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苦人的講述

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

郭于華　著

版權信息

■ 三十・三十書系

《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

郭于華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13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543-3

出版：

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 30/30 SERIES

The Narration of the Peasant:

How Can "Suffering" Become History? ( in Chinese )

By Guo Yuhua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543-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 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書　　名：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

作　　者：郭于華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3年07月13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Limited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掌上遊科技提供技術支持，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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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　頁

版權信息

作者簡介

羣峰並峙 峰峰相映

題　獻

序：傾聽「被革命捲入者」的心靈（孫立平）

導論　從底層的苦難講述中構建歷史

第1章　生活之苦？剝削之苦？

第2章　為苦難歸因：「訴苦」─「翻身」的土地改革

第3章　「脫離苦難的社會工程」：農業集體化的道路

第4章　「社會實驗」與「社會園藝」：大躍進與人民公社

第5章　繼續革命，不斷運動：四清運動與文化大革命

第6章　一個輪回：「人民公社爛杆了」

第7章　苦難的力量：理解文明的邏輯與文明的轉型

附錄　鳩佔鵲巢：關於歷史構建的思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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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郭于華，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獲博士學位；曾於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做博士後研究。主要關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農民工權益保護、社會公正和公民社會建設等問題。著有《傾聽底層：我們如何講述苦難》、《死的困擾與生的執著——中國民間喪葬儀禮與傳統生死觀》、《儀式與社會變遷》（主編）等作品。

羣峰並峙 峰峰相映

《三十・三十書系》編者按

在中國人的觀念裏，「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迄今六十餘年，已歷兩世，人們開始談論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或強調其間的斷裂性及變革意旨，或著眼其整體性和連續性。這一談論以至爭論當然不是清談，背後指向的乃是中國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長遠的道路選擇。

《三十・三十書系》，旨在利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獨立開放的學術出版平台，使不同學術背景、不同立場、不同方法的有關共和國六十年的研究，皆可在各自的知識場域充分完整地展開。期待羣峰並峙，自然形成充滿張力的對話和問辯，而峰峰相映，帶來更為遼闊和超越的認識景觀。

首批推出五種：

郭于華《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高王凌《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國農村生活素描》、郭益耀《中國農業的不穩定性（1931-1991）：氣候、技術、制度》與林春《中國的社會主義轉型》。

郭于華、高王凌、高默波的研究對象都是農村和農民，但他們的研究令人看到的卻是不一樣的農村和農民。

郭于華作品中的農民是作為「受苦人」的農民，他們一代代「受苦」勞作，試圖積累財富，擁有土地，但從土改開始的歷次運動持續顛覆了他們持守千年的觀念。集體化造成的長期飢餓和強制粉碎了他們勤勞致富的期望。分田單幹的改革雖重新回應了他們的長期祈盼，但新的衝擊又相繼而來。這部「傾聽底層」的新作透過普通村民的生活史及其演變，重現20世紀下半期村落社會的歷史過程，解釋農民與國家、民間社會與國家權力的複雜動態關係，進而理解共產主義文明的過程和邏輯。

高王凌同樣批判集體化，而他看到的農民既不是被動的，也不是反抗的，而是不反之反，是表面順從下的規避、抵制與變通，這就是他所提出的「農民反行為」。藉此「反行為」，農民不但補充了自己微薄的生活需要，也有力推動了包產到戶改革的實現，從而參與了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歷史的進程。

兩位作者都有知青背景，高王凌的研究基於他早年在山西太谷插隊的經驗，以及九十年代與杜潤生老人在全國天南海北所作的大規模調研，書中大量使用了當年「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搜集的珍貴檔案資料。郭于華的口述史研究基於對陝北驥村村民1940年代以來生活回憶的深入訪談，她把這部作品「獻給驥村的父老鄉親和那些歷史中的無聲者」。

出身底層的學者高默波的研究，完全立足於自己的家鄉、江西省境內的小村莊高家村。他強調，「我寫《高家村》的時候是站在貧困農民的立場上來寫的。這就不同於地主和富農出身的人所寫的歷史，也不同於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場和觀點。同樣的道理，這也不同於過去的或現在的，受過打擊的或沒受過打擊的中國共產黨當權派的立場和觀點」。在高默波的歷史敘述中，文革期間集體化進程中的高家村在水利、醫療、衛生、教育等方面都曾獲得巨大進步，八十年代「非集體化」後卻出現停滯或倒退。他認為前三十年農村物質生活貧乏的原因不是集體化，而集體化時期是當地鄉村文化的最好時期。

以上三位學者對集體化的不同立論，恰好勾勒出一段完整的光譜。

出生於馬來西亞的香港學者郭益耀，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對農業集體化效率低下一說提出質疑。郭著《中國農業的不穩定性》歷史跨度長達六十年，從1931年開始，分段回顧了中國農業的動蕩史。作者正面挑戰棘手的氣候變量問題，編製了涵蓋全國的「氣象指數」，藉以分解影響農業的氣候、技術和制度三大因素，並以此框架分析了諸多重大而有爭議的現象，如大躍進後的大飢荒、去集體化時期的農業繁榮。書中指出，從毛澤東時代的農業集體化到鄧小平時代的「去集體化」，是由「外延式」轉入「內涵式」發展，鄧時代受惠於毛時代的遺產。作者認為，農業集體化是毛時代追求工業化的歷史必然，而農業現代化是「中國模式」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因此，本書也是一部中國模式的農業現代化歷史。

學者林春曾在2006年出版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轉型》英文原著中討論「中國模式」。她認為「中國模式」的歷史軌跡依序為以民族解放和社會革命對抗殖民現代，以羣眾路線參與動員對抗蘇式官僚國家主義，再以對社會主義市場的探索對抗資本主義全球整合。「中國模式」的潛在普遍性在於它的社會主義取向，志在最終取代一個危機重重的全球資本主義整合模式。因此追溯「中國模式」的歷史準備與形成路徑，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實踐，包括失敗和成功的經驗，都至關重要。改革則任重道遠，既帶來深刻的社會危機，亦開啓制度創新的機會。面對嚴酷的國內外形勢，「中國模式」還有待磨礪成形，而不能淪為對現狀的規範化肯定。它的批判鋒芒源自人民至上的理想和前赴後繼的事業。

以上五種，都不是籍籍無名的作者或作品，《高家村》甚至一度成為引發中國知識界激烈爭議的導火索，但尷尬的是，時至今日，還不曾有任何一位中文讀者見識過這根導火索的全貌。事實上，其他四部作品，無論處在光譜的哪一段，其出版處境都大同小異，正是這種狀況催生了本社的《三十・三十書系》。

《三十・三十書系》無意倡導甚麼，也無意彌合甚麼，它注重的是呈現，讓羣山坦然地呈現各自的高度。它甚至傾向於認為，一種高度往往是由其對手的高度限定乃至造就的，而一個時代的高度一定是叢山競起、激蕩生發的結果。《三十・三十書系》不相信孤峰獨立，它偏愛羣峰並峙，峰峰相映。

本書系首批五種後，第二批將陸續推出尚在翻譯中的蘇陽對文革時期集體屠殺現象的研究，以及高默波的高家村研究續集，即高家村從九十年代到今天所發生的變化。由於高默波即將完成的作品以英文寫作，本社將先行出版其英文原著，繼而出版中譯本。

目前五種均為中文出版品，第二批開始兼收中、英文著作及譯著。因讀者對象不同，中文出版品將以《三十・三十書系》標識出版，英文專著則以單行本面世。本社一貫注重學術翻譯，對譯著的翻譯品質要求與對原著的學術要求共同構成學術評審的指標。

「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精神所在，以此精神為感召，本書系將繼續向著不同的學術立場開放，向未來三十年開放，歡迎學界同仁賜稿、薦稿、批評、襄助。

有關《三十・三十書系》，電郵請致：cup-edit@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2013年5月

獻給驥村的父老鄉親和那些歷史中的無聲者

序：傾聽「被革命捲入者」的心靈

孫立平

這本書研究的是陝北的一個村莊，它的革命史，它的村民在革命中的日常生活，以及村民對革命中日常生活的感受。就本書最獨特的價值來說，這是在研究中國革命中還很難見到的一部關於最普通的「被革命捲入者」的心態史。

驥村，是位於陝北的非常偏僻的村莊。我記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們一起去驥村的時候，把村莊和縣城連接起來的還是一條遇到大雨就會無法通行的土路。革命延伸到那裏的時候，是在我們造訪這個村子的半個世紀前，其與外界交通不便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也恰恰是它的偏僻，給了人們一個極好的機會，去觀察和理解宏觀革命背景與微觀的村民生活之間關係，以及那些往往是被動捲入革命的普通人的心靈。

「對於中國來說，二十世紀是一個極不尋常的世紀，一系列的動蕩伴隨著一系列的革命，在動蕩與革命的交織中，中國社會發生著意義深遠的變化，中國農村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對於這樣的一段歷史進行細緻的記錄和研究，無疑是有著重要的意義的。」

上面的這段文字，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變遷口述資料收集計畫」開始實施的時候寫成的。它表明的是這樣一種有意識的努力：如何通過走進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傾聽他們對那段歲月的感受，來更深入地理解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革，同時更好地理解我們今天的社會轉型。

革命既可以發生在心靈的外部，也可以發生在心靈的深處。這種差別體現了革命的深度和廣度。

就社會動員的徹底性來說，中國革命遠遠超過人們經常與之相提並論的法國大革命和蘇聯的十月革命。或者換個說法，普通民衆在中國革命中的捲入，遠遠超過後二者，這是相當令人驚奇的事情。我們在口述史的研究中，常常被這樣的一個問題所吸引，並由此導致深深的困惑：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是如何進入這個革命的過程的？一個識文斷字的人成為革命的一分子，我們可以理解，那是他受到理想的呼喚；一個見多識廣的農民成為革命的一分子，我們也可以理解，那是他在尋找一種新的生活。但在面對這樣的情景的時候，我們困惑了：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加入了共產黨的秘密組織，他為了黨而保守秘密，叫做「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兒女」，但當一個陌生的「同志」，帶著組織交給他的暗號和他聯絡的時候，他就會將這個「秘密」無保留地交給這個「同志」。對於一個視家庭幾乎就是他的世界的農民來說，這究竟意味著甚麼？

在這裏，我們實際看到的是一場極為特殊的革命，它不但改造著制度，而且在改變著生活；不僅在改變著生活，而且在改變著人們的心靈。所以，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造就社會主義新人，就成為這個革命的重要主題。

但問題是，這樣靈魂深處的革命成功了嗎？毛澤東畢其一生要改造農民，這個目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獲得了成功？現實的情況遠比一個簡單的答案要複雜。當人們強調共產主義革命對於人的改造，強調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過程的時候，一定要知道，這個過程遠不是「完美的」，其最後的結果，與當初的目標遠不是完全吻合的。我們在驥村的時候，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在延安成為革命首都的時候，善於造窯的驥村村民有許多就在那裏打工，但他們並不參加革命。換言之，他們只是給共產黨打工，掙共產黨的錢，但並不參加共產黨的革命。這與我們經常在革命回憶錄中看到的由於革命的巨大感召力，人們競相當紅軍的情景，並不相符。

然而，如果僅此而已，事情也還是比較簡單的。這裏我要說一個我在內心裏醞釀了很長時間的詞：「似非而是」。也就是，造就社會主義新人的結果並沒有達到其所預期的目標，經過改造的農民也並沒有完全成為黨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新農民。現實的情況是，盲目接受的革命話語，虛偽的順從，根深蒂固的日常生活概念，在不同的人那裏，以不同的權重混雜在一起。記得當時一個村民講述其兒子在戀愛上的挫折的時候，用了「戀愛工作失敗」這個說法，當我們在偏僻而落後的村子裏聽到這種書面語言的時候，內心裏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觸動：現代的文明，革命的話語，相當原始的生活，以一種怪異的方式結合在一起。這是革命與日常生活的雜糅，也是革命時期普通人生活的基本底色。

那麼，互相之間存在如此巨大張力的這些因素，是如何勾連和交織在一起的呢？郭于華以一位人類學家的敏感，捕捉到了「苦」這個因素。因為「苦」既是個人的，同時也是社會的，正是這樣一種雙重的屬性，它成了連接宏觀和微觀、心靈與社會的紐帶。特別應當看到的是，在中國共產主義文明的實踐中，「苦」這個因素在重塑人們的內心世界乃至整個社會的過程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訴苦」、「挖苦根」、「憶苦思甜」，曾經是普通農民都耳熟能詳的重要概念，同時也成為一種相當熟練的言說模式。

「苦」有著非常深厚的「日常生活」基礎。苦難，可以說是與生俱來，是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在物質匱乏的時代，就更是如此。在驥村，這個黃土高原上的偏僻村莊，這個「苦」的概念就更與現實水乳交融，成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甚至成為理解世界的一種角度和眼光。正如郭于華所描述的，當地人普遍將在田裏幹活兒，稱之為「受苦」，如果你詢問某某人在做甚麼工作，經常得到的回答就是「在家受苦呢」，意即在農村以種地謀生。我們沒有辦法考察，這個「苦」的概念究竟是何時又是如何產生的，但我想，無論如何這是與生活中的苦難，與他們對苦難的理解聯繫在一起的。當他們平靜而漠然地、若無其事地、面無表情地使用「苦」這個概念的時候，你一方面會感受到他們的淡漠與無奈，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蘊含的巨大的爆發潛力。而革命就是喚醒這種潛力的過程與結果。

問題是如何通過對「苦」的運用造成革命的實踐，並依此來改變社會。

這裏的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狀態的「苦」，是散射性的，甚至有時是很難講述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將現實生活中處於彌散狀態的痛苦激活，使之成為可以傾訴和系統講述的東西，並在講述的過程中激發出其所蘊含的潛能，就成為最關鍵的一環。這時，技術，一種獨特的權力技術，就是非常重要的。於是，在訴苦和憶苦思甜的過程中，黨的媒體發表了許多有關的文章，出版了很多的小冊子，傳播組織訴苦活動的技術，交流這方面的經驗。比如，在一些地方，一個自然村落中可能沒有一個像樣的地主，找不到一個可以控訴的對象，這時候可以將幾個村子合併起來舉行聯村訴苦大會；再比如，一個並不善於在大會上講話的訴苦者，講述的效果可能是很差的，如何對他們進行培訓和演練；還比如，由於某種原因，講述者的講述出現了中斷，或效果太不理想，如何用高呼口號，或將控訴對象押到台上來進行批鬥的方式維持或升高會場的氣氛等。許多研究表明，這樣的做法是很有效果的。

當然，訴苦的目的是實現對人的改造。正如郭于華的研究所表明的，儘管村民們的苦難是散射性的，是深埋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但黨的能力就體現在，有效地將這種個人性的經歷和感受，與一個更大的範疇建立起聯繫，這就是「階級」。你的苦難，並不是你個人的苦難，而是一個羣體的苦難；而且這個苦難，是與另一個羣體，即剝削階級和壓迫階級相聯繫的。更進一步說，「階級」其實也不是這個邏輯的終點，真正的終點是社會與國家。這樣，苦難就通過階級這個中介性的分類範疇與更宏大的「國家」、「社會」的話語建立起了聯繫。在這個過程中，革命的領導者一方面通過把苦的來源歸結於舊國家制度而建立起消極的國家形象，另一方面也通過「翻身」意識等建立起積極的國家形象。而這就意味著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確立，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普通民衆的國家觀念的形成。在西歐，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同時也是現代「公民」形成的過程。而在中國的情況下，普通民衆是通過訴苦、確認自己的階級身分來形成國家觀念的，這種國家觀念是一種「感恩型的國家觀念」。而從個體的角度來說，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不是如現代西方意義上的「公民」，而是作為「階級的一分子」和相對於國家的「人民」或「羣衆」。

最後不能不特別強調的一點是，傾聽「受苦人」的講述並進行研究，與革命動員中的一般的「訴苦」研究是有著明顯差別的。這種差別的主要之點在於，前者是一種主體進行主動的表達，而後者卻是動員對象的「被講述」，這一區別顯示了口述歷史研究的意義之所在。藉此，苦難就具有了另外一種力量：農民對苦難經歷的講述不僅能夠成為歷史而且能夠提供歷史的解釋，更重要的是，傾聽者則可藉此進入心態史的研究領域，獲得對歷史過程和邏輯的理解。也就是，透過傾聽、記錄和理解二十世紀中國農村「受苦人」的生活史，我們可以獲知一種獨特的文明——共產主義文明——及其運作的機制和邏輯。驥村「受苦人」所講述的歷史呈現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邏輯，它們不僅在革命過程中發生作用，而且貫穿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時光，直到今天仍然影響著中國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構建底層歷史與重構歷史的過程是一個講述與傾聽、理解與反思、解釋與再解釋的互動過程。

瞭解過去是為了理解現在。正如郭于華一再強調的，需要將中國過去這一段革命的歷史，作為一個文明——共產主義文明——來理解。其實，文明並不是玄虛的，它具體的體現就是組織和運作社會生活的邏輯，它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洞悉這個文明存在於日常生活，甚至存在於人們內心世界中的種種隱秘，是我們瞭解這個社會後來的轉型以及今天的狀態的基本前提。

2013年2月4日

導　論

從底層的苦難講述中構建歷史

二十世紀的後50年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堪稱獨特的半世紀。在一系列動盪和革命的交叠中，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鄉村從傳統走向現代，普通農民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歷史變故。記錄和研究這樣一段非同尋常的歷史，已經積累了許多以文字方式呈現的公私史料和文獻，但是關於普通人特別是普通的鄉下人如何經歷和表述這段歷史的記錄和研究卻相對空缺。而沒有民間資料的搜集、積累和分析，對這一重要歷史時期和社會變遷的理解就不可能是完整和正確的。本研究正是對這一時段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歷史和表述，進行記錄和分析的努力與探索。

一、底層研究與底層的歷史

對普通人日常生活和歷史命運的關注構成底層研究的主要內容。「底層」（subaltern）一詞的本義是位於下層或低等級的（of inferior rank）、從屬的（subordinate）、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的社會羣體或階層。這一概念用於學術是以印度學者為主的南亞研究團體從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那裏借來的。身為著名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用「底層」指稱與支配階級相對的從屬階級，主要包括無產階級和前資本主義的農民階級。借助霸權（hegemony）概念，葛蘭西强調，資產階級並非簡單地通過國家機器强行獲取權力，而是把市民社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制度轉化為對整個社會的領導權；這種領導權得到包括底層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的「同意」。在此意義上，「底層」是那些受到脅迫或是意識形態統治的羣眾所組成的階層，其對立面即當權階級——「統治者」（the dominant）或「精英」（elites）。將對底層的理解與霸權理論結合起來，可以看到，底層的根本性質在於其從屬性，即被支配性，尤其是意識形態的被支配性。延承馬克思的階級分析和對「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論述，葛蘭西的獨特貢獻在於從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定義了底層——底層的本質屬性在於文化的底層，即文化的從屬性、意識形態的從屬性——將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同意和接受統治並參與了對自身治理的底層。正是由於存在上述意識形態支配，底層的歷史必然是支離破碎的，其統一的趨勢不斷被統治集團打破，底層的從屬性甚至當他們起義反抗的時候亦如此。以身為從屬階級的農民為例，葛蘭西指出其與統治階級整體的、獨創的和具有活力的歷史動力機制相對的是，破碎的、被動的、依賴的農民意識的局限。葛蘭西就此說明：所謂歷史，即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精英或霸權階級與底層之間長期而紛繁的社會文化互動。[0-1]這也是書寫底層歷史具有極大困難的原因之一。葛蘭西的底層概念和霸權理論有巨大的學術意義和分析潛力，運用並推進這一概念對我們今天認識社會結構變遷和社會轉型至關重要，其內在價值和意義仍有待充分開掘。

葛蘭西關於底層和霸權的論述在以古哈（Ranajit Guha）、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等為代表的「底層研究」羣體中得到富有成效的運用和推進。在他們的研究中，「底層」泛指南亞社會中的從屬者，而不論其階級、種姓、年齡、性別、職務等等。[0-2]「底層」已經突破原初的界限，所涵蓋的範圍更為寬泛，可以包括與統治精英相對的全部人民。另外一位在底層研究上貢獻頗多的是美國政治學與人類學研究者斯科特（James Scott），在他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支配與反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等一系列著作中，以東南亞小農為主體的從屬羣體是其研究的主要對象。雖然斯科特所使用的主要概念是「弱者」（the weak）和從屬羣體（Subordinate Groups），但其立場和理論觀點卻與底層研究羣體有異曲同工之處，從事研究的時間也與其他學者大致相同。令人不解的是他們之間卻似乎沒有密切的聯繫與交流。概括起來，底層研究所涉及的重要問題或者其重要的貢獻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1、賦予底層羣體以政治地位

在以往的歷史和政治研究中，下層階級特別是農民從來不是政治性的存在，他們缺少組織與合作、沒有獨立的意識形態、其行動是完全自利的或機會主義的、即使反抗也沒有革命性的後果。總之，底層的存在是非政治的、無組織的，經常被形容為一盤散沙或者一堆馬鈴薯甚至是原子化的。而底層研究羣體將從屬階級的日常經驗作為研究主題，深化並豐富了「底層」的概念。他們從集體意識的角度，將「底層意識」（subaltern consciousness）視為帶有歷史與政治特性的類別。他們認為：底層意識的獨特結構塑造了底層政治（subaltern politics），構成底層政治自主性的來源。[0-3]查特吉曾對印度加爾各答地區鐵路附近存在了50年之久的違建戶居民進行研究，分析這些非法存在的居民團體如何以共同體的形式出現，動員公民社會的非官方組織與國家所屬的社會福利部門來謀取自己生存的權利。對此，無論是西方的自由主義與社羣主義論述，還是非西方的民族主義和東方主義論述都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0-4]在對這種「非政治的政治」的分析中，查特吉提出了「政治社會」的概念，用以捕捉許多國家在獨立建國之後的後殖民時期所浮現的新的民主抗爭空間與形式。他的核心論點是，既有的國家/公民社會分析架構，並不足以描繪和解釋第三世界的下層人民是如何在實際的社會關係中創造非主流政治的民主空間。這些人民不是國家的主體，也不是公民社會的主體，他們的存在甚至被認定為非法，或是要在現代化過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參與過程之外，最多不過成為社會精英動員的對象，在權力分配完成後，繼續被統治；但是在許多狀況中，為了生存，底層羣體必須與這兩者（國家及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公民社會、或是公共領域）周旋。在這個周旋過程中，他們的目的不在於奪取國家機器，也不在於取得公民社會的領導權，因而開啓了介於兩者之間的暫時性空間，稱為政治社會。這些來自下層人民的抗爭其實是後殖民時期主要的政治活動，只是國家精英不以「政治」來對待他們，也正因為如此，查特吉企圖創造新的理論概念來揭示這個新政治空間的重要性。[0-5]

另一位提出並論述底層政治問題的研究者是斯科特。他以infrapolitics一詞指稱從屬階級的行動與表達，並將底層政治形象化地比喻為可見光譜之外的紅外線——處於政治的視野和學術研究的視野之外。斯科特指出：只要我們將政治的概念限定於公開宣稱的行動，就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從屬羣體根本上缺少政治生活或他們真正具有的政治生活只限定於那些特殊時刻的民眾暴動。如此我們就會失去處於靜止和反叛之間的廣大政治地帶，如同只關注可見的政治海岸線而失去它以外的大陸，而那正是被統治階級的政治環境。[0-6]與非常稀少的公開反叛相對的是大量存在的日常形式的反抗（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即斯科特所命名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這些看似瑣細卑微的、匿名的、隱蔽的行動典型地體現了農民的政治參與，構成底層政治的基本特徵。斯科特進而指出：任何一種農民政治學的歷史或理論若想證明農民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正當性，必須掌握這種日常反抗形式。[0-7]另一值得關注的重要特性是底層政治的物質基礎。底層的非政治化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其行動的物質利益訴求，即把為減少剝奪、追求利益的行動視為無組織的、非系統的、自利的，因而是非政治的行動。其實在歷史上與現實中，追求生存和個人利益與反抗的結合正是激發農民和無產階級反抗的關鍵力量。他們在被剝奪、被剝削的經歷中意識到存在與自己相反的利益，並著手圍繞這些利益鬥爭，而且正是在鬥爭的過程中，發現自己作為階級而存在，這一發現就是階級意識的產生。[0-8]可以說階級是在為利益而鬥爭中產生的，這是行動與意識的相互建構過程，也是底層政治的本質體現。

較之葛蘭西和以歷史學家為主的底層研究羣體，斯科特更强調從屬羣體的行動和與之密切關聯的意識形態，並且試圖以此對霸權理論有所超越。他提出的作為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弱者的武器」和作為底層意識形態的「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都是關於底層政治意涵深刻的洞見。斯科特進而指出：

首先，霸權概念忽略了大多從屬階級能够在其日常物質經驗的基礎上對主流（統治）意識形態進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具體而言，剝削是農民在每日生活中經歷和體驗的，不需由外人教給他們剝削的概念。

第二，霸權理論經常混淆何為不可避免的與何為正當的區別，而這種錯誤從屬階級是很少會犯的。出於暴力强制下的、實用性的順從和由於「虛假意識」（false-consciousness）而認同支配是完全不同的。[0-9]

第三，根據定義，一種霸權的意識形態必須表現為一種理想狀態，因而必然造成（霸權的內在）矛盾，它可以被批評但要使用它自己的話語。就此而言羣眾激進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源既可以在主流意識形態內部尋找，也可以在其外部尋找。從屬者可以用支配者的承諾、話語作為反抗支配的理由。

第四，對幾乎任何明顯的革命的羣眾運動的歷史考察都表明，目標的確定通常是有限的而且多帶有改革色彩，儘管為達到目標所採取的方式可能是革命性的。因而，「工團意識」（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並非良主義也同樣是政治性鬥爭。[0-10]

斯科特更廣闊的意圖是要闡明如何在權力關係中理解和解釋從屬羣體難以捉摸的政治行為。「隱藏的文本」不僅是幕後的惱怒和怨言，它也是為減少占有而在實際上被實施的行動——「弱者的武器」（偷竊，裝傻，偷懶，逃跑，放火等）。隱藏的文本不僅闡明或解釋了行動，它還有助於建構行動。關鍵在於，反抗的實踐與反抗的話語相互依存與維繫，構成底層政治的領域和獨特性。就此而言，斯科特對農民反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馬克思的「虛假意識」概念和葛蘭西的霸權理論。

2、反抗與順從：底層羣體與統治精英的關係與互動

「關注底層」必從關注底層的行動入手。底層意識來自於從屬階級的經驗，來自於對奴役、剝削和剝奪的抗爭或順從的實踐。正如查特吉所言：維持底層羣體集體認同的自主意識在歷史學家的檔案材料中是找不到的，因為那些檔案材料是為支配階級準備和保存的，他們使用那些材料只是為了表明底層階級的從屬性。僅僅是在造反的時刻，底層才表現為獨立性的承載者，主子們也才意識到奴僕們也有意識，也有利益和目的、手段和組織。底層的自主意識只存在於那些記載著反抗和暴力鬥爭的文件中。《底層研究》（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第一階段的工作也主要是有關農民起義的。[0-11]

底層的起義和公開反抗固然是底層政治的重要內容，但有關這方面內容的材料實在太少。這一方面是由於精英史觀忽略底層活動的歷史，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底層的非正式反抗和作為策略的順從、妥協行為原本是隱而不現的。斯科特將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表述為「農民與從他們那裏索取超量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間平常的卻持續不斷的爭鬥」。這些屬於相對無權羣體的日常武器有：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怠工等等。這些布萊希特式的階級鬥爭形式具有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協調或計劃，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徵性地對抗權威也是其特點。瞭解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於理解農民長期以來為保護自己的利益對抗或保守的或進步的秩序所做的一切。而正是這類反抗長期以來是最有意義和最有效的。[0-12]斯科特還著重討論了農民非政治化的另一種表現，即對支配的順從或「共謀」（complicity）。斯科特認為我們有必要區分「虛假意識」造成的順從和强制性暴力造成的不反抗，農民選擇反抗或順從既緣於農民社會生態的狀況，也取決於鎮壓水平的變化。在很多情況下，底層的沉默是鎮壓造成的沉默而不是共謀的沉默。

為了充分理解包括農民在內的從屬羣體「難以捉摸的政治行為」，斯科特提出了作為支配與反抗的藝術的「公開的文本」和「隱藏的文本」概念。前者描述了從屬者與支配者之間公開的互動。然而這一「公開的文本」不可能講述權力關係的完整故事。原因在於：「公開的文本」並不表現從屬者真正的觀念，它可能只是一種策略；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者會意識到「公開的文本」只是一種表演，其可靠性會大打折扣；最後，「公開的文本」的真正意義是成問題的，它表明在權力關係中，關鍵的角色是由偽裝者和監視者扮演的。支配者與從屬者之間的權力差距越大，這一權力行使得越專橫，這種「公開的文本」就表現得越程式化和儀式化。即權力的威脅性越大，偽裝的面具就越厚。與「公開的文本」相對，「隱藏的文本」則用以說明發生在後臺的（offstage）話語。避開掌權者直接的監視，「隱藏的文本」因而成為由後臺的言說、姿態和實踐所構成的抵觸或改變「公開的文本」的內容。「隱藏的文本」是為不同的觀眾和在不同的權力限制下生產出來的，它不僅包括語言行為，而且包括整個的實踐過程。對許多農民來說，諸如偷獵、盜竊、秘密地逃稅和故意怠工都是隱藏的文本的組成部分。「隱藏的文本」表明，在屏幕背後，從屬階級有可能創造並維持一個社會空間，自後臺來反對在其權力關係表達中的官方文本。

斯科特本人並不諱言，「這些對權力關係與話語的觀察不是原創性的。它們是千百萬人的日常智慧的重要部分。」我們之所以關注「隱藏的文本」，是因為「公開的文本」不能講述權力關係的完整故事；而「隱藏的文本」使從屬階級有可能創造並維護一個社會空間，這也是底層政治和底層意識的空間。在强大的經濟占有、政治統治和意識形態支配情境中，農民運用屬於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隱藏的文本」，以堅定而强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從這些底層的行動中我們看到的是避免最壞的和爭取較好的結果的一種精神與實踐，而這恰恰構成了支配與反抗的歷史和階級關係與階級鬥爭的持久張力。[0-13]

從包括反抗與順從在內的底層的行動來看，底層政治的目的、戰略和方法與精英主義的都不相同。但底層政治只有在與精英政治的交叠中才能加以分析，只有在與統治精英相對應時、在與精英發生關聯和互動時，才可能理解底層政治的內容與特質。正如古哈所言，「除非把被宰制的下層作為一對關係中的基本構成之一來看待，否則我們是無法理解它的。」[0-14]查特吉也指出：「底層歷史是碎片化的、不連續的、不完整的，底層意識的內部是分裂的，它是由來自支配和從屬階級雙方經驗的元素建構起來的。」[0-15]而「底層如何被表述」這一命題本身就體現了底層與精英的互相依存與互動關係。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對於日常形式的反抗與統治意識形態之間微妙關係的探究，他並不否認馬克思關於「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統治的意識形態」的經典論斷，但他更為强調的是，認清在何種程度上統治階級能够將自己的公正社會秩序的想像，不僅强加給被統治階級的行為，而且强加給他們的意識。換言之，底層能否擁有自己獨立的意識？斯科特的研究表明，恰恰因為有「隱藏的文本」存在，從屬羣體可以撑開一方自己的政治與意識空間。正是從這樣一個角度，斯科特表達了對「虛假意識」、「霸權」和「神秘化」的有限同意和反思性批判——從屬羣體以「隱藏的文本」對「公開的文本」進行洞察和解構。

3、從底層經歷與底層講述中拯救歷史

弱者或底層歷來是「沉默的大多數」，是歷史中的無名者、無聲者、無面目者。底層在歷史敘事中的無聲和隱形至少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精英史觀抹去了底層階級自主的歷史和行動的政治屬性。從屬階級是政治上無效的階級，底層的非政治化導致其在精英創造的歷史中銷聲匿跡；二是由於斯科特所概括的底層行動的特點，即其所使用的「弱者武器」和「隱藏的文本」遮蔽了底層行動的獨特軌跡。可以說，底層政治的邏輯是，在其經過之處幾乎不留痕跡。這種掩蓋痕跡雖然使從屬者的危險減至最小，卻也消除了許多可能讓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相信現實政治正在發生的證據。[0-16]

在福柯關於權力的慧眼中，底層在歷史中的顯現，只有當權力的光線照到他們的瞬間。「必須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們。這束光來自另外的地方。這些生命本來想要身處暗夜，而且本來也應該留在那裏。將它們從暗夜中解脫出來的正是它們與權力的一次遭遇：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次撞擊，對他們匆匆逝去的短暫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紙隻言。」「所有這些生命，本應注定活在所有話語不及的底層，甚至從未被提及就銷聲匿跡。它們只是在這次與權力稍縱即逝的接觸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跡，短促、深刻，像謎一樣。」「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過的生命，只是因為與權力相撞擊才有機會幸存下來，而這個權力本來只希望清除他們、或至少抹消他們的痕跡。正是許多偶然的際遇合在一起，才使這些生命能够在我們這裏重現。」[0-17]

底層研究者們雖然與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所追求的「自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有關聯，但卻不同意將底層歷史納入西方現代性的精英敘事中。在他們看來，所謂「自下而上的歷史」會使西方現代性敘事更為詳細、完整，但是沒有任何「自下而上的歷史」能够對資本主義現代性本身的存在、穩定和歷史合法性提出挑戰；因而底層歷史絕不是「自下而上的歷史」。斯皮瓦克在其著名的文章中指出：資產階級歷史書寫中的「人」或者「公民」指的只是精英。底層可以通過歷史學家的書寫發出聲音的想法其實只是一個神話，事實上只是歷史學家在歷史的頁碼間表述底層，從這個意義上講，底層不會發聲。[0-18]精英史觀的非歷史方法「明顯遺漏的是人民的政治」，這是一個「自主」的領域，它既不是產生於精英政治也不依賴於精英政治而存在。[0-19]肯定底層政治和底層意識的「自主」存在是編纂底層歷史的基礎與前提。

與精英史觀相反，底層史觀主張歷史上未必存在擁有籠罩一切的完整的意識統治角色。倘能解決「底層如何被表述」的問題，現代知識的整個領域就向底層歷史敞開了，原有的研究主題諸如殖民統治的擴張、宗教和社會改革運動、民族主義的興起、教育、新聞，特別是現代國家和公共制度，都可以成為底層歷史寫作和底層研究的主題。底層研究羣體致力於批判精英史觀的要務之一就是編纂底層的歷史。古哈在《底層研究》的導言中指出：「長期以來，印度民族主義的歷史觀被精英主義所控制，其中既包括殖民主義精英主義，也包括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精英主義。」底層史觀的目的就是要反對這兩種精英主義。底層研究關注不同時期農民起義的歷史，他們發現一些材料，可以從中聽到底層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但這類材料實在是太少了。更為有效的方式是以新方法閱讀傳統有關農民起義的（官方）文件。研究底層的歷史學家們創立了若干新的方法，可以站在起義農民的立場上閱讀那些對立的官方機構建立的關於農民起義的報告，並因此為起義意識的研究投下一注光亮。[0-20]

在原有的歷史中，底層是一種缺失的敘述，不在官方話語的講述之列，在任何一種敘事中都沒有底層階級獨立政治行動的地位。補充這段敘述，或者提供新的敘述，是底層研究的認識論要務——從中生產出新的知識，並使之成為獨立地進行知識積累的一個領域。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底層研究是在盡力從精英史中挽救底層的歷史，卻不可把底層史視為單獨的領域，它與精英史相互交叠和依賴。正如古哈所述，底層的另類歷史是整合性的知識，因為它將一切斷裂、流失與忽略明朗化。藉此，可以更加公正地考察印度反殖民主義的完整經驗。[0-21]

底層歷史和底層研究是我們探討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重要學術資源，我們需要從底層視角重新認識和理解歷史。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曾指出：現代社會的歷史意識無可爭辯地為民族國家所支配，民族歷史製造出一個同一的、在時間中進化的民族共同體。而事實上民族卻是一種包容差異的現象，其歷史也並非線性的進化過程。杜贊奇進而提出以「複線歷史」（或分叉歷史）（bifurcated history）的概念代替線性歷史的觀念，並由此完成「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的任務。[0-22]通過超越線性歷史的目的論來拯救歷史的努力固然意義非凡，但杜贊奇撰寫複線歷史的成果卻未能實現其許諾。正如李猛尖銳質疑的：「分叉歷史」要充當那些被壓制的聲音的喉嚨，但杜贊奇的「分叉歷史」真的能够（甚至是打算）幫助我們理解那些沒有歷史的人們嗎？李猛通過對農民口述歷史的分析指出：和線性歷史相對的，不是分叉的歷史敘事，而是分層的歷史生活。那些沉澱在歷史最底層，記憶中分不清過往軍隊類型的農民，過著似乎甚至難以稱得上是「歷史化」的日常生活，他們並沒有提出與線性的全國歷史不同的另一種歷史表述，一種反敘事。即使有甚麼和杜贊奇的所說的「線性歷史」相對的，也只是一種拒絕敘事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一種身體記憶。[0-23]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口述史研究的重要任務並不是要「粘合歷史的碎片」、「填補歷史的空白」或「治療充滿病患的歷史」。底層的歷史不是為官方史、精英史拾遺補缺。口述史的任務在於以不同的立場，傾聽無聲的底層發出的聲音，記錄普通生命的歷程，書寫從未被書寫過的生存與反抗的歷史。對於無法書寫自己的歷史甚至無法發出自己聲音的底層人民，我們的口述歷史研究並不是要為他們製造一部歷史，或者代替他們書寫歷史，而是力圖拓展一方「講述」的空間，在其中，普通農民能够自主地講述他們的經歷、感受和歷史評判。[0-24]而研究者除了將這「歷史」記錄下來，還須結合社會理論來分析、表達。就此而言，相對於「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我們的努力將致力於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構建歷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

二、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探尋共產主義文明的邏輯

1、關於共產主義文明的思考

對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資料的收集與研究，定位於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探尋共產主義文明的機制和邏輯。在此我們將共產主義文明理解為在共產主義理念和思想指導下的革命與發展的實踐。正如孫立平指出的，「一種文明，只要在人類歷史上占有一個重要的位置，無論其最終的命運如何，都會對人類的智慧構成嚴峻的挑戰：這種文明是怎樣產生的？這種文明從文化到制度是怎樣運作的？這些問題會吸引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和學者。」[0-25]現代社會科學的形成和發展，是與對資本主義文明的關注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就社會學而言，奠定現代學科基礎的幾位大師關注的幾乎都是對資本主義文明的闡釋：馬克思關注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特別是其中勞動與資本的關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階級分析；韋伯探討的是資本主義文明形成的精神條件，尤其是與基督教倫理之間的關係；涂爾幹所面對的則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新的整合機制，即「有機聯繫」，這種「有機聯繫」是建立在由勞動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賴的基礎上的。從大師們身上可以看到，正是這樣一些關於資本主義的探索，構成了古典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問題。而共產主義，無疑是另一種在人類歷史上產生了廣泛影響的文明；它有著與西方資本主義非常不同的制度、價值體系和運作邏輯。吸引我們學術好奇心的是：這是一種甚麼樣的文明？它的獨特之處在哪裏？它又將向何處去？[0-26]

我們曾經並且依然處於這個文明的影響之下。身為社會研究者，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上堪稱獨特的、擁有最多人口的、對世界格局有重要影響的社會以及它的大轉變過程。這個社會生成於前現代，即傳統的農業社會，經歷了極為獨特的被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半個世紀的治理，而今天又處在探索自己的發展之路的重大轉型過程中。勿庸諱言，對這個相當獨特的文明，我們少有對其內在的結構和精密微妙的運作機制的解析，更缺少從整體文明層面上的反思。

有人可能不同意「共產主義文明」的提法，畢竟「文明」這一概念指的是宏大的、形態完整並且發展到相當高水平的文化與社會。關於「共產主義文明」這個概念，在與同仁討論中也經常遇到不同看法。意見分歧不足為怪，爭論多了就慢慢發現分歧的由來。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看法主要來自於對「文明」一詞的不同理解。不同意將「共產主義文明」用於1949年以後的中國社會的觀點認為，原屬「共產主義陣營」的國家大都在半個世紀內就解體、重構或者改革，走上了資本主義或有各自特色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因而這一段歷史的時間不够長；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樣一種統治類型是缺少人道、違背人權，因而是決難稱作「文明」的。一些西方研究者寧願視其為一種「共產黨文化」。有鑒於此，我們可以先看看有關文化與文明概念的解釋：

將「文明」與「文化」對應地看，是因為二者在實際使用中處於不同的「級別」，雖然廣義來看二者有相通之處，但「文明」通常被用於某種完善的、達到較高發展階段的文化。從概念釋義中我們不難理解「文明」一詞的含義、它與「文化」概念的區別。應該說「文明」是社會與文化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狀態，是相對於「原始」、「蒙昧」、「野蠻」狀態的人類社會發展或進化的產物。然而我們同時也看到，文明是一個過程（the process, becoming），是動態的和相對性的概念；特別是這一相對性體現為不同的社會、文化對於「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的分殊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將自己定義為文明人和文明的中心是諸多文化中相當普遍、不足為怪的現象。因而，我們若從社會人類學的文化概念的角度來理解「文明」，就不難體會到這一明顯褒義性的概念其實如同許多文化概念一樣也是社會認知和文化定義的結果，表達了潛意識中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認同。

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一書的開篇即指出：與社會長期朝著某一方向「發展」相伴，人的行為和經驗、個人情感以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的所有行為的構成也會朝著某一個方向變化。對這種變化的解釋往往是：自己所處的國家的人比以前「文明」了，其他國家的人「不文明」，甚至比自己國家的人「野蠻」。在這本探討「文明人所特有的行為方式」的書中，埃利亞斯目光犀利地一語道破：文明這一概念表現了西方國家的自我意識，或者也可以把它說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識。它包括了西方社會自認為在最近兩三百年內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於這些成就，他們超越了前人或同時代尚處於「原始」階段的人們。西方社會正是試圖通過這樣的概念來表達他們自身的特點以及那些他們引以為自豪的東西：他們的技術水準，他們的禮儀規範，他們的科學知識和世界觀的發展。他還特別指出，在英、法兩國，「文明」一詞集中地表現了這兩個民族對於西方國家進步乃至人類進步所起作用的一種驕傲。而「有教養的」一詞與文明概念非常接近。從某種程度來說，它是文明的最高形式。[0-27]

埃利亞斯對「文明」與「文化」概念的社會起源的論述，更清楚地表明「文明」概念在人們的使用中和由使用而顯示的社會認知意義，那就是對自己所屬的文明賦予宏大、高級、美好、理性和獨特的優勢意義。

由上述對於文明的理解出發，共產主義特別是中國上個世紀中期以來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建構過程能否被視為一種文明呢？

首先，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傳統農業社會基礎之上的，而那個延續數千年的農業文明古國恐怕沒有人不承認是與其他幾大文明並列的中華文明或華夏文明。新社會不是原有文明的中斷，更沒有退回到「原始」或「蒙昧」時代，而是以原有文明為基礎的發展。就此而言，稱共產主義為文明應該不是高攀。

其次，從文明的具體因素，即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發展來看，進入近、現代以來，無論是民國時期還是共產黨政權建立以後，發展與現代化的主題始終是追求的目標；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更成為了最大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目標。雖然其間經歷了人為因素造成的停滯、緩慢階段，但畢竟極大地超過中華帝國時期甚至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而中國在高科技和軍事技術方面的進步同樣引人注目。

此外，在所謂精神文明包括文化、藝術，特別是意識形態和埃利亞斯所說的「世界觀」方面，這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成效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恐怕都不能劃於「文明」的範疇之外；雖然這一精神文化領域的創造不時地成為政治的附屬品。

說到政治體制和與之相關聯的意識形態，最為西方所詬病，但無論如何恐怕還是不能簡單地歸入與文明相對的野蠻狀態吧？畢竟，為實現共產主義而進行的奮鬥是對人類大同的理想社會的追求——那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級階段是有最輝煌前景和最美好期待的社會。雖然烏托邦理想帶來的結果是人類的悲劇，但其初衷並非某個人或某些人有意設計的惡，也不是狂人或傻子的行為；在中國那曾經是最有抱負、最具學識和智慧的一羣精英開創的事業；那也是吸引最多的國人為之犧牲、奉獻的事業。至於為甚麼美好的初衷卻導致整個社會的悲劇，正是需要我們深入探究和提供答案的。我們不能因為「共產主義不是文明，而只是少數精英的權謀之爭或一場鬧劇」的簡單判斷就放棄對它深究，那畢竟是支配了我們民族半個世紀之久而今日依然徘徊不去的制度文化與制度實踐。

就此而言，以共產主義為理想和標榜的社會難道够不上「文明」的標準嗎？無論從經濟發展水平、科學技術水平還是從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來看，超過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都應該是一種「文明」的歷史。而更重要的還在於這一文明相對於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獨特性。我們關注今天的社會轉型，就不能不關注轉型前的社會即半個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同樣不能不關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前的傳統社會。前現代的農業社會是共產主義文明產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會轉型的基礎和條件。今天的社會形態是傳統社會、共產主義和後共產主義社會這三者交織叠加在一起而形成的，它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錯綜複雜，但卻構成我們學術靈感和思想、理論的豐厚資源。這就是我們為甚麼强調一種貫穿傳統社會、共產主義與後共產主義社會的洞察力和想像力的原因所在。

這樣一種文明中蘊藏著太多等待破解的謎團——它極强大的動員裹脅勢能，它改造和重建人們精神世界的能力，它促使人們放棄自我和自由服膺於統一的思想和意志的力量，它作為制度和意識形態運作的實踐過程和邏輯，不瞭解這一切，就無從理解現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過程，也無力解釋當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2、文明存在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

半個世紀以前，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針對其所在社會的現實，倡導一種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質——「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這種想像力指的不僅僅是一種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而且是「在具體情境中的個人煩惱和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之間建立聯繫、在微觀的經驗材料和宏觀的社會歷史之間進行穿梭」的能力。[0-28]米爾斯提出社會學的想像力的背景條件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其普遍的理念是給予個人的自由、權利和個性以充分的肯定。在此情境中，米爾斯强調在個人傳記與社會歷史之間、在小情境與大結構之間建立聯繫，有其具體的社會意涵和意義。而這一想像力運用於研究共產主義文明當有其獨特的重要性。因為我們知道，在共產主義的理念下，個人與羣體、社會的關係非常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强調個體服從、融入甚至泯滅於羣體之中，實際上它正是試圖通過改造和管理個人最本體的身體和最內在的精神，完成其宏大的社會工程與理想的。將社會學的想像力運用於半個世紀之後的中國社會轉型，可以說它也是對共產主義文明的獨特邏輯和微妙運作進行解析的能力。

在此，一個宏大的文明體系與普通人的生活經歷的關係問題立即表現出來。從較大的方面著眼，例如韋伯筆下的資本主義文明呈現為這樣的特性：普遍的精神氣質與經濟生活的密切聯繫——對現世生活的世俗化態度，行動中體現的一種精於計算的理性資本主義精神，以理性精神為基礎的配置資源的市場體制和科層化的社會組織形式。[0-29]所有這一切，構成了資本主義獨特的社會生活邏輯。從更具體的方面著眼，例如，埃利亞斯在論述「文明的進程」時首先關注的是「西方國家世俗上層行為的變化」，從中可以獲知，文明和文明的變化就體現在包括「就餐」、「男女關係」，甚至具體到「吃肉」、「刀叉使用」、「擤鼻涕」、「吐痰」、「臥室中的行為」等最日常的行為和禮貌當中。[0-30]

我們不難理解，文明不僅是包括制度、國家、歷史、文化等在內的宏觀結構，文明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價值判斷和運作社會生活的方式與邏輯。文明不僅存在於古代的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瑪雅和古希臘文化中，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文明也存在於人們的衣食住行、舉止言談、禮儀禮貌等日常生活中，體現為最平常的行為或實踐。

具體到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共產主義文明，其實踐過程更是前所未有地影響了幾乎每個人的生活經歷與精神世界。正如孫立平指出的：我們曾經經歷的共產主義文明以一種史無前例的方式將宏觀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繫起來。當一個不識字甚至沒有進過城的農民決定為一個宏大的制度和抽象的「主義」而獻身的時候，當一個沒有邁出過鄉土社會一步的農民將黨的「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但卻通過接頭的暗號將其交給組織上派來的人的時候，你無法不為這種奇異的宏觀——微觀關係所震驚。[0-31]

半個多世紀的革命與建設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工程，但它決不僅僅是少數精英的事業，而是關係全體人民生活和命運的歷史過程。千百萬普通人親身經歷了這一過程，與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繫。這樣一段文明的歷史和文明的轉型當然應該也可以從普通人民的生活經歷和常識常理（common sense）來理解和分析。將文明落實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們卑微瑣碎的經歷和講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義，可以成為宏大敘事的有機部分。有著共同或不同命運的普通人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無疑是歷史巨輪下的鋪路沙石，然而被碾壓的沙石難道就不應該被關注、被記錄、被表述嗎？畢竟那是千百萬人的生活和命運，他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和推動者。將文明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聯繫起來，「歷史是人民創造的」這一命題才真正有意義。

三、口述歷史與人類學方法相結合的田野工作

搜集、分析、構建底層歷史的工作主要通過口述歷史的方法來進行。在此對民間講述的記錄、整理和分析就不僅僅是具體的研究方法，而且是帶有根本性的看待和思考世界的方式。

長期以來，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一直存在著如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指出的「聾子之間的對話」的狀態——它們被各自的學科範式所訓練或「社會化」，因而操著不同的語言，有各自的價值、心態和思維方式。社會學家被訓練成著重概括一般規則，因而時常删除例外的東西；歷史學家則學習如何以犧牲一般模式為代價去關心具體細節。雙方也因此而相互挑剔對方的缺點：歷史學家將社會學家看成是用粗俗難懂的行話來陳述顯而易見的事實，毫無時空感，將活人生硬地套進他們的分類並冠以「科學的」標簽的人；而在社會學家看來，歷史學家則是業餘的、近視的，缺乏體系和方法的事實收集者，其「數據庫」的粗陋不堪恰與他們的分析低能相稱。[0-32]

這種學科之間相互隔膜和攻訐的狀況隨著歷史學和社會科學學科的成長發展而有所改變，這種發展表現為歷史學家的「理論轉向」和理論家的「歷史轉向」，而口述歷史恰可成為在這兩端建立起的橋梁。

1、口述歷史的理論向度和解釋力度

口述歷史（oral history）是對個體過去經歷的口述記錄與解釋。與口述傳統不同，口述史一般關注較為近期之過去的經驗，而不是世代傳承下來的記憶。口述史呈現為個體或羣體記憶和敘述的自身經歷的個人生活史、家庭史、宗族史、村落史等等。這是一種可以說所有歷史證據中最為古老和最廣為使用的形式之一。而這種形式所能追溯的年代跨度始終是有限的。

與口述歷史相關的另一種口頭證據是口述傳統（oral tradition），它是通過代際傳承的口頭證詞。作為民俗學和民間文藝的主要研究對象，它們是比較定型的、程式化的在民間口耳相傳的文藝形式；包括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諺語、戲劇、歌舞等。具有集體性、口頭性、傳承性和變異性特徵。這樣一種對傳統之流的追索，即追尋一種未受上層文化沾染的理想的鄉土文化，曾經成為歐洲民族文化認同的一項特徵。

口述歷史與口述傳統相比，前者更多地是經歷，是個人記憶和敘事；後者則主要是傳承，是集體記憶和表述。

口述歷史經常被作為一種搜集歷史資料的方法，但其自身卻不乏深厚的歷史蘊涵和理論意含。正如保羅・湯普遜（Paul Thompson）指出的：口述史就像歷史本身一樣古老。它是第一種類型的歷史。[0-33]史學家對口頭史料的運用由來已久，但它作為一種獨立的歷史方法學則誕生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美國，並於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國得到廣泛應用。西方的口述史研究有深厚的學術理論底蘊：首先，以涂爾幹為首的社會學年鑒學派提出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概念成為口述歷史研究最重要的理論支撑之一。涂爾幹學派第二代的重要代表人物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以創造性的方式繼承了涂爾幹學派的傳統，提出「集體記憶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强調認知的社會性觀點，强調個體記憶植根於社會情境與結構，指出「過去是由社會機制存儲和解釋的」。此外，韋伯傳統下的舒茨（Alfred Schütz）的現象學社會學（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也是口述歷史研究的理論資源。舒茨通過對韋伯和胡塞爾現象學的批判性借鑒，為韋伯的解釋社會學尋找一個更為堅實的基礎；他對生活世界結構的强調，導致了解釋社會學的轉向——將社會學關注的重點從對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進程的意義理解轉向對日常生活的結構分析。另一與口述史研究關係密切的社會理論是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 teraction）和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的常人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它們著重分析普通人處理日常生活與社會互動的基本方法，社會成員用這些方法使日常生活看起來是理性的、行動是可講述的、可說明的。[0-34]通過對上述理論的借鑒，口述史研究與社會記憶和社會認同理論發生了密切關聯。

因為口述歷史實際是一種社會回憶活動，其陳述的「過去」是有選擇性的、是受情緒情感影響的和現實取向的，準確地說是對歷史的重新建構。縱觀西方口述史學的發展歷程，可以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為界，把西方口述史學的發展歸納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口述史學只是停留在史料學階段，以確定歷史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態為目的，基本上是在與文獻史料學的不斷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後期的口述史學家們則開始把口述史學當作一種治史方法，結合社會學和心理學等跨學科方法來研究大眾歷史意識的形成過程。口述史不是僅僅作為文獻史的補充、旁證、修正甚至反駁，而是表達了相當不同的歷史觀。由此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個基本的問題，如何理解口述歷史的真實性？後一時期的口述史所强調的不再是尋求文獻資料和口述資料在研究上的相等地位，而是言語作為一種表述過去的方式的特殊性；這一時期的口述史明顯地不再濾除記憶的效應，而是關注那些人們有可能誤記、失憶和壓抑或發揮的記憶方式，心理學意義上的或情感性的真實成為分析的對象，而這樣的真實完全有可能與歷史的真實不完全吻合。解釋的重點從切身經歷的過去轉向被表述的過去；從注重歷史的真實到關注情感的真實，即讓被表述的過去和「感情的記憶」承擔「複雜的歷史內容」。

