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政治生涯

芭芭拉・巴努茵（Barbara Barnouin）、余長更 著

馬繼森 譯

版權信息

書　　名：周恩來的政治生涯

作　　者：芭芭拉・巴努茵（Barbara Barnouin）、余長更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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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掌上遊科技無關。

名家點評

這不單是一本周恩來的傳記，更是一本近代中國的政治史，生動地展現了周恩來與其他政治人物長期而密切的關係，以及他所參與的二十世紀的重大事件（讀者引言），你禁不住想追看全書。

──裴達禮（Hugh Baker）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榮譽教授

本書作者具備嚴謹的分析，又能挖掘難得的材料，為專家學者及大眾提供了一本既具遠見又不偏不倚的傳記。

──鄭宇碩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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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 頁

版權信息

名家點評

作者簡介

譯者序

引 言

上 編 革命年代

1 成長時期（1898—1924）

2 革命時期（1924—1949）

下 編 當權年代

3 國家建設（1949—1966）

4 文化大革命（1966—1976）

跋

周恩來生平大事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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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芭芭拉・巴努茵，瑞士日內瓦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長期從事中國政治研究。余長庚，1952-1974年任職外交部，對周恩來有近距離觀察。

譯者簡介

馬繼森，1933年生，中國社會科學譯審。曾任職於外交部、任教於鄭州大學，1978年以後先後在首都鋼鐵公司任翻譯，《中國日報》任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雜誌英文版任副主編，1994年退休。主要從事中-英和英-中，以及丹麥文-中文的翻譯和編輯，譯作多部。

譯者序

《周恩來的政治生涯》（Zhou Enlai: A Political Life）英文版出版後，受到讀者好評，認為這是對周恩來這位傑出政治家的一本紮實的研究成果。作者根據官方文獻並廣泛搜集資料，採訪同周恩來有長期工作關係的人，對他作為一個個人、同時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複雜個性和矛盾行為，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聚焦周恩來的政治行為，特別是他與毛澤東的關係，有獨到的見解。

捧讀之餘，深感應將此書介紹給中文讀者。開國總理周恩來不僅是世界知名的政治家，更是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和華人世界家喻戶曉的偉人。但是人們也不能不注意到，迄今對周恩來的宣傳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只談他的功勳，而諱言他做的錯事壞事。這樣就使周恩來的形象失真，掩蓋了他所處的毛澤東時代浩劫的一面。

本書以簡明凝練的筆法，分析介紹了周恩來在外受列强侵略、內裏封建腐朽的舊中國，少年立志救國，為創立和建設新中國貢獻出畢生精力的非凡政治人生。在革命和建國的漫長過程中，他在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上都有卓越貢獻，贏得了中國和世界人民的敬仰。

中國革命大業是中國共產黨的集體事業。其中周恩來的個人成就同他早年和毛澤東的合作，1940年代起聲明效忠毛澤東是分不開的。既然確立了忠於毛澤東這個前提，毛正確時你跟著為民造福；毛犯錯時，你就要跟著禍國殃民。這是規律，對周恩來也不例外。特別是建國後，以文革十年為最，周恩來的苦惱、違心之言、昧心之舉無不源於此。一代曠世英傑的周恩來，終於懷著諸多委屈和無奈，痛苦地離開人世。誠如作者所說：「周以獻身一個事業開始他的政治生涯，卻以侍奉一個暴君而告終。」

本書作者冉隆勃（筆名余長更）於1999年10月以英文寫成初稿。初稿在寫作過程中陸續發給芭芭拉・巴努茵。1980年起，冉隆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工作。1980年代巴努茵博士來華進行學術活動，與冉隆勃相識，雙方對文化大革命很多問題觀點一致。冉隆勃痛感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國人研究得太少。退休後遂與巴努茵合作從事文革研究，先後寫了三本書。除本書外，另外兩本是Ten Years of Turbulence — The Chinese Cultutral Revolution（十年動亂—中國文化大革命）和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外交政策）。三本書都是兩位作者共同研究的成果。在中國能得到的資料有限，他們於是到英國、美國和法國的有關學術機構搜集資料。前兩本書在英國出版。對於冉隆勃這位中國作者來說，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無奈。他更願意用中文寫，首先與中國讀者交流。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非官方關於文革的著作在大陸難以出版。遺憾的是冉隆勃也沒有看到這本書的出版。初稿完成後，他久病的身體終於不支，僅僅40天後就醫治無效去世。巴努茵隨後對初稿進行加工，到2006年終於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光陰荏苒，從第一稿至今八個年頭過去了。期間又有不少關於周恩來的著作問世，特別是2003年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繼之以2006年劉武生先生的《周恩來的晚年歲月》、陳揚勇先生的《苦撑危局》等等的出版。網上也散見不少關於周恩來的研究和新材料披露。對世紀偉人周恩來的研究在前進、在發展。值得欣慰的是，本書的立論和材料不僅經得住時間考驗，至今仍不失其新意。

譯者的想法得到中文大學出版社前社長陸國燊博士和高級編輯謝偉强先生的支持。翻譯初稿於2007年完成，但由於譯者生病住院治療耽擱近一年。出院後，即集中時間對譯稿進行了校訂，希望能及早獻給讀者。

馬繼森

2008年10月5日

引 言

在周恩來誕生的時代，歷史悠久的中國正發生著極其深刻的變化。那是中國王朝更替的終結，也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外來挑戰的時候。中國在歷史上曾幾度有外敵入侵，入侵者原本都是遊牧民族，卻最終都被漢族同化了。可是這一次，歷史並沒有重演。日本和西方列强第一次侵犯中國領土，深入內地，企圖統治這個大帝國。它們把中國淪為「半殖民地」。西方列强的出現，加上中國經濟的凋零，使得中國農民的處境更趨惡化，地方縉紳衰落，也使統治者更加無力處理這些問題，從而引發新的社會和政治思潮的興起。中國人一向遵從孔夫子的忠於「天子」和源於天子的社會秩序，而這個時代顯著的特點卻與此大相徑庭。遠古以來中國所代表的一切，大部分都在走下坡路，分崩離析直至廢棄。

這時正進入二十世紀，民眾不滿誘發的運動更具規模，也更有凝聚力。人數並不多的一批知識分子，有些接受過西方的思想影響和教育，產生變革的主張。發展證明，這對於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革具有重大意義。這一切的多面發展是極其巨大的：群眾性的起義遍及全國，像雪球般越滾越大，把中國建成一個强大國家的號召也越來越執著，越來越響亮。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發展成一個無數倍增長的「自强」運動。

周恩來就誕生在這樣一個社會裏。幼年時，他受的是以儒家價值觀為基礎的傳統教育，塑造了他的品格和個性，使他成長為一個有著强烈責任感、自律、謙遜，並隨時準備妥協的人。這些性格大大影響著他處理問題的態度，使他日後成了一名極佳的「調停者」。他在天津上中學。天津是從海上進京的門戶。他是當時最現代的教育制度下，最傑出的教育家之一張伯苓的學生。張伯苓向他灌輸的是「公」（公共事務和公民）和「能」（培養盡愛國義務的能力）的精神。他使周自信能够擔當把中國建成重新受到國際上尊重的强國這一重任。周氏早年傳記的作者李儕進認為，在政治腐敗和社會動蕩中長大成熟起來的周恩來養成了一種適應「中國社會變動」的能力。[1]二十歲出頭就遠遊日本和歐洲的經歷，也使他的思想受益匪淺，培養了警惕性和靈活性。反過來又使他接受馬克思主義，把這種主義當作一種能改善人民的社會和經濟狀況，乃至救國並實現社會變化的理論。作為一個年輕人，他本可以選擇先求學再行動，但是他受到革命氣氛的感染，加入鬥爭行列，成了中國革命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周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時期，的確都做了傑出的貢獻。同許多有社會責任感的中國青年一樣，五四運動對他的思想觀點影響很深。五四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真正是一個啓發了中國未來改革者和革命者的里程碑。

周的革命生涯開始於巴黎。1921年他在巴黎組織中國青年加入共產黨，當時共產黨在中國境內尚未誕生。也是在巴黎，他跟政治上志同道合的中國人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社會關係網。這些關係伴隨他終生。1924年回國後，他立即加入向當時政權挑戰的行動中心。三年後，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公開與共產黨決裂，周成為共產黨政治局委員之一。這個共產黨是在他旅歐期間成立的。這就是他畢生作為中國共產黨主要領袖之一的開端。

長征期間，毛澤東開始向中國最高領袖和思想家的地位上升，這兩位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就成了周恩來政治生涯的主要決定因素。毛逐漸坐穩了最高領袖的交椅後，這兩位領導人之間在長征以前的分歧也逐漸沉澱下去。同時，周簡直就是謙遜的化身，他表現得毫無覬覦更高職位的野心。許多事例表明他甘當二號人物，他認為革命事業比當革命領袖更重要。他不僅能為他的事業而退居次要地位，還能够忍辱負重。周曾經說過：「為了我們的革命，我們可以扮演如夫人的角色。必要時，甚至可以當妓女。」[2]

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在調解不同意見，斡旋同志間的對立方面，周就表現了突出的才幹——這種才幹在後來的歲月中更加發展，而且往往都發揮了極好的作用。

然而他也具有馬基雅維里式[*1]的精明，一個以共產主義事業的名義不擇手段的人。在二十世紀30年代他還是國民黨政府裏一個溫文爾雅的共產黨代表的時候，他的辦公經費基本是國民黨給的。但這並不妨礙他使用各種手段反對國民黨，並從其他渠道籌款。為此，他組織並親自指揮秘密特務活動。為了積累額外的經費，他開辦了資本主義的企業，而且也毫不猶豫地推動生產和銷售鴉片，以籌集活動經費。

四十年代黨的領導機構改組的時候，周是共產黨中央的核心人物之一，後來又是共產黨政府機構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黨內的地位是第三號領袖，而且畢生保留著這一職位。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6年辭世，他一直是政府總理，同時還兼管國家的外交事務。雖然他對革命，特別是對國家行政的貢獻之大僅次於毛澤東，但從來都沒有被看作潛在的毛的接班人。儘管如此，他深受中國國內和海外許多人士的愛戴，人們視他為明智而有才華的政治家，有領袖魅力的革命者，幹練的行政長官，成功的談判者，高效的組織者，乃至能幹的調停者。在和藹外貌的掩蓋下，他可以冷酷無情，也可以撫慰調解。他有著百折不撓的意志，但又靈活機動，能適應變化著的情況。他精明，通曉人情世故，能逆來順受，做違心之舉。他非常善於處理公共事務和人際關係。他有著迷人的魅力，討人喜愛和信任。他的機智、文雅的舉止、足智多謀和敏銳，博得大眾敬仰。

基辛格特別鍾情於周的智慧和天賦，形容他「無論在哲學、記憶、歷史分析、計謀還是幽默巧妙的應答方面都得心應手」，並且說他是「我見到過的最令我佩服的兩三位政治家之一」。[3]另一位給他寫傳記的作家韓素音甚至公開聲稱，儘管她曾努力要挑周的毛病，但在周身上就是挑不出任何缺點。許多中國人到今天還崇敬他，尊他為二十世紀中國最有人情味的領袖之一。官方的觀點也同樣是把他放在崇高的地位，頌揚他是具有獻身精神的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應繼續當權的象徵。他和毛相反，官方承認毛犯了政治錯誤。

但是周也有批評者。通俗的說法稱他為不倒翁，推一下擺過去又總是擺回來，意指他在政治上是個機會主義者。在複雜的政治形勢下，他往往迴避明確表態，而變得躲躲閃閃、模棱兩可，有時不可思議。

很明顯，在政治上，周具有一種求生的天賦。他好幾次死裏逃生。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充滿自相殘殺的權力鬥爭，他終其一生都能在政治上存活下來，保留在權力中心的地位，確實很了不起。他生命的最後十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生存環境更加險惡。那時，毛已經確立了神的地位，對誰也不在乎。毛的妄想症和權迷心竅自大狂，使他要求下屬對他只能逢迎，凡被懷疑不忠的人都給清洗掉，搞得整個國家陷入狂亂。周的儒家教養、小心謹慎、井然有序、守紀律和遵守等級差別等，使他同這種狀況格格不入。但是他對毛的忠誠和自我保護的需要，使他接受了這種狀況。當他覺得追隨毛的熱情似乎還不够時，就自我批評說對毛的思想「理解差」，而表現出對他私下裏厭惡的那種勢力的妥協，而背地裏他把這叫做「地獄」。

這一時期裏他的政治地位幾度受到嚴重威脅。但是，借助於毛，他站住了。在整個文革期間，高層領導中其他人都倒了，而他是唯一站住的。他調整自己去適應毛的最無道最荒唐的政策的種種變化，卻不管這些政策多麽有害，使多少人成為犧牲。他支持過，至少口頭上支持過迫害老幹部，其中很多是他的老戰友。他吹捧過毛的小集團，特別是毛的妻子江青，這個往往提出毫無意義而又殘酷的政治措施的人。也有一些他迫害別人的例子，似乎出於報復欲。

有人說，他沒有選擇的餘地——政治家不掌權就實現不了他的目的。周要是違抗毛的激進政策，他無疑也會遭到他的許多同僚們一樣的命運。正如他的一位傳記作者所說：「他寧可冒著被人看成怕犧牲的危險，也不願看到他千辛萬苦親手建立起來的整個政府機構毀於一旦。」[4]不過也有人說，實際上是周支撑了毛的政權，沒有他整個國家早就垮臺了。很清楚，周努力使這個國家在逆境中漂浮符合毛的意圖。儘管他害怕文革的混亂妨礙國家行使其職能，他卻心甘情願地幫助毛貫徹他的政策。毛對此心知肚明，因此每次在他的這位總理政治上受到威脅的時候，都把他解救了。

自從鄧小平在1970年代後期當政以來，中國共產黨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維護它那被文革大大削弱了的聲譽。在那以前，毛一直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研究的重點。文革後毛主義聲譽下降。要為這個已經不受信任的黨樹立一個新楷模，黨領導不能不另找一個人，一個比較莊重的人來象徵這個黨的偉大和絕對正確。毛推行的無數災難性的政策，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已經不能再代表這個黨的美好時光，但是周恩來可以。他被樹立為「新中國」無可指責的英雄。

現在有很多的著作讚美周對共產主義事業的貢獻，他對政治的人道主義態度，他的好心。本書試圖在這裏補充一個真實的周的畫像。關於他的生活中很多謎一般的方面，已經揭曉。有些檔案已經解密，中國學者可以認真研究並描述周的生活中那些過去被掩蓋的方面。1998年，周恩來百年誕辰時出版的最後一卷官方傳記，澄清了他一生中過去一直諱莫如深的許多事件。他過去的同事和助手所寫的回憶錄，描寫了他不同時期的生活和各種活動。關於過去傳記中幾乎完全忽略的1920年代後期到1940年代的情報和地下工作，也有了一些披露。

周在政壇上的地位自然給他帶來很多榮耀。有的作者寫起來好像他是在一個沒有毛澤東的環境裏起作用，使他至高無上。當然不是這麽回事。在周（和其他領導人）的政治生涯中，毛一直存在，而且無所不在，以至於寫周不得不提到毛。如果不提，那是無視歷史事實。周以獻身一個事業開始他的政治生涯，卻以侍奉一個暴君而告終。

注釋

[*1]馬基雅維里政治理論認為，一個統治者為了建立和保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採用不管多麼不合法的和不道德的手段都是正當的。

[1]Chae-jin Lee, 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70.

[2]Asahi shimbun, 23 January 1976.

[3]Henry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 745.

[4]Dick Wilson, "Zhou Enlai: The Man and His Work, "World Affairs, no. 2(1998), p. 29.

上 編

革命年代

1 成長時期（1898—1924）

童 年

周恩來生於1898年3月5日。這時正值中國歷史發生急劇變化——清王朝（1616–1911）衰落，外國列强對中國領土進行著前所未有的侵犯。當時的歷史事件在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各方面造成的災難，直接影響到周的這個官宦大家庭。他家的經濟狀況隨著清王朝經濟的衰微而每況愈下。

周的祖父周攀龍是清朝的一個知縣，1870年前後定居在中國東南部的江蘇省淮安。[1]這個宜人的古城位於京杭大運河同古淮河的交匯處。連接中國五大水系的京杭大運河曾經是中國南北交通的主要水道。不過周並不認為淮安是他的祖籍。在中國傳統裏，祖籍非常重要。就周而言，祖籍不是他的出生地，而是他祖父出生的地方。他祖父生於浙江紹興，那才是他祖上的家園。周恩來認為自己是浙江人，紹興縣才是他家宗祠所在地。[2]到了十九世紀末，清廷衰敗，社會動蕩，使他家陷入困境，掙扎著維持他祖父建立的家業。

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字劭綱），生於1877年，是四兄弟中的老二。雖然家庭出身和傳統教育都還好，他卻未能謀到一份像樣的差事。儘管為人忠厚老實、溫和、聰明而且關心人，但是一般認為他秉性「軟弱」、「缺乏紀律性和決斷」。他沒有固定職業，常年漂泊在外謀事，到過北京、山東、安徽、瀋陽、內蒙和四川。[3]在周的記憶裏，他父親總不在家，而且無力養家糊口。[4]

「恩來」的意思是「天賜恩惠」。他是三兄弟中的長子。中國家庭中同輩男丁起名都要有一個相同的輩分字，周恩來名字中的「恩」就代表了他的輩分。周恩來小名大鸞，號翔宇。後來他用這個名號的含義做筆名：飛飛，或飛。

周恩來出生時，他的小叔叔周貽淦身患肺結核，病情嚴重，顯然不可能再有子嗣。按照中國傳統，延續宗祠香火十分重要，不能生子傳宗接代是個大悲劇。而且有個兒子，也好在丈夫死後來安慰照顧和陪伴他的妻子。為了兄弟之情和家庭之故，周恩來的父親將四個月大的恩來過繼給了他的弟弟，儘管當時他還只有這一個兒子。周貽淦1899年病故後，其妻陳氏養育恩來，把她全部的溫柔和愛心傾注在這個孩子身上。

童年周恩來

陳夫人生於1878年。其父陳源是一位秀才，兼通中醫。陳家無男兒，堅持讓女兒熟讀詩書。陳夫人能詩文，善書法繪畫。她把這些全部傳授給她的養子。恩來很聰明，從四歲起就能看書和背誦唐詩宋詞。

陳氏給周的印象也許最深刻持久，因為她除了愛他，還能親自教他識字讀書。1936年，周恩來對美國作家、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我還是個嬰兒的時候，我嬸嬸就成了我真正的母親。在我十歲她和我母親都去世以前，我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她。」[5]1946年他對另一位記者說：「直到現在我還感激我母親的教誨。要不是他的愛撫和保護，我不會受到這樣好的教育。」[6]

在那幾代同堂的大家庭裏，陳氏和周的親生母親住在一個大院裏。人們認為恩來有兩個媽媽。這在他少年時期也覺得正常。他叫陳氏為「媽媽」，而叫生母為「乾媽」。

周的生母萬冬兒生於淮安府，與她丈夫同庚。她受過良好的詩文、書法和繪畫的傳統教育。[7]周說她是一個「很美麗，賢惠，而且開朗的」人。[8]萬氏的父親由科舉入士，在江蘇省內做了三十多年知縣。她的母親出身農家，不識字。那時家庭出身對革命者是個重要問題，周恩來據此說自己是農民出身。[9]周恩來早年生活中的第三個婦女是他的江姓奶媽。她常帶著恩來到她家去。她家在山陽縣附近的一個貧窮但是熱鬧的地方。她的孩子同周一起玩耍。[10]從很小的時候，他就接觸到生活景況很差的人，感受到他們的貧困。

周恩來過繼給他的叔父母之後，他的親生父母又有了兩個兒子，一個叫恩溥，比他小一歲；一個叫恩壽，比他小六歲。1904年，當他六歲時，他父親在淮陰縣的清江浦鎮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父母和嬸嬸兩家於是從淮安搬到清江浦鎮。他們都住進了外祖父家。外祖父的書房裏藏書甚豐，有各種中國典籍。他六歲時讀的第一本書是《西遊記》，講的是唐僧到印度取經，一路之上遇到的各種各樣奇事險情的故事。八歲時他開始讀中國其他的古典小說，像《水滸傳》、《三國演義》、《說岳全傳》和《紅樓夢》。像他這樣小小年紀的孩子，能看懂這樣作品的實在不多。因為中國文字筆劃繁多，很多孩子在十歲以前連比這簡單得多的文字都讀不懂。

萬家人丁興旺。不少男孩同周恩來年齡相仿，他們成了玩伴，也是萬家家塾裏的同窗。他在家塾裏學到儒家的《論語》、《大學》、《中庸》，還有《詩經》。[11]這些書把人的價值歸於修身。修身成了儒家道德的一個基本規範。據此，讀書人首要的任務是建立秩序、和諧，為國家和人民服務。達到這種「仁」就要對人講仁愛，要從家庭做起。[12]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周畢生實踐的基本原則。與這些原則密切相關的是推行中庸之道：避免走極端，像儒家格言所說的「過猶不及」，因而要穩健。同其他許多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一樣，周恩來深受這些觀念的影響。甚至作為一個狂熱的革命者，周也不讓自己越過他認為合適的度。忠君是儒家學說中另一個基本道理，周把它運用到處理同現代君主毛澤東的關係上。對毛，他就是絕對忠誠的化身。

克己——「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儒家的另一條戒律，周做得特別好。在很多情況下，甚至在他位居「權力中心」的時候，也能咽下「小的侮辱」。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直不斷的內部鬥爭中，他表現得特別克己，特別是在他被迫處於被告地位的時候。他把自己克己的能力——使他在政治上存活下來的主要因素——歸之於嗣母對他的教導。陳氏在課外常給他講中國歷史故事，其中到處是儒家訓誡。雖然他沒講個人私事，他承認嗣母克己的榜樣給了他很深的印象。

他的生母給他的影響也很重要。她是個很能幹的女人，操持著一個走下坡路的大家庭的事務，展示了她的管理和斡旋人事的才能。像萬家那樣的大家庭往往糾紛不斷。人家總是找萬冬兒去排解矛盾。作為長子，周恩來常親眼看到他母親辦事，也許後來在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也要扮演同樣角色的時候，他從母親的為人處事中得到了教益。

這些年也許是周童年最快樂的時候。可是到了1907年，他九歲時，他的生母去世了。一年後患有肺結核的嗣母相繼去世。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失去兩位母親，對周恩來的感情是一次重大打擊。由於他深受傳統教育的影響，他從不怨命，而是强調作為長子，現在養家的擔子落在他身上了。可是，他還是個小孩子。

他父親在湖北得到一個比較好的職位，離開了這三個孩子。1908年，恩來帶著兩個弟弟回到淮安。他的叔叔和父親不定期地寄一點錢給他們。家裏的房子一部分抵押出去還債。為了養家，周就把他兩位媽媽的遺物拿出去典當。他後來回憶說：「我很早就懂得了生活艱難。我十歲十一歲時就當家，要管柴米油鹽和處理家裏人之間的關係。」[13]

第二年，周恩來的生活有了轉機。他離家到當時滿州的首府奉天（今瀋陽）大伯父的家，開始上正規學校。從此他雖然對老家懷有美好的記憶，但卻再也沒有回過淮安。[14]

這位大伯周貽賡夫婦膝下無子。按照中國家庭的傳統就領養了侄兒。供他在奉天，後來在天津，吃住上學。到了這個新環境裏，他沒有養家的責任負擔了，能够大開眼界。他上了一所公立學校，接受現代化的，包括西方的教育。他相信生活裏這個重要的轉變不僅影響他的思想，也影響他的未來。他後來回憶說：「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裏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15]

1911年清王朝垮臺後，知識分子的政治辯論也給周留下深刻印象。受到一些老師的影響，他開始閱讀他能接觸到的代表各派觀點的政治讀物，有激進民主派章炳麟（1868–1936）的，也有改革派康有為（1858–1927）的。周的歷史老師高戈吾是孫中山的革命黨同盟會成員，介紹他看章炳麟的著作。當時章的著作在愛國和民主方面對他有深刻影響。他也讀到鄒容（1885–1905）的文章。鄒容在他的小冊子《革命軍》中抨擊滿清政權，號召愛國人士參加革命的軍隊。他還主張改革，引進美國式的共和政府。另一個對他產生影響的作品是陳天華（1875–1905）的《警世鐘》，他激勵人們拿起武器，反對外國侵略者以爭取民族獨立。[16]

教周地理的毛老師是一個滿洲人，保皇會會員，介紹他看比較溫和的改革派康有為和梁啓超的作品。康、梁都主張中國實行君主立憲。梁啓超用白話文寫作，年輕人特別容易看得懂，並從中瞭解到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方面的問題。

和當時許多年輕人一樣，强國並使國家進步成為周恩來銘記在心的目標。有一次，老師問他為什麽學習，周答道：「為了中華之崛起。」他十四歲時寫的一篇作文表達了同樣的思想，其中寫道：受教育的理由就是「成偉大人物，克負乎國家將來艱巨之責任」。[17]

1913年，周貽賡因工作調動帶著周恩來和家眷到天津鹽運司上任。這次搬家對周恩來的思想發展很重要。天津這個大都會的生活和文化活動，同他過去住過的中國內地城市很不一樣。天津是重要港口，有英國、法國、俄國、德國、日本、比利時、奧地利、意大利和美國的租界，使它具有上海那樣的國際氛圍。受益於從各個方面湧進來的新思想和新主張，這裏的工業、商業和教育系統都很先進。

天津市的政治形勢同全國一樣不安全也不穩定。1911年由孫中山的同盟會發起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宣布建立共和。接著北洋軍閥袁世凱當權。1912年袁世凱自命大總統，最後卻包藏禍心恢復帝制，自己登基做皇帝。為此，他需要外國列强，特別是日本的支持。1915年，日本表示支持他，但是堅持要他接受「二十一條」以控制華北大片土地作為報償。二十一條激起全國反袁，袁世凱於1916年被推翻。

政治事件雖然沒有觸及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日常生活，但是對於離首都僅僅100公里的天津的影響卻是很大的。周正在一個特別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年紀，經歷了這些事件，開始了政治覺醒。[18]

現代教育

周家搬遷到天津使周恩來有機會上南開中學。南開中學是當時他那個年紀的學生能上的最進步的學堂之一。這個學校的創辦人是嚴修。嚴修是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曾在翰林院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中擔任很高的職務。世紀之交中國所遭受的種種挫敗刺激了他的求知欲，使他對西學和日本維新很感興趣。

嚴修屬於那種想改革的知識分子。1905年這些知識分子寫了一個奏摺，建議取消古老的科舉制度而代之以比較符合現代要求的考試制度。在此後進行的教育改革中，全國各地建立新式教育機構，他是個核心人物。辛亥革命以後，他被邀請到政府裏去擔任一些要職，他都沒有接受，而情願用他的時間和精力創辦南開學校。

嚴修任命張伯苓為南開校長。他們的合作極有成就。嚴修代表著舊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和道德傳統，而且能使之與進步的教育方向相結合。張伯苓，一個注重西方科學和體育的現代派人士，主張為救國而改革並進行道德更新。

人們認為張伯苓是那一代的教育先驅。他的教育計劃在南開得到貫徹。那是在中國傳統的修身觀念的基礎上，結合了日本和美國的方法。張認為中國身患五種疾病：愚、弱、貧、不團結和自私。他提議以體育教育、科學教育、集體活動，並特別重視和鼓勵為救國效力的道德訓練，以此來醫治這些疾病。張選用的校訓是兩個字：「公」和「能」。這兩個字表達了張要把他的學生們塑造成正直的具有獻身精神、文明的責任感，並能有效地面對中國困境的未來的公眾領袖。

南開是一個寄宿制學校，有嚴格的作息時間、紀律和道德要求。每一間宿舍住四個學生。早上六點半鐘全體起床，在老師監督下上操。上午在課堂上課。午飯後到下午四點鐘自學或在實驗室活動。以後是課外活動——體育、話劇、音樂、講演或集體活動。晚飯後七點到九點又是學習。十點鐘熄燈。就像在英國的學校那樣，嚴格遵守這個作息時間表。

在南開，體育在教學計劃中佔重要地位。張確信學生們需要在開發智力的同時也開發體力。他做出努力打破儒家輕視體育和體力勞動的傳統。他認為自己不僅是老師，也是學生的榜樣，和他們共用盥洗室，向他們灌輸基本的衛生原則，同他們一起就餐，參加他們的鍛煉。在中國以及在其他地方，老師同學生在這種事情上這樣密切的打成一片是很不尋常的。張因此成為實施現代教育方法的先驅。他對學生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絕大多數學生終生敬佩他的作為。[19]

周恩來是個優秀的學生，很快就得到了獎學金。他的語文和作文優秀，數次得獎，而且引起嚴修的注意。嚴修要把女兒許配給周恩來。周怕自己將來的經濟情況不好，前途會受嚴家岳父的支配，婉拒了。這是後來周對他的同學張鴻浩的解釋。[20]

周對政治歷史的興趣促使他閱讀清代學者顧炎武（1613–1682）和王夫之（1619–1692）的作品。在中國古典經籍中，他喜歡司馬遷（公元前145–87年）的《史記》。由於西方文化在天津特別突出，西方文學譯作在學生中流傳。周熟悉了在世紀之交啓發著整個一代中國青年的作品：托馬斯・赫胥黎的《進化論》、盧梭的《社會契約》、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亞當・斯密的《國富》，以及達爾文的《物種的起源》。

同時周還越來越多地參加課外活動。1915年，他發起創建了敬業樂群會，為討論推進智力發展，促進圖書交流提供了一個平臺。[21]

敬業樂群會一年幾次將其會員的文章發表在名為《敬業》的刊物上。周發表了不少文章和詩詞，還對出版和編輯這個刊物產生了强烈的興趣。《敬業》第一期是1914年10月出版的，最後一期是1917年6月，那是周在校的最後一年。可是，他畢業以後，刊物就停辦了，因為別人都不肯接替他。在這個時候，他已經表現出伴他一生的那種徹底和自覺的工作作風。同時周恩來還積極參加《校風》周報的工作，從記者當到主編；到高年級時他擔任總經理。[22]

周恩來所辦刊物《敬業》封面

周恩來那個時期寫的一些作品還保留著。其中有一篇他在1916年18歲時寫的關於道教和赫胥黎的進化論的文章。在這篇題為：「老子主退讓，赫胥黎主競爭」的文章裏，他說：「新陳代謝的物質循環而演成日新月異之物質文明世界」，老子和赫胥黎皆深明「生存常道」，而老子之所以主退讓，赫胥黎主「競爭」，是由於二氏所處的歷史條件不同，他們都企圖理解生和死的真諦。儘管他們從各自的角度觀察世界，他們「所持之道實一而二，二而一也」。

更能代表周當時思想的是，他十分關注的、決心要成就的目標，主題就是使中華强盛起來。他全神貫注地關心1910年代的政治形勢，關注辛亥革命，而且寫了一些文章闡述他當時所看到的關鍵問題。[23]

南開有一項很受歡迎的活動是演話劇。嚴修和張伯苓都認為這是一項很有教育意義的能提高社會和政治覺悟的集體活動。周恩來是一個熱心的演員。人們特別記得有一次演出，因為他面容俊秀，特別適合扮演話劇《一元錢》裏的女主角。這個劇旨在提高人們的品德、忠誠和真誠的愛，在天津大眾中引起强烈反響，連續幾年成為學校的保留劇目。[24]

人們看重周不僅因為他學業優異，也因為他個人品質好。1917年6月畢業時，他被選為學生代表致辭。在南開學習不僅使他學業精進，也使他精神愉快，智力長進。他的個人品質也很受讚譽。《畢業同學錄》中對他的評價是「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於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多才多藝⋯⋯善演說，能文章，工行書。」[25]這是他早年得到的評語。

周恩來離開南開時，張伯苓教導的「公」和「能」已經深深地印刻在他心裏，他願隨時為大眾服務，並且希望為此學習必要的技能。張伯苓的實用主義和靈活性，與嚴修作為儒家學者和士的威儀，都給周恩來留下深刻印象，他一生都在仿效兩位恩師的榜樣。他參加辯論和登臺表演，令他言辭出色，具說服力，而且運用到他日後的政治事業中。當周恩來還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就表現出一種以謙遜折服潛在對手的能力。

日 本

同其他許多中國學生一樣，周恩來決定到日本去繼續學業。行前，他於1917年7月回到奉天看望伯父。他伯父是一年前返回奉天的。他也乘此機會看望了他小學時的同班同學，特別是郭思寧。離開奉天時他給郭題寫了：「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26]32年後兩人再見面時，周已經是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郭則是瀋陽市的一個基層幹部。郭帶著當年寫著這些字的條子來到北京。這記錄了兩人間多年的友誼。周請他到國家領導人居住的中南海內自己家裏吃飯。

到日本繼續求學對周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選擇。雖然他對日本的對華政策持批評態度——在一些政論中表示出憤慨，[27]但他還是認為日本有不少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日本的維新，工業現代化，以及傳播現代科學，是令人佩服的。人們普遍認為，日本實現國家繁榮的方法為中國的發展和現代化提供了樣板和觀念。周顯然是希望到日本尋求一條中國自救之路。

然而，周的日本之旅（1917年7月到1919年9月）在很多方面令他失望。在東京，他得悉家裏有人病故。他的叔叔周貽奎長期卧病後在淮安去世。他在日記中記下他的悲痛：「我身在海外，猛然接著這個惡消息，那時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沒了知覺一樣。」他不但為叔父去世悲痛，還擔心家裏的經濟情況。寫道：「想起家中一個要緊的男子也沒有⋯⋯債務天天逼著，錢是沒有⋯⋯就是不要臉向人家去要飯吃，恐怕也沒有地方去要。」[28]

學不好日語是他焦慮的另一個原因。1918年1月的日記裏記錄了他日語沒有多少進步，因此不能上大學。他要是考不上大學，就會失去領取中國教育獎學金的資格。為了節省開支，幾個月裏，他幾次搬家，盡可能找最便宜的住處。

語言學習上的困難，使他心情懊喪。兩次考試都沒有通過，他寫道：「這叫做自暴自棄，還救什麽國呢？愛什麽家呢？不考官立學校，此羞終不可洗。」[29]

李儕進寫的周的傳記裏認為，周的外語一直不是强項。在日本上任何一所大專院校都必須通過日語考試。這樣他才有資格領取中國官費上學。這需要一年半的時間——比他準備參加考試的時間多出了一年。[30]此外，日益增多的政治活動也佔了他很多時間。

周正是在日本的沙文主義達到頂點的時候來到了東京。日本對中國傲慢無理。更為重要的是，周並不認為日本的榜樣適合中國。在日本住了19個月以後，他得出結論，日本遠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日本政策的特點是對外擴張，對內壓迫。他對軍國主義和賢人政治論採取了批判態度，過去他以為這些可以成為救中國的榜樣。日本要擴張到中國的野心以及它和北洋軍閥的勾結越來越明顯；周對日本的失望也越來越强烈。他說：軍國主義的首要條件是「有强權，無公理」，它必定是以擴張領土為最要的事，這在二十世紀是絕對不能存留了。1918年2月他在日記裏寫道：「我從前所想的『軍國』、『賢人政治』這兩種主義可以救中國，現在想想，實在是大錯了。」[31]

1918年夏，日本發生席捲全國的米騷亂。在周看來，日本當局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依靠戒嚴法和武力控制恢復秩序，暴露了日本政府的軟弱。

於是，周恩來決定中國不能學習日本政府的政策。但是，日本在其他方面還是有意義的。那裏和其他地方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出現了社會主義思潮。關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的信息和文獻，比中國多。這使周有機會學習這些學說的一些基本知識。他密切注意這些動態，在日記裏評論道：推翻了沙皇的革命黨人深刻分裂成溫和派和過激派，後者是指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他相信「（過激派）的宗旨最合勞農兩派人的心理」，他預料列寧這一派最終會佔上風。[32]

這段時期，周也越發熱衷於撰寫社會問題的文章。他讀了約翰・里德的「震動環球的十日」，成了馬克思主義先鋒河上肇創辦的《社會問題研究》雜誌的熱心讀者。河上肇（1879–1946）是京都帝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在當時知識界有很大影響。他的很多著作，如《貧乏物語》和《社會組織和社會收入》被翻譯成中文，啓發了許多中國未來的領導人，包括毛澤東。

周恩來的注意力也轉向關注社會問題的中國新思潮。他越來越被陳獨秀（1880–1942）主辦的左翼文學和政治刊物《新青年》所吸引。[33]這個刊物主張同舊傳統徹底決裂。提出以獨立取代奴役，進步取代保守，科學的生活態度代替幻想。陳獨秀特別批判儒家學說，認為那是造成中國絕大多數弊病的根源。他提出「打倒孔家店」，而要求教於兩位西方的先生：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34]

雖然南開也有《新青年》，那時周沒有仔細閱讀。到了東京他才發現了這本刊物，把能找到的各期都讀了，吸取著裏面的思想觀念。無疑這些幫助他清理了自己的思想。周突然醒悟「將從前一切事體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我覺得我這回大領悟，將從前的全棄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學問』，做『新事情』，實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樣子了。」[35]他思想上對這些問題一度是很模糊的，這促使他去尋求新的目標。1919年春，他回到中國。中國這時正要發生一個重大的革命事件。

五四運動

周的目的地是天津。他進了南開大學。但是他的興趣是社會和政治，所以，並沒有認真上學。在這個城市裏，對政治感興趣的人群中雖然還不太知道馬克思主義，但是普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感到憤慨。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强烈地表現出來。五四運動是1919年5月醞釀的一些示威遊行，反對中國政府，反對它接受讓日本吞併山東省部分領土的凡爾賽條約，後來發展到也要反對儒學。它開啓了中國革命中由激進的知識分子扮演重要角色的新階段。

警察奉命鎮壓示威，在天安門廣場遊行的三千學生中有三十二人被捕。這個不大的事件立刻產生了深遠的後果。天津、上海以及其他城市的學生聽說北京的事件後，也開始舉行各自的抗議。在東京也一樣，數千中國留學生上街示威，反對日本對中國提出領土要求。他們幾次受到警察和騎兵的攻擊，二十九名學生受傷，後來才散去。在强大的壓力下，中國政府被迫釋放了被捕的學生。其他同學簇擁著他們勝利地返回各自的院校。[36]

根據中國官方資料，周恩來在1919年4月返回天津，及時參加了五四運動早期階段的活動。但是，李儕進卻有另一種說法。他說周恩來「顯然沒有參加」，「在5月和6月關於五四運動的大量報道中也沒有出現他的名字」。不僅如此，他還懷疑周參與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那是全市各大中學校聯合的一個組織。這個組織在五四運動的後續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它組織群眾集會，抵制日貨，要求政治改革和民主。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周負責學聯的日報《天津學生聯合會報》，這是符合周的傾向和才能的。在該報的創刊號上就為學生的要求定了調，周號召要推行改革的政策，呼籲「革心」（改變思想）和「革新」（改變社會）。他對編輯工作十分敬業，每天一早就到辦公室，深夜才離開。會報的發行量很快就突破兩萬份，發行到全國各地的學生領袖。周恩來密切注意學生運動以及官方政策對它的態度。1919年8月6日，他寫了一篇非常感動人的文章：「黑暗勢力」，抨擊山東省軍閥馬良下令鎮壓抗日示威。他說這樣的官方政策不但是壓迫，而且直接違反中國的根本利益。很快，周越來越多地參加學生活動，同他的朋友一起參加北京的後續示威，在會報上報道學生的活動。在一次從北京到天津的火車上，他參加了反對馬良的示威，並和其他人一起決定改進他們的組織結構，成立覺悟社。覺悟社由20名學生領袖成立於9月16日。發起人中包括天津愛國婦女協會，其最年輕的成員是16歲的鄧穎超，後來成為周恩來的夫人。發起人不用真名，而用號碼代名以保密。周恩來是五號（諧音伍豪），成為他一些文章所用的筆名。

覺悟社成了一個討論學生活動和政治社會問題的重要講壇。周恩來因為創建覺悟社所起的作用很大，被推選為主席；但據李儕進稱，出於謙虛，他推辭了這個職位。[37]這成了後來發展的先兆：他滿足於當第二把手，讓其他人任最高職位。

據周稱，覺悟社的主要目標是讓中國人民有一種新的認識。他莊重宣稱：「一切同現時代的進步不相容的東西，如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頑固的思想，過時的倫理，舊道德等等皆應予以廢除或改革之。」[38]覺悟社的一個活動是邀請客座講演者來談大家感興趣的問題。這些客人大多來自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是一個由其創始人校長蔡元培建立的非常好的進步思潮的中心。最早到覺悟社來講演的人中有李大釗。李於1919年9月21日講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看法。同李大釗在北京大學上課不同，覺悟社不是單純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社員們對各種政治思潮都感興趣。然而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顯然還是對覺悟社社員們產生了主要的影響，幾年以後，四分之三的覺悟社社員在歐洲或者在中國參加了共產黨或社會主義青年團。李大釗對許多青年學生有著很大影響。他肯定也補充了周恩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因為周恩來過去學的馬克思主義，主要來自河上肇的著作。

李大釗，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學識淵博、勇于開拓的著名學者

1919年底和1920年初，中國學生反對日本侵犯中國的示威活動繼續高漲。1919年11月達到一個高潮。駐福州的日本領事館門衛和日本人打死打傷了一些參加抗日活動的中國學生。中國公民加速抵制日貨並要求中國政府保護他們。天津也一樣，學生同各界救國同盟一起策劃揭露進口日本貨物的商人並沒收他們的貨物。可是這些活動並不是人人贊成。直隸省總督很快感到中國群眾不滿的壓力，同時日本人也對他不滿。總督於是禁止抵制日貨，企圖鎮壓學生聯合會和各界救國同盟。這個決定只能激起天津市人民更强烈的抗日情緒。

周恩來成了學生的積極組織者，利用他的報紙敦促同學參加抗日活動。12月20日天津兩萬學生和市民舉行示威，抗議福州事件。示威者聆聽了愛國抗日的講演，還焚燒了他們事先沒收的日本貨。學生領袖，包括馬千里、時子周、郭隆真和李毅韜，帶頭組織了大會，在有關報道中沒有提到周恩來。[39]顯然，他同往常一樣，在幕後工作。

抵制日貨有了新發展。1920年1月23日，學生們在一個賣外國貨的商店裏發現了一大批日本燈罩。就在學生進行沒收的時候，中國店主召來雇傭的日本浪人保護他。這些浪人襲擊學生後逃到天津市內的日本租界裏。在由此事件引發的抗議中，一些學生領袖被警察逮捕，警察還查封了學聯和天津救國同盟。

周恩來和覺悟社的其他社員立即對這些措施提出抗議，要求釋放被捕的學生，敦促政府懲辦日本浪人和他們的中國同夥。1月29日幾千名學生遊行到總督府。這一次是周恩來領導，他毫不猶豫地走在前面。但是他還是防止出現暴力對抗，號召大家守紀律，避免不必要的混亂。他們準備了一份請願書要提交給總督，以作為談判的基礎。就在周帶著幾個學生進入省公署大院內的時候，他們被逮捕了。同時大門外示威的學生中60人被打成重傷，另有800人不同程度受傷。[40]

周和他的同學被關押6個月之久。待遇還算不錯。他們利用這個機會討論馬克思主義。對於周而言，他利用這段時間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他後來回憶時說，就在他坐牢的這段時間裏，革命思想開始在他腦子裏孕育成型。

在周和覺悟社的其他社員被監禁的時候，這個組織正忙於準備建立全國改良主義組織大聯合。周十分擁護。他獲釋後，立刻為此目標奮鬥。8月，他和覺悟社其他社員一起到北京，同當地其他進步組織的代表討論這個主張。在一次會議上，他和鄧穎超提出了要北京和天津的團體配合活動的主張。他們的意見很有說服力，與會者同意建立一個推動改良的聯合會。李大釗對這個聯合會的成立以及它在北京與其他地方的發展給予很大幫助。聯合會開展群眾運動，提倡自由平等和「到民間去」，目的在教育「老百姓」並推動婦女自立。對於周，這個聯合會也給他提供了同李大釗加强合作並且認識其他學生領袖的機會。此時，周正準備去歐洲。這是他在獄中，得知他和其他南開大學的被捕學生被學校開除時就作出的打算。[41]

嚴修同中法教育委員會提供了必要的組織幫助和獎學金，讓中國學生到歐洲留學。周同他一個最要好的朋友李福景得到了獎學金。他們和另外196名學生於1920年11月7日乘法國「波爾多斯」號郵輪啓程赴法國，12月13日抵達馬賽。

歐 洲

同中國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其他留學生不同，周恩來有定期發放的獎學金收入。另外他還接受天津《益世報》之請，任該報在歐洲的特派記者。比之其他絕大部分同學，周的經濟狀況很好，在英國、德國和法國停留的時候都不需要打工。這樣他也就有時間從事革命活動了。

1921年1月30日，在給他表兄的一封信裏，他描述自己旅歐想要做的事是：「瞭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至於信仰什麽主義，他尚未確定，他寫道：「至若一定主義，固非今日以弟之淺學所敢認定者也。」[42]

他首先去的是英國。從馬賽經巴黎，他於1920年1月到了倫敦，正好趕上那裏發生一場大規模的礦工罷工。他覺得工人和雇主間的這次對抗很有意思，就想仔細研究。這些事件給他的印象很深，他給《益世報》寫了一系列同情礦工的報道。

在倫敦住了5個星期後，他遷居生活費用比倫敦低的巴黎。在法國他感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法國共產黨在1920年成立並加入了共產國際。在這裏周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其他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並且被各種社會主義思想所吸引。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外，他還閱讀到無政府主義和費邊社會主義的著作。他在給表兄的信中談到中國可能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是「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另一是英國實行的「穩進」改革。周繼續寫道：「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43]

為了尋求可能應用於中國的教訓，周密切關注俄國的發展。他對俄國的同情開始增長，導致他得出結論：共產主義會是中國最好的救藥。1922年3月他在給覺悟社朋友的信中說：「覺悟社的信條自然是不够用，欠明瞭。」「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44]1946年在重慶一次接受採訪時，周回憶自己成為共產主義革命者的轉變。起初，他被無政府主義所吸引，但後來他覺得暗殺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後來他開始欣賞費邊社。直到讀過《共產黨宣言》和卡爾・考茨基的《階級鬥爭》一書以後，他才相信共產主義對中國是正道。周說，他的朋友共產黨員黃正榀在長沙一次棉紡工人罷工中被軍閥逮捕並處死「加强了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我相信我要對得起我死去的朋友⋯⋯我決不改變我的思想，並且要繼續為之奮鬥，宣傳共產主義。」[45]

周加入共產黨的準確日期不詳。[46]1920年，即在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之前，已有一些共產主義小組在北京、武漢、長沙等城市活動了。這些小組的成員中有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還有董必武。陳獨秀和李大釗在五四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從1920年夏天起，他們就談論要成立一個共產黨。1921年初，張申府，北京大學的一位青年講師也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和劉清揚，天津愛國婦女會的第一任主席，在中國政府幫助下來到里昂的中法大學任教。他們帶著陳獨秀的明確指示，要在中國留學生中間成立共產主義小組。他們在巴黎成立了一個小組，周恩來在1921年3月也加入其中。[47]

中國政府對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留學生的激進化越來越擔心。1921年初停止了通過中國駐法國公使館發放給他們的微薄的資助。里昂的中法大學接到指示要開除已經在法國的留學生，而從中國另招新生。中國留學生在中國公使館門前抗議這些政策，同法國警察發生衝突。周恩來等派了一批留學生於9月20日到里昂佔領了中法大學。法國警察立即逮捕了他們中大多數人，並把他們解送到馬賽。後於1921年10月驅逐出境，遣返中國。[48]

周躲過了這一劫，繼續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運動中積極活動。他同22個中國共產黨人一起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支部。這個黨有一個三人執委會，這三個人是趙世炎（總書記）、周恩來（宣傳部長）、李維漢（組織部長）。1923年2月，這個組織的名字改成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為1922年5月在中國成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一個支部。周恩來當選為總書記。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合作，共同消滅北洋軍閥。同時，孫派遣王京歧（國民黨左派）到法國去建立一個國民黨的支部。1923年11月國民黨支部在里昂成立了。周接到指示要同王合作，並且同其他共產黨員一起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駐歐支部成立大會上，王當選為執行部主席，周被任命為總務科主任，李富春為宣傳科主任。從比利時勤工儉學回到法國的聶榮臻被任命為國民黨巴黎聯絡處主任。[49]

此時周已放棄學業，一心一意做組織和出版工作。因為他有出版方面的經驗，他負責黨刊《少年》，後更名為《赤光》。在這個刊物上他發表了很多社會問題和思想方面的文章。他在巴黎意大利廣場附近的戈德弗魯瓦街17號戈德弗魯瓦旅館設一間辦事處。在這裏他同在法國勤工儉學的19歲的鄧小平開始交往。他讓鄧小平油印他們的刊物。[50]

1924年孫中山同共產黨合作領導的革命運動開始發展，吸引的人也越來越多，這也正是他們非常需要的。旅法共產主義青年團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讓積極分子回國。大多數人取道莫斯科，在那裏接受簡單的培訓後回國。周恩來等，如鄧小平、李富春和聶榮臻，則直接回國。1924年7月，周恩來離開巴黎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對他做的評語是：「周恩來——浙江，年二十六，誠懇溫和，活動能力富足，說話動聽，作文敏捷，對主義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無產階級化。英文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書看報。本區成立的發起人，他是其中的一個。曾任本區三屆執行委員，熱心耐苦，成績卓著。」[51]

同其他中國留學生邊學習邊工作不同，周恩來在歐洲的三年八個月裏，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寫作和革命活動中。有一年多的時間，他每周都就外交和國際問題寫通訊。他積極參與在歐洲各地建立共產黨組織，他自己也成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個主要領導人。旅歐期間，周恩來開始同許多日後成為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的中國積極分子共事。當他在1924年夏離開歐洲的時候，他已經建立了一個重要的關係網。這個關係網後來在他一生中幫助極大。

青年周恩來

注釋

[1]1914年前，淮安名為山陽。

[2]陳多：〈周恩來紹興家世及祖居考〉，載《周恩來青年時代》（天津：周恩來紀念館，1980–1986），第7期（1986），頁58–62。

[3]Lee, Zhou Enlai, p. 9.

[4]〈周恩來同李勃曼談個人經歷〉，《瞭望》，1984年1月8日，頁26–29。

[5]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8), p. 46.

[6]引自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3。

[7]Kai-yu Hsu, Chou En-lai: China's Grey Eminenc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1968), p. 25.

[8]〈周恩來同李勃曼談個人經歷〉。

[9]〈周恩來同李勃曼談個人經歷〉。

[10]Lee, Zhou Enlai, p. 13.

[11]《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3。

[12]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China (Bombay: Jaico, 1955), pp. 213–218, 329–352.

[13]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3–4；另見Hu Hua, The Early Life of Zhou Enla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0), pp. 3–4。

[14]奉天今名瀋陽。

[15]《周總理與故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頁104–106；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5。

[16]Lee, Zhou Enlai, p. 25.

[17]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19。

[18]Lee, Zhou Enlai, pp. 41–43.

[19]Lee, Zhou Enlai, pp. 37–41，47–49.

[20]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19。

[21]《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14–16。

[22]Lee, Zhou Enlai, p. 64.

[23]《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17–19。

[24]Percy Jucheng Fang and Lucy Guinong Fang, Zhou Enlai: A Profil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6), pp. 15–16.

[25]《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22。

[26]《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22。

[27]例如他在1915年寫的一篇作文和1916年10月在一次演講比賽中就日本潛在的威脅提出警告。《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卷15，頁11–12；《校風》，1916年11月8日；《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37–41。

[28]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24。

[29]《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27。

[30]Lee, Zhou Enlai, p. 91.

[31]劉焱、米鎮波：《周恩來研究文選》（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頁85；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33。

[32]Lee, Zhou Enlai, pp. 102–104.

[33]1915年該刊名為《青年雜誌》，後於1916年更名為《新青年》。

[34]轉引自Su Kaiming, Modern China: A Topical History 1840–1983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5), p. 99.

[35]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28–29；另見Jonathan Spence,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2), p. 155.

[36]Lee, Zhou Enlai, p. 127.

[37]Lee, Zhou Enlai, p. 134.

[38]劉焱、米鎮波：《周恩來研究文選》，頁9。

[39]Lee, Zhou Enlai， pp. 136–138, 141.

[40]《議和報》，1920年1月30日，Lee, Zhou Enlai, 頁204。

[41]《議和報》，1920年1月30日，Lee, Zhou Enlai, 頁141–148。

[42]《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45。

[43]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55。

[44]劉焱、米鎮波：《周恩來研究文選》，頁102；《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54。

[45]轉自引Lee, Zhou Enlai, p. 161.

[46]這個問題在中國引起分歧。資歷在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個重要問題。人們認為周恩來是1922年加入共產黨的。1985年5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布，根據他們的發現，周恩來是1921年入黨的。參見劉焱、米鎮波：《周恩來研究文選》，頁121。

[47]Lee, Zhou Enlai, p. 158：張申府和劉清揚脫離共產黨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劉於1961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任過很多職務：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副主席，中國紅十字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蔡和森和他的夫人向警予在1931年和1928年先後被處死。蔡和森的姐姐蔡暢1945年成為中共中央委員和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主席。李富春是副總理兼重工業部部長。李立三是勞動部部長。李維漢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陳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上海市市長，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聶榮瑧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趙世炎1927年在上海被處死。鄧小平從1970年代後期直到他去世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人。

[48]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62–64。

[49]C. Lee, Zhou Enlai, p. 57； 另見Nie Rongzhen, Inside the Red Star: The Memoir of Marshal Nie Rongzhen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8), p. 17.

[50]Richard 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London: Penguin Books, 1997), p. 19.

[51]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79。

2 革命時期（1924—1949）

第一次「統一戰線」

1924年9月周恩來回到中國的時候，國內局勢一片混亂。推翻滿清王朝後建立的民國政府一直未能真正掌權。軍閥割據，外國的壓力日益加劇。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成了中國自立的唯一可選擇的道路。號召建立一個强大的能够把國家從內外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中國，成了團結群眾起來反抗的唯一旗幟。

為了在亞洲推進共產主義並認識到民族主義是一種重要的動力，斯大林的工具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斯大林這時形成了一個他認為適合於中國情況的戰略思想。其核心是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建立一條統一戰線。通過1920年6月開始到達中國的代表，蘇聯向由孫中山創建的國民黨提供組織、軍事、和財政援助。孫中山此時正陷於財政困難而又孤立，欣然接受蘇聯的支持。共產黨力量很小，在重壓下同意與國民黨聯盟，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仍維持其共產黨的組織關係。[1]共產黨員們參加國民黨是要從內部把國民黨改造成革命的動力。這個戰略的最終目的在於為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而利用國民黨為工具，從內部控制它，最後領導它。這樣的目的成了這兩個集團之間嚴重不和的種子。[2]

周恩來雖然剛回國，但他被視為能够有效地實現這一戰略的合適人選。他是個革命者和組織者的名聲在他回國以前就已傳到國內了。而且，人們認為他的為人使他能够同非共產黨人合作相處。9月，周到達廣州，被任命為共產黨的廣東區委（亦稱兩廣區委）委員長兼區委宣傳部長，11月被任命為廣州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這個軍校是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合作建立的。黃埔軍校和它培訓的軍人按照蘇聯紅軍的模式組建，由黨代表控制著組織、文化和政治工作。駐在該校的蘇聯顧問，包括鮑羅廷和加倫將軍，確保忠實地按照蘇聯模式建軍。黨代表在軍事活動中又形成另一套平行的發號施令系統。他們的責任是保證軍官和部隊忠誠並遵守野戰紀律。在戰鬥中他們要表現勇敢，並保護平民百姓不受部隊欺壓。周的正式任務是對士官生們進行思想教育。士官生首先要以政治事業心為他們上戰場的動力。但是私下裏，他的秘密任務則是抵制和限制國民黨在軍校的影響。作為具有黃埔軍校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和少將頭銜的共產黨代表，周在軍校內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為共產黨服務。通過完全由他控制的為實現他的目的而建立的特殊支部，他創建了一系列的公開組織，如火星社、紅花劇社、青年軍人聯合會，這一切都有助於吸收新黨員。[3]

消滅繼續威脅著廣州國民政府的地方軍閥，使周恩來有機會考驗為上戰場設置的政治教育的效果。在1925年2月和3月討伐當地軍閥陳炯明的戰役中，黃埔思想教育的收效顯著。士兵和軍官都守紀律，鬥志旺盛，隨軍的宣傳隊積極工作，團結群眾支持他們的戰鬥。到年底，國民軍已經控制了整個廣東省，而且經過戰場的考驗，更堅强了。周參加了這些戰役，使他完全熟悉了軍事行動。他對制訂作戰計劃所做的貢獻和他親臨戰場的經驗使他得到鍛煉，成為一個軍事指揮員。

在政治戰線上，周擴大共產黨的努力也有成效。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使共產黨能滲透到國民黨內部，同時還使共產黨迅速成長。1925年初，共產黨員總共只有994人；兩年過去後，增加到57，900人。[4]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大示威後黨員人數繼續增加。那是因為一個日本紗廠經理打死了一名共產黨工人。這個事件加劇了五四運動之後已經高漲的抗日情緒。兩周以後，抗議達到頂點，學生和工人舉行大會，英國警察堅決鎮壓，一些示威者被打死。由此引起的騷亂史稱五卅運動。公眾的憤慨蔓延到其他地區，包括廣東和香港。十萬香港人民上街遊行反對殺害中國人。黃埔軍校也捲進這次事件中。6月23日廣州各界數萬人舉行反英示威大會和遊行，周率領2，000名教官、士官生和士兵參加抗議示威遊行。英國軍隊再次襲擊遊行隊伍，52人被擊斃，170餘人受傷。隨後數月，在香港和廣州發生一系列罷工，使得香港港口癱瘓，香港和廣州的經濟生活都遭受嚴重影響。

正是在這動亂的漩渦中，鄧穎超來到廣東。周恩來在歐洲期間同鄧穎超保持通訊，並相信她和自己一樣對革命事業有獻身精神，支持他。1925年1月在上海參加第四次黨代表大會的時候，周就向黨的領導提到他的婚姻問題。根據當時共產黨的規矩，在周恩來一生中這個規矩也沒改變，即處於周那樣地位的人不經黨領導批准不能對本人的私事做出決定。因此，周恩來去見中央委員彭述之，談他的婚姻打算。彭予以批准。於是，1925年7月，鄧穎超離開天津，乘船到廣州。當她在8月到達廣州時，碼頭上沒有人接她。周正忙著組織一次罷工。他派了一個年輕人拿著鄧的照片去接，可是那人沒認出鄧穎超。所以，鄧穎超只好拿著寫有地址的紙條，找到周的窄小的住處。這件事對他們未來的共同生活有點象徵意義：革命工作比什麽都重要，私人生活是次要的，甚至無所謂。他們在1925年8月8日結婚。鄧穎超後來回憶，他們沒有舉行儀式，沒有登記，也沒有見證人。很簡單，他們就是住到一起。[5]儘管他們開始共同生活沒有聲張，但同其他一些共產黨領導人不一樣，他們的婚姻維持了一輩子。

周恩來在工人和農民中成功地發展共產黨，引起了國民黨的警覺。國民黨右翼越來越不放心，要求從國民黨內開除共產黨員並斷絕同共產國際代表的一切關係。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也擔心共產黨在軍隊裏日益擴大的影響。1925年10月，他要周恩來提供一份第一軍和黃埔軍校吸收的全體共產黨員的名單。1926年3月，船員多為共產黨員的炮艦「中山艦」未經報告蔣介石，從黃埔開向廣州。蔣以此為藉口在廣州鎮壓左派勢力。這就是後來所謂的中山艦事件。聶榮臻——雖然沒有怎麽澄清這個事件——在其回憶錄中暗示，該炮艦的轉移是對周恩來被軟禁表示抗議。[6]為了加强對廣州的控制，蔣命令扣留該艦，宣布宵禁，並包圍了共產黨在該市的據點。蔣還繼續加强壓力，開除了其黨內親共產黨的黨員，並要求250多名在黃埔軍校工作的共產黨員脫離黃埔，並讓他的對手汪精衛，一個同情共產黨的國民黨左派，去歐洲度假。

蔣介石雖然想遏止共產黨在國民黨和軍中的影響，他還是需要蘇聯的軍事和財政援助，也需要左翼部隊進行北伐以挫敗華北的軍閥政府。中山艦事件後鎮壓共產黨，使共產黨內在支持北伐問題上產生不同意見。對於周，首先要打敗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北伐是關鍵的一環。沒有國民軍，左派武裝沒有足够的力量達到這些目的。周要保證軍中有强有力而守紀律的共產黨員和他們的宣傳隊。既然共產黨人已不能再在黃埔軍校活動，他就在共產黨廣東省委下屬的廣州軍事委員會工作，以加强共產黨對國民軍各部的影響。第一軍是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第四軍獨立團這時組建了一支裝甲部隊，是該軍的核心。[7]5月1日，周恩來和獨立團團長葉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向該團連以上軍官做指示，講共產黨北伐的目標，要求他們一直打到長江邊，盡一切努力摧毀軍閥的基地。周並任命聶榮臻作為他和部隊裏共產黨軍官之間的聯絡員，以保持他對部隊的控制。[8]

1926年夏天北伐開始。進一步北上之前，第一步是要奪取長江流域。兵分兩路，一支部隊從廣東西北行到武漢，這支部隊主要是共產黨和左翼力量；蔣介石則率領他的部隊向東北進軍南京和上海。由葉挺和蘇聯顧問加倫將軍率領的共產黨和左派部隊經過激烈戰鬥迅速挺進長江。8月底，他們佔領了整個湖南省。又過了兩個月，他們拿下了武漢。武漢是一個重要的工業中心，他們在武漢建立起一個左翼國民黨政府。此時蔣介石卻不急於向華東進擊上海。從北伐開始起，他就決意主要讓左派部隊打仗，而讓他自己的部隊迴避正面軍事戰鬥。他在南昌建立司令部。南昌是一個保守的中古城市，沒有什麽重要的工業。在南昌，蔣利用他和上海幫派的長期合作，計劃搞倒他的左翼對手。這種勾結幫助他實現了把共產黨和左翼積極分子從國民黨內排擠出去。[9]

中山艦事件

失 敗

上海，這個繁忙的港口城市，有很多外國人在此逗留，有相當龐大的商業和金融業，還是一個初步的工業基地，已經成了共產黨活動的一個重要的中心。中國貧困的無產階級主要在這裏——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無產階級應當是革命的基礎。看來這裏理應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所在地。但是事實上，它在這裏很難公開開展工作。雖然共產黨成功地組織了總工會，卻遭到有勢力的國民黨右翼的反對。國民黨右翼同金融、商業和工業界有著密切聯繫。上海黑社會的主要組織之一的青幫控制著該市大量工人，因而形成對總工會的直接挑戰。不僅如此，工會還得應付控制著上海大部和周圍地區、並敵視共產黨的軍閥孫傳芳。

儘管困難重重，中共還是想領導工人起義，反對現政權，以振中共和國民黨左派的威望。不過，很快形勢就明朗了，共產黨的領導層低估了它的對手。1926年10月共產黨組織的第一次重要起義遭軍閥武裝鎮壓。然而，共產黨領導遵循共產國際的指示，繼續執行武裝起義的政策。1926年12月周恩來到達上海，立刻開始計劃搞新的鼓動。在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組織部書記兼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這兩個職務都賦予他很大的權力組織工人暴動。

在法租界的拉法耶特路29號他的住處，周計劃並組織在國民革命軍要到來的時候舉行一次起義。估計國民革命軍即將到達，他們在2月19日進行總罷工，但又被鎮壓。散發傳單的學生被捕，有些人未經審訊即被處死。上海的外國新聞社在報道中描述了一些被砍下的人頭掛在杆上示眾。[10]

上海的氣氛極其緊張。流言四起，有說共產黨要政變打倒蔣介石，也有說蔣介石要政變反對共產黨。可是周還繼續在準備3月21日的另一次暴動。80萬工人走上上海街頭。抗議者和警察打起來。幾天內，周得以控制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各區。他命令停止一切戰鬥，組織一個臨時政府，以便迎接即將到來的國民革命軍。

上海的商人和外僑害怕被屠殺。同時蔣介石加强了同青幫頭目的聯絡。他們聯合行動，在4月11日晚間向工人和共產黨發起攻擊。為此，蔣介石動用了他本來要參加北伐打軍閥的第26軍。

儘管有些迹象本該引起共產黨領導人的警覺，可是被襲擊時共產黨人還是感到突然。進攻的前夕，汪壽華，共產黨工人委員會領導兼上海總工會主席，接受了大耳杜的邀請，在他到達宴會地點時被勒死。周恩來險些成為類似計謀的犧牲者。4月11日晚上，蔣介石第26軍第2師師長斯烈邀請周到他的司令部會面。這個邀請也是個陷阱，周到後便被抓起來。儘管謠傳蔣介石以高價懸賞要周恩來的人頭，令人奇怪的是，他第二天被釋放了。周恩來當時畢竟是上海級別最高的共產黨人，而國共合作的協議當時還是公開有效的。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的計劃只能秘密實行。很多國民黨官員直到最後一刻並不知道他對周恩來的企圖。周是在第26軍的一位代表趙舒的干預下被釋放的。趙舒認為逮捕周恩來是錯誤的。這是周恩來許多次遭暗算中的一次。

第二天，周組織在閘北召開有十多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會後同群眾一起遊行。他們遊行到第26軍司令部，要求釋放被捕的工人。司令部守衛向赤手空拳的群眾開槍，打死的估計有一百多人，傷者數百。[11]

在幾個月的時間裏，國民黨控制區裏一直以暴力對付左派勢力。勞工的鬥爭造成經濟不景氣，引發一種對「布爾什維克威脅」的恐慌。上海的商界——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開始看到蔣介石是唯一能够保護他們抵抗這種威脅的人物。中國商人樂意大量出資貸款以鎮壓共產黨。在反共的東北軍閥張作霖控制的北京，警察搜查當地共產黨人避難的蘇聯大使館。正是為此，李大釗被捕並被殺害。

很難理解，在今天的中共黨史上被描述為英明的組織者的周恩來，竟然沒有認識到當時蔣介石對左翼勢力的威脅。他在廣州親自領教過蔣的反共行徑，卻看不到他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對共產黨的威脅。

上海事件後，屠殺共產黨和他們的支持者的行徑擴展到全國其他地方。5月，駐扎在湖南和湖北的國民軍開始鎮壓共產黨和同情共產黨的人。在長沙地區，20天內殺了一萬多人。據估計，1927年，從4月以後，有30萬人被殺害。[12]

上海共產黨人遭屠殺後6天，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隨後幾個星期裏，武漢的左翼國民黨開始瓦解。為首的汪精衛轉而效忠蔣介石，從而正式結束了同共產黨結盟的政策。到年底，國民黨左翼也垮了，汪精衛害怕因同情共產黨而遭迫害，逃到歐洲。鮑羅廷和其他在國民黨內的俄國專家被迫離開中國。國民黨同蘇聯的合作到此正式結束。羅米納茲很快接替了鮑羅廷。羅米納茲是斯大林的特使，為人傲慢而且沒有經驗，他要求絕對忠於共產國際的指示，而不管這些指示是否符合中國的情況。共產黨雖然被迫轉入地下，但仍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之下。

8月7日中共中央委員會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會議將局勢的惡化歸罪於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陳被迫辭職，由共產國際支持的瞿秋白繼任總書記。在瞿領導期間，共產黨的政策沒有根本的變化。中央委員會計劃9月秋收時節在幾個省發動一系列農民起義。秋收時往往因為農民付不起地租，農民和地主的關係很緊張。但是，在此之前，要在南昌舉行一次武裝起義。周恩來被任命為前敵委員會書記負責此次行動——由他對起義負全責並進行指揮。由共產黨將領（朱德、葉挺、賀龍、林彪）指揮的約2萬國民革命軍參加起義。根據加倫將軍擬訂的計劃，起義在南昌發動後，部隊立即向南往廣東方向移動。他們的目標是佔領一處出海口，如果可能，就佔領整個廣東省。他們預計起義能得到蘇聯通過海路來的支援。周恩來認為加倫的計劃可行。當時蔣介石只控制了長江中下游幾個省，長江以北和西南在軍閥控制之下。周以為利用南方為基地，依靠這個地區工人和農民組織的支持，有可能發動由共產黨領導的第二次北伐。但是，結果表明，他大大低估了事情的難度。[13]

8月初，南昌起義獲得初步勝利之後，共產黨的部隊向廣東移動，卻沒有鞏固南昌的陣地。主力部隊快速向南方前進，使得其他的部隊要麽散亂，要麽覺得被甩掉了。而主力部隊在烈日炎炎下不停息地行進也開始瓦解。戰鬥疲乏、缺少食物和水使部隊士氣下降，很多人生病了。疲憊不堪加之疾病困擾，士兵們無法帶大炮，武器和彈藥，大部分只好丟棄了。8月底在會昌、9月初在長汀（均在江西境內）與敵軍交火，造成重大傷亡，許多人叛逃。後來，也是9月，周恩來和他的團隊佔領了潮州和汕頭，一個重要的出海口。但是月底在揭陽一戰中損失了兩千多人。周撤退到海豐和陸豐，希望得到這裏比較發達的農民運動的支援。但是，在又一場同國民軍第11師交火打了敗仗之後，整個起義崩潰了。朱德和陳毅不肯再向南走。他們領著剩下的不到800人向井岡山前進。在那裏同毛澤東會師，建立紅色根據地。

據聶榮臻後來回憶，南昌起義後的災難性失敗是因為很多戰略戰術上的錯誤造成的。很多部隊是臨時的盟友，靠不住。軍事領導急躁冒進。領導人包括平常謹慎的周恩來都沒考慮過避免同敵人正面衝突。顯然，他沒有能協調各部隊以建立一個縱向的指揮結構；而這顯然是由於要想建立通信聯絡線是極其困難的。但是，固守黨內紀律也是原因之一。司令員們非常注重遵守上面的指示，在變化了的情況面前沒有一點靈活性。他們僵化到這種程度，在執行原先的指示已經毫無意義的情況下還要去執行。另外，共產黨原先指望地方支援，結果地方卻沒有支援，這也是造成災難的因素之一。上海大屠殺之後，工人們受到很大壓力，他們要麽無能為力，要麽不願再支持造反。戰役結束時，周恩來得了嚴重的瘧疾。在反復寒熱昏迷中，他做夢都在打仗，對部隊喊著：衝呀。聶榮臻和葉挺悄悄決定將他從海路轉移到香港去就醫。聶回憶說，當時他和葉挺只有一支手槍自衛，而且由於他們不會當地方言，他們也不敢與當地老百姓講。最後他們找到願意幫助他們的當地黨組織的領導人楊石魂。聶記述他們乘一艘小船到香港的艱難過程。船太小，容不下他們四個人：周、葉、楊和聶，還要加上船工。他們把周恩來放在只容下一個人的船艙裏，其他人都在艙外。小船在風浪裏顛簸得很厲害，他們只好用繩子把自己綁在桅杆上。經過兩天一夜的艱難航行才到了香港。楊把周托付給當地的共產黨人，周化名為姓李的商人，他們給他安排治病。[14]

