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來臨

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鬥

吳國楨　著

版權信息

《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戰鬥》

吳國楨 著

吳修垣 譯

馬 軍 校訂、注釋

◎ 香港中文大学 200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350–7

2009年第一版

2010年第二次印刷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Night Cometer: A Personal Study of Communist Techniques in China (in Chinese)

by Wu Kuo-chen

Translated by Wu Xiuyuan

Proofread and annotated by Ma Ju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78–962–996–350–7

First edition 2009

Second Printing 2010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書　　名：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戰鬥

作　　者：吳國楨

譯　　者：吳修垣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2月28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Limited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掌上遊科技技術支持，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譯校說明

讀者手捧的這本書——《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鬥》，在內容上既不同於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的《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1946-1953年）——吳國楨口述回憶》（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吳國楨口述於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Nathaniel Peffer、Martin Wilbur訪問整理，吳修垣譯，高雲鵬譯審，馬軍校註），也異於台灣自由時報企業股份公司1995年6月出版的《吳國楨傳》（劉永昌依據吳國楨晚年中文手稿《尚憶記》及吳妻黃卓群口述整理而成）。實際上它是吳國楨親自用英文撰寫的一部自傳，字裏行間，涵蓋了他前半生的求學生涯、政治歷程及對國際冷戰的時政性評論。

吳國楨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1952年前後，即在「台灣省主席」任內，他開始撰寫自傳，從出生談起，直至上海市長任內，初名《漩渦中的一頁》。1954年同台灣國民黨當局決裂後，吳氏定居美國，把自傳擴展補充，於1955年12月17日最後定稿，並改名為The Night Cometh: A Personal Study of Communist Techniques in China（《夜來臨：我對共產主義在華鬥爭策略的研究》）。然而，書稿卻未能刊發，一直以縮微膠卷的形式保存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珍稀文獻室（Rare Books & Manuscripts Library, Butler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五十年來湮沒無聞，幾乎不被學術界所知。

我們在1998年得知了它的存在，即醞釀翻譯此稿。其間，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珍稀文獻室負責人Mr. Bernard Crystal提供了縮微膠卷，書稿的版權繼承人——吳國楨先生的長女俞吳修蓉女士寄來了授權書，同意我們翻譯和出版此書。

譯校的分工是這樣的：吳修垣完成初譯，鑒於原稿有章無節亦無標題，就此劃分了小節，並增添小節名稱。馬軍負責核校全稿、文字潤色、釐定專業名詞及回譯引文，添加章名，再加註釋。兩人圍繞着難點，還反覆進行了研討。在編輯階段，馬軍負責了清樣的校對工作。根據全書內容，亦為了明瞭起見，我們現將書名改為《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鬥》。

作者囿於其歷史環境和特殊立場，書中不免有一些高估自己、貶斥他人、曲解史實的言辭，但畢竟是重要人物的重要見證，總體上仍不失為一份彌足珍貴的史料。只要通過多方面的分析研究，就能夠去偽存真，剔蕪取菁。我們譯校、出版此書，並不表明自己贊同作者的觀點，實在是想盡綿薄之力從某一側面推動並加深世人，尤其是學術界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認識與研究。當然，譯校工作難免會有疏漏，我們熱忱地期待着各界朋友的批評和指正。

特別要提及的是，在從翻譯到出版的全過程中，我們還得到了港台學者吳淑鳳、劉維開、謝國興、張力、鄭會欣、陸國燊（以介入先後為序）等人，以及若干大陸人士不同形式的幫助。張雅苗、謝偉強、黎耀強更是為編輯本書付出了大量心血。中文大學出版社富有遠見的決定，則終於使這份塵封了五十多年的重要手稿得以面世。我們藉此一併表示最真誠的謝意！

譯校者

2006年11月

吳國楨簡歷

馬　軍

吳國楨，字峙之，又字維周，1903年10月21日生於湖北建始縣涼水埠。父吳經明，母朱芷英，兄吳國柄。吳氏幼年隨父旅居北京，就讀於府學胡同小學。1914年入天津南開中學求學，與周恩來、張道藩、段茂瀾等同窗，尤其與周恩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17年轉入北京清華學校辛酉級留美預備班，同學之中有羅隆基、聞一多、潘光旦等，吳國楨與他們一起參加了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

1921年從清華學校畢業後，吳國楨獲選赴美國留學。1923年畢業於美國依阿華州格林內爾大學（Grinnell College），得經濟學學士學位。1924年又獲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碩士學位。留美期間，吳氏勤奮好學，曾獲得多個高級獎學金。1926年，他的論文《中國古代政治理論》（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ies, 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通過答辯，遂獲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哲學博士學位。同年秋歸國。

回國之初，吳國楨應張君勱校長聘請，曾短期出任位於江蘇寶山（今屬上海）的國立政治大學教授。但其志畢竟不在學術，而在從政，旋即加入中國國民黨。1927-1928年間先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江蘇交涉員公署秘書兼交際科科長、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長、條約修改委員會委員等職。1928年起轉赴華中任職，歷任湖北省煙酒稅務局局長、漢口市政府簡任參事、漢口市土地局長、漢口市財政局長、湖北省財政廳長、財政部西岸榷運局局長、全國財政專使等。1931年春，吳在漢口與名媛黃卓群女士結婚，後生有兩女兩子。

1932年初吳國楨臨時擔任過蔣介石的私人秘書，蔣對這位年輕練達的留美博士印象深刻，很快任命他為漢口市市長，吳時年僅二十九歲。吳國楨任市長期間，熱心城市建設，主持修建中山公園、沿江大堤，籌劃建造市一男中和市一女中，並翻修拓寬了市內十多條馬路，頗得各方讚譽。1938年6月，日軍進逼武漢，吳氏肩負戰時動員、支援前線、組織疏散等重任，堅持至最後時刻才撤離。

1939年春，吳出任國防最高會議政務廳長。同年底，任重慶市市長兼市防空副司令。重慶是中國的戰時首都，人口激增，敵機轟炸頻繁，吳排除困難，多方謀劃，竭力解決衣、食、住等供應問題，救死扶傷更是重中之重。1941年6月5日，由於日機長時間空襲陪都，校場口大隧道（防空洞）發生窒息慘案，數千人死亡。吳作為主管官員之一難逃責任，遂受到革職留任處分。1942年12月，吳氏改任外交部政務次長，因部長宋子文時常訪美，吳多次代理部務，參與締結新約，先後任互換中英、中比條約批准約本全權代表。在1945年5月的國民黨六大上，吳國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同年8月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抗戰勝利後，鑒於錢大鈞主政上海不力，蔣介石決定起用自己的「市長專才」，1946年5月吳國楨被任命為上海市市長。吳氏主滬的三年，正逢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內戰，滬地頻受波及，物價飛漲，工商敗落，民生困苦，動盪不已。吳為回報蔣的厚望，來回奔命，日夜勞頓，可謂付諸了全力。也正由於始終處於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的對立面，1948年12月吳被中國共產黨列為戰爭罪犯。次年4月因病辭職，離滬赴台。

由於吳國楨受歐風美雨影響很深，工作作風確與一般國民黨軍政官員不同，所以其「民主」儀態逐漸博得了海外，特別是美國政界的賞識。國民黨失去大陸以後，美國政府採取了置身事外的態度。為了擺脫困境，保住台灣，蔣介石決定重用吳國楨，以便吸引美援。1949年12月吳國楨就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次年3月兼行政院政務委員，8月又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在1952年10月的國民黨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常委會委員。吳氏主台期間，大量啟用台籍人士，着力於地方自治和農業改革，力圖將台灣建成「反攻大陸」的基地。但是，他所迷戀的「民主政治」逐漸與蔣氏父子的特務政治發生衝突，而且愈演愈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改變政策，全力支持台灣當局，吳國楨在對美關係中的作用已大為下降，蔣介石對吳終於不能容忍。1953年4月吳辭去「台灣省主席」一職，旋即請假赴美。

1954年2月，吳國楨藉美國新聞媒體強烈抨擊蔣氏父子獨裁和專制，斥責他們力圖建立一個警察國家。他還多次向國民大會和蔣介石公開上書，呼籲實施「民主化之措施」。面對吳氏的「窩裏反」，台灣當局大肆展開輿論討伐，雙方進行「隔海大戰」。3月，台灣國民黨當局宣佈解除吳國楨政務委員和中常委職務，並開除其黨籍。

吳國楨與台灣當局決裂後，先是住在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頓（Evanston），靠替報紙撰稿和演講為生。1965年遷居佐治亞州的薩凡納（Savannah），並應聘為州立阿姆斯壯大學（Armstrong State College）東方歷史和哲學教授，直至1974年退休。

吳國楨晚年關心國內發展，對鄧小平領導下的大陸改革開放政策極為讚佩，曾應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邀請，擬於1984年9月回國訪問，並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周年的慶典。然而天不遂人願，6月6日他在美國的寓所突然去世。

除本書外，吳氏的其他重要著作有：

一、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ies（《中國古代政治理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1926年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專業哲學博士論文。此博士論文已譯成中文，未刊。

二、Reminiscences of Wu Kuo-cheng for the years, 1946-1953（《吳國楨口述回憶（1946-1953年）》）。縮微膠卷藏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Butler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是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吳國楨在該校所作的口述回憶，裴斐（Nathaniel Peffer）、韋慕庭（MartinWilbur）訪問整理。中文本：吳修垣譯，高雲鵬譯審，馬軍校註：《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1946-1953年）—吳國楨口述回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三、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永定巷》）。New York: Crown, 1962。以周恩來和吳氏自己為原型的政治小說。未見漢譯。

四、Why is America not Better Informedon Asian Affairs?（《美國為什麼不能很好地理解亞洲事務？》）。1968年自行出版，學術論辯性的通信集。未見漢譯。

五、The Chinese Heritage（《中國的傳統》）。New York: Crown, 1982。這是吳氏研究中國上古文史的學術著作。中譯本：陳博譯：《中國的傳統》。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這幅吳國楨的照片，刊於1947年7月美國《生活》（Life）週刊上，吳國楨當時四十三歲，正擔任上海市市長，管理着這個有四百萬人口的中國最大城市，並跟共產黨有多番較量。採訪他的《生活》週刊記者形容當上海市市長是世界上最艱難的一份工作。

第一章　童年

一、鄂西老家

1903年10月，我出生在華中湖北省的僻靜山區，[1]它位於聞名的長江三峽的南岸，在重慶和漢口中間。那裏風景如畫，引人入勝，但同沿海省份和廣闊的中部流域相比，則人民的生活是既貧窮又落後。由於有高山環繞，加上水流太急太淺不適合航行，要進入該地，只有通過陡峭蜿蜒的石板小道，這種小道大多十分狹窄，兩匹馱畜也難以並排擠過。在路途中某些地方，人們可以隔着峽谷用喊叫方式對話，但下到谷底卻需要五個小時，而爬到對面又需要六個小時。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隊侵入中國西部曾到達的最遠點，這裏的地形障礙使得所有現代化武器都變得毫無用處。交通設施的缺乏對人們的日常生活是很不利的，但在戰時卻成了一種幸事。因此，那時我家鄉的人們有理由自誇他們從未被敵人征服過。

我的出生地叫涼水埠，之所以得此名，是因為它是一塊被一圈小山環繞着的比較平坦的地帶，散佈各地大約有七十個涼水泉，泉水汩汩流出，就好像市場裏人們討價還價的嘈雜聲。從地下噴出的水在四面形成四條小溪，然後匯合成兩條小河，流向相反的方向。有一個關於我家一位近親的有趣故事，是與此有關的。此人離家多年後回來探望我的祖父，祖父對他熱情款待，留他住了又住。只要聽到他說要走，主人就會客氣地挽留他，不讓他上馬，也不讓坐滑杆。最後他終於下決心離開，無論主人同意與否，就這樣不辭而別獨自上路了。但中午時分他又回到了我家，顯得疲乏和沮喪，因為整個上午他沿着小溪和小河，不論朝哪個方向走，最後都把他引回到出發地。

祭祖的祠堂是這個家族驕傲的地方，它位於平地中央的一座小山上。站在這座簡單建築物的第二層上，可以在地平線上看到一圈高山，其形狀之圓幾乎完美。在圓圈之內到處都有起伏的高地，上面點綴着房屋，這些就是吳氏家族居住的地方。就在其中的一座房屋裏，我第一次見到了日光。

後來我在美國時，讀到瓦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2]寫的關於蘇格蘭氏族的故事，總使我想起自己老家的生活，因為我們完全是一個氏族，那整片平坦的地帶，除了極小部分外，完全歸吳姓所有。但我們氏族和司各特描寫的氏族之間有個很大的區別，我們同其他氏族間從來沒有血仇，而是和平地生活着，尋求自己的生計與幸福。我們沒有堡壘，只有一座用磚木建成的、不甚牢固卻很莊嚴的祠堂；沒有溝壕，只有自然的小溪與小河；既沒有地主，也沒有農奴，每個人必須種地，或在自家的田裏幹其他的活。事實上，在我出生的時候，那裏是如此的和平、安全，乃至有夜不閉戶的習慣。沒有人富得流油，但每個人都足可以維持生活，這是一個田園詩般的群體社會。儘管我在那裏生活的時間並不很長，但每當聽到長輩們談到家鄉的生活時，總會深深的懷念。

當然，即使在這樣一個同根同源的群體裏，生活也不可能是完滿的。儘管沒有大的爭吵，但也有許多小磨擦與口角。每當發生這些事情時，通常要報請公認的族長來解決。族長並非世襲，也不是選舉出來的，他可能是族中最年長者，也可能是比較年輕的男人。他不是按預定程序推選出來的，就任時也沒有特定的儀式。推選族長的通常方法，也許比現代社會的選舉更民主，他必須純粹靠個人的功績來贏得這一職位，不是去刻意謀求，而是被人推舉出來的。當一個族人通過辛勤勞動或超群的智慧逐漸嶄露頭角時，不管他的年齡有多大，很自然地會受到崇敬。接着，如果他在公斷中表現出真誠與公正，那麼慢慢地，在解決爭端時，長輩們就會去尋求他的意見，其威信將與日俱增，最終會榮耀地得到族長的地位，就好像是公認的那樣。當然，戴皇冠的頭是不輕鬆的，一旦他得到了那樣的位置，就必須作為生活的模範，要按照家族的習俗，做到盡善盡美，大家會好好領會和分析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行動。他的裁判，只要是圓滿和明智的，就會像所羅門（Solomon）[3]的裁決一樣受到尊重，並且比聖旨更能得到絕對的服從，但如果他表現不公，也會引起抗議風潮。

大約在我出生之時，我的祖父[4]當上了族長，那時候他剛過四十歲。他一直保有這個職位直到八十七歲高齡時去世。他用鐵腕統治着這個家族達四十年之久。他不是一個專橫的獨裁者，也不會過於仁慈，但他很精明。在每年的重要節日裏，他會召集全族的成年男性到祠堂裏，有整整三百多人。他像個君主一樣開庭，在這種場合下，會就重要事情作出決定，並會給予獎懲，對勤於耕作的人、學習取得佳績的人、誠實經商而獲利的人，他都會給以嘉許；對那些明顯的懶惰者，對寡母不盡孝道者，以及與壞人為伍而入歧途者，則予以申斥。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同祖父年齡相近的堂兄弟，不知是什麼原因惹怒了祖父。這位堂兄弟在他面前發抖，說話結結巴巴，在我祖父責問之後，這位可憐的老人仍不敢坐下，他必須保持立姿，以示請罪。

我想我們代表着中國典型的中等地紳階級，既不富有也不貧困，誠然我們佔有相當多的土地，但除了農忙季節要僱用一些額外人手外，主要是由自己人來擔水、伐木和耕地。如果我們興旺發達了，那完全是靠自己的勤勞和節儉。無疑會有許多生活比較拮据的人常常以羡慕的眼光看我們的好運，但在我看來，他們並無惡意。族中的長輩們也經常抓住機會讓年輕人銘記我們宗族卑微的起源，以便灌輸祖宗艱苦奮鬥的故事，並告誡年輕人懶惰和浪費隱藏着的危險。據說首先遷徙到這裏來的，是一位比我高八輩的先祖，[5]他衣着襤褸，一無所有，只在肩上用木扁擔挑着兩隻竹籮，每個籮中各坐着一個小孩。他來自長江下游的一個小康之家。由於家鄉經常發生自然災害，有一天他的家產被一場狂暴的洪水席捲一空，只有他和兩個幼子幸免於難。由於這個可憐的人非常害怕水災，所以逃難過程中不斷尋找高而又高的地方。他天天走，日日走，沿路乞討度日，後來偶然到達了這個山區，便從此定居下來。他身無分文，有兩個孩子要餵養和照管，他只有靠兩隻空手和不屈不撓的意志來謀生。他去世之前，不僅買了一幢房子和一些土地（這些就是我們各種財產的核心部分），還設法教會兩個兒子讀書寫字。他的靈牌設置在我們祠堂中最顯著的位置，這是他理所應得的！[6]

當然，我們家族人口眾多，不可能都住在一起，到了適當時候，他們都被分成較小的家庭分門立戶。在中國，我們從未有過只有長子才有繼承權的法律。父親死後，如果兒子們同意，他們就分享財產，並建立單獨的家庭。儘管他們仍是同一家族的一部分，並遵循共同的習俗，但一旦分居，他們就會捍衛自己的產權，小心提防可能出現的侵犯，對蔑視產權的任何事件，族長都會立即注意到，並會用各種方式加以糾正。

大家庭住在一起是中國人的驕傲，在一個大家庭裏五世同堂並不罕見。在我出生時，我們家還未達到多年後的鼎盛，但早已是四世同堂。在塔尖上是我的曾祖父[7]，但他太老了，不得不將家庭事務交給我的祖父，也就是他的長子來管理。在祖父的卓越領導下，整個家庭像一台運轉平穩的機器，每個齒輪都發揮着自己應有的作用。有些男性成員被分配種地，有些人負責銷售產品或採購所需物品，而少數幸運者由我曾祖父挑選去學習經書，然後作為縣裏的秀才參加政府的科舉考試，藉此光宗耀祖。婦女們也有日常家務，她們必須打掃、保持房屋清潔、管理菜園、飼養牲畜，並且輪流在廚房裏做飯。對此我記得很清楚，因為當輪到我母親[8]做飯時，我很喜歡跟着她，為了哄我高興，她經常在炒菜時給我一點可口的東西吃。但輪到她去豬圈餵豬時，我就不喜歡跟在後頭，因為對我那小而不太成熟的鼻子來說，豬的臭味實在令人作嘔。至於孩子們，所有七到十二歲的都照例要上族塾，在這五年中，他們應當讀完並背熟《十三經》[9]，而日後的職業則完全取決於在塾期間學習的進展情況，只有一兩個學業上表現特別卓越的孩子會被家長選出，走上當文人的道路。其餘的在畢業後，甚至在這之前，如果證明不適合於進一步學習，就會命令他們去種地，或從事更適合他們能力和興趣的事情。因此，在這個家庭機制中，紀律是至高無上的，這也許有點專斷和古板，但是人才沒有被浪費，而是按照他們的資質，充分發揮其智力和體力。對於這種安排確實有許多話可以說說的，但是現在，由於我對世界的了解增多了，所以並不想在那裏生活下去。首先，在屋內居住一定是非常嘈雜的，至少有十多個小孩逛來蕩去，從嘻鬧喧嘩的六歲孩子，到母親懷中啼哭和嘔吐的嬰兒都有，儘管我現在很不喜歡那個「鬼地方」，但我想自己小時候也是那樣鬧着的。

我父母的婚姻真是天作之合，他們是指腹為婚的。因為我的祖父和外祖父[10]在童年時就是知心朋友，他們一起長大，互相敬佩，而且差不多同時結婚。當發現自己的妻子都處於預產狀態時，就想用聯姻來進一步鞏固友誼。兩人在親切交談後達成默契，除非兩個孩子是同一性別，否則將結為神聖的夫妻，協議就這樣達成了。就這樣，我的父母在預定的適當時候成婚了。對西方人來說，這聽起來可能有些奇怪，但我可以公開地說，就我的仔細觀察，在夫妻幸福方面，西方的婚姻沒有能勝過他們的。幾年前他們慶祝了金婚，現在仍然像以往一樣矍鑠地生活着。在漫長的生活中，他們有時也有些口角，但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對夫妻能比他們更恩愛。正如我國一位賢人曾經這樣指出，西方的婚姻制度好比是一壺涼水，求婚就是向它加熱，當達到沸點時，就將它拿到聖壇上去完成婚姻誓言，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它也許會逐漸冷卻下來。我們的古老制度顯然不同，因為婚姻完全是由父母安排的，並不存在求婚，兩個陌生人被帶到一起結合，就像一壺涼水拿到爐子上去加熱一樣，熱氣到沸騰以後才出來。這也許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笑料，但我想有助於說明我們以前那種制度存在的理由。無論怎樣，由於現代事物的衝擊，這種舊觀念已被拋棄了，儘管年輕人不會容忍他們自由選擇以外的婚姻，但對老一輩人來說，我們祖宗悠久的習俗再也無人遵循，他們對此經常感到遺憾。他們認為偏離了舊時的慣例，是出現許多離婚和道德普遍墮落的主要原因。不論此事的優缺點如何，不應由我來批判這個舊制度。我自己的婚姻是遵循現代模式的，但是正是這種古老的制度使我來到人間，而我對它並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我父親[11]正是少數幾個被我祖父挑選來學習經書，並將其作為終身職業的人。在他成功通過了縣試後，便被送到由總督設在省府的一所書院裏進一步學習，準備三年後參加更高級的鄉試。那時的體制和現在的學位制度不同，當一個人通過縣試以後，被稱為秀才；通過鄉試後，就被授以舉人的稱號。最後，如果通過了在朝廷中嚴格舉行的會試，那麼在威嚴的皇帝面前，他就獲得了進士的榮譽。之後，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因為帝國的高官都是從這些學者中挑選出來的。對我父親來說，可惜的是在成為舉人後，這個競爭性的考試機制被一紙詔書廢除了。為了安慰失望的舉人，總督[12]用官款延長了他們在書院的時間，並建議他們出國去學習西方國家的知識。[13]但是中國人始終認為自己的文化在「四海」之內是最高的，中國位於宇宙的中心，其他民族都不過是蠻夷。要改變這些「紈袴子弟」的信念，並勸說他們冒險遠航到未知的國度去吃苦，是十分困難的。於是就用金錢來誘使他們前往，答應在出國期間將向他們的家屬提供可觀的安撫費，而且每月有可靠而豐厚的薪金。但即使如此，許多人仍然頑固地表示不願意出國，我父親就是其中之一。首先要他去的是比利時，但他認為這個國家比本縣大不了多少，就拒絕前往。然後又要求他到英國去學習政治學，但大不列顛曾被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14]統治過，這個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不相信能從受命於一個女人的人民那裏學到什麼好東西（雖然那時事實上我們也被慈禧太后統治着，但她表面仁慈，實際上卻狡詐地以她兒子的名義行事），因此再次謝絕了。然後他受命去美國學習經濟和國際貿易。由於大家都知道美國只比中國略小一點，而且其總統是由人民選舉的，有點像我們頗受孔夫子崇敬的堯舜，因此，這個進美國大學學習的建議是有些吸引力的。但眾所周知，太平洋浩瀚無邊，我父親牢記聖賢的教導：父母在，不遠遊。於是決定不服從命令。總督終於被激怒了，命令他到日本士官學校去學習，同時威脅說如果他不照辦，就將派他到縣裏去當老師，而這通常是一個沒有什麼前途的職業。這次總督達到了目的，我父親只得接受，他趕回家向長輩們告別，然後動身。他剛離開幾個月，我就出生了。

二、三歲上學

我是次子，有個比我大五歲的哥哥。[15]當我兩歲時，哥哥早已上了族塾。當我三歲時，我已差不多能讀他的課文了。我相當早熟，幾乎能像他一樣背熟書中的某些部分，母親為我的成績而自豪，經常在別的孩子或父母面前炫耀。母親的滿意令我鼓舞，我提出要同哥哥一起去上學，但祖父就是不同意。我太小了，而我們的族規是男孩必須滿七歲才能上學。每個學生的學費必須提前付給老師，每年只要三十個銅板，相當於三十美分，這錢是從家族的公款中支付的。儘管我母親一再懇求，老人就是固執已見，拒絕為我付學費，認為那純粹是浪費。但我的願望如此之強，母親對我的信心是如此堅定，因此最後她決定從自己的零用錢中拿出三十個銅板。這樣做既有悖某些人好心的忠告，也對抗着另一些人惡意的嘲諷。大家都認為我上學幾天後，就會逃學，只能到廚房裏陪伴母親度日。他們辯解說：「你把孩子寵壞了，這只是在浪費金錢。」但在我入學之後，大家都很驚奇。我太小了，要爬上小山到達校舍是很困難的，母親不得不每天將我背來背去。我非常急切地想取得成功，生怕睡過頭而遲到，因此每晚同哥哥一起上床睡覺時，就用一條手帕將我們的胳膊繫在一起。這樣當他早上醒來時，我也會隨之被弄醒。在整整一年中我沒有請過一天假，到年底時，我使每個人包括我祖父都大吃一驚，我的成績名列全班第一！祖父很高興，不僅支付了我下一年的學費，還補償了母親三十個銅板。

學校的教學方法自然是陳舊的。在教我們那些對大人來說也難以理解的古文之前，就要求以死記硬背的方式學習《三字經》。該書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韻文《鵝媽媽的托兒所》（Mother Goose's Nursery Rhymes），[16]每句只有三個字，而且各行都押韻。如果說西方的那本書更多地迎合了孩子們的幻想，那麼《三字經》則是充滿倫理哲學、道德觀念、中國歷史梗概和常識的總匯，這些都是先人們認為應當在每個人思想成型的早期進行灌輸的。這本書並不難讀，但對孩子來說有些部分是比較晦澀難懂的。儘管我只不過是個小娃娃，但卻興致勃勃地將全書囫圇吞棗地背了下來。由於上帝賜給我極好的記憶力，我很快就比所有的同學都背誦得好，即使他們每一個人都至少比我年長四歲。我的才智給老師留下深刻印象，很快成了他的寵兒。我的同學則很不高興，感到相形見絀，埋怨老師偏心。由於他們背誦得不如我流暢，擔心我的水平會提升得更快，於是就打賭我能否將該書逐字倒背。如果有人體會不到什麼是腦筋翻跟斗，那就讓他試試倒背《主禱文》（Lord's Prayer）。[17]倒背是這樣開頭的："Amen. Ever and ever for glory the and power the and Kingdom the is Thine"，結尾要回到第一句，即是"Heaven in art which Father Our"。[18]《三字經》有一千多行，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做到倒背如流，令每個同學和長輩都大感吃驚。即使是現在，我仍然對此感到不可思議。在我後來的人生中，為了好玩，也曾試圖再次倒背某些段落，但覺得太費勁，不得不放棄。也許孩子的腦筋更集中，當課文不懂時更易於背誦，只是將其視作許多行毫無意義的字而已。

三、嶄新世界

在三個月的時間裏，我讀完了《三字經》。一年結束時，老師自豪地向我祖父報告說，我已掌握了《論語》和《孟子》，並在順利地學習《春秋》，這是孔子編訂的一部歷史書。就在這關鍵時刻，我即將開始第二學年之時，發生了一件改變我人生進程的事。我父親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了，他通過了在北京舉行的一個考試，並被任命為帝國陸軍部的四品官。他獲准請假回家看看，有點像老家的子弟衣錦還鄉的樣子，在鞭炮聲中，他受到了我祖父的迎接，並在族中長輩們的簇擁下，到祠堂去祭祖。然後有人將我領給他看，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大家向他詳細介紹了我種種早熟的情況，既是向他也是向我表示祝賀。但由於他要替部裏執行某項秘密任務，只在家裏呆了很短時間，我倆尚未親近，他就離開了。吳氏家族的習俗是如此嚴格，乃至此後當他由於公務原因必須長期留在北京時，卻不敢吐露自己的願望，即希望至親——我母親、哥哥和我隨他一起去那裏生活，更不用說提出具體的計劃了。按照常規，只能由曾祖父或祖父來提及此事，但曾祖父太老了，想不到這種事，而祖父同他的兒子一樣也有顧慮，認為由他來提出這一點不太合適。並沒有人說父親要帶我們到北京去，但在這件事上，母親那獨立而有點反叛的性格真是出乎意料。丈夫動身以後，她去見我的祖母，告訴老太太：伴隨丈夫是她的義務，不管他在哪裏她都要跟着。全族人都認為她太莽撞了！她前路滿是障礙，不論是臆想的還是真正的，大家都想阻撓她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沒有什麼能使母親氣餒。由於沒有人願意借給她長途跋涉必需的滑杆，她就特地做了兩副，一副自己坐，另一副給哥哥和我坐。由於無人陪護，她決定和我們的一個族兄弟[19]同行。儘管這位族兄弟主觀上並不願意，但他卻有重要的事情要去漢口。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段路程。她排除了一切阻力，最後族人們包括我祖父在內，都被她不屈不撓的意志所撼服。告別了祖居後，一個嶄新的世界向我敞開了。從那時起我經常這樣想：如果不是母親當時堅決的行動，那麼什麼樣的命運將等待着我呢？我也許只是一個不幸的農民，或者是一個不太走運的淺薄文人而已。

我們花了七天多才到達長江北岸的港口宜昌。其間，不得不穿過人煙稀少的山區，經常幾個小時也看不見一幢房子或一個人。但那時國內和平，秩序保持得不錯，所以我們能沿着一條荒涼、似無盡頭的小道前行，而無任何的恐懼。終於到達了宜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偉大的長江。母親從那以後經常提及我當時喊出的一句兒語：「哦，好大一條河！」

在那裏，我們轉乘輪船去省會武昌。就是在這條船上，我第一次目睹了人間巨大的社會差別。在家裏時，我們生活在一個頗為平等的社會中。但在船上，我第一次發現了不同。由於家族反對我們這次遠行，母親全靠自己非常有限的零用錢來開銷。我們被迫呆在統艙內，但陪伴我們出公差的族兄弟[20]則幸運得多，他能支付官艙的費用。而在他之上還有上等艙，那裏有豪華的酒吧，供那些付得起的乘客使用，我們這些窮乘客是不許進的。這種待遇上的尖銳對比，在我幼小的心靈留下深深的印象。我受到了強烈刺激，有生以來第一次體驗到這個世界人為的不公平。

三四天後我們到達了省會，儘管我對這一段的記憶比較模糊，但母親後來經常講述我在那兒的情況。當我們等待父親前來時，所住旅館的一位僕人很喜歡我，經常背我到這個大都市的鬧市中去漫步。有一次，突然有幾匹馬的馬隊向我們走近，並有十多個步卒敲着鑼，間歇性地喊着：「注意，注意！大人來了，大家讓路！」店員、小販和行人們立即靜下來，避進街邊的房子裏，或站在屋下將腰彎得很低。對於此情此景，我感到很驚奇，好奇地問那位僕人。但他不回答，只是含糊地說：「噓，小聲點，孩子！」然後將我匆忙抱起來，退到街邊，跟其他人一樣彎着腰表示深深的敬意。我是唯一沒有表現出恭順的人，而是睜大眼睛注視着事情的發展。瞧！在步卒之後來了一頂不少於八人抬的綠色大轎子，我發現坐在裏面的人威嚴地穿着華麗的官袍。他不是別人，正是我的父親！我目瞪口呆，看着隊伍通過，顯然他沒有看見我。由於被忽視了，我感到有些失落。我一點也不知道那時的規矩，如果他在大街上關注我將會有失身份。我也不知道這些華麗裝備是他的榮譽，因為他是作為欽差來視察長江沿岸的工事。看到他在我面前通過，一點也沒有點頭相認，我轉過身以厭惡的口吻對那位僕人說：「僅僅是個四品小官就這麼大的架子，不讓別人看到他，當我成為帝國的最高官員時，我要讓每個人，不管是誰，都可以經常來見我。」

僕人把我對父親無禮的話適時地告訴了母親。後來我們同父親團聚時，她又當我的面向父親重複了一遍，我擔心他會重重地打我一頓屁股或是痛罵我。但父親只是好奇地看着我，並微笑着和氣地說：「我的兒子，也許你是對的。我聽說在遙遠的美國，他們沒有皇帝，但有一個民選的總統，在那裏官員們可以自由地同公民們混在一起，好像彼此沒有區別一樣。當然，我們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我確實想知道，是他們的方式還是我們的方式更加切實可行。」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美國。他所說的那些我自然不懂，但他對我的無禮行為並不見怪，使我感到很安心，而此後我對他更感親密了。

四、模範小學

大約半個月以後，父親把我們帶到北京，並安頓在新的家裏。早在兩三年前，朝廷已下詔建立了一些新式學校，於是哥哥和我便被安排進其中的一所學習，它恰巧離我家很近。入學之前，父親沒有忘記利用工餘時間教我們學習經書。剛到北京時，他就對我進行了一次考試，以便了解我的學業水平。他寫了一個題目：「汝長大何所欲為？」要我作答。我抓住這個機會，渴望表現一下從孔子和孟子那裏學到的東西，於是就用筆寫下了一些歪歪扭扭的大字：「余欲為君子，余欲為聖賢——做一個仁、義、禮、智、信的人，[21]余欲為堯舜，[22]余欲為皇帝。」當父親讀到這些時，眼中流露出一絲恐懼，將我寫的字撕得粉碎。他說：「孩子，你絕對不能這樣寫，想做皇帝就是謀反，任何人拿到這個都可以將我們投入大牢並殺頭。但是其他的想法都是高尚的，除了做皇帝外，其他的志向你都可以努力去實現。」

不久以後，哥哥和我被安排進了北京模範小學，[23]那是當時新建的為數極少的幾所學校之一。和這個古都中的許多其他建築物一樣，它的周邊環境極具歷史意義。在校園的右邊有一座祠堂，是專為文天祥建立的，他是十三世紀宋朝的丞相，中國最有名的烈士之一。當蒙古人在忽必烈汗領導下蹂躪中國並滅亡南宋時，文天祥是唯一堅定頑抗者。儘管他被俘了，但由於他在中國人民中享有極高的聲望，忽必烈汗不敢立即將他處死，而是給他兩個選擇：要麼當大元帝國的宰相，要麼被處死。使蒙古人驚愕的是，文天祥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他被監禁了一年，監禁之所就是建祠紀念他的地方。忽必烈汗不斷進行威脅和利誘，企圖消磨他的頑強意志，但他毫不動搖。在被處死之前，他寫了一首《正氣歌》，中國人民一直很珍愛它，將它視為清正美德、不屈勇氣和堅定愛國主義的象徵。在祠的院內有兩株雪松，據說是他在獄中時自己種下的。它們一定有六百多歲了，從大小和木節看應該差不多。有一個奇特的現象是：所有的樹枝都指向南方而不是北方。據說蒙古人來自北方，宋朝的首都在南方，文天祥死後的靈魂仍像生前一樣愛國，並有意將他所種的樹的樹枝傾向於故國，而不是侵略者。

文天祥祠那邊還有一座孔廟，在那裏每年都要舉行非常隆重的儀式，以紀念中國這位大聖人的誕辰。但這裏的只是縣級的孔廟，與同在北京但離我們學校較遠的國廟是不同的。它們之間不僅在規模與華麗程度上有差別，而且慶典也不相同。前者只是由縣令主持，後者卻因當朝皇帝的親臨而增輝。儘管如此，我們這邊的孔廟也是一座樸素、莊嚴、具藝術性的精美建築物。每當陰曆八月二十七日慶祝孔子誕辰時，我們中的某些男學童會被挑選去參加八佾舞。有一年我幸運地被選中了，事前要操練一種特殊的舞蹈，一手拿着書卷，另一手拿着野雞翎，分別代表博學和強健，因為孔聖人一直教導弟子們要培養健全的頭腦和強壯的體魄。孔誕那天，我們要比平常早起得多，天亮前就在學校集合。我們穿上孔子時代的特殊服裝，同樣着裝的成年人也以嚴整的隊形進入廟內，站到各自的位置上。最後進來的是穿着豪華官服、帶着無數隨從的縣令。其間，廟門是關閉的，只是在所有的人都到位後才將門統統打開。然後是一列隊伍走出來，請孔聖的靈魂進廟接受拜祭。當想像着他在鐘鼓聲中、在黃綢華蓋之下進入時，主祭便開始了，象徵性地給孔子的靈魂貢食、敬酒和上香。此外，我有幸參加的那個小舞蹈隊還以象徵性的舞蹈為他表演。在所有這些儀式完畢後，又以迎他進廟的同樣方式，反過來將他送走，廟門又關上，典禮至此結束。

許多外國人誤將儒學（儒教）視為一種宗教，但我們中國人都知道並非如此。它也不僅僅是蘇格拉底、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那樣的哲學。我們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有別於其他動物，在於人具有知識的精髓或基本信念的聚合。儒學教導我們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在處理人際關係時如何做人，以及應當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固有的價值。它代表着人類的良心，其界定之準確，規定之清晰，乃至沒有一個人，不論其社會地位如何，能為了自己的方便或利益而避開它。我無意離開主題去討論儒學。為了紀念孔子誕辰而進行的儀式，不是為了朝拜，而是象徵着對這位大聖人的深深讚頌。對於他的靈魂，我們不是將其看作可以控制和改變命運的神，並為此祈求他的仁慈和保護，而只是將其視為與我們同類的一個人——有史以來世界上最賢明最傑出的人——的精神。因而每年一次將他迎到我們之中，像貴賓一樣向他敬禮、宴請，然後告別，別無其他。這不是朝拜，只不過是真誠的致敬，這也是他應得的。作為一個孩子，我親歷的簡樸而莊嚴的儀式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任何一個參加過這種儀式的人，都不能不感到他應當立志按孔子——我們尊敬的文化創始人——所制定的準則來生活。

五、風暴前夜

當我這樣在學校裏過着有保障的生活時，全然不知道一場風暴即將席捲整個帝國，並完全摧毀滿清的統治。滿人是在十七世紀中葉征服中國的，到十八世紀中葉時，他們或許達到了權力和榮耀的頂點。那時候的中國，幾乎被所有周邊國家承認是無可爭議的天朝或宗主國（對那時無知的人民來說，這已是他們所有的已知世界了）。但那也可能是一個特定的歷史現象，在歐洲進入工業革命之前，中國實際上處於人類文化和物質發展的高峰。但到十九世紀中葉，中國開始衰落，不是它倒退了，而是歐洲國家進步了。在世界其他部分前進時，它卻停滯不前，這樣的結果便帶來了狼狽和屈辱。

當早期西方的探險者和商人來到中國時，他們似乎對中國並不構成潛在的威脅，中國人只把他們看作是蠻夷，認為他們沒有好運氣出生在像「中國」這樣的富饒之地，因而注定要在七大洋中流浪，艱苦度日。第一次衝擊中國的是英國人，他們竟敢以少數戰艦跟整個「天朝」作戰，這就是1840至1841年的鴉片戰爭，以中國可恥的失敗而告終。接着是1858年英法聯軍的來犯，並於1860年短期佔領了北京，火燒了富麗堂皇的圓明園，而且迫使皇帝逃亡。從那時起，中國遭受了一個又一個屈辱，割讓土地，出賣主權，西方接二連三就真正或臆想中所受的傷害向中國勒索賠款。中國吞下的最大苦果是1894年中日戰爭的失敗。敗於西方人是一回事，因為直到很近的年代他們也完全是陌生人，但敗給日本人則不同，這才是最令人難堪的！因為我們早就熟悉這個民族，他們一直把我們當做上國，而且多少由於我們的容忍，他們才能繼續存在。正是這次戰爭的結果，中國不得不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還可以在朝鮮行動自如。

自從與西方最早有接觸以來，一些富有遠見的中國人認為，我們可以從「蠻夷」那裏學到許多東西。但是跟日本人不同，中國人不是善於模仿的民族，而且墨守成規，認為自己的文明一直是最優秀的，個別倡導變革和改進的人總是被許多故步自封者所扼殺。代表統治階級的清廷對此要負責任，因為統治者是應該有預見的，當需要改革的時候，那些有職有權者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他們應該充當運動的先鋒，並給以鼓勵與指導，這樣才能逐步前進。否則，唯一的選擇就是革命！正是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不能適應時代的進步，才導致了自己的垮台。

也許本來可以拯救清朝的人只有當時的光緒皇帝，幼年的他在1875年繼承了皇位，但慈禧太后卻是背後的實際統治者。直到1898年皇帝親政，[24]慈禧太后才正式引退，急躁的光緒隨即進行了一系列激進改革，旨在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並將滿清政權改變為君主立憲制。但對皇帝來說，頑固分子的堅決反對太強大了，他們還陰謀將引退的慈禧太后請回來重新掌權。開明的皇帝遭到監禁，極端保守派得勢了，大清帝國又一如既往。實際上歷史繼續在倒退，乃至政府對1900年所謂的義和團運動採取了鼓勵政策，確切地說是默許的態度，這實質上是一場無知者反對一切外國或進步東西的運動。儘管它很荒謬，但當時的中國輿論卻認為，義和團成員的機敏與勇敢是可以被成功利用的，可以將外國侵略者趕回七大洋去。當最後外國聯合起來派遠征軍進抵北京時，慈禧太后和頑固派們才認識到赤手空拳確實不可能對抗現代火器。但為時已晚，他們急忙逃離北京，又匆匆議和，屈辱的條約規定要對所有受到損害的外國政府提供巨額賠償。人們會想，在如此可悲的經歷之後，慈禧和頑固派們可能會謀求改革，但情況並非如此。正是由於他們頑固地阻止改革，這便成了他們命運的不祥之兆。這裏也許可以講兩則既有趣又可悲的故事來說明他們的心態。

就在義和團運動之後的某個時候，清朝駐華盛頓的公使告訴慈禧太后，西方剛剛發明了一種不用馬拉，而用自動引擎驅動的新車。這位任性的太后出於好奇，便下令為她購買一輛。一輛最新型的豪華汽車按時運抵北京，陪同前來的有公使館的一名職員，因為他會開車。但當陛下要親自乘車時，朝廷裏卻爆發出憤怒的抗議，因為讓一個普通人與太后坐在一起是大不敬罪。然而這還是可以經過特許來安排，例如將司機提拔為高官。但是自古以來沒有人能背對着天子或天女坐過，這可怎麼辦呢？如果默許這種情況，那簡直是謀反。朝廷裏辯論了幾天也找不到解決辦法，與此同時太后卻愈來愈想乘一次車。最後，大家像登基一樣將她擁上汽車，旁邊站着數百個顯貴來侍候她。但是卻沒有司機，由於地位低下，那公使館的職員不許到場。四個太監一起趴在車底下推着四輪前進，陛下就這樣輕易而舒適地乘了一次車。但以後卻莊嚴宣佈，作為交通工具，這種新款式的發明對洋人也許是很精巧的，但對天朝來說是有失尊嚴、完全不適用的。清廷於是將它放在頤和園內，和陛下收集的那些無用的小玩意一同銹蝕着。當我1947年再到北京時，[25]它仍然呆在那裏——一件反映着舊制度的無知和盲目的破舊紀念物。

我剛才提到的那位中國駐華盛頓公使姓唐，[26]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淵博的學者。儘管他那時正為清廷服務，但後來卻成了孫中山熱心的追隨者之一。他生涯的轉變既具喜劇性又帶有悲劇性。事情是這樣的：唐氏的人品、智慧、博學和精通英語，使他在華盛頓頗受尊敬，他是一位卓越的餐後演說家，至今在某些彙編了他那時候最精彩演說的出版物中，仍可以找到他雄辯的實例。西奧多・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很尊重他，待他如私人朋友，並經常請他到白宮吃飯。他同美國第一家庭的關係很親密，連總統的女兒艾麗絲（Alice）[27]也經常叫他唐叔叔。有一天，艾麗絲表示要周遊世界，想訪問中國和慈禧太后。考慮到與艾麗絲見面可能會使陛下更親近西方，可能對中國有利，唐完全贊成這個想法。但當他將這個建議電告國內時，保守的清朝堅持「閉關政策」，不願接受。為了說服慈禧太后，唐又電告說：羅斯福總統在西方國家中的威望正處於頂點，因為在樸茨茅斯條約中他成功地促成了日俄兩國的和解，而總統女兒的地位類似於我國皇族中的公主，這樣的人物是不能拒絕的。陛下勉強同意了，同時命令唐公使回北京安排正式接待艾麗絲「公主」。但當艾麗絲到達時，關於朝廷的禮節問題再一次出現了難以克服的困難。在太后朝南而坐的朝堂上，是不允許任何人，尤其是女人同時坐下的。但唐辯解說，由於艾麗絲是一位外國「公主」，不受中國管轄，因此應當給予座位。在無休止的爭論之後，唐的觀點被接受了，決定在皇位之下朝西給艾麗絲放一把椅子。按慣例，當慈禧坐在皇位上時，除了少數親信太監外，無人可以進入朝堂，甚至大臣們也必須呆在外面，陛下同他們之間的信息必須通過太監的口頭重複來回傳送。由於需要唐充當翻譯，太后和艾麗絲之間的對話將怎麼進行呢？在長時間的辯論之後，決定屆時給唐以特殊的豁免。但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在對話時唐的姿勢應當如何？按照皇朝的規定，當他對太后講話時應當四肢着地，但艾麗絲也會在那裏，如果一個天朝的大臣以這種卑躬屈膝的姿勢同她說話，就會有損尊嚴。接着又討論了幾個小時。那些提出折衷方案、獨出心裁的人真是應當「嘉獎」，他們竟提議：當唐對太后說話時，必須朝北跪下，但一旦開始與艾麗絲說話時，則應站起來面朝東。所有的禮儀問題就這樣解決了。在太后接見艾麗絲「公主」的那個難忘的日子裏，她肯定看到了最滑稽的奇觀：她敬愛的唐叔叔一邊翻譯，一邊時跪時站，不停地改變方向，但始終保持着嚴肅而尊貴的風采。我不知道這個故事是否被艾麗絲確認過，也不知道她那天怎麼能忍住不捧腹大笑。但是確有一件事，我得到了唐先生一個直系後代的證實，那就是由於此事帶來難以忍受的屈辱，使這位偉大人物決定背棄滿清的事業，而加入孫中山博士的革命黨。

推翻滿清並首次將現代民主思想引入中國的是孫中山博士，他在1866年出生在廣東省的中山縣。[28]此地離中國的南部港口城市廣州不遠，正是通過這個港口，早期的西方探險者和商人與中國人民建立了聯繫。第一批到中國的傳教士，如沙忽略神父（Father Xavier）[29]、利瑪竇神父（Father Ricci）[30]也是從廣州進港的。所以很自然，中國南部特別是廣州附近的人民，會通過頻繁的交往而更熟悉外界，也更易受到新思想的影響。由於在兒時就受到這些影響，孫博士很快就成為了一位革命者，並公開主張推翻清朝。1894年他創建了國民黨，[31]它後來成為中國唯一的主導政黨，直到很久以後才出現了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孫博士的運動只得到少數人支持，還受到許多人的嘲笑。朝廷頒詔宣佈他是一個叛逆，為了安全起見，他不得不流亡國外。經過不屈不撓的努力，隨着斗轉星移，他開始贏得來自各方的追隨者。他高尚的理想，他在各地的演說，尤其是真正的大公無私，使得革命運動在海內外取得了穩步進展。華僑們很快將他看作是拯救我國人民的象徵。在國內，特別在華中和華南，他的思想開始滲入到年輕一代的頭腦中，為國民黨爭取到不少支持者。甚至當我在北京模範小學學習時，我不知道父親也早已成了國民黨的秘密同情者，而我的一個舅舅[32]則是孫中山博士的親密追隨者。

即使如此，滿清也並非完全沒有希望。國內有許多人想要改良，但並不是要訴諸激進、公開的革命，而是寄希望於權力已被母后剝奪並遭囚禁的皇帝。他們期待着慈禧太后死去，屆時進步而開明的皇帝將會獲釋並復位。但正如古語所云：「莫之亡而自亡也」，[33]滿人就這樣宣告了自己的覆滅。1908年當慈禧生病並預感即將死去時，她聽從頑固派的建議：在她死前應下令將皇帝毒死。因為他們害怕她的兒子會報仇。[34]所以那年10月，幾天之內，他倆相繼死去。[35]才三歲的溥儀登上了王位，他的父親是個軟弱的人，[36]被立為攝政王。此事我記得很清楚，因為父親那時是三品官，不得不每天早晨三點左右起床，到皇宮去參加官方的百日哀悼。有一天我問，在那儀式上他們應做些什麼？他回答說，大家都集合起來為死去的慈禧太后和皇帝哀悼。「但是」，我說：「哀悼就是哭吧，要哭的話，您就必須有真正的悲痛，但照我看，您臉上沒有一絲悲痛，那怎麼能哭呢？」父親解釋說：「哦，我們不過是大聲喊叫嗚呼而已！唉，我的皇帝走了！唉！我的太后走了，就是這樣。」

「你也流淚了嗎？」

「不，不」，他說：「在過去當人們哀悼敬愛的統治者時，我想他們是會流淚的，但這一次我想許多人是不會真正流淚的。」

我想這就是那時人民情感的真正寫照。清朝的實質已經消逝，只剩下了虛影。

六、辛亥革命

兩年以後，[37]即1911年10月，革命在我省的省會爆發，幾小時之內革命者便奪取了整個城市，駐紮在那裏的新軍部隊都馬上加入了國民黨[38]的鬥爭。幾天之後，在中部、西部、南部和沿海省份發生了類似的起義。嚇得神經錯亂的攝政王將原來負責訓練新軍，但在慈禧太后死時，因被懷疑野心勃勃而遭解甲歸田的那個人召回了北京，他就是臭名昭著的袁世凱！在短時間內，他便以巧妙的手法成功地恢復了朝廷的表面秩序。但滿人沒有料到他的陰謀，他用誇大帝國弱點的報告來恐嚇攝政王及其手下，同時又突然動用自己的武力來打擊革命者的意志，以此攫取了所有權力，並誘使孫中山派代表進行和談。和談的結果是廢黜年幼的皇帝，推翻清朝，建立民國，而對袁氏更重要的是，要選他做第一任大總統。

所有這些均發生在幾個月之內。我的這些簡要描述不可能揭示人民被迫經受的不幸、痛苦和恐怖，我不願意我的後代再有這樣的經歷。但對我來說，這只是以後一生中所要面對的許多類似情況的前奏。在攝政王將袁世凱從「放逐」中召回之前，北京確實存在着混亂，謠言四起，有人說首都的漢人要突然發動起義，並像五百多年前蒙古人時代（元朝）那樣奪取皇宮。又有人說滿人已秘密聚集了他們殘餘的追隨者，並要屠殺所有帶南方口音的人。有一天，父親從官署慌慌張張地回到家裏，同母親秘密交談了一會兒，來不及告別就離去了。幾個月之後我們才又見到他。從母親蒼白而緊張的臉色，可以推斷某種異常而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她沒對我們細說，但在匆忙打包時，卻暗示說由於上級懷疑父親與革命者合謀，所以我們的生命正處於危險之中，必須立即出逃。當晚，母親、哥哥和我登上了擁擠的火車去天津，滿清帝國允許英、法、德、意、日在那個港口開闢租界，我們可以去那裏避難。由於是被迫倉促離開北京，事先沒有安排，所以不得不到旅館臨時寄宿，經過長時間的瘋狂尋找和屢屢失望後，我們才在一個寒冷的北方夜晚找到一間又小又髒的房間住下，其價格之高是平時的三四倍。第二天，母親留下我們照看那值不了幾個錢的行李，獨自去尋找更合適的住處。好多天以後，她終於在日租界一幢房子裏找到一個單間，它比旅館的那個房間大不了多少，但要便宜得多。那房子只有四間房，沒有洗澡間，只有一個廚房，而在那緊張的形勢下已住了三家共十多個人，一半是孩子。很容易想像到我們所面臨的不適與困難，每家輪流用廚房，母親做飯一點也沒有規律。至於洗澡，我們不得不買一個木盆，並要忍受只能得到很少量的水。我得承認，那時的我並不像現在這樣強烈地感到那種不方便，但回想起來，我確實對母親竟仍能保持我們的潔淨、體面而感到吃驚。

當形勢極其危急時，租界當局採取了一切可能的預防措施來維護安全與秩序。租界邊上的所有入口和戰略要點都放置了沙袋，拉起了鐵絲網。我看到日本兵和其他外國部隊在不同的位置上站崗，在公共場地操練，還在街上來回巡邏。我即使在那個年齡，也不能不以複雜的心情看待所發生的一切。一方面，我和親人們不得不依靠這些部隊來保護，他們作為唯一的屏障將我們和外界的混亂與恐怖區隔開。另一方面，在我那未成型的頭腦裏也產生了一個費解的問題：我們居住的地方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是我們的人民從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那麼外國為什麼要將它的部隊駐守在這裏呢？

當然，不可能指望一個孩子去深思這些問題。我想我同哥哥在那幾個月的大部分時間裏，除了替母親跑腿外，就是在城內每個角落毫無目的地閒逛，並像其他無所事事的頑童一樣幹了不少惡作劇。但母親則不同，一方面掛念父親，一方面又要面對困難，獨立維持一家的生活。除了在過去幾年中節省下來的微薄儲蓄外，她別無依靠。她終於因患傷寒而病倒了，但即使如此，還依然照顧我們。她是如何熬過難關的，我已記不清了。幸而和平得以恢復，而且袁世凱成了民國首任大總統。當終於再次見到父親時，我高興極了。母親病一好，我們便回到了北京。

表面上古都的和平與秩序得到了恢復，但仍然籠罩着緊張的空氣。按照國民黨[39]與袁世凱達成的協議，其中一項條件是南京應取代北京成為新政府的首都，因為革命者的據點是在華中和華南，這樣對他們很有利。儘管袁世凱為了妥協，同意了這一條，但心裏並不願意，理由很簡單，他的據點在北方。他採用邀請和安撫行動，使大多數的革命領導人消除戒心，並誘使他們到北京，在那裏召開了第一次國民會議。但當大會即將決定遷都南京的日程時，袁發難了。在他的煽動下，北京的一些民間團體向大會遞交請願書，要求將這一特定協議廢除，並揚言由於廣大的北方尚未歸順新政權，突然遷都可能導致更嚴重的混亂。由於這些請願顯然未被接受，警告也無人理睬，一天晚上最可怕的事發生了。[40]大約是晚飯後一小時，我父親像往常一樣剛剛將哥哥和我召集起來，準備開始上經書課，突然間，在寂靜的夜晚，我們聽到一聲炮響，緊接着槍聲四起，空氣中瀰漫着人們的尖叫和顫動，似乎整個城市都變成了戰場。然後聽到來自遠方的嘈雜聲，並看到不知來自何處的沖天煙火將整個夜空映成不祥的紅色。母親的臉變得死白，好像她的傷寒病又發作了，哥哥和我嚇得一聲不響。父親驚愕地叫道：「又是暴動！可能會有搶劫燒殺，我們要將大門關牢以防暴徒的襲擊！」

我們一起衝到大門口，立即將門閂緊。門閂平時看起來很結實，但那天晚上卻顯得脆弱。在僕人們的幫助下，父親開始在門後堆起桌椅，以及別的他能想到可以用作支撐物的笨重傢具。當他覺得穩妥之後，就將我們藏在屋後的大房間內等待危難過去。他通常嚴格要求我們準時上學、上課和就寢，但這次甚至當就寢時間過去了很久，也沒叫我們去睡覺。其間，槍聲不止，後來炮聲變稀了，但範圍似乎更廣。這幾個小時就像過了幾天一樣。母親說：「孩子們肯定餓了，我到廚房給他們弄點吃的。」她正要離開，突然間被外面街上爆發出的嘈雜聲止住，好像有好幾百人徑直朝我們這邊瘋狂衝來，騷亂不可遏制。他們在我家門前停下，我們聽到了大門的撞擊聲，顯然是用木或鐵的器物所為。父親跑到另一房間又馬上回來，手裏拿着一把劍，這是他在東京士官學校畢業時日本天皇授給他的。他用力吹滅了房內的煤油燈，然後守在門口。屋裏一片寂靜，我們能清晰聽到屋外的人正設法強行打開我家的大門，但堆在門後的支撐物頂住了。在可怕的幾分鐘之後——也許只有幾秒鐘——我們聽到有聲音喊道：「我們為什麼要在這裏浪費時間？還有其他房子呢！」接着是一些含糊的聲音。過了一會兒暴徒們走開了，騷亂的聲音也聽不到了。父親寬慰地舒了一口氣，在昏暗的光線中，我看到他的身子放鬆了，好像卸去了一個包袱。我們又點上燈，並在寂靜中面面相覷，母親蒼白的臉上又有了色彩。大家沉默不語，但眼睛都閃着亮光，似乎獲得了新生。槍聲愈來愈稀，天亮時，除了周圍一片出奇的平靜外，一切如同往常。

那天上午晚些時候，警察來到我家，說騷亂已被平息，大家可以照常做事。當晚，國民會議宣佈，政府將留在北京而不會遷到南京。

後來，我從大人們的談話中得知，全部騷亂的策劃者不是別人，正是袁世凱本人。是的，袁得勝了，但人民的犧牲有多大啊！幼小的我第一次從實際經驗中得知，一個人是如何受政治野心和自私圖謀的驅動，可以不顧自己同胞的利益而變得如此卑鄙！

七、南開中學

哥哥和我又回到了原來的小學。不久以後，他在1910年畢業了，[41]但應將他送到何處去繼續學業卻是一個問題。那時，新式教育體制引入中國只有約七年的時間，好的學校很少。父親帶着強烈的願望要給我們盡可能好的教育，他到處尋找合適的學校，終於在天津找到一所。在那裏，一位年輕的教育家張伯苓博士[42]剛剛建立了一所南開中學，它的學術地位使它在全國名聞遐邇，若干年後還發展成為一所完全標準的大學。於是哥哥去了南開。當他放暑假回家時，他對學校及校長表示出無限的熱愛。那時他已學了一點英語，如果不對弟弟炫耀自己的外語知識，又能向誰炫耀呢？出於好玩，他開始教我那種奇怪語言的初步知識。暑假結束前，他極為吃驚地發現，我的英語一點也不比他遜色，這樣他再也不能教我了。接着，他向父母建議說，弟弟應當同他一起去天津，並申請進入南開。由於我在小學還要多讀整整一年，父親起初不太同意，但面對哥哥的熱誠和我的躍躍欲試，他終於讓步了。哥哥作為一個「家庭教師」顯然幹得不錯，我在入學考試中成績優異，而且被編在他的那個班。

就這樣，我成為了南開大約五百名學生中最年輕的一個，因而也格外受到校長張博士的喜愛。他像父親一樣非常關愛我，經常在晚上到宿舍給我蓋好被子，但我並沒有被寵壞。除了哥哥會密切關注我每天必須完成的學習外，張博士也十分注意從任課老師那裏查詢我在學習上是否有進步，每當有好的報告時，他就用表揚來鼓勵我；當發現有了疏忽，就循循善誘。我想在那些成型的年代裏，我的成長應當主要歸功於他。我唯一感到遺憾的是，當今像他那樣的校長太少了！

當我在南開中學時，有一個男同學——注定要成為我、國家和人民的主要敵人，他就是周恩來，現在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政權的偽「總理」。他約比我大五歲，高一班。[43]儘管年齡不同，但我們鑄就了深厚的友誼。周恩來在課外活動中十分積極，他是一個學生會的會長，[44]一份雜誌[45]的主編，還是一個劇社[46]的主要演員。在上述活動中，他都會不遺餘力地拉我參加。由於他是那個學生會的倡導者，於是特別設立了一個童子部，[47]以便選我當部長。在他編輯雜誌時，又用很大篇幅刊登了我的日記，並寫編者按，預言我——他這位知心朋友的遠大前程。[48]在他將我推向前台的努力中，再也沒有比在劇社中的事業更能展現他的創造力。由於那時的中國還沒有男女同校，因此每次我們演出時，周恩來都不得不扮演女主角。[49]他是一個好演員，但我不是。無疑我有很多弱點，其中之一，也就是朋友們知道的，我不大會裝假。不論台上台下，除了自己之外，簡直不能扮演任何角色。然而周恩來卻有辦法，在他主演的劇目中，總是竭力說服劇社，不管有無必要，都要加入一個不需要多少表演和對話的小男孩或小女孩的角色。由於我是校內最小的學生，沒有人和我競爭，那個無關緊要的角色總是落到我這個外行的身上。[50]

事實上成為密友的共有三個人，除了周恩來和我外，還有一個姓李的。[51]他是個溫厚的男孩，學習優異，年齡介於我和周恩來之間。至少差不多有兩年時間，我們三人不僅共度了大部分的課餘時光，還彼此交流內心深處的思想和青春抱負。想來真是奇怪，我們三人在青年成型期，相互間有如此密切的交往，對宇宙間的一切事物均能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但在以後的人生中，竟然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成了一個堅定的民主信奉者，而周恩來則變成不折不扣的共產黨人，至於李，就我所知，他對政治從來就不感興趣，而是保持中立。如果說有什麼因素影響了我們各自的命運，並成為今天的樣子，那一定是由於不同的家庭背景。無疑我們都來自中等階層，我們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窮。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而周恩來卻不是。他對其他的事並不沉默寡言，而唯獨對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談。儘管他經常到我北京的家裏來玩，但只邀請我去過一次他同城的家裏。從偶爾的談話中，有時是他流露出來的，我感覺他的父親要麼是早已死去，要麼陷入了某種不名譽、難以啟齒的事件中，他是由伯父養大的。[52]他表面上給人感覺一切良好，但我總覺得事實並非如此。儘管他顯得雄心勃勃，但從南開中學畢業後卻沒能進入高等學校學習，要自謀出路。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促使法國和英國在中國招募勞工，並大量聘用能說外語的翻譯隨同前往，他就決不會有出國的機會。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內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這次機會，他去了法國，並且深入到那次大屠殺帶給歐洲的混亂與不滿之中，由此狂熱地信奉了共產主義邪說。李的情況又不同，他是獨子，並且兼祧兩家，兩個叔叔都無子女。按照中國的習俗，他不僅將繼承父親，也將繼承叔叔的財產，因此三家都競相關心他的福利。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最大的不幸莫過於沒有直系後人在祖先靈牌前祭祀。人們很容易想像，李在早年是如何被呵護的，每一步都在仔細照看之中，決不會允許他冒險。他的生活是受庇護的，人生道路從一開始就標定好了。他後來成了一位工程師，據我所知，仍留在中國大陸。鑒於共產黨清洗知識界和中等階層的無情運動，我懷疑李作為工程師，即使他的老朋友周恩來在北平當「總理」，他現在又能有多少安全呢？

以後再談周恩來，現在回頭聊聊那些日子裏南開中學的學生生活。如同其他優秀的教育機構，該校的工作確實令人高興和鼓舞。沒有人比我們敬愛的校長——著名的張博士更認真了。該校實行的是父親般嚴厲加母親般溫柔的紀律方式。至於當時的國內形勢，也是一種對學習有利的氣氛。（辛亥）革命的動蕩日子過去以後，也就是我在南開中學的那幾年，華北的和平與秩序保持得不錯。儘管革命者很快就發現了袁世凱的無恥陰謀，並在南方發動了零星的起義。其間，一個注定要對中國歷史施以決定性影響的人——蔣介石——嶄露頭角，他在上海同革命者發動了一次起義。[53]但袁世凱太強大了，他採用暗殺、收買和巧妙動用軍隊的手段，在短時間內就將起義平息下去。

在那三年中，我們修道院式的平靜生活只有一次被打破。儘管我們很關心時事，但校方教導我們要專心學習。張博士英明地訓導說：在你們以後的一生中，有充分的時間從事政治論爭或社會改革，但眼下，如果去摻和那些沒有直接關聯的事，只會是浪費時間。他還認為，青年人要做的是有效地利用時間，充實自己，準備做未來中國的主人。年輕一代在沒有充分武裝之前就投入到當時的鬥爭中，是既愚蠢又不切實際。否則，當機會終於來臨時，或許會發現自己無法擔當重任。從那以後，我曾反覆思考過他的訓導，我想如果多一些像他那樣明智的老師，中國的情況也許會好得多，而不是一團糟。非常遺憾的是，在那個時期，我們中的許多人盲目而魯莽地捲進了社會、政治動亂的漩渦之中，一旦開了這樣的惡例，其他人很自然地會如法炮製。因此在中國歷史的最關鍵時刻，當中國的古老文化必須經歷現代轉變時，可悲的是一直缺乏開明的領導，而這正是非常需要的，並只能通過扎實、周密的深入教育才能產生。所以情況會變成瞎子領導瞎子，缺乏開明的領導是最主要的因素，正因為如此，這個國家從一個災難被導向了另一個災難。

八、二十一條

然而我決不想譴責我那個時代以及後來的學生們，將我們拉向漩渦的力量確實難以抗拒。儘管在南開的三年我是在張博士直接而明智的指導之下，但還是有一段難忘的經歷。從民國建立之初，袁世凱就下決心遲早要將其推翻，建立一個以他為開國皇帝的新朝代。在兩年無恥的獨裁統治之後，他感到自己在國內的力量已足夠強大，可以公開實施這一陰謀，但卻害怕可能會有外部干涉，特別是日本太想找藉口擴大自己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於是袁世凱就向這個鄰近的島國暗送秋波，表示如果日本不是妨礙而是幫助他執行這計劃，將會給日本好處。他不知道這是在玩火，日本正是抓住這個意想不到的好機會將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強加給他，如果完全履行當中的條款，中國就會淪為天皇的殖民地。這個由袁世凱自己創造的「怪物」窮凶極惡，令他自己也大吃一驚。他力圖討價還價和拖延時間，但「怪物」決心給袁以最可怕的懲罰。1915年5月7日，日本在最後通牒中要求中國在四十八小時內完全接受「二十一條」。當然，談判是瞞着公眾的，但不知怎的，日本最後通牒的內容和期限被泄露了。中國人民從肺腑裏發出巨大的怒吼，特別是由於他們不能自由表達情感而更加不滿。在命運攸關的5月8日和9日兩天裏，我們忘記了所有的功課，都在談論日本的最後通牒。大家擦身而過時，都帶着令人沮喪的沉默和羞恥，似乎自身就是國恥的起因。5月9日太陽將要下山時，我記得我正瞧着身旁的李某和周恩來，誰也沒說話，但我們心裏卻有一種可怕的思想在交流。如果當天結束時，最後通牒被理所當然地拒絕了，我們大家會發生什麼事呢？如果它被接受了，苦難又有多深呢？我們自然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卻又莫名地意識到，無論結果如何，都將決定我們的命運。太陽很快下山了，天也變黑了，在青年人的幻想中，似乎感到某種最不祥的事情將要發生：要麼地球自我毀滅，從而結束一切苦難；要麼奇跡出現，以某種未知的方式將這個國家從苦難中拯救出來。那時的心情真是極度痛苦，即使現在我也感到太難受而不願回想，那是一種突然而強烈地意識到世界的不公，強大而瘋狂的力量油然而生，力圖有所動作，還有的便是絕望、虛弱和折磨人的現實。如果我們被一個頭腦不太清醒，又不受尊敬的校長引導，或者讓某個無原則的政客以及狡猾的陰謀家來煽風點火，那麼我們無疑會甘願走向極端，甚至是集體自殺。

但那天晚上什麼異常的事也沒有發生，我時睡時醒，第二天早上醒來，報紙並沒有報道是否接受了那個最後通牒。儘管袁世凱實際上已接受了所有要求，但也說服日本在他當成皇帝之前不要執行那些條款，並對報紙強制實行嚴格檢查，結果人民對真相一無所知。我們年輕的頭腦容易忘事，隨着時日的推移，學校又回到了正常日程。雖說我們有時仍會談起「二十一條」，但緊迫感沒有了，我們傾向於這樣的想法，即由於不知道結果，也許一切都在好轉。到年底時，袁世凱的陰謀成熟了。1916年3月[54]他登上皇位，認為一切都會順利。據說他的諂媚者用假造的各省人民請願書欺騙了他，並且偽造整版的報紙社論為他歌功頌德，要求恢復帝制。當他突然發現整個南方都起來造反，而且他在北方的許多忠實將領也搖擺不定時，再也沒有人比他更感吃驚！恥辱和狼狽使他精神苦惱、體力衰竭，在稱帝僅僅五十八天[55]後就死去了。這樣，民國恢復了。南開的學生們以焦急的心情關注着事態的發展。但變化如此迅速，乃至他們尚未採取任何行動，事情就有了滿意的結果。

正是在南開中學，我首次聽說了清華學校——這是一所由美國退回的所謂「庚子賠款」建立起來的學校。當滿清政府縱容義和團造反，並在1900年被八國聯軍鎮壓時，列強向中國索要了巨額賠償。八國中只有美國表現出國際正義感，考慮到所得大大超過所失，遂將餘額退還給中國政府，並建議創辦一所學校，挑選學生進行預科培訓，畢業後送到美國去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南開的三年已教給我西方文明的價值觀，我決心進入這所可能會給我帶來更多機會的新學校。這樣，在1917年我便去了美麗的清華園，參加了非常嚴格的入學考試。這原來是一座滿清親王的私人花園，[56]離北京城牆只有十英里。

九、張勳復辟

但就在我去的那天，北京的政治形勢又一次出現了異常。袁世凱死後，繼任大總統的是個懦弱的人，[57]桀傲不馴的將軍們再也不尊崇中央政府的權威，中國由此進入了軍閥時期。軍閥們統治各省是為了擴大個人的利益，為自己打算，他們只依靠手下那幫唯利是圖的軍隊。有一個姓張的軍閥，[58]他聲稱永遠忠於清朝。當袁世凱掌權時，張對袁有所敬畏，把自己的意圖隱藏起來。但即使在袁世凱當政時，張仍堅持他的部隊按照滿人的習俗留着辮子，以此象徵對前清的忠誠，因此被大家稱為「辮子軍」。當時，他謊稱要帶大批「侍衛」進城同大總統開會，但突然將部隊開進首都。當我動身去清華學校參加考試時，早已謠傳說他正陰謀恢復帝制。參加了僅僅四天的考試後，我回到城裏，發現一夜間一切都變了，到處飄着滿人的龍旗，並且宣佈帝制已經恢復，小皇帝再次即位，大總統也躲藏起來。我父親已帶着哥哥逃到天津去參加反帝制的軍隊，家裏只有母親在焦急地等待我，並計劃當晚乘火車去找他們。

但我們到達火車站時，吃驚地發現火車已經不通了。天津方面的部隊早已公開宣稱要為共和而戰，結果所有的交通都被破壞。我情願回到自己家裏等待事態的發展，而母親則堅持要找一個更安全的避難所。義和團運動後，按照中國與列強的條約，北京的使館區改成租界，由外國部隊保衛，中國政府對其沒有管轄權。我們立即湧入這個避難地，但許多人在我們之前就進去了。儘管竭力尋找住處，就像幾年前在天津那樣，但這次我們的運氣更糟，找不到住宿，最後不得不在使館區邊界對面一個旅館的一間小房裏安頓下來。這個旅館是一個俄國人開的，房間很小，約10乘12英尺見方，那貪婪的俄國人每天收租320塊銀元，[59]按照當時的匯率，大約是同等數額的美元，更有甚者還要預付兩天的租金，母親沮喪地付了錢，我們消沉地過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母親出去尋找更合適、更便宜的住處，這次運氣好多了，我們的一個朋友在使館區一家日本新聞社內成功租借到兩間房子，並慷慨地招待我們進去居住。正是在那裏，我一生中首次接觸到日本的生活方式，房間地面上是稻草墊子。儘管陰鬱氣氛籠罩着在場的每一個人，而我卻喜歡穿着長襪子在柔軟的榻榻米上輕快地走着玩，也喜歡一會兒脫鞋，一會兒穿鞋在房子裏跑來跑去。那天晚上當我正在玩味像日本人那樣睡在地上的感覺時，雷鳴般的爆炸聲將我從夢中驚醒，大家都茫然地坐了起來。那房間裏共有十來個人，有人嘶啞地說：「那是炮響。」大家尚未明白這話的意思，又聽到了一聲爆炸，大家再也不懷疑了。一個女人起來靜靜地點上燈，但隔壁——僅用四張紙屏分開的房間——一個男人小聲說：「不行！點了燈，士兵就可能看見我們！」儘管有些可笑，但沒有人反對，女人便將燈熄滅了。我們又上了床，但沒有睡覺。人人都保持清醒，在黑暗中靜靜等待着，不知道會再發生什麼事。雷鳴般的爆炸聲一個接着一個，閃光不時將天空照亮，火紅的光線射進屋內。不知道在那種可怕的困境中我們呆了多久，天很快亮了，聽到了機槍聲，戰鬥愈來愈近。

男人們不耐煩了，一個個冒險走到院子裏，我也想跟着去，但母親緊緊將我拉住。當她感到完全沒有危險時，才讓我到外面去同他們一起。戰鬥趨於平息，顯然「辮子軍」被打敗了，反帝制的部隊取得優勢。當我在院子跑來跑去時，一個奇怪的聲音嗖嗖地在我們頭上掠過，屋頂上有爆裂聲，好像是被某種硬物打中一樣，接着那硬物沿着瓦面滾了下來。由於我朝着那個方向，那件小東西從屋檐上落下來，並在落到院內石板上之前打在了我的左臉上。我把它拾起，發現是一個打出來的彈頭，在手裏還有點熱。我十分自豪地趕快將彈頭拿給人看，好像是我的戰利品。母親立即跟上我，雖然沒將彈頭拿走，但卻把我拉進屋內，將我留在那裏有幾個小時，直到整個城市再一次完全平靜下來。

這時一名日本新聞社的記者來到我們的住處，告知戰事已經結束，民國部隊已控制了北京，保皇的將軍逃往使館區內的某國公使館避難，勝利的司令部貼出標語，宣稱已經恢復和平與秩序。母親對我安全的擔心緩解了，但掛念起家裏的財產，提出要親自回去看看。但我和朋友們都反對，我們對得勝一方的情緒和紀律沒有把握，即使他們軍紀不錯，騷亂之中可能還會有流氓惡棍趁火打劫，況且由於我們家遠離使館區，敵對行動停止後要馬上找到交通工具也是極其困難的。但這些都不能說服她，她下了決心，儘管無人陪護，仍立即出發了。她是在上午11點左右走的，直到晚上才回來。路途中危險重重，儘管她對此有所諱言。街道上一片荒涼，到處都是屍體，屍體頭上的辮子表明他們是辮子軍。她要向途經的每一個崗哨說明身份，表明自己並無惡意。她一整天什麼也沒吃，但微笑着叫我放心：家裏未遭洗劫，所有東西都由一名忠實的僕人好好保管着。

這是我經歷過的最早一次內戰，就發生在身邊，事實上這是一次短暫而有節制的內戰。和大多數同胞相比，我的經歷確實太舒服了，不值得一提。我們很幸運，在使館區找到了安全的避難所，而且也很幸運地住在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裏，敵對的官兵為了裝裝門面，不得不保持一定紀律。除了損失一點錢和令神經高度緊張外，並沒有更糟的經歷。但不幸的是，對生活在鄉村、小鎮的大多數同胞來說，情況並非如此。因為在那裏，即使他們付得起錢，也找不到可靠的避難所。交戰的軍閥軍隊一旦被放任不管，就絕不會有多少自我約束，這是生活在過去五十年裏的每個中國人，一生中肯定多次經歷過的，也只有那些活過來的人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惡夢！

十、就讀清華

是年秋，我進入了清華學校。但到1919年春，又要承受起另一種西方學生不太了解的經歷。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失敗而告終，協約國在凡爾賽開會並簽訂了一個和平條約。由於日本的堅持，條約中加入了一款，規定要將原先德國在中國山東省享有的特權轉讓給日本帝國。面對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全中國人民都起來進行抗議。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60]著名的「十四點」[61]早已在我國人民中廣泛傳播，我們一直盼望着戰爭結束，這將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和可憎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終結。但這時，我們想從外國壓迫、剝削和奴役下得到解放的希望看來要被徹底打破了！

群眾深感沮喪，心裏激起了狂怒，知識分子和學生以最響亮的聲音譴責該條約。這種感情的迸發完全是自發的。當然，國民黨也竭力宣傳反對簽署該條約，但他們只是充當喚起民族覺醒的號角，並沒有陰謀或顛覆的企圖。剎那間，全國各地的大專學生組成了當地、區域和全國性的社團，大聲疾呼，要求將有損中國利益的條款從條約中刪去。為了表示支持的決心，北京的學生們決定罷課，並派代表向政府陳述自己的意見。但當局只是推諉，學生們因而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抗議活動。其間，一群激進分子闖入外交總長和回京議事的駐日公使的家裏，動手打了兩人，並搗毀了他們的住宅。[62]當局因此拘留了許多激進分子，然而這更激怒了學生。第二天所有學生都遊行到關押被捕學生的地方，要求當局把自己也關進去。起初，我不大願意接受同學們的煽動，只是冷冷地參加他們的會議。儘管我強烈反對凡爾賽條約中的那一條款，但仍記得張伯苓博士的教導，認為大家最好不要讓自己的學習進程受到不必要的干擾。然而群眾的心理就是這樣，結果我也被逐步拉上了那起初有所懷疑的軌道，並迷失在難以抗拒的激情中。我沒有參加早先的遊行，但最後一次，我毫不遲疑地參加了。

由於清華學校離北京城約有十英里，我們得坐火車才能進城，這次前往首都的只有約二百人，其餘的已在我們之前進城了。我們在早上八點動身，打着橫幅和旗幟，上面寫着激進的口號。當火車抵達位於北京某一城門對面的終點站時，我們吃驚地發現那裏已有一排排的武裝士兵擋住入口。我們憤怒地要求他們讓路，馬上有一位大腹便便的年老將軍前來打招呼。他滿臉堆笑，看似溫厚地對我們行進中遇到阻礙表示遺憾，並對在城門口部署部隊表示歉意。但是他說：為了保護我們，他奉命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我們進城，他別無選擇，只能服從上峰的命令。我們千方百計地羞辱他，但他卻裝作沒有聽見，或者是不在乎這些辱罵。我們完全被擋住了，不知所措。

我們舉行了一個「戰地」會議。回學校是不可行的了，強行進城在體力上也不可能。有人魯莽地建議應該向士兵投石塊來出口惡氣，但是理智的意見佔了上風，最後決定留下十幾個人在原地對峙，其餘的人沿着城牆繼續前行，看看有沒有其他入口可以進城。於是，我們懷着堅定的決心，壓抑着怒火，沿着北京雄偉的城牆往前走，兩小時後到達了另一個城門，但同樣被一排排士兵擋住去路。同學們怒火中燒，幾乎要撲向那尖利的刺刀。令我們沮喪的是，那個滿臉堆笑、大腹便便的年老將軍又出現了，他似乎很同情我們，想盡力給我們「善意」的忠告：「你們為什麼要堅持圍着城牆轉呢？那純粹是浪費精力，我奉命在你們到達時將每個城門關閉，如果你們繼續前進還會遇到同樣情況，最好還是回校復課吧，或者去做其他有意義的事。」

同他爭辯是沒用的，我們又留下十幾個人，然後繼續前進。如果我們不能進城，至少也可以通過封鎖城門來搗搗蛋。我們緩慢而沉重地向前走着，兩小時後又來到另一個大城門。果真如此，門外不僅有士兵，而且又見到了那位帶着「可愛」微笑的胖將軍。這次我們學乖了，不再同他辯論，而是留下一小隊學生對付他。此時，身體的本能已開始壓倒頭腦裏的情緒，飢餓、困乏已滲透到腿腳的關節裏，但我們仍勉強地向前走着。我們花了大約三小時才又走完了先前只需兩個小時的路程，當最後走到第四個城門時，又遇上了那位胖將軍。儘管我們外表並未顯露出疲勞的樣子，但沒完沒了、毫無結果的行進已使大家的勇氣大打折扣。幸好一位大學教授在這關鍵時刻出現了，他帶來了令人高興的消息：被捕的學生早已獲釋，即使我們未能進城，也無損我們的榮譽。每個人都鬆了一口氣，在無人反對的情況下，全體立即回校。

當天晚上，我睡覺時感到背很疼，心裏也充滿憂慮。如果說我那時就頭腦清醒，能夠預見到青年人被煽動的惡果，那是既武斷也不真實的。但是我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偏離我們既定的教育方向將充滿危險性。那時我還根本沒有想到，一群不忠實、殘忍、執拗的人，在一個靠陰謀和恐怖起家的外國組織的幫助及唆使下，很快就會冷酷、敏銳地探查到我國年青人那無知、不切實際、多變和狂暴頭腦的淺薄性，並將他們變成可怕而惡毒的工具，以此來腐蝕我國人民的靈魂。這是如何發展的呢？受誤導的人們會達到什麼樣的危險程度呢？這些我以後再談。至於凡爾賽條約，政府最終沒有在上面簽字，這就足夠了。全國學生為此歡呼，都將其看作是自己的勝利。從那時起，所有學校的紀律幾乎明顯地垮掉了。中國人對老師的尊敬歷來僅次於雙親，可是現在老師的身份已不再受到尊重，他們的教導也受到了漠視和抵制。任何問題，不論國家的或地方的，公眾的或私人的，真實的或臆想的，都可能成為學生罷課的藉口。眾所周知，每當一個學期快要結束時，學生們就會抓住某種藉口號召罷課以逃避考試。我真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能學到什麼？

我所在的學校，由於其美國背景以及吸引力——所有成績優異的畢業生將被送到美國去深造，所以在北京高校中是唯一沒有受到無休止學潮干擾的。儘管如此，在1919至1921年的三年中，我們還是經歷過三次罷課，並連續迫使三位校長辭職。[63]我的一位同班同學羅隆基[64]經常吹噓自己是那三次罷課的發起人。他具有鼓動者的天才，能令群情激憤，而且文筆犀利，差不多能顛倒黑白。在那時，有不少人把他當作勇敢的英雄來崇拜。誠然，如果他能以善意和堅定來運用自己的天才，那麼很可能會成為我國的一位偉大領袖。但令人遺憾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那個時代是那麼適合犬儒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發展，一個人除非有堅定的信念和很強的原則性，否則是很容易屈從於這種誘惑的，可憐的羅隆基恰好就是許多的不幸者之一。因而儘管他在早年前途有望，但在後來的歲月裏獲得的盛名也不過是所謂的民主同盟的宣傳部長。民盟是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它心甘情願地充當共產黨的工具，但在共產黨控制中國大陸後，民盟變得沒用了，而我這位老同學不得不在紅色政權下滿足於一個小小的職務，也許可怕的命運正等待着他！共產黨曾將同樣的命運給予過那些他們認為不喜歡的，或者可以用作犧牲品的千百萬中國人。

1921年夏末，我們班的畢業生坐船駛往美國。[65]在那激動人心的時刻，大家沒有時間去分析祖國命運的可悲走向。即使分析了，這些青年人也可能認識不到。但憑藉事後的豐富經驗和判斷力，我們不禁毛骨悚然地意識到，對中國混亂的發端，我們也許是負有重大責任的。誠然，如果那時我們留心傾聽，也許不致於錯過迅速來臨的那些重大事件的不祥之聲。

[1]指湖北省建始縣東鄉涼水埠。

[2]瓦爾特・司各特（1771-1832），英國詩人、歷史小說家。生於蘇格蘭貴族家庭，早年隨父學習法律，其後從事文學創造。主要作品有長詩《瑪米恩》、《湖上夫人》，歷史小說《威佛伯》、《羅伯・羅伊》、《蓋曼納令》、《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皇家獵宮》、《昆丁・達威特》、《十字軍英雄記》等。

[3]所羅門（公元前約960-前約930），古代以色列・猶太王國國王，大衛王之子。《聖經・舊約》中對其竭力頌揚、讚美，把他描繪成英明的君主。

[4]指吳光成（1855-1943），曾中秀才。

[5]指吳大智，應比吳國楨高六輩。

[6]作者的說法需要補正。吳家的始祖於明末清初從江西遷至湖北監利。1775年年中因發大水，吳大智用一對籮筐挑着士璽、士安兩個兒子逃難至湖北恩施縣崔家壩居住。1817年士安移居涼水埠。士安生祚芝，祚芝生朝紀，朝紀生光成，光成生經明，經明生國楨。

[7]指吳朝紀（1832-1901），三十歲中秀才，五十歲附貢舉，封騎都尉。

[8]指朱芷英（1876-1962）。

[9]指十三部儒家經典：《詩》、《書》、《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爾雅》、《孟子》。

[10]指朱煥章，建始縣貢生。

[11]指吳經明（1876-1970），湖北建始人。早年肆業於武昌經心書院，1903年赴日本學習軍事，初入振武學校，後入士官學校第四期。1908年歸國後在清政府陸軍部軍學司任職。北洋時期，歷任淮陽兵站總監、新編陸軍第一師參謀長等職，授陸軍中將銜。北伐戰爭後，又任廣東兵工廠總務處長、南京訓練總監部編輯兼印刷局長、湖北省立第十三中學校長等。

[12]指張之洞（1837-1909），直隸南皮人。1895至1902年曾任湖廣總督。

[13]推行新政的清政府遲至1905年9月才正式廢除始於隋朝的科舉制度，而吳經明早在1903年便已出國。所以作者此處的說法有誤。

[14]維多利亞（1819-1901），英國女王，1837至1901年在位。

[15]指吳國柄（1898-1987），湖北建始人。唐山交通大學畢業後赴英國留學，畢業於倫敦工科大學。回國後歷任唐山造車廠副廠長、唐山鍛鐵廠廠長、湖北省政府工程專員、漢口市政府參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南昌行營技正、漢口市政府參事兼技正等職。著有《道路工程》、《江山萬里行》等。

[16]英國童謠集。

[17]又稱《天主經》，見《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6章，第9至第13節，是耶穌教導門徒如何禱告而親自作的示範，後來成為基督教最常用的祈禱經文。

[18]正序應是"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ver and ever. Amen." ，意思是「我們在天上的父⋯⋯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譯文引自中國基督教協會1996年印發的《聖經》）。

[19]指本書譯者的祖父吳經銓。此處作者有誤，吳經銓應是作者的族叔而非族兄弟。吳經銓（1878-1937），湖北建始人。湖北方言學堂畢業後，被派赴日本學習法政，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歸國後先在外交部工作，後任河北張家口審判廳廳長、遼寧安東（今丹東）審判廳廳長、奉天（今瀋陽）高等審判廳廳長、湖北省公署秘書長等職。

[20]應是族叔。

[21]這些是孔子倡導的五常。——作者原註。

[22]傳說中的賢哲，是受到稱頌的治國典範。——作者原註。

[23]位於府學胡同順天府明倫堂舊址。

[24]此處有誤。光緒帝的親政應始於1889年，而非1898年。

[25]1947年10月24日至11月6日，時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曾赴北平休假兩星期。

[26]據查，晚清中國駐美公使中並無一人姓唐。從作者描述的情節看，此人應是指伍廷芳。伍廷芳（1842-1922），廣東新會人。生於新加坡，1845年隨父歸國。1874年留學英國林肯法律學院，三年後獲大律師資格，到香港任律師、法官。1896年任清政府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大臣。1902年回國，先後任修訂法律大臣、會辦商務大臣、外務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職。1907至1909年再次任駐美公使。1912年1月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1916年11月任內閣外交總長。1917年5月任代總理。1917年9月到廣州獲孫中山任命為護法軍政府外交部長。次年5月改任軍政府七總裁之一，兼任外交和財政部長。1922年4月兼任廣東省省長。

[27]艾麗絲（1884-1980）。

[28]當時稱為香山縣。

[29]沙忽略（St. Francois Xavier, 1506-1552），西班牙耶穌會傳教士。1537年被教皇派到葡屬果阿，1549年到日本傳教，1552年到達中國廣東海岸的上川島，不久病死在該島上。他是第一個抵華的西方傳教士。

[30]利瑪竇（Matthieu Ricci, 1552-1610），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1582年來華，1610年死於北京，對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貢獻巨大。

[31]孫中山1894年成立的是興中會。1905年，該會與華興會等聯合組成中國同盟會。1912年8月中國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等改組為國民黨。

[32]指朱和中（1881-1940），湖北建始人。早年曾入湖北武備學堂學習軍事，1904年赴德國。1912年歸國，任南京臨時政府參謀部第二局局長。1917年加入中華革命黨。1923年任大本營高級參謀、廣東兵工廠廠長。1930年任立法委員兼自治法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名譽編纂。抗戰爆發後入四川，病死於重慶。

[33]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第二十九》。

[34]此說是傳聞，並無定論。另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最近披露的檔案，光緒帝確是病死。參見李國榮主編：《清宮檔案揭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

[35]光緒帝死於1908年10月21日，慈禧死於10月22日。

[36]指醇親王載灃（1883-1951），光緒帝之弟、宣統帝之父。

[37]此處有誤。1908至1911年，應相隔三年。

[38]應為同盟會。

[39]應為南京臨時政府或同盟會。

[40]指1912年2月29日袁世凱為假造輿論，策動北洋陸軍第三鎮部分士兵在北京發動兵變，肆意焚燒了東城和前門一帶。

[41]此處有誤。吳國柄小學畢業應在1912至1913年間。

[42]張伯苓（1876-1951），天津人。1891年入北洋水師學堂學駕駛，1898年離開海軍從事教育事業。1904年創立私立敬業學堂，1907年改名為南開中學堂。1919年創建南開大學，同年獲上海聖約翰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23年創辦南開女子中學。1936年在重慶建立南渝中學。1938年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副議長，以後又被選為第二、第三、第四屆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1946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48年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後病故於天津。

[43]吳國楨是己一班，周恩來是丁二班。

[44]1914年3月，周恩來和二十多位同學聯合成立敬業樂群會，首任會長是張瑞峰，副會長常策歐。周恩來任智育部長，以後又先後擔任總幹事、副會長、會長。

[45]指該校學生刊物《敬業》。

[46]指南開中學新劇團。

[47]童子部增設於1915年夏，吸納十五歲以下的低年級同學參加，周恩來負責指導該部，吳國楨是重要幹部。

[48]1916年10月，周恩來在其主編的《敬業》第5期上刊發了吳國楨的部分日記，並加上大段按語。

[49]例如《一元錢》中的孫慧娟、《仇大娘》中的范蕙娘、《華娥傳》中的華娥、《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醒》中的馮君之妹等等。

[50]如《一元錢》中的秋葵、《仇大娘》中的仇祿、《恩冤緣》中的燒香小孩等。

[51]指李福景（1900-1960），天津人。後赴英國學習工程，回國後在京奉鐵路服務。

[52]周恩來出生前後，其父周貽能長期在外省做小職員，經常失業。生母萬氏是一位性格爽朗、精明強幹、樂於助人的女人。1899年初，周恩來最小的叔父周貽淦一病不起。為了使貽淦在彌留之際得到一點安慰，也為使他的妻子陳氏有所寄託，周貽能決定把自己不滿周歲的頭生子周恩來過繼給他們「沖喜」。不幾年，養父母、生母相繼過世，周恩來與弟妹生活艱難。1910年春天，伯父周貽賡將他接到東北，先後就讀於銀崗書院、關東模範兩等小學堂。1913年周恩來隨伯父前往天津，8月間入南開中學。