對此保羅・湯普遜指出，我們收集到許多生活故事，這一點無可置疑，在生活故事中發現許多扭曲或者隱瞞，這也無可置疑，更重要的是，這些扭曲或隱瞞並不純粹是消極的。甚至一句謊言也是一種溝通的形式；並且它可能為我們理解被訪人的家庭、瞭解他的心理和社會態度提供重要的線索。為瞭解讀這些線索，我們必須努力培養起一種敏感，對於與這些「內部」因素有關的社會壓力、政治過程的敏感。而所謂的事件，也將根據它們在對自我形象的創造中所發揮的作用，而被保留和重新安排，重新定形。當然還有「正確」的回憶。通過記憶恢復的過程，在不同的時間給定的事實組合，比起單純的事實本身來，給予我們的有意義信息要多得多。[0-35]

自法國年鑒派史學崛起後，傳統史學和傳統的歷史存在狀態就受到不斷地挑戰和質疑。占據主流位置的官方史、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精英史不是全面的（整體的）歷史，不能包括人類活動的全部現象，如經濟、社會、文化、心理現象。與傳統的主流的歷史存在形式——書寫的歷史相對的是口述歷史形式，這種形式經常不存在或者只是邊緣地、卑微地存在。而沒有這一維度的存在，歷史就是不完整和不真實的。由以往的歷史我們知道，無論是文字的歷史還是口述的歷史，書寫歷史本身就是一種建構，而且是權力主導和支配下的建構。

王小波曾說：我在沉默中過了很多年。至於沉默的理由，很是簡單，那就是信不過話語圈，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歷來看，它是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在做過一些社會學研究之後，我忽然猛省到：所謂弱勢羣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就是因為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羣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0-36]口述歷史正是沉默的大多數的聲音，是自下而上地關注那些被歷史記錄貶至邊緣的人羣的歷史。口述歷史也是無文字社會歷史記錄的主要形式，它有能力同時從證據中提取出過去的事件與個體對這些事件的感覺（經驗、感受、解釋和表述）。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甚麼對弱勢羣體和女性的研究特別看重口頭講述的方法——因為他們是發不出聲音的弱勢者。由此口述歷史能够挑戰被視作當然的中心或主流建構出的社會秩序，也同時挑戰主流的知識、語言以及產生這些知識的主流方法；它無疑具有强調多元性，注重差異性和個人經驗，堅持批判精神以及跨學科等等特點。由此我們可以說，口述歷史不僅僅是「過去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Past），而且也是「弱者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Weak）。

保羅・湯普遜毫不違言：任何歷史都取決於其歷史目的。口述史所形成的挑戰，部分是由於它與歷史的這種基本目的有所關聯。通過曾經創造過和經歷過歷史的人們自己的語言，重新賦予他們在歷史中的中心地位。這些歷史證據可以從下等人、無特權者和失敗者的口中說出來。口述史可以更現實、更公平地重構過去，可以向既定的記述提出挑戰。只要這樣做，口述史就可以使整個歷史的社會使命具有某些激進的意涵。[0-37]

因而口述史是圍繞著人民而建構起來的歷史。它為歷史本身帶來了活力，也拓寬了歷史的範圍。就實踐來說，人民在重新創造過去的過程中也經歷了歷史。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語言把歷史交還給了人民。它在展現過去的同時，也幫助人民自己動手去構建自己的未來。[0-38]

2、人類學的歷史向度與田野作業

口述資料的搜集與口述歷史的研究在學科劃分上通常歸入歷史學，但社會學、人類學研究者使用此種方式的亦不少見。而且從研究的實際狀況看，口述歷史研究似乎更適合由人類學來承擔，因為它需要較多的時間沉浸於田野之中，需要參與被研究者的生活，需要講述者和傾聽者之間有密切深入的互動，而這一點對歷史學家而言有相當的難度。具體而言，被訪者很難在短時間內建立起對研究者的信任，而沒有相互的信任和密切的情感交流，研究者作為外來人、陌生人，幾乎不可能刨根問底地詢問對方私密性的個人生活與家庭、村社的歷史。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口述史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沒有歷史表述權力和能力的「他者」——弱勢羣體、少數族羣或社會底層，這也是人類學自誕生以來的主要研究對象。

在田野中搜集口述歷史資料還與前述的理論家的「歷史轉向」有關，這體現為人類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轉向。彼得・伯克曾描述到：有時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就好像是平行鐵軌上的兩列火車擦肩而過⋯⋯在歷史學家挖掘功能性解釋時，人類學家卻已經開始對它興味索然。反之，當人類學家正視事件的重要性時，許多歷史學家卻已經摒棄「事件史學」而轉向研究隱含的結構。[0-39]如我們所熟知，人類學田野作業獲取資料的兩個基本方式是「參與觀察」（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和「民族志訪談」（ethnographic interview），以往研究者們也通常認為「所見」的信度高於「所聞」；這也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百聞不如一見」。但一些研究者在現實中不斷發現，「眼見為實」並不全然和總是有效。這一方面是由於實踐活動和事件過程的許多方面是無法直接觀察的，例如沒有一個商人會把一個民族志工作者帶到他與官員密談的餐桌上去，他們之間的交換不能被第三者看到，民族志工作者只能聽到當事人事後所講述的故事。[0-40]再者，人類學者需要通過當事人對自己行為的解釋獲得行動的意義和事物的內在邏輯。例如，女性人類學研究經典之作《妮薩》（Nisa）的作者曾這樣陳述自己的研究：「在田野的最初數月中，我能够看到人們的相互依靠是多麼地緊密，但是我無法理解他們是如何感受他們的相互關係和他們的生活的。我需要那些無法被觀察到的信息，我需要!Kung人開始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我詢問那些婦女，身為女人對她們來說意味著甚麼，在她們的生活中甚麼事情是重要的？」[0-41]除此之外，也是更為重要的，這種從所見到所聞的關注、從觀察到傾聽的轉變不僅緣於調查條件的限制，而且「與一個更大的理論關懷相聯繫，它將敘述作為人類經驗的根本特性之一」。[0-42]對敘述的研究，「將民族志描寫的重點從一羣人的實際經歷轉向對他們所講述的關於他們自己和他人的故事的解釋。通過人們所講述的故事，民族志工作者可以理解人們如何看待自己和更普遍的社會。」[0-43]進而這種轉變也帶來方法論上從民族志觀察向民族志理解的轉變——對於解釋的解釋。人類學對於講述的關心來自於人的根本特性，即人不可能過著他的生活而不表達他的生活。

人類學田野作業和民族志（ethnography）寫作是通過對社會與文化的結構性描述建構理論的過程，其方法的核心在於已成為人類學研究典範的「以當地人的觀點來看」（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對照米爾斯所倡導的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這可以稱為民族志的洞察力（ethnological penetration）。通過對當事人講述的研究，可以在民眾生活的微觀歷史與宏觀歷史過程之間建立聯繫，貫通個體記憶與社會記憶、底層表述與宏大敘事之間的關係。因為正如米爾斯所指出的：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社會歷史，不同時瞭解這兩者，就不能瞭解其中之一。民族志不僅是對一地社會與文化現象的描述報告，更應該是對其社會與文化結構及其與更大的社會歷史過程關係的分析與解釋。當事人對自身經歷的講述和解釋是口述歷史研究的根本旨趣，在這一點上民族志表述與口述歷史的內在關聯和一致得以呈現。

正因為這種洞察力，個體經歷和記憶與大的社會歷史變遷可以連通起來，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歷史的視角加進來了。傳統人類學研究經常因缺少歷史感而受到質疑和攻訐，其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也的確難以面對社會—文化變遷的問題。這些缺憾可以由加入口述史研究而得以彌補，普通人的講述從而成為認識社會歷史過程不可缺少的內容。反之，如果沒有人類學深入扎實的田野作業基本功，口述歷史的搜集和研究也難以實現。二者的結合對以往各自的研究局限都有所突破，對學科的發展也是相得益彰。

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當代國際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就中國社會而言，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半個多世紀都是我們這個民族最獨特的一段經歷，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是幾億人有血有肉的生命歷程。然而，這樣一段歷史就要成為過去。那些生活在社會基層的普通人是如何經歷這些過程的？其生活是如何進行和改變的？他們對於社會劇變的適應、反應和感受與解釋又如何？對民眾的口述歷史即使僅僅記錄下來，也是意義非凡的。因為這是為廣大的底層人民的生存作見證，為無數小人物的存在提供一份記錄，也為後人留下一份有價值的史料。口述歷史的研究可以通過普通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對親身經歷事件的回憶與講述，為土地改革以來農村社會生活及其變化提供一套系統的民間文本（folk transcript）。

透過日常生活對農村中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實踐形態進行探討，是口述歷史研究的學術追求。記錄和分析普通村民如何經歷、感受、記憶和表述這段歷史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對已有的研究和理論模式重新反思。我們的口述史資料無疑是微觀的，更多地集中在村莊、族羣、家庭和個人的層面。但無論是村莊還是個人的經歷，都發生在這幾十年特有的宏觀政治和社會背景之下。因此，我們可以從這些材料中來考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宏觀政治社會背景之間的複雜關係，從而溝通微觀與宏觀之間的關係。更明確地說，這是一種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視角，即由微觀進入宏觀、由小地方進入大社會的視角。在這種視角當中，既不能忽視日常生活的自主性，也不能忽視日常生活的宏觀背景。換句話說，在這樣的一種視角當中，更加受到重視的是宏觀社會結構與農民的日常生活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口述歷史研究的學術目標在於解析共產主義文明。

對於這段獨特的歷史如何保存和記錄？這段歷史以甚麼樣的狀態存在？歷史文本又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尚處於邊緣狀態的口述史工作似乎微不足道，但通過我們的努力，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我們這段獨特歷史的存在狀態，即改變只有官方史、文字史、精英史的存在狀態，讓一直啞然無聲的民間的聲音被人們聽到。因而勿庸諱言，口述歷史的收集和研究還有著改變歷史的存在狀態的雄心。

四、「世界的苦難」與「受苦人」的歷史

1993年，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與22位合作者向世人奉獻了表現當代社會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種種苦難的沉重之作：《世界的苦難》（La Misere du monde）。1999年這部基於對社會疾苦大規模調查的著作的英文版面世，名為《世界的重量：當代社會的社會疾苦》（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在歷時三年的調查中，研究者以外來移民、失業工人、無家可歸者、公司女職員、失業經理人、農民、中學生、臨時工、工頭、街頭混混、基層管理者、社會工作者、警察等等以社會下層為主的普通人作為訪談對象，通過「對社會的疾苦、悲慘的境遇、難以明言的不滿或怨恨進行探索性的考察」，向人們呈現了他們的生活經歷和故事、他們的痛苦和對痛苦的感受。布迪厄等作者以深切的悲憫之心和細緻的關注、傾聽走進這些普通人的生活，並由此而承擔了社會學研究的政治使命與道德意涵——展現普通人的社會疾苦並通過社會學的解釋，揭示其背後深刻的根源。[0-44]

1、苦難的社會性

布迪厄等對「世界的苦難」的研究是從探訪普通個體的日常生活故事開始的。通過一個個似乎卑微瑣細的有關痛苦的講述，研究者以洞若觀火般的感受力和想像力，發現個體遭遇和社會結構及其變遷之間的複雜關係，並試圖以此超越社會科學研究中微觀與宏觀之間的二元對立。例如，通過對青年臨時工的訪談與「老工人」的對比，發現他們的差別不僅僅是生理意義上的年齡，而且是結構位置、勞動關係、經歷體驗、對政治行動（比如罷工）的態度等一系列結構性差別，由此描述出兩代工人之間正式的距離，從而發現作為「一個世界的終結」的工人階級的深刻轉型。[0-45]透過對基層的國家工作人員和社會工作者的訪談，研究者可以發現，這些人工作中的困境來自於科層制的被分割的和碎片式的管理，他們只握有一些符號資源，比如與居民良好的關係、信任、勸說的能力，但卻缺少公共資源和制度依據，只能在國家賦予的繁重的無休止的任務和十分有限的能力之間掙扎，因而國家要求他們完成的職責成為一種「不可能的使命」（impossible mission）。布迪厄稱此為「制度性自欺」（institutional bad faith）——「國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甚麼，或者更糟糕地也不想知道左手在做甚麼」。再比如，通過對普通中學生的訪談，他們的個人生活軌跡和他們參與其中的教育體制之間的關係結構、整個學校制度的結構與歷史、特別是教育體制作為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機制都得以展現出來。[0-46]

揭示個人苦難的社會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論主張：最具個人性的也就是最非個人性的，個人性即社會性。個體遭遇的困難，看似主觀層面的緊張或衝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會世界深層的結構性矛盾。「許多最觸及個人私密的戲劇場面，隱藏著最深的不滿，最獨特的苦痛。男女眾生但凡能體驗到的，都能在各種客觀的矛盾、約束和進退維谷的處境中找到其根源。這些客觀外在的因素到處都是，體現於勞動力市場和住房供應市場的結構之中，表現於學校體制毫不手軟的約束之中，銘刻在經濟繼承與社會繼承的機制之中。」[0-47]

「社會苦難」或「社會疾苦」（social suffering）在醫學人類學重要代表人物克萊曼（Arthur Kleinman）的研究中也是一個核心概念。克萊曼也同樣對苦難的社會性給以突出的强調。他指出，「社會痛苦，引入一個集中了人類問題的獨特領域，其中包含了那些對人類經驗造成毀壞性傷害的起因和結果。」「各類的人的問題打破了作為心理學或醫學事項的範疇，進而也超越了個體範圍，而經常體現了人的問題與社會問題的緊密聯繫。它還揭示了痛苦的人際關係基礎：換言之，痛苦是一種社會經歷。」[0-48]他的研究力圖打破以往的分隔——如將個體從社會層面的分析中分離，將健康從社會問題中分離，將表達從經驗中分離，將痛苦從干預中分離。那些標準的二分法實際上是理解的障礙，它阻礙我們理解人類痛苦的形式如何可以同時是集體的又是個體的；經歷痛苦與創傷的模式如何可能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0-49]

在此我們又一次體會和感受到米爾斯極力倡導的「社會學的想像力」——在具體情境中的個人煩惱和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之間建立聯繫、在微觀的經驗材料和宏觀的社會歷史之間進行穿梭的能力。米爾斯指出，只要經濟結構和秩序出現整體性的衰敗，失業便不再是個人所能化解的問題；只要戰爭成為民族國家體系與全球工業化不均衡的內在屬性，人們對此帶來的困擾便無能為力⋯⋯。個人日常生活世界中無法解決的煩惱是他們無法控制的社會結構變遷造成的。在此意義上，影響每一個人的歷史乃是世界的歷史。[0-50]

對苦難的社會性理解更可追溯至已成為社會理論經典的涂爾幹的自殺研究。在涂爾幹看來，自殺是個人行為，但該行為受到人周圍社會環境的强烈影響，因而自殺更是一種社會事實。從自殺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人類行為部分是由社會環境塑造的——家庭、組織、社區、種族和歷史時代。在《自殺論》中，涂爾幹首先批駁了簡單地將自殺歸結為非社會因素的說法，包括所謂因心理因素（精神失常、遺傳因素、種族特性）、天象因素（氣候、季節、晝夜等）和模仿造成的自殺，他利用大量的事實和統計數字說明「自殺主要不是取決於個人的內在本性，而是取決於支配著個人行為的外在原因」，即外部環境及帶有某種共性的社會思潮和道德標準。自殺是表達我們集體弊病的形式之一，它能幫助我們理解這種弊病的實質。[0-51]

上述研究的共同特點在於揭示諸如失業、自殺等各種「個人煩惱」（痛苦）也就是「社會疾苦」。國際社會科學有關「社會疾苦」的研究為我們探討普通人「苦難的歷史」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例證和方法論依據。布迪厄特別强調，「如果進行溝通交流，沒有甚麼比同時關注從訪問者和被訪者之間的互動生發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更真實也更切實的方式了。[0-52]通過對普通人口述歷史資料的搜集，通過研究者與被訪者面對面的交流，特別是通過與歷史的親歷者具有深度和密度的互動，我們就有可能在個體的經歷和講述與宏大的社會歷史進程之間建立聯繫，有可能在個人的「苦難」與社會結構變遷過程之間建立聯繫，並就此進程獲得理解和解釋。

2、揭示苦難的深刻根源

展現不為人知或被人視而不見的「社會痛苦」是社會科學研究的要務，但更為重要的還在於通過理解和解釋，揭示社會苦難的根源和通常被掩蓋的製造苦難的機制。

克萊曼等在其主編的《社會痛苦》（Social Suffering）一書導論中明確指出：書中的文章批判性地揭示了現代化的特定版本建構道德困境的方式以及我們的日常實踐如何將社會經歷變成了「自然的」或「正常的」，從而模糊了「權力」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由於政治的和專業的過程有力地形塑了對社會痛苦類型的反應，這些過程包括權威性的和經過論證的對於集體苦難的認可。因而研究所要面對的更為有趣和重要的問題在於這些痛苦是如何在社會中產生的，作為一種文化過程的對於痛苦的承認又是如何獲得和抑制的。[0-53]

布迪厄更是將「社會痛苦」這一充滿病理學隱喻的概念轉換為社會學概念，並由此闡明自己的研究目的：「把社會上難以明言的病患轉化成清晰可辨的症候，從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他要突破各種各樣的屏蔽，這些屏蔽背後掩飾的是社會疾苦。他還要動員人們控訴那些使他們變得不道德和墮落的社會運作機制，而正是這些社會機制滋養了人們的反感、苦惱、絕望。[0-54]

在《世界的苦難》的描述中，社會疾苦存在於種族問題與鄰里關係、黑人貧民窟、基層職能部門、工人階級命運、教育體制、家庭代際關係等幾大領域中。其來源被布迪厄歸結為與市場意識形態的擴張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全球化同時出現的「國家與市場的雙重撤退」；它們可以表現為公共物品供給上國家的退出及公共服務的枯竭、國家體制中的「制度性自欺」、由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工人階級渙散和勞工運動的消解、教育體制製造的社會排斥和集體失望、與所有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的家庭代際關係的斷裂等等；所有因處於特定結構而感受到的「位置性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和與集體衰落相伴的個體遭遇都可以歸結於苦難的政治根源——社會性的喪失和國家的運作。

布迪厄看到，新的疾苦、不斷積聚的不公正感已經喪失了公開表達的手段。不難想像，無從宣泄的痛苦必然導致怨恨，而「怨恨是人類苦難的最深重普遍的形式；它是支配者强加在被支配者身上的最糟糕不過的東西」。因此，研究的目的正是要「使那種未被闡述、倍受壓抑的話語昭然若揭，而方法就是與各種人交談，與那些由於置身於社會空間中特別敏感的區域而很可能成為自身疾患的忠實『記事者』的人交談，與官方的『社會問題』從業者們交談，即與那些占據著社會世界中的戰略性位置的『實踐專家』交談，這種『實踐專家』對社會運行機制有著極為豐富的瞭解，有關這方面的自發性知識，他們是活生生的寶庫。在充分瞭解個人的社會閱歷和生活背景之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進行非常詳盡、高度互動的深度訪談，以協助被訪者發現和表述他們生活中所存在的慘痛的悲劇或日常的不幸背後所潛藏的規律，幫助他們擺脫這些外在現實的禁錮和襲擾，驅散外在現實對他們的內在占有，克服以『異已』的怪獸面目出現的外在現實對人們自身存在之中的創造力的剝奪」。由此我們看到布迪厄所說的科學性與政治性的結合。「作為一名社會科學家，不去介入、干預，恰如其分地認識到各自學科的局限，而是袖手旁觀，這是對良心的背叛，是讓人無法容忍的選擇。」「因此對我來說，社會學是一種解放的工具，並因此是一種慈悲（generosity）的工具。」[0-55]

在此我們之所以大段引述布迪厄的論述，是因為從布迪厄等人對於社會苦難的調查、揭示和尋找原因中，可以體驗到「社會學的的確確有著除魔去魅的效果」，亦不難體會到一種博大、深邃、渾厚而且充滿悲憫的心靈。而對社會苦難的發現、表述和分析，正是我們面對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民的口述歷史進行分析的一條重要思路，這種思考和探討基於將普通農民的生活史與宏觀的社會歷史聯繫起來的努力——對「苦難」經歷的講述成為一種歷史證明，為千百萬底層人民的生存作見證。

3、苦難何以能够成為歷史

鄉村中普通農民的歷史是苦難的歷史，是在苦難中求生存的歷史，也是為掙脫苦難而鬥爭的歷史。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鄉村社會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革，普通村民與共和國一起感受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蒼黃。然而他們的經歷和感受、他們對親歷歷史的評判和理解，卻在歷史的表述中付諸闕如。由於精英掌控著表達權、話語權、解釋權，他們甚至可以控制社會事實（例如作為布迪厄所稱的「社會巫術」的社會調查）或改變歷史記錄（例如對中國革命史中井岡山紅軍會師主要人物的記載與描繪）。而突破書寫和話語霸權的方式之一就是去發現和書寫普通人的歷史，即「受苦人」的歷史。本研究正是在這樣一種「改變歷史存在狀態」的努力下進行的探索性工作。

（1）「受苦人」的概念

在我們長期從事口述歷史研究的西北驥村，農民稱自己為「受苦人」。這一概念並不是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冠上的名稱，而是當地人對自己的定義。在驥村及其所在的整個地區，「受苦人」是對從事農業種植業者的稱謂，而且這一傳統類稱一直沿用至今。在當地的語言中，「受苦人」專指在田裏「做生活」的人，這是約定俗成、不會產生任何歧義的地方性定義。如果你詢問某某人在做甚麼工作，經常得到的回答就是「在家受苦呢」，意即在農村以種地謀生。

「受苦人」的概念也許是我們理解歷史上和現實中農民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分類的一把鑰匙：首先，這一「受苦人」的概念與那種幾乎等同於「被剝削、被壓迫階級」這類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受苦人」概念不同，驥村人的「受苦人」概念等同於從事種植業的體力勞動者的概念，相對於工匠、商人和其他外出務工者，是一個職業的和勞動分工的概念。其次，如果仔細分析，即便是在土地上勞作的「受苦人」概念，與土地和財富占有狀況並非全然無關。因為歷史上驥村的農民也是將「受苦人」作為與「財主」、「東家」對應的概念來使用的。從這兩種含義中，我們也許可以體會到驥村農民在階級概念引入之前那種含義微妙的分類圖象：勞作的類型和是否占有財產這兩種分類概念相互對應。對財主的確認標準是財產（土地）的占有，而對與財主相對應的其他人確認的標準則是勞動的類型（種地的體力勞動）。[0-56]我們不難體會，從傳統的「受苦人」概念中，階級意義上的分類幾近呼之欲出，但畢竟階級分類的形成是革命政權進入鄉村社會之後的產物，傳統分類的基礎主要還是勞動分工。時至今日，「受苦人」這一概念也保留了其主要內涵。最為重要的是，「受苦人」是農民對自身的定義，凝聚了他們世代生活的體驗和評價，也構成他們的「歷史」。在當地，描述一種勞動很累人或一項工作很繁重，人們會說「苦太重了」；形容一個人勤勉、能幹，就說該人「苦好」（很能吃苦的意思）；「那苦大的惡了」（非常），是當地人形容痛苦的常用語詞。「可恓惶了」，「看咋苦」，「那罪可受下了」等等是村民們說古道今、談人論事時經常出現的話語。由此可知，「苦」既是身體的感受，也是精神的體驗；是對客觀事物的評判，更是自我認同和羣體認同的表達。「身體之苦」和「心靈之苦」構成他們日常生活的基礎，當然也構成他們的歷史的重要內容。可以概括地說，這些普通農民的歷史正是一部苦難的歷史。

農民日常生活中的疾苦表現在方方面面，我們接觸過的大多數村民都將自己歸入「受苦人」的行列。回憶起過往的生活，似乎每一個被訪問者都有說不完道不盡的苦痛。生活中種種的壓力、困窘和不適體現為貧窮之苦、勞作之苦、家庭關係和婚姻關係之苦、性別區分甚至身體殘疾之苦。饑餓是貧苦最突出的表徵，這類痛苦的記憶在驥村人的講述中從能够記憶的年代起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

（2）對苦難的解釋和應對

如上所述，人們的「苦」表現在生活的各個方面，或來自於生存環境的惡劣；或因為家境不好，「先人沒掙下」，後人只能在地裏「受苦」；或者由於身體殘疾，連個「婆姨」（媳婦）也娶不上，成了「恓惶人」。婦女們所講述的「苦」似乎更無從歸因，僅僅因為她們是女人、是妻子、是母親，她們就注定要受纏足之苦、生育之苦、勞作之苦和地位低下帶來的種種苦難，她們的苦因而似乎是與生俱來、命中注定的。

「受苦人」對苦難有自己的應對方式和自己的解釋。在苦難中掙扎以求得生存是所有下層人民僅有的選擇。在驥村村民的常用語彙中，有幾個詞清晰地刻畫了這種對付苦難的方式：「生」、「生下」是表現生存或「活著」的常用詞；「受」用以表達承擔、耐受苦難的意思，形容這種承受的極致就說「可受結實了」；而「熬」則是表達特別勞累、特別辛苦的含義，幹活非常累就說「可熬了」。從詞彙和行動層面的現實我們不難得知，承受苦難、在苦難中掙扎、與苦難共存是農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

農民對苦難的最常見解釋是歸因於「命苦」。他們或許將財主的富有歸結於他們祖上有德，勤儉、「精明」、能幹，總之是「人家有本事掙下的」，亦或許把自己的境遇認定為命運不濟，「祖墳沒冒烟」。這類被批評為農民的宿命論的解釋經常用於證明農民意識的「落後」與思想的蒙昧。我們當然不難想到這是典型的意識形態支配的產物，革命前的農民也因此而被視為沒有階級意識的或被「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所支配的從屬羣體。[0-57]與此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基於土地和財富占有關係而造成的分類是鄉村社會中的客觀存在，也是農民能够意識到的類別。農民的常規性生活方式集中體現在其獲取和積累財富的方式上，對於財富的獲得和積累，對於個人和家庭生活境遇的變故，農民雖然常常做出宿命論式的解釋，但這種解釋並不一定或總是體現出農民對於實際社會生活的態度。比如一個富有的家族，家道中衰，人們會斥之為祖上沒有積德。但這與其說是一種解釋，不如說是一種包含著複雜認知的幸災樂禍式的情緒表達。反之，對於一個值得同情的對象的某種厄運，人們也常常將其歸之為「命中注定」，而這樣的說法與其說是歸納原因倒不如說是一種為自己或他人尋找心理平衡的方式。就此意義而言，「宿命論的解釋」體現的並不是一種實際判斷或指導行動的生活態度，而更類似於一種處理人際關係和釋放內心焦慮的方式與技巧。

對於苦難的承受和「宿命論」的解釋代表了農民對社會世界的認知和分類圖式。然而在土地改革之前，無論如何這種經濟和社會性的分類並不是階級類別，租佃和雇傭也未被歸結為剝削關係。日常生活中各種苦難的階級化轉變是革命政權進入鄉村社會之後才發生的，儘管如此，農民還是不得不應對日常生活中的種種苦難，調動全部的勇氣、能力和智慧，在其中求得生存。這構成了在苦難中掙扎的歷史，而正是在此意義上，底層人民創造和推動了歷史，因為他們別無選擇。

對於這些社會底層的人們來說，苦難構成那個時代人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從人們的講述中體驗這種苦澀，可以發現這種種痛苦是彌散於生命之中的，因而通常是無從歸因的，常常不可避免地帶有先賦性和宿命論色彩。將個體的身體之苦和精神之苦轉變為階級剝削和壓迫的痛苦，從而激發階級仇恨和階級意識，是在革命政權進入鄉村社會之後才發生的，正是通過「訴苦」、「挖苦根」等權力技術的引導，領導階級才將農民的階級意識挖掘出來，從而使苦難得以歸因。

（3）革命——解救苦難的過程

「苦難」與國家政權建設和農民的國家觀念形成有著密切關聯。[0-58]致力於解釋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鄉村社會變遷的著名學者杜贊奇曾依據中國社會史材料出色地描述了二十世紀上半期國家政權進入鄉村的過程。他使用「國家政權建設」（state-making）和「權力的文化網絡」（culture nexus of power）這兩個重要概念，分析了中國農村中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複雜歷史過程，並試圖超越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現代化思維框架。杜贊奇清楚地意識到，共產黨在中國獲得政權的根本原因是「共產黨能够瞭解民間疾苦，從而動員羣眾的革命激情」。而苦難之一正是來自於特定時期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經濟上的橫徵暴斂、政治上强迫專制、鄉村公職成為謀利的手段等。但他同時也認為，革命發生的時候，在村莊之內，難以用階級觀念來動員民眾，因為控制鄉村的多為居住在城鎮的不在村地主，而農民對地主精英的依賴亦十分有限。利用村內階級鬥爭也難以燃起「燎原」之火。[0-59]從中可以看出，杜贊奇敏銳地注意到「苦難」所蘊涵的國家—社會關係的含義，以及對「苦難」意識的動員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但卻沒有充分估計到發掘和引導「苦難」意識對於整個社會改造所具有的巨大潛力。尤其是，在他那裏，「苦難」的經歷和感受與階級是斷裂的，他沒有注意到「苦難意識」與他著力闡述的主題「國家政權建設」和「民族形成」之間的重要聯繫。

驥村農民口述的歷史讓我們看到，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過程中，特別是在革命政權建立之後，圍繞著「苦難」的一系列權力技術——「訪貧問苦」、「訴苦」、「挖苦根」、「憶苦思甜」等的有意識運用，是如何對農民日常生活中各種較為自然狀態的「苦難」和「苦難意識」加以凝聚和提煉，從而使其穿越日常生活的層面、與階級的框架並進而與民族—國家的框架建立起聯繫的。將農民在其生活世界中經歷和感受的「苦難」歸結並提升為「階級苦」的過程，不僅成為日後與之相伴隨的階級鬥爭的基礎，而且是在農民的內心世界中塑造農民與國家關係的基礎。換言之，這種「民族形成」的過程，是深深地植根於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治理「苦難」的權力技術旨在發動以消除「苦難」為目標的社會工程或社會實驗，這是一場深刻而廣泛的改造客觀世界同時也改造主觀世界的革命。

由國家主導，以革命運動的形式推進的社會工程和社會試驗帶來整個社會的改變，也帶來普通農民生活和命運的變化。革命的過程被聲言是解除苦難的過程，但救苦救難的革命也有可能帶來新的苦難感受。在《國家的視角》一書中，斯科特努力探討的問題是「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他將二十世紀烏托邦式的大型社會工程失敗的邏輯概括為四個因素的「致命結合」：對自然和社會的管理制度——重塑社會的現代國家機器的簡單化；新制度設計者的極端現代主義意識形態；有願望也有能力使用强制權力的國家；以及缺少抵制上述計劃能力的軟弱的公民社會。[0-60]通過對前蘇聯的集體化和坦桑尼亞的烏賈碼村莊（ujamaa village in Tanzania）的具體分析，斯科特指出，這類重新設計農村生活和生產的大規模的努力往往被描述為「文明化的過程」，而「我寧可將之看作馴化的嘗試，是一種社會園藝，⋯⋯它們被稱為定居和耕作的固定化（Sedentarization）、集中化（concentration）和大幅度的簡化（radical simplification）」。[0-61]作為「文明化過程」的「社會園藝」，剝除了行動者的主體性，視之為沒有情感、沒有思想、沒有意識的花果蔬菜。而這些旨在鞏固和提升統治能力而置國民價值和普通人感受於不顧的「社會園藝」和社會工程，完全有可能構成對人類生活的「致命威脅」，造成興亡百姓皆苦的後果。

在傾聽普通農民對其經歷的近半個世紀時光的講述中，感觸最多的是苦難——濃重的苦難，日復一日持續的苦難，被屏蔽遮掩的苦難，讓人日久而麻木的苦難。對普通人如何在宏大的社會工程或社會實驗中容身與適應？作為社會底層的普通農民又如何在苦難中生存、如何經歷、感受和評判這一歷史過程？這些都需要我們認真地傾聽和思考才能明白。這也是我們探尋和書寫「受苦人」歷史的主要動力來源。

五、村況簡介與資料搜集過程

坐落於陝北黃土高原的驥村當下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西北村莊，[0-62]位於縣城東約20公里；二百多戶人家，一千出頭人口，面積2.75平方公里，現有耕地2800畝，屬國家水土保護重點防護工程境域。驥村所在縣是國家級貧困縣，而從驥村所屬的鎮來看，共有19個村，當年的鄉鎮級扶貧對象有4個村，驥村是其中之一。這個普通的村莊歷史上卻曾有過令人矚目的輝煌，讓它名聲在外的有兩件事：一是出了以「光裕堂」為首的有72戶之多的馬氏地主集團，使之成為名門望族聚居之地；二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當年轉戰陝北時曾在此駐紮數月，從而具有了老革命根據地之稱。如今，當年的聲名遠播和重要地位都已煙消雲散，這個歸於平靜和平凡的村落如同千百個普通村莊一樣，默默地在厚重而綿延的黃土梁峁中過著自己的日月。然而，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軌跡與社會變遷就像黃土高原上的溝溝壑壑與農人臉上的紋路褶皺一般歷歷在目。只是由於上述底層歷史的地位和特性，「受苦人」的歷史在此如同村裏那條細流一般靜靜地流淌，消然無聲，不為人知。

圖：驥村鳥瞰

圖：山坡梯田

作為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歷史收集與研究計劃的田野調查點之一，[0-63]驥村是我們進入次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個工作地點。自1997年8月第一次進村開始幾乎每年都會返回住上一段時間，至今已有十多個年頭。身為研究者，我們與當地村民逐漸建立了親密的鄉親和朋友關係，長期以來進行了積極、相互尊重和互惠式的互動。全村70歲以上的男女村民，凡能够進行交談的我們幾乎都進行了訪談，積累訪談錄音磁帶約200小時，經整理形成訪談記錄文字超過120萬字。在以普通村民為主要訪談對象的同時，我們還對離開村莊在外工作的人士、曾經在當地工作過的幹部、馬氏宗族的後代等相關人士進行了訪談，以求盡可能讓資料來源更全面。在搜集口述資料的同時，我們也重視相關的書面材料：與所在地區有關的歷史檔案、有關人員的回憶錄、地方史志、鄉土教材、宗族系譜和相關研究論著等都納入了我們的分析視野。

簡而言之，本書以人類學田野作業和口述歷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力圖通過普通村民所經歷、感受、講述和評價的個人、家庭、社區的生活史及其演變透視二十世紀下半期村落社會的歷史過程，並由此考查和解釋農民與國家、民間社會與國家權力的複雜動態關係，進而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理解共產主義文明的過程和邏輯。因而本書的性質應該定位於作為政治史與歷史人類學的民族志作品。[0-64]

注釋

[0-1]安東尼奧・葛蘭西著，曹雷雨、姜麗、張跣譯，《獄中劄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34-64。

[0-2]查特吉，〈關注底層〉，《讀書》，2001年第8期，頁13-20。

[0-3]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v-x, 3-32.

[0-4]陳光興，〈現代性、國家暴力、與後殖民民主：簡介Partha Chatterjee及其政治社會〉，2000，取自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3216。

[0-5]陳光興主編，《發現政治社會——現代性、國家暴力與後殖民民主》（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頁10-11。

[0-6]James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83-201.

[0-7]James Sco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pp. 28-48.

[0-8]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pp. 289-303.

[0-9]這種不同，即斯科特所表達的農民的沉默是鎮壓造成的沉默而不是共謀的沉默。

[0-10]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pp. 304-350.

[0-11]查特吉，〈關注底層〉，頁13-20。

[0-12]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pp. xv-xxii.

[0-13]James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pp. 1-16108-135.

[0-14]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 p. 35.

[0-15]查特吉，〈關注底層〉，頁13-20。

[0-16]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pp .28-36and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pp. 198-201.

[0-17]福柯著，李猛譯，王倪校，〈無名者的生活〉，《社會理論論壇》，總第6期（1999），頁59-68。

[0-18]Gayatri C.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217-313.

[0-19]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pp. 39-40.

[0-20]查特吉，〈關注底層〉，頁13-20。

[0-21]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pp. v-x.

[0-22]杜贊奇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16。

[0-23]李猛，〈拯救誰的歷史〉，《北大新青年中國學術城》，2001，取自http://xueshu.newyouth.beida-online.com。

[0-24]在持續十多年的調查研究中，我們發現，普通農民能够而且願意講述他們自己的歷史，只要研究者以真誠、尊重、嚴肅和理解的態度傾聽他們講述。

[0-25]孫立平，〈從工廠透視社會〉，《中國書評》，總第3期（香港：1995），頁79-109。

[0-26]孫立平，〈實踐社會學與市場轉型過程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頁83-96。

[0-27]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1-49，61-69。

[0-28]米爾斯著，張君政、劉鈐佑譯，《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6），頁31-55。

[0-29]馬克斯・韋伯著，于曉、陳維綱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三聯書店，1987），頁23-57。

[0-30]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第一卷，頁119-294。

[0-31]孫立平，〈探尋實踐中的邏輯與機制〉，《社會學家茶座》，總第14輯（2006），頁36-41。

[0-32]彼得・伯克著，姚明、周玉鵬等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2-15。

[0-33]保羅・湯普遜著，覃方明、渠東、張旅平譯，《過去的聲音》（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頁19。

[0-34]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1-60。

[0-35]保羅・湯普遜，《過去的聲音》，頁134-137。

[0-36]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雜文隨筆全編》（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17。

[0-37]保羅・湯普遜，《過去的聲音》，頁1-18。

[0-38]保羅・湯普遜，《過去的聲音》，頁247。

[0-39]彼得・伯克，《歷史學與社會理論》，頁23。

[0-40]Xin Liu, The Otherness of Self: A Genealogy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 ix-xiv.

[0-41]Marjorie Shostak,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5-6.

[0-42]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0-43]Xin Liu, The Otherness of Self, pp. ix-xiv.

[0-44]Pierre Bourdieu, et al.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畢向陽，〈《世界的苦難》：它的緣起、觀點與方法〉，《轉型與發展》，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282-297。

[0-45]Pierre Bourdieu, et al.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pp. 282-296.

[0-46]Pierre Bourdieu, et al.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pp. 189-202, 421-426.

[0-47]布迪厄、華康德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263-265。

[0-48]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0-49]Arthur Kleinman, Veena Das, and Margaret Lock, eds., Social Suffer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ix-xxv.

[0-50]米爾斯，《社會學的想像》，頁31-43。

[0-51]涂爾幹著，渠東、汲哲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257-280。

[0-52]Pierre Bourdieu, et al.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p. 607.

[0-53]Kleinman, Das, and Lock, eds. Social Suffering, pp. 1-23.

[0-54]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頁262-280。

[0-55]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頁263-278。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0-56]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中國學術》，總第12輯（2002：4），頁130-157。

[0-57]James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25-234.

[0-58]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頁130-157。

[0-59]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頁238-241。

[0-60]斯科特著，王曉毅譯，胡搏校，《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1-9。

[0-61]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頁243-356。

[0-62]「驥村」是出於研究需要為該村落起的學名，同時也是修建村寨時該村大戶自己的命名，但不是行政村名。按照學術研究的慣例，本書所涉及的地名、人名都做了技術處理。

[0-63]該研究項目由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和筆者共同主持，旨在對長期以來相對空缺的中國民間歷史資料進行搜集和研究，進而深入理解中國農村那些最普通的人們在長達50年的時段中，在革命與宏觀歷史變遷中的日常生活狀況、改變和他們對於這些經歷的感受、記憶、講述和理解。該項目已在華北的西村、東北的石灣、西南的柳坪和陝北驥村進行了數年的調查。全部計劃預計需用20年時間完成。該計劃曾階段性地得到中國國家社科基金等資助。

[0-64]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在《法國史學對史學理論的貢獻》一書中曾概括了歷史學向歷史人類學發展的三層意義：人類學家對異文化獲得的疏遠感；注重日常生活歷史的研究；發掘沒有發言權、無法撰寫自身歷史的普通人創造的歷史（頁86-90）。這三個方向的發展在方法上需依靠民族志與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結合，否則無法走向真正的歷史人類學。見保羅・利科著，王建華譯，《法國史學對史學理論的貢獻》（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

第1章

生活之苦？剝削之苦？

背靠著黃河面對著天

陝北的山來山套著山

東山上的糜子西山上的穀

咱黃土裏笑來黃土裏哭

——陝北信天游

一、日常生活中的苦難

驥村所在地域屬典型的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海拔最高1,252米，最低843.2米，平均海拔1,049米。地貌以梁、峁、溝、川為主，境內山峁達兩萬多個，溝道一萬六千多條，形成溝壑縱橫、梁峁起伏、支離破碎的地貌景觀。縣域西部與陝北風沙區接壤，溝道淺而寬、梁峁起伏大，土壤風蝕沙化明顯，植被稀少，水土流失嚴重。氣候屬中溫帶半乾旱性氣候區，全年雨量不足，氣候乾燥。其地理位置、地貌特徵和氣候條件條致使旱災成為該地區發生最頻、危害最大的自然災害。據縣志記載，自元代建縣以來的不完全統計，境內有86年發生重大旱災，有「十年九旱」之謂，是典型「靠天吃飯」的農業類型。時至今日，驥村所在縣仍是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驥村也是所在鄉鎮的19個村中的4個扶貧對象之一。長期以來，在這樣一個自然條件相對惡劣、土地貧瘠的地方，「做生活」（勞作、謀生）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農民日常生活中的疾苦表現在方方面面，我們接觸過的大多數村民都將自己歸入「受苦人」的行列。回憶起舊日的生活，似乎每一個被訪問者都有說不完道不盡的苦痛。生活中種種的壓力、困窘和不適體現為貧窮之苦、勞作之苦、家庭關係和婚姻關係之苦、性別區分甚至身體殘疾之苦。饑餓是貧苦最突出的表徵，這類痛苦的記憶在驥村人的講述中從能够記憶的年代起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

我們年輕時那把罪受下了，種地、還給人攬工，上延安做事，給人壘灶。出去跟工，背石頭、打土窯、打夯⋯⋯，打夯是四個人，打一天下來大腿胳膊都疼，就為了掙倆錢兒，可受結實了。（MSLY0099/MSL）

舊前（過去）[1-1]一年到頭就是過六月六吃上一頓白麵，香的啊。過年吃點肉，吃點麵。把肉和菜放在一起，做上一盆。（19991030/LHR）

在以農業耕作為基本生計的生存環境中，人們土中刨食、養家糊口的技能就成為判斷衡量一個人基本生存能力的重要標準。驥村除了少量的石匠、木匠、泥瓦匠以外，大多數人都是在田裏「做生活」的莊稼人，不知起自何時人們對莊稼人的稱謂就是「受苦人」。從村民講述的歷史和我們能够看到的現實中，不難發現一個現象：凡是身體有殘疾的男性，如盲人、半盲人、跛子，還有當地人叫作「憨憨」的精神殘障者，包括有些殘疾程度並不太嚴重的，比如眼睛並未完全失明或只有一條腿不便的，差不多都是「單著了」（未婚）。唯一例外的是一位盲說書藝人。在當地不成文的職業安排規定中，說書是盲眼人的專職，並且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說書成為一門尚屬不錯的謀生技藝，所以這位盲說書人因掌握了這一專門技藝而得以娶妻成家、生兒育女。同時他還通過「抱鎖」（一種保護孩子平安成長的儀式）、算命、看八卦等「職業」添補生計。「看不見就學書了嘛！再沒做的了！不會勞動，甚也不能做。我們那號人那陣就多了！現在少了，舊前那多了，一個縣裏那就幾十個嗟有了。那陣還立起這三皇會，那廟宇上有這三皇五帝，三皇會就是我們的會，都是說書的，所有這看不成這種都去了。那就給我們留下這個生活。到這個社會上，你錯過這個生活那、那就要挺挺往死餓了。」（Y0005-6LHS）

我們房東的一位大哥卻還沒有盲說書人這樣幸運。在以接種牛痘方式預防天花之前，天花在當地是帶來死亡和殘疾厄運的可怕疾病，它使一些人因而失明；也讓原本「俊個蛋蛋」的年輕女子、婆姨變成了麻子。當地方言把出天花稱為「當差」，按照嚴重程度又具體分為「大差」、「麻差」、「糠差」。房東大哥在四歲上就是因為「當大差」，天花剛巧出在眼睛裏而喪失了視力。雖然他尚存一點光感，並非全盲，雖然他幾十年沒斷了在地裏「受苦」，雖然他心地善良為人忠厚，而且還兼做吹鼓手掙得酬勞，但仍是孤身一人、未能成家。是地道的「恓惶（可憐）人」。

在相對嚴酷的生存環境中，「做生活」的基本能力和智慧，是當地人們對人和事做出評判與選擇的重要標準。這樣的生態環境和生產活動的特點使我們不難感觸到彌漫於生活中的無所不在的苦難。

女性的回憶和講述更是充滿了濃重的苦澀味道。在傳統社會中她們是底層中的底層；她們與男性村民一樣承受著貧困、饑餓、勞作、病痛之苦，但這些苦難因她們的性別及其家庭角色、社會地位而以更深重的程度呈現出來，從食物到生育，從身體到心靈：

那陣（指解放前）你們一漫（完全）解不下（不瞭解），沒吃過這麵，碗豆麵對沙蒿，一升麵放三盅盅沙蒿麵，就那些碎顆顆，壓的。和成兩疙瘩，你得擀的薄薄的，就和糊窗戶紙似的，咋切的寬的了，細的了。咋你說你十六了還不會做？你敢說你不會做了？在娘家娘的（母親）教了嘛，娘家可可憐的惡了（非常），看做些甚：天天就砍柴、掄草，餵牲靈著了。針線活冬天紡線線，織布。那陣小了，針線不會做，就紡線線、織布。你解下那棉繭繭，盤這個草帽？你一漫還沒見過。母親就那個生活嘛，就一天紡線啊，織布啊，這就是你的生活啊。亞洲部（中共中央）來那陣啊，我十四了，給那紡線，織線口袋，紡一斤，掙一斤，唉呀，那陣可恓惶（可憐）的惡了。

我們那老人（指其婆婆）可是可憐的惡了，說她六歲上到這來了（做童養媳），孬好沒個吃上的，打發她們地裏拔苦菜去啊，早起不吃飯嘛，頭晌回來要把那點苦菜撿得摘的才能吃上了。那陣那婆免儉（節約），一冬給穿個××褲，單褲，掃地那小腳腳（纏足）站不定，跪下掃了。人家地主家餵猪的猪食槽裏，吃上點猪食，餵牲靈的料拈的吃上兩顆，餓得要命了。（LHZY0120/LHZ）

我今年八十一了，十六歲結婚。結婚時甚也解不下，解不下還不是給的人家。娘家就是本莊的。二十歲上生的大小子，四、五歲當差（出天花）死了，第二個娃娃五天就死了，第三個、第四個都沒務義（養活）下。一共生了九個，只活了四個，只有一個女子（女兒）。過去對女人規矩可多了，不趕集，不遇會，不敢跟婆頂嘴，怕婆，要看婆的面色了。要伺侯男人，地裏給送飯，吃飯了把山芋（土豆）皮皮剝好了放到他碗裏。像我這個年紀的一般都不纏腳了，我只纏了幾天就放開了，就是大腳指壓住二腳指了。我有個姐姐的九十多歲了，就是小腳。那陣婆姨女子不能隨便串，就只有大年初一可以串上一天，淨在家裏生（居住），哪也不去。過去在炕上做生活（做鞋，織衣裳），（盤腿坐）炕席把鞋幫都磨成窟窿。而刻（現在）開放了，甚也能了，而刻太好了，可是老了。（19991030/LHR）

「那苦大的惡了」（非常），是當地人形容痛苦的常用語詞。「可恓惶了」，「看咋苦」，「那罪可受下了」，「受結實了」等等是村民們說古道今、談人論事時經常出現的話語。如上所述，他們的苦或來自於生存環境的惡劣，或因為家境不好，「先人沒掙下」，只能在地裏「受苦」；或者由於身體殘疾，連個「婆姨」（媳婦）也娶不上，成了「恓惶人」；婦女們所講述的苦似乎更是彌漫無邊、難以歸因的，僅僅因為她們是女人、是妻子、是母親，她們就注定要受纏足之苦、生育之苦、勞作之苦和地位低下帶來的種種苦難。她們的苦因而似乎是與生俱來、命中注定的。對於這些社會底層的人們來說，苦難構成那個時代人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從人們的講述中體驗這種苦澀可以發現這種種痛苦是彌漫於生命之中的，是散布於生活世界的，因而通常是無處歸因的，帶有先賦性和宿命論色彩。將個體的身體之苦和精神之苦轉變為階級苦、階級仇恨，是在革命政權進入鄉村社會之後才發生的，正是通過「訴苦」、「挖苦根」等技術的引導，才將農民的階級意識挖掘出來，從而使苦難得以歸因。

二、扶風寨馬氏宗族

作為與「受苦人」相對而存在的傳統的鄉村士紳階級，在驥村的歷史中也是不應忽視的。他們與「苦難的歷史」有著密切而複雜的關係。

1、經濟關係

驥村曾因馬氏地主集團而遠近聞名。由中共農村工作調查團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所作的一項研究顯示，當時的271戶家庭中共有55戶地主，[1-2]土改前分化為72戶。這些地主家族並非是土生土長的本地戶，而是在大約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從山西遷往陝北，後又從綏德馬家山經數地輾轉遷徙而至此定居。經過數代的繁衍發展，馬氏家族取代當地原有的大姓成為遠近聞名大戶富戶，以至當地有「不知縣名，卻知村名」的說法。驥村始祖順天公以「腳戶」（畜力運輸）起家，農商並重，經過連年的買地置業，利用出租土地、運輸業和商業的收入擴張土地，使得馬氏家族的土地跨越周邊數縣，在四十年代初據不完全統計已達13,977.5坰。[1-3]馬氏在其居住地周圍地區的優勢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其擁有的土地超出所在地和鄰近的四縣地域。1933年國民黨組織的調查表明，與驥村相鄰的管家咀十之八九的家戶租種馬氏的土地，崖馬溝超過90%的家庭是馬氏的佃戶。1942年中共調查團的統計列出，地主集團的代表人物馬維新擁有土地超過四千畝。這些土地分為208塊，由一百多個佃戶租種，地域包括23個村莊。[1-4]驥村周邊數村的人家幾乎都是馬氏地主的佃戶，靠租種馬家的土地謀生。在號稱「馬光裕堂」的堂號地主之外，只有四戶小地主，一戶中農，其餘的全是靠租種、夥種地主土地的佃農、為地主雇傭的夥計、掌櫃和少數工匠、商人、遊民等，形成高度分化的「富者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經濟結構。

除了出租土地獲得地租，馬氏地主家庭雇傭勞動也很多，而且名目多樣，分工細緻，計有掌櫃、夥計（男長工）、男短工、女長工、女短工、匠人（木工、石工、泥工、鐵工、柳工、畫工等）、奶媽、「洗惡水」（洗衣）女工、做飯女工、做針線女工、童工（攔羊的孩子）等等。由於多方面的需要，圍繞著地主家族的生活，村中也產生了不少技藝高超的專門人才：如廚師、石匠、木匠、轎夫、樂手、粉匠、染匠、裁縫等，這些早期的專業戶，以其超羣的技藝至今仍傳為佳話。不難看到，村中的普通人家除了少數外出的工匠外，大多勞動力是圍繞著地主的生活謀取其生計的——或是租種地主的土地，或是為地主的家庭生活服務。從上面的情況可以看出，當時的驥村應當屬於有著較高程度的貧富分化的村莊。

2、社會關係——宗族

驥村的馬氏除了構成上述富家大戶之外，在當地亦作為强大的宗族而存在，這在通常被認為宗族勢力偏弱的北方地區是比較少見的。據《馬氏家族志》記載：自明末遷至綏德的始祖林槐始，馬氏家族已歷時四百年，傳至第十六代。清代遷居驥村的五世祖順天公雲風，是開創宗族基業的重要人物，也是馬氏共認的當地始祖。生活於康乾盛世的雲風靠運輸業起家，農商並重，吃苦耐勞，發家致富，不斷地擴張土地，取驥村原住居民楊、劉兩大姓的地位而代之，為馬氏子孫的生存和發展奠定了基礎。雲風生五子，構成人們所稱的「五老門」宗族支系。至雲風的三門四世孫，馬家又出了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這就是鼎鼎大名的馬嘉樂，取堂號「光裕堂」。嘉樂學至太學生，其子、孫幾乎全部走上科舉功名之路，出了正四品二人，從四品二人，從五品三人，及知縣、主事等多人，其社會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嘉樂的經營之道繼承其祖先的方式，繼續擴大土地占有面積，到其去世前已擁有土地七千餘坰，五個兒子各分得一千多坰，另有各自的商號、窯房院落及金條、元寶。這五個兒子就是傳續至今的「光裕堂」的五個門子。

馬氏一直實行宗族制，宗族的各個支系按堂號排列和居住。其中最富裕的是嘉樂的「光裕堂」、嘉德的「敬慈堂」和嘉才的「元吉堂」。宗族由德高望衆、輩分又高的老者擔任族長，並有執事數人組成「族務會」，負責處理族內大事和排解糾紛。宗族亦有完善的族規家法，婚姻、喪葬、祭祀和子嗣教育均按規制禮儀操辦。村民們至今還能回憶起抗戰之前族中長老議事的情形。勢力强大的宗族通過聯姻進一步提升了自身地位並擴大了在當地的影響，例如同一地區的大姓姜家和高家都與馬氏世代聯姻，相互輔佐，關係密切。

馬氏宗族在强大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的支持下，做了幾件堪稱彪炳青史的大事，這就是築寨、賑饑、修祠堂和建學校。