南昌起義雖然軍事上失敗了，但是在政治上被認為是正確的，是共產黨黨史上，也是周恩來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它標誌著共產黨獨立的軍事行動的開端，也是周作為中國革命領袖的事業的開始。

南昌起義只是多次失敗中的一次。其他暴動計劃也一無所獲。毛澤東負責的湖南搞了一場秋收起義，但沒有成功。儘管有這些挫折，羅米納茲主持的中央委員會還一味强調中國革命正在「高潮」中。[15]他說「客觀因素」——敵人的軟弱以及農民和工人的困苦處境——有利於起義。他認為，1927年7月到11月之間發生的那些突發災禍可能造成了「主觀」上不適當的做法，即儘管有「有利」條件，但領導人不稱職。秋收起義失敗怪毛澤東；周和其他人要對南昌起義失敗負責。周甚至暫時地被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委員會一邊承認有些錯誤，一邊卻繼續反復地强調共產黨起義政策的正確性，而且還表示要繼續起義的決心。因為有這個決心，1927年12月在廣東又上演一場起義，建立廣州公社。不過這一次也失敗了。公社只存在了3天，就被國民黨當局鎮壓了。[16]

共產國際仍維持著對中國革命形勢和周圍敵對環境不切實際的估計，迫使周恩來陷於兩難。一方面中央在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方向問題上無休止地辯論，他無法解決。另一方面，蔣介石對共產黨及其同情者的迫害——白色恐怖——已經逼得他和共產黨轉入地下活動。根據八七緊急會議的決定，共產黨要轉變成一個「强有力的、秘密的、戰鬥的組織。」[17]周被任命為權力很大的政治局常委組織局的負責人。這個機構掌握著組織、宣傳、軍事、調查、秘密特務、交通和出版事務。這個局事實上是共產黨領導機關，管著黨的日常事務。[18]

一系列估計錯誤的暴動所造成的困境，促使黨的領導人重新評估他們的政策。1928年6月8日至7月11日召開的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就做了這個工作。在斯大林邀請下，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在蘇聯首都開這個會是在日益擴大的「白色恐怖」下掩護了中國共產黨人。斯大林讓這個會在他的領土上召開還有他的另一層考慮：他急切地要加强對外國共產黨的控制。把中共召到莫斯科意味著讓他們同莫斯科保持一致。

對中國代表來說，從中國到莫斯科不諦是一場歷險。國民黨在中國很多地區控制嚴密，很多共產黨人，包括周恩來，不得不化裝才能離開中國而不被逮捕。1928年5月初，周恩來化裝成一個古董商，帶著鄧穎超離開了上海。

在莫斯科的中共六大會議舊址

中共六大主要議程是中國的革命形勢。與會的84名代表和34名候補代表討論了革命的性質、目標和任務。革命是處於「高潮」還是「低潮」？作為代表大會的秘書長，周恩來發表了一個長篇清醒的講話，認為革命處於退潮。周批評了那些堅持要搞革命暴動的急躁冒進者。周認為當今主要任務是爭取群眾以發展革命形勢。

這些包括著各種可能性的說法都是含含糊糊的。周的講話中最重要的一段是關於在中國南方另建一個政權。他指的是毛澤東和朱德已經開始建立的那種蘇維埃根據地。周說，要讓群眾有準備地起來建立蘇維埃政權。周恩來以這些說法第一次强調了農村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19]

周的觀點在會上通過了。沒有什麽特點但出身工人階級的向忠發雖然當選為總書記，但很快證明他沒有完成任務的能力，所以周恩來成了黨的實際領袖。這時他30歲。

從莫斯科回到中國後，周開始貫徹大會通過的政策。他一再强調「武裝起義還不是行動的號召，而是宣傳的口號。」他並且把注意力集中於恢復國民黨統治區內的共產黨組織，擴大農村的紅色根據地以及紅軍的發展。[20]

很清楚，在那個時期，上升的是蔣介石的政治地位而不是共產黨的革命。打敗了上海的共產黨之後，蔣開始北伐的第三階段，去征服張作霖控制的華北。張作霖麾下有50萬大軍，是一股相當大的勢力。但是蔣能够鞏固各部隊，並得到他所需要的財力開展他的行動。他同上海黑幫以及同他那精明的姻兄財政部長宋子文的聯盟，對他取得勝利很有幫助。張作霖三面被圍，只得放棄直隸省退回到東北。1928年6月在他回滿州的路上，日本軍隊炸了他的火車，他被炸死了。7月，已經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的國民黨軍隊進駐北京。同時將北京改名為北平。

共產國際因為1929年的大蕭條再一次過高估計中國的革命潛力。斯大林得出結論，資本主義國家深刻尖銳的經濟形勢為革命開闢了新的前景——中國共產黨必須抓住這個機會。在共產國際看來，中共應該「動員群眾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聯合的政權，按蘇聯的模式建立一個工農聯合的專政」。[21]

周恩來對這些武裝暴動的新號召態度模糊。他並不認為立即採取革命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身在其位，他得接受共產國際的觀點，草擬支持其指示的決議。但是他也提出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警告，並一再强調，在革命行動中要謹慎小心。[22]

看上去周是擁護共產國際的政策，但他和1929年暮春在上海建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之間的分歧不斷。1930年初，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會談，中共中央領導之間的一些問題表面化了。周不在家，為當時也是中央委員的李立三加强自己的領導地位開了方便之門。李堅信國民黨內部有鬥爭，加之大蕭條之後的國際經濟危機，已經使中國的暴動時機成熟了。他開始設計更激進的革命戰略。他估計，武漢應該成為共產黨組織的活動中心。那裏的各種共產黨組織——中共領導機關、共青團、工會，應該合併成行動委員會，使武漢的日常工作停頓。共產黨的軍事力量要成為戰略的核心，在工人罷工起義時，紅軍要開進城內支援工人。[23]

李立三的政策雖然不切實際，根據卻是共產國際自己1929年間給中共的四封信裏的明確指示。但是過了幾個月，共產國際立場有所後退，認為這些政策是「左傾冒險主義」。8月，周恩來回國後不得不糾正李立三造成的局面。在9月下旬舉行的中央委員會上，周試圖調和共產國際和李立三的立場。他總結說，雖然李立三有一些戰術性的錯誤，但是，兩者之間沒有根本分歧。1930年12月到達上海接替共產國際在上海辦事處工作的米夫卻逼著再開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徹底批判李立三路線和周恩來的「調和路線」。1931年1月，周的立場又退回去了。他「承認」向李立三妥協的錯誤，甚至提出退出政治局和常委會。這之後的政治局人選調整中（由米夫決定一切），周還是被保留下來，而李立三和瞿秋白這樣的高層領導人被撤換了。米夫後來帶著一種恩賜的態度說：「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24]顯然，米夫像後來毛澤東那樣深信，周恩來作為黨的領導人所提供的服務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周甘願同任何掌權的人合作。

地下工作

就在共產國際還在為中國革命潛力究竟達到什麽程度而爭論的時候，轉入地下活動的周恩來努力恢復被破壞了的上海黨組織。最大的危險是國民黨在1928年專門為根除共產黨而建立的秘密特務。為了不致落入他們的羅網，周恩來小心翼翼地不引起他們的注意。他和妻子生活很不安定，經常變換住處，有時在一個地方只停留兩個星期或者一個月。每次搬家他們還要更換姓名。周常常化妝為商人，有時還要裝上鬍子。知道他們行踪的不過兩三個人。上海的黨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都要分散僞裝。在這個黨的地下神經中樞工作的約有兩百人。黨的組織分散設在不同的地方：政治局在雲南路447號碰頭，軍委聯絡處在浙江中路112號，中央組織部在成都路。到這些單位都要對暗號。周要參加各種會議，必定是清早5點鐘到7點鐘出去，深夜十一、二點回家。他從來不用公共交通，也不在公共場合露面。[25]

1928年11月，中共建立起自己的情報機關中央特科，簡稱特科，由周恩來負責。他的助手是向忠發和顧順章。顧順章同黑社會關係密切，當時已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分四個行動單位，三個分別負責保護黨的領導機關的安全，搜集情報，和內部聯絡；另一個叫「紅隊」，是一個專門懲辦罪大惡極的叛徒的紅色恐怖隊。[26]

周主要關心的是在國民黨秘密特務內部建立一個有效的反諜報網絡。時間不長，負責情報工作的陳賡就在國民黨秘密特務的核心，即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裏成功地安插了一個的密探網絡。其中特別傑出的三個人是：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底。[27]周恩來後來說他們是30年代的「龍潭三傑」。[28]錢壯飛是頭一個打入國民黨情報部門的。他於1925年加入共產黨，那時他是北京一個學醫的學生。1929年，周恩來讓他參加國民黨情報頭子徐恩曾在上海辦的一個無線電通訊訓練班。這個訓練班的目的在為徐恩曾招募特務。徐當時急需人手搜集同國民黨敵對的政黨的情報。共產黨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錢聰明而又勤奮，贏得了徐的信任，被升任徐的私人秘書而且負責招募更多的特務。這就創造了很多機會把共產黨人安插進國民黨組織。其中的兩個人李克農和胡底在1929年底進入國民黨秘密工作，提供他們精心挑選的情報和敵對黨活動的假情報——由周親自掌握，他們直接向周恩來彙報蔣的計劃。由於有他們的情報，蔣策劃的對江西紅軍的頭兩次「圍剿」對周來說就無秘密可言，他能够利用這些情報採取應對敵人計劃的行動。[29]

中共在六大以後的兩年韜光養晦，周恩來重新建黨的工作開始顯露成效。中共慢慢恢復，力量甚至有所增强。紅軍也是如此。這時已有七萬人，主要在根據地。而且已經建立了十幾個根據地。國民黨統治區內的地下網絡日漸活躍，而大蕭條影響到上海的商業界和對國民黨提供財政支持的人。從1927年的挫敗以來，中共第一次呈現積極的發展。

但是，為時不久，中共勝利主要依靠的周恩來的情報活動遇到了很大的麻煩。1931年4月末，周進行秘密活動的主要助手顧順章在武漢被捕。被國民黨逮捕的共產黨員釋放的可能極小，要受到國民黨酷刑和日夜不停的訊問折磨。顧順章自己審訊別人如此，他十分清楚等待著他的是什麽。而且，作為一個同上海黑社會聯繫密切的勞工領袖，他並沒有很深的共產主義信念。為了救他自己，他供出了共產黨在武漢的組織。警察立即出動襲擊，十多個共產黨領導人被抓或被殺。顧順章堅持要親自見蔣介石，直接向蔣交待上海黨中央的情況。武漢警察局發到南京請示的一份密電被錢壯飛截獲。錢壯飛十分擔心顧叛變的可怕後果，於是派他的女婿到上海向周恩來彙報。與此同時，武漢的秘密警察用船把顧押解到南京去見蔣介石。這使周在顧到達南京前有兩天的時間組織上海黨的機構和領導人撤退，更改聯絡暗號和程序等，因為顧對這些都知情。[30]

見過蔣介石後，顧被國民黨的秘密警察押解到上海，以為可以在他的幫助下把共產黨一網打盡。但是，他們到得太晚了。中共的辦公處和領導人的住處都已人去樓空。儘管如此，中共還是受到很大損失。顧對上海的活動和它同江蘇省的聯繫知道得太多，中共難免不遭受很大破壞。許多沒有及時通知到的黨員被捕被殺。同時政府也開始又一輪對左翼同情者的迫害，傷亡人數也許是1927年大屠殺以來最多的。

周對這個事件的反應也是極端的。像蘇聯的契卡和中國的老傳統，一人有過，全家遭殃。他針對顧的親屬報復。顧的妻子張興華和幾個親戚也是為特科工作的，現在已屬安全隱患。在周的命令下，紅隊一個晚上處死了顧家十五口人，並且匆匆地把他們的尸首在上海僻靜處掩埋了。[31]

周的報復還不止於此。王兵，國民黨密探的一個頭目，成了他的下一個目標。王兵在市內活動習慣於坐黃包車，也沒有什麽保護措施，很容易找到。紅隊在鬧市區設下埋伏，開槍把他打死。這個行動就是要讓人看到，儘管顧順章事件造成對共產黨的破壞，中共還在。周對顧順章叛變的反應並非例外而是常規：在國民黨特務對左翼人士的殘酷迫害面前，沒有道德可講。但是顧的被捕對周的情報活動和黨領導人的安全是一個重大打擊。政治局四個常委分散開去。張國燾赴蘇聯出席中共六大。王明已經離開，去了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向忠發和周恩來過了年也要去江西根據地。走之前，周恩來改組了特科。由於顧的叛變，特科最有成效的成員已經暴露。情報處負責人陳賡和隱蔽的李克農、錢壯飛、胡底已轉移到紅色根據地的安全所在。潘漢年，也是周的一個主要助手，此時尚未暴露，接替擔任特科負責人。[32]

潘漢年，党的統一戰線領導人

但是，周的情報活動的背運還沒完。1931年6月，在向忠發計劃去根據地之前，周又遭到一次打擊。上海當時正要抓向忠發。離開上海前，他不顧周對他身處險境提出的警告，卻同他的情人在一家旅館過了最後一夜。到了早晨，跟踪他多時的告密者在他要離開旅館時報告了。向當即被捕，並被解送到法租界的一個監獄看管起來。周覺得可能有希望不把他押送到國民黨總部。為了阻止向被押送出去，他的手下花了一大筆錢賄賂法租界警察局的中國警長。可是，這個警長對這件事做不了主，因為國民黨當局直接同法國人交涉。法國人同意把向忠發引渡給上海警備司令部的熊式輝將軍。一旦到了他們手裏，他就會受到嚴刑審訊。周又希望向被押解去南京，這樣就可能在半路把他截下來。可是，這個希望也落空了。熊將軍的審訊得到了國民黨想要從他這樣身份的共產黨人身上所能獲取的情報，蔣介石覺得再審也沒有用了，下令將他處決。不過，特科倒是買到了對他的審訊記錄。顯然，向忠發同他以前不少的人一樣，掉進了國民黨秘密特工審訊的陷阱。周讀著審訊記錄，心驚膽寒，不由得對向忠發叛變共產黨和吐露的情報的程度之深感到震驚。向供出的許多情況中包括周的住處。於是在向變節後又掀起一輪抓捕和殺害共產黨人的浪潮。[33]

周恩來夫婦在向忠發失踪的那天早晨就離開了他們的住處，因而得以及時逃脫。1928年建立的政治局常委會分散在各處。1931年9月，上海建立共產黨臨時中央，總書記是博古；張聞天、李竹聲、康生、陳雲和盧福坦為書記處成員。[34]

紅色根據地

1927年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失敗之後，毛撤退到井岡山，朱德等人後來到這裏與毛會師。鑒於布爾什維克在城市發動革命的戰略失敗，毛和他的戰友轉向農村，在農村建立並逐步擴大革命根據地。1931年11月，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有了中央蘇區。以朱德為司令，毛澤東為政委的第一方面軍就駐扎在這個根據地。極盛時期，部隊總數達8萬餘人。在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邊界也建立了類似的鄂豫皖根據地。在福建、廣東、江蘇、浙江和四川各省還分散著一些小塊根據地。1933年這些地區的紅軍力量達到頂峰，總兵力有30萬之眾。[35]

甚至在這些相對閉塞的根據地內，共產黨的領導人也感覺有他們看不見的敵人，內部不和威脅著他們。隨著蘇區擴大和各派力量對過去失敗的原因認識不同，對這種隱約存在的危險感覺就越强烈。他們很懷疑變節者可能會滲透到根據地來充當國民黨特務。1930年代初，蘇區中共急切地要消滅敵對分子以鞏固陣地，在根據地內對共產黨員開始了一場大清洗。那時周在上海，是中央領導，他當然也有理由懷疑大批國民黨特務打入共產黨和紅軍的組織。根據中國的最新研究，他支持毛的清洗，還可能是他推動了這場清洗。[36]

名義上是有必要消滅反革命分子的反布爾什維克活動，即反AB團，這場清洗不光是針對所謂的特務分子，也針對那些同毛的思想觀點不一致的人們。

毫無疑問，共產黨的領導人確實面臨著被迫害的危險，但是這種運動也充滿著偏執狂和對權力的爭奪。毛用以打擊他認為可能反對他的人的那種冷酷無情很快就暴露無遺。反復審訊和酷刑逼供，發展到心理和身體的摧殘。在毛的明確指示下，「古代的酷刑」也用上了。把嫌犯雙手捆起來吊到半空，用竹條鞭打。如果這樣還達不到目的，下一步就用煤油燈燒⋯⋯一直折磨到招供才罷手⋯⋯妻子到衙門來詢問她們男人的情況⋯⋯受到的刑罰比她們的男人更野蠻：士兵們割去她們的乳房，火燒她們的下部。」[37]嫌疑者不但要供認他們自己屬於AB團，還要把別人也說成是AB團成員。這樣逼出來的供詞又被當做證據去逮捕更多的人；於是又逼出更多供詞，逮捕更多的人。這樣的滾雪球戰術導致成千上萬的人被指控為「反革命」。甚至負責清洗工作的人安全也不保。反AB團的清洗很快又從黨的組織擴大到紅軍。各級指揮員中許多人被當做敵人的特務處決。連已經是江西軍區司令兼政委的陳毅也被誣為AB團成員。這樣終於引發對迫害的强烈不滿，以1931年發生的富田事件達到高潮。[38]

這一切發生的時候，上海的中共領導也深陷於內部分歧之中。直到中央領導人完全改組後，周恩來和政治局才得以集中精力再關注根據地的問題。1931年2月在給中央蘇區前敵委員會的一封信裏，周和政治局强調，像AB團這樣的組織是蔣介石政府「最强大的組織工具」，紅軍「如果不純潔自己的隊伍，就不可能打敗敵人」。這封信還號召加强反對一切反革命的鬥爭。[39]

政治局任命周恩來調查富田事件，並任命任弼時和王稼祥協助他做這項工作。他們譴責富田暴動為AB團及其同盟者的反革命行動。根據這個調查，政治局於3月28日通過決議，肯定毛在堅持反對中共敵人的鬥爭中執行了正確的路線。政治局還派任、王、和顧作霖到中央蘇區協助領導消滅AB團的鬥爭。整個1931年，各主要根據地都加强了清洗。大批的逮捕和戮殺使部隊在短時間裏即由4萬多人減員到只剩下幾千人。中國史學家估計各根據地犧牲者總數約達10萬人。[40]這次清洗可以被視為後來各次運動的實驗。1940年代延安整風中開展過類似的清洗，規模稍小些。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初期的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規模則更大。

如果說周支持消滅反革命，他對清洗的極端化也是敏感的。在見到歐陽欽之後，他的疑懼更甚。1931年8月，歐陽欽從中央根據地隻身到上海報告清洗的情況。周在同月底寫給中央蘇區領導的信中批評地方領導說，「過火、驚慌失措、簡單化」導致運動中把AB團「擴大化」。同年12月，他在去瑞金途中經過閩西，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發現審查的很多做法是錯誤的。他問過許多執行清查的人。經過一年的調查之後，他得出結論，各色人等——包括地主、富農、犯政治錯誤的黨員——都被指控參加了AB團。周說，威脅的程度被過分誇大了。他也指出「把抓反革命當作一切工作的關鍵」造成了一種非常危險的思想方法。他接著譴責以酷刑逼供的做法。1932年1月7日通過一項決議，其中包括了周對清洗AB團的結論，此後，這個運動才逐漸平息。[41]

導致富田事件的情況表明，紅色根據地在中國內地擴大產生了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即是黨中央和根據地之間領導機制和信息交流的效率低下。各根據地之間的聯絡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中央不能够掌握根據地的黨和軍隊領導人的活動。而就這些人來說，他們也覺得很難接受黨中央的指示，他們認為那些指示並沒有考慮他們活動的具體條件。周考慮到這種種因素，於1930年8月建議再成立一個中共蘇區中央局（簡稱中央局）。上海的黨中央不能控制蘇區，兩者間又缺乏配合，而後者又比較成功，這些都可能是決定性因素。但是，最重要的也許是中心城市裏的迫害使得地下工作越來越困難。工人對革命事業的支持很少。1930年8月26日政治局接受周的建議並選舉他為蘇區中央局的總書記。蘇區中央局於1931年1月在小布（江西省寧都縣）成立，已精簡的臨時中央繼續在上海活動。在周即將到達根據地之前，項英，後來是毛，擔任這個局的代理書記。[42]

周在上海擔任地下黨的領導歷時4年之久，這期間他是國民黨懸賞緝拿的頭號人物。1931年12月初，他離開上海踏上去瑞金的危險旅程。特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計劃他的行程，最後為周確定了一條特別的路線。周在嚮導陪同下從上海搭乘一條英國輪船到香港。香港當地的中共聯絡員把他送到汕頭。一路上，中共與廣東、福建、江西的地方黨組織有地下聯絡線，地方黨組織周密安排使周在國統區從一個縣轉移到另一個縣，一個鎮轉移到另一個鎮。經過幾個星期後他才在12月底到達瑞金。[43]

周恩來和毛澤東

在江西根據地，周開始了他同毛澤東的綿延終生的關係。毛成為其一生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人。雖然1927年他們在廣州有短時間的晤面，但由於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失敗後黨的各種需要，他們已有多年天各一方。毛上了井岡山；而周被調到上海，在黨內的地位也更高。實際上，1931年後期，周任蘇區中央局總書記，是各根據地的領導，毛是他的下級。

這兩個人根本不同。毛本質上是個造反派，不受黨紀約束，不像周那樣願意妥協。他常常同共產國際、同中共領導意見不一。在他的名篇，1927年3月20日發表的關於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他提出了離經叛道的論點，認為在中國革命中農民是最重要的——比無產階級更重要。因為他對農村瞭解得很透徹，能够體會農民中蘊藏著巨大的革命力量。1930年他寫道：「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44]農村遠離國民黨政府，而在他看來，這正是維持並發展「割據的武裝蘇區根據地」的理想處境，能够自給並能有一支强大的紀律嚴明的紅軍保衛。[45]毛多少有些公開地不同意中央領導制定的大部分革命戰略——那些主要是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1929年2月，共產國際邀請毛和朱德去莫斯科瞭解蘇聯的軍事戰略和戰術。毛和朱都認為這個邀請不過是引誘他們離開自己的國家去接受蘇聯利益影響的陷阱。他們兩人都相信呆在中國比去聆聽斯大林上課更重要，因此拒絕了邀請。[46]

毛是造反成性，周卻是一個守紀律的黨員，總是接受黨正式通過的政策。如果他有所保留，也是以一種微妙的方式表達——很少公開反對。毛的軍事戰略最終贏得他的支持。黨中央推行的革命戰略一敗再敗，以及在根據地同毛的密切接觸，使周信服毛的意見是對的。毛還據理闡述只要共產黨的部隊比國民黨的弱，直接攻打中心城市就只會失敗。他建議集中力量打敵人的弱點。由於同樣的理由，毛贊成打流動的遊擊戰而不贊成打正規戰。[47]

周恩來經歷了好幾個階段逐漸轉變到毛的立場。1930年2月，他不顧毛的保留，命令攻打贛州。在瑞金中央根據地的官方通訊《實話》上，周發表一篇文章對中國革命總的形勢作了樂觀的估計，號召黨和紅軍開展革命戰爭去奪取中心城市。正如毛所預言，打贛州結果是失敗。打了33天，造成重大傷亡，最後不得不放棄。

贛州大敗之後，毛建議在敵人實力薄弱的贛東北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這個建議被當作「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而遭拒絕。同時還有人繼續提議攻打贛江流域的大城市。周也拒絕了毛的朝東北方向轉移的建議，但是他批准了毛的另一項建議：帶領一支部隊到閩西，攻打龍岩和漳州兩市，因為那裏的國民黨軍隊威脅著中央根據地。毛的計策證明是正確的。他消滅了國民黨四個團，佔領了兩個縣城，並抓到1，500個俘虜。[48]

儘管毛打了勝仗，領導意見仍然有分歧。同過去一樣，有些人繼續宣傳城市中心戰略，稱之為「積極進攻路線」。周雖然是支持這個官方政策，卻越來越感到根據地的現實十分嚴峻。這使他相信紅軍的力量還太弱，不足以完成主張進攻戰略的人要其實現的任務。

關於正確戰略的繼續爭論使中央局和上海的臨時中央繼續對立，周則更加靠近毛的觀點。他和毛，還有朱德、王稼祥贊成將紅軍轉移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從而消滅敵人。他們繼續反對攻打有政府軍重兵防守的大城市。不過，他們仍然是少數，而領導層裏的大多數堅持要軍隊北進去攻打撫州那樣的城市，以求最終威脅省會南昌。

1932年8月24日，周率領部隊到了南昌。他發現政府已經增兵守衛，南昌簡直就是一個嚴密設防的堡壘。周建議放棄所有攻打南昌的計劃而撤退到南豐地區。南豐地區敵人力量薄弱，比較容易對付。他的建議被否決。在9月23日到10月1日之間，瑞金和第一方面軍司令部之間來回11封電報討論此事，還達不成一致意見。最後決定於1932年10月上半月在寧都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來調解不同意見。

寧都會議參會人的合影

在寧都會議上，幾個代表共產國際和上海臨時中央的領導人控制著討論。他們把這個會議當作講壇來反對毛的戰略。他們的觀點是，打贛州失敗是毛故意消極「怠工」所致。他們攻擊毛寧可「坐等敵人來攻」，不尊重中央領導。[49]

周也受到批評攻擊。他們說他和毛澤東對革命的態度沒有什麽區別，總的說來就是太被動。兩個人都「强調準備」，採取的是「等著瞧的態度」。他們指責周沒有明確批評毛的錯誤，而且還試圖為毛開脫，甚至有時為毛辯護。還說，過去周對李立三就表現過同樣（錯誤的）和事佬的態度。

在會上，周對誰的意見都表示同意。對臨時中央，他承認有些領導人「確實有等待的思想，澤東的這種傾向表現得比別人更甚」。他指出，中央局成員批評有些領導人表現出的小心是正確的。但是，他認為他們低估了敵人進攻的嚴重性，而且他們對毛的批評也過頭了。他對毛的批評「比較溫和」，他建議毛仍然留在革命活動的最前方，他的才能在這裏可以得到更好地發揮。他說，毛很有戰鬥經驗，因此應該讓他在前線。但是周的建議被否決。會議決定他接替毛擔任第一方面軍總政委。就這樣，毛回到後方任蘇維埃政府的名譽首腦。[50]

寧都會議是毛和周關係中的一個重要事件。毛永遠不會忘記他受到的委屈，但是他也記住周為他的政策辯護。30多年以後他還回憶說，「寧都會議上，洛甫（張聞天）要趕走我，但是周和朱德不同意」。[51]到後來，這次會上反對過毛的人不是被清洗就是被降職。

蔣介石的不斷迫害使得由博古領導的臨時中央在上海處境日益艱難。1933年1月，臨時中央轉移到江西根據地。共產國際的代表李德也在1933年10月撤離上海到了江西省。沒有任何軍事經驗的博古任命他為首席軍事顧問，從而使他成了紅軍事實上的司令。由於他們的到來，中央局併入臨時中央。這個決定使得周的中央局書記一職成為多餘。新的黨中央還改組了紅軍的指揮結構。5月黨中央又將軍事委員會由前線撤至瑞金，並任命項英為代理主席。周仍為紅軍總政委，朱德是總司令。這樣就使瑞金的黨中央能直接掌握前線的行動。[52]

長 征

擺平軍閥的武裝以後，1930年蔣介石轉而進攻共產黨的根據地。在此後四年的時間裏他向贛閩根據地發動了五次軍事行動，即圍剿。

頭四次，紅軍得以避免重大損失。但是第五次從1933年9月開始，國民黨採取了新的戰略，結果紅軍難以抵擋。蔣介石動用了比過去數量更多的軍隊，採用碉堡戰術，用中世紀式的成排的碉堡把佔領地區封鎖起來。這些碉堡互相距離很近，火力覆蓋密集。這種辦法雖然進展緩慢，但是每一步都能够築壕固守而不致落入共產黨的埋伏。這個戰略成功了。僅幾個月的時間，國民黨的軍隊就穩步進到邊區，佔領了共產黨的重要陣地。[53]

博古和李德按照正規陣地戰的戰術組織防禦。他們計劃要進攻黎川北面的兩個國民黨要塞以便以後收復黎川。周雖然反對這個戰略，還是指揮了這次軍事行動，結果失敗了。這次失敗歸咎於他和其他的軍事領導人。儘管失敗了，1934年1月中旬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卻通過決議宣稱「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勢」，最近的圍剿提供了一個機會以證明「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54]

在這次會議上，周當選為政治局委員。而且，還同張聞天、項英、博古一起，當選為四人常委會成員之一，並被任命為軍委副主席。[55]雖然周對革命的謹慎態度使持强硬路線的人有很大保留，但是這表明在大多數主要是戰術性分歧的問題上他善於妥協的能力。他的組織才能和他的敬業精神使他成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人。不僅如此，他從來沒有表現有任何覬覦黨的最高權力的野心，所以各政治派別的人都能接受他為領導。

1月到3月，敵人不斷前進。博古和李德還在用正規戰法，結果紅軍在一系列戰役和戰鬥中失利。4月，國民黨軍隊開始進攻瑞金的門戶廣昌。博古和李德企圖再作一場「決戰」，把紅軍兵分「六路」。這個辦法不行。10月國民黨部隊打敗了紅軍，深入到中央蘇區的心臟。當瑞金面臨國民黨攻擊的時候，中共領導人只能做生死抉擇，突破敵人重圍，放棄根據地。[56]

既然中央根據地不保，常委會指定博古、李德和周組織撤退。他們分別負責政治、軍事和落實軍事計劃。換句話說，周的任務是組織和監督撤退的後勤工作。敵人就在附近，周的準備工作極端機密。誰什麽時候走事先一點也不透露。甚至高級領導人也是到計劃撤退的最後時刻才得到通知。部隊行動的路線也很不確定。雖然大部隊得以在國民黨軍隊佔領根據地以前突破重圍，還是有很多人落在後面了。其中有不少傷員，只得由本地農民掩護。其中也還有一些極具才能的領導人，如項英、陳毅、譚震林和瞿秋白。現在無法知道誰去誰留都是根據什麽標準決定的。留下來的顯然要冒生命危險。但是留下的16，000人，能够形成一股殿後的力量，分散國民黨軍隊的注意力，使大部隊能够在蔣介石的部隊搞清楚他們的去向以前平安離開。

八萬四千人之眾的大遷徙於1934年10月初開始。總的目標是向西去參加賀龍在湖南湖北的紅軍所部，到那裏去建立根據地。這樣他們就要突破四道封鎖線。其中只有最後一道封鎖線是蔣介石嫡系部隊盤踞的地方。周得到的情報是，其他幾處在廣東軍閥陳濟棠將軍的控制之下。周知道現在要保存實力而不願打仗。他派潘漢年去同陳將軍談判，陳同意讓紅軍通過他控制的地盤。[57]

周恩來是在1934年10月10日晚上隨紅軍總部走的。他出發時只帶了兩條毯子、一條被單，幾件換洗衣服包在一起當枕頭用。他的妻子當時正患著肺病，編在幹部休養連。她曾經要求留下來，但是被拒絕了。周對她說讓她走是黨中央的決定。[58]

紅軍沒有打什麽仗就通過了頭三道封鎖線。但是12月初，在湖南要過湘江時，蔣介石的軍隊阻擊了共產黨的部隊並給它造成嚴重傷亡。紅軍人數從86，000人銳减到只剩30，000人。有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掉隊了，沒有人去統計。[59]

這次失敗使一些領導人徹底喪失信心。比如說，博古擺弄他的手槍，有時就對準他自己的腦袋。時任第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只好告訴他，要冷靜一點，槍可不是鬧著玩的。李德灰心喪氣，也不像以前那麽傲慢了。周則保持著鎮靜並重掌指揮權。[60]

形勢越來越清楚，蔣介石要在湘西阻擊紅軍殘部，這就不得不重新考慮紅軍運動的方向了。原來計劃到湖南同賀龍會師的危險性太大。毛建議改變方向，向貴州轉移。毛對周說，貴州的地方武裝可能比較弱。12月12日，在湖南西部接近貴州邊界的一個名叫通道的小鎮上，開了一個會討論這個問題。當時周支持毛的建議。周的明確支持使得領導層否決了博古和李德的反對。但是在部隊攻佔黎平後，爭論又起。黎平位於貴州東南山區，在這裏，李德和毛澤東又為部隊行進的方向發生爭執。周後來回憶在黎平發生的這場「激烈爭吵」。「李德主張向貴州東部前進。毛說那樣有走進蔣介石軍隊懷抱的危險。毛主席提議向貴州西部走，那裏同四川交界，可以在那裏建立根據地。」周同毛站在一邊，李德「大為光火，因為在這場爭論中，他是少數」。會上決定紅軍按照毛的建議，向貴州西部的遵義行進。[61]

1935年1月1日紅軍到達烏江。去遵義必須過烏江。博古和李德又一次堅持部隊應去湘西，同那個地區的其他共產黨的部隊會師。但是這時他們在政治局裏的威信已大大下降；政治局否決了他們的要求。博古和李德如此固執，連周恩來都忍不住發火了。他提出一項新的規定並立即生效，即任何軍事計劃必須先提交政治局批准。這個動議通過了，明確地排除了李德個人包辦的軍事指揮。[62]

幾天過去，到了1月7日，紅軍佔領了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正如毛所預料，貴州軍隊防守很弱，國民黨的部隊又離得遠，不能形成直接威脅。周恩來利用這個間歇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來檢討共產黨累次失敗的原因。會議在1月15日到17日舉行，總結過去失敗的教訓並制定未來的新戰略。討論圍繞著這個問題：紅軍的失敗是由於客觀環境還是領導不當。博古第一個發言，把紅軍的不幸歸咎於客觀原因，例如敵軍在數量上遠遠超過紅軍以及共產黨各部隊之間配合不好等。伍修權（李德的翻譯）後來回憶說，對博古的發言與會者並不感興趣，他是要推卸責任。周恩來第二個發言。他說錯誤的原因是領導層決策不當。作為三人小組的成員之一，他覺得自己對失敗負有責任。與會者對他這種願意承擔責任的態度很歡迎。張聞天的發言主要是從他近期同毛的多次談話得出的結論，他直指博古和李德，批評他們的戰略和策略上的錯誤。毛接著發言，分析了兩位領導人的錯誤的戰術戰略。在周的明確支持之下，毛在會上贏得多數支持。與會的二十人裏除了博古、李德和賀克全，在發言中都贊成毛澤東的意見。博古和李德在改選中落選，從而結束了他們對政治局的控制。[63]

遵義會議一直是史學界一個爭論的話題，主要問題是周是不是放棄了領導地位而讓毛來領導。中國的史學家們認為，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它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的控制，成為毛澤東上升為最高領導的起點。根據最近關於遵義會議的資料，周對於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軍事失利也負有部分責任。其中明確說：「三同志，A（李德的代號）、博和周，在軍事指揮上犯了錯誤，但是，A同志和博應負主要責任。」[64]其中也承認周對軍事策略的態度有了很大變化。寧都會議上他同博古的分歧，第四次反圍剿時他的成功策略以及在遵義會議上他堅決支持毛，都是他這個變化的例子。這就說明了為什麽周沒有像博古和李德那樣被清除出高層權力機構。但是，事實上，在遵義會議兩個月之後的3月，指揮結構進行了重要改組，三人小組成立。三人小組裏，周被授權在軍事問題上作最後決定，而毛是他的助手（幫助之）。王稼祥是三人小組的另一個成員，負責黨務。[65]毛晉升為政治局常委。這標誌著他開始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享有政治和軍事的權威。不過，這還並不意味此時他的地位已經沒人能挑戰。

遵義會議會址

紅軍到達遵義的時候，已經減員到不過一萬餘人。長征的頭幾個月有些人就開小差了；留下來的人經受著前有軍閥後有蔣軍壓力的嚴重困擾。為了避免同敵人正面遭遇，周和毛帶著他們的軍隊在貴州、四川、和雲南同敵人迂回周旋，佯攻貴陽和昆明，卻永遠讓敵人不知道他們在哪裏。5月9日，紅軍全部跨過金沙江，終於擺脫了敵人的追擊。可是，問題仍然不少。從這時起，部隊又面臨著險峻大山的阻隔，惡劣的氣候，洶湧的河流以及懷著敵意的少數民族部落，加之缺衣少食，部隊裝備也已耗盡。6月，紅軍在川西北的懋功翻過4，000米高的雪山。許多人因嚴寒和暴風雪死在爬山的路上。扛炊具和其他設備的人因空氣稀薄缺氧而不得不放棄輜重。[66]

遭遇張國燾

6月，已經大量減員的紅軍在兩河口與張國燾指揮的四方面軍會師。張走的是另外一條路線，帶著84，000人到達會師地點時情況比較好。他的部隊狀況好，使他企圖挑戰周和毛得到黨中央支持的領導權。張要求由他手下的一名將軍陳昌浩接替周擔任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接著，陳又提議張國燾代替朱德在軍委的職務。他說這樣改組軍隊領導就比較公平。1935年7月18日，周解除了政委職務以及其他一些領導職務由四方面軍的一些將軍接替。但是，這些變動沒有實際意義，因為毛和張在紅軍去向問題上意見不同。張堅持要向西南前進，而毛主張北上。意見不能統一，終於分裂，各走各的路。[67]

8月，長征剩下的部隊開始北上。經過茫茫的草地，這片草地在海拔2000公尺左右的高原上，是一大片蚊蟲孳生的沼澤地。草地對這些筋疲力盡的戰士簡直比山還可怕。白天，周恩來同部隊一起行軍，晚上他要工作到午夜以後。他有一匹馬，但是他不敢騎。因為極度困倦，他怕自己在馬上會打瞪而掉下馬來。就在部隊在8月炎熱的天氣過草地的時候，他病了，而且病勢沉重，發高燒常常不省人事。到了完全走不動的時候，彭德懷，當時的三兵團司令，組織了一批士兵用擔架把他抬著過了最難走的一段路。負責後勤的楊立三自願和士兵們一起抬擔架。這些官兵抬著擔架在草地裏整整走了6天。為了表示感激之情，19年後當楊立三逝世時，周恩來（時任總理）在楊的葬禮上堅持抬楊的棺材。

10月，經過長征活下來的大約8，000人到達陝甘邊區。他們同已經在陝北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劉志丹、高崗和徐海東的部隊會合。賀龍的第二方面軍和另一支小得多的由張國燾帶領的第四方面軍也到這裏會師。張國燾的隊伍一路上損失很大，已經無力再向毛挑戰了。長征歷時一年整，行程2萬多里。為數不多的幸存者因為這種堅韌不拔的成就而光榮。對於毛和周而言，這是他們一生中的關鍵時期。在當時，沒有人能預見到這個戲劇性的事件使他們彼此之間建立了維持終生的關係。

1935年11月，就在到達陝北後不久，毛正式接替了周在紅軍中的職位。他成為新軍委的主席，周和彭德懷任副主席。在張國燾、朱德和其他人所率的紅軍各部到達後，軍委又進行一次改組。毛仍然任主席。周和張國燾任副主席。[68]這標誌著周當毛的第二把手的開始，他以後終生就維持著這個職位。

第二次「統一戰線」

蔣介石對紅軍集中在陝北很不安，成立了一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他稱共產黨為匪。這個司令部設在陝西省的古都西安。這個司令部非常重要，他自任司令，他的副手是張學良將軍，東北軍閥張作霖的兒子。張的部隊被日本人趕出東北後就駐扎在這個地區，是這個地區軍隊的主力。蔣懷疑張的忠誠，於是把他自己的部隊也駐扎在這裏。這次動員的目的就是要乘紅軍在陝北根據地立足未穩把它消滅。

就在蔣介石繼續追堵紅軍的時候，佔領了中國東北三省的日本軍隊開始進犯華北。反對日本佔領發展成了一個全國性的抗日運動。上海成為中國抵制日本的中心，有些抗日活動發展得很激烈，打死了幾個日本人。日本海軍重炮轟擊上海市以報復。抗日的情緒在中國軍隊中蔓延，特別是老家已被日本佔領的東北軍中。人們要求建立統一戰線打日本，而不要打中國共產黨，這種呼聲日益高漲。

共產國際也有其號召中國成立統一戰線的理由。希特勒崛起於1933年當權，斯大林感覺到歐洲法西斯主義反蘇反共的威脅。1935年春，柏林和東京開始談判要合作反共，這更增加了他的疑懼。為了對抗這種反共的趨勢，共產國際於1935年7–8月召開第七次大會，確立了一條新的政治路線，宣傳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及其他資產階級勢力合作以建立統一戰線，同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作鬥爭。斯大林無法阻止德國和日本結盟，但他可以設法說服西方國家和他聯手，同威脅到他們大家的法西斯主義作鬥爭。在中國，建立一個由蔣介石——仍然是唯一能夠掌握中國內部這個聯盟的領袖——領導的統一戰線以牽制野心勃勃的日本關東軍，看來是唯一的選擇。斯大林害怕關東軍可能攻擊西伯利亞。

蘇聯要把共產國際的這個統一戰線的新政策通知中共有些困難。中共同共產國際之間主要是無線電聯絡。而這個聯絡在1934年長征早期就已中斷了。1935年秋恢復了幾個星期又斷了，一直到1936年5、6月間新的無線電設備從蘇聯運到才又恢復。[69]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上，王明發表了一項中共擁護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聲明。由於那時共產國際同中共中央還沒有聯繫，中共領導不可能知道這件事。[70]1935年11月，參加了共產國際七大的林育英（張浩），從莫斯科來到中國，找到在陝北安定縣瓦窑堡的中共首腦機關。他向紅軍領導傳達了共產國際大會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政策，這才恢復了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中斷一年多的聯繫。因為他不敢帶任何共產黨的官方文件，只能口頭傳達。這個信息的要點被歸結為：以前的「反蔣抗日政策」改為「聯蔣抗日」。

鑒於中國社會各界的抗日情緒高漲，中國共產黨已經在沒有同共產國際聯繫的情況下，開始考慮實行一種新的統一戰線政策。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形勢與任務。23日通過《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稱紅軍應「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和「擴大紅軍」的方針。具體而言，這就意味著，紅軍應該把鞏固蘇區積極防禦同「為抗日掃清道路而戰」結合起來。[71]中國全社會的抗日情緒發展成一種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共相信，這場鬥爭會團結政治、軍事，以及知識分子各界的共同努力來反對日本佔領。25日會議又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即瓦窑堡決議，其中抗日力量的概念範圍擴大到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富農和小地主。但是當時在中共的主導觀念裏，統一戰線主要打擊的對象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叛徒蔣介石」。[72]共產國際提出的要「團結蔣介石」的要求一定使中共領導大為震驚。雖然長期以來，中共領導人習慣於在內部嚴格執行紀律，服從上級指示，但這次卻很難接受而長期有抵觸。不過，他們在宣傳中著重於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武裝部隊和指揮官們為此而合作。周在貫徹這項政策中起到很大作用。到1935年12月，中共已經同東北軍司令楊虎城建立了聯繫。周特別努力爭取以反日聞名的張學良。張的反日情緒根深蒂固，他懷疑蔣介石是否願意抗日，而中共表示隨時準備進攻侵略者，這些使他願與共產黨共同行動。周成立了一個東北工作委員會專門促進同張的合作。新的口號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促使張的東北軍同紅軍聯合打擊日本收復東北。[73]

周恩來利用秘密渠道同張建立了聯繫，最後同他在當時由張控制的延安見面。1936年4月9日兩人在一個教堂裏見面的時候，張表示要堅決制止內戰，團結全國打日本。不過，他强調蔣介石牢牢控制著國民政府，沒有蔣的合作是很難實現全國一致抗日的。他說，中共必須認真考慮以找到對付其頭號敵人的良策。[74]

就在周開展對張的秘密工作的時候，蔣介石對張反共無所作為越來越不滿和懷疑。蔣命令他嫡系的將軍進駐山西，並指示他的副手進攻陝北的紅軍，不得再有延誤。但是周和張密謀反蔣已經到了這種程度，他們調遣軍隊，造成東北軍和紅軍交火的假象。周在黃河東岸調動部隊，把中共司令部遷到保安。途中，他在白家坪遇見了美國記者艾德加・斯諾。斯諾當時正要去共產黨根據地的司令部。他生動地描述了他見到「臭名昭著的周恩來」。斯諾的印象是，就在一個年輕的赤衛隊班長因為他是「白人」因而是敵人要把他抓起來的時候，周恩來出現了。[75]

張學良深信，沒有蔣介石的合作，民族統一戰線建不成，他也肯定必須採取某些强制手段逼迫蔣同抗日武裝，包括共產黨，建立聯盟。12月，蔣到了西安要親自指揮另一次反共戰役時，張同楊虎城合作，把蔣扣留了。[76]

蔣介石被扣於華清宮，那是唐玄宗帶著他的愛妃沐浴的溫泉。扣他的兩位將軍發表了一個八點聲明，其中要求把南京政府改組成為一個「民族救亡政府」，停止內戰，以反對日本侵略鬥爭為重，使各抗日力量協同合作。他們把周恩來請到西安，商討蔣介石的未來命運。張、楊的部隊裏許多軍官以及一些共產黨領導人要求處死蔣介石。毛澤東和朱德要求公審蔣介石，而周恩來和張聞天則擔心處死蔣會引發强烈的反共力量，增加內戰的危險。此外，莫斯科也發來指示，只准妥協不准其他。斯大林要統一戰線，讓周恩來去談判。蔣介石被扣以後不久，南京政府就分裂成兩派。親日派以國防部長何應欽和汪精衛為代表，主張「討伐」扣蔣的人，準備進軍西安。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和她的哥哥宋子文極力反對軍事行動。他們害怕採取軍事行動會使蔣介石的性命不保，而且會導致汪精衛取代蔣。

周恩來在12月17日晚間到達西安，與他同行的有二十人。他們發現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處理蔣介石問題上的意見也不一致。張學良願意討論釋放蔣，而楊虎城則要處死蔣。周作為調停者，極其小心謹慎，同他們深入協商很久，終於使他們的態度協調起來。周一方面要保證蔣的安全，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必須有一定的壓力才能勸蔣放棄打內戰的政策，以組織全國所有的愛國力量共同抗日。周建議，首先要做的是，紅軍和張、楊的部隊形成軍事聯盟反對何應欽計劃的「討伐」以及蔣將來可能對扣他的人進行報復。[77]

張學良，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

12月20日宋子文到達西安，要瞭解情況。兩天以後，宋美齡也到了，要和她哥哥一起同張、楊、周談判蔣的命運問題。經過十年內戰，共產黨被稱為「匪」，現在周坐在談判桌上同政府代表討論國家未來的政策方針，一定感到很欣慰。蔣介石並沒有參加這個談判，讓宋子文和宋美齡代表他。起初，蔣極力反對中共代表參加談判。但是在他的家人和支持者的壓力下，他認識到他的生命和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共產黨人對他的好意。他被迫無奈地接受了共產黨關於結束內戰並同紅軍合作抗日的要求。除此而外，在宋子文和蔣夫人的勸說下，12月24日晚，蔣與周恩來見了面。這是十年前周離開黃埔軍校後，蔣和周第一次再見面。周見面時先開口說：「這十年，你幾乎一點不顯老。」蔣點點頭說：「恩來，你是我的下級，你應該按我說的做。」周回答說，如果蔣能停止內戰，開始抗日，那麽不僅是他，而且整個紅軍都會接受蔣的指揮。仔細聽了周闡述中共對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對日本侵略的政策後，蔣承諾停止剿共政策並同紅軍合作抗日，他並且邀請周恩來到南京進一步磋商。[78]

12月25日蔣介石被釋放並離開西安回南京。作為一種友好姿態，張學良將軍同意陪同他去南京。可是一到南京，張就被軟禁起來。張被捕後，東北軍的軍官起來抗議蔣的兩面派行為。要求釋放他們的將軍。如何使張學良獲得自由呢？意見不一。一些高級將領的代表王以哲將軍主張和平勸說，而中下級軍官們堅持對蔣介石實行軍事討伐。分歧激烈，1937年2月2日一些認為王將軍要對張學良被捕負責的年輕軍官闖入王的家把他殺了。

王死後，馬上謠傳四起說謀殺事件背後有共產黨主使，而且暗示為了迫使東北軍跟共產黨走，要殺掉更多的東北軍高級將領。周獲悉王暴死的消息後，立即到他家，看到王家一片悲痛和混亂。他負責處理這件事，按傳統辦了喪事。他的精心安排深深感動了王的家人，他們相信周和中共與王的被殺無關。

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幾天以後，一批青年軍官衝進周的辦公室，把他圍住，說是中共挑起西安事變又出賣了朋友張學良將軍。他們用槍對著周，威脅要打死他。在這種危險的情況下，周保持沉著冷靜，據理力辯，使這群青年軍官冷靜下來，最後他們離開時，周毫髮無損。[79]

1937年2月到6月，周在西安、杭州、廬山和南京等地幾次同政府代表，與蔣介石見面，他都設法爭取釋放張學良將軍。但是張一直被軟禁，先是在大陸，後在臺灣。直到1990年他才被釋放，那時他已是九旬老人了。

＊　　＊　　＊　　＊

1937年7月7日中國和日本在盧溝橋發生衝突以及日本軍隊在同年8月13日佔領上海，再一次改變了中共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日本侵佔華北和華東，8月21日蘇聯卻同蔣介石簽訂一項互不侵犯條約。第二天，三個師總數45，000人的紅軍被改編成國民軍麾下的八路軍，但在共產黨將領朱德和彭德懷指揮下保持事實上的獨立性。在華中，共產黨的遊擊隊被改編成新四軍，受葉挺和項英指揮。9月6日，國民黨承認共產黨根據地為「邊區政府」。9月22日共產黨和國民黨終於正式達成聯盟，各自發表了聲明。國民黨宣稱其目的在謀取全國民眾的支持，反對日本侵略者；中共則承諾履行對國民政府承擔的義務。[80]

這些都只是在紙上表示的對兩黨間問題的諒解。周很實際，他承認國民黨政府和中共間的許多問題還有待解決。邊區政府的轄區就是問題之一。周要求把八路軍從三個師擴編為六個師，也被拒絕。在同國民黨的談判中，周把諸如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補給線和防區問題都放在一邊不提。但是雙方還是互不相讓，談判無果而終。

事實上，從一開始這個合作協議就注定要以失敗告終。中共內部對它的意義和貫徹意見紛紜，反對激烈。8月22日到25日，在洛川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關於八路軍組織的討論熱烈。在周的支持下，朱德認為，為了軍事上有效地抗擊日本，八路軍宜編入國民軍。但這就意味著，國民黨參謀部的軍代表可能干預八路軍的指揮結構，毛對此不願接受。他主要關心的是紅軍的獨立性，所以他拒絕接受國民黨以任何形式對八路軍實行有效的控制。

在軍事戰略上的分歧也浮出水面。問題是紅軍在與國民黨軍合作中，是否還應主要使用其有豐富經驗的遊擊戰術，是否也使用運動戰法。毛舉出的理由是紅軍還不够强大，其裝備也不足以有效地實施正規戰。因此應該分散到敵後進行遊擊戰。最重要的是要擴大共產黨的根據地，並在此過程中擴大它自己的軍事力量。周反對這個戰略。他說如果紅軍拒絕正面對抗敵人，它會喪失信譽，使人懷疑它的抗日立場。在這些問題上討論沒有結果。[81]

在12月擴大的政治局會議上，進一步討論了軍事組織和戰略問題。王明，時任共產國際主席團成員和中共在共產國際的首席代表，於1937年11月從莫斯科回來了。他在會上就共產國際七大的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作了說明。據王明說與國民黨合作的基本原則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82]然而，毛則强調反對投降主義，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這意味著他決意保留中共軍事行動的主動權。他很懷疑蔣介石是否真正願意抗日，他認為蔣至多也就是願意「片面抗戰」。他認為中共應該指導抗戰運動。[83]王明的態度不同。他批評毛澤東不同國民黨協商，太過獨立，太多主動，而不是努力加强兩黨之間的團結。王對遊擊戰也不感興趣，他强調運動戰，而國民黨在運動戰方面是訓練有素，有助於戰勝日本。[84]

在12月的會議上，周恩來對王明的一些觀點有附和。他不像毛那麽悲觀認為蔣介石要同日本妥協。他提出為了打敗共同的敵人，中共在同國民黨合作中應有更多的誠意。周認為八路軍不能只打遊擊戰，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也要準備打運動戰。他提醒人們慎用毛喜歡說的「獨立性和主動權」，那可能意味著在戰爭中，毛不願意等待國民黨的決定，而在他自己認為合適的時候，就採取主動。這一切都不利於統一戰線而且不利於抗日的有效性。他還批評政治局未能使「抗戰高於一切」。[85]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沒有多少抵抗的情況下淪陷。國民黨政府撤退到武漢。12月18日在武漢建立臨時的戰時首都。在國共合作的新的框架下，中共派代表參加國民黨政府。周被任命為中共駐武漢聯絡處的負責人。與官方代表處平行的是周成立的中共中央長江局，這是在八路軍辦事處名義掩蓋下的秘密機構。它的任務集中於在華南發展新黨員並建立黨組織。

1938年2月，國民政府任命周恩來為陳誠將軍領導下的軍委政治部副部長。周的軍銜是中將，他從而成為在政府裏擔任高級職務的唯一的中國共產黨人。這個職務使他在1938年3月能參與台兒莊戰役的戰略策劃。台兒莊戰役是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打日本的勝仗之一。這次戰役動用了好幾個軍。廣西桂系軍閥領導人白崇禧將軍和李宗仁將軍的部隊也參加了戰鬥。其它部隊，包括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也向戰區集結。然而，這次戰役缺乏一個中心指揮機構。周深知李將軍的軍事才能，推薦他任參戰的45萬部隊官兵的司令。要說服蔣批准李擔任戰地總指揮官可不是易事。畢竟，1936年李、白二人曾經為蔣對日本猶豫不決的政策而反對過蔣。周答應八路軍給予支持明顯改變了力量對比。他保證八路軍從北邊切入，新四軍從南面切斷日本的重要補給線津浦鐵路。這樣就加强了指揮機構，確保了中國進攻的主要條件。這一仗擊斃日軍士兵20，000，繳獲大批戰利品。[86]

發動群眾

1937年8月12日中共向各級黨組織發出關於統一戰線的指示。指示强調公開宣傳和發動群眾的重要性，同時也强調為建立、促進、滲入群眾組織以及共產黨打入各級政府和軍隊機構而進行地下活動的重要性。周是一個傑出的組織者，他顯然很喜歡做這些工作。他到武漢後，發行不久的中共《新華日報》就成了在國民黨統治區擴大共產黨宣傳的主要工具。而表面上，這張報紙還是由國民政府授權甚至給予財政補助的。共產黨則認為它是「插進國民黨心臟的一把匕首」。國民黨人後來十分懊悔，說允許甚至資助發行這樣一個宣傳工具是它最大的錯誤之一。[87]

周敦請郭沫若幫助他做發動群眾的工作。郭是個才子，公認的知識分子、學者、歷史學家、劇作家和詩人。從官方來說，他是全國軍事委員會第三廳廳長。第三廳負責宣傳，而郭是個秘密的共產黨員。周依靠他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忠誠，和他的個人聲望來做左翼和中間知識分子的工作，組織了幾十場文藝活動宣傳抗日。他們派出宣講團到全市各個地方勸說人們參加抗日運動。這些活動的高潮是為慶祝台兒莊戰役打敗日本軍隊而於4月7–12日在武漢舉行的宣傳周。宣傳周十分成功。有四、五十萬人參加遊行，還有一個由一萬多人組成的合唱團演唱抗日歌曲。支持抗日戰爭的募捐活動五天就募集了100萬元。陳誠以軍委政治部的名義捐了10，000元，周捐出他作為政治部副主任一個月的薪水240元。[88]

周恩來視建黨工作為他在武漢的主要任務之一。這項工作也延伸到很多外僑和來訪者。這使周成為中共同海外聯繫的主要人物。他經常接見外國來訪者並安排他們到延安根據地訪問。比如，一個由諾爾曼・白求恩率領的加拿大醫學代表團得以於1938年初訪問延安。周還幫助荷蘭電影導演伊文思拍攝了一部題為《四萬萬人民》的中國紀錄片。周還接見了柯棣華大夫率領的印度醫務小組。他同諸如埃德加・斯諾、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特朗，以及路易・艾黎這樣的外國記者和作家建立了很好的關係。這些人都變得同情共產主義事業，並就此寫了不少文章在外國報刊上發表。通過他在長江局的外事秘書王炳南，周還同在武漢的外國記者保持著聯繫。所有這些活動都有利於改變中共的形象，而在那以前的十年內戰中，國民黨把中共描繪成一夥土匪。

周建立中共形象的努力卻受到張國燾叛變投靠國民黨事件的不良影響。張國燾事件對中共的聲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張國燾是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在他對這個黨失去幻想的時候，他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他一直不贊成毛的權威領導方法。最後還在如何貫徹統一戰線的問題上持不同意見。

叛變投靠國民黨的張國燾

1938年4月4日，張國燾離開延安到西安進行一次禮節性訪問。幾天後他在國民黨兩個特務陪同下到了武漢。地位這麽高的官員變節很令中共難堪，也有礙它提高在國內外的形象。周派了他的情報部長李克農和兩個穿制服的武裝人員想在火車站截獲張。他們請張同他們一起到中共的辦事處去，張堅決予以拒絕。周和張都要避免公開攤牌，所以張提出去一家旅館投宿，這樣不僅周的人，國民黨的特務也能監視他的活動。周施展其全部外交才幹，想同他和解。在幾次同張談話中——王明、博古和李克農也參加了談話——周建議張仍舊為中共工作，要麽休假一段時間進行休息和思考。如果這些他都不接受，那他就要被開除出黨。這些建議都被拒絕了。張顯然是下定決心與中共決裂。他拒絕作任何妥協而在國民黨秘密特工的保護之下走了。第二天，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將張國燾開除出黨。兩天後，張國燾發表聲明，指責中共破壞抗日並表示完全擁護國民政府。[89]

長沙大火

1938年秋，日本軍隊向武漢靠近。國民政府沒有同日軍交火就放棄了這座城市，而遷都四川重慶。周在去重慶的途中親眼看到「長沙大火」。兩萬人在大火中喪命，幾十萬人流離失所。這個事件並非由日本軍隊造成而是由於國民政府對當地老百姓的冷漠。在武漢淪陷之後，蔣介石以為下一個淪陷的必定是湖南省會長沙。為了不讓進攻的日軍得到這座城市，他決定放火燒城。他密令「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事先計劃是在放火前拉空襲警報警示老百姓。結果，日軍尚未到，就放火燒起來。據後來的說法，由於組織工作上的錯誤，老百姓還沒有得到警告，火就已經點起來了。

周差一點也葬身火海。他是10月27日到長沙的。11月12日深夜，周的警衛員把他和葉劍英叫醒，叫他們趕快離開住處，這時候火已經燒到跟前了。周、葉和警衛員加入到逃難的人群裏。難民們都到長江邊上去避火。他們來到附近的一個村子，在一座廟裏暫時住下，周在這裏組織八路軍長沙辦事處撤退到桂林。

大火燒了三天，長沙市三分之二被毀。全國輿論强烈譴責當局。而當局則宣稱大火是壞人引起。周找到國民政府要求徹底調查起火原因，懲辦肇事者。他還堅持要求給受害者以賠償，長沙城要徹底清理乾淨，要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處。政府則歸咎於長沙警備司令、警備司令部第三團團長和長沙秘密特工局局長，這三個人都被處決了。[90]

重 慶

西奧多・懷特，美國《時代》雜誌記者，是1939年4月到達重慶的。他對當時的重慶有生動的描寫。長江邊碼頭上就只有一個跳板連接到「灰色山崖的山腳。沿著高高的山崖是重慶老城城墻⋯⋯。轎夫抬著來的人和他的行李，一步一步登上數百級從山上鑿出來的階梯。」[91]城牆改成了路，來人順著階梯往上爬，他們的行李箱還得要用扁擔挑到山頂上去。這座城市坐落在嘉陵江和揚子江交匯處山崖的頂上。

當時重慶是30萬人的家園。他們的房子建在山間狹窄的溝壑裏，他們的生活方式幾百年沒有變化。這座城市是四川的大門。四川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一，按中國老話說是魚米之鄉。政府遷都至此，帶來25萬人。這在當地人中間引起文化震蕩。新來的人穿著不一樣，講話口音不一樣，他們抽烟卷，喝外國的白蘭地；最糟糕的是許多人吃不慣這個地區特有的辛辣食物。

周和他的工作人員於1938年12月中旬抵達重慶。他們在曾家岩路50號安頓下來。這裏也是中共南方局，現在叫長江局的聯絡處。這是一條小巷裏的一座搖搖欲墜的老房子。懷特描寫它的接待室裏有幾張扶手椅，一個彈簧壞了、坐著很不舒服的沙發，上面都蓋著中國農民和工人穿的那種藍色的粗布。同在武漢一樣，周的任務是多重的。他的官方身份是同國民黨保持聯繫，就各種問題同政府談判。但是，他也十分重視同各方面人士接觸，爭取人們同情和支持中共抗日的努力。因此他是當時遙遠的中共總部聯繫外部世界的橋樑。但是在國民黨統治區發展中共地下網絡仍然是南方局秘密工作的主要任務。

南方局於1939年1月16日開始工作。周是南方局常委的負責人，他的公開身份是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負責人。周和董必武，他的副手，負責統戰部和敵佔區黨的工作部。南方局還有一個宣傳部，部長是凱豐（即何克全），博古領導組織部，葉劍英領導華僑部，鄧穎超領導婦女部，蔣南翔領導青年工作部。這裏還有國際問題研究室，由章漢夫領導，一個秘書處，由童小鵬負責。公開發行兩種共產黨的報刊：一是《新華日報》，吳克堅負責，一是《群眾》期刊，由喬冠華負責編輯。高峰時，辦事處有數百名工作人員。

第二次統一戰線開始後，中共即著手改組其在南方各省被國民黨嚴重破壞了的黨組織。根據統戰協議，周同國民黨談判釋放仍被國民黨關押的政治犯。這些人大多是經驗豐富的組織者，周分配他們去重建黨組織。每次派遣領導幹部到南方各省，周都要就他們執行任務的具體細節和工作條件等問題同他們談話。[92]

1937年12月，恢復黨的組織成了周的工作重點。這時，抗日情緒高漲，愛國呼聲普遍發展，這為在市、縣和各地方建立新的黨組織創造了有利條件。1938年3月15日黨中央作出決議要大量發展新黨員。日本的佔領對此起了促進作用，許多人，特別是原來有左傾傾向的人紛紛參加共產黨或其他進步運動。例如在四川，1938年3月黨員只有340人，幾個月後，黨員人數增加了10倍。湖南的情形也相似。那年年初黨員只有幾百人，到年底增加到7，000多人。1938年9月，南方13個省的黨員總數已增至67，780人，這是個不小的數目。[93]

中共的强勁發展威脅到國民黨。同1920年代一樣，蔣希望讓他們加入國民黨以便加强對他們的控制。他建議兩黨合併，就是要共產黨員放棄他們的中共黨籍。周對1927年的大屠殺記憶猶新，拒絕了這個建議。1939年1月，蔣又提出合併的事。經周請示，延安的正式回應同樣是否定的。蔣的建議被置若罔聞。於是，國民黨在1939年4月發出一個內部指示，實行《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目的就是要限制和反對共產黨。[94]兩黨關係開始惡化。

1939年7月，周在延安參加了一系列的政治局會議，他詳細地報告了戰爭的形勢、統戰工作的問題，以及南方局的工作。在延安停留期間，發生他從馬上跌下來，摔傷了右胳膊的事故。延安沒有什麽醫療條件，於是在鄧穎超和他們的乾女兒孫維世的陪同下，周到莫斯科去治療。他9月到莫斯科呆到12月，做了手術並治療，但是骨折的恢復為時已晚。他的右手臂以後終生不能伸直。

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發展很關心。特別是對統一戰線的情況感到遺憾。周承認「統一戰線裏有嚴重分歧」。斯大林對中共之與國民黨的獨立政策很不滿意，因而拒絕在周恩來於莫斯科治病期間同周面談。周沒有見到斯大林，於1940年3月回到延安，然後在5月底到重慶。

他不在的這段時間，國共關係更加惡化了。除了軍事單位之間的衝突外，國民黨對南方中共組織的封鎖也更趨頻繁。黨員被騷擾、逮捕，甚至被殺害。1940年4月，中共四川和西藏特委的兩名領導幹部被逮捕。周深信，是中共改變其在國統區工作方式的時候了。[95]在4月29日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上，他令人信服地說明黨員和黨組織應轉入地下，不能再公開活動了。在白區（即國統區），共產黨員要隱蔽行動，不再參加罷工示威之類的活動。5月4日政治局接受周的建議，提出指導方針，改變了1930年代前半期做出的指示。指導方針稱，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主要的考慮是「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法令和社會習慣所許可的範圍，穩扎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96]指示稱，在被迫的情況下，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廣泛地打入地方保甲團體和教育、經濟以及軍事團體。

以後幾個月，周採取一系列措施貫徹5月4日指導方針。這時，八路軍辦事處已經遷到郊區一座像樣的房子裏了。在八路軍辦事處的掩護下，南方局既參與公開活動，也參與秘密活動。周的戰略是盡可能把公開和秘密活動分開。在這兩種活動中，他使用不同的人。為促進地下工作的效率，他在黨組織採取一種高度集中和嚴格的指揮體制。他建立了兩個地區工作委員會：即西南工委，轄區包括四川、雲南、貴州、鄂西和湖南；另一個是南方工委，管廣東、廣西、江西、福建、浙江、香港和澳門。這兩個工委均由周直接領導。在改組地下黨的領導機構的同時，周把已經暴露給國民黨的黨員轉移到陝甘寧邊區或敵佔區的根據地。他鼓勵留在國統區的黨員找工作，最好是當教員。這個職業可以影響青年一代。雖然周很願意打入國民黨的特務機構裏，他清楚國民黨特務也會打入共產黨。在抗日情緒推動下大批青年參加中共成為新黨員的時候，國民黨特務打進來也許特別容易。為了暴露這樣的人，他指示各級黨組織仔細考察它們的黨員。

地下情報活動

除了改組黨組織，周還集中力量在國統區建立一個複雜的地下通訊網絡。作為黨在國統區活動的神經中樞，南方局同秘密的中共組織建立了兩條通訊線路。一條半公開，可以聯絡各城市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辦事處；一條秘密線路，聯絡國統區的地下黨組織。孫友漁，南方局裏周的一名助手，負責這兩條線路的工作。[97]黨的活動經費也是一個大問題。不能指望邊區給他們錢。八路軍辦事處的開支由政府提供，還得要經費來支付南方局那些不公開的活動。共產黨的出版物和書、延安要求做的工作、南方各省的地下組織、對左翼群眾組織的支持，以及維持經濟困難而對黨有用的「朋友們」的基本生活需要，這些都需要錢。南方局得到宋慶齡（孫中山的遺孀、宋美齡的姐姐）支持的保衛中國同盟、同情的外國友人和華僑給予的捐助。但是這不足以應付日益增加的開支。周表現出解決實際問題不拘泥於意識形態的卓越才能，他深信南方局要設法做生意解決經費問題。1940年年中，他打電報給上海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劉曉，要他在上海黨員中物色有經驗的生意人。劉推薦了盧緒章以及其他做西藥、醫藥器械和郵政業務的人。當他們到達重慶的時候，周建議開一家公司做各種生意。在盧緒章的主持下，廣大華公司開業，生意興隆，並在其他一些城市開了分號。同年，周讓在香港成立新華貿易公司。盧緒章在重慶開公司的成功鼓勵了周，他又在重慶開了一家綢緞莊。這些實際暗中由中共開辦的企業很成功，鼓勵周去開辦更多公司，其中有一家供應工業原料，還有一家煉油廠。大生公司是劉曉在重慶開的，在其他城市設有分公司，它做棉花紗布的生產和貿易，也經營西藥和其他產品，賺了豐厚的利潤。除商業活動外，有些黨員商人還開始掌握貨幣交易和投機，特別是美元和黃金，那在戰時是很賺錢的買賣。最賺錢的生意莫過於周讓邊區種植鴉片帶來的利潤。中共在它的統治區大力禁止吸食鴉片，但卻在國統區販賣鴉片賺大錢，不用說這鴉片癮還削弱了國民黨的戰鬥力。[98]

宋慶齡遺照

周在重慶的時候建立起一個以南方局為中心的情報網。他的副手潘漢年在南方經營一個很大的特務組織，保證同東北和延安的共產黨部隊裏的情報機構聯絡暢通。這時延安成立了康生主管的社會局，其實它是一個情報機關。設在香港的華南情報處是潘漢年活動的總部，這個機構是在廖承志協助下於1939年夏末成立的。香港是中外許多秘密情報活動的中心，它們有時合作，但更多是相互競爭。國民黨的情報機構，戴笠將軍領導下的調查統計局和陳立夫領導下的中央調查統計局在香港都很活躍。他們常常是共產黨搞情報的目標。潘派人打入戴笠的香港機關，從而得到國民政府同美國、英國關係的情報，以及他們同日本人的秘密接觸。潘還贏得有錢有勢的孔祥熙（宋美齡的姐夫，蔣的財政部長）的顧問胡鄂公的同情，胡有他自己的情報機構。胡在香港把潘漢年介紹進上流社會，這大大有利於潘的活動，並使他能同在香港的蘇聯遠東情報局建立工作關係。[99]

上海是共產黨情報工作的另一個重點。在這裏，重慶的特工同日本、美國、英國、法國、蘇聯的特工以及南京汪精衛的親日傀儡政府的特工混迹一起。劉紹文，南方局情報部部長，和劉曉，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是周的情報機構代表。他們同潘漢年的人一起在市裏成立南方情報局分局，大大加强了中共在這裏的情報工作。在周的指揮下，建立了連接上海、香港、重慶和延安的無線電通訊設施。

共產黨的情報活動很活躍。有兩個特工特別能幹。一個是袁殊，他的特工生涯可以回溯到特科成立之初。他是一個四重特務，先打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特務科；接著打入上海日本領事館，因為他日語流利，日本領事館聘用他給自己搞情報。他也是戴笠在上海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最後，他還是南京傀儡政府的一個特務。他的複雜的活動同潘漢年的活動相配合；潘將中共的假情報給他，讓他提供給他的各個主子。一直到1946年離開上海到中共根據地，袁的活動都沒有暴露。

關露是周策劃和搞情報又一個成功的例子。關是一個著名的女作家，從1930年代起就是中共秘密黨員。通過她同李世群妻子的朋友關係，她打入李的家裏。李原是共產黨，後來叛變跟隨汪精衛，負責南京的秘密特務和警察部。李世群本人是個三重特務，不僅為南京，也為日本人和國民黨搞情報。1942年中共命令關露作為上海文化界代表公開為日本人做事。這一來，在共產黨裏她就成了臭名昭著的「漢奸」，而為他們搜集十分有用的情報。[100]

