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汪家村印象

在新建的村委会旁边，是当年的大队部，斑驳的墙壁上，“农业学大寨”几个褪色的仿宋体红字依稀可以辨认。建筑是一个时代凝滞的记忆，若以此为衡量标准，这里差不多是整个村庄见证人民公社时代的唯一“记忆”了。破败的建筑，不具有任何翻修的经济价值，要不了几年，这里就将成为一片瓦砾。但是，那个曾经影响地球上最多农民，给他们带去欢乐和痛苦、期望和失望的人民公社制度，也将如同瓦砾一样埋藏到农民的记忆之中吗？

——摘自汪家村调查日记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汪家村，看到满眼楼房的惊奇心情。那是1994年夏日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弃车步行，踏上了通往村庄的机耕路。离村庄还有200米，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头的一栋二层楼房，在绿树丛中显得格外漂亮气派。虽然早就对村庄中可能的贫富分化有心理准备，但我对眼前这栋小楼多少还是感到有点意外。几分钟之后，眼前的景象就不只是让我意外，更是让我大吃一惊了。当时，面对着一栋栋的二层小楼，我仿佛觉得自己不是身在皖南，而是置身苏南了。

进村之前，我曾经翻看过该县的有关材料，印象中1993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不过才2000元左右。汪家村紧邻县城，收入水平高出当地平均水平在情理之中，但我一时怎么也无法把它与眼前这一栋栋楼房联系起来。

汪家村的房屋可以分作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土房，房屋墙壁用土坯砌成，或者是用夹板将土夯实而成，房顶以瓦覆盖，为便于雨水分流，房顶都是由屋脊向两边倾斜。第二种是楼房，房屋墙壁用砖块砌成，房顶是用水泥浇铸的平台。第三种是平顶房，它的建筑材料与楼房相似，不过它只有一层，相当于二层楼房的底层。在我第一次到汪家村的时候，全村已有42户人家居住在楼房里，其余的人家分别居住在土房和平顶房里。在我第一轮调查期间（1994年7月～1995年6月），先后又有9户人家新盖起了楼房，到该轮调查结束时，已有51户人家住在楼房中。此后，我重访该村十多次，最近一次是在2003年9月，除了大约10户人家仍然住土房外，其余全部是楼房。

满眼楼房带给我的震撼，驱使我去仔细观察这些楼房。目前汪家村的楼房均是二层，一般是底层三间顶层两间的结构。进入大门就是堂屋，是吃饭和待客的地方。堂屋左右各一个房间，一般家庭至少将其中的一间用作储藏室，放置农具，储存稻谷。田地多的农户甚至将两个房间都用来储存杂物。自堂屋处由室内楼梯通向二层的两间房，通常都用作卧房。大多数人家，都会在楼房后面另盖几间平房，用作厨房和猪圈。从实用和居住舒适角度看，这些楼房未必优于老房子，至少未必优于质量好的老房子。老房子土墙瓦屋有冬暖夏凉的优点，而近年新建的楼房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房顶一般没有使用有效的防热材料。每逢盛夏，酷暑难当。清洁是另外一个问题。迄今为止，村庄内部的道路都是土路，或者干脆是田埂。从室外进屋，不可避免地带入大量尘土，每逢雨天，更是泥浆满屋。而过去住老房子，堂屋就是地面，尘土和泥浆并不显眼。这些不实用和不舒适的地方，不仅我一个局外人观察得到，村民自己也完全了解。我的房东，年过五十的汪进田常常指着他的楼房自我解嘲：“这房子有什么好？要说有用，就一条，晒稻子有地方了。”确实有不少村民将水泥楼顶作为晒谷场，和门前的晒谷场比较，水泥楼顶干净，接受阳光的时间长，还可以免除鸡鸭的侵扰。

话虽如此说，楼房还是照盖。从我首次进入村庄以来，不到半年的时间，先后盖起了9栋楼房。1994年11月，在汪进田的弟弟汪进仁新落成的楼房前，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要盖楼房？汪进仁觉得这个问题太滑稽：“大家都盖，你怎么能不盖呢？好比是一个潮流，大家都是人，谁也不比谁差多少，形势摆在那儿，你不盖不成，形势逼人啊！”我眼前的这栋楼房，正是这种“形势”和“潮流”裹挟的产物。从整体框架和结构上看，它和村里其他的楼房没有什么差别。不过，细细一看，就发现很多问题。由于资金不足，楼房里外都没有粉刷，裸露的砖块为我提供了一个就近观察的机会。我惊奇地发现，大量断砖和小砖头搀杂在红砖中间，支撑二楼阳台的外廊柱也明显偏细。这样做虽然是为了节省成本，却留下了安全隐患。汪进仁告诉我，这种情况并不只他一家，其他有些楼房也是这样，只是抹上水泥或白灰之后，“外面看上去都一样”。至于安全隐患，进仁不觉得是个大问题，“反正是自己住，也不会倒，过些年混好了，说不定又盖新的了”。汪进仁一家五口，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刚刚9岁，如果为了儿子结婚，他可以再等十年，楼房显然不是为了儿子盖的。即使成本已经严格控制，1994年盖这样的楼房还是要花将近两万元。进仁前些年在外面打工小有节余，但还是不够盖房的开销，匆忙盖房的结果是落下一笔不小的债务。2003年，当我完成学业前最后一次去汪家村的时候，进仁也没有像他九年前所期望的那样“混好”，不仅新盖楼房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奢望，而且十年前的楼房仍然裸露着外墙。这个时候，全村的盖房潮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八十多户人家，有六十多户住在楼房里，剩下的十多户有两类情形：第一类是不需要盖楼房的人，如子女都已成家的老人，没有后代的人，或子女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的老人；第二类是已经彻底放弃希望的人，在人际关系上属于所谓的“死门子”（阎云翔，2000）。

这样一个居房换代潮，可以被意识形态专家视作改革以来农村现代化、农民奔小康的一个组成部分，视作农村改革的一项巨大成就而加以宣传。农业经济学家，当然也可以通过分析农民消费结构中住房消费的比例，视其为一种非理性“攀比”消费行为，由此倡导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无论在哪种看法中，农民居房换代潮都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议题，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但是，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不同寻常的社会意义，已经成了我的职业习惯。

在第一次进入汪家村以后的十年时间里，我经常会想起汪进仁提到的“形势”和“潮流”。毫无疑问，农民面对的盖房“形势”和“潮流”，与现代商品社会中的“时尚”有相似之处，而且，确实可以从迈向现代性社会的一般过程中寻找其社会心理起源。对此，一百年前的德国哲人齐美尔（Georg Simmel）已经论述得精彩无比。我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随着下文的进展，我们将明白，汪家村的农民盖房潮，是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现实处境交合的时候产生的社会现象。我试图去探寻那一“形势”和“潮流”的历史原因，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不仅限于理解农民盖房潮本身。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农民盖房潮，是一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社会现象，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历史，但是在这种偶然性社会现象背后，那裹挟农民的“形势”和“潮流”，却和一个直接影响地球上最多人口三十多年的集体制度联系在一起。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说，“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经消逝的景象，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知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布洛赫，1992：38）。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说，“社会学的使命就是去理解我们今天何以成为今天的”（Giddens，1996：2）。这两种说法，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看上去指向不同的方向，但是在对历史和现实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完全一致。我把我在后集体时代观察到的房屋换代潮，当作向集体时代提问的线索，最终目的是去理解集体制度的形成。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制度的亚制度基础（Sub-Institutional Foundation）要比那些构成制度的正式规章、架构更重要（Brinton and Nee，1998）。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将以理解“形势”和“潮流”作为切入口，分析那些支撑集体制度的更潜在的同时也更根本的文化观念，分析其起源、发展以及它们在集体制度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大家都是人，谁也不比谁差多少，形势摆在那儿，你不盖不成，形势逼人啊！”1994年，汪进仁和其他的村民一样，虽然无法用言语清楚表述这种“形势”和“潮流”到底是什么，却在生活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其压力，并以外在的行动表现出来。其实，这样的“形势”和“潮流”，早在集体时代就酝酿积聚，间或也“兴风作浪”。

1969年末，正是秋收之后的农闲时节，汪家村村民们的目光全落在章利元和魏木根这两个家庭上。这一年，村里很多人都兴建新房。老房子的墙大多是用土坯垒砌而成，屋顶用稻草覆盖。新房子虽然仍旧是草顶，但墙是用“木夹板”作为工具，夯实泥土而成，当地叫“打墙”。与土坯墙相比，“打墙”墙面比较平整，也比较坚固，因此可以盖得更高。不过，修建“打墙”必须要很多人手，村邻之间帮忙虽然不需付钱，但招待帮工的伙食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章利元和魏木根是邻居，章家在西边，魏家在东边。两家碰巧在同一天开工，分别请本村的村民帮忙垒墙。老魏家的帮工熊开福对老魏说：“左青龙右白虎，东边一定不能比西边低。”老章的女婿则给岳丈打气：“他多高，我们就多高，一定不能让他比下去了。”两家比赛着将墙往高打，但墙高总有个限度，最后只好协商，在差不多的高度上罢手。一直到好多年后楼房出现，老章和老魏的土墙房都保持着全村最高建筑的纪录。不过，这场竞赛已经使得双方都元气大伤。房屋落成以后，为了还债，两家都只能吃稀饭过苦日子，偶尔煮一顿干饭。由于两家住得太近，一家煮食干饭时，饭香总是飘到另外一家。两家于是约定，每个星期煮一次干饭，要煮就一起煮，免得孩子们嘴馋（卢晖临，2003）。

1996年，在魏木根新落成的楼房里，我提起这件从其他村民那里听来的近三十年前的往事。老魏讪讪一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其实房子盖那么高没有什么用处，就是觉得，大家都是社员，谁也不比谁差，怎么能让别人看笑话呢？”这件事当然不能当作典型，甚至可以说它很特殊，毕竟整个集体时代，这样公开叫板、像打擂台一样盖房的事情只有这一起。不过，正如戏剧化的事件往往以戏剧化的方式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紧张情绪或者需求一样，我在这段听起来像是笑谈的事情背后，看到的是农民社会生活中日渐强固的平均主义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住房的兴建成为不折不扣的地位竞争仪式。更有趣的是，我们可以从魏木根的说法中找到汪进仁“平等逻辑”的影子，它启发我们，汪进仁的“大家都是人，谁也不比谁差多少”的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教育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与集体时代的“社员”经历有关。

第一章 制度研究：问题、意义和方法

一 集体制度研究的缘起与方向

相对而言，过往几千年形形色色的制度，尤其是涉及整个社会的宏观制度，往往是自然演化的成分大过人为设计的成分。封建制度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也如此。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更被认为是“看不见的手”作用的结果。站在这个角度，西方学者将20世纪以来席卷俄国、东欧、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视为一项“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即用人为设计的一套方案去改造社会的实验。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尤其是一个有着强固的农民传统的社会，能够被立志消灭旧制度、引进新制度的国家政权推动多远”（Unger，1984）。“社会工程”的提法，把握住了社会主义运动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凸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效能。在西方学者眼中，这场规模宏大的“社会工程”不仅是对西方理论的挑战，而且是对人类实践之可能性的探索。可以说，整个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都是在这样一种价值关怀下开展的。

本书研究关注的是人民公社制度（集体制度）[1]如何形成这一问题。假如我们对付诸实践的制度的关心超过停留在文件条例上的制度的关心，那么我们就会承认，不管是出于对意识形态的追求，还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人民公社这一由外部力量推动的制度的最初起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通常被看作被动接受者的农民，却因其对这一制度的实践形态做出的重大贡献，必须成为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

要解释某一时点上发生的某一事件，其实非常困难。譬如，1958年8月人民公社的创立，既要充分考虑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气候、中国的发展目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追求，也要考虑到“新村”计划、中国文化遗产等对毛泽东个人的影响。本书研究所做的不是这样一个工作，而是将时间往前推，在一个历史的脉络中从村庄社会内部寻找那些接纳、支撑人民公社的长期因素，并展现那些因素如何在一个新的环境下，因应新的形势，被农民创造性地运用，最后成就了实践中的集体制度。

和公司、学校等专注于单项任务的制度（组织）不同，人民公社由于垄断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对农民有着全方位的影响，是所谓的“总体性制度”。它涵盖农业经济、乡村组织、教育与医疗、军事训练、家庭与妇女生活，林林总总，包罗万象。本书的研究既无意提供其中某一个方面的工笔细描，也无意提供一幅包括各个方面的全景图画。相对于革命前的村庄社会，集体制度带来的一个实质性变化是社会分化模式的变化（卢晖临，2003）。基于这一认识，本书对集体制度形成过程的考察，将集中在社会分化这条线索上。这里所探讨的社会分化，指的是一个社会单位中，成员之间确认和区分身份的过程和机制。

本书研究起始于以下一些问题。革命前乡村社会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革命前村庄内部社会分化的基本机制是什么？农民如何看待发生在他们周围的社会分化？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采取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措施，给农村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将农民置于什么样的道德困局中？农民在一个新的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突然出现的时候，面对不同的需求和义务，是如何理解这一制度的？他们如何在不同的理解之间、在规则和规范如何被应用之间争论和达成共识？农民文化传统中潜藏的内在紧张如何在一个变动的形势下浮现出来，并成为农民把握新的利益机会、表达利益诉求的“文化曲目库”（Swilder，1986）？“农民平均主义”如何通过农民的有意识的建构，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部分，并使得本来不可理解的社会形势变得有意义？

我将以一个村庄为例，揭示农民社会内部固有的两股相互冲突的社会力量——自发势力和平均化势力，如何因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原则提供的政治机会获得不同的生长空间；特别关注平均化势力的文化表现形式——农民平均主义，凭借其与社会主义原则的亲近性，选择性地吸纳后者并同时创造性地呈现自身的过程。这既是一个创造性地“动员”（Mobilize）既有的文化资源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性地“动员”新制度的过程。本书研究力图说明，正是自发势力、农民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这三者复杂微妙的交互作用，造就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践形态。

这既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研究，也是一项自社会内部（Within Society）观察制度形成的研究。就前者而言，我将要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掘对过去资料构成巨大挑战的新资料，从而彻底改变对过去的解释，而是围绕过去研究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重新组织材料，从一个较少为人关注的角度分析这些材料；就后者而言，即使是一项专注于从社会内部考察人民公社制度形成的研究，也不可能视一个外在的国家于不顾。事实上，外在、内在这些提法容易让人误解。经过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乡村高强度渗透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完全脱离国家影响的村庄。“自社会内部”的提法，只是倡导人们在这种国家社会交融的背景下，更多地注重从社会内部找寻很多问题的答案。

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并没有遭遇任何经典意义上的集体行动的抵抗，一帆风顺的情况迥异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血腥的集体化。但是，由此将农民视作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就忽略了他们在这一制度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农民基于自己的文化意义和自己的经验去理解制度，有意识地、富有意义地建构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建构这套制度本身。

本书研究的基本目标是，用一个整合了结构、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和行动的理论框架去理解制度的实践，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在文化意义之上的行动在制度形成和运作中发挥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因改革而引发的新制度变迁立即吸引了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和“权力维续”（Persistence of Power）的对垒俨然已成为今日中国研究之显学（Nee，1989；Bian & Logan，1996）。而对于刚刚成为历史的集体化的兴趣，则一下子衰减下来。但是，正如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研究中发现的，新与旧之间虽然看似决然对立，但是背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新的大厦往往矗立在旧建筑的瓦砾之上，旧的心态和行为模式以各种隐蔽的方式进入大革命之后的政治制度中（托克维尔，1994）。集体时代的中国与后集体时代中国之间的关系，亦可作如是观。尽管改革的意识形态极力宣传破旧立新，但是要想更深入地理解改革开放所引发的中国社会变迁，除了实证考察改革时代的风云变换之外，还需要将研究的视野向前延伸，考察那个我们急于要划清界限的时代。毫不夸张地说，对集体时代的认识水平直接影响我们对后集体时代社会变迁的研究水准。因此，“重返集体时代”就具有了特别的迫切性。

就深化制度理论的可能性而言，人民公社研究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从制度的视角考察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思维。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强调和阐述制度安排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影响。但是，正如Paul Pierson（2001）指出的，在将制度本身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对象方面，进展甚少。人们对于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起源的认识，仍然停留在非常低的水平上。

制度分析的理论核心是“限制中的选择”（Nee，1998）这个观念，但是迄今为止，该理论强调的还是“限制”的一面，对于“选择”的一面研究极为薄弱。以下的论断极为典型：制度一旦建立，不管是否具有集合的最优性，都能按照其自身的运作逻辑持续（Zucker，1986）；制度不能化约为个体行动者特性或动机的集合或者直接后果（DiMaggio& Powell，1991）。Jepperson更用是否需要靠“行动”维持和再生，来区分严格意义上的制度和非制度（Jepperson，1991）。维持将近三十年的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就实践层次上看，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也一直依赖于行动的不断再生，理解这一制度的亚制度（Sub-institutional）基础，理解它与习惯、常规、法律、意识形态和国家等中观及宏观领域之间的联系（Nee，1998），必定会深化制度分析。

二 既有研究的批判性回顾

人民公社时期，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本土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开展。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几乎没有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留下任何有意义的记录。少数“描述人民公社生活”的出版物，如《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话语，除了对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有一定帮助外，对认识真实的公社生活几无裨益。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的大环境不断改善，近年来，凌志军（1996）和张乐天（1998）的两部关于人民公社的专著值得关注。作为《人民日报》的主任记者，凌志军提供了关于人民公社的上层考虑和内部争论的丰富资料，揭示了从发动合作化运动到最终成立人民公社的上层逻辑。张乐天利用浙江一个大队翔实的档案资料和干部笔记，以大队为单位重构了公社生活的全景图画，并对公社结构和传统村落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中国与外界隔绝，只有少数国外学者和记者能够进入中国进行访问，他们以现场观察资料为基础，留下了有关公社生活的宝贵记录，包括Burki的A Study of Chinese Communes（1965），Myrdal的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1965），Crook夫妇的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1966），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1980）。这些人当中，像Hinton、Crook夫妇和Myrdal都是同情共产主义革命的西方知识分子，虽然政治立场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偏见，但是他们的访问受到的限制较少，并且他们扎根农村生活，掌握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而像Burki那样作为巴基斯坦代表团成员，在6个星期内访问13个公社写出的研究报告，在今天看来基本上是走马观花式的印象，参考价值很低。更多的西方学者只能依赖对报纸文件的分析和对离开中国本土的“逃难者”的访问，来观察“铁幕”下的中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Schurmann（1966）和Vogel（1969）先后发表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与Canton under communism，前者探讨“一个有组织的中国”（共产体制的国家）如何从传统中国社会制度的瓦解中产生，后者谈论的是“对社会的政治征服”，其重点是共产党人如何构建了一个足以控制和变革社会的庞大的政治体系。两本书都描绘了一幅现代国家取代传统社会的图景。Schurmann和Vogel的著作奠定了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国家与社会”的范式，也开启了“变化和持续”（Change and Continuity）的长久辩题。其后，随着新理论以及新研究资料的出现，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面世。Parish和Whyte（1978）通过访问偷渡到香港的广东“逃难者”，收集到63个广东村庄的材料，对公社时期的村庄和家庭生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细致考察。他们利用丰富的口述材料，分析国家主导的社会变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成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失败。他们注意到旧的自然村的结构被完整地带入新的公社体制中，注意到在村庄家庭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包囊形成”现象，同时也注意到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出现替代了过去的自然村中的宗族和姻亲关系的重要性。这样一幅现代组织形式和顽固的前现代社会共存的图景，与“国家征服社会”的图景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Madsen（1984）使用同一资料来源，集中探讨文化系统的变迁，他发现，在村庄以阶级为重心的政治话语背后，隐藏的是儒家道德和亘古不变的对社区的关心。Oi（1985）用“庇护-依从关系”来描述集体时代村干部与普通农民之间的联系方式，指出农村社会虽历经共产主义革命的变迁，但是仍顽强地保存了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这和Vogel（1965）20年前对中国人际关系所做的“从友谊到同志”的论断何啻天壤之别。

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成立人民公社研究小组，开展对人民公社组织的研究。他们根据1978年对广东台山县斗山公社的实地访问，完成了《人民公社与农村发展：台山县斗山公社经验》一书。该书内容颇为周全，不论是计划生育、医疗卫生网络、精神健康文娱生活、学校教育、家庭结构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农业科技推广、农业政策与农业生产、水利建设管理、社队企业等经济建设方面，都列专题加以调查，并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进行了较深入的阐述。早在20世纪60年代，Gargi Dutt（1967）在其Rural Communes of China：Organizational Problems 中就指出，中国公社化企图仅仅依靠改变社会经济制度，而不相应投入资金实现农业改造，这种做法存在不当之处。中文大学的这批研究者则相信人民公社之“组织集约”的作用，他们主张“在制定新政策时，一定要慎重考虑，不可因噎废食，把公社基本组织原则轻率废弃”（李沛良、刘兆佳，1981：290）。

自197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有机会在中国进行实地研究，尽管改革引发的新制度变迁吸引了大多数学者的注意力，但是仍然有少数学者对集体时代有着浓厚的兴趣。如Mosher（1983）、Siu（1989）、Potter（1990）、Huang（1998）。Mosher发现，“尽管经过世界上配合得最好的宣传机器几十年的驯化，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固守着传统价值和信仰”，“二十五年的集体生活，没有能够将农民改造为好的集体主义分子”，“正是在以无私为基础的体制中发现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消除了我从宣传中得来的社会主义正在形成的印象。”（Mosher，1983：7、40、43）Siu以农村干部为研究对象，专注于那些帮助创建结构又在其中运作的政治行动者的两难处境，提出了一个农民研究的更一般的问题：即在由明显的权力层级和意识形态统治的复杂的农业社会，农民（农村干部）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他们的世界，并形塑了这一世界的历史过程。Siu的研究，还挑战了由强调“变化”到强调“持续”的趋势，她指出，“学者们在1980年代观察到的传统村庄生活的特征——从民间仪式到以社区和宗族联系为基础的地域认同——无论是形式还是意义上都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Siu，1989：291-292）。针对那些似乎被视作“持续”的现象，她这样评论，“今天民间宗教仪式‘复兴’的方式使我们想起的不是过去剩下了什么，而是农村社会在革命之后被改造了多少”。

同样在广东增步（地名）完成田野调查的Jack M.Potter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在增步1949～1985年这36年的革命过程中，虽然有很多表层的变迁，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明显的连续性。婚姻模式出现了一些改革，但是没有根本的变化；宗族表面上改变了，但是其深层结构特征在毛时代则一如既往，在后毛时代，甚至像祖坟、祠堂和龙船比赛这样的外在符号也出现了。就我所知，传统的宗教和巫术信仰都复兴了，与革命以前有着同样的内容和意义。”（Potter，1990）Huang（1998）通过对一个长期担任大队书记的农村干部的访问，具体描述了集体制度下村庄社会的变化。在他的描述中，村落生活的顽强韧性展露无遗。

总体来看，以上这些研究具有三个特点（弱点）。第一，受支配性的“国家-社会”范式的影响，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数十年的中国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变化和延续”这一辩题开展的。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国家推动（改造）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上。“人民公社如何形成”这一问题，始终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议题。第二，在潜在逻辑中，研究者或者将人民公社看作国家征服社会，国家意志向下渗透的结果；或者反过来将其看作民间社会抵抗国家，顽强体现自身韧性的结果；或者采取相对折中的看法，视其为国家和社会之间复杂互动、相互妥协的产物。不过，无论哪一种看法，都过分集中于国家和社会两端的进进退退，而对社会内部的紧张和冲突则注意不够，缺乏自社会内部观察问题、做出解释的角度。第三，这些研究要么专注于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如经济生产、婚姻家庭、组织架构，要么致力于提供一幅人民公社中社员生活的全景图像，但它们都缺乏明确的理论焦点。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国外的中国研究而言，是长期以来的“情报”取向使然，即能够揭示“铁幕”下发生了什么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就国内研究而言，主要是受学科发展水平限制。

三 个案研究和历史叙述方法的应用

1.研究单位与资料收集技术

汪家村是安徽南部的一个自然村，1994年有80户人家，接近300人，离县城大约6华里。1994年，笔者作为法国人类学家Isabelle Thireau和麦港的研究助理进入该村，收集有关村庄生活的广泛资料。当时选择这个村庄，主要出于两个考虑。第一，这是麦港母亲的家乡。麦母在16岁外出参加革命工作以前，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庄。老人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两次带着孩子回到这个村庄居住了将近1年。现居美国的老人有着超凡的记忆，在麦港对其访问的10盘录音带中，她详细回忆了村庄的人和事，举凡经济状况、邻里恩怨、村民性格、社会习俗，娓娓道来，生动翔实。麦母的回忆提供了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村庄生活画卷。第二，麦母的弟弟及其子女仍在汪家村，可以为调查提供很多便利。

以一个小村庄作为研究单位，当然有局限性，譬如，那些在更大的范围内才会呈现的力量或者关系不可避免地被遗漏掉，如生产队与大队、公社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但是，缩小研究单位的好处也是明显的：第一，传统时代，自然村就是农民最重要的社会世界，[2]互助、合作、竞争、对抗主要都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第二，自然村结构被完整地带入公社结构中，成为公社三级管理体制中最核心的生产队一级，它对于社员的重要性甚至超出了传统时代自然村之于村民的意义（Siu，1989；Shue，1988；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1995）。以这样一个对于农民最具意义的社会世界作为研究单位，我们就可以具体地展现行动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真实图像。

从1994年开始，我先后9次到该村，每次在村子里居住10天左右。我主要采用访谈法收集资料。访谈的时间起于20世纪20年代，迄于调查结束日（2003年9月10日），访谈内容涉及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以人民公社时期村民如何组织生产、如何分配所得、如何处理经济上的分化等为重心。除了访谈资料，我还尽量收集了当地丰富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县、公社（乡）、大队（行政村）保管的文件，也留心村民自己留下的文字资料（日记、账本等）。

2.扩展的个案研究方法

本书研究是以村庄社区为单位的“扩展的个案研究”（Extended Case Method）。最早的个案研究将单个个案看作总体的缩影，看作一个万物皆备的小单元。随后，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结合起来，以通过积累不同类型的个案获得更切近总体的认识。譬如，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先驱费孝通，将单个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的一种主要形式）的主要意义定位在建立“地方类型”的贡献上，希望通过积累众多的“类型”，反映中国社会结构的总体形态（费孝通，1986：94-95）。Malinowski和Radcliffe-Brown也相信，对众多小型社会单位研究的耐心归纳，将成为一幅中国社会体系的总体图画（Freedman，1979）。

20世纪60年代，这种认识受到了广泛的批评。Freedman称其为“最典型的人类学谬误”（Freedman，1979：383）。在他看来，这是在将传统人类学研究初民社会的工具移植到复杂社会的时候，错误地将对总体性的把握也移植了过来。Geertz在1973年发表的《浓厚的描述》一文中，批评人类学学者为沟通微观民族志的“地方性知识”和宏观民族景观的普遍真理而建立的两种模型，其中一种就是“琼斯维尔即美国式”的“缩影”模型。“以为可以在所谓‘典型的’小镇或村庄中发现民族社会、文明、宗教或任何可以总括和简化的东西的本质这样一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研究者在小镇和村庄中发现的就是小镇或村庄的生活”（Geertz，1973：22）。无论是Freedman还是Geertz，虽然不同意传统人类学家在个案和总体之间建立联系的逻辑和策略，但他们并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声言个案就是个案。Geertz重视理论和概括性结论的意义，只是强调不应该超越个案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Geertz，1973：29）。

晚近发展的“扩展的个案研究方法”，注重个案与宏观结构力量和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传统民族志研究通常将研究结论局限在他们研究的日常世界范围内，无力或者无心顾及广泛的历史模式和宏观结构；扩展的个案方法则追求自田野“扩展出去”，它将反思科学运用于民族志，旨在从独特中抽取一般，从“微观”走向“宏观”。受民俗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影响，它将“社会处境”当作经验考察的对象。但是民俗方法论否认真实的宏观世界的存在，走向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或者专注于支撑社会互动的语言沟通、理解程序等一般性特征，走向普遍主义。扩展的个案研究方法与之不同，从有关国家、经济、法律秩序等已有的一般性概念和法则开始，去理解那些微观处境如何被广大的结构所形塑，其逻辑是说明一般性的社会力量如何形塑和产生特定环境中的结果（Garbett，1970；Gluckman，1958）。

传统民族志研究，通常割裂个案和理论的关系。例如，社区民族志总是以详尽记录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生产、交换、婚姻家庭、仪式生活、权利等）为己任，缺乏明确的理论旨趣。在扩展的个案方法中，个案与理论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个案是通过援引理论才制造出来的（Walton，1992）。这一鲜明的特点，使得扩展的个案研究方法既区别于传统民族志研究，也区别于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扎根理论方法”（Grounded Theory Method）（Glaser，Strauss，1967）。扎根理论方法主张直接从材料入手，通过所谓的“逐行编码”（Line-by-line Coding）技术，去发展基本的分析范畴，最后形成理论。扎根理论方法对于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其理论建构策略，不过是以一套类似于分析定量材料的程序和技术，去处理定性材料。在扩展的个案研究方法那里，发展（修正）理论不仅是研究的目的，而且是出发点，并且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中。其研究程序，是从理论出发，以理论的视野去关照和理解经验材料，同时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去修正既有理论。

扩展的个案研究方法与阐释的个案方法（Interpretive Case Method）都深受反科学模型的影响，但是二者在处理材料方面有差别。Geertz是阐释的个案方法的超级艺术家，他将民族志艺术看作“浓厚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他对巴厘人斗鸡活动的记录，是引导读者深度潜入巴厘社会的一把钥匙，也成为展现“浓厚的描述”的经典范例。与之比较，扩展的个案研究方法对事件细节的描述显得略为“淡薄”，它所注重的是在理论指导下，广泛调用宏观的、历史的和一切相关的背景材料，去理解某种“社会处境”。

3.历史的幅度与叙述

现代社会学研究的一大弊病，准确地说，现代社会科学的一大弊病，是缺乏历史的维度。美国激进社会学家C.Wright Mills呼吁，“每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每一门经过慎重考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的关照领域，并且需要充分地利用历史资料”（Mills，1959：144）。具体到人民公社研究，分成两个界限清晰的阵营，传统的中国学研究以1949年前的中国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历史学家的领地；1949年后的中国吸引了较多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者。对于后者，历史即使出现，也只是作为一个背景，而不能和现实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本书研究一改这种漠视历史的研究取向，将实证研究的时间跨度拉长，从考察“怎么样”的角度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但是，直接推动这一事件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经济变革）以及影响人民公社实践形态的社会文化因素，则必须通过一个更宽的历史幅度才可以观察到。受访问资料的限制，本书研究只能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并用这一时期的情况来说明“革命前社会”或“传统社会”社会分化的基本特征。这样做的时候需要警惕的是，和明清时代相比较，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在国家建设、帝国主义、持续的战乱、更趋紧张的人地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冲击下，正经历空前的危机，很多过去被视作“传统特征”的东西正走向衰落。本书对革命前乡村社会的描述，意在为革命后乡村社会提供参照比较的基点，凸显的是传统社会分化秩序与后来的集体制度下的社会分化秩序之间的差别。有鉴于此，我们从这样一个正处于衰落通道的乡村社会中总结出来的社会分化秩序的基本形态，如果表现出和革命后社会分化秩序有所区别的话，也只是对二者之间差别的一个保守估计。

本书的基本写作形式是叙述。按照历史社会学家Griffin的说法，叙述对于历史事件的社会学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它也成功地提供了某种形式的解释。理由很简单，将一个行动置于一个故事的章节中，并且将此行动与该故事中以前的行动联系起来，就能够理解什么“引起了”此行动，因而“解释”其“发生的方式”（Griffin，1993）。在我的叙述中，直接来自个案的材料是中心内容，但是，任何其他的相关材料，只要有助于理解我们的主题，都可能成为我叙述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证研究的传统，尤其是民族志传统，强调用事实说话，强调用丰富翔实的材料去推导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某种因果关系。但是，即使再厚实的材料，本身也不会说话。更重要的是，很多田野调查材料，如果不结合理论，不结合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就很难理解。读者将会看到，我在下文中对社会分化模式、农民观念的讨论，不仅是对田野调查材料的总结，而且其本身也起到帮助我们理解田野调查材料的作用：正是在这些讨论中，行动者相互之间看起来是局部的、混乱的和不可理解的情节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本书是广泛调用宏观的、历史的和一切相关的背景材料，去理解某种“社会处境”的一种努力。

4.材料的真实性问题

本书研究的主要分析材料来自于访谈，访谈的内容大多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历史事件，如何保证访谈材料的真实性呢？这又可以细分为两个问题，第一，村民是否讲了真话？第二，村民在讲述历史事件的时候，是否受到后来生活经历的影响，对当年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表述”？

近年来，社会科学中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日盛，田野调查也深受影响。在今天的很多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那里，真实（事实）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也不值得去追寻的神话。诚然，任何访谈资料，无论它是否反映了事实，都具有文本分析的价值。但是，在我看来，在呈现那些访谈资料所反映或者歪曲的事实之前，所谓的“文本分析”只不过是偷懒者的说辞，或者虚伪的文饰。因此，我必须严肃对待这两个问题。[3]

我在田野调查中，屡屡碰到第一个问题。譬如，一个“共产风”时期的生产队干部，谈起当年逃离村庄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自己“心肠软”，不愿意严格管理社员得罪了上级；一个新中国成立初年的民兵连长，谈起后来不做干部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低，觉得做一个普通农民更自在。但是，当我就此求证于其他村民的时候，马上就发现了真实的原因，前者是因为偷宰耕牛，后者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这两个受访者都没有说实话。但是这类问题并不难解决，只要通过交叉验证，就可以获知事实。即便是事件非常复杂，多方说法不一，也可以通过这种交叉访问，呈现事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第二个问题解决起来非常困难。集体制度已经崩溃，正处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村民对集体时代的回忆，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新时代的烙印，“重新表述”是必然的。历史题材的田野研究，都面临这一方法论难题，迄今为止也没有找到完美的解决方式。我的做法是，尽量将访问的内容限定在“硬的”事实性问题上，譬如，虽然本书研究关注文化观念，但是我不会将访问重点放在动机和心理方面。至少，对于历史题材而言，研究文化观念只能是潜入事实之中，从非常具体的行为、事件中去揭示心态和观念。[4]本书研究所依据的访谈材料，重点是农民对其所经历的相关事件的描述，而不是所思所想。这样做，虽然不能杜绝“重新表述”的问题，但是可以将其空间尽量缩小。

[1] 本书标题用的是“集体制度”，下文的不同场合，我会在基本相同的意义上交替使用“集体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这两个词。之所以这样做，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但是此前的农业合作社，尤其是高级农业合作社，已经具备了公社制度的基本特征，“集体制度”可以将它们涵盖进来；第二，“公社”一词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生产队、大队之上的第三个管理层次，而“集体”则更富弹性，不具有这种明显的指向性；第三，“人民公社制度”通常和一些具体的条文、规定联系在一起（例如，195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62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而“集体制度”则更凸显它在农村和农民生活中实际发挥的作用。

[2] 传统时代，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是村庄还是村庄之上的“基层市场社区”，取决于研究者从什么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如果从日常互助、社会分化、地位竞争等角度，对农民最有意义的社会世界当然是村庄。但是，如果从婚姻圈、信贷、货物交换等角度，基层市场社区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有关争论参见Skinner（1964、1965）和黄宗智（1986）。

[3] 明确地在这里讨论这两个问题，得益于苏耀昌教授的提醒。

[4] 在农民的行动和事件与某种文化观念之间，当然存在巨大的断层，我们需要广泛调用理论、历史甚至一定程度设身处地的“摹想”去填补这一断层。

第二章 制度理解：不同的理论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这一概念，因为新制度主义的急速走红，几乎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理论建设和解释的焦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强调和阐述制度安排之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影响（Dimaggio and Powell，1991：3）。以至于有人这样评论，“90年代，我们人人都是‘新制度主义者’（Neo-institutionalists）”（McFarland，1991：262）。对制度的关注，曾经是古典社会学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在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Durkheim那里，社会学是“研究制度的科学”（Science of Institutions）（Durkheim，1950）；同样，Weber的一个评论者认为，制度之于Weber概念体系的中心地位，犹如竞争之于经济学的地位（L.M.Lachmann，1971：68）。不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从Parsons的功能主义崩溃之后，功利主义的、以行动者利益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支配了社会学领域，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论是其代表。晚近新制度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兴起，是打破后者概念霸权的一种努力，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古典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复兴”。

本书研究关注的是文化因素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制度形成中发挥作用，有鉴于此，以下的理论回顾以“社会学制度主义”为重点。但在此之前，我会简单地讨论几乎对文化不置一词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几乎完全以文化统摄一切的“文化主义”取向。

一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如前所述，制度理论是对理性选择论的一种反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提法，听来有些矛盾，但是，如果考察制度理论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正是那些属于理性选择论阵营的经济学家，出于对理性选择论的不满，以一种修正的理性选择论方式开启了制度理论的先河（Coase，1937；Williamson，1975）。理性选择论进入制度分析，并成为制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派别，反映了理性选择论应对挑战的强大能力。

经济史家Douglass North将制度定义为“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用更加正式的表达方式，是那些人们设计出来制约人类互动的各种约束”（North，1990：3）。这些约束，既可以是人们有意识设计出来的正式规则（如宪法、产权、合同），也可以是经由长期演化而形成的非正式规则（如社会规范、惯例、意识形态）。虽然不同的理性选择论者还有其他不同的表述方式，但“博弈规则”的提法基本上代表了理性选择论者对于制度的共识。理性选择论的出发点是追求私利的理性个体。它强调行为的工具性，认为其基础是策略性计算。个体权衡一切可能的方案，从中选择那些带给他们最大利益的方案。既然如此，追求私利的理性行动者，怎么可能遵从规则呢？按照Olson（1971）著名的论断，在不诉诸权威强制力的情况下，理性个人往往不会遵从规则，反而倾向于违背规则以获取直接的利益。Nelson和Winter（1982）承认规则支配的行为的存在，但是指出，个体不可能既遵循规则同时又有意识地追求目标：个体要么是以一种无意识的、自动的方式行事（惯例行为、规则支配的行为），要么选择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行事（理性行为、目标引导的行为）。目标引导的行为（目的行动）与规则支配的行为，通常被视为相互排斥的行为模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要做的工作，是阐明规则支配的行为的理性成分。他们是这样处理这一难题的：个人遵从规则，是因为规则提供了他人行为的可预测性，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它体现了某种类似纳什均衡的东西，换言之，个体遵从制度，是因为能够享受合作的好处，背离制度只会使得他们的情况更糟（North，1990；Peters，1999；Hall and Talor，1996）。这样一来，个体遵从规则，不但不是无意识和机械性的行为，反而是一种理性选择了：个体理性地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受制度约束。

另外一个问题是，制度规则是如何产生的？对于哈耶克来说，博弈规则是选择性演化过程的结果，并通过与环境的不断调适维持自身（哈耶克，2000）。肖特沿袭亚当·斯密和门格尔的演化生成论传统，运用博弈模型来展示制度的生成机制。按照他的思路，制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囚徒困境”和其他合作问题。他得出了哈耶克式的制度自发生成论的结论，“它们是通过人类行动而不是人类的设计而有机孳生地出现的，因而是个人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集体行动的结果”（肖特，2003）。基本上，理性选择论者主张博弈规则是内在产生的，它们通过博弈参与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最后完成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青木昌彦，2001：2）。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生成和变迁似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物，一种在“工具性逻辑”催生下可以轻松产生的东西。

在理性选择论对制度的分析中，理性的、追求私利的行动者仍然是明确的中心，制度规则不过是“最优化行为发生的策略情境”（Shepsle，1989：135），在这个意义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被称作“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Scharpf，1997）。在这样的分析中，几乎找不到文化因素的空间。只有在面对多种潜在的均衡，必须选择某一种均衡的时候，文化观念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文化因素的作用，或者是在开端处帮助这一世界定位，或者作为辅助机制促进行动者的整合，或者作为行动者偏好的来源，但仅此而已”（Meyer，Boli，Ramirez，and Thomas，1995）。在某种意义上，理性选择论可以说是文化解释的对立面，因此，坚持文化解释的理论家经常将理性选择论彻底抛弃。下文将说明，理性选择论的基本思路对于我们思考文化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启发。理性选择论强调个人是具有理性的行动者（目的性、意向性），并强调行动者的目标是追求私利。虽然早期的“无限理性”和“利益最大化”观念已经分别被“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情境理性”（Context Rationality）（Simon，1957）和“满意”观念取代，但是行动者的利益动机，以及循着理性方式去追求利益这两个基本点却很难被否定。

二 文化主义的制度观

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接触到的制度，往往是其呈现的“硬”的一面，譬如正式的规章、可见的实体，但是社会科学一直从“软”的一面理解制度。人类学关心生产、交换、统治等多种实际的社会活动（制度），但是其着眼点，却是这些活动背后的东西——文化。与理性选择论相反，传统人类学倾向于用文化去解释社会制度和各种社会行为。在“文化模式”“文化风格”“文化编码”这样的提法里，文化作为第一位和决定性的因素（同时也是深层的力量），像遗传基因一样支配着第二位的和被决定的因素（同时也是表层的社会现象）。这种研究取向，我们将其称作“文化主义”制度观。

最极端的当属以Levi-Strauss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在Levi-Strauss看来，“文化的本质和语言没有什么两样”（Levi-Strauss，1968：62）。正如可以通过对言语活动的语言学分析寻找到语法规则一样，通过对文化表象的结构分析，也可以破译文化的深层“编码”（Code）。Levi-Strauss研究婚姻和神话，他专注的是深层和一般性的结构，通过不断地抽象，探索人的大脑思维的结构，即所谓的“心灵的类别”（Categories of Mind）：那些构成某个社会根本思考工具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上/下、热/冷、生/熟）。

大多数的人类学家，虽然不像Levi-Strauss那样去挖掘如“心灵的类别”那样抽象的深层结构，但是仍致力于在不同的层次上破解文化的“编码”，最具代表性的是Benedict（1934）的“文化模式”研究。

在《文化模式》一书里，Benedict比较研究了美国西北部墨西哥州的土著居民祖尼族和平原印第安人，以及居住在西北部海岸的克瓦基特族。她借用尼采研究希腊悲剧时用过的概念“阿波罗型”和“狄奥尼索斯型”区分两种不同的精神性格。在她看来，祖尼族是“阿波罗型”，“稳健、遵守秩序、没有竞争心、善处中庸之道”，平原印第安人和克瓦基特族则是“狄奥尼索斯型”，“热情、好幻想、竞争心极强，以比他人优越为荣”。Benedict所做的工作，是探索文化的深层结构与价值观念，其研究基于文化与人格体系一致性的根本信念：即个人可以通过社会化充分内化外在的文化价值观念，使其成为个体人格的构成要素。这样一来，各种文化就是放大了的人格，而个人的人格不过是具体的文化。Benedict后来出版的《菊花与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民性研究热潮，反映了同一种成果。

在Benedict和Levi-Strauss的文化研究中，文化是以一个高度整合的统一体的形象出现的：各个文化要素之间相互依赖，配合无间。Archer将这种对文化的认识称作“文化整合的神话”（Archer，1996）。她指出，这种神话经由Pitrim Sorokin介绍，进入社会学，并在Parsons那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Parsons的功能理论中，我们看不到文化体系内部的紧张和对立，相反，文化各个要素之间的高度一致性成为不证自明的前提。“信仰体系和价值倾向体系都是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因此，就要求二者构成一个一致的模式体系”（Parsons，1951：379），“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不容置疑的”（Parsons，1951：379）。高度整合的文化体系，又通过社会化实现“内化”（Internalization），将其核心的信仰和价值倾向转变为个人的人格。内化了文化价值的个人，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按照文化规范赋予这些角色的定义，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此形成各种社会制度。高度整合的文化，最终产生了高度整合的社会。

在这样的论述逻辑中，“理性人”的概念完全被“社会人”所取代。所谓的“行动”，实际上不过是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演绎，而“社会行动者”，不过是角色承担者，或者说是“文化傀儡”（Cultural Dopes）（Garfinkel，1967；Wrong，1961）。

三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

虽然都叫作“新制度主义”，但是社会学家对制度的理解和经济学家完全不同。除了在“制度是重要的”这一基本点上具有共识之外，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在其他方面更多表现出分歧和对立。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是以John Meyer、Richard Scott、Powell、DiMaggio等为代表的在组织研究中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理论方法取向[1]。

组织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关注的焦点是组织和环境的关系，它拒绝传统的适应理论（Adaptation Theories）和功能解释，强调制度环境而不是技术环境（DiMaggio and Powell，1991；Orru，Biggart and Hamilton，1991）。这种理论取向，发端于Meyer和 Rowan（1977）对教育组织的研究，在DiMaggio and Powell（1983）的“异型同构”（Isomorphism）研究中得到最经典的表述。

20世纪70年代初，来自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和社会学系的一群研究者在旧金山学区实施了一项以督学、校长和教师为对象的综合性调查。他们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人们热心地宣布各项改革措施，但是接下来就踪迹全无；各项与改革相关的规定充斥文件柜，但是老师们仍旧自行其是，校长和督学也听之任之；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钱不断投进来，评估报告中也的确显示出学校对政府要求的遵从，但是课堂内容并无实质性的变化。针对这些理性主义组织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Meyer和Rowan（1977）指出，“后工业社会很多组织的正式结构明显地反映了其制度环境的神话，而不是其工作行为的要求”。在一年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John Meyer和Brian Rowan更明确地指出，教育的功能是挑选人才并确认其资格，传授技能和知识并不那么重要。但是由于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坚持技能和知识的重要性，学校就要不顾现实地确认这些价值。结果，课堂活动从校长、学区和各级政府视线中消失，人们用毕业生数目、教师资格、课程以及帮助弱势群体的教育计划等毫无意义的统计数字来衡量教育的成果（Meyer and Rowan，1978）。Meyer和Rowan称这种文化价值观（或者制度环境）为“理性化神话”，组织的正式结构不是来自内部的功能性需求，而是对外部“理性化神话”的遵从，是一种典型的“仪式”。

Meyer和Hannan（1979）进一步将这种研究思路扩展到政治和经济变迁的跨国研究中，他们指出，这个世界的科层化和组织化程度，已经远远超出经济或者技术的实际发展程度，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市场化程度和技术进展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但是政治和经济组织却表现出与发达国家的高度同构性。更重要的是，正式组织结构与组织的日常活动之间的联结通常是非常松散的。这样一来，科层制的流行，就不能归因于理性组织结构的“效率”，而应该由外在环境赋予“理性”的社会正当性和合法性来解释。根据外在的文化合法性，而不是内在的功能性需求去解释组织的正式结构，成为组织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共识。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DiMaggio and Powell重新考察了韦伯的“铁笼”命题。20世纪初，韦伯指出，不断扩张的市场和技术变迁产生了日趋复杂的管理任务，体现工具理性的科层组织结构，因其合理的劳动分工、明确的责任安排、条理化的协作以及程序化的决策，成为应对这一挑战的唯一有效的方式。科层制对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支配，将使人类陷入一个无可逃脱的“铁笼”。DiMaggio和Powell观察到了韦伯预言的“铁笼”现象：科层组织出现在看似很不同的客观环境里。他们称之为“异型同构”，并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他们指出，造成这种“异型同构”现象的原因，或者说现代组织变迁的驱动力，已经不是韦伯所强调的竞争性市场，而是日渐庞大的国家和专业领域，“20世纪下半叶以来，它们已经成为最大的理性化制造者”（DiMaggio and Powell，1983）。

