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文革紀實

馬繼森　著

版權信息

《外交部文革紀實》

馬繼森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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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067-4

2003年第一版

2010年第二次印刷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in Chinese)

by Ma Jise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78-962-996-067-4

First editon 2003

Second printing 2010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 +852 2603 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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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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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外交部文革紀實

作　　者：馬繼森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0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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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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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之一

外交部搬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外交部位於東單外交部街。大門是新建的，為傳統的琉璃瓦飛簷朱漆大門，兩邊站著警衛；有假山的小花園把大門與辦公樓隔開。大門以東約50米處是一座已經廢置不用的高大的西式雕花大鐵門，正對鐵門的是一座西式辦公樓，這是主樓，莊重豪華。正門前是停車的擋雨門廊，兩扇高大的玻璃大門上鐫刻著金絲蟠龍。進門上幾級臺階，兩旁是寬大的扶梯盤旋到二樓。上面有寬敞的辦公室和大廳，是副部長們辦公、開會和會客的地方。禮賓司和領事司、蘇歐司和國際司等設在一樓。這座樓是清政府為迎接德國國王威廉二世來訪時耗鉅資修建的，是北京城內的第一幢歐式建築。後來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遷進此樓，1912年袁世凱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曾設在這裏。北京和平解放後，這裏被徵用為華北人民政府的辦公地；建國後，華北人民政府改組成國務院遷進中南海，這裏定為外交部部址。這座樓經歷了中國近代史上外交的屈辱，又是新中國外交振興的見證。

1949年11月8日是外交部正式宣佈成立的日子，這天晚上8時，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在副外長李克農和辦公廳主任王炳南陪同下，來到東樓二樓的會議大廳。外交部的全體工作人員，170多人，已經等候在這裏，大家起立鼓掌。周恩來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他從外交的戰略策略講起，他說：

對外而言，外交便成了第一線的工作。外交有兩方面，一面是聯合，一面是鬥爭，我們兄弟之邦並不是沒有差別。換言之，對兄弟國家戰略上要聯合，但戰術上不能沒有批評；對帝國主義戰略上是反對的，戰術上有時在個別問題上是可以聯合的。

講到對帝國主義要藐視不要怕它時，他提高了嗓門說：

反動分子在外交上一貫是神經衰弱怕帝國主義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凱、國民黨的蔣介石，哪一個不是跪在地上辦外交呢？中國一百年來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們不學他們。

他說：「外交同軍隊一樣，不過是『文打』而已，文打武打是一樣的。」他稱外交工作人員是「外交戰士」，說：「真正成為一個外交戰士⋯⋯對外必須要一致，遇事要分析研究，要假想一些問題，要有紀律。」他特別告誡說：「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衝動，否則就會產生盲目排外的情緒。」說到這裏，他舉了我國近代史上義和團盲目排外的教訓。[0-1]

周恩來的講話是外交大院內人們牢記的教誨。

主樓西側有風雨走廊通往正對著新大門的西樓。西樓是兩層磚木結構，建部初期為情報司（後改為新聞司）、美澳司、亞洲司、歐非司和條約委員會（後改為條約法律司）等單位的所在，並有部分領導幹部，如王炳南和賴亞力夫婦的宿舍。此外，院內還有一些舊建築，後來又新建了北樓、工字樓、機要樓、大飯廳等，但總起來說，除東樓比較有氣派以外，其他都是因陋就簡，體現那個時代的勤儉建國的精神。

早在50年代末就曾規劃興建外交部大樓，地址選在正對著北京站的方巾巷口。1960年夏成立了拆遷辦公室，準備動員這個地區的居民搬遷。但拆遷辦公室人員剛集中，還沒有開始工作就解散了。原來，隨著大躍進而來的困難時期，國民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周恩來總理決定緩建國務院大樓，其他各部委原擬興建的大樓也紛紛緩建，外交部大樓工程因此也就下馬了。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強烈地震，方圓數百公里都有震感。北京東單外交部院內年深日久的建築，很不安全。這促使外交部下決心搬家，遷至分散在東交民巷一帶的幾座院落裏，主要有：東交民巷15號，為部黨委、辦公廳、禮賓司和領事司所在地；30號為地區司，這有大小禮堂，也是全部活動集中的場所；30號對門的正義路4號，是新聞司；西面的42號是政治部人事司所在地。此外，這條街上還有一些院子，也屬外交部用房，外交部街的舊址此後改稱老部，只有檔案室、翻譯室、機要局等少數單位還留在老部院內。

這次搬家屬應急的權宜之計。經檢測，東交民巷的這些房屋也已陳舊。特別是30號，它是民國年間建成的六國飯店，解放後擴建為國際飯店，也已過了保險期。1971年，外交部再次搬遷至東四朝內大街，仍非長遠之計。新的外交部大樓終於1997年在東二環路朝陽門東側落成，它的嶄新宏偉的建築體現著改革開放後，面向21世紀的中國外交的新風貌。

誰也沒想到，外交部搬到東交民巷之後不到一個月「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紅衛兵砸爛了舊路牌，更換新地名，東交民巷改稱「反帝路」。當年東交民巷是帝國主義列強盤據在老北京城的特區，是北京城中心的國中之國，由列強派兵鎮守管轄，這是民族的恥辱。但1949年北京解放後，東交民巷已經回到中國人民手中。紅衛兵的這一行動折射出文革外交思想的過激。周恩來在1949年建部時告誡過的盲目排外情緒，終於在文革中釀成震驚中外的外交事件。「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特別是1966年到1969年外交部的風風雨雨，就在這發生了。

注釋

[0-1]參見徐京利：《另起爐灶——崛起巨人的外交方略》（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194-198。

楔子之二

推遲的春遊

文革開始以前，久居城市的各機關單位的職工，每年春秋兩季，都要郊遊，去領略大自然的風光。一般春遊多在4月舉行。1966年，外交部搬家完畢，已進入5月，各單位還是抓緊在5月上旬組織了春遊。西歐司是一個例子。5月8日，全司人員帶著家屬乘著大轎車高高興興去西山八大處。行車途中，有人打開收音機，聽到當日發表的一篇充滿火藥味的大批判文章：《解放軍報》的〈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那咄咄逼人的氣勢透著不祥，沖淡了人們的遊興。這次春遊是十年動亂前的最後一次。文革伊始，領導鬥領導，領導鬥群眾，群眾鬥領導，群眾鬥群眾；春遊秋遊不再提起。這個欣賞大自然的美好的習慣也是文革結束後，到80年代人們生活正常之後才又恢復的。

春遊路上的不祥之兆不久就得到證實。正式發動文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已經於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已經為發動文革動亂做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他一再提出問題：「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吳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翦伯贊的歷史觀已公開被批判；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批判免職後，北京市委又受到批評被解散；中宣部被說成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接著又是鄧拓、吳、廖沫沙被指責為「三家村」，他們的作品《燕山夜話》被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期間，江青的所謂受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委託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為中共中央批准，其中聲言「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政」。這時，毛本人還留在南方，北京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按照他的旨意通過了經他審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5・16通知》），宣佈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外交部聞風而動，立即貫徹執行。

1

文革是怎樣在外交部發動的？

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是曲折的。

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中共外交部委員會（簡稱「部黨委」）根據劉少奇在京主持的中央部署，在外交部進行了文革動員，組織學習文件；並向外事口一些單位派出了工作組，領導運動。6月1日《人民日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發表後，部黨委進行再次動員。這時的指導思想是引蛇出洞，抓反黨反革命分子。外交部大鳴大放大字報，抓出了一大批所謂「牛鬼蛇神」。

7月毛澤東回京後，批評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決定予以撤銷。他指責劉少奇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號召群眾造反。外交部黨委隨即陷入被動，由運動的領導轉變成運動的對象。與此同時，外交部受壓的群眾響應號召，逐漸起來造反。到年底，外交部一批群眾聯合起來，成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宣佈要批判部黨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的組織立即得到周恩來的認可。

第一次動員

部黨委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動員是1966年5月17日，也就是中共發動文革的《5・16通知》通過的第二天。這時，部黨委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學術界的問題，外交部涉及到的只是其附屬單位國際關係研究所，並已派出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組長是亞非司司長柳雨峰。工作組到國際關係研究所領導運動，發動群眾揭發該所領導的問題。外交部內則動員全體工作人員參加文化革命，主要是部署學習文件，揭露批判「三家村」。各單位隨後也召開批判會，聲討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三家村」。此外，5月底，部黨委成員開始關門整風。所謂關門整風，即黨委成員進行自我批評和相互批評。會議秘密進行，並不與群眾見面。

所有這些都是按照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做的。當時毛澤東仍在浙江杭州，在京主持工作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三位常委：中共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他們按照中共搞政治運動的傳統，部署文化大革命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具體做法是：自上而下，先黨內後黨外；先學習文件，再揭發批判。提倡寫小字報，出壁報，對大字報則採取「不發動、不阻止、不領導、不上街」的方針。並且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中央各部委也對本系統內所謂有問題的單位派出工作組。

可是，形勢的發展很快就脫離了劉、鄧、周的駕馭。由毛澤東的文革親信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已經成立，並積極活動。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貼出一張大字報，批判中共北京市委和北大校黨委。大字報號召「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張大字報是《5・16通知》精神的反映，是造反。它反對上級黨領導，一出現就受到北大師生批判。可是出乎人們意料，毛澤東在南方看到這張大字報，立即表示讚許，說它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並指示向全國廣播。

1966年6月1日，在中國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日子。毛澤東動員造反的信息傳遍全中國。這一天早上，人們拿到《人民日報》就看到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它號召群眾起來，「橫掃盤據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牛鬼蛇神」本意虛幻怪誕，是用來比喻形形色色的壞人的，此時被注入了特定的政治含義，涵蓋了一切被列為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人們。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出聶元梓等的大字報。此事非同小可。外交部長陳毅，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重大的決策他是應該知道的。聽到廣播，陳毅感到非常突然和震驚，他連夜去詢問周恩來總理，說：「這麼大的舉動為什麼事先不給個通知？」周恩來說：「我也是在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電話，說毛主席贊成這張大字報，並親自決定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國播出。」[1-1]康生當時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中央文革顧問，他是毛澤東貫徹文革路線的心腹，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就是他報送毛澤東的。

聶元梓大字報顯示了神奇的效應。6月3日，它所反對的北京市委被改組，市委書記彭真被正式免職。當日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大字報點名的北大黨委書記和副書記都被撤銷一切職務。

一張大字報竟能把權威的北京市委和北大校黨委打倒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大專院校的師生和各機關單位幹部由此被煽動起來，敲鑼打鼓上街祝賀新市委成立。

6月5日外交部也有些人注意到這種發展，要去北大支持造反派，要上街祝賀新市委成立。部黨委沒有同意。沒有黨委批准，此議作罷。但是僅僅隔了一天，6月6日，外交部黨委又召開全體工作人員大會，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第二次動員。

文革伊始，就一再發生這種風雲突變的事情：昨天部黨委不同意群眾上街，今天卻召開全部大會動員要造聲勢。隨後接二連三地組織群眾上街，歡呼新市委成立，歡呼發表新的毛澤東語錄，當時叫作「最高指示」。有時甚至在晚間把人們集中起來，拉上隊伍，到長安街上搖旗吶喊一番。這倒不是外交部黨委的主意，他們是執行更高層的部署。中央文革要造成「百萬人歡呼，宣傳最高指示不過夜的場面」。這種造聲勢不但勞民傷財，而且把騙局越做越大。可是，人們被蒙在鼓裏，既然是黨組織佈置，誰也不能不參加。

姬鵬飛動員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6日下午，外交部在遷入不久的東交民巷30號召開全部大會，常務副部長姬鵬飛做文化大革命第二次動員。不到三個星期便做第二次動員，說明部黨委有新的重要部署。

姬鵬飛開宗明義地說：「再一次號召，動員我們同志積極勇敢地參加文化大革命⋯⋯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運動有了新的發展，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必須立即行動起來，要趕上去。」[1-2]

姬的這個報告表明，部黨委對運動的認識和部署有了以下重要的變化。

第一，部黨委原以為文化大革命只是文化界的事，現在強調「這不僅是文化革命，而且是一場階級鬥爭、政治鬥爭，那些資產階級代理人要同我們爭奪領導權。」[1-3]

第二，部黨委原來部署只在國際關係研究所揭發問題，其他單位是正面學習，現在則要求各單位都轉入揭發部內的問題。姬說：「外交部已轉入揭發內部的牛鬼蛇神，各個單位可能都有，要靠我們自己揭發。」[1-4]他還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修正主義思想、資產階級思想都可以揭發。不管是誰寫的、講的，只要你認為是毒草，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都可以揭發。對部黨委和司領導都可以揭，其他同志也可以揭。」[1-5]

第三，部黨委原來並不鼓勵寫大字報，但是現在強調要為運動造聲勢，開始鼓勵寫大字報。姬說：「大字報、小字報、大會、小會都可以，這樣才能有氣勢。」同時還規定：「除了有緊急的事情外，下午一律搞運動。」[1-6]此外，姬鵬飛報告中也交代：「對外（工作）不要造成損失，要注意內外有別，保守國家機密。」

這次動員擺出了要大幹一場的架勢，它清楚地說明，這是在緊跟《人民日報》6月1日的社論。

陳毅外長講世界革命

部黨委動員造聲勢，外交部迅速出現一個大字報高潮，除接待外賓的地方外，辦公樓裏到處貼滿了大字報。6月15日和17日，在中南海內居住和辦公的部長陳毅兩次來到外交部，到辦公廳、禮賓司、研究室、美洲澳洲司（簡稱「美澳司」；後改稱美洲大洋洲司，簡稱「美大司」）和蘇聯東歐司（簡稱「蘇歐司」），以後又到仍在外交部舊址的翻譯室看大字報。17日看過大字報後，陳毅向外交部全體工作人員講了話，他以部長的身分進一步動員外交部工作人員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他主要講了兩點：

第一點，對大字報表示支持，說希望通過這個形式揭露缺點，改進工作，提高戰鬥力。

陳毅本來並不讚許大字報，6月4日在外事口領導幹部會上陳毅有個講話，其中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是反對政變集團，搞牛鬼蛇神，解決工作中的一些缺點⋯⋯不能由他們〔指群眾〕亂搞，這對我們是個考驗。做外交工作還要靠老老實實的人去做，敢鬧敢寫大字報的人沒什麼用處。要勸阻幹部上街，跟著鬧有什麼意思。積極投入鬥爭，但要冷靜一點，一定要認真領導。」[1-7]

這個講法顯得有點不合時宜了，他要借這個機會表示自己並不反對大字報。他說：「我現在對大字報表個態。我看這個大字報的辦法是很好的，是一個大民主，不是小民主。這有沒有壞處呢？這沒有壞處，只有好處。」[1-8]他提到，他本人、一些副部長和司處級幹部被貼了大字報，說：「是不是這些大字報我全部包下來，都貼得很正確，我不是這個意思⋯⋯不是說每個字都是對的，不是每件事都合乎情況的，不是這個意思。我們說貼大字報揭露我們同志們的缺點，這首先是包括我在內，這個精神無可非議，要擁護。大民主對我們黨，對我們整個國家有好處，不僅僅是對我們個人。至於說大民主中有些事實還有出入，有些估價不一定百分之百準確，那是個次要問題。毛主席的〈矛盾論〉抓主要方面，主要的方面就是本質問題，本質問題是正確的、偉大的，對於我們黨，對於我們國家很有好處，有偉大意義。所以我們要贊成，不能站到反對的方面。」他號召給領導幹部、負責幹部貼大字報，並說：「一般幹部、小幹部的責任小，他們的問題不須在大民主中解決，運動過後，在支部裏面、小組生活裏去解決。大運動主要集中在主要領導幹部，處以上吧，科、處、司、部嘛！」[1-9]

接著他又強調說：「只有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國共產黨，只有毛主席和我們黨領導的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敢用這個辦法。其他的黨，其他的國家不敢用這個辦法。它用這個辦法就要垮臺，這麼搞就要搞爛⋯⋯所以我們的國家不怕大風大雨。我可以講，美國打進來，這樣的精神就可以把美帝國主義消滅掉。毛主席一聲號召，所有機關、學校都起來響應！一天晚上就貼出了幾千萬張大字報，都是揭露我們黨內缺點的。揭露以後，糾正更快，我們的工作就改正得更快。那麼，我們的建設就有偉大的進步。這個就是精神力量，精神力量變為物質力量，這個力量準備好了，就能夠打敗美帝國主義，中國就能發展世界革命。這個我們怎能夠反對？」[1-10]

第二點，他強調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反對反革命政變和實現世界革命的需要。他督促人們投入文化大革命的鬥爭，說：

一個政治上很庸俗的人，政治上不革命的人，政治上沒有遠大眼光的人，他就喜歡和和平平的過活。一個政治上有眼光的人，要革命的人，對目前還不滿足的人，中國革命勝利了，還要世界革命勝利，還有成千成萬階級弟兄受苦受難，我們還有國際主義的義務，還要把我們的力量百倍地加強，還有敵人，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美帝國主義在向我們進攻。他一定贊成這個辦法搞大民主發動群眾，搞文化革命，徹底揭露我們自己的缺點，不護短，他就不願意過那種和平共處，不願過那種死水一潭（的生活），他願意過波濤洶湧（的生活）。[1-11]

接著，聯繫到政變問題，他說：

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他們要搞政變。你要和平，他就不跟你講和平，你怎麼辦？他鑽到各機關，佈置他的私黨，按上釘子，按上定時炸彈，有一天，時間一到，炸彈一爆發，就把我們炸掉，你要和平得不到和平，那就是死亡。所以這些事情，我們要絕對相信毛主席，他比我們看的遠，看的更清楚。[1-12]

在聯繫批判了彭德懷、《海瑞罷官》、「三家村」等以後，陳毅又聯繫到國際鬥爭，說：

林彪同志學毛主席思想學得好，我們大大不如他，我們遠遠落後了。外交部很慚愧，特別是我，不怪你們。我們沒有研究，林彪同志研究了。從（19）60年起，亞非拉搞了66次政變。亞非拉三洲，這些新興獨立的國家就搞了66次政變，有11次政府首腦被人捉去砍了頭⋯⋯他們在亞非拉國家搞政變，他就不在你中國搞，他對你那樣有感情，把你中國除外？而首先就是要顛覆中國，因為中國是反美的中心，是反帝反殖的中心⋯⋯（政變在）蘇聯可以發生，斯大林一死，赫魯曉夫就準備一個政變，（斯大林）死不久就政變，把蘇聯變了顏色。他採取打起列寧主義的招牌反列寧，打起紅旗反紅旗，同美帝國主義搞和平共處。美蘇聯合，又反華，又撤退專家，經濟上把我們扼殺，政治上使用壓力，邊界就挑釁。現在蒙古，蘇聯派軍隊⋯⋯很可以懷疑，就是北京搞了政變，他的軍隊進來支援⋯⋯他們希望中國有個反革命政變，資本家、地主又可以恢復原來的生活了，帝、修、反的末日就可以推遲若干年。他們這個想法不是完全不落實的，就有那麼一個政變集團來給他們落實。彭真這些人打起紅旗反紅旗⋯⋯這個階級鬥爭是很複雜的⋯⋯[1-13]

陳毅的這番動員完全是官方口徑，強調防止政變，反對所謂「政變集團」。這是對當時的大紅人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政變問題的應和。不管他是否真的信服對羅瑞卿、彭真等的批判，他必須按中央的口徑說話。

姬鵬飛：「現在領導運動就是報紙。」

陳毅改口表示支持大字報和外交部黨委的第二次文革動員所發生的變化，反映著北京的中共高層領導幹部在努力適應文化大革命這個他們並不理解的怪物。他們不理解，下面的黨員和群眾更不理解。請看姬鵬飛的第二次動員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話：

現在領導運動就是報紙，就是靠我們自己，靠我們的自覺性。《人民日報》就是指導的方針。黨員同志們的思想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亂，不知怎樣搞。有的人看了6月1日社論說，矛頭指向哪個方向不明確。《人民日報》出來就多看，這就是底。[1-14]

這段話真切地記載了當時外交部裏上上下下普遍地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好端端的怎麼突然要「橫掃」？歷來政治運動都是由黨委統一領導，怎麼叫人自己去看《人民日報》呢？姬鵬飛自相矛盾的語言反映出他的無奈。歷來作為中共中央喉舌的《人民日報》，這時發生了特殊而又微妙的變化：5月31日，毛澤東正信用的陳伯達被派往《人民日報》主持工作，於是有了「橫掃」這樣號召造反的社論。

外交部的曲折是全中國文革曲折的一個縮影。

新引蛇出洞

姬鵬飛的「橫掃」報告中說明了掃什麼以及怎麼掃。他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修正主義思想、資產階級思想都可以揭發。不管是誰寫的、講的，只要你認為是毒草，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都可以揭發。」[1-15]陳毅也說：「揭發缺點錯誤，以便改正。」這些號召都很含糊，卻又是一把把雙刃利劍。如果你揭發的對象是領導要打倒的，揭發有功；相反，則揭發者本身就可能淪為牛鬼蛇神。

沒有揭發運動就搞不起來。為了解除人們的顧慮，要發動寫大字報揭發問題。陳毅6月20日在外交部翻譯室講話時強調：大字報貼錯了不予追究，要大家放下包袱。[1-16]姬鵬飛6月24日再次要外交部全體工作人員「大膽向領導上提意見」，說：「說錯了不要緊」，「我們『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戴帽子』。」[1-17]但是，這些話都不能當真。只要是被當作了階級敵人，追究、打棍子、抓辮子和戴帽子必不可免，而且又都是十分「正確」和「必要」的了。

當部黨委動員下屬「勇敢地投入文化大革命」、積極提意見的時候，它已經做了抓階級鬥爭的部署，用的是毛澤東在1957年「反右派」時用的「引蛇出洞」術。5月30日政治部向各單位領導發出絕密文件《關於一周來文化革命運動情況和意見》，內稱：「發現危險分子和可疑分子，要嚴加控制，及時上報。對於敵對分子冒出來的反動言論，先記下一筆賬，留待將來處理，不要急於組織批判。」31日政治部副主任王一木在保衛工作會議上佈置查11種危險分子，要各單位將工作人員對文革的態度排隊。並強調：「攻擊咒罵部黨委和陳總（對陳毅的尊稱，有時也稱陳老總）的都是反革命行為，一發現就要反映。」[1-18]

6月4日，陳毅在外事口佈置了領導運動的五條方針：

1.　內外有別，上下有別，黨內外有別，機關內外有別。

2.　大字報、開會，可以搞，但要相信黨委領導。各大學都有問題，那還得了嗎？

3.　機關到一定時候可組織一些批判對象，有牛鬼蛇神自然要批判，有些思想問題也可以批判。

4.　有些單位要派工作組去協助。有的去推動運動，有的去保護過關，需要撤的撤，需要保的保。

5.　嚴格區分問題的性質，要有秩序地進行工作，才不至於亂，不至於妨礙工作。

此外還補充規定：群眾正在發動，不要潑冷水，群眾要放，現在還放得不夠。但是，領導上要辨別真偽。黑線揪的差不多，再正常搞文化革命，審查自己的文件，檢查執行政策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1-19]

這幾條規定，是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所做八條規定在外事口的具體落實，基本精神是既要抓牛鬼蛇神，又要防亂。

這樣，部黨委號召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政治部已經嚴陣以待。6月6日動員後，解除了對大字報的禁令，但內部控制卻加強了。

階級敵人，或曰牛鬼蛇神，哪裏去找？政工人員密切注視著大字報。政治部成立一個龐大的運動辦公室，內設材料組，並派出聯絡員同各單位當權派聯繫，整了大批被認為有問題的人的黑材料。

外交部是國家的要害部門，應該說，它的幹部隊伍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建國後，毛澤東本著「另起爐灶」的方針，創建了新中國的外交幹部隊伍。這支隊伍包括三方面來的人員：一是從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戰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直屬機關和各軍區調來的幹部。例如第七兵團兼浙江省軍區副政委姬鵬飛、十九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耿飚、中央軍委政治部第一室主任黃鎮、南京警備司令袁仲賢等。還有數十名副軍級、師級、團級幹部，這批人長期從事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有較豐富的鬥爭經驗，成為外交隊伍的主體。二是原中央外事組及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統戰工作的幹部。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已有一些對外國的交往，培養了一批外事工作幹部，如伍修權、章漢夫、王炳南、黃華、陳家康、喬冠華等。[1-20]另外，上海、北京、南京、武漢等大城市有一批地下工作者，他們也是經過鬥爭考驗，具有鬥爭經驗的。三是從大學裏選拔來的青年學生，除建國後從北京外國語學校（北京第一外國語學院的前身）、俄語專科學校等選拔的以外，其中不乏上海聖約翰大學、北京燕京大學、南京金陵大學、武漢大學等校的學生。老幹部，特別是部隊來的領導幹部，是外交部的骨幹。部領導、各司負責人和駐外使節主要出自部隊和延安時期的外事幹部。1964到1966年，外交部調進了一批新中國培養的大學生，這些在紅旗下長大的青年來自全國各地。

外交工作既是打文仗，就要靠讀書人來做，所以外交部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建國前和建國初期入部的知識分子幹部，都是1949年前在舊社會受教育的，而且很多都是出身於非勞動人民階層，被視為舊知識分子。到文革開始，已經建國17年。60年代中期調進的大學畢業生，大都選自出身於工農兵或革命幹部家庭的子弟，他們屬於新社會裏培養出來的新知識分子，被認為出身好、政治可靠的。例如外語學院和外交學院這兩所培養外語和外交人才的院校的學生，在學習期間就被告知，他們將來的任務是取代外交部的舊知識分子。

在這樣的群體裏，部隊幹部和老革命具有最大的優勢。知識分子幹部則先天不足，而尤以建國後入部的知識分子地位最脆弱。此外，家庭出身不好的、被認為有不好的社會關係或歷史政治問題的人，屬於政治運動中最易受襲擊的一群。

混戰一場

6月6日以後，外交部的工作人員處理完日常工作就寫大字報，原則上上午工作，下午搞運動。文革開始時同中國建交的國家總共是50個，其中有不少國家同中國的關係已經冷淡，外事活動不多。部內除辦案外，調研工作彈性很大，因此，拿出半天的時間來搞運動也無妨。

兩個星期後，6月24日，姬鵬飛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做了一個運動小結。他說，從6月6日到6月18日外交部一共貼出了1萬8千多張大字報，加上部屬單位所貼的，有5萬多張。在這些大字報中，部長助理以上14人都有大字報點名批評，司級幹部被點名的67人，佔同級人員總數的63.6%；處級幹部78人，佔26%；一般幹部126人，佔6.9%。小結中將大字報揭出的問題分類為：（1）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文化革命，或同「三家村」黑幫有不正常聯繫；（2）堅持剝削階級立場、對黨嚴重不滿，和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有聯繫；（3）濫用職權、欺上瞞下、蠻橫專斷；（4）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嚮往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革命意志衰退；（5）埋頭業務、不突出毛主席著作、使用幹部重才不重德、「一言堂」等等。[1-21]

從6月直到8月中旬，部黨委的部署是雙管齊下。一方面直接拋出一些幹部作為橫掃的對象；另方面，發動群眾寫大字報全面橫掃，既要從大字報中發現反領導的牛鬼蛇神，又要通過大字報再拋出一批幹部群眾定為牛鬼蛇神。如此，外交部上上下下抓出了一大批「牛鬼蛇神」。

部黨委和政治部布置拋出的有部、司、處三級幹部。

部一級是部黨委成員中的孟用潛、王炳南和陳家康三人遭殃。孟是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被內定為「三反分子」；副部長王炳南和陳家康被勒令停職檢查。

在中層幹部中，一些人突然因歷史上早已經查清的事情而被定為叛徒或特務等，成了「牛鬼蛇神」。受害者中有部辦公廳副主任何方、機要局局長楊廣仁、翻譯室主任黎光、禮賓司處長趙凌中、領事司處長陳理、伍羊、葉強等。當時外交部大部分單位已遷址東交民巷。他們則被剝奪了工作，集中在老部，關在工字樓裏。他們還被勒令戴上白布袖箍，上面寫著黑字：「牛鬼蛇神」四個字。在飯廳裏，大家都坐著就餐；單有兩桌規定給這些人吃飯，但只准他們站著吃，不准坐。8月，批鬥孟用潛又牽連出研究所一大批中層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他們也被停止工作，集中在一起，寫檢查或監督勞動。

大字報橫掃，打擊面進一步擴大到各級各類幹部和工人。各單位都有人受害。

因為給領導貼大字報而挨整的有幾個非常突出的例子：

一、6月10日翻譯室44人大字報：《致黨中央、毛主席的公開信》。這張大字報是翻譯室一批年輕人寫的，他們入部時間不長，瞭解情況不多。為了響應號召參加運動，他們聯合起來，匯總了大字報揭發的司局級以上高級幹部的問題，認為「就在我們外交部，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正在形成」。這張幾千言的大字報將他們認為的高級幹部的問題，歸納為以下幾點：（1）不突出政治，不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在不少問題上有錯誤觀點；（2）追求資產階級趣味，生活開始腐化起來；（3）脫離勞動，脫離群眾，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看不起勞動人民；（4）自己特殊化，家屬也沾光等。他們對照中國工人農民的艱苦生活，批評這些人忘記了勞動人民，要求黨中央、毛主席「盡早採取措施防止在我國出現任何像蘇聯那樣的特權階層」。[1-22]

這張大字報所列舉的大部分事實，其實是每次運動都有人提出的問題。對高幹特權的不滿，反映了他們天真地根據宣傳上的理想主義和平均主義，要求取消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不平等。

這張大字報貼出的當晚，部黨委就開會研究，認定是大毒草，馬上派工作組到翻譯室。部長陳毅說：「最尖端的是說形成特權階層。」[1-23]公開信抄本分發至各司領導。部黨委成員紛紛表態，部長助理宦鄉的批語是：「到一定時候，我們要批判這株毒草。」副部長羅貴波說：「反擊太快，出不了籠。」這時有些黨支部已經在組織寫大字報，反擊44人大字報。許多司長、政治協理員、處長不僅佈置本單位群眾去圍攻，自己也在圍攻大字報上簽名。符浩佈置幹部司審查44人的檔案。6月13日姬鵬飛在司長會議上說：「反擊的大字報太多，有的嚇住了，有的趕快檢討。蛇剛一露頭就被打下去了，轉入地下。希望碰到這些問題不要慌，要沉著，毒不放不行，還是要大暴露⋯⋯毒出來了，不要組織人反擊。這是策略，司長掌握。」主管政治部的副部長劉新權也強調「要善於引蛇出洞」。他還說：「翻譯室44人大字報，他們攻擊部領導想轉移目標⋯⋯有的人看大字報動機不純，想把問題集中起來宣傳，推翻領導。」壓力之大，迫使這44個年輕人紛紛檢討。[1-24]

二、6月11日外交學會副秘書長張林生貼出大字報批評部黨委，題為《外交部是應該政治掛帥的時候了》。張揭發姬鵬飛曾說過：「文化革命在文化界情況較嚴重，我們外事部門應該好好學習一下有關文件，提高認識，劃清界限就行了。」她最後建議：「由中央請林彪同志親自指定一、兩名久經鍛煉，黨性強，主席思想學得好的軍事幹部到外交部擔任副部長，加強現有領導，徹底改變目前業務掛帥的荒謬作風。」張林生是副司級領導幹部，大字報表明她顯然對外交部黨委不滿而且「左」得很。儘管她抬出了林彪這個當時紅得發紫的人物，但俗話說：縣官不如現管，否定外交部黨委就是毒草。張因此被打成「反革命」，被專政達半年之久。[1-25]

三、6月9日新聞司青年科員黃安國和林文密批評該司領導右傾的大字報，被打成「大毒草」。司領導組織對黃、林二人進行大字報圍攻。黃、林二人論出身都屬紅五類（貧下中農、工人、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和革命烈士子弟為出身好的五類人），但因為給司領導貼大字報的問題，到8月份，外交部組織紅衛兵時，也不讓他們參加。由於黃、林二人不屈服，不斷反抗圍攻，引起全部的注意。[1-26]

從44人大字報遭圍攻後，群眾給領導貼的大字報急劇減少。據外交部內七個單位的統計，6月6日至11日的六天內，對部領導的大字報有130張，而在11日以後的兩個多月內只有9張。也正是從6月11日以後，許多單位自上而下地組織給一些中層或一般幹部貼大字報，被貼大字報的大多是業務上較強但政治上不被信任的幹部。有的單位領導甚至把組織內部掌握、未經核實的材料拋出來整人。於是，各單位出現了一些挨整的重點，如釣魚臺國賓館的申國藩、熊金海；領事司的張履榮、唐理庭；西歐司的冉隆勃；禮賓司的段世漢；第一亞洲司的盧鴻賓等。[1-27]政治部把這種情況說成為「重點自然形成」。

地區業務司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幹部是大字報攻擊的重點。例如：

美澳司把一位專員（李則望）和兩位處級幹部（張啟丞和張再）打成小「三家村」。[1-28]

某些外語幹部（有處級，也有一般幹部）業餘時間做些文字翻譯，這本無可非議，但在當時卻被「揭發」，批判為搞「自留地」、「走資本主義道路」。

建國初期入部的青年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十幾年一貫制當科員。亞非司的一位老科員，因一貫表現優秀，文革前夕，人事部門通知他本人已被提升為副處長。這在當時青年幹部中已是少有的佼佼者。但在這次大字報高潮中他卻被點名批判。原因是他知道當時亞非司一名領導在使館的生活作風錯誤，該領導怕被揭發，利用其權利，組織對他批判。一是所謂他的「反動家庭」。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曾留學日本，父親當時是老家蘇州一中學的校長並為該地政協委員，文革中首當其衝，被揪鬥。這就成了他的問題。另一罪名是，該司司長吳子牧曾任北京舊市委學生部長。舊市委被否定，吳也被揪鬥。因為吳子牧任司長在工作上對他很重用，大字報稱其為吳子牧的「小爬虫」。

非洲司的一位老科員，父親1949年前在上海和江蘇一帶任郵政局高級職員，曾幫助過中共地下黨工作，建國後由江蘇省郵政工會推荐到中央政府，在郵電部任專員直至退休。這位科員本人從中學起就思想進步，在外交部和駐外使館工作都很優秀。不料，一夜之間，黨支部組織給她貼出8張大字報，糊滿了一面牆。加給她的罪名是：（1）解放前郵政海關為美帝國主義分子把持，其父在郵政部門工作，為洋人辦事，是個地地道道的洋人狗腿子。她出身於這種家庭，從她的本性出發，就是「天然的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反革命基石」。（2）她曾在團小組會上匯報1958年大煉鋼鐵時，家裏大門上的大銅環被砸掉拿去煉鋼鐵，她母親有不滿情緒。這是借匯報之名反對毛主席，反對三面紅旗。（3）北京1966年地震時，她說過，有人講我國地震中心地帶已由南向北轉移，因此北京成為中心地區。批判說她這實質上就是矛頭直指黨中央，要推翻中央政府。在這突如其來的一頂頂「反革命」帽子的沉重壓力下，她病倒了。

禮賓司的段世漢，工人出身，是黨員，當時是禮賓司領導運動的文革小組成員。政治上是受信任的。橫掃開始後，有一次部裏組織大家看當時被批判的電影《早春二月》，看後座談。他在座談會上說：「啊，《早春二月》是毒草，沒有黨的領導。我過去寫過一個劇本也沒有黨的領導。」當時，一起討論的另外兩位科員說：你寫過劇本，拿出來看看嘛。當時他是單身，住在外交部報房胡同宿舍。他根本沒想到自己會有問題。他說那好啊，就在我的床底下，你們去拿吧。就這樣，兩天後，禮賓司樓上樓下貼滿了批判他寫的劇本的大字報。原來那兩位找到了他的劇本，並且批判起來了。劇本的作者因此成了有問題的人，文革小組成員的資格也被免了。

在外交部搞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時，條法司樹了兩個標兵。其中一人活學活用的事蹟是：他看到一輛自行車倒在地上。扶不扶起來？思想上起了鬥爭。這時，拿出毛主席語錄學習後，把倒在地上的自行車扶了起來。該司王榮久，黨員，曾任駐羅馬尼亞使館隨員，對這樣樹標兵有意見，說：學習毛主席思想要學習精神實質，融會貫通了，看見自行車倒在地上，不用思想鬥爭，自然就會扶起來。因為這件事，橫掃中王被貼大字報說他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

西歐司冉隆勃曾在一次學習會上說：「大躍進中『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提法不太妥當。」文革來了，他的一位副處長從自己的筆記本上把這句話掐頭去尾地拎出來，寫出大字報批判這是反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黑話」。另一張大字報跟著上綱，稱他是「白專」、「漏網右派」。從此，工作上不再重用，陳毅來部做報告，不讓他聽。後來更發展到懷疑他是特務。8月份西歐司的紅衛兵去抄他的家，目的要搜出電臺槍支。當然，一無所獲。但抄家者從相冊裏翻出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贈送的簽名照片，認為是帝國主義分子的照片，當即撕得粉碎。其實，蒙哥馬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的指揮官之一，對抗擊德國法西斯有傑出的貢獻。1962年受中國政府邀請訪華，毛澤東親自接見並與之長談。冉參加了對蒙哥馬利的接待工作，照片是蒙贈送留念的。

以上只是舉幾個例子，有些根本不是問題，有些則是是非顛倒，還有些問題並不需要發動那麼大的運動來解決。以三十多年以後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種以大字報對無辜的人進行人身攻擊是侵犯人權。但在當時，陳毅位高權重，外交部已經內部規定貼他的大字報就是反革命。一般幹部卻得不到這樣的保護。毛澤東說大字報是大民主，照例是沒有人敢說大字報不對。特別是有組織地寫出的大字報，不管怎麼胡說八道，給被貼大字報的人帶來的壓力是極其沉重的。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像「皇帝的新衣」，人人叫好。首先是排山倒海的宣傳攻勢。還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就把它吹成是反對修正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什麼是修正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天天講，卻沒有講清楚。人們積極參加，只因為是毛澤東說的、號召的。響應號召已成為當時中國人的本能，而不敢問究竟是怎麼回事。分析一下這種政治熱情，有不同的成分：積極的，有成功帶來的對毛澤東的信任；消極的，有專政造成的毛澤東的威懾力。建國17年，國家建設有成就有挫折，人民生活有甘有苦。關鍵在政策是否正確。但是文革來時，不但還沒有分清楚哪些政策是正確的，哪些政策是錯誤的，而且在很多重大問題上還是非顛倒。只要是毛澤東號召的，就必須認為是正確的，例如三面紅旗。響應號召跟黨走就是跟毛澤東走，這是對全國人民的要求，功勳卓著的開國元老也一樣，只是他們響應號召的心情更複雜。他們更不能表現疑惑，對下級、對群眾，他們是領導者，要表現見事早、得機先，以維護領導威信；要同中央保持一致，以維護中共的團結和統一；要積極貫徹運動的部署，以維護自身的地位。他們沒有料到，這次文化大革命同歷次政治運動不一樣，首先是衝著他們當領導的人來的。他們處於領導地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習慣於領導下級整別人，這一次仍以為輕車熟路；殊不知，這一段矛頭向下竟為他們自己受批判準備了條件。

誰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呢？什麼是資產階級思想和修正主義思想言行呢？要參加文革的人們去識別、去揭發、去打倒。當時已經在社會上公開進行的批判《海瑞罷官》是大批判的樣板。它沿襲了歷來政治運動的惡習，以勢壓人，歪曲事實，捕風捉影，胡亂上綱上線。本來是因為毛澤東欣賞海瑞是諍臣而寫的《海瑞罷官》，被歪曲成是為彭德懷翻案之作。說作者不滿彭德懷因大躍進失誤向毛澤東進言而被罷官，並由此出發批判與作品毫無關係的什麼「單幹風」、走資本主義道路等等。建國後的一系列錯誤，如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等此時還都當作正確，成為文革中打擊人的口實。是也，非也，對於要批判要打倒的，任意加以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罪名，定為資產階級或修正主義思想言行。這時橫掃牛鬼蛇神是如此，以後各階段的革命大批判也是如法炮製，只是不同時期整人者和挨整者不同而已。這樣的是非顛倒貫穿在十年文革的始終。

文革災難過後，痛定思痛，1981年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指出：

「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1-29]

所以，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錯上加錯的整人運動，形成了整人的瘋狂症。各級組織唯恐抓不出有問題的人，對大字報的內容並不加以核實澄清，心術不正者和不明真相的人，就借機歪曲事實，造謠誣衊，挾嫌打擊報復等等使別人受害。大字報裏斷章取義、造謠、污蔑，絲毫不管這些可以給被點名的個人或家庭招致嚴重後果。大字報一出，被點名的人受到很大壓力或受到歧視。他們感到委屈、不服、憤怒，卻無處申訴。而只能等待所謂「運動後期處理」。

1966年5月到10月，部黨委沉浸在橫掃牛鬼蛇神的狂熱中。6月21日陳毅在有司長們參加的外交部黨委擴大會議上號召進一步揭發。他說：「這個運動揭露得還不夠，暴露得不夠。司長們要頂住，一變，二變，三變，四變，把戲就出來了。現在剛開始，要頂住。」[1-30]

部黨委的運動部署

8月初，部黨委準備運動到10月份收場。8月2日姬鵬飛在司長會議上部署運動時，對外交部運動形勢提出的基本估計是：深、廣、明。認為運動進行得深入廣泛，階級鬥爭形勢明朗了，因此以揭發問題為主的階段基本結束。他部署：8月10日至31日開展重點批判和重點檢查，首先是舉行批鬥孟用潛反黨罪行大會；9月1-15日為司、處級幹部檢查；9月15日以後由司長搜集群眾意見，帶到部黨委會上向部領導提意見；10月1日國慶節以後整改落實。姬還說：「個別科員，如民憤大的、有特別突出的問題，也可採取一定的形式在一定的範圍內進行檢查。」[1-31]

8月30日下午陳毅到外交部講政策，說王炳南和陳家康將在全部大會上進行檢查。王炳南和陳家康是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人民內部矛盾。他們的問題是部黨委揭出來的，群眾並不知道什麼。[1-32]9月中旬先後開全部大會，分別由陳家康和王炳南做檢查交代。13日下午陳家康的檢查非常勉強，因群眾不滿意，當場被中止，讓他好好準備再交代。[1-33]

這個部署未能完全貫徹實行，全國的形勢正在發生重大變化。8月，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接著掀起紅衛兵運動，繼而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造反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外交部的運動也得隨波逐流，10月未能結束，11月也結束不了。

工作組的撤銷

文革運動一開始，外交部就向所屬的一些單位派出工作組。毛澤東既然做出撤銷的決定，外交部派出的工作組在8月份也先後撤回。派往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工作組於8月13日撤回。其他派往外交人員服務局、北京第一外國語學院（簡稱「北外」）、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世界知識出版社、外交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和印度研究所和對外文委的工作組先後在8月11至20日撤回。[1-34]

工作組是中共領導政治運動的傳統手段。在文革中，有兩種工作組，一是陳伯達為首進駐《人民日報》社的工作組，它的目的和作用是煽文革之風，點文革之火；另一是當時在京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決定派往各學校和許多單位的工作組。毛澤東利用後一種工作組作為反對劉少奇的口實，說工作組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了起來對領導造反的群眾。現在人們談到文革中的工作組一般指的都是後者。絕大多數工作組都曾組織反擊批評領導的群眾，有些單位，如外交部，沒有工作組，但是黨委執行的是同工作組一樣的方針，矛頭向下，打擊了群眾。工作組和黨委打擊群眾都是通過他們依靠的另一部分群眾實現的。這樣群眾就分裂成被依靠的、被打擊的和不直接涉及的不同的人群。

毛澤東批評工作組，號召造反，使受打擊的群眾得到支持，有了希望。他們由於自身受壓的體驗，容易接受批判鎮壓群眾的反動路線的號召。而工作組依靠的那部分群眾則不易接受造反的號召，在他們的眼裏，受壓者是有問題的人，整他們沒有錯。換句話說，黨委和工作組如果錯了，他們也就錯了。他們很難批判黨委和工作組，而要維持原來的秩序，保工作組。這樣，他們就被看成是保守派。這是造反派和保守派最初的分野。切身利益所繫，造反派和保守派互相恨之入骨，勢不兩立。此時，毛澤東需要群眾造反，造反派在群眾中漸漸由少數發展成多數。保守派則相反，由多數變成少數。但是，作為群眾來說，都有造反的權利。曾經保過工作組的群眾也組織起來，宣告造反，也是造反派。只是兩派群眾組織互相攻擊，鬥爭不止。在群眾鬥領導的同時，群眾和群眾之間的鬥爭也十分激烈。

7月底在撤銷工作組的同時，中共宣佈全國大中學校放假半年鬧革命。毛澤東深知，在中共的天下，號召群眾造領導的反絕非易事，因為領導就是中共。不過，青年學生是最容易被鼓動起來的，他要把這股力量發動起來造成造反洪流。學生因而不讀書，專門鬧革命。青年學生們造什麼反？他們所在的學校天地太狹窄，批鬥老師不需要太多的時間。於是，中學生衝上社會破四舊、反帝反修。大專院校的學生們則把目光投向他們學校所屬的中央機關以及有關的社會領域鬧革命。而這個轉變大多從清算工作組開始。

在這樣的發展下，外交部受衝擊在所難免。外交部派出的工作組雖已撤回，但工作組所派駐單位的受壓群眾卻不肯善罷甘休。他們接二連三地找外交部，要揪鬥工作組。而其中矛盾最尖銳，對外交部運動影響最大的是北外的兩派。這股刮遍全國的揪鬥工作組之風，一直持續到1967年1月奪權高潮之後，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正式制止揪鬥工作組才告停息。

但是，在1967年9月以前，北外學生造反組織對外交部的衝擊力度之大、持續時間之久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

在大專院校諸多的工作組中，外交部派往北外的工作組以鎮壓學生厲害聞名。這同6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有關。6月中旬，北外有學生說中央批准參加會議的中國作家中有黑幫，沒資格參加會議，揚言要到會場上去抓黑幫。外長陳毅當然不能允許這樣做，他表示：「決不允許造反派衝擊國際會議，既然中央把召開這次會議的任務交給我，我就不怕負這個責任！誰要衝擊大會，就是現行反革命，我陳毅決不會客氣的！」在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支持下，陳毅召集有關方面負責人反覆研究，採取了嚴密而有力的預防措施，保證了會議在京西賓館順利召開。會前，6月17日，陳毅決定派外交部副部長劉新權作為第二批工作組去北外加強對運動的領導。陳毅對劉說：「你是軍人出身，去了要頂住，絕對不許學生衝擊亞非作家緊急會議。軍人嘛，完不成任務，你別來見我。」[1-35]

劉新權受命，在北外，採取了嚴厲措施。工作組宣佈：「誰要是衝擊大會（亞非作家緊急會議），誰就是反革命。」北外大門緊閉，晚上探照燈光四射，校園內日夜有人手提大棒護校。北外周圍以至京西賓館（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會址）和軍事博物館都佈置了軍隊和便衣警察，學生出來就抓。北外的這種所謂「掃障礙」「抓遊魚」長達28天之久。帶頭造反的人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出校門，信件被檢查，大會批，小會鬥，被指控為「反黨」「反革命」。全院大多數人做了檢查，近千人被批評犯了「立場錯誤」，826人承認主觀或客觀上反黨，1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遊魚」和「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有的「遊魚」被鬥爭多達20次。在這種恐怖氣氛下，不少同學被逼得準備坐牢、勞改，還有的企圖跳樓自殺（未遂）。[1-36]

學生怎麼會提出要衝擊亞非作家緊急會議，要抓黑幫，而且非常固執？陳毅在當時的一次會上說：

真是撞鬼了！外語學院就有那麼幾個學生娃娃，水平硬是比中央政治局委員還要高？！他們大字報揭出的材料，某某人是AB團，某某人是改組派，某某人被俘變節，就像查過中央組織部的檔案！他們那時候根本沒有出世嘛，居然無所不知！

陳毅又說：

我們這裏領導開會，剛剛研究幾條保證安全的措施，那邊造反派大字報就貼出來了。連我陳毅說話的腔調、臉部的表情，他們都說的清清楚楚！好像坐在我對面親眼看見，親耳聽到一樣！[1-37]

陳毅已經感覺到學生之所以亂衝是因為背後有人在撐腰。

紅衛兵運動在外交部

紅衛兵運動也曾在外交部讓「紅五類」出身的青年幹部活躍了一把。隨著大肆宣傳的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紅衛兵運動風行一時。紅衛兵由「紅五類」出身的「革命小將」組成，外交部內一些出身好的幹部自發地起來仿效。8月20日，紅衛兵組織首先在研究室和蘇歐司出現。緊接著，西歐司等單位的「紅五類」幹部也成立了紅衛兵。既然強調出身好光榮，於是有的中年甚至老年幹部也加入紅衛兵組織，戴起紅衛兵袖箍。如西歐司政治協理員是貧農出身、長征幹部。不過，這是極少數。後來，強調紅衛兵是青年人的組織，年長的也就自動退出了。

帶著強烈的政治優越感，這些紅衛兵既要造反又要維護黨委，他們的行為是自相矛盾的。他們此時對毛澤東批評的鎮壓群眾不理解，而把運動初期挨整的人看作異類。被貼大字報的青年幹部，即使出身好，紅衛兵組織也拒絕吸收。新聞司的黃安國和林文密就屬於這種情況。黃、林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政治迫害，在社會上革命造反的大氣候影響下，他們沒有屈服，自己命名為「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新聞司領導認定他們是有問題的人，派人到黃安國的家鄉去調查他的情況。黃在家鄉時勞動學習一直表現很好才在1960年被外交學院內部招生錄取。他們以為外交部來外調是要發展黃入黨，講了黃一貫表現好等許多好話。此事後來被揭發，更加激怒了黃安國、林文密和同情他們的幹部群眾。

外交部各單位的紅衛兵於8月24日舉行慶祝紅衛兵成立大會，他們也仿效社會上的紅衛兵要破四舊，目標是一些部司級幹部和被貼大字報的一般幹部。知識分子首當其衝。他們先抄了陳家康、王炳南副部長的家，因為他們算是有問題的人。接著又抄了部長助理宦鄉的家。他們的古書、古董和洋貨在抄家中被查封。

8月28日部分紅衛兵到一些部司級幹部家裏去查四舊，查封他們家的古書、古董和洋貨。以後就發展到要去抄姬鵬飛副部長和大使們的家。他們遭到姬、喬子女的圍攻，並被沒收出入證（外交部工作人員進出外交部大門需出示的證件）。次日，耿大使的子女貼出大字報指責外交部的紅衛兵。要知道，這些高幹子女本身都是響鐺鐺的紅五類、紅衛兵，而且更早就在社會上破四舊、抄家、橫掃牛鬼蛇神，豈容別人動他們自己的家？！

這張大字報又引發了周潮海事件。周潮海是一個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此時在一個副部長宿舍當看門員。周平時對一些高幹子女的行為就看不慣，現在看到大字報，認為不妥，就去提意見。這些子女哪裏聽得進去。相反，他們帶回幾十名高幹子弟紅衛兵，拿著皮帶、鐵鏈，揚言要打死周潮海。周聞訊躲開了。他們抄了周的住處，拿走了他的殘廢證。事發當天（8月29日）下午陳毅得知此事，才把他們勸走了。

接著陳毅到部裏向全體人員講了30分鐘的話，表明他不贊成抄家；批評外交部的人抄家事先也不向他打招呼。他指出：北京目前抄家、打人的風氣很盛，不能提倡。紅衛兵跑出來查封，這裏也封，那裏也封，搞得共產黨員毫無保障。他還指出：家中有點古、洋的東西，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問題，當大使的買點外國貨究竟犯了什麼罪？崇洋媚外應該批判，但外交官在國外買一點洋貨，只要是用自己的錢買的，不能說他們有罪。中國貨到了外國，外國人也叫洋貨，中國貨還要同洋貨競爭哩。將來我們的人民幣也要和美元一樣在世界上流通。我反對抄家、查封，保留一些古書、古畫、古董之類的東西沒有罪。古董之類的東西千萬不要搞壞，許多問題都要認真研究。有的人在抄家中把洋書也封起來，把馬克思、列寧的書也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怎麼傳播？毛主席著作翻譯了送到國外去，如果人家也學我們鬧革命，把書封起來，毛澤東思想怎麼傳播？三兩個人就隨便去抄家、查封，難免不出岔子。我認為應該建立一個機構，統一行動，約束一下。[1-38]

外交部紅衛兵出師不利，以後也沒有什麼作為。到11月14日，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宣佈解散。

批鬥孟用潛大會

8月部黨委召開了第一場全部性的批鬥大會，這就是計劃中的《聲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孟用潛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行大會》。孟用潛是一位資格很老的副部級幹部，時任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兼管世界知識出版社。開這樣的大會說明孟用潛已被內定為敵我矛盾。聲討大會分別在外交部、國際關係研究所和世界知識出版社連開三天。

第一次批鬥會於8月10日下午在東交民巷30號召開，主會場照例在二樓大禮堂，拉線向全樓廣播，同往日開全部大會的平靜肅穆的氣氛大不一樣。會前，禮堂裏放送著歌頌毛澤東和革命造反的歌曲。這是要營造一種熱烈的戰鬥氣氛，叫作：「廣大人民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禮堂裏上下兩層幾百個座位坐滿了人，禮堂外的走廊裏和一樓小禮堂還有部屬單位的人席地而坐。樓內各單位的人大多自己搬個椅子坐在走廊裏，聽大會實況廣播。文革前期直到1969年底大批人員下放五七幹校前，召開全體人員大會就是這種情景。

孟用潛之所以第一個被部黨委拋出來作為鬥爭對象，決定於文革從學術批判開始、研究所在外交部的特殊地位和外交部運動的需要。國際關係研究所是外交部屬下進行理論研究的學術單位。以政治批判中斷章取義、強詞奪理的作風，在學術著作中尋找所謂反毛澤東思想的東西從來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同時，研究所的工作人員除一些骨幹外，基本上是政治上不受信任的，被認為不適宜在外交第一線工作的人，包括起義的前國民黨政府外交官，還有被安置在研究所的在歷次運動中所謂「犯錯誤」的人。其實，研究所的人員構成是外交部的人事制度決定的，所長孟用潛並無決定權，但批判時孟用潛卻被加以「招降納叛」的罪名。這樣，國際關係研究所就被定為外交部文革首要的對象。5月份工作組就被派往研究所，發動這場鬥爭。6月6日姬鵬飛動員報告中說：「國際關係研究所資產階級思想泛濫，問題比較突出。」

批判大會由主管研究所的副部長喬冠華主持。批判的內容主要是兩個：一是學術研究上的修正主義思想，二是用人上的「招降納叛」。副部長韓念龍和部長助理宦鄉做主要發言。開會時，孟用潛被叫到主席臺上接受批判。批判過程中，不時有人領呼口號。不一會兒，臺下有人叫：「孟用潛跪下！」主持人責令孟跪下。在批判孟用人唯才、招降納叛時，發言的人先後點了一些人的名字，被點名的人一個接一個被揪上臺陪鬥。坐在一樓小禮堂聽會的被點名者也有人來押到主會場陪鬥，於是主席臺前接二連三地跪了一排十幾名陪鬥者。其中有陳楚、薛謀洪、丁谷、金楠、周硯、陳秀瑛、李芳春等等，都是研究所各研究室主任和資料室負責人等業務骨幹。會前給孟用潛準備了寫著「三反分子孟用潛」字樣的高帽子，帽子裏暗藏了圖釘。這個紙糊的高帽子一壓到孟用潛的頭上，血就跟著流下來。如此鬥了兩個小時，散會時還要拉孟到各樓層走一遍，這種折磨人的辦法叫「遊鬥」。「遊鬥」經過人群時，一些人向被鬥者吐吐沫，還有人伸手揪金楠和周硯的頭髮。已經年過花甲的孟用潛此時體力已經不支，遊樓不得不中途停止。[1-39]

這次批鬥會是外交部文革開始後的第一次，是在部黨委主持下召開的，也是最不文明的一次。讓被鬥者跪下的事，後來在一些使館和一些小單位的會上有過，但在全部大會上再沒有發生。當時陪鬥的人員文革後都得到平反，有些人還被委以重任，如陳楚，70年代曾先後出任中國駐聯合國副代表和駐日本大使。

但是孟用潛卻從此停止了工作，被打入「牛棚」。「牛棚」是文革辭彙，即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一些被批鬥的人關在一起，被勒令寫檢查和做一些打掃衛生之類的體力勞動。孟用潛在文革中的厄運此時不過是開始。1967年5月22日孟用潛被中央專案組隔離審查，要他證明劉少奇是叛徒。這是因為1929年8月22日劉少奇和孟用潛一起到瀋陽奉天紗廠時被捕，當時劉少奇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孟用潛任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這次被捕是該廠廠衛隊認為他們形跡可疑，經過半個多月沒查出結果，兩人均被取保釋放。但是江青要借這段歷史把劉少奇打成叛徒。孟用潛面對專案組的審訊一個月，堅持據實答覆。康生和江青說他是「演戲」，責令專案組加大攻勢。專案組接著對孟用潛採取所謂「打態度」的做法，說他不老實，威脅他說不交代就要升級（逮捕），謾罵他是老頑固，對他拍桌子，施加種種壓力。這樣從早到晚，中午也不讓他休息一下。孟用潛還是不承認有自首叛變的問題。後來，一連搞了七天，審問時，用手槍對著他要他交代劉少奇叛變。孟用潛在這種情況下違心地說是被捕叛變，但過後就申訴翻案。從1967年8月到1969年3月，孟用潛一共寫了20次申訴，否定自己被逼著講的假話。專案組十分惱火，又威脅他說：「再對1929年叛黨提意見，就以現行反革命論處。」[1-40]孟用潛被關進監獄直到1984年。

孟用潛是河北省深縣人，生於1905年。青年時就投身革命，192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福建省委書記、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北滿特委書記、陝西省委書記、河北省委組織部長、代理書記、上海局調研部副部長和華北供銷合作總社主任。建國後，擔任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局長，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建國前，孟用潛長期從事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鬥爭，不避艱險，積極開展工作。曾兩次被捕，在獄中表現堅貞不屈，保護了中共的組織和機密。

孟用潛是1956年調到外交部的，當時張聞天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致力於外交工作的基本建設，建議成立一個國際關係研究所作為專門機構，對國際關係和外國進行系統研究，特別是研究一些中長期的、帶全局性的、戰略性的重大問題。建議得到批准後，張聞天要求將孟用潛調任所長。雖然當時孟用潛已內定將出任南開大學校長，劉少奇和中組部部長安子文還是批准了張聞天的要求。[1-41]孟用潛到外交部後任外交部黨委委員，國際關係研究所黨組書記、所長，並兼任對外文化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在擔任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期間，孟組織研究所工作人員調查研究當時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還創辦了《國際問題研究》，並出版《國際問題譯叢》兩種刊物。中蘇論戰期間，研究所受命組織寫一本新的帝國主義論。但在當時外交思想受到極左思潮干擾的情況下，很難做到實事求是的研究，張聞天建所的設想也難以付諸實施。研究所從某種意義上成了外交部處理幹部的場所，正是這種種不成文的背景，使孟用潛在文革中成為外交部的第一個犧牲品。

同許多共產黨人一樣，他曾幾次受到黨內鬥爭的打擊。1934年在擔任河北省委代理書記時期，被錯誤地認為執行了機會主義路線，被開除過黨籍。文化大革命中，他先被外交部黨委定為鬥爭對象，後又被江青等列為與劉少奇同案的叛徒而被投入監獄。孟用潛受到殘酷迫害長達18年之久，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1984年平反獲釋後，終日沉默寡言。一年後，於1985年8月8日凌晨逝世。[1-42]

文革籌委會

8月以後到年底，文革實際上是雙軌進行。毛澤東號召造反，但他又沒有明確不讓各單位黨委領導。所以，除了學校和一些重點單位如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等鬧翻了天，很多單位仍在黨委領導之下。國務院系統此時仍是比較平靜的。

9月下旬，國務院開會做運動總結。陳毅在會上談外事口的運動時說，文化大革命與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一樣，目的應是為了弄清思想，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以達富國強兵之宏圖。因此，在外事口主要抓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動員群眾幫助領導幹部「洗澡下樓」（意指通過自我檢查，得到群眾諒解，恢復正常工作）。外事口各部門黨組成員，包括他陳毅自己，都在一定範圍內（以不泄露外事機密為原則）做了自我批評，在和風細雨中進行一次思想革命。外事系統各級領導幹部中，真正打倒的一個也沒有。經過群眾運動「洗澡下樓」，全部可以過關。[1-43]這裏看不出外交部曾經發生過橫掃牛鬼蛇神以及孟用潛被當作敵我矛盾批鬥等事實。

陳毅做總結的時候，外交部內已出現了造反的初瀾。

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明確了運動的矛頭是向上。這是繼撤銷工作組之後，更進一步地發動群眾起來造反。各地黨委紛紛被炮轟，外交部黨委對運動的領導地位開始動搖。鬥爭的矛頭轉向了部黨委。

8月份以後的大字報不是部黨委號召寫的，而是中層幹部和一般幹部根據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精神寫的，矛頭向上，批評部黨委，要求部黨委做檢查的呼聲越來越高。

8月5日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被第一亞洲司的人傳抄到部時，政治部立刻動員摘下。但是，不久這張大字報以及《十六條》就正式公佈，這對外交部的群眾實際是又一次、也是更為有力的發動。

8月16日上午，禮賓司6人聯名貼出兩張大字報：《部領導為什麼不引火燒身？》和《炮轟部黨委》。這兩張大字報震動了全外交部。接著，各單位都有人起來寫大字報對部黨委提出質問。這時部黨委的態度不再盛氣凌人了。當晚，匆忙召開全部大會，姬鵬飛代表部黨委表態說歡迎禮賓司的大字報，歡迎批評。

8月20日部黨委提出要召開500人規模的大會做檢查，被群眾抵制，說它是「大騙局」。8月22日陳毅、姬鵬飛、羅貴波、韓念龍、喬冠華、陳家康、王炳南等黨委成員聯名貼出《炮打外交部黨委司令部》的大字報，再次表示歡迎提意見。各級領導幹部也都紛紛放下架子做檢查，表示願意接受群眾批判。這叫作「引火燒身」，以示「態度好」。

根據毛澤東提出文革要自下而上地革命的精神，原來部黨委領導成立的文革小組執行了錯誤路線沒有合法性了。外交部同全國各地一樣要重新成立「文革籌委會」。這時候，部黨委處境尷尬，上面沒有指示，它不能放棄領導。它佈置按組織系統在各級選出「文革籌委會」或「文革小組」來領導運動，算是貫徹「自下而上」的精神。這樣選出的文革籌備委員會成員仍是受黨委信任的運動初期的依靠對象和積極分子。群眾稱這個文革籌委會是「民選官辦」的籌委會。同時，部黨委還成立一個以符浩為首的運動辦公室，成員是政治部前文化革命辦公室的原班人馬，任務是編寫特字型大小簡報，選印「有問題」的大字報，供部黨委及時掌握運動動向。這個機構的存在只有部文革籌委會主任、辦公廳專員級秘書宋恩繁知道。

但是，此時群眾的勁頭可同以前不一樣了。8月24日美澳司王和興、朱祥農等23人聯名貼出大字報：《部黨委在運動中犯了路線性錯誤》。隨後，又有一些人給陳毅和部黨委貼大字報，突出的有兩張：一是8月25日第二亞洲司貼出的，題為：《陳毅同志為什麼同毛主席唱對臺戲？》另一是8月27日第一亞洲司副司長陳勉之等6位司長寫的，題為：《陳毅同志是否堅決跟毛主席走？》在當時，對毛澤東的態度問題是個十分敏感的問題，陳毅當然不會置之不理。28日晚，陳毅在中南海住所召見姬鵬飛、羅貴波和文革籌委會的負責人，批評二亞和6位司長給他貼大字報。29日國際司副司長吳亮璞和一些處級幹部和一般幹部十餘人聯名貼出大字報《部黨委把革命矛頭到底指向誰？——部黨委領導運動大事記》，揭發部黨委引蛇出洞的運動指導思想。[1-44]對於外交部的這種發展，陳毅接受不了。8月30日下午，陳毅在全部大會上提到二亞的大字報，說是冤枉了他。並說：「參加部黨委的會就揭發部黨委的錯誤，是政治上不可靠。」還說：「運動後期，外交部要精簡三分之二。」外交部群眾運動的第二次熱潮在陳毅這兩次講話之後，又沉寂下去。

9月24日陳毅第二次接見司級幹部，對他們說：「敢貼大字報的精神很好，但要有事實根據，你們司長不能像青年幹部那樣。」又說：「有些人政治上不可靠，運動以後，一定要罷一批人的官。」隔了一天，9月26日部黨委組織司長們小組座談，有關司長又做自我檢討。吳亮璞、陳勉之等貼大字報的司處級和一般幹部在運動後期都受到懲罰。這是後話。

10月1日，林彪在國慶講話中強調提出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鬥爭在繼續，進一步動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軍委關於文化大革命整群眾材料的規定。部黨委稱機關和學校不同，不准向外交部群眾傳達。外交部內運動則準備在11月15日前結束鬥和批，以後轉入整改，根本不提批判資反路線。外交部的群眾和領導在運動問題上的鬥爭進入相持階段。

10月11日凌晨，一外100多學生來到外交部政治部，搜出8麻袋劉新權工作組整群眾的黑材料。當晚，羅貴波副部長受命宣佈周恩來總理決定劉新權停職反省。這個事件推動了外交部對資反路線的批判。

10月以前，部內幹部群眾在部黨委高壓下起不來。文革籌委會依附部黨委也不可能領導批判資反路線，運動又不能不搞，於是就動員和組織幹部群眾到外單位去看大字報，名為「取經」。本來以為這樣做部裏就清靜了，卻沒有想到此舉反而給部裏群眾對資反路線的怒火添了把乾柴。當時清華、北大、北師大等批判工作組鎮壓群眾，中宣部已被定為閻王殿，北京市委也展開了批判，到處大字報如火如荼。更反映出外交部黨委幹的就是整群眾的那一套，外交部內的運動冷冷清清。10月8日新聞司受壓制的黃安國和林文密再次貼出大字報。黃安國大字報的題目就是：《新聞司黨支部對我的做法方向錯定了》。林文密的大字報題為：《徹底肅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流毒——再談新聞司運動的路線和方向》。14日黃、林兩人找到文革籌委會主任宋恩繁，要求平反。宋恩繁卻企圖推委，要黃安國和林文密「顧全大局，風格要高些」。同時，新聞司、國際司、亞非司、西歐司、非洲司、蘇歐司、文印處、翻譯室、翻譯隊、機要局、總務司、釣魚臺等單位都有群眾要求文革籌委會反映群眾被壓制的情況，包括周潮海等等。可是文革籌委會都以「研究研究」相推託。

群眾自己組織的戰鬥隊開始出現了，有些人在原來的紅衛兵組織的基礎上成立戰鬥隊。10月17日文印處「逆水行舟」戰鬥小組等貼出大字報，要求部文革籌委會站出來動員和領導批判資反路線。

批判資反路線的呼聲越來越高，10月19日姬鵬飛在黨委會上說：「拿出一段時間來搞，搞個把禮拜到10天。」部黨委想敷衍一下。次日，由羅貴波代表部黨委做了一個批判資反路線的動員報告。羅說：「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社論都講清楚了。部內有無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無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或反映，請大家討論揭發。」隨後，宋恩繁代表文革籌委會表示「完全支持」、「堅決擁護」。11月2日部黨委佈置17級以上黨員幹部集中學習中央文件。在這樣的形勢下，部文革籌委會也要做出批判資反路線的樣子，決定於11月5日召開「批判資反路線誓師大會」，但被陳毅制止。在部黨委請示時，陳毅指示部黨委要「頂住」，「不能干擾17級以上幹部的學習」。他說「一開會，外交部就要分裂」。

部黨委最後做了一個領導運動的檢查。12月16日上午8時通知，10時開全部大會，姬鵬飛代表部黨委做檢查。檢查中歷數了外交部文化大革命和外交工作的成就，稱運動領導有缺點，但是執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當時連不相信部黨委執行了資反路線的人也表示，這個檢查不能自圓其說。部黨委為這個檢查準備了一個多月，斟酌再三，花了很大功夫。它由副部長喬冠華和部長助理宦鄉兩位大秀才執筆撰寫，先後修改了十幾回，製版五次，並經陳毅兩次審閱。檢查雖然同當時的形勢要求相距很遠，但他們已不能不正視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事實，儘管他們不願意承認執行了資反路線。[1-45]

外交部造反派起來

外交部黨委有沒有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外交部群眾意見不一。有人認為執行了，這些是親身受到橫掃牛鬼蛇神迫害的人，積極響應批判資反路線號召和同情他們的人。另一些人則認為外交部沒有資反路線；這些人是運動初期黨組織依靠對象和積極分子，打擊別人的人。明確表態的人不多，大多數人採取觀望態度，隨大流。在全國形勢發展的影響下，有些人自發地聚集在一起辯論，有的還把部黨委成員請來參加，大家坐在一起討論。在這些會議上，認為執行了資反路線的人舉出事實或進行控訴，但也有人認為這種控訴就是反黨。在一次辯論會上，亞非司科員萬眾聽了人們指責運動中領導和政治部對一些人進行了政治迫害，站起來質問：「解放了，在共產黨領導下，怎麼會有政治迫害？」這代表著一批人的觀點。他們認為，挨整的都是事出有因，黨組織不會錯。萬眾後來成了同造反派對立的群眾組織革命造反總部的頭頭之一。

一批1964年左右入部的青年幹部積極推動外交部批判資反路線。如國際司張殿清在橫掃牛鬼蛇神期間，他看到很多人無辜受到迫害，覺得有問題。所以，當中央號召批判資反路線，他積極響應。部黨委提出沒有執行資反路線後，他寫大字報指出這是掩蓋事實。他不僅在本司批判資反路線，而且動員其他單位中曾被大字報攻擊、受到迫害的人起來造反。一些單位群眾組織起戰鬥隊，進行活動，如翻譯隊的「硬骨頭戰鬥隊」、文印處的「逆水行舟戰鬥隊」。

外交部造反的群眾終於聚集起來。12月20日晚，由國際司的張殿清，新聞司的王中琪、成綬三等青年幹部牽頭，召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串聯大會」。他們提出：為了把我部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定要大造部黨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大造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反，把外交部辦成一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文印處的代表的發言說：「最近部黨委的檢查是不觸及靈魂的，那好吧，我們來幫助它徹底地觸及靈魂，徹底地批判。」

參加這次串聯會的200餘人主要是兩種情況：一種是年輕的文革積極分子，一般都是出身好，入部時間不長，本身並沒有受到打擊，但根據中共中央歷次號召對照部裏運動的現實，抱打不平，起來造反的，如國際司的張殿清，新聞司的王中琪、成綬三，翻譯隊的楊榮甲，西歐司的周從吾等；另一種是文革以來直接受到打擊的，如翻譯室的左福榮，老紅軍周潮海等。參加者都是以個人身分到會，參加大會的人來自30個大小單位，計有：國際司、新聞司、蘇歐司、西歐司、美澳司、亞非司、第一和第二亞洲司、條法司、領事司、翻譯隊、政治部的組織部、醫務室、辦公廳的文印處、總務司的財務處、房管科、文書處、管理科、生活科和機要局、業餘學校、勞動辦公室，以及部屬單位國際關係研究所、外交學會、世界知識出版社和招待所等。

會議決定成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並寫信報告周總理。在組織紀律嚴格的外交部，這次造反大會震動很大。積極分子們的地下活動轉到地上，否定了部黨委領導運動的權威。

這時，部黨委同部文革籌委會企圖趁造反派剛剛組織起來，立足未穩，搶先召開批判資反路線大會。聯絡站針鋒相對，提出要「踢開絆腳石，徹底鬧革命」。外交部文革籌委會以後再也沒有露面。

12月24日聯絡站貼出海報，定於12月27日召開外交部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當晚，部黨委召集各司司長、文革組長和部文革籌委會常委開會商討對策。會議要文革籌委會「頂下去」，同時佈置各司「勸說聯絡站解散」。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是12月26日傳來了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外事口可以成立革命群眾組織。[1-46]

周恩來總理12月26日接見第一、第二外語學院左派師生代表，談話的第一點就說：

第一、外事口子的各個單位都可能成立革命組織，現在外交部也在成立組織。（問速記同志）你參加沒有？（答：暫時沒有參加。）那你的積極性不夠哦！過去，對於外交部機關是不是成立組織的問題，要看一看形勢。曾經成立過紅衛兵，紅衛兵是青少年的組織，成立後看一看。現在並不限於紅衛兵組織，要成立各種戰鬥組織。紅衛兵不夠了，有年齡限制，紅衛兵只是30歲以下的參加。⋯⋯第二、既然外交部可以成立組織，其他單位也可以成立。這當然要靠內因了，靠革命積極性起來。[1-47]

這段話表明周恩來肯定成立組織和參加組織是革命積極性的表現。很快，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姬鵬飛受命向外交部正式傳達周總理支持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成立的指示。[1-48]聯絡站成員一片歡騰，外交部許多人隨之逐漸改變對造反派的排斥態度。

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挨整的人以百萬計，被整者受歧視，只能默默忍受。文革中挨整的人居然可以造反了，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奉命造反。他們的造反是響應中共號召，並非針對黨委，而是針對黨委執行的、毛澤東定名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注釋

[1-1]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151。

[1-2]《姬鵬飛同志6月6日在我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報告》（外交部印，1966），頁1-7。

[1-3]《姬鵬飛同志6月6日在我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報告》（外交部印，1966），頁4。

[1-4]《姬鵬飛同志6月6日在我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報告》（外交部印，1966），頁4。

[1-5]《姬鵬飛同志6月6日在我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報告》（外交部印，1966），頁5-6。

[1-6]《姬鵬飛同志6月6日在我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報告》（外交部印，1966），頁6。

[1-7]《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2-3。

[1-8]《陳毅副總理〔1966年〕6月17日在外交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講話》（外交部印，1966），頁1。

[1-9]《陳毅副總理〔1966年〕6月17日在外交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講話》（外交部印，1966），頁3-4。

[1-10]《陳毅副總理〔1966年〕6月17日在外交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講話》（外交部印，1966），頁3。

[1-11]《陳毅副總理〔1966年〕6月17日在外交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講話》（外交部印，1966），頁4-5。

[1-12]《陳毅副總理〔1966年〕6月17日在外交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講話》（外交部印，1966），頁5。

[1-13]《陳毅副總理〔1966年〕6月17日在外交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講話》（外交部印，1966），頁11-12。

[1-14]姬鵬飛，《姬鵬飛同志6月6日在我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報告》（外交部印，1966），頁4-5。

[1-15]姬鵬飛，《姬鵬飛同志6月6日在我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報告》（外交部印，1966），頁6。

[1-16]《陳毅副總理〔1966年〕6月20日在翻譯室的講話》（外交部印，1966），頁5。

[1-17]《姬鵬飛同志6月24日在我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的報告》（外交部政治部印，1966），頁10-11。

[1-18]《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2。

[1-19]《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3-4。

[1-20]參見徐京利：《另起爐灶——崛起巨人的外交方略》（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187-191。

[1-21]姬鵬飛，《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2-3。

[1-22]《〈致黨中央、毛主席的公開信〉（翻譯室44人大字報）》（外交部翻譯室紅色革命造反隊1966年12月29日編印），頁1-8。

[1-23]陳毅，《陳毅副總理〔1966年〕6月20日在翻譯室的講話》（外交部印，1966），頁5。

[1-24]《〈致黨中央、毛主席的公開信〉（翻譯室44人大字報）》（外交部翻譯室紅色革命造反隊1966年12月29日編印），頁9-10；另見《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7-8。

[1-25]參見《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8。

[1-26]參見《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7。

[1-27]參見《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9。

[1-28]參見《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11-12。

[1-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8。

[1-30]《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10。

[1-31]《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14。

[1-32]《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18。

[1-33]《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19。

[1-34]《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14-16。

[1-35]鐵竹偉：《霜重色愈濃——陳毅元帥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6），頁22。

[1-36]《文革風雲》（批鬥陳毅大會專輯）（北京：首都紅代會北外紅旗革命造反團《文革風雲》和批陳聯絡站《批陳戰報》編輯部，1967），頁27。

[1-37]鐵竹偉，鐵竹偉：《霜重色愈濃——陳毅元帥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6），頁21-22。

[1-38]參見《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18；杜易：《大雪壓青松》（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頁56-57。

[1-39]參見《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14。

[1-40]黃崢編：《劉少奇的最後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94-195頁；葉永烈：《江青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頁425-427。

[1-41]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624-625。

[1-42]根據悼詞《深切哀悼孟用潛同志》和對孟用潛親屬的電話採訪；參見程中原，見上註，頁624-625。

[1-43]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166-1167。

[1-44]《外交部大字報選》（第二號）（外交部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委會編，1966年9月2日）。

[1-45]以上除明出處者外，參見《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13-27。

[1-46]以上除明出處者外，參見《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28-29。

[1-47]《周總理1966年12月26日同第一、第二外語學院左派革命師生代表談話》。

[1-48]《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30。

2

一月奪權前後

外交部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熱潮中進入 1967年。在外交部批判資反路線就是批判文革開始時借「橫掃牛鬼蛇神」打擊幹部群眾。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安排下，陳毅作為對外事口各單位執行資反路線的責任人，於1月24日在人民大會堂公開做了自我批評，獲得解放。

由上海奪權而起的「一月風暴」席捲全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聯絡站」）也隨著這個大潮實行了奪權，並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支持。毛澤東的方針是：造反派領導運動，監督業務。於是，外交部的文革正式由聯絡站在陳毅扶持下進行領導，外交部的業務由聯絡站實行監督。1月到3月，外交部的形勢比較平靜。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

周恩來對「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認可，是對造反的鼓勵，也使聯絡站取得合法地位。聯絡站的組織迅速發展，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領導幹部，即部長、司長、處長、科長，統稱為「長字號」或「當權派」；一般幹部則不論是否是黨員都叫作「群眾」。因為在文革特定情況下，當權派是運動對象；群眾則是革命主體。在外交部這樣十分注重組織紀律性的單位，周恩來對聯絡站的支持無異於給猶疑觀望者指出了方向。外交部部內和部屬各單位的一般幹部紛紛成立造反組織，隸屬於聯絡站。聯絡站的成員總數一下子膨脹起來，號稱1,700人（當時外交部全部人員為2,200餘人，其中一般幹部1,800餘人）。這個數字只能表明聯絡站當時的確享有壓倒的多數。但它是個十分鬆散的組織，除了運動初期執行資反路線的積極分子、造反派不吸收或本人不願參加者外，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參加後，也沒有什麼紀律約束，成員對戰鬥隊或聯絡站做出的決定可以持不同意見，而且隨時可以宣佈退出。它是一個靠當時的政治形勢和周恩來支持維繫的組織。

聯絡站和其下屬各戰鬥隊的領導機構為核心組，這時聯絡站核心組成員有張殿清（國際司）、王中琪（新聞司）、楊榮甲（翻譯隊）、張燕生（文印處）、陳建弼（政治部）、成綬三（新聞司）、李玉民（翻譯隊）、郭建厚（機要局）、段世漢（禮賓司）、王和興（美澳司）等。他們大都出身於紅五類家庭，是1949年以後上學，1964年前後從學校畢業調入外交部工作的年輕人，即所謂在紅旗下長大，單純、政治熱情高，又沒有舊社會的思想包袱。他們中不少人已經入黨，是中共黨員或預備黨員。

批判資反路線

周恩來肯定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後，外交部運動以批判資反路線為中心。

誰來領導這場批判？曾有一番爭論。聯絡站內有兩種意見：張殿清、王中琪和楊榮甲等較激進者主張由聯絡站領導；周從吾（西歐司戰鬥隊核心組負責人）等較溫和者主張由原部文革籌委會和聯絡站共同領導，或成立聯席會議，由原文革小組組長和聯絡站代表共同領導。原部文革籌委會因為不敢批判資反路線已經失去群眾支持，結果還是由已經得到周恩來肯定的聯絡站來領導全外交部批判資反路線的運動。

外交部批判資反路線經歷了這麼幾個階段：

1.群眾性揭發批判

1966年12月27日至30日，「外交部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在聯絡站主持下連續開了四天，部內各單位的人員都踴躍參加。新聞司、禮賓司、領事司、西歐司、翻譯室、翻譯隊和釣魚臺等許多單位受害者在會上發言或控訴，部黨委成員並不參加大會。這種情況當時在全國叫作「揭開兩條路線鬥爭的蓋子」。[2-1]

2.查抄黑材料

1966年12月31日機要局「八一八造反團」發現該局領導幹部企圖私自燒毀運動中整人的黑材料。[2-2]黑材料是指在運動中整理的關於一些被打擊的人情況的材料，羅列問題或罪狀，大部分未經核實，未與本人見面，其中不乏泄私憤、圖報復或捏造的材料。歷次運動中許多好人因此莫名其妙地挨整，這次運動也不例外。一些人就因黑材料被打成牛鬼蛇神。因此，人們對政治部和人事單位既恨又怕。這種黑材料一旦進入個人檔案，個人的工作使用、出國、晉升等等都要受到影響。因此，反對資反路線都不放過黑材料，它是當權派執行資反路線的罪證。中共歷次運動中被整的人只能靠寫申訴闡明自己的實際情況，覆查的機會很少。許多人一輩子沉冤未雪。而這次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以反對劉少奇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號召群眾造反，為受害者提供了一個反迫害、清除黑材料的機會。正因為此，北外造反團曾衝進外交部政治部搜出了八麻袋黑材料，不但沒有獲罪，周恩來反而決定劉新權停職檢查。12月26日周恩來對北外和二外造反派師生的代表講話時，還專門談到黑材料的問題，責成劉新權和二外工作組組長在一個禮拜的時間裏把所有材料查清，否則將給予嚴厲處分。可見在文革中，黑材料是十分重要的問題。

進外交部的工作人員都是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的。一般說來，家庭出身要沒問題，本人表現要好。機要局負責外交部與各駐外使領館間通訊聯絡和信使往來的機要業務，其工作人員的政審更加嚴格。他們絕大部分出身於工人、貧下中農或革命幹部家庭。但運動中，不少人也挨了整。機要局的工作人員本來政治上優越感很強，對政治迫害反抗也就更激烈。他們起初成立了「八一八」紅衛兵，外交部紅衛兵組織解散後，批判資反路線高潮興起，他們改稱「八一八造反團」。12月31 日造反團接管了機要局的黑材料，引起了在全外交部各單位接管黑材料的連鎖反應。

進入1967年了。1月初，政治部和各單位整群眾的黑材料被查封。涉及人事問題，政工系統是注意的重點，外交部政治部和幹部司成為矛盾的焦點。由於黑材料問題，外交部造反派提出炮轟政治部，要求罷免負責具體業務的政治部副主任兼幹部司司長符浩、政治部副主任冼依和政治部辦公室主任王魯明的官職。對此，周恩來通過外交部黨委指示聯絡站：中央的精神是一般不輕易罷官，而要那些犯了錯誤的同志繼續在運動中接受考驗，罷官對保證必要的正常業務工作不利。批判會可以開，但總理和陳毅外長不出席。[2-3]聯絡站按此執行。

3.批判部黨委執行資反路線

由於周恩來總理表明支持外交部的造反派聯絡站，一些領導幹部也跟著靠攏聯絡站，受到聯絡站核心組的歡迎。聯絡站核心組並召集各司司長到政治部開會，動員他們也參與揭發，一些司長也揭發了一些整群眾的內幕。[2-4]

1月6日和7日下午連續召開「進一步揭發批判外交部黨委執行資反路線大會」，部黨委成員到會聽批判，姬鵬飛和符浩作為主要負責人還被點名叫到主席臺上回答問題。至此部黨委終於承認是執行了資反路線。[2-5]

各司和各部屬單位領導也開始向本單位群眾承認執行了資反路線並做自我批評。運動初期即遭迫害的王炳南、陳家康、何方、陳理和其他人得到解放，回各自單位參加工作和文革。一些副部長和司領導以及寫大字報傷害過群眾的領導幹部，在不同場合向受害者表示道歉。主管西歐司的羅貴波副部長並親自到該司被貼大字報和被抄家的幹部，如冉隆勃等家中看望，表示慰問。西歐司政治協理員等在司的批判資反路線大會上當面向受害人道歉。

但是，有些人心裏不服，堅持認為被整的人就是有問題，在文革後期又打擊他們。

4.陳毅做檢查

接下來的問題是，對外交部和整個外事口執行資反路線負責的副總理兼外長陳毅做檢討。讓執行資反路線的領導幹部做自我批評，這是解放幹部的一種程式。執行資反路線的幹部做了檢查，取得群眾諒解，就得到解放，繼續做領導工作。讓陳毅做檢查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要安撫群眾，解放陳毅的安排。

1月9日周恩來接見外事口革命造反組織的代表。接見中，外交部和北外等單位提出要陳毅檢查。周恩來答道：陳毅正在寫檢查。原準備開個大會，中央還要討論，須看陳毅的檢查和你們的意見再定。

文化大革命經過半年的時間，已經擴展到社會各界，包括工交生產部門和政府各部和軍隊。國務院所屬各部委的領導都因執行資反路線而不能工作，全國工交財貿各口的生產和交通運輸都受到了影響。作為總理，周恩來的處境十分困難。這些部門的領導幹部直接受到衝擊，更加困難。他們往往在被批鬥後，回到辦公室取下紙糊的高帽子，繼續工作。周恩來做造反派的工作，要設法解放一些部長，讓他們正常工作。副總理兼外長陳毅的解放事關國際影響，是周首先要爭取的。

北外學生中早在1966年6月就有人寫大字報反陳毅，後因陳毅派劉新權工作組，鎮壓了學生，造反派更堅持要打倒陳毅，揪鬥劉新權。僅在 1966年12月3日、13日和26日，周恩來就連續幾次接見北外學生，反覆做工作，開導他們，說明不能把劉新權說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強調中央不同意打倒陳毅。但是，學生當面頂撞他，堅持他們的意見。 1967年1月9日周恩來在接見中，又針對學生提出打倒陳毅的問題明確地說：「我不能同意。燒燒，我不反對，這麼老的同志為什麼不幫？」[2-6]（「燒」是文革辭彙，意思是批評和自我批評。領導幹部做自我批評，徵求批評，叫作「引火燒身」。）次日周恩來同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等同時接見首都部分革命造反組織代表。江青在會上說了一大段話，強調陳毅不應打倒。她說：「目前有一種風氣，把鬥爭鋒芒對準我們軍隊的某些好同志，對準我們中央、國務院的一些好同志。如陳毅同志說過錯話，說過頭、說錯話的時候不少，做過錯事，寫過詩詞。他不是兩面派，我們對陳毅不能採取對劉（少奇）鄧（小平）、對陶（鑄）的態度，而應該同志式地批評他的錯誤，承認他的工作。」這些都表明陳毅打不倒，中央要保陳毅檢討過關。[2-7]

1月24日陳毅向外事口各單位做檢查。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出席了大會。陳毅念了一份自我檢查，其中承認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說：我在運動初期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束縛和壓制了革命的群眾運動；外事口各機關、各學校普遍地、程度不同地打擊了革命群眾的積極性，使許多革命群眾受到迫害，有些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他們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這 是我脫離了毛主席的正確領導而犯下的錯誤，不能不使我痛心疾首，愧悔交加。在這裏，我要向運動中所有受打擊、受傷害的革命同志宣佈平反，賠禮道歉⋯⋯[2-8]

陳毅檢查結束後，陳伯達、康生、江青接著講話肯定了陳的檢查。最後周恩來做總結發言，他說：「⋯⋯陳毅同志的檢討是通過一個痛苦的認識過程⋯⋯我希望同志們給他一個機會，考驗他這樣一個老同志，他為黨工作了40年，當然也犯了不少錯誤，還是跟著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幫助他⋯⋯你們的幫助比我一個人好，我可以比較放心外事口的事，讓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轉到別的口子上去。」[2-9]

開了大會，陳毅順利過關，繼續他的領導工作。

當晚，聯絡站核心組開會討論陳毅的檢查。他們一方面認為陳毅檢查不深刻，根本沒有觸及靈魂，很不滿意。但另一方面，要服從中央，當然也同意讓陳毅過關，接受他的領導。所以討論結果一致表示堅決擁護中央對陳毅檢查的表態，同意對他採取「一看二幫」的態度，爭取他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來。為此提出了四條口號：

（1）最最強烈要求陳毅同志立即回外交部做深刻檢查！

（2）陳毅同志必須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

（3）對陳毅同志錯誤的姑息就是對革命的犯罪！

（4）把揭發批判陳毅同志執行的劉鄧資反路線的鬥爭進行到底！[2-10]

這四條口號完全是當時流行的革命造反語言。那時如要打倒某人就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腳」，「砸爛某某的狗頭」。對不打倒的批判對象也要擺出一付戰鬥的架式，不過重要的是肯定他是「同志」，這表明他不是打倒對象。各單位也出了一些大字報表示對檢查的不滿，要求陳下來檢查。但這時的基本認識是：陳毅的檢查經過毛主席批准只能說那麼多，聯絡站還要接受陳毅的領導。