修築扶風寨是在清同治六年（1867年），當時甘肅的回民起義軍進入了陝北，攻占綏德並圍攻離驥村不遠的鎮子。馬氏子弟次韓為保家鄉安全，與叔叔、兄弟共同集資、選址築寨。當時修築城門、炮樓、南北營、石路、水井、觀望台和排水系統，並配置火炮數門、德國造來福槍十多支；使本村和附近百姓得以上寨躲避「回亂」。據說回軍經過因馬家防守甚嚴而未曾攻取（另一說回軍因馬家奉送「保境安民費」故未攻寨）。這就是「扶風寨」的由來。其時還先後修建了前橋、後橋、南橋和寺溝橋，便利了交通。這段歷史在亂後12個村莊共同敬立的「次韓馬公德惠碑」上記載，保留至今。

賑饑之事有先後兩次，分別發生在清光緒三年（1877年）和其後的己亥（1899年）、庚子年（1900年）間。其時晉、陝旱災嚴重，馬氏子衡與其伯、叔及堂兄弟共同捐資萬緡（每緡一千文），開設粥場；還開倉散錢糧給災民。後一次設粥場長達兩年之久。災荒過後，周圍十多個村莊得到救濟的百姓為此善舉敬立「子衡馬公德惠碑」，村民們稱為「救災碑」。

紀念「築寨」和「賑饑」的兩塊石碑歷經戰火和1949年以後的政治、文化劫難，在村民精心的保護下存留至今，成為驥村的象徵和標志性景觀。

驥村歷史上有過三個祠堂：一稱「老祠堂」，又稱「順天祠堂」是遷來驥村的所有馬姓的祖祠，其內供奉以雲風為首的各門歷代祖宗神主；「馬氏宗祠」又稱「敬慈堂」是雲風的三門四世孫、嘉樂之叔伯兄弟嘉德及其後嗣的祠堂；再就是著名的「光裕堂」祠堂，為嘉樂及其後嗣的宗祠，建在村中最高的峁頂上，在「講堂」（小學校）北面，為五間兩進大開廳，石結構無梁式臥窯，兩側帶耳房；內供以嘉樂為首的四代祖先牌位。祠堂擁有土地作為公經廟產，主要用於年節祭祀和學校經費開支。與祠堂相對應的是祖塋，馬氏祖墳位於驥村鞍子塌（地名），內葬自雲風始的八代共二十四人及他們的配偶，八世孫光裕堂長門長孫鐘麟最後抱穴口（祖塋葬滿封口）。墳塋布局由北向南，依山勢形成「鳳凰單展翅」和「懷中抱珠」形制。（見《馬氏家族志》）

圖：兩通救災碑，成為今日村莊的標志

3、文化地位

與其經濟、社會地位相配合，注重教育成為馬氏最重要的文化傳統。標榜「耕讀傳家」，興倡供書求學，要求子弟讀書致仕、建功立業是馬氏宗族的一貫宗旨。自其先祖順天公始，便遵循「耕為本務，讀為榮身」的思想，順天公在清康熙末年搬入新建石窯後，就在舊窯洞裏辦起了家塾，聘請當地知名先生，督導子孫習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其第五子和四個孫子都是太學生，後代亦多人走上科舉功名之路，官至高品。自嘉樂以降，更是繼承了順天公的耕讀傳統，又開辦兩所私塾，更多的子孫經由讀書而進入仕途。

至民國時代，隨著民主自由新思想的傳播，嘉樂曾孫子衡於辛亥革命那年在村中最高的峁頂上修建三孔石窯，辦起私立小學，時稱「講堂」。據說「講堂」建於寨子上最高點有幾種考慮：學生每天兩次爬山上學，鍛煉了身體也磨練了意志；校址遠離居住區，學生學習環境好，不受干擾；地處高山光線充足，冬季也較暖和，等等。學校上下課的鐘聲每天在整個山村鳴響，這給不按鐘點作息的人帶來不同的時間觀念，成為教育影響鄉村生活的一個象徵。此後同門子孫潤書又在「講堂」北面修建光裕堂祠堂，供奉祖先牌位同時設孔子靈位以祭祀，將家廟、孔廟、學堂置於最高位置，充分體現了人們既敬祖又重教的文化觀念。

「講堂」的辦學經費亦由宗族廟產提供，教師伙食從光裕堂各戶上學子弟的家中收取糧油解決。至民國四年（1915年），在中華民國教育部的教育整頓政策下，馬氏宗族將私立講堂改為民辦小學，並更名為「扶風小學」。該校在民國政府設立保小制度後，即成為國民教育體制的完全小學，接收所有適齡子女入學，費用來自祠堂廟產和政府發放的經費。「嘉樂的後代上一年是六塊鋼洋，第二年漲到八塊，最後漲到十二塊一年學費。不足的部分短多短少光裕堂都包了。其他外姓人上學只收兩塊鋼洋。外村的來都歡迎，寺溝、艾家峁底、岳家岔、鞏家溝來的都有，到後來費也不收了。」（199804261MZYI）

扶風小學培養了一代代學生，許多畢業生成為聲名遠播的重要人物。馬氏子弟亦多人在扶風小學畢業後升入中學、師範，其後亦有多人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城市接受高等教育；還有一些前往日本、歐美等地留學，在辛亥革命前後，僅光裕堂出國留學者就有十二人，其中十一人學成回國。受過良好教育的馬氏後代許多人成為科學家、工程師、教育家、醫生等方方面面的人才，投身於抗日救國和其後的革命與建設事業。新式學堂建立後，許多非馬氏子弟也都可進入學校讀書。甚至一些貧民、佃戶、長工的子女，因頭腦聰明，也由東家幫助得到接受初級教育的機會。（Y0018GCD）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女校的興辦。1916年，馬氏後代重光在反袁世凱復辟勝利後回到家鄉，在原磨房院內的土窯洞中辦起了女校，並親自任教，讓馬家的女兒甚至年輕媳婦們上了學，讀書認字，這在當時是非常少見的，而教育也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些女性的命運。到了1928年女校並入扶風小學，自此男女合校。

新式學堂建立以後，瑞堂之妻高警世捐贈《萬有文庫》一套和銀元五百購買書刊，使學校擁有了自己的「警世圖書館」；此外還有一些自然科學教學儀器、體育器材等。據一位1930年代就讀於扶風小學的馬氏後代回憶，當時的課程設有語文、算術、常識、音樂，後來又逐漸增加了圖畫、衛生、自然、歷史、地理。（199804261MZYI）時至1944年扶風小學改為縣屬公辦小學，才結束了馬氏家族私家辦學的歷史。

馬氏宗族的文化影響還體現在遵從傳統禮教、依禮治家等方面。凡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祝壽祭祖等等大事都需按照傳統禮儀，依典制而行。耕讀傳家、尊老愛幼、慎終追遠等觀念成為家族乃至整個社區認同的思想基礎。

體現出宗族文化的人文景觀中，有宗祠、牌樓、石碑和祖塋作為宗族的象徵，表示當地社會的類別安排；而族譜和輩分名字排序直到今天依然可以清晰地為馬氏後代所表述。在清同治六年修建的「扶風寨」，整個建築高大雄偉，頗有氣勢，還有設計巧妙的城墻、城門、甬道和排水系統；此外村中各個堂號地主家的門樓、窯洞也都各具特色，高大敞亮，氣勢非凡，以「明五暗二（或暗四）六廂窯」的明清風格為典型代表；門樓牌匾上多有雕刻銘文；門口建有拴馬石和石獅、石鼓；小河上的石橋、寨口的城門洞、路中的牌樓、村落中心的築寨和賑災功德碑，處處有景。為頌揚祖先功德，在一進村口的橋邊，背山面水，為嘉樂和他的五個兒子、十一個孫子立有十七通功德碑，成為驥村八景之一（於1947年土改時被毀）；「瑞凝斗屋」、「林泉拱秀」，「扶風保障」，「樞要」，「扶風屏藩」等諸多銘文題刻至今仍歷歷在目。正是由於大地主集團曾生活於此，驥村因而具有一般村莊少有的極為特殊的人文景觀，致使許多現代的建築學家仍為之矚目、讚嘆。

在辛亥革命前後，馬氏家族有多人外出求學、就職，為了與之聯繫便利，同時也為了在家的人們瞭解外面世界的大事和新聞，馬氏家族與縣郵政局商定，在驥村的「圪坨」（土丘）裏建起了扶風寨郵政代辦所，定期傳送書信、報刊。小學校和不少馬氏家庭都訂閱報紙、雜誌，這在當時乃至現代的農村都可謂是十分罕見的事情。（《馬氏家族志》）

從以上簡要的陳述不難看出，在帝國時代和民國時期，馬氏家族是當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和主宰。驥村，作為一個村落共同體，其社會生活是圍繞這一核心展開的，其形成和運作是相對整合、有序的過程。以士紳集團為中心所構成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體系上連官府國家，下及普通農民，對地方社會與文化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組織的陝西農村調查團於民國十九年在該地調查形成的《調查日記》（1934年商務印書館牧野巽文庫）載：「其地之富饒，道路之平坦、寬大，村民衣履之整潔，石窯之高大美觀，我們在陝北尚屬第一次見到。」

圖：驥村景觀之「扶風寨」寨門

圖：驥村景觀之「林泉拱秀」

圖：驥村景觀之後橋

三、社會分層認知——「這兒的財主恩德著了」

驥村，有些類似於斯科特在研究東南亞農村時所概括的「道義經濟」模式的村落社區，屬於有較高集體認同感的內聚型的共同體。這類共同體所要求的並非一切人完全平等，而是人人都有生存的權利。它可以通過再分配體制來達到羣體生存的目的；在面臨危機時，它可以通過互惠和庇護關係提供非正式的社會保障。這些樸素但卻行之有效的再分配體制在波拉尼（Karl Polanyi）的概括中幾乎是傳統社會的普遍現象，並使之與現代市場經濟區分開來，而這類實踐方式的結果可以體現為這些「初級社會在某種意義上比市場經濟社會更有人性而同時更不經濟」。村落共同體中保護人—被保護人（patron-client）關係强調的是地主對於自己雇傭的佃戶和長工家庭的責任，而不是一種不受村社關係影響的單純經濟交易。對佃農而言，這種關係意味著年成不好時它能對自己有些甚麼好處，如果農作物減產或絕收，穀物分成制便可以少交或者不要求交租，而固定地租制則要求絲毫不減地如數交租，哪怕是顆粒無收。保護人和被保護人對於「怎樣才算好地主」具有某些共同的標準概念，而滿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是這一概念的中心內容。在這一關係中，為了使權力合法化，鄉村精英們必須履行自己的職責，必須在危機來臨時給被保護人以生存保障；而另一方面，佃戶們則要出讓利益和權力以作為得到保護的代價。[1-5]

對於馬氏家族這樣一個鄉村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普通農民是如何感知和評價的呢？這樣的認知對於他們的行為選擇又有哪些影響呢？對此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概括。

首先是村民對貧富差別的感受和對土地、財產的權屬、來源的認知。基於土地和財富占有關係而造成的社會分層是客觀的存在，也是農民意識到的社會類別。他們對於地主擁有土地而自己通過租佃耕種地主的土地這種謀生方式是接受和認同的。財主和農民的經濟關係通常有租佃、「夥種」和雇傭幾種，其地租形式屬於定額現金地租、定額實物地租、分熟制三種常見形式中的分熟制。一位曾經是佃農的村民回憶說：以前我們歪好沒有點土地嘛，我們夥種人家的、租人家的。那嗟說，一擔穀子叫你拿上多少多少，不能你全部要得去。夥種地是咱們平分（五五分成），你給我牛料貼上，抵墊（種子肥料等投入）貼上，乍我種上，乍下來這平分了。（Y0008-9GCD）

以1930-40年代經營最為成功的衍福堂馬維新為例，其擁有的1,154.5坰土地中只有145.5坰分布在本村，其中除少數自種和「夥種」地外，絕大部分土地都出租給佃戶耕種。據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的《調查》記載，自光緒十年（1884年）至1941年，每坰土地的租額從1.76斗提升到3.31斗，其間公開的加租有過七次，可見租額是逐年提高的；在正常年景，實交租額通常為定額的80%-110%；荒年的實交租額一般佔定額的20%-50%，最低的年份為0.5%；豐年實交租額一般佔定額的120%，最高達到166%。荒年欠租、掛賬，豐年追交欠租，表明租佃關係的彈性和作為社區中非正式社會保障的互惠與庇護關係。當然從階級分析的觀點出發，《調查》將此概括為地主的貪得無厭和殘酷剝削的表現。

「夥種」當地又稱為「安夥子」，就是財主家出種子、肥料、牲畜、農具，「夥子」只出勞動力的「合夥」經營土地的方式。勞動力成本即「夥子」平常吃用的糧食、柴炭亦由財主「抵墊」，秋收後再算賬還清；「夥子」居住的窯洞也由財主家提供。「夥子」除種地外，平日還要給東家鍘草、送糞、幫忙種、收東家自種土地，以及供東家日常的差使。如做工日數多，東家要提供飯食，有時也給付工資，但比正常雇用工資低；過年過節東家要請「夥子」吃飯。「夥種」的收成除去種子、牛料後雙方平分；東家一般還要在夥種土地內撥給「夥子」一兩咀地，[1-6]通常種些瓜、菜，收成全歸「夥子」；柴草跟牲畜走，全歸東家，但一般會分給「夥子」一部分秸杆以為燃料。這類「夥子」一般是來自外村的貧窮者或本村一無所有的農民，不難看出，他們對於財主有著更强的人身依附關係。

財主家雇傭勞動很多，分工細緻複雜（如前所述）。工資種類按照分工亦各不相同，總體來看，季節工資根據農忙、農閑有所不同；女工工資比男工平均低十倍左右，女短工的工資特別低；各類工匠工資相差不遠，其中鐵匠工資最高；女工中奶媽工資比女長工高一倍以上，待遇也遠比其他女工為好；洗衣女工是包工制，有髒衣即洗，不按天數或件數，每年以米、豆等支付工資。從《調查》所列賬目來看，衍福堂從1936年起長工短工都明顯減少，這與其經濟上日益緊縮的趨勢吻合。[1-7]

村民對上述經濟關係的感受和評價今天仍能聽到。土改前入黨的村民顧辰民從爺爺輩就來到驥村，當時其父才三歲，來之前其叔父因饑餓而死。到驥村後靠「夥種」依仁堂的六十來畝地，每年交一半收成，一家人才挺過饑荒。直到2000年訪談時候顧辰民仍對馬家心存感激：

這莊裏呀，反正自我記得，這莊裏的地主不苛刻窮人。沒跟你說，來這裏的都是沒辦法的，才到這莊裏來。來了，人家給你底墊上，人家吃的給上，牲靈（牲畜）給貼上，乍又把人家地種上，到秋裏下來打下給人家分一半。我們那陣來那就是窯洞都生（住）人地主家的。牲靈人家出錢買的，我們餵著我們使喚了。秋裏打下分得一半，你把這一半給人家還過，有了你就吃你的，沒了再借，就那麼個。那陣人家地主家好的惡了。（Y0062GCM10001031）

另一位有類似經歷的村民賀正福說：

這莊裏姓賀的只三家，是從何岔來的。我們家是我父親那輩來的，我一歲上到的這，是民國十七年。來驥村以後「夥種」地主的土地，種了六十來畝。住地主的窯。牲口也是人家的，我們給餵著，我們使喚。打下糧食，留下籽種、飼料，剩下的兩家平分。小牲口也是夥分。（19980526HZF）

地主與佃戶和「夥子」之間的生產和交換關係決非簡單的經濟關係，他們各自的生計與行為選擇也決非出自單純的經濟利益的計算。其經濟交換是全面地嵌入社會關係和文化體系中的，他們共同構成相互依存的村落社區。這一社區（共同體）當然並不意味著溫情脈脈、一派和諧的人際關係，也絕非理想化的田園烏托邦，但是顯然遠比簡單地判定為剝削關係要複雜得多。

貧苦村民或許將財主的富有歸結為他們祖上有德，或許歸結為他們的勤儉或「精明」，總之「人家有是人家有本事掙下的」；他們亦或把自己的境域認定為命運。無論如何這種經濟的和社會的差別在農民的意識中尚不是階級類別，租佃和雇傭也未被歸結為剝削關係。正因為如此，有村民在土改時將分到的土地和浮財退回地主家，認為「那是人家的不能要」。土改動員前的農民也正因此而被視為沒有階級意識的或為「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所支配的大衆。[1-8]

其次是人們對地主與農民關係的看法，其實亦主要是關於何為「好財主」的評價。人們經常說的一句話是「這兒的財主恩德著了」。「恩德財主」的評價與記憶至今還留存於村民的口耳之間。一些老人經常提到：驥村的地主大多是「恩德財主」，「不刻薄窮人」，「不像山西那兒的地主」；「這的地主善的多，沒做下惡事，對窮人好著了」。「築寨」和「賑饑」的善舉已經銘刻在德惠碑上，而日常生活中的「恩德」之舉也留存在人們的口碑中：「你娃娃有病了，（糧食）就給你拿得去；或者是婆姨生了孩子了，吃不上了，麥子就給你個三升五升的。有那家裏老下（過世）老人了，辦不起事了，就跟人家借麥子的，借米的呀。來了（財主）把你訓一頓。為啥要訓一頓呢？說你不好好幹，大吃洋煙，不勞動，看你這陣困難了，你張口借。訓個一頓，你要甚了，要多少，乍就幫你辦了。」（Y0003-4MRT）

有些關於「恩德財主」的故事至今仍在流傳：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在地主門口碰上個賣香瓜的，想吃卻沒有錢買，與賣瓜人僵持不下，「二財主出來，拿些錢置辦兩個香瓜，給這個娃娃。這個娃娃拿兩個香瓜喜的到處逛了。」到了土改時節，地主窮了，吃喝不濟，這個長大了的娃娃在「公家」手下趕騾子，念報當年兩個香瓜之恩，他給二財主置上幾兩洋煙，「這洋煙真個是點好貨！」「那二財主，那就算恩德財主了。」（LHS/Y0063、4）

那陣聽老人說，地主對窮人好著了。你比如說是，這尤其是我常常拉（話），就這兒這個橋上上去，人家馬××家這邊塌了一塊，腦畔（窯洞頂上）上原來是個棗樹，結棗著了。窮人的孩子，偷著就上去了，摘棗。地主老漢出門看見了，娃娃上去摘棗，趕緊跑回，怕娃娃看見他，一下驚得跌下來。（Y0003-4MRT）

對於經濟生活的兩極分化，驥村村民當然有自己的認知，對此分類的認知從農民的稱謂方式上也可體現出來。人們把占有大量土地或擁有「字號」（店鋪）的富者稱為「財主」、「東家」、「堂號家」或按照宗族體系稱為某某堂幾老爺；而農民自己則是佔人口數量最大的「受苦人」（種地的）或有某種手藝的「攬工的」。而「地主」一詞顯然是土地改革中引進的外來概念。

與上述評價相關的有關社區中善惡人品的評判。與時有善舉的「恩德財主」和「好受苦人」相對應的是有種種惡行的「黑皮」（地痞流氓）、「雜種」。革命前的鄉土社會中，農民對於村落共同體中的他人亦有價值維度的判斷與評說，而這種分類和評判是以其生活世界的邏輯和道德倫理為標準的。除了上述「恩德財主」的道德評判，村民還用「黑皮、野鬼、混種子」指稱那些生性頑劣、品行不正、為人霸道、行為暴戾之徒。這類判斷亦構成人們基於生活世界的分類圖式和社會分層的認知。

驥村歷史中一個典型的「黑皮」就是已經去世的二發子。二發子是地道的窮漢，當地人形容他「沒有正經生活，靠撿煤炭為生」。「那驢日的是賴東西，是個兒貨（「兒」形容脾氣壞，不講道理），脾氣可壞的過惡了，就那麼個黑皮雜種。」這個村民眼中的「黑皮」在土改運動中看準時機，把握了自己的命運，他當上了土改積極分子和基幹連連長，並成為殘酷鬥爭、拷打地主的主角。一個地主受打不過，只得將自己的十幾歲的女兒許給了一直沒娶下婆姨的二發子。

馬鐘岳（地主）的女子不曉得十四、十幾了，他把那馬鐘岳吊起呀，吊了幾天，可打嗟，打的那怕的把那個女子給了那，那二發子那陣是三十二了。（LHS/Y0063、4）

那個烙鐵片子就蹭到那（指地主）的脊背上，一過去，「刺溜」一下，那可可⋯⋯。那地主家那女子啊，長的俊俊嗟（形容漂亮），人家那有東西，穿的有些好，漂亮著了。再說漂亮不漂亮，還配不上二發子啊？（問：她不願意吧？）她願意甚了！十幾歲的個女娃娃嘛，哪願意跟的去了？可是沒辦法嘛！盤算這跟的去了，這老子的（父親）可不用那麼嗟受那氣嘛！論歲數女子小了，他趕（比）女子大十好幾歲了！那陣女子離婚就嫌他歲數大了！窮也不嫌哎，醜也不嫌，就嫌那像她的個老子！跟了他三、四年，跟前有個娃娃了！人家走了（離婚）把娃娃給那二發子撂下了。（Y0027-28WGL）

值得注意的是，經過激烈的土改鬥爭和其後歷次政治運動的觀念意識重構，村民們並未改變對二發子的人格評價，提起他來通常還是「黑皮、雜種、兒貨」；而他以暴力手段娶地主女子的故事也一直被人們講述至今。

有關社會分層和社會等級及其變化情況，村中一直流傳著一種說法：「鳳是鳳來，雞是雞，鳳凰落毛不如雞；有朝一日我毛長起，鳳還是鳳雞還是雞。」（Y0003-4MRT）「雞鳳說」的出處難以考證，有人說是「四清運動」時受到整肅的地主分子所言。無論如何，人們依然相信某種類似宿命的分類，時至今日仍有村民感嘆說：「我們分了馬家的窯洞和財產，但沒能分得他們的智慧和發家致富的本領啊。」[1-9]這類感慨緣於馬氏後代由於受過良好的教育，全部離開了鄉村，或參加革命，或就職於城市，或發跡於海外。此是後話。

四、土改之前錯綜複雜的鄉村社會關係

在鄉村建立革命政權之前，除了上述地主與農民之間複雜交錯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外，作為鄉村統治精英的士紳地主與共產黨之間也並非只有簡單的對立關係。

「鬧紅軍」：馬氏宗族自明末遷至驥村，發展到民國時期已成為當地聲名遠播的名門望族。他們並不是鄉村中不開眼的土財主。其子弟沿襲讀書求學的傳統，幾乎全部外出接受教育。在辛亥革命前後，作為世代開明地主的光裕堂子弟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求學的人很多，也有一些子弟前往日本、歐美等國留學。他們更多地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孫中山的主張，亦有多人投身於革命和國共合作，其後還有一些直接加入了共產黨，並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犧牲、奉獻。半個多世紀之後村民仍然能够講述的「鬧紅軍」故事就是馬汝翼犧牲的事件。馬汝翼，馬氏信義堂二門後人，在師範學校讀書時就加入了共產黨，三十年代中期，馬汝翼曾任縣委委員和區委書記，由於叛徒告密，在當地一個寨子上開會時被國民黨部隊偷襲包圍，其中兩名委員被捕，馬汝翼犧牲：

地下黨員就是地下組織。我爺爺那陣兒就是地下黨，他們那就算最、最早的了。那哪能公開呢？你比如（壓低聲音）這陣兒就從山上上去了，都是這陣兒啊，不敢回家吃飯，都是在山上生（待）著呢，在林子裏圪蹴（蹲）著了。甚會兒等這個莊裏人都睡覺了，無事了，才進家裏了。村子裏的人實際不知道他是黨員。那陣，（比如）我知道你是黨員，介紹人，他就不能叫知道了（單線的），慢慢兒一個一個引逗起來的。打仗那陣那就沒打仗，最後才發現有馬刀、矛子、刀子，最後才發現有土槍，再就沒個甚麼了。這個國民黨軍隊來了莊子上，就是鎮壓了。國民黨的隊伍，就是一個連，就在這兒住著了。（問：那陣兒這塊是白區嗎？）白區。（問：那紅軍和誰聯繫呢？）那就是郭洪濤，他是黑疙瘩（地名）的，人家那是文化人。還有馬明方，他是岳家岔的，離我們這兒四五里。（問：他那陣兒是個甚麼領導？）也是個文化人，職務可能是個——哎呀那陣職務不清楚，那老子的（父親）是個陰陽哩。（問：那咱村裏這邊誰帶頭呢？）這個村裏就是這叫個馬汝翼，前面就是個馬汝翼，寨子上是個馬繼棠。在底下慢慢串聯著了，（都是）文化人，聯繫著了，做甚也是沒文化不頂事！（問：那您爺爺也有文化吧？）沒有，沒文化的只有就是人家有文化的安排你，叫你做甚你就做甚。（問：你奶奶知道你爺爺參加地下黨嗎？害怕不害怕？）那是單線聯繫，根本不知道。

馬汝翼那陣兒那就是人家暴露他在小寺子開會，離這兒三十來里地。暴露了嘛，在一個寨子裏，他們這負責的都開會來了。是叛徒暴露給國民黨，暴露他以後，連夜請來國民黨隊伍一下把寨子一圍。圍定以後，他（馬汝翼）跑出來從這個崖裏掉下來，趟（跌）到冰灘上了，連摔帶凍，人一下就死下了。逃著的就逃了，逃不著的就趟死了。（Y0003-4MRT）

另一位知名的地下黨員是前面提到的馬明方。馬明方是與驥村相鄰的岳家岔人，驥村的女婿（與驥村馬氏連姻）。有村民回憶說：那馬明方那可受（苦）了，說那鬧革命那陣兒，做紅軍了，共產黨員。那個山裏上去了，一天也不出來。這娘的（指其母），提個筐筐，拿個罐罐就上去（送飯），給他送點甚了？就那苦菜，那陣人可可憐了嘛。（問：他在山裏躲著了？）噢，躲著了，不然那不敢回來，到黑裏乍出事了，黑裏定下時間到哪裏開會了、做甚了。（問：那躲在山裏是靠農民送飯了？）靠娘的嘛。（20051108FJZ）

村中一位盲說書人藝人（當時剛能記事）講述了地下黨活動的一些片斷：

鬧紅軍那陣？我將知道，我們家裏頭叔老子（叔叔）就鬧著了。就這伏起（指山頂上）栽那碑上，碑上刻著了他的名字了（指峁頂上「窮人翻身紀念碑」雕刻人署名「老紅軍李林盛」），紅軍嘛就是我們叔老子，和我們老人（指自己父親）是親弟兄。那偷的鬧著了，這上寨子那陣呀國民黨那陣在這兒紮著，許連長在這兒紮著了。這莊裏窮人裏頭啊就出去那一個（指其叔叔參加地下黨）。那陣呀偷的鬧呀就是那一個，那就是背地裏呀，那沒露面。

我記的呀這是六個人在那前莊頭開會著，有個馬師聰半夜拾糞來，盤算（以為）那兒賭博了，上圪節那些五六個人開會著了。（地下黨之一）馬濟川說：「馬師聰你乍做甚來了？」「我盤算你們這兒賭博，我也上來耍來了。」「你曉我們做甚？這個人不敢叫走了。」就不叫那走了，馬濟川給那一疙嘟路條（其實指的是傳單），給那一打路條，「你明兒趕會呀把這個、把這個這工作給咱做了，把這路條呀你把它都撒出去。你要是敢把這個撒出去了呀，這就免你渾身無罪。」這給那應承了，就拿了一打呀，第二日黑裏呀這就都撒開了。這財主、地主都下去，把這拈（揀）起呀看了，那上頭都寫的是打地主打惡霸，打地主要先打誰打誰，都把這堂號地主呀都寫著了。撒過路條以後，臨後才把那收了紅軍，這就跟了共產黨了（衆笑）。工作不做了怕你反變了嘛！那陣那秘密工作怕人著了，不敢做。誰誰叫識露了，那先抓定就先殺你了。可怕的惡了！可怕的萬惡了！（Y0005-6LHS）

土地革命時期，以汝翼、汝驥、濟川、繼棠、漢文、豫章、師冉等為代表的多名馬氏子女加入共產黨，追求真理、追求民主，其中包括汝翼在內的三人獻出了生命。早期的地下黨活動被村民稱為「鬧紅軍」，「盡要做些要命生活」，「危險得惡了」。由於「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的地下工作性質，人們對於他們的活動和性質並不瞭解，只知道他們開會、「撒路條」（散發傳單）和在山裏藏著，連「吃大戶」一類的劫富濟貧的事也很少做。在當時一些村民眼中，「鬧紅軍」與土匪的活動相差不多，甚至認為紅軍就是土匪。

「國共合作」：抗日戰爭時期，驥村馬氏更有多人奔赴前線後方，積極參與抗戰。特別是在廣泛的國共合作、統一戰線背景下，馬氏子嗣除有多人加入國軍和八路軍直接對日作戰外，還有進行抗日宣傳、抗日教育，出錢出糧支援八路軍抗戰，認購公債、實行減租減息、繳公糧、獻糧等多種革命行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繳納公糧的情況。據《馬氏家族志》載，在抗戰時實行減租減息的情況下，馬氏各家都能完成向綏米兩縣繳納公糧的任務，當時馬家所繳公糧數額竟佔到全縣的一半。此外，著名的三五九旅曾三次向馬光裕堂借糧一千七百石，這些糧食用毛驢運送需要四千二百五十頭毛驢、一千四百人次趕驢才能運完。而當三五九旅要打借條時，馬氏族長閣臣說：這些糧食是我們奉獻給抗日將士的。實際上，抗戰時期的「公款負擔」是導致馬氏家族稍後衰落的重要原因。這一時期依然是鄉村精英的地主與共產黨政權的關係也是複雜微妙的。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1942年在驥村調查時，亦關注到馬氏集團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馬維新對新政府的意見，據說他曾慨然說到：對現在政府的事情，咱們不能講甚麼，講也不過是地主的話。⋯⋯現在人心是越來越不如從前了。「穀子越大越沒貸，地主越大越有過」。咱還有什說的呢！

據中共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的《調查》統計，抗戰時期光裕堂各家由於「公款負擔」加重，是造成馬氏家族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馬氏衍福堂支出調查表

上表由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1942年所做《調查》中抽取1936年和1940年支出（尚有柴炭費、肉食費、針線費、迷信費等少量雜用費未列出）為例以為比較。《調查》還列出了歷年收入與支出變化的情況，從中可以看出，1936年收入總數為329.55（石米，下同），支出總數為239.01，尚有盈餘；而到1940年，收入總數為98.63，支出總數為253.35，已經入不敷出。

作為當時地主集團代表人物的馬維新，在其全盛時期擁有土地（包括買地和典地）一千六百多坰，還有商號和放賬的收入。到三十年代末他逐漸走下坡路。1940年當地建立人民政權，實行減租減息（四成交租），當年在其家庭總支出中「公家負擔費」一項大幅度增加，佔到總支出的48.01%，到1941年又上升至56.6%；其收支已出現逆差。到四十年代後期，公款公糧的徵收繼續增加，據有些村民回憶，從1946年到1947年就要了七次公糧，其中六次是全部地主家給的，到第七次就把倉庫都打開了，地主家也沒糧了。（YJG001gcm）「能打能算衍福堂」（形容其善於經營）的馬維新在此情形下亦不免「苦悶」。其在土改前鬱鬱而死，恐怕與此政局動蕩和經濟的下降不無關係。

除了抗戰時期和之後馬氏與共產黨革命政權複雜的經濟關係外，其間人事和組織關係也處於錯綜微妙的狀態。曾任光裕堂族長的桂樵，早年即參加辛亥革命。其一生好學，藏書最多，擁有一部《二十四史》，是當時陝甘寧邊區唯一的一套。毛澤東在延安時曾借去閱讀。鐘泰家有一套《辭源》，毛澤東得知此書派人來購買，鐘泰將一套12本線裝《辭源》送給毛主席，但毛主席派人送來可以在縣糧庫領到一石二斗小米的條子，鐘泰將其頂繳了公糧。前面提到的銘三（馬維新）善長治家理財但卻並不熱心政治，但在抗戰期間他出於愛國熱情，擔任了地方政府工作，被選為聯保主任，還積極執行減租法令。其三個女兒都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工作，長子加入海軍，在對日作戰中犧牲。1928年加入共產黨的豫章，多次參與黨的重要活動，西安事變後任膚施縣（延安）縣長，被毛澤東讚譽為「白皮紅瓤」的抗日縣長。抗戰時期，閣臣、醒民都被推選為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員，後又被聘為邊區政府參事，銘三、西園被推選為縣參議員，銘三和閣臣還擔任三三制民主政府的工作，為李鼎銘「精兵簡政」議案提出重要建議。[1-10]

聯姻是馬氏與共產黨革命政權複雜關係的又一重要形式。以馬氏最富有的維新一家為例，其生養二男八女，其二女、三女、六女、七女都嫁給共產黨和革命隊伍中的軍政要員為妻。前述當地共產黨重要領導人馬明方也是娶馬氏女子為妻，成為驥村的女婿。以至因「米脂的婆姨」而著稱的縣有了「丈人縣」的謔稱。[1-11]

抗日戰爭之後，驥村馬氏子弟大多陸續離開村莊、參加工作（革命）。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選擇跟隨共產黨還是跟隨國民黨並不是按照出身劃分的，與其家庭經濟狀況亦無直接關係。

由於驥村所在地區是抗戰後國、共兩黨分據地區，以致當地的中學和師範學校都曾分別為共產黨和國民黨主辦，有時存在兩個部分，故有「紅」「白」之稱。大體上，凡在「紅色」學校中就學的馬氏子女多參加了共產黨或革命事業，在「白色」學校中讀書的多加入國民黨和相應的組織。一位四十年代即參加革命的馬氏女子以切身經歷講述了當時走甚麼道路的選擇過程：

我12歲就上××師範了，開始是女師，後來就改成男女合校了。（問：那是哪年啊？）那我看是——（19）38年。小學就在扶風小學上的，然後考上××女師了，上了一年我們就轉到縣中去了。縣中原來是國民黨辦的，上了一年之後就是共產黨辦的了。（問：您怎麼選擇參加革命、跟共產黨走？）那陣國民黨派個營長來當校長，還有兩個連級幹部，當教官管我們。早上要出操，訓話，還讓我們唱國民黨黨歌。我們都不高興。共產黨的教員完全不一樣：我們老師兩口子都是共產黨，帶我們去郊遊，唱歌，宣傳革命道理，那我們可高興了。那陣有兩個縣中，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此前談到在家族中任族長的父親重男輕女，男孩子都送到北京上大學，女孩讀書就不給出錢，最後還是其母拿出私房錢供其讀書。）參加了共產黨回家來也不說，不告訴父親。（20060502MQQ）

從這類講述中不難瞭解，「紅」或「白」道路的選擇並非簡單地與家庭出身、經濟地位相對應，而是與每一個體的所處環境、生活經歷、家庭關係甚至性別具體地相關的。可以說階級地位與道路選擇是相當錯綜複雜地關聯在一起的。

據村裏普通農民回憶，土改前村裏的革命活動如辦識字班、宣傳革命道理等得到馬氏子女的大力幫助：

那陣辦識字班，上邊號召掃除文盲，我們年青人就自己弄起來，白天勞動，晚上識字。參加的人（後來）最大的做到地級幹部，還有縣級的。地方就在寨子上水井那有兩眼窯。有四五年時間，識字班給國家輸送了人才。

堂號家（指地主）的子弟參加革命的，都是在共產黨的學校裏念書著；沒參加革命的，都是在國民黨的學校裏念書的。「立場觀點不同，走的路線就不同。」有的一家兄弟兩個立場就不一樣，比如漢明一直在共產黨這邊，漢書一直在國民黨那邊。從共產黨學校回來的幫助我們辦這夜校，排秧歌，搞宣傳隊，不論男生女生都儘量幫助我們了。凡是從國民黨學校回來的看也不看我們。中正堂五老爺的幾個女子回來就幫助我們排秧歌，搞宣傳，給我們上課。羊窪裏馬林儒的女子，馬××、馬××都是幫助的。馬維新的女子我知道的都是紅的。馬維新土改時統計他的剝削量，一年是四百石小米。他的女子們都革命，他也不管女子們走的路線，各走各的。（Y0036-37mhm）

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注意到革命前鄉村社會中這種複雜的階級關係，他看到，當時的共產黨與地主集團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對當地富紳大族的態度亦不無矛盾。從大處著眼，抗戰時期地主適宜加入統一戰線，而且在國民黨對邊區禁運的環境中，他們在共產黨統治地區是增加生產和減少通貨膨脹的潛在同盟者；反之，馬氏地主對於共產黨的態度也同樣是矛盾的，當時作為宗族首領和行政領導的知名地主顯然反對共產黨對這一地區的接管，而且竭盡全力加以阻止，但馬氏的子孫們卻既有加入國民黨亦有加入共產黨的，既有服務於國民黨軍隊也有服務於八路軍的，甚至婚姻關係也使馬氏與國共政治雙方發生聯繫。因而，馬氏並非在階級鬥爭中被簡單地指責為階級敵人，而是成為統一戰線中的夥伴，並且他們也從1941年實施的「三三制」中獲益。[1-12]

苦難和對苦難的經歷與感受是鄉村生活的常態。生態環境、土地貧瘠、貧富不均、社會分化、性別地位、身體殘疾甚至個體特徵等都可能造成各種各樣的苦難。人們對彌散於日常生活中的苦難雖然有所感受，但卻很難進行分析和解釋，即無從為其歸因。

基於土地占有關係而形成的傳統鄉村社會中地主與佃農的關係很難用「剝削」二字簡單地概括，租—佃之間並非單純的經濟關係，而是有著强烈的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全面的社會互動關係。從前面述及的租佃、「夥種」、「安種」等形式中不難看到，傳統的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度安排了各種生產要素之間的有效組合，如同法國古典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在其1803年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概論》（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中所指出的：農業生產出來的產品是勞動、資本和土地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正如工資是對勞動服務的補償和收入，利息是對資本服務的補償和收入一樣，地租是對土地服務的補償和收入。他提出了「生產三要素論」成為地租理論的基礎之一。[1-13]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繼而指出：重農學派正確地認為，一切剩餘價值的生產，從而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的。如果人在一個工作日內，不能生產出比每個勞動者再生產自身所需的生活資料更多的生活資料，在最狹窄的意義上說，也就是生產出更多的農產品，如果他全部勞動力每日的耗費只够再生產他滿足個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那就根本談不上剩餘產品，也談不上剩餘價值。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並且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資本主義生產，使社會中一個日益增大的部分，脫離直接生活資料的生產，並且像斯圖亞特所說的那樣，轉化為自由人手，使他們可以在別的部門任人剝削。[1-14]這些論述都未直接、清楚地說明農業生產關係中剝削究竟如何定義和計算。理論和現實都表明這種定義和計算是相當複雜和困難的，遠非通過大而化之的估算或簡單的革命性定義所能解決。

個體與家庭的遭遇和煩惱與更大的經濟社會結構之間有著相當大的距離，生存於其中的人們難以跨越也難於明瞭。革命前的鄉村社會雖然並不是一種溫情脈脈、一派田園氣氛的共同體，但也並不是涇渭分明、緊張衝突的階級對壘，而是充滿各種錯綜關係、有分化矛盾也有合作互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的社區。總而言之，1946年以前的驥村，相對而言還是一個平靜、安詳的傳統村落。但是，一場革命性的巨變山雨欲來。

注釋

[1-1]對訪談記錄中方言的解釋在括號中標出，下同；引文後標記為訪談記錄編碼，以便查證。

[1-2]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米脂縣楊家溝調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2-24。

[1-3]坰為當地土地計量單位，一坰約為3.5畝。

[1-4]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米脂縣楊家溝調查》，頁33-38。

[1-5]詹姆斯・斯科特著，程立顯、劉建等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頁1-13，35-71。

[1-6]咀為當地計量單位，一咀地約為六分。

[1-7]最富有的衍福堂1933年有土地5,028畝，到1942年減少至3,464畝，不到十年中減少了1,564畝。欲仁堂即新院的主人1936年典出土地396坰，約合1,386畝，用於公家負擔和子女教育開支。見馬漢援、王秀眉編撰，《馬氏家族志》（私人印行，2003），第58頁。

[1-8]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pp. 225-234.

[1-9]馬漢援、王秀眉編撰，《馬氏家族志》，頁76。

[1-10]馬漢援、王秀眉編撰，《馬氏家族志》，頁53-56。

[1-11]據當地方言，未婚女性稱為「女子」，已婚女性稱為「婆姨」，重音都在前一字。

[1-12]EvelynS. Rawski, "The Ma Landlords of Yang-chia-kou in Late Ch'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 eds.,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245-273.

[1-13]參見http://www.soudi.cn/soudi/news_30903.html。

[1-14]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頁885。

第2章

為苦難歸因：

「訴苦」—「翻身」的土地改革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

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

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革命是暴動，

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革命政權的確立是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革命，[2-1]是整個社會結構的重新安排。重構鄉村社會是一個通過權力的實踐，對原有人羣重新分類（Re-category, reclassification）的過程，亦即按照統治意識形態重新等級化的過程。這一對農民生死攸關的過程，被形象化地表述為「翻身」，所不同的是「翻身」對於士紳精英和貧苦農民是完全不同或正好相反的過程。鄉村社會結構的巨變同時帶來農民觀念意識的改變，即通過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的灌輸改變農民傳統的社會分類圖式和社會評價。這一社會結構與社會意識的變遷過程不僅重新塑造了農民羣體，也形塑了未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形態和政治邏輯。

一、驥村土地改革大事記

1942年秋冬，以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為首，由劉英、馬洪、許大遠等參加的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來到驥村，從事為期五十多天（1942年9月26—11月21日）的調查。調查組搜集、查閱並核算了馬氏宗族近百年的地租、商鋪、借貸、雇工的賬簿；與包括農民、幹部、地主在內的各種人物談話。後經認真研究，寫出調查報告，成為國內外研究中國農村地主經濟的翔實而寶貴的資料。其時雖為抗戰期間，但這一調查旨在闡明地主階級的剝削本質，因而為中國共產黨日後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和實證依據。

1946年5月4日，由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毛澤東、任弼時、林伯渠、徐特立、康生、薄一波、鄧子恢、黎玉、胡喬木等出席。會議經過討論通過了會前由胡喬木執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簡稱為「五四指示」。其主要精神是：由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分配給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根據當時「爭取和平，準備戰爭」的形勢，解決解放區土地問題成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環節。

1946年6月中共米脂縣委向全縣幹部羣衆傳達「五四指示」；8月在全縣範圍展開土地改革運動。

當年農曆九月驥村作為縣的土改試點，開始以「獻地」、「征地」為主要形式的土改工作。馬師麒、馬醒民、馬瑞堂等人獻地，並因而成為「開明紳士」。

1946年12月3日，陝甘寧邊區公布《徵購地主土地條例草案》。米脂全縣推行公債徵購地主土地的辦法，其時工作團萬團長和縣委書記趙錦峰到驥村蹲點，首先試辦公債購地。

1947年2月，邊區政府頒布了對土地徵購的修正命令，對地主有所照顧的規定被取消。

同月，邊區工作團到驥村幫助進行土地徵購和清算鬥爭，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任工作團團長，縣政府二科科長馬光華派駐驥村協助「訴苦、清算」鬥爭和分配土地。

農曆正月（陽曆1月22日至2月20日），原邊區參議員、驥村光裕堂馬氏地主馬醒民被鬥爭；

農曆二月十四日晚（陽曆3月16日），驥村村民哄搶光裕堂馬氏地主的財物，工作團束手無策；

農曆二月十五日，光裕堂馬氏地主占有土地的七個區，在光裕堂祠堂前召開翻身大會。會上，各區鄉推選清算委員，產生清算委員會，清算光裕堂馬氏的剝削；

當日，立「勞動人民翻身紀念碑」於光裕堂祠堂前廣場。

翻身大會後，為解決「哄搶」事件，驥村所在鄉組建警幹隊，維持清算秩序；清算委員雷蘭田、周重喜因貪污被警幹隊關禁閉。雷、周被抓的第二天，分配清算果實的聯鄉大會召開，大會完全失去控制，演變為對清算委員的清算。清算委員被逐個吊打，馬光華也被捆。下午縣領導趕到，聯鄉大會終止。

縣領導一面審訊清算委員，調查貪污，一面進行羣衆教育，指出捆綁清算委員的行為是不當的。聯鄉大會後的第三天，再次召開聯鄉大會，會上宣布了對清算委員貪污情況的處理，同時正式開始分配鬥爭果實。清算鬥爭至此結束。

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陝北，同年10月敗退。農曆七月十五日（陽曆8月30日），路過驥村，侵害糧食、牲畜。

基幹民兵排長郭成明在鄰村抓獲一名「胡兒子」（胡宗南部隊的士兵）並繳獲步槍一支，為此獲得一斗小米的獎勵。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在晉察冀解放區平山縣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這次原本要在延安召開的會議因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中共中央撤離延安而改址。這次會期超長的會議交流總結了「五四指示」一年來土改工作經驗，力圖給以後的羣衆運動、土改運動提供新的指導。9月13日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公開發表，付諸實踐。《大綱》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平分土地成為《大綱》的中心內容。

1947年11月22日，轉戰陝北的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進駐驥村，代號「亞洲部」。

「亞洲部」駐紮期間，驥村召開鬥爭地主大會（約在11月底或12月初，一說為來年春裏。），鬥爭對象為馬鐘琛、馬閣臣、馬師光、馬鐘岳、侯氏（馬師遷之妻）及馬銘三之續弦，鬥爭地點在馬氏老祠堂院內，後其中三人被逼問金銀元寶而遭吊打；當晚毛澤東制止了吊打地主的做法。第二天已經安排被鬥的地主得以幸免。

就此中共中央決定立即停止各地土改中的極左做法，處理糾正土改中的一切錯誤。由任弼時、陸定一起草〈關於土改等問題的決定〉。

1947年12月，在驥村召開「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總結土改經驗，討論政策問題。

1948年冬春大饑饉。肇因1947年胡宗南進犯，農民分得的土地未能好好耕種，加之當年霜凍早至，天災兵禍所致。其間：

原邊區參議員、參事馬醒民餓得全身浮腫，不得已一路行乞流亡蘭州；

原邊區參議員、參事馬閣臣亦經榆林、寧夏流遷至西安；

光裕堂馬氏鐘泰長子果夫因饑餓夭折；

驥村馬氏多於此時期離開本鄉，各奔東西。

1948年2月，毛澤東在驥村主持召開「土地工作會議」，重申黨的土改政策。

1948年3月21日，「亞洲部」離開驥村，經佳縣東渡黃河，開赴河北西柏坡。

1948年2-3月，全縣進行了土改糾偏工作，調查登記土地，調濟抽補，復查階級成分。

二、從「試辦徵購」、「獻地獻金」到「土地清算」

1938年驥村所在地區處於蔣介石派駐軍隊何紹南部統轄之下，1939年八路軍駐防該地區，1940年何紹南的部隊被驅逐，當地建立了人民政權。共產黨自當年起即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規定四成交租，1941年改為六成交租。[2-2]如前所述，自1940年起馬氏因減租減息政策的實施，特別是因「公款負擔」加重，已經走上衰敗之路，其時雖在抗戰期間，出於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策略，地主的土地、財產並未受到觸動，但不難看到其鐘鳴鼎盛的往日輝煌已經不再。

關於減租減息，曾經是佃戶的一位村民回憶說：以前我們歪好沒有點土地嘛，我們夥種人家的、租人家的。那嗟說，一石租子叫你拿上多少多少，不能你全部要得去，夥種地是咱們平分，你給我牛料貼上，給地貼上，乍我種上，乍打下來這平分了。後排（後來）是不叫那麼分了，先是四六，臨後是三七，就是種家（佃戶）六份七份。（Y0008-9GCD）

1946年農曆九月（陽曆9月25日至10月24日），根據「五四指示」的精神，驥村因地主集中而作為全縣土改工作試點，首先試辦公債土地，即由政府發行公債券，從地主手中購買土地，然後按每人四坰的規定分給羣衆。為試點工作的慎重起見，工作團萬團長和縣委書記趙錦峰親自蹲點，還特別把在外區工作的馬瑞岐調回驥村參加劃定成分等工作。此次正式劃定驥村馬氏光裕堂地主72戶。一位當時主動獻地的「開明紳士」回憶說：

土改時，土地獻出去了，二百畝，所以定了開明地主。當時也登過報，那時候的報紙找不到了，這大概是綏德辦的《大衆報》上寫著呢，村裏那陣寫過黑板報。（問：捐地是甚麼時候？）是土改以前，大概在1947年還以前了。（問：二百畝地捐給誰了？）捐給縣政府嘛。那還沒土改，土改以前，一般的人不往出獻，我獻出來以後帶動了各區的地主都往出獻，所以那時候登報。地捐給政府以後給了農民了，那陣定了開明人士。（問：地是誰捐的，是你父親嗎？）是我獻出去的，那陣我父親就亡了。馬光華知道，他瞭解獻地的情況，那陣他是縣二科科長，就是管理土地的科。（問：那時您家裏總共有多少地？）有三百多，不到三百坰，獻了二百畝。那陣我教書著了，回家來獻地，到土改時候對我還照顧了。（問：沒有鬥爭過您？）沒有。這些幹部來了試辦土地徵購，後來到47年就來了土地清算。延安上來的周興，那是團長，到我家裏來，聘請我參加工作團，聘請我做甚了？我也是地主麼？因為羣衆把東西從地主那轉移出去，叫我從地主那瞭解究竟轉移出去甚麼東西，叫我瞭解一下。開始獻地，後來還獻金，就是銀錢麼，我還在地主裏頭宣傳，所以定為開明人士。（Y0001-2MSQ）

在土改的這一階段，雖然名為「試辦徵購」，但實際上政府並未發行公債券，因而不存在所謂「購買」，實際上實行的是沒收地主的全部土地。而且在將原來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時，因土地數量不足，未給地主家庭成員分地，如此地主家庭失去生活來源，只能依靠少量存糧和財物維持生活。[2-3]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從1946年到1947年收了七次公糧，其中六次是全部由地主家給的，到第七次就把倉庫都打開了，地主家也沒糧了。根據這種情形，納糧改為獻金，金、銀、毛毯等凡值錢之物均可作價繳納。

1947年春天驥村的土改進入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方針是進行「土地清算」，實行「鬥地主，分浮財」的政策。2月13日綏德地委發出〈關於春耕前深入發動羣衆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補充指示〉，指出「去冬以來各地土改運動獲得了不少成績，主要表現在十餘萬農民在地主手中取得了近十萬坰土地，並在這一運動中提高了農民羣衆的鬥爭情緒與階級覺悟。但是這些成績是並不普遍和鞏固的，如大多數地區，羣衆在這次土地改革中，對地主的直接鬥爭尚未發動起來」。指示號召「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發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就特別注意動員婦女羣衆參加）和地主進行堅決鬥爭，是消滅地主階級，教育農民和提高其階級覺悟的唯一辦法。鬥爭的方法，應該是通過羣衆訴苦、清算、要舊約舊賬，立新約、丈量土地等方式，以壓服地主氣焰。組織形式最好是通過鄉民大會，讓農民直接同地主做鬥爭。在地主較多、影響又大的城鎮則可召開周圍幾個鄉的羣衆大會」。指示還强調「解決土地問題應與擴兵工作配合進行，在羣衆已經發動、土地問題徹底解決的基礎上，完成今春擴兵任務」。[2-4]

與此同時，延安派還來了土改工作團，時任邊區保安處處長的周興任工作團團長，進駐驥村幫助進行土改。周興是個有豐富鬥爭經驗的老革命，他參加過南昌起義，在農村開展過武裝鬥爭。長征後，他一直負責陝甘寧邊區的保衛工作。在陝甘寧邊區，保安系統有從邊區保安團到各縣保安隊的武裝力量，成為與黨的組織、抗日民主政府並駕齊驅的邊區「三駕馬車」。當中共中央駐紮在延安的楊家嶺時，保安處占了大半個延安城，以致周恩來在與周興相見時都戲稱他為「周半城」。[2-5]

對驥村土改的不徹底情況，周興有著清楚的認識，他在一封信中寫到：[2-6]

根據幾日來所獲材料，大致有下述問題意見較多：（一）雇農與工人因過去承購土地較少，每人最多只不過一坰，因而今天大為不滿。且所分地較遠較壞，亦有意見。而原來分地較多或地未動的，就不願此次再動。另外由於過去條例的限制，地主留地太多，一邊每人留地四、五坰，多的有在十坰以上的。富農封建尾巴大部未割，羣衆亦要求變動他們的。但也有一部分人（如佃中農、個別雇農）今天他們對地主認識模糊的認為他們已經窮了，並不需要如何再去動。（二）羣衆對少數幹部不滿。他們在去年土地改革中得好地，多分地，平時態度不好，脫離羣衆，甚至一部分工人堅持不解決個別壞幹部問題，即不積極對地主進行鬥爭。（1947/2）

面對土改不徹底、羣衆不滿的複雜情況，經驗老道的周興有條不紊地領導著工作團展開工作：

我們在此工作四日。前兩日著重在羣衆中進行一般調查，瞭解情況。後兩天參加鄉幹部聯席會及驥村鄉（六鄉）支部會與農會幹部聯席會，及驥村之工人會。（1947/2）

通過密集的調查和會議，周興不僅對驥村的情況心裏有了數，工作的開展也是成竹在胸了：

本此情況，我們決定目前中心任務在於教育和團結內部一切力量，並同時準備材料，組織積極分子對地主作鬥爭。進行的步驟首先在幹部和黨員中動員，使之認識新方針新精神（說明他們有成績，過去的缺點上級應負主要責任）。對在羣衆中影響較壞之幹部應啓發其認識自己的缺點，進行自我批評。召集工人會對他們講明他們合理之要求及其他意見一定可以解決，但目前主要的還是一致地向地主作鬥爭，並允許他們可以參加農會（但今天開了工人會之後，一部分工人仍表示不滿，仍堅持非先解決個別壞幹部即不可能對地主鬥爭。此問題如何解決，我們還在調查研究中）。然後再分別召開各種羣衆會（農會小組會、婦女會等）進行思想動員及適當穩定一部分羣衆的情緒，使其參加鬥爭和不妨礙其準備生產。在材料與羣衆適當準備後即召開在羣衆中進行各種訴苦的醞釀，啓發羣衆階級覺悟，進一步組織將來之鬥爭。（1947/2）