在经验研究领域，组织分析中的制度主义者已经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专业领域描述了影响组织行为的规范和文化环境。譬如心理健康、学校、艺术（博物馆、交响乐、剧院）、市政管理等（Meyer，Boli，and Thomas，1994；DiMaggio，1988；Tolbert and Zucker，1983）。Meyer等人甚至进一步将研究对象由一般的组织扩展到“国家”，并关注影响国家形态的制度环境：世界政体和世界文化（Meyer，1980；Thomas and John Boli，1987）。事实上，这是组织分析的制度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既然组织“嵌入”组织环境（如“教育域”之于学校，“医疗域”之于医院），那么地方的组织环境一定“嵌入”更广大的国家环境和全球环境之中，要解释地方环境的起源和动力，最终必然要对全球环境进行分析。

制度主义者所说的世界文化，指的是西方文化。其主要的特征滥觞于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并随着西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扩张而扩散。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赋予理性和目的行动的价值：理性（根据手段和目的来安排行动）不仅是好的，而且是自然而然的。在西方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步和公平逐渐被确认为理性行动要达到的两个目标，并分别被赋予了具体的内涵：进步对个体而言是财富的积累，对国家而言是GNP的增长；公平通常以平等来界定。在西方文化框架中，达到这两个目标的理性手段，是科层制和市场。西方文化的支配效果，表现在世界政治上，就是西方式的科层国家的普遍化。Meyer认为，常规的解释，如提供安全、抽取资源、国家经济发展，不能解释现代科层制国家在世界的兴起，尤其不能解释它在发展中国家的兴起。现代科层制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形式，其他如帝国、殖民政府、封建政制都已经绝迹，并且在当代政治中成为不可想象的统治形式（Meyer，1980；Strang，1991）。

从以Meyer和DiMaggiog为代表的组织研究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特点：虽然名为组织研究，但是他们的着力点则放在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上。在不同的场合，它们分别被称为“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ized Environment，Scott、Meyer，et al.，1994）、“组织域”（Organization Field，DiMaggio and Powell，1983）、“社会域”（Societal Sector）。他们的研究重点是这样的外部环境以什么样的方式创造了被称作“行动者”的社会实体（国家、组织和个人），并赋予其合法性（Meyer，Boli and Thomas，1994）。他们的看法是，制度化的文化价值，界定了个体的意义和认同，以及个体所从事的适宜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模式，同样，也界定了组织、专业、利益群体和国家的目标和合法性。一句话，“行动者及其利益，是由制度建构的”（DiMaggio and Powell，1991：28）。在这样的表述中，行动和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结构（文化）对行动和行动者的单向“建构”作用而不再存在。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完全推翻了Parsons功能理论崩溃以来支配整个社会学领域的实用主义的、以行动者利益为中心的理论模型（如理性选择论）。如果说，理性选择论为我们提供的是一幅个人或组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世界图像的话，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个人或组织寻求用社会适宜的方式界定和表达他们的认同的世界图像。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关注的是组织形态和实践中习以为常的特征，那些不被行动者的特定利益影响的组织特征，这种观察重点的转变，使得我们看到了理性选择论所忽略的组织和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维度：象征和合法性的维度。就此而言，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问题也很明显，扼要陈述如下。

1.利益和权力的缺失

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论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目的行动的存在，看不到目标取向的行动者所选择的不同策略和实践，与组织结构形态之间的联系，也看不到权力的作用——一切似乎都是认知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制度化是一个认知过程”（Zucker，1983：25），它既是一个“某些社会关系和行动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现象学过程”，又是一种共同的认知界定了“什么有意义以及什么行动是可能”的状态（Zucker，1983：2），“规范性的义务——主要是作为行动者必须考虑的事实进入社会生活当中”（Meyer and Rowan，1977）。制度论述中利益和权力的缺失，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针对理性选择论的一种矫枉过正，但是，无论是组织结构的形成，还是更一般的制度形成，如果仅将其看作一个认知过程，显然是片面的。以Meyer、Thomas等着力研究的“世界文化”为例。西方文化（人权、公民权利）成为世界文化的过程，远不是一个一帆风顺、不受挑战的过程。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兴起，以及其后这种国家形态向非洲、亚洲和美洲的扩散，对上述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如果不将强制、暴力以及利益包括进来，至少可以说是不完整的。确实，在当今世界，人权以及现代国家形态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习以为常”的认知特征（虽然强制、暴力和利益仍在背后起作用），但是导致这一结果的过程，却与强制、暴力和利益密不可分。

对于这一问题，来自社会学新制度主义阵营内部的反思也越来越多。Zucker指出，制度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微观层次对宏观层次的高度复制，结果是一幅高度稳定的总体图画。但是，如果认为微观秩序不是简单地复制宏观秩序，其本身也能够生产制度［这是Garfinkel（1967）和Schutz（1970）的观点］，就会出现不太稳定的总体图画。

自我批判最深刻的要属DiMaggio，他明确指出，制度从来都是在拥有不均等权力的利益群体介入的情况下发展和运作的。他提醒我们注意一个被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忽略的简单事实，一个制度的维持常常是“那些欢迎它的人和那些不欢迎它的人之间斗争的结果”（DiMaggio，1988：12）。

意识到这个问题，DiMaggio限定了制度理论适用的范围，“其适用性局限在分析那些被习以为常的基础性默契所驱动的现象，或者那些过于复杂以至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者无力施加有效影响的现象”（DiMaggio，1988：11）。这样的限定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且不说是否存在完全由“基础性默契所驱动的现象”，即便在现代社会复杂庞大的组织中，个体行动者虽然难以对组织的正式结构（形态）施加直接有效的影响，但是却可以通过日常活动发展非正式结构，从而影响组织实践。Herbert Simon（1957：147-149）早就指出，组织的正式规则与组织的实际运作是两回事，因为正式规则永远不能完全说明一切关系、态度和行为，也不能与它们保持完全的一致。Selznick也指出，非正式规则对于组织至关重要，没有它们，组织根本不可能运转（Selznick，1943）。组织研究文献自身也揭示出组织的正式结构和实际运作之间的“松散的耦合”，只不过它们没有转而去研究非正式规则罢了。

2.结构和文化的混同

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中，社会结构居于本体论的先在位置，它不是个体行动者累积性作用的结果，相反，行动者是其建构的产物。制度主义的社会结构对于行动者发挥的作用，虽然与Wallerstein的结构类似，但是其内容则完全不同。Wallerstein的结构是一种物质和经济结构，是创造了国家、跨国公司、跨国组织和民族解放运动等驱动当代国际政治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Wallerstein，1974）。制度主义的结构则是文化结构，是创造了国家、市场和科层组织的西方的理性和个人主义。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几乎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结构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在Giddens的概念体系中，制度主义讨论的结构（文化），实际上只是结构的一个方面——规则。Giddens认为，结构是“在社会系统的再生产中反复出现的规则和资源”，他特别强调，在界定结构的时候，一定要不仅包括规则，而且包括资源（Giddens，1984：377；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63）。Giddens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和以Levi-Strauss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区别开来，是希望和Levi-Strauss对权力、统治及社会变迁的极端漠视划清界限（Sewell，1992）。制度主义专注于结构的“规则”一面，而“资源”被忽略，或者潜在地被看作“规则”作用的结果。这样一来，结构这一概念就滋长出一种单向的因果力量，“被称为结构的东西，获得了对那些不被称为结构的东西的权力”（Sewell，1992）。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对文化和结构的混同，使得Giddens力图拯救的结构的二元性丧失，这也是造成上文讨论的利益和权力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3.对文化的模糊性和文化内部紧张不够重视

制度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将文化视作一个高度整合的统一体。在理论上，制度主义受Mary Douglas（1966）的影响，将文化模型中的不一致性和不连贯性当作制度理论的重点（Meyer，Boli，Ramirez，and Thomas，1995）。但是，在实际的制度论述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Archer批评的“文化整合的神话”（Archer，1996）。仍以“世界文化”为例，Meyer的论述（Meyer，1980）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各项文化规则相互支持的“世界文化”整体。Meyer认为，进步和公平是世界文化的两个目标，进步表现为经济发展，公平体现为平等，它们所提供的合法性，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国家形态的趋同。但是，这两个目标远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清晰，对它们的不同理解，既会导致每个目标自身的摇摆不定，也会引起两个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平等和进步只有在平等被视为“机会的平等”的前提下，才能维持比较协调的关系；一旦考虑到“结果的平等”，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马上就显现出来。同样是对于平等的追求，在西方产生了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在中国则导致共产主义革命。在现实政治中，强调福利政策和强调经济发展效率，始终是一对矛盾，鼓吹其中一方面也是不同政党争取其合法性的时候惯常采用的策略。至于进步，即使理解为经济发展，也可能因强调不同的层次而导致实质性差异，如，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进步（经济发展）虽然是一个主要的诉求，但是采取的却是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政策，强调先国家、次集体、再个人的分配顺序。构成“世界文化”的各项文化规则的模糊性，以及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意味着即使按照Meyer“神话”和“仪式”的逻辑，也不足以产生一致的组织行动和组织结构。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文化规则，哪怕那些看似不证自明的文化规则，都存在被行动者进行不同的理解的可能性。制度主义经常用“脚本”（Script）这个概念来指称文化，问题是，影响行动者及其利益的文化规则，很少像“脚本”那样以一种明确设定“适宜”行为的方式来规定行动。譬如“人权”观念，虽然在近年来的国际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强的影响力，但是发展中国家总是倾向于强调“生存权”，以对抗西方“人权”观念对个人自由和选择权利的强调。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者在强调文化规则作为“组织模块”（DiMaggio and Powell，1991：28）的时候，对于文化规则的歧义性和文化规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 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

本书研究试图在一个结合了结构、文化和行动的理论框架内理解制度的形成。结构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理论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聚讼不休的焦点。下面，我将主要利用Geertz、Sewell和Archer的文化论述，以及相关学者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来进一步展开这一理论框架。

1.结构和文化的相对独立地位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结构和文化经常以不同的方式混淆在一起。在一些学者那里（譬如马克思传统），结构被看作“硬的”或者“物质的”，因而是第一位和决定性的因素，而文化被看作“软的”或者“精神的”，因而是第二位的或者受决定的。相反，符号学倾向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人类学家，将文化看作结构的最突出的所在。在典型的人类学用语中，除非前面加上“社会的”修辞，否则结构都指的是文化领域（Sewell，1992）。Geertz认为，这两种做法会导致相同的后果，那就是取消了对文化和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的余地。“二者之一几乎不可避免地被忽视或放弃，仅成为对方的简单前缀和‘镜像’。或者文化被看作社会组织的纯粹衍生物；或者社会组织形式被看作文化模式的行为体现，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次要的那个术语作为动因隐退，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结构概念。在这样的情景下，由于文化模式与社会组织形式不完全和谐而产生的社会变迁的动因，就多半得不到公式化表述”（格尔兹，1999：166）。

在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被界定为“在社会系统的再生产中反复出现的规则和资源”（Giddens，1984：377）。其中，“规则”是“在社会生活的设定和再生产中运用的一般性的程序”（Giddens，1984：21），“资源”是“在社会互动的日常过程中，将转化力用作权力的媒介”（Giddens，1979：92）。这样一来，结构就成为所谓的“规则-资源丛”（Rule-resource Sets，Giddens，1984：377），这一定义，将“硬的”“物质的”结构，和“虚的”“观念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虽然避免了上述文化支配结构，也避免了结构决定文化的问题，但是取消了文化和结构的相对独立性。

Archer主张将结构和文化看作有实质差别，并且保持相对独立性的两个概念。她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混淆社会生活的物质和观念层面，并有助于理解利益和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Archer，1996：Preface）。Archer的这一主张，连同Geertz的批评，是我将文化和结构作为两个独立的分析概念纳入这一理论框架的主要灵感。不过，Archer接下来的做法，就反而使得问题复杂化了。她借用Lockwood（1964）对“社会整合/系统整合”的区分，在文化领域内部也区分了“文化系统整合”与“社会-文化整合”。前者是纯粹文化要素的观念世界，一个没有主体的世界；后者是文化行动者的世界，一个有主体的世界。换言之，前者是停留在形而上的观念，后者是付诸实践的观念（Archer，1996：1-20）。Archer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不满意文化研究者将行动者之间以及行动者和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与文化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混同的做法。这一出发点值得称道，但是在我看来，在分析层次上将文化和结构区分开来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任何的文化观念，一旦付诸实践，一定是在一个“硬的”“物质的”结构环境里通过行动者来完成的。这样，Archer所谓的“社会-文化整合”，实际上就是文化和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2.结构的含义

本书使用的“结构”概念，是一种更加接近马克思传统的结构概念，相当于马克思强调的“社会经济结构”，亦类似于Giddens所界定的“结构”概念中的“资源”。之所以不直接用“社会经济结构”来取代更泛化的“结构”一词，是因为前者局限于和“上层建筑”相对的“经济基础”层面，无法包纳政治结构、政治局势等。这些带有结构性质的政治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一样，是行动者做出判断，选择行动时特别重要的“环境”。

对社会实体意义上的结构的强调，是孔德、涂尔干以降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征。随着现象学影响的扩展，社会世界的“建构性”凸显出来。行动者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与理解和现实世界本身的差别，已经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社会事实。“建构主义者”或者很多后现代主义者进而宣称，没有所谓的“真实”，只有“建构的真实”。这种说法具有某种哲学意义上的正确性，但是进一步以为只有“建构的真实”才对人的行动产生作用，就走向非常有害的方法论立场了。举例来说，奴隶制度的维持虽然与奴隶主和广大奴隶一起建构的对那个世界的认识图像密不可分，但是如果忽略奴隶社会中始终存在的“硬”的结构紧张（哪怕是静默地存在），就无法理解奴隶制度为什么最终会崩溃。这是我们强调社会实体意义上的结构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文化主义制度观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对利益和权力的忽视。将结构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引入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社会实体意义上的结构，一定是权力和利益的布局，任何制度只要放置于结构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就一定首先面对“谁受益、谁受损”和“谁的影响力大、谁的影响力弱”的提问，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和利益问题。

3.对文化的理解

当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文化概念，主要是经过Geertz改造的结果。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他承袭Weber“意义之网”的说法，并明确将文化界定为“人类用来解释他们的经验、指导他们行动的意义结构（The Fabric of Meaning）”（Geertz，1973：167）。这种界定，摆脱了Levi-Strauss将文化看作人头脑和心灵中的东西的看法：文化不再是某种心理现象，或者是某种类似基因的神秘东西，而成为一种“外在信息源”。

关于文化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文化一致性，以及文化和行动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上。

如前所述，Archer批评社会学人类学领域文化研究中盛行的“文化整合的神话”，她拒绝Benedict、Parsons等描绘的文化“一致性”图像，认为文化中充满了矛盾和对立。Swilder（1986）也不接受“一致性”的文化理解，他将文化视作由象征、故事、仪式和世界观等组成的“工具箱”，“一切真实存在的文化，都包含各种不同的（通常是冲突的）符号、仪式、故事和行动指南。文化不是一套以前后一致的方式推动行动的体系，它更像‘工具箱’（Tool Kit）或者‘储备库’（Repertoire）”。

至于文化和行动之间的关系，经典的论述来自Max Weber，他用“扳道工”（Switchmen）和“意义之网”这两个比喻来说明文化观念的作用。Weber认为，利益（包括物质和精神利益）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如同火车头一样推动人的行动；但是观念却像“扳道工”一样，“经常决定了行动被利益力推动的轨道”（Gerth and Mills，eds.1946：280）。“扳道工”的比喻，在利益和观念对行动的影响之间，基本上采取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立场，即同时承认利益的驱动作用和观念的引导作用。在Parsons的“行动理论”中，利益对行动的驱动作用逐渐暗淡，价值的决定作用则不断提升，“扳道工”比喻最终演变为文化（价值）决定论。

Swidler提供了一种和主流模型不同的文化分析模型。她在《行动中的文化》一文中，从“行动策略”（即行动者安排行动的持久方式）入手，考察文化对于行动的影响。她认为，文化的因果重要性不是确定行动的目标，而是塑造一套人们用来建构“行动策略”（Strategies of Action）的习惯、技能和风格的储备库和工具箱，行动者从中选择不同零件以建构他们的行动。在此，文化不再具有决定论的色彩，行动者的形象也由Parsons行动理论中的 “文化傀儡”（Cultural Dopes）摇身一变，成为文化的主动灵活运用者。

Swidler认为，当代文化社会学面临的挑战，不是去评估文化影响行动的程度。社会学家应该去探寻这样一种新的分析角度：它可以更有效、更具体地分析行动者如何运用文化、文化因素，如何限制或者促进行动模式；文化遗产的什么方面对行动有持久的影响；什么样的历史变迁削弱了某些文化模式的生命力，却给其他的文化模式带来新的生命力。

4.行动与清晰表达的文化形态——意识形态

在Swidler的文化分析模型中，文化对行动的影响主要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实现的。意识形态与行动的关系，是文化与行动的关系这一普遍议题的一个特殊例子，同时也经常被视作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中，文化观念对人的行动的作用体现为“意识形态”。“在每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主导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显然，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观念，是统治阶级为了歪曲、掩盖和美化社会经济现实而构建的一套思想体系，其效果是有意蒙蔽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本身。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像迷雾一样笼罩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不平等，制造出一个貌似公平的社会假象。马克思之后，卢卡奇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等概念都试图说明统治阶级的观念是如何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的，他们赋予意识形态的意义和马克思是一脉相承的（遮蔽和合法化功能）。在这种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中，行动者以放弃理性思考和反思的形象出现，他们似乎处于一种迷醉状态，一种被欺骗而不自知的状态。在社会学家那里，行动者为意识形态激荡的情形，也常常被描述为一种“半梦”状态，以与清醒的理性境界相区别。譬如Coleman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描述。“如果一个人信奉某种类似乌托邦幻想的意识形态，实现这一幻想的任何努力都将产生一种内在的心理满足，这种报酬与任何社会资本无关”（科尔曼，1992：542）。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概念里，我们看到的是放弃了理性思考和反思的行动者形象。

Geertz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做出了区分：文化是被人们视为当然的社会价值，意识形态则是有意识行动的目标。“当一个社会最通用的文化取向和最实际的倾向都不能提供一幅适宜的政治过程图像的时候，作为社会政治意义和态度起源的意识形态就开始变得至关重要。”（1973：218-219）Geertz更多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为处于“迷失”处境中的行动者提供意义的功能，就如同为迷失方向的行路者提供地图一样，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行动者利用意识形态主动追逐自己的利益这一方面。所谓“有意识行动的目标”，更像以一个群体作为行动者，而不是群体中的每个成员。

本书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有意识地）运用的一套赋予其行为以意义和合法性的术语。这类似于Swidler（1986）的理解，“明确的、清晰表达的、高度组织化的意义系统”。一方面，它是一个缩小化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包括那些以系统改造世界为目标的行动思想体系，也不能涵盖认识论中被判定为“虚假意识”的很多文化成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扩大化的意识形态概念，它超脱了通常专门为“政治”保留的领域，扩展到普通行动者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这样界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之间关系是：文化是行动者不加置疑的价值、规范体系（Common Sense），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强调的制度的认知层面，即所谓习以为常的层面；意识形态则是行动者将既有的文化成分和新的因素重新整合的结果，是所谓“行动中的文化”。

本书框架重视行动在制度形成中的作用，重视行动和文化、结构之间高度互动和相互生成的关系，而文化取向的制度分析忽视行动和行动者。文化取向的制度分析忽视行动者和行动，听起来荒谬，却并不难理解。理性选择论宣称关心个体的选择，但是，当个体行动被看作对制度环境的最优适应，个体之间的互动被看作相互之间的最优反应的时候，它实际上剥夺了个体的一切显著特征。它用“精心编程的机器人”（Cleverly Programmed Automatons）来取代具体的男男女女，剩下的就是“游戏规则”决定个体行动的结构主义逻辑了（Tsebelis，1990：40；Hay & Wincott；Sewell，1992）。

[1] 1998年，Victor Nee主编出版了《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但是，汇集在这本册子中的论文并不支持Nee在前言中提倡的新制度主义方向。

第三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汪家村

汪家村是皖南的一个自然村，距离县城三公里。1994年我第一次进入村庄的时候，该村约有290人，81户。用南方的标准衡量，这是一个不小的自然村了。汪家村所属区域是典型的北亚热带气候，县志上这样描述其特点：“气候温暖湿润，雨水充沛；四季分明，季风明显；光照充足，雨热同季。”该区域历史上就是中国稻作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汪家村的地理生态条件尤其好，一方面，不像该县北部的圩区，汪家村附近没有大的河流，地势也不算太低，一般年景不用担心水患；另一方面，不像该县西边的山区，汪家村的田地大多平坦，村庄外围的一条小河和比较适中的降雨量基本上能够保证农业用水。

汪家村的起源史已不可考，据说，太平天国以前汪家村有100多户，主要是汪姓居民，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十室九空，只有少数在外面做生意的人得以幸免。岁月流逝，世事变迁，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汪家村呈现出一个多姓杂居的格局。这种格局大约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此后，婚嫁、迁移、生老病死与其他变乱不断地改变着村庄的居户结构。不过，20世纪20年代奠定的人口和居住的基本格局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的81户中，只有1户是大集体时期迁移过来的，其余80户，全部由20世纪20年代住户发展而来。1994年，汪姓仍然为第一大姓，有20户人家。另外两个较大的姓分别是熊和曹。熊家有15户人家，曹家有10户。其余姓分别为方、魏、黄、张等。

从空间上看，汪家村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按照村民的习惯叫法，第一个部分是“大村子”，汪姓和较早迁移到此的方姓、张姓、魏姓等基本上居住于此；第二个部分是“山头上”，是大村子南面的丘陵地带，较晚迁移到此的熊姓和曹姓居住于此；第三个部分是“山尾子”，是熊姓人口繁衍后分流的一支。

顾名思义，汪家村是以汪姓族人得名。在南陵县，这种命名方式相当普遍。以汪家村所在的曙光行政村为例，它所辖的14个自然村中，10个均以姓氏命名：高塘叶、范家陌、鲍家屋、吴家老、大屋基刘家、小屋基任家、郭家冲、洪家冲、朱家冲、汪家村。由于近代以来社会和人口的剧烈变迁，一些村庄已经严重地“名不副实”，譬如高塘叶，如今七十多户住户中，已经没有一户叶姓人家。汪家村所在的行政村“曙光”，旧称官塘，1958年改名并沿用至今。很显然，这是一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时代烙印的名字，翻开南陵县行政区划图，类似这样的行政村名字比比皆是：红星、凤凰、联合、先进……当把“汪家村”和“曙光”联系在一起，或者随意把一个自然村村名和行政村村名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产生一种戏剧化的效果：生动与僵硬、自然与人为、历史与现实、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用经典的社会科学语言，也许我们用不到200字就能勾勒出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汪家村的图画。作者得心应手，观者轻松自如。但是，我们从这幅粗枝大叶的图画中能够看到什么呢？“一个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村庄”，“一个阶级矛盾不突出的村庄”，“一个分化不明显的村庄”……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这样一些格式化的印象，转而采用叙述的方式，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来描述它，一切就都不同了。在层峦叠嶂中，从日常生活的局部和细节中，我们能够去体会那个时代的特点。

假如我能够穿越时光隧道，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汪家村，首先看到的是一幅迥异于本书篇首描述的建筑外观：一片茅草屋中，矗立着一栋青砖黑瓦的房子，当地人称它为“汪家瓦屋”。汪家瓦屋有3个进深、3个天井，与周围茅草屋的低矮寒酸相比，高大气派的汪家瓦屋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走近看，茅草屋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大多数草房的墙壁是用湿泥堆跺而成，墙壁下宽上窄、凹凸不平，房屋低矮，进出屋门都得弓身。其中，有几栋草屋则讲究得多，其墙壁用夹板夯实泥土而成，光华平整，也比普通的草屋高。位于村尾的一栋草房尤其引人注目，它共有11间，正房5间，两侧厢房各3间，前面用围墙连接，中间是门楼。

一 土地占有情况

汪家村人虽然以种地为最重要的谋生手段，但是，除了一户之外，其他农家没有一亩土地。由于距离县城近，便于收租，几乎全部的耕地都是“堂子田”。所谓“堂”，又称“公堂”，是大地主管理田产的专设机构。南陵县有五大公堂，分别是“朱云谷堂”“朱继范堂”“江三立堂”“吴维政堂”“徐宝经堂”，创设于清同治和光绪年间。这五家公堂的主人，除江三立堂是经商发家外，其余四家都是镇压太平军有功走上宦途发家。公堂均设于县城，堂子内设管事、管账，跑庄若干人（负责催交租谷，踏堪水利、灾情，庄房修建等），另有门房、炊事员、马骡饲养员等。为了就近管理田产，按照地理方位，公堂之下又划分为不同的“田庄”，设“庄头”，由佃种田亩多、管事信任的佃户充任，父死子继。田庄事务，如水利兴修、庄屋修理、灾荒歉收等统统由庄头向管事呈报，尔后由管事派跑庄下乡踏勘，酌情处置。佃户有事，也是通过庄头与公堂接触。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五大公堂的主人大多居住在上海、南京、芜湖一带，一般每年来公堂核对一次账目，日常管理由管事全权处置。五大公堂拥有四万五千亩耕地，相当于全县耕地面积的10%。“头上顶的、脚下踩的，都是东家的”，这是汪家村一位老人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的描述。“头上顶的”指的是房子，公堂和出租地主一般在所购田产附近修建草屋供佃户居住，称“庄房”；“脚下踩的”指的是耕地。当时，大多数汪家村人的生活处境符合这一描述。

下面给大家一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汪家村的人物。今天我们在汪家村看到的大多数人，或者是他们后代，或者就是他们本人。

二 汪家村的人物

汪大先生和汪来富

汪大先生（1905～1943年）——汪艾毓（1925年～）

汪来富（1906～1956年）——汪艾成（1927年～）——汪进田等6个儿子

说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汪家村，就要说到汪家瓦屋。说起汪家瓦屋，就要说起它的主人“汪大先生”。

人群中，那个上身着白衬衣、灰色西装，下身穿白西裤，脚蹬皮鞋，头戴巴拿马帽，手拿小拐杖的成年男子，一定是他——这是他在正式场合的装束。即使他着常装走在乡间小路上，你也不用担心会错过他。因为他多半也会穿皮鞋，戴巴拿马帽，手拿拐杖，下身多半会是云纱未上漆的真丝长裤。穿着如此讲究工整，汪家村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1994年，当汪大先生的女儿汪艾毓在巴黎回忆汪家村的历史的时候，她毫不困难地描述出父亲60年前的着装细节。汪艾毓对父亲喜欢穿皮鞋印象深刻，“他一直不穿布鞋，后来日本人占领芜湖，买不到皮鞋，我给他做了第一双布鞋，别人都夸好看，这样他才穿下去了”。

汪大先生本名汪济川，1905年生人。“大先生”是周围乡亲对他的称呼。至于汪家瓦屋，是汪大先生的祖父在外面发财之后回村盖的，时间大约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汪大先生的祖父如何发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笔财富来得不明不白，去得也轻轻松松。汪大先生的父亲嗜赌且经常赌输，家产逐渐败落，到汪大先生手上，只剩下了这栋瓦屋。父亲去世时，汪大先生才十多岁。

汪大先生在县城读过新学，年轻时去过上海等地，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13军。后来他在湖南加入国民党，那是1927年国民党领导北伐时候的事情。如此算来，汪大先生是国民党中资历很老的人了。不过，他胆小怕事，不久就从湖南跑回家乡，在县党部谋到一份差事，与书记长等关系好，被当时的人叫作“党窝子”，很有权势。他的岳父母在县城经营一家客栈，这段时间，他将妻子和女儿都带到岳父母家住，妻子帮母亲做一些家务事，女儿则在县城读小学。他每月薪水20大洋。

大约在1936年，女儿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汪大先生不再为县党部做事。他回到汪家村，整修房子。由于人少，就把三进大房子后面的两进拆掉，只保留前面的一进。从此以后，汪大先生就长住汪家村，其间，出任过汪家村所在乡的乡长，有些微薄的薪水。当时新四军驻扎在60里以外的泾县繁昌一带，常过来筹粮筹款，他虽不便得罪，但要足额完成任务又必然得罪家乡人，两头为难，只好一听到风声就躲藏起来，不去上班。时间一长，自己也觉得麻烦，就不想做乡长了。于是他摆下酒席，请当地的头面人物到场，帮助证明自己确实没有能力做乡长，遂辞去公职。这样一来，汪大先生就算彻底回到汪家村了。

在汪氏家族中，按照“元亨利贞”的顺序排辈分，汪大先生是“利”字辈，和他年龄差不多的汪元江是“元”字辈。汪艾毓回忆，“我们小的时候，见人就叫公公”。在汪大先生回村前，汪氏没有族长，汪治农的父亲汪宗木是事实上的族长（当时叫首事）。若论辈分，汪宗木是汪大先生的太公。汪大先生回村居住后，认为以辈分论族长不对，自己做了族长，领头修谱。

在方圆几十里范围内，汪大先生很有威信。那个时候，村民之间如果发生纠纷，自己又解决不了，习惯请士绅先生到茶楼去说理评判，双方陈说经过和理由，士绅先生从中劝解，以化解矛盾为第一要务。士绅先生最后裁定理亏的一方，要出茶钱，并且买一副“炮仗”当场燃放，表达赔罪之意。当地人称之为“吃讲茶”。村民们回忆，周围十几个村子的人吵嘴打架，吃讲茶第一个要请的一定是汪大先生，因为他是这一带挂头牌的士绅先生。汪艾毓还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

我父亲在家的时候，也空闲不了，经常有人来请吃讲茶。父亲一开始当然是推辞，来请的人也都很坚决，最后多半会跟着去。这种事情，麻烦是麻烦，但是很有面子，再说你要拒绝他，他会认为你看不起他。有的时候，父亲也真的不愿意去，因为事先知道事情不好处理，怎么说都得罪人，想躲，但又躲不过。

面子与麻烦经常像一对孪生兄弟，想要面子，就得担当麻烦；回避了麻烦，面子往往也随之而去。汪大先生就这样生活在面子与麻烦中间。

关于汪大先生的面子，汪艾毓和村民们都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起过“打车河”的往事。那是1934年大旱，正值水稻抽穗扬花的季节，那些田亩远离河水水源的村民，在用完了田亩附近储水塘里的水之后，只好眼巴巴地等着老天下雨。汪大先生自己不种田，家里佃种的33亩田由老二汪来富负责耕种，另外雇请一个长工和一个放牛的。在这33亩田当中，有一些地势较高，离河水有半里路的距离，眼看着要颗粒无收。汪大先生放出要“打车河”的风声，即用很多台水车，将远处的河水逐级提升，接力抽到地势高的田亩中。汪艾毓那时还只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回忆当时的情景：

那是晚上，来了好多人，我们村里的劳动力不用讲了，基本上都来了，有水车的带着水车，外村也有不少水车和人来。一个水车两个人摇，一个晚上分3班轮换摇，这样一个水车配6个人，一共可能来了几十台水车。来帮忙的人多，超出我们的需要，不少让我们劝回去了。这么多人干活，需要吃的喝的，我们专门请了一个人，帮我母亲和婶婶烧水煮饭。一个晚上都灯火通明的，我那时候小，觉得好刺激。

结果，即便遇到那么严重的干旱，汪大先生的田还是有不错的收成。不过，打车河这样的事情，整个汪家村可能只有汪大先生才可以做得到。汪艾毓分析，首先，要有钱，家里要是没有粮食的话，这么多人帮忙，拿什么给人家吃？其次，更重要的是有面子，否则，哪里能够请到这么多人和水车？假如花钱雇，即使能够做成，收来的稻子可能还抵不上花费。在众多来帮忙的人中，有些是过去欠下汪大先生人情的，有些是希望将来有事求汪大先生的时候能够得到关照的。

打车河毕竟是难得一遇的事情，面子更多地表现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婚丧嫁娶这样的场合，汪大先生总是被邀请坐首席，奉为贵宾，连带女儿汪艾毓也享受到好的待遇。在当地，流行这样一个婚庆风俗，新郎新娘在8个小女孩陪同下，凑成10人在洞房里吃饭，取“团圆”之意。这种饭，是不用送礼的。汪艾毓回忆，小的时候记不得吃过多少这种“团圆饭”了。

村民遇到危急事件，也会很自然地向汪大先生求助。村民们至今仍津津乐道这样一件事情：村里的两个年轻人方富贵和汪亨平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突围的时候，两人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关在大牢里，他们的父母找到汪大先生求情，汪大先生坐一顶小轿赶到监狱，成功将两人保了回来。

汪大先生回村后，积极地参与家族事务和村庄事务，村民们也接受了他在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毕竟，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而不是坏处。总体来看，汪家村人佩服和尊重汪大先生。将他看作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并维持着一种礼貌的、有距离的沟通模式。夏日的夜晚，一些村民会到汪大先生的晒谷场乘凉聊天，听他讲城里和外面的事情。曾经有一段时间，汪大先生会拿出别人送给他的收音机，放节目给大家听。

汪大先生只有艾毓一个女儿，由于染有梅毒，再要一个儿子的想法始终实现不了。背地里，村民们有时候会嘲笑他是“绝户”。

汪来富是汪大先生的弟弟。汪大先生7岁那年，父母考虑到只有这一个儿子，将来容易受人欺负，就从一个江北难民那里买回一个儿子，取名“来富”。来富比汪大先生小1岁，没有念过书，但聪明能干，十多岁就已经掌握基本的农活技术，还学会了打灶砌墙。当地人一般两三年打一次灶，旧灶用来肥田。一到农历十一二月，来富就忙着帮村邻打灶，属于帮忙性质，不收费，但可以享受一两顿饭食。汪艾毓是这样回忆来富的：“叔叔人好，善良，实实在在。只要能帮人的地方总是乐于帮人。要饭的来时，父亲常常抓一大把米，中间虚空。叔叔要我们不这样做，他说要么不给，要么就实实在在地给一把。”

来富很会教育孩子，儿子（汪艾成）十来岁的时候，来富就将他带到田里，让他赶牛犁田，自己则坐在田头抽烟，不时地加以指点。这样，艾成很早就学会了种田的方法，来富的其他手艺，也都传给了艾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来富和汪大先生两个家庭实际上是合在一起过的。来富负责种田，解决吃的，汪大先生的薪水和积蓄解决用的。汪大先生是个不做农活的人，即便没有公职回到村庄后也是这样，他晚年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早晨起来到村庄附近捡捡牛粪。到了1941年，来富不愿意维持这种状况，提出分家。来富的儿子艾成当时已经14岁，农活上是个很得力的助手，这样合在一起做事，来富觉得吃亏。另外，在这个大家庭里，经济大权完全由哥哥掌握，来富觉得很不自由。汪大先生虽然不愿意，也只好依从。来富不愿意继续和哥哥住在一起，趁着分家的机会搬出瓦屋，住到隔壁庄房里（地主为佃户提供的房屋）。

与来富分家之后，汪大先生不得不完全靠雇请伙计种田。为了维持生活，他用家里的几十担存稻放高利贷，每年在四五月份（阴历）借稻给没有粮食吃的人家，八九月份收回，借100斤，还150斤。汪艾毓回忆：

我那个时候经常带着一个伙计去收稻，看到实在困难的人家，我就不忍心收。伙计就对我讲，你这样不行，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困难的人家，你至少要收回本钱，不然不是亏了吗？我在我们朋友的读书会上接受了一些新观念，觉得放稻是剥削，但是我又没有资格不让我父亲那样做，因为我自己经济上还没有独立。

1943年，汪大先生病逝，此前一年，太太早他而去。这样，家里就剩下女儿艾毓和一个小妾。关于艾毓，我在这里多交代几句。艾毓读完小学后，父亲没有钱供她去芜湖上中学，但是，艾毓的世界早已经不限于小小的汪家村了。辍学之后，因为父亲担任县青年工作团团长的缘故，艾毓有机会接触到县里这样一批年轻人：

他们要么有钱，要么有势，都受过教育。他们基本上是地主家庭出身，文化程度也比我高。他们中很多人与新四军有联系，在读书会讨论会上能接触到《大众哲学》《论持久战》这样的书。他们经常去云岭开会，但不带我，主要是怕惹我父亲生气。他们常常趁着月色来到我们村里，弹琴唱歌。

后来，新四军军部转移前，通知这批人一块儿撤离，艾毓非常积极，“我当时行装准备好了，连给父亲的信也写好了。但最终没有走成，原因是组织者——一个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动摇了。他有老婆孩子，家里很有钱，他决定不走了，说还未到最后关头。如果真的走成了的话，我可能进了上饶集中营，也可能突围成功到了苏北。没过几天，皖南事变就发生了，南陵戒严”。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圈子，艾毓结识了未来的丈夫，一个来自广东的画家。1944年，画家从上饶来到南陵，本来准备去大后方，因为湘桂线断了，又要筹一笔钱，就在南陵停留了几个月。当时，艾毓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艾毓下定决心跟随这样一个她并不完全了解的男人出走。“他带我走之前，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有环游世界的抱负，这封信对我起了很大作用。我当时一心要出走，特别想离开南陵，不想嫁人做家庭妇女。”1944年4月，艾毓离家出走，既秘密又匆忙，秘密是因为和男友私奔，没有告诉任何人；匆忙是因为日本人就要进城，走的时候，只来得及卖了1头猪，家里剩下了40担稻，1头牛。

艾毓走了，汪大先生这个残缺的家庭就只剩下了小妾一人。小妾本来是汪大先生和来富分家之后，请来帮忙做家务的一个丫头，入门不久汪太太就过世了。当时她的娘家人都夸她有福气，以为可以扶正，想不到汪大先生也很快病故。未及扶正的小妾在艾毓面前没有地位，艾毓走后，她在来富面前就更没有地位了。小妾与本村的一个有妇之夫私通，汪家瓦屋后面有半间房子是谷仓，在谷仓后面的墙上有个洞，本来是用来逃避土匪的。汪大先生一死，小妾的情夫常从洞里钻进来幽会。一次，来富妻子将小妾情夫的太太叫来，抓个正着，这样，小妾被来富赶出家门。

这是1944年夏天的事情，来富正式成为汪家瓦屋的主人。那年来富38岁，儿子艾成17岁。1994年，67岁的汪艾成向我讲述当时的生活：“那时我们就种12亩田，其余的田种不过来，分给别人种。当时田是宁国堂和一个叫王雨生的地主的。宁国堂田租是150斤（老秤），王雨生田租是160斤，王雨生的田还要求交每亩2元的押租，过年时再送一只鸡。公堂和地主都不能随便撤田，因为田在佃户住的村庄，新来的佃户受老佃户排挤，站不住脚，地保也不会替他讲话。老佃户如果不想要那么多田，可以转给别人，每亩收新佃户两担稻的押金，不用和地主办手续。田亩弓口大，一亩能收7担稻。那时候田地紧张，许多人想租租不到田地。”“冬闲时，我就和我爸爸织茅草蓑衣，帮别人插草房顶（当时基本上是草房，房顶以稻草覆盖）。当时我们村会插房顶的就几个人，插一间房5元钱，我一天可以插两间房。”

耕读传家的汪治农

汪宗木（生卒日期不详，新中国成立前死）——汪治农（1916～1995年）——汪元一

汪治农是汪家村土改中唯一的“地主”。1994年，当我第一次访问汪治农的时候，他已经是年届八旬的老人。当时，他正在家里帮人修理农具，老人看上去很健康，谈话思路清晰。指着自己住的砖墙瓦顶的平房，他这样打开了话匣子：“我家的房子也赶时髦换过四茬，我对过去的旧草房仍念念不忘。那时候我们家共11间房子，用夹板打的土墙，顶上用草盖。我现在一做梦，就是那时候的样子。”远在异国，离开故乡长达50年的汪艾毓的回忆很好地呼应了老人的叙述，“他们家以前的房子是草房子，和其他草房子不一样，他们家的房子很高大，人居住很舒服，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最好的房子。房子的顶很讲究，墙也做得好，屋里地板也光滑，堂屋里放一张四方桌，两边是靠背椅”。

不过，20世纪30年代时，这栋草屋里的主角是汪治农的父亲汪宗木。除了汪大先生之外，汪宗木是村里最有影响力的人了。汪治农家本来住在城北14～15里处，因为地势低常被水淹，祖父就在汪家村买了二十几亩地，租给汪家村人耕种。之所以选择在汪家村买地，可能和汪家祠堂在这里有关系。1922年，由于发大水，祖父带着全家搬到汪家村，当时汪治农6岁。搬过来不久，祖父去世。汪宗木在县城念过书，做过县政府征收田税的科长。搬家以前，汪宗木是家乡的图董，搬到汪家村后，又接着做该地的图董。在当时的都图管理体制中，汪家村属于四都九甲。汪宗木脚微跛，不种田，平日穿长衫，为人排解纠纷。“旧社会有一个好处，理亏的人服理。父亲做的就是‘评理’的工作，再大的矛盾他都能够化解。”这一点，我从其他村民那里也得到了证实。

那时候村上人吵嘴打架，评个理什么的，就找保长和地方士绅先生。我们村经常是找汪治农老爷子。他讲话说一不二。他文化高，有价值，讲得你没有反悔（反驳余地），扳不动的。你找别人，也是那样，一调查，经过他处理的，还是那样。（熊开福访问记录）

当图董没有工资。汪治农回忆，“父亲为村民办事，事情办好了，村民顶多送点礼。等到搞保甲制，收保甲费的时候，父亲年近五十，我也快二十岁的人了[1]（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作者注），就不愿干了，整天在家里看看书。”

汪艾毓也承认，“如果父亲不是加入了国民党，可能汪治农父亲的声望要高过我父亲”。

汪治农的二叔是秀才，在山西一带做事，婶婶和孩子们则留在家里，和汪治农家住在一起。搬到汪家村两年后，二叔回来，在汪家村开了一个私塾，收了七八个学生，汪治农也跟着二叔学。“二叔教书很有一套办法，为我制定课程表，星期一念什么，星期二念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他先教我《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接下来不是像别人那样要求念《四书》《五经》，而是直接让我念古文，念了一百多篇，到现在我还能记得不少。”（1994年11月6日访问记录）

二叔当了两年私塾先生后，全家搬到县城，在城西开了一家香店。汪治农还经常去他家，向他请教一些读书上的问题。由于地处汪家村人进城必经之处，香店很自然地成为村民转信的地方。

汪治农小的时候，由于父亲不做农活，家里雇有两个长工，都是邻村的人。本村人也做过他家的帮工，不过多是月工和点工（即临时性帮工）。本村的汪齐福，小时候帮他放过几年牛。汪治农12岁开始放牛，16岁独立种田，从此不再雇长工，农忙的时候请一些短工。“当时，立夏栽秧，立秋收稻，秋后或种小麦，或种大麦，不过种的面积均不大，因为忙不过来。那时候种田活很多，春上捞塘泥、沤青肥、犁田、灌水、田间管理，没有什么空闲。在旧社会，我们算自耕农，只需向政府交税，当时叫‘钱粮’。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在每亩4角到5角之间，我二十几亩田，交十几元。”除了下文要介绍的汪元海家，汪治农家的生活在全村算得上是最好的了，即便如此，年成不好的时候，他也借过债。

老一辈的村民对汪治农有比较一致的评价：“脾气古怪”“性格刚强”。脾气古怪主要指他不大与人交往，不大和村民说话。我注意到汪治农现在住的卧房门上贴有一幅对联：“治身唯耕读，农乐在田园。”在这幅自己创作的藏头联（治农）中，汪治农表述了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理想：耕读。汪治农的生活也确实符合这一理想，村民是这样描述他的生活的：“他做活也很厉害，和能干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每天都要看书。”（汪元强访问记录）

汪治农家住在村子的最北端，村民习惯称它为“村尾第一家屋子”。村里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唯有汪治农家是朝东开门，更显得自成一体。汪治农家有自己的晒谷场和专用的池塘，更增加了这种自足和相对封闭。汪艾毓回忆：

有一条长长的巷子连接他家和村子，他家养有一条大狗，白天用链子拴着，晚上放开。我们小孩要是去的话，在他的院子外就叫，“大伯伯哎，帮我们看狗”。他母亲是湖南人，能干，会纺纱，还会做不少小吃，来了人会拿些好吃的东西招待。但是没有人愿意去他家玩，他家太干净，在他家感到拘束。他们不是一般的农民，也不大愿意和村里人有过分密切的交往。他那个家，走进去让人有进入世外桃源一样的感觉，他们就想过自己的清静日子。

当父亲汪宗木热心村庄事务，忙于为村民调节纠纷的时候，社会交往上的开放与生活上的自足和封闭形成了一种平衡。而眼下，专心耕读的汪治农只能强化自足和封闭的一端。最终，耕读传家的理想也无法实现，这是后话。

苦干死做的熊开福家

熊老二（不详～1941年）——熊吉志（不详～1959年）

　　　　　　　　　　　　熊开福（1924年～）

　　　　　　　　　　　　熊吉和

　　　　　　　　　　　　熊吉保

　　　　　　　　　　　　熊吉弟

熊家祖籍湖南，来汪家村之前，住在县城北边的一个村子里。因地势低洼常遭水淹，遂于1925年迁移到汪家村。迁移之前，熊家并不认识汪家村的任何人，只是通过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汪家村拥有田产的城居地主彭运之，后者愿意佃田给熊家耕种。当时，出租地主一般都在田产附近建有房屋（通常是草屋）供佃户居住，称“庄房”。熊家弟兄4人，起初，只有熊老二一家搬过来，不久因与邻村人打架，就将熊老大和老四也接了过来。熊家是“会家子”，会一些拳脚，虽然到了新地方，一般人要想欺负他们也不容易。

如今的汪家村，共有15户熊姓人家，他们都是熊老二和熊老四的后裔，老大一支今已不存。老二和老四家香火颇盛，熊老二有5个儿子，熊老四有6个儿子。熊开福是熊老二的第二个儿子，汪家村第一任民兵连长。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已是古稀老人，但从其高大的身材仍可看出年轻时的气势。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家庭。

我17岁的时候（1941年），父亲就死了。母亲带我们姊妹8个。大哥那时候19岁，我们两人都已经成家。那时我们做田还不行，学着搞。我记得我们家人最多的时候，16个人在一个锅里吃饭。母亲当家，分派每个人的活计，掌管全家的收入和支出。我自己的小家庭单独住在上芒冲（距汪家村200米开外），因为在那里佃种了地主的田，就近住在庄房里。吃饭还是和母亲他们一起。

我们家，比下有余，比上不足。我们家算是中农的成分，一年到头搞个衣饭饱暖，粗布衣裳菜饭饱，就是这样子。做田、劳动、吃饭，保里不做事，外面也不干事。壮丁啦、夫子啦、费事啦，我们照出，不出不行。吃不开啊！就是苦干死做，搞些吃的，搞些老布衣裳穿，那不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契约性质越来越浓，人情味越来越淡。由于田地相对于人口的稀缺，地主的主导地位也越来越强。不过，熊开福三弟熊吉和讲述的一件往事，可以帮助我们对当时地主和佃户关系的另一个侧面有所了解：

我十多岁那年，栽秧的时候天气不好，我父亲种田卖力，他比别人早栽秧，也舍得下肥料。结果，那年大多数人家的收成都不好，我们家却不错。那个好稻倒伏了，我们就割回家，一起割得寥寥的，留下几亩不好的，就把彭运之（东家）接来了，请他去看看，要求减租。那是河边上的几亩孬田，草很多，东家也不知道哪些田是他的，田契上就写着什么地方多少丘田，具体在什么位置，他根本不清楚。晚上请了地方上的几个人来陪他喝酒、打麻将，其中一个是曹老三，他是那个年代的“把式”，会赌钱，会打架，也会讲话，在我们这一带，东家催租催稻，也经常找他帮忙。一般情况下，20亩田要交三十几担稻，彭运之同意减租，只要18担稻。结果，一晚上麻将打下来，他把18担稻也输得精光，第二天早晨是我大哥用独轮车把他送回家的。”