[53]這裏似指1913年7月爆發的二次革命，陳其美、蔣介石等在上海組織討袁軍，宣佈上海獨立，最後以失敗告終。但二次革命發生在吳國楨入南開中學之前。

[54]此處有誤，應為1916年1月。

[55]此處有誤。袁世凱在1915年12月13日宣佈改國號為「中華帝國」，次年1月1日舉行登基大典，3月22日取消帝制，6月6日死去。

[56]道光帝第五子惇親王奕的清華園。

[57]指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黃陂人。1916年6月至1917年6月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58]張勳（1854-1923），江西奉新人。1917年5月黎元洪免段祺瑞職，各省督軍紛紛獨立。張勳以調解為名，率軍入京。7月1日擁溥儀復辟。段祺瑞乘機糾集舊部，組織討逆軍。張迎戰失利，逃入荷蘭使館。

[59]原文如此。

[60]伍德羅・威爾遜（1856-1924），美國民主黨人。1913至1921年任美國總統。

[61]十四點，是指1918年1月8日美國總統威爾遜為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提出的綱領。主要內容有：公開訂立和平條約；無論戰時與和平時期，公海航行絕對自由；取消國家間經濟上的障礙，並建立貿易平等條件；各國軍備裁減到同國內安全相一致的最低點；調整對殖民地的要求；等等。

[62]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三千餘人在天安門前集會，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前外交次長）、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前駐日公使）和駐日公使章宗祥。示威群眾包圍了曹汝霖住宅，痛打藏在曹宅裏的章宗祥。

[63]這三位校長分別是張煜全（1918年2月至1920年2月在任）、羅姓校長（未到任，由嚴鶴齡代理）、金邦正（1920年9月至1921年10月在任）。詳情可參見吳國楨手稿、黃卓群口述、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台灣：自由時報企業股份公司，1995），頁119-122。

[64]羅隆基（1898-1965），江西安福人。清華學校辛酉級學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回國後先後任教於光華大學、暨南大學、南開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等。1938年6月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參與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為民主同盟），任宣傳部長，1946年任民盟中央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政務院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

[65]吳坐的輪船是屬於中國郵航公司的S. S. China號。

第二章　苦難的中國

一、赴美留學

直到1926年，在我接受完美國的教育後，才又回到中國。[1]回想起我在異國他鄉度過的那五年學生生涯，我得承認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光。1921年秋我抵達美國後，立即到衣阿華州（Iowa）的格林內爾大學（Grinnell College）註冊為三年級學生。我不像許多中國同學，他們選擇了上東岸比較大、比較有名的大學，我是有意這麼選擇的。在我離開中國之前，有幸碰到一位很精明的美國教授，他給我提供了這個合理的建議。他認為如果我要更多地了解美國的生活，應當首先進入一所中西部的小型大學，然後再到東部的一所大學去完成研究生學業。從那時起，我一直認為這個忠告是明智的，而且從未後悔過。

1923年，我在格林內爾大學獲得了政治學學士學位，然後被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研究生院錄取。伍德羅・威爾遜那時雖然早已去世，[2]但我是因他而作出這一決定的。一個強國的偉大領袖可能通過自己的言行，對他人——不論其種族、國籍和信念——施加無限、不可估量的影響，我的情況就是一例。我對威爾遜總統的了解並不比一般人多，但早在我離開中國之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宣佈的、代表被壓迫民族自決原則的「十四點」，就已成為真理和正義的化身，並深入我的腦海裏。當我有機會來美國學習時，從一開始就打算遲早要在普林斯頓大學完成學業。伍德羅・威爾遜就是先在那裏學習，其後當上總統。儘管在二十年代，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遠不能同現在——公認的世界領導——相比，但伍德羅・威爾遜仍然對我有這樣的影響。那麼可以設想一下白宮現今的主人，其言行也會對世界每個角落產生很深遠的影響，而且確實難以估量。無論是那個被推上高位的人，還是賦予其無比特權的民眾，都應該牢記這個重要事實。這不僅是正確的，也是絕對必要的！

1926年夏，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我確信，政治學領域所有能學的東西我都學了。我在格林內爾大學獲得了大學榮譽學會會員資格（Phi Beta Kappa），在普林斯頓大學又多次獲得令人羡慕的研究生獎學金。[3]除了掌握西方在該領域的知識外——戴博士帽看來是圓滿的證明，我還有一些東方的知識，這是我可以私下誇耀的，因為我所有的教授在這方面都遜色於我。所以將兩者相加時，我想自己無疑是那時最優秀的政治學學者。一個政治學家必定毫無疑問能夠為如此遼闊而落後的中國作出貢獻。想到這一點，我幾乎反為中國的落後而感到慶幸，急於想回國為它的發展大顯身手。

我離開中國時還不足十八歲，回國時快滿二十三歲了，雖然走了不過五年，但似乎對祖國已完全陌生。首先，在我離開中國之前，無論是在家裏或是在學校，都過着受保護的生活。我看到的中國，是經過長輩和老師們篩選的，因而只是間接的反映，類似於海市蜃樓。到美國後，我第一次不得不自己謀生，要用自己的眼睛來看事物，靠自己的感知，沒有任何人來指導。況且那五年可以說是任何男人一生中最易成型的年齡，那時期受到的影響自然會在我的思想上打下最深的烙印。這並不是說我忘記了中國，但由於對祖國的記憶經常受到在美國天天經歷的、現實而新鮮的感覺所衝擊，因而被猛地擠了出去，中國的海市蜃樓終於變得愈來愈模糊了。對於模糊的東西，人們經常易於用某種程度的，但一般不應有的神秘、浪漫和光彩來編織它，我對中國的記憶就是這樣。1926年夏我在西雅圖上船回上海時，對祖國的概念確實是遠非真實的。

二、上海辛酸

我回來後只花了幾天時間，就對祖國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意想不到的是，我的震驚和羞愧從登上上海碼頭的一刻起就開始了。

當然，我以前曾坐過無數次黃包車，而且也知道在大多數中國城市中，它是最便宜而且到處都有的交通工具。但由於去過一個不存在這種殘忍行業的國家，對於突然間重新見到黃包車，我沒有思想準備。當我帶着少許行李下船時，馬上至少有十幾個黃包車夫圍上來，問我的去處。我瞧瞧四周，想找平常的出租車，但一輛也沒有，只好勉強將旅館的名字告訴那些苦力。一時間真像是炸開了鍋，那些可憐的人們每個都報出自己的車價，以一兩分錢之差想搶得拉我的機會。這真是一場殘酷的競爭，如果有人想看到男人們為了生存而拼命競爭的話，那他可能怎樣也找不到一個更好的例子了。我一陣驚愕，遂將行李扔上其中一輛車，自己則跳上了另一輛，不管他們報價高低。那兩個車夫帶着勝利的叫聲出發了，其餘的人則聳聳雙肩，明顯地感到失望。上車以後，我可以從容思考了：為什麼同樣是人——特別是同一個民族的同胞——卻可以把其他人當作牛馬一樣來使喚呢？這不僅是一種難以原諒的不公正行為，也證明在社會體制中有某種極其邪惡的東西使其成為可能。我坐在黃包車上，凝視着車夫的後背，他那兩條健壯的腿交替着向前邁進，我則被羞辱所刺痛。當抵達旅館時，我給每個車夫一塊銀元，這是他們要價的四或五倍。他們以為我沒有零錢，便開始數角子和分頭，顯然是想給我找零。我揮一揮手說不必找了。我看到他們吃驚地皺起眉頭，愈皺愈深，表示不相信。最後終於明白過來，乃至欣喜而笑。他們對我一再道謝，但卻不知道，此時我的心正在為他們流血。

這是我同祖國和人民的第一次重新接觸，沮喪之程度超過了我今天所能描述的，但接踵而來的其他痛苦經歷也毫不遜色。那天晚上，我與同船回國的一個朋友在市內隨意蹓躂，他是個基督徒，比我年齡稍長，由於太用功，所以有點駝背。我的心情被壓抑得無法克制，於是向他和盤托出，並公開表示：我們的最大責任是為當前可悲的狀況做些事情，並提高我國人民總體的生活水平。他對這一高尚的抱負真誠地表示同意，由於他比我歲數大，所以想法也更為實際。他明智地建議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們應分階段開始改革。此外，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主張我應當信仰全能的上帝，並耐心接受無所不在的主的指導。對於他第一部分的意見，我表示同意，但由於我那時還沒有信仰基督，便立即說出了對於太多依靠天命的懷疑。就這樣我們走着走着，全神貫注於交談，不知不覺，天已經很晚了。

突然，我們發現走到了一條街的當中，這裏滿是服飾艷麗、塗脂抹粉、打扮得俗不可耐的女人，其中有不到十四五歲的女孩，也有醜陋的老太婆，後者即使濃妝艷抹也掩蓋不了前額深深的溝紋。一陣混亂的聲音向我們傳來，在弄清她們的話語之前，從舉止中，就能明白是在引誘我們。

我想，引誘在全世界多少都有點相同，例如一個暗示的眼色，或一聲耳語，為的是私下約會，很少採用其他形式。但我們那時的情況卻不同，簡直是受到了聚眾滋擾。對待我們決不像用神秘的許諾引誘情人那般，我們純粹像是一堆腐肉，被一群飢餓、專吃腐肉的烏鴉抓住。最緊迫的需求不是情感，而是飢餓，是赤裸和令人驚恐的飢餓。這不是少數人的飢餓，似乎是幾百萬人飢餓的恐怖象徵。這情景不僅令人憐憫，而且是可怕的。想一想我們的民族，歷來就以其婦女的美德而自豪，現在竟然會讓這麼多婦女淪落到如此可鄙的命運——想來確實可怕！

我們嚇得發楞，那些女人把我們當作輕易得到的戰利品，開始大膽地抓住我們，並試圖朝各自的方向拉走。當我盡力掙脫開時，看到我的夥伴猛烈地揮動拳頭，並用英語喊道："Get thee behind me, Satan"（你這魔鬼，滾到我後面去）。他的姿態很可笑，用詞也不恰當。而所有這些都發生在我們剛才嚴肅的交談，以及他莊嚴地談到上帝的指引之後。事情的可悲可笑，再加上深深激起的對我們國家和人民的苦難感，觸及到了我身上某一個奇特的部位，使我爆發出一陣可怕的大笑聲。當最後的回聲消失時，我將羞愧的臉轉向夥伴。當然，那是一陣響亮的大笑，但對我的耳朵來說，似乎並不具有任何愉快的性質。從朋友嚇得發抖的表情看，他聽得似乎也不愉快。女人們鬆開手，驚愕地站着，在她們可能重新抓住我們之前，我倆急忙逃脫了。

是夜，我難以安睡。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遲，感到惡夢仍殘留腦際，需要新鮮空氣和空曠的場地。我獨自前往黃浦江邊的公園，那塊綠地點綴着喬木和灌木，佈置着涼亭和花壇，從我旅館的房間窗口看去十分誘人和愜意。於是我疾步邁去，到達大門時，看到售票亭裏是自己的國人，我拿出錢包，詢問入園的票價。他不屑回答，而是用手輕蔑地向門另一邊的標語牌指去。我粗略看去，如下這些用中英文寫的字映入眼簾：「Dogs and Chinese not allowed，狗與華人不得入內」。[4]

一時間我簡直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過了好長時間，這些字的含意才深入到我的腦海裏。然後，我記住了。正巧當時我站的地方就是所謂公共租界的一部分——即帝國主義列強依靠強權從中國取得的租界，它雖然仍是中國的土地，但是按照條約要租讓給那些國家若干年。中國對這片領土仍保留着名義上的主權，但卻名存實亡，因為政府將其管理權都交給了帝國主義者。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對我們稱王稱霸！他們為自己保留了許多特權，卻不讓中國人享有，這個公園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當我在美國時，儘管是個外國人，並未感覺受到了多少歧視。但在這裏，世界上有那麼多地方，我偏偏在自己的國家裏，被一夥狂妄而無禮的洋人如此當場歧視，他們是多麼傲慢無禮啊！在那標語牌上，他們甚至毫不留情地說「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他們一定是將我們民族置於犬類之下而加以取笑！

我感到一陣羞辱，乃至不能連貫思維。對售票亭裏那個人的憤怒也慢慢地在心裏爆發了，難道他不是和我一樣的中國人嗎？他怎麼能這樣貶低自己，為了替洋人服務，竟執行起使國人永感恥辱的規章制度呢？﹗片刻間，我真想賞他一記耳光來出口惡氣。我想他的命運不會比妓女和黃包車夫更好，可能還會更糟吧。隨後，我將怨恨轉向帝國主義者身上。我敢肯定，這種怨恨是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邪惡之害的無數亞洲人都能理解並共有的。就我而言，我明白當人們罵猶太人夏洛克（Shylock）[5]為惡狗時，他是怎樣的感覺，是一種難以言表的受傷害感。和夏洛克一樣，我的內心深感痛苦，自言自語地說：「我遲早是會討還這筆債的。」

三、北上見聞

次日，我動身去北京，期待與雙親團聚本應是愉快的時刻，但喜悅之情已被上述那些事情蒙上了一層陰影。當火車滾滾北上時，我看到了更加陰鬱的現實，絲毫不能緩解我的沮喪。車子很髒而且保養得也不好，與我三週前在美國乘坐的火車形成強烈對比。大多數乘客都是一副病容，顯然是缺乏營養。車上沒有秩序，常常發生爭吵。搬運工總是討價還價，爭執之下，受到欺騙或敲詐的似乎是旅客們，特別是老弱者。座位沒有編號，也不遵守「先來後到」的規矩，任何人都可以強先佔據，後來者只能吃虧。如果有人拘泥禮貌，或者太弱而無法反抗，就會被人用肘支開、被推開，或者是從座位上強行推走，那就不得不站着或蹲在地板上了。面對這種場面，我感到吃驚，不禁問自己：古聖先賢曾諄諄教導過我們禮儀和正義的理想，那我們是怎麼做的呢？我們民族聞名世界的謙恭禮讓的品質又到哪裏去了？我是如此厭惡，幾乎因羞愧而哭了出來。

還有的就是火車總是晚點，儘管印有時刻表，但從沒有認真執行。由於火車一再晚點，我開始大聲抱怨，一個偶然相識的旅客為了安慰我而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大約半年以前，鐵路局新任命了一位局長，他是個十分準時的人，上任後就下令所有火車必須準時運行，若執行得好，司機會得獎，否則就要受罰。兩天後，在一列特快列車按規定應該到站的時刻，他親自到站台去等候。當火車準時進站時，他高興至極，然後走近車頭，發表了動人的講話，表示讚賞，並同司機熱情握手。對司機來說，這是空前的榮譽，因為在那個時代，局長這樣的人物以如此親切的方式對待自己的部屬，會被認為是有失身份的。但這位受到特殊禮遇的司機卻令人奇怪地表現出羞愧，而不是洋洋得意。經仔細詢問，局長才發現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是的，那火車確實是準時到達，問題是它本應在前一天到達，現在正好晚了二十四小時。現在輪到局長窘迫了，因為他剛剛公開表揚了司機，不好馬上轉過來處罰他。這件事被謹慎地擱下了，從那以後，再也沒有採取試圖使火車準時的措施。

如果那位旅客的目的是想用這樣的故事來使我開心，那麼結果卻正好相反，因為這種低效率實際上令我傷心而不是好笑。當火車隆隆前進時，另一個令人震驚的景象出現了。整個下午我們都在穿過一個剛被水淹的地區，極目望去，鐵路兩邊一片汪洋，許多地方，整個村子都被淹沒，在污濁的水面上只能看到一些孤立的屋頂。不一會兒，我們就會從一具泡得發脹的屍體旁邊，或是一頭腫脹的死水牛旁邊通過。在被淹房屋的茅草頂上，常常能看到衣服被泥水弄髒的男女可憐地蹲伏着，顯得又瘦又餓，正等待着也許永遠也不會到來的救援者。這一地區的防洪堤肯定在半個月前就坍塌了，沿着鐵路我們仍到處可以看到堤的殘留部分。有些地方的水顯然已經退去，但沒有組織救濟或重建。這種情景使我心如刀割，我覺得本來是可以為這些人做許多事的，然而卻一點也沒做。

就這樣，回國僅僅幾天，我對祖國和人民的印象就起了很大的變化。我曾模糊地預感到情況不太好，但現實比預計更糟。無論什麼地方，都會發現貧窮、愚昧、低效和災難。我現在必然會將國內看到的情況與我剛剛離開的那個太平洋彼岸之國進行比較，但還未發現前者有哪一處勝過後者，對此我深感痛心。是的，我知道我們總是可以誇耀自己古老的文化和過去的光榮，但對一個剛剛觸及現實的人來說，那似乎是毫無意義的空談。難道我們的民族就真的是劣等的，而不得不對他人的霸權逆來順受嗎？但從我在美國大學中所學的來看，情況並非如此。我也有充分理由確信，有許多與我同齡的年輕中國人即使不比我優秀，也絕不遜色。此外，公認的歷史事實也幫了我的忙。如果我們對地球上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進行客觀而公正的評價，那麼至少在十七世紀末，中國在人類發展的道路上，不論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都處於同類國家中——不論西方還是東方——最先進的地位，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如果過去是這樣，那麼現在，我們怎麼會落敗到如此低下的境地呢？

作為一個政治學專業的學生，對這個問題我不得不給以大膽的回答。不少人告訴我，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人口過多，並爭辯說所有的災難原因很簡單，即沒有足夠的東西供應那麼多的人，特別是由於人口每天都在增長，愈來愈多。依我之見，情況確實如此，但也不盡然，因為中國人口稠密的地區只在沿海和中部省份。反之在滿洲，中國人稱之為東北，儘管過去幾十年中從其他省份遷來了大量移民，但總的來說仍然人煙稀少。其次就是中國西部，那裏有遼闊的邊疆，人們仍然可以在有些省份如新疆、西康、雲南，甚至在四川西部的可耕地上走很遠很遠而見不到一戶人家。只要有一個和平、良好的政府，並能提供鼓勵移民的措施，那麼可以想像，中國中部和東部因人口過多而產生的壓力是可以大為緩解的。

還有，許多人認為中國的災難根源在於土地問題，即所有權和使用權。誠然，在地主和佃農之間存在着嚴重的不公平，需要果斷地予以改正。孫中山博士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不僅在道義上是公正的，在政治上和社會上也是英明的。但自從中國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宣稱自己是土地改革者以來，中國和亞洲的土地問題一直被西方觀察家過分強調了。事實上，除了少數特例外，中國的大地主極少。中共在公審中草率處決了成百上千的地主，但他們每人佔有的土地很少有超過二十英畝的。如果在人口稠密的省份要將土地分給所有需要的人，那是完全不夠分的。要是將土地分成更小塊，從經濟學上講，未來的歷史學家很可能認為這不僅沒有必要，而且會造成浪費。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遲早會懂得，要使土地為人民生產盡可能多的農產品，必須放棄靠個人精耕細作的舊觀念，而換之以農場的機械化。在小塊土地上，機械化農場是不可能運作的。所以，我擔心那些所謂的專家想強加給亞洲的許多土改方案，特別是與土地所有權再分配有關的方案，儘管意圖很好，但歸根到底並非真正有用。設想一下，如果武斷地把一個國家的可耕土地全部再分為兩到四英畝的份額，那麼當實行農場機械化時，這將是一種什麼樣的障礙呢？這種「改革」對未來亞洲的進步很可能是一個嚴重的阻礙因素。

然而，倡導這種土改的人聲稱要立刻將計劃提上議事日程，以便對付共產黨的威脅。他們擔心，如果沒有這樣果斷的一步，佃農會投向公開承諾強行土改的共產主義。但我認為共產黨的這種威脅可以用極簡單的辦法來對付：一方面可以向農民揭露共產黨對土地的真正政策，這一點我將在下文談；另一方面可以採取措施消除佃農的不滿，用法律限制地租。這樣做的話，情況對佃農比對地主更有利。此外還可以建立基金，佃農如想將土地買過來，便能很方便地獲得貸款。其次，土地稅可以改用累進制，這樣既阻止了土地的大量佔有，又能促使其趨向分解。

但首要的是，我們必須記住土地問題就像人口問題一樣，除了依靠工業化外，在亞洲是不可能解決的。只有給人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他們對土地的需求才能緩解，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才不致成為彼此存在的威脅。但工業化只能通過一個和平、良好的政府才能實現。不幸的是，在我回國時還不存在產生那樣一個政府的條件，那就是中國的命運。

四、軍閥橫行

情況之所以如此，基本上有兩個原因，即那時中國盛行的軍閥制度和列強對華實行帝國主義。常言道：無論出現什麼樣的政府，其人民只能接受。我在總體上同意這個觀點。我國落到了如此悲慘的境地，在此我並不打算淡化，而是要盡力描述那種慘狀，這樣我們才可以明白箇中的原因以及後來的發展。

我在前文中已粗略說過，臭名昭著的民國首任大總統袁世凱倒台後，北京的中央政府對各省幾乎完全失去了權威。它居然還能存在下去，多少是由於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恩賜。首先，外國使團都駐在北京，他們和各省軍閥打交道時，覺得有一個名義上的中央政府作為中間人比較方便。其次，早在1854年中國的海關就被置於以英國籍總稅務司[6]為首的國際管制之下。經過一段時間後，關稅成了中國政府最大的收入來源。儘管稅收的主要部分被用於分期還債，或償付列強強加給中國的賠款，但剩餘的部分仍足以維持北京政府的運作。儘管這些關稅是從各省許多遠方的商埠收繳上來的，但軍閥們不敢插手，因為他們害怕洋人，而且有條約的強制規定，總稅務司只能將錢交給所有外國都承認的北京中央政府。要不是這樣，那中央政府可能早就消失了，因為所有其他稅源多少已被軍閥劫奪，北京已無法為自己籌措資金。可以說，中央政府只是靠列強的默許才能繼續存在。眾所周知，有一些事例表明，海關的英國總稅務司只要將錢比平時扣留得稍稍長一些，就能促使北京的政府倒台。

至於各省的軍閥，他們能夠上台和維持統治，純粹是靠私人的軍隊。他們通常是些兵痞，許多是出身於最底層的兵丁，另一些則來自土匪，可以說大多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他們純粹靠蠻橫獲得地位，也同樣靠它佔據着國家的各個部門，並且只服從比他們力量更大的權威，這就是內戰在中國如此頻繁的原因。軍閥混戰幾乎年年都有，談不上有合格的政府，最好的軍閥也不過是保持自己防區的和平與秩序，但卻要榨取當地人民的錢財作為回報。至於民眾的福祉，軍閥們毫不關心。儘管我從未研究過歐洲中世紀貴族興盛時爭鬥的生活方式，但我有種模糊的感覺，他們有點像中國的那種情況。

這次當我回到北京時，恰巧一個非常重要的軍閥，即臭名昭著的張宗昌[7]也來到首都。由於一時興起，他正在尋找一個能說英語的秘書。有人代表他來找我，此人既認識張也認識我。當時我就直率地拒絕了那個要求，迄今我也未見過張宗昌。也許講講這個有名軍閥的醜行，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那個時代的可怕。他是最壞的軍閥之一，原本是個小販，是沒有受過教育的文盲。當他發現從買賣中掙到的錢不能滿足他縱情豪賭時，就落草為寇，橫行鄉里。他身材魁梧，憑藉超人的力量、十足的詭詐和原始的勇氣得以飛黃騰達。那時，軍閥們慣於吸納土匪以壯大自己的隊伍和影響力，張宗昌發現從綠林好漢變為正規軍人是既自然又容易。在我回國時，他已爬到了高位，不僅支配着一個很富裕的省份，而且他的軍隊正擴張到其他軍閥的轄地中去。他說一句話就會動搖北京的內閣，每一個奇思怪想都可以使所謂的中央政府卑躬屈膝，順從和迎合他。儘管他在官場上的升遷如此引人注目，但在人品上並沒有創造同樣的奇跡，在舉止、習慣方面仍然一如既往，是個文盲土匪。他無恥到甚至經常向人炫耀自己有三不知：一不知自己手下有多少兵，二不知有多少錢，三不知娶了多少小老婆。

在我到達北京的前幾天，他也來到首都，受到了英雄和國王般的歡迎。然而一週未到，他那放蕩不羈的浪子本性再度顯露出來。當經過一個有名的市集時，他偶然看見兩個穿着時髦的女人，馬上就喜歡上了。他毫無顧忌地下令將這兩個女子抓到自己官邸。然而後來才知道那兩人是一個中級官員的女兒和小妾。受害人的家長千方百計要將她們救出，為此求助於北京最有影響力的人士。在可怕地等待了一夜之後，兩個不幸的年輕女人中，有一個被放回家。那軍閥被說服了，儘管可能不願意，但同意不去冒犯那個女兒的貞潔。至於另一個女人，他辯解說，既然她可以做一個男人的小妾，那為什麼不能給另一個人做小妾呢？當然這確實會對其夫造成小小的傷害，但那是易於彌補的，把他提升為副總長作為補償不就行了嗎？我在北京逗留期間，這件醜聞成了全城的話題。使我最生氣的是，無論那裏都對這個話題津津樂道，無論男人、女人、老人、青年人，都在冷漠甚至輕佻的氣氛中談論着，似乎這是與自己的安寧毫無關係、可以一笑置之的事。

有一次，在與一些密友的交談中，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像張宗昌那樣粗野的人，怎麼可能被提升到如此高位，並得到部下的容忍呢？他總會有自己的支持者，但難道每個支持者的本質都像他那樣惡劣嗎？看來張宗昌也有某種能招致部下忠誠的品質，有人講了一個故事來說明這點。由於那個軍閥的小老婆太多，他當然無法都照看過來。因此有一個他最寵愛的小老婆決定趁閒尋歡，與一個年輕英俊的侍衛眉來眼去，很快就勾搭成姦。事情敗露後，那軍閥勃然大怒，將年輕人帶到面前痛罵一通，並立即下令：「就地槍斃。」

當犯人被帶走並準備馬上處死時，他極力掙扎着喊道：「你這龜兒子，我是該死啊，真是活該，誰讓我替你這樣的壞蛋效勞！」

「我，一個壞蛋？」那軍閥怒吼着。

「是的，就是你，你的血裏沒有一點公正。」

「我，沒有公正？你說什麼？」

「你老了，有那麼多老婆，你應付不了她們。我年輕，可一個老婆也沒有，只因為搞了一個女人，你就要槍斃我！」

「好，好！」軍閥放聲大笑，「我不殺你，我喜歡你的精神，我把那個被你偷走的女人送給你。」

「那也不行」，那人堅定地回答說，「她已習慣於你給她的富足生活，我只是個窮侍衛，無法像你那樣供養她，我娶不起她。」

「啊！」那軍閥津津有味地咯咯而笑，「你這木腦殼裏還有點聰明，你這龜兒子，我馬上讓你指揮一個團，你可以盡力去搞錢，這樣你既能佔有她也能供養她了。」他手一揮，威風凜凜地將那人打發走了。這件事就這樣處理得令人人滿意。

那位代表張宗昌來找我當英文秘書的朋友，並不急着想說服我，為了表明與張結交會令我滿意，他講了發生在一個鄉下佬身上的故事。此人既沒有優雅的人品，也沒有我這樣的教育背景，唯一的好運是他幫過現任財政總長一次忙，而後者是張宗昌的一個走狗。藉此，這個鄉下佬以卑微的出身來到北京，吵吵嚷嚷要求在政府中謀個「肥缺」。由於一時沒有合適的職位，總長沒有答應他的要求。然而這就是命運的安排，當他再次到總長家催促時，恰巧張宗昌也意外地造訪。由於這位前土匪極其好賭，他馬上要打麻將，因為三缺一，他顯得不耐煩了，總長也有些為難。就在這恰好的時機，那鄉下佬遞上自己的名片，總長鬆了一口氣，就像是得到了天賜之物般歡迎他。「你會打麻將嗎？」他問。那人一時楞住，因為絕沒有料到對方會問這個問題。「會，會。」他結結巴巴地回答。

「太好啦，太好啦！」總長叫道，「來，到桌子這邊來，我們馬上打。」

但那人猶豫着說：「先生，我沒帶錢，即使有錢，對我來說你們的賭注也太高了。」

「啊，老朋友」，總長回答說，「別在乎賭注，只要你好好打，輸了算我的，贏了都歸你。」

於是他們開始玩了。那鄉下佬不知道籌碼的價值，心裏很放鬆，打得熟練也很謹慎，不像總長和第四個人，他們知道自己必須輸錢以便讓張宗昌贏。但鄉下佬太天真，不懂這些門道。這樣到結束時，只有他和張宗昌是贏家。清點籌碼後，儘管他贏的不如張多，但吃驚地發現仍淨贏了二十二萬銀元。由於大家都認可軍閥以現金支付賭賬的習慣，於是馬上從銀行取錢付給贏家們。鄉下佬高高興興地走了，再也沒回來，他發了財！

五、帝國主義

軍閥主義的禍害是很明顯的，但帝國主義的禍害——儘管不那麼明顯——即使不是更大，也絕不遜色。西方歷史學家可能不願承認這個事實，即所謂西方使東方開放的歷史，實際上不過是西方剝削東方的歷史，一直到最近也是如此。中國不像亞洲的某些姊妹國家，有幸避免了帝國主義的全面統治或殖民化。孫中山博士在描述中國那時的困境時，經常稱它為「半殖民地狀態」。至於目前中國事務的可悲狀態，一個主要原因也必須歸咎於帝國主義的可怕影響。

中國首次反對西方列強的戰爭就是反剝削的戰爭，那是1840年同英國的戰爭。與西方一般觀念相左，中國原先從未在自己土地上種植過鴉片。在西方商人將那種毒品從印度帶入之前，中國人也沒有學會抽鴉片。但到1840年，將鴉片從印度出口到中國成了英國遠東貿易的主要支柱，中國人開始充分體驗到吸食鴉片的毒害。廣州的林總督[8]是個愛國而勇敢的人，他從一艘英國船上查獲了滿船鴉片並將其焚毀。於是，戰爭爆發了。有意思的是，中國人在歷史上一直稱其為鴉片戰爭，而英國人則始終避開這個叫法。但不管怎麼樣，它是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南京條約（1842年）給了英國大量賠款和香港島，並允許在中國的五個通商口岸開闢租界，但英國卻沒有保證不再向中國輸入鴉片。

從那時起，鴉片貿易在中國成為合法。在這個問題上，懦弱、被嚇壞的中國政府再也不敢向帝國主義列強公開提出抗議，各國投機商人則像猛獸一樣撲向獵物。但在自己國內，他們的良心仍然不允許公開承認自己是從事這項買賣的，通常以茶商為掩護。這不完全是假的，因為某些船隻在離開中國時確實帶走了大量茶葉，但有人恰恰忘了他們在進港時已傾銷了滿船鴉片，這就是為什麼有許多西方家族在十九世紀以茶商發財而馳名。即使現在，仍有報導說中共故意在大陸種植鴉片，並將其走私出境，賣給西方國家以擴大其外匯來源。我毫無保留地譴責這種可鄙行徑，但我們得承認，他們並不是第一個想到用這種取巧辦法來賺取罪惡錢財的。

帝國主義最明顯觸怒中國人民的做法，可以在所謂租界的管理和洋人享有的治外法權中找到。前面我已說過租界的性質，儘管它們只是中國城市的重要部分，但卻成為單獨的實體，實際上是中國內部的國中之國。帝國主義分子以高傲態度和高壓手段管理着那些地區，公園門口那塊「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的標語牌就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假如帝國主義列強願意，它們本可將版圖擴大到全中國，並將中國政府消滅。事實上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列強中的每一個國家確實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宣佈了它在華的「特殊勢力範圍」，這多少有點像淘金熱時代立標為界的樣子。儘管它們從沒有機會完全實現其意圖，但到二十世紀初，這種分割中國的威脅對中國人民來說是十分真切的。我仍然記得我們面對這種可怕命運時使用的一個詞——瓜分，我們擔心自己可能是瓜，會被帝國主義分子切成小塊而分掉。

列強之所以沒能達到瓜分中國的目的，我想原因有二：一方面，中國太大而且人口太多，儘管中國很弱，但要將其完全併吞也決非易事。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列強那時也互相懼怕，每一個都怕另一個得到更多的利益，因而就瓜分達不成協議。當我在南開中學時，校長張伯苓博士經常用形像的方法來說明這形勢。他說我們的國家像一幢大房子，早已破碎，我們之所以還能住在裏面，是因為在破碎過程中，柱子倒成了連鎖狀，暫時不致於全部塌在地上，但稍為推一推或搖一搖，房子就沒有了，我們也就可能成為無國之民。這故事權當一笑。

除了重要城市的租界外，廣闊的內陸地區也有帝國主義深入滲透的明顯證據。外國船隻不僅從事沿海貿易，定期從中國的一個港口駛到另一個港口，而且還有內河航行權，可以深入到內陸幾百英里，在所有通航河流上行駛。沒有該船註冊國領事的同意，不能對其搜查。對於那些輪船，中國政府什麼權威都沒有，不論它們駛到哪裏，就像是帝國主義列強的浮動租界。它們公然藐視中國法律，公開攜帶違禁品。當中國當局厲行禁止鴉片時，在那些船隻後面幾英里，都能聞到那有害毒品令人討厭的氣味。不止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商船可以進入中國的心臟地帶，它們的軍艦也能隨意在內河裏航行，在中國民眾面前耀武揚威。有些戰略要地被條約明文規定禁止中國構築工事，以確保它們自由進出。甚至遲至1923年，英國炮艦仍以不足採信的藉口要懲罰萬縣地區一個對抗的軍閥，而因此對長江口以上約八百英里的這個城市進行了不分青紅皂白的炮轟。[9]

所有這些特權都基於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起始於鴉片戰爭後中英之間於1842年締結的南京條約，該條約一直被其他列強用作後來同中國談判的範本。在所有這些條約中，一律加入了稱為「最惠國」的條款，對方國家會要求，中國當時或以後可能給予其他國家的任何優惠條件，該國也自動享有。這就是為什麼像挪威、丹麥、瑞典這些並不算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國家，也享有英、俄、法、德等國從中國強索的特權。這些不平等條約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1943年，即它們被首次強加給中國整整一個世紀之後才遭廢除。那時美國承認中國在反軸心國全球侵略戰爭中的英勇表現，帶頭與中國談判，廢除了這些條約。

六、租界奇聞

按照不平等條約，所有在華洋人都不受中國管轄，假如他們犯了重罪或者拒付債款，中國法庭不能懲辦他們或強制償付。他們只能在自己的領事法庭受到起訴，由其領事或政府委派的人審判，按其本國法律裁決，並在其獄中服刑。即使在租界之外，中國當局也不能加以逮捕，除非在犯罪現場被當場抓住，即使如此，他們也不能被扣押超過二十四小時，必須將其移交給該國最近的代表，不得非法延誤。這大致上就是所謂「領事裁判權」的實質，而在實施過程中又有許多濫用的情況，因此受到了中國人民的憎惡。

關於這個體制的弊端，我不打算再仔細推敲，也不準備用聽來的故事加以論證，我將以親身經歷作證。這個體制的「最得意」之處是只對洋人提供單方面的保護，中國人因此對其一直感到憤怒。當出現不擇手段的剝削時，它賦予外國冒險家（有許多這樣的人）權力和豁免權，使其能在華為所欲為。人性就是這樣，不能指望既提高帝國主義分子的好名聲，又能抬升中國人的自尊。貪婪也許是人性中最常見的弱點，所以這個體制的普遍濫用，在促進違法貿易中顯現出來，例如開辦大賭場。

西方公眾早已形成這樣一個印象，即中國人本性上就是不可救藥的賭徒，這也許有些道理。但是由於知道自己的弱點，中國政府通常禁止在城市中開設賭場。由於中國對租界仍有名義上的主權，所以賭場也未獲得租界當局的合法許可，但是卻存在着許多賭博房，並在當局的默許下賺了很多錢，這是個公開的秘密。1928年，我親自到過上海公共租界一個最臭名遠播的大賭場，它位於有名的靜安寺路（Bubbling Well Road）[10]最高級的路段上，在一個有圍牆的大院內。[11]院內有停車場，寬敞得能容納四五百輛汽車。進入大院之前，要通過兩道大門，並接受帶着手槍（子彈已上膛）的人仔細盤查，任何被懷疑是中國警方密探的人會被毫不遲疑地就地處置。大賭場本身是一幢四層大樓，一、二層做賭博用。我想也許直到今天，那兩層還放着人類發明的最完整的賭具，哪怕蒙地卡洛（Monte Carlo）[12]也不能與之相比，因為後者多少只集中了西方的賭具，而我去的那個地方，可誇耀的是它還藏有東方世界的全套賭具，因此它的收藏是世界性的。那天晚上我去的時候，每層樓至少有三四百人正在用各式工具行賭，從西方的輪盤賭[13]到東方的番攤[14]，應有盡有。第三層專門為賭客提供飲食，在那裏人們不需付費，可以隨意享用來自不同國度和來源的食品。我試着嚐了一餐上好的中國菜和一瓶高級的法國香檳。四樓是娛樂包間，任何人都可以免費在菲律賓樂隊非常動聽的伴奏下跳舞，如果累了，或者由於玩興太濃而精疲力竭，也可以退入一個僻靜的房間內吸一口優質的印度鴉片，或注射一針令人興奮的嗎啡、海洛因或可卡因。

大賭場提供的保護十分周全。它的主人名義上——也許不是實際的——是某個次要強國的總領事。電話線從他的辦公桌上一直通到賭場最隱秘的地方。賭場向該國註冊，是該國國民的財產。根據不平等條約，對一個外國人住所的任何查抄，事先必須得到其本國領事代表的同意，這樣後者就有可能提前向賭場示警。即使他假裝着在簽署一份允許中國警察與公共租界當局共同搜查的搜查證，那也是來得及的。據我所知，那時的中國警察的確兩次試圖查抄該地，但每次在他們從總領事處得到搜查證後開始行動時，發現那房子裏只有一些人圍着桌子品茶，看上去清白無辜，像是國際社交聚會的樣子。這樣，警察只能在默默的乾着急中發泄不滿。[15]

當我任漢口市長時，就有過一次這樣的體驗。在漢口原來有五個租界——英、俄、法、德、日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作為協約國之一的中國是戰勝國，因此得以接管德國租界。蘇俄政府也在俄國革命後不久將俄租界歸還給中國。國民黨的北伐革命部隊又於1927年奪取了英租界，並成功地統一了全中國。因此當我任漢口市長時（1932-1938年），只剩下了法、日兩個租界。

1933年我屬下的警察在法租界內發現了一個賭場，根據我的命令在其周圍佈下了一道便衣警戒線。與此同時，按照不平等條約規定的程序，我的公安局長[16]向法國總領事[17]提出了對賭窩進行聯合查抄的要求。我對案件很重視，讓公安局長親自將文件送交給法國領事。這個大賭場全由中國人操控，據悉其中並無洋人，因此按照所有既定法規，這位大人唯一要做的就是立即在請求書上簽字同意。但結果呢？當信使將書面要求交給他時，他的反應就是拖延和猶豫，最後在信尾潦草地寫了些東西。我的局長不懂法文，以為那是法國領事的簽名，事情一切順利，於是將其拿給了法國警務處長。他以為所有手續都已完備，可以立即採取行動。使他吃驚的是，法國警務處長很仔細地看了那封信，卻要求他離開，等候進一步通知。局長很憤慨並開始辯解。不管他怎麼問、怎麼威脅和斥責，那位法國警務處長仍然不動聲色，寸步不讓。最後，局長意識到法國領事在信上寫的東西一定有點問題，他想將那文件要回，但法國人不給，於是他想到了一個不錯的藉口，說想將其拿回給法國總領事，請求核實指示。對此，法國警務處長只得同意。但一旦信在手，他沒有再去見法國領事，而是直接來到我處。當看到那文件時，我在美國三年的法語學習幫了忙。原來那位法國領事並未在上面簽名，只寫了兩個法文字"Pour enquête"，英文的意思就是"only for investigation"（僅供調查）。

法國領事與賭博集團間的勾結是顯而易見的。雖然我有證據，也能將法國領事傳喚到我的辦公室，並要求他為瀆職而道歉，但拖延卻給了賭場充足的時間進行疏散，使得預期中的查抄完全失敗。據我所知，在我任期內這位法國領事沒有再公開庇護過犯罪的賭場。但毫無疑問，在那次實施我國法律的過程中，我遭受了挫折。

如果說這是一個帝國主義官僚作風的惡例，那麼我還可以舉一些更壞的例子。就在上述事件後不久，一個日本籍朝鮮人因攜帶大量海洛因而被捕。在朝鮮從日本統治下光復之前，朝鮮人都具有日本國籍。儘管這是警察的例行事務，但警察部門知道我對這類事情感興趣，便將那人送來由我親自審問。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見到那種毒品，所以那人和貨物的外表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於日本也享有領事裁判權，所以我不得不將犯人交給日本總領事，並只能提出一份抗議照會要求嚴懲該犯。那時我有一部日本刑法，發現這種罪行至少要判處二十五年監禁，我認為這是公正而嚴厲的。我及時收到了日本總領事清水先生[18]的答覆，內稱那人已經受到審判，被判有罪並按照日本法律處刑。我很滿意並認為此案已經了結。但三個月後，另一個人因類似指控而被捕，他也被帶到我的辦公室。與他談話時，我模模糊糊地覺得以前一定見過此人，我感到不安，要看看他的護照，他出示了，一切正常。但不知怎的，我還是不放心，於是我命令警察部門給我提供那人的指紋以及上次逮捕的他那位同胞的指紋。拿來對照後，我同公安局長都很吃驚，它們完全相同。顯然我們的警察太相信日本領事館發給那人的護照了，而沒有對照我們的檔案檢查他的指紋。他們竟是同一個人！雖然頭髮樣式不同，他現在留了鬍子，以前沒有，但指紋是絕不會說謊的。

我被激怒了，請清水先生到我的辦公室裏來，並預料他面對無可辯駁的證據時會驚得發呆，我則可以洋洋自得地面對他的尷尬。然而這一次，吃驚的不是他，而又是我！他一定是猜準了我召見他的意圖，完全是有備而來。在我當着他的面將案情攤開時，他泰然自若，顯得極有自信。這兩個名字不同、持不同護照的罪犯是同一個人嗎？是的。怎麼一個按日本法律應判二十五年監禁的人，在三個月內就能出獄，並再次從事那可憎的買賣呢？啊，這裏有個法律問題。我一定是對那部日本刑法理解有誤。事實上，日本有兩套法律針對這種犯罪。對那些在日本國土上犯的罪行，我的說法是對的，處罰是不少於二十五年監禁，但那些在日本領土以外犯的罪行，不論在哪裏，外國法律都不能適用，處罰則為一個月監禁或罰款一百日元。如果我要證據，他已準備好了。他從口袋裏拿出一本書，並翻到用白紙黑字印有該條款的一頁。至於為什麼一個人有兩個名字、用兩本護照？那更容易回答。難道一個人連選擇名字並且隨意隨時更改名字的基本權利也沒有嗎？只要他滿足了到日本總領事館註冊的技術要求，那就是完全合法的。如果我堅持要查閱與此事有關的案卷，清水先生會高興地提供技術方便以滿足我的好奇心。於是我們的對話只能以我乖乖地將罪犯再次交給日本總領事而告終。

大約兩年後，我同日本領事館又有了一次較量。那時沉穩、克制的清水先生已經離任，由三浦先生[19]接任。我市的警察在針對毒品非法買賣的取締行動中，在日本租界內發現了隱蔽的製毒廠。一接獲報告，我便親自指揮調查，一連幾週派人日夜監視該地。我不願再次使自己陷於尷尬的境地，直到一切準備就緒，感到有絕對把握、調查沒有一絲紕漏時，才決定採取行動。某天一大早，我派了二十多個機警的便衣將該地包圍。七點鐘，我突然打電話給日本總領事，說有緊急事務要立即拜訪他。五分鐘後，我帶着公安局長和另一個助手出現在他的辦公室。我看到三浦先生頭髮散亂，但一開始對我還是很有禮貌，然而當我提出要查抄那家毒品工廠時，他的眼睛從起初因睡眠受擾而引起的浮腫，開始變得陰沉而好戰了。他否認在日租界內會有這種事，並說這樣的提議本身就侮辱了他所代表的帝國的尊嚴。但我堅持進行一次查抄，我說試一試沒有害處，如果事實真是如此，那就給漢口市做了一件值得稱讚的大好事；如果查無實據，我願意就此道歉。對這樣的提議，他提不出有效的反駁，終於同意我的要求，並將他的警務處長召來。但在後者到達之前，他表示由於我到訪太早，他還沒有上廁所，得去一次。我懷疑他可能想同警務處長私下洽商。面對這種可能的疏漏，我仍保持冷靜，因為我的準備太充分了，我想他們是找不到辦法來擺脫困境的。

於是我們在日本總領事的會客室裏心平氣和地等了半個小時，日租界的警務處長終於來了，三浦先生幾分鐘後也隨之進來。正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日本警務處長也表示了一番憤慨，然後宣佈準備依從我們的要求。他自願帶人陪我們進行查抄，以便進一步證明我們的懷疑是毫無根據的。當我們到達現場時，一個便衣向我報告說，在他們監視期間沒看到任何人進出那房子。顯然，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們能夠輕易找到證據。於是查抄開始了。但令人極為震驚的是，在那幢兩層建築物裏只發現了三個人，像是被我們嘈雜的傳喚聲剛剛吵醒，露出無辜的表情。查了六個房間，其中三間鋪有榻榻米（日式稻草墊），其餘的放滿了與毒品無關的普通傢具。我的手下將一間房內的榻榻米掀開，但在底下什麼也沒發現。他們準備再查其他房間時，被日本警務處長阻止了。只是在激烈的爭論之後，他才讓我們再查一間。結果依然一無所獲。當我們垂頭喪氣時，那位日本人變得更加義憤了，他不讓我們繼續搜查此樓，要馬上將我的人推出去。我們羞愧地出了門，他親自將我攔住，說日本總領事仍在辦公室等我，他很高興陪我去報告查抄結果。我難以忍受這傲慢的命令，但不得不喝下自釀的苦酒。我淒慘地同他一起去見三浦先生，並對我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煩表示遺憾。

但故事還沒有完，我們的失敗不是由於情報不準確，也不是判斷出現了失誤，而完全是搜查時的愚蠢。四年之後，當那些日本人在（中日）戰爭爆發後被迫匆匆撤離漢口時，我們又有一次機會對那些房間進行了從容而徹底的檢查。在那個曾經裝滿閒置傢具的房間裏，我們發現地板下面有一條通向對面街道房子的地道。由於業主匆匆離開，許多用來製造違禁毒品的機器部件甚至仍然完好無損。

我想，以上的故事足以暴露出帝國主義剝削所謂臣民或劣等民族的手段卑鄙到何等程度！我揭露的目的不是要對本書中恰巧提到的那些人或國家進行嚴厲譴責，他（它）們不過是這個制度的產物，是被我用來作為支持論點的證據。個人屈從於他所在的群體，這種本能是太常見了，那個時代盛行的哲學是種族優越論和國家擴張主義，帝國主義列強就是這樣教育其臣民的。在這種荒謬的信念下，人的行為是無法料想的。罪惡的不是人，而是信念。現在我說了帝國主義這麼多壞話，因為我有充分的理由這麼做。如果我生為帝國主義國家的臣民，而不是中國公民，而恰巧中國又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那麼很難說我不會像前面提到的那些人般，用同樣的狂熱和不擇手段來為帝國主義者的利益效力。我這樣說，決不是要寬容帝國主義，只是為了深入探討我們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在過去所犯的錯誤，這樣也許可以學會對付當今的邪惡勢力，並為未來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如果說為了牟利，帝國主義分子總是默許和縱容犯罪等惡行，因而無法使中國人民對他們懷有好感，那麼還有些行徑則只能激起中國人的憎恨和厭惡。由於一個穩定、強盛、健全，並可能起來挑戰帝國主義列強特權地位的中國政府，並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的共同做法是採取各種政治花招，將中國及其人民保持在一個鬆散的狀態，其慣常的手法，也是自古以來所有征服者的公式——分而治之。哪裏有團結，它們就會鼓勵紛爭；哪裏有紛爭，就要繼續保持人心騷動。這樣，所有的中國政治派別就會擔心激怒他們而向其尋求支持，由此，沒有一個派別能在中國取得無可爭辯的統治地位。在他們看來，當形勢變得太麻煩或太緊迫時，許多帝國主義列強只要認為能夠逃脫懲罰，就會毫不遲疑地採取明目張膽和不可寬恕的武裝干涉。如果說這種行動還不算多或者不太明顯，那是因為列強之間互相妒忌，沒有一個希望採取過激或過於明顯的步驟。這不是因為他們的克制，也不是擔心中國人民的反應，而是害怕行動可能導致彼此間不可預見的紛爭。

我回國後不久經歷了兩個事件，兩次都發生在1927至1928年間，當時我是國民政府外交部交涉員的助手。[20]儘管我們的政府尚未被外國正式承認，但1926年從廣州發動的北伐正像野火一樣橫掃全國，到1927年國民黨已在一半以上的國土確立了統治權。但不幸的是，國共兩黨發生分裂，這一點我以後再談。在國民黨內部各級出現了分歧，有些國民黨的重要成員是共產黨公開的同情者，要逮捕他們通常必須由政府下令。我們獲知這些人已隱藏在上海的法租界內。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的上峰——外交部交涉員[21]接到電報指示，要他同法國總領事談判，立即抓捕他們。他立即派我前往。按他的命令，我打電話給那齊雅先生（Paul Emile Naggiar）[22]，此人後來是法國駐莫斯科大使。我提出如果方便的話希望與他盡快會晤。他回答說晚上11點前沒空。按照不平等條約的規定，如果中國當局要在外國租界內逮捕自己的國民，只能經租界當局同意並合作才能採取行動。所以在本案中，儘管我已完全知道那些逃亡者的所在，但也不得不等待法國總領事同意後才能動手。但在此期間我們也沒有閒着，決定屆時以三比一的力量去抓每一個左傾分子，預計了所有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並一起仔細演練行動過程。

那齊雅先生在約定時間接見了我。我的手下在外面車子裏等着，準備一聽到我的號令就立即投入行動。我預料法國總領事會提出政治避難的問題，也準備了相應的辯詞。在我向他說明到訪的目的後，我停了一會兒等待他的反應。但對我來說那天晚上真是令人詫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齊雅滿臉堆笑着說願意合作，大意是：政治避難的原則是合理的，一般應當遵從，但鑒於情況特殊，特別是國民黨政府猶如一顆正在升起的明星，那麼讓這麼一件小事妨礙彼此的友好關係，他是決不會這麼做的，所以會召來警務處長，並命令他協助我們馬上逮捕那些人。然而，他要求我先坦誠地把那些人的名字和地址告訴他，我欣然照辦了。他假裝對我們的政治一無所知，對那些人也不熟悉。他請我原諒他的無知，並要我盡可能把每個人描述清楚，重複他們的姓名和地址。他終於如願了，然後按了一下鈴，應聲進來的是一個法國職員，而非中國僕人，對此我並沒有覺得有什麼異常。直到後來，我才明白了來人對那齊雅先生狡猾的點頭及其話語的含意。他說：「要我做什麼，先生？」

「馬上把警務處長叫來。」法國總領事這麼命令。

「是，先生。但要花點時間才行，今天是星期天，先生。」

那齊雅先生像是生氣了：「你要多長時間？我們有急事要辦。」

「也許半小時或更多一點，這樣行嗎，先生？」

「真煩人，」那齊雅先生說，然後又轉向我，「看來也沒有別的辦法。」

我也只能服從他的決定。主人知道我很惱火，先是撫慰，然後同我開始了有趣、愉快的交談。在他的陪伴下時間過得如此之快，乃至我沒有覺察到整整過了三刻鐘後警務處長才到。大家先是互致問候，接着他派了一隊法國警察陪同我的人去執行任務。

我認為自己的任務已圓滿完成，於是回到辦公室等候抓捕的報告。一小時後，電話源源而來，是許多令我失望的消息，都說我們要抓的人在所給的地址找不到。最後的報告發人深思：我們的人徹底搜查了罪犯躲藏的院子，睡的床還是熱的，顯然他及時逃脫了。我終於恍然大悟，法國人在玩弄殖民列強慣用的老把戲，他們總是窩藏我國的反叛者，以便在我們中間鼓勵不和與糾紛，這樣就能「分而治之」。我像個傻瓜一樣被欺騙了，在能幹而可愛的那齊雅先生手裏，我只是個嬰兒。獵手們從來就沒有機會，因為鳥兒提前得到了警告，甚至在我們能看它一眼之前就飛走了。

那齊雅先生的行為只是給我們政府的敵人提供秘密救助，而那時我經歷的第二件事與英國試圖暗中武裝干涉我國內戰有關。1927年國民黨佔領了南京並宣佈其為中國國民政府的新首都。隨後一個強大的軍閥在長江北岸部署了大量軍隊，成功偷渡長江，並大膽地試圖奪回那座重要城市，這是北伐中最殘酷的戰役之一，雙方死了數千人，南京幾乎丟失。[23]從戰鬥一開始，就有英國炮艦往返於南京附近的江面，向軍閥部隊提供掩護並阻止革命軍行動。因此南京的軍事委員會給我們公署傳來命令，指示我們通知英國總領事，如果有英國船隻必須在這個時候通過南京附近的要塞，必須鳴笛三次以示中立，否則就要冒遭受襲擊的風險。我奉外交部交涉員之命去拜訪英國總領事巴爾敦爵士（Sir Sidney Barton）[24]，將上述大意通知他。巴爾敦爵士那時是上海外國領事團領袖領事，六十多歲，由於在我國過了大半生，他自誇熟知中國的情況並精通中文，是一位中國通。

當我到巴爾敦爵士的辦公室時，儘管事實上我已提前告知到訪的緊迫性，他仍讓我在接待室等了一刻多鐘。通過一扇門——我想是故意開着的，我能看見他獨自一人在室內，好像正忙於處理桌上的文件，不管什麼理由都不能打擾他。我局促不安，用大聲咳嗽引起他的注意，他抬起頭朝我望了望，看上去有點生氣，然後又回到文件上。終於他按了一下電鈴，一個值班員趕緊進去，他點了一下頭，那人將我引進他的書房。他不同我握手也未起身打招呼，而是坐在椅子上，就像一具獅身人面像。我沒等他示意，就選了一個最舒服的座位坐下了。這似乎更加令他不快，他黑着臉皺緊眉頭，但沒有說話。我想如果那就是他的外交禮節，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對付他。我十分悠閒地坐着一言不發。

這種滑稽的場面不知持續了多少分鐘，最後這位極其威嚴的「獅身人面像」被自己的焦急挫敗了。他正面瞧着我，用漠然、單調的聲音問：「你有什麼事？」

我明瞭而簡潔地傳達了口信。儘管我力圖保持鎮靜，但他的下一個問題還是讓我吃了一驚。

「你代表哪個政府？」

為了保持鎮靜，我不得不將指甲狠狠掐進手掌內，自豪地回答說：「我代表實際控制上海的政府。」

「你認為你的政府能維持多久？」他諷刺道。

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憤怒，站起來冷靜而莊嚴地說：「多蒙上帝的恩典，我相信我的政府將會同你在倫敦的政府一樣長久！」

這一下輪到他暴怒了。他跳了起來，向我走近一兩步，激動地伸出手似乎要打我，但停下了，全身發顫，話也說不出來，然後結結巴巴地說：「我⋯⋯在中國⋯⋯住⋯⋯了⋯⋯三十二年⋯⋯這麼多年來⋯⋯我從未見過⋯⋯像你⋯⋯這樣的人！你到⋯⋯我辦公室來⋯⋯罵我⋯⋯罵⋯⋯我的政府！你⋯⋯」

我擔心他會因為這次意外打擊而崩潰，我說：「我來這裏是轉達敝政府的口信，現在傳到了，沒有什麼可說了。」我沒講任何客套話，轉身就走。

對於以上敘述，任何公正的讀者現在肯定有了一個很好的理解，即帝國主義實際上是如何活動的，又是如何影響被壓迫民族的生活與精神的。當然我的經歷決不可能揭露帝國主義的全部惡行。1927年英國為支持軍閥而進行的干涉多少仍是以隱蔽的方式進行，但幾個月後，即1928年5月，我們的軍隊為勝利進軍北京路過山東省時，與日本正規軍遭遇，激戰數日。[25]日本的目的很明顯，就是要摧毀我們的軍隊，這樣我們就永遠不能統一全國。但我們及時識破了日本的陰謀，沒有落入陷阱。我們撤出軍隊，與其保持距離，繞過了日本人聲稱有權駐軍的地區，迂迴着向北京挺進。雖然我們成功到達目的地，並挫敗了日本的陰謀，但內心充滿了難以抑制的憤怒和激昂，因為我們畢竟是人啊！

七、殖民主義

這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故事，以及它如何同軍閥制度相結合，致使我國人民處於受歧視、受剝削的苦難之中，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使我國未能產生統一、和平和優秀的政府。儘管我們的命運很糟，但還不至於像亞洲許多其他民族那樣可憐，我們是孫中山博士所說的「半殖民地」狀態，而其他的則是全殖民地。我們的國土從沒有被帝國主義分子完全征服過，其他民族卻並非如此。我們經受的還只是帝國主義的衝擊，而那些不太幸運的民族早已變成了殖民地。殖民地是帝國主義的產物。

以法屬印度支那為例，我直到1939年才訪問了它的首府河內。它有約十萬人口，公園很美，林蔭大道被花壇圍着，確實是一座花園城市，法國殖民政府為其頗感自豪。在市中心，離法國總督府不遠有一座宏偉的建築，那就是法國人經常自豪地指給遊客們看的東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onkin），由法國人創建並用以教育印度支那人的。但我在河內逗留的半個月內，曾在市內遍尋初級小學，只發現了兩所，那是華人社區出資為自己的孩子開辦的，沒有一所是為印度支那人開辦的。法國殖民政府根本沒有這方面的預算。我經常想，如果沒有在此之前的小學教育，法國人又怎麼能指望印支青年考入那所大學呢？顯然，創辦那所大學只是為了裝潢門面，法國政策的基本原則並不傾向於在本地民眾中培養領導人才。

在河內時，我還碰到一件令人痛心而奇怪的事。由於太常見，只有少數外國人才會去注意那樣的事。一個印支報童在我身邊跑着向我賣報，我從口袋裏摸零錢，然後伸手付錢。也許我的動作太突然，那孩子像隻受驚的兔子逃走了，我不明白他害怕什麼，不得不花好長時間用好話勸他回來。當他終於打消了對我的害怕時，我對他那奇怪的行為有一點明白了，可能他曾見我與白人在一起，而且穿着像個西方人，由於他經常遇到的大多數白人，當被惹煩時會慣於狠狠打他的耳光，所以他認為我也會這樣做。像這樣的孩子們無疑會使胡志明的陣營更加壯大。處理當前亞洲問題的世界政治家們要切記，有好幾百萬亞洲人這樣或那樣，此時或彼時，在他們的生活中有過類似那報童的經歷，記住這點是重要的。

在這方面，如果我們不提一提那千百個無倦無私地來到遠東，將終身獻給傳播基督信仰的傳教士們，那是不公平的！在減輕那些遭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踐踏的民族的悲慘遭遇方面，他們的努力起到了高尚卻又徒勞的作用。無論到哪裏，他們都同情下層社會，並嚴格按照博愛的教義去生活。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了不起的一類人，值得我們真誠地頌讚。對我而言，決不會說任何貶低他們努力的話，因為儘管我以前一直是個頑固的無神論者，但終於在他們其中一位的引導下皈依了基督教，他就是漢口英國聖公會的吳德施主教（Bishop Logan Herbert Roots）[26]，在我腦海裏他幾乎是個活聖人。如前所述，我原先不是基督徒，當我在格林內爾和普林斯頓學習時，也沒有相信「真光」（True Light），但吳德施主教將我爭取過去，他不是通過說服而是通過示範性的生活，成功地改造了我，我甚至沒有意識到他在試圖改造我。對像吳主教這類人，我決不會詆毀他們的成就。但儘管他們高尚而偉大，但又能為減少帝國主義的惡劣影響做多少事呢？其同胞的所作所為每天都在褻瀆他們的信仰。如果說改造一個異教徒從來都是艱巨的任務，那麼他們的同胞則使其變得更加困難。那就是為什麼儘管第一批基督教傳教士——不算九世紀出現的景教（Nestorian）——實際上早在三百多年前就來到中國，而且基督教教義確實也非常接近儒學教義，易被中國人接受，但中國人裏皈依基督的百分比卻一直很低。在中國大陸陷共之前，五億中國人裏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加起來估計從未超過六百萬，有時低至四百萬，說每一百個中國人中僅有一個基督徒是不會有錯的。成功是微小的，但那不應看作是傳教士們的恥辱，而應是他們的光榮。在帝國主義的阻撓下，他們仍能有這樣的成就，那真是個奇跡！

幾乎所有列強都一度享有不平等條約的特權和優惠，因此均被中國人民看成是帝國主義者。但有一個是例外，那就是美國。當每個大國都要求在華擁有「特殊勢力範圍」，而且存在着「瓜分」中國的危機時，只有美國出來制止，並通過當時的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倡導「門戶開放」政策，[27]從而保持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後，所有列強都向中國索要了巨額賠款，美國是唯一將其所獲的大部分款項自願退還的。當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看來要被當作公認的行動準則時，是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宣佈了他的「十四點」和自決原則，率先敲響了它們的喪鐘，千百萬亞洲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因此對他和美國產生好感。是美國提出了措施，迫使日本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佔領的山東地區撤走，又是美國早在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前就發動了將海關署交還中國的行動。因而在我回國時，中國人民對美國懷有很大的好感。但美國只是一個特例，它只是包圍中國的帝國主義沙漠中孤寂的綠洲。難怪當國民黨在1924年開會時公開發表聲明，[28]將中國人民所有的苦難歸咎於軍閥主義和帝國主義。

八、何去何從

當談論一國的不穩定時，通常會去關注該國人民的不滿，群眾對當前事態的不滿始終是引起不穩定的基本原因，但其中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因素，即國家的青年人，特別是年輕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雖然老年人也可能有不滿，但他們決不是可用於引發嚴重騷亂的工具。中年人也可能感到幻想破滅，但由於要對既定生活承擔種種責任，所以太謹慎太遲緩了。但要注意年輕人！雖然現在他們無權無勢，但如果遭到否定，甚至感到沒有前途和希望時，那麼就有可能像火山一樣爆發！

對一國青年思想狀態的估價，最好用他們對自己前途的估價來測定，即是否有機會去實現一些精神和物質的願望。換句話說，他們是如何設想在餘生中去得到一份收入頗豐的工作。從這一角度出發，中國那時確實為一次徹底革命準備了成熟的條件。除了我們常說的少數人可能會「醉生夢死」外，沒有一個青年人感到有前途、有希望。

以一個青年農民為例，他的前途可能是什麼呢？踏着父親的足跡做一個佃農嗎？他早就過夠了那種生活，知道其中的艱辛。此外，他也明白即使要維持先輩的那種生活標準，也愈來愈困難。人口一直在增長，租佃競爭也愈來愈厲害。學門手藝或經商嗎？在「昔日的好日子」裏，那可能是一條出路，但現在沒有了。軍閥們總是交戰，農村簡直沒有和平，還有就是強加給他們的稅收！那純粹是勒索，連工匠和商人也感到難以度日，年輕的學徒又怎能有望謀生呢？參加軍閥的私人軍隊嗎？這倒是一直有機會的，但薪餉微薄，眾所周知十個月中有九個月一點薪餉也不發。參加土匪的流動團夥嗎？在某種程度上這與參加軍閥部隊一樣。如果你想走上述兩條路，那就不得不遠離農村和家人去生活。除了這類職業的危險性外，你還要有一副鐵石心腸。所以青年農民不論走哪條路，都看不到自己有多少前途與希望。

再以我自己為例，在那一代人中，我是最幸運的人之一。在1926年，儘管我的運氣很好，也取得了預期的成就，但在中國又能找到什麼機會呢？那年的整個夏天，我到處尋找一份既有一點物質保障，又能給予某種精神滿足的職業，可惜我一無所獲。

給我的第一個機會是擔任張宗昌的英文秘書，這已經談了不少。事實上，為了誘使我接受，有人已為我描繪了一幅迷人的前景：只要能博得那個軍閥的歡心，一切地位和財富都唾手可得。但由於我在思想上知道軍閥是什麼，而且在總體上譴責軍閥體制，那又怎麼可能接受那個職務呢？

當然，如果我努力去拉關係，也可能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裏謀得一官半職，但那又有什麼前途呢？北京政府行將就木，它的控制力走不出那古老的城墻，加入其中無異是做垂死身軀的一部分。況且，它甚至不能提供過得去的生活條件，經常拖欠公務員的薪水。儘管我那時是信奉理想主義的，但也知道自己是不能單靠理想主義生活的。

一位親友曾在海關為我尋求工作。如前所述，我們的關稅早已置於國際管轄之下。儘管對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分子有批評，但它們確實使海關成為我國那時唯一名副其實的行政機構，它是唯一不受軍閥、政客們控制和任何怪念頭影響的機構，其僱員也享有良好的報酬和職位保障。但有一個障礙，即都是外國人當權，沒有中國人能升到高層。不知何故，在自己國內受命於外國上司，我對這一點感到惱火，因此一開始就拒絕加以考慮。

這樣，由於政府部門都對我關閉，我轉而尋求在北京任教的機會。我對某些相識的教授有過數次拜訪，結果極為沮喪。私立學校員工的薪水很低，國立大學則像其他政府機關一樣拖欠工資。那些可憐的教授們都處於半飢餓狀態，被迫充當私人或家庭教師，或以其他不太體面的方式來彌補朝不保夕的生活。他們的房子很髒，衣着破舊，孩子營養不良。他們中間沒有顯著的學術氣氛，面臨飢餓威脅的嚴峻現實，已失去了進一步學習的動力與才能。

我討厭他們這種生活，但自己也難以有更好的選擇。儘管不願意，但還是接受了後來創建中國民社黨的張君勱博士[29]的聘請，成了政治大學的教授，這是他新近在上海創辦的大學。促使我應聘的原因之一是能離開北京，因為對我來說那時的北京已變成全國腐敗、無能和墮落的象徵，我要盡可能遠遠地避開它。

當然，我始終知道自己還留有最後一手。如果一個人在現實中不能如意，他總能設法改善以求得內心的滿足。一個人被關在沒有窗戶的石牆監房內，他起碼能積聚每一點能量撞出牆去，或者因此而死。我任教政治大學僅兩個月，國民黨就開始北伐，我從大學辭職參加了革命。

[1]1926年8月，吳國楨乘坐麥金利總統號（S. S. President McKinley）輪船從西雅圖返抵上海。

[2]此處有誤。威爾遜逝世於1924年，當時尚健在。

[3]例如Charlotte Elizabeth Procter Fellowship和Porter Ogden Jacobus Fellowship，獎金均為1,200美元。

[4]關於歷史上是否存在過這塊標語牌的問題，1994年上海學術界曾有過一場爭論，參見薛理勇：〈揭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流傳之謎〉，《世紀》，第2期，1994年。本書作者提供了一個佐證。

[5]莎士比亞的喜劇《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

[6]首任總稅務司是英國人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 1832-1898）。

[7]張宗昌（1881-1932），山東掖縣人。土匪出身，早年在陳其美手下當團長，1913年投靠直系軍閥馮國璋，1921年又投靠奉系軍閥張作霖，曾任吉林省防軍第三旅旅長和第二軍副軍長。1924年入據山東，次年任軍務督辦。1926年任直魯聯軍總司令兼安國軍副司令。1927年初南下支援孫傳芳對抗國民革命軍，後敗出上海。1928年5月其部在河北被收編。1932年被刺殺於濟南。

[8]指林則徐。

[9]此處有誤，萬縣慘案應發生在1926年而非1923年。1926年8月29日，英國太古公司輪船「萬渝」號在四川雲陽江面撞沉中國木船數十隻，溺死六十餘人。該船抵達四川萬縣後，川軍登輪查詢，但被繳械並有兩人被打傷。川軍司令楊森下令扣留該船。英國於9月5日派軍艦炮擊萬縣城區、中學、省長行署和楊森司令部，炸死炸傷軍民近千人。

[10]今南京西路。

[11]位於靜安寺路151號C。

[12]摩納哥賭城。

[13]其賭具是一具大型鉛製活動圓盤，周圍分36門，除南北兩端為零，其餘36個數字，不按順序，分別以紅、黑二色，相間排列。輪盤賭置於長桌，主持人先用力撥動輪盤，再彈入一顆小彈子，彈子順勢沿盤邊旋轉，賭客便視其彈跳方向、轉動速度，預估彈子可能停止的位置，在各個號碼下，贏者1賠35。除單押一門外，還可押6門、12門、18門，或單、雙數等。

[14]番攤又名攤錢或掩錢，玩法是由賭場方面的人作莊家，賭時莊家抓起一把以短小竹籌做的「攤子」，用碗盅迅速蓋上，使人難知數目，待人下，然後開攤定輸贏。算法是把攤子四個一數扒走，餘數成一、二、三、四的四門。押一門是一賠三，叫「番」，押兩門中一門是一賠一，叫「角」。

[15]1929年5月26日清晨，工部局對該地進行了掃蕩，當場抓獲正在行賭的184名西人和55名華人。墨西哥領事以工部局只抓輪盤賭，不抓跑馬與跑狗，政策不一為由，提出抗議，此案最終無法起訴。參見張寧：〈是運動還是賭博？：跑狗論述與現代上海的成型，1927-3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2期，2003年12月。

[16]指陳希曾（1897-1983），浙江吳興人。畢業於浙江陸軍經武學校。1932年秋任漢口市公安局長。

[17]1933年任法國駐漢口總領事的有兩人，先為鮑黛芝（M. Baudez），後為博隆德（P. Blondean）。

[18]指清水八郎，日本外交官，1930年代初曾任日本駐漢口總領事。

[19]指三浦義秋（1890-1953），日本外交官。1934至1938年任日本駐漢口總領事。

[20]這一時期，吳國楨先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江蘇交涉員公署秘書兼交際科科長、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長、條約修改委員會委員等職。

[21]指郭泰祺（1888-1952），湖北廣濟人。1927年5月至8月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江蘇交涉員。

[22]那齊雅（1893-?），法國外交官。1912年任法國駐上海領事館副翻譯，1915至1917年代理總領事，1918年任駐雲南領事，1925年起任駐上海總領事。

[23]指龍潭之戰。1927年8月，直系軍閥孫傳芳率軍節節南下，連敗南京方面的北伐軍。26日，孫軍三個師乘夜由北岸分三處強渡長江，佔領了南京以東的棲霞山、龍潭車站，切斷滬寧交通，威逼南京。北伐軍調集大軍迎戰，經一晝夜激戰，擊潰孫軍。29日，孫傳芳又調五萬大軍彙集龍潭。30日，北伐軍攻克龍潭，俘獲孫軍三萬餘人，繳槍四萬餘支，取得大捷。

[24]巴爾敦（1876-1946），英國外交官。1895年來華為使館翻譯學生，1897年任助理，1911至1922年任參贊。1922至1929年任駐上海總領事。1929年任駐阿比西尼亞公使。

[25]指濟南慘案。1928年春，蔣介石聯合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攻打奉系軍閥張作霖。日本藉口保護僑民，出兵山東，於4月下旬佔居濟南。5月1日，當北伐軍進佔濟南時，遭日軍挑釁。5月3日，日軍又向中國軍隊進攻，將七千人繳械。蔣介石下令士兵不准還擊，繞道北上。

[26]吳德施（1870-1945），美國聖公會傳教士。1896年來華，在武昌傳教。1904至1938年任華中聖公會主教。1938年退休回美。1962年吳國楨在美國出版了政治小說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永定巷》），其主人公之一——傳教士Dr. Holt便是以吳德施為原型的。

[27]1899年9月6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提出了關於在華「門戶開放」政策的照會，基本內容包括：（1）各國在華任何「勢力範圍」或租借地內的投資事業及既得利益，他國不得干涉。（2）各國運往上述地區各口岸的貨物，均按中國現行關稅率收稅，其稅款概由中國政府徵收。（3）各國對於進入自己「勢力範圍」內的他國船舶，不得徵收高於本國船舶的港口稅等。次年7月3日，海約翰又在照會中提出「保持中國的領土和行政實體」一項。美國此舉的目的在於緩和列強爭奪中國的矛盾，並以機會均等、利益均沾原則，保證中國市場對美國的開放。

[28]指1924年1月23日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29]張君勱（1887-1969），江蘇寶山人。早年留學日本和德國，辛亥革命後組織民主黨，曾任上海《時事新報》總編輯。1924年在上海創建自治學院，後遷寶山，改名為國立政治大學。1932年與張東蓀在北平籌建中國國家社會黨，出版《再生》雜誌。抗戰期間歷任國民參政員、民族文化學院院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等職。1947年任民社黨主席。1949年出國，後病死美國。

第三章　國共從合作到分裂

一、由孫到蔣

在1927年，「革命」兩個字對中國民眾來說只意味着——國民黨，即「國家和人民的黨」。它是孫中山博士早在1894年創建的。從一開始，孫博士就宣揚他從西方學來的民主理想，其最有名的著作《三民主義》只是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著名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原則的詳釋。當他最初發動對清朝的起義時，那只是一個人的革命——孤身一人。在早期，嘲笑他的人比害怕他的人多，所以稱他為「孫大炮」。這個綽號的中文含義是指沒有什麼實力，只會空談，大吵大嚷，甚至近乎荒唐。

但到1911年，即約十五年以後，中國人民開始對孫博士和他的國民黨有了不同的印象。儘管力量極其懸殊，而且在連續十次災難性的起義失敗後——其中任何一次都足以使一個意志薄弱的人灰心喪氣，孫中山和他的追隨者終於成功地推翻了滿清政府。對於人民，他除了具有不屈不撓的毅力和品質外，還表現出另一種更加令人崇敬的人格力量——大公無私。在1911年革命成功後，只要他堅持，本來是可以做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的，這樣就不會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凱來擔任。但他不願看到內戰繼續，因而甘願將地位和權力讓出，雖然這可能被認為是政治上的幼稚，但確實為他和國民黨在人民中贏得了威望。

接踵而來的是國內一連串不幸的事件——袁世凱推翻民國的陰謀，中央政府權力的削弱和軍閥的混亂統治，乃至暴政。人民吃到無恥政客和軍閥們自私自利的苦頭愈多，就愈寄希望於孫博士和國民黨的拯救。可以說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孫博士已作為唯一吸引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國家領袖而出現。加之他在華南的廣州周圍牢牢地站穩了腳跟，因而當他為培訓與軍閥作戰的力量，在市郊的黃埔建立一所軍官學校時，中國青年中的精英成群結隊地聚集在他的旗幟下。對孫博士來說，依靠其崇高威望統一中國的時機已經成熟。但對中國和他本人都不幸的是，他在1925年3月死於癌症！就其本人而言，他未能活着看到夢想的實現——建立統一而民主的中國。但對中國來說則更為不幸，因為如果老天再假他十年光陰以領導中國革命，並以其遠見和無私作為引導，我們也許可以避免後來的許多悲劇和災難。

但那時，中國的不幸尚未獲得準確的評估。儘管孫博士死了，但他在人民中享有的威望，已作為遺產被國民黨繼承下來。有一位年輕的領袖正從這個隊伍裏崛起，他將充分利用這筆遺產的厚澤，繼承孫博士未竟的統一事業。以後的三十年中，不管做得好壞與否，他都統治着中國的政治舞台，此人就是蔣介石！

1920年以前，蔣介石在中國和國民黨內都鮮為人知。他生於1887年，早年通過效忠陳其美[1]，與國民黨有了關係。陳其美是孫博士傑出的信徒之一，也是陳氏兩兄弟[2]的叔叔（兩陳在蔣掌權後組織了臭名昭著的「CC系」，用以控制國民黨的黨務機構）。蔣介石作為陳其美的追隨者，在1911年的革命中參加了國民黨光復上海的戰鬥。[3]由於對民國的這一貢獻，他在政府津貼的資助下被派到日本，進入我父親以前上過的那所士官學校學習。[4]但在蔣畢業前，二次革命爆發了，許多國民黨領袖起而反對袁世凱，蔣馬上被陳召回上海參加起義，但圖謀失敗了，革命黨人不得不躲到上海的外國租界中避難。

以後幾年，直到二十年代中期蔣介石發跡以前，我們對他的情況不太清楚。對他這段時期的生活，即使是官方傳記也很少談及。由於陳其美在「二次革命」後不久突然死去，蔣似乎一度同國民黨中斷了關係。無論怎樣，他那時的活動顯然更多地與上海證券市場的投機有關，而不是同黨的冒險鬥爭相聯。直到1922年他才來到南方，將自己的命運與孫博士永久地連在一起。

蔣介石到達廣州時，孫博士正處於十分危難的時刻，但這倒反而有利於蔣博取美名。當地一個原先接受孫博士領導的將軍剛剛叛變，孫博士被迫逃到一艘孤零零的炮艦上避難。[5]就在孫中山對其追隨者感到失望的關頭，蔣介石站出來向他表示了堅定的忠誠。這一定給孫博士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此後他對蔣是絕對信任。這的確是蔣介石一生中的轉捩點，可以說他的命運就在那時注定了。

不久，忠於孫博士的援軍將領們趕來將叛變平息了。這位國民黨領袖再次返回廣州的司令部，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黃埔軍校，任命蔣介石為校長。後來當孫博士籌劃對抗軍閥、統一全國的北伐時，蔣又一次被任命為他的大本營參謀長。當以軍校畢業生為核心組成新的軍隊時，蔣介石設法向學員灌輸對校長——即他本人的忠誠，並以此作為最重要的合格條件。當孫博士的許多其他追隨者沒有任何私心地執行黨的指示時，蔣卻狡猾地將所有的國民黨軍隊都抓在自己手裏。這就是為什麼在1925年孫博士死後，儘管國民黨內有許多人比蔣的資歷更深，但卻沒有人能有他那樣的實權。

一方面軍閥的腐敗與苛政至於此極，另一方面孫博士留給國民黨的威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全國因此渴望着變化，期待着一顆救星。此時，蔣介石看到了自己的機遇。他在1926年發動了孫博士未竟的北伐，國民黨部隊像野火一樣橫掃全國，不到幾個月就攻克了華中最重要的城市——漢口，離公認的中國首都北京還有一半的路程。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來說，全勝似乎已唾手可得，他們顯然注定要享有孫博士種下的勝利果實。然而，還有一批人也像他們一樣，密切注視着有利的形勢，準備趁此有所動作，那就是共產黨人！

二、國共合作

中國共產黨的組建要晚得多，它首創於1920年。儘管很多西方人從那時起就受了共產黨宣傳的誤導，但實際上中共最初並不是由中國人在本國創立的，而是起自俄國境內的俄國人。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要與政治上、經濟上受壓迫的，正在為推翻帝國主義而奮鬥的那些民族的革命力量保持最密切的聯繫」。用共產黨的話來說，就是凡有此類革命力量的地方，共產黨就要去指導和掌握它們；如果沒有，也要去製造一些。為此，在列寧的親自指導下，特別成立了一個「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緊接着，吳廷康（Grigori Voitinsky）[6]被共產國際派往中國。他以熟練的手法很快就成功地影響了一批中國左翼知識分子，將他們團結在當時比較有名的激進分子、上海《新青年》月刊的主編陳獨秀周圍，組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先生及其朋友們最初的意圖純粹是學術性的，但吳廷康隨即將其改變。在吳的指導下，陳獨秀到莫斯科申請加入共產國際，得到批准後回到中國。[7]他被正式指派去組織中國共產黨，陪同他的是民族與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秘書馬林（G. Maring）先生，[8]後者是真正的推動者。1921年7月1日，[9]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有十三名代表，代表着全國約五十名黨員。中共由此正式誕生！毛澤東是代表之一，當時他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的管理員。

此前的某一時候，一群留法學生，包括我過去學校的密友周恩來也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並在巴黎組成了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該團遂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與其合併，成為中共旅法支部。

中共就像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一樣，總是極力掩蓋它同莫斯科的真實關係，由於共產黨的宣傳，使得全世界都相信它們的夥伴關係純粹是出於某些自發的意識形態。正是由於這種觀點歷久不衰，乃至今天竟還有人打着如意算盤，幻想着有朝一日俄中之間會因不同利益的衝突，使得中共最終可能脫離莫斯科。但中共的歷史表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事實證明，從一開始中共只不過是共產國際的奴僕，而共產國際又是克里姆林宮主子的工具。不僅中共的誕生是共產國際孕育出來的，而且此後中共始終在共產國際的扶持下走路。我們會看到，共產黨陰謀控制中國的所有基本政策都是在莫斯科決定的，而且中共領導的一再變更，也都聽命於俄國。

在1921年上海召開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馬林代表共產國際為中共制定了行動路線，它對國民黨和中國的命運產生了深遠影響。馬林坦白地承認，國民黨是那時在中國佔優勢的革命力量，並指示中共黨員不應公開自己的身份，而應與國民黨合作，或在其掩護下展開工作。這一策略極為重要，因此被共產國際1923年1月12日通過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決議》[10]完全認可。決議指出，年輕的中共有必要尋求國民黨的合作，但也強調中共決不應失去獨立性而與國民黨融合。克里姆林宮的陰謀家們深知中國的社會和傳統背景，那時中國尚不允許蘇俄式的共產主義說教在群眾中進展得過快。中共黨員僅僅從1921年的五十人增加到1923年的三百人。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冷漠態度使後者感到有迫切需要尋求國民黨的掩護，於是共產國際派越飛（Adolf Joffe）[11]來同孫中山博士商討此事。

馬林在最有利於他完成使命的時刻見到了孫博士。當他倆在1921年首次會晤並談到國共合作時，孫博士只是禮節性地聽取了他的看法。但到1923年，孫博士的心境已發生了變化，他早已在廣州站住了腳，急於要統一國家、除掉軍閥，為此他曾向英美尋求過支持與援助，但均遭拒絕。所以當越飛提出與中共合作並由蘇俄給以援助時，孫博士毫不遲疑地答應了。兩人會晤後，在1923年1月26日聯名發表了一份宣言：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12]

會議的結果是共產國際向廣州的國民黨政府派遣了高級顧問鮑羅廷（Mikhail Borodin），[13]加倫將軍（General Galen）[14]則是軍事顧問。此外，蘇俄答應供應一定數量的武器給國民黨軍隊。與之相應，基於孫博士的建議，國民黨允許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也允許中共在廣州和廣東省公開活動。在同意給中共這些特權時，孫博士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從來都不明白這個在莫斯科指揮下的共產主義特殊牌子的真實性質，雖然他待人以誠，而共產黨卻秘密策劃要毀掉他的黨。1923年12月，即協議達成後不到幾個月，在鮑羅廷的策動下，中共中央作出了有關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行動方式的決議，該決議秘密鼓勵「將國民黨中最好的年輕黨員吸收到共產黨內，將其分裂成左派和右派，並着手爭取前者、孤立後者的計劃」。可以看得出，從一開始中共的目的就是以犧牲國民黨為代價來擴大自己的影響。

國共合作給中共帶來的直接好處是巨大的。在一年的時間裏中共的黨員數目增加了五倍，1923年時是三百人，到1924年底增加到一千五百人，而其影響則比數字顯示的還更大些。儘管國民黨尤其是其領袖孫博士在中國民眾中正享有空前的威望，但卻忽略了有利於自己的形勢。由於以國民黨的名義進行各項活動，共產黨因此在勞工和農民運動中獲得了成果，他們組織並控制了中華全國總工會[15]和廣東農民協會。他們在上海和青島的日本紡織廠裏發動了大罷工，約有九萬工人參加。[16]所有這些都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幹的。由於發現中共的基本弱點是在組織和陰謀方面缺乏老練的人員，共產國際為推進將來的發展，於1925年在莫斯科創辦了中山大學，其目的是在革命策略方面培訓有前途的年輕共產黨員。當今許多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的可能接班人劉少奇都是該大學的畢業生。

三、同床異夢

雖然這些成果已很顯著，但共產黨並不滿足，克里姆林宮將國民黨定為「豚鼠」的目標，以此實驗其「從內部破壞」的技術，而中共的目的則是要控制國民黨。甚至在孫博士還在世時，他們在這方面就有了不少進展。當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並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中共就成功地依靠選舉，為其黨員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獲得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席位。順便說一下，毛澤東就是當中被選出的一個。儘管國民黨代表佔絕對優勢，但出現被共產黨控制的情況仍然是可能的，因為一方面共產黨被允許隱瞞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另一方面國民黨的選票是無組織、分散的，而共產黨卻是有組織而集中的。這表明國民黨是多麼信任共產黨的「真誠」，在提防他們的滲透方面是多麼愚蠢。這就是中共作為一個黨參加的第一個所謂的「聯合政府」，而給歷史留下更多印象的，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另一個這樣的聯合政府。

當孫博士還活着時，共產黨的陰謀活動多多少少是小心翼翼的，但孫博士於1925年3月逝世後，他們很快便按計劃將國民黨分裂成兩派——右派和左派。右派被稱為西山會議派，因為他們曾在北京附近的西山開過一次會議。這些人具有真正的洞察力，很早就看穿了共產黨的把戲，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徹底決裂。但在那時，中共在鮑羅廷的指使下十分成功地將他們孤立，由於指控西山會議派背叛了孫博士關於國共密切合作的遺教，共產黨得以將國民黨的大多數爭取到自己一邊，其中還有幸包括掌握國民黨軍權的蔣介石。當1926年1月1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儘管從外界看共產黨的優勢並不明顯，但卻肯定令克里姆林宮和鮑羅廷深感滿意。參加大會的二百五十名代表中，有一百多名秘密的共產黨員，加上國民黨左派，這樣就給整個大會定下了調子。因而當大會要選出大會的主任幹事即秘書長時，當選的是共產黨員吳玉章。[17]在大會通過的決議中，最重要的就是對西山會議派的紀律制裁。[18]在隨後的幹部選舉中，中共不僅在中常會——孫中山博士死後國民黨的最高決策機構——佔了三分之一的席位，還得以控制黨務機構。一個共產黨員被選為國民黨的組織部長，[19]另一個被選為農民部長，[20]毛澤東是宣傳部副部長，周恩來則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裏只提到了少數幾個高層幹部，事實上中共還深深地滲透進國民黨的基層組織中。

孫博士死後，國民黨的核心人物是蔣介石，他握有軍權，但在共產黨為控制國民黨的鬥爭中，蔣起初卻寧願站在共產黨一邊。他當然明白共產黨的欺騙性，因為共產黨甚至要向他的權力基礎——黃埔軍校滲透。共產黨在該校成立了「青年軍人聯合會」，為的是普及他們的宣傳和培養中共新黨員。1926年初，一名共產黨籍的海軍艦長發動了一次時機不成熟的叛變，企圖廢黜蔣介石的校長職務。[21]儘管面對共產黨的挑釁，蔣介石在平息叛變後仍同他們妥協了。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向蔣承諾將「青年軍人聯合會」解散，不在國民黨軍隊內部建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而蔣則同意繼續支持國共合作的政策。

蔣介石這時期的行為十分令人費解，他自己也從未加以解釋。那些為蔣辯護的人找出的理由是，那時他要依賴蘇俄的軍事供應。但另一些自稱更了解他的人說，這裏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同許多國民黨員相比，那時的蔣介石資歷不深，而這在中國是很重要的。蔣掌握了那麼大的軍權，但與其在國民黨內的地位，無論就年齡還是對黨的貢獻，都是不相稱的。有不少人是在孫博士1894年創建國民黨[22]時就已入黨的，他們最不願意將黨的領導權讓給蔣。由於一直忠於國民黨，這些人中大多數以憂慮的心情觀察着共產黨的活動，並參加了所謂的西山會議。蔣介石在1926年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將自己的命運同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連在一起，藉大會通過了對西山會議派的紀律措施，這樣他就排除了國民黨內與其爭權的對手。不管蔣介石的真正動機是什麼，這些都為當時中共的迅速壯大打下了基礎。

四、共同北伐

1926年7月，國民黨決定發動統一全國的北伐，推翻軍閥的統治。蔣介石極力倡導北伐，是因為他的才智足以預見到這一事業成功的可能性。共產黨也極力支持，因為得到了斯大林的親自應允，斯大林認為共產主義從戰爭和革命中總會得益。蔣被任命為北伐軍總司令，一位熱忱的共產黨「同路人」鄧演達[23]擔任軍中第二個最重要的職務——政治委員，[24]由加倫將軍任軍事顧問。蔣雖然獨掌國民黨軍隊的大權，但在政治委員的主持下，共產黨幾乎毫無阻礙地進行宣傳和組織群眾的工作。

從那時起就可以看出，蔣介石和共產黨為努力達到同樣目的，採取了何等不同的方法。雙方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控制全中國，但蔣介石是個軍人，他認為可以靠武力，甚至單靠武力就能奪取中國。他不反對別人在其他領域分享權力，但在軍事上他必須有最高指揮權。共產黨則更強調建立基層組織和給群眾灌輸思想信仰，它專事滲透和瓦解，促進勞工和農民運動，並通過嚴密的黨組織來控制它們。當共產黨和蔣介石的國民黨部隊還在維持合作時，雙方能夠很圓滿地互為補充，並給北伐初期帶來顯著的勝利。國民黨及其締造者孫中山的聲望，使得共產黨易於激勵群眾反對軍閥，而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也預先鼓動了人民，有利於國民革命軍為蔣介石的輕易取勝鋪平道路，所以在早期他們互相聯合而又彼此受益。北伐是1926年7月才發動的，但年底就打到了長江邊上，並奪取了長江上最重要的大都市之一——武漢三鎮，即漢口、武昌和漢陽。

五、反帝策略

共產黨在煽動群眾運動和製造公眾騷亂方面的能力與策略是世界公認的，但在二十年代他們這方面的成就還鮮為人知。那時候，他們運用特有的手腕在中國取得的成就，確實是既可觀又令人吃驚的。在他們的許多鼓動業績中，必須講述的典型例子是，面對武裝到牙齒的英國士兵和長江上英國軍艦一級戰備的炮口，竟能夠依靠群眾暴動奪回了漢口的英租界。

我到達漢口是在此事發生後剛剛兩天。[25]這是第一次面對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租界，而英國又是所有帝國主義中最強大的，但中國人只是稍稍顯示了一下力量而不是實際使用武力，就成功地加以接管了。這個成就滿足了長期以來忍受痛苦與折磨的中國人民的自尊心，因此成為漢口很長一段日子的話題。那些參加過行動的人一再向我講述當時的情景，我對其經過如此熟悉，好像自己也參加了一樣。

現在事後來看，奪回英租界的行動，共產黨策劃得真是相當之好。從一開始——從發動北伐甚至在此之前——共產黨就同國民黨一起公開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但這並不是共產黨的發明，很久以前國民黨和孫中山博士就譴責過帝國主義的邪惡。然而他們在喊「打倒帝國主義」時，只是表達全民族的善良願望，至於具體行動方案，尚待共產黨提供從莫斯科學來的革命策略。