1月31日外交部召開「揭發批判陳毅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讓陳毅在部內檢查。陳毅在會上做了簡短表態：接受群眾對他的批判 。在1月24日外事口大會和這次外交部大會之間，還有一次小型活動來緩和陳毅和群眾的關係。那就是1月26日晚，陳毅在中南海同聯絡站各戰鬥隊代表座談。到會的各戰鬥隊的負責人和聯絡站工作人員有50 餘人。在這 個座談會上，氣氛就不像批判大會那樣戰鬥化，而是比較心平氣和地提意見和交流。陳毅當時也表示很受感動，說以後要專門接見外交部受過迫害的同志，聽取他們的意見。[2-11]由於後來事態的發展變化，這個諾言沒有能實現。但31日外交部的大會後，聯絡站和陳毅外長雙方都採取了合作的態度。後來，聯絡站所出版的由劉華秋主編的《革命造反報》上曾刊載當時聯絡站第一把手張殿清的表態說：「我們歡迎陳毅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陳毅是我們的紅司令。」

一直到3月下旬，陳毅多次接見聯絡站負責人和聯絡站的業務監督人員，聽取聯絡站關於部內運動的彙報，討論處理外交業務問題，對外交工作做出指示。外交部內的秩序基本上是平靜的。

周恩來的策略轉變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毛要剷除他視為威脅的劉少奇，對其他領導幹部也要考驗考驗，於是發動自下而上的造反運動。統治者的別出心裁怪誕如此，確屬史無前例。要保證國計民生和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周恩來總理在運動一開始同中共各級官員一樣，也是主張維持秩序，對派出工作組到各院校機關鎮壓造反派是贊成的。對於毛決定撤工作組，他不理解，但是不得不同劉少奇和鄧小平一起做了檢討。在已經樹立的毛的絕對權威面前，他無條件地服從，並以維護這個權威為己任。他以調整自己的策略來適應文革這個他無法左右的怪物，並以委婉的方式盡可能保護一些老幹部，包括陳毅。在他看清毛澤東支持「小將造反」時，他公開表明支持造反派，並盡可能運用他自己的影響，減少造反派對各方面的衝擊。他這時的策略是以支持造反派來制約造反派，希望這樣能將運動納入有序的軌道。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6年12月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成立後他立即表示支持。不過他並沒有立刻接見聯絡站，而是先讓姬鵬飛傳達他的支持，這是讓部黨委也支持聯絡站，同時也向造反派表示他仍然是重視和使用部黨委一班人的。

周恩來在1966年12月26日接見第一、第二外國語學院左派革命師生代表時，曾經談道：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受到錯誤路線也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壓力。當然，它遇到了阻力了。到8屆11中全會以後，主觀上考慮高舉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但到底怎麼搞法，還要摸索經驗⋯⋯如想工業農業可以分期分批搞；機關紅衛兵原來想鋪開，後來想是不是限制一下，暫時不搞。從軍委看，限制一下好，開始軍校就沒有搞嘛！實際上，文化革命的洪流，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把你的框框都衝破了⋯⋯

周恩來的這番講話是要說明，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發展一再突破了中共中央在運動初期設定的框框，終於連軍隊和外交部這些機要單位的群眾也成立組織，起來造反。這也道出他的無奈。他又說：

我們最近同外事口子幾個同志，同陳毅同志討論。我們原則上都支持你們的計劃，所以今天把兩個外語學院的找來了。先找左派，你們串聯。允許你們串聯，而且我們引導你們串聯，我們還要設想一些機關的聯絡辦法。

周接著聯繫對外工作的需要開導青年學生，講到他為什麼要這樣考慮：

你們要懂得有前提。過去為什麼我們想加以限制？因為涉及國家的對外政策。什麼東西都搞出來，對我們的國際活動很不利，會使我們的動向被敵人早知道。北京城裏大字報很多，翻一翻香港報紙和外訊就知道了。文革小組還沒有告訴我們的，香港報紙和外訊告訴我們了，外訊已經傳出了。因此，我們主持外事政策的不能不有所顧慮。

在講串聯的問題時，周強調指出政策界限，並舉例說明。他說：

提倡串聯，但要告訴你們，把政策和業務分開。政策可以討論，你們可以爭論。但是，具體的同那個國家進行外事活動，使館人員可以討論。沒在外交部工作，不是那個司的，就不一定要知道。總有一個時期的機密性， 就有機密問題。

在舉了原子彈、氫彈沒爆炸以前是機密，爆炸了以後就不是機密了之後，周恩來又說：

比如澳門的問題不能跟你們討論下一步怎麼辦，討論還有什麼機密？比如對越南的援助也是天經地義的，援助打美國，只要子彈打在美國人身上、帝國主義的身上。但是，什麼方式，包含許多外交活動。為什麼柬埔寨我們要去友好代表團呢？明知是王國為什麼還要去？還不是為了打美國。去了，可以使西哈努克幫助我們，讓他站到反美方面，便利我們援越。

由於當時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在衝擊資反路線和走資派的同時，衝擊著一切，大字報滿天飛，不分內外，引起了周恩來的憂慮。他接著說：

我就說到這裏，希望你們不要傳出去。但是我不敢保險。跟資產階級王子辦外交請你們紅衛兵去行不行？能由紅衛兵辦外交，那我們就養老去了，或者化成灰了。紅衛兵需要，另一條，外交戰線的工作也需要做。

說到這裏，周特別強調：

業務問題不能在大字報上爭論，也不能回答。說了還起什麼作用呢？起反作用。

這時，周鼓勵造反派學生去影響外交部等機關裏的造反派，不能自己包辦代替，而要發動機關裏的造反派。他之所以如此，一則是防止學生衝擊外事機關；再則機關幹部比學生好駕馭。而要防止學生衝擊國家機關，就要把機關幹部發動起來，不給學生以衝擊機關的藉口。周說：

黨和國家的機密要保持，為什麼中南海、外交部、公安部不要進去，就是要保持一部分機密嘛。既然能夠有革命組織，首先你們要培養外交部，對外經委和其他外事機構中的革命分子、左派分子，你們要聯繫起來，因為他們同你們聯繫，革命因素就增長。你們不要包辦代替。

最後，周指示：「外辦、外交部都想法搞幾間房子做串聯用，不搞房子，反而一動就衝進去，還是以不衝為好⋯⋯搞那麼幾間屋子，你找人 就可以去找，就不要去辦公室啦⋯⋯搞革命就要互相幫助，互相串聯。當然，你們放假鬧革命，我今天講串聯，你們就會馬上就去。但是他們是機關有工作，要給他們準備的時間，至少給一天準備，28 日你們再去串聯。」[2-12]

在這次接見以前已經發生過北外學生衝進外交部政治部的事。這次接見雖然沒有聯絡站參加，但是所談的問題卻直接關係到外交部。周恩來已經支持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這次接見中又鼓勵外事口其他單位群眾也可以成立組織，並且強調地向兩個外語學院指出不能干預和衝擊外事工作而要發動機關裏的造反派。根據這次接見的指示，外事口各單位成立了一個外事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外交部聯絡站在正義路 4號（當時新聞司所在地）的傳達室旁設了一間聯絡室，接待外單位，包括地方外辦來接洽文革事務的人。

在奪權問題上也是如此。1967年1月，毛澤東支持上海奪權，周恩來隨即引導外事口實行奪權。當時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簡稱「外辦」）還沒有造反派。據當時的外辦副主任李一氓1983年3月回憶，周恩來打電話給李一氓說：「你們不革命！應該成立戰鬥隊。」 接著陳毅也給李打電話說：「哦，革命還要下命令啊？你們為什麼不奪權？」「外交部已經奪權了，我們自己人不奪，別人可要來奪了。自己外辦的同志，什麼情況，到底清楚些嘛，這是我和總理研究了的。」[2-13]於是，外辦幹部匆匆成立戰鬥隊，宣佈奪權。

一月奪權

席捲全國的一月奪權實際上是一次奉命奪權的鬧劇。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並得到毛的支持，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轉發了上海造反派奪權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支持奪權的文章。這是向全國發出的奪權號召。1月16日毛澤東在中央碰頭會上說：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2-14]17日晚周恩來和江青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首都大專院校及中直機關革命造反派代表，指出在有條件的單位可實行全面奪權，條件不成熟的單位，對業務可採用監督形式。

在北京沒有形成奪權高潮的時候，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也沒有行動，雖然中央文革打了招呼。據當時聯絡站負責人張殿清回憶：他作為聯絡站的代表參加過一次接見，時間是1月6日《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發表奪權社論之後不久的一個晚上，地點在人民大會堂的一間小會議室，接見人是陳伯達、江青和康生三人。被接見的人也不多，總共不過 2、30人，其中有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聶元梓。這次會議與奪權有關，主要的內容是上海《文匯報》代表介紹奪權經驗。《文匯報》代表講話的大意是走資派阻礙革命的發展，如果不奪權，革命就要受挫折，造反派就要被迫害。次日張殿清向聯絡站核心組傳達了會議內容，但聯絡站沒有採取行動。[2-15]

到1月中旬奪權在北京漸成高潮，外交部聯絡站核心組才動起來，也要奪權。但是，奪什麼權，思想是模糊的。1月18日上午聯絡站核心組開會，討論並研究有關奪權問題，多數意見認為，不奪權，聯絡站就要落後，別人就要來奪權了。一致決定授權總站奪部黨委的權，各戰鬥隊奪本單位的權。接著，核心組的王中琪等擬就奪權聲明。內稱「接管外交部黨委」，張殿清感覺這個提法有問題，外交部黨委怎麼能「接管」？但是，這個問題並沒有展開討論。聲明以大字報的形式張貼出去，外交部的奪權實施了。

中午12時，聯絡站負責人張殿清、王中琪和核心組其他成員，到反帝路（即原東交民巷）15號，把副部長們集中到會議室。他們向部黨委成員宣佈：由於外交部黨委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以不能領導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不能有力地領導對外鬥爭。因此，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決定奪取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權力。

副部長姬鵬飛、羅貴波、喬冠華、韓念龍等都在場。從姬鵬飛起逐一表態支持聯絡站的革命行動，服從奪權決定。

群眾方面，有在該樓內辦公的禮賓司、領事司和辦公廳秘書處的一些工作人員在場。

下午4時，聯絡站向周總理彙報了上述情況。

晚上，陳毅外長受周總理委託接見聯絡站代表。陳毅說周總理和他本人同意和支持聯絡站的奪權聲明，並祝賀這個勝利。陳毅並傳達周總理說的話：在外交部發生的奪權鬥爭，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符合中央精神。陳毅還說：現在外交部領導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的大權，全部權力掌握在你們造反派的手裏。你們提出，決定重大問題部黨委要徵得你們的同意，部黨委的任何成員不得消極怠工。我們支持你們這個聲明，我們完全照辦。[2-16]

1月19日聯絡站召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奪權勝利大會，會上傳達了上述周恩來的指示。

與此同時，政治部「東風蕩戰鬥隊」和翻譯隊「硬骨頭戰鬥隊」奪了政治部和幹部司的權。翻譯室、信使隊、機要局、蘇歐司等少數單位也曾經根據〈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紅旗》雜誌評論奪權的文章，在研究和醞釀奪權問題。中央肯定後，各單位的革命造反派先後接管了本單位的領導權。第一亞洲司和西歐司等單位還根據本單位運動和業務情況，對原有的機構進行了調整和改組。如西歐司本著精簡機構的精神將工作人員分成了兩個班子，一個按原來的建制抓業務，保證日常工作；其餘人員搞運動，如研究走資派等問題。兩套班子各司其職，人員可以輪換。

這種籠統的奪權，把業務權也奪了。周恩來以後多次指出：外交大權屬中央，不能奪。外交部奪權應是領導運動，監督業務，成立部和司兩級業務監督小組。聯絡站遵照執行。

1月25日晚，周總理在政協禮堂接見了駐外使領館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人員。他在講話中說：「奪權，外交部就做的好一些，領導運動，監督業務，不算保守。」他還表示希望外交部樹立一個典型。[2-17]

造反派起來批判資反路線是響應號召，一月奪權也是響應號召。如果說造反批判資反路線是他們對部黨委整群眾有義憤，奪權則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為什麼要奪權，怎樣奪權，奪什麼權，都不知道。周總理及時把外交部奪權限制在「領導運動，監督業務」，意在保證外交業務不受干擾。但是，上海取經則一度在外交部造成動蕩。

上海取經

1月下旬，周恩來在一次接見中指示聯絡站到上海去取經，因為上海奪權是毛澤東肯定的典型。於是，聯絡站和各戰鬥隊分別推舉代表去上海取奪權之經。其實，上海奪權也幾經反覆，當時也莫衷一是，取經的情況決定於派出的人員的態度。例如，西歐司戰鬥隊是個比較溫和的戰鬥隊，它派出核心組成員沈亦緣去上海取經。沈回來反映上海秩序比較亂，並沒有具體取經。

但是，聯絡站核心組派出的人員與上海市外辦等單位聯繫卻說取經「很有收穫」。2月1日聯絡站部核心組開會聽取赴滬學習小組的彙報，這個小組介紹了上海市外辦、《文匯報》等單位的奪權經驗，是要「掌好權，用好權，而不要只是看權，要自己闖路而不要借路」，並且舉了一些上海外辦奪權後，群眾參與外事工作的例子。這個「經驗」反映了一部分人不安於聯絡站在業務上處於監督的狀態，要全面奪權。

部業務監督小組此時對部黨委成員也有意見，認為他們「工作上消極被動，處理一些對帝修反鬥爭案子時，鬥爭不力」。其實主要是不滿姬鵬飛和喬冠華在一些問題上不尊重監督小組，並繞過監督小組，徑自向周恩來上報案件，但都被周駁回了。周指示：沒有部監督小組簽名的文件，我不看。

第二天，聯絡站核心組起草了文件，準備按上海的做法撤銷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成立外交部革命委員會。除陳毅仍任部長外，暫時留用兩個副部長羅貴波、徐以新和部長助理董越千，其餘一律靠邊站，聽候處理。同時決定下午召集全部大會，由赴滬小組介紹上海經驗和部監督小組彙報工作，借此動員群眾，宣佈徹底奪權。

到時候，全部大會的內容卻臨時改了，原因是會前核心組成員看到了當天《人民日報》的社論：〈東北的新曙光〉，特別注意到其中的兩段話。其一是：「組成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對奪權鬥爭的勝利起了關鍵作用。」核心組提出的革命委員會還不是三結合的班子，至於什麼是三結合，怎麼三結合，他們心裏沒底。另一是：「把奪權鬥爭提高到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水平上來，這是每個革命造反派都必須認真思考的頭等大事。」核心組學習社論後，感到提出的方案有問題，於是決定馬上向陳毅彙報，請示中央。核心組不敢輕舉妄動，原定全部大會改為聯絡站全體戰士大會聽赴滬小組介紹情況。

當晚，陳毅接見了聯絡站核心組成員，聽了他們關於全面奪權的設想後，表示同意成立革命委員會，但必須經中央批准；原則同意接管，但須上報主席和總理。陳毅並說：「以前我反對你們，現在立場變了⋯⋯ 你們對監督不滿意，這是對的，我也有同感⋯⋯監督是二月革命，不是十月革命。」[2-18]

俄羅斯經過1917年的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 而二月革命被認為是不徹底的革命而被否定。陳毅的這個講話是很策略的，這時他對造反派徹底奪權不能不支持，但表示保留。以上報毛主席和周總理推託，聯絡站不能不接受。次日，核心組向聯絡站總站工作人員傳達以後，進行了討論。多數人認識到匆忙提出徹底奪權條件還不成熟，必須很好地領會中央精神，努力把革命造反、奪權鬥爭提高到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水平上來。於是決定當天下午將陳毅講話的精神傳達到全體革命造反派戰士，並組織大家討論。

但是，這次大會又未能按預定計劃召開，原因是北外紅旗戰鬥大隊的一些學生進入了外交部在反帝路30號的會場。核心組同各戰鬥隊長當場磋商，為避免衝突和干擾，決定取消這次內部會議，並組織聯絡站成員退出會場。紅旗戰鬥大隊是北外的群眾組織之一，成員主要是運動初期保工作組的師生。雖然他們也起來造反，仍被認為是保守派，同北外紅旗造反團是對立面。在中央支持造反派之後，紅旗大隊變得很激進。也想奪外交部的權，指責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造反精神不夠。這時，紅旗大隊負責人發表了一個「踢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聲明」，然後撤走了。

由於插入了這麼一件事，聯絡站轉移到部黨委所在的反帝路 15號開了個戰鬥隊隊長會議，傳達了陳毅的講話。

晚上，聯絡站核心組研究討論了紅旗大隊的聲明，認為是錯誤的，決定對他們進行嚴肅的批評和鬥爭，同時以同志式的態度進行規勸。根據這個精神聯絡站於2月4日發表了答覆聲明。儘管如此，聯絡站難以克服它對北外紅旗大隊的不滿，紅旗大隊更不會輕易改變對聯絡站的意見，雙方隔閡依舊。

這些事件導致2月7日晚上陳毅再次接見聯絡站核心組成員，傳達中央精神。在聽取了大家的彙報後，他就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奪權鬥爭、保密、堅持文鬥、不許武鬥等問題講了話。2月14日凌晨，周恩來接見聯絡站代表和戰鬥隊隊長時，談到北外某些組織提出要參加外交部奪權時，也明確指示，外交部只能由本單位造反派奪權。

2月8日聯絡站核心組根據陳毅傳達的中央精神，提出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對目前形勢的幾點意見」。其中第一項任務是整風，因為造反派工作中出現了缺點和錯誤；聯絡站核心組和個別戰鬥隊分別向各單位群眾徵求意見，並進行自我批評。第二是「兩揪」，即揪出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揪出頑固堅持資反路線的分子。 [2-19]至於怎樣進行「兩揪」，聯絡站也沒講，只是先讓他們認為各級執行資反路線的主要責任人，即司長和處長們，靠邊站。所謂靠邊站就是暫時停止了他們的工作。

2月9日下午，周恩來、康生和陳毅一起接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這次接見中著重指出兩個問題：

1.　中央同意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奪權是領導革命、監督業務。聯絡站有些戰鬥隊奪權超過了中央所允許的這個範圍，待以後研究後另行答覆。

2.　從外交部上呈的文件中感到外交業務質量下降。國際上敵人在聯合起來向我們挑釁，我們要加強戰鬥力。外交工作是一元化的。對帝修反，外交部沒有一個戰鬥司令部來對付是不行的，希望造反派很好地注意這個問題。

當晚，核心組和部監督小組討論了周恩來和康生的指示，一致認為要堅決貫徹「抓革命，促生產」的最高指示，研究了如何改進業務監督和加強對外鬥爭並提出了初步意見。[2-20]

外交部1月奪權和奪權後的搖擺至此告一段落。

聯絡站奪權初期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決策機構核心組主要由一批青年科員和個別副處級幹部組成。他們是在文革特殊條件下被推上這個崗位的，開始組織一些對資反路線的批判會還比較簡單；但是奪權後，問題就複雜了。中央讓它領導運動，監督業務，它如何領導，如何監督呢？

首先，黨領導一切是中共的傳統。外交部是部黨委領導，作為國務院下屬的一級機構，部黨委服從國務院的領導。文革雖然停止了各單位黨委的領導，也不等於群眾可以自行其是。從全國來說，一切要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在外交部，周恩來和陳毅的直接領導取代了原來的黨委領導。1967年1-3月是陳毅，3月以後是周恩來。他們頻繁接見部黨委成員和聯絡站核心組，對文革運動和業務提出具體指導。外交部黨委的職能此時分化了。十分微妙。部黨委成員沒有罷官，要繼續工作，處理外交業務事宜，批文件。但從文革的角度來說，他們又成了革命對象，要接受群眾審查。而且，他們的工作也被置於造反派的監督之下。

部黨委在正常情況下接受周恩來的領導和造反派在文革非常情況下接受周恩來的領導，主客觀的條件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原來部黨委一套系統承上啟下，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對周總理絕對服從，是有權威的，也有豐富的領導經驗和組織保障。而在文革條件下，中共領導實際上發生分裂。中央文革貫徹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左思潮，煽動大亂。而周恩來躋身無產階級司令部，企圖在支持毛澤東的文革總體部署的情況下制約造反派，維持秩序。這種狀況反映為中央文革和周的矛盾，也導致中央文革和周分別同不同的造反派群體的矛盾。

聯絡站從核心組到基層成員，思想狀況是複雜的。絕大多數人無條件服從周恩來的領導。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程度不同地受到社會上造反派的影響。一些同學生造反派有聯繫的年輕人，從社會上來的信息比較多，往往把社會上的動向引進外交部。批判資反路線和奪權的成功，加強了社會思潮對他們的吸引。他們人數並不多，但是最積極最活躍，在聯絡站核心組能起到左右聯絡站方向的作用。而這種外來的影響往往不符合周恩來對外交部的要求，從而導致聯絡站處理對周恩來和陳毅的態度、處理與非聯絡站成員關係上的各種變化和問題。聯絡站本身在這個過程中一再發生分化。

矛盾是逐漸暴露和發展的。在1月到3月底這段時間內，聯絡站核心組是服從陳毅領導的，也得到陳毅的支持。這期間發生的主要問題有：（1）業務監督與部、司領導的關係；（2）泄密問題；（3）群眾組織之間的關係；（4）解放幹部問題。

從1月18日到3月22日陳毅多次接見聯絡站核心組，聽取彙報，談運動和業務等各方面的問題。其中集中談運動問題的主要有五次。聯絡站核心組成員中多數能接受陳毅的領導，奪權後碰到不少麻煩，也要依靠來自上面的支持才得解決。現就以上幾個問題的處理來看看這期間外交部發生的變化。

1.業務監督與部、司領導的關係

1月奪權後，聯絡站在部、司兩級成立了業務監督小組。各司業務監督由各該戰鬥隊指定，部業務監督小組成員由幾個地區業務司和其他職能部門的戰鬥隊選派組成。所謂監督，是參加研究處理具體業務案件，並參與簽署上報的文件。外交部的業務工作基本上仍按原來的程序進行。案件由有關司研究提出處理意見報部，再經部裏研究上報國務院。所不同的是，司業務監督小組參加司處理案件的研究，並簽署出司的文件；部業務監督小組參加部處理案件的研究，並簽署出部上報的文件。監督和被監督雙方也有一個互相適應的過程。起初，有的業務監督認為部、司領導幹部工作態度不積極，有的副部長不把業務監督放在眼裏，企圖繞過他們直接上報文件給總理辦公室。後面的情況一出現，就受到周恩來的批評。經過徹底奪權未成的波折，雙方在業務上都盡量採取合作的態度。大部分業務監督都是在部裏已工作了十幾年的老科員，比較穩重。對部、司領導，仍以某副部長、某司長相稱，研究工作不涉及運動問題。業務監督成員沒有給任何部司領導幹部貼過大字報，雙方相安無事。1月23日陳毅接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五人，並有羅貴波、韓念龍和喬冠華三位副部長列席。陳毅詢問了監督小組的產生和監督的過程後，對這種監督的形式表示滿意。他說：

我看見部黨委上報的文件有你們（監督小組）的簽字。有這麼個形式，我認為很好。就這麼個形式吧。我現在批的報告有他們（部黨委）的簽字我不好批，有你們的簽字我就可以上報。這個形式比較好。[2-21]

接見中，聯絡站代表提出業務監督主要管財務、人事調動、重要對內對外方針政策，要求看中央發到外交部的文件並且列席部黨委的重要會議。關於聯絡站核心組成員看文件，陳毅說：「這個對，對重大方針政策的文件一定先給你們看。」

聯絡站代表還提出「重大的業務部黨委執行我們監督，出了事情我們負責。」其實，他並不懂得責任如何重大，也沒有人說得出如何負責。這反映了當時造反派思想的幼稚。

毛澤東提出的這種業務監督制度對領導幹部思想上的震動極大，原來的被領導者現在成了運動的領導，原來的領導幹部在業務上處於被監督的地位。這使原來的當權派們處境很困難，他們普遍地心裏不滿，但因為是中央決定而不得不服從。在當時革命至上，被監督者首先是怕表現右傾，不免畏首畏尾。也有個別領導幹部站出來支持造反派時誇大其詞，表現極左。如政治部副主任冼依為了強調批判資反路線的重要，在一次群眾會上甚至說：「外交部工作停它一兩天也沒什麼了不起。」在處理中國留學生在蘇聯紅場讀毛澤東語錄被打事件時，蘇歐司一位副司長竟提出要到克里姆林宮去貼大字報。

部、司監督小組人員對部、司領導幹部表現消極的有意見，對故做左態的也有意見。陳毅在接見中，為搞好業務監督雙方的關係，也做了不少工作。例如，針對2月初外交部部監督小組對一些副部長表示不滿，聯絡站曾醞釀全面奪權的事，陳毅在2月9日接見中說：「對部黨委幾個同志叫他們靠邊站，我看是不公平的。讓他們工作還是可以的。」

同時他還強調請示報告的重要，說：

我現在大小事都要找總理，每天不管幾點鐘都要候著，我不敢做主⋯⋯監督小組可以和我經常接觸，利用我通總理、中央。把我這個橋拆掉不行，你們不能天天跑來找總理。

又說：

有同志說奪權不徹底，你們考慮過這個問題沒有，既然權奪過去，擔子挑起來了，那麼犯錯誤的機會就多了，監督一下還是好。你們領導運動，領導批判，要善於鬥爭，要讓別人答辯，不然到定案時要翻案，壓服是不行的。有人又要講我是秋後算賬派，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恰當，像個掌權的樣子，具備了掌權的條件。如果搞右了漏網幾個不許可，搞左了，傷了很多人，這怎麼給你掌權。將來你掌權還了得，真理就在這裏。

陳毅的這些話是很中肯的。他還說：

希望監督小組和部黨委很好合作，這樣對我們的鬥爭有利。我們相信年青人要掌權的，但是從監督到掌權不是一下子。這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但是要有階段，不是一跳就跳過去，像跳高一樣，一點點升。[2-22]

也因為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這個時期比較聽話，在當時全國的造反派中是比較文明的，沒有搞武鬥的現象。陳毅支持使領館造反派作為聯絡站的一個分站，說：「希望駐外使館同志和聯絡站密切聯繫，好好討論我們談的這些問題。要批判誰和部黨委打個招呼。不能說凡是當權派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對幹部要分析，《紅旗》第三期社論對外交部運動有指導意義。要一致對外⋯⋯現在要取得大家的合作。」[2-23]

2.泄密問題

從文革一開始掀起大字報的狂瀾就造成全國普遍的泄密問題。隨著運動的深入，揭發所謂的走資派越來越多，泄密現象也是屢禁不止。聯絡站掌權以後，正像陳毅說的「擔子挑起來，犯錯誤的機會就多了」。天安門、王府井等處發生了外交方面泄密的問題，就要掌權組織聯絡站承擔責任。一再發生泄密事件使它陷於尷尬被動的境地。2月 10日，周恩來就街上出現有關副部長曾湧泉和蘇歐司司長余湛的大字報中有嚴重泄密問題，對它進行了嚴厲批評。11日聯絡站召開各戰鬥隊隊長和部黨委成員會議傳達周恩來的批評，並研究通過了保衛保密工作的六條臨時措施，上報周總理、中央文革和陳毅外長。13日又開全部大會，傳達周總理有關保衛保密工作的重要指示，總站代表並對外交部嚴重泄密問題做了檢查，宣讀了六條措施。[2-24]

但是，到2月下旬，又發生一件嚴重泄密事件。聯絡站核心組成員陳建弼將一份絕密文件在外交人員服務局的千人大會上傳達，此事被告到周總理和陳毅外長處。3月1日晚陳毅為此專門召見外交部黨委成員姬鵬飛、徐以新、董越千，告狀的領事司、亞非司、蘇歐司、服務局、交通科、文印處工作人員，和聯絡站代表共30人做工作。在這次接見中，陳毅指出了問題的嚴重性，說在服務局一千多人會上傳達絕密文件的嚴重泄露國家機密的事，「在和平時期，（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個問題尤其嚴重，可以逮捕人」。並指出「外交部造反聯絡站一而再，再而三的泄密也是很嚴重，我知道這個事情。幾個大專院校的同學搞了個劉鄧展覽會，很長，有一百多個題目。外辦請示展覽會是不是讓外國人去看的問題，對中國人不限制。問題提到我面前，我馬上交給康生同志、中央文革負責同志⋯⋯反對劉鄧反動路線是對的，但涉及中央機密、國家機密，兩個利害權衡後，想把劉鄧展覽會停下來。還要說服外院（北外）紅旗大隊，他們搞了個外院受工作組壓迫展覽會，最後一部分說到我。總理說服他們把那部分拿下來。我說，我可以展覽。一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錯誤有什麼關係，總理說服拿下也是這麼個問題（擔心泄密）。」

他指出「這次千多人泄密，要嚴重對待，不要驚慌，不要再泄密就行了」。隨後又囑咐：「我們各個單位、部黨委、聯絡站馬上開聯席會議，今後保證不泄密，泄密少一些。」至於具體做法，他說：「大字報我去年就有意見，搞個屋子，外邊是一般的大字報。不要見怪，大家說部黨委也保密，便於自己脫身，不是這樣。把大字報清理一下，特別是老外交部，出國人員的大字報，我很擔心。要我增加衛兵，我增加了衛兵去，沒有用。要分三條線：（1）一般的；（2）比較機密的；（3）更機密的，分別張貼，第三類只讓黨委有關的人看，其他人不看。」

在講話中，對這次泄密事件陳外長還主動承擔責任，說：「總理和我讓四個文件在外事系統傳達，我交待的不清楚，沒說哪些單位傳達，哪些單位不傳達，講一下就好了。」[2-25]

3.外交部兩派群眾組織的關係

1966年8月以後外交部各單位不同觀點的群眾各自成立了一些組織。革命造反聯絡站奪權得到中央批准後，支持批判資反路線的戰鬥隊加入聯絡站，原來觀望的人也有不少申請加入了聯絡站所屬的戰鬥隊。其他一些組織自行解散，包括成立不幾天、目的在同聯絡站抗衡的「外交部紅旗聯隊」（簡稱「紅聯」）。這主要體現外交部工作人員服從中央的紀律性。大部分人持這種態度：既然中央支持聯絡站，我也支持。聯絡站的隊伍迅速擴大，在外交部基本上是一大派掌權。

但是，各單位在文革初期的積極分子和被打擊的人們之間的對立難以消解。同社會上一樣，也是勢不兩立。被視為資反路線的打手的，儘管是群眾，也被看成「保守派」。這時，他們周圍的支持者大大減少了，但他們政治優越感很強。他們曾是黨組織依靠對象，不承認整人有錯。他們視造反派為「痞子」，即使得到中央支持，掌了權，他們也不服氣。與此同時，他們思想上也承受著很大壓力。因為在整個社會上保守派都被認為是錯的。實際上他們同樣是受蒙蔽的群眾，也有批判資反路線和走資派的權利。

不過，這時整個社會上流行的是群眾大分裂。造反派中有少數人強調什麼「路線鬥爭沒有調和的餘地」。他們要求運動初期整人的積極分子要公開檢討後才能加入聯絡站，這也傷了一些人的感情。一些人不參加聯絡站，對它不服氣。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參加文革，首先把注意力對準聯絡站的一舉一動。他們說：這些人掌權，我們不放心。揭露聯絡站泄密的就是這部分人，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是有影響力。特別是揭發泄密，是維護國家利益，他們得到各方面的重視。而掌權的聯絡站，受派性桎梏，工作中又發生錯誤，陷入被動。所以，一大派掌權的外交部，實際上存在著對立的兩派群眾。

陳毅在這期間對兩派都做工作，希望促進外交部實現各派群眾組織大聯合。1月23 日他對聯絡站代表說：「應該使他們（指對聯絡站有對立情緒的群眾）轉到革命方面來⋯⋯對他們要說服，他們有懷疑，不要怪他們，要說服他們。」[2-26]2月聯絡站進行整風，對立面的群眾要求聯絡站負責人上臺亮活思想，陳毅對此指出：「這不是整風的辦法。你們開幾次會就行了，老開下去不行。」又說：「很難說誰就完全正確。但造反派的大方向正確這是要肯定的。通過辯論達到大聯合，把外交部工作搞好。」他還說：「聯絡站過去大方向完全正確，監督業務以來有很好的成績，但是有缺點錯誤。可以對聯絡站的工作進行批評、提意見，但不能推翻聯絡站。有人講奪權以來，聯絡站什麼壞事都幹了，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要奪聯絡站的權，這不能同意，這樣使問題複雜化了。我支持你們，總理支持你們，外交部已建立了新秩序，不能再像（去年） 7、8月那樣。」[2-27]他要求造反派內部團結，和其他革命組織的關係要相互整風。

對於同聯絡站對立的群眾，3月1日陳毅在解決陳建弼泄密問題的接見時還說：「造反聯絡站以前有很大的貢獻，不應該這次犯了錯誤就否認前一階段的東西，還是革命造反派。」還說：「有的同志提出外交部造反聯絡站還能不能領導文化大革命，有什麼資格監督外交部的業務⋯⋯怎樣領導文化大革命，怎樣監督，剛才張殿清講的，沒有經驗、年輕、幼稚，對保密問題沒重視。不要說他們不老實，這裏我替他們講兩句話。不是和稀泥，不是買好他們來得罪你們，希望你們幾方面記好這個原則。我們很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一個監督形式，這點不取消，這點是我們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創舉。外交部造反聯絡站⋯⋯從萌芽狀態到半成熟狀態、完全成熟狀態，要靠大家的創造性，靠大家合作，靠團結和大家相互批評。」又說：「國務院各部創造了監督的形式，組織監督委員會，監督小組，監督部，監督部黨委，監督部長、副部長的工作。開始監督，外交部才兩個月，還是成功的經驗比較多。」針對有人提出審查監督小組的成分，有人提改組監督小組，有人提那個人不合適要叫回去、另派等等，陳毅說：「這些都符合巴黎公社原則。但是按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我們犯了錯誤究竟是在運動中犯的，究竟我們還是好的。」最後還說：「我支持你們的嚴肅企圖，外交部聯絡站以前有顯著作用，我支持你們要他們檢查。外交部聯絡站好事做的多，不怪你們。有許多聯絡站，周總理有個比較。外交部聯絡站，你們水平高。」[2-28]

之所以有這種評價，主要有兩點：第一，這個時期聯絡站核心組服從周恩來和陳毅的領導，比較謹慎，做錯了的，一經指出，能自我批評、改正；第二，聯絡站核心組成員大都不贊成社會上的武鬥行為，在聯絡站組織的批判會等活動中，沒有發生打人、體罰等舉動。據當時核心組成員楊榮甲1997年回憶說：「我們希望工作做得有水平，不像學生那樣搞武鬥。在一次我主持的批判資反路線的全部大會上，群眾憤怒地要符浩上臺。符浩上臺後對群眾批判有對抗情緒，張廣大（總務司的造反派）按了一下他的頭，我當即制止了。下來以後還提醒張以後再不要這樣做。」

陳毅這次講話還囑咐聯絡站代表說：「監督要提高一步，監督委員會不只是監督核心小組十幾個人，要放到廣大群眾的基礎上，不然你們現在群眾不滿意，你們會撐不住了。我們過去沒搞好，被迫交出權。交出了，你們上臺，你們搞不好還不是下臺。」[2-29]

但在這些接見後，雙方仍沒有相互接近，大聯合仍然沒能實現。聯絡站的對立面對奪權仍頗多微詞。3月22日晚接見時，陳毅外長說：「奪權大方向有什麼錯誤？！這是中央批准的，總理和我支持的，難道我們支持錯了？！在中央領導下奪權，外交部奪權是對的，只是在具體執行中有問題。」[2-30]

4.關於幹部問題

周恩來和陳毅對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支持，目的是要在外交部建立較穩定的工作秩序，實現「三結合」。當時是指兩派群眾組織和幹部結合起來。2月14日凌晨，周總理接見聯絡站工作人員和戰鬥隊隊長，詢問了一些單位的業務監督情況後，強調指出，中央機關業務權是中央的，不能奪，又指出：現在外交部奪權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的司暫時全面奪權，不要再前進，現有的形勢先鞏固起來。中央部門只能通過業務監督走向三結合。接著談到幹部問題，周說反動路線主要是中央、部黨委。司、處長犯錯誤要區別對待。幹部亮相，首先做自我批評，給他們規定時間，給他們改正錯誤的機會。這次接見後，他又讓他的外事秘書錢家棟給外交部擬了一個《抓革命、促生產的幾點意見》交給聯絡站研究執行。其中包含逐步解放一批幹部出來工作。周總理這時試圖在外交部摸索創造一個業務監督的典型經驗。

顯然是貫徹這個思想，陳毅在3月7日接見聯絡站和監督小組全體人員時談到外交部司、處長恢復業務領導的問題。他很委婉地說：「有些司、處長不能出來，就不要出來，可以出來的找一、二個人站出來領導業務，保障業務工作正常進行。司、處長業務應該恢復，否則現在各司參差不齊，不好抓。各司仍要搞業務監督，不能取消。業務監督是一種新的創造，有很重大的意義，我們要摸索經驗。」[2-31]

陳毅把這個想法先同外交部黨委談了，並要聯絡站同部黨委開聯席會議做出決定。當有人問到是否要恢復到文革以前的狀態時， 陳說：「不是要你們完全恢復原狀。司處長裏要有人出來領導業務⋯⋯至於誰可以出來由你們和部黨委決定後上報。對司處長的問題仍可以繼續揭發、批判。如果原來的處長不稱職，不能負責業務，可以由有能力的同志來擔任這個工作，只要報批一下就行了。」他反覆強調的是：聯絡站要同部黨委共同研究和報批，說：「外交部現在已經有秩序了，不要再亂。」他說：「我們很想在外交部監督業務方面搞點完整成熟的經驗，上報給中央，然後介紹給中央國家機關各單位。」[2-32]

周恩來和陳毅多次接見外交部和使領館工作人員談運動問題，總是著眼於外交部的業務工作，極力把當時掌握運動領導權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引導到保證業務工作上來。根據這些精神，聯絡站的一些戰鬥隊在2月份對本單位奪權過頭的地方，進行了調整。部黨委要求讓靠邊站的余湛（蘇歐司司長）、張彤（第一亞洲司司長）、柯華（亞非司司長）、姚廣（第二亞洲司司長）出來抓各該司的業務。各單位都出現要司、處長全部恢復原來職位的輿論。已經進行機構改革的單位恢復了原來的狀態。在群眾組織方面，由於中央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外交部也有人要求解散戰鬥隊，實行全民選舉。整個形勢在朝著恢復文革前狀態的方面發展。

但是，4月初開始，社會上批判「二月逆流」、抓叛徒和批判劉少奇的新動亂再次衝擊外交部。在這樣的大氣候下，外交部經周總理和陳毅外長多次做工作趨向平靜的形勢再度被打亂。

注釋

[2-1]《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30。

[2-2]《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31。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08。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1。

[2-5]《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31-32。

[2-6]《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32。

[2-7]《1967年1月10日總理、中央文革小組接見部分革命造反組織代表談話記錄》，頁4-5。

[2-8]《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3），頁407。

[2-9]鐵竹偉：《霜重色愈濃——陳毅元帥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6），頁154。

[2-10]《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34。

[2-11]《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39。

[2-12]《對於外事口當前運動的四點指示》（周恩來總理在1966年12月26日接見第一、第二外國語學院左派革命師生代表時的講話）。

[2-13]鐵竹偉：《霜重色愈濃——陳毅元帥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6），頁163。

[2-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13。

[2-15]張殿清談，2000年1月8日。

[2-16]《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35-36。

[2-17]《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34-38。

[2-18]《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40-41。

[2-19]《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41-42。

[2-20]《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39-43。

[2-21]《陳毅同志同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的談話》（1967年1月23日上午10時半，在中南海），頁1。

[2-22]《1967年2月9日周總理、康生同志接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時陳毅同志的插話記錄》，頁1、4。

[2-23]《1967年2月9日周總理、康生同志接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時陳毅同志的插話記錄》，頁5。

[2-24]《大事記》，《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43。

[2-25]《陳毅副總理接見外交部部分同志談話記錄》（1967年3月1日），頁1、3、4。

[2-26]陳毅，《陳毅同志同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的談話》（1967年1月23日上午10時半，在中南海），頁2。

[2-27]《陳毅副總理接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工作人員和部監督小組全體成員談話記錄》（1967年3月7日晚），頁1-2。

[2-28]陳毅，《陳毅副總理接見外交部部分同志談話記錄》（1967年3月1日），頁6-7。

[2-29]陳毅，《陳毅副總理接見外交部部分同志談話記錄》（1967年3月1日），頁7。

[2-30]《陳毅副總理接見聯絡站全體負責同志談話記錄》（1967年3月22日），頁1。

[2-31]陳毅，《陳毅副總理接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工作人員和部監督小組全體成員談話記錄》（1967年3月7日晚），頁4。

[2-32]陳毅，《陳毅副總理接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工作人員和部監督小組全體成員談話記錄》（1967年3月7日晚），頁4-5。

3

駐外使領館和留學生回國

文革的宣傳對外國的一些左派人士也產生影響，其中有人寫信批評我駐外使館有資產階級作風。毛澤東對這種批評的讚賞成為「九九指示」，導致駐外使領館人員分批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使領館當權派被批鬥，使領館工作和駐外人員的生活待遇都受到不利的影響。

同時，大部分派出國留學的人員也被召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這些學生回到國內，沒有人管，自己組織起來，在外交部內鬧革命。

「九九指示」

1966年6月新華社發的「文化大革命宣傳要點」強調稱：⋯⋯文化大革命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命運、前途和將來的面貌的頭等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頭等大事。[3-1]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的活動變本加厲，國內的個人崇拜通過對外宣傳機構擴散到國門之外，翻譯成各種文字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和各種毛像章也大量運至各駐外機構對外散發。這個時期，外國左派人士到中國來也跟著喊「毛主席萬歲」！中國輿論極力渲染毛澤東是世界人民革命的領袖。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口號在各國各地區左派群眾和組織中產生了影響，有幾個左派來信讚揚文革，還有人來信批評中國外交人員「資產階級作風」，對外交部運動產生直接後果。這就是轟動外交部的「九九指示」的由來。

1966年8月下旬有這麼兩封外國來信：

一封來自坦桑尼亞，批評中國使館招待會豪華、奢侈、浪費；大使夫人穿戴昂貴的衣服和首飾，追求高雅，乘坐西德賓士牌轎車，顯示富貴。寫信人署名：你的同志約納丹・穆彪。

另一封署名：「奧地利『紅旗』派的同志」，寄到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被轉到外交部。這封信上說：「你們國內的革命鬥爭同你們駐維也納商務代表的突出的資產階級舉止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極不相稱，從他們的衣著來看很難（即使不說是不可能的話）同蔣介石的走狗區別開來。精致的白綢襯衫和高價的西服同先進工人階級代表的身分是很不相稱的。這些代表不僅佔有一輛，而是兩輛賓士牌轎車（這種汽車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剝削者的標誌），這難道真有必要嗎？這樣的資產階級行為對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3-2]

這兩封信就像兩張不負責任的批判大字報。可是，「外事無小事」，居然受到中國最高領導的青睞。陳毅9月9日看到來信後，認為觀點雖「左」，但還是出於好意，就批示：「送主席審閱。」毛當晚閱後批示：「退陳毅同志：這個批評文件寫得好，值得一切駐外機關注意，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可以先從維也納做起。」因為批示所署的日期是9月9日，「九九指示」由此產生，流傳為「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

陳毅深夜接到毛的批示，次日（9月10日）上午就向外交部黨委傳達並討論決定將這個批示轉發各駐外使領館，要求它們按照勤儉辦外交的方針，在對外活動和禮賓方面進行必要的改革，並責成部內有關部門認真研究具體改革辦法。同時還做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決定：駐外使領館工作人員分期分批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3-3]

這時正是文革群眾運動上勁的時候，毛澤東批評了工作組之後，大學生和中學生放假鬧革命，紅衛兵走上街頭破四舊，外交部黨委對群眾正在失去往日的權威。消息從小道傳出，群眾貼出大字報指責部黨委封鎖毛主席指示。9月16日晚，姬鵬飛趕忙向全部人員做了一個貫徹「九九指示」的動員報告，著重講改變外交風格和面貌的問題，並且介紹了駐外使領館接到通報後反饋回來的情況，主要是在使館陳設、佈置、宴會、拜會、送禮、服裝、書籍、唱片等方面「破四舊」。姬鵬飛說：「駐外使館在短短幾天之內，面貌已經有所變化，出現了破舊立新的新氣象。」他要求大家響應號召實現機關革命化。接著，外交部內又貼出許多關於機關革命化方面揭發、批判和建議的大字報。[3-4]

貫徹「九九指示」成了駐外使領館的一大災難。

駐外使領館人員分批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

「九九指示」支持的兩封來信混淆了代表國家的駐外機構和人員同國內人民日常生活的區別。中國領導人不分青紅皂白支持這兩封信，含含糊糊地提出革命化，給中國外交界造成的直接後果有三：

首先就是決定調駐外使領館人員分批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駐外人員要改造思想，焉能不參加？言之成理。

文革開始時，中國在已經建交的50個國家，共設有使領館50餘處。根據外交部的指示，駐外使領館人員陸續被調回國參加運動，包括駐外使節。中國駐外大使，除剛到任的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埃及）大使黃華外，全部奉調回國。一個國家為了搞政治運動而在一個時期內把使節和駐外使領館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員調回國內，這在中外外交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荒誕行徑。

1966年底和1967年1月和2月是使領館人員回國的高潮，回國的使領館人員被安排在外交部舊址的東樓內活動。這時的東樓已經失去昔日的輝煌，是一座搬空了等待拆除的破樓。回國人員就在這些空蕩蕩的房間裏，席地而坐，學習、開會、批判、鬥爭；他們沒有業務工作，全部時間搞運動。這時正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一月奪權的高潮，群眾造反得到毛的支持，有些使館回國的造反派氣焰囂張，採取很激烈的鬥爭方式。他們以各個使領館為單位成立戰鬥組織，一般都是一館兩派。開始時，陳毅外長通過聯絡站與使領館各戰鬥隊聯繫，把使領館當作聯絡站的分站；後來，駐外使領館的一部分造反派以「九九指示」命名成立「九九兵團」。它在各使館的對立面也聯合起來，成立了「駐外使領館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駐外革聯」，這是後話。這一大批人回國不是一件小事，1月25日晚，周恩來在政協禮堂接見了駐外使領館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員，希望他們很好地在外交部參加文革。

文革就是批判鬥爭，回國參加文革就是回國來鬥爭。

文革引發的各單位領導與群眾、群眾與群眾之間的矛盾在使館也不例外。同歷次政治運動一樣，全國一盤棋，駐外人員也要學習。同時考慮到在國外的具體環境，國內規定了使領館著重正面學習，不搞運動。過去學習始終在黨委領導之下，這一次情況可就不同了，多了一個響應號召起來造反，再加上「九九指示」，群眾對領導的氣就更大了。使館的學習也都經歷了向領導提意見，提意見的群眾受到壓制；受壓群眾起來造反；使館內工作人員分裂成造反派和保皇派的過程，基本和國內同步。當時對領導幹部也好，對群眾也好，要找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言行並不難。而任何人或事都可以歪曲上綱到「反毛澤東思想」或「資產階級思想」或「反動路線」。各使館的形勢大體是：低級外交官和工勤人員造反，館長，即大使或代辦，是主要的當權派，首當其衝。同館長有矛盾或有個人恩怨的人，包括高級外交官，往往支持造反派；支持館長的群眾則反對支持造反群眾的外交官。矛盾也是錯綜複雜。初期還有的使館將提意見的人打成反革命，派人押送回國。[3-5]

在尖銳的鬥爭氣氛下，使館內兩派群眾也是嚴重對立。留在使館的，繼續在使館鬥。回國的則把矛盾帶回國內鬥。50多個單位，百把大使參贊要過關。一些使館造反派不講道理，採用戴高帽子、做噴氣式、下跪等人身侮辱和武鬥的手段。[3-6]當時批判大使的主要內容是兩個：一是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外交路線；二是根據「九九指示」理解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駐緬甸大使耿飚的挨鬥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的例子。

大使挨鬥

耿飚是有名的將軍大使。他1910年生於湖南醴陵縣，歷經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1950年從中國人民解放軍楊（得志）羅（瑞卿）耿（飚）兵團副司令員的崗位上被調到外交部，出使瑞典，為中國駐瑞典第一任大使兼駐丹麥和芬蘭公使。1956年從北歐卸任，調任駐巴基斯坦大使，至1959年回國。1960年初起任外交部副部長三年多，於1963年又奉派出使緬甸。周恩來明確告訴他，他的任務是加強中國和緬甸的友好關係，支持緬甸政府和緬甸共產黨正在進行的和平談判。中緬兩國領導人往來頻繁，耿飚大使在任期間接待過國家主席劉少奇、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等對緬甸的訪問。

1967年初各駐外使領館人員分批回國參加文革時，耿大使因公務不能馬上走，使館造反派指定大使夫人必須先走。於是，夫人趙蘭香先行回國。當耿大使回國到達北京機場時，不見夫人和他們的孩子，只有幾個先期回國的造反派來接，覺得有點反常。來接的人命司機把車直接開到老部，耿大使說是否把行李先送回家，得到的答覆是：「不行！」

到達使領館人員進行文革的老外交部的東樓時，幾個造反派就逼他「交代」。耿大使提出，應該先向外交部領導彙報駐緬使館工作情況。造反派不屑地回答：「什麼向部領導彙報！你還想搞反動路線那一套！告訴你，現在是文化大革命，你必須接受革命造反組織的審查⋯⋯」

這時一個造反派喊起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另一個說：「你必須老實交代在駐緬使館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哦，是罪行，所犯的罪行！還要交代你在任副部長時如何執行『三和一少』資產階級外交路線的⋯⋯」

耿大使對這種無法無天、蠻不講理的做法十分生氣，反駁道：「大使回國述職，向部領導彙報工作，這是合情合理，合乎規章制度的做法，怎麼叫反動路線呢？我在工作中難免有缺點、錯誤，但絕對沒有什麼『罪行』！我在外交部工作中執行的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指示，是無產階級的路線和政策，沒有執行什麼『三和一少』的資產階級路線！所以，沒有什麼可交代的。」

「那你揭發別人也可以。」

耿飚不解，問：「揭發誰？」

「揭發部領導呀！比如有的部領導訪問緬甸時說過什麼，做過什麼⋯⋯」

耿大使聽出來要他揭發陳毅外長，此時，北京已經開始反對「二月逆流」，造反派在炮轟和打倒陳毅。耿說：「陳部長訪緬時說的什麼，做的什麼，你們不是也都知道嗎？如果你們覺得有什麼問題，你們自己揭發好了，何必來問我。我沒有發現陳部長的言行有什麼問題。」

造反派威脅說：「你要是不交代，不揭發，那你今天就別想回家⋯⋯」

耿飚說：「怎麼？你們要拘捕我！我犯了什麼法？再說，你們有什麼資格拘捕我？」這樣頂了幾個小時後，造反派才說：「你今天不交代，以後還要交代，躲不了！現在先讓你回家，以後要隨傳隨到！」

回到家裏，他才知道趙蘭香回國後，因為造反派已不止一次地要她揭發耿飚的「問題」而十分苦惱。駐外使節本是很受尊敬的人物，現在被造反派當作階下囚，失去了人身安全和行動自由。自此，大會鬥、中會鬥、小會逼供，成了家常便飯。1968年反擊右傾翻案風，外交部領導被批鬥時，要大使們陪鬥；大使挨鬥時，夫人要站在一邊陪鬥。中會批鬥時，既要聽批判，又要做檢討。有時造反派還要喊：「耿飚必須老實交代，低頭認罪。」小會逼供則往往是幾個造反派圍著他，無休止地勒令交代自己的問題，揭發部領導乃至中央領導的問題，或是厲聲訛詐，或是旁敲側擊，或是指名道姓，或是拐彎抹角。所說的問題，大都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甚至無中生有，混淆是非，無限上綱。

造反派逼耿飚揭發交代所謂劉少奇、陳毅的「三降一滅」問題，一無所獲。後來又改從他的行政工作方面進攻。有一次，造反派對耿大使說：

「耿飚，你必須老實交代你當副部長時在行政工作方面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

耿飚想不出自己在負責領導部內行政工作時有什麼罪行。他說工作難免有錯誤但絕對沒有他們所說的罪行。

「沒有？還要狡賴！」這個造反派眼睛瞪得老圓，「你派人到東北去打黃羊，用黃羊肉來腐蝕群眾，大搞物質刺激，對抗政治掛帥，這不是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反對毛澤東思想，又是什麼？」

原來指的是三年困難時期的事。由於大躍進造成的全國性災荒，食品缺乏，城市居民的基本口糧供應的定量減少，到處因營養不良發生浮腫和疾病。外交部幹部中的浮腫和生病的人也很多，已經影響到外交工作的開展。在這種情況下，外交部黨委決定組織到東北獵捕黃羊，運回來分配給全體幹部職工，改善生活。耿飚分工具體執行，這件事也構不成罪名。

造反派還企圖從耿飚的歷史上以及同部隊的關係上整他。但是耿飚早年在湖南水口山當童工，1930年就參加紅軍，戰鬥中多次負傷，但從未被俘。他們也抓不到問題。在當時如果是被俘過的，不分青紅皂白就會給帶上叛徒的帽子。

文革中這些顛倒是非的批鬥給被鬥的人的身心造成嚴重傷害。經過幾個月的折磨，耿飚病倒了。醫生診斷為急性肝炎和肺結核，必須立刻住院治療。但是造反派硬說他是逃避審查假裝生病，是對抗文化大革命，還到醫院去調查。對造反派做法不滿的群眾將情況反映到周恩來處。周批示外交部立即讓耿飚到解放軍總醫院住院治療。但是，耿飚在醫院只住了十幾天，沒有痊愈，又被造反派逼著出院繼續接受批鬥審查。[3-7]

批鬥最突出的例子是駐巴基斯坦使館人員鬥爭大使章文晉。1967年2月6日章文晉大使回國參加運動，該館先期回國的人員從機場接了章大使，不讓回家，就到老部開批鬥會。強令章大使跪在板凳上，將皮鞋頂在頭上。陳毅外長獲悉，打電話去也沒能制止。

此事發生後儘管受到批評，其他使館的造反派在批鬥會上也還有給被鬥的大使、參贊戴高帽子，搞噴氣式，下跪的。外交部大多數人對此十分反感。

降低生活待遇

「九九指示」的第二個後果是降低駐外人員的生活待遇。為貫徹「九九指示」，造反派一度把領導幹部的住房做了調整。姬鵬飛、曾湧泉、羅貴波和耿飚四位副部級幹部原住在東交民巷42號院內，每家一幢西式小樓。1967年他們受審查被批鬥，又被勒令搬家，縮小了住房。例如，駐法國大使黃鎮也是副部級幹部，住著東城小羊尾巴胡同裏的一個獨院。這次調房，讓黃鎮家與耿飚家合住。黃家住一樓，騰出二樓給耿家。兩家都是多子女，房子不夠住了。耿飚讓已成家的孩子搬出去自己想法借房住，又把小女兒送到山東委託給老戰友，才湊合住下。[3-8]

在「勤儉辦外交」的名義下，駐外使領館人員和其他駐外人員的工資被大幅度削減。建國後，學蘇聯體制，外交人員的工資比國內工資高得多。削減後，改為發國內工資，駐外期間生活包乾，另發少量生活津貼費。一般按大使、參贊、秘書和隨員以下分為四級。有些使館認為還有等級，不夠革命，乾脆改為從大使到工勤人員一律按120元的標準發當地貨幣，約合30-40美元。[3-9]在這種情況下，個人不可能添置服飾，使館人員平時的服裝同在國內一樣，出門連公共汽車都坐不起。那一點點津貼要攢幾年，回國時才好買一兩件家用電器，如電視機、洗衣機之類。這種狀況到改革開放以後才改變。1985年終於初步改為低工資制，正司級大使月薪可達200美元。1994年7月1日，再次實行工資改革，工資標準進一步提高，正司級大使月薪升至1000美元以上。近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駐外人員的待遇也越來越好。

外交人員服飾革命化

「九九指示」由外交官和夫人們的服飾引起。建國後，由於經濟不發達，加之低工資和供應短缺，中國人民在文革前只講革命化，沒有條件講究服飾美。革命服裝：男士中山裝，女士列寧服，或統稱為「毛式服裝」，不分男女。但出使外國是代表國家，衣著就要講究一些，並且要入鄉隨俗。例如在歐洲和東南亞，女士們不是裙子就是紗麗，在外交場合沒有穿長褲的。中國女士在外交場合就穿旗袍。因此，凡出國人員都要領到一筆置裝費，按國外生活要求置辦服裝。男士不免西裝革履，女士旗袍高跟鞋。可是這樣一來，使館和其他出國人員在國外的裝束同國內人民藍灰黑色的布料服裝反差就很大。有了「九九指示」，外交官和夫人們的穿著被批評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學派頭，比闊氣，向資產階級外交官看齊」。[3-10]1967年4月批判劉少奇高潮中，外交部聯絡站和使領館造反派聯合舉辦了一個《九・九展覽會》，以「九九指示」為根據突出批判1962年劉少奇以國家主席身分訪問東南亞國家時，夫人王光美的服飾。1967年清華大學揪鬥王光美時，還用一串乒乓球套在王的脖子上代替當年她出訪時戴過的珍珠項鏈，肆意進行人身侮辱。

使館陳設革命化

第三個後果是使領館陳設被批判為「擺闊氣，講排場，揮金如土，肆意浪費」。[3-11]使館陳設中的歷代字畫工藝品都被當作「四舊」撤除，改掛毛澤東的畫像和語錄。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文革以後很久。文革遺風從1983年章文晉出使美國時駐美使館的一些表現可見一斑。

早在70年代駐美聯絡處時期，中國政府就在華盛頓買了一處房產作為大使官邸，但直到1983年幾任大使都沒有住進去，只是臨時請客用過。文革中曾以「九九指示」精神批判過「大使官邸富麗豪華。這些官邸多設在幽靜雅致的風景區或貴族區，唯恐離開使館群眾及當地勞動人民不遠」。[3-12]文革雖然已成過去，但外交界很多地方仍然籠罩著極左思潮的陰影，大使不敢搬進官邸，免遭脫離群眾之議。章文晉夫婦初到美國時，使館工作人員告訴他們：「官邸的鄰居曾警告過使館，在官邸所在的S街的住戶沒有一處像它那樣又髒又亂。」後院不小，有網球場、游泳池、參天大樹，四周有圍牆，但因久不修整，院子裏雜草叢生，樹木的枝椏亂長。雖然有一位從北京天壇公園調去的花工，卻只讓他每天掃掃院子和大門口，而不讓他種花。官邸內陳設品不少：殷商青銅鼎、宋瓷瓶、明清字畫，可是客廳卻沒有佈置，沙發很舊，地毯很髒。特別是內部佈置也還停留在突出政治的年代。大客廳正面牆上掛著一幅很大的神形都不似的毛澤東水墨肖像畫。要把官邸佈置得像個樣，必須把它取下。章文晉的夫人張穎記述商議這件事的情景，寫道：「如果不拿下這幅畫，則整個客廳也難以佈置。大家沉默良久，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提議請示大使決定。我當即說，不必請示，也不要告訴大使。這件事由我負責，今後如果為這幅畫出了政治問題，我來承擔。這樣眾人才動手佈置起來。」[3-13]

使領館的管理直到進入90年代才有較大改善，趨於正常。

回國留學生誰管？

1967年3月8日陳毅外長接見駐外使領館聯絡站分站代表時，首先就問：回國的留學生誰來管？

原來同年1月18日，教育部和外交部聯名向駐外使館發出了關於召回留學生的通知。通知規定在國外的留學生，除科技進修生有特殊需要或個別有其他特殊情況的，可以在國外繼續學習外，都要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1965年出國的留學生向校方交涉休學半年。1964年出國的留學生，一般都應提前畢業。[3-14]

1967年2月初500多名留學生回到北京。其中留學法國的200多人，留學古巴的100多人。此外還有留學越南、朝鮮、捷克、波蘭、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丹麥、芬蘭、敘利亞、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的。他們回國後先分住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醫科大學、北京航空學院等高校，後來又集中在友誼賓館的外國專家局。

這些青年根據國內指示，中斷學業回國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是回國後卻沒有單位管他們。他們被安頓住下，卻不知道在哪兒參加文革。據當時從古巴回國的留學生喬曉陽回憶，他回國後的第一個晚上，躺在北航教室裏鋪著稻草、被褥的地鋪上，翻看同學送來的紅衛兵小報，感到迷惘和困惑。[3-15]

他們本是教育部派出的，來自全國各地。但是，當他們回國時，教育部受文革衝擊，已經癱瘓，管不了；國務院外辦無法管；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也不好管。他們在國外期間是同使館聯繫，可以說，使館是他們最近的上級。所以，回國後很自然地同他們的使館有聯繫，但他們又不是使館的人。到使館人員活動的老部看大字報。為了防止泄密，使館不歡迎。他們不滿意，為此同阻攔他們看大字報的人差點打起來。這事發生在2月下旬，並驚動了陳外長。但是，陳毅在那次接見中問到聯絡站使領館分站能否把留學生管起來時，分站代表回答說：「我們難辦。」[3-16]

這是一批生龍活虎的年輕人，其中不少是幹部子弟，革命熱情很高。留學生中有的因為宣傳文革，在回國前已經同駐在國發生了糾紛。例如，在匈牙利的留學生因宣傳毛澤東思想被匈牙利政府停止學業。為此，1966年11月17日中國外交部「強烈抗議」匈政府「無理不准我5名留學生繼續在匈牙利學習」。[3-17]一些留學生回國途中經過莫斯科，在敬謁列寧墓時，發生因念毛澤東語錄反修遭到蘇聯警察毆打的紅場事件，又引起中蘇外交交涉。回國來革命卻沒有著落使他們很惱火。後來，他們自己也找過外交部聯絡站核心組的某些成員。聯絡站也不好辦。好在當時老部內還有閒置房屋，於是有些人自己在老部東樓和西樓地下室建立起自己的活動據點，除有時參加一些使館批鬥當權派的活動外，自己鬧革命。

他們自己成立了許多戰鬥隊，這些戰鬥隊組成「歸國留學生革命造反聯絡站」來協調各戰鬥隊的活動。這個聯絡站成立後的第一個重要決定就是召開批判外交部駐外使領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這時全國批判資反路線的高潮已過。他們因為在國外沒趕上，現在作為補課而要採取這個行動。他們當然知道陳毅外長為外交部資反路線問題在人民大會堂做了檢查，卻故意給陳毅外長發出一張大紅請柬，請陳毅出席他們的批判會。陳毅是不同意他們開這樣的大會的。看到請柬後，陳毅沒有說什麼，而是讓秘書約「歸國留學生革命造反聯絡站」的全體負責人到中南海見面。時間定在1967年2月16日晚上。

陳毅這天下午出席了中國和毛里塔尼亞關於貿易、經濟、文化協定的簽字儀式，並代表中國政府在協定上簽字。接著參加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中央碰頭會，會上對張春橋等做了尖銳的批評，這就是後來被定為「大鬧懷仁堂」的「二月逆流」事件。晚上，他到機場送別毛里塔尼亞外賓後才得接見留學生。時間很晚，已經過了9點。當他的警衛秘書宮恆征建議改期接見留學生時，陳毅不同意。他說：「誰說改期？看著娃娃們犯錯誤，我陳毅睡得著覺嗎？」

陳毅從機場回到中南海時，20多位留學生代表和使領館分站的部分人員已經在會議室等候。陳毅在這裏滔滔不絕連講了7個小時，散會時已是2月17日凌晨4時許。中心講的是文革中如何正確對待領導幹部，批評了當時風行的亂揪亂鬥的做法。他很激動，說：「現在一鬥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墳，動不動就炮轟、打倒、戴高帽子遊街，把一場嚴肅的鬥爭當兒戲。」「把劉少奇的100條罪狀貼到王府井，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報告是政治局討論通過的嘛，怎麼叫他一個人負責呀！」「朱老總今年81歲了，歷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現在說朱老總是軍閥，要打倒，人家不罵共產黨過河拆橋呀？！」「賀龍是元帥，副總理，怎麼一下成了大土匪？！」「現在胡說八道的東西太多！⋯⋯」陳毅越說越激動，怒不可遏。他從座位上站起，轉到靠椅後面，雙手撐著椅背。少頃，忽然發出雷霆般的怒吼：

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相信主席、林副主席、總理、陳伯達、江青、康生六個人嗎？承蒙你們寬大，再加上五個副總理。這麼大的黨只有十一個人乾淨？我不願意當這個乾淨的，使人傷心。把我揪出去示眾好了！一個共產黨員，到了這個時候還不敢站出來講話，一個銅板也不值！

話音戛然而止，整個會場寂靜無聲。陳毅掃視了一下會場，回到座位上，用兩根指頭敲敲腦袋接下去說：

現在你們這裏發熱，包括我們這些老傢夥中很多人頭腦發熱。說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自以為了不起，好像中國在世界上舉足輕重，什麼舉足輕重，我們是舉足撞頭喲！

他批評駐巴基斯坦使館造反派批鬥章文晉大使的不文明做法。說：

章文晉大使一下飛機就被按著頭戴高帽子遊街，現在，外國報紙上照片都登出來了，叫他怎麼回去工作？這樣亂鬥，他們還回不回去。外交代表是代表國家。還要不要辭行拜會？所有大使都不回去辭行拜會，那就是國際關係的大笑話。

又說：

前幾天，先念同志開財經口的會，部長司局長都來了，一問是否都戴過高帽子，大家相視而笑。這不是瞎胡鬧嗎？

他還說：「對於幹部的缺點錯誤，可以揭發，可以批評，但反對亂鬥，反對胡來。你們在座的這麼多幹部子弟，你們的爸爸媽媽為中國革命赴湯蹈火，出生入死，現在因莫須有的罪名被批鬥，你們不心疼啊？！」又說：「傷了人增加不團結，捅人一刀，遍身是血，好了還有瘡疤，十年二十年後見面還吹鬍子瞪眼睛，結下深仇。你們在國外已結下仇，現在是要解開疙瘩，而不是結得更緊。」

陳毅還結合他自己的經歷，中共在中央蘇區反AB團捕風捉影，行刑逼供，冤死許多人的慘痛教訓開導這些年輕人。然後他說：

我不是亂放炮，我是經過認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線鬥爭要消除後果需要很長時間。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10年、20年也醫不好傷口！我們已經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決不交給野心家、兩面派！我還要看，我還要鬥爭。大不了外交部長不當了，我還可以去看大門，掃大街。我是四川人，我還會做擔擔麵嘛！沒有什麼可怕的！[3-18]

這次講話在留學生中反應也是兩種，有的聽後心情非常激動，本來百思不得其解的事，這時豁然開朗。喬曉陽說：「文化大革命會錯嗎？」他以前想也不敢想。現在懂得了要學會用腦筋想問題。[3-19]但是，也有些人到反「二月逆流」時把這篇講話拿出來批判。

在國外不能搞鬥爭

在國內奪權影響下，一些使館留守人員在1967年2月初也紛紛向部內發電，要求在國外批判「資反路線」，批判「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甚至要求在使館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和大串聯，簡稱「五大」。為了保證使館工作，陳毅辦公室在章文晉大使被鬥的第二天草擬了關於駐外使領館和代辦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指示。這就是經周總理批准以中共中央署名，並經毛澤東圈閱的「二七指示」。這個指示規定：各駐外使館、代辦處仍應堅決執行只進行正面教育，不搞「五大」。使館內不建立戰鬥組織，不能進行奪權。已建立戰鬥組織的「應在使館黨委領導下轉為文革學習小組，對黨委有批評建議之權，無監督權」，「不允許直接干涉使館黨委行使職權」。這個指示對穩定駐外機構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駐拉丁美洲一個國家的使館在指示發出一星期後發電回國質問：「這份電報是哪個中央發的？」顯然是覺得「二七指示」同毛澤東號召造反的精神不符。陳毅辦公室又擬了一個覆電，肯定2月7日電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指示」。這個電報也是經周總理審閱報送毛澤東簽發的。

這以後，陳毅辦公室又擬定過一個關於駐外使館人員參加文革的指示，針對當時國外出現的問題進一步規定：

駐外使館人員參加「文化大革命」採取正面教育辦法，決不能照搬國內做法，不搞「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不准成立造反組織；

外交人員將分批回國參加運動後再派出，各級外交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堅持搞好正常的對外工作；對使館領導幹部的缺點、錯誤可以寫揭發材料報國內，不得在國外開批判會；

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因地制宜，不能強加於人，不能在使館外集會搞宣傳活動，要尊重駐在國的規定，不得任意散發毛主席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宣傳品，不得強迫外國人接受宣傳品、背語錄；

對駐在國群眾到使館來訪，可應索提供有關宣傳品，對外宣傳工作要有領導、有組織地進行；

要堅持內外有別，對外工作中必須堅持中央的外交路線，做好駐在國上層人士的工作，鞏固和發展同駐在國的友好合作關係，要想方設法使我國對外關係不受這次運動的衝擊和破壞，五星紅旗在使館高高飄揚就是勝利。

這份文件是陳毅辦公室會同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和部長助理宦鄉經過幾天的研究修改，最後以通知的形式只發出了其中有關對外宣傳方面的內容。[3-20]

同時，使館回國人員和歸國留學生多次要求召開「控訴駐外使領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也被陳毅勸阻。陳毅明確地說：「駐外使領館採取正面教育的辦法，不搞運動，是中央的方針，不存在使館領導執行資反路線問題。」他還指出有些人對外交路線一概否定，對使館當權派一概否定，什麼都要知道，不顧保密要求，鬥爭不計後果，是錯誤的。也批評了駐蘇使館有人說：「好人不會跑，壞人跑了沒關係」的說法。[3-21]

這以後，在3月8日、13日和15日陳毅又三次接見使領館人員。第一次接見革命造反聯絡站分站的代表，第二次接見回來的大使參贊，這兩次是向群眾和領導，即造反派和當權派，也是當時矛盾的雙方分別做說服工作，希望促使互相理解。第三次接見回國的全體人員做整風學習動員。這幾次講話的主要內容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　認為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們主要解決駐外使領館如何辦成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革命大學校的問題。要建設好革命據點。」「搞好使領館工作，擴大主席思想和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推動世界革命。」

2.　他強調從建國到文革17年外交戰線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佔統治地位，執行中有錯誤缺點，但不能誇大為路線錯誤；有劉、鄧影響，修正主義影響，但不能說是劉、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3月15日的講話中，也反映了當時存在的爭論。他說：「這個問題不是結論，我現在正在考慮這個問題，外交部幹部對這個問題也有爭執。」

3.　他企圖說服大使參贊等使館領導消除對革命群眾的抵觸情緒，要他們理解造反群眾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他們勇敢的批評精神，鐵面無私的揭發精神，我們要支持他們。站在他們一邊，不應該抵觸。

4.　他希望革命群眾要正確對待領導幹部。他說：「我們外交隊伍基本上是好的。17年來，是經過考驗的。但是由於我們許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從舊社會來，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影響，建國以來又受蘇修影響，長期生活在國外，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抗毒素不強，在生活上、工作上，存在很多問題，有的比較嚴重⋯⋯承認外交隊伍基本上是好的，不是沒有毛病，有一般問題也有嚴重的問題，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得漆黑一團，是不對的。基本上是好的就認為沒問題，也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他反覆強調對幹部要一分為二，具體分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允許改正錯誤，允許革命，允許犯錯誤後改正，再革命。他建議要使所有的同志有講道理的機會，給他們平等的權利，通過辯論使真理越辯越明。

5.　他強調保密問題的重要，說：「駐外使館批判、揭發要注意保密。工作有分工，許多事情我們不需要知道就不要知道。舉個例子，印尼共和中共的關係，這不應該在審查之內，這等於審查兩黨中央，這樣做太過份了。同志們不懂不能怪大家。我訪問印尼八、九次，我都沒有過問這個事。我是做政府工作的，不應該插手。只有一次要我去談反修問題，和印尼共有過接觸，談了兩小時。除此而外沒有什麼接觸⋯⋯有人追問姚仲明，姚仲明不回答是對的。他知道得比我多，我不能把他叫來，要他告訴我，我沒有這個權力。」他還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大開門，但是要保密。一般的政治思想、公開的立場上的問題就可以批判一個同志，可以判定一個同志，不是一定要涉及機密問題才能判斷一個人。」[3-22]

當時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要進行整風，回國人員也要進行兩星期的整風學習。在運動出問題的時候，運動領導往往希望以整風學習來調整造反派的思想，讓他們學習政策。這種辦法能否奏效，往往要看當時的大環境。一月整風有一定的效果，聯絡站放棄了徹底奪權。這次整風本來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進入四月份打倒劉少奇和批判「二月逆流」，極左思潮大泛濫，整風也就無效了。

注釋

[3-1]《新華月報》，1966年，第6期，頁29。

[3-2]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95。

[3-3]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96。

[3-4]《外交部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20。

[3-5]參見《陳毅接見留學生代表和使館分站部分人員談話記錄摘要》（1967年2月26日），頁3。

[3-6]參見陳毅2月16日、3月8日、3月13日等幾次接見的講話。

[3-7]參見《耿飆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20-232。

[3-8]參見《耿飆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33。

[3-9]有關人員訪談，2000年2月17日；參見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96。

[3-10]《文革風雲》（批鬥陳毅大會專輯）（北京：首都紅代會北外紅旗革命造反團《文革風雲》和批判陳毅聯絡站《批陳戰報》編輯部，1967），頁36。

[3-11]《文革風雲》，（批鬥陳毅大會專輯）（北京：首都紅代會北外紅旗革命造反團《文革風雲》和批判陳毅聯絡站《批陳戰報》編輯部，1967），頁24。

[3-12]《文革風雲》，（批鬥陳毅大會專輯）（北京：首都紅代會北外紅旗革命造反團《文革風雲》和批判陳毅聯絡站《批陳戰報》編輯部，1967），頁24。

[3-13]張穎：〈居美歲月〉，載符浩、李同成編：《鹿死誰手——中國外交官在美國》（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頁147。

[3-14]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上）1966-1971（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16。

[3-15]羅英才：〈陳毅在所謂二月逆流中接見歸國留學生代表〉，《黨的文獻》，1990年，第4期，頁63。

[3-16]《陳毅同志接見駐外使館革命造反聯絡站分站代表時的講話》（1967年3月8日），頁1。

[3-17]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上）1966-1971（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82。

[3-18]羅英才：〈陳毅在所謂二月逆流中接見歸國留學生代表〉，《黨的文獻》，1990年，第4期，頁63-67。

[3-19]羅英才：〈陳毅在所謂二月逆流中接見歸國留學生代表〉，《黨的文獻》，1990年，第4期，頁67。

[3-20]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116-120。

[3-21]陳毅，《陳毅同志接見駐外使館革命造反聯絡站分站代表時的講話》（1967年3月8日），頁4。

[3-22]《陳毅副總理接見駐外使領館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全體同志的講話》（1967年3月15日），頁1、3、5-6。

4

陳毅與「二月逆流」

1967年一直到3月份，陳毅仍然掌管著外交部。中央文革到處製造動亂，全國各地領導幹部紛紛被揪鬥打倒，使他憂心如焚。2月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的中央碰頭會上，他和其他幾位老帥和副總理批評了在全國作亂的中央文革小組。毛澤東偏袒文革小組，將這次對文革的抗爭定為「二月逆流」，並導致群眾「炮轟陳毅」和提出「打倒陳毅」的口號。陳毅從此被剝奪了發言權。

對文革不理解

陳毅是中共開國元勳之一。他生於1901年，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南昌起義後與朱德一起到井崗山，從此與毛澤東一起戰鬥，為建立和發展革命根據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建立了赫赫戰功。建國後被授予元帥軍銜，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十大元帥之一。1958年從上海市長的位置上調任外交部長。文革開始時，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

對文革，陳毅一開始就感到困惑。作為負責外事口的副總理和外交部長，他要發動群眾參加文革，要講擁護文革的話。但是，文革的每一步發展，群眾造反奪權、鬥爭幹部、社會秩序混亂、生產受到破壞、部隊亂起來影響國家安全等等，使他憂心忡忡。

看到這些問題的高級幹部何止陳毅一人。但只有陳毅和葉劍英、譚震林等少數人站出來大聲疾呼。

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毅參加了毛澤東發動文革前的一些部署，如1965年12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批判；1966年4月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被批判。他接到參加這些會議的通知時，卻不知道會議的內容。及至出席了會議，批判的內容也未能使他信服。對於批判羅瑞卿組織解放軍大比武是不突出政治，陳毅想不通，事後曾說：「這幾年，中央號召幹部黨員要又紅又專，紅專結合。解放軍光喊政治口號不練兵怎麼行？羅長子（羅瑞卿個子高，同他熟悉的老幹部常這麼稱呼他。）搞大比武，提高部隊幹部戰士的軍事技能，這有什麼錯嘛？那些空喊政治掛帥的人，硬說他不突出政治，打小報告整他。真是莫名其妙！」[4-1]杭州會議後，他曾感慨地說過：「又是一次整人的會喲！上一次整了羅長子，這次又整彭真，下次還不知道輪到誰頭上？」[4-2]

1966年5月陳毅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正式通過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林彪於5月18日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大講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大講要念念不忘政權，要嚴重注意資本主義復辟；並大肆吹捧毛澤東個人的天才，說什麼「要永遠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的話是我們的行動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陳毅感到這次會議「不尋常」，心懷憂慮。當秘書問他為什麼《通知》把中共黨內的問題說得那麼嚴重時，陳毅表示「我還搞不清楚」。[4-3]

既然開展文化大革命已成為中共的最高決策，儘管不理解，按照中共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陳毅必須貫徹執行。他盡量去理解它的必要性。當時認為搞這場運動是接受蘇聯赫魯曉夫復辟的教訓，反對修正主義，防止反革命政變，鞏固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推動世界革命。在京的中共中央領導也都這樣理解，並根據以往政治運動的做法部署這次運動。一面發動群眾，揭露中共和國家機關內部存在的缺點錯誤；一面加強控制，「引蛇出洞」，要在運動中抓反革命。在接見外賓時陳毅也著重宣傳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重大意義。

政治局擴大會議後，5月27日陳毅就向國務院外辦和外交部副部長傳達了會議精神。28日上午，又向他主管的外事口各單位，包括對外貿易部、對外經委、對外文委、中共中央僑務委員會、外國專家局、外文出版社等9個單位的領導做了傳達。但畢竟思想沒通，這次傳達他感到為難。他的秘書杜易回憶他當時的心境，這樣寫道：

兩次傳達之後，陳老總搖著頭對我說：「這次傳達文件真難，有好多事情我自己還弄不懂，不好講。《5・16通知》沒有講清楚怎麼開展文化大革命，也沒有講清楚什麼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什麼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什麼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是指誰？我自己都不曉得，怎麼同人家講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呀！」[4-4]

「乾綱獨斷」

《5・16通知》通過後，外交部黨委召開擴大會學習討論，叫作關門整風。開了幾次會，陳毅主持，章漢夫、姬鵬飛、羅貴波、喬冠華、韓念龍、徐以新等副部長，四清剛回來的副部長王炳南、陳家康，和大使許建國、朱其文等也出席了這些會。每個人都有些自我批評。

陳毅發言中談到幾點：一、發動文革是毛主席乾綱獨斷；二、林彪同志在井崗山時是個連長，怎麼說同朱毛一起會師井崗山呢；三、我反對過毛主席，但是我自己把他請回來了。

「乾綱獨斷」一語反映了他對毛澤東獨斷專行發動文革是有不滿情緒的。

反對劉少奇去清華大學交代問題

1966年8月2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逼著劉少奇去清華大學向學生交代問題。毛澤東不說話，全場鴉雀無聲。陳毅站起來發言說：少奇同志有什麼錯誤，可以在政治局這個範圍內來解決。要他到清華去，這種方式好不好？我看不好，到時讓他下不了臺。當劉少奇表示同意去時，陳毅又站起來，再一次表明他不贊成這麼做。

參加過這次政治局會議的薄一波回憶這件事時寫道：「在這樣的時刻這樣的會議上這樣仗義執言，確乎非同尋常，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膽量的。這不只是為劉少奇講了公道話，而且是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的公開抵制。」[4-5]

這樣亂下去如何得了？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次會議前前後後連續發生幾件事使動亂有增無已。這就是：

（1）會前毛澤東致信清華附中紅衛兵。起因是清華紅衛兵貼了一張大字報強調造反有理。大字報說：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宣稱要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搞一場無產階級大鬧天宮，殺出一個無產階級新世界。毛澤東在信中對他們表示熱烈支持，說「對反動派造反有理」。但「反動派」一詞在文革中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傳開來就成了「造反有理」，掀起全國性的造反惡潮。

（2）毛再次指責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並於8月5日發表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不僅明顯針對劉少奇，而且說中共中央內部有個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接著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16條）。其中不僅重複《5・16通知》中提到的要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肯定「一批新出現的革命青少年是勇敢的革命闖將」，說「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3）會議期間，林彪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中，強調這次文化大革命「要弄得翻天覆地，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在全會後接著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又說：「不要走過場，乾脆大鬧幾個月，弄得人們睡不著覺！」他還說：「這次對幹部要來個全面考察，全面排隊，組織上要來個全面調整，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罷官的三條標準是：第一，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第二，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搗亂的，同文化大革命搗亂的，罷官；第三，有沒有革命幹勁，完全沒有幹勁的罷官。」也就是在這次講話中，林彪提出：「對主席的指示要堅決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些講話都被毛認可並印發給中共全黨和全國人民學習。

大亂的思想同陳毅對運動的理解完全相反，這次全會期間，他每次開會回家都是面露憂色，神情嚴肅。因為他想不通的問題更多了。全會結束後不久，陳毅在國務院外辦召集開會討論安排第二屆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中央批准的這次聯歡活動計劃強調要宣傳文化大革命。陳毅反覆交代對外宣傳工作不要簡單化，不能強加於人，還要防止聯歡活動受衝擊。散會後，國務院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和陳毅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當時老幹部們的心情。現摘錄如下：

廖承志悄悄地問：老總呀，運動這麼搞法，總是強調越亂越好，到底是為什麼？

陳毅：你問我，我也不曉得。你也參加中央全會了嘛！君不見會上「左」的思想佔了上風嗎？主席主張要天下大亂，林彪附和主席的想法，興風作浪，竭力煽動要亂，中央文革一幫子明裏暗裏挑唆動亂，會上好多人提意見，希望堅持黨的領導，避免大亂，得不到採納。

廖承志問：我一直搞不清《5・16通知》中提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誰？難道是指劉少奇？

陳毅：你搞不清，我也一樣。如果是指劉少奇，這次經過選舉，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已經降到第八位，接班人的位置已由林彪取而代之，主席對第一線工作不滿意的問題豈不已經解決，為什麼還要大搞大鬧？唉！搞不懂呀！

陳毅繼續說：現在許多事不經過政治局認真討論，中央政治局集體領導似乎已不起作用，而中央文革小組正在取代政治局發號施令。看來，這全國大亂的局面已難以避免。大亂能不能達到大治，我不敢肯定或者否定。但是，我可以大膽地說，大亂之中，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們必將跳出來搗亂，故意把水搞渾，混水摸魚。這樣，將弄得局勢無法控制。鼓動大亂，這是一著危險的棋喲！

陳毅感慨地說：同志哥呀！看來，我們顯然已無力挽回當前的形勢，但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還是要憑黨性辦事，要堅持原則，對於運動中出現的不健康現象，應該進行鬥爭，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好工作，千方百計設法維護黨和國家的利益，盡可能減少損失。[4-6]

接著發生紅衛兵造反破「四舊」，包括改路名、店名、廠名、校名、人名等等，剪長髮、剪姑娘們穿的裙子，燒戲裝、道具，毀文物，抄家，打人，批鬥工作組、領導幹部和民主人士，將出身地主富農的老百姓打死或掃地出門等等無法無天的事。8月29日《人民日報》卻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予以讚揚。使得打砸搶燒這類暴力行動愈演愈烈。加上全國學生大串連，全國到處一片亂烘烘。

相比之下，外事系統各單位比較平靜。陳毅也不隱諱他對社會上動亂的不滿和擔憂。9月，在外辦全體人員大會上厲聲責問：有人要否定一切，那麼他們把毛澤東的領導置於何地？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置於何地？有人說要打倒一切，這話我聽了就惱火。如果全國縣以上各級黨委都打倒，那還有什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這是有人要搞垮我們的黨，要警惕陰謀。[4-7]

爽朗的陳毅，隨著文革進展變得憂心忡忡。他對秘書說：「你看，局勢已亂成這樣，那幫子人還嫌亂得不夠，這樣亂下去如何得了呀！這幾年剛剛克服三年自然災害，恢復元氣。現在又搞得這麼亂，別說經濟建設無法進行，社會秩序亂了，若是外部敵人乘機打進來，後果真不堪設想呀！」[4-8]

「人民解放軍不能亂」

動亂中，領導幹部紛紛被揪鬥，能出來講話和敢出來講話的不多了。陳毅就是這不多的人之一，而且是很突出的一個。據他的秘書統計，1966年7、8、9三個月他在大小會議上講話30多次。而且他講話的主旨都是反對動亂。

因為他的講話不合當時的潮流，愛護他的親友一再勸他少講話。但是，他還是有請必到，講他認為必須講的話。特別是他對外地來京串連的解放軍軍事院校師生和工人代表的講話反響很大。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部隊院校取消了原先規定的框框，師生也造起反來。11月初地方軍事院校師生大批來京串連，衝擊軍事機關，揪鬥領導幹部。8日發生600人衝國防部辦公大樓的事件。中共中央決定要對來京串連人員進行教育。13日下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有10萬人參加的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來京人員大會上，陳毅應邀第一個講話，他說：

我首先要講的是：人民解放軍不能亂，一定要有秩序。我1927年參軍，還沒見過解放軍打解放軍。你們搞鬥爭，搞批判，也不能蠻幹。你們要識大體，顧大局，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衝國防部，佔領辦公大樓，剪斷電話線，這樣搞法不對。

他強調要分清敵我，說：

解放軍衝自己的國防部，這決不是革命行動！我勸你們好好想想。你們有委屈可以申訴，但不能用衝擊國家機關的辦法。

陳毅又說：

我完全歡迎大家來做路線鬥爭，但要學會如何做路線鬥爭，不要亂搞。現在一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說所有的領導幹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講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說所有的領導幹部都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打擊面太大了、太寬了。同志們啊！請你們想一想⋯⋯

11月29日，老帥們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又一次接見了外地滯留北京的軍事院校師生。陳毅又一次到會講話，他還是告誡年青人要學會正確地進行路線鬥爭。他說道：

現在的鬥爭，我非常擔心，有些人不是鬥真正的「黑幫」，不是鬥真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在那裏扭著自己的同志在鬥！每個部都在鬥他們的部長，每個單位都在鬥他們的首長，這裏說錯一句話，那裏做錯一件事就拿來鬥。有些領導是有錯誤的，但不要把一般錯誤，一般缺點當「黑幫」來鬥，要區別對待。

他還說：

沒有看到的我不敢講，但是我接觸到的一些學校，一些同學和我的談話，他們的搞法我是不贊成的，就是擴大化、簡單化。我說，你們這樣搞法，我不能把班交給你們，你們不能做接班人，你們大學還沒有畢業就那麼厲害，將來掌了權還得了呀，這麼搞要整死人的！

在這兩次會上，葉劍英和徐向前元帥也講了話，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不搞生產國家要完蛋的！」

11月30日晚，周恩來總理在工人體育館召開一次工人大會，目的為說服來京串連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產。陳毅也應邀參加了這次會議並且繼周總理之後講了話。他在講完國際形勢後，明確地說：「串連不適合工廠和農村，因為工廠和農村不能停產。工人在工廠可能受到壓抑，你們起來造反有道理。但千條理、萬條理，不能妨礙生產。國家有沒有前途看經濟。不搞生產國家要完蛋的！」[4-9]

陳毅在大聲疾呼希望制止動亂，但是毛澤東還嫌亂的不夠。接著發生的事不但要抵銷陳毅和其他老帥們的努力，而且要把他們推上被批判的地位：

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稱8小時工作以外的時間，由群眾自己安排進行文革；工人有權建立革命組織；工人之間、工人與學生之間可在本市革命串連。這個文件的下達，使文革正式擴大到全國工交財貿各部門的基層單位。

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把動亂推廣到農村。

1967年初，中央文革把老帥們在1966年11月兩次接見來京軍事院校師生大會上的講話說成是「十一月黑風」，煽動軍隊和地方造反派批判陳毅和葉劍英。老帥們同文革派終於發生了短兵相接的衝突。1967年1月在北京京西賓館有兩次交火。第一次是1月中旬召開的中央軍委碰頭會上,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提出軍隊也要發動群眾搞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康生說：「軍隊不能搞特殊，也要同地方一樣搞運動。」陳毅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堅決反對。老帥們尖銳地指出：「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把軍隊搞亂了，還要不要支柱啦？」

第二次是1月下旬，在林彪主持的軍委常委會上，林彪又提出軍隊要全面搞「四大」。葉、陳、聶、徐諸老帥堅決不同意，並問林彪：「軍隊搞亂了，天下大亂了，你國防部長靠什麼？」徐帥憤怒地站起來推倒茶几說：「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人民的軍隊難道就叫他們幾個毀掉嗎？」由於幾位老帥的堅持，1月28日毛澤東簽發了《軍委八條》命令，其中強調：人民解放軍的全體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生產；一切外出串連的軍事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鬥、批、改；軍以上機關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採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於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命令明確規定：今後一律不得衝擊軍事領導機關。[4-10]老帥們為制止動亂在同中央文革較量中總算贏得了一分。