1940年代初，周面臨的形勢是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日益惡化。中共顯然是不願放棄其政治和軍事獨立，也不會放棄任何已經得到的領土，而蔣介石對於共產黨的要求也越來越不能容忍。他不但不接受周提出的承認邊區並擴充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要求，反而要求他們放棄邊區，並將黃河以北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削減並調往別處。一有機會，蔣介石就加强對共產黨員的迫害，並鼓勵同共軍摩擦，以1941年的皖南事變達到頂點。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在皖南遭到伏擊，損失9，000人，其將領有的戰死，有的被囚。[101]

毛在延安為皖南事變對國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議。在重慶，周利用他已經建立起來的關係網宣傳中共對此事件的觀點。他公開譴責肇事的政府軍司令何應欽在此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指他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他約見國民黨將軍張沖，對政府行為提出抗議。他拜會英國和蘇聯大使，向他們通報事件真相，並會見美國駐華特使。他指示他領導下所有會外語的幹部都去向外國記者公開表示中共對這次屠殺共產黨軍隊事件的憤慨。

因為國民黨當局對共產黨報紙的嚴格檢查制度，而且阻止外國記者接觸中共，中共關於此事件的觀點很難宣傳開去。但是，周成功地聯繫上安娜・路易・斯特朗，後者同意在外國媒體上報道這次事件。《新華日報》也得以繞過檢查，報道了這次事件。[102]

國民黨的秘密特工繼續其反對共產黨組織的活動。駐桂林、貴陽和西安的八路軍聯絡處被搜查並關閉。中共地下組織鄂西特委的一個通訊員也被逮捕。這導致特委領導何公偉的被捕。他拒絕合作而被立即處死，約一千名黨員被捕。

江西省的中共領導幹部和黨員接二連三地被捕促使周趕快精簡地下組織的領導機關。在重慶代表中共的黨員和八路軍辦事處是公開活動的，周命令他們斷絕同地下黨員的聯繫。這以後，黨員不再開會，而實行單線聯繫。黨支部的成員有限制。各支部成員數目減少，成立多個平行的支部。地下黨的黨員和支部沒有橫向聯繫。這樣，一個支部組織暴露了，其他的人還可以繼續活動。這種結構最强調的是秘密和安全。黨的領導幹部的住處只有周恩來、董必武和孔原這三位南方局的領導知道。[103]

在周看來，地下活動主要是在做群眾工作，影響群眾。1941年底他在南方局的一次會上說：「首先要做的是要接近國民黨，國民黨的青年團，工人組織，學校裏的學生會，農村裏的合作社以及各重要的行政部門。」目的是在所有重要的單位，如工廠、學校、農村和政府部門，建立一個黨支部或幾個平行的支部。為了要成功地進行活動，地下黨員被鼓勵去熟悉中央和地方上國民黨的正常活動以及他們的緊急措施，特別是他們的秘密特工。[104]

儘管有了這些預防措施，1941年一年中共地下組織減少了。江西省委被取消，同重慶的聯繫中斷。華南工委派去調查瞭解情況的人被截並被迫給國民黨的秘密警察帶路到粵北黨委機關。粵北領導人當場被捕。兩天後，5月30日，華南工委的領導人廖承志也被捕。工委書記方方也險些被捕。形勢極其險惡。周於是把所有的領導幹部都轉移到比較安全的地方，並在同年12月解散了華南工委。[105]

1941年一年，周在重慶的工作很危險。在國內，皖南事變標誌著第二次統一戰線正式瓦解。國際上，蘇聯同日本訂立一項中立條約，斯大林承諾尊重日本在滿洲國佔領的領土完整，日本則報以承認其在蒙古的利益。這兩個地區都是中國的領土。這年上半年，國際形勢如此動蕩，以致周不得不倍加努力搞這方面的情報。

他的特工使他相信，美國總統弗蘭克林・羅斯福有意犧牲中國討好日本，美日兩國正在談判要就中國達成一項協議。周恐怕美日的協議會對本來就不很反對日本的國民黨有吸引力。毛澤東對周的警告十分重視。5月25日，毛發表一個指示要「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並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對蔣介石施加壓力。[106]

但是重慶傳聞卻是德國可能對蘇聯開戰。閻寶航，重慶外交界的一個活躍人物也是秘密中共黨員，通知周，希特勒正計劃於6月22日進攻蘇聯。周簽字將這條消息發往延安，6月20日又從延安發到了莫斯科。

德國果然如期進攻了蘇聯，這使中共總部對日本有很多猜測。日本軍隊會不會向北進攻蘇聯以支持德國，他們會不會揮師向南同美國、英國、東南亞，在南太平洋地區作戰？在1941年7月到10月之間中共香港情報局好幾次向延安報送了他們從日本方面得到的關於日本軍事計劃的情報。周在華中日本參謀部的特工報告：日本天皇曾發出日本要進攻西伯利亞的警告。上海日本領事館的特工獲悉日本可能在太平洋對美國先發起攻擊。其他方面得到的情報支持這個情報，顯示同樣的指向。到10月，日本顯然做好了進攻美國的準備。這一切也都傳到延安，並進而傳到蘇聯領導人那裏。[107]

周把他的情報網擴大到國民黨的軍隊內。從1930年代起，中國全國的民族救亡和抗日情緒高漲，許多學生參加了共產黨。其中有些人被黨選派到蔣介石的軍隊裏。這是十分微妙又危險的工作，周派去的特工必須有特殊的素質才能幸存。他們必須出身於富有的家庭、年輕、受過良好的教育，特別要瞭解孫中山的政治理想；政治上，他要表現得不偏不倚；必須能隨機應變，記憶力强，而且在變化的環境裏隨遇而安。周親自選定的一個青年派往第一軍團的就是熊向暉。那時的熊向暉19歲，剛從北京清華大學畢業。他符合周的條件，在國民黨軍隊裏成功地擔任高級職務，1949年以前一直是中共的特工。[108]

另一個是錢俊瑞，一個已經成名的知識分子，並且是秘密黨員。他在廣西擔任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另外還有兩個秘密黨員打入白崇禧和李宗仁領導的廣西部隊司令部。一個是劉仲容，擔任李將軍的高級顧問。另一個是謝和賡，升任白將軍的上校銜私人機要秘書。抗日戰爭中，當白被委任為國民軍副總參謀長時，他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他在這個職位上，依靠秘密交通渠道，成為周的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不但如此，他還積極給國民黨的參謀長提供經過周仔細核對修改過的假情報。[109]

到1940年代初，熊向暉已經升任第八戰區司令胡宗南的秘書。這個戰區很重要，司令部設在西安。胡負責黃河流域一大片地區的防衛並封鎖中共控制的陝甘寧邊區。1943年，蔣介石計劃進攻邊區。熊是不多幾個看到蔣發給胡的命令和胡的軍隊作戰計劃的人之一。他通過秘密交通把消息傳到延安。毛認為，對蔣的計劃最好的反擊就是將之公布於全國。毛在蔣軍開始行動前發動一場很大的宣傳攻勢。由共軍總司令朱德在1943年7月4日致電胡宗南對計劃中的進攻提出抗議，指出這樣的打內戰只能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延安召開三萬人的群眾抗議大會並宣布他們決心保衛邊區。共產黨的《解放日報》發表題為「質問國民黨」的社論，毛在社論中對國民政府進行了尖銳的抨擊。支持遏制日本侵略、反對中國打內戰的盟國都譴責蔣的計劃。該計劃最後撤銷了。

「西北王」胡宗南

內戰於1946年中爆發。熊參與了胡宗南進攻延安的準備，因此能够在1947年3月10日把整個作戰計劃傳送中共總部。[110]這使共產黨領導人在開戰前就能在3月18日撤出該地區。3月19日胡宗南佔領延安。毛和周，軍委的主席和副主席，在不斷轉移駐地的過程中指揮著全國各戰區反擊蔣介石軍隊的戰鬥。他們採取運動戰法，打了很多勝仗，打敗了數量比他們多得多的國民黨軍隊，並在1948年4月收復延安。

特工的命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的特工人員，包括那些曾經承擔過極大風險，表現特別傑出有效的，發現他們並不在主流政治之列而遭到排斥。周曾親自任用他們，他無疑知道他們的底細，但是卻未能為他們辯護。1945年日本投降後，關露到了延安根據地，因為她的「漢奸」惡名昭著，再也沒有得到組織完全的信任。她曾經愛過後來成為著名外交官的王炳南。但組織不批准王娶她為妻。1949年以後，她從公眾生活中消失。就因為她同日本人的關係，文化大革命中她被野蠻審訊。周恩來很清楚她在上海的雙重間諜身份使她能够提供日本佔領軍在上海的重要情報，卻不挽救她。她孤身一人，到1983年抑鬱而終。[111]

1940年代，李宗仁把謝和賡派往美國。桂軍在美國搞了一個抗日宣傳處。經周批准，謝和他的妻子王瑩在華盛頓特區定居下來，繼續為共產主義事業工作。1950年代初，美國的麥卡錫時期，他們在美國生活越來越困難，於是回到中國。回國不久，1957年反右運動中謝被捕。1960年代，他再次被捕，這次他的妻子王瑩也被捕了。兩個人都被指控為美國特務。謝後來死於獄中。[112]

潘漢年是周的得力助手。潘的命運更表明周對他從前的特工人員很冷漠。建國後，潘被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他的特殊使命是清除當時在上海很猖獗的黑社會和國民黨特務以及「反革命」。同情舊政權的都叫「反革命」。1955年3月，潘在北京開會期間突然被捕。在押8年後被控為「秘密漢奸」並被判15年徒刑。他之所以垮臺，是因為他在1943年曾與南京傀儡政府頭子汪精衛不期而遇。這次會見他事先並不知道。事後他覺得並不重要，也沒有向當時的中共組織報告。但是他在1955年談到這件事。毛下令調查，發現他在上海工作期間，曾經利用過汪的秘密特工。這就足以把他和他的妻子下放到湖南一個勞改農場。1977年他死在那裏。五年後，中共中央為他平反，宣布對他的指控不能成立。[113]又一次，周對改善這些特工的命運無所作為。而這些人卻長期冒著被國民黨施以酷刑和整死的危險，證明了他們對中共和對周個人的忠誠。

重慶的社交

儘管同蔣介石的關係不斷惡化，周卻是重慶社交界的一顆政治明星。他的個人魅力，他的機智和他雄辯的談吐，使他能够和各種人交朋友，不管這些人是什麽樣的政治背景。當然他首先還是結交對蔣介石不滿的人。他同西北軍司令馮玉祥將軍交好。馮是知名的基督徒將軍，因為他在世紀之初皈依基督教，並且讓他的士兵們都受洗。馮非常敬重周，十分欽佩他的學識。兩人之間的友誼使周有機會影響曾經是馮的部下的一些國民黨將領。周也尊重國民黨第77軍副司令、曾經參加盧溝橋戰役的賀基豐。周公開稱賀為民族英雄使賀很感動。1939年初，周安排賀訪問延安，賀在延安秘密加入中共。後來，到1949年初，賀在淮海戰役中起了重要作用。內戰中的這次著名的戰役消滅了55.5萬國民黨軍隊。

周的情報特工也打入了鄧錫候將軍領導下的四川武裝部隊。鄧原是一個軍閥，後來加入了國民黨。他的代表安排鄧將軍在重慶同周會談，結果鄧答應給共產黨的軍隊提供軍火武器。另外一個四川將領劉文輝也同意與周合作反對國民政府，劉讓中共安裝無線電臺，這個電臺遠離國民黨秘密特務的干擾，保證了重慶和延安之間的通訊聯絡。

1938年在武漢時，周恩來同張沖和龍雲交上了朋友。張沖是雲南部隊184師的司令，龍雲則是雲南省長兼雲南省武裝部隊司令。他們都同中共合作反蔣。昆明市的雲南省政府大樓內秘密安裝了電臺，進行親共宣傳，昆明也成了一個重要的反蔣的學生運動中心。[114]

同在武漢不一樣，在重慶不能發動群眾性抗日示威遊行，因為日本飛機常常來狂轟濫炸。因此周將注意力集中於文化活動，特別是戲劇。他的朋友歷史學家郭沫若在知名的左翼劇作家和演員的幫助下，得以公演了一些批評國民政府的話劇。周喜歡參與他們之中討論一些問題，討論他們的藝術。四十年代是中國戲劇多產的時期，不少劇本都來自重慶。周也同進步學者，如教育家陶行知，社會學家馬寅初，歷史學家翦伯贊，以及哲學家侯外廬建立了個人關係。[115]

周是中共對外國聯繫的代表。他的個人魅力和文明的舉止，簡樸的生活和敬業的工作作風同蔣介石和他的那一幫人的奢侈糜費、腐敗鋪張的生活形成尖銳的對比。很多外國使節對他印象很好。儘管蔣介石企圖在國際社會孤立他，周還是能同美、英、加、俄，以及其他在重慶的外交官們經常聯繫。他樂意接見外國來訪者，不管他們的地位高低，他考慮的是他們對中共事業潛在的用處。1941年海明威和妻子瑪莎訪問重慶。後來瑪莎發表了她會見孔祥熙、蔣介石和周恩來的印象記。同孔祥熙和他的夫人宋靄齡（同宋慶齡和宋美齡是姐妹）以及同蔣介石和宋美齡的會見令海明威夫婦很失望。他們注意到宋靄齡的穿著華麗，旗袍上綴著鑽石鈕扣，同中國人民的窮困形成鮮明的對比。孔以瑪莎的父輩自詡，送給她一件中國旗袍，她覺得那簡直就是妓女才會穿的。蔣談到皖南事變，詢問西方媒體如何反映，而且喋喋不休地說著消滅紅軍的必要性。可是海明威夫婦無法置評，因為他們沒有聽說過什麽皖南事變。據瑪莎說，他們對蔣介石的印象好比往沙子上面澆水。

在重慶的時候，一位女士——據說是王炳南的德國夫人——來找他們，問他們是否願意見見周恩來。瑪莎從來沒有聽說過周，但是海明威想起來周是荷蘭著名電影製片人和導演伊文思的朋友，因此同意見見面。瑪莎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見到一個令他們感到非常自在的中國人。他們對周和中共都不甚瞭解，提不出什麽重要的問題。後來也記不得究竟談了些什麽。但是，他們被周本人的風度迷住了，他很幽默，時而開懷大笑。後來，他們對美國國務院說，他們深信，戰後將會是共產黨人接管中國。[116]

周也曾花好幾個小時同美國《時代》雜誌記者西奧多・懷特談話。多年後，懷特回憶在重慶的歲月，他說，周「有一種使人著迷、關愛別人、使人覺得似乎同他一樣有信心的本事」。他還說：「我不能否認，我非常喜歡他。」[117]

周動員了許多文學家和藝術家積極在南方局控制下的左翼報刊上撰文，或寫書，宣傳共產黨人的事業。他同許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個人間建立了長期的聯繫。但是事實上，出於政治考慮，他對那些藝術家朋友的關係往往要重於對在他領導下出生入死的特工們。當他的許多下級遇到政治麻煩的時候，他卻幫不上什麽忙。[118]

在重慶，周同其他政黨的領導人的合作為日後建立反蔣陣線鋪平了道路。他向國民黨上層官員伸出觸角，並在蔣垮臺前夕成功地把他們中的許多人爭取到中共這邊。他也利用他在重慶期間同西南地區的軍閥建立秘密聯繫，從而能在內戰的最後階段引導他們轉向共產黨。[119]

皈依毛主義

1943年是周一生中的一個轉折點。他在重慶駐守三年之後被召回延安。1942年春天起，中共開展一場整風運動，要在黨內清除蘇聯的影響和黨內的不同意見。毛已經不願再容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爭論。從幾方面考慮，他搞這場運動選擇的時機不錯。首先，希特勒在1941年6月進攻蘇聯，這就要求蘇聯領導人全神貫注對付德國，而大大減少了他們干預其他國家共產黨內部事務的願望。1943年，斯大林解散了他控制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共產國際。這一切，使得毛能够清除斯大林的代表，特別是王明周圍的一批由蘇聯培養出來的布爾什維克。王明此時在中共內部地位也很高。第二，日軍的「掃蕩」使得許多共產黨幹部撤退到比較安全的延安，這就使參加毛整風的幹部人數大增。第三，整風也創造一個機會來對大批因不滿國民政府對日本侵略無所作為而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意識鍛煉。他們參加共產黨更多是出於抗日情緒而不是出於真正的共產主義信仰，所以他們需要接受毛式共產主義的洗禮。

整風運動很快就變成了激烈的思想意識洗腦運動。開始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批判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120]毛用這些概念來改造他認為很危險的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

但是，整風批判的重點是王明和其他追隨共產國際的人，他們在中共中央推行蘇共的政策——被稱為「王明路線」。事實上，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擁護毛的，但是這也幫不了他們。他們被戴上「布爾什維克」、「國際派」或「教條主義者」的帽子。另一種人被指責為「經驗主義者」，因為他們曾經執行過共產國際或王明路線。譬如周恩來和彭德懷就被批判為經驗主義者。

整風中所用的方法顯示出毛提高他自己權力地位並控制各級黨組織的能力。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的也是這種辦法。黨中央成立一個總學習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康生任副主席。文件規定，黨中央直屬的各組織成立一級學委，由康生和李富春領導。同樣，直屬軍委的各組織也成立一級學委，由王稼祥和陳雲領導。學委以下「按部門、支部和部隊單位」成立學習小組。這個系統同樣在延安以及根據地所有的黨組織、學校，以及其他組織建立，從而建立起一個集中統一的網絡以審查各級的每一個幹部。這的確是一個大規模的運動。[121]

整風運動的第一個重要成果就是1943年3月關於調整中央領導機構的決定。毛澤東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並對討論的問題有最後決定之權。[122]最後否決權保證了毛對中共政策的控制。「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一經提出，就成了中共的神聖信條，這進一步確立毛凌駕於領導之上的地位。1943年中共誕生22周年之際，王稼祥撰文第一次使用這個提法，他寫道：「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中國的共產主義」的總和。[123]劉少奇（後來在文革中成為毛的頭號、也是地位最顯赫的犧牲者）聲稱：「經過22年長期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終於使我們的黨、使我國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他說毛是「久經考驗的、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抱無限忠心的堅强偉大的革命家」。[124]這是對毛個人崇拜的正式開始，也是直到文革前毛劉聯盟的開端。

王稼祥，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黨和新中國對外工作的開拓者之一

這就是周在1943年7月到達延安時的政治氣氛。雖然他對王明或毛澤東都沒有過無保留的擁護，現在他捲進了這場爭鬥。在歡迎他回延安的大會上，他發表講話，擁護毛：

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

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

我們黨22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毛澤東同志的政治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125]

8月30日和9月1日，周就他在前三年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做了報告。緊接著他就參加整風運動。作為政治局成員，他應該說明自己的政治和思想立場。周看了大量文件和檔案材料，寫了四篇學習筆記，並在政治局作了幾次發言。當著他的同事們，他批判了彭述之、陳獨秀和王明所代表的教條主義，他們長期控制著黨的政策。他說王明之所以能當共產黨的領袖是因為中共長期存在著「經驗主義傾向」，使教條主義得以佔上風。為了給自己辯護，他還把經驗主義者分成兩種：一種是「別有用心」，同教條主義串通一氣；另一種同教條主義者合作是思想認識不足。前一種人需要進行嚴肅的自我反省，而後者——他把自己歸之於這一種——則需要提高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

儘管周努力使自己符合毛的思想和政治路線，毛還是嚴厲地批評了他。毛說，15年前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只有5個人還活著（毛澤東、周恩來、項英、任弼時和劉少奇）；他們當中只有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個人是明確反對王明路線的，而其他三個人卻是擁護王明路線的。[126]

在這樣的攻勢下，周又開始做一系列的交代和自我批評。他深知，讓毛相信他無條件擁護毛是他未來政治前途的關鍵所在。領導人中間，周的陳述時間最長最詳細，前後用了5天。這也在意料之中。因為他是唯一的一位自1927年以來參與了黨的所有重大事件的領導人。他分析了那個時期有爭議的所有重要問題，檢查他自己在每一次爭論中的表現。他檢討自己對立三路線的批評太溫和；對王明在米夫和共產國際支持下於1931年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奪了權太調和。他為自己「沒有多多請教原來長期在蘇區工作的同志」，而貫徹了上海臨時中央關於打寨子的錯誤戰略而感到內疚。關於在第五次反「圍剿」時遵循李德的戰略，使得紅軍不得不進行長征，他著重談到自己在其中的責任。他還進一步認識到抗日戰爭初期在諸如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統一戰線以及抗日的軍事戰略等問題上的錯誤。但是貫穿在他所有這些發言中的主題則是頌揚毛和毛澤東思想，並表示他自己無條件地接受毛的領導。[127]

雖然周在1931年遵義會議以前曾經接受過共產國際的政策、在抗日戰爭初期曾經同王明合作過，毛並不認為他屬於王明集團。他認為周同一些軍事將領（彭德懷、劉伯承、葉劍英和聶榮臻）一樣是一個「經驗主義者」。周「長於實際工作⋯⋯但輕視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說，在教條主義統治時期，經驗主義者同教條主義合作並成為它的助手。[128]

周不僅要使毛相信他，還要使忠於毛的那些凶狠的人相信他。那些人，據胡喬木說，對周有偏激過火的批評。胡喬木並沒有指名道姓，但是這批人裏可能有劉少奇、彭真、薄一波等從來沒有追隨過王明路線的人。他們認為對王明、博古、張聞天和王稼祥已徹底揭露批判，他們已經不是威脅，再來統治已很困難，但經驗主義的危險還未過去。[129]

周恩來在整風中的困難還有一個紅旗黨的問題。所謂紅旗黨是指名為共產黨而實際上被國民黨控制著的黨組織。時為政治局委員，也是毛整風運動的主要助手的康生深信，延安有數百名共產黨幹部實際上是國民黨打入共產黨內的特務。他的政治迫害狂想病導致他相信，甘肅、四川、河南、湖北、雲南、貴州、浙江和陝西的地下黨組織在周領導下發展起來，大部分是「紅旗黨」。整風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的李維漢向周提出這個問題。但是周堅決否認任何南方局領導下建立的黨組織曾經被國民黨特務控制過。這個指控到整風最後階段終於撤銷了。[130]

關於整風運動的消息使莫斯科感到很不安。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了，它的原主席季米特洛夫親自給毛寫了一封信。信中對整風運動，也對王明和周恩來的處理表示關心。這封信署的日期是1943年12月22日，內稱：「我考慮運動指向反對周恩來和王明，他們因共產國際和擁護民族陣線政策而獲罪，說他們導致黨的分裂，這樣做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像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決不可開除出黨。」[131]

周不厭其煩地反復自我檢討，承認自己有錯，對真正的政治路線判斷有誤，並一再保證他認識到毛是天才的領導，最終使他的皈依毛主義甚至得到偏執的毛澤東的認可。說服毛相信他，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周自己政治生存的前提條件。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這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主要的標誌性的大會。首先，它確認了毛對黨的支配地位，從而結束了多年來毛派同莫斯科支持的國際派之間的鬥爭。其二、這是戰後時代的前奏，黨的領導努力把毛不僅樹立為中共的領袖，而且也樹立為一個足以挑戰蔣介石作為民族領袖。對毛的個人崇拜在這次大會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了一個修改黨章的報告，其中提到毛的名字不下105次。報告中有一部分專門闡述和宣揚毛澤東思想，將其尊為神聖的信條和全黨的指導思想。[132]

關於戰後安排的談判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中日之戰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美國出現在中緬印戰區以及美國與蔣介石的聯盟使得美國日益捲入中國事務。但是，儘管有美國的軍事援助，國民政府既無能也不願遏制日本，這使美國在中國的軍方和外交人員很失望。而同時，共產黨繼續擴大自己的隊伍，它一方面宣傳抗日，一方面也要保存實力準備與蔣介石最後決戰。除了1940年秋，彭德懷和朱德在華北打了一場百團大戰外，共產黨的部隊一直只在敵後打遊擊並擴大地盤。共產黨的部隊發展壯大，據周稱，有50多萬人，另有230萬民兵，以及不斷擴大的根據地，擁有9，000多萬人口。這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在華美國人的注意，其中就有許多軍事人員。他們在中國的使命是支持中國人抗戰，還有新聞記者和其他政治觀察員。他們對國民政府對局勢無動於衷和無能很失望。他們成功地向美國最高當局報告了對蔣的不滿以及他們對共產黨人的興趣，結果副總統華萊士向蔣介石委員長表示了美國想派一個觀察組到延安。[133]

1944年6月共產黨地區還在被封鎖的時候，蔣介石勉强同意美國的一個人稱迪克西使團的「軍事觀察組」到延安。[134]毛和周歡迎這個美國觀察組，他們從這件事裏看到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國際承認；同時這也是一個機會可以說服美國人不要只讓蔣介石有權接受美國援助。他們打算讓美國人看到根據地的社會和軍事的積極形象。周成立兩個小組負責接待，照顧美國人員的生活，向他們介紹情況。第一個組成員有葉劍英、黃華和陳家康，還有在延安工作的一位美國醫生馬海德。他們的任務是使美國人在延安的艱苦條件下生活盡可能舒服些。第二個組由一些將領組成，有彭德懷、陳毅、林彪、聶榮臻和賀龍，負責向美國人介紹敵後的軍事形勢，以及敵佔區的情況。毛和周，有時一起，有時分別地同美國人交談，談了無數次，談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和共產黨需要美援。8月23日，毛和周强調避免中國內戰的唯一辦法是美援要同時給予國共兩黨。另外兩次談話中，周同迪克西使團的兩名成員約翰・斯圖爾特・謝偉思和約翰・巴頓・戴維斯談到需要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和改組國民政府。此外還談到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軍事戰略和美軍同共產黨合作抗日等問題。共產黨領導人表示，如果美國進入中國領土上作戰，譬如美軍在華東或華南沿海，在山東半島或杭州灣登陸，他們保證支持美軍。年底以前，雙方就這個問題和美國同中共在華北可能採取共同軍事行動的問題進行了多次討論。作為一種友好姿態，中共命令其遊擊隊營救盟軍士兵，這些大多是在太平洋戰爭後期被困在日本佔領區後方的美國空軍戰士。中共的友好攻勢很成功。迪克西使團的成員深信中共是「一個爭取有序的民主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政黨」並建議美國當局同它建立正式合作。[135]

赫爾利的使命

1944年9月，周照會中緬印戰區司令約瑟夫・史迪威將軍，全面介紹了中共的立場。史迪威對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政策越來越感到失望，他個人同蔣介石的關係幾乎到了相互不信任、相互看不起的地步。周利用他們兩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强調中國正面戰場，尤其是國統區存在著政治、經濟、軍事的空前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一黨專政的統治不能繼續，他建議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是成立聯合政府。這暗示中共成功地組織的軍民抗日已經得到國民黨的完全承認。周要求完全承認中共的轄區，而且鑒於中共的軍事實力，中共至少應獲得美國租借法案分配於中國的軍火、物資全數的二分之一。

約瑟夫・史迪威，時任中緬印戰區司令

這些要求同蔣介石的態度完全是針鋒相對。向中共的軍隊提供武器對他簡直就是詛咒。蔣不顧軍事上嚴重失利和國內越趨困難的形勢，儘量保存他的實力。他利用美國的利益維持國民黨的政權不垮臺，並推進中國領土上軍事力量的統一。[136]

史迪威同蔣介石的關係越來越緊張，美國政府不得不把他調走。1944年10月史迪威將軍被召回華盛頓，魏德邁將軍被派來接替他。為了緩和國共兩黨的分歧，羅斯福總統派遣赫爾利作為他的特使到中國。赫爾利後來任美國駐國民政府的大使。他以為這兩方面的分歧就像西方國家的執政黨和反對黨，自信能够對雙方進行調解。11月7日，他飛赴延安，同毛、周進行了深入交談。談的結果達成五點協議，重申共產黨的觀點：改組國民政府，成立包括各黨派和有政治影響人士的聯合政府，實現國家統一。協議也贊成共產黨關於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要求，承認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成立聯合統帥部，其中要包括各抗日力量，並對之進行改組和武裝。[137]

在中共領導看來，赫爾利簽署這個協議代表美國官方的同意。他們把這個協議看作是把美國同這兩個中國黨的關係放在平等地位的文件。11月10日周和赫爾利一同回到重慶。他隨即啓動公關攻勢。這是他的特長，宣傳共產黨要求結束一黨統治並建立聯合政府。為了使各界人士和各種政治傾向的人相信這些觀點的可信性，他盡可能多地親自會見各界人士。他招待美國記者，希望通過他們把他的意見宣傳到國外去。11月22日蔣介石接見周恩來，一口拒絕這個協議並提出一項反建議，他不提建立聯合政府而强調中共要得到承認必須把延安的武裝部隊改組成國民軍的一部分。改組後，才讓中共派代表參加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周對此反應很謹慎。赫爾利的簽字至少說明美國支持共產黨的主張，蔣介石對此不能完全熟視無睹。可是，赫爾利後退了，還企圖勸周參加國民政府。周回答說：中共不會去扮演一個「在政府裏毫無權威的客人的」角色。赫爾利顯然偏袒蔣介石，回答說：如果不同蔣介石達成妥協，中共不能指望得到美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支持。但是周拒絕在聯合政府和正式承認中共控制區的問題上讓步。談判陷入僵局，周返回延安磋商。

隨後幾周，赫爾利同周恩來有信件往來。他建議五點協議和蔣介石的反建議都不做定論，而當作進一步談判的基礎。1945年1月20日的信中，他請周回到重慶，重開談判。[138]周在24日出發去重慶前發表一項聲明，提出他代表中共中央準備繼續談判的條件，其中包括召開有各黨派——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會議，討論成立聯合政府。他要求停止一切特務活動，撤退包圍邊區和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隊。他堅持要完全承認這些部隊和「解放」區的民選政府的合法地位。如果不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周就不準備將共產黨部隊改組交給國民黨指揮。2月13日他和蔣見面，赫爾利在座。周重申他的要求：召開全國會議為建立聯合政府鋪平道路。但這一點遭到蔣的堅決拒絕。蔣宣稱：黨派會議等於分贓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無異於推翻政府。[139]赫爾利本人也支持蔣的拒絕。1945年春，赫幾次聲明都明顯傾向於國民黨的立場。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美國政府不會向中國武裝的政黨和軍閥提供官方援助。7月10日和12日毛兩次在新華社發表的文章中對赫爾利的出爾反爾表示憤怒，譴責赫同蔣介石狼狽為奸反對共產黨，「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140]

1945年8月，形勢急速變化。8月6日和8日，美國先後向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扔了兩顆原子彈。8日蘇聯在亞洲參戰。蘇聯在中國東北4，000公里的戰線上對日本關東軍發起大規模的攻勢。14日日本天皇正式接受無條件投降。同一天，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斯大林在條約中承認國民黨政府並承諾給予它道義支持和軍事援助。也是同一天，蔣介石致電延安，敦請毛澤東到重慶「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約在22日或23日，斯大林的電報也到了延安，敦促中共盡一切可能避免內戰爆發。這位蘇聯領導人說：中國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有被毀滅的危險。[141]

國共重慶談判

二戰結束時，中共早已不是1937年的中共。毛聲稱：中共領導下的軍隊達91萬，並有220萬民兵，敵後解放區人口總數達9，500萬。[142]

鑒於即將開始談判，周草擬了《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的宣言》，中共中央於8月23日修改通過。宣言提出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並重申共產黨的基本要求：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承認中共的軍隊是獨立的軍隊。宣言也再次號召在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政治協商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8月26日，毛草擬通知，向全黨宣布，他將和周一起到重慶去談判。通知暗示談判可能導致國民政府有條件地承認中共。中共準備為此做出讓步，如退出南方的「解放區」給國民黨控制。實際上，共產黨在這些地區的控制相對薄弱。共產黨的力量主要在華北。隴海鐵路以北到內蒙一帶，仍然要維持中共的控制。[143]

1945年8月28日，毛在周恩來和美國大使赫爾利陪同下飛往重慶。毛在重慶期間的人身安全是周最擔心的問題之一。不能排除蔣介石的秘密特務進行暗殺或者像對張學良將軍那樣扣人的可能。毛估計到這一點。離開延安前，他交待劉少奇和其他領導人，一旦蔣介石扣留他，紅軍就要採取行動。

為了保證毛的舒適和安全，離開延安前周就把毛的生活習慣、需要的生活設施和安全等詳細通知重慶辦事處。他親自檢查了毛要乘坐的飛機。在重慶，蔣介石騰出他的一座私宅林園給毛使用。毛和周在那裏住了兩天後搬到張治中將軍的家桂園。出於禮貌，他們接受了這些住地。但是，這使他們同隨行人員分開了，他們越來越覺得不方便。毛決定搬到八路軍辦事處去住，在這裏他的周圍都是自己人。周就住在他隔壁的房間裏，他覺得安全放心。後來毛被邀請到國民政府前主席林森的公館裏去住。搬去以前，周囑咐專司警衛的人員去對這所宅子進行徹底檢查。之後，他還不放心，又親自去檢查，特別是毛要住的房間。直到他確信沒有陷阱後，才讓毛住進去。

每次毛要出門，都是周陪同。周急切地要樹立毛的形象。他非常關心遠離城市生活的毛舉止是否有當。他要使外部世界不僅看毛是一個黨的領袖，也是堪與蔣介石匹敵的强有力的全國性的政治家。這兩個共產黨領袖一起參加招待會、宴會，其他公眾集會，周把他介紹給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像保鏢一樣守在毛的身邊。[144]

在43天談判中，毛和蔣共會見11次，討論全局性問題。同時周和他的談判小組準備談判細節。談判並沒有解決任何有異議的問題。政府不承認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政府，即陝甘寧邊區政府，也不承認在熱河、河北、察哈爾、山東和山西的根據地政府。共產黨抵制要改組其軍隊將其合併到國民軍中。蔣介石堅持他的原則：「政令軍令統一」，在這些問題上寸步不讓。對周提出的中共軍隊撤出南方各省（廣東、浙江、蘇南、皖南、湖南、湖北和河南），蔣介石充耳不聞。赫爾利充當調停人，轉告周恩來，如果共產黨放棄推薦北方五省（即山西、山東、河北、熱河和察哈爾）省主席的要求，蔣介石準備同意共產黨建20個師。據他說，共產黨只能選擇要麽接受在國民政府領導下的統一，要麽結束談判。他還說，不管達成還是達不成協議，毛澤東隨時可以回延安。[145]

周對赫爾利的最後通牒很不滿。當毛得知此事時，他提出立刻見美國大使。他對赫爾利說，中共是很有耐心的，它既不會接受蔣的條件也不會中止談判。[146]

10月10日終於簽訂一項《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這個《紀要》既記錄了分歧，也記錄了一致，主要是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問題上的一致。兩黨接受和平建國、各政黨平等合法的地位、人民的民主權利等基本方針。共產黨放棄組建聯合政府的要求，政府則同意共產黨的意見將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雖然周留在重慶處理協定的細節，許多關鍵問題並沒有解決。

就在國共兩黨領袖談判的時候，他們的軍隊競相爭奪東北的地盤。根據日本投降條款，美軍遠東司令部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授權國民黨政府在中國、臺灣和印度支那北部接受日本投降。蔣介石在8月12日命令共軍「駐防待命」。但是毛命令朱德對交通線上的主要日本據點發動進攻。1945年9月，延安發布一項戰略性指示：「發展北方保衛南方」。其主要目標就是完全控制熱河和察哈爾和東北各省。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共派出兩萬名幹部——包括10名中央委員，10名中央候補委員，其中有四位政治局委員，和11萬部隊到上述地區。毛下令部隊要儘快到達集結地。為了急行軍不為物資和武器所累，毛命令他們把輜重丟下。他們告訴戰士們，日本人留下了不少軍事裝備够他們用的。他們要做的就是趕在國民黨前面到達這些地區。[147]

國民政府也採取了措施。8月23日政府軍司令何應欽對日本在華的軍事首腦發出命令，要他們保衛陣地防止共產黨襲擊，等待政府軍接收。8月到9月底之間，日本人以國民政府的名義同共產黨打了許多仗。[148]

1945年9月中共在瀋陽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由彭真擔任書記。接著建立東北民主聯軍，這是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前身。這支部隊是從華北根據地和山東集結來的，還有原在東北地區抗日的其他部隊。到1945年底，在林彪麾下駐守東北的共軍已達28萬人。[149]

東北原在蘇軍馬林諾夫斯基部隊的控制之下。蘇軍佔領東北的三個月中，中共利用他們在東北的有利條件，奪取了投降日軍留下的大量武器裝備。在許多據點蘇軍也故意採取拖延戰術阻止美軍登陸。鑒於國民黨軍隊顯然處於不利地位，美國在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將54萬國民黨部隊空運和海運到東北和臺灣。

隨著行動越來越轉向戰場，談判已經沒有意義。滯留重慶的周恩來最後返回延安。11月27日赫爾利宣布辭職，他指責美國大使館的一些官員偏向中共，破壞了他調停的努力。[150]

馬歇爾調停

在美國，羅斯福總統於1945年4月逝世，杜魯門繼任總統。12月15日，杜魯門任命馬歇爾將軍為他的特使到中國，讓他調停中共和國民黨的關係，實現停火，確保貫徹毛和蔣簽訂的重慶協議。1945年12月美、英、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發表聯合公報，號召中國敵對的雙方爭取協商解決問題，並承諾他們不干預中國事務。儘管有不干預的保證，美軍還繼續把國民黨軍隊運到東北，蘇聯也秘密地把日本留下的武器裝備轉給東北地區的共軍。

周認為美國對國民黨的這種軍援，包括空軍和海軍的直接干涉，表明美國的對華政策改變了。抗日戰爭期間美國是承認中共抗日，並採取「扶蔣用共」的政策的。戰後美國的政策變成了「扶蔣壓共」。他對美國新政府也支持國民政府並未抱有幻想。至於中共對國民黨的政策，周說基本目的是維持和平民主，中共要實行的政策是軍事上防禦、政治上進攻。換句話說，中共在表示擁護和平民主的同時，要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衛其根據地。對於美國，中共的政策是「使美國中立，雖然要批評它的錯誤政策，但是不向它挑釁」。具體而言，要反對美國任何武裝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準備「堅決抵抗武裝進攻」。[151]

美國五星級上將，馬歇爾

周的聲明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對美國對中共的政策徹底失望。儘管如此，他們看馬歇爾的任命還是一個積極的發展，反映了他們稱之為赫爾利政策的失敗。周同其他中共領導人希望馬歇爾是個比赫爾利頭腦開明的調停人。周離開延安，於12月22日到重慶飛機場迎接到訪的馬歇爾。第二天，他去拜會馬歇爾。談話中他表示同意這位美國特使的意見，中國內部的敵對，經過八年漫長而損失嚴重的抗日戰爭應該停止了。他也同意馬歇爾說的需要政治改革，並擺出中共關於召開有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憲法並改革政府的主張。他讚揚美國的成就，說中國可以學習華盛頓的民族獨立的精神，學習林肯的民治民有的政府的思想和羅斯福的自由觀，美國的工農業政策也是中國的榜樣。[152]

在馬歇爾調停下，中共和國民黨的第一階段談判比較順利。1946年1月，達成一項協議：停止敵對行動並在將軍隊同政黨分開的原則基礎上改組雙方軍隊。馬歇爾勸周根據西方軍隊不幹政的傳統接受這一條。周表示接受，說中共可以不再給紅軍下命令，但是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在中國的情況下國民黨或共產黨都不可能貫徹這一條。蔣介石則同意在1946年1月10日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根據馬歇爾的建議，成立一個由馬歇爾、周恩來和張群（後由張治中接替）參加的三方委員會，其使命是貫徹停火及有關事宜。在北平成立一個執行總部，由三方代表參加，監督協議貫徹的情況。

在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開幕時，蔣介石發表講話，承諾保障全體民眾的自由，各政黨的地位平等，實行地方自治，舉行大選並釋放政治犯。周表示歡迎蔣的聲明，同時他表示反對內戰。同一天，他和張群，分別代表中共和國民黨，簽訂停戰協議。雙方發出停戰令，從1月13日凌晨開始生效。重要的是，停戰不適用於共產黨軍隊正在爭取控制的東北。雙方也同意，武裝部隊不再受政黨控制。到1月31日，會議的最後一天，會議通過《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和平建國綱領》、《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以及《關於憲草問題的協議》。[153]

國內和平建設的前景使中共領導人產生一種樂觀的情緒。他們認為達成的協議是一個重要的突破；這標誌著「摧毀一黨專政」和「我們黨、軍隊和根據地」「向和平民主新階段前進的」開端。[154]1月2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指定8位領導人參加未來的政府，其中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據悉周恩來將被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毛對馬歇爾的態度十分讚賞，他讓周對這位美國特使促成停火表示感謝。毛希望馬歇爾能幫助使蔣介石遵守協議，起積極作用，甚至表示了他有訪美的願望。周接到指示同馬歇爾周旋以推進和平進程。為此，他要避免任何可能刺激這位美國特使的事情。[155]

儘管重慶一時間氣氛也顯得很樂觀，但在兩黨一貫的分歧問題上，即在東北和軍隊改組問題上，談判破裂了。顯然，中共不準備放棄它多年來在同政府鬥爭中所贏得的優勢。它歡迎和平因為群眾的情緒是要求和平，也因為和平會為它創造鞏固自己的機會，而且會使它的地位在國內外得到承認。馬歇爾在同周的幾次談話中，企圖向他解釋西方軍政分離的傳統。明知這種分離不適合中國現實，周還是很外交地表示同意這個原則。但是當對方建議必須在政府的民主改革生效前實現軍隊國家化時，他惱火了。周和馬歇爾之間長時間進行的關於改革的方法和合作的談判無果而終。共產黨人並沒有改變他們的政治目標。他們仍然堅持維持他們軍隊的獨立，並在他們控制的地區實行自治；而國民黨同樣堅決地拒絕這些要求。在三方委員會初步同意第一步將國民黨軍隊裁减到50個師，共產黨10個師的時候，雙方的這種態度更加清楚了。然後，在第二階段，雙方軍隊合併為國民軍。毛明顯地要維持共產黨軍隊的獨立，指示周不要對第二階段作任何承諾。[156]周對此並不擔心。這年末，他向延安的領導解釋說，雖然國共軍隊的比例是50：10，而且併入國民軍意在限制和控制共軍，這些規定都不重要。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協議允許地方自治，這就允許中共在其境內駐扎自己的軍隊。周說，這意味著，在共產黨控制區內共產黨的部隊還是不受國民黨干涉的。[157]

內 戰

採納了改組軍隊的初步協議後，東北的命運成了一個中心問題。共產黨無意交出這個地區。1946年春天和夏天，國共兩黨的軍事衝突有增無已。共軍不得不在華北和中原的一些主要戰場退卻，而政府軍加速進攻共產黨在華東、東北和華南的根據地。[158]

1946年5月3日，周恩來夫婦離開重慶到南京。南京此時又恢復了首都的地位。在這裏他同馬歇爾和張治中在變得比較敵對的氣氛中繼續談判。6月3日周在致毛的電報中對馬歇爾的調停表示失望。他說馬歇爾越來越偏向國民黨人。周彙報說：特別是在東北問題上，馬歇爾只要中共讓步卻並不要政府讓步。[159]

隨著戰爭升級，周同馬歇爾的關係也進一步惡化。8月底，美國同意把它提供的所有戰爭物資都交給政府。周對此一再表示抗議。9月2日，周致電延安，陳述美國和國民黨在所有主要問題上達成一致，他認為急需「暴露美國的僞善面目」。10月9日，周根據毛的指示通知馬歇爾：中共已經不再信任他，他應該退出調停。兩天後，政府軍佔領中共在華北的重要城市張家口。同一天，蔣介石自信可以消滅所有共軍，召開立法會議並下令草擬憲法。11月15日，國民大會召開，沒有共產黨參加。第二天，周舉行記者招待會，譴責國民黨「撕毀政治協商會議達成的協議」。1946年11月19日，周和整個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返回延安。[160]

他回到延安，內戰已經爆發，周的注意力從外交轉向軍事，在毛身邊作為毛的主要助手，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他在中共總部指揮著軍事行動。同時，作為中共中央城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他還負責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繼續指揮著地下工作。

內戰初期，中共領導預言共軍將在5年內打敗蔣軍。實際上只用了3年時間就迫使一個數量比它多得多、裝備又比它好得多的軍隊退卻，並佔領了全國除少數地區外的全部領土。彭德懷、林彪、陳毅、劉伯承和鄧小平等所有指揮員都同毛和周經常保持聯繫。他們兩人在陝北高原流動中，後又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的司令部裏指揮著所有戰役計劃和部隊的調遷。

1946年7月共產黨所佔領的城鎮是國民黨進攻的目標。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國民黨成功地攻佔了東北幾乎所有的城鎮和華北大部，並收復長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線。在絕大部分戰場上，國民黨的部隊並沒有抓到共軍，因為他們一遭遇數量和裝備比他們强的敵人就撤退以保存實力。共軍在1946年7月更名人民解放軍，主要是防禦，向農村進行戰略退卻。結果，到1947年春，政府軍分散在大片土地上，已經不能再擴大地盤了。[161]

1947年初，大約有25萬政府軍包圍了陝甘寧邊區。面對他們的是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這支部隊還不足3萬人。在政府軍縮小包圍圈的時候，熊向暉把胡宗南要佔領延安，在陝北消滅共軍主力的情報傳給了周恩來。

3月初，熊向暉報告胡宗南計劃用15個旅，總共約14萬人進擊共產黨根據地。熊還提供了這些部隊的部署、兵力、各部隊的據點以及可能給他們的空中掩護等細節。進攻定在3月13日。[162]

周做了邊區撤退的準備。鑒於敵人來勢凶猛，他認為這是一次戰略退卻，原則是堅壁清野。黨的檔案及其他材料，老弱病殘及兒童先撤退到延安東北的瓦窑堡周圍。從那裏渡黃河到山西和綏遠的解放區。邊區的黨、政府機構和學校以及其他機關也都遷走。周親自領導這些工作。包括成立一個組負責把中共中央和軍委的重要檔案轉移到中央的晋綏分局。他和新華社社長廖承志一起擬出計劃，把電臺轉移到安全地帶，保證中共繼續廣播。他還監督城市工作部和社會部這兩個中央委員會屬下負責國統區群眾組織和情報工作的關鍵部門的轉移。他讓他的兩名高級助手童小鵬和羅青長負責這些部門的安全。這些部門還增加了電臺設備和報務人員。他把外事小組轉移到山西的一個安全地方。外事小組安頓下來，當時的組長是楊尚昆（1980年代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組員有王炳南、張聞天、柯柏年、王光美和陳浩，他們是共產黨在內地少有的有外事工作經驗的人員，後來成為外交部的骨幹。[163]

延安的大遷徙在1947年3月8日開始。11天後，國民黨部隊到了這座城市。他們自以為佔有優勢，希望遭遇並打敗保衛延安的共軍主力，把他們消滅。但是他們到達的是一座空城。然而，國民黨軍隊仍然把佔領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當作一次重大勝利慶祝。實際上，其軍事意義很有限。不僅如此，胡宗南將軍決定追剿敵人卻使他自己落入陷阱。因為有熊向暉的情報，共產黨的彭德懷將軍知道胡的作戰計劃，因此能够打敗許多國民黨部隊並擒獲一些國民黨的高級軍官。

毛和周是最後一批撤離延安的。那是3月18日黃昏時分，政府軍的先頭部隊已經在包圍延安城。他們向東北方向走，夜間行進，黎明安營設帳，白天大部分時間睡覺。在毛和周的領導下，幾百號人，包括政治局委員和軍事司令部人員在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原上徒步行走了一年多，行程千餘公里。他們有時靠近，有時遠離彭德懷指揮的主力部隊。[164]

1947年3月28日，毛和周到達清澗縣棗林溝。這是延安東北約90公里處的一個小村莊。他們的計劃是誘惑敵人，轉移他們對中共領導的注意力。胡宗南正十分急切地要抓中共領導。毛說這裏山巒起伏，同當地老百姓關係友好，還有很大的回旋餘地，正好同敵人捉迷藏。但是作為預防措施，他堅持將中央委員會一分為三。書記處的三名成員毛、周和任弼時組成前敵委員會，任務是指揮軍事行動。中央工作委員會由書記處的另兩位成員劉少奇和朱德負責。他們的任務是渡黃河去晉東北，確保勝利完成中央委員會的工作。葉劍英、楊尚昆、李維漢和鄧穎超組成後方委員會，也去山西。中央委員會的絕大部分工作人員隨這個組行動。這樣就保證萬一毛或者其他任何重要領導人被敵人殺害或俘虜，中共的機構能繼續工作。

毛澤東和周恩來

給前敵委員會配備了大約300名工作人員，毛將其命名為昆侖支隊。他們的安全由中央警衛團的四個連（約400人）負責。周將昆侖支隊劃分成四個大隊，分管軍事、情報、無線電聯絡和新華通訊社。第一大隊增加十人照顧領導人的生活。無線電聯絡大隊保證與全國各野戰部隊的聯繫，成為指揮機構的神經中樞。[165]

昆侖支隊和它的領導人總是在運動中。高度的流動性對迷惑敵人、隱藏行踪十分重要。周的身體狀況很好，經常騎馬在兩個委員會之間奔波以保證他們和前敵委員會之間的聯繫。1947年4月12日起，前敵委員會在王家灣駐扎了56天，這是安塞縣深山溝裏的一個小村子，在延安西北約100公里處。同陝北其他地方一樣，這裏的老百姓也是世世代代住在山邊上打出的窑洞裏。就在這些窑洞裏，通過無線電波，毛和周繼續指揮著全國各大戰場的軍事行動。

為彌補數量和裝備上的弱勢，共軍採用欺騙戰術誤導敵人。一有機會，他們就把敵人引進他們的陷阱，以便最大限度地消滅他們，奪取他們的裝備。下面的例子說明他們的這種策略。政府軍在西北繼續搜尋共軍主力的時候，西北地區共軍司令員彭德懷正等著他們掉進圈套。4月14日，敵人果然來了，一個旅總共4，700人被伏擊打敗。毛很高興，把這個消息傳給其他戰場的共軍。他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表揚他的勝利，並說：「我之方針是繼續過去辦法，同敵在現地區再周旋一時期（一個月左右），目的在使敵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之程度，然後尋機殲擊之。」[166]這種戰術毛稱之為「疲勞戰術」，證明是成功的。政府軍無法同這樣一個時不時就消失在大山裏的敵人周旋。他們企圖尋找戰機同共產黨軍隊打，卻遭共軍伏擊而被消滅。到1948年2月，在陝西西北打最後一仗的時候，這個地區的政府軍有一半以上被打敗或被拖垮。[167]

當毛在王家灣、彭德懷的部隊駐扎在瓦窑堡的時候，蔣介石得到情報說，共軍司令部和它的主力在離王家灣200公里的陝東北的綏德縣。胡宗南的9個旅奉命進軍綏德。只留了一個旅保衛蟠龍鎮上的重要軍火給養。5月4日，彭德懷進攻並打敗了這個孤立的旅，抓到旅長，並繳獲大批食物給養和武器彈藥。

共軍繼續成功地推行他們的這種戰術。胡宗南到處追踪不得要領，又疲憊不堪，考慮撤出延安。這可不符合毛的計劃。他是要把胡牽制在陝北不能到別處去打仗。為了把敵人陷在這個地區，中共領導人在離延安45公里處的一個村子真武洞（今安塞縣城）亮了一回相。5月14日，他們組織了一次邊區軍民為西北野戰軍祝捷大會。彭德懷、林伯渠、習仲勳都到會。周恩來發表講話致賀。他有意提到，毛主席和中共司令部仍然在陝北。共產黨的電臺廣播了這條消息，消息很快傳到西安蔣介石的耳朵裏。蔣的無線電偵查小組裝備有美國功能强大的接收設備，偵察到電波來自王家灣，他們以為這表明中共司令部就在那兒。6月6日，王家灣上空出現一架偵察機，共產黨人警覺到敵人馬上會來進攻。第二天，兩萬多國民黨軍進攻王家灣村。那天夜晚，大雨滂沱，毛、周、任和昆侖支隊（現已改名為第三支隊）離開了這個地區，引誘敵人去追卻總也追不到他們。[168]

雖然一直在東奔西走，毛和周卻指揮著全國範圍內共軍的戰鬥。1947年7月21日到23日，他們把各戰區的軍事領導人盡可能召集到小河村，總結前一年的戰術並討論未來的軍事行動。周就戰爭形勢作了報告，他指出戰爭第一年（1946年6月到1947年7月），共產黨成功地消滅了政府軍的三分之一。對峙的頭幾個月國民黨軍在廣大地區內攤開，佔領了根據地的104座城市。結果，到1947年3月，蔣介石不得不改變戰術，由全面進攻轉為進攻陝北和山東的重點城市。此前處於防守的共軍這時在許多地區開始發動進攻，收復了62座城市，從而有可能使共產黨的武裝部隊擴大到190多萬。周說，今後的發展必須求之於新區，即到國民黨地區去作戰。[169]

過了幾個月，到12月，周在一次類似的會議上報告，人民解放軍已經在全國各個戰場上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反攻。他說，戰爭第二年，解放軍各條戰線無例外地均轉入主動。解放區的面積和人口已經佔到全國的32%，人民解放軍已經增加到220萬人，幾乎同有256萬人的國民黨軍隊的實力相當。國民黨在東北現在取守勢，華北傅作義將軍被困在城裏，不能有任何主動。蔣介石的軍事鬥爭中心現在只能依靠南線的一些部隊。周宣布，在廣東、福建、浙江和安徽的農村，國民黨政府受到蓬勃發展的遊擊戰的威脅。而且在國民黨統治區，反對蔣介石政權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更加强大。這是「第二條戰線」，它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城市人民生活中把擁護共產主義事業的人們團結起來。[170]

內戰爆發之際，雲南省昆明各大學開始了一場反對政府、爭取和平民主的運動。兩位參加這個運動的教授被暗殺引發全國性的抗議浪潮。加上美國兵强姦北京大學一女學生，激起全國震怒，進一步示威反對美國駐軍和反對邀請美國駐軍的政府。1946年12月31日，趁著校園裏的這種氣氛，周指示地下黨組織動員學生和其他各界支援憤怒的北京學生。他要求肇事的美國兵必須受到中國法庭的審判、所有美國兵撤出中國、美國政府停止以向國民黨政府提供武器和貸款干涉中國內政。1947年1月，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漢、重慶、昆明、廣州和其他城市的50多萬學生響應周的號召。雖然第二次統一戰線破裂後許多大學仍有地下黨支部，周還是為這股不滿蔣政權的力量達到如此大的程度感到驚奇和高興，他要把這股力量引導向為共產主義事業而鬥爭。[171]他開始調整黨的城市工作系統，指示上海、香港和華北局領導他們各自轄區的學生和工人運動。1947年3月7日，他指示黨員對當局要避免硬碰，避免作過於突出的進攻性發動，應鼓勵學生利用合法形式呼籲和請願。黨應該集中從工人和學生切身利益的經濟問題上著想。根據周的建議，上海局提出要求給政府官員、教員和工人實行公平的配給制度、給學生增加獎學金、增加教育經費，並號召罷課和反對借外債打內戰。[172]

然而學生可不肯僅限於舉行反對內戰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周從王家灣向中共上海局發出新指示，要求上海局密切注意形勢發展，充分發動群眾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反對蔣介石。5月15日，南京、天津和北平的學生在遊行示威反對教育情況惡化時，同警察發生衝突。5月20日，其他一些城市的學生到南京參加反饑餓、反內戰、反政治迫害的遊行示威。警察和軍隊介入，鎮壓示威，打傷一百多學生。這個事件被稱作「五二〇事件」。它激起蔣管區約60座城市更多的群眾集會。5月23日，周指示地下黨，開闢「第二條戰線」，用同樣的口號，採用靈活的戰術，結合公開的和隱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鬥爭，盡可能地動搖國民黨。6月1日，武裝士兵和警察衝進武漢大學，打死3名學生。這個事件又引起全國其他地區的示威和抗議。[173]

工人同樣不滿。1947年2月上海開始罷工。鎮壓罷工造成3名工人被打死，60多人被打傷。1947年一年，全國主要城市有120萬工人曾罷工。窮人和饑民搶糧站。毛澤東在王家灣的窑洞裏寫道：「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他認為中國有兩條戰線，一條是軍事戰線；另一條是學生「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打開的旨在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戰線。中共領導認為「中國事變的發展，比人們預料的要快些」。

在轉戰流動中，1948年4月毛、周和任弼時來到了西柏坡。在內戰的最後階段，這個小村裏駐扎了中央軍委和中共總部。小村位於滹沱河北岸，是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以北一個經濟情況較好的地區，有七、八十戶人家。這裏的生活條件比陝北好。劉少奇、朱德和其他領導人已經在這裏安頓下來。在這個平和的地方，中共領導指揮了內戰中最大的戰役，雙方參戰的兵員都在百萬以上。

內戰的決戰階段開始於1948年秋。那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發展到280萬人，其中約半數是已經裝備了從國民黨軍手裏奪過來的新式武器的野戰軍。許多部隊的兵員是民兵，有在大規模戰役開展的同時從實行土地改革的農村地區招募的戰士。其他的則是願意跟共產黨打仗的敵軍俘虜。[174]

1948年秋到1949年春，中共發動了三大戰役。第一大戰役是東北的遼瀋戰役。林彪是這次戰役的司令。參戰的有70萬人，在數量上對55萬政府軍有很大優勢。1948年9月到11月，這次戰役——由毛和周指揮——殲滅政府軍47萬人，使東北歸於共產黨治下。

第二是淮海戰役，時間是從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戰場在以皖北徐州為中心的大片土地上。戰地司令是劉伯承、鄧小平和陳毅。政府軍雖然有80萬，比共產黨的軍隊（60萬）多，還是打敗了，被殲55萬。[175]

與這場戰役同時進行的第三大戰役，是攻克北平和天津的平津戰役。一百萬解放軍在林彪、羅榮桓和聶榮臻率領下同52萬國民黨軍對陣。兩個月不到，國民黨的軍隊不是被消滅就是被收編為解放軍。天津是打下來的。北平在解放軍重兵包圍之下，國民黨軍司令通過談判求得解決。1949年1月22日他同意其部隊全部撤出，北平投降。解放軍未放一槍於1月31日進入北平城。[176]

1948年底，蔣介石的主力已經折損，無法繼續戰鬥。1月1日，他向全國發表新年公告，提出與共產黨和平談判。他說：「只要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177]為爭取最後同共產黨達成一項解決，蔣並呼籲美國、英國和蘇聯予以調停。斯大林的意見是按照他在1949年1月10日和11日給毛的電報中提出的條件實現和平。中共領導在周草擬的一封措詞客氣而外交的電報中拒絕了莫斯科對中共應該如何回應國民黨的指示，而向斯大林建議蘇聯應該怎麽答復蔣。電報清楚地表明，中共拒絕任何多餘的偏向國民黨的大國調停。於是蘇聯改變態度，按照這個建議回復國民黨稱：「中國恢復統一為一個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最好還是沒有外國干預而由中國內部的力量直接協商來實現。」[178]

共產黨領導人對這次同斯大林的電報往來肯定是很滿意的。這是在斯大林拒絕了毛提出要就中國革命的形勢問題親自向斯大林彙報的建議之後才幾個月的時間。斯大林拒絕的理由是說，中國正處在革命雖接近勝利但是還沒有完全勝利的情況下，毛不應該離開中國。斯大林建議派蘇共政治局的一名成員到中國來聽取中國的意見。

當蘇聯特使米高揚在1949年1月31日到達西柏坡村的時候，形勢更加明朗了。米高揚一到就宣布，他此來隻聽不說，他的原話是：「我們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來聽取中共中央及毛澤東同志意見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彙報。我們只是帶著兩個耳朵來聽的，不參加討論決定性的意見，希望大家諒解。」毛、周、劉、朱和任輪流向他介紹戰爭情況。除此而外，很快就要被任命為新政府總理的周恩來負責向他詳細談了中國這個經過幾十年戰爭破壞的國家要進行建設的問題。[179]

1月21日，蔣介石從國民政府總統的位置上下野。他離開南京到他在浙江省的老家溪口。副總統李宗仁就任代總統。李準備在毛於1月14日提出的條件的基礎上談判，那等於是政治上和軍事上無條件投降，其中還要求懲辦戰犯（蔣介石被列為頭號戰犯），並廢除民國憲法，說它是僞憲法。

和平談判於4月1日開始，中共代表團由周恩來率領，6人組成；南京代表團也是6人組成，團長是張治中。幾十年來周同國民黨談判過許多次，但這是第一次，周恩來感覺自己處於優勢地位。蔣從來不肯承認中國有內戰。對他來說，軍事行動的目的在剿匪，而周是這個匪的頭。這一次可大不一樣了。這次是戰勝者和戰敗者之間的談判。

周一改他通常彬彬有禮的態度，這次見到張治中時，嚴肅地質問他：「為什麽到北平來以前去溪口看蔣介石？」張解釋說：蔣介石雖然退到溪口，力量還是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談得到協議也沒用。周說中共可不會接受由蔣介石導演的假和平。他問政府代表是否帶來了為實施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所必需的材料。張答道他們沒有具體的方案，想聽聽中共的意見。經過十天談判，周向南京代表團正式提交一份「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又經過一些談判，4月15日周拿出定稿的《國內和平協定》，向張治中表示：這是最後的一個文件。張問道：所謂最後的文件，是不是解釋為最後的通牒？是不是只許我們說一個對或者不對？周回答說：這是我們最後的態度。張治中說：也好，乾脆！[180]中共限南京政府5天內答復。周清楚地告訴他們：「我們限定南京國民黨政府在20日以前答復，如不接受，則20日我們一定打過江去。」

《國內和平協定》

南京代表團派人將這個文件送往南京徵求意見，其他代表在北平等待政府的決定。4月20日蔣介石和李宗仁拒絕了中共的方案。第二天，毛澤東和朱德下令「向全國進軍」。解放軍跨過長江到了江南。4月23日佔領南京。蔣介石和李宗仁都逃走了。蔣逃到臺灣，李宗仁逃往美國。國民黨執政22年後徹底垮臺。

注釋

[1]關於國共合作的由來，參見Tony Saich, "Henk Sneevlie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ssues and Studies, August 1986, pp. 117–151。有關在中國的蘇聯顧問的文獻很多。如Dan N. Jacobs,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Martin C.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Martin C. Wilbur,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8.

[3]劉焱，米鎮波：《周恩來研究文選》，頁188；另參見Dieter Heinzig, Sowjetische Militarberater bei der Kuomintang 1923–1927（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sschaft, 1978), pp. 159–160。

[4]Hu Sheng,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p. 43.

[5]Claude Cadart and Cheng Yingxiang, Mémoires de Peng Shuzhi, L'envol du Communism en Chine (Paris: Gallimard, 1983), pp. 461–463； 張文和：《生活中的周恩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9），頁50–51。

[6]Claude Cadart and Cheng Yingxiang, Mémoires de Peng Shuzhi, L'envol du Communism en Chine (Paris: Gallimard, 1983), pp. 461–463； 張文和：《生活中的周恩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9），頁40–41。

[7]Hu，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 71.

[8]Nie, Inside Red Star, pp. 40–41.

[9]Sterling 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85), pp. 215–217;Denis Twitchen and John Fairbank, vol. eds.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20–621.

[10]《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98。

[11]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131。

[12]《中國共產黨歷史1919–1949》，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16。

[13]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142–143。

[14]Nie, Inside the Red Star, p. 51.

[15]Roy Hofheinz, "The Autumn Harvest Insurre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2 (October1967), pp. 37–87； 《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記》（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頁105–106。

[16]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p. ,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19–1990 (以下簡稱History of the CCP)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p. 53.

[17]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95.

[18]《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127，134。

[19]《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170–173。

[20]呂星斗等編：《周恩來和他的事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頁35。

[21]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208。

[22]1930年2月17日在政治局會上的講話；參見高文謙：〈周恩來與中共三次「左」傾錯誤〉，《新華文摘》，第12期（1988）。

[23]中共政治局1930年6月11日通過的決議；Hsiao Tso—liang,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193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1）, pp. 19–20.

[24]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230–231。

[25]金沖及：〈同鄧大姐的幾次談話〉，《黨的文獻》，第6期（1992），頁16。

[26]林農：〈周恩來與中央特科〉，《軍事》，第33期（1991）；另見Yu Maochun, OSS i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pp. 33–35.

[27]穆辛：《陳賡同志在上海——在中央特科的鬥爭經歷》（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頁34–35。

[28]方可、單木：《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37–43。

[29]方可、單木：《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37–43。

[30]穆辛：《陳賡同志在上海——在中央特科的鬥爭經歷》，頁82–83。

[31]Frederic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141–155, 158–159; 另見PatriciaStranahan, Under—ground: 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27–1937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p. 119.

[32]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16；金鳳：《鄧穎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73。

[33]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頁52。

[34]《中國共產黨歷史》，頁300。

[35]《中國共產黨歷史》，頁137、301、312、315；另見鄭復林編：《中共黨史知識手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頁807。

[36]劉炳榮：《蘇區（肅反）大紀實》（石家莊：華山文藝出版社，1993），第1卷，頁199。

[37]轉引自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9)， pp. 199， 274.

[38]胡石言等：《陳毅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頁126。

[39]History of the CCP, p. 73。

[40]戴相慶：〈論AB團和富田事件〉，載於《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1989），頁22；蔣白英：〈閩西蘇區的肅清民主黨冤案〉，《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1989），頁33；劉炳榮：《蘇區（肅反）大紀實》，第2卷，頁615；曹英：《項英的輝煌與失落》，《炎黃春秋》，第4期（1998），頁46。

[41]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245–246。

[42]黃少群：〈中央蘇區時期的周恩來與毛澤東〉，《黨校論壇》，第1期（1989），頁31。

[43]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241。

[4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101–111。

[45]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pp. 189–190.

[46]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193。

[47]〈學習與時局〉附錄，《毛澤東選集》，頁978。

[48]《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頁344。

[49]黃允升：〈寧都會議始末〉，《黨的文獻》，第2期（1990），頁42–44。

[50]參見Edward L. Dreyer, China at War 1901–1949 (London: Longman, 1995), p. 187.

[51]StuartSchram, Mao Zedong Unrehears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p. 269.

[52]《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246；《中國共產黨歷史》，頁267，272。

[53]據Dreyer稱，碉堡戰術係受19世紀曾國藩鎮壓拈軍起義時使用的戰略的啓發，參見Dreyer， China at War， p. 191.

[54]History of the CCP, p. 89.

[55]十二人政治局中有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明、項英、王稼祥和毛澤東。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頁89。

[56]Dreyer, China at War, p. 192.

[57]黃少群：〈周恩來在長征中的特殊貢獻〉，《黨的文獻》，第5期（1996），頁11。

[58]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278。

[59]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7), pp. 111–113.

[60]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278。

[61]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282。

[62]《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271。

[63]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6人（周恩來、毛澤東、朱德、陳雲、洛甫、博古），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負責安全）、劉少奇和賀克全（凱封）、共產主義青年團領導人。參見Salisbury,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p. 121；紅軍司令部和各部隊司令參加會議的有：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和李卓然，以及身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鄧小平。李德和他的翻譯伍修權作為觀察員列席會議。參見History of the CCP, p. 95。

[64]呂星斗等編：《周恩來和他的事業》，頁79。

[65]曾敬中：〈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確立和鞏固〉，載《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1998），頁59。曾敬中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學者，引用了毛的講話證明了這一點。「後來（遵義會議以後）我們成立了一個三人小組；組長是周恩來；我和王稼祥是組員。」（同上）；另參見History of the CCP, p. 95； Thomas Kampen, "The Zunyi Conference and Further Steps in Mao's Rise to Power"一文中得出同樣結論， 見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7(March 1989), pp. 118–134.

[66]Dick Wilson, The Long March 1935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1), pp. 175–184; Hu Sheng, A Concise History, p. 185.

[67]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of Kansas, 1971–1972), vol. 1, pp. 420–428.

[68]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322。

[69]John W. Garver,"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3 (March 1988), pp. 29–59; 另見Otto Braun,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London: Hurst, 1982), p. 170.

[70]向青：〈八一宣言形成的歷史過程〉，《黨史資料叢刊》，第3期（1982），頁101； Garve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pp. 34–35；〈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頁13–46。

[71]轉引自Shum Kui-Kwong, The Chinese Communists'Road to Power: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1935–1945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51–52, 56–57.

[72]轉引自Shum Kui-Kwong, The Chinese Communists'Road to Power: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1935–1945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頁56–57。

[73]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306。

[74]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308； Shum, The Chinese Communists'Road to Power, p. 60.

[75]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82.

[76]張奎堂：〈周恩來與張學良〉，載楊勝群編：《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44。

[77]張培森等：〈張聞天與西安事變〉，載劉武生主編：《中共黨史風雲錄》（北京：人民出版社），頁179；李海文：〈周恩來與西安事變〉，載劉武生主編：《中共黨史風雲錄》，頁34–35。

[78]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338。

[79]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147–148；〈聯合報〉1991-5-21。

[80]Shum, The Chinese Communists'Road to Power, pp. 106–197.

[81]Shum, The Chinese Communists'Road to Power, 108.

[82]鄭復林編：《中共黨史知識手冊》，頁105。

[83]〈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毛澤東選集》，頁377–390。

[84]Shum, The Chinese Communists'Road to Power, pp. 114–117.

[85]童小鵬：《風雨四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1部，頁129–130。

[86]《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402； Bai Shouyi ed. , 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 1919–1949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3), p. 406.

[87]Shum, The Chinese Communists'Road to Power, p. 122.

[88]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頁143。

[89]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頁160–165；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 580.

[90]路容賓：《周恩來在國統區》（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頁44–45，51。

[91]Theodore H.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 pp. 66–70.

[92]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頁193。

[93]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158–159。

[94]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436。

[95]在縣或省級尚無條件成立黨委時，成立特委處理組織問題。

[96]〈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頁752。

[97]路容賓：《周恩來在國統區》，頁84。

[98]肖林：〈周恩來要我經商〉，《炎黃春秋》，第6期（1996）。

[99]李茂盛：《孔祥熙傳》（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Yu, OSS in China, 頁45；方可和單木：《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頁90。

[100]方可和單木，《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頁100–102。

[101]Shum, The Chinese Communists'Road to Power, pp. 184–185.

[102]路容賓：《周恩來在國統區》，頁117，121；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頁221，233。

[103]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頁245。

[104]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1), vol. 1, p. 128.

[105]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4–1949》，頁511–513。

[106]〈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毛澤東選集》，頁805。

[107]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頁134。

[108]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96。

[109]方可和單木：《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頁252–253。

[110]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頁21–25。

[111]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頁119、122。

[112]薛鈺：〈周恩來與黨的隱蔽戰線〉，《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1998），頁69。

[113]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頁244；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412。

[114]方可、單木：《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頁37–43。

[115]劉焱、米鎮波編：《周恩來研究文選》，頁407。

[116]孟真：〈關於宋代的若干事〉，載《九十年代》，第9期（1985），頁76–77。

[117]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p. 118.