对熊家人来说，“苦干死做”虽然能够维持一个“衣饭饱暖”的生活，但是最让他们头疼的是抓壮丁。熊开福的弟弟熊吉和回忆：

“我们家弟兄5人，为了躲壮丁，我家老大常年在外面帮工。碰到要逮的时候，保长隔几天就会让人传话透风，‘今晚要紧，出去躲一躲’。我们村的汪生金，那是老保长，我们和他沾一毫亲戚，我们喊他小大大，我四爷的姑娘，把给他哥哥做媳妇。他这样做，表明他对你很贴心，你也不能不晓得还人情啊！过年过节，要买糖包送，碰到家里有什么好东西，也想着送去。我记得一次是腊月里，老保长汪生金又托人送信，我老大夜里不敢回家，只好在外面草堆里睡。我妈妈做好一盆甜酒，让我端到汪生金家。我那个时候还小，闻着那么香的甜酒，真舍不得送。”

由于弟兄多，即便如此费力地维持和保长的关系，也还有躲不过去的时候。大约在1941年，熊家不得不花40担稻托保长买壮丁。愿意替别人当壮丁的，一般是从北方来的穷苦单身汉，他们可以得到40担稻中的35担，其余5担就成了保长的好处费。有经验的卖壮丁者，经常在押解到正规部队的途中逃脱。到了1943年，熊开福19岁的时候，真的被抓过一次壮丁。

“我记得是8月14日（阴历），我们给东家送租稻的日子，几十年的老规矩，我们都是那个时候送。我和老大在正准备挑稻，来了一个乡丁，两个保丁，三个人一阵，一把抓住我的衣裳。我说：“什么事情？”他们说，“保里请你去一下”，我心里有数，就说：“那没事，不就是去当壮丁吗？”他们就要拿绳子捆我，我说，“你不要捆我，我又没有犯法，我又不跑，你逮我，客客气气的，家门口人”。两个保丁都是我们一个保的人，一个叫周四麻子，乡丁姓卢，带了把手枪。我当时心里想，我就去干，等干一阵子，再到新四军里干。我有个表爷在附近山区一带干新四军的游击大队长。我18岁的时候，他就让我跟他干，说给一把盒子枪让我背，当他的警卫员。我说现在不能干，因为我弟兄5个，估计马上要抓我们的壮丁，我走了家里不得脱手。干脆等到抓我的以后，到了国民党的正式部队里，我做个内线，等到我放哨，你们来人，把枪多掳一些，我再到你们那里去。我心里有这么个打算，也不怕他。当时保长是大屋基（相邻村庄）的刘四平。他们将我带到高塘叶周四麻子家，保长都在那里，好几个新老保长，孔祥寿、刘四平、汪善湖都在那里。周四麻子在那石磨单子上解下一根绳子捆我，我说：“你讲不捆我，怎么又捆了？”他说，“到乡里这么远，我们也就一个两个人，搞不过你”。我说，“不要紧，我说好不跑就不跑，我家里这么多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个时候我大哥跟去了，周四麻子堂屋里正用一个大茶壶烧水，我大哥伸手就去拿茶壶，他要用开水砸保丁，要打。我一把抓住他，我讲，“你不要打，我们搞不过他，我不在家里，你更不行，好汉不吃眼前亏”。周四麻子说，“我捆松松的”，我说，“随你”。刘四平临走发火，“你再凶的话，到乡政府真的把你交掉”。我当时做好了真的去当兵的打算，不知道母亲要买，就对他说：“我既然逮了，还怕你交吗？你刘四平不就是一个小小的保长吗？逮着我了，我就不怕你！到那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现在和我较劲啊？我死了算了，我盼着死。我整不过你，有人能整过你，不信你看！”我几句大话放了，刘四平不敢做声。

后来母亲不同意我去当兵，就花了40担稻，托汪生金去买，把我换了回来。头一年，我们多搞了一些荒田种，是西门刀笔先生杨德民的，他在衙门里吃得开，和我们村袁老五是朋友。那块田正好荒了一年，没有人种，我们托袁老五去写的租批。一年种下来，多收了几十担稻。母亲说，“就当是白做了一年田”。

这样，熊家为了躲避壮丁，光是买壮丁的稻子就花了80担。

“老好人”保长汪生金

汪生科——汪元如

　　　　　汪元高

　　　　　汪元强

汪生发——汪元顺

　　　　　小老三

汪生金——三丫头

汪生金是汪家村的老住户，弟兄4人中，只有最小的他上过两年私塾，认识一些字。汪生金喜好沾花惹草，有过3次婚姻。不过，汪生金的脾气好，加上能说会道，自从实行保甲制度以后，他经常是保长的人选。在汪家村所属的官塘保的历史上，保长的产生从来没有通过现代意义上的选举形式。问老一辈的人，他们通常会这样回答：“不用选，就那么几个人，一望就知道。”一方面，很多人不愿意干，譬如当年由都图制改变为保甲制的时候，老图董汪宗木（汪治农的父亲）就不愿意接这个职位；另一方面，很多人也干不了，国民党政府和驻军派发下来的各种收费名目繁多，新四军、游击队也间或光顾，派下筹粮筹款的任务。“不是那个人根本干不了。”保长对外需要软磨硬抗，尽量压低索要的数量；对内则要刚柔相济，尽量从村民家中收上粮款，这样才能在应付外面要求的同时，捞到那么一点“油水”。自从1933年实行保甲制度以来，汪家村所在的官塘保保长基本上在三个人之间轮替：高塘叶村的孔祥寿、大屋基的刘四平和汪家村的汪生金。这三个人各有特点，孔祥寿身高体壮、为人凶蛮、豁得出去，抓壮丁的时候，孔祥寿嫌保丁和乡丁不顶用，经常亲自上阵。刘四平过去有些家产，后来败落，但架子仍然很大，也比较威武。虽然三人家境都一般，但是比较起来，汪生金经济状况最差，租了十几亩田，请一个长工耕种。汪生金的侄子汪元强这样描述他的叔叔，“他这个人最怂，为人老好，大家都叫他‘老好人’。他会说话，不怎么出头搞得罪人的事情”。不过，这三个保长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结交广泛，有不少拜把子兄弟。不管是哪个当保长，他们都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熊开福当年买壮丁的时候，虽然是刘四平做保长，但熊家托的是汪生金。熊开福是这样来描述这些老保长之间的关系的：“有时候他干，有时候别人干，他是老保长，托他是一句话，他就是不干保长，也和那些保长一天到晚蹲在一起，蹲在保里。”

强人方富贵

祖父——方德金

方德银——方富贵（1923～不详）——代水子

　　　　　方齐胜

　　　　　方齐福（1933年～）

方德昌——方齐水——方小军

在汪家村，方富贵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参加过新四军，干过绑票抢劫偷盗的土匪营生，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他不遵守社会规则的个性，最后也体现在生命终结的方式上：晚年，当身患癌症之后，他不像大多数人那样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而是选择以自杀的方式了结生命。

方富贵的祖父是一个东游西逛的人，本来住在城里，由于结识了汪家村的魏姓家，经常过来串门，于20世纪20年代搬迁到此。

方富贵弟兄3人，他是老大，二弟方齐胜，三弟方齐福。富贵父亲原来也佃种地主的田，后来收成不好，交不起租，地主将田收回转租他人。这样一来，方家只有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富贵和父亲帮人做短工，有时也去砍柴卖。弟弟方齐福则从9岁起替汪元江家放牛，一直到15岁。一开始没有工钱，仅挣个伙食，后来是3担稻，最后涨到9担稻。方富贵不是那种能够吃苦干活的人，17岁的时候，他参加了新四军。不过，对于他来说，参加新四军和民族主义、革命理想都没有什么关系，参军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后来富贵被国民党军队俘虏，是汪大先生出面将他保了回来。为维持生计，方富贵经常会干一些“无本买卖”。他和外面的一些强人一道，选择富裕一点的家庭偷盗，偶尔也会绑票。熊开福是这样谈论方富贵的。

方富贵他们没钱，家里穷得叮当响。他们是光棍，他们是狠人。他们晚上撬人家门，抢人家的。他在乡政府乡丁里干个班长，有手枪，晚上就带那个东西出去。晚上他们年轻的一搞几十人，送票。汪元海家就吃他的亏，就怕他。到晚上，他在人家窗户洞里塞个纸条，冒充新四军，要他们出钱兑票。

方家弟兄三人，一直到1949年都没有被抓过壮丁。方齐福自己承认，“我老大那时候厉害，保里一般不敢硬来。最后在解放那年派过我们家，我老二去的，当了几个月就解放了，他就参加解放军了。我当时去找孔祥寿（保长）吵架，他说：‘你弟兄那么多，不当壮丁谁当？’我俩搞翻了，我说：‘要当兵就当新四军，要你的命！’我摸把挖锹就要打他，把他吓跑了。

方富贵虽然厉害，但是最怕汪大先生。汪艾成的妻子说，“我大伯伯（指汪大先生）在世的时候，方富贵、古大力（汪家村人，也做乡丁）这些人最怕他了，家里不管大小事情，他们前前后后跑个不停”。汪艾成的妻子对方富贵的能说会道也印象深刻，“他这个人，满口仁义道德，能把人哄得忘记姓什么。他嘴巴甜，见了人就叫。他在外面搞，我们心里都有数，他也不避我们，还经常讲：‘他们吃肉，我讨碗稀饭喝总可以吧？’”不过，方富贵一般不在本村活动，村民虽然觉得他不走正道，但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恶感，也犯不上得罪他。

魏光明家

魏光明的父亲人很老实，母亲待人热情，说话嘻嘻哈哈，村民都愿意去他家闲聊，是村里最多人聚集闲聊的地方。同时，由于魏光明的母亲也喜欢赌钱，魏家也成为最主要的赌钱地点。汪艾毓形容他家的气氛，“一点没有拘束，有些五湖四海的味道”。

在冬天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假如你走近魏家，多半会看到草屋外面的晒谷场上，聚集了七八个庄稼汉，或蹲或站，正在兴高采烈地玩着纸牌；屋里围桌而坐的人正在玩“单双”，一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掷骰子游戏。在这里，你很容易看到帮工李义厚、打鱼人林老六、牛贩子袁老五、老甲长汪金业……这样一个场面，是当时十来岁的汪元强经常看到的。

都是一些帮工的，生活苦的。生活能过的不赌。汪元海生活最好，视钱如命，他有时候来看。大家当面拿他开玩笑，说要是什么时候他也敢在这里输钱，那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

魏光明家很穷，父亲常年有病，租了几亩田，主要靠魏光明和弟弟种。魏光明块头很大、身体也好，但是干活不卖力气，和弟弟下田耘草，总是借口头疼、肚子疼往家里溜。弟弟比他小8岁，却早于哥哥成家，原因很简单：魏家本来就穷，魏光明又是这样一副不能受累的样子，一般人家都不愿将女儿许配给他。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魏光明27岁，按照汪艾成的说法，他眼看着是快要“上路”（指参加国民党或当乡丁）的人了。

打鱼人林老六（林在青）

林在青是汪家村第一个共产党员，新中国刚成立就入了党。林在青本来是无为人，弟兄6人，排行老六，所以村民都叫他“林老六”，不过，他的5个哥哥大家都没有见过。林老六的姐姐嫁给了高塘叶村的方宏发，为躲避壮丁，林老六逃到姐姐家做帮工。方宏发与汪家村的补锅匠徐老大是亲戚，就将林老六说给徐老大的女儿，做了上门女婿。

林老六的女儿、汪齐福的妻子回忆小时候的生活。

快到解放的时候，我家大概六七个人，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加我。没有地方住，就蹲章利义的灰拢屋。我家那时侯苦啊，没有田，我爸爸搞鱼。爸爸从小在江北，放放鸭搞搞，没有种过田，招亲过来的，到这边就搞鱼。家里穷得叮当响，说起来你可能都不相信，一直到解放，我们连饭桌都没有，用澡盆反过来做桌子吃饭。

章利元（章利义的弟弟）这样描述他的邻居。

那时候讲我们苦，他这个人呢，比我们还苦。他一贯搞鱼，他一个人搞鱼的交易，到这儿到那儿。那时候鱼好搞，快活还是快活。不种田，搞了东西就吃毫喝毫，东西是一门没有。他没有房子，就在我屋后面接一小棚。那时候他老奶奶（元如）和他在一起。我记得他老奶奶帮他串鱼卡子，像这种时候搞个鱼吊子，有时候把些给我，晚上插在塘里，第二天就能搞到鱼。那时候鱼好搞。他那个人呢，一生没有吃到苦。

按照章利元的说法，林老六的招亲背后另有隐情，“林老六这样的人怎么能讨到人呢？我给你讲，后面那个老头子，那个补锅匠徐老大，住在那后头，单独的一家。林老六搞鱼，经常地在那儿搞，我听讲，当时他比我们大些。最后，经常地玩，把他一个女儿呢玩到手了。他因为搞些鱼，一个人玩成了家”。

章利元家

章致家——章利运

章致和——章利义

　　　　　章利顺

　　　　　章利元（1925年～）

章利元弟兄3人，他是老小。父亲与两个哥哥租公堂土地耕种。两个哥哥没有读过书，章利元在大屋基读过3年私塾。16岁那年（1941年）为躲避抓壮丁，他被父亲送到无为舅舅家。舅舅住在无为的一个镇子里，有6个儿子，经济情况也不好，只得把他送到药店里当学徒。在章利元进入药店第八年的时候，家乡解放，父亲写信给他要他回村，他虽不愿意，但最终还是依从。

章利元回忆小时候的生活。

我记得离开家的时候，大哥已经成家，二嫂子还没有讨，我们一共6口人一起过。种了5亩田，年年借债，不够吃就借，生活很苦。我老大老二经常到山上砍柴，挑到城里卖，1担柴禾只卖到2斤米，保一天吃的。有时候也帮人家田多的做小工。那时候生活就是非常苦。

我们老家是无为人，在我爹爹（祖父）手上搬到这儿的，一担箩筐挑着我父亲和大伯伯过来的。我们在这儿，是单门独姓，这在过去影响好大。我父亲，你去问问村里的老人就知道了。他是种田人，最老实，有空就帮人弹棉花。村里人经常笑话他，说这个章老头子啊，你叫他在这儿站一天他都不敢做声。传到我们这一辈也是这样。我们尽量呢，什么东西都不带人家强勉，能让人尽量让人。不然呢，在这个村子是住不下去的。

我父亲人老好，家里平时有什么东西也往保长那送送，这样，就没有抓我家的壮丁。保长能遮就遮着，人老好，平时有什么东西也送送保长，能遮就遮着。真正有人追呢，保长就讲，“不错，是有一个小的，小时候就过继给舅舅了”。

章利元的父亲和大伯伯很讲究烧香敬神，每年都要领头搞“华人会”“朝九华”。

视钱如命的汪元海

汪元江——汪亨平——汪建国

汪元海——汪亨盛

在汪家村，汪元海可以说是“首富”。汪大先生有权势，汪治农有自己的田地，但是论经济实力，都没有办法和汪元海比。汪元海的发家史非常特殊。小时候，他帮人放牛，每年挣2担稻的工钱。通常，帮工由于居无定所，过着飘荡的生活，即使有一点工钱，也往往折腾殆尽，不大可能存下来。汪元海的哥哥汪元江家境不错，替他保管粮食。后来汪元海长大成家，用存下来的几十担稻放贷，逐渐积累资本，并佃种了40多亩田地，请3个长工耕种。汪家有个大粮仓，最多的时候存过300担稻。章利元回忆：

棰子（指四川军144师）在的时候是乱世。那时候种一季稻，要到立秋8月边才收，四五月份，端午节的时候，青黄不接，没有办法了，就要借。我们向他借25斤米，收稻后还1担稻，1担稻怎么也要搞60斤米，就两三个月的时间，翻一倍。就是这样还不容易借到，要托人担保。

村民们对汪元海的印象比较一致：很小气，“视钱如命，算盘打得很精”。

汪元海弟兄两人，本来大哥汪元江家境不错，后来，汪元海超过了大哥。据汪元强分析，主要是两个原因。

大哥人要好一些，谁家要是没有吃的了，要是和他来往多，他就说，“到我那里搞一些吧”。元海就刻薄得很，像我们，和他是家里人，也要借40斤米还1担稻。还有一点呢，老大的儿媳妇是本村人，魏光明的姐姐，家里有东西就往娘家搞，分散走漏，就搞败了。

我们怎么晓得的呢？她西边的房子后面有个窟窿，解放那年上半年最没有吃的，她每天撂一袋东西在窟窿外面，她娘家哥哥就在屋后面住。有一天小水子捡粪，起早让他捡了一袋去，不然怎么晓得的？！

汪元海曾经遭绑票。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汪元海全家正在熟睡，一伙蒙面人摸了进来，在刀和斧头的胁迫下，没有人敢呼救，眼看着汪元海被带走。蒙面人还留下一个口信：三天之内到附近的独山庵送钱，否则撕票。汪元海的家人六神无主，村民们虽然平日里对汪元海有很多意见，但是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都不好不管。大家聚集在汪元海的哥哥汪元江家分析，这桩事情背后肯定有方富贵。汪元海家养了一条狗，有陌生人靠近就会狂吠，蒙面人进屋之前，狗一声未吭被毒死在院子里。如果没有内应，绝对不会这样，而村里干这种事情的只可能是方富贵。汪元海的家人断定就是方富贵。前些天他来借米，汪元海知道如果借给他，不但没有利息，连本也多半是要不回来的，就找借口回绝了他，这次一定是方富贵报复。有人提出要去报官，马上被其他人喝止。方富贵就做过乡丁，所谓“官”，也就是这样的一批“二流子”，他们和强盗都有联系，报官只会害了汪元海。好在强盗要的钱不算太高，汪元海家人搜罗家里的洋钱，又卖了一些稻，第三天就将人带了回来。

方富贵经常回到村子里，见到左邻右舍，嘴巴还是那样甜。汪元海虽然心里恨，但是拿不出证据，表面上还不敢得罪。背着方富贵，村民们经常会议论这件事情，“兔子不吃窝边草，太过分了”。不过，他们也忘不了刺汪元海几句，“这下元海找到治他的人了”。

提起汪元海，村民们总会说到他当保长的事情。

1944年3月，驻扎在该县的川军144师代理师长张昌德率部投降日军，被编为“皖南独立方面军”。4月，日军进入县城并驻扎。这个时候，汪生金坚决不干保长，其他人也不愿意接，但是必须有这么个人物和外面打交道，否则整个村庄都要遭殃。大家知道汪元海有钱，又忌恨他平日为人刻薄，就有意作弄他，让他当保长。汪元海上面没有任何关系，有任务下来，他要是敢讨价还价，就会受到关押和打骂的威胁。回到村子里，他拿着稻箩走东串西收粮，很多人不买他的账，还是收不齐费。一年下来，亏空很大，实在完不成任务，乡里就将他抓去，并威胁要交给日本人。汪元海只好在年底卖稻，抵充任务。次年，汪元海死活不愿意再干了。

曹天贵家

汪家村之所以有曹姓人家，是因为汪来富妻子为曹姓的缘故。曹家弟兄5个，来富妻是曹老大的女儿。她3岁时父亲死，5岁到汪家做童养媳，4位叔叔也先后搬到汪家村。其中曹老五子女最多，有4个儿子，曹天贵是三儿子。

曹老大——来富妻

曹老二——曹天海（海拔子）——曹天福（无后）

曹老三　　成家，但未养人

曹老四——曹天家（家拔子）——曹继民

曹老五——曹天虎

　　　　　曹天龙

　　　　　曹天贵

　　　　　曹天银

新中国成立前曹天贵兄弟4人，和熊家一样是抽壮丁的重点对象。曹天贵回忆，家里这么多劳力，有时候还请帮工，因为兄弟几个经常在外面躲壮丁，田地没有人种。一开始他们还用稻子买壮丁，后来实在买不起。老大曹天虎人比较机灵，就主动承担起了当壮丁的重任，每一次天虎都是半路上跑回来，等到新下来壮丁任务时，他又去当。半路开小差这种事情保长并不管，保长只关心任务是否“落实”。后来，天虎抓到了在本县城当兵的好机会，就成了职业壮丁。曹天虎在县城当兵以后，保长也忌惮三分，毕竟他有枪，要害起人来也很容易。天虎也比较喜欢这一行当，他经常挎着盒子枪，三五个人走西乡、串东乡，“白吃白喝白看戏”，“要搞（指占便宜、敲竹杠）谁的就搞谁的，到哪儿都花得开”。家里的开支由天虎掌管，农活由曹天龙、曹天贵做，曹天银则上学念书。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大家庭仍然维持着。直到吃大食堂时，由于人口太多，相互照顾不过来，曹家才分了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汪家村，共有三十来户人家，下面我们再简单介绍其他的一些。

老甲长汪金业

汪金业这个人有些游手好闲，怕吃苦，不大做农活，作风也不好。汪的最大嗜好是抽烟和赌钱。那时候，一般人都是用烟袋抽烟叶，汪金业从不买烟，想抽时就串门，抽别人的烟袋，是那种“出门不带烟，抽烟不买烟”的人。他最常去的就是汪元江家。汪金业做过很长时间的甲长。如果说保长是“一般人干不了”的话，那么甲长是“一般人都不愿意干”，既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又得担很多责任。

帮工李义厚

李义厚是个很穷很穷的人，原来从江北逃难过来的。汪生金的三丫头手有残疾，总是找不到婆家，看到李义厚人老实，就招他做上门女婿。李靠当长工维持生活，有时候没有人请，就到处当短工。有时候，村里人种不了的田转让给他种一点，他不大会种，收成总是不好。

扁担挑子上生活的兰瓜头

村民形容兰瓜头的生活是“扁担头子挂小锅，扁担歇小锅停”，既指他居无定所的生活，也指他以砍柴维生的生计来源。兰瓜头是光棍，一个人生活，住在汪家祠堂里，三天两头地出门，祠堂只是他比较经常的一个落脚点而已。

懒人杜金台

杜金台是南陵西边山区的人，他家以前是大地主，父亲做过图董，后来赌钱，家产败落。新中国成立前几年，杜一家搬到汪家村，住在祠堂里。汪元强回忆，“杜金台会做农活，真要下架子干，也是一把好手。但是他这个人死懒，靠打短工过日子，那时候一天短工大概在头十斤稻的样子，他搞到吃的就不做了，吃光了再做短工”。

村里的公共活动

在村民们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的回忆中，看不到全村规模的公共活动，即使小规模的集体活动也非常少见。章利元父亲信佛，每年会出面组织“华人会”，本村将近十户人家参加，集体打锣、烧香、拜菩萨。偶尔，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集体“朝九华”，就是到九十多公里外的九华山进香。不过，熊开福和汪艾成都说这是他们头十岁以前经常见到的，之后就越来越少。由此推断，这些活动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的事情。村头有个土地庙，倒是经常有人去烧香求平安，村里人也组织过“土地会”，愿意参加的人在3月3日土地菩萨生日的时候聚会，一起凑钱吃饭。

村里有一座祠堂，是汪氏族人的祖祠。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出生的老人的回忆中，我们很难发现家族活动的踪迹。破败的祠堂里，前后住过一些没有房屋的穷苦人家，这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汪家村家族式微的状况。根据汪治农的回忆，他的祖父搬迁到汪家村后不久，老祠堂因故毁损，祖父领头重修。推算时间，这大约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据汪回忆，老祠堂要比重修后的祠堂气派得多。1994年，我曾经在汪治农的家门前看到两个雕刻花纹的石墩，石料考究、花纹精致。汪告诉我它们是老祠堂的石墩，由于重修的祠堂工程简单，遂弃置不用。这两个遗留的石墩，依稀透露出老祠堂当年的繁华。从老祠堂到重修的祠堂，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祠堂的破败景象，汪家祠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家村近代以来的兴衰。老祠堂建于何时，我们无从得知，当时的家族状况，我们也不了解。仅就老祠堂建筑之繁华而言，可以想见当时汪家村的家族活动，并可推断汪家村人的生活处境要好于20世纪20年代。而20世纪20年代汪的祖父能够重修祠堂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农村危机还没有发展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程度。在汪治农的记忆中（反映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祠堂有过十几亩公田，所收租谷用于每年清明和冬至两次集体性祭拜活动。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公田不复存在（原因不详），集体祭拜也逐渐废弛，甚至连祠堂里供奉的祖先牌位，也在四川军队（144师）驻扎在附近的时候被当作烧火柴用了。

三 讨论：革命前社会分化秩序与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

如前所述，我们对集体制度的考察重点放在社会分化层面。下面，我们首先总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汪家村社会分化的一般性事实，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

社会分化的一般性事实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汪家村，是一个典型的佃户村，除了一户家庭拥有自己的土地外，其余农户耕种的全部是地主的田地。不过，这些地主并不生活在村庄，他们生活在村庄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城镇。汪家村的土地大多归朱云谷堂和朱继范堂所有，土地的主人则远在上海、南京和芜湖等城市。这些土地是联系汪家村这样一个小村庄和广大的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每年大量的地租（每亩150～170斤稻）从这里流向城镇。

汪家村所属区域是中国土地占有两极分化最为严重、土地租佃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根据《南陵县志》，实行土地改革前，总数不到全县农户4%的地主，占有耕地总量的30%。即使如此，我们在村庄中也看不到地主。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系统分析了全国性的数据，指出盛行于各种学术分析中的“地主-农民”的对立，至少在村庄内部是一个错觉。矫枉过正，我将革命前的村庄称作“没有地主的村庄”（卢晖临，2003）。

在汪家村这样的“没有地主的村庄”内部，村民之间的分化不是寄生的地主阶级与被剥削的佃农阶级之间的分化，而是围绕土地经营（规模、资本投入等）、生计和生活安排而产生的耕作社会内部的分化。它是一种典型的发生在小生产者之间的分化，资本（土地、钱财）在其中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只是通过和自有劳动的结合，或者通过和能够直接管理的雇佣劳力的结合发挥作用，这不可避免地设定了村庄内部社会分化的限度。同时，它也造成这样一种效果：村庄内部的一切社会分化的结果，更直接地和各个农户自身的劳动或者经营联系在一起，即富户虽然未必和雇工一样从事主要农业劳动（如犁田、收割等高强度劳动），但也承担指挥生产的责任，多数还同时从事附带劳动（如割草、放牛、送饭等）。

在汪家村，汪元海、汪治农这些家庭居于贫富分化体系的上层，是村庄中的“富人”。不过，他们的富裕程度相当有限。唯一有土地的农户汪治农，在其祖父手上就已经“家道殷实”，但是到他这一代仍然不过拥有二十来亩土地，年成不好时还要借债。首富汪元海，虽然靠放高利贷发家，但还是得靠省吃俭用来维持财富的增长。一个老人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们村里这些人都不行，就是附近村的地主，拿到现在来说也是穷人”。

处于中层的是汪来富、汪元江和熊开福这样的家庭。汪元江佃种田亩较多，雇工经营；汪来富受惠于汪大先生的家当，主要依靠自己的种田技术和手艺；熊开福家劳力充足，靠“苦做”维持“粗布衣服茶饭饱”的生活。

多数家庭都生活在糊口的生存线边缘，章利元、魏光明、汪元强都属于这种情况。他们佃种小块的土地，交齐地租后，连基本的口粮都不能保证。解决之道因人而异：有些靠做短工，有些靠砍柴出卖。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线条式的区分，现实生活中远没有这样清晰静止的分类。对于上层来说，向上攀升意味着脱离乡村耕作社会，进入另一个社会系统。但是，传统农业的有限积累，很难抵挡住分家析产的压力，只要有两个儿子，向下流动的方向是大致可以预期的。

而对于在生存线边缘挣扎的底层来说，托尼（Richard Tawney）对他们处境的描述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中国的农民，就如同生活在齐颈深的水中，一阵风浪，就会将他们淹没。”（Tawney，1966：77）如果足够幸运，假以一代以上的时间，他们中的少数人也许能够摆脱极端的贫困，进入衣食有一定保障的中层。

中层与底层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抵御风险的能力上。一年的收成不好，或者一个意外到来的灾难（譬如熊开福被抓壮丁，花去40担稻），不会马上让他们遭受灭顶之灾。辛勤的耕作、合理的生计安排、持续不断的节俭加上好的运气，可以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向上攀升，其中极少数人有望在一两代的努力后脱颖而出，成为众人羡慕又妒忌的“财主”。

以上描述的这一分化体系，没有包括汪大先生和汪生金这样的人。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他们虽然也佃种土地，但是其社会地位更多地与他们所担任或曾经担任的职务（县党部委员、保长）联系在一起，其经济地位也很大程度上来自农业以外的贡献，譬如汪大先生的薪水、汪生金通过当保长捞取的油水。

以上分化体系也没有包括像林老六、李义厚、兰瓜头这样的人。林老六靠打鱼为生，李义厚靠当长工或者频繁地当短工谋生，兰瓜头靠砍柴卖买口粮。他们都几乎没有任何家产，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都似乎放弃了积累家产的努力。和那些同样贫苦、佃种小块耕地的农民相比，他们是一个基本放弃了向上攀升希望的群体；而那些种地的贫苦农民，其中很多还有比较强烈的小业主心态，并维持一个相对独立的门户，他们仍然可以去梦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林老六、李义厚和兰瓜头是已经被上述分化体系驱逐出外的人。我曾经描述过雇农的生活处境，“通常情况下，雇农完全没有土地或者仅有小块土地，缺乏农具耕畜和资本，不得不靠当长工维生。20世纪30年代，长工一年的工资平均水平为42.5元，相当于他的全年伙食等值（黄宗智：1992，65）。因为长工一年大部分时间在地主家吃饭，假设他没有其他任何开销，这些工资可以买到中等质量的0.7亩地（20世纪30年代华北每亩地平均价格62.5元）（黄宗智，1986：181），如此，他可以在20年里买到14亩地，达到维持一个家庭生活的土地标准。不过，事实上，雇农如果是有家有口，这些工资仅够用于自身以外的一个成男的口粮，根本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更谈不上添置土地。如果是未婚，娶妻生子的希望非常渺茫，即使等他买到了土地，也不可能有翻身的希望了。因为一个光棍，只能成为他家最终的一代，从而终结其雇农的悲惨命运。所以，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是彻底放弃翻身努力的雇农，过着有一天口粮混一天日子的生活”。（卢晖临，2003）林老六和李义厚不是光棍，他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前者是靠“玩”搞到的，而且还是招亲；后者是女方条件太差，嫁不出去。

贫富之间的分化（经济分化）是社会分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也是一个非常“硬”的方面，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乡村，一个大多数人都在为吃饱肚子而挣扎的时代，贫富之间的分化显得尤为关键。即便如此，那些相对“软”的方面，譬如声望、生活方式等贫富之外的层面，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汪家村，从穿衣戴帽就可以很轻易地将人们区分开来。平日里穿长衫（大褂子）的，只有汪治农的父亲，汪大先生通常穿西装，他们分别代表了旧派和新派、传统和现代的士绅形象。有些农民也有长衫，但是只有出客的时候才穿。普通的农民不戴帽子，只有汪治农的父亲戴工夫帽子，汪大先生戴巴拿马帽子，汪元海戴狗头帽子。这三种帽子，在村民眼中是各得其所，工夫帽子是那种文化高、德高望重的人才配戴；巴拿马帽子让人联想到一个陌生的外部世界，通常是官方的世界；狗头帽子是暴发户的专宠。老甲长，那个“抽烟不买烟”的汪金业，也曾心血来潮地置办了一顶工夫帽子，但是，当他戴着帽子四处闲逛的时候，几乎所有见到他的村民，都毫不掩饰地取笑他，搞得他再也不敢在村里戴。

贫穷，是汪家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底色。但即便如此，我们发现，汪家村的村民不仅生活在一个人口和土地持续紧张的关系之中，而且生活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处境之中，更生活在一个象征和仪式的世界中。对于汪家村人来说，广泛存在的各种人生仪式（出生、结婚、丧葬）和围绕年节的民间宗教仪式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

对于汪家村人来说，结婚和丧葬是最为重要的人生关口。通常，一场体面婚礼的花费，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的粮食收入。由于普遍的贫穷，童养媳在当地很流行，大多数人家都有童养媳。这样，男女双方长大成人后，只需要举办简单的仪式，可以省却一大笔开销。但是，富裕一些的家庭则倾向于“大娶”。村民对汪治农的婚礼印象深刻，因为仅仅抬嫁妆的就有几十人，婚宴办得热闹，请的人也很多。我曾经和汪治农讨论过新中国成立前村庄内部的差别这一话题，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要说一家和另一家的差别呢，大家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家境好一些的，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但是差别也不大。但是，在做事情（这里指的是婚丧嫁娶这类事情）上，差别就明显了，有力量的人，那个事情就做得漂亮体面，没有力量的，就做得马马虎虎。”在某种意义上，丧礼比婚礼更重要，因为极端贫困的人家，可以草草地结婚，但是却难以草草地下葬。一副棺木是最基本的，讲究的人家会置办“对墙”、“三圆”或“五底”的棺材。“对墙”是最高的规格，用一根木头做成，中间劈开，用做两面棺木；“三圆”次之，是用三根木头做成；“五底”再次，由五根木头做成。家境好一些的家庭，往往早早就置办棺木，免得过世的时候儿孙措手不及。汪元江为自己做的棺木就是“三圆”规格，停放在家中，引得很多老人羡慕。一些极端贫困的家庭，往往要到临死的时候才匆忙举债，准备棺木，当然也只能是非常简陋的棺木。人死之后，当地的规矩是至少在家里停尸三天，供人凭吊，家境好的家庭，则往往停尸七天以上。举办婚宴，从经济角度看，需要的是先期投入的资本，从亲朋好友的送礼中往往能够收回成本，甚至小有节余，但是丧礼则纯粹是花钱的事情。凭吊者带来的通常只是纸钱和炮仗，而举办者必须开办“流水的宴席”。所以，停尸长短，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家庭经济实力的体现。针对婚丧礼仪，费孝通有过这样的评论，“在婚丧礼仪的场合，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人们认为婚丧礼仪中的开支并不是个人的消费，而是履行社会义务必要的支出。孝子必须为父亲提供最好的棺材和坟墓。父母应尽力为儿女的婚礼准备最好的彩礼与嫁妆，在可能的条件下，摆设最丰盛的宴席”，“当一种礼仪程序被普遍接受之后，人们就不得不付出这笔开销，否则他就不能通过这些人生的关口”。（费孝通，1986：85）

辛勤的劳作、节俭的生活与铺张的仪式是如此地矛盾。很多礼仪活动，只有从“履行社会义务”（崇祀祖先、延续血脉）这个角度才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这是人们艰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不过，在这些礼仪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复杂而微妙的差异，则必须从“地位的表达”这个角度才可以理解：人们在一个小社区内为提升经济地位所做出的任何努力，主要不是体现在食物、衣着、住房消费上的重大差别（费孝通，1986：84-85），而是展现于礼仪活动之中。

有关穿衣戴帽、婚丧嫁娶的习俗，通过对于每一种仪式规格的详细规定，为不同的农户提供了适宜的但是有区别的地位等级。不同经济条件的农户，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不同规格的仪式，实际上正是对自己在社会分化体系中所处位置的一种认同和宣示。虽然仪式本身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户的地位，譬如一般情况下农户都愿意将仪式规格稍微提高一些，使得自己显得“有面子”一些，但长期来看，仪式并不会使农户的现实地位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它更多地是现实地位的象征。在这些仪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有序的地位竞争。经济能力的差别固然设定了不同农户举行不同规模、等级仪式的限制，对这种经济能力差别的主观认识，对不同社会地位等级的认同，更为每个农户设定了“心中”的限制。

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

生活在这种状况中的农民，如何理解他们所置身的世界，如何看待相互之间的差别，如何接受不断发生的上升和下沉的悲喜剧，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我们去理解的“社会事实”。换言之，我们需要走入农民的文化世界里。与社会分化的硬性事实相比，这种软性的文化世界同样值得重视。我把它们统称作“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卢晖临，2003）。

一旦触及文化观念，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晦暗幽深的世界，一个实证社会学特别戒备的领域。文化观念这种东西，以一种我们目前尚不明了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强调实证分析的社会学研究，往往大量采用行动者对自身动机和心理的描述，从中探寻文化观念作用于行动的逻辑。我们主张，研究文化观念一定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一定不能抛开事实，必须潜入事实之中，以非常硬的行为、事件去揭示心态和观念。这一点，Geertz说得很清楚，“文化形态正是在行为之流——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行动——中得到表达的”，“我们只能通过观察事件，而不是把抽象的存在排列成统一的模式，来从经验上理解它们”（Geertz，1973）。Garfinkel也提醒我们，“只有完完全全在人们的行为环境里的事件才是有意义的事件——因此，毫无必要探讨头盖骨底下的事物，因为，那儿除了脑浆以外，你将一无发现”（Garfinkel，1967：190）。这当然是戏言，不是大脑不值得研究，而是我们不可能走入被研究者的大脑——那是实验心理学所擅长的。我试图通过口述史材料分析实实在在的农民行为，通过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处境进行“同情式的理解”，去接近他们的文化图像。在农民的行动、事件与某种文化观念之间，当然存在巨大的断层，我们需要广泛调用理论、历史，甚至用一定程度设身处地的“摹想”去填补这一断层。

1.生活理想

20世纪60年代，贫困文化说曾经颇为风行过一阵子，它的大意是：经常能够发现一些世代贫困的群体，这些群体拥有和主流文化不一样的亚文化，他们缺乏发财致富的成就动机，甘于贫困（Lewis，1966）。在汪家村，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印证贫困文化说的现象。譬如，很多在糊口线上挣扎的村民，反而会去嘲笑汪元海“视钱如命”，进而宣称自己不要过那种“发财”的生活。一些一无所有、居无定所的雇工，不是一点一滴地积攒工钱，却热衷于用仅有的几个铜板赌钱。一些勉力维持温饱的家庭，会“满足”于“粗布衣服茶饭饱”的状态。但是，他们是否在价值观上以贫困为生活理想呢？在《蒙塔尤》一书中，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着力刻画的中世纪的牧羊人似乎明确地“热爱”贫困，“贫穷是一种理想和价值体系”（勒华拉杜里，2007：182）。但是，在汪家村，这个置身于缺乏超越宗教的大文化环境下的小村庄，我们看不到任何对贫困的真正的“热爱”，更找不到一种以贫穷为理想的生活观念。汪家村唯一的“地主”汪治农，虽然没有好的人缘，但是他所过的生活却是多数村民所向往的。如果有可能，他们也愿意过那种种种地、读读书的生活。

如上所述，汪家村人的确在言谈举止和生活方式上有一些“亲贫”的表现，但是，在一个资源相对固定、机会有限的乡村世界里，最好将它们理解为农民在无力改变现状情况下的一种防御性心理机制。如果不是这样，就很难理解“贫困文化”怎么会在新的机会来临时那么脆弱地崩溃。在汪家村这样一个世俗的村庄里，富贵从来就是人们的生活目标，但是，除非“好运”惠顾，否则它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正是这种结构的限制，造成了一种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反差现象：像李义厚、林老六这些家徒四壁的穷人，过着游晃“挥霍”的日子，而像汪元海、汪来富这样家有存粮，逐渐摆脱贫困的人，却恪守勤俭之道。但在这种差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拥有同样生活理想的人。

2.财产观念

农民对私有财产有着一种天然的敬畏和尊重，其核心是对于财产界限的清楚认识。像汪治农、汪元海、汪来富、熊开福这样的家庭，独立地经营大小不等的土地，获取土地带来的收益，同时也承担可能的风险。他们有着比较稳定的家庭生活，有一定的家当（农具、房屋、家具等）。对他们来说，财产的获得和积累，既是劳动的结果，也是“劳动结果”的结果：他们通过劳动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与此同时，也缓慢地积累农具、土地和资本，以图获得更多的财产。不仅如此，财产还是他们立足于社会的根本，他们以财产为基础，通过仪式生活，履行“社会义务”，参与社会地位的竞争。这样的“中农”，连同后来被划为“富农”“地主”的少数农户，构成了乡村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中坚力量，也主导着乡村主流的价值观念。在人数上占据多数的“贫农”，并没有在价值观念上成为一个分裂的集团，反而是紧紧抓住小块的土地不放，固守着“小业主”的心态（费孝通，1986；黄宗智，1986；韩丁，1980）。

在财产界限方面，他们很容易发展出一种“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的态度。他们尊重别人的财产，同时也坚定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在20世纪20～40年代的汪家村，首富要算汪元海。他佃种几十亩土地，并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向村民放粮牟利。由于为人铿吝刻薄，村民对他并没有好印象。即便如此，当他遭人绑架的危急关头，村民们还是纷纷施以援手。后来在土改中被评为“地主”的汪治农，被村民评价为“脾气古怪”“不与人交往”，但在当时，大家普遍对他存有基本的敬意。至于“汪家瓦屋”的主人汪大先生，村民们说他是“在外面做事的人”，房产来自祖上余荫，村民们更是只有羡慕的份儿。

农民这种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其核心是对于财产界限的清楚认识。这一点，甚至表现在饥民暴动这样的活动中。Bianco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正遭受战乱、贫穷和匪患侵扰的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乡村，对私人财产的尊重仍然非常牢固。一些“有礼貌的”抢劫者，会放下富户的钱财衣物等，只取走能够填饱肚子的口粮（Bianco，2001）。

3.道义与个体责任观

乡村社会往往给人一种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印象。自雷得菲尔德（Redfield，1950）提出“乡民社会”（Folk Society）概念以来，这种印象进一步在针对乡村社会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有所加强。“道义经济”的提法就是这种印象较为晚近的一个学术表达：它强调农民的共同体认同，强调“再分配机制”“庇护关系”等“生存伦理”（Scott，1976）。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汪家村，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支持“道义经济”说的证据，譬如，与现代都市人相比，汪家村人对邻居或者亲属会有更高的道德期望和要求，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帮忙”和危机关口的紧急援助。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乡村一样，流行于汪家村的很多“习俗”，其核心都是强调穷人的生存权利，同时是对富人履行义务的要求。

我们所描绘的20世纪30年代的汪家村，是一幅正在衰败中的中国乡村图画，由于受访人年龄段的限制，我们的访问无法提供足够多的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资料，但是，从村民回忆的一鳞半爪中，从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乡村社会，带有更强的“道义经济”色彩。[2]普遍贫困、动荡的社会环境，是造成“道义经济”色彩削弱的部分原因，但即便是衰败之前的农村，那个“道义经济”色彩比较浓厚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体责任观，即个体的命运、个体的幸福，只是个体的事情，其他人没有从中受惠的权利，也没有从旁襄助的义务。这里的“个体”，是相对于村庄等共同体而言，它不是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个人，而是家庭。在这一点上，我同意秦晖的说法，“中国缺少西欧、俄罗斯、印度、爪哇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农村中的那种村社传统。传统中国的村落除了某些象征性功能（如秋神报赛、村祭社戏、土地祠等）外，制度性的共同体功能极为欠缺”。

通常，人们总认为“理性小农”和“道义经济”是对立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虚假的对立。深入农民经济实践内部（正如Scott已经成功地做的那样），就会发现，道义与理性并不矛盾，看似违逆理性的道义实际上正是以理性为基础的。Scott（1976）自己也指出，“安全第一”原则是根植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生态的实际要求。对于始终处于生存边缘的农民来说，“道义”恰恰是理性的一种表达方式。正如摩尔（Barrington Moore）指出的，“这种（在共同体内共同分担风险的）经验提供了培育农民的习俗和道德标准的温床”（摩尔，2013）。

我以为，有实质意义的对立是“道义经济”与个体责任的对立。一些学者在谈论中国乡村的时候，援引“道义经济”这个概念，很容易给人造成农民缺乏个体责任的错觉。汪家村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民尽管生活在道义的世界里，但是占据其内核的是个体责任观。他们没有强烈的共同体认同，不承担对于群体的过多的义务，同时，也不期望享受群体对于自己过多的责任。这种个体责任观的强烈程度，可以从汪家村人对高利贷的态度看出来。20世纪30年代，村庄内部的高利贷是一件很通行的事情，汪元海靠放贷起家，汪大先生卸去公职后也放高利贷。高利贷这种通常被认为很不道德的行为，却并没有引起村民太多的义愤，一方面固然是生活压力使然，另一方面也与农民强烈的个体责任观有关系：他人对自己的不幸没有必须要帮助的义务。

在传统时代的中国乡村，“道义经济”与个体责任之间可能的对立，因为二者分居于不同层次而没有凸显出来；相反，体现“道义经济”之生存伦理的一些习俗，使得个体责任观支配下的农民世界增加了道德性和合法性。

4.命运观

农民的个体责任观，指的是他人对自己没有过多的义务，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切都由自己操控。儒家哲学说“尽人事，听天命”，在农民文化中，命运观也非常盛行。尽管“命”“运”经常连用，以解释神秘的、难以把握的遭逢际会，但实际上它们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观念，相当于英语词汇中的“fate”和“fortune”。

勒华拉杜里（2007：185）指出，命运观念是缺乏经济增长和人们没有选择的社会中一种“古老而正常的农民思想”。对于为生计苦苦挣扎的农民来说，成功似乎不单单是人的努力就能取得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在无数的场合，在人力穷尽的情况下不得不祈求超自然力（Yang，1959：192）。“命”的观念让人们接受既有的结果，接受他人成功和自己失败的结果，“命里八尺，不求一丈”“认命”这些在农民中非常流行的口头语，发挥的都是这种作用。但是，它并不导致绝对的消极被动和绝望。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朦胧、模糊的期盼在激励着农民，那是“运”的力量。当穷困的农民说自己“不走运”的时候，他的潜台词是，有朝一日“时来运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百年田地转三家”，表达的都是这种命运逆转导致的结果变化。这种动辄以一代为周期的贫富转换，可能无法安慰现代人的心灵，但是对于那些不是太在意自身存在和发展，更多以完成从前辈到后辈自然传递为人生价值目标的传统农民来说，则有相当大的安抚作用。

命运观念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渗透于赌钱这一现象当中。按照汪元强的说法，“生活能过的不赌”，这当然有些绝对性——很多家产殷实的人家都是因为赌钱而破败，譬如，汪大先生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赌钱败家的典型。不过一般而言，正处于从贫穷向富裕上升通道的家庭，很少有赌钱的，败家子大多是在已经有了一个可以“败”的家产的情况下出现的。当李义厚从破旧的棉袄里摸出一两文铜钱，满脸通红地为选择“单数”还是“双数”烦恼的时候，贫穷和赌钱这两个表面上不相容的现象就这样作为一个社会事实呈现在我们眼前。从经济角度看，赌钱当然不是造成他们贫穷的原因，也不大可能改变他们的贫穷。在我看来，贫穷的人喜好赌博，更大程度上是对“命运”的一种服膺。在土地和资源都极其有限的乡村社区，靠勤和俭通向富裕之路实在是太过遥远（Foster，1965；Fei and Chang，1945）。贫而赌，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认命”的表现，而赌钱中难以把握的输赢，则从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朦胧模糊的期盼，一种有朝一日“时来运转”的可能性。

5.等级与平均主义

“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的这句话经常被当作中国文化之平均主义性格的重要证据。尽管我们可以对它做不同的解释，如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均”的独特理解那样（“谓各得其分”），但即便我们接受“均”为“平均”，也不能顺理成章地得出中国农民追求平均主义的结论。如果我们关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现实，就会发现，即便平均主义在文化中有一席之地，在现实中却很难找到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中国乡村始终缺乏类似俄国米尔村社那样的周期性平均分配土地的制度，也没有如中南美洲农村中那些盛行的财富平均化的社会习俗[3]。

