示了不承認那聲明上的簽字。

據我所知，「青年近衛軍」成員雖然大都同情「湘江風雷」，對「工聯」有反感（因為，我們曾在「九・一九」與「六號門」的武鬥中被「工聯」方面打死了那麼多人），但是，總部頭頭中公開強烈持「極左派」觀點的，的確也就是一位名叫戈枝紫的頭頭，平日，我們都稱他的綽號為「猛子哥」。他不是長沙人，而是湖南郴州來的，他似乎是一個幹部子弟，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與北京的紅衛兵有不少聯繫，加之他又老是理著一個近於光頭的平頭，因而，有人還懷疑他是一個北京「聯動」分子。

戈頭頭在「海司令」表示了不同意參加「省無聯」組織後，他便學了「湘江風雷」中的「極左派」成員搞了一個「湘江風雷臨時接管委員會」的方式，常常以「青年近衛軍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名義，去參加「省無聯」方面的會議。不過，「湘江風雷臨時接管委員會」確還真是由「湘江風雷」屬下幾個戰團的部分「極左派」人員，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抄封了總部，第二天又宣佈由他們成立了這個「湘江風雷臨時接管委員會」，還真有那麼一些人參加。可是，我們「青年近衛軍」的這個什麼「軍事管制委員會」，則僅僅存在於紙上，頂多存在於戈枝紫頭頭的筆下，是個虛東西，並沒有人員建制。

不過，在「青年近衛軍」總部，戈枝紫卻很有人緣，他為人隨和熱情，大家都喜歡他，就是不同意他主張的其他頭頭，包括「海司令」在內，都與他的私誼關係很好。對戈枝紫的所為，「海司令」雖然也公開指責了他，要戈「莫在外面亂簽字！」，但卻不像「湘江風雷」總部的一號頭頭葉衛東與二號頭頭張家政那樣，為反對與支持「省無聯」一事，公開鬧得互相如同水火。後來，「海司令」因要為一件殺人案負責之罪嫌入獄後，戈枝紫則到處設法活動營救，還找了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為解脫「海司令」罪嫌寫證詞。到改革開放後的八十年代時，「海司令」開始經商，戈枝紫專程來長沙幫他策劃助陣，籌措經商資本。之所以能有這種情誼，也許，這也是全部由年輕人組建的「青年近衛軍」組織，與其他成年人搞的群眾組織的一個不同之處。

當時長沙的造反派，圍繞著「省無聯」問題，除了「工聯」與「湘江風雷」兩大派外，還有一個所謂第三勢力組織群體，即既不熱心參加另起爐灶的「省無聯」，卻也因認為「工聯」常顯現了「大國沙文主義」態勢而對其不滿。這個第三勢力的代表，是中學生為主的「湖南井岡山紅衛兵」司令謝若冰，當時，「海司令」確也試圖讓「青年近衛軍」處於這種第三勢力的地位。但是，隨著中央對「省無聯」進行嚴厲的批判、對「工聯」組織的信任提高，第三勢力組織群體的作用與影響，便迅速被邊緣化。最終，不僅「海司令」被排除在省革委會成員的名單之外，就是原已是中央批准的省革籌小組成員的謝若冰，也只做了省革委會150多名委員中的一個普通委員，而原來，大家都認為省革委會正式成立後，謝將會當副主任，至少是一個常委，因為，謝若冰是一個因造反而在全湖南省都很有名氣的「革命小將」，又曾在天安門城樓受到過毛澤東的接見，還是個女學生。相反，一個名氣與影響遠遠小於謝若冰的大學生陳勇，以僅是其所在大學（中南礦冶學院）內的造反小組織「井岡山兵團」負責人的身份，卻進入了省革委會，並成了一名常委。

無疑，是「省無聯」問題的險惡結局，影響了謝若冰等人當時在權力分配格局中的命運。

文革後，我曾向謝若冰、「海司令」分別談論過這個問題，他們也都持此觀點。「海司令」還對我說：「沒有辦法，（那時）兩邊都是朋友！」

文革初年僅十九歲的謝若冰，在長沙是一個幾乎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一則，她是湖南省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接見、並在謝的筆記本上簽上「毛澤東」題名的紅衛兵；二則，她創立了敢闖敢造反的以中學生為主的「井岡山紅衛兵司令部」，在文革中，二次領頭封閉了省委機關報《湖南日報》社，從而二次掀開了湖南造反運動不同高潮的序幕。

謝若冰出身於一個高幹家庭，其父母都是湖南省廳級幹部。照理，她本應是屬於參加保守派紅衛兵的對象。然而，文革初期，作為長沙市一中高中學生、並已是中共黨員的謝若冰，卻被駐學校的文革工作組打成了準「反革命」，被列入了工作組的黑名單。不知是謝若冰的直言性格得罪了工作組？還是因謝的父親由於屬湖南省原中共地下黨系統幹部的所謂問題間接所致？反正，一九六六年的八月，謝若冰是被文革工作組整得只能跑到北京去告「御狀」了。

然而，這一狀不僅告靈了，偉大領袖都接見了她，並且，讓謝若冰更是開了眼界，接受了紅衛兵「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觀念熏陶。所以，她一從北京回長沙，就不僅不與保守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紅衛兵為伍，反而組建了一個專造省委市委反的中學生紅衛兵「井岡山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在文革造反初期，工人出來造反還是不敢的，就算被單位領導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分子」，也只能心裏不服而已。所以，當時的大學生紅衛兵造反派「高司」與中學生紅衛兵「井岡山紅衛兵司令部」這兩個組織，在湖南省是有著很大的影響的。作為一個女學生紅衛兵司令，敢作敢為且颯爽英姿的謝若冰，更給人一種魅力。

一九六七年七月湖南武鬥高潮之際，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名命令，讓進入湖南支左的47軍軍部派人解救與護送時年僅二十歲的謝若冰上京（當時謝若冰被「高司」方面抓捕），參加向中央匯報湖南文革情況的代表團。之後，謝若冰成為了中央任命的、包括華國鋒與解放軍47軍軍長黎原在內只有十幾個人組成的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

省革委會成立時只讓謝若冰做了個普通委員，實際上，就是她已被擠出了當時湖南文革的中心政治舞臺。當時包括我在內的很多造反派，對此很有些為她抱不平。然而，「塞翁失馬」，因缺卻安。當時謝若冰沒能擔上那副主任、常委等風雲之職，其個人影響也被邊緣化，結果，反使她得以不再陷於那文革活動的深淵，而能有此後的人生安寧。

一九七〇年，謝若冰在受到一連串的審查後，她進了工廠，當了一名工人。

一九七四年的所謂批林批孔運動與一九七六年的批鄧反右運動中，很多造反派工人都希望尚只二十多歲的謝若冰重出江湖，但她終於忍住了，安心當她的工人，並讀書求學。我與當時共青團省委、市委「批林批孔運動辦」的一些青年人，曾數次找過她，很想要她出山來做湖南共青團的造反派旗手與頭頭，但她都微笑而堅決謝絕了。

因而，由此她得以在四人幫垮臺後，沒有陷入其他那些當年的造反朋友們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利用恢復高考的機會，接受了高等專業教育，從而很早便具備了一名電腦工程師的資格。

後來，謝若冰做了一家大型電腦軟件公司的老總，雖然，此時她在IT業的名聲遠不如她當年做「紅衛兵司令」時響亮，但她卻絕對是活得很有質量，且有滋有味。

在被逮捕的「省無聯」人員中，有一個後來非常聞名於世的中學生，就是楊曦光。當年，他還只有十九歲，是長沙市一中的高中生，那時，他被捕以至後來被判刑的罪名，主要就是他作為「省無聯」方面的「理論家」，寫了《中國向何處去》等一批觀點非常激進的文章，而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及後兩日的接見中，多次被陳伯達、康生這二位中央要人點名指責。

楊曦光是文革前我在長沙市一中初中同屆的同學，因為，我們當時同屬所謂「三部分人子弟」（即父輩是革命幹部、工人與貧下中農的學生），又處在同一層教學樓，故時常能由學校的政治輔導員召集而聚在一起。一九六五年時，他是學俄語的初78班的共青團支部書記，還是校團委委員，算是個突出人物，因而，他在我們這些所謂「三部分人子弟」同學中，還能留下有一些青春的記憶。那時，他的父母都是廳級高幹，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卻是一個文靜、樸素，甚至靦腆的模樣，根本看不出是一個高幹子弟，倒十足像是一個平民的後代。在省委省軍區幹部子弟雲集的長沙市第一中學，楊曦光的外在精神面貌，與那些依仗父輩的職權而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紈兒們，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反差。是不是從那時起，楊曦光就有了做學問而不是從政入仕的想法？對這一點，就是後來的楊小凱也未必能回憶得清了。然而，一九六六年他升入一中高中部後，史無前例的「文革」風暴，卻偏偏將楊曦光深深地捲進了政治，他那也許有過的做學問念頭，能夠讓他施展抱負的天地，也就只剩下革命造反的大字報與紅衛兵油印的傳單了。

應該說，楊曦光與當時千千萬萬的青年人一樣，那時，是視積極投入「文革」，當作是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的最好表現，當作是參加革命事業、誠心誠意做一個革命接班人的具體步驟。他們將自己的理想、追求，加上充滿了忠誠、熱情的全部青春，都義無反顧地獻給了那場後來又被稱之為「浩劫」的運動。然而，標榜為革命的「文革」，最終真正被其革掉了命的人，不是那些什麼「走資派」，不是什麼逍遙派，也不是什麼這一派那一派，反而恰恰是那些認認真真、熱情忠誠、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而投入「文革」的一大批青年人！

在一段時期內積極參加「文革」的楊曦光，就是這反倒被那「文革」首先革了命的人們中的一個。

文革一開始，楊曦光的父親便因蒙冤，已被當時的中共湖南省委打成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餘孽」，成為了挨整對象。這種狀況，自然使楊曦光文革之初，被劃入了所謂「黑幫」子弟行列。

當時，一個所謂「黑幫」子弟的想法，顯然不會等同於一般所謂「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子弟們的想法，這之中，確有某種微妙的區別，雖然那陣他們似乎都是社會裏的「賤民」。那「黑幫」子弟們，再倒了大霉，也可能會一時不滿於中央某些領導人，但他們總體上卻只是覺得自己與自己家裏「受了冤屈」而已，潛意識之中只會將自己看成「一時落了毛的鳳凰」暫棲「雞」群，而當初還不會從根本上動搖他們對文革前所接受的那些教育之信念。而他們所處的高幹家庭狀況與文革前的那些教育，就幾乎會讓每一個所謂「黑幫」子弟，在潛意識中仍隨時不忘「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的理念。

因此，文革開始之初的六月，他就捲入了學校裏反對省委駐校工作組的活動，由此而受到批判，也不允許他參加隨後成立的官方紅衛兵組織。只是，這種情況，致使他那身背「右傾黑幫」身份的父親極為不安，不得不冒險於當年八月三十日那天，將楊曦光找到長沙烈士公園內一個僻靜亭子處，勸其不要再參入造反活動，因那樣不僅有可能於他本人不利，而且有可能還會對正處於被「打倒」對象的父母產生不好的作用。對此，楊曦光的確也產生過聽父親的話的想法，離開長沙，到瀋陽軍區任參謀長的叔叔或北京中央紡織部的姑姑處住一段，暫時換個較為安寧的生存環境。然而，當時到北京是要身份證明的，否則北京的紅衛兵很可能會找你的麻煩。楊曦光在學校沒有紅衛兵的身份，其父便欲請他所在的省農墾局以本單位幹部職工子弟名義，給出具一份上京介紹信。可是，當時已由省委決定臨時主持農墾局大政的副局長，卻立即反對，說「你這個黑鬼崽子，還想去北京，不准！」

北京瀋陽去不成，但隨後不久，即十月間即驟然興起的包括湖南在內全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卻讓楊曦光的處境地位發生了逆轉，他很快的當然地做了一個造反派紅衛兵。

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深入，沒有進入官方「紅衛兵」組織的楊曦光，卻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一個造反派陣營的紅衛兵理論戰士。從而，也使他不可避免且濃墨重彩地進入了湖南文革的歷史畫頁。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中央文革批示下令鎮壓「湘江風雷」時，楊曦光所在的紅衛兵組織雖也是造反派，但當時卻還不是軍隊鎮壓抓捕的對象。然而，對被捕工人群眾的同情和對中央的無比信任，使時年十八歲的中學生楊曦光憤然與強大的省軍區發生了對抗，他和幾個同學在軍隊大肆捕人之際，面對大街上到處是寒光閃閃刺刀的槍杆子，卻針鋒相對地組織了一個紅衛兵「奪軍權戰鬥隊」，公開張貼大字報、撒傳單，指責省軍區鎮壓群眾組織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路見不平的對抗行動，其結果則是使楊曦光第一次嘗到了「坐牢」的滋味。他被軍隊抓去，關進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被監禁了一個多月。

然而，這一個多月的監獄生活，不但沒挫去楊曦光的鬥志，反而使他成了長沙市民中的一位家喻戶曉的英雄般人物，被人稱讚，被人欽佩。因為他敢於公開反對軍區抓人、敢於在監牢裏領頭唱「坐牢算什麼！」的經典革命歌曲、敢於在獄中用絕食行動向獄方爭取「要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權利」等。

對楊曦光這批中學生，省軍區自然是大傷腦筋，捉、放兩難。最後，借中央派人干預之機，在一個多月後，只好一放了之。

一個多月浪漫多於苦難的鐵窗生涯，不僅沒有使楊曦光從「文革」風浪中退出，反而促使他被捲得更深，促使他對政治問題的思考進入了新的層次。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初，楊曦光的「文革」活動，隨著「文革」的全面深入，他的目光與思考逐漸轉向了中國更深層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對「文革」的實質、對毛澤東思想的新理解、對中共組織本身的結構、對中國的前途與發展方向等等，他都不斷地在作認真的思考，並寫出了一批在當時屬「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來卻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論文。如：《長沙知識青年運動考察報告》、《槍杆子裏面出政權》、《關於組織與建立毛澤東主義小組的想法》、《積極投入捍衛毛澤東主義純潔性的鬥爭》、《中國向何處去》、《堅持和鞏固新思潮的方法應該改變》等。

就是這些用大字報和傳單予以公開的、很多也不再局限於派性爭執、而已擴展到對整個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思考性文章，讓楊曦光付出了極沉重的代價。隨著「省無聯」被摧垮，他於一九六八年二月由省革籌小組下令，當作「省無聯」骨幹分子，第二次被關進了黑暗的監牢，並且是不再有光環與浪漫、不允許發出任何歌聲、不允許任何絕食行為，一個沒有任何人權的、只體現地地道道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與「勞改隊」，而且長達十年之久。

促使楊曦光第二次進入監獄的，還有一個後來成為了超級大人物的人，就是華國鋒。

據楊曦光的父親在其《自述》中說，在中央高層的要人們還沒有點名指責楊曦光之前，時為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的華國鋒，在看到了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文後，就連忙在當時的省級幹部中打招呼，進行定性。有次，華國鋒問前省委統戰部長官健平：「你對這篇文章怎麼看法？」官連忙迎合說：「我看這篇文章思想很反動。」華則馬上聲色俱厲地說：「什麼思想反動，就是反革命！」

於是，很快，楊曦光的文章都被省革籌小組報送到了中央文革。

當時，將楊曦光打成反革命的罪狀有二條，一是他寫的那些文章，二是說他是「省無聯」的骨幹。其實，楊當時雖然屬「省無聯」派觀點，但他並不是「省無聯」的骨幹，也從未用「省無聯」的名義寫過文章貼過大字報，在「省無聯」組織中確沒有任何職務，很大程度上，他那個紅衛兵「奪軍權」戰鬥隊，只是一個僅寫寫大字報與文章的極左派「獨行俠」。文革後，原「省無聯」的主要頭頭、已成為我的朋友的周國輝，曾對我說：楊曦光他是什麼骨幹分子！如果在「省無聯」中搞選舉，楊曦光只能得到三票，「省無聯」中沒有幾個人與他打過交道，他寫他的。

楊曦光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被作為重要「欽犯」而被捕入獄的，而到一九六九年十月被宣佈判刑十年，押往湖南岳陽建新勞改農場「服刑」，他當時年僅二十一歲。

一九七八年四月，楊曦光恢復了自由，回到了久違的家裏。此時，「四人幫」及康生、陳伯達，都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當年被康生「欽定」的「反革命」，卻依然如舊，尚列「另冊」。一九七九年，楊曦光寫了幾篇經濟學論文，並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雖有幾名專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終因「政審」不合格，未能錄取。

楊曦光的名字又一次與中國高層、中國當代歷史掛上了。

據楊第甫在其《自述》中說，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對楊曦光的案件親自批示中央組織部：「楊曦光的問題要由法院依法處理。」

有了胡耀邦總書記的批示，最高法院即責成湖南省高級法院重新審理楊曦光的問題。

又經過一番周折，總算於一九八三年有了明確結論。湖南省高級法院審判委員會一致認為：楊曦光的文章「屬於思想認識問題，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構成犯罪。據此，原一審二審定性判處不當，均應予以撤消，對楊曦光宣告無罪。」

終於，政府還了楊曦光一個清白之身。

獲得平反卻已過而立之年的楊曦光，作出了一個無疑是正確而新的人生選擇，即轉而投身於經濟學的學習與研究，並且改名為楊小凱。

因此，「紅衛兵思想家」的楊曦光便成為了歷史，而經濟學家的楊小凱則又站到了新的一頁歷史的開端。一九八三年八月，已在武漢大學任教的楊小凱，獲美國「福特基金會」助學金，由此踏上了出國留學與研究經濟學的征途，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求學始，不斷努力奮鬥攀登，直至他作為澳洲莫納什大學終身教授、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著名經濟學家時而不幸病逝。

文革中，我與楊曦光並無個人直接往來，我們雖都是在忙「造反」，在同一個陣營，但卻是各忙各的。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與回國省親的楊小凱，才在他妹妹楊暉家會見過一次。那次會見，楊小凱給我們幾個在座的中學同學介紹了不少新鮮見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說國外研究的「小」與國內研究的「大」之區別。他說，國內人搞研究喜歡動不動就從宏大角度出發，自稱什麼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等，越「大」越威風。而國外的研究則看重專業性強的「小」，認為越「小」的角度，專業性越強，人家就越相信你的研究。例如，中國人常常稱搞「歷史研究」，然而，歷史的範疇又何其廣矣！又豈是某一個人可以研究出成果的。所以，你如果說自己是研究歷史的，在國外，人家可能會認為你是騙子。但是，你若說你是研究中國「明史」的，人家這才會相信你的學問了；而你若還更專業些，說是專門研究「明史」中的「東廠」、「錦衣衛」問題的，那麼人家則更會對你的研究成果有信心了。

二〇〇一年，當我在網上寫了一篇介紹楊小凱如何歷經文革苦難而仍奮鬥不止、而終在經濟學界創成大器的文章後，楊小凱從澳洲給我發來了熱情洋溢的郵件，並發來了他幸福的一家人的合影照片，並告知了他當時的工作情況，還讓我將我寫的幾篇文革歷史的文章，電郵發給他。後來，他患了肺癌，我應他的親屬囑托，寫了一篇從心理上治療絕症的文章，發給了他。他回郵說，他對這篇文章的治療新觀點頗有興趣，但他對之中的一些說法，尚未能理解，需要慢慢來想。不幸，二〇〇四年七月，他卻終因肺癌折磨而英年逝去，使他所有的朋友們，都為此經歷了一場悲痛。

談湖南的文革歷史，少不了要涉及楊曦光及其《中國向何處去》，而說到「省無聯」的事情，更不能離開楊曦光。楊曦光在湖南，是一個進入了歷史的名人。

自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後，湖南批判「省無聯」的運動，搞了幾個月，並且還提出了「肅清『省無聯』的流毒！」的口號。但是，「省無聯」中許多人畢竟都是老造反派，而且其許多觀點又都是從造反派立場出發，因此，包括「工聯」組織在內的基層造反派們，對「省無聯」也都沒有窮追猛打的興趣與心情。除了「省無聯」頭頭及楊曦光等極少數人被鬥被捕了之外，「省無聯」組織旗下的其他成員，只要他們宣佈退出「省無聯」、或解散自己的組織，按界別加入到工代會、紅代會之類新組織，一般也就相安無事。因為，鑒於前段「二・四批示」鎮壓「湘江風雷」一事錯誤的教訓，省革籌與支左的47軍也不願或不敢對「省無聯」問題的打擊面擴得太寬。加之，「省無聯」組織原本就沒有多少正式成員，所以，「省無聯」頭頭雖然是湖南造反派中最先倒霉的一批人，但批「省無聯」這件事，終究只是極少數一批老造反派吃了虧，卻基本還沒有損傷以長沙為中心的湖南省整個造反派力量的元氣。

只不過，「肅清『省無聯』的流毒！」的口號，對湖南一些縣級造反派衝擊較大，導致那些地方的原保守派成員，在縣武裝部支持下，趁機重返了政治舞臺，成為當地革委會的掌權者。在那幾個月後的反「三右一風」運動初始，省革委主任、47軍軍長黎原在省革委會第二次全會上的常委會議中就說了：「聽了幾十個縣的匯報，大吃一驚，右傾翻案不是五十三個縣，是九十三個縣都有。老保翻天的是否五十三個縣？如是老保翻天，就要砸掉。」可見，在長沙等地市沒有發生的事情，在縣一級卻發生了不少。

從感情上講，我當時還是很同情「省無聯」的，認為不論他們的說法理論正確與否，終究他們還都是老造反派，而且，特別之中很多還是為「湘江風雷」平反出過大氣力的人。在「青年近衛軍」總部解散前，我與市七中幾個原也是「青年近衛軍」成員的學生，有次聚在一起時，不滿於「工聯」方面的工人打壓「省無聯」中的紅衛兵，便自發寫了一些支持「省無聯」的標語，貼在大街上，落款則臨時用了一個虛構的「青年近衛軍28團」的名義，以表示我們對「省無聯」紅衛兵的支持。寫了，貼了，我們開心了，事情也就結束了，與「省無聯」也就沒有關係了，大家各自回自己的單位或學校便是。但是，當時我們公司的「工聯」組織方面，有人看見我在貼支持「省無聯」的大標語，就以為我是「省無聯」方面的，弄得他們有了些緊張，後來找我們廠裏的「工聯」造反派瞭解，才知道那只是我一時興起而為的舉動，並非真在搞「省無聯」的組織，因為，那時我每天得在廠裏管理企業。

實際上，當時在感情上同情「省無聯」的造反派，是相當多的，特別是原「湘江風雷」的成員們。因此，「一・二四」中央領導講話前及其後一段時間內，有人口頭上支持一下「省無聯」，刷幾幅標語，誰也不太將此當回事，包括「工聯」方面的基層組織的成員們也都是此態度。所以，這種狀態曾使得中央高層的康生大發雷霆，在「一・二四」後的二十六日與二月一日接見湖南省革籌小組成員時，他說：「楊曦光的反動文章，周國輝的反動報告，（省無聯）《湘江評論》那樣一期一期的出，非常瘋狂地向我們進攻，受不到嚴重打擊，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什麼問題？」「（省無聯）為什麼在長沙有市場？」「看到那些東西怎麼能夠容忍呢？」康生還拿著一張一月二十五日（即中央的「一・二四」接見後之第二天）的《新長沙報》說：「你們反擊（省無聯）連名都不敢提，還是「ＸＸ聯」，太軟弱無力了！」

那時，自交槍回單位後，我被廠裏的造反派推選為廠工代會副主任，就已不太參加社會上的活動了。因為，當時，廠裏雖尚未正式予以奪權，然在實際中，已基本由造反派的工代會在行使大權，而原來廠黨支部與廠長們則早「靠邊站」，一邊間或接受造反派的批判，一邊下放車間裏去參加勞動了。既然廠裏大權在握，我這個廠工代會副主任，便自然被逼著要學習管理企業了。那陣，我大量的時間，便又用在了廠裏。一個小廠，人僅百餘，但麻雀小而肝臟全，什麼生產、行政、人事、保衛等等職能，樣樣不能少，夠我們這些非正式掌了權、而又無任何管理企業經驗的造反派們忙的了。至於成立廠革命委員會，雖然知道是必然要做的事，但當時按規定，卻是不能由各單位擅自宣佈成立，而必須由省、市革委會這樣的政權性質的革委會來審批。當時，那事還遠不是我們廠考慮的問題，因為，省與市都還沒有成立革委會，還只有臨時的革籌小組。

一九六八年三月底，中央出了「楊、余、傅」事件，原來經常以中央領導人身份出現的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與北京衛戌司令傅崇碧、空軍政委余立金一道，突然倒了台。三月二十七日北京還為此舉行了十多萬人的大會，公開宣佈了「楊、余、傅」的所謂問題。

其實，當時湖南正在忙於籌組成立省革委會，「楊、余、傅」事件原本同湖南也沒有任何關聯，然而，突然冒出的一個「三・三〇指示」，便將批「楊、余、傅」的事扯到了湖南，由此，也產生了一九六八年湖南的反「三右一風」運動。

三月三十日，中央領導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等，為湖南省革委會成立一事，接見了湖南省革籌小組專程匯報的有關人員。接見中，除了確定湖南省成立革委會有關事情外，江青則特別強調了兩件事：一是要查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問題，說湖南對張批判得還不得力；二是要湖南進行反擊右傾保守、右傾分裂、右傾投降的問題，說湖南的保守派右傾翻案風很凶了。

江青的這個講話，省革籌與47軍領導無疑只能立即照辦，並且將江青的這個講話，作為中央首長「三・三〇指示」，向全省傳達了。很多先聽了這傳達的造反派單位，也很快用大字報形式貼到了大街上，以讓所有的人都知道這個指示。因此，除了辦成立省革委會那件大事外，湖南又掀起了一陣強大的「反三右（右傾保守、右傾分裂、右傾投降）一風（右傾翻案風）」的宣傳與運動，由於中央對北京「楊、余、傅」事件的宣傳定調中，也說了「楊、余、傅」有右傾投降右傾分裂的問題，所以，湖南的這個反「三右一風」運動便將「楊、余、傅」給聯上了，說湖南的「三右一風」是受「楊、余、傅」的影響所致，就像原來地方上反擊所謂「二月逆流」時，要將本地的砲打對象稱之為中央譚震林的代理人、是什麼「Ｘ老譚」、「湖老譚」一樣。

只要有新運動，就會產生新分歧。

雖然，湖南的造反派們都很高興進行反「三右一風」，但是，這反擊怎麼反？具體希圖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對於已處於不同狀況的造反派們，則顯然各有了各的算盤。

這一來，又發生了新一輪派戰。不過，這派戰仍在造反派們之間，與原保守派們沒有直接關係。而且，這輪幾個月的派戰，雖然在長沙以外的一些地縣也發生了極少幾次武鬥衝突，但其規模是遠遠小於一九六七年間的那些武鬥水平。在省會長沙市，則主要重在「文攻」，即用大字報大標語與各種會議辯論的形式，即便是我的中學同學文運解不幸被對方手榴彈炸死的「七・一九」事件的那次衝突，也真還只能說是「衝突」，而算不上武鬥。

最奇特的是，這場以貫徹江青「三・三〇指示」的反「三右一風」運動，搞來搞去，其結局後來卻變成了反擊所謂「砲打三紅」的勝利。「三紅」者，即革委會、解放軍、擁護革委會與解放軍的群眾組織（工代會、紅代會、農代會等）。文革運動中情況的複雜曲折之特點，這事也算是一件證明。

這一輪派戰不僅仍發生於造反派之內部，而且，更相當多的是發生在原「工聯」派的人員之間。

之所以發生的原因也很複雜，是各種訴求與目的混合交錯。之中，固然不乏有對權力分配的不滿，有對自己現有地位的不平，也確有是因對當時形勢看法的差異分歧所致。

「三・三〇指示」後，特別是四月八日成立了省革委會後不久，湖南省的造反派們一下子便又分成兩大觀點不同的群體：以胡勇、唐忠富、雷志忠等為一方（被人因胡勇所在工廠叫「長沙汽車電器廠」而簡稱為了「汽電」派），站在他們一方的還有原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華國鋒；以葉衛東、周國強、劉炎生等為一方（也被人以常在其頭頭之一劉炎生所在的工廠「建湘瓷廠」開會而簡稱為了「湘瓷」派），同情他們的則有原省委候補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章伯森及常委梁春陽。

其時，胡勇與葉衛東也都已是大權在握的省革委會副主任了。

在葉衛東為首的這個新陣營中，周國強、劉炎生、余信謙（省新華印刷廠頭頭）等人，以及尚春仁為首的原省委機關的造反組織「永向東」戰團，卻都是原「工聯」派主要骨幹。當時被捲入此次爭端紅衛兵，則主要是中學生，因為，當時，大多數大學生都因「高司」問題而靠邊站成了「逍遙派」。而當時，長沙市一中新成立的「紅三・三〇」紅衛兵戰團，則是葉衛東一方的重要骨幹力量。

胡勇、唐忠富一方，指責葉衛東、周國強等人擴大湖南右傾翻案的現狀情況，指責省委機關造反組織「永向東」在利用其處於各級機關工作的地位，欲實際掌控省、市革委會大權。

葉衛東方面則指控胡勇等人無視與庇護了右傾翻案，對前段批「省無聯」時搞了擴大化情況沒有反省。雙方在六月間省革委會第二次全會等會議中，與貼到街上的大字報大標語中，都為此爭得不可開交。

其間，華國鋒也成了一個雙方爭執不下的中心人物。

「湘瓷」派以省委機關「永向東」為先鋒，提出了「砲轟華國鋒！」、甚至「打倒華國鋒！」的口號，認為華是原省委張平化的班底，是「反動路線的代表」，「是湖南右傾翻案風的後臺」，是「變色龍」，極力要將華從省革委會中「轟」出去。

當時，由於「永向東」是省委機關的造反派，其出面「砲轟」華國鋒，對人們的影響很大。加之當時「湘瓷」派借江青那要反右傾的「三三〇指示」之強風，取猛烈攻勢，華國鋒的狀況，一時的確有岌岌可危之態。

而以胡勇為首的「汽電」派，則堅決維護華國鋒，說華國鋒是「毛主席批准進入省革委會的好幹部」，而認為「砲轟華國鋒！」就是想搞垮省革委會。胡勇的副手、省革委常委雷志忠更奮力上陣，維護華國鋒，在省革委會二次全會上，他旗幟鮮明地說：你「永向東」要砲打華國鋒，我們工人就要砲轟你「永向東」！的確，五月十三日，「汽電」派方面的幾千學生與工人，就進入省委機關，一度抄封了「永向東」總部。

主持湖南工作的47軍的領導們開初也不知所措，不知自己應站在哪一方才好。因為，「湘瓷」派有江青的「三・三〇指示」為據，何況47軍軍長黎原在聽了一些匯報後，確也感到湖南的右傾翻案問題不小，但「汽電」派頭頭卻又原是深得中央欣賞的人物，並且與47軍領導層聯繫緊密；同時，對省委機關的「永向東」是否利用其地位暗中掌控省革委會大權之嫌，也很警惕。

不過，因為這次派戰主要是用「文攻」與會議形式進行，而且很多是高層活動，所以，長沙市基層單位的造反派們看熱鬧的觀察者居多，實質組織介入的大工廠單位僅只有幾個。我們公司原「湘江風雷」的老易，時已擔任公司工代會副主任，「反三右一風」後，他找我，說要去參加葉衛東方面主持的報告會，畢竟葉衛東曾是「湘江風雷」的頭頭。我當時想，這種事，其實已不需我們下面的人來做什麼了，現在造反派已實際掌了權，要反擊右傾翻案風，由上面發文件下指示就行了，何況還有那個中央的「三・三〇指示」明擺在那兒了。因此，我就說，我們刷刷標語擁護就行了，那些會，能推就推掉，還是安心搞自己單位的事。不過，老易可能礙不過原上面「湘江風雷」某些頭頭的面子，還是去參加了一些會。

「汽電」與「湘瓷」兩派似乎不可開交的爭端之結，到八月份，卻由中央對全國批發的幾個文件，剎那間竟一下子給解開，而顯出了勝負。

中央解決廣西問題的《七・三布告》，使省革委會與47軍得以敢於迅速解決了「湘瓷」派觀點的衡陽「反右傾聯絡網」組織所阻止鐵路通車的問題，並且，解決此事的工作經驗報告，七月十九日還被毛澤東親自批示作為中央文件發至全國。此事，便使「湘瓷」派大大失分，軍心動搖。

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在歡呼雲南省革委會成立的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一段最新指示，緊接著中央又於八月十八日，按毛澤東的指示，以中央文件名義，轉發了上海市革委會派工人宣傳隊解決「老大難」問題單位的經驗。在那經驗之中，已不再強調什麼反右傾翻案右傾保守之類意思，而是重在批「反動的多中心論」，強調革委會的權威。最後，八月二十五日，姚文元那篇《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文章發表，文章中又再次傳達了毛澤東讚頌工人、貶指知識分子的最新指示。毛澤東在其指示中說：「有些自己宣佈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

「湘瓷」派的兩位主帥葉衛東、周國強，恰恰一個是中學教師（長沙市一中），一個是機關幹部（原市總工會幹部），都不是工人，卻顯然能劃為知識分子的行列；而胡勇、唐忠富等頭頭卻是地地道道的產業工人。因此，毛澤東這些指示一下來，「汽電」派便在街上刷出了「打倒臭知識分子葉衛東！」「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大標語。

上面風向的天秤顯然朝「汽電」派有利一方傾斜了。

前段原本還不知要如何處理「汽電」與「湘瓷」二派問題、而在內心有些偏向胡勇唐忠富等人的省革委會與47軍領導，馬上從毛澤東與中央的這一系列指示中，找著了北，便堅決地支持「汽電」派，批判葉衛東等。

面對這種情況，葉衛東等人也都自覺底氣不足，而慌了陣腳，不打自垮，陣營頃刻瓦解。

「湘瓷」派之所以敗得那麼快（而原本他們「反擊右傾保守翻案」的旗幟與強大宣傳，不僅曾很有氣勢，並且也還是很得基層造反派同情的），主要除上述形勢原因外，現在回頭從人事角度來看，應該說，也是葉衛東與周國強這二位頭頭個人的性格特質，不適合搭配，或均不適合為帥所致。曾長期從事工會工作的周國強，是一個極好的參謀長式精明人傑，但教師出身的老葉，實踐卻表明，他顯然不具進退斷然的統帥之才——造反之初，老葉雖做過百萬成員的「湘江風雷」之主要負責人，但那時是形勢導致造反組織峰擁發展之故，而並非他一步步將那組織做強大的。在前段「工聯」組織與「高司」、「省無聯」爭鬥期間，以及後來的「批林批孔」與「批鄧反右」運動時期，周國強一直在胡勇、唐忠富集團中起著很重要的參謀長作用，不僅能為胡勇及其決策層予以有條有理的出謀劃策，而且還能為那些一經確立的決策，迅速組織成功的實施方案與調派適合的執行人選。據我觀察，周國強與進退都可做到絕不含糊的胡勇的合作，也許才是人事上的黃金搭配，而與在決斷上常具優柔的葉老師配合，顯然難成大事。然而。周畢竟也只是參謀長之能人專才，卻並不具有可以統率一個集團或一群「亂世英雄」的王者氣質，因而，他若處在統帥位置而全須由他定奪時，也許聰明的他，反而會不知所措。而當時「湘瓷」派陣營中的態勢，不論是主觀意願，還是客觀使然，卻就是讓周國強處於了那個帥位之中。

八月三十一日，在省革委會常委會議上，葉衛東便開始作檢討；九月十六日，支持「湘瓷」派的省革委會副主任章伯森也作了檢討。在此前後，包括葉衛東、周國強在內、「湘瓷」派方面的一批省、市革委會成員，一一被宣佈停職反省，其罪名便是「砲打三紅」。但對於「湘瓷」派其他一般成員，則不予追究，算是跟著說了錯話做了錯事的造反派，一般是檢討檢討了事。

長沙市一中「紅三・三〇」紅衛兵戰團，雖然只有幾百名中學生成員，但她是「湘瓷」派的紅衛兵主力，當時在社會上有不小的影響。市一中在長沙以至湖南，都是很有名氣的一所中學，她在文革中出了好一些「響噹噹」的造反派風雲人物。

「紅三・三〇」紅衛兵戰團的頭頭佘大川，是一個縫紉工人的兒子，屬文革初期市一中反工作組的幾位「革命小將」之一，並且也於一九六六年「八・一八」那天，作為「毛主席家鄉的紅衛兵」登上了天安門。佘大川是一個頗有魅力的人物，平日難得信服他人的一中的同學，都尊稱其為「佘頭」，至今同學相聚，說到他時，也仍是呼「佘頭」不止。佘大川的處事能力，在反「三右一風」時，就已顯端倪。當時中學紅衛兵們幾經造反折騰，都已顯疲態，而市一中「紅三・三〇」卻依然勁頭不減，其所搞的「文攻」聲勢之凌厲，幾乎可以與原來的大學生紅衛兵「高司」媲美。所以，在省革委會召開的「六・一八」反擊右傾翻案的數萬人大會上，「湘瓷」派堅持要省革委會在擬定的大會官方口號中，加一條「堅決支持『紅三・三〇』革命小將！」的內容。「湘瓷」派失敗後，佘大川雖然免不了要挨一陣批，但「紅三・三〇」畢竟只是中學生，最後佘大川還算無恙。文革後，佘大川歷經短暫的戶口下鄉回城，又以臨時工的身份，做過一所市郊小學的體育老師，結果，他居然像後來的馬俊仁一樣，竟將那些郊區學生訓成了全市的體育標兵，為此，很多學校都爭相聘他去做正式的體育老師。後來，據說他做過一所區體校的校長，退休前的最後職務，是當一個轄區頗廣的街道辦事處主任。

在長沙市滿街「紅三・三〇」所寫的大標語中，相當突出的，便是我的同學文運解的傑作。由他揮毫所寫的那些工整有力氣勢恢宏的大字標語，經常出現於長沙市中心的大街。我幾次在大街上看到文運解寫刷標語，都要走過去在一旁觀看，不僅是因為他的標語口號內容使我贊同，同時也是欣賞他的書法。我的字從來就沒有寫好過，我也不知道怎麼才能寫好，因此我很羨慕他的本事。然而不幸的是，所有的人都沒有想到，文運解這樣一個文質彬彬的中學生，卻成了這次反「三右一風」運動的一個犧牲者。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文運解隨他那「紅三・三〇」的一個宣傳小隊，到市郊的長橋中學去宣傳他們的觀點時，與該校不同觀點的紅衛兵「戰惡風縱隊」發生了衝突，之中，「戰惡風縱隊」方面居然有一個學生扔來的一顆自稱是嚇人的「臭彈」手榴彈，而那手榴彈竟又爆炸了，結果，文運解不幸被炸身亡。

文運解是長沙市在這個階段運動中唯一的犧牲者。

「紅三・三〇」與「湘瓷」派方面對此事當然很憤怒，也想以此向省革委會施壓，然而，當時正好中央發來了毛澤東稱讚湖南省革委會與47軍解決了衡陽鐵路通車問題的文件，因而，大大挫了「湘瓷」派的銳氣，所以，文運解被炸身亡一事便無奈只能低調處理了。

我是在七月二十日接到一中同學的通知，上午便趕到一中去送別文運解的。奠祭的地方設在學校的小禮堂，文運解的遺體處於大堆的冰塊之中。我初中時的許多同學都來了，每個人的臉上都寫著了悲傷，尚很年輕的我們，居然班上同學中就有人先「走了」，此事此景，讓我感到了人生的某種難以捉摸的可怖。

文運解的父母好像都是讀書人，在做教師。我們在一中初中同學時，他起初是我們的班長，會讀書成績好，且同學關係極佳，對人總是一副憨厚模樣，唯情緒頗易激動。但後來學校貫徹「階級路線」，就將他的班長給撤了，換上了一個幹部子弟，讓他改做了學習委員。

文革中，已進入一中高中、文質彬彬的文運解同學，也做了造反派。而且，還搞過一段「湘江風雷」的事。「二・四」「湘江風雷」組織被鎮壓後，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遇到了文運解，他見我在刷要為「湘江風雷」翻案平反的大標語，便告訴我，他也是「湘江風雷」的成員，而且，還坐了一個多月的大牢。

他說，一九六七年元月底，「湘江風雷」總部派遣他帶了幾個都是「湘江風雷」成員的中學生，前往湖南新化的一個大礦山，去幫助那兒的工人組建「湘江風雷」的分部，結果，待有幾百名成員的礦山「湘江風雷」分部司令部剛剛建立，「二・四」批示下來了，新化縣的公安局便將他作為「湘江風雷新化司令部」的「司令」，給逮進了大牢。關押了一個多月後，新化公安局搞清楚了他不過是長沙的一個中學生，既不是什麼新化縣的「湘江風雷司令」，也不是什麼「湘江風雷」總部頭目，而正好省軍區又已在釋放被抓的學生們，於是新化公安局便將他放了出來。

我問他，抓進去坐牢，你怕不怕？

他說，怎麼不怕？嚇死我了，從沒有想到過參加文化革命還會要坐牢。

他又說，只不過關了個把月後，反倒不太怕了，因為，他們審訊我做的事，沒有一件是犯了法的，慢慢我想到，這會不會是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來了？

我說，還真的是新反動路線在作怪哩！

我又問他，這為「湘江風雷」翻案的活動，你參不參加？

他笑笑，說：你以為我會比你落後？

從他積極參加「紅三・三〇」的情況看，無疑，文運解不會做「逍遙派」的。只是，不料，一九六八年的「七・一九」，竟成了他青春的忌日。

文運解的後事，辦得很隆重，「紅三・三〇」與葉衛東等「湘瓷」派頭頭們，原打算在城郊的那座「造反派的烈士陵園」內，為他建一座威武豪華的陵墓。但他的親屬卻謝絕了，而以非常堅決的態度，只同意將文運解的遺體埋到長沙市的一個公墓區內，並且，也只要以親屬的名義送葬下葬。大家當然只能按文運解的親人意見辦，安葬事宜一切從簡。

幾個月後，一九六八年的十月間，我與班上幾個同學，一道去那公墓區祭掃文運解的墳，結果到他那墳墓前時，發現他那小小的普普通通的墳堆前，竟然連墓碑都沒有，如果不是同去的周志嘉同學，事已先向文運解的家人問清了墳墓的編號，那我們就將無法知道文運解安息在何處。周志嘉告訴我們，原來做了個墓碑，但立碑者銘文有組織、學校的內容，並且上面寫的是「烈士」之類，其親屬便不同意，而只要以其親屬的名義，為文運解立個普普通通的墓碑，所以，就須重刻那碑石。幸好周志嘉與文運解的家人關係密切，又知道全是文運解的同學前去祭掃，他們便將文的墓號告知了周同學，使我們一行的祭掃得以了結心願。

後來，自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社會上指責造反派搞武鬥的輿論越來越大，搗平造反派死者墳墓的事便開始發生了。而今，在整個長沙地區，你都是不可能再找到一個在文革中不幸遇難的造反派墳墓了的！

早幾年，聽一中的同學說，文運解的墳墓卻始終得以保全，仍安安靜靜地立在那公墓區。

此事，不能不欽佩文運解同學的親人，其遠見，其果斷，其聰慧。

省革籌小組與47軍原計劃借批「省無聯」的勝利之際，於二月二十五日就宣佈成立省革委會，但上報給中央後，中央不同意，說有些條件還不成熟，成立時間要推後。無奈，省革籌小組只好讓長沙市革委會於二月二十八日先成立，先讓「兒子」出世，「老子」出世則推後。後來，總算經中央同意可以在四月份成立省革委會了，不料，江青卻又橫插進來一個「三・三〇指示」，要湖南搞反「三右一風」，於是乎省革委會在四月八日成立後，重點工作又只好放到反「三右一風」，使全省各單位成立革委會的事，速度也只能慢了下來。所以直到八月份，「湘瓷」派失敗，葉衛東等人倒臺已成定局，省革委會才又連忙向全省各地、市、縣革委會或革籌小組與支左部隊發出《認真做好審批工作，迅速實現全省「一片紅」的通知》，從而加快了在全省各地各企業迅速成立革委會的步子。

第十九章　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只有十八歲

雖然當時中央規定，「革命委員會」的組成人員要「三結合」，要有解放軍的代表參加。但那個「三結合」原則，只是在政府權力機構中才實行，而在企業、事業單位中成立的革委會，則無須軍代表參加，不過，必須有原來的黨政領導幹部代表參加，而不能由造反派獨自成立。

獲得全面勝利的造反派，在大局已定後，便按照中央的佈置，開始了奪權活動的最後階段：建立「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打倒一批冠之以「走資派」帽子的領導幹部，也選擇一批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加上解放軍的代表，造反派便按中央的規定，完成了「三結合」的新的政權結構。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月革命」發源地的「新生紅色政權」，是全國的樣榜。尤其在那裏，「三結合」的政權結構中，造反派的頭頭們，是革委會的統領和核心，是政權的主要領導者，原市委副書記馬天水和解放軍警備區司令，都只能是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的副手，屈居「三結合」中的第二、三位。這，更令各地的造反派頭頭們羨慕讚嘆不已，因此，「走上海道路！」是各地造反派頭頭們的心願和追求。

然而，不知為什麼，極力號召與支持造反的毛澤東主席，在「一月革命」後，卻又改變了主意和部署。除了上海之外，中央不再讓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中充當首領，而是將其降到第三位。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手，不是軍人，便是原來那個地區、那個單位的領導幹部。當然，這些領導幹部都必須是擁護文化大革命路線的。繼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之後，中央直接領導下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也成立了。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大權，卻並不在造反派手中，中央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出任了市革委會主任、原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等領導幹部，則做了副主任，因而，實際上是由他們這些老幹部執掌了北京市的大權。在全國都赫赫享有盛名的「首都三司」大學生紅衛兵造反派頭頭蒯大富、韓愛晶等，則不過只被封為革委會的「常委」而已，連副主任都沒有份。這個革命委員會構成模式，被造反派稱之為「北京道路」。

造反派頭頭們奪權之後，都渴望走「上海道路」，建立以造反派為主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但，中央卻只讓「上海道路」成為一個特例，而不讓它成為全國的樣板。相反，中央使「北京道路」的革命委員會構成模式，具有了典範和指導的意義，讓除上海以外的各省各地區，都按這個模式組建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

造反派頭頭們無可奈何，雖然他們非常眼熱上海市造反派們那威風十足的地位，雖然在此以後的七、八年中，直至四人幫覆滅和造反派的全面垮臺為此，他們始終都沒忘記要「向上海學習」，爭取「走上海道路」。然而，毛澤東的權威，誰敢藐視？誰敢不照辦？！因此，奪了權的造反派只好在新政權中「屈居」末位，而且是極不穩定、充滿艱險、幾起幾伏的末位。這種情況，在下面的文字中，讀者將可以品味到一些。

很多關於文革的作品，在談及造反派奪權、掌權後的情形時，都以上海市造反派實際控制了革命委員會大權這一點為模式，想當然的推套到各地各類造反派的頭上，把其他地方的造反派也描繪成「抖」了十年威風的新貴。其實，那些作品的撰寫者，並不真正瞭解文革具體發展的歷史，尤其不瞭解文革中的造反派命運。在長達十年的文革中，全國沒有哪一個省或地區的造反派頭頭，能像上海的王洪文、陳阿大等那樣，可以耀武揚威的在政治舞臺上連續十年都一直春風得意。不論是北京的蒯大富、山東的韓金海、新疆的胡良才、河南的唐歧山、湖北的夏邦銀、還是湖南的唐忠富、江西的塗烈，廣東的劉繼發、浙江的翁松鶴、江蘇的華林森等等。雖然這批造反派頭頭的政治命運，最終都像王洪文們一樣，徹底完了蛋。但，他們的倒霉，卻在四人幫覆滅之前，早已有過多次，並非像王洪文們那樣，只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才算垮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長沙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第一把手是解放軍四十七軍的一個師長級軍官。市革委會的各個部門的負責人，也全是解放軍代表。有一位文革前便是共產黨員，又是「勞動模範」的造反派頭頭，則在幾把「市革委會副主任」交椅中，坐到了最後席。

接著不久，四月八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也正式成立，自然，在中央批准的名單中，解放軍四十七軍黎軍長擔任了革委會主任，支持了造反派的原省委書記華國鋒、候補書記章伯森，則為第二、第三把手。中間還有幾位軍人，包括原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亦是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名單中，最後是造反派的兩位頭頭胡勇與葉衛東，即「工聯」和「湘江風雷」兩大組織，各有一位。

原省委第一書記雖沒有被宣佈為「劉、鄧、陶」的人，但被排除在省革命委員會之外，被中央召到北京去了。省委第二書記則慘了，他莫名其妙地被扣上「叛徒」的罪名，加上「劉、鄧、陶」的代理人與「走資派」這二頂「帽子」，於是被公開點名予以宣佈打倒。一場新的批判劉鄧路線、結合批判原省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等「走資派」的運動，在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前後，便已展開得轟轟烈烈。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欲確立「新生的紅色政權」的權威。

但是，確定誰是「走資派」，誰應真正在政治上予以「打倒」，職務給予罷官，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喊喊「打倒」的口號，寫寫攻擊性大字報方面，這種權力，造反派們並不擁有。

把哪位省委書記列入「另冊」的真正權力，在毛澤東與中央。

在文革中，沒有哪一位省委書記是真正由造反派「打倒」的。造反派不過是在實質上執行中央、中央文革的意圖而已。有時候，當造反派企圖按自己的意願，欲「打倒」某個省級黨政官員，而中央卻無此指示時，造反派便會遭到中央的制止。