需要提及的是，當年3月，正當土改第二階段開始時，胡宗南部隊開始進攻陝北，土改工作團因要上前線作戰而撤離驥村。

周處長二月十五開這個會說是，「咱們隊伍可多了」，我就記得說，「隊伍可多了」。（後來）他們就走了，周處長要上陣去了，那時候他還是領導，不曉得咋嗟還要上前線去了。就這周處長。（Y0007MZY19708212[1-1]）

這一階段的土改以二月十五日「翻身大會」的召開為標誌暫告一段落。會後在原馬氏光裕堂祠堂前廣場立「勞動人民翻身紀念碑」為證。

由於胡宗南進攻延安和土改工作團撤離，致使這一階段的土改工作未能「徹底」，驥村只分了地主家的土地、糧食、衣物、傢具、農具等浮財，並未對地主進行鬥爭。1947年10月胡宗南的部隊敗退，而此時也正是《中國土地法大綱》經中共中央批准、公開發表，付諸實踐的時候。驥村土改更為「暴風驟雨」的時期也從此開始。

圖：一九四七年所立勞動人民翻身紀念碑

三、「清算」風雲[2-7]

土改過程中的「清算鬥爭」指的是全面地算賬，具體而言就是貧苦農民向地主算剝削賬，討回應該屬於自己的收益。因而「清算」意味著建立貧苦農民與地主之間剝削關係的社會認知，這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用以動員廣大農民、發動階級鬥爭、重建社會結構的最重要手段，而清算鬥爭也構成土地改革運動的主要內容。「清算」與被「清算」的雙方當然是關係清楚的貧苦農民和地主，但驥村的實際「清算」過程和「清算」邏輯卻不單是農民與地主的關係這麼簡單，而是交織了本村人與外村人、羣衆與幹部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和衝突，以致「清算」鬥爭演繹成一場紛繁雜亂的悲喜劇。

鬥爭的複雜性從「清算委員會」的組成中已可見端倪，代表廣大農民向地主階級討還財產的權力機構，是與馬光裕堂有剝削關係的七個區的羣衆代表所組成的清算委員會。驥村清算鬥爭的主要領導者馬光華在他的工作彙報裏詳細地說明瞭清算委員的產生過程：[2-8]

鬥爭大會結束後，根據各地清算關係，當場宣布各區鄉應選代表、條件及數目：桃鎮區八人，吉鎮區六人，石峁區四人，印斗區三人，十里鋪區一人，何岔一鄉一人，二鄉四人，三鄉六人，五鄉五人，六鄉十一人。

49名代表來自六個區，驥村所在的何岔區人數自然最多，為27人。對這些代表的要求是：

1、忠實可靠。2、敢講敢說鬥爭性强。3、識字或能打算盤者。⋯⋯各區鄉按以上條件及人數，經醞釀後，選出了代表。⋯⋯代表經大會選出後，在全體代表會上，選出了正副主任各一名（艾會榜，馬佑波），委員五名，組成清算委員會。[2-9]

清算委員會的主任艾會榜是當時何岔區的區委書記，清算鬥爭在當時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清算委員會還進行了細緻的分工：

下分八個小組，並專設二人管理材料及財物，一人灶伙食。根據識字、打算、黨員將各區鄉的代表，配備編入各組。這樣一來使各區鄉的代表，可以瞭解自己與別處的材料，算的數目多少，及對地主清算材料的多少，地主之財物多少等，並可防止貪污現象。⋯⋯這八個小組分成兩方面進行工作，一部分審查材料，一部分登記地主財物，審查材料結束後，又配備兩部分人，進行清算果實，在這一過程中登記果實，並訂出紀律。1、不與地主妥協。2、不私拿地主一個錢的東西。（1947/7/25）

村民的記憶和講述雖沒有這麼詳細，但也表明清算委員會是由多個區、鄉的代表組成的：「三個縣分來，米脂、佳縣、綏德，三個縣了，三個縣的人分來了。這土地這三個縣都有這驥村的土地。⋯⋯就分這，分了半個月。分這地主這家產，就這三個縣就盡選起代表，來了這莊裏。來了這把這東西一夥擱得，一夥都登記了，看哪些縣能分些甚了，哪些縣分些甚了。上頭開起灶房，來幾十號人了，一個縣不曉得來二十個人，二三十個人。」（Y0011MRJ19708223[2-2]）

多個區、鄉代表組成的清算委員會各自利益分殊，其間分多少、如何分必然存在矛盾；這為日後清算過程中的複雜衝突埋下了動因。

清算的對象首先是地主集團。驥村是當時有名的「地主窩」，號稱有72戶地主，占有土地超過一萬三千坰，跨越本地及周邊四縣。雖然經過抗戰時即開始的「減租減息」和後來的「公債土地」、「獻地獻金」，馬氏早已趨於衰落，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清算鬥爭中他們還是讓人們垂涎的肥肉。

在這樣地主集中的村莊，羣衆們提出的意見，不用說是相當多了。根據這種辦法研究審查，時間要拖得很長，是各種情況所不許可的。驥村的羣衆對這樣的審查意見紛紛。因此大家討論確定，除與政府法令有所抵觸者外，不論任何材料全部清算，按當時的物價工資折米，並加三份利計算，總的精神以多算為原則，共計米16,000石左右。（1947/7/25）

在統計地主財物時，因東西過多，不易登記，要給地主留中農成分的財物，於是我們決定少數粗布衣服、粗小盆、小碗、及一些零碎東西就不登記了。在地主家中登記後，價小的東西，原地不動，價大的般到一處，封上封條，統一保管，同時在每件東西上做價編號，並留有存根。在清算以後，憑存根收東西。（1947/7/25）

清算鬥爭時，驥村人羅成運已是驥村所在鄉的農會主任，他原本在外鄉收公糧，驥村清算一開始，他就被派回了驥村。「我那陣權力大了。我們登記，出去登記東西了，農會，登記地主家東西了。⋯⋯我們在上頭，這個幾天幾夜的不能睡，登記人家東西。我回來引一把子人，另給我派會寫字的。登記下人的東西，我們不搬，謀慮下。把人家東西登記了，跟的寫家寫下。我們回來交下。又謀慮一批人，把那東西集中到一搭裏。我們只有登記了。」（Y0085LCY30001122[1-1]）

不難看出，清算的步驟包括登記、統計、估價、封存等幾個環節。其具體實施當然有著很强的政策性，領導清算鬥爭的邊區工作團〈關於清算鬥爭的初步意見〉指出：「清算的對象主要應是大地主、惡霸分子，這些人對羣衆欺詐剝削多而且重。在這次清算鬥爭中，不但在政治上要堅決打垮其氣焰，在經濟上除徵購其土地、窯房外，並要徹底的將其所有財務拿出來償還給羣衆（酌留一些使其能生活）。對中小地主，羣衆要求清算者可清算，但清算處理的辦法應與大地主、惡霸分子有所不同，特別是政治上較開明者，應在羣衆中說明道理適當照顧。」（1947/3）雖然有相關的甄別照顧政策，但這樣一場事關所有人根本利益的「暴風驟雨」卻不可能完全按照政策進行。

在發動羣衆時，為了使他們大膽的提出意見，對意見的真假合理與否，就不能有所限制，所以提出的意見有真有假，也有合理的與不合理的。在當時的政策下，對於地主的材料，要有事實旁證，為此大體確定了清算的範圍。政治上陷害殺傷農民者，經濟上霸占羣衆利益，額外剝削敲詐等。⋯⋯按這樣清算下來，地主欠農民的債很多，要償還這筆債，必須將地主們的全部財物作價計算出來（財物作價以後），再看欠農民的債多少，如財物多，清算下的數少，我們事先將欠債估大，物價估小，總之，以欠債比財物價高為原則，這樣才能搞得徹底。（1947/7/25）

「搞得徹底」的清算之後，原本顯赫的驥村馬氏地主集團可謂氣數已盡。「地主在家之人，按口留給中農標準的衣物。不在家的只留給少許器具。十四歲以上未出嫁女兒不留土地，只留中農標準的嫁妝。」（1947/7/25）在稍後1948年冬春的大饑饉中，原邊區參議員、參事馬醒民餓得全身浮腫，離開驥村後一路行乞流亡蘭州；光裕堂馬氏鐘泰長子果夫因饑餓而夭折，是當時村中唯一餓死的人；馬氏的全面衰落由此可見一斑。

清算農民。實際的「清算鬥爭」過程並不僅僅是剝奪地主的財產分給貧苦農民，也並非如想像的那麼簡單和有序。由於擔心「外首人」（非本村人）分走本村地主的財物，早在「翻身大會」的前夜，驥村農民就哄搶了馬光裕堂的財物。

主持清算鬥爭的縣二科科長馬光華在〈驥村清算鬥爭的前後〉中記述到：「在古曆二月十四日晚上，就有許多農民到地主家裏去轉東西，怕政府及工作團同志知道了，於是他們便各處派了哨，有些地主怕搬出去沒有了他的，不讓搬。有的農民就這樣說：『公家要你們掃地出門，明天別處的人來了，一陣就搬光了。我們轉出去還能給你們留一點，並可以幫助饒你們的命。』『你們寧餵狐子不餵狼』等威赫的話。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們便大量的往出搬，地主也趁機會亂藏起來。開始我們發現了這種情形時，隨即派哨站人員去擋，但他們已不像過去那樣積極的擋。從此我們才看出這個問題不是個別問題。」（1947年7月25日）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農民到地主家搬東西的做法被馬光華概括為「部分農民與地主相結合隱藏地主東西」。而且事實上，「這些人第二天鬥爭地主的大會也不來參加，同時提出果實不能給其他區分，並說，『我們打樹，他們拾乾柴』等話。經再三解釋後，才參加了會議，但在這個會上對於地主的鬥爭表示非常消極。」（同上）

不難看到，即使發生在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鬥爭也不再是簡單的關係，「清算」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本村農民與地主聯手轉移財產的「合污」。

馬仕琦，原本也是地主集團中的一員，因在「試辦徵購」階段中「獻地」、「獻金」之舉被譽為「開明紳士」，此時也被找來協助清算工作，他回憶說：「47年就來了土地清算。清算就延安上來的周興，那是團長，到我家裏來，聘請我參加工作團。聘請我作甚了？我也是地主麼。因為羣衆把東西從地主轉移出去，叫我從地主那瞭解究竟轉移出去甚麼東西，叫我瞭解一下。周興跟我解釋，羣衆，許許多多幾個縣的羣衆，並不是光驥村的羣衆。」（Y0002MSQ19708202[2-2]）

在清算幹部眼中，「原來驥村羣衆的想法上就存在著一個問題：地主是驥村的，為甚麼要給七個區的羣衆分呢？趨勢的發展使他們這個疙瘩愈結愈大。於是就想出與地主溝通的辦法，解決這一問題。他們對地主說：『明天要開大會，你的東西是保不定，不如給我保存，以後咱們分。』於是商定正二月十四晚，許多羣衆即到地主家把東西拿去（得到此東西的人現在搞不清楚究竟有若干家尚未弄出東西，僅破獲廿六案）。」（1947/7/10）

覺悟不高的本村羣衆私自把地主家的東西拿走，意味著和驥村地主有清算關係的外村人與本村人之間、本村羣衆與清算委員之間的矛盾凸顯。驥村的清算鬥爭要順利展開，必須對那些到地主家私拿、轉移東西的農民進行教育和處理。而吃進嘴裏的肉要吐出來無疑是艱難和低效的。

問題發生之後，經我們調查研究後，根據問題的大小提出處理的辦法。驥村這次的轉東西，不是個別的小問題，而是普遍的現象。於是我們便召集了各種形式的會議，進行說服教育，要他們自動的將東西拿出來，但所起作用很小。他們仍不想往出拿。我們又召集幹部一攬子會及以行政村為單位的羣衆大會，及個別談話的方式，說明這種行動在政治上來看，是一種好的表現，但在經濟上來看，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不合法行動。所有貧苦農民應該團結起來鬥爭地主，公平合理分配果實。地主階級是我們的敵人，絕不能與地主結合起來，搞我們自己的鬼。應該很好的把拿了地主家的東西全部交出。經這樣動員以後，拿出的東西還是很少一部分質量不好的。（1947/7/25）

在清算開始時，我們作了各種調查工作，找出許多具體的材料開始檢查，如從霍××、高××、任××、馬××、劉××等家中搞出了許多東西。經這樣一搞之後，引起了被檢查羣衆的很大不滿。同時有個別人說，把他自己的東西也檢查走了。當時情況非常緊張，恐怕搞下去發生問題，只好停止了這一檢查工作，抓緊時間分配地主家的清算果實，未搞出的那一部分，利用轉東西者與未轉東西者的矛盾，及分配果實中的矛盾，將來再進行處理。（1947/7/25）

清算委員會對驥村村民採取了强硬的手段，他們直接到村民家去檢查，强行拿走他們認為應該是地主家的東西。但是分辨哪些是私拿的地主家財物談何容易？由於地主家在土改開始前就因為公糧負擔等緣故開始變賣家中物品，不難想到一些村民家中已有往日財主家的東西。在對村民進行搜查時，怎麼能够完全分得清哪些東西是私拿、哄搶來的呢？

進行了幾戶搜查。曾有向地主購買的東西被搜走者，羣衆非常不滿，並說如果沒有政府手續來搜查就要對他不客氣。由此該村羣衆與清算委員會在思想上完全形成了對立狀態。（1947/7/10）

接下來就會看到，清算委員會與羣衆之間的對立狀態可不僅僅是思想上的，它導致了清算過程中最激烈的暴力衝突。由於查證和索回財物的實際困難，對本村農民的「清算」只能暫告一段落。

清算「清算委員」。清算委員會對本村農民的「清算」已經造成幹部和羣衆之間的對立關係與情緒，並為下一步的衝突埋下了伏筆。而偏偏一些清算委員自己又不爭氣，他們的貪污行為最終成為驥村清算衝突的導火索。

這好東西，清算委員把那貪污了。你比如這紅花洋煙，這弄一好，那些把它荷（拿）走了。⋯⋯分的那時候，好的（東西），你比如說你也是清算委員，他也是，你們幾個研究研究的，好的就你們荷走了，不好的給農民撂下了。（Y0021MZY29708252[3-2]）

在交織著地主與貧苦農民、本村人與外村人、幹部與羣衆諸多矛盾關係的清算鬥爭中，通過權力「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情形幾乎是難以避免的。

地主的被服放在清算委員的住處，有時用了，羣衆有意見。清（算）委（員）會常吃肉麵、燒酒，羣衆更為不滿。艾繩正用紅綢子作了褲帶，被羣衆發現，開除了清（算）委（員）的資格。（1947/7）

清算委員會主任艾會榜（區書）在清算回來的東西中公開的拿了鹿茸、大衣皮領、單衣、換被子，紙盒等東西，副主任馬幼波拿了西藥、玻璃瓶、各種書等。我們對於拿了東西的這些，沒有很好的注意掌握。俗語說：「小小偷針，大裏偷金。」「大不教，小不會。」這樣就影響了很多人拿東西。（1947/7/25）

時任農會主任的羅成運回憶這段經歷時說：

我當農會主任那陣，區上生（住）著，我沒大衣，就那只有是公家給發得二年一套棉衣。我還有個大衣了？沒了。那人家（清算）登記回來，區上的組織科長討好人家，說，咱把這登記回來這大衣，給老羅借上。咱叫那穿，給上個借條，白日黑地涼了，那給那借給件穿的。咱分配起了，把那脫下麼。末了區上說，可以。乍給我借的我穿，就那穿著。臨後分配，還給人脫下了，人家交給。撥得行政科一分，給我老婆分得一件衣裳，給我甚也沒有的。借人的大衣穿還，給人脫下了。說就你涼了，給你借得麼，人一要起，你脫下，給人脫了。登記回來的衣裳，說那穿了一件，人家就穿了，⋯⋯我那穿了，那是經過你領導才借的穿給兩天，我的打（欠）條條著了，我不是給人脫下麼，還了。（Y0085LCY30001122[1-1]）

羅成運所穿大衣是經上級批准借穿的，而且穿後歸還了。但不難想像在清算過程中有多少「借」是有借無還的。當時負責指導驥村清算的馬光華指出：有些清算委員「籍口天氣熱借穿單衣而拿去」。（1947/7/25）這些「借來的衣服」穿在清算委員身上，自然被驥村村民看在眼裏，有搜查索回村民私拿的地主財物在先，又有清算委員的種種特權和貪污在後，必然導致羣衆與幹部之間進一步的衝突關係。

清算鬥爭開始後，驥村所在的何岔區六鄉政府為了維護清算工作的正常開展，由鄉政府出面組織了起了「警幹隊」，其任務就是照管清算成果。

（警幹隊是）臨時性的，就是鄉政府組織這麼個，臨時的，也不是固定長期的，維持那個清算。我們只可就照料偷東西、往出搬東西，清算我們不跟。不過是黑地給我們分下任務，這六七家啊，你們兩個負責，那我們管著了。一般的我們也不去。那陣區上叫你咋的就咋的。（Y0087aYSW）

經歷了數次鬥爭的馬氏地主家族此時早就大勢已去、「威名」不再，[2-10]他們已經不是清算鬥爭的主角了，只能乖乖地聽任擺布。

時任警幹隊隊長的楊生萬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形：（問：有沒有那種財主家往出轉東西的？）「那清算委員有了，地主沒。」「地主他們那陣乖巧得惡了，地主那陣怕得惡了。那真個你就說上一句，人家那乖，可乖得惡了。那留東西，給他留下多少東西，他都不敢言傳（出聲）。」（Y0087YSW20001131[1-1]）。

有趣的是，像原來的地主和後來的羣衆一樣，清算委員也開始疏散他們貪污來的財物。他們知道警幹隊已經抓著有人貪污了，生怕也來個大搜查，便趕緊把自己偷拿的東西四處疏散。「其他清委有把東西穿帶在身上的，亦有埋在野外的。」（1947/7）[2-11]

有一個周重喜，家裏結婚迎媳婦子了，打發的一個人來尋東西來了。那陣那地主細衣裳、被子、褥子那細東西，打發那尋來了。我這到那寨子上，那會井子腦畔（崖頭）上坐著。那有個人背著順子（可能是袋子），布順子，從那石坡上下來。周重喜又給那指一下路，意思就說警幹隊隊長在那了，不要走了。上來，到來耀溝那屹槽（山溝）裏下來。我就思謀得這號人路數不對。我就打發兩個人：「你們到前橋上那兒等著，檢查個一下。不拿甚呢，不要，悄悄嗟。是拿些甚麼東西，你們就引上，引回來。」雷家後溝，離這四十裏路，有個清算委員，偷東西偷得太多了。黑地一下搬，那邊李家寺那山上有個窯子，那給家裏也通知說：「你們尋，就連夜黑地就那尋去。」（Y0087YSW20001131[1-1]）

正是負責照看財物的警幹隊抓住了一些清算委員貪污私拿的狐狸尾巴，使得鬥爭的方向發生了出乎意料的逆轉。清算委員的徇私行為將前一階段村民們積壓的怒火引爆了，這比對地主的階級仇恨還要猛烈得多。鬥爭的矛頭直指清算委員會，他們反倒成了清算的對象；而鬥爭的方式就是公開的暴力。

這好東西清算委員貪污了這些。你比如這紅花（一種貴重藥材）、洋煙，這弄一好，那些把它荷走了。荷上後來露了。乍露了，乍打人家了，吊起把這打得一滿嚎（哭喊）的不行，（笑）可打人了，打娘的。（Y0021MZY29708252[3-2]）

吊起來打了。把馬××吊在區政府門上，打得騰騰介（象聲詞），可打結實了。（Y0012MRJ19708223[3-2]）

有好東西盡這些偷得，乍破些不日樣的了，乍才放在老堆子上，乍分了嘛。把這RUDE（當地駡人方言，何字不詳）打得可打結實了，那寨子上看打上這，一滿吊起，要東西，打得嚎了。打得可那血啦，可血了。（Y0008GCD19708212[2-1]）[2-12]

這場被當地人稱為「爛杆了」（亂套、腐敗之意）的清算鬥爭此時已演成一場亂哄哄的鬧劇，上上下下都不知該如何收場。這種混亂和衝突在稍後召開的分配清算果實的聯鄉大會上達到了頂點。

在各區來的分果實大會上，驥村的劉國强等人當衆宣傳說：「好東西都被清算委員拿走啦！給咱們只剩下爛桌子、爛板凳，要他做甚。」並說馬科長如何叫撤哨等。激起了羣衆的憤怒，把周重喜亂打了一頓，說我們給你家裏代耕，你給咱們翻身來啦，結果都給你們貪污啦！⋯⋯下午飯後又要馬科長去作解釋。此時馬縣長在場，曾解釋道：不要這樣鬧，即就清算委員們貪污，你們可選代表來商量解決。這樣鬧得不到甚麼結果的。話未完，三鄉馬思法站起來問羣衆說：「把馬科長捆起來你們同意不同意。」下面答聲：「同意。」三鄉李長德就拿繩把馬科長捆起。此時多數羣衆看勁頭不對，都溜啦。（為此三鄉和六鄉還鬧了意見）[2-13]於是捆人的李長德又去把馬科長解開，並說：你以後不要報復我。以後羣衆又要把清算委員逐個捆起拷問。曾先捆了馬幼波承認拿了東西；艾書記亦當場坦白。此時縣委石部長剛趕到，在答應兩個條件下休會，即第一保管清算委員的材料，第二保管全部清算的東西。（1947/7）

負責驥村清算工作的馬光華雖逃過了一劫，但清算鬥爭卻一度完全失控。曾任警幹隊隊長的楊生萬回憶說：

那人多了，七個區幾十個村子的人都這兒抬東西來了，這一滿爛杆了。縣上那馬繼棠，這莊的，那陣那調綏德縣長，專門就為這清算人那上來主持。我們那十五個人也有那個年輕人，把雷蘭田就那大門吊起了，吊得那直嚎（笑）。乍我跟縣長拉了一下，問究竟咋個，這事情今兒要爛杆了。那說那反正咱就打些，稍微給那兩個，不敢打死！打死這就有人命！再一般的呀，沒甚麼，你這注意些。那個區長來了說：「馬縣長。那說咋了？爛杆了，我沒辦法了。一滿這個驥村這人也多，我一滿掌握不了了。」馬縣長說找警幹隊，那說警幹隊也顧攬不了，那人太多了，一滿連天寨子上那就盡人，亂七八糟。咱區上的一個也是這莊的幹部，說是：「你們這是咋了？今兒亂的。」人家侯家溝那後生正背根繩，把那脖子一套，嚇的那把那個繩一下撂下，再沒敢下來（笑）。那區上也害怕著了，沒辦法。還有縣上一個幹部，也就鞋也沒那穿，就把那外首就拉出來了。外首又把四個也將穿了，那些就專門拉得叫那走了。人家那個縣上，一滿沒言傳，那也上來。沒辦法，這沒辦法。反正總來是不要弄下那人命就對了。就那一天啊，亂成那麼個。（Y0087YSW20001131[1-1]）

次日縣幹部研究了情況後確定，由馬縣長、朱科長在羣衆中解釋說明，指出幹部貪污鬥爭果實是不對的，但羣衆亂捆亂打的做法也不好。由石部長郭秘書在清算委員中進行教育，爭取坦白，經兩天時間大部東西都拿出來了，如馬幼波的兩箱東西就是此時說的。（1947/7）

第三天又一次召開羣衆大會，內容如下：

A、宣布貪污清單；B、指出捆馬科長是非法的；C、對清算委員的處理意見：

艾會榜（區書）：①開除黨籍、②撤職關警閉、③報紙發表。縣幹部意見是撤職查辦交縣委處理；馬幼波當場逮捕關警閉；其他清算委員介紹回各區處理。

D、確定第二天分配鬥爭果實（清委退出的東西後又補分了一次）。

E、馬科長檢討了自己領導上粗枝大葉，但未貪污。（1947/7）

至此，清算鬥爭大會終於結束了。保安科的朱科長押著馬幼波、艾會榜連夜返回縣城。馬光華仍然留在驥村負責分配清算果實。1947年7月中旬，驥村所在縣縣委對前一階段土地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進行糾正。驥村清算鬥爭中的出現的問題報送至中共西北局。

「甚也沒分得！盡外首人拿的去了！」清算風波平息後驥村的羣衆在鬥爭果實的分配問題上依然心存不滿：他們認為貪污的東西沒有全部拿出來，拿十件最多只退三、四件；他們還認為鬥爭果實應該開個展覽會，讓大家看看，好多貴重東西見也沒見，不知哪裏去啦（指鹿茸藥材）（1947/7）。而最讓驥村人耿耿於懷的是：「我們莊裏嗟也沒沾得些甚！盡人家拿了！盡人外首（指外村人）拿的去了！這是真個，這不是實際？不是虛的了。」（Y0091RXL10001141[1-1]）

對清算果實的分配是以「抓娃娃」（抓鬮）的方式進行的。

分果實，一夥把驥村這地主的東西集中那中正堂那外面。⋯⋯東西一夥集中那兒，放下了。那家外院可大，一夥集中那，又按七個攤攤。那陣不是沒車了，只可就是人背，人抬，牲靈馱。咱七個攤攤，一下七個區分的。人家又通知，抬回去，又按行政攤攤，又往開分，哪一個村都那麼個。行政那還有個小組長，又有小組⋯⋯按這個組又把那分開。組裏又給羣衆（分），你多少，我多少，甚多少，咱又撥開，就這麼個。⋯⋯抓（鬮）了，⋯⋯號都編上，你抓得哪個號，你把哪個拿得去，歪好就那個。（Y0087YSW20001131[1-1]）

關於分「浮財」的過程人們的記憶相當模糊，許多村民都不記得是否使用了抓鬮分配的方式，只有當時擔任幹部的人還能大致描述這一過程：

這東西（浮財）一夥攬全，選出負責人，把這登記了，乍把人數算下來，一個人給甚多少、甚多少，搭了，比如大立櫃，咱三個了，幾家分，折價了。（問：抓娃娃了嗎？）抓了嘛，寫條條了，你不抓還能分成了？這東西我也要你也要，不抓能分了？貼條條。你捏到幾號就拿哪份。也有分得不滿意的，找來的。（199911031LCY）

在時隔半個世紀之後，村民們對「分果實」印象最深而且不斷講述的內容依然是沒分著甚麼東西，幾乎每一個談到此事的老人都會衆口一詞地說到：甚也沒分得！盡外首人拿的去了！有人至今仍能繪聲繪色地講述某某人分到一個「爛盆盆」，氣得沒拿回家，直接摔到村中的河溝裏了。

尚德堂裏的，頭那年鬥那些（地主）著，那就賣的一滿差不多了，沒了！就人家夥計拿，就偷的黑裏拿，一滿沒些了！那些家裏也不生人，家裏盡可是外首出去走了。這個拿，那個拿，頭我們分那陣就甚麼也沒了！就有那麼些，再甚還沒！⋯⋯東西也沒分得些甚。我們鬥地主那年，就是只是這個老盆，有甚了！分得一個熨鐵，就這麼個！甚也沒分的！分得一個碗，就這麼個！再甚也沒！再的三家還是幾家，分得一件衣裳。咱分得一件衣裳，咱賣了，盡分了！就那麼個，賣了嘛！就那麼個嘛。再沒分得個甚嘛！（Y0091RXL10001141[1-1]）

那年，人外首可分得了！我們乾看。驥村一滿沒分得！⋯⋯盡人家分得去，盡外首分的。外首牛頭馬面可分美了！⋯⋯我們驥村不嘛！看鬥了回地主，甚也沒分！鬥了回地主，沒分的些甚。人家有的可這外莊真個很分了。（Y0091RXL10001141[1-1]）

沒分得甚麼，就最窮的甚球也沒有那號，還給分可以些的。我們就分得個點香圪坨坨。叫供親，就人家財主那時候做下的，敬奉老家親。還有個爛壇壇。沒分些甚。⋯⋯地主家東西是可多了，分家太多了。那陣，這一個縣，外區外鄉還來了。（東西）都分了，我們就分得個圪坨坨，白鐵圪坨坨，分得個爛壇壇。人家那陣點香燒紙，供親圪坨坨，這點下香，白鐵的，不在了，早早毀罷了，不曉得那去了，那不值錢。（分東西）不爭論，這人家的東西，咱憨憨（傻）了，給咱了嘛，乍給哪一個就哪一個，人要起，還是人家的，反正就不爭論，那陣那就好分。（分的時候）沒意見，白拿了嘛。⋯⋯好的盡人家分了，打劫去了還。這些東西盡偷得轉得人家，有外區外鄉，人家就轉回去。（Y0008GCD19708212[2-1]）

根據縣裏有關分浮財的文獻記載，驥村在果實分配所佔的比例上是各區鄉中最高的：「本區以鄉為單位，根據剝削關係大小及清算比額將果實具體分配各區鄉。桃鎮13%，吉鎮12.5%，石峁4.5%，印斗4%，何岔一鄉6%，二鄉8.5%，三鄉12.5%，四鄉4.5%，五鄉8.5%，六鄉（即驥村）26%。」（1947/7/25）

按照這一分配比例，驥村獲得了超過四分之一的果實，而整個的「外首人」——七個區數十個村子所佔的比例不過四分之三，驥村人分得的果實應該是不少的。但是，作為與「本莊人」相對的「外首人」參與分配鬥爭果實，尤其是還有清算委員們的貪污行為，使驥村人產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和相對剝奪感。他們無法理解，財主明明都是驥村的，為甚麼清算鬥爭的果實卻要分給外村人。這一對清算分配的不公平感直到今天依然被驥村人講述著，這類講述也呈現和印證著人們的財產觀念與社區認同。

四、「亞洲部」來了

在驥村與外部世界發生關聯的歷史中，最重大的事件莫過於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曾經在此居住數月，這使驥村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中占有了一席之地。1947年3月以胡宗南為首的國民黨軍隊向延安大舉進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進入轉戰陝北的重要歷史時期。在經歷了至關重要的青化砭戰役（1947年3月25日）、沙家店戰役（1947年8月20日）等重大勝利之後，1947年11月22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駐驥村，1948年3月21日由此出發，東渡黃河前往河北省西柏坡。駐紮時間近四個月，是轉戰陝北時期居住時間最長的村莊。其間在此召開了中央十二月會議、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和土地工作會議。毛澤東亦在此寫下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傾錯誤〉、〈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關於工商業政策〉、〈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等一系列重要論著和綱領性文件。發生在驥村土改過程中的這一歷史事件，對其土改運動的進程和結果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重要影響。

驥村的村民今天仍能相當多地回憶和講述「亞洲部」的故事。當時的中央機關代號為「亞洲部」，中央警衛團則稱為「亞洲部三團」；毛澤東化名為「李得勝」，周恩來化名「胡必成」。驥村年紀大一些的村民至今還能把當年「亞洲部」住過的房子、吃飯的地方、設立崗哨的地方指給來訪者看，回憶起部隊當時如何吃飯、吃些甚麼以及某某給毛主席站過崗，某某給毛主席做過鞋的之類的具體事件。共產黨中央的入住使得這樣一個自成一體的偏僻之隅驟然成為權力的中心，亦是當時正在進行的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指揮中心。然而這裏並非如周邊村莊所呈現的暴風驟雨式的鬥爭場面，也許是處於風暴的中心反而相對地平靜。

「亞洲部」進駐驥村系由當地匠人牽線。驥村心靈手巧的木匠王應明曾經在延安包工修建中央大禮堂，因他介紹中共中央在轉戰陝北過程中來到驥村。這裏雖然地處偏遠，但是卻有大地主在此居住，因而有規模宏大、結構精良的窯房、院落，也有比較充足的糧食補給，加之比較偏僻，不易暴露目標，這使得中共中央在此駐紮成為可能。據《汪東興日記》載，毛澤東在1947年10月24日問：「中央前委機關要選一個地方過冬，你看甚麼地方好些？」接著他說：「我聽說驥村一帶不錯，那裏村子規模大，窯洞多，羣衆基礎也較好。」[2-14]當時選中作為中央主要領導過冬居所的窯洞就是同濟大學畢業並留學日本、專攻土木工程的馬醒民設計修建的，歷時十年而未竣。這座被命名為「新院」的石結構窯洞住宅高大氣派、兼有中西建築風格；主體建築為十一孔石窯，平面成倒「山」字型，穿廊挑檐高昂大方，檐面青瓦滴水，窯上磚欄花墻，八條飛龍挑檐，雕刻細緻精美，⋯⋯更令人稱奇的是，本已冬暖夏涼的窯洞還專門設計了採暖裝置：方形石板鋪地，地下砌煙道，天寒時在室外火灶燒火，整個屋內的地面都是熱的；此外，窯中還設有洗澡間，布置了上下水，方便洗浴。後來有人曾感嘆，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驥村這類農村地區都沒有解決的洗澡問題，人家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就解決了。據馬氏後人所傳，毛主席轉戰陝北期間，在驥村住的時間最長，也最安寧。[2-15]相傳毛澤東本人亦曾說過：驥村「是個好地方，是藏龍臥虎的地方」。

圖：馬氏新院

在老解放區土改期間入駐驥村的「亞洲部」，雖然指導著一個更大區域內的土改運動，但卻並未將自身所居村落當作一個運動的試點或典型。實際上，從上一章所述種種亦不難看到，當時的「亞洲部」與馬氏集團的關係也是錯綜複雜的，相互之間存在著既有對立又有互利的矛盾關係。「亞洲部」居住於此度過了轉戰陝北時期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其間食宿都需以當地的富戶望族財產為基礎，如前一章所述一年收了七次公糧，最後地主家倉庫全打開了，也沒糧了；反之，亞洲部對所居村莊的土改運動也採取了相對溫和的方式，並未與其他地區一般和後來遍及全國的「暴風驟雨」方式。這一特點集中表現在制止了激進、殘酷地從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的做法。

驥村上了年紀的人回憶起土改前後的歷史時，常會做這樣的評論：「這兒的財主洪福齊天，那是享了毛主席的福了。」還有「驥村的財主洪福大得惡（特別）了」。這種說法主要是指鬥爭、吊打地主被「亞洲部」及時制止的事。時間大約是在1947年11月末至12月初「亞洲部」進駐驥村之後（具體日期待考，另一說法是發生在來年春天），屬於馬氏四門和五門的四個地主分子（其中之一是地主的婆姨）被以暴力形式鬥爭。他們被吊在老祠堂前的一棵大柏樹上用繩子抽打，背上還壓了石板。這一事件可謂是驥村土地改革運動中最為血腥的一幕，留給人們的印象甚為深刻，而且直到今日依然以各種版本為人們講述和流傳。

一位當時還是娃娃的村民回憶說：當年的驥村老祠堂前有兩棵大柏樹，被鬥爭的地主就被吊在其中的一棵上。那（指被打的地主之一）可胖，身體可好了，個子又大，那渾不溜介（指上身沒穿衣服）吊起個。就這麼寬、這麼長的、這麼個薄厚的石頭，吊起來，就給這背上壓了，就這麼個、這麼寬窄、這麼薄厚、這麼長短個四棱八石頭，給他壓著了。乍還後邊掫著，拉鋦鋦，就和那木匠拉鋦似的，掫得那脊背上那血糊糊，一陣就沒皮了，血糊糊滴溜滴溜的淌下來。那個×××娘的（指地主婆姨），（用）槍頭上有個鐵皮子，兩槍上就戳得一滿那就血糊糊的⋯⋯。乍跟前就擔得放幾擔水，用這麼長短的繩子就蘸得水裏頭就蘸得一下，捏個真真的，就唰的一下，打的⋯⋯；後來了吊下來，擔的那個涼水，涼水可冰了，水往頭上一倒，又生還出來了（指蘇醒過來），生還出來以後，又問了要東西。叫那說，不說，不說再吊起個。（Y0003-4MRT）

一個當時還是小女孩的婆姨回憶說：我看去了。我們在祠堂腦畔趴著看，嚇得扛（跑）回來了。那我就八、九歲了，打的怕的我一氣跑回來了。（Y0022-23LCG）

對於被吊打的地主婆姨許多人特別是女性都懷有同情：就在那兒那棵柏樹上啊，長的兩棵大柏樹，就這地主家老婆，就把她吊那柏樹上，要元寶了。乍吊的呀，也就有六七十了，腳就這麼一點點（指纏過足）。人家人氣好嘛（指人際關係好）。那要元寶了，（她回答）說她娃娃多，三個女子，四個小子，七個娃娃，她也老漢不精明。和她要不動，這就把那綁的吊在這柏樹上，給那就這卡住，壓這塊大石頭，⋯⋯（後來）解不下了（指暈過去了），乍才把那抬回去。乍（後來）害病老了（病故）。你看這怕了。老婆兒啊人家可憐的哦，吊的。（她）孫子站到跟前呀，（看到）吊奶奶了哦，嚎的（哭）。那和她要，說地主家有元寶了，要元寶了，說你把元寶交了就沒事了。她說她娃娃多呀，她把這元寶花了，沒了。（Y0057bLXL）

這種以吊打方式殘酷鬥爭地主並非因仇恨而生，「掏元寶」（迫使其交出藏匿的財產）是主要目的。這種血腥的鬥爭方式進行了一天即被當時駐紮在驥村的「亞洲部」制止，準確地說是被毛澤東叫停。「毛主席當時就決定各地立即停止這種極左的做法。並指定任弼時、陸定一等負責調查處理土改中的一切錯誤。」12月28日任弼時寫出〈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任弼時、陸定一又起草了〈關於土改等問題的決定〉，指導各地糾正土改中出現的左傾錯誤。毛澤東主席親自找了五位農民談話，其中就有王應明。據陸定一回憶，在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上，毛主席做了會議結論，其中說道：「打人問題，共產黨原則上要主張廢止肉刑，這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反封建的口號，無產階級應該接受這個遺產。⋯⋯我們決不要提倡打人，決不要組織打人，這是原則性。」[2-16]

毛澤東在1948年1月18日發表的〈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指出：「對於那些同我黨共過患難有相當貢獻的開明紳士，在不妨礙土地改革的條件下，必須分別情況，予以照顧。其中政治上比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應當維持其生活。其為地主富農出身而人民對他們沒有很大惡感者，按土地法平分封建的土地財產，但應使其避免鬥爭。」毛澤東還說：「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階級的土地及其糧食、牲畜、農具等財產，不應過分强調地財，尤其不應在鬥地財上耗費很長時間，妨礙主要工作。」[2-17]

1948年2月中旬中央在驥村召開了「土地工作會議」，重申黨的土改政策。在3月1日發表的〈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再度强調：「在土地改革時期，如果有少數開明紳士表示贊成我們的土地改革，對於全國的土地改革是有益的。特別是爭取全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農的家庭出身），對於爭取全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大部分同土地有聯繫），對於爭取全國的開明紳士（大約有幾十萬人），以及對於孤立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蔣介石反動派，都是有益的。正因為開明紳士有這些作用，他們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革命統一戰線中的一分子，所以團結他們也是一個必須注意的問題。我們對於開明紳士的要求，在抗日戰爭時期是贊成抗日，贊成民主（不反共），贊成減租減息；在現階段是贊成反美、反蔣，贊成民主（不反共），贊成土地改革。只要他們能够這樣做，我們就應該毫無例外地團結他們，並且在團結中教育他們。」[2-18]

正是由於「亞洲部」的干預，驥村的血雨腥風得以及時止住。這與周圍縣區村莊普遍的鬥爭、吊打地主，使用酷刑逼浮財的情形形成較大的反差。[2-19]由此亦可看出「亞洲部」與「扶風寨」之間，的確存在一種複雜的互動和互利的關係。也正是由此村民們認為驥村的財主「洪福大的惡了」：

李訥（當時只有幾歲的毛澤東的小女兒）因為那陣兒勤務員把她引下來在這兒看了，後排上的去說了，主席一天沒看見小女兒，後晌看見李訥就問，「李訥李訥你哪串去了？」李訥就說「我看打人去了」。接著主席問說為甚甚麼打，為甚打人了。乍下來才知道說鬥地主了。主席當晚就召開緊急會議。（要不）第二天就說不定就死人了。要不是主席那肯定第二天就就更慘更厲害了，肯定要鬥死人了。（Y0003-4MRT）

鬥地主一滿（一共）這莊裏鬥了一天，就這伏起這塌了的幾眼爛窯，就那外起長了兩把（棵）柏樹，就在那樹上吊的，一滿吊了一天，鬥了一天。主席住到了這莊了，就那些警衛員嘛，就這半腰就這下來以後看見了，看不下，上去給那反映了一下，說鬥地主了呀，咋介咋介打，打了兩個男的一個女的。這夜黑地那就找這區長，政府區幹部和鄉上幹部，都就開會了。這第二天就停了。這後來四、五個村子的人來了一疙嘟（一大堆）這說（我們）包庇地主了嘛！那不是往死打人了嘛！你把人打死你東西甚也不得出來嘛！只可說勸道，就這把他這個威名打倒就對了啊，再銀錢叫他把銀錢這鬧出來就對了啊，不能把人打死嘛！（Y0010-11GCM）

驥村財主的幸免於遭受進一步的暴力或許可以用兔子不吃窩邊草來解釋，然而這並未能真正帶來政策上的調整，周邊的村、區、縣和同屬老解放區的地方都經歷了「暴風驟雨」般的暴力土改過程。

五、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革命

從「恩德財主」到「惡霸地主」。地處一隅的村落社區與外部世界發生關聯的過程，提供了認識一定歷史時期內地主、農民和共產黨之間複雜關係的場域：地主集團在驥村的生息和擴展造就了獨特的地方文化體系和社會結構，革命政權最初的進入改變並重構了地方社會與本土文化的景觀。在這一過程中完成了精英的更迭替代，地主集團全面掌握政治、經濟、文化權力讓位於「窮哥們掌權」；村落的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發生了根本改變；人們的認知、態度和觀念也經歷了劇烈的變化。如前章所述，村莊內外、貧富之間原本存在著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財主與「受苦人」之間相互依存的經濟社會關聯；地主子女與革命幹部結婚形成的聯姻關係；抗日統一戰線建立的革命政權與鄉村地主紳士之間的合作互利關係以及「亞洲部」轉戰陝北時期對驥村多方面資源的利用和保護關係；許多地主家庭的後代參加革命隊伍形成「紅」「白」相間的交織狀況等等。基於這樣複雜的社會關係和農民對財產所屬和貧富緣由的認知，他們在土改之初對於地主是恨不起來的。

在土改時沒收地主土地、房產分配給農民的過程中，有一些農民將分得的財產退了回去。有人這樣做是擔心日後有變；有人則是根據對財富所有權的理念，一個比較常見的說法是「人家有那是人家有本事掙下的」；「那是人家的不能要」。例如，王德正的父親土改時分到地主家的窯房卻不敢要（Y0086aWDZ）。再如，一位土改時參加工作的老黨員對我們的房東大哥回憶說：分土地，把地主家的地攬回來，給他們（指地主家）一個人留坰半，你們是說畝了，就是四畝半。給你們家（指房東父親）分下你們就沒要。工作組給我們這樣派下來，我們就這麼介分了：地一夥攬回來，人一夥登記回來，够多少人數，數人人給分了。我那陣家裏七個人吃飯了，十坰半地。你們家給你五大（指排行第五的房東父親）分了，你爸來給我退地，（房東大哥插話：那陣分了地沒要，人家地主的東西，我們要它做甚了？我們自己受的苦掙了錢買的地，十幾坰。分地主的以後人家要了去還不是沒有的。）不要地的人不多，就他們給摜（撂）下了，啊呀我說老常看你受（苦）的，你們那陣四五口人，分的五六坰。（19991103LCY）

土地改革是農村社會關係重構也是農民觀念意識重塑的過程。地主從「恩德財主」變成「喝窮人血」的剝削階級；農民從對地主尊稱為××堂幾老爺到在大會上「提意見」、「訴苦」乃至鬥爭、吊打地主。這是執著於生存的、本分的「受苦人」獲得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的過程，而這一轉變正是在作為權力實踐的政治運動過程中得以實現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土改時包括驥村在內的許多地方都曾舉行過數個村莊聯合鬥爭地主的大會，這樣當村民和地主面對面地進行鬥爭時，他們的控訴對象可能是些他們並不熟悉的人。數村合鬥地主的現象，或許緣於有些村莊就沒有够格的地主，或者多為不在村地主，或者如驥村大多數地主在風暴來臨之前就離開了。而「合鬥」所展現給農民的是一個作為整體的地主階級，他們獲知的是凡地主都是「喝窮人血」的剝削階級，對東家老爺個體的恩德記憶淹沒在對地主階級罪惡的認識之中，階級意識和階級類別便由此鬥爭過程而被生產出來。

從道德化的「受苦人」到意識形態化的階級成員。土改之前人們的社會認知與社會評價如一個富人是不是「恩德財主」、一個窮人是不是「好受苦人」是基於傳統價值的道德判斷；而土改運動所要建立的則是基於革命意識的階級評判。這一轉變的實現是權力技術作用的結果。已有的對土地改革過程中「訴苦」的研究正確地指出了「訴苦」作為一種權力技術，是重構社會認同、劃分階級，進而實現對農村社會重新分化與整合的努力。[2-20]訴苦的這一功效主要是通過階級分類而實現的。共產黨政權建立之初，其所面對的是一個廣袤而凋敝的鄉土社會和分散而「落後」的農民大衆。要將其組織成摧毀舊世界建設新社會的力量，塑造成新國家的人民，分類就成為一個必不可少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階級的分類是社會動員不可缺少的基礎，也是治理社會的主要方式。

作為權力技術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各種儀式性的大會。1947年農曆二月十五日（陽曆3月7日）召開的清算鬥爭大會是規模最大而且有確切日期記載的大會，此前已經開過有「開明士紳」和「恩德財主」頭銜的馬醒民的鬥爭會。二月十五日的大會周邊各村也都派代表來參加。從親歷這一過程的原鄉農會主任散亂的回憶敘述中，我們可大體知道當時的大會主席臺上有中央工作團的負責人和工作團成員、縣、區幹部、各鄉代表；在台下，普通村民站在一邊，地主富農集中在另一邊。「領導在台臺上坐著，地主在灘灘裏站著」，「誰有冤枉，地主以前對你咋些，你乍訴苦，以前的冤枉，你給地主、富農提意見。在那個場場上，我們喊口號著了嘛。」（Y0085/LCY）「土改運動，頭一回是土改，二一次是調整。頭一回是分地、劃成分，劃了72戶地主；延安上來的公安處長周興，帶著幹部，來了先宣傳了幾天，召開大會。我們是民兵，負責維持會場，周興給我們布置任務，讓我們儘量喊口號，但不能打死人，告訴我們也不說不叫打（地主），但不能打死人。」（199805282HZF）

「訴苦」也是常見的鬥爭形式。在一些經歷了土改運動的村民的回憶和人們的口耳相傳中，一位名叫劉本固的村民在「訴苦鬥爭」中給地主提了「七十二條意見」（看來當時農民並不習慣使用「訴苦」一詞），但所提意見的具體內容是甚麼誰都記不起來了，一條都記不起來，相傳下來的只有七十二這個數字，以形容其多。

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還是吊打地主事件，雖然只有一天，但血淋淋的場面至今還讓人們膽顫心驚，或許血腥的記憶是最不易磨滅的。那情景到今天還是「真個影影介」（形容如在眼前）。老祠堂前的兩棵大柏樹後來枯死了一棵，對此村民們解釋說，「並排的兩把（棵）柏樹，一把柏樹吊人了，所以高興得長粗了（得到了血的獻祭？）；一把在旁邊看著，受了怕了，所以嚇死了，原來兩把柏樹基本粗細一樣，鬥罷地主一把就死下了。」（Y0025/MRT.2）大柏樹的故事傳述至今，它是恐怖儀式留給人們的印象，也是通過鬥爭建構農民階級觀念過程的一種隱喻。這種建構當然不限於驥村，在全國各地農村上演的「訴苦」、鬥爭大會和消滅地主階級的各種形式營造了一種非常儀式化的場景，或者說其本身就是政治儀式或可稱作革命的儀式。而儀式在社會動員特別是在改變人們內心世界的過程中是最重要的機制之一。

經歷了上述轉變，人們對財富占有關係的理解就不再是「人家有是人家有本事掙下的」，而是階級和剝削的結果。在一次訪談中，一位參加了土改的老人四十多歲的兒子問他為甚麼要鬥爭地主，這位老人回答說：鬥地主因為他剝削了羣衆了（199805282HZF）。經過「訴苦」和鬥爭提高了階級覺悟的驥村農會主任羅成運對地主的占有財富提出這樣的質疑：「說是你掙下的？你怎嘛掙下的？」這個問題的言外之意在於設問：「沒有受苦人的勞動，哪有地主土地的收穫？」即地主是靠剝削窮人而生活的。這可以理解為勞動價值論取代資本價值論的民間表述，而這正是「訴苦」等運動機制帶來的農民的社會分類與價值判斷的轉變。

「受苦人」也沾了共產黨的光了。1947年3月底，驥村在工作團、貧農團的合作之下初步完成了土地的重新分配。分窯房、土地是根據各家人口，通過評議（貧農團和工作團掌握）分到每一家。⋯⋯分地在先，先是劃成分，然後分地、鬥地主。分地主浮財的主要是地主打攪過的人（指給地主家攬工的、侍候的人），幾個莊的人都來分了。人家周興主持著了。我們四家分了一個櫃，折成錢分了。分浮財是貧農團給你搭配著決定的，給你甚麼就是甚麼。將土改罷，胡宗南就來了。（19980526HZF）

但這次分地被認為「土地問題的解決是不徹底的」，原因在於地主占有土地仍比一般農民多，以驥村所在區的具體數字為例：地主每人2.8坰，富農每人3.98坰，中農每人2.15坰，貧農每人1.88坰，雇農每人0.94坰，工人每人1.04坰；而地主富農占有土地的質量又比貧雇農的好。再加上一些幹部「竊取果實」，「不走羣衆路線」，「成了土地販子」，造成羣衆不滿，以致當時有如下歌謠流傳：「地主坍垮啦，幹部猛發啦，窮人擔名啦，上級眼瞎啦！」[2-21]

由於第一次土改被認為不够「徹底」，在1948年2、3月份又進行了「二次土改」，主要內容是階級成分複查和糾偏、調查登記土地、調劑抽補。二次土改事不多，可能是1948年搞的。主要是地分的不周到的，調整一下；成分定高了的調整一下。貧農團土改完就不提倡了。我48年當過農會主任，時間不長，管理土地著了。（19980526HZF）在糾偏工作中，全縣原訂的地主480戶，糾正為281戶；原訂富農523戶，糾正為112戶。為錯鬥戶退回土地5,395.6坰，細糧217石，以及其他衣物和器具。並進行了土地登記，確定了新的地權。[2-22]「受苦人」分到了土地，也按家庭人口分到了原屬於地主的窯房。這些窯洞大多是修建精良的石窯，高大結實，直到進入21世紀還是村民主要的居所。

除了土地、窯房，再要分的就是所謂「浮財」了。這一項財產的分配是驥村人最不滿意的部分，他們認為相對於外村人，自己所得太少，在被問及分得了甚麼東西時，許多人都回答：「甚也沒分得！」。

無論如何，「受苦人」在土改中「翻了身」，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以至當時的縣委書記曾經這樣說：「土地改革是窮人翻身的一個寶貝，他可以使我們產生無比的力量，我們大家要賭個咒，非把這次土地改革搞好不成。」[2-23]驥村的一位土改時入黨、當幹部的老人回憶說：「舊前（解放前）我們是寸地沒有的，一寸地也沒有，一棵樹也沒有，要說有一棵樹就是燈樹（油燈）。共產黨、毛主席來了，土改，都安家落戶，都分地分窯。全國的事咱們解不下（不瞭解），拿這兒來說啊就屬我們村的人沾光沾的大了，舊社會屬我們這莊裏沾毛主席光沾的大，咋介沾光了？分到地，分到窯，自家就不要出租子；人家地主都圈下窯了，沒地主的窯還不是要自己圈了？」（YJG006MRJ）

地主階級的滅亡。作為階級，地主是土地改革運動中要消滅的對象。驥村所在縣的土改文件闡述了根據上級指示精神「對各階級層的具體辦法：（其中）對地主：一切地主不論大、中、小、勞動、開明、恩德，要堅決徹底消滅，過去消滅不徹底的，現在可以發動羣衆重新處理，但不是肉體消滅，在地主屈服以後，應給他留一份生活，如地主作惡很多，羣衆要怎辦就怎辦。」⋯⋯「在消滅地主階級以後，仍應進行嚴格管制（如晉冀魯豫實行地主出門要向農會請假的制度）。」在消滅地主階級的過程中，任何心慈手軟都是不被允許的，「在土改中遇到任何障礙，應堅決擊破，如幹部反抗，即給予處分，如支部抵抗，就解散支部，地主階級反抗，我們就組織力量打垮它。」[2-24]

消滅地主階級的具體方式主要是經濟上清算地主階級的剝削賬，沒收地主的土地、窯房、財產平分給農民，政治上通過訴苦、鬥爭大會打垮地主集團。雖然上級有從階級上而不是從肉體上消滅地主的政策，但是一場暴風驟雨式的羣衆運動總是不免「過頭」。對地主施用捆、吊、打等肉刑和肉體消滅的情況在當地普遍存在，驥村因為「亞洲部」在此及時制止了吊打地主「逼元寶」的做法，被認為「占了便宜」，「享了共產黨的福」。

除了上述從經濟上、政治上打垮地主之外，土改運動中消滅地主階級的另一項重要程序就是「打地主階級的威名」。所謂「打威名」就是除了在經濟關係中消滅剝削階級外，還需在精神、感情層面消除地主階級的影響。在「打威名」的方針之下，驥村與馬氏宗族即地主階級文化有關的象徵物幾乎被摧毀殆盡。例如被稱為驥村八景之一的十七座碑，原為光裕堂後代為頌揚祖先功德先後為馬嘉樂及其五個兒子、十一個孫子所立之功德碑，合稱「十七通碑」，它們坐西朝東，立山面水，由北向南排列，其碑身高大，雕刻講究，頗為壯觀。這十七座碑在1947年被盡數砸毀。再如馬氏宗族各支的祠堂及其中供奉的祖先牌位也在土改時被拆毀、焚燒或送到墓地掩埋。例外的唯有兩座「救災碑」，一直被保存至今。「打威名」，實為對原有的階級象徵體系的摧毀，亦是新的象徵－權力體系為自身開闢空間的過程。隨著土改運動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個層面的推進，矗立了近百年的「扶風寨」從象徵意義上徹底地垮塌了。