[118]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頁407。

[119]劉焱和米鎮波編：《周恩來研究文選》，頁399–403。

[120]教條主義是熟讀馬克思主義但不瞭解中國的實際；主觀主義：能談論馬克思主義，但沒有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宗派主義：認為自己代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把中國革命者當作「土包子」，不懂馬克思主義。

[121]"A Brief Review of Study Organizations in Yan'an, "quoted in Warren Kuo, 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Vol. 4 (Taipei, Research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71), pp. 557–594.

[122]見《歷屆中共中央委員人名詞典》（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頁44；何方：《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黨史筆記》下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頁494。沒有見到「書記處主席」一說。

[123]〈胡喬木回憶延安整風〉，《黨的文獻》，第2期（1994），頁59。

[124]《劉少奇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291。

[125]Selected Woeks of Zhou Enlai， vol. 1， pp. 156–157.

[126]〈胡喬木回憶延安整風〉，頁66。

[127]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561–563。

[128]〈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頁988–989。

[129]〈胡喬木回憶延安整風〉，頁69。

[130]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555–556。

[131]Ivo Babac, ed. , The Diary of George Dimitrov 1933–194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

[132]《劉少奇選集》，第1卷，頁314。

[133]Hu, Concise History, pp. 249–252: Carollee J. Carter, Mission in Yan'an, American Lia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44–1947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7), pp. 16–17, 20–22.

[134]在中國的美國代表團成員回憶美國內戰時期的造反軍地盤，把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地區稱作「迪克西」。Hu, Concise History, pp. 249–252: Carollee J. Carter, Mission in Yan'an, American Lia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44–1947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7),頁25。

[135]《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578、585、681；另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38、341、361。

[136]John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vol. eds.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714.

[137]Selected Woeks of Zhou Enlai, vol. 1, p. 229.

[138]Shao Kuo-kang, Zhou Enlai and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Houndmills and London: Macmillan, 1996), pp. 110–114.

[139]Selected Woeks of Zhou Enlai, vol. 1, p. 230.

[140]〈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毛澤東選集》，頁1111。

[141]〈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毛澤東選集》，頁1111。

[142]〈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毛澤東選集》，頁1026。

[143]《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403。

[144]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603。

[145]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ina, vol. 12, part 2, p. 724; History of the CCP, p. 170.

[146]《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404、410。

[147]伍修權：《往事滄桑》（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頁158；伍修權是毛和周的俄語翻譯。內戰期間，他是林彪部隊的一名領導幹部；另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頁680。

[148]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ina,vol. 13, part 2, p. 726; 另見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p. 305, 727.

[149]伍修權：《往事滄桑》，頁682。

[150]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ina, vol. 13, part 2, p. 727.

[151]Michael H. 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6；劉武生主編：《中共黨史風雲錄》，頁43。

[152]《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632； 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p. 166.

[153]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ina, vol. 13, part 2, pp. 636–637, 729–730; History of the CCP, p. 174.

[154]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p. 167.

[155]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438。

[156]劉武生主編：《中共黨史風雲錄》，頁48。

[157]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vol. 1, p. 286.

[158]關於詳細的軍事形勢，參見Dreyer, China at War, pp. 320–324.

[159]伍修權：《往事滄桑》，頁669。

[160]章文晉：〈周恩來與馬歇爾使華〉，載劉武生主編：《中共黨史風雲錄》，頁53–54； Dreyer, China at War, pp. 319–320.

[161]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ina, vol. 13, part 2, p. 763; Bai, 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 pp. 243–244.

[162]熊向暉：《地下工作十二年和周恩來》，頁12，65–66。

[163]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卷，頁494–497； Dreye, China at War, p. 343.

[164]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682。

[165]《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482，695；《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729。

[166]〈關於西北戰場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頁1221。

[167]History of the CCP, p. 192.

[168]《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492，732。

[169]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694；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頁537–539。

[170]《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756。

[171]1937–1945年間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各大學裏的競爭。見Hu Kuo-tai,"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Campu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45,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8(June 1989), pp. 300–323.

[172]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頁537–539。

[173]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1部，頁541；《毛澤東選集》，第4卷，頁1337。

[174]Cambridge History of Chiina, vol. 13, part 2, p. 764.

[175]Cambridge History of Chiina, vol. 13, part 2, 頁775–777。

[176]〈關於遼瀋戰役的作戰方針〉，〈關於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頁1337、1355、1367。

[177]〈評戰犯求和〉，〈關於遼瀋戰役的作戰方針〉，〈關於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頁1387。

[178]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 "Rivals and Allies: Stalin, Mao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January 194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以下簡稱CWIHP, issue 6–7 (Winter 1995/96), p. 29.

[179]裴堅章：《新中國外交風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第1卷，頁16。他的任命是在1949年3月5–13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宣布的。（同上，頁745）；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743。

[180]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898–1949》，頁753、755、757。

下 編

當權年代

3 國家建設（1949—1966）

故 宮

1949年3月，毛澤東、周恩來，以及中共的其他領導人，離開了他們在一年前建立了首腦機關的平山縣西柏坡村，開始向首都進發。他們已經接近平生大部分時間為之奮鬥的目標：佔領全中國。他們情緒高昂。毛對周說，他覺得他們好像是進京趕考。周說道：我們應當考試及格。在這個歷史時刻，周想到了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他1644年推翻了皇帝，佔領了京城。經過多年征戰，李自成、他的丞相和將軍們，沉湎於已經取得的勝利和城市裏的奢侈生活，忘記了危險正在北方醞釀。在北方，明朝的一員武將同關外的滿人結盟。他們合力對付這個在北京新建的毫無準備的當權者，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把新王朝打敗了。此後，滿族人統治這個國家達250多年之久。在周恩來看來，這樣的事決不允許發生在共產黨人身上。周說：「決不要退回來。」毛表示完全同意，毛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1]

這一行人乘著11輛吉普車，10輛卡車，曲曲折折來到涿縣——北京以南約50公里處一個有火車站的縣城。從這裏，他們改乘火車到北平。但是，這些領導人並沒有立即進駐未來的首都。為了安全起見，毛、周等把中央總部建在香山。香山是西郊的一處風景名勝區。在這裏已經給他們準備了一些不大但是很舒適的駐地。這裏既沒有都市的喧囂，又有防空襲的設施。這個地區很安全，可以讓領導人在這個寧靜的環境裏安心地為接管首都做最後的準備。

周很快就發現，香山同城裏的往來很不方便，很費時間。1949年5月，他搬進了北京。他和其他高層領導把中共中央建立在故宮西側的中南海。與故宮相鄰，中南海四周圍著高高的紅墻。南海的東岸是住宅庭院，其中的瀛台是慈禧太后幽禁光緒皇帝（1875–1908）的地方，慈禧不讓他在中國實行變法。內戰期間，這些宅院大都被國民黨駐軍，用作它的司令部。周的辦公室和駐地原設在菊香書屋。菊香書屋座落在豐澤園內，是中南海裏最優美的地方。可是周卻沒有在這裏住。當毛決定也搬進中南海的時候，周讓毛住在這裏，自己搬到西花廳，他說他十分喜歡那個院子裏的海棠樹。

西花廳是一處比較晚近的建築，建於1910年，為的是給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溥儀的父親攝政的醇親王辦公。但是，醇親王還沒來得及使用這座院落，1911年辛亥革命就成功了。它的位置在中南海的西北角，有兩進院子。正廳在前院，用於接待外國政要。兩廂是周的秘書們和其他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周和他妻子鄧穎超住宿和辦公都在後院。鄧穎超當時任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的副主席、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後院有他們各自的辦公室、卧室，還有一個客廳。客廳和前院的正廳有走廊相連。[2]

周搬進來的時候，西花廳年久失修。地上鋪的是磚，在北京嚴寒的冬季裏很冷。加上雨天潮濕，泛著一股難聞的黴味。四周牆壁上的油漆已呈現裂紋，有的地方還有脫落。正廳因為要接待客人，進行了裝修。而西花廳的其他地方，周堅持湊合著住。他說：這比延安的窑洞好多了。他還說國家資源有限，要用在生產上，而不應該用在改善領導人的居住條件上。一直到10年以後，他才同意對他那越來越不舒服的住處進行一些裝修。就在他出差到外地的兩個月期間，地磚撬走改鋪了地板，地板上還鋪了漂亮的地毯。門窗上的裂縫填補了，朽壞的樑柱更換了，整個房子也粉刷一新。最後換了新傢具和新窗簾。負責裝修的秘書以為這樣做會使總理高興。可是周回到家，看到這些生氣了。周問他那個負責裝修的秘書：「這是怎麽回事？誰叫你們修的？⋯⋯一共花了多少錢？啊，這是鋪張！」[3]周說如果不把室內恢復原樣，他就不回來。他生氣，臨時住到釣魚臺賓館去了。過後，他冷靜下來，承認恢復原樣還要花更多的錢。但是，他決定必須把他居住的後院的新裝飾全部撤掉之後才回去住。事情沒有到此為止。他把這件事提到國務院，聲明那種裝修法未經他批准。他為裝修花費大感到不安。他對他的同事們說，他要對這次浪費負責，並邀請他們到西花廳去看看。他還說：「裝修的標準太高了，你們千萬不要重複我的錯誤。」他這樣做是為了提供一個實際的教訓。進北京才幾年，黨和政府官員已經開始互相攀比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周的節儉是有名的，他深知國家的財政狀況不好，很不贊成在這些方面多花錢。[4]

周恩來與夫人鄧穎超合影

周恩來不但在國家開支上極其節約，而且對於公事或私事上任何可能的腐敗都極為敏感。黨的紀律要求家庭要嚴格服從政治需要。而且，由於特別强調政治背景，黨要求出身於非勞動階級的黨員們和他們的家庭劃清界限。這種思想方法同在中國根深蒂固的儒家觀點相去甚遠。儒家講究孝道，尊敬老人是為人子的主要責任。周出身於官紳家庭，出身顯然不好。這種出身必定促使他下定決心——在他參加革命活動的早期——就把他的個人生活完全置於黨紀之下。1920年代他就同家庭斷絕了關係。但是1939年，他返鄉祭祖並把他的名字添加到族譜中。這樣表現他的孝心顯然是有政治動機的。中國當時正處於抗日戰爭的初期階段，國共兩黨也正在合作。周此時回老家是針對國民黨說共產黨人不尊重家庭，駁斥這種反共宣傳。

周恩來一生中都是讓政治左右他的一切考慮。儘管他是受儒家教育長大，他對他家庭的態度還是決定於黨的政策。只是在這個範圍內，他才允許他家裏的人接近他，允許他自己同他們聯繫。二戰期間他在重慶工作的時候，他照顧過他的父親周劭綱好幾年。他看到父親沒有能力自謀生計，就把他接到自己家裏。他父親因此在他家一直住到1942年去世。[5]

周恩來父母雙方都有不少親戚。建國後，周非常謹慎，避免裙帶關係或任人唯親。他對於中國傳統社會裏和國民黨治下風行的這些做法深惡痛絕。他不鼓勵他的親戚到北京來看他，他也嚴格禁止他的侄男侄女們泄漏他們同他的關係。事實上，重要領導人的家庭關係和私生活被視為國家機密。周也不肯回淮安老家，並指示當地政府不許把他家的房子改成紀念館，不要保留周家的祖墳。[6]他在世時，這些規定是遵守了。不過今天，他家的房子、他小時候上的私塾都恢復了，每年有大批遊人來參觀。1998年，為紀念他的百年誕辰，淮安新開了一個紀念園，園內有一個紀念館介紹他的生平，並複製了他在北京工作和生活過的西花廳。

周最的小弟弟恩壽1949年時45歲，家住天津，以他微薄的工資養著妻子和6個孩子一大家人。那年年底，他在內政部找到一個工作，搬到了北京。周恩來為了避免裙帶關係的嫌疑，指示內政部長一定要落實給他弟弟最低的職位和最低的工資。[7]因為那樣的工資不够養活他那一大家人，周自己每月給他弟弟120元。周恩壽後來得了潰瘍病，不能正常工作。周要他退休，說在那種情況下他不應該拿全薪。同時，他把自己給弟弟的補助款增加到每月200元。

周和鄧穎超自己沒有子女。他的弟弟無力養活那麽多孩子，周就讓他弟弟的三個孩子到中南海內與他同住。頭一個到他那裏的是大侄女周秉德，1949年夏進的中南海。這個12歲的女孩發現那裏有幾個女孩和她差不多大，如毛澤東和他第二任妻子賀子珍的女兒李敏，和江青生的女兒李納，毛的秘書的兩個女兒，還有朱德的孫女兒。不久，秉德的妹妹和弟弟也來了。三人中以秉德同周恩來和鄧穎超在一起的時間最長。她到25歲時，她的母親和鄧穎超開始為她的婚事操心了。秉德還沒有男朋友，給她介紹了三個曾經留學蘇聯的年輕人。可是，秉德一個也沒看中。不久，她自己找到一個中意的人。那是最高法院院長沈鈞儒的孫子。第二年他們結婚了。秉德是一輩子同周恩來夫婦保持著關係的少數近親之一。

還有一個同周恩來和鄧穎超關係密切的女人是孫維世。孫維世的父親在1927年被蔣介石的秘密警察殺害後，周夫婦把她認作養女。1920年代時，她的父親孫炳文在德國被周恩來吸收加入中共。後來他們一起在廣州從事地下工作。

第二章已經提到1939年夏周恩來到莫斯科就醫時孫維世曾經陪同前往。她在那裏上了莫斯科東方大學，後來又進了莫斯科戲劇學院，在蘇聯呆了6年多。回國後，她在北京成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一名導演，並同著名演員兼導演金山結婚。

另外一個被周恩來夫婦領養的烈士遺孤是李鵬。李鵬生於1928年，是參加南昌起義的第20師的政治委員李碩勳的兒子。李碩勳後來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於1931年去世。1939年周恩來把李鵬帶到重慶，讓他在那裏上學。兩年後，周把他送到延安上學到1945年。後來，李鵬到莫斯科學習水利工程。他曾一直在這個領域工作，1987年擔任國務院總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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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身邊簇擁著中共的高級領導人和中共的盟友，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大聲地對下面廣場上興高采烈的群眾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

周恩來是這個新成立的國家的政府總理，並從1949年10月到1976年1月8日他逝世時為止，一直擔任這個職務達26年之久。中外各國當這麽多年總理的人為數不多。周集多重擔任這個重任所必需的複雜條件於一身。他對毛的絕對忠誠和他的敬業，使他在別人都垮了的情況下還能够在政治上幸存。他善於處理人際關係，這使他廣受愛戴，也令不少人畏懼。一個長期給他當秘書的人形容他是個愉快的人，能使人在他面前不緊張，感覺自在。當他看見人家在他這樣地位高聲望顯赫的人面前膽怯時，他總能以平易近人的友好態度使人消除緊張。他對他那些在中南海日夜操勞、隨時聽候他使喚的秘書們表現同情和關心。雖然他對工作要求很嚴，總能注意到任何人工作中任何微小的疏忽，但是，他指出來時總是很有禮貌，更像是一個父輩，讓你從錯誤中學習。[9]也有見過他的人說他不是那麽仁慈。他的下級裏不屬於親近他的圈內人員則怕他。有人說，周參加會議時，往往像私塾老師一樣板著臉，開會前還要先點名。因為他對情況一般都知道得很詳細，給人的印象是下級報告時有任何缺失他都能看出來。不過，他執行公務時會使所有的人都很受感染，是非常友好的。[10]

雖然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總理，但是同很多國家與他處於相同地位的人比，他的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確實比較少。總理辦公室有一位主任，一位副主任，一批秘書組成綜合組、外事組、軍事組、財經行政事務組，以及通訊交通、農業和林業組。1950年代中期，總理辦公室工作人員曾經達到18人之多。1957年底和1958年初大大削減。有幾個被調到文化和教育部門，接替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的領導幹部。[11]

周的工作時間是跟著毛的時間走，從而他的秘書們也一樣。這意味著他們要通宵工作。周的白天從上午11點開始。醒來後，在衛生間裏呆一個小時，讀最重要的四大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和《上海文匯報》。如廁時他也接受秘書們、甚至是副總理或部長們提交的急件。這種習慣在中國農村很普遍，那些老革命在農村生活了幾十年，條件極其艱苦。只是1950年代他的女外事秘書陳浩不方便，只好讓男秘書去代她報告。

國家崛起

建國以後，中共得以著手實現它的一個長遠目標。這個目標也是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課題：國家的統一。這個功績已經使中共及其領導具有很高程度的合法性。然而，儘管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前進，中國共產黨和它的政策深入中國社會各地的情況是不平衡的。中國社會仍然受到傳統的地方主義的深刻影響。

毛深知這種情況。他決心為他的政權爭取盡可能多的支持。他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的名篇《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宣稱要實行建立在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基礎上的「新民主主義」。因此新政府應包括同情共產主義革命的各黨派和公眾人物。他們都要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其中包括共產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地區代表、人民解放軍、少數民族、海外華僑以及知名人士。作為「人民的專政」，這個聯盟由中共掌握。[12]

周恩來就任總理之初就表現出非凡的團結和動員的才能，贏得了那些還心存疑懼的人們的信任。敦請非共產黨人參加政府——這樣的任務，毛可能都做不好。周的這種才能使他有別於與他同時代的中國其他領導人。

周恩來在雲南同群眾們一起

周發起一個歷時一年的運動消除人們的懷疑，創造一種修好的氣氛，團結一切願意為「新中國」工作的人。他接觸了一些黨外知名人士，包括一些國民黨的代表。他的第一批目標中就有他1949年春與之「談判」並迫使其接受投降條件的國民黨和平代表團成員。他到北京飯店一個一個地拜會這些代表。他向團長張治中提出建議，因為他接受了共產黨的和平建議，再回南京會有生命危險。周提醒他注意張學良將軍在西安事變後的命運，建議他同蔣介石決裂，並請他在新政府裏擔任職務。張擔心其在南京的家屬的安全，對周的建議猶豫不決。但是他最後接受了周的安排，因為周通過南方的地下工作網絡，把張將軍的家屬接到了北京。張治中和代表團的其他成員一起留在了北京。周對代表團的其他成員也是像對張治中一樣地做了工作。

1949年初，周派他的妻子帶了毛澤東的一封親筆信到上海，邀請宋慶齡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宋慶齡多年來同她家人不睦並反對國民黨的政策，樂意地接受了邀請。黃炎培是一位著名的工商界人士，當時已經72歲，周也對他做工作。幾十年裏，黃都拒絕在國民黨政府裏擔任任何職務，但是周還是說服了他在新政府裏任副總理。周也找了傅作義將軍。傅是國民黨軍隊的華北區總司令，他避免了流血而將北平和平地交給紅軍。周說服他加入解放軍；同時，知道他是水利管理方面的專家，周任命他為新政府的水利部長。後來傅任此職務多年。[13]

新政府的確面臨著許多任務，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經濟建設是緊迫的任務，中國在戰前就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國，經過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多的內戰，經濟上幾乎已成廢墟。1936年到1949年間，基本的糧食生產大為減少，而人口卻有增加。農村很多地方陷於災荒。煤炭、鋼鐵和棉花的產量在1936年就不敷應用，這時更降到警戒的低水平。1949/50年的人均收入只有印度的一半。[14]財政制度，在國民黨被打敗後已經徹底地崩潰，通貨膨脹達到空前未有的水平。新政府首先採取的措施之一是進行貨幣改革，以人民幣取代已經不值錢的舊中國的金元券。這項改革先在北方進行，很是順利。但是，在南方還有障礙。特別是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商人拒收人民幣並進行金融投機使銀元對新幣的價格飈升。

土地改革是另一項緊迫的問題，同時，還有社會改革，如要實行新婚姻法，取締吸食鴉片和嫖娼。建立處理這些問題的機構也許是新政府最緊急的任務。但是，合格的忠誠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幹部十分緊絀。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周在國內和國外招募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到政府裏工作。許多在海外的中國人熱情響應號召，回國參加建設工作。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於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開，662人參加。會上組成政務院，後改稱國務院，其人員組成毛和周已事先確定。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劉少奇、高崗、宋慶齡、李濟深、張瀾為副主席。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不是共產黨（宋和李曾是左翼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張瀾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主席）。政務院宣布北京市為新的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周恩來被任命為總理兼外交部長。

非共產黨人在政府一級擔任職務的也有不少人。四位副總理中兩位不是中共黨員。政務院中109個領導職務，有49個由非黨員擔任。在部長一級，10位部長由民主黨派或無黨派人士擔任。[15]

政務院下設21個部、3個委員會、4個局和一個秘書處。另有直屬總理的4個委員會負責協調和指揮30多個機構。比如由陳雲和薄一波領導的財經委員會監管15個管理財政經濟事務的部和人民銀行。文化教育委員會負責領導文化部、教育部、新聞出版局和科學院。各領域內的活動直接由各委員會處理，只有重大問題才報告總理。周直接負責外交部、內政部、華僑事務委員會以及秘書處。[16]

在需要重建的機構中有外交部。周本人對外交部興趣很大，參與外交部的事情比參與任何其他機構都多。在他任總理的整個職業生涯中，周對中國外交政策起著重要作用。他顯然是中共對外關係方面最重要的專家。從1949年到1958年他身兼總理和外長兩職。即使在陳毅元帥於1958年接任外長後，他對中國外交的影響也不稍減。雖然是毛——同在其他重大政治問題上一樣——制定外交政策的總方針並作最後決定，毛也深知周有高超的外交才能。有一次他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談話時說：「周恩來非常能幹。在國際活動中他比我行，解決問題很機敏。」[17]的確，周恩來對情況熟悉得細緻入微，他的談判技巧和組織技巧，他在極複雜情況下進行斡旋的能力，對於貫徹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是至關重要的，使他贏得世界各國許多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尊敬。

正如在第二章裏已經提到過的，周的外交經驗始於20年代。當時他作為中共的代表，開始處理對共產國際和對蘇聯的關係。在抗日戰爭初期，1937年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他建立了第一個處理對外事務的辦公室——國際情報處。一年後，即1938年，武漢辦事處搬到陪都重慶。在這裏周將國際情報處改為外事處。在重慶，周同駐華外交官員、外國軍人和新聞記者保持著廣泛的聯繫。

撤回延安後，周同外部世界的聯繫限於同美國特使赫爾利和迪克西使團的接觸。馬歇爾就二戰後中國的前途在中共和國民黨政府之間進行調停，又一次將周推到外交活動的第一線。外事處也轉移到南京協助他進行談判。談判失敗內戰爆發後，他的外交活動中斷而專注於軍事事務。到了河北省的西柏坡，他才又擔當起中共總部的首席外交發言人。

11月8日，周領導的外交部在北京東城外交部街的一座歷史性的建築裏宣告成立。那是北京的第一幢西式建築，是清朝末年請英國建築師建造的。當時叫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912年成為北洋軍閥袁世凱政府的外交部。[18]

周對外交部的影響比對國務院的任何其他部門都多。二戰行將結束時，他還在延安，就考慮中共外事幹部隊伍的組成問題——在未來的政府中誰能處理外交事務。那時，他列出一個名單，包括在重慶和南京曾經參與過某一方面外事工作的人，以及曾經在各地參加監督停戰小組的人員。

同其他官方部門不一樣，其他部門貫徹「新民主主義」原則，可以任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外交部則只用共產黨人。周認為外交同軍事一樣是一個政治敏感的領域，因此需要有嚴格的紀律和正確的思想意識。對他而言，區別只在於軍隊用槍打仗，而外交用文字打仗。[19]

不過，由於缺乏專業知識，有些方面還不得不例外地任用非共產黨人。比如，在外交部的條約法律司，周起用了前國民黨政府的人員，但不作正式工作人員，而是顧問。曾代表中國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的著名大法官梅汝璈，就是這樣一個例外。

很明顯，周親自挑了一批精英在外交部工作。周給外交部任命了三位副部長，這三個人他都熟悉，而且都有外事工作經驗。地位最高的是王稼祥，同周是諍友，任駐蘇聯大使。第二位是李克農，30年代和40年代同周一起在國民黨統治區搞情報工作。第三位是章漢夫，曾在周的直接領導下，在重慶任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的總編輯。外交部的其他高級職位也都由周最信任的下級擔任，如王炳南、喬冠華、陳家康、柯柏年、龔澎。黃華和章文晉是他的兩個親密助手，1949年初曾分別被任命為駐南京和天津外事處處長，也參加到新中國外交官的行列裏。

建國初期，建交國家還不多。派駐建交國家的大使大多從人民解放軍的將軍中挑選。那些曾在同國民黨談判和在美國調處國共關係中有些經驗的將軍，包括姬鵬飛，派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黃鎮，派駐匈牙利；耿飈，派駐瑞典；袁仲賢，派駐印度；王幼平，派駐羅馬尼亞。

外交部的基層幹部都從各大學調來。他們有過一些外語訓練，政治紀錄好，有的曾是地下黨員，有的參加過進步學生運動。周對他們的培養和個人生活很關心，往往在星期六晚上在外交部裏舉辦的舞會上，或者在他常去的北京飯店的舞會上瞭解情況。在他的指導下，外交部工作人員專業知識和經驗日益增進，很快就能提供可靠的對外國的分析。外交工作人員隊伍也逐漸擴大，最初只有170人，到60年代中期達到二千多人。[20]

起步的外交政策

周給外交部分配的最早的任務就是貫徹「另起爐灶」的原則。這是當時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原則之一，旨在建立新的對外關係，調整外交機構的設置，以及處理國民黨時期留下的外交人員的問題。這意味著不承認各國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周一絲不苟地執行這一政策。佔領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後，周特別指示該地區的野戰軍，人民解放軍、軍管會和市政府避免與外國大使館和公使館有官方接觸。必須嚴格回避任何可能造成承認他們為各該國代表印象的事。

10月1日周恩來以外交部長的名義照會各國政府，凡願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必須首先斷絕同臺灣的關係，並表示支持被臺灣佔據的聯合國席位應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興奮地對外交部的同事說，這是新政府發出的第一個外交政策文件。中國新政府成立的頭一天，莫斯科第一個做出回應，斷絕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並承認新中國政府。東歐各國、北朝鮮和北越緊隨其後。到1950年1月新中國就同11個共產黨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互換大使。[21]

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13個非共產黨國家也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是緬甸、印度、巴基斯坦、英國、錫蘭（後稱斯里蘭卡）、挪威、丹麥、以色列、印度尼西亞、阿富汗、芬蘭、瑞典和瑞士。緬甸外長是第一個於1949年12月16日打電報給周恩來，表示緬甸政府願意停止其對臺灣的義務，要求將其代表驅逐出聯合國，並將其在緬甸的財產轉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周認為這是可以進一步進行建交談判的範例。但是除緬甸外，願意接受中國條件的只有六個國家，即印度、印尼、芬蘭、瑞典、瑞士和丹麥。同英國、挪威，以及其他國家的談判並不成功。至於美國，周授權黃華同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接觸。黃華時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1949年5月到8月雙方經過初步討論後表明，中美兩國立場相距甚遠，不可能達成協議。8月2日，司徒雷登奉召回國。8月中旬中國官方報紙發表了毛表示憤怒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自此，中美關係20多年沒有恢復。[22]

周恩來到印尼訪問

外國入侵中國領土和中國人感受到的屈辱使中國人深切憤恨，其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消除外國的一切影響。除了與建交有關的工作以外，「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意味著要取消外國在中國享有的一切特權，因此也是外交部官員的一項主要任務。[23]從絕大多數外國領事館和軍營集中的北京東城的使館區開始，外交部在美國、英國、法國和荷蘭的領事館牆上張貼一份由北京市軍管會簽署的布告。布告稱，這些地產上所建築之兵營及其他建築，因地產權收回⋯⋯因軍事之需要，先於徵用。經北京市外事辦、外交部西歐司同外方代表象徵性地談判之後，軍管會徵用了美國、法國、荷蘭、和英國在北京的房產，美國和英國在天津的，以及法國在上海的房產。

外國人在中國的財產，沒有撤走的很快就成了第二個目標。1949年有1，700家外國企業在中國營業，總投資達86，000萬美元。外資控制著上海的電力、天然氣、石油，和絕大部分的自來水供應。周制訂出以沒收、徵用、徵購或乾脆接管等措施，由外交部美洲司和西歐司執行，將外國資本逐出中國。

由西方國家在中國建立的教會和學校情況也差不多。1949年中國大約有12，000傳教士，其中半數是外國人。學校和教會被視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不久就被解散了。新政府拒絕承認他們的產權而把他們的產業轉交給了中國教堂。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政府切斷了中國和外國教會的一切聯繫，並加强了對教會的控制。基督教堅持貫徹「三自」政策，即自治、自養、自傳。

1949年中國有20多所大學，包括北京的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其中17家接受美國資助。美國同時還資助200多家醫院和1，700多家小學和中學。1950年12月，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接管了其中一部分，其餘的允許在停止接受外國資助的條件下繼續辦下去。[24]它們的經費來源斷了，也就逐漸關閉了。

外國人的其他活動也同樣受到限制。「美國新聞處」被明令停止一切活動，同時英國委員會的活動只限在其樓院內。外國人不能再在中國辦報辦刊。凡同中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的新聞機構和記者被命令停止活動。

這個政策貫徹的結果，各國外交人員、商人、傳教士、教師、醫生、新聞工作者，以及其他專業人士紛紛離開中國。朝鮮戰爭以後，美國的封鎖使得中國更加孤立。除少數一些國家例外，中國通向外部世界的門漸漸地關閉起來。

1949年6月，毛宣布實行「一邊倒」政策，其含義是中國的對外關係集中於蘇聯及其盟國。周在1949年試圖同美國談判的努力因美國反應不積極並且顯然偏向臺灣而受挫。到1949年，美蘇之間的冷戰通過他們各自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的盟國的鬥爭也有發展。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美國通過當時還在它佔領之下的日本影響著亞洲地區。為了避免孤立，中國必須馬上同蘇聯結盟。毛和周認為這樣的聯盟能够抗衡美國，給中國提供一個安全的基礎，並且能給中國提供建設所需要的技術和經濟援助。1949年年關將至，毛第一次走出國門，目的地是蘇聯。在他的兩名秘書陳伯達和葉子龍、保衛官員汪東興，以及翻譯兼顧問師哲的陪同下，他去莫斯科見斯大林。這是這兩個共產黨領導人的第一次見面。

毛此行的官方說法是為慶祝12月21日斯大林的70壽辰。但是毛腦子裏想的是三個問題。第一個是1945年斯大林同蔣介石簽訂的中蘇條約，中國共產黨人認為已經過時了。毛希望把1945年條約撤銷，同蘇聯另簽一個新的友好同盟條約。通過新約，他希望得到蘇聯在安全上的保障以對付潛在的美國或其代理人的攻擊，並且在經濟建設，包括貿易和信貸上，得到蘇聯的支持。中國領導對斯大林在這些問題上的態度很沒有把握。因此決定，一旦斯大林表示願意談這些問題，周恩來就到莫斯科來參加談判。

12月16日毛到達莫斯科。他第一次見到斯大林的時候就提出了條約問題。可是斯大林有點躲躲閃閃，他指出1945年的條約是在雅爾塔協議的框架下簽訂的，涉及到美國和英國，因此，如果要有所變動可能影響同那兩個國家達成的協議。[25]接下來幾個禮拜，斯大林沒有表示要同毛澤東進一步談。但是，中國的這位領導人決心要同斯大林達成一項協議。生日慶典過後別國的代表團都離開了蘇聯首都，他還呆在莫斯科不走。很快他等得不耐煩了，對克里姆林宮的聯絡員抱怨說，他無事可做，就是吃飯、睡覺、放屁。[26]駐蘇大使王稼祥也試圖就條約問題對蘇聯外交部施加壓力。可是沒有反應。一直到1月2日，莫洛托夫和米高揚，這兩位蘇共政治局委員，才出現在毛的別墅，對毛說斯大林準備同他談。雖然還不清楚斯大林是否同意中國的條件，毛立刻致電北京，要周恩來立即到莫斯科參加他的談判。[27]

斯大林是願意談判了，但還是不清楚在什麽基礎上談。直到1月22日見到毛和周，他才表明他準備放棄1945年的條約另定新約。他對他們說：「讓雅爾塔協議見鬼去吧。」[28]他的思想究竟是怎麽轉變的沒有人知道。也許是因為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個新的因素對中蘇談判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一篇關於亞洲發展的講話中說，蘇聯有意吞併中國的一些部分，「這在外蒙古已經完成⋯⋯在滿洲幾乎完成」。美國企圖以此在中蘇間製造裂隙。斯大林對此不能容忍，他要加劇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分歧。

周於1月20日到達莫斯科。他成了談判的推動力量。關於協定的總原則確定之後，毛就抽身不大管具體的細節了。周則同蘇聯新任命的外長維辛斯基研究擬定條約行文，琢磨蘇聯的建議，提出對案，以他一貫的作風徹底地搞清楚每一個細節。中心文件的名稱定為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於2月14日簽字。它的基本含義是「共同盡力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其他任何國家」明明指的就是美國。

1940年代，在中國東北有蘇聯勢力。雖然現在已是盟邦，「打掃乾淨房子」的原則對它還是適用的；但在這個具體情況下，周準備妥協。在附帶的秘密協定裏，他和他的蘇聯同事處理了中國的長春鐵路、旅順口和大連問題。協定允許將蘇聯控制旅順和中國長春鐵路的期限延長至1952年。中國接管大連的行政，因為雅爾塔協定已規定大連為自由港。中國要補償蘇聯在戰後建設旅順港的開支。雙方也協議蘇聯政府應將從日本得到的財產無償地移交中國政府。這一條也不過是象徵性而已，因為從日本得到的財產早已都被運往蘇聯了。將北京舊俄大使館附近的「哥薩克城」歸還中國政府也是「打掃乾淨房子」政策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哥薩克城是沙俄政府在北京建的，蘇聯政府一直根據治外法權把它用作一個軍事大院。[29]

在每一個周認為重要的問題上，周都得到蘇聯領導的某些讓步。最後簽訂的協定毫無疑問是那個時期最重要的協定之一——兩個共產黨大國結成一個對付西方的戰略同盟。但是在很多問題上，斯大林態度還是很曖昧。而且，由於朝鮮戰爭，蘇聯從旅順口撤軍後來又推遲到1955年。蘇聯堅持留在滿州和新疆，並在新疆建立中蘇公司——在秘密協定中規定的，肯定使周感覺到斯大林想對這些地區進行某種戰略控制。斯大林的行為給中蘇兩國間播下了根本分歧的種子。這種分歧在50年代逐漸顯露出來。

朝鮮戰爭

毛的「新民主主義」是要改造人，使他們信仰他的事業。而且這還要包括所有那些沒有公開反對這個政權的人們。可是，50年代初開展的兩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很快就使他的新民主主義蒙上了陰影。鎮壓「反革命」運動表現出這個新政權遠不像它聲言地那麽容忍。它懷疑200多萬人仍然心繫舊社會。他們被視為「政治土匪、惡霸、敵特、反革命黨團骨幹、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其他被懷疑為仇視新政權並進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團體的成員。各地方當局負責抓捕這些人，這樣的政策給個人恩怨仇殺等留了很大的餘地。到1953年秋，因這些罪名被捕入獄的人達50餘萬，還有差不多同樣數量的人被處決。旨在消滅地主階級並把土地分給農民的土地改革運動，在新解放區大規模地進行，涉及人口超過3億。在中央是劉少奇指揮土改。除此之外，還增加了第三個運動，即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戰爭成了周恩來在這個時期主要關注的問題。

中國政府和軍方雖然知道北朝鮮的領導人金日成在準備入侵南方，但是金並沒有把發動進攻的確切意圖和具體時間告訴中國人。金要把朝鮮統一在他的領導之下。金的這個政策於1950年4月在莫斯科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雖然看到朝鮮半島統一到共產黨政權下戰略上對他有利，但是他不肯直接介入這個計謀。他讓金去爭取中國人幫助他實現他的計劃。1950年5月，在北京談判時，毛贊成金的計劃。毛只能贊成，因為他剛剛實現了統一全中國，而且還要進一步收復西藏和臺灣。

北朝鮮的領導人金日成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時，周恩來正在貫徹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一項決定：560萬人民解放軍中有一半人要復員。因為他不可能預見到要參戰，復員工作按計劃繼續進行。不過，他堅持同北朝鮮當局保持更密切的聯繫，在北朝鮮的首都平壤建立了中國代表處。他選了柴成文執行這個敏感的使命。柴是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一位情報官員，被認為是朝鮮半島軍事形勢的專家。[30]

北朝鮮人民軍迅速挺進南朝鮮領土的時候，金日成欣喜自己的勝利，計劃在8月結束這場戰爭。毛和周卻比較謹慎。5月同金談判時，他們就曾提出警告，美國可能以南朝鮮的名義介入，但是金日成卻沒有認真聽取這個忠告。[31]事實證明他們說對了。同金的願望相反，杜魯門政府反應迅速而有效。首先，在聯合國安理會，在蘇聯代表缺席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推動通過一項譴責侵略的決議。其二，6月27日，杜魯門政府下令向南朝鮮提供空軍和海軍支援。其三，7月7日，安理會決議組成由麥克阿瑟將軍指揮的聯合國軍。其四，美國第七艦隊奉命開往臺灣海峽水域巡邏，使該海峽「中立」，從而封鎖中國不讓中國進攻臺灣。6月28日，周恩來發表聲明，批評聯合國和美國的做法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32]

鑒於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周越來越懷疑這場戰爭能否像金日成希望地那樣很快結束。儘管北朝鮮軍隊已經深入到南方腹地，他估計這會是一場持久戰。他認為，美國對南朝鮮承擔的義務使得戰場態勢傾斜了。7月2日周在中南海召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他對尤金大使說，他對北朝鮮不聽毛提出的美國可能干涉的警告很擔心。他也告訴蘇聯大使，中國準備在中朝邊境部署9個師。他說，美國軍隊如果越過南北朝鮮分界的三八線，中國軍隊可能不得不進入朝鮮領土。在那種情況下，中國希望蘇聯政府能給中國軍隊提供空中掩護。

斯大林贊成中國計劃加强沿鴨綠江的軍事部署，並承諾需要時給中國軍隊提供空中掩護。駐扎在上海附近的蘇聯空軍師可做此用。斯大林還暗示，需要時他還能提供更多的飛機。7月，周下令沿鴨綠江部署26萬兵力，從而建立由高崗統帥的東北邊防軍。為了準備可能在朝鮮進行的軍事行動，周命令柴成文對朝鮮半島進行地形勘查。7月末，朝鮮人民軍抵達南朝鮮的洛東江邊，把南朝鮮的軍隊趕至釜山。金日成高興極了，發表演講威脅要在8月底以前將美國軍隊趕下海。[33]

就在北朝鮮的軍隊到達朝鮮半島南端的時候，周的軍事顧問、中央軍委作戰部副主任雷英夫分析了朝鮮的軍事形勢。他提醒人們注意幾個危險的信號。第一、美國和南朝鮮的十三個師盤踞在洛東江的三角地帶，企圖把北朝鮮的軍隊陷在那裏。第二、北朝鮮的軍隊如此深入南朝鮮，結果它的補給線有400–500公里長。切斷補給線將是對北朝鮮軍致命的打擊。第三、美國駐軍日本，能够在短時間內調兵進行干預。大量英美艦隻正在向日本集結。第四、對半島地形的研究表明（美軍）有個理想的登陸地點，以凶狠軍事技術著稱的麥克阿瑟將軍有著絕對的制空權，決不會放過這一點。雷得出結論說麥克阿瑟會在北朝鮮軍的後方登陸。雷說，雖然麥克阿瑟有幾種選擇，但是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最大。因為那裏是切斷北朝鮮軍同北方聯繫的戰略補給線和包圍北朝鮮軍隊的最佳地點。周認為雷的分析可信，堅持要他報告毛。毛立刻被雷的分析說服。他們決定加速東北邊防軍沿鴨綠江的部署，並將美國海軍在北朝鮮軍隊後方登陸的可能性通知蘇聯和北朝鮮。[34]

周恩來更加關心地注視著事態的變化以及它對中國的影響。8月26日他在關於國防的講話中指出北朝鮮速勝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而美軍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則越來越大。由於他不再排除中國在朝鮮同美國打一仗的可能性，他指示參謀總長為此做準備。東北邊防軍又增加了一些部隊。[35]

周極其關心中國部隊一旦入朝後將面臨的困難。9月份他將柴成文召回北京。柴證實了他最壞的估計。據柴成文說：「最大的困難是運輸條件差，鐵路沒有保障，公路路況不好，路面太窄。另外，就地補給不可能，糧食彈藥當地都沒有，而取之於敵就大兵團作戰來說是不可能的」。[36]

中國是否在軍事上捲入到朝鮮領土上去作戰，成了政治局討論的主要問題。中國領導人擔心的是，美國一旦在朝鮮半島得勝將嚴重威脅中國的安全。但是毛提醒人們注意，中國公開干涉不要直接面對美國，他建議採用派遣志願軍的形式援助朝鮮。周響應毛的意見。他說：如果美帝在朝鮮軍事上得手，其氣焰就會高漲起來。周說，這個問題必須從長遠考慮。他說，要想金日成取得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37]8月26日，為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情況，周會見東北邊防軍的將領，討論可能要在軍事上干預朝鮮的問題。

在向朝鮮邊境增兵的同時，北京的領導人繼續討論中國是否應該捲入同美國在軍事上對抗。林彪，第四野戰軍戰功卓著的名將，對「帝國主義分子」可能用原子武器摧毀朝鮮和中國表示憂慮。其他人則表示經過多年戰爭，人民解放軍和國家都需要一段時間休養生息。聶榮臻回憶說，毛也考慮到這個問題：「打還是不打⋯⋯考慮了很長時間，從各個角度考慮。」[38]

正如中國的戰略家們所預料的，麥克阿瑟的軍隊在仁川登陸了。9月15日，7萬部隊打著聯合國旗，分乘260艘軍艦在仁川海灘進行大規模的兩棲登陸。他們沒有遭遇抵抗。9月18日，斯大林派遣查哈洛夫將軍到朝鮮，命令金日成停止在釜山一帶進攻，而要重新部署部隊去保衛漢城。他也指示尤金大使去聽取中國政府對此時形勢的意見。那天周恩來接見了蘇聯大使，他對尤金說，同北朝鮮政府關於軍事問題的通訊聯絡很差，中國政府根本不知道北朝鮮的作戰計劃。尤金問到朝鮮人民軍該採取什麽行動時，周建議：如果北朝鮮還有十萬後備部隊，則應用來在仁川消滅敵軍；如果沒有這個力量，則應撤退到北方去。[39]

9月25日，漢城被南朝鮮軍收復。空襲使朝鮮人民軍遭受很大損失，摧毀了他們絕大部分坦克和大量的炮兵。到了南方的人民軍部隊來不及撤退到北方，很快潰散，平壤危在旦夕。9月27日，斯大林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譴責朝鮮人民軍司令的無能並說蘇聯的軍事顧問們要對這些失利負責。

9月29日，麥克阿瑟將軍恢復了南朝鮮李承晚領導的朝鮮共和國政府。中國領導人雖然對美國的戰略有所準備，對形勢逆轉得如此之快還是很吃驚。9月30日，周恩來向美國發出警告：「中國人民決不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40]他通過中國駐平壤大使向金日成建議怎樣給被美國包圍的8個北朝鮮師解圍。他的忠告來自於他自己過去的以相對弱小的部隊遭遇佔優勢的敵人時的軍事經驗。周的意見是：以四個師將笨重武器破壞，分成許多小的支隊從敵人的間隙中分路撤至三八線以北，而以四個師在南朝鮮分散為許多小支隊打遊擊。並强調「如此就有希望，就會勝利」。[41]

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這一天朝鮮戰場上也發生轉折。南朝鮮軍隊在美國支持下越過三八線。麥克阿瑟發表聲明，要求朝鮮人民軍無條件投降。蘇聯大使將斯大林的一封電報轉交毛和周，請求派五、六個師到三八線，幫助北朝鮮人在那裏建立後備力量。金日成也向毛發出緊急呼籲，要求東北邊防軍干預。同時，斯大林向中國領導人明確表示，他不干預。他的主要顧慮是避免同美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中共領導人再次開會研究局勢。毛的主要考慮是國家安全。他認為，必須干預以阻止美國在這個地區贏得一個據點。會上，周報告了美國軍隊陸軍裝備上的優勢，特別是空軍。美國空軍完全掌握著制空權。儘管如此，毛認為中國還是應該參戰，發揮其人多的優勢和有利的後勤地位。他相信中國軍隊可以對付南朝鮮軍，如果裝備和空軍上蘇聯能幫助填補差距，甚至能對付美軍。

10月2日，當中國人民還在慶祝第一個國慶日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在中南海內召開緊急會議，就是否出兵朝鮮進行辯論。領導層，包括軍方，對於到朝鮮去同美國對陣顧慮相當大。那天的會議沒有做最後決定。回應斯大林10月1日要中國出兵朝鮮的電報，毛通過蘇聯大使對斯大林表示：

我們本來準備調幾個志願軍師到北朝鮮，在敵人進到三八線以北時支援朝鮮同志。然而，經過反復考慮，我們現在認為這個行動可能引起極其嚴重的後果。首先，區區幾個師很難解決朝鮮問題⋯⋯其次，這很可能引起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公開衝突，而其結果蘇聯也可能被拖進這場戰爭，因此這個問題特別大。[42]

這個信息的口氣是代表政治局和軍委大多數人的意見，而不是毛自己的意見。那時毛雖然還在爭取領導層達成一致，但是他自己的意見既已形成，是不會稍做改變的。因此，他加了一句話：正在等待政治局的最後決定。進一步的討論會使問題明朗。這樣，他仍然讓干預的門開著。

緊隨南朝鮮軍之後美軍也接近了三八線。鑒於這樣的發展，10月3日凌晨1時，周恩來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要他向美國轉達中國的口信。這個意味深長的信息是：如果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我們要管」。[43]這可以理解為，一旦發生那種情況，中國就會入朝干預。

10月4日和5日政治局繼續討論這個問題。對中國干預參戰，有些人發表的意見即使不是直接反對，也是有保留的。他們的理由是中國的建設和改造任務繁重，需要大量的資金和全國上下的關注。他們也强調中國軍隊裝備不足。但是毛仍認為沒有別的辦法，他的主張沒有動搖。他說：「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於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樣說，心裏也難過。」[44]

周恩來是少數幾個堅決支持毛的人之一。其他人，如林彪，對於在當時情況下要把中國捲入這樣一場前途未卜的冒險十分保留。毛提出要他擔任到朝鮮作戰的指揮官，他以身體不好為由拒絕了。這促使毛立刻把彭德懷召到北京，要聽彭的意見。作為軍事將領，彭的聲譽同林彪齊名。10月4日下午，在西安的彭德懷被接到北京，聽到了爭論的意見。權衡各方意見的利弊，第二天他表示支持毛的意見。毛的決心和彭的堅決支持使得會議的氣氛為之一改，最後同意干預。次日，周開始同軍委進行組織安排。他說：現在不是我們（中國）要不要打的問題，而是敵人逼著我們非打不可。我們的自衛是正義的。他也强調中國不能拒絕幫助朝鮮政府，不能拒絕一再要求中國援助的朝鮮領導人金日成。

但是中國單獨幹也不行。為了爭取斯大林支持打這一仗，周恩來於10月10日前往黑海避暑勝地克里米亞去見斯大林，向他通報政治局討論作出的決定。他對斯大林說：干預朝鮮，中國會面臨極大的困難。只有蘇聯同意出動空軍給予空中掩護，中國才可以出兵援朝；同時要求蘇聯給中國軍隊提供各種類型的武器和彈藥。斯大林的答復是兩面的。他說，他準備給中國軍隊提供軍事裝備，但不能提供空中掩護，因為蘇聯空軍尚未準備好，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才能出動空軍支援。斯大林還說，北京如果出兵朝鮮有困難，那就不要出兵。他還說，北朝鮮丟了，社會主義國家不會消失，中國不會消失。[45]

當天周就向毛彙報了他同斯大林的談話。10月13日政治局在北京再次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這個問題。那天下午，周接到毛的電報，通知他「政治局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儘管斯大林拒絕提供空中支援，毛在政治局一致支持下做出了最後決定。[46]電報指示周將此信息轉告斯大林。斯大林在下一次同周見面時通知周，蘇聯只願意在信貸的基礎上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他計劃向中國派出16個空軍團，但這些團只能在鴨綠江以北的中國領土上作業，並不向在朝鮮作戰的中國志願軍提供掩護。當時還不知道蘇聯空軍什麽時候能到。蘇聯應允的對中國在朝鮮作戰提供空中掩護結果同中國設想的大不一樣。斯大林的戰略意圖是在朝鮮同美國抗衡——如果可能的話，通過中國人達到這種抗衡，但是不肯直接對抗美國。他不僅要中國人幫他幹這個骯髒的勾當，而且還不想承擔作戰的任何開銷。一直到中國領導已經承諾要保衛北朝鮮之後，斯大林才表明，他是要中國償還給中國作戰所提供的一切軍事和其他援助的。

10月18日周回到北京後立即會見毛、彭德懷和高崗。他們下令20萬中國軍隊於第二天在夜幕隱蔽下渡過鴨綠江。在此以前，關於援朝的整個討論只在最高領導層進行，都是絕密的。現在必須昭告全國了。周向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常委會解釋中國入朝作戰的理由。他說如果北朝鮮被美國壓倒，東北就無法安全。我國重工業的半數在東北，東北的工業半數在南部，都在敵人轟炸威脅的範圍內。近兩個月來，美國飛機已侵入東北領空十二次之多。如果打到鴨綠江邊，我們如何能安心生產？假如我們採取防禦的辦法，還是不能安全生產。鴨綠江一千多里的防線，需要多少部隊！而且年復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進來。這樣下去怎麽能安心生產建設？況且敵人也不會就此罷手。他强調：「這是敵人把火燒到了我們的大門口，並非我們惹火燒身。」[47]為了團結全國群眾支持這場戰爭，中共展開全國性的「抗美援朝」宣傳運動。

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赴朝作戰

在同斯大林協商後，11月13日毛任命周為赴朝中國部隊的總司令。在斯大林表示同意後，通知了金日成、彭德懷和高崗。毛掌握戰略全局，周作為總司令和協調人，彭德懷為戰地司令員，他們三人又像1947年和1948年在陝北同國民黨作戰一樣形成一個小組，用同樣的方法指揮戰鬥。周成為軍事行動的樞紐，一切通訊聯絡均通過他的辦公室。他負責將需要毛過問的事情報告給毛。他處理一切「次要」的問題，以便毛集中精力關注最關鍵的問題。凡是周認為最重要的電報均由毛簽發。周起草的文件均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發出。[48]

中國軍隊以中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李承晚志願軍的名義於10月19日[*2]跨過鴨綠江。麥克阿瑟將軍的目的是在感恩節前結束戰爭，當時他的部隊迅速靠近鴨綠江，他的這個目的似乎就要實現了。10月25日，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一次遭遇南朝鮮軍隊的時候，將南朝鮮軍隊全殲在鴨綠江邊。11月14日到12月24日對陣美國軍隊，志願軍成功地收復了三八線以北的整個地區。已經把結束戰爭的時間改到聖誕節的麥克阿瑟不得不再一次修改他的時間表。在12月31日到1月8日之間，志願軍開展第三戰役，打到了三八線以南。既貧且弱的中國，一百多年遭受外國的侵略，竟然能够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國家的軍隊從鴨綠江邊趕到三八線以南，這是值得驕傲的勝利。

贏得戰爭的代價是高昂的。中國軍隊遭遇火力遠遠强於他們的聯合國軍，困難非常之多。中國軍隊雖然在數量上佔優勢，但是他們的裝備差，後勤補給問題嚴重。他們的通訊聯絡線和補給線極長，從中國國內的東北到朝鮮境內，從鴨綠江到三八線。這條漫長的線路隨時受到美國空軍轟炸的威脅。形勢如此嚴重，周恩來於1951年11月在東北軍區司令部所在地瀋陽，召開後勤會議。會上決定盡一切可能加速在這個地區建鐵路修機場，給部隊提供更多的卡車，並改善防空，但是所有這些措施解決不了當前的問題。

隨後幾個月，彭德懷幾次到北京，向毛和周報告部隊嚴重的傷亡以及前方的基本給養越來越難以保證的情況。彭認為戰爭將拖很長時間，不可能輕易速勝。在這種情況下，戰爭的結果十分依賴於適當地解決後勤問題。1952年2月24日，周恩來主持軍委會，同與戰爭有關的政府各負責人討論這些問題。他們都强調滿足戰爭需要的困難。他們的意見不能說服彭德懷。彭十分惱怒，猛地站起來，把桌子一拍，說：「這也困難，那也困難⋯⋯你們去前線看看，戰士吃的什麽，穿的什麽！傷亡那麽多人，他們為誰犧牲？現在既沒有飛機，火炮又很少，後方運輸根本沒有保障，糧食服裝運不上去，又餓死、凍死了很多戰士，難道國內就不能克服困難嗎？」會議氣氛極其緊張，周恩來只好宣布休會。之後，周召開一系列會議，決定把國內的部隊分成三批，輪番到朝鮮作戰；加速培養中國飛行員；前線配備高射炮；向蘇聯購買更多的軍事裝備和軍火；給部隊提供更多的食品和衣服；並且把補給的責任由東北行政區轉移到中央政府。[49]

1951年3月1日，毛致電斯大林强調中國在朝鮮軍隊的困難，急需對其補給線的空中掩護。斯大林顯然被中國在朝鮮的成績所感動，最後承諾將提供兩個空軍師、三個高射炮師，以及六千輛卡車。就是這些也解決不了軍隊入朝所造成的巨大後勤需要。到4月，中國在朝鮮的軍隊總數已超過一百萬。4月下旬，彭德懷派他的副手洪學智到北京向周彙報。他說，戰士們害怕的不是敵人，而是沒有東西吃，沒有子彈打敵人，受傷了沒有卡車把他們運到後方去。周回答他說，儘管斯大林已經做了承諾，但是蘇聯空軍還沒有到。不過，會增加些高射炮。同時，全軍在推行大規模的防空訓練，從9月起，中國自己的空軍就能參戰了。

4月22日到6月10日，中美軍隊又打了一個戰役，結果是僵持在三八線上。雙方同意在戰場現狀的基礎上進行停戰談判。中國方面指揮停戰談判的是周。談判於1951年7月10日開始。曾長期同周在地下秘密工作中合作過的李克農和1970年代升任外長的喬冠華率領談判代表團，外交部和新華社的一批專家予以協助。幕後則同軍事上一樣，有毛和周對一切重大問題給予指示。談判談談停停歷時兩年多。在這個過程中，軍事上又打過一些戰役，但是雙方均未能取得重大突破。1952年11月，美國選了一個新總統艾森豪威爾，他對這場戰爭十分小心。1953年斯大林死後的蘇聯領導人也一樣。更不要說中國領導人了，他們要同時應付國內艱難的建設和社會改革的問題。最後，1953年7月，在板門店簽訂停戰協議。[50]

參加朝鮮戰爭的決定是在沒把握和冒險的情況下做出的。中國在軍事上面對世界上最强大的國家，而那時中國新政權立足未穩，領導人對參戰意見不一。但是毛準備冒很大的風險，因為他看到中美正面衝突已不能回避，美國軍隊已經踏上了朝鮮國土，而且開始向鴨綠江進發。他決定參戰不是為了挽救北朝鮮，也不是討好蘇聯，而是為了救中國。另一個動機就是他後來幾次提到的，他要讓斯大林看看他的國際主義精神。毛知道斯大林認為他和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元帥一樣是個民族主義者。斯大林對他的這個看法是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後才改變的。毛認為這個行動向斯大林證明中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51]

儘管戰爭造成的損失巨大，但是經過朝鮮戰爭後，民族的驕傲使全國比以前更加團結了。中國人民被告知並認為是美國和南朝鮮發動侵略，而不是北方他們那個共產主義的友邦。被西方列强和日本欺凌了一個多世紀之後，中國向世界證明自己在軍事上能够同世界最强大的國家對抗。中國軍隊雖然裝備差，但是已經迫使美軍撤退並且打成一個平局。事實證明毛、周和彭都是了不起的領袖。就在中國的官方宣傳有力地鼓動起來的勝利情緒下，朝鮮戰爭也有一些對中國不利的枝節。一個直接後果就是蔣介石政權在臺灣鞏固下來，它的安全得到美國保障。其二就是中國這個正在從連年內戰中恢復的國家為這場戰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朝鮮戰爭是周恩來最後的軍事任務。從1947年起，他就負責中央軍委的工作。1952年7月彭德懷接替他負責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後，周更加集中精力於中央常委、國務院和外交工作，不再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職務。

新的外交政策框架

在國際上，中國干預朝鮮的主要後果之一是更加孤立。聯合國譴責中國是侵略國，得不到該組織裏被臺灣佔據的中國席位，而且同聯合國大多數成員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北京在國外是個反面形象。美國則積極地建立軍事聯盟包圍共產黨國家以遏制他們。中共支持有大批華裔的亞洲國家裏的革命運動更使問題複雜化。國內的高壓政策進一步使中國的形象不光彩。

周恩來越來越為中國的孤立擔心，外部世界對中國否定的看法以及美國建立軍事基地包圍中國，都使他不安。他認為，實現中國宏偉的建設計劃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需要改善中國在國外的形象。這需要制定一個新的外交政策框架，不能一味靠向蘇聯和共產主義集團。周在50年代初制定的這個框架的中心就是形成一個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統一戰線。這些國家同兩個超級大國都沒有結盟，可以對兩者都起到制衡的作用。周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就是倡議和推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3]，其基礎概念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比社會制度更加重要的是，在國際上共同努力——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也參加這種努力——同帝國主義和外國干涉第三世界作鬥爭。他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做法是非常實用主義的，從地緣政治出發而不是從意識形態出發。在尋求中國的安全和國際聲譽的過程中，他爭取形成一種共同利益和團結的意識。周用以實現其目標的手段是靈活性、協商和個人外交。他首先的目標是中國的近鄰，希望減少同它們之間的緊張。朝鮮的和平協定需要鞏固；印度支那，法國在那裏同軍事上得到中國支持的越共打仗，要平息戰火。蘇聯政府支持周的努力，向法國、英國和美國建議開一個會討論印度支那和朝鮮問題，中國也將參加。[52]

日內瓦會議

參加日內瓦會議是周恩來作為中國總理第一次在中國以外的重大活動中露面。他做了充分的準備去面對世界上的幾個大國。他三次訪問莫斯科，同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討論有關問題，吸取蘇聯在國際政治活動中的經驗。他帶了一個200人的工作班子，讓他們在會議期間取得國際事務和外交談判的經驗。周平日很注意堅持生活節儉，但這次下榻離日內瓦7公里處查爾索至鎮的萬花嶺別墅。從中國運來了價值連城的傢具古董來裝飾已經布置得很講究的廳堂。他在這裏設宴招待各國政治家、外交官和知名人士。西方媒體對他這個剛到非共產黨世界來的人極其關注。他們很快就被他的優雅舉止和雄辯的口才所折服。而在談判中，他的對手們發現他是個既堅韌不拔又不是不能妥協的人，熟稔於和解的藝術。

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

日內瓦會議解決朝鮮問題的談判開始於1954年4月26日。周到會時很清楚這次談判達不成協議。對此他行前已經在一份給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中闡明了。中國和美國的立場距離太大，4月下旬到6月中旬開了15次會也無法打破僵局。會上周恩來的主要對手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他們之間的主要分歧：只要臺灣佔據中國的席位，中國就不承認聯合國在朝鮮代表集體安全。周贊成成立中立國委員會監督朝鮮選舉，而美國的外交政策是支持臺灣和南朝鮮，建立反共的軍事聯盟。周和杜勒斯的公私關係都極不愉快：在朝鮮問題上雙方都寸步不讓。儘管如此，周倒也沒想到杜勒斯竟會拒絕握他伸出的手。杜勒斯的粗魯和傲慢無禮的態度幾十年後還使人耿耿於懷。王炳南，中國代表團的秘書長，否認周和杜勒斯之間發生過這樣的事。[53]

5月8日開始的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談判同樣很複雜，不過，倒是有了成果。在這個問題上，周的目的是：反對美國干預這個地區，以建立「東南亞軍事集團」把印度支那的鬥爭國際化，用亞洲人打亞洲人。周在會上施展他的外交才能和靈活性，利用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之間的矛盾，讓他們互相攻擊。他認為美國在東南亞有它自己的戰略利益，對於在日內瓦會議上解決問題並不感興趣，他設法同英國和法國接觸，「開闢通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新途徑」。[54]

英國政府並不特別想捲入亞洲的多國軍事同盟。有鑒於此，周在會上利用一切機會改善同英國的雙邊關係。兩國建立了代辦級的外交關係，決定了改善貿易關係的政策。顯然，周和中國代表給英國人的印象很好。英國代表安東尼・艾登爵士在回憶錄中寫道：「周是個沉著又堅定的談判者。即使用他的國家的標準來看，他的工作都很優秀。」[55]據英國駐北京代表杜威廉說，同中國的談判在好幾個級別舉行，都很放鬆、愉快而且友好。[56]

會前，周、胡志明（越南共運的領導人）和赫魯曉夫曾經就共同立場達成協議：越共和法國能達成停火為最好，並以16度線作為越南北方和南方各自控制區域的分界線。

預定印度支那談判開始前一天，消息傳到日內瓦，越共軍隊——在中國將軍韋國清協助指揮和中國火炮的支援下——猛攻法國殖民軍並佔領了奠邊府。這個勝利卻使在戰場上合作的中國和越南共產黨人之間的分歧表面化。范文同，北越政權的總理兼出席會議代表團的團長，要重新考慮分界線的概念，爭取稍作調整而立即停火，以使越共可以保持其在越南南方的控制區。他寄望於普選，認為大選會最終解決越南問題。他也希望在解決方案中能鞏固北越在老撾和柬埔寨的軍事據點。

然而周仍然主張南北有條分界線。他說立即停火會使富饒的紅河三角洲以及河內和海防這樣重要的城市排除在北越領土之外。他也不相信西方國家會同意普選。此外，法國的失敗和越共在老撾和柬埔寨的軍事存在還增加了他對美國可能捲入南越的擔心。因此他要在這些問題上尋求妥協。

5月底，會議討論到老撾和柬埔寨問題。越共不承認其在這兩個國家的軍事存在，從而立刻造成僵局。估計會議可能在6月16日徹底破裂。頭一天晚上，周、莫洛托夫和范文同再一次討論這個形勢。周强調同法國達成協議非常重要，這樣就阻止美國捲入印度支那。他指出，北越拒絕承認其有軍隊在老撾和柬埔寨境內，不僅將使關於這些國家的談判完全停頓，也會導致整個日內瓦會議的失敗，從而越南問題也就無法解決。莫洛托夫大力支持周的建議：越共軍隊應撤出老撾和柬埔寨。在中國和蘇聯的强大壓力下，范文同最終同意讓周在越南和西方國家政府間進行調停。

6月下旬起休會三周，周恩來離開日內瓦去訪問印度和緬甸，可是他主要想的是會見胡志明，把有關印度支那的戰略敲定。這兩位領導人於7月3日至5日在中國南方的柳州會面。周重申美國干涉越南的危險和同法國講和的好處。周認為法國正面臨國內的巨大壓力，要停戰。他們兩人就下一階段在日內瓦會議上的立場達成了一致意見：接受以16度線為分界線「暫時」將越南一分為二。周對胡說，法國軍隊撤出後，用不到兩年整個越南就都會在越共的統治之下。關於柬埔寨問題，周和胡同意尋求政治解決。至於老撾問題，他們願意接受在越南邊境附近劃定一個區域仍讓親共的寮國軍隊駐扎。[57]

日內瓦會議的最後階段清楚地體現了周恩來外交的特色。7月12日他回到日內瓦以後，會見了法國新當選的總理孟戴斯–弗朗斯，瞭解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打算。討論中主要是周談。這次會談證實了他的印象，即法國政府準備撤出印度支那，而且很擔心同越南的談判會陷入僵局。當孟戴斯–弗朗斯問到胡志明現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時，周說：「雙方需要都向對方前進⋯⋯這並不是說前進的步子要一樣多。」[58]他同意再促使北越加速行事。他還努力尋求另一項妥協。堅持北越要接受法國提出的南北越以17度線為界。他認為這樣為法國撤軍付出的代價較小。7月16日，他通知會議說越南將接受以17度線分界。第一次印度支那衝突於7月21日簽訂協議而結束。

周在日內瓦會議上的外交最終未能使美國停止在亞洲搞一個集體安全系統。華盛頓認為日內瓦的結果是「災難性的」。美國和他的盟國於9月8日在馬尼拉成立東南亞條約組織。接著於12月2日在華盛頓，美國同蔣介石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周恩來旋即譴責該條約是「赤裸裸的侵略條約」。[59]兩年後，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爆發，一直打到了70年代中期。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1955年4月，作為中國總理，周恩來應邀代表中國參加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有人要在周前往開會的途中謀害他，這在某種程度上使會議籠罩著陰影。中國政府包了一架印度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於4月11日將代表團從香港運送到雅加達。途中飛機爆炸墜落海中。機上11名乘客全部喪命，只有3名機組人員生還。周（和代表團的高級官員，包括副總理陳毅）因不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幸免遇難。

飛機爆炸不是偶然事故，而是謀害周恩來的陰謀。國民黨在香港的一個情報組織策劃了這次破壞活動。周事先無疑是知道這個陰謀的。他自己在香港的情報人員及時向他提出了警告。遇難的是代表團的低級官員，主要是記者（北越、波蘭和奧地利各一）。周為什麽不採取行動避免爆炸？他本來可以取消這個航班或選擇另一條航線。但是，在他的想法裏，這些遇難者的性命可有可無，他就以他們為口實警告英國當局注意國民黨情報機構在香港的活動。他以為，這樣可以推動英國人利用他們的權力使這項陰謀不能得逞。爆炸發生後，周立刻通知英國當局，如果他們願意合作摧毀這個特務網，他會支持他們的調查。從政治上看，這會增進中英兩國在日內瓦會議期間改善的關係。[60]

萬隆會議

二十九個亞非國家參加了萬隆會議。這些國家大多數同中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許多國家知道中國支持世界革命運動，對於北京的政策心存疑懼。而在周看來，這次會議正提供了一個大好時機解除他們的疑懼，宣布中國爭取世界和平，特別是對鄰國，減少中國的孤立，並擴大中國的外交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

不過，會議的進展並非如他所期望。會議本來是要尋求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共同立場，可是在伊拉克代表宣稱共產主義是威脅世界和平的三大力量之一——另外兩個是「老殖民主義」和「猶太帝國主義」——時，會議有轉向攻擊共產主義的危險。他聲稱「一種新型的殖民主義是由共產黨造成的」。其他人發言也順著他起的話頭講。巴基斯坦總理說，正當老殖民主義走下坡路的時候，新獨立的亞非國家應該提防，不要給以推進解放運動為名，而實際上更加邪惡的帝國主義打開大門。菲列賓外長在發言中稱讚美國，並攻擊某些國家向只允許一黨專政的其他大國（指蘇聯）屈服。這是老殖民主義以最惡劣的形式再生，在他們那裏自由只不過是幻影。泰國王子對中國進行了正面攻擊。他擔心有三件事威脅到泰國的穩定：1、中國政府正在組織泰國北部邊境的中國雲南省的傣族人民，爭取他們信奉共產主義；2、泰國有300萬中國傣族人，他們持有雙重國籍，而他們對泰國的忠誠是有問題的，泰國東北還有50萬越南人，也是不可信任的；3、過去兩年內，越共的軍隊在開往老撾的路上兩次接近泰國邊境。這三個因素威脅著他的國家的穩定。此外，一些親西方的代表，例如土耳其的代表，還為他們同美國結盟辯解。[61]

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

周恩來不能對這些於中國不利的說法置之不理，但又恐加劇人們現有的疑懼、不信任和對中國的敵對情緒。那樣下去會妨礙會議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使之在爭吵中結束，而這些都不是中國所希望的。人們的眼睛都看著周恩來，看他如何應對，因為多數代表都認識到這關乎會議的結果。周的發言本來安排在同一天的晚些時候。這時他覺得原來準備的發言不能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他決定將那個發言稿在會上書面散發而不在會上講。吃午飯休會的時間，他匆匆草擬了一個新的發言，回答已經提出來的關於共產主義威脅的指責。他走上講臺，既不回避前面發言的人，也不同他們頂牛，他宣稱：「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撇開親西方的代表關於共產帝國主義的指責，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他宣稱中國代表團來到萬隆「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求同存異」的戰略成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實際基礎。他相信在這些國家間有求同的基礎，因為「亞非絕大多數國家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他說：「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瞭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畏懼、互相排斥和對立。」[62]

周的和解發言得到了會議發起國領導人和其他很多代表的支持。這就避免了無謂的爭論和糾纏，代表們在許多建議上達成協議，特別是在周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議的世界和平和合作的聲明上達成協議。

萬隆會議使周有充分的機會同一大批第三世界的領導人進行雙邊交流。他同埃及領導人納賽爾進行了深入的會談，同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就在印尼的持雙重國籍的中國人的地位問題進行了談判。他盡可能地會見與會代表，爭取使他們相信，中國還是一個窮國，要集中精力建設國家，不會去對其他國家搞什麽顛覆活動。會議結束時，臺灣問題提出來了。周的立場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是內政問題；他也借此機會，對美國發表了一個和解的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63]他以此表明，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是個國際問題，是可以討論的。

周認為萬隆會議强調了第三世界潛在的價值：第三世界是反對兩個超級大國使世界兩極化的堡壘。這樣，他就為日後中國對世界事務的分析提供了一個基礎，這種分析以1974年4月鄧小平在聯合國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達到頂峰。

萬隆會議後，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亞非國家增多了。作為繼續努力改善中國在國外的形象的一部分，周於1956年11月到1957年2月率代表團到柬埔寨、印度、緬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爾和錫蘭進行友好訪問。他的目的是說服這些國家的領導相信北京在這個地區的和平願望，中國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之上的。

不過，中國的鄰國還有一些顧慮不能釋懷：（1）沒有解決的邊界問題；（2）與某些國家有關的華人少數民族問題；（3）中國支持革命運動，這造成嚴重疑懼。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就特別擔心在他的國家裏華人搞顛覆活動。周設法解除他的恐懼，說中國的政策是鼓勵在柬華僑加入柬埔寨國籍。他承諾中共不會在華人社區裏鼓動革命。任何華人要參加共產黨只能在中國參加。柬埔寨籍的華人不會被吸收加入海外華人中很普遍的各種同鄉會及其類似的組織。[64]

在以亞洲傳統的儀式歡迎他的緬甸，周在同緬甸總理談話中重申他對緬的感情。周努力讓這些國家領導人放心，中國是真誠地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他的努力得到了積極的回應。他的外交攻勢不但成功地挫敗了美國要在亞洲創建一個有活力的軍事聯盟體系的計劃，而且也減少了1950年代這個地區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65]