在共產黨登場之前，對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者的譴責是總體性的，因為帝國主義者太多，無法個別譴責。差不多凡是同中國有條約關係的國家都享有「不平等條約」規定的特權，甚至像比利時這樣的小國，也在天津攫取了一塊租界。但隨着共產黨的到來，攻擊方針便馬上改變了。他們的革命導師教導說，每個都打等於一個也不打，如果要取得效果，就必須選擇目標集中打擊。但應該選哪個目標呢？應當選比較弱小、容易打敗的對象嗎？不，應該選敵人中最強的那一個。因為如果你把弱敵當主要目標，不僅表明你缺乏力量與決心（你也可能隨着事態的發展遇到愈來愈大的反抗），而且弱敵通常更明白自己的弱點，只要一告急，他們就會團結一致，甚至向同類的強者求助。如果一開始你就選擇最強的敵人加以攻擊，不僅出敵意料，而且其行為本身就能提高你的威信，並使敵方疑慮你還有更多看不見的隱蔽力量，而所有的弱敵也會因此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這樣強敵就十分孤立了。鑒於大不列顛英國的歷史及其突出影響——一直被認為是殖民擴張主義的惡魔，所以它「榮幸」地被中共按當時共產國際的指示選中了。順便說說，正是基於同樣的邏輯，在當今的世界危機中，美國也被莫斯科和北平選為攻擊的主要目標，注意這一點是很有意思的。

一旦選定了攻擊目標，下一步就是軟化其抵抗決心。美國人民最近因聽到他們偉大的國家經常被誹謗為「紙老虎」而頗感憤怒。但對研究共產主義策略與方法的人來說，這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在二十年代，中共對英國就曾使勁用過同樣的稱呼。這種誹謗性的攻擊理由有二：其一，共產黨希望藉嘲弄敵人的力量來說服自己的部屬，敵人絕非如他們中許多人過去認為的那麼強大與可怕。其二，共產黨通過宣傳不斷提出這個概念，敵人自己也可能逐漸領會這種暗諷，變得對自己的缺點敏感起來，並對自己的處境沒有信心，乃至最終成為猶豫不決和慌亂的犧牲品。

證明敵人是「紙老虎」的方法之一，就是不斷地向其提出要求。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裏，除了革命策略外什麼也不教，大量灌輸的是：「當你提出要求時，你就削弱了敵人。」只要有法律根據和民眾呼聲，任何要求都不過分；只要有一絲藉口，就要多多提出要求。共產黨分析說，使用這種策略可以得到一切，而且毫髮無損。因為如果你提出要求，敵方不讓步，你是不會失去任何東西的，而敵人則因此疏遠了那部分對此有呼聲的民眾。這為日後更加沉重地打擊敵人奠定了基礎，也有助於把那些被激怒的人群團結到你的旗幟下。如果面對你的一個要求，敵人讓步了，功勞當然歸你，而不是敵人。敵人被迫讓步表現出他的虛弱，你卻因成功地迫使其讓步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這反而有助於今後提出進一步的要求。

證明敵人是「紙老虎」最有效的辦法，是將其置於難以防守、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共產黨運用的策略，不論是用於國際關係還是國內顛覆，很明顯他們總是將其所選的敵人置於這種無法忍受和悲哀的境地。以英國那時候的情況為例，由於是帝國主義的中堅力量，它被標明為攻擊的主要目標，因此共產黨竭力煽動的大多數風潮都發生在英租界內，或是在上海由英國控制的公共租界內。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自從1924年共產黨為掩護起見，以國民黨的名義在中國開始組織工會以來，他們就利用一切藉口向租界當局提出要求。甚至早在1925年，他們就製造了一種很能說明其策略的局面。

1925年的所謂五卅事件，是從上海公共租界內日本紗廠的罷工開始的，然後演變成騷亂，一名中國工人死亡。[26]共產黨抓住這個機會煽動情緒，並在5月30日組織了遊行示威，性質從反日變成了反英。由於暴力情緒作祟，公共租界的警察干涉並逮捕了少數示威者。在過去只要帝國主義列強顯示一下力量，就可以將這種騷動平息下去，但由於這一次有共產黨在背後策劃，而且已為英國人設下了陷阱，在他們的鼓動下，示威者衝進了拘押犯人的老閘巡捕局，當他們被警察推出時，愈來愈多的群眾趕來了，公共租界的警察當局因而面臨巨大壓力。如果他們繼續無所舉動，讓暴民聚集而不加干涉，巡捕房無疑會很快遭到襲擊。但如果他們使用武力來驅散暴民，又肯定會流血。由於太迷信武力，而且對共產黨的詭詐一無所知，他們選擇了後者，開了槍，結果造成十三名學生死亡，更多的人受傷。

這是英國人第一次面對共產黨組織的示威，這正好讓共產黨的策劃者佔了便宜。共產黨從不吝惜無辜者的鮮血，他們要的是少數幾個烈士和一個小事件，然後以此作為討伐的戰鬥口號，而英國人恰恰滿足了他們的條件。罷工很快遍及全國的英商企業和工廠，並在所有英租界內舉行了群眾遊行。在廣州英租界內，英國當局被迫對示威者實施了另一次屠殺。[27]

所有這些事件完全一如共產黨所料那樣發生，並形成了一個連貫的過程。其間，大不列顛總是輸家，而共產黨總是贏家。共產黨贏在三方面：第一，他們成功地喚起並凝聚了全中國人民反對英帝國主義者的激情。第二，在行動過程中，他們的鼓動者被中國民眾公認為是反對帝國主義戰鬥的領袖。第三，由於策劃、組織和領導那些罷工和遊行，中共在實踐中獲得了「革命策略」的經驗，這也是其蘇俄導師們一直渴望他們掌握的。與此同時，英國人也在三方面大大丟失了陣地：第一，他們的威信遭受了最嚴重的打擊。以往他們的權力和地位如此穩固，無人敢於反抗，而現在卻一再遭到蔑視和公開挑戰。第二，中國民眾愈來愈相信大不列顛只不過是「紙老虎」，看起來可能很凶猛，但實際上沒有爪子和牙齒，這就足以誘使人們去進一步刺激這頭野獸。由於英國人喜歡用獅子代表自己，所以在那些日子裏，「擰獅子尾巴」的說法變得很流行，而且成為了許多衝動的年輕中國人的動力。第三，這些事態有助於造成英國當局自身思想的混亂與懷疑，從唐寧街到負責租界警務處的警官都是如此。所有這些何時才有個完結呢？他們都暗問自己。由於看不清結果，他們都變得不願承擔責任，所以每當需要下決定時，總找不到負責的人。這就是二十年代共產黨挖空心思軟化英國人抵抗決心的方法。

六、智奪租界

因此，1927年收回漢口英租界，可以認為是共產黨策略的一部分和結果。說它是一部分，因為它同以前的事件如出一轍；說是結果，因為它是有次序的，是先前事態必然導致的結果。事後英國人總是竭力巧辯，說那是中國暴民自發的感情爆發，英方出於人道不願使用武力。事件發生後剛兩天，在聽了許多現場目擊者的話後，我深信那全是共產黨策劃與組織的。

如前所述，漢口原來有五個租界——英、俄、法、德、日。德租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中國收回，俄租界在俄國革命後不久即歸還中國，所以1926年底當國民黨部隊到達時，市內還有英、法、日三個租界。在1927年1月僅收回了英租界，法、日租界則安然無事。如果說那是無組織的暴民幹的，那麼他們的目標不會是單一的，而且也不會有這樣非凡的克制力。

一切都發生在1月的一個冬日裏。革命軍由於勝利而滿懷興奮，當地民眾也因政權變更顯得激動，前途看來充滿希望。再加上受政治委員、那位熱忱的「同路人」鄧演達手下人的煽動，他們的熱情無限高漲。在1月那寒冷的早上，當地幾批群眾有策略地集結在英租界附近的兩條街上，鄧演達的人作了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激烈演說，於是各批人群像是有預定計劃似地向英租界的邊界前進。

租界由藏在鐵絲網和沙包堆後面的英國士兵守衛着。暴民到達後，一個個直接面對英國士兵站着，辱罵他們，向他們吐口水。被吸引來的群眾越來越多，從四面八方不斷湧入，渴望參與擰英國獅子尾巴的遊戲。有人開始向英國士兵投擲石塊，其他人馬上仿效，就像下冰雹一樣。英國士兵被打傷了，嚇住了，不知所措，在場的指揮官也不知如何是好，他被置於進退兩難的境地。撤退就意味着放棄租界，開火，那可不行，因為不僅人實在太多，而且數倍於英軍的國民黨部隊就駐紮在該市附近某地。英國指揮官對任何一種選擇都不敢承擔責任，便不由自主地聽任事態的自然發展。

無人管的英國士兵處境很可憐，狼狽不堪。由於他們無所舉動，暴民的膽子更大了，蜂擁向前，拆毀鐵絲網，翻過沙包堆，什麼也擋不住人群的衝擊。英國士兵被迫後退，接着暴民就撒起野來，就像一座大水庫一旦開啟便釋放出巨大能量，水勢洶湧奔騰，將一切都沖到一邊去。英國士兵被沖垮了，逃到軍艦上，租界的警察很快被解除武裝，辦公樓被佔領，暴民們一槍未發就接收了英租界。

現在回顧起來，我必須承認這是共產黨進行過的鼓動中最巧妙的一次。當然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仇恨是根深蒂固的，共產黨並沒有以自己的名義行事，而是依託於那時有民眾支持的國民黨。但仍然要承認，沒有他們細緻的策劃、精心的組織、對公眾熱情的鼓動，以及過去對英國人抵抗意志的軟化，總之沒有他們的革命策略，那麼對英租界的奪取決不會那樣順利實現。無論如何，在亞洲各民族的眼中，那次行動無可爭辯地表明了大不列顛只不過是隻「紙老虎」，而且從那以後它再也沒能挽回失去的威信。如果一個歷史學家想要判斷大不列顛作為帝國主義強國的衰落，及其龐大殖民帝國開始解體的第一個徵兆，他不妨從這一不算重大的事件中去尋找線索。

不論奪回英租界對英帝國主義可能產生什麼樣的悲劇性後果，它顯然極大地提升了中共的影響，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共產黨原本是以國民黨的名義組織群眾運動的，這時他們公開聲稱奪回租界是他們的功勞，並且開始在大中學生中發展新黨員。同後來成熟的方法相比，共產黨那時的手法還是比較粗糙，而且不是秘密的。共產黨青年組織在學校中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每一個青年男女都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建議，要求其加入共青團（CY）。此前幾年共產黨還覺得難以擴大黨員數目，現在潮流似乎已明顯改變，至少在青年人中是如此。按照我那時在漢口上女子高中的妻子[28]所說，她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同學都公開宣誓加入了共青團。她之所以沒有成為其中一員，是因為她從來不喜歡開會和遊行，而作為一個共青團員，就不得不容忍沒完沒了的會議和遊行。幸虧那時她父母已察覺到她的學校已淪落到很低的層次，因而將其轉學至幾百英里以外的上海教會學校，否則，我想她也未必能夠長久頂住周圍群眾的壓力。

共產黨從這次機會中的受益是多方面的，儘管不久以後國共分裂，政府竭力在學校裏消滅共產主義的幼芽，但還是有些保留了下來，為後來共產黨在全國教育機構中的滲透埋下了種子。其次，在成千上萬的共青團員中，許多人成長為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員。在現今共產黨中國的機構中，就我所知，次一級的共產黨員中有不少是那時作為共青團員開始踏上共產主義之路的。當然，大多數共青團員因為在後來的人生中看到了更美好的前途而放棄了共產主義信仰，但即使如此，這些人有時候也會再一次成為共產黨的工具。這裏我舉個例子。

七、趙氏夫婦

在中國大陸陷共之前，我是上海市長。市工務局長趙祖康先生[29]是中國有名的土木工程師，曾在美國受過教育。他的事業久負盛名，完全勝任工作，而且忠誠能幹。他的妻子[30]清秀、可愛而活潑，如果說有什麼缺點的話，我想那是人類常見的弱點——喜歡奢侈和舒適的生活。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他倆和共產黨有瓜葛，我是決不會相信的。

1948年末，共產黨的力量佔據了明顯優勢，其作戰部隊在長江北岸擺好架勢準備進攻南京和上海。此時趙氏夫婦私下來到我家，就全家的安全去處徵詢我的意見。我勸他們去台灣，但趙太太說她在福建省的省會福州有些親戚，必須帶孩子們去那裏，而趙先生則留在上海繼續工作。

此後，國共和談提上議事日程。有一段時間南京的國民政府認為同共產黨和解是有可能的。由於我正患惡性瘧疾，便辭去市長職務，去了台灣，一位姓陳的將軍[31]接替了我。趙先生留任工務局長，我聽說趙夫人就在此時回到了上海。

一週後，共產黨突然破壞和談並渡過長江。又過了一個月後，共產黨奪取了上海。在國民黨軍隊撤離該市後，你知道是誰將市政府檔案和印信交給了共產黨？正是趙祖康！[32]當共產黨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將軍任上海市長時，又是誰繼續擔任工務局長？還是趙祖康！

所有這些事都令我吃驚，當我成為台灣省主席時，對此進行了比較廣泛的調查，其結果更令我震驚。不是趙先生，而是趙夫人首先同共產黨有了聯繫。原來，她就是那些天真無邪的人之一，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共青團。當政府在學校中肅清共產主義時，她同組織失去了聯繫，並很快忘得一乾二淨。後來，她幸福地嫁給了趙先生。[33]二十多年來，年輕時的幽靈沒有回來糾纏她。然而1948年晚些時候，當上海面臨共產黨攻佔的威脅時，一個共產黨地下人員找到她，要她作出選擇，並給她一次回歸黨的機會，但必須首先為此做一件事，即說服丈夫為共產主義效力，並為共產黨在福州的地下人員作掩護。反之，如果她拒絕的話，就會向政府告發她是共產黨的地下人員。

可以設想趙夫人當時的處境！共產黨是善於抓住人性的弱點，他們等待着有利時機去接近趙夫人，亦非常確信趙夫人會做出何種選擇。如果在力量尚未佔據明顯優勢時，就派地下人員去接觸像趙夫人那樣的人，很可能會被告發。然而當勝負既定時，誰還會猶豫呢？因而趙夫人去了福州，而趙先生則留任共產黨上海的工務局長。

然而趙家受寵的時間並不長。1952年有報道說，趙先生已不再得到共產黨政權的歡心了，他被迫公開承認過去所犯下的莫須有的「罪惡」。是誰對他提出了指控，並對其「罪惡」提供無可辯駁的證據呢？正是趙夫人和他們的孩子們。

八、共黨招怨

對共產黨在1927年的成就就講這些。對他們而言，那時的麻煩是，取得的成就太多而且也太早了，乃至中共及其俄國導師都妄自尊大。他們採取的許多行動，儘管按照教條是正確的，但根據革命戰略卻是不成熟的，例如反孔和反儒教運動。那些日子，人們在漢口市內任何一個角落都能看到牆上塗着這樣一些口號：「打倒孔教！」「打倒孔家店！」「打倒舊的家庭體制！」「打倒吃人的禮教！」「打倒奴化自己的廉恥意識！」我想那時如果共產黨在這方面掩飾一下自己的意圖，也許可以取得更大的進展。然而，他們自己炮製的那些口號，卻最有效地把成熟的人士從共產主義周圍嚇跑了。

儘管那時不太明白共產黨這方面的動機，但現在卻是顯而易見的。在他們為佔據人們頭腦的鬥爭計劃中，除了自己的意識形態外，是不能容忍任何其他意識形態與之競爭的。事情已經充分地表明，正如他們在蘇俄和東歐希望消滅基督教和對上帝的崇拜一樣，共產黨也同樣希望在中國消滅儒教和舊有的家庭體制。但對他們來說，在實際控制中國並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以便強行貫徹其意志之前，就於1927年的漢口寫出那樣的口號，無疑是本末倒置。也許他們想從根本上鼓動全國，以便按他們的心意加以重新塑造。但那時，這樣做只能引起人民的反感。

就我而言，由於有機會到國外受教育，我早已看到了與我們不同的文明，並對其加以學習。所以在一定意義上，我和一般中國人不同，不太認同中國文化價值的不可動搖性，而是更易於承認新的觀點。即使如此，我對共產黨採取的極端立場仍然感到憤怒。

一個公共男浴室的服務員講的故事令我感到特別震驚。他說，就在我去那裏的前兩天，一位大約二十歲的漂亮女青年來到浴室。看門人客氣地告訴她這裏是男浴室，不讓她進門，她卻將他撇到一邊若無其事地走了進來。裏面的男人不同程度地光着身子，一看到她，匆忙躲到不同的角落。這女人放聲大笑，說他們是一些未開化的野蠻人，不懂得要廢除「禮義廉恥」的束縛。她叫來這位服務員，要求往浴盆裏灌水為她做準備，服務員被嚇得目瞪口呆。接着她就毫不客氣地當着他和那些尚未找到藏身之處的男顧客面前，開始脫衣服。服務員想也許擺脫她的最好方法就是滿足其要求，於是在一個小間內做好了準備，將她引入室內。但使這位服務員更感吃驚的是，她竟要他留在室內為她搓背，因為這是浴室的慣例。她洗淨後將衣服拿到大廳裏慢慢穿上。此時，一群多少穿上些衣服的男人圍過來好奇地看着她。她旁若無人，就像在自己的閨房裏一樣。最後，她對舊倫理道德的弊端批判了一通，然後離去了。

這故事也許令我好笑，如果那是基於自身信念的一種自發行為，那麼我或許會對那厚顏女人的大膽行為懷有一種半信半疑的欽佩。但我深信，如同浴室裏所有服務員一樣，那只是共產黨密謀搞亂和腐蝕我們思想的一種低級庸俗的花招。從講故事的人和聽者的表情看，我覺得對此深為反感的一定大有人在。

如果共產黨的這種口號和策略給我這樣的人留下了壞印象，那麼那些深陷於中國舊有、保守和傳統規範的普通人，其反應就更可想而知了。這就是為什麼經過1927年短暫而轟動一時的勝利之後，共產黨明顯走下坡的原因。多年以後，每當我同國人特別是農民談及共產主義時，會聽到十足的鄙夷：「我們絕不會同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打交道，因為他們什麼都不倡導，只提倡濫交。」

共產黨那時犯的另一個錯誤是他們公開對蘇俄和俄國人奴顏婢膝。為了美化俄國革命，他們把蘇俄說成是世界工人的祖國。在剛剛覺醒、具有民族意識的中國大眾面前，在文字上或口頭上如此誇張，至少是很不得體的。不幸的是在中共內部那時也有活生生的俄國人，中國人民因經常看到自己的同胞在鮑羅廷及其他俄國顧問面前低三下四而感到屈辱。對於這種可悲的狀況，我多少有些近距離的觀察。

九、入黨前後

我剛到漢口就找到了兩位國民黨前輩，[34]請他們介紹我加入國民黨。我的申請及時得到了批准，因此成了一名黨員。在入黨之前，我就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國民黨內部存在着右派和左派，並認為這同民主傳統、政黨多元而非鐵板一塊的慣例是完全相符的。但入黨後不久，我就體會到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太天真了，因為這不是一般的意見分歧，而是不共戴天的權力之爭。

即使作為一名新黨員，我也很快就感受到那場鬥爭的衝擊。所謂的左派分子忠於他們「將國民黨中最好的年輕黨員吸收到共產黨內」的決議，顯然認為我是可培養的對象，於是允許並說服我去參加他們許多並不太重要的集會。此外，就是故意拉我這樣的新黨員參加有鮑羅廷和某些俄國顧問在場的會議。在那些場合，有人會指給我們說，他們這些人是中蘇友誼的象徵，是當前這場革命的靠山，能夠把我們從未來的危險中拯救出來，如果不全身投靠，那就是十足的愚蠢。總之，他們要做的，就是讓我們明白哪一邊是利益的所在。在一次聚會上，甚至有人將我引見給那位「大人物」鮑羅廷本人。我記得那次還向我介紹了印度支那的偉大革命家胡志明（此人在以後的年代裏，必定會受到全世界更多的關注）。當然，那時鮑羅廷沒同我講多少話，似乎也不太注意胡志明。

在那些日子裏，鮑羅廷漸漸變得傲慢。每個人都知道他能自由、公開地參加國民黨所有的高層會議，而且沒有他的同意，不能作出任何重要決定。他似乎已拋開了作為顧問的偽裝身份，採取了獨裁者的姿態，這就是導致他垮台的原因。儘管共產黨準備接受他的這種身份，但整個中國絕不會這麼做。幾個月後，當國共最後分裂時，鮑羅廷不得不逃回蘇俄。共產國際意識到他犯了一個大錯誤，鮑羅廷因此受到批評，以後一直默默無聞。克里姆林宮由此決定，要顛覆一個國家，以後只能使用其本國國民，至少表面上應該如此。

然而在我看來，與其說是鮑羅廷及其俄國同伴狂妄自大的態度，不如說是「左派分子」對他們的討好和低三下四的方式，使我這類普通中國人產生了反感，並因此卻步。當時許多人看來，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將中國人民從外國奴役下解放出來。我們必須反對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者，因為它們壓迫和剝削我們。我們要的只是與生俱來的權利與獨立，並恢復與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如果推翻了一個外國主子而換上另一個，那麼我們的鬥爭就毫無意義。由於那時共產黨對俄國人的屈從，他們無疑疏遠了大多數中國知識界。

十、國共分裂

引起國共公開分裂的直接原因，既不是共產黨錯誤設計的反儒教和反中國家庭體制的運動，也不是對蘇俄赤裸裸的卑躬屈膝招致了人心的不滿和知識界的疏遠，而是他們着力於削弱蔣介石領導的武裝部隊，這樣就直接違反了1926年蔣介石和周恩來之間的協議。在政治委員鄧演達的掩護下，共產黨對國民黨軍隊的滲透最初進行得很順利。眾所周知，漢口的警備司令葉挺將軍已與左派分子結盟，廣為分佈的國民黨部隊到處都出現類似情況。這裏只提兩個重要人物：其一是現在北平紅色政府的副主席朱德將軍，長期以來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中共軍隊的總司令，那時他是江西的一個團長。[35]其二是賀龍將軍，現在是紅色中國的十大元帥之一，那時在漢口以西的一個城市指揮着另一個團。按照中共的一個秘密決議，他們計劃要「推選五萬名工農積極分子參加國民黨軍隊，並除掉所有的反動軍官，由共產黨員或可靠的國民黨左派分子取而代之」。

此外，共產黨還計劃武裝兩萬名共產黨員。為此，毛澤東出沒於湖南省以便組織農民。周恩來名義上是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卻溜到上海組織工人糾察隊，並訓練了一個三百人的毛瑟槍特別狙擊隊——前者在國共分裂後馬上公開起事，後者則在國民黨完成對上海的佔領後，為蔣介石製造的麻煩，甚至勝於軍閥的反抗大軍。

共產黨還策劃利用帝國主義列強的力量來糾纏國民黨。漢口位於內陸深處，儘管外國軍艦能夠開進去，但都不願意在這個地區進行持續不斷的軍事嘗試。南京則不同，它接近長江口，帝國主義列強享有不平等條約的特權，它們的軍艦可以隨意往來，於是共產黨將南京選為促使國民黨與外國衝突的地方。1927年3月24日，國民革命軍奪取了南京。在共產黨的鼓動下，一部分部隊故意發難，城內馬上發生了搶劫和私刑，暴民在鼓動下集合起來去攻擊外國的建築物，包括教會、醫院、領事館等等。結果有六個外國人被殺，一些婦女被強姦，許多人受傷。直到大量忠於國民黨的部隊趕到，加上英美軍艦從長江上對該市開炮猛轟後，才恢復了秩序。

直到此時，蔣介石才意識到不可能同共產黨繼續合作下去。他在南京成立了新的國民政府，並邀請西山會議派參加。他下令在國民黨部隊佔領的所有省份進行所謂的大清黨，已知的共產黨員都要加以逮捕或立即處死。該命令首先於4月12日晚在上海執行。蔣的部隊和周恩來組織的共產黨糾察隊之間進行了戰鬥，數百人死亡，蔣取得勝利，周死裏逃生。清黨蔓延到其他城市，甚至遠至廣州。[36]

各地情況表明國民黨佔了上風，只有漢口例外，那裏被「左派分子」控制着。儘管如此，共產黨的影響在漢口也沒有持續多久。如上所述，共產黨走得過頭了，他們的行為不僅得罪了一般市民和知識界，還包括部隊中的絕大多數，甚至他們自己人，比如葉挺將軍控制下的部隊對其也不表同情。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被迫宣佈從漢口的政府撤出，7月15日漢口政府以南京為榜樣宣佈清黨，雖然沒有像其他城市那樣進行大屠殺，但鮑羅廷和許多俄國顧問以及其他重要左派分子都被攆走，逃到俄國去了。這樣就結束了國共合作的第一章，也結束了中共第一次從國民黨內部奪權的企圖。

儘管中共從那以後一直說這是「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但在他們後來的自我批評中，也承認這完全是缺乏經驗和對「腳踏實地」鬥爭原則的無知。他們承認在「為了革命的前途而喚起資產階級的覺悟」上，自己做得過分了，並承認如果不犯「左派幼稚病」，儘管分裂遲早還是會發生，但不會來得那麼早，也不會使自己蒙受那麼多不必要的損失。但要注意的是，共產黨決不會改變目標和政策，只是對自己的策略和時機選擇不正確表示遺憾。毫無疑問，兩黨分裂對中共是極大的打擊，不僅失去了1923到1927年四年中它賴以取得重大發展的國民黨保護傘，而且在大清黨中成千上萬的黨員被殺或被監禁。大多數共產黨組織都被摧毀，其控制的團體和運動也差不多都瓦解了。難怪中共名義上的締造者及這一時期的領導人陳獨秀成了這次大失敗的替罪羊，他被斯大林譴責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共產國際派了一個新代表羅明納茲（Vissarion Lominadze）[37]到中國代替陳獨秀暫時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在羅明納茲的指導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開會。瞿秋白和毛澤東附和斯大林的話，指責陳獨秀「不懂得中國革命儘管暫時帶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但卻可以從根本上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錯誤地認為階級鬥爭會妨礙民族解放運動，因而動搖不定，沒有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從而導致中共喪失了獨立的政治見解，成為國民黨的純粹附屬物而遭致無可挽回的損失」。最後將陳獨秀打成托洛茨基分子並開除出黨，[38]瞿秋白則蒙斯大林的恩准成為中央總書記。[39]

瞿和毛兩人對陳獨秀的指控，不過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精心制定的黨的新路線。由於不能同國民黨繼續合作，中共不得不為自己擬出一條新的路線。既然傳統的中國社會不接受它的革命思想，倒不如公開露出真面目，提倡階級鬥爭，沒收地紳的財產。從那以後，只要有可能，共產黨就公開造反，否則就轉入地下。毛澤東秘密回到湖南的根據地，並很快在江西邊境井岡山的山區據點發動暴動。周恩來和其他少數人則在江西省省會南昌煽動賀龍、葉挺和朱德的部隊暴動。在廣東、江蘇、浙江和陝西的某些地區也策劃了其他一些反叛，其中有兩個特別有意思：一個是在陝西延安附近建立根據地的劉志丹，他下面有一個名叫高崗的共產黨員，後來成為東北的「太上皇」，1955年最終被毛澤東清洗掉了。由於劉和高在那地區打下了基礎，延安終於在1935到1947年間成為共產黨的活動基地。另一個是1927年12月11日血腥的廣州暴動，造成了1.5萬人死亡。反叛在三天內被粉碎，與其說是被忠於國民黨的部隊鎮壓的，不如說是由廣東省工會和機械工會自願組織的「敢死隊」幹的。一個以工人名義進行的暴動竟被工人自己鎮壓了，共產黨那時在人民中叫喊的階級鬥爭，其聲望不言自明。

事實上，只要有暴動，不管能堅持多久，共產黨都遵循同一模式：成立一個蘇維埃政府，燒掉所有地契，重分所有土地，殺死所有地主。總之，純粹是恐怖主義政策——縱火與大屠殺。共產黨顯然認為靠採取這種激烈的行動可以動搖當地社區的根基，釋放被抑制的窮人對富人的仇恨，並獲得中國無產階級的永遠感激與支持，後者一直等待着有人去領導他們進行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但共產黨顯然錯了，只有最底層的流氓願意參加進來，大多數群眾包括工人和農民都反對他們。由於在人民中聲名狼藉，數量上又少於國民黨軍隊，所以很快就被打敗了。到1927年12月底，即八七會議決定這種政策後僅僅四個月，所有暴動都失敗了，失敗得就像它們發動時那樣轟動。只有少數殘餘得以保留下來，其中有井岡山的毛澤東，但即使這樣，依然遭到了窮追不捨的圍剿。由於分散而且失去聯繫，沒有一個團夥知道自己能生存多久。共產黨後來將這段情節描繪成「撤退戰」。實際上，這是共產黨革命的最低潮。總而言之，蔣介石面前的戰場被掃清了，國民黨戰勝了軍閥和共產黨，而蔣介石成了國民黨的主人。

十一、蔣之詭譎

這樣，蔣介石邁向國家的巔峰已變得顯而易見了。在黃埔軍校訓練學生的艱辛，以及為確保軍權集於己手而付出的努力終於有了回報。在一個講究資歷的國家裏，他原本不能奢望會成為孫中山博士的繼承人。孫博士有幾十個信徒都比他在國民黨內更有優先權，例如胡漢民和汪精衛，他們在蔣介石露頭前很久，就參加了孫博士的核心圈。由於1926年蔣介石站在共產黨一邊並譴責西山會議派——其中有蔣的大多數前輩和胡漢民的朋友，他得以清除了很大一批靠右的潛在對手。然後到1927年他又利用同共產黨的決裂，拋開了一度由汪精衛領導的左派分子，成功地使自己擺脫了左派的競爭者。由此，他穩固了在國民黨內的地位。

但蔣介石的拿手好戲一直是他對軍權的控制。自從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後，他力圖使所有的指揮權，乃至最低層的指揮權都掌握在忠於他的黃埔軍校學生手中，並且直截了當地要求他們對於他個人無比忠誠。甚至當他成為第一個委員長和中國總統時，黃埔的畢業生都仍稱他為校長，即黃埔軍校的校長，而不叫他委員長或總統。他始終喜歡個人間的師生關係，而不是一般的長官和部屬的關係，他就是靠這種手段將國民黨軍隊變成了自己的權力工具。他牢牢抓住軍權，這最充分地體現在他三次因政治境遇而被迫暫時下野的事件中。第一次發生在1927年漢口政府清共後不久，漢口方面宣佈準備同南京政府合流，但前提條件是蔣介石必須引退。第二次是1931年末日本佔領滿洲的結果，當國內人民要求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時，蔣被認為是團結道路上的障礙而被迫下野。第三次發生在1949年頭幾個月，蔣最後的精銳部隊在徐州戰役中被共產黨殲滅了，當他因缺乏足夠強大的部隊阻止共產黨攻取南京時，國民黨內部出現了和平的呼聲，蔣無能為力只好下野，將總統職位交給了副總統李宗仁。但這三次他幾乎都很快得以復位，其成功並沒有什麼秘密，就是因為儘管軍隊在戰場上打了敗仗，但指揮官始終是他的支持者。儘管他可能通電下野，但總能在幕後下命令。拉線人可能暫時離開舞台，但操縱線被繫上了，傀儡只對拉線人的操縱有反應，而且隨拉隨動。

蔣介石的同僚當然都知道這種詭計。雖然這些手段或許不能認為是完全高尚的，對國民黨和國家也不見得最有利，但在進行權力鬥爭時不得不予以採用，這一點或許可以原諒。中國陷入混亂太久了，需要強有力的權威。如果強有力的權威能隨着強人的出現而到來，那麼他仍然會受到歡迎，不管他可能運用什麼樣的手法。

但有時候蔣介石的敵人指責他超出了上述手法，例如殺死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委員鄧演達。漢口政府垮台後，鄧演達試圖組織「第三黨」。他落入蔣介石之手後，未經任何法律手續，蔣就下令將其監禁。在1931年蔣介石被迫引退之前，蔣命令手下將鄧槍決。這可是真夠惡劣的！但蔣的敵人揭露說，他還幹過更黑的事。早在1925年的廣州，國民黨內有一位強有力的人物叫廖仲愷，如果不是突然去世，據說他極有希望擔任國民黨的首領。但他突然在1925年8月被暗殺了，蔣介石和其他人或多或少把責任推到胡漢民身上，並一度將其流放到蘇聯。但廖仲愷的至親並不相信，儘管沒有公開提出過證據，但他的夫人和兒子卻不隱諱對蔣介石的懷疑。正因如此，廖夫人[40]近三十年來一直是蔣介石的政敵，其子廖承志在年輕時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並發誓要為父親之死向蔣復仇。廖夫人現在是北平共產黨政權的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是共青團的領導。[41]

十二、五雄割據

不管蔣介石在追求權力中是否真的墮落到去搞謀殺，但無疑他的權力是建立在、而且只建立在軍事力量的基礎上。這樣的政權必須確保在國內沒有其他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能向其挑戰，所以1928到1937年間的中國歷史，可以被看作是蔣介石方面不斷使用武力，力圖消滅可能的反對派的歷史。姑且不說邊遠省份的共產黨和某些軍閥的殘餘勢力，在1928年除了發動「北伐」的國民黨部隊外，中國還有三支主要的軍事力量。在中國人稱為「東北」的滿洲，張作霖大帥是霸主，他早年是個土匪，但結果卻成為一個遼闊「帝國」無可爭辯的首腦。他是典型的軍閥，但比一般的要好。相比而言，他的生活並不放蕩，而且給了滿洲一個可能不算很好，但卻穩定的政府。在其權力達到頂峰時，影響擴展到北京及其周邊省份，甚至日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懼怕他。由於對滿洲懷有野心，並認為這位大帥是實現其陰謀的障礙，日本人於1928年初[42]在他乘坐的一列從北京到奉天的列車上安放了定時炸彈，[43]炸彈準時爆炸，大帥被炸後隨即死去。但張作霖對滿洲的控制是很徹底的，其子張學良順利地繼承了他的頭銜與權力。全中國都知道有這麼一位「少帥」。

在北京西面有一個富庶的山西省，過去都認為山西人是中國最富有的人。在中國還沒有現代銀行制度之前，山西商人的票號起到了全中國私人銀行的作用。那時候，山西的煤炭雖然還沒怎麼開採，卻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豐富的礦藏之一。此外，該省可自誇的還有另一項獨一無二的紀錄，即從1911年推翻滿清直到1948年共產黨橫行中國，山西都是由閻錫山將軍一手把持和統治的。儘管全國政治變幻莫測，但一個人能維持其地位達三十七年，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他具有某種特殊的能力。閻比我的父親晚一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他早年秘密加入了國民黨，[44]但在1912年獲得山西都督的地位後，同國民黨的關係幾乎是名存實亡。儘管他像其他軍閥一樣把山西作為個人財產來統治，但他比其他軍閥要開明。在他的治理下，山西甚至一度獲得了中國「模範省」的稱號。

山西的西面和東南面分別是陝西、河南，1928年那裏盤踞着馮玉祥將軍的部隊。他的一生既豐富多彩又不可思議，因而只可能在本世紀的中國發生。他是個不識字的農民，十幾歲時到滿清軍隊中當兵，他自學讀、寫，後來竟能作蹩腳的詩。如果我們以他一生的品行及每個重要階段的行動來判斷他，在他身上是找不到一絲真正基督徒的品質，然而他卻戲劇性地信奉了基督教，並迫使其下所有士兵集體受洗，因而以「基督將軍」聞名。他在轄區裏的統治並不比其他軍閥好，然而他要麼經常穿着軍服，要麼就是穿着普通農民的服裝，總自稱是人民的一員。他是個激進派、革命家、國民黨員，到後來，如果還不是共產黨員的話，那也是個左派。馮玉祥的一生是造反的一生，他總是顛覆自己的長官，儘管做得過分、越軌，若是換作別人可能會因此喪命，但他卻能毛髮無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藉口考察水利來到美國，但很快就去了蘇聯。當他乘坐的俄國輪船駛往克里米亞時，塔斯社發佈的新聞說，馮隨身攜帶的電影膠片着了火，結果把他燒死。他的死就像其一生一樣奇特而不可思議。

上述軍事力量在中國分別稱之為東北軍、晉軍和西北軍，它們完全獨立於蔣介石指揮下的國民黨軍隊。即使是國民黨軍隊，蔣介石能實際指揮的也只是其中一大部分，還有兩個較小的集團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一直保持着一種半獨立狀態。其一是桂系，由李宗仁和白崇禧兩將軍領導，以廣西省為基地。第二個是粵系，先後由李濟深將軍及陳濟棠將軍領導，在廣州設有總部。所有這些人都是孫中山博士的追隨者和國民黨員。由於蔣介石堅持要吞併他們的部隊，並用忠於自己的黃埔軍校學生取代原先的軍官，所以招致了桂系和粵系的抗拒。這種分歧有時會發展為兩廣將軍們領導的兵變，有時則會在不祥的沉默中悶在心裏。

當蔣介石在1928年春從前述的短期下野中復出，並發動第二階段的北伐時，中國的前景是最光明的。那時國民黨部隊牢牢控制了長江以南的全部地區。共產黨發動的所有大規模暴動都被鎮壓了，剩下的游擊隊看來無足輕重。於是精於見風使舵的「基督將軍」馮玉祥，狡猾地宣佈自己是堅定的國民黨員，並率所部同蔣介石結盟，山西的閻錫山也重申自己是孫中山博士的忠實信徒，並準備一起向北伐的最後目標北京進軍。該市於1928年7月5日落入國民黨之手。[45]此後不久，滿洲的少帥張學良也宣佈歸順南京。這樣，自袁世凱倒台後，中國看來終於又統一了。

但統一是有名無實的，蔣桂之間幾乎很快就爆發了戰爭。蔣介石急切地想消滅異己的力量，桂系也期望擴大自身的影響。武裝衝突不可避免，終於在1929年春天爆發了，結果桂系李、白兩將軍被打敗，廣西以外的地盤被蔣介石奪走。李、白被趕回廣西，他們對該省的控制如此牢固，蔣介石也無法將其逐出，因而鬥爭以僵持而告終。儘管桂系從未打算建立起獨立的政府，但在廣西的統治是盡可能地獨立行事。直到1937年全國對日開戰時，李、白兩將軍才離開他們的地盤來到南京，並將部隊置於蔣介石的指揮之下。

就在蔣介石將桂系成功地趕回廣西以後，他同馮玉祥和閻錫山兩將軍之間的分歧達到了危急的程度，這導致了1930年的戰爭。就中國內戰而言，在國共間殘酷的戰爭之前，這也許是最大的一場內戰，差不多遍及長江以北的所有省份，雙方傷亡達數十萬人。儘管少帥張學良領導下的奉軍沒有直接參戰，但蔣獲得了他的支持。最後，基督將軍馮玉祥的部隊由於許多人叛逃到蔣的一方而變得七零八落。從那時起，馮玉祥將軍在中國的權勢就不如昔日了。由於山西省被險峻的山脈環繞着，再憑藉着牢固的軍事工事，閻錫山將軍仍能保存自己。像桂系一樣，直到1937年爆發抗日戰爭時，他才同國民政府完全媾和。

十三、蔣的集權

到1930年底，蔣介石看來應當對自己的成就感到滿意。他在南京的政府已被各國承認是中國唯一的中央政府，儘管它的實際控制力或許還未擴展到滿洲、山西、廣西和某些遼闊的西部省份，但它們在名義上都承認南京的最高權威。袁世凱時代以後還從未有一個人像蔣介石那樣在全國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行使如此大的權力。那時國家最需要的是和平與重建，至少在國民黨內維持和平是他肯定能做到的。但他的心願就是想集政府全部權力於一身，因此一下子出現了新的問題。一方面他竭力用武力消滅敵對的軍事集團，而在國民黨內部的政策方面，他又玩弄用右派對付左派，即用胡漢民對抗汪精衛，來加強自己的地位。如前所述，當他默許國共合作時，他就同左派分子親近，但發生分裂時，又同胡漢民和西山會議派結盟。這一結盟一直延續到他對馮、閻兩將軍取得決定性勝利為止。接着，由於成功而洋洋得意的蔣又做了一件事，徹底暴露了其真面目。1931年2月，他邀請胡漢民和少數國民黨要員到南京的官邸開會，其間在政府和各部門的分工上出現了爭論，胡指責蔣不應該將所有權力集於一身。蔣介石毫不顧忌任何法律，立即命令警衛將胡強行扣留，並將其置於中國人所謂的「軟禁」之下。從那以後，他把所有的國民黨領導人都嚇怕了，再也沒有人敢當面批評他。

蔣介石可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就殺掉「同路人」鄧演達，但胡漢民則不同，全國都知道他是孫中山博士最早、最忠誠的信徒之一，在國民黨陣營內部和粵系軍隊內部都有大批的追隨者。他被非法拘禁後，廣州方面立即提出了抗議，桂系乃至同蔣有宿怨的汪精衛也很快參加進來，另一場內戰迫在眉睫，看來已不可避免。但就在此時發生了一件更凶險的事，那就是日本對滿洲的佔領。

十四、日本入侵

在帝國主義列強中，日本是後起者，也是參加帝國主義競爭的唯一亞洲國家。在東方向西方開放之前，日本一直是從中國輸入文化的，甚至它的書面語言基本上也是中文。當它同西方接觸時，成為了唯一迅速受益於這種影響的東方國家。以善於模仿其他文明著稱的日本人是唯一有辦法適應新環境的東方民族，本來它自己很可能成為西方帝國主義的犧牲品，但日本很快就學會了西方的詭計，並開始推行自己的帝國主義路線。它利用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迫使中國放棄了對朝鮮的宗主權，將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它，並獲得了數量極大的賠款。憑藉十年以後即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它又鞏固了對朝鮮的控制，並獲得了在中國滿洲的許多特權。1915年袁世凱想當中國皇帝，日本抓住他求助的機會，向袁強加所謂的「二十一條」。如果完全接受，中國就會成為天皇的一個附庸。日本由於站在協約國一邊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得以兼併了太平洋上的馬紹爾群島和加羅林群島，並想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半島的特權。雖然1920年代帝國主義總體上處於衰落之中，但日本的步步成功卻助長了它進一步擴張的野心。它開始談論「大東亞共榮圈」，並夢想實現「八紘一宇」。這是日本從中國抄襲來的名詞，意思是要統治全世界。

由於滿洲是中國最富庶的省份之一，而且緊靠朝鮮，這樣便成了日本侵略的第一個天然戰利品。當張作霖大帥活着時，他的詭詐和警惕性可以同日本人匹敵。在他被定時炸彈炸死後，全滿洲給了大帥的繼承人——少帥張學良以迅速而堅定的支持，日本人因此暫時卻步。但兒子畢竟不及父親，面對輕易而來的巨大成功，少帥變得自滿了，他濫用權力，愈來愈陷入肉體的享樂。當蔣介石同馮、閻兩將軍開戰時，雙方都想辦法尋求他的幫助，討好和奉承肯定大大滿足了他的虛榮心。當最後他選擇同蔣介石站在一邊時，閻、馮聯軍早已在南線被打敗了，並匆匆從北平及其附近撤退，而少帥則擺出征服者的架勢，走在軍隊的前頭，未遇任何抵抗就進入了中國的古都。這也許是他一生中最為自豪的時刻，也正是日本人一直等待的時機。當1931年9月18日夜，少帥在北平同一群聲名狼藉的上等妓女放肆地又吃又跳狂歡自娛時，日本人攻打並佔領了奉天和全滿洲。駐守的將軍發來急電請求指示，而他卻忙於應付妓女們，乃至無人敢用電訊來打擾他。於是先是奉天，很快全滿洲也落入了日本人之手，而且未遇到任何有組織的抵抗。

這消息令全國震驚！面對外敵，各方大聲疾呼要團結起來。鑒於蔣介石最近的行為，特別是對胡漢民的專橫扣留，都認為他是達到團結目的的障礙。面對全國輿論，蔣介石不得不屈從，於1931年12月15日下野。國民黨任命了老好人、從不樹敵的林森為政府代主席，孫中山博士的兒子孫科任行政院長。

由於比1927年短期下野時更有經驗，而且掌權較久，這次蔣介石為其能立即復職制定了精密的計劃。除了通過他忠誠的黃埔學生控制軍隊外，還通過他的內兄、財政部長、與其同時辭職的宋子文，對國庫的財政進行了嚴格的控制。在他離開南京前，蔣以種種藉口將所有可用的錢分發給他的忠實追隨者，並秘密策動全國的稅收官員怠工，結果接替宋子文的財政部長[46]不僅發現國庫空虛，而且對徵收新稅以充實國庫毫無把握。我那時在湖北省蔣介石所信任的省主席[47]手下當財政廳長，我很清楚那時的南京新政府陷入到何等困難的境地。

新政府並非不明白自己的困境，由於不信任蔣的軍隊，為了保護自己，它沿京滬鐵路派駐了粵系精銳的第十九路軍。但此後不久，新政府甚至無法籌集足夠的錢來滿足這些部隊的薪餉，因此不得不承認自己無能，於是又進行了一次改組。蔣介石如其所謀劃的那樣又回來掌權了，但他再也不可能同胡漢民合作，於是轉換到另一邊與汪精衛結盟。汪要求更多地分享權力，從而作出了比較微妙而複雜的妥協：汪當行政院長，即總理職務，宋子文復任財政部長，同時還是行政院副院長，但政府的軍權託付給以蔣介石為首的獨立的國家軍事委員會。這是一個矛盾的政治體系，其中理智和邏輯無恥地屈從於權宜和利益分歧。正是從那時起，蔣介石便以中國的委員長而聞名於世。

但中國那些謀求私利的政客們還沒來得及制定出運作方法，日本人又進攻了，這次是在中國的心臟——上海。在上海的郊區，一名日本水兵被殺，日本人指責這是蓄意謀殺的，於1932年1月28日大舉進攻上海市。孫科的短命政府派駐在京滬鐵路沿線的十九路軍進行了英勇抵抗。使日本人吃驚的是，他們原本預測該市會像在奉天一樣，未遇任何有組織的抵抗就能攻陷，但整整一個月，儘管日本一再源源增兵，中國軍隊還是擊退了所有猛攻。但中國人最終失敗了，因為日本人派遣了新銳力量在中國軍隊的後方登陸，從而擴大了戰區。儘管如此，十九路軍數月間對強大敵人的英勇抵抗，既有助於恢復中國人民的自尊，也暫時抑制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前進。在上海，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其他強國進行了干預，不久安排中日之間實現了就地和解。

由於沒有給粵系軍隊以足夠的支援，此役之後蔣介石受到了許多批評，指責他的軍隊畏縮不前。不管他那時的態度到底是什麼，在隨後的年代裏其行為已清楚表明：在進一步鞏固實力之前，他無意同日本進行戰爭。「攘外必先安內」成了那時蔣介石的座右銘。於是到1932年，蔣介石指的「內敵」一詞，又變成中共了。

[1]陳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吳興人。1907年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時在上海發動起義，被推為滬軍都督。1913年參與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參加中華革命黨。1915年回滬主持反袁鬥爭，次年5月被袁世凱派人暗殺於上海。

[2]指陳立夫（1900-2001）和陳果夫（1892-1951），均為浙江吳興人。

[3]當時國民黨尚未成立，確切的說法是蔣介石「參加了中國同盟會光復上海的戰鬥」。

[4]蔣介石首次赴日留學是在辛亥革命前的1908年。

[5]指陳炯明叛變事件。1921年5月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再揭護法旗幟，積極籌劃北伐。握有重兵的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卻反對北伐。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派兵進攻總統府，發動武裝叛亂。孫中山被迫避走永豐艦，與叛軍相持五十餘日，後轉赴上海。10月，孫中山策動滇、桂、粵聯軍進攻陳炯明部。次年1月，陳部被迫退往惠州。

[6]吳廷康（, 1893-1956），又譯魏經斯基、魏金斯基，俄國人。1920年參加共產國際遠東部工作，奉派來華協助組織中國共產黨，不久回國任共產國際遠東處負責人。1924年再次來華，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後在蘇聯從事科教工作。

[7]此處似有誤。尚無資料表明1920至1921年間陳獨秀曾去過莫斯科。

[8]馬林（Henk Sneerliet,又名G. Maring, 1883-1942），荷蘭人。1920年到蘇俄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1921年初來華，並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9]應為1921年7月23日。

[10]此處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

[11]越飛（, 1883-1927），蘇聯外交官。1917年6月加入布爾什維克黨，1918年任駐德國大使。1922年8月至1923年1月任蘇聯駐華全權代表。1927年因捲入黨內鬥爭，自殺身亡。

[12]譯文取自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1月28日。

[13]鮑羅廷（, 1884-1952），蘇聯人。1923年9月來華，任共產國際代表及孫中山的政治顧問。1925年在廣州任國民政府最高政治顧問。1927年返回蘇聯，後從事外文出版工作。

[14]加倫，真名布留赫爾（[真名為Vassili K. Blücher], 1892-1938），蘇聯軍人。1923年奉命來華，任廣州政府軍事總顧問。1927年回國。1929至1938年任蘇聯遠東軍區司令員。1935年獲蘇聯元帥稱號。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處決。

[15]1925年5月1日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

[16]指1925年2月上海、青島兩地日商紗廠工人舉行的大罷工。

[17]吳玉章（1878-1966），四川榮縣人。1903年去日本留學，1911年回國參加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8]大會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決議》和《處分違犯本黨紀律黨員的決議》，決定將謝持、鄒魯永遠開除出黨，對居正等十二人提出書面警告。

[19]指譚平山（1886-1956），廣東高明人。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20年組織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常委、中央組織部長、農民部長和武漢國民政府委員。1927年後脫離中共，參加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

[20]指林伯渠（1886-1960），湖南臨澧人。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任國民黨總務部長，後當選為國民黨中常委、農民部長。北伐時期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21]指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18日，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調派中山艦到黃埔候用。蔣介石聲稱李圖謀叛變，遂下令戒嚴，並派兵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逮捕和監視共產黨人。事後，共產黨人退出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此案的真相，學術界至今仍有爭論。

[22]應為興中會。

[23]鄧演達（1895-1931），廣東歸善人。早年參加同盟會。1924年5月任黃埔軍校教練部副主任，後任教育長。當選過國民黨中執委員、中政委員、農民部長。1930年起建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任總幹事，從事反對蔣介石的活動。1931年11月在南京被秘密處決。

[24]應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25]國民政府收回英租界是在1927年1月3日。

[26]指顧正紅（1905-1925），江蘇阜寧人，上海日商內外棉七廠工人。1925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5月15日在同資方交涉中被日籍職員槍殺。

[27]指沙基慘案。1925年6月23日，十多萬工人、農民、學生等在廣州舉行抗議上海血腥屠殺事件的遊行示威，當隊伍行進至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時，遭到英、法等國軍隊開槍射擊，群眾死50餘人，傷170餘人。

[28]指黃卓群（1912-2002），福建廈門人，生於天津。曾就讀上海中西女塾，1931年春與吳國楨在漢口結婚。

[29]趙祖康（1900-1995），江蘇松江（今屬上海）人。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1930年入美國康乃爾大學研究院研究道路工程，旋又入紐約州公路處任實習工程師。1931年回國，歷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股股長、交通部西南公路管理局局長、交通部公路總局副局長、上海市工務局局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上海市工務局長、副市長、政協副主席等職。

[30]指張家惠（1905-?），江蘇松江（今屬上海）人。早年在松江景賢中學和上海大同大學求學，1924年與趙祖康結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在上海市婦聯、政協及民革等任職。

[31]指陳良（1896-1994），浙江臨海人。日本青山農業大學肆業，早年在黃埔軍校經理處任職。1949年5月任上海市長，旋赴台灣。

[32]有關趙祖康與中共的秘密接觸，詳情可參見趙祖康：〈回憶解放前後我的親身經歷〉，載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上海解放三十周年專輯》（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203-219。

[33]此處似有誤。趙祖康夫婦結婚是在1924年，而非1927年之後。

[34]指孔庚和蔣作賓。孔庚（1871-1950），湖北蘄水人。蔣作賓（1884-1942），湖北應城人。兩人均為吳國楨父親吳經明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

[35]位於南昌的軍官教育團。

[36]1927年4月15日，李濟深在廣州發動了對中共的清黨，共逮捕、處決共產黨員及親共分子二千餘人。

[37]羅明納茲（1897-1935），蘇聯格魯吉亞人。1917年加入聯共（布）。1926年當選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1927年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來華，接替鮑羅廷，參加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的領導工作。12月，參與組織廣州起義。

[38]此處有誤。「八七」會議僅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被開除出黨則是在1929年11月。

[39]確切地說，應為中央政治局主要負責人。

[40]指何香凝（1879-1972），廣東南海人，國民黨左派代表人物。

[41]確切說，應為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42]此處有誤。確切地說是1928年6月4日。

[43]此處有誤。炸彈是放置在瀋陽皇姑屯車站南滿路與京奉路的交叉處。

[44]應是中國同盟會。

[45]時間有誤。應為6月8日。

[46]指黃漢樑（1892-?），福建思明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顧問、鐵道部常務次長等職。1931年12月至1932年署理財政部長。

[47]指何成濬（1882-1961），湖北隨縣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五期畢業。1929年5月至1932年3月任國民政府湖北省主席。

第四章　剿共戰爭

一、中共六大

現在蔣介石又該把注意力轉移到共產黨身上了。如果我們追溯一下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崛起，必須歸咎於兩次戰爭。如果不是1929至1931年間蔣忙於同桂系和閻、馮兩將軍作戰，共產主義就決不會有機會在中國牢牢扎根，也不會熟諳游擊戰，更不會在其周圍形成一個為獲得權力而不擇手段的堅強核心。而且，如果沒有1937至1945年間終於到來的抗日戰爭，迫使那時的中國和國民黨將所有的資源都用於對抗外國入侵，那麼共產主義就不會飛速發展，大大擴展勢力，乃至到戰爭結束時對中國政府構成致命的威脅。共產主義總是靠戰爭和混亂而興旺。1929至1931年間中國發生了嚴重的歉收和饑饉，對此中共應該特別「感謝」蔣介石，正是因為他將時間和精力花在別處，結果為共產黨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

1927年末，當所有的暴動幾乎都悲劇性地結束後，瞿秋白領導下的中共才逐漸承認「革命高潮已經過去了！」1928年2月2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中國革命問題進行了詳細研究，指示中共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在中國沒有開會的安全場所，於是就選在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約170名代表與會，共產國際派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1]作為代表。這時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控制變得更徹底了。有關這次大會，若干年後中共黨史是這樣寫的：「直到這時，我們才得以克服黨內左傾和右傾觀點的分歧，才得以完全布爾什維克化，從而遵循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

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儘管毛澤東仍然藏在井岡山的根據地裏，不能到會，但仍被選為中央委員。實權給了總書記向忠發，[2]他同宣傳部長李立三、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受委派一起回國負責領導黨的工作。

那時所有的共產黨領導人中，可以說只有向忠發是來自勞工群眾，其他人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是培訓出來的革命家。向忠發參加共產黨以前，靠當船員謀生，在漢口附近的鐵廠工作（我的岳父[3]最初是該廠的總工程師，以後是總經理）。向是個有雄心的人，但沒有什麼文化，在中共黨內的聲望主要就是他的工人出身。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他理所當然地承認勞工階級在推動社會主義革命中的特殊價值，但是他缺乏創造力和才能，於是便重點依靠他的宣傳部長、在法國受過教育的李立三。向忠發於1928年7月任總書記，到1931年6月被政府逮捕並處決。正是在那些年份裏，中共正式通過並實行了所謂的立三路線。

二、立三路線

立三路線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者們關於世界革命方法與策略的正統觀點，列寧本人也是該理論的堅定信徒。李立三及其同伴那時認為，革命形勢的發展在全世界是一致的，因此中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而且中國革命將推動世界革命。為了抓住這個黃金時機將中國革命向前推進，他主張採取兩個行動方針：其一，在大城市集中全力發動勞工運動，並盡可能多地鼓動罷工，以便最終製造一個政治性的總罷工，創造有利於產生武裝起義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全國革命形勢。其二，同時集中共產黨所有的武裝力量於一地，並大膽嘗試佔領一些戰略中心以作為將來作戰的基地。上述主張後來被稱為盲動主義。在李立三的計劃中，武漢被秘密標定為發動總起義的中心。為了達到以上目的，所有中共黨員奉命停止其他活動，全身心地去執行中央委員會批准的計劃。計劃甚至指示要放棄游擊戰，因為按照李立三的意見，在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中，游擊戰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當立三路線後來被證明是失敗時，共產國際拒絕承擔責任，然而在最初策劃時，它無疑是得到克里姆林宮應允的。事實上，將向忠發選為黨的總書記，其本身就是共產國際支持並特別強調勞工運動這一方針的無可辯駁的證據。

必須稱讚毛澤東敢於對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但差異不在於性質而是強調的程度。從根本上說，毛澤東和李立三作為赤化了的共產黨員，都主張用武力顛覆政權。但李強調組織勞工，而毛則堅持組織農民的重要性；李是密謀佔領重要城市，毛則計劃以游擊戰在農村穩步蠶食。由於中國是農業國，國民黨部隊那時又很強大，因此歷史證明毛的辦法比李的要現實得多。但必須記住，這兩種觀點並不像後來描述的那樣矛盾尖銳。

眾所周知，毛澤東對形勢有不同的觀點，但在執行立三路線的那些年份裏，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沒有嚴格執行並貫徹體現向忠發和李立三意志的中央委員會的指示。相反，所有事實都證明他無保留地服從了他們的命令。這就是共產黨的紀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那時在上海的外國租界裏，而毛澤東在井岡山的藏身處卻遠在內陸一千英里以外，當時通訊設備很落後。如果毛願意，他本可以找到許多藉口不理睬向和李的指示，但情況並非如此。當他受命在漢口以南的重鎮長沙策動暴動時，他表現得如此順從，甚至投入了全部部隊。結果他第一個妻子[4]——也許是他唯一真正愛過的女人——在戰鬥中犧牲了。[5]儘管共黨部隊靠突襲奪取了長沙，但很快就被優勢的政府軍趕走，以致損失慘重，被迫放棄在井岡山經營已久的根據地。這件事最充分地表明了共產黨鐵一般的紀律，以及毛澤東對黨、共產國際和克里姆林宮命令的順從。當前有些人懷有不切實際的希望，認為有一天毛澤東會像南斯拉夫的鐵托一樣獨行其事，認為紅色中國會脫離蘇聯的軌道，那麼這段歷史值得他們好好想一想。

在中國進行共產黨式的革命，其時機並不像李立三自信的那麼成熟，自從採納了李立三的行動路線後，共產黨的災難接踵而來。在勞工運動方面，他們自食其果，煽動了許多罷工，結果無數工廠倒閉，數千工人失業。正像毛澤東正確分析的那樣，中國的地方主要是農村，立三路線只會在少數城市引起動蕩，對一般農村則無影響，所以李立三期待的全國革命形勢並未出現。此外，由於不斷煽動罷工，共產黨的地下人員暴露了自己，結果大批共產黨活躍分子被當局逮捕。僅在上海——這個共產黨有良好基礎的地方，在立三路線實行約一年內，八個區委中有七個被摧毀，黨員從三千人降到七百人。而且這一路線還在工人中引起了苦難和不滿，罷工剝奪了他們唯一的謀生手段，那時工人們普遍抱怨：「黨很快會將我們引進黃浦江啦！」

盲動主義也不成功。有一個時期，即1930年蔣介石在華北同閻、馮激戰時，李立三竟認為「革命高潮已經到來」，並下令立即奪取武漢地區。儘管毛澤東、朱德和其他人盡了最大努力，也不過暫時佔領了像長沙那樣的一些重鎮，但他們的冒險行為卻付出了高昂代價，並以失敗告終。挫敗使共產黨內的許多人開始批評李立三的領導，他的路線被譴責為冒險路線和左傾盲動。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米夫（Pavel Mif）[6]也對李的成績不滿，並及時報告了莫斯科。

共產國際召周恩來到莫斯科協商。周回到中國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於1931年3月[7]在上海召開，在米夫的支持下，會議對李立三的失敗進行了譴責，並命他親自去莫斯科報告。在此後的大約十四年中，他下落不明。經常有報導說他已被共產國際清洗掉了，但是當1945年中共在延安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時，突然出現了李立三的名字，儘管他那時肯定仍然不在中國。幾個月後當蘇軍進入滿洲時，李立三緊隨而來。我的一個朋友恰巧遇上他，並問他是如何度過那十四年的，他說他的工作是將斯大林的所有著作從俄文譯成中文！

儘管李立三被貶，但共產國際並未馬上採取步驟在中共黨內確立毛澤東的領導。莫斯科那時似乎不太相信土生中共黨員的能力，而是更信賴莫斯科中山大學培訓的革命家。於是在共產國際的倡議下，一個毫無經驗的年輕黨員陳紹禹被立為黨的總書記，[8]他唯一的資望是剛從蘇聯回來，並直接從俄國導師那裏學習了共產主義。

為幫助他進行黨的內部改組，共產國際派來了一批在俄國受過教育的學生，其中有所謂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9]包括毛澤東現在的法定接班人劉少奇、紅色中國的副總理陳雲，以及直到最近還是紅色中國駐蘇大使的王稼祥。許多研究紅色中國的分析評論家一直以來或多或少地稱這批人是中共內部共產國際派的核心，他們認為這些人有別於其他土生的中共黨員。但在我看來，整個事情的奇特之處不在於不同背景的共產黨員中可能有觀點的分歧，而在於來自莫斯科的一句話就能夠將一批全新的人強加在一個政治組織上，並迫使所有黨員絕對服從。

三、毛星升起

然而毛澤東之星正在升起，而且很快就得到了主子——共產國際的明確承認。1928至1931年間，當執行立三路線並發現其不足時，共產黨這幅圖畫中的唯一亮點就是毛澤東建立紅軍的成功努力。他顯然受惠於蔣介石忙於進行內戰的時機，如果蔣不是窮於應付內戰，他很可能輕易地將毛的努力消滅於萌芽狀態。毛澤東最初逃到井岡山時只有大約四百人，當1928年同朱德會合後，他們之間共計也擁有不超過二千枝步槍。但多虧蔣介石有急務在身，到1930年年中，毛澤東不僅有足夠的力量攻佔長沙，甚至在被逐出後，仍能在贛西南、閩西、粵北、湘東和鄂東南進行廣泛的游擊戰。按共產黨自己的估計，那時毛的部隊總數達到了五萬。毛完全有理由為此自豪，他說：「紅軍，儘管開始時只是星星之火，但很快就會發展成燎原之勢。」[10]

正是在那時進行的游擊戰中，毛澤東表現出自己的天才，他教導自己的隊伍「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只要政府軍比他強，他就避免交戰。反之，如果政府軍弱小而孤立，他就會突然集中全部兵力殲滅他們，並奪取其武器。在遼闊大地的心臟地帶，由於大部分軍事力量被調到北方與閻、馮進行殘酷的戰鬥，毛澤東進行伏擊的機會確實不少。

無論共產黨到哪裏，他們都通過屠殺地紳和重分土地來盡力爭取農民的支持。如果他們要在那裏呆得久一些，並將其作為根據地，那就會採取不同的策略，從而更完善地組織農民。那時的關鍵不再是巴結農民，而是讓他們膽戰心驚，使人民對共產黨政權的害怕要超過對政府、傳統、迷信和神靈的害怕。碰到問題時，政府方面只處死涉案的那個人，而共產黨不僅處死涉案人，還包括他的全家。政府方面只將責任歸咎於一個或少數幾個人，而共產黨則要全村人負責。政府方面記性差而共產黨記性好，政府經常是過了一段時間就忘記所受的傷害，而共產黨則以其言行讓人廣為知道，他們會永遠記住所吃的虧，並遲早會施以可怕的報復。政府方面不管可能有多麼腐敗或熱衷於鎮壓，仍然必須保持外表的合法與公正，但共產黨卻相信並公開提倡：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為了將意志強加給別人，他們認為採取嚴刑、縱火、謀殺和屠殺也是無關緊要的。經常貫徹這種政策很快會導致一種啼笑皆非的結果：人民被共產黨嚇得簡直是絕對服從。他們會向共產黨提供政府軍的一切情報，對政府軍則隱瞞共產黨的所有情報。只要有可能，他們就不會給政府提供任何幫助，但對共產黨則有求必應。人民並不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是熱愛他們和他們的事業，也不像許多左派作家竭力闡述的，是全體民眾出於對國民黨政府不滿而自願參加的自發革命。真相很簡單，那就是通過有計劃的恐怖主義，共產黨使人民害怕他們勝過害怕其他一切。

游擊戰和所謂的農民組織是毛澤東成功的兩大支柱。由於政府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內戰以及後來日本對滿洲的入侵，共產黨終於在贛東南邊境扎下了根，並以瑞金為其總部。當他們的游擊隊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和福建農村靈巧地運用毛澤東的戰術進行大破壞時，其主力部隊得以殲滅政府派去對付他們的兩支圍剿軍。這些勝利使他們興高采烈，並於1931年11月1日[11]在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並頒佈一部憲法，通過土地法、勞動法和其他法令與法規。這次大會再次顯示了中共對共產國際的服從，因為所有法律包括憲法都是遵循1928年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的決定。正是在這次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終於得到共產國際的賞識，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相當於國家元首。然而他在中共黨內的優勢尚未樹立。有一段時間，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在瑞金時，中共中央機關仍留在上海租界內，儘管毛澤東可以在他控制下的地區行使最高行政長官的一切權力，但黨的重大決策仍然由那時的總書記陳紹禹口授。不過，毛澤東之星正在繼續上升，莫斯科愈來愈多地依靠毛，特別是他的辦事效率跟其他人的無能形成鮮明對比，而且共產國際的在華代表米夫也終於完全支持毛澤東了。所以到1932年下半年，當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被政府警察突然搜查後，為了安全起見，根據米夫的建議將其轉移到瑞金，陳紹禹則被送回莫斯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於是黨的所有控制權都交到了毛澤東手裏。此後毛澤東成為公認的中共領袖，背後得到了克里姆林宮的強力支持。[12]

四、攘外安內

1932年中國總的形勢是這樣的：滿洲已肯定丟給了日本人，儘管中國軍隊在上海周圍的英勇抵抗已使日本在南方的侵略暫時受阻，但在明眼的中國人看來，日本無疑是在備戰，而且很快就會再次在北方攤牌。自從十九世紀末以來，儘管中國一直在同室操戈，但從未面臨如此嚴重的外部威脅。中國表面上是統一的，南京的國民黨政府被各方承認可以代表中國，但實際上卻大打折扣。閻錫山將軍仍然佔據着山西省並獨立於南京，桂系和粵系多少仍算是本省的割據勢力。此外，在西部的四川、西康，西南的雲南和西北的新疆，軍閥們仍漠視南京政府的存在而自行其事。誠然，儘管存在着分裂現象，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其控制範圍已超過袁世凱以來的任何一屆政府。但就在其直接控制下的國家心臟地帶——華中各省，卻存在着有害的破壞性病毒——共產黨。

那時擺在蔣介石面前的問題非常嚴重！他應當首先對付哪一個敵人，是日本還是共產黨？不管怎樣，我們可能譴責他發動了其他內戰，沒有在一開始就摧毀共產黨。後來他終於決定先打共產黨，這可能有自私的動機，但我想歷史學家會承認，除此之外他沒有別的選擇。因為到1932年共產黨已變得如此強大，如果國民黨那時同日本開戰的話，共產黨很可能會從內部奪取國家政權。所以我是一個贊同蔣介石決定的人。那時為了幫助他下定決心，我曾起了一點小作用，對此我至今仍然感到高興。

五、仕途青雲

自從1927年加入國民黨後，我的經歷變化多端，這更多的是因為流沙般的國民黨政治。1927年我先當外交部的秘書，然後當江蘇交涉員的助手，在這些崗位上，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帝國主義的活動。1928年當桂系將控制範圍擴展到湖北省時，李宗仁將軍看中了我，任命我為湖北省煙酒稅務局局長。在九個月內，我收的稅比平時一年的總量還要多三倍。但當桂系的將軍們同蔣介石互相廝殺時，我這方面的改革努力完全白費了。桂系被打敗，但我對誰也不同情。有一度我竟認為不管共產黨有什麼毛病，看來他們總願意更多地為國家的福祉而奉獻，因此我打算暫時放棄在中國的事業，到蘇聯去實地研究共產主義的運作。只是由於意外的天命，我在最後一分鐘未能成行。[13]蔣介石得勝後任命了新的漢口市長，[14]他根據我當稅務官的業績發現我有財政天才，於是聘用我為漢口市政府財政局局長，在一年之內我就使該市擺脫了赤字。我的業績引起了湖北省主席的注意，他是蔣介石那時最信任的人之一。1931年在蔣介石批准下，我晉升為湖北省財政廳長。

我任漢口市財政局長和湖北省財政廳長時，有很多機會去了解共產黨在農村的所作所為。如前所述，當實行立三路線時，共產黨準備奪取漢口用作活動基地。儘管那時他們的滲透策略遠沒有以後那樣高超，但我還是要多多了解他們的顛覆活動。作為湖北省財政廳長，我經常能從稅收官和分支機構那裏得到許多情報。不論共產黨到哪裏，我的分支機構感受到的可怕影響僅次於那些在現場受難的人，因為我們不僅要承受那些地區的稅收損失，還要拼湊些錢來施以救濟。這是一把雙刃劍，雙刃都砍向了我的分支機構。如果不去密切關注共產黨的所為，那就是我的失職。經過一段時間，我對中共的了解逐漸超過了許多同事，並充分認識到共產主義那時對中國造成了多麼嚴重的威脅。

到1932年初，鑒於離題太遠且不便在此敘述的原因，我被迫辭去湖北省財政廳長一職。[15]但省主席親自將我推薦給蔣介石委員長，他說委員長早已對我有了好印象。蔣立即任命我為他的私人秘書，辦公室就在他的公館內，工作不重。我的職責——按蔣的話說，就是在他接見來訪者之前，先陪伴客人，談話時如果需要，就應將他們的話記錄下來，有時還要替他寫些私人信件。那時，蔣介石還沒有建立像後來和現在那樣龐大的侍從機構。除了我，另外只有兩個人，一個人的頭銜同我一樣——私人秘書，[16]但他負責私人電報，另一個就是副官。[17]但我們的工作時間是不規則的，這很麻煩。我必須早上大約五點到達辦公室，那個時刻稍過，蔣就開始接待那天他最重要的客人。他晚上十點以後就寢，然後我才能離開辦公室。除了午飯、晚飯外，我唯一閒暇的時間是下午一至三點，因為蔣通常要午睡，即使那時候我也不能貿然離開公館，因為他可能會隨時隨心所欲地叫我。我不願意幹下去，但一想我才剛來三天，離職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但結果呢，我也就做了三天。

鑒於我過去做稅收官的業績，那時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從上海來電要我去江西省當財政部西岸榷運局局長，他還不知道蔣委員長已任命我為私人秘書。我拿着電報去見蔣，請他同意放我走。徵得同意後，我也主動向他提了個建議。據我所知，這是他那時接受的第一個這類忠告。我告訴他我對湖北真實形勢的判斷，並告誡說，除非他親自到那裏去，並以國民政府的所有力量與資源指揮一場圍剿共產黨的遠征，否則整個華中就可能丟失。

一個月之後，蔣介石讓政府授命自己兼任華中剿匪總司令，[18]總部設在漢口。他安頓後不久，就召我去並要我出任該市市長。到那時，國共之間的武裝鬥爭才真的真打實幹了。

六、剿共碰壁

1932至1938年間，我是漢口市長。自從委員長將剿匪總部定在漢口直到1936年底，他對共產黨發動了嚴酷的戰爭，目的很明確，就是打算在中國一勞永逸地消滅共產主義。為此，他不得不對在北方侵略勢頭愈來愈大的日本人採取緩和政策，這樣就招致了國內各方不友善的批評。為了同共產黨作戰，他不僅傾其全部精力，也傾盡全國資源。在那些多事之秋，有些時刻看起來他似乎肯定能完成使命，許多人不相信他會放棄目標。但1936年戲劇性的西安事變卻將這個激烈的生死鬥爭變成了一個半心半意的妥協。對蔣介石本人來說，這也是一個絕對想不到的意外！

蔣介石消滅共產黨的決心最初輕易取得成功。無論在哪裏，共產黨都按毛澤東的公式脅迫和組織農民，但當他們尚未鞏固控制時，其游擊隊並不是政府正規軍的對手。由於數量和裝備上居於劣勢，他們常常被四面包圍，結果運動戰沒有多少用處。由於被迫打陣地戰，他們很快被打敗，所以1932年到1933年2月間，政府軍取得了接連的勝利。這樣，侵擾鄂豫皖、湖北大湖地區和湘鄂贛的共產黨隊伍大部分被擊潰了。

當委員長的軍隊進入江西所謂的「中央蘇區」時，情況就不同了。遵照「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戰略，共產黨起先讓出了約十個縣，但當政府軍進一步深入時，似乎突然間面對着一堵黑牆，簡直得不到可靠的情報來指揮軍事行動。毛澤東組織農民的目的終於達到了，毛在村民頭腦中灌輸了恐怖情緒，使他們害怕給政府軍提供任何有用的情報。即使他們願意講，那也都是共產黨吩咐的，以便將敵人誘入事先準備的陷阱中。有時候甚至在水井和泉眼裏下毒，為的是不讓入侵者喝到淡水。由於迷失在生疏的地區，又缺乏有效、協同的必要情報，政府軍很快就遭到了毀滅性的失敗。共產黨的戰果是巨大的，不僅收復了在江西的失地，還奪得了大批槍支彈藥。這樣他們的軍力變得十分強大，這時擁有約十三個軍、十三個師，大約三十萬人。

這次戰役的失敗是蔣介石掌權以來遭受的最大挫折，之所以未演變成更大的災難是因為共產黨還不夠強大，不敢從據點裏出來冒險打陣地戰。儘管全國不太清楚共產黨威脅的嚴重性，但蔣介石卻完全明白，並懷有深深的憂慮。他知道自己當前的敵人，比諸如馮玉祥、閻錫山或李宗仁那樣的對手要可怕凶惡得多。面對新的挑戰，他冥思苦想要保衛自己的權力。時過境遷後可以發現，儘管他在此事中犯了許多錯誤，但必須承認他的確應付自如，而且最後差不多完成了使命。

七、禮義廉恥

蔣介石似乎很早就認識到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一場騙局，因此必須首先與之鬥爭。共產主義通常是在政治和社會不公正並且有傳染性的池塘中產卵，以腐敗和不滿為食，然後發展壯大。為了防止共產主義在中國人民中進一步蔓延，蔣首先選擇了正確的方法，他力圖給全民族注射一種精神復興的疫苗，為的是能夠對共產主義免疫，於是便有了「新生活運動」。我清楚記得，他以大張旗鼓的隆重方式發動了宣傳戰，還給我發來電報，激勵我作為漢口市長要盡一切可能確保其成功。有一段時間，以他的威望和權力為後盾，該運動的確擴大到了全國。在一定程度上，1933到1935年間的新生活運動[19]確實產生了滿意的效果，對那時能夠打敗共產黨起到一些作用。

事實上，新生活運動就是孔夫子所推崇的古代四維——禮、義、廉、恥的再現。禮是禮儀的意思，義是正義，廉是正直，恥是羞恥。為了使西方公眾更好地理解這些概念，可以將它們比做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的四個標準。牛津運動大約同時期產生於西方，目前它被稱之為「道德重整運動」（Moral Re-Armament）。它力勸人們要按四個標準——即百分之百的純潔、百分之百的誠實、百分之百的無私和百分之百的熱愛來生活。只要稍稍變一下，禮、義、廉、恥四大原則也可以說是人們應以絕對的正確、公正、無私和羞恥感來指導自己的行為。

新生活運動的成效本應該更大，它之所以沒有在中國人的生活中產生持久影響，我想有兩個原因。其一，它從一開始就被塞滿了太多非本質和微不足道的東西，以運動為名，要求人們刷牙、洗衣、多多洗澡、靠右行走、走人行道而不走大道，等等。雖然這些對落後的人們在衛生和交通管制方面會是實用的教育，但也可能混淆和掩蓋更大的問題。新生活運動遵照的是委員長的特別指示，沉醉於頒發一些有關個人行為的僵硬而教條的訓誡，諸如「不吸煙，不喝酒，不跳舞」，等等。這種管束最好是靠說服引導，而不是強迫命令。但由於出自委員長本人，它們聽起來就像是軍令，於是逐漸出現了一種虛假的形式主義。例如當蔣介石在場時無人敢吸煙，一旦他走開了，大家便開始興致勃勃地吸起來，不僅初級公務員如此，甚至政府的達官顯貴和蔣介石本人的親信也是這樣。

其次，運動的最終失敗要歸咎於蔣介石本人，他本人的歷史就是個絆腳石。在成名之前，他的私生活並不值得稱道。在那些歲月裏，他的敵手們指出，儘管蔣發起了這一運動，但他本人是最不合格的。雖然蔣的朋友們可以輕易地予以反駁，說什麼聖人只不過是再生的罪人，但他的政治生活依然經常引起人們的懷疑，不知道他在使勁提倡四大原則的同時是否會言行一致。做一個精神領袖要比政治領袖難得多，後者可以用權宜之計來調和，而前者必須始終遵守自己制定的原則。蔣介石一定是在心生疑慮之前，就對此事感到疲勞和厭煩了。儘管他在1933年熱情高昂、精力充沛地發起了運動，但到1940年時就很少再提了。1949年當整個大陸丟失給共產黨時，他逃到了台灣，如果說國家需要道德復興，那時候是最需要的。但他並沒有提起新生活運動，而且以後也沒有再提過。

八、秘密武器

當蔣介石為反對共產主義思想意識而發動新生活運動時，他還在磨快另一件秘密武器，那是從共產黨那裏借來的，而且他一定認為在滿足自己的需要方面，它更實際也更有效。孫中山博士與共產黨合作時，國民黨按照俄共的模式進行了改組。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獲得支配地位後，又進一步採取步驟使其與俄共模式更加相似。他在陳氏兄弟——陳果夫和陳立夫控制下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裏，設立了一個從事秘密調查和為他收集秘密情報的處。[20]在他的格外關照下，該處很快變得極有權威，許多人未經警察當局和法院的許可就被它逮捕了。或許是蔣介石認為黨的組織太無能，或許是像人們通常指責的那樣，他從不給一個人或一群人太多的權力，因此在1932年末他又在全國軍事委員會的特務處建立了第三科，它很快發展為調查統計局（軍統），是蘇聯的契卡（CHEKA）、國家政治保衛局（GPU）、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或內政部（MVD）在中國的翻版。[21]

蔣介石選擇了戴笠當軍統的頭頭，戴笠畢業於黃埔軍校，皮膚青灰，性格陰險，沉默寡言，既機智又殘忍，既能幹又冷酷，是天生幹這一行的料。儘管他受的是軍人訓練，但幾乎沒有打過仗，然而作為一個特務，卻很有才智，似乎從一開始就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他在陳立夫手下的特務處幹過一段時間，後來因為辦事效率高得以脫穎而出，當上了軍統局局長。

該局的建立明顯是為了對付共產黨的滲透與顛覆活動。戴笠很快就將其建成為一個能插手一切的強大機構，全國的民事警察在他面前只能卑躬屈膝，無保留地服從他的命令，甚至超過服從本部門的上級，因為大家都知道他背後有委員長。1937年的抗日戰爭又為蔣介石和戴笠進一步擴大該局的權力提供了藉口，它以迫切需要反對敵特為由，建立起自己的監獄和集中營。可以正確地說，在抗日戰爭的最後幾年裏，儘管戴笠的級別不算高，但卻是全國少數幾個最強有力的人物，而且肯定是最可怕的人物，可以說他就是中國的希姆萊（Himmler）[22]。

然而蔣介石的生性就是多疑，他決不會把寶押在一個人身上。儘管他十分信任戴笠，但從不讓戴笠壟斷該領域。他繼續讓國民黨的特務處與其並肩活動，而且為了使兩個機構在工作上彼此嫉妒，他將後者的名稱公開改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這種曖昧的安排一直繼續到抗戰結束不久，即戴笠在一次空難中死去以後。[23]直到蔣介石逃到台灣，他才將特務的各部門置於一個人的統一指揮之下，此人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兒子蔣經國。[24]

建立一個安全機關來對付共產黨的滲透與顛覆無疑是必要和合理的，但這個特務系統具有很大的權力，而且從未受法律的限定，這則是蔣介石強加給中國的。在那些年代裏，它對打敗共產主義是否起到過一些效果？對此，迄今仍然爭論未決。從事後來看，像這樣的特務組織似乎是有助於抑制共產主義的蔓延，通過他們的努力確實逮捕了若干共產黨員。然而必須指明的是，至少有十倍忠於政府的其他公民卻因受他們的虐待，轉而反對國民黨，支持共產黨的事業。

蔣介石並不僅僅依靠新生活運動和特務，他在狂熱地尋求治療共產病時，突然從當時歐洲的現況中看到了靈光。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並對驚愕的世界自誇其新取得的勝利。意大利和德國似乎已像華麗的長生鳥一樣，在失敗和共產主義的死灰上再生了。蔣料想這一定是他一直尋找的療法。墨索里尼在炫耀黑色衫，希特勒則是褐色衫，他為什麼不能也這麼幹，而去炫耀某種藍衫呢？那個神秘組織因此誕生了。

藍衣社是蔣介石親自指導的秘密組織，他之所以沒有讓控制黨務的陳氏兄弟來插手，是因為後者早已羽翼豐滿，不需要再關照了。相反，有一個與之競爭的組織，有助於對兩陳實施遏制。於是蔣介石從他最信任的黃埔畢業生中挑選了少數幾個人，將此任務交付給他們。憑藉着蔣提供的資金和影響力，自然不難完成任務。考慮到年輕一代掌握着未來的鑰匙，藍衣社把注意力集中到學校。面對青年人，他們以蔣的親自關懷為誘餌，並保證他們前途有望，就這樣很快誘使大量的學生參加進來。當該組織發展到足夠壯大時，再也無法保密了，於是遭到了國民黨元老的批評。這個組織要獨立於國民黨嗎？藍衣社，這個名字聽起來很像是一群匪徒！於是就有了一個妥協，藍衣社公開轉變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為國民黨的輔助機構，有點像納粹德國的希特勒青年團。

但藍衣社或者說是三青團，從來也沒有為打敗中國的共產主義起到過多少作用。有人會辯解說，他們在某些方面防止了共產主義在國內教育機構的滲透。但以我1946至1949年任上海市長的經歷來看，那時三青團在蔣的直接命令下，雖然竭盡全力要反對共產主義在上海的學校蔓延，但我可以保證，他們做得完全不成功。在我看來，三青團的行為只能使國民黨更加混亂和狼狽。不像蘇聯的共青團或納粹德國的希特勒青年團，三民主義青年團實際上從不受其母黨組織的監督，但是彼此間又不像是兩個獨立的政黨。三青團和國民黨都宣稱遵循孫中山博士的學說，實行同一政治綱領，並都承認蔣介石是自己的領導。這樣做純粹是有意培養和鼓勵派系鬥爭。就這樣，蔣介石確實使得CC系（陳氏兄弟集團）和黃埔系彼此爭鬥不斷，並確保沒有一方能獲得政治權力的優勢。然而蔣介石不知道，由於他慫恿他們長期相鬥，兩者私怨甚深，乃至忘記了對共產黨的主要鬥爭。當1948年形勢變得真正危急時，兩派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吵嚷着要合併，於是就這樣合併了。三青團的中央執行委員自動成為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三青團被取消了。但當蔣介石逃到台灣後不久，他又在1952年將其恢復，但這次有點不同，他讓自己的兒子蔣經國當上了三青團的頭領。[25]

九、扼殺共黨

蔣介石之所以組織特務和三青團，主要目的很可能是為了加強其個人的權威而不是反共。由於他始終相信軍權的功效要勝過別的，對他來說很自然會首先想到用某種軍事手段來贏得反共戰爭的勝利。終於他想出了一個切實可行的計劃，那就是通過緩慢而穩步的遏制和收縮過程來逐漸扼殺共產黨。不論在何處，當他的部隊與共產黨接觸時，他不會再下令匆忙前進或作出魯莽的決定，而是環繞敵人建築一連串的碉堡。碉堡是用石頭或水泥建成，駐以少數士兵，備以大量彈藥和食品，每一個都是堅固的堡壘，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抵禦共產黨游擊隊的攻擊。這些碉堡要以特定的距離來散置，即每個都應至少在另一個的視野之內，沒有一個是孤立的，不致被敵人選為突襲的目標。在碉堡線之後修建公路，以利於從後方基地運送補給和增援。整個計劃的要旨是將共產黨包圍在一個鋼圈之內，一旦將其從第一線碉堡周圍清除後，更多的碉堡和公路會向裏面深入建造，鋼圈就進一步收縮了。委員長希望通過重複上述過程，共產黨最後就會歸於滅亡。

這一計劃的可行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人力、物力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如果委員長不同時採取另一個本質上是政治性而非軍事性的計劃，那它也可能仍然失敗。這一點與組織那些住在碉堡周圍的農民有關。有幸的是，蔣介石那時在他的剿匪總部裏有一個名叫楊永泰[26]的秘書長，此人也許是中國過去五十年中出現的極少數真正的政治家。如果說他在國外不太有名，那是因為他從不拋頭露面，而且他在國內的影響也不夠大，因為不久以後他就被卑鄙地暗殺了。從一開始，楊永泰就看透了共產黨的優勢和弱點，正是他向蔣介石提倡打共產黨要「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為了對付毛澤東脅迫組織農民的方法，楊永泰建議再興古時的保甲制。按照這一制度，十戶為一甲，在十個戶主中選一人為甲長。十甲為一保，在十個甲長中選一人為保長。只要距離和地形允許，十保左右應聯合組成聯保單位，以一個保長為聯保主任。然後將一定數目的聯保單位再編在一起組成一個村，又從聯保主任中選一人為村長。村長之上自然是縣長，後者直接由省主席任命。上述制度正如楊永泰所描述的：「政府猶如人的頭腦，腦指揮臂，臂指揮手，手指揮指，就這樣逐級有效地指揮人民。」

楊永泰無疑切中了那時中國行政管理上的基本弱點。滿清帝國垮台後，多少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瓦解之中。北京的中央政府幾乎不能控制各省的軍閥，而軍閥只要能向人民勒索到足夠的錢以支付其僱傭軍就行了，從不關心行政管理，整個政府體制因此變得混亂。有個大家都知道的笑話：政府的命令出不了縣衙門。意思是縣長既無決心又無下屬組織在人民中貫徹政府的命令，到達縣衙門的命令不過是一張廢紙。甚至在國民黨名義上統一全中國、蔣介石在黨內獲得最高權力後，情況仍然如此。但蔣介石比已滅亡的北京政府做得好一些，因為他能夠任命自己的人當省主席並要求忠誠於他。但就初級行政管理而言，幾乎沒有什麼改進。在基層組織方面存在着真空，而這恰恰被毛澤東充分利用了。在完全失去社會控制的地方，毛將農民組織起來，並以脅迫手段加強控制，這樣就得以將所有農民強行羅致進去，同他一起反對國民黨。楊永泰的計劃改變了這一切，真空被某種物質填充了，並能抵抗任何外物的入侵。

如果能對這一體制加以正確的引導，那麼會為中國發展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提供絕佳機會！並能與美國早期新英格蘭定居者的市政會議相媲美。很容易設想，甲、保、聯保和村都自選領導人，完全自由地討論本地的利害問題，並通過合理的多數裁決來解決。經過一段時間後，這樣的模式就可以輕易地推廣到縣、省以至全國，一個有堅實基礎而完善的民主體制就會在中國建立起來。事實上，其中許多方面正是孫中山博士所夢想的。

不幸的是，楊永泰面對這一美景卻沒有現代的操作知識，即使有，他也不能說服蔣介石去實施。總之，不久之後他就被暗殺了，他當然不知道該體制在以後是如何被誤用的。從一開始蔣介石就傾向於利用該體制中邪惡的方面，用來組織和控制人民，這樣雖能防止共產黨的滲透與顛覆，但群眾也易於被懷有私利的政府所利用。按照楊永泰原來的概念，甲、保及其他單位既有義務，也有權利。但經過一段時間後，它們的權利被忘記了，只留下了義務。那些甲長、保長和村長變成了當局手中向人民勒索金錢和勞務的唯一工具。所有的都是義務，例如在私人家中安排士兵宿舍，沒收各種必需品如燃料和食品以滿足士兵的需要，幫助收稅，修建急用的軍事道路，按定額去完成徵兵等等，沒完沒了。他們沒有發言權，而且尊嚴和人身經常處於威脅之中。政府派來的張三、李四或王五獨霸一方，無論他高興或不高興，你都得服從。如果他發現有人不願意或不能盡到應盡的義務時，就會不分青紅皂白，以打耳光、腳踢、捆綁、鞭笞甚至處死相威脅。情況如此之糟，結果只有不太好的人才願意去充當那些職務，這難道不奇怪嗎？凡是好人避開的地方，壞人就會找到機會，所以漸漸地那些職位都被謀求私利的人佔滿了，他們變成了各自社區的惡霸和勒索者。中國的俗話說得貼切，他們是同政府當局一起在「渾水摸魚」。他們成為人民深深憎惡的另一根源，也是將許多人驅趕進共產黨懷抱的原因之一。因此，這個原來用來打敗共產黨的體制，由於被誤導和錯用，最後卻適得其反。

不過那是若干年後的事，特別是在抗戰期間及以後的歲月。最初引入該體制時，進展得很不錯，那是為了同毛澤東組織農民的方法相較量而最後建立的一個對抗組織。共產黨只能秘密組織，而政府卻能公開行事。共產黨只能通過脅迫使人民屈從，而政府則可以依靠法律要求人民服從。很明顯，政府佔有先發之利。當保甲組織同建設碉堡圈有條不紊地一起進行時，共產黨立即感受到了它的效果，毛澤東所有的游擊戰術都歸於無用武之地，再也不能將敵人誘入陷阱各個擊破了。國軍再也不是得不到情報的聾子，也不再後退，而是始終前進，不再受到侵擾，因為總能得到碉堡的保護，而且戰鬥力旺盛。當碉堡圈愈縮愈小時，組成保甲的人民在政府軍炮火掩護下，再也不怕共產黨了，因此能夠對蘇區實行嚴格禁運，實施的時段儘管比預期的短得多，但共產黨很快就面臨日用必需品如油鹽的極端匱乏。當碉堡慢慢推進時，共產黨方面土地和人口的損失愈來愈大，對他們來說，要得到足夠的人力來維持戰鬥變得日益困難。無論人數多少，他們都感到難以找到足夠的食品滿足供應。正如蔣介石所策劃的那樣，對共產黨的緩慢扼殺終於變成了現實。

十、萬里長征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不可能無限期堅持下去了，經過反覆討論，終於下決心突破政府的包圍，逃到其他偏僻的地區去。他們留下一小部分隊伍打殿後戰，紅軍的主力於1934年10月初開始離開過去五年在江西佔據的防守陣地，開始了漫長艱苦的跋涉。