「二月逆流」前前後後

在上述發展過程中有一個重要事件是1月24日陳毅對外事口的檢查。文革開始後，雖然陳毅也認為文革是反修防修、反政變，號召屬下積極參加，但在許多次講話中他都是同文革派江青和陳伯達等人唱反調。在檢查中他把這一切都說成是他的錯誤，還反過來說要向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和中央其他同志學習。說這些違心的話同他低頭做檢查一樣是為了過這個檢查關。同文革派唱反調為毛澤東所不容許。要保全力量，陳毅除了接受做檢查的安排別無出路。換句話說，過了關，他還能工作，還能講話，發揮他的作用；而一旦被打倒，他就什麼也做不成。周恩來總理從旁做工作，勸說陳毅顧全大局。而要使檢查得以通過必須得到毛的首肯。這就是為什麼陳毅的檢查全部按照文革派的觀點批判自己。陳毅寫了長達21頁的檢查，送毛澤東審閱。毛只批准他講了其中一小部分。[4-11]人民大會堂檢查後，造反群眾說他檢查得不夠，喊口號要他「低頭認罪」，陳毅更加氣憤難平。陳毅從發火到懷仁堂短兵相接已經是必不可免了。

2月12日在機場貴賓室等候迎接外賓。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的一個成員參加這次活動。他請示陳毅造反派是否對外，並要將造反派排在常務副部長前面。陳毅十分生氣，當著外事口許多領導幹部的面說了一通氣話：「你們都是造反派，造我的反，我是什麼，是反革命？請示？不敢當。當面請示，背後還不是罵我祖宗，典型的兩面派！」還說：「事實證明，我去年說的許多話沒錯，沒全錯。現在看來還得按我說的話做。如果早按我說的做，不會搞成這個樣子⋯⋯逼著我做檢查，我還不認為我全錯了。」他氣憤地說：「前幾天我到外交部開大會，就是要我低頭認罪，我有什麼罪？我要有罪，還當外交部長？不要太猖狂了，太猖狂了沒有好下場。」[4-12]

這是借題發揮，宣泄了他對群眾造反派的憤恨。

4天以後，2月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中央碰頭會上，陳毅面對面地對毛澤東身邊的文革闖將們開火了。

毛澤東讓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碰頭會。參加碰頭會的有尚能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和副總理，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這就給反對動亂的老幹部們同製造動亂的文革小組成員提供了一個面對面、短兵相接的鬥爭場所。陳毅憋在心裏的氣終於又有機會爆發出來了。

會議原定討論「抓革命，促生產」。但這個問題一談就涉及當時混亂的形勢。開會前，譚震林提出要張春橋保陳丕顯。陳丕顯是1929年就參加革命的老幹部，新四軍的重要將領。當時任上海警備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正是文革要打倒的對象。張春橋以「回去同群眾商量」搪塞。譚大怒，一面嚴詞批評張春橋和江青要整掉老幹部，一面拿起衣服要走，說：「讓你們這些人幹，我不幹了！」此時，陳毅說：「不要走，要跟他們鬥！」陳毅說這些傢夥上臺，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陳毅還聯繫到延安整風的歷史說：「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陳毅和譚震林的發言最尖銳也最激烈。譚震林提到整老幹部時說：「這一次（文革），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陳毅說：「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最大的逼供信。」與會的老帥和副總理們，都紛紛發言，會議持續了三小時，原定的議程還沒有討論，周恩來宣佈散會。[4-13]

這個事件被稱作「大鬧懷仁堂」。

第三章記述的陳毅對留學生的講話就在同一天的晚上。顯然，懷仁堂之後，陳毅心潮難平，他既要一吐胸中塊壘，也希望他的話能幫助頭腦發熱的青年人冷靜下來。

陳毅在2月中旬對下面的造反派發火，又向上面的文革派出擊，決非偶然。也許是對毛澤東存在一點幻想。這以前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聯繫起來看。1月24日他自己檢查過關，1月28日毛澤東批准了老帥們爭取的《軍委八條》，使部隊秩序得以穩定下來。而2月10日，毛澤東召集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和王力開會，批評陳伯達和江青突然宣佈打倒陶鑄。批評很重。毛澤東說：「陳伯達！你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陳伯達，過去專門在劉少奇和我之間進行投機！」又批評江青說：「你這個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裏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事，沒有別人的事！」毛澤東在會上做了兩項決定：一是把張春橋和姚文元從上海調來北京，開文革小組會批評陳伯達和江青。二是決定以後的中央碰頭會增加陳毅、譚震林、李先念、徐向前、關鋒、戚本禹、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和葉群。[4-14]增加的十人，除關、戚、謝、葉外其餘六人都是同葉劍英持相同觀點的人。2月14日文革小組在釣魚臺開會批評陳伯達和江青。雖然江稱病未出席，會還是開了。

毛澤東批評陳伯達和江青指的是1967年1月4日江青、陳伯達在接見湖北造反團時，宣佈陶鑄是「中共最大的保皇派」。陳伯達說：陶鑄同志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陶鑄，文革開始後，從廣東省委書記提拔到中央，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宣傳部的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顧問。這一升遷才幾個月就被打倒了。究其直接原因是他不主張搞亂，企圖在大亂中維持工農業生產秩序。毛澤東1月8日在中央會議上實際上批准了打倒陶鑄。毛澤東說：陶鑄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但是，過了兩天，毛澤東又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宣佈打倒陶鑄。

葉劍英是2月10日會議的參加者。毛澤東對陳伯達和江青兩人的批評和擴大碰頭會參加人員的決定都對他和陳毅等有利。他們知道毛澤東對文革小組這兩個為首的人不滿，因而敢於把久已憋在心裏的不滿在第二天的碰頭會上發泄出來，到16日碰頭會上矛盾進一步激化。

殊不知此時的毛澤東重點還是要保他自己發動的文革。張春橋等人搶先通過江青見到毛澤東。當他們報告幾位老帥和副總理16日在懷仁堂碰頭會上的講話時，開頭毛澤東聽了只是笑，說到陳毅的話以後，再也不笑了。[4-15]陳毅的話最尖銳，特別是提到延安整風。

2月18日夜，毛澤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但沒有通知陳毅、譚震林和徐向前參加。毛在會上大發雷霆。他嚴厲批評李富春、陳毅、譚震林和李先念四位副總理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對陳毅批評得最厲害。毛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崗山打游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臺，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吆！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又說：「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說罷，退場。會議決定要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請假檢討。由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由周恩來、李富春同陳毅談話，由李富春、李先念、謝富治同譚震林談話，由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同徐向前談話。[4-16]

2月28日，毛又在陳伯達報送去的一個材料上批：「從上到下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現象，值得注意。」[4-17]於是，中央文革在全國掀起了反「二月逆流」的狂瀾。

經歷過文革的中國老百姓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崇敬的偉大領袖竟講出這樣蠻不講理、不倫不類的話來。可是直到1988年12月王年一所著的《大動亂的年代》一書出版，才向人們揭示了「二月逆流」的真實情況。這已是文革結束十餘年以後。

「二月逆流」的後果

1.進一步抬高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助長了江青的氣焰。

批判「二月逆流」以後，政治局的碰頭會改為中央文革碰頭會。雖然周恩來仍是召集人，但是原來的政治局委員們不能參加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文化大革命的事務不再由政治局處理而改由中央文革碰頭會處理。權力實際上落到江青等人手裏。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此次事件後，江青以文革小組的名義向周恩來總理奪了黨權，公然要總理只管政府工作。要像對待書記處一樣對待中央文革小組。與此同時，還公然向總理奪了對各省、市、自治區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權。江青在文革小組內獨霸一切。陳伯達早已是傀儡。從這以後，康生也淪為江青的走卒，過去一直是江青去找康生，此後都是康生去找江青了。[4-18]這些內幕當時雖不為人民知曉，然而輿論宣傳竭力美化江青，社會上彌漫著對江青的盲目崇拜。

2.老帥受批判。

從2月22日到3月18日，由周恩來主持在懷仁堂斷斷續續地開了7次所謂「政治生活會」。會上，康生、江青、陳伯達、謝富治等人給陳毅等扣了許多大帽子。說他們「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護一小撮走資派」，「否定延安整風」，「要復辟資本主義」，是「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事件」等等。陳毅的心情是很壓抑的。從2月18日到3月18日整整一個月裏，這位副總理兼外長，白天工作，代表中國政府接待外國官方代表，進行談判宴請等外交活動；晚飯以後，有7次要作為被批判者出席「政治生活會」，硬著頭皮聽批判。這種批判會每次都要搞到後半夜、天快亮時。當3月18日這種蠻橫無理的批判會終於結束時，陳毅無限感慨地對他的兩位秘書說：「這幾天開會就像紅衛兵鬥幹部一樣，只是挨批，不容許解釋和回答問題，最後定性了，說是『二月逆流』，現在已經說不清了。」接著，他又心情激動地說：「40年前的3月18日，我參加遊行反對北洋軍閥，差點被打死。沒想到參加革命40年後的今天又挨批鬥，3月18日真是個黑暗的日子！」[4-19]

3.批判「二月逆流」造成更大的社會動亂。

中央文革把內部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捅到社會上。先是指使北京師範大學造反派譚厚蘭攻擊譚震林。譚厚蘭藉口當時在北京展覽館舉行的「農業學大寨」的展覽不突出毛澤東思想，於3月8日率1,000多學生衝擊並佔領了整個展覽館，喊出「打倒譚震林」的口號；接著陳伯達等提出「反擊二月逆流」的口號。3月14日，北京舉行了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示威遊行，口號中有「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和打倒葉劍英、聶榮臻、陳毅、徐向前元帥和副總理李先念、譚震林等。這陣惡浪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外交部。

陳毅兩次求見毛澤東被拒

陳毅給毛澤東寫信，爭取同毛談談，解釋清楚，但是遭到毛的拒絕。

2月19日晚李先念約了譚震林來到陳毅家，講述了毛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那番話。陳毅聽了，覺得問題非常嚴重，當晚去找了周恩來，並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要求當面說明情況。信發出後，他急切地等待著回信，囑咐秘書如有回信，隨時送給他。但是等了兩三天，未見答覆。於是陳毅又寫了第二封信。大約過了兩天，毛的回信來了，但使他非常失望。信中寫了一大段歷來犯錯誤的改也難的話，結尾是：「見面有期，稍安毋躁。」[4-20]

所謂「歷來犯錯誤」，指的是1928年和1929年陳毅兩次當選前委書記替代了毛澤東。這又是算老賬，而1944年在延安毛澤東自己已肯定過這是內戰時期的爭論，「屬於若干個別問題的性質，並非總路線的爭論，而且早已正確地解決了」。[4-21]

在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之後，任何同他的意見不同的都被認為是反對毛主席的錯誤。直到1971年11月14日，林彪出事之後，毛澤東才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人員的講話中，為「二月逆流」平反，他說：

你們再不要講他（指參加會議的葉劍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我也搞不清楚。⋯⋯問題搞清楚了，是林（彪）支持的，搞了一個什麼「五一六」，打倒一切。[4-22]

其實，毛澤東的這一番話，也沒有說對。一、「五一六」並不存在；二、他忘記了正是他自己拒絕了陳毅兩次寫信要求向他說明情況。

注釋

[4-1]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9。

[4-2]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9-10。

[4-3]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12。

[4-4]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15。

[4-5]參見薄一波：〈回憶陳毅同志二三事〉，《人民日報》，1988年6月30日，頁5。

[4-6]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29-30。

[4-7]陳毅傳編寫組編，《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0），頁1166。

[4-8]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34。

[4-9]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71-94。

[4-10]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112-115。

[4-11]《陳毅接見留學生代表和（聯絡站）使館分站部分人員談話記錄摘要》（1967年2月16日），頁4。

[4-12]《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44；參見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123。

[4-13]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209-210；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31。

[4-14]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29。

[4-15]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32。

[4-1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215-216；參見王力，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34。

[4-17]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206-216。

[4-18]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36。

[4-19]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141。

[4-20]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150。

[4-21]陳毅傳編寫組編，《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0），頁296。

[4-22]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223。

5

「炮轟陳毅」

1967年3月起，社會上反對「二月逆流」的風越刮越緊，這陣風對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產生了嚴重影響。

陳毅反談逆流

直到3月下旬，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雖然風聞「二月逆流」，但尚不知道它與陳毅有關。3月22日晚，陳毅外長在國務院老外辦再次接見聯絡站核心組全體成員，就外交部內運動做了具體指示，其中包括大聯合、三結合、聯絡站核心組改組等問題。這次接見中，陳毅也兩次談到反逆流，不過，他所談的反逆流與當時中央文革的反逆流不是一回事，他說：

現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逆流就是你要奪權，他要反奪權；你要大聯合，他要搞破壞，你要搞三結合，他搞三湊合，你要正確對待幹部，他把所有的幹部一起復辟⋯⋯我去年犯過錯誤，我今年不會再睜著眼睛犯這個錯誤。可以以造反派為基礎，說服其他同志（原來反對過你們的，不表態的，跟不上的）團結他們。造反派有自我批評，他們也應該有自我批評。只要放棄他們過去的觀點，也可以當造反派，但是一定要放棄原來的觀點。[5-1]

後來又說：

社會上有資本主義復辟逆流，但這不是外交部的主要傾向。[5-2]

這次接見從晚上9時25分開始談到午夜12時5分，長達2小時40分鐘。聯絡站核心組此時仍是尊重陳毅外長的，記錄上寫著：「王中琪同志代表總站向陳總彙報後，陳總指示。」[5-3]但風雲突變，這次接見成了陳毅對聯絡站的最後一次接見。

社會上反「二月逆流」的風越刮越猛，聯絡站核心組坐不住了。3月25日核心組開會研究形勢，決定要召開「擊退復辟逆流，批判保守思潮」的大會；28日和29日又連續召開有各戰鬥隊核心小組成員參加的戰鬥隊長擴大會議，議論要召開反逆流大會。當上報到陳毅外長處時，陳兩次都表示不同意外交部召開反逆流大會。而此時總站核心組已有人風聞陳毅捲入了「二月逆流」，決定不顧陳毅反對，於3月31日和4月1日兩個下午召開了「外交部痛擊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誓把劉鄧資反路線批深、批透、批臭」的大會。他們是循著中央文革的路子反逆流，在會上發言的有部監督小組、蘇歐司、美澳司、政治部、二亞、交通科、印度研究所等單位的戰鬥隊代表。這些發言都是把3月以來根據周恩來和陳毅指示對部內秩序所做的調整歸結為「外交部也出現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保守勢力企圖將整風扭向整垮造反派的邪路」。他們把業務班子調整等總結為「恢復風」、「翻案風」、「退權風」、「湊合風」和「秋後算賬風」，統稱為復辟逆流。[5-4]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從此脫離陳毅的領導，在外交部一度受到遏制的極左思潮得以發展。

炮轟陳毅

這時，全國也正在展開批判劉少奇和抓叛徒的運動。按照批劉、鄧全國一盤棋的做法，各單位都要聯繫本單位實際，那麼在外交部首先就要聯繫部長陳毅。批判「二月逆流」的主要矛頭之一也直指陳毅，社會上出現《炮轟陳毅》的大字報，指責陳毅在「二月逆流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3月18日早晨，中南海附近出現「打倒陳毅」的大字報。3月20日審查電影《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時，江青下令剪去了陳毅的鏡頭，這明顯是暗示要打倒陳毅，小道消息很快流入社會。4月1日北京出現《打倒陳毅，解放外事口》的大字報，聯絡站核心組曾派人到主要大學和大專院校紅代會去瞭解情況，隱約聽到一些2月16日所謂大鬧懷仁堂的傳說，於是對批劉、鄧和批陳毅進行了緊鑼密鼓的組織部署。

4月3日聯絡站召集隊長會，提出一些問題，例如：在對劉、鄧的鬥爭中，陳毅站在哪一邊？外交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迄今未揪出來，根源在哪裏？一些戰鬥隊發表「炮轟陳毅」的聲明。

4月4日上午，聯絡站組織外交部1,500人上街遊行，到《紅旗》雜誌社祝賀，慶祝「揪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

當晚，聯絡站核心組開會確定了「當前運動的主要任務」為：（1）炮轟陳毅，揪出外交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2）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肅清其流毒，揪出劉、鄧黑司令部在外交部的所有代理人；（3）批臭「黑《修養》」（按指劉少奇著《論共產黨員修養》），集中力量炮轟陳毅，是當前的中心任務。

4月5日上午，聯絡站戰鬥隊隊長會上通過了聯絡站《關於炮轟陳毅的聲明》，這次會上還決定與高等院校聯合籌組「批判陳毅聯絡站」（簡稱批陳聯絡站）。

4月6日上午，聯絡站戰鬥隊隊長會決定：（1）各戰鬥隊分別成立批陳，批劉、鄧，批部黨委作戰組；（2）總站成立三個尖兵連，即：紅色尖兵一連，批陳毅；二連，批劉少奇；三連，批部黨委其他成員，簡稱紅一連、紅二連和紅三連。成立這些機構，聯絡站更增加了同社會上的聯繫。它派人參加外單位批判劉少奇的會，如4月參加鐵道學院召開的第十次批判劉、鄧大會和清華大學召開的批判王光美大會，並且都派了代表發言。5月3日又派100多人參加了批陳聯絡站在地質學院造反派舉行的「批判陳毅在幹部問題上的劉、鄧資反路線大會」，聯絡站代表和外交學會副秘書長張林生在會上發言。

4月11、12日外交部內連續召開「揭發批判陳毅大會」。

按照要批判或打倒的口徑，沒有問題可以說成有問題，小問題可以演繹成大問題，這是歷來政治運動中普遍的現象，文革期間更甚。問題當然越說越嚴重，以致成了陳毅不但堅持資反路線，而且在外交上和內政上有大量的「三反」（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言行，最後聯絡站核心組代表發言說：「根據兩天來的揭發，我們有權利懷疑陳毅是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

4月14日上午聯絡站召開戰鬥隊長會，經過辯論，提出口號：「打倒劉、鄧，批臭黑《修養》，炮打陳毅，徹底揭開外交部的階級鬥爭蓋子,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下午舉行外交部「打倒劉、鄧，炮轟陳毅大會》。」

4月15日上午聯絡站又召開隊長會，討論決定在14日提出的口號上增加「火燒部黨委」的內容。

4月17日聯絡站核心組全體會議以15票贊成1票反對通過「打倒陳毅」的口號。投反對票的是張殿清。爭論中，張殿清認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陳毅是叛徒、特務或黑幫。因此即使他有錯誤，也要幫助，不能一棍子打死。主張提「打倒陳毅」口號的人認為陳毅反對文化大革命，性質嚴重，社會上已經有了「打倒陳毅」的口號，外交部聯絡站不能落後。王中琪還組織大家學習毛主席反對右派的文章，強調：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聯絡站決不能犯右的錯誤。他還說，口號是我們群眾提出的，最後是否打倒還是聽中央決定。[5-5]

批陳聯絡站

聯絡站4月5日決定與高等院校聯合籌組「批陳聯絡站」是外交部動亂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學生比較激進，中央文革通過學生掀起一陣又一陣的動亂。年輕的學生放假鬧革命，在社會上橫衝直撞。北外屬教育部和外交部雙重領導，北外的造反派從運動一開始就注視著外交部，給陳毅貼過大字報。北外的工作組是外交部派出的，曾嚴厲禁止部分學生要衝擊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工作組被毛批判後，被壓學生翻了身，造反的勁頭更大。他們衝外交部政治部，搜出黑材料，外交部副部長劉新權因此受到停職反省的處分。這一系列事實使北外造反派更加有恃無恐。他們批評聯絡站造反精神不夠，曾經企圖到外交部奪權。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支持聯絡站，明確指示不讓學生到外交部奪權，但是他們還不甘心。

聯絡站核心組內的一些年輕人如王中琪（1965年入部的新聞司幹部）和李玉民（文革初期自法國留學歸國的翻譯隊幹部）同北外學生關係較密切，可以說他們籌建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也是受到北外學生的影響和支持的。當時周恩來說過學生造反派要培養機關裏的造反派。1966年底，北外激進的造反組織「六一六」代表劉令凱曾經被邀請到聯絡站成立會上講話。前幾個月，聯絡站服從周恩來和陳毅的領導的同時，核心組內和學生接近的成員對有些事情是不滿的，如陳毅在首都機場申斥造反派的講話，只是沒有機會發作。反「二月逆流」之風一起，他們也最積極地要參加反「二月逆流」，因為此時流行的觀念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對毛主席，反「二月逆流」被演繹成一場保衛毛主席和保衛中央文革的鬥爭。

聯絡站核心組同學生結成聯盟，參加批陳聯絡站使外交部的運動就更多地受到學生的影響。學生組織雖然都要造反，但由於運動初期的所謂「造反」與「保皇」的對立並未消除，聯絡站與「造反」的北外紅旗造反團一方結成聯盟就捲入了學生的派別之爭，同被認為「保皇」的北外紅旗大隊對立，亂上加亂。

且說4月12日聯絡站同北航紅旗、北外紅旗造反團等35個單位聯合組成「批判陳毅聯絡站」。聯絡站組織800多人出席成立大會，並有代表發言。

4月17日，700多名學生造反派到外交部聲稱要揪陳毅。下午4時左右，他們劫持姬鵬飛、喬冠華、徐以新三位副部長和宦鄉、董越千兩位部長助理去國務院揪陳毅。[5-6]

中央文革的支持

4月17日聯絡站紅一連的聲明剛發表，當晚11時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和戚本禹在政協禮堂接見批陳聯絡站代表，就外事口文化大革命問題做了如下指示：

（1）外事口無產階級革命派要分幾個步驟聯合起來；

（2）外交部有關的國家機密不要到街上去貼大字報；

（3）國際性活動不要去衝擊，要按照協定進行；

（4）外交部長對外活動多，最好不要去妨礙他（陳毅）的對外活動；

（5）關於外事、關於陳毅的大字報不要在街上貼，不要給帝、修、蔣幫的情報機構利用；

（6）不要到中南海去揪陳毅；

（7）要讓陳毅有改正自己觀點的機會；

（8）要聽、看、幫；

（9）外事工作是總理直接管的、領導的。[5-7]

這番講話雖然對造反派規定了一些約束，但主要是肯定了對陳毅的造反。本來陳毅一月檢查已經過關，可以分擔周總理的外事工作。現在又提出了對陳毅要「聽、看、幫」，要陳毅「改正自己觀點」。換句話說，陳毅還得再檢查。陳伯達雖然說了不要干擾陳外長的外事活動，但談話的重點是陳毅要接受批判。

聯絡站核心組改組

4月17日陳伯達接見批陳聯絡站是中央文革確認了對陳毅的批判。激進派漸佔上風。4月19日上午聯絡站召開戰鬥隊隊長會，宣佈了聯絡站核心組的調整，第一把手改由王中琪擔任，取代了比較溫和的反對「打倒陳毅」口號的張殿清。

身在文革中的人們並不知道文革究竟是怎麼回事。外交部幹部也不例外。經歷過文革的人，今天可以從文革全過程、自己的實踐經驗對照今天披露的各種材料，辨別真偽，重新認識當時發生的事情。但是，當時人們對文革的理解只能限於官方文件和報刊。外交部幹部對陳毅的革命經歷具體知道的人並不多，對於陳毅在文革中的心情和言論全面瞭解的更少。陳毅位高權重，外交部一般幹部同他有直接工作聯繫的不多。大多數人聽過他的報告，喜歡他生動精彩的講話，是尊敬愛戴他的。現在要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批判陳毅，談何容易！這時外交部內人們的心態大致分這樣幾類：

1.激進的造反派要打倒陳毅。這種人為數不多，但能量很大。處在聯絡站內當權的地位，他們就代表了整個聯絡站。他們嚮往的是報紙上宣傳的轟轟烈烈，幻想在外交部抓出走資派，立大功。其中年輕人居多，而且出身好，是在紅旗下長大根正苗紅的一代。他們單純、沒有思想負擔。他們最積極響應毛主席號召，也最容易接受革命造反的極左觀點。他們對外交部運動的溫和局面不滿意，對陳毅維護外交部秩序的講話，特別是2月12日在機場指責聯絡站派去的核心組成員更加不滿。批判「二月逆流」正合他們的心意，雖然他們對「二月逆流」的內情也一無所知。他們一般對社會上的運動比較注意，同學生有些往來。代表這種力量的，在聯絡站核心組內有王中琪、李玉民、楊榮甲、成綬三等。在聯絡站所屬的戰鬥隊中，一亞的「造反有理」、蘇歐司的「井崗山」、美澳司的「打落水狗」和機要局的「大喊大叫」，以及秘書室的「星火」等戰鬥隊是他們的積極支持者。在處司級幹部中也有一些支持者，如吳亮璞（國際司副司長）、邵宗漢（研究室副主任）、冼依（政治部副主任），以及像張林生那樣運動初期受到過打擊的中層幹部。這幾位也是聯絡站核心組的高參，有時應邀參加聯絡站核心組的會議，有時同核心組成員個別交換意見。他們的命運實際上已同造反派聯繫在一起。

文革伊始，許多怪事一再打破人們的傳統觀念。聶元梓反北大校領導，學生反工作組，一月奪權等等這些在共產黨治下一般會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行為居然被毛主席肯定；劉少奇、陶鑄等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人居然被學生打倒了。這使人不理解，感到迷惘。但也有一些人因此產生投機心理，以為「打錯了是群眾運動中犯錯誤，打對了則立大功」。陳毅是外交部長，如果被外面的造反派打倒了，自己會淪為「右傾」、「保皇」。社會上反「二月逆流」的大氣候更助長了這種投機心理。

2.聯絡站內外大多數群眾並不那麼積極。人們自感不瞭解情況，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提出打倒的口號和批判的內容不能使他們信服，但他們也不具備反對打倒的條件，他們只有採取隨大流的態度。毛主席發動的大革命，不能不參加，但也怕犯錯誤。既然中央允許喊「炮轟」、「打倒」，就跟著喊，最終服從中央對陳毅的決定。這是絕大多數人。

3.還有少數人較有政治經驗，反對破壞傳統秩序，冷眼看聯絡站掌權，覺得問題不少。這包括部黨委成員和多數中層幹部，在運動上他們被奪權，在業務上他們必須接受聯絡站的監督。這時他們對造反派無可奈何，只能服從。他們服從造反派實際上是服從中共當時的政策。一般幹部中支持和執行運動初期部黨委方針的一些人不參與這種「炮轟」和「打倒」，做逍遙派。也有少數持反對態度的。

炮轟到打倒陳毅在外交部掀起了一陣大字報戰。「打倒」者寫出很多大字報，無限上綱把陳毅說成是「三反分子」，提出一些聳人聽聞的造反口號諸如：「陳毅不投降，就叫他滅亡」，「誓與陳毅血戰到底」之類，當時已是司空見慣，寫的人趕時髦，看的人一般也並不認真對待。

拼湊批判陳毅的材料

既要批判陳毅，就要拿出材料來。聯絡站如何拼湊批判陳毅的材料呢？

在5月15日凌晨的接見中，周恩來提出他要聽取聯絡站關於批判陳毅的系統材料。5月24日，周恩來接見聯絡站核心組成員瞭解批判材料的準備工作。後來周對外事口造反派說：像外交部這樣一個專題一個專題地批好。

和文革中許許多多冤案一樣，中央文革的意圖先透給群眾，群眾就按照他們的示意「炮轟」、「打倒」、「揪鬥」，炮製批判的材料。中央文革於是反過來藉口「群眾」要打倒而予以支持。聯絡站提出「打倒陳毅」的過程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實例。文化大革命中其實並沒有真正群眾自發的造反，一直是有領導的造反。大家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周恩來代表毛主席，中央文革也代表毛主席，他們站在一起接見群眾，說的是一致的話。有時又似乎不一致。誰敢說不一致呢？報紙上、學習文件中清楚地告訴人們，無產階級司令部是一致的，誰也不允許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聯絡站一邊喊打倒，拼湊打倒的材料；一邊表示最後服從中央決定。可見這種造反本身形同兒戲，一種很殘酷的兒戲，它把被打倒者的人格、尊嚴、身家性命當賭注。古今中外的政治迫害都是這樣羅織罪名，當以文革為最。

聯絡站核心組把炮製材料的重點放在這幾方面：（一）所謂分化瓦解部黨委成員；（二）組織人查檔案，企圖找出劉少奇和陳毅反毛澤東思想的案例來；（三）在社會上搜羅反陳毅的材料。

分化瓦解部黨委可不那麼容易。當時部一級領導成員有姬鵬飛、劉曉、羅貴波、喬冠華、韓念龍、王炳南、徐以新、陳家康，劉新權，還有部長助理董越千、龔澎和宦鄉。核心組的分析是，在這些部領導中，姬鵬飛和喬冠華是受重用的，而羅貴波和劉曉是中共中央委員，資格老但未受重用。核心組認為他們有不滿陳、姬、喬的情緒。運動初期，王炳南和陳家康兩人被停職檢查，是受到排擠打擊的。4月中旬，聯絡站核心組組織了一系列的中小型座談會、調查會、個別談話。劉曉推託不瞭解情況；羅貴波等也只抓業務，回避揭發陳毅。部黨委其他成員和大部分司級幹部並沒有揭發出什麼材料，聯絡站也奈何不得，指責他們「至今抱作一團」。[5-8]

4月21日下午，聯絡站召開全部「揭發批判以陳毅為首的部黨委在幹部問題上執行劉鄧資反路線大會」。[5-9]會上點名到會的部黨委成員一個個上臺揭發陳毅，叫作「幹部亮相」。姬、喬、徐、羅等都支吾搪塞。只有陳家康揭發了陳毅在部黨委會上說過「乾綱獨斷」。這是對毛澤東發動文革不滿，可算是一枚重磅炸彈。

事後，周恩來得知陳家康的揭發時罵他是「跳梁小丑」、是「壞人」。陳家康是周恩來的老部下，他曾經是周的秘書和英文翻譯，擔任過中共中央南方局統戰委員會外事組組長，並且隨董必武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憲章制憲會議。1949年外交部成立時任亞洲司司長。1956年任駐阿拉伯埃及共和國大使，兼任駐阿拉伯也門共和國大使，1965年回國，次年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陳家康初期被停職檢查，原因不明。他為揭發陳毅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從此再沒有工作過。

順便說一下，1967年4月在陳家康揭發陳毅說「乾綱獨斷」時，聯絡站曾向一些參加黨委會的人核實。所謂重磅炸彈是要以此作為陳毅反毛澤東、反文革的罪名。姬鵬飛為之遮蓋，表示沒聽說。文革後，大家都認識到陳毅說「乾綱獨斷」沒有錯。姬鵬飛也承認陳毅說過此話。據鐵竹偉稱，1982年秋採訪姬鵬飛時，姬說：「說陳毅6月份就攻擊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乾綱獨斷』，這是造反派為打倒陳總，編造出來的謠言！」姬鵬飛說：「文革初期，陳總、我們都是擁護文化革命的。這是1966年8月初，中央文革小組宣佈撤銷工作組以後，有一次，我與陳總兩個人閒聊，我問他：工作組怎麼說撤就撤了？他滿臉不高興地說：『哎⋯⋯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說怎麼樣搞，就怎麼樣搞。現在我們是乾綱獨斷囉！』」[5-10]

《陳毅年譜》、《陳毅傳》和《大雪壓青松》均引用鐵竹偉的採訪。按姬鵬飛的說法，陳毅同他是個人間對話。按當時姬鵬飛同陳家康的關係，姬不可能告訴陳家康，後者也就不可能揭發。而陳家康的揭發，外交部人所共知。在那次部黨委會上聽到陳毅說乾綱獨斷的還有人在。

所謂陳毅執行「三降一滅」外交路線的材料。主要是紅一連組織人從檔案中搜尋。編寫了陳毅在對外活動中的所謂「三降一滅反革命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的材料。要點摘錄如下：

對美國：第一，崇美、恐美、媚美。「毛主席教導我們，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陳毅卻胡說美帝是「新興國家，充滿生命力」。第二，熱衷於與美帝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主張對美帝和解、讓步，實行降美的方針。毛主席指出：「結束帝國主義主要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務。」「⋯⋯（陳毅）胡說什麼我國和平共處政策對美帝也不除外，我國科學、鋼鐵、糧食發展超過美國時，它就會投降⋯⋯中美兩國還是和解比較有利。」第三，千方百計要同美帝接觸，不惜拿原則做交易；1958年毛主席針對外交部一些負責人想同美國搞接觸，指出這是不妥當的。但八個月後陳毅就推翻這一指示，主張批准美國記者甚至大法官訪華⋯⋯第四，規勸美帝發善心，乞求美帝「恩賜」「同情」和「友誼」；第五，放棄武力解放臺灣；公然主張請英、法、荷蘭、西德等帝國主義到中國來投資設廠，說什麼這樣「一年就可以建設幾十個，來得快，不然我們始終是落後的。」第六，竭力擠進聯合國。1965年1月毛主席就指出聯合國「只可能做壞事，不可能做好事」。但是，兩個月後，陳毅竟然對外賓講：「也不能說聯合國20年來沒做過一件好事。在蘇彝士運河事件中，要英、法撤軍就起了作用。」這不是公開同毛主席唱反調又是什麼？！為了擠進聯合國，陳毅還按照鄧小平的意旨行事，在中法建交後，一方面積極準備幹部班子，一方面企圖借助法國擠進聯合國。

對蘇修：（陳毅）把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攻擊，說成是「正確的評價」，「讓全世界的勞動人民知道偉大人物也要犯錯誤」。「赫魯曉夫時代是個大躍進」，「說蘇聯在政治上恢復資本主義，這是框框」，並且下達黑指示要駐蘇使館同志到各處瞭解情況，「如果證明不是恢復資本主義，可以改」。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趕下臺，（陳毅）違背毛主席和黨中央當時對蘇修新領導一看二推三暴露的方針⋯⋯一口咬定蘇修新領導「一定向好的方面轉變」，「變是肯定的」。他指責認為（蘇聯）「換湯不換藥」的看法「是錯誤的」，「完全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陳毅鼓吹把外交工作同反修鬥爭分開。到處說什麼「吵架是黨的事，我們外交官不要吵」。「兩黨有爭論，搞外交工作的可以不爭論，搞友好」，「如果大家都吵就不好了」，「友好的路就斷了」。「要多講團結，講和平，老鬥，老鬥，對我不利」，「現在則有點過份」，「我們要約束」。更惡毒的是，陳毅公然顛倒黑白，把蘇修一手製造中蘇分裂的罪名，加到我們黨的頭上。胡說什麼「團結是雙方的事，我方很重要」，「主要是我們對團結無信心，挑刺，如一見教條主義就不高興」等等。

「陳毅還誣衊和中傷阿爾巴尼亞。1958年批評駐匈使館的報告中說匈牙利有『八怕』」，「紅旗舉不起，白旗卻迎風而招展」。1960年批評駐蘇使館報告反映蘇聯黑暗面，說：「以後再反映消極東西，我就不看了。」同年12月，在外交部全體幹部大會上，（陳毅）說對蘇修「我們這1,200人中間，有沒有不妥協的革命家？如果有，就請你站出來，我就開除你的革命籍」。

對亞非拉國家：陳毅極力撲滅亞非拉人民革命鬥爭。和蘇修一樣，鼓吹在亞非拉解決經濟問題已經成了中心任務，說：亞非拉國家在政治上獲得了獨立以後，發展民族經濟已成為當前最迫切和最重要的問題了。他反對亞非拉人民進行武裝鬥爭，鼓吹議會道路。他說：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很好，中國革命的經驗也很好，但是不能說中蘇已經包括所有好的經驗，⋯⋯我們完全同意通過憲法道路取得獨立⋯⋯

「像陳毅這樣一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分子，怎麼配當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中心、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外交部長呢？我們堅決回答：不能！⋯⋯」[5-11]

這就是當年的革命大批判。以斷章取義的辦法，用毛澤東強調的鬥爭來批判陳毅的一些說法。在外交上，陳毅不能不執行毛澤東的極左政策，但以上被批判的卻是被80年代起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所證明的真知灼見。

關於馮耳元事件

1965年9月29日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一項重要講話，著重講到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和國共合作的問題。這個講話當時曾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

四川省農業廳水產處有個26歲的技術員看了講話的報導，認為其中有一段話有原則性的錯誤，於同年12月17日給陳毅寫了一封信，講了他的意見。馮耳元指的是陳毅的這一段話：「在打敗美國之後，全世界真正結束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時代就會到來，社會真正變為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的大家庭的美好前景一定要到來。為這個偉大目標，中國願做出一切必要的犧牲。」

馮耳元的批評是：「和平共處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實現共產主義。怎麼能把和平共處作為什麼『偉大目標』，說為此中國願做出『一切必要的犧牲』呢？這段話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蘇聯今天追求和平共處是錯誤的，難道將來把和平共處作為目的加以追求就變成正確的了嗎？這樣做就不會導致修正主義，不會導致消滅世界人民革命鬥爭了嗎？」

馮耳元受的是極左的教育，提出的是極左的觀點。

外交部黨委傳閱了馮耳元的來信後上報陳毅外長，陳看後指示外交部從側面瞭解馮的情況。四川方面對外交部的調查函答覆稱：馮是個有問題的人，有海外關係。馮還曾批評過劉少奇提出的兩種教育制度等。1964年寫了7萬字的「關於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文章，還曾給周總理寫信，告農業廳領導的狀。1965年4月被押送監督勞動。

1966年4月18日外交部根據陳毅指示覆函中共四川省省委辦公廳，稱「此人雖係一青年技術員，但一貫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意見均持不同意見，對現實不滿，有系統的修正主義觀點和反動思想⋯⋯他本人除有海外社會關係外，據成都公安局材料，還和香港敵特機關人員有聯繫⋯⋯根據此情況，陳毅副總理指示，此信可不答覆，囑原信轉給你們一閱，請你們處理。從這封來信的言論來看，我們認為他的這些言論不能單純看作是對國際形勢的認識水平問題，而是狂妄自大已極。但其所持的反動言論有一定的市場，因此建議可先不忙於追查其政治關係，可在適當範圍內就其提出的言論展開辯論，予以批駁，使其思想更為暴露，也可以澄清一些人的糊塗思想，然後再根據情況，適當處理。」

四川省委根據外交部的信將馮耳元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並於1966年5月31日押回成都，在全農林口開了三天半批判會，開除其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團籍。6月6日投入監獄。同情他的兩個人和他一起被打成「三家村」，一個支持馮的幹部被打成「三家村後臺」，勞改九個月。[5-12]

對馮耳元的觀點，外交部沒有批駁，因為那是反修宣傳的官方觀點。外交部覆信中強調的是「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意見均持不同意見，對現實不滿，有系統的修正主義觀點和反動思想」，稱馮有海外社會關係⋯⋯還和香港敵特機關人員有聯繫，狂妄自大已極，也未舉出犯罪事實。換句話說，馮耳元犯的是「犯上」的罪。在那階級鬥爭為綱，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年代，馮耳元因提意見獲罪並不奇怪。外交部的覆信自然加重了對這個青年的打擊。

外交部辦公廳負責印發馮的來信和覆信，經手的工作人員深為這個青年不平。加之運動初期，翻譯室44人大字報的作者也都被審查，外交部內和外語學院工作組整群眾被定為執行資反路線。於是，他們自發起來為馮耳元鳴不平。在批判陳毅的背景下得到聯絡站支持並派人到四川調查此事，要為馮耳元平反。1967年8月11日北京召開批陳大會，聯絡站對此案有一個專題發言，把馮本人也請到會場，讓陳毅當場對馮三鞠躬，表示道歉。

陳毅受批判是冤案，馮耳元因寫信給陳毅而被投入監獄也是冤案。陳毅反對文革整老幹部、搞亂國家是對的，但對馮耳元和44人大字報等的處理失當也是事實。這是冤案中套著冤案。類似的事情在那個年代委實不在少數。

儘管聯絡站整理了陳毅的材料種種，加上大專院校對陳毅的控訴，陳毅並未被打倒。關鍵在於毛澤東並不要打倒陳毅。1967年8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阿爾巴尼亞專家時表示他贊成「打倒陳毅」的口號。毛說：「我對陳毅也沒辦法，就是要紅衛兵給他點壓力⋯⋯將來保陳毅也要靠紅衛兵。」[5-13]

群眾哪裏知道毛澤東的遊戲，聯絡站不諳其理。他們提出了打倒，到5月中旬仍沒有進展，有點著急，曾四處到大專院校去探聽動向。

批陳遊行和「五一三事件」

批劉批陳伊始，外交部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陷入鬥爭的漩渦，不得安寧。1967年5月13日發生的部分北外學生衝外交部是一次比較大的事件。這個事件起因於聯絡站捲入學生間的派別之爭。聯絡站參加了批陳聯絡站，而被排斥在批陳聯絡站之外的北外紅旗大隊的一些師生發起了5月13日的行動。

批陳聯絡站不滿足於自己召開批判會，他們進一步要求陳毅到會聽取批判。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學生和歸國留學生多次提出這樣的要求，並且不顧周恩來一再禁止到外交部串連，要求到外交部來看陳毅的大字報。5月4日、10日、11日北外「六・一六紅衛兵團」、「井崗山」、「紅旗造反團」，和二外的首都紅衛兵等組織先後有一些同學衝進反帝路15號院內和30號樓內，經過外交部工作人員的勸說，他們最後撤出了。

5月11日上午，聯絡站同批陳聯絡站所屬的10個組織聯合發起上街遊行，要揪陳毅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

5月12日凌晨1時許，周恩來緊急接見了遊行發起單位。周嚴厲批評他們的極端行為，特別是外交部聯絡站帶頭遊行示威，要把陳毅同志揪走，對黨和國家都不利，堅決不能同意。周恩來明確地說：

揪陳毅中央不同意。「打倒陳毅」的口號不能強加給中央，也不能強加給我。陳毅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外交部長，他還沒有罷官，還在參加外事活動，不能採取揪人的辦法。有錯誤可以批判，但揪人不行。

周恩來嚴詞拒絕了把陳毅交給批陳聯絡站的要求，並表示堅決反對對陳毅亂扣「三反分子」的帽子，告誡造反派不要對陳毅有偏見，專抓「小辮子」。至於開批陳會，周認為當時條件還不成熟，還有待於創造條件再做具體安排。造反派不肯罷休，同周恩來爭論。周最後同造反派達成協定：第一，批陳會要待安排好了再開；第二，先在外交部開小會，然後再到外語學院等單位接受批判，大中小會結合。[5-14]

會後，批陳聯絡站和聯絡站不提周恩來的批評，只散佈說總理在這次接見中將主持批陳的權交給了遊行發起單位。這一來，引發了學生又一次衝擊外交部的「五一三事件」。

外語學院的群眾組織是兩大派勢均力敵，參加批陳聯絡站的造反團同外交部聯絡站，是一派。外語學院的另一派紅旗戰鬥大隊的基礎則是運動初期的多數派，即保守派。毛澤東批判資反路線後，他們也都起來造反，中央也承認他們是造反派。但是，兩派群眾組織之間仍然互相不服氣，勢不兩立。外交部聯絡站因而也同紅旗大隊不睦。紅旗大隊眼看造反團和外交部聯絡站等因遊行而拿到了主持批陳權，不甘示弱，於5月13日凌晨衝進反帝路15號外交部黨委所在地。經勸說無效，他們打了守衛的解放軍戰士，強行進入主樓。上午8時半，又有紅旗大隊二、三百人衝進反帝路30號，強行進入大字報保密室，抄保密大字報。外交部工作人員上前勸說，也遭到毆打。中午和下午，北外紅旗大隊又增派七、八百人繼續衝擊反帝路30號，砸毀廣播室，打傷電工李儒等。同時他們還封鎖了15號，嚴重地影響了正常外交活動。

事件一發生，外交部立即報告周總理。周聞訊，幾次打電話並委託回國才兩個星期被稱為「紅色外交戰士」的姚登山代表他說服學生撤出外交部。學生拒不執行姚登山傳達的周總理指示。直至14日凌晨，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親自來到外交部，當面批評了紅旗大隊的帶頭人，他們才在早晨撤離外交部。這一天多的時間裏，外交部工作人員、駐外使領館回國人員及歸國留學生一直守在反帝路30號和15號，保衛國家機密。這些工作人員對紅旗大隊師生堅持做說服工作，避免了事態擴大。

事情發生後，外交部聯絡站拿著被紅旗大隊打傷的電工李儒的血衣要求周總理緊急接見。總理在15日凌晨再次接見聯絡站代表，批評了紅旗大隊衝外交部的錯誤行為，並決定增派解放軍加強外交部門衛。5月16日下午，解放軍進駐外交部，聯絡站召開歡迎大會。[5-15]這次駐軍是加強門衛，防止類似衝外交部的事件再次發生。這也只能暫時起作用。到八月份大亂中，又發生學生衝進外交部的事件。

注釋

[5-1]《1967年3月22日陳毅外長接見聯絡站核心組談話記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印，1967年），頁1。

[5-2]《1967年3月22日陳毅外長接見聯絡站核心組談話記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印，1967年），頁5。

[5-3]《1967年3月22日陳毅外長接見聯絡站核心組談話記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印，1967年），頁1。

[5-4]參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50-51。

[5-5]參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52-55；及張殿清等回憶。

[5-6]參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54-56。

[5-7]參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56-57。

[5-8]參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54。

[5-9]參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58。

[5-10]鐵竹偉：《霜重色愈濃——陳毅元帥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6），頁32-33。

[5-11]詳見〈徹底批判劉、鄧「三降一滅」反革命修正主義外交路線——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在1967年8月11日批陳大會發言〉，《文革風雲》批判發言，頁19-25。

[5-12]〈陳毅是怎樣對馮耳元同志進行政治迫害的〉，《文革風雲》（北京：首都紅代會北外紅旗革命造反團《文革風雲》和批判陳毅聯絡站《批陳戰報》編輯部出版，1967），頁29-40。

[5-13]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60。

[5-14]參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61；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152-153。

[5-15]參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61-63。

6

「總部」和「攀險峰」的誕生

1967年3月以後波及全國的「抓叛徒」和反「二月逆流」的浪潮造成新的更大的動亂。因為事情出自毛澤東，各級各類幹部和各派群眾組織都捲入其中。由於陳毅受到毛的嚴厲批評，外交部掀起炮轟乃至要打倒陳毅的運動。儘管一時間「打倒陳毅」的口號甚囂塵上，實際上存在著重大分歧。聯絡站核心組因此分裂，最激進的一派佔了上風。但正因為此，聯絡站內部以及它同各方面的矛盾有增無已。特別是核心組受學生中最激進的一派人的影響，就不像此前那樣聽周的話了，甚至進而懷疑並反對周。同時，受派性的蠱惑，他們把任何批評意見都解釋為要搞垮聯絡站，而採取排斥態度，因而招致越來越多的不滿。兩個新的群眾組織在外交部應運而生，挑戰聯絡站所謂「一大派掌權」的地位。

批劉和揪叛徒

1967年3、4月間，全國掀起新一輪「打倒劉少奇」的狂瀾。

進入4月份，聯絡站也參加全國性的批判劉少奇的運動。當時集中於兩個內容：一是批判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修養》；另一是抓叛徒。

《修養》一書是毛澤東親口肯定過的。文革前它是每個中國共產黨員和爭取加入中共的積極分子必讀的課本。中共並將它譯成多種文字向各國共產黨出口，在許多國家共產黨的書店中出售。這本書的出版發行並非劉少奇的個人行為，而是中共的組織措施。它是教育共產黨員和中國人要做共產黨的馴服工具的教材。現在批判它則一反過去，正是批判它不該教育人做馴服工具，鼓勵人要有造反精神。這個批判是為毛澤東發動群眾造反服務的。

抓叛徒是把一些早年參加革命，在白區被逮捕過的幹部都當成叛徒。它以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叛徒集團」為由，把當年經毛澤東同意營救這批被國民黨拘禁的共產黨人出獄的歷史改成了薄一波等人自首變節出獄，並且說成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建國後對歷史問題的審查是幹部管理中一個重點。文革則要搞一個徹底的大清查。抓叛徒運動就是這種清查的一個重要環節。

外交部幹部司同各單位一樣，有專門的審幹處負責這項工作。有些幹部的問題沒有落實，由於工作需要仍在使用中。但審幹處有材料。批判劉少奇，抓叛徒在全國開始後，周恩來在一次接見聯絡站核心組成員時，指示外交部要同全國一樣，結合批判劉少奇把幹部的問題查清。根據這個指示，聯絡站又成立了一個紅色尖兵四連，簡稱「紅四連」，專門負責抓叛徒。幹部司的審幹處配合這項任務，參與這項工作，把該處掌握的81個有關幹部的材料提供給紅四連開展抓叛徒的運動之用。

1967年5月9日聯絡站召開了「外交部砸爛黑修養，徹底鬧革命大會」，這次大會中心批判《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

5月30日又召開了「外交部揪叛徒大會」。溫甯（印度研究所副所長）、謝黎（西歐司司長）、謝豐（非洲司副司長）和羅彬（總務司處長）這幾位在1949年前參加革命，曾被國民黨投入監獄的人被說成是叛徒，在會上進行了批鬥。[6-1]謝黎被捕時還是個學生，也沒有叛變，不堪批鬥的侮辱，當晚服安眠藥自殺，幸而發現得早，搶救及時沒有喪命。

實際上，由康生控制的中央專案組早已開始抓叛徒。

1966年文革開始時，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巡視駐東南亞各國使館回國後生病在家。1967年9月中下旬被中央專案組當作叛徒，由北京衛戍區拘捕，監護審查。章漢夫（1905-1972）早年留學美國和蘇聯，1927年加入共產黨，1931年回國後歷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江蘇省委書記、重慶《新華日報》總編輯、中共上海工委副書記和香港工委書記等重要職務，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中共地下文化工作和抗日救亡運動。建國後是外交部最早的副部長之一，繼張聞天擔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兼中共中央外事小組第一副組長。1956年當選中共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只因1931年和1933年兩次被國民黨逮捕而被當作叛徒審查，且被投入監獄。1972年慘死在獄中。[6-2]文革後，章漢夫冤案於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揪叛徒大會在外交部只是群眾性的抓叛徒運動的開始。聯絡站核心組當時主要想在陳毅身上抓出一個大走資派，顧不上批判劉少奇，這方面部內只開了這兩次大會，就沒有什麼動作了。外交部批判《論共產黨員修養》和大規模抓叛徒都是在聯絡站垮臺以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進行的。

「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誕生

1967年4月10日，「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簡稱「總部」）宣告成立。5月19日，這個新成立的群眾組織發表了《致周總理和全部革命同志的一封公開信》，全面闡述了它的觀點和主張。

這封上萬言的公開信首先肯定聯絡站「揭發批判資反路線和奪權以後在領導我部運動和業務監督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績⋯⋯總的說來，大方向是正確的」。然後公開信批評道：聯絡站負責人「實行孤家寡人政策，大搞宗派主義，大搞形左實右，大搞一言堂。因而，外交部群眾至今沒有充分發動起來，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正面臨走過場的危險」。公開信提出，總部的成立就是「要打破外交部的『一言堂』局面」。

總部同聯絡站的分歧是什麼？

公開信列舉了四個方面：

（一）對待群眾問題。公開信批評聯絡站負責人藉口反保守勢力壓制不同意見、整群眾，寫道：「的確，我部自上而下存在一股強大的右傾保守勢力。這股勢力成為揭開我部階級鬥爭蓋子、深入開展運動的阻力之一。這股勢力存在於聯絡站內外。它的特點是：怕革命，怕破框框，眼睛向上，『組織紀律性強』，一句話，十足的奴隸主義。」

（二）批劉、鄧問題。公開信批評聯絡站負責人遲遲不批黑《修養》，片面強調實現外交部鬥、批、改的關鍵是打倒陳毅，沒有必要專門批劉、鄧，用批判陳毅代替批判劉、鄧。

（三）陳毅問題。公開信稱：早在運動前，陳毅就有大量的違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又犯下了滔天罪行。陳毅猖狂地反對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惡毒地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陳毅用兩面三刀的惡劣手段，陽奉陰違，上欺總理，下壓群眾，鎮壓了外事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外交部的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階級鬥爭蓋子始終沒有全面揭開。陳毅忠實地、「創造性地」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大批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自1月24日中央保了陳毅以後，他一方面妄圖在外交部搞資本主義復辟；另一方面又⋯⋯將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強加在革命造反派身上，挑動群眾鬥群眾。

公開信接著批評聯絡站領導人在中央保陳毅以後，由反陳轉向無原則地「保」陳，與陳毅往來頻繁，對陳毅的問題不揭不批，卻熱衷於整群眾。4月，在街上出現了炮轟陳毅的大字報後，聯絡站負責人這才被迫緊急上馬，發表《關於炮轟陳毅的聲明》，又發表《打倒陳毅的嚴正聲明》，快速由保——批——打倒的升級。

（四）在幹部亮相問題上，公開信批評聯絡站的指導思想是十分錯誤的。領導幹部要（1）無原則地支持聯絡站；（2）咒罵總部；（3）對上級做一些揭發，才算亮相好。這實際上是以聯絡站的權威代替了毛澤東思想的權威。

公開信著重指責聯絡站負責人採取扼殺總部的政策。最後，提出以下口號：

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

打倒劉、鄧、陶（鑄），批臭黑《修養》！

陳毅不投降，就堅決打倒他！

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封公開信表明，就文化大革命來說，總部和聯絡站基本一致，批劉、鄧、陶，批陳毅，批領導幹部，這些都是當時流行的。總部主要反對的是聯絡站對它的壓制。它肯定聯絡站，因為聯絡站受到周恩來的支持。它否定自己是保守勢力並批判保守勢力。它對陳毅不滿，感到陳毅在一些接見中表現袒護聯絡站，它反陳毅主要則是因為當時反「二月逆流」的風潮。它的口號同聯絡站的不同，是：「陳毅不投降，就堅決打倒他！」這是留有餘地的。後來，毛澤東肯定對陳毅「一批二保」的意思傳到外交部，總部放棄原來的口號，改為「對陳毅要一批二保！」

總部成員為在業餘學校、交通科、國際司、蘇歐司、亞非司、領事司、文印處和服務局等單位的部分群眾，總共約100餘人。雖然人數同聯絡站懸殊很大，但他們堅決同聯絡站分庭抗禮。作為群眾組織，他們有權這樣做，也得到周恩來的認可。

總部成立之初，組織參加了全部性的批陳活動，與外事口的一些組織共同主辦了「打倒劉少奇、批臭黑《修養》大會」、「炮轟陳毅，解放外事口大會」，以及批判外事系統資反路線和毛澤東〈九九指示〉發表八周月的紀念大會。[6-3]

在聯絡站掌權的情況下，總部活動的特點是密切注意聯絡站的動作，發現問題加以揭露或上告。

「動一動總理」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中的激進派在喊出「打倒陳毅」口號後，曾試圖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一是他們覺得周恩來沒有給予他們所期望的支持，另一是受北外「六一六」的影響，遂有五月份在外交部表面化了的反總理事件。

他們對周恩來不滿主要在兩個問題上：首先是對陳毅的態度，其次是周要接見總部。

在反對「二月逆流」中出現的「打倒陳毅」的口號，得到中央文革的認可和支持。陳毅因為批評中央文革而獲罪。有毛澤東撐腰，中央文革對他必欲除之而後快，當然支持打倒的口號。而周恩來的態度則不一樣。周表示支持對陳毅進行批判但明確反對「打倒陳毅」的口號，多次禁止群眾在他的面前喊這個口號。周恩來和陳毅的思想是相通的，他內心同情陳毅。毛要發動群眾批判陳毅，他不能給群眾潑冷水。他支持群眾組織批判陳毅，並且由他掌握批判的具體進程。他允許聯絡站查檔案，批判的題目要報給他，大中小批判會的具體時間由他安排。同時他十分注意保護陳毅的安全，他強調要先批判後定性。

社會上已經暗暗流傳著一些反對周恩來的言論，如「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新文革和舊政府的矛盾」等。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六一六」組織就是反總理的。聯絡站核心組少數人受其影響，對周恩來的指示有時不執行，引起聯絡站內外不同意見的矛盾，產生一些事端。主要有以下一些事實：

硬頂。周恩來不讓做的事，偏要做。如4月19日上午聯絡站隊長會決定當晚開大會讓部黨委成員上臺揭發陳毅，總理於下午指示不要開這樣的大會。大會雖然當晚未開，隔了一天還是在4月21日下午開了。

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成立後，周恩來要平等對待這個群眾組織。4月中旬，周要接見外交部兩派群眾組織。聯絡站內爭議很大，溫和派認為應該去，而激進派抵制同時接見兩派，揚言「不同老保坐一條板凳」，「總理有權接見，我們有權不去」。還有人提出對周總理要「軟頂」。

再如，前一章提到的5.11遊行，上街去喊「打倒陳毅」的口號，實際是製造事端，對周總理施加壓力，以為這樣就能促進早日批判陳毅。遊行一事遭到批評後，他們並沒有悔改，相反，同總理對立的情緒更甚。進一步發展到要「動一動總理」。他們認為周恩來是批陳的阻力，不動一動周，就批不了陳。那天早晨，聯絡站集結外交部隊伍正要上街遊行時傳來周恩來指示：外交部不要上街。聯絡站核心組內對總理的指示發生分歧意見。核心組成員中有人說：「總理也可以燒一燒。」聯絡站臨時召開隊長會，會上以25票對23票決定服從總理指示，不遊行。但是還是有少數人擅自參加了遊行。

由於對周恩來的不滿，王中琪還將3月8日陳毅外長交給聯絡站的那份《抓革命促業務的幾點意見》給北外「六・一六」的劉令凱看過。這個文件要落實到恢復原業務機構，讓一些老司長出來抓工作。劉令凱對此文件持否定態度。批「二月逆流」時，核心組有人把這個文件當作外交部「二月逆流」的總根子，寫了長篇批判稿，認為這個文件本質上是要恢復舊秩序、舊機構，與毛主席的號召是背道而馳的。由此推論它反映了周恩來的態度：表面上緊跟毛，實際跟不上，甚至是反對。周的外事秘書錢嘉棟得知聯絡站有這個動作，打電話告訴聯絡站：「這個文件是總理的思想，我的文字」，阻止了批判。

社會上出現反周恩來的大字報，外交部內也出現影射周恩來的大字報。聯絡站核心組內受到反總理思想影響的有王中琪、蔣書勤、李玉民、楊榮甲和成綬三。5月份住在老部內的「歸國留學生遵義兵團」、「世界革命紅旗紅衛兵」等貼出了一些反總理的大字報。外交部也有人貼出大字報稱：「只有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影射周恩來。這張大字報貼在地上。其他影射周恩來的大字報有《對目前形勢的幾點估計》；《外事口運動有阻力，來自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等。這些大字報以翻譯隊的「不爭春」、「打到底」和「五一六縱隊」等名義貼出。實際只是聯絡站核心組成員王中琪和成綬三等少數幾個人。

六三接見

反周的大字報一出現，立刻就有大字報反擊。外交部隨之出現一輪大字報戰。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貼出大字報指責說攻擊周總理就是反革命，並要求聯絡站明確表態。這時，聯絡站核心組中支持反總理的少數人認為還不到公開亮相的時候，而這少數人的所作所為，聯絡站的廣大成員並不瞭解。於是，他們耍了一個花招。5月25日聯絡站召開一次隊長會，會上核心組就反總理大字報事提出以下意見，讓隊長們回去傳達：

（一）我們一貫認為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我們對總理有意見，但從不隱諱向總理提出，而不採取貼大字報的方式；

（二）我們認為「六・一六」貼總理大字報是錯誤的。我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但我們並不因此說「六・一六」是反革命。對「六・一六」這一錯誤，我們曾正面向他們提出過意見（5月21日曾派幾個核心組成員前去「六・一六」打算說服他們，但他們沒有聽取我們的勸告）。

（三）「總部」等少數人借此大肆攻擊我聯絡站，意在干擾我猛攻劉、鄧、陳、姬、喬的大方向。[6-4]

外交部關於反總理的大字報戰經王海容和唐聞生反映到毛澤東處，引起毛的注意。毛指示中央文革出面做工作，阻止反周事態的發展。5月27日晚，中央文革的陳伯達、謝富治、葉群、關鋒、戚本禹等接見北外、二外等學校的群眾組織代表，談北京出現左派分裂和貼總理大字報的問題。這次會上指出：這兩件事都對當前鬥爭不利。他們要求群眾組織不要參加打內戰，貼總理大字報的人要修正錯誤。

6月3日晚，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外事口造反派代表，再次強調貼總理大字報是錯誤的。陳伯達還說：「無產階級政治鬥爭，不是兒戲，不是壓寶，不是賭博。」又說：反總理的大字報和擁護總理的大字報都不要貼。犯錯誤的同志要改正錯誤，沒犯錯誤的同志對他們要採取正確態度，不要利用這個去整人家，否則自己又要犯錯誤了。這次接見中，江青也講了話，批評攻擊周總理和武鬥，並提出：目前無政府主義、風頭主義要反對，要進行整風。

這兩次接見暫時平息了外交部內的反總理風波。5月31日和6月1日上午，聯絡站召開了各戰鬥隊核心組成員和總站工作人員會議，著重討論了對總理的態度問題。多數人認為，根據陳伯達等5月27日講話，聯絡站核心組5月25日表態是對的。同時也批評了總站核心組中少數人曾說過總理也可以「燒一燒」、「動一動」的錯誤。王中琪、楊榮甲等當場表示承認錯誤，接受批評。

6月5日聯絡站將「六三接見」情況向外交部全體人員做了傳達。同時，聯絡站開始第三次整風。

這里還要特別提一下的是，「六三接見」時康生到會並講了話。他著重地說：最近，我看了一些文件，發現不是「三和一少」，而是「三降一滅」。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投降，撲滅人民革命，不是走中國的道路，要走印度的道路。[6-5]這是第一次公開提出「三降一滅」。以後對外交工作所謂「三和一少」的批判都升格為「三降一滅」。

「攀險峰」問世

就在這些爭論中，外交部第三個群眾組織「攀險峰」於1967年6月10日宣告成立。它的正式名稱叫「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攀險峰』野戰兵團」，但它同聯絡站並無隸屬關係。這是表示它並不反對中央支持的聯絡站，而只是反對聯絡站的錯誤。它實際是一個獨立的全部性的組織。它的成員不足百人，分佈在政治部、業餘學校、領事司、第一亞洲司、西歐司等。

主要成員有李燕姝（業餘學校）、張顯亭（美大司）、林棡（領事司）、王希賢、周瑾（條約法律司）、駱華忠（非洲司）等。

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和攀險峰的誕生都是聯絡站核心組奪權以後所犯錯誤的結果。除了在對待周恩來總理、陳毅外長和其他領導幹部的問題上的錯誤外，聯絡站對待對立群眾的錯誤也是一個重要方面。

奪權後的聯絡站受社會上派性的影響，對運動初期的所謂「保守派」群眾採取歧視和壓制的錯誤態度。他們參加聯絡站要寫檢討、承認錯誤等。這種做法損害了他們的自尊心。還有一些戰鬥隊利用掌權的地位，對持不同觀點的群眾採取查家庭出身、個人歷史、社會關係，收集整理材料進行人身攻擊。把批評他們的錯誤說成是「否定聯絡站，也就是否定總理對聯絡站的肯定和支持」。個別人甚至說：「反對聯絡站就是反對黨中央。」這種態度實際上是造反所反對的反動路線。總部組織成立也得到周總理肯定。周總理要同時接見兩組織時，聯絡站以大組織自居，抵制不參加接見。這些都遭到站內外許多群眾的不滿。

1967年6月10日「攀險峰」發表成立宣言。內稱：

外交部的階級鬥爭十分尖銳、複雜。十七年來，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他們的黑手伸進了外交部，竭力推行「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外交路線，抵制和干擾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企圖使外交部成為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陣地。外交部以陳毅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多年來，肆意污蔑，反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惡毒攻擊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鼓吹調和，反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在外事工作、組織工作、幹部工作等方面，大肆販賣劉、鄧修正主義黑貨，極力灌輸劉氏《黑修養》。外交部運動正處在關鍵時刻，任務十分艱巨。

宣言提出的口號中包括：

無產階級革命派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聯合起來！

打倒劉、鄧、陶！

打倒陳、姬、喬！陳毅不投降就叫他滅亡！[6-6]

從這裏可以看出，這時候攀險峰同聯絡站和總部對外交部形勢的分析基本一致，而且也提出了「打倒陳、姬、喬」的口號，把陳毅當作外交部的走資派，也批判「三和一少」和「三降一滅」，都是受到當時流行的極左觀點的影響。

攀險峰的宣言接著說明了它反對聯絡站的主要原因是聯絡站不能正確對待群眾、戰友和同盟者：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是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白色恐怖下殺出來的。它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建立了功勞。但是，聯絡站某些主要負責人，自奪權以來，辜負了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期望，辜負了聯絡站內外廣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的期望。他們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沒有認真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是用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指導我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不能正確對待革命群眾，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戰友和同盟者，以致發展到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且仍然堅持這種錯誤⋯⋯[6-7]

6月16日攀險峰又以其《戰地》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評聯絡站核心小組整風學習小結》的大字報。就聯絡站核心組整風小結的錯誤態度提出了批評，揭露聯絡站核心組少數人反總理和整群眾的事實。攀險峰的這張大字報基本符合實際情況。它的成員雖然不多，但是得到很多人的同情，包括聯絡站核心組和各戰鬥隊的不少成員。

周恩來一直明確表示不同意「打倒陳毅」的口號。據林棡2002年初在北京回憶：他和張顯亭等覺得「打倒陳毅」的口號有問題，反覆琢磨想提出一個比較合適的口號。後來，他們醞釀是否提「對陳毅要一批二保」。王海容和劉華秋也參加了意見。於是，由張顯亭執筆草擬了一張大字報，提出一批二保。但是他們沒有把握，請王海容去徵求毛澤東的意見。王海容當晚就去了中南海。毛澤東看到「一批二保」的大字報草稿，認為這個口號不錯。當毛的認可反饋給張顯亭等的時候，他們受到鼓勵。攀險峰調整了口號。大字報貼出去，攀險峰正式提出「對陳毅要一批二保」。這之後，聯絡站繼續喊「打倒陳毅」的口號，攀險峰指責這是方向路線錯誤，是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

關於外交部出現反周恩來的苗頭和對陳毅要「一批二保」的口號，都是王海容反映到毛澤東那裏的。王海容是外交部辦公廳綜合室的一名年輕的科員，但背景不同凡響。她是毛澤東的侄孫女，她的祖父王季范是毛澤東的姨表兄弟，而且是毛的老師。王海容因此能常到中南海毛澤東處走動。運動初期，她並不出頭露面。但密切注意著外交部運動的發展，向毛澤東匯報；同時又把毛的一些意見透露給和她比較接近的同事。

在「打倒陳毅」和「對陳毅要一批二保」兩個口號的爭論中，堅決打倒的人越來越少。後來，激進派雖然不放棄打倒的口號，但是亮出了他們的底牌：最後服從中央決定。

聯絡站整風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先後進行了三次整風。整風是當時領導運動的中央調節造反派行為的一種手段，意在讓他們學習文件，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改進作風。但是，在當時領導本身錯誤、極左思潮泛濫的情況下，整風除暫時起到一些遏制的作用外，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聯絡站第一次整風是1967年1月12日至14日。這是1月奪權以前，北京造反派要打倒譚震林、陳毅；街頭大字報發生泄密事件。1月10日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康生一起接見造反派，指出不應打倒譚震林和陳毅，同時指示造反派要整風。聯絡站於11日召開全部大會傳達了這次接見內容，隨後總站和各戰鬥隊組織學習毛澤東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進行自我批評，總站核心組成員並到一些戰鬥隊聽取群眾批評意見。各單位聯絡員反映對總站的主要意見有：認為總站核心組成員脫離群眾，領導不力。聯絡站在整風的基礎上提出了六條戰鬥口號作為行動的方針：

1.　堅決把批判以陳毅同志為首的部黨委執行的劉鄧資反路線的鬥爭進行到底！

2.　堅決揪出劉鄧反動路線在外交部的代表人物！

3.　一定要把外交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統統揪出來！

4.　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外交部的新反撲！

5.　抓革命，促生產！

6.　外事口一切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把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6-8]

這時候聯絡站重點在批判資反路線，其他目標只是口號而已。這幾條在1月16日隊長會上通過後，還沒有來得及研究實行，第二天晚上周總理和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首都大專院校及中直機關造反派代表，提出奪權的任務。外交部隨即進入奪權階段。

第二次整風是在2月下旬。奪權後，領導幹部普遍靠邊站，外交部也是這樣。外交部實行業務監督，工作質量下降。2月下旬中央再次向造反派發出整風的號召。周恩來指示學習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1967年第四期社論：〈正確對待幹部〉。根據這個部署，聯絡站從2月27日至3月18日進行開門整風。這期間，發生陳建弼泄密事件。在整風過程中，一些同聯絡站對立的人提出要聯絡站負責人上臺亮活思想。陳毅外長在3月7日、8日、15日和22日幾次接見聯絡站和同聯絡站對立的一些人，既批評了聯絡站的缺點錯誤，強調要正確對待領導幹部，也肯定聯絡站批資反路線和實行業務監督有成績，對聯絡站和同它對立的群眾雙方做說服教育工作，極力促進外交部的大聯合和三結合。在此期間，總理向聯絡站提出了「抓革命促業務的幾點意見」，聯絡站奪權過頭的戰鬥隊對領導幹部工作做了調整。外交部秩序趨向穩定。

第三次整風是「六三接見」中提出的。批判「二月逆流」導致全國出現「打倒陳毅」的口號，在北京和外交部內少數人進而攻擊周總理，形勢已經向極左方面惡性發展。外交部聯絡站捲入這股極左思潮，促使對這一發展不滿的群眾組織起來，兩派鬥爭加劇。這次整風重點在批評反總理思想。

聯絡站整風領導小組由張殿清、楊榮甲和高誠三人組成，他們到各單位聽取意見。經過這次整風，6月底由核心組成員成綬三執筆寫出〈關於聯絡站繼續整風的幾點認識〉，參與反總理大字報的核心組成員公開向群眾承認錯誤。6月底周恩來總理接見聯絡站核心組時，王中琪將這份檢查面呈周恩來並當面向總理做檢討。王說：「我們參與了反對總理的活動，我們有罪⋯⋯」周翻看他們的檢查，沒有讓王說下去，說：「認識了就好，不要說有罪。我們共事這麼長時間，有個互相瞭解，終於有了今天嘛。」又指著他們的檢查說：「有了這個，你們就站住了。」

但是，批評者則對他們的檢查不信任。被批評者不服氣，把對聯絡站一些人錯誤的批評當作要搞垮聯絡站。而站內溫和派則不能同意他們的態度。激進的一派以「56隊組」的名義出大字報，溫和派以「17隊組」的名義出大字報。聯絡站發生分裂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攀險峰和總部也不斷寫大字報批評，上綱上線。總之，群眾鬥群眾，互相猜忌，都自以為正確，亂成一團。

注釋

[6-1]參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64。

[6-2]宗道一：〈世界總統——聯合國四位中共副秘書長〉，載符浩、李同成編：《經天緯地——外交官在聯合國》（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頁114-118。

[6-3]詳見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致周總理和全部革命同志的一封公開信》，1967年5月19日。

[6-4]參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63-64。

[6-5]參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6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67。

[6-6]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攀險峰」野戰兵團發表成立宣言》，1967年6月10日。

[6-7]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攀險峰」野戰兵團發表成立宣言》，1967年6月10日。

[6-8]參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大事記》（以下簡稱《大事記》）（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編印，1967），頁33-34。

7

文革初期的對外關係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無論陳毅還是周恩來，在接見外交部人員時，談運動都必定談外交，他們的目的是要保證外交工作不受文革的影響。可是，文革不但影響外交業務，外交業務中發生的問題也是後期外交部運動的重要內容。文革是怎樣影響外交的？後果如何？

文革影響外交

周恩來一直十分強調外交上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這個路線是奠基於革命的意識形態。50年代末起，中國對外戰略發生重要變化，越來越突顯革命鬥爭精神。

建國之初，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同蘇聯結盟，同社會主義國家友好，並積極開展對外關係。以美國為頭號敵人，因為美國支持蔣介石集團盤踞臺灣，不承認新中國。而中國在抗美援朝和抗法援越戰爭中抗擊帝國主義，打出了威風；同時，積極宣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爭取朋友。中國外交打開了一個很好的局面。然而，到50年代中期，中蘇分歧發展，中共認為蘇共背叛了馬列主義，變成了修正主義，堅決與之鬥爭。中國的外交已經由聯蘇反美發展為既反美又反蘇。反修強化了世界革命的使命感，中國要代替蘇聯承擔起世界革命領導的角色。1962年，毛澤東以反對外交上「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少援助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進一步突出反帝、反修、反對各國反動派，大力援助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的革命思想。50年代中期到文革開始，中國外交有發展也有挫折。一方面，建交範圍繼續擴大，不但在亞洲和非洲，還包括拉丁美洲的古巴和歐洲的大國法國。但同時，中國的主要敵人由一個變成了兩個，涉及到整個對外關係。因為，美蘇當時是世界上兩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對它們的鬥爭不可避免地關聯到一系列已同中國建交國家的關係。到1966年文革開始時，同中國建交的50個國家中，關係緊張的不下15個，有的已經暫時中止外交關係。社會主義國家一大半追隨蘇聯，同中國關係惡化。亞洲的印度、印尼；非洲的扎伊爾、布隆迪和中非共和國的對華關係都受到影響。

文革的發生不是改善這種狀況，而是使之更加惡化。因為文革給外交增加了三個不利因素：

第一、文革開始後全國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和世界革命。革命成了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1966年10月，中共中央並批准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為駐外使領館的首要任務，[7-1]把處理同駐在國官方關係的大使館變成了宣傳革命的基地，這是別國不能接受的。

第二、發動起來的群眾，擅自採取涉外行動。

第三、中央文革插手外交。

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

文革前，中國已經形成了一整套世界革命的理論，包括所謂的以亞非拉為世界的農村包圍世界的城市西歐和北美發達國家。[7-2]文革開始後，調子更高。196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致阿爾巴尼亞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讚頌「英雄的人民的阿爾巴尼亞，成為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南斯拉夫鐵托集團，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賊集團，比起你們來，他們都不過是一抔黃土，而你們是聳入雲霄的高山⋯⋯我們現在正處在世界革命的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風暴，定將給整個的舊世界以決定性的摧毀性的打擊⋯⋯美帝國主義和其他一切害人蟲已經準備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們被埋葬的日子不會太長了。」這封賀電載於當日《人民日報》，是當時國家幹部的一個重點學習文件。文中描述中阿友誼的兩句話：「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被譜成歌曲傳唱到家喻戶曉。儘管到了1973年7月4日，毛澤東說：「『明燈』是用我的名義寫的，我就沒有看。」[7-3]但它並非當時宣傳世界革命的唯一的文章，它體現的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人民中所起的蠱惑作用是無法抹煞的。

1967年5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標題：「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文中稱：「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如同馬克思創造了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樣，如同列寧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影響著世界的前途和命運⋯⋯」「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風暴以及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正在給整個舊世界以摧毀性的打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修領導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其他一切害人蟲，已經準備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們被徹底埋葬的日子已經不遠了。」[7-4]

文革開始，全國掀起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大量印發和製造的各種形式的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像章，在國內外廣為散發。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毛主席著作印製發行工作會議，決定大量出版毛澤東著作。1967年6月11日新華社報導：《毛澤東選集》今年已出版2,900多萬部。同時出版了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和《毛主席語錄》數億冊。今年頭5個月出版的《選集》超過文化大革命前15年出版數量總和的一倍半以上。[7-5]在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單位，一個工作人員往往有好幾套毛著。以外交部為例，一個人至少有5種毛著：四卷本一套、四卷合訂本、甲種本或乙種本、《毛主席語錄》、《毛主席選集索引》，這些是統一發放的。此外，外語幹部還會有《毛主席語錄》有關語種的譯本。在那平常人家的歷代中外書籍被迫當作廢紙拋棄的年代，毛澤東著作的新版本層出不窮。如小紅書《毛主席語錄》本來就是袖珍本（52開本），後來又出了更小的開本，不同版本又有紙面的、塑膠套封的之別，同各式各樣的毛澤東像章一樣，成了一種收藏品。此外還有各大單位的政治部自己出版的文革文件彙編，如1969年外交部發到人手一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上、下卷，這本是很好的歷史資料，只是因為扉頁印著林彪歌頌毛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在70年代林彪叛逃事件後又被統統收回。

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原來只在軍內出版發行，1966年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發動二三百家印刷廠印製，於是在全民中流行開來。同年10月，中宣部批准《語錄》出口，小紅書不久就傳到許多國家了。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10月到1967年5月，近8個月時間，中國國際書店已向117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爾、越南、印度尼西亞、阿拉伯、緬甸、斯瓦希里、波斯等14種文字的《語錄》共80多萬冊。另外法國、意大利、日本、德國、希臘、荷蘭、印度、巴基斯坦、敘利亞、老撾、馬來西亞、北加里曼丹、剛果（布）、西班牙、芬蘭、朝鮮等國用英、法、日、僧加羅、泰米爾、馬拉雅拉姆、烏爾都、老撾、印地文、旁遮普、芬蘭、朝鮮、孟加拉等24種文字自行翻譯出版了40多種版本。估計國內外總共發行50餘億冊。按當時全球人口總數30億計，平均每人1.5冊還有餘。[7-6]這恐怕是20世紀發行量最大的一本書了。

1967年7月2日，新華社為《毛主席語錄》的發行發表短評，題為：「世界人民的大喜事——熱烈歡呼《毛主席語錄》在全世界廣泛發行。」11月24日新華社又報導：文革一年多，毛著外文版25種，460多萬冊，發行到148個國家和地區。超過建國17年毛著對外發行量的總和。[7-7]新華社的短評中有這麼一段話，不能忽視：

《毛主席語錄》在全世界廣泛發行，將使毛澤東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從而喚起世界廣大勞動群眾，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向舊世界發動聲勢凌厲的總攻擊，爭取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徹底勝利。[7-8]

這些思想必然在外交實踐中有表現。而中央決定宣傳毛澤東思想為駐外使領館的首要任務，外交部必須執行。1967年3月15日外交部長陳毅接見駐外使領館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員講話時說：「使館的大多數同志是革命的闖將，一些中層幹部領會了主席思想，跟上來了，他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搞好使領館工作，擴大主席思想和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推動世界革命。」[7-9]

從本質上講，這是混淆了外交和革命的界限，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外交的使命本來應是調節國與國之間關係，駐外使領館主要任務是做駐在國官方的工作。不問別人是否能接受，只按照中國的意志宣傳毛澤東思想，對中國對外關係起的必然是破壞作用。文革前，中國已經因為在一些國家宣傳毛澤東思想，引起過交涉；但是，中國不予理會，並自認為宣傳革命是正義的。文革還要對外加強這種宣傳，大量的用各種文字出版的毛澤東著作、語錄、像章被發送到各駐外使領館，分流到使館工作對象、華人華僑以及駐在國左派組織和左派人士當中。而當時世界上，同中國意識形態相同的國家除了歐洲的阿爾巴尼亞，很難找出第二個，連朝鮮和越南這兩個同中國唇齒相依的兄弟國家也有所保留。但是，當時中國媒體的反映是扭曲的。「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牢記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沒有解放，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之類的宣傳充斥報刊。一些外國左派人士歡迎毛澤東著作或像章被誇大成「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實際情況則是，這種宣傳幾乎遭到所有涉及到的國家官方的反對，蘇聯、東歐國家為此早就發生過多次交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歡迎這種宣傳。在亞非拉，這種號召革命的宣傳引起各國政府的疑慮，連中國當時極力要維持友好關係的緬甸、尼泊爾、柬埔寨政府也不能容忍。可是，中國駐外使領館官員、援外的中國專家和技術人員等，遵循國內指示積極開展這種宣傳。駐在國一部分群眾，特別是左派和青年華人華僑確實受革命思想感染，嚮往中國文化大革命，崇拜毛澤東。把毛澤東像章別在身上，走進課堂，走上大街，遭到當地政府的禁止或反對者的襲擊，釀成多起流血事件。使領館、中方機構和人員，以及華人華僑遭襲擊，甚至流血犧牲，引起外交交涉，層出不窮。

強加於人的宣傳

在這裏應該插敘一下，陳毅外長此時思想也是矛盾的。他講世界革命，認為使領館宣傳毛澤東思想大方向正確，但他對於對外宣傳中的問題有時還有清醒的認識。就在上述講話前半個月，3月1日晚接見外交部部分工作人員時，他曾經批評在國外不顧實際情況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做法是「目空一切，驕傲自滿，以為中國什麼都可以做，駕馭人家之上，這不是毛澤東思想」。陳毅指出：

一評價中國就是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個提法不對。我經常講，中國今天怎麼到舉足輕重的地位呀？我們舉一下頭人家就跟我們走，我們腳一放下，人家也放下，中國哪兒到這地步。年輕同志們要老老實實工作二、三十年可能看見，我老傢伙看不見了。[7-10]

陳毅還說過：

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人外出要帶《語錄》、帶《毛澤東選集》，從蘇聯開來的國際列車到哈爾濱後，向每個國際友人和外賓發送《毛主席語錄》、《毛澤東選集》，這種做法不好。我們不能強迫人家接受毛澤東思想。真理是有說服力的，但不能強迫接受，要靠說服的辦法。要讓人家在實際中體會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正確，才能使他們自願接受。人不是生來就擁護毛澤東思想的，是要慢慢學，在實踐中運用，證明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人們才能真心擁護。用送語錄，送紀念章的辦法是不行的。宣傳毛澤東思想也要講究方式方法，如果我們外交人員都像紅衛兵那樣，身穿軍裝、頭戴軍帽、胸前掛上語錄牌，手舉語錄，接待外賓也念語錄，豈不像個牧師了嗎？對外國人學習毛澤東思想，應該告訴他們要把毛澤東思想同本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不要照搬，如果有不同意見，可以討論，真理越辯越明嘛！不要以為讓他們帶一本《毛澤東選集》、一本《毛主席語錄》回去，人家就接受了毛澤東思想。實際上並不是那麼簡單。人家拿一本毛選或一本語錄回去，弄不好還要受審查，還可能失業。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是一件嚴肅的工作，決不能以輕率的態度對待。[7-11]

其實，這不是陳毅一個人的觀點，許多人看到這個問題。但是，當時說出這樣的話要有很大的勇氣。這些話同當時媒體宣傳的大相徑庭，也是得不到傳播的。

群眾參與外交

在國內，文革高亢的口號激發起群眾極大的革命熱情，反帝反修成為破四舊的當然內容。路名有封資修含義的都被改掉，出現了反帝路和反修路。外交部所在的東交民巷被改成「反帝路」還不直接影響到外國，但是蘇聯駐華大使館所在的路名改成反修路簡直就是無理的行為。北京郊區英國人的墳墓被砸；出國的文藝演出在東道主國家的舞臺上反帝反修；紅衛兵擅自攔截蘇聯開來的國際列車；歸國留學生途經莫斯科，到紅場上朗誦毛澤東的反修語錄，這些都是主動採取的行動。還有對國外發生鬥爭的反應，如對中國使領館在印尼、印度、緬甸遭到襲擊後對他們駐北京使館的報復性襲擊等；文字和口頭宣傳的文鬥逐漸發展成武鬥。

中央文革干預外交

1962年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擔心中國對外四面出擊，樹敵太多，曾經上書建議緩和對外關係，對外援助也要量力而行。毛澤東批評王稼祥的意見是「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王被免除中聯部部長職務。此事助長了外交上寧左勿右的情緒，毛澤東的文革幹將康生繼王稼祥主管中聯部。

1963年到1965年間，毛澤東多次同一些訪華的外國共產黨領導人談中共內部的所謂「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修正主義路線。例如：1963年5月22日和1964年2月9日兩次對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講，「我們黨內有少數人主張『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鬥爭的援助少一點。這就是修正主義的路線。」還說：「針對三和一少，我們的方針就是三鬥一多。這就是對帝國主義要鬥，對修正主義要鬥，對各國反動派要鬥，要多援助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和馬列主義的派別。三和一少是赫魯曉夫的口號，三鬥一多是我們的口號。」[7-12]

這個三鬥一多實際上成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外交實踐的指導思想。周恩來、陳毅等也必須貫徹這一思想，惟恐犯右的、或曰修正主義錯誤。文革中，康生等中央文革一伙仍嫌鬥的不夠，一再批評外交部怕鬥爭，右了。

不僅如此，中聯部還讓流亡在中國的外國共產黨領導人參加中國文化大革命，為了揭露劉少奇，就把中共歷史上處理東南亞各國革命問題的極端機密的內部文件，都交給他們批判。1967年上半年主要根據他們的「揭露」，「三和一少」又被加碼為「三降一滅」（即投降蘇修、美帝和各國反動派，撲滅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三降一滅」的提法得到毛澤東批准，後來正式寫到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裏。[7-13]1967年6月3日，中央文革接見北京的群眾造反組織代表，康生在會上號召造反派批判「三降一滅」。此後，劉少奇、陳毅和各駐外使節都被加上執行「三降一滅」的罪名。

本來外事是周恩來掌管的，這時，中央文革不時插手干預。1967年反「二月逆流」以後，中央文革實際上代替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地位，更加有恃無恐，中央文革雖然不直接辦理外交案件，但是利用他們的聲望對一些案件的處理施加影響。如7月1日，康生向毛澤東請示緬甸問題，問能不能喊「打倒奈溫」的口號，毛澤東明確表示：「群眾提『打倒奈溫』的口號可以嘛！讓他們提。」又說：「中國群眾喊打倒朱德、陳雲、陳毅的口號可以嘛！讓他們喊就是了。」[7-14]這個例子很典型地反映群眾喊的很多口號源自中南海。7月，中國和尼泊爾之間因中國在尼宣傳文革遭到抵制而發生交涉時，康生提出「應當不怕反華，不怕斷交，堅決鬥爭」。[7-15]7月25日康生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外語學院紅旗大隊負責人時講話，稱讚他們批判「三降一滅」外交路線「批得很好」。[7-16]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些意見對群眾起了煽動的作用，對周恩來執行政策也造成壓力。

以下介紹在這樣的背景下，1966年和1967年發生的一些主要外交事件。

海拉爾攔截國際列車事件

二十多個十六七歲的紅衛兵成立了一個小分隊外出串連，為首的是北京第100中學的李建軍和紅濤。他們在哈爾濱得知留京的紅衛兵把「揚威路」改名為「反修路」而被毛主席接見，也想做出點成績來。他們決定到海拉爾攔一次國際列車，再到滿洲里搞個強大的反對蘇修的攻勢，為世界革命做貢獻。

他們決定後馬上同黑龍江省委聯繫，又到齊齊哈爾邊防檢查局開了邊境地區通行證，邊防局還為他們準備了皮夾克和皮大衣。穿戴完畢，他們立即乘火車向海拉爾進發。地方上不敢得罪這批「毛主席支持的紅衛兵」，不僅滿足他們的要求，到達海拉爾後，當地政府還招待他們參觀日本關東軍的罪惡遺址「地下城」，並送他們到呼倫貝爾大草原上和牧民聯歡。

1966年9月3日，他們齊集在海拉爾車站。他們身邊擺滿了各種顏色的油漆桶、毛澤東畫像，以及用漢、英、俄、蒙四種文字印製的反對「蘇修」傳單和九評蘇共公開信的小冊子。這些物品都是海拉爾市委應他們的要求而準備的。惶恐中，市委主要負責人同時也向中共華北局發電報告知了此事。華北局立即轉報中共中央，中央沒有立即答覆，於是一切照他們的計劃進行。

北京至莫斯科的1次特快正點緩緩駛入海拉爾車站，列車剛停穩，車門一打開，紅衛兵們一擁而上，展開他們的「反修」行動。北京市女12中的林東紅一下子竄到車廂裏，張貼毛主席畫像。蘇聯女列車員先是一驚，接著憤怒地將畫像扯下來，撕個粉碎。林東紅吼起來：「你敢撕毛主席的像！？」蘇聯列車員也朝她嚷嚷。林東紅不懂，卻只管往包廂上大刷漿糊，一連又貼了幾張毛澤東畫像。女列車員忍不住揮手打了林東紅一個耳光，林東紅跳起來，撲到女列車員身上，兩人扭打成一團。

其他同學沿著包廂外的走廊散發「反修」傳單和小冊子，旅客們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裏，裝出認真閱讀的樣子；有的連看都不看，像扔廢紙一樣輕蔑地扔到窗外。因此也發生爭吵；可是，誰也聽不懂誰的話。

車下也是一片混亂。李建軍領著一幫人，用大排筆刷子和各色油漆，在車廂外刷寫大標語；同阻撓他們的蘇聯人互相推搡吵鬧，他們叫喊不許蘇修爪牙干涉他們的「革命行動」。

紅濤會俄語，正同一個蘇聯女列車員激烈地爭辯。女列車員告訴她這是蘇聯列車，叫她滾開。她說：這雖是蘇聯列車，但行駛在中國領土上。我們是在進行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鬥爭。你們要敢於起來造反，推翻修正主義的反動統治。對方反唇相譏說，毛澤東是農民起義領袖，根本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反共反蘇，是共產主義的空前恥辱，你們不要上當。雙方各不相讓。

列車已經停了兩個多小時，早已超過了10分鐘的正常停車時間。站長來找李建軍說：「現在該放行了吧？再不放行，造成事故的責任我可承擔不起。」

嚴靜說：「站長同志，我們這是革命行動，黨中央毛主席支持我們，你害怕什麼？」北京36中的張小遊說：「別和他囉嗦，支持我們反蘇修，他就是革命的；不支持就是反革命，就奪他的權，對他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站長聽了氣得臉都發青。

李建軍想了一會兒說：「我看，差不多可以了，讓車走吧。」

站長剛發了信號，火車鳴笛，準備起動。突然幾個紅衛兵跑來說：「林東紅、李小梅不見了，可能讓蘇修綁架了！」

李建軍大吃一驚，衝著站長嚷道：「馬上讓車停下來！」

站長立即發了緊急剎車信號。剛起動的車緊急剎住。李建軍等人迅速跑到一節車廂敲門，蘇聯列車員在裏面怒目而視，就是不開。站長大怒：「不開，他媽的給我用榔頭砸。」幾個工人拿來了大榔頭。蘇聯列車員終於打開了車門。幾個身強力壯的紅衛兵跳上去，一個包廂一個包廂挨著搜尋，終於在一個包廂裏找到林東紅和李小梅。她們被反綁著，嘴裏塞著毛巾。夥伴們給她們鬆了綁，扶她們下車。