在周訪問這些國家的時候，一個問題提出來了：中國官方不干涉別國內政的保證如何同它援助亞洲共產黨這個事實協調。周解釋說，中國政府一貫區分兩種情況，一是外交，一是具體國家的革命：前者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後者是內部事務。他重複毛的話，强調革命不能輸出。在任何國家都要依靠人民。他說，中共對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只」給予道義上的支持，中國政府不干涉他們的內政。[66]周的話不能使人信服。雖然他領導下的國務院不插手別國共產黨的事，中共中央聯絡部插手。中聯部是中共中央委員會下面的一個重要部門，它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參謀部合作處理與外國共產黨的關係和對它們援助的問題。

發展模式1953—1956

儘管朝鮮戰爭造成了損失，經濟還是在緩慢上升。控制住通貨膨脹是新政府最主要的成就。其對工農業生產的積極意義到1952年已很明顯：工人和農民的實際收入增加了。然而，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仍然是最窮的國家之一。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速度依然是中國領導人今後多年討論的一個主題。特別是，關於怎麽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成了思想意識爭論的一個熱點。

周恩來，解脫了軍事任務後，開始涉足他毫無經驗的城市和工業經濟學的問題。城市事務，或者說工業化，是制定政策優先考慮的問題。周相信，經過一段時間，通過雄心勃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實現高度集中的經濟，會把中國改造成一個繁榮的國家。但是由於他沒有什麽管理現代經濟的專業知識，他唯一能够學的工業化的榜樣就是蘇聯。在他領導下，陳雲為他的副手，成立了一個六人小組草擬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任務是要為工業化打下基礎。但是他們需要「蘇聯老大哥」在物質上和專業知識上都給予幫助。1952年8月，周率領一個一百多人的代表團到莫斯科去同蘇聯政府談判以達成一個經濟技術協定。代表團成員包括政府官員、經濟學家和各方面的專家。他深知這些幹部會幹革命，但是卻不一定懂得搞經濟計劃。因此，他決定那些將要負責計劃實施的人要在莫斯科接受基本訓練。此外，在他同蘇聯就協定的主要原則問題談妥了以後，談判小組留下來落實細節問題。[67]

8月20日周同斯大林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草案强調發展重工業，中國領導認為重工業是現代工業和强大國防的基礎。總的工業增長指標是年均20%，農業為8.9%。

為了實現這個指標，周、陳和其他人列了一個單子，在今後五年裏要建設151個工業企業。這不僅需要蘇聯提供物質和技術援助，還要蘇聯幫助培訓中國工人和專家。周還單列了軍事工業的具體要求。他要求蘇聯幫助生產飛機、大炮、坦克、雷達設備，以及轎車。周告訴斯大林，在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每打一發炮彈，美國人打9發。

周和斯大林的討論顯然不是平等的。斯大林扮演著知識淵博的老師的角色，指出周的計劃中的缺點。他批評中國計劃沒有提出誤差率，沒有將軍事開支考慮到年均增長率裏。按照斯大林的說法，誤差率是必需的，可以調節影響總的增長率的不可預見的因素。因為軍事購置有賴於工業發展，斯大林建議將軍費歸併到總的計劃中去。斯大林還要求中國政府將其要蘇聯提供的項目列一詳細清單。

斯大林說：「比如說，1953年我們提供10–15個師的武器，我們需要知道完成這項訂單要多少鋼和其他材料。同一年，1953年，我們還必須給民用部門提供一定數量的設備。這也必須計算到。軍品和民品兩個數目相加才能決定我們能不能够提供需要的總量。每年的計劃都得這麽做。也許我們的中國同志以為這些武器就放在某地的倉庫裏。不是的，必須生產出來。」

周很尊敬地承認中國的計劃制定者們缺乏專業知識，他們是很難想像到總體的情況。為了證明年增長率定為20%是正確的，他解釋說，解放後頭三年對中國經濟的潛力估計不足。中國計劃者準備在民用工業上花77億盧布，軍事工業上花45億盧布。周問道：毛主席想知道，這個比例是否合適？斯大林認為這「很不平衡」。在周對他談了中國計劃的軍事開支的詳細情況後，斯大林很快又否定了他前面的判斷。1950年，朝鮮戰爭花掉了國家預算開支的44%。1951年，軍費開支進一步增加達到52%。隨著1952年停戰談判開始，軍費降至27.9%。周考慮五年計劃中每年的軍事工業投資佔工業總投資的12–13%。斯大林最後信服了，認為這個比例是合適的。談判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各個方面需要的蘇聯專家。周說從1953年起，中國還需要以下各種專家：財政金融和經濟專家190人，軍事專家417人，醫生和醫輔教學人員140人。軍事工業需要的專家數目尚在研究中。斯大林對這些要求未與肯定答復。他說，蘇聯會派專家去中國，但是，能派去多少人現在還很難說。

然後討論轉向蘇聯給中國提供貨物和服務的資金問題。關於中國對蘇聯的貿易逆差，周提出三種解決辦法：（1）增加中國對蘇聯的出口；中國可以提供牲畜、皮革、毛皮、羊毛、絲綢、礦產、大豆、油脂和茶葉；（2）以外匯支付；或者（3）貸款。他問斯大林這三種辦法哪一種最合適。斯大林說，也許這三種辦法都得用。他對天然橡膠最感興趣，準備一年進口15，000到20，000噸。此外，斯大林希望增加鉛、鎢、錫、和銻的供應。這還不够支付蘇聯供貨和服務的價款，於是周要求貸款40億盧布。斯大林仍然不作承諾。他說蘇聯願意貸款，但是40億的數目太大。最後達成的協議規定，今後八個月內，蘇聯將幫助中國興建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所列的150個工業企業，其中44個軍工企業、20個冶金公司、7個化工廠、24個機械加工廠、52個能源企業，以及3個輕工業工廠。蘇聯同意給的貸款數量是5億盧布。

周在蘇期間，還簽訂了一批其他的協議。中國政府延長了蘇聯使用旅順港的時間，同時蘇聯政府將長春鐵路的管理移交中國，並同意在中國和蒙古間新建一條鐵路，這將便於兩國間的貨物運輸。他們還簽訂了一項橡膠生產技術合作協議。

9月22日，周恩來和陳雲回到北京，留下李富春和代表團其他一百多名成員重新起草五年計劃並與蘇聯相關部門共同落實協議細節。[68]

在蘇聯期間，周恩來和鄧穎超看望在莫斯科學習的烈士遺孤，並同他們合影留念。前排左起爲張芝明（張太雷之子）、趙令超、趙施格（趙世炎之長子和次子）、後排左二爲郭志成（郭亮之子）。

高崗事件

「新中國」建設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創建一個在經濟上有活力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中國領導人今後幾十年主要考慮的問題。在什麽樣的經濟模式最能使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前題下，共產黨政府於1953年發生第一次重要的政治危機。這個危機轉而對劉少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周恩來的政治地位形成嚴重挑戰。

本來，1945年形成的權力結構已經把毛澤東置於政治層級的最高點，劉少奇是第二位的，接下來是周恩來、朱德和任弼時。任弼時1950年去世後，陳雲接替他的角色。這個權力結構是建立在毛劉聯盟的基礎之上，有利於毛掌舵。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五大領袖的架構未變。他們組成政治局的書記處，是當時中共的領導機構。毛在權力的巔峰掌握著黨、軍、和政府，同時劉少奇和周恩來分別管理著黨和政府系統。在中央領導之下，全國分成了五個區，每個區有一位領導負責，全面掌握著該區的黨、軍和行政事務。這五個權勢人物就是高崗（東北）、饒漱石（華東）、林彪（華中，後來改名為中南）、彭德懷（西北）、和鄧小平（西南）。

1952年，中央行政機構中有一些重要變動。這些變動看似要限制周恩來的權力。1952年中，毛把彭德懷從朝鮮召回，讓他負責中央軍委的工作，而那以前是周負責。從那時起，周就要集中關注政務院的工作。隨著行政部門擴大和經濟發展，政務院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過了些時候，毛又對周的國務工作表示不滿意。是什麽引起毛的不滿並不清楚，但是他抱怨政務院工作「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1952年底和1953年初，毛對中央的黨、政系統人事作了調整。他把地方上的一些領導人，包括高崗、饒漱石和鄧小平，調到北京，在中央擔任重要職務。其中最重要的是高崗被任命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並通過改組把原來在周恩來政務院管轄下的8個部轉到國家計劃委員會屬下。這樣毛就建立了一個同政務院同級、獨立於總理權限外，並負責當時國家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的「經濟內閣」。致力於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周，現在卻被排除在執行五年計劃的任務之外。他雖然仍是中央第三號人物，他的地位卻大大削弱了。[69]

周恩來被削權後，高崗和劉少奇之間又在意識形態和根本政策上發生分歧，導致高層領導中的權力之爭，問題複雜化。高崗其人能力强、野心大，而且好色。作為陝北紅軍和紅色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他給經過長征的毛的隊伍提供了駐地。1945年他成為政治局委員，1949年並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真正掌權的基地在東北。東北不但是傳統的工業中心，朝鮮戰爭中還是重要的戰略後方。

高調到北京，黨中央對他也就好控制了；同時，他自己則因此想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認為他自己是主要領導，除了毛就是他。這意味著要搞掉劉和周。他借一些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和速度問題反對劉和周。他的想法還得到了毛的支持。但是他主要的意見是對於黨的領導人在政府高級職務的任命上，而不是對軍隊領導有意見。他說軍隊打了長達22年的仗，保住了黨並且實現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他認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勝利主要靠軍隊，對這個事實過去認識不够，造成了軍隊在政府的代表不充分。他還說，劉少奇有領導白區地下黨和工人運動的經驗，這並不能彌補他軍隊工作時間短的不足。因此1945年黨的七大和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不應該把他和他那一夥人提到高層領導崗位上。[70]

高崗反對黨和政府高級職位的分配，至少部分產生於他和劉少奇之間的政治分歧。這種分歧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表現出來。中共中央在1953年夏召開財經工作會議評估前四年的財經工作。由於毛本人幾次表示支持高崗的一些政治觀點，饒漱石，時任中央組織部長，大力支持高崗。於是，高崗在會上鼓動反對劉少奇。他說劉少奇政治上不成熟。他還以為周失去了毛的信任。可能是他自己想當總理。會一開完，他就到華東華南各省同軍方領導人，如朱德、彭德懷和林彪，討論這件事。後來，據說還得到他們的支持。[71]但是當他要拉攏其他中央領導人，如鄧小平和陳雲的時候，就不成功了。他們向毛報告了高崗的活動。[72]

高崗和他的支持者們低估了毛劉聯盟的强度。如果高崗以為毛——儘管在某些問題上同劉不一致，對周處理政務的方法有所不滿——會支持他除掉劉和周的打算，那他對毛的判斷就大錯了。毫無疑問劉和周都會調整自己的看法去同毛保持一致，而且那個時候毛還是比較能够容忍不同意見的。他對延安整風以來黨的團結是滿意的，他也無意改變1945年黨代會上建立的權力結構。事實上，他對高崗在他正領導國家從「新民主主義」階段走向社會主義的時候要搞翻船很惱火。如果說他在某些政策問題上同劉和周有不同意見，他同高崗過分誇大軍隊在革命進程中的作用，分歧更大。毛更强調任何時候都是「黨指揮槍」。[73]如果高崗的觀點佔了上風，那麽中共的歷史就要重新評價，結果將導致重新評估在延安所作的中國共產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黨中央委員會通過的這個決議，確認了毛對黨史進程的看法和毛在黨領導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1953年12月，毛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高崗的問題。他的立場很清楚，他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刮陽風，燒明火。一個是別人為首，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他譴責高崗搞「反黨聯盟」，[74]從而宣布了他的政治死刑。

1954年2月，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進一步處理了這個問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其他人指責高、饒和他們的支持者組織聯盟，企圖分裂黨。2月中旬，周恩來主持會議處理高崗問題。他駁斥高崗的所謂黨和軍隊的關係的理論，重申毛的理論：「任何時候都不允許槍指揮黨」。他批評高崗的宗派主義活動，以及他散布「謠言」攻擊劉少奇和其他領導人。周說，他的目的在於製造分歧以篡奪黨和國家的權力。最後，他譴責高生活腐化。批判得非常厲害，高崗在1954年自殺，那是在1955年他被正式開除出黨以前。饒漱石也被清洗。他一直被監禁到1975年，死於獄中。[75]

反「冒進」

周在外交上的成就使他贏得了一個美譽：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優雅幹練的代表。在國內事務上，高崗落馬也大大改善了周的政治地位，因為國家計劃委員會此後由李富春負責，並且由一個獨立的「經濟內閣」變成國務院領導下的一個機構。周和李在工業化方面密切合作，同時也與分別領導著財政經濟委員會和國家建設委員會的陳雲和薄一波保持著良好的工作關係。但是領導層裏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式和速度上的分歧意見再次表面化。人們普遍認為改造農業，以及城市個體手工業由私營轉為集體經營需要三個五年計劃，即15年的時間。私營工商業的國有化也需要那麽長的時間，而且在最終實現國有化以前要有一段國有和私有合營的時間。

然而，毛對於他的同事們所計劃的經濟進步的速度越來越不滿意。1955年7月，他說他們簡直「就像小腳女人走路」。他特別對負責農業的副總理鄧子恢不滿意，因為鄧子恢認為農業合作化應該有步驟地實現。周同意鄧子恢的意見，也提醒人們在農業問題上不可急躁。但是毛說謹慎等於是讓右傾保守主義思想佔上風。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委員會，包括周恩來，接受了毛的決定要加速農業集體化。[76]

1955年底，全國63.3%的農戶都已參加合作社，到1956年11月這個數字上升到96%。志滿意得的領導宣布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15年計劃4年就完成了。[77]這促使毛下決心在其他方面也要用同樣的方法。結果手工業、工業和商業也開始造勢。毛、周、陳雲、陳毅，以及其他領導人分別同私營工商業代表談話，敦促他們接受改造。在政府的强大壓力下，大多數工商業主立刻就同意了。到1956年底，99%的私營工業和82%的私營商業建立了公私合營制度。手工業也一樣，到1956年底，92%的手工業工人都參加了手工業合作社。[78]

私營部門的迅速改造使得毛以為加速工業化也是可能的。已於1955年10月批准的國民經濟1956年度計劃被修改，各主要部門的指標大大提高。這一政策的直接後果就是國營工業的就業迅速增加了230萬人，預算赤字達30億元。不僅如此，凡不是工業化和基礎建設直接需要的產品普遍發生供應短缺。

周很清楚毛是要加速工業化。但是他深信計劃的15年工業化的進程更為現實，而且他也擔心新政策可能造成經濟過熱的負面影響。他顯然進退兩難，好幾次他既要表示注意到毛的主張，同時又警告人們不要脫離現實，「定出盲目冒進的計劃」，他並且號召修改膨脹的計劃指標。1956年2月，他提醒國務院各部不要走得太快。「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很危險。」[79]兩天後，在主持一個討論1956年度國民經濟計劃的會上，他要削減，而不是提高一些重要項目的年度增長率，如基礎建設投資以及鋼鐵、煤炭、糧食和棉花。4月他視察了東北和北方地區，瞭解了鋼鐵生產的前景。回來時他相信，即使在鋼鐵工業已經有幾十年歷史的地區，也沒有持續加速的經濟基礎。問題不限於資金、建築材料、機械設備的不足和普遍的管理不善，還有生產出來的產品主要是完成產量指標而忽視質量的問題。周在國務院和政治局的會上建議削減政府開支，降低基本建設投資，並削減生產指標。他雖能說服他的同事們，但是他們誰也不敢公然反對毛的意見。政治局通過毛的原則：經濟上「反對保守主義」，同時也通過了周的「反對急躁」的主張。《人民日報》起草了一篇社論，强調在經濟活動中要謹慎，要「反冒進」。這篇社論草稿報送毛審批，毛後來說他沒看就退回了。[80]

周恩來和毛澤東討論工作

周和陳雲、李先念、薄一波開始修改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降低主要農產品和工業產品的生產指標，削減開支。在經濟計劃的重要段落也删去了毛贊成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1956年9月，周在向中共八大所做的報告中强調，經濟政策的指導方針應該是合理的增長速度和現實的指標同均衡有比例的發展相結合。如果不考慮國家的人力和物力資源，訂出來的計劃是行不通的。11月，周又在中共八屆中央全會上進一步提出，完成中國的工業化不止需要15年，如果經濟各部門不能實現適當的平衡——就需要放慢重工業的增長，中國工業化就不能完成。[81]

毛雖然不滿意周的這些意見，卻沒有馬上干預經濟事務。1956年，他主要考慮中共八大，蘇共二十大及其譴責斯大林，以及隨後發生在匈牙利和波蘭的共運危機。1957年他提出百花齊放，引起對黨的政策的嚴重批評。許多知識分子，其中很多知名的黨外人士，支持周處理經濟問題的謹慎態度，而不贊成領導「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地追求經濟發展，造成成本過高和浪費巨大。但是10月，毛開始批評削減生產指標的政策，理由是這損害了「促進進步」所必需有的革命精神，卻促進了「資產階級右派反對」社會主義。毛說，主張反冒進的那些人「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82]這些說法使得整個政治氣氛為之一變。沒有人再公開批評經濟工作中的冒進了，官方報刊中又譴責起右傾保守主義來了。毛在莫斯科參加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40周年的活動，他對蘇聯發射人造衛星、聲稱要在15年內趕超美國很感興趣。於是，他表示中國要在15年內趕上英國。不久以後，他在廣西省的南寧開了一次會，專門批判「經濟保守主義」。他說，「反冒進」已經成了一個政治問題，「今後不要再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在這次會上，他說，他沒有看過《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的社論。該社論發表前政治局曾經上報給他審批。他對著聽眾問：「我為什麽要看直接反對我的東西呢？」然後他下令把這篇社論、李先念對人代會報告中關於反冒進的一段話、以及周做的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報告的節錄，發下去作為反面教材，因為這些都是强調做經濟計劃和社會主義化要取謹慎態度。[83]地方領導人如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和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因鼓動加速社會主義建設而受到表揚。毛澤東非常欣賞柯慶施上報的題為「乘風破浪，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上海」的報告。這個報告裏充斥著高指標和豪言壯語，毛指示讓各大報予以轉載。然後毛當著許多人的面，手裏揮著這個報告，問周：「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答道他不能。羞辱還沒到此為止。毛繼續說：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重要基地。只有有著强烈的建設社會主義理想的人才能寫出這樣的好文章。他又對周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周一般能應付任何尷尬的場面，但這時也不知所措，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在會上，他承認自己犯了反「冒進」的錯誤。他檢討說：反冒進是一個「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這個錯誤之所以產生，是由於沒有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生產關係變革後必然出現經濟躍進的發展。他也為把許多個別現象誇大成為一般現象或者主要現象承擔全部責任。他說他貫徹的是一條「與（毛）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

然而毛對周的自我批評還不滿意。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他又多次講話批評一切要遏制冒進的想法，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他再次指責周反冒進給群眾的積極性潑了冷水，鼓勵了右派分子向黨進攻。周又一次以自我批評來應對——不管這會怎樣使他難堪。不過他有所猶豫，沒有馬上就做檢討。3月19日他做了一個外交政策報告。3月23日他向會議吹風，談在長江上修建三峽大壩的工程，他是工程的負責人。最後，3月25日，他就他的經濟政策再次作檢討。他說，他沒有貫徹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而是搞了少、慢、差、費。正是由於毛主席的教導，他才最後認識到自己的錯誤。[84]

周和國務院支持他的觀點的其他人所面臨的兩難是，在毛一而再、再而三地公開批判反冒進的情況下，他們無法為他們的立場辯護。他們都已接受毛為最高領袖，在毛確定了政治路線以後，就沒有什麽政治討論的餘地了。在同毛單獨談話的時候，周再次檢討他的「錯誤」並明確表示接受毛的批評。但是，毛還是不滿意。他已經決心再搞一個有他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高潮，叫做「大躍進」。他要通過大躍進發動群眾——以大鬧天宮的精神，赤手空拳地實現農業和工業生產的大增長。他既要搞這麽一個大規模的運動，當然不能容忍領導層裏有其他的想法。毛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更大範圍內讓周檢討，以便貫徹他的意圖。以前只有中央和省的領導人聽到過周的檢討，黨的代表大會上聽眾更多。

對於周來說，讓他在上千人的黨代表大會上再次做自我批評是羞辱。許多年以後，曾經為周草擬過很多官方聲明的他的政治秘書范若愚，回憶當時周準備檢討時的痛苦心情。已經是午夜了，他和范開始寫檢討的稿子。周本來是想口授，由范筆錄。但是一向口若懸河的總理，這回口授時卻斷斷續續，有時望著天花板，好幾分鐘過去也講不下去。顯然，他並不相信他自己的政治觀點錯了，難以形成一個同他內心信仰相矛盾的檢討。最後，范建議周再想想，他先走了。兩個小時後，鄧穎超到范的辦公室來告訴他說，總理在呆呆地望著牆壁。他們一起去說服總理，讓他把總的想法告訴范，由范來代他寫。[85]

周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檢討是一個重要事件。這達到了毛的目的，不僅羞辱了在核心政策問題上發表了不同意見的總理，更强調了毛自己的意見和他作為至高無上的領袖的地位。周的發言開始歌頌毛召開這個動員大躍進的會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他說「中國已進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時代⋯⋯國民經濟建設所創造的奇迹」使他相信，「毛主席的建設路線的正確」，和「反『冒進』錯誤的嚴重」。他說他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人」。他建議對有關錯誤進行仔細分析以吸取教訓。他還說有兩條對立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毛的正確路線强調快速發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和他自己的相反的路線。他深悔自己沒有認識到建設社會主義可以達到那樣的規模和速度。周說，他形成了「冒進」這個概念，沒有認識到它的有害的後果。他說他感謝毛的正確領導和及時糾正。不然，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所有認真的檢討都必須有這麽一部分分析政治錯誤的思想根源。因此周指責自己「在多數問題上表現為經驗主義，在某些問題上表現為教條主義」，這是他錯誤估計政治形勢的主要原因。他在最後强調「學習毛主席」的必要性。他說：「我所犯的錯誤就足以證明」「離開或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或者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思想分不開的。」[86]

毛不僅是要周做這樣認錯的發言，其他領導人如陳雲、李先念和薄一波也得在會上正式表示他們深悔曾經反對過毛的快速工業化的意見。結果這個八大二次會議就開成了宣誓大會，代表全黨要在經濟上「7年超英（而不是原來說的15年），再加8年趕美」。毛號召全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說、敢幹」。為此，全場起立，熱烈歡呼。

毛對黨的操縱起作用了。領導人，本來是不同意他的，摒棄他們比較實際的信念，表示擁護他。這就進一步加强了毛的地位，大大發展了對毛的個人崇拜。周恩來雖然當眾做了檢討，但是對事態的轉折深感不安。傳說毛有以柯慶施代替他的總理職務的考慮，於是他提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他「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但是毛，即使有過解除他職務的想法也已改變主意，6月9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確認周繼續擔任總理。[87]

知識分子和思想改造

人民共和國早期，對於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是有意見分歧的。周花了很大的努力要團結中國的能人進行經濟和社會建設，可是他的努力因為其他許多領導人對知識分子的深刻的不信任而受到影響。1950年代初，知識分子人數不多。知識分子是一個寬泛的概念，革命年代用以區別受過一些教育的黨員和幹部和沒有上過學的工農幹部。1949年以後，它的內涵擴大到包括各個層次的學者、教授、作家、藝術家、和各級教師、醫生、工程師、新聞記者和職員。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們所受的教育既有中國的傳統教育，也有一些西方文化的成分。屬於這個範疇的大約有2百萬人，佔當時中國5億4千萬人口的0.37%。[88]過去由於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主要同地主和資產階級聯繫多，共產黨不信任他們，認為他們對共產主義事業是異己的力量。黨的領導堅信，他們必須首先進行思想改造，方能成為對建設社會主義有用的人。

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發動了一場思想改造運動。這個時機的選擇正是要消除親美的情緒，據說許多知識分子有這種情緒。這個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糾正「親美、恐美、崇美」的思想。

1951年秋天的9月29日，周恩來對北京和天津高等院校的一批教師發表講話，做思想改造運動的動員。他說：「我們知識分子，大多出身於封建家庭、資產階級家庭⋯⋯不能指望他們馬上就站到工人階級這邊。」周認為中國知識分子要成為新社會有用的人，必須為革命事業服務。因此不可避免地要經過思想改造，解決「立場問題」。向正確方向邁進的第一步，必須學習成為真正的愛國者。由此進步到人民立場。這之後才能達到最高的階段，即「工人階級立場」。他還對他的聽眾說：「工人階級立場不是那麽容易站穩的，需要長期地摸索、學習、鍛煉。」但是，他讓知識分子們相信，如果他們參加學習和革命實踐，到工廠和農村去瞭解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實現這個轉變是可能的。

他講了5個小時。結合他自己思想改造的經驗。他說，他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家庭，必然地影響到他的思想觀點。他的政治思想起初是民族主義的，或愛國思想，但是通過學習和實踐，他最後成了共產主義者。他强調批評和自我批評對思想改造很有幫助。[89]

思想改造有思想改造的方法。為提高思想覺悟要參加學習會，學習黨的文件或毛的著作。這樣的學習是要找出個人政治思想認識同工人階級的思想認識之間的差距。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後，要當眾進行自我批評，還要聽取別人的批評。

有時還要召開專門的會討論具體的態度問題。有的會是要批判支持美帝國主義的人。還有的會是批判傳統的儒家觀念，如忠、孝、中庸、仁和人性等。西方的自由民主觀念也在批判的重點之列。媒體宣傳上還貶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創作的著名的文藝作品。

在這些運動中，周恩來是比較被動的。不過，他還是附和了毛對梁漱溟的批判。梁漱溟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倫理學家和政治家，是中國民主同盟的領導人之一。抗戰勝利後他曾經為調解國民黨政府同中共的關係作過很大努力。作為調解人，他以不偏不倚而著稱。作為個人，人們都知道他坦率、真誠，但是也很固執。毛和周都瞭解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他雖然謝絕進政府任職，但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之一。

1953年9月，因為中國農民的生活困苦問題，梁漱溟捲入一場同毛澤東的公開爭論。梁說，「解放」後中國農民仍然很窮苦。農村的幹部數量少質量差。他强調工人和農民生活差別太大，工人在九天之上，而農民在九天之下。他的結論是中共忽視農民的窮困是不適當的。

青年時期的梁漱溟

毛不同意梁的估計，指責他反對黨的政策。可是，梁並不屈服，卻對毛的意見提出異議。這樣公開的挑戰毛的權威，毛不能容忍。[90]

周站出來批判梁。9月17日他發表長篇講話，說梁漱溟各個階段的歷史都充滿著政治錯誤。說他年輕時信奉孔子；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學以搞印度哲學開始其學術生涯；抗戰前，他宣傳只有促進農村教育才能救中國的思想。他一貫聲稱通過改良來改變社會，而不能通過階級鬥爭。戰後，調解國共兩黨的關係，他裝作不偏不倚，但是在關鍵時刻他是支持國民黨的政策的。周的講話中，梁漱溟一生中的重要事件都被說成了是他反動立場和敵視共產黨的證據。

毛一再打斷周的發言，對梁漱溟極盡挖苦譏諷之能事。這個具有無上權威的主席氣得在一個發表了一點意見的毫無權力的知識分子面前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毛指責梁「不識羞耻」、「是野心家，僞君子」、「是不可信任的」、「是用筆殺人」。[91]

不知道周的這個講話是出於他自己的主動，還是受命於毛所為。不管出於什麽動機，都改變不了他出賣朋友以取悅於毛的事實。雖然梁的命是保住了，但是他不被信任，只被羞辱，被「當成中國還存在的頑固的反動派的活標本」。他的著作在公眾生活裏消失了。一直到了1980年代他的作品才又被看成中國文獻中的瑰寶。

1955年官方對知識分子的政治迫害暫時停頓了一下。在知識分子中進行思想改造和鎮壓反革命運動，要麽把發表過反對黨的政策的意見的人鎮壓了，要麽就是改造了。不可能知道究竟多少人是真的經過思想改造改變了世界觀。但是絕大多數人經過這些運動明白了一點：如果不想惹出政治問題，有些話可以公開說，有些話只能藏在自己心裏。

由於領導上又覺得中國的發展需要技術上的能人，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的問題又提上了政治局的日程，成立了一個以周為首的委員會研究全國知識分子的情況。

委員會發現經過6年，中國知識分子人數從200萬增加到500萬，主要是1950年代前一半的高等院校、中等技校的畢業生。這一批人中間，有2％，約10萬人，被認為是高級知識分子。委員會估計他們中40％的人政治上「是進步的，是真心擁護黨的」，另有40％的人是「中間派」，政治上不積極。其餘的人分兩類：有一半是「落後分子」「思想上反對社會主義」；另一半是「反革命」和「壞分子」，都是敵視新政權的。[92]這個對知識分子政治態度的分析是中共就知識分子參加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做出決策的基礎。

委員會還觀察到，有些知識分子沒有人盡其用，主要是由於工作分配不當，往往學非所用。對知識分子不信任導致一些荒唐的做法，禁止工程師和技術員進工廠，或者剝奪他們獲得對他們工作至關重要的信息的權利。有的人被放在領導崗位上，卻沒有幹工作所必需的權力。還有一些人參加政治學習會和非生產性政治會議的時間過多。

1956年1月，周對黨和政府的高級幹部有一次講話談了這些問題，他强調知識分子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說社會主義建設「還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的積極勞動」，「我們現在所進行的各項建設，正在愈來愈多地需要知識分子參加」。為了充分動員知識分子，發揮他們的潛力，他號召各級黨和政府各部門「改善對他們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能够發揮他們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他也要求各級黨的領導「應該對於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瞭解，給他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們能够積極地進行工作」。他還提出「應該給知識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93]

許多知識分子長期以來苦於被認為有異心，對工人階級沒有用，聽說周有這個講話都很高興，知道他們被接受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周的講話給他們的印象是國家和工人階級需要他們。雖然他們仍要思想改造，他們的處境似乎有所好轉。毛發表百花齊放的講話後，情況似乎進一步改善。百花齊放的精神給文化活動開創了一個空前自由的氣氛。知識分子覺得好像可以比較自由地呼吸了。1957年，黨號召他們「幫助黨整風」，「幫助黨克服缺點」，許多人都積極地誠懇地響應號召。對於他們許多人，幾個月以後緊接著來的「反右派」運動簡直就是晴天霹靂。50多萬知識分子被指控為向黨進攻，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帽子。1957年和1958年，這樣的「人民的敵人」被送到各地勞動改造。周過去改善知識分子境況的努力成了「右傾」。周又執行毛的壓迫知識分子的政策。

大躍進

批判經濟上實事求是，給它貼上「反冒進」和「右傾」的標籤，這成了大躍進的思想基礎。這就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決裂，1958年3月毛在成都會議上明確表示了這種決裂，他警告盲目抄襲蘇聯的「教條主義和迷信」。他說雖然人民共和國早期必須學習蘇聯的榜樣，現在中國要走自己的經濟之路，爭取更大的成就。毛的說法是「在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指引下，一定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多、快、好、省的經濟成果」。

總路線首先追求的是速度。官方的說法是，速度是總路線的「關鍵」，總路線的「靈魂」。[94]除了毛，其他許多領導人也以為，如果「把人民群眾對總路線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中國經濟就可以跳躍式地發展。鋼和糧食產量被視為經濟進步的關鍵指標。在擬定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時，周建議鋼產量在五年內應翻一番多，糧食產量在1957年到1962年間應從18，500萬噸提高到25，000萬噸。[95]事實上，他自己也覺得這些估計過分樂觀，但是有些領導人認為還可以實現更多。1958年春，指標又幾次修改提高。中央計劃部門和地區搞經濟計劃的人競相提高指標。譬如，李富春拿出的數字比周恩來對生產可能性的估計高好幾倍，而王鶴壽，冶金工業部部長，表示確信1958年的鋼產量應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計劃於1962年才達到的1，100萬噸的水平。毛顯然很受這些數字的誘惑。1958年6月22日，毛在批復薄一波的「彙報提要」時寫道：「趕超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96]這些指標被正式接受，周原來的計劃被取消。周從來沒有袒露過他對這些數字心裏有什麽想法，但是可以想像他是很有保留的。但毛既然已經宣布了他的決定，和經常發生的情況那樣，黨紀和周自己政治生存的直覺使得他附和毛的烏托邦的願望。

1958年頭8個月，實際生產出來的鋼只有400萬噸，而這一年的計劃指標超過1000萬噸。這本來該使領導人清醒點了。可是，陳雲在政治局會議上說，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對中國完成計劃指標沒有信心。這使中國領導人十分氣憤，民族自尊心趨使人們支持毛的烏托邦。毛則相信發動群眾可以創造奇迹，而不考慮調整當年的計劃指標。在毛的號召下，九千萬人被發動到山上砍伐林木作燃料，赤手空拳挖煤採礦，尋找鐵礦石，一夜之間全國出現一百多萬個庭院小高爐。許多人受到官方宣傳的鼓動和感染，把一千年以前老祖宗的煉鐵辦法都用上了。面對這些，周的心情很複雜。公開講話裏，他不得不歌頌「大好形勢」，可是私下裏他疑慮重重。他看到河南省的一個報告，說有一個縣到年底能生產一百萬噸生鐵，於是，他就問一位冶金專家對此有什麽意見。這位專家告訴他，生產一噸生鐵需要十多噸原料（鐵礦石、煤、焦炭、石灰石等等）。那個縣不出產這些原料，它也沒有條件把這些原料從別的地方運到生產現場。周派了他的一個秘書到那個縣去取一塊小高爐煉出來的生鐵樣品。周看到秘書帶回來的東西「根本不是鐵」。秘書對總理說，他看到農民在山上找黑色的石頭，以為那就是鐵礦石。無論已經正式發動起來的運動怎樣荒唐，周無法叫停，他只有派大學裏化工系的學生到農村去幫助農民。可是對一個幾千萬人參加的大運動，派去13，000名大學生是無濟於事的。[97]大煉鋼鐵勞民傷財。不僅如此，還造成對生態環境大面積的嚴重破壞。不知道有多少樹木被砍掉，燒掉了。很多地方成了荒山禿嶺。

毛還有在農業方面的烏托邦。在他號召下，農業的產量指標也一再修改。周原來建議的到1962年生產25，000萬噸糧食開始被改為35，000萬噸。過了幾個月就改成了75，000萬噸。但是毛和其他領導人卻對完成這個指標很有信心，還問：「糧食多了吃不了，怎麽辦？」[98]

與這種樂觀的估計同時來到的是農業社會主義化運動高潮。當時農村的74萬個合作社被合併成了26，000個人民公社。毛和黨中央大力鼓勵這樣急速的轉變，以為「人民公社是建設社會主義和向共產主義過渡最好的組織形式」。這樣大的變化僅僅在1958年夏天的幾個月裏就實現了。在這個過程中，人力、土地、畜力、農具和現金等資源一概無償地調動。

這個政策導致災難性的後果。農民很快發現公社搞的是過分集中，是平均主義，受不了。不許農民在自己家裏做飯，他們的積極性從而大大降低。他們家裏的炊具，有些是大煉鋼鐵時放到爐子裏熔化了，有的被沒收到公共食堂裏去了。而且他們也被剝奪了農具和自留地。這對農業生產力造成的負面影響非常嚴重。地方幹部為想超額完成產量，積極性還特別高，這使得問題更加惡化。他們普遍命令農民超常密植，以為這樣可以使糧食產量增加許多倍，結果完全落空。這一切荒唐的行徑，不但沒有實現毛的目標，反而導致大躍進的失敗。

很快就出現資金、原料供應、食品、日用必需品的供應極度緊張。1958年11月，毛不得不開始重新考慮他的宏偉的經濟計劃了。1959年頭幾個月，他召開了不少會議，鑒於大躍進造成的問題，1959年的經濟計劃指標降低了，採取措施讓地方幹部降溫，因為他們的積極性造成地方資源緊張。毛承認他自己也會犯錯誤，人們，包括他自己，需要制約自己的積極性。1959年6月在中南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說現在不是互相指責的時候，而是要從錯誤中總結教訓的時候。[99]

廬山會議

1959年7月，毛在江西省的廬山召開有中央和各省領導人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回顧前一年經濟計劃執行結果並總結經驗教訓。毛希望在這麽一個風景秀麗的地方開會，能讓與會的領導人放鬆心情，自由討論。毛希望這個「神仙會」有助於人們對形勢取得共識，在具體問題上能達成一致意見。

廬山會議時的情景

毛在發言中强調「去年一年成績很大」，「前途光明」，也提到還存在很多問題。他重申過去幾個月裏他講的各經濟部門必須搞好綜合平衡。在小範圍裏，他講得更深一些。雖然他一年前嚴厲批判了反「冒進」，他還是當著他的政治秘書胡喬木、李銳、田家英和其他一些人的面說，這次廬山會議「實質上就是反冒進」。他認為他自己就是「反冒進的頭子」，似乎忘記了幾個月以前，他就是「冒進的頭子」。[100]

周在會上發言的精神是為毛的新指示作證。7月6日周作了一個報告，順著毛的思路，他著重講了1958年的偉大成就。他指出毛制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絕對正確的。出現的缺點不是總路線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生產指標定得太高了，經濟各部門間的不平衡發展了。另外一個錯誤是給地方下放了過多的權力。後來在會上做的發言中，他比較多地談具體問題，例如，預算赤字巨大，主要原材料嚴重短缺。[101]

彭德懷，國防部長，也是政治局委員，同周恩來的態度很相似。7月14日他在給毛的一封私人信裏說，大躍進中大多數問題的產生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他的意思是，人們過於積極，不現實地要躍進。[102]毛指示把這封信散發給與會者之後，產生了不同意見。有些領導人公開支持彭的意見，還有一些人表示不同意。周覺得這封信「沒有什麽」。

毛卻認為自己受到了嚴重的挑戰，發動了一場批判，猛烈打擊他所謂的「右派猖狂進攻」。他不接受彭德懷關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說法。他認為那實際上代表了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毛說遇到困難的時候，有些人堅決地同黨站在一起，而有些人卻動搖，還有些人則反對三面紅旗。[103]他轉身對周恩來說：「總理，上次你是反冒進，但是這一次你立場堅定。」這樣他就明確地把周和彭的態度區別開。他指責彭德懷是「資產階級動搖性」、「右傾機會主義」。

從批評「左」的錯誤到批判一個中國革命領導人「右傾」，這徹底改變了會議的精神。毛本來想要創造的緩和氣氛消失了，代之以要清洗彭德懷的緊張氣氛。毛發表了一個講話，列舉他同彭德懷在過去三十年裏的分歧。林彪指責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僞君子」。周一改他的態度也跟著批判。現在他說彭的信是「站在右傾立場」「對總路線進攻」。他說，彭思想上是「個人英雄主義，以犯上為榮」。告誡彭要「馴服」，應該進行「徹底的思想意識改造」。

8月4日，隨著對彭德懷批判明顯升級，周也提高了他對彭批判的調子。他說彭的信是別有用心、有計劃、有準備地向黨、向總路線、向毛主席進攻。他說彭是「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代表」，全會的主要任務就是維護黨的總路線，反對任何分裂黨的企圖。[104]

8月16日廬山會議結束後，繼續在北京中央軍委批判彭和支持他的人。周也參加了批判。他集中談毛提出來的彭在過去三十年沒有同他有效地合作過。他把彭的軍旅生涯分成15個時期，一開頭就說彭早年參加黨就抱著投機的目的。入黨後，彭四次追隨錯誤的政治路線，「雖然他表面上支持毛主席」，實際上從遵義會議以後卻反對毛，一直到1959年要公開篡奪黨和軍隊的權力。周說彭一共只同毛合作了十年，其他的時候都不合作。他進一步指出彭是高崗反黨集團的漏網分子。這些都證明彭是個隱藏在黨內幾十年的「野心家、陰謀家和僞君子」。這個事件又一次表明，周不僅站在毛的一邊表示自己正確，而且還為毛的個人崇拜做了貢獻。當時毛在大躍進失敗的情況下，正需要加强對他的個人崇拜。

中央委員會正式通過決議，指責彭德懷和支持他的人是一個反黨集團。他們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被撤銷職務。黨內開展了大規模的批判運動，360萬幹部受到審查，很多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05]批判彭德懷的主要後果是繼續大躍進的政策，導致國家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主要農產品和畜產品急劇減產，造成糧食供應不足和一些地區發生饑荒。約有3，000萬人湧入城市，進了國營工廠。他們本來是糧食的生產者現在成了糧食的消費者。基礎建設膨脹導致和其他經濟部門的發展嚴重地不平衡，使得住房、學校、醫院，和提供生活必需品的輕工業都受到損害。[106]

走向災難之路

毛對周的比較溫和的經濟政策的批判為大躍進鋪平了道路。但是當「躍進」政策的災難性後果暴露之後，還是周來修補已經造成的損失。到了1960年，農業的危機已經到了不容再忽視的程度。周很清楚，但是毛不改變經濟方向他還不能提出補救的辦法。可是毛就是不讓改變。清洗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以及隨後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給所有要改善經濟情況的想法籠罩了陰影。

在大躍進錯誤的實驗之後，糧食嚴重短缺，很多地方發生饑荒。全國各地缺糧的報告從四面八方集中到國務院。1960年5月，周得知天津、上海，甚至首都，這樣的大城市糧食庫存已經低到臨界點。[107]

農村的情況更糟。例如甘肅省委報告，大批人已死於饑餓和浮腫。報告中說，災難的根子在政治上，是由平均主義、無償調撥物資（一平二調）和可怕的共產風造成的。[108]這清楚地表明，甘肅黨委認為災難是人民公社的集體化政策造成的。

甘肅省還有一個令人不安的關於紀律嚴明的人民解放軍的報告。駐甘肅省的一個試驗火箭發射的部隊將30公里長的防護林帶的樹葉抹得光光，將樹葉磨成粉，摻合在糧食裏充饑。周把這個情況告訴正在北京開會的各軍區司令員，要求他們給饑餓中的火箭部隊募集糧食。這可不是件易事，因為到處都存在同樣的問題。但是在周堅持下，他們給這個火箭基地運去了一車皮的糧食。[109]

一直到1960年6月，毛才終於承認大錯已經鑄成，應該改正。[110]毛承認失敗為調整政策開了路。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是改變的起點。指示信旨在結束農村過早地實行基本（人民公社）社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明確規定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相當於原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基礎，至少7年不變。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和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强農業生產第一線。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整風整社等。[111]過早地實行人民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對農村幹部和社員的瞎指揮，加之生產指標的浮誇和公共食堂的糧食浪費，都促成了農業遭受的嚴重破壞。這時毛要求所有黨員領導幹部到農村去調查。毛特別關心農民對他熱心支持的公共食堂的反映。

周是首先進行實地調查的領導人之一。1961年春，他花了好幾個星期走訪了河北省的一些農村。他召集農民開會討論他們的問題，可是沒有人敢發言。他一個一個地叫他們，他們卻不好意思。有的只是笑，說食堂很好。最後他終於化解了這個局面，鼓勵一個中年農民把他心中藏著的許多問題倒出來。這個農民說，在公共食堂，因為村幹部損公肥私，社員能吃到的東西越來越少。「這幾年生活困難多了」，他指著周說：「要這樣下去，你們也要餓死。」周問他：「為什麽？」農民說：「我們自己管自己，不賣糧食。你們從我們這裏什麽也買不到。你們就什麽也沒得吃。」周就幾天來的調查情況，向毛做電話彙報。提出人民公社的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解散食堂；社員不贊成吃飯不要錢（平均主義）；社員迫切要求恢復到人民公社以前高級社時評工記分的辦法，落實多勞多得的原則。壓力太大，公共食堂終於取消了。[112]

周想盡一切辦法解決饑荒問題。成立以周恩來為首，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習仲勳參加的瓜菜代領導小組，負責這一行動的具體指導。其任務就是鼓勵群眾尋找代食品，如小球藻等。也鼓勵城鎮居民在家種菜、養兔和養雞以補充糧食不足。[113]1961年初，糧食庫存更少。研究了各種解困辦法之後，周確定，不能再動用已到極限的糧食儲備。也不能增加從農村購糧，因為農村有些地區已經挨餓，連四川和黑龍江兩大傳統產糧區當年的供應也緊缺。城鎮居民的糧食定量已經減得很低，不能再減。莫斯科提出借給中國100萬噸小麥，但是，同蘇聯的關係已經大為惡化，周也拒絕考慮。同時，中國政府還要盡其國際主義義務，分別向阿爾巴尼亞和東德提供6萬噸和16萬噸糧食。為解燃眉之急，中共中央在1961年3月決定：從此4年內每年從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進口500萬噸糧食。就這樣仍然不够。1961年周到東北視察，發現這個地區的糧食非常缺，他終於接受蘇聯遠東提供的20萬噸糧食，後來以進口糧歸還。[114]

周採取的另一個措施是從產糧較多的省份儘量多調出一些糧食分配給比較窮的地區。國務院下屬的糧食部往往在富裕的省份遇到阻力，他們不願意拿出糧食給中央再分配，糧食部也沒辦法。於是，周要運用他的聰明技巧解決與此相關的各種緊迫而棘手的問題。糧食部的黨組書記陳國棟回憶周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陳和負責糧食分配的副部長每周要到中南海去好幾次，同周一起研究糧食問題。一般都是晚上去。他們仔細盤算每個月糧食的購進、銷售、運輸、分配和儲存。周非常仔細，核對所有的估計數字和計算，對任何可能引起疑問的細節都要問清楚。[115]任何細節都逃不過他的注意。一定要給他提供全國糧食狀況的最新、最準確的信息。為了監督糧食的流轉，他設計了一張糧食調撥圖表。他還自己用算盤核對報上來的數字。這使他能够糾正誇大的和虛假的糧食生產數字。有一回他的保健護士鄭淑雲問他：「像這些具體技術性工作，你不好讓別的同志幫你做一下嗎？」周從老花鏡上邊看了鄭淑雲一眼，後來把筆放下，摘下眼鏡，輕輕揉著疲勞的眼睛，嚴肅地說：「這可不是個小事，是個關係到億萬人民吃飯的問題。我不親自算一算，我怎麽能知道底細呢？」[116]

不光是缺糧，周還要處理煤炭供應不足的問題。煤炭是中國的主要能源。礦工要保證正常生產，就得有充足的營養。要保證煤的有效分配，還得有足够的火車運力。這些都不是小事。解決這個當務之急，國務院成立了一個由10人組成的煤炭小組，組長是谷牧。小組每天開會就煤炭的生產、分配和運輸進行研究，做出決定。周有一個秘書參加這個組，以便他及時瞭解這方面的情況。

在那危機的三年，周每天關心的問題還影響到他個人的生活。饑荒最嚴重的時候，1960年和1961年，他不吃肉也不吃蛋。經濟困難還牽涉到他的家人。他的侄兒周爾輝同他新婚的妻子到中南海來看他。新媳婦結婚後，從家鄉淮安調到北京，因為她丈夫在北京鋼鐵學院工作。當時國家政策是減少大城市人口。地方政府怎麽批准她調到首都來呢？周馬上想到這是因為她嫁給了總理的侄兒。周恩來堅持讓她回淮安。當時許多夫妻，因為專業的問題不得不兩地分居。這對年輕人不願分居，於是雙雙離開北京，到淮安安家。[117]

面對嚴酷的現實，連毛也清醒了。1961年1月，他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說，搞社會主義建設急了辦不成；要搞半個世紀，要搞幾年慢騰騰。[118]毛的態度改變了，這使得中央委員會可以「調整」工業政策，擱置大躍進方針。在周的主持下，調整主要是削減主要經濟部門的指標。向1961年8–9月間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提交的方案，建議1961年鋼鐵生要產指標由1，900萬噸減為850萬噸，1962年再減至750萬噸。毛在廬山會議期間心情很矛盾。8月23日，他在會上講話，告誡人們不要太樂觀，要準備還有「進一步的挫折」，然而他也警告人們不要悲觀，說「（我們犯了一些錯誤）沒什麽大不了。」還說，「我們已經到了谷底，只會往上走了。」[119]

毛承認有錯誤是少有的姿態，其中隱含著他對「大躍進」引起的政治動蕩感到很不安。他清楚地知道，伴隨著「躍進」政策從一開始就有的分歧在前幾年裏加深了，他擔心黨的團結。1961年底，農業顯現出恢復的迹象，工業也停止下降。毛覺得這是面對全黨全國人民的時候了。他破例召開一個有七千多人參加的大會，史稱七千人大會。這些人是來自中央機關、各大區、各省、各地區、各縣和許多工業企業的中共代表。大會於1962年的1月到2月在北京召開。它的目的是要各級幹部對國內形勢達成共識，並討論對經濟政策的調整。儘管危機深重，黨中央的領導人們——擔心下面不滿在蔓延，也同毛一樣希望維護黨的團結——都支持毛，盡力維護毛的威望和以毛為象徵的中共的威信。

劉少奇提供了一個書面的主旨報告。這是黨中央委員會遴選的21名高級幹部組成的委員會對形勢作的一個集體評估。報告對1949年到1958年的發展做了頌揚性的回顧。接著對三年自然災害做了積極評價，說「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新的成就」。報告裏既沒有講到經濟危機，也沒有提災荒和死了千百萬人。其中總結的一些「缺點」也都無關緊要。劉說這些缺點的產生主要是由於自然災害和中央缺乏經驗。這裏中央，他指的是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委員會及其下屬部門、國務院和各部。各省的領導人也有一些責任。至於毛，他說，第一個發現和指出錯誤的人是毛。劉還說，早在1958年11月主席就建議採取措施遏制過早地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趨勢，並糾正平均主義的錯誤。在工業方面，毛批評計劃不當，以及近年來定得過高的生產指標。[120]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劉少奇

這個報告本來要確保擁護黨的團結，可是在小組討論時卻引起不同意見。人們提出不少問題：所犯的錯誤究竟是什麽性質，從1958年起國家就陷於困境的原因究竟是什麽。如果自然災害——只會影響農業——是困難的主要原因，為什麽其他經濟部門，財政、工業、和運輸統統受到影響？為什麽只在一些地區發生自然災害，但是全國經濟情況都發生嚴重困難？講到人的錯誤時，劉少奇說是貫徹執行的錯誤，人們問：如果不是總的政策路線錯了，為什麽全國都犯一樣的錯誤呢？[121]

1月30日，毛擺出高姿態，承認他也會犯錯誤。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但是，他也說：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他强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他不談建設的具體問題，而大談社會主義民主，要促進黨內民主。他說，現在有些省委、地委、縣委「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他强調幹部要聽不同意見，並且說這次要開「出氣會」，發揚民主，向上級並重點向省委的缺點錯誤開展批評。講話中他還舉了不少歷史故事證明他的觀點。[122]

其他領導人的講話也都維護毛，維護黨。林彪和周恩來兩人的講話很能代表他們的特點。他們兩人講法不同，但都加强了當時已經蔓延全社會的個人崇拜。林彪集中讚揚毛和毛澤東思想。他說：發生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他說：「我們必須更加依靠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更加信任毛主席的領導。事實證明，出了這些問題正是因為我們沒有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麽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123]

周恩來在會議期間講了兩次話。講話的精神同林彪的一樣，是頌揚毛；自我批評同時頌揚毛。在福建省代表的小組會上，他强調遵照毛主席必須實事求是的指示辦事的重要性，批評近年來黨的幹部中出現的吹牛講假話的傾向。[124]周在全會上的講話中，自己承擔大躍進失敗的責任，同時讚揚毛。他說，毛主席指示要從實際出發，要以農業為基礎，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要適當，要注意產品的品種和質量，要全面綜合平衡，要留有餘地。我們沒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相反，我們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客觀規律，從主觀主義出發，强調數量和速度，不留有餘地，（在經濟計劃中）任差距擴大，忽視品種和質量，並且片面地只追求數字和高指標。在組織生產和工作過程中，我們把事情弄得一團糟，盲目發指示⋯⋯他還檢討自己曾經錯誤地片面地規定工農業生產每年要按躍進的速度增長。[125]他說超額徵購糧食和糧食過量消費，指標定得太高，宣傳過高的生產數字，從農村向城市調運的糧食失去比例，出口過多，他有責任。他也為建立相對完整的工業地區下放經濟決定權而自我批評。為此，98.5%的輕工業和76%的重工業的控制權下放到地方政府。事實上，周的自我批評是拐彎抹角地將毛的破壞性政策攬到自己頭上。他曾經反對過這些政策——雖然不是公開的，還曾經努力減少這些政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然而，當面對毛專橫地要求大躍進的時候，他服從毛的命令。這時周說發生災難因為他沒有遵從毛的指示也表現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屈從於毛，而除林彪以外所有領導人都是如此。

七千人大會期間開了不少小會，叫做「出氣會」，也讓人們「冷靜下來」。這些會按照黨內級別分別召開，批評1958年以來的失誤，公開批評相關責任領導。大躍進政策到此為止了。由此全國的氣氛緩和下來。這對知識分子特別有利。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還是頭一回，允許知識分子在社會問題的討論中發揮作用。

到1961年周講出了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新方針。1962年初毛在七千人大會上講到要「擴大民主生活」問題，使得有可能進一步改善知識分子的地位。同年3月2日，周在廣州發表了著名的「論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他談到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裏的各種問題。社會是劃分為階級的，知識分子屬於哪個階級就是他講到的一個關鍵問題。他向他的聽眾——全國科學工作和文學界的領導幹部——指出：「知識分子不是獨立的階級，而是腦力勞動者構成的社會階層。在舊政權下，他們為統治階級服務。那時所有的知識分子可以說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周說，現在就不能做這樣的結論了。他引列寧的話：「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者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同人數眾多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分子等等）或同他們的大多數結成的特種形式的階級聯盟。」所以他認為列寧把知識分子包括在「工人階級的非無產階級的階層」裏。他談到如何團結知識分子，主張信任他們，並要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126]

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也在同一次會上講了話。他重申周的觀點，不過他講話的風格和周不同。他不大顧忌他講話的政治後果。他的語言生動、幽默、尖銳，而且內容坦率。聽眾報之以笑聲和自發的鼓掌——在中國政治中這很少見。他直接了當地說，他認為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很不正常」。他說某些黨政領導幹部缺乏遠見，不信任中國知識分子。他聲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勞動人民中間三個組成部分。」「不能够經過了12年的改造、考驗，還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戴在所有知識分子頭上。」他最後的話深深感動了他的聽眾。他說：「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127]說到這裏，陳毅站起來，向全場知識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

3月28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周恩來又談起這個問題。他說，自從建國以來，知識分子已經根本改變了。國家培養了大批年輕的知識分子，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政治面貌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他認為毫無疑問，他們已經成為「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128]

周在廣州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在高層領導中引起了分歧。陸定一，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說：要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麽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還從來沒聽說過有「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他代表做思想工作的各級幹部對周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表示保留；對陳毅讚揚知識分子更加懷疑。柯慶施，上海的激進的市長，乾脆拒絕向上海黨組織傳達陳毅的講話。[129]

面對著激烈的批評，周在這個問題上需要毛的支持。可是當他同毛談起此事時，毛沒有說話。毛還是堅持對知識分子不信任。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的態度公開化。有人提出「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適」的問題時，毛聲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是陰魂未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毛也不贊成陳毅的廣州講話，對他說：「人家請你講話總是有目的的，總要沾點光。」周感覺到他自己的講話不符合毛當時的政治情緒，開始為自己辯解。他解釋說，他講知識分子是屬於勞動人民並不是要模糊階級差別。有些話他是作政府工作報告說的，那是代表黨，報告是經過批准的，不是他個人的報告。鄧小平完全支持周的講話。說周的廣州講話「沒毛病」，並說，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統一解釋口徑，還是按總理在人代會講的為准⋯⋯那是中央批准的我們黨的正式語言」。鄧指示將周的講話下發到所有的黨組織。[130]這個分歧暫時擱置起來。

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溫和政策又一次為時不長。毛越來越放心不下知識界的階級鬥爭。他深深懷疑科學、文學、藝術、出版和教育界。他的說法是，在這些領域社會主義改造成就甚少。他不能容忍獨立思想，這使他認為這些人仍然「被死人統治著」，意思是舊的資產階級思想還沒有死。不久文藝界和社會科學家又開展一個全國性的批判運動，一切想改善知識分子狀況的努力再次付諸東流。

階級鬥爭

七千人大會之後，毛到南方休養，讓他的同事們去處理經濟事務。2月21–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西樓召開，討論1962年國家計劃和經濟恢復問題。同七千人大會的形勢估計相反，這些領導人發現1962年他們面臨20–30億元的預算赤字，物價也不斷上漲。鑒於他們過去據以做出判斷的統計數字不可靠，他們讓財政部把數字仔細核對並提供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形勢估計報上來。結果財政部報上來的材料說明過去5年財政赤字很大，而且當年存在著通貨膨脹的可能[131]七千人大會上所做的「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的估計實際上站不住。正如劉少奇指出的，國家實際已處於緊急狀態，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使經濟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陳雲的建議中包括在國民經濟的主要部門實行「恢復和發展」兩個階段，並優先發展農業。2月24日，周恩來在劉少奇和鄧小平陪同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在南方聽到地方領導的報告，對經濟形勢的估計都很樂觀。他們認為1961年比1960年好，有迹象表明1962年會更好。雖然毛受到鼓舞並感到樂觀，但還是批准了劉、周、鄧對1962年計劃提出的大砍指標的意見。

領導們在七千人大會上討論

3月7日和8日，常委會再次討論經濟的調整。常委們一致同意1962年的重工業和基本建設指標還要再往下砍，優先發展農業和城市居民的日用必需品。[132]3月8日周恩來在發言中，著重談了總的形勢。他指出：「目前財政經濟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而且有些困難，我們可能還沒有看到，沒有預料到。」他强調農業和市場的重要性。他認為必須特別優先重視經濟計劃。[133]

3月27和28日，接連兩天周在人民大會堂向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在這個場合，他沒有提到饑荒、通貨膨脹、日用必需品短缺等災難性問題。他談的是由於過去幾年裏的「巨大發展」和「快速進步」，在「許多領域」裏出現了「不協調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不協調，鞏固已有的成績，為以後新的大發展創造條件，黨決定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周的報告將重點放在農業上。他說：「恢復和發展農業是一個中心環節。我國國民經濟中出現的不協調現象，農業生產下降的影響最大。」為糾正不協調，重工業增長比例要大大降低；凡非急需的，或者原料和半成品材料不足的工業品指標也要降低。生產這類物資的企業要縮小規模或與其他企業合併。一批基礎建設項目也得推遲。周著重說到，前幾年的經驗使得黨終於認識到，工業發展不能超過農業提供必需的商品糧、工業原料和其他各種農副產品的可能。企業也不能過多地招收新工人，因為農業也需要勞動力。周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把農業放在發展經濟的首要地位」。[134]

2月份的西樓會議後成立了中央財經小組，陳雲任組長。4月，陳雲生病，周接替他。在周直接主持下，小組草擬了1962年新的經濟計劃。方案提交5月7–11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方案建議一些經濟部門要實行大幅度削減。特別是1962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1961年的123.3億元減為67.6億元；關停一批工業企業或與其他生產單位合併；1月到8月，國營企業職工人數要減少850萬，城市人口要減少1千萬。在5月11日會議上的發言中，周還說，「我們主觀上的失誤造成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後果，不是短時期能够扭轉好的⋯⋯調整要成為一個階段，第三個五年計劃恐怕就是個調整階段，甚至第三個五年計劃還可能不够。」他仍然强調：「在調整過程中，首先是恢復農業。」[135]

農業的恢復和農業的生產組織仍然是主要問題。1962年2月七千人大會後，中共中央立即發出指示確定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制，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這就把責任落到了較小的單位。[136]毛澤東雖然認為這是從已經實現的高度社會化的後退，但也只好接受。有些地區的農民走得更遠。他們把集體的土地分到各戶，以農戶為基礎，把勞動同產出和收入聯繫起來，實行單幹。也就是說，農民按戶承包土地，按規定交給集體一定數量的收成，所餘部分歸農戶所有。這同集體生產集體分配，農民毫無自主權很不一樣。這種叫做聯產承包，或包產到戶的制度很受農民歡迎。有些地方得到官方認可，有些地方完全自發，聯產承包制在許多地方實行起來。1961年和1962年搞各種形式包產到戶的，安徽全省達80%，甘肅臨夏地區達74%，貴州省40%。此外在廣西、福建、廣東、湖南、河北和東北三省也都出現了這種形式。據估計，當時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約佔20–30%。凡實行了這種制度的地方，農業都增產了。[137]

包產到戶成了高層領導們熱烈討論的一個問題。它的有效性贏得不少高級官員的支持。1962年初，毛澤東曾經派他的秘書田家英下去做調查。田原來是反對包產到戶的，到農村看到實際情況後，他轉而支持這種做法。陳雲明確支持包產到戶，對田的認識加以鼓勵。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劉少奇彙報他在農村調查的結果，並且主張正式推行以農戶為基礎的農耕制度。劉也贊成把這種制度合法化並加以推廣。[138]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也很明朗。他的名言是：「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139]

對毛澤東來說，這不是農業生產的效率問題。他一心想的是在農村建立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生產形式。他問田家英：「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140]他對陳雲說：「分田單幹是瓦解集體經濟，是修正主義。」陳雲因為同毛的意見相左感覺不安。於是他請病假，離開了北京。[141]周恩來一時還沒有捲入這場爭論，他沒有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雖然他私下裏曾表示過同意陳雲的意見。[142]

這個問題是毛澤東思想激進化，同其他領導人疏遠的一個主要因素。1962年7月25日到8月24日在北戴河開中央工作會議時，這一點已很明顯。毛在他的主要發言中狠批他所謂的「三風」：黑暗風（指對形勢估計悲觀）、單幹風（主要指農村聯產承包）、翻案風（指為一些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平反）。他諷刺地說：「1960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大部分黑暗。」同中央常委在2月和5月得出的結論相反，他强調：儘管問題不少，仍然是「成績很大，前途光明。」他指責有些人思想混亂，認為沒有前途，喪失信心，不對。他說他自己看當前的形勢不是特別悲觀的。不是一切都糟。談到包產到戶制度，和「單幹」，他說：「據說只有單幹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他深信不能允許單幹與集體主義農業競爭。他問道：「我們究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要不要？『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143]

農村實行集體所有制對毛非常重要。要是在農村實行以農戶為基礎的責任制或者農民獨立經營，就會使他的在中國農村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破產。毛曾經說過：農民要自由，但是我們要社會主義。[144]面對毛堅決反對新制度，劉少奇頭一個改變態度。周恩來跟著也改了。8月17日他頌揚毛說，毛提出的問題「很尖銳、重要和適時，提出了階級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貫穿在各個時期，形勢一改變，我們的同志就模糊了，以為搞了幾十年，還講什麽階級鬥爭長期性，講什麽階級。」周說：農民的問題，主要是單幹的問題。周也順著毛說：「過去一個時期，我們把困難說得多了一些，這對黨內發生消極影響。」然後他也强調毛的觀點：雖然有困難，但「並不是漆黑一團。」至於包產到戶制度，周說：「主席一講，就把問題搞清楚了，我們頭腦清醒了。」[145]農村包產到戶的實踐到此再搞不下去了。直到1980年代鄧小平推行改革，才給它開了綠燈。

北戴河會議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於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毛在會上大談階級和階級鬥爭。集中講在中國發生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危險，他强調要反對外國的修正主義，也要防止中國發生修正主義。

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鬥爭？現在可以肯定，有階級存在，階級鬥爭也是存在的⋯⋯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46]

强調階級鬥爭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兆。階級鬥爭給清洗大多數高層主要領導提供了思想基礎。9月26日，周發言中重申擁護毛的主張。强調毛提出的問題「非常中肯」、「非常及時」、「非常重要」。他還重申常委會對困難估計過大，在各級幹部中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他批評包產到戶的做法。他說，在目前調整時期，有成績也有錯誤。「這次主席指出的錯誤有屬於認識上的，有屬於方向性的」。周表示要注意抓緊各方面的工作，及時改正錯誤。[147]

對外關係滑坡

1960年代早期，中國國內情況令人苦惱，對外關係也在惡化。首先是中蘇關係變了，從特別友好變成極其敵對。這種變化開始於1950年代中期，逐步發展，到1960年代早期達到頂峰，雙方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分歧已經無法掩蓋。由於在莫斯科召開的蘇共二十大，兩黨間的分歧表面化，中國「一邊倒」的政策從1956年2月起已經日益式微。赫魯曉夫批判「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斯大林，批判斯大林在世時系統推行個人崇拜，使整個共產主義世界震驚。赫魯曉夫做這個報告時，沒讓外國代表團參加會。中國共產黨人把它稱為「秘密報告」，對其中的提法尤為驚異。實際上，中國人是在會開完了以後才知道赫魯曉夫報告的內容，蘇聯政治局專門派人給中國代表宣讀了報告摘要，用的是俄文，中國代表聽不懂。

周恩來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得到的赫魯曉夫報告全文，不是蘇聯人提供的，而是新華社翻譯成中文的3月10日《紐約時報》刊載的英譯本。3月17日，毛召集開會討論形勢，他也沒有仔細看「秘密報告」。與會者都抱怨這個翻譯成中文的文件，說他們還未能完全理解其含義。最重要的是，周和其他所有的領導人都意識到，赫魯曉夫詆毀這位世界共產主義領袖已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巨大影響；而這樣重大的事情，蘇共事先未同「兄弟黨」商量，他們深感不安。對赫魯曉夫行為的反應，毛定了調子說，這個蘇聯領導人「揭了蓋子」，但同時也「捅了漏子」。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前，政治局討論過多次。社論是由一個以毛的思想意識高級助手陳伯達為首的寫作班子起草的，經過毛親自仔細修改。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社論。社論「原則上」支持對斯大林錯誤的批評，但是不同意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不過，社論的意義遠比經過仔細斟酌的文字所表達的要深刻得多。4月4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說我們「要獨立思考」。他補充說，中國共產黨不能再依賴任何人，而要走自己的路。他們在革命年代已經獨立地走過來，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要這樣。毛說，這個問題他已經考慮了好幾年。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走自己的路，而不能照抄蘇聯。他說，由於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錯誤，我們要學習完全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他聲稱，中國要找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路。[148]這樣，他就給中蘇關係定了一個新的方向，嚴重影響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前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赫魯曉夫

周在外交部作報告，從外交政策的角度向中國駐外使節傳達毛的講話。他說：中共和蘇共在如何正確批評斯大林的問題上意見不一。必須揭露斯大林的錯誤並消除對他的「盲從」，但是，赫魯曉夫的批評「不全面」，做法上「有缺點」。他認為「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但也是一個犯了錯誤而不自覺的馬列主義者」，但是「不能全盤否定他和他的成就」。至於未來同蘇聯的關係，他對中國外交官說，蘇聯有好的方面，也有僵化的方面。這時他不像過去那樣要大使們「學習蘇聯老大哥」，而是要求他們要自己思考，不要盲目照抄蘇聯，並且要警惕蘇聯外交的大國沙文主義。[149]

蘇共二十大不只是對中國，而且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有很强烈的影響。在東歐，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對當權的共產黨意味著解放，引起對蘇聯干涉他們事務的反抗。在波蘭和匈牙利，群眾上街示威，抗議蘇聯對他們的控制。兩國的不滿把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這個地區。中國領導人深切關注這兩國事態的發展。他們確信這會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造成很大衝擊。10月21日夜，毛召集常委開會討論蘇聯共產黨發來的一份電報。電報通知中共，蘇聯政府擬武力鎮壓波蘭的反抗，請中國在政治上予以支持。毛非常清楚事情的緊迫性，他說，蘇聯要動用軍隊對待波蘭是典型的「兒子不聽話，老子打棍子⋯⋯一個大國要侵略社會主義的小鄰邦⋯⋯這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是不能允許的」。周和其他中共領導人支持他的觀點。會議一致決定，要表示反對蘇聯的行動。10月23日凌晨1時許，毛在中南海緊急約見蘇聯大使尤金。他和周恩來、鄧小平等對尤金說，中共政治局認為蘇聯武裝干涉波蘭是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毛對他說：「如果你們膽敢不顧世界人民的願望要這樣做，我們將公開譴責你們。」他讓尤金趕緊向赫魯曉夫報告。第二天下午，應蘇共中央的邀請，劉少奇和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同蘇共領導人會談。周留在國內處理同中國特使的日常聯繫。[150]

10月底，匈牙利反抗共產黨政權在莫斯科和北京引起的反應卻與波蘭事件大不一樣。是否干涉，蘇聯領導意見分歧。到10月30日他們決定不干涉，而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這個危機。中國領導則認為，匈牙利的形勢比波蘭的要危險得多。波蘭向蘇共多要一些自治權是一回事；而匈牙利人要廢除一黨專政，同別的黨建立聯合政府、宣布中立、拒絕承擔華沙條約的義務，並要求蘇軍撤出布達佩斯，那又是另一回事。那意味著匈牙利要退出共產黨集團，因此反應也就必須不同。中共電報指示原定於10月31日離開莫斯科回國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將中國的立場通知蘇共領導，要求鎮壓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亂」。似乎他們沒有這樣做的機會。他們在機場等待飛返北京的飛機時，蘇共的一個高級代表團到機場來送行。更重要的是，告訴他們，蘇維埃主席團改變了頭一天的態度，現在支持對布達佩斯進行軍事干涉。[151]

11月1日中國政府發表了一個經過周恩來仔細修改的聲明，一方面支持波蘭和匈牙利人民要求民主、獨立、平等和提高物質福利，同時又警告存在反動派企圖破壞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國家團結的危險。聲明還將東歐動亂的原因歸咎於蘇聯及其外交政策有錯誤。聲明不點名地譴責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嚴重危害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事業。[152]

但是，恢復社會主義團結的問題還有待討論。這個問題困難重重。赫魯曉夫顯然對中國一再發出的尖銳批評感到不安，認為請周恩來親自過問一下也許有利於平息事態。他邀請中國總理訪問莫斯科。11月30日周在印度時接到這個邀請。幾天以後，周又接到波蘭邀請他訪問華沙。周推遲了原定對阿富汗的訪問，於1月3日回到北京。為訪問蘇、波這個敏感的任務做準備。1月7日，周在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外交部副部長王稼祥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的陪同下前往蘇聯訪問。[153]

在莫斯科，周同赫魯曉夫和蘇共政治局開了三次會，會上他强調波蘭和匈牙利形勢的不同。他指責蘇聯原來對波蘭事件是「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說蘇聯要對華沙出兵，對波蘭施加軍事壓力，不符合兄弟國家關係準則。他看到布達佩斯所發生的是帝國主義的顛覆活動，認為必須立即給予有力打擊。周指責蘇聯在匈牙利問題上，開始時採取的是「投降主義」的態度。關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從事件中應吸取的教訓，他强調平等的原則。在克里姆林宮為他舉行的宴會上，周强調處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的準則是「真誠的討論和友好的協商」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說：處理兄弟黨的關係，決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再大的黨，在各國黨面前也是平等的，不要把自己的東西强加給別人。[154]