造反派原沒有放在心上欲予以打倒的省委第二書記，竟被中央列予「另冊」的首位，而造反派幹了幾個月，拼命想打倒的湖南省軍區司令，卻由中央圈定為「新生紅色政權」省革委會的副主任。對此，造反派們無可奈何只能服從。因為，這些做法，都屬於「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造反派們對這「偉大戰略部署」雖然莫名其妙，但，理解也罷不理解也罷，都只有服從的份。否則，注定要倒霉的命運，會降臨得更早更快。

貌似氣壯如山的造反派，其為所欲為的程度，其實遠遠沒有報刊電臺宣傳的那樣威風、有力。表面上，造反派好像是歷史上那些可以自行其是的起義者，而實際上，他們卻並不真正具備有獨立性。他們每一個大步驟，都嚴格受制於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戰略部署」，受制於中央的每一項規定和命令。當有些頭腦發熱的造反派們沉湎於確信「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和「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豪邁樂觀意境之中時，當時，周恩來總理就曾對這些幼稚的想法，毫不含糊地挑明和告誡了，說紅衛兵不能把毛澤東還是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的那些語錄，生搬硬套作為紅衛兵今天行動的口號。顯然，周總理的意思是說，今天的情況與二十年代初中國的局面是大不相同了，那時，是軍閥混戰割據，而今天，已經是有共產黨的領導了，哪怕就是現在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也是在共產黨自己發動和領導之下進行的，所以，一切行動，都必須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而不能搞各自為所欲為的無政府主義！這個意思的大字報與傳單，我曾看到過好幾種，是不同場合下講的，說法上文字也有不同。現在宋永毅所編的那套文革資料庫中，也能找到二份這個意思的講話。其一，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各部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中，他說：「『天下者我們的天下』那幾句話，連主席自己也想不起來是那裏說過的，後來才有同志說是『五四運動』那時，一九一九年《湘江評論》上主席的文章裏說的。主席說，那是資產階級愛國主義時代嘛，那時我們都是一批愛國主義者，有什麼共產主義思想呀，怎麼能亂引用呢？那裏邊沒有階級性的，『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無產者說這話，資產階級也可以說這話。主席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主席是很嚴格的⋯⋯你亂用他的東西，你就是不合乎主席思想啊。」其二，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在接見西安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學的講話中，周總理再次說了：「毛主席在一九二零年《湘江評論》上提到：『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這句話是對當時形勢提的。今後我們不要再提了。」

既要造反，又必須服從。這就是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應有的準則。

但，這是一個矛盾。

因此，造反派們從本質上，便注定了自己的倒霉命運。

我從青年近衛軍回到自己單位時，公司裏的各造反組織，已各自取消了自己組織的旗號，聯合成為了統一的造反組織「工代會」。公司裏原「工聯」組織的頭頭龐達明，擔任了聯合的造反組織一把手，即公司「工代會」主任。而我們「湘江風雷」組織的老易，則成為了第二把手，「工代會」副主任。我回公司後，老易找了我，要把他的「位子」讓給我，說我本是公司「湘江風雷」組織的一號負責人，前段，他只是代行我的職務，現在我回來了，就應該由我仍作為「湘江風雷」派的頭頭，進入「工代會」。老易還說了很多自我謙遜之詞，卻大大誇獎我的氣魄和能力，極力勸我去接掌「工代會」副主任一職。

我看得出，老易的讓位是真誠的，沒有虛偽的成份。但，我覺得自己不能去坐他那個位子。自我離開公司，參加青年近衛軍以後，公司裏「湘江風雷」組織的工作，都是老易在兢兢業業地承擔。雖然，我也不時回公司參加一些決策會議，但，大量的具體組織事務，都主要是由他在領導。而且他也領導、經營得很好，使「湘江風雷」始終在公司裏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相對而言，我對公司「湘江風雷」組織出的力，這一段，就遠遠不及他了。因此，無論從工作效果的角度，或是從做人的道理方面來講，我都不能讓老易離開「工代會」副主任位置，而由自己去替代。雖然，我曾是他的「上級」，但，此刻，局面已發生了變化，我應尊重這個變化。

我謝絕了老易的好意，堅持不再做他的「上級」，為了使他相信我的謝絕並非客套，我乾脆又離開了公司，而回到了我所在的機修廠。

老易和我這段互相推讓所謂「官職」的事情，那時既不是虛情假意，也不是我倆，至少不是我有什麼高尚風格。最重要的是，我參加造反，從來沒有想到會要去「做官」，或者認為做了「官」就榮耀。我覺得，我們那一代青年人，從生下來懂事起，便是受的要「幹革命」，當「螺絲釘」做「英雄人物」的教育和熏陶。像拿破侖所說的「不想當元帥的士兵，就不是一個好士兵」的經典名言，那時，我們聽都沒聽說過。即便有人讀到過，肯定也會將它視為「封資修」的垃圾，不屑一顧。當時十八歲的我，壓根兒就沒意識到「做官」一事。平日造反時，雖也有這職務，那頭銜，但，我始終認為，那不過是為了運動一時需要而已，並不是當什麼「官」。當時，很多紅衛兵造反組織，其領導機構的成員，往往自稱為「勤務員」，甚至組織的總部名稱，也不叫司令部，而叫「總勤務站」。又如，前面所述，青年近衛軍總部派代表上北京談判，這樣重大嚴肅的事情，大家也都是隨隨便便就選了一個人去，並不以為這個人就是去當什麼官，雖然，這個人最終的確當了「官」，進入了市革委會當了個「委員」。

我想，那時，尤其是文革運動的前期，除了一些思想上比較成熟，讀過不少政治、歷史書，並有過一定經歷的造反派頭頭，自始自終，就認識到權力位置的重要之外，大部分造反派，特別是年輕的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頭頭們，大概，大都沒有想過文化大革命，搞來搞去，會與「做官」掛上鉤，會是一個撈「官」做的什麼機會，那時，相當多的造派者，的確大都並不太看重那些五花八門的職務地位的。

我回到機修廠，大家認為我是公司裏的造反派頭頭，因而推舉我當機修廠的「工代會」副主任，「工代會」主任則由原「工聯」組織的一個忠厚的老工人擔任，並擬籌組機修廠的革命委員會。當時，廠黨支部蘇書記實際已靠邊站，大權已由造反派的「工代會」單獨執掌。自中央關於湖南文革問題的決定下來後，造反派獲勝，保守派垮臺大局已定，我們廠裏的保守組織便又一次宣佈自行解散了，其骨幹人員紛紛寫大字報，又一次表示他們的懺悔，說自己又一次「受了走資派的蒙蔽」，表示向造反派投降。尤其，當他們中的「赤衛隊」隊長因為逃跑出去，被懷疑他是參加了「高司」武鬥隊的公司造反派抓住，狠狠地用拳頭、皮帶打了一頓。此後，他們更是嚇得要死，便更加起勁的向造反派表示「認錯」，顯出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找楊金河他們請罪，懇請楊金河原諒他們過去曾抓他「右派」的過錯，原諒他們在二月鎮壓「湘江風雷」時又企圖整我們的問題，只求楊金河高抬貴手，莫整他們，要他們幹什麼，他們都願意。

打那位「赤衛隊長」時，正逢我回公司辦事，因此，在參與「審問」他外出幾個月的情況時，也與他人一起，用軍用腰帶，朝他只穿一件襯衫的背上，狠狠抽了他一頓，打得他嗷嗷直叫，背上落下一條條紅痕印，顯然打得很痛。這次行凶事件，除了參加那些雙方基本不見面的大規模的對陣武鬥外，是我在整個文革期間，在本廠內唯一的一次參入的派性武鬥打人。雖然，在想到這位「赤衛隊長」曾積極造輿論要將我與楊金河等人打成「反革命」、「關進公安局」等情況時，很是氣憤，所以打了他。但是，後來，又覺得他畢竟也只是一個工人，並不是「當權派」，而他外逃的原因後也已查明，並非是引導「高司」派武裝來襲擊公司造反派，而只是害怕而避難。因而，事後，我便找機會向這位做鍋爐工的「赤衛隊長」表示了道歉，承認不論他有什麼不是，我動手打他，都是不應該，是一種錯誤。並有次在他鄉下的家裏發生經濟困難時，極力促成廠革委會發給他一些補助金，並陪他一塊到他的鄉下，協助他們家解決困難，欲在心中彌補對他的過錯。後來，對我曾參入打他一事，這位前「赤衛隊長」寬宏地說：「那怪不得你，是那種形勢，我自己也真不該跑出去。」似乎是原諒了我的過錯，而且，在以後幾年中整我的那些「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查四人幫的人和事」等運動中，他都沒有再參入整我，也沒有再提我當年曾打過他那件事。相反，那些原來曾極力向我表示過檢討與悔悟的人，卻在新一輪整我們造反派的運動中，很快就翻了臉。現在想來，這位「赤衛隊長」曾與我們發生觀點對立，顯然不是個人因素所致，而是他當時信奉「聽黨組織的話才是正確」的傳統道理，而相信了廠黨支部說我們造反派是「牛鬼蛇神」的指控。其實，他本人是個性格直爽而衝動的實在人，而並沒有什麼個人政治投機的意圖。所以文革後，很多與我們觀點相反的人，都獲得了政治上的好處，或入黨，或提幹，或升官。但他這個曾與我們造反派賣力對著幹、還挨了打的「赤衛隊長」，最後卻仍只是做他的鍋爐工，既沒有能入黨，也沒有提幹。

一九六七年八月，湖南造反派獲得了中央支持、控制了局勢後，雖然中央一再指示，不要報復保守派，但是，不少單位仍都曾發生過一些造反派毆打保守派頭頭或骨幹的情況。發生這種事情的原因，直接因素一般是由於那被打的保守派骨幹，在武鬥高潮期間逃離了本單位，而該單位的造反派則認定他們是去參加了「高司」派的武裝，正如同我們外出參加了造反派的武裝組織一樣，因而，必不可少的「審問」，則必帶來一場程度不一的毆打。而毆打保守派骨幹的深層緣因，則是因為，很多保守派骨幹，一般曾在文革前期一次或二次極力參入和支持過要將本單位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分子，因而，他們早就深為造反派痛恨，而現在他們又外出有參加「高司」派武裝之嫌疑，則對其更為切齒，故借此機會泄恨。

打人總是不對的。

但是，如果完全撇開這些被打的保守派骨幹，的確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將本單位一些無辜的工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這個歷史背景，那麼，對造反派出現過的這類打人事件，就難以做出公正的評判與有益的總結。

當時，楊金河以公司「工代會」委員的身份，參與了機修廠革委會的籌組工作。楊是一個不計人舊怨的人，面對已經垮臺並表示懺悔了的對手，他想到了「寬恕」這個詞。他跟我講，只要那些人認了錯，並吸取教訓，今後不再有整人的念頭和行為，我們就不應計較他們過去的過錯。實際上，有一段時間，他與那些保守派骨幹人員還似乎有了很融洽的關係。甚至，與其中有些人，還互相有過家訪活動。他告訴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抹平我們與他們之間思想上的鴻溝，畢竟，他們也是「受蒙蔽的群眾」，雖然他們曾是專案組專幹，是黨支部委員，是文革前政治地位都比楊金河「高」的人。楊金河說，我們現在是勝利者，勝利者應該高姿態，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一道革命。

楊金河的想法與做法，都是無可挑剔，一百年後，我也認為他當時並沒有犯錯誤。並且，當看到保守派的骨幹人員都輕鬆地放下思想包袱，不用擔心我們會報復他們，並經常在我們面前表示他們的敬意和恭維，我就很為楊金河的做法而高興。

那時，我，楊金河，都不懂得什麼叫「韜晦」，不懂得有的人，可以有幾張臉。

黨支部書記蘇中原的態度，始終像以往一樣，不卑不亢。但，此刻我們已真的從他手裏奪了權，他也知趣地不再管事，而自動下到車間去勞動。當時，我對他沒有半點不好的印象，雖說他沒公開表態支持過我們造反，但，也並不公開反對。我覺得，處在他的地位，這樣做已屬不易。因而，機修廠若成立革命委員會，對蘇書記還是可以考慮讓他被結合進去。所以，在籌組廠革命委員會名單時，我將蘇書記列入其中。

但，由於蘇書記在廠裏當了很長時間的黨支部書記，因制度上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使他在工人群眾中積怨也不少。很多老工人都找了我們，特別是那些曾在批判會上發言控訴指責過蘇中原（如說蘇過去對老工人不尊重，為一點還沒弄清責任的工作過錯，就將老工人罵得「狗血淋頭」等）、在批判大會上當著蘇的面表示過要「造他的反、堅決打倒」他的老工人，都不同意讓他進入革命委員會，還說：這搞了半天，讓「走資派」又結合為革命委員會成員，豈不是復舊？豈不是白搞了文化大革命？

怎麼辦呢？

我們不能不考慮老工人們的意見。因為，我們不能脫離他們，是他們的支持，才使我們有造反勝利的今天。

但是，憑良心講，我們卻又並不認為蘇書記是個什麼「走資派」。他雖有過錯誤，但離反黨反毛主席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標準，離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標準，實在太遠。儘管，他組織過抓楊金河等人的「右派」，但，我們覺得那不是他這個小小的黨支部書記的責任，何況，他已為此受到過我們幾次批判。加之，蘇書記自始自終並不與我們採取公開對抗的態度，儘管，我們聽說他暗中是支持保守派而反對我們的，但，我們亦可理解，一個黨支部書記當然偏愛保他的人，這屬正常。

長沙市有句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

我覺得，蘇書記就是這種「笑臉人」，要將他整成「走資派」，予以打倒，我們確實下不了手。

我與楊金河商量了一番，想了一個方案，決定先將蘇書記專門再批判一番，讓那些有怨氣有牢騷的工人群眾再出出氣。大家無非都是憋了氣在心上，只要氣一出，我們便可與他們平心靜氣地做說服工作。何況，在讓蘇書記進廠革委會之前，是應該對他有一番刻骨銘心的觸動。讓他見識一下，他過去當廠裏的領導時，曾給多少人帶來過不同程度的災難，包括精神上的災難。這樣，他今後在革命委員會工作時，便會吸取教訓，慎重行事了。

還沒有來得及實施我們的方案，進駐公司的解放軍支左代表把楊金河和我找了去，討論公司籌建革命委員會的問題。

所謂「支左」，就是指解放軍來支持左派的意思。在當時，造反派就被認為是「左派」，所以，當時「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的意思。

我們公司的管理大權，早在年初時就隨上海吹來的那個「一月風暴」，由造反派組織聯合奪取了，大權歸了公司造反派的「聯合奪權委員會」（「聯委」）；後來，因為發生了軍區鎮壓「湘江風雷」的事，加上保守派的反攻，「聯委」就開除了「湘江風雷」，並將奪權改為了「監督權力」，即黨委仍然有權，但須由「聯委」一道協商，發文件也須「聯委」副署。三月份以後，毛澤東與中央明確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要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所謂「三結合」，即指由原領導幹部代表、解放軍代表與造反派代表。因此，公司造反派「聯委」便朝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方向努力。但因與「高司」派打了幾個月的派仗，所以，大局落定之前，建立革委會的事便暫被擱下了。直至中央關於湖南文革問題的決定下來，我們公司的「湘江風雷」又已恢復組織，重新回到了「聯委」，並作為主要造反派組織之一；隨後，根據形勢發展，湖南的造反派組織一一放下了自己的旗號，而實現聯合，再分別歸入「工代會」、「農代會」與「紅代會」（紅衛兵）三大新組織。我們公司的「聯委」則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工代會」，其主任由原公司「工聯」的負責人龐達明擔任，副主任則是我們「湘江風雷」的老易。

這時，建立革命委員會的事便又擺上了議程。

根據省、市革命委員會的指示，大型企業的單位成立革命委員會，必須有解放軍支左人員參入研究。實際上，這個單位的革命委員會組成人員，便基本是由支左人員定奪，然後再上報省或市革命委員會批准。凡是有解放軍支左人員圈定的名單，省、市革命委員會一般都照準，否則，就批不下來。因為，當時，省、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權大多在支左的解放軍軍官手中。

駐我們公司的解放軍支左人員負責人姓喻，我們叫他「老喻」，他是一個很和氣卻又政治原則極強的軍人。支左前，他是解放軍政治幹部學校的一個政治幹部，副團級，不久前，奉命參加支左工作，進駐到我們公司，幫助籌建公司革命委員會。

老喻告訴我們：公司「工代會」擬定的公司革命委員會名單，已送交他審閱了。有幾個人選，他認為不行或不滿意。革委會主任選定原公司黨委書記章忠全，他沒有意見，但四個革委會副主任候選人中，至少有兩個，他不能同意：一個姓周的造反派頭頭，原在文革前曾犯有過經濟問題的錯誤，文革中造反時，據檢舉，他個人生活行為也不甚檢點。老喻說，這個老周，不能當副主任，否則，影響革命委員會的形象，但，考慮到老周是一個老造反派，是公司下屬一個大單位的造反派頭頭，因而，可以讓他還是進入革委會，作一個普通委員。

另一個人就是老易。

「不能讓他進入公司革命委員會，更不能當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老喻表情嚴肅的望著我們說。

老易？他為什麼不能進革命委員會？

我非常震驚，思想上也不能接受這個結論。我張開了嘴，急欲為老易辯護。但，老喻朝我揚了揚手，依然很嚴肅的說：「你先不要說，聽我講完，你們就會明白的，我知道，你們與老易的關係非同一般，一個組織的，你小陳還當過他的領導，今天我之所以特地將小楊和你找來，就是要專門向你們通報老易的問題。」

老喻不讓老易進入公司革命委員會的第一個理由，是老易前段捲入過社會上一批造反派「砲打」省革命委員會的運動，那個「砲打」運動，是一批造反派指責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有「右傾」行為，有「復舊」傾向而掀起的一場規模頗大、但對抗並不激烈的短暫運動。很快，省革命委員會平息了這個「砲打」運動，並將其定性為「錯誤的運動」，而且，從省革命委員會中開除了幾名支持這場運動的成員。這次「整」造反派，還是控制在較小的範圍內，只有一小部分人倒了霉，不過，對基層成員，一般沒什麼追究。

對那場「砲打」運動，我因廠裏工作繁忙，未積極去參加，但，我也是支持者，很多單位的造反派頭頭都支持過「砲打」，後來，也進入了革命委員會，為什麼老易就不能進？！

我不理會老喻的制止，仍衝口說了我的看法和牢騷。

「最重要的是第二點⋯⋯」老喻並不直接回答我的問題，而只是繼續他的講話，並且，大概，他看我一副怒氣沖沖的樣子了，反而露出了和藹的微笑。

一下子，他就征服了我，他不同我爭吵，而只是平心靜氣地講解，我還能同他爭辯嗎？

「老易在解放前參加過『三青團』⋯⋯」老喻說。

三青團？國民黨的三青團？老易⋯⋯

楊金河和我頓時驚呆了。

這就是麻煩事了！如真是這樣，老易進革命委員會的可能，就岌岌可危了。

「當然，這個問題，並還沒有最後的證據，老易本人也沒有承認過這事，檔案裏只有別人檢舉的一份材料，」老喻卻又這樣說。哦！

我不由鬆了一口氣。這算什麼呢！三青團與國民黨的問題性質，本來就有差別。一九四九年前，參加過三青團的青年人並不少。現在的政策，只追究在三青團組織中擔任過區分部書記長以上的職務的，普通的三青團員，只算一般政治歷史問題。何況，老易是否真是三青團，還沒有定論，怎麼能以此阻止老易進入革命委員會呢？！

我向老喻談了我的看法。

老喻卻嚴肅地說：「『三青團』的問題，如果發生在一般群眾的身上，可以不太計較，但，對於進入新生紅色政權領導機構的人選，則絕不能忽視。我們支左部隊的責任，是必須按照毛主席關於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來選擇你們公司革命委員會的人選，要知道，進入革命委員會，就意味著執掌革命事業的領導權。我明白，老易在解放前也算是個窮苦工人，是屬於無產階級，現在又是造反派的負責人。但是，我上面講的那些原因，使我們不能選擇他，在這個問題上，是必須堅持原則，而不能感情用事的。」

但我覺得，老喻是有些偏袒「工聯」造反組織，而有些輕視我們「湘江風雷」組織的人，才這麼看重老易的什麼三青團問題，還上升到「原則」上，就像中央關於湖南省問題的決定的文件中，稱「工聯」為革命造反組織，而稱「湘江風雷」為群眾組織一樣。

老喻似乎看出了我悶在心裏的話，他又微笑著對我們說：「你們不要懷疑我在偏袒『工聯』方面，我只是按原則辦事，在你們造反派中，我們支左部隊不會採取偏一方疏一方的立場，相反，我們要做到一碗水端平。」

怎麼個端平法？原來的四個副主任人選中，二個是「工聯」造反派頭頭，另一個人選老劉雖說是原公司中層幹部，但實際也屬於「工聯」組織的，唯一的「湘江風雷」組織的人選老易，現在卻又要將他抹掉！

「我覺得，你們兩個，應該進入革命委員會。你們年輕，有能力，家庭出身又好，是接班人的好苗子，現在又是造反派頭頭，正是我們要選擇的對象。」老喻突然分別用兩手，搭到我與楊金河的肩上，非常鄭重地宣佈了他的意見。

這意見，又使我吃了一驚。我從公司回到機修廠後，就沒再想過要再去公司。因為我覺得那裏已有很多人在幹事了。老喻這個突如其來的決定，使我一下子不知該說什麼為好，只能靜靜地聽他繼續說下去。

「這樣一來，對一碗水端平，也有好處，你們都是『湘江風雷』的，小陳還是這個組織在公司的發起人和負責人。還有，我順便告訴你們一下，讓小陳來做公司革委會副主任的建議，還是『工聯』方面的龐達明首先提出來的，你看，人家龐達明就做得很好，沒有搞派性嘛！所以，你們要正確理解老易不能進入公司革委會這事。參加革委會後，四個副主任，你們『湘江風雷』和『工聯』方面，便各有了兩位，你們看，這既照顧了大家各自的『山頭』，一碗水端平了。你們兩個，還有龐達明，都是年輕人，又都符合革命接班人的條件，這不是最好嗎？」老喻很有些高興地分析給我們聽。

一下子，我又覺得，老喻他真的是出以公心，覺得他這樣做，並非有什麼偏袒誰，不喜歡誰的派性，而確是實施革命的政治原則。畢竟，他是來自於解放軍的一所高級政治學校，對人的政治歷史問題，有天然的求純觀念。在老易的「三青團」歷史問題上，我與楊金河是無法同他爭論的，在當時那種政治氛圍中，家庭出身如何，個人歷史上清白與否，都是硬指標，沒法爭辯，只能緩退，另尋出路。

讓我當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雖說並不是很令我十分激動，因為我覺得自己本就是公司造反派中最先造反的頭頭，而那時，對當「官」的確沒有多少思考，而且，還認為這「官」就如做造反派組織頭頭一樣，無非是「勤務員」，會隨時上上下下，沒有多大神秘感，而全然不知那「官」本位所具有的一系列實際與精神上的特權。所以，後來沒多久，在文革造反後改名為「組」的各級政權與單位的辦事機構，一下子又恢復為什麼「局」、「處」、「科」，又出來了「局長」、「處長」、「科長」以及「經理」、「廠長」的稱呼時，我有好一段時候，在觀念上都還不能適應這種伴隨有復舊痕跡的形態。

但，當時對老喻的這個安排，我還是比較高興，而且，總算我們「湘江風雷」組織的人，在革命委員會中，能進入兩個人做副主任，也有了與「工聯」組織同樣的地位。不然，一味只將老易從革命委員會人選中抹去，我會很覺不平的，不僅僅為老易一個人不平，也會為我們的「湘江風雷」而不平。

老易呢？總不能將他就這樣甩開吧？我決心再為老易爭一爭他的地位。

我問老喻。

老喻早胸有成竹。他說，老易對文化大革命還是有些功勞的，公司革命委員會他進不了，可以讓他繼續搞「工代會」副主任，這個「工代會」將來就是工會，他負責搞搞工會工作，還是適合的。另外，如果他願意，你們公司革命委員會也可以安排他到下面商店、工廠去做基層革命委員會的成員。

為什麼不能進入公司革命委員會，卻又可以參加基層商店、工廠的革命委員會呢？

我望著老喻，欲問，又終於未開口。

總算，對老易還有個安排。我在對他的同情中，總算有了幾分安心。

長沙市革命委員會批准了我們公司革命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如老喻安排的那樣，楊金河與我先後都成了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不過，在第一份任命批文中，卻沒有我的名字。已經成了革委會副主任的龐達明龐大哥，也是極力支持我進入公司革委會的，說若公司革委會沒有讓我進入，是對我的不公平。老喻見了我們幾個卻笑呵呵地說：「我不會騙人的，你們放心，小陳是放在第二批任命名單中的。」果然，沒幾天，任命我為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市革委會文件就下達了。

那一年，我只有十八歲。

有天，我從一本紅衛兵編印的《偉大的文獻》資料書中，讀到毛澤東主席鼓勵青年人的一段講話，其中說「三國時，周瑜，也是年輕人，十八歲就做了水軍都督！那個水軍都督，就是『海軍司令』，而那時，周瑜還不過是個『青年團員』，然而，他打了勝仗⋯⋯」

由此，我還想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另外的二句有名的詩：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

讀後，非常振奮，我頓時以為，自己也正是「風華正茂」之時，可以幹一番大事了，可以「指點江山」了。

我們為公司革命委員會的成立，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大會。當時，每一個單位宣告革命委員會的誕生，都要舉行慶賀。所以，那幾個月，天天街上都有一隊隊打著紅旗、敲鑼打鼓，並不停放著震耳欲聾鞭砲的遊行隊伍，舉著慶祝本單位革命委員會建立的標語，歡快地喊著、叫著，像過節一樣。

我們公司有著三千員工，因而我們這些革命委員會的頭頭，決定也要很好的慶祝一番。除了也精心搞了一份向毛澤東主席報喜的「致敬電」文章，並印發上萬份予以張貼散發外（當然，雖是「致敬電」，卻不需真要去發報，而只是一個輿論形式而已，那時各單位都是這樣做的），還要舉行一個盛大的遊行慶祝大會。

我被推舉為慶祝大會的總指揮，負責安排幾千人的遊行隊伍。那時，即便是工廠企業，汽車都還很少，我們設法向別的單位借來了幾輛汽車和一輛三輪邊鬥摩托，作為遊行中的醫衛用車和供應飲料的專車。時值八月盛夏，遊行隊伍要在城市內轉一大半個圈。因為我們公司所屬的商店、工廠，遍佈全市，遊行的路線基本要從這些大大小小的基層單位路過，這樣，沒有飲料的供應和防止中暑的醫療衛生措施，是不可想像的。三輪摩托是我這個總指揮專用車，專門有一個駕駛員替我開車，我則穿著一整套草綠色軍裝，戴著軍帽，穿著軍用解放鞋，打扮得像一個軍人一樣，佩著「總指揮」的黃色袖章，坐在摩托邊鬥艙中，在遊行隊伍的前後，不停在駛來駛去，向各下屬單位遊行慶祝隊伍的領導者，指揮佈置各種慶祝事項。

我當然很高興，甚至，幾乎陶醉。要知道，此時，我的工資表上，還只能有一份僅二十元的學徒工薪金。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在公司近三千員工中，我也許是最默默無名的人之一，人們再熱情的目光，也決不會光顧到一個小徒工身上的。然而，此刻，我卻幾乎成了上千人注視的中心，成了被人誇讚、被人談論、被人欽敬的明星！

我突然想起，我的父親在一九四九年前，便冒著被國民黨當局殺頭的危險，參加了共產黨及其地下工作，為黨的事業奮鬥了，然而，一直到現在，他雖然是公司裏黨齡最長的幾個老黨員之一，卻從沒有享受過這種榮耀，至今，仍不過是一個人們並不很在意的通訊員、勤雜工；而我這個毛頭小子，只不過造了一年多的反，卻一下子獲得了這麼多的敬畏。這人生，究竟有什麼奧秘呢？

得意之餘，我便又有了些許惆悵。

慶祝活動搞了整整一天，我整天也都沉浸在歡快之中，沉浸在節日的幸福感之中。

我驟然生出了很多感慨，並且，頭一次將造反與我個人的感受聯繫起來，我默默在想：造反，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陸放翁的詩說：早歲哪知世事艱。

確實如此。

十八歲的我，初涉人生的我，全然不知曉，一個小小的學徒工，之所以能成為位居數千人之上的頭頭，並不是我有什麼本事（也不可能有多大本事），卻只是那種特殊的形勢浪潮之偶然推舉而已，而且，過了這一瞬刻的得意，橫在我前面不遠的地方，便是長達數年的惡夢般的泥濘和沼澤了。

第二十章　公司「革命委員會」紀事

文革中，我們做了那「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說來真是「可憐」，雖然從理論上（任命與撤消此職的文件之時間）說，擔任此職名義上有七、八年，而實際上真正在位能行使權力，先後斷續總計不到二年的時間，幾乎來不及做什麼，沒多久就不停地陷入政治反覆之中。那事對我唯一的好處，只是讓我歷經了許多一般人難有的豐富人生。

公司革命委員會主任是原公司黨委書記章忠全，他是一個在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以前在部隊搞政治工作，轉業後到我們公司擔任黨委書記。他是一個心腸善良、毫無野心但文化程度很低的領導，而且，顯然他還遠沒有適應地方工作的靈性。選擇他作為「三結合」的對象，既是支左部隊老喻他們的考慮，也是我們造反派特別是龐達明他們的決策。

龐達明比我大十歲，亦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是我們的大哥、長兄，然而，他在各方面都比我成熟得多，考慮問題，工作能力都遠遠在我和楊金河之上。他原是「勝利」攝影社的一名攝影師，造反後，由於他家庭出身是工人，自己又能言善辯兼有氣魄，並擅長組織，因而，他自然成為了公司「工聯」組織方面的頭頭。在社會上「工聯」與「湘江風雷」兩大派造反組織有一些分歧時，我、楊金河和龐達明亦免不了有略許不同政見的爭執，但他並不由此而攻擊我們，相反，在籌建公司革命委員會之時，是他在人選問題上，堅定了支左部隊老喻的選擇。

公司黨委書記章忠全被我們結合進了革命委員會，當然，他獲得這種地位的前提，是必須支持造反派，至少，在公開的場合，要有這種表示。公司黨委副書記江山，則被列入了「走資派」的另冊，被我們宣佈予以「打倒」。不過，這個所謂「打倒」，也就是不讓他再在公司領導機構中有任何位置，同時命令他下到公司屬下的商店去做普通工人的工作，至於他的黨籍、幹籍、黨委副書記的薪水，仍一概未動。那時，中央從來沒有下達一項要如何處理這些被我們造反派宣佈打倒了的所謂「走資派」的政策，造反派也不能擅自處理這類事，所以，所謂「打倒」，只是一時不讓他們掌權了，暫時擱著，原封不動。至於黨籍，那時除中央與軍隊系統以外，全國基層的黨組織都停止了活動，所以，原則上既沒誰能加入黨，也沒有哪個「走資派」會被開除黨籍。工資呢？那時，造反派頭頭中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升官不發財，糧食還要減下來。」我原來是工人，按國家規定的工種口糧標準每月可以有35斤。當了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後，則只能調為27斤的所謂「幹部口糧標準」了，但工資卻誰也動不了，因為中央早就下了文件宣佈文革期間凍結所有人的工資，均不升不減。所以，我做了公司革委會副主任，也仍然只是每月二十元的學徒工資。楊金河、龐達明他們每月也不過三、四十多元。但，不再做黨委副書記的「走資派」江山，口糧可以因為下放做工人增為每月35斤，而他那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資，則照拿不誤。

當然，在精神上，江山和我們則是完全相反的感受。我們即便沒有什麼物質上的得利，但，我們覺得自己是勝利者，有了這一點，生活水平再下降些，我們也不會有怨言。

我們公司的造反派為什麼要打倒黨委副書記江山呢？

江山是解放後入黨的領導幹部，沒有任何歷史問題，又只是公司的二把手，為何要將他作為「走資派」而打倒？

我想，應該是這麼幾點原因：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在文革中「現行問題」。江山雖然對我們造反派也不取公開對抗，但卻也沒有明確表示支持的舉動，而只是隨大流，任我們造反派如何就是；然而，他與公司內的保守派方面的人士，聯繫卻非常密切。當然，這種聯繫密切，就並非硬有什麼反對造反派的活動，而多是原來上下級工作關係的所致。但是，公司保守派的種種反對造反派的行為以及江山與他們的關係，卻不能不使我們造反派對其猜疑，而將江山列入「保守派」後臺名單。加之，黨委書記章忠全卻是明確公開「亮相」表示了對造反派的支持，相比之下，江山自然難逃造反派攻擊。

第二，江山雖只是第二把手，可是他在公司的資歷，比後來從部隊轉業來的章忠全要深，而且，江山也算是一個敢於承擔責任的人，他的工作能力遠比章書記強，章的文化很低，身體又不好，常休病，所以，公司出面主持工作的實際是江山。既主持工作，所以文革前那些年中，無疑總會或正確、或錯誤地打擊一些人、傷害一些人，積怨不少。文革一來，那些曾受過他打擊或傷害的人，自然要對他發泄不滿，發泄積怨。所以，打倒江山的大字報與呼聲，在公司群眾幹部中，比對章忠全的要多得多。這便成了打倒江山的所謂「群眾基礎」吧。

第三，按中央號召的文革造反運動，總得要有所結果，總得要對當權派們的什麼問題在大字報中搞搞「上綱上線」，總得揪出與打倒一些什麼「走資派」才行，不然，何來體現文革路線的正確與必要呢？我們公司的黨委正、副書記與正、副經理（那時沒有什麼「總經理」一詞，再大的公司，也是「經理」）幾個領導中，休病的休病，「亮相」的「亮相」，而這「走資派」的帽子總得有人戴才行，於是，我們選來選去，覺得只有打倒江山最合適。實際上，他那些什麼「走資派」罪名，積怨問題，並沒有什麼特色，只要是領導、官僚者，包括那些支持造反派的官員，十多年中每人都總會積累不少，因此，大字報所說的江山的那些個問題，根本不是打倒江山的理由，但卻是一個必要的砝碼。

實際上，文革中，基層各單位與各地方被打倒的所謂「走資派」，其被「打倒」一段時期的原因，大體都是如此模式及原故。

但是，被中央要打倒的那些個「走資派」，情況卻不同。

顯然，中央有中央的「打倒」標準，即是中央自己的「人事異常變動」需要。

凡屬中央管轄的幹部官員，都不是造反派所能想如何就如何了，相反，只是中央想如何，才會如何。例如，湖南造反派，包括老造反派「高司」在內，當初都是一致要打倒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可是，搞來搞去，中央宣佈決定的文件中，第二書記王延春卻成了「劉、鄧、陶在湖南的代理人，是湖南黨內走資派」，而沒有了張平化，讓張留在了北京，以後又派回湖南做省委書記。又如，湖南造反派們天天喊著要「砲轟、油炸、打倒」的省軍區司令龍書金，中央卻只一個指示，就說服造反派，讓他做了湖南省革委會的副主任，而不是被打倒。一九六七年武漢發生了反文革小組的「七二〇事件」，因此，全國的造反派都遊行示威，聲援湖北造反派，要打倒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可是，毛澤東卻在事後，又大筆一揮，下令公開稱「陳再道同志」，於是陳再道便沒有倒於造反派之衝擊下，而造反派也就不再喊打倒陳再道了。相反，在武漢「七二〇事件」中的文革「英雄」王力，一個多月後卻成了受審查對象，給逮了起來。而文革中雖「打倒」了那麼多高級幹部，但可以說，除了上海之外，沒有一個是由造反派決定能打倒的，而都是中央所定的盤子所致，造反派頂多只是統統地大造了一番「打倒」的大字報一類輿論罷了。文革發生的造反活動，有群眾運動的成份，但從根本上說，卻是被中央文革在「運動」，而不是現在很多人以為的那樣，能夠是一些在文革中可以為所欲為的真正意義上的造反者。

公司革命委員會有十五名委員，但，實際上，是由主任、副主任在執掌實權，其他普通委員權力並不大。只是在重大問題需要大家集體承擔責任時，公司革委會才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讓每一個委員發表自己的意見，並參與決定與否的表決。大多數時間，便是由我們幾個主任、副主任決定處理完事。

龐達明龐大哥實際是我們的核心，忠厚的章忠全主任並沒有統率我們的能力，如果，不是中央和省革命委員會的規定，非要原黨委負責人在革命委員會中擔任第一把手，那公司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職務，肯定是龐達明的。

按照省、市革命委員會結構模式，我們公司革命委員會也是設置了四個職能機構，即政工組、生產指揮組、辦事組、人民保衛組，而將原公司機關的各種科室全部予以撤消，科長們統統靠邊站，而像普通幹部一樣，被我們安排到新的職能機構中，或下放到基層單位去做工人。撤「科」為「組」，當時似乎也是一種革命的象徵，「科長」似乎就是舊官僚，而「組長」則像革命家。

我們四個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則各分管一個「組」。龐達明當然是執掌重要的政工組，我則由副主任兼人民保衛組組長，楊金河兼辦事組組長，另一個原中層科級幹部劉正湘，則負責公司的生產業務，做生產指揮組組長。

大家推選我當保衛組長，大概是覺得我在武鬥期間，是一個喜歡舞刀弄槍的青年近衛軍成員，算是對「武」行當熟悉一點吧。而我，對這個職務開始也是很滿意，雖說，我並不覺得自己在「文」的方面遜於其他人。公司裏第一批「砲轟」黨委的大字報，便是由我執筆。與保守派唇槍舌劍和標語大字報派戰中，我也寫過不少宣傳廣播稿和文章。但，讓我專管保衛，就算是「全武行」，我也喜歡。特別，我覺得這職務有一點軍事化味道，而我從小就夢想去做一個軍人。

在公司革命委員會成立不久，中央下達了精簡機構並辦「五・七幹校」的指示。黑龍江省柳河縣辦了個「五・七幹部學校」，將原縣裏的幹部，凡未能進入新政權革命委員會的人，統統集中到「五・七幹校」，名為學習，實際是安排大批被革命委員會趕出機關的幹部們的臨時場所。

長沙市還沒有辦五・七幹校，再快的速度也跟不上中央的指示。但省、市革命委員會不敢怠慢，過去沒有辦，從此時起，則立即雷厲風行，到處選擇辦校的地點。當然，不會再選在城市，都統統辦在農村裏，不然，不能體現「革命化」。

五・七幹校還來不及，但「精簡機構」這一條卻必須馬上辦。

我們公司機關原有一百多名幹部，十多個科室。一下子，十多個科室只剩下四個「組」。顯然，也確用不著這麼多幹部，加上我們自己還調了十多個造反派工人到了機關工作。

經過一番研究，這「精簡機構」的最高指示是必須具體落實的。於是，由龐達明出面，大筆一揮，公司機關便只留下三十幾名幹部。其他的，不論造反、保守哪一派的，統統「精簡下放」。

沒有五・七幹校，放到哪裏？

公司下面有一百多家大小商店、門市部和工廠，我們就將三分之二的機關幹部，「放」到了那些地方，讓他們帶薪保留幹籍（幹部資格）去參加勞動，當一般工人吧。但宣佈，今後若公司機關仍需要增加幹部，可優先考慮他們，抽調他們。

這一下，可把那些被「精簡」的幹部急壞了。當了幾年、十幾年共產黨的幹部，現在，突然一下子叫他們去做工人，當營業員，這使他們很覺難堪，認為大掃面子。解放十七年來，從來只有幹部越做職位越高的，相反，如果從高職位上降下來，甚至降為普通工人的地位，那是很少有的事。即便有，也無疑是某人犯了錯誤，因此，他也會被人們瞧不起。而現在，正是讓他們從高高在上的公司機關下放到基層去做工人，這怎麼不令他們心焦呢！

我是個工人，當時，我根本不能理解他們的心情。反而，我覺得這些人真奇怪，當工人，有什麼不好？為何一聽說當工人，就這麼難過？真是莫名其妙！

由於是龐達明主持了這項工作，結果，他成了一個中心。很多機關幹部都去找他求情，陳述自己不宜「下放」的理由。尤其是那些造反派的幹部，更有怨氣，說公司革命委員會「不分青紅皂白」，竟然讓他們也「下放」。

龐達明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認定了是正確的東西，誰也很難使他改變，何況，這「精簡機構」，還是毛澤東主席親自批示的一項中央政策。結果，這項「精簡下放幹部」的措施，儘管遇到了不少麻煩，但終究辦成了。三分之二的公司機關幹部，只好無可奈何地離開機關，到基層單位去上班，或做生產工人，或當營業員。

一年多以後，這批幹部，大部分又陸續回到了公司，極少數沒有回來的，也在基層單位擔任了負責人。總之，沒有誰再做工人，當營業員。但是，我們這幾位革委會頭頭，尤其是龐達明，則由此而得罪了他們。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成為了公司機關幹部們眾矢之的，並且，在日後每次挨整的時候，「精簡下放」公司機關幹部，便都是他的一大「罪狀」。

其實，龐達明之所以那樣堅定的推行「下放」措施，並沒有自己個人的什麼目的，僅僅是虔誠地執行中央的政策而已。

雖然擔任了公司革委會的副主任，其實，當時，我對企業管理是一點兒經驗也沒有，甚至，對「領導」二字的意義都並不很清楚，對「權力」的觀念也只局限於理論上的模糊理解，當時，自己的思維與處事方式，基本仍處在做群眾組織頭頭的境地。

我所兼管的保衛組業務，包括了原公司保衛科和民兵武裝部的職能範圍。精簡機構後，這個保衛組除了我，就只配備了一名專職幹事。不過，當時，各基層單位都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亦都配備有保衛人員，所以，全公司保衛人員的隊伍並不少，都歸我領導。因而，公司機關保衛組只配一名專幹，負責上傳下達，內務管理，也不覺得有什麼緊張。實際上，那時，既不用訓練民兵，也無民兵可訓練，民兵組織還要不要，都是個問題。而保衛方面的業務，下面各商店、工廠革委會的保衛組，一般有什麼治安方面的問題，都自行處理了，僅僅向我報告一下。我看也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無非是抓了小偷、職工打架之類，根本用不著我去插手，我也懶得去管。

我真正有興趣的，是想組建一支類似文革前很多大企業單位都設立有的經濟警察隊伍，穿制服，佩槍支，像一個準軍事組織。我召集下面單位保衛組負責人來開會，談及這件事，他們都很高興，非常贊成。無疑，能做一名經濟警察，穿草綠制服，腰上別枝手槍，這形象很威武。

可是，這要市革委會批准。

市革委會人保組的人，基本上是軍人，我一個都不認識。倒是市革委會生產指揮組的副組長及成員中，有造反派頭頭擔任，我同他們熟，便找了他們，談及我的企望，原「湘江風雷」總部的一個負責人，現在是市革委會常委的李鐵哥笑著說：「怎麼，槍還冒（沒）玩過癮？還想玩？」

我說，我不僅僅還想玩，而且，還想組建一支常備軍。

對我的想法，他們無多大興趣，也無法幫助，但他們介紹說，可以去市治安指揮部聯繫一下，現在造反派還掌握了槍的，就只有治安指揮部那批人了。市文攻武衛指揮部解散後，老百姓手中的槍支武器都已收繳，但，省革命委員會批准了由造反派組成的市治安指揮部，讓他們協同取代原公安局職能的「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維持長沙市的治安。實際上，是利用他們「群眾組織」的身份，幹公安軍管會不好幹的事。例如，不要任何證據，就可以任意捕人，關押拘禁人，還有刑訊逼供，隨便就打人、抄家等等違憲違法行為。當時，毛澤東有句最高指示：「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省革命委員會和公安機關軍管會很快就將這個最高指示，具體化成了市治安指揮部這個機構。這個指揮部的頭頭，也是造反派，並且還是市革委會的一名委員，成員也全是造反派，有幾百人，配備的長短槍支、汽車、摩托車，還有自設的臨時「監獄」，威風得很。這個組織執行任務時，絲毫沒有什麼法制觀念，只要對方沒有硬的背景，幾乎是可以任意抓捕誰。他們唯一能體現克制的觀念只是：「莫把人打死了。」此外，則幾乎全是為所欲為。因此，市治安指揮部一方面做了些好事，確實狠狠地打擊了當時很猖獗的流氓、盜竊等刑事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因為它的「無法無天」，經常侵犯人權，卻也招致了老百姓對它的恐懼和怨恨。

我找了市治安指揮部的一個頭頭，談及了我想組建「經濟警察」的設想，並表示可以同時屬他們領導。這個頭頭說，他很欣賞我這個方案，他們這幾百號人現在繁忙得很，如果各大企業單位都建立武裝的治安隊伍，那會對長沙市的治安狀況有很大的好處。然而，問題是槍。

他說，省革命委員會不會再同意將槍支又發給造反派。現在，有些單位還藏了一些武器，上面一再在催促公安機關軍管會和治安指揮部去清查收繳。甚至，連市治安指揮部的槍械，都要清理，多餘的也都要上繳。因而，此刻這個建立「經濟警察」的方案，恐怕有困難。

沒有槍，一切都無從談起。

沒有槍，我也沒有了建「經濟警察」的興趣。

於是，我便因此而有了清閑。

公司革命委員會內各自分了工，除了通知我參加革命委員會會議或主任、副主任碰頭會，我不想去打擾龐達明他們的工作。於是，便到處尋了一堆書，一個人關在自己的辦公室，讀起書來。當然，沒有小說，沒有詩歌，能找到的、能讀的全是毛澤東的書和馬恩列斯的書，還有魯迅的書。不過，這些書我以前並未認真讀過，尤其是很多馬恩列斯的書，我看都沒有看見過，所以，此刻對我，全有新鮮感。

促使我對馬列主義的書感興趣，是因為前段造反派的激進分子、極左派們有很多文章遭到了中央領導人，包括陳伯達、康生等人的嚴厲斥責。而極左派們寫的那些東西，確讓我瞠目結舌。其觀點新穎、大膽，且都是一套套的馬列主義理論貫穿其中。前文所述的那個十八歲的中學紅衛兵楊曦光，是我一個中學的同學，他是一個著名的激進派活躍分子，他寫的《中國向何處去？》震動了中央文革，甚至使康生那樣的高級「黨內理論家」也發了怒。這個同學雖然為他的文章，遭到了鎮壓，被判刑坐了十年牢，但，我卻很為他那文章的水平折服。我想，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都是一個學校出來的，為什麼人家懂那麼多東西，甚至可以寫出有俯瞰全面氣勢的理論文章，而我的知識卻又這樣貧乏呢？

我決心也「啃一啃」馬恩列斯的書。

說來也好笑，在當時中國那革命口號震天響的時候，讀馬恩列斯的書，竟然也會受到懷疑和鄙夷，雖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標語口號，到處都是。

有天，市革委會生產指揮組來了一個由解放軍軍代表為首的調研組，到我們公司瞭解一些工作情況，我們幾位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奉命各別向他們匯報工作。輪到我時，我仍挾著一部正在讀的《列寧選集》。那個軍代表在草草聽了我的一番匯報後，突然對我手中厚厚的書發生了興趣。他拿過我的書，看了一下有列寧頭像封面，隨便翻了翻，然後抬起頭，用充滿疑惑的眼光看著我好一會，他才問：「你怎麼讀起這種書來？」

對他的問題，我好奇怪。

但還是回答了：「鑽研馬列主義理論嘛！」

軍代表歪著脖子，乜斜著眼對我說：「研究馬列主義？呵，是不是你對毛主席著作已經學得很透徹了，毛澤東思想已不夠你學了？」

我聞出了他話中的味道，連忙說：「毛主席著作一輩子我也學不夠，更談不上什麼透徹了。」

「那你，有時間為什麼不去學習毛主席著作，領會毛澤東思想呢？」軍代表臉上露出了譏諷的神態，「卻花時間來看這種書。」

「毛主席著作我當然也學，而且放在首位，但是，有什麼規定，說不能讀馬克思列寧的著作？！」我的造反派脾氣頓時上來了，立馬進行反擊。他不就市革委會一個軍代表嗎？算老幾，他們四十七軍的軍長、副軍長我都見過，誰給他權力，用這樣傲慢的口氣同我討論問題？！

「毛主席著作是今天最偉大的馬列主義經典，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在毛主席著作中，已包含了全部馬列主義，所以，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最好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認真學好毛主席著作，全面領會好毛澤東思想，而不要別出心裁，又去鑽研馬列主義著作，至少，那樣是多餘的。」這個軍代表卻絲毫不讓步，神色嚴肅地教導我。

「我偏要也同時學學馬列主義著作，這是我個人的愛好，這，不犯錯誤吧？」我牛皮氣上來了，也毫不客氣頂著說。

「陳副主任，小心點！那些反對黨中央的極左派，就是不相信毛主席著作，而去啃什麼馬列著作，從而跌進泥坑的。」軍代表面已帶怒了。

極左派的那些文章中，確是一堆堆的馬列語錄和名詞。

我不想同他爭了，只是突然想起了一句話：秀才碰了兵，有理講不清。

我不是秀才，但對面坐的確切是個「兵」。

利用那段較為清閑的時間，我終於涉獵與粗粗讀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國家與革命》、《哲學筆記》等等馬列書籍，使我得以開始補上了馬列主義理論的課，大大充實了自己的頭腦。

除了看書讀書，我有天突然對「檔案」發生了興趣。

在中國大陸，一個人的人事檔案，是個很神秘的東西。那個裏面記錄了一個人從出生之日起的一切經歷，記錄了這個人的父母、兄弟、子女，甚至祖輩、叔伯、侄輩的各種情況，也還記錄了這個人所在單位的領導，對他的好或壞的評價。更重要的是，這一切，被記錄的這個人卻對此一無所知。然而，這些檔案記錄，卻會嚴重地，有時甚至是舉足輕重的決定這個被記錄者一生的命運。