這時紅衛兵們異口同聲地說不能這麼便宜了蘇修。紅濤命令拿油漆把車廂的那一面全塗上標語：「上車，把沒有散完的傳單、小冊子全都散出！」

紅濤和幾個夥伴拿起油漆和排筆刷子，繞到車廂另一面，在車廂上寫滿了標語：「打倒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勃烈日涅夫、柯西金！」「捍衛馬列主義！」「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

到了下半夜，列車總算又開動了。這趟車進入蘇聯境後被蘇聯邊防部隊扣住，費了幾天功夫清除掉車廂上的標語和傳單，還有幾個列車負責人因「失職」被逮捕。

紅衛兵們卻在海拉爾總結經驗教訓，決定9月7日再搞一次行動，然後到滿洲里去傳播「文化大革命的火種」。

9月6日中共華北局書記華山來找他們，並帶來了中共中央給他們的一份電報，電文是：「你們反修精神很好，注意鬥爭策略。」小分隊成員一一傳看了。因為華山詢問，李建軍講了小分隊的計劃。華山說：「我代表華北局支持你們的反修行動，但這一次你們要先請示中央。」

紅衛兵們議論紛紛：「反修還用得著請示中央啊？」也有人對電文感到迷惑不解，說「又是『注意策略』又是『很好』，是批評還是表揚？」等等。華山對具體問題一概不明確答覆，但堅持讓小分隊事前一定要請示中央。小分隊商量決定邊準備邊請示。

7日，在海拉爾市委幫助下，一切準備就緒，然而尚未同黨中央聯繫上。晚上，其他人都去車站等國際列車，留下紅濤一人再做最後努力。終於找到正在科學院萬人辯論會上講話的周總理接電話。周總理問明是海拉爾小分隊並確認他們已收到中央的電報後，說：「毛主席、黨中央充分肯定你們的反修行動，認為你們的反修精神很好，你們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們能夠認真總結經驗，不但敢於而且善於幹革命，提高鬥爭水平，我們的反修鬥爭就會取得更大勝利。」

當瞭解到小分隊已到車站行動時，周總理說：「我的意見，你們可以在車站上貼大字報，喊口號，但不要到列車上去。那是他們的列車，你們一闖，他們就說你們侵犯了他們的主權，這樣就會發生國際事件，他們就會提抗議，還會發生上次他們綁架之類的事情，希望你能馬上把我的意見轉達給小分隊的同志們。」

紅濤立刻給在車站的李建軍打電話。李建軍聽了總理的意見，同大夥商量後對紅濤說：「你問一下總理，他的話代不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我們堅決執行，馬上撤下來。再問一下，車站為什麼來了這麼多解放軍？」

這時車站來了幾卡車解放軍。紅濤又給周總理打電話。周說：「中央今天上午討論了你們的計劃，我剛才的話當然是代表毛主席說的。你們能夠堅決執行毛主席指示，我們很高興。部隊是我派去的。你們上次不是受蘇修欺負了嗎？毛主席聽了很生氣，讓派部隊去保護你們。這次我們再也不能容忍發生蘇修綁架這種事情了。你們最好在10日前趕回北京，我要開大會歡迎你們，毛主席也要接見你們。我等待你們凱旋。」

紅濤說：「10日前趕不回去。」周總理說：「我派飛機接你們。」

9月9日，小分隊回到北京，國務院派車把他們接到中南海。第二天晚上他們到政協禮堂參加周總理主持的首都中學紅衛兵第二次座談會。穿著綠色軍裝的周恩來指著小分隊成員向到會的上千名紅衛兵說：「我來介紹一下，他們是來自海拉爾的反修小英雄。他們同蘇修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現在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來了。我們熱烈歡迎他們的勝利歸來！」會議結束已是凌晨2點多鐘。周恩來又在小會客室接見小分隊，一一握手，除詢問他們的名字、學校、攔截國際列車的具體情況外，還談到東北和內蒙文化大革命發展形勢等。小分隊成員也提出了他們無法理解的問題：本來認為黨內走資派只有極少數，這次看到沿途各省市的領導都成了走資派，倘若如此，我們黨不是完全變質了嗎？我們快到滿洲里時，滿洲里市委有的幹部拉家帶口跑到蘇聯去了，說是讓我們嚇跑的。為什麼不採取措施⋯⋯

周恩來沉思了一會兒說：「你們反映的情況很重要，現在運動剛剛開始，各地發展不平衡，對有些問題我們還要看一看，不急於下結論。你們可以把情況寫成材料向中央彙報。材料交給余湛同志。」他還把在場的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余湛介紹給他們，說：「我讓他來擔任我和你們的聯絡員吧，以後有什麼事情可直接找他，讓他轉告我。」

接見快結束時，周恩來和小分隊全體成員合影留念，還指示新華社記者：「照片出來後，發給他們每人一張。」

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紅濤和李建軍上了天安門城樓，小分隊其他成員在西二觀禮臺上。在城樓上，毛澤東接見了紅濤和李建軍，周恩來介紹說：「他們就是來自海拉爾的反修小英雄的代表。」毛澤東微笑著和他們握手。小分隊的聲譽此時達到頂峰。

有一天，紅濤到外交部去瞭解蘇聯對這次事件的反映。蘇歐司的老劉說：「你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傢伙啊，給我們帶來的麻煩可大了！事情沒過幾天，蘇聯大使就來提抗議。我們只得答覆說，此次行動並不是我國政府所為，而是民間所為，對此我國政府不能接受貴國的抗議。蘇聯大使氣得不得了，『啪』一下把抗議照會扔在桌上就走了。你再看看《真理報》，就知道蘇聯的反應了。」

紅濤拿起報紙一看，塔斯社關於他們攔截海拉爾國際列車事件的報導稱他們為「暴徒」，「破壞了國際關係準則」，是「一批反修小丑」等等，還附有一張紅濤和蘇聯女列車員辯論的大照片。

事情到此竟然還沒完。小分隊在北京擴大到30多人，還要北上、南下。去滿洲里的一路，到天津時，被告知周總理讓他們馬上回北京，天津市委派車把他們一直送到北京人民大會堂。周總理在江西廳等著他們，批評他們沒有打招呼就再次北上，並建議他們到西面去，看看那裏的文化大革命情況。[7-17]

1966年9月，全國中學生和大學生已經放假鬧革命。海拉爾攔截國際列車雖然是紅衛兵自發的行動，但是引起了外交交涉。這篇回憶，再現了當年「毛主席的紅衛兵」幼稚的革命熱情、對毛澤東天真的崇拜，連周恩來的話也必須代表毛澤東才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反修行動在社會上所受到的重視。地方領導固然不敢得罪他們，而為他們的反修提供一切方便。毛澤東、周恩來對他們接見表彰，而不正面制止他們，助長了後來類似事件的屢屢發生。

在法國和尼泊爾的演出

在國外，也發生了很多強加於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而造成麻煩的事。這裏舉兩個例子。

1966年一青年藝術小組到法國參加法國青年藝術節的演出。他們不僅在演出開始時念毛主席語錄，而且每一個節目前都要念一段毛主席語錄。演出中還有醜化西方宗教信仰的動作。這些引起觀眾不滿。到後來，觀眾對這種報幕發出噓聲。越念，觀眾噓的越厲害。駐法大使黃鎮和政務參贊宋之光為此一夜沒睡好覺。經過研究，由宋之光出面同演出小組談話，勸說小組不要這樣做。演出小組卻提出，他們的節目內容出國前經紅衛兵審查過，並認為法國「觀眾大多是資產階級，敵人的反對正說明我們是對的。」宋之光只好根據使館研究過的意見對他們說：「如果不接受使館的意見，就不要再演出了。」最後，小組接受了使館的意見。但是1967年初，宋之光參贊回國參加文革時，遭到演出小組成員批鬥，以這件事為由說他「反對宣傳毛澤東思想」。[7-18]

1967年6月中國援助尼泊爾修建的中尼公路通車，西藏自治區派了三個歌舞團到尼泊爾表示祝賀。歌舞團由漢藏青年組成，節目內容帶著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駐尼大使楊公素先在使館內組織一場演出，邀請尼泊爾的外交、文化各方面有關負責人觀看。向他們徵求意見時，有人在讚揚後表示：有些節目如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印度反動派等不適宜在尼演出。楊大使認為這些意見很對，同歌舞團負責人商談去掉這些節目，他們同意了。但是公演時，他們仍用藏話喊出反美、反印的口號。尼方官員及群眾聽不懂，其他國家使團，包括美國和平隊人員也聽不懂，沒有引起什麼交涉。但是楊大使為防止引起麻煩，藉口廣場演出中看臺因觀眾太多而坍塌險些出人命，提出縮短演出，讓歌舞團提前返回西藏。[7-19]

外交交涉

翻開1967年的《人民日報》，人們會發現關於對外鬥爭的報道十分頻繁，大規模的反美、反蘇、反印度及印尼的遊行示威接連不斷。在濃厚的革命化氣氛之下，人人惟恐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鬥爭不力而被指責犯右傾錯誤。風聲鶴唳，總以為人家反華，遇事就鬥。例如，1967年中國駐東德使館出了車禍，使館一輛公務車同德方一輛載重汽車相撞，造成死傷，使館沒有弄清情況就對德方提出「最最強烈抗議」，指責德方搞破壞。[7-20]另外，當時發行的郵票中有帶毛澤東頭像的，有的外國人寄信時將頭像倒貼在信封上，也要對有關國家提出抗議。文革開始一年多的時間就同30多個建交國家發生外交糾紛。[7-21]中止外交關係的有突尼斯（1967）、印度尼西亞（1967）；發生互相驅趕外交人員或新聞工作者的有蘇聯、捷克、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亞、蒙古、中非、加納、香港英國當局等；趕走中國留學生的有蘇聯、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趕走中國援建的技術人員或解散中國培訓的民兵或發生其他排華事件的有印尼、緬甸、尼泊爾、柬埔寨、也門、突尼斯、剛果等。

1967年1月到8月外交事件頻仍，分析一下各種交涉，大體有以下幾類：

第一類：原已存在的矛盾和衝突有發展，如中蘇、中印關係中的邊境衝突等

1.中蘇交涉

文革開始後，1967年6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觀察家文章：「中國的大革命和蘇聯的大悲劇」，內稱：「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吸取了蘇聯出現復辟的嚴重歷史教訓。」[7-22]莫斯科的中國駐蘇大使館因宣傳櫥窗等問題不時遭到蘇聯人員的衝擊。中共對蘇共的關係沒有任何鬆動，而幾乎是遇事就鬥。例如1966年5月10日中國共青團中央拒絕出席蘇共青團十五大。又如中國和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相互表示極大憤慨或提出強烈抗議和嚴重警告，交涉的問題有：蘇援越物資過境；製造「兩個中國」；蘇在中國港口進行間諜活動；以及蘇侵捷後，蘇駐捷軍隊進入中國駐捷使館，向使館上空開槍；和蘇入侵中國領空等問題。[7-23]

2.中印交涉

中國和印度關係在達賴叛逃和中印發生邊界糾紛後已經很緊張，相互為邊境摩擦等大打照會戰。在邊境衝突中，中國往往把俘獲的印方士兵等交還印度，另在照會中羞辱印度。1966年中國多次向印度提出強烈抗議，稱印度「利用西藏反華、干涉中國內政」和「迫害華僑」，並拒絕印度多次來照會對中國提出的抗議。照會的語言也很激烈：如1月2日照會稱：「印度政府這樣做，同它在中印邊界和中國－錫金邊界的不斷入侵挑釁活動是相配合相呼應的，都是為了向美帝國主義及其合夥者邀功請賞。」[7-24]

第二類：由於一些國家發生政變或因其他原因，對中國改而實行不友好的政策，如印尼和一些非洲建交國家

1.同印尼走向斷交

印尼1965年9月30日政變以後的政府，採取反共反華政策，對華關係急劇惡化。自1966年1月起，印尼不斷發生襲擊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商贊處、總領館、武官處、大使館宿舍、新華分社，駐馬辰、望加錫、棉蘭領館，宣佈暫時關閉我新華分社，限制我三領事館活動，劫持我人員等事件，並對在印尼的華僑實行排擠打擊。中國政府對此做出了強烈的反應：1966年1、3、4月強烈抗議5次；2、3、4月，最強烈抗議11次；1967年1月強烈抗議3次；4月16日最緊急、最強烈抗議；4月2日口頭抗議，12日表示極大憤慨。5月11日《人民日報》駁斥印尼副總理對我攻擊，18日照會駁斥印尼抵賴反華。[7-25]

1967年1月互相驅逐對方的武官；[7-26]4月18日中國停止在印尼援建的紡織廠，撤回專家。[7-27]4月23日最強烈抗議劫持我總領事徐仁。[7-28]4月24日印尼政府宣佈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和徐仁總領事為不受歡迎的人；中國亦宣佈印尼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巴倫和參贊蘇瑪爾諾為不受歡迎的人，並限於4月30日24時以前離境。[7-29]4月26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最堅決、最強烈地抗議印尼政府反華暴行」。27日，北京舉行10萬人集會，擁護中國政府聲明。從24日到28日，共有60多萬人到印尼駐華大使館門前示威遊行。[7-30]遊行過程中，群眾砸了印尼大使館的大門，成為文革中「三砸」外國駐華使館的第一例。

4月30日姚登山和徐仁回到北京，為向印尼政府示威，除毛澤東和林彪外，中國政府和中央文革領導人全部出動，到機場迎接。

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繼續遭襲擊。中方報復，8月5日北外紅旗造反團砸了印尼駐華使館。9月14到25日雙方政府再次宣佈對方臨時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10月1日，中國駐雅加達大使館再次受到上千暴徒襲擊，中國外交人員被圍攻和毒打，9人受重傷。中國大使館的各種設備、通訊器材、傢具和文件檔案、汽車被搶劫、砸毀和焚燒。中國國旗也被扯下焚毀。對此，中國政府當天就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7-31]10月7日周恩來致電駐印尼使館全體人員慰問，稱他們「不愧為祖國的英雄兒女，不愧為毛主席的紅色外交戰士」。[7-32]

10月9日和23日印尼宣佈關閉其駐華大使館，同時要求中國政府在10月30日前關閉中國駐印尼大使館以及駐雅加達和棉蘭等地的領事館。10月27日中國政府聲明強烈抗議印尼中斷兩國外交關係的行為。以後羅馬尼亞全面代管中國在印尼的權益。[7-33]

2.在一些非洲國家也發生類似的問題。

1966年10月20日加納外交部宣布中斷與中國的外交關係。[7-34]

1967年7月1日中國向肯尼亞提出最強烈抗議，因肯尼亞宣布中國駐肯臨時代辦李頡為不受歡迎的人。中國同時宣布肯尼亞駐華臨時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離開中國。此事起因於中國大使館發送宣傳品和毛澤東像章。[7-35]在此以前，肯尼亞執政黨肯尼亞非洲民族聯盟在1965年7月曾建議與中國斷絕外交關系，稱中國在內羅畢的大使館已成為顛覆活動的中心。政府未採納這個建議，但取消了周恩來總理原定於1966年對內羅畢的訪問計劃。並於1966年4月，解除了親華的副總理奧干達・奧廷加的職務。[7-36]

第三類：宣傳毛澤東思想而引起的糾紛

宣傳毛澤東思想引起的糾紛在許多國家發生，如蒙古、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錫蘭、阿爾及利亞、瑞典和瑞士，引起了中國與這些國家政府間的交涉。中國外交人員、新華分社人員、留學生和華人華僑為此在很多國家受到毆打、扣押，或被驅逐。

1967年5月27日中國政府對蒙古人民共和國發表聲明，最強烈抗議蒙古修正主義領導集團毆打扣壓中國外交人員、新華分社人員和華僑。[7-37]8月10日最強烈抗議蒙駐華使館人員將毛澤東像踩在腳下，當事人被驅逐出境。[7-38]

1967年6月保加利亞政府宣佈3名留學生為不受歡迎的人，10日中國對保加利亞提出強烈抗議，並最強烈抗議保加利亞領導人攻擊毛澤東。[7-39]

1967年7月27日中國照會捷克斯洛伐克，強烈抗議捷克表示不再接收我留學生，照會還使用了「捷修領導集團公開點名攻擊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這樣的詞句。[7-40]

1967年8月錫蘭海關攔截一艘中國船，查出一箱被禁的毛澤東像章，8月15日中國照會錫蘭政府提出抗議，稱這是錫蘭政府兩年多來一再與反華勢力勾結的繼續和發展。[7-41]

類似的事件還在阿爾及尼亞、瑞典和瑞士發生過。[7-42]特別需要提出來的是中國因此同近鄰友好國家發生的糾紛。以下著重介紹尼泊爾、緬甸和柬埔寨的關係，以及影響很大的留學生紅場事件和香港鬥爭的情況。

中國與尼泊爾

尼泊爾王國同中國有1,414公里的共同邊界。中尼兩國於1955年建交，關係一直是友好的。1956年和1960年周恩來總理兩次訪問尼泊爾，尼泊爾首相柯伊拉臘1965年訪問中國，國王比蘭德拉亦於1961年來中國訪問。1960年兩國簽訂了邊界問題協定並訂立和平友好條約。自1956年兩國政府簽訂經濟援助協定後，中國向尼泊爾提供了多項無償援助，其中包括修建加德滿都至科達里公路以及修建水電站和水利灌溉工程等。[7-43]但是文革開始後，中國在尼的外交和技術人員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引起尼泊爾政府的警惕。1967年7月初，尼泊爾政府限制戴毛主席像章和出售《毛主席語錄》，搜查了尼中友協；中國在尼的圖片展覽館被破壞。新華社報導後，尼方提出抗議。7月21日中國照會尼泊爾外交部，表示斷然拒絕尼泊爾提出的抗議，並要求尼政府制止反華活動。[7-44]尼方為圖片展覽館事件曾向中國表示道歉，對中國受傷受侮人員表示慰問。尼泊爾並申明它珍視兩國友誼，不允許損害兩國關係的事件在尼泊爾土地上發生。但是，由於康生強調「不怕斷交，堅決鬥爭」，中國仍堅決鬥爭，又向尼提出強烈抗議，並指責尼泊爾同印度和美國勾結。[7-45]8月初，尼泊爾要求中國撤走部分駐尼使館人員。[7-46]

中國與緬甸

宣傳毛澤東思想也激化了中國同緬甸的矛盾。

中國和緬甸1950年建交，到1966年關係友好。兩國領導人頻繁互訪。兩國簽訂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中緬邊界條約等（1961年10月）。[7-47]這是新中國同鄰國首次圓滿地解決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兩國官方友好的同時，中共也支持造反的緬共。文革前，中國曾向緬領導人表明中國的立場，並聲明支持緬政府與緬共會談，中國不干涉緬內政。緬甸政府在維持同中國友好的同時也發展同美國、蘇聯和印度等國家的關係。

中緬關係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長期受中共支持的緬共白象派於1966年夏搞起它自己的「文化大革命」。而中國大使館在國內文革的影響下，加強毛澤東思想宣傳，同駐仰光的新華分社一起成了宣傳中心，散發毛澤東像章和其他表現文化大革命和個人崇拜的東西。有些中國學生，得到使館的鼓勵，不顧緬甸政府的禁令，在課堂裏也佩戴毛主席像章。緬甸政府對中國疑慮加深。從1967年6月22日起在仰光發生的反華騷亂越來越厲害。緬甸政府下令禁止華僑學生佩戴毛澤東像章，開除華僑學生，封閉僑校，後又組織數千人襲擊華僑學校、新華社、武官處、經濟參贊處及使館本部，打死幾十名華僑、一名專家，打傷多人。中國政府做出強烈反應。6月28日、29日和7月4日，中國政府提交照會和發表聲明，提出最緊急最強烈的抗議，要求緬甸政府制止對中國人和中國機構的襲擊，並要求賠償和懲辦兇手，並決定不再派回大使。6月29日，北京舉行了20多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抗議緬甸反華暴行。雙方鬥爭不斷升級。

7月4日中央文革召集文藝界在午門開會。關鋒和戚本禹得知毛澤東同意提「打倒奈溫」的口號，在會上說：為什麼不可以喊「打倒奈溫」。[7-48]這一來，群眾中口號也加碼，「打倒奈溫」、「絞死奈溫」、「油炸奈溫」都出來了。連續數日北京上百萬群眾到緬甸駐華使館門前示威。遊行示威中，有人用磚頭砸了緬甸駐華大使館。同日，緬甸政府向中國提交備忘錄，要求中國制止反緬遊行示威。緬甸一些城市也發生反華遊行示威。中國政府在致緬甸政府的備忘錄中拒絕了緬方的要求，並且要求緬甸政府立即撤去緬甸軍隊對中國大使館和華僑居住地區的包圍，立即實現中國政府的各項要求。[7-49]

這時，中緬兩國報紙上和廣播中也出現了指責對方國家的文章。中國允許緬甸共產黨在華領導人公開活動，並公開表示支持緬共領導的武裝鬥爭。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攻擊緬甸政府「反動」，是「法西斯」、「反革命」，並稱：「廣大的緬甸人民與緬甸統治集團的矛盾日益尖銳，緬甸一再發生工人和學生罷工罷課，緬共領導的革命武裝鬥爭，克服無數困難之後現在勝利發展。特別是去年，人民革命武裝力量更加強大⋯⋯緬甸的民族民主革命已向前推進了新的重要的一步」。[7-50]7月1日，新華社廣播了緬甸共產黨（白象派）6月28日發表的聲明。這種公然支持一個建交國家反政府的共產黨的做法當然不會有助於緬甸反華形勢的緩解，反華事件有增無已。

中國與柬埔寨

1955年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同西哈努克親王首次會晤。次年，西哈努克親王和周總理進行了互訪，中國讚賞並支持柬王國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反美政策。1958年中柬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960年兩國簽訂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從1956年起中國就向柬埔寨提供經濟援助，中國援建的項目有造紙廠、廣播電臺、森林公路等。根據兩國於1963年簽訂的航空運輸協定，兩國於1964年5月正式通航。1964-1965年兩國還簽訂了關於中國向柬埔寨提供軍事物資和裝備的議定書。[7-51]這是中柬兩國關係密切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60年代中期，中國在柬埔寨的情況也很微妙。中國支持西哈努克反美，同時也支持紅色高棉，而紅色高棉在好幾個省造反。當時在金邊的學校、報紙不少是華人辦的，並得到中國的經費支持。西哈努克雖同中國很友好，但他私下表示不喜歡文革。1967年3月12日西哈努克曾說文革是錯誤的政策，紅衛兵給大陸中國帶來的不是欽佩而是輕視。[7-52]而在柬的中國技術專家，在文革的影響，干預到柬內政。1967年9月，西哈努克指責中國人企圖把「柬埔寨青年變成使柬人民信奉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信徒的馴服工具」。[7-53]

1967年5月，西哈努克組成新政府後，就曾指責共產黨在柬的學校、大學和華人辦的報紙搞顛覆。柬多家報紙附和，號召人們警惕中國人通過黑市操縱柬經濟，並提出反對中國學校教授毛澤東思想。還有兩家報紙報導了中國的情況不好，其他報紙則暗示中國直接插手了柬政治動蕩。之後，柬政府對中國學校採取措施，對課程進行控制，另外也對黑市加強干預，並將兩名中國人驅逐出境。柬政府對一些省份的造反採取恩威並施的策略，6月17日宣佈一些省份的造反已被制止。對外，西哈努克致函葛羅米科表示感謝，稱蘇聯是第一個承認和尊重柬現有邊界的社會主義國家。[7-54]

中國則在5月30日通過金邊電臺廣播了中國大使館發表在左派報紙La Nouvelle Deprechi上的一封公開信，內稱：「崇敬毛主席是每個中國人的權利」；駁斥關於大使館資助介紹中國大陸的出版物是顛覆的說法；還說真正顛覆柬埔寨的是一小撮代表美帝的蔣介石殘餘分子。[7-55]

1967年8月15日柬外交大臣富里薩拉到達北京訪問。17日周恩來總理接見了富里薩拉和其他柬埔寨客人，陳毅外長參加了接見。[7-56]這時雙方政府才直接就金邊的文革宣傳問題交換了意見。據西哈努克說，周恩來請富里薩拉要求西哈努克親王允許在柬華僑有熱愛毛主席、愛社會主義、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這一請求使西哈努克感到「驚異」，因為這與周過去的態度迥然不同，等於「授權我們的中國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間進行顛覆活動」。西哈努克對周的要求反應很不高興。[7-57]不過，富里薩拉離開北京前，周恩來和陳毅又同他見了一次，著重重申中國堅持不干涉柬埔寨內政。從而，阻止了中柬關係的惡化。[7-58]周恩來的這一微妙變化發生在王力「8・7講話」引起外交部內的大動亂及其後塵埃落定的背景之下。但在當時，柬埔寨的華人宣傳活動並沒有停止。9月1日西哈努克不得不下令取消所有的友好協會，其目的在於解散搗亂的柬中友協。他還下令解散所有的記者協會，警告新聞工作者不要為「外國的意識形態服務」。9月4日，北京的中柬友協打電報給已經被取消的柬中友協，要其與「反動派」鬥爭。西哈努克認為這份電報是對一個主權國家內政的不可容忍的干涉，並於9月13日宣佈撤回其駐華大使館的全體人員。後經周恩來親自做工作，才避免了西哈努克親王實行這一決定。[7-59]

紅場事件

196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決定召回出國留學生參加文化大革命，又引發多起事端。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是旅歐留學生的莫斯科紅場事件及一系列連鎖反應，是文革中的一件外交大事。

1967年1月24日，65名留法學生和4名留芬蘭學生回國途經莫斯科，他們是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停止學業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他們中多數認為，文革的目的是反修防修，此時去瞻仰列寧墓有特殊意義。於是決定25日去紅場，向列寧和斯大林敬獻花圈。他們知道當時中蘇關係已嚴重惡化：1966年1月蘇派大兵進駐蒙古，2月中國拒絕參加蘇共二十三大；10月，蘇聯單方面決定中國全體留蘇學生休學，並限令在當月內離蘇；12月，勃烈日涅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點名批判毛澤東等。留學生們這樣做是仿效紅衛兵，他們很清楚紅衛兵在國外被視為洪水猛獸，也知道他們在這種背景下去紅場，而且還要獻一個花圈給蘇共否定了的斯大林，肯定會出事。但他們認為，既然要「革命」，就不怕出事，不回避鬥爭。因此，在列寧墓前排方隊時，就讓女同學和身體弱的男同學站在隊伍中間，高大強壯的男同學站在外圈。

行動前，留學生向使館代辦安致遠彙報了他們的決定。安立即向國內報告，外交部很快回電批准了留學生的行動計劃。1月25日午飯後，留學生從使館出發。同時，使館用電話通知了蘇聯外交部。到達紅場，他們在一名蘇軍少校的帶領下，抬著兩個花圈，列隊進入紅場。警官把他們插進已在排隊等候參觀者的行列。這時，蘇警官不許他們把獻給斯大林的花圈抬上列寧墓，而放在陵墓一側的小道上。

他們向列寧墓獻了花圈，默哀了還不到一分鐘，蘇警官就喊：「夠了，夠了。」學生們不理，按計劃要朗讀兩段毛主席語錄，還要唱國際歌。一個學生走出隊列領讀，喊了一聲：「請打開《毛主席語錄》第22頁。」嘩的一聲，每個人都捧起了小紅書。領讀者唸道：「我們偉大的領袖⋯⋯」這時，兩個軍警衝上來，一左一右架起他就走，嚷道：「紅場是個嚴肅的地方，不許大聲喧嘩！」使館的領隊和翻譯隨即上前與蘇軍少校交涉。同時，隊伍裏又走出一個學生領讀起來：

「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並且將必然取得勝利。

「斯大林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實朋友。中國人民對於斯大林的敬愛，對於蘇聯的友誼是完全出於誠意的，任何人的挑撥離間，造謠誣衊，到底都沒有用處。」

這兩段語錄都是針對當時蘇聯領導的。蘇軍少校氣得關上了列寧墓的大門，大批軍警和學生們身後的便衣也蜂擁而上，要衝散學生的隊伍，60多名學生就手挽手，放開喉嚨唱《國際歌》。蘇聯軍警氣得把一個小個子的同學架到紅場中間，又打又踢。其他同學衝上去營救，隊伍散了。使館陪同人員、新華社記者和翻譯被分割包圍；同時三四個蘇聯人對付一個學生，拳打腳踢。有的女同學被抓起來扔進雪堆裏。很多學生被打得鼻青臉腫，甚至傷筋斷骨。地上散落著同學們的眼鏡、圍巾、帽子和鞋。動得了的學生還高呼：「打倒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列寧主義萬歲！」還有的互相攙扶著，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69個人全遭毒打，30多人受傷，9人重傷。約半小時後，不少記者和市民聞訊趕來。一個蘇聯老人喊道：「不要打他們，他們是學生！」有些蘇聯人幫助學生撤出包圍圈。學生們撤出紅場，當他們乘坐的大轎車經過鬧市時，他們還打開車窗，拼命高喊「打倒蘇修！」等口號。

1月26日，60名受輕傷或無傷的學生乘火車，重傷學生乘飛機回國。使館給每人胸前戴上大紅花，敲鑼打鼓地送行。蘇方則派摩托車隊和警車押送。在車站，已有各國記者多人照相、錄音。學生們仍是手捧小紅書，不顧蘇聯警察制止，高聲唸在紅場唸的語錄，唱國際歌，喊口號。

列車掛的是蘇聯餐車，學生們發現每個餐桌上都放著中文的反華小冊子《關於中國的事件》等，學生們派出代表向蘇聯列車長交涉，要求立即撤掉這些小冊子。下一頓吃飯去時發現不但沒撤，還增加了。他們又提出強烈抗議。蘇聯列車長說：「要知道，你們是在蘇聯的領土上。再這樣下去，就不給你們飯吃！」於是，學生們決定在毛澤東像前宣誓絕食。連同9名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專家和全體中國乘務員，此後再沒有上過餐車。

這時候，在國內，周恩來總理給留學生們致電慰問，外交部1月26日照會蘇聯駐華大使館，對蘇聯修正主義統治集團的「法西斯暴行」提出「最最強烈的抗議」。照會中還說：「蘇聯人民一定會起來造修正主義頭子的反，罷他們的官，奪他們的權，粉碎修正主義的統治。」《人民日報》社論謾罵蘇聯領導人是「骯髒的蘇聯修正主義豬玀」。

2月1日下午留學生們乘坐的列車抵達北京，陳毅副總理兼外長代表中共中央到車站迎接，和留學生們一一握手。在車站上舉行歡迎儀式，給每個學生左臂上套一個「反修紅衛兵」的紅袖章。陳毅還親自指揮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7-60]

事情發生後，中蘇雙方鬥爭不斷升級。外交部提出的處理意見是在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舉行反蘇示威遊行，得到批准。2月11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有10萬人參加的「歡迎我國留學生聲討蘇修法西斯罪行大會」，周恩來親自主持大會，陳伯達等領導人出席。會後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部署下，北京日以繼夜地連續在蘇聯大使館門外遊行示威，使得蘇聯大使館不得安寧。中國輿論稱參加示威的人有一百多萬，創下了北京遊行示威的記錄。

三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留學生如今已經年過半百，認識到「當時的偏激和幼稚」，「1.25莫斯科紅場流血事件本來就不該發生」。[7-61]田木回憶，陳毅到車站接留學生時，他站在陳毅身邊，「看到陳毅顯得很疲憊，當在場群眾高呼『火燒勃烈日涅夫』、『油炸柯西金』等時髦口號時，陳老總十分木然，毫無表情。只有一個口號例外，那就是喊到『毛主席萬歲』時，他舉起右手，與群眾齊呼。」[7-62]這很能反映陳毅的心態，也是當時許多人無奈的心境。

這個案件發生在外交部一月奪權之後，剛剛開始實行業務監督。蘇歐司當時的業務監督回憶說，討論此案過程中，個別中層幹部主張要堅持鬥爭，到克里姆林宮去貼大字報。不過多數人認為表示義憤可以，但是搞外交，只有抗議、發表聲明的手段，去貼大字報就會涉及人家的主權。主管蘇歐司的喬冠華副部長亦表示同意照會抗議和發表聲明。這個案件陳毅外長親自過問，外交部辦案人員到中南海陳毅外長辦公室研究時，陳毅同意抗議等措施，同時還講了許多話，平息當時的過激情緒。陳毅提出的關鍵的一點是：那是在蘇聯領土上，是侵犯它的主權。我們也不會容忍別的國家到天安門來喊反對我們的口號嘛。這樣，除政府抗議外，在北京搞了一些群眾活動後，事態沒有進一步發展。

1971年林彪事件後，周恩來總理有一次談到紅場事件時說，那是在國內極左思潮影響下發生的錯誤事件。責任不在娃娃們，但應該從中吸取教訓。

連鎖反應

可是，在1967年，紅場事件引起滯留歐洲的中國學生的共鳴。1月27日晚，中國留法學生到蘇聯駐法國大使館門前示威抗議。法國出動大批軍警，毆打拘捕了一些中國留學生。為此，北京群眾連續5天在法國駐中國大使館門前示威抗議，在使館院牆上刷了「砸爛戴高樂的狗頭！」等大幅標語。在北京，法國使館商務參贊駕車撞傷示威群眾，中法雙方互相交涉、抗議。法國輿論譁然，法國國內提出斷交、召回大使等，法國當局也採取了一些報復行動。中法間的摩擦不斷增加，兩國關係一度緊張。不過法國總統戴高樂從大局出發，做冷處理，兩國正常關係得以維持。[7-63]

世界風潮

1968年法國發生「五月風暴」，以巴黎大學為中心的學生運動與全法國工人罷工浪潮結合，同法國警察發生大規模流血衝突。這次學運中不乏信奉「毛主義」的極左組織。騷亂還波及歐洲其他一些國家和北美，美國一些大學校園裏也發生學生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這些激進運動的發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中國文化大革命宣傳和紀念南美洲游擊戰爭英雄、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人格瓦拉的影響。中國輿論對於法國和歐洲、北美群眾運動給予熱烈的支持並譴責有關國家政府所採取的鎮壓政策。竭力宣傳這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影響」、「世界革命大好形勢的突出標誌」。5月21日北京50萬工人、紅衛兵和群眾遊行示威，北京市工代會、農代會、大專院校紅代會、中學紅代會聯合發表聲明表示聲援。這個「堅決支持法國工人和學生革命鬥爭的聲明」稱：歐洲、北美進步學生運動正在同工人運動相結合，顯示出巨大力量，這些地區人民運動的興起，震撼了以美國為首的各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法國學生和工人的鬥爭，是巴黎公社革命傳統在20世紀60年代的繼續。第二天，北京又舉行了有70多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上海、天津、瀋陽、南京、武漢等城市也舉行了遊行示威。新華社以「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鼓舞世界革命人民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為題報導了西歐北美群眾鬥爭的情況。23日和24日全國各大城市都舉行了遊行示威活動。據稱，4天時間有1,700萬人參加了遊行示威。[7-64]這些都反映了當時中共領導對形勢的估計。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在部內說：法國這次學運具有中國「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

法國當局曾為中國報導中對法國使用「反動統治集團」、「血腥鎮壓」等措辭進行交涉。以後又採取中止中國宣傳品的出售和散發等措施。在巴黎則發生了毆打中國使館人員，砸爛使館新聞櫥窗和使館銅牌等事件。不過，由於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後，中國政府在外交行為上已開始有點冷靜下來，考慮維護兩國正常關係，雙方都從大局出發，事態沒有進一步發展。[7-65]

香港鬥爭

回歸前的香港一直是中英關係中的敏感問題，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香港左派群眾反英情緒激烈，一次普通的勞資糾紛引發出一場嚴重的鬥爭。

1967年5月6日，九龍新蒲崗人造塑膠花工廠工人因勞資糾紛而罷工，並與前來干預的警察發生衝突；警察還拘捕了到香港政府去抗議的該廠工會主席和工人代表。香港左派人士於是起來聲援工人，他們仿效內地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手持《毛主席語錄》，列隊走上街頭，到港督府去抗議示威，要求港督接受他們的抗議，並且在港督府牆上貼滿了大字報。這些示威群眾受到防暴警察的襲擊，許多人受傷，一些人被捕。中國政府駐港領導機關的港澳工作委員會（簡稱「港澳工委」）認為，不能善罷甘休，必須堅持鬥爭。於是，左派報紙發表煽動性報導，中國銀行把大喇叭安裝在其大廈頂上，進行反對港英當局的廣播。工委則繼續組織群眾去港督府抗議，香港當局做好了準備，示威者上街後遭防暴警察毒打，許多人被打傷，形勢十分不利。工委還主張以「硬」對「硬」，問題提到了北京。

北京的輿論反應強烈。報紙熱烈支持香港工人的鬥爭，強烈抨擊港英當局鎮壓群眾的血腥暴行。5月12日，主管香港工作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下屬的「港澳組」會同外交部西歐司研究對策，決定堅決把這場鬥爭搞到底。外交部根據會議決定，擬定了聲明，除向英國提出「最緊急最強烈」的抗議外，還要求：港英當局必須承認錯誤；嚴懲血腥鎮壓的主要責任者；向被害群眾賠禮道歉，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按照中國對蘇聯和對印尼鬥爭的規格，建議從遞交抗議照會之日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組織100萬人在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舉行一次十萬人的群眾大會，聲援香港愛國同胞的鬥爭。建議和聲明稿上報中央，得到周恩來總理批准。

5月15日，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面交外交部聲明。同日起，大批群眾連續三天日夜在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5月18日，北京市委舉行各界人士支持香港鬥爭的十萬人大會。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出席了大會。副總理兼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在會上發表講話。謝富治除譴責港英當局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聲明中的幾條要求外，還宣佈：「香港同胞學習、宣傳、運用和捍衛毛澤東思想是他們絕對的、神聖的、不可侵犯的權利。香港英國當局沒有任何權利干預。」

這一來，香港左派更加起勁。5月中旬以後，香港工委繼續組織左翼工會工人和中資機構人員上街，去港督府抗議。英方寸步不讓，繼續用防暴警察對付示威者，被打傷和逮捕的人數與日俱增。

周恩來的兩難境地

從此一直到8月下旬，這場鬥爭成為媒體報道評論的重點，《人民日報》幾乎每天有大幅報道。但是在內部，鬥爭方案的形成、實施的過程存在著曲折反覆。

周恩來總理直接領導著這場鬥爭，他多次召集會議，研究對策。出席會議的有陳毅、廖承志、羅貴波以及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和西歐司有關人員，以及從香港前線召回的港澳工委的成員。這件案子很棘手，一方面，香港群眾起來鬥爭，特別是鬥爭被賦予香港愛國同胞反對英帝國主義和學習毛澤東思想這樣的政治意義，國內必須支持。周恩來明確提出，鬥爭一定要勝利。另一方面，周清楚地知道中央對香港長期利用的方針，以及香港和內地經濟的密切聯繫，鬥爭必須適度。周對於照搬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做法提出批評。他說：在香港這樣的地方進行鬥爭，不能照搬國內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尤其是把大喇叭安在中國銀行的大樓上，簡直是滑稽。那裏又不是我們內地，那樣做不是故意向人家挑釁嗎！人家怎麼能容忍呢？他命令立刻通知香港的人把它拆掉。關於群眾到港督府貼大字報被毒打，周說，要研究如何打勝這場鬥爭。他估計這件事一時完不了，決定成立一個港澳辦公室（簡稱港辦）對當地進行領導。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被指定為港辦負責人，港辦設在外交部東交民巷（當時叫「反帝路」）30號內新二樓。港辦成員主要是外交部西歐司和外辦港澳組的工作人員，外交部部業務監督小組和西歐司業務監督小組各派一人參加。中共中央調查部、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單位也派專人同港辦保持聯繫。為了協助羅貴波工作，又調來外交部部長助理宦鄉，因為宦鄉曾任駐英代辦多年，對英國和香港情況都很熟悉。

研究鬥爭方案時，宦鄉說，要求香港當局承認錯誤，嚴懲肇事者等等，等於要英國在這個問題上無條件投降，如果不對英施加「全面的綜合性的壓力」，是辦不到的。但是在香港問題上有些事情我們又不能做。他的意思是以外交部聲明中提出的要求為目標並不實際。當時討論到的可能施加的壓力，如減少內地對香港的生活必需品（如食品、飲水）的供應，受害者是香港老百姓。有人提出可以在邊境上或大鵬灣採取一些行動，聲援香港群眾。羅貴波否定了這樣的意見，認為外交部不宜提出有關軍事行動的建議。最後一致同意，以在香港發動群眾同港英鬥爭為主要鬥爭形式。

5月30日，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的會議室內召集會議討論上報的方案，參加者有陳毅、廖承志、國務院外辦人員、外交部港辦和港澳工委人員共三四十人。周恩來仔細看過與會者的名單後，馬上就批評「港澳工委」提出的一條建議。建議說香港防暴警察打人兇狠，群眾恨之入骨，要求中央批准他們在香港襲擊幾個警察站，殺他幾個最壞的警官，以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周恩來批評道：「什麼『殺一儆百』，簡直是荒唐！共產黨是搞政治鬥爭的不是搞暗殺。」這個建議被否定了。

工委擬定的方案要通過三個回合的罷工鬥爭，打垮港英，迫使港英接受中方要求。第一個回合：在6月10日左右開始，發動8萬到10萬人的罷工，以交通運輸工人為骨幹，目的是使香港、九龍的各種交通停頓，使香港陷於癱瘓。如港英不屈服，就發動第二階段罷工，人數將擴大到三、四十萬。最後，將發動香港、九龍、新界總罷工，使整個香港陷於癱瘓。周恩來對這個罷工計劃持懷疑態度。他不相信能夠達到二、三十萬人的規模。他曾親自領導過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對比之下，他指出，1925年香港有25萬人參加反對英帝國主義，罷工長達16個月，有20萬工人回到廣東省各地，從而使香港陷於癱瘓。但現在情況不同了，港英當局很容易找到人來代替罷工的工人，罷工者不能像當年那樣回到內地。香港經濟已經同國際經濟結成一體，要使它癱瘓、停頓，是不可能的。廖承志點頭同意。周恩來講話中幾次憂心忡忡地提到，「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周恩來顯然對這個方案並不滿意。外交部監督小組代表提出把方案拿回去修改後再報中央。周恩來說：不用了，方案留在這裏修改，工委來的人不要停留，馬上回去，先按照方案所說的辦。次日，工委的人全部返回廣州和香港。

「六三社論」

1967年6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對香港鬥爭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它的產生有一番曲折。

6月2日新華社記者常愈超給港辦的陳秀霞送來一份王力接見《人民日報》造反派的講話稿和一份《人民日報》根據講話稿寫的社論清樣。社論是根據王力講話起草的，調子極其激烈。社論標題為：「行動起來，粉碎港英的反動統治」，這簡直是一道號召香港居民推翻英國統治的動員令，同周恩來猶豫不決的態度顯然不同。

港辦人員看到社論清樣時，接到通知：總理接見。他們就帶著王力講話和社論清樣趕到中南海西花廳。陳毅、李先念、廖承志已先到。港辦人員到達後，廖承志、羅貴波等人請陳毅先談。陳毅說他不談，等一會兒總理要宣佈決定，他會來說服造反派。這個意思顯然是：上次會議後，周對香港鬥爭有了新的考慮，鬥爭或者降溫，或者不搞了。正猜測間，周恩來回來了。先在隔壁用午餐。港辦人員問外事秘書錢嘉棟有沒有看到《人民日報》社論清樣，總理是否知道王力講話。錢都說不知道，他向陳秀霞要了這兩份東西送進去。待周恩來來到會議室時，沒有落座，意外地宣佈他下午還有事，今天的會取消。

為什麼突然取消這次會，是否同社論清樣有關，不得而知。但是，第二天，6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了。頭版頭條，通欄大標題，佔了整整半版，內稱：

不管英帝國主義目前在香港多麼囂張，多麼猖狂，只要香港的愛國同胞進一步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結成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展開波瀾壯闊的反帝群眾運動，就能夠形成一座真正的銅牆鐵壁。這是英帝國主義所絕對打不破的。相反，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卻要在這座銅牆鐵壁面前碰得粉身碎骨！

⋯⋯

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著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

港九愛國同胞們，英勇地戰鬥吧！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祖國千百萬紅衛兵支持你們，億萬革命群眾支持你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七億中國人民，誓做香港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7-66]

這篇社論的標題比原稿緩和了一些，內容也有多處修改，紅衛兵式的「砸個稀巴爛」之類的言辭刪去了一些。不過總的精神還是號召加強鬥爭。周恩來事後曾說過，那篇社論是他改過的，但改得很不夠。

「六三社論」在香港造成了可能收回香港的假象。第一階段罷工在6月10日左右發動起來了，交通運輸、煤氣等行業帶頭，當地和內地報刊大加渲染。港英當局通過各種辦法破壞罷工，並毆打和逮捕工人。直到6月底，港英仍沒有退讓的跡象；而內部傳來工委的報告則說明罷工的規模很難維持，因為工人和他們的家屬的生活需要工會資助。工會財力有限，要求內地提供資助並以更多其他實際行動來支持罷工。財務上的支持由工委在廣州暫時解決了，但是北京還能有什麼行動，這時感到騎虎難下了。

「只此一遭，下不為例」

「六三社論」發表後，周曾經設想多種辦法，企圖克敵制勝。如派聯絡站代表到廣州爭取組成一個民間的「廣東各界人民支持香港同胞正義鬥爭委員會」，但由於廣東兩派群眾組織達不成一致而作罷。

周也考慮過軍事行動，讓總參搞一個沙盤作業。為此廣州軍區做了準備，把已經下鄉幫助農民夏收的部隊抽調回來；軍長帶著幾個師長到邊界勘察地形。

7月初，沙頭角中英邊界上的中國群眾示威聲援香港「反英抗暴鬥爭」。港英警察向群眾投擲催淚彈，落到了中方境內，邊防未採取強力措施。周對邊防有所批評。隨後，7月8日，武裝民兵按計劃越過邊界，襲擊對方警察所。雙方開火。但中方民兵退路被港英的火力封鎖。埋伏在中方一側的部隊只得用重機槍向港方射擊，掩護民兵撤退。港英5個警察被打死，中方死2人。次日周恩來召集港辦人員開會，聽取派赴沙頭角人員的口頭彙報，周對此次計劃的實施表示滿意。當港辦人員報告，沙頭角駐軍打算在這次勝利的基礎上，再組織民兵採取一次更大的行動時，周恩來回答說：「不行，只此一遭，下不為例。」

然後，他向港辦人員宣佈，他已就香港問題請示過毛主席，主席指示說：「香港還是那個樣子。」周解釋說香港現狀不變，即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不變。目前的鬥爭要適可而止，不要不斷升級，不要搞出一個武裝收回香港。他也沒有指示這場鬥爭如何收場，香港鬥爭遂處於自流狀態。

沙頭角事件後，周恩來很長一段時間無暇過問香港鬥爭。香港左派自發地採取了一種所謂「大擺炸彈陣」，即在香港公共場所放置炸彈，真真假假，製造事端。

最後通牒

中英互不相讓，鬥爭有增無已。這期間周恩來曾提到過可否考慮採用限時照會的鬥爭方式。

7月中旬，外交部新聞司宣佈限制英國路透社記者的行動自由，作為對香港當局限制駐港新華分社記者的報復。8月12日，中華全國記者協會發表聲明，抗議香港當局扣押香港一些報紙的人員。8月19日港辦上報一個文件，要照會英國政府提出最最強烈的抗議，要求香港當局在48小時內宣佈取消對三家報紙出版的禁令，並且釋放19名被關押的駐港記者，否則一切嚴重後果由英國政府承擔。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發出的第二個限時照會，即最後通牒。48小時限期到，英國如果不答應怎麼辦？中國當時的底牌是：如英國拒絕中國要求，中國將驅逐英國代辦處負責新聞工作的一個二秘。如此而已。周恩來批准了這個照會。

火燒英國代辦處

照會於8月20日下午遞交給英國，中國報紙上隨後公佈了。第二天舉行了有數萬人參加的聲援中國記者聲討港英當局的大會，北京市當時有一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聯絡站，由北京第一機床廠工人、北京外國語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十幾個單位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操縱下於7月間成立的。這個反帝反修聯絡站決定在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採取革命行動。[7-67]北京市革委會通知外交部，北京衛戍區派部隊到現場保護英國代辦處，並要外交部派人同他們一起向紅衛兵做工作，要紅衛兵遵守秩序。外交部禮賓司和西歐司都派人到現場，配合衛戍區的軍官工作。衛戍區在現場安裝了大喇叭，反覆廣播北京市革委會關於外事紀律的規定，要求示威者與英國代辦處的房屋保持一定距離。外交部趕緊報告周恩來總理，周立刻通知中央文革，要求中央文革出面干預。文革組長陳伯達出面，寫信要紅衛兵遵守秩序。陳伯達的信在現場反覆廣播，紅衛兵根本不聽。接近黃昏，48小時限期到，示威人群衝破衛戍區士兵組成的人牆，湧入代辦處，衝進辦公室，砸壞了室內所有的東西，並放火燒了房屋。

當天深夜，周恩來緊急召見外交部、北京衛戍區、北京外國語學院等紅衛兵代表，批評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不負責任的行動，批評外交部沒有盡到說服紅衛兵的責任。他說：受過一點教育的人都懂得，外國使團的辦公處是不能侵犯的，駐在國政府有保護外交人員人身安全的責任。他又責備外交部港辦不該提出這樣一個最後通牒式的照會，因為一個大國是不可能接受別人最後通牒的。還說那天晚上他實在太累了，沒有仔細考慮就批准了那個照會，這是他的責任。

火燒英國代辦處，是建國後最大的外交事件。它是群眾參與外交的登峰造極之舉。與此相關還有兩件事要交代一下：一是香港鬥爭的收場；另一是周恩來親臨現場解除紅衛兵對蘇聯大使館的包圍。

香港鬥爭的收場

火燒發生後，香港鬥爭不能不拐彎了。港辦否定了港澳工委還要對香港繼續搞真假炸彈、罷工加碼以及國慶前在香港海面搞漁船示威。港辦的文件由周總理批示同意後報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圈閱。在這種形勢下，港辦工作人員又和宦鄉商量（時羅貴波在阿爾巴尼亞訪問）建議請港澳工委領導人來京開會，打通思想，以便貫徹拐彎的指示。這個建議上報後也經周總理批准。香港赴京開會人員先在廣州集中，並開預備會議。他們大多仍然頭腦很熱，一時難以接受拐彎的指示。下面的鬥爭積極分子更是焦躁不安。有人多次寫信給周總理，反映港辦執行了右傾投降路線。周要他們的主要代表人來京，先由宦鄉同他談，未能說服；後來周恩來親自同他談了5個小時，他終於表示認識到自己錯了。

1967年港辦和港澳工委等有關人員集中在北京飯店，用了兩個月時間進行香港鬥爭總結。其間，周恩來3次接見與會人員。最後一次會，外交部政治部的軍代表韓立業也參加了。周恩來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就是要你們把頭腦冷靜下來。已經報告毛澤東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批准：在香港，不要搞真假炸彈，這對人民有害，對港英無用；不要上街遊行；不要罷工。由於香港領導鬥爭的主要人物都在北京，當地的鬥爭也就逐步降溫以至收場了。[7-68]

解除對蘇聯大使館的包圍

火燒英國代辦處之後，一批紅衛兵把蘇聯駐華大使館包圍了起來，情況十分緊急。仍然是什麼人勸說都沒有用，最後周恩來總理親自出面。他讓秘書周家鼎去找紅衛兵的總指揮，自己在東城後園恩寺電影院等候，此處靠近蘇聯大使館。以下是時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對此事的回憶：

總指揮終於找到了，誰也沒有想到，這總指揮竟然是個16歲的女孩子，紮著羊角辮，滿臉稚氣，透出一股聰明勁。她把隨身帶來的地圖鋪開，那是一張如何圍攻及如何撤退的路線圖，與周恩來侃侃而談，說既然可以火燒英國代辦處，為什麼不能圍攻蘇聯大使館，蘇聯反華，是修正主義，我們就是要反對他們等等。連周恩來都覺得這個女孩子嘴巴有點厲害。他耐心地聽完女孩子的意見後，便給她做思想工作，他先肯定女孩子要反修防修是對的，同時充分肯定蘇聯好的一面，指出用圍攻蘇聯使館這種辦法不對，希望他們趕快撤退。因周恩來在紅衛兵中威信很高，說話算數，女孩子馬上答應下令撤退。並且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走了。[7-69]

注釋

[7-1]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1957-196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11。

[7-2]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222。

[7-3]彭程、陳再道：《中國政局備忘錄》（長河編輯部編，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36。

[7-4]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68。

[7-5]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83。

[7-6]韋梅雅：〈《毛主席語錄》編發全程尋蹤〉，《炎黃春秋》，1993年8月號，頁18。

[7-7]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90-291和339-340。

[7-8]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91。

[7-9]《陳毅副總理接見駐外使領館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全體同志的講話記錄》（1967年3月15日），頁2。

[7-10]《陳毅副總理接見外交部部分同志談話記錄》（1967年3月1日），頁6。

[7-11]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54-55。

[7-12]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575-581。

[7-13]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51-52。

[7-14]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60。

[7-15]《當代中國外交》（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210。

[7-16]《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上），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00。

[7-17]詳見盧丹・里德：〈國際特快專列在邊陲小鎮被截〉，《炎黃春秋》，1993年9月號，頁88-93。

[7-18]參見朱霖：《大使夫人回憶錄：匈牙利、印尼、法國、美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頁143。

[7-19]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頁316-317。

[7-20]《當代中國外交》（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211。

[7-21]《當代中國外交》（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稱30個，頁209；參見Harish Kapur, The Awakening Giant: China’s Ascension in World Politics〔覺醒中的巨人〕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and Rockville [Maryland, USA.], Sijthhoff & Noordhoff, 1981), p. 266.

[7-22]《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上），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 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80。

[7-23]《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上），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12、11、376、380、382、417-418、421、425-426。

[7-24]1967年中印照會戰繼續不斷。

[7-25]《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7、42、49、57、65、74、78、80、80-81、81、86、90、90、94、95、97、103、103、104、106、116、126、207、221。

[7-26]《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21。

[7-27]《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00。

[7-28]《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65。

[7-29]《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66。

[7-30]《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67。

[7-31]《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24。

[7-32]《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26。

[7-33]《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31。

[7-34]《當代中國外交》，（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477。

[7-35]《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90；參見Melvin Gurtov,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 The China Quarterly, Nos. 10-12 (1969), p. 346.

[7-36]Kapur，《當代中國外交》（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稱30個，頁209；參見Harish Kapur, The Awakening Giant: China’s Ascension in World Politics〔覺醒中的巨人〕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and Rockville [Maryland, USA.], Sijthhoff & Noordhoff, 1981),頁260。

[7-37]《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 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78。

[7-38]《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10。

[7-39]《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83。

[7-40]《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02。

[7-41]新華社消息，1967年8月19日；Gurtov，《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90；參見Melvin Gurtov,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 The China Quarterly, Nos. 10-12 (1969)，頁346。

[7-42]《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 1957-196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11；Gurtov，《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 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90；參見Melvin Gurtov,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 The China Quarterly, Nos. 10-12 (1969), p. 346.

[7-43]《中國外交概覽》（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頁81-83。

[7-44]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98-299。

[7-45]《當代中國外交》，（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210。

[7-46]Gurtov，《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90；參見Melvin Gurtov,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 The China Quarterly, Nos. 10-12 (1969), p. 346.，頁346。

[7-47]參見《當代中國外交》，（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145-148；《中國外交概覽》，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61-62。

[7-48]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52、145。

[7-49]Gurtov，參見Melvin Gurtov,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 The China Quarterly, Nos. 10-12 (1969)，頁339-34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2卷（1957-1969），王泰平主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56；《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89。

[7-50]Gurtov，《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90；參見Melvin Gurtov,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 The China Quarterly, Nos. 10-12 (1969)，頁342-343。

[7-51]《中國外交概覽》，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59。

[7-52]參見Gurtov，《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90；參見Melvin Gurtov,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 The China Quarterly, Nos. 10-12 (1969)，頁344。

[7-53]Kapur，《當代中國外交》（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稱30個，頁209；參見Harish Kapur, The Awakening Giant: China’s Ascension in World Politics〔覺醒中的巨人〕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and Rockville [Maryland, USA.], Sijthhoff & Noordhoff, 1981)，頁265-266。

[7-54]Gurtov，《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 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90；參見Melvin Gurtov,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 The China Quarterly, Nos. 10-12 (1969)，頁345-346。

[7-55]Gurtov，《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 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90；參見Melvin Gurtov,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 The China Quarterly, Nos. 10-12 (1969),頁345。

[7-56]《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上），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13。

[7-57]西哈努克親王1967年9月12日講話，載於《1967年西哈努克講話》（金邊，情報部，1968），頁695。

[7-58]參見Gurtov，《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90；參見Melvin Gurtov,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 The China Quarterly, Nos. 10-12 (1969)，頁350。

[7-59]參見Gurtov，《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 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290；參見Melvin Gurtov, “The Foreign Ministry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 The China Quarterly, Nos. 10-12 (1969)，頁351。

[7-60]詳見楊贊賢：〈中國留學生莫斯科紅場流血記〉，《百年潮》，1998年第3期，頁30-33；另見田木：〈1.25紅場事件始末〉，《環球文萃》，1996年1月28日。

[7-61]楊贊賢，詳見楊贊賢：〈中國留學生莫斯科紅場流血記〉，《百年潮》，1998年第3期，頁30-33；另見田木：〈1.25紅場事件始末〉，《環球文萃》，1996年1月28日。，頁33。

[7-62]田木，張錫昌，以上除明出處者外，詳見冉隆勃、馬繼森：《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7-63]張錫昌：〈中法篇——別具一格的建交方針〉，載於張錫昌等：《峰巒迭起——共和國第三次建交高潮》（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5-86。

[7-64]詳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2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92。

[7-65]張錫昌，以上除明出處者外，詳見冉隆勃、馬繼森：《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頁87。

[7-66]《人民日報》，1967年6月3日頭版。

[7-67]司任：〈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奪權動亂——姚登山一席談〉，《炎黃春秋》，1993年第11期，頁66-67。

[7-68]以上除明出處者外，詳見冉隆勃、馬繼森：《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7-69]童小鵬：《風雨四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419-420。

8

八月大亂

1967年6、7月份，聯絡站第三次整風，核心組一些成員因參與反對周恩來和壓制「總部」和「攀險峰」受到不少批評。「打倒陳毅」的口號，嚷了幾個月，沒有進展。外交部運動處於膠著狀態。不過，周恩來已經批准在8月份安排一系列批判陳毅的大會和小會。

8月初，北外紅旗造反團和六一六兵團等在外交部反帝路30號門前的街心花園裏安營紮寨，要揪陳毅。大喇叭成天對著外交部喊叫；有時還企圖衝進外交部副部長們辦公的反帝路15號。外交部的一些激進派支持他們，而大多數人對這種做法不以為然，不感興趣。正是在這個時候，中央文革直接插手外交部的運動，造成外交部大亂。起因是兩次講話：第一次是8月4日關鋒和戚本禹對姚登山的講話，這次講話又引出另一次關鍵性的王力八七講話。

總部告狀

前一章提到的香港鬥爭8月份也正如火如荼。8月4日，北京召開「首都新聞界、電影界支持香港同胞抗暴鬥爭大會」。中央文革成員關鋒和戚本禹出席大會，姚登山也出席了大會，都在主席臺上。開會前，戚本禹找姚登山說：外交部運動情況怎麼樣？我們中央文革曾保過陳毅，他如不翻案，早就過關了。可他要翻案，又說要下來接受群眾批判，但幾個月過去了，為什麼還不下來呢？革命小將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是革命行動，大方向是正確的。衝外交部15號是方法問題，要看大方向。今後的希望就寄託在革命小將身上了，等等。關鋒說：外交部在處理緬甸人民武裝鬥爭問題上，尤其是毛主席指示以後，還是怕；在處理蒙古駐華使館招待會發消息和迎接從緬甸回國的新聞工作者的口號問題上都是怕，是右的表現，等等。姚登山說：這些情況我都不知道，我回去向外交部傳達。[8-1]

關鋒和戚本禹是中央文革中比較年輕的成員，到處指手畫腳。

姚登山原為駐印尼使館代辦，因領導抗擊印尼對使館的襲擊，和總領事徐仁同時被印尼政府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前一章提到，他們兩人於1967年4月30日回到北京，受到隆重歡迎。姚登山為什麼會參加8月4日的這次大會呢？這就要介紹一下姚登山當時的特殊地位。

當時使領館回國人員都按照自己的歸屬在外交部老部參加文革。姚登山在駐印尼使館，作為當權派，接受該館戰鬥隊領導和審查。但是，他和別人不一樣。首先，他有「紅色外交戰士」稱號。回國的第二天是五一節，周恩來安排他登上天安門，受到毛澤東接見。他和毛澤東、江青的大幅合影刊登在次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使他頓時全國知名。那時其他大使、參贊、代辦回國，都處在被審查批鬥的地位，他因為這些特殊榮譽，印尼使館沒有人批鬥他；相反，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還吸收他為名譽成員。第二，建國前，姚在部隊任團政委。他曾經歷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作戰英勇。1950年起曾先後在駐丹麥、芬蘭和斯里蘭卡使館任職，是有經驗的高級外交官。印尼「9・30政變」之後，政府反華，多次襲擊中國駐印尼使館和其他機構。周恩來決定派一名有打仗經驗的幹部到印尼並點名讓姚登山去。姚鬥爭堅決，不辱使命。回國後，周恩來讓他給大專院校學生做抗暴鬥爭的報告。外交部受到學生衝擊時，周也派姚代表他到現場去做工作。周大概以為可利用學生崇拜英雄的心理，讓姚影響學生。其實，學生也不聽姚登山的話。5月13日北外學生衝反帝路30號事件發生，姚奉命到場勸學生退出，非常困難。事後姚說這些學生簡直就是印尼的卡比、卡米。「卡比」「卡米」是印尼中學生組織和大學生組織名稱，也參與過襲擊我駐印尼使館。

姚登山在文革最混亂的時候回國，並且一下子就被捲進文革的漩渦中去。姚成了名人，大的社會活動都邀請他參加。他當時認為黨給了他極大榮譽，感恩戴德，要更加努力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他積極執行周恩來交辦的任務，從5月到8月，姚登山主要的活動在社會上。他未參加部裹的業務工作和運動，所以，關鋒和戚本禹對他說的這些事情，他不知道。

8月4日會後，姚登山就到外交部向監督部黨委工作，領導外交部運動的聯絡站核心組傳達了關鋒和戚本禹的講話。回家的路上，他又被安營紮寨的學生拉進去，傳達了戚本禹支持安營紮寨的話，學生們立刻歡呼起來。

聯絡站核心組為中央文革過問到外交部運動而高興。這時候，他們希望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改善自己的處境。

聯絡站的對立面之一總部得知姚登山傳達關鋒和戚本禹的講話後，認為不妥，遂將這個情況寫信報告中央文革和周恩來總理。

王力「八七講話」

周恩來對總部的信沒有反應，但是中央文革很快就表態了。

8月7日下午外交部內召開批陳小會。會後，中央文革辦公室打電話到外交部，通知說：王力當晚9時要同姚登山和聯絡站代表談一談。中央文革主動來找，聯絡站核心組喜出望外。7月20日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武漢被打傷，22日回京受到英雄般的歡迎。25日北京又舉行百萬人大會支持武漢造反派。這些事情發生不過兩星期，王力的頭上還閃耀著文革英雄的光環。他的召見和談話都不是他的個人行為，而是代表中央文革。晚上姚登山和聯絡站代表6人到釣魚臺中央文革駐地，從9時到11時45分，王力同他們談了近3個小時。

聯絡站去的是總站核心組主要負責人王中琪、王榮久，核心組成員兼部業務監督小組負責人王和興，一亞「造反有理戰鬥隊」核心組成員袁士檳，亞非司燎原戰鬥隊成員葉紀文。葉紀文會速記，擔任記錄。

王力尚在養傷，他的左小腿上打著石膏，在躺椅上同來人握手談話。王力說中央文革討論了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信，不贊成總部的批評，讓他同姚登山和外交部聯絡站的人談談，瞭解一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情況。於是，聯絡站核心組成員陳述外交部運動的情況，認為外交部運動阻力很大，幹部不敢站出來亮相，「打倒陳毅」的口號受到批評，整風中有人批評聯絡站奪權過頭，部黨委對抗中央文革等。王力不時插話，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見。說是談談，瞭解情況，但王力談話中卻很明確地表示了中央文革對外交部文革的意見，並對姚登山和聯絡站提出了要求。主要之點有：

1.　支持聯絡站，肯定姚登山傳達戚本禹的講話。說：「總部告狀名義上攻擊姚登山，實際上攻擊戚本禹，這不正常。這不是革命勢力，這是保守勢力。」還強調：「我反對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做法，鮮明的反對！關鋒、戚本禹同志的講話是正確的，姚登山同志的傳達是對的，群眾高興是好事，是革命的表現，為什麼竟成了罪狀呢？！」王力說：「我們可以明確表態，不贊成這個總部。他們的意見是不對的、錯誤的。姚登山在印尼造了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反，回國後也要造修正主義的反。修正主義就是走資派，你旗幟要鮮明，態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們堅決支持你。」最後還說：「對外交部必須有鮮明的態度，這樣陣線才能分明，堅決站在造反派一邊。這樣幹部才敢出來亮相。」

2.　關於聯絡站進行了三次整風做檢查，王力說：整風應該長革命派的志氣，把毛病去掉。你們有多少好檢查的？他們問題那麼嚴重，他們檢查了多少？文革小組對革命派總是支持的。你們有什麼過火？我沒有看到有多少過火的地方。當然不是叫你們過火，去打砸搶。要你們搞徹底革命，徹底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徹底搞掉「三降一滅」。監督小組不能成為花瓶、點綴品。要真實的監督，在一切重大原則問題上要提出看法⋯⋯凡是重大原則性爭論應提到黨中央，要堅持原則。

3.　主張動班子。王力說：「你們一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麼不能動一動班子？總理不是講過『三結合』嗎？老、中、少三結合，為什麼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結合？」

4.　關於有人說聯絡站奪權過頭，「業務權屬中央」。王力說：這話不對。外交業務權指路線方針政策這個權集中於中央，集中於（毛）主席。革命和業務不能分開，如果你們奪了權另搞一套路線、方針那就不對。按照中央的方針政策，具體執行和貫徹，誰執行和採用什麼方式是另一個問題。幹部司掌握人事大權不能動，那麼照這樣說來中央組織部要恢復囉！？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權嘛！你們要充分運用監督權，人事也要監督，幹部路線是政治路線的保證。挑幹部就是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沒有這一條，什麼都不行。不看這一條只看什麼級別，什麼資歷，什麼長，這個統統打倒。（說到這裏時王力坐了起來，用手揮了一下，很激動。）二十幾歲可以當部長，毛主席說的為什麼不可以？看來現在外交部還是原班人馬，原封未動。造反派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要嘛！

5.　關於「打倒劉鄧陳」的口號，王力說：為什麼不能喊？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麼不可以揪？他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做檢查，就是可以揪。「六一六」對總理的態度是不對，要改。「紅旗造反團」、「六一六」揪陳到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大方向有什麼錯？！一點也不錯。姚登山插話問：「不是總理不同意喊『打倒陳毅』的口號嗎？」王力說：「總理身分不同嘛。」

談話中，王力還說：毛主席和周總理要我過問外交部，在主席那邊說的。你們以後有什麼材料寄給我們。老早就說要找你們，排不上隊，沒有辦法，有些省的事更緊迫。對此，王榮久問道：「運動向你彙報，業務呢？」王力說：「有原則性爭論就打電話給我們。」

王力還說要給姚登山寫一封信。第二天王力給姚登山的信送到，並附有總部告狀的信。王力的信很簡單，全文如下：

姚登山同志：

我們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並附了你講話的一個摘要。這封信和材料，關鋒、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們認為，革命造反總部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對頭。戚本禹同志講的幾句話，是正確的。你講的話，也是對的，這些話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號，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這些，為什麼一定要加以反對呢？鬥爭的矛頭究竟要指向誰呢？在要陳毅到群眾中檢查的問題上，總理同文革小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圖從中找什麼裂痕是徒勞的。現將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禮！

王力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8-2]

王力的講話本來疑點很多，要好好推敲。但是，如此明確地支持聯絡站，反對總部，要外交部動班子等使被接見的人十分興奮。沒想到一下子就改變了聯絡站所處的困境。歸途中，王中琪、王榮久等說，看來這是毛主席新的重大戰略部署，不能當兒戲；要趕快開核心組會議，好好研究。回部後，他們一邊佈置整理記錄，要求盡量完全，不要遺漏。次日下午，記錄整理出，立即付印。8月9日，上報毛主席、周總理和中央文革。這時，核心組已經先向蘇歐司、一亞、美澳司等幾個主力隊核心成員吹風了。接著，記錄全文在外交部正式傳達。隨後，王力「八七」講話被廣為傳播，在外交部和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一片叫好聲

誰能不說王力講話好？批判「二月逆流」後，中央文革聲望如日中天。儘管王力召見聯絡站的做法和講話內容同周恩來直接抓外交部相抵觸，但是，王力說得明白：「總理同文革小組的同志是一致的」，「總部想挑撥中央文革和總理的關係是徒勞的」，誰還敢對王力講話質疑，那就是企圖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反正人們早已習慣了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於是，王力講話傳達後，一片叫好之聲。但是，只有聯絡站的激進派和那些把個人利益同聯絡站拴在一起的人是真的興高采烈。

其他人說擁護聯絡站則多是違心之言。比如，姬鵬飛在黨委會上表態說：「王力同志講話好得很」，要「向王力同志致敬，向王力同志學習」。王力支持「打倒陳毅」的口號等於支持聯絡站的打倒陳、姬、喬。他沒有絲毫理由同意王力的講話，但在公開場合他不能不這麼說。領導幹部中也有在當時聲勢下，主動表態支持的，如22名司處級中層幹部發表一張大字報為王力講話叫好。後來這批人被稱為「22中將」。形勢翻轉之後，他們又為此做檢討。

王力的講話對同聯絡站對立的群眾組織和幹部無疑是千鈞壓頂。總部被稱為保守勢力，總部的告狀信被否定。總部無法繼續存在，它的主要負責人張燕齡被北外學生游鬥。同總部聯合的攀險峰和駐外革聯宣告解散。其實受到壓力的不僅是這些組織，聯絡站內外，同情他們觀點，對聯絡站核心組內的激進派持批評態度的人也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右了，如聯絡站17個戰鬥隊曾聯名貼出大字報批評聯絡站核心組某些人對抗周總理指示。持這樣觀點的人在外交部並不在少數。在外交部各單位，都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以西歐司為例，司長主動向聯絡站戰鬥隊表示堅決擁護王力講話，堅決支持西歐司戰鬥隊。戰鬥隊長周從吾在聯絡站內一直是比較溫和的，不同意聯絡站激進派反總理、鬧派性的許多錯誤做法。戰鬥隊核心組內也有分歧，其他成員雖不同意聯絡站激進派的一些觀點和做法，但他們要維護聯絡站。王力講話公佈後，周從吾提出來：「王力的講話我接受不了。但是這是中央文革的講話，白紙黑字，我不能不相信。現在我辭去隊長職務。」西歐司的攀險峰小組貼出大字報，表示要在全司大會上做自我批評，然後宣佈解散。當他們的負責人向聯絡站戰鬥隊提出時，戰鬥隊核心組認為，他們已經認識自己右了，表了態就行了，不必開全司大會做檢查。

也有一些人明確反對王力講話，但他們這個時候沒有說話。

聯絡站對立面裏的一些活躍分子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對參加的所謂保守組織反戈一擊，而且要表現「我的造反精神不比你差」。搞了一些揪鬥領導幹部的活動。聯絡站內部的有些戰鬥隊也自行其是，發生了一些亂揪亂鬥的現象。如8月21日半夜，機要局的一夥小青年翻牆入室，把張聞天和劉英夫婦劫持到外交部，22日加以批鬥，逼張聞天承認陳毅是他廬山會議發言的後臺。22日下午聯絡站核心組王中琪和王榮久等聽說揪鬥張聞天，到30號禮堂看了，正在批鬥。王中琪批評他們這麼大的事也不打個招呼。他們表示，事先打招呼，你們不會同意，我們只好先斬後奏了。會後，王中琪讓他們立刻把人送回去，說以後這類事情要聯絡站統一安排。

又如，23日早上，西歐司有些人聽說夜裏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還沒有把問題搞清楚，就到港辦去造反，批評港辦把事情搞糟了。這種造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在那種混亂中，隨便一個人振臂一呼，就會有人盲目地跟著走，沒有計劃研究，也沒想到有什麼後果。

周恩來是什麼態度？

聯絡站雖然因中央文革支持而高興，但同時也急切地等待周恩來表態，盼望周說出和王力一致的話。但是王力講話記錄上報後，周沉默著。當時周恩來總理每星期都要接見聯絡站核心組和部業務監督小組一次到兩次。一次接見中，王榮久試探地問：「王力同志接見聯絡站核心組的記錄，上報給總理了。總理看了沒有？」周恩來的答覆只有三個字：「看到了。」沒再往下說。聯絡站核心組回來揣摩：總理看到了，不表態，怎麼辦？下一次接見時，王榮久又問周：「王力同志說，主席要他過問外交部，要向他報告，包括業務。」周恩來說：「他說向他報告，你們就報告好了，業務仍向我報告，抄送王力。」

姚登山是8月7日王力點名接見的唯一的領導幹部。8月11日周總理見到姚登山，態度如常，還叫他回聯絡站參加運動，姚就更加相信王力的講話。有些單位邀請姚登山去介紹情況。姚也不推辭，先後到對外經委、中央調查部、外貿部和外語學院擴散了王力的講話。[8-3]他的傳達無疑起了煽動在這些單位奪權的作用。

聯絡站寄望於王力過問外交部。但據王力本人後來回憶，八七講話中他說的毛澤東要他過問外交部還是1967年2月讓陳毅請假檢討時的事。毛如此說的時候周恩來總理也在場，但是一直到8月7日以前，王力並沒有過問過外交部。[8-4]王力講話中並沒有說毛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說的，人們不明真相，都以為是當時讓他過問外交部。周恩來總理支持造反以後本來是聯絡站現成的靠山，但是，周的話他們不太聽得進；突然來了個王力講話，倒是十分符合他們的胃口，但對他們只是曇花一現。

聯絡站核心組改組

王力講話是給聯絡站核心組內的激進派大大地撐了腰。激進派人數並不多，但是，能量很大，特別積極。借著王力的講話，一反整風中的被動狀態，他們對聯絡站核心組進行了改組，將一些被他們認為「右」的成員，如張殿清等，排擠出去。

聯絡站業務監督小組也改組了。中央文革康生、戚本禹和關鋒幾次講話批評外交部業務上表現右了。王力講話說：你們（聯絡站）監督得了嗎？監督不能當花瓶。這是批評外交部業務監督不起作用。於是，聯絡站核心組決定改組部業務監督小組，撤換了王和興、王育德等成員，改由核心組成員王榮久為監督小組負責人。

在批判「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前提下，設置業務監督本身就是業務上推行極左路線的一種措施。監督什麼？不言而喻，就是讓群眾來監督領導幹部不要「右」了。部監督小組成員是各司派的。負責人曾經變動過幾次，最早是張殿清，接著是蔣書勤。王力接見時是王和興。王和興是美大司青年科員，早期參加聯絡站，為聯絡站核心組成員兼部監督小組負責人。1967年1月奪權後，業務監督已成為外交部經常性的工作程式。部和各司業務監督小組和原來的部司領導幹部一起辦案。中國的外交思想到1966年文革開始時已經左得無以復加。有了業務監督之後，領導幹部更是甯左勿右，監督小組成員們同他們的關係是共同處理業務問題，相安無事，沒有多少矛盾。而王力講話實際上批評外交部業務監督是花瓶，不起作用。

砸政治部

政治部是中共中央書記處下設的控制各單位組織人事大權的機構，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機構，抓各單位政治學習進行思想控制，並負責中下級幹部任免。外交部政治部建立於文革前夕的1964年7月，屬外事政治部。在強調階級鬥爭和政治掛帥的年月，部黨委成員、副部長劉新權主管外交部政治部。它有130名專職幹部。下設辦公室（後改秘書組）、組織、宣傳等機構。外交部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等都是政治部佈置，派聯絡員到各單位傳達指示，搜集情況，部署運動。外交部引蛇出洞，派工作組到北京外國語學院鎮壓學生，劉新權當然是積極貫徹的。因此在被壓群眾中政治部同政治迫害相聯繫，都痛恨政治部。劉新權因將整北外學生的黑材料轉移到外交部政治部，被學生搜出，已被周恩來命令停職反省。

政治部的幹部在文革中也同樣分裂成兩派，但以攀險峰的成員佔優勢，負責人此時是安國政。政治部對造反派幹部往往壓住不讓出國或不予提升。趙小壽是駐印尼使館的公務員，在抗暴鬥爭中為保護國旗而受傷，回國後受到嘉獎。但是因為趙小壽參加造反派，工作分配問題得不到解決。王力在講話中提到他，對他表示支持。

8月7日接見中，聯絡站代表談了人事問題。王力說：人事也要監督，幹部路線是政治路線的保證。挑幹部就是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沒有這一條，什麼都不行。回部後，核心組就醞釀奪人事大權。開了兩次會策劃奪政治部的權，叫作「砸政治部」。第一次是8月12日晚上，會前王中琪通知姚登山參加。王中琪主持會議，在會上說：聯絡站一直是受到總理支持的造反派，但人事大權卻至今掌握在攀險峰的手裏，現在要奪回來。會上決定8月13日行動，姚登山在會上一言未發。會後，在走廊上，姚向王中琪建議此事應請示周總理。王中琪卻說：「我去給朱庭光打個電話。」朱庭光是王力的秘書，8月7日接見時在座。他的意思是請示王力。王中琪回到辦公室給朱庭光打電話，並把姚登山家的電話號碼告訴朱，讓他回電話打到姚登山家。13日凌晨，朱庭光電話打到姚登山家，轉達王力的意見說：「砸，不贊成。要有勇有謀。對攀險峰不能壓，要多做工作，並且交代要將這個意見立刻轉告聯絡站。」13日早上上班前，姚登山按記錄轉告王中琪。王立即召開第二次核心組會，讓姚再傳達一遍。討論中有些人說王力不瞭解外交部的情況。攀險峰比老保還老保。還說要按原計劃行事，要奪回人事權，砸爛政治部。會議決定推遲一天行動。會議還決定姚登山做王中琪的顧問，協助指揮。8月16日由核心組成員黃安國帶頭到政治部奪權。

聯絡站核心組為了防範政治部的人員反抗，還組織了一些戰鬥隊待命，一旦發生衝突，予以支援。但是，當黃安國等到了政治部宣佈接管時，符浩、安國政等人並沒有反抗。黃安國和段紀霄（政治部處長）等接管政治部。黃宣佈領導幹部靠邊，進行檢查；一般幹部照常工作。外來電函和發出的文件，急件批轉部業務監督小組，不急的暫緩處理。一切資料不能轉移。於是當場接管了公章和鑰匙，決定封起所有的人事檔案，然後清理交接。以後從各戰鬥隊派了一批出身好、政治上可靠的幹部到政治部接收清點這些被封存的檔案。

這就是砸政治部的實際情況。一個「砸」字，反映了當時對政治部的痛恨；同時也反映了他們準備了在遇到反抗時要採取暴力的行為。

砸政治部，姚登山並不在場。事後姚登山對砸政治部表示了祝賀。砸政治部隨後在外貿部和對外文委產生連鎖反應，姚登山也表示支持。[8-5]主管政治部的劉新權副部長在政治部奪權的當天，被北外學生揪去了。回來後，聯絡站要他表態，他講過一些迎合的話，也只能如此。正如他自己在周恩來面前說的：內心並不同意，但又怕。[8-6]這是真實的思想。

封部黨委

8月19日北外紅旗造反團學生杜銳等60多人又到15號院，帶來封條，要封部黨委。他們到辦公廳，首先遇到秘書組。秘書組戰鬥隊一面通知聯絡站核心組，一面研究怎麼辦。決定不對抗，以禮相待，表示支持造反，勸他們走，外交部的事情由外交部的人辦。副部長羅貴波在，他也只能像一月奪權時那樣，表示支持造反。聯絡站核心組聞訊，馬上派了兩名核心組成員黃金祺和夏義善趕到，對學生進行說服勸阻。但學生們不由分說，把一間部長辦公室貼了封條。學生的頭頭杜銳等人提出把外交大權交給聯絡站。黃金祺和夏義善表示：沒有總理的指示，我們不能接受你們交大權的建議。[8-7]學生們折騰了一陣，揚長而去。

為了讓外交部黨委成員，即副部長和部長助理們辦公不再受學生干擾，聯絡站核心組採取了應急措施：在30號院的港澳辦公室內給副部長們安排了一間辦公室，這裏有保密電話直通總理辦公室。當天，總理外事秘書錢嘉棟打電話到外交部瞭解情況，辦公廳秘書室值班員報告了以上情況。外交部同總理辦公室未間斷聯繫。[8-8]

但是，學生在外交部門口攔截副部長，採取來一個揪走一個的做法，姬鵬飛和喬冠華被劫持走。學生讓他們在王府井路口賣小報。學生干擾前後四天，造成文電大量積壓。核心組和部業務監督小組商量決定，在無法找到副部長的情況下，部業務監督小組可暫時將被積壓的急電單獨簽報周總理。這個決定當然是錯誤的。據後來統計，部業務監督越權批發的文件共有38份，同期應由部黨委和部監督小組共同簽批的文件為300份。例如，王力講話傳到駐外使領館，有些使館來電要求輪換回國參加文革。外交部有關部門單位擬電批覆各使館，暫不輪換，就地學習文件。值班的業務監督覺得這不會有大錯，就批發了。[8-9]

王力講話引起的封部黨委事件，除學生幹的外，還有外交部機要局的戰鬥隊。他們到了辦公廳，把副部長們坐的椅子都架到辦公桌上，表示不讓副部長們辦公。

動班子的建議

一月奪權後，外交部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由聯絡站領導運動，監督業務。王力八七講話鼓動全面奪權，動搖了這個狀態。王力所說的動班子，就是要改組外交部的領導班子，搞老中少三結合。聯絡站核心組2月份沒有實現的全面奪權的欲望又被煽動起來。就在8月19日北外學生封部黨委的當天中午，王中琪召開核心組緊急會議討論動班子的問題，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關於立即創造條件建立革命委員會和成立臨時業務領導班子的決議草案》。草案稱北外造反團封閉部黨委是「革命行動」；攻擊陳毅外長是不折不扣的外事口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根本不配當外交部長，並建議由羅貴波、徐以新、董越千參加臨時業務領導小組負責領導外交部行政業務工作。同時建議讓姚登山參加臨時業務領導小組。[8-10]核心組擬出了領導班子的名單後，曾要王力批。王力退還給聯絡站，要他們送總理。

聯絡站核心組同時已向周恩來總理上報了關於在外交部成立領導班子，即革委會或革委會籌備小組的請示。周上報了毛澤東。毛說外交部的造反派要三弱，不要三強。毛說的三弱指方案中提出的羅貴波、徐以新和董越千，三強則是指姬鵬飛、韓念龍和喬冠華。[8-11]後來，周恩來總理也說：這個方案，他已上報主席和中央看過。中央認為，現在條件還不成熟，指示暫時由羅貴波、徐以新、董越千和姚登山四人來抓部黨委的日常工作，姬鵬飛和喬冠華暫時停止工作做檢查。但是，關於姬和喬做檢查的事不准外傳。

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後的深夜接見中，周恩來說：對領導幹部不能一律靠邊站。讓副部長把工作抓起來，要主持日常工作。由羅貴波、徐以新和董越千批文件。要搞一個三結合的臨時業務領導小組，姚登山參加，你們報一個方案。這也是周總理第二次提出讓姚登山參加抓部黨委的日常工作。此前，周曾讓姚登山參加部黨委會議，姚沒去。這時姚登山又提出他工作不熟悉，又是當權派，還是參加運動鍛煉，接受審查。周恩來總理聽了沒有表態，姚也沒有參加抓部黨委的工作。

據此，聯絡站又擬了一個關於在外交部成立「三結合」的業務領導小組的請示，在8月27日接見時面交周總理。這個請示後來也沒有採納。[8-12]因此，外交部動班子並沒有實現。

火燒英國代辦處之後

8月22日晚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周恩來總理緊急接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代表。聯絡站核心組成員和部業務監督小組成員從睡夢中被叫醒，被送到人民大會堂南大廳。據回憶，他們進去時大廳裏人已滿了，周恩來、陳伯達、謝富治站在前面，只見周總理問禮賓司副司長周敏說：「燒了？」

周敏答：「基本上都燒了。」

總理問：「姚登山來了沒有？」

答覆：「沒有。」

總理說：「馬上叫他來。」

總理開始講話，批評火燒英國代辦處。他說：外事行動，不能步步升級，要根據中央的方針政策辦。你們怎麼能這樣幹呢？你們目無中央，是無政府主義。我們沒有料到你們會來這一手，事前不打招呼，事後也不報告。這樣大的事也不請示。現在都在，你們說怎麼辦吧。周總理氣得手發抖。

陳伯達也很生氣，說：外事行動以後都由外交部掌管，別的組織不要插手。

學生還辯解，說英國反動派太壞了。

散會後周恩來留下外交部的人，進了一間小會客室，都在沙發上坐下。

姚登山家住東單二條，離人民大會堂不遠，此時也已到了。總理問聯絡站的人：「火燒英國代辦處，你們參加了沒有？」

大家回答：「沒有。」

總理又問：「你們知道不知道？」

大家回答不知道。

總理說：「沒參加，不知道就好。」

談話過程中，通訊員給總理送來一個大白信封，是王力起草的第二天要見報的關於火燒的消息稿。總理當時交給王榮久，王即交給在場的監督小組成員劉佐業和孫詩賓。劉是西歐司派到部監督小組的成員，負責港澳事務。他們到一邊研究稿子，劉佐業建議把稿子裏的群眾出於義憤採取了「革命行動」改成「強烈行動」，因為「革命行動」有贊成火燒的意思；但又不能譴責。「強烈行動」是中性詞，沒有贊成或反對的意思。他們把修改的意見告訴王榮久，王同意，又交給總理，周總理看後說：「挺好，就用這個。」

周恩來還嚴厲批評了部業務監督小組越權批發電報的事，說：你們現在拿監督小組的名義發電報給國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數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授權國務院來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權力，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我在你們心中沒有威信，中央文革與我之間，你們沒有任何空子可鑽。[8-13]

劫持陳毅事件

1967年8月一共開了8次批判陳毅的大、中、小會。其中外交部開了3次批陳小會。第一次是8月7日下午。王力講話後又開了兩次，分別是8月9日和26日。地點在反帝路30號小禮堂。周恩來總理對批陳小會抓得很緊，什麼時間開，怎麼開，哪些人發言，發言內容的安排都事先經他審定批准。聯絡站、總部、攀險峰、九九兵團和駐外革聯都有代表發言。周總理並親自到會主持，還指示會場不准張貼「打倒陳毅」的標語，不准喊打倒陳毅的口號。北外造反團和其他一些單位要求給他們一些名額參加會，都被拒絕。

第一次開會時，聯絡站個別戰鬥隊還是在會場門外貼了「打倒陳毅」的標語。周到達後，先讓衛士長到會場檢查，發現那條標語。周總理要聯絡站信守諾言，他在大樓門外樹下站著，等候將標語撤除後才進會場。但是，進入會場後，核心組的張殿清關門時又發現門背後還貼著一張「打倒陳毅」的標語，立刻撕了下來，這才開會。

8月26日（星期六）開第三次批陳小會時，發生了劫持陳毅事件。

這次會議原定仍是周恩來主持。開會前，周的外事秘書錢嘉棟來到。錢讓人把坐在會場外的姚登山叫進會場說：總理有事要遲來一會兒，委託你先主持開會。可是，會開後不久，就有人要衝會場，劫持陳毅。來衝的人數不少，為首的是北外紅旗造反團。姚登山十分吃驚，問錢嘉棟：怎麼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事先連一點消息都不知道？錢說：知道是知道，但不知道有這麼大的規模。姚說：既然知道，應該事先給我打個招呼。情況緊急，核心組的王中琪、夏義善等安排有關人員保護陳毅通過小會議室內一道暗門後面的小樓梯，將陳毅和他的衛士一起轉移到二樓港澳辦公室的一個套間裏休息。一面通過外間的保密電話，立即向總理辦公室報告。姚登山在外面勸阻來衝的人，叫他們撤出去。