在這樣一場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鬥爭中，作為鬥爭對象的地主集團幾乎完全沒有反抗，按照村民的說法，是「乖得惡了」（非常乖順）。據傳，光裕堂族長馬維新在被迫交出土地時「放聲痛哭」，他曾對區委的同志說：「我就是捨不得，毛澤東的邊區一村一鎮，一寸土地不肯讓人，為甚麼？捨不得。我也是一樣的捨不得。毛澤東的邊區是頭顱換來的，我的土地是一點水一點汗換來的。」（關於楊家溝的土地問題1946/8/9）在土改開始的當年，這位以「善於理財」「治事勤謹」而著稱的族長和曾經是「三三制」政權時的區長就因貧病鬱鬱而亡，卒年60歲。

1947年由於胡宗南進犯陝北解放區，搶奪大量農民的糧食、牲畜。胡兵亦曾路經驥村，造成侵害。村民因躲避戰亂，分到手的土地也未能好好耕種，加之當年的霜凍等自然災害，糧食欠收，造成1947年冬到1948春幾十萬人口無糧吃的大饑荒。當時中共黨中央決定從晉綏解放區緊急調運10萬石糧食，救濟邊區受災羣衆。在這一饑饉時期，馬氏因為是地主，不屬於救濟對象，負責運糧的救災委員會領導中雖有馬家的女婿，但也不能給馬家地主一粒糧食，因而光裕堂各戶的生活都非常困難。

前邊區參議員、參事、新院的主人馬醒民餓得全身浮腫，行走困難，在女兒陪同下去流曲乞食。後來實在無法生活下去，只好離開老家。臨行前向當時的縣委書記告別並說明原因，縣委書記未加阻攔。他們一家四口避開路口檢查，繞道榆林，後到達蘭州；再也未回過驥村。另一名前邊區參議員馬閣臣，也輾轉經榆林，走寧夏，最後到達西安。瑞堂夫婦、祝年、鴻權、潤質、潤平等多人離開驥村出走他鄉。最艱苦的是兩位嫁給馬家的高氏老太太，她們年老體弱，又是小腳，拄著拐杖一路步行討飯投奔外地親屬。[2-25]在1947-48年冬春的饑荒中，光裕堂馬氏鐘泰的長子果夫因饑餓而夭折，成為驥村當年唯一死於饑荒的孩子，亦成為那個冬春饑荒的記憶。

在土改完成後，馬氏地主的成員盡數離開驥村。除了上述投親靠友出走外地的年長者，青壯年子弟許多在外參加了革命隊伍或革命工作。馬氏的子女因為全都受過教育，在青少年時期就外出求學，很早就養成了獨立生活的能力，此時全部在外學習或就業，後來分布於國內各省、台、港乃至世界各地，沒有一人留在老家驥村，被稱為全都走上了「自新之路」。

消滅地主階級的土地改革運動至此大功告成。1948年，馬氏地主的歷史在驥村劃上了句號，這亦標誌著地主階級從實體到精神被真正地消滅了。

六、土改與擴兵

始於1946年下半年成於1948年上半年的西北解放區土改運動伴隨著國共之間爭奪未來國家領導權的戰爭，而土地問題從來就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更是政治問題在此時體現得更為集中。有研究者直接將土改運動看作「是中國共產黨為取得戰爭必需的資源而採取的一種戰時財政的動員手段」。共產黨把土地改革看作是贏得羣衆真心實意地響應參軍運動的基本條件。「土地改革解決了中共一切的動員問題。一到他們將初期的農民暴動控制在手，兵員補充與後勤都已迎刃而解。共產黨已經找到使用無盡人力和鄉間資源的模式，和開啓了『勞力密集』的革命」。[2-26]

高王凌特別明晰地分析了土改的作用：不管土地改革對於經濟發展具有多麼重大的作用，這卻不是當時革命的中心工作；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此刻的任務就是一個：推翻舊的統治，武裝奪取政權。這在長時期中已經成為最為明確不過的思想意識和工作中心。對於他們來說，只要能取得政權，其他問題都無足慮。在這種情況之下，土改成為一種政治性的和為武裝鬥爭服務的手段，也就無足奇怪。毛澤東所說：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如果我們能够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由此，發動土改的首要目的，也就改為動員羣衆和奪取政權。中國的土地改革也常被稱為「政治土改」或「革命土改」，以區別於以經濟目標為主的土地改革。[2-27]

在驥村所在地區黨組織的多個有關土改的文件、指示中，都反復提到「擴兵」的重要任務。例如，〈綏德地委關於春耕前深入發動羣衆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補充指示〉（1947年2月13日）的第五條：解決土地問題應與擴兵工作配合進行，在羣衆已經發動、土地問題徹底解決的基礎上，完成今春擴兵任務。⋯⋯各地慶祝鬥爭勝利的翻身大會，亦即是歡送新戰士的大會。（頁19）

〈關於土地改革及清算鬥爭中幾個問題的決定〉第43號（綏德地委，1947年7月15日）文件在最後也專門指出：上述各類，各地應在發動羣衆參軍熱潮下配合進行，走羣衆路線，發現問題隨時解決，放手發動羣衆起來和地主進行鬥爭，啓發羣衆的階級覺悟，及政治認識，提高羣衆的階級仇恨，並以此來號召動員羣衆，為保衛鬥爭果實、保衛家鄉、收復邊區失地、解放大西北而熱烈參軍參戰。（頁17）。

「擴兵」在村民口中被稱為「拔兵」（徵兵），與東北解放區和後來的新解放區人民在分得土地後「踴躍參軍」的情形不同，這裏的農民通常將「拔兵」看作令人恐懼的事，可能因為這裏就是前線，流血戰亡的事就發生在他們身邊。一位當時還是年輕女子的村民回憶說：

我記得（19）47年那陣，就是反亂了，胡宗南來了，這兒將紅上嘛，鎮川、響水打開了。我娘家是岳家岔的，生的可高了，聽見人家那炮響啊，窗子上就轟轟的，炮打上了。我那叔老子，五大（五叔）當兵去了，我娘娘（奶奶）坐下直哭了一夜。今兒黑地（夜裏）開會征上，將上去，連夜走的這×家溝，部隊就這紮著呢，這住了三天就開到鎮川上去了，打仗去了。那陣不和邇刻（現在）一樣，拼刺刀嘛，就那麼個打法。你看怕了吧，那可怕人了，誰把誰砍上了，就就義了。（19991103LHZ）

我四個哥哥，那陣這兒拔兵了，老三拔兵拔的，老四也拔了，拔兩個，弟兄四個淨年輕著了，47年打仗這拔走了。那當兵那陣，我可怕那槍了，叭叭叭叭，說你不怕死？哎呀，我怕了。那一滿不怕死，還活捉了（俘虜）。當兵罷了，我娘娘（奶奶）老下了（去世），家裏老下人了，（部隊）不叫回，他就跑回來了。人家又叫來了。那（他）不去了。⋯⋯（結婚時）我是怕拔兵了，就尋一個兒的（指獨子），這（指丈夫）就一個兒。（20000716ZGL）

在驥村，「拔兵」並不是經一動員就能得到積極響應的事。一位村民講述了其家庭在「拔兵」時發生的故事：

我父親是兄弟五個，他行五。大伯腿不好，瘸著了；三大（三伯）是個憨憨（智障人），頭腦不精明；四大（四伯）身體也不好，將解放就沒了，也沒成過家。屬我爸是壯小夥，土改那陣拔兵，讓我爸去，我娘娘（奶奶）害怕（打仗）不想讓去，就讓這老五杠（跑）到佳縣毑家（母舅家）藏起來了。結果人家就把我娘娘，還是小腳，吊在房梁上，吊得，打得，逼她交出五兒子去當兵。（19991028CYZ）[2-28]

綜觀驥村土改的過程，可以瞭解「苦難」在整個運動的動員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訴苦」、清算、鬥爭會、「打威名」等各種權力技術的有意識運用，農民日常生活中那種較為自然狀態的「苦難」和「苦難意識」被凝聚和提煉出來，並通過階級這個中介性的分類範疇與更為宏大的國家框架和社會結構建立起聯繫。使「苦難」穿越日常生活的層面，把農民在其生活世界中經歷和感受的「苦難」——這種苦難在其自然形態上是難於系統講述的——歸結並提升為「階級苦」，這一轉換「苦難」的過程，不僅使土地改革運動獲得成功，而且重構了整個社會的結構和農民的精神世界，並成為日後與中國社會相伴幾十年的階級鬥爭的基礎。就此而言，稱土改是一場訴苦翻身、改天換地的社會革命是恰如其分的。

土地改革運動的性質是一個新的政治空間的開闢與社會結構的重新建構過程，這也在相當程度上確立了共產主義文明的基本邏輯。有研究者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從減租減息向土改的轉變具有突然性，為當時的人們所「始料不及」，因為在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4月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剛剛表示過共產黨在抗戰結束後仍將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讓了一大步，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個讓步是正確的，推動了國民黨參加抗日，又使解放區的地主減少其對於我們發動農民抗日的阻力。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將在戰後繼續實行下去。首先在全國範圍內實現減租減息，然後採取適當的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但僅過了一年，中共中央就發布了著名的「五四指示」，緊接著又於同年10月10日頒布了《土地法大綱》，「自上而下」的激進的土地改革迅速在根據地廣泛展開。[2-29]

土改既然成為「中國共產黨為取得戰爭必需的資源而採取的一種戰時財政的動員手段」，那麼「只要能取得政權，其他問題都無足慮。在這種情況之下，土改成為一種政治性的和為武裝鬥爭服務的手段」。土改的目標和邏輯就此確立，這也導致土改過程的一些特點。

例如，左傾、過頭的問題，普遍過度使用暴力的問題。如前所述，驥村被認為是一個「占了便宜」、「享了共產黨的福」的地方，因為當時恰逢「亞洲部」在此駐紮。但是周邊村莊普遍存在「過頭」的現象，原因就在於不過頭不足以調動起仇恨而發動羣衆，不過頭不能够達到運動的效果，更無法動員起農民參軍參戰。

在1946年制定〈中共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的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國民黨統治地區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國幫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點，即不能解決土地問題，民不聊生。我們只有依靠人民同他們作鬥爭。如能在一萬萬幾千萬人口中解決土地問題，即可長期支持鬥爭，不覺疲倦。」劉少奇再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問題，表達了對各種力量的權衡，一方面擔心農民未必「就範」，另一方面又顧及統一戰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退出合作，不能「失去農民又依然得罪了地主」。[2-30]這個「五四指示」由此被定義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過渡性質的土地綱領，而在實踐中，由於上述土改的目標和邏輯，貫徹「五四指示」要想不左不右、把握分寸、拿捏得當卻談何容易。而「過頭」幾乎是必然；正可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細腰」邏輯就此奠定。

再如，土改動員過程中的「用壞人」問題。與許多地方土改時存在的動員農民困難的情形一樣，驥村土改的發動也很不易。在村民的記憶和講述中，大多數財主都「恩德著了」；人們用道德化的「人氣」好不好而不是用階級和剝削概念來評判自己的社會世界。這種道德化的「受苦人」在階級鬥爭眼光下是一羣沒有覺悟的落後小農形象，他們對地主恨不起來，他們中有人把分到手的土地、財產退回地主家，說「人家有那是人家掙下的」，他們也不願意響應「擴兵」的號召甚至逃避「拔兵」。在這種動員困難的情況下，「用壞人」幾乎就成了唯一的選擇。前面提及的二發子，在村民眼中是典型的「黑皮」、「兒貨」，他最早參加了貧農團，殘酷鬥爭地主，用燒紅的烙鐵烙地主，使地主不得不將女兒嫁給他，結束了其光棍生涯，也留下了長久的惡名。「那數那窮，數那又是個黑皮（衆笑）那就用那號人嘛！」（Y0005-6LHS）

毛澤東手裏就扶了那沒本事的，有本事的給你壓下去。有本事的不讓你做，當財主的不讓你當，生下不讓你生，哪一個窮的了、沒本事的還救濟，不能叫你餓起。古來那就是誰有本事誰掙去，誰沒本事誰餓著去。古來就那麼個。（Y0049-50-51LHS）

暴力、過頭、「用壞人」的特點會從根本上改變農民世代傳承的「勤勞致富」的理念。既然財富可以在一夜之間獲得，也可以在一夜之間喪失，勤勞、節儉、精明、善良等還有甚麼意義？既然「富有」就會成為被剝奪的對象，積累財富豈不是成了引火燒身？農民千百年來形成的信仰理念，在土改中轟然倒塌。

這裏我們不可避免地遇到目的和手段、本質與得失、成功與代價的問題。正如張鳴所指出的：土改的真正意義不在經濟，而在政治。土改的分田分地，從歷史的角度觀之，不過是發動羣衆的一種方法而已。土改的真正意義所在，是劃分階級，是重新結構社會，是奠定政治統治的基石。農民雖然缺乏革命性，但並不缺少革命的跟進性。[2-31]由此「用壞人」，「過頭」，「暴力土改」等都不難獲得理解。「耕者有其田」是目的還是手段，決定了土改的過程、方式和結果都是不同的。土改無疑是成功的，它將農民充分地動員起來，把大約43%的可耕地分給了60%左右的農村人口，[2-32]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並由此獲得戰爭勝利的動力，經由農民的全力支持徹底戰勝了國民黨，推翻蔣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國政權。當然評價任何功過得失都不僅要考慮收益，還要考量代價，而且要明確誰的收益、誰的代價。高王凌認為：土地改革是付出了很大的社會代價的，它在農村造成了巨大的內耗和裂痕。共產黨人通過土地改革獲得了對中國農村極大的掌控能力——不但是通過「暴力」，也通過「話語」的「征服」，不但針對著「富裕階層」，也觸動了「貧苦農民」（中農更是不在話下）——它不會「到此為止」，也是「收不住」的。稍後我們發現，自土地改革為始的這種革命的邏輯，不但使中國農村導向了集體化，也導向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2-33]

土地改革是通過分地、分房、分浮財動員貧苦農民，同時消滅整個地主階級，徹底打敗對手建立和鞏固革命政權的過程，也是一個改天換地、重新安排社會基本格局的過程。這一運動過程再次演繹了成王敗寇、你死我活的邏輯，而其不考慮社會代價，也不顧及社會公正的功利主義不可避免地將人性之惡不斷地釋放和開發出來。暴力土改的代價一方面表現為對整個社會肌體的撕裂，另一方面對文化傳統的破壞、對精神道德的毒化也同樣不可避免。這種功利主義遺害無窮，它所確立的基本邏輯在後來的合作化運動、大躍進運動及歷次政治運動中不斷地重新上演，種下了中華民族日後「運動不止」、苦難不已的禍根，只不過其對象從有產階級變成了廣大農民。到大饑荒發生，這個體制和邏輯的合法性已經走到了盡頭。這就是在現實中運作的共產主義的邏輯，其他的邏輯都以此作為基礎。

注釋

[2-1]社會革命有別於政治革命和農民暴動，關於社會革命的界定，參見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2]1940年7月臨時參議會通過《綏德分區減租減息暫行條例》，規定按標準租額豐年減25%，平年減40%，歉年減55%；每畝收成在一斗以下免租。見馬漢援、王秀眉編撰，《馬氏家族志》，頁64。

[2-3]馬漢援、王秀眉編撰，《馬氏家族志》，頁64-66。

[2-4]原文見檔案全宗號0001；目錄號：1；案卷號：8。

[2-5]郝在今，〈特殊戰線　傳奇人生〉，《共鳴》，1999年第9期，頁58-61。

[2-6]周興信原件為手寫稿複印件，由何江穗整理錄入。下同。

[2-7]驥村清算鬥爭的詳細過程和討論參見何江穗，《「是」「非」之間：革命的大衆參與——驥村清算鬥爭的個案研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01）。

[2-8]見馬光華，〈××縣××村清算鬥爭的前後〉，存縣檔案館。下同。

[2-9]引文中縮略、漏字、錯字均為原文如此，引用時未加修改。下同。

[2-10]驥村土改中進行了「打地主階級威名」的運動，詳見下節。

[2-11]見〈××村處理鬥爭果實中的幾個問題〉，存縣檔案館。下同。

[2-12]時至今日，我們依然能够從村民的講述中感受到他們對一些清算委員的貪污行為的憤恨以及看到這些人被打時的快意。

[2-13]三鄉管家咀是所有外區的鄉中與驥村關係最近的一個。我們在驥村的調查中發現，驥村村民許多人家都有親戚在管家咀。該鄉與光裕堂馬氏的依附關係也是僅次於驥村的，1933年國民黨組織的調查顯示，管家咀十之八九的農戶租種光裕堂馬氏的土地。

[2-14]汪東興，《汪東興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106-107。

[2-15]馬漢援、王秀眉編撰，《馬氏家族志》，頁31。

[2-16]馬漢援、王秀眉編撰，《馬氏家族志》，頁71-72。

[2-17]地財指地主埋藏起來的財產；應為底財。

[2-18]毛澤東，〈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1948年3月1日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290。

[2-19]據縣委文件〈××縣土改問題〉（1947年12月23日）記載：全縣共有三百多人被施以肉刑，死亡13人；錯定成分589戶。

[2-20]方慧容，〈「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資料收集計劃系列工作論文》（No.1，1997）；程秀英，〈訴苦、認同與社會重構——對「憶苦思甜」的一項心態史研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1999）。

[2-21]見1947年12月5日白治民書記的土改講話。

[2-22]〈××縣土改總結報告〉（1948年4月10日）。

[2-23]見1947年12月5日白治民書記的土改講話。

[2-24]見1947年12月5日白治民書記的土改講話。

[2-25]馬漢援、王秀眉編撰，《馬氏家族志》，頁73-74。

[2-26]李煒光，〈暴風驟雨般的土地改革運動與戰時財政動員〉（2004），取自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94；高王凌，〈土地改革——「改天換地」的社會變動〉（2004），取自http://www.bjsjs.net/news/news.php?intNewsId=1274；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414；黃仁宇，《關係千萬重》（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66。

[2-27]高王凌，〈土地改革——「改天換地」的社會變動〉。

[2-28]這位被母親藏起來以免去當兵的老五，就是前面提到的分到地主的土地卻不肯要的村民。

[2-29]李煒光，〈暴風驟雨般的土地改革運動與戰時財政動員〉。

[2-30]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頁1-23。

[2-31]張鳴，〈動員結構與運動模式——華北地區土地改革運動的政治運作（1946-1949）〉，《21世紀》網絡版，總第15期（2003年6月30日），取自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5048.htm。

[2-32]麥克法誇爾、費正清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88-89。

[2-33]高王凌，〈土地改革——「改天換地」的社會變動〉。

第3章

「脫離苦難的社會工程」：

農業集體化的道路

（入社）是主席那陣提倡的，

說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嘛。

頭到（19）56年，

那就你非入不行，箍定（限定）了，

不入不行，上邊就這麼個政策。

羣衆看下了，這運動來了，

你不入就不得過去。

——驥村村民

獲得了土地的新農民在新世界中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那是一個萬象更新預示著幸福生活開始的年代。一位盲眼村民在五十多年後為我們回憶他當時背誦下來的歌謠：

上學識字先認姓名，認會自己再認別人；

祖父祖母爹娘兒孫，哥姊弟妹娃娃大人。

張王李趙左右四鄰，也有老戶也有移民；

村長鄉長支書主任，變工隊長勞動英雄；

區長縣長甚麼姓名，邊副主席也要記清。

變工互助人多力强，深耕細作快收快插。

冬麥春麥糜穀高粱，大米雪白小米金黃。

豆要多種黑綠豌豇，馬飼玉米人人誇獎。

（這裏似少一句，）多種洋芋節省食糧。

粽子包棗油糕包糖，好飯待客理所應當；

家常便飯應換花樣，花樣多變能保健康。

家家紡車戶戶種棉，要用絲綢發展養蠶；

染綢染布花織彩藍，織好染好穿衣不難。

剪裁吃糧細心計算，縫新補舊需用針線。

春秋夾衣夏季單些，棉衣毛衣冬天才展；

圍巾手套腰帶坎肩，皮襖皮褲老人喜歡。

帽子鞋襪頭戴腳穿，植樹務林滿溝滿山。

楊柳榆槐桑柏松杉，長大成材梁檁柱椽；

修房建窯木料當先，石頭石灰牢固省錢。

蓋頂要瓦鋪地要磚，門窗寬大炕上窗前；

席子鋪炕新被毛氈，桌擺當中椅凳兩邊；

長箱立櫃鑰匙鎖栓，油瓶油壺燈柱燈盞；

竹梳竹篦鏡子照面，羊肚手巾臉盆洋碱。

院裏乾淨門前清爽，婦女衛生更要多講；

產婦生娃臥在炕上，煮剪剪臍口咬不當；

小孩吃食按時定量，衣被多洗常曬太陽；

每日灑掃多開門窗，消滅蠅鼠建設茅房。

⋯⋯後頭還有，乍忘記了。（20021103MZY）

這位村民在背誦時不無驕傲地告訴我們，全村只有他一人還能記住這段歌謠了。

上述歌謠幾乎反映了生產生活，包括衣、食、住、養的方方面面，估計是當時推動農民走向現代生活的宣傳材料，從中亦不難體會到一種努力造就新農民的時代特點和精神狀態。

土地改革運動結束後的短短幾年時間中，驥村是一個相對平靜、似乎無事可陳的社區。這種平靜大約持續到下一個運動——農業合作化到來之前。

一、村落社區的互助合作傳統

合作互惠是構成鄉村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落村社區中的生產活動、日常生活和重要事件都離不開人與人、家戶與家戶之間的各種交往與互助，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傳統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社會交換形式與規範。若用地方性概念來概括和表述，驥村農家的經濟生活與社會活動中大致有以下幾種合作互惠關係：

1、「變工」：其實質是勞動力、畜力、生產工具的交換與共同使用。通常在重要的農時季節比如耕種、灌溉和收穫時，一人或一家難以獨自完成勞動過程，這時就採取「變工」方式，比如播種時，兩家或三家聯合起來，把勞力、畜力（通常是耕牛）和農具（犁、耩子）集中使用，輪流、高效地完成各家地裏的播種。

驥村歷史上一直有「變工」這種勞動互助傳統，人們常常說到與某家「變著了」，而且「變工」合作一直持續至今。以我們九十年代末在村中遇到的一位婆姨為例，可以說明「變工」這種交換活動的性質和意義。這位婆姨的丈夫是長期在外做工的木匠，兩個孩子在縣城上中學，平時家裏經常只有她一人過活。耕種季節到來時她必須依靠別人的幫助，不失農時地把地種上。她家的地比較少，與她「變工」的人家來了兩個男勞力（耕種點籽一般需要三個人配合操作），還出一頭牛，這樣只需一兩天就耕種完了；與其「變工」的家戶土地較多，需好幾天才種得完，作為大致對等的交換，這位獨自在家的婆姨在耕種的這些天中每天都得去給人家點籽，直至把地種完為止。一位婦女就是這樣以較弱但持續時間較長的勞動力換取鄰人的幫助而完成生計任務的。此外，人們還經常使用「巧工變拙工」的方式，還是這位婆姨，有男勞力的家戶幫助這位男人不在家的婆姨種地或幹了其他較重的體力活，這個婆姨到冬天就給人家織毛衣、做針線、做鞋等等。通常「拙工」指各種比較粗重的體力勞動，包括種地、圈窯、打井、背石頭，壘灶等；「巧工」則是需要靈巧細緻的勞動，如織毛衣、做鞋、縫製衣裳、做食品、年節或祭祀時給神做供飯等等。老鄉們常說：「農村就得靠這個，人家幫了你，就得還，基本上都得達到平衡，一般還的還要多些。而且這樣的變工還要關係好些的，不然人家根本不跟你變」。「巧工變拙工」還表現了性別之間的勞動分工與合作，兩性之間的交換與和諧互補，亦是生存的必要條件。

這種「變工」方式的合作並不僅僅出於雙方互通有無（比如有人出牛，有人多出勞力）的交換，它還以社區中人們積累起來的信用、情感作為基礎，經濟行為背後有著社會關係和人品能力的判斷。而我們將看到，在後來的合作化運動中，最初的合作方式就是「變工組」和「變工隊」。

2、「相夥」：指比較大的勞動過程、日常生活和重大事件中更寬泛的互助。「夥」的本義是共同，一些繁重複雜的勞動例如修建窯洞、打井、搬運重物、紅事白事等等工作須人們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第一章中所描述的財主與夥計之間的「夥種」、「夥餵」關係也可納入廣義的「相夥」的範疇。與「變工」相比，「相夥」的內容和範圍都更為寬泛一些；而交換的衡量也更為模糊。

3、「行門戶」：所謂「行門戶」主要指「五服」內的親屬在婚喪嫁娶和「抱鎖」（為後代健康成長戴長命鎖認乾親的儀式）等重要人生禮儀中，以家庭為單位進行交換與互助的行為。這一交換互助關係經常擴展至遠親、鄉鄰、好友範圍；具體方式為參與儀式活動、送禮（包括禮金和實物）與儀式過程中的「相夥」。有「行門戶」就有「還門戶」，即下一次在對方家庭有事情時以同樣方式參與和送禮、幫忙；所以每次辦事都有專人記下詳細的「禮賬」，以便「還門戶」時確定適當的份量。這鮮明地體現著「禮尚往來」的交換理念。

4、「莊事」：另外一類需要人們合作方能完成的事物是與「村政」相對的「莊事」。驥村的村民對於公家（國家）的事與本莊（社區）的事有明確的劃分，他們使用「莊事」或「社事」來指稱後者。村政當然是由國家層面下達，由各級地方政府貫徹下來的各種事務和任務，主要內容包括常規性的公糧收取、稅費提取、「拔兵」抽夫、計劃生育，以及上級臨時下達的任務等。這些工作的內容和實施村政的管理者都與其他的村莊別無二致。而「莊事」則指村莊特有的所有關涉村社福祉的事物，內容包括天旱時抬龍王祈雨、唱雨戲（即一年一度既娛神又娛人的「神戲」），也包括村中各廟宇的廟會活動和廟宇神位的供奉修葺。這些民間的信仰與儀式活動在村民心目中是作為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存在的，所稱的「莊事」或「社事」正是就此意義而言。驥村所含的三個自然村與相鄰的三個村莊原來是一個「社」，每年辦會事都是在一起的。近幾年來由於收取戲錢等一些具體的事端糾紛，造成原來「公社」的分裂，現在變成各辦各的「莊事」了。

「莊事」是由一個「社頭」和數個「糾手」（糾：取其集合衆人的意思）構成的組織來承辦，類似於一個廟會委員會。「社頭」一人，是每年由驥村的三個居住區（自然村）即「前溝、「後溝」、「寨子上」輪流出人承當的，「糾手」是「社頭」的助手，每個自然村各出兩人，也是按年度輪換承擔的。「社頭」與「糾手」要在輪職的一年當中負責村莊各種公共事務，諸如祈雨、「寫戲」（請劇團並與之簽訂演出合同）、謀劃安排宰牲祭神和廟會活動、收取村民給「神神」上的布施和分攤到每個人頭上的戲錢等等。「社頭」和「糾手」的工作是對整個村社盡一種義務，他們所付出的時間和勞動並不求物質回報或有形的「好處」。我們在調查時恰巧有幸目睹了一次「寫戲」的過程，從中可以觀察到這些服務於公衆事務的人們是怎樣行為的。他們一心要達到的理想結果是「錢要少些兒，戲要好些兒」。為此他們不辭勞苦出去外地找戲，費盡口舌地與戲團的「寫頭」討價還價。他們雖然也認為辦這些事「很麻煩，又不掙錢，辦好辦壞還有人議論」，但無論如何，在他們心目中，這些都是「大夥兒的事」，所以辦「莊事」就是辦自己的事；辦好這些事關涉到「社頭」和「糾手」的社會聲望。

由三個自然村輪流出人承擔的「社頭」，通常要推舉那些「忠誠些的」和願意為大家辦事的人選；「糾手」是一個自然村每年出兩人，一人為主，一人為輔，到下一年度輔助的就成為主要的，同時再加入一個新人替換老的「糾手」，逐年類推。「社頭」和「糾手」的推選過程完全是自覺、自願和自發的民間運作，與村政不發生聯繫，但同時卻不乏前村幹部參與其中，積極謀劃和打理各類「莊事」或作為年青「社頭」的「顧問」。在共產黨政權建立以前的村政和「莊事」中，馬氏地主集團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現在一些老人回憶說：舊時辦「會事」，「社頭」都是由財主家當的，「糾手」都是受苦人。人家財主有錢兒，過廟會的花費是按地畝數分攤的，不足部分都由財主家出，不再跟窮人要錢了。當時寫戲也是「社頭」的事，不必跟「糾手」商量，「社頭」自己做主就寫下了。由受苦人擔任的「糾手」就是出力的，負責擔水、做飯、迎來送往、安置戲臺等等雜事。土改前的「莊事」模式基本上是「財主出錢，窮人出力」。

以上所述的互助與合作活動並不僅僅是錢財的或勞動的交換，也不限於生活所必需的互助互惠，村民通過在生產生活中的合作，建立並維繫村落共同體中的社會關係，也塑造了人們關於公正、合理的觀念意識。長期以來，驥村人有一種關於「人氣和銅氣」的說法，他們經常會評價說這個人有「人氣」或那個人沒「人氣」。所謂「人氣」是對社會聲望的正面評價，說某某有人氣，是指他或她為人正派、實在，在人際、家庭和村莊的各種關係中行為得體，既懂禮又懂理，有好人緣，具體而言就是「上邊也信任你，羣衆也信任你」。而且「你有人氣以後就有人抬舉你，有人抬舉就說明你有銅氣。有銅氣並不是指有錢，而是說你這個人周轉現金很容易，有信用，借兩個錢人家敢給你借。如果這個人不務正，做些胡事，賭博啊，偷啊，羣衆沒人抬舉你，你用兩個錢也沒人敢借，貸款也沒人敢給你貸，這就是人氣沒人氣，銅氣沒銅氣」。（yjg008mrt-2）不難看出，所謂的「銅氣」也並非僅僅指有經濟實力，其實是指一種得自於人品和能力的信譽，有「人氣」的人在需要的時候，能得到別人的幫助，沒錢也能借到錢，個人力量小也能辦成事。一個人如果在衆人心目中被視而不見或遭到厭棄，就「人氣」、「銅氣」皆失，成為與整個共同體格格不入的人。用驥村人的話來說，「銅氣和人氣並排走著了」。

鑒於這一評判標準，我們便不難理解驥村人為何那麼注重「做生活」的態度和能力，為何在各種人際交往和社會交換中盡可能地不虧欠對方甚至多予回報，以及為何視「莊事」為公益，在其中盡心盡力。由交換和互助活動構成的合作既有一種習俗約定的性質和約束力，同時也是一種情感上的相互給予，這種約定雖然不具有正式契約的法律意義，但卻是人際交往過程中的必須履行的責任與義務；而且人們在默契的合作過程中不僅滿足了生計的需求，同時也在不斷地付出和給予中積累人情和信譽，亦即村民們經常談論的「人氣」與「銅氣」。這種不斷重複的滿足而又超越了實用性的交換關係，形成了驥村農家在公共生活中的處世哲學，也構成約束其行為的規範和準則，從而建立起和諧互補、共存共榮的社區生活。就此意義而言，被馬克思表述為「一袋馬鈴薯」的小農，確實其組織性和集體行動能力都很弱，他們難以承擔組織起來謀求共同利益的成本，而且小農「自私」的特徵也制約了他們的公共性公益心。人們由此認定「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然而從農民日常生活中交換與合作的實踐來看，各種基於傳統社會關係的互助互惠其實是社區生活中的正常形態，村落共同體離不開這種互助合作。當然這種合作關係應該是基於自主、自願和自律的，這種自主性應當是合作與互惠的社會基礎。

二、「變工隊」—「小社」—「高級農業社」

土地改革運動普遍地實現了農民的「耕者有其田」的願望。在土改後的幾年中，翻身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生產，擺脫苦難發家致富的熱情十分高漲。由於人們對待土地、財富的態度和生產能力的差別，由財富相對平均的狀態逐漸走向分化是自然而然的。而這一時期土地買賣交易也相當活躍。

在驥村，始於五十年代初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從「變工組」、「變工隊」開始的。如前所述，農民在傳統的農業生產活動和其他各類勞作、生活中的互助行為是經常性的，他們對於「變工」、「相夥」等交換方式並不陌生，也不需强迫。一位土改時入黨、最早響應號召帶頭開始搞合作化的老幹部回憶了驥村人入社的過程：

（問：合作化的事你還記得吧？）那還記得。合作化開始那陣是變工組，發展的小組成了大組，大組就成了隊。先頭是成立起一個變工組，三個五個一個組，那陣可受了罪了。（問：那陣有沒有不願意合作化的？）不願意嘛，那陣都思想接受不了嘛。我們慢慢地勸導嘛，乍給人家做思想工作。頭合作化了以後，就投資驢、羊的，那東西都打到集體了，乍評了價。（問：你們怎麼做思想工作啊？）就說集體咋好，怎麼這個，就這麼著勸導。（問：上邊也來人了吧？）來了嘛，常有人了，那陣中央常生（住）人著了。還有區政府，鄉政府，和我們一氣講這個了。（問：那你們怎麼跟村民講？）那就是隨便啊，就是普通話嘛。那陣共產黨實際是好，為羣衆。幹部下來給這號老婆老漢砍柴擔水，掃外。那陣就區上開個灶，鄉上也派飯吃呢，一滿不起灶。來給這號老婆老漢砍柴擔水，掃外，那實際是為羣衆服務呢。邇刻（現在）這幹部見到老婆老漢話也不想說了，真個。

三戶一個組，兩戶一個組，個人找對象。那說，那是共產主義嘛，到社會主義就和邇刻一樣了。「點燈不要油，解地不要牛，肉絲肉片，包子花卷」，淨吃了。那不信嘛，不信的可多了，說是肯定做不成。慢慢地就信了，做思想工作。那陣我是行政主任，都負上責了。一開始，我們後溝行政的變工組，是一個我，一個馬瑞進，一個是志輝老子的（父親），就我們三個。我們三個一年下來，第二年那就多了。那一年好嘛，一滿公家支援著呢，一年下來，吃的都有了。不然就是地主底墊著呢：你沒吃的了，人家給你借上，到秋上下來，你再把那還去，那就又沒了，又要借，常趕不上。我們那三戶變工，好嘛，不好人家就不來了。這一年下來，就說是啊，還是要集體化啊，人多力量大，這變工組就搞了三年了。乍就都成了合作化了，這個過程就可是難了。那陣種地，牲靈都使人家地主的，人家買的，你這餵上使喚。然後人家地主就拉回去了，這等租子一停當了，你拉回去，你餵去，淨是人家底墊著。到合作化，就是公家底墊著，公家給你買牛買羊。（20021029GCM）

入社的方式是農民將屬於各家的牛、驢、羊等牲畜和犁、耩子等大農具及籽種進行「股份定價」，作為入股投資交給集體，此外就是勞動力的投入了。做過初期合作社會計的老書記的弟弟回憶說：

那合作社開始就叫變工組，合作社那陣我們就參加著，一開始常年互助組，養的猪，二十來戶。那陣我就算文化可以著了，當會計，管這後溝，那陣三個行政（三個初級社）：前溝、寨子上就另著，成了高級合作社，這三個就弄到一起。（問：當會計都做甚了？）噢，可複雜了。股份定價，那陣一個勞力攤多少錢，那攤多少攤下來要錢了。農業社以前甚也沒有的，就社員往裏投了，投那些牛、羊、籽種、各種農具，投股了，有甚投甚，都算上，作價。（問：誰給作價？）有幹部了，書記，各隊隊長，（問：書記是誰？）農業社書記那是我哥，隊長那是馬瑞進。寨子上還有個羅成富。（問：如果有人覺得作價作低了怎麼辦？）那不行，那就是幹部說了算。（問：那農民沒意見？）有意見那不頂事。（問：他們作了價你記上了？）噢，那就是一個樣。將這些能用的都記下，不然攤股份拿甚麼攤了？就這些。那一記下撂些甚都記下，一個全勞力管60來塊錢，你沒勞力拿東西作價，最後有那家裏窮的甚都沒有的，那國家貸款，銀行貸款，人家東西多的還償款著了對不對，有牛有羊。我們那陣我們老人還在，我們可老（多）入了，我們入了兩條驢，三十來個羊，多了，我們可超過了。一個好苦勞力60來塊，婆姨還不曉得多少。那陣幹部也就三十來斤（口糧），後來農業社會計我不當了，就到郵電局做線務員了，一個月就三十塊錢。（200510291GCD）

（19）54、55年有了小社了，合作化就是入社。那陣在村裏我也不負甚麼責任，就是支部上幫些忙，有人家書記了，隊長了，大隊下來分這小隊，小隊裏有組，人家謀慮（計劃安排）著呢。我就是支部上謀慮了。入社評價著了，比如你有牲靈（牲畜），我沒牲靈，給你入股份基金，一個人攤上多少股份基金，你那牲口給你打價；我沒錢，給我也攤多少股份基金，隊上看我家裏能拿出來點甚，傢具，給你打，都打股份基金著了。沒辦法的戶，上邊給撥點款，跟救濟款似的，比如一個人五十塊股份基金，你能拿出來多少，給你打了價，空下款的，幾年給，三年給，分紅利人家扣了，幾年還完。（19991103LCY）

如果說初期的合作化以說服教育農民為主，而且還有傳統的「變工」互助作為基礎，因而是一個相對自然和順利的過程，那麼後來的「小社」（初級社）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建立就帶有更多的强制性了。

開始初級入社那陣，那我就有點記得了。開始初級社，初級社是咋個初級社？就是一開始叫入社了，各人思想都不通，不想入。那陣我不大，八、九、十來歲了，後來聽別人拉起來這些事。一開始都不願意，沒有同意要入的。有的年輕的，就這方建左啊，汪躍志，就這些人說咱先入，方建左那陣團員，那陣他們年輕著了，積極分子，還有我們鄰家的一個女的，叫個黎桂榮，那也參加了，那也積極了，她男人姓楊，她男人沒了，她就一個寡婦婆姨，她那個人也就人說的二兩馬怕（二百五的意思），就那種人。她說人家入社，那也就入了，跟男人一搭裏種地了，勞動。（問：咱家算是入得早的？）咱家裏是第二年，他們罷了第二年入的。哎呀，那是54年開始入的？55年怕就都就入了，我那陣就是個十歲。開始就是幹部，大小負責任的入了，黨、團員，其他的勸說入了，人家有不入的，頭56年就都入了，不入就不得過去。羣衆看下了，這運動來了，你不入就不得過去。都入了就成農業社了，小社是初級社。乍就都入了。（問：那陣家裏都入了些甚？）入的一條牛，餵條牛，乍就人家打成價，投資了，再有耩子呀，所有這農具上用的這號，都就入了，除了鐝頭不入。一開始入農業社，集體沒買下東西，你有甚往裏投資甚了，投資了這頭牛給你打的三百二百，衆人估的，乍打下價投資了，乍有羊的投羊，有牛的投牛，反正集體要甚投資甚了，乍最後下來掙工分了。一入社就論工分了。大家評，看你苦力能掙多少分，最高十分，再下來就是九分、八分、九分五。那陣就是我爸、我媽（掙工分），我那陣也小了。（問：他們兩人一天能掙多少分？）他們兩個就能打十五分，一個五分，一個十分，女人就是五分，女人最高那陣五分。

一開始入社呀那是都不想入了，（問：你父親想入嗎？）不想入嘛。乍人家來了也有工作組著，那上邊來的，宣傳開會，說些甚我就不記了，就是些入社咋好咋好，集體化力量大。最後都要入了，誰家不入也不行，乍入了。我媽那陣剛生了娃娃，過上一個時間那才能勞動，正月裏生，到秋季上場裏她就要去了，一開始那陣就是地裏不去，場裏去了，打場。第二年那就開始修梯田、打壩，乍就女的去上了。（問：這兒修梯田開始的可早了嘛？）早了嘛，一農業社就開始了，（問：那是大躍進以前就修上了？）修上了，大躍進以前就打壩。單幹那陣就打壩，給集體打。（20021105CYZ）

一位老黨員、變工隊積極分子說：

這要入社了，就做這個思想工作了嘛。上邊幹部來給我們做，我們又要給羣衆做了嘛。說入社咋個好咋個好，共產黨咋個待遇，咋個謀慮。一氣把人家的羊啊，驢啊，地啊，大農具，一夥都參加了社。（問：有沒有人說不想入的？）不想入的？那狗日的，這一圪嘟（一羣）人，思想上一氣給他控箍著了，一氣給他傳達呢，不能叫他退股。說是入社自由，出社自由，不自由了嘛，哈哈哈⋯⋯初起入的時候自由著了，他出去就不自由了，不能退了嘛。（yjg2002MRJ）

頭到56年，那就你非入不行，箍定（限定）了，不入不行，上邊就是這麼個政策。那陣也有地比較多的戶，他有攔的羊，餵的牲口，不願意入了，那生活富足嘛。就是「李闖王坐天下，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抱娃娃熱炕頭」，因為那個條件就好著了，那就不願意參加（集體）。不願意不行嘛，誰也不頂事。土地成集體的了，牲靈給你打上價，你入社要投資了。入了社，家裏甚也沒了。沒入社單幹時打的有點餘糧，頭臨後一年不如一年，分的趕不上吃了，頭到58年那陣，就底墊完了。唉，社會這東西就變化嘛，發展的規律。到那個時間了你不願意能說你不願意了？（yjg2002MRT）

將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的農民，又將農民手中的土地集中起來集體經營，這一分一統的變化無疑帶來農民關於財產占有觀念的巨大改變，也必然帶來基本價值觀念的變化。一位當過多年會計的老人評價說：

有那號二流子，不好好過，那就胡撇。聽老人們說是，從49年那陣，有的人收成好，48年那不是分了土地，頭到50年，那號懶漢、二流子分的土地又給人家出了（賣了）。51、52年還就可以，（屬）平常收入。到那時候這有的人把那分的地賣了。這正兒八經人家那有好勞動著了。49年到52年這四年了，人家就恢復了。不愛勞動的呢，那就還是個貧困，甚時都有，分的土地就只有賣得去了。所以到53年變工隊了，有賣的沒地的，連種瓜的地也沒有了。結果那頭到55年入了社以後了，又給那分的。這一入了社了，地也有了，牲畜也有了。大夥就都能種了，那就說成這個形式。頭到56年，這不就都成了統一了，一個初級社，成農業社了，那就土地、牲畜都有了。雖然你有驢了，有羊了，都給你打價著，打價著也不給你付錢，沒錢。按理說，這窮的要出錢，富的要取錢，是不是？但是窮的出不起錢，有欠帳，有直到爛農業社（指取消人民公社）就那賬還有沒還清的。反正就是有的就吃了虧了，窮的就占（便宜）了。（Y0052-53-54MRT）

入農業社，從根本上改變了驥村人延續數十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屬於家戶的生產資源包括土地、牲畜、農具、種籽被集中起來，作為共同財產；由一家一戶的勞動和臨時性的變工互助變為集體勞動；由自給自足地獲取土地收成變為通過記工分實現集體的按勞分配。對許多農戶來說，幹了多少年、盼了多少代才分到手的土地，還沒焐熱就歸公了。而這一切都是不以他們的願望和意志為轉移的。

三、農村集體化的女性記憶

從幾千年來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生產快速改變為社會主義集體化的農業生產，對所有農戶來說都是一次革命性的轉變：既是財產所有權的轉變，也是勞動生產方式、收入分配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轉變。我們之所以以女性記憶為主要內容來回顧這一歷史過程，一方面緣於傳統的性別分工原本是將女性定位於家庭私領域中的，村社中的集體活動、公共事務主要是由男性參與和掌控的。由此，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中，婦女，不僅是這一宏大社會革命中的生力軍，而且是這一革命的特性、意義和成功程度的重要表徵。在中國革命中，婦女問題總是與階級問題相提並論的，婦女解放一直被認為是終結階級壓迫、進而是解放全人類的重要部分和標誌。因而農村的集體化過程對於男性和女性而言就有不盡相同的內容和意義。另一方面，性別分工、社會地位等造成的記憶和講述的方式與特點存在著性別差異，雖然他們都身經苦難，都以「受苦人」自稱，但他們對苦難的感受和表達卻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同樣的轉變過程給經歷者留下的記憶有著較明顯的性別差異。我們在訪談中不難發現，當驥村的婦女被問及關於集體化的政治動員、土地轉移和家庭財產計價等重大問題時，常常很難像男性村民那樣明確的陳述，她們的回答大多是「不曉得」，「不記了」，「那你得問老漢去」。在就重大歷史變遷和公共事物向女性親歷者發問時，我們仿佛面對著歷史迷霧後面無法看穿的暗夜。

驥村女性對於農村集體化的經歷、感受和記憶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現的：「婆姨（已婚女性）、女子（未婚女性）都下地」——集體化對女性而言，最大的轉變是她們從戶內走向戶外、從家庭私領域進入村社集體的過程。按照當地傳統的勞動分工，地裏的勞作主要是由男人承擔的，「以前這婆姨一般都不到地裏去，家裏就是轉這個鍋臺，照看娃娃，做飯。」如前所述，當地語言中的「巧工」與「拙工」常用來表述性別勞動的區分，前者多指由女性承擔的紡線織布、製衣做鞋、做飯和製作祭品等需要靈巧細緻的勞動；後者則是男性承擔的較重的體力勞動如種地、圈窯、打井、壘灶、背石頭等。由兩性分工造成的交換與和互補關係亦是生存的必要條件。婆姨、女子通常只在農忙時下地幹活，例如在每年的春種秋收時節到地裏幫忙。而加入農業社之後，除老、幼、病、殘以外的所有勞力都須參加集體勞動，按照出工率記工分，年終決算分配。對女性而言，這一活動空間和勞動方式的重大轉變當然不可能不留下印跡。但我們在調查中發現，這裏似乎也是一種「無事件境」，大量日常生活的細節無序地混雜在一起，沒有清晰的時間次序和界線，也似乎看不出與重大歷史過程的意義關聯。[3-1]一如布羅代爾所言：他所起步的日常生活——「那些生活中對我們盡責而我們竟不知曉的東西——那些千般萬種的自發自止的行為。⋯⋯無數的行為都是自古繼承下來的，無章無序積累的，無窮無盡重複的，⋯⋯積年累世的、非常古老並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當今的時代，就像亞馬遜河將其混濁的洪流瀉入大西洋一樣」。[3-2]

而實際上，女性村民對這段歷史的記憶和表述只有當這些經歷與她們有切身的關聯時才會浮現出來。具體而言，這段歷史是通過她們的身體、情感，即對病痛的記憶、對養育孩子的記憶和對食物（亦即饑餓）的記憶而得以再現的。

1、身體疲勞和病痛的記憶

從以戶內活動為主的家庭勞動轉變為戶外集體勞動，對女性而言，並非僅僅是勞動方式的轉換，事實上也是勞動量的增加。集體化以後，婦女除與男子一樣必須按時出工勞動外，傳統性別分工的角色並未改變或由他人分擔：做飯、洗衣、照顧孩子、紡線織布、縫製衣服和鞋子等等工作依然全部由女性承擔。在農業生產勞動中，雖然從初級社開始直到人民公社解散，作為分配依據的工分始終是女性低於男性（入社之初，婦女最高是5分，人民公社時期最高為8分；男子最高一直是10分），但婦女在勞動量和勞動强度上並沒有受到照顧。驥村在合作化時期就開始了農田基本建設——填溝、打壩、修造梯田，其時全村的勞力被分為兩個組：一個是農業組，全部由男勞力組成，他們都是幹農活的好把式，負責種地打糧；另一個是「基建組」，農業組以外的男勞力和所有的婦女勞力都屬於「基建組」，他們一年到頭的任務就是打壩、填溝、造梯田，從事的是相當繁重的勞動；到1958年又成立了「衛星組」，按照村民的形容，衛星組「就是先進的，莊稼肥料上得大，地種得好，意思啊就是往起樹這個星星呢，典型，其他人都要向他們學習」。從當時勞動分工的情況來看，女性的勞動繁重程度並不亞於男性，而高强度的集體勞動亦給女性留下深切的記憶：

女人家出去修梯田啊，打壩啊，頂男的，不頂男的也可以著了。我們那陣修梯田，拍畔（用鐵鍬將土壩拍實）去了，就這站畔，不行些的男的還拍不過這些女的。就這麼高的那屹嶗（山坡），頭低下拍，那也受罪了，可熬（累）了。你拍不好，塌了就是你的問題，誰的畔塌了誰負責。（我）二十幾上就有了病了，（問：甚麼病？）那就說不來。心臟病，心臟不舒服，一滿（完全）不能沾響動，一沾響動，我就解不下了，就難活（受）了，心就跳的呀，就難活了。哎呀，整整半年，我就那個半年沒動彈（勞動），就難活的。那陣一沾就心亂了，個人不由個人了。我難活了一年啊，頭後半年，秋收停當了，就動彈了。我就說，我今兒差（病輕）些了，到地裏去啊。我做個一兩回，我能支持來，我就做著，我支持不來，我自然就不來了，頭後排我去上就一天比一天還硬了。不然這窮日子不得過啊，你說我一年就害病，就治，就我不掙，這娃娃吃不上，穿不上，你不做工就糧也少分了，就沒那個多勞多得了。（yjg2002LHZ）

就是那年填溝，管道山填那壩，就穿這薄片片鞋，一下就生（受涼）了，腿疼、麻，第二年正月就修上梯田了，就在那龍王廟那，冰的啊——，可是冰的惡（非常）了。就那罷（以後）了（身體）一滿不行了。（yjg2002ZGL）

那陣我是個二十幾了，那陣就有那個大女子和大小子，這就四十多年了。那年刨山芋（土豆）來著，受了凍了，我夜黑地（晚上）回來啊，我這兒跺子（臀部？）啊，涼得就跟死人跺子一樣，一滿就冰的，就這後胯裏。人做生活（勞動）了，就風就雨就雪，給你下下。唉呀，邇刻（現在）穿得這棉的了，夾的了，舊個（以前）呢，連連補補，穿不上。（問：婆姨女子不方便的時候咋辦？）婆姨女子不方便的時候，有的輕便些的，也去（下地）了，疼的不行的，就不去了，一天抓個金娃娃也不去了。女人家那陣定（出工日）了，一個月給你定多少，我們那陣定二十幾天著呢，定的多。男人那不定，女人家那有不方便事，給你定了，男人家那不能誤工，誤工了你不生活？你不要吃了嗎？（yjg2002LGR）

在對驥村女性的訪談中不難發現，雖然不同的被訪者關於身體的疲勞和病痛有不盡相同的記憶，她們對病痛的描述和判斷也通常不符合現代科學和醫學的標準，但相當共同的一點是在談及病痛原因時，她們比較一致地歸結為「苦太重了」。

2、養育孩子的記憶

婆姨們每日參加集體勞動所遭遇的另一種苦難，是身為母親無法正常地餵養和照料年幼的孩子。集體化時期青壯年女性都須按照規定時間出工，年幼子女的餵養大致採取三種方式：「老人照娃娃」——即由年老體弱不能下地勞動的婆婆承擔照顧孩子的職責；「娃娃照娃娃」——由學齡前的哥哥姊姊照料年幼的弟弟妹妹；「娃娃沒人照，在炕上拴著」——為防止娃娃滾爬摔下來，「在炕上釘個木橛橛或者鐵棍棍，用帶帶拴在那上，再給娃娃繫在腰裏。中午能回來就給娃娃吃上點（奶），幹活的地遠了娃娃就餓著。」

一位母親至今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還是淚水漣漣：

我們那大女子那陣還和老人一搭裏，老人還給照了。頭二女子就不給你照了，你早起走了，放到這炕上，頭黑地回來還在這炕上放著呢，你回來，那娃娃就一滿哭成個屎卟嶗（指孩子大小便滾一身），急的我哭鼻打水嗟。二的頭一年三月養的，第二年整一年，第三年才會走了，就在那炕上，引起腿把子就不利（索）了，不會往開展嘛，第三年三歲了，七八月裏才會走的。那早起走了，多會回來多會給吃了。這春上不回來嘛。從四五月裏開始能歇晌午了，晌午這回來了，奶娃娃，這黑地才又吃一次（奶）。那不是說那軟嘰巴蹋不會走，幾歲了才會走。這個小子那就算貴氣（有福氣）著了，那個大女子會照了。（yjg2002GYL）

母親對於孩子的牽掛心痛不亞於身體病痛帶來的痛苦：

滿月了四五十天就動彈上了。奶娃娃，人家歇（晌）了，我們杠（跑）回來奶來了。那照也沒人照，我們那老人也不照去，走起急的你哭鼻子，回來看到娃娃又要急的你哭鼻子。我們那二女子（小時候），那陣炕上不鋪個氈，就鋪個那爛席子，娃娃猴（小）著了嘛，娃娃頭髮又稀，給娃娃頭髮一滿擦的稀爛，腳底上擦爛。可心疼了，邇刻也常想著了，真個。（yjg2002ZYZ）

那陣大合營（指農業集體化），唉呀，我們那娃娃可可憐了。沒人照嘛，奶奶的那陣那也要勞動去了。不勞動她也吃不上嘛。沒人照娃娃，我們娃娃照娃娃嘛。我們大小子才五歲了，二的三歲了，五歲的照個三歲的嘛。鍋裏給娃娃煮上口那種擦擦飯（磨碎的糧食煮成糊狀），高粱擦擦飯。放個勺勺，炕上放個尿盆盆。娃娃不出去嘛，那陣行吃（乞丐）的多，淨餓的，他們怕嘛。門上頂個棍，把它頂定。餓了就舀的吃點盆盆裏的擦擦飯，把起尿就上尿盆盆把尿。五歲的照個三歲的嘛。到黑夜了，那陣黑夜也勞動去嘛，黑夜不回來，娃娃怕的啊，枕頭被子攔得這麼高高，兩個抱定在被子後面睡覺著了。（yjg2002GXZ）