這個艱苦的跋涉從那時起就被中共歌頌為史詩般的「兩萬里長征」。[27]通常三華里合一英里，換言之就是大約七千英里的行軍。起初，共產黨並無明確目標，毛澤東的指導思想只是進軍到北方，打開一條通向蘇聯的國際路線，於是便模模糊糊地向西北方向走。[28]但事實上跋涉的全過程僅僅是為了生存，他們逃跑的路線通常取決於政府軍哪裏的阻力最小就往哪裏走。他們總是避免同中央軍接觸，小心謹慎地沿着省的邊境前進，從地方軍閥部隊的空隙間穿過，後者總是竭力避免與紅軍作戰的危險。直到1936年春，他們終於逐漸在陝西的一個荒涼地區，即延安周圍大約三個縣安頓下來，和當地兩個共產黨員劉志丹、高崗的部隊會合。長征開始時，他們大約有九萬人，但到達延安時，儘管他們說法有異，其部隊難以超過五千人。

政府軍在他們後面窮追不捨。他們在延安一落腳，蔣介石又急着派遣新的軍隊去迎戰和包圍他們。誠然，如果不是中共採用了新的戰術，並在1936年底策動了所謂的「西安事變」，他們很可能就被消滅了。

十一、抗日呼籲

1934和1935年不僅對中共而且對他們稱之為「祖國」的蘇聯都是重要關頭。當中共拖着疲沓的步子，在朝向西北的長征路上焦急而惶惑地前行時，克里姆林宮裏的統治者也面臨着來自所謂軸心國德、意、日與日俱增的威脅。這三國對共產主義的態度是直言不諱的。為了防止軸心國的威脅，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組織「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並號召其屬下的所有代理人，即不同國家的共產黨，在各自國家內組織人民戰線。克里姆林宮擔心在法西斯國家的煽動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可能在反共的藉口下聯合起來，並一致進攻蘇聯，因此想靠舉起新的反帝、反法西斯的旗幟，把所有人民（不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分國別，不分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都團結起來，孤立法西斯國家，至少也不能讓非共產黨國家結成一體。

這種指示對中共有如天賜之物，那時它和蘇聯面臨的形勢不僅類似，而且危急得多。於是他們開始認真籌劃一系列戰術行動來落實該指示。制定方針並不困難，因為日本對中國的入侵是真切的。國民黨和蔣介石為什麼要進行一場自相殘殺的戰爭呢？他們為什麼不能聯合所有愛國團體和黨派，包括共產黨，為中國的生存而戰呢？「中國人民，讓我們團結起來抗日！」從那以後，儘管宣傳的形式可能不同，但這變成了共產黨的主要論調。早在1934年4月，當中共還在江西並已感受到緩慢扼殺過程的效力時，他們就提出建立不分政治派別的「反帝統一戰線」。[29]接着，他們忙於突破封鎖線和面對長征中的困苦。但在十六個月之後，即1935年的8月1日，當他們仍在躲避政府軍的追擊而尋求新的安全地時，又發出另一呼籲，號召全國組織「全國抗日統一戰線」，建立一個「國防政府」，並創建「同盟軍」反抗日本侵略。[30]他們一到陝西的新根據地，又強化了這個運動。1936年1月25日他們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發出一個通電，[31]倡議召開一個「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32]當然，他們所有的主動表示都遭到了冷遇。儘管不斷受挫，在此後的十個月裏，中共依然繼續發出類似的呼籲，並提出愈來愈誘人的條件，其全部意圖無非是想讓政府立即停止對他們的敵對行動。

當然，共產黨為了達到目的，並不只靠對政府的呼籲，呼籲只是為了宣傳，還有其他暗中策劃的陰謀在進行中。按照共產國際教給他們的革命戰略原則，中共完全知道在那種情況下應該幹什麼。「首先，要將各種『社會力量』排一排，他們是能夠被引導參加革命行動的，然後就是設法與每一個建立聯繫，要他們一起來支持一個『共同綱領』。」儘管共產黨被趕到西北荒蕪之地，但無法阻止它秘密地派遣地下人員到重要的中心城市去煽動，其目的是喚起人們支持他們的呼籲。上海租界猶如容納各種政治觀點的避難所和溫床，他們很快就在那裏找到了幾個團體願意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伸出援手。國民黨排斥其他所有黨派而統治着全國，因此除中共以外，自然還有些其他團體對南京國民黨政府懷有不滿，例如張君勱創建的民主社會黨，由少數教授組織的農工民主黨，[33]以及非常保守的提倡國家主義的青年黨。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政治團體的支持者都不多。儘管如此，如果把它們的名字排出來，聽起來是很多的，因而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誠然，其中某些團體特別是青年黨對共產黨是厭惡的，但它們也樂意為難國民黨。共產黨要促使它們一起支持「共同綱領」，應當沒有什麼困難。此外，像上海這樣的城市，總會有人想使自己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因此在共產黨的精心操縱下，全國救國會很快在上海誕生，它大聲呼籲國內應停止一切敵對行動，並「將所有槍口對準日本」。救國會內吵嚷不停的代表中，有七個人聲音最響，他們自我宣傳是「七君子」，其中有一人是女性。[34]到1935年底，這些「君子」們變得極為無禮，令人厭惡，政府不得不下令將他們逮捕。[35]受審後，他們被判處短期監禁，由此成為追隨者眼中的受難者，同時也為共產黨提供了更多的宣傳素材。當「七君子」出面煽動時，他們同共產黨的關係並不清楚，但共產黨奪取中國後，大家才注意到其中有一人在北平共產黨政府中當了司法部長，另一人則在最高法院當院長。[36]

共產黨在1936年過着一種朝不保夕的生活，他們知道如果只在上海和其他一些遙遠城市進行煽動，是難以打開新的局面，因此決定集中力量去瓦解那些包圍他們的部隊。就像是上帝的安排，這些部隊那時主要是少帥張學良的東北軍。五年前張學良被日本人趕出了家鄉，如前文所述，他以懦弱的方式將滿洲丟給了外國入侵者，隨後忍受了短期下野和到意大利的流亡。他那逃到中國內地的軍隊仍然完整無損，名義上併入了中央軍。東北軍大約還剩三十萬人，與其他中國部隊相比，他們裝備較為精良。這樣，儘管他們失去了原來的地盤，但仍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且由於一直由張家供養和統治，這支軍隊只知道忠於張學良個人。他們同中央軍的合併只是因為再也不能從滿洲徵稅，而不得不向南京財政部領取薪餉。實際上，他們仍構成一個獨立的實體。

國內存在的這種不調和的因素，需要蔣介石仔細處理。由於東北軍的首領流亡遠方，官兵們個人的許多財產和親友又都留在了滿洲，因此時間拖得愈久，這支部隊就變得愈來愈煩躁，蔣由此認為少帥回國比在國外要好。基於少帥的忠誠和支持，蔣認為這樣做能更有效地博得東北軍的服從。在他的批准下，張學良於1934年初從意大利回國。為了表示特別的賞識，張學良立即被任命為剿匪軍隊的副總司令，指揮權僅次於蔣介石，總部也設在漢口。[37]他在這一職位上幹了一年多，逐漸與我成為摯友。正是他此後的一個行動改變了中國歷史，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十二、西安事變

張學良不是一個壞人，但他反覆無常，意志不堅而任性。他不是完全沒有原則的，但其一生中最缺乏的就是某種堅定、一貫的品質。他有天生的才智，儘管顯然並未受過很多教育，但如果一個人隨便同他談談，就會被其才智打動。他不乏勇氣，眾所周知他自願通過長期的藥物治療，戒除了吸毒成癮的習慣。他做得出最卑劣的事情，在滿洲掌權後，馬上就在自己的起居室內槍殺了其父生前最信任的一名將軍。[38]他也能做出最寬容的事，其手下的人講了他許多高尚和慷慨的行為。總之，他是難以對付的，是一個典型的代表——生於豪門，不需自己的任何努力就會好運連連，從不認真掂量由於一時衝動而做下的事情。要不是由於他，蔣介石決不會被扣押在陝西省的省會西安，同樣也正是由於他，蔣居然活着出來了。1936年12月12日上午蔣介石被扣押，當天下午消息就傳到了漢口，我們都深感震驚。但我妻子以一個女人的直覺，發表了最有預見性的評論，她平靜地說：「我們都很熟悉張學良，我認為不能排除有這樣一種可能，他會以給全國一個聖誕禮物的方式，突然在聖誕節釋放委員長。」半個月以後，張學良果然這麼做了。

事件發生時，少帥起的作用是全國皆知的，但共產黨在幕後的作用許多人卻不知道。當然，共產黨只要對收穫感到滿意就行，他們並不熱心去頌揚自己搞陰謀的細節。此外，蔣介石和直接捲入的親信們也不願公開事情的真相，因為那些無助於他們的聲譽。結果便導致了心照不宣的默契。這個事件——實際上是中國現代史上的轉折點，一直以來被或多或少地包裹在神秘之中。

共產黨一定是很透徹地研究過少帥的品質——他的德行與惡習，他的長處和弱點。因為當張學良在漢口設立總部時，對我們這些每天見到他的人來說，他似乎是天下聞名的回頭浪子，完全不同於過去那副滿洲軍閥的樣子。他唯一的志向看來是改邪歸正為未來做貢獻，唯一的消遣是讀書和打網球，再也不沉迷於先前無限喜歡的肉慾享樂中。總之，他似乎是個改造得極好的模範。然而張學良的性格中顯然還有一個我們未加注意，卻被共產黨發覺並認為對其有利的弱點，即他易受其友人的影響。與好人為伍時，他就變好；一旦落入壞人圈內，他就變壞。當張學良在漢口時，共產黨沒有多少機會將自己選擇的夥伴強加給他，但其總部一旦在1935年遷到西安後，共產黨便盡其所能向少帥滲透，並用同情統一戰線思想的人包圍了他。

當這種無聲的陰謀在西安少帥的總部推行時，更多引人注目的宣傳又面對着他前線的官兵，不斷告訴他們「打回老家去！」「槍口對外！」難怪那些年來一直想家的人們會深為感動。然後就是「不要向中國同胞開槍，那怕他是共產黨！」和「不要向共產黨開槍，因為他是中國同胞！」對那些清楚記得受日本人殘害的人來說，這些話是多麼正確與合理。此外，這時共產黨還首次大規模使用女性鼓動員。當子彈尚未橫飛時，她們會用喊話筒向戰壕這邊喊出表示不滿的精練短句：「同胞們，弟兄們！你們為什麼要冒生命危險來殺我們這樣的人呢？你們難道不知道我們的共同敵人是誰嗎？我們什麼也不要，只要同你們一起去打日本人，為什麼你們不過來與我們並肩戰鬥呢？」然後又是：「我的聲音同你們的妻子、姊妹或女兒有很大不同嗎？我只是一個像你們所愛的人一樣的女人。她們現在在哪裏？仍留在東北讓日本人糟蹋嗎？或者正在內地什麼地方忍受着飢餓與貧困，靠你們發給的微薄薪餉度日嗎？她們很擔心你們的生死，很想念你們在東北美好而富饒的家園！同胞們，弟兄們，不要開槍！你可能打中像你妻子、姊妹或女兒的我。」共產黨在東北軍中採用許多類似的方式，廣泛地進行了離間。

共產黨最後究竟是如何直接同少帥達成交易的，這是一個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的秘密。有報導說第一次建立聯繫是通過共產黨的一個瑪塔・哈麗（Mata Hari）[39]，她機敏地扮成高級妓女。少帥的癖好是眾所周知的，因此這完全有可能，儘管其真實性不能確定。廣為流傳的東北軍不滿的消息也許在1936年11月底傳到了委員長耳裏。蔣介石在事變以後曾透露，他事先確實獲知少帥本人可能懷有不滿。但這種說法通常是受到懷疑的，因為若承認事先缺乏關於他副司令態度的情報，這既是對自己判斷的批評，也是對特務無能的譴責。無論如何，他那時顯然相信少帥的忠誠，或者至少認為自己能夠輕易地駕馭他，因此蔣於12月7日飛往西安，明確目的是察看形勢和恢復懶散部隊的秩序。但為時已晚，共產黨的滲透已經很徹底，由共產黨鼓動的左傾組織在西安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整個城市因此沸騰。張學良不僅已下了決心，而且他所有部下都支持這個決定。12月12日那天，少帥開始行動，將蔣抓了起來。

十三、壯哉悲哉

在隨後的半個月中，少帥充分地表明他是一個有能力但卻沒有明確主見的人。他大膽地下令扣押蔣，但在扣押之後卻不知如何處置他。他不得不等待共產黨的意見，而共產黨又必須等待克里姆林宮的指示。在斯大林最後發話前，據報在中共黨內的商討中，人們情緒激憤，許多人包括毛澤東都主張殺掉蔣介石報仇。但斯大林的命令卻和他們期待的完全相反。鑒於軸心國對共產主義的威脅迫在眉睫，蔣介石是唯一能將中國組織起來對抗日本的人。因此為了轉移軸心國之一（日本）的力量，防止它們可能一致進攻「社會主義祖國」，中共接受指示釋放蔣介石，並在其領導下組織統一戰線。

共產黨如此輕易而迅速地完成這一任務，這表明他們已很好地控制了少帥。儘管如此，仍需要一個熟練的工匠將張學良這塊黏土摁進他們喜歡的模子裏去，於是我昔日的同窗好友周恩來被選來做這一工作，他立即被派往西安。在蔣介石、張學良和周恩來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也許只有很少人知道。儘管委員長在獲釋後確實寫過一本小冊子，[40]對那生死攸關的半個月中發生的事給了應當是真實的說明，但仍有許多未講，熟知內情的人是能夠看出來的。但對那些與劇中三位「演員」有着親密的私人關係，並與當代中國政治有密切聯繫的人來說，是不難得出近似真實的推論。總之，扣押之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清楚地表明了委員長、少帥和共產黨三方達成協議的概貌。人們也許不能確切知道在西安通過了什麼，但卻確知後來發生了什麼。

事情可能是這樣的：按照蔣介石自己發表的回憶，在遭扣押後的頭幾天裏，少帥方面的態度有了根本改變，從極端的粗暴變為尊敬和順從。對這種突然改變的解釋是，張學良沒收了蔣介石的日記，讀後令他困窘，原來他一直懷疑蔣介石對日本太軟弱，但委員長的目的卻是準備要在最後關頭和侵略者作戰。少帥很可能將此告訴了委員長。但真正使扣押者改變主意的必定是周恩來的到來，並轉達了必須最終釋放蔣的口信。這一定使少帥很尷尬，因為是他下令扣押的，現在他應當如何放蔣並說服蔣同意統一戰線呢？不管蔣有什麼樣的缺點，但他的力量就是堅定。現在蔣的人身受到了這麼多侮辱，即使願意達成協議，又怎麼能說服他一旦被釋後仍忠實地履行條款呢？在那些日子裏，上述問題必定長時間地折磨着少帥。但周恩來和共產黨卻沒有這樣的困惑，他們明確知道要幹什麼、如何去幹。整個中國之謎的關鍵在於張學良的性格。由於共產黨不斷迎合少帥的虛榮心，從而使張屈從於他們的願望，可以說周恩來和共產黨就像一個導演指導一齣舞台劇一樣，在扣押之後便主導了整個事變的進展。

事變發生後，南京陷入了混亂。在蔣夫人和其他人的請求下，一度給少帥當顧問的澳大利亞記者端納（William H. Donald）[41]乘飛機從漢口來到西安。一開始，人們都擔心扣押者會怎樣接待端納，但他的到來正是周恩來和張學良所希望的，他們需要一個調解人和蔣談談，軟化其堅定性。但端納的用處不大，他不能講中文，也不能指望他在中國政治交易中處理錯綜複雜和微妙的關係。於是在端納之後，宋子文也被允許到西安，然後是蔣夫人。也許是蔣夫人到達之後，才完成協議的細節，周恩來親自出面與蔣介石談判。按照初步達成的協議（細節尚需以後再談），為了抵抗日本人進一步的侵略，要在全國做準備，應立即成立統一戰線。在委員長方面，要保證停止所有反共行動，並且不再恢復。在共產黨方面，他們同意此後忠於南京中央政府。誰能保證委員長一旦獲釋後會遵守協議呢？少帥說他能保證，他已密令東北軍，萬一委員長恢復對共產黨的敵對行動，他所有的部隊會支持共產黨打到最後一人。誰能保證一旦蔣決定採取抗日政策，東北軍和共產黨會服從他作為統一戰線的領袖呢？少帥說他也能保證。他願意親自陪蔣回南京，任蔣處置，此舉不妨說是將自己作為人質，以保證東北軍和共產黨服從蔣。就共產黨的忠誠而言，後一項保證是靠不住的，但蔣此時並不處於能討價還價的有利位置，因此不得不接受他能得到的東西。

回顧該協議和以後發生的事件，人們不能不對少帥抱有同情。儘管他也許在那時自認為非常有謀，但事實上，在三角談判中他是唯一坦率的一方，其他兩方都是很難測知的人，他們的底數他無法摸清楚，而他這個很想表現高貴和自我犧牲的人，結果成了協議唯一的受害者。蔣介石並未蝕本，他得以從這樣的困境中活着出來已經夠幸運了，不僅活着出來，而且無損威望，相反還有所提高，這是他想也沒有想到的天賜之物。至於共產黨，他們獲益最大，得以從滅亡的命運中獲救，而僅僅幾天前還是形勢危急，難以逃脫厄運。不僅如此，從宣傳觀點看，他們贏得了偉大的勝利，他們一直提倡而且一再被政府拒絕的統一戰線，現在像填鴨般地被蔣介石咽下了。在協議中唯一的輸家是那可憐而高貴的少帥，他履行了諾言，於1936年12月25日親自護送蔣介石乘飛機返回南京。在他到達後馬上進行的新聞採訪中——是他命裏注定作為自由人的最後一次露面，他說自己做錯了，並願意接受審判。他隨即受到軍法審判，被判處十年監禁。當宣判時，人們看到他站在法庭上表現得十分驚訝，顯然那不是蔣原來承諾的結果。然後，顯然是應蔣介石的要求，監禁減為五年。但五年到期後，他發現自己被蔣的特務包圍，毫無自由。他現在仍被「軟禁」在台灣一座山間別墅裏。

十四、抗日統戰

蔣介石一回到南京就謠言四起，說他同共產黨之間達成了一項秘密協定。儘管他對此從未做過公開評論，但卻授命其可靠的代理人到處竭力解釋並不存在着什麼書面協議。嚴格地說，這種否認是十分準確的，實際上並沒有書面協議，因為蔣介石和共產黨都不會將互信置於一紙空文中。他們已代之以某種更好的互相保證，即東北軍的保證：萬一蔣介石背信棄義，東北軍就同共產黨一起戰鬥；如果蔣遵守諾言，並將少帥扣為人質，蔣就可以確保上述部隊對他的忠誠。既然他們已達成這種諒解，為什麼還需要書面協議呢？

事態按協議的條款迅速發展着。對公眾來說，它們是轟動的和劃時代的，但對知情人來說，這不過是排練好的戲劇演出。為了表示誠意，政府將「救國會」臭名昭著的鼓動者，即所謂的「七君子」從監獄中放了出來。1937年2月10日共產黨給國民黨發出一個呼籲電報，[42]為了共同推進全國抗日統一戰線，他們做出四項提議，即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這是政府軍隊的總番號），並將置於南京全國軍事委員會的控制之下。此外，共產黨自願在特區實施真正普選基礎上的民主制度，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

共產黨的電報正好是在國民黨應委員長的請求召開一次全會時到達南京的，[43]國民黨通過了「根絕赤禍案」作為正式回應。它原則上接受了共產黨對和平的要求，並規定中共必須同意：（一）完全取消紅軍。（二）完全取消蘇維埃政府。（三）完全停止紅色宣傳。（四）完全停止階級鬥爭。

所有這些動作只不過是雙方保全面子的手法，它們起到了在兩黨間啟動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細節討論的作用。談判期間，共產黨在他們佔據的陝西三縣中第一次獲得了喘息的機會。要不是日本人在7月份突然發動戰爭，談判也許會無限期進行下去，但抗日戰爭爆發了，它加速了兩黨之間達成正式協議。1937年9月22日，中共發表了一個題為「國共合作宣言」的聲明，在此文件中中共保證為徹底實現孫中山博士的革命原則而奮鬥，並重申他們完全順應國家當前需求的信念。它承諾放棄以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政策，由此停止所有的紅色宣傳，並停止以農民暴動沒收土地的政策。它保證廢除現行蘇維埃政府，並在其控制的地區實行以民權為基礎的新體制。它也同意廢除紅軍的名稱與番號，改組為國民政府全國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國民革命軍建制，並準備接收指示到前線參加抗日戰爭。

第二天委員長代表國民黨作了答覆，並表示準備接受共產黨的合作。由此「蘇維埃政府」變為中華民國的「特區政府」，紅軍變為蔣介石領導的全國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來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

這樣，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整整十年以後，兩黨又表示要在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名義下再次合作。但是這種想法其本身就受孕於背信棄義，生於兵變和謀反，並在純粹權術之乳的滋養下成長。所以，儘管一般公眾很高興地接受共產黨和委員長的聲明，但對那些了解事態發展的內部知情人士來說，有理由為此深感擔憂。空氣中瀰漫了不信任，統一戰線的承辦人自己就是最大的懷疑者！

[1]布哈林（, 1888-1938），蘇聯政治家。十月革命後曾任《真理報》主編、《消息報》主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在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問題上與斯大林有異議。1937年被捕，次年遭處決。

[2]向忠發（1880-1931），湖北漢川人。

[3]指黃金濤（1888-?），福建廈門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冶金碩士。1915至1930年曾任漢陽鐵工廠技師、技師長。1932年起任漢冶萍公司董事。

[4]指楊開慧（1901-1930），湖南長沙人。中共黨員。1930年11月14日在長沙被國民黨處決。

[5]此處有誤。楊開慧並非死於戰鬥。作者可能將死於此次戰鬥的朱德妻子伍若蘭誤當成了毛澤東妻子。

[6]米夫（, 1901-1938），蘇聯人。1925年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時任副校長，後任校長。1928年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六大。1930年冬來華，次年1月在上海參加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在蘇聯「大清洗」中被處決。

[7]時間有誤。應為1931年1月。

[8]此處有誤。陳紹禹，即王明（1904-1974），他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而非中共中央總書記。

[9]「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有多種「版本」，按照比較通行的說法是指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張聞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澤民、陳昌浩、張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凱豐）、楊尚昆、夏曦、孟慶樹（緒）、王保（寶）禮、王盛榮、王雲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純）、孫濟民（際明）、杜作祥、宋潘（盤）民、陳原（源）道、李竹聲、李元杰、汪盛荻、蕭特甫、殷鑒、袁家鏞。此外，還有一個人名叫徐以新，因年少被戲稱為半個布爾什維克。

[10]參見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載《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橫排袖珍本），頁94-104。

[11]時間有誤。應為1931年11月7日至20日。

[12]毛澤東真正成為公認的中共領袖，實際上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並非像吳國楨說的那麼早。

[13]1929年吳國楨曾打算從上海坐船到蘇聯觀光，但因船隻被軍方臨時徵用，只得告罷。

[14]指劉文島（1893-1967），湖北廣濟人。1929年4月至1931年5月任漢口特別市市長。

[15]1931年湖北遇上特大水災，洪水淹沒了全省七十一個縣中的四十六個。因為稅收受到影響，吳國楨在十個月後被迫辭職。

[16]指毛慶祥，浙江奉化人。

[17]指鄧文儀（1905-1998），湖南澧陵人。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秘書。

[18]應為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

[19]新生活運動是1934年正式發動的。

[20]其前身是CC系分子組成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1935年該科擴大為調查處。

[21]契卡（[CHEKA]），全稱是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者特設委員會，是蘇俄於1917年12月建立的國家安全機關。1922年2月改為國家政治保衛局（GPU），次年11月又改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OGPU），均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會。1946年內務人民委員會一分為二，一為內政部（MVD），一為國家安全部（MGB）。

[22]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 1900-1945），德國納粹黨人。1934年任秘密警察頭目，1936年任德國警察總監，1934年任內政部長。組織了對民主人士和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其權力一度僅次於希特勒。

[23]1946年3月17日戴笠由青島飛南京途中因「空難」而死。

[24]1950年蔣經國兼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控制着外交部情報司、內政部調查局、台灣省政府警務處、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以及國防部下屬的第二廳、保密局、總政治部、憲兵司令部、大陸工作處等部門。

[25]1952年10月蔣經國出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

[26]楊永泰（1880-1936），廣東茂名人。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畢業。1931年起先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長、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秘書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秘書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四川行營秘書長、湖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等職。1936年10月25日在漢口江漢關輪渡碼頭被暗殺。

[27]中共歷來將其稱為「二萬五千里長征」。

[28]長征之初，起戰略主導作用的是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只是在1935年1月中旬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才進入了最高軍事決策層。

[29]指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以「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名義，提出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

[30]指《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通稱《八一宣言》。但它並非是長征途中的紅軍發出的，而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奉共產國際指示，起草後首先發表在1935年8月1日的法國《救國時報》上。

[31]指1936年1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二十位紅軍將領聯名發出的《為紅軍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

[32]見1936年2月21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通電》。

[33]該黨成立於1930年8月，最初稱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又稱第三黨。1935年11月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1947年2月起始稱中國農工民主黨。

[34]七君子分別是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章乃器、王造時、沙千里、史良。其中史良是女性。

[35]七君子被捕是在1936年11月23日，而非1935年底。

[36]指史良和沈鈞儒。史良（1900-1985），江蘇常州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司法部長。沈鈞儒（1875-1963），浙江嘉興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37]1935年3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武昌設立武漢行營，張學良任主任。

[38]指楊宇霆（1886-1929），遼寧法庫人。北洋奉系將領，曾任奉軍參謀長。1929年1月11日被張學良槍決。

[39]瑪塔・哈麗（1876-1917），原籍荷蘭的法國脫衣舞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善於用美色獲取機密，充當法國和德國的雙重間諜，最後以間諜罪被法國處決。1996年荷蘭政府徹底恢復她的名譽，理由是她周旋於德法兩國之間，暗地裏為荷蘭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40]指蔣介石命陳布雷執筆的《西安半月記》（南京：正中書局，1937）。

[41]端納（1875-1946），澳大利亞新聞記者。曾任香港《德臣報》、紐約《先驅報》、《遠東時報》、倫敦《泰晤士報》等報記者，並先後被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聘為私人顧問。

[42]指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

[43]指1937年2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

第五章　抗戰中的內部紛爭

一、七七前後

當蔣介石如此戲劇般地從西安回到南京時，他的威望達到了頂峰！如同他先前被扣押的消息曾令人絕望，震撼全國，現在全國又以狂歡的形式慶祝其獲釋。如果蔣那時願意通過普選來競選中國總統，無疑會以絕對優勢當選。我那時仍是漢口市長，我清楚記得，當接到這個消息時，連續數小時的爆竹聲響遍全市，這完全是人民自發燃放的，政府當局未作任何鼓動。而十二年後我當上海市長時，卻親眼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這一次人民又自發地放了無數的鞭炮，但那是為了慶祝蔣介石下野，辭去中國總統。顯然，那時人民認為能擺脫他真是太好了！

不是中國人民的感情特別善變，而是在那十二年間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使他們完全改變了對委員長的思想感情。在1949年蔣介石對中國民眾意味着什麼，這可以以後再談，但在1936和1937年他的確是代表着希望。儘管在1931年前他給人民帶來了許多內戰，但在此後的幾年裏，他也帶來了自袁世凱倒台後中國從未享有的最大的和平與穩定。誠然，他不停地跟共產黨作戰，但那時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共產主義就意味着有組織的謀殺與縱火，因此蔣的做法被認為無可厚非。他似乎一直對日本的侵略僅僅採取一種綏靖政策，但歸根到底，如果中國最終不得不對日作戰，那麼除了蔣介石外，又有誰能夠來領導呢？民眾認識到國家面臨的危機並希望予以妥善解決，因此不計較蔣介石可能有什麼樣的缺點，而幾乎全都團結在他的周圍。

日本人的步步侵略不斷提醒着中國人民，國家的危機即將到來！在丟失滿洲之後，1932年中國政府將此事提交給日內瓦的國聯裁決。當國聯通過決議「譴責」日本時，這個島上帝國竟敢傲然漠視世界輿論，趾高氣揚地退出了國聯。1933年日本的侵略圖謀超出了滿洲，藉口中國駐軍首先開槍，日本人開進了內蒙古的熱河。是年簽訂的《塘沽停戰協定》中，不僅默認日本佔領熱河，而且要在中國領土內建立一個完全的非軍事區，將華北的許多軍事特權進一步交給日本。1934年前清廢帝溥儀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滿洲「復位」，宣佈成立「獨立」的滿洲國。1935年日本人再次藉口中國人首先開火，入侵並佔領了熱河的鄰省察哈爾。1936年日本人又高叫要組織華北自治。很久以前，有些中國作家把中國的地圖形狀描繪成一片桑葉，而日本則形如一隻桑蠶，桑葉是蠶的日常飼料，會被一口一口地吃掉。難道中國那時的命運也會是這樣嗎？

西安事變一定促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加速了自己的計劃。他們一直在掠奪某種程度上仍處於分裂狀態的中國，現在中國似乎終於要統一了，甚至連共產黨也同國民黨聯合起來，抵抗日本進一步的侵略。再過一段時間，一個統一的中國對日本來說可能太強大了，因此不能浪費時間，要趁熱打鐵。於是日本人如法炮製，在中國古都北平城下進行了三天的大規模軍事演習，然後藉口一個士兵在盧溝橋（外國人稱之為Marco Polo Bridge, 馬可・波羅橋）受到中國村民無端攻擊，向中國駐軍發動了攻擊。此事發生在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就此開始，給兩國都帶來了破壞。

上海在11月份被日本佔領，幾天後南京也淪陷了。儘管名義上政府遷都到遙遠西部山區的中心重慶，但實際上大約有一年，漢口是國民政府所有軍事及民事活動的總部，所有中國要員都聚集於此。委員長和蔣夫人在南京陷落前幾天到達漢口，直到十一個月以後日本人攻陷該市時才離開。威信與影響僅次於蔣的汪精衛也在那裏，還包括內閣中大多數閣員，以及新任行政院長孔祥熙。孔是宋氏三姊妹中大姐的丈夫，蔣夫人是姊妹中最小的。

二、再晤同窗

戰爭也將另一個人帶到了漢口，那就是周恩來。這時他再也不是那個因被懸賞而隱藏起來的逃犯，而是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副部長，這是蔣介石新近正式任命的。周的非官方身份還包括「特區政府」和「八路軍」的代表。約十七年前，我們各自為了接受高等教育分赴法國和美國，但此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也沒有收到過他的信。然而我知道許多他的事情，這也許出乎他的意料。當然，作為最傑出和最活躍的共產黨員之一，他履歷中凸顯的事實，已被那時所有對中國共產主義問題感興趣的人所共知，但除此以外，我還能接觸到不對社會公開的秘密情報。委員長的剿匪總部設在漢口，作為當地的主要行政官，有一段時間我的職責就是協助鏟除共產黨地下人員，並加強己方的防範措施。在此過程中，我發現了許多有關我舊友周恩來的行蹤和活動的秘密報告。

儘管我早已了解共產主義的真實性質，對其不抱任何幻想，但對昔日的同窗好友，我仍然有些心軟。我難以想象像他那樣有理想有智慧的人，一個我在南開所了解的人，竟會真的去信奉共產主義。無論如何我也無法相信周恩來會像其他共產黨人一樣——那是一夥無情而殘忍的人，為了滿足權慾去縱火與謀殺。所以那些日子閱讀了有關周恩來的報告後，我總是傾向於做一些有利於他的保留。

但我受到了強烈的震撼。1932年夏天，一個非常重要的共產黨地下人員顧順章[1]叛逃到政府一邊，他立即被帶到委員長在漢口的總部。顧告發了約三十個散佈在各省的共產黨地下組織。按照他的揭發，周恩來對許多這樣的組織有一種監督權，最使我吃驚的是，周訓練了一個特別執法隊[2]來執行共產黨的紀律。

顧順章的家那時在上海公共租界內，由於政府對外國租界沒有警務權，因此決定立即從漢口派一個特別分隊給顧的家屬提供秘密保護。於是匆忙調集人馬，還從我的市公安局抽走了一個警官。但那人很快就回來了，並告訴我一個很恐怖的事件。

差不多就在他到達上海的時候，公共租界的警察發現顧順章的全家，總共二十個人，包括一個兩歲的孩子已遭謀殺，並埋在他們住房的地板下。在進行那場卑鄙犯罪的晚上，有人看到一夥人進入屋內，好像是在進行狂歡宴會，裏面還放着戲劇音樂，外面則有鞭炮聲。鄰居看見其中有一個人幾次來到陽台上，邊笑着邊給別人指示。當後來警方讓鄰居們看周恩來的照片時，他們都證實就是此人。[3]

這個報告令我十分不安，我從各個角度進行查證，接觸了許多提供消息的人，但無法找到能否定此事真實性的證據。所以當1937年周恩來到漢口與我再度重逢時，我最想弄清的就是這人是否真的改變了，以及如何改變的？儘管過了這麼多年，就其外表而言，他仍然是老樣子，他的特點仍同昔日在學校裏一樣，看來年齡和許多艱苦經歷並沒有在他那平滑而英俊的臉上留下印痕。當他談得興趣盎然時，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氣。一談到「昔日的好時光」，他的表情會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處的溫暖。對任何一個不太了解他的人來說，他似乎沒有多大變化，但對我則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開時，我就能憑直覺辨別出一個長於扮演女角的周恩來，和另一個向我傾吐真心的周恩來之間的差別。我倆在漢口重逢時，我發現真實的周恩來不見了，主要是那個作為演員的周恩來在談話。我進而吃驚地發覺，他的眼神很冷酷，藏有殺機。

此後在1937年至1947年的十年中，我注定要經常見到他和他的同事。1938年10月漢口被日本人佔領後，我倆都去了重慶。在我先後擔任重慶市長、外交部政務次長、代理外長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那些年裏，他作為共產黨代表團的團長，差不多一直呆在重慶。戰後我任上海市長時，周雖然名義上將其總部設在南京，但有一半時間來到上海，所以我有很多機會在各種場合同他見面並觀察他，例如公開集會、秘密會議以及各種私人和公眾的社交集會等，我終於認識到他已變成了中共一個多麼可怕的工具！

共產黨通常不太重視靠個人來爭取朋友和施加影響，他們相信自己已鑄成了兩種更有效的武器，即組織和宣傳，因此沒有哪一個共產黨人會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風格和個人魅力，但周恩來卻不同。在我的一生中，我曾根據自己的親身觀察，按照外表行為，對許多共產黨人進行了分類，他們可以分為四種類型，但周恩來似乎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種。

第一種是沉默寡言型。毛澤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人都知道蔣介石是個寡言少語的人，談話時通常是客人談，他只聽。但我多次見到蔣和毛在一起時，蔣講的很少，但毛更少。

第二種是狂風大作型。重慶談判期間當周恩來助手的王若飛[4]是個典型的例子。不管誰同他接觸，如果你不是共產黨員或不完全同情共產黨的事業，他就會讓你徹底明白你是他個人的敵人。在他參加的每次談判中，儘管可能是毫無爭論必要的簡單程序問題，他也會以惡毒的長篇演說開始，以凶暴的威脅結束。

第三種是大智若愚型，即外表很愚蠢實際卻很精明。我曾遇到一個共產黨員，看上去很單純，我甚至一度認為沒有人比他更笨的，整整一個小時我無法使他就任何問題同我進行有理智的談話，更不用說辯論了。他就是那時中共的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5]在共產黨內他卻以最精明的人之一著稱。

第四種是緊張不安型。這種類型的共產黨人看來都是由那時的問題促成的，他們總是緊張不安，無法放鬆，他們似乎很相信黨的路線，但不相信自己。他們比其他三種人多得多，一般來說在黨內升不到很高的位置。

但周恩來是獨一無二的。像其他人一樣，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共產黨人——是一個為了黨能殺死嬰兒的人。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個天生的演員，一個在學生時代善扮女角而愚弄觀眾的人。總之，周恩來是個典型的偽君子。當一個人同毛澤東談話時，不管毛是否開口，都會讓你始終記得他是個共產黨人。但同周恩來談話時，你就會逐漸忘記他是個共產黨人。當一個人同別的共產黨人談判時，他會強烈地意識到對手的刺耳語言和無理立場。但若同周恩來談判，他會使你相信，事物有兩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話才是公平的。

如前所說，我曾多次在活動中觀察過周恩來，以1946年1月馬歇爾將軍（George C. Marshall）到達重慶不久，政府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為例，周恩來當時正處於最好狀態，他利用會議作為顯示其說服力的舞台，談論諸如言論自由、人身保護以及反對國民黨弊端之類的基本權利。聽了他的話，人們會感到恐怕沒有人比他更真誠地維護個人自由了。但許多年後才得以證明他當時只是在表演，現在他和毛澤東一起統治着幅員廣闊的紅色中國，裏面卻一點人權也沒有。按照他本人的一份陳述，至少有1,500萬人在中共政府非法的「公審」中被殺掉，另外肯定有3,000多萬人被關在強迫勞動營中。

再舉個例子，那是1945年9月的一天，當我去拜訪美國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6]時，赫爾利、魏德邁將軍（Albert C. Wedermeyer）[7]剛剛同毛澤東和周恩來開完會。共軍明顯違反停戰協議，剛剛伏擊了政府軍的一個獨立小分隊，一名政府軍的美國顧問在戰鬥中被打死，[8]所以赫爾利和魏德邁召集毛、周開會要求作出解釋。赫爾利後來說，如果事實不是很明瞭，如果人們只聽周恩來的證據，那麼就會相信中共是美國人民空前偉大的朋友。而那時有機會見到周恩來的許多外國客人確實是這麼認為的。看來必須有了韓戰的代價，才能使那些頭腦簡單者覺悟過來。

因此，這裏存在着來自周恩來這類人的真正危險。他偽裝得如此之好，乃至只能被日後某一天的嚴酷現實所揭露。但當這種偽裝還暫時有效時，沒有一個人會承認可能是受到了他的欺騙。他確實對中國做了太多的壞事，如果不及時揭露他的真實本性以便讓大家知道，他還可能對整個自由世界做出更多的壞事。

三、兩面政策

有關周恩來就說這些。他由於運用其獨特的才幹以推進中共的事業才顯得特別重要，但比他更重要的是體現在毛澤東個人身上的中共最終目標。而且甚至還有比這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克里姆林宮代表的共產國際的目標。因為在共產主義所有信徒的觀念中，除了世界革命以外便沒有什麼革命了，而克里姆林宮才是唯一真正的先知。

抗日戰爭爆發時，中共從克里姆林宮接到了兩點基本指示：其一，同國民黨組成統一戰線，以便削弱或打敗日本對共產黨祖國蘇聯的威脅。其二，利用對日戰爭的機會擴大自己的部隊，以便最終推翻國民黨。這兩個政策表面上似乎彼此矛盾，但實際上卻是互為補充的。其想法是用國民黨部隊打日本，同時只要有可能就保存和擴大共產黨的部隊，以便最終同國民黨攤牌。因此，毛澤東在1939年出版的第一期《共產黨人》發刊詞中說：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鬥爭的政治路線。中國共產黨的黨的建設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鬥爭的中間發展起來和鍛煉出來的。這裏所謂聯合，就是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所謂鬥爭，在同資產階級聯合時，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鬥爭；而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鬥爭。⋯⋯

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9]

再沒有比以上敘述更清楚了，敵人不是日本，而是「資產階級」，更確切地說是國民黨。共產黨參加統一戰線，其目的不是對日本作戰，而是要更有效地對敵人進行武裝鬥爭。由誰來掌管這項兩面政策呢？當然是黨組織，但什麼是黨組織呢？是毛澤東或是組成中共中央的那一幫人嗎？無論如何也不是。大約在《共產黨人》第一期問世的同時，共產黨一本有名的書《黨的建設》也出版了，它是劉少奇編輯的，收錄了中共在革命運動中取得的經驗。劉在書中好像直接回答了以上問題：

中共是在共產國際的協助下誕生的，並在其指導下發展起來。正因如此，中國的革命工作才向前推進了。中共及其中央委員會始終忠於並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不論何時中央違反了這一點，如在陳獨秀和李立三領導下時，革命就會遇到災難（如在1927年），或遭受不可彌補的損失（如在1930年）。我們的中央是忠於並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這是中國革命必然勝利的最好保證。

這不僅僅是對信念的確認，也是對忠誠的再確認。

但在1937年建立統一戰線後頭幾個月的「蜜月期」中，共產黨力圖隱瞞自己的意圖，他們的部隊仍然太少，不知道戰爭究竟會怎麼樣，假裝順從政府似乎要比不順從得到的更多。所以從1937年到1938年10月，國共之間的關係顯然是和諧的，這也是共產黨爭取到政府空前讓步的時期。

四、中蘇關係

這不是因為他們趁國民黨在沉睡而乘虛而入，也不是蔣介石突然變軟弱或者開始信任他人，而是由於那時有另外一個因素的突然介入，即中國同蘇聯的關係。表面上看，俄共和中共都不承認彼此間存在着密切關係，尤其是蘇聯政府不會公開以某種方式支持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蘇聯政府儼然將公正外交作為基本精神，一直宣稱不干涉他國內政，並以謹慎與克制而自豪。儘管外表看是這樣，但平靜表面的內部卻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時中國政府開始發現自己的處境很尷尬。

1927年的國共分裂導致中蘇一度斷交，但1932年又恢復了，因為雙方都認識到前一年日本對滿洲的佔領對中蘇構成了共同危險。但必要感並不意味着可能換來相應的真誠感。事實上，當1936年日本佔領熱河與察哈爾之後，蘇聯突然宣佈同外蒙古締結同盟條約，中蘇雙方的感情又大大冷卻了，因為那直接違反了兩國早些時候，即1924年達成的協議中承認中國對外蒙古擁有主權。[10]西安事變後，情況又發生了奇跡般的改善。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國共談判令人滿意地建立了統一戰線，隨後中俄之間簽訂了另一項協議，雙方保證既不支持對方領域內的「獨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也不互相開戰，不援助任何一個與對方開戰的國家。對中國和蔣介石來說，它還有許多條款以外的意義，即蘇聯着手向中國提供急需的軍事援助。

回顧抗日戰爭的頭幾年，實際上西方列強並未幫助中國，唯一給過些援助的是蘇聯。英國和法國那時被新興的希特勒勢力侵擾不已，美國由於還未從世界經濟蕭條中復蘇，只對貿易和中立感興趣。當廢鐵、航空汽油和其他戰略物資從西方毫無阻礙地供應日本時，蘇聯是唯一願意給中國貸款並提供武器和飛機的國家。中國人民之所以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態度起了突然變化，這是首要原因。在此之前，中國人民總是傾向於譴責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做法，並對其北部鄰國懷有猜疑與敵意。此時，中國人民吃驚地發現，當自己需要援助時，最指望的國家竟不給幫助，而給援助的卻是最不曾指望的那個國家。這是失望與寬慰的結合，正如失望之深，感喟亦深！不是說蘇聯花招中的私利動機沒有被察覺，而是在滿懷感激的情緒中，群眾往往把那些忽略了。那時的中國人突然變得親俄，真是個奇跡！當然，這種親俄情緒的回報對中共具有無限好處，他們過去的暴行被忘記了，並被當作英雄來歡呼。這是他們得以迅速發展並在以後兩年中力量大增的主要原因。

五、中共受益

此外，中共還從中蘇之間的這筆交易中得到了另一個好處。儘管蘇聯代表從不談及此事，但中國當局無疑認為蘇聯之所以答應援助，同國民黨如何處理中共的提議或建議之間，存在着某種看不見的聯繫。每當國民黨要求蘇聯政府給予一項重要援助時，不久就會接到中共方面提出的某種新要求，如果國民黨試圖拖延答覆，那麼就會遇到蘇聯各種莫名其妙的拖延；一旦馬上對中共讓步，那麼蘇聯政府也會立刻給予滿意的解決。就這樣，蔣介石及其同事們便知道如何為自己的利益打算了。這真是糟糕之極，因為他們甚至不敢就此對公眾公開，儘管確實知道存在着這種看不見的聯繫，但卻拿不出確鑿的證據，而且揭露後就自動表明是誰在控制大局，這便會提高共產黨的威信並削弱政府的地位。蔣介石因此處於很無助的狀態，只能遵從中國古時關於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原因不得不假裝不在乎的諺語，即「打碎牙齒連着血一起往肚子裏咽」。

就這樣，中共得以從政府方面獲取了許多其他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得到的讓步，例如他們迫使政府允許八路軍在西安和重慶設立辦事處，同意在山西、山東、河北、安徽、浙江和廣西等省的地方政府中任用大量共產黨員。這些建議表面上都是以統一戰線的名義提出的，看來既自然又無害，但在共產黨手裏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如我們所知，在西安事變之前，除了陝西三個被共產黨佔據的縣和中國政府沒有管轄權的條約口岸的外國租界外，差不多所有共產黨組織都被摧毀，他們的活動也停止了。如果政府像以前一樣繼續保持警惕，共產黨確實很難擴大自己的組織與影響。但由於從政府方面爭取到上述讓步，他們得以躲在避難所後面順利活動。八路軍辦事處很快變成了共產黨秘密活動的總部，而各個省內的共產黨員則變成了快速發展和廣泛分佈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核心。

共產黨還有另一個收穫。如果在西方，公眾也許認為這是他們正當的權利，因此本來就不應該不給，那就是他們爭取到政府的同意，出版自己的報紙——《新華日報》。這是嚴格按照新聞自由的原則辦理的，共產黨正是依此原則提出了要求，國民黨也是因此同意的。但這一原則是如何被濫用，以及《新華日報》在共產黨手裏是如何真正變成他們在全國發展組織的一項最有效武器？關於這一點，不得不在下一章中加以討論。

共產黨得到的另一個重大好處，是在長江以南出現了一個合法組成的軍。當1934年共產黨軍隊的主力被趕出江西時，毛澤東留下了一個小部隊進行後衛戰鬥，他們被政府軍打散了，隨後幾年中在贛、閩、浙、湘的邊界地區勉強生存下來，到抗日戰爭爆發時，這些落伍兵的數目總共不過三千多人。1937年10月，周恩來正式向政府提出將這些人組成新四軍，由共產黨將軍葉挺和項英分別出任軍長和副軍長。儘管人數上相差甚遠，但該軍的正式編制卻是一萬人。由於將這些人立即集中到一個地方有實際困難，因此特許他們在各個不同地點設立「聯絡處」。這個軍在華中後來成為持久的肉中刺，並在1941年成為國共首次公開衝突的起因。當分歧終於演變成爭吵時，政府當初贊同組織該軍的動機便受到了質疑。周恩來那時甚至對外國新聞界暗示說，當他在1937年提出請求時，並未料到這麼容易就得到政府的批准。但他沒說出的是，他提出請求的時機正好是在政府緊急呼籲蘇聯按賒購提供若干架戰鬥機後不久。要記住，這批飛機正是在政府答應了周恩來的要求後才到達的。

但1937至1938年間仍然是國共合作表面融洽的時期。這一方面是因為政府正忙於一場規模和激烈程度都是空前的對外戰爭，另一方面儘管共產黨正在實行秘密的擴張政策，但在這一特定階段並沒有同政府軍發生直接衝突。那時候日本進攻的主要鋒芒幾乎全部指向政府軍，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眼裏，共產黨幾乎一點也不重要。他們要的是速決戰，想摧毀政府正規軍的主力，迫使中國很快投降。但蔣介石那時籌劃的，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戰爭，不是短期的，而是持久的，按他的說法就是以空間換時間。因此儘管在十五個月中日軍得以從北方向南方推進，從東海岸掃蕩到內陸的中心，但卻未能在一次決定性的戰役中打垮中國有組織的抵抗。儘管蔣介石不得不將廣闊的土地丟給入侵者，但卻能保持大部分的主力部隊完好無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兩者的戰略都被證明並非完全正確。在這場競賽中只有一個贏家，那就是共產黨，日本人和蔣介石都不知不覺地直接為他們出了力。

當政府軍退到西部偏僻山區而日本人窮追不捨橫掃我國時，許多國土事實上變成了「無人區」，日軍騰出的兵力只夠佔領重鎮和維護戰略交通線，只要能在後方維持適當的秩序，使軍隊和供應路線不受阻礙，日軍並不在乎其後方廣闊的農村中出現政治和軍事真空。於是精於游擊戰和習慣於農民生活的共產黨看到了機會，他們迅速抓住並加以利用，以謀求最大利益。

六、邊區政府

1937年冬，當日本人的敵對行動蔓延到山西北部時，政府命令八路軍從他們在延安的基地出發，向東同入侵者交戰。儘管自西安事變以來，共產黨實際上不斷地在重建實力，但此時卻只能抽出約五千人在聶榮臻將軍的領導下盡力而為，這些人由政府給予供應和裝備。在晉北平型關同日本人有了一場短暫的交戰，這似乎是1937年7月到1940年8月對抗外敵的頭三年中，人們所知道的共產黨積極參加的唯一戰役。共產黨當然對其大肆渲染，宣傳其部隊的英勇與愛國。與此同時，聶將軍卻不聲不響地同敵人脫離了接觸，潛入日軍戰線之後，進入遼闊的「無人區」。

也許共產黨本想實施他們所精通的運動戰，但卻發現「無人區」比運動戰有用得多，於是不再需要流動了，而是呆下來進行組織。在政府軍完全撤走和日本侵略軍同樣快地通過之後，許多敵後地區變得無人控制，當地居民組成了自己的武裝隊伍，並舉起了反日旗幟。但這樣的組織，無論其產生的性質還是狀況，肯定是既不純又彼此缺乏聯繫的，他們最想要的是領導和統一他們的力量。令人恥辱的是，政府方面未能預見到這種可能性並為其提供適當的指導，共產黨卻馬上發現了機會，並很快進去實施領導。這就是中國的不幸！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裏，他們在該地區建起了一個相當強的根據地。到1937年11月，在陝西「特區」以外有了另一個共產黨政權，即「晉察冀邊區政府」。

聶將軍輕易取得的成就，為從延安出發懷有同樣目的的共產黨部隊提供了樣板。1938年3月，賀龍將軍組織了有大約七個縣的「晉西北行政公署」。差不多同時，獨眼將軍劉伯承建立了「晉東南行署」，他的根據地在有名的太行山。此後不久，劉的人馬進一步向東擴張，並建立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1938年7月，聶榮臻將軍的部下更向東深入到天津附近，這就是後來以韓戰談判聞名的鄧華[11]將軍建立的「冀東行署」。

共產黨的擴張並不僅限於華北，新四軍在南方的仿效速度也不慢。1938年5月他們鑽進蘇南和蘇北，着手建立了若干共產黨地方政權。但共產黨在那裏並不如在黃河北岸般成功，因為此時政府終於認識到共產黨的花招，並在日軍戰線後方留下了一些部隊同他們角逐，因此新四軍建立的共產黨政權是零星分散的，從來沒有達到邊區政府的狀態。

共產黨的發展既迅速又空前，當他們繼續在日本人的後方擴大影響時，也試圖建立其基層組織，並準備在未被佔領的地區秘密顛覆政府。由於他們的活動量肯定增加了千倍，當然就感到缺乏合格的幹部。為了克服這個缺陷，此時共產黨建立起若干著名的教育機構，如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安屋堡青年訓練班、魯迅藝術學院、馬列主義研究院和中央黨校。不論這些機構採用什麼名字，它們反覆灌輸給學生的主要課程都是共產主義和革命策略，以便每個人在以後所分配的活動領域裏能成為熟練的代理人。毛澤東、劉少奇和共產黨所有高層人員都曾前往講學。招收的學生都是邊區基層裏表現出革命才幹的男女，或是各非佔領區內被共產黨的代理人說服後前來參加的熱血青年。可以說，差不多在抗日戰爭開始時，共產黨就開始將延安建成為一個與中國政府戰時首都重慶相對抗的第二個政治中心。我要再說一遍，如果不是由於前述的兩個原因，這個任務實際上本來是不可能完成的：其一，意料之外的蘇聯對華援助使中國人民突然改變了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態度。其二，在彼此的生死鬥爭中，日本侵略者和政府軍都全神貫注於自己的事情，顧不得關注共產主義的危險。

七、秘密文件

直到1938年10月，共產黨尚未試圖直接同政府發生衝突。但從那時起他們的政策突然變了，蘇聯也不再給中國提供任何物質援助。共產黨改變態度的原因，也許是延安認為經過十五個月的抗日戰爭，天平已從政府一方朝向共產黨方面傾斜了。政府確實遭受到巨大損失，它最精銳的部隊在東部犧牲了，賴以取得國家主要收入的最富庶、最大的城市上海、北平、天津、漢口和廣州也都丟給了侵略者。如果它仍能勉強生存，那僅僅是因為在日軍和中國西部之間橫亙着天然屏障——難以克服的山脈。比較而言，當國民黨政府的威望與力量衰減時，共產黨的影響和權威卻在增漲，於是他們得出結論：可以不再聽命於政府了！

大約就在此時，政府發現了一份共產黨的秘密文件，名為《中國共產黨之策略路線》。[12]這份文件很明顯是在建立統一戰線時發給所有黨員的，它意在向黨員解釋，為什麼中共要第二次同國民黨合作。裏面特別說道：

現在，革命情緒低落，我們的力量有限而弱小，因此必須同國民黨妥協以便保存和發展我們進攻的力量。

根據統一戰線的需要，在調整過程中，紅軍可能改變其番號並接受（國民黨的）統一指揮的原則。但實際上，它應保持其完全的獨立性⋯⋯並成為全國共產黨活動的中心。

無疑，統一戰線是一種妥協，在性質上是改良主義的，但它只是暫時離開用革命手段推翻現行制度的政策，是一種逐漸改變現行制度的曲線政策，其目的是給革命力量恢復元氣的時間，節省力量並鍛造新的工具，以期將來的進攻。

革命者用改良方法來公開進行革命工作，隱蔽秘密活動，並培養群眾的戰鬥力，這樣就可以推翻資產階級。

不用說，這個文件的發現證實了國民黨和蔣介石最大的擔憂。起初，共產黨試圖否認這文件同自己有關，但當無可辯駁的真實資料確證了文件的真實性時，他們最後竟樂於認為：既然自己的力量已足以挑戰政府的權威，也許最好還是讓政府知道自己的意圖。這就像一個不忠的妻子當被丈夫發現罪過時，鐵了心的壞女人決定將先前的約束拋到九霄雲外，並從此公開幹那不要臉的事。所以從那時起，共產黨不僅在「無人區」的群眾中組織武裝部隊來擴大影響，也對政府軍採用背叛性的截擊和收編手法來擴大自己的部隊。

他們實施這個新政策的第一個舉動，是在日軍戰線的後方鞏固其陣地。在共產黨試圖加以領導的各地方部隊中，有許多原來是表示忠於政府的，那些一直拒絕接受共產黨「友好」表示的部隊，因此感受到共產黨日益壯大的壓力。共產黨於是逐一通過公開的進攻或是隱蔽的背叛來加以扼殺。其中最悲慘的實例是趙侗[13]指揮下的著名游擊支隊。趙本人是北平一所學校的教師，他的隊伍完全是由出於純真的愛國主義，從日本佔領下的古都逃出來的大學生組成的。有一段時間他們將總部設在北平附近的西山，極為成功地襲擊了日本人的彈藥庫，並破壞鐵路交通，不斷給日本人帶來麻煩。但在他們積極與外敵作戰時，卻忘記了注意另一個在後面潛伏的陰險敵人。對共產黨來說，他們是必須拔除的眼中釘，他們不僅宣佈忠於政府而且拒絕共軍收編，並很快在那個重要地區成為共產黨力量的競爭者。於是在1938年冬一個淒涼的日子，他們遭到了八路軍背信棄義的攻擊。整個部隊幾乎全被消滅，趙侗本人被俘並被殘忍地處死。從那以後再沒有武裝部隊敢於反抗共產黨，而華北的敵後游擊區很快就全被共軍控制了。

一旦他們嚐到甜頭，胃口就變得更大。他們現在有了足夠的人力，想要的是彈藥。他們可以靠臨時湊合的兵工廠製造一些，但這樣造出的武器既粗糙也不夠用。即使他們有錢也買不到精良的武器，何況實際上也沒有多少錢。他們活動的地區在很偏遠的內地，城市和港口都被日本人佔去了。當然，可以大膽地攻擊侵略者並試圖奪取他們的武器，但這樣做必須依靠艱苦而危險的戰鬥，而這正是他們那時要避免的。那麼從何處能夠更輕易地得到武器的繼續供應呢？於是他們將貪婪的目光集中到缺乏戒備的政府部隊，就這樣發生了一系列人類歷史上最背信棄義的事件，也許過了很久也不會再有這樣的惡例。

當日本人向中國內地步步推進時，或當他們在佔領區加緊掃蕩時，政府軍的各級部隊經常會同總部失去聯繫，在敵後處於孤立狀態，共產黨就試圖將它們作為自己注定的戰利品。它們會被秘密包圍，並在黑夜裏遭到突襲，軍官通常被處死，至於士兵，要麼是將他們收編到共產黨部隊中去，要麼就是集體屠殺掉，為的是不讓一個人活着回去向政府揭露內情。起初，他們只對小股部隊實施這種政策，成功後膽子愈來愈大，很快就決定吃掉大一些的部隊。1939年春，秦啟榮[14]指揮下的五千名政府軍就這樣在山東被共產黨吃掉了。同年夏，張蔭梧[15]指揮下的另外五千人在河北遭到了同樣的命運。

而1940年朱懷冰[16]將軍指揮下的一個一萬人的整師在太行山附近遭到了劉伯承將軍的伏擊，並被迫收編到八路軍中。[17]但朱將軍能夠生還，並給出了詳細的報告。以上三個人我都認識，對朱將軍尤其熟悉。我在湖北省任財政廳長時，他也是該省的閣員。令我欣慰的是，他講的情況被另一個獨立的目擊者充分證實了，在那本由雷震遠（Raymond J. de Jaegher）神父[18]和艾琳・庫恩（Irene Corbally Kuhn）合寫的書《內部之敵》（Enemy Within）[19]中，天主教傳教士恰巧那時正在該地區，從而對那卑鄙的暴行做了生動的描述。

為了在物質上努力加強自己的部隊，共產黨並不將其活動局限於攔截孤立的政府軍，也試圖用他們喜歡的滲透與顛覆花招。當日本侵華戰爭爆發時，如前所述，山西省的閻錫山將軍放棄了半獨立狀態，同國民政府站在了一邊。但在遵照國共合作的政策方面，閻將軍甚至更進了一步，出於對共產黨精於游擊戰的敬佩，他同共產黨達成一項協議。為了換來他們承諾的友誼，閻邀請共產黨在山西省組織「犧盟會」（意思是犧牲同盟），並任命他們來訓練自己的新軍。但共產黨最後辜負了閻的信任。1939年秋，閻錫山將軍的整個新軍，根據延安的緊急指示，連人帶槍、連包帶裹公開投向了共產黨。[20]

八、皖南事變

最明目張膽違犯統戰協議的事還在後頭。面對上述那些挑釁，政府方面是不可能容忍的，國民黨的領導核心裏出現了要求重新考慮同共產黨第二次合作的呼聲。但在政府作出決定之前，毛澤東一聽到這消息，就在1939年9月發表了一個最具爆炸性的聲明，[21]他不祥地宣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其後似乎是說到做到，更確切地說是言行不一，儘管共產黨那時實際上並未受到攻擊，但毛馬上命令王震指揮的共產黨部隊開進延安的鄰縣綏德，未遇抵抗就將其佔領，政府任命的地方官都被迫逃亡。[22]此時政府方面決定，為了維持對外的威望和對內努力對抗日本的侵略，不要在當前同共產黨捲入爭端，因此沒有理睬這種不服從的行徑，甚至沒有試圖將綏德用武力奪回。唯一所做的，是派一些有戰鬥力的部隊，將共產黨佔領的延安周圍的那些縣包圍起來，這只是作為一道封鎖線以防共產黨在那一地區進一步發展。但政府方面的這個行動，後來卻被某些美國觀察員當作是國民黨樂意打共產黨而不打日本人的證據加以譴責，從而成為所謂史迪威論戰的中心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們關於政府在延安周圍部署軍隊的報告中，有關綏德事件的詳情卻一點也沒有談及，而這正是政府派那些部隊的首要原因。

到那時，政府方面多少已能容忍黃河北岸領土的喪失，它們即使不被共產黨佔領，也肯定會丟失給日本人，然而黃河以南的地區則是另一回事。在那裏，儘管日本人佔領了大多數城市和所有的交通幹線，但遼闊的農村仍被政府軍控制着。即使如此，共產黨在致力於暗中破壞政府實力和加強自己力量的同時，也會採取公開叛變的方法。1939年底到1940年底，在若干省內廣佈的新四軍「聯絡處」變成了熱衷陰謀與顛覆的中心，他們不僅試圖在政府部隊中煽動不和並給逃兵提供避難所，還和一些部隊發生零星衝突。這種衝突不斷蔓延，向東到達江蘇，向西遠至湖南。政府終於忍無可忍，但仍不想同共產黨公開決裂，於是命令新四軍調到黃河北岸作戰，但這並不是要懲戒它。按照統戰原則，這絕對是政府權限之內的事。就形勢而言，這有點像是蔣介石和國民黨方面心照不宣的妥協，意思是他們樂於將黃河北岸的整個國土讓共產黨堂而皇之地去佔據，只要共產黨不再在南邊騷擾他們就行。這就是政府克制行事的例子之一。然而共產黨並不滿意，新四軍不是按最高指揮部的指示向北走，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顯然是想偷偷回到共產黨著名的「長征」前的江西老巢。途中新四軍同許多政府軍發生衝突，政府隨即下令將其包圍，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項英在戰鬥中被打死，[23]新四軍的番號被取消。此事發生在1941年1月7日皖南的涇縣，此後便以「皖南事變」而聞名。

儘管共產黨以前對政府軍做了許多惡行，但現在他們卻譴責政府違反了統戰諾言。重慶的《新華日報》用了整整一期完全歪曲地報導了該事變，周恩來在外國媒體前將其哀悼為「千古奇冤」。由於那時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政策（我以後再說明此政策）是對國共的真實關係保持沉默，於是該事變被作為雙方的第一次衝突在全世界廣為報導。由於這一次顯然是共軍吃了虧，同情照例是屬於假想的「受難者」。無論政府以後如何根據積累的事實試圖辯解，但卻無人理睬。於是這起執行軍紀的不可避免措施，便被左傾作家描繪成政府方面面對嚴重的外敵侵略，卻在進行自殺式的內鬥。與事實相反，共產黨卻被描繪成面對日本侵略首當其衝的愛國者，政府和國民黨則是背信棄義的惡棍，躲在後頭等待時機，準備在共產黨「英雄們」的背後捅上一刀。

到那時為止，共產黨除了1937年冬在平型關與日本人有過短暫遭遇外，沒打過一場值得稱道的戰役，甚至在他們官方的編年史《革命歷史》中，也不得不躲躲閃閃地承認這一事實。在總結共產黨從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到1940年冬這段時期的軍事戰績時，該書只有以下一些話：「中日戰爭的頭十五個月（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裏，八路軍和新四軍滲透到敵後並開闢了解放區，其後從1938年10月到1940年冬兩年的軍事相持中，解放區內的人民武裝力量發展壯大了，八路軍從4.5萬人增加到40萬人，新四軍從1.5萬人增加到10萬人。」該書只自豪地講到共軍人數的巨大增加，而沒有強調同日本人交戰，事實上也沒什麼好談的。因為如果將共產黨描繪成曾拼命地對日作戰，那又怎麼解釋他們的軍隊沒有損失，相反卻得到了驚人的增加呢？兩者是極為矛盾的。

皖南事變爆發後，雙方都懷有不少仇恨，如果讓中共自行其事，事情很可能就會陷入真正的危機，但共產國際卻有其他考慮。儘管1939年8月23日蘇聯和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但兩國之間的關係從來就沒有互信的基礎。到1940年夏，德、俄在巴爾幹的利益衝突開始公開化。1941年4月，斯大林為了轉移來自德國迫在眉睫的威脅，一方面同南斯拉夫簽訂了一個友好條約，另一方面又同日本簽訂了一個中立條約。事實上，前者最終沒能阻止住德國的東侵，而後者，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也沒有對其寄予完全信任，他們始終擔心一種可怕的可能性，即德國和日本會突然從歐亞兩個方向夾攻蘇聯。於是大約在皖南事變的同時，莫斯科指示延安，不僅要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統一戰線（儘管對國民黨要採取不同的戰略），而且共軍也應盡最大努力牽制在華日軍，這樣日軍就將無法抽身，難以向西伯利亞發動進攻。中共像傀儡一樣欣然接受了這一指示。他們一直以來拒絕為祖國——中國——做的事，現在終於為「社會主義祖國」——俄國——做了。

九、百團大戰

這樣就開始了共產黨宣傳家津津樂道的「百團大戰」。由於所謂的解放區內缺乏足夠的通訊手段，也由於共產黨嚴格的新聞管制，我們並未獲得多少有關該「大戰」的情況。至於從共產黨透露的消息，我們也難以從宣傳中篩選出事實。按他們自己的說法，中共先後向戰場派出了103個團，總共40萬人，戰鬥應是在廣大地區內進行的，包括山西、河北、山東和河南。按照共產黨官方的《革命歷史》，「百團大戰」從1940年10月開始，到1943年「達到頂峰」。但我知道這裏面肯定有錯誤。在1941年1月7日皖南事變發生前，共產黨在重慶的《新華日報》很少報導這次大規模的戰鬥，在事變之後它才開始逐步增加這類消息。起初，我們認為那不過是宣傳詭計，為的是描繪他們的軍隊是如何起勁地打日本人，但具體的地方卻無從查證。共產黨的意圖也許是想襯托出政府對新四軍的行為是多麼卑鄙可恥。在很久以後我們才得知共產國際的指示，原來我們的猜測對共產黨來說不過是些枝節問題。況且這次大戰並未在1943年達到最高峰，事實上它在是年春天就結束了，即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慘敗之後。在克里姆林宮主子的眼裏，此時的日本已不再對蘇聯構成嚴重威脅。

百團大戰實際上是在1942年夏達到頂峰的，那也是蘇聯最艱難的時期。為了蘇聯，應當說那時的中共出生入死，打得最為英勇。還是按照《革命歷史》所述，共軍的戰鬥力從「40萬減到30萬，所佔國土小了許多，控制下的人口從1億降到5,000萬」。八路軍的副總參謀長左權[24]在一次戰鬥中陣亡。儘管共產黨抗日很激烈，但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一解圍，有關該大戰的報導也開始減少，並逐漸銷聲匿奇。

不管這一時期鼓舞共產黨打日本人的動機是什麼，他們的宣傳都會充分地利用這一大戰，從而在國外造成這樣一個印象：同政府部隊相比，共產黨是更熱忱、更有效的抗日戰士。現在，我們公正地面對事實，就會更加明白其抗日熱忱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就其戰鬥效果而言，耐人尋味的是，1941至1942年應是共產黨與日本人交戰最殘酷的時期，但恰在此時，日本偷襲了美國的珍珠港並完成了從馬尼拉到曼德勒（Mandalay）的最大軍事擴張。如果共軍戰士的戰鬥有他們宣傳的一半好，本應該有效地牽制日軍的一大部分，使其不能發揮作用，這樣日本人肯定難以實現其政府的侵略計劃。當然，也可以辯解說那時的中國政府軍打得也好不到那裏去，情況確實如此，但這不是要害所在。儘管共產黨對他們的「百團大戰」百般叫好，但日本人在此期間看來並未向中國戰區增派任何遠征軍。面對日軍，政府軍始終首當其衝，沒有因共產黨的參戰而受益。既然共產黨已全力投入戰鬥，但看來仍未對日本人有多少影響，在那特定時期共產黨的戰鬥力究竟如何，這應當是無可辯駁的證明。

無論怎麼說，從1943年到1945年8月戰爭結束，共產黨又回到了保存和擴大實力的政策上，甚至他們自己也未曾報導過同日本人有過重大戰鬥，但截擊政府軍和收編地方武裝卻從未間斷。例如在山東，政府任命的省主席[25]領導着十分有效的對日游擊戰，1944與1945年之交，他兩個最強的分隊——均在五千人以上，都遭到了截擊並被迫併入共軍，他本人則從共軍的伏擊中勉強死裏逃生，[26]共軍因此快速擴大。百團大戰後，他們曾承認自己的軍隊已減到30萬人。僅僅兩年後，即日本人投降時，他們已聲稱擁有100萬正規軍，220萬民兵，控制區的人口達到了一億。

十、原因何在

抗日戰爭前後，共產黨的地位是多麼不同啊！戰爭爆發前，他們的軍隊幾乎不超過五千人，差不多被消滅殆盡。但戰爭結束時，如果將他們自己計算的民兵也包括在內，共軍在八年內增長了640倍。原因何在呢？前面的敘述已提供了部分解釋：戰爭提供了機遇，統戰又提供了手段，俄國人深謀遠慮地給他們提供援助，國民黨在對付中共方面表現無能，中共從背叛中獲益。原因似乎就是這些，但這並不是全部，我們還必須更深入、更進一步地進行探索。因此，必須研究和分析共產黨採用的並使其取得非凡成就的各種策略。因為就在現時現刻，共產黨正在世界許多地方，特別在東南亞，似乎也運用着同樣的策略。除非自由世界的人民謹慎小心，事先想出足以對付他們的辦法，否則中國的結局就極有可能很快在其他國家重演。

除了在他們最封閉的革命學校裏，共產黨從來不向外界傳授自己的策略，也從不公開誇耀自己採用的方法來大肆宣揚其輝煌成就。他們通常認為這是自己最有價值的秘密武器，要防範局外人好奇的窺視，唯恐泄露出去。我在這裏要講的，不是來自於他們的任何教科書，而是政府軍和其他愛國抗日武裝部隊，以及吃過他們虧的人們的經驗總結。在吃過虧的人中，不幸的是，大多數人都未能逃脫共產黨強加給他們的毀滅或受奴役的命運，因而不能說出真相。即使有人僥倖逃脫，但共產黨的突然得勢仍使他們震驚不已，乃至儘管有那種親身經歷，但卻不能提供帶有分析的事後描繪。還有一些人僅僅因為太害怕，亦揭露不出任何東西。即使是極少數頭腦清醒、勇氣不減的人，由於不可避免地受個人經歷的局限，諸如時間、地點和情況的限制，也難以對共產黨在這種奸詐的游擊戰中發展起來的策略連續性，給出一個全面而連貫的圖像。我只是將這一點、那一點的資料拼湊起來，逐步積累，進行甄別、掂量和對比並互相聯繫後，才終於找到了共產黨成功方法的總模式。儘管我做過幾年漫無邊際的研究和九個月的集中努力，然而，如果我不是在1945至1946年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並有各種機會和權力同那些有過這些可怕經歷的人們去談話與回顧，我想自己也絕不可能深入到問題的核心。

毛澤東通常被讚頌為該策略的創造性天才。如果一個人簡單地按他所寫或所說的去做，通常是會被誤導的，一個人可以瞥見他非凡的能力，但卻無法探查其計劃邪惡性質的根底，而那才是最最有效的東西。如前所述，1928年毛澤東在井岡山初創紅軍時，他就開始傳授游擊戰的四個原則：「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在抗日戰爭後期，由於有了更多經驗而變得日益成熟，他又給那四條準則加上了「四不打」，即「敵情不明不打，地形不熟不打，沒有群眾支持不打，沒有絕對勝利把握不打」。

既然為了勝利可以不擇手段，所以這些話是無可厚非的。特別是關於獲得「群眾支持」那部分，似乎使毛澤東成為最理智、最人道的軍事家之一。事實上，他特別強調了這一點。他說：「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27]因此游擊戰的必要前提是使自己肅清單純的軍事觀點。其他的軍隊除打仗以外沒有別的職能，而毛澤東則要求紅軍肩負三項任務：「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他強調最後一項是三者中最重要的。他宣稱「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28]毛還指示自己的部下：「不論你到哪裏，始終要努力爭取群眾的支持，你不必每時每刻都打仗，但必須永遠爭取群眾的支持。」

這些話聽起來是多麼崇高啊！這就是為什麼當許多外國觀察家和中國人聽到這些話時會陶醉其中。但不幸的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要麼是漠然視之，要麼是從來沒有機會按照那些宣佈的原則去對照研究共產黨的實際作法。那些話是有雙重含義的，善良的普通人通常是不能理解的，而當他終於認識清楚時，他就不能不贊同我的看法——共產黨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親身體驗過毛澤東「爭取群眾支持」實踐的人們曾流行這樣的說法。

十一、軍事顛覆

現在談談共產黨的實際作為。假設他們佔領了某一地區，便會將貪婪的目光投射到鄰區，無論鄰區是毫無戒備的、友好的，還是明顯敵對的。不管此後共產黨是否打算公開入侵，下面就是他們一步步進行顛覆的一貫模式。

第一階段是滲透，也就是向那地區的重要地點安置共產黨基層組織。由於共產黨公開宣稱其目的是世界革命，它的基層組織通常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由各國共產黨安排和組織的。即使那特定的國家或地區並沒有被共產黨標定為要立即進行軍事顛覆或征服，但那裏的共產黨基層組織也應按照克里姆林宮的命令，為促進世界革命的目的而活動。至於這些基層組織是如何組織與控制的，成員是如何吸收與培訓的，非軍事的顛覆活動是如何進行和指揮的，以及黨是如何不顧反對力量的制止而執行紀律的，這些問題留到後面一章再談，因為它們與共產黨的軍事顛覆策略沒有直接關係。就當前話題而言，說說以下的內容就足夠了。共產黨一旦準備軍事顛覆，就會強化滲透，除了加強正規基層組織的諜報活動外，還針對若干明確的目標，指定一些特別的基層組織：第一是建立聯絡點或通訊聯絡中心；第二是找一個能貯存火器的隱蔽地點；第三是提供暫時的食宿與職業，以便窩藏和偽裝即將派來參加顛覆的游擊隊。

順便一提的是，有時這些陰謀是處心積慮的。當北平與漢口之間的重鎮鄭州在1948年丟給共產黨時，全市居民都吃驚地發現，共產黨任命的新市長不是別人，正是多年來在一個城門內從事那神秘行業的有名的算命先生。[29]他在社會上一直很受尊敬，因而成為許多重要官員和商人們信任的密友。但這些年來，特別是在佔領該市前的幾個月裏，他一直忙於指揮共產黨所有的秘密工作，然而竟未被發現。

第一階段做好準備後，便開始第二階段，共產黨稱之為「部隊的地下活動」。這支部隊包括兩類人員，第一類是有游擊戰經驗的老手，第二類是從目標區吸收來的對政治現狀不滿的人，經徹底赤化和培訓後成為了共產黨的戰士。最好舉一個泰國的例子，不管共產黨如何發表聲明否認，在我看來，紅色中國無疑是打算和準備顛覆泰國的。正因如此，比里親王（Prince Pridi Phanomyong）[30]被引誘到北平去領導所謂的「自由泰運動（Free Thai Movement）」。為此，在靠近泰國邊界的雲南省建立了基地，向所有泰國持不同政見者提供訓練。在基地裏，泰國人同正規的中國游擊隊一起受訓，後者學習說流利的泰語，前者則被授以游擊戰的藝術。這種組合的好處不言自明，雙方在顛覆的策劃與實際執行中相互彌補，一方提供必需的經驗，另一方則熟悉地域。就我所知，在中國的許多縣裏，當共產黨進行這種軍事顛覆時，進攻的游擊隊中都有由某些「本地人」組成的核心。這也許就是毛澤東腦子裏關於「爭取群眾支持」的最初階段。

當「部隊地下活動」的時機成熟時，便要將那些老手和本地新手派往目標區。但武器和彈藥並不同行，而是由不為普通成員所知的遠征部隊專家們私運過去，通過收買官員越過邊境，或是走慣常的走私路線。這樣做通常比人們想像的要容易得多，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總是對走私感興趣，而且經常可以發現他們在全世界從事着這種骯髒的交易。對他們來說，非法賺錢只是副業，真正的目的是要在尚未被他們控制的地區找出薄弱點，建立切實可行而又安全的諜報傳送渠道，準備有朝一日能夠加以使用。

一旦火器到達目的地，就將其貯藏在第一階段滲透時事先準備好的隱藏地點，只有遠征部隊最高指揮部中極少數人知道。那些由新手、老手組成的軍人則身穿便衣到目標區去，他們不是成群結隊，而是兩三而行，每兩三個人一組有一個目的地，其他小組是不知道的。當那些人到達聯絡點時，不僅供給食宿也安排合法職業，這就會給當地新手提供便利。如果此人以前是木匠，那就繼續當木匠；如果他曾是個莊稼漢，那就讓他隱蔽在農場裏。為了安全起見，他很少被派回原來出發的地方，而是派到另一個地方。派得遠是為了避免暴露，派得近則是要免於引起不必要的好奇。當然，這些人的地點只有聯絡人和最高指揮部知道。他們自己只知道本組內或一兩個鄰組的事。

以上就是共產黨所謂的「部隊的地下活動」。基於其特性，它必須是個比較緩慢的過程。最初的活動可能只包括少數幾個人，然後逐步壯大。但在戰時，如在中國的抗戰時期，這種活動就沒有困難，它可以始終憑藉難民的離開與流動，在其掩護下隱藏起來。

一旦地下活動的首批部隊到達現場並在等候增援時，就進入共產黨軍事顛覆的第三階段——「游擊戰的隱蔽階段」。儘管共產黨仍未有足夠力量公開升起旗幟，但他們也不想讓那些人無所事事，於是就進行動員演習，其一是檢驗那些人的準備狀況，使他們堅強、習慣於暴力、熟悉當地地形；其二是完成毛澤東交給軍隊的三大任務之一——為黨籌款。這些演習一成不變，通常採用搶劫、放火和謀殺的形式。所有這些罪行，像真的正規軍事演習一樣，事先充分策劃，反覆演練，最後準確實施。他們通常不留痕跡，也找不到動機，結果讓當局感到莫名其妙，深為困惑，但那些受害者無一例外都是富人。殺人與放火只是為了掩蓋所發生的系統搶劫，從來也不會考慮受害人是不是清白無辜的好人。共產黨要的是錢，他們不需要任何良心責備，因為他們始終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那些受害者都是人民的敵人，反正都是注定要滅亡的資產階級或資本家。

有意思的是，共產黨在這階段很少幹勒索的行徑，就性質而言，這種犯罪是最冒險的，因為那肯定會留下痕跡或線索。此外，勒索也不像麻木不仁的殺人放火那樣能起到鍛煉隊伍的作用。更有甚者，由於共產黨策劃的這些犯罪通常是由小部隊在各地區間斷進行的，看來雜亂無章，所以很少能察覺到有個指揮他們的中央機構。即使抓到他們一兩個人或整個分隊，罪犯們通常會被當局當作因貪財而殺人放火的普通犯人加以懲處。由於沒有懷疑其更深層的動機，因此認為沒必要進一步調查。無論如何，被抓到的人也不可能供出什麼，他們不知道其他同志藏在何處，火器在哪裏，更不知道指揮者的所在。這種花招使陰謀變得十分安全。就這樣，共產黨幾乎從一開始就通過他們先遣者的努力，給遠征部隊提供了一些財源。

當共產黨的遠征部隊得到充分加強後，就進入第四階段——游擊戰的「半公開」階段。在隱蔽階段時，罪惡的動員演習限於很小的分隊，現在則部署了大一些的分隊。在此之前，他們從不公開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也不公開穿共產黨的制服。但從現在起，只要游擊隊一行動，他們就公開穿制服並打出旗子，他們很可能在夜幕掩護下進行戲劇性的亮相，突擊一個孤立的警察局或一個駐軍哨所。得手後，就會利用一切宣傳手段使全地區的民眾知道，是共產黨對當局實施了突襲並取得了成功。在當局能召集足夠的部隊迎戰之前，他們早已化整為零，並將軍服和步槍埋在先前指定的隱藏處，重新穿上便服，回到原先的合法職業中。當政府軍到達現場時，共產黨游擊隊早已消失，如同進入了稀薄的空氣裏一樣。這正是毛澤東所說的「敵進我退」。但當政府軍集中注意力於這個最近被襲的地點時，共產黨指揮部又可能在政府軍後方用其他小分隊對未設防的哨所發動突然攻擊。這就是「敵駐我擾」。當政府軍來對付這些新的威脅時，又遇到了先前一樣突然消失的迷陣。重複這個過程再加充分協調的宣傳計劃，共產黨使那些地區的人民很快對其力量產生了一種誇大感，甚至使政府軍的人員也可能沉浸在有腐蝕性的自卑情緒中。

與此同時，共產黨指揮部正策劃「爭取群眾支持」的行動。共產黨通過各個基層小組，收集了區域內所有重要反共人士的詳細情況，然後列出特別頑固分子的名單，立即將恐嚇信以間接的方式送過去，命令他們改變立場，否則就會受到懲罰。同時又故意將消息泄漏給那些人的左鄰右舍。那些接受暗示並立即攜帶全部財物搬出該區域的人是幸運的，決定縮頭的人也可能暫時沒事，而命運最糟的是少數頑固分子，他們要麼拒絕改變立場，要麼可能立即將事情報告給當局。於是共產黨就佈置密探日夜監視他們，不管當局如何實施嚴密保護，但遲早總會有疏漏的時刻，共產黨將毫不遲疑地⋯⋯[31]

⋯⋯比他們給政府交付的固定稅款要多得多。政府對逃稅的處罰是可知的，而共產黨加在他們頭上的懲罰則是不可知的。

真正的「爭取群眾支持」，還有待於我們進入第五個即最後一個階段——「游擊戰的公開階段」，這是在共軍有了足夠支援、變得足夠強大並可以公開挑戰政府軍時發生的。在該階段，共產黨的活動已再不限於對孤立的前哨基地進行突然襲擊、在敵人來臨時運用化整為零的謀略，而是在大部分時間裏都保持着整體性。儘管在戰勝敵人的整體戰略中，共產黨仍主要依靠運動戰，但對政府當局太弱無法防守的地區，或者為了集中力量而放棄的地區，他們則着手實施有效的控制。

換句話說，半公開階段和公開階段的區別是：前者，共軍從不真正試圖佔領某個地方，而後者就不同了。

十二、鮮明對比

不論共產黨在哪裏打算實施控制，不論其佔領可能維持多久，他們都認真地開始運用「爭取群眾支持」的策略。那麼是如何做的呢？他們有其主子的教導作依靠。毛澤東說：「紅軍打仗是為了在群眾中進行宣傳，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為他們建立共產黨政權。」所以共產黨一旦佔領某個地方，開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人民中展開宣傳。他們將老話「事實勝於雄辯」加以新的歪曲，對事先編造的一系列事跡大肆宣傳。他們想製造的第一個印象是：自己是革命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並不想壓迫人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這一目的。他們有個特別的口號：「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草一木。」意思是，即使是無足輕重的東西也不應向人民索取。他們確實也是這麼做的，為的是讓這個口號能令人信服。

當他們不得不在屋內住宿時，會首先有禮貌地請求戶主同意。一旦得到允許（這是意料之中的），他們會在住區內安靜而有秩序地呆着，不是滿屋亂跑。他們不會像其他軍隊那樣，可能以賭博、飲酒、為小事爭吵來消磨時間。相反，會召開討論會，就像正規的讀書小組一樣。接着，如果他們看到有什麼可以幫助臨時的主人，那麼不用吩咐，他們就會自動幹。如果房子需要打掃一下，他們會擦洗得乾乾淨淨。如果恰巧住在一個農場裏（這是經常的事），他們會自動參加日常的零星工作。如果真的需要借用針線來縫補軍服，用完後他們一定會歸還。那些日子在中共經過的所有村莊——儘管彼此可能相距幾百英里，似乎都會出現有趣但又出奇相同的景象：某些共產黨士兵向某人借了炒菜鍋或陶器器皿，即使是最窮的農民也認為它們值不了幾個錢。但有一天在共軍匆忙離去時，忘了歸還那些小東西，幾小時後，也許是一天之後，一個共產黨的通訊員會特地回來，將所借的物品歸還原主！

共產黨的這種宣傳特別有效，共產黨游擊隊的行為把那時的政府軍完全比下去了，這是共產黨有意這麼做的。政府軍的指揮官們絕不可能像毛澤東提出的那樣，讓自己擺脫「百分之百的軍事觀點」。充其量，他們也只能在軍隊中實施嚴格的紀律，但肯定不會特地去取悅普通民眾。最糟糕的是，由於漫長的戰爭和不斷的失敗，再加上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士兵的薪餉非常微薄，他們的家庭生活困苦，由此，政府軍的指揮官們逐漸放鬆了紀律，乃至其部下無論在哪裏都成了「害人精」。共產黨肯定不會錯過這個機會，盡可能利用這一形勢。通過提供一個鮮明的對比，他們就使政府方面的形像顯得極為糟糕，而自己則是最好的榜樣。

十三、階級鬥爭

如果共產黨只以這種方法來企圖「爭取群眾支持」，不管他們可能如何偽善，我也沒什麼可以爭辯的，只能讚揚他們。但事實並不僅限於此，他們要做的下一件事，就是強迫人民參加所謂的「階級鬥爭」，將地主的土地充公並分給無地者。儘管這無疑是最專斷、最殘忍的措施，但仍可以說其中可能有些原始的社會公正的要素。然而接踵而來的則糟得多，即挑選出一批地主並對他們進行懲一儆百的公審。人們通常會認為，在那種場合挑出來的地主，必定都是壓迫農民最厲害的人，但情況並非如此。相反，共產黨總會在其中放進一些特別好的地主，因為在共產黨眼裏，好的地主要比壞的危險得多。壞地主的影響有限，因為人們都恨他們，而好地主由於頗受人民尊敬，就很可能成為反對共產黨的領導。

公審是真正上演的一場奇觀！共產黨通過勸說或強迫方式，要求所有人都來參加。共產黨的代理人都被安插在戲台或人群中所有重要的位置上，他們帶頭哭訴要討還血債，提出問題也回答問題，煽起群眾的憤怒，並監視那些猶疑和動搖的人們。不僅所有被告都被迫承認過去的罪惡，不管是真的還是假想的，而且判決也應是由到場的所有人一致通過。為了使現場氣氛更恐怖，「罪犯」在公審結束時通常會被斬首或槍斃。但在處決之前，群眾要一個個從被判罪的人面前走過，如果你贊同該判決，就要依次對「罪犯」吐唾沫，打他們並對他們實施各種凌辱。如果被判罪的人中恰巧有一個是你的親屬，噢，那你就必須更凶狠地罵他，以表示對新政權的支持和懲辦「人民的敵人」的積極性！會不會有人認為判決不公呢？要知道從理論上你應有權這麼說，但你還是忐忑不安地閉上嘴，免得與罪犯分攤到同樣的命運。你必須牢牢克制自己，因為一個轉臉避視的表情，一滴衝動的淚水或一歪嘴，都可能暴露出你不想表露的真情。誰要是那樣做了，災難就臨頭了，因為同情人民的敵人就是宣告自己也是人民的敵人。幸運的是，「盛況」已經過去，行刑即將開始。但你還是不能走，因為人群中每個人都應熱忱地注視這正確無誤的「人民審判」的完成。於是行刑人的刀一閃而下！人頭落地滾動，鮮血從倒下的身軀中猛烈噴出。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你再也受不了那情景，但不敢將視線移開，你想嘔吐，但又不敢。你終於克制不住自己，吐了出來！但感謝上帝，其他許多人也同時吐了。法不責眾，你感到安全了，因為共產黨無法將你一個人挑出來。

這確實是個恐怖的故事，沒多少人能夠活着出來述說它，而我作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卻聽說過很多遍。共產黨為什麼要搞這種野蠻的場面，使人民忍受這麼殘酷的折磨呢？那是為了讓人民分擔他們的罪行。在他們看來，為了「爭取群眾支持」，僅靠討好是不夠的，因為其基礎仍然存在着不可靠的變數。分地主的土地也不足以使民眾死心塌地跟隨共產黨，因為當政府軍回來時，民眾很容易說分地不是他們幹的，可以再歸還給原來的合法主人，這樣對他們毫無損害。但舉行公審以後，共產黨認為人民的想法就不同了，他們也參加了大屠殺，沒有退路了。不管民眾對公審和由此做出的判決是否內心懷有異議，但他們曾公開贊同過，如果共產黨有罪，他們也都有罪。在政府眼裏，他們必須同真正的共產黨一樣被懲處。再沒有比一起分擔罪行更有約束力了，這就是共產黨企圖強加於人民的控制。

但共產黨還是覺得不夠，許多人仍可能私下懷有被政府解救的希望，在共產黨看來這是一種危險的思想傾向，哪怕是一絲一毫，也要從群眾的頭腦中清除掉。於是那時共產黨在中國發明了一種特殊的嚴刑來處理這個問題。當抓住有這種思想傾向的「罪犯」時，他們會因「指望重慶」的罪名而受到懲處，共產黨這麼說是因為重慶是政府的戰時首都。對這類「罪犯」舉行的公審，甚至要比前述的更加「令人難忘」，召集的人群更大，表現也更狂熱，由於認為犯人罪行滔天，因此要求民眾表現出更強烈的仇恨情緒。在給與會的每個人足夠時間嘲弄和辱罵「罪犯」之後，「罪犯」即被帶到專門為此樹立的高台上，此台設得愈高愈好。此人被緊緊綁在台上的獨柱邊，雙手在後，雙膝跪在地板上，臉面大致朝向重慶的方向。在共產黨特工的敦促下，人群圍着高台旋轉，同時大聲質問：「你現在面向哪裏？」對此，「罪犯」應回答：「重慶」，否則就會遭到身後看守人員的進一步折磨。然後人群又會喊：「重慶能救你嗎？」回答必須是「不能」。這種瘋狂的愚蠢行為會一直進行下去，直到人群精疲力竭，或者是共產黨認為這種訓誡已充分深入到群眾的頭腦裏。這時罪犯會被留在高台頂上，暴露於風雨之中，沒吃沒喝直到死去。儘管如此，這種死法還是要比共產黨的折磨仁慈得多。對那些一直指望政府來解救但卻落空的一般民眾而言，這是個可怕的象徵。

十四、嚴密組織

當群眾被嚇得認為唯一能苟活的辦法是參加到共產黨裏去時，有系統的組織活動便迅速開展起來。共產黨馬上將十八到四十五歲間的壯丁組成「自衛團」或民兵部隊，進行軍事訓練。在那時的中國，他們被告知組織起來的目的是為了抗日和保家，實際上他們只是共軍的預備隊。年老的男人也不會放過，共產黨將他們組成討論小組，直截了當地告知最好是拋棄舊的陳腐的思想方法，並學會新的生活方式。有一個出自共產黨的流行說法，說年過五十的人沒多大用處，最好將他們完全消滅。於是大多數過了那年紀的人力圖快點「進步」，期望共產黨認為他們還有繼續生存的價值。眾所周知，在很多共產黨佔領的地方，有一些「老人隊」自願做了許多事情，諸如運走戰鬥中的傷員、在政府軍戰線後面炸毀橋樑和鐵路等，這些本應是由年輕一些的人來承擔才合適。