我想起了鍾有新同我講的他父親的什麼歷史問題，也想起了老易，那個什麼「三青團」問題。那些問題，已嚴重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而至今，他們大概還不知道，在那些檔案裏到底記錄了一些什麼！

我幾分好奇，幾分自以為是的義憤，決定去遨遊一下那個神秘的世界。

我讓管檔案的幹部給我送十袋檔案來，事先，我已將自己熟悉的十個名字列成單子，叫她按名單一一找到送我辦公室。

管檔案的幹部是個中年婦女，原來是公司政治處的幹部，文革中嚴守中立，不做造反派，也不參加保守組織，但思想上長期的政治幹部的生活，使她有自己的鐵一般的觀念。

她只送了二袋檔案給我。

我問她：「怎麼只二個，我不是開了個名單給你我嗎？」

「陳主任，你一下子要十個人的檔案，是不是有什麼重大案子？」她口氣表面謙卑，但實則可以感到有「綿裏藏針」的味道。不過稱我為「陳主任」，倒不是她個人的阿諛，而是大家的通例。沒有人稱呼我們這四個副主任時，使用「副」字，相反一律叫「某主任」，大概，人們總覺得給人送高帽子不會錯。開始，我還糾正人們的稱呼，說我不是主任，是副的，但久而久之，我也懶得去糾正了，也習慣了。

我告訴管檔案的她，我不是辦什麼案子，只是瞭解瞭解情況。

「按規定，一次只能領出一個人的檔案，」她卻這樣說。

「誰的規定？」我有些不快，問。

「檔案工作規定已經很久了。」她說。

「文化大革命前就有？」我問。

「文革前就有⋯⋯」她小心翼翼地答。

「舊規定，一律不算！」我當即斬釘截鐵向她宣佈，「按那規定，不是共產黨員，還不許看檔案哩。」

我雖然已是公司的掌權者之一，但我卻不是黨員，連共青團員的身份都沒有。其他兩位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龐達明、楊金河，亦如此，沒有誰是黨員、團員。這一條，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情，然而，文革一來，造反一起，是不是共產黨員這一點，已變得無足輕重，重要的只是，你是站在哪一派的隊伍裏。

我的話以及說話的神情，一下子使這個管檔案的女幹部省悟了：現在是革命委員會在掌權，而不是原來的黨委會！

她不再說什麼，而是很快從檔案室裏尋到我要的十份檔案，誠惶誠恐地送到我的辦公桌上。

我在此以前，雖早已知道檔案的威嚴，但從來沒有見過檔案是什麼模樣，現在它們一下子出現在我的眼前，並且可以由我任意翻閱，這使我既有新鮮感，也很有滿足感。

一個個牛皮紙袋，裏面裝著五花八門的一份份表格、材料紙，有履歷表，有被檔案記錄者自己寫的自傳，還有各種各樣的對被記錄者有關生平經歷的調查、證明材料、文件。這些檔案袋，有「胖」有「瘦」，即有的被裏面裝的東西脹得鼓鼓的，有的則扁得像牛皮紙袋裏沒有裝東西。「胖」者，大都是年紀大、人生經歷豐富、曲折者，「瘦」者，則是履歷簡單的青年工人一類。

我一一將這些檔案打開，仔細翻閱。這些檔案的主人——不，不能稱為主人，因為主人是應該擁有自己的一切的，而這些檔案雖然點點滴滴記錄了一個人的生平，可是，被記錄者卻全然不知檔案裏倒底有些什麼記錄，因而，這些被檔案記錄的人，大概只能稱為檔案的對象——都是我熟悉不過的同事，我瞭解他們。但，我還想知道，這些或誠誠懇懇、老老實實、或平日工作認真努力、負責的同事，在隱蔽的檔案中，是否可以得到公開的那種評價。

在一個姓肖的老工人的檔案裏，我看到了一迭與他的命運舉足輕重的材料。那迭材料之首，是一張黃色、粗糙的毛邊紙，上面寫著一份檢舉，說這個老工人在抗日戰爭期間曾於國民黨一個兵工廠內，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檢舉是用毛筆字寫的，寥寥數語，並不囉嗦繁雜，但內容主題卻非常明確，檢舉的時間是一九五五年。

這張一字千鈞的毛邊紙下面，是一些蓋有鮮紅大印的組織結論，這些結論是由不同的機構名稱，在不同的時間內寫下的，但結論的內容卻大同小異：在該人問題未能查清、確定是否之前，對其應控制使用。

然而，裏面卻沒有調查這個問題的材料。大概，是沒有時間去查，或者根本無法找人去調查，因為這個肖姓老工人在那個兵工廠只幹了很短一段時間，認識的人不多，而那個兵工廠在抗戰時就因為時局緊張早已解散。寫檢舉信的人，並不是在兵工廠幹過，他也只是聽一個曾在此兵工廠工作過的人，說過兵工廠曾發展過特務組織的事，所以才寫了這份懷疑性質的檢舉信，而那個在兵工廠幹過的人卻早已不在人世。

不論什麼原因，反正，明擺著組織上並未對這問題去予以調查澄清，然而，卻又並不放過，因而，蟬聯留下了一個個「控制使用」的結論。

這個肖姓老工人是一個像黃牛一樣勤勞老實的人。平日也一直是他單位的黨支部可以任意支使的一個馴服工具，叫他幹什麼，他都去幹，不怕髒，不怕累，不計報酬，也無任何怨言。他只有一個要求：想加入共產黨，做一個黨員。這個表達他唯一要求的申請書，早在一九五五年以前，便已向黨支部呈遞，這之後，幾年一次，他又呈遞了幾份申請。這些申請書，也都留在他的檔案裏。然而，十幾年的申請，並未使他如願以償，他始終沒有成為一個共產黨員。因為，那份毛邊紙檢舉信和令人心寒的「控制使用」的組織結論，像大山一樣，阻擋了他，壓住了他，使他永遠不可能獲得「共產黨員」這榮耀的政治身份。

然而，這一切，肖姓老工人都全不知道，他認為自己至今還不能成為一個共產黨員，肯定是自己向黨作的貢獻不夠，因此，他愈加努力愈加小心的工作，兢兢業業，聽從單位黨支部的安排、使喚。文革一開始，他就毫不猶豫地當了個鐵桿保守派，保黨支部，保支部書記。他想用他的實際行動，向黨支部奉獻忠心。

但是，此刻保守派土崩瓦解，黨組織也沒有了活動，這位老工人依然只能站在黨的大門之外。雖然，肖姓老工人曾當過保守派，並起勁地反對過我們，但，窺到了他自己也被蒙在鼓裏了的秘密之後，我不由深深同情起他來，從而也開始痛恨起這種捕風捉影悄悄地決定一個人命運的秘密記錄檔案方式。

七年後，一九七六年春，肖姓老工人已年過花甲，要辦理退休手續了，這時，他仍然只是一個「黨的外圍積極分子」，雖然，文革中與他一起保過黨支部的人，一個個先後都成了共產黨員，可他卻依然只有一頂「老工人」帽子。幸好，新調來的黨支部書記不忍心讓這個老工人還懵懵懂懂地做老黃牛，就與我這個造反派的「公司革委會副主任」商量，希望在這個老工人退休之前，把他那個檔案中存了二十多年的「政治包袱」解開，即算這個老工人已來不及入黨，但至少可以使他的兒女不因他這所謂「特務嫌疑」問題，影響他們的政治前途。要知道，當時，一個有「特嫌」的父親，其子女的入黨、參軍、提幹等等好事，將可能永遠與他們無緣。新來的黨支部書記和我一樣，根本不相信檔案裏那封檢舉信所講的事情，因為從各方面分析，都不可能有過。但，既然有了那份毛邊紙檢舉信，誰又不敢扔掉它，或能不理睬它，唯一的辦法，是找來一份與之對等的證明，否定毛邊紙檢舉信的說法。

我的良心驅使我積極插手這件事。

受那黨支部書記的委托，我首先拐彎抹角向肖姓老工人談了那封檢舉他「特嫌」的事，然後要他提供抗戰時在那兵工廠幾個月工作時的證人，當這個老工人隱隱約約知道他被人當作「特嫌」看待了二十幾年，並因此才入不了黨的情況後，傷心得落下了淚。

幸好，早幾個月，有個當年在那兵工廠一塊幹過的同事出差到長沙市，碰到了他，並留下了那個同事在四川某縣汽車運輸公司工作的通訊地址。肖姓老工人連忙將這個地址交給我，希望單位組織上能派人去調查、澄清他的「特嫌」問題。

憑這個地址，我帶了一個本單位的黨員（一九七四年後，我也曾成為了共產黨員）持公司黨委的介紹信，到四川省某縣汽車運輸公司，找到了肖姓老工人的兵工廠同事。

聽說是「特嫌」問題，這個四川同事很是驚奇，也很有些害怕，唯恐牽累到他自己，他不敢寫肖姓老工人「沒有參加過特務組織」的證明材料，而只一口咬定他「不清楚」。

「不清楚」的證明，等於是沒有證明，肖姓老工人的「政治包袱」就還得背下去。

我壓根兒就不相信這個長期忠厚老實任勞任怨、又沒什麼文化的老工人，會是什麼「國民黨軍統特務」，問題是必須弄份可以推翻否定那份毛邊紙檢舉信、能否定那份死無對證了的材料的文字證明。

我想了一個文字遊戲般的辦法。

第二次我找那個四川人調查詢問時，對他說：「你對這個問題不清楚，完全有可能，那時，你根本就沒聽人說過老肖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事，對嗎？」

「對！對！我從沒有聽誰說過老肖當特務的事，我只是做工賺點錢填肚子，政治上的事，我根本不沾邊。」那個四川人連忙附和我。

我抓住這句話，讓那個四川人就寫了一張在那個兵工廠期間，「從沒聽人說過肖××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事」。至於四川人說他從不關心政治的話，我就讓他免寫。因為若說他這個四川人從不關心政治上的事，那他「從沒聽人說過」肖姓老工人所謂參加特務組織一事的否定證明，便沒有了份量。

既然唯一可以證明肖姓老工人在抗戰期間國民黨兵工廠行為的四川同事，說了寫了「從沒聽人說過肖××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的證明，那麼，我們便可以以此否定那份二十多年前寫的檢舉信了。憑著我弄來的這份蓋有中共四川×縣汽車運輸公司黨委政治處大印的唯一證明材料，即一份有著文字遊戲味兒的證明，肖姓老工人單位的黨支部書記，便簽署了一份內容大意為「此事雖有檢舉，經查不實，應予否定檢舉所言問題，並撤消原內定意見」的新意見，並將這蓋了黨支部大印的新意見放進了肖姓老工人的檔案袋，而取出了原來那些檢舉信和各次單位黨支部所作的「控制使用」意見材料。黨支部書記還將這件事的結論，通知了肖姓老工人。肖姓老工人在退休時，握著我的手，很動感情地說：「謝謝你們幫我卸下了我背上的黑鍋，現在入不了黨，我都無所謂，只要我的歷史不再影響兒女的前途，我就放心了！」

文化大革命現已成為了歷史，改革開放後，個人的歷史政治上的事情，也沒有什麼嚇人之處了，現在，只要你不去從政，大家對這人事檔案份量的政治意識已大大淡薄，甚至，還會以有親人在臺灣國民黨軍政界做高官為榮。這個在檔案內秘密記錄當事人情況的方式，估計也發生了大大的變化。

公司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便逐一又批准建立公司所屬各商店、工廠的革命委員會。

這些基層單位的革命委員會，雖然都由公司革命委員會集體討論，逐一研究決定人選，但，由於機修廠是楊金河和我的原工作單位，故該廠革命委員會的人選，主要由我與楊金河來確定。

機修廠的革命委員會主任一職，我們想來想去，還是挑了原廠黨支部書記蘇中原。一則，由原來的領導幹部擔任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手，這是上面對「三結合」構成有這方面的意見，再則，我們也覺得蘇中原雖說沒支持過造反，但畢竟他也沒有公開反對過我們的造反行動，既然如此，應該給他以機會。

但是，讓蘇書記依然做機修廠的第一把手，這引起了一批老工人的不安。因為前段造反時，在我們的鼓動與帶領下，不少工人，尤其是在蘇中原治下工作了多年的一些老工人，以自己過去一些受害或自認為受了迫害的經歷，控訴、批判過蘇中原，有的老工人情緒激動時，甚至當面痛罵過他。蘇中原在機修廠當權多年，整人的事常有，自然積怨也很不少，過去苦於沒有機會，工人們只有自吞自忍，奈何他不得，文革一來，天賜良機，於是趁我們領頭造反之際，工人們便大出怨氣，大泄積恨，那氣氛之激烈、之火熱，確實也弄得蘇書記膽顫心驚，坐立不安。經過一年多的造反下來，現在廠裏的職工，不論是造反的、保守的，還是隨大流的，都已普遍認為，蘇中原已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了，已是非被打倒不可的角色了。加之，楊金河和我這兩個機修廠的工人，又成了上級公司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蘇中原豈有不在政治上完蛋的道理？對於一個失去了權勢的人，批判了他，痛罵了他，大家覺得批了就批了，罵了就罵了，鬥了就鬥了，沒有什麼了不得，何況，大家也並不覺得批錯罵錯鬥錯了。

然而，現在「新生的紅色政權」廠革命委員會，又將讓蘇中原來出任一把手，只是將「書記」變成「主任」。「這怎麼行呢？！」一些老工人跑來找我，激動地對我喊道。

確實，蘇中原從被批鬥的位置上走下來，若又一步跨上廠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寶座，依然官復原職，這不能不引起曾造過他的反、批鬥過他的工人群眾的驚恐，尤其是在以往政治運動中領教過蘇中原厲害的老工人，更是擔心異常。他們說，弄了半天，蘇中原還是蘇中原，官還是官，這文化革命又何必搞呢？他們想，前段原以為可以打倒蘇中原，就不留城府地將積怨都泄了出去，批他鬥他罵他，雖然並沒有人想將蘇中原送去坐大牢，或將他打入「四類分子」那半人半鬼的隊伍，但，絕對也沒有誰會想再讓他來繼續做領導、繼續掌大權的。而今，偏偏蘇中原又將執掌機修廠的生殺之權，這，他豈有不報復不整治前段批了他鬥了他罵了他的工人們的道理？蘇中原重掌大權之日，難道不就是造過他的反的工人們倒霉之時的開始？

不能不說這些老工人的擔心，是很有道理的。

連我自己也常常覺得，把這些被我們狠狠造了一頓反，並且已被打倒在地的當權派領導幹部們，又重新扶起來，並再將權力又拱手送還給他們，這樣做難道不是「復舊」或「復辟」嗎？既然如此，又何必當初呢？報刊上、中央文件中不是宣傳說，文化大革命亦是一場「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嗎？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嗎？不是說也要將「走資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嗎？為什麼這一切的宣傳，現在都變得一錢不值，一切都變了卦呢？！

但是，新的輿論宣傳，新來的中央文件，又告訴我們，現在應做的這一切，是「正確地對待幹部」的原則大問題，亦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之一！

對這個「偉大的戰略部署」之詳細內容或大體輪廓，誰也講不出個道理。但，在你思想上有疑問有模糊時，只要用這個「偉大的戰略部署」理論一罩，你就會覺得自己是井底之蛙，任何疑問，任何不解都只怨自己屬於「一葉障目」之見了。

「林副統帥」不是說：「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反正，執行就沒錯。

凡是想不通時，我們就應該檢查自己，為何我們跟不上形勢？

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們幾十年就是這樣做的，就是這樣思維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雖然鬥爭的目標，是除毛澤東與中央以外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共產黨領導幹部，即所謂「當權派」與「走資派」，但，造反派卻並不是與政府分庭對抗的起義者隊伍，造反派也是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不過組織上是只受中共中央這個「總司令部」領導；而思想上觀念上，卻全盤是接受黨的理論的。因而，在對待中央的態度上，在對待中央制定的各項政策上，造反派的思維方式，實際同原來的共產黨幹部，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

因此，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只能執行！

為什麼不理解？那決不是錯在中央，中央自然有中央的道理，我們只有檢查自己為什麼跟不上形勢！

凡是自己的想法不同於中央的方針，就應該拋棄自己的觀點，讓思維努力靠近中央的宣傳，並努力使自己的思維融入中央的理論，融入「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

造反，本身就是黨中央毛主席號召、發動的，我們當了造反派，豈能又去懷疑、評論中央的方針、政策？！既不能這樣做，就是連這樣想想，也很危險。因為，「三結合」是中央的既定方針，讓領導幹部作為革命委員會「三結合」的首領，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們只能執行。不執行，對抗，就是違背違抗「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最後必將落得「犯錯誤」垮臺的結局。前段有些人「砲打」省革委會，就是對抗了中央的戰略部署，因為，中央不讓亂造反了，他們卻仍按前期向原省委造反的思維，來對待新成立的省革委會，結果，造反不成，反弄垮了自己，被戴上一項「砲打三紅」的罪名，受到停職（省、市革委會成員）與挨批鬥的下場。

龐達明也分析說，每一級革命委員會中，都有了造反派代表，這本身就是一支強大的監督力量，再則，經過文化革命這一番史無前例的風風雨雨，被結合進入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幹部們，應該是有了教訓，應該是不敢像文革前那樣為所欲為而無視老百姓群眾了的。

他的分析，聽上去不是沒有道理。

我也想，一下子將所有的老幹部全部打倒，重新啟用一批新人即我們造反派，似乎在情理上也講不過去。畢竟人家老幹部過去流血流汗幹了幾十年，翻雪山、過草地，抗戰八年後，又南征北戰，槍淋彈雨，歷盡艱辛，才打下了這紅色江山，怎麼可能一下子就將這江山全交給才造了一、二年反的我們，而全部排除那些功勛卓著的老幹部呢？

我想，在「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中，文化大革命大概只是要教訓教訓這些進城掌權後滋生了官僚主義的老幹部，讓他們不要變成「修正主義」，發動群眾造反的目的，大概也只是教育他們老幹部，而並不是要全部打倒他們。當然，如果你真是反對毛主席黨中央的，就還是要打倒。不過，絕大部分老幹部是不會反對毛主席黨中央的，他們沒有反對的理由和思想基礎。因而，毛主席黨中央就也絕不會全部打倒他們，只是讓造反派刺一刺，教訓教訓他們而已。事後，該掌權的，自然仍還是得掌權。

楊金河和我，在根本上講，也從照顧老工人的情緒上講，以及從我們最好的願望講，固然認為可以讓蘇中原不被打倒，仍做幹部，但我們卻不希望讓蘇中原繼續當機修廠的第一把手。但是，機修廠黨支部和正、副廠長那幾個人中卻又再沒有合適的人選，不是能力極差，就是我們認為其人品不好，只有蘇中原在個人人品和能力上可以適宜。選擇的圈子太小了，不然，若可以在全機修廠職工中挑，選幾個比蘇中原行的人來當第一把手，倒並不是難事。可是，政策局限了我們，上面規定要原來的領導幹部當一把手，我們就無法挑選工人來當革委會主任了。

有些描寫文革的作品，將造反派寫成為所欲為，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的無法無天分子，其實遠不是那麼回事。當時，造反派在思想上和政策上的束縛，實際上比人們想像的要多得多。

我們極不心甘極不情願地決定了機修廠革命委員會主任的人選。

在此之前，我們做了二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我們向造反的老工人反反覆覆說明解釋，並以我們自己的理解力和想像力增強我們的說服力，盡力使他們相信，讓蘇中原當廠革命委員會的主任，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需要，蘇中原經過文革這場風雨後，會站到革命群眾一邊來，他不會也不敢報復曾造過他的反的工人，因為，那樣做就等於他想反對、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不會有好下場的。另外，也不怕蘇中原調皮，因為，楊金河和我，都是他的上級了，他敢犯錯誤，我們可以隨時罷免他的官。

老工人們不再說反對蘇中原當主任了，他們默默聽著我們的解釋，臉上的表情都似乎是理解了，又似乎像是無可奈何。

實際上，他們吃過的鹽，比我吃過的米還要多，走過的橋比我走過的路還要長，文化革命的大道理他們可能不會明白，但，將一個狠狠批過罵過鬥過的人又扶起來坐在自己頭上，將會有什麼結果，他們無疑比我要明白得多。

另一個方面的工作，我們找蘇中原談話。一通大道理之後，要他在全廠職工大會上除了再作一個「深刻檢討」外，還要著重表一下態：他若被革命群眾諒解，重新當了機修廠的一把手，今後，決不會打擊報復曾批判過他的工人群眾，而且，決不記恨，相反，應感謝工人群眾「對他的教育」。

蘇中原幾乎是不加思索，便答應了我們要他做的一切事。

我們這些造反派，往往為了幾句話，文件中的幾個字，要爭一番，摳一番，不獲全勝，絕不甘心收兵。而富有政治經驗的當權派領導幹部，卻懂得事情有輕重緩急，他們不會為表面的一些言語小事，而耽誤自己認定的人生大事。

我想，蘇中原當時的想法，最急迫地莫過於使自己趕快從被批鬥的泥坑裏站出來，如有能重掌大權之機會，當然是更好了。前段挨批挨鬥時，有些老工人的唾沫甚至都噴到了他的臉上，他都忍住了，現在只讓他表一下態，作一個口頭不再打擊報復工人群眾、造反派的講話，就從此脫離挨鬥處境並重返官位，他有什麼不幹呢？

一切都像文藝節目的彩排一樣進行。

蘇中原在全廠大會上，先「萬分沉痛」檢討一番，而後，由楊金河代表公司革命委員會宣佈對他的「解放」，並宣佈了他擔任廠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的任命，再後，蘇中原又慷慨激昂地向大家作了一番承諾，還一次又一次地對「革命群眾的諒解和信任」表示感謝。

一個月之後，機修廠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蘇中原作為廠革命委員會主任，喜滋滋地戴著一朵紅花，坐在了慶祝大會的主席臺上。過去的幾個月中，他在這個主席臺上，通常只有站在前面挨批判的份，而現在，他卻又成了全廠一百多號人的強有力中心了。

我們安排侯川江做了廠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是「三結合」中的造反派代表。小侯自然也是興高采烈，喜氣洋洋，造了二年的反，想不到還當上了「官」，這無疑使他，也使我們大家都高興了一番。

此後，直至我們垮臺，蘇中原與我們的關係相處得還不錯，尤其是蘇中原，對我們既有熱情之態，也常有親切之舉，彷彿，他從來就是同我們一塊共事，彷彿過去他既沒有整過楊金河，我們也沒批判過他一樣。

芥蒂、陰影、戒備、一切彷彿都沒有了。

對此，我們當然很高興。

然而，畢竟我們太年輕了。

在這一年多後，蘇中原有天板著臉對已被關押在「學習班」的我，以教訓的口吻說：「你以為造造反，就是搞政治？！你真是太幼稚、太自不量力了，不讓你嘗一嘗政治運動的厲害，你長不大！」

蘇中原說得對。後來，很快，我就領會了政治運動的厲害。

第二十一章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恥辱與尷尬

雖然，搞「清理階級隊伍」的事，已有幾十年的傳統，但像在文革時那樣在全體民眾與幹部中，作為一個大規模聲勢浩大的專門運動來進行，卻似不多見，就是那延安整風，也只審幹部嘛！可是，作為文革大運動中的一項階段性小運動，「清隊」之害則不同程度的波及到所有各個階層的群眾。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起，全國範圍內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清隊」）運動，在長沙市，則完全是在掌了權的造反派首先主持參入下開展的。若說造反派在文革中也搞過什麼整基層老百姓的事，那就是這個所謂「清隊」運動。本來，造反派的「鬥爭大方向」一直是當權的「走資派」，即黨的領導幹部與政府官員，但一旦在自己進入了政權與權力機構的革命委員會，掌握了一些權力之後，便不能不以當權者的姿態，來執行中央的指示了。

「清理階級隊伍」是「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一個組成環節。當年八月，毛澤東就工廠企業的文革運動任務，發出了明確指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

這個「清隊」運動是從北京搞起來的。中央批轉了一個「六廠二校」的「清隊」經驗文件，以「六廠二校」即北京六家大工廠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為樣榜，讓全國各地凡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地方，都照這葫蘆去畫瓢。

中央來了號令，又有這個「六廠二校」的葫蘆，於是，湖南省與長沙市的革命委員會也很快作了部署，在全省全市展開了這場「清隊」運動。

這項運動，一般都是由革命委員會的政工組負責，省、市政權機構，及各工商企業、學校、機關都是如此，我們公司自然也不例外。

龐達明是分管政工組的，這事因而該他負責。我是保衛組長，本來只負責公司系統的內外安全問題，「清隊」不是我的職能範圍。但是，運動一展開，「清」出了一些新「階級敵人」、準「階級敵人」或嫌疑分子，這批人需要人看押，於是，我也被捲入這項整人的運動中了。

按照上面的佈置，我們要在本單位的幹部和職工中，將公安部頒佈的一個「六條規定」中所定的二十一種人員，首先從幹部職工隊伍中劃出來，予以審查。這個所謂二十一種人，包括原國民黨政府中的軍、警、憲、特骨幹分子，原國民黨和三青團組織中的書記長以上人員，一些迷信宗教骨幹，再就是曾被判刑勞改，判予勞教過的釋放人員。當然，政治上定為過「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富農分子」和「壞分子」的人，更不能放過。運動一開始，首批遭殃的就是這些所謂的「二十一種人」。

這批人真是可憐，文革中，不論保守派掌權，還是造反派得了勢，若不是搞「路線鬥爭」（批鬥「走資派」則屬「路線鬥爭」），而是只強調「階級鬥爭」之時，需要整人之際，首當其衝挨鬥的，總是他們。雖然，我們造反派們也是經常被陷於「反革命」、「右派」的邊緣，但是，在我們的觀念深處，卻總是不會同意讓自己與這些什麼「二十一種人」並列，而總是力圖要與他們劃清界線。在文革中，造反派們無論怎樣的倒霉，也多少還有過揚眉吐氣的時候；然而，這些人卻永遠是文革運動中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另類」。要說文革中受害最深最苦也最久者，據我觀察，既不是老幹部，也不是文化人，造反派也排不上，而是這些所謂「二十一種人」中的大量無辜者！不論他們在文革前犯過什麼事，或者也許本身早就是冤案的受害者，但是，他們早就已為自己的過去償付了很大的人生代價，而在文革中，更是不敢亂說亂動，在戰戰兢兢過日子。然而，文革自一開始，無論哪一種性質的鬥爭，各派政治勢力卻總是要拉他們祭刀，或讓他們陪鬥。一九六六年八月的「老」紅衛兵與「紅色恐怖隊」、北京大興縣的農村黨組織負責人、以及湖南道縣的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的凶手們，之所以竟然不怕犯法，一上來就敢對他們亂打大殺，不要任何理由就敢對他們施以令人髮指的暴行，就是因為，這些所謂「二十一種人」的「另類」，在那些行凶者的眼中，根本就不算是人，而是可以任人宰割的什麼「東西」。確實，就算不是那些凶手，在當時社會的主流觀念中，相當多的平民百姓，也都是視這些「二十一種人」的人們，為不可接觸的「賤民」，而對其取歧視之態。就是最激進的造反派分子，也不敢表白對他們的同情。《湖南日報》社有一批在該報社前身《新湖南報》社時，於一九五七年被錯誤打成右派的編輯記者，在文革中自發成立了一個造反組織，欲平反他們的冤案，他們自然渴望得到社會上強大的造反組織支持，然而，他們的希望只能落空，沒有造反派會敢支持他們，甚至有造反組織還說他們是「右派想翻天！」，勒令他們解散，在批「省無聯」時，還將他們作為「省無聯」的所謂「反動基礎」對待，進行批鬥。做過右派的報社編委柏原，當時還因此被《湖南日報》社的造反派「紅色新聞兵」抓去，在批鬥中遭到殘酷的毆打，被打得遍體鱗傷，幾乎喪了性命。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交開始進行的「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更是湖南的造反派們參入踐踏人權的一次相當規模的重大恥辱性活動。

當然，按照文件上的說法，這些「二十一種人」，還不過是浮在面上的、公開的「死老虎」，「清隊」的目的，主要還不是他們，整治他們還完全是為了聲勢上的需要。真正的目的，是要求我們「深挖」隱藏得很秘密的階級敵人，就是尋找那些還有著光榮身份然而實際是階級敵人的人。「六廠二校」經驗介紹中的北京新華印刷廠，就將二十二個已是共產黨員的工段長一級的幹部給揪了出來，因為這二十二個人在舊中國全參加過國民黨的組織，而且有些還從未透露過自己原參加過國民黨的歷史。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一位解放軍身份的副主任，在全省「清隊」運動的動員報告中，就告誡我們，全湖南省，在一九四九年前夕，曾有過國民黨的將級軍官多少名，校級軍官有多少名，尉級軍官有多少名，說這些原國民黨的軍官，現全部生活在我們之中，因而要徹底查一查，他們現在都在幹什麼工作？是不是有混進共產黨裏，混進政府裏來了？

所謂「清隊」，實際就是清查一個人的歷史，看他是否屬於「階級敵人」。

清查歷史的步驟，就是從清查檔案開始，因為，一個人的人事檔案中，記載著他的全部歷史梗概。查閱他的歷史梗概，看有沒有可疑的、不清楚的地方。

政工組的隊伍，一下子膨脹起來，大批的項目人員，一個又一個的專案組，頓時應運而生。

這段時期，便是項目人員滿天飛的年月，這些項目人員背著當時時髦的黃挎包，拿著專門特製的外調介紹信，趾高氣揚地在全國撞來撞去，調查這個，審查那個，搞出一股恐怖氣氛，弄得大家都人心惶惶，唯恐自己或自己的親人，有什麼「辮子」讓他們拽住。

公司裏也被揪出了一批「階級敵人」。一個是原公司裏唯一的省級勞動模範的老年女服務員。不知怎麼查的，把她弄成了一個在舊社會是當過妓院老闆的鴇婆；欺壓妓女的鴇婆，當然是屬於「階級敵人」之列。還有一個老工人，因在抗戰時期被日本鬼子抓去當過伙夫，所以被戴上了「日本漢奸」的帽子。之所以安上這個罪名，道理竟很簡單也很荒謬：日本人不相信你，會讓你給他們做飯吃嗎？受日本人如此信任的人，不是漢奸是什麼！於是，便被關進了「牛鬼蛇神」待審室，交由我的保衛組看管。

這些人後來全部被平反，沒有一個什麼「階級敵人」。

全公司包括明擺著的所謂「二十一種人」和被揪出來審查的有問題嫌疑的人，有一百多號。除了各基層單位分別管制了一些明牌的「二十一種人」外，大約還有二、三十名需要審查的人，由公司保衛組統一看押，關在了公司機修廠一間騰出來的倉庫裏，將這兒稱為「牛鬼蛇神」待審室。我抽調了幾名保衛人員，日夜輪流看守他們。但，他們的具體問題均由公司政工組管，保衛人員不插手。

這些被稱之為「牛鬼蛇神」的人，一類是所謂「二十一種人」之中還被認為有歷史嫌疑新問題者；一類則是新揪出來的被認為是「隱藏的階級敵人」的幹部和工人。他們被我們關在待審室，不許回家，不許出去，不許親人來探望，而且，還被勒令每人佩戴一個白袖章，白袖章上面用墨筆寫著他們的「罪名」。如原國民黨人員，就寫上「反革命分子」，被懷疑是鑽進幹部隊伍的國民黨特務，就寫上「特務」，被審查為「地主」者，就寫上「地主分子」，總之，讓外面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們的「問題」所在。平日，他們就呆在「牛鬼蛇神」待審室，一方面被命令不停地寫自己的「交待」和「認罪書」，一方面，接受項目人員的審問。有時候，則叫他們出來幹一些清掃廁所、清除垃圾的髒活。他們當時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整個政權機器可以說已不將他們視為社會的成員了，不斷宣傳的輿論，只是告誡人們要如何警惕他們，不要憐憫他們，不要同情他們，說他們是像「冬天的毒蛇」，目前只是一時凍僵，而他們一旦有了活力，則會隨時來「咬」革命人民。

本來，我從小接受的便是仇恨國民黨，仇恨地主、資本家，仇恨資產階級的教育，因而，當時在理論上，我完全贊成鏟除這些人，也覺得對這些人不能犯「心慈手軟」的錯誤。但是，一面對這些當時顯得極為可憐兮兮的真實的人，我卻又常常極度的動搖。我常常懷疑，難道眼前這些幾乎已弱不禁風的「牛鬼蛇神」，還需要我們去窮追猛打？他們真的是一些犯過十惡不赦滔天大罪的人嗎？我們之所以對「走資派」、對「保守派」可以氣壯如牛的作鬥爭，完全是因為他們整過我們，鬥過我們，並且在精神上始終不服輸於我們。而眼前這些「牛鬼蛇神」，十多年來，卻從來沒有絲毫的反抗，沒有半點的驕橫，全是一副驚恐不已，可憐兮兮的樣子。對他們，不說去同情，至少「狠」，我是狠不起來的了。

我不想同那些弱者去作鬥爭，但，也不願讓人攻擊我立場不堅定，因此，我儘量不去那「牛鬼蛇神」待審室，而將它交給手下的保衛人員去管理完事。

有次，是九月九日，全長沙市統一行動，刮所謂「紅色颱風」，即抄查「階級敵人」的家。

實際上，在文革之初，這些所謂的「隊級敵人」的家庭，還包括一些原資本家者的家庭，就已先後被剛剛興起的「紅五類」子弟紅衛兵，與各單位組織的黨、團員及政治積極分子們，進行過幾次抄查。這一次的抄查，則是所謂的「新生紅色政權」組織的又一次為清理階級隊伍大造輿論而「震懾敵人」的大行動。根據公司所在行政區的公安機關軍管會統一佈置，我帶了一批保衛人員於晚上闖進一個原國民黨少校軍官的家，將他們全家人趕到一間房內，然後，我們翻箱倒櫃，想查出一點這個國民黨軍官的「反動罪證」，因為他是我們公司的一個會計。可是，折騰了一、二個小時，一無所獲。按上面佈置，我們可以將被抄查者帶走，關起來再審查。我看了那個會計一眼，他倒顯得很平靜，面無表情，大概，此類事情他經歷不少，知道該怎麼對付。我正想讓人將他帶走，突然，又瞥見他的一兒一女，正怯生生地站在他們的母親身旁，驚恐萬分地看著我們，那男孩其實同我一樣大的年齡，但比我瘦小多了，此刻，他的臉上佈滿了悲哀。

我想了想，把手一揮，朝手下的人說了聲：「走！」

便迅速離開了這個不幸的家庭。我不想帶走那個原國民黨軍官，並非對他有什麼憐憫，我同情的是他那與我同齡的兒子，我不忍給一個像我一樣年輕的不幸者，再雪上加霜。

有一天，我在「牛鬼蛇神」待審室，忽然發現公司原黨委副書記江山也坐在了裏面。

我好奇怪。因為江山雖已被我們造反派宣佈為打倒對象，屬於「走資派」，但，這只是我們造反派單方面的意見，而上面並沒有予以肯定，而且，他的黨籍、幹籍，甚至他的公司黨委副書記的職務，都沒有人宣佈或行文給予處理。雖然，此刻他已失去了權力，但理論上他卻還是一個黨員幹部。再則，我覺得，中央雖然號召我們造反派要與「走資派」作堅決的鬥爭，但實際中，真正能定性的「走資派」的並沒有幾人，今天你說他是「走資派」，明天說不定上面就會宣佈他只是一個犯了錯誤的領導幹部，教育一番，又恢復官職，只要這個領導幹部沒有歷史上叛變，做國民黨特務之類問題，光用「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一條沒有明確標準的帽子，是難於打倒他的。像劉少奇那樣的大人物，「中國的赫魯曉夫」、「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後真正定他的也只是三個罪名：叛徒、工賊、內奸，卻根本不沾「走資派」的邊。這個「走資派」的帽子，只是一時剝奪當權派手中權力的一個彈性很大的虛標準，並不是可以定人終身的鐵罪名。它與那些「叛徒」、「特務」、「地主」、「右派」、「富農」等等政治帽子，有著某種本質上極為微妙的區別。一個人一旦成為了「叛徒」、「地主」、「右派」、「反革命」之類，那就意味著他此生在政治上完了，此生將永遠是低人一等的賤民。而「走資派」呢？今天也許是被鬥爭的主要目標，模樣最狼狽，挨鬥最厲害，但說不定明天，他就又可能神氣十足地官復原職。像「七・二〇」事件中，上至中央文革，下至湖北上百萬造反派，口口聲聲，堅決要予以打倒的「軍內走資派」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卻很快被毛澤東主席還了他的「同志」身份，調到北京，根本就打不倒。

「走資派」畢竟都是共產黨員，是黨的幹部！所以，在觀念中，我們造反派終究還是將他們與「二十一種人」不列在一起，而是深知這種區別的。

而「地主」、「右派」、「叛徒」、「反革命分子」等等卻是屬於要被打倒掃除的階級，是名符其實的階級敵人，「牛鬼蛇神」！

我當時並不知道，以後這個「走資派」帽子將完全消失，並對制定這頂帽子的做法給予嚴厲的批判。但，那時，我卻也隱隱感到了，雖然在文革的政治理論上講，「走資派」是無產階級最大的敵人之一，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鬥爭鋒芒所向，但在實際中，「走資派」與「地、富、反、壞、右」們的地位，卻是絕然不相同的。

原來在「牛鬼蛇神」待審室中，並沒有江山的位置，只是在幾次批鬥各種各樣的「牛鬼蛇神」大會時，江山總是會有被鬥的份，將他算作各類「牛鬼蛇神」的「保護傘」而批鬥，有時還給他戴上紙糊的高帽子、掛上寫有「走資派」大字的牌子。但，批鬥大會一開完，江山便可以回家，而不必像其他「牛鬼蛇神」，即所謂「黑五類」與叛徒、國民黨特務嫌疑者等人員那樣，被關進公司設置的「待審室」。他被我們宣佈打倒後，像其他普通幹部一樣，只是下放到了基層單位勞動。那時，我們，至少我們對江山的處理目標，就是罷免他的官，撤掉他的黨委副書記職務，也就完了事，讓他從「官」削為「民」，而卻並沒有再讓他下降到「鬼」的計劃。他不是叛徒、特務，你想讓他變成「牛鬼蛇神」，也是不可能的，江山是一九五三年才參加共產黨的，他哪來的「叛徒、特務」罪名？！

不過，一下子從公司黨委副書記高位上跌落下來，經常要挨批鬥，即算不是「鬼」，江山的心情之難受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人們對那些地位下降的人，多少總有些市儈式的言語和鄙夷神情。

我問看守的保衛人員，是誰將江山弄進「牛鬼蛇神」待審室的？

他們告訴我，是綽號「洪司令」的看守組組長，早二天弄他進來的。

「洪司令」此時不在，我便先跑到「牛鬼蛇神」室內，找了江山。

「牛鬼蛇神」們看見我這個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兼保衛組組長闖了進來，不知是災是禍，「刷」的一下，全站了起來，誠惶誠恐地望著我。

江山也跟著站立在一張木床邊，木然地看著我。

我沒有理其他「牛鬼蛇神」，只走到江山面前，問：「誰叫你到這兒來的？」

「洪司令命令我來的，」江山低聲答道。

「胡搞！」我也輕輕自言自語。接著，我又一板正經似地對江山說：「這裏是階級敵人受審的地方，你雖然不是黨委副書記了，但你還是黨員，沒有人開除你的黨籍，所以，你現在並不是階級敵人，這裏不是你呆的地方⋯⋯」

江山的眼中泛著閃閃光亮，他聽了我的話顯然很激動。

我繼續說：「你的任務是好好參加勞動，力爭和工人群眾打成一片，接受他們對你的教育，總結教訓，認識和改正自己的錯誤，爭取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江山連連點頭稱是，模樣非常誠懇。

我又命令：「現在你就搬出去，你與這些人怎麼可以混在一起呢！」

江山高興地說：「我就搬，就搬。」

他正欲準備去清點他的行李，忽又回頭對我說：「那洪司令⋯⋯」

「洪司令，我會同他講的，他得聽我的！你搬你的就是。」我大聲說。一則我要顯示一下我這個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兼保衛組長的權威；二則，我對「洪司令」擅自搞這事並已二天了都不向我報告，很有些氣惱。

江山挾著提著他的行李，搖晃著他肥胖的身軀，跟著我走出了「牛鬼蛇神」待審室。

事後，我將「洪司令」叫到我在公司的辦公室。

「洪司令」也是公司系統的一個青工，先是跟著造了一陣反，後來大概覺得光跟著當個造反「兵」不夠意思，就一個人跑到社會上，糾集了十來個人，獨自扯起了一面「青鋒造反司令部」的旗幟，自任「司令」，還刻了一個有一片豆腐乾那麼大的方形大印，佔據了公司屬下一個單位的一間辦公室，優哉遊哉地混了一、二個月。還背著一枝盒子手槍，耀武揚威了一陣。後來，「文攻武衛」指揮部繳了他的槍，他那個俱樂部似的組織也土崩瓦解了，無可奈何的他，便到了我的手下。

他雖比我長兩歲，但我的氣勢顯然比他強多了，因而，他在我面前往往是一副恭順的樣子。

他告訴我，那天，他見江山正從「牛鬼蛇神」待審室門前走過，大概是剛下班，江山顯得很輕快，神情也沒有以往的那副愁眉苦臉狀。他一下子火就上來了。因為，在此之前，他聽別人說，江山現在雖不是公司黨委副書記了，但他百多元的工資卻一分沒減，現在的工作又單純，只動手不用操心，那日子過得還蠻舒服，經常見他邀幾個人，在酒店裏猜拳行令，飲酒作樂。

「洪司令」工資每月也只有三十塊還差伍角。他見「走資派」江山倒還過得比他快活，忌妒之情頓生。

「他媽的，老子辛辛苦苦革命，日夜不停，他這個『走資派』倒輕鬆自在，哼！」「洪司令」氣惱地這樣想。

於是，他一把喝住江山，以公司保衛組的名義，宣佈對江山進行審查，並勒令江山搬進了「牛鬼蛇神」待審室，和那些「牛鬼蛇神」一樣，沒有了自由。

「洪司令」在公司本來已小有名氣，何況他此時是負責看守的保衛人員的頭頭，江山不敢反抗，只好乖乖照辦。

「老子就是要讓江山這個『走資派』吃一點苦頭！」「洪司令」得意洋洋地對我說。

但是，我卻訓了他一頓，說他不懂中央的政策，又不守紀律，擅自作主，將江山這個有公司黨委副書記身份的人隨便處置。

對我指責他不守紀律不請示報告我這一點，他自願作檢討，但對我批評他不該將江山與那些「牛鬼蛇神」混在一起，他不服。

「『走資派』不就是『牛鬼蛇神』的頭子嗎？把江山關到『牛鬼蛇神』一起，怎麼就是不符合政策？！」他反質問我。

我只好耐心又給他談了我的見解，告訴他在實際中，「走資派」與「牛鬼蛇神」是兩碼事，是不同性質的矛盾，雖然，從理論上講，「走資派」是牛鬼蛇神的總頭子。

「這，我就鬧不清楚了，怎麼理論上和實際上會不一樣，」他眨吧著眼睛說。

「鬧不懂？你就多學習學習吧！」我沒好氣地告訴他。

實際上，我也鬧不清楚。

「清隊」運動中，清出了不少「叛徒」，尤其是中央定了著名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之後，揪叛徒幾乎成了「清隊」中的一項大工程。湖南的許多原中共地下黨員，在當時，所遭到的壓力尤為突出。因為，當時正處於權力頂峰的「林副統帥」，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接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與駐湘部隊的一些負責人時，在談話中，作了一個所謂湖南有「三條黑線」的指示性講話：「一是劉（少奇）、陶（鑄），二是彭（德懷）、賀（龍），三是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國民黨殘渣餘孽、叛徒、特務多。湖南的這三條黑線，可以說是又粗又長。」

有林彪這個明確整人對象的指示壓在湖南，湖南原中共地下黨員們的日子，其所遭危難壓力之大的狀況，便可想而知。

在長沙市，有不少曾參加過中共地下黨組織的人，被揪成了「叛徒」或「假黨員」。凡是於一九四九年前，被國民黨逮捕過的中共地下黨員，都成了審查對象。每一個項目班子都希望自己創造出一些駭人聽聞的成績，因而，他們對有可能出「叛徒」的那些歷史，尤其有興趣。

對此，開始我並不在意，我的父親雖說也是中共地下時期的黨員，但，他從未被捕過，只要沒有被捕的歷史，就出不了成為「叛徒」的漏子。

但，當父親熟知的幾個地下黨同事，有幾個被打成了「叛徒」、「假黨員」後，我卻莫名其妙地緊張起來。

有個姓謝的中共地下黨員，父親很熟悉，解放前地下黨時，是屬於同一個黨總支。「清隊」中，他卻被他的單位說成是「假黨員」，說他是「真土匪、假黨員」。

更為吃驚的是，我們公司的一個造反派中層幹部秦某，也被公司政工組確定為假黨員，不僅被從造反派的隊伍中清除了出去，而且還被掛上了一個寫著「假黨員」字樣的大木牌，進行批鬥。

秦某是一九四九年前入黨的中共地下黨員，秘密入黨後，因其有文化，受領導派遣打入到國民黨一個縣政府中，做了軍事科長，解放後，他被分配到省公安廳，卻仍做了一名不公開中共黨員身份的特別公安——還開了一家私人名義的旅館做工作掩護。後來，又被公開黨員身份轉到我們公司，做了一名副科長。文革後，他也堅決支持造反派，站到了造反派的隊伍中。但是，由於他與公司機關的一些造反派幹部意見不合，結果，在「清隊」時，對方順便清查了秦某的入黨情況。在檔案中，發現秦某在解放前做國民黨縣軍事科長的經歷，卻沒有人證明是受組織派遣，其入黨也沒有證明材料。於是，那些造反派便極力說服公司革委會政工組，將秦某列於了清查對象，於是，一頂「假黨員，真特務」的高帽子被罩到了他的頭上，並進行批鬥，還將他關進了「牛鬼蛇神」待審室。這位秦副科長連連大喊「冤枉」，說到國民黨政府中去任軍事科長，係中共組織秘密指派，他當時的領導人，現還在省公安廳工作。可是，省公檢法組織已全癱瘓了，根本找不到他的唯一證人。其實，秦某的那些情況都是有據可查的，只是由於秦某的特殊經歷，使他的那些情況材料只存放到省公安廳，而沒有轉到我們公司。但在當時，省公安廳已經被支左部隊軍管，很多材料都一時沒有辦法查到，加之那種堅決「深挖階級敵人」的鬥爭氛圍，秦某便只有受冤屈而無法申了。

自然，四人幫垮臺後，秦某又回到了省公安廳，不但恢復了黨籍，也恢復了公安幹部的職務。

當時，我將秦某與上述謝某的情況告訴父親，他很驚異連連說不可能、不可能。還說，讓姓謝的以匪霸身份去出面工作，是黨組織派遣的。

我當然相信自己的父親，一個性格堅強能吃大苦耐大勞的漢子，絕不會成為一個什麼「叛徒」。但對於父親的歷史，卻必須認真很好的清理一下，免得出現模糊不清的地方，讓人鑽了空子。我覺得，那時有些人的所謂歷史問題，實際是一些不能下定論的模糊空白，而當項目人員就這模糊空白的歷史，作出他們自行判斷的歷史結論時，當事人則只有喊冤枉，而無力反駁項目人員下的判語。

我將我的擔心同父親講了。

父親顯得很難過，他說，怎麼搞來搞去，搞到這些解放前的革命工作上來了，又沒犯錯誤，也要查歷史，翻老帳。

但父親還是同意了我的做法。

他口述，我先聽，然後，作好記錄，將他的歷史，從江西老家出生，年輕時、壯年時一直到解放，到現在的全部經歷，詳詳細細記了下來。

父親的歷史，應該說是典型的「無產階級」化的、硬梆梆的革命經歷，尤其是參加地下黨那二年，更無懈可擊。

但，也有個紕漏。

不是地下黨時期的「叛徒」嫌疑。

而是父親在一九三〇年參加了紅軍後，只幹了短暫時期，就又離開了那一段。

這個「離開」是怎麼回事？

弄不好，不說清這一點，人家就可以給你罩上一頂「叛離革命」的帽子。要知道，在當時，多少人只恨自己沒有生在那種大革命大動蕩的年代，否則，參加紅軍熬到現在，不是成了將軍就也會是高級幹部，而父親已當上了紅軍，怎麼又離開不幹了呢？

我懷著緊張的心情詢問父親。

父親淡淡地笑了笑，說，那時當紅軍，就同你們現在參加造反派一樣！蘇維埃一號召，年輕人就都積極響應，一下子就都踴躍報名參加了，我們江西老家村子裏，年輕的差不多都是紅軍的人了，不是紅軍，也是赤衛隊、少年先鋒隊、婦女會，你的兩個姑媽，都是婦女會、赤衛隊的，你的叔叔也是赤衛隊的。

啊！我似乎是發現了新大陸。

不過，我怎麼也無法將江西老家鄉下那白髮蒼蒼、纏著粗布頭巾赤腳在稻田裏勞作的叔叔，將坐在土灶前不斷添柴、又不斷被柴煙嗆得直咳嗽的老姑媽，與舞臺銀幕上那些颯爽英姿的赤衛隊員光輝形象聯繫起來。

然而，這一切都是歷史的真實。

後來，我經常回江西老家鄉下時得知，那兒的老人，在大革命時期，幾乎人人都沾了一點革命的份，不是當過紅軍、赤衛隊，就是搞過農會、蘇維埃，或者，便是少年先鋒隊員。在家鄉的縣政府建的革命烈士紀念館中，有一本密密麻麻印著烈士名字的紀念冊，上面竟有幾千人，大都是紅軍時期犧牲的，可見，那時，家鄉當紅軍、赤衛隊的人之多。