3、關於食物的記憶

驥村女性關於食物的記憶實際上是饑餓與食物匱乏的記憶，挨餓的經歷當然不限於女性，所有經歷了食物短缺時期的村民都能清楚而生動地表達饑餓的感受。而婦女由於傳統性別分工所規定為全家準備食物的角色，對於食物的感受更為深切。而饑餓的感受和對此感受的回憶也通常並不限於女性自身，而是以家庭為敘述單位的。

饑餓是構成「受苦人」經歷的主要部分，因而也是苦難講述的最重要內容。驥村人關於饑餓的記憶幾乎貫穿了改革開放之前的整個歷史時段。老人們能够清楚記得的饑荒之年是1947年到1948年春天，因為當年「跌下年成」（指災年），加上胡宗南的部隊進攻陝北，兵荒馬亂，村民無心好好耕種，又碰上霜災，導致冬春季節的饑荒。土改之後的幾年屬平常年景，人們較少談及。而從1956年合作化運動始直到1980年代初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饑餓的記憶幾乎伴隨始終。

成立大合營了（集體化），這婆姨們都去（地裏）著。小變工組的時候，婆姨女子不去，去得少，那陣不强箍嘛。成立大合營了你非去，不去了不給你吃，不給你喝，不給你分糧，甚也沒你的，打下的東西，受苦來的東西，就沒你的。那陣可受了。（yjg2002GXZ）

從村民的講述中可以發現，雖然饑餓是持續存在的狀態，人們在很長時間中都吃不飽，但饑餓的程度還是有階段性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與政治和政策的變化有密切關聯。一位在1955年初出生的婆姨回憶說：

那就影影介（模糊地）記得呀，將能解開了（懂事），就吃這號介麻豆（指高粱米炒熟了用來哄孩子），吃麻豆。那陣就大了，能走了。就記得個吃麻豆，那號可香了，那餓嘛，就記得了。

後來掏荒地，那是61、62年，那陣那就是劉鄧路線，下放土地。我照（看）個蓮蓮（講述者的小妹），一頓啊就錢錢飯（小米黑豆煮的粥），這麼大兩顆山竽（小土豆）。那陣就基建不去了，放鬆了，能掏點地，農業上種罷的不種的這種地，大的小的就掏去了，乍種著。放鬆那陣就差餓了。（還有）留猪地，那陣給猪留地了，每人餵一口介猪了，留半嘴地，半嘴就是幾分分，土地就留的多下了。舊前死規定三分自留地，任何人不能多留，乍劉鄧路線那個時間，下放土地就能多留點。（問：那陣能留多少？）那就一個組，就沒一定了。膽大些的就放得多，有的組隊長膽小些的就放得少。（問：咱家那陣能留多少地？）那陣連掏荒地帶留地那就可以了，就打（糧）得不餓了。可後排又餓了，後排又緊了，後排就這社教啊，批下放土地、貪污浪費，乍整頓了。社教來的這工作人員各生產隊都住著了，乍把這（地）又收回去了。來些工作組，收回去了。到文革時又餓來了。

（講述者的盲眼大哥說）：村裏有個老漢，他是個烈屬老人，他的兒的當兵，烈屬老漢，他叫我，咱們相跟要飯走，家裏餓著不是？我說你引我了？68年整個一年，家裏餓的不行，餓的止不定。半年，六月裏走的，到了第二年正月回來的，過罷年才回來。（20021105CYZ&RL）

就屬我們娃娃老子的死了（指1970年前後其丈夫修梯田時被崩塌的土方壓成重傷後死亡）餓的厲害，那陣餓的厲害。那陣一滿老斷頓了嘛。人家給你供應這糧，我們這還算老子的死了給照顧著了，娘母五個，不曉得是一個月是幾個月給你供應的三十斤玉米呀，大麥，大麥就是那號穿皮皮大麥，就是那號這麼長那直杆杆穗穗呀，打下就和那麥子顆顆帶毛毛的，帶著殼了，我們回來就把那大麥放到碾子上，水倒上，乍才成了細個精精麥子，又碾子上壓的，壓成麵，就鍋裏下的，帶這玉米。那陣供應的就給吃了，不給吃那當時就斷頓了。那小女子那陣小呢，差點給餓死了，餓得半天就睡下了，不耍（玩）了，炕上睡去了。那陣是可餓結實了。（20021104GYL）

驥村歷史上先後有過兩次「吃大灶飯」的經歷。一次是在1958年大躍進時期，就是實行所謂的「食堂制」：整個村莊以三個居住區為單位開了三個大灶，「飯熟了就通知叫打飯了，吃是都去吃了嘛，飯都給吃了，一個人一馬勺」（一馬勺的量約為一大碗加一小碗）；飯食的主要成分是瓜、菜、土豆和高粱、黑豆等粗糧混煮而成的稀飯。第一次大灶飯吃的時間不長，因為很快就連稀飯也吃不上了。第二次辦集體伙食是在後來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中，主要目的是為了節省時間提高勞動效率。「秋收停當了，一個冬天勞力都到了基建上」，早、晚是各人在家裏吃，晌午一頓只給參加基建的勞力吃。這次大灶飯的內容還是帶皮的土豆、白菜、高粱和黑豆穇穇的混合。我們在訪談中發現，所有被訪的女性都將這兩次吃大灶飯的經歷混為一談，甚至當年為集體做過大灶飯的婦女也沒能分辨清楚。兩次吃大灶飯的大致時間和背景是向男性村民和村幹部反復核實後才得以明確的。而令女性被訪者記憶猶新的是食物的粗劣成分、饑餓的感受以及女性身為妻子和母親的無奈：

頭後排（後來）啊，就一滿（全部）集體化，家裏別安鍋，別安粉盆（面盆），大灶上人家做了咱們打了嘛。拿這麼個罐罐，一個人一馬勺，拿罐罐提去，有瓜，穇穇，黑豆拉成穇穇，高粱拉成穇穇，山芋。那還吃慣了，覺得好吃，餓著了嘛。（問：吃飽吃不飽？）這個嘛，打回來那有娃娃拉著了，够，一個人這一馬勺介，吃奶娃娃是半馬勺，上了四五歲這娃娃就給一馬勺介。我們吃大灶飯那陣，老漢不在家裏，光我們婆姨女子够吃了。男人在家裏，打這麼一馬勺介，還不得够。不得够也就不得够，不得够你少吃點嘛，你婆姨女子你不一樣，你就要少吃嘛。（yjg2002LHZ）

除了食物短缺，整個物質生活的極度匱乏也是令婦女們記憶深刻的：

那陣扯布要布證（布票）了嘛，三尺七介布證，你看三尺七介布能縫一條褲腿嗎？連條褲子都縫不得嘛。我拆了一塊被子啊，把被子裏的棉花，用紡線車車紡成線線，自己織布。我這個兒（子），三月生的啊，直到這九月了還沒褲穿。我就坐到布架上織了，織的這麼一瘩瘩啊，卷布輥將能卷定，才這麼點點布，用點顏色染的呀，才給我這兒縫條褲。你看三月生下的，到九月娃娃還沒穿過褲。你看急了吧。自己要是不會做，你說咋介，那陣普遍都會（紡線織布）了。（yjg2002LHZ）

我養下三個（孩子）了我還紡的五斤線線，那陣稱（棉花）了嘛，稱那些×××乍紡了織了，不然穿不上嘛。給你按人稱了，一個人四兩半斤給你稱了。（問：家裏還得有紡線、織布車車了？）都有了，邇刻淨燒了。我還織布了，娃娃穿的織的，乍染的，那陣窮的還煮了，我們這栓正（家境稍好的）些的染房裏染去了。我今兒還尋出來個布袋，就是我織下的，老布的，你稀罕你荷（拿）的去。布證是發的，一人一年尺三（一尺三寸），我記得一滿我們一家才能扯六尺布。我媽做飯，我坐上織，嗖嗖的織的一滿腰疼的，腿也疼了。還要地裏去，一天織上二丈幾布可熬了，那可忙了還。我記得前溝裏搗這公路，修這公路，搗石蛋蛋，哎呀——，我這個人性子急，等不得，吃點飯，我幾口吃了坐下趕緊動手幹了，嫌那狗日的不趕緊來，趕緊給我端來嘛，我乍忙的。（20021031ZGL）

是集體化而非合作化。從這些親歷集體化過程的女性村民的講述中，我們今天依然能够體味到苦難的沉重。在集體化的整個時期，婦女除了仍須承擔傳統家庭勞動的全部內容包括做飯、洗衣、清掃、紡線織布、縫衣製鞋、養育孩子、照顧老人等諸多家務勞作外，還必須從事田地上的農業勞動，不下地就掙不到工分，沒有工分就分不到口糧。而且，儘管女性在農業生產中的勞動强度並不低於男性，她們卻通常只能拿到男性所得工分的三分之二，在農業社時期，通常一個男性全勞力可以掙到十分，而女性全勞力只能掙六、七分，少的只有三、四分。更應該思考的是，這樣一個「脫離苦難和貧困」的「共同富裕」的「合作化道路」並不是農民自己的選擇，而是自上而下地貫徹執行的方針政策（制度安排）。正如不止一位村民所提到的：

國家一個號召下來，咋你能了？你一個人能抗硬（强硬、結實）了？我說是我不願意，那能了？⋯⋯上邊來工作組，上邊指示，主席指示下來的，你能說你不意願了？⋯⋯集體化的時候搗（敲）起鑼嘛，早上該幾點上地，這個鑼一搗，就傳開了，噢——，地裏受苦人就起身了，那就寨子上幫幫搗起鑼了，就趕緊走，到時間了，怕遲了，人家去的早的，頭你到地裏人家都動彈（勞動）上了，你還這兒走呢，就給你扣分了。那國家的辦法可多了。（20021030LHZ）

以村民的切身經歷和感受為基礎，我們可以判斷中國五十年代的農村合作化運動其實並非名實相符，「農業合作化運動」與農民一直在使用的傳統的合作互助方式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是集體化、集中化而非真正的合作化。因為合作互惠的前提或基本條件是合作者的自願和自主，而「合作化運動」所達成的農村合作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及其後的人民公社卻是强制的結果，是被剝奪了退出權的原子化農民所組成的集體。正如驥村人所陳述的：「說是入社自由，出社自由，⋯⋯初起入的時候自由著了，他出去就不自由了，不能退了嘛。」「那就你非入不行，箍定（限定）了，不入不行，上邊就是這麼個政策。」不准退出當然不是真正的合作化，甚至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集體化，而只是「控箍」造成的集中化。這種集中化在人民公社時期達到其頂峰，而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也達至最大。

從驥村婆姨們關於集體化的記憶和講述中我們多少可以體味和理解一些女性記憶的特點。研究者通常認為由於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社區公共事物（包括政治領域和儀式信仰領域）以外，因而她們對大的歷史事件的記憶常常處於一種散漫混沌狀態，沒有確定的時間脈絡和清晰的邏輯關係，而且是非常個體化的和身體化的，與宏大的歷史過程有著相當的距離。這種看法固然不無道理，但卻過於簡單了。驥村的婆姨們並非不能講述那段親歷的歷史，只是不能用通常被正式認可的時間序列和官方話語來講述。關於「農業社」的記憶，是刻寫在她們的身體上、銘記在她們心裏的歷史印記，她們經歷了心靈的集體化過程，因而，她們是在用身體、用生命感受那段歷史並記憶和表達那段歷史，她們決非隔離於那個特殊的歷史過程，而是與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繫，因為畢竟那個過程造就和從根本上改變了她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世界。

農業集體化過程奠定了日後進一步集中化的農村組織——人民公社的基礎，換言之，人民公社這一經濟、政治、文化的極權組織是在「合作化」道路上的延續。雖然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之後，驥村人與中國農民一樣又經歷了多次運動包括「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但「農業社」的名稱卻保留下來，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在1980年代初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村民們把這一改革過程稱為「爛農業社」（指人民公社垮臺）。而時至今日，村民們依然稱自己為「社員」。

注釋

[3-1]方慧容，〈「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

[3-2]布羅代爾著，楊起譯，《資本主義的動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4-6。

第4章

「社會實驗」與「社會園藝」：

大躍進與人民公社

公社是棵長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

瓜兒連著藤，藤兒牽著瓜；

藤兒越肥瓜越甜，藤兒越壯瓜越大。

公社是個紅太陽，社員都是向陽花；

花兒朝陽開，花朵磨盤大；

不怕風吹和雨打，我們永遠不離開它。

——公社歌曲《社員都是向陽花》

「人民公社」一詞在驥村人的敘事中出現得並不多，人們習慣性地使用「農業社」一詞來講述人民公社的故事，而且將它保留至今。這大概是由於人民公社體制是「合作化」的延續過程，是在集中、統一方向上的推進，當然是加速度地推進。

一、整齊劃一的社會工程

1958年驥村與全國農村一樣快步走進人民公社時期。這是一個進一步集中管理、計畫生產、統一行動、嚴格控制的階段，這種集中統一既包括經濟、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化、信仰方面的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就其性質而言，堪稱為社會主義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組織，是將農民的生產、生活方面都統合起來的集權（極權）組織。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將全面建立人民公社作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基本方針。這份決議預言：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甚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4-1]由此人民公社運動迅速席捲全國，驥村當然也不例外。所謂「一大二公」，「大」，當然是指公社組織的規模，小社併為大社，體量大大增加；「公」，則一方面指將所有的土地、林木、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材全部歸為人民公社所有；另一方面指生產、核算、分配甚至農民的生活都是由公家來統一計畫、安排的，集中的程度大大加强。

農業生產是統一「謀慮」（安排）的。驥村全村的勞力被分為兩組：一個叫「農業組」，全部由壯年男勞力組成，他們都是幹農活的好把式，掌握傳統的農業技術，負責種地打糧；另一個叫「基建組」，農業組以外的男勞力和所有的婦女勞力都屬於「基建組」，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農田基本建設——填溝、打壩、修造梯田，從事的是相當繁重的體力勞動；到1958年又成立了一個「衛星組」，按照村民的形容，「衛星就是先進的，莊稼肥料上得大，地種得好，意思啊，就是往起樹這個星星呢——典型，其他人都要向他們學習。」

農業生產活動也採取了「運動經濟」[4-2]方式：修梯田的時候，來了兩個縣委書記，先是馮××，就抓質量；後來又換了一個，光講數量，一來洪水，乍都衝垮了。種田有樣板田，黨委、民兵、婦女、團委一家一塊，（畝產）要超800斤，超綱要。那時種過「江青一號」玉米，說是品種好，能上800斤，那是樣板田肥料大，水大，肥多，人工大，能達到800斤，別的田根本達不到。後來讓種小麥，畝產也就100多斤，沒產量。洋芋（土豆）是後來（包產到戶）才讓種的，那時洋芋也沒好品種。[4-3]這村是一有運動就在前面。（19980430MZH）

人民公社的分配的方式是評工計分，年終決算。一位村民回憶說：

我從一開始受苦（農業勞動）就掙九分多，一開始就掙九分多，最後就成了十分了。（問：還有九分多了？）九分三，九分五。開始就九分，時間可不長，九分三，九分五，漲到十分了，我沒掙過六七分。（問：婆姨就掙六七分？）婆姨們，好勞力一般就是六七分，五分。她（指婆姨）沒多少，就是五分來回。那有人謀慮了，評你的分了，那這幾個，三個人說你够這個分，我一個說多少分我頂不上（指評工分自報公議，少數服從多數），就邇刻咱們選舉也是那麼個，道理上，大樣還是那麼個。（20051112MRT）

人民公社經歷了開始的公社統一核算、統收統支的階段，後來是大隊核算，在1959-61三年災難之後才改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小隊（生產隊）核算方式。這種過於「公」的方式導致農業收入被過量索取和平調，也必然導致所謂「瞞產私分」的發生。即使在調整為小隊核算的時期，過量抽取和平調現象依然存在。一位長期擔任驥村會計的村民回憶說：

我是（19）62年古曆四月回來的，那陣大隊以小隊為這小單位。比如你這個小隊今年（糧食）打得多，稍微能多分一點。比如打得五十擔糧，多了你還要偷著（分）了嘛，因為其它小隊攆不上你了。公開的你這五十擔糧，抽下了。抽下的，你就多勞多吃，這是官的。那陣是小隊核算著，但大隊還這個⋯⋯大隊管著了。（問：那到底是大隊核算還是小隊核算？）比如你打得多了，這就由大隊了，不由著你了。你打得多了，大隊就抽了，有了就管，沒了就不管。（問：這兩個有甚麼區別？）那區別可大了。給你比個例子。你們倆掙的錢一搭裏夥分了，分開了，你掙得你吃了，他掙得你也吃了。他狗日的，你敢偷我也敢偷了。你比如咱幾個商量，少報點，多分點。有的人（多）吃了，還說是那人出的主意，二回你就再也不敢了。（問：你那陣產量報多少了？）那看人家報多少了。你比如，開會先不言傳（不聲張）。多少也報過。四十五十擔也報過，沒打過那麼多。好的時候，三十幾擔二十幾擔。後排就兩個小隊並一個小隊，一百多人，我當會計了，一百二十多人。那年光高粱打了八十幾擔。那社員（想著）能分上兩顆紅高粱了，社員喜了。人家（公家）開了那些大拖拉機，拿麻袋。裝滿一麻袋，封定，拉走了，裝滿一麻袋，拉走了，兩拖拉機也不够拉。社員就分了些高粱毛毛，哎，社員分了點高粱毛毛。那就是在搞浮誇風那陣。（20051029MRT）

與農業生產統一安排、收支分配統一核算相伴的，還有以「運動」方式統一組織和管理的各種活動，以大躍進中普遍實行的「除四害」為例，那是全體村民參與、人人要完成指標的「運動」：

各種運動（我們）都參加著，除四害，捉雀兒（麻雀），老鼠，路虎，就是牛牛，飛來的，咬莊稼的，莊稼就起這油害。一個學生要交多少雀爪爪，兩個爪爪算是一個雀；老鼠要交尾巴巴，一個老鼠一個尾巴巴。（問：交不上咋介？）交不上批評了，站臺臺（指站在臺上挨批）。（問：一個人交多少？）那沒數，都叫交。我們這號年齡的（講述者當時還是初中生）都叫交。（問：那能完成那麼多嗎？）反正有的就拿篩子扣，想辦法了；崖上挖的，想辦法了，不然要挨老師批評，就那麼個。（20051112MRT）

「除四害」，還打雀，主要是學生們。把雀窩都泥（堵）上了，說是「消滅四害」，說雀兒糟蹋莊稼。那陣我在榆林女三師做了幾年飯，學生們打雀兒還開展覽會著了。（199805202MSL）

消滅「四害」之一的麻雀在當時造成何種生態後果我們今天不得而知，但是進入廿一世紀後，人們驀然發現驥村所在區域的一個現象，就是「鴉雀」（烏鴉）再也看不見了，這當然不是大躍進「除四害」所造成的，而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人們大量使用毒鼠藥毒殺老鼠、中毒老鼠又被烏鴉所食，從而導致烏鴉在當地絕種。這一生態變化過程可以提示我們，整齊劃一的「社會工程」和「運動」方式的後果常常根本不在設計者的考慮範圍中，因而導致惡果也就在所難免。

統一思想、統一行動不僅極大地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生活和當地生態環境，而且帶來社會生態的改變。鄉土社會原本有著複雜多元的社會生活，諸如宗族、廟會、「莊事」等傳統社會組織和社區活動，祭祀、敬神、婚喪禮儀等宗教或信仰生活，以及戲曲、說書、民歌、謠諺等各種民間文藝活動。這類民間社會的活動幾乎都被大一統的人民公社視為「封建」、「迷信」、「落後」而禁止甚至剿滅，以使人民公社社員的思想和意識統一到社會主義的旗幟之下。一位以「說書」為生計的盲藝人回憶到：[4-4]

那陣（指人民公社時期）就不讓說書了，「擺供」、「領牲」[4-5]、「廟會」、「敬神」（均為民間信仰活動）一滿都不讓了。我就靠農業社救濟生活了，這受苦人可餓了。我那時七口人，婆姨、五個娃娃。陰陽（看風水的陰陽先生）、吹手（吹鼓手）、說書的都不讓了。有的陰陽偷偷出去做生活，我也偷偷出去，給人家娃娃戴鎖，人家給兩個小錢兒。到文化革命時可怕人了，說你是「牛鬼蛇神」，「封建迷信」。把書本都收了，燒了，三弦也拿走了，都是「公家」收了。我這三弦是人家地主從漢口拿回來的，我出了一石米買下的，他（當時）貴賤不賣，到土改時才賣的。這個三弦（指現用的三弦）是後來又尋回來掌定的。文化革命時，「公家」把這些都收走了，淨是些猴（小）娃娃來家裏，讓你交東西，交了免你無罪，不交就讓你「遊莊」（遊街批鬥），我也被遊了一回。那時遊莊的人可多，地主家的老漢、婆姨。（199805072LHS）

從農業社那陣說書的就少了，一下少了。我們這樣的就種地，算命，還能鼓搗著將能生活了，到最後誰也不能了，有的公家救濟了，有的立起個養老院，有的還能偷偷出去治病、算命。⋯⋯韓起祥我們這行都解下了（都瞭解），[4-6]延安那陣人家改革新的，我們說舊的也不管嘛，各自下鄉說去。韓起祥那陣才開始學新書，編調子，改革新書，我基本沒學，出去人家不聽那些，老百姓不聽，嫌新書不好。

共產黨管人民著了，破除迷信。要開會了先把說書的找來說一段，人就都來了。說的是舊書，人們愛聽。新書一滿不好聽，人家就愛聽古舊的。（19991029LHQ）

在人民公社時期，除了不讓「說書」，村民們深感受限和鬱悶的還有「不讓辦事情」（紅白喜事等）和不許用「吹手」（民間吹鼓手班子）。一位盲人吹手講到：

不讓辦事情（指辦喪事）的時候，就甚麼都不講究了，陰陽也不請，吹手也沒有，就是用兩個土工，（把人）埋了就對了。破除迷信這個階段就不叫辦了。到了差不多土地個人化的時候，又開始可以辦了。土地給個人分下，就誰也不管誰了，能掙下東西，一有東西就能辦了，沒有東西想辦也辦不成。文革前還多少辦一下，偷偷辦了。文化革命破除牛鬼蛇神這個階段，更不叫辦，上面有幹部下來說了，鋪張浪費，牛鬼蛇神，破除迷信，這些一夥就都不能了。幹部下來住隊，有文件，文件一念，不能鋪張浪費，要破除迷信，牛鬼蛇神都要打倒，沒有神沒有鬼，宣傳下來。那陣專門有文件了。（19991029CYZ）

毛主席領導的時候，除了春節鬧秧歌，都不許吹（嗩呐）。公社時，集體辦事就能吹，比如春節、兒童節，一般都是排秧歌；再如送新兵，也吹嗩呐。別的都不許吹，一開放就又能吹了（19991028CYZ）。

整齊劃一的社會工程達到極端時就是對社員進行軍事化管理。農村的軍事化治理始於大躍進時期，1958年河北省徐水縣委首先發出〈關於改革勞動組織和家務勞動普遍實行勞動大協作的指示〉，提出了「行動軍事化，田間管理工廠化，思想共產主義化，領導方法羣衆化」的「四化」方針，按照軍隊編制（團、營、連、排）將農民組織起來，並以此迎接毛澤東視察。正是在此次視察中毛澤東提出：合併後的農業社「還是叫人民公社好」。[4-7]1964年2月毛澤東又發出「向人民解放軍學習」的號召，將「學軍」運動推向全國。「全國學人民解放軍」是國家治理軍事化的新趨勢，亦是全權統治的極端體現。在驥村，軍事化管理方式在大躍進時期已然開始，而在文革中達到其極致，村民們清楚地記得：「弄得這老農民上工、開會都排隊。」

那陣四點就起來做飯，到七點婆姨、女子都得出工。一吹號就起來做飯，後來號壞了，就改成敲鑼了。我那陣就是吹號的。

那陣是民兵訓練三、六、九，團員學習二、五、八。連集也不讓趕，會也不讓趕，打發民兵在村口站著，不讓去。這老百姓是叫立正不敢稍息。那時候有民兵連，民兵連長是部隊上回來的，給操練，大家就解開了（瞭解）。到學大寨那陣，民兵連長和團支書都我一個弄著呢。民兵是連、排、班建置，還有女民兵排，跟部隊似的。還有掃盲學習。（19980430MZH）

一位當過勞動模範的女性村民回憶說：

我那時是青年積極分子，憨（傻）著了。淨出去開會，鎮川、榆林、省上都去過開會。開大會領獎狀，我還發過一次言。開罷大會還叫你討論發言，說你有甚感受，有甚感想，回去後咋介咋介辦。讓你回去後還要傳達，認不下幾個字還要記筆記。在鎮川還讓我們參觀過一回戰鬥機，上去看了一下，那沒飛起來。（19980430CRL）

解放軍4785部隊（當時在驥村挖戰備防空洞的工程兵部隊）在這時，每天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彙報。每個生產隊還有一個解放軍支農的。那陣這農民還排隊著呢，一開會就排幾隊，這老漢兒們還得排隊，唱歌。人老了教唱歌也教不會。讓這社員都排隊，唱歌，開會。早上吹號上工。唱「下定決心」、「農業學大寨」、「走資派還在走」。上邊有甚麼運動，這兒就有甚麼。（19980429MZHD）

二、五花八門的社會實驗

當問及大躍進時期村裏都有過甚麼活動時，村民最經常的回答就是，「那就可多了，這兒啥都試過。」讓我們先從農業生產方面的試驗說起。

驥村所在地域是個十年九旱的地方，又以山坡地為主，所以澆水種地是長期以來的難事。大躍進時期，驥村被要求仿效一些西北乾旱地區所用的打水窖方式，試圖儲水澆地。由於地理地質不宜，打水窖運動以失敗告終。經歷者回憶說：

到這冬季，怕麥子乾了（其實當地並不適宜種植小麥），這麥子根底裏，擔的這冰。甚麼辦數（辦法）也做過。人家生在原上，原上沒水，靠地下挖井，下的雨水流到這個水窖裏，就吃那個。這裏介也學那麼個，在山上打的水窖澆地了。（問：積下水了嗎？）這兒跟那兒不一樣嘛，積不下，他媽×漏的不行，積不下嘛。分任務著了，夜黑地（夜晚）叫你打（水窖）了。（問：你那陣還是學生？）學生也叫你打了，因為上面口口小，大人就沒辦法，我們學生猴（小）嘛，乍這號猴娃娃上去打了，這就開始打到六尺以下，打得大了，乍大人再下來打來了，再開口口再打去。哎呀，可受兒（累壞）了，糊的些個泥屹蛋。不打不行，你說你不打，人家就扣你的口糧。（問：那是每家分配下任務？）按你家人多少，叫你打三口兩口。（20051112MRT）

祖祖輩輩耕種土地、侍弄莊稼的農民被動員起來，在土地上進行花樣翻新的各種試驗，這在他們看來無異於「胡鬧」，但在人民公社體制下他們也只能胡鬧下去。

大躍進那陣胡弄了，叫深翻土地，挖地三到五尺。還把全村的狗都殺了，社員的照（看）門狗都給殺了，說狗肉的力量大，假傳聖旨，說多少地打多少糧食。深挖三尺，壓青草，把狗放在鍋裏煮了，送到地裏當肥料，結果全死他媽×了，把苗都燒死了。狗肉太過了，莊稼非死不行，和人吃飯一樣，太過了不行。打死了狗，皮子給了主家，肉拿走了，在鍋裏煮了，再腐臭了，臭得止不定（受不了）。（問：當時殺狗開會動員了嗎？）沒開會，見誰家有狗就打。（199805202MSL）

學大寨那陣叫打壩，管家咀打了一個大壩。這莊裏那陣把套秫（高粱）、黑豆打下的放成一堆在壩上，有人照（看）著，不叫社員拿回家，在地裏都糟蹋了。那陣書記是×××，隊長是×××，莊稼擺在山上不收也不能怪農村的隊長、書記，那是上面層層下命令，你沒辦法。糟蹋了還是落下的多，一滿社員餓的吃不上，賣的是超購糧。他們拿上人民的性命升官呢，吹牛拍馬，說賣了餘糧了。有的小隊社員一人一年才分二十斤糧食，那可把罪受下了。（199805202MSL）

除了農業生產方面，社會生活層面的試驗也多種多樣。驥村先後試辦過「掃盲班」、「縫紉組」、「幸福園」（福利院）、「幼兒園」、「大灶飯」（大食堂）⋯⋯。這些大躍進時期的試驗在今天看來類似於「拔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的做夢之舉，亦即村民所說的「胡弄」，但在當時卻是全中國農民無可逃脫的宿命。在這樣的社會試驗中，全體農民成為試驗品、試驗工具，而且承受試驗失敗的全部代價！人民公社體制的目標，在於抽取農村資源、剝奪農民的生產成果以全力支持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並由此發展出計畫經濟與極權政治緊密配合的治理體制。

新中國的農村治理面對的是一個數量極為龐大的而且幾乎目不識丁的農民羣體，要讓他們具備接受一整套思想體系和革命話語的能力，無疑是一項浩大而艱難的工程。「識字運動」可以理解為一個新政權面臨巨大的困境所採取的一項治理實踐，而這一實踐過程本身亦採取了運動式運作。早在革命政權建立的土改過程中，識字運動就開始了，其後「識字班」、「掃盲班」也不斷舉辦。驥村曾經實行過「文化崗」的做法，就是由幹部、民兵在村邊路口設立崗哨，凡經過人員都須經考問回答正確才能通過。這種「文化崗」的做法弄得一些不識字的老太太和婆姨不敢出門，沒法回娘家。雖然許多經歷過掃盲運動的婆姨至今仍然認不得幾個字，但對學習認字的過程還記憶猶新。

（問：那陣組織識字班掃盲嗎？）掃了嘛，也掃盲了嘛，哈哈哈。地裏（幹活）罷了回來還掃盲了，就是這麼個形式。（問：誰教字啊？）識字的那號教了，那不記是誰了，那有了嘛，識字的有了嘛，男的也教了，女的也教了。（問：你那陣識下字了嗎？）沒，那還有娃娃呢，心就不在識字上，那地裏回來還要趕緊吃飯，還有娃娃，還顧了識字了？那就走個形式。（20051114RZC）

年青的人家來了這教這個識字班的，先生們乍給教來了。人家沒娃娃的、年青的能教裏去（學進去）。我們這一滿心亂的，這面給你教，頭那面就忘的甚也解不下了。哈哈哈⋯⋯，這還想著家裏回去吃也吃不上，喝也喝不上，這陣還教字呢？娃娃在家不曉得嚎（哭）成個甚呢，（笑）還顧得教字了？這年輕的人家唱了，教字了，我們乍荷（帶）上點針綫，人家還不許做，說：「不要做，給你們教字著，你們做甚了？」哈哈⋯⋯，不敢做啊，就心裏盤算了，盤算著這個鞋幫子啊，這個鞋墊墊啊，給它做定了。邇刻都教字著，你敢做了？（20021030LHZ）

除了識字掃盲，教唱革命歌曲也是文化治理的重要內容：

（問：農業社那陣有甚麼耍的嗎？唱歌嗎？）我沒唱，我記得一滿就（19）58年那一年啊，那些叫唱那個「五八年」了啊，我一滿笨的一個字也不識的，腦子裏記。你說家裏有娃娃了，亂七八糟介，我就連那個「五八年」歌還唱不下來，連一段段也沒會唱下來。（問：那誰教了？）那人家有識字的，看下教了，我記得就到那××家那屹槽裏來了，基建上做著了，歇下了，歇下這一陣陣乍給你教了嘛。我乍一滿不會，聽的人家說了聽不裏去嘛，就頭一句，就一滿會那一句「五八年」，後頭就不會了。（問：唱起歌還可紅火了？）那人家紅火了，我不會唱那還可急躁的過於這個了，教不裏去嘛。人家有的說是有考（試）了，沒考，有的會了那說是「你不行，人家考起你，一個一個唱，你會唱了」？我說我不會，那沒考，考我也不會。（2002114GYL）

為了能最大程度地調動組織勞力，包括婦女勞力參加集體勞動，驥村大隊還進行了不同種類的社會試驗，創辦縫紉組、幼兒園、幸福園等組織。縫紉組主要由年紀較大或者身體有病無法下地幹活的婦女組成，她們從事各種服務於農業生產的手工勞動，諸如縫補衣服、做鞋、製作勞保所用的墊肩等；此外還生產一些農副產品如玉米皮編制的「凳凳」，編草帽、打草席等等。據一些上了年紀的婆姨回憶：那陣賣的錢兒可不少，隊裏組織的，賣了錢都是隊裏的，然後生產隊再根據你的工分按勞分配了（20051114RZC）。集體辦幼兒園也是為了解決婆姨下地幹活沒人照看娃娃的後顧之憂，幼兒園辦在老祠堂的地方，由年紀大了不能下地幹活的老年婦女承擔照看的工作。我們的房東大躍進時大約三四歲，就上了驥村的幼兒園，她唯一記得的是幼兒園為了哄孩子給他們吃「麻豆」（炒熟的高粱），「那就將能影影綽綽記得呀，就吃這號介麻豆，將能解開了（懂事），就記得個吃麻豆，那號可香了，那餓起記得了。」（20021105CYZ&RL）

「幸福園」是針對無兒無女、無依無靠的孤寡老人、孤兒和身體殘疾人士的福利機構，由當時驥村所屬的人民公社承辦。由於其時公社所在地就在驥村，所以村中的一些老人對「幸福園」還頗有印象：

那陣立起個幸福園，就在這後面，那些個相比全公社就是合併的哦，這周圍這村子，三十幾個了。那陣公社叫我當管理員，乍我那一下當過管理員給這些（人），謀慮這灶上吃喝。牲靈（牲畜）馱得炭來了，馱得糧來了，馱得粉條來了，就我掌握著了。早上起來這幾十號人，趕做錢錢飯（小米稀飯加上碾過的黑豆），你解開哦？刨的洋芋。下午是那黑麵，凝不成，餎床子一壓，一邊這鍋裏是洋芋白菜一炒，炒熟以後了，還要給你摻，乍白菜洋芋就調這麼些黑麵餎。這上個這十來八天，我給人家吃一頓介米饃饃，小米壓得饃饃，整的。（問：那個幸福園辦了多長時間？）這是（19）57年立起哦，57年58年，59年人家就散夥那RUDE（當地罵人話）了，各人回各人家裏去了。哎呀，我說這個人家不來你硬鼓動的叫人來了，乍家裏甚球也沒了，你叫他回去吃甚了？不到三年。（Y0020-21-22MZY）

識字班、縫紉組、幼兒園、幸福園等社會實驗雖然在今天的講述中常常被村民稱為「亂七八糟的名堂，起的一個嘟名字啊，甚球也沒做成，都是些浮誇風」，（20051112MRT）但它們對於「社員」生活世界特別是精神世界的影響卻不能忽視。社會工程和社會實驗不一定有實效，更不一定成功，但對於改變農民傳統的社會文化心理卻是至關重要的。

談及社會實驗，對農民生活觸動最大而且成為「大躍進」重要標志的莫過於「大灶飯」（大食堂）。「大灶飯」在驥村實行於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當時按照三個「行政」居住區設立三個食堂，分布在前溝、後溝和寨子上。根據村民們的回憶，大灶飯的主要成分是高粱、洋芋切塊加上一些白菜，煮成一大鍋（有村民說：「邇刻用那餵猪、狗，猪狗都不吃。」）；吃飯的方式是各家各戶都到大灶上去打飯，按照一人一馬勺的份量分配；大灶飯的持續時間不長，大約一個多月即告結束，原因是「吃長了就餓死娘×的了」。吃過大灶飯的村民雖然對一些細節說法不一，但「吃不飽」的感受卻是比較共同的。

大灶飯就是（19）58年那介，後面就在這兒，寨子上就在這伏起外面，前溝我看是——在哪？羊窪？在羊窪那裏頭，馬××家那，後溝就在這橋上，馬××家這。你要說那，邇刻餵的狗、猪也不吃。（問：那都是些甚麼了？）紅高粱，山芋切成疙瘩子，再混些白菜，就那麼個。（問：各家就不做飯了？）家裏做飯一個是你沒糧，人家就不給分了，這兒介就不咋介，上面人家連鍋也不讓安，（問：那燒水咋介？）燒水也不讓你燒。（問：你們這些學生回來也在大灶上吃了？）領的吃，家裏領的吃。反正就拿這個馬勺，一人一馬勺，大人一馬勺，猴的（小孩）也是一馬勺。那本身不得够吃嘛，肚子裏越空越這個，越吃村（多）了，就這麼個。（問：大灶飯吃了多長時間？）時間一定不太長，（問：吃了幾個月？）吃長了餓死娘×的了，就是那麼個。（問：大概有幾個月？）沒，沒幾個月，不長，就是個四五十天。爛杆娘×的了。（問：那又回家個人做飯了？）噢，乍又分開。有那偷的、偷吃的。（問：幹部能多吃些？）幹部有那些小米，邇刻是這白麵，那陣只有小米，小米就吃他娘×的，社員吃的就那麼個，就山竽白菜，山竽不多，大部分就白菜，就那凍白菜。（20051112MRT）

頭後排啊，就一滿集體化，後溝一個灶，寨子上一個灶，前溝一個灶，人多。家裏別安鍋，別安粉盆（面盆），大灶上人家做了咱們打了嘛。拿這麼個罐罐，一個人一馬勺，拿罐罐提去。有瓜，穇穇（糧食壓碎），黑豆拉成穇穇，高粱拉成穇穇，山芋，那還吃慣了，覺得好吃，餓著了嘛。（問：吃飽吃不飽？）這個嘛，打回來那有娃娃拉著了，够，一個人這一馬勺介，吃奶娃娃是半馬勺，上了四五歲這娃娃就吃起給一馬勺介。我們吃大灶飯那陣，老漢家裏不在，光我們婆姨女子够了，够吃了。男人在家裏，打這麼一馬勺介，不得够。不得够也就不得够，不得够你就少吃點嘛，你婆姨女子你不一樣，你就要少吃嘛（指先盡男人吃）。（問：那陣婆姨就不用做飯了？）對，不用做飯了（笑），叫你早上地裏。（問：那陣吃大灶，高興不高興？）高興著了，解不開不高興。頭來是省事了，二來呢，集體人家都就那麼個，你不高興，人家都不高興，還行了？那高興著了，我跟你說，到了一搭，都高興著了，就高興，要把你一個人箍成那麼個，你就不高興了，你說不是這麼個？都是這麼個你能不高興了？那高興著呢。（20021030LHZ）

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的另一個現象是原來已經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工作的一些人返回驥村老家謀生。馬正毅、馬培永、馬仕琦都出生在富裕之家，也都在解放前完成了中學教育。仕琦出身在馬氏宗族「五老門」（宗族的五個分支）中的第二門，年少時衣食無缺，生活富裕。他中學畢業後，還在當時的行署所在地上過二年半師範學校。解放後長期任國家承認的「公辦」教師職業。1962年，由於困難時期國家的緊縮經濟政策，許多已經進入城鎮和正式單位的農村籍員工又按政策規定被精簡下放、回鄉務農。仕琦也在這一年糊裏糊塗地退了職，回到驥村。儘管他經常强調自己是稱職、優秀的正式教師，而相形之下當時學校中有許多人只能算是「教學輔導員」，但還是毫無原由地被領導通知退職了，此後一直在村裏過著困窘落寞的生活。（當我們與老人談話時，其兒媳婦在旁邊不停地數落老人：「生活沒維持，你為啥要退呢？」仕琦答曰：「人家叫退呢。」兒媳說：「人家叫退你就退啊，那人家叫你死你就死啊？你個人沒主意嘛，風往哪邊刮你就往哪邊倒。」）（19970820MSQ）

正毅屬馬氏宗族中的第五門，抗戰勝利前畢業於著名的縣中學，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即外出工作。先後在陝甘寧邊區政府下屬機構做過行政工作、糧食工作，當過會計；還在綏德縣政府、綏德專署、吳堡縣做行政工作和農技工作，到1962年退職時已經工作了17年。正毅不時提到他與仕琦十分不同的是，「馬仕琦一天沒勞動過，我62年回來四十一二歲，回來就當社員，受苦，地裏的活甚都能做。」改革開放後，正毅和（馬）培永一起去縣民政局要求發放退職人員生活補貼，「人家不理，說不是從這退職的，要到原單位去辦。」後去了退職前所在的外縣的工作單位才辦了相關手續，從此每月能够得到60元的生活補助。（19980426-0522MZY）

培永上過兩年縣中，畢業後在延安做過銀行工作，後調到當時同屬西北區的甘肅慶陽銀行工作。到1962年按國家政策退職回家。曾在村裏做過出納，後來擔任鄉信用社的代理信貸員。「每月領取原單位發放的三十多元生活補貼，在西安工作的兒子給點錢，加上信貸員的工資，一年一千多塊，湊合過了。原單位發的補助是上面有文件，解放前參加工作的，62年退職的人員由原單位發補貼。上邊的文件到了鄉裏，鄉裏壓了一年，別的地方都發了，壓不住了，才通知的本縣的這類人員，我又從他們那裏聽說，然後到鄉裏查了文件，證實後去了甘肅原單位一趟，到那人家就給辦了。」（19980424MPY）

大躍進之後全國範圍的饑荒導致一批解放初期已經開始在城市工作，即擺脫了「受苦」命運的農村人口返回農村老家，重做「受苦人」。雖然由於他們各自的條件、能力不同而有各不相同的命運，但無疑他們也都是大躍進運動的試驗品和犧牲品。

三、心靈的集體化

大躍進之後的饑荒時期驥村並未發生餓死人的情況，但是「餓腫的可就多了」。與河南、四川、安徽等糧食主產區相比，驥村因其所處貧困地區和惡劣的氣候條件，糧食作物原本就相對匱乏，上面抽取和平調的亦相對較少；而山區所產的各種雜糧、瓜、豆、野菜等都在渡過饑饉時起了重要作用。對於饑餓一直以來是其惡夢的驥村人而言，可以說正因貧窮而保住了性命，而他們對不同時期饑餓的記憶卻成為那段歷史講述的重要內容。

到春上洋槐樹開花了，婆姨女子都上山，把這個槐樹花打下來。一圪嘟熬槐樹花花，打的槐樹花花，都吃了。我兩個爺爺那陣老的（亡故）時候正到困難時候了，又困難又公家限制，根本不能像邇刻老下了辦事情（指辦喪事），邇刻有東西，吃三碗（指喪葬儀式上的飯食），那陣根本不行，那陣那沒有的，也限制。比如一個人勞動，就分那二斗來粗糧，乍你說給粗糧弄這些，能吃多少？一個人一天均不下二兩，你說那不餓等甚，就只有這個菜。那個口號就是「低標準，瓜菜代」，吃菜吃慘了。甚都能吃了，山上、河裏、地裏的，苜蓿，捉住甚吃甚，弄回來甚就吃甚。讓十三四歲的娃娃出去拔野菜，拔回來甚吃甚，拔不回來就沒的吃。那陣生活整個就不行，（19）58年開始到79年，那就是一年不如一年，糧食你打下都要上交隊裏了，你上交了現再給社員分下。上交以後，籽種留够，牲口料留够，社員就沒甚球了。家庭生活從我記得時候就是這，我小時候就僅僅就是幾年生活（指土改後合作化前的時間）還好著了。

58年那陣的人餓腫的可多了。那陣到了秋季上來，偷瓜的，偷洋芋的，偷葫蘆的，偷菜的可多了，偷玉米的。今兒偷的，今黑地（晚上）回就有吃的；黑地偷的，明早起就吃了。我不偷去，我偷不下，就沒吃上。睡個一陣，哎呀，不敢睡了，還要給人謀慮著，哪裏偷去，睡個一陣頭明瞭（天亮）咋個吃飯，睡個一陣不敢睡了。謀慮謀慮哪介有甚了，偷得好偷得下吃了。（要不）這明瞭起來，就沒得吃了。（Y0052-53-54MRT7&W）

婆姨們因為是安排家庭飲食的主要角色，對於饑餓的記憶更為痛切：

那陣一滿餓得昏起（頭暈），頭大合營（公社化）我那大小子十五了，給人家攔羊著了，餓的呀，山上看見那苜蓿，綠個鋥鋥介。回來說得我哭了一鼻子。「媽呀，那苜蓿綠個鋥鋥介，我就掘得吃了，一滿澀的啊，咽不下去。」我就哭啊，娃娃可憐得（邊說邊流淚）餓得你看，把那生草掘得吃了。那是餵牲口的嘛，餵牛、餵驢、餵羊那號的。

再集體個幾年就沒人了，再幾年就餓死娘×了，真個嘛。唉呀，一下解放了（改革開放），一下單幹了，把人可都暢快美了。邇刻都吃得這麼好，那陣還就是這驥村的地嘛，邇刻還這驥村的地嘛，邇刻這吃些甚，舊前吃些甚？給集體裏做，要甚沒甚，甚也沒有的。（yjg2002GXZ）

分的地盡入了社了。入了社了，它把我們餓死。就地裏那野菜乍就剜得就乍吃上，可憐的。一滿地裏連苦菜都沒有的，家家戶戶出去拔苦菜去，今兒拔得苦菜我們才能吃上。乍和上點那高粱，紅的。餓結實了，我那女子，拔不得苦菜來，我就不給她吃，我就說不給她吃飯，那邇刻還記著，邇刻還記我著說：「那陣我乍拔不得苦菜，就不給我吃了。」早起飯一吃，就趕緊提上個筐子，地裏拔苦菜去。一滿不能說嘛，舊前那苦命。（問：那是1960年？）就解不開那是六幾年了，不曉得六幾年了，就是個入社那陣介，入社乍一滿分不得糧呀，不得分，不得够吃呀，乍就個苦菜頂糧了。就那精黍（高粱）哦，就這麼一些菜，乍和一起啊，這麼一點點。（Y0088WYY'MSR）

缺衣少食、物質匱乏的苦澀構成了從農業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時期主要的記憶和講述內容。如果真是按照讚頌人民公社的歌曲所唱「公社是棵長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無疑他們也是些苦瓜。時至今日，驥村的講述者們仍不乏對那個時代的詛咒，這來自於他們日常生活的切身感受——饑餓、疲勞、病痛和不自由。這類回憶和講述及相伴隨的眼淚和感嘆大抵是我們作為傾聽者意料之中的，而意料之外的是講述者在回顧往事時時常表現出來的興奮和愉悅。從人們時有的笑語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他們在那些艱苦年代中的精神世界：與身體的疲憊、病痛相比較而存在的精神振奮和歡娛；與極度匱乏的物質生活相對的精神生活的充實。對此僅以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和苦中作樂解釋恐怕不够，苦樂交織顯示出農民心靈的集體化過程。

人民公社化過程帶來的高度組織化的生產和生活經歷，是人的集體化與心靈集體化相互建構的過程。這一過程對於農民的影響是獨特的，這與他們以往的生存經歷和在社會中的角色與位置密切相關。從村民，特別是女性村民對這一過程的感受、記憶和表述中，從他們對於「高興從何而來」的解釋中，我們可以一窺集體化對人們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改造功效。人們的集體記憶和解釋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搭裏動彈（一起勞動），可紅火的惡了」：

基建上也不分男人婆姨，就一塊兒幹著，就是紅火。人多，成天修梯田，打壩。打硪，硪是石頭打的，圓型的，可重了，八個人才能（托）起。從山上把土拆下來，墊一層打一層。打石硪（夯土）還唱歌、喊號子，有時間腦子能變轉（指即興創作）了，編唱新詞，有時間唱的是陝北的古調調，一個人領著，八個一起唱了，可紅火了。大家都想要那個硪了，都不想拆土，不想墊土，不熱鬧就累嘛。到了一搭裏，就吆五喝六了，到一搭裏就紅火了，到家裏就愁下了，那娃娃炕上拴著嚎了。那陣碳沒碳，燒的沒燒的，燒點水，喝上口，罐罐裏給男人打發的走了，又怕遲了，遲了去了又扣工分了，有娃娃給吃上點奶，喝口山芋甜湯，又拴到炕上，又拴定了，門一鎖又走了。這出去了，你一聲我一聲，嘻嘻哈哈就不記那事了，就紅火了。一下回到家裏吃的也沒有的，娃娃又嚎，衣裳爛了沒個補下的沒個縫上的，就那一陣紅火。（yjg2002CYZ[男性]）

這動彈集體化，修梯田啊，打壩啊，一搭裏，不分男女，可高興了。（yjg2002LHZ）

如村民所言，集體勞動提供了人們聚在一起的場合，增加了人們的交往和互動。與傳統農業社會中以個體農戶作為生產單位相比，這種在勞動中的集合會給人們帶來前所未有的不同感受，對於婦女尤其如此。在傳統的個體農戶的生產活動中，只有非常小規模的勞動互助；女性在日常的生產和生活中，與家庭和宗族以外的男性很少發生聯繫。男性村民在作為社區公共事物的「莊事」（包括節日、廟會和信仰活動）中也有不少集體聚會的機會，而婆姨女子們在傳統時代基本上只在家庭空間中活動，隨便出去「串」、與外人「拉話」都是會帶來壞名聲因而不受允許的舉動。唯一的例外只有每年農曆的三月十八日的娘娘廟會，「那就是婆姨們的會」。驥村的娘娘廟，曾坐落於村落中央的公共空間，[4-8]供奉送子娘娘和催生娘娘兩位神明；是日婦女們要去燒香、磕頭，求子和為娃娃祈求平安。在驥村婆姨們的記憶中，娘娘廟廟會的那一天，是女人們一年中難得的聚會時機和最高興的節日。從這種傳統氛圍中走出來的女性，在每日的集體勞動和集體政治活動中會有一種歡聚的感受，同齡人之間，同性之間乃至異性之間的交往與互動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儘管是在勞動强度和身體疲勞也同時增加的前提下。集體的活動對於女性而言有如「革命的廟會」，它能够帶來節日的氣氛和開放的感受。

「一搭裏動彈的紅火」可以聯繫到涂爾幹關於宗教的社會性的論述：宗教是表達集體實在的集體表現；宗教和儀式必定要激發、維持或重塑羣體中的某些心理狀態。在此意義上時間和空間也都起源於社會，具有集體的性質。在宗教儀典中，每個心靈都被捲進了同樣的旋渦，個體靈魂再次融入到它的生命源泉之中。[4-9]中國農村集體化時期的農業勞作雖然並不是宗教活動，但常常是以政治運動的方式運作的，與政治儀式多相通之處，更可理解為儀式化的「運動經濟」。[4-10]由此我們不難解釋在這種政治的、集體的、儀式化的活動中個體所能感受到的精神的興奮與共鳴。正如涂爾幹所概括的「表現儀式與集體娛樂如此密切，以至於人們在從儀式過渡到娛樂的過程中，並沒有產生絲毫隔膜之感」。而「倘若宗教沒有給思想與活動的自由結合留有餘地，沒有給玩耍、藝術及所有能够使精神得到放鬆的娛樂留有餘地，宗教也就不能成其為宗教了」。[4-11]這種被涂爾幹表述為「集體歡騰」（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儀式是集體認同和愉悅的來源，也是集體記憶產生、保持和不斷更新的重要機制。

「全都一樣樣介」，「孬好都平等」

在面對我們「生活那麼不好為何還高興？」的問題時，村民們常常是以一種基於共同體立場的「道義經濟」邏輯來做答的。[4-12]在農民的感受和評價中，當所有人都承受著同樣的苦難時，苦難的份量就不那麼沉重；當所有人都同樣挨餓時，個體所感受到的饑餓程度就小於獨自挨餓時的痛苦程度：

那生活都不好啊，那就不計較生活不好，都就這麼個嘛，又不是你一個人這麼介，你急了？普遍都這麼個生活嘛，普遍都生活不好嘛，你穿不上都穿不上，吃不上都吃不上，又不是光你一個，那高興著了。我跟你說，到了一搭裏，都高興著了，要把你一個人箍成那麼個，你就不高興了，你說不是這麼個？都是這麼個你能不高興了？那高興著呢。（yjg2002LHZ）

咱也不能說是（毛）主席那陣就是愛窮人，咱就統一的啊。有的了，沒的了，都是一樣樣介。邇刻（現在）呢，誰有本事，那就能吃得好，穿得好；沒本事的，就一般，那不是的？咱也不能說，那陣不好，邇刻好，是不是？那陣主席領導，主席那就是個當家的啊，當家的，主席那是個過日子的人，那就常怕沒了。主席那陣普遍都就那麼個，不是說卡定你一個，不給你吃。那好著了，都好著了，那陣也好著了，邇刻也好著了。（yjg2002LGR）

主席那陣好就好在平等，窮就都窮，就那麼個好。邇刻那就不平等，邇刻那人家有本事的吃上了，沒本事的吃不上。有本事的好過了，沒本事的不好過。毛主席那陣我就說那好著了，孬好都平等，一樣樣介。（yjg2002ZYZ）

一位男性村民的解釋似乎更接近於官方的意識形態話語：計畫經濟那就是全部都一樣，生活要過成一樣的，也不要叫這沒本事的不得過啊，也不要讓有本事的有的太多了。不能像「資本主義」、「地主」那陣，集體就是全都一樣樣介。（yjg2002CYZ）

從人們對「高興由何而來」的講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古老的作為農民文化傳統的共同體意識和「大同」理想。更耐人尋味的是，作為集體化時期主流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理想與農民的「大同」理想成功地接合，在重新建構農村社會的同時也重構了農民的心靈。農業集體化過程正是這一大同理想的社會主義實踐；而「統一」、「平等」也成為那一時期艱難生活中的精神支持力量，這種力量對於普通農民和農村女性而言尤其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的「平等」並非來自於政治學意義上的「公平」，而是大家全都一樣貧窮、饑餓、痛苦。