对汪家村人来说，周围的世界永远是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祖先余荫、个人努力、命运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决定了每个人在这一等级结构中的具体位置。这一等级结构受国家制度维护，在农民那里同样具有合法性。汪家村人不会拿自己和汪大先生去比较，那是一个他们不可企及的世界，太过陌生和遥远。他们不会去嫉妒汪大先生，因为嫉妒这种情感，只有在自认为相似的人之间才会产生。他们背地里有时也会嘲笑汪大先生是“绝户”，但那不过是一种寻求平衡的自我安慰罢了。与汪大先生相比，汪治农的生活离他们更为切近，但是那只是他们可以想象的一个生活目标，而不是现实中攀比的对象。相对而言，汪来富的发家倒是他们要花一番功夫才可以接受的事实。这个一无所有的来自逃难家庭的孩子，转眼间就住上了瓦屋，拥有了全套的农具，而这一切，不过是靠出卖给人做儿子得来的。汪家村的不少人家，如章利元家、方家、魏家，祖上都和汪来富一样从江北逃难而来，却没有一家有汪来富过得好，这种反差，他们只有归结于“命运”了。

Scott揭示的农民的“生存权利”，是农民在最低生活水平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借以反抗的一套习俗和道德基础。从现象上看，农民维护“生存权利”的很多行为似乎构成了对等级制结构的挑战，譬如，新中国成立前农村的“吃大户”，饥民集体拥至富户家，同吃同住，看似一种挑战等级制结构的平均主义，但是，正如Scott指出的，“在这一意义上的乡村平等主义是保守的而不是激进的；它要求一切人都有住所、都能生存，而不是一切人完全平等”（Scott，1976：51）。在今天的日常用语中，“吃大户”与“红眼病”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吃大户”现象更多地如字面显示的那样，仅仅是“吃”：饥民们涌至大户家，为的是解决肚子问题。Bianco的研究表明，在饥荒时期，真正的饥民暴动非常少见，更经常的反应是“报荒”“闹荒”“借粮度荒” “吃大户”“坐吃大户”“吃公饭”等（Bianco，2001：145-165）。在Bianco所引的一个“饥民骚动”的例子中，农民维护生存权利行为的保守性体现得非常明显。1934年，四川南部发生饥荒，灾民成立了一个组织，在告民书中这样说：“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穷人聚拢一起，成立这样一个协会，我们将去富人家吃饭，我们会向他们讨要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但是我们绝不会拿他们的衣服和其他财产，因为我们不是强盗。”（Bianco，2001：152）“吃大户”这一现象，看似对现有的财产体系构成威胁，但是它和马克思的“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有很大的分别。用比较正式的学术术语表达，“吃大户”是基于生理需要的索要权，是一种“生存伦理”。生存伦理不会对现实社会经济秩序的根本原则构成挑战，它致力捍卫的是穷人在这一秩序中生存的权利。“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则不然，它坚持劳动和财产之间的直接联系，却否认财产创造财产的合法性。

杜赞奇（1994）用“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来说明被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为权力行使所提供的合法性作用。受此启发，我们可以将上文揭示的农民的文化图像称作“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它是那些有助于农民接受现存社会分化机制及其结果，认同其合法性的重要文化因素。界限分明的财产观念、清晰的个体责任观、明确的等级意识加上“命运观”，构成了支撑革命前乡村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它们以象征和规范的形式，为每天都在上演的社会分化提供了合法性作用。

不过，在乡村社会和农民文化中，还存在与主流文化价值不协调甚至对立的文化成分。如果将上文描述的“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看作“阳”的一面的话，它们就是所谓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中“阴”的一面（Eastman，1988：217-239）。譬如，在很多民间故事、唱本、谚语中，都能不费力地找到那些嘲弄、挑战既有社会分层秩序，体现平均化理想的英雄人物或者恶作剧者（《水浒传》《济公传》）。鉴于本书以社会分化作为考察重点，我将它称作“农民平均主义”。毫无疑问，农民平均主义体现了对主流文化价值，尤其是通行的等级秩序、财产观念隐蔽的或公开的抗议（Scott，1976）。

在汪家村，根据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别，尤其是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可以辨认出两类人群。第一类人，如汪治农、汪元海、汪来富、熊开福等家庭，他们独立地耕种大小不等的土地，从土地中“讨生活”，是“粘附于土地上的人”。第二类人，如李义厚、兰瓜头、林老六、杜金台等，他们或者不种地，靠打鱼、砍柴维生，或者虽然种地，但是靠当长工和打短工获取“劳动工资”，姑且将他们称作“漂浮于土地上的人”。农民平均主义，更多地体现在“漂浮于土地上的人”身上。他们在住房、家具、衣服、用具等方面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少有可以称作为“财产”的东西。在《蒙塔尤》一书中，勒华拉杜里考察了“牧羊人的心态”，那是一套在不同于定居农民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汪家村当然没有“牧羊人”，但是却可以在“漂浮于土地上的人”那里发现类似的“牧羊人心态”。譬如林老六，虽然财产对于他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但是他可以经常性地接触到钱财（三天两头地打鱼出卖），今日有、明日无，钱财来来去去，而不是向一个方向积累。这种感觉在林老六那里，一定要比在汪元海和汪来富这样的人那里强烈得多。也正因为此，他可以将钱财看得更淡，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甚至表现得比那些“富人”更超脱：有钱就花，没钱再挣。“搞些东西，吃毫喝毫”是他的生活。再譬如光棍汉兰瓜头，村民形容他的生活是“扁担头子挂小锅，扁担歇小锅停”，既指他从砍柴为生计来源，也指他居无定所的生活和散漫疏懒的性格。我相信，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在与外界接触的时候，无论是对于可能到来的机会，还是其伴随的风险，都抱有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

在财产界限方面，“漂浮于土地上的人”更容易发展出一种“你我不分家”的态度，他们更愿意与朋友共同分享自己少得可怜的东西。表现在人际交往中，往往表现为一种“五湖四海”的江湖习气。

不过，如果我们将农民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考虑，以上这种体现平均主义倾向的文化成分，顶多是主旋律的配合旋律，它们实际上起的作用，是像安慰剂一样巩固现实的主流秩序，或者说是一种“象征性的隐退”（Scott，1976）。由于传统农民文化是我们从文化角度考察革命所导致的变迁的基准点，夸大平均主义在农民文化中的地位，必然阻碍我们对这一变迁过程的正确认识。当然，将农民平均主义定位在边缘地带，并不是要抹杀它可能具有的潜在爆炸力：农民平均主义具有对抗社会分化、挑战既有社会分化秩序的潜力。在财产观念上具有“五湖四海”这种江湖倾向的人，对个体责任观的认同也会比较弱，正如后来的革命的实际进程中展现的那样：它提供了替代的文化视角。

[1] 农民通常用“虚岁”计算年龄，即人从娘胎一落地算一岁，过完农历年算两岁。这样，他们的实际年龄，要比“虚岁”小一到两岁。下文中，当需要推算年份的时候，我根据现代人计算年龄的方式做了适当调整。

[2] 不过，与雷得菲尔德描述的中美洲（Redfield，1930），斯科特描述的东南亚（Scott，1976），以及福斯特描述的一般的农民社会（Foster，1965）相比，中国农村的“道义经济”色彩则要淡得多。

[3] 其实，中南美洲的乡村社会，是否具备Redfield所描述的“同质性和无阶级性”（Redfield and Alfonso Villa Rojas.1934；Redfield 1950），也值得重新考虑。Victor Goldkind重新分析了Redfield的材料，发现在被Redfield视为“小民俗社会”（Folk Society）“原型”的Chan Kom地区，存在明显的分层现象（Goldkind，1965）。

第四章 通向集体之路

一 解放

1949年4月22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9兵团27军进驻汪家村所在县城。如果将参加新四军也当作解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汪家村可以说早就卷入这场事业中。前面我们提到过，方富贵和汪亨平曾经参加过新四军，不过，对于这两个青年人来说，抗日激发的民族主义以及以推翻封建统治为目的的革命意识形态都过于陌生。他们参军的原因再简单不过：方富贵是为了吃饭、军饷和“威风”；汪亨平家境不错，当兵与他好玩、待不住的性格有关系。

在这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逼近的时候，汪家村人并不了解它会是什么。汪齐福回忆，“我们种田的人，管你哪个当皇帝，照样种我们的田，完税交粮。对共产党，当时我们也不清楚是做什么的，多多少少了解一点，共产党是帮助穷人对付富人的”。汪家村地处江南，属于共产党基础最薄弱的地区，汪齐福对于共产党的这种朴素认识，应该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江南普通农民的看法。

不过，汪家村人很快就会体会到变化。让我们跟随熊开福回到那个年代：

解放那年我25岁。我们知道共产党不抓壮丁，就放心了，在家里搞生产。解放第六天，我正在田里种毛芋，有人喊开会，说是在大屋基开群众大会。“咦？开会呀？今天怎么喊我们开会呢？”这可是个新鲜事，我当时心里嘀咕。当时，很多人不敢去，我们年轻人胆子大一些，心想去听听会总没有什么。在会上，就有人问我弟兄几个，记在本子上，我担心是要我当兵，不过既然来了，就不怕。会开完了，曹乡长让我出来工作。我既不讲干，又不讲不干，心想干这个有什么用啊？还有些不敢。小有子对我讲：“你们跟他们干啊？到那一天不得了啊！”我就讲，“妈的！有什么不得了？你看那山上打游击的，不都是干吗？不都是老百姓吗？管他妈的，反正我弟兄5个，已经抓了一次壮丁，要是不好，我就跟他们一阵走”。

老百姓可以参加会议，这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是农村政治即将发生巨变的一个征兆。这次会后，熊开福被任命为汪家村所在的官塘保的民兵连长。对此，熊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我识字，家里苦，兄弟又多”。其他村民则强调熊的性格，“在他弟兄几个当中，他是最调皮大胆的一个，做事情泼辣得很”。当上连长之后的熊开福“整天别个盒子枪，带着民兵巡逻站岗，看戏坐头排，威风得很”（汪艾成访谈）。到了后来，熊开福和妇女睡觉，让手下的民兵站岗，工作队知道之后将其撤职。

就是在这个会上，方富贵，这个与解放事业多少有一丝关联的前新四军战士被抓了起来。熊开福回忆，“一到会场，发现抓了方富贵，我当时就奇怪，怎么抓他呢？！共产党不是搞有钱的人吗？他又不是地主，又不是有钱人，怎么搞他呢？后来开会，曹乡长讲，‘他们呀！你们晓得他们做什么的？冒充我们新四军，坏我们的名誉，他们搞肥皂做大印，豆腐干做私章’。原来方富贵过去冒充新四军绑票，怪不得抓起来了”。

逮捕方富贵，最高兴的人要数汪元海了，总算有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望着粮仓里的稻，汪元海有时也会担心，就在解放军进驻前几天，他还在放债。在工作队召开的会议上，他听到了“剥削”那个让他不安的字眼，这些天，好几个来借稻的村邻，都被他回绝：自己也周转不开，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吧！不过，想到自己佃种的也是地主的地，汪元海多少有些安慰。这个时候的汪元海，怎么也想不到存有20多担稻子的粮仓，转眼就会空空荡荡。

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新中国成立不多久，上面就下来了通知，今年的地租不用交，但要交公粮，各户按照耕种的田亩分摊。熊开福回忆：

解放那年上半年，粮食特别紧张，很多人家都没有吃的，公粮任务下来的时候，新稻还没有收，要交齐公粮任务就有困难。农会开会的时候，记不清是谁先说：“我们没吃的，还有人在放债！”其他人就鼓噪，说就去挑汪元海的稻。也有人不敢，怕是犯法的事情。林老六那时候是农会副主任，他讲，“反正是交公粮，又不是我们私人的，去挑，就说是借”。他这样一讲，大家就回去拿扁担箩筐。我组织了几个民兵一起去，汪元海一看这么多人来，当时就吓坏了，屁都不敢放一个就把稻挑了。

当我和汪艾成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感叹道：“元海这个人，也怪他自己，太刻薄。其实他呢，人也可怜，省吃俭用几十年，日子过得也不比别人好，一门心思想发财，结果没有发财，还破产了。”

方富贵被抓，对汪治农来说也是一个好的秩序信号。“方麻子那个人，年纪轻轻，能说会道，一贯就是不好好干活，不走正道。他和地方上的人串通，上面不抓他，一般人也不敢得罪他。想不到共产党一来就把他抓了！”对于自己，汪治农并不担心：“我们过去一贯种田，不依靠别人，也从来没有欺压别人。共产党来了，我们也不怎么害怕，我们不指望出头露面，还能不让我们种田？”过不多久，乡干部找上门，动员汪治农出来做村“财粮员”“参加革命工作”，因为他是当时少数有文化的人。喜欢清静的汪治农虽然不愿意，但工作队多次上门，只好勉强答应。一个月下来，汪觉得很不舒服，白天到处跑，晚上熬夜开会，辛苦且不说，家里的田也顾不上种。最关键的是，汪治农觉得不自由，“我年轻时就不参加任何党派和团体，就想做个无拘无束的人。这下可好，区财粮员在我面前说话，像个领导一样！我最受不了那种态度”。汪治农决心辞职。当时，土改工作已经开始，汪治农唯一担心的就是成分。他找来有关的土改宣传材料，左右对照，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达不到“地主”标准，顶多评个“富农”，照样种自己的地、读自己的书，好过在这里受罪，于是坚决回家。

以打鱼为生的林老六，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会成为汪家村“最红的人”。章利元是这样评论他的，“他苦，什么都没有，工作组一来，他什么条件都符合。他这个人，又喜欢到处跑，工作组就把他家当成一个小据点似的”。林老六的妻子2001年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已经82岁，她这样回忆：“老头子大我一宿（12岁），他那个人，一贯是那个性格，好玩、欢喜热闹、欢喜开玩笑。他什么人都能搭上（谈话、交流的意思），老人小孩，不管是什么人他都能搭上。我还记得，工作组的头是芜湖分区组织部的范主任，他对地方的情况不熟悉，一来就把我们家老头子抓住，前前后后跟在他后面跑。”1949年底，林老六被发展入党，成为汪家村最早的党员，并当上村农会副主任。“地位”变化特别明显的还有兰瓜头。“一个光棍汉，东晃西晃，解放以前，从来没有人正眼看他；一解放，他成了工作组最信任的人，什么情况都找他了解。”（汪艾成访谈）

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变化对魏光明来说，最显眼的就是结婚。在汪家村一带的农村，大多数男人都是在20岁以前结婚，一过这条线，父母就该四处张罗为儿子找媳妇了。前面说过，魏光明干活怕累，喜欢东游西逛，一般人家都不愿意将女儿许配给他。新中国成立那年，魏27岁，眼看着是要打一辈子光棍的人了。新中国成立，魏就成为民兵连的一名积极分子。回忆当年的情景，魏仍然难掩得意之情：“你现在说当民兵，可能没有什么，那时候可威风了。我们背着枪，巡逻站岗、抓特务、开会，一天到晚跑得不歇。没有一分钱工资，就是到哪里都有吃喝，别人见到你也客客气气的。”1950年，28岁的魏光明结婚。从过去一个大家都看不上眼的“混混”，到出头露面、别人见到都“客客气气”的“积极分子”，这种地位上的变化，恐怕是魏光明能够在28岁结婚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熊开福、林老六和魏光明身上，我们都看见“喜欢到处跑”的特点。老一辈的村民说得更绝对：“那时候当干部一门都不需要，只要愿意跑就能当。”而喜欢或者追求小业主生活的人，即便当干部的机会摆在眼前，也往往失去或者主动拒绝机会。汪治农辞去“财粮员”职务已如上述，章利元同样如此，由于在药店里做过多年学徒，能写会算，县里本来想抽调他进工作队，章考虑到种地不再有地租，就回到了村里。

二 土地改革

汪家村的土地改革开始于1950年冬季，由上级下派的一个工作队领导进行。汪齐福回忆，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这样说”。正是在这样的会上，汪家村人第一次接触到“阶级”“剥削”这些概念。当时的民兵连长熊开福回忆：

我们这个地方，普遍是租地主的田种。那个时候有个说法，“头上顶的、脚下踩的，都是东家的”。住东家的房，种东家的田，到了八月（农历）送租稻，要是没有特殊情况，租稻不用东家来催就交上去了。那时候租地主的田，要托人找关系，能够搞到就很不错了。工作队一来，就给我们开会，算剥削账，讲道理。有一次，在祠堂里开会，工作队那个北方老侉问我们：“凭什么地主吃干饭，你们吃稀饭，还要讨饭？凭什么你们整天辛辛苦苦干活，地主在家里享清福？”农民没有文化，都不会讲，半天没有人搭腔。最后还是兰瓜头起来说，“别人的事情我不知道，就说我自己吧！我这个人，身子重（不勤劳的意思）又不会干什么活，就靠卖个苦力吃饭。走到哪里人家都看不起，日子过得苦，怪不了别人，怪自己没有用呗！谁不想吃干饭？不干活多快活？谁都想过这种日子，想有什么用？一个人一个命，我听老年人讲，过得好的人家祖坟上长草”。接下来，工作队就批评这种迷信思想，给我们讲人都是爹娘生养、没有谁高谁低的道理。工作队还用兰瓜头做例子，说：“兰瓜头你过得差，不是命苦，也不是你不中用，就是因为你生活在剥削人的旧社会里。穷不丢脸，靠剥削别人发财才可耻。在新社会里，没有人会看不起穷人。共产党就是要让兰瓜头你这样的穷人翻身。”开完会后，大家都开兰瓜头的玩笑，说工作队帮他提高了名誉。工作队讲的话我们当时听起来觉得新鲜，也不全懂，就知道这下地主没有好日子过了。

当时，没有人能够准确预见就要进行的阶级成分划分将给他们今后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但是“共产党是帮助穷人对付富人的”这样一个朴素的认识告诉他们，成分越低越好。整个汪家村，除了汪治农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之外，其他种地的都是佃农。“剥削”佃农的地主不在身边，汪家村也就不可能展开像《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纪实小说中描述的佃农和地主的激烈斗争。相反，划分成分的过程，更多地成为阶级兄弟之间的相互比拼。

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一年，汪元强12岁，爸爸、妈妈、大哥、大嫂加上二哥和妹妹，一共7口人，耕种14亩田，生活非常艰苦。几年前，他们住的小草屋倒塌，经过汪氏族人的同意，搬到破败不堪的祠堂里住。1948年这一年，大哥大嫂一起去邻近村子的一个地主家帮工，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当时，粮食紧缺，粮贵牛贱，汪家用180斤米买了一头半大的牛。汪元强的大嫂回忆：“评成分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家是中农。我们家老公公说我们连地方都没有的住，怎么是中农呢？他们说我们家有牛。那时候村上牛少，一共就七八条牛。我们家老公公人老实，说又说不过他们，又不当干部，只好是中农了！回来就晓得哭。但也只能在家里生闷气，要是早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何必辛辛苦苦出外做工，攒钱买牛呢？”

曹天贵家的情况有些类似。曹天贵兄弟四人，20世纪40年代受尽抓壮丁之苦，为了躲避，老大曹天龙长年在外面做长工，老二也经常不在家。家里的十几亩田，有时候还得请帮工种。后来，老二干脆到县里当兵，家里才安稳起来，最终买了一头牛。评成分的时候，曹家也是因此被定为“下中农”。曹天贵回忆这段往事，感慨地说：“要按照土改的标准，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可是不行啊！下面还有那些有早上没有晚上的人家啊！他们拱你，你说你苦，他比你还苦！”

自认为自己绝对达不到“地主”标准的汪治农，最后被评为地主。对此，所有接受我访问的老人都为他叫屈。汪治农有二十几亩土地，父亲不种田，小时候请长工种。汪治农自16岁（1931年）开始，就辞退长工自己种田，只在农忙时节请短工。汪治农家从来没有放过高利贷，不存在土改标准中的“剥削”行为。如果严格按照土改政策，汪家是典型的“中农”。在一个普遍贫困的村庄，汪治农被评为“富农”成分，这原在汪治农本人的意料之中。但是汪治农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土地改革复查（土整）的时候，又将他的成分从“富农”拔高为“地主”。其中原因众说纷纭，一个比较一致的版本是：由于他不愿当村“财粮员”，工作队和乡政府对他都很有成见，工作队觉得这种人，戴个帽子要老实一些，不然不好管。另一种说法是：汪治农的叔叔在县城做事，了解政策，解放前夕，他将一些土地转让给汪治农。但是，汪治农的儿子和媳妇则不这样看：“他一门没有，还搞个地主！亏不亏？怪不了工作组，也怪不了他叔爷，最主要的还是村里的人搞的。就是林老六、熊吉和他们坏，在背后捣，不然怎么会评完成分还‘调整’？”这一说法我在我的房东，汪艾成那里得到了证实，他告诉我：“那时候林老六没有屋住，一家人就蹲在章利义的灰笼屋里。一解放，林老六当农会副主任，那时候汪治农的屋多，评成分的时候，他就想搞汪治农的屋住，一开始没有搞上，只评了个富农，富农的财产不能动。末了第二年土改，林老六当干部，整天就在工作队里鼓捣，熊吉和那时候也积极配合他。”

汪治农被评为地主后，只留给他一家北边的三间厢房和中间一间住，南边的三间分给了林老六，中间另外三间分给方德昌（林老六的儿女亲家）。除此之外，农具和当年汪治农妻子的陪嫁家具也分给了一些贫雇农。1994年我访问汪治农本人时候，他特别强调一点：“那年没有分到我的牛，因为解放前几年我就不养牛了，专门找人放牛不划算，我一般在耕田前买牛，用过后又卖掉，土改时我正好卖掉了牛。这下他们没有搞到。”我能够从他的语气中，体会出那种历经剥夺、遭受不公之后的一丝丝得意。

不过，同样是地主，汪治农的待遇要比附近的几个地主好得多。高塘叶村的孔祥寿，这个当年以亲手抓壮丁而闻名的保长，虽然没有任何土地，但被评为恶霸地主，原来住的房子全部没收分给贫雇农，只让他住以前的牛屋；大屋基村的刘四平，同样凶蛮的一个保长，家产早就破败，土改时也被评为破产地主，和孔祥寿一样被捆上台批斗。汪治农与村民交往不多，但是他也没有得罪什么人，所以村民并不恨他。土改期间，他虽被批斗，但是没有被捆绑过。

汪元海雇请三个长工，佃耕云谷堂40多亩田，还放高利贷，以他的经济实力，应该能够买少量土地，但是汪家村毗邻县城，地主收租便利，都不愿意卖地。这样，直到新中国成立，汪元海仍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土地。由于人缘不好，评成分的时候受些委屈在所难免，对此，汪元海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和村邻闲聊的时候，他经常会问：“我这个情况，不知道是评中农，还是富农？”没有土地的汪元海，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被评为“地主”。熊吉和（熊开福弟）对那场决定汪元海命运的辩论印象深刻：

有一次在祠堂里开会，兰瓜头当面抵汪元海，说他就是地主，元海不大会说话，憋半天才回一句，“我又没有田，哪里达得上地主呢”，兰瓜头一个光棍汉，说话嗓门特别大，他也不怕得罪人，指着汪元海的鼻子喊：“我们吃什么？你吃什么？我们有上顿没下顿，你家里存那么多稻，你不是地主，我们村就没有地主了！你雇长工、放稻，靠剥削发财。你就是地主。”搞得元海没有办法想，一个劲地在那里叹气。元海的哥哥元江是个比较会讲话的人，他《三国》《水浒》之类的故事懂得不少，看到元海可怜的样子，就帮着讲话：“元海放稻，是有亏待乡亲们的地方。现在，稻子也都挑走了，他也什么都没有了，还怎么评地主？兰瓜头，你说自己有上顿没下顿，那是事实，可是大家都知道你是扁担头子挂小锅，走哪歇哪，你问问自己有没有好好干呢？你就看到元海家里稻多，他那么辛苦你有没有看到呢？”元江的人缘好，他这么一说，大家想想元海一辈子也是苦命，搞来搞去，最后还是没有搞到自己头上，就有为元海可怜的。兰瓜头急了，转过来和元江吵：“我扁担头子挂小锅怎么了？还不是被万恶的旧社会逼的？！元海辛苦，那是他自找的，他是想发财想疯了。”当时是冬天，兰瓜头穿个破棉袄，他揪着露出来的旧棉絮，指着元江和元海说：“你看看你们穿什么，我穿什么，凭什么你们暖暖和和地坐在这里，我就要挨冻？这个成分还不是明摆着吗？”

这当然不是一场普通的辩论说理会，争辩双方都明白划成分背后关联的利益获取和剥夺，然而双方都不会将利益摆上台面，这样的争辩本来难有结局，但是在革命和土改运动的大形势下，双方力量众寡悬殊，汪元海的命运早已注定。熊吉和接着回忆：

方齐福为汪元江家放了好几年牛，新中国成立时他在我二哥（熊开福）手下做民兵，积极得很。据他讲，汪元海家有洋钱和金货。我那时候也是积极分子，在那个辩论会上就和林老六一起帮兰瓜头说话，心里想，定他个地主就可以分洋钱了。林老六不识字，但是他做农会干部，懂一些政策，他就站起来讲：“是不是地主，不是你弟兄两个自己说了算的，有的地主有田，有的没有，关键看剥削。”林老六这样一说，汪元江不敢再帮弟弟讲话。汪家人多，都是汪元海的远房，但是其他人都没有出来帮汪元海讲话，一是怪汪元海平时为人不好，大家看笑话；二是也有人想说不定可以从中捞一点东西。

汪元海的大儿子刚解放就参军，大儿媳当时是土改工作队的一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也不敢为公公说话。最后，按照群众的意见，汪元海被划为地主。不过，汪元海家的存粮早些时候已经被挑光，也没有多余的房子，里里外外搜查也没有发现洋钱和金货，只有一些农具和家具拿出来分给大家。第二年土改复查，汪元海的大儿媳仍是工作队成员，她私下发挥作用，将汪元海的成分调整为“大佃农”，相当于“富农”。

民兵连长熊开福的情况有些特殊。前面说过，熊开福对自家生活的评价是“粗布衣服茶饭饱”，加上有牛和农具，“中农”成分是不可避免的。熊家是个大家庭，十多口人在一起吃饭，但是熊的有利条件是，他的小家庭在解放以前就没有和母亲兄弟住在一起，利用这一点，熊提出自己的成分和母亲兄弟一家不能一起划。熊的要求得到工作组的支持，最后他的小家庭被评为“贫农”，母亲兄弟家则被评为“中农”。不过，这只是政治上的分家，在经济和生活上，熊开福和母亲兄弟大家庭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58年。

之后，熊家的熊老四一家，也因为农具耕牛齐全，和汪来富、汪元江等家境较好的家庭一起被评为“中农”。不过，在评定汪来富成分的时候有过不小的周折。来富为人忠厚、乐于助人，和村民关系很好，但是，他和汪大先生的兄弟关系，成为划分成分中一个不利的因素。魏光明回忆：

那时候汪来富一家住瓦房，过得好，林老六没有地方住，在别人家后面接一个小棚，就打汪来富的主意。开始土改的时候，他好几次来找我，说汪来富的大哥是国民党的官，汪来富接受了大哥的财产，就是接受了国民党的财产，成分应该定得高一些。我告诉他，这肯定行不通，来富大哥做国民党的官，和来富没有关系，这一点大家都清清楚楚。房子财产，那是兄弟之间的事情，而且过去好多年了。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搞来富亏良心。林老六也去熊开福那里活动，好像熊也不怎么支持他。这样，林老六就没有敢在开会的时候公开提这事。

不能在成分上拔高汪来富，林老六又想向汪来富“借房”，并且放出了风声。汪艾成（汪来富子）的儿子回忆，“当时其他的村邻看不惯林老六的做法，就帮我爷爷出主意。我奶奶有一个远房叔叔曹老头子，以前在黄山抬轿子，年纪大了以后，在戴塘（同属南陵县，距汪家村大约6里地）开茶馆。村邻让我爷爷将他接过来，让两间房给他住。晚辈照顾一个做长辈的孤老头子，谁都说不出话来，林老六再想来‘借’，更没有理由了”。

林老六、李义厚、魏光明、章利元、汪金业、方齐福、兰瓜头、杜金台等家庭（人），被评为“贫农”和“雇农”。

在缺乏“土地”这一最为重要的划分依据的情况下，汪家村人主要根据各家的生活水平去划分阶级成分，这本来是一种很自然的变通办法。问题在于，阶级成分接下来又成为分配（或者屏蔽）资源和机会的一项重要标准，可以想见这一过程对农民传统观念造成的巨大冲击。汪艾成向我一一数落那些好成分的人：

那些划成贫农和雇农的，一些确实是老好可怜人。像魏光明家，他爸爸身体不好；李义厚家，生了五个女儿；章利元爸爸家，只种了几亩地。还有一些人呢，就说不上来了。像林老六，他是苦，比哪个都苦，家里门门都没有，但是他也不种地啊！他搞个鱼，糊个吃喝，还是快活的交易。再比如兰瓜头，他一个人，搞到吃的就混几天，没有吃的了又去搞。那个杜金台呢，和他一样，比他还懒，是个有早上就不考虑晚上的人。就说那可怜人家吧，也有不干的，像魏光明，他本人身体好得很，父亲是有病，不过干总比不干好，他就是不干。

划分完阶级成分之后，就进入土地改革的实质性阶段：分配土地。汪家村的做法是将所有的田亩汇总，按照人头平均分配，算下来每个人2.1亩。过去佃种田亩超过标准的，就退出相应的数量，不足的，则补齐。尽管有这样的转换，但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汪家村的土改，是土地所有权从城市地主向乡村耕作者的一次转移。在这个意义上，除了汪治农，所有人都是赢家，即便如汪元海这样的“首富”，虽然过去耕种很多土地，但是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现在，所有的人都以这种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方式，拿到了“土地证”，说它是一个“奇迹”，并不为过。也正因为这一点，新中国和共产党在广大农民中间获得了巨大的威信。每当谈到土改，汪艾成总会提起他的大儿子汪进田：

搞土改的时候我们家五口人：我们夫妻俩，我爸爸妈妈，加上妹妹。那个时候我老婆已经快要生了，村里人早就和我开玩笑，说要是争气就早点生出来。按照二亩一的标准算，我们五口人要往外出一点点田（指佃种的田）。那天晚上正在开会，商量我第二天出哪块田的事情，结果我老婆生了。这样，我们就不用出田，反而可以进一点田。“进田”，就是这样的一个来历。

比较而言，在土改中受益最多的当然是贫苦农民，尤其是贫雇农。土改以前，汪家村的贫雇农或者只有小块的出租土地，或者没有任何土地，现在，通过土改，他们获得了和其他人一样多的土地。

在《张庄》一书中，韩丁这样描述新分配的土地对于贫苦农民的意义：

人们不但有了土地，而且也有了其他生产资料。……这种转变对于少地和无地农民的思想和信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多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们睡在自己的房屋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撒着自己的种籽，盼望着自己的收成。（韩丁，1980：176）

土地改革对贫苦农民生活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从全国范围看，将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进行对比，农村人口中最穷的20%人群的平均收入增长了90%（以实物衡量），次穷的40%人群增长了15%。（Perkins，1980）虽然贫雇农生活和中农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相比于解放前，差距已经大大缩小。

在汪家村，土地改革对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激发作用，同样是明显的。汪元强家的情况可以作为例证。他回忆，“刚解放那几年日子好过。每亩田只要交六七十斤公粮，过去给地主一亩要交150～170斤，这样一亩就少了100斤。我父亲经常对我们讲，这样干个几年，就什么都有了。我那时候十四五岁，和大哥、二哥一样天天下田，人干得很有劲。结果一年下来，犁耙水车这样一些农具我们都置办齐了”。新分配的土地，为农民提供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同时也带去了“发家致富”、过好日子的希望。正是这种希望，促使章利元的父亲在土改前夕逼迫儿子回家种田。“我16岁出来当药店学徒，好不容易干了八年，才成为‘先生’，工资和地位都高了。父亲这个时候来信，让我回去。我自然不愿意，父亲就讲，现在这样种田，又自在又实惠，比什么都强。我没有办法，只好回来了。”章利元回到村子后，本来还有被县里抽掉到工作队的机会，但是独立种田的诱惑实在太大，他于是放弃了这个“吃国家粮”的机会。

新分配的土地，对于汪来富、熊开福这样过去就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生产条件较好的家庭，心理上的激励作用和实际上的促进作用同样明显。汪艾成回忆，“我们过去种庄房田，地主也不能随便收回去，可是那毕竟不是自己的田，土改变成了自己的田，少交一些粮食，负担上要轻一些，最重要的是心里觉得踏实”。

有了土地，汪家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熊开福回忆，“刚解放那几年，是最好的几年。粮食有得吃，到下半年手上还能有一把票子（钱）。结婚的多了，红白喜事也办得热闹起来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国革命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土地改革，反倒成为恢复农民家庭经济的一种努力。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村民，新分配的土地并不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汪元强回忆：

要是懒人的话，你给他地，他也搞不好。那个杜金台，一贯懒，分到田以后，他也不怎么种。一个是懒，再有他也没有农具和本钱，种了也收不到什么稻。他转了一些田给别人种，每年给他几担稻。他还把靠近我家的一亩田卖给我，那时候田不好卖，价钱便宜得很，大概三四担稻，我记得我们第一年种就收了五六担稻。

兰瓜头是光棍汉，一个人分到两个人的田（预留结婚的空间），其中一块是村口小路旁边的三亩田，“经常是草长得比稻子好，大家来来往往都能看到，就叫它‘兰瓜头三亩’，到现在还这样叫那块田”，“那些过去打长工的，就会做呆活，东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把田分给他，他不知道怎么安排，收成也不好。李义厚就是这样的”。还有像林老六这样的人，一辈子都没有种过田，现在同样不会做，也不愿意去学。分到地之后，林老六还是觉得搞鱼更自由、更快活，特意从江北请了一个侄儿来帮他种田。分到土地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的情况也存在。譬如章利元的堂兄章利运，解放前在乡里当文书，村民称他为“红笔先生”。新中国成立后，章利运失去了这一生活来源，又根本无力耕种田地，想出租土地，又找不到愿意承租的人，卖又不值钱，后来生活实在困难，就用8担稻的价钱将老婆卖给了当时已经年过三十的单身汉曹天龙。

三 合作化

汪家村的合作化开始于1952年。当时，上级宣传互助组的好处，号召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组成互助小组。习惯了散漫的农民尽管不太适应这种形式，但还是很快就接受了它，毕竟，邻里之间在农业生产上的相互帮助在过去就一直存在，譬如农具耕牛上的相互借用，或者以工换牛，以及其他换工形式。汪家村成立了四个互助组，每组以一两户耕牛农具比较齐全的人家为核心，按照自愿结合的原则，再包括一些缺乏耕牛、农具不全的农户。村民告诉我，当时主要是关系比较好、合得来的人结成一个小组。不过，由于互助组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上的要求，当一些平时大家看不惯的人，或者爱占便宜的人要求入组的时候，拒绝起来就困难一些，毕竟脸面上不能让人太难看。汪家村的互助组存在了三年的时间，基本上是一种松散性的合作关系，主要局限在插秧、打稻等对劳力需求比较集中的环节。比较而言，有的互助组的合作程度更强一些，这主要和组织者的人品性格有关系。譬如汪来富互助组，由于汪来富乐意帮助人，“肯吃亏”，他们小组的合作更加经常一些。在回忆互助组阶段的时候，村民普遍的感觉是，“和解放前种田没有什么大区别”。

从互助组发展到初级社，政府动员的成分大了很多。1955年是南陵县初级社大发展的一年。就在上一年，全县还只有96个初级社，入社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1.6%。不到一年的时间，小社发展到1133个，入社农户比例上升为36.5%。汪家村的小社就成立于这个时候，当时，汪家村所在的官塘行政村已经有了2个小社，都在邻近的大屋基。作为官塘最大的自然村，乡干部多次下来动员，章利元回忆：

那时候乡干部一来开会，就讲办小社的好处，附近哪个村又办了小社，产量提高多少，水利修得怎么样，等等。这样讲来讲去，一些人就有些动心，像李义厚、丁荣兵这样的人，就很积极，他们自己种田不行，产量老是搞不上去，就想跟着别人后面干。我也愿意参加，我们家农具不全，需要用的时候，总是找别人借，要看人的眼色，总不是个办法。

愿意参加的人数很快就达到了乡里的要求，但是缺乏最关键的牵头人。牵头人应该有威望，农活技术好，同时还要有比较齐全的农具。在多次动员下，汪来富愿意出任社长。汪来富本来就是个热心肠的人，分到土地之后，对新政府和共产党更是心存感激。汪艾成回忆：“我父亲那时候常常对我们讲，要不是共产党，我们一辈子也不一定能搞到自己的田地。共产党是真心为了种地的人好。现在让我出来挑这个头，就是多烦一点神，多出一点力，帮的也是乡里乡亲，算不了什么。”这样，汪来富小社正式宣告成立。最初入社的有9户。章利元任会计，方齐福任生产委员。参加者包括李义厚、方齐胜、曹天海等。方齐福回忆：

汪来富那个人厚道得很，他的东西，大家要用，他好说话得很。他那时候精神也好，经常是晚上开会，布置第二天的工作。入社的这些人家关系都不错，曹家都是他的亲戚，其他人也是平时谈得来的。大家在一起干活，大致上有个壮劳力和弱劳力的分级，搞得也是马马虎虎的，基本上比较平均。大家干活比较卖力气，也有个别偷懒怕吃亏的，你看他两眼，说两句，他就不好意思了。那时候，汪来富有威信，他说话大家都听。

小社实行土地入股，收入按照土地分红和劳力分红两个部分结算。至于土地和劳力分配的比例问题，那些土地较少、劳力较多的家庭倾向于要求增加劳动分配的比例；而土地较多、劳力较少的家庭则要求增加土地分配的比例。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下，通过劳动获利似乎要比通过土地（资本）获利更加光荣；争论的结果，“劳力派”往往战胜“土地派”，劳力和土地的分配比例通常定为70%∶30%或者60%∶40%。土地分红比例低，受损失的主要是土地较多、土质较好的中农农户。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合作化高潮中，有些地方名义上是初级社，允许土地分红，实际上入股土地所分红利不够交纳农业税，这就使得土地较多、土质较好的农户（主要是上中农）不得不交出土地。这种变相的强迫命令是许多初级社建社才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自愿过渡到高级社的根本原因。（薄一波，1991：359）

南陵县蒲桥乡的一份调查报告记录了一个实例：

“分红比例，全乡所有社都四六成，土地开支一般过大，达不到什么报酬。花园社社员明一兵田13.5亩，土地评产6750斤，得四成稻计2700斤；开支公粮1900斤、柏山水费480斤、公积金185斤，计支2565斤，对比净得135斤。社员余彭高说：“我想土地不分红，今天搞社会主义，还把我一人饿死？”（《蒲桥乡农业社一般情况与工作计划》）

由于人均占有土地量相同，土地劳力的分配比例对于汪来富小社的影响，不像那些土地占有不那么均衡、中农占有土地较多的村庄那么大。不过，由于汪家村贫雇农分配到的土地，大多是中农退出来的地块，土质普遍较差，产量较低，土地分红比例低对中农当然有不利的影响。

在初级社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推动的色彩非常明显，但是，由于基本上坚持了自愿结合的原则，汪来富初级社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邻里相互帮助、亲朋相互提携的小团体，维系它的是传统的人际交往原则和村庄内部既有的制约机制。初级社维持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生产上搞得不错，社员基本上都有增产，最后发展到17户人家。

不过，汪家村的多数人家没有入社，有些人家农具全，怕入社吃亏，不愿意加入；有些人家虽然穷困，做农活没有经验，但是不习惯一块干活，担心入了社就没有自由，也不愿意入社；还有些人家的劳力不强，干活不认真，小社不愿意接受。在汪家村的合作化道路上，还发生了一段有趣的插曲。每当谈到汪来富的小社，村民总会主动提起另外一个“假社”：

汪来富这个小社搞得好，上级一来开会就表扬，生产上，上级也有一些指导和照顾。时间一长，那些没有入社的人就有压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想要这个名誉，也想干，但是他们又怕吃苦，不能真心诚意地干。他们对外宣布说成立了小社，一些农活也一起干，表面上做工记账，实际上每家还是收获自己家田亩的稻子。参加假社的人家里条件要好一些，汪生金当会计，成员包括古大力（过去的乡丁）、汪元强、汪齐福、小有子等。（方齐福访谈）

1953年底，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实施并逐渐严格之后，村民们开始感受到日子的艰难。以魏光明家为例，他耕种17亩田，一开始交公粮17担，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后，连征带购是35担。1955年从部队复员暂居家乡的汪艾毓就已经感觉到乡下生活的艰难，她说：“那时候开会经常就在我叔叔家（汪来富），上面的干部下来落实‘超产粮’，一开会就是很长时间。我半夜醒来，看见大家还在开会。农民顶不过，最后只能是接受下达的指标。那时侯农村已经不行了，农民口粮中南瓜占相当大的比重。我对乡下的感觉是没有任何改变，变得更穷了。我叔叔告诉我，上一年年底村里有一家人接媳妇，娘家杀猪，送了一斤猪油，到我回去的时候（1955年夏）还没有吃完，原来，她每次炒菜只是用筷子头沾一点，放到锅里搅一搅。”

和全国同步，南陵县从1955年下半年掀起办高级社的风潮，到1956年更趋猛烈。该年，汪来富小社也和汪家村其他没有入社的农户一样，一夜之间就成为“上港第三高级农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上港三社”）的一员。这种高级社办社风潮，在官方的表述中是“自愿互利”的“群众运动”，而在学者们的笔下，则是一场“运动群众”的组织和宣传战。

在汪家村，小社并大社的过程和全国一样顺利，没有遭到明显的抵抗。“形势放在那里，你不服从，那是不可能的。”上港三社社长，高塘叶村的汪静波对40年前的情况印象深刻：“我那时候是副乡长和社长，就在我手上不知道逮了多少人，逮的最多的是地主、富农等成分不好的。就是成分好，只要你讲不好的话，就是‘破坏合作化’，说逮就逮。”不过，政权机器的强制力只是合作化顺利完成的一个因素，整个合作化过程，“动员”的作用非常明显。这种“动员”，包括大讲合作化的好处和光明前景，包括对不合作者的种种经济上的限制，也包括合作带来的利益上的重新分配。汪家村由初级社转变为高级社的过程，带有很强的外部强制性。不过，在这种强制性的大背景中，我们也能够清楚地发现村庄内部的动力。换言之，在“运动群众”的强大国家行政和组织力量的背景中，存在“被运动”的因素。

与初级社相比，高级社主要有两个变化：一是规模扩大，一个高级社通常由十几个初级社合并而成；另一个是土地收归高级社所有，取消了土地分红，耕畜和大型农具全部要求折价入社。在1955年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中央强调，“发展农业合作社应该是劳动农民互相有利的联合，特别是贫农和中农互相有利的联合”。但是，在汪家村，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高级社不是“互相有利的联合”，而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简单说，是利益从中农和“新中农”（指那些土改后家境有很大改善的人）向贫农的转移。土地改革是按照人口分配土地的，现在土地无偿入社，对于那些人口多劳力少（或者弱）的家庭，显然是一种剥夺。特别是对于那些土改后还继续买地的家庭（如汪元强家），或者依靠劳动自己开垦荒地的家庭，尤其是一种剥夺。高级社的指导文件要求，在将农民的耕牛和大型农具（指犁、耙、风车和水车等）折价入社的时候，应该比照当地的常年价格。姑且不说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已经使得市场价格严重扭曲，就连这一基本的要求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大打折扣。汪元强回忆：

我们家一直不在小社里，突然要办大社，要我们土地交公，心里当然是不愿意，但是没有地方去说。上面的要求，形势放在那里，还有不少人愿意，拼命地鼓噪。我们那时候有牛，评了多少钱我已经记不清了。就记得当时吵得厉害，其他有牛的人还多少能够讲一些良心话，那些没有牛的，就横挑鼻子竖挑眼，要么说牛不壮，要么说牛懒，总能挑到毛病，最后评出来的价钱总是低得很。我父亲关起门来对我们讲，最不该买杜金台的地了，拼死拼活去干，买地买牛，好处都给了别人，还不如想开一点，多吃一点。

熊吉和回忆：

我们家有两条牛，一看那个情况不好，就想卖牛。那个时候没有乡政府的介绍信卖不了牛，我有个远房亲戚在乡里当文书，我们好不容易求他开了一张介绍信，卖掉一条牛，另外一条只好是随他们去评价入社了。

入社的时候规定，耕牛农具折价款由合作社分五年偿还农户，但是，就是这样经过压价之后的折价款，最后也没有一分钱兑现。汪艾成家耕牛农具齐全，农具全部折价入社，在评定他的耕牛的时候，村民嫌牛瘦弱，不愿意接受，汪艾成只好自己牵到市场上卖了。今天重提这件事，汪艾成总会感到幸运：“他们的牛评来评去，价钱评得低不讲，最后还一分钱没有搞到。我的那头牛他们嫌干活憨，不愿意要，我牵到街上买了150元，花50元替我爸爸妈妈买了两副寿材。我们村上的牛，就我一个人搞到钱了。”汪艾成的庆幸，当然是在失去全套农具之后的一丝自我安慰。不过，对于林老六这样的“搞些东西就吃毫喝毫，东西一门没有”的人，或者对于杜金台，那个土改后依然出卖土地混日子的人，他们如果庆幸的话，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不过，汪家村也有死硬不入社的。王元江就是这样的人，他从来没有加入小社，高级社动员入社时，他更是抵制。当时高级社宣传水稻密植，王元江觉得荒谬，经常说一些风凉话。到后来入社压力越来越大，王元江宁可只要每人保留6分口粮田也不入社，直到成立人民公社。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明确规定，合作社的发展原则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掌握领导权的是贫农，中农不过是联合对象，在实践中往往没有什么发言权。正是通过这种官方鼓励的“合作之路”，贫农轻松地将利益从中农那里转移过来。有一些非常形象的说法来描述这样的一个过程，譬如“贫农揩中农的油”“贫雇农割中农的肉”。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揩油’问题已经发生，应当教育农民不要‘揩油’……但同时应当教育中农顾全大局，只要能增产，只要产量收入比过去多，小小的入社时的不公道，可以就算了”（薄一波，1991：355）。毛泽东寄希望于通过合作化发展生产，做大蛋糕，以此化解矛盾。但是，这“小小的入社时的不公道”，连同此前以及其后不断发生的“不公道”，不仅本身成为做大蛋糕的一个障碍，而且影响远远超出经济层面，成为型塑农民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高级社之下设生产小队。汪家村被编为24、25、26、27四个生产队。成立高级社的目的之一，是加强人财物在更大范围内的协作，因此上级号召各生产队放弃“本位主义”，即每个生产队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应该将整个高级社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很多生产队都是“将大社当小社办”，即处处考虑生产队的利益。高级社成立之后的几年时间里，“瞒产私分”曾经是非常流行的一个现象。注意到这一现象的学者几乎都将它视作农民反抗国家的一种方式，所谓“弱者的武器”。毫无疑问，瞒产私分与当时的统购统销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口粮不够吃，才隐瞒产量，私下分粮。但是，瞒产私分同时也是初级社匆忙过渡到高级社的一个副产品，是各生产队（规模上相当于以前的初级社）之间利益不平衡的结果。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对此看得很清楚：“队与队之间互相怀疑，你怕我队产量报不实，我怕你队产量弄不清，这样互相不相信，互相怀疑”，“少数社包产不合理。有的队包产高，有的队包产低，加上社内未及时调整，形成产量高的队吃亏，产量低的队占了便宜”。（《关于农业社瞒产私分的通报》1957年8月5日，全宗号1，案卷号146，永久）时任24小队会计的汪元强是汪家村瞒产私分的直接当事人，他回忆道：