赫魯曉夫有禮貌地感謝周為安撫波蘭人和處理匈牙利事件盡力。但是他對周批評蘇聯沙文主義深感不安。會談中有幾次赫魯曉夫有些激動，說他沒想到周恩來會來教訓他怎樣處理同其他國家的關係。當蘇聯領導人抱怨東歐國家領導人沒完沒了地要求援助時，周恩來不耐煩地插話，要他們考慮這麽多年來，蘇聯從東歐國家拿走了多少東西。在這個問題和其他一些問題上，會談變成了謾駡和爭吵。事後，周通過電話，向毛詳細地彙報了他同赫魯曉夫會談的情況，包括破壞了氣氛的尖刻的對駡。毛贊成周對這個蘇聯領導人採取這種態度，還說：「勸勸他，他不聽，隨他去。」[155]

儘管意見不合，赫魯曉夫還是急切地希望周恩來到波蘭和匈牙利去一趟，繼續做安撫工作。亞努什。卡達爾，在蘇聯坦克支持下上臺的匈政府首腦，被召到莫斯科同周恩來和蘇聯領導人會談。1957年1月10日，他們討論了周訪問布達佩斯後將要發表的中匈公報。公報强調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鎮壓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匈牙利顛覆活動的必要性」，以及加强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156]

1月11–16日，周訪問波蘭。在同波共第一書記哥穆爾卡等人的會談中，波領導人對蘇聯的强烈不滿給周很深印象。他盡力以強調蘇聯對共產主義事業的貢獻來緩和這種情緒。他說這是最主要的；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平等的關係他也非常不贊成，但這是第二位的問題，也是可以改正的。周認為在敵人正要利用共產主義運動犯了錯誤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加强團結極其重要。他說，儘管過去幾十年，中共同蘇共有不少分歧，但是蘇聯十月革命開創的道路還是對的。他反復說，以蘇聯黨為核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仍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爭取同其他國家和平共處，不等於向帝國主義國家示弱；糾正內部的錯誤，不能一概否定社會主義的成績。哥穆爾卡的答復是他將認真研究周的觀點。[157]

1月16–17日周恩來對匈牙利作了短時間的訪問。他在五個不同的場合公開講演，並同匈領導人進行了7小時的會談。他說，由於匈牙利的形勢性質同波蘭的不同，中國支持蘇聯「粉粹（匈）反革命」。如果蘇聯不進行軍事干涉，匈牙利肯定已落入西方之手。他保證，只要（匈）新政府不損害「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華沙條約的團結，中國一定支持它。他說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解決問題。[158]

周從匈牙利返回莫斯科，接著訪問阿富汗和印度。他於1月24日到達新德里與印度總理尼赫魯會談。他在新德里向毛彙報他對蘇聯領導的印象。他在同波、匈代表會談時强調需要維護在蘇聯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團結，但是他認為，蘇聯領導「常把蘇共黨的利益同各兄弟黨的利益、個人領導的利益同黨的利益、蘇聯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對立起來，這樣他們即使糾正了一個錯誤，也不能保證不犯另一個錯誤」。「蘇聯黨同中國黨之間存在重大分歧。」對於國際局勢，蘇聯領導人「考慮或者應付具體的現實問題多，缺乏對於整個局勢的全面分析和預見。考慮和討論世界戰略和遠景問題很差。」周說對蘇聯「不做工作已經勢在不許，但是又絕不能求成太急」。[159]

以後幾年，中蘇分歧與日俱增。他們在很多問題上有爭論，其中不少是關於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和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問題。赫魯曉夫批評過「大躍進」，這使毛非常惱火。但是關鍵還在於：在這個有核武器的世界上的戰爭與和平問題。中國的觀點是戰爭不可避免。赫魯曉夫則警告核對抗的危險，他認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核對抗。蘇共在給中共的一封信裏指出：「原子彈是不分帝國主義和勞動人民的，它打擊成片的地方，毀滅一個壟斷資本家，上百萬工人就要死亡⋯⋯顯然，侈談熱核武器是『紙老虎』的人（按指毛澤東一再說過），並不瞭解它的破壞力。」[160]鑒於毛不重視核武器的危險是一個嚴重的威脅，蘇聯領導人廢除了同中國訂立的防禦協定，並且收回曾經做過的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承諾。周恩來則對蘇聯的行為得出結論說，蘇聯拒不履行同中國的協議是要維持蘇美核壟斷。他認為蘇聯同美國和平共處，兩國簽訂禁試條約，都進一步證明了他的這種感覺。

1959年8月中印兩國發生邊境衝突也加劇了中蘇關係的惡化。蘇聯塔斯社發表一項聲明對衝突表示遺憾而沒有支持中國。周很生氣，認為這是赫魯曉夫讓兩個共產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影響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1959年9月底，赫魯曉夫在訪美之後到中國訪問時，中印邊界爭端成了他和毛及中國其他領導人會談中爭論的問題。赫魯曉夫埋怨中國人為了一塊不毛之地把尼赫魯推到西方。周打斷他的話為中國的立場辯護。赫魯曉夫對周詳細解釋中印邊界問題不感興趣，他對毛說，1957年你派周恩來到莫斯科給我們上課，教我們怎樣處理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周反駁他說，他沒有給任何人「上課」，不過是指出實際存在的問題。[161]

1960年4月20日，《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列寧主義萬歲」的社論，公開了中蘇間的意識形態論戰。這個時候，捲入對蘇關係的中國領導人越來越多。周恩來負責國與國之間關係，沒有直接捲入意識形態爭論。劉少奇和在鄧小平領導下的書記處負責論戰問題。鄧集中了中共的秀才組成一個寫作組打筆仗。[162]中共自命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極力攻擊魯曉夫和蘇聯的其他領導人，指責他們企圖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投降帝國主義、背叛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

《紅旗》雜誌，攝于1958年

1961年10月，周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蘇共22大。會議期間，意識形態爭論激烈到無法調和的程度，周恩來在大會結束前就離開莫斯科回國以示抗議。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推翻。中國領導人十分高興這個「現代修正主義的頭子」下臺了。他們滿以為勃涅日列夫為首的蘇聯新領導會改善蘇聯的意識形態狀況。為了瞭解蘇聯共產黨在多大程度上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上，周恩來和賀龍奉派率一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俄國革命勝利47周年紀念活動。令他十分失望的是，勃涅日列夫告訴周恩來，蘇共不會改變它在同中共論戰中表述的任何觀點，蘇共的對華政策仍同赫魯曉夫時期的政策一樣。更令中國人憤恨的是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賀龍講的話。他說，蘇聯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中國領導人應該學他們，把毛澤東搞掉。他對賀龍明說，如果這樣中蘇兩國的友好關係才能恢復。周恩來得悉這個情況，當即對勃涅日列夫提出嚴重抗議。勃表示道歉，說馬林諾夫斯基的話不代表蘇共官方的態度。但是這個事件加深了中國對蘇聯的惱怒，兩黨的裂痕更深了。[163]

1966年文革開始前，周恩來同蘇聯領導人最後一次正式接觸是1965年2月。這次他同途經北京去越南的蘇聯總理柯西金進行會談。會談中周提出改善兩國貿易關係，完成已經開工而因論戰沒有完成的蘇聯在華的建設項目，發展文化合作，落實1950年代達成的金融協議，以及交換留學生等。但是，這些方面後來並無進展。[164]

中蘇分歧的影響不只是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中國和蘇聯都希望第三世界國家支持自己。中國領導人認為這些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同革命運動有很强的聯繫。此外，1960年代初期許多非洲國家贏得獨立，西方殖民主義國家撤出後，非洲留下了一個權力真空，中國人認為兩個超級大國可能利用這個真空建立新殖民主義。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了13個中東、非洲和亞洲國家。此行是為了表示中國願意同這些國家發展友好關係，支持這些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並澄清對中國內外政策的誤解。雖然周恩來的個人魅力給到訪國家深刻印象，他反對超級大國的意見也得到同情，但他沒能在這些國家找到鞏固的盟友，因為他所訪問的這些國家有許多仍然在依賴蘇聯或美國的經濟援助。[165]

戰略決策

從5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核武器就已經提上周的日程。1955年1月14日，周邀請中國頂級地質學家李四光和物理學家錢三强到他中南海的辦公室。這兩位曾受西方教育的科學家花了三個小時向總理介紹他們探尋鈾礦和核技術的工作。第二天，他們又被請去向毛親自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介紹關於原子能的基礎知識。此後不久，毛決定中國科學家應該開始研究發展原子能。

隨著蘇聯同中國關係的惡化，看得越來越清楚，蘇聯不願意遵守向中國提供核技術的承諾。因此中國領導給發展原子武器以更加優先的地位。周恩來決心「不理他（按指蘇聯）那一套，自己動手」，陳毅說：「我這個外交部長腰桿現在還不太硬，你們把導彈、原子彈搞出來了，我的腰杆就硬了。」[166]

正如大多數領導人認識到的，周是唯一能够有效地建立起這個複雜工程的人。他具有處理這種極為複雜的問題所需要的組織才能，做出重大決策並減少可能妨礙眾多基本問題的程序的權力。毛同意。在代號「596工程」名義下，一批受過西方教育的科學家開始工作起來。20多個部委、20多個省和900多個工廠，科學研究院所和大學有保障地同他們配合，基礎設施也得到保證。1962年11月，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的15人專門委員會，組織這項工作。[167]

儘管有很多技術難題需要解決，要動員大量的人力，但是工作進行順利。1960年代早期，國家仍處在饑荒的困難之中，一大批科學家、技術人員、工人和軍人開始集中到在中國西部羅布泊沙漠地區建立的原子試驗基地。保證他們有適當的生活條件，特別是食品，就需要很精明的解決辦法。周親自負責他們的糧食供應。他指示商業部和解放軍後勤部建立專門為試驗基地服務的供應站，並由他親自監督。

1964年1月，周得到報告，中國已經研製出可以作為原子彈裝料的合格的高濃縮鈾產品。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突破。4月11日，周召開專委會討論確定適當的爆炸時間。到10月，一切準備工作均已就緒。第一顆原子彈於1964年10月16日在羅布泊試驗場爆炸成功。也就是這一天，赫魯曉夫被推翻。7個月以後，1965年5月14日，第二顆原子彈空投試驗成功。這一次，周向中央軍委解釋為什麽毛選擇這個日子做爆炸試驗：亞非團結會議預定在這個時候進行。選擇這個日子使與會代表有機會對中國原子彈試驗表示保留。周說，更重要的是，讓與會的中國代表有機會當著第三世界的代表陳述中國進行試驗的理由。[168]對於周和他的國家，這是巨大勝利的日子，大大增强了自信心。儘管困難重重，儘管日益孤立，他們終於實現了給自己確定的一個主要目標。

中國跟蘇聯和印度日益敵對的關係，以及美國的日益捲入，導致越南戰爭的升級，使中國領導人又做出一系列戰略決策。這些決策是基於解放軍總參謀部的報告，毛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很受其影響。報告提出，對中國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美國，而是來自蘇聯。因此，中國的主要城市，工業、交通線、能源和水的供應很容易受到來自北方和西北方的攻擊。毛還認為發生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很大，而且中國可能被拖進這場戰爭。毛說：在原子武器時代，中國需要有戰略後方。他建議根據受攻擊的可能程度，把全國各地區分為三大塊。從東北和沿海向內地省區推移，西北和西南的戰略暴露性遞減。這些地區可以發展成為「三線地區」，具有戰略重要性的企業可以安置在這些地區。毛認為，首要的是基礎設施，如鐵路和鋼鐵工業，應該建在四川和甘肅，軍事工業應該搬到四川和甘肅去。1964年8月，中央委員會採納了毛的建議。這意味著要修改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原來周制訂第三個五年計劃是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保障人民的吃、穿、用。現在要優先建立耗資巨大的國防工程了。[169]

三線建設的新政策要求趕快修改第三個五年計劃。為此，毛指示成立一個由周負責的計劃小組，而且强調任何副總理不能干擾小組的工作。周根據毛的指示，提出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要做到「四保」：保備戰、保援外（最重要的是越南）、保三線、保重點。9月18日到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正式通過了這個方針。[170]一年後，毛好像又覺得這些不那麽重要了。他在準備文化大革命，把過去的那些計劃方案和政策統統作廢了。

越南戰爭

就在中國同外部世界的衝突日漸增多的時候，中國宣布同社會主義的北越加强團結，接著同美國的鬥爭升級。

1954年日內瓦會議所達成的關於印度支那的協議並沒有產生周所希望實現的越南統一。法國軍隊在奠邊府被打敗，撤出越南後，美國插足進來扶持南越的吳庭艶集團。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肯尼迪和約翰遜兩屆總統任期內，美國的捲入不斷升級，由500名美國軍事顧問發展到1969年頂峰時，美國軍事人員達到542，000人。[171]

美國捲入越南正是在中國外交政策由於中蘇分歧而日趨强調鬥爭的時候。周恩來處理國際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逐漸被强調支援民族獨立和革命運動所代替。1960年代初期，傳統的外交政策和新的激進外交政策的分野清楚地表現出來。當時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建議中國應該集中力量解決自己日益嚴重的經濟困難。他認為對外政策要和緩以避免同美國、蘇聯和印度發生麻煩。他也建議要減少中國的對外援助。毛拒絕了王的建議，稱之為「三和一少」，說這等於是要同帝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以及「印度統治集團」這樣的反動派和解。[172]這位主席堅持認為，面對蘇聯修正主義，中國應該成為世界革命運動的中流砥柱。他認為這個革命運動正在高漲。因此在毛的腦子裏根本不存在減少對世界革命運動援助的問題。雖然周不一定同意這個觀點，但是，他已經習慣於服從毛的分析。在越南問題上，他全心全意地堅決執行援助越共抵抗美帝國主義的鬥爭。

華盛頓捲入南越每走一步，中國政府都表示强烈抗議。美國軍方在南越首都西貢建立司令部引起中國强烈的反響。1962年8月27日，周恩來飛往廣州會見北越總理范文同，並承諾將免費提供足以武裝230個步兵營的武器。[173]1963年9月，他邀請越南、老撾和印度尼西亞的共產黨領導人在廣東省境內舉行會談。周在一項言辭强烈的聲明中，對美國未來在越南的戰略作出估計。他認為美國很可能直接干預越南，但是，他並不為此擔心，因為他不認為美國的干預能生效。他認為，美國在世界各地出兵太多，不可能有效地鎮壓越南的革命運動。美國猶如10個指頭捉10個跳蚤，動都動不得。因此，只要美國捲入印度支那戰爭，等待它的只能是失敗。東南亞各國只要樹立必勝的信心，一定可以打敗美帝國主義。他說，東南亞是世界主要矛盾集中的地區之一。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者插足很深，反動統治既薄弱又殘暴。但這裏的人民已經覺醒，而且富有鬥爭經驗，共產黨都有一定陣地。他向與會者保證，中國作為東南亞革命運動的大後方，責無旁貸，義不容辭，會以最大努力來支持東南亞各國的反帝鬥爭。

由於美國約翰遜政府擴大對印度支那的捲入，1964年7月5–8日，中國、越南、老撾三國的共產黨在河內又舉行了一次戰略性的會議。周在會上說美國軍事形勢的發展有兩種可能：一是强化「特種戰爭」；二是把「特種戰爭」擴大為局部戰爭，美國在南越和老撾直接出兵，轟炸或進攻北越。他保證，不管美國採取哪一種辦法，中國人民必將出面充分支持越南和老撾的同志。鑒於美國擁有巨大的軍事和經濟優勢，他認為越南人最好的戰略就是進行持久戰，把美國人困在印度支那的叢林裏，以5年或更長的鬥爭消耗它。他還說：最理想的當然是把戰爭限制在目前範圍之內，但是，中國準備著應付戰爭擴大到中國的邊境。如果美國要進一步升級，中國也就升級。他說：「美國走一步，中國走一步；美國出兵，中國也出兵。」[174]

顯然，這表明中國準備「同美國打一場朝鮮式的戰爭」。這種可能在1964年8月發生的北部灣事件後加强了。美國政府以北越炮艦在北部灣國際水域襲擊美國船隻為由，命令空襲北越。中國表示抗議，周批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在中國主要城市組織示威遊行的指示。8月8日他參加北京舉行的十萬人群眾大會。在全國，兩千萬人遊行示威支持北越。1965年2月，共產黨遊擊隊襲擊了美國在波來古的軍營後，約翰遜總統批准對南越實行無限制空中掩護並命令在峴港部署兩個營的海軍陸戰隊。北京官方表示强烈譴責。周組織了有150萬人參加的天安門群眾大會，顯示同越南人民團結。[175]

1965年中國繼續對美國打招呼，聲稱如果美國要使戰爭升級，中國就要派兵同越南人民並肩戰鬥。3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響應。美國也有回應，美國大使斯托塞爾在中美間唯一的交流渠道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中表示，他的政府無意同中國打仗，轟炸只限於北越。周表示不相信這個聲明，認為那是企圖分化中越關係。他請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漢向美國轉達他的三點意見：（1）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2）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並且會遵照其所承擔的國際義務行事（這是重申朝鮮戰爭時美國跨過三八線以前的聲明，當時美國沒聽）；（3）如果美國打響第一槍，中國是做了準備的。

後來，周恩來又補充了一點：戰爭打起來，就沒有界限。他這是說，如果從空中和海上襲擊中國，就會導致地面戰爭。美國不能單獨決定戰爭如何進展。如果美國從空中襲擊中國，中國將自己選擇向哪裏回擊。

1965年，周同越南政府和軍方共同研究制定了對越南進行軍事援助的詳細計劃，包括軍事、經濟、工程、通訊和後勤等各方面。周成立以羅瑞卿為首的中共中央援越領導小組以及由楊成武為首的國務院援越工作小組來具體負責援越計劃的貫徹執行。[176]

中國空軍受命密切注意防止美國侵入中國領空。4月9日，周授權空軍向侵入中國海南島和大陸領空的美國飛機開火。第二天中共中央委員會決定加强戰備，發布指示稱，越南戰爭已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安全，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要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177]

在中國軍隊於1965年6月開進越南之前，周還發表過一則聲明，譴責美軍直接參加南越的戰鬥行動。中國軍隊一登上越南的土地，就在北越沿海的島嶼上設立警戒。他們的目的是阻止美國軍隊在朝鮮戰爭中仁川登陸的故伎重演。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地對空導彈和高射炮部隊接替北越人的防空任務，讓北越人集中力量進行地面戰鬥。中國工兵部隊和北越的鐵路建設營承擔起修築公路、鐵路和架橋的任務。中國後勤部隊補給食品和彈藥。高峰時有17萬中國部隊在北越。這其中包括掃雷部隊。1965年到1968年，參加越南抗美戰爭的中國部隊總共達到32萬人。他們修建了1，200公里的公路，300座橋樑，100多公里鐵路。中國部隊執行了無數次的防空戰鬥任務。他們在越南的三年中，傷亡總數達6，000人。

中國的最大貢獻也許是建築胡志明小道。這條蜿蜒於中國雲南省到越南南方的叢林中的小路，由於它的隱蔽性，使美國的轟炸大大減少了效力。周恩來直接參加了胡志明小道的設計和建築。人們用自行車、手推車等工具通過叢林，從中國向南越遊擊隊運送糧食和彈藥。[178]

胡志明小道

中國在越南同美國對抗顯然是集體決定，但是具體貫徹中有周恩來的獨特貢獻。中國干預越南是他以其睿智和傑出的才能，大力貫徹中央決定並同他的外交對手打交道的又一經典範例。

注釋

[*1]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3。

[*2]林蘊輝等：《凱歌行進的歲月》，頁181。

[*3]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見《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80。

[1]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頁18。

[2]金鳳：《鄧穎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462。

[3]程華編：《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北京：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頁283–284。

[4]程華編：《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北京：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頁283–284。

[5]《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284；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109。

[6]李紅等：《周恩來和鄧穎超》（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94。

[7]1950年早期，中國政府實行28級工資制。周是2級，每月工資是人民幣400元，後增加到500元。他的妻子是6級，300–400元。他弟弟的工資只是他們的一小部分。

[8]李紅等：《周恩來和鄧穎超》，頁54–55；楊紅：〈延河之子〉，載《大地》。第1期（1992）。

[9]1998年4月作者在北京對錢嘉東的採訪。

[10]1998年4月作者在北京對錢嘉東的採訪。

[11]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174。

[12]〈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頁1483。

[13]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頁24； Isreal Epstein, Women in World History： Soong Ching Ling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95), p. 479。

[14]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38。

[15]《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832； History of the CCP， pp. 210–214；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頁51。

[16]林蘊輝等：《凱歌行進的時期》（河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38。

[17]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207；裴堅章：《新中國外交風雲》，頁92。

[18]徐京利：《另起爐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194。

[19]陳叔亮：〈新中國外交的偉大開拓者〉，載李先念等：《不盡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頁426。

[20]徐京利：《另起爐灶》，頁190。

[21]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2，43。

[22]裴堅章：《新中國外交風雲》，第1卷，25，30。

[23]《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1435。

[24]徐京利：《另起爐灶》，頁273，290–308；韓念龍等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18。

[25]CWIHP,Bulletin6–7 (Winter 1995/96).

[26]Short，Mao：A Life，p. 24。.

[27]伍修權：《往事滄桑》，頁182。

[28]轉引自Sergei N. Gonchanov,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01, 114, 120–121.

[29]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24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頁21–25。

[30]Hao Yufan and Zhai Zhihai,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1 (March 1990), p. 100; Gonchanov et al. , Uncertain Partners , p. 15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1。

[31]秦式：〈1950年解放臺灣計劃擱淺的幕後〉，載《百年潮》，第1期（1997），頁42–44；姚叙：《從鴨綠江到板門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2；引自Hao and Zhai,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p. 100.

[3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1。

[33]雷英夫：〈抗美援朝戰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黨的文獻》，第6期（1993），頁78；秦式，頁38–40。

[34]Gonchanov et al. , Uncertain Partners, pp. 171–172; Hao and Zhai,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p. 101；雷英夫：〈抗美援朝戰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頁79–80。

[35]雷英夫：〈抗美援朝戰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續一），《黨的文獻》，第1期（1994），頁25。

[36]柴成文、趙永田：《板門店談判》（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58。

[3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上卷，頁43。

[38]Nie, Inside Red Star, pp. 634–635.

[39]Alexandre Y. Mansourov trans. and with an article: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ember 16–October 15, 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96).

[40]Alexandre Y. Mansourov trans. and with an article: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ember 16–October 15, 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96).

[41]《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64。

[42]引自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p. 114.

[43]李奇等：《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94；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頁37。

[44]Gonchanov et.al. , Uncertain Partners, p. 180.

[45]秦式：〈1950年解放臺灣計劃擱淺的幕後〉。

[46]秦式：〈1950年解放臺灣計劃擱淺的幕後〉。

[47]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949–1976》，上，頁62；熊華源，〈抗美援朝戰爭前夕，周恩來秘密訪蘇〉，《黨的文獻》，第3期（1994），頁83。

[48]《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頁100。

[49]王焰等：《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454–455。

[50]洪學志：《抗美援朝戰爭回憶》（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0），頁174；另見柴成文和趙永田：《板門店談判》，頁119。

[51]吳冷西：《憶毛主席》 （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6；另見Gonchanov et al. , Uncertain Partners, p. 159.

[52]Shao, Zhou Enlai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p. 211–215.

[53]Zhai Qiang, "China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9 (March 1992）, pp. 103–122， 110；裴堅章：《新中國外交風雲》，第1冊，頁130；錢嘉東，周的外事秘書也說過：似乎誰也想不起當時發生過周要同杜勒斯握手這件事。參見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頁240。

[54]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世界知識》，第8期（1985）。

[55]Anthony Eden, Full Circle (Boston: Houghton Miffin, 1960), p. 138.

[56]Humphrey Trevelyan, Living with the Communists (Boston: Gambit, 1971), pp. 82–83.

[57]裴堅章編：《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頁254–255，257。

[58]Keith C. Ronald,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p. 79; Zhai, "China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p. 111.

[59]Shao, Zhou Enlai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 189.

[60]詳見夏仲成：《亞非雄風——團結合作的亞非會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24–28；另見Steve Tsang, "Target Zhou Enlai: The'Kashmir Princess'Incident in 1955,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9 (September 1994), pp. 766–782。

[61]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頁91–92。

[62]《周恩來外交文選》，頁121。

[63]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949–1976年》，上卷，頁221； Zhou Enlai, China and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5), p. 47。

[64]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949–1976年》（上），頁74。

[65]Harish Kapur, The Awakening Giant: China's Ascension to World Politics (Alpen aan den Rijen: Sijthoff and Noordhoff, 1981), p. 235.

[66]裴堅章：《研究周恩來⋯⋯》，頁65； History of the CCP, p. 235.

[67]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520–521。

[68]CWIHP, "Talks Between Stalin and Zhou Enlai on 3 September,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9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26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297–300。

[69]CWIHP,"Talks Between Stalin and Zhou Enlai on 3 September,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9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26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309–310。

[70]CWIHP, "Talks Between Stalin and Zhou Enlai on 3 September, "CWIHP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9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26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197。

[71]1959年，朱德在一次自我批評中說他曾經支持過高崗；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306；彭德懷因為1953年曾同高崗一致行動被毛批判。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湖南長沙：春秋出版社，1988）；林彪對高的支持是在他死後公布的，參見林青山：《林彪傳》（北京：知識出版社，1988），頁86–91。

[72]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p. 292;林蘊輝等：《凱歌行進的時期》，頁331–332。

[73]〈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頁535。

[74]〈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146。

[75]History of the CCP, p. 244；林蘊輝等：《凱歌行進的時期》，頁333。

[76]《周恩來經濟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131。

[77]林蘊輝等：《凱歌行進的時期》，頁576。

[78]秦式：〈1950年解放臺灣計劃擱淺的幕後〉，頁48。

[7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521、531、541；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vol. 2,pp. 195–196.

[8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538；該社論發表於《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

[81]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48。

[82]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112。

[83]Frederic C. Teiwes with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pp. 70–74.

[84]熊華元、廖新文：《周恩來總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240–241、244。

[85]范若愚：〈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裏〉，載《文摘旬刊》，1986，頁186；南星周：《周恩來一生》（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頁478–479。

[86]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123–127。

[87]熊華元、廖新文：《周恩來總理生涯》，頁249。

[88]林蘊輝等：《凱歌行進的時期》，頁212。

[89]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vol. 2, pp. 59–71； 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p. 261.

[90]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 p. 261.

[91]〈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107–115。

[92]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vol. 2, p. 170.

[93]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vol. 2, 頁174–178。

[94]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頁263。

[95]這是在周指導下制訂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7–1962）的指標。參見《周恩來經濟文選》，頁291、304。

[9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99。

[97]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頁19。

[9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90。

[99]吳冷西：《憶毛主席》，頁133–135。

[100]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19、88。

[10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241–242。

[102]Peng Dehuai,Memoirs of a Chinese Marshall,p. 517.

[103]「三面紅旗」即（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104]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153、164–176、243–249、284。

[105]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302。彭德懷死於1974年，1978年被正式平反。

[10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84–886。

[107]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頁374。

[108]「共產風」指的是誇大和急切地要改變生產隊小集體所有制為人民公社大集體所有制，乃至全民所有制，即「越大越公越好」。在此過程中，上級單位對下級單位的物資和資金無償地調撥，造成對下級和社員財產的侵佔。

[109]曹應旺主編：《周恩來的智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17。

[110]曹應旺主編：《周恩來的智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287–288。

[11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366。

[112]〈大躍進後的周恩來〉，《中華兒女》，第3期（1993）。

[11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369。

[114]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370–371；李先念等：《不盡的思念》，頁231–233。

[115]李先念等：《不盡的思念》，頁232–233。

[116]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part 1, p. 73.

[117]甄小英編著：《周恩來：堅持黨性的楷模》（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頁86。

[118]History of the CCP, p. 228.

[11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897；董邊：《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59。

[120]《劉少奇選集》，下卷，頁256–257，351–354。

[121]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52–153.

[122]Schram,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pp. 165, 167, 175.

[123]Schram,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頁410–411;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pp. 166–167.

[124]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vol. 2, p. 361;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407–408；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pp. 175–177.

[125]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pp. 175–177.

[126]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vol. 2, pp. 366–382； Merle Goldman, China's Intellectuals, Advice and Diss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0–21； 胡石言等：《陳毅傳》，頁531。

[127]胡石言等：《陳毅傳》，頁531。

[128]《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頁426。

[129]胡繩：〈胡喬木和黨史工作〉，《中共黨史研究》第1 期（1994），頁75；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pp. 247–248.

[13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06–1007；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頁264–266。

[131]1958年的赤字為21億元，1959年65億元，1960年81億元，1961年10億元。1961年貨幣流通量達到125億元，比1962年增加15億元。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414。

[13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73–298。

[133]林蘊輝：《凱歌行進的時期》，頁576；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675–676。

[134]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vol. 2, pp. 383–385， 392–393.

[135]History of the CCP, 頁300；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683；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421，425。

[136]人民公社由生產大隊組成。生產大隊由社員個人組成的生產隊組成。

[137]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p. 211.

[138]董邊：《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50。

[139]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vol. 1, p. 318.

[140]董邊：《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頁69。

[14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86。

[142]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690–691。

[143]《資料選編》（北京：1967），頁269–271。

[144]Short，Mao：A Life， p. 446。

[145]《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494；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692。

[146]Schram,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p. 189。

[14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498；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692；吳冷西：《憶毛主席》，頁3–5。

[148]吳冷西以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總編的身份參加了這些會議。吳冷西：《憶毛主席》，頁10。

[149]《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563。

[150]吳冷西：《憶毛主席》，頁12–13。

[151]吳冷西：《憶毛主席》，頁14。

[15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633。

[153]Ronald C. Keith,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London: MacMillan, 1990), p. 93；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316。

[154]Shao, Zhou Enlai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 16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4–7。

[155]Keith,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p. 9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5。

[156]裴堅章：《新中國外交風雲》，第2卷，頁26。

[15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6。

[158]《周恩來年譜1949–1976》，頁12；裴堅章：《新中國外交風雲》，第2卷，頁28；Keith,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pp. 98–99.

[159]《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5。

[160]The Polemics on the General L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pp. 544–545.

[161]裴堅章：《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頁163；裴堅章：《新中國外交風雲》，第1卷，頁94。

[162]小組成員有陳伯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旗》雜誌總編兼毛的意識形態問題的主要助手；姚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吳冷西；王力，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鄧立群、胡繩和范若愚，均為《紅旗》雜誌副總編；另見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vol. 3， p. 360.

[16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441、686； History of the CCP， p. 313.

[164]裴堅章，《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頁167。

[165]Kapur, The Awakening Giant, pp. 246–255.

[166]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頁432。

[167]其他成員有7位副總理：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薄一波、陸定一、 羅瑞卿，及7名部長；另見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頁433。

[168]CWIHP, “Zhou Enlai's Speech at the War-Planning Meeting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CWIHP Bulletin, 21 May 1965.

[169]孫東升：〈我國經濟建設戰略布局的大轉變〉，《黨的文獻》，第3期（1995），頁42–48；牛軍：〈論60年代中國對美政策轉變的歷史背景〉，《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期（2000）。

[170]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845。

[171]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 405.

[172]朱仲麗：〈所謂「三和一少」問題真相〉，《黨的文獻》，第5期（1993）。

[17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496。

[174]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頁219–221。

[175]《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655、663、707。

[176]《周恩來外交文選》，第4卷，頁461，528。

[17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724； History of the CCP, p. 316.

[178]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頁222。

4 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周恩來一生最後的十年也許是最艱難也是最悲慘的十年。那正是造成空前的社會分化、群眾運動、歇斯底里、動亂、任意施暴、折磨人、殺人，甚至於造成內戰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這一切都是在毛澤東的鼓動和保護下發生的。這時的毛澤東已經成了二十世紀最殘暴的獨裁統治者之一。

周恩來深受這些事態的影響。文革把他和其他中國領導人自己創造的那個惡魔釋放出來；這個惡魔昂著頭，要把他們都吃掉。為建立那個以毛澤東為無可爭議的最高領袖的等級森嚴的體制，他們都盡了力。而且他們還以林彪大力鼓吹的虔誠的個人崇拜加强了最高領袖的地位。在林彪倡議下，「小紅書」毛語錄發行了上億冊，向全國散布對毛的崇拜。

1964年10月2日，這個被稱作大型音樂舞蹈史詩的《東方紅》上演，參加演出的有兩千名藝人，還有一個由一千名大學生組成的合唱隊伴唱。劉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來等出席觀看。10月6日晚毛澤東觀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辦的專場演出。[*1]接著北京連續上演，讓所有市民都能看到。然後又拍成電影，在全國放映。它成了周恩來的傑作。在北京看過這個演出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道：

在長達四小時盛大的革命音樂舞蹈演出中，⋯⋯毛是唯一的主角。那次演出是為招待到訪的阿富汗國王和王后，東道主劉少奇主席陪同觀看。在演出的一個高潮，我看到我1943年拍的一幅（毛的）肖像被放大到30英尺高。這使我既為他們精巧的工藝感到自豪，又聯想到戰爭年代裏在俄國看到的對約瑟夫・斯大林那樣過分的崇拜而感到不安。[3]

儘管這些領導人都不遺餘力地崇敬毛這個半神，他們卻不論地位高低全都成了毛操縱下的犧牲品。在毛著手清洗的過程中，這些領導幹部、老革命和老戰友們，眼看著他們的同僚倒下去，沒有人提出過異議。他們當中有誰曾想過下一個被罷官、監禁，甚至要被置於死地的會是他自己嗎？

只有一回，那是1967年2月，政治局成員敢於抬起頭，對文革政策表示强烈的保留。爭論中，周還是不置可否。而且，這些領導人沒有一個對毛表示質疑；毛卻很快就把他們的反叛鎮壓下去了。這件事的直接後果就是强化了文革的瘋狂。

各行各業的人們也都深受文革那種馬基雅維里式的錯亂的影響。這個時期究竟死了多少人，多少人身心受到摧殘，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不過可以肯定總數不下千萬。人們給蠱惑得打派仗，同事、鄰里、朋友，和家人之間反目成仇。有多少婚姻破裂、多少人事業被毀、多少人對自己終身為之奮鬥的革命和社會失望，對這些沒有人作過評估。這個時代對年輕人的衝擊如何，也沒有人做過調查。讓他們去參加紅衛兵運動，他們被利用被挑唆，以最殘忍的直覺行事。他們還被鼓動去破壞文明藝術，行使暴力，如若猶豫不從就要受到懲罰。他們的頭腦給無謂的宣傳搞得糊裏糊塗，他們還被剝奪了求學的機會，失去了家庭生活。到頭來，當他們作為毛的臨時爪牙的作用發揮過了之後，他們就給下放到邊遠的地方去勞動。斯大林的犧牲者給發配到西伯利亞等地的勞動營，希特勒的犧牲者給送到集中營，但是他們沒有人相信他們去那樣的地方是為了他們的國家。在中國，他們卻這樣相信。被發配到東北各省、蒙古沙漠和華中和西北的中國青年們是自願的、面帶笑容去的，衷心相信那是為了毛主席的「偉大正義的事業」。

文革時期人們爭相購買「小紅書」毛語錄

雖然周有時也阻止過毛的某些激進的政策，可是他對毛的忠誠壓倒了他的其他一切考慮。他心甘情願地做這個專制君主的奴僕，在他的眼裏，這個專制君主代表的是中國共產黨和那麽多共產黨人為之犧牲了生命的事業。而且這個黨不會有錯。這種態度幫助他在政治上存活下來。在最高層領導中，他是唯一一個經歷了動亂而沒有被清洗的幸存者。就為這個，在自己最親近的同事們遭遇不公時，他情願裝做看不見；情願應付那些吵吵嚷嚷的紅衛兵和他們不合理的要求；情願面對黨內最高層的最無情的內訌，在這裏他不得不同毛扶植起來的一批傲慢的左派分子周旋，一步不慎就會導致他的滅頂之災。

這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裏，周的地位還很危險——度過他這個時期特有的經常性的政治搖擺。文革初期，毛並沒有把他的長遠打算告訴周，卻利用他為自己的直接需要服務。文革全面展開後，周不斷地在自己的信念和必須適應毛及其一夥推行的激進政策的需要之間玩弄應對策略。黨和政府的絕大部分高級領導人給清洗了之後，他形成了一個鐵的自律和看似無止境的工作規範，幾乎是他一個人管理著這個國家。在正常情況下已經是這樣做了，而在文革造成的混亂中，這個任務尤其困難。他努力維持一個精簡的行政班子，避免文革波及某些部門，如經濟和外交，卻遭到批評，有些還是惡毒的攻擊。結果，他的許多努力注定失敗。

從詩詞到政治

回顧1949年以後的中國，毛認為革命未能在中國社會上消滅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還在同無產階級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的成就。最重要的是，在毛看來，黨本身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革命精神。它的很多領導人已經變成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代表。他把他們叫做「資產階級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必須打倒。[4]

事後來看很清楚，毛蓄意要對黨組織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清洗。他把不斷清除黨內出現的修正主義分子叫做「剝笋」政策，並逐漸把攻擊的矛頭指向黨的最高層。[5]他並不透露他的意圖，而是利用一批左派點燃起群眾造反的火焰，將他的意圖付諸實施。因為，文革開始時，他們身處局外，沒有合法地位。毛也需要周，這位顯然是高效、能幹又有權威的行政長官，他有能力貫徹毛的指示。而在這個階段，左派們還不具備這個能力。

頭一個目標，毛瞄準的是北京市的文藝界。1965年秋在上海，他開始的第一個動作是發表左派知識分子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猛烈批評該劇作者吳晗，著名的明史專家，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劇本是表揚海瑞，明朝的一位官員，敢於在地方豪强歸還沒收的農民土地的問題上當面頂撞皇帝。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劇本是長期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授意吳晗寫的，用意是鼓勵下級對大躍進的後果講老實話。胡顯然是按照毛的指示做的。可是，現在毛意識到該劇是譴責他自己發動的大躍進政策和罷彭德懷的官，他又指示批判吳晗寫的劇。

很清楚，1965年批判吳晗是毛對北京市黨的領導發動攻勢的序幕。彭真，北京市市長，不但是北京市的而且也是黨中央的强有力的領導人。在黨中央他的位置只在總書記鄧小平之後。彭真負責北京的文化活動，因此對全國的文化活動都有很大影響。作為吳晗的上級，彭真事先並不知道要批判吳晗，他拒絕同反對吳晗的陰謀合作。

周和北京的領導都不瞭解是毛鼓動姚文元寫的那篇文章。吳晗出其不意地突然受到攻擊，這使北京市和中央宣傳部十分反感。[6]到了毛指示周讓北京立即轉載姚的文章時——那是毛在上海慶祝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特朗的80大壽的時候，事情就很清楚了。周和吳晗是多年的相識。他曾鼓勵吳晗加入中共，知道吳晗自1940年代以來一直真誠擁護共產主義事業；不僅如此，他還知道吳晗是按照毛的指示寫那個劇本的。[7]儘管如此，他對毛的絕對忠誠促使他按照毛的指示辦事。他打電話給彭真傳達毛的意思。彭真知道姚文一發表就意味著吳晗政治生涯的完結，就說：「總理啊，你對吳晗同志也是瞭解的。現在突然出現了這樣的事件，你的意見是怎麽辦？」周馬上回答說：「現在不是聽我的意見的時候，而是考慮如何落實毛主席的這個決定的問題。現在已經沒有什麽可選擇的餘地，必須轉載。」[8]

接著就是公開批判吳晗。這成了政治學習的內容，人們討論這個劇的負面影響。周考慮到氣氛越來越緊張對吳晗不利，勸他離開北京。1966年2月，周安排吳晗躲到北京郊區的一個公社裏。可是不到一個月，吳晗被召回北京，交給紅衛兵「批鬥」。1968年3月，吳晗被逮捕入獄。同年10月死於獄中。[9]

打擊的矛頭隨後轉向彭真。1966年3月初，周邀請彭真到他中南海的家中，給他做工作，讓他思想上有所準備。彭對批判吳晗仍然想不通。周對他說：「想不通可以保留看法。但是從今天起，你剛才說的話不要再和任何人講了。你現在需要沉默些。」當彭問他為什麽要對吳晗問題沉默時，他說：「因為那（吳晗反黨）是毛主席的意見。你、我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們，都應該尊重毛主席的意見。」他並且要彭真不要辯解，說有些問題不是一兩年的時間能够看清楚，弄明白的。[10]

但是周的忠告已經無濟於事。在杭州，毛指責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庇護壞人，不肯支持左派。對吳晗和其他一些人，他已經不再是旁敲側擊地批判而是直接點名批判，稱他們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四月中旬，中央委員會書記處開會批判彭真。四月下旬，彭真被剝奪一切職務。第一線所有曾經支持過彭真政策的領導人，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鄧小平，現在都不理他，而跟著毛走了。清洗彭真是毛對黨組織的第一記沉重打擊。可是這些人似乎都沒想到毛這一行動的影響，也沒有意識到他們自己就會是毛的下一個犧牲品。

軍方人物羅瑞卿是下一個目標。身為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他是毛要剝去的又一片「笋衣」。他被打倒是因為他和林彪之間的權力之爭。林彪擔心羅在軍中的影響日增已威脅到自己。此外，他在軍事訓練的方法上也同林彪有衝突，林彪主張要灌輸政治思想。林是毛的左派小集團的成員之一，他使毛相信羅懷有奪取整個軍隊控制權的野心。[11]1965年12月8日到15日，一批黨和軍隊的領導人被倉促召到上海。除了毛、林和周，沒有人知道要幹什麽。12月11日在雲南省昆明視察部隊的羅瑞卿奉召趕到上海。他被押送到一幢房子裏，在這裏周恩來通知他，最高層領導討論他的「政治問題」。據羅的妻子回憶，這一切完全出乎他們的意外。羅瑞卿從來沒想到他會犯「政治錯誤」。周走後，她問羅怎麽回事。羅告訴她說：「開會了，說我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說我伸手。」[12]他們夫婦被軟禁起來。周和鄧小平又去談了一次，傳達毛的話說，如果沒有這三條（指反林彪、反突出政治、伸手），他就應該檢查別的問題。可是羅不明白毛指的什麽問題。

1966年3月初，讓羅瑞卿回到北京。中央軍委常委根據毛的指示，對他的批判升級。現在指控他反對黨、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絕望中，羅打電話給周，請求安排他與毛見一面，以為他也許能說服他們相信他無罪。可是，周知道他不可能在毛那裏討得公道，說他「太天真了！」。[13]過了幾天，3月18日，羅瑞卿從頂樓上跳下自殺，可是沒有死，只把腿跌傷了。企圖自殺使得事情變得更糟。他被指責為「頑固的反革命」，企圖把他「可耻的死亡」的責任推到共產黨頭上。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舉行的擴大會議上，他和彭真、還有另外兩名高級幹部（陸定一，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和楊尚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起被清洗。[14]5月16日政治局發布一項通知，號召全體黨員徹底揭露一切反動的和資產階級思想。[15]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也在會上正式成立，從而使由毛的妻子江青控制的左派集團合法化。羅瑞卿被打倒以後，謠傳有軍事政變威脅北京。謠言可能起自林彪。毛氏認真對待，指示周採取特殊措施保障首都安全。周從外地調了三個師到北京加强首都的衛戍工作並保護黨和政府的設施。5月21日周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提出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的警告，並擁護對彭真、羅瑞卿等人的批判，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16]

儘管周能够適應新形勢，但他並不屬於新成立的中央文革所代表的毛的激進派親信的圈子。因此他往往不瞭解這位主席最新的思想而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並為此而檢討。例如他沒有馬上領會毛要動員群眾反對現有體制。倒是康生，中央文革的顧問，也是對毛影響很壞的人，幫助鼓動起北京大學的群眾運動。5月25日，北京大學校園內出現一張大字報，幾名教師批判校長和北京市委負責教育的領導，說他們企圖限制和破壞文化大革命。下級批評上級，非同小可，因此這張大字報引起了轟動。周也十分震驚，派他的代表去北大瞭解情況。他堅持北大領導內部的一切分歧均屬於黨內政策問題，不應該在大字報上公開。可是，毛要的正是這種公開。實際上，毛對這張大字報很滿意，指示立即向全國廣播。周恩來只是在大字報廣播前幾分鐘才得知毛的意圖，這更使他目瞪口呆。[17]

在這張大字報的鼓動下，北大和其他大學的學生紛紛起來批判教授和幹部，指責他們沒有貫徹毛發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學生開始組織紅衛兵，說要誓死保衛毛的革命路線。局勢很快失控，各學校的領導極力要求黨中央恢復秩序。6月初，中共中央常委在劉少奇主持下開會，討論形勢並決定向大學和中學派出工作組以控制局勢。[18]周擁護這個決定，於是一千多名黨政機關幹部被派往學校。學生反對老師和學校幹部造成的對立很快得到遏制。一批學生被指控為「假左派，真右派」。學校裏最初發生的的混亂無紀律狀態就這樣壓下去了。

毛離開北京近8個月後終於回到首都的時候，他推翻了第一線的領導做出的遏制北京學校裏對立狀況的決定。他尖銳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要維持秩序的努力，强調工作組鎮壓了激進的學生，給文化大革命「幫了倒忙」。他命令立刻撤銷工作組，並組織了一次上萬名教師和學生參加的大會，在會上宣布他的這個決定。周恩來和劉少奇、鄧小平都在會上就他們的政策做了自我批評。[19]

8月，毛給運動加溫。在中共第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再次批評領導派工作組的政策。他還以一種少有的姿態，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譴責劉和鄧「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他還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實右」以加强對劉、鄧的攻擊。[20]

周的觀點同劉、鄧一樣；但是他要是同他們處境一樣會很難堪，而且肯定不好面對毛。為排除遭到攻擊的危險，他在8月的全會上做了一個自我批評，强調自己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檢討自己總是「按照老的辦法，舊腦筋對待新革命、新運動」，「跟不上」形勢。他表示要以「一種熱情投身到戰鬥中去」。[21]

周採取自保並同其他領導人拉開距離的做法，得以在毛改組的激進的新班子裏維持了他原先第三的地位，而林彪則被提升到第二位，劉少奇被貶到第八位。他檢討後，讓他負責政治局的工作，以前這一直是劉少奇職責的一部分。黨政工作一肩挑，周正式進入文革的領導核心。不過他的權力是大大削減了，因為他不能不同參加政治局一切會議的中央文革共享領導權。[22]

紅衛兵和造反派起來

毛繼續使局勢激化，他鼓勵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向反動派造反」。在1966年8月1日的信裏，他表示熱烈支持這些年輕的造反派。這大大推動了大學和中學的紅衛兵運動。為了加速開展文化大革命，8月18日，他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一百萬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老師。毛一言未發，林彪號召學生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他還要他們破「四舊」，即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的確是紅衛兵們積極響應的一個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8月19日起到9月底，僅在北京一地，他們就打死1，700人，將85，000被認為屬於「黑五類」（即前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人趕出北京。其他許多城市同樣陷入一片「紅色恐怖」之中。[23]

1966年，毛澤東接見紅衛兵

周恩來陷於兩難境地。很明顯，從他的秉性來說，他不贊成這種殘暴的行徑；但同時，既然毛已經鼓勵這樣的造反，他不能提出異議。周想找一個保險的辦法：一方面表示同毛主席團結一致，同時又企圖制約紅衛兵們不要幹出破壞社會穩定的過激行為。他怎麽辦呢？首先他公開表現同毛和中央文革的團結，公開讚揚紅衛兵的殺戳和故意破壞。在一次對紅衛兵的講話中，他說：「你們已經破了『四舊』，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四新』。你們已經完全粉碎了舊世界留下的一切，因此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偉大的貢獻。」[24]同時他試圖讓紅衛兵不要走得太遠。為此，他成立了一個「北京大學和中學紅衛兵總聯絡站」，其任務就是同紅衛兵保持經常聯繫，對他們的活動提出意見。可是，紅衛兵根本不聽，使得這個聯絡站起不了作用。於是，周不得不親自同紅衛兵進行無數次討論和協商。從1966年8月24日建立聯絡站之日起到這年年底，他出席了40次大型的紅衛兵會議和許多次小範圍的會議。在這些場合，他敦促紅衛兵不要使用暴力，强調各級幹部的大多數基本上是好的，要批鬥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他對他們講，抄家、把人家趕出北京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針對他們躁動的心態做工作，他還不得不參加諸如婦女髮型之類無聊問題的討論，這種事情在這種時候並不會被認為是瑣碎的小事。有些紅衛兵批評宋慶齡還梳著髮髻，說那是封建主義。周警告他們不要對宋或其他曾經對中國革命作過重要貢獻的知名非黨人士採取任何不當的行動。他也談到過女孩梳長辮子的事，提出至少要允許人家梳短辮子。另一回，紅衛兵要取消伊斯蘭教。周警告他們不能這樣做，而且提醒他們，穆斯林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口中佔多數。[25]雖然周沒有完全說服紅衛兵，但是他挽救了故宮，在破「四舊」中，差一點把故宮給毀了。周下令關閉故宮，所以，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故宮得以保全。

毛卻使已經混亂的局勢更加複雜。6月他還滯留在杭州的時候就說過：全國各地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去「大鬧一場」。[26]8月31日毛在天安門廣場「接見」150萬紅衛兵。周給毛的激進號召稍稍調節了一下，鼓勵學生分期分批到首都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9月5日發文確認。同時中央文革派北京學生到各省區傳授造反經驗，去點造反之火。這麽大規模地交流「革命經驗」造成嚴重的後勤問題。從9月一直到年底，給這成百上千萬流動的人群提供交通運輸成了周恩來的一項主要工作。他同鐵道部的幹部花了許多時間研究制定計劃，運送這些串聯者，既要保證實現毛的主張，又不能讓全國交通癱瘓。他也要負責來京串聯學生的吃住問題，他指示全市各單位組織接待學生。他還帶頭，讓一些學生住進中南海。

1966年10月，毛加速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說他們在文革初期鎮壓了革命學生，而正確路線應該是「相信和依靠革命群眾」。毛說，他們的鬥爭目標本該是「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說劉、鄧路線是「打擊了一大片，保護了一小撮」，而不是「打擊一小撮，保護一大片」。[27]

10月1日國慶節，林彪在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和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發表社論「在毛澤東思想大路上前進」都重申毛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革又掀起一個高潮，簡稱「批資反路線」。[28]批判劉、鄧資反路線運動正式展開，中心是批判他們派出工作組遏制大中學校混亂的決定。10月，劉和鄧都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了自我批評。這個會有全國各地代表參加，劉、鄧遭羞辱業已公開化。但是，周雖然當時支持了劉、鄧的政策卻安然無事。在運動恢復秩序的時候，他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這被認為他沒有捲入貫徹劉、鄧政策。實際上，毛深知周的組織才能，不想把他同其他主要領導人一起清洗掉。他也相信周的忠心，而且在開展文革中毛也需要周的協助。

會後，周面臨一大堆紅衛兵運動造成的問題。首先，他主持的國務院的工作受到反劉、鄧路線鬥爭的嚴重影響。因為，這牽涉到擔任前工作組組長的部一級的幹部。大專院校的學生要報復。他們要求把工作組組長交給他們帶回學校去開「批鬥會」。在這類批鬥會上，這些幹部，有的是部長，被殘酷地侮辱。有的被扣押，有的被折磨致死。當局不願意把工作組組長交給他們去過的學校。可是學生不怕；他們衝進部裏去抓他們想抓的人。對他們同樣重要的是，他們要搜工作組搞的人事檔案，其中很可能記載著對他們未來工作和生活不利的信息。幾乎所有的部都受到衝擊。外交部也不例外，學生衝進去，從政治部搬走好幾麻袋工作組搜集的關於學生的資料。多批紅衛兵四次衝進地質部，就在部裏呆著不走，磨了15天，最後架走了兩個副部長。還有些人在國防科工委大門口靜坐了28天，要求把一個司長交給他們。[29]甚至林彪的軍事機關也不能幸免。軍事院校造反的學生衝到軍事機關裏要抓副總參謀長李鐵崖，說他管得軍校的學生不能動。[30]不停的干擾妨礙了政府正常工作，使周為保證日常工作的運行承受很大壓力。

另一個亂的根源是紅衛兵的派性之爭。咄咄逼人的造反組織和比較保守的組織都聲稱自己執行的是毛的政治路線，都爭取中央文革的支持。因為中央文革有權決定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

周花了很多時間，耐心地在各派之間調停。中央文革動輒決定誰革命誰保守，而周的態度則比較模糊。他認為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區別只在於保守派晚一點認識到批判劉、鄧的重要性。他說，造反派應該幫助他們提高認識，並且團結他們。[31]

保守派紅衛兵一般都是受衝擊的高級幹部的子女。例如，（北京）紅衛兵西城糾察隊就是其中之一，它的頭子是受到外事系統造反派審查的外交部長陳毅的兒子。西城糾察隊强烈反對造反派紅衛兵衝擊他們的父母。周口頭上支持造反派，實際上卻幫助保守組織，給他們提供房屋、電話、交通工具和印刷設備。[32]

周既同情保守派，在中央文革和其他造反派的壓力面前就不硬氣。1966年秋，有些造反派指責他「在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間和稀泥，立場不明確」。[33]這是他在此後一段時間裏受到一系列來自左派攻擊的開始。

對經濟的影響

文革初期，人們以為這場運動是在文化學術界，按毛的說法是上層建築領域的大清洗。顯然，經濟不在其內。但是，到1966年6月形勢變了。令人不安的混亂也開始出現在工業和交通部門。防患於未然，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經過毛批准，發出聯合通知，提醒各企業必須保證完成國家任務；文化大革命不能干擾生產。這也適用於農村，人民公社要繼續正常運行。[34]

但是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日益升級的文革很快就蔓延到各行各業，包括經濟部門。以農業為重點的縣是大城市來的紅衛兵的目標。這些紅衛兵要幫助當地的紅衛兵「鬧革命」，揭露黨和行政機關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黑龍江省的一個縣為例，除了書記和縣長，21個人民公社書記中，有11個遭到批鬥。1966年夏末到秋天，文革波及農村的情況看得更加清楚。秋收大忙季節即將到來，必須立即限制運動對全縣人民賴以生存的糧食生產的負面影響。[35]

工業方面也一樣。工人開始造反。一大批合同工和臨時工覺得待遇不如在編制內的工人，罷工了。周面臨著經濟受損的新的危險。他在公開講話中繼續强調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私下裏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他擔心這場革命越鬧越大，對經濟將會產生比「大躍進」更嚴重的後果。他說：「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為了防止萬一，他設法加强自己對經濟的控制。經毛批准，他任命兩位經濟學家谷牧和余秋里到國務院協助他處理經濟問題，兩人各管十個部。[36]9月15日，他强調：搞好經濟，關係很大。他認為文化大革命不能影響到經濟。他說，「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從而使我國的工農業生產取得多、快、好、省的效果。」他還說，人們應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他要求工人和農民堅守崗位，希望紅衛兵不要到「縣和縣以下的工廠、企業、黨、政、公共機關和人民公社去搞革命串聯，」相反，學生應該幫助搞秋收。[37]

接著，周發布了兩個通知，重申關於經濟部門進行革命活動的指示。第三個通知是禁止在企業和主管經濟的政府部門建立紅衛兵組織。已經建立了的必須解散。[38]

儘管採取這些預防措施，文革還是繼續蔓延到經濟部門。11月，中央文革針對周的政策也下發了一個《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12條指示》。其中規定工人應建立他們自己的革命組織，要允許學生和紅衛兵到工廠去同工人串聯。[39]

12月初，林彪也參加到這場鬥爭中。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時宣稱：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切領域裏開展，「要席捲全國。」[40]他於是提出他自己的文革定義：一個「對幹部大批判、大審查、大教育的運動」。中央文革隨即指責（國務院）企圖「以抓生產為藉口」壓革命。[41]接著出台一套新政策，規定文化大革命不僅要在工交部門開展，而且要在縣級以下的農村開展，這個決定把人民公社直接捲進來了。[42]整個經濟都受到衝擊。

周恩來又一次陷入困境。他曾經對「抓革命，促生產」表示過懷疑，現在他面對的是，毛改變了態度，激進派又大獲全勝，他只好再一次調整自己的態度，配合毛。在政治局的一次發言中，他指責那些對運動在經濟上造成不良後果表示擔心的人「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說，他勸他們不要這樣想，但他們不聽。他這樣做使自己向林彪與中央文革看齊。然而，在國務院他的做法更加微妙。他對部長們說，現在形勢是「工交欲罷不能」。他說：「浪潮來了⋯⋯順勢搞下去，就能領導，背著浪頭會被浪頭沖掉。」[43]果然，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迎接「工礦企業裏的文化大革命高潮」。這使周的工作更加複雜困難。

文化大革命1966年正式開展的時候，周恩來曾經保證要全心全意地參加。可是到了年底，他對文革的價值越來越感到懷疑。在同他信任的同事們言談間，他也不掩飾自己的擔心。但公開反對毛的政策要冒政治危險，甚至危及他的生命。不僅如此，文化大革命要求參加的人保證承擔義務，連周恩來這樣機敏和八面玲瓏的人，也越來越不能超然其外。他必須擁護這個運動。可是，這樣做對於他，正像他對國務院的同事說的是「入地獄」。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44]

1966年9月周恩來同即將赴外地串聯的北京中學生紅衛兵

新年開始就不是好兆頭。上海的工人造反組織奪了市委的權，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趕下了台。在任何別的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人會號召人民起來奪取共產黨官員手中的權。可是毛澤東正是這樣做了。他不僅歡迎上海這麽做，而且把這種做法提高為官方政策，並號召別的地方效法。他聲稱：「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又說：「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45]毛決心要奪回他認為被他的政敵奪去了的權力。他決心要以有群眾參加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來取代現有的黨和國家的執政機構。實際上，這個新政策導致造反派在企業和政府各級機構掌權，就像中學和大專院校的紅衛兵組織那樣。

毛期望周引導新政策的推行，周這樣做了。[46]在同造反派周旋的同時他要控制奪權的過程。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奪權是否意味著所有的領導幹部都被懷疑為「走資派」，因此都要被免職？根據什麽確定一個人是否「走資本主義道路」？誰有權奪權？採取什麽形式奪權？

周在這次講話中做的「當權派」的定義是：在一個單位管事的人。顯然，這就將「當權派」的內涵大大擴大了，連那些黨支部書記（黨的基層組織）和科長（政府的基層單位）都能算在內了。周估計，並不是所有的當權派都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過，要確定誰是或不是走資派花時間太多，要儘快奪權，誰是走資派的問題以後再解決。周强調各省市應該奪權，但中央，指政治局，是不能動的。[47]

周的態度不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必然引起混亂。一方面他强調各省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機關都應該奪權；同時，他又以絕大部分幹部在政治上是好的，應允許他們工作的理由，要儘量保留一些領導幹部，尤其是部長和副部長，來處理政府機關的日常行政。然而，他已經授權所有的黨政機關，不管他們的領導幹部是不是「走資派」都要立即奪權。

隨著文化大革命越演越烈，混亂也在加劇。周無法把他的部長副部長們留在崗位上，他們中絕大多數，要麽被「打倒」，要麽「受審查」。政府無法正常運作。更加糟糕的是，群眾組織間的派性鬥爭造成了僵局。在這種情況下，周別無辦法只好訴諸毛和林。1967年5月，他向他們報告，國務院絕大多數部委裏的派性鬥爭已激烈到使他覺得必須實行軍管來保證工作。毛採納了周的意見。軍代表在大多數政府部門行動起來。不過也有些例外，特別是外交部，周已經同意在外交部建立了一個强大的造反派組織。

周在中央政府裏碰到的問題，也反映在省一級。省裏的領導也都受到紅衛兵的威脅。大約有30位省級黨的領導人不得不離開他們的家躲到北京，住在中央的一個招待所裏。不久，各省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就向中央文革告狀，說北京當局給各省執行劉、鄧資反路線及鎮壓學生運動的黨領導提供庇護所。他們派代表到北京要把自己省裏的領導揪回去「批鬥」。到1967年夏天，形勢變得很緊急。周在造反派的壓力下允許四川的紅衛兵帶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李井泉和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去參加一個「批鬥會」。周同意的條件是他們兩人很快就回來。可是，紅衛兵進去以後，招待所就不再安全了。所以周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一起，設法把這些人又藏到北京郊區解放軍部隊的軍營裏。江青希望這些人回到他們省裏去，要求把藏匿的地方說出來。周迴避頂撞江青，傅受到很大壓力要他說出藏人的地方。正在這時，毛的一個召見他的電話救了他。他向毛說明了當時的問題。毛決定他們可以在北京呆一段時間，緩緩再說。[48]

在「二月逆流」中

在周重新組織國務院各部活動的時候，按照造反派奪權的要求，他自己的地位也受到威脅。這位總理在這以前也曾遭到挑戰，不過還只是零零散散的沒有構成嚴重威脅。他仍然被視為「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總參謀長」。但是到了1967年2月，他的地位受到「二月逆流」的嚴重威脅。二月逆流是高級幹部反對文革的一個事件，表現為國務院成員和老革命們為一方，中央文革成員為另一方的對抗。發生在兩個場合：一是1月19日和20日中央軍委的會上，一是2月11日和16日政治局的會上，他們在文革迄今進行的方式問題上發生了衝突。[49]

對抗圍繞著三個問題：（1）黨在文革中起什麽作用？文革的領導是不是不好？（2）是不是所有老幹部都被當作走資派，要把他們打倒？（3）軍隊的領導人都受到軍事院校學生和部隊基層人員的衝擊，軍隊還能穩定得了嗎？[50]

這些都是很關鍵的問題，因為都關係到中國政治制度的黨和軍隊這兩大機構的作用問題。老幹部們一致對文革不滿，指責中央文革剝奪了黨的傳統的領導地位，破壞了軍隊的穩定，迫害幾十年來已經證明是為革命為國家做出了貢獻的老幹部。他們强調，雖然黨內有過不少鬥爭，但是這一次對他們的鬥爭是黨史上最殘酷的。[51]

政治局會議是周主持的，按他的秉性小心翼翼。雖然他沒有限制老幹部們同中央文革成員對抗，但是他也不表示同他們站在一起。

當毛聽說老幹部們發脾氣時，他大為震怒。他說中央文革的錯誤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他們貫徹他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他明確地說：要推翻中央文革辦不到，並警告說，這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發脾氣實際上是「要劉、鄧復辟」。他說，如果那樣，他同林彪，還有林彪的妻子葉群就回井岡山（1920年代的紅色根據地）去打遊擊。[52]這是一個强烈的聲明：堅決，不妥協，而且咄咄逼人。毛下令，捲入這個事件裏的人要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接受批判。毛讓中央文革成員參加政治局擴大會，並指示周主持這種批判會。毛再一次明白無誤地反對老革命們。周立即自我批評，說自己對當前的鬥爭「很遲鈍」，沒能阻止這「兩次衝突」。毛並不直接批評周，而江青可不在乎。有一次她當面批評周支持文化大革命有動搖，又一次把周逼到牆角。他唯一的辦法就是像他一貫的態度：自貶，指責被打倒了的人，跟著毛走。從2月25日到3月18日，他主持了許多次會議，會上捲入「二月逆流」的那些人受到猛烈攻擊。[53]

這一切的一個主要後果是加强了中央文革的政治地位，而不利於傳統的領導。政治局停止了活動。中央文革實際上取代了政治局。以後周恩來主持的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為了進一步打擊老幹部，中央文革故意把「二月逆流」的秘密泄露給紅衛兵裏他們一派的人。這些人立即掀起「反擊二月逆流」，說它是「資本主義復辟」。[54]

此時的周被江青壓著一頭。江青則以毛的「好學生」、「革命左派」的熱情支持者的面目日益受到愛戴。造反派學生開始指責周是「二月逆流的後臺」。謠傳說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舊政府（按指周恩來領導的政府）和新中央文革的矛盾。」[55]這類對周的指責雖然不點名，卻越來越多。毛要制止這種謠言以免干擾他要集中打倒劉少奇的戰略。因此他指示陳伯達，他以前的秘書、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發表公開講話保護周。5月下旬，陳對紅衛兵說：「周總理在國內國外都很受尊重⋯⋯他處在貫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政策的重要地位，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挑周總理的錯。」[56]從而制止了對周的攻擊。

毛以這種方式使周免受造反派的衝擊，主要是他需要周來管理這個國家並且順利地實現他的願望。在毛的班子裏沒有人具有周那樣的管理國事的才能。然而，毛一方面要周在他控制下掌舵，另方面在二月事件之後，對行政機構又作了大幅度的調整，使權力平衡傾向於中央文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本是傳統國家權力的象徵，現在被廢了；而中央文革在毛的支持和鼓勵下，越來越張狂。

與新當權者的關係

對周來講，這一切真是又矛盾又是一個悲劇。給他的任務是同中央文革密切合作治國，而他根本控制不了中央文革。他以微妙、謹慎和低調的方式維持著同中央文革的關係。在所有的主要問題上，他都同造反派一致，同中央文革的成員密切合作支持紅衛兵運動，批判劉、鄧資反路線，奪權。雖然他同中央文革不斷有分歧，他總是避免公開衝突。實際上，分歧表面化的時候，他都傾向於退讓，改變他自己的立場。當時很明顯，同中央文革鬥爭只會給他造成政治問題。

四人幫在接受審判

例如，1967年初，康生和江青掀起一場在黨的高級幹部中「抓叛徒」的運動，首先衝擊的是1930年代被國民黨逮捕，又在抗日戰爭前夕得到釋放的人。這些人現在突然被指控當年是串通國民黨而獲釋。周給毛寫了一封信，他為這批老幹部辯護，說他們中有些人確實是自白後釋放的。但是他提醒毛說，他們這樣做是根據延安黨領導的決定，要他們採取這種策略。他並且强調，過去中共七大和八大對這個問題已經審查過。他認為，既然已經確定他們不能被視為叛徒，沒有理由把這個問題再提出來。[57]

毛沒有聽周的話，沒有反對舊事重提。這61位一直很受敬重的黨的高級幹部被打倒了。而因為毛支持這場清洗，周退讓。同他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一樣，他的態度一改而在公開講話中也批判「61人叛徒集團」。

在統治集團內地位削弱了的周恩來，不僅在重大問題上，而且也在個人層面上要同這些新貴搞好關係。在很多場合，他對康生表示尊敬，他知道毛信任康生。而且，他常請陳伯達同他一起接見外賓，介紹時，說陳伯達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得力助手」、「我們傑出的理論家」，他把「毛澤東思想闡發得那樣好」。[58]

毛的那個權勢大脾氣爆的妻子可不好辦。她的意見、好壞無常的情緒、突然發作的脾氣人人害怕。沒有人，連康生和陳伯達在內，都惹不起她。因此天生小心而且很會外交的周恩來總理對她也極其細心地照顧。周同江青早在1940年代在延安開始認識。她嫁給了毛澤東。每當她同丈夫吵架，她就會到周恩來這裏來抱怨，甚至哭哭啼啼。周就給他們兩口子調解。1949年革命成功，周將她提升了。考慮她1930年代曾經演過電影，就安排她在電影審查委員會工作。1956年，周又向中共中央常委會建議，任命她為毛的五個政治秘書之一，定為副部級。文革爆發前她就一直是這個官方身份。[59]

文革早期，江青更加得意。她不僅是毛的妻子，高級秘書，而且也是他最心腹的助手和最權威的發言人，忠心耿耿地協助他發動了這個新的政治運動。周瞭解她此時的政治分量，並認真對待。

在中央文革成員中，江青也許是在有分歧時唯一敢於頂撞周的人。遇到這種情況，周都是很克制很耐心。同時，他也利用她的虛榮心，不放過任何機會公開讚揚她，强調她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1966年秋，在批判劉少奇資反路線的時候，周聲稱這個運動「同江青同志所起的領導作用是分不開的」。又如1967年仲夏，保守派和造反派不分勝負的時候，他對江青反對極左的講話表示敬意。

也許他對江青最重要的一次服務是在充滿敵意的紅衛兵要揭露她1930年代的歷史時，及時幫了她。1930年代報紙上有不少關於她的浪漫生活的報道；當時人們沒太注意，可是文革中再翻出來則大大有損於她作為文革「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形象。一批恨她和中央文革的紅衛兵組織正是為此要揭發她的過去。最麻煩的是，她因參加革命活動被逮捕關在上海的監獄裏，後來釋放了，以及她同國民黨特務崔萬秋的關係。據說她是坦白叛黨之後才獲釋的。[60]這些事使她在她自己推動搞起來的「抓叛徒」運動中很心虛。

又是1967年夏天，周救了她。好幾袋關於江青過去的資料交到了北京衛戍區。傅崇碧害怕江青知道這些資料在他這裏，就去問周恩來怎麽辦。周認為有必要讓她放心，這批資料沒有人動過，他就命令當著公安部長謝富治、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空軍司令吳法憲，和傅崇碧的面把材料封起來。然後，他把這件事通知江青，徵得她的同意，還是當著這幾個證人的面把這些資料燒掉了。[61]為了防止還有人調查江青的過去，周在公開講話中批評參與搜集江青資料的人，並且强調任何人想以這種方式詆毀江青都是徒勞的。他向聽眾保證，江青的歷史是「紅的」（意指革命的），不是「黑的」（意指反革命）。[62]毛說江青在1930年代的活動使他「發現了她更多的特點」。這以後周更加公開讚美江青。在一次演說裏，他强調她的事業一直表現了共產黨的鬥爭性。年輕時面對叛徒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她都勇敢地予以回擊。她在1930年代寫的文章充滿了革命熱情，值得大家學習。因此那些搜集詆毀她的材料反對她的人，實際上同「黑幫」站在一起了。抗日戰爭初期她到達延安以後，成了毛主席的勤奮的學生和親密戰友，後來參加了解放戰爭。周繼續說道：戰爭結束後，她受到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卿、陸定一，以及其他人的迫害。周提到的人都是已經在政治上被清洗的。周說，但是江青起而反抗。然後，周又稱讚她對京劇改革和對文化大革命事業的巨大貢獻。最後，他强調，江青的品德，例如她嚴格要求自己和他人，促使她以毛澤東思想為標準衡量每一個同志，並使她能够正確區分「敵我」。她總是助人為樂，而且對敵人冷酷無情。周說，這些品德是值得學習的。

對於這樣的讚揚，江青，至少在一段時間裏是領情的，在公開和私下裏也表示尊重周。比如，她對美國作家韋特克談話時就常常友好地提到周恩來。儘管如此，周和中央文革裏江青的那些朋友之間還是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這種緊張在文革頭兩年特別明顯，而到周生命的最後歲月達到新的高峰。

周恩來也得依靠林彪這個權力中心。在清洗了不少有權勢的軍方領導人之後，林彪得以確立自己的實力地位。雖然周和林彪的關係可以回溯到1920年代，但在經過長征到達延安以前，他們之間很少個人接觸。林彪生於1906年，比周小8歲，而且在黃埔軍校是周的學生。黃埔畢業後，他成了一名傑出的軍事將領。在抗日和對國民黨作戰中緊跟著毛。