當然共產黨也很注意組織婦女和更年輕的一代。共產黨對婦女們說，她們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受壓迫如此之久，此時此地完全獲得解放的機會終於來了。共產黨立即將她們組成婦女團，按年齡分成小隊，特別鼓勵年輕婦女要「進步」，並藐視舊的「資產階級文明」的傳統束縛。那就是為什麼在那時共產黨的游擊區內有一個常見的現象，即在橋樑和十字路口均由年輕的婦女支隊守護着，她們像亞馬遜女戰士（Amazons）[32]一樣將步槍背在肩上，並傷風敗俗地將乳房露出來，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性別。年幼的人組成兒童團，並特別訓練他們做諜報和反諜報工作。由於年幼，他們不會受到懷疑而且工作積極，所以經常能做到成年人不能做到的事。例如，全中國都知道共產黨試圖在他們佔領區內發動民眾開展「自願捐獻」活動，於是共產黨就將兒童團變成「聞味隊」。當共產黨徵募過多，大多數人認為已超過了自己的能力時，「聞味隊」就開始去工作。這些小淘氣們在村裏到處閒逛，分給他們的任務是去聞各家廚房裏在燒什麼菜。如果有一家正好吃肉，第二天肯定會受到當地共產黨代表的傳喚。因為既然他們吃得起肉，那麼就肯定能對共同的事業作出更慷慨的捐獻！

這就是毛澤東稱之為「爭取群眾支持」的實質。人們可以看到共產黨是如何一步步地爭取群眾，不僅爭取了他們的肉體，也爭取了靈魂，最後他們不僅自願支持共產黨的事業，甚至願意成為共產黨的奴隸。事實上他們不敢做任何別的事，因為他們不僅外表被徹底赤化了，在他們身上還有一種內在的束縛——害怕。他們不只害怕公審，也害怕殘忍的判決。更大的恐懼是他們意識到自己一直被監視着，但又不能肯定是誰在監視。他們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周圍到處都有共產黨特工——在討論小組中，在團隊裏，甚至在自己家裏。但這些特工是誰呢？他們不能肯定也不敢問，可能是最親密的鄰居，最好的朋友，孩子們甚至是妻子。既然情況如此，無人可以信任，唯一可取的方式就是求穩。這就是為什麼甚至在共產黨游擊隊離開村子以後，村民很長一段時間都不願講述他所知道的共產黨，他們害怕向當局提供情況時受到了監視，今後會受到共產黨的報復。有一個故事是關於那時共軍的總司令、現在中共政府的副主席朱德。一次，他被政府軍逼得無路可走，並同自己人失去了聯繫，於是將自己偽裝成農民藏在一群老村民中。政府軍仔細詢問那些人：朱德可能在何處？正是朱德本人出面回答，並指示了錯誤的方向。沒有一個村民出賣他，儘管大家都知道朱的首級賞額很高。獎賞是很誘人的，但當人們沒有把握是否能活着去享受時，它就失去了意義。

難怪那時少數恰好走訪過共產黨游擊地區的外國遊客，包括訪問過延安的記者們都回來講述關於共產黨滿腔熱忱的故事。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也不是由於天真和易受影響，他們說的多少是正確的。群眾與共產黨游擊隊之間的具體合作，肯定比和政府軍之間更多。政府當局不能弄到情報的地方，共產黨通常能弄到。政府軍在戰區內看來沒有希望得到的必要幫助，如提供擔架手和其他運輸工具，而共產黨在類似情況下似乎不會遇到困難。外國遊客有眼睛，他們親眼看到了這些事，忠實報導其所見的景象。但是他們不知道事情為什麼會這樣，也沒有洞察到共產黨陰謀的基本動力。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33]早就認為恐怖治國要比以愛治國有效得多。那些少數遊客，由於不是哲學家，只是誤將群眾的人身屈從現象當成熱心支持的徵兆。但也不能因此責備他們，他們中大多數人並未掌握好漢語，即使已充分掌握，又怎麼能指望他們比一般中國人理解得更好呢？如果一般中國人尚不能完全明白共產黨那時實行的方法，無疑應當原諒外國遊客犯同樣的錯誤。

無論我們怎樣譴責，不得不承認共產黨的辦法是最有效的，因而到抗日戰爭的後半期，我們經常聽到共產黨許多這樣的自誇：「讓敵人去佔領點和線，但面是我們的，我們將敵人逐漸擠出線，最後擠出點。」共產黨指的「點」是城市，「線」是鐵路和公路，「面」則是廣闊的農村。那時他們誇耀說，雖然日本人能佔領華北的城市，並保持交通線暢通，但廣闊的農村則處於他們的控制之下。儘管這並非空洞的嚇唬，但也不能說實現了自己的意圖。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在保護公路、鐵路不受共產黨騷擾方面做得得心應手，更不用說城市了。或許還有一個確實的證據表明，共產黨從未真正想打日本人，而是利用戰爭來壯大自己的力量。只是在戰後，為了控制華北，共產黨進入到與政府的生死鬥爭時，它才運用了戰略潛力的全部力量。最初，政府在農村沒有任何進展，重要的交通線不斷受到破壞，部隊和供應的輸送變得很困難。到最後，政府手裏的城市也受到威脅並失守了。

十五、無可奈何

對共產黨軍事顛覆的策略就講這些。問題是：既然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及其策略知道得很多，那為什麼當時不去揭露其邪惡的性質呢？對於這個失誤，國民黨應當負責，我作為黨員之一也應該承擔一份責任。在那些年代裏，毫無疑問，共產黨的宣傳是最活躍和普遍存在的。但很奇怪的是，國民黨卻始終保持沉默和遲鈍。當共產黨從各方將指控對準國民黨時，國民黨卻裝得若無其事，甚至不屑答辯。未遇反對意見的共產黨就這樣以謬誤和花言巧語騙得了西方公眾的信任。所以，國民黨在丟失中國大陸之前，就早已在宣傳上打了敗仗。

國民黨之所以被誤導，是基於一個錯誤的觀念，即為了讓外界看到一個表面上統一的中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這在抗日戰爭初期也許有點道理，那時我們與日本人單獨作戰，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大潰敗，不能暴露內部的不和，這會讓敵人獲得進一步的幫助和鼓舞。但後來當戰爭達到全球範圍，而我們又有了強大、堅定的同盟時，那麼改變政策看來是很有利的。然而國民黨卻堅持不變，一直存在的要保存面子的問題干擾着我們。中國剛剛被承認為是民主世界的四強之一，鑒於新近得到的尊嚴與威信，我們怎麼能以宣傳自己的弱點在盟國面前丟醜呢？共產黨也許是壞的，他們也許不打日本人而打自己人，也許會從背後狙擊我們，消滅我們的軍隊而擴大自己。不過那沒關係，當我們日後有充分的時間時，可以從容地處理此事，清除那些無賴，眼下重要的是不要讓外面的世界知道。

於是從蔣介石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從中央宣傳部到政府控制的新聞界，都下令說不要發表有關共產黨與政府發生衝突的消息。再也沒有比這個政策更使共產黨高興了。當我們傻傻地保持沉默，他們卻大肆宣傳，全世界只能聽到他們的說法而聽不到我們的。當外國記者要求澄清共產黨的某些指控時，他們總是在國民黨政府的辦公廳裏遇到一面冷漠的石牆。很自然，沉默和窘迫通常會被當作默認和內疚。接着，當新聞電訊變得很不利時，國民黨唯一想到的事就是借助嚴格的審查。審查愈嚴格，記者們的情緒愈惡化，他們的電訊也愈來愈不利。記者們的電訊愈不利，國民黨的審查也愈不講道理，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要審查那些記者們從中國發出的消息也許是容易的，但一旦出了國門就無法阻止他們講出自己的閱歷。對中國形勢的報導變得愈來愈不利於國民黨，相反卻愈來愈有利於共產黨。

我在1945年任中央宣傳部長之後，主張徹底改變政策，但基本上沒有成功。這裏我講一個將自己置於非常尷尬境地的例子。如上所述，山東省是共產黨有許多背叛行為的地區之一，政府任命的省主席何思源經歷了一次共產黨游擊隊對他本人的伏擊。日本人投降後，他從山東飛到重慶報告該省的危險形勢，他講的事情雖然聽來令人可憎，但證實了共產黨的意圖與計劃，而且都是以事實為根據的，有目擊者提供充分的證據。我認為這位省主席的到來很是時候，並獲得蔣介石的同意讓他與外國新聞界見面。

由何思源出場的會議約定在某一時間，並提前做了適當準備，我親自安排各種細節，諸如畫出幾張巨大的圖表（是按小比例地圖放大的）。就在會議舉行前一小時，我請何省主席到我的辦公室，按他即將對外國新聞界亮相的樣子進行練習。此時電話鈴響了，是委員長本人打來的，他要求我無限期推遲那個會議。

我匆匆趕到委員長的官邸，為自己的做法辯護，但蔣介石已聽了其他建議而且決心已定。馬歇爾將軍那時正試圖在國共衝突的部隊之間實現停火，他對這個記者招待會會說些什麼、會不會使問題複雜化存在疑慮。儘管我指出共產黨並不會因為馬歇爾將軍的努力而減少一點自己的宣傳，但還是無濟於事，蔣命令我取消那次會議。

此後不久，我離開了中央宣傳部。直到1947年國共最後決裂時，政府才改變其嚴守沉默的政策，但為時已晚。共產黨試圖傳播的錯誤印象早已在公眾的頭腦裏扎下了根，不僅外部世界如此，而且中國人中那些沒有實際體驗過共產黨手法的人，也毫無根據地相信那些印象。

宣傳也好，不宣傳也好，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的發展無疑是驚人的。1945年4月23日，即戰爭結束前的幾個月，中共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大是早在1928年召開的，共產黨大約有十七年沒有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了。此時此刻，他們的命運改變得多大啊！參加大會的代表達到572人，代表着總共120萬黨員。除了黨員數目激增外，毛澤東自豪地宣稱，在該黨控制下有19個「解放區」、一億人口、92萬正規軍和200萬民兵。

然而儘管他們的人力已大為擴充，宣傳也極為成功，游擊戰術嫻熟得無可辯駁，但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員都知道自己仍然缺乏推翻國民黨的力量，他們沒有與政府軍打陣地戰的必要武器。

但這一缺陷很快就會得到彌補，蘇聯將很快參加對日戰爭，滿洲和日本關東軍多年來積聚的大量軍事裝備和供應品，會按克里姆林宮的命令一起交給中共。

[1]顧順章（1904-1935），江蘇寶山（今屬上海）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1926年去蘇聯學習政治保衛工作。同年冬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1927年3月任上海總工會糾察部負責人。四一二事變後，被選為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民政府委員。在中共第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27年5月起，先後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軍事特務工作處長、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在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和1931年1月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31年4月在漢口被捕後投向國民黨，遂為「中統」服務。1935年因內訌被當局處決。

[2]指中共中央特科。該科是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從1927年秋天開始逐漸建立起來的，旨在保衛中央機關安全，了解和掌握敵方動向，向根據地輸送情報，營救被捕人員和懲辦叛徒等。1935年9月撤銷。

[3]有關該案件，可詳見《申報》，1931年11月24日，第15版：〈共黨健將投誠後，全家慘遭殺戮〉、11月25日，第15版：〈愛棠村七屍相驗記〉、11月26日，第11版：〈修德里掘獲之四死屍相驗記〉、11月27日，第11版：〈新閘路大廈隙地又有四死屍〉、11月28日，第15版：〈新閘路昨又掘獲一屍〉、11月29日，第15版：〈昨又掘獲三死屍，前後殺十六人〉、1932年9月21日，第15版：〈愛棠村血案共黨解京〉。

[4]王若飛（1896-1946），貴州安順人。1944年5月起作為中共代表參加國共兩黨談判。1946年4月8日由重慶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

[5]陸定一（1906-1996），江蘇無錫人。1925年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冬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抗日戰爭期間，歷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八路軍前方總部野戰政治部副主任，領導《新華日報》華北版的工作。1942年4月，負責編輯《解放日報》的《學習》副刊。同年8月，擔任《解放日報》總編輯。1945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46年1月，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之一參加政協會議。1947年3月，兼任中央直屬隊政委。1949年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顧問等職。

[6]赫爾利（1883-1963），美國外交官。1944年10月至1945年11月任駐華大使。

[7]魏德邁（1897-1989），美國軍人。1944年10月來華，繼史迪威之後任中國戰區美國武裝部隊總司令兼蔣介石的參謀長。1947年再度來華，為美國政府調查中國情況。

[8]此處可能指的是1946年7月19日的「安平鎮事件」。該天，駐天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六十餘人協同國民黨軍隊在河北省香河縣安平鎮與中共軍隊發生衝突。不過，此事與吳國楨敘述的時間似有出入。

[9]吳國楨的用詞與毛澤東的原文略有出入，此處的回譯依據《毛澤東選集》，頁571、576。

[10]指中俄雙方於1924年3月13日草簽、5月31日正式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

[11]鄧華（1910-1980），湖南郴縣人。曾任中國人民志願軍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12]已有材料表明，該文件是由張浩所寫。張浩（1897-1942），原名林育英，湖北黃岡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回國後歷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書記、湖南省委書記等職。1933年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6年再度回國任中共中央白區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3]趙侗（1912-1938），遼寧岫岩人。畢業於東北大學。抗戰爆發後號召流亡華北的青年組織華北人民抗日軍，任該軍司令。不久改組為光復軍太行山北區總指揮部，任總指揮。嗣又奉令改組為冀察邊區游擊第一縱隊，任司令。1938年赴重慶參加國民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一期受訓。畢業後重返華北，在河北省贊黃縣遭伏擊身亡。國民政府追晉為陸軍上將。有關他的事跡，另可參見周一志：〈趙侗將軍素描〉，《申報・春秋》，1939年4月24日、25日。

[14]秦啟榮（1903-1943），山東鄒縣人。抗戰時期曾任冀魯邊區游擊司令、別動總隊第五縱隊司令、山東省政府第十二區特派員、魯蘇戰區游擊第三縱隊司令、山東省魯南辦事處主任。1943年8月7日在安丘與八路軍作戰身亡。

[15]張蔭梧（1891-1949），河北博野人。早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五期。抗戰期間曾任保定行營民訓處長、河北民團總指揮、國民黨中訓團黨政訓練班指導員等職。

[16]朱懷冰（1892-1968），湖北黃岡人。早年畢業於保定軍校第四期步科。抗戰以前曾任湖北省政府委員、省民政廳長等職。抗戰期間，先後任第97軍軍長、冀察戰區政治部主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湖北省代理主席等職。1949年去台灣。

[17]有關中共對上述事件的解釋，可參見毛澤東：〈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1940年2月1日），載《毛澤東選集》，頁674-679。

[18]雷震遠，比利時傳教士，加入中國籍。抗戰期間曾在華北一帶組織抗戰活動。1945年7月發起組織「公教青年報國團」，該團在華北一帶與共產黨軍隊摩擦不斷。

[19]指Raymond J. de Jaegher和Irene Corbally Kuhn合著的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Garden City, NY: Double Day, 1952。

[20]1939年12月閻錫山宣布新軍決死二縱隊叛變，並開始清洗新軍中的共產黨和親共人士。共產黨則針鋒相對，以120師出兵支援，共產黨領導的新軍各部紛紛脫離閻錫山控制，併入八路軍。

[21]指毛澤東：〈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1939年9月16日），載《毛澤東選集》，頁550-555。

[22]指1940年初八路軍359旅進駐綏德警備區，趕走了國民黨任命的綏德專員兼縣長何紹南。

[23]此處有誤。項英是死於叛變者之手，並非在戰鬥中被打死。

[24]左權（1905-1942），湖南醴陵人。1925年加入共產黨。1942年5月25日在河北涉縣南艾鋪十字嶺與日軍作戰時犧牲。

[25]指何思源（1896-1982），山東荷澤人。早年曾留學歐美。1944年12月至1946年10月任國民政府山東省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

[26]這里可能指的是1945年5月和8月，山東壽光地區發生的八路軍渤海軍區與國民黨張景月部之間的兩次交戰。

[27]見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此處的回譯依據《毛澤東選集》，頁84。

[28]見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此處的回譯依據《毛澤東選集》，頁84。

[29]1948年10月，解放軍圍殲鄭州國民黨軍隊1.1萬餘人，於22日佔領鄭州。10月28日，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宋致和任市長。宋在此前確實在鄭州從事中共地下活動。

[30]比里・帕儂榮（1900-1983），泰國政治家、法學家和1932年泰國革命時的知識界領袖。太平洋戰爭時期，為反抗日本侵略，曾在國內組建自由泰運動，1946年成為泰國總理。

[31]此處原稿缺一頁，譯校者曾向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珍稀文獻室查詢，但未找到缺頁。

[32]古希臘神話傳說中一個位於小亞細亞尤克森沿海地區特彌斯庫拉的純女性族群，以凶悍著稱。相傳每一個亞馬遜女戰士長大成人時都會燒掉或切去右邊乳房，以便投擲標槍或拉弓射箭。

[33]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外交家、歷史學家和政治哲學家，著有《君主論》。

第六章　為什麼失去大陸？

一、民主鼓動

再回到1938年10月，即抗日戰爭爆發後一年多，中共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中全會，旨在重估統戰的策略。在過去的十五個月中，共產黨在表面上保持了同國民黨的良好合作關係，並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們機敏地運用蘇聯的影響作為槓桿，從政府那裏爭取到了空前的讓步。他們滲透到日本人戰線的後方，在遼闊的「無人區」內組織和收編當地的武裝部隊，收穫空前巨大。毫無疑問，他們本想使這種有利態勢持續得更加長久，但不幸的是，這已經不可能了。因為第二次國共合作一開始他們就向其重要成員頒發的秘密指示——《中國共產黨之策略路線》，已尷尬地泄漏出去，政府終於知道了他們的政策是「同資產階級既合作又鬥爭」，更確切地說是在合作的偽裝下進行鬥爭。蔣介石和國民黨開始警惕起來！共產黨每天做的不是打算消除彼此的猜疑。由於可以肯定地預見到兩黨之間的分裂，因此必須制定一個不同的行動方針。評估的時間很長，但毛澤東大膽地用一句話給出了總結：「我們此後的目的是在戰區內盡可能地擴充，並在後方鼓動民主。」共產黨在戰區內的擴充已在前一章中講到了，本章主旨是討論另一方面的問題，即與統戰有關的共產黨戰略的政治階段——為了「民主」而實施鼓動。

當然，無論是統戰，還是不統戰；無論是武裝鬥爭，還是合作，中共的總目標一直是推翻國民黨並奪取中國的政權。毛澤東提出的民主鼓動完全是為了削弱和孤立國民黨政府，其目的不是為了實現民主理想，而是為了揭露國民黨政府的弱點。劉少奇在其《黨的建設》中說：「將老的武裝鬥爭政策改為新的統一戰線政策，這只是鬥爭形式的改變，是將『運用軍事力量的批評』變為『運用批評的力量』。」換句話說，共產黨以前是靠軍事力量來騷擾國民黨，而現在由於有了統戰，他們可以主要採用批評的力量來達到目的。

從一開始，共產黨就意識到隨着他們同國民黨之間的分裂逐步擴大，遲早會在三個主要問題上出現爭辯。第一個是抗日問題。不管共產黨的真實意圖是什麼，整個國家都焦慮地關注着戰爭的結局。人民對在某一事務上，是國民黨正確還是共產黨正確，並不太感興趣，他們想知道的是兩黨之中究竟哪一個盡了更多的力量來反抗外國入侵者。第二個問題是團結。抗戰期間是需要團結的，在以後的國家重建中也需要團結，這種信念在人民群眾的頭腦裏是堅定而牢固的，誰違反它，無疑會引起深深的不滿。所以當看到公開分裂的苗頭時，人民肯定會提出最重要的問題：是哪一方應對破壞團結負責任？第三個問題是進步與民主。戰爭的第一年就使中國遭受到不可彌補的損失和無數的痛苦，千百萬人失去了家園或者被迫逃亡，其他人則不得不承擔意想不到的重荷。由於國土減少、通貨膨脹、賦稅增加，再加上為了繼續作戰，無休止地強征男人當兵，沒有一個政府能長期獲得人心。眾所周知，國民黨因為沒有進行必要和適時的改革而讓共產黨直接佔了便宜，然而即使沒有這一因素，也必然會有不滿和不忠。當這種情緒隨着戰爭的繼續而增長時，人民遲早會要求在政府裏有更多的發言權，並在心中提出這樣的問題：國共兩黨中哪一個曾經代表和將會代表民主與進步？

共產黨的高層當然知道這些問題的真實答案。就抗日而言，直到那時，他們的部隊僅僅在平型關與敵人進行過一次短暫的戰鬥，以後也不想再打。滲透到日本人戰線的後方一直是很合算的，但那和日本人並沒有多少戰鬥。政府軍迄今一直承擔着戰爭的主要壓力，但又有誰知道真相呢？政府軍相繼丟失了大片領土，而共產黨卻在敵後「解放」了許多地區，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至於團結問題，儘管共產黨在密謀攔截和收編失散在日軍戰線後方的政府軍，但卻自以為在「無人區」發生這樣的事，外界是不可能知道的，而且他們也有力量和決心保證無人能活着出去講述自己的經歷。然後是進步與民主的問題，他們早已在「解放區」周圍佈下了「竹幕」，裏面發生的事情是不會泄漏給外界的。此外，政府的特工只能自己承擔風險進入共產黨控制區，那裏面沒有政府的報紙，而共產黨則多蒙統戰的恩賜，可以在政府控制的「自由中國」內自由活動，他們的《新華日報》則獲得政府批准可以出版發行。這樣，他們進行各種想幹的「民主」鼓動都是安全的。為了分析和總結形勢，毛澤東在擴大的六中全會上明確聲明：從那以後，中共必須「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1]

這就構成了那時共產黨關於統戰的基本政治戰略，直到1947年同國民黨最後決裂。通過宣傳和其他花招，他們裝腔作勢地說自己才是真正堅持抗戰，是為民族團結、政治與社會進步而鬥爭的戰士，並指責所有反對共產主義的人都是主張妥協、分裂和倒退。1938年10月至1941年1月間，共產黨在這方面的活動不太大膽也不太公開，他們主要在幕後鼓動，對政府散佈流言蜚語。但一俟皖南事變發生，難以駕馭的新四軍終於被政府解散後，共產黨擔心政府可能揭露他們的許多背叛行為。鑒於反擊是最有效的自衛，他們對政策進行了另一次認真的思量，決定運用新的活力沿着若干明確的行動路線去實行。由於那時美國已開始對中國表現出真誠和興趣，共產黨採用的行動路線之一就是使美國疏遠國民黨，促使美國減少甚至完全停止對政府的援助。這一點我們以後再討論。眼下，也許要首先描述共產黨政策的其他方面。

二、中間黨派

為了孤立國民黨，共產黨試圖將所有其他政黨都羅致到他們一邊。在共產黨的倡議和領導下，他們秘密決定組織一個「民主政團同盟」，名義上是為了促進各方的民主目標，實際上是聯合起來反對國民黨。共產黨原來的想法是要包括國共兩黨之外的其他所有政黨。該同盟於1941年春正式成立，[2]後來改稱為民主同盟。起初，共產黨計劃將那時所有的已知政黨都包括進去，如青年黨、民社黨、農工民主黨（第三黨）、救國會和其他少數小黨。但青年黨和民社黨不久就發現共產黨到處插手控制，於是不得不退出該盟。[3]事實上只有這兩個黨可以說有少許的追隨者，其餘的只不過是共產黨的傀儡，要不就是由共產黨替它們安插了一些人，否則它們不可能指望有任何的追隨者。共產黨對青年黨和民社黨的退出並不感到吃驚，並且同民盟一起指控那兩個黨已變成了國民黨的走狗。他們的宣傳如此成功，結果一般公眾包括外國記者都相信他們，而不相信青年黨和民社黨的說法。

那時民主同盟的主席是個名叫張瀾[4]的老人，他的家庭同我家有着長期的交往。民盟的宣傳部長是我在清華學校的同學羅隆基，我在本書的第一章中已描述過他。在我一生中，從未見過有人比那兩個機會主義者更玩世不恭了。他們總是貪求榮譽，愛出風頭，而且心甘情願成為共產黨的工具。民盟成立以後，在國共間持久的論戰中，每當出現危機時，他們會一成不變地站在中共一邊。由於不了解民盟的背景和組成的真相，許多外國記者很重視他們，因此不論何時，記者們聽到國共互相矛盾的說法後，就會跑到他們那兒去，以為可能會獲得一個更客觀和公正的看法。毫無例外，他們會作出不利於國民黨而有利於共產黨的表態。就這樣，民盟確實很好地為共產黨效力，給外界的印象是，在國共爭端中，大多數中間派是支持共產黨的。

三、談孫夫人

共產黨不僅試圖使國民黨疏離其他所有政黨，也力圖在國民黨員之間挑撥離間。共產黨在給其黨員的一個秘密指示中說：「務必緊緊抓住國民黨的普通成員，辦法是重新強調統一戰線和真正團結的必要性，這樣當其領導人開始反動時，他們就不會予以同情並會拒絕追隨。」在這一詭計中，蔣介石夫人的姐姐孫中山夫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孫夫人是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的第二位妻子，為了與她結婚，孫中山博士同原配妻子離了婚。孫博士於1925年去世時，孫夫人剛剛三十歲。一個年輕貌美又有社會地位的女子，嫁給一個比她年齡大一倍還多的男人，這只能歸因於極端的理想主義或過於自信的雄心，但不論是理想主義也好，雄心也好，她卻不能容忍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做她丈夫的繼承人和當中國的最高統治者。早在1927年當蔣同共產黨決裂時，孫夫人決心參加國民黨左派並堅持國共繼續合作。當共產黨政權在漢口瓦解時，她跟鮑羅廷出走，並到「社會主義祖國」去「朝聖」。從蘇聯回來後，她大部分時間呆在上海的外國租界內，充當着嚴厲批評蔣介石的角色。

抗日戰爭爆發和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後，孫夫人似乎同她的妹夫實現了一種和解。不久以後，她來到重慶生活。現任共產黨駐波蘭大使王炳南[5]的德國妻子王安娜[6]，那時是她的秘書，並彼此成為知己。不管孫夫人同共產黨究竟是什麼關係，她的活動卻總是同中共的方針保持一致。由於地位獨特，她享有其他人沒有的特權。孫夫人週末經常在重慶的家裏舉行舞會，應邀參加的各類人士包括政府要員、外交官、記者、左翼分子和國民黨的異己分子等等。她表面上盡力將舞會保持在無政治色彩的基礎上，但我確信它們是用來搞共產黨宣傳的一種極其有效的方式。舞會上表達的意見會進入許多外國政府的秘密外交報告裏，而且對國民黨一般成員的思想也施加了很多影響。當然這不是白幹的，當1949年共產黨在北平建立其偽政府時，孫夫人是副主席之一。

孫夫人只是共產黨為此目的而利用的許多代理人之一，還有許多人在重慶和各地都在發揮作用。一方面，「抗戰、團結和民主」這些詞語具有魔幻般的吸引力，共產黨的宣傳是如此有效。另一方面，在認識和響應時代的需要方面，國民黨的領導們又如此無能，甚至是國民黨內第二層的高級黨員在思想上也受到了影響，更加同情共產黨。例如有一個叫柳亞子[7]的人，他多次當選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但在1945年卻出來公開譴責自己的黨是「一群耗子！」此外還有抗日戰爭快結束前當上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王昆侖[8]，鑒於他的親共觀點，蔣介石下令將其開除出黨。當國民黨佔上風時，由於蔣介石對黨的幹部控制嚴格，這類不忠只是偶然發生，似乎不會造成大的動蕩。但共產黨的鼓動實際上影響很大，對國民黨普通黨員的思想也許起到了超乎一般想像的深遠作用。一旦形勢變得有利於共產黨時，國民黨黨員的普遍變節就是明證。此外，這無疑造成了其他兩個同樣不幸的後果。一方面一大部分國民黨幹部對其領導明顯不滿，這肯定損害了黨和政府在民眾中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證實了某些外國觀察家們最壞的猜疑。

四、鼓動升級

當然，共產黨鼓動的矛頭始終是針對群眾的，其原意是製造一種對政府不利的輿論，使政府不敢採取更強硬的反共政策。共產黨組織很嚴密，具有眾多的基層組織，全部集中控制並隱藏在人民之中（其系統我將在後文盡力論述），具有難以估量的價值。這裏說說共產黨如何成功地滲透進學校、工廠和農村就夠了。他們誇大政府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所有缺點，激起人民的不滿，從而將政府永遠置於守勢。國家狀況缺乏明顯的改善似乎也證明了共產黨對國民黨無能和腐敗的指控，而政府採取避免與共產黨發生衝突的緘默政策，又進一步鼓勵共產黨加緊進行誹謗運動。

隨着時間的推移，共產黨變得愈來愈大膽。到戰爭結束時，當他們看到同政府作最後、公開的鬥爭已不可避免時，就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提出了諸如「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之類的口號，並在全國策劃罷工、示威、暴亂以煽動民眾。為了「反飢餓」，他們向全國大聲呼籲：誰應對幾百萬人正在遭受的痛苦與貧困負責呢？他們指責說，問題的根源是「四大家族」，他們揮霍無度，而別人卻因飢餓正趨於死亡。這些指責針對的是蔣委員長及夫人的蔣家，宋子文兄弟的宋家，孔祥熙及其妻兒的孔家和CC派兄弟的陳家。為了「反內戰」，共產黨自稱他們要的是和平、團結和民主，而那些反對這些崇高目的、想將國家投入到互相殘殺的，就是國民黨。為了「反迫害」，他們指控軍統局、中統局及特務濫用職權。共產黨進行上述指控時，總是故意誇大其詞，遺憾的是，國民黨未能妥善面對那些問題，並進行適當的整改，一般民眾便開始逐漸相信所有的那些指控。可以說，國民黨在戰場上輸給共產黨之前，他們在人民心目中早已處於無力、孤立的狀態。

然而，共產黨的計劃甚至更為深遠，他們鼓動的目的不僅要從內部削弱政府的地位，如前所述，還試圖從外部孤立它。在這方面，他們特定的目的是促使美國疏遠國民黨，並減少美國對政府的援助量，乃至可能完全停止援助。其間，中共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全力支持，不僅許多西方國家中的共產黨都為此而動員起來，甚至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Molotov）這樣頂尖的共產黨魁首也親自為中共出場，以便推行這一陰謀。從一開始，共產黨就認識到要使外界相信國民黨的弱點和缺點並不困難，而且也可以促使外界相信：中共實際上與正牌的共產黨不同，也與世界革命的思想無關，它只對在中國進行有限的改革感興趣。於是便伴隨出現了一個有組織、世界範圍的反國民黨和中國政府的運動，全球協力要將中共描繪成只是「土地改革者」。

對自由世界來說，不幸的是，時代環境對進行這樣的蒙騙很有利。那時只有很少西方學者真正對中國的情況進行過透徹的研究，而任何來華短期旅行過的張三、李四、王五等都可以對此課題擺出權威的架勢。由於人們對中共過去的歷史不甚了解，因而它同共產國際的親密關係比較容易隱瞞。至於「解放區」共產黨政權的極端恐怖性質，甚至早在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創造「鐵幕」（Iron Curtain）這個專門名詞之前，他們就在「解放區」周圍佈下了「鐵幕」，以防泄漏任何實情。唯一能揭穿這種欺騙的就是國民黨，而它卻因自身的原因採取了遲鈍的沉默政策，所以國際共產黨玩弄這種欺騙把戲是有絕對把握的。只要在各地安置一個關鍵人物，在各個出版物中安插一篇文章，並滲透進少數有影響的組織中去，事情就差不多完成了一半。剩下的事就是繼續進行這種把戲，並不斷提供經過選擇的情報，而這也是很容易做到的。為了美化共產黨，可以始終指望某些「同路人」不時寫些關於延安、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的捧場文章。為了譴責國民黨，也肯定可以找到許多事例。因為前者無法證偽，而後者卻能充分得到證明。西方公眾逐漸被共產黨的路線欺騙了，外部世界愈是發現對國民黨的指控有充分根據，就愈是相信中共不是國際革命者，只不過是真正的本地改革者。

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故意影響西方輿論，特別是影響美國輿論而進行的。以1944年5月中旬外國記者第一次被允許訪問延安時，毛澤東告訴他們的話為例，他說：「擁護蔣委員長，堅持國共合作與全國人民的合作，為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民主的中國而奮鬥。⋯⋯

但是，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麼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個統一，應該建築在民主基礎上。」[9]

這是那三個符咒——「抗戰、團結和民主」的另一版本。如果我們事先不了解共產黨內部的統戰政策，如果不是過去幾年的事件已向全世界暴露了他們赤裸裸的性質，我們能對毛澤東那次所說的話提出任何異議嗎？所以很自然，大多數外國記者竟會熱情洋溢地向本國報導了他們對延安和共產黨的印象。

五、蘇聯出馬

但欺騙美國公眾還不夠，為了達到使國民黨同美國政府疏遠的目的，共產黨亦打算迷惑後者。不用說次要的共產黨人在這一活動中起過作用，眾所周知，甚至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也採取了重大行動。他們兩人盡力製造一種印象，特別是當面對重要的美國來訪者時說：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對中共不感興趣。這是1944至1945年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赫爾利，1944年作為羅斯福總統特別代表訪問重慶的納爾遜（Donald Nelson）[10]，以及那時美國駐蘇大使、1945年返美途中在重慶停留的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11]分別親口告訴我的。斯大林在不同場合分別同赫爾利和哈里曼兩人講了大旨如下的話：「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是『人造黃油』式的共產黨人。然而，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而且要打日本。」眾所周知，當斯大林1945年會見一群美國國會議員時，也說過中共是「捲心菜式共產黨人」。在另一場合，他又說是「蘿蔔式共產黨人」。「蘿蔔」這詞的言外之意是外紅內白，「人造黃油」和「捲心菜」的稱號則暗示是不完美的仿造。記得蘇聯在戰爭期間就已宣佈解散了共產國際，我們不得不對斯大林的奇怪行為感到吃驚。如果他那些話不是出於欺騙，那他頭腦裏又在想什麼呢？如果他是想說蘇聯同中共再也沒有緊密關係了，那他只需提到解散共產國際即可，他知道那些話遲早會傳到中共耳朵裏的。那他為什麼要特地無緣無故地說一些額外的話呢？此外，斯大林公開宣稱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等於他默認了這樣的事實，即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如美國共產黨很可能也是如此。這樣做不是太危險並在故意迴避別人的問題嗎？也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對中共的評語可能是真的，據說在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策略上他同毛澤東有分歧。但這完全不符合事實。斯大林在世時，毛澤東就對他十分尊敬和奉承，而且還公開表示他的感激和對「社會主義祖國」的忠誠。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請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我們能夠勝利麼？顯然是不能的。」[12]而且在1954年通過的紅色中國的憲法序言中，突出地寫着蘇聯與紅色中國之間的友誼是永恆而牢不可破的。[13]

莫洛托夫1944年同納爾遜和哈里曼的談話甚至更加露骨，這是納爾遜作為蔣介石的客人，在重慶蔣的鄉間別墅和我同住一個房間時告訴我的。欣慰的是，哈里曼關於這次談話的報告已收錄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裏，[14]這就是美國國務院出版的有名的中國問題白皮書。根據哈里曼的報告，莫洛托夫說蘇聯本質上一直想同中國友好，並回顧說當1936年蔣委員長在西安被少帥扣押時，蘇聯在促使釋放蔣介石上是有功勞的。他泰然處之地說，蘇聯並不期望因此受到感激，但中國政府就是不想同蘇聯建立密切關係。接着他憤慨地指出，有人指責蘇聯政府應對中國內部的糾紛負責，這是不公平的，不應將蘇聯同中國共產黨人聯繫在一起。然後正如斯大林以前做的那樣，莫洛托夫否認對中共有任何興趣。他說，儘管中共自稱是共產黨人，但實際上與共產主義並無真正關係，中共打着共產主義的旗號是為了表示（對現狀的）不滿，而如果他們的境遇改善了，就會忘記自己是共產黨人。因此蔣介石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是為了進步而進行改革，為抗日實現軍事統一，並為此選定最好的人員。如果美國能幫助中國做這些事，蘇聯是會歡迎的。

對比一下莫洛托夫上面的話和斯大林對中共的補充評語：「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而且要打日本。」他倆不是很清楚地提出了「抗戰、團結和民主」的另一個說法嗎？儘管莫洛托夫詭計多端，但在掩飾方面還是不如斯大林老辣，他犯了一個明顯的錯誤。確切地說，他本不應該提到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西安事變中起的作用。如果如他所說中共與蘇聯從未有緊密關係，那怎麼解釋當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後，蘇聯能促使其獲釋呢？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當然不是頭腦簡單的人，還不致於認為美國到訪者會那麼天真、毫無保留地相信他們說的每句話。其意圖是，一方面要在那些人的頭腦裏引起懷疑，另一方面是要將自己的話傳出去。這樣，問題的實質就可能被弄模糊了。共產世界的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興趣如此強烈，乃至親自參與了這個欺騙陰謀，其本身就表明對中國問題是多麼重視。他們的陰謀如此成功，以致當俄國人和中共的真實意圖被察覺時已經太晚了。由於上述手法的作用，國內外輿論顯然有利於中共了，在美國尤其如此。美國公眾得到的印象是：「中共」作為一個專有名詞，只有「加引號時才能表明其正確的含義」，他們只是一群土地改革者，其性質更接近於傑斐遜式的民主黨人，而不是好戰的布爾什維克，更接近美國的而不是蘇聯的理想。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愈是以中共所謂的「溫和」而「鄙棄」他們，美國就愈是認為中共值得自己的信任與援助。

在美國，公眾輿論和官方主張之間有着強烈的相互影響和作用，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理應如此。如果某些掌權的官員竭力提出有說服力的觀點，一般公眾一定會公開或不公開地產生反響。如果一般公眾接受了流行的觀點，那也同樣肯定會對負責的官員在思想上產生影響。兩者就這樣彼此加強和循環往復，開始是溫和的耳語，結果可能成為橫掃全國的可怕旋風。於是終於有了許多這樣的備忘錄，如史迪威將軍（Gen. Joseph W. Stilwell）[15]的政治軍官戴維斯（John P. Davies）[16]的備忘錄，其日期是1944年11月7日，後來被收進了中國問題的白皮書裏，內容是：

共產黨已經歷了十年的內戰和七年的抗日戰爭。他們經歷了不只是比中國中央政府軍隊所曾受的更大的壓力，並且也經歷了蔣的嚴密封鎖。

他們生存下來，並且壯大了。一九三七年以來共產黨的成長差不多是幾何級數地進行着。他們從控制有人口一百五十萬的十萬平方公里的地區，擴張到約為有人口九千萬的八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地區。並且他們還在繼續長大之中。

具有這種顯著的生氣和力量的原因，是簡單而又基本的，即是群眾的支持和群眾的參加。共產黨的政府與軍隊⋯⋯它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於人民的。[17]

看呀，不幸的是，共產黨的欺騙確實是多麼有效啊！

六、美國政策

廣義上說，從珍珠港事件起至中國大陸陷共止，美國的對華政策有三個目標。當對日戰爭還在進行時，主要是支持中國反抗共同的敵人，提供支援與救濟，防止中國可能的崩潰，並充分利用中國控制下的所有力量與資源，以便在中國戰場將戰爭有力而徹底地進行下去。形勢變化後，當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美國政府就開始在其權限內着手達成另外兩個目標。美國既已深深捲入了遠東事務，為了遠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迫切需要戰後有一個自由、獨立而統一的中國。為此，要不惜代價避免中國內戰，並通過中國政府的自由化，尋求國家的統一。美國政府同時又認識到蘇聯作為西太平洋超級強國帶來的危險，儘管美國一開始就盡力促使蘇聯最終對日作戰，但也為如何促使蘇聯人承諾不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考慮了很多。

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觀點來看，這些目標正確合理，也考慮得十分周到。即使純粹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看，我現在也看不出美國的那些目標到底有什麼令人不快的地方，然而在實施過程中卻犯了大錯。對此，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都應分擔責任。如果說美國政府沒有正確估量中共和蘇聯的真實性質與意圖，犯了令人痛心疾首的錯誤，那麼中國政府也難辭其咎。其間，中國政府自己從未試圖進行認真而必要的改革，以順應民眾的呼聲，而這本可以證明其繼續執政的合理性。無論是為了在國內獲得民眾的更多支持，還是爭取到盟友——美國政府更多的信任與同情，改革都是迫切需要的。

七、談史迪威

在那些關鍵年代裏，有四個美國人支配着中美關係的局勢，他們是史迪威將軍、赫爾利大使、馬歇爾將軍和魏德邁將軍。他們性格各異，觀點也是背道而馳的。史迪威是第一個引人注目的人。他在1942年初到達重慶，擔任美軍代表、駐華美軍司令，並按照相互協議兼任委員長的總參謀長。史迪威被選來擔任這一工作，對他和中國來說都是不幸的。在他擔任這一要職以前很久，我就認識他。我們第一次謀面時，他還只是美國的駐華武官。在本質上，他主要是個軍人而不是外交官，他對生活的整個看法都帶有軍事色彩。那時美國的整體軍事戰略與他使命的失敗有很大關係，如果美國那時專心致力於先打敗日本而不是先打敗德國的政策，如果先將其人員和裝備急運至中國和太平洋，而不是運到英國和歐洲，那麼「醋喬」（Vinegar Joe）[18]史迪威——不管他有什麼缺點，完全可能成為領導中美聯合部隊在中國戰區早日戰勝日本的人。儘管他同蔣介石可能有分歧，但一切都會在軍事勝利的過程中消除，兩人中無人會採取這樣一種引人注目的暴怒方式，在這最關鍵的時刻造成兩國間的嚴重緊張，而且此後也在兩國關係上留下長長的陰影。總之，如果美國想「先亞後歐」，就需要一個史迪威般的軍人，那他就可能是最好的人選。但既然美國想「先歐後亞」，那就需要一個外交官來撫平中國的感情，並以身作則來敦促中國耐心等候。但美國卻派來了史迪威，而他絕不具有外交官的素質。

有一件事中國和蔣介石曾對史迪威寄予厚望，但他卻令人失望了。當美國參戰時，應當記住中國已經打了四年漫長、艱苦的戰爭。由於打而未碎，敗而未毀，中國早已將得救的希望寄託在美國方面可能的參戰上。況且，是日本而不是德國使美國蒙受了珍珠港事件的奇恥大辱，蔣介石和全中國都期望美國在對付歐洲的軸心國前，先向日本人復仇，這種想法是很自然的。因此，史迪威的任命和到達重慶，象徵着能給疲憊的中國人民帶來無限的希望，但他們和蔣介石的幻想很快就可悲地破滅了。中國人並不太在乎自己的新盟友在與日本人的交戰初期遭受的挫折，這些與其說減少了自己的期待，不如說提高了對自己重要性的認識。面對日本的進攻，美國沒能守住菲律賓，英國和荷蘭也沒能守住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由此盟國尤其讚賞中國的努力和犧牲，在過去整整四年中他們在中國大陸上使敵人陷入了困境。中國愈是體會到自己的價值，援助與救濟就會來得愈多愈快，而史迪威將是那些援助與救濟的先驅。

但你瞧！史迪威到後不久，緬甸丟了，中國與盟國最後的陸路交通線也斷絕了。對中國人民不可思議的是，儘管面臨如此驚人的災難，美國仍將其注意力放在歐洲，而不認真努力地救援中國。儘管美國最後制定了一個收復緬甸的計劃，但一再推遲執行，因為原來為此目的而分配的人員和物資，未經中國同意就轉運到被認為是更迫切的其他戰區去了。有「飛虎」名聲的陳納德將軍（Gen. Claire L. Chenault）[19]甚至主張在中國的戰爭可以而且應該主要從空中進行。中國請求的援助來得不是太少就是太晚，於是中國人民，特別是蔣介石的情感漸漸經歷了幾個變化，從失望到沮喪，從沮喪到不滿。怪誰呢？史迪威是逃不了責任的。如果美國沒有恰當而充分地援助中國，那就是因為史迪威沒有為中國的事業盡力、起勁地作出呼籲。

也有一件事是史迪威曾寄希望於蔣介石的，他說蔣介石令他失望了。作為一個真正的軍人，他帶着那種要馬上打好一仗的不可抑制的熱情來到中國。但他不像是一個有經驗的外交官，對自己的官職更多地是從字面理解其含義，而不是琢磨其措辭。根據協議的條款，他的職責是「在委員長領導下指揮所有在華美軍和那些可能分派給他的中國軍隊」，和「在中國舉行的任何國際軍事會議上代表美國，並擔任委員長的總參謀長」。很明顯，當蔣介石同意那些條款時，內心是有保留的，但他希望通過史迪威得到足夠的美援。條款中的措辭因此十分靈活。可能分派給史迪威的中國部隊按蔣介石的意願可多可少，史迪威也許可以在中國的任何國際軍事會議上擔任委員長的總參謀長，或真正是所有中國部隊的總參謀長，但這取決於美國準備給中國的援助。如果數量足夠而且來得快，史迪威的權力就很可能擴大。反之，若來得既少又遲，委員長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每次都要遷就史迪威的願望。但史迪威的看法卻與之相反，他認為自己當然要比蔣介石預計的權力大，所以當他要求指揮更多的軍隊而被拒絕時，就感到受到了藐視。而且當他給所屬的中國軍隊下某種命令時，他發現蔣介石早已下了其他命令，他感到非常屈辱。

就這樣蔣介石和史迪威不由自主地逐漸進入了直接對抗的狀態。蔣介石的立場是他不能冒險用他的部隊對敵人進行一次新的進攻，除非他們的裝備有了明顯的改善。美援延誤愈久，他就愈不願意讓任何部隊去戰鬥。史迪威的立場正好相反，他認為中國軍隊的軟弱無能是由於其他原因，而不是缺乏物資。由於意識到自己成了美國援助不力的替罪羊，他反過來指控中國政府的腐敗無能。於是早在1942年6月他就寫道：「中國政府是在一個無知、武斷、頑固的人手裏，恐懼和偏袒構成了它的基礎結構⋯⋯只有外部影響才能對中國起一點作用——要麼是敵人的進攻將其摧毀，要麼必須形成一種新思維並立即付諸實施⋯⋯。」

事情的悲劇是，史迪威既是真誠的，其說法也是部分正確的。作為軍事武官，他同中國人以隨意和普通的方式有過長期的交往，由於精通漢語，他能同普通人交談，所以可以說他那時比任何其他同等身份的美國高級代表更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他認為自己是個專家，並感到自己對中國政府的罪惡了解得如此徹底，乃至可以對其下判決了。他先是作為軍事武官，以後又擔任中國部隊的實際指揮官，由此對中國軍隊逐漸有了深刻的了解，他對中國的普通士兵十分欽佩，對軍官的無能則十分蔑視。他正確地認為，大多數軍官都是蔣介石的門徒，是按其對蔣個人的忠誠而不是按功績來選拔的，於是便形成了要堅決譴責委員長領導的想法。

到此為止，史迪威都還是在正確的軌道上。他對形勢的判斷十分正確，如果他有政治敏感的天資，本可等待時機，等待更好的機會，或者他本可以利用自己擁有的美援作為手段，從容而不是太苛刻地促進必要的改革。但他不想這麼做，他的急躁變成了自己的禍根。他沒有堅持在自己的知識範圍內行事，而是大大超出了實際知道的去冒險行事。他所知道的是蔣介石和他軍隊的弱點，他不知道的是共產黨及其部隊的力量。他在政府控制區內生活過，但卻沒有在共產黨控制區內待過一天。他也從沒像見過政府軍活動那樣見過共軍是如何活動的，他對中國政府及其軍隊的了解來自親身經歷，但對中共及其軍隊的了解則來自共產黨的宣傳。在他急切要譴責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時，便匆匆得出結論：任何反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的人必定是正確的，而且不可能有錯。

當一個指揮官有了這樣一種思想傾向時，就不難在其周圍聚集一些具有同樣想法的人。瞧瞧我在前面引用過的戴維斯的備忘錄，其對共產黨的力量有這樣太過肯定的敘述——控制着「八十五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九千萬」。關於共產黨的長處，也有這種肯定的闡述：「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它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於人民的。」戴維斯先生去過日軍戰線後方那些共產黨所謂的「解放區」嗎？他同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人們生活過，同他們談過話嗎？儘管這些陳述多麼武斷，缺乏充分的依據，但卻是那時史迪威喜歡的。

於是從那些不可靠的信息來源，他就得出了更加不可靠的結論：不是共產黨要打政府，而是政府要打共產黨，所以政府封鎖延安周圍的軍隊必須撤走（這是為了應對1939年共產黨非法佔領綏德），並派到別處去打日本人。他還說，共產黨力量強大，而且更樂於打日本人，所以美援應當直接給共產黨，並用美國的武器裝備起來。既然中國政府這時在表面上已同意了統戰原則，那麼對上述建議是不能提多少反對意見的。但由於知道共產黨的真正意圖和實際做法，它就會自然而然地對提出這種建議的人懷有嚴重的疑心。難道史迪威真的對共產黨的活動視而不見嗎？還是他對中國政府懷有不友好的企圖呢？蔣介石不得不在頭腦裏提出這些問題。史迪威愈是催逼那些要求，蔣介石愈是懷疑這位總參謀長的動機。蔣愈是猶豫不決，史就催得愈緊。於是一面是史迪威要求自己當全中國軍隊的司令，並剝奪蔣的實權，另一面蔣則堅持解除史迪威的職務並永遠將他趕走。爭論終於達到了最高峰，到1944年9月已沒有迴旋的餘地。美國政府在那種情況下唯一能做的，是將史迪威召回而代之以魏德邁。雖然暫時平息了不和，但該事件對此後的中美關係有着極其持久的影響。無論是否意識到，它在那些負責制定對華政策的人的頭腦裏刻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儘管史迪威從中國的舞台上離開了，但他的思維方式卻繼續縈繞着和模糊着中國未來的前景。

召回史迪威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將國共爭端硬生生地展現在美國公眾面前。記者們和公眾總是對失敗者懷有同情，因此比較起來，人們更喜歡史迪威和中共而不是國民黨和蔣介石。再加上國際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巧妙地進行宣傳，由此似乎將中共的名望推上了最高峰。儘管史迪威相信的共產黨的力量和長處完全是基於傳聞，但現在他所信賴和為之而奮鬥的理念卻被奉為福音書中的真理。在美國普遍流行着這樣一種意見：中共只是一群土地改革者，有原則性、紀律性，熱衷於民主，並樂意打日本人，組織得比蔣介石的腐敗政府和軍隊好得多。當對日戰爭進行時，美國應該為未能充分武裝並利用中共軍隊去打擊共同敵人而感到羞愧。戰爭結束後，也許對中國來說，最好是由共產黨來取代國民黨政府。無論如何，同進步的中共聯合起來迫使國民黨政府自由化，對中國和蔣介石是一件有利的事情。[20]

八、說赫爾利

事實上，那時許多美國政治家都持有這種觀點，例如著名的亨利・華萊士副總統（Henry Wallace）[21]也是。但為了完全公平起見，必須說他代表的是常情而不是例外。因此尤其要稱讚赫爾利大使，他終於證明自己是這個常情的例外。赫爾利也許是那種更投合東方人心意而不投合其同類西方人心意的人。作為一個性格極端外向的人，他給中國人帶來一種奇妙的魅力，中國人長期以來受到的教育是：謙恭是人類最偉大的品德之一。儘管赫爾利總是舉止大方，外表真誠坦率，但卻不時表現出對中國問題具有深刻的思考和透徹的看法，乃至雖然是外國人，卻經常能給中國聽眾耳目一新之感。有人也許會辯解說，他那時在中國政界之所以看來比其他美國顯要有更多的朋友和敬慕者，就是因為他的觀點更多地贊同國民黨的事業。但還有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即直到他離開中國前的最後一個晚上，他也許比任何其他美國代表都更同共產黨最高人士如毛澤東、周恩來保有真誠而親密的個人關係。他是那時期唯一得以將毛澤東和蔣介石撮合到一起進行面對面談判的人。而當他在國共之間促進和解與聯合的努力最終失敗時，對美國來說，完全放棄那個一廂情願的政策，並派馬歇爾將軍到中國來執行那注定要倒霉的使命，也確實是恰當的。

當赫爾利於1944年秋作為羅斯福的私人代表首次來到中國時，他似乎也持有那時美國公眾中盛行的觀點。我是最先在重慶同他見面的人之一，而且緊接其後的長長週末裏，我倆都在蔣介石的別墅裏作客。我同他的首次非正式談話，令我十分警惕而憂慮。他的意見明白無誤地顯示他對中共的評價同其他美國人毫無分別，他似乎已被美國的所謂「中國專家」充分指點過了。美國政府給他的方針是做三件事，他透露說：「將中國留在戰爭中，將中國軍隊留在戰場上，並團結所有的中國軍事力量對付日本。」我估計那三點清楚地表達了美國政府那時的思想。如果說外交用語有含蓄的成分，那麼「將中國留在戰爭中」的意思是中國正處在完全崩潰的危險邊緣；「將中國軍隊留在戰場上」的意思是，在同敵人交戰時，中國政府軍至今表現得既無意志又無能力；「團結所有的中國軍事力量對付日本」的意思是，不應當將政府軍佈置在延安周圍監視共產黨，而且美國也應當同樣向共軍提供武器和裝備——這也是史迪威一直要求的。此外，赫爾利還有一個我們沒有的優勢，在我看來，這使他更加難以相信中國情況的真相。他來華之前，同斯大林見面並談過話。斯大林親自向他保證，中共只是「人造黃油式的共產黨」，同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家既無相似之處，也無聯繫。赫爾利那時似乎很相信斯大林的話。

但赫爾利後來確實改變了立場。到他最後離華返美時，他已看透了共產黨的把戲，並準備提出一個不同的美國對華政策。如果說他這一主張失敗了，那是由於許多因素所致，而不是他本人的過錯。在他的許多批評者看來，他不能保持始終如一，但那正好證明了他的正直，因為只有一個正直勇敢的人才敢於承認自己原先的錯誤。如果說其立場的轉變就像是一個令人驚訝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那麼這只是通過自己的親自觀察才逐步確信、緩慢形成的，而不是基於中國政府的任何影響和宣傳。儘管我很希望說那是中國政府的功勞，但卻不能這樣做。如果我們能使赫爾利轉而支持我們的觀點，那麼也很可能使其他人轉變，但不幸的是，那時只出了一個赫爾利，而其他大多數人在那場爭吵中則傾向於共產黨一邊。

赫爾利在執行給他的指示時，仔細而沉着地關注着自己、中國政府與共產黨的步調。可以肯定地說，在他到達重慶並同雙方進行了密切交談後不久，他就發覺真實情況遠不同於共產黨自己宣稱的。他因此決定對此採取不同的辦法。此前，他的前任們都是千方百計地說服政府對共產黨讓步，如果政府不能滿足要求時，他們就會進一步提出更強硬的觀點，諸如由美國直接武裝共產黨，並將國軍和共軍置於一個美國司令的聯合指揮部之下。但赫爾利不會走得那麼遠，他也不會一邊倒，一方面他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要求其政府自由化，另一方面他也讓共產黨清楚知道，除非他們同政府統一，否則就不能指望美援。

此外，在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後不久，他在1944年12月24日向國務卿斯退丁紐斯（Stettinius）[22]報告了這方面的意見：「在我參與的所有談判中，對美國對華政策的一貫理解是：（一）防止國民政府的崩潰；（二）支持蔣介石作中華民國的主席和軍隊的委員長⋯⋯」[23]這在美國外交的官方聲音中是個很新的調子。儘管自從珍珠港事件以來，中國政府實際上就是美國政府承認的盟國，但一個美國外交官作出這樣的表示還是第一次。說來奇怪，以前在許多美國代表眼裏（儘管他們都是被派往中國政府的），都將共產黨和政府的地位同等看待，或者認為政府方面要稍稍高出。赫爾利一定推斷這種態度是導致共產黨不順從的原因，因此決定予以糾正。他的新方法和不倦努力終於有了結果。1945年早春，共產黨同意就統一所有軍事力量同政府談判，政府也同意邀請其他黨派，包括共產黨的代表參加一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建立中國的行憲政府。

赫爾利當然知道他的同僚並不贊同他的觀點，感到自己需要美國國內更堅定的支持。此外，儘管他曾明顯相信斯大林的話，這話他經常向中國國民黨的友人們炫耀——也許是為了撫平他們的不安，但到這時，赫爾利對莫斯科同中共的真正關係也一定暗自憂慮。於是1945年3月他回到華盛頓請求羅斯福支持他的決心，即站在中國政府一邊，同時繼續努力以和平手段實現統一。這顯然得到了總統的批准。於是在4月份，就在羅斯福去世之前，顯然是在他的批准之下，赫爾利在來華途中去了莫斯科，以便謀求斯大林的支持，即支持「統一中國軍事部隊之立即行動與完全承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24]赫爾利對斯大林的回答是滿意的。確實，他在那時並沒有理由懷疑蘇聯領袖的真誠。蔣介石不知道，但赫爾利卻清楚，雅爾塔秘密協議早已達成。地位遠遠高於赫爾利的大人物們在事先未徵得中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早已以俄國答應參加對日作戰和「願意同中國國民政府締結一個友好和同盟條約」為交換，同意了蘇聯關於滿洲和外蒙的要求。如果赫爾利的上級對克里姆林宮表現出毫不猶疑的信任，那他為什麼要持有那麼多的懷疑呢？

所以一回到重慶，赫爾利就將自己投入到將政府和共產黨撮合到一起的任務中，但事態的進展比他們的談判快得多。歐洲戰爭已經結束，蔣介石終於知道了雅爾塔協議，7月份宋子文被派到莫斯科同蘇聯談判《友好同盟條約》。赫爾利一直焦急地等待着結果。但狡猾的斯大林故意拖延談判，以便強迫中國作出比他在雅爾塔要求的和已得到的更多讓步。於是在7月底召開了波茨坦會議。8月6日，第一顆原子彈落在廣島。8月8日，蘇聯參加太平洋戰爭進軍滿洲。雖然蘇聯沒有同中國簽訂《友好同盟條約》就可以這樣做，但中國卻不行。8月14日，中蘇條約按俄國提出的條件簽訂了。同一天，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按照美、蘇、英、中四強的協定，蔣介石委員長被任命為中國戰區總司令，在滿洲以外的中國地區接受日軍投降。但共產黨無視委員長的命令，指示所有共軍部隊在所有地點向日軍進逼。而且8月16日朱德將軍自稱是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向駐重慶的美、英、蘇使館發出相同的說帖，要求不僅有接受日本投降的權利，還要參加日本投降的儀式，參加對日管制和與日本的和會。[25]魏德邁將軍在同赫爾利協商後，建議華盛頓拒絕朱德的建議。就這樣，日本部隊沒有向中共投降。

此外，為了遵照赫爾利的政策，即維護國民政府和讓其執行一個盟國的合法職能，美國同意給中國政府提供援助，完成尚未完成的如下任務，即解除日本人的武裝並將他們遣送回國，以及控制華北和滿洲。為此，美國給國軍提供了空運和海運，而且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一些重要地點登陸，以利援助的進行。由此，中國所有的重鎮，特別是北方共產黨聲稱有優勢影響的地方，諸如北平、天津、濟南、太原、開封和洛陽，沒遇多大困難就回到政府的控制之下，沒有一個落入共產黨之手。此外，當共產黨匆匆去奪取日本人佔領的地區時，他們就不可避免地同某些國軍發生了衝突。彼時彼地，他們有了戰後第一次力量的檢驗，它證明共產黨在陣地戰方面仍然不是政府軍的對手。他們挨了一頓痛打，在山西甚至被迫放棄了若干重要根據地。

九、重慶談判

於是赫爾利看到了自己的機會，不管克里姆林宮同中共之間仍然存在着什麼樣的秘密關係，蘇聯政府公開宣布：由於有條約約束，它不會幫助中共。而通過美國政府的合法支援，中國政府很快就將中國的主要部分牢牢控制住了，共產黨冒失地企圖將國家的一大部分割裂出去，雖然虛張聲勢，但失敗了。因此赫爾利確信共產黨也許終於意識到同政府達成一個協議對其事業會更有利，於是決定大膽地利用這一機會。中蘇條約一簽訂，他就敦促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蔣也同意了，兩次發出邀請電，但均遭拒絕。然而赫爾利堅持自己的想法，一方面建議委員長要表現出無論戰時還是平時都能寬宏大度地領導好國家，並向毛第三次發出邀請。另一方面又建議上述消息都應當向公眾發表，以便爭取全國輿論對政府的支持。這兩個建議均被採納，在全國激起了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拒不妥協的非議。共產黨的領袖不得不表示自己是願意來重慶的，但私下裏又藉口說擔心政府不能保證他的人身安全。赫爾利獲悉後立即捎信給毛澤東，說他願意飛到延安並與他同機來重慶，而且負責他在重慶時的生命安全，任何時候他要走，就負責他安返延安。這樣，毛澤東再也找不到託詞了。

毛澤東同赫爾利一起於1945年8月28日到達重慶，政府同共產黨之間的談判立即全面展開。赫爾利忠實地充當中間人，談判時由國共雙方各派出三位代表[26]，我的故友周恩來是共產黨代表團的首席代表。一開始，談判似乎比以前的那些談判要友好而且充滿希望，赫爾利敦促雙方盡力就基本原則達成協議，避免在細小問題上爭吵。如果遇到僵局，赫爾利就會同雙方談話，接着再同蔣介石或毛澤東談，爭取一方或另一方提出一個新的解決辦法。但漸漸地，每個人包括赫爾利都明白共產黨並不真想達成協議，而僅僅是在拖延時間。他們最初提出的八點要求很過分，只是在赫爾利的敦促下，才放棄了一些最荒謬的內容，這顯然是為了表示他們已做出重大讓步。但當接觸到實質問題時，看來只有政府願意妥協。以改編雙方軍隊的問題為例，雙方很快同意，既然戰爭結束了，和平時期全國軍隊的總數應不超過五十個軍。但共產黨要求在這五十個軍中佔有十九個，政府開始只願意給他們九個，但在赫爾利的力勸下，政府將配額加到十個，以後又加到十二個，但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寸步不讓。

那時赫爾利要回美國就醫，他計劃於9月18日離開重慶。但到那天，談判仍沒有什麼進展。由於意識到如果讓赫爾利在此時回美國，他的報告會對共產黨不利，毛澤東就親自拜訪了這位大使，並請他將行期推遲三天。毛保證他和其他共產黨人將盡可能想出一個妥協的解決辦法。赫爾利同意了，他利用那三天時間飛到上海作了訪問。

1945年9月21日下午6點，按照委員長的指示，當赫爾利從上海回來時，我去拜訪了他。在我到達之前，周恩來早已在客廳裏同赫爾利會面了，我在書房裏等着。一會兒，赫爾利出來告訴我說，共產黨如其承諾的那樣提出了一個新建議，如果政府同意將中共軍隊的配額提高到十五個軍，共產黨就撤回其他的所有要求。他要求我立即將此報告給蔣介石。說話間，赫爾利英俊的臉龐笑着，滿是皺紋。

我說：「這裏還有一個問題有爭議。在談判中，我方堅持一旦決定了兩軍的配額，雙方軍隊就應立即按配額進行改編，對此共產黨從未給予明確答覆，他們現在的立場怎麼樣呢？」

赫爾利說：「對這一點，我記得很清楚，如果拖延了幾個月幾年，改編又有什麼用呢？我一直告訴共產黨，政府這方面的立場是很堅定的。我剛剛向周恩來提了同樣的問題，他用英語回答說“Right now”（就是現在），我已請他多待一會兒，以便你可以同他談談。如果你願意，就自己去問他吧。」

於是我同周恩來談了，他確認了，用英語又用漢語。

周恩來向赫爾利和我保證，一旦委員長批准新建議，政府代表可以在當晚任何時間同他的代表團會晤，並起草一份聯合聲明。周恩來還說，聲明可以在次日上午赫爾利動身之前公佈。赫爾利聽了很高興。

我立即將此事報告蔣介石，並在他的別墅同赫爾利吃飯，此時蔣同意了共產黨的建議。

當我們回到赫爾利的大使官邸時，按照事先安排，周恩來和他的助手王若飛正等着我們。當提到蔣介石已同意時，周恩來說：「這真是好極了，我們必須立即報告毛主席。」

一個多小時後，差不多是凌晨一點鐘，周和王將毛本人帶來了，他的女翻譯龔澎小姐[27]也在。我是政府方面的唯一代表。美國方面除了赫爾利外，還有當時的美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現在是美國國務院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饒伯森先生（Walter S. Robertson）。[28]

我們以為毛澤東前來是為了給達成協議增光的，但毛半閉着雙眼，在長時間不動聲色的寂靜之後說：「赫爾利先生，你今天上午就回美國嗎？」

對此，赫爾利嚴肅地點頭示意。於是毛說：「對你過去的幫助，我們很感謝，祝你一路平安。」

接着毛澤東又陷入了沉默之中。最後赫爾利問：「毛主席，周恩來先生向你報告了蔣委員長已同意貴黨提出的計劃嗎？」

「報告了。」又是長久的沉寂。

「你認為怎麼樣，毛主席？」

毛說：「那很好，但部隊的改編，恐怕要花點時間。」

「剛剛幾個小時以前，」我插話說，「赫爾利大使同我就在這間房裏專門向周恩來提了這個問題，他用漢語和英語說的都是『就是現在』」。

毛澤東沒有回答，但周恩來開始慌張了，他堅持說我誤解了他。

於是赫爾利鎮靜了一下自己，問道：「毛主席，你剛才說也許需要一點時間改編你的部隊，那麼需要多少時間呢？」

毛澤東皺了一下眉頭，似乎在沉思，但卻沒有回答。

「你看要三個月嗎，毛主席？」赫爾利催問，「還是六個月？一年？或一年多？」

「很難說，」毛終於說話了，「我們的游擊隊廣佈各地，即使下一道命令，可能花很長時間才能傳達到所有的人。」

「那麼我認為，」赫爾利說，「你的意思是你不能對改編部隊給出一個確切的時間。」

對此，毛澤東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繼續保持沉默。

「那麼聯合聲明怎麼樣呢？」赫爾利問道，「政府代表團正在官方寓所等待會晤你的代表團。」

毛澤東還是不作任何回答。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所有這些都泡湯了！」赫爾利問，「沒有解決的可能了！而且不會有聯合聲明了！」

毛澤東將眼睛閉得更緊了，對所有在場的人來說，他好像完全聾了。

「那麼，既然你這樣沉默，我就是這麼理解的。」赫爾利作了結論。他放棄了一切希望。

此時我們（赫爾利、饒伯森和我）已經很清楚了，共產黨的這個新花招已使他們自食其果。為了極力將導致僵局的責任強加給政府，他們提出了那些建議，本以為委員長會加以拒絕，但當蔣真的接受時，他們又不得不縮回去並自食其言。

美國大使將他的椅子拉近毛澤東，近得連腿都要碰到了，但說話的人還是赫爾利：

毛主席，和你不一樣，我不是中國人，但看來我似乎比你們許多中國人更愛中國。為一個國家的福祉而工作，意味着必須將其置於自己的私利之上，甚至是政黨之上。政黨的存在不是為了滿足少數人的野心，而是為了一國民眾的物質改善。你們國家現在最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如果一個人竟然摒棄他的同胞——對，他們有五億——的唯一需求，只為了個人偏見，或者是為了自己黨的榮譽，那就不僅僅是政治罪，也是道德罪！

赫爾利久久地看着毛澤東的臉，但毛將眼睛朝向下方不願抬起。那時，我終於明白了，毛不再是個中國人，他只是個共產黨人，別的什麼也不是。

最後，赫爾利說：「我講完了，毛主席，你有什麼要說的嗎？」

「我不能到機場給你送行了，赫爾利先生」，毛開口了，「祝你旅途平安。」

他慢慢從椅子上起身，像他進來時那樣，冷冷地離開了。

就這樣，由於自己調解計劃的落空以及確信了共產黨的欺詐，赫爾利回到了美國，但他還沒有準備承認自己關於一個統一民主的中國的想法已完全失敗，不過通過自己的體驗，他已堅定地認識到，達成統一的障礙來自共產黨的要多於來自國民黨的。如果赫爾利有更多的耐性，如果能得到華盛頓對其觀點更強有力的支持，他很可能傾向於進一步執行這個任務。但事已如此，他感到自己對形勢的了解並不被同僚認同，於是就採取了脫離困境的捷徑——辭職。[29]

十、搶佔滿洲

對那時的美國政府來說，如果大使的辭職並沒有使中國的形勢明朗化，那麼隨之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本應使它看清中共和蘇聯的真正關係。以伊頓上校（Colonel Ivan T. Yeaton）[30]為首的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不斷報告說，到11月份蘇聯同延安之間的聯絡愈來愈頻繁。延安電台發出的密碼電報，在滿洲某地中轉到蘇聯的通訊網絡，來往於延安和莫斯科之間。他們並獲悉蘇聯代表團已飛抵延安，討論蘇軍在滿洲的未來計劃及與中共軍隊的協調，甚至有蘇聯代表參加了中共的政治局會議。

也許可以辯解說，延安美軍觀察組的大多數報告是以間接證據為基礎的，不見得都靠得住，但滿洲的實際事態日益證明了那些報告的真實性。如果雅爾塔協議和隨後的中蘇條約還有情有可原的地方，那就是這些條約也有限制蘇聯在中國某些地方擴大影響的目的。中國被迫對蘇聯作出的讓步是巨大的：中國承認了外蒙古的獨立，許多世紀以來它一直是中國領土；旅順口和毗連的遼東半島變成了蘇聯的軍事基地；大連港和滿洲鐵路由中蘇聯合控制和經營。如果說這些讓步體現了中國方面的巨大犧牲，並表明國際道德發展中已出現了一定的倒退，那麼雅爾塔協議和中蘇條約的辯護者可能會說，蘇聯也被迫承擔了明確而具體的義務，即它同意尊重中國在滿洲的主權，在戰爭結束後於指定時間內從滿洲撤軍，幫助中國的政府軍順利進入滿洲，並在肅清日本人時，協助中國政府在滿洲的每個地區建立行政機關。

尤其是，在中蘇條約裏，蘇聯對中國政府和中共兩者都盡可能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並承諾遵守界定蘇聯立場的條款。《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第五條說：「締約國顧及彼此之安全及經濟發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再建以後，依照彼此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與不干涉對方內政之原則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31]莫洛托夫簽署的照會中涉及該條約的第一段也說：「依據上述條約之精神，並為實現其宗旨與目的起見，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32]

就外交語言而言，上述聲明寫得極為明確。然而在那些關鍵日子裏，蘇聯在滿洲的每個行動都同它的聲明和保證不符。它保證過只幫助中國政府而不給中共任何援助，事實卻毫無疑問地表明，中蘇條約墨跡未乾，秘密指示就從克里姆林宮發到延安，千方百計將所有共軍運到滿洲，以便他們能接受俄國人的裝備與訓練。

蘇聯也曾同意幫助中國政府軍順利進入滿洲，但實際上卻製造了種種障礙。它曾宣布打算從大連撤出自己的軍隊，但當中國政府通知蘇方，一俟蘇軍於1945年10月6日撤離，中國派駐滿洲的第一支遠征部隊將及時抵達大連時，重慶的蘇聯大使[33]卻告訴中國外長，蘇聯政府反對中國軍隊在大連登陸，因為大連應該是個商業港口。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半個月的談判，其間他們採取各種各樣的拖延戰術。最後滿洲蘇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將軍（Gen. Malinovsky）[34]通知中國政府代表，蘇聯政府不反對國軍在滿洲其他港口——葫蘆島、營口和安東登陸。於是蔣介石委員長放棄了在大連登陸的想法，但他不願延誤國軍向滿洲的開進，因此請求美國海軍幫助將國軍運往葫蘆島。中國政府在10月25日將新的計劃通知蘇聯政府，但10月27日當美國船隻進入葫蘆島港時，卻吃驚地發現該地已被中共控制，他們宣佈不准政府軍進入。美國海軍當然不願承擔責任，遂將此事呈報給蔣介石。蔣就此催問蘇聯政府，答覆說蘇軍此時在葫蘆島沒有足夠的兵力，無法保證國軍在此安全登陸，但若改在營口則可以保證。因此美國海軍特遣隊又將中國部隊運到營口，但情況和葫蘆島相同。中共早已在登陸點附近構築工事，並宣佈要與國軍開戰。當中國政府代表同馬林諾夫斯基將軍之間的談判無果而終時，美國艦隊司令不得不將中國部隊運往距離最近的華北港口秦皇島，但該港口卻完全在滿洲之外。從那裏，國軍不得不經陸路通過山海關，開始了進入滿洲的漫長行軍。

應當記住，蘇聯也承諾過當日本人被肅清時，要協助中國政府在滿洲各地區建立行政機關。但蘇聯是在8月8日，也就是日本無條件投降和中蘇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之前六天，參加遠東戰爭並進軍滿洲的。蘇軍幾乎未遇到日本人的任何反抗，他們行軍迅速，範圍廣闊，所以中國政府既無法也來不及派代表同前進的蘇軍在滿洲建立直接受其管轄的行政機構。而蘇軍卻帶了許多他們自己的中國代理人，其中有李立三，他是二十年代末中共的領袖，也是有名而又倒霉的「立三路線」的創始人。無論蘇軍到了那裏，這些代理人就幫助他們在民眾中組織「民主大同盟」，並控制當地政府。中國政府看清了這些組織的危險性，一俟條約簽訂，便於10月初匆匆派遣一個代表團到長春，為滿洲的民事政府奠定基礎。[35]長春那時是馬林諾夫斯基將軍的總部所在地，代表團盡一切努力爭取蘇軍的支持和密切合作。起初，馬林諾夫斯基將軍和他的參謀機構似乎還是誠懇並樂於協助的，並組成了一個新的地方政府，對代表團也態度友好。但代表團一旦在街道上徵召警察和軍事衛隊時，卻發現附近的人們都受到警告不要參加。10月底、11月初，共產黨分子公開出現了。一夜之間，當地政府的態度就變了，切斷了代表團的水電供應，公開表示敵意。然後共軍進入市內，另一些則在長春飛機場附近集結。由於擔心代表團的安全，蔣介石向斯大林呼籲，但蘇聯外交部門回話說斯大林不在莫斯科，不能接見蔣的特別代表，何時能見還不知道。面對懸而未決的狀況，蔣介石只能將代表團撤回，中國政府在滿洲建立行政機構的打算以挫敗告終。

蘇聯一方面盡一切可能挫敗中國政府重新控制滿洲的努力，另一方面又給中共全力援助。他們為什麼拒絕將大連交給政府軍呢？其中的原因現在已經搞清楚了。大連離山東半島上的煙台港只有65海里，此時華北各省的共產黨游擊隊正迅速到煙台集中，準備將他們的大多數人運過狹窄的海峽，到達滿洲後，蘇聯就會將從日本人手中繳獲的軍事裝備交給他們。眾所周知，日本關東軍多年來為了在遠東與蘇聯作戰，已聚積了大量的彈藥與裝備。儘管被蘇軍奪取並交給中共的武器數量不能確知，但政府的某些專家私下裏告訴我，據估計一定大大超過抗戰及此後的內戰期間美國給中國政府軍事援助的十倍。這只是改變政府和共產黨之間力量對比的武器因素，此外還有成千上萬的日本技術專家被迫為共產黨效勞。由於他們的幫助和俄國人的監管，一個訓練共軍的大計劃很快在離西伯利亞邊境不遠的佳木斯啟動了，共產黨將軍林彪領導的精銳的第四野戰軍便是由此而來。而且應當記住的是，正是林彪的部隊在1948年發動了大規模進攻，它標誌着政府軍在大陸總崩潰的開始。

十一、兩種選擇

這樣，到1945年末，美國政府本應察覺到形勢的兩個趨勢。這就是：其一，赫爾利提供了其使命失敗的內部情報，清楚地表明共產黨不是要在中國政府內部進行改組，而是要將其完全摧毀，既然共產黨的意圖已被揭露出來，那麼在兩黨之間實現聯合就再也沒有可能。其二，滿洲的事態顯然證明中共並不是蘇聯不感興趣的「人造黃油式的共產黨」，而是為了世界革命的目的同克里姆林宮密切合作的走卒。既然一個自由、統一而民主的中國，並能制止蘇聯在西太平洋進一步擴大影響，對美國是有利的，那麼美國顯然需要一個新的對華政策。

美國的新政策可能是什麼呢？它有兩種選擇——消極的或積極的。如果採用消極的辦法，那就意味着美國完全從中國脫身，也就是完全不干涉的政策。對此確實有許多可談的。美國政府由於沒有我們現在的事後認識，當時很可能確實沒有意識到上述的兩個趨勢。但必須承認任何一個處於負責地位的人不應缺乏那種敏銳性，即要能看出新的事態同原先關於形勢的許多理論並不相符。既然有根據認為存在着大量的混亂與矛盾，那麼大陸陷共後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36]倡導的「等塵埃落定」的政策也許真是適宜的。按照這種政策，就不會有「馬歇爾使命」了。除了正規的外交和領事人員外，所有在華美軍和代理機構，一等完成屬於戰時盟國必盡的義務（諸如幫助中國遣返日本人）後都應撤退。不要將可能有美援的承諾在中國政府面前搖來晃去加以引誘，尤其是要給予敵對雙方和中國公眾明白無誤的語言，正如中國問題白皮書後來做的那樣，將美國的疏遠政策告訴他們。如果中國政府和共產黨能互相達成協議，它們完全可以這樣做，而不用美國參加。如果它們之間一定要打出個結果，那也是它們自己的事。事實上，這樣一種政策是符合美國傳統的，是許多美國人直到今天似乎仍然引以自豪的不干涉其他民族事務的政策。

實行這種政策的結果很可能也是一樣，即最終將中國大陸丟失給共產黨。也許有人會辯解說，這可能會加速國民黨政府的垮台。但可以肯定地說，其結果至少不會比實際發生的情況更糟。而且在那緊要關頭，美國的政策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混亂與誤解，美國政府也許能省去許多不快。此外，由於「中國崩潰」的惡果壞到了極點，確實可以想像這種不干涉政策可能會把事情做得好一些。首先，如果美國從一開始就明白無誤地表示，中國政府不能指望得到美國的任何援助，那麼中國政府肯定不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在那些問題上沉溺於一廂情願，由此令許多重大決策都帶有這種色彩。這樣，中國政府就會在為生存而進行的緊迫鬥爭中完全依靠自己的資源，不得不更多地自力更生。所以從軍事觀點看，它也許就不敢在滿洲如此過分地展開力量，從而使自己處在易於突然崩潰的位置。這一點是經常受到美國軍事專家批評的。從政治觀點看，還有一種可能性，如果美國聽任中國政府自己作戰，後者真有可能逐漸會意識到，繼續生存的唯一希望，首先在於進行緊迫而果斷的內部改革。

如果美國採取這種政策，肯定就不會有那個停戰協定，那是馬歇爾將軍到達重慶後不久安排的，它帶給共產黨的好處要多於給政府的。因為抗日戰爭剛結束時，共產黨在陣地戰方面實際上仍然不是政府軍的對手，如果沒有這個停戰協定，政府很可能在戰場上獲得更多的勝利。儘管這也許最終不能改變中國的命運，但可能在鬥爭初期會給政府帶來更多的優勢。所有這些只不過是猜測而已，寫在這裏不是為了引起更多的爭論，只是想說明那時美國也可以採取一種完全不干涉的政策。

另一方面，對華問題的積極措置，無疑對捍衛美國的國家利益是更恰當也更應該的。既然所有這些事件均已發生，那麼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如果中國大陸沒有丟失給共產黨，就絕不會有韓戰、印支的戰敗和當前共產黨對東南亞的持續威脅。就人命而言，韓戰中有好幾萬人傷亡。就金錢和物資而言，花在戰場上和給亞洲國家的軍援和經援計劃就有幾十個億。美國確實為自己在中國犯下的可悲錯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如果那時美國政府中的掌權者有洞察未來奧秘的天賦，我相信他們中沒有人會堅持走原來的路線。相反，會採取一種堅決支持中國政府的政策，而且在給予這種支持的同時，他們會用它作為一個強有力的槓桿，以促使中國政府進行各種必要的改革，維持其自身的生存。

執行這樣一種政策會如何影響事態呢？誰都可以猜一猜。可能有人會辯解說，那不會有什麼不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如此腐敗，也許完全拒絕採取任何必要的改革，而且由於像原來那樣迅速地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即使美國決意援助也不太可能改變其應有的結局。由於這是假設，並未實際發生，任何人都不能證明。我親歷過那個時期，而且同中國政府和全體中國人民有着共同的憂傷，我只能說情況會有所不同。假如美國採取了這樣一種政策，我估計中國會從共產主義的威脅中得救。如果能使蔣介石確信美國會一直支持他反對共產主義，我認為可以迫使他實施政府民主化的計劃。在1946和1947年，國民黨和蔣介石基於抗日戰爭給國家帶來的勝利，仍然享有幾分威望，一般民眾還不準備認可共產黨的宣傳，去聽信如下的說法：對現有政權的任何改變都是好的。所以即使共產黨在俄國幫助下佔領了滿洲，但只要有美國的足夠支持，國民黨完全可能一直佔據着中國的其餘部分。

對這種政策可能會有一種反對意見，說這無疑是一種強有力的干涉政策，與美國的傳統相矛盾。但當我們發現實際採用的政策也同樣是一種強有力的干涉時，這種辯解就失去了論據。唯一不同的是，正如其後果所揭示的那樣，美國以錯誤的方式進行了一場強有力的干涉，即同共產黨一起將「聯合」強加於中國政府。

十二、論馬歇爾

馬歇爾使命就是這一政策的具體化，而且在形成政策時，史迪威論戰的幽靈又回來纏繞並迷惑它了。正如我們早已看到的那樣，正是史迪威及其同僚錯誤地得出並傳播了這樣的看法，即中共只不過是一群土地改革者，他們應當比反動的國民黨政府得到美國的更多支持。赫爾利花了整整一年時間，經過不懈的調停努力和痛苦的挫折體驗，才終於發現共產黨並不是他們表現出的那樣，史迪威及其同僚對共產黨的評價是錯誤的，而且要建立一個自由獨立的中國，唯一的辦法就是堅決支持中國政府。然後，滿洲的事態揭示了俄國與中共之間的真實關係。就事後看來，解決問題的現實辦法只能是我在前幾段中概括的積極政策。但在這緊要時刻，史迪威論戰的記憶又不幸地回來歪曲正確的觀點。儘管美國政府擔心俄國在滿洲的優勢和影響，但對中共的真實性質還是了解得不夠清楚。由於赫爾利的信念並不是大家都有的，所以史迪威及其同僚的觀點又一次湧現出來。該政策將政府和共產黨放在平等的基礎上，並尋求將雙方聯合起來，而不是充分支持政府反對共產主義。它企圖迫使中國政府同共產黨實現聯合，並認為這一步是所有改革的實質，而不是敦促其進行可能範圍內的改革。馬歇爾將軍得到的方針是「政治聯合」，即尋求國共之間的聯合，而且他要帶着「大棒」去推行它。如果共產黨拒絕從命，馬歇爾將軍就應幫助中國政府「將其軍隊按請求運進華北」；如果證明是中國政府不順從，就要坦白地告訴它，美國將不會提供任何援助。

鑒於後來的一些事件，要為那個方針辯護是極其困難的。儘管在制定那方針時，共產黨尚未向世界表明他們「從內部破壞」策略的作用，但從那以後，歷史就記下了許多「聯合政府」，諸如在波蘭、匈牙利、捷克和羅馬尼亞發生的可悲事例。所以如果馬歇爾使命成功了，如果中國的國共之間商定了一個聯合政府，那就意味着中國遲早也會像東歐那些國家一樣破產。

但馬歇爾使命的方針，正如它的結果那樣，只不過是一場災難。應當記住，在世界各地存在有同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的任何經驗之前，國民黨在1923至1927年間就已有過一次。該體制中留下了如此多的毒素，結果國民黨再也不能容忍了。儘管由於西安事變和抗日戰爭，迫使國民黨同共產黨再一次合作，但蔣介石在同意前述合作條件時，仍小心謹慎地不讓共產黨參與國家管理。共產黨也十分清楚，國民黨深深記得舊痛，因此從不直接強求政府進行第二次聯合。史迪威在華時，他和同僚們蔑視國軍卻很看重共軍，並想利用後者，於是共產黨開始向美國人提出建立「聯合委員會」來指揮聯合部隊的主意。美國人接受以後，共產黨就千方百計地促成它。當1945年4月24日中共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毛澤東在這方面進行了戲劇性的呼籲，特別着眼於吸引美國的注意。毛說：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覆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37]

所以從一開始，美國政府就有一個印象，認為共產黨是贊成聯合政府的，而蔣介石和國民黨是不贊成的。這一印象是正確的。蔣介石之所以沒有出來斷然反對這個意見，是因為他想得到更多的美援。但在馬歇爾到達之前，他在該問題上表達自己的意見時要自由得多。當赫爾利通過自己的體驗和洞察發現了共產黨的真實性質，而且滿洲發生的事態也揭示了中共同蘇聯的真實關係時，蔣暗自高興。他希望美國會由此認識到過去的政策是一廂情願，並永遠放棄關於聯合政府的主張。但當馬歇爾帶着他的方針到達，並重申美國對聯合政府的信念時，蔣完全驚呆了。該方針認為要坦率地告訴所有中國領導人，包括蔣介石，「⋯⋯一個不統一的和為內戰所分裂的中國，事實上不能被認為是適當的地區，按既定方針而得到美國的援助。」[38]對此，蔣介石的確不知所措。正如蔣的官方傳記作者董顯光[39]所寫：「許多中國人不僅心裏想而且也說出口，這好像是在自殺模式之間進行選擇⋯⋯但中國的情形已精疲力竭，要求委員長在無用的談判中盡可能欣然地陪伴着。」

在那種情況下蔣介石也許可以做一件事。他本可以從一開始就完全坦率地告訴馬歇爾將軍，他完全不能接受聯合政府的主張，並隨之給出理由。當然，這可能危及美援的所有前景。但另一方面，它也許會促使馬歇爾將軍對整個形勢有一個更好的判斷。但蔣介石沒有這樣做，相反，他不斷讓馬氏抱有幻想，認為真有可能組成一個聯合政府。蔣以為自己在玩一個非常聰明的把戲，或許共產黨人的本質遲早會被進一步揭露出來，或許馬歇爾本人也會像赫爾利一樣變得比原來更明智些。但蔣的指望並沒有實現。蔣愈來愈使馬歇爾深信自己有可能完成使命，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離任務的完成卻似乎愈來愈遠，馬歇爾也愈來愈難堪。於是馬氏最終堅信是反動的國民黨毀掉了他的使命。

馬歇爾是在1945年12月中旬到達重慶的，次年1月10日就促成國共兩黨簽訂了一個停戰協定。[40]這個成功使馬歇爾歡欣鼓舞，但協定給共產黨帶來的好處卻出乎他的意料。如前所述，當局勢對政府比對共產黨遠為有利時，即在較量的初期，該協定剝奪了政府取得更多優勢的機會。儘管可能有人對這種說法提出質疑，但不能否認這樣的事實，即停戰使共產黨得以將華北的游擊隊員海運到大連，然後去滿洲的其他地方接受俄國人的訓練與補給。如果沒有這個協定，政府軍就可能輕易地拿下煙台，並完全瓦解蘇聯與中共的聯合陰謀。此外，該協定本身也剝奪了馬歇爾對付共產黨的唯一「大棒」。他的方針是，如果共產黨拒絕讓步，他就有權幫助中國政府「按請求將其軍隊運進華北」。但一旦達成停戰協定，政府就沒有藉口將國軍深入華北。即使此後共產黨表現出不願妥協，馬歇爾也因此不能再揮舞「大棒」了，除非他準備廢棄自己極為堅持的停戰協定。這樣，從那時起，即從馬歇爾後來認識到的那一刻起，儘管他憑藉着美援仍然緊緊地抓着中國政府，但卻不能進一步控制住共產黨。

詳述馬歇爾如何將政府和共產黨撮合在一起，以形成「政治統一」的無效努力是沒有意義的。有一段時間，共產黨在馬歇爾面前表現得很好，因為認為通過他或許可以實現自己所要的聯合政府，但由於在俄國的幫助下中共已變得足夠強大，所以對聯合政府不再感到那麼迫切，也不再留心聽他的話。而且由於馬氏弄巧成拙，丟掉了自己的「大棒」，他對共產黨的影響迅速化為烏有。至於蔣介石和國民黨，從來就沒有達成聯合政府的任何意圖，他們之所以出來陪馬歇爾進行所有的談判，只是擔心美國可能會完全斷絕援助。所以甚至連馬歇爾最終也不得不承認失敗。他在1947年1月7日被召回去當美國的國務卿。他的臨別談話是很有啟示作用的，他說（失敗）完全是由於極端主義分子，一邊是一個「佔有優勢之反動派系」，另一邊是「不妥協的共產黨」。「在政府佔有優勢之反動派系與不妥協的共產黨之間已存在有一種問題，而余必須聲明，在二月間，共產黨並無此種不妥協之表現，此種問題即如何使和平與幸福賜於飽受痛苦而目前說不出話來的中國人民是也。」[41]也許上述措詞僅僅是策略，馬歇爾肯定已經知道中國政府完全被一個人，而且僅僅是由一個人的品格支配着，那就是蔣介石。沒有一個集團能使自己的意見壓倒委員長的決定，除非委員長自己特別樂於聽取它。至於那時中共的所有高層決策人物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難以改變和無法調和的，但這還有待歷史來揭示。

十三、評魏德邁

馬歇爾使命的結局是令人感傷的，在此之後，美國還有一個機會將中國從共產主義的威脅中拯救出來，或者是救出它的某些地區。馬歇爾將軍離開中國時一定感到某種不安，所以在歸國約六個月後就派魏德邁將軍帶着對那些未決問題的研究使命回來了，但為時已晚。魏德邁在1947年9月提出的建議是果斷的，他承認滿洲已經丟失，防止它完全陷共的唯一辦法是由中、蘇、美、英、法對其進行保護，如果不行，就由聯合國實施託管。至於中國本土，他主張我們前述的始終一致的積極政策，即美國對中國政府的支持同中國政府自身的改革並肩而行。

魏德邁批評蔣介石政府的話語絕無裝腔作勢，他直率地指出，國民黨的特點是「反動的領導、高壓和腐敗」，已失去民眾的信任。他分析了共產黨發展的原因：「有些人因憤恨國民政府的警察壓迫、貪污行為與苛政，而與共產主義合流。有些人則對目前領導下的中國完全失去希望，而在失望中轉向共產黨。有些人僅因惰性而願接受新的領導。」[42]由於政府的壓制，傾向改革的溫和派難以讓別人聽到自己的聲音，而人民大眾則夾在暴政和極權主義之間。不過儘管中國政府有這麼多的「腐敗和無能」，魏德邁並不認為大多數民眾會轉向共產主義，所以他毫不遲疑地敦促美國採取主動，迅速援助蔣介石使國家穩定，但蔣及其政府必須改正錯誤，否則是不行的。