參加紅軍的人，相當一部分犧牲了，相當多的一部分則像父親一樣，因種種原因，後又離開了，當紅軍只成了他們人生的一小段歷史，他們從老百姓而來，又很快回到老百姓默默無聞的位置。當然，也有極少命大的人，使當紅軍成為了他們光輝生命的起點。原南京軍區的中將銜政治委員，就是那時從我們家鄉走出去、而唯一在日後當了將軍的一個紅軍戰士。

父親是屬於當時紅軍紅十六師五大隊的地方紅軍，由赤衛隊改編的。開始，還紅紅火火熱鬧了一陣，後來，大概上面指揮失誤，部隊被打散，家鄉蘇維埃根據地也丟了，父親既尋不到自己的部隊，又不能回已被國民黨軍佔領的家鄉，於是只好亡命逃到了相鄰的湖南省，從此，就在湖南省生活下來，只到一九四八年，才又重新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

聽父親這樣一說，我頓然放下心來，這樣的「離開」，抓不著什麼辮子，要知道，我們家鄉這樣「離開」紅軍的，肯定是成百上千以上。隊伍打散了有什麼辦法？這既不是逃跑，更不是叛變！何況，父親以後還又找到了共產黨，冒死參加了地下黨活動哩。

但是，在看到地下黨員秦某等人的情況後，我也曾有些緊張，幾次問過父親加入地下黨的情況。父親雖然很鎮定，告訴我說，他的入黨介紹人兼領導人陳光烈尚在，有他作證的。但是，我知道，陳光烈他自己也因一件生活作風錯案，早被整得嗚呼哀哉，已處風燭殘年貧病交加，隨時可能去世；若他去世了，到時又能有誰來為父親的入黨情況做鐵證呢？所以，十幾歲的我，有段時間很是焦慮此事。

不料，有一天，穿著襤褸的陳光烈老人，拄著一根棍子，一拐一拐來到我家，一進門，他顧不上歇息，就告訴我們：市革委會政治部組織組的人，找他瞭解他所知道的長沙地下黨歷史及人員情況，並讓他寫份材料。他遵命寫了後，想到，有些原地下黨員並不完全瞭解地下組織的人員情況，現在正在搞清查運動，他認為自己有責任為自己過去所領導的地下黨員作出證明，以使他們不致或因情況不明，或因記錯了，或因被別人亂說與誣害時說不清楚，無辜導致被冤枉打成「叛徒」、「假黨員」之類。因而，他就將他向市革委會寫的情況，找人刻鋼板油印了若干份，分送這些原地下黨員，以幫助他們在需要時，能清楚說明自己在地下黨的情況。今天，他就是特地給父親送這油印材料來的。

陳光烈說著，就拿出一迭油印材料，扯出一份給我父親。他說，他發展與領導的近百名黨員中，是沒有一個做叛徒的，更不會有一個假的，全都手續到了堂。他還說，其他的那些材料，他還要一一去分送，並約我父親同他一塊去。

我當時接過了那材料，只見開首寫著：《解放前湖南省長沙市地下黨工貧北二區的詳情據我所知謹寫如下》。在材料中，幾十個黨員解放前、後的各種情況，清清楚楚，使人一目了然。我父親的情況也列在其中：「原老紅軍戰士，出長征後，他被蔣匪幫迫害得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因他以前入過黨，但在黨期短，離黨期長，只能作重新入黨，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入黨，本人是城市貧民，解放後搞旅館的公安工作，現在本市綜合商業公司工作。」父親在參加紅軍時，實際也參加了共產黨組織，只是那個組織關係像紅軍的關係一樣，很短暫，又都「離開」而斷了，不作數。

看了這份材料，我心裏很高興，心想，有了陳光烈老人的這份鐵證，父親參加地下黨的事，就不怕別人來找碴了。陳光烈老人雖然當時已無任何職務，甚至，因那錯案處理，連黨籍都早沒有了，但他畢竟曾是父親所在黨組織的負責人，他寫的證言無疑對我捍衛父親的歷史，是個很有力的武器。我珍藏著這份浸透著傷心與愛心的油印材料，像握住了一門迫擊砲，隨時準備回擊那試圖來傷害我父親的「清隊」運動。

陳光烈，湖南湘鄉縣人，是一個在一九二五年就參加了中共的老黨員；北伐革命時期，他曾擔任過湘鄉縣總工會第一任秘書長、第三任委員長；紅軍時期，曾任黃公略部第三遊擊縱隊政委，長征時，在過烏江時，因傷病嚴重，被奉命就地離開部隊養傷。後轉回湖南長沙，從事地下黨工作。解放後，曾任長沙市文藝區區長，湖南烈士公園管理所所長。一九五七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周年紀念徵文時，《解放軍文藝》上還刊發了他寫的《烏江南岸離長征》的應徵回憶文章。後於一九六〇年被一件生活作風錯案錯誤處理，開除黨籍幹籍與公職，至一九八〇年後平反，一九八二年病故。

我的父親與陳光烈都已不在人世了，但陳光烈老人那天送這份油印材料到我家的情況，現在回想起來，還歷歷在目，令我感慨不巳。當時，一個年已六十六歲的老人，他自己都還一身是「難」，卻還為他的地下黨同志的安全操心，拼著老命到處奔波，到處援手。每每想到這，我的心，就要對逝去的他說：老人家，你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果然，不知是不是陳光烈的這份證明起了作用，反正，父親的地下黨問題，便從來沒有人來找過麻煩，至少，沒有人來公開尋釁。加之，大概雖說父親是個老黨員，但畢竟只是公司一個小小的通訊員而已，無職無權，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吧；或者，即使有人暗中有所動作了，但終究沒搞出什麼名堂，而父親又有一個正在當造反派頭頭和公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兒子，一般人是不敢無事生非吧。但是，有次，一位在食品公司工作的原地下黨員到我家，與父親談到陳光烈時，還連連說，搭幫這份材料，使他能躲脫了公司政工組對他的追問，他們看了抄了這份油印材料後，便沒有再找他。可見陳光烈老人那份材料，當時，的確起了保護了他那些原來地下黨同志們的作用。

長沙市的「清隊」運動，雖然開始是在當了權的造反派主持下進行的，但其中卻有一些特點。

第一，「專案組」之類專門負責「清隊」的機構，大多讓原保守派人員佔據了。因為，所謂「清隊」，主要是清一個人的歷史，而執行清查任務的人本身，首先便必須要求是「歷史清白」即其身份符合無產階級標準者；省、市革命委員會下達的「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指示中，甚至提出了最好是讓有著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身份的人，參加項目調查機構，做項目執行人員。對此，造反派們無可奈何，因為，這些方針，也是中央制定的。在當時，造反派中並沒有幾個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者做造反派的也不多。而原保守派的人員中，卻擁有眾多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若以往只論造反，保守派地位在大勢所趨中，無疑是顯得脆弱而不堪打擊，但此時重新啟用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這個身份，他們便天然地佔了絕對優勢。加之，各單位革命委員會中，原來的領導幹部憑藉其嫻熟的從政經驗，迅速地利用了上面的指示精神，便很快地將那些曾「保」過自己的黨、團員和文革前的政治積極分子們，安排組織進入了「清隊」項目機構內。隨著「清隊」運動的發展，逐漸，各類專案組、外調辦，甚至連保衛組，大都成了原保守派人員的天下。最後，當「清隊」運動又發展演變成什麼「三清三反」、「一打三反」等名目的運動後，湖南省、長沙市所有的專案組，便基本不再有是造反派的成員了。

第二，造反派逐漸在「清隊」中喪失了自己的權勢。

開始階段的「清隊」，造反派頭頭們都還熱情頗高，照北京的「六廠二校」經驗依樣畫葫蘆的勁頭也還不小，又是跟著「紅色颱風」突然襲擊，半夜三更統一行動去抄「二十一種人」們的家，又是組織批鬥「牛鬼蛇神」們的各類批判會，嘩嘩鬧鬧、轟轟烈烈地名堂搞了不少。然而，當文革前的那一系列正統的項目工作的組織、理論、方針，逐一被悄悄恢復，尤其是逐漸強調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這種特殊身份的作用後，造反派們便也慢慢失去了氣勢立足的陣地。按照文革前的正統觀點，不少造反派頭頭，總在歷史上有著這樣或那樣的「污點」，使其身份難以與正統的黨團員們匹敵。我們公司有一個造反派頭頭，是一個很優秀的人才，其業務能力全省有名氣，而且他為人極友善，人際關係也很好，文革造反後，做了公司革委會的委員。然而，他曾因在一九六二年時與幾名青年職工一道，向本單位黨支部提過一點意見，結果因此而被黨支部定為所謂「反黨小集團成員」，開除了共青團的團籍，並還擬進一步懲罰他，幸虧上級黨委沒有同意黨支部的做法，才免陷重難。文革一造反，雖然他當了造成反派頭頭，但丟了團籍的歷史，尚未平反，畢竟使他的腰桿子難於全部直立起來，而總有一些顧忌。這樣，一個又一個、一批又一批的造反派頭頭，便從權力者位置上，或自己退了下來，或被甩了下來。當一九七〇年初中央發文件，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後，連我這樣歷史最清白最單純的造反派青年，便也陷入了被動的困境。這樣，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頭頭，逐漸不再是「清理階級隊伍」的掌權者和動力，甚至，亦不再是革命委員會的成員，而且，一步步又逐漸竟成了「清隊」運動的鬥爭對象。

這個微妙的政權勢力構成之演變，在進行了這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後，僅僅於幾個月之中，便悄悄地發生了。雖然，「革命委員會」的紅色牌牌仍高高懸掛在省、市機關及各單位的大門口，雖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的口號，仍赫然印在文件裏、報刊上，響在電臺廣播中和各類會場上空，但，文革的重要主角造反派，卻一步步陷入了自己設置的「牛鬼蛇神」集中營。

「清隊」運動，原本算是造反派掌權的一個得意亮相，最終，竟卻又成了造反派開始倒霉的一個信號。至少，這是湖南文革不同於上海文革情況的又一區別。

「清隊」那段歷史，對於造反派來說，確是一種恥辱。昨天還控訴「走資派」將自己打成「反革命」、「右派」，極為反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然而，今天自己一旦翻身掌權，卻從來沒有想過做過也要為那些社會「賤民」中的無辜者洗刷冤情，幫他們恢復做人的地位與尊嚴，而是反倒接過「群眾專政」的棒子，同樣去參入整治那些所謂的「牛鬼蛇神」們，整治那些早已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們，非法踐踏他們的人權，從而使造反派的歷史中重重塗抹了一段黑暗，也給了胡編歷史的人以一種以局部概括全貌的口實。

但是，湖南造反派的這一段恥辱情況，卻並非貫穿於整個文革時期，而只是發生在造反派掌權後的、為時不到半年的「清隊」階段；至於在文革初與文革中、後期其他時候，所發生的各類批鬥「牛鬼蛇神」、踐踏公民權利的壞事，則是與造反派無關的。另外，「牛鬼蛇神」一詞，在文革的各個不同時期，其所特指的對象也是有不同的。現在，很多作品，將文革中所有整人的壞事，全攤到造反派頭上，則完全是在誤造歷史。

第二十二章　標誌文革勝利的「九大」之後，我們卻下了台

一般的看法是，中共「九大」是文革路線的頂峰之際，但當時，我們卻真真切切反而開始朝倒霉的方向轉折了。實際上，發動文革與參入文革的人們，其思想與經歷的軌跡並非都相同，而是各有各的情況。基層老百姓被捲進「造反」的人，與高層發動文革的人，其實想法目的是不一樣的；只是有時在文革某一階段，他們行進的思想，重疊合到了一起。

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毛澤東檢閱與慶祝文革勝利成果的一次里程碑意義的重要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文革路線被再次肯定和頌揚，而高層的文革路線領導人（包括林彪軍人集團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文人集團」）都一一進入了中央政治局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甚至像王洪文、王秀珍這樣一大批因造反而執掌了地方權力的、在文革前卻僅僅是一般工人或小小基層幹部的人，也當上了原來令我們老百姓只能仰視的中共中央委員。這一切，不僅使我們歡欣鼓舞，認為從組織路線上肯定和保證了文革與造反的勝利，這樣我們造反派便從此可高枕無憂，不用再擔心被原來的當權派打成什麼「反革命」、「右派」之類了；甚至我們還以為一個「新紀元」開始了，而我們這些造反派則是這個「新紀元」中的有功之臣、「開朝元勛」。不然，僅僅只造了二、三年反的王洪文等人，為何竟可以當上中共中央委員這樣的「大官」呢？而這是人家老紅軍通過爬雪山過草地，歷盡千辛萬苦冒過無數次的槍淋彈雨九死一生後，才有可能獲得的地位呀！

現在國內外很多研究或描寫文革歷史的人，大概也像我們當年的認識水平，以為造反派在「九大」後都變成了新的權貴，執掌了芸芸眾生的命運，享受了新官僚的榮華。所以，至今為止的一切反映文革造反派的文學作品和電視電影中，造反派們都成了一群對老百姓頤指氣使、耀武揚威並得意洋洋的傢伙。

而實際上，「九大」竟成了一個轉折點。

自那以後，造反派的厄運便一個接一個的開始了。在全國，除了上海造反派情形的特例，除了一些頭面人物如王洪文、王秀珍及各省有中央委員身份的造反派頭頭之外，「九大」後不久，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造反派們便先後開始一一被趕下了權力的舞臺。

長沙市革命委員會是於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成立的。它的成立，標誌著文革奪權的成功：由市革命委員會取代了原中共長沙市委與市政府（人民委員會），而成為了全市政權機構。

市革委會中雖然有相當多的造反派代表，如市革委會四大辦事機構——政工組、生產指揮組、人民保衛組、辦事組——中，其副組長都有造反派代表。但是，組長們卻全是軍人，由支左部隊派出的解放軍軍官擔任。市革委會的主任也是一名軍人，十來位市革委會副主任中，大多也是軍人，或原老幹部，造反派代表則只有一名工人與一個農民。

實際上，從省與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的人員構成中，也預示了造反派們的好運，是走到頭了。

在中共「九大」中，湖南的造反派工人代表唐忠富，也做了中央委員。這件事開始確也令我們造反派們高興了一陣，大家都想，既然造反派都進了中央委員會，那造反派的的確確是革命派的結論，不就像鐵鑄一樣硬梆梆的了嗎？什麼「右派、黑鬼、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就從此將被扔進太平洋，而永遠與造反派無關了嗎？

然而，美夢還只剛剛開始，厄運就已臨頭。

「九大」召開那天，市內各單位紛紛組織了慶祝遊行活動，是市革委會統一佈置的。其實，就是沒有市裏的佈置，各單位也都會自發慶祝。因為，自文革開始，一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或中央的重要精神發佈，下面單位就都要組織一番歡慶。這迎「九大」的活動，更是搞得早搞得久，在「九大」召開前的大半年中，各種迎慶就已有準備，專門的迎「九大」歌曲、舞蹈，早就被教唱、排練了。有一首迎「九大」的歌，傳唱很廣，至今還能記得幾句：「長江滾滾向東方，葵花朵朵向太陽，滿懷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們放聲來歌唱⋯⋯」

我們公司革委會也組織舉行了慶「九大」的遊行，帶著幾千名職工打著紅旗，扛著慶祝「九大」召開的紅布橫幅，敲著鑼鼓，熱熱鬧鬧到街上遊了幾圈。只是，龐達明、楊金河與我，都不可能想到，這是我們組織的最後一次群眾遊行活動。

「九大」後不久，市革委會派來了一個工作組到我們公司，說是作精簡機構的調查，領頭的是一名身著軍裝的團職軍官。但他們一到公司，卻不理會革委會，而卻到處找人秘密談話。

公司革委會的正、副主任們都有些緊張起來，不知道這個市革委會的工作組要搞什麼名堂，但大家又不敢問。因為，自「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後，內查外調，已成了一件常事。被調查者，最好是做出一副「心中無冷病，大膽吃西瓜」的態度，否則，人家反而會更懷疑你有什麼問題的。

與此同時，大街上不時張貼了一些大字報與標語，宣佈某某單位的某某原造反派頭頭，被撤消其擔任的各種革委會（從省、市革委會到基層單位革委會）內的職務，被宣佈已將其隔離反省，甚至被宣布進行逮捕，關進了監獄。

因為什麼問題呢？

大多是武鬥中的事。或指控其指揮了某次死了人的武鬥事件；或指控其是殘暴的打人凶手，並毒打過多少多少黨員團員；或指控在武鬥中打死過人，或指控其是在武鬥中批准了殺害保守派「俘虜」等。還有一些，則是或因其家庭出身不好的問題，便說其是混進新生的紅色政權的「階級異己分子」；或揭發其文革前就犯過什麼錯誤，不能做革委會成員，等等。總之一句話，是逐步將文革前的或正常狀況下的人事標準，又當作了衡量革委會成員的尺度。

在戰爭時期，一個解放軍戰士若是在作戰中打死過多少敵人，那是要做為戰功來獎勵的。文革中造反派的武鬥參加者，開始以為自己也是如同解放軍，是在響應中央「文攻武衛」的號召，便在武鬥戰場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武鬥，還爭著去送死，有的自己也確亡命於武鬥中。誰知那結果，後來卻是，若是知道你打死過人，則就是成了罪行，那就要請你坐牢、判你的刑，甚至還要被槍斃的。

一家街道工廠有一個在長沙市頗有名氣、外號叫「玉米大王」的造反派頭頭，首當其衝，被撤消其區革委會副主任職務，並以策劃武鬥殺人凶手的罪名，關進了監獄，判了十幾年的刑。

一家國營大電機廠的革委會委員李某，被人檢舉說，該廠一個保守派幹部的死亡，是李某指使打死的。於是，李某被撤職、入獄，鐵鐐銬了幾年，差點槍斃，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宣佈是冤案，予以釋放。

最讓造反派們關注，也讓我產生了焦慮的是，我原參加過的造反組織「青年近衛軍」的頭頭「海司令」，也因一件涉嫌要他負責的、其組織成員在武鬥中一件虐殺「俘虜」致死命案，以殺人罪，給關進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監牢，進行審查。

那時，我們公司楊金河剛剛新婚，他的岳父原做過一段國民黨時期的小警察，因此，也有人貼了他的大字報，說他階級立場有問題，是「向國民黨投降」，不應再做革委會副主任。

原以為只要是有中央指示做的事，就是革命行動，就是功臣；原以為造反派就是新幹部，是文革新時代的元勛，可是，風向卻在悄悄地的變化了，讓人感到，判斷事情的是非標準，又開始復舊了。

過了一段時間，傳來了一些小道消息，說是要將我們公司與另外一個商業公司合併，並且要調整公司革委會的組成人員。

很快，小道消息得到了證實，我們公司與那個商業公司合併，改為市綜合公司，兩個公司原有的革委會全部撤消。於是，我們公司革委會成立不到一年，便不復存在了。我頭上的這頂「公司革委會副主任」的職銜，僅僅戴了幾個月，也就在所謂機構調整中，悄沒落地。

新的綜合公司革委會暫不成立，而由市革委會任命的一個七人領導小組負責管理公司，那個工作組的正團職軍官，便擔任這領導小組的組長，兩家公司原來的革委會成員，只有二人進入了這個新的領導機構，雖說也是造反派成員，但都是文革前的中共黨員、幹部身份。我們公司革委會正、副主任五人，則全部下臺。其中，原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章忠全，先是被調去學習，幾個月後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又將其貶到市裏一個汽車停車場守大門。龐達明、楊金河則被下放回原基層單位做工人，另一名劉姓副主任，因原是機關幹部，便發配到市革委會辦在外縣的五七幹校。我雖被留在公司機關，仍在人保組，但沒有任何職務，新調進一個原做過保衛科長、參加過保守派組織的幹部，做了臨時負責人。

之所以沒讓我回機修廠當工人，而留在新公司的人保組，我想，大概是因我年輕，又是家庭出身好，尚可考慮做「革命接班人」的緣故吧。但是，為何又要撤消我的革委會副主任一職，也並不讓我進入新的七人領導小組呢？甚至，連公司人保組的負責人，都沒讓我擔任。想來，無疑，因我畢竟是一個鐵桿造反派分子。

而這場合併，實為清理兩個公司的革委會中的造反派成員，將其趕出革委會。這是事情的本質，否則，合併重組，為什麼要將兩個公司絕大部分革委會成員予以撤職、趕回基層呢？甚至，連我們公司原黨委書記、老幹部章忠全也不放過，也撤了他的職，其原因，就是章是公開支持過造反派的。

這事，若發生在一年前，我們則會用大字報等手段，將那什麼市革委會工作組「砲轟」得體無完膚，也根本不會對這合併公司的方案予以承認，甚至還會向省市造反派頭頭們請來救兵，向市革委會施加強大壓力。然而，此時，聽完市革委會來人（也是軍人）宣讀了這個決定後，我們兩個公司革委會中的造反派們，卻只有一派寂默，沒有任何公開的抗議舉動。

為什麼？大勢所趨。

因為自「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以來，從中央到地方，支持造反的官方輿論逐漸弱化，而從觀念、舉措到組織方針等方面，恢復舊秩序的勢力在迅速日趨上升。

楊金河的婚事，也被拿來說事了。楊結婚前，其實原已向支左的解放軍作過通報，支左的解放軍也對此事進行過審查，而認為楊的岳父那點事不算多大問題，便同意了楊的婚事。然而，這時市革委會那位工作組軍官組長對此事的評價，卻發生了逆轉，指責了楊的這個婚姻，「存在嚴重的階級立場問題」。

新的公司的七人領導小組，增加的成員中，有一個就是我們公司的原黨委副書記江山。

江山是被我們造反派已經打倒的對象，對其定不定「走資派」，我們倒是沒有考慮過，認為這是上面決定的事。只是讓他重回公司領導崗位，我們覺得那是絕不可能的，在我們的想法中，頂多是讓他以一個普通黨員與幹部的身份，在公司工作。而現在，市革委會卻一下子任命他做了新公司的領導小組成員，這不能不讓我們，也讓公司所有知道江山的人，都大吃一驚：這文革，這造反，怎麼並不真是算回事啊！二年多來被震天價響的「打倒」口號所打倒的「走資派」，原來並不會真正倒下，而是一下子又能回到原有地位啊！

對此，在我們公司的造反派中，龐達明比我們誰都認識得透：造反派都要倒霉了！

當楊金河還在對我們公司革委會的造反派幾乎全部被免職下臺、而江山卻進了新的領導班子一事而憤憤然，說市革委會是「右傾投降」之際，龐達明就給我們講了這個觀點，並且，用他所知的全國文革發展形勢及各地造反派的情況，證明他的論說。

「你們看，蒯大富他們到哪兒去了？無影無蹤了！」龐達明說。

楊金河卻不這樣看，他認為是××公司在市革委會擔任了常委的一個造反派頭頭，在排擠我們公司的人。他說：「省裏胡勇、唐忠富他們不照樣還在省革委會？」

胡勇原是湖南省造反派的一號人物，文革前在長沙汽車電器廠當電器維修工人，文革中造反並組織領導了湖南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工聯」，後於一九六八年四月被中央任命為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並且是中共「九大」代表。

唐忠富文革前也是長沙一家國營大工廠的工人。他早就是中共黨員，因為這一條，所以，他雖原本只是省革委會的一名常委，但卻在中共「九大」上被當選為中央委員，由此而成了湖南造反派的一號頭頭。

的確，當時，胡勇、唐忠富他們仍在省革委會中，並時有見報的消息。

龐達明卻搖搖頭：時間問題！他們下來也只是時間問題！

「你們想想，如果不是有某種指示精神下來，像我們這樣兩個公司的造反派怎麼會同時一齊下臺？全部被從革委會中踢了出來？搞了這麼久的文化大革命，誰敢這樣做，如果他們不是有某種指示精神依據的話？！還有，你們沒有看到，現在長沙市不少單位的造反派頭頭，正在被一些七七八八的問題，陸陸續續被揪了出來，還有的又被關進了牢房？」龐達明說。

楊金河則認為：那是他們自己有問題嘛！

龐達明卻氣憤地說：「有什麼問題？不就是打了人，指揮了武鬥！打人，指揮參加武鬥，為了什麼？是什麼背景下去幹的？不談事情發生的背景，撇開事情的背景說人家的問題，難道是馬列主義？是毛澤東思想？他們將人家打成反革命分子，現在人家造反了，報復了一下，這又有什麼不可理解，當然，打人是錯誤的，也應該批評或者批判。但，他們做的那些事情又不是暗藏隱蔽在什麼地方，全是公開的，如果說是問題，當時在成立革委會時，為何卻又能批准他們進入？現在卻又以這個定人家的罪、甚至又將人家關進大牢，合理嗎？那些當權派、保守派骨幹那時要將人家打成反革命，將要傷害人家一輩子，還牽連子女，造反派卻並沒有要定他們什麼罪，無非就是開開批判會，鬥爭一下了事，也並沒有真正給他們定過什麼罪，更沒有記入檔案；而現在人家打了他們一下，卻就要將人家關進牢房，這公平不公平？最高指示說，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既然如此，革一下走資派、保守派們的命，即便傷及了一下他們的皮肉，又是多大的問題呢？為什麼就不能寬容寬容一下，而非得又將人往死裏整呢？還有，武鬥是怎麼一回事，這個大家還不知道？不說別的，『文攻武衛』就是江青同志說的、號召的，這又不是哪個個人的事，是中央的戰略部署，參加文攻武衛不是哪個人自己的行為，怎麼倒要算起造反派的帳來了？」

我與楊金河都無語。

楊金河說：幸虧我們公司還沒有打死人的事，否則，我們就會脫不開干係了。

龐達明卻搖搖頭：事情的本質，並不是什麼打沒打死人，而是對文革對造反派的造反行為，是如何定性的事！如果說，還是認為在文革中「造反有理」，那麼，從整體原則上說，評價造反派的所作所為，頂多就只有犯沒犯錯誤的問題，是不是在按中央的政策辦事的問題，而不是什麼犯罪不犯罪的衡量尺子。即便對於那些在文革中違反中央政策，而打傷打死了人的造反派，也只應就事論事，是他本人犯了法，是個案行為，也應作個案處理，而與他是不是造反派無關；可是現在，你們看，每抓一個這樣的人，都會說他借文革造反之機如何如何，要將他個人問題與造反聯繫起來，這正常嗎？還不說那之中是不是有冤枉！而如果將造反派在文革中的一些事，卻以文革前的標尺來評價來處理，那，全國的造反派都將會無一漏網！沒有一個不是右派分子，沒有一個不是反黨行為！

我聽了很有些緊張，問：那我們今後的命運豈不是很危險了？

龐達明說：若照這個趨勢發展，我們的前途確有些不妙！

我們三個人頓時面面相覷，無以言對了。

「只希望，這僅僅又是一次運動的反覆，而不是戲已唱完，就好了。」龐達明最後嘆了一口氣，說。

一九六九年的下半年，對於我來說，是產生深感人生悲涼的起始。就是在那時，讀到了秋瑾的名句「秋風秋雨愁煞人！」並深有共鳴。

公司革委會撤掉了，我們四個造反派副主任也下臺了，但是，地球仍在正常運轉，歷史仍在發展。

公司各基層單位的革委會卻沒有撤掉，只是它的上級換了一個公司名稱，換了一批領導人；同時，大批原來的保守派骨幹，借助逐漸復蘇了的黨、團員的地位優勢，一步步被「補台」而進入了基層革委會班子，重掌他們原來有過或希望爭取到的權力。公司基層單位革委會中的造反派代表，雖然暫還留在領導圈子中，但由於一般不具有黨、團員的政治身份，因此，很多會議與活動便被排斥於外，不能參加，從而使他們在革委會中的權力大大削弱。而在日後幾個月中的某月，他們則被召集集合到省糧食幹校，一場全市商業系統的「反派性學習班」的小運動，更是很快在理論上剝奪了他們擔任革委會成員的政治資本，待到一九七〇年春開始的全國範圍的「一打三反」運動時，除了個別勞動模範型的老工人造反派，他們絕大部分便被冠以各種文革問題，「清除」出了革委會。

不做公司革委會副主任後，使我對文革形勢新的發展前途，有了更多的關注。因為，文革在全國各地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湖南的造反派已開始從權力頂峰逆轉迅速下滑之際，有的省的兩派（山西）卻還在槍砲的硝煙中武鬥打得不可開交，致使中央都不得不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直接發佈「佈告」，以平息那些地方的武鬥，而有的省造反派（如湖北、山東）則正在舉行大規模的「反復舊」運動，以抵抗文革前的某些政治秩序的復原；而上海市的造反派勢力卻依舊「固若金湯」，仍在革委會權力機構中耀武揚威。

湖南的造反派對於一九六九年下半年開始的、自己日益沒落的局勢，沒有進行「反復舊」的抵抗。表面原因，是因為這時對造反派的打擊，並不是全面、一次性的實施，而是借種種個人問題（武鬥死傷了人等）、種種個別問題（所謂「捅馬蜂窩單位」）入手，一個一個分別處理，從而慢慢逐步解決的。因而，在這個長達數月的過程中，最後才被打擊的造反派們，開始時總以為是別人、別個單位有問題，而與自己無關，而不能像龐大哥那樣透視到事情的實質，不能認識到在對待與處理那些人的問題時，所採用的標準已完全違背了中央初始提出並號召的文革造反路線原則。因此，一個一個的造反派頭頭倒了霉，一個又一個單位革委會被悄悄顛覆，新瓶換了舊酒，經過幾個月的處理，直至最後來了個「一打三反」運動，才將造反派一鍋全端完。像胡勇、唐忠富等省革委中的造反派頭頭，並非一開始就被搞下去了，開始並沒有動他們，只處理下面那些原來都是他們部下的造反派頭頭，甚至在「一打三反」剛開始時，胡勇、唐忠富還能有資格在省革委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與副主任會議上，參與討論各地市革委會上報的判處極刑犯人的名單，然而沒多久，沒有人身自由、整造反派的「學習班」就辦到胡勇的頭上了，他被單獨一人，隔離到一個鄉下的人民公社，進行審查。對此，有人以為，胡勇等省級造反派頭頭是「開始只顧個人」，而沒能從出現整造反派的苗頭起，就領導湖南造反派開展「反復舊」。其實，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毛澤東與中央對文革局勢的設想框架，已與文革之初大不相同了，希望形勢平穩而不再亂的觀點，已取代了「不怕亂！亂，只會亂了敵人！」的戰略。當時，中央文革與康生等領導人，將山東省「反復舊」的造反派頭頭韓金海等罵得狗血淋頭的例子，與著名的「首都第三司令部」紅衛兵的頭頭蒯大富等人，已被打入「另冊」的情況，都說明了這個大的態勢。顯然，抵抗只是徒勞的。正如，當初那些所謂「走資派」，想要抵抗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來大造其反的造反潮流，也是只有徒勞的結局一樣。當時，能採取的辦法，的確也只有胡勇後來說的那樣：「大家只好先自保了，能保一個算一個。」能保存自己，能逃過那些劫難，以後再說。保不住自己，是你倒霉；保住了，也不一定以後能有前途，還只能等待。一切，都要取決於中央的文革路線還要不要？「造反」的形式還是不是「有理」？因為，造反派的造反活動，原本其所獲的第一推動力及之後的生存環境，就是來自於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的指示號召與支持，而並非全是自身的情況所致。

沒有了造反，也沒有了革委會副主任，僅僅只是學徒工升級成了「出師」的青工，二十元的薪水，總算長成了二十九元五角。但，腦子裏卻留下了許多的問題，需要自個兒解答，因而，對知識的渴求，成了新主題。

對馬列主義書籍的研讀學習，有了更大的興趣。在當時，思想上能夠接受，在實際中只能讀到的，除毛澤東的著作外，也就只有這堂堂皇皇的馬列主義書籍了。連「省無聯」那些激進的紅衛兵、大學生讀的都只有馬列主義，我在當時自然也是不可能去讀什麼薩特、休謨與康德了。然而，的確，當時讀馬列的書，使我大大開了眼界，開始粗淺但真正的認識到了社會的政治、民主、自由等等道理。讀了書，就要找人論說、交流與請教。一些有共同閱讀興趣的同學與朋友，便成了那段時期經常往來的人際關係，由此，我在知識學習方面獲得了很大的幫助與提高，但同時，一些不經意的學習爭論心得之言論，給我在此後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也帶來了不小的麻煩。因為，自讀了馬列的一些書後，自那時起，便對當時國家的政權行政模式，開始產生了一些從制度角度而不僅僅是以政策評價的疑問與看法。而之前，對這方面的問題，卻是從來沒有思考過的。

現在想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命運真是很奇特！可以說，斯大林的理論的確影響過中國的革命，雖然，效果並不好。但馬、恩、列的學說，特別是馬克思的理論，則從來就只被中國人擱在神龕上敬拜，卻並不真正被人學習運用。

不說一九四九年前，就只看在文革以來，那時，人們雖然都天天念叨著「馬列主義萬歲！」，黨章、憲法中它都是被擺在了重要位置，但其實，在實際中，的確又沒有幾個人真正認真讀過那馬列主義的書，就是那些已做了將軍、做了中央委員的人，看來很多人也是如此。所以，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即第二次廬山會議上，會深有感慨地說：「不讀馬列的書，幾百個中央委員都被人騙了。」沒有多少人讀馬列的書，倒也罷了，最奇怪的倒是，那時，你若讀那書，別人卻會懷疑你有不軌的政治動機，而遭到密切審視。所以，那個時候社會下層發生的許多後來被證明是冤案錯案的悲劇，很多就是因這個讀馬列的書開始。那時對此的說法，便是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個軍代表的觀念：「現在有毛主席的書，你為什麼還要讀馬列的書？什麼動機！」，而全然不管馬列主義的書上究竟寫了些什麼。

然而，到了上世紀末及本世紀之初的現在，到了一個相對思想較自由的時代，讀馬列的書，卻又變成了很多知識分子口中的笑料，一些人對馬列主義究竟是些什麼東西還根本不清楚，就可以任意撻伐，在網絡與私下談話中，將馬列理論罵得狗血淋頭，或自以為是的不屑一顧。其實，你若問他們，那馬列書上寫了些什麼時，他們則會居高臨下般拋過來一句話：讀他們幹什麼！

一九九七年我到德國去旅遊時，途經特利爾不遠，是老馬的故鄉，我問那導遊：可否拐進去看看老馬的故居？那位曾是國內名校研究生而留學德國並兼職導遊的年輕人，卻像看鄉下人一樣瞧著我說：「那有什麼可看的！不就是馬克思嘛，一個讓他的理論使千百萬人頭落了地的猶太人！」我一聽，很是奇怪，還有這等奇談高論，忙問那年輕的上海研究生：你讀了馬克思的一些什麼書，而得出了這種結論？那導遊則對我不屑地說：「讀他的書幹什麼？有時間讀他的書，還不如讀《金瓶梅》！」我只能無言。一個根本不讀馬列書的人，怎麼可能和他進行正常的對話、交流與討論呢？如果說，一九七〇年廬山上的那些中央委員、那些將軍們沒讀多少馬列的書，是確因他們的文化程度不夠所致；那麼，現在許多的知識分子也不讀馬列的書，卻敢大言不慚就全盤否定馬列理論，則大致是因某種「過正」的偏見使然。馬列的理論，不一定都是正確東西，但，讀都沒有讀，就敢罵他們，這也太讓人見笑了！太讓人無言以對了！

現在很多人，以為「民主」、「自由」，只有在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才會有人說，才會提倡。實際上，他們是沒有認真讀過馬列，特別是沒有認真讀過馬克思的書。有關人民民主與自由的思想觀念，在他的書中，比比皆是，而且說得非常細緻。例如，馬克思曾說過：「沒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種形式制約著另一種形式，正像身體這一部份制約著另一部份一樣。」他還說過：「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國家為它的公民頒佈的法律，而是一個黨派用來對付另一個黨派的法律。追究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這不是法律，而是特權。」對於國家政權的形態，馬克思還詳細分析研究了巴黎公社工人政權的情況，得出了一些與後來斯大林所建立的國家形態而不相同的結論。文革中，包括遇羅克在內的很多熱血青年，之所以成為了民族的志士、英雄，當時引導他們的理論，其實，主要就是馬克思主義中的東西，而不是現在很多人以為的那些西方民主觀念。

馬克思主要是一個學者，他不是斯大林。

一九六九年十月間發生的上海知識青年金訓華為救集體財產而落水身亡的事跡，經報刊宣傳後，我當時確為之感動過。一切具有獻身為社會而自我犧牲精神，長期是我崇敬的方向。不論是戰爭年代的董存、黃繼光、丘少雲，還是蘇聯的馬特洛索夫，他們都是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英雄。到了文革時，我心中的英雄榜上，又增加兩個新的人物。

一個是郭嘉宏。一九六七年初他在北京「告狀」期間，見到一個工地失火，雖根本不關他的事，然而他卻立馬奮不顧身地參加滅火，以搶救國家財產，結果不幸犧牲。郭嘉宏也是一個造反派，他是一九六四年高中畢業而下鄉的知識青年，曾當過江蘇鎮江象山園藝場的生產隊長。文革初，因造了當權派的反，被他的領導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關押了幾個月，後來隻身逃到北京來告狀。郭嘉宏的事跡不僅與我們類似，是一個造反派青年，而且他的「無私無畏」思想境界，也與當時我的思想追求很為吻合。所以，當在三月份《人民日報》報道並高度評價了郭嘉宏的事跡後，他的形象便在我的腦海中扎下了根，直到今天。

另一個便是金訓華，一個下鄉到黑龍江的上海知青。

金訓華為搶救集體財產而落水犧牲的事情，固然值得欽佩，但，我更欽敬他的是，他作為上海市一個造反派的紅衛兵頭頭（上海市「紅代會」常委），卻能夠率先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毫無私心地第一批離開大上海，而下到遙遠的黑龍江農場，後來發生的搶救集體財產一事，只不過是他某種精神的一次必然體現。

當我在報上看到有關金訓華的報道後，便給金訓華所在農場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對他的敬佩。不久，黑龍江遜克縣革委會宣傳金訓華事跡辦公室便給我回了一封信，並應我的要求，同時給我寄來了金訓華生前與他們知青戰友所譜的一首毛澤東語錄歌《我們這一代青年》。那時，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所作的一段關於中國青年作用的講話，曾在很多青年人中流傳，也的確給了那一代不少青年人一個精神鼓舞。毛澤東說：「今後的幾十年，對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將是多麼重要的時間啊！現在二十來歲的青年，再過二三十年，就是四、五十歲的人了。我們這一代青年，將親手參加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有志氣有抱負的中國青年，一定要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歷史使命而奮鬥終身！為完成我們偉大的歷史使命，我們這一代要下決心一輩子艱苦奮鬥！」現在實事求是的說，毛澤東一生中雖然犯過很多錯誤，他所說的話也不一定都正確，但他那些激勵人們以努力奮鬥為人生重要價值的言論，的確對當時的中國人、特別是對我們那一代青年人，有著極大的影響。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雖然，最終一個人會怎麼做，將要受到很多人生條件的制約與影響，然而，讓人樹立一種以國家、社會與人民為己任，為大事，為光榮，並努力為之終身拼搏奮鬥的觀念與無私的獻身精神，對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對一個人，應該說，都是很有必要的。一個沒有了信仰、精神追求的國家、民族、社會，即便擁有了豐富的物資，那處於這個社會中的人，則未必能真正獲得幸福。遙遠北國的知青金訓華，之所以能感動湖南的一個青年工人，我想，是某種精神相通吧。文革有很多東西都不好，但之中，未必就沒有一點可以留下來的？

第二十三章　「一打三反」運動使我嘗到了挨整的滋味

經常有朋友戲問：原來造人家的反，後來則被秋後算帳，感覺如何？

其實，既是搞什麼階級鬥爭，你批了別人，現在別人也來鬥你，這雖有點痛苦，但卻屬正常，是「禮尚往來」嘛！思想上還能想得通，精神上也能忍受。最讓人難過的問題是，這下令搞「一打三反」運動的，卻竟是那號召我們造反的同一個中央啊！

一九七〇年春開始的「一打三反」運動，使湖南省的造反派遭到了全軍覆沒的厄運，所有的頭頭與骨幹分子，無一例外的都陷入了挨批挨整的境況。

至今，我都沒弄清，中央當時為什麼會搞這麼一個幾乎會置全國（上海以外）造反派於死地的運動？而這造反派，卻又是當時的中央與毛澤東主席所號召發動起來的勢力。

那一年年初，中央下發了三、五、六號文件，都是搞這個「一打三反」運動的指示。

所謂「一打」，是指打擊反革命活動；「三反」，則是反貪污、反浪費、反盜竊。而那運動的重點，或者說那運動實際進行的重點，卻是「一打」，而且，在各地悄悄地演變成「打擊造反派中的壞人」，甚至實際延申為「打擊造反派的骨幹分子」。但，什麼是「造反派中的壞人」呢？在進行中，也就實際成為了清算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即一切與文革前的標準不符的行為。什麼武鬥與打人啦，蓄謀造黨委的反啦、奪權啦、無政府主義啦，還有就是讀馬列主義書籍的可疑行為啦，等等。

總之，那場「一打三反」的現實，其受打擊者，主要有二：其一是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分子，第二，則是所謂「歷史反革命」人員，即解放前的國民黨舊政權中的黨政軍警特人員。造反派是活老虎，歷史反革命則是死老虎，所以，在實際運動中，重點便主要打在了造反派分子的頭上。

「九大」後不久，形勢確如龐達明所估計，上面的輿論一天一天於造反派不利了，而清查造反派問題的輿論，則越來越強烈，長沙市的大街上，經常有歡呼某某單位揪出了某造反派頭頭的標語出現，而且還說，揪出了那個造反派頭頭，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又一豐碩成果」雲雲。

組織進行「一打三反」運動的人，當然就是以軍隊負責人為首，加上「補台」——即革委會成立後又指定新成員再補充參入革委會——進入了各級革委會機構的原領導幹部，及原黨團組織骨幹人員。所謂「三結合」即解放軍代表、領導幹部代表與群眾組織即造反派的代表，共同組成的革命委員會，慢慢便不再有造反派代表了，而將他們一一掃地出了門，並將其關進了各類「學習班」進行反省，有的甚至被關進了監獄。

「一打三反」運動的威風，可以說是「殺」出來的。這個「殺」，有二重含義：一是確是真正的殺人——一九七〇年的二、三月間，長沙市就連續搞了二次大型「公判大會」，組織了幾十萬人聚會觀看，共判處了三、四十名死刑者，第三次，在三月十七日那天，又擬殺掉幾十名，幸虧在行刑的前一夜，中央來了緊急通知，不讓這樣大開殺戒了，才停住了。第二，則體現在宣傳輿論上。那時，市革委會的機關報連發數篇社論，歡呼「殺得好！」，說「就是要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那被殺者中，造反派的頭頭與骨幹分子有一些，罪名基本是武鬥致死了人。另外的則是一些以言治罪的所謂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原省委機關報社中的一九五七年打成的右派分子。

雖然被殺的人，並非全是造反派，而且其中造反派分子所佔比例很少，但由於殺這些造反派的理由罪名是文革中的事，而並不是什麼歷來意義上的「反革命」罪行，所以，對各單位的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分子，便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也鼓勵了原保守派人員對造反派的反攻。實際上，正是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完成了將造反派成員幾乎全部從革委會中踢出去，而由保守派人員補台入內的權力機構的組織人事變動。

「九大」之後，我雖仍被留在了公司機關內，也仍在革委會人保組內，但，卻已遠非往日的環境與氣氛，原造反派的身份，則使我在那裏已無法溶入人事與工作之中。昔日的黨、團幹部陸陸續續被調進了機關，他們大都是原來的保守派，自有他們原來的圈子與觀念，對我這個已無形下臺的革委會副主任，已沒有了多少顧及。承蒙我父親的中共老黨員的情況背景，使他們尚還能容我幾分，或許也抱有幾分能改造我能過去之意，故不致公開為敵。然而，我卻再沒有興趣在那兒呆下去，也無法呆下去，每天到機關見到那些面孔，便很難自在。

於是，我自己向新人保組的負責人辭職，回到了我原先的下屬單位——公司機修廠，並仍做了名機修工，又重新拿起了鉗工工具。

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運動開始後，我確對其非常反感，認為是一場整造反派的復辟。單位裏，有保守派人員知道我的看法後，便將幾張類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標語，故意貼到我所在的工作間牆壁上，讓那標語醒目地對著我。我畢竟年輕氣盛不黯世事，立馬被那明顯衝我而來的標語激怒，於是，嘩嘩嘩將那幾張標語一把撕下，搡成紙團，丟了。

雖然，像我這種身份的人，在那場運動中，是絕對難於逃脫挨整的命運的。但，應該說，確是由於我的這個衝動，讓我做了那運動的第一批靶子。公然對抗運動的罪名，便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我的頭上，整肅的鋒芒也第一個朝我砍來。

二月十九日，下午，全廠部分職工被通知去公司禮堂參加一個大會。廠革委會一個委員通知我，讓我也去。我說，不想去，那個委員就說：你原來也是公司革委會的副主任，做過我們的領導，怎麼好不去參加公司大會呢？影響不好吧？我一想，也是，應該去，別讓人說我人品的閑話為好。

到了公司禮堂，大會還沒有開始，我就到處轉轉，想找找公司其他單位的熟人說說話。其間，我發現，廠保衛組的三個人竟跟著我轉，我走哪，他們跟到哪，上廁所也跟了進來。我感覺有些不對，便問那幾個跟我的人：「你們跟著我幹什麼？想搞什麼名堂？」那幾個人卻只笑笑，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但，他們卻又並不離開，仍跟著。我心一橫：跟就跟吧！我又沒有什麼把柄落在你們手裏！怕你個鳥！

誰知大會開始後，頭一項內容，就是由已取代革委會執掌公司權力的公司「革命領導小組」的負責人，宣佈一個決定：將我及其他十五人予以停職隔離審查！

不等這個決定宣佈完，那三個跟著我的廠保衛組人員，便立即將我圍住，二人一左一右夾住我，另一個則扯住我的衣背，讓我無法自由動彈，並讓我跟著那其他的十五個被宣佈審查者一道，由手執紅白兩色油漆相間木棒的「工糾」（當時各單位民兵組織尚未恢復，當局便組織了「工人糾察隊」替代，簡稱「工糾」）隊員押著，離開了會場。

停職審查的地方，是公司下屬的一家旅社，已經停業了，專用作公司「一打三反」運動的反省室。

我們十五個被宣佈「停職反省」的人，全被押到了這兒，並且，被告知：從此時起，我們沒有了自由，每人一間房，一張床，一張桌子，由十多名「工糾」保衛人員輪流看守。沒有公司「三號辦」（當時普遍成立的負責「一打三反」運動的專門機構）的指令，我們都不能走出各人所住的房間，而只能在房內「閉門思過」反省，同時接受「三號辦」人員的審查。當然，我們十五個人之間，也不能互相聯繫與談話。

我到這「反省」後許久，思想上還沒有適應。雖然，看到外面那形勢，也想到過，像我這樣的造反派，既是公司的頭頭之一，又參加社會上很多造反派的活動，特別是還拿槍桿子參加過武鬥，在這場「一打三反」運動中，挨整的可能性會很大。但是，一旦這件事來臨了，心中也還是很茫然，不相信這是真的。因為，過去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中央號召造反派們應做的嗎？那「文攻武衛」不是江青號召的嗎？為何真要整我們？！

二十歲的我，由於有這樣的思想情緒，故雖在「反省室」，脾氣也仍很不小。加之，我做過公司革委會的副主任，也是這十五個被反省者中有過最大職務的人，因而，「反省」的前幾天，那些原來是保守派成員的「三號辦」的人，都不敢隨便同我講話，而是小心翼翼，也儘量不觸發我，而任我大發牢騷與爭辯。

但是，隨著市裏面「一打三反」形勢的日益嚴峻，特別是一次開宣判大會，就宣佈殺了三、四十個人，而其中也有造反派分子時，公司「三號辦」的人對我的態度也就越來越惡劣，連我的父親要來探視我，他們都不允許。

在「反省室」，我們被「三號辦」命令寫「反省」。

「反省」什麼呢？就是讓你寫文革中，你都幹了些什麼事。

文革中那麼多事，都寫上，那豈不會寫成幾大本書？有人對「三號辦」的人說。

「三號辦」的人指示：那就寫重點。第一，武鬥、搶槍、打人的事；第二，在社會上參加過什麼活動；第三，所有做過的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事。

現在知道，當時，實際還處在十年文革的中期，整造反派，整人者也還不能從理論上否定「造反有理」，不能否定文革，所以，便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方式，來對付造反派。

打人的事，牽涉的人數還是不多；但以武鬥、搶槍治罪，則幾乎可以將造反派頭頭一網打盡。因為，長沙市發生了那麼大的幾次武鬥事件，又有數萬枝槍，從軍事單位，連送帶搶，落入到造反派的手中。在這二件事中，每一個造反派頭目，都不可避免會直接或間接參入，染指此事。所以，表面看來，是查你的「打、砸、搶」問題，實際上，目的還在於，由此便可整住所有的造反派頭頭。而且，問題的指向也逐漸由清查「武鬥」一項，演變成了對整個造反活動的審查清算，包括你那個造反組織是如何搞起來的，等等。

因此，「一打三反」運動對於造反派的實質影響，第一，就在於整人者是以表面看似有理的「武鬥」、「搶槍」、「打人」等問題，來整治你，從而網住了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分子。然而，對這些「武鬥」、「搶槍」、「打人」等問題，難道可以不論其是發生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是由什麼樣的原因導致（更曾得到了當時中央文革路線的支持），以及屬於什麼樣的性質，而來孤立地看待這些事嗎？第二，由清查武鬥等問題，卻進而重點發展成為了對前段整個造反活動的實際否定，「反黨」、「反革命」的罪名，又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悄悄復辟。由此，在事實上讓文革初的「右派」即後來的造反派，又一一重新淪為了階下囚。第三，「一打三反」運動的主持者，基本就是前段文革造反高潮中被擊敗、並已曾經向造反派認錯的保守派人員。