1959年林彪開始上升到高層，那時在廬山彭德懷被貶，他接任國防部長。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又被晉升為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定為毛的接班人。林彪成為僅次於毛的最有權勢的人。他成了毛的親密戰友，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助手。在運動中作為毛的發言人的是林彪而不是周恩來。毛的習慣是談起他的意圖，都只用很短的句子。是林彪向公眾闡述這位主席的話。因此在文革頭幾年，林的講話都是作為權威的黨的文件下發，讓黨員們學習、執行的。1966年5月，林彪作了一個關於政變的講話，使發動文革合法化。8月，他推動紅衛兵運動，號召他們「破四舊」。10月，在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大會上和中央工作會議上，他系統地抨擊劉少奇資反路線。他積極地貫徹了毛的要使「天下大亂」的戰略。[63]

因此周必須趕緊表示他完全同意毛選擇林做他的接班人，而且要清楚地表明他自己毫無覬覦更高的領導位置的野心。他公開地、私下裏都頌揚毛英明，並對林表示極其尊敬，以表明心迹。1967年8月，他在一個長篇講話裏，從歷史的角度把劉少奇和林彪做了個比較。他系統地批判劉少奇——儘管劉在1940年代初曾經是毛澤東思想最熱烈的鼓吹者，並說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第一人」和「經過考驗的領袖」，林當前的領袖地位應該在法律上肯定下來。[64]

奉承固然使周有一點安全感，可是也包含著危及林的地位的危險因素。對毛以外的任何人過分的讚揚都會有害，這一點林彪心裏有數。在中共九大，周發表了全面頌揚林彪的非常高調的講話。他的發言的三分之二都是講林彪。他回溯歷史，說40年前，林彪作為南昌起義的「光榮代表」，就是毛的親密戰友。他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同毛會合。周顯然過分誇大了林的重要性。因為那時候他不過是陳毅麾下的一個連長。但是周卻說：「從此林彪一直緊跟毛主席」，「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和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周還說林彪在黨內鬥爭中都站在毛一邊，如反對王明、高崗、彭德懷、彭真、羅瑞卿和劉少奇。他還發展了毛關於軍隊政治教育和作用的思想。周强調，在宣傳毛澤東思想方面，林彪有一整套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有效而實際的受歡迎的辦法。周表示讚賞林提出編印毛語錄的「小紅書」。他還歷數林對文化大革命的貢獻，强調地說，確定林為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是從林彪40多年革命鬥爭中得出的最正確的結論。[65]

林彪對這樣的讚美感到尷尬。倒不是他內心謙虛，而是他害怕這會引起相信「天無二日」的毛心裏不快。於是林立刻站起來做了一個即席發言，表示謙遜。他說，井岡山時期他跟隨毛並不是因為他有遠見，而是因為他單純地相信「毛主席是一位值得我擁護的傑出的領袖」。他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他林彪，而且他也沒有周說的那麽好。[66]

周和林的關係雖然不敵對，1967年3月也出了矛盾。周沒有通過林就直接向毛建議，應該召集司令員一級的會議，討論貫徹毛關於「軍隊要支左」的指示。他的建議被批准了，可是，江青、康生和葉群指責周在軍事問題上繞過林彪直接找毛，並且要林表態，不然的話，他就成了一個擺設。然後，他們一起到毛那裏告周的狀。毛也同意，周應該先找林彪再向他提出。周聽到這件事以後，馬上給林寫了一份檢討，說他自己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並且隨時準備接受毛和林的批評。[67]

進一步升級

1967年上半年，文革的狂熱蔓延到部隊。在毛策動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聯名發出指示，要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持「革命左派」。[68]這個指示引起更大的混亂，因為誰代表「革命左派」並沒有確定含義。中央文革認為激進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是左派；而有嚴格組織紀律性的各地解放軍則壓制造反派往往過激的行動，而支持保守派，因為保守派溫和，能同他們合作。各省由誰奪權的問題大多解決不了。毛要求革命群眾大聯合，而對立的各派卻訴諸暴力。在一些地方軍隊要是支持一派，另一派就搶軍火庫武裝自己。很多地方暴力升級幾乎發生內戰。

毛決定自己去瞭解情況。7月，他開始外出視察，第一站到武漢。武漢市當時一片混亂，幾十萬人在街上武鬥。考慮到毛的安全，周提前親自飛到武漢為毛的到來打前站。首先，他命令軍方制止各派的敵對行動，讓他們撤出堡壘，交出武器。然後他接見當地軍方領導，仔細聽取他們陳述為什麽支持保守派。周一心想的是使這個混亂的城市恢復秩序，毛注意的則是軍隊有沒有支持「革命左派」。毛得出的結論是沒有。毛指示要把他的意見傳達給軍方領導。周做了傳達並且要求他們承認錯誤，公開檢討。[69]

武漢「7–20事件」

然後，激進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和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又把周的話傳達給一批造反派。7月20日，造反派上街遊行，慶祝他們被認為是「革命左派」，並且詆譭保守派。受軍方支持的保守派也上街遊行，譴責謝富治和王力。形勢對保守派有利，他們的人數有好幾十萬。在激動的高潮中，士兵闖進北京來人住的招待所，把王力架走了。

北京十分震驚。林彪宣布「7–20事件」簡直就是反革命暴動。周更加擔心毛的安全。他再次飛往武漢，勸毛離開。毛啓程去上海之後，一貫是解決問題能手的周恩來，又同軍方協商，使他們放了王力。

武漢事件很說明問題。它加速了形勢的激化。北京在天安門舉行百萬人大會，周和其他領導到會，歡迎王力和謝富治歸來。武漢軍區領導人奉命來到北京，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接受批判。[70]

軍隊也不能免災了。軍隊受攻擊的事件越來越多。此時是中央文革喉舌的《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社論，號召群眾揪軍中的「走資派」，公開支持對軍隊的騷擾。這就使形勢更加複雜。造反派在加强對保守派攻勢的同時，並把矛頭指向全國各地的軍事當局。受軍方支持的保守派終於反擊。結果，中國大部分地方發生內戰。

周是保護人嗎？

不少人說周大大地保護了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說他讓他們藏身，說他運用他的權威救了許多人。雖是有一些這樣的事，但這樣說卻與實際不符。為了表現他對毛的忠誠，保證他自己的安全，他同中央文革的激進派成員站在一起；在公開講話中，他申討在文革的不同階段被清洗的曾經是他的戰友的國家領導人。私下裏他對他的一些部長們表示關心甚至愛護，公開場合對另一些部長們的處理卻很嚴厲。他停止外交部副部長劉新權的工作，責令他做自我檢查，因為他任派駐北京外語學院工作組組長時鎮壓了學生運動。他下令逮捕財政部一位不聽他的話企圖奪權的副部長。他在公開講話中說，文化部代部長蕭望東、鐵道部部長呂正操、煤炭部部長張霖之堅持執行劉少奇的反革命路線。1967年1月，張霖之被折磨致死。[71]在奪權的造反運動中，他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宣稱，從黨支部書記和政府裏的科長起都是「當權派」，因而都可以衝擊，這實際上擴大了迫害的範圍。他也曾點名科學院黨委書記張勁夫和國家科委副主任韓光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予以清洗。此外，周還指責在重慶時期曾經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外交部副部長陳家康是政治「小丑」，因為他講過對陳毅不利的話。陳家康被下放到外交部湖南五七幹校，死在那裏。他也譴責過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閻在文革的瘋狂中絕望自殺，周譴責他以自殺「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參加清洗和批判一大批軍隊高級領導人。隨著文革進展，被周批判為有政治罪行的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越來越多。

1967年上半年，周被任命為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組長，負責審查高級幹部。他在這項工作中的記錄並不好。作為專案小組負責人，他對下設的分別審查黨、軍隊和公檢法高級幹部的三個專案辦公室的活動要負全責。[72]

這方面活動的統計數字令人觸目驚心。據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宋任窮回憶，（文革前夕）有1011名高級幹部，81%受迫害，其中40人被折磨致死，致殘的人更多。

迫害的規模可以從以下事實中看到：在北京的老革命高級幹部有213人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或市郊各處。他們中有10個政治局委員，10個書記處成員，7個副總理，71個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其他各級「有問題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他們被關在本單位私設的關押處或下放到勞改營，那時叫「五七幹校」。[73]

這一點值得注意，為了處理這一大批「有問題的人」。中央專案組調了789名解放軍軍官協助工作。其中就有極其殘暴冷酷的職業審訊人員。專案組為了自己的需要，使用嚴刑逼供是家常便飯。審查者可以自作主張設計和採用各種刑罰，對被誣告的人施以肉體的和精神的折磨，包括毒打，用迷幻藥，不讓睡覺，以及生病不給治療。[74]

身為中央專案組組長，周參與其一切活動。很明顯，周一旦承擔了一項責任，他總是極其細緻周到地去執行任務。可是，重要的是，中央專案組取代了自發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卻使用了類似蘇聯斯大林的勞改營所用的手段。[75]從那以後，紅衛兵就在周指揮下的一套體制的掌控中。雖然他同中央文革仍然有矛盾，他和他們卻都認為紅衛兵運動的方向要轉，儘管他們想轉的理由並不一定相同。中央文革要利用紅衛兵實現他們的政治目的，周則要控制他們以免動亂和過激行為。周在文革期間組建的鎮壓系統中所起的作用並不光彩，從他的一些同僚的遭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王光美

周對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態度的轉變可以證明他適應形勢轉變的能力。對王光美，他先是保護，但是後來放棄了。清華大學紅衛兵把王光美騙走後，周馬上打電話給那裏紅衛兵組織的頭子，並派他的秘書到清華，陪著王返回中南海。但是，王的情況越來越複雜，誰支持她，誰就會有危險。1966年12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組吹風會討論王的歷史。她學生時代在北京就是中共地下黨員。1940年代，馬歇爾到中國調停國共關係時，她擔任中共方面的翻譯。談判破裂後，她隨中共代表團離開北京到了中共當時設在河北省平山縣的大本營。她在這裏同劉少奇結婚。由於她過去同美國人有過聯繫，江青和康生認為她是美國間諜。1966年12月，為了做實這項指控，中央專案組成立了「王光美專案小組」。

1967年1月16日夜間，周恩來知道王光美處境危險，打電話給她，要她不管遇到什麽情況都要振作起來。他既不告訴她可能發生什麽事情，對她被指控為特務也沒有設法救她。說她是根據美國特工的命令同劉少奇結婚的「證據」，也同對其他許多人一樣，是逼供的結果。

王有個朋友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承祚的妻子袁紹英的妹妹。袁紹英還有個弟弟袁紹文在美國從事航空工業研究。根據江青和康生的邏輯，一個中國人能在美國那麽敏感的領域工作必定是中央情報局的人。這就成了王光美的間諜活動的聯結點。王去過袁在北京的家，那就被當成是通過他妹妹和袁紹文交換情報。

1967年夏，楊教授和一位不大認識王光美的同事被專案小組組長逮捕。這個同事患有晚期癌症，病得很重。下面是對他的一次審訊記錄：

問：你說說王光美是什麽人？

張：王光美我說不清楚

問：你知道多少說多少，說說她過去的情況！

張：說說，叫我慢慢說⋯⋯

問：你現在說說！

張：哎，⋯⋯玄啊，有這個人國家很「傳染」吶，很危險吶，哎⋯⋯。這個人不是那麽簡單的人。王光美這人，這人實在是個特務，這個人雖然本身是個特務，這個人還不是一般特務，是個很具體特務⋯⋯。這個人很顯然的是個特務，這個傢伙是很嚴重很厲害的特務。

問：你聽誰說的王光美是特務？

張：我⋯⋯有個具體印象。

問：你怎麽知道王光美是特務呢？

張：嗯，我是從那封信知道的。

問：誰的信？

張：還不是信，就是從咱們政府公報上我知道的⋯⋯。

沒過幾個月，這個同事就死了。他的證詞不足為憑，但是審訊者卻認定為鐵證。那個倒黴的教授命運也差不多。他被逮捕，並被逼招供他是美國特務。在審訊中逼他證明王光美的特務活動。經過用刑，他病得很厲害。他聲稱他和王光美都受雇於「美國戰略情報局」。1970年他死在獄中。[76]對王光美的懷疑就如此荒唐地定成了鐵案。

1967年3月21日討論劉少奇的歷史，周、毛、林彪、陳伯達、康生和其他一些人參加了會。1925年劉少奇曾經被長沙的軍閥政府逮捕過，1929年又在奉天（今瀋陽）被捕。說他這兩次都承認是共產黨員，並在壓力下成了一個叛徒。周和其他人決定還要在C組審查，於是他們簽發了康生起草的一份文件。5月，C組更名為「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代號「504小組」。江青和康生負責這個小組的工作，立刻行動逮捕他們認為可以給他們的懷疑提供證明的人。[77]周明明知道他們使用逼供的惡劣手法，但是，他卻沒能保護受害者。

1968年迫害王光美的所謂審查結論公布了。在一次十萬人大會上，江青宣布「王光美是美國的一個搜集戰略情報的重要特務」！周坐在她旁邊，為響應她的話，高呼：「打倒美國特務王光美！」於是，與會的群眾跟著也喊這個口號。喊口號表明周同王光美劃清了界限，從而保護他自己，別人不能說他站在王光美一邊了。1970年6月，專案組建議給王光美判死刑，據說周批示「死有餘辜」。[*2]但是，毛否定了這個建議。王光美一直被關押。她幸存下來，文革後被平反。[78]

劉少奇

反「二月逆流」時，北京出現很多反對高級領導人的大字報。甚至中南海大院內也有這種無中生有的大字報。劉當然不能不看到這些大字報，他寫信給周，表示「感到憂慮和不安」，因為不僅是他自己，「一大批老同志」也被「當作敵人了」。他問周：「怎麽辦？」周復信要劉「好好休息，克制自己」，並說他已將劉的意見報告毛了。[79]這封含糊而且未作任何承諾的復信是周恩來和劉少奇之間最後的通訊，儘管他們都住在中南海大院內。1967年4月1日，劉少奇被公開指名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4月7日造反派抄了他在這個政府大院內的家，周並沒有設法阻止。夏天，對劉少奇的攻擊達到高潮，他的工作人員質問他的政治態度，在他家裏給他體罰。周是中南海內唯一能够維持這個政府大院裏秩序的人，但是他還是沒有阻止鬥爭會上對劉少奇使用暴力和虐待。相反，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周做了一個長篇講話批判劉少奇，說劉少奇1945年到1966年犯了種種政治「錯誤」。周說毛多年來一直支持和幫助劉，但劉使毛失望了，還說毛以林彪取代劉是如何的正確。

1968年[*3]10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周當然是舉手贊成的。從以下這個事實可以看出打擊劉少奇的殘酷性：因劉少奇案受株連被定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就達2.6萬多件，禍及2.8萬餘人。其他受批鬥、隔離、關押的更是不計其數。」1969年10月，劉少奇被移送河南省的開封市。他被單獨看管，不給醫藥治療，11月12日病逝。[80]

劉少奇遭到紅衛兵的批鬥

賀龍元帥

賀龍原是國民黨軍第二十九師師長，同周的交情深遠，可以回溯到1927年南昌起義的時候。文革前他負責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往往要代替稱病不能視事的林彪。這兩位軍方領導人之間的矛盾在文革前就有所表現，源自他們在紅軍裏不屬於同一個部隊。此外，賀龍同1965年底被林彪清洗的羅瑞卿在政治上和歷史上都有聯繫。

林彪選擇賀龍為下一個打倒的目標。林彪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製造一系列假罪名，向毛「證明」賀龍要奪空軍的權。一時謠言四起，說賀龍要搞兵變。於是紅衛兵被鼓動起來反對賀龍。賀龍在北京老使館區的家被抄。過了幾天，他呆在北京另一處政府的招待所裏也不安全了。1967年1月9日，賀龍同妻子一起到中南海向周尋求幫助。周知道賀龍無辜，請他們住在中南海他自己的家裏。

賀龍夫婦在周家住了10天。但是毛對這些老將軍們的態度已經在變。他要政治局批判賀龍。政治局對高級幹部的批判有個特定的程序。第一步是同賀龍「正式」談話。政治局指定周恩來、江青和軍方高級領導人李富春去談。

周的態度由友好的支持者一變而成為一個不祥的審訊者了。他嚴肅地說：「林總告訴我，你在背後老是散布他的壞話。他是我們黨的副主席，黨有黨的原則，說他的壞話，這怎麽行呢？你不尊重林總。」賀龍一聲不響，只是吸他的雪茄。周繼續說：「林總還告訴我，你跑到海軍、空軍、工程兵、裝甲兵、總參等單位，到處插手，到處安插你的人。」賀龍解釋他在中央軍委的工作要求他接觸各個部隊。但是周一個斷然的手勢打斷了他的話，快速講下去。他還提到空軍司令吳法憲告狀，說賀龍要奪空軍的權。周說：「你不光不尊重林副主席，你對毛主席也不尊重，不請示不彙報。你和鄧小平都不宣傳毛澤東思想。」賀龍很想申辯，又被周制止。周說：「現在很多人都對你有意見。特別是林總，他提出一個很嚴肅很有分量的問題：現在毛主席健在，你還到處插手。毛主席如果不在了，百年之後，那時是以林總為首的黨中央，林彪就是怕你不服，怕你鬧事。」賀龍含著淚問：「林彪可以這樣說，總理，你呢？」周無力地搖搖頭說：「不說了，不說了。」然後他告訴賀龍已經給他們夫婦安排了一個地方，「先去休息休息」。[81]

第二天早上，賀龍夫婦搬出周家。雖然他們生活在隨時受騷擾的威脅中，這以後的9個月裏生活還相對過得去，因為周親自安排了他們的日用所需。但是，1967年9月毛批准對賀龍立案審查。這意味著賀龍的地位由被保護的解放軍將領變成了要由中央專案組審查的嫌犯。直接的後果就是他的生活條件大大惡化。審查期間，沒有傳訊他而是命他書面交代罪行。雖然他病得很重，卻得不到治療，還只能吃到監獄的伙食。196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聯名下發文件，正式定賀龍為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跟著批判賀龍，簽署了這些文件，在公開講話中申討賀龍。1969年6月9日，賀龍去世。也就是這一天，他才終於被允許去醫院看病。[82]

陳 毅

陳毅的處境同前面提到的那些人有所不同。毛指示要批判陳毅但是沒有把他當作反革命，因此周保護他對付極左的襲擊還有些回旋餘地。身為副總理、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儘管他一身兼優秀的軍人、外交家和詩人而很受愛戴，他還是一個主要迫害的對象。人們都知道他幽默、好口才、坦率。[83]而他的坦率給他造成嚴重的政治麻煩。

1966年6月，陳毅同其他許多領導人一樣都執行了工作組政策。他批准向外事口的單位派出了8個工作組。[84]工作組被派到外國語學院、對外文化交流委員會、海外華僑事務委員會等單位。外交部副部長之一的劉新權，和國務院外事小組副組長張彥，分別領導一個工作組。他們的工作組對其派出單位的造反派特別嚴厲。工作組政策被否定後，過了幾個月，這些單位要求劉新權和張彥回去做檢討。他們不願面對那些報復心重的年輕人和想像得到的暴力對待。陳毅試圖調解，結果卻發展成為他自己同學生的對抗。問題最後提到周恩來面前。1966年12月3日，周接見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學生代表談這個問題。

在正式談話前，學生代表紛紛表示對北外工作組負責人劉新權很不滿，說他是「牛鬼蛇神」（當時這個詞意指反革命）。

周對一個學生說：你今年才20多歲嘛，活到我這麽大還有40年。你曉得將來會碰到什麽樣的「牛鬼蛇神」嗎？怎麽把劉新權說得那麽可怕？

學生：劉新權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周：（搖頭）還不能做這樣的結論。

學生：我們就做了。

周：我還沒有同意。

學生：（不服地）那我們各自保留看法吧！

談到北京外事系統院校文化大革命不能開展，「左派」學生仍然受壓制時，周和學生有以下一段對話。

眾學生：陳毅同志對此要負很大責任，他總是「和稀泥」。

周：你們說他「和稀泥」，他是為了團結大家，他總是一肚好心腸嘛！就是說話「走火」。我們相處幾十年，這個老同志的確為黨、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這次交談像其他許多次一樣並不能改變事情的進程。毛已經決定讓所有參與工作組政策的領導幹部先公開檢討，然後才能恢復他們的工作。周急於要他國務院的同事恢復工作，說服了不知道自己錯在哪兒的陳毅帶頭檢查。陳毅準備了一個檢查，說他文革初期執行了一條資反路線；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犯錯誤的原因是，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不高；他說的有些話雖然動機是好的，但客觀上妨礙了文化大革命；他對「群眾」的錯誤態度改的不够快；最後，他說，現在他認識到自己錯了，有決心改正。[85]

陳毅的檢查稿經過毛審查批准。1967年1月24日在人民大會堂的萬人大會上唸了一遍。這純粹是走形式，一個羞辱人的形式。事實上「群眾」知道了毛對此的態度，就都接受陳毅的檢查。於是，陳毅就算「解放」了，恢復工作。

陳毅做檢查並不能改變他不同意文革造成混亂的荒唐做法，特別是同外交事務衝突的時候。1967年1月25日發生莫斯科紅場事件，這是中國留學生在紅場唸反對修正主義的毛語錄，並且向列寧和斯大林墓獻花圈。這隱含著批評斯大林以後的蘇聯領導，是向蘇聯當局挑釁。蘇聯當局下令把中國留學生强行趕出紅場。中國外交部對莫斯科警方粗暴對待中國學生事件提出强烈抗議。但是陳毅明白中國留學生做得不對，雖然他們自己認為是捍衛毛澤東思想，實際是要「出風頭」。[86]中國駐外使館發放「小紅書」毛語錄及其他宣傳材料使他也很惱火。他指示中國駐外使館搞這種活動要節制，明確指出中國駐國外的代表機構不搞文化大革命，不許强迫外國人接受毛的像章和「小紅書」。[87]

陳毅的「解放」為時不長。不到一個月，他就捲進了「二月逆流」，再次陷入政治窘境。毛震怒，指責他，要他請假檢查。越來越覺得自己權勢大的中央文革對陳毅莽撞地指責文革，並且明顯看不起中央文革的某些成員，十分惱火。而就在他和中央文革發生頂撞的政治局碰頭會後幾個小時，他對一批歸國留學生講話，中心講的是文革中亂揪亂鬥老幹部的不公正，中央文革有責任。他說：「有些人作風不正。他們想踩著別人的尸首向上爬。把不懂事的娃娃推到前面。」[88]

於是，當中央文革大力攻擊老幹部時，陳毅成了主要目標。造反派稱他是「外事口的頭號走資派」，「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他們發表無數聲明要打倒他，要他到群眾中做檢查。[89]

檢查也不是想做就做的。毛要陳毅同「二月逆流」的其他政治局委員們一樣，先在政治局內檢查接受批判。周恩來負責召開這樣的會。陳毅在政治局承認「錯誤」之後，要到外事口向「群眾」做檢查。

反對陳毅又引起周同外事口的造反派和紅衛兵之間的矛盾。這些人越來越懷疑周是故意拖延不讓陳毅到群眾中做檢查。為了迫使周趕快讓陳毅下來，他們成立了一個「批判陳毅聯絡站」。5月11日這個「批陳聯絡站」組織上街遊行，要求陳毅「到群眾中來」。

當天夜裏，周同意再談陳毅的問題。很顯然，那種狂熱的氣氛已經使陳毅不得不再一次說自己錯了。在一次通宵的討論後，外事口的多數造反派同意激進紅衛兵的說法，把陳毅當「三反分子」「打倒」。這種態度使周很失望，他本來希望造反派——都是國家幹部，會對紅衛兵施加溫和的影響。他急於要陳毅儘快恢復工作，因此不同意他們對這位外交部長的指控。力主陳毅做檢查後就恢復工作。[90]

他們明知陳毅在中南海，卻衝進外交部，聲言要揪外交部長。儘管這樣多次逼周把陳毅交給「群眾」，周還是拖了兩個月。到7月中旬，拖不下去了。紅衛兵在外交部門外安營扎寨高聲叫駡陳毅。中央文革成員也攻擊這位外交部長。8月4日在北京的一次群眾大會上，中央文革的兩名成員關鋒和戚本禹聲稱他們完全支持學生在外交部外面示威，認為學生代表著外事系統未來的希望。姚登山把這個信息傳達到學生中。姚登山是當年4月底回國的前駐印尼使館參贊，當時被認為是「紅色外交戰士」。這話一傳達，學生更加欣喜若狂。[91]

陳毅、張茜和周恩來、鄧穎超在一起

外交部長是要「打倒」還是「解放」的問題成了外交部群眾組織分歧的主要原因。它們本來就很不一致。從人數上看，最重要的一派是革命造反聯絡站。在有兩千多人的外交部裏，參加聯絡站的就有一千多。他們自認為是造反派，要求「打倒」陳毅。中央文革為了支持造反派，派了一個重要成員王力同聯絡站代表談話。8月7日的這次談話產生了嚴重的後果。王力給造反派打氣，鼓勵他們同比較保守的組織鬥，嚇得後者的成員躲起來。造反派接管了外交部的政治部，這裏有對他們的未來至關重要的人事檔案。中央政府其他許多部很快就跟著效仿這樣做。最後，外國語學院的造反派不滿足於在大門外示威，衝進部內，封了部黨委辦公室，架走了兩位副部長（姬鵬飛和喬冠華）並且命令他們在北京大街上賣紅衛兵小報。[92]

北京當時的氣氛沸騰了，一時間「革命左派」好像贏了，對陳毅的批判大會不能再拖了。周同造反派就批陳程序達成協議。先在外交部開百人參加的小會；然後在人民大會堂開「中會」，有外事系統上萬名幹部參加。最後還要開十萬人參加的批判大會。在這樣的會上，要陳毅聽取對他的批判，並做自我批評。這個過程如果滿意地完成，他就「解放」，恢復工作。

不過，還有個問題要周解決：誰來主持這個會？周曾經要說服造反派和保守派克服派性，共同主持這些會。造反派組織卻認為保守派不在毛思想的主流之列，認為周要保守派同他們平起平坐而對周很不滿。他們拒絕同保守派坐一條板凳。在外交部開會時，沒有出現這個問題，因為造反派佔絕大多數。但是，開中會和大會這個問題就麻煩了。最後，周不得不同意中會和大會各開兩次，造反派和保守派各主持一次。[93]

小會在外交部內按計劃進行。陳毅在周恩來陪同下來到外交部的小禮堂，聽取群眾組織代表事先準備好的批判發言。因為時間不够，有些代表來不及發言，決定8月26日再開一次小會。

8月12日，在人民大會堂開了一次中會，上萬人參加。這次會由造反派紅衛兵和外事系統的造反派主持。陳毅由周恩來和公安部長謝富志陪同來到會場。第二次中會定於8月27日召開，由保守派主持。8月26日，第二次批陳小會正在進行中，一大批造反派學生衝進外交部，企圖劫持陳毅，阻撓保守派第二天開中會。外交部造反派對學生搗亂，干擾他們開會很惱火，他們把陳毅藏在一間紅衛兵們找不到的辦公室裏。晚上把陳毅送回中南海。第二天，即8月27日，另一次批陳中會如期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而原計劃的批陳大會沒有開成。

9月初的政治形勢發生很大變化。毛對全國的亂局也厭煩了，他指責混亂是「極左派」鬧的。陳毅「一案」未能如周所期望地那樣了結。既然毛已經說過，對陳毅「一批二保」，不打倒，周利用一切辦法讓陳恢復副總理和外長的職務。可是，他的努力只實現了一半。雖然陳毅沒有像其他許多人那樣被關被殺，他的問題也沒有澄清，還是沒讓工作。他在外交部的職務由姬鵬飛接替，姬被任命為代理外交部長。

1968年陳毅短時間地恢復了一段工作。那是毛要他牽頭，同幾位靠邊站的元帥一起評估世界形勢和中國對蘇聯和美國的戰略。在陳毅主持下，他們對國際形勢作了一個分析，最終導致中國和美國之間相互接近。值得注意的是，毛並不是要周提供這種分析。或許因為周儘管精於辦事，卻不是制定這種宏觀政策框架的合適人選。相反，陳毅具有這種魄力，可是，這卻沒有能挽救他。做完了全球戰略的分析之後，他又一次被扔在一邊。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他再次被選進中央委員會，但是沒有進政治局。過了幾個月，陳毅被戰備疏散到河北省石家莊一家工廠。1970年8月，讓他參加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他又在政治上被批判。因為他對於毛的最新意圖不瞭解，在會上採取了同毛不一致的態度，被批為「假馬克思主義者」、「反黨野心家」。陳毅因為這種政治上的挫折心情十分抑鬱，1970年患腸癌，於1972年初逝世。[94]

對外交的影響

1949年以後，中國在政治上翻來覆去有過許多變化，可是都沒有影響到國家的外交政策。黨和政府歷來强調「內外有別」，所以周恩來以為文革也會是這樣。[95]

可是，這回不行了。不可能把外交政策同文化大革命分開，因此文革蔓延到對外關係也就在所難免。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有二：首先是毛的思想激進化，把文革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聯繫到一起，而且他還要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第二，由於中央文革的出現，內部力量對比的格局變了，中央文革要向全世界宣傳毛澤東思想。[96]中央文革利用其對大眾傳媒的控制，發表了許多社論意在指導外交事務。中央文革也不怕繞過周直接向外交部發指示。這就侵犯到周的不可侵犯的領域。

外事系統的工作整體大為削弱。周本人的地位也削弱了，外交部長成了攻擊的主要目標，一再受到上有中央文革下有外事系統紅衛兵的騷擾。國務院外辦裏周的副手們——廖承志、張彥等人不能够正常工作。外交部本身的領導幹部也未能幸免。第一副部長章漢夫早已被監禁，姬鵬飛和喬冠華因為同陳毅關係密切成了主要的攻擊目標。另外兩名副部長王炳南和陳家康因所謂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和工作方法被審查。其他在職的副部長們沒有受到政治攻擊，但職權有限。沒有一個人能有效地領導部裏的工作。甚至在司局長一級，也有不少被迫「靠邊站」而中斷業務工作。[97]不僅如此，儘管周不贊成，文革的活動對中國駐外使團也有相應的影響。駐外使館的大使和參贊們被他們的館員指責執行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政策。局勢實際上已難控制，於是周把幾乎所有的大使和大部分館員召回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

混亂的事件到處都有不少。舉幾個例子。1966年8月，一批北京中學生跑到內蒙邊境的海拉爾市，攔截了一趟北京–莫斯科的特快列車。上了車，他們在車廂的牆上掛毛的像，向蘇聯和日本乘客散發反蘇小冊子。蘇聯列車員要制止他們的行為，雙方打了起來。列車在邊境被耽誤了好幾個小時。第二天當地的黨領導試圖勸阻學生，防止事件重演。這些學生不聽，堅持要打電話給周。周用他一貫的策略，表示支持他們的「革命精神」，同時要制約他們的行為，他不鼓勵他們繼續蠻幹。他安排飛機接他們回北京，並把他們介紹給毛，稱他們是「從海拉爾回來的反蘇英雄的代表」。這對他們簡直是殊榮。當蘇聯大使館對此事件提出交涉的時候，中國外交部說他們與此事無關。[98]

更加有損中國在國外形象的是1967年1月的紅場事件。69個中國留學生去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和斯大林墓。獻了花圈之後，朗誦毛的「小紅書」裏的語錄，說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同蘇聯警察發生衝突，中國學生被打傷，有幾個傷勢還很重。[99]

在北京，對外國駐華使館示威——包括印度、緬甸、印尼大使館和英國代辦處——的事件一波又一波。紅衛兵成了無法控制的群體。周對這種狀況很擔心，但是也沒有辦法。他以前用過的手段這時往往不管用。他簡直無法阻止群眾反對外國的狂熱。在此情況下，發生一些比較小的事件時，他不得不向國內的左翼提出的許多建議妥協，批准造反派控制的外交部提出的建議，向外國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議」。

香港騷亂

外交上的混亂蔓延到香港。1967年春，因為一件勞資糾紛，工人罷工並同警察發生衝突。工人遊行示威到香港英國總督府門前，在牆上貼大字報和標語。衝突造成了一些示威者受傷，但是，左派人士決定還要繼續反對香港當局的鬥爭。中國在香港辦的報紙發表煽動性的文章，安裝在中國銀行樓頂上的喇叭廣播革命口號和歌曲。示威者和警察間衝突不斷。

這場自發的社會動亂使國務院、其下屬的港辦和外交部感到意外。局勢很快升級成一場危機，一個並不重要的工廠的勞資糾紛發展成為英國和中國之間的對抗。中國政府堅持香港人民有權在香港的土地上也搞文化大革命，而英國政府維護其在這個殖民地的統治寸步不讓。

香港事件由於大陸當局的干預加劇了。在强大的中共地下組織網絡的領導下，又有以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名義掩蓋的中共香港澳門工作委員會的直接領導，抗議者遊行到英國總督府，貼大字報，譴責英國人。與防暴警察的衝突再起，釀成流血事件。

周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他覺得必須支持左派反對香港「英國當局的暴行」，同時他也知道在英國殖民地裏面，這種對抗是搞不下去的。還是他慣常的兩面自相矛盾的做法，既鼓勵又限制這場動亂，給出了一系列自相矛盾又混亂的指示。5月15日他批准了外交部的聲明，要求香港當局懲辦打擊示威群眾的警察，向受害者道歉，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周親自參加北京舉行的10萬人反英抗暴群眾大會並批准百萬人在英國代辦處門前連續幾天喊口號，示威遊行，使中英關係的緊張又增加了一層。[100]周本來很忙，現在他的日程表上又增加了一個香港。他指示在外交部成立一個港澳辦公室（簡稱港辦），並經常過問其事。一方面，他批評文革蔓延到香港，那裏的情況同內地完全不一樣。另一方面，他要求新成立的港辦提出一個打敗殖民當局的方案。港辦提出了一個通過幾次公共部門罷工使這塊殖民地癱瘓的計劃。周雖然懷疑這能否成功，還是批准了這個計劃。但是6月中旬進行了第一次罷工後就很清楚地看出來，需要中國不斷地給予財政支持才能維持罷工，而北京當局並沒有承擔在財政上全面支持香港鬥爭的意思。

1976年香港騷亂

雖然如此，對抗還在繼續。7月初，周甚至批准一批中國民兵在解放軍密集的機關槍火力掩護下過境到新界，襲擊一個港英的邊防站，打死了幾個警官。為這次成功的襲擊而高興，外交部港辦的左派建議多採取幾次類似的行動。但是周制約的策略避免了同英國人過分對抗，因為他知道那只會有害無益。他真正要的是維持香港的現狀。在同廣州軍區司令員的一次私下談話裏，他提出要節制。他解釋說，使用武力不符合中國現在對香港的政策，要避免任何魯莽的行徑。[101]

儘管他自己警告不要魯莽，周還是批准了一個對英國當局的誇大其詞的照會。這是最後通牒，要求港英取消對香港三家親共報紙的禁令，並在48小時內釋放暴亂中逮捕的19名新聞記者。周簽批的這個照會於8月20日遞交給英國代辦。在照會引發一場外交災難後，周說，簽發的時候，他太累了，沒能認真考慮。事態可能重要到要發最後通牒，但是中國的地位還弱，不足以使之付諸實施。

事態激烈地失控了。8月22日照會見報，造反派匆匆建立起一個組織，叫做反帝反修聯絡站，立即組織在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如果英國不在規定的時間內接受最後通牒的要求，他們就要接管英國代辦處。

北京市委深知形勢的爆炸性，將事情通知了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部隊被派到現場保護英國代辦處，外交部也派出一些幹部到現場勸說造反派頭頭不能使用暴力，可是都沒用。感情用事的示威者不聽。周於是請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的組長，陳是個對造反派有很大影響的人物——發表一項聲明告訴學生不許侵入英國代辦處所在地。陳在現場使用大喇叭宣讀聲明，要平息事態。可是示威者狂熱已極，就是陳伯達說話也聽不進去。形勢每況愈下。最後通牒規定的時間一到，示威者衝進英國代辦處，洗劫一空，然後放一把火把代辦處燒了，並且侮辱了一些英國外交官，包括英國代辦。[102]

當天晚上，周召見北京衛戍區的軍官、外交部幹部、紅衛兵代表，瞭解攻擊英國代辦處事件的細節。周非常生氣，批評紅衛兵不負責任的行為，批評外交部幹部未能說服學生。他說，很明顯，受過一點教育的人都知道，外國使團駐地是不許侵犯的，駐在國有責任保護外交官的人身安全。他批評港澳辦公室提出最後通牒照會。這個事件也驚動了毛，他說英國代辦處被燒，要麽是出於幼稚無知，要麽是有「壞人」，按指「階級敵人」，要破壞中國的對外關係。[103]

對香港的激進政策的失敗是個丟臉的事。曾經鼓動革命動亂的毛，面對他自己政策造成的這場災難時也嚇一跳。過激政策造成的各種失誤最後大丟面子。這一點周完全清楚。當他得知毛也有這個麽想法後，就利用香港事件和火燒北京英國代辦處為契機，扭轉中國官方政策的方向。1967年秋的這些事件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轉折點。毛不願意讓夏天的混亂再繼續下去了。他說，極左分子濫用了他批准的行動自由。如果不消滅他們，也必須約束他們。在領導層面，中央文革的兩個重要人物王力和關鋒被指控唆使所有的動亂，自然成了替罪羊。此前被表揚為「高舉偉大舵手旗幟」的激進紅衛兵和造反派，現在被指控為極左分子，受到迫害。他們作為公開宣布的大亂政策的工具的作用已經發揮完了。

大潮轉向

毛已經開始對中國每況愈下的亂局表現厭倦並且擔心了。毫無疑問，有些發展促使他考慮遏制文革的潮頭。全國到處是一片混亂。混亂和暴力有增無已，中央也越來越掌不住權力的繮繩。按照帝王的傳統，毛於7月份到華中去視察。武漢是第一站。他在這裏發現整個城市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暴力對抗的戰場。毛介入，批評軍區支持保守派，抓了許多造反派頭頭。他說，這是嚴重的錯誤。

北京也是一樣，局面越來越亂，造反派和紅衛兵知道毛不在京城，成千上萬的人在政府大院中南海外面安營扎寨。周就守在裏面不離開。他相信有他坐鎮在這裏，造反派和紅衛兵不敢衝到裏面去。的確，他們就在外面不到裏面去。可是那些狂熱的人們白天黑夜地用大喇叭叫喊，要求把劉少奇和鄧小平交給他們開「鬥爭會」。這種叫嚷在天安門召開的百萬人大會上達到頂點，中央文革走到了前臺。大會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在中南海內，政府機關人員組成的造反派也越來越積極地批判劉、鄧，開鬥爭會，侮辱虐待他們。周未加制約。[104]他本人也在中央文革再次利用激進的紅衛兵和造反組織攻擊的嚴重威脅之下。北京到處都有大字報，暗示周是「二月逆流」的後臺，說他出賣了文革，是「毛主義的可耻叛徒」。

周已經體察到毛的厭倦和擔心，8月25日，他對時任他和毛之間聯絡員的楊成武講了他心裏的不安。他談到地方上的形勢在惡化，武鬥一發不可收拾；談到中南海被圍，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大院內被武鬥；談到外交部被圍，要揪外交部長；談到王力8月7日煽動性的講話及其在外交部和其他各部可能產生的後果。他也講到未能阻止對英國代辦處和英國外交人員的襲擊。最後，他說在目前情況下，所謂「揪軍內一小撮」對解放軍的打擊是極其危險的，因為現在唯有解放軍能維持公共秩序。解放軍的聲譽必須保全。[105]

當天，楊成武飛往上海。他原原本本地把周的話向毛彙報了。毛聽後沒有馬上作答，只是揮揮手讓楊退下。不清楚毛是否看到混亂的真相，混亂反映了社會上存在深切的不滿，對黨、黨的官僚體系和政策的失望。但是，周通過楊向他彙報的情況倒沒有使他太擔心。毛考慮了幾個小時之後，把楊叫到他的辦公室，宣布他要改變這個局面的幾個步驟。他對楊成武說：「王力的講話很壞。」「8月1日《紅旗》雜誌社論要求抓軍內一小撮走資派干擾了文化大革命，起草人（王力和關鋒等）是壞人。回北京告訴總理，把他們抓起來。」楊立刻啓程去機場。但是毛又把他叫回來，做了詳細指示。還叫他告訴周先抓王力和關鋒。對戚本禹再看一看。[106]

8月26日，[*4]楊成武回到北京向周彙報了毛的指示。周立即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當場逮捕了王力和關鋒。中央文革這兩個重要成員的拘留是一個信號，為文革政策的突然改變鋪平了道路。這是周以他對形勢的關鍵分析做出的傑出貢獻。9月1日，這一變化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上正式宣布了。就在這次會上，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員公開表示譴責他們曾經鼓勵過的激進的政策，甚至是他們挑起過的一些行動。他們現在批判揪「軍內走資派」的號召，根本不提這是中央文革僅僅在一個月前首先提出來的。他們批評派性鬥爭，以及紅衛兵和造反派對外交的干擾，這也是他們以前鼓勵的。同時，他們提出警告，要人們對最近出現的所謂有計劃地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解放軍的「陰謀」集團保持警惕，這就又為下一場運動打下基礎，這一回的矛頭是針對不聽話的造反派。

在這次會上，周最後一個講話。他駁斥了有些造反派做出的形勢估計：說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將有一個新的鬥爭高潮。他說，文革進入第二年是集中批判劉、鄧，而第三年文革就將結束。他强調這是毛的指示，「不管你是否理解，都要堅決貫徹執行」。他要求各派立刻停止派性鬥爭，以便迅速實現群眾組織「大聯合」。然後他談到國家的經濟情況不好，這是因為經濟受到派性鬥爭的嚴重干擾，陸上和海上運輸癱瘓所致。不過他也重複林彪的話：「文化大革命收穫很大，很大；損失很小很小。」[107]

在9月5日講話之後，全國都知道方向變了。那天江青和康生在接見安徽省群眾組織代表的時候，一反常態，在講話中重複周的觀點。接著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提出了「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是動亂的根源，說這個集團的組織者和操縱者，目的是要破壞和分裂黨中央的領導和人民解放軍。毛也親自介入。他在文章裏加了一段話，其中寫道：「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不久就可以弄明白。」[108]

革命委員會

周努力使國內秩序恢復正常，花了很多時間建立各省的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這被認為是從亂到治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過程。毛曾經指示革委會要在1968年春建成，以替代原來各省、市地方各級的國家行政體系。革委會要由群眾組織、老幹部和軍隊三方代表組成，從而實現社會各階層的團結。到1968年初，29個省、市、自治區中得以建成革委會的只有12個。雖然軍方很强大，能指定自己的代表，可是革委會還是遲遲建不起來，原因主要是群眾組織的派性鬥爭。這種鬥爭如此根深蒂固，內部鬥爭緊張到沒法達成建立革委會的妥協。為了加速建立革委會，各省的群眾組織被召到北京，讓他們坐到談判桌上來協商，直至解決分歧為止。周還親自干預這些談判，在很多情況下，强迫那些不聽話的代表放棄他們的分歧。到1968年秋，周終於能够宣布「全國山河一片紅」了，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已經聯合起來奪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109]儘管是這樣宣布了，但是周明白，各派之間的分歧並沒有彌合，不過是掩蓋起來了而已。在革委會內部派性仍然繼續發展，使得革委會起不了作用。[110]

清理階級隊伍

政策逆轉以「清理階級隊伍」的形式發展。它實際上是將矛頭對準造反派，說造反派要對前一段的混亂負責任。這完全符合周要促進恢復秩序和紀律的安排。因此他利用毛給的任何一點機會盡心盡力地反對左派的無政府主義。因為毛相信「反對修正主義的戰鬥」尚未結束，在社會主義站穩腳跟之前，必須在基層清理思想意識，周於是參加領導這場鬥爭，並要制止它搞過頭。

然而在新的運動裏受害的人更多，被迫害致死的人數也比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的各次運動中更多。大多數西方研究中國的人認為文化大革命在1969年4月召開中共九大就結束了。其實不然，它只是換了一種形式，以各單位關起門來不讓公眾看見的方式繼續進行著。

這個運動於1968年秋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開始了試驗階段。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在教師和行政人員中「揭」出了280個階級敵人。在這個經驗的基礎上，運動向全國各地展開，以「一打三反」，即「打擊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國家財產、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而達到高潮。[111]

中國覺得受到蘇聯威脅在這個運動中也有所反映。1970年1月30日，周向毛和林指出有反革命分子要破壞戰備，於是運動又擴大到打擊這些人。[112]在接下來的10個月裏，全國揭發出184萬「反革命分子」，據不完全統計，其中有28.4萬人因為「嚴重的破壞活動」而被投入監獄。保守的估計認為，被槍決的「頑固的反革命分子」有好幾千人。[113]

清查五一六集團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所謂的「五一六集團」被指責要對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和破壞負責。既然毛已指示要「徹底揭露」這個集團，周又站出來領導這個運動。1968年，他描述五一六集團最早是從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搞起來的。其主要的教唆者是潘梓年，1940年代在周手下從事間諜活動的潘漢年的哥哥。在那個時期，潘梓年也在重慶《新華日報》同周有密切的工作關係。周把他和學部另外兩個研究人員同當時已趕出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和戚本禹聯繫在一起。他們都被指控為劉少奇的走狗、五一六集團的黑後臺，在極左面目的掩蓋下進行反革命活動。據周說，五一六集團潛入了一大批政府機構。它的活動具有顛覆性，因此，參加這些活動的人都是階級敵人。而且，他們要對1967年火燒英國代辦處負責。[114]

中國外交人員與英國警察棍棒相向

1968年中央文革成立了一個「清查五一六領導小組」，陳伯達為組長，謝富治、吳法憲是其中的主要成員。這以後幾個月是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試驗階段。周從這個試驗中得出結論。1970年3月24日他在政治局會上肯定地說：五一六集團是一個由一批軍隊高級將領（已經被打倒）和三個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操縱的「地下反革命集團」。[115]這些人都被說成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兩面派」。政治局發出通知，要求徹底清查這個集團，並禁止逼供信。具諷刺意味的是，清查的方法正是逼供信：逼人承認自己是五一六集團成員，並且說別人也是成員或者是五一六的支持者。[116]

1967年9月，周開始恢復國務院的秩序。外交部是他關注的重點。他主動出擊，宣布該部造反派頭頭裏有人同五一六集團有「直接間接的」關係。這話等於指控他們是五一六集團罪惡活動的同謀並宣布他們的政治死刑。對他來講，這是一個懲罰造反派的機會。這些造反派很多都是他選拔到外交部來的，他覺得他們背叛了他。1967/68年冬，周在外交部開展了一場反對造反派的猛烈的運動。批判他們是極左分子、無政府主義、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代表。過去被讚賞為敢於革命的英雄，現在成了罪人。[117]

外交部的保守派立即跟上他發出的信號。1969年2月13日，外交部內出現一張大字報，題為：「打敗敵人，戰而勝之——批判『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的是91個外交部的高級幹部，其中有一個副部長，幾個大使，還有一些司長。大字報稱頌陳毅的革命功績，不提他使毛發脾氣的捲入二月逆流和他對文革的批評。這些人保陳毅顯然走得太遠了。這樣做的危險很快就明朗化，毛和中央文革馬上指責這張大字報是「右傾」的表現。總是很警惕的周認識到這個時候不該頌揚陳毅。他表示同毛和中央文革一致。維護文革反對「右傾」，並制止這種活動。2月24日，他命他同外交部聯繫的秘書告訴大字報的作者們，他們犯了錯誤，給陳毅幫了倒忙。3月5日，他重申這個批評，同時在外交部開展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118]

1968年6月，周調了一批軍代表到外交部領導運動。他們在部內成立各級「清查五一六專案組」，很快就隔離了幾十名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時期的積極分子。部裏專設了一些房間，把這些人關起來，由他們的同事進行24小時監管。高壓下，有些人招認說他們參加了五一六集團。很快就把他們同科學院的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和北京外國語學院聯繫到一塊。外交部很多人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的。有了逼出來的供狀，就形成了五一六集團的組織網絡。然而，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不滿意。他向周恩來報告，說外國語學院的軍代表對五一六集團的處理太寬大。周於是下令換了一批對「階級敵人」不手軟的軍代表。[119]

1970年3月，外交部清查五一六運動深入發展。軍代表報告說，許多人承認是五一六成員，拒不承認參加五一六的人被隔離了。他還宣布一個奇怪的決定：凡承認是五一六的一律寬大處理，凡拒不承認的就要嚴厲懲罰。[120]

鑒於承認的人增多，宣布實行「三不」政策：在審訊中表現令人滿意的（即承認是五一六的），不作為「敵我矛盾」處理，不給行政處分，參加五一六問題不入本人檔案。很多人不肯承認，但承認的人更多。他們看到這個事情荒唐：一個人如果承認是五一六，就不做五一六處理；而如果不承認是五一六，則當作五一六處理。「五一六分子」的名單越來越長。1970年7月，在2，200人的外交部就有1，500人是五一六。不僅過去的造反派，連審查者也是，不僅是一般幹部，連司局長和副部長都成了「五一六分子」。運動陷入僵局，周不說做的對還是不對，而說運動的重點應該改變，代之以查五一六組織，應該查五一六成員的罪行。[121]

政府機關、大學、企業和各單位都有同外交部相似的清查五一六的經歷。近70%的單位成員被指控為五一六。例如南京揭發出27萬「五一六集團」成員。最後，這種「分子」的數目上百萬。在很多地方，運動荒唐到這種程度，實際子虛烏有。北京外國語學院就是一個例子。但是毛堅稱運動要繼續搞下去。周宣布，要像外交部那樣，運動要批判過去發生過的一些事件，如在中南海外面安營扎寨，火燒英國代辦處，企圖劫持外交部長等。

運動繼續著。1970年8月，身為清查五一六專案組組長的陳伯達倒臺，接著就說他是這個想像中的五一六集團的黑後臺。他的專案組解散，1971年2月，周另外成立了一個「中央聯合調查組」調查五一六集團。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任這個組的組長。[122]

9月林彪失踪了。他乘的飛機在蒙古沙漠中墜毀，反五一六集團的運動冷下來。林彪事件震動了中共領導，他們悄悄放下清查五一六集中抓林彪一案。（關於林彪事件下面另敍。）只是外交部的清查運動結束得同別處有所不同。周將20名外交部幹部正式定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開大會宣布這個決定，卻拿不出佐證。此外，80名革命造反派受到行政處分，約170多人算犯嚴重錯誤，還有1，408人算犯有一般性錯誤。大約800名原聯絡站成員被調離外交部，分配到地方上工作。到1974年，外交部清查五一六集團的運動才不了了之。

在抓五一六的藉口下，上百萬人受到錯誤的指控和迫害。雖然運動在1971年林彪事件後擱置起來，審查五一六的中央專案組到1978年12月才解散。文革中的許多冤假錯案都正式公開地平反了，可是五一六案卻至今未平反。此案毫無根據，周給戴上五一六分子帽子的20名外交部幹部也在1970年代末悄悄地改正了。但是，絕口不提牽涉到該部三分之二員工的五一六集團案。官方對清查中誣稱五一六的相關人員造成的種種問題一概不予置理。[123]

林彪失踪

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於1969年4月召開之時，中國政壇形成了一個三方的權力格局：江青代表的文革派，[124]林彪代表的軍隊派，還有三者中勢力最弱的以周恩來為首的恢復工作的老幹部一派。

前兩派從文革開始就合作。但是他們的關係從1968年開始惡化，主要是因為江青常常要干預軍隊事務，林彪覺得不能容忍。周仍舊十分謹慎，在兩者間保持中立。他們的宮廷陰謀越演越烈，終於在1970年8–9月廬山的中央全會上爆發，公開對立。毛偏向江青，對林彪的不信任越來越厲害。林彪則感受到威脅日增。

1971年9月12日晚間，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會議，研究向即將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10點鐘他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話，轉達負責領導人安全的8341部隊的一個信息，說是林彪的妻子葉群和兒子勸林彪離開他們的北戴河夏季別墅，乘停在山海關機場上的三叉戟飛機出國。還說，這個信息是林彪的女兒提供的。一段時間來，林彪的女兒同她母親葉群的關係不好，要破壞葉群的計劃。

周於是立刻行動，施展他非凡的組織才能。他首先命令空軍司令吳法憲查實三叉戟飛機的所在。吳確認飛機是在山海關機場後，周指示：沒有他本人、吳法憲、總參謀長黃永勝和海軍司令兼副總參謀長李作鵬四人的聯合簽署，飛機不能起飛。

是夜11點半鐘，葉群給周打電話說，她丈夫林彪計劃在第二天早上離開北戴河去大連。周問她有沒有飛機，葉群說沒有。周要她等一等，他同吳法憲商量。接著，他發出一系列指示使林彪的支持者不能行動。吳法憲同林彪關係密切。周懷疑他可能把飛機放走，派了自己信任的秘書楊德中到北京西郊機場，監視在值班的吳的行動。他又派政治局委員、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到空軍司令部坐鎮指揮。他指示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紀登奎監視北京軍區司令部。他命令也是林彪同夥的黃永勝呆在自己身邊。最後，他指示吳法憲準備兩架飛機待命。他想親自飛往北戴河勸說林彪不要外逃。

但是，這些指示都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周還沒有上飛機去北戴河，就獲悉林彪的飛機已經飛走了。周命令全國所有機場上的飛機，沒有毛、吳法憲、黃永勝、李作鵬和他自己五個人的聯合簽署，一概不能起飛。[125]

然後，周在紀登奎的陪同下，趕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報告。據紀後來回憶，他們到時，毛很平靜，坐在他書房裏的沙發上。周問他，林彪的飛機還在射程之內，要不要把它打下來。毛陷入沉思。過了一會兒，他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126]

凌晨3點鐘剛過，周召集政治局會議，向政治局成員披露林彪出逃。然後他又電話通知各大軍區和各省領導人。這時周已經有30小時沒有睡覺。可是當他剛剛睡下，又被外交部的緊急電話叫醒。外交部彙報，9月14日上午8時半蒙古外交部一位副部長緊急約見中國駐蒙古國大使許文益，提出有一架未經授權的中國軍用飛機進入了蒙古國領空，對此蒙古外交部提出口頭抗議。蒙古方面稱，該飛機已經在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機上所有人員均已喪命。蒙古當局要求中國政府對此做出正式解釋。中國大使表示儘快將此事報告國內，希望用蒙古電報。但是蒙古電報局稱由於技術故障，至少要過四小時之後才能提供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大使決定重新啓用一條因為兩國關係惡化，已經有兩年多沒有用過的使館與中國外交部之間的直通電話專線。12點20分，他向北京報告了飛機失事的消息。

林彪墜機的照片

2點鐘，周電話指示外交部，表揚許文益大使對此事處理得當，並要烏蘭巴托大使館對此事絕對保密。他也指示許文益向蒙古當局說明，該機可能是由於迷失方向誤入蒙古國境。中國政府為此事件表示遺憾。

周急於要許大使親自到墜機現場調查。經蒙古當局同意，許大使帶著三名隨員於9月15和16日察看了現場。他們發現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在離溫都爾汗西北70公里處的一個盆地裏。

中國大使館和蒙古當局看法相同。飛機殘骸集中分布在焚毀的範圍內，機上人員尸體燒得不是太厲害，還完整。大使館據此判斷，飛機是在著陸過程中起火而爆炸。這些情況都向周報告了。[127]

但是周還不滿意。他要求使館對此事做詳細的口頭報告。駐烏蘭巴托使館二秘孫一先被派回北京。9月21日孫到達北京，上午11時，周接見孫。在三小時的接見中，周詢問了各種可能想到的細節。但是因為飛機墜毀的原因尚不清楚，他命令公安部長李震和北京空軍司令李濟泰對事件提供詳細的技術分析。北京做的調查發現飛機燃油不够，但是在墜毀的時候，所剩的燃油還够飛20多分鐘；神秘的是，要降落卻沒有放起落架，減速板也沒有打開。[128]

林彪死後，周開始調查林彪集團的活動，並為此成立了一個中央專案組。9月24日，他在中央軍委辦事組的會上宣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丘會作這四名最高級的軍官離職反省，命令他們坦白交代同林彪的關係。中央軍委由葉劍英負責接管。93人被懷疑為林彪死黨並被捕。隨即在林彪集團的主要堡壘解放軍的空軍、海軍和後勤部開展批林整風運動。[129]

林彪集團的垮臺改變了中共黨內的權力結構。政治局常委5人中，林彪已死，陳伯達被清洗，康生重病在身，就剩下毛和周。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三方結構被兩極結構所替代。這兩極，一是江青代表的激進派；另一就是周恩來代表的溫和派。

極左還是極右？

林彪之死在1971年10月中旬傳達到全黨，一個月後，傳達到全民。對絕大多數人來說簡直是不可置信。周不可能不注意到，毛是受這個事件震動最為不安的人，雖然是他自己逼得林彪走投無路，出此下策。這一事件使這個77歲高齡的主席就像做了一場惡夢。他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變得很抑鬱。1971年底，他病倒了。1972年初，得了一次中風。由於搶救及時，他沒有死，但是他的情況仍然很不穩定。[130]

林彪的死使他懷念起他的其他老戰友。1971年11月14日，當著周恩來，他給因捲入「二月逆流」而被罷黜的老革命們平了反。他說，他們當時的批評是衝著林彪和其他激進派的。這樣他們就沒錯了。1972年1月10日，毛突然決定出席陳毅追悼會，象徵他改變了對老幹部的態度。周立刻抓住這個機會提高陳毅追悼會的規格，也是提高老幹部的地位。原來陳毅在中共九大被剝奪了政治局委員的職務，政治局成員就不參加他的追悼會了。但是，周得知毛要出席追悼會後，馬上通知所有政治局委員也出席，這就把陳毅的追悼會變成給陳毅恢復名譽的政治事件。這個姿態對陳毅的家人非常重要，否則他們還要繼續受歧視。不過，這也是周加强他自己政治地位的手段，只有老幹部平反了，他的地位才能改善。

毛穿著睡衣，外面套一件大衣就來到追悼會現場。他對陳毅夫人張茜讚揚陳毅的革命歷史和他對中國和世界革命運動貢獻。毛的話使周得到鼓舞，他告訴陳毅的孩子把毛講的關於他父親的話傳出去，以利於給其他老幹部平反。[131]

那時，毛開始批判林彪政策的方方面面，把他同火燒北京英國代辦處，叫囂要打倒大多數老幹部，包括周恩來，聯繫起來。他聲稱林彪是這一切的「總後台」。[132]

周希望利用毛情緒的變化來改變文革一些最明顯的荒唐做法。他發動一場矛頭針對林彪所代表的極左的運動。在整個1972年，他在講話中不僅批評林彪也批評已經被打倒的前文革成員的空頭政治。他對「政治掛帥」的神聖信條提出異議，認為因此忽視了經濟政策，造成中國產品質量下降。1971年底，周得悉中國為援外裝配的40架「殲6」戰鬥機中有7架因質量不合格不能交付客戶。他抓住這個機會批評廣泛存在的產品質量問題，從罐頭食品到服裝到卡車。他還指示恢復那些在混亂年代裏被廢除了的經濟管理的規章制度和紀律，並且採取緊急措施改進生產中的質量管理。特別是，他還鼓勵幹部們提高他們的業務工作。根據他的指示，1972年初，全國計劃會議提出了恢復企業紀律的報告。周以引進西方設備的必要性說服了毛，買了生產化肥和合成纖維的成套設備。從西方國家進口技術和工業設備曾經被批判為「崇洋媚外」，這時也得以恢復。[133]

農業方面也出現了許多問題，主要是由於在公社社員中實行平均主義造成的。因為搞平均主義，農民不能發展家庭副業，如養雞、種菜等被批判為「資本主義尾巴」。在周的提議下，中共中央下發文件，開始允許搞一些小規模的家庭副業。

周恩來的糾正極左擴展到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方面。他强調極左使得藝術退化了，針對流行的革命歌曲調門高，舞蹈動作僵硬，他提出「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相結合」。

1972年5月，國務院討論中小學和大專院校的狀況。這是自文革開始以來，主管教育的官員第一次有機會吐露對左的政策危害教育體系的焦慮。代之以文革中在工農兵中招收大學生，美其名曰是文革中「出現的新生事物」，周維護曾被批判為資產階級教育政策的在高中畢業生裏選拔大學生的舊制。他的意見得到教育界人士和家長們的廣泛擁護。他指示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恢復被廢棄了的基礎理論研究。[134]

周花了很大精力為老幹部和知名人士平反。1972年初，就有669人，他們大多是中央專案組第一和第三辦公室尚在審查的政府官員、文藝界的知名代表人物。這些人有的被關在北京郊區臭名昭著的秦城監獄，有的則被關押在其他地方或在農村裏的「五七幹校」勞動。還有好幾百名解放軍軍官被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審查。[135]

1972年4月，兩位部長在被關押中因為缺乏及時醫療去世了。周抓住這個機會，指示衛生部，恢復對高級幹部的醫療保健制度，並對他們普遍做一次體格檢查。約有500名高幹在北京的各醫院進行了體檢。對他們許多人，這次體檢是一個轉折點。在五七幹校的被叫回北京，就再也沒有回去勞動了。其中一部分人從此得到「解放」。[136]

為了使更多高級幹部回到工作崗位，周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社論批判林彪對待幹部的極左表現。周的這些努力使《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受到鼓舞。他於10月14日用了一個整版發表署名文章批判無政府主義和對幹部的迫害。這是文革開始以來，公開發表的對文革做法最嚴厲的批評。

1973年這一年中，周恩來為175名解放軍將領平反，他們大多是林彪迫害的。黨和政府官員的平反由於政治局內激進成員的阻擾更加困難，毛有時懷念老幹部，周能够利用的機會雖然有限，他還是把一些被拘禁的老幹部解放出來，其中包括朱德、陳雲、李富春和聶榮臻。同年3月，鄧小平的解放意義更為深遠。雖然只有毛才有為「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平反的權威，但是，提出讓鄧恢復副總理職務的人是周恩來。[137]

周恩來在批判林彪的範圍內反極左，不久就遭到江青集團的抵制。江青等意識到那是反對他們政治命運所系的文化大革命。為了反擊，張春橋指示上海《文匯報》於1972年11月4日刊登一則報道稱：工人開會憤怒批判10月14日《人民日報》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眾」。兩天後，《文匯報》發表社論提出林彪的政治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上海市委一個重要人物還打電話到《人民日報》質問，誰是那篇文章的「後臺」。江青說她認為林彪的活動是極右而不是極左，張春橋覺得自己腰桿硬足以在這個問題上直接對抗周了。北京軍區的一批軍隊幹部也開始討論林彪政治路線的根本性質是什麽。[138]

上海《文匯報》的挑戰使王若水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他覺得必須把這件事向毛報告，只有毛澤東才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權威。他給毛寫了一封信，提請他注意《人民日報》和《文匯報》、周恩來和張春橋之間的爭論，聲稱他本人完全同意總理的觀點。

周發起批判極左的運動是相信這符合毛在林彪事件後態度的轉變。可是，毛又一次證明他反復無常。雖然周對毛的意圖的估計並不完全錯誤，但是他自己要恢復比較理智的政策的直覺，使他的行動超出了毛能够容忍的限度。12月17日，毛把張春橋和姚文元叫到他的辦公室，對他們說，他不同意王若水對極左的看法。他强調林彪的政策是極右，因為他搞修正主義，企圖分裂黨，叛黨叛國。他對他們說：「批極左少批一點吧。」[139]

這件事於是有了定論。周恩來不僅要停止批極左，而且還面臨一個尷尬的任務：向媒體的頭頭們通報林彪是個右派。12月19日，周召見《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們，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也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參加接見。他的講話一開始又按照毛的意思支持批判林彪極右。他完全放棄了自己以前對極左的說法，說那是沒有聯繫林彪的政治路線。他說，如果把批極左同林彪聯繫在一起，只會導致否定群眾。最後他說，王若水發表批判林彪極左的三篇文章是犯了錯誤。王想做一些辯解卻不能，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一起尖銳地批評他。他們指責王企圖利用周同其他政治局委員之間「並不存在的」分歧。這次會議以後，批極左的運動中止了。這是林彪事件後，周恩來的第一次失敗。[140]

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正式結束了對林彪及其追隨者的清洗並修改黨章，即删去了1969年在總綱中加進的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一句。林彪集團的垮臺也要求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這是會議最重要的結果。九大形成的三方權力結構被新的權力結構所代替，權力是在周恩來領導的老幹部為一方和激進派，或稱文革派，為另一方之間的分配。1966年5月指定的中央文革成員，經過幾年來的政治鬥爭，只剩下了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四人。老幹部這一派人數雖然眾多，但他們在政治上尚未恢復元氣，而且還要面對咄咄逼人的文革派。文革派從全國來看，因為控制著媒體有著更大的影響力。[141]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和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派都在中央委員會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九大選了過多軍隊代表進入中央委員會，這次人數減少了。周恩來成為中共中央五個副主席之一和九個政治局常委之一。最重要的是老幹部回到了領導崗位上。尤其重要的是鄧小平，過去被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經過3年半的放逐於1973年5月回到北京，重新擔任副總理職務。是年年底，毛又指定他進入政治局和中央軍委。此後，他積極參與最高級的政治、軍事和黨務活動。[142]

歷經磨難的鄧小平

外交政策的突破

文革中中國對外關係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變化。1960年代末考慮恢復秩序時，對於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用，毛的想法改變了。他不再接受他的國家陷於孤立的狀態，在中國外交政策上他的主要目標是基於他的幻想：中國要成為以毛澤東思想為主導的世界革命的中心。

這一觀點從來不是周恩來的中國外交政策觀。多年來，他一直致力於使他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能為世界其他國家接受。文革前期，他想維持正常對外關係，但是中國對外關係迅速惡化。同外國的接觸減少，與很多國家完全斷絕往來。過去最大的盟邦蘇聯及其追隨國已經成了敵人；而最大的敵人美國仍然被視為「帝國主義陣營」的頭，其在越南日益增大的捲入被認為是對中國安全的主要威脅。因此越南成了這幅陰暗的孤立圖景中唯一重要的例外。作為第三世界革命鬥爭的推動者，中國支持越南共產黨。1965年，美國在越南的捲入升級，3500名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抵達峴港，周恩來對此的反應是：中國將向南越人民提供一切必要的物質援助，包括武器和其他戰爭物資⋯⋯並且，將在南越需要時派中國人過去。[143]文革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向越南輸送了大量的援助，有軍事裝備、工程、通訊和後勤部隊，以及糧食、制服、食用油、肥皂等等。

1960年代末，蘇聯被視為比美國更大的威脅。除了中共和蘇共之間那場意識形態的惡仗外，1968年蘇聯侵略捷克並宣布勃涅日列夫主義。蘇聯決心干預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事務，更使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蘇聯在中蘇邊境增加兵力部署。自1964年10月以後，沿新疆和黑龍江兩國邊境的衝突頻發。1969年3月2日和15日珍寶島之戰更是達到極點，將兩國帶到了戰爭邊緣。毛堅持中國要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進行戰備。中央軍委提議將當年軍費增加34%。[144]周恩來發起外交攻勢，對蘇聯政府提出一系列抗議照會。最後，同蘇聯發生戰爭的威脅與日俱增，致使中國領導人尋求同美國改善關係。

消息傳來，蘇聯有意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中國更增加了緊迫感。當蘇聯領導人堅持兩國在最高級別討論這個問題時，中國領導人顧慮重重，拒絕蘇聯的建議。周要率領一個代表團到河內參加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的葬禮。人們估計他9月8日到，但是他提前4天於9月4日就去吊唁，而且當天回北京，為的是避免同蘇聯代表團有任何接觸。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本想在河內見到周，只好對中國駐河內大使說，他希望在北京同周會談。經毛批准，周同意見面，但為了表示對蘇聯威脅的不快，周堅持在北京機場見面。兩位領導人會談，儘管彼此多有戰爭指責，但還是在邊境維持現狀並進行副部級邊界談判問題上達成了協議。[145]

儘管緊張氣氛有所緩和，毛和周對蘇聯的用意還是充滿懷疑。毛說：談判是「烟幕」，企圖轉移中國對蘇聯突然襲擊的注意力。他指示加速三線建設。三線建設在1969年到1971年大規模展開，吸進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中蘇談判開始前幾個星期，中國空軍受命處於最高警戒狀態。因為怕蘇聯利用10月1日中國國慶節襲擊北京，林彪建議把北京的大型水庫抽乾。北京水的供應全靠這些水庫。周恩來以技術上非常困難為由，反對這個計劃。但是，隨著中蘇邊界談判日益臨近，戰備也越來越急迫。毛認為軍事打擊隨時可能發生，他決定疏散領導人，包括被打倒和在押的領導人。周恩來是留守北京的唯一主要領導人，他轉移到一處秘密地點，在那裏指揮疏散和處理政務。毛轉移到武漢，林彪到蘇州，受審查的分散到各省：劉少奇和徐向前到河南開封，陳雲和鄧小平到江西南昌，陳毅到河北石家莊。政府工作人員和政府職能大量精簡，政府各部和其他機構分散到全國各地。周指示各單位緊急開會宣布人們的去向。能帶的行李不能太多，笨重的只好賣掉或丟下。住房交回原單位。各部都分配了火車車票運送人員到目的地。北京和其他各大城市如此大規模的疏散搬家，進行得井井有條，正是體現了周恩來傑出的組織才能。[146]

蘇聯代表團到達北京的前幾天，軍方再次加强警備。總參謀長黃永勝在周身邊，保證部隊隨時準備著軍事襲擊。

中蘇邊界談判於10月30日開始了，而周和軍方如此細緻周到地準備應付的突然襲擊並沒有發生。一個月後，解除緊急狀態。雖然戰爭威脅的預言並沒有實現，邊界談判進展緩慢，拖了好幾個星期沒有結果。談判一開始，周對談判結果就很悲觀。他認為蘇聯代表團並不尊重他和柯西金之間在機場會談中達成的諒解。1969年12月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他中止了邊界談判。[147]

1960年代末，外交部長、大部分副部長和司局長仍然在受審查，外交部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工作人員在北京工作。其他人員則在各地的五七幹校進行著「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他們的同事裏面抓五一六分子。同時，也進行農業勞動、養猪等。而就在這外交政策執行機構效率大減之時，中美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北邊，强大的鄰邦充滿敵意；南邊，美國在越南的存在有增無已。這迫使毛重新考慮中國安全的出路。在這個過程中，毛繞過外交部，甚至繞過周恩來這位公認的中國最傑出的對外關係專家，向四個元帥徵求意見。這四個老帥是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雖然當時不在職，陳毅還是外交部長；另外三位也都是高級軍事將領並有長期外交政策經驗。毛讓他們組成一個學習小組研究中國的安全問題。老帥們提出了對戰爭威脅的宏觀估計，也提出一些報告。他們沒有完全排除蘇聯進攻中國的可能性，但是對蘇聯發動戰爭的軍事能力表示懷疑。他們認為蘇聯在捷克和7，000公里的中蘇邊境上鋪的攤子太大，要打仗力不從心。中國官方宣傳中常說，蘇聯可能同美國聯手對中國發動戰爭。他們不同意這種觀點，而是小心翼翼地建議改善同美國的關係。他們看出來，自從1968年尼克松總統上臺後，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1969年2月尼克松政府發表的第一個外交政策報告中聲稱：「中國人是偉大而富有活力的人民，不應被孤立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報告進一步說「我們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改善同北京的關係，這對亞洲和世界的穩定」都是有利的。[148]這為中國改變對美國的態度提供了客觀基礎。