這些人來的時候，警衛排把他們擋在門口。但來衝的人多，警衛排又臨時調來一些戰士，手挽手組成人牆，也擋不住。警衛戰士一直退到新樓門口（大門在老樓北側）。這時部裏的幹部也都出來攔阻，擋住樓門。有幾個學生從窗戶跳進來，進到樓內，衝進會場。最先進去的是個女生，令她失望的是陳毅外長不在會場裏。學生不甘心，在走廊裏到處竄，企圖找到陳毅。姚登山到外面看到的是秩序很亂，說話沒人聽，只好大聲喊叫，要學生的代表到一樓的一個房間裏面去談。一時來了一二十人，姚不知道他們都是什麼單位的。這些人對姚勸告他們立即撤出外交部，根本聽不進去，糾纏不休。這時有人給姚送來陳伯達對衝進來的人的四點指示，是中央文革剛剛打來電話傳達的。姚登山當即宣讀，要他們撤出去。又經過一陣勸告和爭論，這些人答應撤了。正在這時，周恩來總理來電話找姚登山。姚走出去接電話時，那些代表要姚轉告總理，他們立即撤出外交部，要求總理接見他們。姚登山在二樓第一亞洲司辦公室接電話，周總理詢問情況，姚彙報說陳總安全，那些人已經答應撤出外交部。姚把看到窗外學生撤退，正在上車的情況也報告了，並且彙報了那些頭頭特別要他轉告總理要求接見等。周表示可以，接見以後另行通知並指示姚登山會同有關人員把陳毅安全送回中南海。

大批學生撤走後，姚登山同核心組商量送陳毅回中南海。姚說：「得換個車吧？學生可能認出陳總的車。」聯絡站核心組支持這個意見。天快黑的時候，外交部派車由姚登山護送陳毅。出門向東，繞道東四，再折向西，將陳毅平安地送到中南海，進了警衛團駐地的大門，姚才安心回家。[8-14]

8月27日凌晨總理接見

當聽到衝會的報告時，王中琪、王榮久等核心組成員的第一個反應是：是北外紅旗大隊的人來破壞開會。因為他們同北外造反團是對立面，也是聯絡站的對立面。結果卻發現來衝的是和聯絡站一派的紅旗造反團。他們要劫持陳毅的目的是破壞批陳聯委的批陳大會。原來周總理已在8月22日答應批陳聯絡委員會在8月27日開批陳大會，他們不服，說：批陳是紅旗造反團為主的批陳聯絡站爭取到的權利。開始紅旗大隊說批陳是錯誤的，為什麼他們現在要批？紅旗大隊是老保，兩面派，沒有資格開批陳大會，把陳毅揪走了他們的會就開不成。這種派性胡鬧造成了許多後果嚴重的事端。

紅旗造反團等批陳聯絡站衝外交部批陳小會要揪陳毅引出了27日凌晨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小禮堂的接見。姚登山和聯絡站核心組成員（王中琪、王榮久、夏義善、蔣書勤等）臨時被通知參加。他們從北門進中南海，到會時，學生已經坐滿了。周總理讓姚登山坐在他身邊。周總理對學生們說：今天讓批陳聯委開批陳大會，你們不要衝會。批陳聯絡站代表說，他們為什麼要批，他們是保守組織，沒有資格開大會。

周總理說：我已經答應他們開，不能撤銷。你們已經開過了，他們也有權開批陳會。

造反團代表說：總理讓他們開，我們就在門口截住他。

在這樣的情況下，總理說：你們要截，我就躺在地上，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

造反團又說：如果實在要讓他們開，我們也派代表參加。

總理說：那不亂套了嗎？

批陳聯絡站的代表無理糾纏，幾個人同時亂嚷嚷，秩序很不好。這時，醫生給總理送了藥，總理吃了藥。醫生並傳過來一個條子，上面寫的意思是要姚登山對無理糾纏負責，如果總理身體不測，就要造姚登山的反。這張條子顯然把姚登山看成那些人的頭頭，姚覺得不能接受。當即去找在場的錢嘉棟，讓他看了紙條，錢說「這是醫生寫的，不要⋯⋯」（下面姚未聽清）姚登山原來只是聆聽周總理指示，不便隨便插話。這時他幾次站起來要那些人聽從總理指示，不要亂哄哄。有意見一個一個地說，總理身體不好，說話要簡短、盡量短。

在場的聯絡站核心組成員對他們衝批陳小會本來就有意見，這時更覺得他們太不像話，應該按照總理的話去做。王榮久、王中琪和夏義善等說：「趕快想個辦法結束。」他們商量後，王中琪站起來說：「我們提一個折中方案，好不好？總理已經答應批陳聯委開批陳大會，應該讓他們按時開。你們也不要截，也不要衝。但是有一個要求：是不是總理不要親自參加他們的會。」這樣，就算降低了他們開會的規格了。

總理說：那好，我不去參加，但是我要派一個人去。

學生還嚷嚷。姚登山站起來說：時間不早了，總理身體不好，就按照總理的指示辦，散會。

這時學生歡呼，鼓掌。總理站起身來走出去，走到門口，回過頭來，招招手說：你們還是勝利了。

這次會從凌晨5:30開到6:40。但是，周恩來在這以前已經連續工作了18個小時，包括下午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逮捕了王力和關鋒。27日批陳聯委的批陳大會周恩來沒有參加，出席的是李富春副總理。以後周恩來在接見中，還對聯絡站核心組說過那天晚上幸虧你們提了個折中方案。

兩次批陳大會

8月份按照周恩來和造反派5月份商定的部署，開了批判陳毅的大會小會。兩次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次是8月11日，由提出「打倒陳毅」口號的批陳聯絡站主持，聯絡站是其主要成員之一。會場上掛著「批鬥陳毅大會」的橫幅，總理周恩來和副總理謝富治參加大會。坐在臺上的除周、謝外還有其他一些單位的代表。聯絡站還從四川把因批評陳毅講話而受到迫害的青年馮耳元（見第五章）請來並安排坐在臺上，陳毅則作為批鬥對象被安排坐在主席臺右前方的一把椅子上。

這次大會從下午一時半開到五時半，主要發言有北外造反團控訴工作組鎮壓學生，聯絡站代表批判陳毅執行所謂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外交路線，駐外使領館代表批判陳毅享有特權、鋪張浪費等等。另外還有一個聯絡站關於馮耳元受迫害的發言，在這個發言中，發言者要求陳毅向馮賠禮道歉。陳毅站起身來，走到馮的面前，向他三鞠躬。這些發言同當時盛行的大批判一樣，歪曲事實，斷章取義，無限上綱。如指責陳毅從歷史上就一貫反對毛澤東，又說他抵制破壞文化大革命；用了不少「三反分子」、「老反革命」等污蔑不實之詞，激怒聽眾。台下也有人不時配合臺上發言，呼喊「打倒陳毅」的口號。

根據事前的協定，不要陳毅當場回答問題，但是有的發言者仍然時而向陳發出質問，要陳回答。這時陳就說：「我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向毛主席，向林副主席，向中央文革，向周總理，向無產階級革命群眾認罪！」

本來協定，除會標外，會場上不掛任何標語。但會議進行中，會場中突然有人舉起兩幅「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標語，接著又有北外《六一六》的5、6個人衝上臺去，要揪陳毅。在場警戒的解放軍立即從後面出來手挽手攔在陳毅前面，使他們不得靠近。同時，會場裏一片憤怒的喊聲把那幾個人趕下了台，會議因此中斷了一會兒。[8-15]

第二次批陳大會由同批陳聯絡站對立的一派：批判陳毅聯合委員會（簡稱批陳聯委）主持，同樣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時間是8月27日。根據8月26日深夜的妥協，周恩來未出席，而派了副總理李富春代表他出席這次批陳大會。

李富春按時到達會場，說總理昨晚一夜未眠，還在休息，讓我來參加大會，請大家馬上開會，不要等總理了。批陳聯委的人不肯丟面子，企圖爭取周親自出席。從下午2點等到8點，周也沒有露面。聯委的頭頭知道情況有變，改而要求中央文革的領導人來參加他們的會。李富春當即與中央文革聯繫。過了兩個多小時，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來了，大會才開始。這時已是晚上10點多鐘。群眾上午11時入場，足足等了12個小時。

主持人請陳伯達第一個發言，陳講了幾句話：「批判會是自己教育自己，為甚麼硬要總理參加呢？總理派富春同志來參加，已經夠隆重了嘛！一個政治局常委代表另一個政治局常委，有何不可呢？卻還要中央文革的同志來，這是要挾嘛，不好！」講完，陳伯達就走了。批判會才正式開始，陳毅仍坐在主席臺右前方，時而在群眾要求下站起來，表示低頭認罪。大會一直開到凌晨兩點半鐘才散。[8-16]

陳伯達到場應付一下，反而把會議主持者批評了一番。中央文革當時支持的是批陳聯絡站，認為批陳聯委是保守組織，對他們未免冷淡。

中央文革調外交材料

就在這個8月，還發生了中央文革到外交部索要外交資料的事。先是王力的秘書朱庭光打電話給外交部新聞司副處長呂霞，問：你們外交部有個外交文件彙編，我們中央文革宣傳組工作需要，要借一下，不知該找哪個單位，辦什麼手續，請你問一下。呂霞當時是新聞司業務監督小組負責人，同中央文革宣傳組工作上有經常性聯繫。呂霞向辦公廳秘書處問清楚後，電話答覆朱：「要拿介紹信到檔案室去借，並要有專車來取。」呂霞請對方直接與檔案處聯繫。

8月13日，朱庭光又一次打電話給呂霞，說：王力和關鋒佈置了一個緊急任務。為了大批判，要請你們部監督小組把劉少奇搞「三降一滅」的材料從檔案中查出來，重要材料要印出來分發給中央常委、中央文革，份數不要多。還說：這個任務已經佈置給中聯部，他們說三天搞出來。外交部要多少天，請你們考慮，希望盡快。呂霞轉告了部辦公廳值班秘書。

自從康生6月3日公開講到批判「三降一滅」之後，外事上都在批判「三降一滅」。辦公廳彙報給部監督小組和部黨委，隨即由紅二連組織各單位查檔摘抄資料。規定參與其事的人須是與劉少奇外事活動有關人員，範圍不能擴大。因此，佈置了王炳南（外交部副部長）、浦壽昌（國家領導人的英文翻譯）和張彤（第一亞洲司司長）等查閱檔案，最後匯總到研究室。整理出手抄和影印件共32份，報送中央文革。[8-17]

王力被捕後，這件事成了一樁動用檔案盜竊國家機密的大案。

8月31日周恩來接見

王力已經被關起來，但是，外交部還不知道。8月31日周恩來接見的有聯絡站核心組和部業務監督小組成員、副部長和部長助理。接見中，周總理批評聯絡站，說8月份外事系統出了這麼多事，都是左。外交不能搞逐步升級。外交還得由我掌管。現在要讓姬鵬飛和喬冠華工作，一面工作，一面接受檢查批判。一個人用一個月的時間，兩個月做完檢查。

聯絡站核心組成員王榮久當時就姬、喬檢查問題提了個意見說：國慶臨近，拖的時間長影響國慶工作；能不能集中一點，時間短點，一塊檢查好了。總理說：那也可以。

接見後，董越千問部業務監督小組的負責人王榮久：姬鵬飛做什麼？王說：這是黨委的事，在他檢查期間，多做抓總的工作。姬鵬飛本人也來問過同樣的問題，王榮久也說這是黨委的事。部黨委開會後，董越千又告訴王榮久，說姬鵬飛繼續抓總，為了準備檢查，外事活動少參加一些。他們這樣做說明當時還是尊重業務監督的。

接著就是九一、九五講話，整個形勢變了，姬鵬飛和喬冠華的檢查也就沒有做。

形勢驟變

毛澤東因「7・20事件」離開武漢後到了上海。北京城內，圍困中南海，王力講話引起了外交部和中央各部奪權之風，火燒英國代辦處造成很壞的國際影響。八月下旬，承受了很大壓力的周恩來感到是到了請示毛澤東表態的時候了。關鍵是王力的八七講話；要解決問題，必須有毛澤東的指示。

當時，繼羅瑞卿之後任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楊成武擔任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的聯絡員。8月25日凌晨1時，周恩來將需要請示毛澤東的事情和文件向楊成武一一交代。其中就有關於王力8月7日對外交部講話的記錄。周恩來特別囑咐：「外交部王力八七講話，你交給主席就行，只談情況，你不要評論，不要露任何個人看法，就客觀地如實地反映情況，請主席指示。」楊成武接受命令，表示明白。周恩來站起身來，將楊送到門口，握著楊的手，又叮囑一遍：「記住，對王力講話，只談情況，一定不要加任何評論，叫主席自己決斷。」[8-18]

8月25日上午9時，楊成武飛上海，向毛澤東做了彙報並將文件交給毛澤東。第二天，8月26日上午9時，毛澤東召見楊成武，對他說：「王力這篇講話極壞。現在叫王八七，膨脹起來了，會寫幾篇文章，膨脹起來了。要消腫。王的錯誤極大。我的看法：此人書生氣大些，會寫幾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壞性大些。關鋒聽王力的話。王力的興趣不是什麼部長、副總理。這個人愛吹。」毛略作沉吟，手指輕輕敲在茶几上放著的白紙，對楊成武說：

「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楊成武已經在記。

毛澤東接著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處理。」

毛又點點頭，說：「就這樣。你回去，叫總理馬上辦。」

毛又強調：「只同總理一人講。」

楊成武退出毛澤東的客廳，回到自己住的房間，立刻通知工作人員，準備返京。此時，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又來通知他：「楊總長，主席叫你再去一下，還有事。」

楊成武匆匆回到客廳，毛澤東仍然坐在原來的沙發上沒有動，吸著香煙，做了個手勢。

楊成武重新坐下，拿起紙和筆。

「我又考慮⋯⋯」毛澤東始終是若有所思的神情，緩緩地說：「你回去跟總理講，戚本禹是不是爭取一下？這三個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個？但是要總理狠狠地批，要批透。不然的話，就爭取不了，分化不了。」毛澤東停頓了一下，又說：「怎麼處理，由總理決定。」楊成武讓毛澤東核對他的記錄後，毛澤東看了，說：「對，就這樣。飛機什麼時候起飛？」

「一個鐘頭之後。」楊成武回答。

「馬上去辦吧。」毛澤東將記錄還給了楊成武。

中午12點40分，楊成武降落在北京西郊機場，立刻趕往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總理正在急切地等著他從上海帶回的消息。楊成武拿出記錄唸了一遍，然後將記錄交給周總理。周恩來匆匆看了一遍，左手捧著記錄，右手在上面輕拍了一下，說：「好！事不宜遲，馬上開會！」

接著，在釣魚臺16號樓，周恩來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他說：「宣佈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一個決定：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們抓起來。」

中央文革所有的人都很驚嚇，這時四名衛兵已經出現在會議室。周恩來接著說：「毛主席又說，這三個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下？戚本禹是不是爭取一下？但是要狠狠地批，要批透。」

王力和關鋒當場被逮捕，然後開始狠批戚本禹。過了半年，1968年2月，毛澤東親自主持一次中央文革的碰頭會，沒有叫戚本禹參加。毛澤東說戚本禹改不了，由周恩來把他立即像王力、關鋒一樣處理。接著戚本禹也就被抓了起來。[8-19]

「王力講話是大大大毒草」

王力講話引起的轟動效應只有很短時間。動班子建議未被採納，外交上又發生火燒事件，沒有好消息，已經沒有後勁，但局勢尚不明朗。

9月27日外交部出現一張反對王力的大字報，題為：「王八七講話是大大大毒草」。這張大字報在外交部引起了震動，寫這張大字報的是劉華秋、王海容等人，他們同王中琪等一樣，也都是外交部的青年科員。劉華秋畢業於外交學院，1965年入部，分配在宦鄉主持的政策研究室。1966年冬，劉華秋和外交部一批青年造反派起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最早的聯絡站成員，曾負責編輯出版《革命造反報》。但是，後來他不同意「打倒陳毅」的口號，帶頭揭露批判聯絡站核心組裏有人反對周恩來。劉華秋聯繫著一批人，這些人的核心是王海容。

劉華秋等反對王力的講話。但是，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周恩來也沒表態，而是繼續支持聯絡站。在這種情況下，劉華秋等也沒敢輕易表態，他們悄悄地通過王海容向正在南方視察的毛澤東送材料，反映問題。但是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沒有得到任何回音。9月24日，毛澤東回京。王海容趕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彙報了外交部有關情況，毛澤東只引了兩句詩，示意這幾個人已經完了。毛引的是羅隱的這兩句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王海容回到外交部綜合組，和劉華秋等找到王季范，搞清楚這兩句詩的含義，明白王關戚完蛋了。接著就寫出上述大字報於9月27日貼出。同時，他們還向周恩來總理報告了上述情況。[8-20]他們還不知道，周恩來早在一個月以前已經按照毛的指示解決了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的問題。

外交部的人們都感覺到劉華秋等人的這張大字報有來頭，認為「王力的八七講話是大大大毒草」是最高指示。張殿清也貼出一張大字報，批判王力的八七講話，指出：極左派執行的是一條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必須對它進行抵制和批判。這時聯絡站已無所作為。外交部內鋪天蓋地地又一輪大字報高潮批判王力的講話。受王力講話壓制和受到聯絡站排擠的人重新活躍起來。總部的秘密活動公開化，成了英雄。攀險峰也恢復了活動。人們又紛紛寫大字報批判王力講話，並批判聯絡站8月份的錯誤；他們也開始聚集起來，進行串聯，外交部新一輪的造反派應運而生。

聯絡站激進派垮臺

形勢對於聯絡站變得更加不確定了。

9月1日至10月18日之間，周恩來還接見核心組。但批評多，肯定少了。以前說：我支持你們。這時說：兼聽則明。也說過聯絡站的大方向是對的，工作中有錯誤，一段時間有嚴重錯誤，改了就好。後來說：我支持聯絡站到8月31日。

王、關、戚被處理，江青和康生的調子也隨之轉變。「九一」、「九五」講話中，他們提出了抓「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以後，周恩來接見聯絡站核心組時也講過幾次「五一六」問題，要核心組回去查一查。他說：社會上有「五一六」。聯絡站大一統，那麼多人。「五一六」到處鑽，它就不鑽到你裏面去？不要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內部有人同「五一六」有關係，要爭取主動坦白交代。有一次，周總理接見毛里塔尼亞外賓後對禮賓司參加接待的人員說：聯絡站同「六一六」的關係密切，直接間接參加「五一六」的活動，名字我現在不說，我有名單。

聯絡站核心組感到壓力很大，回來開了幾天的會查，一個一個地交代，特別注意幾個曾經在5月份參加過反周恩來的年輕人，如王中琪、李玉明等。他們起誓保證，沒有參加「五一六」，也不知道「五一六」。如果查出甘願受任何處分，殺頭也甘心。

這樣核查沒有結果，也不可能有任何結果。

10月18日下午，韓念龍在外交部30號大禮堂緊急召開全部大會，宣佈周總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有人同「五一六」有直接間接的關係。

這一句話足以決定聯絡站的命運了。聯絡站的造反有理等戰鬥隊以及攀險峰等一些人紛紛造反，把核心組成員抓起來審查。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8月改組後的激進派掌權的核心組頃刻瓦解。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1967年1月18日奪權，10月18日瓦解，歷時9個月。

王力浮沉

王力原名王光賓，1921年8月11日出生於江蘇淮安。1935年，14歲時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1939年3月，不足18歲，便加入中共。他曾先後在東北軍、山東《大眾日報》、華東局工作。1953年冬，奉派前往越南出任越南勞動黨的宣傳文教顧問組長，1955年10月任中共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1958年中共中央創辦《紅旗》雜誌，王力被任命為編委，後任副總編輯。

1960年開始列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並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團隨員或顧問參加歷次同蘇共中央的會談。

1961-64年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秘書長。

1964年起，晉升為副部長。王力是中共中央的「秀才」之一。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領導經常直接布置他的工作並讓他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王力參加撰寫過不少中共重要的文件。文革前中共與蘇共論戰的九評，他是全程參加的起草者之一。其他如國內政策的重要文件人民公社六十條、農村工作十條、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十三條等，王力都是主要撰稿人。

從60年代中期起，王力長期在毛澤東左右，他的文字和講話主要反映毛澤東所思所想。文革的一些主要文件，如《5・16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他參與起草。《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的一些評論和社論也是他的手筆。1966年10月中共《致阿爾巴尼亞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更是當時的名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文章，是1967年2月12日毛澤東專門向王力提出，叫王力按照他的思想研究和起草的。當時為毛澤東的錯誤思想尋找馬列主義根據的主要是陳伯達和王力。王力順著毛的思路思考而不是進行獨立的科學的研究。當他看到馬列主義基本原理沒有這一條時，就認為這是毛澤東的「新發展」，並且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這個提法經毛澤東定下來並予以宣傳。[8-21]

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王力名列其中。1967年1月4日陶鑄被打倒，1月8日毛澤東決定成立中央宣傳組（相當於中共中央宣傳部），王力被任命為組長，接替陶鑄。毛澤東不滿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群眾，自己派人到大專院校支持造反派。王力奉派曾去支持蒯大富、彭小蒙。1967年7月份又去四川、武漢支持造反派。武漢「7・20」事件正是如此，他成了英雄。對外交部的「八七講話」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籠的。

王力為他的八七講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1967年8月30日被拿下。中央文革在釣魚台開生活會鬥爭王力。這時內定的罪狀是作為敵我矛盾、特務、現行反革命、「五一六頭子」。罪狀有四：第一、反對解放軍，即所謂「毀我長城」；第二、反對周總理和八七講話，想當總理；第三、反對中央文革，反對陳伯達、康生、江青；這三條合起來就是作為「五一六」頭子的罪名。第四、執行「三和一少」和「三降一滅」的黑幹將。最後，江青總結說，王力是鄧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線上的人，當時宣布對王力的處理是「請假檢討」。王力從此被關起來。1968年1月26日，這是春節前夕，轉到北京政治犯集中的秦城監獄。在這裏，王力受到同別的犯人一樣非人的折磨。頭5年，不給放風，不給看任何有字的東西，窗戶用黑布擋起來，成天用高音喇叭放噪音刺激他的神經，還給他吃一種藥，使他產生幻覺。喇叭里一天幾次宣布槍斃。整整十年，王力的家人不知道王力是死是活，人在何方？[8-22]

一直關到1982年1月18日，13年後的春節前夕，恢復自由。後來居住在北京，寫回憶錄和向中共中央上書建議，也接待過一些中外媒體採訪。1987年查出患有癌症。1996年10月逝世。[8-23]

注釋

[8-1]姚登山：《我的申訴》（手寫稿），頁2。

[8-2]以上均引自《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同志給姚登山同志的一封信和接見姚登山、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的談話》，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印，1967年。

[8-3]姚登山，《我的申訴》（手寫稿）。

[8-4]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頁63-64。

[8-5]姚登山，《我的申訴》（手寫稿），頁4。

[8-6]參見《1968年3月12日總理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各方代表談話記錄》，外交部大聯籌印，1968年，頁4。

[8-7]張殿清：〈外交部一大錯案〉，《將外交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油印本，1979），頁26。

[8-8]張殿清，〈外交部一大錯案〉，《將外交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油印本，1979），頁26。

[8-9]張殿清，〈外交部一大錯案〉，《將外交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油印本，1979），頁27。

[8-10]張殿清，〈外交部一大錯案〉，《將外交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油印本，1979），頁25。

[8-11]參見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頁56。

[8-12]張殿清，〈外交部一大錯案〉，《將外交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油印本，1979），頁27。

[8-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81。

[8-14]1990年採訪姚登山，參見姚登山，《我的申訴》（手寫稿），頁7-8；聯絡站有關人員訪談。

[8-15]會議參加者談。

[8-16]參見談天：〈陳毅在文革挨鬥記〉，《世界日報》，2000年9月。

[8-17]部分當事人訪談。

[8-18]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1967》（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頁179。

[8-19]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1967》（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頁180-190。

[8-20]劉華秋：〈憶毛澤東主席援引羅隱詩〉，《黨的文獻》，第3期，1998年，頁81。

[8-21]參見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頁86-87。

[8-22]參見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頁13-14。

[8-23]以上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9

大聯籌的成立到91人大字報

1967年9月下旬毛澤東南巡後返回北京，要穩定全國局勢。運動轉向打擊犯錯誤的造反派，批判極左思潮，抓壞人和「五一六分子」等。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拿下，所謂「中央文革小爬蟲王、關、戚」公諸於世。批極左轟轟烈烈。這只是局部地糾正極左，不允許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之風。收縮無政府主義，轉向集中控制。但是，文化大革命總體上的極左並沒有觸動，運動仍然是以極左的方式進行。

隨著批極左，全國很多地方出現了為被錯誤批判的人和事翻案的現象。如北京學生為「二月逆流」翻案，上海為舊市委和陳丕顯翻案、四川為李井泉翻案等。翻案勢必要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也是毛澤東所不允許的，斥之為「右傾翻案風」。

在外交部，第一批造反派聯絡站執政不到十個月土崩瓦解。新一批造反派起來，自稱「無產階級革命派」，並組織成立了大聯合籌備委員會，似乎可以安定了。但是，事實卻不然。從根本上講，外交部的運動離不開全國的大環境。1968年2月，外交部出現一張91人簽署的大字報批判「打倒陳毅」的口號，這張大字報被稱為「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9-1]外交部隨即又開展了一番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批判運動。

群眾組織整合

10月18日聯絡站垮臺後，攀險峰、總部和臨勤接手把外交部運動領導起來，直接向周恩來辦公室彙報，得到周的支持。

外交部群眾組織在這個時期經歷了一次大整合。

聯絡站一月奪權後，不能平等對待後來成立的群眾組織，外交部大聯合提不上日程。外交部看似大一統，但聯絡站內外不同意見依然存在。聯絡站激進的核心組垮臺後，各派群眾組織又紛紛亮相，於是開始醞釀實現大聯合問題。大聯合是要各派群眾組織聯合起來，結束群雄割據、打內戰的局面。當時流傳毛澤東關於大聯合的兩條語錄，一條是：「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另一條是：「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

遭壓迫的總部在王力被罷黜後成為人們敬佩的英雄，人數雖少，但是建立了威信。

王力講話中說過一句話：「攀險峰有人認為不錯。」這個人其實就是毛澤東。但是，當時攀險峰自己也不知道，在王力講話的壓力下一度解散，毛澤東曾批評這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他們在9月份也開始聚集起來，恢復了活動。經過這番鍛煉，力量也更強了。

使領館方面，支持聯絡站激進派的九九兵團瓦解，新出現的是駐外使領館45隊組，他們共同選出勤務組協調使領館群眾組織的活動。

聯絡站的群眾這時是什麼狀態呢？王力講話後被排擠的聯絡站溫和派張殿清等一批人本來就不服氣。他們在9月份開始秘密串聯，地點在東單公園。參加串聯的有張殿清、劉華秋、姚曼華、楊榮甲、陳德和、李同成、黃祖轅、王育德、朱應鹿、袁士檳、穆文等，王海容也參加他們的串聯。他們在批判王力八七講話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組成聯絡站臨時勤務組，簡稱「臨勤」。10月18日以後，臨勤同總部和攀險峰聯合執政。

聯絡站還有相當多的群眾沒有參加臨勤，10月18日以後激烈分化。原聯絡站的主力隊一些激進成員在聽到周的指示後，馬上把王中琪和李玉民抓起來，當作「五一六分子」送到公安部。因沒有證據，公安部第二天將他們釋放。有一部分戰鬥隊參加聯絡站是因為它得到周總理支持，也比較溫和。現在周不支持了，也就退出聯絡站。如西歐司戰鬥隊即召開全司大會，由戰鬥隊負責人做檢查，承認8月份受到蒙蔽，犯了錯誤，宣佈解散。還有些戰鬥隊不服氣，認為核心組有問題並不等於他們也有問題。他們寫出大字報，表示與聯絡站核心組劃清界限，大字報有34個戰鬥隊簽名，被稱為「34隊組」。為首的是高誠和王學文，都是亞非司青年科員。但34隊組主要成員8月份是各單位的掌權派，犯了錯誤。在大聯合問題上，其他組織要求他們承認錯誤才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另外，在交通科等少數單位，原聯絡站戰鬥隊同大聯籌的戰鬥隊依然十分對立。

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小組的成立

外交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小組，簡稱大聯籌，於1967年11月25日正式宣告成立。大聯籌領導核心4人：陳德和和張殿清（臨勤）、安國政（攀險峰）、李樂坤（總部）。大聯籌的成員為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實為臨勤）、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外交部攀險峰野戰兵團和沒有參加這三個組織的群眾、革命領導幹部以及外交部所屬單位革命群眾組織。[9-2]大聯籌的任務是：在外交部按行政系統實現全面的革命大聯合和三結合正式成立以前，暫時負責領導外交部的運動和業務監督。[9-3]

聯絡站34隊組沒有被吸收進大聯籌。大聯籌稱它同34隊組還存在重大原則分歧，準備通過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由聯絡站臨勤和34隊組、總部、攀險峰核心組成員和原聯絡站核心組成員參加學習，待分歧消除後，重新推選代表或進行調整、充實。[9-4]此時，外交部內各單位，除交通科、蘇歐司、勞動辦公室、收發科、亞非司、文印處外，都實現了大聯合。

大聯籌建議充實和加強部業務監督小組。[9-5]但實踐中，業務監督本來是多此一舉，到1968年1月29日按照周恩來的意見停止。[9-6]

大聯籌提出的口號是：

打倒劉、鄧、陶！

打倒孟用潛！

打倒王炳南！打倒陳家康！打倒冼依！

徹底批判陳、姬、喬！

徹底批判姚登山！

重炮猛轟劉曉！徹底把劉曉的問題搞清楚！

把破獲反革命案件的鬥爭進行到底！

揪出外交部一小撮壞人和516分子！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徹底批判極左思潮！[9-7]

從以上口號中可以看出，大聯籌同前聯絡站的口號有了很大不同。就外交部來說，大聯籌把部黨委在1966年運動開始時鬥爭批判的對象孟用潛、王炳南、陳家康當作鬥爭對象，即敵我矛盾，要打倒；對在運動中積極支持聯絡站的政治部副主任冼依也是打倒。對陳毅、姬鵬飛、喬冠華是徹底批判。對姚登山此時也還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要徹底批判。對此時已知道建國前在白區曾經被捕過的劉曉提出炮轟和把問題搞清。此外，提出了揪「五一六分子」和批判極左思潮。這是1967年底外交部文革的形勢。

原聯絡站核心組成員及其機構的一般工作人員此時都回到各所屬單位參加業務工作。

大聯籌成立後，聯絡站、總部、攀險峰等群眾組織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但是各派代表人物彼此之間的隔閡、猜疑和不信任難以消除，爭論不休。到1968年軍代表進駐，正式成立大聯合委員會和外交部三結合領導班子代替了大聯籌。三結合的三方為軍代表、領導幹部和群眾代表。領導幹部以姬鵬飛和喬冠華等老幹部為代表，群眾代表為攀險峰、總部和個別臨勤代表如劉華秋。

外交部從群眾組織的活動到成立大聯籌可以說進入最後階段。被認為是保守派而且處於少數地位的總部和攀險峰在群眾組織角逐中最後勝利，這是大勢所趨。毛澤東號召造反一是要打倒走資派，二是更大規模的引蛇出洞，都是錯誤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正是在這一階段做了毛澤東的工具。儘管聯絡站是響應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奪權、批判陳毅等等，但處在當權的位置，它就要對外交部的亂負責任。而總部和攀險峰的保守，其特點正是在於維護舊秩序，儘管這個舊秩序需要改革，但文革的破並不是客觀需要的改革。總部和攀險峰揭發批判泄密、反總理、狀告姚登山傳達關鋒、戚本禹的講話等，表明了它們維護外交部傳統秩序的立場。周恩來要維持外交部業務的正常運行，毛澤東也沒有讓外交部亂的意思。在收縮造反的時候，總部和攀險峰當然獲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它們的領袖進入三結合領導班子，成為推行下一階段文革，即批極左抓壞人、清理階級隊伍和清查「五一六」的工具。

對聯絡站的評價

到1968年3月，外交部的機要局、檔案處、文印處這幾個機要部門，和保證對駐華使領館服務工作的外交人員服務局已經開始實行軍管。這些單位的兩派尖銳對立，如機要局一方為聯絡站的「大喊大叫戰鬥隊」，另一方為參加大聯籌的「十戰鬥隊」，鬥爭激烈。通過軍管，把秩序穩定下來，以保證業務工作正常化。

這時的群眾對立，交通科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全科120多人分成兩派，聯絡站的「紅色司機戰鬥隊」（簡稱紅司機）此時49人，其對立面80多人，原屬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臨時革命委員會」（簡稱臨革會），已參加大聯籌。司機都是工人身分，號稱無產階級。兩派各控制一部分車輛，業務上也分兩派。大聯合的目的是要按行政系統實現全面聯合，削平山頭。一個單位不能聯合就要影響全面大聯合。紅色司機戰鬥隊在聯絡站時期不肯同臨革會聯合，而要把他們兼併。臨革會現在參加了大聯籌，優勢轉到他們方面，他們提出聯合的條件，紅色司機不能接受。如說紅色司機主要負責人必須批判，必須對反總理的錯誤有一個認識；紅司機裏面有壞人；極左思潮還沒有檢查；一句話，紅司機還沒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而紅司機否認反總理，說他們從來沒有寫反總理的大字報，他們認為總理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參謀長，並提出1967年10月18日宣佈周總理的關於聯絡站核心組有問題後，臨革會對紅司機搞砸搶抄，把鎖在櫃子裏的材料也搶去了。

1968年3月12日周恩來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各方面的代表，促進外交部的大聯合，是這次接見的主要內容之一。

對於交通科兩派代表，周恩來當場做工作。周讓他們坐在一起，幽默地說：「看看你們怎麼勢不兩立。」瞭解到兩人家庭出身都是貧農，周說這很好。對大聯籌方的代表提出：「先除壞人再聯合，要一個一個吸收他，這不叫聯合，這是分化。為什麼不能聯合後教育？」周要求雙方站到一起來進行兩條路線鬥爭，不要彼此責備。並說：「我請求你們。」接著指示不准私自開車，一個星期內不能制止，就要軍管。[9-8]但是到4月1日接見時，交通科的分裂狀態仍然沒有改變。

在大聯籌領導班子裏，也存在同交通科類似的問題。總部和攀險峰代表同臨勤代表張殿清之間在對聯絡站的認識問題上有矛盾。張殿清雖然反對激進派核心組的一些人的行為，但是他認為8月份以前聯絡站反對資反路線和批判部黨委的大方向是正確的。而總部和攀險峰不同意，產生這種狀態的原因，一方面是派性，維護本派的利益。由於兩派的隔離和對立，互相不瞭解和猜疑，造成認識上的差異難以彌合。另一方面，文革從一開始，從總體上就是錯誤的，過程中總體錯誤的發展和各個參加者和小團體的錯誤疊加，很難簡單地分辨是非。

曾經支持過聯絡站的周恩來此時另有說法。在同一次接見中，針對張殿清說聯絡站8月以前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周恩來以南昌起義為例，說：我說過，大方向對，路線錯了，大方向就化為烏有。周表示同意「對聯絡站應該一分為二」。他說：「聯絡站有貢獻，也有錯誤，對聯絡站我一直支持到8月。」[9-9]又說：「批判17年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三和一少』對外交部的干擾，當然外交部基本上還是執行的毛主席紅色的革命路線⋯⋯所以聯絡站奪走資派的權，那時期，外交部領導陷於癱瘓，你們出來監督，把外交部的領導撐起來，這是有一功的⋯⋯監督對你們來說有一定的困難。現在證明，國防、計劃、財政、外交、外經、外貿搞監督有一定的困難。因為政策性非常複雜，年輕人還不熟悉。你們後來不管了，留了幾個人劃圈子。監督沒執行好有客觀原因，不能完全怪你們，我一直支持你們。這個監督從2月到8月你們執行政策上發生過嚴重錯誤，所以大方向就不存在，就是『形左實右』。比如不讓你們到街上去遊行喊『打倒陳毅』，你們還是去了。就像軍隊要打倒蕭華，大字報滿街都是，一出人民大會堂就看到，這是不能容忍的，因為他還沒有正式宣佈罷免。所以這簡直是給我們的軍隊抹黑。所以我們說服了三軍要覆蓋，不要再貼。外交部也是這樣，在部內可以喊『打倒陳毅』，在部外不能這樣搞，這是國際影響。人家來問，你們外交部長到底還算不算數？我們就無法回答⋯⋯你們是造反派，犯有嚴重錯誤的，一段時期犯重大錯誤，這應該好好檢討。」這時王中琪說：「我有罪。」周總理說：「不要說罪。中央文革不太贊成這樣說，尤其你們年輕人。」[9-10]

這反映了1968年3月周恩來的認識，他對聯絡站有很多不滿意，但是，還沒有一棍子打死，不過聯絡站的大方向已經化為烏有了。

91人大字報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貼出了一張有91人簽名的大字報，後來全國聞名。

先看看大字報貼出的背景和內容。

1967年10月聯絡站核心組垮臺以後，外交部的運動轉向批極左抓壞人。「打倒陳毅」口號的提出無疑是外交部極左的主要表現之一。外交部的大多數領導幹部同陳毅一樣處於受批判的地位，他們早就看出這個口號是錯誤的。一些住在報房胡同的司局級幹部如陳楚（國際問題研究所）、余湛（蘇歐司司長）串聯宋之光（駐法使館政務參贊）等，醞釀寫出一張大字報批判「打倒陳毅」的口號。標題是：《打敗敵人，戰而勝之》。大字報的主要內容是：一、陳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二、「打倒陳毅」是階級敵人的政治陰謀；三、極左思潮的泛濫；四、嚴重的政治後果。

大字報的作者們把這個口號看成是王力和造反派勾結的產物，不知道後面還有毛澤東要假手群眾教訓陳毅的意圖。

大字報寫成後，醞釀者又聯絡了住在外交部其他宿舍的中層幹部。簽名者踴躍，發起者加以限制。他們拒絕曾經支持過造反派或在8月參加過支持王力的「22中將」大字報的人簽名。另外，有20多名駐外武官要求參加簽名，他們也沒有同意。

參加簽名的總共有91人，稱為91人大字報。其中有19名大使、兩名代辦以及駐外使館參贊和秘書共佔45人；外交部裏有46人、副部級1個，正司級10個、副司級16個，還有一些處長，其中政治部的幹部有8名。[9-11]這張大字報的聲勢和影響都很大。

在91人大字報之前已有過兩張大字報為陳毅翻案：一是駐阿爾巴尼亞使館人員寫的《歡迎陳毅回部工作》；[9-12]另一是駐緬甸大使耿飚和駐法國大使黃鎮於1968年初發起寫的，內容為：反對打倒陳毅，反對把中國正確的外交路線誣衊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把建國到文革17年的外交成就說成漆黑一團，譴責在外交部泛濫成災的極左思潮，說「王八七」陰魂不散。參加這張大字報簽名的是26位大使，耿飚和黃鎮牽頭，依次是許建國、仲曦東、曾濤、康矛召、趙行志、楊琪良、章文晉、張世傑、何英、姚念、柴澤民、熊向暉、韓克華、岳欣、俞沛文、陳志方、周秋野、楊守正、陳坦、陳叔亮、朱其文、姚仲明、王雨田、張海峰。[9-13]這張大字報的內容還以上書的形式報送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周馬上接見了他們，陳毅也單獨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耿飚、黃鎮等幾位大使。據黃鎮說，陳毅談了當時的形勢，說了些心裏話，告誡他們要特別謹慎小心，說：「現在是動輒得咎。」[9-14]果然，91人大字報事發，這兩張大字報也受到批判。

91人大字報，大聯籌事先有人看過，反對打倒陳毅符合他們的觀點，沒有提出異議。貼出後，作為重要大字報，大聯籌摘要登了簡報，並廣播了。[9-15]

91人大字報為什麼後來被批判呢？因為正趕上全國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判為「二月逆流」翻案。這樣一來問題就嚴重了，於是，周恩來批評，陳毅檢討，大字報作者被批判。

周恩來批評

周恩來身在高層，得機先，見事早，率先批判91人大字報，爭取主動。

這張大字報是駐外使領館45戰鬥隊首先把它作為右傾翻案的大字報上報周恩來的。2月24日，大字報貼出後的第12天，周恩來表現極其重視。周的秘書錢嘉棟打電話給45戰鬥隊，說：「因為大字報太長，周總理沒有詳細看。總理的意見是：不能籠統地認為『打倒陳毅』這個口號是反動的，因為這裏有不同情況，有的人提這一口號，的確是從惡意出發的，但有的人提這一口號是從善意出發的。這張大字報實際上有否定一切的錯誤，是原則性的錯誤，是從右的方面來的干擾，應當馬上想辦法來補救一下。部黨委、大聯籌、45戰鬥隊一起商量一下如何搞。現在又是2月，去年2月的情況不應再出現。」[9-16]

在打這個電話以前，錢嘉棟已經給常務副部長姬鵬飛打過電話，傳達了同樣的意見。

第二天，錢嘉棟又給大聯籌打電話，傳達周恩來的指示，說：「這張大字報不是一個片面性的問題，而是原則性的錯誤。一直說要防止老保翻天，現在就是從右的方面來的干擾，幫了倒忙。關於『打倒陳毅』的口號，要一分為二。少數人是別有用心的，多數人提這個口號，只能進行解釋工作。中央一直沒有接受這個口號，但並沒有禁止這個口號，包括當時的『六一六』在內。」電話又指出：91位同志、部黨委、大聯籌都要表態。不批判、不表態，極左又要出來。部黨委不表態，就站不住。如果部黨委不表態，總理就來表態。[9-17]

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稱周恩來是「奉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命批評了91人大字報」。[9-18]隨後周又在3月5日、11日、12日、4月1日、7日和16日反覆批評91人大字報。其中3月12日，周恩來為91人大字報事專門接見外交部和使領館各方面代表。被接見者有當時掌權的群眾組織代表：大聯籌小組全體成員及各單位聯絡員，駐外使領館45戰鬥隊組勤務組成員和使領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勤務組；外交部黨委全體成員和機要局、文印處、檔案處、外交人員服務局軍管小組代表；還有耿飚、黃鎮、曾濤三位資深大使；91人大字報起草人、前聯絡站核心組成員，以及劉新權和姚登山等共150多人，可見當時周恩來對此事的重視。周這次關於91人大字報的講話，具有代表性，摘要介紹於下。括弧內是插話。

周恩來總理說：91人大字報這是最大的一次考驗。在批判極左思潮的時候就會出右。

大聯籌在批極左抓壞人方面有很大貢獻。對91人大字報失掉了警惕。（陳德和：在91人大字報問題上，我們有嚴重錯誤，有嚴重責任。）

更重要的不在你們，在部黨委。整個部黨委陷在裏面。（對黨委）你們有一個人來向我談過沒有？恐怕沒有。

宦鄉，董越千！董越千你那次向陳總承認錯誤，覺得不得了，哭了，哭也是私心雜念，深怕丟官。如果覺得有震動，了不得，這次完全可以給值班室打電話來。

羅貴波，你給我打過電話沒有？（羅答：沒有。）你看過沒有？（羅答：看過，貼在小禮堂門口，沒有全部看完，沒看出問題。）你平時不多講話，過去認為部黨委多數人對你怎麼怎麼樣，這次你也看不出問題，可見過去也是私心雜念。

姬鵬飛、喬冠華同志犯錯誤更大，一個是常務副部長連看都不看，喬冠華還出了壞主意，聽說檢討了，但不深。

龔澎也看了。（龔答：我聽了一遍，我是沒有簽名的簽名者。）這個態度還好，有的人沒簽，但實際上是簽名。

（張殿清：他們去年12月6日的發言中就提出「打倒陳毅」是反動口號。）

（龔：我們說是錯誤口號。）

（非洲司聯絡員：她同意這張大字報，那天柯華〔非洲司司長〕去找她徵求意見，她說因為自己是黨委委員，不好簽名。）

所以她說是不簽名的簽名者，意思一樣。說錯誤口號也不完全對，說反動口號就更嚴重了。

⋯⋯

91人的大字報部黨委沒有一個人看出問題來，也沒有一個人反對，聽說部黨委檢討還不好，部黨委還需要批判。明天你們是否準備開會？（大聯籌代表：本來今天下午開大會批判部黨委。）我以為你們明天要開會我今天才接見你們。要對部黨委狠狠地批判。炮轟也好，火燒也好。姬鵬飛同志送來一個檢查。陳毅同志說不好提意見。我現在不看，當面退給你，讓群眾先批判。（周把檢查退還給姬鵬飛。）

⋯⋯

現在91人大字報不簡單，代表一股保守勢力，甚至是反動勢力。（當問到大字報中簽名的副部長級是誰時，回答是劉新權。）

劉新權是停職反省的。劉新權過去工作組在北外壓人家，壓了以後還轉移黑材料，人家來搶。停職反省後到造反團去住了3個月，沒有得到教育。

大聯籌分析一下，不是長字號的有沒有？（答：沒有。）你看都是長字號，這還不是代表一股保守勢力？當然統統打倒也不好，老保翻天是保字號，反攻倒算是保字號。[9-19]

關於批什麼，周恩來在這次接見中說：

可以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深批透，把陳毅同志的錯誤，派工作組的問題，都可以聯繫起來。這就是批修，最好把外交部中劉、鄧黑線揭發出來，揭發「三和一少」，外交部不像（中共中央）聯絡部那樣，但總還是有干擾。（李樂坤：還有個問題，是只批當前的右，還是同過去的右結合起來一起批？）這又是50天和17年的問題。這兩者是不可分的。但不能說我國外交路線是「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也不能說沒有干擾。8月份是最集中的，是形左實右的干擾。從前是右的干擾。[9-20]

周恩來在接見結束前又強調說：

外交部不僅有右的苗頭，91人大字報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當然在批判右的時候也要防左。[9-21]

4月1日下午周恩來在接見外賓前後對在場的外交部工作人員又談到91人大字報問題，說要狠批右傾，擊退「二月逆流」翻案風。去年「二月逆流」牽涉到外交部就是想完全復原。「二月逆流」的特點是把矛頭對準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對準以毛主席為首的以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準堅決執行無產階級路線的中央文革。去年外交部有沒有「二月逆流」的影響？有的，不能說沒有影響。有的人說外交部沒有，這話不通。在部司級幹部會上，我聽到不少司局長有抵觸情緒。什麼叫右傾保守主義？就是恢復舊秩序、舊官，這是辦不到的。所以要好好地批，但是矛頭是對準部黨委的，對準91人，因為他們都是大小當權派。不要把矛頭對準群眾。[9-22]

從2月下旬到4月初，這些接見和講話反映當時周恩來把這個問題看得多麼嚴重。

陳毅檢討

由於91人大字報被點名為右傾翻案的代表作，周恩來向外交部指出要批判，引出一系列違心的檢討。大聯籌發表聲明檢討自己沒有發現問題還加以廣播，是思想上右傾，並批判該大字報。45戰鬥隊上報91人大字報，受到表揚後，也發表聲明批判大字報是老保翻天。部黨委成員也發表聲明就該大字報做自我檢討。

陳毅早在2月15日就看到91人大字報，周恩來通知要批判後，陳毅趕緊檢討。2月28日陳毅寫了一封信給周恩來總理。周看後，同意用大字報形式在外交部公佈。陳毅在信中稱：

我現在鄭重聲明，我完全擁護總理指示。91人的大字報，其精神和立場是右傾保守的，是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是發泄對革命群眾大批判的怨氣的。這張大字報對我改正錯誤毫無幫助，對大字報的作者，則更有助長他們與群眾鬧對立的危險。我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不同意這種錯誤精神和立場⋯⋯[9-23]

3月6日大聯籌開大會就91人大字報進行檢查並批判91人大字報，周恩來讓陳毅參加大會。陳毅在會上也發表講話，要點可以歸納為：（1）對大聯籌同意、廣大到會的同志批准我參加這個會，給我一個到群眾中來，跟群眾見面，徹底檢查我自己錯誤的機會，表示感謝。（2）犯了錯誤要徹底改正。（3）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錯誤是極其嚴重的，總是保護老幹部，總是指責革命小將，指責青少年過左，總是不看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總是在鬥爭方式上提這樣的意見、那樣的意見，結果保了老幹部，保了壞人，也保了走資派。如照我的辦法來領導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文化大革命；揪不出走資派，也揪不出壞人，也發現不了好人。我要感謝偉大領袖、我們副統帥、周總理、中央的同志、中央文革的同志、各個領導同志和廣大革命幹部、廣大群眾，對我進行的批評，對我進行了最大的關懷。（4）91人大字報的要害是借保陳毅之名，實行保自己，結果只是為自己的垮臺造成條件。（5）擺在部黨委、91人和我個人面前的問題是要敢於承認錯誤，向群眾學習。[9-24]

其實，這些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表演。

91人大字報作者被批判

在外交部，批極左暫時退居次要地位，為91人大字報，反擊為「二月逆流」翻案又折騰了好幾個月。大會小會天天開，全外交部搞了一陣批判91人大字報作者和簽名者的鬧劇。姬鵬飛、韓念龍、喬冠華三位部黨委成員，耿飚和黃鎮兩大使是全部範圍的批鬥對象。其餘簽名者一一在各自單位做檢查，挨批鬥。

二十多年後，零星地披露的這些臺前幕後的情況，當時外交部的群眾或幹部並不瞭解。領導號召批判91人大字報，說它是右傾翻案，即使是原來贊同的人，也只好改過口來對它批判。這同1967年8月異口同聲說王力講話好一樣言不由衷。周恩來特別關照要批右，防止又來極左。

什麼叫左？什麼叫極左？什麼叫右？毛澤東是喜歡「左」的。當時，「左」是革命的代名詞。因此「左派」倍受青睞。毛澤東自己不知道自己「極左」，但知道極左是左得過頭了，形左實右。他更不喜歡「右」，說「右」是修正主義、不革命，那是很嚴重的。可是通觀中共1949年建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實在難以把這三個概念同常識性的，或事實上的，正確與錯誤聯繫起來。讓我們把定義留給理論家們去探討確定。從文革的過程中，人們感受到的極左都表現為只講革命和階級鬥爭，唯我獨革，不講客觀實際，無視人權，蠻橫無理。聯絡站激進派造反過了頭，極左，是這樣的表現。大聯籌批極左抓壞人，批91人大字報，已開始表現出以極左批極左和以極左批右的勁頭。對批鬥對象，不管是領導幹部還是群眾，都是窮兇極惡。因此，儘管大聯籌自稱無產階級革命派，力求同造反派劃清界限，但從後來毛澤東的講話中，以及一些領導幹部的回憶錄中他們還是造反派。矛頭向上，意味著鬥爭領導幹部。可憐這時的領導幹部成了革命群眾的鬥爭對象，他們搞不清這派那派，但知道一點，蠻橫地批鬥他們的都是造反派。

周恩來指示批判91人大字報本身就是極左。91人大字報雖然有某些事實不確切，但總起來講，它是對文革的一次有影響的抵制。

但是，當時在全部批鬥大會上，韓念龍和耿飚等被喝令到臺上接受批判。韓並沒有在大字報上簽字，但他是部黨委成員，同意大字報的觀點。黃鎮和耿飚算是26大使大字報的策劃人，他們被追問保陳毅大字報是怎樣出籠的，誰是幕後策劃者？黃說：「就是我和老耿兩個人一起商量著寫的，其他的大使們同意者簽名，沒有什麼幕後策劃人。」批鬥者又轉過來逼問耿飚，耿飚說：「策劃人倒是有，但是不在幕後。」「在哪裏？是誰？」耿飚指著自己，說：「策劃人就是我！」批鬥者氣得暴跳如雷，高喊口號：「耿飚不投降，就叫他滅亡！」[9-25]

批鬥者往往要把被批鬥者同中共上層被打倒的人聯繫起來，所謂上掛下聯，是一切批鬥的慣用伎倆。當時原解放軍總參謀長楊成武剛剛被打倒，韓、耿、黃等原來都在部隊，於是，責問韓念龍：「你同楊成武是什麼關係？為什麼你能從他那裏搞來大批毛主席像章分發給外交部的同志？」

又同樣責問耿飚：「困難時期，你從東北打黃羊，用黃羊肉腐蝕群眾。你是怎樣得到楊成武的支持的？你同楊成武是什麼關係？」

文革期間給大家搞來像章在當時是受歡迎的事；三年困難時期給外交部員工弄來黃羊肉改善生活，補充營養，更屬做好事。到了需要批鬥的時候，都被歪曲來作為批判材料。

大會小會批鬥沒有結果，耿飚和黃鎮被說成是「耿、黃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在耿、黃之後簽名的許建國、仲曦東、曾濤和康矛召四位大使，被扣上了「耿、黃集團四大金剛」的帽子，一段時間內天天被拉上臺批鬥。

有人揭發陳毅接見過26大使的講話，駐法使館戰鬥隊就要黃鎮證實。黃鎮回避，逼得沒法時，他說：「我上過一次廁所。」這以後，造反派批鬥要他證實什麼事情時就諷刺說：「黃鎮，你又上廁所去了？」

耿飚和黃鎮等像其他單位的當權派被打倒了一樣被處罰做體力勞動，讓黃鎮刷廁所。黃鎮是一位曾經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將軍，新中國的第一批大使之一。任駐法國大使前曾先後任駐匈牙利和印尼大使，1961年到1964年任外交部副部長。黃鎮打掃廁所也非常認真，每天用去污粉倒在手上擦洗便池。時間一長傳染上了肝炎。

這些遭遇引起人們思索。有一天晚上，黃鎮對他的妻子朱霖說：「我告訴你，現在是毛主席犯了大錯誤。歷史上不管哪朝哪代，只要是奸臣當道，殺功臣，都要犯大錯誤，甚至滅亡。現在我們怎麼能把開國元勳、老革命家統統打倒，只有少數幾個人是革命的呢？我就不相信。我們國家要出大事了。如果有一天，人家突然進來把我帶走，關起來，你不要驚慌，要有這個思想準備。」朱霖說：「你發瘋啦！我們沒有做任何虧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門，誰敢把我們怎麼樣？」黃鎮說：「你真幼稚！難道現在被打倒被關起來的同志都是有問題的嗎？」[9-26]

毛澤東：「我還是贊成91的。」

批判91人大字報是荒唐的，卻做得很認真。91人大字報的簽名者受了批判，都背上了一個犯了錯誤的包袱，恐怕影響仕途。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席位後，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五位中國正式代表中有符浩和陳楚。陳楚是發起人之一，符浩是簽名者。在出國政治審查中，這次簽名還列為一項錯誤。但這是3年以後，時過境遷。11月4日晚，毛澤東接見出席聯大的代表團，周恩來介紹到符浩和陳楚時特別提到他們是91人大字報的簽名者，毛澤東說：「我還是贊成91的。」[9-27]

注釋

[9-1]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274-284。

[9-2]《外交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小組成立聲明》，1967年11月25日，頁1。

[9-3]《外交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小組成立聲明》，1967年11月25日，頁3。

[9-4]《外交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小組成立聲明》，1967年11月25日，頁5、6。

[9-5]《外交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小組成立聲明》，1967年11月25日，頁6。

[9-6]《1968年3月12日周恩來總理接見外交部和使領館各方代表談話記錄》（大聯籌印，1968），頁29。

[9-7]《外交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小組成立聲明》，頁8。

[9-8]《1968年3月12日周恩來總理接見外交部和使領館各方代表談話記錄》（大聯籌印，1968），頁6-11。

[9-9]《1968年3月12日周恩來總理接見外交部和使領館各方代表談話記錄》（大聯籌印，1968），頁14。

[9-10]《1968年3月12日周恩來總理接見外交部和使領館各方代表談話記錄》（大聯籌印，1968），頁15-16。

[9-11]《1968年3月12日周恩來總理接見外交部和使領館各方代表談話記錄》（大聯籌印，1968），頁21。

[9-12]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277。

[9-13]《耿飆回憶錄》（1949-199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39。

[9-14]朱霖：《大使夫人回憶錄：匈牙利、印尼、法國、美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頁151。

[9-15]《（1968年3月12日）總理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各方代表談話記錄》，頁17-18。

[9-16]《總理關於91人大字報的重要指示》（外交部大聯籌編印，1968年），頁1。

[9-17]《總理關於91人大字報的重要指示》（外交部大聯籌編印，1968年），頁2。

[9-1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277-278。

[9-19]《（1968年3月12日）總理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各方代表談話記錄》，頁11-13、17、21及24。

[9-20]《（1968年3月12日）總理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各方代表談話記錄》，頁28。

[9-21]《（1968年3月12日）總理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各方代表談話記錄》，頁35。

[9-22]《周總理4月1日接見外賓前後對我部運動的重要指示》（外交部大聯籌編印，1968），頁5。

[9-23]陳毅就91人大字報給周恩來總理的信，頁1。

[9-24]陳毅同志3月6日在外交部大聯籌檢查會上的講話（根據錄音整理），外交部大聯籌編印，1968年3月。

[9-25]《耿飆回憶錄》（下），（1949-199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40。

[9-26]參見朱霖:《大使夫人回憶錄：匈牙利、印尼、法國、美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頁151-152。

[9-27]符浩：〈不眠之夜——毛澤東面授機宜中南海〉，載符浩、李同成編：《經天緯地——外交官在聯合國》（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頁1-5。一句話使兩人如釋重負。原來，同年9月13日，毛澤東親自選拔的接班人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毛澤東受此打擊後，對「二月逆流」說法改變了。

10

軍代表進駐和戰備下放

毛澤東要恢復秩序，號召大聯合。但是，直到1968年夏，全國很多地方兩派武鬥不止。就在北京，天子腳下，財貿系統的西單商場武鬥震驚全國；清華大學武鬥，死十人傷百餘人。毛澤東於是決定讓工人和人民解放軍進駐學校，進行領導。這就是「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和「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此外，還向武鬥不止的一些工廠也派了軍宣隊。武鬥在全國範圍逐漸平息下去。從1966年到1968年三年停課鬧革命，積壓了一千多萬初中和高中畢業生和十七萬大學畢業生，也要找出路。毛澤東一聲號召「農村是廣闊的天地」，開始了大規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同時全國加強了戰爭準備工作，大搞戰備疏散，國家機關大量精簡幹部。1969年在全國農村廣泛設立「五七幹部學校」（簡稱五七幹校），作為下放精簡下來的幹部勞動改造的場所。外交部的運動隨著這些全國性的部署進行。

軍代表進駐

1968年6月，周恩來向外交部政治部派了軍代表。外交部沒有武鬥，但是大聯籌內部爭論是有的。6月19日他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代表，做了以下的解釋：

外交大權歸中央，為什麼還派軍代表呢？外交部不能整個的派軍代表，但政治部可以派。要保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保證毛主席的外交政策，要不打折扣地執行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性：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外交鬥爭也是進行階級鬥爭的隊伍，它不打武仗，是打文仗。鬧小資產階級派性不行，極左思潮還要批判⋯⋯說聯絡站在外交政策上沒有干擾。何止是干擾呢？！另外，9月份以後，抓政策研究，始終大家不熱心，在政策上，聯絡站一個時期干擾得很厲害。我是做了自我批評的（按指批准48小時照會）⋯⋯大聯籌推翻不了，保持聯絡站觀點的老聯絡站戰士壓不垮，張殿清一人掛帥不行，還是要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10-1]

和平時期，外交部不能軍管。但是，中共政治工作第一，政治部統管人事和人的思想。政治部軍管了，外交部對內也就軍管了。周恩來有什麼不滿意的呢？他說了兩點：一是「抓政策研究，始終大家不熱心」；二是大聯籌和張殿清的矛盾。這兩個都是當時無法解決的認識問題。搞極左就不斷出亂子；不搞極左又不行。周恩來自己苦惱，其他人更加苦惱。

文革以來發生了那麼多的交涉鬥爭，特別是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後，周恩來不能不有所觸動，感覺到有調整政策的需要。但是，歷來外交政策出自高層。外交部雖然理論上講也可以提出政策性意見，但基本上是一個執行機構。試想在動輒得咎的文革條件下，誰有心思抓政策研究，怎麼熱心得起來？政策已經有了。就是人所共知的「毛主席親自制定，周總理領導執行的革命外交路線」。從正面說，是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宣傳毛澤東思想是頭等大事、群眾辦外交；從反面說：反對「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對這些都只能叫好，豈容研究？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這個大丟面子的事情，才來興師問罪，已經晚了。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禍根在上頭，問罪是找替罪羊，問題並不能解決。火燒前發生了那麼多不顧國際法準則、仇洋排外的事件，為什麼沒有人明確地指出不可以，而只有鼓勵與支持呢？誰敢說個不字？1966年的海拉爾事件、留學生和駐外使領館在各自駐在國宣傳毛澤東思想引發的一起又一起事件、1967年初紅場事件等等得到的都是中央領導的支持與鼓勵。至於激烈的暴力行為，也早已出現。遠的不說，1967年8月5日發生在北京的砸印尼使館，在使館院子裏焚燒傢具衣物，行動長達3小時，事後卻不見批評，也沒有見官方採取措施不准再發生類似事件。兩周後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

再說誰來研究政策？部黨委成員從一月奪權後就一直被批評為精神不振。是的，從批判資反路線以後，他們就沒有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引蛇出洞時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也很難怪他們。被置於受批鬥、炮轟、火燒的地位，業務上被監督，人格和尊嚴受到傷害，他們能想得通嗎？周恩來到這個時候還一再指示大聯籌要矛頭向上，他們還能有心思，還敢研究政策嗎？在那樣的情況下能夠堅持上班，處理案件就已經不容易了。

聯絡站和大聯籌作為群眾組織受命監督業務，都只能在周恩來親自領導下和部黨委成員合作，警惕「三和一少」和「三降一滅」而已，也不可能有其他。到了1968年周恩來也考慮到監督確實有困難。

從周的講話可以看出他的無奈，他看不到自己的和毛澤東的極左，只在下屬身上找毛病，也說不清怎麼研究政策。

至於大聯籌內多數人同張殿清認識上的矛盾，實質上是對聯絡站群眾的態度問題。外交部經過兩年文化大革命，發生兩次180度的大轉彎，回到了原地。運動初期，「橫掃」時被認為有問題的人，在王力倒臺、造反派倒楣後，又成了有問題的人。另一方面，運動初期各級黨組織依靠來打擊所謂「牛鬼蛇神」的人，在批判資反路線時成了保守派；王力講話後，受壓；但王力倒臺後，這批人又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依靠的對象，得到周恩來的大力支持。大聯籌裏面的總部和攀險峰，以及一部分臨勤成員認為運動初期被整的人本來就有問題，聯絡站整個錯了，一定還有問題沒揭發出來。於是，清理階級隊伍自然是到聯絡站和支持聯絡站的領導幹部中去找壞人，甚至要把聯絡站打成反革命組織。這是外交部後來清理階級隊伍的基本格局。

這個分歧在成立大聯籌之初即已存在。1968年7月，外交部內群眾中仍有辯論。反映在批極左、抓壞人的運動中把聯絡站的許多成員和支持聯絡站的領導幹部當作敵我矛盾加以揪鬥。聯絡站溫和派領袖張殿清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在當時形勢下，張殿清認為1967年8月以前聯絡站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總部和攀險峰等則把這種意見稱之為「以張殿清為代表的極左翻案」加以批判。外交部內仍然是大字報戰不斷。外交部的大聯籌又面臨著分裂的威脅，而可能影響到外交部的大聯合。

運動初期的「橫掃」是極左，造反、奪權也是極左。根子在文革本身從上頭錯起。但是當時不可能有這樣的認識，還得靠權威解決。周恩來總理希望外交部早日實現大聯合和三結合，不允許再有無休止的爭論。他說辯論聯絡站的觀點、大聯籌的觀點、攀險峰的觀點、形左實右的觀點，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他批評張殿清關於聯絡站在1967年8月份以前大方向正確的說法。

周恩來的認識和說法在變化中。同年3月12日接見時，他講過：大方向對，路線錯了，大方向就化為烏有，但對聯絡站還一分為二，認為它奪權，在外交部領導陷於癱瘓時出來監督，把外交部的領導撐起來，是有一功的。這時候，他強調聯絡站對外交政策「何止是干擾」，支持大聯籌內否定聯絡站的意見，對張殿清持批評的態度。

軍代表進駐後支左，當然是支持總部、攀險峰和臨勤的一部分，張殿清等的不同意見完全被壓下去。外交部的文革群眾運動，或者說本來就不該發生的群眾運動，也就結束了。周恩來所謂「林副主席的三性」中，外交部有的是革命性和組織紀律性；至於科學性，科學的根本是實事求是，而文革自始至終就談不上有任何實事求是。

「學習班要大點，業務小班子就行了」

周恩來總理講到軍代表的任務時說：軍代表到外交部是領導政治工作的。他們的任務，也就是外交部的任務，是：

1.　宣傳、學習毛澤東思想。辦學習班搞大聯合。學習班要大點。三千人的外交部，一次學習班要有二、三百人，四、五百人參加。

2.　搞大批判，結合本單位搞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大批判要批判劉、鄧、陶，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派的黑線干擾。我們不承認外交路線是「三降一滅」，因為這樣把主席放在何地？！但干擾是有的，劉、鄧的一些指揮也是聽了，這方面要檢查。

周還說：清理階級隊伍只能是一般性的問題。至於專案，不是幾天而是可能要幾個月甚至幾年的功夫。

3.　大聯合、三結合，要快點搞成，到7月份還有10天還搞不成？不大聯合不可能解放幹部、搞三結合。

4.　抓革命、促業務，總要有個業務班子，部裏要有，司裏要有。小班子就行了，抓業務的人要經常輪流。

5.　最後要落實到精兵簡政，建立基地。[10-2]

這次講話給外交部確定了清理階級隊伍的任務，此後這項工作由軍代表領導。

戰備疏散

周恩來總理在1968年6月19日接見時談到的外交部的任務，最後一項是精兵簡政，建立基地，其含義就是為戰備疏散做準備，把部分人員和檔案撤離北京。

毛澤東對內防備「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要奪他的權，對外防備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要打進來。同蘇共鬧翻之後，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估計越來越嚴重。早在1964年，戰備工作就緊張起來，當時對形勢的認識是中國處於美蘇南北夾擊之中。美國在中國的南大門外，發動了侵越戰爭，威脅著中國的安全。美國還多方支持國民黨武裝特務部隊竄擾中國東南沿海，企圖建立大規模進犯大陸的「游擊走廊」；印度政府不斷蠶食中國領土，在中印邊界東、西段同時進行武裝挑釁；日美簽訂安全條約，矛頭指向中國。特別是在北方，昔日牢不可破的中蘇友誼變成了「蘇修亡我之心不死」。1968年以後，蘇聯迅速擴展其軍事力量，在世界各地到處伸手，在中國邊境增兵。1969年下半年，蘇聯的反華輿論明顯加強，還私下向美國等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外科手術式的突然襲擊」的可能性，中國更加直接地感到來自蘇聯的戰爭威脅。在這種背景下，從60年代中期起，中國就準備與帝國主義早打大打，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搶時間把三線地區建設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戰略大後方。

1967年4月「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毛澤東語錄已在社會上流傳。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國立即做出了強烈的反應。隨後，戰備動員也加緊實施。這時文革造成的全國武鬥還沒有完全停止，中共中央1969年8月28日發佈命令做緊急的戰爭動員，同時又堅決要求立即停止武鬥，安定形勢。9月，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名義把幾百萬無法就業的大中學畢業的青年人分散到邊遠農村和邊疆。慶祝「十一」國慶20周年的29條口號中，第22條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許多大中城市進入戰備狀態。10月中旬，為防止大規模突然襲擊，中共中央負責人和一些老幹部陸續疏散離京，整個國家已處於臨戰狀態。

外交部作為中國政府的機要部門，戰備工作也早已開始。1968年3月已經建成了可容1,500人的基地，但計劃需要容納3,000人。[10-3]在山西省的離石縣建立了一個「六六學校」，1968年就讓幹部分批到那裏勞動，採石頭，壘窯洞，種土豆、麥。又準備在黑龍江省五常縣建立幹校，後由於五常水質差，大骨節的地方病嚴重，不久這個幹校就放棄了。另在湖南茶陵、江西上高和湖北沙陽分別建立了五七幹校。1969年11月初，所謂林副主席一號令下，外交部4日開動員大會，11日大部分幹部攜帶家屬分赴各五七幹校，外交部從動員到大搬家僅僅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

五七幹校

這是一次空前的強制性的大移民。1969年9月到11月，許多人家經歷了兩次離散。9月份，外交部幹部和北京其他人家一樣，15歲和15歲以上的初、高中畢業生都被分配上山下鄉，或插隊落戶，或到國營農場，或到邊疆生產建設兵團，分別去了黑龍江邊、內蒙草原、雲南西雙版納的熱帶雨林、陝北高原。少數在部隊裏有關係的，把子女送到部隊裏去當兵，這在當時是生活最有保障、最受人羡慕的出路。

這些孩子走了才一個多月，機關三分之二的人員下放五七幹校。11月4日動員後，各單位把準備好的名單一公佈，下放的人員就著手準備。凡夫婦雙方都在外交部並同時下放的，都做長期下放的準備，放棄北京的家，這叫作「連鍋端」，這是多數。僅僅4、5天的時間，家家把書籍和傢具等當作廢品出賣，唱片砸爛，買來農村生活和勞動所需的馬燈、雨衣、雨褲、膠鞋、墊肩等，並且置辦箱包和草繩，捆紮行李。11月11日分批離開北京，隨隊分赴各幹校去走「五七道路」。

同任何號召一樣，把幹部下放到農村也有著響亮的理由。機關動員和報刊宣傳毛澤東的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這對反修防修，對搞好鬥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希望廣大幹部在下放勞動過程中重新學習，使自己精神面貌來一個比較徹底的革命化。」[10-4]實際下放幹校時，老弱病殘概不除外。幹校勞動等於變相勞改，使幹部和知識分子放棄專業知識和技能，對國家、對民族、對當事人都有百害而無一利。

第一步就很艱難，旅途勞頓不說，到了目的地的農村，幹校初建，房舍不多，大部分人暫時安頓在當地農民家。從電氣化的城市到點油燈的農村，物質上和精神上都要做很大的努力去適應新環境，但這又不叫作移民，而叫作「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輝的五七道路」。每一個下放的幹部都要參加有組織領導的學習和勞動，白天勞動，晚上學習，還要集體「早請示晚彙報」；這是一種當時流行的毛崇拜的形式。早晨開工前和晚上收工後，列隊向毛澤東畫像唸語錄、唱語錄歌、聽領隊人員訓話。有時還要夜戰。組織者要體現革命精神，下放幹部們就要像大躍進時那樣拼命，把體力發揮到極限。特別是那些上有年邁體弱的老人、下有幼兒的幹部；還有丈夫或妻子一方不在外交部，或在外交部而被強制地分配在另一所幹校，不能同行的，幹部本人、老人和孩子都苦不堪言。農村缺醫少藥，有的老人在困苦中病死在幹校。

還有一批15歲以下的子女隨家長去了幹校，當地人稱他們為「小幹校」。隨著幹校基建完成，抽出人力辦了幼稚園，小學生有的在附近農村就學，還有些剛剛上初中的青少年，他們開始隨父母參加勞動和階級鬥爭，過了一段時間，讓他們就近入學。但是，客觀存在的差距使這些孩子同農村的孩子並不那麼容易融合，他們有強烈的優越感，農村的孩子也不容易接受他們。後來各幹校自己設法解決這批孩子的問題，如江西幹校抽調一些幹部自辦中學，後來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謝啟美、國際問題專家李匯川等被抽調在江西幹校附中當老師，給這些孩子上課。湖南幹校則讓這些孩子上幹校所在地虎踞鎮的虎踞中學，草草畢業後，到幹校的茶場勞動，實際上就是當童工。學期結束時離開父母回北京，和北京同一屆的初中畢業生一起分配去工廠或上山下鄉。

五七幹校是部隊建制，以營、連、排、班為序。管理是強制性和嚴格的。到幹校之初要修建校舍，解決住宿問題；打井，解決吃水和灌溉問題。生產勞動在不同地區的幹校各有側重，例如江西、湖北種水稻，湖南種茶，山西種麥。共同的是為幹校生活服務的伙房、養豬等等。下放幹部們年輕力壯的一般幹種地、挑糞、拉車等重活；一些老年幹部從事比較輕的工作，如前駐芬蘭大使張勃川的任務是燒開水鍋爐；前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後來任國務院國際研究中心總幹事何方的任務是給廚房的大灶燒火，當火頭軍。這些活其實也並不輕鬆。

至於同貧下中農結合只是一句空話。開始時，幹校借用一部分老鄉的房舍，住房逐漸建成，下放幹部集中居住在校內，集中管理，並不鼓勵同貧下中農往來。即使早期住在貧下中農的家裏時，也有很多規定，不能把工作、工資、運動等情況對農民講，這是紀律。而且，緊張的勞動和階級鬥爭也沒有時間讓下放幹部同老鄉接觸。

幹校的鼎盛時期是1969年到1972年。勞動緊張，階級鬥爭更加緊張。這裏的階級鬥爭是繼續北京未了的清理階級隊伍，除了抓叛徒、特務、假黨員外，還大規模地展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但是，無論多麼兇狠，這個根本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團還是抓不出來。1972年以後偃旗息鼓，不了了之。留在幹校的人們對這種荒唐的幹校生活也產生了抵觸情緒。急風暴雨似的階級鬥爭過後，領導的權威也只剩下控制人們的分配和戶口的大權。集體勞動處於維持狀態，下放幹部們有的找書看，有的想方設法回北京。幹校還一陣一陣地流行過勞動消遣熱，如製作煤油爐、做竹木傢具、做樹根雕等等，人們總還是要把生命用在自己認為比較有價值的事情上。

1971年以後，隨著中美開始接觸和中國聯合國席位的恢復，外交工作趨向開展，幹部又一批一批調回北京。另一方面，外交部把一大批整錯了的幹部轉到地方。例如200多幹部調往湖南省，近百人調往大連外語學院；也有給外交部整得寒心不願再回外交部的，轉到地方工作。1973年以後，外交部在外省的五七幹校陸續撤併；最後留下的一個幹部輪流勞動的基地「北京北郊幹校」，也於80年代關閉。

70年代初，外交部辦公已全部遷至朝陽門內大街，原東交民巷30號改為外交部招待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這裏新樓和老樓全部住滿。當年連鍋端下放到五七幹校的幹部由於各種原因又回到北京，有分配在部里工作尚未分到住房的、有從幹校請假來京看病的、有來京上訪的等等。家已經沒有了，暫時在這裏棲身，等待分配工作或交涉落實政策問題，這個「暫時」在大多數情況下意味著好多年。

招待所的房間住滿了，後來者只能住在過道裏用薄板隔成的臨時住房裏。招待所年久失修，擁擠破爛，誰也想不到這就是「光輝的五七道路」的結局。

檔案大轉移

保衛外交機密、杜絕失密泄密竊密是戰備中的一項重要任務。1967年11月，從空軍派了兩名軍代表進駐檔案處，掌握了外交檔案的管理權，即檔案處實行全面軍管。

1969年9月，戰備命令下達後，外交部受命轉移大批機要文件。第一步是著手「處理機密文件檔案」。各司、各直屬單位在最短時間內清點重要文件，然後集中到西山中央檔案館。

外交部派了幾百人，在西山將這些檔案進行外包裝。所謂外包裝是進行偽裝，以防國內敵人破壞，和國際敵特「衛星竊照」。這是為把檔案向大三線轉移做準備。

1969年12月下旬向大三線的轉移開始了。那是一個晚上，從西山中央檔案館開出了幾百輛特種軍用卡車，每輛卡車有一名外交部幹部隨車，3名全副武裝的北京衛戍區的戰士押送。來到廣安門火車站，這批特殊的貨物按編號被裝上124號軍用列車。124軍列有幾十名解放軍戰士警衛。根據軍委和鐵道部的命令，它每到一個城市都停在遠離城市的「兵站」。火車入川，在一個站停了一天一夜待命。後於一天深夜1點，開進川西北的一個站。列車警衛在這裏換成了成都軍區的部隊，檔案被存放在一個非常隱蔽的地方。這裏三面環山，面積不足2平方公里，中間一條小河，周圍是大片森林和一個駐紮著幾千名解放軍的軍營，軍營四周都有鐵絲網。

部隊給了外交部兩幢樓，一為工作區存放運來的檔案，另一為生活區。還從紅軍長征經過的草地地區調來一個連隊，守衛這臨時給外交部用的兩座樓，一天24小時站崗。

外交部調來十幾個幹部，他們分4個組，每組3人，把幾十年共幾十萬卷檔案全部微縮成膠卷。另外，拆檔、裝檔、沖洗膠片、檢查成品的又是幾個組。翻拍文件在500瓦的4個大水銀燈下進行。為了趕任務，每天要工作9小時。當地夏天奇熱，冬天很冷，工作非常艱苦，就這樣幹了一年零八個月，完成了任務。

但這裏還不是這批檔案的歸宿，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批了一個124工程建外交部檔案庫，簡稱「後庫」。1970年1月動工，可是山洞打穿後，因塌方嚴重而報廢，又重新選點。外交部派了兩名幹部抓工程建設：北京工程兵總部派出12名工程技術人員，成都軍區派了測繪大隊。這批人乘汽車跑遍川西北的許多山溝，最後選定了一個後庫庫址。1971年4月，後庫的隧道完工，又經過8個月緊張施工，一座現代化的檔案庫在1972年春節前全部竣工，轉移出京的檔案有了自己的庫，這個「外交部檔案後庫」對外稱作「124研究所」。

檔案放在四川，給北京的工作造成許多不便。調檔有幾種方式：一般性的每周一次，先登記，然後通過火車取檔，經中央機要局的交通傳遞；有時用郵局的「特種掛號」；緊急的案子要飛機調檔。1974年初，外交部檔案隨著對外關係的緩和又全部運回北京。

運回檔案也沒有用軍列了，而是外交部自押，成都軍區協助：在車站，警衛部隊對各要害部位做必要的部署，並派一個警衛排押車到北京。[10-5]

外交部檔案大轉移，歷時五年又三個月，是一件中外罕見的勞民傷財之舉。應付現代戰爭，恐怕再不會這樣幹了。

注釋

[10-1]《周總理1968年6月19日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代表的重要講話》（外交部大聯籌印，1968），頁2-3。

[10-2]《周總理1968年6月19日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代表的主要講話》（外交部大聯籌印，1968），頁5。

[10-3]《周總理1968年6月19日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代表的主要講話》（外交部大聯籌印，1968），頁5。

[10-4]見《人民日報》1968年10月5日發表〈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的編者按語。

[10-5]詳摘自張國強：〈外交部檔案大轉移〉，《中華兒女》，1996年，第6期。

11

恐怖的清理階級隊伍

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是文革鬥、批、改的主要內容。清理階級隊伍，顧名思義，是要純潔隊伍，把異己的成分清除。哪些是異己的成分呢？政策界限是什麼？如何清隊？實踐中打擊的對象名目繁多，包括「批極左抓壞人」、「五一六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假黨員、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等等無所不包。

毛澤東1967年夏南巡中做指示說：「群眾組織裏頭混進了壞人」，「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辦法」。也就是捉人不必通過司法機關，各單位可以自己關押處理。已經提到專政的高度，那就不是前一段群眾運動大轟大嗡，叫叫口號而已。現在是動真格的無產階級專政了。這一來，外交部內一浪接一浪地抓人關人，私設公堂，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以顯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1969年中共組織生活已經恢復，階級鬥爭盛行的是對同志要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要冬天般的嚴酷，要狠。外交部形成兩個天地，一方面，無產階級革命派欣喜雀躍地跳忠字舞；另一方面，30號老樓四層和地下室等處，成為牢監，關滿了人。這裏關的是外交部抓出來的人，如王炳南、陳家康，及以各種藉口抓出來的現行反革命、叛徒、特務、「五一六」嫌疑分子等。在老部紅樓關著的則是以同樣罪名從使領館裏抓出來的人，如駐印尼大使姚仲明、參贊姚登山、駐尼泊爾大使楊公素、二秘李釗等。疏散到五七幹校後，各五七幹校關押打擊的面更大。特別是1970年大規模清查「五一六」開始到1974年，在外交部各五七幹校的校部，各連隊駐地和借住的老鄉家都成了關押被審查者的監獄。對被認為有問題的人，大家都要劃清界限，使之被孤立起來。被害人精神上和肉體上所受的折磨痛苦難言。這其中以「清查五一六」歷時最長，將在下一章專門敘述。這裏簡要介紹一下其他幾個方面的清隊概況。

批極左抓壞人

1967年10月18日下午，韓念龍在全部大會上宣佈周恩來說聯絡站核心組有人同「五一六」有直接或間接聯繫後，原來緊跟核心組的一些激進隊員馬上把核心組頭頭王中琪抓起來，送進了公安局。又把其他核心組成員關在一個房間裏，責令他們交代。所謂「五一六」根本不存在，他們當然無法交代，關了一夜都放了。但是從這時起，聯絡站一些核心組成員、那些激進的隊員們自己，以及聯絡站的許多一般成員都成了有問題的人，受著各種形式的審查和批鬥，有的到1982年才分配工作，也就是說失去工作長達14年之久。

批極左抓壞人的對象之一是「反迫害大隊」主要成員段紀霄（政治部保衛處處長）、王書鍾（非洲司科員）等。他們被揪出來在全部大會上批鬥。這個反迫害大隊是一些人因本人或親屬受到政治迫害，為謀求平反而組織的，參加的人數不多。很多人在文革初期或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心裏不平，但顧忌「反迫害」這個名稱太刺激，很容易聯想到反對共產黨，而不敢參加。聯絡站接管政治部後，反迫害大隊成員曾經試圖通過政治部翻案，有些人向政治部送過材料。但是，到10月18日聯絡站核心組垮臺，進駐政治部的黃安國等也都成了「壞人」。

打擊現行反革命

批極左抓壞人是一個全國性的運動部署。傳說《中國青年》雜誌某一期的封面上的照片中有反動標語，大家都對著光來找反動標語。社會上到處空穴來風，一會兒某處發現反動黨團組織，一會兒抓出有人喊「打倒共產黨」，一會兒又是有人寫「打倒毛澤東」或別的甚麼反動標語。真真假假，疑神疑鬼，草木皆兵，越抓「壞人」越多。

這些事情居然又都在外交部內發生了。本來是好好的共產黨員，一下子被揪出來，被反扭著胳膊送到地下室關起來。這裏只舉兩個例子。機要局一位副處長劉鳳山，出身好，參加革命早，為人忠厚老實。突然一天被抓到地下室，據說是一次開會時，他在一本《參考消息》上亂畫，無意中在林彪的語錄上劃了些道道。第二天早上，他的辦公室裏有人拿這本《參考消息》告發他反對林彪。外交部報告公安部，立刻把他抓走，同小偷等關在一起。後來，公安部把他退還給外交部群眾專政。還有一例是信使隊的周鍾型。信使隊作為外交部同駐外使領館之間的交通，傳送機密文件，其幹部同機要局的一樣都是經過嚴格審查，政治上絕對可靠的。可是，周鍾型也突然被扭送地下室，據說是在廁所裏寫反動標語。這些都是很難令人相信的事，因為從來沒有過「劉主席萬歲」的口號，正常人也不可能在廁所或任何地方去寫標語。但這樣的事只要提出來，當權者就會相信，就不由分說。於是，有好事者對偉大領袖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特別「忠心」，專門熱衷此道。外交部地下室有一段時間關了不少這類「反革命」。

打擊歷史反革命

外交部的幹部同其他國家機關幹部一樣，入部前都要經過嚴格的政審，本人有什麼疑點或問題，也都要在組織生活或政治運動中交代。但是每次政治運動一來又都會發現歷史反革命或新的反革命，而且往往是老賬新賬一起算，重新折騰一番。

在這類事件中，有一例使全外交部的人震驚，那就是郭贊的死。郭贊是上海人，1949年以前就參加革命，是上海地下黨成員。建國後，她是外交部第一批調進的青年知識分子幹部，政治上一直受信任，開始時在部辦公廳任秘書。60年代調美澳司任處長。她的丈夫張北在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她的辦公室在30號新樓6層。她本人並沒有參加文革中外交部的群眾鬥爭，但是同她資歷相仿的丈夫卻是國際關係研究所造反派的主要人物。批極左抓壞人，張北被當作歷史反革命揪鬥。所謂歷史反革命是指他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的三青團。一次全部大會上，批鬥張北，郭贊被喝令上臺陪鬥。這種人身侮辱她受不了，批鬥結束，她回到辦公室，把手錶脫下放在辦公桌上，留了一張字條把孩子交給組織，然後縱身跳出窗外，摔死在天井的水泥地上。這時批鬥會剛散，人們正從禮堂往外走，許多人親耳聽見她摔在水泥地上的響聲，親眼看到她俯伏在地上的慘狀。

抓叛徒、假黨員等等

文革期間結合把劉少奇打成叛徒，連續數年在全國抓叛徒不止。聯絡站時期曾在1967年4月，搞了一次全部大會抓叛徒，致使西歐司司長謝黎企圖自殺。幸而發現及時，得以搶救。以後聯絡站核心組忙於「打倒陳、姬、喬」，其他都顧不上。聯絡站垮臺後清理階級隊伍，抓叛徒、特務、假黨員、走資派等等不但都提上了日程，而且搞得很凶。所謂叛徒、假黨員、走資派涉及的都是建國前參加中共，在反對國民黨統治、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曾經出生入死地為解放中國而奮鬥過的人。中共為取得政權，曾經在兩條戰線上同國民黨進行過29年之久的鬥爭：一是在戰場上進行的武裝鬥爭，另一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的地下鬥爭。在錯綜複雜的歷史條件下，有的黨員曾經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坐過牢，有的曾一度失去組織關係，也有的在特殊條件下加入共產黨、手續不全等等。解放已經20年，建國後三番五次地審幹，鎮壓反革命，這些問題大多已經查清。文革一來又要翻這些舊賬，查這類問題。既是毛澤東在全國掀起的抓叛徒等清理階級隊伍之風，又是江青等借機報私仇泄私憤，一批又一批老幹部，因莫須有的罪名受到迫害。1969年，外交部還開過一次落實政策大會，宣佈前駐芬蘭大使張勃川等人為交代得好的叛徒而受到寬大處理。這樣的落實政策大會後來在各幹校也分別開過。一些司局級幹部上臺聲淚俱下地自我批判如何成了叛徒，如何感謝黨現在挽救了他等等。其實都不過是演戲，是逼供信的結果。

又如前駐尼泊爾大使張世傑說他在新四軍被國民黨扣壓時叛變了，才被國民黨放出來。這個「坦白」使得戰鬥隊既吃驚又歡喜，以為是一個大突破。後來組成三人小組審查。張世傑說是假坦白，以求早點獲得解放。[11-1]這時候，莫名其妙地被戴上叛徒、特務、走資派、假黨員或其他反革命帽子而遭迫害的高級幹部和中層幹部還有不少。

陳家康慘死在湖南幹校

大聯籌提出打倒陳家康，陳被關進地下室。1967年4月炮轟陳毅時，他揭發陳毅說過「乾綱獨斷」，周恩來指責他是跳梁小丑。抓壞人，他就跑不掉了。後來被定為走資派，雖然有嚴重的心臟病卻得不到治療，而被下放湖南幹校勞動，住在茶陵虎踞鎮校部。一次去鍋爐房打開水，突發心臟病而死。幹校讓幾名在茶場勞動的外交部幹部子弟用棉被將屍體裹起來，用門板抬著送到茶陵縣城醫院。陳家康屬新中國的第一代外交官，曾擔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1956年至1965年出使阿拉伯埃及共和國，在任近十載，為中國發展對埃及和中東國家的關係做出了貢獻。1966年剛剛就任外交部副部長就趕上文化大革命。他為什麼在文革一開始就被停職反省，還是個謎。

王炳南家破人亡

另一位副部長王炳南也在被打倒之列。王炳南早年留學德國，1925年加入中共，在延安時期就從事中共外交活動。建國後成立外交部，他是辦公廳主任，後任駐波蘭大使，並受命為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中方大使。1964年從華沙回國，任外交部副部長。

文革開始時，他也被停止工作。當時人們並不知道為什麼。原來僅僅是因為，他同有特務嫌疑的前上海錦江飯店創始人董竹君母女在1965年8月到9月有過一些來往。建國前，董竹君曾利用其錦江飯店掩護過中共上海地下黨成員。王炳南代表中共組織安排其女董國英到美國學習，其時，董國英已經是中共黨員。1949年董國英學成回國，又通過王炳南的幫助被分配到中央電影局工作。十多年後，王炳南和作為政協委員的董竹君在全國政協會上偶然相遇，老朋友又有了一些來往。但此時董國英被懷疑為國際特務，康生和謝富治報告到總理辦公室，說王炳南定期向董家提供外交情報。王炳南受到周恩來批評，並被暫停外事活動，做檢查。王炳南做了書面檢查，周恩來將王炳南的檢查批轉毛澤東，認為「問題都已提到，也有認識」。毛澤東圈閱後，沒有提出異議，也沒有給王任何處分，事情就結束了。

但是，事情雖然結束，外交部黨委卻沒有通知在家等待恢復工作的王炳南。這時文革爆發了，王炳南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掛著。1968年批極左抓壞人，大字報浪潮起，一些大字報質問：王炳南為什麼失蹤了，王是否在受審查？後來，傳出江青有話：「王炳南是壞人。」王炳南被關進地下室，受到軍代表等的審問。一次，軍代表問王：「當年你在蔣管區都幹了些什麼？」王說：「我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我擔任南方局外事組組長：在國共談判期間，我擔任毛主席的秘書。毛主席回延安後，我在南方局和南京局參加國共談判和參加『三人小組』的活動。」軍代表聽後，聲嘶力竭地吼叫：「你是混進黨裏的壞人，你有什麼資格當毛主席的秘書。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你還明目張膽地造謠欺騙⋯⋯」