對「農業社」時期艱苦生活中的「紅火」、「高興」的懷念還與人們對當今社會的感受、認知密切相關。當年的「大夥都一樣樣介」與當下社會的分化特別是分化過程中的社會不公正形成比較，從而使過去的「苦」「樂」參半中的「樂」得以凸顯。幾乎所有的訪談對象都有意無意地對「集體」和「單幹」兩個時代進行比較，雖然他們都能相當「客觀地」評說各自的利弊，但仍不難感到當下一種普遍的失落感，這種失落來自於農民日漸意識到自己成為被剝奪、被欺騙、被歧視的對象。他們對於過去的懷念並非由於集體主義的優越，而是因為有現實社會中的劣勢地位作為參照。物質生活改善而社會生活惡化，因日益邊緣化而產生對當年集體生活的懷念，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甚至沖淡對於過去的苦難記憶。

「先苦後甜，邇刻不是都實現了？」

以今昔對比的方式講述並理解苦難，使驥村人獲得一定程度的心理慰藉，這或許也是他們歷史觀的體現。從農業合作化運動到人民公社再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歷史變遷，在改革話語中是一個「撥亂反正」的過程，即改變不適合中國社會條件、不符合人民羣衆利益的制度和政策的過程。但是在驥村一些村民的講述中，這一過程卻是出人意料地「順理成章」，也就是說，從「集體」到「單幹」並不是一種改正錯誤的制度安排的逆向轉變，而是類似前因後果關係的「先苦後甜」：

（毛）主席那陣講，主席那陣提倡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噢，那陣（我們）就想，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那是咋（樣）啊？你看邇刻實現了吧。那陣開起會，說了嘛，念起那個「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那陣（周）總理就說，「陝北人（以後）不吃糠，不吃菜。」可說是「哎呀，不吃糠，不吃菜？邇刻連糠也吃不上啊，不吃糠不吃菜吃甚啊？」你看邇刻陝北人吃糠吃菜著了？淨吃那新鮮的。這是金口玉言嘛，這兩個大人物。那就是先苦後甜嘛，你沒苦那就甜了？你沒苦就甜也沒有的。

那都好著了，主席那陣啊，就說是，都要一樣了，誰也不能說窮了，誰也不能叫富了，就都一樣樣介。這開放了，有本事的人，人家就樓上樓下，沒本事的人，我們這就是沒本事的人，就這土窑子，就能鼓搗（湊合過）了。哈哈哈⋯⋯，新舊社會嘛，那就是跟社會走了。社會叫你做上個甚，你就做上個甚。（yjg2002LGR）

邇刻你說這（生活）好啊，還是主席那陣造下的好，起碼這個公路交通，大路路修開，你再維修就省下了。那陣造下的梯田、平地都還起作用著了，那平處（平地）就是趕立處（陡坡地）長的莊稼好嘛，水土、肥料水推不走。受（苦）是那陣受了，國家跟這一個家庭一樣，像這老人們操心受（累掙）下的東西，後人往下來就享了福了，就這麼個例子，先苦後甜，就是這麼個，那我的分析就是這個。（yjg2002CYZ）

一場給無數普通人帶來災難的大規模社會試驗，在村民的分析與解釋中具有了一種合理的邏輯，這是讓人感到驚詫的。即使在主流話語中，「改革開放」、「包產到戶」也是針對不合理、不正確的制度和政策而進行的轉變，但村民卻自己把原本不通的道理想通了、講通了。「先苦後甜」成為先付出辛苦再得到收穫的合理過程，它亦成為一種精神支撑力量使人們能够承受巨大的苦難，能够講述那些被後人視為不堪回首的過去時光。

講述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經歷，驥村人雖然在今天尚能以一種比較豁達的態度回首過往，但曾經歷過的嚴酷現實卻讓人無法遺忘。除了上述饑餓和匱乏的經歷，還有與之相伴的極度的被束縛。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社員不是國家的主人，也不是集體的主人，甚至不是自己的主人，而只是國家和集體的工具。泯滅了主體性即泯滅了人性，人們在極權體制下的集體勞動和集體生活中雖然可以有「紅火」的幻象，短暫的愉悅，但被宣傳、被教育、被動員、被改造、被管束的結果必定是喪失了創造性，缺少積極性的被動生活。在這種情境下，幹部與社員之間的關係就成為管制、催促與被管制、被催促的猫鼠之戰。

一位當過婦女主任的婆姨記憶尤深的經歷是「呼喊」社員們下地幹活：

（問：你當婦女主任是甚麼時候？）大躍進那陣，結婚了當的。（問：那陣當婦女主任都做些甚了？）做些甚？就地裏去了勞動了，你是領導就要動彈。（問：管婆姨女子了？）婆姨女子，哪些不去地裏了你乍要叫去。那些有娃娃的不得走的，那要叫老婆們給人家照娃娃。（問：還謀慮些甚？）就是一氣呼喊叫動彈了，不去的就要回來尋了。（問：生產上的事不用你謀慮？）生產上的事那就一個隊一個隊的，組織起來了，動彈。（20051114RZC）

一位婆姨對被「呼喊」下地幹活的情景還有新鮮的記憶：

成立大合營了（指人民公社），這婆姨們都去（地裏）著。小變工組的時候，婆姨女子不去，去得少，那陣不强箍嘛。成立大合營了你非去，不去了不給你吃，不給你喝，不給你分糧，甚也沒你的。打下的東西，受苦來的東西，就沒你的。我們大合營那陣，是三個娃，五個人就是餓死也沒個走處，那陣就是行吃（乞討）也沒個走處，可受了那陣。人家當官著，人家說咋就咋，你敢說了？你今兒說了，今個就吵（批判）起你了。乍今兒誰不來，尋誰，上面尋你，扣糧，不給你分糧。再尋的來，乍吵你，乍批判你了。今兒這婆姨女子有不能來的，有的專門不來的，乍尋了嘛。人家幹部引上，上邊尋了。你今兒不來，今黑夜把你找得來，問你有甚原因不來，批判了。（問：咋介批判了？）你不來，你自己談，為甚不來？你有甚原因不來。你是專門搗亂不來？還是有甚病了？你家裏有甚耽誤了，為甚不來？就那麼個。批判的哭鼻子的，嚎上了。女人不來的多，男的不來的個別的。身體不舒服的了，乍說我今兒難活了，有病了，要早早地說，我今兒不能來，要杠（跑）的去請假了。請了，乍給你批了，就不上邊尋了。你今兒不請假，就杠到你家裏尋來了。一個月給你定了嘛，男人要定下二十七八天，女人就給你定下二十五天。給你定下的出勤，你沒做够，就要找你的原因，問你為甚你的出勤沒做够，可嚴了那陣。幹部管了，人家那有駐隊（上邊來的幹部）的嘛。村裏的幹部，人家外首還來幹部，公社的幹部來駐隊了。駐隊的幹部來了啊，社員怕的個溜溜兒介，今兒沒去，人家來了，咋怕的有的鑽到廁所裏頭了（笑），怕的趕緊杠到廁所裏了。（2002/11/3GXZ）

「强箍」的集體勞動使社員身心皆不自由，不自由當然沒有勞動的積極性，除了前面提到的小偷小「瞞產私分」等占集體便宜的行為，「出工不出力」也同樣成為社員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之一。[4-13]

愛受（勞累）的盡讓受了，不愛受的還不是偷著溜了。一樣樣介，人人都不幹了。一個站著了，一個坐著了，一個睡著了。你不勞動，我也不勞動，你坐著了我就睡著（躺著）了。那就是「農業社，鋪攤攤，精精捉憨憨，捉得憨憨不動彈」。（問：甚麼是精精，甚麼是憨憨？）偷工減料這號人就是精精，你老老實實的多會兒也吃不上。毛主席那陣說老實人不吃虧，老實人多會兒也吃虧。邇刻也一樣，精的還是把憨的捉定，老實人不吃虧？老實人多會兒也吃虧。農業合作社，誰忠誰也不得，你就這一輩子忠著都要受氣著，忠臣都要受氣著，奸臣倒咽不得氣長，哪一個朝代這個事情都避免不了。前後亂得人思想，純粹沒人幹，純粹亂得人就一滿不動彈，一個站著了，一個坐著了，一個屹嶗裏睡著了，誰也不動彈，精精捉憨憨，都不動彈。頭到秋裏了，早你不拾落，拾落不回來了，到地裏，老鼠吃，羊吃，莊稼弄不成。（問：那人就沒積極性了？）沒積極性，只要你會生（休息），生個一天，就一個工，一份糧，你就受到餓死呀，你也是一份糧。所以人就不受。我跟你說多會兒都是精精捉憨憨。（Y0044-45MRT9）

人民公社到了後期，社員的能動性和積極性早已耗盡，動員、「呼喊」甚至軍事化管理都無法解決社員們「出工不出力」的問題。在七十年代初有一支解放軍4785部隊來到驥村修築山裏的防空洞，他們鋪路修橋需雇用民工勞動力，驥村許多人都積極地參加了擔沙子、背石頭的工作。其動力來自於為部隊出勞力是按照工作量付給玉米麵作為報酬的，在當時，「掙玉米麵」大大地緩解了人們的饑餓狀態。而此時，人民公社的路也快走到了盡頭。

存在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從根本上說並不是真正的農村合作組織或集體生產組織，而是極權性的國家治理組織。正如秦輝明確指出的：不能退出的人民公社無異於集中營。所謂的集體，是老百姓要組織的，如果老百姓是被組織的，那就不叫集體。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奧斯威辛算不算集體？要這麼說，奧斯威辛集中營是最大的集體！大家進去了就出不來的，那能叫集體嗎？我覺得有兩個概念是完全對立的，一個是集體化，一個是被集體化。中國人就從來沒有集體化過。中國農民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一直就是被集體化的。如果真的想要讓農民有點集體主義，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取消被集體化，讓農民自由結社，他要結社就可以結社，他要退出就完全可以自由地退出。關鍵在於這個集體是不是老百姓自己組織的、能够自由進入、能够自由退出的集體。[4-14]所以，中國農村自五十年代以來實行的人民公社制度並不是真正的合作化，也不是真正的集體化，集體與合作的前提是農民自主自願地選擇參與，而不是「箍定」和「强箍」，「强箍」的只能是集中化和極端化。

在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塵埃落定之後，最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是，追求一種美好、極致甚至絕美的烏托邦理想，為甚麼帶給農民的卻是深重的苦難和極度的惡果？集體化是用大一統代替小多散，是為了農村治理的便利進而從農村抽取各類資源，以支撑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這樣一個集體化的思路出發點當然是城市而不是農村，是「國家的視角」而不是農民的視角，農民本身從來沒有真正的主體地位。而大一統的人民公社制度導致社會生態的多樣性遭受毀滅性打擊，正如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一書中所指出的：國家從上而下地重新設計農村生活和和生產的大規模努力，往往被描述為「文明化的過程」。我寧可將其看作馴化的嘗試，是一種社會園藝（social gardening），被發明用來使農村、農村的產品和居民更容易被辨識和被中央掌握。而作為宗教信仰的極端現代主義、獨裁的權力以及軟弱的市民社會為社會災難和自然災難的泛濫提供了條件。[4-15]作為一種馴化過程的「社會園藝」把公社社員當作蔬菜瓜果一般來管理和處置，剝除了農民行動者的主體性，視之為沒有情感、沒有思想、沒有意識的管理對象。恰如當時的公社歌曲〈社員都是向陽花〉中所唱，社員成為依附於公社並且被束縛於公社這根藤上的瓜果，必然成為苦瓜苦果。而這些旨在鞏固和提升統治能力而置國民價值和普通人感受於不顧的「社會工程」，「社會實驗」和「社會園藝」完全有可能構成對人類生活的「致命威脅」，造成興亡百姓皆苦的後果。

注釋

[4-1]宋連生，《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161-179。

[4-2]關於「運動經濟」，參見郭于華，〈民間社會與儀式國家：一種權力實踐的解釋——陝北驥村的儀式與社會變遷研究〉，載郭于華主編，《儀式與社會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338-383。

[4-3]土豆是當地的適種作物，耐旱，產量高，被村民稱作既是主食又是副食。

[4-4]「說書」是流行在延安、榆林一帶的民間說唱藝術，其內容多為神話傳說、歷史典故、愛情故事等，唱腔融合了民歌、道情、秦腔等地方曲調，以三弦（或琵琶）、響板等樂器伴奏。在陝北，「說書人」傳統上通常是由盲人擔任的，這門技藝遂成為盲人的重要生存方式之一。

[4-5]領牲，指殺猪、羊祭神。

[4-6]韓起祥（1915-1989），陝北著名盲說書藝人，曾經在延安老解放區創作、改編新書，得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肯定與褒獎。

[4-7]宋連生，《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頁161-179。

[4-8]驥村的娘娘廟於文化大革命時被徹底拆毀，以後再未重建。

[4-9]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5-13。

[4-10]郭于華，〈民間社會與儀式國家：一種權力實踐的解釋——陝北驥村的儀式與社會變遷研究〉，頁338-381。

[4-11]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496-503。

[4-12]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pp. 1-12.

[4-13]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4-14]參見秦輝（訪談），〈集體化與被集體化〉，《財經文摘》2008年9月3日，取自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21234。

[4-15]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頁244。

第5章

繼續革命，不斷運動：

四清運動與文化大革命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階級鬥爭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毛澤東（1962年9月2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大躍進運動失敗後的1960年代初，全國性的經濟災難和大饑荒動搖了激進的農村政策，中國農村經歷了一個從躍進到後退的調整時期，經濟指導方針轉變為「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並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取代以前的「多、快、好、省」的口號。此時公布的重要政策文件《農業六十條》規定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並向農民提供自留地，力圖通過鼓勵提高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使農業生產儘快好轉。在這樣一個全國性的調整期，驥村人也經歷了一個相對寬鬆的休養生息的階段。他們對這一時期最深刻的記憶是可以「掏荒地」了，在集體勞動之外人們可以掏弄小小的但屬於自己的「十邊地」（大約是指山邊、路邊、河邊、塘邊、渠邊、溝邊、池塘邊等零散小塊的土地），可用「自留地」的收穫填充肚腸；所以人們的另一個深刻記憶是這個時期「差餓了」（饑餓程度減輕了）。

然而好景不長。新的運動如影隨形，接踵而至，而且很快達到「運動」式治理的頂峰時期。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届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向全黨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以「繼續革命」、「不斷革命」的態勢，針對農村基層幹部，以「整風運動」的方式發動了一場稱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大規模農村階級鬥爭。

一、繼續革命：四清——「那是個賴運動」

八届十中全會之後，農村整風的試驗即告開始。這個稱被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是1963年中央工作會議上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制訂的《前十條》。該文件要求農村中成立「貧下中農協會」，對「犯錯誤的基層幹部實行監督」；稍後，「運動」的領導者發現《前十條》的宗旨並不切合農村的實際情況，貧下中農們對社會主義已經十分失望，更願意走資本主義道路。於是，同年由鄧小平和彭真主持制訂了新的措施《後十條》，在1963年9月正式發布。《後十條》認為貧下中農協會並不能適當地監督公社和大隊幹部，因而決定成立以城市幹部為基礎的工作隊來實施整風運動。經過由劉少奇、王光美等高級領導幹部的農村調查研究作為試點之後，又在1964年9月推出了《後十條修正草案》並在農村實施，其時四清運動已經大規模展開。事實上，毛澤東對《後十條修正草案》十分不滿，認為其最主要的問題一是沒有動員羣衆自己去開展運動；二是把攻擊目標從修正主義縮小為貪污腐化問題，而對於基層幹部腐化行為的處罰又過於嚴厲。毛澤東對這些問題的回應是，通過新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綱領性文件來取得主動權，這就是1965年1月公布的《二十三條》。這個新的綱領性文件致使農村工作隊撤回，之前許多被整肅的基層幹部恢復工作，而那些在運動中接替老幹部的新幹部又被清理。[5-1]

「社教—四清」運動的背景從一開始就展示了一種自上而下輸入的亂：《前十條》、《後十條》、《二十三條》，朝令夕改，宗旨屢變。「整風」，歷來是黨內和上層權力鬥爭混亂不清的產物，而這一次亦是毛澤東擔心基層失控而欲重新加以嚴控的過程。以階級鬥爭、批判修正主義為名，用繼續革命的方式進行黨內的權力之爭，在農村則開啓了基層幹部相互整人的先例。

運動中所要達到的「四清」先後有「小四清」和「大四清」之分：所謂「小四清」具體是指清賬目、清工分、清財物、清倉庫；不難看出是針對農村幹部經濟問題如貪污腐化、多拿多佔的運動；後期的「大四清」則要求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是以政治鬥爭為主要內容的運動。而無論「大四清」還是「小四清」，對於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而言都是讓人摸不著頭腦、來自上峰的政策舉措。在我們所訪談的身為當事人的社員、大隊幹部、公社幹部中，沒有一人能够說出「四清」的全部內容，而這並沒有妨礙「四清」運動大張其鼓地進行，並因此而使社員們剛剛得到的一點點寬鬆和改善喪失殆盡。

在驥村的「社教—四清」運動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道路之爭

教育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四清」運動的重要內容。1963年11月8日中共××縣委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辦公室在驥村生產大隊召開訴苦大會，縣委書記程進昌在大會上講話：

為了使大家進一步認識舊社會的苦，嘗到新社會的甜，擁護共產黨，熱愛新社會，堅定走集體化道路的決心，今天召開一個憶苦思甜大會，回憶一下你們村的歷史，看一看你們村的現實，用你們自己的親身體驗，訴舊社會的苦，談新社會的甜，進行一番新舊社會的比較，看看究竟是新社會好還是舊社會好。[5-2]

講話特別强調：

社會主義的集體化道路，是廣大農民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相反歷史證明：單幹是一條痛苦的、罪惡的道路，是廣大農民貧困、饑餓、落後的根源。[5-3]廣大農民要從根本上擺脫貧困，唯一的出路是走集體化。⋯⋯決不能有第二條道路，包產到戶，恢復單幹，是和這個方向背道而馳的，也是違背我們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精神的。（19631108社教文件）

顯然，所謂的資本主義道路具體就是指「單幹」和種「自留地」。程書記的講話專門就自留地問題指出：

多留自留地的害處是：（1）給階級敵人破壞復辟創造了條件；（2）農業生產力會受到嚴重破壞，牲畜、羊子、農具都會遭到損失；（3）勞動力無法統一安排，會出現社員只顧自留地，不管大集體，大片土地作務粗糙，糧食減產，國家計劃經濟和徵購任務無法完成；（4）農田基建不能統一安排進行，現有工程無法養護；（5）會出現雇工、放債、高利盤剝、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兩極分劃現象，這樣，貧下中農的生活會發生困難，四屬五保戶的生活沒有保證，又會走向資本主義的老路；（6）會出現農民之間不團結，如爭地界、爭水路、爭窯勢、鬧事糾紛增加等現象，使社會風氣變壞。[5-4]

鑒於以上六大理由，程書記總結說：

多留自留地，實質上也就是單幹，是絕對走不通的，必須堅決堵死。（19631108社教文件）

一位「四清」時擔任公社書記的老幹部回憶說：

（問：社教和四清是兩個階段？）實際那就緊挨著，早期省上試點完了，那就在清澗鋪開。我在公社當書記著了。全縣十三個鄉（公社），搞了四個鄉（公社），準備搞三期了，一期是一年，一個叫四清，一個叫社教。（問：社教和四清對象不一樣？）四清是經濟上，看你貪污了沒，那是幹部，不管你縣上幹部，鄉上幹部，農村幹部也好，都要看你經濟上清不清；社教這是整個社會教育，普通農民也教育著了。（問：四清是哪四清？）清經濟了，我也忘了，反正有四個清。那陣我就在高渠了，高渠二十幾個大隊，只有一個（隊）沒問題，其他（幹部）都打倒了，（說他們）又是强迫命令了，又是經濟上不清，打下一圪嘟，打下又新選上來一班年青的。只一個大隊的書記沒問題留下了，再的都不行，都不清，換了。（問：後來平反了嗎？）中央也沒咋說平反，就說糾偏，糾錯的，又給人家更正一下。（20051104LSZ）

大隊一級的幹部在「四清」中挨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下放猪地」過多。如前所述，大饑荒之後，許多地方開放了「十邊地」，即社員可以在集體勞動之餘，開闢耕種位於山邊、路邊、河邊、塘邊、溝邊的零星小塊地作為自留地，以補充口糧的不足；此外，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為了鼓勵社員多養猪，每餵一頭猪可以得到半咀（約三分地）「猪地」自種。這些「下放土地」的做法，在「社教—四清」運動期間都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證明而受到整治。一位時任大隊書記的老人不無抱怨地講述到：

（問：您給我們拉一拉社教和四清，這兩個有區別嗎？還是一樣樣介？）哎，社教，那把我們這圪嘟幹部，可教⋯⋯可受兒了（慘了）。沒貪污說我們貪污了，一滿放的一點點自留地，（說）你這思想不對，批判他媽×的。這邇刻這算甚了，邇刻把那地老放了（指承包制改革）。那陣或坡（地）或窪（地）將（剛）種上些，毛主席不讓了，說你是資本主義，單幹，放了自留地了。毛主席總的說來管的太嚴了，他就沒哪個不管的。放了自留地，多放自留地，應留三分就三分，留了四分你就放地了，就不對了，不行。（問：那陣你當書記說你多放地了嗎？）說了，我也解不下，究竟咋個，比如你給我多放自留地了，我多打了多吃了，到了那陣我還要說你不好。（問：除了貪污、放自留地還有甚麼？四清不是四個嗎？）那兩個我也解不下。（20051106MRJ；Y0032-33MRJ）

甚至處於最基層的生產隊幹部也難逃脫因「下放猪地」過多被「社教」的命運：

（19）61、62年掏些荒地，63年「社教」，64年「四清」，收回小塊地。（問：社教和四清是怎麼回事？）四清是在後排來了，社教在頭前來了。四清就是社教遺留下的，社教也是整幹部，四清就是把你遺留（漏網的）下的，把你整治一下。63年社教了，夜黑地就開半夜會。（問：那開會都跟你們說甚麼？）開始那縣上高××是縣長，縣長下邊還有個甚（工作隊幹部），見天開會。我們瞌睡娘×的，偷著睡了。縣上那陣好幾個縣長，那RUDE（當地駡人話）的講些甚，就亂七八糟、就一圪嘟：就說地主舊社會咋剝削，看邇刻分地了，反正就這些個麻煩娘×的，真個麻煩著，誰聽了？都偷著睡，不敢打呼嚕，打呼嚕就揪了。我那陣當了會計，直當到狗日的農業社倒塌了。餓得人就一滿不行，就餓。有的小隊就偷著留些十邊地、猪地。十邊地就是山上零星的小塊塊，荒地，長草著了，就荒地嘛。比如你勤勤一點，小隊勞動罷了，人家回去了，你沒回去，掏著這些小塊塊，種點洋芋。比如餵一個猪是半咀地，（一個小隊？）基本上下放了三咀地，一畝多。那RUDE的那年收了，那年收成好。種甚甚收。到秋裏，洋芋就這麼大（兩手比劃）。那陣可兒了（指被「社教」），那陣前溝方建左、羅生運，寨子上楊達富，後溝我（驥村大隊的三個生產隊），他媽的，夜黑地就（給我們）辦學習班，日他媽夜黑地就辦學習班，就為多下放點猪地。我們四個吃旱煙的，裝四布袋旱煙，會完了，都吃得乾乾淨淨，人人面前一堆旱煙灰。（200510292MRT）

2、整頓農村基層幹部的貪污腐敗問題

「四清」的重要經濟內容包括清賬目、清工分、清財物、清倉庫，這主要是針對基層幹部的貪污腐化問題。在當時普遍匱乏的農村，基層幹部的貪污其實是非常有限的，但對他們的懲罰卻相當嚴厲。前面提及的大隊書記在「四清」運動中成為因經濟問題而受到整肅的主要人物，他為隊裏買馬，因為不識字被人多拿走了錢，結果在「四清」中被查出有經濟問題而受到撤職、留黨查看和退賠的處理，無奈中他只好把自己住的窯洞和栽種的樹作為賠償給了大隊：

開會，就檢查我們的賬，（說）貪污了，受賄了。（問：工作隊咋介知道這兒的具體情況了？誰誰誰咋介？）那有羣衆反映了，那還不曉得？打問羣衆了，羣衆那說了嘛。（問：開大會講報告你還記得了？）那話不記得了，那事記得，差點沒把我整死了？（問：是買馬的事了？）是的，（問：那是哪年了？）63年來了。（問：那陣你是書記，羅成富是隊長？）我是書記，羅成富是隊長。我的經濟上我不能怨村裏的幹部，我買了一回馬。我不識字了，那陣公社成立個火藥廠，火藥廠有個李高貴，我就和那一搭裏買馬，一共買了六個呀，我買了兩個，我一滿拿六千塊錢。我沒出過門，我起身拿六千塊錢。我就把這六千塊錢交給李高貴，我說，經濟（經費）你拿上，算賬咱一人一份介。我那陣就是怕，有些不敢荷（拿）經濟。後排惠汝林，公社上的書記，後排政策上也不叫公社辦火藥廠，乍惠汝林說，你們這上坡坡著了（指驥村經濟條件較好），乍把我們這馬你們都一夥倒的去。我那陣憨（傻）著了，都拾攬下來。63年社教，那可是把鄉上的賬，買馬的賬，一夥都推我這來，短下幾千塊錢，說我貪污了。（問：邇刻村裏人都解下了你沒貪污？）解下了。（問：最後還讓你賠了？）貪污的帽子那我不戴，我沒貪污，你要是說我有責任賠款了，我賠，貪污我沒貪污。（問：那最後說你貪污是開大會了，還是給你寫材料了？）開大會也說貪污了，材料也寫下了。材料在縣檔案還檔著了。（問：後排你也沒找人？）我找誰了？我一個老百姓，一直沒找過，我找那RUDE的，款我賠了，錢我出了。（問：那你也沒錢咋賠？）我那舊地方的窯給的了，三眼窯，都給了。（問：那你哪生著了？）我那後面生著了，後排又慢慢慢慢，我們兄弟又給我錢，我乍又買了這窯，我兩個兄弟都工作著了。（問：那把你整結實了？）那可把我整死了。我說我也有我的經驗教訓，咱不清楚的事啊，咱莊上人多，不敢瞎說，不要給人家黑面。他做了咱不曉得歪好，那到運動上整一個人，往死裏整。（問：文化革命後排你也沒找他們說理去？）沒找，我一直沒找。曉得我問人家了，說得多少路費，多少盤纏，費錢了，我就沒找。（問：那陣老說四清，是哪四個清了？）貪污，這是一清，（問：這是經濟上了？）這是經濟上。（問：那後來給您恢復黨員了，那是哪年？）恢復了，那就將留黨三年，66年？63年64年65年，就恢復了，就這麼兩年。咋樣恢復了？那可是我一直啊，本身上心裏，我沒拿錢啊，我沒貪污，我心裏就我放心著了，你們叫我賠款啊，我賠就賠了。我經濟上受損失了，我對集體上啊我還，一滿就沒放棄。那陣把我留黨，隊長我還當著了，我那個隊長還當著了。（問：小隊長？）小隊長。大隊不當了，小隊還當著。乍來了胡士林，那陣省委書記了，在我們這檢查了一下，前溝羅生運，一個隊裏，吃山芋，不知道吃了幾斤介，我們吃了一百幾斤，乍王應成那陣當書記著，說幾斤山芋，扒的，我一老碗給他吃完。（問：王應成是公社書記？）是縣委書記。乍我們兩個隊長，勞動、認識、產量比一下，胡士林說，羣衆幹部嘛，還能只一下就打倒？人家那說了一句話，又把我黨籍恢復了，乍又過了二年，又負責任了。我要不是李丙治給我開導了一後晌思想，你今兒跟我拉話就拉不上了（指活不到今天）。李丙治給我說了以後，那就坐下直跟我說了，思想上開導了一下，我乍，（問：李丙治是誰了？）李丙治那陣是稅務局裏的。（問：那是甚麼時候跟你拉話了？）就，就社教那個中間。他跟我談了以後，我這才，他說，不管咋介啊，人不要死。（問：您那時候都不想活了？）可不是，我那陣啊，不像邇刻，這運動怕兒了。這運動把人往死裏運，思想一下想不著，就死了。沒跟你說，社教，那些是個賴運動。把人運的⋯⋯。當幹部的，整你，你死不下。肚量大些的你還整不死，肚量小些的就整死了。（20051106MRJ；Y0032-33MRJ）

大隊和生產隊兩級幹部在「四清」中被整治的「貪污腐敗」問題還包括多吃多佔，這就是村裏人今天還能講述的「吃幾個乾烙（烤製的麵餅），打了個乾草條條」，另一說是「吃些個糖饃饃，打了個乾草條條」（指幹部吃了東西卻開成為集體買乾草的票據）：

社教就是這羅成富、馬賀勝、方建左、馬瑞進、羅少廷，一滿貪污了四五百塊錢，馬賀勝判了五年禁閉（指五年刑期）。那陣開大會是在屹坨上，有個轆轆井，辦公處在外起了。馬賀勝那陣幫劉國恩當會計著，那就社教那陣。（200510292MRT）

馬瑞進犯了兩回錯誤：頭一回給人民公社買馬去了，賬上短下兩萬來塊，那實際上沒貪污了，那不識字了，都人家得了去了，那回來賬上跌下來了。他不識字。那陣我就後溝行政。那是63年，那是社教。（問：是四清嗎？）搞來了，社教完了就四清，四清完了就三反五反，可鬧結實了。那不識字。（問：四清也處理羅成富了？）羅成富那是管著一個大隊了，馬瑞進是書記，羅成富是大隊長，三個行政，叫行政，一人一個屹攤攤，（問：羅成富有啥事了？）羅成富和那買馬一搭裏，羅成富那個性可强，也不識字，（問：那兩個一搭裏犯錯誤了？）噢，方建左那是保管，還有羅少廷，老下了，那是監察主任。有啥事情那就和那⋯⋯，羅少廷那沒犯（錯誤）。那陣錯誤嚴重得惡了，那就吃了幾個乾烙，吃幾個乾烙，打了個乾草條條。說黑地裏吃幾個乾烙，說買乾草，那黑地哪買乾草了。（問：那上邊咋知道這些事了？）那上邊來人了，那整出來的。那陣可嚴整了，你一天開支一毛二毛那人家都查得去了，你買東西你買誰家的，人家要問這個賣的了，就這個，可嚴得惡了。（200510311GCM）

社教四清還是一樣的，你跟人社教著了，這四不清幹部社教把他整出來，你貪污這種這叫四不清幹部。（問：是哪四不清？）四不清，貪污、走後門，這兩個，那兩個那甚麼來著？我這記性，反正四不清，你貪污了又走後門，反正是有些事情了，就四不清。四清你要沒毛病，清清利利這種國家的幹部，這就社教四不清，那就嚴格了。這農村有貪污了，書記呀會計呀貪污，這社教下來，為甚要叫他社教了？這農業社要教育你了，（問：社教是甚麼意思了？）社教就是要教育這個農業社，你這農業社有問題的，貪污的，多吃多佔的，看你農業社貪污這銀錢了沒。這程進昌可利（利索）得惡了，你解開這後頭馬瑞進、顧辰民、羅成富、羅少廷這幾家，那陣會計是個馬賀勝，馬賀勝人家是地主，他在外面工作把他清洗回來了，那陣沒會計把他雇的會計，他回來咱們監督，會計叫他當。他回來兩年，淨他的點子，給每人使喚五十塊錢（指給幹部用錢）。程進昌那陣就在學校，就問這顧辰民：「你這做甚了？辰民，你就共產黨員，你就說了，你好好說。」那陣悽惶了，那一屹蹴（蹲著），那就說咋來咋去，每人五十塊錢，（程進昌問）「誰給你們的這些錢？」「馬賀勝。」「誰給你們這錢使喚？」問這個問那個，（答）「馬賀勝。」農村這會計不是？那陣農業社說沒錢了，那幹部就使喚這幾十塊。程進昌就說：你們這農村幹部是地主分子領導你們了，還是你們領導地主分子了？後來馬賀勝這材料整理好以後，給馬賀勝五年禁閉。人家下來檢查農業社這賬，說「吃了個糖饃饃，打了個乾草條條」，吃了這糖饃饃，寫下牲靈（牲畜）吃的這乾草。哈哈哈，那陣人可餓他媽×。（問：糖饃饃誰吃了？）就那些（幹部）吃了，那陣人可餓他娘×的了，就大隊負責的那吃了。馬賀勝那會計，說：「那不怕，咱相跟，糖饃饃咱吃了，就打上個乾草，就那麼個。」馬瑞進這上山西買馬著了，爛杆貪污著了，馬沒買下錢也貪污去了，這四不清了。他後頭有些窯嘛，給大隊撂下些爛窯，那說不活了，人家也不怕，程進昌說「你要死就死吧」，我也聽人家說他要上吊。（20051101MZY/MZF）

3、階級鬥爭動向——地主階級變天翻賬

驥村的「社教—四清」整治出的最嚴重問題還是階級鬥爭的內容，針對的對象是地主分子。前面提及的代理會計馬賀勝，除了給主要幹部使喚隊裏的錢，還有更為嚴重的「反動言論」（反詩），他因此言論而被確定為地主階級反動立場，最終判有期徒刑5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得以平反。

馬賀勝的「罪行」之一是拉攏腐蝕幹部，而被拉攏的幹部則被指責為「坐在地主懷裏了」：

（問：那陣馬賀勝不是會計嗎？會計要聽書記的嘛。）會計要聽書記的，但那是他寫的（賬）。（問：為甚麼只抓他呢？）他成分不對，就地主。上邊來的幹部指責大隊幹部說：唉呀你們驥村這家產由誰來著？你們雇的馬賀勝，這由他當家了？貧下中農一滿丟到門外？運動中馬賀勝被整理了材料，公安局發下了對他的逮捕令。（問：公安局派人來了？）派人來了。就這賀成光，那是縣長，說：「馬賀勝你好好說你的問題，從你的工作，在國民黨幹了多少年，你多會到了共產黨這頭？縣長是我當著了，我還不如你馬賀勝，我還沒你文化深，你轉一轉我還尋不上。」諷刺這馬賀勝了（20051101MZY/MZF）。

那把他整的，捆了，坐了禁閉。（問：坐禁閉到底為了甚？）到底為了些言論話，還是為了經濟問題（說不清）。乍他把那中正堂，是他一個門頭（宗族）的人，近的，他把人家的東西拉扯著賣了，那陣那困難著了，咋介能拉扯著賣。那是清洗回來的幹部。（問：那陣賀勝不是可年輕了？）年輕了。說我「坐在地主懷裏了」。為甚說坐地主懷裏了？我們這有個劉國恩，那當會計著（調查時的會計解釋說：劉國恩文化不高，算賬頭腦不太利，那陣大隊那個賬比較複雜。馬賀勝那是地主子弟，腦子利（指頭腦好使）。那就是叫那幫忙著，幫幫幫到最後，人家執了大權了〔YJG20051107MRT〕），叫他（劉國恩）學習去了，那學習去了馬賀勝代理了三個月，乍說我坐在地主懷裏了。（問：是誰這麼說的？）上邊來的人說了嘛，誰說了？上邊來的縣長、縣委書記，各科部長，那真是危險了。（問：那賀勝，抓他是因為經濟的事還是？）是了，一滿馬賀勝長（多出）了二百多塊錢，一個人分了六十多塊錢，這就是幹部分的六十塊，給我分的六十塊錢。我說，馬賀勝你恓惶著呢，你乍使喚去，我不要。就是這麼個事，就這麼點事。（問：就這麼點事就坐禁閉了？）乍就是地主分子嘛，出身不好，那反革命著。以前在商洛銀行工作，清洗回來。（問：公安局來抓他的？）公安局抓的，把他坐了禁閉了。（20051106MRJ）

除了經濟問題，馬賀勝的另一罪責是發表「變天」言論，而其地主出身和「反動言論」所證明的地主階級反動立場恐怕是他受刑的更主要原因。

（問：他有甚麼言論了？）言論那是⋯⋯，「樹老皮厚葉子稀，鳳凰落毛不如雞，有朝一日我毛長起，鳳還是鳳，雞還是雞。」（問：這是賀勝說的了？）這是賀勝說的，就這個那是大言論，你還想翻天了？（問：不是說他還寫下甚麼了？）寫，就外起栽這麼一把樹，果樹，那就在樹上寫下，「根深葉茂」，這也說他反動，你想根深想葉茂了？以後還不曉得乍介。（問：那他是有經濟問題也有言論問題？）噢，他有經濟問題，也有言論問題，加上出身不好。乍回來，又把中正堂的東西賣了。這翻天言論，沒跟你說嗎，那毛主席啊，大骨架上，解放好著了，不能說不好。下來呀那就，那也有那個政策，亂的呀把這人，老受了整了，老受了。脫產幹部也受整，中央這打下多少幹部；農村幹部也受整，又受整，又餓。（20051106MRJ；Y0032-33MRJ）

貪污來了，四百塊錢。過年又寫對子，不知寫的甚。（200510291GCD）

那賀勝那腦子利了，那算盤打的，那腦子利得惡了。就這在西安下頭甚麼縣，離這西安二百里路，在這銀行了。出身不好被清洗回來。那坐五年禁閉滿了，婆姨娃娃都打發回來叫他這裏勞動了，回到村裏攔羊（放羊）著，赤腳片子，鞋也不穿，攔了幾年羊政策又轉變了，給他平反了。一下平反人家羊也不攔了，回城上了一個月班，又回來，把這女子引的去了。（問：都引得走了？）噢，這原來工作著了，現在給人家平反了，又上班了，就那麼個嘛。（問：是文革以後平反的？）噢，就文革以後。（20051101MZY）

作為文革序幕的「四清」運動還是將重點放在了階級鬥爭上，無論是整肅農村幹部的貪污腐敗、「下放土地」，還是打擊地主份子的「變天翻案」，都被定義為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路線鬥爭，同時也是無產階級與地主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種帶有「你死我活」性質的鬥爭，對農村幹部的打擊是巨大的，他們中有的人在「糾偏」後恢復了黨籍和工作，有的人卻由此心灰意冷而「高低不幹了」。無論如何，在他們眼中，「社教—四清」是個「賴運動」，多年以後他們依然如此評價。而這次運動卻在很短時間內即轉入全中國範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49年以後運動的頂峰時期。

二、派系「勁鬥」

「社教—四清」運動還未正式宣布結束，「文化大革命」的風雲已然席捲大地。農村雖然不是文革運動的重點地區，與運動開端的文化思想戰線也相距頗遠，但亦難逃脫「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歷史命運。

驥村人並不瞭解文革的起因、目標和發動者的意圖，也不清楚這樣的運動與自己的生活究竟有甚麼關係。事隔多年後人們這樣講述文革的起因：

乍要有一個告的（理由）啊，那陣還（管理的）嚴格了，說那是劉鄧路線。劉少奇、鄧小平看下了（農民挨餓），「哎呀，農民生活苦成這個樣，啊，黃猫黑猫，逮著鼠鼠就是好猫，怎麼能多打糧就行。」這（毛）主席說，「唉，這RUDE劉少奇唱對臺戲了跟我！」這臨後就鬧了個文化大革命。（YJG051101MZY）

驥村人對文革記憶深刻的事情之一是派系鬥爭，即所謂的兩派「勁鬥」：

（問：文革的時候這兒分兩派了吧？）這解開（瞭解）了，（兩個組織）101和籌委會。我們那陣參加籌委會。除了101、籌委會，還有紅色造反團，榆林的這是紅甚麼來的，那陣（組織）多了。我們是籌委會，101就是縣城那學生了，米中的，那叫101，那RUDE那就是。後來這籌委會那勝利了。紅色造反團可做結實了。打娘×的就在這後起（山）上，在後起上爭論了，爭論這好壞了，是不是？（問：那陣你為甚參加籌委會呢？）那陣比如啊，我叫你來參加了，這籌委會是正向的，紅色造反團沒有的，也就起這些名字。說這籌委會是正向的，就是那麼個。籌委會這就走毛澤東路線，解開了吧？這個紅××這個就走劉少奇路線。（問：那你是怎麼參加的？）來跟你說嘛，你乍參加吧，籌委會是正牌貨嘛。（問：誰跟你說讓你參加的？）籌委那是個誰來了？就跟這馬瑞通我們在一塊來著。（YJG051101MZY）

文化革命那陣我四十七八歲。那陣佳縣是籌委會占著的，易守難攻。後來毛主席點了頭，說：「101是陝北高原的一面紅旗。」乍101就占了上風。（19980522MZY2）

村民對兩派「勁鬥了」印象很深，但是對101和籌委會這兩個組織的名稱到底是甚麼含義、它們各自的政治主張是甚麼、爭論的又是甚麼問題則沒有一人能够說得清楚。而當時兩邊都不參加的村民還是佔了大多數。

那陣公社區政府就在舊居了，文化革命就鬧騰起來，這才搬下去。那陣就籌委會和101，全縣的，在驥村也就這個，各家有各家的組織。用紅布帶子（指紅袖章），上面寫著籌委會和101，我哪個也不參加。（問：為甚麼哪個都不參加？）那是個運動不是？這家來了說革命，那家來了說革命，我哪個也不去。（問：村裏人參加籌委會和101的哪個多？）一家姐妹兩個一個籌委會，一個101，吃起飯還勁鬥了，馬師才家姐妹兩個兩派介。多數人都不參加。有那些造反的還外面去了，那都是外面的，本村的那就沒。（問：辯論了？）噢，那就說那個對，咱也不參加。（YJG0510291GCD）

一些村民經常會用帝國時代宮廷鬥爭的邏輯來解釋文革一類的政治運動：

你沒聽過「伺候君王不到頭」麼？賀龍、朱德，毛主席那陣那元帥。毛一老去，鄧小平登基，不是這（指毛）整死的（指朱德賀龍等被整死）？那不是伺候君王不到頭？鄧小平也三上三下了嘛。毛主席那陣認定這林副統帥（有問題），後晌回來那（指村裏的林彪像）像還有了。第二天起來，那就見那泥皮刮的（指「九一三」事件後村裏的林彪畫像被用泥塗抹了），林彪犯錯誤了，那我們就精明了（知道了）。（YJG20051107MRT）

不難想像，這類上層鬥爭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最基層的政治生活：

史達德那個老漢那陣還是公社書記，那班人硬叫那老漢交權。（問：你們為這個兩派勁鬥了？）勁鬥了，肯定。那眼窯門窗玻璃打得稀爛。史達德就是公社書記，公社那陣就在舊居了。那老漢權給我們交給了，那交給我們公印了，我們紅色造反軍。乍那家（指另一派）來了要奪權了，乍就勁鬥了。（YJG20051107MRT）

一場決定國家走甚麼道路的革命，或者就國家命運在上層發生的權力爭奪，原本與普通農民的生活和想法並不相干，但是社會主義革命慣有的「全國一盤棋」的格局和「羣衆路線」的動員方式，使得所有的普通人在劫難逃。驥村當然不能例外，社員們雖然直到今天也搞不清楚「勁鬥」的幾派到底是甚麼貨色，也不明白他們各自宣稱的革命路線是甚麼意思，但卻並不能抽身其外。而自土改就開始的一次次政治運動與鄉村生活世界中各種關係、矛盾的複雜交織，不斷地生產和積累著運動的動力，導致人際矛盾和衝突亦不斷升級，並造成羣體的分殊。我們不時能聽到人們所說的「公報私仇」或「官報私仇」的問題，即個人恩怨或家族矛盾通過政治儀式而不斷地累積與升級，從小恩怨逐漸變成你死我活的世仇。在這一過程中，公共邏輯與私人邏輯、革命邏輯與人情邏輯相互置換，亦成為農民參與運動的動機或動力（之一）；這也構成運動自身所具有的動力機制。按照村民的說法，運動就是人整人，一次運動來了，這撥人整那撥人；下次運動來了，那撥人又翻過來整這撥人；原本都是鄉里鄉親的，即便有點小矛盾也多是些雞毛蒜皮的事，但運動來運動去就成了你死我活的鬥爭了，結下的恩怨甚至到下一輩都化解不開。運動不止必然導致原本不無矛盾的鄉村社會不斷被撕裂的結果。

三、鐘泰之死

驥村在整個文革運動中並未發生「武鬥」一類的暴力衝突，一些對農村基層幹部的批判鬥爭也算不上激烈，唯一發生殞傷生命的事件是鐘泰與其妻子鴻范之死。準確地說他們死於血腥的階級鬥爭，死於「革命」的暴力。而他們命殞家鄉，直到今天仍然是驥村人心上一道難以愈合的傷口。

鐘泰出生於驥村，屬馬氏光裕堂五門，為維宗長子。他肄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1940年綏德專署成立時，即在建設科任職，從事水土保持工作；其時曾配合當時的八路軍359旅大生產運動，在當地組織紡紗織布。後因縣中學急需生化教師，又調入中學任教。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時，政府機關急需幹部遂又被調回綏德專署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曾擔任延安製糖廠副廠長，後調陝西省重工業廳化工部化肥研究所工作。[5-5]從鐘泰的簡要經歷來看，他幾乎稱得上是處處服從國家的安排、哪裏需要哪裏去的好幹部，但這並未能使他逃脫被革命消滅的命運。我們應該還記得本書第二章所記土改時的災荒致使驥村一孩童因饑餓而死亡的事件，那就是鐘泰的長子果夫。這個生他養他的一方鄉土，最終卻成為他一家的劫難之地。

多年前已經離開驥村到西安工作的鐘泰，在文革爆發時僅僅因為地主階級出身而被遣送回鄉，在大隊接受監督勞動。以鐘泰之溫良順從，監督勞動雖然不可避免地帶來辛苦和屈辱，但應不會有性命之虞。可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在當時的「運動」環境下最終卻必然性地導致了鐘泰與妻子鴻范之死。

據村民回憶：在文革中後期，有一支部隊進入驥村修築軍事工程——防空洞，這支被稱為4785部隊的工程兵在入駐時需要讓一些村民暫時搬離自家窯洞，騰出空間給部隊駐紮，這其中就有原屬於鐘泰家的窯洞。部隊在清理這些老窯洞時，在原屬鐘泰家的老倉窯中發現一隻手槍套和一些賬本，這立刻成為階級鬥爭的重大動向。鐘泰立即被逼問、拷打，說他藏變天賬，要為地主階級翻案；還逼迫他交出手槍（認為有套就得有槍）。作為土改前就已外出工作、幾十年不在老家生活的鐘泰如何能够說明這些老東西的來歷？又如何能解釋誰埋藏了這些東西？鐘泰由此被活活打死。短短兩三天後，鐘泰的婆姨鴻范被逼（交出手槍）無奈而扎進水缸自盡。

鐘泰之死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件不能完全說清楚的事，讓我們看一下村民講述的不同版本：

那是文化革命後排了，那陣這莊正部隊駐著了，部隊那工兵你解開了吧？工兵就打洞。人家那連長就說，「哎呀，同志們，你要搞他那問題啊，不敢把他（指鐘泰）打壞了。打壞了，怎麼搞？」解放軍不是淘這個廁所來了，弄出個盒子槍套套。乍說：「哎呀！這狗日的鐘泰有槍了。」不曉得甚麼年代的。乍就跟他要這個槍，他沒槍。這就批判他，五斤重的秤錘這麼粗帶在脖子上，站在跟前。拿那鋼管，紅衛兵就打他（問：紅衛兵是外頭來的？）我們莊裏的，本莊的紅衛兵，學生也有了，村裏的也有了；年輕小夥子，盡十八九的這些。邇刻都走了，邇刻延安去了。（問：不是解放軍打的吧？）人家解放軍不嘛，人家說那搞問題，不要打人。有個二發子，那陣餵了，乍日他媽後溝搞罷，在這兒生的，那（鐘泰）要喝水啊，那RUDE跟前放個泔水桶。頭明前（天亮前）死了，頭明介死下了。我跟你說啊，鐘泰是馬明方的妹夫，那婆姨邇刻還在北京了，馬淑良，那是馬明方的婆姨了。馬鐘泰死了，埋這前山了。那紅衛兵乍又跟這老婆要（槍）。那是女人家嘛，拿那鋼棍，哎呀我的媽呀。那老婆乖的惡了（形容人老實）：「你們要這槍，我明兒起來給你們交能不能？」「能了嘛。」這好老婆，那不是黑地上去，有半瓮（水缸）水。鍋臺上寫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你們要槍我沒槍。」你們解開了吧，那跌到水瓮裏尋了無常了（指自盡）。那要槍的去了說，「那RUDE今兒說給我們交槍了，哦，那趕快叫馬興如，那是這兒的赤腳醫生了，那鑽水瓮了。」清早這一圪嘟人上去，那大隊就給埋了，老婆，老漢並排著兩個墳堆堆。埋了以後，過了這一年二年，乍人家女子打發人來，問：咋介沒了？這叫個說不上來，大隊說這咋介搞了？這不是好死的。就說，這不是自殺的，就打壞了，打死的。就給這些安上，死了的些人，誰誰這些沒了（指把打死鐘泰的責任歸咎於已經死去的人）。死了，埋地裏了。這就沒事了。（YJG051101MZY）

鐘泰妹子的是馬明方的妻子。文化革命中馬鐘泰被送到××縣，讓村裏尋來，帶回去管制勞動。這莊裏那陣住著工程兵，修洞的，有一個團，驥村是他們的營部，寺溝有連部。部隊當時把窯都號（租住）了，我們都下溝裏生了，住土窯窯。部隊修廁所時拆了馬鐘泰的倉窯，結果拆出兩把刺刀，一個槍套子，有套沒槍啊，就非要個槍。聽說可能是鐘泰老子的，在何紹南撤走時，拿了兩把刺刀想打個菜刀，槍套就不瞭解是怎麼回事。就為逼槍把鐘泰打死了，還跟他老婆要。老婆用粉筆寫了「跟我要槍，我從何處找？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寫在鍋臺上，就鑽了水瓮。三天內兩條人命啊！是造反派頭頭×××讓人打的鐘泰，他自己打沒打不知道。人死了說叫我去埋，我正在地裏勞動著，我說你大隊找人埋嘛，他們說你去埋給你記工。我就賒了一副棺材把人埋了。我父親與鐘泰父親是親兄弟，我們是叔伯兄弟。（19980426-0522MZY）

一個社教，一個文化革命，那實在是兩個大壞運動，不是那好運動。你說文化革命死了多大些人，老幹部死了多少？（問：這兒村裏頭沒死下人吧？除了鐘泰）就死了個鐘泰。（問：還有他婆姨的？）噢，婆姨的，再沒死下。（問：鐘泰是咋死的？）鐘泰那就鬥爭了一頓，那沒力扛了，那扛不定了，就個人服毒死了，服毒了，不是打死的，也不是弄死的。（問：那陣個人怎麼有毒藥了？）那⋯⋯那陣不曉得他哪弄了些毒藥，服毒了。婆姨說是老漢服了毒了，我也扛不定了，乍婆姨鑽水瓮荷頭淹死了。沒跟你說，那是個賴運動。好幹部死的够多少。（20051106MRJ）

事隔三十年之後，我們在前往鐘泰與鴻范墓地時路遇一位六十歲左右的婆姨，她為我們引路，而鐘泰夫婦的墳正巧坐落在她家的承包地上。這位婆姨在墳前講述了她的親身經歷：

那是（19）69年農曆三月，鐘泰死後，他老婆一個人可憐得連水也沒的喝（無力擔水）。親戚們說喝不上滾水（開水）能喝口冷水也好，老婆就求我給擔些水，我說我不敢給你擔，怕別人說我（與你）有牽連。後來我就在晚上給她擔了幾擔水，還給了她兩把掃帚。結果她夜裏就鑽了水瓮（水缸）死了。叫我們去看時，小腳向上，人都青了。我心裏說：你就是遲上兩天死也好啊，我擔了水你就死了，我要是不給你擔水還沒法死，我這心裏（難受）啊⋯⋯。後來我還到她墳上說（念叨）了一回。那可是個乖老婆，對人可好了。他們臘月裏回來的，兩個月就都死了，老漢死了沒幾天老婆就鑽水瓮了。（19980518LSWW）

這樣一場以文化命名的大革命，實際上是接續土改的持續性的消滅階級的革命。即使在驥村這樣的偏遠山村，地主階級分子也難逃厄運。鐘泰，與其他地主一樣，雖然在土改運動中逃離了生死劫難，卻沒能在文化大革命中躲過被消滅的命運。溫良恭順的他和妻子長眠在這塊生養了他們又致其死亡的鄉土上。

四、「陝北最好的一座牌樓沒有了」

1966年興起於中國大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毀滅文化的革命。革命風潮對處於意識形態邊緣的農村也不放過。在這場以文化為革命目標的運動中，農民與城市人一樣經歷了意識形態的重構過程，這一過程在驥村至少包括相關文物的破壞與保存、民間文藝形式的變化和信仰儀式替代等幾個方面。

1、文化遺物的毀壞

凡是到過驥村的人都會聽到村民反復講述「節孝牌樓」的故事。這座遠近聞名、號稱陝北第一的牌樓，原本是為旌表馬光裕堂長門的文選之妻守節盡孝而立：「二十七歲亡夫，守節三十餘年，敬事姑翁，謹守閫範，克遵夫命，訓子成名，鄉閭稱賢。」故經綏德知事張銘岫詳請旌表，於宣統二年（1910）立節孝牌坊。[5-6]

作為驥村重要標志的這座牌樓雖然歷經歲月和多次政治運動而得以保存，但卻未能躲過文化大革命的掃蕩。如今牌樓作為實物已蕩然無存，我們只能從村民的描述中憑藉想像一窺它的形影，但對於驥村有點年紀的人來說，它依然是凝聚著記憶和情感的象徵。他們幾乎個個都能講述牌樓的各種細節和有關的切身感受，譬如那座牌樓如何高大、修造工藝多麼精良、上面雕刻的動物、花草多麼逼真而美觀、牌樓上挂的鈴鐺能發出多麼悅耳的聲音、甚至能從鈴聲辨別出刮著甚麼方向的風⋯⋯；至於他們兒時如何騎在牌樓下的石獅子上玩耍、過路人怎麼在牌樓下避雨、女子們如何從牌樓的石雕上「拓花花」（做手工樣本），人們所能講述的故事就更多了。村民們回憶說：文化革命時打的牌樓，開始打不動、推不倒，基礎太結實了，後來在牌樓底下鑽上眼，放炮轟倒的。人們常常在繪聲繪色地形容它之後感嘆一聲：「那可是個好牌樓，在這地方再也找不出那麼好的了。」