魏德邁的建議要是早提出來就好了！例如在馬歇爾到達重慶時，或者稍晚至1946年。那麼魏德邁在批評國民黨領導時的用詞中就不必那麼尖刻，也不需要將形勢描繪得漆黑一團。面對那篇沉悶的報告，[43]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的回應都不滿意。該報告使美國政府受到了衝擊，魏德邁描繪的情景看來太暗淡，建議的任務又太艱巨，而且過於冒險。大家知道魏德邁是反共的，此時史迪威及其同僚的幽靈又徘徊出沒，會不會魏德邁也錯了呢？中共真的像魏德邁認為的那麼壞嗎？而且眾所周知魏德邁是很親蔣介石的。蔣會接受勸告進行那些必要和激進的改革嗎？由於記得蔣介石關於聯合政府的蜜語及其令人失望的表現，國務卿馬歇爾的疑慮是可以諒解的。

此外，蔣介石和國民黨在那緊要時刻對魏德邁批評的反應，也未有助於減少馬歇爾和美國政府這方面的疑慮。當魏德邁完成考察離開中國之前，蔣介石邀請他在政府大樓裏給他的高級助手們講話。這是一個沒有先例的特殊場合。鑒於魏德邁的反共立場和與蔣本人的友誼，蔣介石希望這個美國特使在絕望的時刻至少能給他的人員講些鼓舞的話。儘管魏德邁已事先提醒：如果蔣一定要他講話，那麼應當有聽大實話的準備。但蔣介石沒料到魏的大實話是那麼不合意，而且如此嚴酷無情。[44]魏德邁演說完畢後，聽眾們的不滿表現得極為明顯，委員長很憤怒地退場。整個南京，人們都私下裏說，這是蔣有生以來第一次忘記了中國人的禮節，沒有親自去給他的朋友、客人送行。這些報導肯定適時地傳到了華盛頓，估計不會有利於增強美國政府的信念，即在中國改革仍然是有可能的。儘管我不能判斷這是不是美國那時掌舵人的思想，但想必是這樣的。無論如何，由於沒有按魏德邁的建議辦，使中國免於赤化的最後機會也喪失了。

十四、兩個註腳

中國歷史可悲的這一章還要加上兩個註腳。當共產主義在歐洲迅速蔓延時，美國最後不得不拋出所謂的「馬歇爾計劃」。但美援居然沒有中國的份，這看來是不對的。就在滿洲出現迅速脫離中國政府控制的趨勢時，1948年4月美國批准了總數不到五億美元的對華經濟與軍事援助。[45]儘管美援對中國政府的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卻明顯不夠積極。在錢的撥付與商品的採購之間，在裝運與交貨之間總是需要時間的，但直至大陸完全陷共，美國實際撥出的款項只佔總額的一半多一點。而在此後的日子裏，針對中國政府濫用援助項目曾有過許多指責，遺憾的是，許多指控看來是有充分證據的。但我仍然迷惑不解的是，為什麼美國國會表決的撥款和中國政府實際到手的不一致？這一點卻沒有向公眾說清楚。也許沒有什麼比這個插曲更能說明那時期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混亂與窘困。如果美國認為中國那時已無可救藥，為什麼竟然表決要給予那麼大量的援助呢？如果認為中國或中國的某些地區仍能得救，那又為什麼不立即將早已撥出的所有援助趕快運來呢？

第二個註腳是關於中國政府在南京的最後日子。1948年滿洲落入共產黨之手，災難很快接踵而至。在年底以前，共產黨在徐州取得了對政府最後一道堅固防線的決定性勝利。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副總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負責全局，他的非常措施就像其一廂情願那樣可憐。一方面向共產黨求和，他完全相信共產黨的宣傳，後者說自己所要的只是團結和民主。李宗仁明確表示，他願意以犧牲國民黨為代價同共產黨實現那些崇高理想。但李宗仁太晚了，甚至當共產黨在鼓吹團結與民主時，國民黨就知道它對自己還有另一個方案，但似乎無人注意，那就是「打打、談談；打打、談談；打打、談談；然後消滅」。當國民黨有實力時，共產黨會毫不遲疑地要求某種談判，以避免武力解決，但一旦開始談判，他們就總是拖延，由此爭取並利用好時間。而一旦感到自己的力量足夠強大了，就會突然又打起來。中共就這樣對國民黨反覆玩弄着這種把戲！但現在形勢變了，是中共而不是國民黨佔了上風，它會停下來接受李宗仁的和談倡議嗎？當然不會，消滅對手的時候到了，所以李的建議被輕蔑地拒絕了，與共產黨妥協的一切希望都被擲得粉碎。

李宗仁另一方面的努力也同樣以慘敗而告終。他任代總統時，認為蔣介石已下野，美國也許更願意迅速提供援助，以便從迫在眉睫而且排山倒海而來的共產黨手中將中國救出。但在這一點上，他的想法同樣證明是一廂情願和糟糕的。不管他如何宣稱自己準備挽回蔣介石所做的錯事，而且既絕望又幼稚地威脅說如果美國拒絕幫助他，他也許會被迫向蘇聯求助，但他的一切懇求都沒人聽。與其說美國不願意幫助他和中國，確切地說，那時美國自己的思想也很混亂。

就這樣，共產黨的統戰戰略獲勝了。通過一個配合很好的世界範圍內的欺騙計劃，共產黨得以欺騙中國國內外的公眾，隱藏了自己的真實面目，得以孤立中國政府並使其同自己的人民和盟國疏遠，也使得美國的政策不能在遠東起任何作用。美國被弄得無能為力，因為它從未充分認識到共產主義的真實性質，以及共產國際同中共的真實關係。

[1]這是在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的《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號。

[2]此處有誤。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於1941年10月，1944年9月改名為民主同盟。

[3]此處有誤。青年黨和民社黨退出民盟要遲至1946年。

[4]張瀾（1872-1955），四川南充人。早年留學日本。抗戰爆發後，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在重慶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被推為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

[5]王炳南（1908-1988），陝西乾縣人。1929年赴日本留學，繼而留學德國。留德期間，曾任德共中國語言組書記、國際反帝大同盟東方部主任、旅歐華僑反帝同盟主席。1936至1949年，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候補委員、外事組組長，中共駐南京代表團外事委員會第二副書記兼發言人，中共中央外事組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外交部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中國駐波蘭大使。1975年8月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黨組書記。著有《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6]王安娜（1907-1989），德國人，原名安娜利澤。曾在柏林大學學習歷史和語言，獲哲學博士學位。1931年起積極參加反對法西斯的鬥爭，兩次被捕入獄。1935年同留德的中共黨員王炳南結婚。翌年，隨丈夫來華到西安、上海。1937年春去延安。抗戰爆發後，隨夫到上海、香港和重慶等地，在八路軍辦事處從事聯絡及統戰工作。1945年與王炳南離婚。同年作為宋慶齡的助手去上海，在「保衛中國同盟」中工作。1955年離華返回東德，1961年移居西德。1964年發表回憶錄《中國——我的第二故鄉》（李良健、李希賢校譯）（北京：三聯書店，1980）。

[7]柳亞子（1887-1958），江蘇吳江人。早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1927年蔣介石掌權後受通緝逃亡日本。次年回國，繼續從事反蔣活動。抗戰期間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後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兼監察委員會主席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等職。

[8]王昆侖（1902-1985），江蘇無錫人。早年參加五四運動，後加入中國國民黨。1933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在國民黨內長期從事秘密活動。曾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北京市副市長等職。

[9]見毛澤東：〈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講話〉（1944年6月12日），此處回譯依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168。

[10]納爾遜（1888-1959），美國資本家。1942至1944年任美國戰時生產局主席。1944年以羅斯福總統特使身份來華協助國民黨政府建立戰時生產局，並成立中美聯合生產委員會。

[11]哈里曼（1891-1986），美國外交官。1913年畢業於耶魯大學。1941年任美國總統派駐英國的特別代表。1943至1946年任美國駐蘇聯大使。戰後仍活躍於政界，曾任總統特別助理等職。著有《特使：與丘吉爾、斯大林周旋記（1941-1946年）》（南京大學歷史系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78）。

[12]此處的回譯依據《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363。

[13]該憲法「序言」中寫道：「我國同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同各人民民主國家已經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

[14]收入美國國務院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上卷，第三章），載《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頁139-140。

[15]史迪威（1883-1946），美國軍人。1921年以步兵少校任駐華使館隨員，在北京學習漢語文。1926年後在駐天津美軍中服務。1935年任美國駐華使館武官。1942年任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官兼任蔣介石的參謀長。1944年被召回國。

[16]戴維斯（1908-?），美國外交官。生於中國。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三十年代曾任美國駐昆明、瀋陽等地領事。1942年後任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部政治顧問。1944年12月曾赴延安。後被迫離華，調任駐蘇使館。五十年代初在美國被解除公職。著有回憶錄《抓住龍尾：戴維斯在華回憶錄》（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17]譯文依據美國國務院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下卷）（中譯本）（北京：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57），頁509-510。

[18]史迪威的綽號，因其人脾氣暴躁、為人尖酸、不易相處而得名。

[19]陳納德（1890-1958），美國軍人。1937年退伍後應宋美齡邀請來華訓練中國空軍。抗日戰爭爆發後，組織美國志願人員組成「飛虎隊」，協助中國空軍作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恢復現役，任美國駐華空軍司令。

[20]有關蔣介石本人對史迪威的評論，可參見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頁119-120。

[21]亨利・華萊士（1888-1965），美國新聞記者、農業專家、政治家，曾任羅斯福總統的副總統。

[22]斯退丁紐斯（Edward Reilly Stettinius, 1900-1949），美國實業家、政治家。

[23]此處譯文參考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上卷），第三章，載《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頁139。

[24]此處譯文依據〈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上卷），第三章，載《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一輯），頁161。

[25]見〈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致美、英、蘇三國說帖〉，載《解放日報》，1945年8月16日，第1版。

[26]國民黨方面的代表先後為張群、邵力子、張治中、葉楚傖和張厲生。中共方面為周恩來和王若飛。

[27]龔澎（1914-1970），祖籍安徽合肥，生於日本橫濱。1928年入上海聖瑪利亞女子中學就讀。1933年夏考取燕京大學歷史系。1938年前往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和馬列學院從事理論研究。不久到重慶《新華日報》社任記者，後改任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秘書，並擔任過周恩來和毛澤東的英文翻譯。1946年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委員、外事組副組長，創辦《群眾》週刊香港版，並主編英文半月刊《中國文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外交部情報司司長、部長助理。

[28]饒伯森（1893-1970），美國外交官，1953至1959年任助理國務卿。

[29]1945年11月26日赫爾利向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辭職，次日獲准。

[30]伊頓，美國軍人。1945年7月至1946年4月任美軍駐延安觀察組（U. S. Army Observer Group）第四任組長。

[31]此處的回譯依據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三冊）（北京：三聯書店，1962），頁1328。

[32]此處譯文依據美國國務院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下卷）（中譯本），頁531。

[33]指彼得羅夫（1907-?），蘇聯外交官。1945至1948年任駐華大使。

[34]馬林諾夫斯基（, 1898-1967），蘇聯軍人。衛國戰爭時期，曾任南方和西南方面軍司令員、烏克蘭第二方面軍和外貝加爾方面軍司令員等職。戰後，任蘇聯遠東軍總司令、遠東軍區司令、陸軍總司令、國防部長。1944年起為蘇聯元帥。作者此處稱他為「將軍」，有誤。

[35]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

[36]艾奇遜（1893-1971），美國民主黨人。1949至1953年任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

[37]見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此處的回譯依據《毛澤東選集》，頁963、964。

[38]譯文依據美國國務院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下卷）（中譯本），頁554。

[39]董顯光（1887-1971），浙江寧波人。早年在報界服務。1934年加入國民黨，後在國民政府內長期從事新聞、宣傳工作。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行政院政務委員兼新聞局長等職。1949年去台灣。著有《蔣總統傳》（台北：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1952）等。

[40]其中規定雙方軍隊應於1月13日午夜在各自位置上停止軍事行動。

[41]譯文依據美國國務院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下卷）（中譯本），頁641。

[42]譯文依據美國國務院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下卷）（中譯本），頁724。

[43]指《魏德邁中將給杜魯門總統的報告》（1947年9月19日），載美國國務院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下卷）（中譯本），頁721-785。

[44]指1947年8月22日魏德邁在國民政府委員會及全體部長聯席會議上的演說。魏氏着重批評了國民政府的軍事努力和各級政府普遍的貪污和缺乏效率，認為政府當局實際上不可能用武力消滅中共，只能靠立即改善政治經濟情況，以贏得中國人民的忠誠、熱情和支持。他強調，能否有效率和及時地進行改革，將決定國民政府的成敗。

[45]美國總統杜魯門於1948年2月18日向國會提出援華諮文，請求批准5.7億美元、為期十五個月的對華援助，以挽救日益惡化的中國經濟。經參眾兩院研討表決後於4月3日正式通過，定名為《1948年援華法案》（The China Aid Act，即第472號公法第4章）。該法案將對華援助的總款項確定為4.63億美元，其中1.25億為軍事援助，3.38億為經濟援助，為期十二個月。

第七章　共產黨的鬥爭策略

我們已研究和分析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看到共產國際是如何醞釀和創建中共的，以及在整個過程中克里姆林宮是如何幫助、指導和控制它的。我們對共產黨在第一次同國民黨合作時，如何試圖「從內部破壞」奪取政權的方法進行了舉例說明，對中共十分誇耀的游擊戰的秘訣進行了探索，其成功實際上不是基於民眾的支持而是脅迫。我們追尋了中共在勉力避免完全失敗的命運後，其力量的驚人發展——通過圈套和兵變將統戰硬塞給蔣介石，利用抗日戰爭並依靠奸計和謀反來擴大自己的力量。然後陳述了他們如何通過一個由克里姆林宮鼓勵和指導的國際陰謀，企圖隱瞞自己的真實性質，在中國問題的實質爭端上誤導世界輿論，從而使外部力量完全不起作用。而這一力量本來也許是有助於國民黨的，並對共產主義勢力的上升起到遏制作用。

一、研究共黨

我們已研究和分析了共產黨的戰略和戰術，那麼我們真的了解共產黨嗎？真的知道他們在蘇聯和紅色中國實行的共產主義是什麼貨色嗎？我們自以為知道，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在1945年我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之前，我曾認為自己對共產主義總體上是很有些認識的，特別對中共了解得更多些。自從我離美返華後，就陷入了國共之間的生死之爭。其間，我一直是現場的密切觀察者，而且多半在其中扮演一個次要的角色。我自高自大，自以為完全是個合格的共產主義問題專家，但很快就發現自己是錯了。

作為中央宣傳部長，我的主要職責就是做反共宣傳，為了更好地武裝自己，開展鬥爭，我着手更深入地去了解對手。我除了每天看中共的《新華日報》外，還看紐約的《工人日報》（Daily Worker）、倫敦的《工人日報》（Daily Worker）和巴黎的《人道報》（L' Humanité）。由於我完全不懂俄文，便要工作人員將《真理報》和《消息報》譯成中文供我閱讀。中國的戰時首都交通工具不多，當那些外國報紙到達重慶時已經過期，但我以頑強的決心孜孜不倦地通讀它們，這確實是一項艱苦的工作。由於有了這樣的體驗，現在我可以說，簡直沒有一件事能比看共產黨的報紙更索然無味了。顯然，它們全都不是為了傳播新聞而編寫的，其中充滿了歪曲與辱罵。因此，除了讓我熟悉那時共產黨在一些問題上的立場外，可以說，看那些報紙純粹是浪費時間。而且我還意識到，所有共產黨的報紙，無論是在俄國、英國、法國、美國或中國印行，都完全相同。它們似乎都屬於同一個人，同一個業主，像是出自同一個編委會的報紙系列。由於互相遠離，同一天的內容也可能有些不同，但如果從長時段看，看了一份之後，幾乎完全沒必要再看另一份。此外，總是由莫斯科的報紙定調子，其他的就恭順地重複。我這個一直知道中共同克里姆林宮之間關係的人，當然不會對此感到震驚。儘管如此，它還是使我滿意地認識到：就這個問題，除了我個人的知識與信念外，還有了具體證據。但除此以外，儘管我花了許多時間看那些枯燥無味的報紙，但通過它們，我對共產黨幾乎沒了解到什麼。

就在我集中精力研究共產黨的游擊戰術時，我不僅閱讀了官方的有關報告，也將另一件事作為自己的職責，即同據報是曾經在「解放區」生活過，或遊歷過游擊區的中外人士進行交談。我以同樣的熱忱接見那些難民，他們好不容易才從共產黨暴政的控制下逃出來，心裏有許多難以言表的辛酸。我也接見了一些對共產黨只講好話的熱心人。在這方面我進行了大約九個月的廣泛研究，才終於較好地理解了前文中所說的共產黨在游擊戰中「爭取群眾支持」的含義。

二、不得其解

但我愈是懂得他們的戰術，就愈對共產黨的真正力量感到迷惑。他們這種恐怖體制肯定是反人性的，因而也不能持久，那麼為什麼它看來還在不斷地加強，而且沒有一點減弱的勢頭呢？如果它內部必然帶有毀滅的種子，那為什麼這種子沒有開花結果呢？我完全能想像那些在他們控制下受害的人們已變得如此害怕和軟弱無力，因而不能指望有任何的反抗。但我至死也不能想像，共產黨是如何失去人類的情感，如何對人類的痛苦麻木不仁，如此殘忍無情地堅持他們的罪惡陰謀？共產黨的某些領導人可能是虐待狂或偏執狂，但不能說所有共產黨人都是這樣。大多數共產黨人肯定和我一樣都是普通人，那他們是如何頂住良心的不安，讓自己俯首貼耳地被領導人牽着鼻子走，而且走了這麼久呢？這對我來說確實是個謎。

我以為自己可以在共產黨的文獻中找到答案。不知從何時起，我採取了簡單的方法，直奔我認為是現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最初源頭——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著作，於是我開起了夜車。我的閱讀沒有系統，只要是那三個人寫的書或文件，抓到一本就興致勃勃地讀起來，讀完一本又找另一本。我保持這個做法，直至我離開中央宣傳部擔任上海市長三年後才放棄。在我看來，我似乎已讀完了那三個人當時以英文或中文出現的所有著作。但我的勤奮沒有得到回報，整個過程只是失望連連。我也許學到了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許多其他東西，諸如術語、教條和前後矛盾，但我的主要目的——尋求那個謎的答案，卻仍沒有達到。

於是無論晝夜，我經常絞盡腦汁地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是什麼力量使共產主義能持續運作呢？」讀了共產黨領袖們這麼多的著作後，我可以肯定說那不是由於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任何一個像我那樣讀過這麼多著作的人，不能不得出這樣的印象，即他們三人中沒有一個——甚至包括列寧——是始終忠實於馬克思理想的，乃至不願意為了自己當前的目的而歪曲改變它們。如果我這個非共產黨人能看清這一點，那麼追隨共產黨的人應該是更容易看清楚，因為這些人要執行共產黨的命令，並將被他們改變的和矛盾的想法付諸行動。最臭名昭著、最恰當的例子是1939年納粹德國和蘇聯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時，「共產黨的路線」發生了突然轉變，後來當1941年希特勒突然入侵俄國時又有了第二次轉變。這樣的思想筋斗確實是難以跟上的，但令人驚奇的是，全世界的共產黨竟如此順從、毫無怨言地奉命行事。

這也許可以用如下的觀念來解釋：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如果共產黨不斷成功的唯一力量支柱是意識形態，那麼其領袖們這種無原則的背叛，無疑早就使它垮台了許多次。

我常常聯想到蘇聯，那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早已堅持存在了約三十年，它並沒有像自由世界的早期預言家們說的那樣垮台，相反卻日益發展和繁榮。它不僅頂住了納粹德國的野蠻進攻，而且在大潰敗中保持了團結與權威，然後從失敗中取得了偉大勝利。蘇維埃政權的力量之源在哪裏呢？肯定不是出自民眾的支持。眾所周知，蘇聯有許多強迫勞動營。外部世界都知道，在殘酷的農業集體化中，數百萬人遭到了血腥清洗。自由就不用談了，連蘇維埃政權自己都承認它是少數人的統治。俄國的人口大約是兩億，而蘇共聲稱約有五百萬黨員。問題是：這麼少的人是如何對這麼多的人進行如此專制的統治呢？

那可能是因為蘇維埃政權為自己建立了驚人的軍事力量吧？如果是的話，那麼軍方應當在政府中有較多的發言權，然而很奇怪，在1936年「大清洗」時，短短一年內，同圖哈切夫斯基元帥（Marshal Tukhachevsky）[1]一起有三百多名將軍和三千多名軍官被消滅，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敢於聯合起來進行某種形式的反抗，大家都必須克制自己，就像屠場裏命運悲慘的牛一樣，一個個被宰殺。歐戰結束時，朱可夫元帥（Marshal Zhukov）[2]作為那時俄國的偉大英雄而受到歡呼，但隨後他突然湮沒無聞，很長時間聽不到他的消息。[3]所有這些證據都表明，在蘇維埃體制中，軍方只是一個工具，完全不是一個權力因素。

那麼，蘇維埃政權也許是從其製造的可怕武器——秘密警察那裏獲得了力量吧？對軍方用過的論據在這裏也同樣適用。在四十年代末，貝利亞（Beria）[4]在克里姆林宮中仍然享有盛名，但斯大林死後，他的命運如何尚不清楚，但我們都知道他三位前任的歷史。捷爾任斯基（Dzerzhinsky）[5]、亞戈達（Yagoda）[6]和葉若夫（Yezhov）[7]都曾當過蘇聯恐怖的秘密警察的頭頭，但都相繼被清洗掉了。[8]每個人被殺時，都有數百名下屬官員遭到相同命運。如果說秘密警察是蘇維埃政權的脊樑，那麼為什麼在它一再被打斷後，國家仍能興旺呢？所以事實似乎表明，在蘇維埃政權中，有某種比秘密警察更大、更有力和更可靠的東西。

但這是什麼東西呢？是什麼使共產主義持續運轉呢？甚至在我刻苦通讀了那三位共產黨領袖令人厭倦的許多著作後，仍然得不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有一天，我偶然見到有關某些前衛女性泳裝的詼諧評論，裏面說「暴露的是有趣的，掩蓋的才是要害」。一個想法閃過腦際。儘管我讀到了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許多著作，他們是不是在有意掩蓋些什麼呢？換句話說，有沒有什麼東西，這三人本應寫的但卻沒有寫呢？於是從我深深的潛意識裏閃出一個答案：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對共產黨的組織泄露過什麼具體而重大的材料！

當然，講到黨組織，我不是指多多少少公開活動的各部門和組織機構的一般系統，諸如主席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局和組織部等等，這些我早已知道了許多。如前所述，孫中山博士同共產黨達成合作協議後，國民黨就按俄共的一般結構進行了改組。在蔣介石取得北伐勝利後，他也模仿蘇聯將一黨專政強加給中國。所以可以說我是在這種政治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對我來說這不是什麼新東西。但當我們運轉蘇聯式的體制時，看到的卻是派系鬥爭、腐敗和低效率，這顯然不能不同共產黨的順利運轉形成鮮明對比，他們藉此取得了驚人的成功。那麼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差別呢？在國民黨員中，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我們只學會披上共產黨的皮，卻沒有得到其內在的東西。」他們得到了內在的東西，而我們卻沒有，原因是什麼呢？這就是我要尋找的。

我愈是對此進行深思，就愈感到奇怪，那三位共產黨領袖竟然在他們大量的著作和看法中進行了同樣的省略。由於他們每個人在其時代都是黨內無可爭議的大師，他們一定對構成自己權力基礎的黨組織，這個最重要的主題付出最多時間和最多關注。既然他們要寫東西，似乎應該在這個問題上多寫一些，然而儘管他們著述量很大，但情況卻並非如此，因此缺少這個主題就來得特別顯眼。

由於我不能從共產黨領袖的著作中得到滿意的答案，於是就試着從另一角度入手，即從那些曾經是共產黨人但已背叛了共產主義的人和書中尋求答案。我將不提他們的名字，但我肯定讀了大量此類的書，並從中了解到許多事情。通過它們，我又一次得到了證實，即全世界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是以同樣的形像塑造的。然而無論我怎麼努力，卻仍然沒有查到我最想要的答案。似乎那些前共產黨人，不管他們可能多麼重要和真誠，令人遺憾地都不是黨的組織者。他們可能被分配去做最危險的諜報工作，但諜報畢竟與黨組織不同。他們也許當過諜報的傳送人，但其職責本身必然是受限制的。他們甚至還是各自國內的高層共產黨人。儘管我不是置身在一個像蘇聯那樣的政治體制內，儘管我們的體制只是個拙劣的模仿，但我對這種情形也略有體會。例如從我當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情況看，那時我就弄不清自己黨的組織部是在幹些什麼！

三、較量上海

當我任上海市長時，在自設的調查任務中，我找到了另一種方法。如果說中央宣傳部是我學習共產主義理論的教室，那麼上海市就是我檢驗共產黨實踐的實驗室。戰後的上海再也不是互相獨立的三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由於戰時談判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三界合而為一，原來也理應如此。由於在華日軍無條件投降，上海有幸未遭到任何物質損害，人口從四百萬猛增到六百萬。該市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有北平、天津、南京和廣州加起來那麼大。在政治上，它地位突出，靠近南京，對首都影響巨大。在文化上，引以為豪的是，在學校、出版物和文化組織的數目上，它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在一個文盲居多的國家裏，大學生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階層，能夠經常被用來作為一種最有威力的政治武器。上海那時各種大專院校的大學生就有五萬多人。在經濟上，上海一直是中國的經濟中心，集中了全國大部分的財富。在城市範圍內，擁有中國本土電力的約40%、工廠總數的50%以上。所有內地都關注和遵循着上海的市場走向，在上海即使只有一天出現混亂，無窮的混亂就會席捲全國。

上海的重要性是公認的，共產黨當然也不會放過。他們認為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在軍事上打敗政府，在政治上使其蒙羞，在經濟上令其破產。他們認為要實現第一個目的，可以藉後兩者而奏效，而為了達到後兩者，共產黨則將上海視為最重要的獵物之一。為了滲透和顛覆，我想他們花在上海的錢、派來的地下人員也許比中國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由於那時民眾對國民黨政府普遍不滿，加上通貨膨脹的失控，中共的煽動產生了暴亂性的後果。在我任上海市長的三年中，幾乎每週都有共產黨公開或隱蔽煽動、指揮的，由工人或學生組成的罷工、遊行和騷亂。我的職責就是反對他們這方面的活動。那就是為什麼美國的《生活雜誌》（Life）將我的處境描繪成「世界上最糟的工作」。[9]

對我來說，要識破共產黨在上海的陰謀是容易的。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破壞中國的經濟中心，使其陷入持久的混亂與動亂之中。因此，他們總是想無事生非，小題大做，愈鬧愈大。如果他們願意，就要顛覆全市。與他們的意圖針鋒相對，我知道那時的上海最需要的是和平與穩定。這方面，共產黨讓我別無選擇，他們決心製造危機。對我來說，就是搶在前面，如果可能，便將危機消滅於萌芽狀態。反之，就不得不遵照中國的古話，盡量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分析和比較了敵我雙方的目的與方法後，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在處理罷工與遊行時必須始終避免使用武力，因為共產黨總是希望將問題複雜化和擴大化。如果對暴民使用武力，棘手的局勢雖能一時恢復常態，但指控和反擊就會接踵而至，而且氣氛會更加緊張，很可能遠遠超出原來的程度。這樣的話，對共產黨就太有利了，他們是不想讓天下太平的。第二，我認為工作的成敗完全取決於能否得到中間分子的更多支持，並使他們不受共產黨的影響。他們雖然聲音不多，但在每個問題上通常都佔絕大多數。歸根結底，所有成功的鼓動必須以人民的支持為基礎。如果奪走那些支持，其結果無異於破壞鼓動者的計劃。真正的共產黨人畢竟是少數，雖然他們一向以群眾的名義說話，但其策略實際上是要將群眾推到前頭，將自己藏在後面。因此我應採取的方針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揭露共產黨，揭露他們的動機，使群眾對相關事情恢復恰當而正確的理解。

根據這兩個推論，無論何時出現嚴重的罷工或騷亂，我都親自到場進行談判或調解，警察部隊準備待命，但盡量不用他們。如果可能，我會促成一個有關各方都能接受，也符合我的公道和正義感的解決辦法。如果不行，我就會在整個協商過程中，用事實向所有在場的人證明，鼓動者是如何不講理，以此揭露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是一個十分冒險的策略，我相信自己是唯一採取過這種做法的中國高級政府官員。因此，在任三年市長期間，我被打過一次，被射擊過兩次。[10]但我認為自己遭受的痛苦是值得的。一家紐約的大報紙談到我的任期時說：「（吳國楨）作為現代『通天塔』的市長⋯⋯在中國人和外國人，在勞方與資方，在左派與右派，在商務與官方之間，能夠長時間地保持適度的和平，這令所有觀察家們感到驚嘆。」我感到自己經受的麻煩要多於得到的補償，事實上我並未將上海建成模範城市。那些日子裏，中國的不幸事情太多了，如通貨膨脹和特務橫行，這些問題本質上是全國性、基本性的，一個市政府遠遠無力解決。但是運用上述方法，在那些危難日子裏，我在上海確實挫敗了共產黨的煽動和顛覆力量。以我被打和被射擊為例，煽動者的動粗甚至轉而對我有利了，面對那時聚集的暴民，它不僅表明了我立場的正義性，也暴露出顛覆分子的凶惡陰謀。一旦暴民的內心開始同情我時，事情就很快得到了令我滿意的解決。

在同共產黨煽動者的那些衝突中，我對他們煽動罷工、組織遊行和進行暴亂的策略了解了許多。它們全都遵循一定的模式，幾乎一切都是事先策劃和組織好的，很少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我必須承認，我的對手是值得尊敬並富有經驗的。共產黨在大陸建立政權後不久，成立了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學聯。有兩名來自上海的共產黨學生被任命為全國學聯的副主席。[11]另外在以毛澤東為主席、李立三為副主席的全國總工會中，有一名上海工人被任命為第三副主席。[12]那兩名學生和一名工人我都很熟悉，在我任上海市長期間，他們都是給我製造了很多麻煩的共產黨地下人員。

四、個案研究

儘管我從這些經歷中可能獲得各種知識，但我向自己提出的那個主要問題仍未得到解答。我對共產黨的內部組織仍如以前一樣一無所知。為了獲得啟發，我一直在尋找另外的途徑。我想到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經常使用的個案研究法，渴望在這問題中也使用這個方法。作為上海市長，我有着大量機會。在三年任期內，總共抓獲的共產黨地下人員一定大大超過六百人。我剛就職，就開始閱讀所有關於被捕共產黨人的警察檔案。我不相信警察對那些地下人員的單獨審訊，只要我有時間，就親自個別召見他們。他們在警察押送下從監獄被單個帶到我的辦公室，我在密室裏與他們單獨談話。對那些重要分子，我甚至還將他們帶到家裏。有時在喝茶之間，我們會進行幾小時的非正式交談。我隨便向他們提問，表面上好像特別對他們的家庭背景、教育培訓、社會經歷和思維過程感興趣，實際上是盡力用各種迂迴曲折的辦法誘使他們談談自己的黨組織。總之，我想我以這種方式，一定召見過一半以上被捕的共產黨地下人員，但我還是沒有得到想要的東西。

事實上，這種調查的某些結果反倒使我更迷惑了。例如有一對被捕的夫婦，他們已結婚十八年並一直生活在一起。丈夫和妻子在各自的招供中都承認自己早已是共產黨員，但每人都認為對方是親共者，而不是共產黨員，而且自己曾在不同時期請求黨允許發展對方入黨，但他們都被告知最好是保持原狀，因此就放棄了發展對方的打算。當分別進行審查並面對互相矛盾的招供時，每個人都表示驚愕，並斷然堅持他或她以前從不知道真相。這可能嗎？難道他們不是在互相包庇嗎？我反覆看了他們的檔案，並親自仔細詢問每個人，但沒有發現互相包庇的明顯證據，因為在其招供中有多處明白無誤地表明他們是在互相揭露。因此這事使我更加驚奇，是什麼樣的組織竟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五、真相大白

儘管我發瘋似地尋找那個答案，但直到1949年上海陷共前幾個月我才找到答案，而且是在非常偶然的情況下找到的。有一天，警察查抄了一個他們原以為是買賣毒品的地方，在一些東西中，發現了一張奇怪的密碼圖。碰巧第二天警察又查抄了另一個被懷疑是窩藏共產黨地下人員的地方，除了發現一張紙外，沒有找到其他罪證，但紙上潦草的筆跡表明，它可能是某種密碼的解法。這兩個案件是由兩個互不聯繫的小隊處理的，在將兩案送到警察局副局長的辦公桌上前，誰也沒想到要將其聯繫起來。副局長是個年輕而精明的人，他聰明地將那解密方法用到那張奇怪的圖表上，立即發現釣到了一條大魚。在那圖表上出現了約三四百個密碼人名，此事立即引起我的注意，並馬上動員全部警察。儘管我們完全明白那些名字都是化名，但大致上知道那些人是誰。是夜，我們在全市布下天羅地網，並在每個已知的角落裏搜尋那些共產黨人。但是我們還是晚了四十八個小時，在那三四百個人名中只抓到約十二個人，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人，事情就是這樣。

儘管在此事上我們沒有成功，但我十分滿意，因為知道自己長期的探索終於結束了，那張圖表回答了我的問題，它說明了我以前不能理解的關於共產主義的許多事。無疑，它是解開共產主義所有秘密的主要鑰匙，而且它提供了唯一正確的解釋，即為什麼共產主義儘管前後明顯矛盾，但仍能嚴格一致？事實上儘管大家公認它的內部蘊涵有自我毀滅的種子，那為什麼它在損害自由世界的情況下，又能使自己興旺和不斷壯大呢？

六、新手培訓

在我們解釋代表共產黨組織核心的那張圖表之前，也許可以先說明一下共產黨的其他情況，這是我通過各種體驗得來的。由於我本人不是共產黨人，不能說自己知道他們的每一個詭計與策略，但長期以來我一直在收集材料，我一定要盡力公開那些通過長期收集和艱難困苦學到的東西，希望它有助於全世界了解那個禍害。

首先談的是共產黨為其新黨員提供的培訓計劃。如前所述，在共產黨同國民黨首次合作的那些日子裏，中共曾有一個衛星組織，叫做共青團。當中共後來遭到取締並轉入地下活動時，它似乎放棄了這一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將黨員分為兩類——正式黨員和預備黨員。當一個人參加共產黨時，他以為自己是正式黨員了，但實際上還不是，只是預備黨員，只有經過上級黨的許多考驗，沒發現什麼問題後，才被告知已最終轉為正式黨員。新吸收的共產黨預備黨員在思想灌輸和所謂的「行動鍛煉」方面，要受到最徹底的斯巴達式的訓練。

有一次我因故逮捕了六個學生，從他們的一般舉止看，我推測最多是共產黨的新手。由於是大學生，我不想將他們同小偷和罪犯混雜地關在普通監獄裏，而是全部關在警察醫院的一間大監護室內。我去看望他們，按照我的方式，隨意同他們交談，想到什麼就問什麼，他們倒還樂意回答。我問他們：除了正規的課程外，還附帶讀些什麼？他們自豪地說出了一長串書名和期刊名，都是左傾的出版物。我提到一些有名的右派書籍，他們對此一無所知，甚至書名也不知道。那時克拉夫琴科（Kravchenko）的《我選擇了自由》（I Chose Freedom）[13]剛被譯成中文並廣為發行，但他們中沒一個人聽說過它。於是我給他們講了不少課，對他們思想的激進傾向，並未加以責備。據說克列孟梭（Clemenceau）[14]曾明智地說過：「如果一個人二十歲時不激進，那他心裏有毛病；如果三十歲時仍然激進，那就是頭腦裏有病。」我會讓時間去開啟他們的心智，但他們為什麼不在此期間讀讀兩方面的材料呢？盲目追隨一條路線可能成為一個偏激的狂熱者，沒有真正的意義。為了開導他們，我給每個人贈送了一本《我選擇了自由》。一旦他們讀完，我會很樂意同他們進一步交談。

克拉夫琴科的書立即給他們送去了。我給看守的警察留話說，什麼時候他們看完了，就馬上告訴我。但是晚上看守人打電話來說，他們六個人對那本書連瞥都不瞥一眼，似乎都想避開它，就像避開毒藥一樣。儘管克拉夫琴科不顧一切地選擇了自由，然而當自由被「強加」給那六個共產黨新手時，他們像是決意要避開它。我認為他們或許是害怕在別人面前看這本書，於是就下令將他們單獨監禁，除了這本書外，單人牢房內不得有其他讀物。這果然達到了預期目的。然而，他們完成閱讀的方式也是令人感興趣的。按看守人的報告，這六個學生的方式都一樣，起初沒一個人願意碰一碰那本書，但實在百無聊賴時，就經不起誘惑了。但他們不像通常的閱讀，從第一頁開始，而是不斷用手指撥弄書頁，隨便看上一兩段，只是在興趣被完全激發後，才又回頭來開始認真閱讀。

得知他們已經讀完了，我便再次接見他們。這次不是大家一起，而是一個一個見。在那六人中，我發現有兩人的思想已大為動搖，從他們口中，我得知了他們接受思想灌輸的方法。當然，他們每個人都屬於一個共產黨小組，組裏有一位上級任命的組長，從一開始就給他們講清了黨員在黨內晉級的過程，那完全取決於組長對他們品行的報告。他們每週必須在他的指導下開會兩次，開會時要詳細討論事先指定閱讀的題目，每人都要談自己的分析與評論，沒一個人能保持沉默或漫不經心。討論結束後，又給他們指定下次開會前要閱讀的材料。由於閱讀量總是很大，學生們幾乎沒多少剩餘時間去做好作業，更不用說讀其他的書了。這就是共產黨試圖開導新手思想的簡單模式，旨在讓其盲目信仰共產黨的教條，排斥任何其他意識形態。對沒有時間讀的書籍，新手們自然無法評價，而他們必須反覆討論的東西，就發展為自己的信念。

然後，當新手們被赤化到一定程度後，組長便向他們反覆灌輸信奉異端邪說、變心或墮落的危險。到那時，新手們很可能已堅信自己信仰的一貫正確性和立場的不可動搖性，不覺得組長的告誡有什麼不近人情和偏執的東西。既然規定對任何偏離黨的路線的人要施以嚴厲處分，那麼如果有黨員因信奉可恨的異端邪說而受到無情處分，難道這不是罪有應得嗎？就這樣，共產黨期望一步步在那些人周圍建立起一個思想鐵幕。

七、行動鍛煉

如果說這種腐蝕人思想的過程太奸詐，不討我們喜歡，那麼所謂的「行動鍛煉」就更令人生厭了。預備黨員從一開始就被告知，共產主義是一種富於戰鬥性的意識形態，共產黨是一個戰鬥性的世界革命組織，除非他們的理想在全世界實現，否則就必須準備鬥爭終身，並願意犧牲一切，奮力迎擊敵人的進攻，服從黨的命令，甘冒一切可能的危險，忍受各種艱難困苦。為了確保信仰的最後勝利，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回答，只要去執行和犧牲。那些熱情而激動的新手們自以為公正善良，竟以擁有這種思想而感到驕傲。為了證明自己真正具有這種內在精神，他們義不容辭地準備接受真正的考驗，退縮不前是卑下的，在履行自己的決心時沒有人會懦弱、猶豫。這樣就有了行動鍛煉。

共產黨對人性太了解了，一方面通過教導鼓勵人的精神，另一方面還提出了其他一些對許多人來說更有說服力的理由，其中有含糊的承諾，說黨內的表揚與晉升正等待着那些成功地完成鍛煉的人；也有狠毒而明確的暗示，說嚴厲的處罰將給那些未能通過考驗的人。由於新手們早已受到思想灌輸，知道變心和墮落的可惡，以及毫不留情的黨紀，所以一想到這點，肯定都會發抖。尤其是他們完全明白，在這些鍛煉中，其一切行為都會被黨派來的監視人暗地裏詳細記錄在案，並且全部上報歸入到黨的檔案中。共產黨就是這樣挖空心思地給預備黨員慢慢灌輸忠順，並力圖確保行動鍛煉的成功。

那些日子裏，共產黨在上海的鍛煉差不多都是借鼓動、罷工、遊行和騷亂進行的。每個事件、每個運動都是事先詳細計劃的，每個口號也都是斟酌再三，其決策者是上級黨組織的正式黨員。預備黨員就像機器人一樣，只要給一個機會就將計劃付諸行動，並借此作為獻身事業和樂於犧牲的試驗場。他們最能吵吵嚷嚷，譴責最多，也最愛打巷戰，能冒大險而因此被捕。通常他們並不知道上級策劃的陰謀，甚至多半人還不清楚自己的上級是誰。上級只讓他們扮演一個角色，並充分進行練習，希望他們繪聲繪色地表演。如果他們出了力而因此被政府逮捕，那也會努力做到一切有利於黨，也有利於他們自己。黨不怕失去他們，他們不可能泄漏秘密，因為根本無密可泄。另一方面，他們對黨的真正價值將由自己經受的嚴峻考驗來證明。政府愈是鎮壓，就愈有助於黨來甄別其預備黨員。如果能蔑視政府的抓捕等鎮壓措施，並仍能忠誠於黨的指示，那麼就通過了真正的忠誠考驗，可以被黨內定為提拔對象，以後會給予更重要的工作。如果不能通過，那就到此為止，坦率地說他們是可以犧牲的。至於那些陰謀的實際策劃者，無一例外地總是躲在幕後，在騷亂的實際操作中很少能碰見他們。

許多人對共產黨員表現出的狂熱感到驚奇。他們會問，人類都有着同樣的自然天性，但共產黨人看來卻如此偏執，瘋狂地獻身於他們的事業，完全不顧在我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情理和真理之光，這到底是為什麼呢？共產黨鼓動的遊行最能將這種現象有力地呈現給外界。每當此時，人們通常會看到許多表現得很狂熱的人，隨着飄揚的旗幟，高舉拳頭，不斷地叫喊至聲嘶力竭。他們會無視旁觀者的逗弄和嘲笑，冒着高壓水龍和警察往前衝，冒着被抓被關的危險，這一切是為什麼呢？顯然是為了一個荒謬、站不住腳的理由！對我們來說，他們的理由愈是荒謬和站不住腳，就愈感到他們的狂熱。這就是為什麼它促使我們中的許多人相信，在共產主義中必定有着某種根本上、本質上令人振奮的東西，能使其黨員變得高度瘋狂，而這看來正是其意識形態的對手——民主政治可悲地缺少的。但現在我們知道情況並非如此，那些人並非是真正的狂熱者，只不過是被指派進行某種行動鍛煉的預備黨員而已。他們中某些人可能是出於自己的理想而激憤起來，但更多的人可能只是受恐懼感的驅使，即他們的行為正處在幕後上級黨的密切監視之下，將他們推向盲從的並不純粹是意識形態，而是恐懼將他們驅向了虛假的狂暴。參與遊行的人都不是很重要的共產黨人，相反，比較重要的共產黨人可能是路邊的小販，他們漫不經心地看着遊行。或者還可能是站在街角的某個人，他對騷亂流露出明顯的厭惡，說這有違安寧與秩序，但暗地裏卻密切注視着事態，並事後就此寫下報告書。只要有共產主義存在，就會有他們製造的這種煽動，這不僅發生在上海，我相信全世界過去有，現在也有，從新加坡到舊金山，從加爾各答到卡薩布蘭卡都有。

八、內部聯絡

現在講講共產黨內部的聯絡方法。由於他們的組織如此隱秘，其政策又總是要保護黨的高層不被暴露，因此互相聯絡的方法必須是迂迴的。世界上對這種間諜活動有很多描述，他們都按以下的程式行事：當需要派特別信使去傳遞重要信息時，就挑選一個可靠的預備黨員，或者最多是基層黨組的成員來擔任此事。他通常不熟悉那事情的大局，只是要他帶一個口信而不是書信，暗含的意思除了接收人外無人能懂。於是他受命在某時到某地去，手執某物或穿某種顏色的衣服，顯得一如平常，但要來接頭的人卻能識別。接着一個同樣不引人注目的人出現了，先是隨便交談幾句，實際上是暗號，當完全確認身份後就將信息傳出，並立即離開。這兩人很可能再也不會見面了。

正是因為採用這種迂迴的聯絡方法，許多共產黨高層地下人員得以逃脫當局的逮捕。也正是這樣，我在上海經歷了不少挫折。有時我們抓住了某些重要情報的接收人，因此得以將共產黨的若干陰謀消滅於萌芽之中，但當我們盡力去搜尋發送人時卻總是碰壁。受信人甚至記不清傳遞指示的那個人的外貌，更不用說幕後的上級了。在美國一直有很多猜測，為什麼被判罪的、為共產黨竊取原子彈信息的間諜羅森伯格（Rosenberg）[15]，在政府提出只要他招供就給予寬大處理後，仍然寧死不供呢？就我的經驗而言，我深信羅森伯格沒有什麼可招的，即使他想說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很可能就像上述情況，他將非法所得的情報交給了某個或某些他從未見過的人，而上級此舉就是為了讓他再也見不到那些人。羅森伯格知道上級的存在，他和上級的接觸一定又是通過同樣神秘的過程，即在各種地方會見無法識別的陌生人。羅氏知道如果講出來，也算不了什麼情報，可能也沒人相信，因而不得不將其作為一個不愉快的夢而放棄。他不是作為一個狂熱的共產黨人而死的，他像一個沒有用的、被拋棄的奴隸一樣可憐地死去，從一開始主人就對他沒有任何真情。

然而有人會問，要通過這麼一長串基層小組，而且要採用這樣迂迴的聯繫方式，那麼共產黨是如何讓這麼多黨員有效協同，並促成他們在實施總政策方面做到行動一致呢？這裏，他們用的是另一種方法。我相信現代新聞業的創始人不會想到新聞竟有這樣的功能，他們高尚的職業也不會容忍這種險惡的做法，而共產黨就是這麼幹的。無論在哪裏，只要建立了一個共產黨組織，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版報紙。如果當地的權力機關不許可，那就出期刊，如果這樣也不行，就向一個獨立的報紙或雜誌進行滲透以便實施控制。這不僅是為了宣傳，更多的是要以既公開又偽裝的方式在黨員中傳播黨的指示。不論這個黨的出版物採用什麼形式，都要求所有黨員訂閱，並努力而仔細地閱讀每一個字，因為在所有共產黨的小組會上，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學習黨報上公佈的黨的路線。小組內有一個有經驗的組長，在他的指導下，黨員們要反覆討論黨報的內容，找出字裏行間隱含的每一點意思。一等他們理解了黨的路線，就要想方設法去完成總方針賦予的各自特定活動範圍內的任務。共產黨就是這樣向其黨員發出指示的，這是為了使黨員們能更迅速和有效地密切協同，並比任何其他已知的政黨都更隱蔽。

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共產黨的報紙都是一模一樣，因為不論它們在何處出版，都只不過是來自莫斯科總部命令的複製品。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它們的欄目沒有新聞價值，而是充滿了歪曲。它們的意圖不是為了客觀地報導新聞，而是要發表對事態的看法，並指出黨員向公眾宣傳的方法。這還說明了統戰期間中共從政府獲得讓步，出版自己的《新華日報》，並在國統區自由發行，從而對他們的奪權鬥爭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價值。如果沒有《新華日報》的存在，中共同其黨員就沒有直接而方便的聯繫，中國如此遼闊，共產黨員又如此分散，要他們在宣傳中或在顛覆鼓動中採取一致行動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就不得不完全依靠書寫的指示或秘密的公文。這些東西除了易於截獲和查禁外，作為聯絡手段，肯定不如報紙那樣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傳送到大量的人員手中。

九、獨創辦法

共產黨用以滲透到上海工人階級和學生團體的方法同樣是有獨創性的，這就是共產黨的「職業學生」和「職業工人」引人注意的地方。當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從一所大學畢業，並且充分確認了他對事業的忠誠後，就會被派到其他地方的另一所學校，作為新生用別的名字去註冊相同的學系。為了確保其安全，黨還給他提供假的身份證明文件，有時甚至是假的出身。他自然不需花費多少時間來學習，由於他輕易取得優異成績，通常很受同學們的尊敬，這更讓他易於完成黨賦予的任務——為他們的事業爭取新成員和同情者，並秘密組織一個為控制該校學生團體的專門工作組。他通常要小心謹慎地隱瞞自己的身份，正如我以前所說的，煽動、罷工和騷亂等所有外部有形的事都是由他的奴才們去幹的，而他則盡量避人耳目，不被牽連，不被發覺。很顯然，在校園裏散佈着這麼一小撮破壞性的人物，那麼學校很快就會變成一個產生麻煩的溫床！

這種情況在學校裏有，在工廠裏也有。在工廠裏安插的實際上都不是該職業的工人，而是比普通工人受過更高智力訓練的人，其明確目的是為黨能夠從內部進行破壞。我過去在上海知道的幾個工人身份的地下人員，實際上都是從各自專業的學徒起家的，後來才在勞工界飛黃騰達。我們對他們的背景進行了詳盡調查後才發現，在當學徒前，他們早已是大學生了。因為中國勞工一般的文化與智力水平比學生群體低得多，前者比後者更易被共產黨滲透，共產黨在勞工領域裏的成就也的確很突出。

這些「職業學生」或「職業工人」，通常會得到事先安插在學校教職人員中，或工廠管理部門中其他受過訓練的共產黨地下人員的幫助，因為共產黨辦事從來不會任其自然。除了他們的格言「從內部破壞」外，還有另一條格言：「從兩頭到中間」。這樣，一旦出現危機或爭論，當教職員工和學生團體，或者管理部門和勞工，可能一方對另一方的意圖不清楚時，共產黨由於兩方面都有他們的人，會首先了解雙方的觀點，這樣就能夠利用或扭轉形勢以適應他們的意圖。

共產黨地下人員的首要目的，是為該黨奪取學生或勞工團體的領導權。在沒有學生聯合會或工會的地方，他們就會去組織一個；在已有的地方，就盡力從在職的領導人手中奪取控制權，或是強迫他們完全屈從於自己的願望。這樣的手法很狡猾。「職業學生」或「職業工人」，除了極個別外，很少來到前台，只有那些預備黨員或同路人，甚至是易於上當的無黨派人士才被安置到引人注目的位置。這些人當主席、副主席或常委，而專門的地下人員則小心謹慎地躲在幕後。但有兩個關鍵位置，他們總是要用巧妙的方法為自己信任的人奪到手，即該組織的秘書長和司庫。萬一出現了強烈的反對，他們會讓出司庫的位置，但要盡力保有秘書長職位。共產黨永遠而又現實的關注是實權而非虛名，他們很清楚一個委員會通常是由其秘書長而不是由主席管理的，一個二流的主席通常只是一個決斷而能幹的秘書長的陪襯。

有些人認為玩這種花招是極其困難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就人的本性而言，大多數人喜歡榮耀而不喜歡幹苦差事。因此在像學生聯合會或工會等大多數組織中，是主席、副主席或常委們得名，秘書長和司庫則不得不埋頭從事於令人厭煩的日常瑣事。現在如果來了一個人，他是如此謙虛而不謀求個人出名，很樂意地做任何工作，並且經常在身邊，難道他不會被大家認為是天賜之人，而將無人願幹的工作給他幹嗎？這在中國尤其如此。在中國，不論是學生聯合會或是工會，秘書長和司庫照例是沒有報酬的。

除了奪取學生聯合會和工會的領導權，並將其作為工具支持共產黨的政策外，這些地下人員的另一目的是個別地或整體地操縱學生和工人的情緒，使其盡可能遵循黨的方針。他們還試圖以另一種獨創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如果他們的看法不是真正的輿論，那麼就將輿論引導到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至少要將其搞亂，不讓人能夠了解到真正的輿論。因此只要有共產黨的滲透，就會發現各種社團和學習小組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這些組織的明顯特徵是它們每個都有一份刊物來討論社會和政治問題。在上海，這類印刷品對學生和工人來說太昂貴了，他們就會致力於所謂的「牆報」。如果你在那些日子裏到過一座大學校園或一個工廠大院裏，就會發現牆上貼有各種五彩繽紛的「牆報」，其中充滿了對當前問題各種各樣的評論意見，並聲稱是這個社或那個團辦的。如果說它們中百分之九十九是出自共產黨控制的組織之手，那一點也不會錯。

共產黨的整個詭計在於，當其地下人員開始組織這些社團或學習小組時，並不是只組織一兩個，而是以不同的名義至少組織十個或十幾個，尤其是他們決不會組織一個明確的共產黨小組，也不會首先建立立場極左的組織。相反，他們通常從自稱絕對中立和公正的社團開始，然後再組織一個稍為激進點的社團，接下去的一個又靠左一點，由此發展，直到最後有了一個或許很明顯帶點粉紅色的社團，但它仍然不是紅色的。實際上，共產黨地下人員同樣很注意建立中立組織。在可能要左傾分子去負責掌管預備黨員或同路人的同時，他們特別注重選擇左傾分子名義上的領導人。他們必須是在學生或工人中很有名望、客觀、公正無私的人，尤其是同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沒有任何瓜葛。通過恭維、勸誘，或者虛偽的禮節性拜訪，說服這些人出來領導那些中立組織。但在他們不知道的情況下，共產黨會故技重演，將一個共產黨的秘書長，有時是一個司庫安插其中。耐人尋味的是，共產黨的秘書長和司庫表現出正在盡最大努力提倡該組織的公正立場，並保持其純潔的名譽，直到它幾乎和他們自己一樣「完美」。對於這些中立組織，共產黨只打算在特別重要的情況下才使用，通常除了不顯眼地幫助它們樹立威信外，就是撇下不管。但在重要關頭，黨認為需要使用它們時，就會發出命令。就使用方法而言，也許舉一個例子更好。假如共產黨已滲入美國社會並建立了這種組織，又假如現在共產黨認為要使紅色中國有進入聯合國的均衡機會，因此必須使用那些中立組織的影響來左右天平，那麼它就會命令那些組織中擔任秘書長或司庫的共產黨員。這些人此時自然已獲得周圍所有人的高度信任，因此在最適宜的關頭，他們每個人都會站出來，就各自組織正在討論的議題，以如下的方式發言：「我的立場，你們都知道，我既不喜歡共產黨中國也不喜歡國民黨中國，但畢竟我們應當承認，事實就是事實，要直言不諱。這一點最簡單不過了，因此我建議應當決定讓紅色中國進入聯合國。」於是，此事的結果十之八九就按照他的建議，由他去起草決議了。

這種組織以公正聞名遠近，一旦它公開表明立場，公眾肯定會受其影響。要知道，共產黨早已建立了十個或十多個具有不同程度左傾觀點的組織，人們可以明白它們就像一副紙牌一樣，你推一張，其餘的都會倒向一邊。所以，即使共產黨沒有以這種方法製造出真正的輿論，但卻造成了一個強烈的印象，即這種輿論是存在的。

當然，共產黨的這種策略並非只在學生和勞工中使用，在上海社會也廣泛採用。當我在上海時，有很多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警察也無法將它們全部記錄在案。而且，哎呀！具有悲劇性諷刺意義的是，有許多天真、思想高尚的人成了共產黨陰謀的犧牲品，直到後來他們才認識到自己幫助了共產黨的事業。共產黨的這種做法不僅在上海有，我有理由相信，同樣的做法一直在，而且正在日本、新加坡和東南亞的許多地方積極地推行着。

十、黨紀之謎

現在談談共產黨的紀律，其嚴厲與無情是眾所周知的，似乎無需我來評論。我早已講過紅色中國的現任總理周恩來，過去經常親自訓練一個特別執法隊來加強中共的紀律措施，以及他是如何將顧順章一家約二十口人殺害的，僅僅因為顧叛逃到了中國政府一方。我也傾向於認為共產黨不論在哪裏都會發生類似的事情，因為這就是共產黨鐵的紀律。但這個問題還有另外一面，外界卻很少注意到，那就是共產黨紀律的靈活性，更確切地說，是有意而狡猾地採取了靈活性，目的是使紀律的嚴厲性更加可行。這聽起來好像自相矛盾，但就像所有共產黨的事情一樣，它看似古怪、荒謬，但卻是簡單而真實的。

我在上海任職的頭兩年中，除了共產黨組織這個謎之外，另一個與共產黨有關的問題也使我傷腦筋。到那時為止，我們早已抓到了約四百名共產黨地下人員，我帶着興趣閱遍了他們所有的檔案，還親自審查過其中的許多人，預計在這麼多共產黨人中，至少會有少數幾個很狂熱和頑固的人拒絕說出一個字。但說來奇怪，他們或早或晚都供認參加了共產黨，並詳細敘述了自己的活動，足可以說是自陷法網。他們中沒有一個例外，對此我感到吃驚。當然，警察將這一現象歸功於他們的審問技巧，但我是懷疑的，我甚至調查了市裏的警察，擔心他們或許使用了嚴刑逼供。在完成調查後，我高興地得知他們並未放肆到去做那種事，但這樣就更使我迷惑不解了。這麼多的共產黨地下人員怎麼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拒絕說出對黨和自己不利的證詞呢？

於是在他們招供後，有不少人被勸說秘密地加入到我們這一邊。他們坦率承認現在已看到了光明，準備放棄以前的信仰並為我們工作。他們獲釋後，不時給我們發來一些表面和不太可靠的情報，但有時也含有一些真實的成分。可以理解他們是按照中共的指示有意這麼做，目的是更好地探聽我們的消息。他們最初的招供無疑是很真實的，我們對其進行過充分的核查。如果是那樣的話，那麼共產黨聞名的紀律又到哪裏去了呢？他們一定知道那些地下人員已向我們完全招供，那為什麼不將其中任何一個人無情地幹掉呢？

就像共產黨的組織問題一樣，我也盡力想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在這方面，我的努力較快得到了回報。如前所述，我曾貪婪地讀過共產黨領袖寫的各種文獻，還有一些是有關這些領袖和共產主義的書。正好此時，我偶然得到了一本列寧傳記的中譯本，[16]是一個自稱俄共創始人之一的俄國「同志」寫的。由於我現在手頭沒有那本書，一個外國人名譯成中文後通常又難以復原，所以我說不出作者的準確名字。

我在讀它時，看到了一段應是列寧討論地下組織的話，有一句給我特別深的印象，譯成英文後大意是：In organizing effectively an under-ground, it is imperative for the organizer to know that there is always a limitto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endurance of his operatives.（在有效組織一個地下團體的時候，其組織者必須明白，他的地下人員總有一個腦力和體力的忍耐極限）。

這些話突然給了我一個啟發，我對其做了認真思考，幾天後得到一個試驗我理論的機會。面對一個剛剛被捕的共產黨地下人員，我和他進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個別談話。盡量用無關緊要的話使他放鬆，當他終於完全放鬆並喪失警惕時，我突然發問：「你的小組長給你的時限是多少，然後你就可以向我們招供了？」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二十四個小時。」當他完全領會到自己的話時，感到一陣驚恐，突然跳起來，前額冒着豆大的汗珠，聲音嘶啞地問道：「先生！你是怎麼知道我們這個特殊規定的？」

在第一次成功以後，我又多次如法炮製，而且每一次都獲得了成功。就這樣，我找到了共產黨那個秘密的答案。共產黨極善於用嚴刑來對付自己的犧牲品，由於聯想到其他人也可能像他們一樣嚴酷，因此認為有必要想出一種辦法，使他們的地下人員即使面對嚴刑也能得到保護，既能避免受到長時間的折磨，同時又避免過早投降，於是就想到了這個時限。這是每個秘密小組的組長按照上面的指示向其成員規定的，是他們要絕對保守的秘密之一。每當抓到一個共產黨地下人員時，不論給他多麼可怕的壓力，他都奉命在那特定的時限內必須不屈地頂住；一旦過了那個時限，他就不再受禁令的約束，可以自由地講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我的調查，不同小組有不同的時限，小組層級愈低，其成員也愈不重要，因此時限也愈短。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成員很可能較難經受嚴刑，另一方面他們可以泄漏的秘密也較少，不會將許多事和許多人置於危險之中。但對高層小組成員來說，時限按其重要性會有所延長。但就我在上海的調查，最短的時限僅二十四小時，最長也不超過七十二小時。

這種制度有着巨大的好處。一方面使被捕的共產黨地下人員能更好地經受監禁的嚴峻考驗。即使用了嚴刑，他會知道苦難很快就會到頭，而且正因如此，他就更能忍受折磨。另一方面，它又能為被捕人員的親密同志們提供更多的保護，也對他們可能共知的黨的秘密提供更多的保護。他們確信同志們有充足的時間可以逃走，並毀掉陰謀的所有證據，而且相信他們是不會浪費那段時間的。

這種極為靈活的安排，是為確保黨紀的嚴厲性而設計的。如果一個地下人員在規定時限內就有出賣行為，其他同志就有可能被捕，秘密也可能泄露，黨自然就會知道那地下人員違犯了約定，黨對這種人是不會寬恕的。不僅他本人會被最殘忍地殺掉，而且他所有的親人也會沒命，就像顧順章那樣。但如果他在時限之後招供，即使說出了所知道的一切，也不會受到任何責難，不僅不會被定為叛徒，相反，當他經監禁後獲釋並回到共產黨信徒之中時，將被當作出色地經受了嚴峻考驗的英雄而受到歡呼，並能指望在黨的等級制度中晉升一級。如果他能設法迷惑抓捕他的人，使對手相信他已經投誠，噢，那對他就會有更多的稱讚，說他是個足智多謀的地下工作者。

十一、塔式控制

對共產黨的紀律、滲透、向黨員傳達黨的方針，以及培訓新黨員等方法，就講這麼多。從對他們的研究中，除了狡詐和陰險的性質外，人們不能不對共產黨的獨創性，他們對人類心理的深刻理解和完全缺乏道德抑制，以及他們將那種理解用於如此卑鄙與骯髒的工作而感到吃驚。但如果共產黨沒有一個以同樣邪惡概念設計的，並能以活力與毅力來運用所有這些方法的組織，那麼這些方法也是完全沒用的。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談談前面說過的、那張偶然得到的共產黨的組織圖。其概況大致可見下面的圖表。

這實際上是共產黨一個極小範圍內的組織。表內每個字母或數字都代表一個人，每三人一組，代表一個共產黨小組。從那時起，我就發現這圖實際上是「正式黨員」的小組組織圖。為此，每小組通常限於三人，但對「預備黨員」而言，小組通常大一些，平均由五人組成。

當一個人加入共產黨時，會立即命令他加入一個小組。除非上級特批，任何共產黨員都屬於一個小組。對他來說，小組就是共產黨世界的中心，他在黨內的晉升只能通過小組對他工作的賞識才行，更準確地說是通過小組組長的認可才行。

一旦一個人成了共產黨員，黨就給他一個化名。他的真名可能是理查德・瓊斯（Richard Jones），但在黨內卻成了湯姆・史密斯（Tom Smith）同志，並且他所有的活動在黨內檔案中均按那個化名記載，而不是用其他名字。至於真實身份，除了小組組長和再上級的組長們外，對所有黨員都是隱瞞着的。例如P和Q的身份，只有H、D、B、A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對共產黨員的另一條基本規則是，如果沒有組長的明確指示，除了本小組內的成員外，他不得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不僅禁止向其親屬暴露黨的關係，也不能向其他任何人說，即使他知道那人是共產黨員也不能暴露。

小組長從來不是由組員選舉的，而總是由上面指定。當然，最高層小組是個例外。再看看那張圖表，A是最高層小組的組長，B和C為組員，它在圖表內正好是列寧和斯大林應佔的位置上，也是共產黨世界中赫魯曉夫（Khrushchev）現在佔有的位置。[17]他們獲得那個位置並不是基於人民的支持。就列寧而言，他是該組織的創始人；就斯大林或赫魯曉夫而言，他也許有很大的組織能力，並擁有聽其指揮的殘忍軍隊維護其地位。所有較低層的小組組長都是由他直接或間接任命的。B受命於A去領導下層小組BDE，只有A的同意才能由B指定D和E去分別領導再下一層的DHI小組和EJL小組，如此類推。所以A直接掌握着指揮系統，一直到最低層的小組。

當我們進一步分析時，金字塔式的絕對控制就變得更明顯了。B知道他那一支黨員的真實身份，但不知道C那一支中任何人的真實身份，C的情況當然也是如此。唯一知道所有人真實身份的是A，所以在一個ABC的小組會上，當A談到D或P時，只有A和B知道他指誰，C只知道化名而不知其人。當A和C談論F或K時，同樣情況也適用於B。因此可能A要B的人監視C的人，甚至C本人，而又要C的人監視B的人，甚至B本人，而他們中沒有任何人能確信究竟是誰在進行監視。事實上，所有黨員都知道這種做法，他們十分清楚自己實際上始終處於秘密監視之下，而且也知道除了對A表示絕對服從外，沒有其他獲得個人安全的辦法。

除此之外，A還可以隨意組織同樣以他為首的其他金字塔，B和C及其心腹對此是絕對不知道的。而B和C，由於知道自己每時每刻都處在密切注視和審查之中，不敢仿效他們領袖的行動，而喪失了建立自己獨立組織的機會。因此，B和C以及他們下面的小組都對A絕對敬而畏之。

現在讓我們倒過來研究那張圖表，並看看下層共產黨員的地位，他們的命運確實可悲。以Q為例，除P和他倆共同的組長H外，對其他黨員一概不知，但甚至P和H真正是誰，他也從不能肯定。他當然聽說過黨的像赫魯曉夫或毛澤東這樣的大人物，由於熟悉他們的照片，萬一碰上，一看見就能認出來，但他不能作為一個黨員隨意上去接觸或問候他們。對他來說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他首先不應當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

這就是為什麼在上海被捕的那對夫婦不知道對方也是共產黨員，儘管他們結婚並同住了十八年，但卻不屬於同一個小組。每人都認為對方只是一個同路人，而且都曾通過自己的小組長請求允許吸收其配偶入黨，但當申請從小組長層層送到上級組長，最後到達最高層時，均遭到了拒絕，並指示說最好保持原狀。做這一決定的人是知道真實情況的，他知道兩人早已是共產黨員，但不該讓他們知道實情。

再就是組織的紀律。如前所述，Q一旦成為黨員就要他透徹地了解，無論冒任何個人危險或扭曲良心，他都必須遵循和奉行小組長所代表的黨的方針。他完全知道自己實際上是經常處於秘密監視之中，也知道在任何時候只要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任何變心或墮落的跡象，就會被殘酷無情地殺掉。他也許在思想上後悔入了黨，但既然已參加進來，他甚至更害怕有這種後悔情緒，生怕可能被察覺到。

噢，P和Q在被明確告知之前，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小組會在何時何地召開會議。儘管小組經常開會，至少一週一次，但地點和時間都不固定，通常組長在一次會議結束時應當宣佈下次會議的時間和地點，一分鐘也不能早。而召開會議的地方是不可思議的。如果你碰巧經過一根路燈柱，看到三個人在漫不經心地閒談，或者你進入一個公園，看見三個貌似平常的人從不同方向走到一起，並顯然是在進行有趣的交談，那很可能就是一個共產黨的小組會議。

因此對P和Q來說，他們的組長H就是共產黨的全部，他倆只不過是他的奴隸。他們在黨內的晉升完全取決於他是否給出有利的報告，而他們的人身安全也掌握在他的手心裏。同樣，H也是D的奴隸，如此類推。實際上他們能做的不是問為什麼，只是去幹，去死。

至於佔據金字塔式組織A位置的那個人，他肯定是坐在了天頂上，能像以前的路易十四[18]那樣理直氣壯地說「朕即國家」，但要稍稍變一變，即「什麼是共產黨？我就是黨。」

這個組織圖反映的當然是共產黨處於地下時的狀態，但我斷定共產黨控制整個大陸後仍然在運作這個制度。更多的共產黨不可避免地公開化了，但眾多的梯隊——共產黨的黨員群眾——仍然處於難解的秘密之中。那些小組也許有些擴大，但同樣的控制原則仍在起作用。按照我的判斷，這種情況在蘇聯和其他共產黨國家也是一樣。

十二、七點分析

基於以上的認識和研究，我們更加深了對共產主義性質的了解。

第一，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到，共產黨為了對自由國家進行滲透和顛覆，已將自己錘煉成一個多麼完善而有效的組織。所有的小組都是彼此分隔，不可能知道得太多，它們是可以為了達到某一目的而被放棄或犧牲的。我們抓住的某些正式黨員尚且如此，更不用說預備黨員了。以P或Q為例，他們除了在某些顛覆活動中扮演小角色外，別的什麼也不知道。假如我們抓住了D，他也不知道多少。甚至抓住了B，並消滅了他這一分支，但仍有C的那支在活動。整個情況就像癌細胞的生長一樣，除非觸及病源，這病就不會停止擴散。但照目前情況看，即使我們在一個自由國家裏抓住了A，也不能解決問題。只要共產主義繼續在蘇聯掌權，它總能派其他人到那個國家去建立另一個組織，恢復滲透和顛覆工作。

第二，這給許多蘇聯內部發生的，而且多少仍對外界構成不解之謎的重大事件提供了唯一可能的解釋。例如馬林科夫（Malenkov）[19]一夥輕易地將貝利亞殺掉了，其後赫魯曉夫一夥又輕而易舉地將馬林科夫撤掉了。許多自稱蘇聯問題專家的人，都不知道共產黨組織的秘密，他們被這些事搞亂了陣腳。總之，沒有一個人出來對這些事的發生給出一個看似合理的解釋。但一旦我們知道了共產黨組織的那張圖表，就很容易理解那只不過是共產黨的體制造成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以貝利亞和馬林科夫一夥為例，從一開始貝利亞就處於不平等的劣勢地位，儘管秘密警察令人生畏，但它只是共產黨組織的一個分支，貝利亞的位置有點像圖表中的B和C，而馬林科夫一夥則由於被斯大林任命為俄共第一書記，並長期當他的助手，實際上處於A的位置。貝利亞只知道自己秘密警察一方的人，但馬林科夫一夥同樣也知道，而且馬氏還知道許多不在貝利亞管轄之內的人。這樣，貝利亞的一舉一動都能被事先發現，並在緊要時刻使他下面的每一個重要人物失去作用。那就是為什麼在清除貝利亞時，不像外界預料的那樣出現大的動蕩和流血。

但馬林科夫犯了一個錯誤，在斯大林的整個一生中，這位偉大的蘇聯領袖在不同時期擔任過不同的職務，但有一個職務他從未放棄過片刻，那就是俄共的第一書記[20]。然而在馬林科夫繼任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僅僅十天後，就宣佈赫魯曉夫接任第一書記，這是馬林科夫的一個致命錯誤，也許他不得不這麼做。作為斯大林的助手，馬林科夫在地位上可能比赫魯曉夫高，但作為共產黨組織的行政官員，他或許在那時將太多的工作交到了赫魯曉夫手裏。要麼是斯大林活着時就部署和設計了這種牽制與平衡的體制，他給了馬林科夫更多表面上的威信，但卻給了赫魯曉夫更多實權。所以在斯大林死後，貝利亞和馬林科夫之間開始了權力鬥爭，僅僅由於赫魯曉夫不可缺少的幫助，馬林科夫得以最終消滅了那個可怕的秘密警察頭子。就這樣，黨的第一書記職務歸了赫魯曉夫，這並不是馬林科夫想這樣，而是不得不這樣。但一旦馬林科夫同意了，情況就像他爬到屋頂後，下面唯一的梯子馬上被抽走一樣。所以當後來赫魯曉夫一夥不想讓他再當掛名的負責人時，他就不得不屈從於他們的願望，並公開承認自己無能，參加了批准將自己免職的會議來表示淒慘的服從。對他來說，這是別無選擇的，否則就會被完全消滅。

某些人也許要問，為什麼馬林科夫的權力被剝奪後仍然讓他活着？要知道在蘇聯歷史上是有這樣先例的。列寧死後，儘管大家都承認斯大林是真正的實權人物，但李可夫（Rykov）[21]當上了俄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總理）。後來，李可夫被降為部長，直到很久以後的1936年大清洗中才被處決。因此只要馬林科夫能證明自己是完全順從的，他就可以有冒險活下去的機會。

第三，這也說明了蘇聯軍隊就像秘密警察一樣，在蘇聯政治中一直不是，而且現在也不是一個重要的權力因素。軍隊只是一種手段，那些元帥和將軍們只不過是工具而已。事實上，除了大量的士兵是從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徵募，充分灌輸共產主義信仰，並有幾十萬政治軍官在武裝部隊中公開活動外，還有那看不見的共產黨員網絡滲透到軍事人員的各階層中，並對每個重要職位和人物不斷密切監視。這就是為什麼可以將圖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們隨意殺掉，而且儘管朱可夫攻克了柏林，但也可以被人遺忘，當然也可以馬上恢復他的權力。連元帥和將軍們都不知道自己的副手或勤務兵，是不是派來密切監視自己忠誠與否的黨員時，那麼確保自己活在人世的唯一辦法，就是盲目地服從最高統帥，除了黨的方針外，不要有自己的政治觀點。

第四，就共產黨國家中所謂的「清洗」而言，它應當給了我們另一個不同的判斷。我們中的許多人習慣沉迷於虛幻的希望，總認為在蘇聯不斷發生的清洗是虛弱和傾軋的跡象。這種判斷是不正確的。圖表已揭示了其組織體系的真實性質，它含有不斷清洗的內在需要。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和對該組織的絕對控制，A必須保證即使他最小的願望也一定要忠實而徹底地得到服從，一點也不能背離。任何背離，甚至稍微有些走樣，也對他的權威構成潛在的威脅，這可能促成進一步更大的背離，並可能以破壞整個體制而告終。因此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將其根除和摧毀，所以才有了這些清洗。它們不是虛弱而是有力的表現，表明最高統帥的極權統治地位不可改變、不可動搖地得到了牢固的確立。

人們常常會問，為什麼斯大林甚至在藝術、音樂和科學領域也要搞獨裁呢？這看來實在太荒謬了，但現在就容易理解了。人們確實難以想像，斯大林這樣一個世界上最現實的人，竟然會愚蠢或自負到認為自己在那些領域裏也是最高權威，事實上他對此幾乎是一竅不通。要知道，他是被自己形成的體制強行推上那地位的。有時他也許有意對那些學科發表些意見，因為認為它們可能同他的政治目標有某種聯繫。但我往往懷疑他是受人誘導才發表看法的，這些人要麼是一些拍馬求寵者，要麼是一些為了私利想得到他支持的藝術家和來自科學領域的政客們。但聖言既出就無法追回，大家都必須聽他的話，不容許有偏離，因為在藝術界的偏離就會導致政治界的偏離。如果每個人都開始偏離他的願望，那麼他的權威又在何處呢？

要注意的是，共產黨始終認為來自內部背離的威脅，要比來自外界可能猛撲而來的威脅，對其體制的生存危害更大。這已被大量的事例所證明。當他們面臨來自外界的巨大危險時，一定首先進行內部的清洗。以1936年和1938年為例，蘇聯敏銳地意識到納粹和軸心國迫在眉睫的可怕威脅，而那正是斯大林選擇進行大清洗的時間。估計其間不僅有九百萬人被捕，而且老布爾什維克包括季諾維耶夫（Zinoviev）[22]、加米涅夫（Kamenev）[23]、拉狄克（Radek）[24]、李可夫、布哈林，以及數百名將軍包括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和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的高層人員，包括亞戈達和葉若夫都相繼被殺。

中共也決不例外，事實上他們是俄共的聰明學生。1942和1943年間，儘管他們被擠在日軍和政府軍之間，其控制的延安和所謂的「解放區」也都極不穩定、不安全，但就在那時，中共進行了他們稱之為「思想改造」的整風運動。儘管外界對此知道得很少，但在強度方面，決不比蘇聯的大清洗遜色。

由於知道不多，也許只可以在這裏簡單講講，用以說明有關要點。如前文所述，中共一直試圖用甜言蜜語使民眾背離國民黨，其口號是「抗戰、團結和民主」。由於被這些高論所激發，許多年輕人群集延安，並參加共產主義。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開始看到共產黨所做的同他們一直教導的有明顯不同。儘管許多人幻想破滅，但無人敢公開說出來。終於有一個勇敢的人名叫王實味[25]，他是馬列研究院的成員，試圖在其諷刺文學作品《野百合花》[26]中隱含他的情感，他在文中說了些批評共產黨員中缺乏民主與平等的話。接着一位比較有名的共產黨作家丁玲[27]又對許多共產黨領導人的偽善和腐敗發起了抨擊。[28]如果說《野百合花》的批評是隱含的，那麼丁玲的抨擊則公開得多。這也結論性地證明了共產黨的理論：如果容忍一點偏離，就會導致更大的偏離。這件事在延安引起了一陣騷動，中共立即開始了一場肅清危險邪說的意識形態運動。

毛澤東在1942年2月1日首先開火，[29]在中央黨校的演說中，他宣布決心「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30]。一週之後，他將最後一點的立場講得更清楚了，並對那些「死背陳腐詞句」的人提出具體的指責。[31]在黨的發動下，宣傳部門立即出版了二十五份[32]重要文件作為整風的標準。按那些文件所說，其主要目的是：（一）反對自由主義，以保持中共「百分之百的絕對純潔性」。（二）反對由於反對外國侵略者的戰爭而引起的（狹隘）民族意識，以維護國際主義的最高地位。（三）反對黨內的任何背離，以鞏固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換句話說，由於民主和民族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的敵人，必須將它們從信徒的心中根除掉。這樣做的辦法就是通過整風，將全黨置於一個人手中，即克里姆林宮選定的代理人的絕對控制之下。

一旦下令整風，就在所有黨、政、軍的組織中建立整風委員會，要求所有黨員、政治和軍事工作者首先閱讀宣傳部印發的重要文件，然後強制他們召開一個個小組會或大組會，在會上每個人都必須按照剛讀過的文件精神和指示暴露自己在思想上和日常生活中的錯誤，沒有一個人能保持緘默，所有的人都被迫罵自己、否定自己。因為以任何方式拒絕認錯就肯定會受到清算，故每個人都站在他的同志們面前發抖，並盡力將自己描繪得盡可能邪惡。但一旦他招認了所有的罪惡後，不管它們是臆想的還是真實的，他就要面對隨之而來的譴責。因而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會落到什麼樣的地步，這完全取決於他「可愛」的同志們，如何根據上面的暗示來宣判並決定他的命運。難怪在每次這樣的整風之後，共產黨的普通成員們就變得更加屈從於其領袖，而共產黨組織最高統帥的權力和地位也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牢固。

第五，這也回答了我的問題，即為什麼如此多的人受制於如此少的人。許多人像我一樣想知道，一個有約兩億人口的俄國，是怎樣可憐地被一個只有五百萬黨員的黨統治的。從那以後，世界還有了一個更加悲慘的奇觀，即一個有五億人口的中國現在完全處於中共的統治之下，按它自己所說，其黨員數不超過六百萬人。對此，即使容易輕信的人也會難以置信。因此有人打着如意算盤說，有朝一日，由於某種原因，在「鐵幕」之內將會爆發起義，並不可抗拒地導致共產主義帝國的瓦解。這也是一個荒謬、錯誤的推斷！且不說極權警察國家的殘忍方法，即使是共產黨的組織體制也能使人民在其主人面前嚇倒在地。由於絕大多數共產黨員均是秘密活動，除了忠於他們的最高統帥外，他們不忠於任何道德、社會和宗教的規範，也沒有人敢於通過言行表示出對該政權的不滿。丈夫不信任妻子，老子不信任兒子，人民只是幾百萬個機器人，沒有自己的意志，或者用數學來說，他們只是幾百萬個零。儘管他們的數字多達兩億或五億，但他們合在一起的力量，正如我們所知，用零乘零不論多少次，只能是零。

因此共產主義思想的核心就是先將個人孤立，然後將他嚴密組織和控制起來。共產黨的組織試圖將黨員分成互不相屬的單元，並將其置於一個人的直接指揮系統之下，這一個人也是唯一的領袖，他的意志也就是黨內唯一的意志。至於一般的人民，除了黨這個實體在他們心裏造成的普遍恐懼感外，所有的措施都是共產黨政權按上述目的設計的。例如，人們通常在一大群人中時，由於未被認出或無法辨認，會感到自由。為了防止這樣一種情緒，共產黨國家要求每人都有一個身份證明本，每個公民必須隨身攜帶。其中不僅列有本人姓名、照片、家庭地址、職業和身上的特殊標記，也有家庭背景、教育情況、擔任過的各種職務、常常表達的思想、是否有政治上不可靠的記錄、是否被懷疑或被判入獄或強迫勞動過。總之，只要一看這個身份證明本，一個人的身份和一生情況均暴露無遺。這樣就使一個人無法隱藏或在密集人群中忘乎所以。即使他不攜帶那本子，情況也是一樣。如果他不帶，就犯了一條最嚴重的國法；如果帶了，他就無法逃避辨認。所以在兩種情況下，他都可以隨時隨地被查找出來。

當人們可以自行在各處活動時，也會感到自由。為了對此進行有效約束，共產黨政權要求人們只有在獲得警察許可證時，才可以從一地去另一地，去相鄰的村子也是如此。為了出行，一個人首先必須帶着自己的身份證明本到當地的警察局申請許可證，並接受仔細的盤查。警察局可以隨意拒絕申請。只有具備許可證，他才可以購買機票、火車票或汽車票。一旦到達目的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當地的警察局報告，並接受仔細檢查。所以對任何人來說，沒有可以自由行動的機會。

人們為了生存最需要的東西是食物，所以共產黨將食物作為對人民實施控制的主要武器。共產黨國家的食品之所以總是定量供應，更多地是出於這個目的，而非匱乏。為了獲得口糧，人們又需要出示他們的身份證明本。共產黨政權的做法一向是將口糧分為若干等級，如果一個人在政治上可靠，他得的口糧就多些，愈不可靠的人，口糧也愈少。由於平均口糧幾乎不足以維持生活，因此較低等級的口糧通常比公認的生存水平低很多。這樣做是故意的。如果出現反對該政權的陰謀，那很可能是來自那些被認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因此他們手裏的食品必須愈少愈好，這樣他們既不能為將來存貯食品，也不可能分給其他可能的「人民的敵人」。紅色中國成功地對付了國民黨留在大陸的游擊隊，這是他們主要的方法之一。

共產黨控制人民的方法並不都是那麼直接和明顯的，還有許多更細微的方法。以中國大陸中共對大學畢業生的分配工作為例，假設一個學生從廣州的一所大學畢業，很少能在該市甚至鄰省找到工作，而要去遙遠的東北或中國的新疆。相反，如果有人在東北完成學業，他可能被分配到廣州或西藏。中共從來不考慮人的便利。實際上，這是為了適應政權的目的而設計的。當那畢業生不得不遠離家鄉工作時，對其周圍的人們知之不多，周圍的人對他也知之不多，在這種條件下，彼此就會更加懷疑和不信任，共產黨政權就會因此得益。

這還是小事一樁，大的政策更要以同樣的動機來決定。以農業集體化問題為例，為什麼斯大林堅持實行那殘忍的計劃，甚至當他知道必須屠殺無數人時也不停止呢？為什麼在這方面儘管有蘇聯的血腥先例，而且明顯地沒有增加農業產量，但中共現在仍然匆匆地要在中國大陸如法炮製呢？答案正好就是我們一直討論的共產黨的這個主要原則。普通人民，即真正的無產階級，均被共產黨分為兩類：產業工人和農民。共產黨認為工人是易於控制的，一旦所有工廠變成國家的，更確切地說是該政權的財產後，工人們就不再是自己的主人。由於國家就是廠主，工人們再也不能討價還價，不論單個或集體都不行。由於同樣的原因，他們罷工的權利被剝奪。被剝奪了這兩件武器後，勞工在任何社會中的力量就變成了零。此外，如果有誰或什麼小組偶爾表現出不順從，只要將他們從工廠開除，其整個生計就可能斷絕，更不用說被清洗或去苦工營了。這樣工人們就會真正陷入任人擺佈的困境，工會則變成了該政權將其意志強加於勞工的桎梏。所以人們在共產黨國家中會看到一種奇怪現象，即工人們會「出於自己的意志」投票贊成較低的工資、較長的工作時間和較高的生產指標。

但在共產黨看來，農民問題要困難得多。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一個人比佔有一小塊土地、靠微薄收入為生的小農更獨立，在思想上更保守了。由於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也感到無須屈從於任何人，因此他是個最不服管轄的國民。於是，如果允許一個人佔有一英畝地，他很可能想要兩英畝，當他得到兩英畝後，又很可能想要更多。這是人的本性。那就是為什麼當列寧評論俄國的小農時曾說「小農是資本主義的開始」。也正因為充分認識到這種體制的存在對共產主義是個可怕的威脅，斯大林自始至終要搞集體化。一旦一個國家完全集體化後，只剩下了國營農場或集體農莊，於是農業人口就失去了獨立與自由。集體農莊或國營農場對於農民，完全就像一個國營工廠對於工人。這樣，和工業的無產階級同志一樣，農民也變成了奴隸，陷入了完全依附的狀態。

在自由世界，有許多人曾幻想「鐵幕」內部遲早會發生起義，而且共產黨政權由於過度壓迫會導致垮台。但上面的簡短分析不能不使人開闊眼界，即除了奇跡外，在一個共產黨國家內，不可能指望人民能以自己的力量來起義。人民中的百分之九十九可能厭惡那個政權，但沒人敢於互相交流想法。必須記住，除了共產黨設計的各種用以控制民眾的措施外，還有他們組織的秘訣，正是這個基本的東西，使那些不可思議和難以實行的措施變得可以想像和可行了。

第六，共產黨的組織也是「鐵幕」存在的理由。自由世界曾不斷推測：「鐵幕」之所以強迫實行，是由於克里姆林宮的共產黨主子們擔心，如果對兩個世界的交往不加限制，共產黨國家的民眾可能會通過比較生活水準的差距，得出對自己政權不利的印象。依我之見，這只是準確了十分之一，其真正原因遠遠超過此點。對蘇聯來說，儘管有了這麼長的共產主義實驗，但在同樣時段內，就提高民眾的物質福利而言，它比不上資本主義國家。不讓人民知道這一點，此舉是可取的，甚至也是必須的。但這種推理不能適用於像紅色中國這樣的國家。面對當前中國人民可悲的經濟困境，中共總是責怪被他們推翻了的國民黨政府幾十年的苛政。如果他們真正相信自己能改善國家的狀況，如果讓外界去公開觀察在他們管理下逐步取得的進步，那麼肯定對中共的宣傳會更有利，因為他們只是最近才執政，在這方面的成績還有待觀察。既然如此，他們為什麼還是害怕同外部世界作比較呢？為什麼在他們控制了中國大陸後，馬上就按照蘇聯模式建立了所謂的「竹幕」呢？

答案是：無論俄國的或中國的最高層共產黨人都完全清楚，如果允許那些直接同他們的思想相對抗的其他思想，在已經被制服了的人民中自由傳播，就會從根本上危及他們的體制。在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過程中，他們還比較易於用虛假的承諾、錯誤的意識形態和巧妙的宣傳去欺騙一般民眾。對自己的黨員來說，他們則要求自己的黨員有最嚴格的紀律和最英勇的犧牲，這是很自然的。但一旦得到了政權，情況就完全變了，他們陰謀的真實性質再也不能隱蔽於神秘之中，或用宣傳加以偽裝，它必定通過每天採取的實際行動不斷地暴露給人民群眾。其次，黨員們畢竟都是人，他們中很多人可能完全覺醒過來，還有許多人可能對持續的鐵的紀律感到厭煩，期待着某些寬鬆。這種情況對最高層共產黨人來說是充滿了危險，他們會怎樣應付呢？按照共產黨的模式，常常會採用一段時間的恐怖措施。最近的例子是1950年在全中國進行了成千上萬次公審，據估計其間有1,500萬人喪生。這樣做不僅是為了消滅所有可能的對立領導成員，也是為了恐嚇民眾，並在黨內加強紀律。但這一步只是暫時的，還有更大的危險在潛伏和徘徊着，那就是同外部世界的自由交往。因外部世界仍盛行個人自由，如讓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所有的恐怖政治就會白費。人民可以被恐嚇一時，但由於自由思想不斷從外面湧入，他們就不可能永遠被恐嚇住。在這種情況下，每個自由世界的來客僅僅以他個人的實例就會是一個滲透和顛覆的動因，他講的每句話或帶入的每件出版物，都會是促成叛亂的工具。更有甚者，最高層共產黨人的權力基礎在於他們建立了有效的黨組織，而其有效性又取決於黨員的絕對依附和順從，但現在假使大量黨員已染上了傳染性的「自由之菌」，那會怎麼樣呢？一切都會失去。當務之急是必須不惜任何代價防止這種可能性，於是就有了「鐵幕」和「竹幕」。

第七，在自由世界有許多人表示出善良的願望，認為莫斯科和北平的親密關係遲早可能終結，而且紅色中國會得以脫離蘇聯的勢力範圍。有這樣一種前景的確是可喜的，但可能嗎？共產黨的組織圖和中共的歷史，對此是斷然否定的。中共是由共產國際孕育的，由克里姆林宮產出的，並且完全是由蘇聯培育及幫助其發展到目前這種昌盛和權力狀態的。正如其履歷所證實的那樣，從其存在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該黨的所有總書記都是由克里姆林宮指定的，毛澤東也不例外。如果我們遵循那張共產黨的組織圖，毛澤東在中國那支共產黨中的地位最多是B的位置，而A仍然是克里姆林宮的老闆。無疑毛澤東明白自己的地位，他完全了解自己的行為像以往一樣，正被主子的其他代理人密切監視和考察着。對這些他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他能懷疑誰呢？黨的第二號人物、蘇聯訓練出來的劉少奇，就可能是受命秘密監視他的那些人之一。而且即使他知道，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在沒有得到克里姆林宮的批准之前，不能採取任何重大步驟。如果他不忠誠，在他能清洗他人之前，自己就被清洗掉了。

某些人也許會辯解說這同樣也只是猜測，就像對立觀點說中國很快就會脫離同蘇聯的聯盟。但這可不一樣，那個觀點並無具體證據，而這個卻有。假設中共是自己命運的真正主人而不是克里姆林宮的傀儡，那他們在中國掌權後，已居於一切之上，最想要的是什麼呢？國家幾十年來一直遭到外國入侵和內戰的蹂躪，人民的痛苦超出了想像，國家的發展一直受到妨礙，而且按現有標準看中國是極其落後的，普通人民生活水準如此之低，連中國人都羞於談及。因此從國家觀點而言，中國無疑最需要的是和平，和平，和平，還是和平，只有這樣，它才有時間和機會集中精力、資源進行復興和發展。至於共產黨領導人自己，他們也經歷了多年可怕的鬥爭，冒過可怕的危險，忍受過難以形容的困苦，現在終於有了權力、地位和榮譽。僅從人類的自私觀點而不考慮任何可能的愛國心，他們自己最想要的是什麼呢？是靠和平鞏固其所得，靠和平享受其所勞。這是中國國家利益和共產黨領導私人利益完全一致的唯一時刻，因此應當共同要求和平。但中共這樣做了嗎？沒有。在他們奪取了中國大陸後不到一年，就輕率、匆忙地參加了一個代價高昂，而且在那時最不可預測的韓戰。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幹？並非他們願意幹，而是不得不幹，是為了「社會主義祖國」和國際共產主義的利益。他們不顧這樣的事實——那明顯有悖於中國和他們自己的利益，之所以還要做，是因為在那張圖表中，他們的地位只是B或C，甚至是D或F，而不是A。