對此，我開始還同「三號辦」的人爭辯：我又沒傷過人！憑什麼審查我？

「三號辦」的人則回擊說：你沒傷過人？你不是打過×××嗎？！

×××即那個前「赤衛隊長」、鍋爐工人。

我知道自己思維錯了，按打人問題，我確有一份。但，我不是已曾向當事人承認錯誤並道歉了、而且已獲當事人原諒了嗎？何況，我本人抽打他的那幾下，也沒給×××造成任何後果呀！用得著不考慮事情發生的文革背景，而這樣興師動眾來整我？

「三號辦」的人卻轉換了一個問題：你參加了幾次社會上的武鬥事件，不就是傷了人！

我自然繼續爭辯：那是文攻武衛，是中央號召的，還有江青同志號召造反派要文攻武衛的講話，我們按中央的精神做，有什麼錯？如果你們強詞要說有錯，你們豈不是攻擊中央做錯了？！你們將中央文件給我看看，我不相信中央會要算「文攻武衛」的賬！

我後來才知道，當時中央的三號文件中，說了打擊對象的特徵：「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對那些通敵叛國、陰謀暴亂、刺探軍情、盜竊機密、殺人行凶、縱火放毒、反攻倒算、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和搶劫國家財產、破壞社會治安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鎮壓。」根本沒有涉及到追查「文攻武衛」或武鬥問題。可是，為什麼這場「一打三反」運動，卻能成功地轉變為在全國範圍內（除上海市外）懲處造反派的運動呢？是不是中央還另外有什麼特別的指示精神，沒有在文件中體現，但卻又在運動中予以貫徹了？近來讀到前中央政治局委員、文革中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回憶《風雨十年紀事》，他就說了他們市委在一九七〇年運用「一打三反」，將北京市的造反派頭頭（包括全國聞名的蒯大富、聶元梓等紅衛兵五大領袖）「全都拿下」了。毛澤東在一九六八年「七・二八」最後接見紅衛兵「五大領袖」時，還一再對中央其他領導人（包括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說，「你們不要整蒯大富！」然而，吳德和北京市委在二年後的一九七〇年，卻能借「一打三反」整倒蒯大富等人，他憑的又是什麼呢？

如果沒有中央的特別精神下達，那麼，就是文革前的原有體制的能量，起了作用。

「三號辦」的人避開了我的反擊，只像兩派辯論時那樣，專選有利於他們的話，而不管說那話的背景，回擊說：毛主席黨中央不是說了「要文鬥，不要武鬥」？要「抓革命促生產」？你們參加武鬥難道沒有問題？！特別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毒打我們的黨員、團員，難道不是搞階級報復？

像我這樣父親是中共老黨員的造反派頭頭，他們倒只能千方百計地來搜尋我在武鬥有沒有打死傷人的問題，以便由此整倒我，而還不能壓一頂階級報復的帽子，說話間也稍還有點點客氣。而對那幾個家庭出身或是國民黨小官吏、或是小資本家、或是鄉下地主的「反省」者，「三號辦」的人則一開始對他們就是氣勢洶洶，吼天吼地的；不是指責他們參加造反，是「右派翻天」，就是威脅說：你不老實，無產階級的專政，就是專對你這種人！

在「反省室」呆了約半個月，我堅決抵抗，一個字也不寫。還有一個像我一樣，出身硬梆梆的青年，姓周，是地地道道的貧農的兒子，他父親還是鄉下生產大隊的貧協主任，他本人原也當過另一家商業公司革委會委員，不僅一字不寫，還整天與「三號辦」的人辯論。對此，「三號辦」的人也拿他沒轍，只能向上面反映。

半個月後，「三號辦」的人將我們全部轉往押解到另一家大旅社，說是改為進「學習班」。在那「學習班」不僅有我們這十五個「反省」者，還有一百多名「學員」。這些「學員」全都是我們新公司的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包括了龐達明、楊金河等人，還有我們機修廠的革委會副主任侯川江等。他們是早二天前，被公司政工組與「三號辦」指令來參加「學習」的。

所謂「學習班」，是文革中的一個特別事物。如果從「學習班」名稱或它的全稱「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看，後人無論有多麼聰慧的思維，也是想像不出它是個什麼玩意：不是「學習」、或「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地方嗎？其實，雖然，也有專為學習的「學習班」，但更多的則是整人的「學習班」。自從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發出過「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許多問題都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的最高指示後，「學習班」就不再是專搞學習的地方，而更多的是專為整人的場所了。這一套，在文革派性鬥爭高潮中，中央及中央文革就在北京舉辦過很多種「學習班」，有的用於解決各省的兩派之爭，將兩派的頭頭召到北京，進「學習班」，按中央意圖強行統一觀念；也用於對與林彪系統有矛盾的軍隊高級幹部的整肅，以辦「學習班」名義，對其進行批鬥。湖南省的派性大戰中，在造反派內訌中，已大權在握的一方，也用過這「學習班」的辦法，對另一方造反派，進行過批判。

「一打三反」運動中的「學習班」，雖不是什麼創新，但它辦「班」的規模之廣、時間之長，卻是文革以來為最的。那時，各單位辦的這種「學習班」，動不動就是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參加；而一進班「學習」，少則二、三個月，長則近一年。

對這次「一打三反」，至今也不知，當時中央的意圖究竟是什麼？為何既起初號召群眾造反，卻此時又要懲處造反派？當時，全國大部分省份，由掌權的軍方領導人與原來的地方老領導幹部聯手，大都成功地將「一打三反」變為了一次清理造反派的運動。因而，除上海外，各地的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便紛紛被從「新生的紅色政權」即各級革命委員會中攆了出來，有的甚至還被送進了監獄。上述吳德的那本書《十年風雨紀事》中，就說了他與他的老幹部同事們，如何利用「一打三反」運動，用處理武鬥問題，作為突破口，將蒯大富、韓愛晶等聞名全國的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全部「拿下」的同時，還成功地將已進入了市革委會的工人造反派頭頭，也趕出了革委會，或找個什麼理由予以逮捕，或下放仍讓其做工人，等等。

北京市發生的事，實際就是全國絕大部分省也先後發生了的事情之縮影。

唯有上海例外。因為，上海是當時仍在中央高層的張春橋、姚文元控制、而他人無法染指干預的地方，同時，毛澤東也仍是極相信張春橋、姚文元，還沒有誰能撼動他們二人。

全市「一打三反」的「學習班」，都是遵照市革委會的統一佈署，按上述北京「一打三反」那個模式進行的。因此，追查造反派在武鬥中的事，便成了「學習班」的攻堅目標。因為，只要查出了你在武鬥事件中負有責任，或打傷打死了人，或說過什麼話，下過什麼命令，能被推論成「主謀」，那麼，就會讓你進監獄，至少要受批鬥懲處，在革委會有職務者，正好借此撤消解職。

由於文革的兩派爭鬥，曾從寫大字報刷標語打口水仗的「文攻」，發展到了真槍實彈大砲坦克一齊上陣的「武鬥」——實際已是小型戰爭了，而且，還有中央領導人包括毛澤東、江青也都為此發過話，對武裝造反派都持肯定態度。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間，都幾次說過「要武裝左派」、「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都武裝起來？」。「文攻武衛」一詞，最早也是江青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接見河南省的造反派時，公開提出來的。因而，這兩派的頭頭與骨幹，不論造反派還是保守派，沒有捲入者是不多的。

這樣，如果以正常的司法標準，來衡量非常時期的所作所為，那就將有很多積極的運動參入者會陷入法網。

原本，在建立省革委會後，對於在文革武鬥中打死人打傷人的問題，有一個政策（當然也是按照中央有關指示），說對武鬥中雙方對陣槍戰時被打死打傷者，不予追究是誰開的槍（實際上也無法查清），而只對在「和平」時即雙方都無生命危險之時，如抓了對方一派的「俘虜」，或抓了對方一派的人進行批鬥時，你卻將對方一派的人打死打傷者，便要其負刑事責任。至於，兩派的頭頭開什麼會說了什麼話，最後卻導致了武鬥這類事，則沒有人認為要負什麼責任，因為那是在打「派仗」，是文革的特殊情況，也沒有哪位中央領導人及哪個中央文件指責這事。

當時，對於在上述「和平」時，你卻將對方一派的人打死打傷者，就是造反派頭頭們也都認為是「犯法」，用最「江湖」的話說：打一個無還手之力的人，你算什麼！何況，被所有的文革參加者都背得滾瓜爛熟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早明確規定了對「俘虜」都「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哩！

因此，在這一點上，造反派頭頭們是與省革委會的軍方與老幹部們能有共識的。

然而，「一打三反」運動卻將打死人打傷人的問題範圍，延伸擴大了，擴大到所有在文革中動過武鬥的人與行為。動了拳頭就有罪，握了槍彈就是問題，而且，即便你從未上過武鬥場所，但所有「派仗」中，凡發生了武鬥，主持「派仗」的派頭頭就是有連帶責任。這是其一。

其二，由於當時各級地方政權革委會，基本是由軍方老幹部、或全為老幹部為主而理事了，「公務員」即幹部隊伍，也基本「復舊」，基本由文革前的原班人馬中保守派方面的人回位執政，因此，這個「一打三反」中清查處理武鬥問題的目標對象，便就成了單方面的以造反派為主，而基本不觸及保守派一方。

相反，那些在文革武鬥中的確犯過殺害造反派的「俘虜」的保守派頭頭與凶手，反而都一一在「一打三反」運動前後，得以填補了革委會中原由造反派坐著的「群眾代表」位置，成為各級革委會的官員了。直到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一年，中央清查「三種人」時，向湖南派來了一個中央工作組，才將個別民憤影響很大、而有過重大殺人罪行的前保守派頭頭繩之以法。如原係文革中保守派頭頭、已做了國有大企業常德捲煙廠黨委書記的段某，即予以清查、逮捕、槍決。

對待造反派們進行了武鬥的事情，表面看，是一個不言而喻應該追究的問題。然而，若從當時之所以發生武鬥的歷史背景上觀察，這個問題似乎就不能僅僅如此孤立地認識了。

人家打了你，傷了你的體膚，自然可以追究他。但是，你卻曾經，而且是首先，在政治上將人家無端打成什麼「右派」、「反革命」，要讓人家（甚至包括他的家人）一輩子都生活於非人的地獄般狀態之中，對此，你又受到過什麼樣的政治懲罰沒有呢？沒有。有沒有人因曾將別人錯誤地打成「右派」或「反革命」而被開除過黨籍，撤消過職務，開除過公職，或者被送上過法庭呢？沒有！一個案例都沒有！同時，不論是文革中，還是直到今天，又有哪一個曾將無辜群眾打成為「右派」或「反革命」的人，曾因此公開作過懺悔？因此而受到過什麼追究呢？也都沒有。

因而，這三十多年來，所進行的追究文革中造反派武鬥行為的實踐與對此宣傳的觀念，在現實中，便成了只是一種有偏見的政治鬥爭，而不是道德與法律的真正評判。

所以，一九七〇年當時的「一打三反」，其結果，必然是造反派頭頭們紛紛落馬，鮮能漏網。否則，北京市那幾個並非武夫、而天天只開會的紅衛兵學生領袖，為何也能被「拿下」來？

我們新公司的「學習班」大約是三百來人，主要是將全公司的造反派頭頭與骨幹，以查你在武鬥中是否有問題為由，全作為了審查對象，因為，這些人無一沒在文革中拿過槍，也沒有一個人的所屬基層單位上，沒發生過批鬥當權派的大小武鬥事情（包括讓領導幹部戴高帽子、動拳頭打人在內），而此時掌握公司大權的又不再是造反派，故統統都被搞進了這「學習班」。其中，一百來人是造反派成員，被稱為（革命）「對象」，另外的二百多人則是所謂（革命）「動力」，全是黨員、團員，或文革前的政治積極分子，當然，按派別分，他們全是保守派成員。

「學習班」分為若干個小組，以公司下屬的基層單位分組。自然，我被分到我們機修廠組，與楊金河、侯川江等會了面，也遇到了機修廠的老對手們即保守派的同事。廠革委主任，即原廠黨支部書記蘇中原也來了，他兼任了「學習班」的組長。他見了我，什麼話也不說，板著臉，但還是點了點頭。他早兩年在被我們批判時的可憐模樣、與被我們宣佈結合他進廠革委會時的謙卑，已不復存在。不過，後來有次在一旁聽別人在小組會上毫無道理地呵斥我時，大概他見我臉露怒容，便以長者的口氣插話說：「你不要不高興，你想想你們那陣批鬥我時，你又是什麼樣的態度？我送你一句老實話：你還年輕，還不懂得什麼是政治運動！你真是太幼稚、太不自量力了，不讓你嘗一嘗政治運動的厲害，你長不大！搞政治，你還差得遠！以後慢慢學習吧。我是過來人，不是拿空話來壓你。」

當時，對蘇中原的這番話，我自然是沒有多大感覺，唯一覺得的只是他蘇中原的得意；只是想：沒辦法，他們這番又搞贏了我們造反派。但是，後來，隨著文革進程的演變發展，自己日後又經歷了許多風浪，這才慢慢體會到了蘇中原那番話的份量及意義。可惜，當時少年氣盛，是很難聽進一切被認為是「世故」之言的，故後來，便要多交出許多使政治觀念成熟的學費。

在「學習班」，首先的一項，就是讓被審查的人即「對象」，先是向「學習班」的「動力」們三番五次一遍又一遍的交待，有關他在文革武鬥事件中的過程，包括用的什麼槍，槍來自何處，後來槍是否上繳等等情況，然後，又要交待所有的造反活動，以便讓「動力」們從中發現可疑的問題。再後，又讓「對象」寫下他所述的問題，「動力」們也由此從中仔細地審查其所寫材料。由於，當時市裏的「一打三反」運動已用殺掉幾十個人的人「公判大會」作輿論開道，所以，「學習班」裏的氣氛也很嚴厲緊張。最滑稽的是，市裏在每次殺人公判之前，會將那重刑者的名單及其問題材料，先發到全市各單位評論，看那名單中的人，應判什麼刑。在我們公司「一打三反」的「學習班」內，也照此規定進行。我們這些被審查者，也須在一旁聽著「受教育」。於是，那些「革命動力」們，便在評論中一派喊「殺」聲，要將那名單中人全部處死；甚至連別人還沒有將那名單中人的問題讀完，有的人就迫不及待大喊「殺！殺！殺！」了。其氣氛所表露的仇恨之深、恐怖之極，大大增強了「學習班」的精神壓力。加之，「學習班」中，又有二個據說涉嫌用武鬥打死了保守派成員的青工，被公安局捕了去（後來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被證明為冤案而給予了平反），對於被審查的造反派們來說，便更感受了些恐怖的氛味。原本以為自己根本不會有什麼武鬥問題的人，也都有些緊張起來，不知道自己會因為說了些什麼，而會要對某種武鬥事件負責並受到懲治。同時，被追查的問題範圍，也由武鬥擴展到了整個造反活動。「學習班」主持者們不說造反運動是錯的，但卻會強調受審查者的造反動機有問題，不是屬「造反有利」，就是說其「造反翻天」（在受審查者家庭出身是「地富反壞右」分子的所謂黑五類的），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黨」一罪，則是哪個造反派也洗不脫的，因為，文革「造反」，就是反的各級黨委及當權的「走資派」。最可笑的是，居然將每個參加造反的人，都說成是為「劉少奇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鳴鑼開道，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還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革命）的別動隊」！

「學習班」是沒有受審查者的自由的，不能外出，更不能回家，也不許打電話，還不許受審查者互相交談。再以日夜幾乎不停的車輪戰術進行逼供，白天晚上都開會追問，而且還瞄準「對象」特點，幾個人、十幾個人圍住其作轟炸般逼供。你若晚上睡得好，他們便批判你在「故做輕鬆」搞對抗；但你若夜裏因難過而失眠，他們則又不斷地逼問，說你必須如「竹筒倒豆子」那樣全部坦白交待問題，便才不會睡不著覺。在並不新鮮但卻難受的「逼、供、信」過程中，有些人，尤其是青年工人精神受不住了，便發生了胡亂招供的事。有一個青工張九宏，參入過一些社會上的兩派武鬥，經過一連串的精神轟炸，他終於「交待」說：在某次武鬥時，他單獨殺了一個「俘虜」，並將那尸體埋葬於城郊某處山上。「動力」們於是欣喜得很，認為終於挖到了一件大案，便連忙一邊上報，一邊組織大批人車，押著張九宏去殺人及埋尸現場。結果，自然是什麼也沒有。張九宏狠狠被批鬥了一番，而搞逼供的「動力」們也受到了上級的訓斥。

最令人髮指的是，有些單位的「一打三反學習班」，居然對一些在文革武鬥中死去了的造反派，也不放過，而進行毀棺揚尸。我的好友聶常茂及其原同一組織的十幾名年輕同事，就被他們公司「學習班」的革命「動力」們手持「工糾」木棒押著，以懷疑藏有武器為名，到原來掩埋了他們組織裏一個武鬥中被打死的姓賀的青年的墳地，在「動力」的呵斥、逼迫與監視下，讓聶常茂等同事挖開賀某的墳墓，撬開其棺材，並將已在腐爛的賀某遺體拖出來，然後清查棺內及賀某身上，沒有發現什麼殉葬的武器之類，便才命令草草再將賀某遺體丟入墓坑，胡亂填些土重埋了。那棺材，則打了個稀爛，丟在一旁。那些革命「動力」們認為，賀某是一個武鬥分子，死得活該，也死得「輕於鴻毛」，死後是不配享用棺木的。

長沙市在文革武鬥高潮中，造反派在南郊的一座山上，曾建有一塊墓區，專為埋葬武鬥中被打死的造反派成員，大約有二三百座墳墓，是各造反組織各自修築的，每座墳還各別不一地修築了半圓形水泥墓堆，並立有墓碑，供其造反派組織成員與死者家人悼念。然而，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這個墓區全部被用推土機推平，所有的墳堆都不復存在，那些死者最後的悲慘結局，下落不明。

對於鞭尸毀棺之類故事，曾在歷史書上領教過，中國、外國都發生過。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將軍克倫威爾，最後也遭此厄，被保皇黨人如此對待，才泄了復辟者的仇恨。「一打三反」中發生的大規模毀棺平墳之事，讓人感受體會了歷史的沉重。這樣做，表明了什麼呢？文革與造反是上面號召的，「文攻武衛」也是中央領導人號召的，這些參加者又有什麼錯？即便是犯了歷史錯誤，他們也早已用自己年輕的生命代價做了償還，對這些甚至上帝都能寬恕的這些青年人，為何連他們在另一個世界安息的權利也要被剝奪呢？！

我自然也被迫將文革中所有的事，包括參加文革武鬥的過程，統統作了無數次的交待。開始，是以為可以憑此洗清自己的問題，證明自己的清白。可是，後來，慢慢發現人家並不需要我的清白，而是希望我的「罪行」時，我多數時候便以沉默相對抗。支持我能這樣做的因素有二點，一是堅信自己沒犯過法，因為打沒打死人打傷過人，自己最清楚，胸有成竹未做虧心事，不怕。二是，認為自己家庭出身好，只要自己沒有問題，人家奈何不了。其實，那時，我還是很幼稚的，不知世界上會有冤屈一事，僅僅只是幸好沒有冤屈之事纏上我而已。

「學習班」中那幾個月的日子是很難熬的。沒有人身自由，不能回家，不能見年邁的父親，也沒有人同我說話，就是有時被押到到食堂吃飯時，遇到龐達明、楊金河等人，大家也只能互相用眼神致意，而不許我們交談。在機修廠「學習」小組中，侯川江等也不敢同我說話，否則他們就會遭到訓斥，威脅要送他們到「小學習班」中去——即為個人單間反省。

只是，深感孤零的我，常常一個人在夜裏掉淚，深覺自己有愧於自己的親人。

我不認為我是一個軟弱的人，從思想與神態上，是始終都保持著一種抵抗的精神。從而使辦我「學習班」的「動力」們，對我也從不敢大聲呵斥，而他們對其他「對象」，則常常是吼天吼地的訓斥。大概他們也擔心這文革運動若有反覆，真以個人得罪了我，唯恐我將來會對其施以嚴厲報復。

老實說，我最初為自己容易為傷心事掉淚的情形，很有些自慚：為什麼要這樣呢？「男兒有淚不輕彈」啊！我並不想這樣啊！我實在自認為是一個堅強的人啊！

後來，我清楚了，問題為什麼會這樣：科學知識讓我知道，掉不掉淚，與人體的某種基因差異有關，而與人的性格之軟弱或堅強與否關聯不大。

大約五月底，「學習班」解散了，大部分的「對象」也獲得了自由，因為，雖然沒能查出他們什麼問題，但在組織上（權力上）、精神上則足已將他們的造反派氣勢給滅了。原來還在公司基層單位革委會的造反派，如侯川江等人，便在「學習班」中被宣佈撤了其機修廠革委會副主任一職。

我卻仍沒恢復自由，只是從公司「學習班」轉到了機修廠，又坐進了單間。被要求繼續「反省」。我幾次問：既然沒有查出我在武鬥時有什麼犯法問題，那為什麼還不還我自由？

答覆卻是：你還有重大問題沒交待，不是武鬥方面的了。

我說：還有什麼問題？我不知道，我沒有！

答覆：那你就還呆在裏面好好反省吧！直到你肯交待之時，再找我們談。

我氣得要死，卻又無可奈何，只好在「反省室」的窗口，觀看臨街上的梧桐樹葉，慢慢由青翠小捲長成深綠蒲扇。

後來，才慢慢從他們口中零星得知，他們說我有「反動思想」。因為，有人揭發，一是在我家裏的一幅世界地圖下面，貼著一條小橫幅，上面寫著「工人無祖國」！——這豈不是攻擊我們工人階級、攻擊我們社會主義的祖國？；二是機修廠有人揭發，說我在向他們講解為什麼我們工人的工資會少於我們創造的經濟效益時，說是「國家用剩餘價值的方式，剝削了工人」；還揭發我說了「只有實現工人民主選舉的巴黎公社，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等等。其三是，一個經朋友介紹認識、其在外地湘潭的某軍工廠工作的袁某，因為他們在其廠裏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後被打成了「反動小集團」，這個袁某因平時聽我說過一些他看不太明白的馬列著作文章的講解，所以，他在他們的讀書小組互相學習討論時，便數次提到了我的名字，說我「有水平」雲雲。結果，他們廠裏的主持「一打三反」運動的「三號辦」便給我的單位寄來了這些情況通報，提醒讓我們單位也查查我是不是也組織了什麼「讀書會」之類。

這三個方面的問題，都與當時的文革活動無關，而與文革前便有的「反動小組織」類案相似。從武鬥問題方面查不到我有什麼可陷我入刑事罪名的事情，單位的「三號辦」便希望能從其他方面來在根本上打垮我。當時，整個社會的生活都是較嚴肅而無浪漫可言，像我這樣年輕且又捲入了政治活動的人，自然不會有他們從生活作風上找碴子的縫隙；而經濟方面更是沒有可以藉以打擊的理由。於是，「三號辦」決定從「反動小組織」角度，來找我的新問題。後來從一個「動力」骨幹告訴我的情況中得知，開始，「三號辦」諸君一聽我與「反動小組織」案有牽連，剎時大喜，以為這下可將我鎮死了。然而，在同我拐彎抹角談了許多次後，發現問題並非他們所想像那樣容易定我的罪。因為，我說的並不是他們想像中的「反動話」，而都是有根有據的馬列主義，是在馬列書上都有來源的東西。並且，我的講解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妥之處。例如，對「工人無祖國」，我告訴他們，這是馬克思說的話，並非我的綱領，並告訴他們此話是出自於《共產黨宣言》一書中的某頁上面，其意思就是全世界工人是一家，不分民族與國家。而將「工人無祖國」一語貼於世界地圖之下，更是表示中國工人心懷世界革命。而什麼「剩餘價值」觀念，是用於解釋為什麼工人不能得到全部自己的勞動所得時說的，卻都是講解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等書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原話原義，等等。至於湘潭那個袁某讀了些什麼書做了些什麼事，一概與我無涉。因為，我總共也只見到過那袁某幾次，更沒有去過他們那軍工廠。

搞了幾個月，原欲定我參加「反動小組織」之罪，顯然不能成立，而定「反動思想」的事，也無法證實，相反，一查還都是馬列主義的原話。公司與廠「三號辦」便只好作罷。但是，既沒有查出武鬥中的問題，這個「思想犯」事情也難於立案，怎麼辦？他們大概也感左右都不妥：恢復我的自由？但若沒有個說法，唯恐我這個造反派頭頭將來會採取什麼反攻事件；畢竟文革運動中一反一覆的周折，誰也不敢說以後就不會再發生。要整住我，卻又實在沒有過硬的材料，就是按當時省裏市裏對造反派最不利的政策衡量，也是沒法整死我的，

於是，他們採用了最古老的法子：拖。以在「拖」中，看能否找到整住我的問題的辦法。

不說我沒有問題了，明確恢復自由，但「反省」卻並不撤消，以使我還是只能以待罪之身，來無休止地償還以前積極造反的「債務」；只是，對我的看管也不甚嚴了，有時我從「反省室」溜出去了，他們也裝著沒看見，不管了。實際上，有二個月中，我便處於了半自由狀態。

但是，儘管如此，吃虧的仍是我：憑什麼我仍要被置於這沒有全部自由的狀態之中？我若有什麼問題，該整該抓該判刑，你們只管拿證據來就是；沒有？那就應該放我出去！

「三號辦」的人面對我的質問，卻哼哼哈哈，說：你的問題快查清了，耐心等等，你若沒有問題，急什麼？怕什麼？

至一九七〇年十月，按市裏統一佈置，公司在湖南大學借用了幾座空宿舍與一些教室，又辦起了「學習班」。因為那時大學生們都分配走了，新學生還沒有準備招生，故整個學校都空空如也。公司這次搞的「學習班」，還是「一反三反」延續，只不過是以「三反」的經濟問題為重點了。而且，為防止公司內部人員講情面，市裏還派來了一些由解放軍軍官與外地幹部組成的「工作組」，協助攻這類經濟問題。一些原來進過「一反三反學習班」的造反派骨幹分子，或因其被認為問題尚未全弄清楚，或因其前次出了「學習班」後，對自己那次交待過的問題不認帳了，要「翻案」，就又被弄來了。大概我被列於了問題尚未弄清者內，故也從「反省室」又一次進了「學習班」。

不過，在這次「學習班」的日子，遠比上半年那次「學習班」輕鬆。一則，重點已不在我們這些造反派的事上，而在追查進「學習班」者的經濟問題（如貪污、偷盜國家財產）上面，而且其對象是不分派別了的。純粹的文革造反問題者，則僅是陪「學」為主。第二，是老天救助我。十一月間，因為八、九月間的九屆二中全會，批了陳伯達「一類假馬克思主義的騙子」，故上面傳來了要學馬列、讀馬列的書的「最高指示」。這一來，我原來讀馬列著作引起的問題，便成了正統故事，沒有人再拿此事說話了。相反，連「三號辦」人員，也要我在「學習班」講解他們讀不懂的馬列著作中的話了。這一來，我成了「學習班」中學馬列的時髦分子。當時，駐我們學習小組的一位「工作組」幹部老熊，瞭解我的情況後，對我很有好感。他私下告知並勸我：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現在你主要是個態度問題，你以為自己沒有問題，可是公司卻又辦了你這麼久的「學習班」，你是不是還想要辦你「班」的人，向你賠禮道歉？不可能的！我做了多年幹部，知道得比你多。這是政治運動，沒有什麼道歉，即便真搞錯搞得很大，要賠禮，也不可能在當時。寫一個深刻檢討吧，爭取早日「解放」回家。

我覺得老熊講得很對，也感覺到了他的誠摯善良。

但是，我原來在上次「學習班」中也做過檢討呀？寫了那麼多頁紙，連「做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馬前卒」這樣邏輯上極荒唐的帽子，都胡亂給自己戴上了。再寫，他們會能通過？

老熊卻說：那次與這次，環境不同了，這次「學習班」重點是挖經濟問題，你們文革中的事是次要的了，何況你的馬列主義又學得不錯，家庭出身還是老黨員，工作組對你的印象很好，你放心作好這次檢討，我保你可以通過。

老熊的話果然兌現，我將原來寫過的那份檢討，稍作修改，多對自己扣一些大帽子，如承認自己毛主席著作沒有學好、當了劉鄧路線的馬前卒、無形中做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運派）的別動隊，雲雲。到小組會與大會上一念，即都順利通過，並立即被駐「學習班」的工作組負責人宣佈「解放」。到此，已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底了。

自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九日被宣佈「停職反省」失去自由，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底，將近一年時間的「一打三反」運動，總算才在我身上了結，自由才又回到我的身邊。「學習班」完結時，我剛滿二十一歲。

這一年的日子，使我見識領教了許多人世間的知識，也長大了很多。同時，也還無形中獲得了一件副產品：對自己經歷的文革事情之記憶，大大增強；加上後來在一九七一年抓「五・一六」運動及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臺後，又受審查再一次次又寫那些事，所以，至今回想起過去的那段歲月，很多事情的細節，都仍歷歷在目，清清楚楚。甚至，我在文革中用的那枝半自動步槍的號碼041949，都記得準確無誤。因為，那「學習班」中無數次地被追問、逼迫回憶、「三號辦」人員與我的無情核對，以及反覆地被命令寫自己的文革過程的材料，以供「三號辦」人員從中尋找問題等，使我對自己在文革中的事情，便永遠留下了無比深刻的記憶。

第二十四章　差點被抓成了「五・一六」分子

抓「五・一六」運動，也是文革中一件離奇的事。可以讓成千成萬的紅衛兵鬧造反，但那幾十個狂熱極左紅衛兵的活動，卻不知何故，竟然導致了中央高層長久的關注，而且，為此事還在全國範圍內搞得沸沸揚揚，並累及了那麼多無辜的人們。特別是國內形勢已趨向平靜了的一九七一年中，卻仍又在全國掀起清查運動，而且其聲勢更大、範圍更廣，真令人莫名其妙。

「一打三反」運動結束後，我獲得了人身自由，回到廠裏繼續做我的機修工。可是，沒幾個月，又來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也是中央指示的。

所謂「五・一六」，起始不過是北京一個只有幾十名激進「極左」、有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想傾向大學生的紅衛兵小組織，他們於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間，在北京貼出了一批「砲打周恩來」內容的大字報與傳單，爾後又在北京鋼鐵學院其「五・一六紅衛兵團」總部裏召開過有幾名外地同觀點紅衛兵參與的部署「砲打」的會議，會上，又搞了一個籌備發展其組織的成立各路「方面軍」（仿效紅軍時期的「方面軍」建制）的人員名單。其實，那名單上的各個「方面軍」，也就都是只幾個、十幾個紅衛兵成員而已，如其所謂「第八方面軍」成員，則不過就是串連到北京偶而參加了「北鋼會議」的長沙市一中幾個中學紅衛兵。

在文革中鬧造反與紅衛兵活躍時期，那些什麼「司令部」、「戰團」、「兵團」之類紅衛兵與群眾組織的機構，相當多部份，其組織成員往往就只有那麼幾個人、十幾個人。拉大旗披虎皮，就是文革中常有的作風，三個人一起就敢稱「兵團」，五個人一集合就能自封「司令」。這所謂「五・一六紅衛兵團」也就這麼回事。

然而，後來毛澤東對「五・一六」公開砲打周總理一事，發了幾句話，指責了「五・一六」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錯誤，姚文元又在《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傳達了毛的這個指示，反使這小小的「五・一六」在全國有了點名氣。

而在實際中，這「五・一六紅衛兵團」的幾十名成員，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再一次在北京張貼砲打周總理的大字報時，就被中央指示謝富治主管的公安部派人全部抓了去，並將那些學生押到公安部看守所關了近一年時間，讓其悔過認錯後，才先後予以釋放。因此，這貨真價實的「五・一六紅衛兵團」，其壽命也就這麼幾個月。

然而，北京卻還是由此很早就搞了一場「清查五・一六」的運動。關於這場抓「五・一六」運動的起源與終結，據原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十年風雨紀事》一書中說：

一九六八年的時侯，外國語學院「紅旗」造反派成員章含之向毛澤東寫信，告市裏謝富治的狀（謝當時兼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她說謝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團」是反周總理的，是反周保謝的，是「五・一六」一起的，海軍宣傳隊進駐外國語學院後一屁股卻坐在「六・一六兵團」一邊。章含之教毛澤東讀過英語。毛澤東當時對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說要市委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要周總理出面去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毛主席還說：「五・一六」從極左跳到極右。

以後又有一次，汪東興找吳德去閱看毛澤東對市裏有關北師大的一個報告上的批示。毛澤東的批示又批評北京市，說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報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壞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澤東在旁批寫道：這就好了。

這一來，謝富治很緊張。

這以後，江青、謝富治開了市革委各部門的大會，動員抓「五・一六」分子。

一九六八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項目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成員。

在北京是有過反周總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團，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奇（旗）為首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六月二日，張建奇（旗）就貼出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提出23個問題責問周總理，大字報貼在了許多地方。緊接著，大概是六月十四日，北京外國語學院「六一六兵團」的頭頭劉令楷與張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籌劃成立了「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

但到底有沒有一個經過填表的嚴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組織？這卻是清查過程中發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產物。

什麼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總理為標誌，實際上包括了「揪軍內一小撮」等問題在內，也就是所謂「三指向」者（運動中矛頭曾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解放軍、革命委員會的人）。攤著一項，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論了。

「五・一六」定性的擴大，使「五・一六」問題大無邊際，成為了全國性問題。

「五・一六」問題愈是嚴重擴大，所謂「五一六」反革命組織問題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又發出了《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指出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認識是完全錯誤的，要求進行清查和重點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幕後操縱者。毛澤東指定吳德任抓「五・一六」的辦公小組組長，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組長。

但是，開了若干次小會，也沒發現有什麼登記表和組織情況等線索。

我們清查「五・一六」中間，還搞了「一打三反」。

這中間有人寫匿名信給毛主席，告狀說我打擊了造反派，要復辟。毛主席把信轉給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紅鉛筆批示：「五・一六」是極少數，早抓起來了，是不是沒有注意政策，請市委酌處。

我們商量說：抓「五・一六」擴大化了，我們只好認這個帳。現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實政策，統統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給他們去掉。

抓「五・一六」，毛主席講是極少數，「王、關、戚」已經抓起來了。但一開始可不是那樣，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師大的報告毛主席也批了，江青和謝富治出面召集大會，動員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極左四十天。毛主席一批就沒有「五・一六」了。

上述吳德的書中，將中央關於「五・一六」問題的來龍去脈，基本說清楚了。至今仍不清楚的問題是，這個什麼清查「五・一六」的運動，從一九六七年八月起，為何要折騰幾年？中央也為此在幾年中，經常有這個問題的指示文件下達，直到一九七一年二月還再次由毛澤東批示，發了一個13號文件，搞這件事。並且，中央還又建立了一個「五・一六」項目聯合小組，繼續清查。雖說強調清查的重點是在北京，實際上，這個運動已在全國所有地方展開。

到一九七一年四、五月間，根據中央的再次指示，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各行各業包括軍隊在內都不例外，無處能免。結果，那場運動在全國「清查」揪出了數以十萬計的「五・一六分子」。而這些所謂的「五・一六分子」，基本上都是不知「五・一六紅衛兵團」為何物的無辜者。而之所以被當成「五・一六分子」，則完全是他們所在單位的領導為體現自己在執行中央指示，而將一些平日「有問題」的人，再戴上一頂「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而已。

這「五・一六分子」名詞，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之前，已成為了一個「筐」，可以將任何「有問題」者，都往裏「裝」了。

長沙市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一開始，棒子就又一次落到了原造反派骨幹的人們頭上。因為，「五・一六分子」的來由，是以「造反」、「紅衛兵」與「砲打」之類特徵構成。於是，原來被弄進過「一打三反學習班」的許多造反派分子，又一次成了被審查對象，那些被審查的內容，也無非又是文革中造反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事情。

自「一打三反」運動結束，我獲得自由，回機修廠上班工作後，不到半年，又成為了公司與廠裏專案組的「五・一六分子」嫌疑對象。這一次雖然沒有辦什麼「班」了，但暗中對我的所謂「內查外調」則又開始了。後來知道，這次重點，是查我與北京的紅衛兵有什麼聯繫。因為平日，我在廠裏說到文革紅衛兵的事時，什麼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什麼首都紅衛兵一司、二司、三司的情況，都能說得出，而單位那些黨團骨幹與政治積極分子們對此卻又那麼陌生，他們也從來不會知道，也不會認為，那些情況是能從紅衛兵小報、傳單等資料中，就可以獲知。

查了一段，自然沒查出什麼他們需要的東西。但當時，全省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在升級，到處又是轟轟烈烈的大標語，宣傳清查「五・一六分子」。已全部將侯川江等造反派分子踢出、而換成由文革前的黨支部成員與政治骨幹分子組成的廠革委會，也在廠裏搞了幾次批判大會，讓我與侯川江等再次成為受批的靶子，那批判的內容，則仍是「一打三反」時批判的那一套，無非是說我們「造了無產階級的反」之類。

市裏還專門組織了一批專為清查「五・一六」的所謂「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向他們認為的重點單位分別派出這些「宣傳隊」，以領導被派駐單位的清查運動。這個什麼「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實際就是文革前傳統的政治「工作隊」，而不是其名稱字義上的什麼「宣傳隊」。我們小小的機修廠，據說成了工廠所在行政區裏的重點，故也來了一支七、八個人的「宣傳隊」，與廠革委會一起，來清查我們廠裏的「五・一六」問題。當然，重點又是我，並單獨為我一個人辦了一個星期的「學習班」，一群人圍著我，天天讓我交待「問題」。後來，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那個原為一家工廠車間主任的「宣傳隊」隊長告訴我說，他們在來我們廠時被告知，我是一個「非常的目標」，因為，據說我與北京的「五・一六」有直接聯繫，因為，人們從我口中聽到過許多北京紅衛兵的情況，而且，北京「五・一六」兵團的那個什麼「第八方面軍」，即是長沙市一中的紅衛兵「齊衛東」戰鬥隊，而我原來就是從長沙市一中初中畢業的，想必我與一中紅衛兵會有緊密的聯繫；再有，那個寫了《中國向何處去？》文章而被判了重刑的中學生紅衛兵楊曦光，也是我的一中同學；更重要的是，我本人就是一個曾做過公司革委會副主任的造反派頭頭，還散佈過什麼「工人無祖國」的「反動觀點」，等等。因此，那「宣傳隊」來攻克的目標，也就是我。

清也罷，批也罷，辦我的「學習班」也罷，我當時也無所謂了，反正這又不是我個人做了什麼壞事醜事，而是整個造反派的事，只要莫將我的自由剝奪，就隨他去。何況對那批判，經過「一打三反」，也早聽麻木了，不會對自己構成多大的心理打擊。

沒錯，曾在長沙市文革中發揮過很大影響的長沙市一中紅衛兵，有一些確是我初中時的同學，楊曦光也是我的同年級同學，對於他們當時的觀點，我也曾有一些是贊同的。然而，同學歸同學，可是，那陣我們的確沒有任何聯繫，他們忙紅衛兵運動，我忙造反派工人的事，能夠進行交往的，只有在精神上對他們的關注了。所以，「宣傳隊」轉彎抹角問我這些事時，我都坦然地全告知他們實情。當然他們開始是不相信的，但，我相信他們在經過調查後，也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將我劃到「五・一六」中去的。

但後來發生了兩件事，則惡化了我已不安寧的狀況。

第一件事，不經意竟與中國乒乓球教練徐寅生的名字有點兒關聯。

那年四月的一天，正值春光明媚之際，我與後來成為湘籍作家的韓少功的哥哥、姐夫及另外一些朋友，相約到長沙市城郊的岳麓山上去踏青，以享受春天的溫暖。之中有一位賀卿華，是韓兄的大學同學，在益陽工作。我很喜歡同韓兄、賀卿華這些比我年長、又比我有知識的人交往，從他們那兒確也獲得了不少知識與學習的方法。

那天，我們聚到了後來岳麓山頂的雲麓宮前，坐在一塊石碑旁海聊。

不知是誰說起了日本語的話題。賀卿華正在學日語，他一下子就成了話題的主人，旁人便只能成為向他提問的學生了。

我們正在說話間，來了一大群人，還有人打著小三角旗，邊走邊嘰嘰咕咕在說什麼。

當那群人走過我們時，賀卿華正在解答韓兄說的一個問題。

有人還問：「聽說，『巴格牙路』」並不是日語？」

賀卿華則解釋：「巴格牙路」不是正式的日文，但是它確是一種日本方言，是一種罵人的地方語句。就正如，我們長沙人經常掛在嘴上的「×你媽媽」一樣的粗痞話。

賀卿華在說這些之時，那群來人中有一個拿著照相機的瘦高個，正經過我們面前，他看了看賀卿華幾眼，停頓了片刻，但也沒表示什麼，仍走了。

過了一會，當賀卿華還在給我們大談日語知識之時，那個拿照相機的瘦高個，突然又來了。他走到我們面前，指著賀卿華，厲聲問：剛才你在說什麼？！

賀卿華一見，莫名其妙，便說：沒說什麼？你要幹什麼？！

那瘦高個又問：剛才誰在說「巴格牙路」？

我們一見那人來者不善，便都不吭聲，不搭理他。

瘦高個突然掏出一個本本，對我們揚了揚，說：我是新華社記者，你們剛才誰在說「巴格牙路」？必須給我講清楚，為什麼要說「巴格牙路」？你們不要想抵賴，我親耳聽見了的。

新華社記者！

我們頓時都懵了。

賀卿華「休克」了一小會後，連忙向那記者解釋他說「巴格牙路」的來龍去脈。

那記者聽罷，又問：你們都是些什麼人？

我們連忙告訴他：是工人。

其實韓兄等人是知青，但我們怕那人抓住知青做文章，纏著追問為什麼知青不回農村，而滯留在城裏。因為，那時，知青已成為了「鄉下人」，按政策，農村「鄉下人」不能隨便進城，需要人民公社生產大隊以上組織的允許證明，才可以堂堂正正呆在城裏。

那群人中有人在叫這記者什麼，記者便對我們說：你們幾個人都不要離開，等一下我還要問你們的。

他特別又指了指賀卿華：你更不能離開！

那記者說完便朝那群人跑去。

我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我說，我們走吧。管他什麼記者不記者，我們又冇犯什麼事，他有什麼權力不讓我們離開？

韓兄也說：走！不管什麼事，三十六計，走為上。

賀卿華卻不同意。他說：走什麼？我們光明正大，也沒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走了，倒顯得我們好像。

韓兄則說：賀卿華，你莫天真浪漫！他是新華社的，誰知道他要搞什麼名堂？我們憑什麼要奉陪他？

賀卿華堅持不走。我與其他幾位朋友也都又覺得賀卿華是正氣，值得讚賞與支持。

見大家都不走，韓兄也只好陪同我們繼續天南海北。

那群人又大概是觀看了雲麓宮後，又折了回來，朝原來的路走了。

這次，我們突然看到，那群人中，有一些像日本人，更有一個在電影與報上的照片中熟悉的人：中國乒乓球著名教練徐寅生！

我們幾個都看清了，是徐寅生。

那群人想必就是與乒乓球運動有關的人了。

賀卿華高興地說：看，是徐寅生！

言下之意，既然是徐寅生與他的乒乓球同行，那記者無非是陪同的，這會有我們什麼事？

我們也都覺得安心了，因為，看到的是徐寅生，是乒乓球。

我們被中斷的愉快心情，又慢慢回來了。貫穿著知識交流的聊天，繼續又進行。

途中，有幾個人要去廁所，則離開了。

不料，一會兒，二輛滿載身著紅領章與草綠制服的警察的邊三輪摩托車，突然駛到了我們面前，五、六警察與那個新華社記者從摩托車上下來，徑直走到賀卿華面前，記者指著賀卿華說：就是他！

兩名警察立馬將賀卿華反臂扭住。

賀卿華大喊：你們要幹什麼？我犯了什麼法？你們怎麼亂抓人！

一個警察對他說：你不要鬧，先跟我們到分局去，你就知道你犯了什麼法！

另一個警察又對我與韓兄說：你們兩個也不要動，跟我們走！

韓兄說：請問一下，我們犯了什麼法，為什麼要抓我們？

那警察不屑地說：到分局，你們就會曉得的。

那個記者四處看了看，問我：你們還有幾個人呢？

我連忙說：他們早就回去了。

當記者還欲問什麼時，一個警察過來，要向他說什麼，那記者隨警察就走了。

兩個警察看住了我與韓兄，不讓我們再說話。

一會兒，警察們便將賀卿華、韓兄與我三人，分別押上了三輪摩托車，我與韓兄在一起，賀卿華在另一輛車上。然後，三輪摩托風馳電掣般向山下駛去。

到公安分局後，我們三人被單獨審問。

審我的是一個年長的警察，一臉職業冷峻，話不多，但說話還是很和氣。

他問，我答。

他問得很簡單，就是我們在山上到底說了些什麼？

我答的全是事實，當然，重點是辯賀卿華說「巴格牙路」的來龍去脈。

那警察還對我說：當日本乒乓球代表團的友人來了時，向他們說什麼「巴格牙路」，可是破壞國際關係囉！

我連忙辯解：一，我們不知道路過的是日本乒乓球代表團的人；二，賀卿華說「巴格牙路」，並非針對那些日本人，而是向我們自己幾個人講解日語知識。

那警察聽完我的辯解，眯著眼問：你是說那記者沒聽全姓賀的說的那話？

我說：正是。

那警察便不問了，讓我在問訊記錄上簽名。然後，走了，讓我一個人呆在那間審訊室。

約二個小時後，那警察又來了，對我說：你沒有事了，走吧！

我下意識地問：我那幾個朋友呢？

警察朝我一揮手：你走就是，別個，不關你的事，不能打聽！

我說：我們幾個一起來的⋯⋯

那警察臉一沉：你是不是還想留在這裏？！

我連忙掉頭，出門。

後來，韓兄也很快回來了，但賀卿華卻沒能回。

後來知道，賀卿華被押回他所在的益陽市公安局，關了半年，才放他回家。關他的理由，一是認為他是犯事人，「巴格牙路」是他說的；二是因賀卿華自感冤枉，那態度自然始終不能令公安局滿意。所以，雖然終於弄明白這「巴格牙路」事件是怎麼回事，也還要關他幾個月。在一個沒有法制的年月，警察無故逮人也是常有的，即便公安局完全搞錯了，他們也不會認帳認錯的，而只會讓受冤的人白白挨整。

賀卿華的這「巴格牙路」一案，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與再後來打倒了四人幫後，均獲得平反。他隨即也考上了研究生，專攻機電，現在，他在一所重點大學做教授，並主持了大學牽頭的一家年利潤過億的智能機械公司，任董事長。他的才華終於找到了施展的天地。

岳麓山上發生這一幕，我當然不想對人說什麼，因為，不是幾句話能說清的，而人們聽了，只知道你「被公安局抓了」，僅這一點，當時，就足以讓人家害怕了。不如不說，反正苦難已經過去了。

至於我們廠裏是如何知道這事的，我現在都還不清楚。也許，公安局當時就向廠裏打了電話，查問我的情況，並向廠裏通報了。

誰知，公安局對我沒有再找麻煩的事，但是廠裏的專案組欲作為一顆大炸彈，將我炸成一個「五一六」分子。專案組與廠革委會負責人，為此特在廠裏召開了批判大會，給我定了罪名，指控我「參入了一個來歷不明的社會小集團，在試圖破壞中日友好關係時，被我公安人員當場逮住，並被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還向廠裏的群眾這麼宣佈說：而「五・一六」，就正就是一個這樣的陰謀集團。

對此，我當然作過爭辯，可是，我說歸我說，他們批判我時，卻仍按他們專案組的說法講；並且又整了我的材料，也不知上面寫了些什麼。後來到批林批孔運動為我的問題平反時，他們向我交出了這些材料，我懶得清理，讓他們在群眾大會上，當眾一把火燒了。

第二件事，則是我自己惹來的，現在想來，自己也確有些荒唐。

清查「五・一六」的高潮中，有天，國營食品公司的聶常茂——也是我們在做「青年近衛軍」時的夥伴、好朋友，他帶來他們單位的一個三十多歲的王某找到我，說請我幫王某一個忙。原來王某在文革高潮中，竟就有了收藏意識，特別喜歡搜集紅衛兵與群眾組織的袖章與符號，大概那時他就想到了它們會有文物價值。他不知從哪兒弄到了一個「湖南五・一六兵團」的紅底黃字符號，結果被他們單位的清「五・一六」專案組知道了，向他追問這符號的來源。可他是文革高潮時搜集的，誰知是哪個給他的，他也弄不清了。專案組則說：你弄不清，那就自己認罪吧，交待在何時何地經何人介紹加入的這「湖南五・一六」的！

大齡青年王某在文革中，是聶常茂的單位同事，還是聶領導的「青年近衛軍鋼三連」之部屬。由於他的家庭出身「成份不好」，好像是資本家之類，所以，若有什麼政治麻煩惹上，他是很害怕的。而這個他說不出來源的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的紅色符號問題，就讓他非常的不安與緊張，害怕自己會被打成為一個等同於反革命的「五・一六」分子。為此，他便找比他年齡要小七、八歲卻是他的頭兒的聶常茂求救。其實，聶常茂的父親，雖是工人，卻在歷史上也做過一段時間國民黨員。因此，他雖是他那個組織的實際負責人，但在名義上，卻只是副手，一把手則是一位出身無產階級的青年工人。