王炳南繼續被關在地下室，不准同他的妻子和孩子取得聯繫。他的妻子張浴雲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簡稱「外辦」）工作，也受到牽連。有一天，外交部大聯籌安排全部大會批鬥王炳南，打電話到外辦，要把張浴雲押到外交部會場陪鬥，接電話的正好是張浴雲本人。她是1949年前，隨愛國民主人士從香港北上，投奔共產黨的。她對要她陪鬥當然非常不滿，又十分害怕，當天就離開外辦，到親戚家躲起來。外辦造反派得知後，立即對張浴雲立案審查，給她扣了三頂帽子：一、從香港回國的潛藏特務；二、國民黨軍閥的大小姐；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王炳南）的老婆。張浴雲被抓回到外辦，關押審查。她無法忍受，進行反抗，又惦記在家裏的幾個孩子。她兩次逃走，又都被抓回，受到掛黑牌、剃陰陽頭批鬥等非人的侮辱。她忍無可忍、自縊身死。

之後，王炳南被押送到外交部江西幹校勞動改造。到1972年底，黨史研究部門計劃整理1945年國共兩黨重慶談判的資料，上報周恩來。周批示王炳南比較瞭解談判情況，可找他瞭解。王炳南這才得以回到北京。這時，他原來寬敞的家沒有了，他和孩子全家七、八口人擠住在外交部豫王墳宿舍的一套房間裏。

不過，他的境遇不久就得到改善，他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重新開始了他的外交生涯，積極發展民間外交，卓有成效。1988年12月22日在北京病故。[11-2]

羅貴波靠邊站

1967年4月到8月，姬鵬飛和喬冠華兩位副部長隨著陳毅部長受衝擊。8月份聯絡站提出的動班子名單中有羅貴波、徐以新副部長和董越千部長助理，羅、徐、董三人因此被後來當權的姬鵬飛等視為問題人物。

清隊開始後，羅貴波靠邊站，停止工作，接受審查。因為他主管西歐司，1967年5月到8月周恩來指定他負責港辦，處理香港鬥爭。而香港鬥爭中的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一度被懷疑是「五一六分子」破壞，羅貴波也被懷疑為「五一六」的黑後臺，反覆檢查交代不能過關。

羅貴波1907年出生於江西省南康縣。1925年在小學教書，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1927年加入共產黨。他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在山西呂梁山一帶作戰並發動群眾，在這一帶是知名的羅政委。他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外交家。1950年出使越南，任中共中央駐越共中央聯絡代表，中國駐越南顧問團團長，是打敗法國殖民者決定性的奠邊府戰役的指揮者之一。1954年到1957年任駐越南大使。回國後任外交部副部長、外交部黨委副書記。1956年在中共八大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遞補為中央委員。文革中受審查後，長期靠邊站。

徐以新搭乘糞車回京

在區別對待政策下，副部長徐以新1969年3月14日在全部大會上做「鬥私批修」檢查後獲得解放。徐繼續工作了一段時期，主管政治部。那時政治部早已有軍代表主事。1972年初，外交部黨組決定黨組成員輪流到五七幹校勞動鍛煉，徐以新首先被下放勞動。黨組會上決定，徐以新勞動鍛煉為期半年，然後由其他黨組成員輪換。徐以新到了山西離石的外交部五七幹校，在菜園班參加勞動。將近兩年過去，仍沒有人來輪換他。山西幹校解散，徐以新回到北京，仍沒有讓他回部工作，卻分配他到外交部設在北京北郊的五七幹校勞動。到北郊幹校之初，徐以新擔任政治理論學習輔導員。1974年1月下旬，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幹校領導說要學習新文件，徐以新不必做學習輔導了。同年2月份起，停止收他的黨費，這意味著停止他的黨籍。直到1974年4月4日，幹校負責人通知徐以新：你收拾收拾回家吧！徐以新捲起被褥和換洗衣服，拎起馬列和毛澤東著作，搭乘著一輛幹校進城拉糞的汽車回到北京。4月6日，徐以新到外交部領了工資，然後到辦公廳交黨費。辦公廳秘書對他說：關係還沒轉來，等等再說吧。中共黨員的組織關係從幹校轉到外交部並不需費時日，這只是表明他的中共黨員身分仍被擱置。

徐以新1911年生於浙江衢州，是個從中學時代就受進步思想影響、投身革命的老共產黨員。他參加過北伐、參加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和南昌起義，在蘇聯留學三年，回國後在中國工農紅軍中工作，然後隨軍長征到延安，1958年到1962年任駐挪威大使，1966年晉升副外長。可是，他的黨組織關係在建國25年後卻這樣不明不白地被掐斷了。

他在北京飯店附近的紅霞公寓居住多年。這是北京當時為數極少的高級幹部和民主人士安家的高級公寓。他發現，幾位公寓裏的熟人，也和過去不一樣，見面時招呼也不打，像避邪一樣躲著他。他沒有工作，每天聽著來接這些高級幹部上班的汽車都開走了，他才下樓到院子裏呼吸新鮮空氣，打打太極拳。遠在家鄉的老母親也受到株連。他早年參加中共，全國解放時，父母是軍屬，家門上掛著「光榮牌」。現在他受審查，被監視，家門上的「光榮牌」被摘掉了。老母親原本住三間房，也被趕到一間房子裏。1976年8月老母親病逝，他身不由己，不能回故里，母親後事只好由他的姐姐操辦了。9月9日毛澤東逝世，吊唁也成了一種政治待遇。外交部規定徐以新：一、不允許到外交部參加吊唁活動；二、不允許在自己家裏看電視，必須到車庫裏同保姆和工勤人員一起看電視播放的吊唁毛澤東的活動。

黨籍對於這些老革命來說真是比生命還重要，徐以新被停止黨籍四年多，沒有一個人找他談話，也沒有一個人告訴他因為什麼。[11-3]

「劉曉是何許人也？」

1967年4月文革高潮之際，劉曉作為有中共中央委員的身分外交部副部長出使阿爾巴尼亞。在當時駐外使節紛紛被召回國參加文革的時候，這是獨一無二的。這只是因為阿爾巴尼亞是唯一支持中共文革的社會主義國家，兩國關係火熱。到任後不久，劉曉奉命陪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訪華。按原來計劃，他應和謝胡同返阿爾巴尼亞。臨走前，駐阿使館造反派不同意他返回任所，勒令他留下來參加鬥、批、改。劉曉去請示周恩來總理，周表示無可奈何，說：「既然人家有意見，你就先別回去吧。」這當然不是區區造反派可以決定的事。

劉曉1908年生於湖南辰溪縣。1926年加入中共，參加了上海三次武裝起義，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曾兩次被捕，面對嚴刑，堅貞不屈。1932年被調往福建中央蘇區，任福建省委組織部長。1934年參加長征，曾先後在彭德懷和劉伯承軍中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劉曉奉命到上海重建被國民黨政府破壞了的中共地下組織，擔任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書記、上海局書記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建國後，劉曉在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擔任領導工作。1954年被任命為駐蘇聯大使，在任8年之久。1963年到1966年9月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七大時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像劉曉這樣的高級幹部生活待遇本是優厚的，外出有專車。但這次留下以後，專車被取消，劉曉只好天天擠公共汽車到外交部去參加學習。多少年沒擠過公共汽車的劉曉，公交線路也鬧不清楚，好幾次乘錯了車。

這時，關於劉曉，周恩來做了三點指示：大字報不准上街，不准開批鬥會，不准抄家。造反派勒令劉曉寫交代。

1968年初，反帝路30號出現一張大字報，標題是：「劉曉是何許人也？！」簽名者都是大使和司局長級的負責幹部。劉曉看到這張大字報時，臉一下子憋得通紅，身子晃了一下。

接著大聯籌喊出重炮猛轟劉曉的口號。就在這時候，電報也到了使館，命令劉曉夫人張毅立即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並派一翻譯陪同張毅從南線回國。張毅明白規定走南線是怕她在蘇聯叛逃；派譯員陪同實際上是監視。由於南線交通未辦好，結果還是走了北線。為了免得惹麻煩，途中張毅在匈牙利機場沒有下飛機，在莫斯科停留時也沒敢出駐蘇使館的大門。張毅出生在上海，父親是醫生。1936年作為青年學生，嚮往革命，去了延安。後與劉曉結婚。1937年同劉曉一起到上海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是個有政治鬥爭經驗的老革命。她擔心回家見不到劉曉。所幸張毅回到北京時，劉曉尚未被隔離。但是年屆花甲的劉曉神情憔悴，血壓很高，整夜失眠，寫字非常困難，手抖得厲害。老兩口天天擠車到外交部老部去學習。

三十年代末在上海，劉曉公開的職業是教師，但中共工作很忙，沒有時間批改學生的作業，都是張毅幫助他批改。沒想到60年代張毅又要幫助劉曉寫交代材料，而交代的卻是當年提著腦袋幹革命的事情。這時紅色恐怖越來越厲害，到處在抓人，當年地下黨的許多主要幹部被逮捕，上海還專門開了聲討所謂「地下黨叛徒」大會。

1968年3月18日晚上11點鐘，兩位老人都已經入睡。劉曉睡前還服用了安眠藥，正睡得酣。這時，來了兩輛軍用吉普車。解放軍敲門說部裏要找張毅談話。待張毅出來時，解放軍向她出示了逮捕證，並要她帶上衣服用品。張毅先被帶走了。接著，另一輛車上又下來兩個解放軍，硬把熟睡中的劉曉叫醒。劉曉的頭腦暈暈乎乎，在緊張和慌亂中，被責令趕快穿好棉襖和大衣。劉曉抱歉又自嘲地笑了笑說：「好的，快點。」這位長征過來的老革命、注重儀表的外交家，怎麼也不會想到解放軍把他視為敵人。他慌亂地穿上棉衣，痛苦地看了孩子們一眼，被押走了。

劉曉夫婦不是被群眾專政，而是被關進監獄。張毅先在衛戍區司令部關了一個星期之後被轉到秦城監獄。她本人沒有任何問題。在監獄裏，曾經審問她，要她交代劉曉的問題。她交代的事實又不是那些人所需要的，如此關了兩年多後將她釋放。這時劉曉還沒有消息，張毅出獄後兩個星期，外交部有人找她談話，給她兩種選擇，一是去幹校勞動，二是到外地投親靠友。張毅年邁的父親因為劉曉和張毅也受到審查，張毅只好去幹校，等待著劉曉的消息。

到1974年底，劉曉終於被從秦城監獄釋放出來。整整被關了六年零八個月，出了監獄仍然是個「專政對象」。一個在戰爭年代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地下工作領導者，已經被折磨成了一個神情癡呆的病人。妻子兒女問他監獄裏的事情，他只是搖頭仰天長歎。後來老戰友們相聚，講起獄中悲慘生活時，他才講過兩件事：有一次他生病了，辦案人員還打他。大冷天，已經凍得要死，可是他們還把水潑在地上，結成厚厚的冰，讓他趴在冰上。還有一次在監獄醫院裏，有人把他的頭往牆上撞。1977年，要清查四人幫的爪牙，清查小組向劉曉瞭解情況，問他在監獄裏的情況，拿出一些照片給他看。劉曉拿起照片，看了很久後，氣憤地顫抖著說：「所有這些人都打過我！」這時，他哭了，講起他在監獄裏受折磨的情況。因為他堅持說潘漢年、劉甯一、張執一、劉少文、梅益、唐守愚等許多他被問到的地下工作者是好人，辦案人員就用兩盞強光燈，整夜照著他，不讓他睡覺。

劉曉究竟為什麼被逮捕？因為他當年作為上海地下黨負責人，覺得江青同毛澤東結婚不合適。那是1938年，有一天劉曉接到周恩來打給江蘇省委的電報，要瞭解江青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關係。劉曉、劉少文和劉長勝都瞭解江青在上海的事情，三人聯名給周恩來回電說江青生活浪漫、社會關係比較複雜。電報的措辭還是比較溫和的，沒想到，這封電報竟成了30年後遭迫害的禍根。

出獄後不久，外交部決定他去河南信陽，住在一個軍隊的幹休所，而且不准他用真名，只能用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的化名劉鏡清，不讓外人知道他是劉曉。在河南又呆了兩年，這期間，他精神嚴重失常。[11-4]

潘自力之死

潘自力也是一位長征老幹部。他1904年生，陝西華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10月在西安被捕，在獄中堅持鬥爭。1930年出獄。1931年赴法國和蘇聯學習，1933年回國後在紅四方面軍工作。建國後，歷任中共寧夏省委書記、寧夏軍區政治委員、寧夏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陝西省委書記。1955年調外交部，歷任駐朝鮮、印度、尼泊爾和蘇聯大使。1966年5月從駐蘇聯大使任上回國。1967年起，他同駐蘇使館回國人員一起參加文革。作為當權派，他受到駐蘇使館造反派的審查，但沒有發現問題。1968年軍代表進駐後，對潘自力的鬥爭突然升級，並且由駐南斯拉夫使館的造反組織對潘進行批鬥。1969年3月，潘自力的妻子姚淑賢先被下放到江西幹校勞動。10月外交部大批幹部下放時，潘自力要求也去江西幹校。這時潘已65歲，上有老母，下有兩個不滿10歲的孩子，一家人在一起，便於照顧。同時，姚淑賢要求回京幫助整理行裝。他們的要求都沒得到批准，潘自力被下放到湖北幹校，拉家帶口、生活條件的變化和勞動的重負，使得潘自力的健康情況驟然變壞了。

1970年夏，姚淑賢從江西回京辦事。江西幹校的領導向她宣佈紀律：回京途中，不得去湖北幹校。到了北京後，姚碰到正在北京的湖北幹校校長曾濤（原駐阿爾及利亞大使）。曾濤知道潘自力的病情，表示歡迎姚淑賢去湖北幹校，並協助姚同外交部交涉，最後姚淑賢得以轉到湖北幹校。這時潘自力的健康情況已經很不好，消瘦異常。年底，外交部幹部司派人到湖北幹校佈置老幹部離職休養，將潘自力一家老小分配去安徽。1971年初春，潘自力一家赴安徽途經武漢。在這裏又接到通知，改去山西。潘自力患有嚴重的腸胃病，要求去山西前先到北京治病並取些衣物再去山西，這個要求也被拒絕。

到達太原時，潘自力被通知去汾陽休息，說是住處已經準備好了。姚淑賢堅持自己先去安頓一下，再讓潘去。她發現安排的所謂住處是汾陽縣城外的一所宅院，離縣城很遠，四周沒有人家，據說這是在發生過一起兇殺案後長期沒有人居住的房子。這不適合休養，經過姚淑賢的堅持，兩個多月後，他們被另外安排到山城霍縣。霍縣的生活和醫療條件也很差，姚淑賢向幹部司再次要求回石家莊她的老家，那裏醫療條件和生活比較好，得到的答覆是：在山西休養是一種「政治待遇」，不能改變。

他們住在一處窯洞裏。這個縣有十幾萬人口，人民生活很苦，主食是高粱，連玉米都算是細糧，每月3兩棉籽油，沒有副食品。他的腸胃病加重了，還出現心臟病症狀。當地藥品缺乏，姚淑賢寫信到外交部要藥，遲遲未到。1972年3月，潘自力發生心肌梗塞，外交部福利處處長去看望。姚淑賢要求讓潘自力回京治病，答覆是還得請示。4月，潘自力第二次心肌梗塞，幹部司對他回京治病的要求答覆是：不能同意。並且說：只要能熬到10月，汾陽專區醫院落成，姚淑賢轉到該醫院工作，潘自力可以作為家屬轉到專區醫院治療。這時霍縣縣委急電外交部稱，縣醫院已無能為力，應立即將病人轉北京治療。1972年5月23日潘自力逝世，姚淑賢幾個月前索要的急救藥和提出的讓他回京治病的答覆在潘自力去世後才到。

幹部司派了一個副處長到霍縣代表外交部核心領導小組向潘的遺體告別，接著宣佈：（1）由於潘自力的問題尚未做結論，遺體送太原火化，骨灰由家屬處理；（2）家屬都留在霍縣，不再是外交部的人了。外交部來人還向山西省安置辦公室指示：潘自力家屬要回京，必須「勸阻」。

姚淑賢也是自幼參加中共革命的幹部，她偕同潘自力八旬的老母親和孩子買了過站車票到北京下車，去找外交部。她提出兩條：（1）要求給潘自力下結論；（2）組織上派我去山西是為了照顧潘自力。現在潘已去世，照顧的任務沒有了，要求回北京工作。幹部司的人說：「外交部人太多了，好容易把你弄出去，你還想回來！？」

姚淑賢據理力爭，住在招待所等待，直到1973年外交部才通知她去北郊幹校醫務室工作。[11-5]

這時，潘自力的問題還沒有結論。

注釋

[11-1]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頁296。

[11-2]詳見程遠行：《風雲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

[11-3]李樵：《徐以新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頁385-390。

[11-4]詳見仇學寶、於炳坤：《魂繫上海——劉曉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頁297-314。

[11-5]詳見張殿清：〈潘自力同志是怎樣死的？——調查報告〉，《將外交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油印稿，1979），頁7-13。

12

清查「五一六」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是文革中一個十分突出的運動，殃及全國。外交部是全國的典型，頭號重災區。3,000工作人員中抓了1,700名「五一六」。其中20人被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全國只此一家。

毛澤東把1967年夏天發生的火燒英國代辦處等外交事件，歸咎於一個名字叫「五一六」的反革命秘密組織，並說：「當時外交部的權不在我們手裏。」這是1970年到1972年他接見來訪的外國領導人時多次談到的。[12-1]他時而說外交部的權有「兩個星期」不在我們手裏，時而說「一個半月」不在我們手裏，時而又說「兩個月」不在我們手裏，反正他怎麼說都是最高指示，都是清查的根據。

清查「五一六」的全國部署

1967年5月份，北京造反學生中曾經出現過一個「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組織，提出要「揪出『二月黑風』（按指「二月逆流」）的總後台周恩來」。在北京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反對周恩來。到8月份，這個人數不多的秘密組織已被查禁。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報》載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毛澤東加了一段話，說：「（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一個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接著作為副統帥的林彪提出了「清查『五一六分子』一個也不能漏掉」。

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組長是陳伯達。清查一開始，就籠罩著一種詭秘的氣氛，說這個陰謀集團是單線發展的，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說它由來已久，聯繫到美帝、蘇修、劉少奇。凡文革中打倒了的大大小小中共領導人都被列為「五一六」的操縱者，包括清查開始前被打倒的王力、關鋒、戚本禹，後來被打倒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蕭華以及清查五一六領導小組組長陳伯達和要求「一個也不能漏掉」的林彪。清查範圍之廣超過中共歷來的任何運動，遍及各機關單位、大小城市，甚至一些農村。由於普遍的逼供信，有的單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中央「五一六」專案辦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長李震後來也莫名其妙地自殺身亡了。[12-2]清查大規模展開時，轟轟烈烈，整人無數。[12-3]1970年到1972年掀起高潮，1974年之後不了了之。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裏少數成員在1967年5月份曾受到反周恩來思潮的影響。外交部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之下，清查「五一六」也首當其衝。外交部清查「五一六」運動也是周恩來直接領導，是全國的樣板，也是全國唯一的正式給20個人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單位。

清查三階段

1967年9月，周恩來仍然每星期接見聯絡站核心組和部業務監督小組，他幾次向他們點「五一六」問題。這可以說是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序幕。

外交部1967年發生了那麼多不正常的事件，本該實事求是地查清幕前幕後，有什麼教訓吸取什麼教訓。但是，清查「五一六」卻不是這麼一回事。這個運動的目的是要追查一個並不存在的反革命陰謀集團。清查受到文革特定條件下派性的影響。外交部三結合的清查「五一六」領導小組裏，除1968年進駐的軍代表外，受造反派衝擊的部黨委成員姬鵬飛和有特殊身分的王海容是主要人物；運動中同聯絡站對立的總部和攀險峰的頭頭和聯絡站的劉華秋等是骨幹。各司成立專案組，成員主要是原總部和攀險峰的積極分子。運動的對象就是已經瓦解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從曾經反對過周恩來的幾個核心組成員開始，隨著逼供信的發展越抓越多，逐漸擴大到聯絡站一般成員，以及曾經同情支持過聯絡站的幹部和群眾，以至於有些領導抓「五一六」的人也成了「五一六」。

外交部清查主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摸底排隊（1967年底到1969年底）；二、全面鋪開（1970年初到1971年）；三、戴帽掃尾（1972年到1982年）。

摸底排隊在比較小的範圍內進行，周恩來已經宣佈聯絡站「核心組有人同『五一六』有直接間接的聯繫」。王海容在1967年10月也說：聯絡站56隊組就是「五一六」，五和六之間加個一，不就是「五一六」嗎？[12-4]大聯籌在批極「左」抓壞人時就開始抓「五一六」了，接著按人頭和案件分別成立專案組。整個運動期間神秘兮兮，莫名其妙地把人一個一個地隔離起來。

第一、查組織。先掃週邊，分批各個隔離有關人員，讓他們交代自己，揭發他人。先將一些聯絡站紅隊長和積極分子隔離，如李南友（條法司青年科員）等，讓他們揭發核心組成員。接著，把聯絡站核心組內成員黃安國、蔣書勤、成綬三等隔離起來，要他們揭發王中琪、李玉民等。到1969年10月將王榮久也隔離起來，讓他檢查交代。這些人被關在東交民巷30號老樓4層，一人一室，有人晝夜看守。開始時允許他們自己下樓打飯，但有專人一旁監視，不能與任何人交談，讓他們把自己在聯絡站時期的活動逐日寫出交代。寫出後，專案人員又說：「要的不是這個。」他們要的是參加「五一六」組織的交代。

1969年3月31日凌晨1:50至4:30，周恩來接見外交部軍代表馬文波、韓立業和大聯籌負責人談外交部的運動，中心是推動抓「五一六」。被接見的還有前聯絡站核心組成員張殿清、高誠、王中琪、黃安國和蔣書勤。當時黃安國已被隔離審查，周在談話中一再點到黃安國和王中琪，勸他們老實交代「五一六」的組織問題。[12-5]周話語委婉，強調社會思潮影響。他要黃安國「徹底揭發，不要冤枉一個人，也不要漏過一件事⋯⋯要把這條線說清楚」，「做個樣板」。周並說要把黃安國「作為革委會候選人，作為對立面⋯⋯是有根據的。我是根據主席的政策。」周恩來以他的總理之尊親自出面做工作，分量可想而知。

第二、查案件。從全外交部範圍看，主要將1967年8月份發生的事情列出四大重點案件：失密竊密事件，「三砸一燒」，「三砸一封」，和篡奪外交大權等等。這些事件被分別立專案，歸到有關單位追查，如香港鬥爭屬設在西歐司的港澳辦公室主管，因此火燒英國代辦處就成了西歐司清查的重點。

1967年10月18日聯絡站核心組瓦解，聯絡站許多人只得認錯檢討。清查一開始，涉及到的有關人員都就他們自己的活動寫了交代材料。這本是清查的依據。但是，清查者奉命查組織，對這些材料不感興趣。因為外交部業務工作和運動進行過程中都請示過周恩來，構不成罪行。但是，把這些事件同假想的幕後「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聯繫起來就具有了反革命陰謀活動的性質，成為罪行。但這卻使清查陷入一個不可解的矛盾：被審查者交代自己做過的一切並不能滿足清查者的要求；清查者所要求的事情又沒有發生過，如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怎樣參加「五一六」的。到後來，問題變得更加簡單，只要承認參加了「五一六」就行。問題雖然簡單，但是，被審查者不能把沒有說成有。這又不符合審查者的要求，被指責為「不老實」、「態度不端正」。於是就要打態度。打態度需要列舉當事人的罪行，於是就是把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加以想像、演繹、歪曲、誇大，再套到被審查者身上。事情越搞越離譜，越說越邪乎。

這期間，外交部隔離關押了多少人，很難統計。有個別關押的，也有集體隔離的。例如，1968年12月，西歐司全司工作人員被隔離，集中住在東交民巷40號院內近一個月，叫作「學習班」。這種所謂的學習班，一不學習文件，二不討論，而是審問和被審問。白天開會，晚上睡地鋪。審查對象是港辦所有人員，其中程法伋、姜海、郭豐民、劉佐業、冉隆勃和主管副部長羅貴波是重點。一個月過去了，沒有結果。年關已到，只好讓其他人都回家，而把程、姜、劉和冉四人轉移到反帝路30號老樓四層，分別隔離，不准回家過年。這是1969年的新年和春節。

三個組織部長

清查進行得很艱難。正如清查工作骨幹之一、原總部負責人張燕齡寫給周恩來和馬文波的信中說的：「大量上馬的審查對象頂牛十分厲害。」[12-6]

從1967年10月起，先後在部裏和各單位分別隔離審查了聯絡站核心組成員和各戰鬥隊骨幹，沒有一個承認是「五一六」。經過一年多小範圍的審查，清查者認為查不出「五一六」組織的原因是被審查者「太狡猾」。於是，再加大打擊力度，要重點突破。再一次突擊關押幾十名群眾，通過威脅逼供，終於取得了三個「五一六的組織部長」：黃安國、洪嘉、成綬三，和他們在威逼下供出的一張張「五一六成員」的名單。這三個組織部長是怎麼得到的呢？張燕齡在上述的信中說：「在69年清隊時，我們僅僅根據學部的一點線索，主要靠對政治表現做階級分析，對成綬三、黃安國、洪嘉等人採取措施，大膽清查，打破『516』的缺口，取得了很大成績。」[12-7]信中提到的「學部」是當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簡稱；所謂進行階級分析，採取措施，大膽清查，則是逼供信。

這三個「組織部長」中，黃安國和成綬三曾經是聯絡站核心組成員。黃安國是最早的造反派，又是1967年8月砸政治部的聯絡站核心組代表；成綬三是聯絡站的筆桿子，很多發言稿都出自他的手筆。洪嘉年紀較長，是國際問題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員。她原是燕京大學學生，建國初期入部。最早在美澳司工作，後調駐東德使館，回國後在西歐司工作了幾年被調到國際關係研究所。文革中她參加了研究所聯絡站所屬的戰鬥隊，被派駐聯絡站，負責接待外單位來串聯的人員，聯繫的人較多。更重要的是她的好友馮寶歲被定為學部的「五一六」而被打死。這樣，她就必須是外交部的「五一六」。又因為她曾在西歐司工作過，所以必須承認在西歐司發展了「五一六」。又因為港辦設在西歐司，是發生火燒大案的源頭，那就必須有「五一六」。

三個組織部長是清查「五一六」的第一批「重大成果」。這在當時叫作「典型引路」，給各級審查樹立了樣板。大會宣佈黃安國、洪嘉和成綬三承認他們是「五一六」的行為是「起來革命了」，予以從寬處理，實行「三不」政策：不做「五一六」成員看待（即不做敵我矛盾），不予處分，本人交代材料不入檔案。這個「三不」政策只是為了誘使更多的人承認是「五一六」。

有了三個組織部長和他們供出的「五一六」名單，清查者的大膽假設於是乎正式成立，證明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示清查『五一六』的英明偉大」。這三個典型成為所有參加審查者克服「右傾情緒」，堅信存在「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樣板。參加清查的人員也必須放棄自己的思維本能。一個參加過延安整風的司級幹部被分配監管一個被指控為「五一六」的處級幹部。他對被監管的人說：「你不要同我談你的問題，我只執行黨支部分配給我的任務。」

全面鋪開

1969年11月外交部三分之二的幹部下放到山西、湖北、湖南和江西四個五七幹校。1970年2月，春節一過，外交部本部和各幹校大張旗鼓地全面開展抓「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到4、5月間，軍代表馬文波向國務院彙報：外交部已落實和即將落實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有304人。過了不久，馬文波又宣佈，外交部有1,000多「五一六」。到7月份，「已搞出和正在搞出的『五一六』已達1,500人之多」。這樣巨大的戰果是怎麼取得的呢？

首先是高壓出來的，由軍代表出面貫徹毛、林、周的指示。軍代表韓立業在各幹校批鬥大會上都發表了講話，以下摘錄韓立業1970年3月在湖南幹校批鬥大會上講話的主要內容：

「五一六」是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是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兇惡的敵人。它的名字是新的，根子是舊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們就是劉賊資產階級黑司令部的忠實走狗，他們的背景是國民黨中統CC特務、蘇特、美特、英特、法特，是世界各帝國主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大耍反革命兩面手法，打著紅旗反紅旗，網羅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以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到處挑撥離間，招搖撞騙，大搞反革命陰謀活動，妄圖向無產階級進行反奪權。他們對黨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

外交部是我們黨和國家的要害部門，「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千方百計地把他們的黑手伸進外交部。外交部和外語學院是外事口「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重要據點。

「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某些頭目親自到外交部策劃發展成員的工作，先後發展了好幾批成員。外交部的敵情是嚴重的。對嚴重的敵情認識不足，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1967年，「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在外交部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地製造了一系列嚴重事件，例如：建部以來空前未有的破壞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外交政策、外交紀律的嚴重事件，失密竊密事件，「三砸一燒」，「三砸一封」，篡奪外交大權等等。對於這些嚴重事件，我們必須重新認識。

經過調查的大量事實證明，這些罪惡活動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操縱和指使的，是他們整個陰謀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中的頑固分子，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把他們同已經坦白交代的人區別開來。他們是埋藏在外交隊伍內的定時炸彈，是帝、修、反安在我們外交隊伍中的別動隊。如果讓他們長期隱藏起來，將後患無窮⋯⋯我們必須一個不剩地把他們統統清查出來。只有這樣，才能徹底剷除隱藏在我部的復辟資本主義的隱患。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為貫徹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推進世界革命而奮鬥！

5天後，3月20日，在北京，外交部召開了「批極左，聲討『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罪行大會」，軍代表的第一把手馬文波講話，題為：《狠批極『左』思潮，把運動引向深入的新階段》，他說：

「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正在土崩瓦解，不少人已經做了坦白交代，極少數頑固分子已經被孤立起來，我們在這場鬥爭中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持續深入地開展革命大批判，進一步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揭露批判「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罪行，把轟轟烈烈的狠批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群眾運動，推向一個更加紮實，更加深入的新階段。

對照事實看看兩位軍代表的講話，簡直是信口雌黃。不過，這些不是他們個人的發明，而是中央統一口徑。馬文波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也是個老資格。由軍委技術部副部長任上調到外交部當軍代表，後來被結合進外交部領導班子任外交部副部長。1993年2月去世後，發表的訃告中說他「堅定執行」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為穩定外交部的局勢，開展正常的外交活動盡了最大的努力」。[12-8]軍代表入部貫徹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抓叛徒等等文革活動，在外交部連續數年製造了極大的混亂，打擊了多少在外交戰線上長期工作的幹部，雖是執行上級指示，但這些文革措施客觀上沒有好作用。

四大案件

外交部清查「五一六」運動列出四大重點案件：「三砸一燒」（砸印度使館、印尼使館、緬甸使館，火燒英國代辦處），「三砸一封」（砸政治部、辦公廳、總務司，封部黨委），篡奪外交大權（8月沒有實現的動班子）和「失密竊密」事件，都發生在1967年8月。到1970年清查已經過去了兩年多。軍代表韓立業在上述講話中提到外交部要清查的四大案件時說：「對於這些嚴重事件，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所謂重新認識，就是要認定這些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陰謀策劃，性質就變了。

例如動檔竊密一案，就是8月中央文革到外交部調檔。在王力和關鋒被捕，聯絡站核心組垮臺後，攀險峰、總部和臨勤就曾經將這些問題提出來，進行追究。1967年10月26日周恩來曾為此專門接見部黨委和聯絡站有關人員。呂霞當面向周彙報了朱庭光給她打電話的經過（見第八章），並說：「這事都怪我，是從我開始的。我接電話後，不知他們有陰謀，立即轉告了部辦公廳值班秘書和部監督小組。」周恩來說：「這也不怪你。」隨即逐一詢問了在場的辦公廳值班秘書和部黨委成員，確認是報告了部黨委。周還詳細詢問報送了多少文件，文件現在哪裏，並讓秘書當即打電話到中央文革核查。中央文革答覆這批資料存在中央文革檔案室。然後，周恩來說：「他（指中央文革朱庭光）要借也是要借給他的，但他應當先向康生打招呼。」[12-9]周恩來明白這在當時是兩個單位之間的工作聯繫。沒有查出幕後有什麼活動。到清查大規模展開，再拿此案抓「五一六」，調子變了，非說這是陰謀策劃，泄露國家機密，為帝、修、反送情報，逼有關人員承認是「五一六」分子。

「三砸一燒」是清查中的涉外案件。砸印度、印尼和緬甸駐華大使館發生在1967年6月到8月，中國駐這三個國家的使館受到襲擊後，北京群眾在媒體煽動下採取的報復行為。砸印尼和緬甸大使館當時外交部並不知道。但是，砸印度使館至今人們記憶猶新。6月中旬，印度要我駐印使館2名外交人員離境，接著我駐印使館又遭襲擊，而且與國內的聯繫被中斷。為此，外交部先後照會印方，提出最強烈抗議和警告。隨後的一天，聯絡站集合全部工作人員列隊到印度使館示威。印度使館同外交部都在反帝路上，距離不過幾百米。遊行隊伍在印度使館門前喊口號。這時第一亞洲司有兩名幹部出列，一個姓王的爬上使館大門把印度國徽扯了下來，另一個姓俞的檢起石子砸使館的窗戶。但是，整個遊行隊伍沒有動，一會兒就掉頭回去了。這件事給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一、外交部幹部總體來說，同青年學生還是不一樣；絕大多數人不會動武。第二、俞和王在該司分屬兩個戰鬥隊，一個是聯絡站，一個是攀險峰。儘管在部內運動問題上尖銳對立，但是在對外鬥爭上卻表現出同仇敵愾。這兩位在清查「五一六」時地位完全不一樣，王是清查骨幹，而俞是清查對象。部外的群眾是否砸過印度使館無從查考。

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社會上群眾組織利用香港鬥爭中的48小時照會為由頭搞的，僅這一點聯繫，整個港辦成了清查的重點，羅貴波副部長被懷疑為「五一六」的黑後臺，部長助理宦鄉也受到審查。港辦主要工作人員程法伋、姜海、劉佐業、冉隆勃長期被隔離審查。而香港鬥爭一案的處理純係外交業務工作，如第七章所述，從頭到尾是周恩來直接領導的。港辦是根據周的指示成立的，負責人羅貴波和宦鄉是他任命的；48小時限時照會的想法最早也是周恩來向港辦示意的。在審查中，有關人員詳細交代了辦案經過，清查的專案小組不准提周提示限時照會這個情節。其實周是想方設法爭取打勝這場鬥爭，並沒有錯；錯在整個鬥爭在極左外交方針指導下，香港群眾和北京官方都受到文革的影響，沒有能夠妥善處理。不過，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不可能認識到這個程度，只孤立地把這幾個對外影響最壞的案子當作「對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干擾」來問罪。

砸政治部係受王力鼓動，也有點陰謀：沒有請示周恩來。封部黨委是北外造反團所為，聯絡站沒有接受。至於聯絡站按王力授意，向周恩來建議改組部領導班子，周讓他們提出方案，先後提出過兩個方案，沒有批准作罷。這也不能構成奪權罪行。

所有與這些案件有關的人員在王力打倒後曾為這些問題受到批判，做了檢查交代。現在軍代表講話中認定它們是「『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地在外交部製造的一系列破壞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嚴重事件」，事情就不好辦了，不好辦在於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我們還會錯？」

四大案件外，各單位也還各有具體案件清查。所有被指控為「五一六」的人都再次檢查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即使沒有參與過這些案件，作為聯絡站成員也是站錯了隊。但是他們沒法承認自己參加了「五一六」這麼個組織，他們不知道全局，但是知道自己不是「五一六」，並都曾這樣告訴清查者：「我沒參加過五一六，你們搞錯了。」清查者會馬上跳起來說：「我們還會錯？你要知道，這個運動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號召的，周總理親自領導的。」

逼供種種

大凡搞逼供信都會用以下這些手法，但在文革中，在「五七幹校」的環境下，運用這些手法又有它自己的特點。

1.欺詐蒙騙做偽證。硬說沒有參加過「五一六」的人參加了，這本身就是詐。為了逼迫人承認，清查者有時還搞偽證。如對王中琪，讓供認為「五一六」組織部長的成綬三同他當面對質，成綬三說給過他表格。在反覆威逼下，王中琪自己一度也曾懷疑是否參加了。但始終想不出開過任何「五一六」的會。很多被查的人都有類似短暫的思想混亂。經過反覆的、斬釘截鐵的威逼，造成人的一種幻覺︰好像自己是參加了？別人替自己填表參加了？是不是自己忘記了？

辦案人用這種辦法逼人承認了是「五一六」以後，又轉過來用這種假「五一六」來蒙騙不明真相的人們。

2.專案組搞輪番轟炸是當時最常用的手段。有一次對王榮久審問兩天兩夜。審問者輪流睡覺。他們說：只要你承認，就可以回去睡覺。王榮久站在那裏腿木了，困乏得眼皮一合就睡著了。後來王榮久實在挺不住，就說承認吧。但睡醒來一想不對，推翻了。專案組說王榮久翻案，再進行批鬥、打態度等等。

這種輪番轟炸，疲勞戰術，當時也叫作「車輪戰」，曾經用於很多人。

3.恐怖政策。外交部抓「五一六」全面鋪開時正趕上全國在開展「一打三反」（打擊反革命分子、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1970年2月5日開始）。這場運動中殺人權一度下放到縣。外交部運動也要借助「一打三反」。辦法是把被當時拒絕講假話的人帶去參加當地的公審大會；甚至把他們拉到行刑現場去看剛被槍斃的犯人。告訴他們，如果再不承認，也要這樣公審或槍斃。

如在湖南，平水縣是開展打擊反革命分子最凶猛的地方。經常開一些公審大會，當場決定把犯人槍斃。當地外交部幹校的專案組就把他們的專案對象，即審查中的五一六分子押到會場。去會場時，就是下大雨也不准被審查者用雨具。他們被命令站在第一排看槍斃犯人。威脅他們不交代就是同樣下場。回營地（即幹校）後又接著被命令站在高台上挨鬥，交代五一六問題。非洲司一女工作人員平日體弱多病，膽子又小。在這樣的折騰下暈倒了。專案組人員尹某某居然當眾用腳踢她，冷笑著說：「你們怕什麼，她死了，還不是等於我踩死一隻螞蟻！」

部研究室的霍明被單獨關在一間空屋子裏。一天，他用一根草繩上吊自殺。繩子斷了，他甩在地上，已昏迷。領導來了，不是先救人，而是召開現場批鬥大會。還對著他的耳朵高喊：死不悔改，死路一條。同時還把其他被看管拒不承認是「五一六」的也拉到現場陪鬥。

另外，國際司的青年科員紀煥章，也因不承認五一六受到折磨。該司一名高個子的專案人員穿著一雙大皮靴，踢得他滿地滾。紀後來患了精神分裂症。

4.隔離辦學習班。將被誣告的「五一六」單獨隔離起來，不准同任何人接觸，也不准參加勞動。吃飯、睡覺、上廁所都有人看守。有的幹校房子不夠，就借老鄉的房子隔離被審查者。所謂學習班，是指定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裏的幾篇文章：「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南京政府向何處去」和「將革命進行到底」。其他書報一概不准看。這種逼供的學習班遭到被審查人的抵制。沒法不抵制。他們沒參加過「五一六」，學什麼也是沒參加。

還有一種集體的學習班，把幾個或十幾個已經被迫承認是「五一六」的人集中在一起，讓他們向沒有承認的人「示範」。這種會只有清查專案人員、已承認的和沒有承認的三種人參加。會上最痛苦的是那些被迫發言講述自己參加了「五一六」的人。因為他們講的都是假話。

大凡隔離，做法都是十分詭秘。1969年1月下旬某日凌晨4時，楊榮甲和李玉民突然被人叫醒，說師部要辦學習班，馬上走。當時他們已經作為畢業的大學生分配到福建的牛田洋駐軍中鍛煉。到了師部，原來是外交部派來3個人帶他們回部。後來據說這三個人還帶了槍。當天到廣州，乘火車到北京。回到外交部，楊榮甲馬上就被關到30號老樓438號，這是2月3日，直到6月13日放出，總共關了130天。

5.利用親情威逼。下放五七幹校有些人帶有家小。清查者於是從一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人身上得手。這裏只舉幾個例子。第一亞洲司的一位女幹部下放到湖南幹校，帶著3個孩子（兩個上小學，一個滿周歲），還有一位70多歲的重病臥床的婆母。她的丈夫被分配到江西幹校，也在被審查。她的困難可以想見。突然，把她隔離起來要她承認是「五一六」。她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向政治上很積極。運動開始時，她囑咐被審查的人要老實交代。沒想到自己成了「五一六」。條件很簡單：承認了，馬上放回家，實行「三不」；不承認，不能回家，而且批鬥要升級。她別無選擇。於是，外交部又多了一個「五一六」。

條法司的一位處級幹部徐鼎坤帶著一對7、8歲的雙胞胎兒子下放。晚上3人擠在一張小木板床上。徐睡中間，一邊一個孩子。清查組就專門半夜三更把他從暖和的被子裏拉出來批鬥。扔下兩個孩子哭著喊爸爸。同屋有十幾個人，見此情景，無不淒然淚下。後來有人說，這同國民黨當年扼殺共產黨人有什麼兩樣？可就是這樣，徐也從不承認自己是五一六，是出名的「死硬派」，因此，他也挨鬥最多。

另一個例子是西歐司的劉佐業，共產黨員，華僑。他的妻子不在外交部，沒有下放。他帶著3歲的女兒下放。劉是部業務監督小組成員，是處理香港鬥爭一案的主要辦案人員之一。下放前他已經斷斷續續隔離審查了一年多，沒有講假話。到幹校全面鋪開清查「五一六」時，他是重點之一。在幹校終於把他攻下來了。辦法是把他的女兒帶走。這一來，他只好承認是「五一六」，還得承認他的上下左右，即他的「五一六」上級、下級和平行者。接著，他就獲得解放。辦案人員對他一改對敵人似的凶狠而變得十分「友好」，幫助他晒被子、照顧孩子等等。但是，他自己思想上卻負擔很重。由一個爽朗的人變得憂鬱而沉默寡言。運動後期他沉痛地說：「我交代了百分之三百。」文革結束，國家對外開放，他偕妻女離開了中國，到美國去定居了。因此而去美國定居的不只他一家。清查者逼人講假話給人的心靈上造成的傷害是無法彌補的。

此外，讓較大的子女批判父母，傷害親情。讓丈夫揭發妻子或妻子揭發丈夫，造成一些家庭因此破裂。

6.歪曲事實，羅織罪名，無中生有，捕風捉影，斷章取義，無限上綱。西歐司冉隆勃喜歡詩詞，被沒收的一個筆記本裏抄錄了一首陸游的詞「釵頭鳳」（紅酥手）。清查者在上千人的全校批鬥大會上把這首詞拿出來批判冉。如詞中的「錯錯錯⋯⋯莫莫莫⋯⋯」被批判成為「參加五一六錯了⋯⋯千萬不要交代」。詞中「東風惡，歡情薄」的句子被說成是「罵清查人員太凶惡，使得他失去了歡樂的生活」。這類極為淺薄無知的批判使與會者不得不捂著嘴搖頭，啼笑皆非。因為沒有事實，批判只好東拉西扯。又如，亞非司黃祖轅醃了一盆鹹鴨蛋，放在床下。一天，他被調去打井，就留了張條子給妻子王育德，提醒她床板很不牢固，千萬不要把臉盆裏的鴨蛋打碎了。這張條子被清查組說成是「密碼暗示」，是指「清查五一六來勢很猛，反革命集團已搖搖欲墜，千萬別交代」。條子被沒收了。王育德沒見到條子。她被鬥了幾個小時當然也交代不出這張條子。當專案組拿出這張「罪證」時，王只能對他們苦笑。

7.捉刀代筆，顛倒黑白。1971年6月11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開萬人大會逮捕姚登山。會上宣布姚登山十大罪狀並有「證人」發言。其中有王中琪發言「作證」說，砸政治部一事，姚登山不讓他向總理請示。這個證詞與事實完全相反。會後，姚登山對專案組提出證詞失實，要求將該證詞詳細唸給他聽。專案組負責人王寶中當即說：「這不能告訴你。這是為了發動群眾，不是為了對你負責。」1980年姚被釋放後，曾向王中琪問起此事，王中琪說：「這哪裏是我的證詞！那是新聞司副司長寫好後，叫我在大會上照唸的。」[12-10]原來，聯絡站8月核心組負責人王中琪是清查的重點。逮捕姚登山的大會前，王中琪被那個副司長從幹校押回北京，讓他寫材料。他寫後那個副司長修改定稿，讓他在大會上照唸。

8.投訴無門。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手段，包括大規模的隔離，剝奪被審查者的一切政治權利，不能申辯或上訴。西歐司的馬繼森在湖南幹校被隔離一年多。其間她先後寫了9封上訴信，通過專案組給黨中央、毛主席、周恩來處理。她以為，是審查者違背了上面的政策，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直到文革結束後，她才逐漸明白，原來錯誤是從上頭開始，才會發生這樣全局性的大錯。亞非司的黃祖轅也是寄希望於黨中央的人之一，他寫過7封信給他敬愛的周總理，也同樣是石沉大海。其實，寫信上告的遠不只這兩個人。

「葡萄一串一串地摘」

到1970年4、5月間，也就是運動全面鋪開後的3個月左右，各黨支部負責人和專案人員得意地對被審查的人說：「我們現在是葡萄一串一串地摘。」「戰果」繼續擴大，到6、7月份，實際上已抓出和正在抓的「五一六」已達1,500人之多。再後來，達到1,700。連一些清查骨幹和專案人員也接二連三地劃進了「五一六」的圈子。1970年夏天，很多連隊開會時，大家圍坐一圈，個個低頭不語，沒有人發言，人人自危。

被審查者如不承認是「五一六」，批鬥會的規模就由小組擴大到連隊、全營乃至全校或全部，直至北京的萬人大會。湖南幹校曾經開過一次全校大會批鬥拒絕講假話的冉隆勃（西歐司）和朱根華（世界知識出版社）。這時已內定如果他們還不承認就給他們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大會對冉隆勃精神刺激很大，會後他決定承認是「五一六」。他覺得這是一個奇怪的邏輯：說老實話就被打成「五一六」，不當「五一六」就必須講假話。他已經被反反覆覆批鬥隔離多次，他看到許多人承認是「五一六」的已經獲得自由，他不能讓自己戴上「五一六」的帽子。他承認後，受到歡迎，因為校部和連部又有了一個重大成績。校領導俞沛文（原禮賓司司長）來看望他，又來陪他散步。過了不久，又開一次全校大會，宣佈朱根華是頑抗，給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在戴帽子的大會上，把他打倒在地，拳腳相加，拖著示眾；然後，讓他在幹校監督勞動。不僅如此，還通知北京醫院將他在該院工作的妻子帶著他的母親和一兒一女下放甘肅。但是，冉隆勃的承認完全是形勢所迫，對當時清查的胡作非為，那實質上是另一種形式的反抗。他不會繼續說假話，那一陣風過後，他翻案了，連隊裏又鬥他。

恐怖的氣氛連家屬也感覺得到，孫和平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她是一個知識青年，1969年下放到嫩江國營農場。這時從嫩江到湖南茶陵幹校來探親。她的父母是外交學會幹部，都是共產黨員。她發現父母都在受審查，原來政治上很優越的她接受不了這個事實，一段時間成天幻覺幻聽，總說別人在罵她反革命，十分痛苦。終於有一天晚上，乘父母到連隊開會，喝敵敵畏奪去了年青的生命。

外交部到底有多少「五一六」？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個《三・二七通知》，全稱是：《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提到清查出現了擴大化的傾向，但同時卻說「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只有一個『五一六』」。這個文件實際上是在擴大打擊面。這個通知規定傳達到清查者和被清查者每一個人。傳達後，絲毫沒有改正的跡象。一些清查負責人員，如湖南幹校的俞沛文、劉華秋等仍去個別訪問被關押拒絕講假話的人，要他們承認是「五一六」。逼供信還在繼續，重複著抵制——批鬥——承認——翻案——批鬥的怪圈。

不過，已經有一些專案人員和清查骨幹發現這樣搞法有問題。但是「骨幹積極分子的表態多強調反右，而對某些要警惕擴大化的意見則被（領導上）暗示為『動搖』」。[12-11]

在張燕齡給周恩來和馬文波寫的信中，她指出外交部清查存在擴大化問題。作為掌握內情的清查骨幹，她做了如下的一番分析，值得原文照錄：

我部到底有多少「516」？到運動的現階段，領導上完全有可能做出一個正確分析和戰略估計。據我部「516」負責組織工作的洪嘉等人交代，最多不超過二百人（67年8月以前只有幾十人，8月大發展時期有一百多人）。由於多線、多渠道和可能的低估，對外交部參加「516」的人數必須給予足夠的估計。但最近聽說已超過洪嘉數字的幾倍，到了驚人的程度。現在，除已交代的人超過洪嘉的數字外，還有大量上馬的審查對象和未上馬的懷疑對象。我對這個數字是很懷疑的，它不僅大大超過了「516」的週邊組織、56（隊）組的人數，而且波及到幾乎所有有極左思潮的人，甚至波及到一些沒有極左思潮的人。這裏面肯定包含了擴大化的因素。再以具體單位如政治部等尚未揭開蓋子，而有些單位如歐美司和一亞則據說榜上有名的都已超過50%。以一亞為例，黃安國曾說，一亞參加「516」的人數最多，有20多人，但現在聽說榜上有名的「516」即有44人，超過黃安國數字的一倍，為原一亞實際人數的一半以上。據我所知，這些人當中有犯極左錯誤的，也有沒犯極左錯誤的，甚至還有的被視為右的，在8月黑風中做檢查的人。[12-12]

張燕齡信中還指出清查領導和專案人員的思想狀況是：

認為（被審查者）揭發越多，態度越好，貢獻越大。一個人交代了，繼續前進的主要標誌就是揭發交代同夥，甚至有的支部和專案組先根據內部「分析」估計出人頭，再鼓勵審查對象「繼續革命」的。[12-13]

張燕齡信中舉例說明，清查中所謂證據的混亂現象。

揭同一個對象的幾個揭發人的材料十分紊亂，問題很大，真正對口的很少。同一個人揭發某一個對象的材料，先後出入很大，單是填的表的名稱、內容，那就更是五花八門，各式各樣都有。這裏只就我接觸到的已經上馬的審查對象舉兩個例子：

1.一個審查對象的揭發人是李南友。他寫的揭發材料四次四個樣子。第一次說，他曾聽到這個對象說過王煥德是「516」，因此他懷疑他是「516」；第二次改口說，他通過另一個人給這個對象一張「516」的表；第三次又改口說，他是否通過另一個人把表給這個審查對象他不肯定，但他說這個對象把填好的表交給了他本人這點是肯定的；第四次又改口說：可能是他親自把表給這個審查對象的，「我就是他的介紹人。」

2.另一個審查對象，揭發人先後有六個，九份材料。這種情況一般被認為材料紮實，證據確鑿。但最近我們戰鬥小組，認真仔細地研究了這些材料，發現揭發人各說一套，都有鼻子有眼睛，仔細一推敲，就矛盾百出，破綻很多，對不上口。[12-14]

我們沒有擴大化

清查搞到這種荒謬的地步還不肯罷休。到1970年夏天，部內和各幹校人人自危。外交部在北京開會研究清查問題，並將已經承認為「五一六」的一些典型押解到北京。這些人表面上自由，但各有專人看守，在北京有家的不准回家。他們的任務是談參加「五一六」的真相。這一來，前一段運動的虛假就基本清楚了。領導承認錯誤嗎？很難。意見有分歧。

在馬文波之後調到外交部的軍代表李耀文和一些專案人員認為有擴大化，而姬鵬飛和馬文波則根本不承認擴大化。對於外交部上報有1,500「五一六」，周恩來曾經說過：「外交部有那麼多「五一六」？不要頭腦發昏。」但姬鵬飛在部領導小組會上則說：「有人說我們搞擴大化了，你們說擴大化了沒有？我說沒有，只是在個別單位有擴大化現象。」[12-15]

已經抓出了一千多「五一六」，又不肯承認搞錯了，怎麼辦？周恩來又有一道指示：集中力量抓「五一六」的反革命罪行。周還說：姚登山參加「五一六」，難道還要填表嗎？

「抓罪行」成了全國清查「五一六」的經驗。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其中提出：「必須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一系列罪行，將它一個一個落實，而不要一開始就籠統地追查組織關係和是否填了表格。」[12-16]

這叫作憑罪行定案，是在查組織破產的情況下，堅持錯誤的辦法。因為把錯誤變成罪行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了，這給清查又打了一次氣。北京討論期間，各幹校清查沉寂了一段時間。入秋以後，專案組又神氣活現起來。

認為有擴大化的人外放

不能要求人們當時就認識到沒有「五一六」組織。但是，擴大化是顯而易見的。外交部領導意見分歧，拒絕承認擴大化的意見佔上風。認為有擴大化的處於劣勢，其有影響的人物被調離。舉幾個例子：

軍代表李耀文曾經到各幹校視察清查工作，認為運動是擴大化了，他卻因此被外放到坦桑尼亞當大使。李耀文原名張錫坤，山東人。早年參加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建國後，曾作為26軍政委參加抗美援朝，赴朝作戰。回國後擔任濟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和軍區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個有戰功的人。1971年，周恩來點名把他從濟南軍區調到外交部擔任副部長和外交部黨組書記，當時傳為外交部長人選。但是，因為在抓「五一六」問題上他與馬文波不一樣，說了點老實話，結果只當了4個月副部長（1971年7月到11月）就被調任駐坦桑尼亞大使。而馬文波比李耀文早到外交部，卻在1972年5月被任命為副部長。但是，外交部很多幹部和群眾敬重李耀文在「五一六」問題上敢於實事求是，歷史也證明他做得對。李耀文1976年卸任回國後，要求回部隊工作。1977年4月被任命為國防科委政治委員、國防科委黨委第二書記。

鄭為之，原美澳司司長，曾作為領導幹部受審查。在湖南幹校被解放後負責清查工作。他本人找過一些被審查者瞭解情況，也曾對一些被審查的人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到北京彙報時，鄭對姬鵬飛說他認為擴大化了。姬沒有表態，只是說，你去向總理談吧。鄭為之見到周恩來，講了他的意見。周聽後，只說了一句話：你不要回幹校了。不久，鄭為之被外放為駐阿根廷大使。

劉華秋，是結合到領導班子裏的青年造反派，時任湖南幹校領導。清查過程中，他曾經單獨，或同俞沛文一起對一些重點被審查者做工作，要人家承認是「五一六」，受到許多人的抵制。他體會到清查肯定擴大化了，為此寫信給毛澤東反映清查擴大化。毛的批示否定了他的意見，劉華秋因此被冷落過一陣。

上面提到寫信給周恩來反映清查中問題的張燕齡的遭遇，更是典型。張是50年代早期入部的老科員，共產黨員。曾在條約法律司工作，文革時在業餘學校教法文。她是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創始人之一。1967年王力八七講話後，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的北外造反團曾把她作為保守勢力代表遊街批鬥，使她備受迫害。因此，在批極左和清理階級隊伍中，她是依靠對象，是湖南幹校清查「五一六」的骨幹。她發現專案工作背離政策，不實事求是，提出意見卻沒有人聽。於是，她就寫信給周恩來總理和部軍代表，也不見反應。此後在部內她卻被視為持不同意見者。從幹校回北京後，她被分配到國際問題研究所，從事6西歐研究。這時候的研究所仍然是安置一些不受信任的、不能在外交第一線工作的幹部的所在。到80年代，一些被認為文革中犯錯誤和曾被戴上「五一六分子」帽子的人也被分配在研究所工作。張燕齡心情很不舒暢。在研究所工作了6年之後，張燕齡要求調到司法部工作，離開了外交部。

姚登山：頭號替罪羊

外交部的頭號「五一六分子」是姚登山。1971年6月11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開萬人批鬥大會，姚登山是主要的批鬥對象。邵宗漢（原外交部研究室主任、支持聯絡站的領導幹部）、1967年8月聯絡站核心組主要成員黃金祺、王榮久和李玉民陪鬥，站在主席臺前。批判發言給姚登山加了反對周恩來總理，要奪陳毅外長的權等罪名。會後，姚登山被逮捕，投入秦城監獄。

姚登山的情況並不複雜，從4月30日回國到8月的活動，第八章已經介紹過。他怎麼會成為外交部的「五一六」呢？

關鋒、戚本禹和王力同姚登山講話後，姚登山同周恩來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原來姚登山只聽命於周恩來，而這之後，他既聽周恩來的，也聽中央文革的。而中央文革同周恩來又微妙地不一致。在外交上，周已經陷在極左裏，勉為其難，而他們還批評右了，監督是花瓶；周反對打倒陳毅，他們支持；周要穩住外交部，他們鼓動奪權。姚登山貫徹王力指示，就不可避免地站在了周的對立面，這是周對他失望和不能容忍的。儘管他仍然執行周的指示，也無濟於事。

姚登山自己對所處境況的嚴重性沒有認識。在他的思想中，周恩來和中央文革都代表毛澤東。8月31日周恩來接見時，笑著說他「點了火」時，他當即說：「總理，我是點革命之火。」[12-17]周恩來9月18日批評他了，而且那麼嚴厲：「他們（指8月27日凌晨接見的學生）圍攻我，我氣得發抖，你一言不發。姚登山，你有點階級感情沒有？！」[12-18]

從批極左抓壞人起，姚登山就沒有好日子過了，成為外交部「批極左，抓壞人」、「清查五一六」等運動的革命對象。革命大批判照例把人扭曲，大肆渲染姚登山執行王力講話的錯誤，一筆抹殺他執行周恩來指示。姚被說成是大野心家，要當外交部長等等。欲加之罪，無須舉證的。

給20個人戴帽

「清查五一六」到1972年勉強定案，周恩來批准外交部20人定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此外，劃為敵我矛盾待處理的31人；給予各種處分的80餘人；犯嚴重錯誤的170多人，還有1,408人算作犯有一般性錯誤，總共為1,700多個「五一六」。[12-19]按周恩來1968年說的外交部人員總數3,000，「五一六」佔了一半以上。

被定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20人中有：姚登山、冼依（政治部副主任）、邵宗漢（研究室副主任）、吳亮璞（國際司副司長）、霍明（研究室專員）、倪立羽（辦公廳專員級秘書）、黃金祺（翻譯室副處長）、張北（國際關係研究所副處長）、段紀霄（政治部副處長）、金君暉（原駐捷克大使館隨員）、王中琪（新聞司科員）、俞德聖（第一亞洲司科員）、王書鍾（非洲司科員）、王榮久（條法司科員）、紀煥章（國際司科員）、朱根華（世界知識出版社美術編輯）、李玉民（翻譯隊法語翻譯）等。這時候，姚登山早已被關進秦城監獄，其他19人則被放在幹校監督勞動，有的家庭因此破裂。

「Cadre Monger（幹部推銷員）」

清查「五一六」運動到1972年底以後，除所謂落實政策、個別談話外，已經不再提起。結束了嗎？抓人的部分結束了，但是這一場災難留下的諸多問題在以後多年也處理不完。在清查運動大規模展開的同時，北京的外交戰略和外交形勢正在發生變化。中美開始接觸和中國聯合國席位的恢復，掃除了許多國家同中國建交的障礙。隨之而來的是新中國的第三次建交高潮。從1970年10月到1973年9月又有40個國家同中國建交，建交國家總數達到90個。外交工作進入大發展時期，需要大批幹部。運動前期被審查或靠邊站的領導幹部陸續獲得解放，恢復了工作；清查佔用的部分人員也回到外交業務崗位；又從全國各地各單位調了一批新人入部。

與此同時，一大批建國後從事外交工作多年的幹部，或仍然被掛著，不予解放任用；或被調出外交部。其中主要是清查「五一六」中整錯了的幹部。這種不正常的工作調動是清理階級隊伍政治迫害的延伸，它以政治上不可靠為由將這一部分幹部調出。在那突出政治的年代，被調走的人背著政治上不可靠的負擔，到新的工作單位也要受到歧視。幹部司司長楊克明親自到一些省游說，要把這批幹部推給地方。當時，滯留幹校的人員給他起了個綽號，叫Cadre Monger（幹部推銷員）。

1972年外交部一次調了近200名幹部到湖南省，後來又調出一大批工勤人員給北京市。很多外語幹部被調出，其中調往大連外國語學院的近百名，另有一些去了江西大學、鄭州大學、四川大學等單位。後來由於地方上自己的幹部也要安排工作，拒絕接受。中央又決定各單位幹部「自行消化」，大規模的調動才停止。而沒有推出去的幹部卻被長期放在幹校和招待所，不分配不使用。到1978年初，沒有安排工作的幹部總數還有 700多。有的人直到1982年才分配工作。以後留在外交部內的這部分人，很長時期處於受歧視的地位，派往駐外使領館的，職務一般都不能超過一等秘書。而清查中的骨幹和積極分子，有不少被派為駐外大使或參贊。

一推不能了之

幹部司主管人員為不正常的調出幹部採取了哄、騙、壓等不正當的手段。1972年12月，湖南茶陵幹校行將撤校，一部分人回外交部；一部分人問題尚未落實，轉到江西上高幹校；另一部分人就地轉業 。楊克明等人到幹校在全校大會上說：當前，外交部幹部多了，湖南需要支持一批幹部建設毛主席的家鄉。這顯然與當時的形勢不符，而且所謂「湖南需要」也不是真實情況。當時，湖南本身還有相當多的幹部沒有安排工作。

對於被分配到湖南的人員，事先不聽取本人意見，而是在各連隊突擊宣佈分配名單。有人想同楊克明談談，楊拒絕接見，還規定不准找湖南省組織部反映情況。由於意見很多，又開了一次全校大會，楊克明在第二次全校大會上說：這次分配工作，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宣佈名單後五天內不走，外交部一律不負責任。在這種情況下，連生病、臥床不起的人也要限期離校。例如原外交部幹部司的潘澄（女），被分配到湖南邵陽。她當時正生病，身體很虛弱，頭暈，臥床已有十幾天了。她要求先回北京治病，楊克明開始不同意。由於遭到許多人反對，他後來說：可以回京治病，但是先要把組織關係、戶口等轉到邵陽，如果她本人不走，連裏派人幫她捆行李。有的人家還在北京，隻身留在湖南，兩地分居；還有的人被分配在湖南，配偶不願去而離婚。

楊克明等對湖南省委組織部介紹情況時則說：這批幹部工作能力比較強，但是政治上有問題，不能重用和信任。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炮打「三紅」，是姚登山「五一六」線上的人。對他們的工作安排，不能放在重要崗位上，不能按原職使用，職務安排要低一些。過去做機要工作的，不能再搞機要工作。因此，留在湖南的幹部政治上受到歧視。

留在湖南的人員中，只有少數人還用得上專長。絕大部分人改行，專業不對口。有的採購木頭，有的在工廠管圖書，有的在廠辦小學或業餘學校當教師，還有的老機要員當工廠的收發，有的轉業下放到煤礦，還有13級的專員分到地區郵電局工作。問題很多，下放的人員心裏不平衡，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到北京向外交部提意見，要求落實政策。80年代以後，情況有所好轉，少數人通過個人關係調回到外交部或北京其他單位。

湖南省組織部對楊克明等的做法也很不滿，省組織部一位原副部長對反映情況的原外交部幹部說：我們上了外交部的當。我們原說要幾個懂外文的幹部，結果不是這樣。我們在幹校時曾要求同留在湖南的幹部直接見面談談，瞭解一下有什麼問題和意見，外交部不允許，說他們已經做好一切工作。事後我們才知道他們騙了我們，分配幹部哪有這樣做法的？一推了之，外交部太不像話了。

1974年3月，邵陽地委組織部給留在該地區的20幾位原外交部幹部辦了學習班，聽取意見。地委組織部長參加了學習班並介紹了情況，後經請示省委，讓他們派出10名代表到外交部去反映意見。地委給他們開了去北京的介紹信，指定了臨時黨支部負責人。但是到了北京，外交部政治部接待人員卻說：你們來是不對的。領導上的意見是：不接見，不接待，不聽取意見。有什麼問題回地方上去解決，你們已經是地方上的幹部了。同時，幹部司一個姓吳的幹部給湖南省組織部打電話表示抗議。湖南省委組織部的人告訴上訪的幹部：「你們去後，外交部來了電話，批評我們不該讓你們去。我們說他們既然去了，你們就聽聽他們的意見，能不能解決是另一個問題。外交部不僅不接受我們的建議，反而向我們提出抗議。真是成了職業病了，動不動就抗議。」抗議「這兩個字是對敵性國家的，怎麼能對自己人也提抗議」？

不僅如此，4月26日晚9時左右，外交部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員領著4個民警，其中兩人持短槍，闖到一個到京反映意見的原外交部幹部家裏，一進門就威脅說：「限你明天中午以前離開北京，否則就武裝押送出北京！」[12-20]

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臺後，外交部無法阻止更多的被誣陷的幹部要求平反，要求落實政策。

注釋

[12-1]參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603-604，637，662，732；和（下），頁834-835。

[12-2]參見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224。

[12-3]一說「全國整了一千萬人」。見葉永烈：〈越是多磨情越長——王力病中答客問〉（《聯合時報》，1988年12月23日），頁3；另一說「使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群眾經受了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災難」見席宣、金春明，參見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224；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339。

[12-4]張殿清：〈外交部一大假案——關於清查『五一六』問題〉，《將外交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油印本，1979），頁17。

[12-5]周總理1968年3月31日接見記錄，張殿清記。

[12-6]《張燕齡就清查「五一六」問題致周恩來總理和馬文波軍代表的一封信》（手寫稿，1970年5月30日），頁1。

[12-7]《張燕齡就清查「五一六」問題致周恩來總理和馬文波軍代表的一封信》（手寫稿，1970年5月30日），頁8。

[12-8]見1993年3月4日《人民日報》。

[12-9]張殿清：〈外交部一大假案——關於清查『五一六』問題〉，《將外交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油印本，1979），頁29-32。

[12-10]姚登山：《我的申訴》手稿，頁11。

[12-11]張燕齡，《張燕齡就清查「五一六」問題致周恩來總理和馬文波軍代表的一封信》（手寫稿，1970年5月30日），頁1。

[12-12]張燕齡，《張燕齡就清查「五一六」問題致周恩來總理和馬文波軍代表的一封信》（手寫稿，1970年5月30日），頁4-5。

[12-13]張燕齡，《張燕齡就清查「五一六」問題致周恩來總理和馬文波軍代表的一封信》（手寫稿，1970年5月30日），頁6。

[12-14]張燕齡，《張燕齡就清查「五一六」問題致周恩來總理和馬文波軍代表的一封信》（手寫稿，1970年5月30日），頁9-10。

[12-15]張殿清：〈外交部一大假案——關於清查『五一六』問題〉，《將外交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油印本，1979），頁19。

[12-1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338。

[12-17]姚登山：《我的申訴》手稿。

[12-18]《周恩來總理1967年9月18日接見聯絡站和外交部領導幹部及有關人員講話記錄》。

[12-19]張殿清，〈外交部一大假案——關於清查『五一六』問題〉，《將外交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油印本，1979），頁19。

[12-20]以上參見張殿清：〈一位湖南同志的來信〉，張殿清：〈外交部一大假案——關於清查『五一六』問題〉，《將外交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油印本，1979），頁37-40。

13

陳毅的最後歲月

因為所謂的「二月逆流」，陳毅兩次給毛澤東寫信求見，都被拒絕。以後，陳毅雖仍處理外交業務，參加外事活動，但外交部的文革已經不由他領導，而由周恩來總理直接駕馭，他處於受批判的地位。1967年2月25日到3月18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參加7次所謂「政治局生活會」，被江青等批判；接著是社會上「打倒陳毅」之風一浪高過一浪，到8月份在外交部和人民大會堂開了8次批陳大、小會。1968年初，外交部內連出3張大字報批判「打倒陳毅」的口號，為解放陳毅造輿論。陳毅不但沒解放，還得再做檢討，寫大字報的幹部也跟著被批判。同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1969年中共九大，和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毅都一再被批判。

心情抑鬱的陳毅患癌症於1972年初與世長辭。在他最後的歲月裏，他向中央提出了打開中美關係僵局的建議，並欣喜地看到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

八屆十二中全會批「二月逆流」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是為中共九大做準備，會議批准了中央專案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通過了關於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的決定。陳毅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出席會議。會議一開始就討論文化大革命是否必要的問題。康生、江青等把持會議，圍攻「二月逆流」的老帥和副總理。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在分組會上都受到批判，他們被扣上「反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風」和「為王明路線翻案」等罪名；說1967年2月16日的懷仁堂爭議是「為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等叛徒、特務、走資派翻案」；說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幾位老帥亂軍；1966年11月他們兩次接見軍事院校來京師生是鎮壓了軍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林彪是不同意的；還說「二月逆流」有兩個「窩子」，一個是李富春家，一個是西山葉劍英等住的地方，陳毅是來往兩地的聯絡員，是「二月逆流」的黑幹將，並說：1968年的「右傾翻案風」還是「老將出馬」，最明顯的是外交部《91人大字報》。

10月20日會上林彪講話，他說：「二月逆流」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是劉、鄧路線的繼續，矛頭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組、革委會，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為劉少奇翻案。這次大會嚴肅清算「二月逆流」是完全必要的。

毛澤東是什麼態度呢？10月31日閉幕會上，毛澤東發表了講話，他說：「有些同志對『二月逆流』這件事不大瞭解，經過十幾天就比較瞭解了。在這個全會上，由犯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他們再說明問題，又再質問，好像經過這麼幾個反覆嘛，大家都比較清楚了。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也沒有什麼十分了不起。他們有意見，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了。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在這個世界上面，總是左、中、右，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麼贊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如果不參加，我看是個缺點。陳毅同志，你就以那個右的一方面的資格，以這個身分來參加九大。」[13-1]

毛澤東說人們在這次會上對「二月逆流」已經比較瞭解了云云，實際上，問題不僅沒有搞清楚，反而升了級，陳毅被扣上了「二月逆流黑幹將」的帽子。「二月逆流」問題的真相大白於天下是在80年代撥亂反正之後。公開出版物中最早披露「二月逆流」的部分材料的是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那已是1988年12月，距離「二月逆流」冤案的發生有21年之久。

讓陳毅以右派代表的身分出席中共九大是將陳毅置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在講究「突出政治」的年代，政治上的「右」無異於反革命。人們沒有忘記1957年全國打了幾十萬反革命右派分子的悲劇，沒有忘記加在劉少奇等頭上的右的帽子，這對陳毅是一種侮辱。而在當時這種侮辱卻被說成是恩惠。

九大的「右派」代表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後，沒有正式宣佈罷免陳毅的外交部長的職務，卻安排他「請病假」，由姬鵬飛任代理外長。陳毅就這樣離開了外交部，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1969年，陳毅除參加五一節登天安門觀焰火、八一建軍節招待會和十一國慶節登天安門城樓參加慶祝活動外，再也沒有參加其他國事活動。既沒有會議，能看到的文件也比過去減少，因為他只能看到按中央委員的規格發的文件了。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陳毅等出席了大會並且是大會主席團成員，坐在主席臺的右側，而左側則坐著江青等文革小組成員。陳毅是直到3月下旬才收到中共上海市委發給他的通知書的，通知說：上海市黨員一致推舉你為「右派代表」參加九大，並附一張登記表，要陳毅填好後寄回上海。陳毅知道這是毛的意思，忍氣吞聲將表格填好了寄出。

在九大會上，陳毅照例被編在華東小組。這個小組裏有對陳毅虎視眈眈的康生、張春橋和姚文元等。張春橋在九大前就搜集材料，從陳毅1953-1966年間在上海、北京等地所做的各種報告、講話以及接待外賓的談話中摘抄編寫了一本《陳毅反動言論小集》，印發給九大的上海代表；還佈置了分工準備，要這些代表從不同角度對陳毅進行批判。

陳毅在會上說話被批判，不說話也被批判。例如第一次小組會上，陳毅說：「我是犯了錯誤的，承蒙上海黨選舉我為代表，我一定聽取大家的意見，認真改正自己的錯誤。」他的話剛說完，與會的人就指責他分裂黨，說中國共產黨沒有上海黨、北京黨，你說是上海黨選舉了你為代表，是企圖分裂中國共產黨。其實，陳毅講的「上海黨」不過是「中共上海黨組織」的口語表述，人人聽得懂。但是，要抓陳毅的小辮子，就能上綱上線地批判。第二天小組會上又翻出40年前的老賬，即1929年陳毅在紅四軍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當選前委書記，毛澤東落選的舊事，指責陳毅「一貫反對毛主席」。與會的年青人不瞭解中共歷史，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要陳毅回答，陳毅說：「這個問題中央早已做過結論，我同主席之間的隔閡已經消除。」對他們提的問題沒有回答。他們就起哄吼叫，圍攻陳毅。還有個別對陳毅熟識的老幹部也跟著發言，而且一開口也說「你陳毅一貫反對毛主席」。在整個九大期間，陳毅處境十分艱難。

在這次大會選舉中，陳毅進了中央委員會，但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在中央軍委組成人員中陳毅雖仍名列軍委副主席，但中央軍委已經有名無實。軍委常委已經在1968年楊、余、傅事件後停止工作，被軍委辦事組所代替。而軍委辦事組完全被林彪黨羽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和邱會作等把持，所以陳毅的軍委副主席不過是掛名，並不能過問軍委的工作。[13-2]

「二陳合流」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於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召開。這次會議原計劃討論修改憲法、經濟和戰備問題。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內主要是林彪和江青兩派，矛盾從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展開。廬山會議開場，林彪講話繼續吹捧毛澤東，引經據典大談毛澤東是天才、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等等。材料是陳伯達和葉群替他準備的。陳伯達還按林彪的意思草擬了設國家主席的憲法條文，林彪一夥在發言中不指名地攻擊張春橋，說有人否認毛主席是天才，不贊成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要揪出來。江青等告到毛澤東處，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感到對他的頌揚需要收斂，對林彪也有了戒心。毛澤東拿陳伯達開刀，批判了天才論，堅持不設國家主席。這場鬧劇以林彪集團失敗告終。

而這時陳毅已經脫離工作一年多，又下放在石家莊，對於上層這種錯綜複雜的鬥爭一無所知。這次會上，他被分配在華北小組，原以為可以避開華東小組張春橋等的找岔子整人，沒想到，他仍然挨整。

原來陳毅聽了林彪的講話，以為林彪是代表中共中央致開幕詞。按慣例，這是定調子。第二天的小組會上散發了陳伯達編的《天才論語錄本》並在發言中大講天才論，說現在有當權派妄圖否認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暗示是張春橋等。涉及對毛澤東的評價是中共十分重要的問題，文革中特別強調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感情」。於是，不明內情的中央委員就憤怒批判這個當權派，同時責令陳毅表態。在這種情況下，陳毅講了一段話，大意是：我到石家莊後，沒有看到過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的文件，如果毛主席同意設國家主席，我贊成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講到毛主席的天才，我談談自己一貫對毛主席的看法。從1927年認識毛主席起，我犯過錯誤，反對過毛主席。後來我發現毛主席在革命實踐中經過鍛煉，領導中國革命確實有天才，因此我決心跟著毛主席幹革命。天才這個解釋，主要是從實踐中經過鍛煉，鍛煉了人的才能，這樣解釋天才是對的。生而知之，天生之才，這是錯誤的，不符合馬列主義，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現在誰要否定毛主席是天才，我堅決不同意。

陳毅的講話被概括成一句話收進了華北組第二號簡報。這一句話是：陳毅同志做了擁護陳伯達意見的發言。當時各組討論中都紛紛表示支持毛澤東是天才，支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

8月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完全出人意外，毛澤東批判了陳伯達編的天才論語錄，說它欺騙了不少同志，要人們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的那樣一些人的當。[13-3]

毛澤東的這一點意見，宣告了陳伯達這個追隨他發動文化大革命、製造極左輿論的主將的覆滅。不過，對於毛澤東，這只是又丟棄一個工具而已，文化大革命的極左還在繼續。九屆二中全會於是矛頭一轉，集中批判陳伯達、吳法憲等人。毛澤東並號召幹部要學習馬列原著。會後，全國幹部開展學習馬恩著作六本書。外交部部內和幹校的幹部都發了書，進行了學習。但當時，人們並不知道背景是廬山上的這些爭鬥。

陳伯達受批判，陳毅又被牽連受批判。只因陳毅在華北組的上述發言，第二號簡報上概括為陳毅擁護陳伯達的意見，康生將這歸結為「二陳合流」。對此，陳毅曾說：

冤案總會搞清楚，我是有信心的。不過有的冤案實在不該發生。當初，在懷仁堂碰頭會上講話，沒有人推舉我作為老幹部的代表，是我自己跳出來為老幹部講話的，結果被打成「二月逆流」。這是我自己引火燒身，我不後悔。可是這次廬山會議上，我講了講對主席的敬佩，認為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有天才這樣一段話，就把我搞成「二陳合流」真是莫名其妙，冤哉枉也！

陳毅談到這段歷史時曾對他的秘書說：「做記錄的不把人家發言全文整理出來，簡單概括成一句話，登上簡報，也可以整死人的喲！」

九屆二中全會後，在傳達陳伯達的罪狀中提到：陳伯達同「二月逆流」某些人勾結起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對這種說法，陳毅的夫人張茜和秘書都很生氣。陳毅對他們說：「用不著為這種事生氣。我們黨內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形成這樣一種風氣，進行批評可以不要事實做根據。大講『二陳合流』的人，恰恰就是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跟著陳伯達起哄十分賣力的人，他們何時有一點自我批評呢？」[13-4]

滄海桑田，世事變遷。到文革開始之時，陳毅一直處在領導地位，發動群眾參加文革。他相信他貫徹的政策都是正確的。外交上推行世界革命，運動中橫掃牛鬼蛇神，他都大力貫徹。自從1967年2月16日懷仁堂之爭後，他被置於受批評的地位，被剝奪了榮譽和尊嚴，甚至工作的權利。打擊加上冤屈使他開始有了被打擊和被冤屈的人對現實的感受。

蹲點和議天下大事

因「二月逆流」，陳毅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都「靠邊站」了。中共九屆一中全會後，毛澤東規定四老帥兩項任務：一是到工廠裏蹲點；二是看有關國際問題的資料，由陳毅主持，每月討論兩三次，提出書面看法。[13-5]

在那些受壓制的歲月裏，只有蹲點期間主持四老帥議論天下大事是陳毅晚年生活中的一個亮點。但是，做起來卻不能沒有顧慮。周恩來向四位老帥佈置討論國際問題時，老帥們很不理解。他們覺得剛剛閉幕的中共九大政治報告裏對國際形勢已有闡述，為什麼還要他們研究？如果照搬照抄，就算不上研究。如果提出不同的看法，會不會被認為是同九大唱反調？周恩來告訴他們毛澤東認為有繼續研究的必要。周還強調：「對原來的看法和結論要及時做出部分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們不要被框住。現在國際鬥爭尖銳複雜，各部門集中力量進行鬥、批、改，只能應付『門市』。熟悉國際問題的幹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於處理日常工作，實在擠不出時間過細地考慮天下大事。」

周恩來心情焦灼。極左外交路線在文革中的惡性發展，進一步破壞了中國的對外關係和國際形象，不容忽視。1968年開始，毛澤東也不得不開始反思原委，考慮外交指導思想問題。老帥們有戰略眼光，他要借助他們提出政策性建議。

這年葉劍英72歲、聶榮臻70歲、陳毅和徐向前都是68歲。考慮到老帥們年事已高，周點名熊向暉去協助。熊向暉才50歲，又長期從事情報工作，中英文都好。熊此時是在駐英國代辦任上被召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遭批鬥，尚未解放，沒有分配工作。熊向暉表示願意全力以赴參加這項工作。同時，他建議再請外交部派一位現職工作的幹部參加，使靜態材料和動態材料結合，對研究工作更有益處。他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因為他自己文革兩年多來也脫離了外交實踐，不瞭解外交內情。幾天後，代外長姬鵬飛推薦歐美司司長姚廣參加這個座談會。

在國內問題上，陳毅已經被剝奪了發言權。但主持討論國際問題，使他如魚得水。1969年6月7日四位老帥就在中南海武成殿開始了座談，熊向暉和姚廣列席。

從這次開始到10月20日疏散去石家莊前，老帥們一共開了17次會，確實議有所得。1991年熊向暉撰文記述了老帥們的座談。

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國際形勢部分繼續極左的老調：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妄圖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在反華、反共、反人民、鎮壓民族解放運動和進行侵略戰爭方面，他們互相配合，狼狽為奸。我們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要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

當時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的報導也強調蘇美以反華為重點的勾結；一再渲染美、蘇聯合和日本等亞洲國家反華。這些宣傳報導造成一種印象：大規模侵華戰爭迫在眉睫。

但是，經過文革初期國內的動亂和國際形勢的發展，四位老帥並不這樣看了。他們從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鬥爭的基本態勢出發，分析論證，得出一種認識：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蘇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還不大。7月11日他們提出第一個書面報告：〈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報告分析，美國不敢輕易進攻中國。它有朝鮮、越南兩次戰爭的沉痛教訓，日本、印度不願當反華炮灰，而且美國的戰略重點在西方。蘇聯對中國安全的威脅更大，但真和中國大打，還有很多顧慮和困難。它顧慮美國坐山觀虎鬥，使中蘇互相削弱，乘機接管東歐，甚至直搗蘇聯老巢。即使決心進攻中國，也怕形成地面持久戰，於它極為不利。同美國一樣，蘇聯的兵力東移並不意味著它的戰略東移，它的戰略重點仍在歐洲。關於美、蘇會不會突然對中國發動核襲擊的問題，老帥們認為，對此我們要做充分的準備。但核武器並不是可以輕易使用的；要使用核武器來威脅別的國家，也就把本國置於核武器的威脅之下。

這個報告上呈後，中共中央辦公廳於7月20日作為中央文件印發給中央負責人。

7月29日到9月16日，老帥們又進行了10次座談。這一輪討論實際上著眼於如何處理現實的中、美、蘇大三角的關係。這是在明確大戰一時還打不起來的前提下，必然要考慮的戰略問題。在這段時間裏發生了一些重要的新情況。例如，蘇聯外長7月11日在最高蘇維埃做報告，一方面倡議美、蘇舉行最高級會晤，發展兩國間的廣泛合作；另一方面大肆攻擊中國。7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佈放寬對美國旅遊者購買中國貨物的限制；放寬美國公民到中國旅行的限制。7月2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在關島發表談話，承認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受挫，宣佈將在印度支那收縮兵力，使戰爭「越南化」。7月26日，尼克松動身訪問菲律賓、印尼、南越、泰國、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就在這一天，發生兩件事：

（一）蘇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突然約見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面交蘇聯部長會議給中國國務院的內部聲明，要求舉行中蘇高級會談；（二）西哈努克派人約見中國駐柬大使，面交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6月17日寫給周恩來總理的信，要求訪華，會見周總理或其助手，信中說：中美「二十年長期交惡」不應繼續下去了。

這些情況很重要。四位老帥立刻進行研究分析，認為美國和蘇聯的矛盾不可開交，都來向中國送秋波，向對方打中國牌。局勢到了轉折關頭，後面還會有文章。

接著尼克松在出訪中多次表示美國準備開始同北京交往，反對蘇聯建立「亞洲安全體系」。並稱，美國願意同蘇聯和中國都建立友好關係。8月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在堪培拉聲稱：「臺灣的中華民國和大陸上的中國都是生活中的現實」，「中國總有一天會在亞洲和太平洋事務中起重要作用。」這期間，中蘇邊境連續發生事端，蘇聯報紙攻擊中國對蘇聯進行武裝挑釁，要求全世界在為時不太晚之前認識到中國的危險；同時又說：在當前擁有最現代化的技術、有效的致命武器和發射這些武器的現代化手段的條件下，如果發生戰爭，哪一個大陸也不能倖免。

四老帥討論這些發展時，一致認為：（一）在〈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中提出的看法沒有錯，蘇聯不會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二）中央決定加強戰備非常必要，無論何時都不能放鬆戰備，要立足於打，有備無患。他們還反覆研究萬一蘇聯對中國發動大規模戰爭，中國是否打美國牌。葉劍英說，魏、蜀、吳三國鼎立，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可以參考。陳毅說：當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也可以參考。

其間，中蘇關係在9月份胡志明葬禮時發生戲劇性的轉機。9月11日周恩來總理同蘇聯總理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舉行了會談。這次會談十分重要，使緊張關係緩和下來。雙方協定先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等問題進行談判。此外，雙方還就重派大使、恢復兩國間政務電話、擴大貿易及改善通車通航等問題達成協定。周恩來還告訴柯西金，中國準備恢復中美大使級談判。

這次蘇聯採取主動，中國就坡下臺。總的形勢趨向緩和，老帥們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得到印證。在這一背景下，四老帥緊急討論，形成〈對目前局勢的看法〉一文，9月17日上報周恩來。

老帥們分析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判斷「蘇修不敢挑起反華大戰」。他們提出：在中美蘇三大力量的鬥爭中，美對中蘇，蘇對中美都要加以運用，謀取它們最大的戰略利益。而我們「對美蘇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包括用談判方式進行鬥爭。蘇修要求舉行邊境會談，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復大使級會談，我也可以選擇有利時機給予答覆。這種戰術上的行動，可以收到戰略上的效果」。

在這個報告定稿後，陳毅進一步提出他對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他說：關於打開中美關係，我考慮了很久。華沙會談談了十幾年，毫無結果，現在即使恢復，也不會有什麼突破。我查了資料，1955年10月27日，我們提議舉行中美外長會議，協商解決緩和與消除臺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發言人兩次發表聲明，指出：中美大使會談已經證明不能解決像和緩和消除臺灣地區緊張局勢這樣重大的實質問題，必須舉行中美外長會議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切實可行的途徑。這一重大建議被美國拒絕。現在情況發生變化，尼克松出於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於拉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係，這就必須採取相應的策略。接著陳毅提出了他自己的想法：

第一，在華沙會談時，我們主動重新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我們只提會談的級別和討論的題目，不以美國接受我們的主張為前提，我估計美國樂於接受。如果我們不提，我估計美國也會向我們提出類似的建議，如果這樣，我們應該接受。

第二，只要舉行高級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動。我們不提先決條件，並不是說我們在臺灣問題上改變立場。臺灣問題可以在高級會談中逐步謀求解決，還可以商談其他帶戰略性的問題，這不是大使級會談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復華沙會談不必使用波蘭政府提供的場所，可以在中國大使館裏談，以利保密。

這是一個爭取打開中美關係的僵持局面的設想，意見提得如此具體，同多年來強調對美鬥爭的調子大不相同。外交部主要領導怕他們犯錯誤，曾通過姚廣表示，希望四位老帥向中央提建議時，可以原則上講要利用美蘇矛盾，而如何利用，不宜具體。在美越會談期間，恢復大使級會談也不適宜。〈對目前局勢的看法〉上報前，工作人員擔心有人抓辮子，又來批判他們搞「三降一滅」、「與資產階級握手言和」。陳毅說：「不要怕這怕那，我堅持我的看法，必須盡早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打開中美關係，這個觀點一定要報告毛主席。」至於他自己的設想，他決定向周總理口頭彙報。[13-6]

長期思想禁錮造成的一個「怕」字，曾經扼殺了多少好思想。這一次，陳毅沒有受「怕」的干擾。反華大戰不致輕易發生這個論斷十分重要。50年代張聞天、60年代王稼祥已明確提出過，但沒有被毛澤東認同。毛澤東一直沉湎在他的戰爭引起革命的遐想中。實踐證明，中國外交越是突出世界革命，給中國對外關係造成的破壞就越大。6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在國際上陷於孤立的境地，迫切地需要改弦更張了。

毛澤東對老帥們的建議如何反應，不得而知。但是，事實上，老帥們建議提出後，中美關係逐步打開：1969年12月中美大使開始接觸，中美雙方互相表示接近的願望，乃至舉行高級會談，達成1972年2月27日發表的《上海公報》。中美關係真正翻開了新篇章，這不能不與四老帥的建議有關。1970年7月，陳毅在北戴河休養，得知基辛格秘密訪華，興奮地說：「主席下了這著棋，全局都活了！」

1971年11月後，陳毅已經病重，住在醫院裏。當他得知外交部正在安排尼克松次年2月訪華，中美兩國關係順利發展，高興地說：「也許我看不到兩國關係正常化了。但是我們的建議起了作用，這就好嘛！」[13-7]

最後的歲月

1969年10月，北京已是一片備戰氣氛。根據中共中央統一安排，陳毅和其他一些年邁的中央領導人被疏散到外地。

10月20日上午，陳毅和夫人一行5人離開北京到石家莊。他們被安排住在市內橋西招待所。河北省革委會的領導人對於陳毅十分冷淡，沒有人來看望交談，也不向他介紹情況、通報消息。相反，對陳毅的行動卻做了嚴格的規定：每周3個半天去鐵路工廠參加工人的班組活動；要出去走動，需經省革委會批准。陳毅好像「軟禁」一樣地在這裏整整住了一年，只能看到一般的中央文件、外交通報和新華社編譯的《參考資料》，對於國內各方面的情況，瞭解甚少。

1970年7月，陳毅在石家莊生病，但治療一再被延誤。

開始，陳毅感到腹部隱痛，並伴有腹瀉。他蹲點的工廠的醫生給他開了一些止痛片之類的藥，服後不見效。因為要上廬山參加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他未要求回京治病。廬山會議結束後，陳毅向當時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提出回京治病，黃一口回絕，說哪兒來的回哪兒去。回到石家莊後，陳毅腹部疼痛加劇，血壓也升高，不得不寫信給中央，要求回京治病。經周恩來批准，才於10月20日乘火車回到北京。

1971年1月16日301醫院，即解放軍總醫院，誤診為盲腸炎，當天開刀。打開腹腔才發現是結腸癌。後經周恩來親自安排，將陳毅轉到北京唯一的治療腫瘤的專科醫院。接受放療的同時，陳毅也接受301醫院的治療。從4月中下旬起，陳毅的健康恢復得比較好，每天可以看看書，翻閱《參考資料》。