十三、剖析鐵托

也許還有些人會對這個問題提出疑問，他們會拿出南斯拉夫鐵托（Tito）的實例。鐵托不是共產黨人嗎？怎麼他可能脫離蘇聯呢？如果鐵托能行，為什麼毛澤東不行？可惜，篇幅不允許我對這一問題進行評述，但有幸現在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概括性地證明鐵托的情況實際上是獨一無二的。1948年鐵托同克里姆林宮公開破裂之後，雙方公佈了許多旨在互相指控和反控的文件。[33]如果一個人讀了它們而不知道共產黨組織的秘密，他也許可能從中找不到什麼線索，如果他心中記住那張圖表再讀那些文件，那麼鐵托得以脫離莫斯科控制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依我之見，那些文件可以確證，儘管情況可能很偶然，但鐵托作為一個共產黨人得到了世界上最少有的機會。眾所共知，鐵托是由共產國際派到南斯拉夫去當南共領導人的，這與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領袖沒有什麼不同。像其他人一樣，他也知道自己實際上經常在其他克里姆林宮代理人的監視之下。但後來1941年希特勒派出大軍對蘇聯發動猛攻，其後至少兩年間克里姆林宮不得不為自身生存奮力作戰，鐵托被他的主子留在南斯拉夫的游擊戰場上。此時俄國人忙於自己的生存問題，不能對他進行援助和監督，於是他抓住機會，利用了游擊戰可能給他帶來的大量機會。他想必秘密消滅了所有被懷疑是克里姆林宮派來暗中監視他的代理人，同時由於鐵托肯定知道共產黨組織的秘密，他很可能在那些有利的年代裏在南斯拉夫建立了絕對受控於他本人，而莫斯科卻不知道的組織。

共產國際很可能只是在南斯拉夫所謂的解放以後才發現了這一點。正如文件所揭示的，俄國起初對南斯拉夫如同對其他衛星國一樣，它在南斯拉夫安插了許多「顧問」，並指望南國像其他國家一樣與其合作。但使它驚愕的是，它很快發現南斯拉夫的組織就像蘇聯自己的組織一樣密封，它的「顧問」除了得到一些被鐵托批准的報告外，既不能從南國人民也不能從南國政府那裏得到任何情報。於是它用了另一個詭計，試圖在南國秘密建立獨立於鐵托而受控於蘇聯控制的另一組織。但它遇到了挫折，鐵托的組織固若金湯，俄國的特工很快就被查出，並立即被處決或全部驅逐。蘇聯第一次智窮計盡了。它便採用了最後一套策略，即利用其大使館和領事館作為諜報活動的中心。但它又遇到了對手。鐵托嚴密監視所有在南國的蘇聯外交官和官員，就像自由國家的外交官和官員在蘇聯一直被盯梢一樣。在惱怒中，俄共在給南共的一封信中曾大聲抱怨說：「我們這樣做，只是針對敵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們，為什麼你們，同志們，要對我們——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這麼做呢？」

從以上分析看，顯然由於鐵托有一個完全獨立的黨組織作保證，他才能安全而成功地脫離蘇聯。他得到那個少有的機會，而且運用得有利於己。至於其他的衛星黨，直到目前似乎沒一個有過這樣的機會。由於得益於鐵托的經驗，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就俄國而言，它會注意再也不會給任何一個衛星黨提供這樣的機會，這自然也包括紅色中國在內。

既然我們已經涉及到鐵托問題，也許可以在這裏加插幾句關於他最近同克里姆林宮和解的事。西方評論家從那時起就對此事進行了大膽推測，但看來沒有一點令人滿意。有的聲稱這是蘇聯的有意安排，赫魯曉夫及其一夥在向鐵托道歉的同時，正試圖向自由世界表明俄共已變得不同了，從而給其他的和平共處運動另一次有力的推動。然而過了一陣子，同樣的評論員又表示出他們的疑惑，即這事最終將會如何影響蘇聯同其衛星黨之間的關係呢？它會有不利影響從而促使它們學習南斯拉夫的榜樣，並反叛蘇聯的控制嗎？這兩個推論事實上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對衛星黨來說存在這種可能性，那麼赫魯曉夫一夥從一開始就不會安排並同意這一行動。也有一些人認為這事不是別的，只不過是鐵托元帥個人的勝利，他策劃了所有這一切，是為了證明他立場的正確性。但如果在這背後沒有其他更令人信服的理由，難道我們不應當說鐵托只為了滿足他個人的虛榮心，而將太多的東西置於危險之中嗎？必須記住，由於他的這一簡單行為，實際上是在危及美國對南斯拉夫的援助和該國同西方的一切良好關係。但對於鐵托，不論我們怎麼想，必須承認他是個極精明而又慎重的人，是不致於那樣做的。

但如果我們記住共產黨組織的秘密，那麼面對鐵托與克里姆林宮的和解，就會很容易得出一個簡單而合乎邏輯的解釋。鐵托那樣做是因為他想要做，感到有必要，而克里姆林宮那樣做也是因為明顯對它有利。為什麼鐵托想要同克里姆林宮和解呢？當他同克里姆林宮決裂時，他馬上就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困境之中。一方面，他認識到為了維持生存，其軍隊不可能單獨對抗強大的蘇聯武力，必須謀取西方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明白，事實上他從克里姆林宮抄襲而來並賴以上台的制度，是與西方國家的思想和做法不相容的。這裏我們再回到推行「鐵幕」的原因。鐵托肯定歡迎西方的武器和裝備，他渴望援助和幫助，但害怕的是他的人民同自由世界的自由交往。由於一時急需，他不得不同西方站在一邊，在那種情況下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討價還價，並得到了西方盡可能多的援助，同時也得以保存體制和黨組織完好無損，其辦法是基本上使人民遠離西方，並將能與西方代表接觸的工作人員減到最少。但他仍然擔心他的組織經不住那種嚴峻考驗，想必那是他最害怕的事，因為該組織的任何失控，就肯定意味着他的毀滅。

當斯大林活着時，鐵托沒有可能回到克里姆林宮的行列裏，斯大林一死，鐵托看到了機會，那就是為什麼在莫斯科或言或行發出和平信息之前，鐵托便開始大談蘇聯政策的變化，其目的在於親自探查和解的可能性。此後就發生了一件事，促使鐵托去實現那個目的，那就是南斯拉夫的副總統、鐵托本人原來的忠誠同志和傳記作者德熱拉斯（Djilas）[34]突然在意識形態上發生了反叛。由於他身居高位，而且忠誠也得到了充分考驗，所以是少數幾個獲准能同西方國家代表自由交往的人之一。瞧！甚至是他們中最可信賴的人也被「自由之蟲」叮咬了。1955年2月德熱拉斯公開要求在南斯拉夫國內實行某種民主化。這對鐵托來說一定是很恐怖的！如果只是同西方稍微接觸就能使這樣一個人發生這種變化，那麼其餘的人就更不用說了。於是鐵托再次採取了決定性的一步，將手伸向了赫魯曉夫一夥。

克里姆林宮為什麼要接受邀請呢？顯然這對它有利，克里姆林宮可以自豪地向其衛星黨提供一個教訓，即鐵托是個回頭浪子，他由於同西方勾搭現在已經得到了教訓，因此讓所有的衛星黨都知道它們始終聽從克里姆林宮的領導是有好處的。至於猜測說鐵托的榜樣可能促使其他衛星黨變得更加獨立，那完全是不可能的，克里姆林宮對這一點絲毫不擔心。所有的衛星黨都知道鐵托有一個獨立的黨組織，但自己卻沒有。此外，和解對蘇聯還有其他自然而然的好處。正如某些西方評論家承認的那樣，由此產生了一個錯誤印象，認為俄國政權已經變了，這對它推動和平攻勢也許有很大幫助。再者，當鐵托同克里姆林宮之間和解的真實性質尚不清楚時，誰又知道克里姆林宮為了更多地獲悉西方的秘密不會將鐵托別有所用呢？

當然，現在鐵托與克里姆林宮的關係再也不同往常了，也不同於克里姆林宮同其他衛星黨的關係，這也是因為鐵托有一個獨立的黨組織，而其他黨沒有。鐵托同克里姆林宮之間過去的關係，像其他衛星黨同克里姆林宮的關係一樣，後者直到今天仍然建立在主僕的基礎上。鐵托現在要的是夥伴關係，在他的夢想中，他必須看到一個完全信仰共產主義的世界，但不是由蘇聯統治的，應當是由夥伴構成的共產主義世界，他自己當然是個夥伴。由於紅色中國幅員廣闊，鐵托天真地希望它也能成為一個夥伴，目的是能對俄國的力量形成一種牽制與平衡作用。那就是為什麼赫魯曉夫一夥於1955年夏訪問貝爾格萊德結束時，在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特別提到紅色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和聯合國會員的資格。這種共產黨國家中夥伴關係的思想是件新鮮事，它最終如何發展，只能等以後再看。但克里姆林宮似乎如此自信，因而暫時容忍了鐵托方面的這種思維。克里姆林宮當然有理由自信，要知道鐵托重回己方陣營，沒有其他衛星黨會仿效他，因為克里姆林宮很有把握，它能保證情況不會有變。

從共產黨的組織圖中，我們還能得出其他結論，這將在下一章中談到。眼下，關於其惡行真的已經說夠了。

[1]圖哈切夫斯基（, 1893-1937），蘇聯軍人。早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參加紅軍，曾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聯共（布）候補中央委員、第一副國防人民委員等職。1935年獲蘇聯元帥軍銜。1937年5月因莫須有的罪名被開除軍籍，6月遭處決。

[2]朱可夫（, 1896-1974），蘇聯軍人。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加入紅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斯大林的副手指揮了所有蘇軍對德國的重大戰役。1943年獲蘇聯元帥軍銜。戰後，曾任陸軍總司令、國防部長等職。

[3]指1946年朱可夫被撤銷陸軍總司令和武裝力量部副部長職務，降為敖德薩軍區司令員。

[4]貝利亞（, 1899-1953），蘇聯格魯吉亞人。1938年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1941年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1945年獲蘇聯元帥軍銜。1953年3月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內務部長，同年6月被開除出黨，年底遭處決。

[5]捷爾任斯基（, 1877-1926），波蘭人。參加俄國十月革命。後任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交通人民委員、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俄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等。

[6]亞戈達（, 1891-1938），蘇聯人。190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後先後在全俄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局、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服務。1934年7月10日任內務人民委員，主持初期的「大清洗」。1936年調任郵電人民委員。1938年被處決。

[7]葉若夫（, 1895-1940），蘇聯人。1917年5月5日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曾在彼得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廠工作。十月革命後，任馬里自治州州委書記、中央清黨委員會主席、蘇共監察委員會主席等職。1936年9月至1938年11月任內務人民委員，主持了「大清洗」。1939年4月被逮捕，1940年2月被處決。

[8]此處有誤。捷爾任斯基死於心臟病，並非被處決。

[9]該文刊於Life, July21 (1947), pp. 80-91，作者是William P. Gray。中譯文見威廉姆斯・格雷著、田中初譯、馬軍校註：〈世界上最難的工作——記上海市長吳國楨〉，《民國檔案》，2001年第3期。

[10]1948年1月29日，吳國楨在調解同濟大學學潮時曾遭該校學生毆擊。

[11]據查，在1951年7月20至27日北京舉行的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來自上海的宋錫恆當選為副主席。

[12]這裏可能是指朱學范或劉長勝。朱學范（1905-1996），上海金山縣人。1924年進上海郵局工作。1932年任上海郵務總工會常務委員。1935年參加組織中國勞動協會，曾任理事長。抗戰時期在漢口發起組織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籌備委員會。1937至1944年被選為國際勞工局理事。1939至1945年被選為國際工會聯合會理事。1945年9月出席世界工會大會，並參加國際勞工大會，被選為世界工聯副主席。1948年8月參加哈爾濱舉行的第六次勞動大會，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1953年5月1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七屆執委會第一次會議上連任副主席。劉長勝（1903-1967），山東海陽人。早年在蘇聯遠東當工人。1927年加入聯共（布），後轉入中共。1935年回國，任全國總工會西北局執行局主任。1937年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組織部長、省委副書記，上海工人運動委員會書記。1945年以後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副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上海市總工會主席等。在1953年5月1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七屆執委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副主席。

[13]維克多・克拉夫琴科（, 1905-1966），出生在烏克蘭，1929年加入蘇聯共產黨，後來成為一位冶金技術專家，曾被視為蘇聯工業界的明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先在紅軍中當工程師，後被派赴美國從事軍事物資的採購工作，1944年4月4日在華盛頓投奔西方。旋即開始用俄文撰寫回憶錄，1946年以英文出版了數十萬字的《我選擇了自由》。該書問世後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震動，成為當年度美國最暢銷的書籍之一。全書共二十八章，始於1905年俄國革命，止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克拉夫琴科用細膩的筆法，敘述了自己早年熱忱投身蘇共，到逐漸產生懷疑和失望，直至最後決裂的漫長而又痛苦的過程，並重點揭示了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的陰暗面、三十年代的大饑荒、斯大林主義的恐怖和對德戰爭時的真相。1947年春該書原版被運抵中國。幾個月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控制和影響下的四家出版社——上海的民治、新生出版社和南京的天地、獨立出版社，差不多同時推出了四種不同的全譯本，以此作為與共產主義、中共鬥爭的思想武器。

[14]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法國國務活動家，曾任總理，凡爾賽和約的主要談判者。

[15]羅森伯格（Julius Rosenberg），美國人。被控從自己的內兄大衛・格林格拉斯上校（在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核武器）那裏獲取了有關原子彈的情報，並把它交給蘇聯特工。因此於1953年6月19日在紐約辛辛監獄被處死。

[16]這裏可能指的是普・米・凱爾任采夫寫的《列寧傳》。凱爾任采夫（1881-1940），蘇聯歷史學家和黨的活動家，1904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後擔任過宣傳、外交等方面的負責工作。《列寧傳》原著出版於1934年，中譯本出版於1940年，由企程、朔望根據1937年莫斯科的英譯本翻譯而成。1975年三聯書店出過重印本。

[17]指1953年9月13日起赫魯曉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

[18]路易十四（1638-1715），法國國王，1643至1715年在位，實行「朕即國家」的絕對君主專制統治。

[19]馬林科夫（, 1902-1988），蘇聯政治家。1920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後曾任蘇聯國防委員會委員、聯共（布）黨中央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等要職。1955年2月被迫辭職，改任部長會議副主席。1957年被解除黨政領導職務，調任一水電站站長。1968年退休。

[20]應為蘇共總書記。

[21]李可夫（, 1881-1938），蘇聯政治家。參加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8年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1924至1930年任人民委員會主席。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員。1936年被撤職，次年被開除出黨。1938年遭處決。

[22]季諾維耶夫（, 1883-1936），蘇聯政治家，聯共（布）黨內反對派代表之一。十月革命後曾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主席等職。1927年因開展反對斯大林的活動被開除出黨。1934年被捕，1936年遭處決。

[23]加米涅夫（, 1883-1936），蘇聯政治家，聯共（布）黨內反對派代表之一。十月革命後曾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勞動和國防會議主席等職。1927年被開除出黨，1934年被捕，1936年遭處決。

[24]拉狄克（, 1885-1939），蘇聯政治家，聯共（布）黨內反對派代表之一。1919年任俄共中央委員，1920年後主要從事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曾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執行局委員和主席團委員。1923年加入托洛茨基反對派。1925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1927年、1936年兩度被開除出黨，1939年被處決。

[25]王實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1925年考上北京大學文學院預科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10月奔赴延安。1938年5月到中央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此後四年共譯出近二百萬字的理論書稿。1941年5月馬列學院改為馬列研究院，9月又改為中央研究院，王任該院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1942年在整風運動中被關押，1947年遭處決。

[26]刊發在延安《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日、23日。

[27]丁玲（1904-1986），湖南臨澧人。1930年在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前往延安在紅軍大學講課，並任《二萬五千里長征記》編輯主任。後又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陝甘寧邊區文協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文藝報》主編、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長、《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28]指丁玲撰寫的〈三八節有感〉，刊延安《解放日報》1942年3月9日。

[29]此處的敘述顛倒了次序。實際上是毛澤東開火在先，王實味、丁玲著文在後。

[30]見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此處的回譯依據《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770。

[31]指毛澤東：〈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載入《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797-803。

[32]應為二十二份。

[33]可參見《戰後世界歷史長編：194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頁233-313。

[34]密洛凡・德熱拉斯，又譯吉拉斯（Milovan Djilas, 1911-1995），原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副總統，國會議長，後退黨。著有《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陳逸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

第八章　我在台灣的民主實踐

行文至此，我已追溯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和國民黨垮台的若干原因，也概述了蘇聯直接或間接給中共的各種援助，還分析了美國對中國缺乏了解，結果未能制定出一個積極的對華政策。須知，美國也許本來是可以有效遏制該地區共產主義的唯一外部力量。更重要的是，我詳細敘述了通過自己親身的慘痛經驗，才探知到的國際共產黨陰謀的真實性質，即從克里姆林宮指示的統戰到在中國進行的游擊戰，從其滲透策略到組織圖表。共產黨從中獲取了真正的力量，面對公眾好奇的探視，他們試圖竭力隱藏真相。

一、預言成真

然而我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無能提到的不多，許多西方記者都將其看作中國陷共的主要原因。並不是說我與他們意見相左，在中國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格言：「木先腐而後蟲生」，我承認這是至理名言，並認為它也適用於國民黨的情況。但在分析一個重大事件時，重要的是人們不能對某一特定方法懷有偏好，乃至看不見涉及到的所有其他方面。說中國的陷落完全是由於國民黨的腐敗和缺點，或者說完全不是，這兩種說法都是不真實、不正確的。蔣介石本人就深信並經常表達後一種說法，在這位中國領袖——對中國當前的命運，他應當負最大的責任——看來，之所以導致那場悲慘災難，絕不能責怪他和他的黨，只能怪罪中共的背叛、蘇聯的背信棄義和美國的糊塗。

實際上，真理存在於兩種互相矛盾的觀點之間。我不是直到最近同蔣介石決裂之後[1]才得出這樣的結論，而是早就有這種觀點。早在1949年5月，我給《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編輯埃爾溫・坎漢（Erwin Canhan）[2]先生寫過一封親筆信，闡述了我對那時中國危急形勢的看法。我寫信時上海還未陷共，國民政府仍佔有中國三分之二的國土。在信中，我一方面坦白承認了我們一方的缺點，另一方面也講到了可怕的厄運迫在眉睫，並表示出一種深深的信念，即如果我們徹底改過，復興仍然是可能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1949年6月6日全文刊登了那封信。我在信中寫道：

當然，我們自己應當對目前這種可悲的境況負責，我們是自食其果。對公務人員拖欠工資，已經破壞了政府的清廉與效率。貨幣貶值，已降低了人民的信心和對政府的信任。徇私和派系猖獗，這種不法行為在軍隊中尤甚。一切都在走向土崩瓦解⋯⋯

嘮嘮叨叨談過去是沒用的。我也沒必要促使你深信維持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對美國的重要性，你同我都知道這點，更不用說那巨大的人力將被置於極權主義蘇聯的支配之下。中國的丟失將會打開共產黨人通向東南亞的道路，那裏是亞洲的薄弱地帶，有着極為富庶的橡膠、石油、鋅、錫和奎寧資源。

我預測共產黨可能在六個月到一年時間內佔領並統治全中國。在那以後，我肯定他們將開始實行蘇聯式的統治，這樣全國就會普遍不滿。我們要做的事是取得一個堅實的立足點，在那裏建立一個好的、人民支持的政府，與專制的共產黨政府形成一個對比，這樣它就可能成為中國所有開明力量的集合點。

在哪裏能找到那極為必需的立足點呢？依我之見，台灣就是我們的選擇。

我在這裏引用該信，並沒有任何驕傲或自負的意思。儘管有些朋友好意地對我說，那是「歷史上預測未來如此準確的少數例子之一」，但我並不能從中得到安慰。在對形勢的諸多分析中，我也許是對的，但我的主要目的到目前為止已受到了挫敗。只要共產主義繼續控制着中國，只要作為基地的台灣仍然無力解救大陸千百萬被奴役的同胞，那麼我又能在少數的正確推測中找到多少安慰呢？如果讀者們可以容忍的話，那麼我在這裏引用那封信倒是頗有點自衛的意思。自從我同蔣介石決裂以後，有些親蔣分子一直指控我缺乏堅定性。他們說，當我在中國政府中任職時，從未批評過蔣介石和國民黨。因此暗示說，在我們決裂後，我對蔣介石的所有指控都是為了私利，是惡意的，因此是不真實的。但這真是荒謬之極，那封信就是我誠實的證明。甚至早在1949年5月，即蔣介石任命我為台灣省主席前幾個月，我對大陸崩潰的責任發表了公開意見，斷然地說：那是由於我們多年的苛政造成的，只能怪我們自己。在那個醒目的「我們」中，蔣介石肯定知道裏面也包括他和國民黨。

那封信也可以提供一些間接說明。首先，我斷然指出中共會在大陸實行蘇聯式的統治，並將整個中國置於蘇維埃極權的絕對支配下。那時候，許多西方記者甚至是某些西方的政府首腦們對中國紅色政權的真正傾向判斷有誤，而我卻並未如此。我也不認為必須等到塵埃落定後才能判斷出來，因為我知道中共肯定是那樣幹的。這絕不是我的功勞，要知道其他人沒有像我那樣的機會。他們沒有同共產黨鬥爭二十多年，也沒有親自參加過那些鬥爭。當論戰將要達到最高峰時，他們沒有當過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長，也沒有在那些危難年代當過上海市長——這個職位是共產黨各種欺詐和暴行的直接攻擊目標，而且肯定不像我那樣接觸過那張共產黨的組織圖。

其次，我在信中預言共產黨將在六個月到一年內佔領並統治全中國。當時國民政府仍控制着遼闊的西部、西北部和長江以南除南京及周邊地區以外的整個國土，其幅員大致相當於1937年日本人入侵幾個月後它所保有的。在同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曾成功地進行了約七年的持續抗戰，以空間換時間，避敵鋒芒，堅持作戰，直至外援到來，日本人終因戰線過長而被打敗。如果國民政府以前能這樣對付日本人，那為什麼不能對共產黨也舊戲重演呢？事實上，這是那時許多老資格的外國駐華觀察員的一致意見。得知我的觀點後，他們最初完全不信，事態的發展證明了我的預測，整個大陸到1949年底丟失給了共產黨，正好是我寫那封信後的約七個月。如果我們將1950年4月共產黨奪取海南島和隨後國軍從舟山群島撤退也計算在內，差不多正好是一年。

我比那些外國觀察家們更聰明、更有遠見嗎？不，不是，我只是比他們有更多的優勢。我在中國政府中佔據高位，更密切地知道政府和軍隊的敗落程度。我深入研究過共產黨，對他們的力量有比較精確的評估。還有，我是個中國人，從未脫離普通民眾，因此更清楚他們的情緒。

我一生都以自己信仰民主的理想和原則而自豪，我經常談到很多關於人民的權利、福祉、意志和權力等話題。但直到上海和大陸陷共前不久，我才真正知道那些問題對政府是多麼重要。只是在那時，我才睜開眼睛，看到的景象使我驚恐並深受觸動。一個暴虐和爛掉的政府，只要得到一個足夠強大而殘忍的軍隊的支持，就能鎮壓所有的反抗，就可以逃避所有對其暴政與腐敗的指控。但一旦其軍隊不夠強大，且出現一個威脅其權威的挑戰者，那麼它就要吃苦頭了。於是那些不重要的普通人，就不再普通而變得重要了。他們不需要做什麼，只要背向政府，面向其敵人便可，瞧！強大的力量突然消失了，從而導致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的垮台，而我也能幾乎一天不差地預言其垮台的時間。

也許沒有必要細說我所知道的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壓制，對這一問題早已寫過許多了，但我們最感興趣的是，能制定什麼樣的措施去改造這樣一個政府？這對自由世界反對共產主義的事業極具重要意義。毫無疑問，是國民黨的腐敗與無能大大幫助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盛。如果能從那慘痛歷史中吸取教訓，那我們也許能更接近鬥爭的勝利。由此看來，我在台灣所做的改革政府的那些工作也可以說沒有白費，儘管它們可能已以失敗告終。在回顧時，還是讓我熱情地祈禱，但願對它們的必要性有新的認識，付諸的努力也能繼續下去。

二、台島危機

1949年12月，蔣介石從他最後的也是倒霉的大陸之行回到了台灣。自從七個月前上海失陷後，他就將台灣當做總部。儘管他已不再是正式的總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了他的職務，但作為國民黨總裁，實際上仍然掌控着國家的所有事務，就像仍然在台上一樣。10月間，他曾飛到四川對共產黨進行最後的抵抗。就是在這個富庶的大省裏，幾年前他曾很成功地將其作為基地，打退了日本人的進攻。而眼前，那裏還有五十多萬正規軍，由他最信任的兩位黃埔系將軍指揮着，他們聲名狼藉，據說除了蔣介石的命令外，誰的命令也不服從。那時國民黨希望蔣介石縱然不能永久守住四川，至少也要據守一段時間。但事態的發展甚至讓蔣本人也很沮喪。在敵人面前，他很信任的兩個將軍逃得飛快，其中一人慌不擇路，甚至連蔣的私人信使也無法追上。在不到兩個月中，政府在大陸的最後軍隊土崩瓦解，共產黨就這樣完成了對中國大陸的佔領。幸虧共產黨沒有空軍，蔣介石才得以帶着身邊的全部隨從勉強飛回台灣。

蔣介石回到台灣後，依然處於焦慮之中，能守住這個島嗎？這可是他曾擁有過的龐大帝國的最後殘餘。蔣介石一向以別人猜不透他的心思而自豪，其座右銘是「喜怒勿形於色」。但在那些日子裏，他的親信們發覺他已經變了，事實上他也一直在懷疑台灣能否守住。當他丟失上海後第一次登上該島時，據說曾問過一名部下：「我在這裏安全嗎？」[3]這當然不是因為他膽小，而是可能在考慮台灣的防禦問題。

蔣介石確實應當焦慮。台灣人就種族而言當然都是中國人，當1896年[4]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後，島上的人民對外國的統治一直是不滿的，而且在日本佔領的五十年中，台灣人民發動過101次起義，平均一年兩次。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返祖國，當大陸人於1945年前來接收該島時，島民確實將他們當作久別的同胞，自發地予以熱烈的歡迎。不幸的是，蔣委員長派去的第一個軍人省主席陳儀將軍[5]的統治出現了暴政和腐敗，台灣人的歡迎態度未能持續很久。1947年的一次可怕大屠殺[6]終於使台灣人目瞪口呆，並且更為疏遠國民黨政府。接替陳儀的兩位省主席[7]也未能使關係和解。事實上，在大陸人和台灣人之間留下了如此多的惡感，乃至面對海峽對岸的共產黨，有人竟然擔心台灣人會群起叛亂，協助迫在眉睫的共產黨進攻。

其次是島內的經濟結構正在崩潰，而且速度很快。幾乎沒有任何美援，當地的貨幣發行量在前七個月中增加了十四倍，通貨膨脹幾乎失控。大批難民從大陸湧來，必須得到安置。由於從大陸撤來了部隊，軍人數量增多，由三萬人增到四十五萬，最後達到六十萬，彙集在一個只有八百萬人的島上。不公平的稅收結構正榨取着某些人的血，而另一些人則幾乎未受觸及。政府的收入極為不足。

如果說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突然垮台有點出乎意外，那麼台灣則不然。包括許多國家負責代表在內的外國團體公開談論三個月內政府要「垮台」的前景，這不是作為一種可能性來推測的，而是幾乎被視為勢所必然。其觀點是由於所有的問題交會在一起，和不可克服的困難明顯在天天增加，最遲到1950年3月政府將再也不能做商業運營，通貨膨脹將不可救藥，人民會徹底陷入混亂，本地人將再次起來公開叛亂，這時國軍的某些部隊可能同他們合流。到那時，對台灣海峽彼岸的共產黨來說，無論是否發起進攻都能輕易取勝。

和外國團體無情談論的一樣，中國人自己，無論是大陸人還是台灣人，都帶着可怕的憂慮私下談論着，認為擺脫那種困境只有一種可能性，即迅速而足夠的美援。如果有經援，就可以及時制止惡性通貨膨脹的危險。如果有軍援，軍隊的士氣也許可以避免完全崩潰。如果能說服美國對台灣增加興趣，並下令其海軍巡弋台灣海峽，那就一切都得救了。否則，一切都會失去。能說服美國為台灣做上述那些事情嗎？大家都沮喪而絕望地感到，蔣總裁已對美國失去了信心。

三、工具主席

在蔣介石回到台灣後的次日，他派前外長王世杰[8]先生來看我，要我擔任台灣省主席。我很想接受此職，因為在一片失敗主義聲中，我那時有點像個孤獨的樂觀主義者，並因此常常受到挖苦。我對台灣的可防禦性很有信心，因而花了一生大部分的積蓄在台北建了一棟房子。事實上那時無人敢在島上進行任何這樣的投資。我也深信最終會光復大陸，所以在環遊台灣時就此向部隊發表了講演，論調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的那封信差不多。空軍司令認為我講得很好，並將其印成小冊子在官兵中分發，以鼓舞他們的士氣。但在一般公眾中，特別是政府和國民黨圈子裏，這不太受賞識，懷疑的人比相信的人多，所以我受到了挑戰。我想抓住這個機會證明自己的觀點，但在進一步考慮後，我還是謝絕了。我知道當時的省主席陳誠將軍（現為國民政府的副總統）不想放棄那個職位。為了應付我們那時面臨的空前危機，我認為必須有各方的充分協調與合作，違背陳誠的意願，由我來接替他是不合適的。

第二天蔣介石親自召見我，再次要我擔任省主席，我再次拒絕了。他見我不肯讓步，就立即拿出一份文件的中譯文，他說那是美國政府發給他的一份密電。該文件措辭十分簡明，尖銳地批評了到那時為止的台灣政府，並建議作為國民黨在中國唯一剩下的省的省主席，最好由一個公認正直的文官而不是軍人擔任。文中還表示，如果中國政府自願採取這一步驟，美國政府準備給中國某些已詳細列舉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當我看完中譯文時，要求看英文原件，但蔣告訴我說原件不在手邊。我又指出該文件沒有簽署，但蔣向我保證他知道是來自何人，由於涉及者不願暴露自己，所以我還是不知道為好。

我始終沒能弄清是否真有這麼一份來自美國政府的電文，也許純屬蔣介石的偽造，誰知道呢？此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儘管可能性很小，即確實存在這樣一份電文，但詳細列舉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並沒有像允諾的那樣到來。當美援最終到來時，是很久以後以另外一種形式到來的。會不會是美國政府中的某位高官確實給蔣介石發了電文，後來又被另一個更高級的官員否決了？這一點我想自己是永遠搞不清楚的。但在那時，我沒理由懷疑那份電文的真偽，只能認為它是真的。

蔣總裁直瞪着我說：「現在你明白了吧，你不能拒絕這個職務。」

「但為什麼選我呢？」我回答說：「有很多文官比我更合適。」

「但他們中沒一個像你那樣受到美國報刊的好評，」蔣說，「而且我希望由你來當。」

我仍然猶豫不決。於是蔣進一步逼問：「你是打算以拒絕任職來危及美援嗎？你對我們政府的未來沒有信心嗎？你不再堅持那個信念，即有美援就能守住台灣嗎？」

「總裁，我當然認為，無論有無美援，台灣都能守住。」

「那就接受任職吧，拿出你的信心，不要危及美國對我們的援助。我將給你行事的一切自由。」

我最後回答說：「總裁，既然我沒有選擇，那就接受吧，我將不成功便成仁！」

於是在1949年12月我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我心裏很清楚，蔣總裁之所以選擇我，只不過是將我作為謀取美援的一個工具而已。就國民黨及政界而言，儘管他們不知道那份秘密文件，但他們也是普遍這樣認為的。在那期間，蔣介石從未向其最親近的朋友隱諱過他渴望得到美援。甚至到1950年春，為了改善我國的宣傳工作，當一群美國記者應邀到台灣時，他也沒有隱瞞自己的這種願望，儘管那時他對美援的到來根本就沒有把握。當一個記者問在美國的全面監督下，他是否會接受經濟和軍事援助時，他毫不遲疑地做了肯定的回答。從那以後，他就不再那麼坦率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國給了台灣千百萬元的援助，但從未要求過更廣泛的政治意義上的監督。

就我而言，我那時並不為美援發愁，令我傷腦筋的迫切而具體的問題太多了。我一直按這樣一種理論工作，即上帝和人民只會幫助那些能自助的人們，我渴望將此理論用於實踐。但形勢變得愈來愈緊迫，在我上任前二十天，物價翻了一番，據報共產黨在海峽對岸正集結了數千隻平底帆船，進攻就在眼前。雖然我的信心仍同以往一樣堅定，但有足夠的時間來證明它嗎？為了加強我們的決心，我和妻子都買了氰化物膠囊以防萬一。

蔣總裁答應過我可以自由行事，我那時也相信他。我還沒有察覺到他的弱點，只是認為他對我們在大陸的失敗負有主要責任，但我很欽佩他堅定不移的反共立場。到了台灣，我想他已經有所轉變了，如果不是蒙受如此慘敗，他的一生會是很輝煌的，他一定會吸取嚴厲的教訓，這是合乎邏輯的。作為他那時少數的親信，我們高興地看到了這方面的跡象。例如在1949年的一個夏夜，我們同他一起在台南，那時我們剛從菲律賓回來，總裁去那裏同菲律賓總統季里諾（Elpidio Quirino）[9]進行了會談。是夜特別熱，我們心事重重，難以入睡，於是在蔣的邀請下，都坐到他的花園裏消磨時間。但談話很快就轉到了丟失大陸的原因上，我們中有少數人直率地指出他所犯的錯誤，我就是其中之一，確實沒想到顧及他的情面。過去在大陸的日子裏，決不會出現這種場面，在場的人肯定不敢直言不諱，而且蔣通常會憤怒地進行反駁，從一開始就將談話壓制下去。但那天晚上他的表現卻有所不同，雖未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而且仍在巧辯，但卻仔細聽我們講，沒有打斷任何人的話。我記得很清楚，在辭別蔣介石之後，我們同僚之間是如何討論他在這方面的驚人變化，我們認為總裁很可能準備進行一切必要的改革。

四、司令之爭

如果說有什麼不太令人滿意的跡象，那麼在上任時就有一個，由於我太忙於其他緊迫事務，對那事未予足夠重視，這對我來說本應是個及時的警示。按照法律，我作為台灣省主席，理應兼任省保安部隊的司令。但公佈我為省主席時，引人注目的卻是沒有讓我兼任省保安司令。由於認為可能是辦事員匆忙之下疏忽了，於是我隨便向王世杰先生提了一下。但他告訴我，有些人強烈反對我兼任保安司令，他們認為目前時局異常，該部隊肩負着警衛與保安職能，應該由一個軍人而不是文官來擔任司令。儘管我從不嗜權，亦覺得這種說法有些道理，但仍堅持應該讓我兼任，否則就應該修改相應的法律。我還說，如果省主席不兼任保安司令，那麼可能會很尷尬，因為他不熟悉省內警衛與保安的安排。由於這事關我個人的職位，我覺得由王先生代我向蔣總裁表達意見會更合適，於是就請他轉達。不久，王先生回覆說，總裁很高興讓我兼任，只要我保證將部隊的行政管理權完全交給副司令彭孟緝將軍，[10]我還應當將私章交給彭將軍，由他以我的名義執行司令的所有職責，當然如果我想了解情況，他會向我報告。但另一方面蔣又指示我不要以任何方式干涉彭將軍。我想拒絕這個提議，但那時台灣的形勢非常危急，我窮於應付其他問題，而且覺得此事爭執下去也不合適，後來在一次同蔣介石的會議上，我就同意了。接着立即宣佈了任命，那是1950年1月4日，差不多在我任台灣省主席三週之後。接受這種妥協性安排時，我是真誠行事的，也相信其他人包括總裁也是如此。但那時我絲毫未料到這竟是一個暗礁，我虔誠的改革之船終將觸礁沉沒。

五、棘手差事

1949年12月21日我就任台灣省主席。十五天後，即1950年1月5日，英國與其他少數國家在外交上承認了中國大陸上的共產黨政權。[11]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則發表了一些含糊的聲明，雖然拒絕承認紅色中國，但也表達出準備永久拋棄台灣和國民黨中國的意思。局勢自然使民眾更加混亂和恐慌，我的工作擔子當然不會有絲毫減輕。

就在我上任十天後，即1949年剛過，總裁召見我和省財政廳長，[12]他重申我可以在台灣省政府中放手工作，但要我們每月向他提供4,200萬元[13]作為軍費。正如其所言，從那時起，到1950年10月——中共進入北韓影響到蔣對我及改革的態度，這確實是此期間他給我的唯一命令。然而那實際上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差事。僅僅半年之前，由省財政部門支付的所有軍事開支每月不過300萬元，我的前任也僅需支付2,500萬元。但現在，眾所周知，不斷增加的軍費已引起島上嚴重的通貨膨脹，並且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他竟然要我繼續增加軍事開支到4,200萬元！當然，我沒有選擇餘地，因為我知道蔣介石也沒有其他辦法。從大陸撤來的軍隊已增加到難以應付的數量，以至於我認為4,200萬元還算是便宜的。但要籌集到那麼多錢而不借助於印鈔機，那就是一個問題，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捷徑。

六、一島兩府

國府與省府之間的混亂關係使我的處境難上加難。對一個西方觀察家來說，通常難以想像有兩個政府同時在台灣運轉的情況。事實上，我們這些當事人也搞不清楚。關於當時的混亂，也許最好用一個假設的例子來說明：現在假設除了夏威夷群島外，美國的本土和其他領地都被火星人佔領了，整個聯邦政府，包括總統、各行政部門和國會都逃到夏威夷，這就很像台灣的局面了。於是有了兩層政府，一個在另一個之上，儘管夏威夷的州長是美國總統任命的，但他在該群島上的實權可能比他的上司還要大。再假設那地區一直使用不同於本土的貨幣，而且它所徵收的聯邦稅和地方稅一直只供本地使用，不必上繳一份給聯邦政府，那麼情況就同台灣完全相同了。同中國其他地區不同，由於有日本佔領的背景再加新近重返祖國，台灣擁有一些其他省份沒有的特權。

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台灣省主席的職位特別不合理，其權力和責任實大於名。雖然每個政府機構都可以制定計劃，但所有機構包括國民政府的各個部，都必須向省政府請求撥款。從理論上講，國民政府權威更高，可以按自己的意願頒佈命令，但在很大程度上，如果其命令沒有台灣省主席的協助，就無法得到貫徹。這真是個混亂的體制，我被任命為省主席時真可謂混亂至極，那時國民政府已從大陸遷台，但兩層政府間的協作方法尚未被制定出來。那時充滿了危機，只要它一出現，民眾就看省主席怎麼辦，不管哪裏出了問題，都會責怪省主席。可以說，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無論願意與否，我都被推向了焦點。

七、若干改革

我主要而迫切關心的是改善大陸人和台灣本省人之間的關係。我知道本省人要什麼，是要在政府中佔比較大的參與權，反對大陸人的明顯壟斷，並要求更多的公正以反對壓迫。在就職演說中，我特別強調民主與法治。民主，指的是人民有權選舉自己的政府；法治，指的是保證個人的自由。但這種改革需要花時間，我知道用空話去安撫台灣人民早已沒用了，需要某種醒目的行動使他們相信我的真誠。所以在改組省內閣時，在總數二十三名省府委員中，我任命了十七名本省人。[14]他們不只是當省府委員，我讓其中少數人直接負責重要部門，例如民政廳長（有點像美國的州務卿）、建設廳長、農林廳長、糧食局長和衛生處長都是本省人。[15]這樣做在台灣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當台灣重返中國時，本省人曾期望有所改變，但大陸人霸佔了所有高位。因此，這次改組是一種革命性的改革。此外，儘管我的內閣不是民選的，但我力爭做到讓他們能真正代表島內的不同利益，不僅代表台灣的不同區域，還代表商業、勞工和農業利益等諸方面。

我還正式宣佈，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無論是為公事或者是來抱怨政府，我對本省人和大陸人一視同仁。這樣做不僅背離台灣的傳統，也有違中國官場的慣例。因為在日據時期，按照殖民主義的構想，日本人特別強調總督的崇高與威武，他就像天皇一樣難以接近。至於我的三位前任，由於遵從日本總督的傳統和中國官場的做法，他們也多少像是呆在奧林匹斯山的山頂上。我突然決心從高位上走下來，令台灣人感到特別新奇，心中湧現出對新任省主席的親切感。此外，我還不失時機地向人民灌輸這樣的觀念，即政府不是他們的主人而是僕人，政府不需要人民害怕它，而是樂於用一切方式為人民服務。例如，我立即接受了一個本省人的主動提議。在日據時期，總督府一直是由全副武裝的軍人嚴密警衛着，其目的與其說是為了安全，不如說是要顯示莊嚴和權力。但台灣人民對此是不滿的，它經常提醒台灣人自己是被征服者，處於無權的境地。不幸的是，在台灣重返祖國後，這種做法仍被我的前任沿用着。儘管這不算是件大事，但卻刺激着本省人。我注意到此事後，立即下令將警衛撤掉。

這樣的事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表明了一種不同的思想。如果說我們從大陸的丟失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我們稱之的「人民大眾」，並不是一件模糊的東西，而是一個物質實體，它可能無形無名，但極具敏感性。幾乎基於本能，它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誰對它好，誰對它壞。它可以被愚弄一時，但不會被永遠愚弄。正是為了欺騙它，共產黨的宣傳才達到如此狡猾的程度，也正是由於害怕它最終會發現自己的欺詐和奸狡，共產黨才逐漸形成了孤立個人的詭計。因為一旦嚴格限制個人之間的交往，大眾就不存在了，留下的僅僅是許多分散、互不聯繫的個人。如果讓人們自發存在，就會自動形成民眾，它雖沒有一定組織，但卻有內聚力，無法辨認但異常敏感，表面上無才智、無力量，但卻能發揮最大的智慧與力量。政府對待民眾似乎只有兩種辦法；要麼是做他們的敵人，要麼是做朋友。要麼施以控制，強迫他們按命令行事；要麼是獲得他們的支持，這樣民眾就會自動承擔起自己的責任。第一種是共產黨的辦法，我在台灣當然不會這麼做。第二種就是我作為省主席試圖遵循的。我現在和過去都認為，民眾敏感而聰明，會以誠待誠，以善報善，而我從台灣人民那裏得到的回報甚至超過了我的夢想。

八、民主主席

我上任僅僅兩個月後，在全台灣就以「民主省主席」而聞名，本省人經常這樣當面稱呼我。這仍然可以被視為是徒有虛名，因為它與大陸人和本省人的關係改善並無任何直接關係。然而六個月後，就有了民眾支持我政府的具體證據。由於我採取了接下去要講的許多財政措施，台灣經濟將於3月份崩潰的預言並沒有應驗。然而在1950年的頭幾個月裏，談不上有什麼美援，所以我們仍然處於巨大的財政壓力之下。到5月份，從海南島和舟山群島撤退來台的部隊耗費了國民政府的巨額款項，我和財政廳長預計赤字約達8,000萬元。如果找不到其他辦法，那麼就不得不再次開動印鈔機，而這是我在上任後就停止的。如果濫發新鈔，物價可能再次翻一番，將導致無法挽救的惡性通貨膨脹。在絕望中，我召開了台灣各地區領導人的會議，將整個情況攤在他們前面，並提出向人民徵借8,000萬元的特別稅，將在兩年內歸還。事實上這無異於暫時的人頭稅，由於有八百萬人口，這就意味着每個男人、女人，每個老人和嬰兒都必須立即向政府自願捐獻十元錢。如果了解台灣地區的生活標準，那麼很容易明白這將加重台灣人民的困苦，而且政府以往的信譽也很不好。儘管我在兩年後還清了這筆錢，但在當時確實沒有一點把握。事實上，幾乎整個國民政府都反對我這個建議，反對向台灣人民籌錢，而寧願重開印鈔機。有些人公開指出，這很可能誘發本省人類似於1947年事件的又一次起義。但結果表明，台灣人民支持我，當地的領導人一致贊同我的建議，在捐獻過程中也沒遇到一點麻煩。

有鑒於此，許多外國觀察家相信，我的政府正開始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最使我高興的是，大陸人和本省人第一次為了共同的事業，和諧而心甘情願地在一起工作。隨着時日推移，我確實感覺他們之間怨消仇散，再次恢復了良好關係。我始終認為自己一生中得到的最大報償是一個從未謀面的台灣人給我的簡單讚頌。在1953年辭職後，儘管我宣佈不接待任何來訪者，但還是有一個陌生人來到我家，堅持要見我。他告訴門房，他是應自己父親的要求，為了見我特地從南部趕來的。當我最後會見他時，他說自己父親又老又病不能來台北，因此託他向我轉達一個口信：「省主席，我從未見過你，請接受我作為一個台灣人能給你的最大敬意。在你來之前，我們本省人不願同大陸人說話，但你來以後，我們認為同他們說話是光榮的。」簡單的話語幾乎令我流淚。

九、軍中腐敗

即使總裁沒有命令我每個月籌集4,200萬元的軍費，政府的財政困境也會經常折磨我。有了那道命令，形勢更是雪上加霜。但在執行它之前，我就以其為手段，提出了某些改革措施，這對當時國民黨中國的武裝部隊是迫切需要的。

國軍在大陸士氣低落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那些將軍們習慣於虛報士兵名額和剋扣軍餉。我清楚記得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最後幾年我在上海見到的景象。在上海港繁忙的碼頭邊，幾乎每天都能看到特警固守着的一箱箱由中央銀行精心密封的箱子。外人不知道，箱內裝滿了新鈔票，整潔而光亮，是剛從印刷機中加工出來的，要運到東北和華北去，發給那裏的許多部隊。但在同一碼頭，人們又可以看到同樣的箱子正從北方港口剛來滬的船上一箱箱地往下卸。如果你是知情人，就會明白它們是同一類箱子，是不久前運到北方去的。將軍們甚至沒有開箱就將其原封不動地運回，交給其在上海的可靠代理人，以便在市場上進行投機牟利。而可憐的士兵則完全得不到錢，或者是被拖欠着，於是就不得不去掠奪駐地附近的民眾。

我還有一段辛酸的回憶。在上海的最後幾個月中，負責京滬地區防禦的指揮官是蔣介石最信任的一位中將，[16]他來找我這個市長要求集資以改善其部隊的伙食。由於我知道軍隊薪餉太少，且營養不良，就欣然同意。在市參議會的幫助下，我很快完成了任務，但堅持必須由我們對軍隊進行點名，以便捐資的人確認沒有「紙上兵」。由於涉及的人數太多，我們組織了一批人馬，分成許多小組進行巡迴點名，當結果送來時，我們感到歡欣鼓舞，因為點到的人數同指揮官提供的數字完全相符。但幾天以後，有一件事令我極為震驚。我恰巧到一個廟裏去，那裏的方丈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話讓我驚呆了。原來寺廟附近駐有一個團，就在該團被點名的前一天，除了老年和殘疾的以外，廟裏的三百名和尚都被徵到團部，要求他們穿上士兵服。當我們的點名小組到達時，他們也在隊列中。那天過後，他們就被放了回去，軍方嚴厲警告說，如果他們將實情泄露出去，就立即將他們逮捕，作為逃兵當場槍決！

這樣，當總裁命令我每月為台灣軍隊籌集4,200萬元時，我決心杜絕上述那種營私舞弊的情況。我建議由我單獨承擔向部隊發餉的責任，是直接支付而不是通過他們的指揮官。總裁也同意。我設計了一種「服役卡」的制度，以確保每人都能得到自己的份額，準時而定期，每月發餉兩次。這是大陸時期的中國軍隊聞所未聞的。儘管我的這項權力在1952年被蔣總統剝奪了，他的理由是由一個省主席給國民政府的軍隊發餉是不合適的，但我仍然很高興，因為那時實行的制度仍然在繼續沿用。

走私是軍方在大陸時期染上的另一種腐敗，由於這種非法交易很容易得到他們權力的保護，很多指揮官都經不起誘惑。我知道，如果要盡力為政府籌錢，就必須絕對制止走私。如果走私猖獗，它就會使大量的正當收入趨於枯竭。我一就任省主席，就向警察下令，要對軍方走私的可能性保持警惕和監視。不久以後有報告說，海軍方面有人從香港走私了大量的布匹貨物。在以前沒有人敢觸及這樣的案件，但這次我試圖在太歲頭上動土。在一次由蔣介石召開的反走私軍事會議上，我公開將此問題抖出來討論，不僅當場出示了與海軍有關的證據，還指出：無論哪裏，只要走私盛行，共產黨滲透的危險就會接踵而至。基於我的嚴正抗議，那些貨物被查封沒收，責任人也受到嚴厲懲罰。從那以後，在我整個任期內再沒有嚴重的走私現象。

十、真正目標

但所有這些改革都必須依靠政府的償付能力，如果我不能籌集足夠的錢來滿足支出，如果不能制止通貨膨脹，以避免隨之而來的物價高漲，那麼所有這些都是毫無用處的。政府要繼續存在，我就必須迅速籌集到那筆錢。

我沒有必要在此細說為了應付那時的局面而採取的全部財經措施，只要說說我在台灣是如何避免大陸時期過分依賴印鈔機的錯誤就夠了。為此，我既採取了短期計劃，又採取了長期計劃。短期計劃包括：迅速以大約估價的70%賣掉約兩萬幢沒收來的日本人房屋，並發售「戰時公債」，再就是前述特徵8,000萬元的緊急措施。長期計劃則涉及根本性的稅收改革。當我就任時，所有稅收的70%來自農民，我離任時已降到了8%，1950年的稅收比1949年多6000%。

在我看來，到那時為止，我所採取的所有措施都不是最重要的，它們都是為了滿足當時的形勢需要而設計，不是根本性的。整個中國問題的關鍵正如我給《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信中寫的：我們必須在台灣真正建立「一個好的、人民支持的政府，與專制的共產黨政府形成一個對比，這樣它就可能成為中國所有開明力量的集合點」。依我看，能否守住台灣只是個次要問題，光復大陸和從共產黨壓迫下使五億中國人重獲自由，才是我們的真正目標。然而無論是守住台灣還是光復大陸，除了在台灣建立一個好的、民眾支持的政府外，我看不到還有什麼其他辦法。

於是我盡力謀求民眾對國民政府的支持，伴隨着緊急措施，我還採取了其他一些步驟。我的前任已以強制減租的方式開始了土地改革，[17]我在1950年完成了該計劃，並進一步為佃農提供土地所有權。我還建立了勞動保險制度，除了日本外，在遠東這是首例。儘管日子很艱苦，在教育方面我仍不惜花錢。在我任職的三年中，台灣六至十二歲的兒童在學人數從70%上升到85%。日本人以前不准台灣人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我們現在使台灣人和大陸人都有同等的機會。當我離任時，台灣的大學裏70%的學生是本省人。隨着更多美援的到來，我們在農村建立了診所和保健中心。同時試圖改善漁民的命運，他們構成了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此外，我從不壓制對本政府的批評，相反卻鼓勵批評。只要有時間，我就到台灣各地巡視，同各界人士談話並訪貧問苦。這就像美國政治家競選一樣，唯一不同的是，我不是為了競選，因為我早已被任命了。而且我那時也知道，只要我願意，就可以繼續當省主席。或許是人民感覺自己支配不了我的仕途，而我所做的那些事完全是出於自願，因此就對我更加感激了。

但我仍不滿足於那些成績，它們或許有助於提高政府和我本人的名望，但我不能肯定，民眾的支持是否已強大和持久到足以使我們能夠光復大陸。在我看來，我一直需要的並不是一個家長式統治的政權對人民物質和福利的表面關懷，而是要建立一個確保人民作為自己命運主人的體制。只有通過建立這樣一個體制，人民和政府才可能實際上成為一體，並與大陸上的共產黨極權政府形成一個鮮明而無可置疑的對比。以這種信念為指導，我進一步認識到，必須立即落實我在就職演說中強調的那兩條原則——通過自由選舉實行法治和民主政體。

十一、特務橫行

我在前文中已說明了在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特務是如何出現的。儘管我們不得不盡一切努力來防止和鏟除共產黨的滲透，但在這一過程中，特務卻被濫用了。他們蔑視法律、證據和個人的權利，總之，正是他們的暴行和勒索，使我們失去了大陸人民的支持。但在那時，我不知道究竟應如何同那些弊端作鬥爭，因為顯然沒必要再制定任何新的法律來保護個人的權利，所有必要的法律都已由國民政府公佈了，例如人身保護已在《中華民國憲法》中有明文規定，而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已由中國的「國會」——立法院通過正式的法案特別加以保證。但所有這些都只停留在紙面上。有權的人，特別是特務，對其簡直置若罔聞。直到我成為台灣省主席時，不僅沒有一個受害人敢於公開提出抗議，甚至那些在政府中有權有地位的人也不會奮起為人民的合法權利而鬥爭。於是特務的膽子變得更大，甚至沒有逮捕證就可以隨便抓走人員，而且不能保證是否抓對了。例如要抓台灣財政部門的人時，甚至連財政廳長也不知道。特務闖進一間辦公室，手裏拿着左輪手槍，對着辦公桌後那受驚的人說：「你姓王嗎？」就這樣沒有任何罪名或訴訟程序就將他拖走，並殘酷地拷打他，關押起來。

因此我決定自己應當暫時作為一種矯正力量發揮作用。只要上述惡劣行徑一發生，我就會逼迫特務釋放囚犯，並給予適當補償，或者要求特務對其行為拿出合法、正當的理由。我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制止特務無法無天的行為，也試圖向他們的頭腦反覆灌輸：只能在，而且必須在法律範圍內活動，沒有足夠的犯罪證據不能抓人，沒有恰當的法律手續也不能進行搜查。1950年我做得相當成功，由於知道總裁給了我自由行事權，特務為了自身的安全對我也有些害怕。我甚至要總裁下令，必須有我轄下警務處簽署的逮捕證才能抓人。

十二、自由選舉

我就任省主席後僅僅兩個月，就引入和建立了一個法律，規定自由選舉市長、縣長和地方參議會的議員。我們將選舉分為三個階段，首先在東海岸，然後在中部地區，最後是西海岸。1950年5月舉行了第一次選舉，[18]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選舉是第一次，而且是自由的。95%以上的民眾熱情地投了票，任何一個目睹那些選舉的人，必定會拋棄自己最後一點懷疑，即認為東方人不適合民主，對民主漠不關心。

當我最先提出進行那些選舉時，國民黨政府中有許多人私下反對這個意見，擔心一旦台灣人被選上市長、縣長和地方參議員（由於台灣人佔壓倒多數，因此肯定會當選），掌了權的話，很可能不再與國民黨政府合作。也有人辯解說，由於台灣人過去從未有過行政管理經驗，那些當選的人也許不能勝任。我的信念則不同，我認為只有信任才能產生信任，而且除非給他們一個大膽的起步，否則是不可能有進步的。在這兩種信念中，我自信自己的觀點已得到了驗證。在我整個執政期內，由此當選的台灣人沒有一個不同我合作的，而且在他們新的責任崗位上表現得很通情達理。

這樣到1950年中，在台灣復興國民政府的所有計劃差不多都啟動了，並取得了一些初步成就。惡性通貨膨脹被抑制，軍隊和平民的情緒提高了。當中共開始暴露真實面目，並在大陸實施蘇聯式統治時，我們正在着手一個民主化的計劃，這給美國官員和遊客們以深刻印象，我們的海外宣傳也好轉了。美國國會在4月間投票決定進一步援助國民黨政府，數量達到4,000萬美元，這是1948年以來的第一次。蔣總統顯然是滿意的，而我的期望甚至更高，我想可能很快就可以開動回大陸的車輪了。

十三、光復大陸

自從我同蔣介石決裂後，我經常被指責為太過空想。例如有人指出，我堅信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光復大陸，而不要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這表明我慣於痴心妄想。但我一生習慣於處理實際問題，並現實地看待問題。誠然，如果我讓感情和願望戰勝理智的話，那為什麼早在上海陷共前我就能預言中國的陷落呢？

問題是，紅色中國能被戰勝嗎？特別是能被台灣戰勝嗎？就版圖而言，台灣不到中國大陸的百分之一；[19]就人口而言，它僅僅只有六十分之一。即使自由世界沒有韓戰的經驗（顯然在這場戰爭中，共產黨中國純粹以其數量顯示了力量），許多人仍會懷疑以台灣為基地的國民黨人能否光復大陸。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都相信這是能辦到的。我得出這個結論，不是出於感情衝動，而是出於實事求是的深思熟慮。

事實上，只要讓紅色中國處於攻勢，只要它能選擇發揮自我威力的地點，它很可能是無敵的。凡是國土與其接壤的韓國、印度支那和東南亞地區，只要它下決心，就能無情地將源源不盡的人馬開進去，並像洶湧的洪水那樣將其淹沒。那就是為什麼它能在韓國同優勢裝備的聯合國軍打得僵持不下，並在日內瓦迫使傲慢的法國放棄印支北部。也正因為上述的兩個表現，使西方印象深刻，幾乎被它升起的陰影嚇住了，而那陰影正投向整個東南亞。

紅色中國作為一個主要軍事強國的突然出現，以及它表面上的力量，使西方感到惶恐，因而變得忘記了它內在的弱點。如果我們決定將紅色中國置於守勢，則所有的那些弱點就會不證自明。以紅色中國的工業能力為例，舉世都認為它是很低的，但許多人並不確知到底有多低。讓我們以電力為標準，僅紐約市就自誇有300多萬千瓦，加利福尼亞州也有那麼多。但中國除東北以外，儘管面積比整個美國還大，然而在1950年只有60萬千瓦。雖然共產黨目前聲稱對此已有所改善，但他們的副總理陳雲最近公開承認，第一個五年計劃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即使我們假定他們已成功地將其總電力增加了兩倍或三倍，中國又能好到哪裏去呢？據情報顯示，紅色中國只有二百個質量不高的兵工廠，能夠製造輕武器，別的什麼也不行。此外，那60萬千瓦電力中有80%分散在沿海省份，光在上海就有24萬千瓦，這就意味着有很大比重的電力是容易受到轟炸的，一個強大而戰意堅決的敵人便足以使其生產完全癱瘓。總之，紅色中國絕無能力靠自己進行一場持久的現代戰爭。

但有人會辯解說，紅色中國可以從蘇聯得到所需的供應。如果不算空運，那麼中蘇之間只有兩條可能的供應線。一條是西伯利亞鐵路，然而它還未全線雙軌化，從莫斯科到北平要花大約九天時間，它的最高容量能連續供應75個俄國師，每師1.5萬人。但蘇聯自己目前在遠東就駐有50個師，它當然必須首先保證自己的師得到供應，這樣就只剩下25個師的供應能力留給中共。毫無疑問，蘇共和中共都強烈感到供應線的不足，已經計劃修建中蘇間的其他鐵路線，並縮短里程。實際工程已經動工，而且完成了不少，但還需要幾年才能改變面貌。到目前為止，西伯利亞鐵路仍是兩國間運行良好的唯一陸路交通。另一條供應線是海路，但蘇聯及其衛星國缺少商船，海路運輸不得不主要依靠自由世界的國家。1952年當我還是台灣省主席時，我們就經海路運入紅色中國的貨物收集了詳細資料，總共有258.4萬噸，其中133.8977萬噸——超過50%——是由掛英國旗的船運進的。如果自由世界有一道自我克制的統一戰線，這些供應必能化為細流。如果實行有效的禁運或戰時封鎖，就可將其完全杜絕。

其次，紅色中國的海岸線蜿蜒曲折，計算一下有約6,000英里長。以台灣為基地，假若有足夠的海軍機動性，就可在那海岸線至少4,000英里的圓周內，選擇任何地點發動進攻。誠然，紅色中國有三百至五百萬常備軍，但如果迫使其分散力量防守整個4,000英里，那麼共軍為每一英里所能調集的兵力只能稍稍超過一千人。此外，任何最近到過中國的人都應當知道，中國內陸的交通極為落後，從一個省到另一個省要花費許多天。如果個人行動是這樣，那麼部隊和供應的移動就更困難。當然，共產黨也認識到這一嚴重缺點。在過去幾年中，他們建了許多公路和一些鐵路，特別是在沿海省份，以盡力改善局面。但鐵路的完成需要時間。至於公路，即使他們有了，也缺乏相當數量的車輛；即使得到足夠的車輛，也沒有足夠的備件和油料來開動。所以一旦從台灣發動進攻，在最初階段我們是有成功的把握，因為按照簡單的數字對比，在某一特定地點，我們應能比共產黨集中更多的人力與物力。

十四、需要外援

當然，為了這一事業我們需要外援，但只要物質性的援助，而不是任何外國軍隊的積極參加，因為我堅信如果能光復中國的話，務必應由中國人自己來完成。那就是為什麼我不像蔣介石，從不寄希望於那種可能性，即借助未必會發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返回大陸去。我們需要的外援包括幾樣東西。首先是武器，尤其是飛機，這些自然都在清單上。但要強調的是，我們只要飛機不要飛行員，中國人能成為好的飛行員，而且能在短期內訓練出來。其次是糧食，可以設想當我們發動進攻時，共產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沒收沿海一帶的糧食，並運回內地。因此我們必須準備供應最初階段以及隨之被解放的數百萬饑民。此外，在這樣一場光復戰爭中，糧食可以是一種驚人的武器，在任何時候都應當有便利而大量的供應。但有一個困難是許多人認為難以克服的，即為了這樣一場遠征需要有海上後勤支援，而這離不開某個強國的直接參加。飛行員可以在短時間內訓練出來，但船的駕駛員則不行。所以即使給我們船，我們也許不能給它們配上人員。但在我頭腦裏有個方案：抗日期間，當珍珠港事件尚未發生、美國尚未正式加入我們一邊時，有一段時間我們唯一依靠的空軍是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這是一個功勳卓越的志願組織。如果為此目的已籌劃到大量的錢和船，那麼組織志願艦隊來填補需要就絕不是個問題。

十五、兩個條件

顯然，這整個計劃是以使用台灣的人力為基礎的，但台灣有足夠的人力來完成任務嗎？依我看有，儘管蔣介石聲稱他有65萬軍隊，但其戰鬥力比30萬多不了多少，要進行一次雄心勃勃的遠征，這個力量當然太小。但這是從大陸撤來的部隊，台灣本地的人力庫還未開發。現在台灣的人口為800萬，如果我們採用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徵兵標準，即十分之一，就可以徵集到80萬人。加上已有的約30萬，那就意味着能在戰場上投入110多萬人。這也許不足以光復全中國，但肯定能發動一次進攻。

然而我們還面臨着兩個棘手的問題，是心理上的，也是最重要的。其一，應徵入伍的台灣人願意為光復分離已久的大陸而全力戰鬥嗎？其二，一旦我們開始進攻，大陸人民會怎樣對待我們呢？我們籌劃的反攻，其成敗最終取決於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如果不能說服台灣人為光復大陸而戰，則進攻一定會在開始時就遭到失敗。但即使能說服台灣人去戰鬥，而大陸人民卻沒有準備張開雙臂來歡迎我們，並冒着生命危險進行各種努力，那麼一切仍然會失敗。我們最初可能取得一些勝利，並建立一個登陸場，但最終當共產黨得以在我們周圍持續投入更大兵力時，國軍將會僅僅因為力量消耗而被殲滅。因此我們反攻的成功必須有兩個條件：其一，必須使台灣人民願意為我們而戰。其二，當我們在大陸某地登陸並向前推進時，務必確信附近的人民會反正。如果有這兩個條件，那我們的光復運動就會像滾雪球一樣發展，並很快像雪崩一樣壓服整個共產黨的反抗。

我的信念是能將台灣人說服，全心全意地為光復大陸而戰。就種族、傳統和文化而言，台灣人毫無疑問是完完全全的中國人。而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知道，如果將未來限制在該島附近，則自己和子子孫孫是不可能有多少前途的。台灣人口增長迅速，在不到十年時間內也許會超過一千萬，其有限的土地和物質資源將難以維持現有的生活水準，那時將不得不從外部進口糧食。有些外國觀察家談論台灣的工業化時，認為它可以向東南亞輸出產品以維持生存。但在那裏將會遇到來自日本的可怕競爭，日本有太多的自然優勢，我不認為台灣在此基礎上能夠興旺或生存下去。此外，「兩個中國」的概念，更確切地說「一個獨立的台灣」（這是一回事），完全是行不通的。即使台灣願意，紅色中國也絕不會同意，而只要有一方拒絕，台灣的局面就絕不會穩定。

十六、否定台獨

因此依我看，台灣不可能有獨立的前途。從地理而言，台灣不是日本的一部分，就必定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同日本合併是辦不到的。有少數台灣人，由於吃了蔣介石統治的苦頭，可能會這樣說，但我認為他們在島上談不上有什麼支持。在大多數台灣人頭腦裏，同中國統一是唯一順理成章的事。但現在他們對共產黨感到恐懼是有道理的，所以很容易引導台灣人相信，與其讓共產黨武力統一台灣，不如由他們領導和統一中國。我曾在不同場合給許多台灣青年團體講話，我經常問這樣一個問題：「你們是想做一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的總統，還是做台灣同大陸統一的中國總統？」得到的答案全都是後者。整個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必須給台灣人一切機會，使其感到自己是命運的主人。為了使台灣人為光復大陸而戰，就要使他們相信這樣的事實，即自己作為中國人，同其他中國人一樣，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和義務來決定國家的命運，而這個國家就是中國。而且再也沒有比台灣現政府的民主化更能使他們信服這一點。

我也相信，當我們發起反攻時，無論在哪裏，大陸人民只要同我們的人一接觸，就會通力合作。如前所述，在一個共產黨警察國家裏，是不可能指望人民會自動起義的。但如果有了外部進攻，其目的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真正要將人民從共產黨的壓迫下拯救出來，那就很可能在反攻登陸場最近的地區發生起義，並願意與反攻部隊共命運。但蔣介石和國民黨也有一個不利條件，儘管蔣介石不承認，但我們除了承認以外，別無他法。事實上正是由於失去民眾的支持，我們才丟失了大陸。誠然，大陸人民現在對共產黨的憎恨要遠遠超過憎恨蔣介石和國民黨，但問題不是簡單地衡量憎恨的程度，而是人民是否會在我們發動反攻時，冒生命危險來支持我們。我們知道人民為了推翻壞政權、爭取好政權，會冒巨大的風險，但如果他們認為國民黨只是一個稍好的壞蛋時，也會這麼幹嗎？這是很容易理解的。這就是為什麼我過去和現在都始終認為，我們回到大陸的唯一可能性在於自己精神上的新生，這可以用我們政府在台灣進行的真正的民主改革加以證明。這一改革如此果斷，如此引人注目，因而能使大陸人民完全相信我們已經變了。

但有些人懷疑，即使我們在台灣有真正的改革，也許不可能被大陸人民所知，但我不同意這一點。事實上，中共不像蘇聯及其衛星國，它佈置的是個「竹幕」而非「鐵幕」。中國有約1,300萬人生活在海外，就是我們所稱的海外華人，其中約1,200萬人在東南亞生活和從事買賣。熟悉那裏情況的人都知道，他們是該地區的經濟支柱，影響力很大。中共想最大程度地利用他們，以此作為向東南亞滲透的工具，而且還想利用他們佔有的大量外匯資源。為什麼共產黨以竹為幕？為的是使這些華僑同國內親友間有各種各樣的交往。當共產黨盡力通過自己的組織和宣傳，誇耀紅色中國的力量和繁榮，特別強調激發民族自豪感，使他們轉向中共一邊時，能看透這一詭計的聰明中國人並不少。總之，紅色中國與外界間的交通路線是部分暢通的。台灣發生的事，特別是好的和令人鼓舞的消息，遲早會傳到大陸去，即使不存在秘密傳遞消息的途徑也能做到。所以最迫切的問題不是擔心缺乏同「竹幕」後面人民交往的手段，而是我們有沒有真正能激起他們希望與信心的消息。

十七、突然失寵

當我沉思於光復大陸的可能性和制定一個將這些想法變為行動的計劃時，外部世界發生了重大事件。1950年6月25日，北韓入侵大韓民國。遵照聯合國安理會的一個決議，杜魯門總統下令在該地區採取警戒行動，同時美國第七艦隊受命巡弋台灣海峽，使台灣中立化。然後是10月26日，[20]中共參加了韓戰。

直到那時，在治理台灣的過程中，蔣總統一直給我自由行動權。但從那時起，他對我的態度將發生一個根本性變化。如果說我預先沒有得到提醒，那是不真實的，不僅我的某些朋友事先告誡過我，而且有些外國出版物和記者也注意到這種可能性。當《時代》（TIME）雜誌在1950年8月7日的封面上刊登我的照片和故事時，其編者以這樣不祥的評論歸納道：「美國觀察家們擔心，吳也許有點太成功了，這反而對他本人不利。」著名女記者瑪格麗特・希金斯（Marguerite Higgins）[21]不久以後訪問台灣，她問了我一些尖銳的問題，其中之一是：「蔣總統嫉妒你嗎？」我那時的回答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呢？正是他的支持，我才能在台灣完成這些改革。」

但情況在變，蔣總統很快就撤回了對我計劃的支持。我曾錯誤地認為，他已從大陸的丟失中吸取教訓，並真誠地傾向改革。但事實並非如此，他選我做省主席，讓我放手去幹，並默許改革，只是以此作為喚起美國同情和獲得美國支持的手段。只要我採取的措施能加強他的地位，如稅收改革和土地改革，他都會歡迎。但當涉及到法治和通過自由選舉實行民主政治這兩個基本原則時，他便暗中生厭。一方面，他認為法治限制了他的行動自由，侵犯了他的權威。另一方面，他認為自由選舉會導致如下危險，即有朝一日人民會選擇將他趕下台，因為人民有權這麼做。當台灣尚不安全而且美援還未到達時，他除了讓我自行其事外別無他法。現在韓戰爆發了，愈來愈多的美援湧進台灣，蔣介石開始感到自己對美國已變得不可或缺，他過去統治大陸令我們痛心的舊思想又一次控制了他。

十八、說蔣經國

還有就是他的兒子蔣經國。即使他沒有這個兒子，要完全說服蔣介石相信民主政治的明智與好處也是件不容易的事。但他身邊有了這麼一個成年後在蘇聯生活過十二年以上，具有共產黨員思維，尤其是有王朝野心的兒子，那就更不可能了。蔣經國現年四十七歲，他不是蔣宋美齡的兒子，而是蔣介石元配妻子毛福梅的孩子。他童年時，適逢國共合作，1925年被父親送往蘇聯學習。眾所周知，他就讀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目前中共的許多高層領導人，包括劉少奇（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和陳雲（共產黨副總理）都是該校的畢業生。當1927年蔣介石同共產黨決裂時，蔣經國曾通電以最嚴厲的言詞譴責父親。雖然他以後解釋說這是在脅迫下幹的，但應當注意的是，直到現在，他從未在任何場合像譴責自己父親那樣，正式而嚴厲地譴責過共產黨。直到1937年冬天，即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在蘇聯鼓勵的統戰計劃下進行第二次合作時，他才回到中國。在蘇聯的那十二年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蔣經國從來不願多談。[22]儘管如此，大家都知道他當學生時是共青團員。然後在某個時期當過俄國一座小城的市長，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後來當上了一家俄國工廠的人事經理，這類職位通常只讓共產黨信任的人擔任。此外，蔣經國還娶了一位俄國妻子。[23]

毫無疑問，蔣介石現在完全決心將蔣經國培養成自己在台灣的繼承人。今天在其父的支持下，蔣經國實際上是國民黨的老闆，他通過政治委員制牢牢控制着國民黨軍隊，指揮着所有的特務，甚至模仿俄國共青團組織了一個青年團。[24]毫無疑問，蔣經國的頭腦灌滿的是共產黨國家的組織與管理，與民主理想是完全不相容的。甚至我在台灣時，就有許多人懷疑，他究竟是屬於共產黨，還是自由國家。我完全相信他只是被自己壓倒一切的野心所驅使，並奉行着共產黨的治理方式，因為他不知道還有更好的東西。但誰又能肯定呢？誰又能保證一旦蔣總統去世，北平給出一個誘人的高價，他不會將台灣變成紅色中國的一個富饒省份呢？

但是在1950年冬我還沒有意識到那種危險。麻煩首先發生於台島中部即將舉行的選舉，該選舉是在一個與國民黨無關的無黨派台灣人、我的民政廳長[25]的監督下進行的，兩個主要城市的市長候選人也都是無黨派台灣人。[26]看來國民黨的候選人似乎要敗選了。使我狼狽的是，蔣總統給我發來密令，要我免去那位廳長的職務，並迫使無黨派台灣人退出競選。我不得不向蔣介石提出辭職，於是他撤銷了命令。

我就這樣為那次自由選舉掃清了障礙，那兩名無黨派台灣人都以相當大的多數當選。但從那時起，國民黨便不再贊成我自由選舉的原則，並墮落到用特務來進行干涉。不管我怎麼做，必須承認，後來在東西海岸的選舉就遠非自由了。特務使用的方法是威脅那些他們不喜歡的候選人退出競選，儘管我盡一切可能使所有候選人相信我的保護，但仍有不少人因此而被迫退出。

大約就在這時，我得知蔣經國已被他父親安排為特務的領導人。此前他的官方身份只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那是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的。但我當時不知道，是後來才知道的，特務的總部就設在總統府，即蔣介石的辦公府邸裏，被稱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是蔣介石在台灣復任總統後不久偷偷設立的。[27]它有權指揮監督安全和警察機構，包括省內的保安部隊。該組的負責人，過去和現在都是蔣經國。我現在明白了，為什麼蔣介石不希望我對保安部隊有實際指揮權，並責成我將所有權力交給副司令彭孟緝將軍。因為彭完全服從蔣經國，他很快就成了後者的打手。我1953年離開台灣後，彭氏福星高照，儘管他幾乎沒有什麼戰功，而且在大陸失陷前也鮮為人知，但現在已被任命為所有武裝部隊的參謀總長。此舉顯然是為了確保蔣經國對軍隊的全面控制。

十九、主持正義

蔣經國作為特務頭子進入我的視野是在1950年冬，當時發生了台灣火柴公司案。該公司的董事長[28]從大陸撤退後去了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大家都知道他那時出資拍攝了一部電影《民國四十年》，其中醜化了蔣總統的形象。於是就有人指責該董事長同共產黨達成了某種秘密交易。公司的第二把手即總經理那時在台灣，[29]他是個無政治背景的老實人，自從撤出大陸後，從未去過香港，在他和董事長之間也沒有發現共謀的證據。儘管如此，有一天，我仍聽說他被監禁了。

當我下令由於缺乏證據應將他釋放時，蔣經國在其打手彭孟緝的陪同下來到我的辦公室，坦率承認自己負責指揮所有的特務。他絲毫不提法治，而且一點冠冕堂皇的話也不講，而是直截了當地說，是蔣總統命令要將那經理槍斃，並將那富有的火柴公司充公。

當我表示不能贊同時，蔣總統下令將此案從保安司令部移交給我毫無控制力的國防部。於是我給總統本人寫信，對逮捕的非法性與不公正性提出抗議。我沒收到直接回覆，但他派了秘書來見我，說看在我的面子上，不槍斃那個總經理，僅判他七年監禁。

此後又發生了許多此類既沒有足夠證據又沒有公正審判的定罪與逮捕。我發現，以前我要求蔣介石同意的措施——必須有我轄下警務處簽署的逮捕證才能抓人——已不足以應付局面了。我只能了解逮捕的情況，卻不能介入審訊。由於台灣已宣佈處於戒嚴狀態，任何性質的案件都須交付軍事法庭審判。這些法庭都是秘密開庭的，而且被告不允許有辯護律師。最後到1952年1月，我去見蔣總統，控告特務的暴行和軍事法庭的惡劣行徑，並建議除了涉及共產黨和間諜案外，所有刑事案件都應交由民事法庭而不是軍事法庭審判，以及在軍事法庭上應允許律師為被告辯護。

蔣總統起初不願接受那些建議，於是我再次提出辭職。過去我還從未直接向他控告過其子，而現在我覺得必須這麼做。我說：「如鈞座厚愛經國兄，則不必使其主持特務，蓋無論其是否仗勢越權，必將成為人民仇恨之焦點。」[30]

儘管我說話時輕聲而真誠，蔣總統卻吃了一驚。他走到壁爐架邊，用手托着頭說：「別這麼同我說話」，「我頭痛」。

但後來當我堅持提出辭職時，他接受了我的建議。他雖不同意被告在軍事法庭上可以自己選擇辯護人，但允許法庭可以從一個辯護小組中為每個案子指定一個辯護人。但僅過了幾個月，就證明辯護小組是一場恥辱的滑稽戲。正如小組中幾個人私下告訴我的，他們只能按事先吩咐的那樣為指定的案件辯護。而後來我又得知，在一些情況下，儘管軍事法庭已輕罪重判，但蔣總統只要大筆一揮，就可以重上加重，將判決改為死刑。至於我建議的限制軍事法庭的司法權一事，當其最後以總統令的形式發佈時，除了共產黨和間諜活動外，又增加了兩類案件，其一是軍方走私，其二是嚴重危害公共秩序的所有其他案件。前者是無可非議的，而後者則起到了抵消我那個建議的作用。自那以後，人們甚至因為被指控為「流氓」而入獄，並送交法庭審判或處罰。

二十、根本分歧

發生這樣的事使我意識到，蔣介石同我的政治分歧比我最初認識的要更具根本性。最使我傷心的是，我感到如果他們父子堅持自己的行政管理方式，那我們就可能永遠失去從共產黨手中光復大陸的機會，而且也許將來連台灣也守不住。那時和現在我都認為，他們關注的全是如何永久地保住自己的權力，而不是國家的福祉。至於蔣介石，整個期間他一定對我暗中懷有某種不滿，我那時是他有用的工具之一，他認為可以想怎麼用就怎麼用。但當我表現出不順從，並有了自己的明確觀點時，他一定是很厭煩的。

為了說明這一點，也許可以在這裏回顧一下蔣介石同我的一次談話。那是在1952年春天，當我們兩人單獨在一起時，他目不轉睛地看着我說：「你跟着我有二十多年了吧？」

「是的，總統。」我答道。

「那就聽我的話，最後對你會有好處的。」

「但是，總統，」我說，「我現在快五十歲了，已到了淡泊名利的年齡，這些天來我經常在考慮兩件事。」

「是哪兩件事？」蔣總統以濃厚的興趣問道。

「第一件事是過去二十年來您一直厚待我，第二件事是我們還未能完成反攻大陸的任務。」

蔣總統沒有進一步說話，不一會兒就打發我走了。

大約是在兩個月之後，還有一次談話。此時，蔣介石已恢復了他在大陸時用以對付共產主義的大多數口號，其中之一是「以組織對抗組織，以宣傳對抗宣傳」。當時我們少數幾個人在蔣的鄉間別墅裏，蔣開始闡述那些口號的功效。他講完後，我說：「總統，我不完全同意您的說法，在大陸時我們的確嘗試過那些方法，可悲的是那時未能阻止共產黨的發展，現在又怎麼能指望用它們能成功地消滅共產主義呢？拿類似共產黨的組織來反對共產黨，就這種想法而言，我暫且不說共產黨的組織是邪惡的，也不說如果我們以惡對惡會有什麼樣的進展，但有人認為這樣的考慮是不切實際的。如果我們從批評、全面、務實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就會發現共產黨以精於組織而聞名，他們在這方面已有了約三十年的經驗。即使我們決定在各方面都模仿他們的組織，正如您倡導的那樣，他們仍佔有先發優勢，我們如何能期望在他們的遊戲中打敗他們呢？不，在這場反共戰鬥中，讓我們別再說『以組織對抗組織，以宣傳對抗宣傳』了，讓我們說『以民主反對共產黨的組織，以真理反對共產黨的宣傳』。」

顯然，這些話令蔣總統不悅。他說：「使共產黨取勝的並不是民主與真理，而是他們的組織與宣傳，我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在組織與宣傳上比不上他們，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在原有基礎上加以改善，並勝過共產黨。」

這樣，蔣介石同我的分歧愈來愈明顯了，儘管雙方都盡力不讓外界知道，但各自都很清楚。於是1952年成了令我苦惱的一年。我在公務人員中發動了一場「一切方便人民」的運動，並試圖在所有公務員的頭腦裏反覆灌輸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但我聽到的下一件事是，東海岸軍隊中蔣經國的政治委員們正公開批評我的運動，說這是在煽動本省人的不滿，有可能引發造反。我環遊台灣，無論在何處都宣講法治的必要性。而在台北，蔣總統卻總是故意在此時每週槍斃幾十個人，一直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根據1950年我促成通過的法律，市、縣參議員的任期是兩年，因此到1952年底應舉行下一屆選舉。當我正起勁準備自由選舉時，蔣介石父子則專心致力於完善他們的組織，他們認為要控制全島這是必要的。

除了特務外，在台灣的政治舞台上，蔣家試圖在三個方面模仿共產黨，首先與控制國民黨有關。我們一直是一黨專政，過去在大陸如此，現在在台灣也是如此。憲法名義上保障人民有組織政黨的權利，但人民都知道沒有當權者的同意，這樣做是要闖大禍的。在台灣，除了國民黨外，名義上還有兩個小黨在活動，即青年黨和民社黨，它們與國民黨合作，並受後者的資助，它們和國民黨一樣服從蔣介石。

二十一、父子總裁

至於國民黨，自從蔣介石於1927年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後，該黨的經費不是來自黨費，而是政府的財政部，換句話說，是來自中國人民的錢。至於政府，它只不過是國民黨的一個外圍組織。表面上有一個國會——立法院，但實際上它不能自行提出一個議案，除非該案的原則先由國民黨通過。此外，還有一個行政院，由行政院長組成內閣。但內閣未獲國民黨批准之前，不能進行重要的任命、制定重要的政策。關於國民黨，蔣介石早在黨章中就插進了一項條款，宣佈自己是總裁，意思是「決定一切的人」。作為總裁，他確實決定一切。因此，作為中國的總統，他的權力是可以明確限制的，但作為國民黨總裁，其權力是無限的。所以台灣的政府是由一個黨控制的，那就是國民黨，而國民黨又是由一個人控制的，那就是蔣介石。

我早就認為這種政府體制是獨裁的，會導致許多弊端。即使蔣在我第一年的施政中，幾乎完全給我行動自由，但我對這種體制也並不贊同。我在1950年和1951年間，多次建議黨應該停止使用政府的專款資助。我敦促應允許成立反對黨，或者至少像土耳其一樣，允許將一個執政黨分為兩個黨。對我所有的建議，蔣表面上願意聽，但實際上從未作出過一點努力。1952年夏發生的一件事明白無誤地告訴我，蔣介石一直在朝相反的方向前進。他不僅想永久掌權，而且一直在策劃將權力傳給兒子蔣經國。

按照國民黨黨章，應每兩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一次大會是1945年在重慶召開的，[31]所以早就應當召開另一次大會了。蔣介石終於決定在1952年召開該會。[32]起初，我對其抱有很大希望，我想黨和政府的基本政策可以在這次大會上得到闡明，但我的幻想很快破滅了。當時共有約二百名代表與會，但大多數代表不是經選舉產生的，而是由蔣介石，確切地說是由蔣經國指定的。當我來到會場時，一看代表名單，立即意識到其中四分之三以上都是蔣經國的人。而且有兩個經選舉產生的代表，在最後一分鐘，被蔣介石——這個「決定一切的人」——的命令禁止參加大會。

當大會進入到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階段時，卻不許我們自由提名。相反，由蔣介石交下一個候選人名單，要求我們只能從中進行選擇。他似乎還擔心代表們可能靠不住，因此要求我們都在選票上簽名。就這樣，蔣幫助其子獲得了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絕對控制。

儘管黨章規定中常會（相當於共產黨的政治局）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來選舉，但在總裁的暗示下，中執會無視黨章，作出決議將權力授給那「決定一切的人」。於是，蔣介石立即指定了一個由蔣經國的人佔絕大多數的中常會。[33]

按理應當由中常會來任命國民黨六個執行部門的組長，但中常會也通過一項決議，將權力再次交給蔣介石，又是蔣經國的六個親信被任命擔任那六個重要職務。[34]就這樣，蔣經國完成了對國民黨的控制。而且除了他父親以外，完全可以說，他也是「決定一切的人」。

二十二、控制軍隊

對軍隊的控制當然是蔣家最關心的事之一。早在1950年，蔣介石就任命其長子擔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建立該部門本來是為了灌輸反共思想和提高部隊的士氣，但蔣經國一接任，他就按照蘇聯的體制開始建立政治委員制。在每個軍事部門中，直至最底層，現在都有他的代理人。他們的責任就是要保證軍隊忠於蔣氏父子，而不是忠於國家。軍中政治軍官的權力要比軍事指揮官大。軍人的升降不是看他們的業績，而是看其個人同蔣經國及代理人之間的關係。指揮官如果不能同政治部門融洽相處，就會被免職或監禁，這方面我有許多例子。

多虧美國的軍援和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的幫助，國軍部隊的外觀還好。對任何見過他們一兩次的人來說，他們似乎吃得好、穿得好，並準備投入軍事行動。大人物經常會看到一場印象深刻的實彈大演習，這多少都是老一套，但似乎沒有人去交換看法。部隊的情緒和演習實際上是不吻合的，他們恨政治委員，但又感到無可奈何。他們似乎是些沒有靈魂的健壯軀幹。有些中級軍官，聰明、愛國並強烈反共，甚至分別用類似的話語告訴我：「如果有一天要打仗的話，一定會首先殺死那些政治特務。」

只有真正了解內情的人才知道這點，因為蔣經國的政治部門設計了狡猾但實際上又是十分簡單的方法，以此製造出一切都美好和光明的錯覺。他們愚弄外界的鬼把戲之一就是那本《問與答手冊》。這是一份極機密的文件，其中包括一切預想到的來訪外國人或聯絡軍官可能提出的問題。軍中的官兵均接受培訓，要求背下這本書。如遇書裏沒有的問題，則應回答「我不知道」。不按這本書回答，就會受到最嚴厲的處罰。

二十三、思想控制

任何人想要模仿共產黨式的組織和行政管理，遲早一定會試圖進行思想控制。這通常表現在對青年人進行思想灌輸，禁止言論自由，特別是出版自由。這些蔣家都已經在台灣實行了。幾乎就在蔣介石於1952年夏使蔣經國成為國民黨的實際老闆之後，他便立即下令在島上建立一個青年團，它就像蘇聯的共青團，也是以蔣經國為首的，不僅所有學生、教師、教授和部門主管都被迫充當團員，而且必須接受一門又一門思想課程的灌輸。此外還有一個特別精英大隊直接受蔣經國的指揮。這裏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明該團採用的思想灌輸方法和蔣家的心理。在我同蔣家決裂來到美國後，我自然受到了蔣家及其走狗們的嚴厲指責。1954年夏，青年團在全島所有入學兒童中進行了「智力測驗」。在蔣經國的授意下，他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真正叛徒是誰？是毛澤東、李宗仁還是吳國楨？」青年團給出的答案是：吳國楨。蔣家顯然認為，對他們來說，倡導民主的我是比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更加致命的敵人。

至於台灣的出版自由問題，人們只要看看報紙就不需再尋找其他證據。當我任省主席時，我鼓勵報紙對省政府進行一切可能的批評。但很明顯，從蔣介石復任總統直到今天，報紙沒有刊登過一條對蔣介石、蔣經國甚至是彭孟緝的批評。大多數報紙和期刊，不是歸政府所有就是歸國民黨所有。也有少數是獨立的，但它們都被嚇得只能可憐地順從。不時有新聞記者被捕或報紙停刊。例如1953年一份晚報在報導蔣介石參加一次國事活動時，也許是想善意地表明他的「親民」，便說他是「同人群混在一起」。但這句話卻被認為是有損總統的尊嚴，因此下令該報停刊三個月！

這樣到了1952年秋，蔣經國的權力就由其父為之完全鞏固了。表面上他只是青年團的頭頭和國防部政治部主任，但實際上，他控制着——就像他現在控制的那樣——特務、軍隊和國民黨，還由此控制着中國的國民政府。

二十四、最後攤牌

與此同時，市、縣參議員的改選將在12月舉行，[35]就在普選前約兩週，蔣經國攤牌了。特務按他的命令，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在全島逮捕了390名台灣人，指控他們是「流氓」。這是一個威脅民眾以某一方式投票的明確行動。我發現後，親自要求特務就那些人提出證據。證據表明，在398人中，只有18人有一些輕罪。[36]我下令將他們提交民事法庭審判，把其餘的人釋放。但逮捕已對選舉產生了致命後果，它已不像我想的那樣自由，許多人按特務的要求投了票。

在普選之後，不同市、縣的參議員們要分別開會選出自己的參議長，於是便發生了基隆事件。就在按計劃開會選舉參議長之前，基隆市有兩名參議員遭到了特務的綁架。此時，人們對特務如此害怕，乃至無人敢向我報告。這消息之所以無法隱瞞，只是因為其他的市參議員都驚恐得不敢在預定召開的會議上露面。於是我嚴厲警告特務，迫使他們釋放那兩個被綁架的參議員。但當我邀請那兩個參議員到辦公室並親自詢問他們時，他們被人嚇怕了，不斷地說：「省主席，請別問發生了什麼事！」儘管如此，我還是從其他渠道得到了那直接負責綁架的特務的證據。我拿那些證據找彭孟緝對質，並下令將那人立即撤職，在作進一步調查之前將他扣起來。但一週後，我吃驚地發現，那人反而升官了。這是在蔣總統明知而批准的情況下，由蔣經國這樣下令的。我很狼狽，不僅是因為我的指示被撤銷，而且我對於革新政府寄予很大希望的那兩條原則——自由選舉和法治，竟被如此無恥地踐踏，乃至歸於失敗。我知道自己被打敗了，一了百了地提出了辭職。

以後我發生了什麼並不重要，在這裏只需簡要講講。蔣總統起初仍想挽留我當擺設，不接受我的辭職，並威脅着要我返回崗位。不久後，發生了一次威脅我們夫婦生命的卑劣企圖。[37]顯然，要麼讓我在台灣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要麼讓我永遠沉默下去，這樣對某些人是有利的。但所有這些都歸於無效後，我的辭職終於在1953年被接受。

5月間，我為自己、妻子和兒子申請來美國的護照，但遭到拒絕。此時，我已收到了幾份要我來美國演說的邀請，而且我的母校格林內爾大學準備授予我名譽法學博士學位。我告訴蔣總統的手下，如果政府拒絕發給我護照，我將不得不將此告訴全世界。就這樣我得到了護照，我妻子則通過向蔣夫人說情也得到了護照，但蔣總統不同意給我兒子[38]發護照，儘管他是個未成年的人，1953年時才十五歲。而且我來到美國後，一再請求允許他作為受養人來此團聚，但未獲批准。在這個問題上，蔣介石暴露出他特有的思想，他自己就認為兒子要比妻子重要，因此決定將我的兒子而不是妻子扣為人質。此事整整花了一年的時間，最後我同蔣介石公開決裂，由於公開宣傳我的兒子仍被扣留在台灣，因此在美國造成了輿論壓力，他才最終獲准來美國同我們團聚。