聶常茂馬上想到了我，因為他與我是在政治上與生活中都很接近要好的朋友，而我的父親是中共老黨員的情況，他們都知道。聶對我說：王某出身不好，這個「五・一六」符號問題，足可以讓他倒大霉，弄不好還會成為「五・一六」典型給抓進牢房；你（指我）父親是硬梆梆的老黨員，他們不能把你怎麼樣，是不是你幫王某頂一下，讓他說那符號是你這兒給他的，以讓王某「脫湖」（解脫之意）？

我問：王某何許人？

聶說：是我的好朋友，也是鋼桿造反派。

其實，當時我就不認為長沙會有個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也認定那不過就是長沙市有些對中央嚴厲指責「五・一六」甚為不滿的激進紅衛兵，在情緒抵觸之下，故意搞出的一個表示對抗的虛構組織，之中，甚至還不排除不計政治觀點卻喜歡玩引人關注的「少數派」時髦遊戲者的作為。因為，對當時文革運動發展形勢比較關注的我，從沒有在大街上見到過這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的活動痕跡，甚至也從未聽說過。相反，真正的北京五・一六兵團下屬組織「第八方面軍」的那幾個中學生——長沙市一中的紅衛兵「齊衛東」戰鬥隊，則原來都是公開搞活動的，她們的旗號就是「一中齊衛東」，也不用什麼「五・一六」。

至於，玩「少數派」時髦遊戲卻並不真是認真者，文革中是常有的。在文革初，湖南大學紅衛兵造反剛剛獲得第一個回合的勝局時，蘭州大學附中一個姓王的中學生紅衛兵，串連到長沙後，便出頭做了一個當時反對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少數派」，寫了一份名為《砲轟「湖大」司令部》的大字報，公開與湖南大學紅衛兵和當時的主流觀點叫板，而為省委市委作辯護。當時紅衛兵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砲打」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的「司令部」，可這位小將卻反潮流要「砲轟」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司令部」。一時，這位姓王的中學生立馬成了省委市委領導心目中的革命紅衛兵，不僅大力讚揚他，還為他的大字報變為傳單張貼，無償迅速提供印刷廠等服務，而且派員與他聯繫，使這個來長沙串連的中學生，出足了風頭。但以後，湖南的文革卻再沒有了他的痕跡，因為他的遊戲玩完了，走了。

文革造反高潮中，湖南大學也出過一位人物，就他一個大學生，卻以「紅色獨戰隊」的名義，在市中心張貼過許多聳人聽聞的大字報與標語，那大字報稱「據現有資料，張平化絕不是一個走資派！而是毛主席的好幹部！」而在當時，「打倒」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不僅已是各派造反組織的共識，而且此舉也已受到中央的支持，可是偏偏也有人來唱唱反調尋開心。當然，這位玩時髦少數派遊戲的大學生，後來也並不真正搞什麼文革反潮流組織，而是很快就銷聲匿了。

這類虛張聲勢的把戲，甚至我與我的青年近衛軍夥伴也搞過。例如，前面章節中我說到的，為表示對「省無聯」的同情與支持，我與市第七中學的幾個紅衛兵，一時興起，也以「青年近衛軍第28團」的名義，在大街上貼過幾張支持「省無聯」標語之事。而這什麼「青年近衛軍第28團」則純是我們幾個聊天時突發臨時想法的產物，從未真正搞過，而且，標語貼完，這虛構組織的任務便告終。為什麼起了這個「28團」的名字？是當時聽說林彪副統帥在紅軍井岡山時期曾領導過紅軍第28團，故借來一用。後來，有人反映到青年近衛軍總部，說大街上冒出了一個不在組織序列中的「青年近衛軍第28團」，而且擅自支持「省無聯」，總部派人一查，知道是我們這些原在總部「紅色尖刀排」的人幹的，便訓了我們一頓。

由此，對王某持有的那個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的紅色符號，我便不以為是個什麼大問題。

這樣，對王某情況經過一番瞭解後，我就答應了聶常茂的請求，為王某的「湖南五・一六兵團」的紅色符號來源，承擔了責任。我當時想，反正廠裏已立了我的項目，再多一個「虱子」也無所謂了，反正我的確不是什麼「五・一六」，也不認為真有一個什麼「湖南五・一六兵團」，假的真不了，就多一個符號的事，也不可能打我一個真「五・一六」。因此，在王某單位根據他的交待來找我調查時，我便說了那符號是我給王某的。

王某得以脫身，麻煩自然纏上了我。因為，單位上的人都知道我在文革高潮時，與社會上的紅衛兵組織往來多，那陣誰給我紅袖章紅符號的事太多了，我手頭上現在還有許多紅衛兵袖章，如「井岡山」、「風雷師」、「紅造會」、「紅中會」等等組織的，都給人看過，有的也讓別人拿去了，大家都是好玩，並不是那個組織的人。所以廠裏的專案組問我時，我非常坦然地告知他們，那符號是王某從我這兒拿去的，至於是誰給我的，我也記不得了。專案組雖然一時拿我沒辦法，但此事卻成了我一個懸案，入了我的檔案，假如不是後來中央又否定了清「五・一六」的問題，那這事，將會如過去的所謂「特嫌」（特務嫌疑）一樣，伴我終生。實際上，後來，專案組的人告知我，這符號的事，確也是我被廠裏定為「五・一六」嫌疑分子的重要證據。

不過，在我們長沙，整個清查「五・一六」的運動，相對比較「一打三反」運動，那還是要溫和得多了，一則，這「清查」大多為專案組進行調查活動，「學習班」雖也辦過幾天，批判會也開了二次，但那氣氛遠沒有「一打三反」緊張，也沒有公開抓人捕人，更沒有以此殺人。第二，「五・一六」涉及到的人，比「一打三反」要少得多；「一打三反」涉及到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骨幹與頭頭，而清「五・一六」，重點只與少數如我這樣既是造反派，又偶爾讀些馬列的書、並關心全國文革形勢的造反派骨幹分子有關。當然，其他的造反派骨幹，運氣不好者，也要做一下陪襯。例如，有些造反派骨幹所在的單位，實在是找不出一個與「五・一六」有絲毫關聯的事，便就拿了他們開刀，讓他們重新交待原來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已說過無數遍了的那些造反活動事情，或將一些捕風作影的事，上綱上線拿來做「五・一六」的流毒來清理批判。我們廠裏有個青工，也做過造反派。不知他曾聽誰說過一些香港的生活情況，於是就到廠裏胡吹，說什麼「在香港，垃圾箱裏撿到的衣服，都要比我們這裏的新衣服還值錢」等等，結果，一頂「美化資本主義，為資本主義搖旗吶喊」的大帽子，扣到了他的頭上，並將其列入「五・一六」的流毒，大會進行批判。

後來看資料得知，軍隊裏面清查「五・一六」的情況，比地方上甚至還要厲害，許多高級軍官竟也變成了什麼「五・一六」分子，而被清查關押，爾後還被清出部隊。由此可見，這個起初不過是幾十個北京紅衛兵鬧出的玩意兒，在經過毛澤東身邊的那個充當了「信息員」的女將的渲染報告後，卻竟然最後弄成了這麼一件全國大折騰的事，而讓數以十萬計的人們，無緣無故不同程度地深受了其害。

清查「五・一六」的運動，總算還好，沒搞幾個月，就偃旗息鼓了，因為，發生了比「五・一六」更嚴重的事情：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的林彪事件。

一九七一年十月的某天，有一位為省革委會舉行的緊急會議當服務廚師的朋友，私下向包括我在內的一些朋友透露：中央出大事了！有一個大人物出問題了！

這出問題的大人物是誰？那廚師卻不言及，只是笑笑說：你們翻翻近日的報紙就會明白的。

沒過幾天，人們都知道是林彪出事了。

關於林彪問題的中央文件，當時是嚴格按級別一層一層向下傳達的。到了全體群眾都可以去聽那傳達時，則就是已幾乎全國人民都知道了。

可是，我卻到至今也不知道那傳達報告究竟是怎麼說的，因為，廠裏將我列入到不能聽這傳達的幾種人之中：即什麼四類分子、右派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以及有重大政治問題的分子。

大概，我就是屬於那「有重大政治問題的分子」之一。

那天，廠裏開大會傳達時，我原本也坐在會場中，廠革委政工組長突然宣佈：下列人員不能參加這個會，須立即退場。接著他念了一些人的名字，包括所謂四類分子、右派分子及幾個原造反派的工人。其中，就有我一個。眾目睽睽之下，退場者自然都是顯得灰溜溜的，極度難堪。我也難免此態，同時，很為氣憤卻無可奈何。

所以，我當時對林彪事件所聽到的那個傳達報告，都是同事或朋友們「二傳」給我的，而並不是正統的原汁原湯。

林彪事件的發生，對許多文革中挨整而被打倒的老幹部，的確是一個大好事，讓他們的命運出現了一個大轉折。實際上，林彪事件的出現，對我們造反派當時處於挨整境地的狀況，也同樣帶來了一個重大轉機，從而有了一九七三、七四年，造反派在全國範圍內的一次大反攻。

林彪事件當時對我們這些老百姓來說，真是如同晴天來了個大炸雷，那消息傳來時，幾乎沒有一個人敢相信。太出人意料了！後來，林彪問題的材料一批一批地下發傳達後，大家才慢慢回過神來，在思想上確認「林副統帥」也變成反黨叛國之徒了。

但是，林彪問題的文件材料中，真正最令人驚駭莫名的，則是那份《五七一工程紀要》。那材料之中出現的前所未有的許多咒罵毛澤東、攻擊國家當時社會制度的語句文字，甚至使照本宣科讀文件的人，其聲音也要嚇得變小。

例如：《五七一工程紀要》中說「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明顯地攻擊毛澤東是「當代的秦始皇」，是「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還說「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而「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砲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等等。這些話，講老實的，當時卻博得了很多人，包括我們這班造反派分子在內的不少人，暗暗地認同，認為它說出了當時社會的某些現實。這一來，原本對林彪問題無所謂、認為與我們老百姓無關的人，相反倒還感覺了林彪竟還真有些「不同」了。雖然，在各種批判林彪的場合中，大家都還是要高喊「打倒林賊！」。可以說，不論林彪、林立果究竟搞了些什麼名堂，犯了些什麼罪，但那份《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一些話，則的確是讓億萬人，在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都同時看到了有人對當時那個社會、對毛澤東所做的公開赤裸地反對性表述，第一次看到了有人對毛澤東及其文革路線的嚴厲批判。很多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年輕人，當時對社會制度問題在思想上的第一次大震盪，恐怕就是由這個什麼《五七一工程紀要》所帶來的。

至今，我還沒弄懂，當時毛澤東為什麼會同意讓這樣一份嚴厲惡毒咒罵他本人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作為中央文件的材料下發，而讓全國人民都看看的？要知道，當時，即便是要批判某些「反動」的文字，一般只是在批判文章中，選擇性地偶爾沒頭沒尾地露出幾句，只使其作為批判文章的微微「陪襯」而已，這種讓「反動」的文字全然並全部公佈的事，以前是絕無僅有的。

有個研究毛澤東的歷史學者說：毛澤東是一個多變的而又頑強的、極現實的而又不可捉摸的、高深莫測的歷史巨人。

的確，竟然會讓那份攻擊他本人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公諸於世，就體現了毛澤東的這一特點。

林彪問題與造反派無關，《五七一工程紀要》也不可能給我們造反派帶來翻身的信息，但是，林彪事件卻帶來了「批林批孔」運動，也的的確確帶來了造反派們的再次迴光返照。

第二十五章　批林批孔運動讓造反派第二次風光

文革中有些事，的確能讓後人不可思議與困惑。例如，像「批林批孔」這場明明是高層清查林彪集團問題的運動。怎麼就會變成了底層造反派的又一次「盛大的節日」呢？

看來，就像整個文革之所以發生一樣，無疑是上面有上面的某種想法，下面有下面的某些要求，二者正好結合了，於是形成了一個起因並非單一的合力運動。

現在的人們，以為文革運動就是一派觀點對另一派觀點，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其實，這是個誤解，事情遠不是這樣簡單。實際上，文革中發生的情況，既複雜交錯，而各地發展也不平衡。更特別的是，對於文革的理解與訴求、願望，上面與下面，往往想的是兩碼事，而僅僅只是在運動的某些過程形式上，好像顯得是追求的同一個東西。

批林批孔運動中，就極鮮明的體現了這個道理。

在高層，批林批孔，一則是為出現令人尷尬的林彪事件，做一些事後的補救說法，以證明林彪是如何打著紅旗反紅旗，才欺騙了世人的。二則也是對於任何企望否定文革、回復舊體制者，從理論上堵死因林彪事件而露出的漏洞。

而到社會底層，受壓數年的造反派則利用這次高層「反復舊、反倒退」的機會，利用上海的王洪文這個造反派頭頭居然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特別情況，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大反擊，從而達到了又一次為自己「平反」翻身的目的。

現在很多人以為，在文革中，造反派作為一支產生於文革、也擁護文革的特別政治勢力，一定在文革中都享盡了榮華，抖足了風光。然而，歷史的真實，卻並非如人們的想像，很多情況甚至是恰恰相反，十年文革，從整體上講，給予造反派的苦難，遠遠多於風光。除上海那個特殊的地方外，包括北京在內的全國各省（區），自從中共「九大」後，隨著「一打三反」與抓「五・一六」這二個運動的進行，造反派的骨幹分子們便先後跌入到了重新挨整受壓的境況，文革初期他們曾被戴上過的「右派」、「黑幫」、「小鄧拓」等政治帽子，相當多地又重新以「反革命分子」、「打砸搶壞分子」、「五・一六分子」罪名，被打入了專政對象的行列。文革中因造反運動而產生的所謂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依然在行使權力，但它的構成，只剩下了「三結合」中的軍隊首長與原地方領導幹部，而已將原在其中的造反派分子都踢了出去，並且，也是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對造反派進行了大規模的整肅。

可以說，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後，除上海的王洪文等，因其得張春橋、姚文元特別庇護而能持續掌權外，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卻先後陸續被整肅而垮臺，至一九七四年初開始進行「批林批孔」運動時，已陷苦難泥潭長達三、四年之久了。

湖南的造反派分子重新集結反攻，以求獲得再次翻身的行動，是從當時實際主政湖南的卜占亞因林彪問題而下臺並受到批判的時機，予以開展的。

「批林批孔」運動之前，尚只是「批陳（伯達）整風、批林（彪）整風」運動，而且也尚只局限於省市級的黨政官員內部層次，與下面的老百姓沒什麼關係。但是，湖南的造反派們卻從中看到了借此使自己得以改善處境的機會，因為，曾經在這幾年負責主持全省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卜占亞，在「批林整風」中倒了台。

身為湖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的卜占亞（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主任一職仍由已調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兼著），原是一個軍人，他的一個重要的身份，即為廣州軍區副政委。而就是這個大軍區副政委的身份，讓他莫名其妙成了林彪線上的人，在林彪事件後的清查工作中，被受到牽連。一九七二年十月，他被作為與林彪事件有關的人，跌入了災難黑洞，被中央撤消其一切職務，並對他進行審查。

卜占亞出了問題，按文革中常有的下揭上連、上聯下串的運動形式慣例，一九七二年底開始的、湖南的「批林整風」運動，便演變為了「批林、批卜」運動。而當一九七四年初，全國性的「批林整風」轉變為「批林批孔」的大規模運動後，湖南的「批林、批卜」，更正式轉為公開的「批林批孔、批卜占亞」活動了。

在湖南省會的長沙市做了較長時間的市革委會主任的景林，也是軍人，他是省軍區的副政委。當時，省、地市、縣革委會的一把手，大多是軍隊幹部，所以，人們對卜占亞、景林這二位省與市革委會的頭頭，平日不論是開大會作報告，或是私下談及他們二位，都是不稱「卜副主任」、「景主任」的，而是稱之為「卜副政委」、「景副政委」。因為，卜占亞不可避免是景林的親密直接上司，因此，造反派便成功地造出了輿論，使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口號，擴展為「批林批孔、批卜揭景」，將求翻身而再次造反鬥爭的鋒芒，重點放在了卜占亞與景林這兩位「副政委」身上。

當時，已沒有什麼造反派群眾組織了，原來所有的群眾組織都在成立革委會前後，早已被解散了。那麼，造反派們是如何集合而來再次進行造反的呢？

第一，利用合法的組織形式，將各單位的原造反派積極分子骨幹分子匯集起來，重新聚集為一股強大的政治活動力量。第二，則是再次讓大字報發揮輿論作用，以呼喚與聯絡造反派成員、影響「批林批卜」的形勢、並藉以公開向中央傳遞造反派的信息。

這個合法的組織形式，便是利用了一個名為市「工代會」的組織，並在實際中，使市「工代會」變成了一個新的造反司令部。

所謂「工代會」，全稱叫「革命工人代表大會」，原是在文革中期解散所有造反派組織時，按中央指示，將工人造反派都統一納入到新成立的「工代會」，以便將來取代文革前的「總工會」，使「工代會」成為一個純粹的工會組織。所以，儘管解散了所有的群眾組織，也經過了「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的運動而整肅了所有的造反派，但這個「工代會」機構卻仍保留下來了。不過，由於因應如何將「工代會」代替工會的操作辦法與政策，中央一直沒能夠下達，因而，這市「工代會」無事可為，它便被造反派、也被官方、幾乎所有的人都忘記了，而僅僅在市革委會大樓的後面不遠的一條小街上，留有二間臨街而不大的辦公室，掛著一塊小小的「市工代會」簡易木牌，留有二名工作人員守在那兒。

一九七二年底開始，這二間小小的市「工代會」辦公室，漸漸成為造反派們悄悄串連聚會的場所，一些原來有著省或市的革命委員會常委、委員身份的造反派頭頭的工人，也不時地出現在這兒，向到場的造反派們傳遞有關「批林、批卜」的信息，並發佈一些秘密行動指令。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是因為造反派頭頭中的工人，基本也都是這「工代會」中的主任、常委及委員什麼的。因而，他們便能借此身份，一步一步，名正言順地集合到了這個小小的「工代會」辦公室，將這裏變成了進行再次造反活動的「司令部」。

與此同時，大字報也上街了。當然，大多是造反派們所為，主題是批判卜占亞與景林，稱他們為林彪路線的在湖南長沙的代理人，內容則將他們整肅造反派時發佈的指示與講話，抨之為「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等。

由於有「批判林彪路線」這個旗號，加上當時對於卜占亞的問題，是由上面「端出」而並不是由群眾揭發出來的，因此，對於造反派們的這次反擊，省市委與省市革委會的當權者們便不敢隨意鎮壓，而任憑造反派暗中串連與大字報公開上街。加之，畢竟文革初期那次由於鎮壓學生紅衛兵而後導致了他們挨批的情形，依然記憶猶新，在中央沒有對這類問題處理的明確指示下達前，他們顯然會認為，最好的辦法，自然是旁觀而不動作。

那段時間，我也是市「工代會」那二間小房子的常客，在休息日或下班時，都想到那兒去看看、聽聽，有時也與省市級別的造反派頭頭們，討論對時局的看法與應採取的行動措施。在那裏，我是一個最年輕的人。因為，各單位造反派工人的頭頭們，當時大多是三十、四十以上的年齡了，而我卻只有二十出頭不遠，所以，在「工代會」聚會的造反派，都以為我是文革初期的中學紅衛兵。我告訴他們，我已是一個有著八年工齡的工人，並且曾在幾千人的公司擔任過革委會副主任時，大家都有些驚訝。因為，他們都看到過我在這段時期所寫所貼的大字報，於是便視我為「會寫文章」的知識青年，也誤認為我是一名前紅衛兵。畢竟，在文革前段高潮中，除了僅以普通成員參加「青年近衛軍」那件社會活動之外，我大部分時間都只在本單位搞造反，與省市級的「工代會」頭頭們基本沒有多少往來。

我寫的並貼在了市委大樓外牆上一份名為「怎麼辦？」的長篇論文大字報，當時曾引起過很大的轟動，每天都有幾千人圍觀，並且還得到許多觀看者的留言支持。那大字報實際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再擔任省委書記的張平化的一份進言，向張反映長沙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時挨整的情況，並希望張平化能解決造反派受壓的處境。

張平化在文革前就是湖南省委的第一書記，在文革初，他一場「抓右派」的報告，曾讓成千上萬的普通群眾與幹部遭到了短時間的厄運。造反運動開始後，他自然成了被造反派們批鬥的重點，後來，中央將他召到北京，檢查幾年後，於一九七三年三月又被重新派回湖南做省委書記，主持工作。

大字報貼出後，也有朋友為我擔心：因造反，一九七〇年挨了那麼長時間的整，現在又造反，結局那將會如何？太令人不安了。

我當時似乎想通了並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擇：與其這樣像一個準「四類分子」般的生存，不如拼他一把，以爭得應有的人權。何況，我也覺得，這道理似在我們一方：我們鬧造反，不是毛主席與黨中央號召的麼？不是有那麼多中央文件與毛主席指示為證麼？可是，為何卻又要將我們置於死地呢？而整造反派者，實際不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嗎？

我的活動與所寫大字報的影響，使我不知不覺成為了一批造反派活動分子的負責人。因為，我們不僅常聚會於市「工代會」的小房子，而且更多時間，是在原市委大樓的第六樓大禮堂召開幾百乃至數千人的大會，宣傳鼓動批判卜占亞與景林。因此，我便被人認為是所謂「六樓派」的骨幹分子。那時，原市委大樓的六樓禮堂，空著的時間很多，我們到那兒召開大會，市委辦公室的人也不敢管我們，任由我們活動。而我們這批被稱為了「六樓派」的人，在當時，實際是做了全省造反派又一次展開反擊的先鋒部隊。我們有時寫大字報，或者以大字報形式張貼大會通知時，落款署名則為若干個工廠企業單位的「革命工人」。那些署上名稱的企業，實際有的只來了幾個人，甚至是只有那企業的一個工人或幹部，但卻便可添加上他所在的企業名字。因而，幾百名「革命工人」舉行的大會，卻能在大字報上列出上百個企業單位「參入」者的長長名單，讓全市有名氣的工廠大企業幾乎統統出了場亮了相，氣勢頓時顯得非凡，讓其他未入會的造反派們信心大增。自然，這也使當權者們感到了不知所措，也不敢輕易予以彈壓。

對這套無師自通的組織宣傳辦法，及其產生的積極效應，我們這些領頭者都很得意。文革後，有次我讀中共黨史資料時，看到一篇自傳性質的文章，是原中共第六屆中央候補中央委員唐宏經，寫他如何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那二個月中，憑他一個人單槍匹馬，竟一下子將散沙一般的旅大市二十萬工人組織了起來，並迅速搞成了一個受到抗日的蘇聯紅軍佔領當局承認的市總工會。仔細看他那組織速成法，原來竟就是像我們這「六樓派」的做法一樣，不，應該說，是我們的做法，竟無師自通地與工人運動老前輩唐宏經的套路相同！那時，唐宏經也是將他熟悉的一些工人朋友召集到一起，並要他們再各自多召集一些熟人朋友，然後由他集合領導，並宣佈凡來參加這工人集會者，均可代表他所在工廠企業的工人，哪怕那企業僅僅來了一個工人。然後，唐宏經以這些企業的工人代表名義，向蘇軍當局申請成立市總工會。見有那麼多工廠企業的工人代表參入，蘇軍當局自然巴不得工人能組織起來，於是，立馬表示批准支持。有了市總工會的名義，自然很快幾十萬工人便被正式組織起來了，成為了抗戰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在東北公開成立的強大市級工會機構，從而使來「接管」旅大市的國民黨人只能望洋興嘆，無可奈何。

想不到，幾十年後的我們，無意中也學會了這種工運組織速成法。

由於我們的活動實際是全省造反派的先鋒，所以，省市級別的造反派頭頭，如連續做了第九、第十兩屆中央委員的唐忠富，省革委會副主任的胡勇、葉衛東，市革委會的副主任許新寶等，都關注到了我，並讓我參加了數次全市造反派頭頭的秘密會議。由於我是當時與會的造反派頭頭中最年輕者，又是當時活動影響很大的「六樓派」負責人，因此，使我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好評，也讓我由此而結識了湖南與長沙市幾乎所有聞過名的造反派頭頭，並與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了長久的朋友。

無疑，我的活動也納入了官方關注監視的範圍。不過，在當時文革仍受中央肯定，而文革前段那次高潮中發生的種種「造反有理」事情，仍深深烙在人們的思想當中之際，官方也沒有對我有什麼為難。只是，每當在我們舉行什麼大會或活動而顯得過激時，有時會有人悄聲向我做些勸說，並且，他們也告知我，他是市委辦公室的人。這是由於，當時調到長沙市的市委張書記，原本就是一個在文革中支持過造反派的領導幹部（被稱為「亮相幹部」），他同情造反派的遭遇，但他卻也不希望出現他無法控制的局面而受到省裏的指責。所以，有時候，他仗著他曾支持過造反派、受到過省市造反派頭頭們尊敬的地位，竟然會帶著市委幹部們上街撕我們貼的大字報，別人不敢撕，他就帶頭第一個撕。我們開大會，他則帶著一群市委辦公室的幹部們，像我們造反派曾對付當權派的會議那樣，讓人上臺制止我們的會議進行。他的行為曾讓我們為難了一陣，很是惱火，有的人還氣憤地說：「乾脆將大字報貼到『張老頭』（指張書記）的家裏去！看他還撕不撕我們的大字報。」與他鬥嗎？他確又是一個曾支持造反派的「亮相幹部」，省裏的造反派頭頭們也不同意。任其帶頭撕我們的大字報、中斷我們的大會？卻又損害了我們極力想點燃再次造反烈火的計劃。後來，只好用派人纏住他的辦法對付他，一貼大字報，一開大會，就佈置了專人，若張書記一出場，這些專人就會上去纏住他，讓他無所作為。

現在想來，張書記當時也是一片好心，不想我們再出什麼事。可是，他沒想想，我們這麼多造反派已再次被打成了「反革命」、「壞分子」，再次陷入了類似四類分子們一樣的境況，不再次奮起造反解救自己，能行嗎？文革以來，我們都有了一個經驗，中央的指示，若不自己奮力落實，是沒有人會主動為我們考慮的，當權者大多數都是曾被我們造過反的領導幹部，他們豈會喜歡看到我們平反的結局？另外，中央的指示，實際也是有時效的，該落實時你不落實，等過一段時間，這指示就不能再辦了。所以，當時省革委會副主任、造反派頭頭胡勇說了一段話總結：「落實中央的政策，就像打一場籃球，是有時間規定的，在場上你不用力，到時，哨子一吹，散場了，什麼事你就都不能做了，政策過了期，就會作廢！」所以，我們對張書記既尊重他，但也絕不會都聽他的。

張書記曾兩次派人將我找到他的辦公室談話，既為瞭解情況，更是為勸說我們，不要使他為難。我們當然也只能敷衍他，不能衝他，也不能聽他。不過，據我看來，張書記的確是個厚道長者，說話很直率，說得不對，你批他，他會先同你爭辯，但他若覺得自己確不妥時，他又會當面向我這些後輩道歉。就是我們直呼他「張老頭」，他也不惱，還笑眯眯的。

當時，張書記自然日子不會好過，因為他被夾在了中間：對我們彈壓不力，省委則批他；對我們做過分了，他於心不願，並且也不想得罪造反派們，加之我們有時也會攻擊他、敲打他。其實，當時，誰處於了那個省會長沙市的市委書記位置，都不會有好日子過，因為上有中央要搞批林批孔運動的指示，下有負著冤屈而怒氣沖沖的造反派，夾處在中間的領導幹部，兩頭都得罪不起。所以，當時很多領導幹部便以休病為名，自願放棄領導職務，躲到醫院裏面去見機行事。四人幫垮臺後，張書記被作為「四人幫」在湖南的一個支持造反派的「黑手」，開除了黨籍、幹籍，判刑七年，此後每月只發幾百元生活費，後於一九九一年初病逝。他治病期間，我曾去醫院探視過他，後來，他告訴我說，他想在出醫院後，回山西文水老家一趟，因當時這種狀況，這種年齡，這種身體，不知以後還能不能行走遠方。他說，他自一九三七年參加八路軍遊擊隊後，又隨軍南下，便再沒有回過老家，現在特想回去看看。山西文水，也就是出了一位女英雄劉胡蘭的那個地方。他從山西回長沙後，還向我饋贈了二瓶文水出產的酒，說是他們文水的特產，也是那首後來曾被熱唱過一陣的《交城山》歌詞中所說「不澆那個交城，澆了文水」的甜水，而釀製的。

其實，我覺得張書記的人生是挺冤的。文革前，他就是一個地委書記，文革中，他並沒有獲得什麼額外的提升，還是做市（地）委書記。而且，他那支持造反派，也完全是不想局面失控而出頭來支撐，並非什麼賣身求榮。當時，他若狡猾一點，或者沒那麼重的責任心，即便支持造反派，也只虛於委蛇敷衍一番，不真來出面為上級挺著，那麼，他的結局反而不會那麼慘。當時，那麼多休病的領導幹部們，後來都個個風光洋氣，還口口聲聲說什麼與「四人幫」作了鬥爭。實際上，他們是躲避了那場本應由他們出面維持力爭使局面不亂的風暴。張書記當時若也像他們一樣，或假稱病而住醫院去，或向省裏請求調離長沙這個省會，到遠一點的邊遠地區去任職，躲開這政治風雲，那麼他的後半生日子便也可安然無恙。

張書記的山西老鄉中，有一個就是華國鋒。張是文水人，而華則是文水鄰縣的交城人。（但是後來我從一份資料上看到，說張也是交城人，而我確記得張書記同我講了他是文水的，是我聽錯了？或者還是張的家鄉原是交城縣而後又變動為屬文水縣的了？不過，無論如何，張書記與華國鋒曾是很親密的「老鄉加戰友」了。一九四九年張與華一道南下到了湖南，張被任命為湖南醴陵縣委書記，華則擔任了湖南湘陰縣委書記。）華後來上臺做主席時，那首《交城山》老民歌被翻出來大唱了一陣，那歌中有一句詞說「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不澆那個交城，澆了文水」，而在張書記與華國鋒二人身上，交城的水，可沒恩澤於文水的張書記。他倆原來關係並不錯，又同在湖南共事二十幾年，文革中，華也支持過造反派，一段時間，是與張同屬一個陣營的人，對張在文革中的狀況，無疑是很瞭解的。四人幫倒臺後，身為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其實是很容易出手來救助一下張書記的，隨便發句什麼希望減輕對張的處分的話，湖南當局就會聽從。即便非要處罰張，也似可不搞得這麼慘：又是開除黨籍幹籍，還要判人家的刑。至少，應可不判刑而保留幹籍，讓他有一個身份領工資、能公費住院治病而養老送終。然而，華國鋒卻沒有做這樣舉手之勞之事。

批林批孔運動初期，除了我們這些人在市裏鼓搗造反外，另外還有一支力量也在爭取「要平反」而鬧造反，他們的負責人是一個姓紀的工人。紀某在一家區辦工廠工作，也是一個老造反派，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也被整得死去活來。所以，他的造反積極性非常之高，而且，由於他也有很強的演說鼓動能力，故他在市裏的建築工人俱樂部內，便經常能集聚著一些工人造反派。但是，他那個「山頭」與我們「六樓派」不同，他是完全憑其一個人的組織能力搞成的集會，而我們的背後，卻有著是中共中央委員身份與省、市革委會副主任、常委頭銜（當然，當時並無實權）的造反派頭頭們的系統支持。所以，當我們貼出的大字報，說我們代表多少多少工廠企業的工人時，雖然不無虛張的成份，但的確也是能有相當的代表性，是能以全市造反派工人的身份發言，因為我們的身後真有省市級造反派頭頭的指揮。

然而，紀某的發言，雖確也代表了全體造反派的利益，可是從組織性質來講，他卻只能代表當時參加他那集會的幾百名與會者。可惜，紀某當時沒能認識到這一點。所以，當我們派人同他去聯繫，希望兩股勢力能合到一起來，共同展開造反活動時，紀某卻不願。他一則認為造反派的中央委員唐忠富等頭頭「太右」，而我們「六樓派」又是追隨唐忠富等頭頭的；二則，他可能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批林批孔運動是又一次文革高潮的開始，是重新進行造反派「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一次新機會，而對他憑個人單槍匹馬也能集聚這麼多工人的所體現的能力，可能自我評價過高。因此，他不想合作，依然以那工人俱樂部為他的「司令部」，單獨進行造反活動。但是，批林批孔運動畢竟與文革前期造反高潮時的形勢不同了，毛澤東與中央都不會同意全國局勢又發生混亂，即便允許工人造反派們活動，也只能在新的秩序下進行，即在以黨委、革委會的領導名義下進行，至少，也得在官方的各級總工會領導名義下開展。由於當時已有很多造反派是省級革委會的成員，還有不少副主任、常委之類職務頭銜，因為，雖然「一打三反」運動將他們趕出了權力舞臺，但由於他們的任職是中央批准的，而中央以後卻又沒有明確下文撤消過他們的職務，所以，他們即便已無實權而在做工人了，但憑這些虛銜，卻可以在革委會中發揮造反作用。所以，中央的這一既要搞運動而又不想局面失控出亂的精神，大多數造反派頭頭們也願遵照執行。紀某沒有看到這一點，由於他是單槍匹馬，故也看不到有關中央文件精神，而我們通過中央委員、省市革委會中的造反派頭頭卻能獲知。因而，紀某組織的活動，常常不知進退的分寸，而仍只是重演過去的主觀造反故事，結果，既不為當權的官方高興，也不為正統的造反派頭頭喜歡。最後，一九七三年底，終於在大規模的批林批孔運動正式開場之際，孤立無援的紀某，卻被官方在正統造反派頭頭們的默許下，動用公安，被逮起來了，並解散了他所領導的「山頭」。紀某被抓捕關進監牢後，他所追求的願望，即為受整受壓的工人造反派們平反的希圖，卻在唐忠富、胡勇等造反派頭頭們的領導下，借已做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一次講話精神，大規模的開展進行了。而為此願望也作過極大努力奮鬥的紀某，卻被以擾亂社會的罪名，反被法院判了二年刑。那情形，真是「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但結局終竟是「春來反雕殘」，令人不能不為之嘆息。

作為個人，紀某確屬冤枉；但是作為一種群體首領，他則卻是搞錯了方向，而未能正確的審時度勢。在需要承認歷史平臺之時，卻不能順勢，總欲憑個人的力量重建新隊伍，逆勢而為，結果，反遭同為造反派者打壓。像這類因意見稍有不合，便另行自立山頭的事情，在文革群眾組織活動高潮之時，是經常發生的，人們也不以為然。但是，一般的情況是，分裂出去的人，要搞出新氣候，往往並不容易，也不能動搖原有組織。而到社會走向需「治」而不再要「亂」的形勢下，不隨大隊伍而另立山頭者，更是難以做出什麼新成就，而往往還會遭到同性質的大組織勢力的打壓。文革高潮中湖南發生的「省無聯」事件，批林批孔運動初出現的紀某「小山頭」事件，便是證明。

同室操戈，固屬心痛，也為憾事；但，同室之內，各吹各號，不能統一，也確讓人惱火，易使人生打壓之心，出現歷史悲劇。此類現象，不獨文革，自古即有，而今也不能斷。

不過，除了紀某被打壓以外，湖南的造反派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卻又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以胡勇、唐忠富為首的原「汽電」派系的造反派集團，居然將原被他們打擊過的「湘江風雷」派系與「湘瓷」派系的造反派，都又成功地團結統一起來了，以共同爭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胡勇等頭頭不僅向「湘江風雷」派系與「湘瓷」派系的那些頭頭做工作，讓他們出山，並且，還向他們作了適度的自我批評，表示過去對他們有些做法「過了火」。由此，使葉衛東、周國強等原已遭冷凍的造反派頭頭都得以東山再起，恢復在省、市革委會中的職務，重新進入湖南造反派的決策層，進行造反活動。

甚至，一些已入獄幾年的「湘江風雷」派系與「湘瓷」派系的造反派頭頭，如「湘江風雷」的王某，湘潭的「湘瓷」派頭頭沈桂華等，包括我們「青年近衛軍」的海司令，都被胡勇等人設法，一度保釋出獄（包括海司令在內的這批出獄者，後來因形勢急變，而其問題又尚未迅速得以結論，有些則又重回了監獄）。

這樣，一九七四年湖南的造反活動，便出現了一種造反派重組力量後呈空前一致行動的獨特態勢。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北京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將一場運動稱之為「鬥爭」，使人們不能不再次關注政局形勢的走向。

然而，讓湖南的造反派們真正激動與興奮起來的，卻主要還並不是這篇《人民日報》社論，而是通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渠道傳達下來的王洪文的一個講話。王洪文作為新上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元月間在中央所辦的工農幹部讀書班中，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或省一級機構負責人中的「群眾代表」（即由造反派頭頭與各種有名望的工人或農民勞動模範）發表的一個講話中，大力讚揚了「反潮流」的造反精神，並提出了要大力提拔造反派分子進入各級領導機構，還具體說了要提拔一個三十來歲的人，做大軍區的副司令員，以樹一個提拔年輕幹部的榜樣。後來，果然，在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立了大功的邊防部隊副營長孫玉國，一個三十來歲的青年軍官，首先「坐了火箭」，連升數級，很快被提升為瀋陽大軍區的副司令員。

聽到王洪文的這篇傾向明確的講話，湖南的官方領導與造反派頭頭們雙方，都覺得找到了一個共同的溝通平臺。於是，以造反派為先導、並大體上順著造反派意願的新一輪平反與批判運動，便在「批林批孔」的旗號下，由省委與造反派共同營造，而轟轟烈烈地又搞了起來。

省委領導人自然從王洪文的講話中，感覺到了某種份量。雖然，他們在心中，對王洪文不會有好感，但，此時的王洪文卻不再僅僅是上海造反派「工總司」的頭頭，也更成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毛澤東的接班人；他的話，不再是造反派頭頭常常發出的虛張聲勢的「通令」，而已經是不能違抗的中央領導人的指示了。對此，省委領導人又豈敢不聽不從？何況，湖南的「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對於剛回湖南重新擔任省委書記主持工作的張平化，則根本沒有任何責任，那全是卜占亞當權時的問題。大概，吸取了前次沒有堅持支持造反派的立場而結果差點被打倒的教訓，因而，這次對造反派，張平化便小心翼翼不予得罪，以免在這場新的造反運動中，又被挨批挨鬥；加上這次又有已是代表官方最高層意見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講話精神，傳了下來，便使張平化加大強化了順從造反派的想法。

一九七四年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為首的湖南省總工會和長沙市總工會聯合召開十五萬人的批林批孔大會。隨後，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級造反派頭頭，還聯合以「富勇忠」的筆名，在《湖南日報》上發表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篇幅文章。

由此，湖南的「批林批孔」運動之初，就出現了幾乎是官方全體向造反派方面一邊倒的局面。各級黨委都公開表示支持造反派，並迅速落實解決為造反派平反的問題。甚至，如上文所述，對某些被關在監獄的造反派頭頭，如原「湘江風雷」的頭目王某與湘潭「紅造聯」的頭頭沈桂華，在其平反工作的材料還沒有準備好之時，省委常委便同意造反派們的要求，先將他們保外釋放再說，「先下車，再出票」。

同時，很多單位的原保守派人士，也都採取了一種不對抗而順從造反派的立場，以避免受到在「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中被他們整過的造反派們的報復。

這一來，湖南便在短時間內出現了一種「各派團結、一致造反」而均都歡歡喜喜的熱鬧形勢。造反派們不僅能較為順利地平反、再次燒掉單位整自己的「黑材料」、恢復革委會職務，還能入黨；而保守派們則為自己能獲得造反派們不予報復、也仍保留他們在整造反派時得到的黨籍、幹籍而不受威脅，與革委會曾將他們「補台」加入之事實的承認；各級黨委的領導們，則更為自己這次不用再受造反派的批鬥，反而能同造反派站在一條「戰線」上、可輕輕鬆鬆順利渡過這場新的造反運動而慶幸。

雖然，在大批造反派們加入中共黨組織、並且有的還被正式提為黨內的領導幹部後，也曾引起過一些保守派公開表示不滿，原「高司」派方面有六個人，也曾寫了一封公開信，還貼到了大街上，對當時省委順從了造反派的一些意見深表不滿；並且，有人還以「窮志誠」的名義（針對於造反派頭頭「富勇忠」筆名），在城市中心廣場，貼出了反對造反派觀點的大標語。但是，這種公開的反對很微弱，在長沙市能夠公開出頭來這樣做的人也很少（省下面有的地區則多一些），根本沒能成為一種公開的、有組織的潮流，而其標語，卻常常很快就為造反派方面的標語所公開覆蓋或撕毀。甚至，當時中共長沙市委，還專門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發文件，指責以「窮志誠」名義在活動的保守派。

造反派們當然能從王洪文的講話中領會到自己應該如何做，立馬看到了下一步造反的「前景」：重新進入各級領導機構，而且這一次，不僅僅是解決平反問題就完事，也不是以單純的「造反派」名義，而是要以中共黨員的身份進入掌權者的行列。

不過，最初，造反派的我們，希望借批林批孔運動解決的問題，只是要爭取為我們在「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時挨整的事（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五・一六分子等），予以平反，討還基本人權。至於什麼入黨當官，開初則的確還沒有考慮到。但，王洪文的講話，卻使我們看到了一個徹底為自己平反的最隹途徑，那就是自己也去當中共黨員，做中共的官員，以免以後仍還在掌權的「走資派」與保守派分子手下過日子，隨時又有遭挨整的危險。

對此，造反派用一個策略性口號將其具體化，提出：借此東風，不僅要實現推翻「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中鎮壓造反派的整條路線，使造反派再次予以獲得平反的大事，而且更要完成毛澤東與中央在一九六九年初曾提出過的「吐故納新」，即將造反派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先鋒分子、作為「新鮮血液」吸收到中共黨內的方針；提出「只有從組織路線上，同時也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落實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才能保證從政治路線上真正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落實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才有可能永遠擺脫造反派總是挨整的命運！」

這個策略的具體做法，便是迅速讓各級黨組織吸收造反派的骨幹分子，同時，將他們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文革中修改的黨章規定，新入黨者已不需預備考察期，入黨即為正式黨員，所以，造反派骨幹分子入黨後，即可進入黨委領導機構。

造反派在操作這件事時，作為施行方針的團體力量，當然不能再搞群眾組織「司令部」之類的山頭，那樣做決不會得到中央的同意。但一切事情若都需黨委同意，那造反派們欲實現的要求，便又只會遙遙無期。因為，當時，沒有哪一級黨委會喜歡造反派捲土重來，更不會甘心同意造反派合法地進入各級黨委機構，實行變相部分奪權。雖然王洪文的講話，來頭不小，但對付中央政策，地方上早已有駕輕就熟陽奉陰違的辦法。如果沒有一定的壓力出現，王洪文所提出的「吐故納新」，就會在地方上成為一句空話。深深明白這一點的湖南造反派，於是很巧妙地在省地市縣及所有企業事業單位的黨委體制下，搞了一個「批林批孔運動辦公室」（簡稱「運動辦」）的機構，造反派便憑藉這個「運動辦」，作為與省地市縣及各單位黨委交涉，要求達到上述目標而進行施壓或討價還價的指揮部，作為一個事實上的壓力團體，在實際運行中與各級黨委並行存在，而成為了黨內建制合法的特殊機構。

由於這個「運動辦」雖是基本由造反派左右，但卻是黨委的工作機構，所以能量很大。在省內各級「運動辦」的運作指揮下，自四月份起，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動，以及幾乎同時進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幹分子加入中共黨組織的活動，便如火如荼展開了。這樣，文革前期中大造各級黨委的「反」的造反派分子，在七年後，卻又大批地要求做一個中共黨員，有的還成為了黨委會機構的要員。例如，長沙港務局的造反派頭頭趙某，平反、入黨後不久，即被任命為該局黨委會副書記。

此時，中央也任命造反派的中央委員唐忠富擔任了中共省委常委，胡勇則進入了省委委員的行列。

人們對當時造反派們既要造黨委的反，卻又要求做一個黨員的做法，這個看似矛盾、也顯得滑稽的事實，如果不清楚上述文革運動的前期起伏周折的情況，那便會絕對無法理解。

當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加入中共的造反派，在四人幫垮臺後，全部被指責為「突擊入黨」，並宣佈對他們的黨籍，全部不予承認。

我也成了我們公司「運動辦」的一名副主任。那時，已撤消了原來合併重組的新公司，仍以原來的體制還原了公司構建。一九七四年三月，在很短的時間內，由市委與商業局黨委發下了文件，對我們公司革委會幾位正、副主任宣佈予以平反、恢復公司革委會正、副主任職務，並且，將被貶到市裏停車場守大門的章忠全調回公司，重新擔任了公司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當然，公司前所謂「走資派」江山，也仍繼續擔任公司黨委副書記，做第二把手。同時，退還了在「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時整處我們的那些檔案材料。有部分檔案材料，因是其他人的檢舉，不退本人，只是在平反大會上當眾燒掉。在看燒那些材料時，我很高興，心想總算從類如「四類分子」的泥坑裏跳出來了！但是，不知為何也有一種擔心油然浮現：以後會不會又被再次打入另冊呢？

果然，沒過幾年，四人幫垮臺後，這些被燒掉的東西，又重新被人整理，再次裝進了我的「檔案袋」，我的名字也再一次重入另冊。

我入黨的事，進展非常順利。

不過，對於入黨這事，在三個月前，即王洪文的中央讀書班講話精神傳達下來前，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造反派，是誰都沒有想到過事。因此，當長沙市委在市港務局率先做了一次吸收造反派頭頭入黨的典範試驗，甚至下發了一個要求積極發展造反派入黨的文件後，我們便知道，一九六九年原吹過的「吐故納新」之風，真的又來了。

雖然我又已是公司革委會的副主任了，但按組織原則，我的黨籍需要在自己所在的機修廠黨支部解決。於是，我向機修廠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機修廠的黨支部書記、全體支委，以至支部全體黨員，都一致投票同意我入黨，於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我就成了一名中共黨員。文革期間中央有新的規定，中共新黨員不需預備期，入黨即正式獲得黨籍，所以我一入黨即是有被選舉權的正式黨員。當然，我也知道，雖然我平日在機修廠的群眾關係不錯，但那些黨員們，無疑，並非全是真心同意我入黨的，之中，特別是文革中的保守派骨幹，以及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入黨的積極分子，讓我這個造反派小頭頭入黨，他們是極不情願的。但是，當時類如文革初期造反風潮時的批林批孔運動大勢，使他們又不敢反對，或者是他們害怕，或者是他們也認為這次不能站錯了隊，即不能再做保守派。因而，我入黨的事，便無任何障礙。

我雖然被恢復了公司革委會副主任一職，但此時我的興趣卻轉到了共青團。當時商業局要籌組新的共青團委員會，因我當時尚只24歲，又是公司革委會頭頭，還成了中共黨員，於是，我被邀請參加新局團委的籌建，出面組織領導了局共青團的「運動辦」，以與省、市共青團委的「運動辦」對接。我便從基層單位挑選了一批有造反觀點並有政治抱負又能說會道的共青團員，到局團委「運動辦」工作，同時想將他們逐漸培養成局屬各公司的團委書記。我的摯友聶常茂，是另一個公司屬下一家豆製品廠的革委會成員，後來也作為造反派的優秀分子而入了黨，他也被我邀請到局團委來工作，作為我的副手，一道籌建了新一屆局團委會班子。這一來，領導局共青團「運動辦」的事，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而沒有去打理公司革委會的事務。由於我有在社會上造反的經驗，因此，沒多久，我們商業局的新團委（我任主要負責人）及其「運動辦」，迅速在市裏與省裏都創出了名氣，省市級的造反派頭頭們都知道了商業局團委這支「不做小綿羊」的新紅衛兵隊伍，也知道了是我在領導。因而，後來我被認為是造反派的「預備隊」的代表及負責人，經常被邀參加省市造反派頭頭的核心會議。

不過，以批林批孔為形式的文革第二次造反高潮，沒能維持多久，僅搞了四個多月就停了下來。因為，毛澤東對批林批孔運動的想法，顯然與下面的造反派之企圖不一樣，他並不想再來一次大造反大奪權運動。於是，到八月底時，傳來了中央對湖南批林批孔運動的一個「八條」文件，之中，並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強調生產，強調秩序。隨後，王洪文也從主持中央工作的位置上退了下來，轉為讓鄧小平主持。

形勢發生的微妙轉變，使很多造反派骨幹分子還來不及進入黨組織，所謂突擊入黨的活動便戛然停止。已進了黨組織的，自然也就進了；而沒能進的，哪怕是連《入黨申請書》都填好了的，也被卡住不讓入了。其實，這個緊急剎車，也沒有什麼中央文件下來，但大家——不論是官方、保守派，還是造反派方面——則對此都有了共識與預感：文革中已發生的歷史多次表明，不讓做了的事，那就是中央認為是搞錯了，至少是不能再搞了。現在，既然毛澤東不讓王洪文再主持一線工作，又說了「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那麼，一切與造反派有關的事，顯然都有可能要重新認識了。

剎時，省、市委與各級黨委便不再提優先大力發展造反派入黨的事，造反派們也都知趣，也沒人敢再說要入黨了，而都抱一種看形勢發展再說的心態。

機修廠有個造反派工人，是手藝極好的木工師傅，姓肖，還是廠革委會的一名副主任。原本黨支部已討論了他的入黨問題，但因有個支部委員小心翼翼提出：聽說其家鄉親屬中有個地主分子，但肖師傅沒在其入黨申請表中填上，是不是要落實一下？當時，我已入了黨，又是公司革委會副主任，因此，機修廠黨支部便徵詢我的意見，問如何辦理為好。我想，這件小事還不容易？派人去肖師傅家鄉調查一下，不就水落石出？其實，當時黨支部副書記問我的意見時，我若堅持以肖師傅的填表為據，先批准入了黨再說，他們也會同意。但，那陣我卻覺得調查一下搞清楚也好，免得人家說閑話，大勢之下，反正遲幾天早幾天入黨，都不會對肖師傅有大障礙。私下，我將意見也同肖師傅說了。肖師傅雖有幾分不快，但他也想通了，也說「既要遲幾天入，就只好遲幾天入（黨）了」。不料，調查人員還未回廠，上面的風向卻陡然生變，各級黨委都奉命暫停批准新黨員入黨事項。肖師傅正好被卡在當口上，入黨的事便告吹。