第一步，周開始密切注意美國對中國政策的發展。他指示外交部把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方方面面都向他報告，包括小的事件，例如廣東公安部門逮捕了兩名乘船進入香港附近中國領海的美國人。接到這個案子的報告後，周於1969年7月16日召集外交部和公安部的有關人員開會研究。會議在早上10點開始。這在周是很不尋常的，因為他一般都在中午才開始辦公。這表明他很重視這個案子。在這個案子上，他指示要避免曝光，也不要公開譴責當事的兩名美國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經過調查，他們原來是兩個學生，周批示將他們釋放。[149]

四老帥還建議，鑒於北部邊境上形勢緊張，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和外交上應該更加積極些才有利。中國要對世界更加開放，首先要節制官方宣傳和向各國傳播毛澤東思想。直到此時，宣傳毛澤東思想還是中國主要的「外交」活動。中國的外交官、記者、學生、技術人員，不管他們駐在哪個國家，都積極地以送毛主席像章和「小紅書」（即毛澤東語錄）的形式搞宣傳。海外華人中的左派往往支持這些活動。開始時，周想在外事方面避免這類活動。1967年12月，他曾經向出國留學生提出警告：「毛主席的話不能隨便用。」毛澤東的思想「不能强加於人，也不能强加給蘇聯人民」。[150]可是，毛遲遲不懂得，宣傳他的思想、中國做世界革命的中心，等於是號召別國人民起來造反，去推翻現有的「資產階級政權」，對他的國家的國際聲譽有害無益。他終於明白過來，要使中國擺脫孤立的境地，就必須克制這種宣傳活動。1968年一年裏，毛幾次講話提出中國對外宣傳要採取新的態度。他禁止在中國舉行的招待會上向客人贈送毛像章；他多次删去了中央文革、中聯部和外交部等起草的文件裏的「戰無不勝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之類的提法，批示：「這些空話，以後不要再用」，「强加於人」，「會引起反感」等。[151]

要改變多年來宣傳教育已在中國人心中形成的像宗教一樣的信條，是一件很敏感微妙的事。但是毛已經打開了改變之門，即使打開的還只是一條縫隙，周恩來也利用一切的機會糾正盛行的不正之風。順著毛的思路，他在下發的《關於改革對外宣傳工作的指示》中加寫：「反對形式主義和强加於人的宣傳」，要克服和糾正對外宣傳中的「自我吹噓」。1970年10月，他對出席外貿會議的代表指出外貿商品包裝上要改變長期來使用毛語錄的做法。毛的語錄不可以用，也不應該再說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他說這是外事工作中的錯誤傾向，是大國沙文主義，强加於人。對於周，這是他對那些左派的一個勝利，雖然他從來也不承認他們是左派。他批評他們只能是影射，而且只能批評他們控制下的媒體。例如對由江青及其同夥控制的《人民日報》，在一次討論政府對外聲明時，他說，《人民日報》有的地方文風不好。空話，駡人的話，簡單粗暴，不講道理的話，文化大革命以來發展了。[152]

1971年5月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周發表重要講話，談外交政策的新做法和過去的錯誤。他說錯誤主要是使用不適當的語言。他還說：我們不贊成把「蘇修」這兩個字到處搬用，把東歐一些國家都叫「修字號」。他警告把過分簡化的「帝、修、反」三個字隨便往人家頭上加，這不好。[153]

1971年2月，英國駐華代辦處搬進1967年火燒後修復的新辦公樓。英國代辦舉行招待會慶祝，中國外交部一些官員出席招待會。第二天，周召見外交部一些參加該招待會的官員，問他們當中有沒有人在招待會上向英方說明1967年8月火燒的背景。外交部官員沒有接到這方面的指示，沒有做任何表示。周批評他們不主動，說：火燒英代辦處大樓是當時一小撮壞人幹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贊成。對這件事應公開向英方作出解釋，當著其他外國大使的面也可以講嘛。3月2日他接見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譚森，親自向英方作了解釋。[154]

毛在同外賓談話中，也極力為前幾年發生的怪事開脫責任。1970年和1971年，他把這些事算在「五一六集團」頭上。他對到訪的羅馬尼亞、北朝鮮、緬甸以及埃德加・斯諾說：亂子多得很，今天打倒周恩來，明天打倒李先念，後天要打倒誰呀？他說，許多事情他還不理解。現在比較理解了，揭出「五一六集團」是文革的偉大勝利之一。現在它的「後臺老闆」已經暴露，在受審查，以後與其他國家關係正常化就沒有障礙了。[155]

1967年初到1969年，中國駐外使節都不在駐在國首都。他們被召回北京參加文革。為了修補對外關係，就要重新派大使到建交國家。大部分大使都曾經被他們的館員批判過，出國以前需要在政治上給予提升。周建議請大使參加1969年4月舉行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耿飈和黃鎮兩位大使要選進中央委員會。毛給予首肯。1969年6月，周指示外交部，阿爾巴尼亞、越南、法國和瑞典為第一批大使重新赴任的國家。[156]在隨後的幾年裏，所有同中國已建交的國家都派去了大使。1970年代前半，主要因為中國同美國關係趨向正常化，又有60多個國家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建交國家使節到任有一個呈遞國書的禮賓儀式，這使外交部犯了難，又要周來解決。根據外交慣例，是國家元首任命大使並簽署國書。國書又是遞交給接待大使的國家元首的。可是，劉少奇雖然打倒了，還是國家元首，卻不可能再履行這個職務。當巴基斯坦任命的新駐華大使要上任時，這就成了一個具體問題。巴外交部向中國外交部提出一個問題：新大使向誰呈遞國書？周提出的解決辦法是：目前國書致中國國家副主席，不提具體人名；中國派出的大使，國書由國家副主席董必武簽署。[157]

董必武，時任國家副主席

同美國從頭開始

1970年10月1日中國國慶節那天，埃德加・斯諾夫婦被邀請上了天安門城樓，毛在那裏主持慶祝活動。第二天，《人民日報》上刊登了毛和斯諾夫婦的大幅照片，這是周恩來親自安排的。12月28日，毛接受斯諾的採訪，談的時間很長。他說，他對中美間多年來的華沙大使級會談已經沒興趣了。他認為中美之間要想解決問題，還是他和尼克松總統直接會談的好。他願意同尼克松談，談得成，談不成都行。尼克松到中國來，以旅遊者的身份還是以總統的身份都可以。[158]

與此同時，尼克松政府也在設法通過其駐華沙的外交代表，尋找以更好的方式同中國聯絡。華沙談判本是中美兩國唯一直接接觸的途徑。華沙討論的題目有限，而且已經陷入僵局。1969年12月，在華沙舉行的南斯拉夫服裝展覽會上，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主動接近展覽會上的中國外交官。但是，當中國使館二等秘書李舉卿和他的翻譯看到美國外交官向他們接近的時候，躲開了。後來，美國大使找到那位中國翻譯，請他傳話說，尼克松總統有重要問題要同中國談判，為此，他要同中國代辦見面。中國大使館把這一情況向北京報告。周對尼克松要談判一事未予答復，但指示中國大使館代表約見美國外交官以便進一步會談。[159]

中國外交官迴避美國外交官，這並不是絕無僅有的一次。1969年底，中國駐瑞士伯爾尼和駐法國巴黎的大使館也曾遇到過美國外交官要求會見的事。中國外交官向北京請示如何答復。外交部拘泥於文革的做法，起草了一封措辭謹慎的復電，告訴使館不應接受美方會見中國大使或代辦的要求。大使館的一般官員可以同意一見。但會見時不應發表意見，也不要回答任何問題。會見美方外交官應兩人在場，而且只聽不說。周同意並建議：「採取只收、只聽，暫不答復態度⋯⋯只在對我時機成熟時，才給回答。」[160]

中方態度改變甚微，通過正常外交途徑收效也不多。最後建立了一條有些曲折但卻是有效的途徑，而且保密也有保障。尼克松總統厭煩了外交途徑，而請同中國關係友好的羅馬尼亞總統和巴基斯坦總統轉達他要同中國當局接觸的想法。1970年3月，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漢約見中國大使張彤，說他要轉達尼克松總統給中國政府的一個信息：美國政府想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轉達關於美中兩國感興趣的問題的口信。張彤大吃一驚。因為幾天前他接到外交部的一個通知，說尼泊爾駐華大使告訴周恩來總理，美國希望同中國當局建立大使級以上的直接對話。周禮貌而堅決地回絕了這個要求。張彤因為沒有接到新指示，就按照這個精神答復了阿尤布・漢總統。但是周接到張彤的報告時，形勢已經變了。他指示外交部電告張彤，中國當局對這種口頭聯繫感興趣。當張彤再次見到巴總統時，又得到另一個信息：如果北京同意，尼克松準備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在白宮和中南海之間開闢直接對話的渠道。通過阿尤布・漢轉達信息的渠道不會被白宮以外的任何人知曉。3月21日，張彤向周報告了這個信息，周表示願意開闢這個聯絡渠道。

這以後的幾個月，中美領導人之間的口頭信息在絕密情況下交流。周要是有事聯絡，就通知張彤。張彤於是通過阿尤布・漢總統的專線電話約見。見面時，張彤口述帶來的信息，阿尤布・漢用筆記下，再向張彤複述，以保證不致有誤解。然後該信息才會傳給華盛頓。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則把美方信息傳給阿尤布・漢，然後巴總統通過電話約見張彤，親自轉達信息。基辛格秘密訪華就是通過這條渠道安排的。[161]

乒乓外交

著名運動員們在國際比賽中獲獎的，在文革中都受到衝擊。但是，在爭取打開國際接觸的新政策下，中國決定派團參加1971年4月在日本舉行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這是自文革開始以來第一次參加國際體育賽事。遇到外國運動員時，中國運動員的應對舉止，國家都有嚴格規定。周規定，中國隊不能主動同美國隊打招呼或交談。如果不得不同美國隊比賽，中國隊隊員可以同美國隊隊員握手致意，但不能交換國旗。[162]這些規定使中國隊和美國隊運動員難以建立友好關係。儘管如此，中美乒乓球隊之間的接觸，後來被稱作「乒乓外交」，卻成了中美兩國間走向建立最高級關係的第一步。

基辛格和他的助手霍爾德里奇後來都把乒乓外交政策的主動歸功於周恩來。霍爾德里奇寫道：「是周恩來的成熟、智慧和精心策劃，才有了外交史上這感人的戲劇性的事件。」[163]但是，中國方面關於此事說法卻說明周當時謹慎有餘，而不可能採取這樣一個對中國外交政策產生廣泛影響的主動。中國介紹這個事件的著作，都說為建立接觸走出第一步的，是美國隊的隊員和報道這件事的美國記者。據說，他們幾次接近中國代表團，表示友好並希望訪問中國。此事報到北京。國家體委和外交部都進行了討論。多數人認為，既然毛已經對斯諾講過歡迎尼克松來訪，那麽邀請美國運動員先於總統來訪就不對了。少數人則持相反意見，認為這時候邀請美國運動員是表示友好。最後國家體委和外交部聯名提出請示報告，稱：「可以告訴美國隊現在訪華的時機還不成熟，相信今後會有機會。」周批示同意，並增加了幾句話：「對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觸中應表明，我們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兩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活動。」但這還不是最後的決定。報告上呈毛定奪。乒乓世錦賽定於4月7日閉幕。到4月6日下午毛如果還沒有批示，外交部就要先把周的批示通知在日本的中國代表團。顯然毛也難下決心。直到4月6日子夜，毛才下決心邀請美國運動員訪華。

毛既做出決定，周又以他一貫的效率組織接待。4月14日在人民大會堂，他親自接見美國乒乓代表團，同時被接見的還有加拿大、哥倫比亞、英國和尼日利亞的代表團。接見中，他說「美中關係的門現在打開了」。[164]

基辛格和周恩來直接接觸的進展，開啓了中國國際關係活動的一個嶄新的階段。美國政府曾決定對基辛格訪華保密。[165]這個決定使中國領導人有些懷疑。但是中國也一樣，中國外交政策的新套路起初也是機密，只限於最高層的一些人。下面的官員和老百姓都不知情。所以對這樣大的政策轉變也沒有思想準備。就在基辛格和周恩來秘密接觸的時候，中國媒體上一如既往地充斥著反美的言論。對絕大多數中國官員來說，一個美國高官在中國受到熱情接待，簡直是不可想像。1971年5月，就在基辛格到北京的前兩個月，周向毛建議，向各部委和軍隊的領導幹部傳達美國人即將來訪，並且成立了一個由葉劍英主持的工作班子準備接待基辛格。

就在中國領導人還在猶豫要不要把對美改變政策在內部吹風的時候，周考慮有必要讓中國最密切的盟友知道基辛格即將來訪。他秘密訪問北朝鮮和北越，把這破天荒的事告訴兩國政府。兩國政府對中國要改善對美關係的願望表示諒解。只有阿爾巴尼亞，（阿也被通報此事）反應是消極的，對中國改變對美國的態度表示强烈不滿。[166]

周恩來同基辛格的會談中，臺灣、越南、印度支那都是棘手的問題。但是周會創造一種友好的氣氛，說兩國間的分歧不應影響他們努力共同尋求在兩國間建立平等友好關係的基礎。可是毛在聽取了周關於他同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第一次會談的彙報之後，還在反復考慮他的「世界革命」。他指示周要向基辛格介紹世界革命的基本情況。他堅持要周向基辛格闡述他的「天下大亂」，「形勢大好」，準備美國、蘇聯、日本一起來瓜分中國。第二次同基辛格會談時，周忠實地執行了毛的指示，給美國客人上課，大講世界形勢的特點是大亂和鬥爭，革命鬥爭在高漲，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迎擊超級大國聯手來犯，同任何侵略者打一場持久戰等類似的宣傳。

基辛格對於此前一直是溫文爾雅的周恩來突然變卦，發表長篇激烈而又不流暢的的演說感到很奇怪。他開始要反駁周，但是周講完了以後，對這個題目就不再感興趣了。他提醒客人中午飯已經擺好了。吃著美味的北京烤鴨，氣氛又緩和下來。[167]

起草會談公報時，在如何宣布尼克松總統訪華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同邀請乒乓球代表團一樣，中國希望給人一個印象，是美國人找上門來的。負責起草的外交部兩個高級官員建議寫尼克松找中國人。正如基辛格寫道：「這樣最切合中央大國的傳統」。[168]徵求了毛的意見後，周沒有用那樣的措辭。公報最後行文寫道：「獲悉尼克松總統表示了要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願望，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在1972年5月前在適當的時候訪問中國。」雙方對此一致同意。這項聲明在中國和美國同時發表。

美國總統即將訪華的消息震驚世界。其直接後果就是聯合國大會在10月25日通過決議：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多少年來，周每年都致電聯合國主張中國在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的合法席位，並抗議臺灣佔據著這個席位。現在終於贏得了這場鬥爭。怎樣回復聯合國，周頗費躊躇。首先，他不希望讓人覺得中國政府急於要參加這個組織。其次，他擔心由於外交上長期的孤立，中國還沒有充分做好參加聯合國辯論的準備。當周同外交部的官員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有的人對聯合國表示懷疑，說它是資產階級政客的講壇，美蘇兩霸的御用工具；是喝咖啡，聊天、打嘴仗的官僚機構，不能真正為受壓迫的民族和人民講話。就在討論的時候，毛的侄孫女王海容來到會場上說，毛馬上要見周恩來、葉劍英、姬鵬飛、喬冠華、熊向暉、唐聞生等人。到了毛的住處，毛說聯合國秘書長來電邀請了，要派一個代表團去，讓喬老爺（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的綽號）當團長。[169]

尼克松訪華時，與毛澤東握手

11月8日，毛和周接見代表團成員，作指示。這個吹風會開了一個通宵，主要的意思是鬥爭還要繼續。毛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這時，周認為關於臺灣在聯合國的存在問題上，中國已經獲勝，美國要把中國攔在聯合國以外的做法已經最終失敗。1971年11月中國重返聯合國實際上是給美國面子。他對尼克松訪問的做法同這種想法相似。他的談法使人想起中央王國對外國使節來朝時的做法。1971年11月，周對英國作家馬克斯韋爾說：尼克松總統敲門了，表示他想到北京來談判。12月他在對幹部作的一次國際形勢報告中說：尼克松是梳妝打扮，送上門來。他說尼克松急於訪華是因為他內外交困。在國際上，他不能不正視越南問題，以及蘇聯在歐洲和中東的影響日增。在國內，周說：尼克松「受到美國人民要求改善中美關係的巨大壓力」。[170]

不管周對尼克松訪華怎麽說，但對於這件事的準備工作他是極為關心。在準備過程中，他受到江青及其一幫人的阻擾。文化部是江青的一個據點，反對在歡迎尼克松的晚宴上演奏美國國歌「美麗的美利堅」，這支曲子是周選定的。江青也對美國派一個廣播小組來攝製尼克松訪華的紀錄片表示很不滿，說那是「讓尼克松在中國土地上做宣傳」。

周恩來則很想向世界展示，多年來一直强調中美分歧，甚至同美國敵對的中國，不會拿原則作交易，不會屈從於美國和解的企圖。因此，他認為雙方的會談公報如果要掩蓋分歧，那是無法接受的。周堅持公報中要同時擺明雙方的協議和分歧。2月28日在上海簽訂的會談公報體現了他的這個特殊要求。公報中闡明了兩國在越南、朝鮮、日本和南亞問題上的對立的觀點。

這之後，通過兩國駐巴黎和渥太華的大使館，中美兩國關係在工作層面上發展迅速。1973年2月，基辛格向周恩來提出更直接的交流，建議在北京和華盛頓建立商務代表處、領事館或聯絡處。中方提出對案，要求美國從臺灣撤軍並終止同臺灣的官方關係。美國同意了。雖然美方沒有完全信守承諾，在臺灣繼續有官方存在，但是雙方的聯絡處在對方的首都建立起來了。[171]

從外交關係方面看，1972年周恩來成績斐然。他在改變中國外交政策上所做的努力提高了他的國際形象。外國訪華的高層客人都讚賞他的智慧、魅力、談判技巧、能抓住細節以及他的分析能力。對於廣泛認為周是中國新外交政策的設計師而不是毛自己，而且周的國際威望因此也超過了毛，毛不能容忍。1973年7月他開始批評外交部，不滿意外交部對國際形勢的估計。他埋怨外交部送到他那裏的文件是「屁文件」，他不看。他說他也不看總理（指周）的講話。在毛看來，外交部不跟他報告「大事」，而盡報些「小事」。他警告說，這種情況如不改，就一定要出修正主義。毛的批評使周著慌了。他給毛寫了一封信，說自己對外交部的錯誤有責任，而且「主席指出的錯誤同我的政治思想和我的工作作風有關」。[172]

1973年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減慢。基辛格一年去中國兩次，回顧1972年11月以後的訪問，他說他受到的接待「要不很冷淡，要不沒進展」。[173]在時間上這同對周恩來長時間的批判相吻合。周對中美關係和臺灣問題的處理是對他批判中的主要內容。他甚至被批判為對美國「投降」。政治局開了好幾次擴大會議，吸收外交部官員參加，周在會上檢討，聽取別人，包括他的下級，對他的批評指責。[174]

疾病和挫折

鄧小平復職不僅表明，在林彪死後毛對老幹部的政策起了變化，也是因為周恩來健康狀況惡化不得已而為之。1972年5月，醫生診斷周恩來患有膀胱癌。他的保健大夫沒有把實情告訴他。在中共高層，諸如有嚴重疾病之類的事要先通過負責毛的安全保衛的汪東興報告毛。周仍在不辭辛勞地工作，他的醫生則在等待主席的指示才好開始治療。[175]毛並不認為此事很嚴重。他責怪醫生總是給人找病，因為他們無事可做。他問他自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怎麽可能從人的小便裏就看出他患了膀胱癌。李醫生終於使他相信周是得了癌症後，他又認為沒有必要做進一步的化驗。他說，癌症治不好，治療只會造成疼痛和精神緊張。他說：「如果我得了癌症，我就不要治。」[176]就這樣，醫生們的手被捆住了。周得不到治療，健康狀況每下愈況。1973年1月，周開始尿血，他的身體狀況對他瞞不住了。周震驚，他聽保健醫生張佐良介紹時，一言未發。張醫生想緩解他的擔心，對他說，他的癌症還在早期，他將同國內最好的專家們會診來確定適當的治療方案。他和他的同事們商定採取灼燒法而不需做手術。這又要毛批准，毛又拖了兩個月才發話。3月10日，在北京玉泉山風景區的一處房子裏，周做了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治療很成功，尿血停止了。周在他妻子陪伴下休息了一個星期——這是多年來最長的一次休息。然後他又回到中南海，照常工作。張醫生給他開了化療方案，每星期做兩次，但是周因為忙未能按時做。[177]

已經80高齡的毛身體狀況也一樣不好。他有肺心病、雙臂和雙腿肌肉萎縮。他說話吐字越來越不清楚，視力也大大下降。[178]這兩個疾病纏身的老人，在治理著被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的國家和被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搞得精疲力竭的人民。各級幹部和群眾中普遍存在著失望、倦怠、不滿和對毛個人崇拜的厭惡。革命的豪言壯語只是江青及其一夥控制的大眾媒體上的空話。社會上是一派懶散、拖拉和不景氣的現象。生活水平大為惡化。大多數五七幹校關閉了，下放到幹校的人回城工作了。一千多萬上山下鄉的青年完全失望，有的回到城市。人們不管在什麽地方，都渴望著能過上正常穩定的生活，改善生活條件。但是，毛卻抵制人們要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的願望，號召人們「反潮流」。他企圖讓人們相信，只有通過文化大革命中國才能保持其特有的社會主義，才能向共產主義前進。對於毛來說，保衛文化大革命是第一位的。毛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打敗國民黨和發動文化大革命。[179]

毛的話使江青一夥又對周發起一輪攻擊。他想使社會秩序恢復正常一些的努力，特別是在教育方面，被認為是「右傾回潮」——即要重建文革以前的舊秩序。他們列舉國務院要重新實行高考制度等為例，來支持他們的說法。據江青說，這是要恢復「智力優先」的原則問題。遼寧省的一個年輕人在高等院校入學考試中交了一張白卷，江青等把他捧為「反潮流」的英雄，把他吸收入黨，錄取他上大學，不久又讓他參加行政領導。第二年，他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180]

周和激進派之間的鬥爭還有不少類似的例子。舊教育制度不僅被批判為歧視工人階級，而且還被攻擊為殘害兒童。這就是1973年7月發生的被大肆宣傳的唐河事件。河南省唐河縣一個15歲的女孩，英文考試時在試卷上寫了一首打油詩：「我是中國人／為什麽要學英文／不學ABC／照樣是（毛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她的老師批評了她，學校讓同學們討論這件事。她覺得沒臉，投河自殺了。江青得悉此事，派人到該縣調查。調查組認為這個學校是資產階級在教育領域復辟的典型。學校校長和那女孩的老師都被逮捕了。

另一個例子，北京一個12歲的小學生成了全國的英雄。她寫信給《北京日報》，說她的老師對她過於嚴格。這家報紙把她的信和她的日記摘要同時發表，並配發了社論。社論稱這是修正主義影響教育的一個典型事例，說明傳統的觀念遠未消滅。社論說這個女孩以反潮流的精神，勇敢地反對儒家「師道尊嚴」的觀念。該報還號召學生向她學習。[181]全國一片批判教育右傾的聲音，指責任何在教育方面恢復正常秩序的努力。原本遍及全國的進行教育制度改革的願望已經形成一股强大的社會潮流，此時又被壓下去了。但是，對穩定更大的威脅來自毛澤東。身體不好，精神不佳，膩煩同他老婆江青住在一個屋檐下，別人卻越來越難得見到他。處在一種同外界隔絕的狀態下，毛同周恩來和其他高層同事間的聯繫開始依賴中間人。1973年，能見到毛的包括有號稱「五朵金花」的五位女士。她們都是外交部的幹部。該部很多資歷很深的幹部不滿地看著這五朵金花迅速升遷。王海容先提升為禮賓司司長，1974年又升為副部長。她的密友唐聞生，出生於美國，是個英文翻譯，提升為美洲和大洋洲司副司長。1973年8月，她又晉升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章含之也是一名英文翻譯，成了亞洲司副司長。齊宗華和羅旭都是法文翻譯，分別被提升為西歐司副司長和非洲司副司長。毛讓王海容和唐聞生當他和外交部之間的主要聯絡員。毛還讓他們從1973年11月開始列席政治局會議，以加强她們的地位。周一貫遷就毛的怪異行為，對王海容和唐聞生這兩位小姐很尊重，當他要同毛聯繫時，就請她們兩位幫忙。甚至毛妻江青想同這位主席聯繫時，也要通過她們。[182]

王、唐唯毛是從。毛對周不滿，她們也跟著耍花招。1973年夏，外電讚揚周是中美關係突破的設計師，卻不大提到毛。在中國政治中，嚴格的等級制下，總理是毛的下級，把功勞歸於周就成了掠毛之美。毛自己不看外電，王、唐把外電的報道對毛講。他們還把外交部內部編發的《新情況》（毛一般也不看）第153號帶給毛。《新情況》這篇文章評1973年6月蘇聯領導人勃涅日列夫對華盛頓的訪問，得出結論是，蘇聯和美國要聯合主宰世界。周認為這篇文章寫得好，表揚了作者。這是少有的事。可是這又給了毛一個機會表示對外交部大為不滿。對1973年11月周和基辛格會談毛也生氣。會談氣氛友好，兩位政治家回顧了世界形勢，對兩國在北京和華盛頓建立聯絡處表示滿意，並為來年確定了一些合作項目。但是，翻譯又向毛打小報告，說周談的不少問題事先未向毛請示，事後也沒有向毛彙報。她還說，周和參加會談的葉劍英害怕美國的原子彈。毛一聽馬上就斷定周和葉是對美國「右傾」投降。[183]

「儒將」葉劍英

11月17日，毛在他的中南海辦公處召集開會，周恩來和外交部領導參加。他又抓住機會批評周。他說，不久前周和基辛格的會談中講臺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性：和平解決和軍事解決，是錯誤的。「要打。在陝北時連那個小土圍子，不打它就不投降。」毛提出要政治局開會批評此事，還要王、唐參加政治局的批判會。這個政治局擴大會當天晚上就開始了。一連開了好幾個晚上。11月21日起，會議地址轉移到人民大會堂，參加的人員進一步擴大。外交部有副外長姬鵬飛、仲曦東和喬冠華，黃鎮大使；還有四朵「金花」：王海容、唐聞生、章含之和羅旭。此外還有中聯部部長耿飈和全國八大軍區負責人等。與會者都批評周。他們是否真認為周錯了還是遵命批評呢？喬冠華從30年代起就在周領導下工作，他不相信周犯了錯誤，後來喬非常懊悔他在會上發言批評了周。[184]江青的批評極為嚴厲。她要利用這個機會毀了周。她指責這位總理迫不急待要奪毛的權。更有甚者，她說周的問題是中共黨內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這當然是極其嚴重的指控。在中共黨史上，毛清洗掉的主要領導無不是以「路線鬥爭」的名義。從陳獨秀到劉少奇，加上林彪，總共十次。把周同路線鬥爭聯繫起來，江青顯然要把周恩來置於死地。

毛覺得江青太過分了。12月9日，他又對王、唐說，政治局11月的會「開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麽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總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185]

周恩來政治生涯中最嚴重的一次危機到此暫告結束。毛知道周是唯一能給他治國的人，又一次拒絕打倒周。他顯然不滿意周在國際上贏得的威望，急於要教訓教訓周；但是他也清楚他需要周的才幹。

可是，周恩來的厄運並未完結。1974年，「反擊右傾回潮」運動發展成了批林批孔運動。林彪出事後，在他從前住過的家裏發現一些寫有孔子格言的林彪書法卷軸。按照文革那種扭曲的邏輯，林彪就被同孔子聯繫起來。孔子已經死了兩千多年了。毛認為，孔子代表倒退和舊社會一切的惡。過了不久，批林批孔運動中又加了一個批周公。周公是公元前11世紀西周成王的大臣周公旦。「周公」按照中國人的習慣，也是對周姓人的一種尊稱。40年代周恩來作為駐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代表，黨外人士都尊稱他為周公。

1973年下半年江青響應毛批林批孔的指示，同她那一夥人編撰了一批資料，題為「林彪和孔孟之道」，作為全國政治學習的資料。1974年1月24和25日，她召集兩次萬人大會動員批林批孔。他們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黨校和其他學術機構找了一批教授，讓他們就這個題目寫文章在官方報刊上發表。接著又發表一批文章批判「當今的大儒」，不點名地批判周恩來。但是，即使不點名，人們也越來越看得清楚，江青宣稱「黨內有一個大儒」。她的一個追隨者就說此人「既不是劉少奇，也不是林彪」。1974年4月，《紅旗》雜誌的文章形容孔子是魯國宰相，身患重病，影射周恩來。《北京日報》則描寫孔子是個病人，他的手臂也同周的一樣伸不直。他們把周比喻成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宰相，其中一個是奴隸主，「積極推行反動的政治路線」，另一個是「精明的官僚，善於處理人際關係」，此人「態度曖昧，為了不得罪人，從來不暴露他自己的真實態度」，這種刻劃大體符合周的為人。[186]

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日益集中到周身上的時候，周的健康狀況越來越不好了。1974年3月進行了第二次電灼術，但是效果很不理想。4月醫生建議做手術，但是得不到批准。醫生給他在家中定期輸血。他的情況繼續惡化，膀胱中的腫瘤越長越大。血尿多，形成血塊堵塞尿道內口，使得排尿時痛苦異常。醫生們非常焦急，不斷地向中央報告周的情況，要求立即做手術。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醫生代表，他們聽了醫生的報告後卻不發言。最後張春橋說，總理是黨、政、軍，內政與外交工作的總管，他的工作別人無法代替。張說計劃要周5月底接待過幾批外賓後，才能考慮手術的問題。

計劃中最後的外賓是5月28日–6月2日訪華的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周同他談判中馬兩國建交的問題。他們在人民大會堂會談，會談隔壁的房間裏，醫療小組做了一切必要的準備以應付萬一。6月1日周恩來終於住進醫院動了手術。手術顯然成功，周似乎要康復了。[187]

隨著批林批孔運動的開展，啓用的老幹部們又遭到攻擊。很多地方的領導機關和工作單位又陷於癱瘓，各派之間又重起武鬥。結果1974年頭5個月工業生產急劇下降。毛恐怕再發生1967年的情況，下令批林批孔運動由黨委領導；不准成立群眾組織；各行各業和各地方之間不許串聯。[188]雖然他還要維持一定程度的激進性，他不想再面對混亂和無序了。他健康狀況惡化可能使他不得不如此。他說話、站立、走路都越來越困難。1974年春，他的雙眼白內障，開始看不見東西了。[189]

在反擊「右傾回潮」運動中處於弱勢的周恩來，唯一覺得安慰的就是毛不懷疑他的忠誠。這個主席只是要教訓他而不是打倒他。下面這件事很說明問題。7月17日，周離開醫院去參加毛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毛在會上警告江青要注意處理好她同別人的關係不要對人嚴厲，冤枉人。他公開說：「江青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他還警告她，不要搞四人小集團，「『上海幫』。」這是毛第一次提出後來被人們叫做「四人幫」的問題。這個小幫派包括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顯然毛並不支持江青要把周恩來搞成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的主要鬥爭對象。沒有毛的明確支持，運動就不能超出不點名批周的範圍。儘管如此，對於受到的攻擊，周無法辯解。除了工作量大外，周認為只能密切注意運動的進展並處理由之產生的問題。

毛此時顯然一心考慮穩定和建立秩序。他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已經過去8年了。現在要穩定，黨和國家要團結。[190]1975年初，毛決定召開因林彪事件已拖了很久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大會上的主要問題之一是政府裏的權力再分配，特別是國務院的組成。江青和她那一幫人主要的堡壘在媒體，對政府事務影響甚微。他們對此不滿，企圖在即將召開的人大提高自己的地位。

關注的焦點是誰當總理。周的病明擺著，即使他在大會上再被任命也維持不了多久。激進派想讓張春橋當這個職位的候選人。但是1973年10月鄧小平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表明他的希望更大。這不能不使江青等人懷恨在心，他們對鄧小平的復職本來就不滿，更不要說周死後鄧可能被任命為總理。可是他們對毛一點辦法也沒有，就只好緊盯著鄧和周。1974年春，他們在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合國第六次特別大會問題上發生衝突了。外交部鑒於政治局內部複雜的關係，派王海容和唐聞生到毛處談出席特別聯大代表團的組成問題。毛會同意鄧率團前往嗎？毛同意了。3月22日外交部報告周，建議由副部長喬冠華陪同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由鄧小平代表中國在大會上發言。毛和周都批復同意此建議。得悉此事的江青怒氣沖沖地把王、唐叫到她辦公室。她們一到，她就要求外交部收回該建議。周恩來考慮到江青的分量和毛同她的關係時好時壞，再次向毛反映此事，爭取他的支持。一言九鼎的毛通過秘書答復說，派鄧小平出國是他的主意，如果政治局委員都反對，鄧就不要去了。江青可不是好對付的。她仍然打電話給王、唐讓外交部撤回報告。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周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除江青外，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同意鄧出席聯大。毛最後寫了一封信給江青，確認了這個決定，並明確告訴江青不要反對鄧去紐約。[191]

鄧小平回到政治局以後，可不像周那樣講面子，他敢頂撞江青。10月17日在政治局會上他同江青發生衝突。那是為向外國買船的政策。1970年代初，為了改進中國商船隊，周主張從外國買船。江青則認為這是「洋奴買辦哲學」，而中國自己設計製造的風慶輪才代表毛的自力更生的獨立政策。風慶輪首航歐洲回國後，江青得知該船政委對船的質量有不少意見，因為在航行過程中多次發生機械故障。此外，據說這位政委還曾諷刺江青搞的樣板戲。這就被當成了反革命事件，政委被逮捕。在政治局會上，江青企圖哄鄧小平同意對那位政委的指控。鄧可不買她的帳，同她爭論了幾句，然後拂袖而去。

江青大怒。同四人幫其他成員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研究後，她決定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告狀。[192]王向毛報告了政治局會上發生的事情，說鄧小平陰謀袒護交通部。他說交通部執行劉少奇路線，認為造船不如租船和買船。王洪文還說北京的氣氛大有1970年廬山會議時那樣地緊張。王還認為，這是因為周，周雖然病重，在醫院裏還接見許多人。言下之意，老幹部們在陰謀奪權。王說，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去醫院最勤。

據唯一在場的毛的私人秘書張玉鳳說，毛並不讚賞王的話。他叫王洪文有意見當面對鄧講，並要他同周恩來、葉劍英搞好關係，少同江青搞在一起。[193]

其他要中傷周恩來和鄧小平的企圖，這時在毛那裏也沒有得逞。張春橋說中國外貿赤字是國務院「崇洋媚外」政策造成的。他還把10月政治局會上的爭執比作1967年的「二月逆流」。毛在長沙卻說「總理還是總理」，而且還是要王洪文同總理一起籌備四屆人大。至於政治局內關於風慶輪的爭論，他只說，他要宣布晉升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這就鞏固了鄧和周的地位。

在毛的支持下，周開始籌備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從10月20日到12月中旬，他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多次磋商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組成問題。他把其他政治局成員請到醫院，向他們傳達毛的指示，並跟他們討論同即將召開的人大有關的問題。11月6日，他寫信給毛，表示他支持對鄧的提升。他說儘管自己病重，人大如果不久就開，他還可以出席。[194]

儘管鄧被任命擔當了幾個關鍵職務，江青仍然認為她自己對毛要維護文化大革命是個重要人物。為了爭權，她給毛寫信提出要提升她的一些人。可是毛對她的意見不感興趣，在江青的信上寫的批語是：「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11月19日，江青又給毛寫信，抱怨說從九大以後就沒有給她分配工作。毛回信說她的工作是「研究國內國際形勢」，並强調這是「重要任務」。[195]

周知道「四人幫」在爭取控制中央一些部委。同鄧和其他老幹部商量之後，他決定讓江青的人管文化部、衛生部和國家體育委員會。江青也想要教育部，但是周決定仍由老幹部管。在其它部委則任命了一些文革派的人當副部長或部黨組成員。

周的癌症轉移到結腸了。但是他還在繼續工作，準備人大開會。12月23日他不聽醫生勸告，離開醫院，同王洪文一起飛往長沙向毛彙報人大準備情況。周擬的國務院各部和人大的人事安排必須得到毛的首肯，這非常重要。據葉劍英說，這項關係黨和國家未來極為重要的人事任命，只有總理提出來能得到主席的支持。葉請張佐良大夫組織一個醫療小組，跟隨總理長沙之行。[196]

病痛中的周恩來總理

12月23日到27日在長沙，毛見了周和王四次。一字不改地批准了周提出的人大主席副主席的候選人名單。

但是毛對領導班子的團結和江青集團有擔心。他叫江青「不要再搞四人幫」，說「中央的人不多，要團結」。他還對一些領導人作了評價。他說「鄧小平人才難得」。他指著已經確定為他的接班人王洪文說，「鄧在政治上比他强」。關於江青，他說，她反對劉少奇、批林批孔有功勞，但是她不應該搞宗派活動。他說，王洪文應該做自我批評，因為他不顧毛已經打招呼，還同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搞在一起。他對王洪文的幻想顯然破滅了。這個他選定的接班人令他失望，他開始表明王作為他接班人的地位危險了。

毛對鄧的表揚，重新信任他，以及對四人幫的批評，使周恩來有所安慰。回到北京，在醫院裏，他拼命工作。1975年1月10日，他召開中央委員會，傳達他同毛的談話，並批准國務院領導幹部人選。幾天以後，中共中央委員會發文，正式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任命張春橋為總政治部主任。毛一邊眷顧老幹部，同時也沒忽視那些支持文革政策的人。

四屆人大於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召開了。重病纏身的周恩來又一次離開醫院，到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報告重申了在第三屆人大提出的分兩個階段發展經濟的想法：第一階段是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個獨立的相對完整的工業和經濟體系；第二階段是在本世紀末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197]

大會重新任命周恩來為總理，並任命了12位副總理，其中6位老幹部：鄧小平、李先念、陳錫聯、王震、余秋里和谷牧；1個屬於「四人幫」的張春橋；另外5人是文革中提拔起來的：紀登奎和華國鋒是從地方上提起來的，陳永貴、吳桂賢和孫健則是從基層提上來的。[198]在國務院會議上，周傳達了毛對鄧小平的評價，並宣布，他本人不在時，由鄧小平全面主持國務院的工作。這場權力鬥爭到此了結，至少暫時以對周和他的支持者們有利的方式解決了。

最後一年

參加召開人大的活動使周精疲力竭。他的大腸靠近肝的部位又有了腫瘤。1975年3月底，他做了第三次手術。可是他仍然不肯停止工作。4月3日，他在醫院接見突尼斯首相努伊拉。4月19日他會見北朝鮮領導人金日成。金日成來看老朋友，這也是他們見的最後一面。雖然身體極其虛弱，但是周還堅持起床見客，穿著整齊。可是他的雙腳腫得穿不上鞋子，不得不特地給他做了一雙布鞋。[199]

毛在外地住了十個月，又回到首都北京。他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是召開政治局會議，周也出院前去參加。同往常一樣，會上主要是毛發言。雖然他講話很困難，他嘟嘟囔囔講了不少問題，包括蛋的膽固醇太高，解釋他自己的一首詩，還有南宋詞人辛棄疾的詞。但是他主要的意思是說，需要安定團結。他又一次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幫。他問她：「你為什麽還要搞？」他提到批判經驗主義問題（按指周恩來和其他老幹部們執行的政策），這是3月份張春橋和姚文元發動的一場運動。據張和姚說，周是實用主義，忽視馬克思主義。他們認為經驗主義是中共面臨的主要危險。

江青一夥又想出一個新點子企圖為難老幹部，那就是指責他們「走後門」，或者利用一些人際關係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在高級幹部中已經很普遍了。絕大多數人都知道這種只讓少數人高興的事。走後門問題可能成為江青發動的不受歡迎的運動之一。但是毛覺得這可能轉移人們對那個很抽象的批林批孔的注意力，不讓批走後門，反而指示在政治局內部批評「四人幫」。他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作。」[200]

5月27日和6月3日政治局開會批評江青和她那一夥。這是自文革以來老幹部第一次有機會公開批評這些新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會是由文革初被他們打倒的鄧小平主持的。潮流轉而有利於老幹部，可是究竟能維持多久呢？

鄧對國務院並不陌生。過去周出國總是他代理總理職務。雖然兩人都講求實際，他們的作風卻迥然不同。周比較謹慎小心、謙和、抓得很細。鄧卻是果斷、大刀闊斧、注意全局。他好像是一個總司令，他設計宏觀政策方向，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而周一直是深思熟慮、辛辛苦苦地貫徹執行已經定下來的方針政策。鄧受到毛支持的鼓舞，投入全副精力糾正左的錯誤，推動經濟調整和鞏固社會秩序，特別是在1975年。他不僅重新像1972年周那樣批左，而且更系統、在更大範圍內開展批左的運動。

鄧的政策注定要遭到激進派的抵制。他們很快就找到藉口以反對「投降主義」的形式進行反擊。1975年春，毛說了幾句評論古典小說《水滸傳》的話：「這本書好就好在描寫了投降主義。可以用來做一個反面教員，幫助人們認識投降主義者。」

像往常一樣，毛的話被記錄下來。8月底各報按照毛的最新解釋對《水滸傳》展開討論。江青帶頭把從《水滸傳》裏得出的這個教訓同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政策聯繫起來。然後，所有關於恢復秩序、講紀律、講規章制度的努力都成了向資產階級投降。鄧和周都被比作《水滸》裏的主人公宋江。按照激進派的理解宋江背叛了晁蓋領導的農民起義事業，向皇帝投降，被招安了。9月中旬，江青在一次農業會議上的講話使這種攻擊達到頂點。她說有人要架空毛主席，就像宋江架空晁蓋。針對宋江起義軍裏的人接受了一批文官武將，她說：「有人把一批土豪惡霸弄到政府裏當官」，隱射周和鄧啓用老幹部。[201]

對於這種越來越猖狂的攻擊，周已經無力還擊。8月他的醫生們發現他的癌症已經轉移，無法救治。周已病危。可是，他不顧醫生反對，9月7日又接見了一個羅馬尼亞到訪的政府代表團。他笑著對客人們說：「馬克思的請柬（中國領導人一般都這樣說，要死的人到另一個世界去見馬克思）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麽，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現在，副總理（鄧小平）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來了。」周一生接待的外國客人無數。而這次見羅馬尼亞客人是他最後的一次。[202]

雖然來日無多，周仍密切注意著政治形勢。鄧大力補救被激進政策糟蹋得千瘡百孔的社會，使他非常滿意。但是他也為突如其來的批《水滸》的運動感到擔心。他很清楚江青攻擊投降主義矛頭是指向他本人和鄧，因為他們是正常化和實事求是政策的代表。此外，報紙上又在談什麽「伍豪啓事」——暗指向國民黨投降，懸在他頭頂上的這柄達摩克里斯劍仍然嚴重地威脅著他。1967年和1972年就曾經要用這個來攻擊他。畢生作為中共領導人的他，深知黨內鬥爭是如何地殘酷無情。作為中央專案組負責人，他也不會不注意到如何捏造證據給劉少奇、賀龍、薄一波及其他許許多多人的所謂叛黨定案的。「伍豪聲明」存在的本身就構成對他的嚴重威脅。是否屬實並不重要，這是沒有人能給他辯護的。

周的醫生為了延長他的生命定在9月20日給他再做一次手術。那天，鄧小平、葉劍英、張春橋、李先念、汪東興和鄧穎超都在醫院裏等候結果。手術小組做好一切準備，就等把周用擔架車推進手術室。30分鐘過去了，周沒有來。最後鄧穎超去看他。她回來說，周在專心寫東西。又過了一些時候，張大夫去周的房間看，他還在專心地寫著，沒敢打擾他。又過了20分鐘，周按鈴叫人了。當他妻子進去的時候，他把一個厚厚的大信封交給她，裏面有一封他給毛的信，還有別的文件。[203]那些對他的指控使他非常不安，他怕在他死後，反對他的那些人還要散布對他的誹謗。他要自己把事實真相告訴全國，為自己辯護。當他被推進手術室的時候，他突然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204]

由於健康狀況惡化，毛同外界越來越隔絕。9月底，他把34歲的侄兒毛遠新叫到北京，充當他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遠新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的兒子。在到毛澤東處工作以前，毛遠新已經升任瀋陽軍區政委。毛遠新是個堅定的激進派，相信文化大革命。擔任毛的聯絡員這個關鍵性的職務使他能够進一步把毛同周恩來、鄧小平這樣的主要領導人隔離開。他對毛說：有一股貶低文化大革命的趨勢，「一股風。甚至比1972年批極左還厲害。」毛遠新還告訴毛：鄧小平有很多講話，卻很少提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他不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他把主席最近的三條指示（學習馬克思主義、要安定團結、促進國民經濟）歸併成了一條：促進經濟。

毛對任何質疑文革的事特別敏感，這使他馬上改變了對鄧小平的態度。他對他的侄兒說，鄧的態度反映「第一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第二要秋後算賬」。他指示政治局批判鄧小平，停止鄧的一切職務，只保留他的外事工作。11月下旬，鄧被正式批判，說他「對文革不滿」，「要秋後算賬」，「要對右傾翻案負責」。接著又組織一場運動批判他。[205]

周對毛突然改變態度很不安。雖然他早已習慣了毛的反復無常，這次對鄧的態度變化不可否認是很令人不快的意外。每天給周讀報的護士說他不講話，眼睛盯著天花板，搖頭，不時地嘆氣。周對他的妻子說：「我心裏有許多事情沒說。」鄧穎超回答說，她的心裏也裝著許多的事情。[206]但是周沒有對任何人，包括他的終身伴侶，講過他的真實思想。

周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裏，在他還能講話的時候，他腦子裏想的還是政治。葉劍英經常去看周。周告訴他要小心處理同「四人幫」的關係，不要讓大權落到他們的手裏。12月20日，他把負責臺灣事務的羅青長叫到醫院，談關於臺灣的一些問題。周要他注意，抗日戰爭初期對國共統一戰線有過重大貢獻的一些人還在臺灣。他提到張學良還被蔣介石拘禁著。他告訴羅青長，臺灣問題解決的時候不要忘記這些老朋友。這是他最後一次把他的下級叫到病榻前談工作。根據紀錄，從1975年3月到9月，周在醫院裏同人討論各種問題102次，接見外賓34次，離開醫院參加會議7次，看望別人4次，在醫院裏開會3次。[207]

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奪去他生命的癌症給他的身體和精神造成了極大的痛苦。醫生們想盡了一切辦法延長他的生命。他一共接受了13次手術，其中5次大手術。他接受輸血89次。全身上下插了許多管子：輸血，輸葡萄糖，其他輸液，給他補充營養和引流，導尿等。他的醫生頻頻給他注射止痛藥。毛自己身體越來越不好，沒有來看過他。即使他身體好一些，他是否會來看望他忠心耿耿的總理，也令人懷疑。從1975年5月政治局會議之後，他們兩人就再也沒見過面。鄧小平，周所保護的，也是能够貫徹他的政策的人，無法來看他。因為有毛的支持，報紙上在攻擊鄧，使鄧又成了政治棄兒。唯一經常來看他的老同事是葉劍英。12月，周病情加重，葉帥每天都到醫院來看望。有一次，在同周長談之後，葉對24小時輪流守護在病房的兩個助手說，總理心裏有許多委屈，他如果下決心說，他們要把他說的所有的話都記下來。可是，周一直到死始終沒有放下他的思想包袱。

1976年元旦，報上發表了毛在1965年寫的兩首詩。周表示了他對毛最後的忠心，讓助手將這兩首詩念給他聽。以後，他的情況更加惡化。1月5日，他陷入彌留狀態。兩天以後，夜間11時，他最後一次醒來。睜開眼睛，看到醫生們圍在他床邊看著他。他用微弱的聲音說，他這裏已經沒有什麽可做的了，他們應該去照顧更需要他們的病人。這就是周最後的遺言。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逝世，享年78歲。[208]

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

注釋

對於把毛神化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周有他自己的貢獻：1964年出品了一台歌舞演出，題為《東方紅》。這是他看了上海的大型歌舞演出《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之後，花了兩個多月時間趕製出來，作為向建國15周年獻禮。這台演出以四十年代出現的民歌《東方紅》為基調，用了前四十年裏廣為流傳的一批愛國歌曲和革命歌曲，[1]還配有舞蹈和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朗誦。周對這個節目的準備和公演十分盡心，在它的主題、編導、策劃、布景、歌和舞的挑選、朗誦、燈光、化裝以及排練上花了不少工夫，成了實際上的導演。在整個演出的每一場景中，毛都佔據最突出的地位。所有的舞蹈、歌曲和朗誦都頌揚毛是勝利的革命戰略的制定者。很多場面修改多次後周才表示滿意。他指示將毛的三首詩詞：「井岡山」、「長征」和「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用到節目中。他使歷史事實適應他宣揚毛的成就的需要。簡而言之，他傳達的是這樣一個觀念：只有毛澤東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2]

[*1]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二卷（下），頁1049。

[*2]這種說法一度流傳甚廣。高文謙指出這是「以訛傳訛」。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頁252。

[*3]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頁434。

[*4]譯：見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1967》（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頁178–187。

[1]歌詞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2]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頁448–451；陳荒煤等：《周恩來與藝術家們》（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292。

[3]Edgar 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p. 58–69.

[4]關於毛思想發展的詳細分析，請參見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頁10。毛這方面的言論請參見Peking Review, no. 34(1967)。

[5]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883。

[6]帥東兵：《最初的抗爭：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58；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140。

[7]力平：《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3；鵬程：《中國政局備忘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72。

[8]帥東兵：《最初的抗爭：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頁74。

[9]子伶、子真：〈吳晗和海瑞罷官〉，載周明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2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頁13–14。

[10]帥東兵：《最初的抗爭：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頁239–243。

[11]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頁30。

[12]點點：《非常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頁203。

[13]點點：〈點點記憶〉，《當代》，第5期（1998），頁30。

[14]四人被指控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參見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pp. 63–71.

[15]《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516通知》。通知於1966年5月16日起貫徹，但於1967年5月17日才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

[1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32–33。

[17]金沖及等：《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884。

[18]向基層派遣工作組是中共貫徹政策的一種典型的做法。工作組一般由上級單位直至部級的幹部組成，他們被派到一些地區或單位以貫徹執行一定的政策規定；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33、34。

[19]History of the CCP, pp. 327, 328.

[20]《人民日報》，1967年8月5日。

[21]高文謙：〈記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載《歷史在這裏沉思》，第1卷，頁58。

[22]力平：《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頁5。

[23]林青：《周恩來的宰相生涯》（北京：長城文化出版公司，1991），頁75；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頁184。

[24]《人民日報》，1967年3月27日。

[25]谷牧等：《我們的周總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483。

[2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77。

[27]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p. 99;谷牧等：《我們的周總理》，頁43；金春明等，《文革時期怪事怪語》（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頁288。

[28]《紅旗》，1966年10月2日；力平：《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頁104。

[29]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80。

[30]張雲生：《毛家灣記事》（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頁60。

[31]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14。

[32]計三猛：〈一個紅衛兵和他的元帥父親〉，載《歷史在這裏沉思》，第5卷，頁75。

[33]力平：《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頁7。

[34]蘇彩青；〈文革初期經濟戰線的嚴重鬥爭〉，載譚宗級等：《十年後的評說》（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40–41；〈工交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應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稱：鑒於這些企業和單位，包括建設和設計單位，必須完成國家指標，文化大革命應結合四清運動並根據《二十三條》的規定和當地領導制定的計劃，分期分批進行。

[35]蘇彩青，〈文革初期經濟戰線的嚴重鬥爭〉，載譚宗級等：《十年後的評說》（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42。

[36]谷牧：〈回憶親愛的周總理〉，載《我們的周總理》，頁18、20、24。

[37]Peking Review, no. 39(1966).

[38]1966年9月14日〈關於在縣以下農村地區文化大革命的條例〉規定學生和紅衛兵不要到這些地區去；〈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工業、農業、運輸、財經和商業部門保證正常生產，紅衛兵不要干預這些部門。參見力平，《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頁6。

[39]力平，《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頁26。

[40]于公：《林彪事件真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頁397、398；History of the CCP，p. 332.

[41]History of the CCP, p. 332.

[42]蘇彩青：〈紅衛兵運動及其歷史教訓〉，載《黨校資料》，1987，頁54–55。

[43]蘇彩青：〈紅衛兵運動及其歷史教訓〉，載《黨校資料》，1987，頁55。

[44]力平：《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頁21。

[45]History ofn the CCP, p. 334.

[46]中共研究出版社編輯部編：《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3），頁223。

[4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13。

[48]力平：《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頁17。

[49]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頁144–154。

[50]History of the CCP, p. 336.

[51]林青：《周恩來的宰相生涯》，頁126。

[52]王年一：〈關於二月逆流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第1期（1990）。

[53]王年一：〈關於二月逆流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第1期（1990）。

[54]《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27–130。

[55]谷牧等：《我們的周總理》，頁45。

[56]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p. 121;Thomas Robinson, The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r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222.

[57]肖迪：〈歷史不容忘記〉，《藍盾》，第7期（1985）。

[58]中共研究出版社編輯部編：《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頁254。

[59]權延赤：《紅墻內外》（北京：昆侖出版社，1989），頁107、127；權延赤：《走下聖壇的毛澤東》（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頁131。

[60]林青山：《江青沉浮錄》（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1988），頁122。

[61]董保存：《楊余傅事件真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頁83。

[62]李天民：《周恩來》（臺北：國際關係學院，1974），頁343–344。

[63]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of Turbulence, pp. 43, 44.

[64]中共研究出版社編輯部編：《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頁237–240。

[65]周在1969年中共九大的講話全文，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圖書館藏。

[66]林彪1969年在中共九大的講話，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圖書館藏。

[67]張雲生：《毛家灣記事》，頁99。

[68]〈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的決定〉，見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228。

[69]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記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39。

[70]陳再道：〈武漢七二〇事件真相〉，載彭程：《中國政局備忘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25。

[71]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32。

[72]張松山：〈一個中央專案組長的懺悔〉，《炎黃春秋》，第9期（1994），頁23。

[73]《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

[74]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頁248。

[75]Michael Schoenhals,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197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5（March 1996), pp. 87–111。

[76]葉永烈：《江青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頁422。

[77]楊勝群編：《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頁265–267。

[78]《中央首長重要講話》，1968年3月，外交部大聯籌編，頁5。

[79]劉正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285。

[80]中共研究出版社編輯部編：《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頁237–240；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頁196。

[81]權延赤：《賀龍與薛明》（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頁369、375。

[82]周明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1卷，頁157、160。

[83]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頁209。

[84]當時國務院下屬37個部委和約30個專門辦公室。這些部委辦歸口各該行政系統，各由一位副總理領導。陳毅負責外事系統，包括中央的部和專門辦公室，處理與外國和海外華僑的政治和貿易事務。

[85]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頁210–211。

[86]《外事風雷》，外事口紅衛兵報，1967年8月12日。

[87]鐵竹偉：《陳毅元帥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6），頁171。

[88]羅英才：〈陳毅在所謂二月逆流中接見歸國留學生代表〉，《黨的文獻》，第4期（1990），頁65。

[89]文革中，不同的口號區別對批鬥對象的鬥爭程度，「批判」和「炮轟」表示該人要被批鬥，如果他承認並坦白錯誤，還可保留其地位；「打倒」則要將該人撤職。周希望不要打倒陳毅。見：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頁222。

[90]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p. 261.

[91]《外事風雷》。

[92]1998年3月，作者在北京採訪張殿清，前外交部造反派的一位領袖。

[93]1998年3月，作者在北京採訪張殿清，前外交部造反派的一位領袖。

[94]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pp. 143–150， 217–221；參見鐵竹偉：《陳毅元帥在文化大革命中》，頁257。

[95]鐵竹偉，《陳毅元帥在文化大革命中》，頁326。

[96]《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稱：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挫敗了美帝國主義一貫要中國和平演變的反革命戰略」並「阻止了世界歷史的大倒退」；「重新打開了被現代修正主義阻擋了的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並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革命推向一個新階段。」文章結尾稱：「文化大革命是世界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之間的一次具有戰略重要意義的大鬥爭。」（Peking Review, no. 14, 1967）。

[97]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p. 61.

[98]盧丹：〈國際特快列車在邊陲小站被劫〉，《炎黃春秋》，第9期（1993）。

[99]楊贊賢：〈中國留學生莫斯科紅場流血記〉，《百年潮》，第3期（1998）。

[100]Barnouin and Yu,Ten Years of Turbulence,p. 69.

[101]余長更：〈周恩來遙控1967年反英抗暴內幕〉，香港《九十年代》，第5、6期（1996）。

[102]Clare Hollingworth, Mao(London: Triad Paladin Grafton Books, 1987), p. 169; Bar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 71;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頁211；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給他妻子的一封信，見Clare Hollingworth Mao, p. 169.

[103]中國和英國關於英國外交官在此次事件中的情況報道有差別。倫敦《泰晤士報》稱英國代辦霍普森被紅衛兵打成重傷。英國女王因其英勇予以嘉獎。但是在22日夜間北京衛戍區和外交部向周總理報告中都沒有提到英國外交官遭虐待。他們說紅衛兵進去時，英國代辦處是空的。顯然英國外交人員從花園跑了。（作者採訪了張晉南，北京外國語學院紅衛兵紅旗造反團的一個小組長。張參加了衝英國代辦處，證明當時代辦處內沒有人。）

[104]劉平平等：〈懷念我們的爸爸劉少奇〉，載周明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1卷，頁31。

[105]權延赤：《楊成武在1967年》（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頁179；《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82。

[10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83；王力：《現場歷史》，頁57。

[107]〈中央首長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上的重要講話〉，1967年9月1日。

[108]《人民日報》，1967年9月8日。

[109]新華社報道，1968年9月9日。

[110]革命委員會內部難以達成一致，湖北省和武漢市是例子。參見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93–195.

[111]這叫做「一打三反」運動，重點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見郝和段：《中國共產黨六十年》，頁609。

[11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347。

[113]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337。

[114]1967年周恩來在江蘇省革委會政治部的一次講話。（該革委會一位成員的個人收藏。）

[115]其中有蕭華，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成武，代總參謀長；余立金，空軍政委；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以及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和戚本禹。

[116]郝和段：《中國共產黨六十年》，頁609。

[117]1998年11月，作者在北京對幾位外交部前造反派成員的訪談。

[118]《總理關於91人大字報的重要指示》，北京：外交部印，1968年2月。

[119]《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350。

[120]《馬文波1970年3月20日在外交部的講話》（個人收藏）。

[121]1998年3月，作者在北京對外交部前造反派領導人的訪談。

[12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02、406、413、433。

[123]1997年和1998年，作者對姚登山和其他一些被周恩來批准戴「五一六分子」帽子的人的訪談。

[124]中共九大以後，中央文革剩餘的成員被選進政治局，他們代表所謂「文革派」。中央文革遂成為多餘而解散。

[125]邵一海：《聯合艦隊的覆滅》（河南，鄭州：春秋出版社，1988），頁257–266、290。

[126]郭思明：《我眼中的毛澤東》（河北，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頁255。

[127]許文益：〈林彪機毀人亡現場記〉，載于公：《林彪事件真相》，頁157、160、164、173。

[128]符浩：〈913事件補白〉，載裴堅章：《新中國外交風雲》，第1卷，頁181、183；邵一海：《聯合艦隊的覆滅》，頁293。

[129]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頁136–137。

[130]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炎黃子孫》，第1期（1989）。

[131]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頁348。

[132]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頁140。

[133]安建設：〈周恩來領導1972年前後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黨的文獻》，第1期（1993）；頁24–25；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頁475。

[134]力平：《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頁26、29。

[135]《宋任窮回憶錄》；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頁307–310。

[136]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頁472。

[137]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頁480–482；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頁350。

[138]王若水：〈從批左倒向反右〉，《明報月刊》，第3期（1989），頁5；安建設：〈周恩來領導1972年前後批判極左思潮鬥爭〉，頁27。

[139]彭程等：《中國政局備忘錄》，頁36；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頁354。

[140]王若水：〈從批左倒向反右〉，頁8–10。

[141]第十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成員有毛澤東和老革命周恩來、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朱德、許世友、陳錫廉、李先念、李德生、董必武；激進派有康生、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立場不明朗的有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參見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p. 251.

[142]郝和段：《中國共產黨60年》，頁632。

[143]Peking Review, no. 15(1965).

[144]Barnouin and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86–90.

[145]Barnouin and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86–90.

[146]陳登德：《毛澤東和尼克松在1972年》（北京：昆侖出版社，1988），頁33。

[147]Barnouin and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94–95.

[148]Barnouin and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頁63–63、100。

[149]陳登德：《毛澤東和尼克松在1972年》，頁16。

[150]陳登德：《毛澤東和尼克松在1972年》，頁64。

[15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207；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458–580。

[152]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250、398、456–457。

[15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50。

[154]《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38–440。

[155]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頁603–604、637、662、732。

[156]《耿飈回憶錄》（江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41–242。

[15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265。

[158]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pp. 171–173.

[159]Barnouin and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 101.

[160]《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341。

[16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356；錢江：〈對打開中美關係起重要作用的巴基斯坦渠道〉，《縱橫》，第6期（1998）。

[162]《釣魚臺檔案》，第1卷，頁361–363。

[163]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U. S. –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p. 48.

[164]《釣魚臺檔案》，第1卷，頁362；錢江：《乒乓外交始末》（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頁120–158。

[165]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p. 725.

[166]Barnouin and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104–105.

[167]魏石言：〈基辛格秘密訪華內幕〉，載劉武生主編：《中共黨史風雲錄》，頁113–114；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p. 750.

[168]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p. 752.

[169]熊向暉：〈毛澤東沒有想到的勝利〉，《百年潮》，第1期（1997）；翁明：〈「喬老爺」首次率團赴聯大〉，載《外交官在聯合國》（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5），頁7–9。

[170]Barnouin and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108–109。

[171]Barnouin and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頁110–111。

[17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03–604。

[173]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 , 1982), pp. 182, 698.

[174]Barnouin and Yu,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 111.

[175]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1，323天〉，《中國作家》，第1期（1997）。

[176]Li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 572–573.

[177]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1，323天〉，《中國作家》，第1期（1997）。

[178]Li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p. 580–581.

[179]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p. 2.

[180]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頁480。

[181]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484、488。

[182]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324。

[183]馬繼森，同上，頁327–330。

[184]1998年3月本書作者芭芭拉・巴努茵博士對章含之（喬冠華遺孀）的採訪。

[185]彭程等：《中國政局備忘錄》，頁38–39；History of the CCP,pp. 362–364.

[18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438、469。

[187]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頁334。

[188]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pp. 268–269.

[189]Li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 592.

[190]History of the CCP, pp. 364–365.

[191]蘇才清：〈四人幫對鄧小平出席聯大之詰難〉，《中共黨史資料》，第58期（1996）；彭程等：《中國政局備忘錄》，頁41。

[192]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頁536。

[193]葉永烈：《王洪文興衰》（吉林，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頁409。

[194]童小鵬，《王洪文興衰》（吉林，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頁537；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頁332。

[195]彭程等：《中國政局備忘錄》，頁45–46；高皋和嚴家祺：《文化大革命十年》，頁75。

[196]張佐良，《文化大革命十年》，頁75。

[197]彭程等，頁46–47；History of the CCP, p. 366。

[198]彭程等，頁46–47；History of the CCP, 頁48。

[199]周明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1卷，頁77；彭程等，頁46–47；History of the CCP,頁50。

[200]周明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1卷，頁77；彭程等，頁46–47；History of the CCP,49–51。

[201]賈司南：《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頁353–355。

[202]方鉅成、姜桂儂：《周恩來傳略》，頁189–190。

[203]張佐良：〈周恩來的1，323天〉。

[204]周明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1卷，頁79。

[205]Barnouin and Yu,Ten Years of Turbulence,p. 287.

[206]權延赤：《走下神壇的周恩來》，頁399。

[207]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部，頁566；周明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1卷，頁77。

[208]權葉：〈周恩來逝世全過程記事〉，《炎黃子孫》，第9期（1989）。

跋

1976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由强勢人物鑄就的國家的歷史上，是個多事之秋。三個偉人在這一年裏相繼去世。首先是周恩來在1月8日逝世。傑出的革命家朱德元帥在7月6日逝世。9月9日毛澤東也與世長辭。

周的逝世引起文革以來第一次真正自發的群眾抗議運動。周去世後幾天，鄧小平發表頌揚他的講話。這是1978年再次復出前，鄧最後一次公開露面。4月清明節，在這個中國傳統的紀念死者和掃墓的日子裏，天安門廣場上有數不清的詩和花圈，上百萬人來到廣場紀念周恩來，表達他們對「四人幫」的憤恨。這種示威很快就被當做反革命鎮壓了。

這時老百姓的情緒普遍很低落。由於生活狀況越來越差，對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很厭煩。他們想著周。周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是理性和正義的象徵。讚頌周的美德也使他們能間接表達心中的不滿。

同時，中國共產黨已經喪失了文革爆發以前在人們心中享有的愛戴和聲譽。毛澤東的領袖魅力褪去了光彩。他要對許多災難性的決策負責，這個事實越來越瞞不住老百姓。1978年鄧小平重新上臺後面臨著一種兩難抉擇。雖然他知道前20年裏那些災難性的政策是毛的錯，但他又不希望中國共產黨在這個過程中完全喪失威望，因為這個黨也是他本人政治權力的基礎。儘管毛有許許多多錯誤，許多領導人和絕大部分群眾吃了他的苦頭，但是要把毛和黨區分開也難。而且，整個領導班子對毛上升到權力頂峰都是有責任的。在這個過渡的困難時期，需要有另外一個受人愛戴的偉人來作為中共過去正確的象徵。顯然周恩來符合這個要求。他被樹立為正義、人道、有效的管理，全心全意工作的國家棟樑。

1998年是周恩來誕辰百年，對他的紀念達到個人崇拜的程度。中共中央、國務院、外交部紛紛開會紀念他，黨的最高一級的領導人讚美他，對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天津大學為他建立了紀念堂，幾百名學者集會回顧周的偉大功績。會上不容任何批評或否定的話（本書作者之一巴努茵博士參加了這次集會）。在他的祖籍紹興市一個大公園的中央複製了中南海的西花廳。參觀者可以透過窗戶看到室內陳設，但是不能入內。在全國，凡是周曾經活動過的地方，都舉辦了特別的展覽。大轎車把學生、解放軍戰士和各行各業的人運送去看展覽，好讓他們瞭解周對國家做出的無與倫比的貢獻。全國的媒體都動員起來系統地介紹和讚頌他的事迹和美好形象，還編輯了一部介紹周的紀錄片。從80年代以來，出版了500多本關於周恩來的書和5，000多篇文章。所有的地方都歌頌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政治領袖，為國家的富强貢獻了他的一生，他被崇拜為一個具有極端艱苦樸素、謙虛謹慎、無私奉獻等一切美德的人。一句話，他是一個沒有缺點的人。

但是，真實的周恩來不是完人。首先他是一個幸存者。在中國共產黨內半個多世紀連綿不斷的內部鬥爭中，活下來的人不但需要堅韌，而且要冷酷無情。處在總理的位置上26年，在中國歷史上最强大、最反復無常、疑心最重的皇帝的手下工作，需要機智、靈活，還要有這樣的能力：根據政治風向而不顧自己的信仰隨時調整自己立場的能力。

像官方宣傳企圖做的那樣把周恩來和毛澤東分開，不符合實際，因為在毛的決策和周恩來的忠實執行之間顯然有著很强的聯繫。1980年8月，鄧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採訪時說，周恩來一生的最後幾年講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或許是這樣。無論如何，從1956年周因為批評經濟政策的「冒進」差點丟了總理職務以後，主席和他的總理就緊密聯繫在一起了。在文革前期，周積極參與清洗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他遵照毛的指示，引導史無前例的全國「奪權」和建立革命委員會；他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同激進派合作；他領導可怕的中央專案組，負責審查副部級和副省級以上的所有被指控為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高級幹部。

政治生存顯然要求周忠實地、無條件地執行毛的隨心所欲的指示。對此他沒有什麽選擇，稍有違背就不可避免地會被打倒，因為那些激進派在密切注視著他，希望他一腳踩空好把他趕出權力圈外。但是他也的確做了些好事，歷史會記住他的好。作為一個傑出的行政長官，他有著統籌管理的能力，即使在急劇震蕩的情況下，他治理國家也遊刃有餘；他也有一種神奇的能力，走遍全國，聯繫基層人民，人民熱愛他。在那令人窒息的年月，他也確實盡力避免過度的暴力，並且做了許多努力，儘量緩和群眾運動使國家不致失控。這一切，歷史會永遠記住他，儘管實際上他忠於的是堪與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提並論的20世紀最殘暴的君主之一。

周恩來生平大事簡記

1898年3月　誕生於淮安

1924年11月　就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8月　和鄧穎超結婚

1925年9月　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少將軍銜

1927年3月　組織上海工人起義

1927年4–5月　當選中共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

1927年7月　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

1927年11月　重新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1928年1月　被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任命為組織局主任

1928年6月　當選為中共六大主席團委員，大會秘書長和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

1928年7月　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務委員會委員，分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

1928年7–9月　在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監委會、聯共（布）監委和中共代表團聯合組成的審查委員會

1929年8月　受命任中央軍事部長

1931年1月　雖然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仍留任中央常委

1931年9月　離開上海到江西，11月被委任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31年12月　到達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2年7–8月　受命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8月任前方最高軍事會議主席（毛澤東為會議成員之一）

1932年10月　在寧都會議剝奪毛軍權後，又接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1934年1月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1934年7月　任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朱德任主席，另一副主席為王稼祥）

1935年1月　遵義會議上，撤消博古、李德對軍事的領導，仍由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且周恩來是受黨內委托在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1935年11月　中共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任主席，周和彭德懷任副主席；周負責組織局和後方的軍事工作

1936年10月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任中央軍委副主席

1937年8月　受政治局任命為新成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兩位副書記之一

1937年12月　受政治局任命為中央長江局成員之一，負責南方各省黨的工作

1938年2月　就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1938年12月　抵達重慶與國民黨談判

1939年1月　就任中共南方局書記

1943年3月　在重慶，仍保留政治局委員職務

1945年6月　當選為13人的政治局委員，5人的書記處書記（毛為主席）

1946年11月　從重慶返回延安，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

1949年10月　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和軍委副主席

1954年7月　率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

1955年4月　參加萬隆會議

1969年4月　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位居第三（毛澤東、林彪之後）

1976年1月　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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