那时候刚刚老秤改新秤。老秤大，87斤相当于新秤100斤。收稻的时候我们24小队在田里称稻，用统一定制的新秤称。当时林老六是监打监收，他就在旁边讲了一句话：“有些人啊，用老秤称啊！”我们一打听，知道25小队袁金保家有一杆老秤没有上交，他们用老秤称稻，记成新秤，这样每100斤产量能够瞒报将近20斤。我们队的社员就鼓噪，说要是这样，他们就占了便宜，我们分到的稻就少了。我就说：“老秤新秤没有关系，我就打些折扣。”最后我们用新秤称，我打个了八五折。后来，我们小队和25小队的瞒产都被上面发现了，将我们搞到山头上的台子上辩论（当时将批斗会称作辩论会）。其实，26、27小队也都搞了瞒产，只是他们的田弓口大一些，比我们产量只多不少，而且水好，所以瞒一点没有被上面发现。那个时候，一到收稻的时候，各个生产队就相互打探，恐怕别人玩门道，自己不玩就吃亏。

在各生产队为了“吃亏”“占便宜”进行这种暗中较量的时候，农民对抗国家的色彩，反倒不如农民之间（以队为单位）相互对抗强烈。

1956年7月，就在高级社成立的喧嚣声中，汪来富病逝。临死前他嘱咐儿子汪艾成：“你们要是孝顺的话，就听我一句话。这栋房子不发人，上三代都是三十几岁死的，就我算活得最长，今年52岁。我死以后，你们要把房子重新翻一下。”来富担心是泥瓦匠和木匠在盖房子的时候放进了一些诅咒人命运的东西，如棺材、小车。来富死后，汪艾成马上拆旧屋，仔细翻检，没有发现任何异物。旧屋的墙砖是开片砖，即墙体为土，内外两面贴薄砖片。拆屋之后，砖片大多毁损，瓦仍可利用。新盖的房子是打土墙，瓦顶，共六间。当年的汪家瓦屋不复存在，但新盖的这栋房子依然是汪家村唯一一栋瓦屋。

四 共产风

1958年的大跃进和随后的大饥荒，村民称作“共产风”或者“刮风”，它是汪家村历史上最悲惨、最黑暗的一页。今天，没有人能够说清死亡的确切数字。仅仅根据我的访问，这个当年人口不超过200人的村庄，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50人，一些家庭更是满门灭绝。整个南陵县（当时人口30万）在1958～1961年四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字高达20000以上[1]。以往对这场饥荒的研究，多侧重于探询导致饥荒的直接原因，如自然灾害、粮食挥霍性消费、收获过程中的大量浪费、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以及粮食调动和周转问题等。饥荒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我特别关注的是“共产风”对农民财产权利的破坏，这是一个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的问题，但是，我们将发现，研究者业已解释的饥荒原因，大多与它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2]。

1958年9月，南陵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县范围内成立了10个人民公社。汪家村所在的官塘行政村改名“曙光大队”，与其他15个大队一起组成“家发人民公社”。按照当时“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统一部署，汪家村和相邻的一个小村庄一起编为一个连，由方齐福任连长，魏光明任指导员，下属三个排。中秋节前夕，汪家村连办起了大食堂。食堂设在汪来富过去住过的庄房里，几百口人在一起吃饭，不限量供应饭食，场面非常热闹。

公社一成立，就号召各个生产大队、生产队建立养猪场、养牛场、养鸡场等各种养殖基地。汪家村在汪艾成新翻建的房子里成立了养猪场，要求养猪的农户将猪交上来统一喂养，理由非常简单：今后社员不再自己做饭，养猪没有用，而且，由于家庭不再做饭，农户自家养猪饲料来源也成了问题。汪齐福的妻子至今还记得哥哥熊得金主动将自家的一头肥猪送往生产队的情形：

我哥哥是个老好人，上面一号召办猪场，他马上就回家牵猪。我嫂子有些舍不得，那么大一头猪，喂了大半年，准备过年吃的，就想拖一拖，看看别人怎么办。我哥哥就讲，反正要进共产主义了，以后吃肉有集体，送给集体喂反而省心，不用起早摸黑去打猪菜了。我哥哥住在山尾子，离大村子有一节路。他用一根草绳套着猪的头，手上拿一根细竹条，从田梗上往汪艾成家赶。那头猪不听话，走走停停，后来还挣脱草绳往回跑。我哥哥在田里追，其他社员看见了也帮忙追，好不容易又套住了。社员就开玩笑：“现在我们人人都往共产主义的天堂奔，你一头猪还不识好歹，连共产主义都不愿意参加了？真是笨猪啊！”

食堂还要求社员交出家里的存粮，一些社员主动挑粮到食堂，而那些有存粮又不情愿交的社员，最后都逃脱不了被强行挑粮的命运，无人能成功隐瞒：在一个封闭的小社区内，左邻右舍之间，彼此的情况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即便没有干部的追查，那些交了粮食的农户也不会坐视邻居隐藏粮食。汪艾成的妻子回忆：“我们家那时候一些存粮，都藏在地板下面，我们交了一些，没有都交出来，就是担心将来粮食供应不够吃。没过几天，魏光明、方齐福和大队下来包片的干部就来家里搜，他们拿着木棍、锄头，这里敲敲，那里捅捅，看见地下有新土就挖，最后把粮食都搜上去了。这肯定是有人报的，常言讲‘瞒上不瞒下’，平时我们再谨慎，也难免不让左右邻居知道啊！”

可以将“共产风”看作是一场打破财产界限的激进运动，“无论是钱财物还是劳力，县里可以‘调’公社的，公社可以‘调’大队的，大队可以‘调’小队的，小队则同样可以‘调’个人的”（周晓虹，1998：176）。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这样回忆当时的“共产”情形，“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薄一波，1991：757）。

公社成立伊始，汪家村的村民就被要求集中居住。“山头上”的熊家和曹家被要求搬到“大村子”，和大村子原来的住户合住。他们原来的住房，或者由集体用作养猪、养牛和养鸡的场所，或者干脆拆毁。曹继民一家就是那个时候由山头上迁到大村子的，他回忆：“那个时候我才12岁，让我们搬到大村子上，我爸爸不愿意，因为那是我们的老地方。可不搬不成啊，就在我们家门口开的辩论会，不搬就是反对大跃进，哪个敢担那个罪名啊？”曹家被安排与地主汪治农合住。大多数人家，不做任何抗拒就搬到大村子，而接受他们合住的一方，似乎也没有很多的抗拒。熊吉和搬到大村子后，和黄老头子一家合住了一年多时间。黄的妻子回忆：“自己的房子和别人合住，心里当然不是很痛快。不过，当时也没有觉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天到晚就是干活，又不做饭，给人住就给了。”

因为炼钢修高炉需要木材，并且当时宣传烟熏火燎的土墙可以肥田，一些村民的房子被拆毁。邻近的奎湖公社，“掀起拆屋并村运动，从1959年夏季到1960年夏季的一年中，拆去小村庄的房屋1142间”（中共南陵县委1961年 “本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调查”，全宗号1，案卷号 426）。汪家村的拆屋并居还造成一起死亡事故。袁金保的三间土房被拆掉两间，他和19岁的儿子睡在剩下的一间里，由于房子整体结构受到破坏，半夜墙体倒塌，儿子被砸死。第二天上午公社领导来村里开会，社员们来不及帮助袁金保安葬儿子，就和袁金保一起急急忙忙赶到会场。开会期间，公社领导无意中听说了这件事，他批评汪家村的干部不关心群众的生活，这才组织几个人帮助袁金保草草掩埋儿子的尸体。常言道“人命关天”。传统上，两方对抗，即使一方是卑微的草民百姓，另一方是有权势的豪绅巨贾，一旦卑微一方有人员损伤，那么卑微和权势的力量悬殊马上会因为卑微一方的道德义愤和不惜代价的抗争而迅速缩小。汪家村这起人命事故处理之草率，当事人和旁观者反应之淡然，正好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在裹挟一切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洪流面前，属于一己的任何东西，无论是家畜、粮食、房屋等财产，还是生命，都显得如此琐细和渺小，显得如此无关紧要。也只有联系这种社会氛围，才能理解一些汪家村人在遭受财产剥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木然态度。

“大跃进”时期，已经失去土地、农具等重要生产资料的农民家庭，进一步连房屋、生活用品等一般性财产也难以保全。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于任何超出自己直接掌控范围的事情都漠不关心。种田人糟踏农具，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在“大跃进”时期却普遍发生。南陵县1961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这样写道：“‘倒了油罐也不扶’，农具无人管，随用随丢，坏了不修，碰到柴禾不凑手，也就打破农具烧锅，农具遭到极端严重的破坏。如三里公社新义大队农具损失情况是：犁30%，耙47%，水车62%，小农具损失更是不计其数。”[3]

吃饭成了农民几乎唯一关心的事。南陵的农民说，“端到饭碗，啥事不管，我的不够，你碗转我碗”[4]。对吃饭的关心，甚至只是局限在能够直接吃到肚子里的食物，田里长的庄稼，尽管理论上归属于大家，但是在那个利益边界不断变动因此也极端模糊的年代，也显得与农民极为疏远。1958年秋冬，正是大炼钢铁的紧要时节，农村壮劳力一般都在炼钢第一线，留在庄稼地里的劳力不足，为完成收割任务，很多地方收割完庄稼后随意堆放在田地里，直至腐烂。还有一些地方在收割红薯的时候，甚至用牛犁耕，红薯烂在地里，算是完成任务[5]。

当然，仔细分析，人民公社化初期农民对自身财产权利的“不加珍惜”，也和政府对共产主义美好蓝图不切实际的宣传有着直接关系。“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我相信，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刻，部分农民曾产生一种正走向天堂的幻觉。那种情形，好像是一个始终没有摆脱饥谨之虞的人，突然间被告知前方就是“吃饭不用钱”的所在。这个时候，他不会去死死地看守一路跟随他的装着粗面饽饽的包袱，甚至，他会兴高采烈地将它当作负担扔掉。

汪艾成回忆：“那个时候，只要是集体看上的东西，想拿就拿。集体有用处，这样说一声就可以了。我们家的大柜子，就是那时候抬到大队去的，因为大队部需要东西存放文件，我们家门前原来有好多大石块，平平整整，很漂亮的条石，还有我们的石头门坎，都被抬到大坝上修水库了。其他的，像家里有些什么金属做的东西，都被收去炼钢。”汪艾成新翻建的六间瓦房，五间被用作养猪场，汪艾成回忆：“那时候就我的房子宽敞，他们看着眼热，借着形势要搞我，也没有办法。起初是要拆我的房子，魏光明、熊开福他们从小高炉工地上领来一班人，带着箩筐扁担，就差动手拆了。我老婆那时候马上就要生孩子，她能闹，挺着大肚子和他们缠，加上我妈妈还在世，老太太就坐在屋里，死活不出来，最后没有拆成。后来，他们要我们全家挪出去，和一个五保户合住，我们坚决不同意，整天缠着他们吵，后来留了一间房子给我们住。要是真的搬出去的话，可能就搬不回来了。”

即使到了高级社阶段，涉及农民财产入社等事宜，采取的还是比较温和的方式。虽然耕牛农具折价入股过程中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发生，但是毕竟还承认这些财产的所有权。其中，如同我们在汪家村看到的，在人民公社建立的过程中，粮食、家畜、房屋等私有财产的征用，完全没有处理所有权问题，一旦抬出集体的名义就所向披靡。共产风对农民财产的侵犯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其中，有两类人受到的侵犯尤其严重。一类是“老实巴交的人”“没有用的人”，一类是家境相对好一些的人家。汪艾成告诉我：“房子被拆毁的，大多是那些老好人，没有用的人，那些能吵的人家，干部也懒得去惹那个麻烦；再有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家里东西多，他们趁这个机会来搞你，你一点脾气都没有。我们要不是调皮一点，要不是我老丈人在大队做支委，我们的房子最后也保不住。”

汪艾成一家的生命历程，与新中国历史有太多的巧合。大儿子出生在土改前夜，父亲死于高级社的声浪中，1958年10月，汪艾成又在人民公社的喧嚣声中迎来了女儿“丰收”。汪妻在怀孕期间，曾经给远在广东的汪艾毓写信，请她帮忙起个名字。艾毓回信，如果是男孩就叫卫星，女孩就叫丰收。1958年果然是一个丰收年，但是田里的收获物似乎一下子变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一向珍惜粮食的农民，任凭稻子烂在田里。一些社员挑稻往粮站送，还没有挑到目的地就往地上放，有些甚至半路就往河沟里扔。只有联系公社对农民财产权利破坏这个大背景，才可以理解这些连农民自己都觉得不可理喻的行为。理论上，人民公社是农民的利益共同体，如同当时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所唱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藤儿越壮瓜越大，藤儿越壮瓜越大。”但是，公社和农民之间的这种共荣关系，由于公社规模过大，农民根本无法把握。在1958年那个秋天里，公社不过是一个符号，一个可以供给粮食和希望的抽象存在。丧失了私人财产的个体农户，将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梦想，都寄托在这个抽象存在里。可是，美梦很快就破灭了。

大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只坚持了不到十天，中秋节后，粮食马上就紧张起来，供应明显不足。于是采取限量供应的方式。壮劳力每天发一斤二两的饭票，妇女、老人和儿童则相应酌减。到了1959年，食堂饭量逐渐缩减，吃不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断有人饿死。汪元江是最早饿死的人之一。由于饥饿无力，送葬的人抬不动他早就为自己准备的“三圆”规格的棺材，只能将棺体和棺盖分开抬，就近找了一个地方下葬。

饥饿的村民普遍开始偷窃田地里的东西，从育秧的稻种，到刚刚抽穗的稻谷，一切能够填肚子的东西都成为目标。因为偷吃，兰瓜头两次被抓，送进公社的看守所关押，但是放出来之后，他偷得更频繁、更公开，他告诉村民，就是要进看守所，那里多少还有一些吃的东西。第三次被抓后，兰瓜头再也没有出来，很快死在看守所里。1959年冬天，汪家村人经历了他们历史上最严酷的时期。长达两个月，没有任何口粮供应，人死得越来越多，最初的时候还用几块门板钉成简单的棺材，后来门板不敷使用，只能用一块门板遮挡，挖个土坑草草安葬。

五 讨论：革命后社会分化的新格局

从解放、土改、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建立，中间经历了太多的运动，发生了太多的故事。我们在汪家村看到的，或者说我选择叙述的，是一个穷富拉平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旧有的社会分化秩序与“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不断受到冲击并最终毁损的故事。土改是这一故事的开端，它分别摧毁和削弱了地主和富农的经济优势，提升了贫雇农的经济地位；合作化是这一故事的延续，它逐渐削弱了土改时期没有触动的广大中农相对于贫雇农的经济优势，并进一步摧毁了富农的优势；公社化是这一故事的高潮，它最终在家底上荡平了中农和贫雇农之间的差别。这一拉平穷富的过程，并没有太多的奥妙，无非是利益从地主、富农和中农那里逐渐向贫雇农那里转移。但是，实现这一利益转移的，不是传统时期非正常状态下的劫富济贫的暴力手段，而是有着一套明确意识形态的指导，受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所推动的制度行为，农民被裹挟其中，却又成为推波助澜的主体。

1.乡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

土地改革并不是一场经济革命。我们在汪家村看到，土改不过是将土地重新分配，虽然贫苦农民的生存危机有所缓解，但土地私有和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仍然得以维持，村庄的生产模式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然而，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土地改革成功地摧毁了农村中的传统社会分层体制（Schurmann，1966）。土地改革中划定的阶级成分，对地主、富农和贫雇农这两极的影响最为巨大。被评为地主、富农的汪治农、汪元海，不断受到财产侵犯，经济地位急剧下降，成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贱民”。而占人口多数的贫雇农，则因为这一新的阶级成分，迅速获得土地、房屋和崇高的政治地位。土改前后乡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可以借用Unger（1984）提供的一个示意图：

各个阶层的比例，根据William Parish和Martin Whyte（Parish and Whyte，1978：99）对广东63个村庄数据的分析，贫下中农占73%，中农（包括上中农）占17%，富农占4%，地主占2%。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具体的数字会有小的出入，但是不影响结构性的大局。从图形上看，革命前的乡村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分层结构，革命后则倒置过来。由于地主富农人数很少，在整个人口比例中不超过5%，当他们处于社会底层的时候，他们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几乎可以被忽略（当然，他们的政治作用仍然存在，更多地表现为“替罪羊”的角色）。整个分层结构，是以贫下中农和中农为绝对主体的相对同质的平面化结构。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示意图中，用“政治地位”来替换“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更加准确。经典意义上的社会经济地位概念，由声望、权力和财富三个维度构成，是一个相对整体的地位丛结，每个地位占有者，不会在这三个维度上出现太大的偏离。土地改革则造成了贫雇农和中农这两大阶层在声望、权力和财富三个维度上的背离（地主、富农则从革命前的高社会经济地位阶层跌落为低社会经济地位阶层）。

土地改革过程中划分的阶级成分，是对农户土改前经济地位的认定。以阶级成分为基础的土地改革，是财富从地主和富农向贫雇农的转移，它使得贫雇农的经济地位大幅提升，但是与中农相比仍处于劣势。在农民人口中占据相当比例的中农，基本上是土地改革的旁观者，在“坚决保护中农利益”的政策下，他们的经济利益基本上没有受到触动，土地改革之后他们继续保持相对于贫雇农的优势。以华东地区为例，土改后贫雇农人均占有土地相当于平均水平的90.2%，中农相当于平均水平的112.7%（王晓毅，1993）。但是，阶级成分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地位。在“依靠贫雇农”的政策下，无论是在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四清、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中，还是在村庄事务的日常管理中，贫雇农都占尽政治上的优势。中农作为被“团结”的对象，政治地位始终略逊一筹。这样一来，土地改革之后，主要在贫雇农（后来的贫下中农）和中农这两个群体身上出现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背离。贫雇农拥有政治地位的优势，中农具备经济地位的优势。由于土改后土地私有和个体生产的方式依旧，在新的一轮家际竞争中，生产资料、家底以及生产技术和经验落后于中农的贫雇农，要想赶上中农是非常困难的。

2.既有“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的破坏与农民平均主义的兴起

争取家际优越地位的冲动，从来都存在于土改前的乡村社会中[6]。问题是，“在一个土地稀少，财富积累缓慢的村庄，没有土地的人要想成为土地拥有者，或者小土地所有者想要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实在是没有什么途径——”（Fei Hsiao-Tung and Chih-I Chang，1945：227）。在既有的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中，改善处境、提升地位的可能性，只存在于辛勤的劳作和神秘的命运中。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革命前的乡村社会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农民“安分”和“保守”的一面。乡村社会中虽然每天都在上演着个体家庭之间微细的下沉和上升，但是落后和先进之间的赶超却遵循有条不紊的节奏。

从表面上看，土地改革不过是划下新一轮家际竞争的起跑线，于竞争规则并无实质性改变。但是，如果我们超越经济角度，聚焦土改过程对于农民文化观念的冲击，就会发现这场运动事实上已经埋下了很多在今后改变竞争规则（分化规则）的种子。土地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将中国农民置于前所未有的道德困局中。很多过去被视作天经地义的现象，突然成为大加鞭挞的对象；而一些过去被当作离经叛道的做法，却大受褒奖。这正是Swidler着力论述过的 “文化不稳定时期”（Swidler，1986）。Swidler指出，在这种时期，文化意义对行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的作用。Geertz有类似的说法，“当一个社会最通用的文化取向和最实际的倾向都不能提供一幅适宜的政治过程图象的时候，作为社会政治意义和态度起源的意识形态就开始变得至关重要”（Geertz，1973：218-19）。

如前所述，在土改前乡村“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里，农民对私有财产有着一种天然的敬畏和尊重，其核心是对于财产界限的清楚认识和尊重；同时，他们将等级制结构视作一种天经地义的社会存在。他们抱持一种个体责任观，并用命运来解释人力左右不了的幸福和苦难。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这一文化网络受到全面的冲击。与中国历史上王朝末期的暴动不同，土改不仅仅是一场“暴风骤雨”，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土改以一种有条不紊的方式进行。而且，“不是采取行政命令，或者‘恩赐’土地给农民的简便办法。……而是致力于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7]对农民来说，“阶级”和“剥削”是一些完全陌生的观念，土改初期，被工作队动员起来的贫雇农对地主、富农的控诉，基本上都是指向“生存伦理”方向，这可以从兰瓜头对汪元海的指控中看得很清楚，也可以从其他有关土改的纪实作品（如《翻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加以印证。如前所述，生存伦理致力捍卫的是穷人生存的权利，它不会对现实社会经济秩序的根本原则构成挑战，也不会影响居于核心层次的“个体责任观”。所以，工作队员耐心地组织农民“算剥削账”、教育他们思考“谁养活了谁”的问题，告诉他们不是从地主那里抢土地，而是“土地回老家”。这种培养“阶级意识”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共产党所期望的“阶级意识”，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但它的确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造成这样一种效果：它使得生存伦理摆脱其作为个体责任和现实社会经济秩序支持的“保守”性格，发展出撼动个体责任观的“激进”的性格，并使得过去被压抑的农民的平均主义借助“阶级剥削”“翻身”等新的话语从阴暗的角落浮出，支配整个土地改革运动（并在整个集体时代都常驻不衰）。

当林老六、兰瓜头这样的贫苦农民使用“阶级”“剥削”之类他们还很陌生的概念来描述他们的苦难，指责“万恶的旧社会”时候，看起来很像是“新瓶装旧酒”。但是，就是通过这种新与旧的结合，微妙而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正是“阶级”“剥削”这样的政治话语，使得贫苦农民不仅不再将自己的苦难归因于神秘莫测的命运，而且，也不再归咎于自己的“没有用”。一切的苦难，虽然和一个农民没有能力去理解的抽象的阶级关系和旧制度联系在一起，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很自然地被他们具体化为境况好于自己的任何邻居。

对既有文化网络的破坏，当然要不局限于“文化论辩”领域。当汪家村人去挑汪元海的稻谷的时候，没有人去理会那二百多担稻中多少是放高利贷的获利，多少是正常劳动经营所得；当汪治农被补划为地主，妻子陪嫁的家具被贫雇农抬走的时候，都知道他冤枉的村邻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汪家村的贫苦农民，迅速地抓住了新中国成立这一新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机会，采取了典型的“自利”行动。我相信，在这样一些看似与文化无关的事件中，文化观念正静悄悄地发生变化。像汪治农这样的自耕农，甚至像汪元海这样靠放贷起家，并依靠经营家庭农场继续发展的“富裕农民”，他们高于平均水平的财产，一般直接地和自身的劳动或者经营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现在，一纸“地主”或者“富农”成分，就使得这些财产成为“非法”或“半非法”，转眼间化为乌有。这种变化对于受益者（贫雇农）、受害者（地主、富农），抑或是旁观者（中农）造成的社会心理影响，无论怎么估量也不过分。而这样的社会局势，一定也需要一套意义体系去加以“说明”（在民俗方法论的意义上）。“人悬挂在他们自己编造的意义之网中”，既有的文化网络显然无法“悬挂”这样的行为，因而需要一个创新的意识形态。土改是这样一个“文化工作”的开端。在土改过程中，贫雇农不是简单地接受共产党灌输的阶级意识形态，而是调用既有文化网络中的农民平均主义因素，利用其与阶级意识形态的亲和性，创造性地将二者编织为一体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这是一个阶级意识形态传统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农民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化的过程。

从表面上看，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过程。土改是分配土地给农民，创造出无数单家独户的小农；合作化则是终结单家独户状态，创造出一个集体。但是，正是在土改中“浮出表面”并支配整个土改过程的农民平均主义，在后来的岁月中继续成为接纳和推动合作化的力量。

土改以后，贫富之间的自然分化很快就产生出“新富农”、“新中农”和“新贫农”。毛泽东接受列宁的看法，认为这种“自发势力”的存在和发展，将把中国农村带向资本主义，所以主张坚决打击“自发势力”，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不结合“毛式社会主义”理念，就无法理解中国农村合作化的进程（张德胜，1997）。但是，如果因合作化这一过程缺乏“自愿互利”的成分就将它完全看作政府推动和强制的结果，就有失片面。Selden用“动员式集体主义”（Mobilizational Collectivism）来刻画中国集体化的特征（Selden，1993：13），以与苏联自上而下的血腥集体化对照。这个概念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它提醒我们注意潜藏在乡村社会内部的力量。是的，集体主义是“毛式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倡的一种精神和一种组织方式，但正是乡村社会中某种能够呼应、接纳的力量为它在乡村的顺利落脚提供了“动员”的基础。所以，如果将合作化看作一种对抗顽强的自发分化势力的努力的话，那么，其动力不仅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权力量，而且来自乡村社会内部，来自农民文化中的平均主义。中国和苏联集体化道路上出现的巨大差别，也可以从这里找到部分答案。当年苏联为了迫使俄国农民——具有米尔土地公有传统的村社社会接受集体化，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为镇压农民的反抗出动过成师的正规军与飞机大炮，而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仅在1930年初就达70万人。苏联的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四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庄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卞悟，1998）。[8]而中国农民进入人民公社花的时间短得多，也未出现普遍的反抗。

如前所述，在土改之后的乡村分层结构中，贫雇农（后来称贫下中农）和中农成为两大利益群体。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来自农村社会内部的这两种对抗的力量。一方面，是以中农为主体的农民对财产权利的强调；另一方面，是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农民对财产权利的混淆。在毛泽东那里，它们分别被称作“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杜润生，1985：12）。毫无疑问，当时为了推行合作化，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被片面夸大，而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相反力量的角逐，则反映在整个合作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从最初的入社，到合作社内部的分配。这一点，当时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认识得很清楚：“你说他（上中农）愿意入社，我就不相信。因为他的生产水平高，你合作社办了三四年也不一定超过他，要他参加合作社，和他平分，他就不干。”（薄一波，1991：353）在“毛式社会主义”主宰中国政治风向的宏观背景下，体现平均主义力量的贫雇农得以大获全胜。

当时将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称作“社会主义空气”（薄一波，1991：137），但是正如薄一波后来指出的，那不是社会主义的空气，“有不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薄一波，1991：358）。在当时，有一些非常形象的说法来描述这样一个过程，譬如“贫雇农割中农的肉”“贫农揩中农的油”。毛泽东本人也意识到“揩油”问题造成的不公道，他说，“应当教育农民不要‘揩油’……但同时应当教育中农顾全大局，只要能增产，只要产量收入比过去多，小小的入社时的不公道，可以就算了”。（薄一波，1991：355）在此，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合作化过程中，农民平均主义是如何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结合起来而获取力量的。

[1] 1962年，南陵县委常委会两次开会研究全县死亡人数问题，通过公安、财粮等不同口径，以及大队、公社逐渐登记上报等不同方法，得出了不同数字。最后县委决定采用20360这个数字。当时详细统计了外流、外调人数，但是对于未回的人数到底是多少难有定论，最后估算为5000人。现在来看，这个数字是高估还是低估仍然难以确定。如果是低估，那么就会高估非正常死亡人数；如果高估，则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更多。（参见“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40～170次），全宗号1，案卷号455）

[2] 这一观点得益于和Ralph Thaxton教授的多次书信讨论。

[3] “本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调查”，南陵县档案馆，全宗号1，案卷号426，1961年。

[4] “南陵县委1961年元月三级干部会关于贯彻政策情况的检查”，南陵县档案馆，全宗号1，案卷号383。

[5] 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编《湖南农业合作化纪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第176、213、223页。

[6] 这种争取家际优越地位的冲动，在革命后被称为“小生产者随时随地产生的分化倾向”，而体现这种倾向的力量，则被称为“自发势力”。

[7] 刘少奇：《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根据Crook（1959：174）译，未对照中文原稿。

[8] 霍斯金（Ceoffrey Hosking）将苏联的集体化运动称作“自上而下的革命”，他估计流放的富农数量为100万户，500万人（Hosking，1992）。

第五章 集体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

激进的共产风过后，人民公社制度从其“一大二公”的理想形态又退回到高级社时期的形态。1962年，中共中央发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制度基本架构，并就生产分配福利各个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此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集体制度的基本形态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集体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相互看齐”的环境，也提供了这样做的可能性。在这套制度下，生产队中的任何一个社员都和他的同伴一样，必须通过在集体中劳作来获得最终的劳动果实。竞争从来没有这样地贴近和直接，彼此间的利害从来没有这样地息息相关……在集体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能够很容易地发现无法容忍分化、对抗分化的特征，它们表现在日常的生产劳作、评工计分、经济分配以及仪式活动等各个方面。以下提供的一些有关集体时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快照，旨在说明集体如何成为上演农民平均主义的大舞台。

一 集体一日——生产

这是1977年初秋的一天，正是晚稻抽穗扬花的时节。太阳还没有爬出山，从山头上就响起刺耳的口哨声，这是生产队长汪建国在吹上工的第一遍哨。

汪建国是解放前汪家村首富汪元江的孙子，父亲汪亨平曾经于20世纪40年代和方富贵一起参加过新四军。此刻，汪建国点燃了一根香烟。对于他来说，早晨站在这里吹哨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真正重要的是头天晚上的“派工会”。在那个会上，他和四个小组长要一起商量第二天的农活。整个生产队一百多劳力，每个人干什么都必须事先确定好。“做队长非常麻烦，整个生产队做田完全是你的，分工、栽秧打稻、搞田，你嘴巴不动，他人就不动，你不出来、不分工，他就没有事情干，就少了工分。如果一天不派活，社员就来问：‘队长，今天给我派什么活呀？’这样一来，不管有多少事，只要不落雨，几乎每天都干活，每个劳力都出工。”长年担任汪家村生产队会计的汪元强告诉我，一般汪家村一个男壮劳力一年挣410～420个工，全队工分有27000多。

一根烟抽完，手上的钟指向6：30，是正式上工的时间，汪建国吹响第二遍哨，然后习惯性地点燃第二根烟，到他将烟蒂扔到地上的时候，社员们才三三两两地出门，四个小组长开始招呼那些还在家拖拖拉拉的人。这种现象，汪建国已经见怪不怪。对于出工迟到，队里有明文规定：迟到10分钟，一个标准劳力扣工分1分，其余劳力按其底分相应扣减。在一个乡里乡亲的村庄中，纸面上的规定往往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社员总是你看我，我看你，隔壁不出门，他就不慌，磨磨蹭蹭迟到一二十分钟是经常的事情，只要不是太过分，就不能那么认真”。

8∶30，汪建国又一次吹响哨，一天中的第一段劳动时间结束。在秋天，这样的劳动一天分四段，其余三段分别是10：00～12：00，13：00～15：00，15：30～17：00。

同样是出工，有些工种是大家都争抢着去干的，有些是大家都不愿意干的，还有些是一些人愿干，一些人回避的。譬如“捞水”，主要负责察看庄稼用水情况，并针对每块田地需做什么农活提出建议。由于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体力，而且一年360天都有工，是最理想的农活。不过，“捞水”一定要有丰富的农业经验，年轻人和只会做呆板活的人不可能担任。汪家村田亩多，设两个捞水的人，长年在方齐水、方齐福和汪元高之间轮替。社员们的评价是：“这三个人都懂种田。汪元高老实，看见哪块田活干得不好，他就去补，是真下力气干；方齐水和方齐福是怕吃亏的人，他们就是图这个活轻巧，经常是动动嘴皮子，不真下力气干。”为了争捞水工作而争吵的现象时有发生，熊开福的弟弟熊吉和，一个同样很懂种田的农民，就因为和汪元高争捞水工作失败而与其长年不和。挑粪、挑肥，是大家都不愿意干的，挑担子是很费体力的活，又没有多少偷懒的余地，派到这样的活的社员都不高兴，队长只好掌握平衡，争取每家都均匀分担这种苦差。而像去大队林场、窑场、茶场这样的活，生产队记工分，大队另有少量现金补助，纯粹经济收益要比在生产队干活高。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去，因为离家远，不方便照顾家里。

假如你有机会走入干活的人群中，你通常都能看到下面这幅景象：社员们三三两两地拄着锄头，说着“空话”，开着玩笑。即使干活的时候，也是“比着偷懒”：“那个底分低的，就望着底分高的，无非是想：‘反正干一天活，你比我多拿工分，凭什么我和你出一样的力气？’那个底分高的，也有他的想法啊：‘我的力气比你的大，技术比你好，和你一样干不是吃亏吗？’结果，大家就这样‘拼’，反正到了太阳下山就得一个工。队长来的时候，他就干两下，队长一走，他就晃。要偷懒还不容易？就是队长在一起干活，他一会儿去小便一次，你总没有办法吧？”

回忆集体时代的时候，汪家村人经常会用“拼”这个字：“集体怎么会搞得好呢？大家拼住了，你拼我，我拼你，拼来拼去，搞得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在这里，“拼”大概和“比拼”是一个意思，相当于“竞争”。不过，集体生产中的“拼”，主要是一种节省体力的“竞争”，互相比拼不出力。汪艾成做过多年的生产队副队长，他对这种“拼”也印象深刻：“拼住了，怎么能出活？你看现在田里没有多少人忙，农活都干了。那个时候整天都在田里，还总是干不完。我给你讲一个例子，现在一个插秧快手一天能够插一亩，那个时候四个人插四分田，还搞得好紧张似的，就是拼住了！”

偷懒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将1952年的农业生产率核定为“100”，不同的学者列举逐年的数字进行对照。虽然各种计算稍有不同，但是结果都表明，经过人民公社的20年努力之后，农业生产率不仅较1958年大为下降，而且明显地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5年是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最高峰，既是农村集体化运动展开的前夕，亦是家庭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最后时刻。1955年的这一记录，一直保持了28年。直到1983年，也即人民公社趋于瓦解、农家的权利得到大范围恢复那一年，农业生产率才首次超过1955年的水平。（凌志军，1996）

二 经济分配——工分制度

指导人民公社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文件，是1962年中共中央八届十次全会通过的《农业六十条》。关于分配原则，这个条例明确规定：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并特别指出，“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汪家村的分配制度，初看上去，是严格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一年的收获，最终是按照工分进行分配，具体做法是，先计算出整个生产队所有劳力全年的工分总量，用可分配收入（总收入减去生产成本、管理成本、税金、公积金、公益金以及下年生产资金）除以总工分数，得出单位工分的分值。年终分配时，以每户为计算单位，用其家庭工分总额乘以单位工分分值，就是该户全年应得收入。理论上，这是一套非常精密细致的制度，每个家庭的总集体收入，取决于其成员的劳动能力（底分）和劳动量（出勤时间）。但是，评工记分中的一些问题，整个集体时期生存经济的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分配中的一些具体规定，使得表面上的按劳分配大打折扣，平均主义精神则显露无遗（张乐天，1998：357-268）。

1.工分制度

集体制度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其中的“劳”是用工分制度计算的。在生产队中，每一个参加集体农副业生产的劳动力，都被评定一个“底分”，即出勤一个标准劳动日所能得到的工分。评定的标准是体力、劳动技能和劳动态度等。底分通常是一年评定一次，不过，具体到个人，最重要的是他进入成年（在汪家村是16岁）的时候评定的等级。一旦被评为一等劳力（底分10分），除非是身患重病，一直到50岁之前，底分都不大可能再往下调；如果一开始评分较低，则需要通过表现获得社员们的认可，再等待来年的调整机会。在汪家村，男成年劳力的底分一般在8～10分这个范围内变化，女劳力则在6～7分这个范围内变化。在个体农业的时代，每个劳动力能够耕种的土地以及收获的产量往往差别很大。但是，集体时代的社员已经无法接受那样大的差距，加上底分的评定标准说起来简单，真正评定起来困难，结果大家往往以一种大体上反映劳动能力强弱，但是缩小实际差距的方式评定底分。一个很强的成年男劳力和一个很弱的成年男劳力之间的差距，往往只在1～2分之间，情况一如Selden所描述的，“工分只是随着性别、年龄和技能的不同有微弱的差别”（Selden，1993：139）。这样一来，工分就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拉开社员之间的差距。

底分只有在定时记分制度下才有意义，如果是计件工分（或者定额工分），底分就失去了意义。一些特别适合于个体承担又便于计量的农活，如拣粪、挑稻，往往采取计件记工分的办法；农忙时节，为了不误农时，及时完成任务，像插秧打稻这样的农活也往往采取评工定额，包给个人或者小组的办法。不过，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农活都是采取计时工资制度，因此，才会出现出工不出力的偷懒现象。生产队不大量采用计件工分或定额工分，其原因是复杂的。农业生产上的很多农活，质量标准不易衡量，同样的农活，因为地块等具体条件不同，所需工时往往也不同，额度评定相当麻烦。不过，这只是经济学中特别强调的“成本”分析，典型如林毅夫（1994）运用博奕论分析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并进而提供的一个集体农业失败的新的解说。林认为，由于农业生产中的有效监督极为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即心照不宣的自律协议），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只有在重复博奕的情形下才能维持。在农民被剥夺了“退出权”的情况下，这个合作社的性质就变成“一次性博奕”。因此，“自我实施”的协议无法维持，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滑坡，由此造成了1959～1961年的危机和其后20年集体农业的失败。换言之，在“退出权”被剥夺的给定现实中，监督机制的高成本造成监督之不可能施行，进而失去了对劳动积极性至关重要的激励机制。集体时代的农业生产缺乏激励机制是研究者的一个共识，但是根据对汪家村的观察，我拒绝将监督机制之不可能施行当作原因。实际上，所谓“高成本”不过是经济学家的理性分析，作为当事人的农民并不会按照经济学家的思维去考虑问题，退一步说，即使农民具备经济学家的“理性”，他们也不会放弃这种高成本的监督，因为个体的小农不会去追求那种集体的理性。我在汪家村调查发现，用于农业生产的制度化监督（如记工分、生产小组、定期的评工）始终存在，而且成本高昂，但是多流于形式。我曾经就包工问题同汪家村的三任生产队长熊开福、汪建国和魏光明讨论，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之所以包工的比例很低，是因社员之间劳动技能差别大，能干的社员比不能干的社员一天要多干一倍的活，多挣一倍的工分，到了年底分配太不平衡。汪家村调查显示，集体时代形成的“平均主义”（Etalitarianism）是造成农民对抗监督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不是不可能施行监督机制，而是农民由于不愿意接受分化而不愿意实施监督。

2.分配实例

从一本发黄的记账簿中，我找到了1977年的社员分配方案和社员往来分户账，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更贴近地走进当时的农民生活。

根据当时的统计口径，汪家村社员1977年人均“纯收入”为105元，它包括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

①粮食。包括稻子、红薯、午粮。

人均分配粮食720斤，其中30斤红薯，17斤午粮，折合人民币73.00元。

②秸草。包括稻草、麦秸和菜秸。

人均分配秸草38斤，折合人民币5.80元。

③油料。包括花生、油菜籽。

人均分配油料折合人民币2.30元。

以上三项人均分配实物折款合计81.00元。

对副食、菜蔬、油水均少的农民（特别是做体力活的劳力）来说，720斤原粮（约合500多斤米）是要精打细算才能维持生计的。1977年，汪家村59户中，有45户预借了储备粮（由小队储备，大队保管），共26538斤，相当于每个社员100斤。

在扣除了实物折价款之后，理论上人均尚可分配24元现金。不过，这当然是一个假想的数字：它假定社员在得到上述三项实物之后，不花一分钱；或者，虽然花钱，但动用过去的存款，不预支1977年的分红。不花一分钱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存在的（如盐、调料等必需品，烟酒等嗜好品，节日花等）。不预支分红，动用过去存款在理论上成立，事实上也不存在。“1977年社员往来分户账”显示，每家都多多少少从生产队预支现金。分户账上还记录了一些共同的东西。

①三次预支猪肉款，分别是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节。

②一次预支花生和黄豆。

③预支电费款、学费、购小猪款等。

这样一来，年终分红时，社员们平均拿到手的现金仅为7.20元。进款最多的前5名（以户为单位）分别为177元、160元、158元、134元、129元；有14户不但不进款，反而超支，超支最多的5户分别为132元、122元、76元、75元、73元。

汪家村的粮食分配，基本上体现的是“按需”的精神。全国各地都存在“人头粮”（“口粮”）和“工分粮”（“劳动粮”）的区分，而且普遍是“人头粮”的比例高过“工分粮”。汪家村所在的南陵县，“人头粮”和“工分粮”的比例一直为7∶3。其他如（食用）油票、布票等实物，也主要是按照人头分配（张乐天，1998：364）。1977年的汪家村，以粮食为绝对主体的实物分配额占人均收入的77%。这些实物不是无偿分配，在年终分配决算的时候，社员需要从他们全年劳动挣到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支付实物作价款。但是，在吃粮、用油、穿衣一直紧张的整个集体时代，这些按照国家牌价供应的实物显然起到一种福利式分配的效果。而且，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一部分农户“超支”的后果。因为如果仅仅按照工分，他们不可能购买这么多粮食和实物。集体时代，社员年终结算的时候倒欠生产队的情况（即超支户）非常普遍。20世纪70年代，就南陵县全县情况看，超支户所占比例在四分之一左右（《南陵县一九七四年人民公社生产收益分配概况》，全宗号3，案卷号19，1974，永久）。针对超支问题，南陵县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帮助困难户从多劳中增加收入，即安排困难户做辅助劳动力，参加经常性的力所能及的劳动，如养猪、放牛、看场和打草鞋，特别是农闲季节更要照顾其多做一些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工作会议纪要》，1972年10月31日，1972，永久，30卷）各生产队都储备一定量的粮食，以供实在缺粮的社员借用，生产队平时周转的现金，亦可供社员借用。借钱借粮的社员通常是确实有困难的农户，年终分红的时候，这些农户往往本身已经是“超支户”（即全年应得收入不足以支付已分配实物和现金的农户），更谈不上归还欠粮和欠款。由于超支户多无力还钱，生产队无足够现金可供分配，采取进款“大户”和超支户“结对子”的办法，即本应由生产队分配给进款户的现金，转移为超支户欠进款户的钱。

这样一来，工分制度所能制造的有限的分化空间被进一步收窄，这个效果在消费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以超支户和进款大户比较，前者一年劳动所得不够支付口粮，与年底有进款的富户相比，他们过的生活当然要差一些，譬如，他们不可能像富户一样可以偶尔改善伙食，不可能在负债的情况下去购买手表、收音机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奢侈品”。但是，通过“超支”，通过向生产队借款，他们得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那些所谓的富户，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稍稍高出基本生活水准而已，年终分红得来的可怜的现金，不足以让他们明显地与邻居区别开来——譬如，多年的积累也难以翻建房屋，难以购置大件的耐用消费品。考虑到整个集体时代，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准不过是在“糊口”线徘徊（黄宗智，1992），平均化的实物分配和借债导致的穷户最低生活水准的维持，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与富户相比，他们仍然穷困，但是二者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差异了。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生产队所起到的变相“抽肥补瘦”的作用。

三 集体仪式——一场婚礼

冬天是相对轻松的农闲季节，但1970年的腊月，方齐水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忙。为了儿子的婚礼，方齐水已经整整忙碌了一个月。旧历年底，婚礼如期举行。20年后，人们仍然对这场婚礼印象深刻。汪艾成回忆：“在我们这里，婚嫁喜事，就讲究酒席办得怎么样。方齐水摆了十多桌酒，每桌12个热盘、8个冷盘，抽的烟、喝的酒都是当时我们这里最好的。那个排场，在当时算是很大了。”在农村，婚丧嫁娶都是非常重要的仪式，方齐水只有一个儿子，用心操办原本自然。不过，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方齐水的连襟汪齐福是这样评论那场婚礼的：“他哪里是在办酒？他分明是在办‘气’！他没有那个能力，硬要做那么大的事情。他向生产队借储备粮，偷偷拿到外面去卖，他一个人借不了那么多，还让我以我的名义帮他借，一共借了8担稻。”显然，方齐水所做的，不仅是举办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仪式去度过人生中的一个关口，而且是通过这场仪式去明白无误地宣示一种地位变化。汪艾成为我细说了这其中的原委。解放以前，方齐水的家庭非常贫穷，父亲方德昌靠做长工和短工维生，曾经为汪大先生和汪来富兄弟家做过几年的伙计。由于没有自己的房屋，方家借住在汪家祠堂里。土改的时候，方德昌和林老六一样分得地主汪治农的几间草房，算是有了比较固定的安身之所。方德昌喜好赌钱，解放初年和人通宵打纸牌，疲劳过度，死在牌桌上。方齐水是方德昌唯一的儿子，他能说会道，高级社期间当过生产队队长，集体时代长年担任队委，并经常性地在生产队担任“捞水”这一最好的工作。按照汪艾成的说法，方齐水举办这么大规模的婚宴，很大程度是为了和自己“较劲”。

一解放，方齐水就和他的老丈人林老六一起搞我父亲，想分我们的房子，没有成功。我父亲死了以后，我们家在村里一直是过得比较好的，他们看着眼热，总想找机会害我们。共产风的时候差一点拆了我们的房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又想搞我，说我们家有国民党党徽、像章，还有手枪，应该扣个“七种人”的帽子。本来，我姐夫（即汪艾毓的丈夫，当时还没有结婚）来的时候，确实带过国民党党章和手枪，后来他们到广东的时候，把那些东西都带走了。林老六、方齐水、熊开福整天活动，那时候我岳父是大队副书记，他们在大队搞不通，又往县里告，县里的红卫兵下来，差一点把我抓走，但在家里找不到真凭实据。后来，我往广东写信，我姐姐替我做了证明。方齐水一直和我比，又比不过，我家劳力比他多，年年有进款，生产队选举我也经常是最高票，我只是不愿意干队长，他们在背后捣鬼干不成事情，不如做个普通队委或副队长。

方齐水怎么会办这么大的酒席呢？说来也巧，比他早一个月，我家二儿子结婚。我们当时的酒席办得比较体面，一共八九桌，亲戚朋友加村邻，热热闹闹，来喝酒的人就讲了不少的客气话。方齐水也在场，他大概是觉得不能矮人一头，所以搞那么大的场面，要把我们比下去。我们办酒没有向外面借一分钱，他办酒欠了好多年的债，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是什么？

2001年，我有机会和当事人方齐水直接聊起这段往事，他丝毫没有后悔的意思，“人一生一世，就是图个名誉。最重要的是你要站得起来，不能让别人看低了。我父亲在旧社会是没有办法，让人看不起。搞集体就不一样了，人人都是社员，你有的，我也能有，要的就是这股气”。

方齐水操办的婚礼，不过是集体时代众多仪式活动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仪式活动的差别。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新政权将各种民间仪式当作“封建迷信”进行打击，其中，对与宗族和鬼神相联系的集体仪式的打击尤甚。结果，宗教仪式从人们的公共生活中被驱赶到家庭内部（Yang，1959：195）。但是，正如阎云翔观察到的，一些原本局限在宗族至亲关系的小圈子内举行的小型庆典，如孩子出生、盖房子或者订婚庆典，则在集体时代成为公共性庆典（阎云翔，2000：223-224）。“1949年之前，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操办一个精致的仪式的。那时，只有富裕的家庭才能请得起职业吹手并提供一个大规模的、奢华的酒宴。……土改之后，即使是最穷的村民也想举行隆重的仪式，礼物交换的社会范围很快扩张到一个大得多的圈子。”（阎云翔，2000：227）这种变化，必须联系革命后社会分化的特征才能理解。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平等化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缩小了村庄内部贫者与富者的差距，拉近了二者在操办仪式庆典的经济能力方面的差距；其次，是平均主义心态使得村民越来越难以接受彼此之间的差别，“每一个村民都得以声称对礼仪生活中的社会成就具有同等的权利”，“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反讽性地刺激了普通村民去参与礼物交换角逐的愿望，并使交换竞争的重要性更加突出”（阎云翔，2000：227）。

这样一来，前文描述的革命前社会“一种有序的地位竞争”被打乱了，摆脱了“心中的限制”的村民，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和失败，他们无法接受“小办”或者“不办”导致的挫折，仪式活动中的地位竞争因此也更加激烈。