對此，有一段時間，肖師傅不知埋怨了我多少次，說我入了黨，就不顧下面的弟兄了，明明我一句話就可以說服黨支部，甚至壓服黨支部，解決他的入黨問題，卻非要同意去搞什麼外調——外調回來說，那地主確與肖師傅家人無關——而害得他入黨被卡了殼。為此，我不得不私下向他數次賠禮致歉，承認自己對大勢過於樂觀，犯了錯。後來，一九七六年的「批鄧反右」運動中，我便著手出力，想幫助肖師傅能趁勢入黨，可是，「批鄧反右」運動還沒搞幾天，造反派就隨著四人幫的倒臺而全軍覆沒了。最終，不僅肖師傅的入黨一事從此無望，而且，連我的黨籍也被吹了。

不過，雖然毛澤東重新啟用鄧小平後，造反派不能再如批林批孔時那樣威風；即便是鄧小平出山後在一九七五年搞的大整頓與「批派性」，讓部分造反派頭頭灰溜溜了一陣。但，由於對整個文革，當時誰也不敢否定，所以，造反派的活動也只是沉寂下去了，卻並沒有完蛋，當權者更不敢隨意就處置造反派分子。所以，一年後開展的「批鄧反右」運動，造反派又出頭了。

一九七四年底，批林批孔運動完全結束，報紙上鄧小平的新聞越來越多，而王洪文卻難得露一下面，正統的官方意識又慢慢重新回歸。呆在局團委也好，留在公司革委會也好，都使我感到了壓抑，讓我想起了一九六九年「九大」後的復舊情形。於是，我決定仍回自己的「老窩」——機修廠，回到車間裏，重操鉗工技術。在機修廠，由於身份上仍有局團委負責人與公司革委會副主任的名義，而且又還是一個中共黨員了，因此，我反而覺得精神上特有優勢，自由自在，誰也不會管我。

雖然又重回到機修廠，但，批林批孔運動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我改變人生地位，得以擺脫那「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帶給我的陰影與黑暗。

一九七四年底，有人從廣州傳抄過來了一份奇特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序言）——獻給毛主席與四屆人大》，說是這份大字報有點《中國向何處去？》的味兒，並在廣州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並傳說寫這大字報的作者「李一哲」（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李一哲」是三個人），也曾被官方逮捕過，後來才釋放了。在長沙，這份大字始終未能公開面世，即沒有被抄成大字報而張貼於大街上，但是，造反派們私下看過這份大字報資料的人卻不少。雖然，「李一哲」的大字報很多地方，都是為造反派說話，但是，湖南造反派的上層頭頭，卻普遍認為它是屬於「極左」派的東西，對其評價並不高。為什麼呢？我想，湖南的造反派上層頭頭對於文革與造反，自始自終是抱有一種觀點的，即是只在毛澤東與中央指定的範圍內「跳舞」，而絕不思考做任何挑戰此意識形態的事；這既是一種思維，也是一種實踐的總結。因為，凡是挑戰當時主流基礎意識的人，都不會有好結局；相反，只在指定的「舞臺」——哪怕這「舞臺」中也有變異與風險——上活動，自己才不會被毛澤東與中央視為「異類」而遭到貶謫，才有可能進入那個既屬原有、卻又已有某些變動的體制。「李一哲」的大字報，從文章的標題開始，就是涉及到國家的政治體制大問題，文章中又大談了一些「體系」、「民主」與「法制」等理論評說，從而，使湖南造反派的上層頭頭們不僅從思想上，甚至從文句上就不敢接受「李一哲」的大字報帶來的新思潮，唯恐其變成「楊曦光第二」、變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再版。

然而，當時「李一哲」的大字報，對我們一些年青的造反派骨幹分子，卻有著某種程度的啟蒙式影響，它第一次使我們對文革以來的事情，產生了一些新的認識，而不再局限於以往的「派性」觀點之中（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等大字報也還仍有「派性」觀念的痕跡）。其中，社會主義的「法制」觀念，更是受這大字報的影響，第一次在自己思想上給予了認識與確立。原來，至少我個人，可以說，對社會的「民主」與「自由」，多少還能有點認識與體感，但對「法制」及其意義，則真幾乎是一無所識。當然，「李一哲」的大字報中還有很多精彩的論說，也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腦海，如說「五不怕」的那一段：「王洪文同志報告號召人們發揚『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現在的情況，沒有『大人物』或中央報刊的認可和宣傳，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湧來之勢的潮流。古今往來，中國總會有人為了說話而不怕殺頭的。魯迅自然是不怕殺頭的一個。但是魯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裏去發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們又能到哪裏發表他們的文章呢？」這些話，當時確是讓人振聾發聵，感慨萬千啊！

第二十六章　「批鄧反右」的一九七六年，使我深感矛盾與憂慮

一九七六年的所謂「批鄧反右」那陣，那麼多群眾都很反感「四人幫」了，我們怎麼還會做造反派呢？

有些時候，人是會陷入身不由己的境況之中的。

我們原本是堅決的造反派，可是，後來，為何卻在某些政治觀點上站到了天安門事件群眾的對立面，竟而在實際中做了「四人幫」的保皇派呢？！

一九七六年是十年文革的最後一年，也是造反派存在的最後一年。

這一年，在中國，一下子竟發生了許多大事：重新上臺主政沒二年的鄧小平，又被宣佈「打倒」；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這三位歷史巨人，竟先後在這一年中同時辭世；發生了矛頭對著了四人幫與毛澤東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四人幫在瞬間即垮了台，中共中央的主席的位置出人意料的由華國鋒接任了。

一九七五年底，通過造反派頭頭控制的省總工會——中共中央委員並任職省委常委的唐忠富，與有省革委會副主任頭銜的胡勇，分別是領導這個機構的一、二把手，即主任、副主任——渠道，湖南的造反派們很快知道了毛澤東在批轉一封清華大學的告狀信中，又對鄧小平發出了不滿的指示，而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報》，就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兩校學生突然掀起貼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的情況，所發表的文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喜看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大辯論破浪前進》中更說，反擊否定文革的右傾翻案風「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與繼續」。這一來，在去年（一九七五年）鄧小平針對造反派活動搞的「批派性」風潮中，受到省委冷遇嘲笑與壓制的湖南造反派頭頭們，便又一次集聚工人造反派，以省總工會為指揮部，以市總工會為集合基地，發動並展開了新一輪指向省委書記張平化及省委的大批判高潮。當三月間中央向下傳達了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發表的明確批判鄧小平、號召有「走資派」問題的人「轉彎子」的講話後，造反派們亦感到要向鄧小平的復舊路線進攻，才能保有自己在政治格局中的不敗地位，而毛澤東與黨中央批判鄧小平反文革路線的明確態度，更讓造反派們受到鼓舞，認為自己是與中央站在了同一條戰線上。

我又從機修廠來到了商業局的共青團團委辦公室，並主持召開了一次團委會會議，除了表示要組織活動，批判鄧小平的反文革復舊路線外，具體要做的事，便是想重續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未能完成的活動，其重點之一，就是想按造反派的觀點，將商業局的團組織辦成鐵桿擁護文革造反路線的青年團隊，並挑選、安排一批共青團員，到局屬各公司團委擔任書記。局裏原來的團委專幹，是個老實人，也很正派，高小文化，但是思想較循規守陳，觀點也偏「保」，在他的周圍便常聚集著原來在「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提拔上去的團委幹部。不過，由於大勢所趨，而我們在氣勢上常處進攻態，且我本人及家庭出身都無懈可擊，並且我還是公司一級革委會的副主任，所以，觀點保守的團委專幹們，與我的關係基本能和平維持，對我的要求，大致他們還能一道推行。一九七六年五四那天，我為了體現局共青團組織的團結，還組織帶領了一次有幾百人的局屬系統團幹部的大隊伍，乘火車前往毛澤東的家鄉韶山參觀，從而更加強了我在全商業局數千名共青團員中的影響。

在整個長沙市局級共青團組織中，當時，尚只有我們商業局團委是完全掌握在造反派勢力的手中，其他局的團委，以至團市委，對造反派的活動，則其本都是處旁觀看風向態度，而只有下面單位一些團員青年在嚷嚷著「造反」。團省委的正、副書記——兩名由勞動模範調上來的女士，且都是黨的省委常委——自然更是曖昧不定，不公開反對，但絕不出面支持。由此，我們的團委，更加受到了湖南高層造反派頭頭的青睞與重視。後來，還傳出了要提拔我去做團省委副書記、並進入新一屆團中央的流言。

在省委書記張平化等人被迫參加的一次批鄧大會上，我被指定作為青年造反派的代表，對張平化進行了面對面的批判發言。在會上，我指責張平化又在重犯「走資派」的錯誤，並督促他轉變立場，來支持造反派。坐在我身旁的張平化，面對我的發言，卻不怒不惱，反倒一副誠懇之態，認真地聽我批判他。當然，後來四人幫垮臺後，我為這次大會發言，付出了沉重代價。

造反派在一九七六年面臨的形勢，與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形勢，表面看似乎差不多，而且，基本沒有什麼官方當權派來與造反派發生硬頂情況。因為，中央對保衛文革路線的強調態度，比一九七四年王洪文講話時的情況，更加鮮明。甚至，毛澤東的講話與中央的文件中，都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鮮明觀點「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從而使造反派與「走資派」的鬥爭，更加有了理論上的合理根據。但是，奇怪的是，這一次，整個地方官方當局，反而卻沒有發生像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之初的那種惶恐。雖然，沒有當權者公開反對造反派，然而，對造反派的種種要求，卻採取了一種裝聾作啞的態度，你批判也好，貼大字報也好，開會衝擊也好，他們反正整個兒就是消極抵制。在省、市總工會的指揮與組織下，造反派先後召開了三次有數萬人參加的「批鄧反右、促（省委書記）張平化轉彎子」大會，張平化及省委領導卻始終不予正面明確表態，最多也只是敷衍，但是各級權力機構，卻仍由他們在執掌，弄得在野的造反派們毫無辦法。最後，造反派頭頭們只好決定由中央委員唐忠富帶幾個人，到北京去向中央及王洪文匯報、告狀，以爭取中央訓斥省委與張平化。

當時，中央雖然喊著要「批鄧」，卻並沒有指責張平化，也沒有能公開對湖南造反派予以明確支持。張平化則始終對造反派採取了一付不頂也不理的態度：造反派集會貼大字報，省委基本不打壓；造反派要張平化表態支持同意湖南批鄧反右運動的事，張則只哼哼哈哈，講一些中央報刊上的大道理，具體卻不談。對此，造反派們當時對張平化是非常不滿的，如果能夠允許打倒張平化，大家也會願意的。

可是，奇怪的是，後來我從《劉順元傳》一書中，看到一個內容，是文革後，中央有個部門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七日關於對湖南省委張平化等人的評價，之中，卻說什麼：「前任湖南省委負責人（張平化）一九七三年回湖南後，步步倒向造反派，離開湖南時未作檢討，幹部群眾反映普遍強烈。」

不知這個結論是如何來的？作為一個曾與張平化「對著幹」的造反派，公道地說，我認為這個評價是冤枉了張平化。

一九七三年張平化重回湖南工作後，特別是一九七六年的「批鄧反右」中，哪有什麼「步步倒向造反派」事囉！張平化當時沒有鎮壓造反派，不是他不想，而是當時的中央不想；可是，他從思想上行動上，都是沒有倒向過造反派的。雖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省委允許為一些造反派頭頭平了反，允許一些造反派骨幹入了黨，那顯然不是張平化的本意，而是當時全國的政治形勢使然。你想，連中共中央的副主席都可以由造反派頭頭王洪文來擔任，那在地方上讓一些造反派頭頭入黨，又怎麼不是「大勢所迫」？但是，張平化在一九七六年硬著頭皮在頂住造反派的批判、在等待一件大事的發生，則的確又是事實。所以，當時湖南造反派高層頭頭們評價張平化時是說：「這個平化老倌，表面哼哼哈哈，內心實際卻恨不得能將我們造反派一腳踩到泥巴裏，真是一個老狐狸！」的確，一九七五年五月批派性時，張平化就立即主動將時任鐵道部長的萬里請來，在湖南株洲的鐵道部直屬田心機車車輛廠搞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派性」大會，在那會場中，鐵道部長與省委書記一唱一合，就將田心機車廠的幾個造反派頭頭批得灰頭土臉，進而借此在全省大造輿論，大力批判造反派的派性——也就是所謂「造反精神」。

對於這種與前二次文革造反形勢不相同的反常局面，我與龐達明、聶常茂等人經常予以研究分析，希望找出能解讀形勢的鑰匙。但直到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及四人幫垮臺後，我們才逐漸明白了：原來張平化他們在等這一天的到來！因為，對於毛澤東的病危情況，實際上在省以上高層的黨政領導人中間，早在幾個月前，就已暗中知道了，而到七月份時，中央辦公廳甚至還發了專文，向省級以上黨政領導秘密通報了毛澤東病重的情況。所以，無論造反派怎麼鬧、怎麼促，他們就是不動聲色，既不「轉彎子」，也不搞對抗，只是耐心地等待一件事情的結果，即等待毛澤東的病危變化結果。如果，毛澤東像一九七一年那次病危時一樣，又化險為安，那末，他們就會按華國鋒打招呼講話精神等中央指示，大力認真「轉彎子」而批鄧、而支持造反派的活動；但若發生了另一種情況，則也就是另一種處事之態，即後來發生的歷史那樣了。

可憐造反派們天天喊著擁護毛澤東、擁護毛澤東的文革路線，然而，毛澤東的中央卻沒有任何人向他們通報一下當時真實的嚴峻形勢，更沒有在組織上採取措施讓造反派們掌握到權力。相反，當作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唐忠富，於七月間，帶著一批人上北京，欲向中央匯報時，結果，華國鋒自然沒有見他們，甚至連王洪文都沒有出來接見他們一下，而只是派了些工作人員接收他們的情況反映材料。華、王二位，一個是原來在湖南支持過造反派、又是從湖南調上去並還兼著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人，一個則是全國造反派的總代表，可是他們都沒有理會來自湖南的造反派的中央委員。相反，唐忠富等人在中南海大門前請求中央領導接見的事，四人幫垮臺後，則還被華國鋒指責為是「衝擊中南海」。

一個已是第九、第十兩屆中共中央委員的造反派頭頭，專程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本省的批鄧反右運動中省委領導的反常情況，而號召造反、號召批鄧的原中央文革、「四人幫」那夥人，對此，卻居然沒有什麼人予以重視。可見這些在理論中紙上談兵時顯得滿腹經綸、在有毛澤東的權威存在時便常常執不可一世之態的領導人，其政治鬥爭實際操作的能力竟是何等低下！所以，後來，「四人幫」在毛澤東去世後，一個晚上，便被人能輕輕巧巧一下子就給全部逮捕，那又是多麼的必然。

唐忠富等人上北京後十來天，卻沒有傳來任何中央的信息，擔任了省革委會成員的一批造反派頭頭們（多是工人，也有少數機關幹部）聚會討論，分析可能是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力度還不夠，認為還應一批又一批地派人上京，引起中央的重視，就像一九六七年兩派武鬥與奪權形勢那陣，不斷派人向中央匯報本省文革運動情況，爭取中央的支持。於是，繼唐忠富後，湖南造反派的第二個匯報團又進京了。匯報團由五名省革委會委員組成（四名工人、一名省直機關幹部），由於我與我所領導的商業局團委，當時在造反派中已頗有些影響，因此，他們便邀請我，作為當時造反派少有的共青團組織代表，也參加這個匯報團。我提出，我的副手及摯友聶常茂也應同去，以便更有代表性。他們也同意了。於是，一行七人，也坐火車到了北京。

到北京後，我們幾次去了處於太平街甲8號的中央接待處，向接待處的人出示了湖南省革委會委員的身份，當面反映了我們要說的湖南批鄧反右情況，並提出想請中央領導人接見，以便當面反映。同時，也應接待處人的要求，向他們遞送了文字匯報材料。接待處的人聽我們談事時，倒是很認真，不停的問，也不停的記錄。隨後，還安排我們住到國務院一個什麼招待所，等候消息反饋。期間，我們又到了府右街，那裏是中南海的西門，也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接待處，到那裏也遞送了同樣的匯報材料。不過，那兒沒有人同我們談話，只負責接收材料。當時，府右街整個一條街都非常清靜，基本沒有行人，偶爾出現一個人走來，想必便都會被處於嚴密注視之下。我們在那兒行走時，寂靜的空氣使我們頗有些緊張，甚至，連說話我們也不敢高聲了。雖說，我們這一行，在湖南省都是些自稱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省委書記的造反派，可是，府右街的清靜，卻在我們面前顯示了隱含不露的威嚴。

在北京呆了十來天，得到的反饋，卻只是中央接待處的告知：你們的匯報材料已全部送上去了，目前，中央領導都很忙，看來不會有時間接見你們了，請你們回去繼續搞好本省本單位的批鄧反右，中央若有什麼新指示，我們會及時通告你們。

在京期間，我與聶常茂抽時間去了一趟北京大學。

北大，在文革中就是全國造反運動的一盞指標燈。而這次「批鄧反右」，又是起源於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一封告遲群、謝靜宜的信，而且，中央這次所燒的這場批鄧運動之火，也是首先點燃於北大，《人民日報》還發社論說是這次北大發生的「大辯論」、大字報，再次帶來了北大的大變化。因此，我倆決定到北大去看一看。

然而，到北大之後，雖然北京大學的歷史與地位，很讓我們對其有一種仰望的神聖，但是，校園內那被《人民日報》吹得無比充滿革命激情的大字報欄上，我們卻只看到雕零稀落的景象，而遠沒有文革初期的那種氣勢；就是看那內容，也如同平日常見的那種純為做做樣子的街道牆上的「宣傳」壁報，大多是口號般地「批判」、程序式的八股，沒有任何值得細看的內容，也體會不到之中有什麼真正的鬥志。

這就是今日北大學生運動的風采？這就是北大體現文革繼續與發展的雄風？

不安的心緒，越來越強烈地湧上我的心頭。

陪同我們參觀北大的，是一位姓蔣的女學生，她是聶常茂一個同事的妹妹，她正在北大讀中文。我們問她：北大這大字報是不是就這些？

蔣同學告訴我們，原來多一點，但也多不到哪兒，遠沒有你們所想像的那樣會貼滿全校園。而且，寫大字報都是由系裏面向班上佈置了任務，並沒有多少自發來寫的。她說：我們有什麼東西要寫啊？上面的事，我們又不知道，學校裏的事，我們也還不熟悉。

當時北大的學生，都是「工農兵學員」，是由各單位推薦送來的，而不是憑考試考進來的（文革中已取消高考）。所以，指望能看到這些與任何時期都不相同的特殊的大學生們，鬧出真正的學生運動，那竟是我們當時的奢求了。

時正七月盛夏，然而，北京大學校園中顯露出的那股虛假的革命勁，卻讓我與聶常茂深感了寒意。

當時，我是第一次進入北大，雖然北大校園中有那麼多散發著厚重滄桑的景觀，有那麼多令中國文化人都為之嚮往的讀書仙境，可是，它們在我的腦海中卻始終未能留駐，因為，當時那已雕零破敗的大字報欄景象，已成了我思想中的一種重壓與擔心，從而沖淡了我對北大的其他記憶。

在北京民族飯店，我們見到了隨中國工人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正欲起程的胡勇，他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被中央點名，做了這個中國工人訪阿代表團的副團長。他聽取了我們的報告後，說唐忠富他們一行也未能獲得中央領導人的接見，看來，我們只有靠自己，先將湖南的批鄧反右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搞出名堂，才能得到中央的認可。

回到長沙後，唐忠富將我與同去北京的另一位省革委委員召到他那兒（當時他患病住在醫院），詳詳細細向我們詢問了我們的北京之行後，頗有些喪氣地搖搖頭說：「連我都進不了中南海，你們又怎麼會有中央首長出面接見囉！」

按政治地位講，唐忠富雖然是中央委員，在湖南造反派中要算第一。但是，按實際能力與才幹評，第二把手的胡勇，遠比唐要強。唐忠富說話，各自擁有一股勢力的造反派頭頭們，不一定大家都會聽，但，胡勇說話做事果斷堅決，造反派頭頭卻一般不能不買帳。而且，據我觀察，胡勇也的確很有左右形勢的大將之才。在我參加的一些會議中，每當有造反派頭頭們意見不一，而各自咕咕嚨嚨說話時，只要胡勇在主席位上或威或諧的發話，會場便能清靜下來，意見也逐向胡勇的觀點靠攏。因而，事實上，胡勇仍是湖南造反派舉足輕重的一號人物。胡勇雖也不乏造反派脾氣，但他考慮問題一般都比較穩健，處事也有板有眼，大體上都能揣摸準確而符合當時中央的意圖，並能有效排除激進分子的干擾，而堅定地按中央的意圖做。

胡勇原不過是一個工人，他的這種群眾領袖才能是從何而來的呢？

我想，第一，也許是天生；第二，是文革亂世的鍛練鑄就。

文革中的湖南，造反與保守的兩派鬥爭，十年中歷經幾起幾落，反覆不定。以胡勇為代表的造反派們，逐漸也練就出一副能適應政治形勢起起落落、反反覆覆境況的素質。落難之時，能以自己只是又遭反覆偶遇淺灘的強龍，而自慰自勵；發達之際，則始終能不忘天下未定，隨時在警惕反覆重來。困境中念念不忘有可能東山再起，得意時卻不敢有大意鬆懈輕視對手之想。胡勇等湖南造反派們當時的心境，用今天商場上「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的話說，就是他那句名言：必須警惕，微軟公司離失敗，永遠只有十八個月的距離！

對比上海的王洪文一夥，就大不相同了。上海幫自一九六七年一月造反而奪權後，便不再經歷反覆，而竟掌權可近十年。一次奮鬥，便因深受毛澤東信任之張春橋、姚文元這兩個人的支持的這個偶然因素，而獲成功，是王洪文們的幸運，然而，不經反覆磨練者，又怎麼可能會具有應對複雜局面的真本事？所以，即便做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毛澤東去世後，便不可避免地要被對手擊敗，永陷不復。

我後來常常想一個歷史並不存在的假設的問題：從政治鬥爭的操作角度看，如果一九七六年在中央做副主席的是胡勇這類在十年文革中幾經上下磨難的人，而不是王洪文，那麼十月六日那天被一網打盡的人，會不會還是「四人幫」？當然，歷史沒有發生這個什麼假設。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當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傳來後，胡勇與湖南的造反派們就立即緊張起來了，一連串對形勢研究分析、並力爭尋求最佳對策的會議，便在胡勇主持下屢屢召開。小道消息中流傳說的毛澤東關於將在「腥風血雨中交班」的一段談話，此時，更是被造反派頭頭們翻來覆去談論。

而王洪文當時在搞什麼？

忙著照標準像；讓秘書向各省發通知，表示他將要執掌中央大權，等等，一副以為天下大勢已定，權位穩歸他們安坐的得意忘形之態，而卻全然不知大災大難即將臨頭。

顯然，胡勇與湖南大小造反派頭頭們都已擔心到了的事，那軍裝在身高高在上的王洪文們，卻想都沒有想。

中國這二十年來的進步，是得益於鄧小平的改革。打倒四人幫，則為鄧小平的復出創造了條件。從這個意義說，粉碎四人幫絕對是符合歷史前進的要求。但是從後來「凡是派」的政治觀點上看，他們卻並沒有鄧小平後來的那些推動中國進步的社會改革想法，他們掌權後的方針，卻只不過除了否定了「造反有理」之外，其他方面，特別是堅持階級鬥爭路線的政策，將繼承毛澤東的錯誤。

因此，如果沒有鄧小平等人的努力，打倒四人幫，則頂多不過是一場政治事件。

最有意思的是，改革開放後，很多當年激進的造反派，很多當年積極拼命要打倒鄧小平的造反派，卻居然都成了改革開放的擁護者與受益人，成了鄧小平路線的堅定支持者。雖然，鄧小平是絕不允許文革中的造反派再來從政，但他卻也並不再搞階級鬥爭，也同樣允許包括原造反派分子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都可以參入經濟活動，並走發財致富的道路。因而，原造反派們除了從政的大門對他們始終緊閉之外，其他的大幅度人生空間，卻還是向他們開放，並且，不再有動蕩，不再有鬥爭，相反，很多人還得以發了大財而過上從來沒有想到過的生活。然而，如果鄧小平沒能復出，而由華國鋒等「凡是派」繼續執政，那麼造反派則將徹底淪為新一輪「右派分子」、「四類分子」的非人命運。

很多人不明白不理解造反派分子發生的這種思想歷史轉變，是因為他們並不理解文革中的造反活動，不知其產生的原因及性質，而簡單地將其歸結於是毛澤東文革路線的支持者。

兩批造反派的北京一行，基本空手而歸，只好仍轉過頭來抓緊對張平化與省委的所謂「促轉彎子」工作。在唐忠富、胡勇等造反派頭頭的攻勢下，省委終於被迫後退，同意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準備將所有的省革委會常委及各地市書記、廳局長、書記，都召到一起，討論如何在湖南落實中央批鄧反右指示的具體問題。而長沙市委則按省裏的精神，率先召開了市委常委擴大會，同時，各局黨組黨委也先後照此葫蘆畫瓢，紛紛召開了同性質的會議。對於造反派來說，希望在這類會議中解決的問題，無非是兩個：第一，承認以往整治造反派是錯誤的；第二，落實造反派入黨與重新進入各級領導班子的「組織路線」。

八月中旬，我們商業局在市郊一家飯店召開了黨委擴大會議，與會者有近百人。我以我們公司革委會黨員副主任的身份參加了。在會上，局黨委從黨委書記起到每個黨委成員，都非常誠懇地表態，堅決聽毛主席黨中央的話，與鄧小平路線劃清界線，堅決地批鄧與「反擊右傾翻案風」，並表示向造反派們學習，支持造反派進入各級領導機構。一位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的局黨委領導，甚至找我談話，「希望」我這個年輕人向他這個老革命，「多多提出意見」，以「幫助」他「提高路線鬥爭的水平」。我不知省裏與市裏的黨委常委擴大會上是什麼情況，但我們局裏的這個黨委擴大會，卻是開得非常熱鬧，至少表面也非常友好，意見幾乎是一邊倒，即都同意與支持造反派的觀點意見。

為什麼幾個月中始終裝聾作啞而作壁上觀的省委書記們，突然又改變了他們的不作為態度，而小心翼翼地與造反派進行了溝通，並同意召開有利於造反派解決問題的省委常委擴大會呢？從後來所知的情況分析，也許是當時他們已確知毛澤東已很快會離開人世，而在中央，文革路線派以華國鋒、王洪文為首，似乎確已實際接掌了中央的大權，鄧小平已經銷聲匿跡，似乎沒有還能東山覆出的模樣了，而支持鄧小平的葉劍英元帥，則在年初便被以休病為名，奪去了其主管軍隊的大權。《人民日報》的「七・一」社論，甚至用了《在鬥爭中建設黨》這樣充滿火藥味的標題。因此，識時務為上，趕緊適當採取措施適應形勢。以至，在毛澤東逝世後，省委書記張平化竟還特發了一份電報，強調「向敬愛的江青同志深表慰問！」。其實，人們現在已知道，華國鋒雖也是文革的受益者，但與四人幫並非是一家人。可是一九七六年的當時，下面省委一級的領導人卻絕不會知道，華國鋒與毛澤東的警衛長官汪東興不僅與四人幫不同心，而且還早就在商量如何抓捕四人幫的機密哩！如果，張平化知道這一點，造反派就是逼死他，他也絕不會給什麼「敬愛的江青同志」發慰問電，更不會同意召開什麼批鄧的省委常委擴大會的。

一九七六年八、九月的湖南，應該說，形勢是朝有利於造反派的方面在發展。

但是，一九七六年中國的形勢，又比文革中的任何一年，使造反派們無比擔憂。因為，一九七六年雖然是造反派又佔了上風的一年，但是，它卻與同樣是造反派處優勢的一九六七年，顯然大不相同！

第一，造反派的活動，在一九七六年基本變成了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們的活動，而大部分原造反派群眾則只在旁觀，而沒有積極參加。相反，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的造反浪潮，在城市中卻是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群眾被捲入，或踴躍參加，或熱情支持，對批判所謂「走資派」即批判當權的黨政領導官員，相當多的人，更是充滿了「出怨氣」的激情。然而，一九七六年，大部分人卻對批鄧小平的「以三項指示為綱」（即主要強調抓生產將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方針）不理解不支持，反認為「鄧小平強調搞生產，有什麼不對？」。而經過八、九年的文革折騰，黨政官員們既已不再像文革前那樣專橫，而老百姓們原來受官僚主義壓迫而有的怨氣，也基本釋放，因而，對什麼「走資派」問題，也沒有了一九六七年時的那種憤慨。因此，甚至原來很多的造反派群眾，認為這一九七六年的再「造反」活動，只不過是「當了官」的造反派頭頭們的事，而與他們關係並不大了。由此，一九七六年的造反，便已成為了少數人的「革命」。

這種變化，反映到實際中，便是一九七六年湖南的造反派，很難再一呼百應動不動就可組織數十萬人的大型群眾集會，而只能將重點放在各種會議上，與省、市委及各級黨委交鋒了。即便勉強組織的群眾大會，也不過數萬人，除少數造反派頭頭與骨幹分子，與會者卻大多只是來看熱鬧，而並無以往有過的鬥志。

第二，一九七六年四月，以悼念周恩來總理起始而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其鮮明矛頭直指四人幫、支持鄧小平，甚至直指毛澤東的性質，其參入的老百姓群眾竟達數十萬、上百萬之多的事實，無疑一下子讓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造反派們震驚了！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們造反派自以為是代表了下層人民的利益，自以為是在與官僚主義者在作鬥爭，所以要批判官僚主義者們的總頭頭鄧小平，可是，為什麼北京的群眾卻又支持鄧小平，而像一九六六年造反時做的那樣，以行動大力地反對中央的文革派領導人（當時不知有四人幫這個名詞）呢？

我們不知道北京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不知道為何「批鄧反右」的運動，卻竟在首都批出這樣一種境況。但是，從心理上，我們卻又天然地站在了群眾的一邊，對出動警察與民兵對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進行鎮壓，甚為反感。而且，對隨後在全國又搞起了「追謠」小運動，以追查什麼「周恩來遺囑」為重點的種種抨擊江青、四人幫的小道消息，其追查的重點也是落到普通群眾、甚至落到造反派的群眾頭上，還不惜動用了公安局專政機關來追查等情況，更令我們憤然。然而，從我們自身的經歷與體會總結，我們當時卻又是絕不可能支持鄧小平，不可能支持一個整治造反派的所謂「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可是，面對「天安門事件」，多種矛盾混雜在一起，我們真的不知所措，不知自己該如何做了。

也許，是北京的群眾被鄧小平派別的政治家們利用了？可是，上百萬人爆發出來的激情，誰有這個本事去啟動利用他們？！正如，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那陣聲勢浩大的造反風潮，若沒有共和國十七年間在群眾中積累的種種怨氣，又豈能為毛澤東一個人的號召而積極行動起來？

但是，我當時又覺得，「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卻也並不能證明我們，至少不能證明我們湖南的造反派在一九七六年的造反活動，就是錯的。因為，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派性等運動中，造反派們的確是受到了當權者的大大的打擊迫害，之所以支持「批鄧反右」，支持文革路線，無非是希圖自己能獲得一個正常人的地位，而不至被入另冊，擺脫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陷入如「四類分子」般的非人處境。

現在看來，一九七六年還在活動的造反派頭頭們，當時，實際是陷入了一種幾乎不能作出或進或退的自由選擇，而處在了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的必然矛盾境地。繼續幹下去，有可能因與大多數群眾意願而不自覺地對立，陷進歷史的反面，要知道文革也有十年，也足可以聚集眾多的社會不滿與怨氣，而與當局發生一場大衝突了。一九七六年的造反派站在了毛澤東與中央一邊，就等於是站到了「當局」一方。但，退出來，不幹了，地方當局的黨政領導們手中拿著的那頂「反革命帽子」，則隨時又有可能找機會，像「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一樣，罩到我們的頭上，以報復文革之初我們對他們有過的「造反」。

之中，最可悲的是，一九七六年的造反派頭頭的利益，已與廣大的群眾毫不相干了。當造反派頭頭們在為自己的政治前途、人生安全而戰之時，原來支持造反活動的群眾，卻因對所謂「走資派」們的怨氣，歷經文革數年已經出盡，新的造反運動，對他們便失去了內在推動力；而經歷了文革的教訓，「走資派」們也已不像文革前那樣對群眾持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態度，因此，所謂「批鄧反右」運動，再也激發不起群眾投入的熱情了。因此，一個單位中，人數很少的造反派頭頭，便成了重新當了權的黨政領導們，一有機會便很容易隨時予以「秋後算帳」報復打擊的靶子。只是，在一九七六年的十月之前，局勢還撲朔迷離，不明不朗，甚至，從中央高層表面的信息看，似乎文革路線還佔有優勢。所以，所謂的「走資派」即省以下當權的黨政領導們，在表面上還得討好造反派，以免在這「批鄧反右」中，真如同前些年的文革情形，又一次讓造反派的「造反」而被趕下臺。

在局黨委擴大會議中，我與龐達明、楊金河，都以我們公司革委會黨員副主任身份參加了，聶常茂也被他們公司黨委作為黨員中的特別代表，邀請參加。因此，我們得以在會議期間經常聚在一起，私下談論時局。我們對局勢的前途都非常憂慮。雖然表面上，我們搞得轟轟烈烈，局黨委與各公司黨委的書記們對我們都是異常的友好，大小會的發言幾乎都是支持造反派的言論，但是，我們卻深知，黨委書記們在內心裏並不會服氣的，除非全國大局的形勢長期維持目前狀態，使他們無可奈何只能認了，否則，一有機會，他們甚至可以在明天就重新將我們打入地獄！

會議期間，有天晚上，睡不著的龐達明，對同樣還在床上想事的我說：我總感覺得目前這種好形勢不可靠。

我問：為什麼？

龐說：你想想天安門事件！據說，不是報上說的十萬人，而是有上百萬群眾參加啊！這不也是造反？那些群眾的做法，不就像我們在一九六六年底造反一樣啊？！矛頭還這樣明確，江青、張、姚，還搞到毛老人家的頭上了，上街的有上百萬人啊！

我說，我也為此擔憂，這一來，我們豈不是倒成了保皇派？

龐說：真是保皇派，倒還不要緊，問題是我們所謂的「保」，只是站到毛老人家一邊，站到文革派一邊，可是在地方、在單位上，我們卻又並沒掌權，而還得在「走資派」的下面做人，在「走資派」面前，我們可不是保皇派，而是地地道道批鬥過他們的造反派，是他們隨時要向我們秋後算帳的對象囉！

我說，中央的文革派怎麼弄出這樣一種情形？這一來，鄧小平他們可高興了，「走資派」也高興了。

龐說：就是。過去我們造反，就是靠的群眾基礎好，我們可以代表群眾的利益說話，控訴批判「走資派」，為群眾出氣。可是，現在，北京卻倒過來了，丟掉了最重要的群眾基礎，這麼發展下去，局勢會很危險，我們會隨時有倒霉的可能。你想想，天安門事件中如果沒有當官的支持，那些群眾開始時能集合得起來？就像蒯大富若沒有中央文革的支持，他光憑那些雄辯口水，又能起什麼作用？

我想，也是。

我們都被這個沉重的現實，壓得心頭非常的鬱悶。

龐達明又說：我們的確很危險啊！當官的「走資派」恨我們，若群眾也不支持我們、不理解我們了，那麼，只要中央官場的形勢一變，我們就會立即重入地獄之門。說不定，哪天來個什麼中央文件，像搞陳伯達、王關戚一樣，也突然宣佈「張春橋、姚文元反黨集團」的罪行，將他們作替罪羊，那麼，我們這裏議定的什麼黨委擴大會決議，便會立即被推翻，對我們的評價，又會掉過頭去，重新撿起「一打三反」那一套。

我想，的確是這樣。

可是，既已上這條船，並行駛於歷史的激流中已經十年，我們現在還下得了嗎？

一九七六年，湖南的造反派分子之活動氣勢與能量已大大減弱，而保守派方面的活動卻仍遠遠小於造反派陣營，仍是除了省下面的一些地區市、縣，有著公開的反對造反派的組織活動外，在省會長沙市，貼標語反對造反派所作所為的保守派群眾勢力，也依然處於半地下活動狀態，沒有形成公開的有組織的反對潮流。不過，在七月二十日前後，大概是經過商量，由下面邵陽地區的一批保守派工人，一千人左右，突然進入長沙市，在大街上散發傳單、刷標語，支持他們的長沙市戰友，強烈反對造反派，並且，將其隊伍開進了省委大院，向省委請願施壓，反對準備召開有利於造反派的、「批鄧反右」的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反對造反派進入各級黨委與領導機構。對此，長沙市的造反派們當然立即進行了反擊，除了組織大批造反派的工人也進入省委大院外，還動用了由造反派主持的工人民兵力量，將邵陽那些保守派工人予以包圍，小型的衝突已經開始，而一場大的武鬥似乎不可避免。但，這時畢竟是一九七六而不是一九六七年了，省委的權威在這時已是有相當的作用。最後，經省委出面與各方面協商，邵陽方面的人也看到他們所面對的人數懸殊之形勢，確於他們不利，而且，他們的造反派老鄉也有上千人即將「殺」了過來，便同意撤出了省委大院，而打道回府。

當時我從北京剛剛回來，也奉命率領一些造反派的共青團員，趕到了省委大院時，正遇上了在觀察形勢的造反派頭頭雷志忠，他告訴我，此時造反派的目的，一是將邵陽保守派趕出省委大院，二是將他們趕出長沙，以免他們干擾正爭取召開的「省委常委、省革委常委聯席擴大會議」。當然，這二點要求，我們造反派很快便都實現了。

「四人幫」垮臺後，這批來長沙進省委的邵陽人，便成了英雄，大受表揚，他們的頭頭還被提拔為一個什麼局的局長。但到改革開放時期，後來的事，卻有點兒戲劇性了。我聽有些原造反派的朋友說，這位昔日的保守派頭頭卻與那做過階下囚的邵陽原造反派頭頭，竟握手言和而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常常一起飲酒海聊，說起那文革中雙方的事，全沒有了激情衝動，倒像是在說別人的歷史故事一樣了。大家說，這是他們邵陽人極豪爽的性格所致。

在「批林批孔」與「批鄧反右」那二場運動中，長沙市的保守派人士確沒有邵陽人那種敢衝敢為精神，就是寫那麼幾張反對造反派大標語，也不能堂堂皇皇公開來幹，而是在人不多的情況下來貼，貼了就跑。當然，那時連省委也拿造反派沒奈何，所以，也不能完全說人家膽小。而且，他們在「四人幫」垮臺的消息正式傳達後，便迅速組織了起來，幾百人抄砸了造反派主持的省、市總工會，抓捕批鬥造反派頭頭唐忠富等，動作倒還是蠻快的。

「四人幫」垮臺不久，有次，在一位朋友的小圈子聚會時，我遇到了湖南保守派方面一位姓劉的頭面人物，他是長沙市某工廠的工人，也做過群眾組織的「副司令」。這位劉先生得知我是造反派分子後，很神氣地對我說：「你這個小蘿蔔頭，沒有事！我擔保！這次只搞大的，搞唐忠富、胡勇他們。」他還得意洋洋地說：「現在輪到我們『高司、紅聯派』吃香的時候了！省革委會的副主任、常委的位置，唐、胡他們肯定是沒有份了，而是該輪到我們這些弟兄們來坐坐了！」

有長者笑說：「這麼說來，劉老弟這次會不會⋯⋯」

劉先生笑而不答。

然而，劉先生的願望卻都成了水中月霧中花，什麼都沒有發生。唐忠富、胡勇等固然都垮了台，但那省革委會的副主任、常委位置上，補入的卻再沒有什麼「群眾組織的代表」，而全是「老帥歸位」即原省廳級的領導幹部們，黨政領導幹部的選拔機制，又恢復了文革前的秩序。只有在基層，保守派方面人士才尚有被提拔的機會。而且，時代已在前進了，什麼「派」不「派」的，已不再吃香，沒有「派」的逍遙派，才最好，何況，提拔人才的標準，已逐漸變成了學歷與知識。

第二十七章　一九七六年十月：驚心動魄的最後時日

一九七六那一年真是很奇特，中國一下子竟發生了那麼多的大事，而政局的變化結果，又是那樣的奇妙與出人意外。

不過，對於我們來說，只是早已擔心而極不想要發生的事情，終於成為了現實，而且，是遠超出我們的想像。但是，畢竟不是在上海，我們對發生的現實，的確純只有「傳統」束手待擒的基本態度，而沒有對抗的任何打算。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午，我在家裏吃過飯後，正準備午間小睡一會，突然，公司黨委辦的一位幹部急匆匆跑到我家，向我傳送黨委書記的一個通知：下午三點前，上面將會有重要精神傳達，請我下午二點前一定去公司，而暫不辦其他事。因為，黨委書記知道，我在局共青團主事，還與省市造反派頭頭常有聯繫活動，恐到時找不到我的人，便專門派人來告知。那時，電話只在單位上有，私人家裏是沒有的，所以，有什麼重要事，也只能派人來通知傳達。

我開始想，又有什麼中央文件來了？但，又覺得不可能。因為，若是有新的重要中央文件傳達，一般省裏的造反派頭頭便會事先知道，因為唐忠富、胡勇等人不是中央委員，就是省委委員，按黨組織文件傳達程序，有什麼中央文件下來，他們一般是會比市級單位的黨委，知道得要早。凡有利或不利於造反派的中央的講話與文件什麼的，他們都會及時召集各大單位的造反派頭頭秘密通告，以讓造反派們作好應付各種情況的精神準備。我經常參加這類會議，所以，猜想今日由公司黨委通知下達去聽的重要精神，即便是中央文件，也不會與造反派們有多大關係。

然而，這次聽到的消息，竟如同晴天炸雷，驟然使我們造反派頓時全都驚慌不已，神思亂套，不知所措了。

下午三時，我們公司黨委全體黨委委員、公司革委會黨員副主任，都集聚到了公司會議室。黨委章書記說，局裏又來了通知，下午四點正，讓包括我們在內，公司全體機關幹部都一齊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重要廣播，任何人不能缺席；同時也通知了公司基層單位黨支部，讓他們也組織所屬單位的職工幹部都進行收聽。

什麼廣播，值得這麼隆重？大家自然有些議論，問章書記，他說他也不知道是什麼內容，他只是將局黨委的通知照本宣科傳達而已。

有人說：是不是有地震方面的重要消息？

的確，自七月間唐山發生大地震後，由於官方與媒體，都沒有詳細說明與報道後來人們才知道的事實真相，結果弄得那一段時間內，到處是地震的謠傳。甚至，搞得我們湖南常德竟有很多人從家鄉跑來長沙躲地震，說是他們常德馬上就會要發生大地震了，直到省委省革委專門開會發通知制止這些謠言，人心才予安定。

但是，我想不可能是地震的事，地震畢竟只是局部問題，對這類事犯不著這麼向全國廣播。

楊金河說，是不是《人民日報》又有什麼重要社論要發表？

龐達明當即搖搖頭說，不可能！哪有什麼社論用得著搶在下午來廣播，而不放在晚上八點的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還這麼興師動眾組織收聽？肯定是發生了什麼大事。

我想的正是龐大哥這個思路，因而也說：是不是要打仗了？

龐達明又搖了搖頭：現在有什麼仗可打？要打仗，事先總會有些跡象。就是美帝、蘇修搞突然襲擊，事先也總會有大的形勢先兆，當年德國進攻蘇聯，雖說是突然發動的侵略，但實際上事前雙方都已有了不少戰爭準備。而目前，根本沒有任何會發生戰爭的影子。

大家都覺得龐達明的話，很有道理。

但是，下午四點正，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會讓我們聽些什麼呢？

四時正，謎底揭開：毛澤東去世了。

當收音機裏，傳來中央台男播音員沉重緩慢的宣讀中央訃告的聲音時，我們所有在黨委會議室收聽廣播的人，都一下子驚呆了，誰都沒有想到，發生了這種天大的事。在我的理智中，雖然明明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長命百歲，更沒有什麼萬壽無疆，毛澤東也不會例外。但是在平日的意識裏，則的確從沒有考慮過，毛澤東也會有離開人世的一天。所以，聽到廣播後，我的思緒，好半天還在轉動著播音員的聲音。

悼念毛澤東的活動，在收聽廣播後，奉命立即予以進行，悼念毛澤東的靈堂，在公司小禮堂中很快予以設立了；公司全體黨委委員、革委會委員，全被召到公司，分配指揮悼念活動的種種任務，黨委正、副書記與我們幾個革委會副主任，則按二人一組，輪流在公司日夜值班，指揮處理各種悼念活動中的事情。

所有的人，都意識到，一個時代結束了。

只是，人們對此事的感情、認識、理解各有不同或各有差異，特別是對毛澤東之後，將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參入政治與關心政治的人們，則更是心慌神亂。

在悼念毛澤東期間，我與龐達明、楊金河三人，經常在一起悄悄談論毛澤東之後的時代，將會是什麼局面這類話題。當然，這些議論只能在我們三人中進行，因為，這在當時還是犯忌的。

那個關於毛澤東說「也許要在腥風血雨中交班」的小道消息，很長一段時期，始終像惡夢般纏繞著我。因而，在聽到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後，這個惡夢更強烈地閃現於我的腦海。有次，我與龐達明二人在一起時，我對他說了這個擔憂。

我說，不知中央的文革派能不能接好這個班？也不知會由誰來繼任中央主席？

龐大哥則嘆了一口氣，說：前途難卜！主席說的那段「要在腥風血雨中交班」話，恐怕不會沒有由來。

「要在腥風血雨中交班」，就意味著流血、殺人，至少也是會有整人的事發生；而且，是發生在中央高層。想想那個情形，我都有些不寒而慄。

龐大哥又說：關鍵，就是看中央那班文革派有沒有接班的本事。

不過，對中央高層的人事，我也還有點幻想，對龐大哥說：按現有十六名中央政治局人員的身份排，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紀登奎、吳德、陳錫聯、汪東興、陳永貴，還有許世友，應該都是文革路線上的，因為他們都是文革中才提升到今天這個地位的。雖然不知許世友是不是支持造反派，但他原來在一九七三年幾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就向毛主席表過態，中央若出了修正主義，他是堅決無條件跟主席走的。其他幾個人，劉伯承實際不管事，長期病號；「老右」的代表人物葉劍英，也休病、沒有軍權了，韋國清是鎮壓廣西造反派的，顯然不會支持造反派，但，對毛主席他可能還是忠的，不然，不會提拔他做政治局委員，李先念是個中間偏右派，不支持造反派，但也沒有鎮壓造反派的記錄，一心只抓生產；李德生是12軍支左上來的，應該是支持造反派的，只是不知為何在「十大」上被選為了副主席，他自己卻辭職說幹不了，主席也同意他降為政治局委員？不過，無論如何，他是文革的受益者，應不會反對文革。這一來，中央政治局力量對比上，文革派是絕對優勢，十六人中，至少有十名是文革派，而另外的許、李二人，則應至少不會反對文革派。而四名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吳桂賢、倪志福兩人是勞模，像貴爹（陳永貴）一樣，當然只會跟主席路線走，服從中央大多數人的意見的；而蘇振華、賽福鼎兩位，雖然面貌不明，但想必他們是不敢反對文革路線的。真正堅決支持鄧小平的，恐怕也就只葉劍英一人了！就是葉劍英領頭反對，頂多也不過可以爭取李先念、韋國清、蘇振華這幾個人。力量對比懸殊，能起什麼浪？何況，現在軍權已從聶的手上轉到了由陳錫聯主持。

龐大哥說：你分析得是不錯，照理講，文革派在中央是佔絕對優勢。可是，你想過沒有，文革派是團結一致的嗎？文革派中會不會自己發生內訌？像一九六七年那陣，無緣無故，就將王關戚做了替罪羊，對王力，武漢七二〇事件後，還封他做英雄，可是沒過幾天，卻又說他是反軍亂軍的罪人。

龐大哥說的這情形，的確是讓我們擔心。

龐大哥又說：還有天安門事件，我總覺得，那不是一個好兆頭。有那麼多人支持鄧小平啊！那班文革派秀才為何要去鎮壓群眾，為何要挖自己的基腳啊？！沒有廣大群眾的支持擁護，又怎麼能掌得住這個權囉！

說到天安門事件，就使我的精神陷入迷茫、矛盾與擔憂。

我想，還有華國鋒，為何主席要選他做中央第一副主席？他在湖南可不是堅定支持造反派的啊！華國鋒的「亮相」支持造反，是我們造反派推著走的，是當時大勢所趨，在實際中，特別是在後來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他並沒有對湖南的造反派施什麼仁政，講什麼感情，就是現在，他也沒有說過專門有益於湖南造反派的話。如果由他接任中央主席位置，今後會不會於造反派有利？