1971年五一節的晚上，陳毅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焰火晚會，會見了毛澤東、西哈努克親王和各國外賓。這是陳毅在近兩年的時間裏第一次露面。

6月12日下午，陳毅夫婦到東交民巷看望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這是陳毅的最後一次外交活動。

中共九大以後，陳毅已不再擔任政治局委員，只是中央委員，回京後的工作和生活待遇都陸續做了調整。1971年5月中旬，他遣散了部分工作人員，只留下一名秘書管理文件，另有管理員、廚師和公務員繼續照顧陳毅生活。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他的供給關係轉到中央軍委，由中央軍委負責解決住房。9月，搬出中南海，遷入北新橋永康胡同7號居住。

正是在這個時候發生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9月21日陳毅聽到有關文件的傳達，以後連續幾天陳毅抱病參加中央召開的老幹部座談會，在會上做了兩次長篇發言，揭發林彪在紅軍初創時期的消極悲觀、打仗畏縮不前等問題。9月30日，又將主要內容口授請秘書整理成文上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

10月25日，聯合國第25屆大會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國民黨集團從聯合國及其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決議。陳毅聽到這個好消息，非常高興。他說：「好呀！鬥了20多年，總算有個結果。」又說：「聯合國的席位問題解決了，現在的問題是希望早日結束運動，集中力量抓經濟，要把我們的經濟建設搞上去。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是靠國家大、人口多，而是要靠國家的經濟實力。經濟力量強，在國際上說話才有分量，才能在安理會發揮應有的作用。」

陳毅高興之餘，慨歎道：「唉！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時，毛主席說，這場運動搞幾個月就結束。誰也沒有料到，那些陰謀家、野心家出來亂攪一通，時間拖得那麼長。現在還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運動，轉到認真進行建設的軌道上來？」[13-8]

陳毅病情穩定了一段時間後，癌細胞擴散，11月6日突然惡化，雖經多方治療未能好轉。1972年1月6日凌晨，陳毅開始處於昏迷狀態。下午4時以後，葉劍英、李先念又來看望。葉帥湊到陳毅耳邊喊他，沒有反應。葉帥掏出一張紙條來說，是來傳達毛主席指示的。他照紙條上唸著：「現在再也不要講『二月逆流』了。當時是『五一六』、王、關、戚，還有陳伯達，打擊一大片，包括你（指總理）在內。當時那個情況，有些同志要講一些話是應該的，在黨的會議上為什麼不可以講？有些事情看來過了幾年就清楚了。」唸完後，葉帥又說：毛主席、黨中央要我來看你，要你安心養病，會好的。葉帥隨即把條子交給陳老總的女兒珊珊，要她湊在老總的耳邊再唸一遍。這時的陳毅已毫無反應。葉帥傳達完，張茜退出病房，十分生氣地說：「為什麼不早來，這時候已經聽不見了，傳達有什麼用！」[13-9]

當天深夜23時55分，陳毅的心臟停止跳動，與他熱愛的這個世界永別了。

哀榮

1972年1月10日，陳毅追悼會在八寶山禮堂舉行。規格是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由李德生主持，葉劍英致悼詞，周恩來出席。這是按軍隊元老一級安排，毛澤東和其他政治局委員不參加。參加追悼會的人數也限制，宋慶齡和許多民主人士要求參加被拒。夫人張茜對這種壓低規格很不滿。

關於陳毅追悼會文件是毛澤東1月8日審閱的。毛將悼詞中「有功有過」四個字刪除後劃了圈。出人意外的是，毛澤東在10日中午臨時決定出席陳毅追悼會。那天中午他顯得十分煩躁，沒有午睡。到1時30分，突然通知工作人員馬上調車，連睡衣都顧不得更換，披上大衣就去參加陳毅追悼會。

周恩來得知毛澤東參加追悼會，立即決定提高追悼會的規格，通知宋慶齡副主席出席，安排西哈努克親王夫婦作為唯一的外國朋友參加陳毅元帥的追悼會，又讓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務必出席，並決定：凡是提出要求參加陳毅追悼會的都允許參加。下午3時追悼會正式開始，改由周恩來總理致悼詞。中共中央機關、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駐京機構、部隊的幹部戰士共1,500人參加了追悼會。禮堂內外站滿了參加悼念的幹部群眾。

下午2時剛過，毛澤東到了八寶山公墓休息室。當時，周恩來、鄧穎超、朱德、康克清、葉劍英、李德生等在場。毛澤東流著眼淚，沉痛而緩慢地對陳毅夫人張茜和子女們說：「我也來悼念陳毅同志嘛！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13-10]

注釋

[13-1]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210-1211；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頁192-193；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436-437。

[13-2]參見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頁204-207。

[13-3]詳見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頁213-221；《陳毅年譜》（下），頁1216-1217；《陳毅傳》，頁616-618；《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623-624。

[13-4]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頁221-222。

[13-5]參見熊向暉：〈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瞭望》，1991年，8月號，頁23。

[13-6]參見熊向暉：〈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瞭望》，1991年，8月號，頁23-31。

[13-7]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頁212。

[13-8]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頁247-248。

[13-9]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頁256。

[13-10]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頁264。

14

修補對外關係、調整對外方針（上）

餘波和轉折

1967年9月以後，外交部從「批極左抓壞人」運動起，就試圖清算火燒英國代辦處和砸駐華使館這樣的外交事件，認為這都是「對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干擾」。批了群眾的極左，遏止了群眾性的衝擊，但革命外交路線仍舊，結果是中國同很多國家的鬥爭還在繼續。以下是一些突出的例子。

1967年9月14日中國向突尼斯提出強烈抗議，照會稱：突尼斯總統「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到了極點」；並指責突尼斯政府非法扣留中國乒乓球教練和使館人員。[14-1]9月26日中國發表聲明關閉駐突大使館，聲明中稱：在突尼斯政府的親美反華政策被真正改變了的時候，中國政府將重新派出外交人員，恢復中國駐突尼斯大使館的工作。[14-2]

1967年10月27日印尼同中國斷交。[14-3]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致電印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祝賀印尼共產黨成立50周年，賀電稱：「印尼革命在1965年遭到暫時挫折，完全證明了蘇修鼓吹的『和平過渡』、『議會道路』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徹底破產。印尼共產黨⋯⋯堅定不移地走『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道路，一定能夠奪得最後勝利。」[14-4]此後兩國關係多年沒有恢復。

由於緬甸政府繼續驅逐中國援緬專家，1967年10月3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最強烈的抗議，聲明稱「奈溫政府反華排華」，「叛賣緬甸民族利益，投靠美帝蘇修」。[14-5]不僅如此，11月26日毛澤東會見緬共領導人德欽巴登頂。中國報導稱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14-6]1968年3月28日，中共中央電賀緬甸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鬥爭20周年紀念，內稱：「目前，緬甸革命武裝鬥爭形勢大好。緬甸共產黨⋯⋯堅持了『贏得戰爭，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用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14-7]而同年12月17日中國政府照會緬甸政府，對10月25日在緬甸發生的華僑教師被害和數名中國邊民被抓捕事件對緬甸政府提出強烈抗議。[14-8]1969年3月，緬甸政府照會中國，宣佈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於期滿後終止。直到1970年10月1日中國國慶節，毛澤東還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德欽巴登頂。[14-9]兩國共產黨關係密切，而國家關係處於低谷。

1967年11月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對中國在贊比亞，特別是在贊學校裏宣傳毛澤東思想表示不滿，並表示反對把非洲國家拉進中蘇爭吵的漩渦。[14-10]

1968年1月，剛果政府改組，3名親華的部長被解職，後軍政府又解散中國幫助訓練的民兵和青年運動組織。[14-11]

1968年7月阿拉伯也門共和國軍方炮擊中國援也技術人員駐地，並炸傷中國技術人員；7月31日中國提出了抗議。[14-12]

1968年11月馬里共和國新政權也解散了中國訓練的民兵，停建了中國援建的捲煙廠和火柴廠。[14-13]

同蘇聯、波蘭、東德、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國關係一直到1969年也處於不斷有鬥爭的緊張狀態。

這些發展表明，抑制群眾中的狂熱排外情緒只能減少盲目的衝擊，極左政策依舊，外交上仍然在四面樹敵。其實，極左的政策始於文革之前，中國對外關係在文革前已經受到影響，文革只是使這種極左更趨惡化。總的說來，從1965年7月到1970年10月這5年多的時間里，同中國建交的只有一個國家：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1968年）。已建交和半建交的53國中，同中國發生這樣或那樣糾紛交涉的國家有40個。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成為駐外使領館全部工作的主題，而別的國家對此並不感興趣。外交工作因而幾乎停頓，無法開展。

同時，國內的運動也影響到外交活動。第一批造反派雖然打下去了，但繼而掌權的造反派在打擊下臺的造反派的同時，也在進行鬥、批、改的過程中審查批鬥當權派。外交部還有數量相當多的領導幹部和各使館的大使參贊被審查，待解放。舉一個例子：1968年6月，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應邀訪華。當時中國在坦桑尼亞援建紡織廠，派有醫療隊，還在修建坦贊鐵路，中國在坦人員上萬。受文革極左之風波及，坦桑尼亞國內群眾模仿中國紅衛兵成立綠衛兵，宣傳毛澤東思想，引起尼雷爾的疑慮。中國當局這次邀請尼雷爾，為的是對他做工作，消除他的顧慮。中國駐坦大使何英按理應參加接待，但當時何英尚在被隔離受審查中，經周恩來總理批准，何英才得以解除隔離參加接待尼雷爾的工作。

這種種情況表明毛澤東「三鬥一多」的世界革命外交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中國的外交戰線不是發展，而是萎縮，越來越短；中國的朋友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少。特別是在中蘇關係緊張，邊境發生武裝衝突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考慮改變中國既反美又反蘇，腹背受敵的不利處境。這種情況為中美關係解凍準備了條件。「三鬥一多」的毛澤東外交方針在20世紀60年代末終於發生轉折。

對外宣傳上的收斂

從60年代中共同蘇共論戰起，中國輿論中加強了世界革命的宣傳，以至於文革開始後將對外宣傳毛澤東思想定為外事工作的頭等大事。駐外使館工作人員、新聞工作者、留學生和援外技術人員，以及華僑中的左派都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到處送毛語錄和毛像章。甚至不管別人歡迎不歡迎，也要強加於人。但在其他國家，除了少數極左派人士，大多數人，特別是統治集團並不歡迎煽動造反的毛澤東思想。這是造成60年代中期很多國家同中國發生矛盾和衝突的主要原因。對外宣傳上的轉變首先要從收斂宣傳毛澤東思想開始，毛澤東和周恩來先在內部反覆做工作。舉例如下：

（一）克服強加於人的做法。

到1968年，毛澤東連續在一些涉外請示報告上批示：不要強加於人。如3月7日在一個擬在援外貨物上噴刷毛澤東語錄的請示報告上批示：「不要那樣做，做了效果不好。國家不同，做法也不一樣。」[14-14]

3月12日在一項中國援外機場移交問題的請示報告上，毛澤東刪去了這樣一段話：「舉行移交儀式時，應大力宣傳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說明我援Ｘ修建ＸＸＸＸ工程的成績，是我們忠實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國際主義教導的結果，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毛並批示：「這些是強加於人的，不要這樣做。」[14-15]

3月29日毛澤東在關於發表緬甸共產黨武裝鬥爭20年的賀電的請示報告中批示：「一般地來說，一切外國黨（馬列主義）的內政，我們不應干涉。他們怎樣宣傳，是他們的事。我們應注意自己的宣傳，不應吹得太多，不應說得不恰當，使人看起來有強加於人的印象。」[14-16]

1968年6月12日外交部在一個接待外賓的計劃中規定，群眾同外賓接觸時可「自發地分別地贈送毛主席像章」。毛澤東批示：「不要。」[14-17]

同年，毛澤東還將中央文革和外交部起草的文件中的一些口號刪去，例如：刪去慶祝國慶19周年的口號中的「向立下豐功偉績的中央文革致敬！」刪去外交部接待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團計劃中的三條口號：「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戰無不勝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以及「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14-18]

1970年4月3日毛澤東在〈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一稿中刪掉了諸如「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毛澤東同志⋯⋯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同志就是當代的列寧」等等。毛批：「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周恩來和陳伯達等研究決定將毛批件和修改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範圍傳閱。[14-19]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到他被稱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四個偉大」時，表示「討嫌」這種說法。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周恩來早已感覺到宣傳上存在的問題，但是，事關宣傳毛澤東，他不敢貿然阻止。現在有了毛澤東自己對這些的批評，周恩來在對外宣傳中就可以強調貫徹這些指示了。例如：

1968年7月周恩來修改《關於改革對外宣傳工作的指示》，加寫：「反對形式主義和強加於人的宣傳」，「反對庸俗化」，要「通過生動的事實、準確的敘述、鮮明的主張、實事求是地宣傳毛澤東思想，而不是學院式的背誦、教條式的宣傳」，要克服和糾正對外宣傳中的「自我吹噓」。[14-20]

1968年11月19日中國的無錫號輪船因掛毛澤東語錄，被摩洛哥當局3+6阻攔不能進港，中國駐摩使館代辦向摩洛哥政府提出抗議。就此，周恩來內部指示：無錫輪掛語錄的做法不對。[14-21]

1969年6月初，針對文革以來對外濫送毛澤東像章和語錄等情況，周恩來指示外交部要善於做對外宣傳，慎之又慎。[14-22]

1969年10月1日周恩來總理約國家科委、中科院、郵電部、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單位負責人開會，研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報時的問題，有人提出報時前要播放「東方紅」樂曲和毛澤東語錄。對此，周恩來批評說：這樣做是強加於人，也強加於毛主席，造成自己被動。強加於人等於自殺，這有損毛澤東思想。[14-23]

1970年10月4日周恩來詢問出席全國外貿計劃會議的代表，在商品包裝圖案上是否還用毛主席語錄，他說：如果將帶有語錄的包裝商品出口，反而會被敵人利用。內貿商品、汽車上搞語錄也是不嚴肅的，是對毛主席的不尊重。什麼事情搞極端了，總是走向反面。[14-24]

1971年6月29日日本文化界訪華團中有人說，凡參加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都要相信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周表示吃驚說，這樣就把日中文化交流協會這個組織變得狹窄了。周恩來對日本朋友說，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是多方面的，帶有統一戰線的性質。反對軍國主義侵略性文化，主張在平等基礎上友好，尊重彼此的獨立主權，這就了不起了。[14-25]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頌揚毛澤東的宣傳在中國已經行之有年，是毛澤東本人認可的。文革以來，由於對外大搞宣傳毛澤東思想遭受挫折，才加以約束，但要改也難，毛並沒有真正認識到錯誤。中國報刊宣傳和社會上仍然充斥著毛崇拜語言和活動，所以這種收斂不可能很徹底。例如，1968年3月10日，毛澤東審閱關於開好1968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會的通知，其中提到「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當作首要任務」。毛澤東沒有反對，只在這後面增加了「但應注意，不要強加於人」。[14-26]

（二）強調內外有別。

1968年1月1、3、10日在總結香港鬥爭工作期間，周恩來幾次接見港澳會議代表。在談到1967年夏季的對外工作時，說：6、7、8、9四個月國內報紙對香港的宣傳是有毛病的，對香港的口號同國內用的差不多，把國內紅衛兵的口號也用到香港問題的報導上了。[14-27]

1968年5月29日，毛澤東在審閱外交部上報的關於加強宣傳主席思想和支持歐美革命群眾鬥爭的建議時，做了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強加於人；第二，不要宣傳外國人的人民運動是由中國影響的，這樣的宣傳容易為反對派所利用，而不利於人民運動。」[14-28]

（三）批評「唯我獨革」和「以我為中心」等。

1968年5月16日，在審閱一個文件時，毛澤東批評該文件中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這個提法。毛澤東批示：「這種話不應該由中國人說出，這就是『以我為中心』的錯誤思想。」[14-29]

1970年9月18日周恩來接見外交部核心小組成員及有關地區司負責人談話，指出：當前世界革命的潮流中，摻雜著無政府主義、托派的思潮。有些人本人還是要革命的，我們共產黨人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們反對無政府主義和暗殺。另一方面，也不要以為只有中國才行。就我們一家，眼裏沒有別人，光中國就把世界革命包辦了。怎麼包辦得了呢？在外事部門，還要繼續批判極左思潮。[14-30]

1970年12月23日周恩來約見外交部有關負責人，批判外事工作中存在的大國沙文主義、強加於人等錯誤傾向，指出：不調查研究、不請教人家、主觀主義、驕傲自滿、背包袱，好像只有我們是革命的，人家都是不革命的，其思想根源是大國沙文主義。對於外國人，要看他們是否懂得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實際相結合。我們不能代替，更不能強加於人。有時需要我們提出意見，也只能看對方的認識如何。對兄弟黨如此，對一個國家也是如此。不能要求人家什麼都聽我們的，要讓人家自己摸索怎麼走。又說，不僅新華社，連駐外使館在內，從對兄弟黨的關係到對外關係，存在的問題很多。外交部的極左思潮沒批透，工作上，特別是對幹部的使用上有保守，極左和右的兩種傾向都有。[14-31]

1971年8月26日周恩來會見墨西哥《至上報》社長加西亞，談到「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的提法時，說：毛主席從未這樣講過，也不贊成這一說法。別人這樣說，我們不能負責。中國極左分子這樣說，我們不贊成。[14-32]

此外，1971年5月11日在討論中國政府關於美軍侵越戰爭聲明的會上，周恩來還指出：《人民日報》有的地方文風不好。空話、罵人的話，簡單粗暴、不講道理的話，文化大革命以來發展了。還經常有些絕對性的話。[14-33]

「你們不要那麼『左』！」

1971年1月中國乒乓球協會同日本朋友在參加第31屆乒乓球錦標賽的會談中發生困難，中方要求在會談紀要中寫進：「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日方代表認為以前中國同日本社會黨會談時都沒有這個提法，為什麼一定要加在雙方乒乓球會談紀要裏呢？而中方代表恐怕不突出政治會引火燒身。1月29日周恩來在西花廳同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負責人研究這個問題。周恩來認為日方的意見是對的。他說：「你們對這樣的朋友要求太過份了。你們不要那麼『左』！」他環顧四周，用一種焦慮的口吻說：「你們簡直比我還要『左』！」[14-34]

「你們不要那麼『左』」，這是1971年前後周恩來經常對外事工作人員說的話。這反映多年「左」的教育所形成的思維定勢非一朝一夕就能轉變。尤其是領導思想尚未徹底認識到錯誤根源的時候，只能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要求改進，而「左」的慣性不時會表現出來。這不能不令周心焦。

同年4月7日，周恩來接見全國旅遊工作會議和援外工作會議代表，談到1967年以後對外政策上集中糾正強加於人的極左口號和極左行動。他說：從1971年開始，開展了新的外交攻勢，首先從乒乓球隊開始。我今天請這麼多人來，就是為了使大家膽子大一點；但膽子大，不是搞極左。[14-35]

1971年5月30-31日全國外事工作會議召開。周恩來在會上講話，闡述新形勢下的外交政策，批評並糾正對外宣傳工作中存在的偏差。他提出，我們是處在一個新形勢下，因此，我們的外事工作要跟過去有所不同，要有變化。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同許多國家幾乎中斷了來往，許多方面的活動停止了。現在不行，（外國人）不僅是左派、中間派要來，右派也要來一點，這就需要我們適應新形勢。現在存在兩種傾向，一種是自吹自擂，使用不適當的語言、誇大的語言強加於人；另一種是縮手縮腳。這兩種傾向有一個特點，都是不實事求是。對於不實事求是的對外宣傳，我們外事工作人員應該當場給予糾正，並敢於當面承認錯誤，應該有這個勇氣。又說：我們不贊成把「蘇修」這兩個字到處搬用，把東歐一些國家都叫「修字號」，都給加上標簽；「帝、修、反」三個字是簡化了的，隨便往人家頭上加，這不好。會上，周建議擴大發行《參考消息》，以使基層黨員幹部瞭解熟悉國際方面的知識和變化。[14-36]

1971年6月4日，周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第一次會上，宣講《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他談到批判對外工作中的極左思潮問題時說：一直到現在我們總說批判極左思潮不徹底，不敢大膽批評，包括我們中央許多部門，一直到現在還有。你不把極左思潮肅清，怎麼能掌握正確的政策呢？他強調：對外宣傳必須一分為二，堅持兩點論，既有成績，也有缺點。我們總是不敢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缺點跟人家講，什麼都好。這不通了嘛！總之，毛主席的方針就是不要強加於人，不要以我為核心，自以為左，藐視一切，瞧不起人家。[14-37]

1971年6月18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會上講話，再次強調批判極左行為，要反左防右。[14-38]

批評空話

1968年9月18日，毛澤東審閱《人民日報》社論〈世界革命人民勝利的航向〉的初稿時，批示：「把離開主題的一些空話刪掉。不要向外國人自吹自擂。」毛澤東刪去了稿中的以下文字：「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當代的新發展」；「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毛澤東同志是理論聯繫實際的偉大典範」；「毛澤東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廣泛的傳播」；「我們的時代，是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新的時代。毛澤東思想正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廣泛地傳播。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在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世界各國人民必將朝著勝利的航向，繼續奮勇前進！」等。[14-39]

1969年，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訪華，中美兩國開始接觸，中國的外交方針開始轉變。1971年9月13日夜林彪外逃喪命後，全國開展了批林整風運動。對毛澤東的許多吹捧源自林彪，這時開始批判。1972年8月1、2日周恩來向回國述職的大使和外事部門講國際形勢和內外政策時說：極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國也有，外交部也有，駐外使館也有。實際上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林彪用極左的方法破壞毛主席的威信。[14-40]

為適應對內對外新形勢的需要，全國外事工作會議於1973年春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中心就是糾正「極左」的錯誤。聯繫外事工作中仍然存在許多「極左」的實際問題，會議的組織者將1967年起至1970年毛澤東對外事工作做的數十條批評自我吹噓、強加於人的批示印發給與會人員學習，其中包括上述的一些批評。這些措施對遏制對外宣傳中的極左起了一定的作用。

修補對外關係

1967年9月以後，周恩來總理抓緊一切機會爭取修補中國同外國的關係。以朝鮮和柬埔寨為例。

朝鮮一直被稱為是同中國唇齒相依的友好鄰邦。文革前，兩國領導人多次互訪，其中包括劉少奇（1963）、鄧小平（1964）、彭真（1964）訪朝。關係友好時，內部文件和專供中國國家領導人看的大字版《人民日報》都送給金日成看。文革開始，對於《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宣傳反帝反修、講真假馬列主義試金石、批鬥「三家村」等，金日成是有看法的。到劉少奇排到第7位時，金日成在內部報告中說，對中國講的「黨內走資派」還要觀察。此外，朝鮮對待蘇聯的態度也比較謹慎。

金日成的態度使毛澤東對朝鮮不滿。打倒劉少奇後，中朝關係也冷淡下來，雙方撤回大使。中國駐朝鮮使館同朝鮮一度展開無聲的標語戰。中國大使館在屋頂豎起的標語是：「反帝必反修」；朝鮮在其對面也豎起標語：「堅決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兩國往來也減少。

批極左開始後，周恩來不失時機地改善同朝鮮的關係，甚至通過來訪的外賓做工作。毛里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總統達達赫於1967年10月20日訪華。接著要訪問朝鮮、柬埔寨和埃及。中國很重視這次接待工作。毛澤東接見了達達赫。周恩來與達達赫會談中著重闡述中國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解決國際問題的立場。24日在送達達赫前往朝鮮訪問去機場的路上，周恩來請達達赫給金日成主席、西哈努克親王和納賽爾總統捎轉三點口信：我們一直是教育華僑要遵守所在國的法律，但對於他們的行為，我們並不能掌握。我們的使館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們並不掩飾，隨時可以改正。帝國主義污蔑我們，而實際上我們對朝鮮、柬埔寨的政策並沒有變。我們一貫支持他們的反帝鬥爭。27日，達達赫訪問朝鮮後赴柬埔寨途經北京，給周捎來金日成的四點口信：（一）朝鮮對中國的政策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二）我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有著非常深厚的友誼，並非常珍視這種在共同鬥爭中建立的友誼；（三）雙方存在一些分歧，但不嚴重，可以通過見面討論尋找解決辦法；（四）我相信，如果朝鮮遭到進攻的話，中國會同過去多次所做的那樣，來幫助朝鮮。[14-41]中朝關係開始好轉。1969年9月崔庸健來訪，用飛機運花籃來祝賀中國國慶20周年。9月10、11日周恩來會見朝鮮黨政代表團團長崔庸健，就兩國改善和發展關係交換了意見，朝鮮表示不反對中國。[14-42]

後來，金日成都表示希望把朝鮮在國際上扶起來，把朝鮮的旗子插到國際上去。朝鮮乒乓球實力較強，想搞兩個冠軍。當時中國乒乓球也是世界強隊。周恩來總理答應可以。在日本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期間，中國女隊讓了朝鮮女隊，而男隊郗恩庭在相互爭奪很久情況下，打敗了朝鮮選手。這樣，朝鮮只拿到一個女隊冠軍。金日成不高興。周恩來4月17日接見朝駐華大使和5月1日接見朝鮮羽毛球代表團時，都提起此事，說中方犯了錯誤，表示將派外交部有關人員前往平壤承認錯誤，表示道歉。1970年4月周恩來訪朝，爭取進一步改善兩國關係，重點是支持朝鮮反對美日韓聯合行動，同時，周恩來也為打球的事向朝方表示道歉。1971年6月15日周恩來接見外交部、國家體委派赴朝道歉的中國代表團一行，要求代表團全體成員態度誠懇，尊重人家，承認錯誤。周恩來多次親自同朝方人員談話，把打球的事也歸咎於中方人員受極左思潮影響和大國主義傾向。[14-43]

柬埔寨的反美傾向是中國積極支持的。但柬埔寨同中國的關係也受到文革的嚴重影響，主要是在柬的中國使館工作人員、新聞工作者、和華僑中的宣傳毛澤東思想和1967年8月柬外長來華時周恩來的第一次談話引起西哈努克的疑慮。1967年9月，西哈努克親王指責中國人企圖把「柬埔寨青年變成使柬人民信奉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信徒的馴服工具」。[14-44]接著，西哈努克親王要撤回其駐華大使館。中國很重視爭取柬埔寨在印度支那戰爭中堅定其反美立場。周恩來積極做工作，柬埔寨沒有實行其撤回駐華大使館的決定。10月26日周恩來總理向柬埔寨駐華大使張崗解釋，柬方對中國一些政策和工作產生了的誤會。周恩來說：我們不做任何一點使敵人高興的事，即使我們之間有一些誤會和意想不到的批評，我們想到共同的敵人，是把誤會放在次要的地位的。並請張崗轉告西哈努克親王，把意見保留起來，不做公開爭論，不讓敵人利用。[14-45]

在西哈努克最困難的時候，中國更是大力予以支持。1970年3月18日柬朗諾集團政變，次日上午西哈努克和夫人一行17人由莫斯科飛抵北京。周恩來親往機場迎接，仍以國家元首之禮相待。[14-46]3月22日周在會談中重申中國決心支持親王直到親王勝利回國。西哈努克表示：有中國的支持，我一定堅持鬥爭，決不後退。[14-47]

此後相當長的時間內西哈努克住在北京，北京成為西哈努克領導的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所在地。

改善同非洲國家的關係

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中國同非洲一些建交國家發生的糾紛，不能不影響到中國在非洲的活動。1969年9月剛果（布）總理拉烏爾少校應邀訪華。28日會談中，周恩來表示：我們現在對非洲的瞭解，比1963、1964、1965年生疏多了。[14-48]周恩來也多方做工作恢復和改善同非洲建交國家的關係，並要求外交人員和援建人員體現對非洲國家的尊重。以下是幾個例子：

1971年6月5日周恩來接見訪華的索馬里政府代表團時，談到中國醫療隊情況時說：如果你們發現我們的醫療隊有大國沙文主義和不很好地為當地人民服務，請向我們大使館提出，把他們調回來。你們完全有權力這樣做，如果不是這樣，就不把我們當真朋友看待了。[14-49]

1971年6月17日，周恩來總理在外交部轉來的中國駐坦桑使館《關於向坦方交涉為我專家免稅的檢查》上批示：「一切服從坦桑法律、關稅制度，不許特殊。過去已免的應補交，不許絲毫馬虎。」還要求對使館工作人員進行批判大國沙文主義的教育。[14-50]

改善同英國的關係

中國也注意消除1967年8月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給中國在國際上造成的不良影響。1971年2月由中國重建的英國代辦處辦公樓落成。2月24日英國代辦處為遷入新樓辦公舉行招待會，外交部和歐美司負責人應邀出席。25日周恩來總理召見外交部核心小組和歐美司負責人，詢問有關情況。周恩來瞭解到他們當中沒有人出面在招待會上向英方說明1967年火燒英國代辦處情況，也沒有對修復代辦處事表示慶賀，就對他們提出批評。周恩來說：火燒英代辦處大樓是當時一小撮壞人幹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贊成，對這件事應公開向英方做出解釋，當著其他外國大使的面也可以講嘛！外交部給英國代辦處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復遷居時你們卻不告訴我。周還指出：我們在外交關係上要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相互是平等的，用壓的辦法是不對的。港英當局迫害我們同胞，是它的不對，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搞英駐華代辦處。[14-51]3月2日周恩來親自接見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譚森，對火燒問題做了解釋。[14-52]

毛澤東出面做工作

毛澤東也出面做工作。為了表示重視同各國的關係，1970年5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40個國家的駐華使節和代表團。毛澤東同一些使節做了交談，如對蘇聯參加中蘇邊界談判的代表團副團長甘科夫斯基說：「我們應當好好談判，談出個友好睦鄰關係。要有耐心。我們要文鬥不要武鬥。」對印度駐華使館臨時代辦，他說：「印度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印度人民是一個偉大的人民。中印兩國人民總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這麼吵下去嘛！請問候你們的總統和總理。」[14-53]

為什麼那幾年中國對外對內出了那麼多怪事呢？毛澤東總要給外國朋友一個說法，1970年和1971年，毛澤東推給並不存在的所謂「五一六」兵團。他曾對來訪的羅馬尼亞、朝鮮、緬甸領導人以及美國記者斯諾說過大體相同的話：「亂子多的很，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今天打倒周恩來，明天打倒李先念，後天要打倒誰呀？這個文化大革命許多事情我們還不理解，你們還能理解嗎！現在比較理解了，這裏面有一個很秘密的反革命集團在起作用，叫『五一六兵團』，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結果，暴露了這些壞人。」[14-54]林彪事件後，他又加上了林彪。1972年6月28日毛澤東接見訪華的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做了類似的表示，並說極左派的後臺老闆是林彪。[14-55]

重派大使出國

因為參加文化大革命，從1967年初起到1969年中共九大兩年多的時間裏，中國只有駐埃及的黃華大使在任，駐其他國家使節全部不在位。這是世界外交史上絕無僅有的荒唐事情。重派大使返任成為中國修補對建交國家關係一個重要步驟。1969年周恩來總理先後指示和安排14名駐外大使返任或新到任。同年6月初，周指示外交部，無論新任或返任大使，要以阿、越、法國為第一批。6月3日，周恩來總理接見瑞典新任駐華大使，在談話中，周恩來亦借機表示親善，稱我們最近有一批大使要出國赴任。瑞典是一個和平中立的國家，對中國友好，所以是第一批。[14-56]

這里還有一段插曲。按照國際慣例，特命全權大使是國家元首任命，代表國家元首。建交國家來使，其國書也是致中國的國家元首。文革中，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已被打倒，由誰來簽署派出使節的國書和接受來使的國書，就成了問題。這個問題首先因1968年11月巴基斯坦新任駐華大使行將到任而提出：新大使的國書致中國哪位領導人？外交部就此請示周恩來。周恩來請示毛澤東，稱：過去慣例是由其總統簽署致我國國家主席的，現我國家主席已缺，擬告其致我國家副主席，不提姓名。我派出新使節，亦擬由董必武副主席簽署。以後（在國家體制未改變前）仿此。毛澤東批：同意。[14-57]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舉行了第九次代表大會後，開始實施重派駐外大使的決定。5月6日晚上，周恩來總理打電話召見在中共九大新當選為中央委員的耿飚，通知他出使阿爾巴尼亞。周並告訴耿飚，過幾天還要派黃鎮去法國復任大使。黃鎮原是駐法大使，因文革回國。這兩位資深大使回國後都受到過各自使館戰鬥隊的批判。特別是1968年初他們參與91人大字報後，更被批判為「反黨集團」。據耿飚回憶，耿、黃出席「九大」還有過波折。當時外交部造反派企圖將他們的名字從代表名單中劃掉，後經周恩來干預，他們才得以出席了九大。毛澤東並批准選他們為中央委員，於是他們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周恩來對耿飚還說：「派中央委員去任大使，表明我們對發展中阿、中法關係的重視。」周恩來說：「你是『九大』後派出的第一個大使，希望你盡快赴任，最好在10日就去。」[14-58]這時候中國領導著手改善對外關係的心情是急切的。

從這時開始，中國陸續向已建交的國家派出了使節。1969年重新派出的計有阿爾巴尼亞、法國、羅馬尼亞、越南、瑞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爾、敘利亞、民主柬埔寨、幾內亞、剛果、坦桑尼亞、毛里塔尼亞和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1970年有蘇聯、匈牙利、朝鮮、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瑞士、芬蘭、南斯拉夫、斯里蘭卡、伊拉克、蘇丹、古巴、馬里、索馬里；1971年有保加利亞、捷克、蒙古、丹麥、緬甸、挪威、摩洛哥、阿爾及利亞；1972年有加納、烏干達、布隆迪、突尼斯和贊比亞；1973年有阿拉伯也門共和國、扎伊爾、貝寧；1974年有老撾和肯尼亞；此外，1976年有中非和印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和印度兩大鄰邦的關係自60年代初出現嚴重波折後，十五年來實際只維持代辦級外交關係。到文革末期開始恢復正常。印度駐華大使於1976年7月7日到北京。同年9月6日，中國駐印度大使陳肇源亦前往新德里赴任。[14-59]

此外，中國與中止外交關係或撤館的國家，除印度尼西亞外，也都恢復了正常外交關係。

開拓新的對外關係

此次重派大使出國也是開拓對外關係的一個重要步驟。大使們到任後，積極展開工作，不僅爭取改善與駐在國的關係並致力於拓展建交國家。70年代初，中美間接觸公開化也掃除了一些國家同中國發展外交關係的障礙。在中國國內批判極左思潮的背景下，中國積極發展關係的態度也有利於越來越多的國家同中國發展關係。

1970年即有加拿大、赤道幾內亞共和國、意大利共和國、社會主義埃塞俄比亞和智利共和國5國同中國建交。

1971年建交國家的數目猛增為15國，有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科威特國、喀麥隆聯合共和國、聖馬利諾共和國、奧地利共和國、塞拉利昂共和國、土耳其共和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比利時王國、秘魯共和國、黎巴嫩共和國、盧旺達共和國、塞內加爾共和國、冰島共和國和塞浦路斯共和國。

1972年又同18國建交，其中英國、荷蘭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係，新建交的還有：馬耳他共和國、墨西哥合眾國、阿根廷共和國、毛里求斯、希臘共和國、圭亞那合作共和國、多哥共和國、日本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馬爾代夫共和國、馬達加斯加民主共和國、盧森堡大公國、牙買加、乍得共和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1973年2國為西班牙和布基納法索。

1974年8國為幾內亞比紹共和國、加蓬共和國、馬來西亞、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共和國、委內瑞拉共和國、尼日爾共和國、巴西聯邦共和國、岡比亞共和國。

1975年9國，有博茨瓦納共和國、菲律賓共和國、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國、泰王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孟加拉人民共和國、斐濟、西薩摩亞和科摩羅伊斯蘭聯邦共和國。

1976年4國，為佛得角共和國、蘇里南共和國、塞舌爾共和國和巴布亞新幾內亞。[14-60]

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總數達到111個，比文革開始時增加了近60個。從1970年到1976年的7年裏，60個國家同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比前20年建交國家總數還多，形成新中國的第三次建交高潮。回顧新中國與外國建交的歷程，1949-1954年為第一次建交高潮，有21個國家同中國建立邦交，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和一部分鄰國及西北歐一些具有中立傾向的國家。同這些國家建交，初步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1955年亞非會議以後到1965年是第二次建交高潮，同中國建交國家增加了30個。經過這個階段，中國基本上完成了與週邊國家建交的過程，與一部分獨立的非洲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而60年代，中國對外關係有所發展的同時，也發生停滯和倒退。經過1969年以後外交上的改弦更張，到1973年中國已改善和恢復了與大部分建交國家的正常關係，並開拓了新的外交領域。到1976年，中國同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國家關係有了突破，並基本完成了與歐洲和非洲國家的建交過程。至此，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尚未同中國建交。其中美國，雖然尚未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雙方已在對方的首都設立了聯絡處，為進一步發展關係做準備。

注釋

[14-1]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21。

[14-2]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23。

[14-3]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31。

[14-4]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591。

[14-5]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32。

[14-6]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40。

[14-7]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78-379。

[14-8]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446。

[14-9]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636。

[14-10]Harish Kapur, The Awakening Giant 〔覺醒中的巨人〕 (Sijthoff & Noordhoff,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Rockville, Maryland, USA, 1981), p. 260.

[14-11]Kapur，Harish Kapur, The Awakening Giant 〔覺醒中的巨人〕 (Sijthoff & Noordhoff,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Rockville, Maryland, USA, 1981)，頁260。

[14-12]《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頁406。

[14-13]Kapur, p. 261。

[14-14]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456。

[14-15]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456-457。

[14-1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457；《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頁378-379。

[14-17]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458。

[14-1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459。

[14-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59-360。

[14-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50。

[14-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66。

[14-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02-303。

[14-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25。

[14-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98。

[14-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66。

[14-2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456。

[14-2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11。

[14-2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458。

[14-29]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458。

[14-30]《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96。

[14-31]《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22-423。

[14-32]《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77。

[14-33]《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56-457。

[14-34]錢江：《「乒乓外交」始末》（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頁16。

[14-35]《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50。

[14-36]《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59-460。

[14-37]《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第461頁。

[14-38]《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63-464。

[14-39]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459。

[14-40]《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42。

[14-41]《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95-196。

[14-42]《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20。

[14-43]參見《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63。

[14-44]Kapur，Harish Kapur, The Awakening Giant 〔覺醒中的巨人〕 (Sijthoff & Noordhoff,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Rockville, Maryland, USA, 1981)，頁265-266。

[14-45]《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96。

[14-46]《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55。

[14-47]《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56。

[14-48]《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24。

[14-49]《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61。

[14-50]《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63。

[14-51]《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38-439。

[14-52]《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40。

[14-53]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585；《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64。

[14-54]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603-604、637、662及732。

[14-55]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834-835。

[14-56]《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02-303。

[14-57]《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65。

[14-58]《耿飆回憶錄》（1949-199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41-242。

[14-59]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406。

[14-60]《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479-482。

15

修補對外關係、調整對外方針（下）

調整對美政策

中國調整外交政策的一個最重要的內容是緩和對美國的關係。本書第十三章介紹了1969年陳毅等四位老帥受命研究國際形勢時，提出了打開中美關係僵局的建議。這個建議提供了一個轉機，正是毛澤東所需要的。周恩來隨後指示外交部，要注意瞭解美國的動向，注意抓住美國伸出的觸角。所以，1972年11月27日周恩來會見美國專欄作家艾爾索普夫婦時表示：「可以說，1969年是中美關係的轉捩點。不過，後來因國內外發生的一些事情耽擱了。」[15-1]

毛澤東著眼世界革命是因為他有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為自己的依託。他歷來考慮的是中國在全球的地位，而且把中國對美國和對蘇聯的關係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不只一次地說過，中國要真正獨立，第一就要同美國鬥，第二就要同蘇聯鬥。中國要和平和發展，第一要同蘇聯搞好關係，第二要同美國搞好關係。他腦子裏的世界大勢主要是中美蘇三國演義。

毛澤東很注意同美國拉關係。建國前，毛澤東做過努力，曾致函羅斯福，未有回音。建國後，雖然中美對抗，毛澤東也抓住各種機會爭取打開對美國的關係。中美大使級會談，談談停停，但不斷絕。1956年，中國有一個龐大的藝術團訪問南美，團長是對外文委主任楚圖南。毛澤東臨時決定派王力擔任副團長兼秘書長。王力當時是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這個委員會是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直接對毛澤東負責的。採取這一步驟是因為中國已經接到美國的邀請，準備在訪問南美之後訪問美國。王力的任務就是要同美國拉關係。意外的是，在阿根廷訪問演出期間發生了匈牙利事件，美國人取消了邀請。[15-2]

1969年珍寶島槍響，蘇聯已成為中國安全更直接更嚴重的威脅，必須改善中美關係才能適應抗禦蘇聯的需要，才有利於恢復和擴大中國的國際交往。從美國方面看，其盟國中願意改善對華關係的國家越來越多，對華政策不變，只能增加其與盟國的矛盾。同時，美國深陷在越南戰爭中，寄望中國幫助它解決越南戰爭問題。此外，改善對華關係對其處理與蘇聯的關係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種種，中美改善關係的時機漸趨成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和美國各以自己的方式向對方發出願意改善關係的信息。毛澤東向美國記者斯諾表示願意在北京接待美國總統特使或總統本人。美國總統尼克松也通過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傳遞願與中國接觸的信息。中國接到並確認美國希望接觸的表示後，及時做出了積極的反應。於是，中斷了兩年多的中美大使級會談1970年1月得以在華沙復會，1971年4月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同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從而有了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華等一系列戲劇性的發展。1972年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簽訂了聯合公報。多年來中美關係中的實質性問題是臺灣。中國的原則立場是：美國必須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美國必須確定撤走駐台美軍的期限，並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尼克松是以公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敲開中國大門的。中美上海公報中，美國表示「它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但是美國同時又對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表示關心」。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雖仍有距離，但已經開始接近。上海公報還就促進雙方貿易、科技、文體、新聞往來等做了原則規定。這個公報是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前奏。以後，根據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二次訪華時雙方達成的協定，同年5月中美雙方在對方首都設立了聯絡處，又前進了一步。

恢復聯合國席位

1971年以前，由於美國拒絕承認新中國，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一直被逃到臺灣的蔣介石政府佔據。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原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已經被中國人民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而臺灣的蔣介石政府是非法的，必須驅逐出聯合國。美國也曾企圖搞「兩個中國」方案，即：一個大陸中國，一個臺灣中國；或「一中一台」，即一個中國，一個臺灣。這些都是中國不能接受的。支持恢復中國席位的，主要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早期建交的亞歐國家。60年代以後，亞非拉原殖民地紛紛獨立，其中相當一部分國家成為聯合國成員，並同中國建交，從而在聯合國內支持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國家數目相應增加。1969年以後，中美關係解凍，更多國家趁此同中國接近。26屆聯大上，美國阻撓未遂，阿爾巴尼亞等23國提案以第2758號決議案通過，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這個決議案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驅逐出去。」

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案是1971年10月25日，也就是中美兩國政府於1971年7月15日同時發表美國總統尼克松將訪華的公告之後不過三個月的時間。

這個結果也出乎美國意料之外。這次聯大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時，基辛格正在中國做第二次訪問。這次訪問是公開的，目的是為尼克松1972年初訪華做準備。在聯合國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前夕，基辛格還對周恩來和葉劍英說過：「今年，你們仍無望取得聯合國的席位。」然而，就在基辛格於北京時間26日上午赴機場離開北京的途中，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案的消息已經傳到北京。在機場，有記者將這條新聞告訴基辛格，基辛格一言未發，徑直登機。[15-3]

新形勢來得有點突然

1971年下半年，中美關係的堅冰打破和聯合國恢復中國席位兩件事無疑都具有轟動世界的效應。中國從1969年開始調整對外關係，連中國的最高層也沒有想到聯合國和對美國的發展來得如此之快。因此在處理有關事宜時，不免略費躊躇。圍繞這兩件大事發生的一系列的插曲值得人們回味深思。

早在1969年當陳毅等四老帥提出要爭取打開中美關係的僵持局面的設想時，外交部主要領導還恐怕老帥們「犯錯誤」。建國伊始，反對崇美、恐美、媚美的反美宣傳，美國是中國的頭號敵人，搞外交的人牢記美國是敵性國家。文革中批判「三降一滅」，對美國的任何正面的說法都可以上綱到「投降美帝國主義」。受過衝擊的中國外交部高級官員們驚魂未定，寧左勿右。這種「寧左勿右」的心態也反映在以下一些外交軼事中。

中國外交官躲避美國大使

1969年12月3日在華沙舉行的南斯拉夫服裝展覽會上，奉命同中國外交官員接觸的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主動接近中國駐波蘭使館的官員，企圖搭話。但到場的中國駐波蘭使館二秘李舉卿和翻譯景志成注意到美國人在靠近，一再加以回避。後來，斯托塞爾追上翻譯景志成說，他想會見中國代辦。並說他不久前在華盛頓見到尼克松總統，尼克松表示要和中國進行「重大的具體的會談」。中國駐波使館將此情況報告國內後，很快就得到國內指示，要駐波蘭使館代辦邀請美國大使到中國大使館做客。11日，中國駐波蘭使館代辦雷陽將美國大使斯托塞爾請到使館。雙方經過協商，確定恢復中斷了兩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15-4]中國外交官當時不敢同美國人接觸。周恩來後來在北京同基辛格提起這件事時，打趣地說：你如果要讓我們的外交官得心臟病，就在社交場合找他們接觸，建議舉行認真的會談就是了。[15-5]

「美方人員要求接見怎麼辦？」

1969年12月中國駐巴黎和駐伯爾尼大使館也先後就美方人員要求接見的問題請示國內如何處理。29日外交部擬批覆駐法國、瑞士使館：美方人員如要求見我大使、代辦，可拒絕接見；如要求見我使館一般工作人員，可接見。我必須兩人在場，只聽不說，允為轉達，但均不約回答日期。周恩來審閱此件時，批示：「我外交部採取一切拒絕的態度，恐不甚適當」，「現改覆我駐法、駐瑞兩使館一電，採取只收、只聽，暫不答覆態度」，「而在對我有利於接觸時，才給回答」。對此，毛澤東簽批同意。[15-6]

巴基斯坦渠道

1970年3月中旬，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約見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張彤，說不久前他訪美時，美國總統尼克松托他傳遞給中國的一個口信：美國願意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傳遞兩國領導人互相感興趣的口信。事出張彤意外。前一天，張彤剛接到外交部一個通報說：不久前，尼泊爾駐華大使在北京見到周恩來總理的時候說，美國希望同中國建立直接的、高於大使級的對話關係。周恩來聽了當即表示，在目前情況下，這樣做是不可能的。聯想到這個通報，張彤當即按周恩來的表示答覆了葉海亞・汗總統。回到使館後，張彤馬上向國內做了彙報。周恩來接到張彤的報告，吃驚地說：「張彤簡直要闖禍了。」雖然時隔不久，情況已經變化，中國已不再像周恩來回答尼泊爾大使那樣處理這個問題了。外交部很快回電張彤，指示他約見葉海亞總統，重新表示：中國對他捎來的口信是感興趣的。當張彤再次見到葉海亞時，葉海亞傳遞了尼克松總統的口信：「如果北京同意的話，準備開闢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這樣一條渠道的存在，將不會被白宮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們可以保證完全的自由決斷。」張彤大使於3月21日將這個口信報給了周恩來。溝通中美關係的巴基斯坦渠道由此開通。

1971年春夏之間，中美兩國領導人口信頻繁，幾乎都是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傳遞的。凡是中國政府傳出的口信，都先發給張彤，然後張彤越過巴基斯坦外交部直接找葉海亞總統，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由張彤口述，葉海亞親筆記錄，最後向張彤複讀以確認。凡是美國傳來的口信，則通過巴基斯坦駐美國大使直達葉海亞，由他親自打電話約見張彤，親自傳遞信息。正是這條通道安排了基辛格於1971年7月9日秘密訪華，開始了中美政府間直接對話。[15-7]

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在文革的「打倒」風中，曾在國際比賽中得獎的運動員被說成是「修正主義苗子」，有名的運動員和勞動模範一樣大多數被關起來了。到1969年還有人把參加國際體育比賽說成是「為帝修反抬轎子」，「搞投降主義、賣國主義」。針對這種說法，同年10月10日，周恩來批駁說：這是為國爭光嘛！告訴他們（被關起來的運動員），要經得起考驗。[15-8]隨著要修復對外關係，全方位地打開外交局面，中國參加了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這是文革開始後中國第一次參加世界體育錦標賽。經過毛澤東圈閱批准的代表團報告中規定：比賽期間如果同美國代表團官員相遇，不主動交談和寒暄；如果和美國隊進行比賽，賽前不交換隊旗，但可以握手致意。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會考慮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在名古屋展開友好工作，主動邀請一些國家球隊到中國訪問，並同日本、朝鮮的代表團籌備下半年共同發起和組織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地點定在北京。這期間，美國隊首席代表、代表和記者先後六次同中國代表團接觸，表示友好和訪華的願望。外交部接到報告研究時，多數人認為尚不宜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4月3日，外交部和國家體委頭頭討論時意見分歧，仍然是多數人不主張邀請。理由是，毛澤東已同斯諾談過，歡迎尼克松來，有問題須跟他談判解決；現在讓美國乒乓球隊打頭陣未必有利。少數人則認為現在來正是時候，邀請乒乓球隊有利於發展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交往。最後，外交部和體委聯名提出了請示報告：「可以告訴美國隊現在訪華的時機還不成熟，相信今後會有機會。」報告上呈周恩來總理。4月4日周批「擬同意」，並增加了幾句話：「可留下他們的通信地址。但對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觸中應表明，我們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活動。」周恩來隨即將報告上呈毛澤東。由於毛澤東遲遲未批覆，而名古屋賽事即將結束，4月6日下午，外交部奉命先把周恩來批示的意見通知了名古屋中國乒乓球代表團。

毛澤東看到了請示報告，對於是否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他一時也舉棋不定，反覆琢磨，有兩個晚上沒有睡好覺。直到4月6日午夜前，毛澤東的想法有了突破，做出了最後的決定：立即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這時他已吃過安眠藥準備就寢。他讓護士長吳旭君將他的決定通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吳旭君知道原來決定不邀請，十分驚疑。她讓毛澤東確認改變決定之後，才打電話通知王海容。王海容也著實非常吃驚。這時離4月7日只有10幾分鐘的時間了。[15-9]

7日上午，新的指示通過電話傳到名古屋。中國乒乓球隊領導讀到的電話記錄上寫著：

⋯⋯關於美國乒乓球隊要求訪華事，考慮到該隊多次提出要求，表現熱情友好，現決定同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包括負責人在內來我國進行訪問。可在香港辦理入境手續，旅費不足，可補助。請將辦理情況、該隊來華人數、動身時間等及時報回。

接電後，中國乒乓球代表團負責人宋中立刻帶著翻譯王家棟找到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負責人哈里森，正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美方開始很驚愕，繼而高興地接受了邀請。美國隊成員的護照上還印著持照人不准許前往共產黨中國的字樣。哈里森立即打電話給美國駐日使館，說明美國隊接受了中國邀請，希望改一下護照。美國使館接電話的官員答覆道：「要辦護照就趕快到東京來吧，我們會給予一切便利的。」

1971年4月10日上午，美國乒乓球隊從廣州深圳進入中國。除遊覽參觀外，4月13日下午在北京首都體育館舉行了中美兩國乒乓球友誼賽。4月14日下午2時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會見美國、加拿大、哥倫比亞、英國、尼日利亞乒乓球隊代表團。還有個小插曲：會見中，1949年以前曾經在延安和南京見過周恩來的美國老記者羅德里克就在美國團內，老朋友相見，周恩來認出他來。羅德里克說：「作為一個美國人，我關心著美中關係。」周恩來應聲說：「哦，現在門打開了。」[15-10]

派不派代表團去聯合國？

1971年10月26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議案的第二天，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即打電報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將這一決議正式通知中國政府。

進入聯合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據理力爭的一個重大外交問題，中國自然欣喜異常。吳丹的通知已經收到，派不派代表去聯合國？這是個特急案件，外交部核心領導小組立即開會討論，決定不去。而準備發一個電報給吳丹秘書長，表示感謝他的邀請，中國也很高興，早就應該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國決定目前不派代表團參加聯合國。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姬鵬飛代外長說：（毛）主席多次指示，今年不進聯合國。討論中也有些人認為，「聯合國是資產階級政客的講壇，是美蘇兩霸御用的工具」；「是喝咖啡、聊天、打嘴仗的官僚機構」，不能真正為受壓迫的民族和人民講話。也有人主張：觀察一年，準備一下，明年再說。當天下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集外交部黨組及有關人員討論聯大問題。周恩來也認為毫無準備，馬上參加聯合國，的確有困難。正在討論中，王海容來傳達，毛澤東緊急召見周恩來總理、葉劍英元帥、姬鵬飛、喬冠華、熊向暉、唐聞生等。

到了中南海毛的住處，毛澤東坐在沙發上，滿面笑容。他要談的是派不派代表團去聯合國的事。周恩來說：「主席本來指示⋯⋯」不等周說完，毛澤東笑著打斷說：那是老皇曆嘍，不作數嘍。他也不贊成派先遣人員去聯合國瞭解情況，進行準備。他說：「那（派先遣人員）倒不必嘍，聯合國秘書長不是來了電報嗎？我們就派代表團去。（指著喬冠華）讓喬老爺當團長⋯⋯」[15-11]「喬老爺」是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的綽號。連人家綽號都叫出來了，毛澤東那一份高興勁，溢於言表。

於是，1971年10月30日，中國黨和政府喉舌《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消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即將派出自己的代表團參加聯合國工作。11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代理外長姬鵬飛覆電聯合國秘書長，通知他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派代表出席聯合國第26屆大會。

11月8日晚，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了以喬冠華為首的代表團全體成員。毛澤東說進入聯合國後要鬥爭，還特別囑咐：「柴桑口諸葛亮吊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15-12]這一夜會開到東方微明。散會後，代表團成員各自回家，稍事休息即換裝，趕赴機場。

周恩來：「尼克松梳妝打扮送上門來。」

以上幾件事反映了在這個轉折關頭中國外交界自最高層起的複雜心態。毛澤東以下，包括周恩來，怕犯右的錯誤是考慮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及至同美國接觸和聯合國席位恢復後的表現，又反映出一種不願讓人家覺得中國對進入聯合國急不可待，相反，要做出「我才不在乎」，「美國有求於我」的樣子。強調這是中國的勝利、美國的失敗。1971年12月周恩來做了一個國際形勢報告。當時已經宣佈尼克松要來中國訪問。周恩來講到尼克松為什麼要來中國談判時，列舉了五條美國的困境，第五條是：「改善對華關係是下屆大選中的一大資本，因此，尼克松要梳妝打扮送上門來。」[15-13]尼克松訪華後，新任副外長符浩曾經到外交部湖南五七幹校視察，做了一個形勢報告。談到中美會談時，他十分得意地說：「尼克松是打著白旗來的。」

不過，在對外宣傳上，周恩來則要求謹慎。1972年2月28日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後，中共中央緊接著於3月7日發出《關於中美聯合公報的通知》。通知稱：「尼克松訪華和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在美國引起強烈反響，在國際上震動也很大。總的說來，對公報的反應是積極的，大都認為這標誌著中美關係有一個新的開始，國際形勢將發生重大變化。這表明，毛主席邀尼克松訪華的英明決策，在利用矛盾、分化敵人、壯大自己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又稱：「達成的協定還是紙面上的，能否實現還要看美國今後的實際行動。」通知強調：「對外表態要謹慎從事，要照顧到四面八方，不給敵人以破壞中美會談成果的藉口。說話不要過頭，特別是不宜由我正面宣傳聯合公報是我們的勝利、美國的失敗。」「中美會談時，美方希望雙方要有所克制，以保持有利氣氛。現在，有了一個聯合公報，形勢同過去總有所不同，今後一段時間，除非有新的情況，我方將基本維持目前做法。」[15-14]

中美關係解凍是雙方對各自過去對對方政策的否定。戰後冷戰的世界上中美彼此對對方都有不切實際的認識，造成了20多年的隔絕和敵對。美國不承認新中國，新中國獨立自主，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的「最廣泛的反美統一戰線」也只是主觀願望，並不能遏制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中美的接近反映雙方的政治需要，卻不等於雙方間問題的全部解決。但中美關係畢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繼續鬥爭的同時，有了交往和合作。這是一次中國外交戰略的轉變，由前一段的既反美又反蘇的兩個拳頭出擊的做法調整為聯美遏蘇，即集中力量對付蘇聯霸權主義，從而擺脫中國腹背受敵的不利處境。

這只是策略應用的調整，並不意味毛澤東對世界大勢的認識有根本變化。毛澤東的觀念仍然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顯然毛澤東著眼的還是世界革命，還是鬥爭。然而，事過境遷，有了前一段失敗的教訓，在鬥爭策略和方式上要避免重蹈覆轍。對美國有鬥爭有爭取，對蘇聯也不再是一味地鬥，鬥爭也適可而止，也有爭取。

但是形勢繼續變化，中國外交的大氣候已經不是強調鬥爭，而是要大力發展對外關係。到1974年12月下旬，毛澤東在長沙同前來請示四屆人大有關事宜的周恩來和王洪文談話，講到國際形勢，他雖然仍強調備戰，但他說：現在可以不提當前世界主要傾向是革命。[15-15]

中蘇邊界談判

前蘇聯時期，中蘇兩國邊界線長達7,000多公里。50年代，中蘇兩國關係友好，邊境地區一直很安寧。60年代開始，兩黨兩國摩擦，邊界也起糾紛。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在北京秘密舉行。中國認為舊中國簽訂的邊界條約是不平等的，但中國願意以此為基礎，重新解決邊界問題。可是蘇聯不承認邊界條約不平等，而且不同意以那些條約為解決邊界問題的唯一基礎，要求中國把蘇聯在沙俄時代和蘇維埃時代已侵佔和企圖侵佔的中國領土也劃歸蘇聯。談判沒有結果，並於同年8月中斷。

邊界分歧釀成1969年3月的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事件。當時北京傾城出動，連日遊行示威。外交部蘇歐司負責人守在司內，處理隨時可能出現的問題，兩個星期沒有回家。這期間，外交部要召見蘇聯大使提交抗議照會。蘇聯大使不來，外交部就把照會送到蘇聯駐華大使館。對方不接，中方就把照會從牆頭上扔進使館。蘇聯人再從裏面扔出來，遞交照會成了「扔照會」。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勃烈日涅夫親自打電話給中國領導人，接線員拒絕接通，說：我們中國領導人是馬列主義，勃烈日涅夫是修正主義，不給你接電話。後來周恩來知道後，批評這是無組織無紀律。隨後，蘇聯總理柯西金又來電話。這次接通了。中方擬了一個說帖，答覆稱：目前兩國關係的狀況，不適宜電話聯繫，有事希望通過雙方談判解決。[15-16]兩國邊界衝突進一步發展，從烏蘇里江擴大到黑龍江，從水界擴大到陸界，從東段黑龍江省擴大到西段新疆自治區。邊境衝突使兩國軍事對抗升溫，以致出現了核武器的對峙，中蘇兩國的對抗達到頂點。如果不進行政治談判，鬥爭再升級，就要變成熱戰了。正是在這種緊張時刻，蘇聯方面又一次採取了主動。

1969年9月，蘇聯總理柯西金趁在越南參加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葬禮之機，表示希望回國時途經北京同中國領導人見面。毛澤東召集政治局會議討論後決定，同意柯西金前來中國會談。9月10日，柯西金一行已經回到蘇聯境內的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別。得到中方答覆後，他們立即轉飛北京。9月11日上午，中國總理周恩來一行到機場歡迎蘇聯總理柯西金。雙方在首都機場候機樓西側的貴賓室舉行了會談。雙方雖有分歧，但也有共識，即都認為中蘇積累的問題很多，但邊界問題是當前的中心。經過3個多小時的談判，同意採取一些臨時措施，將邊境的緊張狀態緩和下來。這就是：邊境地區武裝人員脫離接觸；暫時維持邊界現狀，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邊界糾紛。

中蘇第二次邊界談判因此於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開始，到1978年共進行了15輪，斷斷續續長達9年。雖然未能解決邊界問題，但避免了兩個大國的衝突向災難性的戰爭發展。這應該說是發揮了外交的特殊功能。談判開始後，邊境上的大小事件都得以在談判桌上及時化解，有效地避免了武裝衝突再起。中國有時也做一些緩和姿態。如1971年「五一」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晚會上接見各國駐華使節，也同當時的中蘇邊界談判代表握手談話，祝願邊界談判成功。[15-17]

但總的看來，整個文革期間中蘇政治上的對抗都很激烈，並沒有因談判而降溫。中國政府認為，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並支持印度，侵佔阿富汗，拉攏越南，在海防建立海軍基地，對中國形成南北包抄。蘇聯輿論的反華聲勢也越來越大。中美開始接觸之後，中國視蘇聯為頭號敵人，是中國輿論的主要矛頭所向。1972年2月，基辛格第4次訪華期間，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時，提出了「一條線」的戰略設想，即按照大致的緯度劃一條連接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戰略線（一條線），並團結這條線以外的國家（一大片），整那個王八蛋。[15-18]毛澤東想的還是統一戰線。不過，這次是要聯合美國共同對付他心目中的修正主義蘇聯。

安撫外國專家

文革開始後在中國工作的外國專家大部分也受到衝擊甚至迫害。到70年代，中國政府逐步解除了被加以外國特務等罪名的專家們的監禁，恢復了他們的自由和工作。有的專家此後即返回他們的祖國。對仍在中國的專家，中國政府此時盡力做安撫工作。例如，1973年3月8日周恩來出席中聯部、外交部舉辦的慶祝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招待會，向到會的各國專家及其家屬講話。他著重講了文化大革命以來極左思潮泛濫、外國專家工作受到嚴重干擾，並對一些專家及其家屬受到不公正、不禮貌、非同志式的待遇的情況逐個舉例說明。周恩來表示：這個責任我們要負，作為政府的負責人，我負更多的責任。他當場向在座的一些專家賠禮道歉。對於已經回國的專家，周提出，如果他們願意回來，中國政府將誠懇歡迎他們，以彌補當時我們未照顧好他們的過失。關於今後外國專家工作，他說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評的不敢同外國人交往的錯誤傾向，有關部門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觀念，增進與外國朋友的友好往來。[15-19]一些專家很受感動。

恢復接受來華留學生

建國以後，中國在教育方面的對外交流主要在蘇聯、東歐和一些友好國家間進行。1950－1966年中國先後與蘇聯、東歐等國互換留學生。向蘇聯、東歐、朝鮮、越南、埃及、伊拉克、英國、法國、加拿大等29個國家派出留學人員1萬多人。同一時期，接受了60個國家派來的留學人員7千餘人。文革開始後，這種交流一度中斷。中國留學生因在所在國家宣傳毛澤東思想而不受歡迎。盲目的排外情緒，也影響外國學生來華學習。

1969年中國外交政策調整，才普遍恢復向國外派遣留學生。1971年中國聯合國席位恢復後，中國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向國外派遣留學生人數增加。1973年7月19日，國務院批准，從1973年起恢復接受來華留學生，並對一部分留學生提供獎學金。部分高校自1966年文革以來首次招收外國留學生。本年，共接受各國留學生383人。[15-20]

但文革結束前，交流偏重於政治。直到1978年以後，改革開放，教育交流才進入一個新階段，派出國留學和接受來華學習的人數大大增加。出國留學人員達數十萬之多，其中還有數萬名自費留學人員。同時也先後接受了幾萬名來自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15-21]

初步對外開放

在反修鬥爭中膨脹起來的「唯我獨革」的思潮，導致文革初期中國全面閉關鎖國。貿易、旅遊、派出和接受留學生、國際體育比賽等幾+9乎都停滯了。在調整對外關係的過程中，這些也都逐漸恢復並有所發展。

以對外貿易而言，建國初期，新建的國營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是蘇聯以及在亞洲和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多數西方國家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政策。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雖有一些民間貿易往來，但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比重很小。到60年代初，由於反修而同蘇聯和大多數東歐國家間的貿易額急劇下降。這時，中國雖然盡力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和少數發達國家間的貿易，但受到文革的影響，增長極為有限。中國對外貿易額到1959年僅為43.81億美元，1971年也只有48.41億美元。建國頭20年，對外貿易這種緩慢的增長對中國建設發展極為不利。進入70年代後，由於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中國的孤立和被西方國家封鎖禁運的狀態隨之逐步緩解。1972年後，中國先後同日本、西歐、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東盟、海灣地區、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很多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這樣，中國就能夠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已有的政府和民間貿易的基礎上，通過政府間的協定和議定書，擴大雙邊經濟貿易往來。外交上的恢復和發展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國對外貿易額從1971年到1975年連年增長，各年增長比例分別為：5.6%,30.2%,74.2%,32.7%,1.2%。1976年，因受西方主要國家經濟危機的影響，中國進出口總額下降了8.9%，次年即有回升，增長10.2％。總起來看，1971-1977年平均年增長率為20.5%，遠高於50年代的16.2%和60年代的0.6%。22到1973年，中國對外貿易結構也發生很大變化。建國初期，中國外貿的75％面向蘇聯和東歐國家，25％對資本主義國家；這時已倒轉過來，變為75％對資本主義國家，25％對蘇聯和東歐國家。[15-23]

趁著外交開展的勢頭，1973年國務院批准國家計委關於增加進口設備，擴大經濟交流的報告，準備花43億美元從國外進口成套設備。6月，主管經濟貿易的副總理陳雲在聽取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希愈和副行長喬培新的彙報後，指示由銀行擔負研究世界經濟的任務，並提出要調查研究10個有關國際經濟貿易和國際貨幣金融方面的問題。針對中國主要貿易對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他特別強調說：不研究資本主義，外貿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上佔領我們應佔的地位。針對當時還在批判「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的極左思潮，陳雲還要求銀行把利用外資的任務承擔起來。他說：「和資本主義打交道是大勢已定了」，「要立一個新的辦法，把一些界限劃清楚，例如不要把自力更生的方針與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這些意見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支持。據此，中國人民銀行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金融狀況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積極開展工作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1973年籌措到的外匯資金達10億多美元，支持了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15-24]

據1973年12月26日新華社報導，同中國有對外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已增加到150多個。這一年，中國已分別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25個國家舉辦了經濟貿易展覽會或參加了國際博覽會；有6個國家在中國舉辦了工業技術或專業產品展覽會。[15-25]

這個時期，中國從西方的重要進口有：1972年從聯邦德國和日本進口1.7米軋鋼機，安裝在武漢鋼鐵公司。這套設備具有大型化、自動化、高速化和連續化的特點，是70年代的先進水平。它的引進，有利於滿足國內對薄板鋼材的需求，減少進口。彩色電視引進後，北京電視臺（即今中央電視臺前身）於1973年5月1日試播；10月1日轉入正式播出。上海、天津、南京、武漢、杭州試轉了彩色電視節目。[15-26]同年9月，中國民用航空公司從美國訂購一架波音707客機，加入航班飛行。[15-27]1973年後陸續引進的項目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採煤機組、3個大電站以及英國先進的航空發動機。[15-28]

從旅遊外交到旅遊產業

改革開放以來，旅遊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產業，迅速發展。2001年頭11個月中國旅遊的外匯收入已達160餘億美元，[15-29]每年到中國旅遊的外國人、華僑和港澳臺同胞以千萬計。誰能想像1956年到1965年10年間，中國一共才接待了遊客1.9萬多人，收入僅74萬多美元和近222萬貿易盧布。不過，不能忽視的事實是，旅遊由作為外交的一個手段到經濟產業的這個大轉變正是發生在文革後期、中國外交開放的時候。

1949年以後中國的旅遊業開始是學習蘇聯，接待的旅遊者多半來自蘇聯和東歐國家，後來才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195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設立旅遊局時規定：開展旅遊事業的目的是擴大中國的政治影響，宣傳建設成就。因此，旅遊也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旅遊局是中國旅遊事業管理局和中國國際旅行總社的統稱，是一班人馬兩塊牌子，直屬於國務院。它負責接待境外來客事宜。經費開支是財政部每年給旅遊局撥一筆款子用於支付來客的食宿交通等開支，旅遊局收入的外匯則全部上交財政部。文革中旅遊局批判「外匯掛帥」，只要經濟不要政治，走的完全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周恩來接見旅遊局造反派時說：「資本主義國家的旅遊機構是掙外匯，我們的方針完全不同，絕不是為了賺幾個錢。文化大革命前掙取外匯的觀點是錯誤的」；又說：「我們不是掙取外匯，而是爭取同情。」[15-30]當時認為，接待外國人是吃吃喝喝，遊山玩水，是「風景出口」，為外國資產階級服務的。旅遊局應該接待外國的左派，邀請外國的中下層及友好人士。邀請就是一切費用，有的甚至連旅費，也由中國包了。文革初期，各國極左派來華的人很多，其中尤以日本的「赤軍派」為最多。他們來華，手拿小紅書《毛主席語錄》，高呼「毛主席萬歲」、「世界革命萬歲」，要參觀延安、韶山、井崗山這些革命聖地。當時的造反派向他們講反修防修，組織他們參觀對「走資派」批鬥的現場。其中還有人拒絕參觀長城故宮，說他們不是來遊山玩水的。這些人最受歡迎，一切費用減免，旅遊局認為接待他們就是支援世界革命。

旅遊局內部受到文革的衝擊不可免。極左思潮當權，旅遊局同全國其他部門一樣，經歷了原領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群眾起來造反，揪鬥本單位和中央各部的走資派，各派造反組織之間打內戰等等，亂得一塌糊塗。1969年，中央要求開展旅遊工作，給旅遊局派了軍代表，成立了軍代表、領導幹部和群眾代表三結合的領導班子，局勢才穩定下來。

1971年旅遊局擬接受800-1,000外國人來華旅行，對象仍以左派和其他對中國友好的工農、學生、教職員為主。這時毛澤東已經有意對外開放，2月7日毛在審閱這項計劃時批示：「接待人數可略增加，右派也可以來一些。」隨後周恩來召集外事部門開會傳達，提出落實方案。[15-31]毛澤東的批示打破了只接待外國左派的束縛。周恩來還進一步說明，文革進入鬥、批、改階段，外事工作要重新開始。1972年以後形勢進一步變化。

中國進入聯合國，建交國家也增多了。1975年全年，接待有組織的旅行團5,300餘人，其中左派417人，中派4,788人，右派114人。來中國的旅遊者比文革前開始明顯增加。

真正開展接待境外來客旅遊，就要解決文革造成的各種問題。文革中各單位的外事機構都已取消，原來的對外聯繫中斷。全國能進行對外工作的除了外交部，只剩下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旅遊局。外交部接待的是各建交國家的官方人士，對外友協接待各國友好團體，半官方性質。其他來華外國客人都由旅遊局接待。旅遊局內部人事狀況同各單位也差不多，一些領導幹部被打倒，一些幹部被戴上了各種帽子，如叛徒、特務之類；有的還在下放，有的控制使用。為了加強旅遊局的領導，周恩來要外交部派一名業務幹部到旅遊局抓業務。1971年秋，楊公素奉調出任旅遊局領導小組副組長。楊公素曾任外交部第一亞洲司副司長，由駐尼泊爾大使任上回國參加文革，被隔離審查半年後已經解放。1972年，任組長的軍代表調走後，楊公素任領導小組組長；外交部又調了一批處級業務骨幹充實旅遊局的力量。

楊公素到任後，初步瞭解了情況，向外交部核心領導小組彙報。首先的問題是：旅遊局是幹什麼的？當時，外交部領導決定：「旅遊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是搞政治的。」後來，周恩來總理又從政治上加碼，說旅遊局的任務是：「宣傳自己，瞭解別人，擴大影響，爭取同情，促進人類的相互瞭解，共同進步，團結一切力量結成國際統一戰線。」當時宣傳自己就是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就，宣傳新中國的外交路線等。[15-32]

把旅遊作為一個產業，這樣的認識實際上是文革後期開放過程中才逐漸形成的。

初期的開放中還存在著一些今天難以想像的具體問題。例如，很多國家記者要求到中國來看看文革以來的中國，而當時外交部對外國記者來華控制很嚴。於是，他們不以記者身分，而以旅遊者或其國家駐華使館職員親屬的身分來華。有的參加了廣州交易會之後，以商人身分到內地旅遊。又如，認為旅遊者講中國的落後面就是表現不友好，對他們的接待也就不友好了。再如，規定旅遊者未經許可不許照相。為此，沒收相機，把相機內已經拍照的膠卷曝光的糾紛層出不窮。為此，旅遊局領導上報國務院。後來周恩來總理批示，允許外國人參觀的地方就應允許其照相。[15-33]

中國地域遼闊，歷史悠久，名山大川、名勝古跡很多。但當時深恐是為資產階級享樂服務，所以外國人來了，大半安排他們參觀山西大寨、河北砂石峪、河南林縣紅旗渠和七里營公社，以及遼寧的大慶油田等當時的先進地區。文娛活動是看樣板戲。全國開放城市起初只有30多個，後增加到130多個。作為開放地點，可以獲准「特殊供應」，可以改造賓館，可以增購汽車，火車可以留軟席臥鋪等。在各種物資都匱乏，一切都需經過國家計劃供應的情況下，這些特權對各地方當局很有吸引力，於是各地紛紛要求開放。對外開放的城市和地區絕大多數沒有專門接待外國自費旅行者的國際旅行社之類的機構。即使有，幹部和翻譯力量也很不足，而要求自費來華參觀旅行的外賓日益增多。在這種情況下，1973年5月24日旅遊局向國務院提出報告，建議逐步恢復和健全地方旅遊機構，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對各地的國際旅行社的分、支社是業務指導關係。這個報告於5月30日被國務院批准並轉發外交部。[15-34]地方上接待國際遊客的力量從而逐步得到加強。

還有一個收費問題。按照原來的招待辦法，來客越多，中國接待的經濟負擔也越大。1971年，周恩來說：「我們的旅遊事業不是為賺取外匯的，就是招待外國朋友來中國訪問參觀。但也允許一部分不友好的人自費來看看，完全拒絕也不行。」領導鬆了口，這才開始接待自費旅遊團體。收費顯然緩解了外國旅遊者帶來的經濟負擔，改善了旅遊經營情況。接著，外交部的領導要求旅遊局不僅不再賠錢，而且要掙外匯。周恩來也說，旅遊局光賠錢不行，對應該收費的還是要收費。根據楊公素本人的筆記，初期的發展如下：

1966年到1973年8年，共接待外國人13,514人。其中1966-1969年正是批判外匯掛帥的時期，收入無賬可查；1971-1973年開始收取外匯，三年共收入2,073,649美元。當時能收入2百萬美元是一個可觀的數字。此後，旅遊局擬定了收費原則。1974年開始實行新的收費標準，當年接待10,118人，收入373萬美元；1975年接待17,102人，收入641萬美元；1976年接待21,125人，收入817萬美元。[15-35]

可以說，這就是中國旅遊業從作為外交手段轉而走向產業化的開端。

壓縮援外

中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外援支出佔財政支出的1%。隨著毛澤東強調世界革命，外交上搞「三鬥一多」，從1963年起援外支出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5年分別上升到佔國家財政支出的6.7%、7.2%、6.3%。[15-36]這些援助對受援國家的反帝鬥爭和經濟建設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存在的問題也不少。特別是中國本身的經濟經過大躍進和文革的破壞，狀況不佳。而大小三線國防建設，軍費嚴重突破。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以致貨幣發行量統統突破計劃。全國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物資短缺。這種情況下，到處加大對外援助，負擔太重。有些國家要求援助的項目中國自己都生產不了，例如阿爾巴尼亞要鎳礦分離，毛里塔尼亞要修港口。援外支出在1971年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7.2%。而當時美蘇最高援外率不過3%，一般維持在1%。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到了70年代初，對援外的問題不能不重新考慮了。

有些事情也促進了這方面的思考。一個例子是1969年耿飚出使地拉那後，發現對阿爾巴尼亞援助有問題。在當時中阿兩國極其友好的氣氛中，他先是感到阿領導人對中國的讚揚裏，含有一些不值得讚揚的東西，特別是文革中造反派、紅衛兵在外交上的一些嚴重違反國際慣例的極左做法。後來，更覺察到阿爾巴尼亞不贊成中國同西方國家搞好關係，特別是同美國的接觸和談判。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狀況也很令耿飚擔心。從1954年起到1970年中國給阿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將近90多億元人民幣。按當時阿200萬人口平均，每人達4,000元，這是個不小的數字。中國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1公頃耕地達400公斤，遠遠超過中國農村耕地使用化肥的數量。軍援項目之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在援助物資的使用上，阿方浪費極其嚴重。諸如用中國援助的優質鋼材做馬路邊的電線杆，用中國援助的水泥和鋼材在全國各地修建了1萬多個烈士紀念碑。而且，阿向歐洲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看齊，搞了許多非生產性項目。如向中國提出援建電視臺，要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而當時的中國連北京、上海這樣大城市中黑白電視機的擁有量都少得可憐，更不用說農村了。不僅如此，阿不斷向中國提出新的援助要求，認為這是「弟弟向哥哥」的索取，理所當然。如此等等，促使耿飚給外交部寫信反映了對阿援助中存在的問題。耿飚提出：中國援助是為了幫助阿搞好經濟建設，但客觀效果並不好，不但沒有使他們的經濟得到發展，反而助長了他們的驕傲、懶惰和依賴思想。他並建議國內重新考慮援阿的規模、內容和方法，通盤修改。耿飚的信引起了外交部和國務院的重視。[15-37]1970年駐阿使館內部大掃除，耿大使也參加勞動。他搭著椅子爬到高處擦窗戶，一不留神摔下來，造成腿部骨折。為此他提前離任，回國治療。

毛澤東：「掃掃倉庫就是幾個億。」

1971年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訪華時，周恩來對援助問題心裏已經有數。他讓國家計委副主任顧明介紹經濟情況。顧明按照當時對外宣傳的總調子，講經濟建設的成績。周恩來插話說，你不要光講成績嘛，還要講一點問題嘛。顧明於是講了基本建設戰線太長，有些工程多年完不成，都長了鬍子，叫作「鬍子工程」。周總理說：這樣講很好嘛！巴盧庫走了之後，周恩來留顧明陪他吃飯。顧明提出援外金額已超過50億；國防建設超過毛澤東主席的規定，成了戰時經濟。

關鍵還在毛澤東。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來訪，周恩來讓計委盡量給援助。後來毛澤東批評周恩來小氣，說：「怎麼才給一個億，掃掃倉庫就幾個億。」周恩來馬上指示國家計委領導，召集有關援外的部門開會，瞭解外援情況，結果發現外援的壓力很大，需要把援外經費降下來。當時中國的援外經費比美蘇兩大國還大多少倍，根本難以為繼。計委寫了報告，毛閱後，批准了，並要求援外第一步降到5%，陸續降到1%。[15-38]

以後周恩來在一些場合講到壓縮援外的問題。1973年5月9日，周接見回國大使和外事部門負責人時，談到外援，他說：國家現在力量有限，我們是力不從心。中國目前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今後只能有重點地適當地進行對外援助。[15-39]

援越的結局

越南是中國援助的頭號重點，每年做計劃。1973年1月27日，越南和美國在巴黎簽訂了《關於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美軍從南越全部撤走，越南的形勢改觀。中國對越南的援助由援越抗美轉為援助越南恢復和發展經濟。6月7日周恩來就關於1974年中國向越南無償援助事，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他提出：這幾年由於越南抗美救國戰爭規模擴大，援越物資和外匯也隨之擴大。這次越方提了一個估計值為81億元人民幣的大計劃，不僅我們做不到，也不合他們急需。我們從越南實際出發，告以恢復和發展經濟不是一年做得到的，要用幾年時間計算。故現在先定一金額為25億元（包括外匯1.3億美元在內）援助計劃，然後再分類計算，該計劃已同越方商定。毛澤東批准了周恩來的意見。中越兩國於第二天舉行了簽字儀式。[15-40]

此後，周恩來還婉轉地給越南方面做工作。1974年3月4日周恩來總理接見越南交通運輸部長和駐華大使，介紹中國基本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周恩來說我們已經吃過兩次大苦頭了，即1958-1960年和1970-1971年兩次盲目擴大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力的可能，造成國民經濟各方面比例嚴重失調。[15-41]

到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決定壓縮和調整外援支出，決定稱：考慮到越南戰爭發生了很大變化，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受援國的經濟已經有一定基礎，有的受援國生活水平比中國還高，而要求中國援助的第三世界國家日益增多，需要統籌兼顧。同時，中國國內建設也需要加強。根據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決定：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將援外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例，由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期的6.3%降至5%以內。援外總額基本維持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期的水平，大約平均每年50億元。扣除結轉因素，平均每年新提供20-30億元。對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老撾、柬埔寨五國援助佔援外總額的比例，由「四五」時期的70%降至50%以內。[15-42]

壓縮外援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與某些有關國家的關係。越南和阿爾巴尼亞是兩個突出的例子。越南一直是接受中國援助最多的國家，它是中國南疆近鄰。1960年美國侵越戰爭一打響，不僅嚴重威脅到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獨立，也威脅到中國的安全。毛澤東和劉少奇承諾中國和越南無條件地共同對敵，中國在道義上、物資上給予越南無保留的援助。在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條件下，中國向越南提供了能裝備陸海空三軍200多萬兵員的輕重武器和其他軍需用品；經濟方面，中國向越南提供了450個輕重工業工廠、醫院、研究所的成套設備，替越南修築了數百公里的鐵路、數千公里的輸油管線；提供了各種原材料、副食品，及文化、體育、衛生、音樂製品、攝影器材等生活用品，還提供了6.5億美元現匯；人力方面，中國先後向越南派出專家顧問2萬多人，地空導彈、高炮、工程、鐵道、掃雷、後勤等部隊共30多萬人。在援越抗美戰爭中，中國傷亡人員達5,000多人。[15-43]中國對越南的援助開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包括援越抗法，到1978年援助總值按當時國際市場價格達200億美元左右，絕大部分是無償援助，一小部分是無息貸款。[15-44]

但中國並不是唯一的援助越南的大國，還有蘇聯。蘇聯對越南提供的先進武器和石油等戰略物資對越南戰爭也是很重要的。這種實際存在的中蘇在越南戰爭的競爭必然反映在越南的對中蘇兩國的態度。越南對中蘇分歧長期不做明確表態。1969年同中共領導人感情深厚的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逝世後，親蘇派黎筍繼任，局勢逐漸變化。70年代，抗美戰爭結束，中國壓縮援外同越南要中國提供鉅額援助進行建設正是背道而馳。此後，越南加強對蘇關係並對老撾和柬埔寨進行侵略擴張；更有甚者，越南政府從1974年開始，背離過去一貫立場，企圖用武力改變中越陸上疆界的現狀，並對中國西沙和南沙群島提出領土要求。1975年4月越南侵佔了南沙群島的6個島嶼，5月中越兩國外交部開始交涉。[15-45]國家關係惡化，越南也迫害驅趕華僑，剝奪華僑財產。越南並對中國的援助進行攻擊，說中國的援助「同頭號反動帝國主義一樣」，「也是討價還價的籌碼」、「施加壓力的工具」、「按照一本萬利的方式生利」等等。到1978年，中國政府決定在5月12日、5月30日和7月3日分三次停止了對越南的經濟技術援助。[15-46]中國政府在1978年7月3日給越南政府的照會中聲稱，由於越南方面不斷加劇反華排華，極為嚴重地破壞了兩國的友好關係，製造了詆毀與仇視中國的惡劣氣候，破壞了中國專家在越南繼續進行建設援助項目的最起碼的條件。因此，中國政府決定，停止對越南的經濟技術援助，調回尚在越南工作的中國工程技術人員。[15-47]

援阿的教訓

中國慷慨地援助阿爾巴尼亞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1957年，由於阿爾巴尼亞同蘇聯反目，支持中共，被中共視為左派。從60年代開始，中國不僅把原先蘇聯全部援阿項目統統包下來，隨著以後友好關係的加強，還不斷擴大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間，中阿關係一再升溫，黨政軍高層互訪頻繁，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劇增，幾乎是有求必應。阿爾巴尼亞則給予中國「三大支持」：比任何國家都堅決支援中國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在各國中，獨家支持中國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支持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5-48]這種關係在文革中發展到頂點。

但中國援助不那麼慷慨的時候，阿爾巴尼亞就有意見了。當中國對中美蘇關係進行戰略調整時，尤其是在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後，中國和阿爾巴尼亞之間的分歧也日益明顯，導致中阿兩國關係的疏遠與倒退。1978年7月7日，中國外交部照會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館，中國政府決定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停止支付對阿的援款、接回在阿工作的經濟和軍事專家。從1954年以來，中國政府向阿提供了經援和軍援。為履行雙方簽訂的協定，中國已花費100多億元人民幣，其中絕大部分已經交付使用。中國同意援阿的成套項目共計142個，其中已建成91個，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設的23個，已經考察和進行設計的17個。中國先後向阿派出過6,000名專家，並為阿培養了大批技術骨幹，其中在中國培訓的就有2,000餘名。但是現在，阿方出於內外政治的需要，卻肆意詆毀中國對阿的援助，破壞雙方的經濟和軍事合作。照會指出，中阿關係遭到破壞，責任全在阿方。在阿中國專家和技術人員全部於7月21日返回北京，兩國留學生亦分別於7月20日前返國。[15-49]

干擾

總的來看，70年代初中國外交戰略的轉變比較順利。從國內來看，以1967年9月毛澤東調轉鬥爭矛頭打擊群眾中的造反派之後，也就消除了群眾干擾外交的因素。但是，中共高層的鬥爭並未從此結束。1971年林彪叛逃喪命後，鬥爭在江青集團和以周恩來為首的一批老幹部之間展開。在外交方面，江青集團雖然談不上反對這一戰略轉變，但是在具體問題上，仍不時以極左的觀點進行一些干擾，其中最突出的一例是反對鄧小平出席1974年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除此而外，還有一些無理取鬧的事件，略述如下。

毛澤東讓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

1974年3月，為聯合國要召開第六屆特別大會事，外交部請示毛澤東確定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團長人選。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當團長、副外長喬冠華當鄧小平的參謀。但毛又交代，此事不要講是他的意見，還是由外交部寫報告提出為好。隨後，外交部於3月22日正式向中央呈送了關於聯合國代表團人選的請示報告。

事關重大，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外交部的請示報告。會上，周恩來等同意批准外交部的報告。江青則以「安全問題」和「國內工作忙」為由反對。考慮當時國內工作的需要，周恩來建議在長達三周的會議期間，鄧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除向大會講話外，再與多方面重要人物進行必要的接觸，便可回國。3月24日周恩來按此批准外交部的報告。為避免引起周折，周指示，把他批示過的外交部請示報告先呈報毛澤東而暫不送王洪文和康生。在毛澤東批示後再送葉劍英、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和鄧小平核閱，然後退外交部辦。毛澤東於當天圈閱了周的意見。但是，江青堅持不讓鄧小平去。為此，當晚她在釣魚臺召見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聞生，對她們進行指責，並強令她們撤回上述報告。王、唐兩人一再說明毛主席已經圈閱，外交部無權撤回。

王、唐隨即將江青的意見向周恩來彙報，周恩來又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說：鄧小平出席聯大，是我的意見，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來當即表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見。周恩來要將此意轉告政治局其他成員，特別關照在場的王洪文負責向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轉達毛澤東的意見。26日中央政治局會上，除江青外，與會者一致同意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會議。為此，江青攪鬧政治局，周恩來要王、唐將會議情況報告毛澤東。27日，毛澤東寫信告訴江青：「鄧小平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27日晚中央政治局開會，江青才同意鄧小平出席特別聯大。[15-50]4月6日鄧小平率團離京赴聯大，北京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儀式。

批判反華電影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題為：〈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名為《中國》的反華電影〉。《紅旗》雜誌第2期轉載了這篇文章。2月6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一篇署名「率眾」的批判文章：〈中國人民不可侮〉。《紅旗》雜誌第3期又發表「華言」的文章：〈到底是誰家的「工具」——評安東尼奧尼的「申辯」〉。這些文章反映了當時在全國掀起的一股批判反華電影的波瀾。

意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1972年來華旅遊，拍攝了一部長達3個半小時的電影：《中國》。電影反映了中國各方面的情況，包括落後面。美國廣播公司以25萬美元購進這部影片在美國公開放映。這部電影被評為1973年美國上映的十部最佳紀錄影片之一。但中國輿論認為這是一部反華影片，是「當前國際上一小撮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分子對新中國極端仇視的心理的反映。這個影片的出現，是一個嚴重的反華事件，是對中國人民的猖狂挑釁」。「任何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國人，看了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極大憤慨。如果容忍這樣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搖撞騙，那就等於承認任意侮辱中國人民⋯⋯那就是向國際反動派的反華挑釁投降。」安東尼奧尼對這些批判進行了申辯，說：「憑良心，我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我不承認誣衊中國和歪曲中國現實的事實。」[15-51]

事實上，當時中國人民根本看不到這部影片，無法評論。這次批判活動其實是江青等打著愛國的幌子在高層內部搞鬥爭。

蝸牛事件

1974年又鬧了一陣「蝸牛事件」。1973年第四機械工業部所屬中技公司派了一個技術考察團到美國考察彩色顯像管生產，美國康寧公司準備賣一條生產線給中國。考察結束時，該公司贈送考察團成員每人一件工藝禮品——玻璃蝸牛做紀念。1974年2月，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四機部第十設計院工作人員許文彬寫信給江青告狀，稱美方贈送這樣的禮品是對中國的誣衊，因為在中國，說「蝸牛爬行」是罵人行動緩慢。江青接信後於2月10日清晨突然到四機部找許文彬，大罵國務院是「賣國主義」、「洋奴哲學」。說引進彩色顯像管是「屈服於帝國主義壓力」，是「崇洋媚外」，送蝸牛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她責令四機部把禮品退給美國駐華聯絡處去，還要對美國提出抗議，說「這條彩色顯像管生產線，我們不要它的了」。

四機部黨的核心小組立即召開擴大會議和全部大會，宣稱對以贈送禮品為名侮辱中國人民的行為進行譴責，要求不得引進美國這條彩色顯像管生產線，並要通過外交途徑將蝸牛禮品退回。接著，水利電力部、郵電部也出現了大字報，於2月13日、14日召開了聲討大會。水利電力部一職工並將她丈夫在美學習期間收到的蝸牛禮品交出來，讓領導退回美國有關方面。事情反映到周恩來總理處，周指示外交部先調查美國的風俗習慣後再做處理。外交部通過向有關人員瞭解和查閱資料，查明玻璃蝸牛是該公司生產的聖誕禮品，按當地風俗，蝸牛象徵幸福、吉祥，是美國人喜愛的禮物之一。康寧公司對考察團接待熱情友好，未發現有任何不禮貌的言行。外交部因此於2月21日提出報告，建議應實事求是，對兩起「蝸牛」禮品不必退回和交涉。周同意並報毛澤東，毛亦圈閱，表示同意。事後，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上就「蝸牛事件」做了說明，會議決定江青在四機部的講話是錯誤的，不印發，不下達，已印發的立即收回。事件雖平息，但引進彩色顯像管生產線的工作以及其他外國先進技術的交流和引進工作受到影響，推遲了好幾年。[15-52]

注釋

[15-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64。

[15-2]參見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115-117。

[15-3]參看符浩：〈不眠之夜——毛澤東面授機宜中南海〉，載符浩、李同成編：《經天緯地 ─ 外交官在聯合國》（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頁2。

[15-4]釣魚臺檔案叢書編寫組：《釣魚臺檔案——中美之間重大國事風雲》（第1卷）（北京：紅旗出版社，1998），頁322-323。

[15-5]釣魚臺檔案叢書編寫組：《釣魚臺檔案——中美之間重大國事風雲》（第1卷）（北京：紅旗出版社，1998），頁323。

[15-6]《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41。

[15-7]《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56；參見《縱橫》1998年第6期，轉引自《報刊文摘》， 1998年6月29日，第3版。

[15-8]《周恩來年譜》，釣魚臺檔案叢書編寫組：《釣魚臺檔案——中美之間重大國事風雲》（第1卷）（北京：紅旗出版社，1998），頁327。

[15-9]參見釣魚臺檔案叢書編寫組：《釣魚臺檔案——中美之間重大國事風雲》（第1卷）（北京：紅旗出版社，1998），頁361-363。

[15-10]詳見錢江：《乒乓外交始末》（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頁120-158；《釣魚臺檔案》，釣魚臺檔案叢書編寫組：《釣魚臺檔案——中美之間重大國事風雲》（第1卷）（北京：紅旗出版社，1998），頁361。

[15-11]翁明：〈臨行點將——「喬老爺」首次率團赴聯大〉，載符浩、李同成編：《經天緯地 ─ 外交官在聯合國》（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頁7-9；陳敦德：《毛澤東尼克松在1972》（北京：昆侖出版社，1988），頁259 -260。

[15-12]參看符浩：〈不眠之夜——毛澤東面授機宜中南海〉，載符浩、李同成編：《經天緯地 ─ 外交官在聯合國》（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頁4。

[15-13]”Chou En-lai’s Reports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Excerpts), Classified Documents, Asia Research Centre, Hong Kong, pp. 479-480.