四 集体决议——责任田收回、自留地调整和并队

在集体时代，很多被称作“左”的做法和现象都和国家的大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来自生产队内部的因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责任田收回

1961年下半年，身在祁门的汪元强夫妇听说家乡要搞责任田，就回到汪村。等晚稻收过以后（11月份），田地就分给了个人。元强分到了七亩七分田。当时生活仍很困难，元强母亲该年年底死，办丧事只用了一斤米。田分到户后，上级又分配了一些种子。一开始，很多人都不愿意下力气干，担心政策转眼又会变化，汪元强回忆：“你说他不干，他也干，撒下种子，就不怎么伺弄了，就想着搞一点吃的填填肚子，怕干多了好了别人。”后来，干部下来做动员工作，社员们才放心。责任田干了一年，到1962年下半年，各种不利于责任田的传言到处散播，到了种午季的时间，一些社员干脆不种，另一些社员虽然种，但不下力气干；也有一些人，如汪元顺、魏光中等，整日在田里劳作，庄稼长得很好。魏光中和他的哥哥魏光明完全不同，是一个老实苦干的庄稼汉，“有了田，让他闲着他会觉得不舒服”。汪元顺则不同，他本来不是一个很勤快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身子重”，加上身体不壮实，干活向来就比别人差。这次干活这么卖力，是因为刚刚续弦。汪元顺的第一任妻子死于共产风。他本人于1959年逃到祁门山区，1961年底回来。1962年5月，林老六将小女儿许配给他。妻子20岁，还是高小毕业，已经28岁又是二婚的汪元顺总觉得欠了妻子很多，所以想把生活搞得好一些。眼看到了1962年底，汪元顺更加卖力地做田间管理工作，看着长势良好的小麦，尽管传言越来越多，他也不怎么担心了：“当时我就想，反正这一季是到手了。就是收回责任田，也要到第二年开春，不可能马上收，因为已经过了季节，收回来也不可能种东西了。”看着周围荒废的田，汪元顺还多少有些庆幸，“那些没有种的社员，看着我们的田就后悔：‘要是知道到现在还不收，我们还不如撒下种，能收多少收多少，总比这样荒废着强啊！’”

要不了多久，庆幸和后悔的双方就会颠倒过来，有关责任田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1962年3月20日，安徽省委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明确指出，“这个办法是调动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必然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第697页）安徽省委在南陵县委上报的调查报告上是这样评论的，“南陵县许多社队实行‘责任田’办法时间并不很长，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劳力少、劳力弱的户和四属五保户，减产多、困难大，唉声叹气、叫苦连天，甚至出现了卖地、外流等现象。富裕中农和一些劳力多、劳力强的户，超产很多，大搞投机倒把、放高利贷、雇工剥削，还对贫苦农民进行讽刺和排斥，实际操纵了社里的大权。地、富分子也乘机活动，鼓吹单干、腐蚀干部、拒不交产，阻挠改正‘责任田’办法。农村残余的反动势力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大肆嚣张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出，‘责任田’办法代表了少数地主、富农和富裕农民的要求，而根本违反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削弱和瓦解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清它的实质，做到立场坚定、态度明朗，正确对待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实行“责任田”办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产生的恶果》1962年9月29日，南陵县档案馆，全宗号1，案卷号509）。

1963年初，南陵县统一部署收回责任田，分配给汪家村社员的所有责任田都重新收归生产队，田里庄稼亦充公分配。如果说收回责任田是当时的大势所趋的话，庄稼充公分配毫无疑问是生产队内部的一次“打富济贫”。汪元顺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还是难掩心头的愤懑：“多好的小麦啊！这一季要是让我自己收，一年的口粮都有富余；那些调皮捣蛋的鼓噪，动不动就扣资本主义的帽子，你望着吃亏没有办法！”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可以看到，经过了土改和合作化洗礼的农民，已经丧失了对个人财产权利的起码尊重。20年前，方富贵谋划邻居钱财的方式是走入“地下社会”，通过蒙面抢劫和绑票来达到目的；现在，邻居们正大光明地聚集在一起开会，通过“贯彻”政策，就轻易地达到目的。

自留地调整

在确立人民公社制度大纲的《农业六十条》中，明确规定了自留地的合法地位：“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5%～7%，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但是，在整个集体时期，汪家村的自留地经历了频繁的调整。激进的共产风结束后，汪家村按照每人6厘的标准分配了自留地。其后，社员采取各种手段扩大自家自留地的面积，譬如，住在山边的社员，不断地开垦自留地邻近的荒地，“这边挖挖，那边挖挖，一开始是台子这么大，挖挖就屋基场子这么大”。结果，有的人家挖得多，有的人家挖得少，有的人家干脆没有条件挖，“产生了不平衡，那个搞得少的就到生产队报，要求重新分自留地，生产队要是不处理，他就上大队报，这样，过一段时间就得调整一次”（汪艾生访谈）。自留地频繁调整的大背景，是集体时期国家实施对农民家庭副业规模的限制政策，以及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意识形态上的戒备，但是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村庄内部因为“不平衡”而导致的紧张，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绝对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并队

Zweig正确地指出，激进的“政策风”是导致生产队规模扩大的主导原因（Zweig，1989）。不过，汪家村的“并队”经验告诉我们，在“政策”引导和推动的力量之下，村庄内部的应和因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69年，上面的政策号召扩大生产队规模，将规模较小的生产队进行适当的合并。当时，汪家村所在的曙光大队一共有24个生产队，汪家村分为汪东和汪西两个生产队。大队领导决定从汪家村开始并队工作。一开始估计困难很大，因为汪东的田用水便利，一年能够种两季稻；汪西的田地势较高，用水不便，只能种单季稻。汪东的产量一直比汪西高，1966～1968年三年，汪东亩产分别为626斤、800斤、751斤，汪西为513斤、566斤、735斤；相应地，三年中汪东社员口粮标准也比汪西高，汪东为578斤、726斤、739斤，汪西为461斤、549斤、675斤（《五里公社统计资料》，1970）。两个队如果合并，意味着汪东社员的口粮标准将降低，汪西社员则可以有所提升。大队领导来开第一次会的时候，两个队都不积极，觉得并队麻烦，但是第二次开会的时候，汪西社员态度完全转变。汪西的方齐福比较会说话，代表汪西社员表态：“中央政策下来，就好比是下了军令状，既然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支持。”1996年，方齐福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说：“第一次开完会以后，我们汪西的社员回去一商量，觉得合并对我们没有坏处，所以让我出来讲。第二次那个会开得可有意思了。我们愿意并，汪东不愿意并，但是大家都不提产量和口粮的事情，好像两个队之间不存在差别一样。我讲的那些当然是场面话，汪东的社员就在那里东扯西拉，一会儿说并队以后田太远，一会儿又说两个队社员底分评的不是一个标准，让陈大队长一阵批，都不说话了。”结果，汪东、汪西顺利合并，为整个大队的并队工作开了一个好头。当年，全大队由24个小队并为12个小队。

结语 集体制度：农民的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

一个制度的维持，常常是“那些欢迎它的人和那些不欢迎它的人之间斗争的结果”（DiMaggio，1988：11），这一简单的政治学智慧，涉及利益和权力在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具体到本书讨论的集体制度，可以将它看作国家和农民，以及农民和农民之间“斗争”的结果。共产主义国家是集体化的重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它在集体制度中的利益，大致可以归结为意识形态和现实经济需要两个方面。前者是与共产主义相关的一些理想目标，如集体主义精神、贫富分化的消除等（Schurman，1966），后者主要是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林毅夫、蔡舫、李周，1994）。当然，国家推动工业化的最终目的也是实现百姓的富足，只不过国强民富的逻辑必然在百姓富足和国家强盛之间造成一个时间差，甚至造成以（中短期）牺牲百姓富足为代价追求国家强盛的后果。个体家庭的温饱乃至发家致富，从来都是中国农民最基本也是最高利益所在。对此，早在1956年就领导浙江永嘉农民搞“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李云河说得非常精辟，他这样写道，“地球上有两个磁场引力最大，第一个是地球磁场，家庭是人间第二大磁场”。在当时的官方文件描述里，农民的这种倾向通常被称为“小私有倾向”“小生产者倾向”。这样一来，国家和农民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分歧和对抗。譬如，围绕粮食收购分配的斗争一直是一个贯穿集体时代的主题（Oi，1989）。利益对抗加上权力不对等，正是Scott所描述的“日常生活中的反抗”滋生的土壤。也正因为如此，“弱者的武器”成为近年来中国研究中的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这些研究致力于凸显“弱者”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高王凌，2006；Zhou，1996），比之那些视农民为被动驯服者的作品，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由于过分专注于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利益斗争，没有考虑到农民和农民之间的利益斗争，一些本来可以向其他方向发展的解释都被遮掩了。譬如，在汪家村，合作社时期普遍发生的“瞒产私分”现象（第四章第四节），集体大田里的“偷懒”现象（第五章），虽然有农民与国家对抗的一面（对国家过度需索的一种抵抗），但是在更大程度上它们是农民内部彼此算计斗争的产物，与其将它们看作是“弱者的武器”，毋宁将它们视作“弱者”之间的策略性行为，因而是一种“弱者的工具”（Bianco，2001：267）。

汪家村故事的焦点，是农民在集体制度形成中扮演的角色，它对于农民之间的利益斗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如前所述，土地改革成功地摧毁了农村中的传统社会分层体制，原先占据重要地位的地主和富农沦落为政治上的“贱民”，其人数和影响力都已无足轻重。相反，原先处于社会底层的贫雇农不仅经济地位大大提升，而且获得了最高的政治地位，他们与中农一起，成为革命后农村社会中的主体。不过，与中农相比，在政治上占据相对优势的贫农，在经济上仍处于劣势。汪家村的故事显示，正是通过这种官方鼓励的“合作之路”，贫雇农轻松地将利益从中农那里转移过来，在很大程度上，集体化被贫雇农当成了一次和中农 “合伙平产”的机会，用当时的一个形象的说法是“贫雇农割中农的肉”。

从土改、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建立，究其实质，是一个穷富拉平的过程，一个在权力作用下的利益转移过程，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更像是一个连续性的“文化工作”。 我们在汪家村看到，农民之间的“斗争”，虽然出发点是利益，并与权力因素紧密结合，但是“斗争”的形式既不是纯粹的利益谈判（经济学意义上的“谈判”），也不是赤裸裸的权力压制，而与利益和权力看似无关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担负起主要的角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的政治气候中，一套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通过各种渠道（工作队、学习班、批斗会）自上而下地灌输给农民。“剥削”“阶级”“集体”“合作”“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农民基于既有的生活经验难以理解和接纳的观念，通常，它们被看作是共产主义国家培育“集体主义精神”、锻造“社会主义新人”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以这套话语的使用频率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可以说这一计划非常成功；如果以农民是否“衷心认同”作为衡量标准，又可以说这一计划非常失败。譬如，美国学者Mosher于20世纪80年代初集体制度即将崩溃前夕在中国农村进行田野调查之后，这样宣称，“二十五年的集体生活，没有能够将农民改造为好的集体主义分子”，“正是在以无私为基础的制度中发现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消除了我从宣传中得来的社会主义正在形成的印象”（Mosher，1983：43、40）。这种成败的评估不是本书研究的任务，紧扣本书的主题，这里要强调的是，正是这样一套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连同革命后的一系列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事件（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使得农民既有的“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遭受冲击，并最终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过去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民平均主义”。

Douglas（1986），Meyer and Rowan（1977），Meyer（1980）告诉我们，制度就是共享的观念、共享的思维。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更明确地将制度定义为“关于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青木昌彦，2001：4）。以此解读汪家村的故事，我们会发现，集体制度的实质既不是其纲领性文件《农业六十条》规定的“按劳分配”原则，也不是官方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而是“农民平均主义”。在此，首先需要对“共有信念”的意义做一个说明。青木昌彦指出，“共有信念”与政治意义上或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信念”完全不同，但他并没有明确讨论不同之处是什么。在日常用语以及Parsons的行动理论中，“信念”都有“衷心信服”的意思，是已经成为人格系统的内化的文化，“共有信念”则更加类似于民俗方法论的理解，它是那种不言而喻的背景知识（Garfinkel，1967：76），是一种与价值相区别的认知。如前所述，农民平均主义最初主要是由贫雇农发展出来的，主要服务于贫雇农的利益，它是如何可能成为集体制度下农民的“共有信念”的呢？很显然，对于这样一种漠视财产界限，对自己的利益造成威胁的观念，中农不会欢迎，更不会“衷心信服”，但是农民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农民无力挑战的意识形态招牌之下屡屡得逞的经验，使得它成为包括中农在内的所有农民都必须考虑的事实，它是农民行动之前的一种“预期”，同时也是行动之后的一个“说明”。

农民平均主义作为一种“共有信念”表现出来的力量，我们毋须从受益人那里寻找，即便在受害人身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譬如，第五章中谈到的“责任田收回”事件，辛苦劳作一个冬天的汪元顺，面对责任田上庄稼充公分配的损失，虽然愤懑，但并不难接受这一后果。他的说法是“望着吃亏没有办法”，这里面包含着对时局的理性研判，也包含着对这种事件发生的“见怪不怪”。

在我们对农民平均主义的描述中，农民运用文化的策略性色彩非常明显，但是，这种策略性也会因为文化因素自身的特性而受到限制。Elster（1989）指出，规范等文化性因素在被运用的时候，有一种要求前后一致的基本要求，否则就失去了效力。在某些状态下，行动者具有从“文化曲目库”（Swilder，1986）中选择某种规范的自由，并具备一定程度诠释规范的自由，但是一旦进入规范的轨迹，行动者就会受到限制。农民平均主义之于农民也是如此，个体农民家庭随着家庭人口周期的变动，经济地位也经常发生相应的变动（Selden，1993；恰亚诺夫，1996）。一个劳力少、孩子多的家庭，此一时可以因为坚持农民平均主义、弱化按劳分配原则而获取利益；彼一时当孩子长大、劳力充足的时候，该家庭虽然倾向于加大劳力分配的比重，但当别人也搬出那一套平均主义的说辞，他多半无力抵抗，不得不吞咽苦果。道理很简单，借用韦伯的一个比喻，文化规范不是可以随意叫停的出租车，任由乘客上下（Elster，1989）。

集体制度（人民公社）是中国共产党控制和改造农村的一项重要机制，经常被看作是共产党对农村社会的一个纯粹强加物。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公社化运动，并没有遭遇任何经典意义上的集体行动的抵抗，一帆风顺的情况迥异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血腥的集体化。如果由此将农民视作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就会忽略他们在这一制度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农民基于自己的文化意义和经验去理解制度，有意识地、富有意义地建构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建构这套制度本身。

本书以作者在安徽南部一个自然村——汪家村前后长达10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讲述了一个集体制度如何形成的故事。全书以社会分化为主线，描述革命前社会分化的一般秩序，其特征包括强烈的个体责任观、清晰的财产界限和明显的等级现象，着力叙述革命后这一秩序如何崩溃，农民平均主义如何兴起。土改是这一故事的开端，它分别摧毁和削弱了地主和富农的经济优势，提升了贫雇农的经济地位；合作化是这一故事的延续，它逐渐削弱了土改时期没有受到触动的广大中农相对于贫雇农的经济优势，也摧毁了富农的优势；公社化是这一故事的高潮，它进一步荡平了中农和贫雇农之间在家底上的差别。这一穷富拉平的过程，并没有太多的奥秘，无非是利益从地主、富农和中农逐渐向贫雇农转移。但是，实现这一利益转移的，不是传统时期非正常状态下劫富济贫的暴力手段，而是一套有着明确意识形态指导、由强大的国家政权推动的制度行为，农民被裹挟其中，却又推波助澜。本书试图阐述这样一个认识：集体制度虽然由共产党国家推动和组织，带有很大的强迫性，但是农民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他们被裹挟到集体化的大潮中，以自己的方式、沿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推波助澜，甚至在可能的范围内调整和改变了潮流的走向。

跋 集体经济再评价——十年之后的反思

这篇写于十多年前的论文，重点讨论的是文化观念与制度形成之间的复杂关联，而对于集体制度该如何评价，论文则没有正面回应。

在完成这篇论文之后，我的研究兴趣很快转移到农民工问题上，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工厂”和“世界工地”上农民工的苦难和困境。在思考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的时候，除了借助传统的劳工研究的理论框架，我也不时地会将它与看似遥远的中国农村变迁联系起来。这个过程，加上对更多农村研究文献的阅读，使得我对于曾经的集体制度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过去三十年中，人们一提到集体经济，就会提到平均主义“大锅饭”，认为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社员劳动积极性下降，瓦解了集体经济的基础，而分田单干则成为解决劳动激励的最简便快捷的方法。更有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分析集体经济失败的原因，譬如，林毅夫认为，农业劳动监督困难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进而导致劳动生产力下降。在这样的论述中，集体经济的失败已经不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且有它内在的必然性逻辑。坦率地说，写作这篇论文时，尽管没有明确表述，但我对于集体制度的看法也基本上是负面的，认为它是以牺牲个体农民的自由、侵犯部分农民的权利为代价建立起来的，也基本接受集体经济低效率的观点。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是没有依据，在汪家村案例中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不少经验事实的支持。但是，如果将这种看法上升为对于集体经济的总体评价，则有很大的偏颇。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中，确实存在着包括“大锅饭”在内的很多问题，影响了集体经济的成效，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放回到它们所处的历史情境中，去发掘它们产生的历史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揭示产生这些问题的历史条件，看到制约集体经济的历史局限性，也才有可能在一个变化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集体经济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启示和意义。

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集体化是在整体经济水平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起步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是在新中国最不具备经济和物质基础的阶段开启的。集体化以土地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取代了私有制，固然是彻底改变了生产关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对农业生产力的促进只能体现为劳动协作和高劳动投入，而没有得到机械化的有效支持。以汪家村所在的南陵县为例，直到1970年全县才拥有大中型拖拉机13台、手扶拖拉机94台，这意味着每两个生产大队还不到一台手扶拖拉机。这样一来，集体化的效果就大打折扣，生产队领导决策方面的任何一点失误，生产分配管理制度上的任何一点疏漏，都可能抵消劳动协作及高劳动投入的成效。不仅如此，中国的集体化历程还是在最严苛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开启的。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新中国的工业化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一穷二白”的经济起点和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必然建立在高积累和剥夺农村的基础上，集体化了的农村不得不承担起服务国家快速工业化的的重担。据估算，在1952～1982年这30年间，国家通过征收农业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1]和储蓄净流出三项，共从农村获取了6127亿元的剩余[2]。

在这样一个历史视野下，我们就能够更加公允地讨论集体农业生产的效率问题。经济学家的标准算法是劳动力的投入和产出，产出基本上是以粮食计算，他们搜集数据建立模型，得出集体时代农业停滞或者下降的结论。这样的计算方式过于简单。如果视野打开一点，就不难看到更广义的效率，譬如，当时的集体经济在促进国家工业化方面的效率。曹锦清、张乐天等在他们的著作里描写过生产队的窝工现象，最后造成工分膨胀和贬值，这是必然的，由于无法进城，大量劳动力投入到那么有限的土地上面，必然造成窝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集体时代生产队的窝工正是人民公社支持国家工业化战略付出的代价。如果继续打开视野，我们还能看到延后的效率，农业基础设施的兴修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往往不能在当下立即体现出来，而需要在一个更长的时段才能观察到。打开视野这样看效率问题，虽然很难用量化的数据得出清晰的结论，但可能看问题会更加平衡。

回顾中国集体化的历史，在从小农经济走向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农民失去了私有的土地，放弃了沿袭已久的劳动和生活方式，骤然进入集体劳作、集体分配的新型生产方式中。这种巨变很容易导致农民的不适应，甚至对抗。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能否健康发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获得一个足够大的成长空间。如果迈向集体化的转化能够带来农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农民就更愿意抑制诸多可能对集体生产造成负面影响的小生产者意识和习惯，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生产管理制度的建设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初生的集体一开始就不得不置身于一个非常严苛的经济和物质大环境中，并且在最初的十多年中，看不到得到明显改善的可能性。

本书所研究的汪家村，不过是这种大环境中艰难谋求发展的千千万万个村庄（生产队）中的一个。直到1977年，汪家村人均分配粮食才达到720斤（相当于500斤稻米），几乎没有现金分红。在副食缺乏的年代，这不过是一个“糊口”的生活水平。辛苦劳作的社员看不到生活水平（尤其是粮食消费水平）的明显提高，因而也看不到集体经济的成效。在这样一个人们普遍处于生存水准的农业社区里，即便精细的生产管理制度能够出台，也很难想象它可以被严格实施。再次回应林毅夫对于集体农业生产困境的解释，或许，我们可以说农业劳动监督的困难并不在于技术上的“不能”，而在于生存伦理支配下的“不为”。集体经济的大框架和基本管理制度于1956年集体化完成时就已奠定，并经过1962年《农业六十条》的调整而确立，但严苛的经济和物质大环境，造成集体经济成长的空间极为逼仄，抑制了它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完善，造成农民平均主义侵蚀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现实。

在我看来，人民公社制度建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和既有的人性做斗争的过程，人民公社的问题很多也是出在这个方面。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年代，意识形态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churmann，Franz，1966）。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者的关系中，毛泽东经常赋予上层建筑更大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之后，社会主义不会自动实现，相反，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时刻存在。[3]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之后，还需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之下培养一批“社会主义新人”。“毛泽东的设想是，新社会以新人的出现为前提，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与建立社会主义技术经济基础同样重要。”（麦斯纳，1989）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集体主义来概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相对立，同时又不同于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对于特定人和群体（如家庭）的忠臣，它指的是一切言行以合乎人民群众集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集体主义反对把个人利益凌驾在国家、集体利益之上，更不允许用个人利益否定国家和集体利益。雷锋就是中国共产党塑造的完美体现集体主义精神的人格典型，他关心政治、勤于学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自始自终完全献身于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和为人民服务，而不像在封建时代那样寻求个人发达或光宗耀祖。1963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就是希望培养出一批公而忘私、洗脱阶级社会陋习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样一种努力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点，文化大革命号称是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其目标是“破私立公”，就是人人都在自己的脑袋里与私心杂念做斗争，以培养一心为公的价值观。

通过意识形态与制度建设的共同努力，改造人性，造就社会主义新人，可以说是集体化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在生产队内部，这一努力遭遇了顽强的抵抗。社员在自留地上的劳动效率高于集体大田，恐怕是全国农村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如果每个社员都是社会主义新人，被集体主义精神所装备，就不存在自留地比大田效率高的现象。可见，自私的人性没有在集体化过程中被彻底改变。当然，我们知道人性是没有办法抽象讨论的。当我们说“自私的人性”的时候，并非说人性的本质必然自私，而是就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条件而言的。当新中国建立集体经济的时候，面对的是经过两三千年小农生产方式培养出来的数亿小生产者，也必然要和这种生产方式之下的人性积习做斗争。列宁非常精辟地论述过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改造小生产者的艰巨性：“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4卷，1995：135）曾经在1956年于浙江永嘉推行“包产到户”的李云河在他后来出版的《中国农村户学》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感叹，“地球上有两个磁场引力最大，第一个是地球磁场，家庭是人间第二大磁场”（李云河，1989）。李云河讲的家庭的磁场就是家庭所产生的私利的吸引力。在建立集体制度的过程中，以及在集体制度运行的二十多年间，正是在这种追求私利的“人性”驱动下，支撑集体的社会主义原则不断被农民平均主义侵蚀，使得实践中的集体制度变形，也使得集体制度的预期成效大打折扣。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央农业政策调研组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全国30%的大队搞得好，40%虽然面临严重问题，但仍可维持，还有30%搞得很差，不能轻易地重新组织起来（韩丁，2008）。如果按照这个分类，汪家村及其所在的大队大致属于面临严重问题但仍可维持的一类，率先搞大包干的小岗村属于搞得很差的一类，而最近几年我们研究的周家庄（附录二）则属于搞得好的一类。正是在周家庄，我看到了人性改造的一丝曙光。在周家庄，由于农业、副业、工业多业并举，窝工现象并不严重，加上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精细，领导一心为公起带头作用，在长期的集体生产过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新的人性积习在生长。20世纪80年代初讨论分田单干的时候，周家庄人普遍反对，除了与当时生活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有关，一个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变化的人性。事隔三十多年接受我们的访问，谈及当年反对分田单干的想法，很多周家庄人给出的理由是“集体生产省心，队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操那份心”。

“省心”“不用操那份心”不仅是说不用在生产安排上劳神，而且表现为不愿意在利益算计上费心。我们在周家庄与村民接触，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这里的人普遍比较单纯，譬如，每当我们想就管理和分配制度上的可能漏洞与村民们探讨，询问他们会不会有一些钻空子的策略性行为时，一个非常普遍的反应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当然，周家庄人的这种“单纯”是与周家庄有着相对合理的管理和分配制度、相对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多种条件紧密相关的，但它本身对于集体制度的支持和促进作用也不可忽视。

人性的改造是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如果将其比作万里长征的话，像周家庄这样的村庄不过是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其成果的巩固和进阶需要人性与制度之间旷日持久的良性互动。遗憾的是，如同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一样，20世纪80年代初的去集体化也采取了运动式的“一刀切”办法，从一哄而起到一哄而散，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作为少数坚持集体制度的村庄的代表，周家庄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写作这篇反思的时候，我总是禁不住会想起汪家村唯一的“地主”汪治农，他在我进入汪家村的第二年去世，这期间我们见面不下十次，长谈过三次。他的勤劳、能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品评时事和人物时表现出来的远高于普通村民的公民素质和道德水准，更是让我记忆犹新。在宏大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像汪治农这样的小人物简直是细若尘埃、无足轻重。虽然不能用他的命运沉浮来评判历史进程的功过，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汪治农个人的角度，就不难体会到他遭遇的不公和伤害。也许，我们可以狠狠心，用“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说辞，试着去弥合个人遭遇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裂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汪治农是在为通往一个进步社会付出代价。然而，这更让人心酸。“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虽然略显夸张，但表达了部分反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民的感受。集体散了，那包括汪治农在内的农民曾经做出的牺牲还可以被称作“代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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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因用图表表示呈剪刀张开形态而得名。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价交换。

[2]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 张德胜：《思入风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7。

附录一 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 [1]

卢晖临

引言

从1925年Kulp教授的《凤凰村》算起，过去70多年中，已经有一批有关中国农村社区研究的力作问世。其中一些作品影响深远，譬如《江村经济》，马林诺夫斯基称誉其为“人类学理论和实地调查工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1986：1）。这些研究的价值，而且在于它们提供了人类社会或者文化中的各种实例，而且在于它们验证或者反驳了当时的某一种理论。由于它们集中在变迁最为激烈的20世纪的中国，将它们的证据、发现（妇女地位、家庭结构、继承制度、精英构成、价值观念……）沿着社会变迁这条轴线加以比较、整合，就形成一幅社会变迁的整体图画，这赋予其超出孤立研究的新的价值。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迁，其独特性在于它不仅是从传统到现代这一波及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试图用社会主义原则全面改造、取代社会中的“自发势力”及“自发原则”的过程[2]。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本文集中于社会分化这一主题，试图总结革命前后社会分化的不同模式。

任何“模式”，都是对现实生活之复杂性的不同程度的裁剪，是一种“理想型”的构造。单个的社区研究，当然不必去标榜自己的“代表性”，甚至可以反过来凸显其特殊性（Madsen，1984：20）。但是，当我们着意于社会变迁这一主题的时候，特别是着意于比较革命前农村和革命后农村的时候，实际上是将革命前农村视作变迁的基点，这样，就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如何去刻画概括革命以前的农村社会分化？

本文考察的单位是村庄这一基层农村社区。按照华北农村研究专家Sidney Gamble的看法，“没有两个村庄是完全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差别表现在各个方面：地理规模，农户总数，宗族和姓氏群体的数量，占有的土地量，领袖群体的数量和组织。领袖的资格条件，政治发展，财政状况，征费的数量和方式，宗教活动”。（Gamble，1963：1）这种说法当然是难以反驳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一样。Gamble的《华北乡村》为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些千差万别的村庄。不过，本文要做的是去寻找那些差异背后的社会分化的共同性特征和机理。

对于关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学者来说，作为参照系的“过去”（叫作“传统社会”也好，叫作“革命前社会”也好）经常以以下两种方式引入：一种是整体性地借用文化研究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如“差序格局”“伦理本位”等；另一种是个别性地引用以往社区研究或实证研究的发现。在我看来，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对过去的一种简单化处理。要想获得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刻理解，有必要对过去进行系统性的重建，而这种重建工作，必须依赖具体的实证研究成果（包括社区研究以及其他实证研究），从它们所呈现的过去的千变万化的细节中去寻找一致的特征。

一 革命前乡村社会的社会分化

首先要申明的是，我关心的不是演化论意义或者结构功能论意义上的分化，那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功能一体到专业分工的社会变迁过程。那一过程，作为现代化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当然也表现在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中。本文所探讨的社会分化，指的是一个社会单位（本文讨论的是村落社区）中，成员之间确认和区分身份的过程和机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农民的社会分化基本上是围绕土地展开的。而分化的结果——与土地占有量相联系的经济地位——通过广泛的社会生活，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象征和仪式，进一步造就了村民在社会地位上的位置和差异。

提及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农村，这样一幅对比鲜明的画面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

地主老财仍旧穿着长袍马褂，征收高额地租，豢养家丁，修着他们的长指甲，吃着白面馍。而佃农们仍旧穿着他们粘满泥土的裤子在地里流汗，让苛捐杂税夺去他们的大部分收成，靠小米和糠麸度过寒冷的冬天（韩丁，1980：27）。

以上图画揭示了革命前农村社会最重要的分化：普通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分化。实行土地改革前，新解放区数量仅为农户3.79%的地主，占有38.26%的土地；而占农户57.44%的贫雇农，却只占有14.28%的土地（杜润生，1996）。地主户均占有土地是贫雇农的40倍。即使按人均土地量计算，这一比例仍然高达30倍。地主的土地大多用来出租，按照刘少奇的估计，“乡村中全部出租土地约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3]地主标准以及统计数字准确性的问题我们下文将探讨，但是不可否认，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以及租佃关系的广泛存在是革命前农村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过，当我们运用农村社区研究的成果，返回村庄这个对农民最有意义的社会世界，却发现了另外一幅图景。

1.没有地主的村庄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在河北和山东西北部组织的细致的农村调查，可以为我们提供30年代末期“典型”华北村庄的情况。[4]

典型的华北村庄有150户人家，总耕地2100多亩，平均每户14亩地。[5]这些土地中的绝大多数（82%）都是土地所有者自耕或者雇人耕种（所谓的“自耕农经济”），用于出租的土地占总耕地的比例只有18%，其中，大部分来自外村的土地所有者和居住于城镇不在村的地主（以下简称“不在地主”），本村内部的土地出租比例很低（黄宗智，1986：71、81-82）。

根据满铁调查，村民们将有地100亩以上的农户称作财主，这些在村的财主大多数雇工经营（所谓的经营式农场主），而不是出租土地。典型的华北村庄中通常会有1～2个经营式农场主，出租地主则不易找到（黄宗智，1986：67-68、71、183）。譬如，在25个满铁调查村庄中，只有6个村有出租地主（指拥有土地100亩以上的），共12户，平均有土地158亩。如果按照50%的租率计算，一个14人的出租地主家庭，其人均租金收入大约相当于一家5人的普通农户种地28亩的人均收入，[6]换言之，相当于一个中农家庭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其他的农业外收入，这样的家庭一定会在一代之内因为人口增长的压力被无情地驱赶到中农以下生活水平的群体中。所以，在华北村庄，有地百亩以上的农户如果躺在地租上过生活，那不是兴旺发达，而是“败家”的征象。

河北中部的五公村，村庄规模大于前述典型的华北村庄，1936年该村有285户，4620亩土地，平均每户约16亩土地。只有4个农户占有80亩以上的土地，最多的123亩。他们出租地很少，最多不超过24亩（Friedman，Pickowicz，and Selden，1991：18）。

位于太行山区的山西省张庄，那个因为韩丁（William Hinton）的详细描述而闻名海外的200多户人家的村庄，曾经在土改中有十几个“地主恶霸”被群众活活打死。但是细读全书，20世纪40年代村庄中的首富申金河不过是一个有140多亩地，雇用两个长工的经营式农场主，第二大的“地主”有84亩地，雇用两个长工耕种（韩丁，1980：30、32）。全村除了一些宗教团体等集团地主外，找不出一个规模较大的地主。Crook夫妇笔下的“十里铺”（同样位于太行山区），唯一的一个占地百亩的地主住在镇上，以开布店和放债为主业（Crook，1959：19）。

在土地比较肥沃的胶东半岛附近的台头村，20世纪40年代根本就没有占地40亩以上的家庭（Yang，1947：16）。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租佃关系在华北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华北的土地租佃率不足18%，远低于长江三角洲、华南地区，但是，牵涉的农户却相当广泛，大约有一半的贫农（占农户总数的25%左右，见黄宗智，1986：303）和部分中农以及富农，都租佃部分土地耕种，用土改以后流行的话来说，这些农户都要受到地主的“剥削”。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剥削大多不发生在村庄内部。满铁调查的村庄中，在村地主（指有地100亩以上的）出租土地量只占村庄总耕地面积的3.6%（黄宗智，1986：71）。其余的出租地，可能会有一些来自本村的普通农民，但大多数来自住在城镇的地主（即“不在地主”）和外村的土地所有者。以河北米厂村为例，774亩出租地中，411亩属于占地超过百亩的不在地主，252亩属于村外较小的土地所有者，只有111亩属于本村的小地主（黄宗智，1986：81-82）。

如果说华北是一个自耕农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话，关中（陕西中部地区，自然地理上指秦岭以北、黄土高原以南的关中盆地）则几乎是自耕农的世界。该地区是全国土地租佃率最低的地区之一，20世纪30年代的土地租佃率在6%左右（秦晖、苏文，1996：53），土改时，“地主所有土地大约不过全部耕地百分之五”（习仲勋：《为继续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而斗争》，转引自潘光旦、全慰天，1952：2）。然而，即使是这些地主大多也不是“出租地主”，而是前述的经营式农场主，或者相当于华北的富农（秦晖、苏文，1996：53）。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在关中的村庄，几乎见不到出租地主，租佃关系涉及的范围也小于华北。

长江三角洲和华南（主要指广东）是革命前土地集中程度最高、同时也是租佃率最高的两个地区。但是，即使在这两个地区，村庄中的社会分化也不是以地主和佃户为主线。

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统计，长江三角洲的出租土地占耕地面积的42%（黄宗智，1992：40）。不过，这一带的地主自清中叶就开始大量移居城镇。城居地主和在村地主的准确比例虽然无法获得，但是前者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出租土地上都多过后者应该是肯定的。根据苏南23县中39个乡的材料，每个乡的佃入地均超过本乡出租地，其中佃入地超过出租地1倍的有23个乡，超过10倍的有9个乡，最极端者，超过竟达154倍（潘光旦、全慰天，1952：19-20）。苏州全市30万人口中，仅地主就有4000户。常熟10万人口中，有3000户是地主。吴江县城6000人口中，300户是地主。这说明，主宰乡村经济的地主很多都脱离了农村，移居到市镇（一般每个乡都会有一个市镇）或与乡村关系更加疏远的城市。

回到村庄。满铁调查涉及长江三角洲6个村庄，平均66户，356亩田地，每户约5.4亩地。出租土地占耕地比例为65%，但在村地主（标准不详）6个村庄总共3人（黄宗智，1992：336）。费孝通研究的开弦弓村正好位于这一区域，这个360户人家的大村庄，是一个典型的佃户村，拥有[7]田产10亩以上的只有20多户人家，最多的不超过70亩，全村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归不在地主拥有（费孝通，1986：134、134-135），80%以上的农户是佃农（费孝通，1946：1），他们耕种的土地的田底权大部分为住在城镇的不在地主所有。村中有限的小土地出租者，大多属于家里男人死亡，孤儿寡母无力耕种的情况。

至于广东，20世纪30年代的租佃率更高过长江三角洲，达 60%以上，但一半以上的出租土地是族田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公田（陈翰笙，1984：2-3）。住在村里的私人地主数量极少，而且大都拥有较少的土地。陈翰笙1933年对番禺10个代表村的调查表明，村内私人地主占有的土地为全部耕种土地面积的7.2%。[8]陈翰笙将那些拥有土地高于中农平均数，以一半以上出租，不参加田间劳动，并从地租中获得其收入主要部分的农户都称作地主（陈翰笙，1984：24）。这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地主定义，其中包含了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中划定的“小土地出租者”。但即便这些村内私人地主将所有土地全部出租，总数也不过是全部耕地面积的7.2%。这些所谓的“村内私人地主”每户占有土地不到17亩，他们“通常是粮商、杂货商、当铺老板和私人高利贷者，还有少数是退职文官和低级军官”（陈翰笙，1984：24）。

在靠近广州的南景村，230户居民中有5户地主（有30亩以上的土地），有地最多的120亩，其次为70亩、60亩、30亩、30亩。最大的地主依靠和当地的一个小军阀的关系起家，本人经常不在村里；第二大和第三大地主都住在城里。余下的两个地主，一个自己经营，一个收租。所以，严格来说，只有一个在村出租小地主（Yang，1959：40-41）。

综合来看，革命前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不是发生在地主和佃农之间，村庄内完全依靠地租生活的出租地主非常少见。这提醒我们，盛行于各种学术分析中的“地主-农民”之间的对立，至少在村庄内部是一个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主要是没有有意识地区分宏观的农村社会和单个的村庄社区，导致这种错觉的其他的因素，我将在下文涉及。矫枉过正，我将革命前的村庄称作“没有地主的村庄”。

2.耕作社会中的分化

如前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村庄内部，并不存在一个以地租为主要剥削手段的地主阶级，村庄内部的分化主要不是寄生的地主阶级与被剥削的佃农阶级之间的分化，而是围绕土地经营（规模、资本投入等）、生计和生活安排而产生的耕作社会内部的分化。其上层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被视作代表比较进步生产方式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式农场主和富农，下层则是土地和资本均不足的贫农和雇农，中间则是主要依赖自身劳力及土地大体能够维持生活的中农。

我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处于顶层的经营式农场主，其可能的前途是什么？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他可能走多远？处于底层的贫雇农，可能跌多深？

仍以华北为例。满铁调查显示，华北200亩以上规模的经营式农场非常少见。黄宗智对此的解释是：传统农业的有限积累，不足以雇用一名脱产的监工，否则就会抵消掉在劳动力使用上获得的优势（黄宗智，1992：70-71）。对于经营式农场主来说，向上攀升意味着脱离乡村耕作社会，进入其上的另一个社会系统：当土地达到一定规模时（通常超过200亩），选择出租土地也足以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愿移居城镇，经商或者通过培养子孙读书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再看雇农。通常情况下，雇农完全没有土地，或者仅有小块土地，缺乏农具、耕畜和资本，不得不靠当长工维持生活。20世纪30年代，长工一年的工资平均水平为42.5元，相当于他的全年伙食等值（黄宗智，1992：65）。因为长工一年大部分时间在地主家吃饭，假设他没有其他任何开销，这些工资可以买到中等质量的0.7亩地（20世纪30年代华北每亩地平均价格为62.5元，参见黄宗智，1986：181），如此，他可以在20年里买到14亩地，达到维持一个家庭生活的土地标准。不过，事实上，雇农如果是有家有口，这些工资仅够用于自身以外的一个成年男子的口粮，根本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更谈不上添置土地。如果是未婚，雇农娶妻生子的希望非常渺茫，即使等到他买到了土地，也不可能有翻身的希望了，因为一个光棍，只能成为他家最终的一代而终结其雇农的悲惨命运。所以，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是彻底放弃翻身努力的雇农，过着有一天口粮混一天日子的生活。

就经济状况而言，贫农未必好于雇农。雇农本人在一年中至少能够得到雇主将近10个月的伙食（哪怕极其粗糙）供应，以及相当于伙食等值的工钱。贫农由于自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计，不得不另外佃种土地，他们得承担独立佃租土地的风险，加上短工市场没有保证，有时不得不在饥饿线上挣扎。贫农和雇农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上。贫农往往紧紧抓住小块的土地不放，固守着小业主的心态，不至于失去最后的希望——如果足够幸运，假以一代以上的时间，他们中的少数人能够获得自耕农的地位。不过，现实生活中的贫农既缺乏足够的土地耕作，又缺乏足够的资金去发展生产，结果他们中的大多数大概只能勉强维持一个独立的门户，真正能够“力农致富”的少之又少。他们中最不幸的人，往往在极端困难的时候落入高利贷的陷阱（关于高利贷对贫农有限土地的剥夺，参见陈翰笙，1984：102），最终完全失去土地。

以上是对这一分化体系两极的描述，可以看出，其顶层将止步于一个有限规模的农场，底层则时时面临着生存的威胁。顶层和底层的差别，在后者连生存都成为问题的特殊背景下，不可避免地经常被夸大。可是，在今天看来，那不过是“白面馍”和“小米糠麸”的差别，后者的苦难并不足以构成对前者奢侈的指责。这一点，还可以用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在太行山区的张庄，地主不肯雇本村人当长工，因为本村的人都回自己家里解手（即“上厕所”），外村人只能用东家的茅房（韩丁，1980：23），十里店同样如此（Crook，1959：4）。韩丁以此来说明那一带地主的吝啬，可这不应该单单归结于“守财奴”的性格，这种为积累免费肥料斤斤计较的考虑（在今天看来甚至是一种猥琐的考虑），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富户之“富”需要用如此微细的努力来维持。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村庄内部各个阶层的流动性。

满铁调查村庄中，有9个村的富户可以上溯到三代（调查期间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年为第三代，1910～1920年为第二代，1890～1910年为第一代）。调查资料表明，第一代的19个富户，只有3户的后代在第三代（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年）仍是富户（总数5户）（黄宗智，1986：74-78），正应了“富不过三代”的古话。家道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分家：富户所谓的“富”，只是相对于周围为生存而挣扎的小农而言，农业生产的有限积累，很难抵挡住分家析产的压力。

在调查的9个村的20个富户中，除了5户是继承祖业外，其余都是自本人或者父辈才开始致富的，其中有几户是通过在关外经商打工积蓄钱财，更多的是通过勤勉耕作获利（黄宗智，1986：78）。

对于富农和中农而言（他们往往是村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中坚力量），辛勤的耕作，合理的生计安排，持续不断的节俭，加上好的运气，可以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向上攀升，其中极少数人有望在一两代的努力后脱颖而出，成为众人羡慕又妒忌的“财主”。

对于贫雇农来说，摆脱贫困的现实机会都很小。区别在于，雇农是一个基本放弃了向上攀升希望的阶层，而贫农的小业主心态和独立的门户，则使得他们仍然可以去梦想“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中农生活。

富户（经营式农场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这些名称，都是我们为了分析的便利而做出的区分，有些固然可以在当时的乡村社会找到明确的对应称呼，譬如“财主”（多为经营式农场主），“扛长年的”（雇农），他们的身份可以很容易地识别，但是，富农、中农和贫农，相互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所谓“阶层”的提法，不应该让我们忽视乡村社会中每天都在上演的个体家庭之间的微细下沉和上升，它们未必达到跨越“阶层”界限的程度，但是正是它们赋予每个农户向上攀升的希望。

恰亚诺夫（A.Chayanov）以革命前俄国乡村为根据提出了著名的“人口分化”模式。他认为农场家庭经济状况，主要随家中消费者与劳动者的比例的周期性变化而升降。家庭的经济条件，在成年父母不需供养而又没有子女时最佳，在没有劳动能力的消费者（子女和儿童）最多时最差（恰亚诺夫，1996）。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革命前中国村庄内部社会分化的情况和“人口分化”模式相距较远，而更接近于“人口分化”模式所针对的“阶级分化”模式。

不过，这又是一种有限度的“阶级分化”类型，它是一种典型的耕作社会中发生在小生产者之间的分化，资本（土地、钱财）在其中起作用，但只是通过和自有劳动的结合，或者通过和自己直接能够管理的雇佣劳力的结合发挥作用，这不可避免地设定了村庄内部社会分化的限度：富户积累起来的钱财大多被消费掉，或者成为深埋在地底下的闲置的银元，而较少有渠道加深和加速社会分化（在村庄内部放高利贷通常被视作不道德的做法）。不过，这也造成这样一种效果：村庄内部的一切社会分化的结果，更直接地和各个农户自身的劳动或者经营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富户，虽然未必和雇工一样从事主要农业劳动（如犁田、收割等高强度劳动），但一定负担指挥生产的责任，多数还同时从事附带劳动（如割草、放牛、扬场、送饭等）。

在长江三角洲，经营式农业远没有华北发达，雇工三人以上的经营式农场主非常少见。满铁在该区域调查的6个村庄中，没有任何一个雇用三名雇工的经营式农场主，其中甚至有4个村庄根本没有任何长工（黄宗智，1992：59）。这说明长江三角洲村庄内部的分化程度比华北更低，资本在加剧社会分化方面的空间更小，这进一步印证了村庄内部的分化是耕作社会中小生产者之间的分化的观点。

以上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讨论社会分化，而没有考虑权力的作用，“耕作社会中小生产者之间的分化”这种提法，似乎暗示了一个权力真空的村庄。这当然不是事实，无论是按照韦伯的定义，还是福柯的理解，权力都无所不在，而且在一切它所染指的事务上都留下烙印。不过，如果允许我稍微武断一点的话，我要说在革命前的传统村庄里，权力更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分化的结果，权力结构更像是社会分化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它所起的作用，是巩固和强化既有的社会分化，而不是以自己的原则系统地缔造或改变社会分化。

满铁调查表明，华北被称作首事（或者会首、董事）的村庄领袖，通常都是最体面的农民，来自中农以上的殷实人家（黄宗智，1986：248；Gamble，1963：60）。在长江三角洲的开弦弓村以及华南的南景村，情况亦类似（费孝通，1986：75-77；Yang，1959：109）。财富、闲暇、服务精神与能力，是村庄领袖的重要条件，村庄领袖并没有很大的利益可得。Gamble在考察了华北几十个村庄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据我们的记录，村庄的长老和官员都是无偿地服务……通常甚少谋得私利的机会。”（Gamble，1963：60）按照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观点，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是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和向大众负责的意愿，而不是获取物质利益（杜赞奇，1994：5）。费孝通对开弦弓村的描述印证了这一点：“虽然他们（村长）得不到直接的经济报酬，但由于为村里人办了事，他们也乐于享有声誉，接受一些礼物。”（费孝通，1986：77）

以上描述也许过于浪漫，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权力的结构。譬如在南景村，村庄事务主要控制在由各族长老组成的理事会手中，这体现了不同利益群体（家族）的非正式的权力平衡（Yang，1959：116）。但是，这种权力平衡更可能产生的后果是推进权力的谨慎使用，而不是滥用。

更为重要的是，在传统社会的村庄中，权力能够影响经济分化的可能空间并不大。第一，权力主要是处理有限的公共事务，涉及经济方面的主要是赋税劳役的分派。自18世纪20～50年代清政府摊丁入亩之后，唯有土地所有者才要交纳田赋及田赋附加，且有比较明确的规章。第二，村庄领袖的合法性，来自于他们所在的村庄社区，而不是外部的地方政府。这样，压榨性势力只能以土匪这样的形式出现，它不可能在村庄内部获得合法性，也不可能依靠外部的国家强力。

3.地位的“仪式表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是备受尊崇（在共产主义国家）和批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观点，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与边沁的功利理性主义结合起来，阻拦我们去关注乡村生活的仪式层面，或者通过专注于仪式的“功利性”而抽空其“意义”：生存都成问题，怎么有可能奢谈意义呢？