龐大哥說：毛老人家讓華國鋒當了第一副主席，無非是想平衡一下中央的人事，同時，想必王洪文也還是嫩了火，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那陣，他只威風了幾個月，就不再在臺上活躍什麼了，而讓鄧小平接了手。後來，鄧小平下臺了，卻又是華國鋒上，仍沒有讓他王洪文做一把手。可見，王洪文的能力，後來在主席那兒打了些折扣，所以，只怕他王洪文一時還當不上中央主席。不過，華國鋒接任主席位置，對我們造反派，問題倒也是不大，畢竟他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即便他不能支持湖南的造反派，至少，他是從文革這條路起家走上去的，既不能否定他自己，他也不能把我們怎麼樣，何況還有王洪文、張春橋那班人在那裏。問題就是怕他們之間出內訌，最後卻又找個什麼理由搞運動，危及我們下面的造反派，將我們造反派做了犧牲品。

我說：會不會是主席讓華國鋒臨時在中央一把手位置上頂一陣，而後只是要他像周總理一樣，去輔佐王洪文，最後仍由王洪文做中央主席呢？因為，華國鋒顯然是個事務主義領導，而不具一把手的領袖氣度。在九月十八日的追悼大會上，王洪文不是負責主持嗎？主席選王洪文到中央，應該看中的是王的觀事眼光與處事魄力，不然，一個普普通通的造反派小幹部，怎麼能被挑到中央去做副主席？也許，王洪文還有我們不知道的幾把刷子吧？

龐達明笑笑說：主席的決策，從來都是「天難問！」也許你說的也有道理，也希望你說中了。

我也笑了：猜測猜測而已。

整個悼念毛澤東的時日，一方面我們忙著從事各種形式、各種組織進行的悼念毛澤東的活動；一方面，我的心中，卻在不停地翻騰著對毛澤東時代之後的種種憂慮。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運動中的那些對我的黑暗歲月，實在太令我難以忘記，現在，發動文革、號召「造反有理」的毛澤東，走了，這一來，我們造反派會不會竟也一道隨之殉葬呢？

我與聶常茂談論這個問題時，他也像我一樣憂慮，有次竟當著我的面，雙掌合一向天祈禱：老天保佑我們造反派，中央千萬莫讓赫魯曉夫那樣的修字號人物掌了權！

九月十八日，北京舉行了全國追悼毛澤東的大會後，雖然，悼念毛澤東的宣傳仍沒有停止，各種悼念標語、花圈也都沒有撤走，但是，一度因悼念活動而幾乎全部停擺的工作，則慢慢開始恢復進行了。電影院等文化娛樂雖然仍不能進行，但人們的飲酒作樂之類事情，也慢慢放開了。

國慶節後，龐達明要我隨他一起去市郊一個鎮供銷社，準備過幾天去參加我們公司在那兒舉行的、旨在落實八月份局黨委擴大會決議的公司黨委擴大會。我說，局團委也要開這樣的會，雖然團委書記一職的任命文件，還未正式下來，但局黨委都已多次明確讓我抓團委工作了，我得主持團委的擴大會，故不能參加公司的會。龐達明說，公司有許多事需要我們商量，你最好是團委會開了就趕快過來。我說，有你龐大哥，什麼事就可以定下，我去不去都沒有問題。龐大哥忙說，你莫亂講！記住，團委的會一完就馬上過來。

誰知，公司的擴大會還沒有召開，中央的文件來了。

十月八日，晚上九點多了，我正在家裏讀蘇聯什捷緬科寫的《戰爭年代的總參謀部》一書，公司保衛科的一個副科長坐車趕到我的家，說黨委通知我，立即去公司開緊急會議。前不久，公司黨委已決定我在公司分管保衛、民兵與團委三項工作，因此，保衛科的事他們開始要向我報告了。但是，那個副科長說，不是保衛工作方面的事，聽說是有什麼中央文件要傳達。

我連忙想：現在的中央文件，會說什麼事？

公司會議室內，黨委委員與革委會的黨員副主任們都已到齊，我是最後到會的人。

公司黨委章書記說，現在請江山同志宣讀中央文件。

江山現在是公司黨委副書記，他雖然原來是我們造反與要打倒的對象，公司「一打三反」運動也是他主持下進行的，但是自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後，他便與我們改善了關係，我們也不再攻擊他。

江山宣讀的中央文件，很短，只有幾句話，但是非同小可：

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

根據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將來提請中央全會追認。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

聽後，當即我就有個想法：中央七號的決定，今天才八號，就傳達到我們這裏來了，這次中央的文件傳達得這麼快，真有些不尋常！有點奇怪。

文件讀完後，章書記說：對中央的這個決定，我個人堅決擁護！大家也表個態吧。

章書記說完，便讓黨委姚秘書記錄大家的發言。

黨委委員們發言很踴躍，都是表態擁護中央決定，每人發言雖有一大堆話，但卻套話連連，很是沉悶乏味，沒有任何激情，純公事公辦一樣。唯我們三個造反派的革委會副主任，發言則力圖想表示什麼，但又不好說清楚，畢竟這是共產黨的一級黨委會，而不是造反派們可以海說胡言的造反會議。

龐達明說，中央的決定嘛，我們肯定要擁護，也只能擁護。我個人表個態吧，擁護中央的這個決定。完了。

我說：由華國鋒同志擔任中央主席，個人還是有點意見，因為，他是湖南上去的，湖南過去有些事，如「一打三反」，他也多少是有點責任的。不過，既然中央已決定了，我組織上無條件服從、擁護。

楊金河則說：華國鋒同志任中央主席，我沒有意見，只是希望他能夠聽毛主席的話，能一心一意真正繼承毛主席的遺志，領導我們將這場批鄧反右的運動進行到底，而不要做口頭革命派。

對我們的發言，黨委委員們臉上一派驚愕，大概他們是第一次最真實地看到，我們這些造反派在黨委會上，就國家重大問題的發言，會有什麼樣的個性。

會後，私下，我對龐達明說：選舉中央主席這樣一件隆重的大事，你說，為何卻只由政治局作一個短短的決定，就解決了，為什麼不開中央全會，在中央全會上熱熱鬧鬧隆重地選舉決定，然後見報，慶祝一番，而卻這樣草草了事？按黨章規定，中央主席應由中央全會決定呵，現在又不是沒有時間，開一個全會還不容易？

龐達明說：是呀！我也覺得有些奇怪，中央一個新主席任職。雖說不能像過去新皇帝繼位一樣搞得那麼鋪張，但是，畢竟我們是一個這樣大的政黨，新的主席繼任，也應該有些必要的過場儀式，顯示莊重。可是，這一次華老闆當主席，怎麼就搞得這樣匆忙？總應該開個什麼大會再上臺吧？這樣一份幾句話的文件，就做了主席，弄得好像不是正式的一樣，說得不好聽，比我們當年當這小小的革委會副主任的慶祝大會還不如。

我又說：我還有些奇怪，對毛主席的遺囑，為什麼不公佈，卻先連忙只宣佈這個中央主席的人選？越南胡志明去世時，可是先公佈他的遺囑後很久，才確定新的中央主席的。

龐達明點點頭，說：「根據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生前的安排」，這句含含糊糊的話，看來不像是遺囑。若是遺囑，應有具體安排的說法。總之，這件事，是有點怪怪的。

不過想歸想，我們也沒有本事，沒有信息來源，可以讓我們想像這件事後來知道的真相。

龐達明與楊金河兩人都去郊區供銷社參加公司黨委的擴大會了，我則到局團委，組織召開團委擴大會。團委擴大會開三天，十月十二日結束，請局黨委一位老幹部領導來講話。這位老幹部按時來了，也對與會的團委委員們，作了一番充滿套話的例行鼓勵講演。

會後，局黨委領導將我找到一旁，問我學沒學習十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我說：看了呀！

他便詭秘地笑笑說：看到了什麼重要精神沒有？

那篇《人民日報》社論，我當然已看了，不就是歡呼中央關於建毛主席紀念堂與出版毛澤東全集這二件事嗎？有什麼重要精神？無非不就是多了幾句什麼要搞馬列主義、要光明正大之類原來毛澤東的指示嗎？講老實話，我沒看出什麼。但是，難道這個讀書學習都沒有我幹勁大精力足的老幹部，會比我這個年輕人對如今的《人民日報》文章的理解能力還強？我不信。也許，是他故弄玄虛，以此在我面前賣弄。

我便回答：請領導指點，我學習得不好。我的確沒看到社論傳達了什麼方面的重要精神。

局領導卻只又詭秘一笑，說：嘿嘿⋯⋯那我建議你回去仔仔細細地再研究一下那篇社論，我相信，你會看明白的。

說完，他即刻轉身，徑直走了。

而在八月份的局黨委擴大會期間，他可是對我恭敬得令我很不好意思，還口口聲聲請我幫助他提高路線鬥爭的水平。而此刻，為何一下子像變了個人？

我看著那局黨委老幹部的背影，不解。

第二天，十月十三日一大早，我就到聶常茂家裏，同他說局團委擴大會的事，因為他忙於參加他們公司的黨委擴大會議，沒有來局團委會。誰知，他一見我，便說：我正要去找你！

我問：什麼事？

當時他家裏還有他的一個親戚，在同他說其他事。他便對那親戚說：你的事，過兩天我再跟你講。

送走他的親戚後，他急急地對我說：你知不知道，「拐」大場了？！（長沙方言：拐，即出壞事了）

我奇怪地問：什麼事？這麼氣急敗壞。

他說：中央發生了右派政變！江青被抓起來了！

我的頭，頓時變大。

我忙問：你聽誰說的？

聶常茂告訴說，他們公司的一個造反派頭頭收聽了「美國之音」，是那兒廣播了。

當時，收聽「美國之音」是不允許的，被指責為是「收聽敵臺廣播」，一經查出來，輕則批判，作為政治錯誤記入收聽者的人事檔案，重則弄不好，還要被公安局找去審查。但是，即便這樣，實際上還是有人經常偷偷地收聽，以曲線獲取國內很多不公開的信息。

聶常茂還說，他昨夜也特地去收聽了，「美國之音」果然在不停地廣播這方面的消息與評論；看來，這件事只怕是真的了！

我問：除了江青，還抓了其他什麼人沒有？是誰抓的？什麼原因要抓？

聶說：「美國之音」只說是抓了江青為首的文革派，是葉劍英他們來抓的。

一聽是葉劍英來抓的，我立即想：完了！

我連忙又問：被抓的人中，有沒有華國鋒、王洪文？

聶說，具體詳情還不清楚。

我想了想，對聶說：我們趕快到市總工會那兒去打聽打聽，一定要將這個情況弄清楚，才能判斷這件事對我們有什麼影響、有多大影響。不過，「美國之音」既說了是抓江青，還說是抓文革派，那我們可能會凶多吉少了！

上午十點，我們趕到市總工會時，總工會的大院裏已到處站著了人，都是造反派的工人，三三兩兩一堆，走過去一聽，全是在議論北京抓江青的事，而說法的版本各有不同。有的說，只抓了江青一個人；有的則說，中央所有的文革派全被抓起來了，連華國鋒、吳德都抓了。還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都進駐了軍隊，遲群、謝靜宜兩人也被抓了，等等。但所有的說法中，有一個名詞卻都是一致認可的，即「是中央發生了『右派政變』」；所有的人，也都認為是葉劍英領頭抓人的，因為只有他與軍權有關，而只有他，原來就是鮮明支持鄧小平的。那個時候，誰也不會想到汪東興會是這次抓捕的參入者與關鍵人物，因為，造反派雖從沒有與汪東興打過交道，但卻都知道汪是毛澤東的貼身衛隊長，是毛澤東很信得過的人。

遇到了幾個市總工會的頭頭，也是造反派的工人，已是熱鍋上的螞蟻一般，都在互相核對聽到的消息。有一個原來活動能力很強，也頗有名聲的頭頭對我說：搞不好，我們會要準備上山，打遊擊去了！

我想，如果真是發生了抓文革派的「右派政變」，那我們的前途，的確就可能是毛澤東所預言的「腥風血雨」了。

市總工會內原來作為全市造反派指揮部的小會議室，已空無一人，我問那幾個頭頭：唐忠富、胡勇他們呢？現在這種情況，他們為何不站出來給大家講講話？說明一下真實情況，也趕快決定我們今後的方針。

他們告訴我，他們也在找唐忠富、胡勇等人，省總工會唐忠富的辦公室也都空了，到處找不到他們，不知他們跑到哪兒去了。

但也有人說：你們慌什麼？情況還沒正式搞清楚，還只從「外台」那兒聽到一點風聲，就這麼沉不住氣！形勢再壞，那無非就是毛主席說的，重上井岡山嘛！《人民日報》七一社論不早說了，要在鬥爭中建設黨！

其實，是說這話的人，不懂得搞清楚情況，與什麼重上井岡山，是兩碼事。說起來容易，上山，打遊擊，輕飄飄的，可是，實際上，他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嗎？也許，他以為那仍不過是喊幾句口號，貼幾張大字報而已。

整個十三日、十四日兩天，我與聶常茂兩人，都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竄，四處打探消息，聽「美國之音」、找一切可能知道北京情況的人，詢問情況。謠傳也越來越多，造反派們的心緒全都一派混亂，而且，慢慢傳來了華國鋒不但沒有在被抓之列、相反還竟是「華國鋒與葉劍英聯手抓人」的消息，並且，抓的不僅是江青，而且連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被抓了；同時，也傳來了瀋陽軍區、駐河北的38軍與許世友、陳錫聯等人反對抓江青，並向華國鋒、葉劍英發出了要求放人的軍事通諜的謠言；還有說上海已進入緊急狀態，貼出了「還我江青！」「還我春橋！」等口號，並已做好了軍事對抗準備。

情況基本弄明白後，我對聶常茂說：這一下可真危險了！不知那幾個人在中央是怎麼搞的？怎麼會讓少數的右派，搞出這個政變，反讓人家一鍋端了？

聶常茂則說：也許事情還沒有完，抓張、姚，尚可行，但主席尸骨未寒，他們就抓江青，難道會得到下面軍隊的支持？我看，只怕會引發軍事內戰了。

我也認為有這種可能。

其實，是我們根本不知道中央高層的真實情況，根本不清楚江青那胡亂行事作風，在高層埋下了多少仇恨；更不知道處高層而尚能在權位的那些人，對毛澤東搞的這個衝擊傷害了高層官員利益的文革運動，是有著極大的不滿與反感。過去，高層的人不敢表示任何反對毛澤東做法的舉動，自然也不敢得罪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然而，現在，毛澤東不在了，江青的靠山沒有了，此時，那些南征北戰的將帥們，誰還會買她江青的帳？！

十四日下午，省總工會造反派的一個專門負責聯絡的人，找到了我，傳達一個指令：晚上，他帶我去胡「司令」胡勇所在工廠的小會議室，參加一個重要的秘密會議。並說，只能我一個人去，並不得向外面透露此事。

晚上八點多，我隨「聯絡官」到了胡勇所在工廠的小會議室，那兒除了胡勇之外，只有二、三個人，見我進去，胡很熱情地讓我坐下。所謂秘密會議，其實只是胡勇陸續先後找了各方面一些人，瞭解造反派們此刻的思想狀況。無疑，我是他作為青年與共青團方面的代表，被找去的。

聽在場的人一一講了些情況後，胡勇沒有說上面抓四人幫的事，只指示：第一，對抓江青他們，我們不要公開反對，因為，他們是以黨中央的名義動的手，我們從組織上先應服從。第二，不要主動將江青、張春橋他們，與我們造反派劃等號。江青、張春橋就是江青、張春橋，他們並不就代表我們造反派。因為，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一九七一年「清查五・一六」時，發生整造反派的事時，江青、張春橋也在臺上，也並沒有為我們造反派講好話來撐腰啊！說明，他們與我們造反派並不是一碼事。第三，其實華國鋒也是文革派，雖然他在湖南時不怎麼樣，但至少他是因支持過文革路線、「亮相」支持過造反派才上到中央去的，所以，現在以他為首的黨中央來處理江青張春橋，還不能說就是文革派垮了台，當年王、關、戚倒了台，卻並不就是文革派完蛋之時。所以，對形勢發展還要多看看。第四，組織穩定好自己的隊伍，靜觀形勢發展，不要未戰，就先亂了套。第五，小心「保字號」借此反攻我們，思想上要有準備。

在這種情況下，胡勇說話仍不慌不忙，有條有理，使我很為佩服。他說的這幾條指示性意見，我們在場的人，也都覺得很有道理。頓時，使我感到了在目前形勢下的處事，有了具體可操作的方針。

但是，包括胡勇在內，誰要想在世人面前，將江青、張春橋，與我們造反派們劃清界限，這恐怕是難以做到的事。因為，眾所周知，江青、張春橋等人，就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頭頭，是支持造反派的，而且，他們本人也地地道道也就是靠造反，才到了中央的；特別是王洪文。更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上海造反派頭頭。

因此，胡勇所說「不管人家如何認為，反正我們自己不要將這頂帽子朝自己頭上戴。」一法，是文革派性大戰中慣用武器之一。一九六六年底，「湘江風雷」成立時，有幸請時為中共中央常委的陶鑄做了其組織顧問；但沒過幾天，陶鑄被中央文革打倒了，為了證明自己的組織不是陶鑄的隊伍，「湘江風雷」總部連忙發表聲明，宣佈「開除」陶鑄的顧問，趕緊劃清界線，並還說自己的組織與陶鑄曾作過激烈鬥爭，雲雲。現在，胡勇這樣說，也是無可奈何硬著頭皮來撐。實踐證明，這次，這法子沒有一點用處了。因為抓「四人幫」導致發展的結果，其意義已遠不是文革中這個倒臺那個上臺的那類事了，而是整個兒將文革路線予以了顛覆，甚至，最後連抓「四人幫」的華國鋒、汪東興等人也沒能站多久，而被迫退出了歷史舞臺。

十五日上午，我決定到市郊那個供銷社去，將江青、張春橋等人被抓的事，告知正在那兒參加公司黨委擴大會的龐達明他們。由於當時四人幫被抓的消息，還只在湖南長沙官方上層與造反派頭頭中非正式流傳，而且說法不一；並且，當時電話通訊非常落後，出了市區的電話聯繫，就得到郵電局去打長途，所以離長沙幾十公里的那個供銷社之人，便還處於世外一般。

一見到龐達明、楊金河，我就說：你們知不知道，現在已「拐下了桶」？！（長沙方言，意為「發生極為不利的大事了！」）

他們二人忙問：出了什麼事？

我便將江青、張春橋等人被抓的消息向他們說了。

他們聽得目瞪口呆。

龐達明長嘆了一口氣，說：想不到惡夢竟成了真！

我知道，他是在說二個多月前在局黨委擴大會期間，他曾有過的擔心中央會弄出一個張春橋、姚文元反黨集團的「第六感覺」。而現在，出現的情況，比他的預感擔心還要嚴重。

楊金河不無憂慮地說：不會連累到我們這裏來吧？

龐達明苦苦一笑：豈止連累？！用毛老人家在給江青那封信中的話說，我們準備被打得粉碎吧！

我們三人隨即商議，一方面，向主持公司黨委擴大會的黨委章書記通報這個情況，同時，提議立即暫停這個擴大會，回家。因為，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我們公司的這個黨委擴大會已沒有了意義，什麼研究如何提拔造反派新幹部、如何發展造反派的新黨員計劃等等，全都將失去實施的政治形勢基礎。

歷來支持造反派的黨委章書記，在聽了我說的情況後，好半天沒有做聲，最後，才緩緩地說：這一來，張春橋可就變成了張秋橋，而秋後，可是會要算帳的啊！

章書記說的「張秋橋」，並非確指張春橋的弟弟，而只是一個比喻，意指命運，由「春」而「秋」了，到了將面臨秋後算帳的厄運了。當時，我們都還不知道張春橋真還有個弟弟叫張秋橋。

當天下午，公司黨委擴大會就宣佈暫停，何時接著開，以後再說。章書記沒有向與會者說北京發生的事情，而只說局裏近期會有重要事情佈置，公司黨委負責人都需回公司待命。

坐公司的貨運卡車回城後，市區中心廣場已出現了「誓死用鮮血保衛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誰搞修正主義、搞陰謀、搞分裂，誰就不會有好下場！」的大標語，署名是「長沙革命工人」。顯然是保守派刷的，因為，江青等被抓的消息還沒有正式渠道傳達下來，所以，這些標語也還只是影射影射，沒有明說。不過，凡多少知道一些北京情況消息的人，都能明白這些標語後面的真實含義。

坐在貨車廂裏的楊金河，指著那幅「誓死用鮮血保衛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說：真噁心！這麼快，主席的尸骨未寒，就將用在毛主席身上的語言來吹捧這個人！

龐達明對他說：楊老弟，這就是政治啊！你不會才懂吧？

我的心中則一直在想：這就是天安門事件帶給江青那班人的報應啊！可是，這個報應的惡果，卻會變為大面積的苦難，讓我們也不可避免地要攤上一份，還不知這一份苦難會有多大。

十月十九日，正式的中央文件來了，一個是關於解決「四人幫」問題的中央通知，另一個是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中央領導人關於抓捕四人幫情況的幾個講話。

公司黨委全體委員與我們三個黨員革委會副主任，一起聽副書記江山傳達這些講話，並奉命表態。

有關抓捕四人幫的情況，與我們從各種渠道已知道的消息，內容相差不遠。

有關我們造反派命運的二條信息，卻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葉劍英講話中，說了「對文革中的事，不要全盤否定了，不要在倒髒水時，連盆子裏的小孩也給倒掉了，文革的新生事物還是要保護」這意思；二是紀登奎與吳桂賢的插話中，點了也是中共中央委員的河南造反派頭頭唐岐山與我們湖南唐忠富的名，說他們有問題。這二條信息，一好一壞。

文革中的二月逆流後，造反派便將葉劍英劃入到了「右傾人物」的行列，在這場批鄧反右運動中尤其是如此看待。但是，在這個講話中，使我一下子覺得葉劍英可能倒是一個比較中性客觀的人物，他不滿而要反的是江青、張春橋他們，不滿的是文革中出現的激烈事情，卻並不一定是這樣看待整個文革。

吳桂賢的插話對我們造反派的壓力卻是很大，因為她在紀登奎指責鄭州鐵路局的唐岐山時，插了一句「還有湖南的唐忠富」，言下之意，唐忠富與唐岐山的情況性質也是一樣了。這一來，我們湖南的造反派面臨的局勢，便一下子變得十分嚴重起來。當時，我們只知道吳桂賢是由勞動模範提拔到中央去的，還有姚連蔚、李素文（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孫健（副總理）也都是後來調上去的，但對他們是不是造反派，卻一無所知。湖南也有幾個勞動模範做了省級部門的領導，之中，有支持造反派的，也有人是處於暗中對立的一方。

對紀登奎的情況，我們湖南的造反派並不很瞭解，大致上只知道他是像華國鋒一樣，在文革中由河南省調上去的，屬所謂支持造反派的「亮相」幹部。但華國鋒在湖南造反派的心目中，卻打分不高，而總認為華對造反派只有表面支持，內心卻並不是這樣想的，與另一位省委領導人章伯森公然支持造反派的堅決態度，有很大的差別。否則，湖南在「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就不會對造反派整得那麼厲害，因為華國鋒當時一直還是湖南省委的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現在，紀登奎這樣主動指責河南的唐岐山，則說明，紀與華是同樣性質的所謂「亮相」幹部。

宣讀完中央文件與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會議稍稍歇息一下，然後再對中央文件的例行表態。所謂表態，無非是各自說幾句「擁護」之類。事已至此，又有誰能說什麼其他。在場的人，其心情與表情，自然各有差異。除了黨委章書記，其他黨委委員都是公司與公司屬下單位原來的領導幹部，此時，他們顯得既輕鬆，也很有按捺不住的興奮，雖說正式的表態發言還未開始，但那臉上卻早已露出了得意的神彩，互相地遞煙、倒茶之際，他們的眼神嘴角全都掛出了歡笑。

唯我們三位革委會副主任只能努力保持一種不卑不亢之態。裝做也很高興，實在是表演不出來；釋放失敗懊喪之心緒，卻又絕不想在這些原來的對手面前露怯。看著面前這些原本前段已至少在表面與精神上，向造反派、向我們認輸「投降」，而似乎要「歸順」靠攏的人們，一下子卻又突然輕易成為了勝利者，成為了將徹底壓倒我們的大贏家，並公開在我們面前演繹彈冠相慶的成語故事，由此，我的胸腔剎時如同堵住了什麼東西一樣難受。

公司政治處的一名黨委委員，終於忍不住那份狂喜，他突然高聲對坐在他旁邊的人快活地說：這一下，將上面的根子都徹底挖掉了，看下面還有什麼人敢搞反黨活動！

所有的與會者都聽到了這名黨委委員的話，相當多的眼光剎時就聚焦於龐達明、楊金河與我的身上。我們還能說什麼呢？此時，此情。

龐達明卻自個兒哼起了不知他從哪兒學來的京戲：我坐在城樓觀山景⋯⋯

十月二十日，我找到聶常茂，同他商量局團委的事。形勢已出現了這麼大的變故，我們原有的改造團委工作的計劃，自然也無法再做，相反，很多事情，則需要我們做應變的準備了。

聶常茂自然心情也很沉重。他對我說：想不到，真有變天的日子！

聶常茂是一個長期處於社會底層的青年工人，正直、好學，更求上進，為人很講義氣。他的父親雖也不過是個商店營業員，但由於曾在一九四九年前入過國民黨，因而，致使聶常茂長期只能列於單位的「革命接班人」名單之外。文革中，他也是由於同情被打成了「右派」的單位同事，奮而造反的。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他作為造反派積極分子加入了共產黨。前不久，他們公司的黨委擴大會上，黨委已決議，準備提拔他做公司黨委副書記；而局團委的席位中，他也將成為我在團委工作的夥伴，做一名副書記。然而，現在這一切，顯然，都不會再有。而且，可以預料，事情還將不止退到「正負零」，而是將跌到「零」以下。

四人幫垮臺後，造反派們所謂「打遊擊」一說，實際並不真正存在點滴的思想與實施基礎。因為，造反派們的造反，並非是造共產黨的反，造反派更不是反共的國民黨，而只是造所謂「走資派」即當權的官僚們的反，並且一直是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的，並且自己也都以做一個共產黨員為榮。因而，造反派可以造許多高官的反，唯獨從來沒有對抗黨中央的心理與思想，是典型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即便四人幫倒了，但由於抓四人幫是以黨中央的名義進行的，即便造反派們對此有種種不滿，但可以說，基本上是沒有人能主動走出「反對黨中央」那一步的。除非形勢發生新的變化，又有人另外打起了黨中央的旗號，造反派們才可能作出新的選擇。然而，連造反派十年掌權的上海，都表示擁護華國鋒為首的新的中央，那其他地方，又還有什麼人能敢於公開對抗？當時，造反派們唯一能做的事，便是做好包括思想準備在內的各種應變，設法減輕自己在不可避免的新一輪挨整中所將遭受的災難。

我與聶常茂商定，決定召開一個局團委核心層會議。這個所謂「核心層」，其實就是團委中已具有造反派觀點的部分骨幹委員，我們兩人當時本還屬於青年之列，但這些團委委員比我們年齡更小，都只有二十歲左右。召開這個會議的目的，是讓這些比我們更年輕的新造反派，作好可能挨整的思想準備。天天說要「經風雨、見世面」，要「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現在，便已到了讓他們真正實踐自己的口號而接受考驗的時候了。

會議是在當天晚上秘密進行的，地點也沒在局團委辦公室，而是在一個團委委員的家中。十多個人的會議，開得很有些神聖感，因為，面臨即將來的風暴，那些團委委員卻仍鬥志不減，整個兒被營造出一種悲壯迎戰的氣氛。有個團委委員說，我要造反到底，誰要我作檢討？休想！我寧死也不會那樣做的。

聶常茂說：話不要這樣說，也不要這樣想。召集你們來，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要你們去作無謂的犧牲，而是要你們作好精神準備，要設法低調行事，力爭平安無事渡過這一難關，完完整整地等待這滿天的烏雲終於消散而去，以能再踏新的人生征途。

我也說：「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我們都作了檢討；不作是不行的，因為，我們面對的不是國民黨，而都是有著共產黨旗號的人，我們進行的只是誰是誰非的路線鬥爭，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我們批「走資派」時，他們也得作檢討，不作檢討，就表示你是對抗；現在，我們也不需要對抗，而一時的誰是誰非，也並不能證明什麼。但是，要記住的是，不要亂說，特別不要出賣自己的同志。做檢討並不證明你怯懦，然而，亂說亂咬，卻會表明你的卑下。對這些，過去已有人因此而喪失了他的朋友。我們希望你們大家，在這場考驗中，能比過去與日後的我們，表現得優秀。

有二個團委委員當即表態，說他們相信一定能比我們表現得傑出。

我與聶常茂當然很高興，但也知道他們的這種表態，只說明了他們的幼稚；我們也用不著多說什麼，人生的實踐將教會他們的一切。

之中，我又對他們說，你們有頂不住時，就不要硬頂，被追問了什麼事、什麼責任，可全往我與聶常茂的身上推。一則，我們是頭，本應承擔責任；第二，我們也比你們會有經驗，有承受力，去對付那些名堂。

二十一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越過以往的那種黨內文件傳達的時間程序，公開直播了北京集會遊行慶祝打倒「四人幫」的實況聲音。湖南長沙便也隨之而響應，由省、市委組織的慶祝大會與遊行活動，很快一場接一場的熱熱鬧鬧地舉行起來。

那幾天，長沙市大街上天天是鑼鼓聲、鞭砲響，到處是歡歌笑語。省市各級機關，再加上各個單位，紛紛分別重複舉行慶祝，大街上遊行的人流滾滾，歡呼的口號不停。這情景，就如同前些年造反派們慶祝「奪權」勝利一般，都是如同進入盛大的節日。只是，雖然「蕭瑟秋風今又是」，但卻已「換了人間」。

雖然整個慶祝活動都是由官方組織的，與以前造反派的轟轟烈烈的造反與奪權活動的自發群眾性質，並非一樣，但是，此時廣大群眾的心情卻絕非不情願，相反，很多人的確已是不滿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對鄧小平的批判，尤其不滿批判鄧小平的「唯生產力」舉措了。毛澤東在一九七四年時自己也已知道，並告誡中央領導人：「文革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但是，一九七六年又搞起了與整體人心背向的「批鄧反右」運動，因此，導致了直接反對毛澤東、江青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因此，當華國鋒與葉劍英合作一舉打倒了江青等「四人幫」後，不僅得到了對造反動亂深惡痛絕的、幾乎是全體的官僚階層的擁護，而且，也得到了相當多的群眾的直接支持。同時，大多數群眾對官方原有過的不滿與怨氣，早已經過前些年的造反熱潮，發泄已盡；另一方面，由於造反派們不斷地對官方當權者進行了造反衝擊，故新的不滿，則尚未在群眾中積聚多少。因此，他們對「四人幫」的倒臺，對毛澤東威望的實際受損下降，便也無所謂了。加之由官方組織的活動，屬於每個人的「工作」性質，因而，對參加這種遊行慶祝，都基本視為一種帶薪的娛樂。我遇到一些原來是前期的普通造反派的青年人，見他們都高高興興地在慶祝活動中大放鞭砲、大擂鑼鼓，就像他們當年為慶祝造反派奪權、而成立我們公司革命委員會的活動一樣積極賣力。

在這場連續進行了近半個月的慶祝活動中，社會底層中，最難受的就數我們這些造反派大、小頭目了。因為，我們不僅在這場與官僚當權者新的較量中，突然敗北，而且，顯然是再無翻身之日的永遠失敗了！因為，原本已在我們的衝擊下惶恐不安的官方當權者，竟一下子變為了大贏家！而我們這批人，原本企圖通過自身進入官僚階層而改變屢屢挨整狀況之目標，也如同泡沫一樣迅速破滅。之中，最大的悲哀，更是因為，我們這批人，這一次，成了失敗的少數人！文革十年中，造反派雖屢處挨整境況，但由於造反派來自社會底層的群眾，在不同階段時總還多少代表過底層群眾的利益與情緒，所以，在以往每一次挨整中，也仍總會得到群眾或多或少的同情與支持。然而，這一次所謂「批鄧反右」運動中，我們能代表的，卻僅僅剩下了我們自己。

雖然，有些群眾也還是理解我們爭鬥的本質，仍是為了能長遠保護我們自己，也同情我們已只有攻而無法退的一條路。因為，歷經十年的造反，我們已極大的得罪了整個官僚階層，而號召群眾造反的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卻又仍讓被造反打倒的官員們先後一一復位執掌大權；文革中的「造反」，並不是歷史意義上的改朝換代，並不能真正打倒哪個「走資派」——實際上，文革中，一個官員能被打倒，都是來自毛澤東與中央文革的意願，而不是喊口號的造反派——而只是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利用造反派衝擊與震懾一下原有的官僚們，因此，我們這些僅僅作為衝擊與震懾官僚的民間監督力量，便不可避免要成為可以被「造反」、卻始終不會倒的官僚們遲早要收拾的對象，只要發動、組織、支持造反派的因素一消失，厄運就降臨於造反派、特別是首當其衝地降臨到我們這批造反派大小頭目的頭上。

文革，也許是毛澤東的一場其鞏固個人權力的希圖與進行社會政治改革試驗的烏托邦而二者混合的產物。之中，毛澤東有時是為了其個人的權威而運動，有時則的確也是體現了他那天馬行空前無古人的社會改革夢想。一個處於國家元首地位的領導人，純為個人權力而爭鬥的人，是有很多官場武器可以採用，也很容易運用現成的官僚體制進行整肅。例如，斯大林曾進行過的那種運用國家機器，在蘇共黨內搞的大清洗。可是毛澤東卻搞出文革動亂這種形式，竟然主動搞亂自己領導的國家，以此號召與運用社會底層的力量，來對付整個「官僚主義者階級」，而不僅僅是對付他認為的政敵。然而，顯然，毛澤東卻也並不是想要用造反派來替代原有的官僚們，他只是希望衝擊與震懾官僚們，而不是要他們都下臺，再由造反派來取而代之。相反，他對造反派的定位，大概也就是成為一種隨時可以衝擊官僚階層的「反對派」壓力團體，而不是讓造反派全部進入執政者的行列，即便挑選極少數造反派代表登上官僚位置，也是有條件的。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初談到掌權者由老、中、青三個年齡層次的人組成時，就明確說過：「『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而蒯、聶二人就正是文革造反派頭頭的典型代表。毛澤東拋棄他們，就是他對整個造反派作用的真實定位。另一方面，毛澤東卻又絕不允許別人否定整個「造反派」的含意，因為，文革「造反」，就是由他首肯並發動的，並且他還希望這種態勢能保持下去，就像批林批孔與批鄧反右那二場運動中，他隨時可以啟用造反派勢力威懾官僚階層一樣。可是，屢屢挨整而卻得不到權力長久保護的造反派，其勢力又如何能保持長久？所以，毛澤東一去世，我們這批最後的造反派，便輕而易舉地成了大權在握的黨政官員們的刀下之物。

在舉國慶祝打倒「四人幫」之際，原來早已潰不成軍的保守派勢力，學了造反派曾有過的方式，以「革命工人」的名義，立即迅速地組織集合起來，幾百人衝進並抄砸了省、市總工會。因為，那兒是湖南造反派的指揮部。同時，將省總工會主任、中央委員、造反派頭頭唐忠富抓了起來，掛上「四人幫爪牙」的牌子，推上一輛大卡車，到大街上進行遊鬥。很多造反派都目睹了這一幕，但是，我們沒有誰能前去阻止，在此傾巢之下，誰還有什麼辦法？相反，若是在一個月前，保守派們誰又有膽量敢做這樣的事？可是，此時已不是彼時。保守派抄砸省總工會時，我特地去看了，當然不是去抵抗他們，我也沒有哪份力量，而是驟然產生對歷史畫頁的好奇，想看看保守派們會做些什麼。因為，得知保守派抄砸省總工會的消息後，我立即聯想到了一九二七年的長沙「馬日事變」，那一年，省總工會也被反共的勢力抄砸過，而那些抄砸工會的人，後來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是被斥為所謂「工賊」的。經過十年文革，我明白了那些什麼「工賊」，實際就是另外不同政治觀點的工人，也同樣都是實實在在身著工裝的工人階級，而並沒有漫畫中常常展示的那種腦門上貼著一塊方形黑膏藥的什麼「工賊」。一九七六年在省總工會重演的抄砸情況，使我對一九二七年的那一幕，頓然有了歷史的體驗，雖然二者的性質是截然不同，但那情景卻確可以幫助我以後體會與解讀歷史。

十一月之後，慶祝打倒「四人幫」的活動高潮漸漸退去，中國社會的一切活動，似乎又回到了原有按部就班的軌道。但是，像我這樣的造反派頭頭們，卻再也不能回到原來的位置。可以預料的整肅，雖然還一時沒有到來，但我們這批人卻早已像囚籠中等待宰割的動物了。公司黨委不再對龐達明、楊金河與我這三個革委會副主任分配工作，也沒有採取其他措施，而只讓我們學習批「四人幫」的中央文件。公司黨委自然知道，對我們三個人的新一輪整肅是不可避免了，他們等待的只是上級的統一指令。

第二十八章　我的文革，在接受二年審查後結束

對於我個人來說，文革是十二年。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垮臺後，我們三個人（龐達明、楊金河與我）在周圍異樣的眼光中，不死不活地過了幾個月，但總算還在家裏以忐忑不安的心情，渡過了一九七七年的春節。而那時，很多單位的造反派頭頭，早已被宣佈「停職反省」而失去了自由，我們幾個能捱過春節，已屬萬幸。

春節一過，讓我們分別進「學習班」的通知就來了。

對這類「學習班」，我們與黨委的領導們，雙方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歷經十年文革，對這美名其曰的「學習」內涵，大家都實在是太熟悉了。但是，這一次，卻並非雙方的爭鬥所致，所以，公司黨委的朋友們對我們還是相當的客氣，並無太多的怨恨。而對辦這個「學習班」，我們三個人也知道，此次的確不是公司黨委的意思，因為，前段，我們與他們幾乎已成了「同志」，對很多事的處理，也達成了共識。

龐達明、楊金河與我，各自所進的「學習班」，分別設在農村鄉下幾個不同的地方。

在「學習班」的日子並不長，只一個多月。但是那幾十天的日日夜夜，精神上所遭受到的車輪般逼供，卻依然令我這個曾幾次進過「學習班」的人，十分難捱，幾乎使我覺得人生已再無望。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整治造反派的罪名，大多採用「參與武鬥」之說法而欲套上刑律，以置人於死地；但只要自己沒犯過打死人打傷人的事，心裏也就不太驚慌。然而，這一次則是以「惡毒攻擊華主席」的第一號大罪，將幾乎所有的造反派頭頭都圈入了刑法追究的絕境。因為，當得知北京發生了抓捕「四人幫」的消息後，沒有哪一個造反派頭頭沒有說過那是「右派政變」之類言論，而這就是「惡毒攻擊了華國鋒為主席的黨中央」，就是所謂「惡攻」大罪。按文革有過的案例，有「惡攻」者，對其懲治極嚴，甚至有人被予以槍斃。由此，短時間內，全市上百名造反派頭頭因這罪名，而被囚入獄。

我「有幸」也因此而領略了二十個月的監牢生涯，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部分特殊的感受與體驗。

有意思的巧合是，我被逮進的監牢，竟然也就是在文革武鬥高潮中的一九六七年時，我曾到那兒做了一個星期臨時「監獄長」的地方。十年前，我曾是那兒的最高臨時管理長官，而十年後，我卻成了那裏的一名階下囚。十年的光陰，並沒有給那兒帶來什麼變化，甚至，武鬥高潮時那個沒有棄職逃走的老看守，也還繼續在那兒忠誠的工作。

監獄原本不是人們輕易能進、出的地方，而我居然能以全然相反的身份，二次進入那同一座監牢。真是人生奇妙，天意從來高難問。

龐達明隨後也跟著進來了，楊金河則幸免了，而只辦辦他的「學習班」。三個革委會副主任二個入獄審查，不全弄進去，也算是體現了政策上的「區別對待」。

將我從「學習班」而送入牢獄的方式也很奇特，不是司法機關，而是由中共市委的「決定」所決定。那「決定」上說：為清查「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市委決定對我進行「拘留審查」。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獄中接受審查的二十個月中，居然每個月還得交納黨費（當時尚未取消我的黨籍）；當然，工資也能照發，分文不少。

一九七九年元月，也是春節前，又有人向我宣讀了一份市委「決定」：經過審查，問題基本查清，決定予以解除審查。

於是，自由又重回到我的身邊。

其實，審查我們的名義，雖然名曰「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但實際上，我們哪有「資格」攀上「四人幫」啊！批鄧反右運動時，連貨真價實的中央委員唐忠富到北京都受不到王洪文的接見，像我們這種造反派的小蘿蔔頭，又能知道什麼四人幫的問題喲！所以，「審查」的內容，仍是原來那些造反的活動，又是從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算起，讓我們再次過過秤，再次翻來覆去地陳述與審查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往事。當然，這次又多了批林批孔、「批鄧反右」的活動。

這次，公司黨委的朋友們，很是體現了他們的人道，原本解除對我與龐達明審查的市委決定文件，是要到春節後才會照辦的，但他們說，既然是放人，那何必又讓人家（我與龐達明）再在牢中「過年」呢？因此，除夕前一天，公司黨委派了人和車，將我與龐大哥接出來，使我們有幸能及時回家，而度過一個人生最愉快的春節。

我重新回到了工人的位置。

又過了一年多，一九八〇年九月，市委下文件，正式處理我的問題，市委的決定說，我的問題，「屬於嚴重政治錯誤，取消黨員資格，撤消其一切職務，回生產勞動崗位。」

其實，我早已在工人崗位上有一年多了，黨組織的任何會議，早就沒有通知我參加。我自然知趣，事已至此，風風雨雨之後，能終點回到起點，平平安安做一個工人，不是「反革命」，已屬萬幸。

後來在一九八六年，據說是胡耀邦指示，要「正確對待文革中犯錯誤的人」。市委則指示，對我們造反派的問題又來了個「復議」文件，之中，將我的上述結論，去掉了「政治」二字。

據說，這是減輕處分。可是，我實在看不出，「嚴重政治錯誤」與「嚴重錯誤」這二者，對我們有什麼區別？關鍵的「取消黨員資格，撤消其一切職務」部分，卻依然照舊。

一九八〇年那次，公司黨委政治處將市委處理我的文件向我宣讀後，要我在那文件後面簽字。

我拒絕簽字。

我向黨委政治處的人說：我們參加文革造反，並不是個人行為，而是響應當時毛澤東與黨中央的號召而為，每一步行動也都有中央精神作指導。現在既然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左傾嚴重錯誤，而毛澤東主席負有主要責任，那麼為什麼還要追究下面參與者的責任、並處罰我們呢？！而在黨的歷史上，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不論那運動後來是正確還是錯誤，都是不追究執行者的責任的，而為什麼對我們明明也是響應黨中央的號令才造反的人，卻要由我們來承擔責任、受到懲處呢？！

黨委副書記兼政治處主任笑著說：你說的並不是沒有道理，但，這不是我們公司黨委能回答與解決得了的問題，我看，你就將你說的這些話寫上，也是你的態度嘛！

我也知道，說了、寫了這些，都不會有什麼用處。但政治處主任說得對，雖然沒有用，但，這是記錄一種歷史。於是，我寫了以上說的這些，在那份處理我的問題的市委文件的回檔中。

對於我來說，文革，終於結束了。

不過，不只十年，而是十二年。

我們造反派的結局，最後能以這種形式告終，並且相當多的人，後來還能因「下海」經商賺了錢，而過上很舒適生活，應該說，是得益於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方針；特別，首先是得益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那個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錯誤政策的決定，而將中國的重點放在經濟建設上的英明舉措。我想，若是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們繼續掌權，那麼，「階級鬥爭為綱」繼續有效的方針，就將會使我們這批最後的文革造反派，都打入原來「四類分子」們所有的那種悲慘人生境地。

文革十年，我們喊了無數次「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文革之末的「批鄧反右」運動，更是將鄧視為死敵。然而，改革開放這二十年，我卻經常想：幸虧中國是鄧小平，而不是華國鋒，在毛澤東之後，真正左右了中國前進的方向，不僅國家由此興旺強盛，人民生活大大提高，而且，我們也由此擺脫了人生之厄運。老天有眼！

歷史發展的出人意外，有時真是妙不可言。

後　記

《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一書所敘述的事情，只是小人物的文革經歷，並非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宏大歷史事件（雖然之中的事情常處於那宏大形勢的背景之下）；其次，基本是我個人的一種歷史記憶。

大量實際情況已表明，人們對往事的回憶常常是會出差錯、會有失誤的，有的回憶甚至與歷史真相南轅北轍。那麼，一個人對自己三十多年前所經歷的事情之記憶，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其敘說的事情，離真實的歷史又會有多大的差距呢？

對這個問題的任何保證性回答，都是徒勞的，也是無意義的。

人不是神仙，只要是人的記憶，就難免不出差錯。無疑，本書儘管努力想避免此弊端，想必卻也是很難例外。

只是，我在這裏想告知讀者：

第一，文革十年中，我曾數次以受審查者的身份（包括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臺後，再次的受審查），被迫進入過所謂項目「學習班」，而在那些「學習班」中，又曾無數次地被追問、逼迫回憶、及反覆地被命令交待撰寫自己參入文革過程的材料，以供各個時期的項目人員從中尋找問題等，從而使我對自己在文革中的事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系統性記憶，所以，至今回想起過去的那段歲月，很多事情的細節，都仍能歷歷在目，清清楚楚。

關於我進入那種「學習班」的情況，讀者可從閱讀本書的內容中，予以詳細獲知。

相信，這種獨特情況，是大多數敘說各種歷史回憶的人們，所不具有的。

因此，也相信本書將由此而能更接近歷史的原貌。

第二，本書是敘述發生在幾十年前的事情，之中，對某些人事細節有可能記錯，對某些事情的看法，也不一定都正確。但是，由於我被文革運動席捲既久且深，又正值青春之際，因而，對當時的那種歷史感受之敘說，對當時那些歷史事件體會之描述，我自信，本書奉獻給讀者的，是一種真實。

第三，最後，本書的寫作過程中，還是盡可能的利用了一些歷史資料，以幫助儘量核准其記憶敘事能符合史實框架，儘量避免時空錯亂，從而力爭保證所敘事情之歷史背景的情況，基本不會發生太大的失誤。

本書之初衷，並不是試圖撰寫文革歷史，因那種宏大的著作絕非本書可以勝任。本書的目的，只是想將我自己的親歷與親聞，即個人文革經歷的個案之細節，予以盡可能真實準確的回放，以能些微再現當年文革在中國社會底層某種狀況的歷史氛圍或畫面，而讓今天及今後的讀者，能從這由小人物的若干「故事」組成的、某一個社會層面歷史的盡可能接近真實的細節中，找到對那段歷史的立體感受，進而有助於全面解讀那段歷史。

當然，由於現今眾所周知的原因，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或有必要回翻那段歷史，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或有必要向世人展示那段歷史中的自己。因此，為了尊重他們，為了不因本書的面世也許會導致干擾他們及其家人平靜的生活，本書中凡涉及到我周圍的一些人物（包括朋友、同事），只要他們的身份不屬進入了市級以上歷史畫面者（即今天所說的所謂公眾人物），不是屬宏大歷史事件發生的地方，本書對他們就大多使用了化名，對其所在單位名稱也是用了代稱。

對此，特予說明，並祈請讀者理解、見諒。

但這種處理方式，相信只會加強而並不會導致本書可信度的弱化。因為，對書中所敘述之事，凡涉及者，均能從中看到他們有過的身影，回審他們有過的言行；因此，他們都能非常清楚的明白，書中所描繪他們的情形，是不是偏離了往事的真實？而任何胡謅的歷史，必將在他們的面前，受到嚴厲的批評與指責。

借此機會，向所有與我一起走過當年那些歲月的朋友、同事們致以問候，祝你們都能有一個美好的晚年！

在寫作過程中，湘籍作家韓少功先生曾予以我很大支持，並且，應我之請，韓先生還欣然為本書作序，他那冷靜聰慧的文字與立論，必定使本書增色增輝。我特在此，向韓少功先生深表謝意！

更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部書稿，使我終於得以了卻一件心願。

陳益南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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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　頁
版權信息
作者簡介
「文革」為何結束？——代序
前　言
插　圖
第一章　一九六六年六月：照像館的職員竟被打成「小三家村」
第二章　首先進行「造反」的是紅衛兵
第三章　學徒工成為了造反派頭頭
第四章　我們是初次較量的勝利者
第五章　上京「告狀」，中央商業部給了我一張護身符
第六章　一月風暴中，父親退回了2000元補發的薪金
第七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紀事
第八章　從「等著抓」到「砲聲隆」戰鬥隊
第九章　我們居然推翻了中央文革的批示
第十章　參加神秘的「青年近衛軍」
第十一章　親歷真槍真彈的武鬥
第十二章　坦克大炮都用上了的「文革」
第十三章　捲入造反派的流血「內戰」
第十四章　省軍區的大門竟由我們持槍站崗
第十五章　造反組織總部來了兩位紅軍老將軍
第十六章　我做了一個星期公安局的「監獄長」
第十七章　交槍與收槍
第十八章　旁觀「省無聯」事件與反「三右一風」運動
第十九章　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只有十八歲
第二十章　公司「革命委員會」紀事
第二十一章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恥辱與尷尬
第二十二章　標誌文革勝利的「九大」之後，我們卻下了台
第二十三章　「一打三反」運動使我嘗到了挨整的滋味
第二十四章　差點被抓成了「五・一六」分子
第二十五章　批林批孔運動讓造反派第二次風光
第二十六章　「批鄧反右」的一九七六年，使我深感矛盾與憂慮
第二十七章　一九七六年十月：驚心動魄的最後時日
第二十八章　我的文革，在接受二年審查後結束
後　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