當1953年5月末我來到美國時，儘管有兒子的問題，但起初仍打算完全保持緘默。我那時和現在都認為，對自由世界的真正威脅是來自共產黨在亞洲的侵略，而亞洲問題的關鍵則是中國大陸的光復，這只能由台灣來完成。我並不願意吐露個人的不滿，而是熱忱地希望蔣總統會覺醒，並改變其做法。不幸的是，蔣家的人不是這樣想，他們認為讓我身處國外，脫離他們的監視是危險的。所以在1953年11月和1954年2月，蔣介石兩次提出給我總統府秘書長的職位，企圖將我誘回台灣。當我婉言謝絕時，台灣的蔣經國及其手下便有組織地蓄意在私下散佈謠言，敗壞我的名譽，說我貪污了總數五十萬美元的公款，並說這是尼克松副總統（Nixon）[39]於1953年下半年訪問台灣時直接向蔣介石提供的信息。那些謊言的炮製者有意將尼克松副總統的名字加進去，以此加強他們的指控，否則台灣人民根本就不會相信。對台灣人民來說，我作為省主席的業績是盡人皆知的，我最痛恨的東西除了共產主義外，就是腐敗。如果我一生中有什麼事是能夠確信的，那就是我從未有過腐敗。我寫信給尼克松先生，很快就收到回信，正如我所料，他說他從未向蔣介石傳達過這種指控，並說我可以在任何時間，以任何樂意的方式使用他的信。我寫信給蔣介石要求徹底調查，為我正名，但蔣拒絕開展調查。我在台灣報紙上買了廣告版面，試圖刊登一則聲明，否認所有謠傳和誹謗，說如果發現我有任何腐敗的證據，可以請公眾舉證。但蔣介石直接下令禁止刊發那則聲明。只是在我就此寫信給紐約的中文報紙兩週以後，聲明才被允許刊發在台灣的報紙上。[40]與此同時，顯然是在更高層人士的唆使下，立法院的發言人對我批評台北的政府進行了嚴厲斥責。[41]

二十五、六條建議

我沒有選擇，只好應答。1954年2月27日我在給蔣介石的公開信中，再次說明了我的立場，其中包括我一直主張的六條簡單而具體的改革意見：[42]

一、廢除一黨專政。應保證所有反共的中國人可以在台灣組織政黨並自由批評政府。

二、廢除政治委員制。應將部隊裏灌輸反共思想的工作交給一個開明的委員會，它將負責保證武裝部隊只忠於國家，而不是忠於一個人或一個家族。

三、改組特務。取消蔣經國領導的、多方插手實施控制的青年團，代之以一個安全機構，模仿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其權力由法律明文界定。

四、保障個人自由。個人尊嚴應得到保護，逮捕必須遵照正當的法律程序。公審的裁決應依據證據，而且公眾可以對監禁場所進行視察。

五、出版自由。個人和組織可以創辦出版物，借此發表言論，並只承擔作為出版物的法律責任，即使是批評政府領導人及其行為時也是如此。

六、廢除思想控制。蔣經國的青年團應當解散。

儘管這些改革很簡單，但卻是根本性的。我當時和現在都不懷疑，如果國民政府現在真誠地採納和落實它們（雖然有點晚了），就會在台灣重新喚起人們的精神，勢頭將愈來愈大，並最終會被全世界所有的中國人，包括中國大陸被共產黨控制的五億人民視為希望的燈塔。

但在我寫那封信時，我確信一旦將信發出，蔣介石同我的決裂將徹底公開，我的物質福利將喪失殆盡，此後將不得不過着空虛而不安全的生活，這正是一個政治流亡者通常的命運。但另一方面，似乎還有一種極小的可能性，即由於我的決裂，蔣介石肯定會受到刺激，他也許到時候會被觸動，因而決定改過自新，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即使做不到這點，美國也許會在我建議的行動路線中看到正義和利益，並利用它十分重要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一直很慷慨地給予台灣——作為一個槓桿，來勸使蔣介石沿着那些路線進行改革。無論出現哪一種情況，我的事業也許並未失敗，我的犧牲也不會白費。但要作出最後決定還是很難的。信已寫好，但我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寄出去。由於我和妻子都是基督徒，我們幾乎徹夜祈禱，請求上帝的指示。次日恰巧是星期天，當我們去伊利諾斯州（Illinois）埃文斯頓（Evanston）的第一美以美會教堂（The First Methodist Church）參加禮拜時，仍然未下定決心。但教堂的牧師哈羅德・波斯雷博士（Dr Harold A. Bosley）（以前我不認識他）那天上午選定的佈道題目是「為了上帝和國家」！在我們虔誠的渴望中，他的話突然在耳中迴響，彷彿是回答我們的祈禱一樣。他說：「當我們所愛的國家犯錯時，我們不僅可能，而且必須無所畏懼，直言不諱。這種批評不是出自恨而是為了愛，進行批評的人是作為朋友而不是敵人來談及所愛的國家。」

我們從教堂回來就將信寄出了。

但從那時起，據我估計，台灣的情況並未改善，相反更加惡化了。蔣總統沒有進行改革。在我同他公開決裂後，約有兩個月他有點動搖，害怕外部世界的輿論，但由於沒有給他施加其他壓力，他又興致勃勃地繼續按老一套行事。政府被改組了，在國家和省內的關鍵職位，他都任命了唯唯諾諾的人。到1954年下半年，紅色中國又再次大聲叫嚷要「解放」台灣，這是韓戰爆發以來的首次。蔣介石利用這個機會同美國締結了一個《共同防禦條約》。[43]

二十六、別後台灣

我並不打算進一步揭露蔣家從而讓共產黨幸災樂禍，但台灣眾所周知的事也許可以在這裏講一講，以此說明最近事態的發展趨勢。

彭孟緝將軍，這個蔣經國的特務打手，雖無任何突出的戰績，現在卻是所有武裝部隊的參謀總長。孫立人，[44]這位受美國訓練的著名陸軍指揮官，緬甸和東北戰役的英雄，在抗日和反共戰場上真正打過勝仗，唯一一位既受中國士兵又受美國顧問尊敬的將軍，眾所周知早就因為反對蔣經國的政委制而被公開剝奪了權力，並被置於監視之下。有人誣告他無意中幫助一位前部下未經證實的陰謀，而該部下被懷疑與共產黨有密切關係。[45]

1955年9月，國防部的政治部竟然無恥到向公眾廣播，警告說共產黨正計劃以民主的名義顛覆台灣，手段之一是使立法院和省議會的委員們提出令政府為難的問題。這個暗示是清楚不過的，即甚至是法律承認的民眾代表們，今後也不應利用憲法賦予的特權去質詢和批評政府。

無法無天的特務變得更加厚顏無恥和猖獗。儘管新聞在台灣受到了壓制，但還是有一件眾所周知的事。一個紡織廠的總經理自殺了，該廠是少數幾個於1952年從香港遷到台灣的工廠之一。經理留下一張紙條說他是被迫自殺的，因為不能滿足特務的勒索。當1953年我離開台灣時，我估計被蔣經國的安全機構拘禁而未經審判的囚犯約達1.2萬人。但不久前一位到台灣旅行後回到美國的中國名人[46]告訴我，現在已增到了十萬多。

當我在1954年首次公開指控蔣介石一直在計劃讓自己的兒子蔣經國成為繼承人時，某些在美國的蔣的辯護士反控說那全是我編造的謊言。但最近當一個外國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時，甚至連蔣經國自己也沒有斷然否定他的王朝野心。顯然，他現在對自己的地位感到極有把握，認為沒有必要再掩飾了。

至少可以這樣說，上述的這些新情況不會加強民眾對政府的支持，也不會提高台灣軍隊的士氣。

大致上，美國現在給台灣的國民政府提供年預算四億美元中的三億美元作為援助，或者更多一點。可以理解，美國的政策只是不想讓中共佔據台灣，而不是要幫助國民政府反攻大陸。據估計，在馬歇爾使命的慘痛經驗之後——當時由於愛管閒事而吃了苦頭，美國政府還是樂意給蔣介石提供他所需要的所有軍事和經濟援助，但同時又想避開國民黨中國的內部事務。就蔣家而言，很明顯，他們更多地是對在台灣永保自己的權力感興趣，而不是對光復大陸感興趣。令人奇怪的是，蔣家和美國政府的目的暫時出現了契合。但問題依然存在，如果允許蔣家的這一政策繼續下去，如果既不能保證民眾對政府的支持，也不能保證台灣部隊的高昂士氣，那麼儘管依靠美國軍事與經濟的全部援助，可以勉強支撐一下表面堂皇的台灣，但是在共產黨持續的猛攻面前，它可能有效而無限期地守下去嗎？

我提出這個問題不是出於惡意，也不是一種挑毛病的衝動，更多的是希望和警告，即為了改善和挽救這種局面，可以而且必須做些事情。在某些人看來，這也許太晚了，而我認為還有點時間，但它無疑在迅速地流逝着。

[1]指1954年2月吳國楨藉美國新聞媒體強烈抨擊蔣介石父子獨裁和專制，台灣當局遂大肆展開輿論討伐，3月宣布解除吳國楨政務委員和中常委職務，並開除其國民黨黨籍。

[2]埃爾溫・坎漢姆（1904-?），美國人，曾獲貝茨學院碩士學位。

[3]參見吳國楨口述，裴斐（Nathaniel Peffer）、韋慕庭（Martin Wilbur）訪問整理，吳修垣譯，高雲鵬譯審，馬軍校註：《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1946-1953年）——吳國楨口述回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83。

[4]此處有誤。應為1895年。

[5]陳儀（1883-1950），浙江紹興人。早年入日本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第五期炮兵科。1945至1947年任國民政府台灣省主席、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

[6]指1947年的二二八事變。

[7]指魏道明和陳誠。魏道明（1901-1978），江西德化人，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1947年4月至1948年12月任台灣省主席。陳誠（1898-1965），浙江青田人，早年入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炮科學習。1948年末至1949年末任台灣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等職。

[8]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陽人，外交家，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1947年4月至1949年12月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

[9]季里諾（1890-1956），菲律賓人。生於呂宋島，菲律賓大學法律系畢業，1948至1953年任菲律賓總統。

[10]彭孟緝（1908-1997），湖北武昌人。黃埔軍校第五期、日本野戰炮兵學校畢業。

[11]1950年1月6日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6月17日雙方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1972年3月13日升格為大使級。

[12]指任顯群（1912-1975），江蘇宜興人，早年畢業於東吳大學。吳國楨當上海市長時，任是上海市民食調配委員會主任委員。

[13]貨幣單位應為新台幣。

[14]指蔣渭川（宜蘭人）、彭德（苗栗人）、徐慶鍾（台北市人）、李友邦（台北人）、楊肇嘉（台中人）、游彌堅（台北市人）、劉嘉善（屏東人）、杜聰明（淡水人）、陳啟清（高雄人）、李連春（台南人）、華清吉（屏東人）、林日高（台北人）、陳尚文（嘉義人）、陳天順（台南人）、陳清汾（台北市人）、顏欽賢（基隆人）、鄒清之（新竹人）。非台籍委員分別是吳國楨（湖北建始人）、任顯群（江蘇宜興人）、陳雪屏（江蘇宜興人）、李翼中（廣東梅縣人）、朱文伯（江蘇泰興人）。

[15]民政廳長楊肇嘉（1892-1976，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建設廳長陳尚文（1897-1969，曾在日本東京工業大學求學）。農林廳長徐慶鍾（1907-1996，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糧食局長李連春（1904-2001，日本神戶商業學校畢業）。衛生處長杜聰明（1893-1986，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

[16]指湯恩伯（1899-1954），浙江武義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8期步科畢業，時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

[17]陳誠任內，用法律形式將地租降至37.5%。

[18]指1950年7月2日開始的台灣省第一屆縣市議會議員選舉，9月3日起舉行台灣省各縣市第三屆村里長選舉，9月10日起舉行台灣省各縣鄉鎮縣轄市市民代表會第三屆代表選舉，10月15日起舉行台灣省各縣市第一屆縣市長選舉，10月29日起舉行台灣省各縣市第一屆鄉鎮縣轄市區長選舉。歷次選舉投票率在62%至82%之間。

[19]計算有誤。約為3%左右。

[20]正確日期應是10月19日。

[21]瑪格麗特・希金斯（1920-1966），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以報道朝鮮戰爭而出名。

[22]關於這段經歷，可參見蔣經國著《蔣經國自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23]指芬娜・瓦赫列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 1916-2004），漢名蔣方良，1935年3月同蔣經國結婚，1937年來華。

[24]指1952年10月成立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簡稱「救國團」）。

[25]指楊肇嘉。

[26]非國民黨人士吳三連（1898-1989，台灣台南人）在1951年2月當選為台北市長。

[27]蔣介石復任「總統」是在1950年3月1日。

[28]吳性栽（1904-1979），浙江紹興人。原在上海經營顏料生意，從1924年起投資創辦影片公司，先後拍攝了不少製作精良、藝術精湛的佳作。

[29]指王哲甫。

[30]此句回譯依據1954年3月28日「吳國楨上蔣介石書之四」，載吳國楨手稿、黃卓群口述、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台北：自由時報，1995），頁560。

[31]指1945年5月在重慶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32]指1952年10月在台北陽明山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33]其成員是陳誠、蔣經國、張其昀、張道藩、谷正綱、吳國楨、黃少谷、陳雪屏、袁守謙、陶希聖。

[34]指自由區黨組組長唐縱、敵後黨組組長鄭介民、海外僑務組組長鄭彥棻、宣傳組組長沈昌煥、民運組組長連震東、心理作戰組組長張炎元。

[35]指1952年12月28日開始的台灣省第二屆縣市議會議員選舉。

[36]這裏的數字有矛盾，原文如此。

[37]參見《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1946-1953年）——吳國楨口述回憶》，頁184-187。

[38]指次子吳修潢，1937年生，當時在台北建國中學求學，現居美國。

[39]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美國共和黨人。時任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副總統。1968至1974年任總統。

[40]刊登在1954年2月9日台灣《中央日報》等各大報。

[41]指1954年2月26日「立法院長」張道藩對「行政院長」陳誠的三次「質詢」。

[42]1954年2月27日吳國楨給台灣當局寫了兩封信，一封致蔣介石，另一封致國民大會。關於六點改革意見只見於後者，該信刊於3月11日台北各大報。

[43]指1954年12月2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與台灣當局的「外交部長」葉公超在華盛頓簽訂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

[44]孫立人（1900-1990），安徽舒城人。1927年畢業於美國弗吉尼亞軍事學院，1946至1953年間曾任東北保安副司令、陸軍副總司令、總司令等職。

[45]1955年6月中旬，孫立人被秘密逮捕，罪名是縱容部下武裝叛亂、窩藏共諜密謀犯上。此後他長期被軟禁，直到1988年獲釋。

[46]指胡適。詳見《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1946-1953年）——吳國楨口述回憶》，頁222-223。

第九章　尾聲

一、本書性質

我並不打算把本書前面的部分作為我個人的傳記或回憶錄，它也不是當代中國的簡史。因為無論屬於哪一種，都還有許多有意義的細節沒有談到。事實上，這本書是我人生經歷的記載，由於強加給我的特殊環境，我在一生中收集了與一個特定課題——共產主義有關的許多資料。像我這樣受自己身體和思維影響、局限的人，以自己的方式來陳述經歷，是很自然的事。但我必須至誠而謙恭地聲明，儘管缺點和成見——可能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已竭力冷靜、不偏不倚地對那些經歷進行了真實描述，而且在字裏行間，沒有半點對事實的刻意歪曲。

二、問題何在

我一生的故事除了對我本人外，對其他人都不太重要。但中國突然而徹底變化的故事則不同，不僅直接影響着四分之一的人類，而且最近的事態非常可怕地表明：改變中國的東西很可能成為對整個人類命運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當今的世界向何處去？朝向共產主義，還是自由世界？或者在共產主義和自由世界之間完全可能進行和平競爭、和平共處？如果這樣，又能持續多久？這些已經不再是學術性問題了。整個自由世界都在探索、奮鬥和焦急地祈求着某種明確、富有啟發性，並實際可行的答案。無疑各方面已有了形形色色的解答，但到底哪一種是對形勢的準確評估，並指出了正確解決的方向呢？每一種主張都聲稱自己是唯一真理，都要求我們完全信奉它而排斥所有的其他觀點。這確實是個可悲的時刻！眾所周知，我們的命運取決於自己正在作出的和即將作出的決定，儘管如此，我們中的很多人都還不知道應當怎樣選擇，走哪一條路？﹗

這不僅對街道上的普通人是如此，對許多自由國家的政府掌舵人也是一樣。在處理一般世界問題時，他們是十分勝任的，除了具有天賦外，還有大量的歷史經驗和制定實際可行辦法的個人經驗。但在對付共產黨方面，他們則不知所措。從歷史上講，共產主義的興起是一件非常新鮮的事物，自由國家的許多領袖們由於有比較幸運的環境條件，沒有機會親自捲入一場與共產主義的內部鬥爭，因而完全是在外交層次上同共產黨對抗，他們從一開始就處於不利情況。艾森豪威爾總統是一個十分正直而富有勇氣的人，在他去日內瓦參加高峰會議前曾公開承認，他不知道究竟是誰真正代表那時蘇聯的最高層。能夠坦率承認當然是很可敬的，但卻明顯表現出自由國家的迷惑與無力，因此他們對共產主義採取的所有政策總是缺乏敏銳、堅定和自信。

因此，在這裏分析說明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一定會大有用處。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故事甚至比蘇聯及其衛星國更能明顯地揭示出共產主義的本性。雖然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建立可以說完全是土生土長的革命，並非國際陰謀的結果，東歐國家變為共產主義也更多的是因為蘇軍的佔領，而不是共產黨代理人的滲透和顛覆。但中國陷共則完全不同，中國的情況最能明白無誤地顯現國際陰謀的蹤跡，以及共產黨滲透與顛覆的烙印。正因如此，龐大的中國，連同它廣闊的幅員和無數的人口，變成了國際共產主義控制下孤苦伶仃的俘虜。如果自由國家還不能從這種景象中吸取教訓，那麼它們的命運肯定不會比受奴役的中國更好。

三、教訓何在

「日內瓦精神」來了一會兒，然後又走了。「峰會」於1955年7月召開，此後的短短數月中，自由世界沐浴在赫魯曉夫一夥微笑的陽光之下，由於有了和平的希望而變得極為興奮。接着四大國的外長們在10月份開會，這個起初看來富有希望的會議失敗了，於是又突然將人類拉回到往日陰鬱的情景之中。從那以後，從寒冷的俄羅斯黑色高原颳來的風愈來愈猛，冷戰溫度計裏的水銀不斷下降。對許多西方人來說，事態的突變一定是既未料到也無法解釋的。他們虛幻的希望痛苦地破滅了，不僅對共產黨感到失望，甚至不理解共產黨的動機。為什麼共產黨如此明顯而且這麼快就自食其言呢？

但如果我們瞭了共產黨為在中國上台而使用的戰略，那就很容易明白克里姆林宮起初的行為和當前的態度不僅不是相互矛盾的，而且是經過周密策劃的。首先應當記住的是他們的口號：「打打，談談；打打，談談；打打，談談；然後消滅。」在消滅的時機最後到來之前，共產黨對付敵人時會毫不猶豫地交替使用打和談、拉緊和放鬆、熱戰和冷戰、公然惡意和表面善意的手法，這只是為了適應形勢需要以獲得一時的好處。由於他們相信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所以在選擇手段上是從不拘泥細節的。只要能最後消滅敵人，他們並不在乎應當在「皺眉」的背後還是在「微笑」的背後使出毀滅性的武器。只要自由世界不被共產黨征服，它就應當準備時時面對這種交替的變化。我們有過韓戰，然後又有了馬立克（Malik）[1]有關韓戰談判和停戰的建議。在韓戰停戰後不久，我們又在印度支那陷入了激戰，然後是在日內瓦締結了法國和紅色中國的協議。[2]但該協議剛達成，紅色中國便開始叫囂要解放台灣，而正當美國的主張傾向於準備為保衛台灣同紅色中國開戰時，克里姆林宮又開始高喊要接受召開另一次峰會的意見。現在「日內瓦精神」已不復存在，但誰又知道它在什麼時候不會以某種意想不到的方式，被那些變戲法能手再拿到台面上來呢？因此，重要的是不要因共產黨基調的變化而吃驚、激動。須知，在他們過去每次基調的變化中，共產黨都從自由世界獲得了巨大利益，但卻沒有付出相應的代價。

從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中，我們應當得到的第二個教訓是有關統戰方面的。當中共在1938年試圖在中國人民中孤立國民黨時，他們提出了「抗戰、團結和進步」三個口號。儘管他們一門心思要消滅國民黨，但卻提前準備，預計將最終破裂的責任推到國民黨身上。於是，他們裝腔作勢地唬人說，他們是贊成抗日的，而國民黨不贊成；他們是贊成民族團結的，而國民黨不贊成；他們是贊成政治進步與民主的，而國民黨不贊成。現在共產黨正準備統治全世界，所以力圖將北美和西歐的人民與人類的其餘部分，尤其是與亞非人民隔離開來。他們認為現在有兩個令整個人類或者是說大部分人類感興趣的問題：其一，我們會享有和平，還是遭受一場恐怖的核戰爭？其二，在種族與種族、國家與國家之間是否有真正的平等？兩者都是當前亞非人民深切關注的。為了重施在中國成功的故技，為了疏遠北美和西歐國家的關係，特別是美國同其他自由國家的關係，共產黨正裝腔作勢地唬人說，他們贊成和平、贊成共處、贊成種族和國家的平等，而西方，特別是美國是不贊成的。這正好解釋了我們看到的蘇聯在日內瓦會議上的各種花招，也說明了赫魯曉夫經常嘮叨的那個主題，即西方在談判時不應「從實力」出發，暗示美國甚至沒有平等地對待蘇聯，力圖使那些在「西方帝國主義者」手中遭受同等待遇的國家與共產黨國家在感情上產生共鳴。這也解釋了蘇聯和紅色中國在遠東、中亞、近東和北非的所作所為。

如前所述，在採用孤立國民黨的戰略時，中共也試圖通過「抗戰、團結和進步」這些口號的迷惑力在國民黨的普通成員中製造不和與混亂。共產黨當今的計劃自然是力圖在北美和西歐人民中達到同樣效果。他們這方面的努力會取得怎樣的成就，還要拭目以待。但如果有什麼能確定的，那就是他們肯定會加強這一方面的努力。照目前的情況看，事態似乎正朝着共產黨希望的方向前進。日內瓦精神也許已經被戳穿了，一種困惑似乎留給了西方國家。很多人感到失望，甚至對蘇聯方面明顯缺乏誠意而不滿，但他們就是不知道如何來對付這個無法預知的敵手。其他一些人只是感到，如果最壞的事發生，西方需要做的就是準備進行一萬年左右的冷戰。也有些人可能信服和得慰於這樣的想法，即儘管共產黨堅持自己提出的條件要勝於維護和平，但也許並不真正願意進行戰爭。總之，從全局來看，西方當前政策的特點也許是優柔寡斷的，這可能正好有利於共產黨。共產黨的基本計劃只有兩種可能性：它是打算征服全世界呢，還是沒有這種打算？如果是後者，那我們最初就沒有必要犯愁。但如果有這種打算，那他們當前的動機，除了孤立西方外，必定是在為實現其計劃而爭取時間。因此，我們優柔寡斷的時間愈久，共產黨贏得的時間就愈長！

四、檢驗共黨

因此，在日內瓦「峰會」和外長會議上，共產黨和西方顯然是帶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來開會的。西方是要親自弄清共產黨的和平主張是否真誠，並試圖對蘇聯進行多種檢驗以搞清其誠意。而共產黨是要宣稱他們贊成和平與共處，並向世界上的其餘國家證明西方對此是不贊成的。

以德國統一為例，西方提出此點是對蘇聯的最大檢驗。誠然，如果蘇聯打算按西方的規則來玩遊戲，這對它在歐洲的和平意圖本來就是一個尖銳的檢驗。但共產黨馬上插進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問題，說自己並不反對德國統一，但北約是西方鍛造的對付東方的侵略工具，所以西德在討論德國統一之前必須廢棄它參加北約的協議。對西歐和北美人民，以及像我這樣熟悉共產黨詭計和背信棄義的人來說，毫無疑問，北約之所以必須存在僅僅是因為蘇聯構成了真正威脅，北約在性質上完全是防禦性的，對東歐和蘇聯毫無任何侵略意圖。但我們如何使亞非人民信服這一信念的真實性和公正性呢？對他們來說，共產黨也許看來更通情達理，既然有關各方都早已立誓維護和平，那麼西方為什麼不能同意解散北約呢？

西方然後又將裁減軍備推出來作為對蘇聯誠意的另一個檢驗。但裁軍問題在技術上是很麻煩的，特別是在原子時代。對北美和西歐人民來說，道理很明白，沒有一個好的檢查體制，就不可能有有效和可靠的裁軍計劃。西方就像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會做的那樣，在日內瓦提出了這個問題，但蘇聯正如它一直主張的，以要求立即禁止一切原子武器作為反擊。對西方來說，這簡直像是滑稽表演。但如果知道共產黨的意圖不是向西方呼籲，而是想求助於亞非人民，那我們就可以用不同的眼光來看他們的把戲。由於亞非的一般民眾對所涉及的技術知識，比西方公眾所了解的少得多，自然更傾向於最簡單的解決方法。此外，由於迄今曾遭受核轟炸的唯一國家是在東方，而且由於在最近的將來，任何亞非國家都沒有可能在發展核能方面趕上西方，因此亞非人民自然會想到如果世界上萬一發生一場核戰爭，他們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所有恐怖力量的攻擊目標。由此看來，俄國的建議要比西方的建議對亞非人民更有吸引力，這是肯定的。

因此共產黨的把戲很清楚，不管他們的真實意圖是什麼，卻一心想製造一種印象，即他們比西方更真誠地擁護和平（對亞非人民而言，他們這樣做是很成功的）。因此對我們來說，最緊要、最迫切的是揭露他們邪惡的陰謀，以免自由世界發生內訌。但應該怎麼做呢？德國統一和裁軍問題作為檢驗已經失敗了，我們還能進行其他什麼檢驗呢？使得他們不能濫用邪惡的辯證法來自圓其說，使得自由世界的人民，即使不是全部，那也是大多數人都能信服那些檢驗的公平與合理，並通過共產黨的接受或拒絕去準確判斷他們是否有誠意？

有人建議，對蘇聯的檢驗應當是解放那些衛星國，但這可以被共產黨輕易迴避，他們只要否認衛星國的存在就行了。那些衛星國也會自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如果它們恰好在蘇聯周圍形成了一個集團，那僅僅是因為其人民同蘇聯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從而使這些國家的政府也聯合在一起。即使我們知道他們是在厚顏無恥地說謊，那又如何去證明呢？

如果要檢驗紅色中國的和平意圖，也許可以建議在台灣海峽實施停火。但紅色中國無疑會辯解說「解放」台灣完全是內部問題，不允許任何外國的干涉，如果在台灣海峽有什麼緊張局勢，那是因為「美帝國主義」派了第七艦隊到那裏去。而且不幸的是，共產黨這方面的宣傳是如此有效，不僅像印度和緬甸這樣的中立國，甚至美國在北約和東南亞條約組織中的某些盟國，在這個問題上似乎也同共產黨站在一邊。

也有人建議，共產主義應停止在自由國家中的一切滲透與顛覆活動。然而這只不過是空談。蘇聯和紅色中國會否認它們與境外的任何顛覆活動有關，即使它們同意取消共產黨情報局，又能怎樣呢？共產國際曾一度被正式取消，但實際上仍在發揮作用。在這裏，赫魯曉夫同加拿大外長皮爾遜（Lester B. Pearson）[3]的談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當皮爾遜於1955年11月訪問莫斯科並向赫魯曉夫抱怨說，西方的每個共產黨組織都是蘇聯的一個基地時，赫魯曉夫簡單地回答說：「那為什麼不消滅它們或將其成員關進集中營呢？」

那麼我們在哪裏能找到一個真正利劍般的檢驗，一舉解決共產黨這一棘手難題呢？它必須是簡單的，不像裁軍問題那樣需要很多技術知識，亦必須是個事實清楚，不容許迴避和歪曲的檢驗方法。它儘管簡單，但對共產黨卻極其重要，令他們十分敏感。換句話說，該檢驗方法能輕易地用「是」或「不是」來回答。然而，共產黨是既不能說「是」（除非他們真正變了，並永遠放棄征服世界的打算），也不能說「不」（這違背了他們所有最近的和平主張，說明這些主張本來就沒有誠意）。儘管他們足智多謀並有辯證法，但也不可能迴避或拖延時間，他們愈想這樣做，就愈暴露其真面目。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當然無法再歪曲問題，做有利於他們的宣傳。

五、拆除「鐵幕」

依據我過去的經驗，我認為只有一種可能的檢驗方法，這就是美國前駐俄大使哈里曼提出的，也是艾森豪威爾總統在峰會上採用的，即拆除「鐵幕」。然而在同蘇聯外長較量的日內瓦會議上，西方外長們未能有力、堅決地將其貫徹到底。

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西方在日內瓦提出了該建議，但被蘇聯拒絕了。如果西方從中國淪陷的往事中很好地吸取教訓，他們也許不會這樣提出它。由於該建議是在日內瓦提出的，是在共產黨拒絕了西方關於德國統一和裁軍的建議之後，於是就失去了效力，重要性也降低了，而且世界的注意力已被轉移，因此沒有受到應有的巨大關注。此外，該建議的形式應該盡可能的簡單，但卻加上許多不必要的東西，如交換情報和新聞評論。這就給了共產黨一個將問題弄混的機會，說該建議不過是一個派遣特務、顛覆他們國家的詭計，是要干涉內政。

在日內瓦時，共產黨對該建議要比德國統一和裁軍問題更感擔心。就後兩個問題而言，他們自信是有把握的，但關於拆除「鐵幕」問題，以及亞非人民會如何反應，他們不得不感到憂慮。赫魯曉夫一夥表現出的擔心也證明了這一點。在他們最近的亞洲之行中，赫魯曉夫從不放過一次機會使亞洲人民產生如下的印象：蘇聯並無「鐵幕」，如果有的話，那也是美國這樣的國家強加的。赫魯曉夫顯然認為，正如他們經常教導共產黨員的那樣，最好的防禦是反擊。但在他渴望這樣做時，也暴露了內心的恐懼。

拆除「鐵幕」的建議，除了應採取最簡單的形式外，還應體現為一個單一的條件，即在進出共產黨國家的問題上，應當給所有自由國家的公民同樣的權利與優惠，正如這些國家一直以來給予彼此的公民，並準備給予共產黨國家公民的權利和優惠一樣。那就是：除非由於政府間達成的特定、個別和公認的協議，否則應允許一國的公民進入另一國的領土，可以選擇想居住和想去的任何地方，選擇想從事的任何合法事業。除非經過適當的法律程序被判有罪，一個外國公民不得被驅逐，而且無論何時被地方當局逮捕，他都有權同其本國外交或領事代表聯繫，以確保受到公平審判。這些都是簡單條件，正是按照這些條件，一個國家的公民得以進入另一國家當商人或傳教士，在那裏度過一生而不必擔心受到騷擾和歧視。正是按這些條件，才在自由國家之間建立起國際和睦。也是以這種方式，共產黨政權執政前的舊俄國與其他國家建立了經常性的交往。

這是一個簡單的建議，並不是為了顛覆他國、派遣特務而做的偽裝，因為各國在一開始就公認，間諜一旦被發現並得到證實，可以按照該國法律進行懲罰。而且該建議商定國家之間除了交換外交領事人員外，不涉及任何其他政府機構的交換。它也不是干涉內政，因為它只涉及單個國民的私人權利，是以互惠原則為基礎的。當然共產黨可以用各種牽強的藉口來拒絕該建議，但重要的是，即使不是全部，世界上大多數的人會欣然同意，這不僅是個無害的建議，而且是建立國際諒解和友誼的基本條件。因此，如果共產黨拒絕它，將肯定會使世界人民，包括亞非人民懷疑共產黨的誠意。

但這也是一個共產黨不能接受的建議，除非是他們的最高領袖願意，並像本書第七章描述的那樣決心改變自己的制度。因此，對他們誠意的真正檢驗也就在此。只要他們的黨組織和政府體制保持不變，恐怕我們不能太相信他們的誠意。如前所述，「鐵幕」的建立是他們制度的直接結果，人類有崇尚自由的天性，但他們的制度就是試圖完全否定自由，限制國人同外界的交往。同樣，共產黨制度必定感到自己的生存有賴於完全消滅民主，只要「鐵幕」之外還有一個國家是自由的，那個國家仍然將對它的生存構成威脅。重要的不是該國的物質力量，而是它所代表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正如共產黨制度必須在內部依靠整肅和清洗來根除對個人自由的表達，它也必須在外部消滅體現這種表達的任何政治制度。如果我們按照這個論點進行邏輯推理，就能充分認識到要使共產黨放棄其征服世界的思想是多麼無望。只要他們的制度保持不變，統治全世界將不僅是他們的夢想或願望，而且完全是必需的事。一個夢想可能會逐漸消散，一個願望也可能會消失，而一種必需，特別是源於自衛本能的必需，則是永遠持續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提出拆除「鐵幕」這個問題。如果共產黨願意接受我在上面所說的那個簡單建議，那就意味着他們願意改變自己的制度。但如果他們要繼續保持原狀，就不可能接受那建議。我現在提出這個問題，特別希望讓它深入到世界上，特別是亞非許多好心人的頭腦裏。除非共產黨準備拆除「鐵幕」、「竹幕」或沿他們邊境的所有類似東西，否則他們關於和平、共處與平等的所有言論都毫無意義，只不過是美女蛇般的召喚，遲早會將我們誘入毀滅。

六、警惕假象

但有一件事我們必須留心，一定不要被共產黨表現出來的假象所誤導。最近，蘇聯政府竭力讓人注意這一點，即它願意同其他國家交換官方代表團，改進護照許可的程序，並為遊客的活動提供方便。這種事是受歡迎的，但我們必須知道這其實同拆除「鐵幕」沒有多大關係。為什麼呢？因為在一個共產黨國家裏，生活是遭控制的，人民純粹出於害怕而會對當局的願望百依百順，一個匆匆的遊客或官方來訪者，完全不能深入到「鐵幕」之後。相反，這也許正是共產黨暫時需要的，有助於在國外製造一種他們想要的形象。假如他們想在外國來訪者的頭腦裏建立這樣的觀念，即俄國人民對整個外部世界除了善意外別無其他，那再容易不過了，他們只要下令「微笑」，那就能保證遊客們在全國各地會受到滿臉微笑的歡迎。人們除了微笑外，不能流露出其他神色。黨組織和特務會負責做好這一工作。

這裏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明。在共產黨征服中國後，他們驅逐或監禁了幾乎所有的基督教外國傳教士。至於中國的新教牧師們，則被迫組成了一個獨立的中國教會，[4]並同國外的傳教組織斷絕了關係，藉口是後者都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一個牧師除非他成為新教會的成員，並學完共產黨強行灌輸的特別思想課程，否則是不允許佈道的。有些人因拒絕這樣做，被殘酷地殺害了。但有一個明顯的例外：在過去二十年中，北平的王明道[5]牧師作為最能幹、最鼓舞人心的佈道人之一而聞名中國。從一開始，他就勇敢地完全拒絕參加那個新教會和共產黨的思想灌輸課程。起先每個了解他的人都擔心其命運，但迄今共產黨仍在寬赦他，允許他每個星期天在自己的教堂裏佈道。從我們收集的情報看，他一直在以不妥協的方式進行佈道。但他的教堂裏有一點不同，那是共產黨安排的，所有原來的人都被趕走，現在的出席者全是特工。所以如果有一個訪問紅色中國的人想了解該新政權對宗教的態度，王明道牧師的教堂對共產黨來說一定是個很有用的地方，他一定會被帶去。在那裏，他會聽到一個以反共而聞名的牧師的佈道，而且也許還會看到擠滿了人，他們顯然正執着於虔誠的禮拜之中。於是，來訪者隨後會告訴全世界：共產黨中國實際上存在着信仰自由，否認的人完全是在說謊！

中國人常說「見慣不怪」，由於共產黨得訓於騙術，受教於其意識形態，即認為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因此自然知道對短期的遊客和來訪者究竟應該做些什麼。但如果像我說的那樣將「鐵幕」拆除，那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一個外國人想在北平住多久就住多久，同人民住在一起並在他們之中自由活動，那肯定很快就會弄清王明道牧師周圍那群外表虔誠的人的真實面目，整個事情只不過是一場騙局。

七、幾點分析

也可能有些人不願意按照我要求的那樣，讓共產黨國家拆除「鐵幕」，因為這意味着自由國家也應給俄國及衛星國人民（我們向他們要求的）同樣的權利和優惠。儘管自由國家沒有製造「鐵幕」，但「鐵幕」既已存在，許多自由國家已可以採取報復措施，限制共產黨國家公民的活動，這樣做純粹是為了安全和自衛。之所以特別必要，是因為共產黨的間諜和滲透活動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和強度。在這些人看來，即使是當前的限制也還不足以制止那特殊的威脅，所以他們是不會輕易同意拆除「鐵幕」的。事實上，他們這方面的擔心缺乏說服力。如果說共產黨的間諜活動和滲透比我們更成功，那主要是兩個原因。其一，「鐵幕」使得我們的特工難以進入他們的國土；其二是共產黨主要不靠他們自己的公民進行間諜和滲透工作，在國際共產主義的掩護下，可以用中國人當他們在中國的特工，用英國人在英國當特工，或用美國人在美國當特工。如果我們想在這方面與他們有同等基礎上的鬥爭，我看除了迫使他們拆除「鐵幕」外，別無他法。

對共產黨來說，拆除「鐵幕」意味着什麼呢？照我看來，那幾乎會摧毀整個共產主義制度。設想一下，在一個共產黨社會裏，沒一個人能夠自由活動，公開談自己的思想，而且每個人對別人都持懷疑與恐懼的態度。再設想一下，如果成百上千的人從外界屈身進入這樣一個社會，在其中生活但又過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由於有國際條約的保證，沒有確鑿罪證不能逮捕他們，沒有同該國外交或領事代表協商也不能審判他們。由於具備這兩項保護措施，他們就不會像本國人那樣如此懼怕特務。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自然能毫無拘束地到各處訪問本地人，並真實表達那時的所思所感。他們會像「鐵幕」裏自由國家的官方代表那樣一直被盯梢嗎？但他們人數很多，行動更難預測，完全可能沒有足夠的特務來盯住所有的人。共產黨會追查到底並嚴厲懲戒所有那些碰巧同他們說過話的本地人嗎？但外國公民就生活在他們中間，這樣做遲早會被發現，消息將在國外公開。會將這些外國公民全部當作間諜抓起來嗎？如果這樣就會馬上暴露共產主義制度的真實性質。「鐵幕」拆除以後，許多從亞非來的和從所謂中立國家來的公民無疑也會得到同樣的好處。共產黨會將他們同西方國家的人一起抓起來嗎？如果這麼做，那就會疏遠這些人民的感情，而此時共產黨不正要培養與他們的友誼嗎？如果不這麼做，而只是逮捕西方公民，那是不可能擋住潮流的。總之，共產黨顯然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這種局面。

當地人民對這種新情況會有何反應呢？當然，人民已經完全赤化，除了相信被訓導的教條外，沒有其他的想法。但現在這些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外國人不斷來訪，每天都會對共產黨灌輸的信條構成挑戰，並使其很快失去迷惑力。再者，「鐵幕」後面的人民早就失去了自由，也許甚至失去了自由的價值意識，而現在他們中間卻有自由生活的榜樣，難道這不會重新激起他們的興趣和欲望嗎？再者，如前所述，整個共產主義制度的目的就是在心理上孤立個人，沒有一個人會向其他人吐露私下的想法。之所以能做到這點，是因為在國家面前大家都沒有權利，沒有一個人能被當作知己而信任。其結果是，整個人群在國家之下不得不僅僅滿足如下的命運，即成為一部機器中的一個小齒輪，因此個人間幾乎沒有任何內聚力形成團體，以便在每個問題上採取明確的立場。這就是為什麼儘管在一個共產黨國家內可能存在普遍的不滿，但內部的造反卻是不可能的。如果將「鐵幕」拆除，而且按上述條件允許外國人進入，那麼共產黨社會的情況就會發生根本變化，外國居民很快就會向社會證明他們有條約保證的權利，從而在對付國家方面不是無能為力的。而且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肯定會得到周圍人民的信任。共產黨國家的公民和我們一樣都具有人類的天性，能夠領悟外國居民的心聲。在他們的社會中，外國居民最終會成為引發人心大騷動的發酵劑。

但令共產黨最高領袖最感害怕的，也許不是拆除「鐵幕」對一般民眾的影響，而是對黨的幹部的影響。正如我們在有關共產黨的組織一章中已經指明的，最高領袖經常擔心下面的人會偏離正軌，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經常借助於清洗。特別是當「鐵幕」存在時，為了確保大多數共產黨員不受任何異己新思想的影響更是如此。但如果突然完全將「鐵幕」拆除，將會怎麼樣呢？南斯拉夫的「鐵幕」僅部分破裂，其副總統德熱拉斯便轉而信奉了民主的理想，並迫使鐵托回到莫斯科信徒的行列裏。完全拆除「鐵幕」難道不會引發更廣泛的偏離嗎？而一旦允許這種傾向發生，什麼時候才有個終結呢？這個終結不就是共產黨組織的完全解體和共產黨專政的覆滅嗎？﹗

如果共產黨同意拆除「鐵幕」，自由世界甚至也許可以廢棄所有對付共產黨的間諜和反間諜機構，也沒有必要在共產黨國家內部進行自由與民主的思想滲透運動。需要做的只是鼓勵我們的人和中立分子盡可能多地過去並住在那裏，務必繼續享有條約賦予的權利。至於其餘問題，不如聽任人性去自由發展。在共產主義已堅持了約四十年的蘇聯，那些有不同觀點的老一代人幾乎全被消滅了，因此發生質變的過程也許要慢一點。但在東歐的衛星國，特別是紅色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比較近期的事，毫無疑問，質變會是迅速、根本、勢不可擋的。

所以在我看來，面對共產黨當前的和平攻勢，拆除「鐵幕」是適於自由世界採用，並應着力迫使對方接受的最高檢驗。斯大林死後，共產黨及其許多朋友都曾聲稱：共產黨已經改變了。如果他們真的傾向於和平，那有什麼理由不拆除「鐵幕」呢？如果他們不拆，那我們就能確信他們沒有改變自己制度的想法，該制度在征服全世界之前是絕不會終止的。那麼，他們當前關於和平共處與平等的甜言蜜語，也只不過是為適應其隱秘而邪惡陰謀而說的空話。

某些共產黨的辯護士也許會宣稱我在要求不可能的事。他們會問，如果共產主義制度就像我描述的那樣，怎麼可能要求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同意一個或許會導致自己垮台的條件呢？他們很可能會爭辯說，那是由於我個人對共產主義的偏見，才提出這荒謬的建議來難為共產黨，並挫敗他們真誠的和平努力。他們甚至會譴責我是個戰爭販子。

在這方面我不打算為自己辯護，只想指出這樣的事實：如果共產主義制度正如我描述的那樣（我相信它就是那樣的），那麼對自由世界特別是對亞非人民來說，在沒有更明確保證的情況下，僅按其表面價值就接受他們的和平倡議和友好聲明，那是危險的。此外，如果共產黨的最高領袖願意（和平），正如我即將解釋的，他可以通過拆除「鐵幕」來給出這種保證，而且這樣做也不一定會帶來自身的毀滅。

在最近幾年中，原子能和核武器的發展幾乎使打下一次世界大戰的想法變得不可思議。如果不幸的衝突必定要發生，那麼雙方都有機會充分施放自己所有的毀滅性武器，此後文明和人類極有可能消失殆盡。正是基於這種可怕的想法，迫使全世界每一個開明人士在內心感到並公開主張，應不惜任何代價避免戰爭。也是因為這一點，共產黨的和平攻勢，由於在這關鍵時刻出籠，在我們心裏彈起了責任之弦，激起了無限的希望，它看上去十分吸引人並受到歡迎。

八、潛在危險

但在這種形勢中潛藏着嚴重的危險因素，通常卻沒有受到關注。原子能和核武器的發展程度愈高，共產黨國家比民主國家佔據的優勢就愈多。就民主國家而言，我們已知道，基於它們的性質，是不可能進行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或發動一次突然襲擊。它的總統或總理，無論多麼得人心，都不敢進行這樣一種冒險。他們的權力受制於憲法，無論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他的官職來自於人民的直接或間接選舉。他必須經常考慮輿論和反對黨的意見。即使他可以漠視這些，也許還要擔心以後的彈劾。即使能僥倖逃脫彈劾，他和他的黨將不得不面對下一任期的選舉。所以對假想敵人下令突襲的想法絕不會進入民主國家掌舵人的頭腦裏。至於宣戰，憲法規定要由公開的國會或議會進行最充分的審議。即使我們姑且承認存在着這種極小的可能性，即國會或議會規定的多數成員可能會投票贊成一個先發制人的戰爭，那麼在作出這個決議前，全國事先必定已有了驚人的焦慮，議會內部也會有令人精疲力竭的討論。這種事態將會預告給那個假想的敵人，當宣戰時，戰爭將不會含有突襲的成分。但事實上發生這樣的事不僅是極少的，而且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戰爭中打仗的都是平民，當給平民權力來選擇自己的領袖時，領袖們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當前存在着明顯、可怕的挑釁，甚至讓大街上的人也信服有必要用武力保衛國家，那麼他們是絕不敢進行任何戰爭的。換句話說，除非受到攻擊，民主國家是不可能首先進攻的。

但對共產黨國家來說，情況則並非如此。他們的統治是極權主義專政，共產黨的最高領袖不僅不對人民負責，也不對黨負責，只對自己負責。最危險而可惡的事實是，他有很多權力可用。他不必同任何人商量就可以下令戰爭或和平，也可以在自己喜歡的任何時刻施放所有可怕的毀滅性武器。他才是真正可以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進行突然襲擊的人。唯一可以威懾他的，是他懷疑和害怕自己或許逃脫不了懲罰。隨着核能發展到一次打擊就能摧毀一個國家的水平，他做壞事的可能性增加了。有兩種危險的可能性存在：其一，他推測得正確，估計可以給我們致命打擊，並隨即發動進攻，這樣我們就永無反擊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被完全消滅。其二，他推測錯誤，發動了攻擊但我們並未完蛋，而且實施了「大規模反擊」。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會被消滅。這種可怕前景的最壞特徵是：只要共產主義制度存在，它將出於本性，並依靠其力量，促使最高領袖不懈地尋求消滅民主國家。核能愈發展，只要一次打擊確能完全消滅一個或若干個國家，那麼就會愈來愈誘使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去使用它。

九、可悲結論

於是我不得不違心地得出這個可悲的結論：除非共產主義制度有根本性的轉變，那麼不管民主國家多麼渴望和平，要維護和平是它們力所不能及的。與此同時，不管共產黨國家的領導怎樣表明他們的和平意圖，但要選擇時間發動一場戰爭則是力所能及的。這是一場在不對等基礎上的決鬥。任何一個在自由世界裏的人，不論身處歐、美、亞、非，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主張毫無保留地接受共產黨的表面聲明，那他就像中國的一句古話：「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我的意見是，只有當每個國家的領導人都變得嚴格對本國人民負責時，和平才能在世界上得到有力的維護。因為如果他的權力必須來自於普通人民的意志，那麼有誰會着手進行野蠻的侵略陰謀呢？如果鏟除了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的極權主義權威，那麼即使他們堅持其狂妄野心，也隨即會被人民趕下台！

但這些能辦到嗎？我想這就是國際共產黨統治集團的最高領袖們，在這關頭可以給人類作出無價貢獻的地方。如果他們真想使世界免於核戰爭的恐怖，那麼只須做兩件事：其一，通過自由選舉，將選擇自己政府的個人自由與權利歸還給人民。其二，拆除「鐵幕」。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便不必再害怕自己的人民，因為是他們恢復了人民的那些神聖權利，人民除了心懷感激外，別無其他。他們也不需擔心「鐵幕」的拆除，既然人民的那些權利早已恢復，這方面就不會有進一步動亂的理由。如果他們國內必然要發生變化，那麼現在可以通過和平步驟而不是暴力來解決。同樣，我們現在對共產黨政權抱有的全部懷疑與恐懼也會消失。他們的性質對我們將不再神秘，而且可以在坦率的信任中相互擁抱。

但他們會這麼做嗎？不是他們不能做，而是願不願意做。對這個問題，只有國際共產黨統治集團的領袖們才能解答。但他們公開出來倡導和平，接着又拒絕了使之可能實現的唯一基本條件。他們很清楚一場核戰爭的可怕，然而卻又將其像達摩克利斯之劍[6]一樣始終懸在人類的面前。讓我們熱忱地祈禱：這也許最終會變成一種連持無神論的共產黨人也承擔不了的責任——核戰爭的重大和可怕。

十、如何對付

我們的虔誠願望就是這些。但如果共產黨拒絕，我們該怎麼辦呢？如果他們堅持不拆除「鐵幕」，又該怎麼辦呢？那我們就知道了他們的立場，下面的對策是什麼呢？

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是不可能的，這種想法是同民主的理想相悖的。此外，正如我早已指出的，由於民主國家的性質，這樣做是行不通的。當我們熱烈討論是否應當發動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時，敵人早被我們激烈的爭吵驚醒了。只要我們沒有得出肯定的結論，對發動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持不贊成的態度，敵人也許會按兵不動。但一旦我們決定開戰的態度變得明朗時，敵人理所當然地會搶先動手。如果它不這麼做倒是愚蠢的。要記住，只有自由國家有原子彈和氫彈、俄國人沒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以情況很可能是，在下決心先發制人之前，我們已經受到了核攻擊。所以在我看來，甚至提出先發制人戰爭的問題，對我們的安全也可能是危險的。

至於「大規模報復」的主張，就該詞的正確含義而言，不能稱為是一種政策。它本身並無主動之意，必須等待另一方採取主動。而一旦在受到挑釁後發動大規模的報復，如果全力進行，那就是戰爭而不是報復。如果突然停止，那只不過是舊的遏制政策而已。此外，當共產黨的明顯圖謀是要在世界上造成一種印象，即他們贊成和平而西方不贊成，他們贊成國家間的平等而西方不贊成，他們是反帝的而西方就是帝國主義者。那麼對西方來說，此時談論「大規模報復」、自誇其威力並準備動武是無益的。西方愈是以這種腔調講話，共產黨就愈易於進行宣傳，並使亞非人民信服他們對形勢評估的正確性。

而且也不能說遏制政策會對共產主義很有效。排除一切外交和偏袒性的話語，我們必須坦白承認那種遏制政策迄今並未能遏制住敵人。可以說該政策始於1947年的馬歇爾計劃，[7]差不多十年來一直在不斷地加強。但當我們審視一下決算表會發現什麼呢？不論我們在貸方加進多少，都不能平衡其有形而可怕的虧損——中國和印度支那北部的丟失。中國的丟失也許可以原諒，它發生在1949年，由於太早了，遏制政策還未起作用。但印支北部又怎麼說呢？那是直到1954年中才陷共的呀！

也許可以辯解說，要不是由於遏制政策，共產黨的擴張會大得多。姑且承認這種說法正確，但在遏制政策中仍有一個不可救藥的缺點。它不僅不能確保和平，而且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戰爭。正如我們剛在前面看到的，使和平成為可能的最好方法是使共產主義制度發生變化。如做不到這點，下一個可行的方法就是十分有效地打亂共產黨的時間表，使他們永遠無法自信已做好了發動進攻戰爭的充分準備。但遏制政策，像當前實行的那樣，是達不到當前目的中的任何一個，它未能在「鐵幕」後面的共產主義制度中引起任何變化，對此沒有多少辯解的餘地。但該政策的倡導人也許會斷言，依靠在「鐵幕」之外建立反共力量，並警惕地保持對共產黨的優勢，多少已起到了打亂共產黨時間表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這也許是對的，但問題是，共產黨力量和反共力量之間的差距，是加大了還是縮小了？1947年共產黨控制下的人口不到三億，但現在卻超過了八億。當然也可以說，遏制政策使反共力量仍然佔有優勢，並且已保證要比共產黨領先一步。但這一步已經不那麼大了，由此自由國家的大多數人已感覺不到安逸。此外還要記住，在核武器的發展方面，我們已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愈是高度發展，共產黨就愈得利，就會愈誘使他們去使用。這是個可怕的想法，一個有務實頭腦的人是不能夠迴避的。

儘管措詞直率，但遏制政策已因此淪為一種純粹老式的軍備競賽。就公認的西方盟主美國的立場而言，它似乎只包括兩個決斷：其一，在國內發展威力愈來愈大的武器；其二，在海外佔據愈來愈多的基地。而共產黨呢，從來不會放過直言不諱的機會，並以此來揭別人的醜，它已一再譏諷地要全世界注意這一事實。正如過去所有軍備競賽的結果，這一次沒有理由不重走老路，它正邁向戰爭——一場恐怖的核戰爭！

遏制政策看來未能阻止共產黨時間表的徐徐推進，其原因是實行該政策的國家只尋求使自己更強，而不力圖削弱敵人。所以儘管反共力量在增強，但共產黨的力量也在增強。正由於沒有努力去削弱共產黨，因此其力量能夠穩步而不受干擾地加強。只要不受阻礙，無疑他們遲早會達到自己時間表中規定的目標。即使我們像以前一樣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優勢——這一點我們現今並未做到，那麼按照回報遞減律，這樣的優勢不會給我們帶來收益。當自由國家有五顆原子彈而共產黨一顆也沒有時，安全度是有幾分的。當自由國家有一百顆原子彈而共產黨有五十顆時，安全度就不大了。如果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儘管我們可能有了一百顆原子彈，但除非受到攻擊，也許不會使用它們。而雖然共產黨只有五十顆，卻可能在任何時間用它們來對我們發動突襲。這樣，安全度就真的變成了零。

形勢的嘲弄是，當自由國家竭力克制不去削弱共產黨時，共產黨卻一直在努力尋求削弱自由國家。在軍備問題上，儘管他們沒有阻止自由國家的科學發明，但卻偷到了需要的秘密。在領土和民族問題上，他們一天也沒有停止過所喜歡的滲透與顛覆把戲。中國和印支北部的事可以說已經過去，但東南亞、中東、近東、北非和自由世界其他重要地區正在發生的事，大家還存有疑惑。但以我在中國的經驗判斷，可以肯定地說：隱秘而邪惡的陰謀正在進行中，並極為狡猾、有力、堅定地實施着。

十一、應做兩事

自由世界應做些什麼來彌補遏制政策的不足呢？按照邏輯我們應做兩件事：其一是制定一切可能的方式方法來防止我方被共產黨進一步削弱；其二是以牙還牙或以眼還眼，換句話說，制定一切可能的方式方法來削弱敵人。

美國為了支撐遏制政策，在經濟和軍事上援助其他國家時已花了幾十億美元，但迄今並未能有效地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所以為了防止共產黨再進一步削弱自由世界，自由世界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弱點所在，以及在哪些方面易受共產黨的顛覆。就此，我們又能從中國的悲劇中學到很多東西。

第一，自由世界必須認識到我們有一個無法迴避的不幸遺產。無論最終取勝的是共產主義還是民主體制，未來的歷史學家會認為二十世紀是個殖民主義被最終、決定性消滅的世紀。老的殖民大國愈快順應這一觀念，並同殖民地人民發展某種和睦相處的關係，那麼對有關各方和整個自由世界就愈好。孫中山和國民黨早期領袖們在中國發動革命的主要動機之一就是反對殖民主義。雖然中國從未被殖民化，但它被迫給予西方列強的特權與租界，以及在它們手裏蒙受的屈辱，使得孫和當時的中國人民幾乎生活在「半殖民狀態」。從許多角度都可以恰當地說，這場中國革命代表了民族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第一個高潮。本書所述1927年漢口英租界的收回，若純粹從歷史觀點而言，可以看成是第一個火花，它引起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並最終導致最大的殖民帝國——英國在亞洲的瓦解。那時點燃的火並未熄滅，已蔓延到亞、非凡是有殖民主義殘餘的地方。最使自由世界發愁的是，除非這些由於殖民主義而引發的問題能得到明智、公正而迅速的解決，否則它們最終肯定將有利於共產黨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孫中山和國民黨公開聲稱，其目的之一就是反對殖民主義。他們的革命從未得到西方列強的任何支持或援助。正在那時，列寧和共產國際看到了機會並伸出幫助之手。孫和國民黨不自覺地抓住它。全世界現在都知道，那個「神聖同盟」的結果是什麼。在中國有個流行的寓言：一個大蚌打開殼在水中自娛自得，一隻鷸來到旁邊，伸出長嘴想咬蚌肉，蚌突然合上殼，於是發生了一場長時間的爭鬥。蚌不敢開殼，鷸也不能將嘴抽出，雙方僵持不下。而唯一高興的是目睹此景的漁翁，他正好將蚌、鷸收入筐內。鷸蚌相爭就像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之間的鬥爭，而漁翁就是共產黨。

殖民列強應當認識到，由於現在面臨共產主義的威脅，不僅它們的殖民地，而且其自身也處於危險之中。在殖民地人民中，因民族主義的發展而產生的麻煩，也許既緊急又令人不安，但來自共產主義的危險可能要大得多。在前一種情況下，至多廢除了殖民地，問題就解決了。但後一種情況，問題是不會結束的，直至祖國遭到了異國的奴役。所以殖民列強唯一明智的選擇，就是同殖民地人民主動尋求迅速而友好的諒解，建立彼此間的夥伴關係，並給他們完全的自決權。只有用這種方法，殖民列強才有望體面地從殖民地搶救出力所能及的利益。任何與此相反的政策，將只會導致力量的更大浪費和雙方感情的進一步惡化，從而不可避免地將奮起反抗的殖民地人民推向共產黨的懷抱。這也會使殖民列強精疲力竭，從而被共產主義輕易俘獲。

殖民地人民應當懂得，一定不要重犯孫中山和國民黨在中國犯過的錯誤。由於我在青年時代反對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我完全清楚殖民地人民激於一種不可壓抑的民族意識，在其所處的環境下具有怎樣的感受。他們的基本願望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推翻外國的統治。在熱情高漲下，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同魔鬼結盟，只要後者能幫助他們實現目的。他們總認為可以在以後與它戰鬥，並以機智取勝。當然魔鬼也會注意此點，並力圖使其適得其反。在中國也有一個相關而貼切的寓言：前門拒狼，後門迎虎。一個人將他房子的大門閂上以防備狼的襲擊，但由於太急切地想得到援助，卻打開了另一扇門，結果迎進了一隻老虎！如果殖民地人民想從中國的往事中得到教訓，那就是不要只想到過去和現在，也要想到將來。如果必須的話，當然要反對殖民列強，但要小心選擇自己的盟友，以免趕走了一個帝國主義，又無可挽回地落入了一個更大更壞的帝國主義的圈套。

自由世界的第二個缺點是在研究與運用反共方法時，大多數人傾向於問題的軍事和經濟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對那些將共產主義的興起純粹看作是一種軍事威脅的人來說，問題不太複雜，如果先發制人的戰爭辦不到，仍然還有一個保持軍事力量永遠優於共產黨的權宜之計。於是就有了從原子彈到氫彈，再到鈷彈等等的想法。此外，就是要獲得愈來愈多的軍事基地，同其他國家簽訂愈來愈多的安全協議。無論他們持有什麼樣的政治觀點和意識形態，主要就是這樣的思維，即單純地將遏制政策降為同共產黨的軍備競賽。這樣做會將我們引向何處呢？我在前文已經分析了。

在自由世界的思維中，認為共產主義的興起不僅僅是軍事挑戰也是經濟挑戰。這無疑前進了一步。共產黨的口號「民主政體代表政治平等，而共產主義代表經濟平等」似乎已逐漸在自由國家的大官們身上產生了影響，而且使他們覺悟到正是貧困才產生了共產主義。因此落後國家的政府採取了各種不太及時的努力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像美國這樣的先進國家，給落後國家經濟援助和技術援助的想法。

這種計劃的價值是無可爭辯的。美國人民慷慨地給了其他國家幾十億美元，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必須將其記載下來。當然這大把的錢並沒有白花。也許可以讚許地說，要是沒有那些錢，共產主義在世界上的發展可能會大得多。但問題是：它們是否制止了共產主義的前進呢？也許減慢了它的速度，但是否已將其完全遏制住了呢？如果共產主義沒有被完全遏制，那麼威脅就仍然在那裏存在並即將出現，而且遲早會追上我們。因此不能說美國如此慷慨地送掉的那幾十個億已達到了撥款的目的。

此外，這個問題還有其他方面需要我們認真注意。許多一直接受美國經援的國家，似乎沒有那援助就活不下去，一旦停止援助，它們就有可能立即陷入經濟混亂的嚴重危險，這就有可能會作出直接有利於共產黨的事。還有一些國家，雖然無限受惠於美國，看來並不知恩圖報，而是對其怨恨和妒忌。在自由世界的許多地區，經常聽到有人喊：「美國佬，回家去！」另有一些國家，令美國政府和人民感到很奇怪，它們就是拒絕美國的任何軍事和經濟的援助。儘管他們不是共產黨，但藐視一切美國提出的援助，似乎它是毒物一樣！

十二、重新評估

有鑒於此，我們有必要對整個問題重新進行評估。自由世界為改善落後國家人民的生活水準做過一些經濟努力，而共產黨也宣傳它能為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在經濟上做一些事情。兩相比較，我們得承認，共產黨的計劃也許比自由世界的要誘人得多。自由世界能做的，最多是給那些人民經濟和技術援助，這樣就可能使生活水平有普遍的提高，其中任何人根據其本人的情況與努力都會有份，但要保證任何特定的人享受某一生活水平，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在理論上也是同自由企業的原則相矛盾的。但共產黨的宣傳卻承諾更多，他們竟然說要保證一個國家內人人經濟平等。以土改為例，自由世界做到的只是幫助「耕者有其田」，但共產黨在那些農民面前炫耀的前景是：一旦國家公社化後，他們就能享受到和任何城市居民同樣好的生活水平。當然，共產黨的所有宣傳都是靠不住的，並與事實相左，在一個共產黨國家內，絕無真正的經濟平等。通常的情況是，在他們接管一個國家之後，該國的生活水平是大大降低而不是提高。但這並不能阻止共產黨的宣傳在那些落後國家的人民中喚起這種不真實的希望，也不能防止那些人民被其蠱惑。

一個據說是赫魯曉夫的故事最能說明問題，一次他會見一個法國婦女代表，後者向他抱怨蘇聯女工的困苦命運。他回答說：那些婦女願意做哪一種人呢？是在俄國努力做工，還是在巴黎勾引男人？不用說，赫魯曉夫在邏輯辯論方面是個能手，而且在講那番話時他無視蘇聯的許多事實。有無數的婦女被迫在西伯利亞強迫勞動營中毫無希望地工作着，也有人為取悅那些黨魁和特務而生活着，可以說她們的生活甚至比巴黎的妓女還差，因為被玷污並非出於自己的選擇。正如伊戈爾・高曾科（Igor Gouzenko）[8]在他的書《一個巨人的崩潰》（The Fallofa Titan）中生動描繪的那樣。儘管如此，我們必須承認赫魯曉夫說出了他的論點。客觀地說，相信他話的人也許同不相信的人一樣多。

此外，從國家經濟計劃的角度看，共產黨的方式在落後國家看來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對不少美國人來說，當他們得知許多民族實際上更喜歡共產黨方式而不喜歡美國方式時，也許會感到震驚。這一點是不難理解的。落後國家終於認識到自己的落後，它們要現代化、工業化，要追上西方今天的水平，然而要等很久才能趕上，但它們卻沒有耐心。它們看看共產黨俄國，在它身上自以為看到了希望的典範。俄國在沙皇時代不是比西方國家更落後嗎？瞧瞧它今天的樣子！除了美國外，它比誰也不差，並且正在迅速趕上美國。甚至是英國也還沒有氫彈，但俄國卻有了。落後的國家又會轉向紅色中國，看到了另一個出色的典範。僅僅幾年前，中國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不是同它們中任何一個同樣落後嗎？而共產黨僅僅統治了兩年，它在韓國儘管面對美國的全部威力卻能將其打得停止不前。當它最初參加韓戰時，西方每個人都公開預測其經濟不能支持多久，不久一定會崩潰，但它不僅設法打了三年仗，即使不是變得更強，也顯然沒有被削弱。如果俄國和中國能成就這樣的奇跡，它們這些落後國家為什麼不能呢？共產主義道路在它們面前的巨大吸引力就是它發展得比較快！

純粹從經濟理論觀點而言，在自由企業或工業國有化方面當然有許多可談。那就是為什麼在英國那樣的民主國家中有兩個政黨，[9]一個代表社會主義，而另一個與之對立。當然，俄國及其衛星國實行的共產主義同英國工黨倡導的社會主義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在英國沒有人會企圖在實現國家進一步工業化的夢想中，強迫幾百萬人從事勞動，或在農場集體化中再屠殺幾百萬人。但落後國家在過於熱衷推行現代化時，把所有這些暴行和反常現象都忘記了，只注意到其外表的結果。這就是為什麼仿效俄國的方式，像蘇聯的「五年計劃」那樣教條而專斷的國家經濟計劃，在今天落後國家中如此流行的緣故。

因此，就自由世界對付共產主義的經濟挑戰而言，儘管它雄心勃勃，而且美國在經濟援助其他國家時已花了大筆金錢，但卻沒有原來預期的那樣成功，特別是在亞非的落後國家進展緩慢。這些國家落後，易於受到共產黨的剝削、滲透和顛覆，因此對自由世界來說，爭取它們極為重要。美國之所以辜負了期望，是因為在共產黨的競爭面前，未能對落後的個人或國家提出更具吸引力的構想。

十三、真正優勢

所以，在共產主義和自由世界的鬥爭中，如果我們僅僅依靠軍事、經濟手段，我想恐怕不能保證對共產黨有太多的優勢。我們的真正優勢要在政治領域裏去找。但說來也怪，那正是西方政治家們在尋找反共武器時有意避開的一個領域。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反對共產主義？那是因為它的制度絕對否定自由。為什麼更應當喜歡民主體制？因為它承認個人神聖不可侵犯，並保證我們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也因為它給了通過自由選舉選擇自己政府的權利。這就是我們所信仰的東西，也是優越於共產黨的具體之處，是我們擁有的並可贏得人心和抵制共產黨滲透與顛覆的最強大武器。然而，儘管我們可以高聲談論這些優點，但當接觸到實際的國際政治時，卻都找不到一個運用它們的堅定政策。

只要存在一個獨裁的或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政府，那麼這樣的態度是易於理解的。對民主的原則，口頭上說得好聽是一回事，但要付諸實踐，或讓當權者放棄權力，當然就是另一回事。像美國這樣一個國家，人們卻很難理解它的國家政策。可以確認的是，美國本身是信仰民主的，整個自由世界都盼望着它的領導和支持。美國反共也不是別有用心，並已花了幾十億美元給其他國家軍事和經濟援助，為的是讓它們更好地阻止共產主義的猛攻。但面對自己國土以外的民主問題，美國看來不能得出一個明確的立場，它不在乎一個國家可能採取什麼樣的內部政治，是獨裁還是被外國殖民，是中立乃至是共產主義，只要其政府表示不同蘇聯和紅色中國站在一起，它就會用美援充實其國庫，而民主問題似乎與此毫不相干。

對這種情況，慣常的解釋之一是，那些落後國家還不夠條件成為民主國家。一個人隨時打開一份報紙或雜誌，就可能看到這樣的陳述：民主不適合於傳統東方的政治和社會模式，文盲率太高，人民不習慣於自治。總之，面對嚴重的貧困，他們更多地要忙於解決吃飯問題，而不是其他。我猜想當美國革命的前輩們如此勇敢地寫出「人人生來平等，並被上帝賦予不可侵犯的權利，其中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時，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國王[10]也許並沒有對他們說過同樣的話。誠然，在落後國家的人民中，文盲率也許仍然很高。但無須爭辯的是，1776年北美十三個殖民地的文盲率可能也不低。應當指出，隨着無線電廣播等現代通訊設施的發明，文字知識對理解當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必要性已今不如昔。至於貧困問題，必須認識到財富的懸殊，是促使人們認真思考其不可剝奪的平等權利和追求幸福權利的動因之一。當然，從來沒有機會享受自治的人民不能說已習慣於自治，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不需要自治。像期待看見光明的盲人一樣，這些人對享有自治權的迫切要求，也許比那些早已習慣於自治的人要強烈得多。值得注意的是，當蘇加諾總統（President Soekarno）[11]於1955年在萬隆召開亞非會議時，他決意引用美國的《獨立宣言》來表達那同樣的感情是如何激勵印尼革命的。這樣就更奇怪了，當那些「落後」的國家正在迅速地緊緊依偎那造就了偉大民主國家——今日美國——的革命理想時，美國本身卻沒有做任何真正的努力來促進和加強那些國家的信念。

另一個經常被提出來為美國這種政策，更確切地說是為沒有採取這種政策進行辯護的理由則要率直得多，它純粹建立在權宜之計的基礎上。它很可能會這樣辯解：「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盟國」，「共產主義顯然是個現實的危險，我們只能同能得到的盟國一起反對它。」這個論點聽來似乎有理，但經不起推敲。以印度支那為例，出於權宜，美國確實在1954年前給了法國——保大政權相當數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那對自由世界有什麼幫助呢？胡志明從蘇聯和紅色中國得到的物質援助顯然少得多，但他憑藉兩個口號打勝了。其一，他說：「趕走法國殖民主義！」全體印支人民都贊同胡。其二，他說：「趕走保大的腐敗政府！」全體人民除了保大最親密的追隨者外，也都贊同胡。法國人、保大和美國在印度支那輸掉了同共產黨的戰爭，這不是因為他們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比較弱，而是在政治上沒有得到國內群眾的支持。

那政策的辯護人也許會說：「如果在那時沒有支持法國人和保大，印度支那的失敗也許會更大更快。」那是用未經證明的假設來辯論。如果讓法國人和保大單獨同共產黨打仗，他們可能會更充分、更現實地體會到自己的弱點，並更適當而及時地進行糾正。而且如果事先公開說明，美援是以明確的民主改革為條件的，難道這不會促進他們在這方面作出努力嗎？

再以南斯拉夫為例。自從鐵托在1948年同克里姆林宮決裂後，美國就一直不斷地給他援助。但鐵托現在已同蘇聯恢復了友好關係。儘管美國給了南斯拉夫這麼多援助，但誰又能保證，一旦自由世界同共產黨開戰，南斯拉夫會採取中立呢？就國際趨勢可能揭示的而言，誰又能肯定它不會同共產黨並肩作戰呢？假如當鐵托同克里姆林宮決裂並極度需要外援，以反對蘇聯可能的顛覆與入侵時，西方不是急於給他無償援助，而是讓他知道援助的唯一條件是，用民主制度代替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式政府，那麼誰又知道結果會怎麼樣呢？如果鐵托拒絕，它的情況肯定比今天更糟嗎？但如果他接受，那我們至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他不會如此輕易地重回克里姆林宮。如果談到權宜，這就是遊戲應該的玩法。

人們會說，這更多的是事後諸葛亮而不是先見之明。這或許很對。但當領導人就是要有預見，政治家的才能就在於有能力預見形勢未來的狀態，並將其變得有利於自己的國家和事業。普通人也許會用事後認識到的理由為自己蹩腳的判斷力作藉口，但對那些有權力有地位並肩負着國家重任的人來說，這樣做肯定是不行的。美國當前政策的問題是，它只尋求同蘇聯勢力範圍以外的國家當局結盟，而不是同直接有關的人民結盟。由於那些國家的當權者通常是少數，他們的話和力量並不完全可靠。大多數人民的意志被忽略了，他們的心既未被觸動，也無歸屬。那就是為什麼當攤牌時，美國總會發現，它支持的政府倒台了，它幫助訓練的軍隊崩潰了，而它慷慨給予很多經濟援助的人民卻轉到了敵人一邊。

「但這是要我們干涉他國的內政。」我經常聽到美國政策的辯護人顫慄地直言。但如果給軍事和經濟援助是為了支持一個很不得人心的政府，而且如果沒有援助，該政權可能完全維持不下去，那麼這種行為本身，不是在干涉另一個國家的內政嗎？給它軍事援助，是讓它在軍事上由弱變強；給經濟援助，是要使它在經濟上從弱到強。那麼如果發現該盟國在政治上很弱，為什麼不能給它政治援助使其在政治上變強些呢？但這就意味要使用壓力，目的在於改變該國的政治或社會制度！就美國通過其經援計劃幫助許多國家進行的土改而言，涉及到土地所有權從一部分人到另一部分人的轉讓，數額很大。如果說有什麼代表着社會制度決定性的改變，那土改可以說算得上一條。這種轉變已被證明是正當的，也理所當然，因為土地不應為少數人所有，而應被許多實際耕種的人所有。那麼為什麼不能進行政治改革呢？因為政府權力應完全屬於人民而不是少數人。

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會面臨如下一些現實的異議：「如果我們不支持某某，那又能支持誰呢？找不到另外的領導人。」或者說：「哦，不，我們不能完全接過來，不能越俎代庖。」但所有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在為民主而鬥爭時，我們決不應該在一個國家內支持個別人或少數人，而應支持全體人民。我們決不應越俎代庖，應幫助他們建立民主制度，這樣他們就能自己管事。假如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法案，使全世界都能清楚地知道，由於美國是個民主國家，為外援而募集的所有款項都來自信奉民主的人民的稅收，那麼這些錢只能用於促進民主的理想，並必須遵守唯一的條件，即通過建立法治保證個人自由，將自由選舉制度化，保證民主式的政府。任何受援國如被發現明顯違反了這一條件，就會被立即撤銷援助。如果美國採取這種明確的立場，結果會怎樣呢？作為一個有些受援經驗的人來說，我看肯定會有好的結果。美國的這個明確立場，對全世界因各種原因而被剝奪了基本人權的人民來說，是一座希望的燈塔。至於（受援國）政府，除非它們不要援助，如果它們一直想要，是不會因為這個條件而畏縮的。促使它們要求援助的原因是害怕共產黨的侵略，還有就是的確存在着對這種援助的需要，加上這個條件不會使他們對共產黨侵略的害怕，或對援助的需要有任何減少。它們也許因為私利而不喜歡民主，但當問題以這樣一種公正的方式擺在面前時，它們或許也會同樣由於私利，不得不將民主視為次要的災禍加以接受。此外，當美國的這一立場被廣泛宣傳時，如果有什麼國家因為這一條件而拒絕援助，那就要向人民做許多解釋。單是無言的道義上的壓力，或許就會促使政府表示接受那個條件。而一旦條件得到滿足，並建立了法治和自由選舉的制度，人民就會學會照管自己，將選擇自己的領袖、管理自己的事務。他們不會完美無缺，但將認識到為什麼民主是寶貴的，而且將會樂意為保衛自己的自由、反對共產主義的侵犯，同其他民主國家並肩戰鬥。作為盟國，他們將比獨裁者或政治寡頭可靠得多。

十四、我的體驗

以前從未享有過民主的人民真的想要民主嗎？從我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經歷看，我的回答可以說是有權威的。1947年國民黨政府下令進行立法院（中國議會）委員、監察院（相當於參議院）委員和國民代表大會（其職責是選舉中國總統）代表的三項選舉，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但人民對那些選舉顯得很冷漠，這似乎給許多西方觀察家進一步提供了證據，即中國人民對民主不感興趣。但事實是，那些選舉都是被操縱的，如果人民知道自己無論以何種方式投票都肯定不會影響選舉結果時，那麼他們缺乏興趣就能夠被諒解了，除非是被共產黨等警察國家強迫所致。但當我在台灣引入自由選舉時，結果就完全不同。人民知道選舉是自由的，他們作出了相應的反應，在那場合表現出來的不可阻擋的熱情是難以形容的。按那時獨立的西方記者發出的新聞電訊看，他們也一定抱有同樣的看法。因此對我來說，整個事情證實了我的信念，即人性就是如此，任何人只要獲得了機會，就會接受民主，就像如魚得水。唯一的問題是，在這個世界上至今還有很多民眾得不到那樣的機會。

民主在台灣沒有實現，不是因為人民對它不感興趣或者不需要，而是因為沒有建立法治，當權者拒絕保證人民的個人自由，而個人自由正是進行自由選舉的唯一基礎。人民沒有得到所要的個人自由，肯定不能表明他們不需要它。而且我個人認為只有通過運用民主的實踐，才能徹底使民眾信服民主的生活方式要比共產黨的優越。共產黨的宣傳可能會說，經濟平等是政治平等的前一步。對沒有嘗試過任何一種平等的人來說，共產主義很可能看來比民主體制更進步。但對已有機會享受過民主好處的人們來說，十分清楚，一個人只有擁有政治平等時，才能追求經濟平等；沒有政治平等，任何經濟平等的斷言純粹是一種愚弄。對奴隸們來說，除了分擔飢餓和苦難外，其他的平等根本談不上。

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會在人民中扎根嗎？人們自然懂得，為之艱苦奮鬥而贏得的東西應當小心維護。但是從上面或從外面引入的東西——不論其對人民多麼有益，他們就不會輕率地對待它嗎？也許現在能保證給他們法治和通過自由選舉的政府體制，但我們如何能肯定他們不會像許多其他人曾經和現在做的那樣濫用權力呢？此外，最使我們擔心的是：共產黨會不會火中取栗，利用他們嚴密的組織，利用和通過自由選舉的權利奪取那些國家的控制權呢？

我任台灣省主席時，總是很關注這個問題。我的結論是：民主理想在美國人民中如此根深蒂固，是基於以新英格蘭開拓者的市政會議為代表的早期美國傳統。能將這一傳統移植到其他國家嗎？我感到疑惑，但我想那是可能的。我已在前文中提及，三十年代中期保甲制的建立是如何幫助中國扼殺共產黨的。如前所述，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十保為一聯保，而許多這樣的聯保單位編在一起，就成為一個村。村長、聯保主任、保長、甲長都是由各自的選民選舉的。不幸的是，自從中國實行這一制度以來，蔣介石就將其用作嚴密管轄和控制人民的方便手段。但現在我認為，也許可以將它作為發展一個完善民主傳統的有效基礎。

當美國對台灣的經援正在全力進行之中時，在其幫助下，我們建立了保健中心，給農民分發肥料，幫助地方學校與工業，並努力普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所有這些措施，我抱着歡迎的態度，並熱忱地予以實施。但除了工業項目外，我仍然感到所有這些計劃是雜亂的，缺乏一種會永久留在人民頭腦中的主要激發因素。於是我就想到民主體制，而且推斷那應當始終是首要目的。因為沒有此點，所有這些努力，儘管有價值也有用，但終究沒有意義。它們在性質上是唯物主義和家長式的，當援助被撤銷時，就再也沒有用了，人民很快就會忘記。花了這麼多錢，卻不能持久地影響人民的頭腦，在我看來，這種無能是不可原諒的。

於是我提出了一個計劃。在每個村裏，都應當有一個學校、一個警察派出所、一個保健中心和一個農產品的倉庫，這些由政府同美國援助機構一起幫助建立。但它們的管理，特別是有關政策的制定事項，將主要委託給每個村的村民。將會有一個學校委員會、一個警察委員會、一個醫藥委員會和一個農民協會，其委員由村民選舉，一年將召開多次村務會，委員會和協會必須開會做報告，並提請村民審議。通過制度化促使人民討論和管理與本地有利害關係，及與他們有密切關係的事務，由此希望在短時間內可以發展他們自己的民主傳統。我對警察委員會抱有特殊夢想，在每個村組成一個監察委員會，我想也許可以制止國家特務的非法活動。然後勸告人民應對共產黨滲透的可能性保持警惕，並參加政府的預防活動。我預料那種威脅也許會因此大大而有效地減少。我在1952年竟然還計劃為村長、聯保主任開辦一所培訓學校，想就此事獲得他們的認可與合作。但該計劃尚未有所進展，蔣介石和蔣經國就迫使我辭職了，所以我不能肯定該計劃會進展如何。但我依然確信，只要給一個公平操作的機會，只要美國有一個明確的政策並給予可靠的支持，就可以使其在任何一個正接受大筆美國經援的國家中起作用，至少是值得一試的。

十五、調整政策

既然美國和非共產黨國家的政策不是為民主而鬥爭，而是要反共，那麼，在人類兩大部分之間正在進行的巨大衝突，與其說是共產主義和民主體制的鬥爭，不如說是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鬥爭倒更為合適。在反共國家中確實有一些國家是在國內實行民主體制的，但似乎只局限於本國的國境內。只要某個國家自稱是反共的，它們就會歡迎它成為其中的一員。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力量在性質上是同源的，而且始終表現出驚人的統一，但反共力量卻是異源的，並且內部出現的分歧要多於和諧。

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中立主義在穩步增長。如果鮮明的爭端發生在民主體制與共產主義、自由和否定自由之間；發生在保證人民個人權利的不可侵犯性、通過自由選舉選擇自己的政府，同剝奪這些權利的政體之間，那麼我想對任何個人或國家來說，不可能有中立的立場。以所謂的不結盟國家如印度、緬甸和南斯拉夫為例，如果按我的觀點，南斯拉夫肯定不得不參加共產黨集團，而對印度和緬甸來說，除了同民主國家結盟外，別無選擇。但由於該觀點不是這樣提出的，而且由於衝突看來只出現在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之間，所以中立主義還大有餘地。

這還說明了為什麼反共力量正在不斷地向共產黨力量退讓。反共完全是消極的，作為消極力量，不能指望它能產生贏得民眾思想的結果。鼓勵人民為目標而戰鬥，總比單純地要求他們與敵人鬥爭要有效得多。蔣介石無疑是反共的，但由於他不尋求促進民主，人們不得不認為他只是為了個人權力而打共產黨。美國無疑也是反共國家的領袖，但由於它的外交政策不是基於「為民主事業而戰」的決心指導，儘管它已給了其他國家巨額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卻被認為其反共完全是為了自身的安全。既然美國最關心的顯然是自身的安全，而不是其他國家人民的福祉，那麼它可能提供的援助只被看作是為租借軍事基地或收買他國人民替它打仗而必須出的價碼，因此出價再高也不算過分。這就是為什麼受援國並不感激美國，並不斷要求提供更多的援助。而且只要有一點藉口，就會聽到叫喊：「美國佬，滾回去！」

真遺憾，情況就是這樣，除非今後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的政策明確有利於促進民主，否則世界上許多重要地區的反共形勢將會令人擔心地進一步惡化。以台灣為例，如果蔣介石和美國的現行政策繼續下去，而沒有徹底的改變，我很擔心由美國供應和裝備的蔣介石的所有人馬，在面對紅色中國的進攻時，不能有效地防禦該島。

但即使自由世界採取一種促進民主的政策，那也只能防止自己不被共產主義進一步削弱。我們還須找出削弱共產黨的方式、方法，以便打亂他們征服世界的時間表。在這裏我們遇到一個真正的難題。要制止共產黨發展威力愈來愈大的軍備，諸如氫彈和太空船，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他們有自己的技術和工業能力。要阻止他們的發展，我們也無能為力。至於說用我們的滲透和顛覆來反對他們的滲透和顛覆，換句話說，要回到國務卿杜勒斯（Dulles）[12]原來倡導的解放政策也不是那麼容易，共產黨已用「鐵幕」將其國土圍了起來，要穿過它是一件相當艱巨的任務。

十六、四種可能

依我看，世界上只有四個地區或許可以考慮採用解放政策，即東德、印度支那北部、北韓和中國。蘇聯其他衛星國的人民對共產黨統治的不滿，無疑同上述四個地區的人民一樣高漲。但如果在那些衛星國運用解放政策是不會有結果的。正如前文的解釋，共產黨國家的統治和控制是如此嚴密，因此不可能指望其人民會從內部起義。只有受到外部進攻時，起義才是可能的。但就上述四個地區以外的衛星國而言，任何外部的進攻就等於是共產黨世界同自由世界發生了直接戰爭。所以其本身就排除了這一問題的可能性。

就那四個地區而言，每一個都是某個分裂國家的一部分。毫無疑問，所有分裂國家都渴望由自己來統一，所以某個分裂國家的一部分要統一另一部分的企圖是十分自然的，並不一定導致共產黨同整個自由世界之間的大衝突。換句話說，如果這符合雙方的意圖，兩者可能將這種企圖看作是局部的內戰，並盡力將其限制在有限的地區內。韓戰是個好例子，雖然中共進入了北韓，同聯合國處於實際交戰狀態，但聯合國就是裝着沒看見，不願意越過鴨綠江。而且儘管蘇聯是明顯支持中共和北韓的，但在整個衝突中卻採取了貌似中立的立場，從未派自己的部隊入韓。

但是由西德來統一東德的企圖是絕不可能的，這是因為兩邊都有佔領軍，任何對東德的進攻將會直接面對蘇聯的武裝部隊。此外，還有其他原因。

南韓統一北韓，或者是南印支統一北印支的企圖則是可以想像的。這樣一種統一很受期待，但它對打亂共產黨征服世界的時間表有多大作用是令人懷疑的。

於是就只剩下了中國。沒有必要細說中國大陸在共產黨行動方案中的重要性。列寧早就說過：「到巴黎和華盛頓的路是要通過北京和廣州的。」如果中國還在自由世界一邊，那就既不會有韓戰，也不會有當前對整個東南亞的威脅。如果中國能脫離蘇聯的勢力範圍，那無疑就能明顯緩和整個世界的緊張局勢。那就是為什麼我仍然相信上一章中略述過的從台灣反攻中國大陸的方案。它不僅對自由中國，而且對整個自由世界都極為有利，也切實可行。

但這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嗎？依我看，不會。假如共產黨有一個為征服全世界而計劃的時間表，那麼時間一到，肯定會對我們發動突然襲擊，無論是否有藉口。但如果時間未到，他們多半不會因我們試圖光復中國而投入一場大戰。蘇聯肯定會着手阻撓我們的攻擊，可能會向紅色中國提供需要的武器，甚至可能派遣志願人員去幫助中共，將中國變成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因為他們知道自己還未準備好，必須保持政策的靈活性。這樣整個共產黨集團，特別是蘇聯，將不會同自由世界進行全面戰爭。如果我們這方面的推測是對的，那麼即使反攻中國大陸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那我們也很可能打亂共產黨的時間表。他們甚至會陷入混亂，結果不得不永遠放棄征服世界的想法。

但假如我們弄錯了，克里姆林宮或由於失算或自認為受到挑釁而匆匆進行一場核戰大屠殺，並將我們全都拖進去呢？我們必須冒這個可能的風險。如果完全認定共產黨決心要征服全世界，那麼最好在他們準備妥當之前就迫使他們攤牌，而不要自以為是、無目的地等待，直到他們完全準備好後，採取最後一着來消滅我們。

關於共產黨的動機，我們或許還是弄錯了，但願如此。他們也許真的變了，除了和平與共處外，什麼也不要。那就讓我們明確而果斷地提出拆除「鐵幕」的要求，迫使共產黨去接受吧。讓我們祈禱他們會同意這個建議。就我而言，肯定歡迎這一前景，因為很少有神志正常的人會寧願去做戰爭的媒介而不是和平的媒介。從拆除「鐵幕」看，有理由預料比較好的情況會隨之而來。如果能促使共產黨相信如下原則，即堅持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以及人民有權自由選舉自己的政府，那麼任何人都沒有理由再去反對共產主義了。

十七、黑夜來臨

The Night Cometh（夜來臨）是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3]時鐘上的題詞，它也是對當今整個人類最恰當的箴言。要麼是一場核戰爭及其所有恐怖，要麼是共產黨統治帶來的一切恐怖行為，它們不斷地在我們面前徘徊，就像黑夜愈來愈近！這真是註定的嗎？不可避免嗎？這是一個連社會最底層的人也必須盡力回答的問題，以便整個人類能從愈來愈深的黑暗中得救。

但對我來說，黑夜早已來臨。當中國大陸陷共時，它就已經來了。到了台灣以後，我曾認為看到了黎明時的曙光，然而卻又變得更黑更暗了。但是在這沉沉黑暗之中，我似乎看見了能將我引向安全的靈光。既然黑夜已如此之長，那麼黎明還會遠嗎？

1955年12月17日

[1]雅科夫・馬立克（, 1906-1980），蘇聯外交官。時任蘇聯副外長、蘇聯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

[2]1954年5月8日至7月21日，中、蘇、美、英、法以及北越、南越、柬埔寨、老撾代表在日內瓦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會議在法國承認印支各國民族權利的基礎上達成了若干和平協議，俗稱「日內瓦協議」。

[3]皮爾遜（1897-1972），加拿大政治家和外交家，1963至1968年任加拿大總理。

[4]指1954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

[5]王明道（1900-1991），出生於北京。少年時代入教會學校，篤信基督教。1924年，在山東向一位新神學派的傳道人公開挑戰，辯論真理。次年開始在家中舉行家庭聚會。1927年起主要從事文字工作，並在北京建立基督徒會堂。抗戰期間，拒絕參加日軍操縱下的「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又因拒絕參加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於1954年9月被點名控訴，1955年8月被正式拘捕。1980年獲釋後定居上海。

[6]出自古希臘的一個歷史故事，表示時刻存在的危險。

[7]1947年6月5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首先提出援助歐洲經濟復興的方案。1948年4月3日美國國會通過《對外援助法案》，馬歇爾計劃正式執行。計劃原定期限五年（1948-1952），1951年底，美國宣佈提前結束。其間，美國向歐洲撥款共達131.5億美元，其中贈款佔88%，其餘為貸款。西歐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因此增長了25%。該計劃是戰後美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最成功的計劃，它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對西歐的聯合和經濟的恢復起了促進作用。

[8]高曾科（1919-1982），原為蘇聯駐加拿大大使館職員，1945年9月5日突然從使館叛逃，他隨身攜帶的一些文件使蘇聯分佈在北美洲的間諜網完全暴露，許多成員因此被判刑入獄。此後高曾科一直靠警察的保護用假名字在加拿大生活，直到1982年去世。1949年台灣新生報社出版了其回憶錄的中譯本《鐵幕：一個蘇俄間諜的自傳》（馮若蘭譯）。

[9]指英國工黨和保守黨。

[10]喬治三世（1738-1820），英國國王，1760至1820年在位。

[11]蘇加諾（Achmed Soekarno, 1901-1970），印度尼西亞政治家。早年參加反對荷蘭殖民者的鬥爭，1945至1967年任印尼總統。

[12]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美國共和黨人。1953至1959年任美國國務卿，主張「大規模報復」，不惜一切代價遏制共產主義。

[13]塞繆爾・約翰遜（1709-1784），英國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曾編纂第一部《英語詞典》，編註《莎士比亞戲劇集》，另有詩歌《人類欲望的虛幻》、小說《拉塞勒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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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校說明

吳國楨簡歷

第一章　童年

第二章　苦難的中國

第三章　國共從合作到分裂

第四章　剿共戰爭

第五章　抗戰中的內部紛爭

第六章　為什麼失去大陸？

第七章　共產黨的鬥爭策略

第八章　我在台灣的民主實踐

第九章　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