但是，综合以往的社区研究作品，可以发现，中国村庄里的农民，不仅生活在一个人口和土地持续紧张的关系之中，也不仅生活在一种阶级剥削的关系之中，更不仅生活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处境之中，他们还生活在一个象征和仪式的世界中。在革命前的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各种人生仪式（出生、结婚、丧葬）和围绕年节的民间宗教仪式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意义。

Clifford Geertz（1973）著名的“斗鸡”研究，启发人们注意仪式在展示现实世界地位等级方面的作用。在中国农民的人生仪式和民间宗教仪式中，很难找到类似巴厘人“斗鸡”那样的“深层游戏”，但在平和喜庆或者肃穆庄严的各种仪式中，“地位的赌博”却比比皆是，尽管未必达到“地位的血的洗礼”的程度。

研究革命前农村经济的学者，一定不会忽视债务问题。根据陈翰笙的研究，广东农民2/3都欠债，很多人被迫承受高利贷的剥削（陈翰笙，1984：102）。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农民举债不是为了生产投资，而是为了度过一个又一个危机的生活关口。其中，很多自然是青黄不接时期的糊口策略，但相当多（金额上也许更多）是为了“礼仪”的开销（Parish and Whyte，1978）。在河北五公村，1935年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婚礼大约花费1750斤粗粮，相当于该村多数家庭一年的粮食收入（Friedman，Pickowicz，and Selden，1991：22）。在稍微富裕一些的定县，婚礼的花费比五公村高，差不多也是一年的家庭收入（Gamble，1963）。在费孝通研学的“江村”，每个家庭一生中重要礼仪事务的开销，平摊到每年，大约相当于全年开支的七分之一（费孝通，1986：93）。

考虑到革命前乡村贫民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经济状况，一个农户为了一场婚礼花费相当于一年的收入，甚至如飞蛾扑火般扑向高利贷，是不能用“扩展社会网络”“关系建构”等“理性主义”观点解释通的。费孝通观察到：“在婚丧礼仪的场合，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人们认为婚丧礼仪中的开支并不是个人的消费，而是履行社会义务。孝子必须为父亲提供最好的棺材和坟墓……父母应尽力为儿女的婚礼准备最好的彩礼与嫁妆，在可能的条件下，摆设最丰盛的宴席。” “当一种礼仪程序被普遍接受之后，人们就不得不付出这笔开销，否则他就不能通过这些人生的关口。”（费孝通，1986：85）

辛勤的劳作、节俭的生活，与铺张的仪式是如此地矛盾。很多礼仪活动只有从“履行社会义务”（崇祀祖先，延续血脉）这个角度才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这是人们艰辛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不过，这些礼仪活动表现出来的复杂而微妙的差异，则必须从“地位的表达”这个角度才可以理解：人们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内为提升经济地位所做出的任何努力，主要不是表现为食物、衣着、住房消费上的重大差别（费孝通，1986：84-85），而是通过礼仪活动展现出来。

地位的差异以仪式的形式反映出来，譬如婚俗，一个中农通常会遵循一般的婚姻习俗，付出一笔可观的聘礼，他们的女儿也会有一份体面的嫁妆。他们选女婿或媳妇，多挑与自己门当户对的家庭。喜事要办得恰当、体面，有适当的庆祝和贺礼。相反，长工多无能力娶亲，或者只能廉价娶个童养媳。而就婚筵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河北沙井村，可以清楚地按两个尺度来分等级：食物的质量和邀请的人数。食物的等级，由上而下是：“八碟八碗”（八碟蔬菜八碗肉）；“八碟四碗”（八碟蔬菜四碗肉）；“八碟吃面”（八碟蔬菜、面）。请客的人数也分三等，第一等是“大办”，即筵开30桌之多，请村内同族和村外亲戚，还请其他同村人；第二等是“小办”，只请同族和亲戚，通常也有十来桌；最下等的叫“不办”，只请同房至亲和亲戚，只有三、四桌（黄宗智，1986：267-268）。

习俗对于每一种仪式规格的详细规定，为不同的农户提供了适宜的但却有区别的地位等级。不同经济条件的农户，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不同规格的仪式，实际上正是对自己在社会分化体系中所处位置的一种认同和宣示。虽然仪式本身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户的地位，譬如，一般情况下农户都愿意将仪式规格稍微提高一些，使得自己显得“有面子”一些，但长期来看，仪式并不导致农户现实地位的任何重大改变，它更多具有的是展现现实地位的象征意义。以婚宴为例，宾客的数量，菜肴的数量、质量，不过是一些媒介和形式，借以将现实地位等级移入其中。因此，仪式中表现出一种有序的地位竞争。经济能力的差别固然设定了不同农户举行不同规模、等级仪式的限制，对这种经济能力差别的主观认识，对不同社会地位等级的认同，更为每个农户设定了“心中”的限制。

4.合法性和秩序：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

杨庆堃在广东南景的研究（1948～1951年），可以说是革命前中国最后一个社区研究。他这样描述当时的阶级体系：

在南景，个人和群体之间的阶级区分是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社会事实，阶级体系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Yang，1959：121）。

他指出三个促进稳定性的因素：第一个是宗族制度的高度整合特征，它有助于限制和解决有着不同阶级地位的同族成员之间的冲突；第二个更强、更有说服力的因素是农民的传统保守性；第三个是阶级制度的流动性（Yang，1959：119-127），用杨懋春的话来说，村庄中出现得更多的是家庭的兴衰起落，而不是固定的阶级（Yang，1947：132）。

第一和第三个因素，论述者比较多……本文就第二个因素做些阐发。一般谈农民的保守性，都归结于农业生产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农村生活节奏，这样一来，保存现状、拒绝变革，仿佛是农民的性格使然。不错，保守性是对现状（现实体系）的接受，甚至是不加思量的接受。但在这种接受的背后，认同现实体系道德基础的成分恐怕要大于性格的成分。换言之，之所以愿意保持现状，是因为接受它背后的合法性。追溯农民传统保守性的价值源头，需要探讨儒家思想的长期教化，此所谓“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塑造。此处略过源头问题，着眼于研讨与村庄社会分化相关的一系列“习惯”（“定规”或者“习俗”）以及命运观所提供的合法性。

譬如“开圈”的习惯，即7月高粱开叶子时，允许村民在固定的几天之内自由采摘高粱叶子。1941年时，穷人可以把摘得的叶子以每100斤1.5 元的价格卖出。又如“拾落穗权”，即麦子收割后，允许村民捡拾地里散落的麦穗（黄宗智，1986：277）。

譬如“摇会”的做法，是为了筹集款项而组织互助会，被社区公认为有钱的人，“为了表示慷慨或免受公众舆论的指责，他们将响应有正当理由的求援”（费孝通，1986：190）。向处在危急关头的同村人放高利贷通常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

譬如在很多地区，有着这样的习俗，新年的门联一旦贴上，就不允许债主讨债。因为旧历年底是习惯上的还债日，一些实在无力偿还的穷人，往往在年底的时候出家门躲避，到除夕回来贴上门联，这样就可以熬过“年关”。

再如宴请长工的习俗。长工是村庄中地位最低的人，但在胶东一带，雇主应该在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正规节日宴请长工。这种酒席上应该有肉、鸡蛋、新鲜鱼和海产品、蔬菜以及白酒。通常，每个雇主必须向他的雇工表明，他已经尽力而为。否则，雇工会在外面说他吝啬，这会让他不容易请到人。在这三个节日，雇工被当成客人，东家给他们倒酒，请他们放开吃（Yang，1947：30-31）。

传统乡村社会可以说是“习惯”的海洋，以上所列举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它们的核心，是强调穷人的生存权利，反过来，是对富人所需履行义务的要求。

血缘和地缘的高度结合，再加上姻缘关系，使得同一村庄的人往往交织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亲属网络之中。即使彼此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村民们也习惯于用父方的亲属称谓相互称呼。这种“亲属称谓的延伸使用”，意味着用对待亲属的态度来对待实际上并不属于这种亲属地位的人（费孝通，1986：63）。这样一来，整个村庄就好似一个扩大了的家庭。“好似”，是说他们之间并不能真的延伸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譬如，靠小米糠麸维为的穷人不会也没有理由要求他的富人乡邻（哪怕是亲属）分给他白面细馍，长工不会在平时要求和东家吃上一样的伙食；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譬如，当穷人生存受到威胁，或者当完成最重要的人生义务（为儿子办婚事、为父母办丧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富人乡邻（或者是有能力的人）就有义务提供帮助。其方式多种多样，从无偿施舍粮食、按照通行利率借款，到出借有关的用具。

这些有助于保障穷人生存底线的习俗，是农民接受当前社会分化机制及其结果，认同其合法性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农民文化中的“命运观”亦帮助农民接受当前的分化结果。尽管“命”和“运”经常连用，以解释神秘的难以把握的遭逢际会，但实际上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观念，相当于英语词汇中的fate和fortune。

当失败来临时，“命”这种神秘的东西会出来安慰人们的心灵：富人的成功和穷人的失败，在他们的“八字”（用干支表达，出生的年、月、日、时正好是八个字）、“风水”或者星座中就已经预定，“命里八尺，不求一丈”。对于为生计苦苦挣扎的农民来说，成功似乎不单单是靠人的努力就能取得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在无数的场合，在人力穷尽的情况下不得不祈求超自然力（Yang，1959：192）。“命”的观念让人们接受努力之后的失败，但并不导致绝对的消极被动和绝望。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朦胧模糊的期盼在激励着农民，那是“运”的力量。当穷困的农民说自己“不走运”的时候，他的潜台词是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接受既成事实，却不放弃希望，这是农民文化中的命运观所提供的强大生命力。

杜赞奇用“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来说明被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为权力行使所提供的合法性作用（杜赞奇，1994）。受此启发，我们可以将前述保障穷人生存权利的各种习俗，以及促进农民接受社会分化结果的“命运观”，看作“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社会分化由经济生活中的上升和下沉开始，通过各种仪式表达出来，在“文化网络”中获得其合法性。而这正是传统社会能够不依靠强大的官僚机器和军队维持秩序的部分原因。

二 革命与革命后的社会分化

从制度层次上看，中国革命是一场以平等为目标的变迁。革命后中国促进平均化的分配体制之所以吸引了那么多西方学者的关注，是因为它和一个更广泛的兴趣联系在一起：“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成效。用Unger的话来说，“一个社会，尤其是一个有着强固的农民传统的社会，能够被立志消灭旧制度、引进新制度的国家政权推动多远”（Unger，1984）。社会分层和不平等，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切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普遍现象，而在西方社会学功能理论中，分层和不平等更被视作社会正常运作之必然前提，即使是质疑功能理论的冲突理论，也视它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所以，在西方学者看来，这场规模宏大的“社会工程”不仅是对西方理论的挑战，而且是对人类实践的可能性的探索。

因此，即使在获取中国实证研究材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有很多学者致力于考察中国社会的分层和不平等状况。

1.“人口分化”模式的缺陷

早期由Parish和Whyte完成的研究，发现社会主义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不仅远低于市场型的发展中国家，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略低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Parish and Whyte，1978）。深入村庄社区做研究的学者不满足于仅仅评估不平等程度，他们在有机会接触更多实证资料的情况下，试图总结革命后乡村社会分化的机制。

Selden运用河北五公大队1977年的资料，分析其中一个生产队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根据他的计算，人均集体收入（通常占农民总收入的80%）的基尼系数是0.22。他还发现，有很多孩子和要供养不能劳动的父母的家庭是最穷的群体，最富的是那些孩子在15～28岁的家庭。集体收入的差别取决于劳力和家庭供养人口的比率，村庄内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源泉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位置（Selden，1993：139-143），这种分化正是恰亚诺夫的“人口分化”。 Griffin和Saith对广东一个生产队资料的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即人口周期对收入分化的决定性影响（Griffin and Saith，1982）。

如前所述，“人口分化”模式是相对于土地和其他财产发挥作用的更加稳定的“阶级分化”模式而言的。恰亚诺夫的“人口分化”模式，强调劳动在社会分化中的作用，否定土地和其他财产在社会分化中的作用，这是建立在俄国的“米尔”村社组织周期性重新分配土地这一基础之上的。中国的集体制度以“按劳分配”为原则，不仅如此，集体对生产资源的垄断，使得任何分化所产生的收入差别（哪怕是微小的差别），都难以以土地和财产的形式进入新的社会分化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革命后中国的情况更符合“人口分化”模式的特征。但是，如果进一步地深入生产队内部，在实践层次上考察“按劳分配”制度的话，就会发现“人口分化”模式虽然符合村庄内部收入分化结果的总体方向，但它并不能概括革命后中国社会分化的特征，因而也不能准确地刻画社会分化模式的变迁。

“按劳分配”中的“劳”，是用工分制度计算的。在生产队中，每一个参加集体农副业生产的劳动力，都被评定一个“底分”，即出勤一个标准劳动日所能得到的工分。评定的标准是体力、劳动技能和劳动态度等。每个劳动力全年出勤的时间，折算成标准劳动日，再乘以底分，就是其工分总额。年终分配时，以户为计算单位，按照家庭工分总额进行经济分配。理论上，这是一套非常精密细致的制度，每个家庭的总集体收入，取决于其成员的劳动能力（底分）和劳动量（出勤时间）。

“按劳”和“按资”（土地、财产）分配，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关怀，前者如能完美地实施，就表现为“人口分化”的模式。但是实际操作中的诸多因素，使得“按劳”原则大打折扣。

第一，在每个劳动力出勤时间大致相等的情况下（生产队为了内部的平衡和稳定，往往平均分配农活，如果不是社员个人的原因，每年的出勤时间不大可能和别人拉开差距），影响工分总额唯一重要的因素就是底分。在革命前个体农业的时代，每个劳动力能够耕种的土地以及收获的产量往往差别很大。但是集体时代的社员不可能接受那样大的差距（下文将详论），加上底分的评定标准说起来简单，真正评定起来困难，结果大家往往以一种大体上能够反映劳动能力强弱，但是缩小实际差距的方式评定底分。譬如，在五公村“工分只是随着性别、年龄和技能的不同有微弱的差别”（Selden，1993：139），这样一来，工分就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拉开社员之间的差距。

第二，生产队实物分配基本上体现的是“按需”的精神。粮食的分配，全国各地都存在“人头粮”（或者“口粮”）和“工分粮”（“劳动粮”）的区分，而且普遍是“人头粮”的比例高过“工分粮”。譬如陕西柳林，1969年谷物消费量人均215公斤，其中172公斤是按人头分配的“基本口粮”，占八成（米尔达、凯塞尔，1972：32）。其他如（食用）油票、布票等实物，也主要是按照人头分配（张乐天，1998：364）。当然，这些实物不是无偿分配，在年终分配决算的时候，社员需要从他们全年劳动挣到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支付实物作价款。但是，在吃粮、用油、穿衣一直紧张的整个集体时代，这些按照国家牌价供应的实物显然起到了一种福利式分配的效果。

第三，各生产队都储备一定量的粮食，以供实在缺粮的社员借用。生产队平时周转的现金亦可供社员借用。借钱借粮的社员往往是确实有困难的农户，年终分红的时候，这些农户往往本身已经是“超支户”（即全年应得收入不足以分到实物和现金的农户），更谈不上归还欠粮和欠款。由于“超支户”的拖欠，那些应该分得现金的社员有时也不能拿到足额。

第二和第三两个因素将第一个因素已经限制了的分化空间进一步收窄，这个效果在消费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以1978年广东的一个生产队为例，该年人均集体收入71.6元，接近全国平均74元的水平。按照人均500斤稻的口粮标准计算（在鱼肉蛋等缺乏的农村，这只是一个勉强吃饱的标准，（曹锦清等，1995：281-282），口粮款在45元左右（一直到1979年以前，水稻价格固定在每斤0.08～0.10元），再扣除其他实物分配（柴草、蔬菜、饲料、油等），应该已无多少现金可供分配，这正是上文提到的“糊口”的生活水平。再看两极的情况，最富的10%家庭人均集体收入为130元，最穷的10%为45元，前者大约是后者的2.9倍。但是，在消费水平上，穷户与富户的差别大大弱化了。对于前者而言，全年所得只够支付自己的口粮，算上其他实物分配，年终分红一定是拖欠生产队的“超支户”。与年底有进款的富户相比，这些“超支户”过的生活当然要差一些，譬如，他们不可能像富户一样可以偶尔改善伙食，不可能在负债的情况下去购买手表、收音机等20世纪60～70年代的“奢侈品”。但是，通过“超支”，通过向生产队借款，他们得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那些所谓的富户，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稍稍高出基本生活水准而已，年终分红得来的可怜的现金，不足以让他们明显地与他们的邻居区别开来——譬如，多年的积累也难以翻建房屋，难以购置大件的耐用消费品。考虑到整个集体时代，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准不过是在“糊口”线徘徊，平均化的实物分配和借债导致的穷户最低生活水准的维持，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与富户相比，他们仍然穷困，但是二者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差异了。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生产队所起到的变相的“抽肥补瘦”的作用。

以上考虑的是集体收入，实际上，集体时代以自留地为主体的家庭副业收入始终在总收入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具体的比例，Burki（1965：40）和Deleyne（1978：23）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估计分别是19%和15%。Rawski（1979：78）、Whyte和Parrish（1978：365）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末期的估计都是20%。Marshall（1985：117）以河北、上海郊县和粤北的资料估计1979年的比例为30%左右。

在集体收入分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家庭，在家庭副业上往往占尽优势，孩子和老人不仅可以分到自己的那份自留地，而且也是副业劳动的有力帮手。结果，家庭副业成为进一步抵消劳力所起分化作用的因素。

回到Selden研究的村庄。五公村一直是集体收入非常发达的“模范村”，人均集体收入处于全国最高10%的行列中。Selden重点研究的五公村第三生产队1977年人均集体收入高达214元，相当于1978年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且占人均总收入的将近九成（Selden，1993：138）。在这样比较富裕的村庄，分化造成的差异在消费领域表现得比较明显，譬如，最富的10%农户人均拥有1.5间住房、1.2件耐用消费品（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钟和收音机），最穷的10%农户拥有0.77间住房和0.61件耐用消费品（最穷农户的人均收入为107元，高于1978年全国平均水平的74元）。这表明，经济比较发达的生产队，其分化结果能够比较清晰地反映“人口分化”模式所指示的方向，换言之，可以用家庭在人口生命周期中的位置来预测家庭在社会分化中的位置。但是，这种预测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那些在生产队内部弱化、抵制劳动分化但最终未能彻底消灭差别的因素，都在这种简单的预测中湮没了，在我看来，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的根本特征。

2.非层化

Parish在考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分层时，用“非层化”（Destratification）来说明中国的平均化实践（Parish，1984）。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概念，它不是提出一种新的分化模式，而是强调“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那种种对抗分化的努力。不过，完全没有必要将“非层化”和“文革”联系起来，在“文革”以前集体时代的乡村社会分化中，就呈现出强烈的“非层化”特征。上文讨论的生产队内部围绕工分制度与集体收入分配的很多做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劳动在分化中的作用，因而是一种对抗分化的努力。

这种对抗分化的努力，有时发展到非常极端，近于“不理性”的程度。譬如，农村中有些手艺的劳动力（如瓦匠、木匠等）通常愿意出去赚钱，从局外人的眼光看，这不会影响生产队其他村民的利益，因为整个集体时期农业生产的问题都不是劳力投入不足，而是劳动力没有出路大量窝工（黄宗智，1992：238-242；曹锦清，1995：177-183）。相反，由于这些手艺人不参与工分竞争，可以使得生产队工分总额下降，分值上升，间接提高不懂手艺、参加集体生产的社员的收入。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限制劳动力外出，如规定每个社员每个月必须完成的出勤天数，或者设定苛刻的条件，如每出门一天上缴一定的钱（Parish and Whyte，1978：120）。这当然和国家限制人口流动的大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真实的原因在生产队内部：不懂手艺、无法出门挣钱的社员，无法容忍同伴出门赚“大钱”，哪怕这会提高他们自己的收入。

革命后乡村社会分化中这种对抗分化、无法容忍分化的特征，当然与人民公社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套制度下，生产队中的任何一个社员，都和他的同伴一样，必须通过在集体中劳作来获得最终的劳动果实。竞争从来没有这样地贴近和直接，彼此间的利害从来没有这样地息息相关……

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一套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革命前社会分化体系如何瓦解，革命后社会分化特征如何形成的问题。研究中国变迁的西方学者几乎不会问这个问题，如前所述，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尤其是一个有着强固的农民传统的社会，能够被立志消灭旧制度、引进新制度的国家政权推动多远？”（Unger，1984）在他们的问题中，制度如何产生的答案已经自明：是国家“引进”了这套制度。几代关注中国当代社会变迁的西方学者，彼此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对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国家推动（改造）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上（Schurman，1968；Vogel，1969；Parish and Whyte，1978；Chan，Madsen，and Unger，1984； Madsen，1984）。从最初的强调变迁，到后来的着重延续，再到对变迁与延续二者纠缠不休的复杂关系的论述，应该说认识是在不断深入，但是，最初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反省。在我看来，它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所以，我们转到前面提到的那个被忽略的问题：集体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3.平均主义心态和集体制度的形成：从土改到合作化

从表面上看，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过程：土改分配土地给农民，创造出无数单家独户的小农；合作化则终结单家独户状态，创造出一个集体。但是，下文将说明，正是在土改中“浮出表面”并支配整个土改过程的农民平均主义，在后来的岁月中继续成为接纳和推动合作化的力量。

土地改革

从经济角度看，1953年春天结束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中的均贫富并没有太多的区别，每到王朝末期，豪强兼并将越来越多的农民推到生存线之下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以平分土地和埋葬压榨者为目标的农民暴动，然后开始又一轮的耕作社会分化的循环。的确，当获得土地的个体农民荷锄挑担到一块块分割细碎的土地上劳作的时候，很容易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土地改革没有消除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传统的家际竞争，只不过为这场竞争画出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从而使竞争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张乐天，1998：58）。

土地改革后农村发生的事情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新富农”开始出现，土地买卖、租赁、雇工等都开始出现，新的分化正在上演。但是，如果我们超越经济角度，聚焦土改过程对农民心理的影响，就会发现这场运动事实上已经埋下了很多在今后改变竞争规则（分化规则）的种子。

作为束缚在土地上的小生产者，农民对私有财产有着一种天然的敬畏和尊重，其核心是对于财产界限的清楚认识和尊重，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保守性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使得他们接受社会分化结果的主要原因；但是，农民又有一种突破（或者混淆）财产界限的“平均主义”倾向，准确地说，是一种“吃大户”的心理（周哓虹，1998）。“平均主义”这个词似乎暗示农民对大同世界，对众生平等有着天然的感情和追求，这个意义上的平均主义倒是在康有为、孙中山乃至共产党的主张中得以体现。农民的“平均主义”更多体现的是穷人通过“穷富平均”而迅速获得财富的渴望，所以，是一种“吃大户”的“平均主义”。

在正常秩序下，对财产的敬畏和尊重是明面，平均主义是暗面，后者潜伏在农民心理的角落，即使有所表现，也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中。但是，在暴动打破正常秩序的特殊情况下，平均主义就可能陡然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泛滥。与暴动中的杀富济贫一样，土改运动也体现了农民的这种平均主义。但是与前者不同，土改不仅仅是一场“暴风骤雨”。无论是在老解放区，还是在新解放区，土改都是在共产党工作队的领导下以一种有条不紊的方式进行。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土改工作“不是采取行政命令，或者‘恩赐’土地给农民的简便办法。……而是致力于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9]

对于农民来说，“阶级”和“剥削”是一些完全陌生的观念。土改初期，贫苦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控诉，基本上都是指向“生存伦理”方向，这可以从韩丁的张庄土改纪实中看得很清楚：

人家每天吃干的、喝稠的，只给我吃小米稀汤，清得连米粒都能数出来。［一个雇工对雇主的指责（韩丁，1980：41）］

闹荒那年，我哥给你家扛活，我们都挨着饿，没什么吃的，可你连管也不管。跟你借过几回粮食都没借成，你眼瞅着我们饿着，没一点儿同情。［穷表弟对富表兄的指责（韩丁，1980：150）］

有一回我到你地里拾麦穗，叫你连打带骂把我撵走了。你凭什么打我骂我？凭什么把我拾的麦穗抢走？［一个女人对地主的指责（韩丁，1980：153）］

在上面的这些指控中，找不到阶级意识，这也正是土改工作队员们感到头疼的地方。所以，他们组织农民“算剥削账”“挖苦根”（韩丁，1980：143-147；Yang，1959：135），告诉农民不是从地主那里抢土地，而是“土地回老家”。这种培养“阶级意识”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共产党所期望的“阶级意识”，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它的确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造成这样一种效果：它使得农民的平均主义得以借助“阶级剥削”“翻身”等新的话语从农民文化世界的暗处浮出，支配整个土地改革运动（并在整个集体时代都常驻不衰）。

老解放区的土改，是在解放战争正在进行的严峻形势下开展的，因而对农民的这种平均主义采取容忍甚至放纵的策略（1946年的“五四指示”和次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就是这种策略的产物）。新解放区的土改，则在政权已经稳定的和平环境下进行，出于发展生产的考虑，新出台的比较温和的《土地改革法》要求“坚决保护中农利益”“保存富农经济”。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依靠贫雇农”的路线不可避免地造成两个结果：一是人为地提高地主和富农的比例，二是侵犯富农的利益。土改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非常复杂，农业收入、剥削量、雇请帮工劳动天数，所有这些指标都涉及农民不熟悉的复杂计算，出现偏差在所难免。不过，现有的资料表明，最常出现的偏差是提高成分，特别是在富农和地主这两个类别上。安徽凤阳县所在的地委对凤阳官沟乡的土改工作检查后，[10]发现全乡9个村错划了47户，其中提高成分45户（王耕今等，1989：48-49）。至于富农经济，《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已出租的小量土地（指不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叶明华，1959：18）。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征收富农出租土地这条仅适用于“某些特殊地区”的规定，成了各地普遍的做法。其原因当时领导土改试点工作的杜润生说得很清楚：“（富农的）出租土地在当地农民坚决要求之下，是要动的。……贫农的生产资料困难，应尽力解决。”（叶明华，1959：198）张庄所在的潞城县县委书记说得更加明白，“谁领导划成分，刀把子就掌握在谁手里”（韩丁，1980：509）。

如前所述，在革命前的村庄，完全依靠地租生活的出租地主非常少见。少数富裕农民，其高于平均水平的财产，一般也是直接地和自身的劳动或者经营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一纸“地主”或者“富农”成分，就使得这些财产成为“非法”或“半非法”。这种变化对于受益者（贫雇农）、受害者（地主、富农），抑或是旁观者（中农）造成的社会心理影响，怎么样估量也不过分。韩丁记录了张庄一个老中农的反应：

王学深对人们叫他老中农很反感，因为别人无偿地获得了所要的东西，而他却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才得到。他说：“我和我媳妇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累死累活干了十年。早知道落得个老中农的下场，还不如呆在家里，坐在炕上，什么也不干才好呢！”（韩丁，1980：516）

从长远来看，支配土地改革过程的这种农民平均主义给它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以及旁观者，只能带来同样的灾难。

合作化

韩丁这样描述分配斗争果实对于贫苦农民的意义：

人们不但有了土地，而且也有了其他生产资料。……这种转变对于少地和无地农民的思想和信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多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们睡在自己的房屋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撒着自己的种子，盼望着自己的收成。（韩丁，1980：176）

土改以后，广大农民在发家致富的梦想下辛勤耕耘，短短几年内将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418万斤提高到574万斤。与此同时，小生产者随时随地产生的分化倾向亦造就了“新富农”“新中农”和“新贫农”。毛泽东接受列宁的看法，认为这种“自发势力”的存在和发展，将把中国农村带向资本主义方向，所以坚决打击“自发势力”，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不结合“毛式社会主义”理念，就无法理解中国农村合作化的进程（张德胜，1997）。但是，如果以合作化这一过程缺乏“自愿互利”的成分就将它完全看作政府推动和强制的结果，则有失片面。

Selden用“动员式集体主义”（Mobilizational Collectivism）来刻画中国集体化的特征（Selden，1993：13）：既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渐进的、自愿的合作形成对照，[11]也与斯大林自上而下的血腥的集体化形成对照。这个概念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尽管Selden本人没有做过多的阐发），它提醒我们注意潜藏在乡村社会内部的力量。是的，集体主义是“毛式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倡的一种精神和一种组织方式，但正是乡村社会中某种呼应、接纳力量的存在为它在乡村的顺利落脚提供了“动员”的基础。所以，如果将合作化看作一种对抗顽强的自发分化势力的努力的话，那么，其动力不仅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权力量，而且来自乡村社会内部，来自农民文化中的平均主义。——正是后者的作用，使得这种付诸实践的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理想原型有了很大的距离。

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来自农村社会内部的两种相反方向的力量。一方面，是农民对财产权利的强调和对合作社的抵制。十里店的上中农老蒙（音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不能忍受初级社中其他社员像使用自家牲口一样使用他的骡子，宁可失去充当积极分子的媳妇，也坚持退社（Crook and Crook，1966：10）。这一点，当时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认识得很清楚：“你说他（上中农）愿意入社，我就不相信。因为他的生产水平高，你合作社办了三四年也不一定超过他，要他参加合作社，和他平分，他就不干。”（转引自薄一波，1991：353）另一方面，是农民平均主义对财产权利的混淆。薄一波1953年底到华北农村进行考察，发现中央互助合作决议传达之后，“社会主义空气（黑体为笔者所加）逼人，许多人怕冒富农之尖，富农在农村中实际成为不合法的了”（薄一波，1991：137）。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指出的，那不是社会主义的空气，“有不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薄一波，1991：358）。这两种相反力量的角逐，反映在整个合作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从最初的入社，到合作社内部的分配。在“毛式社会主义”主宰中国政治风向的宏观背景下，平均主义得以大获全胜。Anita Chan等讲述了一个“逼富户入社”的故事：在广东陈村，党支部书记发起的初级社，最初只有贫农家庭响应，后来越搞越大，“富户本来不想参加，受到孤立之后，只好被迫加入。譬如在灌溉的问题上，合作社就整他们——让他们接不上水——以此逼他们入社”（Chan，Madsen，and Unger，1984：21）。至于初级社内部的分配，主要争论集中在劳动和土地分配的比例问题上。那些土地较少、劳力较多的家庭倾向于要求增加劳动分配的比例，而土地较多、劳力较少的家庭则要求增加土地分配的比例。在十里店，争论的结果是劳力派取胜，劳动和土地的分配比例由原来的50%∶50%，调整为70%∶30%（Crook，1959）。薄一波更道出了不少地方初级社“自愿过渡”到高级社的秘密：

在合作化高潮中，有些地方名义上是初级社，允许土地分红，实际上入股土地所分红利不够交纳农业税，这就使得土地较多、土质较好的农户（主要是上中农）不得不交出土地。这种变相的强迫命令是许多初级社建社才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自愿过渡到高级社的根本原因。（薄一波，1991：359）

在当时，有一些非常形象的说法来描述这样一个过程，譬如，“贫农揩中农的油”“贫雇农割中农的肉”。毛泽东本人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揩油’问题已经发生，应当教育农民不要‘揩油’……但同时应当教育中农顾全大局，只要能增产，只要产量收入比过去多，小小的入社时的不公道，可以就算了”（薄一波，1991：355）。毛泽东寄希望于通过合作化发展生产，做大蛋糕，以此化解矛盾。但是，这“小小的入社时的不公道”，连同此前以及其后不断发生的“不公道”，不仅本身成为做大蛋糕的一个障碍，而且影响远远超出经济层面，成为型塑农民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到本节开头的那段引述，分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农民，最终并没有像韩丁所预期的那样，走上以自己的劳动“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独立的小生产者道路，而是进入了一个不得不通过不断算计别人，同时也不断被别人算计以改善自己命运的集体。历史的发展充满偶然性，如果没有毛泽东和邓子恢（包括刘少奇、薄一波）之间的争论，如果不是毛泽东凭借其个人在党内无与伦比的威望而获得那场争论的胜利，如果不是强大政权力量的牵引和推动，中国农民是否会走上这条道路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来自农民内部的平均主义的支持，这条集体化道路绝不会走得如此迅速和顺利。

4.仪式生活中的平均主义

前文述及，革命前的中国农民生活在一个“象征和仪式的世界”中。1949年革命之后，新政权将各种民间仪式当作“封建迷信”进行打击，其中，对与宗族和鬼神相联系的集体仪式的打击尤甚。结果，宗教仪式从人们的公共生活中被驱赶到家庭内部（Yang，1959：195）。

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原本局限在宗族至亲关系的小圈子内举行的小型庆典，如孩子出生、盖房子或者订婚庆典，则在集体时代成为公共性庆典（阎云翔，2000：223-224）。“1949年之前，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操办一个精致的仪式的。那时，只有富裕的家庭才能请得起职业吹手并提供一个大规模的、奢华的酒宴。……土改之后，即使是最穷的村民也想举行隆重的仪式，礼物交换的社会范围很快扩张到一个大得多的圈子（阎云翔，2000：227）。”这种变化，必须联系革命后社会分化的特征才能理解。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平等化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缩小了村庄内部贫者与富者的差距，拉近了二者在操办仪式庆典的经济能力方面的差别；其次，是平均主义心态使得村民越来越难以接受彼此之间的差别，“每一个村民都得以声称对礼仪生活中的社会成就具有同等的权利”，“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反讽性地刺激了普通村民去参与礼物交换角逐的愿望，并使交换竞争的重要性更加突出”（阎云翔，2000：227）。

这样一来，前文描述的革命前社会“一种有序的地位竞争”被打乱了，摆脱了“心中的限制”的村民，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和失败，他们可以容忍仪式形式的简单化和粗糙化，容忍仪式失去其原有的精神内涵，但却无法接受“小办”或者“不办”而导致的挫折。以下引述的东北和广东农民的两段话可以作为典型：

我们都不得不为我们的孩子举行体面的婚礼，为建房举行隆重的庆典。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生产队干活儿，没有人想在这些事中成为一个失败者。所以，我不得不照着别人的样子做以跟上形势。（东北农民，参见阎云翔，2000：228）

我不理解这些仪式（指婚庆中的一些仪式——引者注），也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起作用，什么时候不起作用。……现在人人都办这些仪式，因此我觉得我应该和他们一样，以免落后。（广东农民，参见Siu，1989：132）。

最激烈的地位竞争反映在住房的兴建上面。在革命前的中国农村，少数有钱人住瓦顶房屋，多数人则住泥顶房屋［20世纪30年代北京附近宛平县一个村庄一成的屋子是瓦顶房，其余是泥顶房（Gamble，1963：331）］。住房是农户地位最显眼的象征，但由于瓦顶房耗资巨大（相对于农业生产的有限收入而言），多数在生存线附近挣扎的农民根本无此能力，也不存此奢望，因而也无法围绕住房展开地位竞争。革命后的集体制度改变了这种状况。在村庄内部的平均化分配体制下，村民之间的消费能力大致相当，一俟条件成熟，便形成波状的更新换代潮。其典型过程是，最有能力的农户率先兴建某种样式的住房，其他农户不甘落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争相效仿，造成该种样式住房全面取代旧房屋的结果。毫无疑问，在这种更新换代潮中，农民的平均主义心态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笔者调查的安徽南部一个村庄，村民们向我讲起这样一个故事：

1966年，村里很多人家都兴建新房。在此以前，老房子的墙大多是土坯垒砌，屋顶用稻草覆盖。新房子的墙则是用“木夹板”作为工具，夯实泥土而成，屋顶用瓦覆盖。与土坯墙相比，夹板墙比较结实，墙面也比较平整。不过，修建夹板墙（当地叫“打墙”）必须要很多人手，因此开销较大（主要是帮工的伙食开销）。老张和老魏是邻居，两家几乎是同时动工盖房，分别请本村的村民帮忙打墙。老魏家的帮工怂恿老魏，“要盖就盖高的，不能让老张家的墙头高过咱们”。老张也不甘示弱，声称老魏盖多高自己就盖多高。两家比赛着将墙往高打，但墙高总有个限度，最后只好协商，在差不多的高度上罢手。不过，这场竞赛已经使得双方都元气大伤。房屋落成以后，为了还账，两家都只能吃稀饭过苦日子，偶尔煮一顿干饭。由于两家住得太近，一家煮食干饭时，饭香总是飘到另外一家。两家于是约定，要煮干饭就一起煮，免得孩子们嘴馋。

在这段听起来像是笑谈的故事背后，是日渐强固的平均主义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住房的兴建成为不折不扣的地位竞争仪式。

结语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已有的实证研究成果（特别是社区研究成果），试图描画、对比革命前乡村和革命后乡村社会分化的不同模式。

本文发现，在革命前的村庄内部，并不存在一个以地租为主要剥削手段的地主阶级，村民之间的分化主要不是寄生的地主阶级与被剥削的佃农阶级之间的分化，而是围绕土地经营、生计和生活安排而产生的耕作社会内部小生产者之间的分化，是一种有限度的“阶级分化”类型。除了关注经济分化这一“硬性”层面之外，本文还特别描述了经济分化的结果如何通过广泛的社会生活，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象征和仪式进一步成就村民在社会地位上的位置和差异。本文进一步用“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来说明那些有助于农民接受现存社会分化机制及其结果，认同其合法性的重要文化因素。社会分化由经济生活中的上升和下沉开始，通过各种仪式表达出来，在“文化网络”中获得其合法性。

在这样一幅图画中，找不到主流学术分析中的“地主-农民”之间的对立。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否认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两极分化，以及这种两极分化对农村经济的灾难性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的凋敝和农民的苦难，与远离农村居住在城市的地主有着直接的关系：地租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使得农村和广大农民如同贫血的病人一样，不得不拖着羸弱的身躯苟延残喘。忽视外部的力量，以为村庄可以独立地存在和运作，就无法理解革命前乡村社会分化体系面临的危机。不过，本文重点在于刻画革命前后乡村社会分化的不同模式，以及革命后社会分化模式的形成过程，因此将注意力集中于村庄内部。对于农民来说，村庄是他们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是他们确认和区分身份、开展地位竞争的最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只有以村庄为边界去观察，才能够准确把握乡村社会分化的基本特点，才能够理解参与地位竞争的社会行动者投入其中的“意义”，最终，才能够阐明革命前后社会分化模式的实质性的变迁。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观察中国革命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终结了地主制度，从而消除了危害乡村分化体系的外部环境。但是，与此同时，土改在村庄内部的深入开展，也摧毁了革命前乡村社会分化体系本身及其合法性。在革命前的乡村社会，农民平均主义潜藏在农民文化和心理的角落，乡村社会分化体系是自发的分化势力主宰的天下。在土改运动中，农民平均主义得以借助“阶级剥削”和“翻身”等新的政治话语“浮出表面”，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并在新制度（集体制度）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集体制度体现了“毛式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倡的精神，体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但正是农民平均主义作为一种呼应、接纳力量的存在，为集体制度在乡村的顺利落脚提供了“动员”的基础，并使得付诸实践的集体制度表现出种种对抗分化、无法容忍分化的特征。

概而言之，革命后农村的社会分化，正是在社会主义原则、农民平均主义，以及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发势力”这三股力量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开展的。西方学者的“社会工程”提法，只注意到社会主义原则和自发势力这两个方面，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前者对后者的征服和改造，却忽略了农民平均主义这一重要的内生因素。本文的考察表明，真正起作用的过程与其说是前者取代后者，毋宁说是前者通过抑制后者的影响，为传统中被抑制的农民平均主义提供了新的生长空间。

对村庄社区的详细考察，可以将那些无法化约为命题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和互动揭示出来，帮助我们理解革命后农村社会分化的特征，进而深化我们对中国革命这场伟大的社会变迁的认识。本文是运用已有社区研究成果，铺陈这一主题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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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刊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

[2] 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起始于1994年的田野调查，以及与Isabelle Thireau、麦港等的多次讨论。但是，我明确注意到“自发势力”这个概念，受惠于张德胜教授的多次强调。我用“自发原则”来说明“自发势力”在社会分化、权力分配、组织形成等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内起作用的方式，这个概念，主要相对于社会主义原则而言。在这个意义上，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可以宽泛地归之于“自发原则”。当然，“自发原则”并非像字面上那样“自发”，很多强制性因素都包容在里面。这一点，可见于正文对新中国成立前社会分化模式的讨论。

[3] 这显然是一个过高估计的数字，即使租佃率在全国都算领先的长江三角洲，也只有42%。

[4] 1936～1942年完成的满铁调查，虽然存在很多缺陷，但仍不失为我们今天借以了解20世纪30年代华北村庄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最有价值的资料。这里，主要引用的是黄宗智根据满铁资料所做的分析（黄宗智，1986）。有些问题，黄宗智未加留意，笔者根据黄宗智文献中所引满铁资料重新做了计算。黄宗智将满铁调查的33个自然村划分成七种类型，其中8个村庄分别属于市郊村庄、出外佣工工人的家乡、经历战祸的村庄，黄宗智认为这三种类型比较特殊，所以，他对华北乡村特点的概括，是以剩下的25个村庄为根据的。满铁调查，本来就没有遵循随机抽样的原则，黄宗智的筛选，只不过是一种依据经验和常识性判断做出的事后补救，并不能根本地解决代表性问题。不过，在没有更好的替代资料的情况下，下面根据满铁资料构建的“典型村庄”足以为我们提供一幅华北村庄的快照。

[5] 根据黄宗智（1986：321-325）表格资料计算。Gamble 20世纪30年代的河北定县调查也是150户（Gamble，1963：315）。

[6] 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富户一般为大家庭，这是很多研究共同的发现，至于具体规模，则很少有估算。满铁调查的6个村庄有“富户”家庭人口资料，平均为14人。当时农户的平均规模为5人（黄宗智，1986：183）。

[7] 此处的“拥有”指的是田底权的占有，在苏南地区，普遍存在土地的所有权（田底权）和使用权（田面权）分离的现象。详情可参考费孝通（1986：126-127），潘光旦、全慰天（1952：39-44）。

[8] 根据陈翰笙书中表格计算，参见陈土翰笙（1984：22、24）。

[9] 刘少奇：《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根据Crook（1959：174）译，未对照中文原稿。

[10] 全国有多大比例的地主和富农是属于“提高成分”（按照《土地改革法》定下的标准），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准确的数量估计。我相信，“提高成分”是普遍的现象，这种由上级组织的复查，只可能是个别地矫正，实际上，即使上级领导发现一些偏差，纠正工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农民的合作。C.K.Yang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Yang，1959：142-143）。

[11] 实际上，初级合作社涉及农民很不熟悉的土地、农具等股份的计算，与互助组的传统形式（“变工组”）有很大区别，很难看作农民“自愿的”合作，不过，与后来“社会主义高潮”时期向高级社的过渡相比，其“渐进、自愿”的成分相对较浓。

附录二 周家庄：人民公社遗产的新启示 [1]

一 改革与中国农村

中国的改革是对过去30年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践的一种扬弃和延伸。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要标志，其间伴随着对自由市场的否定和对公有制之外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强烈批判和排斥，建立了政府主导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

改革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意味着生产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的改变，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为市场主导的私有经济所取代。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否定转变为大力赞扬外资、民营在内的私有经济的优越性。时至今日，就规模而言，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2]

在农村，这一改革历程最鲜明地体现在人民公社的普遍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上，以家庭经营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农村重新取得了统治地位。从1978年末小岗村宣布“包产到户”“打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枪”（凌志军，2011）到1985年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3]仅仅6年多时间，在中国维系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便宣告解体，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过去多年，人们给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高度评价，认为这一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从1981年到1985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年创下新高，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4]尽管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比如，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征购价格，[5]放开自由市场，开始允许农民自由流动等，但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被认为是促成这一时期农业实现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林毅夫，1994）。

二 小农经济的弊端

然而，农村在经历几年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又陷入停滞。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小农经济不但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计，而且制造了“三农问题”。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既无法实现规模经营，又无力通过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这使得农民增收困难，也使得农村变成了纯农业社区，农业之外的多种经营无从谈起。由于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无法完全被小农经济吸纳，于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便出现了。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和农业生产已经无法容纳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打工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形成，并愈演愈烈，造就了中国特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促成了“世界工厂” 的发展模式。

然而，“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的隐患。由于出口导向型的工业高度依赖国际市场需求以及国内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一旦国际市场供求出现大的波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就会受到重大影响。同时，劳工工资长期偏低造成内需不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而在农村，由于农业产出低，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年轻的精壮劳动力纷纷流向城市，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乏力，[6]更带来“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农业生产领域，规模化经营被政府视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各地涌现出的“公司+农户”以及扶持种田大户的做法，无不着眼于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期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王永作，2010）。但是这样的规模化经营操控在公司和少数大户手中，广大农民的生计依然难以改善，有些农民甚至沦为农业雇佣工人。

由此可见，一方面“公司+农户”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不能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另一方面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已经被证明无法为农民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空间。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下，重提农村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就并非只是基于历史的反思，而是着眼于当下的实践和未来的走向了。

三 人民公社效率低？

人民公社作为合作社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大量的研究都对人民公社持否定的态度，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这些研究对人民公社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公社是一种效率低下的制度安排。

其二，这些研究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小农经济为参照系，通过前后对比来说明小农经济才是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也更具有发展活力。

其三，这些研究多将人民公社的失败归结为高昂的组织成本，比如工分造成的平均主义，所有权残缺造成的对社员和公社管理人员的激励不足，农业生产的复杂性造成的监督成本过高等。

（一）监督、激励与合作社效率

对人民公社效率低下的批评，通常与监督困难、激励不足联系起来，一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农业生产不易监督、产权残缺导致的激励不足，又有工分制导致的平均主义。

1.农业生产监督的困难

农业生产的复杂性造成的监督困难，被认为是导致合作社生产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这一高成本监督所造成的影响在林毅夫那里被正式地模型化。林毅夫（1994）认为，合作社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对社员的激励不足，而激励之所以低下则在于对社员努力程度的监督非常困难。农业生产的周期越长，空间越分散，监督的困难程度就越高，监督成本也就越高，这种情况下监督的效果会大大降低，因而无法形成对社员的充分激励，造成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低下。

与监督有效性相关的另外一个因素是退出权。林毅夫指出，由于农业生产的监督非常困难，集体生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社员的自律即自我监督和激励。而只有当积极劳动的社员在其他社员不履行自律协议时有退出的自由，自律才能真正发挥自我监督和监督的作用（林毅夫，2000）。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社员的自由退社权被剥夺，农民的“多次博弈”变成“一次博弈”，公社陷入低努力均衡陷阱当中（林毅夫，1994）。如果说农业生产技术的特殊性造成了外部监督困难，那么自由退出权被剥夺则意味着社员自我的内在监督即自律也趋于失效。外在和内在监督同时失效意味着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效果将无法得到合理的评价和计量，偷懒、搭便车的现象也就无法避免，合作社这一制度安排效率低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2.产权残缺与合作社激励

周其仁对剩余索取权的分析将目光指向了合作社代理人的激励不足。监督必然需要一定的人来完成，对于合作社来说，其管理者便是组织的代理人，履行监督职责。在此基础上周其仁指出，“集体生产监管的有效形式由监管者享有剩余权来保证的”，合作社集体生产的监管之所以困难，“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产权残缺导致对监管者的激励不足”（周期仁，2002：11-12）。

所谓产权残缺，这里并不是指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共有的产权形式，也不是国家所有权，而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周其仁，2002：6）。从这一论断可以做如下推论：国家控制并不是基于产权的国家所有，而是基于超经济的政治权力，后者保证了合作社虽然是社员共同所有，但国家却能够通过强制征购的方式来获得生产的剩余。这样一来，由于剩余索取权既不归社员所有，又不归合作社的代理人所有，前者既无劳动的积极性，后者又缺乏进行监督的动力。