[15-14]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804-805。

[15-15]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159-1160。

[15-16]前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李連慶電視談話，1999年6月5日BTV-2節目：《新中國外交》。

[15-17]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頁510-511；張良福：〈中俄邊界談判秘聞〉，載曹英編：《神秘之門：共和國文件實錄》，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頁250-252。

[15-18]李連慶：《冷暖歲月——一波三折的中蘇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409。

[15-19]《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83。

[15-20]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932-933；《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07。

[15-21]《中國國情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頁885。

[15-22]《中國國情大辭典》，頁799。

[15-23]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927。

[15-24]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927-928。

[15-25]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006。

[15-26]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969。

[15-27]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968。

[15-28]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300；吳慶彤：〈70年代周總理關於發展對外貿易的思想與舉措〉，載李琦主編：《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西花廳工作人員的回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697-699。

[15-29]中國經濟資訊網，2001年12月25日。

[15-30]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頁304。

[15-31]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683-684；《周恩來年譜》，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下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34。

[15-32]楊公素，頁299-301。

[15-33]楊公素，頁305。

[15-34]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917-918。

[15-35]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頁305。

[15-36]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208。

[15-37]參見《耿飆回憶錄》（1949-199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43-247。

[15-38]顧明：〈不要光講成績〉，《文彙讀書周報》，1998年3月7日，第16版。

[15-39]《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91。

[15-4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98。

[15-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54。

[15-42]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208。

[15-43]《中國國情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頁295。

[15-44]《中國國情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第300頁。

[15-45]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210；《中國國情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頁299。

[15-46]《中國國情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頁300。

[15-47]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第四卷（上），頁138。

[15-48]參見范承祚：〈中阿關係的「春夏秋冬」〉，《外交風雲——外交官海外秘聞》（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頁281。

[15-49]《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四卷（上），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39-140。

[15-50]《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58；《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056-1057。

[15-51]《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029。

[15-52]《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036-1038。

16

周恩來的遺憾

1969年，中國外交開始有了轉機，決策人還是毛澤東，周恩來是推動並直接領導外交部實現這一轉折的關鍵人物。

周恩來身為總理，1958年後已不再兼任外交部長。但是，他始終活躍在外交第一線。在文革中，特別是1967年所謂「二月逆流」事件後，外長陳毅不能再過問外交部，又是周恩來直接掌管外交部的運動和業務。作為新中國的第一任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是新中國外交的奠基人。新中國外交曾經有過一個很好的開端，但同內政的曲折一樣，從50年代中後期外交也逐漸走上了極左的歧途，四面出擊，以致到文革時在國際上陷於孤立的境地。進入70年代，中國對外關係打開了一個新局面，並且更上一層樓。就周恩來的外交生涯來說，是畫上了一個比較圓滿的句號。中美兩大宿敵的和解和解決中日關係等棘手而成功的談判，使周恩來的國際聲譽更高了。

文革中，周恩來在國內方面也一直處在權力的中心。劉少奇、鄧小平等一個一個倒了，他卻成了「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同林彪、江青一起站在臺上支持造反派，又同他們一起把早期造反派打下去。許多高級領導幹部的拘捕令有他的簽名；他頌揚副統帥林彪的話音仍縈繞在人們耳邊，這個副統帥就外逃喪命了，他一手處理了這個事件。許多的不得已而為之，皆出於忠心耿耿輔佐毛澤東，鞠躬盡瘁。

他的想法同毛非出一轍，然而，他既效忠於毛，就不能不支持毛寵信的江青一夥。他在亂中維持秩序，給毛準備了大亂後的退路。林彪死後，他見機行事，及時使一大批高層黨政軍領導幹部獲得解放。特別是使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接了他自己的班。他深知軍國大事不能倚重江青一夥，而四人幫江青集團對他也一直是欲除而不能。毛要用周，他們無可奈何。但以周恩來為首的老幹部成了四人幫奪取最高權力的主要障礙。四人幫同周、鄧等老幹部之間的矛盾上升為上層鬥爭的焦點。這種鬥爭不能不反映在外交部，並成為外交部文革後期鬥爭的主線，發展過程也曲曲折折，還得先從女士們說起。

五朵金花和王、唐兩小姐

林彪的出逃事件，無可掩飾地揭示了毛澤東文革的破產。林彪吹捧毛澤東，是製造文革輿論的重點。毛澤東對林彪極為欣賞，破例地把他作為接班人寫進了1969年的中共黨章。不過兩年的時間，這個把毛澤東吹得神乎其神的接班人居然跑了，這對毛澤東不能不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偉大至極的領袖怎麼向世人交代？幸而外交在這個時候幫了他一把。中國進入聯合國，尼克松派來特使緩和中美關係，沖淡了林彪出逃使他蒙受的恥辱。然而，創傷畢竟太深刻，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感到，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加速衰老了。一連幾個月，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甚至也不想見任何人。精神不好，臉色蒼黃，一臉陰霾，顯得困倦和焦躁。見了人也不像往日主動說話，問這問那，而是一直板著面孔，沒有一句話，心情沉重。到1972年1月中旬，毛澤東突然病倒，嚴重的肺心病，高燒不止，兩次發生休克。[16-1]毛澤東一向身體很好，第一次休克來得那麼突然，周圍的人慌了手腳，這以後才做了應急的準備。雖然，中國人民在報紙上讀到的是偉大領袖「容光煥發，神采奕奕」；實際的毛澤東身心都已經是病入膏肓了。

在這種情況下，能見到毛澤東的中國人為數不多。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個高層人士外，只有毛澤東接見外賓時的陪見人員和工作人員。當時社會上盛傳的「五朵金花」，就是指能見到毛澤東的五位女士。她們就是外交部的王海容、唐聞生、章含之、齊宗華和羅旭。羅旭和齊宗華是法語翻譯，唐聞生和章含之是英語翻譯，王海容是外交部禮賓司長。毛澤東接見外賓時，她們往往在場。

這五位女士中，王海容和唐聞生後來又擔當了毛澤東的聯絡員的特殊任務。兩人都是單身，同來同往，被人們並稱為王、唐二小姐。王、唐1967年5月曾揭露外交部出現反周恩來的大字報。王海容對外交部打垮第一批造反派是有功的，大抓「五一六」更是堅決。後來，王海容晉升禮賓司司長，1974年再升至副部長；唐聞生晉升為美大司副司長和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中央候補委員，都是文革中升起的新星。

王海容由於能在中南海行走的特殊條件，成了外交部通向毛澤東的一道後門。她的彙報在毛澤東處能起作用，毛澤東也通過她下達指示。王、唐因此不但在外交部不可一世，也是周旋於高層人士間的特殊人物。1971年8月9日周恩來需離京赴廣州，他致信毛澤東：「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或告（王）海容轉告。」[16-2]周恩來病中，多次同王、唐談話。據《周恩來年譜》登錄，從1974年8月16日至12月19日，周恩來同王、唐談話不下12次；1975年周恩來病危前同王、唐談話不下10次，其中還有多次長談。例如，1974年8月16日周恩來約王、唐談話，瞭解王洪文借批林批孔煽動打倒軍內一批老幹部而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會議的情況。[16-3]此時周恩來已經病重住院，而根據毛澤東1973年11月所說，王、唐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人稱「見習政治局委員」。

在那乾綱獨斷的不正常的政治條件下，「見習」能起政治局常委也起不到的作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江青借中國自己製造的萬噸輪風慶號遠航成功，攻擊國務院和鄧小平「主張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要「徹底批判代表儒家賣國主義路線的崇洋媚外思想」等。[16-4]周恩來得知後，又於1974年10月19日與王、唐談話，指出：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而是他們預先計劃好了要整鄧小平。鄧小平已經忍耐很久了。周讓王、唐向毛澤東反映。毛在長沙聽取王、唐的反映後，對江青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滿。說：風慶輪本來是一件小事，已在解決，江青還這麼鬧。毛讓王、唐回京後向周恩來、王洪文轉達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毛還要王、唐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文件。[16-5]1975年6月7日，周恩來和鄧小平要王、唐將江青、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情況報告毛。[16-6]

江青也曾幾次讓王、唐代她向毛澤東反映她的一些想法，特別是毛澤東後來對江青已有不滿，不願見她。例如，1975年1月，江青與王、唐談話，對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加以指責和攻擊，並要王、唐把她的意見報告毛澤東。毛聽後說：「她（江青）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16-7]

1975年夏，康生病重，也要王、唐向毛澤東報告江青和張春橋歷史上曾是叛徒。

這些在當時，都是絕對機密的。高層鬥爭中的各方都要利用她們。

毛澤東最後的歲月一心掛念的是維護他的文革，他處在自身的矛盾之中。劉少奇是打倒了，但形勢的混亂和失控，並不是他所希望的。他對江青一夥逐漸產生不悅。要維持國內穩定，他還得倚重周恩來和老幹部。但是周恩來等老幹部要批極左，這會導致否定文革，又是他不能容忍的。要維護文革，他就得保護江青、張春橋等。這種矛盾反映在70年代，他一會兒批評周恩來，一會兒又批評江青、王洪文，後來又再次罷黜了鄧小平。王、唐以毛澤東的好惡為轉移。毛澤東批評周恩來時，她們正同江青等走得近乎；毛澤東批評江青之後，她們又同江青疏遠。

周恩來挨批大多同外事有關。這同通天人物對周的不滿不無關係。下面大致按照時間順序回顧一下周恩來在1972和1973年幾次挨批的事實。

批極左還是批形左實右？

周恩來反覆批評極左，江青等不滿意了。

1972年7月21日至8月1日，周恩來批評新華社、人民日報社極左思潮沒有批透。周說：有些東西又臭又長，林彪就是搞這一套。你們批林整風就從文風開始。8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駐外使節時，又批評外交部、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說：極左就是形左實右，搞空洞的、抽象的、形式主義的東西，誇誇其談，走極端。不批透，還會犯錯誤。極左不批透，右的還會來。周還對新華社軍代表說：運動和業務不能分開。運動就是要落實到政策上，政治掛帥就是要掛在業務上，二者不能脫節。8月8日周接見駐外大使時指示要批判林彪的空頭政治，強調政治掛帥要掛到業務上，各級領導幹部要打消顧慮，理直氣壯地抓業務、抓生產、抓管理。[16-8]

但是，8月8日張春橋和姚文元接見人民日報社的領導成員，卻另有說法。張、姚說：林彪利用批劉少奇，搞出一套「形左實右」和過了頭的東西，流毒很廣。[16-9]

周恩來批評「極左」，張、姚則批的是「形左實右」，提法不同，各有側重。張、姚強調的是批右。

11月28日中聯部、外交部準備召開外事會議。兩部會簽的請示報告中提出：「林彪反黨集團的極左思潮在一些單位和地方還沒有得到徹底批判和肅清，擬召開全國外事工作會議，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對此，11月30日，周批：「擬同意。」周恩來同意了，但張春橋和江青卻有不同意見。12月1日，張春橋在這個報告上批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

12月2日，江青批示：「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16-10]

問題提到毛澤東面前，毛澤東需要的是講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就在這個時候，12月5日，《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一段時間以來在批判極左思潮問題上，周恩來與張春橋、姚文元之間存在不同看法。王若水在信中表示同意周關於要批透極左思潮的意見。12月17日，毛澤東與張春橋、姚文元談話，借王若水的來信說批林彪要批極右。毛澤東對王若水的信表示不滿，還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林彪）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這些話明確了他是支持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的。12月19日，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人民日報社等單位負責人開會，傳達毛澤東的這個講話精神。周恩來承擔了《人民日報》批左文章的責任。此後，全國對林彪的批判，除外事工作外，只准批極右，不准再批極左。[16-11]

這件事無疑是打擊周恩來的威信，長張春橋、姚文元的威風。

153號《新情況》事件

《新情況》事件，對周恩來的打擊就更大了。

1973年6月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訪美，同尼克松簽訂了關於防止核戰爭協定等一系列文件。這在國際上是件大事。外交部美大司和蘇歐司根據部領導傳達的周恩來的指示，開會研究，寫出了〈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一文，刊載在第153期《新情況》上。文章分析評論了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以後的世界形勢，認為美蘇會談的「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有協定比沒有協定更有欺騙性，美蘇的真正意圖並非是限制戰略性核武器」。周恩來看到這篇文章，大加讚賞。美大司司長林平得知後，十分高興。他對文章的執筆者張再說：「受總理這樣的表揚可不多，下星期一全司開會，你來講講寫作的體會。」可是，這個會到時候卻取消了。原來林平得到通知：毛澤東看了這期《新情況》，大為不滿，做了嚴厲批評。

《新情況》是外交部新聞司編發的內部刊物之一。它將部內對重大國際動態研究提出的看法發給有關單位參考。一般毛澤東並不看《新情況》，這一時期有人曾將一些外國雜誌帶給毛看，說外國媒體突出周恩來，很少提到毛澤東，並提示毛，153號《新情況》的觀點同毛的思想不一致。從而有了毛的批評。

7月3日周恩來得知毛的批評後，馬上採取了一系列補救措施。這是周的一貫態度，毛批評的事，他要馬上按毛的意見改。誰也看不出153號《新情況》的觀點同毛澤東的觀點有什麼原則區別，但是毛澤東既然說它錯了，它就得錯了。周致信外交部核心小組成員及美大司負責人，指示要撤回該期《新情況》，並檢討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望你們也應引以為戒。」周恩來清楚，外交在他自己掌管之下，毛對外交部的批評就是對他的批評。

7月4日，毛澤東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再次批評外交部說：「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與中央歷來的，至少近來的意見不相聯繫。中央總是說國內外形勢大好。一個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說大事不好，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我常說：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總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他還對王洪文和張春橋說：「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毛澤東接著說道：「我這幾年名聲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馬克思，一盞明燈是在歐洲。那個地方放個屁也是香的⋯⋯明燈是用我的名義寫的，我就沒有看。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

談古論今了一番之後，毛澤東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變，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人們都知道，周恩來的工作作風細緻具體。毛澤東這個批評明顯指的是事必躬親的周恩來。當晚，張春橋就要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的講話。

第二天，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會議，讓張春橋傳達毛澤東4日的講話。接著他敘述了毛澤東自6月下旬以來對外交部工作的批評和批示的詳細內容。會後，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說「這些錯誤與我的政治認識和工作方式有關」。同時還附上他自己7月3日寫給外交部核心小組和美大司司長林平的信。毛澤東看了，似乎消了氣，在周寫給外交部的信上批：「此種頑症，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獨有，宜研究改正方法。」

12日周召集外交部有關負責人研究起草糾正該文觀點。之後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此事。14日，周恩來審閱修改外交部起草的文章：〈《新情況》153號錯誤何在？〉在「美蘇兩霸既爭奪又勾結」處，增寫：「美蘇爭奪是長期目的，是實質，勾結是表面現象，互相利用為自己利益服務，而且勾結是為了更大的爭奪。同時，也會從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覺悟起來，反對兩霸。」15日，周恩來將此文送毛審定，並在部分政治局成員中傳閱，同時，附信提出：「關於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當日，毛將外交部文章「受到中央嚴厲批評」一句中的「嚴厲」二字刪去，並批示：「檢討不要寫了。」〈《新情況》153號錯誤何在？〉和153號《新情況》除原發單位之外，加發各駐外使領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軍部門。

這一事件發生不久，8月下旬，中共就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周恩來向大會做的政治報告還加進了毛澤東以上批評的意思，稱：要全黨特別重視黨的基本路線，埋頭日常具體小事，而不注意大事，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不改變，勢必走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16-12]

外交部反總理學習班

1973年夏，毛澤東在召見張春橋和王洪文批評外交部之後不久，又接見了江青。談話中，毛澤東談了中國歷史上的儒法鬥爭。他說歷史上有作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而儒家呢？它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它是厚古薄今，開倒車的。由此引出了一場聯繫林彪批判儒家的所謂批林批孔運動。這是文革後期一次重要的政治運動。聯繫1972年和1973年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多次表示不滿，江青等就把批林批孔的矛頭對著周恩來，稱周恩來為大儒，把運動實際搞成批林批孔批周公。在這種背景下，外交部內組織了一個128人的學習班，王海容在學習班上吹風中說到：總理的話也是屁話。這在當時是驚人之語，不脛而走，在外交部內和外交部各五七幹校流傳頗廣。這個學習班成為日後王海容被拉下馬的主要罪狀之一：反總理。

政治局批周

毛澤東這段時期對周恩來多次表示不滿。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軍隊問題。接著在13、14、15日又同政治局和北京、武漢、瀋陽、濟南軍區的負責人談話。在這些談話中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不議政。」這也是指周恩來的。因為當時雖然有了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但實際主持政治局和軍委工作的，還是周恩來。[16-13]

毛澤東講此話前不久，11月10-14日，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再次訪華。周恩來、葉劍英、喬冠華分別同基辛格舉行了會談。會談中，雙方回顧了當年2月基辛格訪華後的國際事態的發展，都對在北京和華盛頓建立的聯絡處順利行使職能表示滿意，還商定了1974年的若干新的交流項目。12日毛澤東會見基辛格。14日發表中美會談公報，重申上海公報的原則。然而，就在這次會談後，發生了政治局開會批判周恩來事件。

原來，周恩來、葉劍英同基辛格會談結束後不久，翻譯即向毛澤東彙報會談情況。其間談到：周恩來有的問題不請示主席，不報告主席，周和葉被美國的原子彈嚇破了膽。毛澤東相信了翻譯的話，認為周、葉對美右傾投降。

11月17日，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到毛澤東處開會，毛談了他對不久前中美會談的一些看法，說：「講臺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是錯誤的，要打。在陝北時連那個小土圍子，不打它就不投降。」周恩來又受到批評。毛澤東提出要政治局開會批評此事，又說：「當著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指王、唐等）也可以來，在後面排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既然毛澤東做了指示，當晚，周恩來只好在釣魚臺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對中美會談的意見，並介紹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釣魚臺會議連日批周。

11月21日起會議範圍擴大，改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舉行。外交部參加者增至8人：4老4小。老的除姬鵬飛和喬冠華外，增加了副部長仲曦東和黃鎮大使。小的除原來列席政治局會議的王、唐外，增加了英語翻譯章含之和法語翻譯羅旭。此外還有中聯部部長耿飚，八大軍區負責人中的許世友和李德生以及其他一些人。第一次擴大會由王洪文主持，他宣佈開會後，由唐聞生介紹周恩來的錯誤和毛澤東的批評。在批判中，江青態度嚴厲，說這次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還說周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澤東。

批評周恩來的會開到11月底。這種批判會對周恩來身體和精神的打擊之大可以想見，周恩來的癌症復發。[16-14]

毛澤東把他與曾經清洗掉的中共領導人之間的矛盾都歸結為路線鬥爭。他強調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在中共黨內的反映，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所以，一提到路線鬥爭，問題的性質就嚴重了，就是敵我矛盾。文革開始，劉少奇就是以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名被打倒的。到林彪逃走身亡，中共總結其歷史上有過10次路線鬥爭，代表人物分別是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彭德懷、劉少奇和林彪。這時江青把毛對周恩來的批評拉到路線鬥爭上，顯然企圖置周於死地，其他與會者也對周進行了批判。周恩來在會上再次違心地做了檢查。

12月9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來華訪問的尼泊爾比蘭德拉國王和王后。會見後，毛澤東分別同周恩來、王洪文，以及王、唐談話。毛對王海容、唐聞生說，11月批評周恩來的政治局會議「開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16-15]看來毛澤東只是要敲打敲打而不是要打倒周恩來，同時毛對江青也不滿意。這使周的壓力有所緩解。

周恩來最後的努力

年事已高的周恩來，患有癌症。1974年6月1日，周恩來因病情發展住進解放軍305醫院。在接受治療的間隙，他仍然堅持工作。毛澤東雖然批評他，但處理黨國大事仍然要依靠他。1974年下半年，他抱病準備第四屆人大，得到毛澤東支持使鄧小平接替他主管政府工作。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1954年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四年召開一次。1954年、1959年和1964年開了三屆人大。1964年12月第三屆人大只開了一次會。文革開始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名存實亡，8年沒開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地方各級人大和人民政府後被革命委員會所取代。這一耽擱，就是十年，直到1975年才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四屆人大要確定新一屆政府的組成，於是就發生了一場組閣之爭。

毛澤東因為視力進一步下降，看東西更加模糊，精神和體力都不好，只得聽從醫護人員的意見離京修養。1974年7月17日，毛主持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黨內領導層存在的問題，主要針對江青一夥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警告不要搞「四人小宗派」。當天下午2時，毛就乘專列離開北京，到長沙養病。[16-16]

江青很想把人大組閣的權力抓過去。10月18日，王洪文曾經到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狀，毛澤東沒有聽信，反而批評了他，說「有意見當面講，這麼搞不好」，並且叫他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要他回去後找總理、葉劍英談談。但是江青還不死心，以後又提出了組閣名單。

1974年12月23-27日，周恩來和王洪文一起到長沙向毛澤東當面請示四屆人大的最後準備工作，要決定今後政府的組成。當時，江青集團也密謀組閣。所以，這次毛、周見面是十分重要的。23日談到鄧小平，毛澤東要鄧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職務。24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和王洪文說：「你們在這裏談談，告訴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毛其實知道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也已經點過「四人幫」的問題。他對王洪文說「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在批林批孔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他說他自己也在做江青的工作，勸她三不要：一不要亂批東西；二不要出風頭；三不要參加組織政府。說她在批林批孔上是對的，說總理的錯誤是第十一次路線錯誤就不對了。

12月26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獨長談。他們最終確定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會議上的人事安排方案。[16-17]

1975年1月13日在四屆人大會議上，周恩來做了政府工作報告，張春橋做了修改憲法的報告。毛澤東還是平衡周恩來所代表的老幹部和「四人幫」這兩股勢力。2月2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建議由鄧小平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審批文件。毛批准。鄧小平實際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是周恩來對自己身後所做的重要的安排，以防止國家的權力落到「四人幫」手中。可是，鄧小平的命運掌握在毛澤東手中。

周恩來的遺憾

毛澤東雖然對「四人幫」有所不滿和批評，但要維護文革，他不能不依靠他們。特別是1975年下半年後，毛澤東病重，行動說話都很困難。這時他同政治局委員之間通過毛遠新保持不多的聯繫。毛遠新是毛澤東的侄兒，受毛澤東文革思想的影響，靠近江青。江青等借批林批孔，多方影射周恩來，並向鄧小平挑釁。11月毛遠新幾次在同毛澤東的談話中，都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只強調抓生產。這時已有相當一批高級幹部獲得解放，恢復了工作。毛遠新認為，要教育幹部對文化大革命有正確的態度，感謝革命群眾對自己的幫助教育。說鄧小平不擁護文革，這正觸痛了毛澤東的心病。11月20日毛澤東要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做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的要求是，對文化大革命做一個「應該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的評價。毛澤東自知來日無多，中央政治局如做出決議肯定文化大革命，就不好翻案。他要鄧小平出面主持這件事，顯然也是對鄧的試探和考驗。但是鄧小平婉言拒絕了。鄧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僅過了十天，毛澤東借批評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上告黨委書記遲群和副書記謝靜宜事件，停止了鄧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讓他只負責外事。

毛澤東把批評遲、謝兩人作風不正說成是有人要算文革的賬，總是要翻案，矛頭是對著他自己的。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從而在全國又掀起一個新的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上告信是通過鄧小平轉給毛澤東的，這個運動打擊的對象首先是鄧小平，以及一批已經恢復工作的老幹部。[16-18]這樣一來，鄧小平進行了9個月的整頓工作被迫中斷。

這時的周恩來已經臥病不起。他推薦的鄧小平整頓見成效卻突然遭此打擊，他已無能為力。早在9月份第四次做手術前，他已對自己牽掛的「伍豪事件」做了最後的安排。「伍豪事件」是1932年2月國民黨特務機關假造的一則——〈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在上海以及其他地方多家報紙上刊載。「伍豪」曾是周恩來在上海地下工作時期用過的一個假名。周恩來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書記、中央組織部長並主管中央情報保衛工作。周恩來因而是國民黨懸賞通緝的對象。在周恩來已經離開上海到中央根據地之後，國民黨搞了這個假啟事。中央根據地，即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得知假伍豪啟事後，曾經組織針對該啟事在上海登報闢謠。

1967年5月，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紅衛兵查閱舊報紙，得到這個伍豪假啟事，抄送給江青。5月17日江青給林彪、周恩來和康生三人寫了一封信，把啟事擺到他們面前。19日，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予以反駁，並將有關資料一併報送毛澤東。周恩來迅速做出反應，因為他深知，叛變罪名一旦成立，就會毀了他一生的名節功業。毛澤東看了以後，批示「林彪和中央文革閱存」。同年底，北京又有一個學生向毛澤東寫信重提此事，毛澤東於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衊。」但是江青等仍企圖利用這個材料陷害周恩來。周恩來已有覺察，把有關材料，包括毛澤東澄清的說明等亦拍照存檔。1972年批林整風彙報會上，毛澤東指示把伍豪啟事列入議程，讓周恩來講講。6月23日，周恩來在會上就此事做了報告，毛澤東指示把報告錄音和根據錄音整理的記錄稿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存檔。但此事沒有落實。7月，王洪文還叫人在上海檔案館尋找伍豪的材料，表明江青等沒有放棄他們原來的企圖。

1975年7月1日，周與身邊工作人員合影後說：「我這是最後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XX。」[16-19]在人的名字上或照片上打XX，是文革中流行的表示打倒某人的做法。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在做第四次大手術前，要來了1972年6月23日他自己報告的記錄，用顫抖的手在上面簽了名。當擔架車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突然睜開雙眼，使出全身的力氣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投降派遠指伍豪事件，近指1973年底政治局對他的批判會，可見這兩件事在他心上壓得多麼沉重。這次手術後，周恩來病情愈益加重，於1976年1月8日逝世。

注釋

[16-1]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頁177-178及186。

[16-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74。

[16-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74。

[16-4]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132-1133。

[16-5]《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80。

[16-6]《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710-711。

[16-7]《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181。

[16-8]《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845。

[16-9]《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839-840。

[16-10]《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872。

[16-11]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875-876；《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66。

[16-12]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930和947；《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03-605；宗道一：〈《新情況》事件內情〉，《黨史博覽》，1999年第7期；以及有關人士訪談。

[16-13]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頁211。

[16-14]參見《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34-635；彭程、王芳：〈毛澤東在游泳池的最後決策〉，載彭程、陳再道等：《中共政局備忘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38-39；有關人士訪談。

[16-15]《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第635頁；彭程、王芳，〈毛澤東在游泳池的最後決策〉，載彭程、陳再道等：《中共政局備忘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39。

[16-16]陳長江、趙桂榮，《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頁216。

[16-17]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159-1160；《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87-688。

[16-18]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291、1293及1294-1295。

[16-19]《周恩來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714。

17

喬冠華的厄運和小姐調離外交部

1999年6月12日晚，人們從BTV-2播出的《新中國外交》節目裏看到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的一些往事。喬冠華是被毛澤東點名為1971年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團長。當年中國代表團翻譯、後來成為喬的夫人的章含之在節目裏介紹了喬冠華在聯合國仰頭大笑的照片的由來。那是一位外國記者問他，此時此刻他的感受。這開懷大笑就是他給這個記者的回答。

三年後，也就是1974年11月，喬冠華接替了被免職的姬鵬飛開始擔任外長。對作為畢生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建國後一直從事外交工作的喬冠華來說，這是他事業的巔峰。誰曾想到這遲來的輝煌卻伴隨著具有文革特色的厄運。

喬冠華的外交生涯

喬冠華（1913－1983），江蘇鹽城人。一生同中國的國際關係密切相連。1929年喬冠華考取清華大學哲學系，在這裏開始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哲學著作，結交了一批有革命思想的師友。1933年畢業後，自費留學日本兩年。1935年，經清華大學和馮友蘭教授等推薦，喬冠華被派往德國圖賓根大學留學，他在這裏研讀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著作。1938年初，戰爭陰雲籠罩歐洲，中國遭受日寇入侵，喬冠華經法國回到香港。他參與創辦了《時事晚報》，以他的國際雜文和評論對日本和德、意法西斯鬥爭。喬的文章以氣勢磅礡、文采飛揚、筆鋒犀利、言辭激越著稱，在香港文化界產生很大影響。1939年底喬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42年12月25日港英當局無條件投降日軍前，喬撤離香港到重慶。在周恩來領導下，他參加中共《新華日報》的編輯工作。1943年1月到1946年3月，《新華日報》的國際述評大都是喬冠華寫的，署筆名「于懷」。抗戰勝利後，喬在周恩來領導的中共駐南京代表團外事組工作。1946年3月國共合作破裂，喬冠華又隨周恩來到上海籌辦英文版《新華周刊》。

建國後，喬冠華調進外交部，任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喬冠華的名字同新中國外交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外交文件的寫作聯繫在一起。他參加了中國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外交鬥爭。1951年夏，被派往朝鮮參加停戰談判工作，作為中國談判代表團的顧問，在二線負責提出具體談判方案，一直工作到1953年7月27日的停戰協定簽字。

1954年，喬冠華參加了討論印度支那和朝鮮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參與起草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的發言和代表團文件，並參加周恩來同蘇、美、英、法外長以及柬埔寨、印度、澳大利亞、比利時等十幾個國家代表團的交往。

1955年4月，喬冠華參加了在萬隆召開的亞非國家首腦會議，並參與起草了包含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神的會議文件。

1961年，喬冠華又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討論老撾問題。這次會期長達8個月，喬冠華仍以顧問身分參與中國代表團內分析形勢、研究鬥爭方針和策略，並起草會議文稿和定稿等工作。

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喬冠華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出訪亞非14國，負責代表團訪問活動的新聞採訪和發佈。

文革開始後，喬受到衝擊，但沒有停止業務工作。1969年以後的外交新時期，喬冠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69年10月，根據中蘇兩國總理在北京機場會晤達成的協定，中蘇兩國就邊界問題開始談判，喬冠華出任中國代表團團長。

1971年10月聯合國通過恢復中國席位後，一直到1976年，每年聯大都是喬冠華率團出席，在聯合國這個重要的國際講壇上代表中國發言。

1971年至1972年中美開始接觸，喬冠華參加了同美國的會談，是周恩來的主要助手，多次同基辛格會談。1972年2月27日簽訂的《中美上海聯合公報》，喬冠華是中方主要的起草人。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喬冠華又參加了中日建交的會談和中日恢復邦交公報的起草工作。

喬冠華的工作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讚賞。1955年萬隆會議後晉升為外交部部長助理。1964年出訪14國後晉升為外交部副部長。周恩來在建立外交部初期就曾說過，外交是打文仗。口才和文筆是兩個不可或缺的外交才能。喬冠華以其淵博的國際知識，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造詣，是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喬冠華的文采在中國早期外交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同他早年在香港寫國際述評和雜文抒發他個人對國際問題的見解和情懷所不同的是，外交是國家行為。建國後，喬冠華的文采所表現的是毛澤東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也是一分為二的。一方面，為成功地捍衛中國的獨立自主，奠定新中國外交的基礎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不切實際的世界革命思想和對當時世界形勢的不全面的認識。這特別表現在他參與寫作的反修文件和中蘇論戰文章中。

風流灑脫、豪放不羈，還有些桀驁不馴的喬冠華，在政治運動中幾度浮沉。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中，揭出不少喬冠華的所謂「右派言論」。喬被批判為「裴多菲俱樂部的主要成員」。幸而周恩來將他保下來了。1958年，外交部處理反右運動有關人員時，喬被定為犯了「嚴重右傾」的錯誤，受到「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新外長陳毅曾經在黨組會議上批評喬冠華是趙匡胤式的人物，「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文革高潮的1967年，外交部造反派提出「打到陳、姬、喬」的口號，喬冠華受到衝擊。不過，畢竟只是群眾運動，被批鬥過之後，喬冠華還能回辦公室批閱文件處理部務。沒想到他在文革尾聲中遭受滅頂之災，成為最後一個被推翻的外交部長。

喬冠華的黃昏戀

戀情是個人私事，之所以要在這裏談及喬冠華的黃昏戀是因為它發生在政治漩渦之中，關係到喬冠華的政治生涯中的最後劫難。

事情要從喬冠華晚年喪偶說起。喬冠華原來有一個外交家妻子龔澎，育有一子一女。龔澎1914年出生，祖籍安徽。父親是辛亥革命元老之一的龔鎮洲。1933年龔澎考入北平燕京大學。不滿現實，接近對中共友好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中共地下黨員，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龔澎到延安，一度擔任毛澤東的英語翻譯。1940年調到重慶擔任周恩來的英文秘書、中共代表團的新聞發佈員。喬冠華到重慶後也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新聞工作，與龔澎相識相愛，並於1943年結婚。建國後又一起調到外交部。龔澎是建部初期最能幹的女將之一，任新聞司司長，後晉升為部長助理。1970年5月的一天，龔澎突發腦溢血，醫治無效，於同年9月20日逝世。

1971年3月章含之被調入外交部。喬、章在工作中相識。喬冠華比章含之年長22歲。但兩人相互傾慕，1973年底結婚。這段婚姻是喬冠華晚年的莫大慰藉。章含之景仰並深愛喬冠華，不僅在他官場顯貴的時候，更在他政治上遭受不公正待遇、病魔纏身的艱難歲月。

章含之也非等閒之輩。她是章士釗的養女。章士釗是毛澤東的大同鄉，湖南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和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和教育總長。1949年為國民黨南京政府談判代表團成員。國共談判破裂，章士釗等遂留居北平。建國後，曾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因早年曾幫助過毛澤東籌款送一批青年出國留學，毛澤東十分感激。建國後，按毛澤東的指示，國家給他在北京東城史家胡同修建了一所宅院。章含之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攻英語，畢業後又讀了兩年研究生。1960年起在外國語學院教英語。章士釗1950年和1963年曾兩次帶章含之見毛澤東，就在1963年底見毛澤東時，毛請她當自己的英文教師。教了幾個月，1964年春夏，毛澤東忙於黨內鬥爭，英文學習停了。但因為有這層關係，文革開始後，章含之曾於1966年和1968年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一些她不解的問題。1968年寫信是她在學校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裏通外國」，被勒令搬到學生宿舍接受監督的時候。章含之的信受到毛澤東的關注。1971年毛澤東將她調進外交部，要培養成女外交家。由於這些背景，她在外交部同王海容一樣，與眾不同。章含之到第一亞洲司不久就由科員提升為副處長、司長。1971年章含之隨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為主要英語翻譯之一，同喬冠華接觸較多。章含之曾經有過一段不美滿的婚姻。1972年經毛澤東關心正式離婚。此後，喬冠華向她表示愛戀之情。結婚時，按周恩來的建議，章含之要照顧章士釗的宅院，喬冠華搬到章家。毛、周是否有意玉成這對有情人，不得而知。但當時外交部內對喬、章結合卻頗多閒言碎語，支持者有之，責難者也不乏其人。

三派較量，通天小姐得勝

70年代，中國外交形勢轉好之際，外交部內高層的爭鬥也展開了。當時盛傳著三派：姬派、喬派和小姐派。各自形成對另外兩股勢力的挑戰。所謂派，是指姬鵬飛、喬冠華和王海容三人各有一批擁護者。姬、喬在外交部資深年長權重，在文革的風風雨雨中，形成自己的勢力。王海容雖然資歷淺學問不多，但因為通天，是外交部的新貴，文革後期的造反派，自有一批人追隨其後，為她效力。這就是「小姐派」的由來。1973年，反對周恩來的學習班中有她的基本隊伍。一些使館裏也有她的耳目。她同部長副部長和一些資深大使老幹部之間的矛盾也就產生了。由於地位特殊，王海容在外交部不免被當成絕對權威的代表，她的話往往被認為是最高指示。人們怕她告御狀。她正年青氣盛，動輒反右傾、批判指責老幹部，訓斥別人。外交部內領導班子裏有這麼一位特殊人物，情況就很難正常了。集體領導制度和部長的決定權形同虛設，大小事情聽命於小姐傳達的最高指示，人稱「無字天書」。產生懷疑也無從查考，卻又無可奈何。政治經驗告訴人們，萬一要真是「最高指示」，懷疑了就可能招致滅頂之災。可是，人們心里畢竟不平衡。

陳毅逝世後，姬鵬飛被任命為外交部長。文革以來，他長期擔任常務副部長，陳毅不能視事期間名為代理外長。此公官運亨通，業務能力卻並不令人欽佩。在外交部的大會上講話，離不開下屬為他準備的講稿。對於外交業務、國際形勢等等不像喬冠華熟悉精通。喬雖是姬的副手，但是在外交轉軌的70年代早期，周恩來所倚重的是喬而不是姬。據傳，有一次毛澤東接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姬、喬兩人同時陪見。當毛問到姬鵬飛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時，姬無言以對。而問到喬時，喬則對答如流。後來，毛曾不指名地批評姬：「在我這裏把沙發都坐穿了，屁也不放一個。」不過這時毛還沒有決心撤換他這個外長。姬鵬飛外長職務被撤，是出訪歐亞四國之後。1973年6月6-19日，外長姬鵬飛應邀出訪英、法、伊朗和巴基斯坦，時任禮賓司長的王海容隨行。訪問歸來，王海容照例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彙報，認為姬在當時外交要大開展的形勢下，空手而返。後傳毛澤東批評姬鵬飛：「西天拜佛，如喪考妣，疲於奔命，所獲不多。」此話當時流傳頗廣，成了公開的秘密。在外交部內，先是在42號賓館內開21人司局長會批判姬鵬飛。然後由副部長仲曦東主持全部大會批判。禮堂內外，拉線廣播。[17-1]再往後，姬被調出外交部。後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繼續做官。

當部長要受制於通天人物，當然不是愉快的事。喬冠華在一些場合不止一次地發過牢騷：誰知道這是不是最高指示！但在這對矛盾中，小姐有毛澤東的光環籠罩，處於優勢。

喬冠華希望外放

1973年連續發生153號《新情況》事件，周恩來在中美會談中犯「右傾」錯誤事件，外交部內部、司、處各級領導也得跟著檢討。喬冠華作為主管副部長當然要承擔主要責任。在政治局批周的會上，喬冠華也發了言，事後深為內疚。這段時期，外交部似乎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都發現了「右」的傾向和錯誤，喬冠華成了部內「右傾」的代表人物。外交部反右傾的風波一度達到高潮，喬冠華被點名為「喬老爺的賊船」，情緒很緊張。在這種情況下，外交部的部、司級領導幹部又惶惶然，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

不過這一次有驚無險。中共要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這是一次特殊的代表大會，因為林彪逃走摔死，趕緊再修改中共黨章，去掉第九次代表大會時在黨章裏破格寫上的接班人。喬冠華受命去參加起草「十大」政治報告中的外交政策部分，還要準備9月在聯大的發言稿。就在中共十大上，喬冠華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後，喬出席聯合國大會。

1974年夏至1975年秋初，喬冠華家庭生活安祥，喬的健康狀況也有好轉。從工作上看，喬、章正春風得意。但外交部內的人事糾葛卻使他們感到壓抑。只有在國外時覺得擺脫了部內糾紛，所以他們想在國外多呆些日子。他們認為使館是一個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樣提心吊膽地生怕上面又出什麼風波，怕部裏有人打小報告，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喬冠華希望能夠被外放為駐美聯絡處主任。但是毛澤東不批准，說：喬冠華要留在國內，每年聯大是他的事。章含之不止一次講過這件往事：1974年聯大後喬、章經巴黎回國，住在中國駐法國大使曾濤的官邸。曾大使設宴招待，喬冠華不勝酒力，醉倒了。後來對章含之講了他的苦悶：「我醒來，屋子裏黑極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獨。我真怕有一天，所有的人都離開我，你也離開我！」[17-2]經歷了幾十年黨內鬥爭的翻雲覆雨，喬冠華身在高位，真正體會到高處不勝寒。

黃鎮請求辭職

其實，使館裏也並不是喬、章想像的那樣清靜。部內的爭鬥也反映到一些使館裏，駐美聯絡處有人向國內打小報告。

中國駐美國聯絡處的第一任主任是資深外交家黃鎮。他是從駐法大使任上調往美國的。按毛澤東的說法，「這次調任是升官，聯絡處比大使館還大使館！」黃鎮此時由副部（長）級晉升正部（長）級。

黃鎮1973年4月到美國赴任，1974年年底任期未滿奉召回國，有點不尋常。這時周恩來已經住進了醫院。12月31日，黃鎮回到北京，周恩來請他到醫院談話。這次談話，周恩來著重問了聯絡處工作的幾個問題。一個是關於聯絡處購買房產。周恩來曾特批900萬美元讓黃鎮全權處理聯絡處買房子的事。到任後，聯絡處買了一處有400多個房間的大樓，解決了辦公、宿舍和來往代表團招待等問題。另外買了兩處官邸，供開展外交活動之用，黃鎮和聯絡處副主任都沒有住進去。黃鎮要趁中美關係好的時候買下房子，還考慮再買三幢小樓，作為外交官開展外交活動用。但是對於他的安排，聯絡處外交官中有人不同意，要他賣掉已經買了的兩處官邸，黃鎮不同意。

周恩來又問黃鎮在外交活動方面，是否同在野的民主黨領袖等接觸多了。黃鎮說：共和黨、民主黨我都得交朋友。如果目前我只做在臺上的共和黨人的工作，將來民主黨上臺怎麼辦？

周恩來又問他，是否參加外交活動多了？黃鎮說：我們剛去不久，正在開展工作，人家指名請我，而且是很重要的場合，我不能推給別人。有的我不去由韓敘同志（聯絡處副主任）去，如果讓身分低的同志去就會得罪朋友。

聽了這些，周恩來說：「原來如此。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嘛！」周對黃鎮說：「前幾天我去主席那裏。主席告訴我，說你回來時要我與你談談，大約是有人反映情況到主席那裏去了。我一定向主席解釋。」

原來，聯絡處內有人打了黃鎮的小報告，而且風吹到毛澤東耳裏。黃鎮於是向周恩來談了工作上的困難，要求調動。周表示毛和自己是信任他的，讓他安心回去工作。聯絡處內的壓力來自部內一股暗流，攻不動黃鎮，轉而攻擊副主任韓敘和黃鎮的夫人參贊朱霖。有時黃鎮會收到莫名其妙的批評電報；有時，身邊有的工作人員無聲地對抗他。黃鎮於是決定開一次黨委擴大會。在會上，兩名工作人員一唱一和地批評聯絡處不講路線，提出老幹部至多60歲就應該退休，不要擋道。說什麼：「有的老幹部，自己不行，還要硬著頭皮幹，應該有自知之明嘛！」當時聯絡處只有黃鎮一人過了60歲。到會的人對於如此直截了當的進攻都很吃驚。黃鎮稍一遲疑，一拍桌子站起來，說道：「我馬上向中央發報，請中央派人來。如責任在我，我請求處分；如責任不在我，中央瞭解了，也就滿意了。你們也不用講什麼60歲不60歲，我完全可以辭職。」

黃鎮心裏明白，有人在上面利用特權，利用經常見到主要領導的機會，造謠中傷，偏聽偏信，還想控制對美國的工作。

當韓敘和朱霖建議黃鎮上告時，黃鎮告訴他們，部裏一個領導寫信給聯絡處一個幹部，要把其認為親黃鎮大使的幾位高級外交官調回國內，或分配去研究所，或下放勞動，還揚言要把韓敘「調到非洲最髒最熱的上沃爾特去喂蚊子」。

文革前，下級服從上級毫不含糊。黃鎮覺得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工作不好做，防不勝防。

1975年8月，黃鎮向外交部寫了請調報告，外交部遲遲未覆，黃鎮於是要給毛澤東發電報請求調工作。喬冠華只好去報告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鄧小平說：「外交部如果容不下黃鎮這樣一個老幹部，我可以讓他到軍隊去當副總參謀長。」喬冠華說：「要是這樣，還不如先把我調走。」結果覆電黃鎮，大意是：「諸事繁多，故不宜考慮調動問題。國內考慮，可趁基辛格、福特來訪之機回國面談此事⋯⋯」[17-3]

「造反派高抬貴手」

1975年10月，基辛格再次訪華。10月12日晚毛澤東接見後，章含之和王海容都參與通宵整理記錄。人困馬乏的時候，王海容對章含之說：「你別打瞌睡了，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你一定就醒了。」章問：「什麼消息？」王答：「要批判鄧小平了。」王海容告訴章含之，毛澤東批評了清華大學劉冰的信，並說鄧小平是後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

就這樣，在全國還未有動靜之時，外交部首先開始批判右傾翻案風。集中在兩方面的問題上：一是外交工作；另一是老幹部。喬冠華被批判，據說10月初他在紐約會見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談話犯了右傾錯誤。與基辛格談話的錯誤是遲遲不指出美、蘇搞新的慕尼黑陰謀，是黃華大使先講的。與日本外相會談的錯誤是急於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在原定的會談之外又加了一次會晤，而且說這都是毛澤東批評的。還宣佈要擴大範圍，把使領館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國學習。當然沒人敢反對。27日，喬冠華不得不違心地開始檢查所謂對美對日的右傾錯誤。喬此時想找周恩來，周已病重。喬又打過幾次電話請示鄧，鄧已無能為力。11月下旬，外交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會上，喬冠華受到的批判是：「外交部這次批右傾，外交上的右傾代表就是你喬部長。你在紐約同基辛格談判時抵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美、蘇在搞新的慕尼黑陰謀。』你在同日本外相談中日和約時右傾妥協！你的錯誤是1973年總理錯誤的重複和延續！」

另一方面，外交部的批判延伸到老幹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如所謂何英副部長的「對待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黃鎮的所謂「在使館執行錯誤路線，打擊青年幹部」。又說：「老幹部有人解放得早，把怨氣發在群眾頭上。」在外交部核心組會上，有人說：「當前的傾向是老幹部翹尾巴，不能正確對待年輕幹部。」一大批老幹部又面臨危機。[17-4]

喬冠華準備丟官下野。章含之不服，寫信給毛澤東告狀。12月12日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福特，喬冠華、黃鎮、章含之、王海容、唐聞生都在場。毛澤東記得黃鎮請調的事，突然問：「怎麼樣啊，黃鎮？你還去不去？」黃鎮答道：「聽主席的指示。」毛澤東又轉臉問福特總統：「你們要不要啊？」福特點頭說：「我們肯定要他回去。我們的關係是極好的。」後來毛澤東說：「那好，我看黃鎮還是到美國好。」黃鎮提出他在國外時間太長了。毛澤東說：「再去一年、兩年吧。」黃鎮說：「好，我堅決去。」

接著毛澤東對眾人說：「年輕人對他有些意見。他們兩個（指著王、唐）對喬老爺也有意見。這些人不好惹啊，受他們的氣啊！」[17-5]

福特總統走後，毛澤東又說：「老傢伙還是有點用處的。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輕視老傢伙！」又對王、唐說：「你們是造反派，原諒原諒老傢伙，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叫滾蛋！」王海容還有些不服，問：「老幹部是不是要對年輕人高抬貴手呢？」毛澤東沉吟了一會兒，才說：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評嘛！[17-6]

從毛澤東處出來，黃鎮的煩惱也消失了，興致勃勃地回家。喬冠華和章含之也精神振奮以為形勢並不那麼緊張。但是，實際上雙方的關係更加複雜難處了。

通向毛澤東的渠道

1976年初形勢進一步惡化，外交部又一次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喬冠華繼續挨批，周恩來已經作古。他去向鄧求助，但天安門事件後，鄧被再次罷官。喬見鄧顯得很疲憊，寫字時手有些發抖，就沒好麻煩他。

批鄧開始，喬冠華發高燒住進醫院。副部長仲曦東和韓念龍也找藉口躲開。王海容主持了外交部批鄧動員大會，老幹部徹底地失去了依靠的力量。他們有沒有想另找靠山呢？

喬冠華和章含之在找，其他一些老幹部也在找。一些老幹部，包括副部長和大使，有時在喬、章家裏議論，都認為王、唐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不妥。他們知道毛曾批評江青，但江青仍受重用。他們想利用江青。

他們曾經希望張玉鳳轉告毛澤東說：不約束這兩個人（指王、唐），外交部要亂。1976年批鄧後，張玉鳳不給轉信和傳話了，說：主席說外交部的事交江青管。這樣只有江青一個渠道了。正是在這個背景下，1976年4月25日，章含之寫信通過機要交通送給江青轉毛澤東。

江青聽了雙方的彙報。5月25日老幹部彙報，江青還宴請了一次老幹部。27日王、唐彙報。老幹部們企圖利用江青渠道解決王、唐的問題。用喬冠華當時的說法是：「先利用大王八蛋解決小王八蛋的問題。」老幹部們都同意，有的自己也寫了信通過江青轉毛，結果同喬、章的願望相反。毛澤東看到了章含之的信，批評這是「借刀殺人」。毛何所指？語焉不詳。但是，這個「最高指示」卻注定了喬、章的不幸。

喬冠華在劫難逃

當時正是四人幫大權在握之時，喬冠華在外交部已受到攻擊。5月下旬一次中央會議上，江青、張春橋指責喬在外交部不認真批鄧，應當對部內「不團結」負責並做檢查。

同年6月1日，尼泊爾國王訪問成都和西藏，新任總理華國鋒去成都同國王會談。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和副部長韓念龍先到了成都。但他未到機場迎接華國鋒，也沒有在賓館迎候，成為「對抗中央」、「蔑視中央領導」的罪狀。6月5日回到北京時，外交部已經貼滿了批判他的大字報。6月7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了有關外交部問題的會，指責喬不認真抓批鄧，而是打內戰，責令他回去開會，做檢查。喬給毛當時的聯絡員毛遠新打電話，毛遠新也說喬「想利用中央來幫你打內戰」。[17-7]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29日外交部接到中央辦公廳通知：24小時內京東通縣可能發生7級以上大地震。外國駐華使領館集中在京東地區，喬冠華立即指示組織外國駐華使領館人員緊急撤離北京，確保他們的平安。忙乎一天，24小時過去了。原來預報的大地震沒有發生，喬冠華又受到批評，說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嚴重錯誤」，是「在地震面前驚惶失措的表現」，是「有失國家尊嚴」。接著，外交部黨組開會批判喬冠華。喬冠華寫檢討。張春橋在檢討上批：錯誤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同批鄧聯繫起來。過了幾天，華國鋒到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卻一無所知。這時外交部已經有把喬拉下馬的大字報。[17-8]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四人幫被擒。中國政局劇變。10月17日喬冠華參加聯合國大會回到北京，處境更加惡化，因為他被歸到四人幫一邊去了。外交部內大字報揭發批判他「秉承四人幫意旨」把「按既定方針辦」塞進他在聯合國大會做的報告裏了。所謂「按既定方針辦」是毛澤東死後，9月中旬《人民日報》上刊載的毛澤東的遺囑。9月28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喬冠華的聯大發言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其中有一條就是：全國都在學習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聯大報告中怎麼沒有寫？應當加進去。於是喬冠華佈置把這些意見加進了報告。四人幫打倒後，華國鋒說這條遺言是四人幫捏造的。指示外交部：聯大報告裏的「按既定方針辦」要刪除。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團按指示在喬冠華發言前將這句話刪除。批喬時，有大字報根據《人民日報》發表的未經刪改的講話全文，指責喬冠華把這句話塞進了聯大報告，以證明喬追隨四人幫。16年後的1992年夏天，章含之有機會到紐約，她在聯合國總部檔案庫中查到1976年10月5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的原始發言記錄，中文原文和英文譯本都沒有「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17-9]這個核對的工作按理應該在當年批判喬冠華時做，或向代表團有關人員瞭解，或指示在紐約的中國工作人員查原始檔案，或查清《人民日報》發表的稿子是怎麼回事，都不難。但歷次政治運動中，不核對事實就定罪批判的事情太多了。

喬冠華與四人幫

審查喬冠華的時候，外交部黨組指責喬「在周總理病重和四人幫插手外交戰線的時候投入四人幫的懷抱，成了王、張、江、姚企圖篡奪外交大權的代理人」。[17-10]打倒喬冠華的主要罪名是他陷進四人幫，想當副總理。傳說四人幫的組閣名單裏列了喬為副總理。

外交部的人對喬與四人幫的關係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說喬反對四人幫，另一說喬為四人幫招兵買馬。政治風雲，變幻莫測。

持第一種說法的如陳有為，前駐美大使館參贊，卸任後滯留美國。陳在一篇文章中披露，1974年秋，喬在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一天晚上曾酒後痛罵四人幫，說：姓王的、姓張的、姓江的、姓姚的決沒有好下場。當時代表團成員周南（後為駐香港新華社代表）、冀朝鑄（後為聯合國副秘書長）和李道豫（後為駐美大使）在場，趕緊把喬的夫人章含之找來勸阻。同年12月31日，喬獲悉王洪文等擬一組閣名單要搶班奪權後，曾賦一首小詩：午後聞言有感：「笑看雞蟲鬥，惶惶無已時；何如小窗裏，臥讀輞川詩。」反映了他對爭權奪利的厭倦和對四人幫的不屑。[17-11]

第二種說法是外交部指控喬冠華的罪名。外交部內有些人持此看法，前駐巴基斯坦、加拿大、美國大使，70年代後期一度擔任副外長的章文晉同喬冠華多年同事，同章含之家是世交。其夫人張穎是喬冠華已故夫人龔澎生前好友。90年代張穎在一篇紀念龔澎的文章裏寫到一件事：1975年底一個晚上，章文晉夫婦應邀到喬冠華家，喬冠華和章含之分別同張穎和章文晉談話。談話內容雷同，不外乎周恩來病重，識時務者為俊傑；江青如何賞識章文晉和張穎等。談完從喬家出來，章文晉夫婦認為這次談話是企圖為四人幫招兵買馬。[17-12]

罷官被鬥

1976年12月12日李先念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宣佈任命黃華接任外交部長，免去喬冠華外長職務，並給他定了以下罪名：

——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錯誤估計形勢，賣身投靠積極參加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

——明知毛澤東嚴厲批評過四人幫，卻把這當作謠言來追查。

——對毛澤東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極為不滿，在對外活動中加以貶低和刁難。

——借批鄧與反擊右傾翻案風之名，欲把瞭解四人幫底細的王、唐打成反革命。[17-13]

既然掛上四人幫，就成了敵我矛盾，喬冠華和章含之被分別隔離審查。外交部的各個地區業務司，過去由喬主管，這時三天兩頭把喬冠華從監禁中提出來輪流批鬥。在國際司，甚至有人把喬鬥倒在地。又在北京體育館開了批鬥喬冠華大會。陪鬥的除章含之，還有外交部人事司長楊琪良等。會場氣氛激烈。喬冠華本來患有肺結核，年紀也大了，體力不支，讓他坐著，其餘被鬥者站著。組織者在批鬥現場安排了一位姓金的醫生，鬥到個把小時，就把喬冠華拉下去吸氧。[17-14]

1976年底，中共中央開會，華國鋒要求開除喬冠華的黨籍。後來還有人主張把喬冠華送到北京衛戍區去關押。鄧小平當時尚未全面復職，但是，說話是有分量的，他認為喬是毛和周培養的人，應當留有餘地。[17-15]喬冠華才免於坐牢。

小姐調離外交部

主張「兩個凡是」的華國鋒下臺後，「通天人物」在外交部也難呆下去了。

兩小姐文革十年，飛黃騰達。但今天回顧起來，客觀地說，也乏善可陳。因為文革十年是國家民族的一個大災難，她們的貢獻也就是上上下下跟著整人而已。頭一年打垮了一批老造反，但是反過頭來，她們比老造反還造反。在批極左、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運動中，被她們打擊的群眾和老幹部不勝枚舉。因為，她們以特殊的身分進入了領導班子，對這些運動的進行有著特殊的影響；加之她們在外交部頤指氣使，得罪的老老少少不在少數。

外交部出現聲討王海容和唐聞生的大字報，主要算她們反周恩來總理和反對鄧小平的老賬。毛澤東嚴厲批評周恩來的絕密講話知道的人不多，現在都要算到江青的賬上，小姐同四人幫也有講不清的關係。大字報揭發批判的聲勢越來越大，這個情況反映到中央，中央組織部派人同她們分別談話。她們涉及的不光是她們自己，由於當時高層各方都要利用她們，她們的活動就牽扯到高層的許多人和事。這時，鄧小平和李先念說話，不要追問她們，也不要她們講清楚了。

中共十一大以後，兩位小姐也不宜再在外交部呆下去了。她們調離外交部，上黨校學習。追隨她們的人，即所謂小姐派人物，也一度受到冷落。

注釋

[17-1]參見陳有為：〈喬冠華蓋棺十年仍未論定〉（下），《世界日報》（美國，中文版，1993年10月10日）。

[17-2]章含之：《我與喬冠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頁63；章含之：《風雨情：憶父親、憶主席、憶冠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175-176。

[17-3]詳見尹家民：《黃鎮將軍的大使生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84-285及303-315。

[17-4]參見章含之：《我與喬冠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頁63；章含之：《風雨情：憶父親、憶主席、憶冠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83。

[17-5]尹家民：《黃鎮將軍的大使生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320-321。

[17-6]尹家民：《黃鎮將軍的大使生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322；章含之：《我與喬冠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頁63；章含之：《風雨情：憶父親、憶主席、憶冠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83-84。

[17-7]章含之：《我與喬冠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頁63；章含之：《風雨情：憶父親、憶主席、憶冠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95。

[17-8]章含之：《我與喬冠華》，頁96-98。

[17-9]章含之：《風雨情》，章含之：《風雨情：憶父親、憶主席、憶冠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216。

[17-10]China Law and Government, Vol. X, No. 1 (Spring 1977), pp. 106-107.

[17-11]《明報月刊》（香港），1995年4月號，頁95。

[17-12]張穎：〈傑出的女外交家龔澎〉，載程湘君主編：《女外交家》（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5），頁472。

[17-13]陳有為：〈喬冠華蓋棺十年仍未論定〉（上），《世界日報》（美國，中文版），1993年10月3日。

[17-14]陳有為：〈喬冠華蓋棺十年仍未論定〉（上），《世界日報》（美國，中文版），1993年10月3日；徐公美：〈不止是一個人的悲劇——也談喬冠華蓋棺未能論定〉，《世界日報》（美國，中文版），1993年11月7日。

[17-15]參見陳有為：〈喬冠華蓋棺十年仍未論定〉（下），《世界日報》（美國，中文版，1993年10月10日）。

18

撥亂反正

1976年，毛澤東逝世。打倒四人幫。

鄧小平再次復出掌舵。中共中央決定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改革開放，帶來了振興中華的春天。外交部同全國一樣，也必須撥亂反正。

「沒有發現冤假錯案」

打倒了四人幫，高瞻遠矚的中央領導提出：中興偉業，人心為上。平反文革和歷史上積累的冤假錯案問題提上日程。克服重重阻力，這項利及千秋的大事在全國展開。

外交部文革十年，打了一千多五一六，還有各種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等等。它承認並改正冤假錯案嗎？1978年初，政治部也成立起一個復查辦公室，只有一間房子和兩名剛調來的幹部。[18-1]同年6月20日外交部在給中央組織部的報告中稱：「外交部沒有發現冤、錯案件，不存在昭雪平反問題。」[18-2]

事實俱在，竟一口否認。這也不奇怪，它反映了當時當權的「兩個凡是」領導的觀點，借以證明整人沒有錯。再說，文革中所謂「五一六」製造的外交部四大案件，姚登山要當外交部長，等等，等等，一件也沒有證實，不了了之。其他許多反革命罪名也同樣是欲加之罪，不能成立。不過這一切當時都有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和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不能推翻。

張殿清的大字報

知情者和受害者中有些人到外交部申訴或貼大字報，敦促它落實政策。最突出的例子是張殿清。這裏需要對張殿清的情況做一簡單的介紹。

張殿清，1937年出生。家庭成分是貧農。父母早年參加革命，都是共產黨員，地方上的領導幹部。他1964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學的是政治經濟學。畢業後即被分配到外交部，在國際司工作。1966年初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預備黨員。他屬於根正苗紅的一代。在60年代中期入部的一批年輕幹部中頗有代表性。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親眼看到很多人無辜挨整。所以當中央提出反對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他就積極響應號召，起來批判。1966年12月中旬部黨委說外交部沒有執行資反路線，張殿清貼出大字報，指出：這是掩蓋事實。他串聯了部內一些單位的青年幹部組成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成為聯絡站的第一任核心組負責人。

1967年4月聯絡站批判「二月逆流」中，張殿清同聯絡站核心組內激進派發生分歧。在討論對陳毅的態度時，他明確反對「打倒陳毅」的口號。5月，少數人提出「要動一動總理」，張殿清也明確反對。因而他被一些人指責為「造反派內的右派」。王力「八七講話」後，一些人到聯絡站造他的反。核心組改選時，他被排擠出核心組，回到國際司。9月中下旬，張殿清又起來批判王力的「八七講話」，提出必須批判聯絡站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10月18日，聯絡站核心組垮台後，張殿清組織成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臨時勤務組（臨勤），後與總部、攀險峰聯合組成大聯合籌備小組，再次參與領導外交部的運動。

1968年，新的分歧出現了。他看到總部、攀險峰和臨勤的一些人要把聯絡站打成反革命組織，把參加聯絡站的廣大群眾打成壞人和反革命，又提出了異議。他強調說：他們都是一些年輕人，肯定是犯了錯誤，但他們不是壞人，不是反革命。這樣大聯籌內又批判他「右傾」、「為極左翻案」。正式成立外交部大聯合委員會時，他又被排擠在外。

1969年整黨，支部大會討論張殿清轉正問題時，肯定他在文革中起來造反，反對王力「八七講話」等沒有私利，一致通過他按時轉正。以後他到青海他妻子所在單位勞動鍛煉。

1971年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外交部將他召回。專案組要他寫揭發材料。他揭發不出「五一六」，專案組對他不滿意。他先被下放到外交部江西「五七幹校」勞動，後於1974年調離外交部，分配到秦皇島市外事辦公室。但是，他還受到外交部文革是非的影響。半年後，又被調出外事系統到民政局工作。幾經輾轉，直到1986年他才被調到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教授政治經濟學，用上了他所學的專業。

張殿清是站在潮頭經歷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了解外交部前段運動的情況。1978年2月他到北京出差，得知外交部說沒有發現冤假錯案，他又毅然拿起筆揭露這樣的說法不符合事實。他指出：外交部內存在大量的冤假錯案，現在外交部內很多人是敢怒而不敢言。他列舉出一批例子，如潘自力、劉曉、許建國、朱其文、柳雨峰、姚仲明、曾湧泉、宦鄉、陳家康、王炳南、施谷、張勃川、羅貴波、徐以新、董越千、戈更夫、田景風、董希白等老幹部打成走資派、叛徒、特務、假黨員；把擁有兩千多人的外交部聯絡站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揪出1,700多個「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以及在外交部內製造了「火燒英國代辦處」、「動檔竊密」、「奪外交大權」和「五一六」四大反革命案件。[18-3]

張殿清就他所了解的情況寫了12張大字報，其中包括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1979年1月初他到外交部要求貼出大字報，這個要求當然不會被應允。外交部門禁森嚴，由政治部派人在傳達室接待，讓他把大字報留下來，他們替他貼。在張殿清堅持下，1月24日當時主管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政治部的副部長張海峰接見了他。張海峰1964年至1973年先後任駐東德和羅馬尼亞大使，對外交部運動總的情況有所了解。張殿清又就一些主要問題做了說明，最後建議，外交部應該像別的部委那樣把原來的人和事認真核查來正確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世界上的事，不平則鳴，總會有人站出來說話的。

落實政策

大勢所趨，外交部沒有錯案一說通不過。

1979年12月31日下午，外交部搞了一次落實政策。那是在外交學會大禮堂開會，政治部一幹部講話，輕描淡寫地宣布了一個落實政策名單。而他講話的主要內容是數落聯絡站的「罪行」。宣布的名單中主要是清理階級隊伍中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的人，如游殿書，1966年，運動開始時就被批鬥。說他同另外三個人成立反動黨團。事實是，他在學校時與兩個同學聊天，他們喜歡教書，將來教書，還要當教育部長。僅此而已。到1968年，「一打三反」運動中抓現行反革命，他竟因此被關起來，定為反革命。游殿書為此戴了12年反革命的帽子，斷送了大部分青春年華。游殿書是學德文的，後來被分配在世界知識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又如劉鳳山，18級的老機要員。1968年風聲鶴唳到處抓反革命的時候，就因為他在一本參考資料上亂畫，在林彪的語錄上劃了道道而被當作反革命。直到林彪死後，才在沒摘帽沒結論的情況下，又讓他擔任黨支部書記。此時才正式平反。又是一個12年。再如因所謂反動標語被抓的周鍾型，也得到平反，恢復名譽。80年代中期，他在中國駐紐約的聯合國代表團任一等秘書兼辦公室主任。

一些人的冤案平反了，這是好的。但是還有大量冤假錯案沒有涉及。人們對這樣草率地所謂落實政策很不滿。當時有一個調幹支部，尚未分配工作的老幹部們在這裏過組織生活。對外交部不分配他們工作，不落實政策的情況這些老幹部意見很大。有一次，幹部司召集他們在外交部東交民巷30號禮堂開會。主持會議的幹部態度傲慢。與會的老幹部們，包括徐以新、曾湧泉、李涵珍等都很氣憤。曾湧泉甚至走上主席台，搶過話筒，責問幹部司的人：你們自己沒有錯誤？

經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中央決議否定文化大革命，外交部這才著手認真抓落實政策。調整了復查辦公室的班子，配備了一些司、處級幹部。又增加了房子。分成幾個組進行工作。同時部內和部屬各單位也成立了專案復查小組。總共有200多人參加這項工作。他們每天接待上門的申訴不計其數。有的案件還需要復查人員登門聽取意見。晚上或周末，還有不少人找到他們的家裏。不少當事人，被迫害致死或含冤逝世者的家屬找到復查組，聲淚俱下地申訴。開始時，因為不認錯，平反的尺度掌握得很嚴。有的復查人員還盛氣凌人，張口就訓人。使得一些原來就有氣的申訴者和他們頂撞，以致吵鬧和相互謾罵。也有人要到外交部貼大字報揭露真相。有的幹部遭迫害，多年被扣發工資，每月只發給本人15元生活費，家屬孩子生活困苦。他們要求解決問題，甚至有揚言不解決就帶著孩子到復查負責人家去吃飯的。[18-4]後來盛氣凌人的政工人員態度也有所緩和，對受迫害者表示同情。許多人的結論拖了十來年，談了多次，就是做不下來。因為現在人們敢於指出：你這個結論與事實不符，我不同意，不簽字。本人不同意，也就結不了案。結不了案復查的成績就受影響。

這樣，80年代頭幾年給一大批人落實了政策，即將文革中已經做過的錯誤結論和處理改正過來。大體說來，對於歷史上的叛徒、特務、假黨員之類問題和一般性的反革命問題，給當事人改正，還當事人的清白。還先後數次在八寶山開追悼會，給被迫害致死的人平反昭雪，包括像含冤跳樓而死的郭贊。但對於文革中所謂極左和五一六問題，落實政策有幾個特點：

1.減法處理。和當初抓「五一六」時要越多越好相反，現在要盡量表明被整的人很少。凡是曾經被批判鬥爭過但沒有戴帽子的，不算數；曾經給行政或黨紀處分的，取消處分。但都在檔案中留個尾巴：文革中犯錯誤。

2.被戴五一六帽子的20人，一風吹。那些年，他們是被當作反革命，剝奪了公職，強制勞動，沒有薪餉，只有微薄的生活費。落實政策恢復了他們原來的幹部級別待遇，大部分分配了工作。不再分配工作的老幹部，按原來級別享受離休待遇。

3.在文革中，抓「五一六」大張旗鼓鬧的最凶，時間最長，打擊面最廣，使人受害最深。但到落實政策時個別談話，個別解決。隻字不提「五一六」，好像沒有發生過抓「五一六」這回事。

有的當事人要求對清查五一六的錯誤給個說法，政工人員則勸說他們要「顧全大局」。作為組織措施，這種悄悄改正當事人只能接受。儘管不徹底，但畢竟是重要的改正。改正後的組織結論中仍有強加給當事人的不實之詞，不少人在組織結論上簽字的同時，也書面闡述了本人的意見，與結論一併歸檔。

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已經擺脫了運動的陰影，大大前進了。即使留尾巴，黑材料沒有按政策銷毀的，恐怕也沒有甚麼用了。當事人差不多都已離休或退休。有些人已經作古；健在的正安享晚年。其中，文革中調離外交部的人，起初受到歧視，但隨著全國形勢的好轉，撥亂反正的深入，對文革的否定，特別是他們本人的表現，處境也都有好轉。他們中很多人又成了新的工作崗位上的業務骨幹，為國家的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

被錯誤戴上「五一六」帽子的20人中，吳亮璞80年代曾任中國駐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大使館參贊；霍明在世界知識出版社擔任領導工作；王榮久在世界知識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倪立羽和金君暉為國際研究所研究員：黃金祺和王中琪在外交學院分別任法語和英語教授；張北和王書鍾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任研究員，分別從事日本和美國研究；段紀霄在外交部基建處任職；俞德聖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任教授；朱根華先後在世界知識出版社和人民日報社任美術編輯；李玉民在首都師範大學任法語教授。

其他離開外交部的，有的轉到國務院其他部委，如公安部、安全部、最高法院、外經貿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稅務總局、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還有的成為科研、大專院校、新聞、翻譯等方面的專家、學者。過去政治上受歧視，不能入黨的，在新的工作崗位上，表現出眾，被發展入黨。有的擔任了中國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代表，有的多次出國進行學術交流、國際採訪、出國考察等。其中有些人是過去因為政治上被懷疑，外交部內控，不能出國的。

下面簡單介紹一下前面提到的部分領導幹部的晚年。

姚登山離休

1980年8月姚登山被釋放回家，關在秦城監獄9年有餘。也不能叫服刑，因為並沒有給他判刑。一直到人釋放了，案子仍沒有結論。

1981年4月，外交部政治部工作人員同他談結論，態度蠻橫，姚不能接受，沒有結果。過了一年，到1982年4月，政治部副主任朱霖代表中共外交部黨組再次同他談結論。朱的態度和緩。值得注意的是，因「五一六」罪名逮捕入獄事也一字未提。結論中這樣寫道：「當時對姚拘留審查是必要的。」結論稱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有攻擊周總理，堅持打倒陳毅等嚴重錯誤。

已經過了15年，外交部落實政策的人仍然是1967年的老調。首先對攻擊周總理一條，姚登山根本不能接受。朱霖把結論給了他，說他可以抄錄，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於是，這一次他在結論上簽了字，另寫出自己的意見。他寫道：

多年來，我對毛主席無限崇拜，甚至達到迷信的程度。認為毛主席就是黨。在長期鬥爭中，對毛主席的指示，從未有過任何懷疑，總是堅決地，不怕死地去貫徹執行。這次回國後，黨中央給予我極高的榮譽，我認為應當更加拼命地去執行毛主席的指示。但由於我的路線鬥爭覺悟低，缺乏應有的警惕性，從而未能識破王力、關鋒、戚本禹盜用毛主席、周總理的名義，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的真實面目，把他們的講話當作中央指示去執行。因此我在1967年8月的運動中，說了錯話，做了錯事，致使自己犯了錯誤，而且我認為是嚴重錯誤。

姚登山總結自己的錯誤，主要是擴散王力、關鋒、戚本禹的講話，其次是對聯絡站砸政治部表示支持；錯誤地說過︰「砸爛部黨委，徹底革命」，參與研究上報周總理的外交部新領導班子的方案。對於結論中不實之詞，一一據實加以澄清。

政治部接受了他的申訴，並稱可以與組織結論一併歸檔。姚案至此告結。

中共外交部黨組的結論中最後寫了對姚的組織處理決定：「考慮到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況和姚登山同志的全部歷史，在文化大革命前為黨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以及姚登山同志有認錯的表現，為此，決定對姚登山同志從寬處理⋯⋯決定給予姚登山同志留黨察看一年處分（自1971年6月11日至1972年6月11日）。自1980年8月起恢復行政11級。」按照這個結論，姚登山的黨籍一直存在，留黨察看早在他被捕的第一年就已結束。出獄時恢復了行政待遇。

在一紙結論的背後，還隱藏著姚登山一家的辛酸歲月。姚的夫人孔明珠早年也在山西參加革命。她堅信姚不會是反革命。他們有6個孩子，還有姚的老母，全家8口人。在姚被關押的9年中，他們政治上受歧視，經濟上只能靠孔明珠一人70多元的工資，向老戰友借貸維持生計，困難可想而知。

做了結論之後，姚登山於1982年5月向外交部黨組要求工作，一直在調幹支部參加活動。1985年6月，他隨著大批老幹部離休。他是個閑不住的人，除了參加老幹部的學習活動，讀書看報以外，他還熱心地幫助山西家鄉發展經濟。姚登山1998年病逝於北京，享年80歲。

羅貴波出任山西省長

直到1978年春，經羅貴波本人向中共中央申訴，中央決定他到中央黨校學習。同年12月，他被任命為山西省省長、省委第二書記。1982年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5年在北京病逝。[18-5]

徐以新解放

徐以新副部長從1972年下放五七幹校，1974年停止黨籍，掛起來了。一直到1978年夏天，黨小組長來通知他交黨費，就算恢復組織生活了。按他自己的說法：糊裏糊塗地停止了黨籍，又不清不白地恢復了黨籍。他還算幸運，1979年奉派出使巴基斯坦，至1982年任滿回國。離休後，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1994年在北京病逝。[18-6]

劉曉平反

監獄的折磨使劉曉精神嚴重失常，1976年冬天，才獲准回北京治病。但是他的問題還沒有解決。1981年8月中共中央給他正式平反。後來，他被任命為外交部顧問，恢復了政治和生活待遇。1988年6月在北京病逝。終年80歲。[18-7]

喬冠華的歸宿

喬冠華和章含之不失希望，在困境中相守。直到1980年，外交部發給喬冠華一個更正通知：1958年說他犯右傾錯誤，給他處分是錯誤的，予以撤銷。殊不知，那個處分雖然荒唐，對他的事業仕途倒沒有發生什麼影響。真正毀了他的是他此時極盼昭雪的罪名：想當四人幫的副總理。

1982年胡耀邦曾經說過：喬冠華對外交有貢獻，文革後期處在特定的條件下，有的情勢不可免，在台上有難處。同年，趙紫陽在一次中央外事領導小組會上問過黃華，喬冠華問題為什麼還不解決？趙認為應當讓喬出來工作，至少可以研究外交政策。黃華回答說：喬的問題還沒有結論。[18-8]從1976年到1982年，已經6年過去了，連個結論還沒有。人已經定了罪，批了，鬥了，撤職了，有的甚至送進監獄。豈不怪哉！對大批挨整的群眾幹部如此，對陳毅如此，對姚登山如此，對喬冠華還是如此。這就是十年文革一以貫之的整人模式。

同年12月22日下午，習仲勛和陳丕顯約喬冠華和章含之到中南海談話。習仲勛最後說：「過去的事一風吹了，一筆勾銷。你是黨內的老同志，受點委屈要想得開。」陳丕顯說到他本人受過不公正對待，還說：「我們入黨幾十年，差不多都經過這樣那樣的挫折，受過委屈，你也不要計較了。」他們還徵求喬對工作的意見。喬冠華雖自知癌症已擴散，但是還渴望工作。[18-9]可是安排工作也遇到阻力。最後給安排了一個對外友協顧問的閒差。

1983年9月22日喬冠華逝世。因為文革問題沒有結論，後事處理上，有關部門和有些人在悼詞評價、登報是否發照片以及骨灰安放位置等等的規格高低上爭論不休。章含之認為喬已超脫這一切，建議：一、取消官方的遺體告別儀式，改為家屬自辦；二、不搞悼詞和評價之類的書面東西，從而正式公告暫可不登報；三、骨灰不存八寶山，由章自己保存。

1983年10月25日在北京醫院舉行喬冠華的遺體告別儀式。正面牆上一條橫幅寫的是：「沉痛悼念外交戰線優秀戰士喬冠華同志」，免去了官階。另一面牆上寫著喬冠華最後的心聲，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985年11月17日，章含之將喬冠華的骨灰安葬於蘇州東山。她選了山頂上一塊16平方米見方的墓地。墓碑是一塊黑色的大理石，體現喬的堅定和剛直。墓身周圍地上鋪著鵝卵石，墓後種著兩棵塔松，墓前台階旁有兩棵桂花樹。

每年清明節掃墓，不少人打聽「喬冠華的墓在哪裏？」有人在他的墓前放下鮮花。[18-10]

這樣的歸宿，要比擠在八寶山的部長靈龕裏更適合喬冠華其人的瀟洒心性。

王海容和唐聞生的新崗位

平心而論，文革開始時，王、唐是剛出校門的年輕人，涉世不深。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有革命的熱情。她們由於特殊的地位而接近權力中心，為當時陷入錯誤的權力所用，也是身不由己。

進入80年代，王海容被分配到國務院參事室，任參事。唐聞生到英文版的《中國日報》為副總編輯。但是沒過多久，就是1984年整黨，黨員要重新登記。這次登記要求把文革的問題說清楚。唐聞生文革中入黨，也要說清楚。但她又不能說，重新登記一時遇到困難。後從《中國日報》調到鐵道部任外事局局長。

注釋

[18-1]朱霖：《大使夫人回憶錄：匈牙利、印尼、法國、美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頁247。

[18-2]張殿清：《給中央首長的一封信》，油印本，1979年2月15日，頁2-3。

[18-3]張殿清：《給中央首長的一封信》，油印本，1979年2月15日，頁3。

[18-4]參見朱霖，《大使夫人回憶錄：匈牙利、印尼、法國、美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頁247-248。

[18-5]參見羅貴波：《革命回憶錄》（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

[18-6]李樵：《徐以新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頁385-389。

[18-7]參見仇學寶、于炳坤：《魂繫上海——劉曉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頁298-314。

[18-8]陳有為，〈喬冠華蓋棺十年仍未論定〉，《世界日報》（美國，中文版），1993年10月3日。

[18-9]章含之：《我與喬冠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頁7。

[18-10]章含之：《我與喬冠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頁119。

後　記

關於外交部文革，頗具影響的美國《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有這樣一些話：「他（王力）選定外交部為行使權力的部門之一。（1967年）8月7日，他發表了講話。這是他和姚登山對外交部和陳毅發出的最後一擊。隨後的兩周內，造反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與緬甸和柬埔寨的關係嚴重惡化，英國代辦處被焚燒。這些都是姚和王的過激行為造成的。姚自做主張給中國駐外使館打電報⋯⋯」[19-1]

這是國際上流行的對1967年中國外交和外交部文革的看法，都是圍繞王力八七講話和姚登山加以演繹。可惜這並不是歷史的真實。王力講話是對陳毅的最後一擊嗎？「姚和王的過激行為」就能「造成」中國與緬甸和柬埔寨關係惡化、英國代辦處被燒嗎？奉命造反的造反派什麼時候完全控制過外交部？姚登山什麼時候給哪個駐外使館打過電報？

這種敘述不但把一個複雜的歷史事實戲劇性地簡單化了，同時又把事實扭曲得更加混亂不清。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關鍵在於這些作者得到的信息不真實。寫的是中國的事情，信息源在中國。而這樣的信息正是文化大革命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給出的。30多年來，這幾乎是唯一的信息源。

王力八七講話是文革中外交部的一個惡性事件。但不是孤立的。時至今日，與上述類似的錯誤仍然出現在國內媒體上。《中華兒女》（國內版）刊登特稿〈「王八七講話」與外交部「奪權」鬧劇〉，其中這樣寫道：「8月19日，外交部造反派不顧周恩來一次次嚴厲批評與警告，竟冒天下之大不韙，衝擊砸爛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大印，悍然宣布『奪取』部黨委領導權。」砸政治部事件是有的，但不是8月19日；查封大印、悍然宣布奪權就同事實出入太大。這位中國作者顯然不知道外交部造反派曾向周恩來總理上報了改組領導班子的建議。周上報了毛澤東主席。毛不滿意那個名單，沒有批准。周還讓造反派再擬一個名單。這怎麼能叫「悍然奪權呢」？為什麼事情會是這樣的呢？

這些事情都不應該發生。但既然發生了，實事求是地認識批判，才能得到教訓。

三十多年來，外交部文革真相被演繹出的一幅幅漫畫遮蓋了。從這種漫畫中看不出文革有什麼不對，外交部只是1967年8月幾個反革命野心家要奪權。這種掐頭去尾又胡編亂造的故事講了30多年，還在以訛傳訛。這樣能夠正確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嗎？

文革這場全中國的大災難，在外交部不是例外。外交部文革各個階段，都是為了革命大批判而歪曲事實。這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使然。文革開始時，許多是非就是顛倒的。在維護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堅持和發揚階級鬥爭、反右的錯誤基礎上反對「修正主義」、「走資派」和橫掃牛鬼蛇神。領導嚮應號召積極發動文革，在群眾中抓牛鬼蛇神；群眾嚮應號召在領導中揪走資派；群眾分裂成對立的派別互相鬥爭。從這樣的錯誤前提出發，運動的每一步都是錯誤的，每一步都走不通只能導致混亂。領導橫掃牛鬼蛇神，整了許多人；群眾起來造反，批判「資反路線」，奪權。造反過了頭，領導回頭來，一巴掌把他們打翻在地，抓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等等一直延伸到70年代中期。而所有這些批判都是不顧已經發生的事實，而是捕風捉影地歪曲事實，捏造罪證，無限上綱。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更是大搞逼供信。群眾運動銷聲匿跡之後，領導之間的鬥爭突出了。周恩來受批判、三任外長全都非正常地被免職。上上下下多少人受到傷害？

外交部文革的獨特部分是外交。這是一個突出的領域。頭兩年大肆宣揚世界革命、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定為駐外使領館的首要任務、「九九指示」、駐外使節和外交人員被召回國參加文革。外交交涉中最最強烈抗議、撤館、斷交之聲甚囂塵上。群眾參與外交，豈止「三砸一燒」。中國在國際上一時陷於孤立，朋友越來越少。物極必反，而且解鈴還需繫鈴人。到60年代末，毛澤東終於改弦更張，調整外交政策，這才有了轉折：重新向建交國家派出使節，修補對外關係，並接受了美國伸過來的緩和的手。70年代初中國恢復了聯合國席位。中國外交局面從此大為改觀。1970年到1976年建交的國家由50個增加到111個，遍及五大洲。這是符合歷史潮流的大轉變。

痛定思痛。

為什麼積極參加文革的領導幹部和群眾，不是在這個階段就是在那個階段犯錯誤？

為什麼會發生那麼多極左事件？

為什麼1967年8月王力的一次講話在外交部引起那麼大的震蕩？

為什麼毛澤東能改正極左外交的錯誤，而至死不能改正運動的極左錯誤？

⋯⋯

文革十年的歷史是沉痛的。沒有實事求是的認識不可能真正接受文革的教訓否定文革。筆者在外交部參加了文革，是聯絡站成員，在1967年犯了錯誤，對那以前和以後發生的錯誤也有深切的體會。

研究文革，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是為了正確認識它，使這樣的浩劫不再發生。1994年從工作崗位上退休後，才得以著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這個課題。值得慶幸的是，此時的中國，改革開放，一片新氣象。這個巨大的社會進步是伴隨著思想解放實現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人們一步步解除思想上的枷鎖，擺脫了文革時期的蒙昧狀態。

但是，這項工作決不是僅靠個人的狹隘經驗和一些出版物所能完成的。很多事情在文革特定條件下，發生了卻並沒有文字記載，這就需要採訪當事人。很多當事人還健在。文革在人們心中的烙印太深。被採訪的人，無論是文革前就擔任領導職務的老同志，還是文革後晉升的大使、參贊、一秘；無論是後來留在外交部的，還是已經在其他部委或機構工作的官員、學者、教授；無論原來是參加「聯絡站」的，還是參加「總部」或「攀險峰」的；絕大多數都很支持這項工作。而且有的同志還把他們保存了幾十年的資料提供出來，以便弄清這段歷史。當然也有一些同志心有餘悸，不願談，這是可以理解的。

經過幾年的努力，本書現在可以同讀者見面了。畢竟這只是個人的反思和管見，並不能反映那段歷史的所有方面和細節。有些問題由於目前條件所限還只能存疑，希望知情者提供史實和未來的研究揭示真相。本書只求反映外交部文革的主線。相信對於人們了解文革、對於文革研究，會有所幫助。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感謝曾經給予此書各種幫助的朋友。

書中提出的問題歡迎商榷。缺點錯誤，歡迎批評指正。

作者

2002年11月7日

注釋

[19-1]（美）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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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丹・里德：〈國際特快專列在邊陲小鎮被截〉，《炎黃春秋》，1993年，9月號。

錢江：〈對打開中美關係起重要作用的巴基斯坦渠道〉，《縱橫》，1998年，第6期。

薄一波：〈回憶陳毅同志二三事〉，《人民日報》，1988年6月30日。

羅英才：〈陳毅在所謂二月逆流中接見歸國留學生代表〉，《黨的文獻》，1990年，第4期。

羅瑞卿：〈戰勝德國法西斯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人民日報》，1965年5月11日。

英文資料（按英文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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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Dick, China the Big Tiger: A Nation Awakes.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6.

Directory

扉　頁

版權信息

楔子之一　外交部搬家

楔子之二　推遲的春遊

第一章　文革是怎樣在外交部發動的？

第二章　一月奪權前後

第三章　駐外使領館和留學生回國

第四章　陳毅與「二月逆流」

第五章　「炮轟陳毅」

第六章　「總部」和「攀險峰」的誕生

第七章　文革初期的對外關係

第八章　八月大亂

第九章　大聯籌的成立到91人大字報

第十章　軍代表進駐和戰備下放

第十一章　恐怖的清理階級隊伍

第十二章　清查「五一六」

第十三章　陳毅的最後歲月

第十四章　修補對外關係、調整對外方針（上）

第十五章　修補對外關係、調整對外方針（下）

第十六章　周恩來的遺憾

第十七章　喬冠華的厄運和小姐調離外交部

第十八章　撥亂反正

後　記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