虽然作为代理人的合作社管理者得不到剩余的索取权，但却拥有剩余控制权，这种控制权最终可能演变为损公肥私的腐败现象，“基层监管权很容易畸变为监管特权，它使监管者得到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实物的和货币的额外好处。这种以腐败形式出现的剩余分享权，来源于对农户、集体福利和国家既得利益的侵占”（周其仁，2002：19）。周其仁接着指出，正是这种畸形的监管特权弥补了剩余索取权缺失所造成的对公社管理者的激励不足，维系了公社体制的存在。

沿着类似的思路，姜军松等（2009）认为政府权力剥夺了劳动产权主体的自由平等权和剩余索取权，劳动力产权残缺是导致社员激励不足、公社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充分实现劳动力产权主体的分散决策优势，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社会总体的生产效率才能够实现。

3.工分制与平均主义

工分制是人民公社时期主要的计酬方式，这一制度被认为是造成合作社平均主义的重要原因。作为集体劳动的管理和分配制度，工分制几乎与合作社同时产生。刘庆乐（2010）和辛逸（2005）的研究都区分了工分制的几种类型。

（1）底分。是评定社员劳动能力的主要指标，也是社员劳动获得工分的基本依据。底分通常根据社员的年龄、性别、技能等评定，比如一个成年男性劳力参加劳动一天可得工分10分，而一个成年女劳力一天的工分则可能为8分。通常情况下10个工分记为一个工，即一个劳动日。

（2）死分死记。即根据劳动力的底分和出勤情况记录工分，一个劳动力只要达到相应的出勤时间，就可以获得与自己等级相符的工分。很显然，这种记分方法虽然简单易行，但工分的分值却无法反映真实的劳动投入数量和质量。

（3）死分活评。将底分与社员的劳动质量相结合，每天的白天进行劳动，晚上则对每个社员当天的劳动成果进行评价，确定其应得的工分。这种做法虽然是对死分死记的一种改进，但评分的过程非常复杂，且难以避免地会掺杂主观因素，成本很高。

（4）大寨式工分。这种评分办法首先树立标兵，然后社员根据自己一定时期内的出勤情况、完成任务量以及思想政治修养水平，以标兵作为参照，自报这一时期的工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寨式工分作为对定额记工的一种否定，强调思想修养和政治表现，反对物质刺激。

（5）定额记分。即劳动定额制度，这种情况下不再记录出勤情况，而是将各种农活分门别类标明分值，然后根据社员完成定额的数量和质量来评定应得工分。和以上几种工分制度相比，定额记分应该说是一种更加倾向于计件工资的工分制度，而其他几种则更多地倾向于计时工资制。

以上几种工分制度当中，虽然定额记分制度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能够有效地评价不同社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并以此作为计酬标准。但实际上在人民公社历史上，更加流行的是死分死记和大寨式工分（辛逸，2005；刘庆乐，2010）。这里面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也有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定额记分制度的关键在于制定合理的劳动定额，由于农业生产过程非常复杂，不同的作物品种、耕作技术、土地条件和生产环节都意味着各不相同的劳动强度，这就使得定额的确非常复杂，要做到不同的劳动定额能够真实反映其所需劳动投入的时间和强度非常困难，在技术落后、自然条件复杂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这也就是林毅夫所说的劳动监督的困难，在这种约束之下，生产队更倾向于选择简单易行的死分死记，只要出工达到一定时间就能够获得相应的工分。而大寨式工分则因为适应当时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趋势，亦得到普遍的推广（刘庆乐，2010）。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分制造成了普遍的平均主义和磨洋工的现象，干多干少都得到差不多的工分，勤劳者不能得到奖励，懒惰者亦不能得到惩罚，这样的制度安排自然谈不上激励作用了。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极其困难，一个农民不管他劳动的实际数量和质量，每天都获得同样的固定工分。平均的收入分配就是这样一种计酬方案的结果，由此导致对劳动的激励低下，生产率也处于停滞状态”。（林毅夫，1994：45）

除了不合理的工分计算方式造成的平均主义外，窝工也是造成工分分值连年徘徊不前、甚至出现下滑的重要原因（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1995）。所谓窝工，曹锦清、张乐天等人的研究将其定义为“一个生产队全年实际用工总数减去全年有效用工总数”（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1995：172）。针对陈家村的研究表明，该生产队的窝工数占用工总数的一半左右，这也就意味着社员有一半左右的工分是无效的劳动投入。造成如此严重的窝工的原因，是耕地面积不足的条件下劳动力和劳动投入的不断增加。因此，人民公社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人民公社存在剩余劳动力，是中国地少人多，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结果。为了防止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国家制定户籍制度控制了人口的流动。因此，农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比如，20世纪50年代末限制城市发展、城市人口大量返乡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都是将大量的城市人口排挤到农村。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农村集体经济不能发挥自己的规模优势来通过再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消化多余人口，就必然会造成劳动力的冗余。

（二）外部因素的影响

否定人民公社的众多研究，除了重视监督困难、产权残缺与不合理的工分制等内部原因外，还提出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比如，国家过高的粮食征购、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造成对农民的隐形剥夺，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出和选择自由，等等。

张乐天（2005）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具有总体性特征。作为农村的基本单位，人民公社党政不分、政社合一，兼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同时，公社也作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整个社会主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一元化的公有制、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优先重工业化的国家战略需要。这种外部环境决定了公社体制的僵化，农民自发的诸如“包干”和“分田到户”[7]之类的尝试都被“纠正”并严厉禁止。张江华（2007）研究指出，社内出现大量无效劳动在很大程度上也由当时特定的外部环境所决定，比如，对劳动力的平调、干部的瞎指挥等，这些负面因素并非由公社体制自身所能避免。

国家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也加剧了对农村的剥夺。国家通过高征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行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林毅夫（2000）的研究指出，无论是计划内的收购价格还是超购部分的溢价收购，国家给出的价格都低于真实的市场价格，从而降低了农民的收益。郑有贵（2007）的研究指出，1959～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从农业部门拿走的净积累高达4075亿元；程漱兰（1999）的研究则显示1952～1978年，农业净流出资金3120亿元，相当于同期国有企业非固定资产总值的73.2%。虽然不同学者的估算有一定的出入，但都指出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村进行过度抽取。

陆云航（2005）对统购统销政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他通过对浙江象山县一个生产大队遗留资料的分析指出，在统购统销制度下，由于口粮之外的粮食剩余几乎全部被政府部门以低价收购，政府得以独享对剩余的控制权和接近全部的剩余索取权，而农民则被排除在剩余分配的谈判之外。这样一来，合作社内部实际上无法建立按劳取酬的分配机制，因为农民能够自主掌握的粮食仅够勉强糊口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严格按照按劳取酬实行多劳多得，合作社的集体经济也是无力为之。

四 周家庄合作社的实证研究

周家庄隶属河北省晋州市，地处冀中大平原，距离省会石家庄只有50公里路程。从1952年建立第一个村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转为联村大社，直到今日，周家庄对外的名称因时变化，如从过去的人民公社改称乡政府，但它的合作社体制一直没有变化，迄今已历60年，是极少数没有中断的维持集体经济实践的村庄。

2009年的春夏之交，我们第一次来到周家庄合作社，该社总面积15.73平方公里，土地面积21046亩，2009年4495户，13029人。合作社实行两级管理，下辖10个生产队。短暂停留期间，我们惊讶于周家庄的发展水平，村庄内部的建筑物井井有条，家家户户分有一套不算豪华但是整洁的别墅。对于带着对人民公社许多负面印象的我们，周家庄作为一个特例，挑战了我们的“常识”，也让我们意识到“常识”很大可能是改革意识形态的主流建构。2010年3月，我们再次来到周家庄合作社，在这里小住五天，集中走访了两个生产队，浏览了丰富的档案。

“我们周家庄，没有一个到外面打工，也没有一个外嫁女。我们有开小店的，也有开小工厂的，但也是在村庄周围，没有去远的。”在走访的五天中，不止一个村民对我们说着类似这样的话。当我们多次问：“你们为啥不分田呢？分了不是更有干劲吗？”最典型的回答是：“我们不分田，省心呀！”2010年，村里的农村劳动力，年龄比较大、年分红收入达到25000元到28000元的，占村里总劳动力的25%。其他的年轻人，在集体工厂里工作，年分红收入是30000元到35000 元。刚生完孩子的妇女待在家里，说：“不操心！待孩子长大一点，就可以回到工厂里上班。”周家庄没有退休的概念，八十岁的老人家如果愿意工作，譬如做一个看门人，年收入也可到一万多元。乍看，周家庄的生活无忧，“省心”两字是我们在村中听到最多的词汇；间或也会听到抱怨，有一位村民，由于不满生产队队长分工不均，2010年初自由退社，自己搞了一个小卖店。他说：“我生意好的时间，就留在外面（合作社外），生意不好，再回去，我们这里一年考虑一趟。”

对于一个多年研究农民工的团队来说，这个安居乐业的村庄似乎展示了一条能够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劳动力剩余、使农民免于“离土又离乡”的打工命运的道路，它算不上富裕，却为当下的“中国现实”提供了另类的可能性。为了深入研究，我们留下了研究助理，从2010年开始，她们与村庄的人进行了多次的深谈，也做了录像记录。如果说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和集体企业体现了优势的话，那么，周家庄是如何达到有效的劳动管理和合理的分配，又如何能够做到有效降低监督和管理成本呢？也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我们探索了周家庄的实践，特别是合作经济为什么会表现出相对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以及更高的效率水平。

（一）周家庄合作社简介

早在1951年11月，周家庄就由三个农业互助组合并建立了该县第一个合作社——曹同义农业生产合作社，由20户农民组成，拥有耕地194.6亩。到1952年7月，周家庄村已经建立合作社2个，长期互助组49个，临时互助组37个，全村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达369户，占总户数的77.7%。此后，农民的互助合作不断发展，互助组逐渐地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2月13日，以曹同义社为核心，周家庄村的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与13个互助组进一步联合起来，正式成立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员425户，占据全村总户数的87.8%。河北省和石家庄市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并宣布在该社建立继饶阳五公村之后的第二个拖拉机站。

1955年，中国的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该年11月，晋县县委决定将周家庄农业社作为全县重点，扩大规模，建成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社。1956年2月，周家庄的6个自然村的合作社合并，成立了有1509户农民的周家庄高级农业生产联村大社，合作社的规模自此确定并延续至今。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周家庄联村社又转为周家庄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之后，周家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开，成立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8]

目前，合作社仍然坚持走集体生产道路。就农业生产而言，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种植仍然以生产队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2000年以后陆续建立的果园承包给个人经营，但销售和生产所得仍由生产队负责，坚持按劳分配；包括阀门厂、印刷厂等在内的集体企业则实行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按劳分配，企业所得由合作社在生产队之间统一分配，为农业生产提供强有力的补贴。

因此，我们将分三个部分对周家庄合作社做解剖和分析，一般对合作社的研究，都突出村庄“能人”的重要角色，本研究并不否定“能人”所发挥的功能，然而，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合作社内部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特别是合作社如何制定劳动定额管理制度，如何解决集体经济“养懒人”的问题，合作社社员之间的分配问题又如何处理，最后我们将对合作社所表现出的规模优势进行分析。

（二）劳动定额管理制度

对于集体经济条件下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评价集中在对其效率低下的批评上，认为农业合作生产特点和监督困难造成了分配中严重的平均主义，进而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与生产效率。

如果说这一批评不无合理之处的话，那么周家庄合作社这一留存的意外则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如果合作社的集体生产必然效率低下，何以周家庄合作社能够在“单干”成风的条件下保存下来并得到持续发展，而其社员又如何愿意坚持这种生产方式而不群起反对并放弃之？

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周家庄合作社成功地避免了集体生产方式的激励不足和低效率，使其产出维持在较高水平，并实现了相对公平的按劳分配。本文接下来将对合作社的劳动管理与分配制度进行介绍，指出周家庄的合作社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有效的劳动管理与分配制度的核心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不同社员的不同劳动内容能够得到真实合理的评价和记录，并以此作为计酬的标准，避免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情况，同时社员的分配要能够体现不同劳动投入之间的差异，形成对社员的正向激励；其次，要能够减少监督和计量成本，降低合作社组织费用，监督和计量费用过高不仅会提高组织化生产的成本，而且很可能导致无效监督的发生，进而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导致合作社效率低下；最后，合理的劳动管理与分配制度还必须在坚持按劳分配的同时实现公共积累，为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发挥合作社规模优势奠定基础。

周家庄合作社采用劳动定额管理、合作社统一核算与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劳动管理与分配制度，不仅有效地降低了监督和计量成本，而且也能够使社员不同的劳动投入得到真实合理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分配的标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集体生产中搭便车和平均主义的出现。

1961年中共中央调整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并且规定人民公社也可以实行“两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取消中间的生产大队环节，只保留公社和生产队。周家庄人民公社规模相对较小，没有生产大队建制，实行公社（合作社）与生产队的两级所有制。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周家庄合作社拒绝“分田单干”，坚持原有的经营模式和管理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度调整，以使其更具效率。

不仅如此，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如果说合理的劳动管理与分配制度避免了合作社走向解体的话，那么合作社所表现出来的规模优势则使集体经济得到不断的壮大，从而使全体社员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这一点对于合作社的发展同样重要。

工分制被许多研究者批评为人民公社平均主义、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但在周家庄合作社，劳动定额制度下的工分制不仅没有被取消，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成为合作社劳动管理和分配制度的基本依据。

1.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定额

定额管理的核心是劳动定额，又称“工作定额”。劳动定额，“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一个中等劳动力用通常的劳动强度工作，在单位时间内所应完成的一定质量的某项作业数量”。[9]因此，劳动定额实际上是一套评定某项生产活动所需标准劳动数量和质量的衡量标准，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合理公平地评价社员从事某项生产活动的劳动投入，以此作为评定工分和按劳分配的依据。

下面以周家庄合作社2004年的《劳动定额项目和计酬标准》为例，说明其定额管理和工分制的运行逻辑，详见表1、表2（见下页）。

该定额管理制度将劳动定额项目划分为13个等级，共计372项，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劳动日计酬标准。表1是不同级别劳动项目的计酬标准，表2列举了一些具体的劳动工序的计酬标准，下面对表格进行具体说明。

（1）劳动定额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计件工资制。以表2中的“机耕地”为例，在使用55、60型拖拉机，4华犁等生产工具的条件下，1个劳动力（拖拉机手）完成翻耕27.5亩地的劳动量，计为1.1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折算10个工分，因此该社员完成上述劳动的分值为11个工分。

（2）劳动定额制度同时也具有计时工资制的特点。上述劳动定额的确定是以一个中等劳动力一天能够完成的劳动量作为基本依据的，因此每项定额下的劳动量并非没有时间限制，而是通常要在一天内完成。

表1 劳动定额项目和计酬标准

表2 不同劳动工序的计酬标准

续表

（3）同样的劳动时间投入并不意味着可以获得同样的分值，因为不同定额项目所需要的劳动强度、技术水平是各不相同的，比如，机耕地属于5级劳动，一天完成上述工作量计1.1个劳动日，11个工分；而机播小麦的技术要求较高，属于3级劳动，一天完成上述工作量计1.25个劳动日，12.5个工分；摘天鹰椒劳动强度比较小、技术含量也较低，属于11级劳动，一天完成上述工作量仅计0.8个劳动日，8个工分。这种时间上的规定并不是硬性的，比如在麦收季节，由于要“抢收抢种”，正常情况下晚上七点钟收工的联合收割机要一直忙碌到夜间十一二点，这个时候计酬的标准就是完成的实际工作量。

（4）上述情况在周家庄合作社属于“定额工”，实际上更倾向于计件工资的性质；此外还有一些属于零工或散工，比如，跟随收割机捡麦穗的劳动力就属于散工，此外，“机播小麦”一项规定劳动力为1人，但在“规格质量”一栏中又有“随机2人，40亩1.60劳动日”的规定，其中的“随机2人”就属于散工。散工或零工通常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完成数量通常要根据主要生产进度而定，如拾麦穗，其实就是将大型收割机不能割到的地方甲镰刀将其收割干净，比较轻松，其劳动时间和劳动量的大小要视收割进度而定。这类劳动难以按照完成数量实行计件工资制，因此直接根据劳动时间来确定工分，属于计时工资制。

（5）劳动定额的制定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包括使用的工具、土地的远近、劳动强度、技术含量等；同时不仅有量的要求，而且有明确的质的要求。如机耕地，使用55、60型拖拉机，4华犁和使用18-20型拖拉机，2华犁，不仅耕作量的要求不同，而且对质量的要求也明显不同，从而有利于区别不同劳动的价值，避免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情况，使得工分能够比较好地反映真实的劳动投入。

（6）大多数劳动定额项目的劳力都是1个，意指该项劳动能够个体完成；但也有些劳动是需要几个人共同协作完成的。如机割小麦，需要两个人共同完成，其中一人驾驶收割机进行收割；另外一人驾驶四轮拖拉机将收割好的小麦从收割机中倒出送到麦场上摊晒，这种情况下则劳动日数为级别下劳动日数乘以人数。因此机割小麦需要两个劳力，每天收割30亩小麦，4级劳动，共计劳动日数为1.2×2为2.4个劳动日，即24个工分。这实际上是一种劳动组合形式，目的在于简化计量和监督成本。

（7）上述劳动定额是根据中等劳动力在一般劳动强度下的生产进度制定的每天需要完成的劳动量，但不同劳动力的快慢其实不同，有的速度快，完成规定的劳动量可能不需要一天的时间。 如摘天鹰椒，有的劳动力可能半天时间就能够完成20斤的摘收任务，如果每天的任务量是固定死的，那么该劳动力就会有半天的空闲时间得不到利用，积极性会受到挫伤。因此合作社规定可以有超额生产，并按照超产的实际数折算计酬。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项目都可以超额完成，因为要考虑到相互之间的配合。

劳动定额项目和计酬标准的制定建立在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并且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制定。周家庄合作社仅上述农业生产的劳动定额就多达372项，将复杂的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如此细致的分工，没有长期的农业生产经验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样，如果没有各生产队的民主参与，标准的制定同样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并为社员所普遍接受。由于生产技术条件、作物种类等不断变化，定额标准也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实际上，周家庄合作社的劳动定额基本上每两年就要调整一次。

以上主要是针对大田耕作的劳动定额，目前周家庄合作社的大田作物主要是冬小麦和夏玉米两大类，便于进行机械化的耕作，而果园实行的则是另外一套定额管理制度。

2.生产队果园的劳动定额管理

近些年来，在大田作物种植之外，合作社还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如果园。目前各生产队已经建立了包括葡萄园、梨园在内的数千亩水果种植基地。

与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不同，除了八队由于规模和劳动力太少与大田种植实行统一核算之外，其他生产队对果园实行专业承包，与大田生产分开实行单独核算，其要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将一定面积的果园根据其实际生产难易程度把从修剪到收获的整个过程折算成一定工数，[10]然后承包给专业组，专业组负责整个生产过程并获得约定的工数。

（2）由于是将整个劳动过程折算成一定工数进行承包，因此生产队不再规定果树生产各个环节的劳动定额和分值，而只是针对承包组的几个社员设定生产任务，实际上类似于“包工制”。

（3）果园与大田生产分开，实行单独核算，因此果园承包组分值的高低取决于水果产量的高低，如果收获状况好，那么果园的分红就比较高，反之则比较低。因此实行单独核算有利于提高对承包人的激励作用。

（4）承包面积和人数由生产队确定，承包人不能自行确定。这就避免了果园为少数承包大户所垄断，出现分配不公现象，引发社员的不满和紧张关系。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访谈记录。

访问员：果园是小组承包的？

社员：都是队上派的，三个人包了。

……

访问员：果园挣得多大家会不会抢着去啊？

社员：抢着去不不会，果园里也苦，就是生产队上派，叫你去你就去。果园里一般的不变，每年在那的，得有技术啊，都是常待着的。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也实行小组承包制，但周家庄合作社果园的承包制不同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虽然果园的整个生产过程承包给专业组负责，但仍然由合作社出面进行统一销售，这样能够形成规模优势，不仅有利于吸引客商，而且价格也要比附近其他实行单干的村庄高一些。第二，水果销售之后的收入由合作社与生产队核算后进行统一分配，而不是直接将销售收入付给承包人，果园与大田之间在收入上会进行适度的相互调剂，避免差距过大。第三，承包人数和面积由生产队确定，通常情况下果园承包人的收入会略高于大田的收入，但差距不大，而且前者更辛苦。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不仅果园的土地是集体共有财产，而且建设果园的投资来自于生产队与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如果仅仅是少数人获利的话就意味着以公共利益为少数人服务，造成不公。

因此，果园的劳动定额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介于小农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的有限承包制。之所以称其为“有限承包”，是因为诸如果园建设和生产的成本投入、水果的销售、承包量的确定等都是由代表集体的生产队与合作社确定，但同时生产过程又由承包组独立负责，生产队不进行干预。这种特殊的有限承包制旨在在规模优势和降低管理成本之间实现平衡，下文对此还将有进一步的分析。

3.集体企业的劳动定额管理

定额管理制度实际上起到了劳动过程标准化的作用，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相比，更需要强调社员之间的配合。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生产过程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实际上有工厂化作业的趋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劳动定额和工分制度不仅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且运用于集体企业的生产中。五金水暖厂1990年的时候有劳动定额374项，而到了2000年，改名为阀门厂后劳动定额则有千项之多。定额的增加，一方面与产品的种类相关，种类越多，定额项目也就越多；另一方面也与技术的复杂程度相关，生产的专门化程度越高，分工越是细致，定额也就越多。

其实定额管理制度并不是周家庄合作社的专利，更不是农业生产所特有。现代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工业企业中，都广泛存在着劳动定额管理制度。以富士康为例，每条生产线每天都会有产量要求，而制定每条生产线产量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每个员工完成每道工序所需要的时间，这项工作由工业工程部门即IE完成。[11]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计件工资制和计时工资制相结合的劳动管理制，尽管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产权归公还是归私），但其目的都是解决规模生产与集体劳动过程中的激励问题。

4.劳动过程的监督

周家庄合作社以生产队为基本的生产单位，队长、副队长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要分配任务并监督社员劳动，评价的标准不仅要看是否能够完成当天的劳动量，而且也要看完成的质量。以下是相关访谈记录。

访问员：干得好不好谁来检查？

社员：队长看啊，你干得不好扣工分啊。你干得不好，一个劳动日，你没干够质量，给你六分、八分，都有。

访问员：队长只能天天转悠看质量？

社员：对对，他检查。你比如说我干了什么，按定额算，就报给会计，按零工算，就该记多少工时就多少。

在一个生产队当中，队长的权力是很大的，每天要喊队员出工、分派任务，要保证进度，尤其是在“抢收抢种”季节，更是要不断地督促社员加快劳动进度，通常起得比社员早、睡得比社员晚。相比之下，社员虽然自由度很小，要听从队长的安排，但也不用操什么心。以下是相关访谈记录。

访问员：那比如采摘园比大田挣得多，那谁分到采摘园，谁分到大田呢？

社员：那就是队长派了，派谁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你想干嘛干嘛。

访问员：他会考虑按户分配，一户里有大田的，有采摘园的吗？

社员：那就是人家当官的说了算。

……

社员：不愿意干就干别的，有时候给你分个活，你说不愿意干，干别的，有别的你就干，同意的你就去，你不去就歇着呗。现在也没有什么劳力，都上厂子里。现在的都是老的，这村子一千五百多人，劳力最小的也五十多，年幼的人家谁干那个。

在队长之下还有组长，每个组长要带领本组的成员负责完成特定的劳动任务，负有督促之责，如果本组所负责的劳动任务完成不理想，组长会受到队长的指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通过缩小作业小组的规模，将监督权进一步下放，提高监督效果。以下是相关访谈记录。

社员：原先队长分组都在地头，现在喇叭一广播，谁干嘛活，谁带班，一广播就行了。

访问员：那质量怎么监督呢？

社员：质量是组长负责的。不到质量了就扣分。

访问员：组长没监督好也扣吗？

社员：扣，让你带班没带好当然要扣啊。

有意思的是，组长当中没有女性，即便该作业组成员全部为女性，其组长也是男性劳动力。由于村里的干部也都是男性，有社员说这种做法其实便于队长和组长之间进行交流。

队长在监督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舞弊行为呢？调查中发现虽然队长未必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但基本上还能够做到客观公正。以下是相关访谈记录。

访问员：报工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分歧怎么办呢？比如队长说你干得不好，扣你，社员不满意怎么办呢？

社员：你不满意，质量不好哪能不扣你啊？

访问员：那是大伙都做的比较好呢，还是队长碍于情面不说呢？

社员：没情面。

……

访问员：有没有大家公认的说某个人干活很懒啊？

社员：那个情况不能说没有，一般的都干得好好的，你偷懒也不行。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其实监督是一个监督者和受监督者双方的互动过程。一方面，队长要公平客观地对社员的劳动进行评价，并合理地分配任务，不能出现明显的分配不公，从而获得社员的认可；另一方面社员也能够积极配合队长的安排，按时保质地完成劳动任务，鲜有偷懒或拒不接受安排的情况发生。这种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植根于乡土社会的熟人网络之中，对于一种获得普遍认可的安排，这种熟人关系将提高社员违反这一规范的成本。

5.劳动定额制度的影响因素

当然，劳动定额制度能否做到公平合理，能否为广大社员所接受，能否有效地发挥激励作用，会受到一系列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影响。对于周家庄合作社来说，相对优越的内外部条件有利于减少合作社与生产队监督和计量的困难程度，降低管理成本，这些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的土地条件。周家庄合作社地处太行山东麓冲击平原，地势开阔平坦，土地平整连成大片，基本上没有出现小块分割的状况，因此土地的耕作条件是基本同质化的。从前述《劳动定额项目和计酬标准》中也可以看出，“土地整理”类别中只区分了“生地、熟地”和土地的“远、近”，其实近些年垦荒工作已经基本完毕，且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使得远近的分别也近乎消失。因此，无论是对于大田还是果园来说，土地等自然条件都可以视为是同质的。

第二，组织规模。周家庄合作社虽然实行合作社一级核算，但还是以生产队作为基本的生产组织与核算单位。队长和副队长负责本队的生产事务和劳动任务的分派、监督社员的劳动过程，初次分配也是以生产队作为基本单位，产出多者多得、少者少得。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生产队还将参加生产的劳动力分为不同的劳动小组，并由组长负责监督本组成员完成分派的任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队长和副队长由于监督对象过多而出现监督不力的情况。

第三，技术条件的影响。得益于合作社集体经济在公共积累和规模化生产方面的优势，周家庄合作社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大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以合作社第七生产队为例，该队拥有耕地2243亩，有大中型拖拉机13台，大型联合收割机3台，从耕地、播种到收获都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操作。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大大降低了作为劳动者的“人”的因素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提高了生产的标准化程度。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有效降低了劳动用工数量，大大降低了监督成本，而且也有利于提高监督效果。

由此可见，周家庄合作社劳动定额制度是非常完备的，并表现出明显的自身特点。这一制度融合了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的特点，将标准化的定额工与灵活的散工记分方式相结合，既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能够有效地降低监督管理成本。劳动定额制度的形成完善，一方面基于长期的经验积累并根据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另一方面又注重在定额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参与，使其能够为广大社员所普遍接受。不仅如此，定额制度还根据不同生产内容的特点，灵活采用不同的形式，如果园的“有限承包制”，这就使其不至于成为僵化不变的教条。正是这种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做法使得劳动定额成为周家庄合作社避免低效率、增进社员福利的基本保障。

（三）“三包一奖”：合作社的分配制度

如果说劳动定额管理制度旨在解决生产过程中社员劳动投入的监督和计量问题，那么建立在统一核算基础上的“三包一奖”与按劳分配制度则旨在解决合作社与生产队、生产队与社员之间的分配问题：一方面要根据社员的劳动投入来进行收入的分配，多劳多得，实现对社员的正向激励；另一方面在社员分配之前要在集体层面上进行合理的扣除，以形成公共积累，进行扩大生产的再投资，发挥规模优势。

1961年调整之后的人民公社实行“三（两）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实际上是将生产管理和核算权下放到生产队，公社和生产大队只有监督、协调和指导的功能。但周家庄合作社并没有采纳这一制度，至今仍然坚持将合作社作为核算单位，但同时赋予生产队充分的生产自主权。

实际上随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的建立和巩固，这一制度已经很少被使用，这是因为生产队作为基础，不仅拥有组织生产的权力，而且有权进行自主分配，已经成为基本的核算单位，实际上具有了自负盈亏的性质。

如果说“三包一奖”旨在调整生产队与合作社之间的生产与分配关系，那么按劳分配则是集体经济的基本分配原则，是区别于雇佣劳动下工资制的一种报酬计算和支付方式。本节将从合作社与生产队、生产队与社员两个方面对周家庄的分配制度进行介绍。

1.周家庄合作社统一核算、“三包一奖”与分配制度的内容

周家庄合作社“三包一奖”与分配制度的基本内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

①各生产单位（包括生产队和集体企业，下同）的总收入统一上交合作社，由合作社组织社员的年终分配；

②各生产单位的总收入和成本在合作社一级分开计算，不进行财务合并；

③各生产队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农用物资由合作社进行统一采购，然后根据各生产队的使用量分别计入各队的生产成本；

④合作社从各生产单位总收入中按一定比例分别扣除生产成本为纯收入，之后再扣除公积金、公益金、以丰补欠待分配基金；

（5）各队的纯收入在本生产队的社员之间根据每个社员的工分进行分配，多劳多得，少老少得，不劳不得。

（1）合作社与生产队之间的分配

生产队的总收入分为三个部分，生产成本、合作社公共积累扣除和待分配纯收入。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化肥、种子、农药、柴油、农膜、电力等农业生产资料，由于各生产队所需的农资产品由合作社安排统一采购，因此这部分成本由合作社在对各生产队进行统一核算的时候从各队的总收入中扣除。

扣除生产成本之后的收入为纯收入，在此基础上进行3项扣除：集体公积金、公益金和以丰补欠待分配基金，最后根据工分多寡在社员之间进行分配。近些年来，由于集体企业的发展，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农业总产值，加之农业产出相对较低，因此公积金、公益金从农业中提出的逐步减少，而主要从工业企业中提取，以做到“以工补农”。

（2）合作社与集体企业之间的分配

据统计，2001年，集体企业的收入已经占周家庄合作社集体经营收入的90%强，而农业仅占集体经营收入的不到10%。由此可见，集体企业已经成为合作社经济的主导，不仅解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创造了非农收入，而且提供了可观的公共积累。

企业的经营收入扣除生产成本为纯收入。初期的集体企业由合作社投资建设厂房和购买机器设备，因此企业需要向合作社缴纳投资利息、资产折旧费和占有流动资金利息。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企业被允许自备流动资金，向合作社购买其投资的设备，企业因此不再缴纳投资利息和折旧费。但合作社是集体企业的出资人和所有者，企业仍然需要向合作社缴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2001年合作社千家集体企业纯收入的分配情况见表3。

表3 2001年合作社4家集体企业纯收入的分配情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周家庄合作社的工资款属于纯收入，而非列入生产成本，这正是合作社与私有制企业的区别所在。后者将员工的工资列入成本，因而成为压缩对象，其利润则归属资本家或者产权的所有者，利润和工资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劳动者的工资必然会被尽可能地压低。而集体企业属于社员劳动者集体所有，其利润也归属全体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和劳动者收入是统一的，二者之间的对立也就不复存在了。

（3）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社员的收入所得反映其劳动投入的价值。而非仅仅出卖劳动力所获得的工资收入；其二，收入的水平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不同劳动者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从上一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合作社扣除成本和公共积累之后的纯收入全部在参加合作社劳动的社员劳动力之间实现了分配，不存在社员收入之外的利润问题，因此社员的收入能够反映其劳动投入的价值；而完善的劳动定额制度则有效保证了收入分配能够较好地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

分配每年进行一次，一般在年底春节之前进行。由于实行合作社统一核算，因此社员分红都统一在合作社的办公室进行，这也是每年一度合作社和社员们的大事。由于一次性分配的数额比较大，分红的场所在此期间严禁外人靠近，还经常有县公安局的警察协助进行。

社员的分红所得计算标准为：分红收入=工分量×工分分值。工分分值的计算标准为：生产队待分配纯收益（R）除以该生产队的工分总量，前者代表总收益，后者代表投入的劳动量。工分的分值越高说明该生产队的经济效益越好，单位劳动的产出也就越高，社员的人均分红也就越多。

2.合作社分配制度分析

周家庄合作社实行统一核算与“三包一奖”制度一方面可以提高公共积累的水平，扩大积累规模，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合作社集体经济的规模优势；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生产队和集体企业作为基本的生产与分配单位，合作社对各生产单位的经营活动一般不进行直接干预。与此同时，按劳分配确保社员能够根据自己的劳动投入获得相应的收入，这就使得劳动者投入和所得之间呈现正向激励关系。

具体地说，这种不完全的“三包一奖”制度的优势包括四个方面。

①在合作社的层面上组织生产资料的采购和农产品的销售，这样既有利于节约采购成本，又有利于实现销售和提高销售价格，使规模优势得到比较好的发挥。

②将核算权收归合作社，有利于降低提取公共积累的成本。如果由各队自行组织分配，就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放弃合作社层面的公共积累提取，由各生产队自行确定分配和积累的比例，将大大降低积累的规模，不利于资金集中和生产规模扩大；要么由合作社向各生产单位提取公积金、公益金等，但由于核算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合作社向各生产单位提取公共积累的难度和成本都将大大提高。

③提取公共积累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组织层面对投资和分配进行调节，如果量太小，则很难发挥什么作用；如果征收比重太大，则会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以合作社作为提取主体，可以在较低的抽取比率上实现更大规模的积累，既不至于引起社员的强烈反对，又能够集中更多的财力进行生产的再投资。

④合作社一级统一核算便于在各生产单位之间进行适度的分配调节。前文已经提及，近些年来，集体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公共积累的职责，并对农业生产进行适当补贴，实现以工补农。同时在农业生产内部，由于果园和大田作物的收益不同，如果果园的收益较好，那么就从中提取一部分补贴大田，反之亦然。但这种补贴并不是搞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不同劳动的收入之间仍然有明显的差距，而调节只是为了避免差距过大。

由此可见，周家庄合作社实行“三包一奖”制度以及按劳分配的出发点和优势在于兼顾各生产队积极性，在确保生产效率的同时发挥规模优势，同时便于合作社在各生产单位之间进行适度的分配调节，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己劳动投入的多寡及质量获得相应的收入，而不是搞分配中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

（四）合作社的规模优势分析

如果说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管理与分配制度有效避免了平均主义对社员劳动积极性的影响的话，那么合作社与小农经济相比的优点则是建立在公共积累基础上的规模优势。上文提到的“三包一奖” 制度旨在在保护生产队和集体企业充分生产自主权的基础上提高公共积累的水平，这是合作社规模优势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本节将从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对周家庄合作社的规模优势做进一步的阐述。

1.多业并举的产业结构

周家庄合作社的工副业已经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但在1980年之前，农业一直是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主导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

（1）集体企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周家庄合作社的工副业发展虽然受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合作社不断波动，但已经奠定了初步基础，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到1974年工副业收入已经占全社总收入的24.94%。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大环境逐渐走向开放，周家庄合作社的集体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到1992年，集体企业已经发展到18家，后来经过调整虽然集体企业的个数有所减少，但其收入在合作社总收入中一直都占据绝对优势。[12]2009年，合作社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6493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9505亿元，农业总产值5252万元，第三产业产值1736万元，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7.6%，农业仅占9.3%。[13]

与当下招商引资借助外来资本进行投资的发展路径不同，合作社集体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前文已经提到，合作社各生产单位（生产队和集体企业）扣除成本之后的纯收入在分配给社员之前，还要先行扣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基金，其中公积金就主要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集体企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原始的资金投入，而这时的资金只能从农业生产上缴的公积金中提取，1980年就有22.85万元的农业提留款用于集体工业的发展[14]。

（2）独具特色的农业规模化

除了工业外，周家庄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也不断转型，实现了有自己特色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

晋县是国家重要的棉花主产区，1979年以后，国家数次提高棉花的收购价格，极大地调动了棉花种植的积极性，周家庄合作社的棉花无论是单位产量还是总产量都屡创新高，给合作社带来了丰厚的现金收入。

2000年以后，合作社开始推进农业的多样化经营，尤其是推广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生产。2009年，周家庄合作社共有土地面积21046亩，其中大田作物18516亩，主要种植冬小麦、夏玉米和谷子，此外还有豆类。大田作物种植当时已经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农业劳动力仅占全队劳动力的不到10%，且多为中老年人和妇女。

近些年，合作社与晋县种子公司签订协议，除了口粮田之外，小麦种植全部改为种子田。种子的收购价格与普通小麦相对要高10%～20%。周家庄之所以能够拿到小麦种子订单，正在于其集体生产所具备的规模优势，不仅能够提供足够的土地面积，而且统一的耕作和管理能够保证种子品质。

果树种植目前主要包括果园和采摘园，其中后者始建于2005年，占地面积达900亩，主要发展观光农业，兼有果树、草莓、蔬菜、生态养殖业等经营种类。农业生产主要由各生产队自主决定，但通常都会与合作社进行协商。如采摘园，就由合作社和十队共同投资建设，但收益归十队所有。与大田作物种植的高度机械化不同，果园、菜园等需要投入较多人手，但收益也相对较高。

2.工农互补的分配格局

周家庄合作社的经济主要包括农业和工业两部分，前者以生产队为单位，后者则主要指集体企业。由于合作社的再生产的投资主要来自于自身积累，因此在工业发展初期，以农补工，用农业生产的收入进行工业投资，兴办了一批集体企业。

到了20世纪90年代，集体企业已经粗具规模，提供公共积累的能力大大提高，这样就开始进入以工补农的阶段。1990年农业应提留66.65万元，但由于工业的盈利已经比较可观，当年不仅免除了农业的这笔提留，还从工业利润和其他收入中拿出90万元补贴农业，用于农业生产者的年终分配。[15]2009年，合作社农业生产更是获得补助合计216万元。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合作社明确允许农业无偿占用资金不计利息、不提折旧费、免交提留款。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条件，是基础产业但产出又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农业进行补贴，必然会导致劳动力流向高收益的工业而影响农业的发展。在周家庄合作社，由于实行合作社统一核算，有利于在合作社层面上用集体企业的生产对农业进行补贴，在保持农业健康发展的同时避免队工（农业生产）和社工（集体企业生产）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由于集体企业劳动的分红要高于农业生产，因此合作社还有一项规定，尽量使一个家庭内既有队工，又有社工，以此来避免不同社员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另外，对于集体企业，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分别为纯收入的7%和3%，其他大约86%的纯收入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参加集体企业生产的社员之间分配。适度的提取比例避免了过度调节可能造成的平均主义，在兼顾公平的同时比较好地坚持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不仅如此，由于不同生产队之间在土地面积、劳动力和生产工具方面有明显差异，因此在农忙季节，进度较快的生产队会支援进度较慢的生产队，进行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协作，更好地发挥生产中的规模优势。

3.合作社的公共福利事业

除此之外，合作社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还创办了大量的公共福利事业，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对老年人、贫困孤寡人口进行补贴，并提供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等等。周家庄合作社津津乐道于自己创立的福利事业，具体如下。[16]

（1）65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30元养老津贴；

（2）65岁以上，连续工作20年以上的农民干部实行退休制，每年享受在职干部的平均生活水平；

（3）65岁以上无儿无女的老人，由集体负担生活费，患病派人伺候，药费集体承担，并每月发给20元零花钱；

（4）对仅有一个女儿的老人，集体负担生活费，并每月发放30元零花钱，老人患病后女儿伺候并负担药费，老人财产归女儿继承；

（5）军属每个兵每年发放5000元的优抚款；

（6）全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初中全部免交学费；

（7）合作社为农户无偿供应自来水；

（8）合理规划，民建公助，统一兴建住宅楼；

（9）对因重病家人在县以上医院住院给家庭造成经济困难的，根据情况集体给予经济补助；

（10）对聋哑傻等残疾人员，集体供应生活费或安排力所能及的劳动。

这些补贴在今天看来已经稀松平常，但其在1980～2001年就已经陆续建立，就不能不归结为合作社的优越性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改革的攻坚阶段，原有的制度被打破，建立在公有制和集体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荡然无存，个体农民必须承担巨大的外部风险，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免费教育、社会养老等公共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家庄合作社建立的全面的福利制度显得尤为可贵。

合作社之所以能够实现多业并举，进行生产协作并创办多种福利事业，其原因在于合作社能有效聚集进行再投资所需的公共积累的资本，同时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避免出现对劳动者的剥削现象。

由此也可以看出，集体生产条件下合作社的规模优势与今天作为官方既定政策的“规模经营”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建立在产权集中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基础之上，实际上使自主经营的小农丧失了主体性地位，成为不再拥有生产资料——土地的农业雇佣工人；而前者则建立在产权共有条件下的集体劳动基础之上，没有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分，所有的生产经营收入都共同所有，并在社员之间进行按劳分配，很显然，这是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经营方式。不仅如此，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能够为农民提供更多的保障，这种保障一方面体现在当外部经济条件不好时集体农业生产仍然能够吸收回流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建立公共积累基础之上的产业多元化经营，解决剩余人口的本地就业问题。

因此，正如本节对周家庄合作社规模优势的分析所证明的，私有制的企业并不是实现规模经营和进行扩大再投资的唯一途径，合作社这种共有产权的制度安排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并且同时避免剥削的出现，这也是在今天强调社会经济意义之所在。

（五）规模优势与有效监督之间的平衡

与小农经济相比，合作社虽然更加有利于发挥规模优势，但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监督成本。个体生产不存在监督和管理问题，因此监督和管理的成本为零。组织化的生产规模越小，通常情况下监督成本也就越低，这是因为在规模较小的组织中，不仅监督的难度比较小，而且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也变得容易很多。但规模太小，合作社的规模优势就难以得到明显的发挥。因此，规模优势与有效监督和激励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合作社要表现出比小农经济更高的效率水平，就需要在二者之间实现平衡，既要能够充分地发挥规模优势，又要合理限制规模，避免出现由监督、计量和管理成本过高而导致的规模不经济。

通过上文对周家庄合作社的分析可以看出，灵活的劳动定额管理制度保证了监督和激励的有效性，而集体经济所体现出的规模优势则体现出了小农经济条件下个体生产所不具备的优越性。正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周家庄合作社直到今天都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规模优势与社员劳动监督和计量之间并非仅仅呈现反向关系，在合作社中，二者亦互相促进。规模优势的发挥有利于提高社员的收益水平，会形成对社员的正向激励，在这种情况下社员会更倾向于主动努力工作，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监督并非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过程，因此监督成果和效果不仅取决于监督的客观难易程度，而且取决于被监督者的主动配合程度。

自1979年开始，分田单干之风刮遍大江南北，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关健点上，周家庄合作社利用自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长期积累的技术经验，趁国家大幅度提高棉花收购价格以及县里决定免除该社粮食征购任务的时机，扩大棉花种植面积。1980年，周家庄合作社棉花种植面积比1978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单产更是从每亩20.65公斤提高到100公斤以上，同时合作社实行集中采购，种植成本大幅下降。“一升一降”使得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对农民形成了有力的正向刺激，这是避免合作社解体的重要因素。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合作社集体企业异军突起，不仅解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大大提高了社员的收益水平，合作社的规模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由于社员收益的不断增长，加上合理的劳动定额制度，保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使得上述劳动监督和计量制度能够普遍为社员所接受，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

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调节机制，周家庄合作社在实现规模优势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了监督和计量成本过高的问题，表现出较高的效率水平。

（六）总结：周家庄合作社对社会经济的启示

与数十万个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庄是发展得比较成功的个案，它的经验当然不具普遍性，甚至也不具代表性。我们对周家庄个案的介绍，呈现了它平稳发展、从公社时代延续至今的一些做法和条件。在人民公社的历史情境下，这样的做法和条件可能在其他很多合作社那里都不具备。我们认为，这样处理周家庄个案，有助于我们从必然性逻辑回到历史逻辑，从而一方面更公允地评判历史上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打开对未来的集体经济的想象。

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和整体经济水平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换句话说，那些当年集体经济发展所缺失的历史条件很多已经具备。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之下，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对我们解决市场经济下严重的“三农问题”，探寻一条真正推动农村发展的道路，就具有了特别的启示意义。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必然的趋势，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取代小农经济呢？

从当下的主流情况来看，无论是在政府政策引导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土地向少数人集中都是普遍现象。尽管农村新型合作社的发展得到鼓励，但在很多情况下合作仍流于表面，无论从合作的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无法与周家庄合作社相比，更糟糕的情况甚至沦为少数大户牟利的工具。而国家财政对于农业的补贴则越来越倾向于种田大户，这一思路实际上将把中国引向美国大农场农业的发展路径。

但是对于地少人多的中国来说，这未必是一条最适合的发展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经济或合作经济具有特别的意义。小农经济的缺点在于无法实现无法实现有效积累扩大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劳动者之间的劳动联合而非资本主导下的雇佣劳动制实现规模经营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脱胎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周家庄合作社给我们提供了特别的借鉴。

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其农业生产还是集体企业，周家庄合作社都采取了一种企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家庭不再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个体的劳动力只作为劳动分工中的一环参与生产。当然，这并不是合作社独具的特色，而是一切企业化生产方式所共同具有的特点。而合作社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产权共有，合作社的管理者并不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就避免了建立在产权私有化基础上的剥削的出现，保证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民主管理和控制；其次，也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劳动成果能够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实现按劳分配。

毫无疑问，与那些背井离乡在“世界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相比，与那些分田单干后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的农民相比，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另类的同时也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合作社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替代物，成为社会经济的一种可能尝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周家庄合作社能够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为一些根深蒂固的对合作社集体经济的疑虑提供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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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与李长江、潘毅合作，原文刊于潘毅、严海蓉、谷学斌、顾静华主编《社会经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为68%，吸纳就业人口占城镇全部就业人口的75.7%，参见http：//money.163.com/08/1029/20/4PESDUN0002524SD.html。

[3] 新华社1985年6月4日报道，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全国共建9.2万个乡（含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至此，建立村民委员会82万多个。

[4] 1965～1978年，农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7%；1978～2008年则提高到7.1%。参见张晓山、李周主编《新中国农村60年的发展与变迁》，人民出版社，2009，第140页。

[5] 林毅夫的研究表明，国家粮食征购价格会对粮食产量造成影响，较高的收购价格将刺激提高农民的生产意愿，参见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26～143页。

[6] 2008年，农村非农就业人数为1.53亿人，占当年农村劳动力的32.5%；该年度，农民从非农产业中得到的收入占其平均收入的45.9%（张晓山、李周，2009）。

[7] “包干到户”的做法并非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民首创，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社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农民自发的“包干到户”的做法，引起了风波很大的“退色号风潮”，但这种做法很快就被中央严厉禁止。（薄一波，2008。）

[8] 以上介绍引自刘增玉、杜荣水、王盛秋、穆兴增主编《周家庄之路》以及河北省晋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晋县志》。

[9] 刘增玉、杜荣水、王盛秋、穆兴增主编《周家庄之路》，第22页。

[10] 工数即劳动日数，一个劳动日记1个工，相当于10个工分。

[11] “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09。

[12] 刘增玉、杜荣水、王盛秋、穆兴增主编 《周家庄之路》57～62页。

[13] 《晋州年鉴2009》，第238页。

[14] 刘增玉、杜荣水、王盛秋、穆兴增主编 《周家庄之路》第27页。

[15] 刘增玉、杜荣水、王盛秋、穆兴增主编《周家庄之路》，第27页。

[16] 摘自《周家庄乡农工商合作社守则》，见刘增玉、杜荣水、王盛秋、穆兴增主编《周家庄之路》，第323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卢晖临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097-7240-9

Ⅰ.①通… Ⅱ.①卢… Ⅲ.①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国②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 Ⅳ.①F325②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2940号

通向集体之路

——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

著者/卢晖临

出版人/谢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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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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