就這牌樓，榆林十二個縣最好的，你打它有甚麼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就文化大革命打的。上頭石獅獅、獸頭，都打了，破四舊了。（問：是外面來的人打的？）莊裏的人嘛，（問：莊裏人不是可喜歡那牌樓了？）不喜歡了，那是地主家的，喜歡叫打了？不喜歡嘛。地主家的，那是馬師祖家的賢孝牌樓，馬師祖娘的十七上生下馬師祖，十八上老婆守寡，守著沒再亂（再嫁）老漢，兒子就給她立的這個賢孝牌樓。（YJG051104LSZ）

打牌樓的時候開始打不動，推不倒，後來在底下鑽上眼，放炮轟倒的。當時也有駐隊幹部。那可是個好牌樓，有好多工藝，上面刻的那字，還能避雨。聽說建的時候花了一千吊錢。是陝北第一牌樓，工藝好，又高，又大，石頭磨得光溜溜介。（199804261MZY1）

（問：牌樓打了你還記得了？）記得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好牌樓，小賣店那邊，可是好牌樓，可大。那不是村民的了，那是地主家誇人家那威風。（問：是本村人打的還是外面人打的？）本村人來的，都幹部，人家還用炸藥，炮。（問：你看去了？）不看。可好牌樓，有那風鈴，鈴子那麼大，（問：那東西都哪去了？）乍不曉得，我那陣小了，人家有文化的一看就知道咋咋，那牌樓邇刻那RUDE不知道值幾多萬了，全部石頭的。（YJG0510291GCD）

就這姬五，叫個姬××。他是米脂東口那兒的家。後來工作著了。從綏德黨校學習回來，後來就這鄉的書記了，姬書記。我們這兒修畔了，那說「哎呀。這破四舊要立四新，解開了吧？破四舊，這大門的獸頭，打的撂了。就那號石頭樓樓都打得撂了。四新要做個新的，把那牌樓那RUDE打去了」。那牌樓是個賢孝牌樓，馬師祖娘的守寡來著，守得好了，那賢良。「甚麼賢良了，這打威名了。」他們說這打了，乍領起一圪嘟人。那牌樓可好了，外面來得人看去畫去，你三天都看不完。可美得惡了。兩個石獅獅，有八個鈴，那風刮起，那鈴叮噹叮噹——。叫打去了，那陣有這石匠，拿那銅鑽，把那炸藥裝裏去。炸藥一裝，用那長拈子，把那拈子一點，那出出出（形容聲音），那響了兩炮，一邊一炮。哢喳一下就下來了。打下來那石樁就墊橋了。過了半個月，我們莊裏有個羅勝治，在街裏（縣裏）工作著了，那在農業局工作著了，農業局的局長，那回來了說，「不要把這牌樓打了。」「姬××叫打的。」「做的這叫甚事了。這不是個迷信嘛，這是人家個賢孝牌樓了。人家五個兒，人家娘的守了一輩子寡。一滿沒再尋老漢，兒們蓋的這個嘛。這傳的人家過來看一下嘛。怎麼把人家打了。這是名勝古跡了。誰把他打了？這牌樓不應該打了。」「哎呀，你叫打的嘛。打的時候，你也在跟前嘛。」這再沒言傳。（問：炸牌樓的時候，雇石匠了？）我們莊裏有石匠了。我們莊裏石匠在這修院子了，鑿子都有了。（YJG051101MZY）

將近四十年後我們找到了當年打眼放炮炸倒牌樓的石匠：

文化革命那陣把那砸了，搬的，撂了，就在那幹的（指牌樓所在地方）。我打的嘛，還不記的？（問：怎麼打的？）給它搗下炮眼，炮眼打下把火藥裝裏去，點的，點的一下炸爛了。（問：不用炸藥推不倒吧？）推不倒嘛。（問：是外首公社來的幹部叫打的？）不嘛，這莊裏叫打的。這莊裏領導人叫打的，書記叫打了嘛。書記是姬××，是公社書記。這書記下來叫把這牌樓打的。（問：他叫你去搗那個炮眼？）噢。（問：可危險了吧？）不咋危險。我火藥一下裝去，拈子點著，拈子一點著我就跑，就個人到這個。（問：一共放了幾炮？）四炮嘛，那（指牌樓）有四個腿腿，一個腿腿一炮，四個腿腿。（問：那倒下以後東西都哪去了？）那就運的不曉得哪去了，都是石頭。（問：那要不是石匠還解不開？）哎，對了，那就是石匠的生活。一個牌樓是這麼兩個腿腿（在地上用樹技比劃），炸這個腿腿拿這個炮這麼搗的，把那火藥裝裏去，拈拈一下點著，人走的，跑過，拈拈長，嗵——嗵，四個腿腿都炸了，就倒了。（問：那可熬了吧？）可熬，炮彈點起，跑得可遠。一天介就打了。（問：姬××為啥要打這牌樓了？）書記叫打了，不是這莊裏要打的。那陣打神像也是那個時間打的。（問：娘娘廟的像不是石頭的吧？）它是個泥像，搬倒就對了。那後排要修窯洞就把那廟都打了，所有神像都推了，都叫打了。後排（指改革開放後）這又要修廟。（YJG051109LWY）

陝北最好的一座牌樓也是驥村的標志性建築就這樣消失了，它不僅是作為封建的四舊，更是作為地主階級的象徵而被鏟除的，與土改時的「打地主階級的威名」可謂一脈相承。還不僅僅是牌樓，所有的代表舊世界的東西都在被打之列：廟宇、神像、祖先牌位、門樓上的獸頭、門口的石獅子、石鼓、匾額，統統被砸爛。有村民形容：文化革命時，那紅衛兵「天不怕，地不怕」，要咋就咋。廟都是文化革命年輕人紅衛兵砸的，老人說不要砸，他說「你管著了」，紅衛兵嘛，想咋就咋。（199804261MZY1）此外，馬氏宗族的墓葬也在文革時期遭到盜挖。「盜墓以前沒有，最開始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造反派明目張膽地挖了馬國士、馬國賓墓，就是大白天幹的。」（19980522MZY2）

值得一提的是，奇蹟般地保留至今的「文物」是第一章描述過的「子衡馬公德惠碑」和「次韓馬公德惠碑」，即村民們口中的「救災碑」。在文革期間，造反的革命青年也要砸掉那兩座碑，他們說那是地主階級的遺留物（事實上的確是為地主歌功頌德的賑災紀念碑），但是村裏人不讓砸，他們堅持說那是窮苦老百姓立下的「救災碑」、「救命碑」，「小橋灘那兩個碑，文化大革命時也要打，村裏人說，那是個救災碑嘛，是救命的，不是封建迷信，不叫打，這才保護下來了。」（199804261MZY1）為了保住這幾乎是驥村唯一剩下的「文物」，村民用磚砌泥抹把並排站立的兩座碑整個遮蓋住了。後來，在驥村挖防空洞的解放軍工程兵4785部隊搞宣傳，在抹平的泥面墻上畫了毛主席穿軍裝站像。時間一長，泥皮脫落了；後來在農業學大寨時縣文化館的人又在上面重畫了一個拿著鐵鍁的女農民形象，期間還利用這塊空間辦過黑板報。直到改革開放後的某年，村民們才鏟掉泥灰，洗去塵土，恢復了賑災碑的原貌，讓它重新站立在村落公共空間小橋灘的原來位置上，作為代替那座陝北第一的好牌樓而成為村莊的標志物。驥村的賑災碑在文化革命期間的這段故事，大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地方社會與國家權力關係的一種隱喻吧。

2、民間文藝形式被禁止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將所有「舊文化」作為掃蕩、清除的對象，各種傳統的地方民間文化當然也不會例外。更何況許多這類活動既是文藝形式也是信仰儀式，必然難以逃脫被革命意識形態取代的命運。

文化大革命來了，不光打了牌樓，哎呀，家裏貼的這畫都說你他媽反對了，那來了就跟土匪似的，翻出兩本書，也說你是反革命。那××家的，戴些紙帽遊行了。這大門上的獸頭、石獅獅都打了，就那年打的。娘娘廟的神像就這××老子的打的，那陣他得起帶頭了。臨文化大革命這廟塌了，這神像都打了。把神神打了，從橋上撂下去，撂下，搗爛。（YJG20051107MRT）

一種獨特的地方文藝形式，陝北「說書」，本是鄉村中「受苦人」難得的娛樂，同時也是盲人僅有的生計方式，但經過歷次政治運動，到文革時還是逃不過被取締的命運。居於驥村的一位遠近聞名的盲說書藝人，經歷了幾個不同時代，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見證了「陝北說書」的變化和命運：

我把新社會、舊社會可老趕上了。眼看不成就學書了嘛！再沒做的了！不會勞動，甚也不能做，那就留下這個生活（指說書），我、我們這行呀到社會上，你相比那舊前，我們這號人你錯過這個生活那就要挺挺往死餓了。我們這樣的（盲人）就種地、算命、說書，還能鼓搗著將能生活了。民國三十二（1943）年我走過西川，銀川那邊。綏、米都紅了。那國民黨軍隊裏的官兒可愛聽書了。抗日戰爭以後國共合作了，那時誰也不擋，你願走哪裏了，誰也不管。後來兩家一分裂，路也不通了，哪也去不成了。國民黨、共產黨一樣了。國民黨的時候好掙錢，人家可愛聽書了；共產黨一獨立，乍管上了。共產黨管著人民了，不讓迷信，但是對這些殘疾人有安排、有救濟，所以國共一樣了。

剛一解放時讓說書了，人民的覺悟高了，人民念書多了，說那（書）就沒意思了，就少了。後來文化大革命就不叫說了，老沒有了。我們這樣的就偷偷地出去，算命的多了，說書的就少了。從農業合作那陣一下少了。（Y0005、6LHS；199910291LHS）

文化革命時期根本不讓說書了，擺供、領牲（以猪、羊等牲畜祭祀神靈）、廟會、敬神一滿都不讓了。我就靠農業社救濟生活了，這受苦人可餓了。我那時七口人，婆姨、五個娃娃。陰陽（先生）、吹手、說書的都不讓了。有的陰陽偷偷出去，我也偷偷出去，給人家娃娃戴鎖，人家給兩個小錢兒。文化革命那可怕人了，說你是「牛鬼蛇神」，「封建迷信」，把書本都收了、燒了，三弦也拿走了，都是「公家」沒收了。我這三弦可好了，是人家地主從漢口買回來的，出了一石米買下的，他貴賤不賣，到土改時才給到我手裏的。這個三弦是後來又尋回來掌定的。文化革命時，「公家」把這些都收走了，淨是些猴（小）娃娃來家裏，讓你交東西，交了免你無罪，不交就讓你「遊莊」，我也被遊了一回。那時遊莊的人可多，地主家的老漢、婆姨。（199805072LHS）

不獨陝北說書，還有諸如婚喪嫁娶中的吹鼓音樂、廟會時的神戲、陝民最著名的民歌「信天游」等民間文藝形式都在禁止之列。這些「舊文化」被叫停的主要理由有二：一為迷信，二為浪費。而這種「文化革命」又是與計劃經濟的控制聯繫在一起的。

不讓辦事情（指紅白喜事）的時候，就甚麼都不講究了，陰陽也不請了，吹（鼓）手也沒有，就是用兩個土工，埋了就對了。就是文化革命破除牛鬼蛇神這個階段，文革前還多少辦，偷偷辦了，破除迷信這個階段就不叫辦了。到了差不多土地個人化（指聯產承包）的時候，又開始可以辦了。土地給個人分下，就誰也不管誰了，能掙下東西，一有東西就能辦了，沒有東西想辦也辦不成。不叫辦上面有幹部下來說了，鋪張浪費，牛鬼蛇神，破除迷信，這些一夥就都不能了。幹部下來住隊，有文件，文件一念，不能鋪張浪費，要破除迷信，牛鬼蛇神都要打倒，沒有神沒有鬼，宣傳下來。那陣專門有文件了，也記不清哪年了。（19991029CYZ）

不讓說書，不讓「辦事情」，會使一些人生計無著，而人民公社極低水平的福利卻又不足以為這些人提供必要的保障。驥村在歷史上和現實中，作為「受苦人」的基本能力，即以是不是能種地養家活口，為衡量判斷一個人基本生存能力的重要標準。由此，但凡身體略有殘疾的男性，如盲人、半盲人、跛子，還有當地人稱作「憨憨」的精神殘障者，包括有些殘疾程度並不太嚴重的，比如眼睛並未完全失明或只有一條腿不便的，差不多都是打光棍的，這些人比「受苦人」承受的苦難還要重。我們調查時的房東大哥，因幼時罹患天花導致基本失明，終身未娶。在人民公社時期他也得下地幹活，但只能算半勞力；同時他因為會吹嗩吶，經常在有人家辦婚事喪事時前往幫襯，也能掙得一些吃喝以補體力勞動的不足。然而，文革時達到頂峰時對吹鼓手的禁止，把大哥逼上了外出討飯的境地：

這就是文化革命後排來了，（19）68年整個、半年，六月裏走的，到了第二年正月回來的，過罷年才回來。（問：怎麼想著出去要飯了？）哎，家裏餓的不行，餓的止不定。我們村裏有個老漢，他是個烈屬老人，他的兒的當兵，烈屬老漢，他叫我，咱們相跟要飯走，家裏餓著不是？我說你引我了？他說引了。他承我吹了，我承他引我。（問：那你父親那陣同意嗎？）不同意嘛，他說我眼睛不行，出去怕受整，不同意嘛，那可老哭了。乍那個老漢說：不怕，有他呢，跟你的娃娃一樣，不能叫受整，乍那引我出去。（問：後來你父親同意了？）還不是心裏一氣盤算著了？這不曉得哪去了，碰了沒？出去我沒固定地點啊，我還給他寫信了，說我好著了。（問：請人給寫信了？）請人家寫，走到哪一個村，說我是哪的，我想寫個信了，給家裏老人寫個信，叫他家裏安心。那人家有識字的就給寫了。（問：請人寫信出不出錢？）那就幾分錢買一個郵票，寫信不出錢；也不多寫，叫他不要回信，我還沒地點，我咋也不咋，好著了，叫家裏不要擔心。（問：出去還能吃上了？）吃上了，出去吃上了。一直跟那老漢相跟著。出去啊，一是我這眼睛，人家都同情，說這個人他不能勞動才要飯，不是專門要飯，這個人可憐；二一個我會吹嗩吶，乍年輕的跟上，乍聽了，紅火（熱鬧）了，說哎，這還有一家（辦事）呢，又給你指一家。（問：人家給錢還是給糧？）給糧嘛，碰上飯時了，吃飯，碰不上人家給舀兩勺勺米，就那麼個，沒飯了就舀米，有炒麵，饃饃，人家有甚給你甚了。（問：那生處呢？）生下（住下），有時間有這號老婆不在的光棍老漢，跟他問的生下，有時間問不下，那陣天暖著呢，但能生呢就不問人家，就到草窯裏，人家放柴的，就到那裏一鋪睡下。

（問：出去自己還背著鋪蓋嗎？）不多背，背一點點，嫌沉了嘛，拿個單單，荷個褥褥。有時間就到人家裏生著，冬天就到人家家裏，暖些。文化革命，各個村裏有那個主席那個、專門有那一眼窯，貼那個畫，叫甚麼來的忘記了，那可以生。（其妹插話：夜校。）不曉得，忘記叫甚麼來的。炕，鋪的新席子。

（問：出去走了幾個縣？是咋個路線？）路線記得了。一開始，從艾家峁底走了東溝，在縣城到了民政局，那個老漢是烈屬老漢，那引我說今天我們就民政局生，乍去了要的兩天的糧我們兩個一頓就把它吃了，人家不開灶給上些米，山竽（土豆），打發的你去二旅社，你就那旅社你個人做的吃去。吃罷飯，第二天早上兩個又相跟著走了，早上就不吃飯，兩頓並一頓就吃了，準備跟人家要著吃了。再就到小石砭那陣有船了，坐船，無定河，那陣沒有蓋起橋，就過船了，就走在姬家峁那轉溝裏去，還是米脂縣，遇到飯就要著吃了。一開始要飯可背興（難過）了，哎呀，一滿沒做過這個生活，這人嘛，又回想家裏的困難，沒有吃跟人家要的吃了，乍就可難了嘛。一下看這飯熟了，乍生下不敢去，看這個人活的呀，吃也吃不上了，逼的出來要飯。可你不要了這咋介？哎，開始了臉就紅的，咋跟人要啊？乍老漢給撑腰著了嘛，他說「不怕嘛，有我了嘛」，他走頭前，咱走後排。乍坡裏上去，吹兩聲介，人說來了要飯的了，他說「我一滿引這個小夥子餓的不行了，家裏一滿沒糧了，吃不上了，他的眼也不行，我老漢六七十了，也老了」。乍人家看了一下，說這兩個給吃去，這兩個恓惶人，乍人家就舀的一人給我們吃的一碗。我們乍又起身，乍又串去，不要不得活嘛。後排那就不了，做上了，背興也不背興了。乍就看時間，看人家在家不在家。也要動腦子心算了，人家也有勞動了嘛，勞動一走了家裏沒有人的你跟誰要？也要計算的人家哪一個時間在家。家裏不在那個時間就休息，背陰地睡。睡了那心裏還盤算，家裏老人還動彈著了，也吃不上，但能吃上碗就要給家裏姊啊妹啊老人啊，給這些能吃上這麼碗。捎不回來嘛，就賣了，賣上點錢，賣不多錢，十斤米才能賣八毛。乍就盤算啊，這些米拿到家裏啊，能吃十天，這是好飯嘛。人說不斷五穀就餓不死人嘛。那背不回去嘛，貴賤要賣了，這就把它賣了，賣得多少裝多少。賣成錢，賣成錢兩個就分了，他四毛我四毛。（問：回家時帶了多少錢？）乍不敢花，回家一滿帶的二三十塊錢。我們一直走的到了子洲縣，子洲這道川裏要上去，婉轉山裏翻過去到了安塞，安塞就是延安地區了。延安串了一下，串了幾天，這面不行，又到那河川裏翻過去，都步走，過邵山，六十里的一架山，不見太陽，六月天，正有樹陰呢，一滿就綠個蔭蔭介。乍又過了那邊川裏，那邊川裏生的時間長，那邊不跌年成（災年）。（問：那是哪個縣啊？）縣是甘泉縣，也是延安地區，那道川叫洛河川。乍還走了保安地，沒到縣裏。那個川裏生的時間長，川裏的人也就認得了，你就不要飯也有個人給你吃飯了，這就是人的關係能跟人處上了，人家說這個小夥又下來了，這好人了。乍你就誰家裏隨便就能生了。那個川裏啊他就不分男女，今黑地問的到人家窯裏住，我生的慣了，人家說我們這個村裏你不要問生處，哪裏黑了你就哪裏生，說人家有男的有女的你不能生嘛，說哎，我們這不講究這個，一到黑裏生下吃也給你吃了，生也生了。（問：就在一個炕上，不分男女？）一開始我還摸不上人家那個風俗，人家生下，我們就地下生了，不上炕，乍人家硬是叫炕上生了，原先咱摸不上，不敢。我們就哪裏一黑就哪裏生下，拉話，人家就飯熟了叫你飯也吃了，生下就能生了。

（問：那陣可以辦事情了嗎？）主席領導那陣不能辦，文化革命這個階段將能辦一點。辦了將一二年又不叫辦了，又緊張了；文化革命過起又緊張了，咋一直沒辦。在外邊還能辦點，外面最後也不能辦了。（問：在外邊你一個人吹嗩吶咋介搭班子？）在洛河那道川，一個嗩吶，一個拍鑔鑔（打鑔）就能辦了，老漢拍鑔鑔，我一個就能了，那陣少事嘛，不多。（20021105CYZ&RL）

房東大哥在文革中持續了超過半年的討飯生活，直到他的父親親自把他找回家：

最後到了這冬天，原先主席政策不讓辦事，那陣又開始又能辦事了，人家有引媳婦子的、埋老人的，我就又攬下幾件事，乍我一滿不拿其它的傢具（樂器），光拿一支嗩吶。乍有了固定地點了，洛河川裏有個閻家溝，就在人家那我認了個乾大（乾爸），就到人家住下。住下乍才能寫信了，給我大（父親）寫信說我在哪哪，甚麼甚麼村，到誰誰誰家住著呢。寫了個信他乍下來找我來了。他一個人找來了，他坐車坐到延安，坐到延安再走過來。最後他尋到我認的那個乾大家，那陣文化革命後期著了，乍又整頓村裏的，雜閑人不行的，那說哎呀這兩天不敢住，這兩天人家有工作組著了，那就弄不成，那說不敢叫你住。那陣我就不準備回來了，那個村裏挺好的，我一滿就不準備回來了。就那種地、那生。乍我大他不讓，哭的不叫我那生，說乍咱回，回家裏估計可以了。萬一不行了，咱回去跟你妹妹、兄弟的見個一下再起身。乍我相跟的，古曆的正月十五這又回來，（問：坐車回來的？）步走到延安，又坐車回來。（20021105CYZ&RL）

3、信仰儀式替代與形象象徵替代

毀滅傳統文化的大革命並非意在造成農民思想和意識的真空狀態，而是竭力以革命意識形態取代鄉村社會原有的信仰和價值體系。這種替代體現為作為生存技術的民間儀式被作為權力技術的國家儀式所替代，而此替代發生在標榜以革命的、先進的、現代的、文明的取代封建的、落後的、傳統的、迷信的旗號之下。國家儀式就是歷次的政治運動，其發動需要典型，需要榜樣，而驥村本身就經常作為運動的試點、典型而存在，村民說「那是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這莊是一有運動就在前面」。

直到今日，作為一個歷史與文化的「時空坐落」，驥村的景觀包括建築、文物、雕刻銘文等依然留有幾個時代的痕跡：地主家族修建於不同時期的窯洞、城牆、門樓、橋樑仍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功用；當年地主的高宅大院、「講堂」、「祠堂」因毛澤東和「亞洲部」曾經居住現已闢為「舊居」紀念館和「轉戰陝北」革命紀念館，供人瞻仰參觀；許多運動時期的大字標語如「人民公社好」、「農業學大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和一些毛主席語錄仍依稀可見；一些農家的窯掌上仍然以日出東方紅及「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作為裝飾⋯⋯人們從中不難感受到形象象徵的更迭替換和其間演義了幾個時代的世事滄桑與人間的悲喜劇。

圖：文革時的標語口號今日猶存

就政治儀式和信仰而言，信息的傳遞溝通同樣至關重要，捨此動員和喚起的過程就無法完成。我們在驥村聽人們講述所經歷的運動時，常為某些政治儀式功能的普及和有效感到驚詫，例如，文化大革命中，驥村這樣一個相對偏遠、閉塞、交通不便的地方也和全國通行著相同的做法，即傳達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不過夜。對一個小小山村來說，北京、中央只有在此情境中才是近在咫尺的，不難得知這種信息傳遞的驚人效率。

圖：窯洞中的文革宣傳畫

具體分析起來，這種效率大概來自兩方面原因。一是連通公社、大隊與各家各戶的廣播系統。驥村的有線廣播網始建於文化大革命期間，終止於改革開放以後。「文革那陣家家都拉了線，安了喇叭，是通著公社的，老有廣播。早上一廣播就得趕緊起身下地。」「（有線廣播）每天廣播三次，早上人還睡著它就來了，中午一次，晚上七點還有一次。廣播的內容有新聞，中央台的，省台的，還有縣上的、公社的事兒；有時候表揚好人好事；還唱革命歌曲等等。」（yjg015crl）驥村大隊當時還有自己的高音喇叭，有一個四音機，還有話筒等設備，遇事可隨時發通知、叫人、召集開會。這一有線廣播系統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分田到戶，那以後就不起什麼作用了，許多農戶剪了廣播線作為他用，如用做晾衣服的鐵絲，或做了電視機簡易天線上的配件，這倒是繼續發揮其傳遞信息的作用。

另一帶來政治信息快速傳遞的重要因素是在此駐紥的人民解放軍部隊。當時在「深挖洞，廣集糧」的最高指示指引下，解放軍工程兵某部一個營在驥村周圍的山峁之間構築防空工事。多戶地主後代家的窯洞都被勒令騰出來給他們居住，他們以「支左」的方式參與了村莊的各項政治活動。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達時，經常是部隊先從自己的通訊系統得知消息再及時傳達給社員。他們還在村裏、社員家裏大舉營造革命的氛圍，畫偉大領袖的像，書寫革命的標語、口號，抄寫毛主席語錄，在各家各戶懸掛毛主席像等。這些革命的象徵今天仍有不少保留了下來。

在「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最高指示號召下，軍隊成為在文革期間影響了驥村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工程兵4785部隊除了上述傳遞政治信息的作用外，還涉足於幫助揭露、批判地主、指導訓練民兵隊伍、幫助政治學習討論等等。而社員們除了幫助部隊修工事、背石頭、拉沙子以換取少量的玉米麵補充糊口之不足以外，也跟在指戰員後面參加每天的「早請示晚匯報」儀式。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運動中，驥村的生產、生活也一度出現半軍事化管理的特點：除了經常性的民兵訓練（基幹民兵都發有槍枝），大隊、生產隊也模仿部隊建制編為連、排；社員們上工、下工也改敲鐘為吹軍號作為通知方式。不少村民回憶說：「那陣，連這老農民出工、收工、開會都得排著隊唱著歌。」「那陣是民兵訓練三、六、九，團員學習二、五、八。連集也不讓趕，會也不讓趕，打發民兵在村口站著，誰也不讓去。這老百姓是叫立正不敢稍息啊。」（19980430MZH）

政治夜校是運動時期傳播信息和灌輸知識的又一重要方式。驥村在1970年代辦政治夜校大約有兩三年時間。按照規定16歲到28歲的青年都得參加。夜校每天的活動排得滿滿的，主要內容是念報紙，讀文件，念完還得討論發言。每逢夜校學習日就挨家挨戶地叫人，不來參加的必須要請假。學習時間從七八點鐘學到九點，有時還延長到十一點。辛苦勞作了一天的社員，經常是上邊念著報，下邊就睡著了。但無論真正的學習效果如何，社員們還是在這裏知道了「林彪事件」，學會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農業學大寨」、「走資派還在走」等各種革命話語。直到今日，當年參加政治夜校的青年人還能熟練地背誦許多口號和語錄。

這一政治學習傳統可以上溯至土改時的「識字運動」，其實亦可視為新建立的革命政權發動農民的一種方式。共產黨政權懷著創建一個新世界、建立一套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宏大理想，而其面對的卻是一個數量極其龐大的且目不識丁的農民羣體，要讓他們具備接受一整套思想體系和革命話語的能力，學習文化就成為必要的前提。在陝北革命政權建立的過程中，包括驥村在內的許多農村地區在普及識字運動時都曾實行過「文化崗」的做法，就是由幹部、民兵在村邊路口設立崗哨，凡經過人員都須認出他們出示的字、詞方可通過。「文化崗」的做法弄得一些沒文化的老太太和婆姨不敢出門，沒法回娘家。無獨有偶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化崗」變成了「語錄崗」，在村口路邊所設的崗哨前，人們得背誦出毛主席的一段語錄或一句革命口號才能通過崗哨行走四方。這種「語錄崗」只是「識字運動」（儀式）的版本翻新，但其普遍存在卻可以證明，要使某種思想或主義深入農民心中，運動（儀式）式運作是頗為有效的。「文化崗」和「語錄崗」都可以理解為一種革命意識形態向農民灌輸時所面臨的巨大困境，而克服困難所採取的「有效」方式正是儀式化的運作，它是一項浩大的社會工程，也是具體細致的治理實踐。

生產、生活過程的政治化、儀式化，以儀式表演呈現的政治活動，改變乃至重塑了人們的觀念意識和整個精神世界。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儀式的各種形式達到登峰造極的時期，普通的農民們從原來初一、十五的上香拜神變成每天早晚的請示匯報；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替換了原來的各種「神神」；大會、討論會、批判會、學習班、夜校等等政治活動形式，驥村一樣都不少。信仰和儀式對於人的支配有一個從強制到自覺的過程，這與傳統儀式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的作用大致相同。經歷了幾十年中國特色政治生活的人，已經適應了這樣一種治理，生存於其中而對之渾然不覺，有的人甚至能夠應用自如。今天，人們甚至可以帶著一種輕鬆、調侃的語氣回憶和敘述那段不無慘痛的歷史，帶著一種懷念說起大鍋飯誰也吃不飽的時候集體勞動、開會是多麼熱鬧和愉快；運動，對於不是打擊對象的普通參與者來說，有時就像是「革命的廟會」——它製造了熱鬧的氣氛，拓寬了交際的渠道，有時能抒解郁悶或怨怒，甚至具有某種娛樂功能。而對於靈魂的治理就是這樣，充滿暴力、無情、慘烈卻可以讓人們漸漸習慣和麻木，視而不見，覺而不察地成為對象和犧牲品。[5-7]

作為政治運動頂峰的文化大革命，在其設計者、發動者心目中是史無前例的徹底改變社會生活、改造精神世界、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包括農民在內都是要被變為「社會主義新人」的改造對象。然而由於這一革命完全脫離中國經濟社會的現實，也完全背離人類文明的主流和基本人性，不僅其自身無法再「繼續革命」下去，而且無可挽回地將計劃經濟體制和總體性社會帶到了盡頭。一場社會體制的大變革勢在必行。

注釋

[5-1]麥克法誇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頁366-369。

[5-2]這裏不妨思考一下，誰來回憶？誰來體驗？誰來訴說？誰來比較？

[5-3]不知是如何證明的？單幹是貧窮落後的根源還是剝削是根源？與階級鬥爭理論矛盾。

[5-4]說到底，多留自留地的所謂「害處」都是對計劃經濟和國家治理的。

[5-5]馬漢援、王秀眉編撰，《馬氏家族志》，頁244-245。

[5-6]馬漢援、王秀眉編撰，《馬氏家族志》，頁187。

[5-7]參見郭于華，〈民間社會與儀式國家：一種權力實踐的解釋——陝北驥村的儀式與社會變遷研究〉，頁338-383。

第6章

一個輪回：「人民公社爛杆了」

我（19）62年回鄉勞動，63年社教、64年四清，

臨後就文化大革命，乍運動就一個接著一個，

越搞越垮，越搞越垮。⋯⋯人人都不幹了：

一個站著了，一個坐著了，

一個就睡（躺）著了，誰也不動彈。

大隊、小隊多會都是精精（聰明人）捉憨憨（傻人），

「農業社鋪攤攤，精精捉憨憨，捉的憨憨不動彈。」

——一位驥村村民（Y0042MRT7）

經歷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終於走到了盡頭。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經濟改革被驥村人稱為「爛農業社」；在當地方言中「爛」或者「爛杆」就是散夥、解體、垮塌的意思。人民公社體制之所以難以為繼，主要是這種集體化的農業生產方式一直以來就沒能解決農民吃飽肚子的問題，它許諾的「共同富裕」在多數地方實際是共同貧窮、共同挨餓；而有著上千年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傳統的「受苦人」，也在長期的饑餓和强制中喪了生產勞動的積極性，放棄了勤勞致富的期盼。

一、吃不下去的大鍋飯

（公社那陣）愛受的（能吃苦的）就儘量讓你受了，不愛受的還不是偷著溜了。（最後）人人都不幹了：一個站著了，一個坐著了，一個屹嶗裏睡著了。大隊、小隊，我跟你說多會都是精精抓憨憨。那陣也不算災年，就是前後亂得人思想⋯⋯，純粹沒人幹，純粹亂得人就一滿不動彈（勞動），誰也不動彈，精精捉憨憨，都不動彈，就老打不下（糧食）。頭到秋裏了，早你不拾落（糧食），就拾落不回來了，在地裏，老鼠吃，羊吃，人偷得吃。（Y0042MRT7）

那陣是小隊核算，大隊這還管著了。比如你打得多了，這就由大隊了，不由著你了。你打得多了，大隊就抽了。小隊分配大隊統一核算著了，要平了，這不就沒人好好受苦了，沒人好好勞動了。那陣就說，「農業社鋪攤攤，精精抓憨憨，抓得憨憨不動彈。」抓草雞了（軟了，怕了）嘛，我動彈了打下也就吃那一點，你不動彈，我打得還要給你吃。去你媽×，你不動彈，我也不動彈，所以最後就沒人動彈了。給你比個例子。你們倆掙得錢一搭裏夥分了，你掙得你吃了，他掙得你也吃了。他狗日的，你敢偷我也敢偷了；你不勞動，你坐著了我就睡著了，你說那能打下糧食了？（YJG0510292MRT）

到秋裏了，頭腦活動些的，他狗日的說了，你偷了，我刁了，都沒辦法了嘛，去你媽×的，你也偷了，我也偷了，農業社那陣我說的，「十個社員就有九個賊，空（剩）下一個回家還給家裏撈把柴」，那還不是偷了？你說我偷了，你也拿了嘛。（笑）（2002/10/29MRT）

吃不飽的「大鍋飯」終於到了再也吃不下去的時候，可以說，作為人民公社社員的農民以其經典的「弱者的武器」[6-1]——「瞞產私分」、「不動彈」（出工不出力）和小偷小摸等日常反抗方式，有意無意地成為起步於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壓力與動力。

1、猶豫與彷徨：「再來政治運動咋辦？」

驥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1980到1981年間。這是一個幾乎沒有甚麼驚心動魄的故事可講的時間段，原因是社員和基層農村幹部在集中化的人民公社體制下早已人心渙散，盼望著分開：「那就可願意分了，早就不想一搭裏了。」「分地是可好分了，一下就分開了，吃虧占便宜都不太計較了。」當然，在「爛農業社」的過程中，普通社員、大隊和公社幹部以及縣裏的幹部會對「分地」、「單幹」持有不同的立場和態度，有的迫不及待，有的積極推進，也有不少人猶豫彷徨；值得注意的是，猶豫和彷徨並不是出於對人民公社的留戀，也不是出於對「集體」和「單幹」進而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價值判斷，而是由於對自土改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的懼怕，也就是說，對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猶疑來自於某種「運動後遺症」。

時任生產隊長的一位村民回憶說：

我當隊長著呢，那記得。社員吵著，叫「爛」！那陣郭子良和這×××，人家都在縣委了，郭子良那陣是縣委辦公室的甚麼了，原先就在這公社生。一下家裏吵著爛農業社，不曉得咋介就爛了。（問：那陣大家都願意爛農業社了？）就是，想爛農業社。我看頭一年就要爛了，像我們這號就生不定了，我在縣裏生了一陣乍下來了，哎呀這63年社教整草了（整怕了），這（縣裏）幹部，乍說「回去爛去，不怕，上邊有這個政策」，我說：「哎呀，上邊有政策，下放猪地不是上邊也有政策了？叫你放去，爛農業社，趕明再有個運動，你敢？」（問：那陣你害怕了？）怕呀，可怕了，郭老師我不是在你跟前說，人家有的說把地分下就對了。要再來一個運動，說「誰把這地分了的」？（問：那是幹部心裏害怕，社員不害怕？）社員不害怕，幹部那就是整草雞了，從63年社教下來整草了。（問：你到縣上是尋郭子良去了？）那在縣上呢，那郭子良就在這工作過，（問：你專門去尋他了？）專門尋他去了，我問他了，說「家裏這爛農業社，乍我不敢嘛」，（問：他咋介回答了？）他說「爛去，人家都爛，上邊有這個政策嘛，怕啥」？哎呀，我說我不敢。（問：郭子良跟你說下了你就不怕了吧？）哎呀，怕了嘛，那能不怕了？那時候說了也不放心，絕對不放心。（問：爛農業社你們以為又是個運動了？）噢嘛，這個來了不是個運動，怕爛了以後再來個運動，這就要找你的麻煩了，說起誰當（擔責）甚麼，誰當甚麼。我說願意分你們分去，那陣你不分，人家兩個、三個說「我們分」。最後還是參加了，先是分地，小隊也有會計，算計給誰分多少，最後還有大隊，全部大隊核算，我們二年就分了兩回地。（20051108FJZ）

「四清」時受過整、時任大隊幹部的一位老黨員講到：

那陣顧辰民和我當著（幹部），我是副書記，顧辰民是隊長。我們腦子簡單，不識字，看不開形勢，那陣搞這土地合作化咱們出過大力，這陣再把它分開？一下真正轉不過來，難轉了。乍來了郭子良，縣上不知道甚麼單位的郭子良，郭子良在我們這駐隊著了，人家有文化，領會上面的精神了，人家說咱不會全分吶，咱把這土地，地分多一半，留下少一半。（問：是給社員分下多一半？）哎，留下少一半，咱們這集體化還有了，還沒倒呢。郭子良說了話，我們就把會開了。後來公社上又來了一個黨委書記，說：「哎——，使不得，你們這不能這麼介。」可是來了把我們批評了一頓，「不能分，一半也不能分，咱鞏固原先的（集體化）。」（問：堅持集體的？）堅持集體的。（問：公社和縣上說話不一樣了？）不一樣，一個叫多分上些，一個叫不能分嘛，不一樣。那陣那書記姓甚來著，他說不能，乍批評我們了，批評罷，郭子良又跟我們說，「批評叫他批評去，說叫他說去，他願咋說啊他願咋批評啊，到底這土地還是個分！」他給我們撑腰了。我們那陣說，上級批評、下級批評就讓他批評去。（問：郭子良在這駐著，公社來人還敢批評了？）敢了嘛，人家不出面，說是我們分的嘛，（郭）沒咋露面，那有一段時間。後來我這思想上也感覺到，分了好嘛，分了自由，就想通了。（問：郭子良沒說分地是中央的精神了？）那也沒說，只有抱定主意，多分上一半，多分上些，少留下點，不要都分了。（問：那當幹部的不容易想通，普通社員呢？）普通社員，那可願意分了，早就不想一搭裏了。都說是「能夥過年，不夥種田」。這集體的時光太長了，為甚那陣吃不上，那陣那糧食打的又不多，打的兩顆，國庫提留的多，社員吃的少。邇刻的人提起那合作化，可是怕得惡了。（20051106MRJ）

還有一位當時在公社工作的幹部回憶說：

爛農業社那陣我在公社了。那陣羅朝志這在這莊裏了，當書記了。隊長是馬××？還是志輝？江振全也當過？（問：爛農業社是公社給社員傳達了？）就在前頭那孟家坪講「包田責任制了」，那也不說農業社爛了，就說責任制了，哪能說農業社爛了？（問：你那陣在公社當幹部咋理解這個責任制了？）公社這一圪嘟幹部當時也理解不了。公社那陣正書記叫個鄧春雲，根本就反對這責任制。那陣那羅恒喜就是（相當於）邇刻地區這政協主席，那陣是縣長。他說：「非這麼介不行，非責任制不行，這形勢到那了。」從那陣開始以後，乍這家分開了，那家分開了，這就不擋了。乍這個村村分開，那個村村就要學了嘛！那公社就不强行地阻止了，公社也不組織也不統一，自行地就分了。（問：那分地是不是不像以前搞運動？一級一級地組織？）這鄉沒那樣介，一個村村分開，就看樣樣，人家分了，咱也分開。社員願意分了，鄉上（公社）也不阻止了，不阻止也不動員。實際上那羅恒喜看開了，縣上也沒咋布置，縣上就傳達孟家坪經驗著。（問：孟家坪是哪？）孟家坪就石溝那介，孟家坪那是個村村，人家就實行責任制：地分到個人名下，你各自該交多少。縣上傳達孟家坪經驗著，那就頂個動員。孟家坪經驗實際上還是從那四川趙紫陽那兒學的。（問：孟家坪咋介學的？）人家那到省裏看的，那人一人一個頭腦了，從報紙上看的，知道那個情況了。羅恒喜就說那責任制那非執行不行，就那麼個。（問：那陣公社書記阻止、說不能分了？）一隻眼睜著。（問：為甚麼說不能分？）怕犯錯誤了。看不開形勢嘛，有看開的，有看不開的。羅恒喜那陣年輕了，那頭腦這個，那看開了。那RUDE說那非分不行。後排就都成那麼個了，全縣都分開了，成個形勢了。（婆姨插話）：春上分的。我記得咱們分的驢嘛。（受訪者）：牛，分的牛。（二人爭論是驢還是牛）（20051113MZP）

最後看人家都分了，黑豆都種出來，分了，誰抓給誰的。（問：最先分地的超敏他們分下，村上就各自種了？）超敏他們頭年冬裏就分下了，春天就各自種，一分開就各自種各自的，我們還小隊種，不是跟你說黑豆苗苗都長了這麼高，乍才分。其他沒種的各自分開各自種。（問：你們小隊的人看見超敏他們分開說甚了？）那住在伏起寨子上，地也在伏起寨子上，看不見。（問：大家議論嗎？）那說人家能分，沒人管，人家能分咱也能分，就這種議論。（問：時間不長？）不長，有的在頭年冬季了，有的在正月了，有的二月分的。我們分的遲，我們黑豆苗苗長的這麼高了才分，屬我們分的遲。人家能分咱也那RUDE分他媽×的。（問：為甚麼你們分的遲啊？）就怕一陣叫分了，一陣又叫一搭裏了。怕那RUDE，又怕那不頂事，可娘×的，分了又要這個，乍鼓動，老是照看人家這個，沒人管再分那RUDE，看看沒人管，可你媽×。（20051112MRT）

從村民的講述中不難看出，包產到戶的改革過程雖說是「社員可喜歡了」，但仍是一個有推促、有遲疑、有觀望、有阻攔的上下互動和相互揣摩、博弈的複雜過程。

2、「一下單幹了，自由了，可把人暢快美了」

在驥村的社員和基層幹部的講述中，分地過程進行地十分順利，沒有波折，少有衝突。不難理解，分田單幹、包產到戶是農民長期以來的祈盼，是歷史演進的大勢所趨。

不止一位村民回憶到：

那就可好分了，一勢兒就分開了。想分嘛。那就不說個吃虧相贏。那吃虧也分了嘛，吃虧那也比農業社强。就跟咱那兒媳婦子分家一樣，一下就分了。（問：普通社員和幹部的想法一樣不一樣？）那基本一樣，都一樣樣介。不一樣那分也分不成，都想分了嘛。（問：分牲畜咋介打價？）那牲畜，大牲靈有好的有不好的，價大價小，好的價大，差的價小。那按勞力分了。（問：入合作社的時候不是還入東西了，不是按投資分的？）不是不是不是，那陣東西就給個人給得差不多了，比如說農業社那陣拉了你的驢，那應該是你投多少還短你多少，那就基本給的差不多了。臨後分那就按勞力分了，農業社那牲靈，還有比如這耩子、耙，大型農具，這牛、羊，都打成價乍按勞力分了。（問：不是按人口分？）那不能，按勞力分了。（20051113MZP）

（問：怎麼分的？抓娃娃了？）噢，一份份的都抓娃娃（抓鬮）了，你不到跟前人家抓，抓到就是誰的。（問：那怎麼一年分了兩回地？）爛了農業社以後，這又分了一回，調整了。⋯⋯那分的可快了，一陣兒就分開了。（問：不是說先分的苗苗後分的地嗎？）那到春上來了，地就種了嘛，那爛農業社可喜了嘛，可喜歡了，社員就一下⋯⋯我就是少弄點也自由些，誰也不管了那就種了去了。再不要你來的遲了我來的早了、記工了。鄧小平咋個說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這（農業社）就是鄧小平當頭了爛的。（20051108FJZ）

（問：到分地前還是吃不飽？）吃不飽，一滿吃不飽。自分了地自自然然一年比一年强，打的又多，邇刻這經濟上又發達。邇刻要再搞合作化，搞是搞成了，那政策硬啊就搞成了。（問：分地的工作還算好做？）那比那合作化工作好做，一下就分下了，合作化那陣難了，分土地這好分，你邇刻再收土地就難收了。（問：這地具體是怎麼分的？）那就按人頭分，有幾個人分幾個人的地。好地、賴地都打開，都搭配起，遠的也分，近的也分，好的也分，壞的也分。抓娃娃了，不抓娃娃弄不成啊，把地一夥都打開，上山把那地都分開，這三個五個，三家五家，分上一塊塊；好地賴地，乍自家再分。（問：那可麻煩了吧？）那沒麻煩，那抓下娃娃，沒麻煩。（集中）不好就是不好。（20051106MRJ）

農業社倒塌，是（19）80年，有的是80年冬裏倒塌的，有的是81年春上種下了以後，地種了苗都出來了，又分了青苗。分地那陣啊，農業社時間太長了，因為相處的時間長了，那就我見不得你，你見不得我了，你嫌我不好，我也嫌你兒（不好）著。哎呀，只要說是給我分上一塊塊地，乍就利利介（利索）就對了。那就可好分了，可好分了，都願意了，不說吃虧相贏了，哎呀，去他媽×了，你見不得我，我也見不得你了。但凡分上顆顆，我就能鼓搗了，就這個了。所以就可好分了。（問：具體怎麼分？）那就抓娃娃嘛。你比如說，這裏一份打個一號，那裏那塊打二號，按人多少，那就抓娃娃。你抓到哪裏就是那個了。好地壞地搭配的，有種那個的，有種這個的，搭起，這三畝那兩畝，大樣樣搭起，乍抓娃娃。分地是小隊長謀慮了，各小隊謀慮分各小隊的。有的80年冬裏，有的81年春上分的。這牲畜啊，也打成價，誰願買誰買了。你比如說這個牲畜啊，打上一百塊錢，你也要了，我也要了，再往高漲一漲，漲成百一，百二，你說我不要了，那要就成他的了。開始農業合作化，最後農業社倒塌，這比邇刻還記得牢，這我都趕上了。這兩個正好相反，（合作化）那陣硬箍了，臨後上邊又叫這個（分開）了。（20021029MRT）

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雖然也是從上面派幹部來宣傳、動員開始的，在社員的理解中這一過程也似乎是一次運動，但是與以往政治運動不同的是，這次「運動」是社員期盼已久的。一些遲緩、猶疑是因為害怕運動反復和被整：

那陣是要包產到戶了，（問：包產到戶那也是個運動了？）也是運動了，那還不是上邊下來工作組宣傳說包產到戶了？宣傳說「產量給包下，糧食打的好，你就能多這個多這個」，就是那麼個。頭年冬裏有的就把這地分開了，有的就說這農業社，哎呀這瞎日鬼了（糊弄人），弄農業社這又分開，就怕你說的那話頂不上數。幹部，就國家幹部宣傳，（問：農民不是願意分嗎？）那也不是不願意，可願意了，就怕頂不上事，怕又變了，怕分了又叫人一搭裏（集體），那麻煩了。（問：來駐隊的了？）噢，來駐隊的了。那誰敢說了，那還不是一步一步下來的，就來這宣傳，就一氣宣傳這包產到戶，這個那個，開那RUDE幾天會了。有的分開，有的沒分開，寨子上那王超敏那敢了，數那膽大，他就把牲靈賣了，分了錢。（問：聯產承包趕以前的運動好搞了？）你看啊，一搭裏時間也長了，餓也餓草雞了，你真正能分地，大家可願意了，手抓的哪就種哪去，就抓這兩把地一天我就種半天啊也比這農業社掙得多。（問：分下地，社員不是可高興了？）當時餓草了，願意，又一搭裏相處的時間長了，一分開我願種歪了，願種好了，願遲回來願遲去了，由我著。農業社那陣沒有分開那陣，人家說起身了你就要趕緊跟著去，人家說回你才能回了嘛。這麼個著，不自由，這兒介那就自由。（問：邇刻大家不是地裏也起得早回得晚嗎？）起得早回得晚收入大，都是你的，沒人分。誰地裏受（苦）誰打下的多。（YJG20051107MRT；20051112MRT）

（問：果樹咋分的？）沒分，大隊留著了。當時修梯田調的各隊的人務義（管理養護）的那果樹，那樹有一千多呢。我沒上去，聽人家說，死的死了，鏟的鏟了，留下的不多了。那由農民著了？（問：分地時不是留下些地沒分？）留著了，各生產隊都留著了。為甚麼沒分？你一年到頭（上面）來人，招待這些用東西。（問：沒分的地誰種了？）你出上兩個錢你就承包了。（20051108FJZ）

單幹好嘛，太好了。再集體個幾年就沒人了，再幾年就餓死娘×了，哈哈哈，真個嘛。唉呀，一下解放了，一下單幹了，把人可都暢快美了。邇刻都吃得這麼好，那陣是這驥村的地嘛，邇刻還是這驥村的地嘛，邇刻這吃些甚，舊前吃些甚？各人幹上，願吃甚了，要甚有甚。給集體裏做，要甚沒甚，甚也沒有的。（在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體制改革同時，科學技術的作用當然也不可忽視。）（老漢插話）：現在發達的不一樣，現在那化肥，沒有化肥就不能行，全憑化肥，上上化肥，耐旱，打得多些，全憑化肥，要不是化肥，還不是餓著了？邇刻科學研究的厲害。產量高，沒化肥還不是不頂事？（2002113GXZ）

二、計劃經濟是極權政治的基礎

如果僅從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過程來看，似乎與以往的歷次運動不無相似之處——在形式上表現為：自上而下地推行、上邊派幹部駐隊、動員宣講、學習先進典型等等；然而在村民的講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運動」。主要的不同就在於農民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是作為對象的被動員者，他們也是主動參與者，是這一過程的主體與動力。他們中的許多人前所未有地活躍，上下活動，四處打探，傳布消息，直到「一勢兒就分開了」。「農業社爛杆」的過程充分說明，「爛」是大勢所趨，「爛」也是人心所向。

持續了幾十年的爭論——「單幹」好還是「集體」好、姓「資」還是姓「社」——對於農民來說並無甚麼實際意義，判定一種制度和政策的安排是好是壞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能不能吃飽肚子。驥村人從聯產承包——能够自主地耕種土地的改革過程中體會到的是「解放了」、「自由了」、「可把人暢快美了」，這自發地道出了集體化時期的饑餓、匱乏與自主性的關係或者說「生產積極性」與自由的關係。對他們而言，自由就是能够自主地耕種土地，自主安排農業生產活動以獲取最多的溫飽和體面。

與「自由」相對的就是「箍定」、「强箍」。「爛農業社」之所以讓人覺得容易、暢快是相對於當年成立農業合作社的艱難不易。在今天看來，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過程其實是强制性的農村集體化過程。這裏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合作」，因為任何合作的前提都是自願和自主的。被「箍定」的集體不是真正的合作組織，「大家進去了就出不來的，那能叫集體嗎？不能退出的那叫監獄。」[6-2]

1、「强箍」何以可能？

在驥村人們的講述中，相對於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的快速和容易，農村集體化的過程是艱難而痛苦的。直到今日我們仍不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一種違背人們意願的生產政體是如何確立的？即「强箍」何以可能？即使動用了聲勢浩大的宣傳工具和動員力量，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說服教育工作，要讓農民把剛剛到手不久的土地、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交給「集體」經營，同時他們自身作為勞動也由國家—集體統一指揮調配，這對於視土地為命根子、家戶生產方式持續了幾千年、如馬鈴薯一般存在的小農來說談何容易？

從一個更大的背景來看，農業集體化是為當時的國家工業化、國民經濟快速發展打基礎。國家需要全面控制農產品的供給，支配全部經濟活動和人力資源。在國家的視野中，農民的利益和農民的想法是沒有位置的。國家亦非常清楚，全面控制生產關係，最根本的是所有制形式，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無法實現資源配置與抽取的全面掌控。如此，走集體化的道路就是控制與徵用；改造農民進而培育社會主義新農民就是征服與統轄。所謂「農業社」和後來强調「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合營」，就是將所有土地、財產由公社經營管理，農民不能保留自留地、牲畜家禽，也不再擁有果木、煙草等經濟作物；此外所有生產勞動和經濟分配由生產隊、大隊、公社三級管理、調配，年終決算，按勞分配；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則統一分配。不僅如此，在「大辦工業」、「大煉鋼鐵」等運動中，政府和公社還可以無償調用生產隊的土地、物資和勞動力，甚至大量無償地使用社員的住宅和物品。這樣統一管理、統一分配的「計劃經濟」使得國家握有了對農民生殺予奪的權力——全面掌握了農村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源、生產管理、決算分配等經濟命脈，就等於掐住了農民的脖子。這樣的經濟體制配合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教育，實現了對農民的全面控制：從經濟到政治，從身體到精神。

村民在這種全面控制中只能就範，連傳統農業社會中通常不下地幹活、不參與公共事務的婦女也不能例外：

你不去（地裏）就不給你吃，秋裏下來糧、錢不得够，人家給你扣了，你就甚也沒了，糧沒糧，錢沒錢。頭後排農業學大寨那陣，國家下來的王法重，你有娃娃也要輪著照（看）嘛，你不去，你生在家裏你叫人家誰做的你吃了？你的娃娃今兒我照著了，明兒你照著了，三四個人這樣輪。那主席老有指示下來的呀，那就是說不好也變成好了。⋯⋯集體也這麼個動彈啊，分開也就這麼個動彈，這就不過是自由了，不用人家管你了，就那麼個。你自由了，你願出去，你願意早去，沒人糾盤你了。集體的時候，今兒就這點點活也要都去了。咱今兒做罷甚，明兒咱哪裏哪裏做甚，組長就給安排了，你就曉得了。集體化的時候搗（敲）起鑼嘛，早上該幾點上地，你這個時間沒去，別人已經動彈上了，就給你扣（工）分。（問：那陣也沒有錶吧，曉得幾點了？）那陣可憐的哪有些錶啊？幹部人家可能有錶，那解開了，咱們些受苦人哪有那些啊。這個鑼一搗，就傳開了，噢——，地裏受苦人就起身了，那就寨子上梆梆搗起鑼了，就趕緊走，到時間了，怕遲了，人家去的早的，頭你到地裏人家都動彈上了，你還這走呢，就給你扣分了。那國家的辦法可多了。（20021030LHZ）

驥村的集體化歷程可作為窺全豹之一斑，許多地方集體化過程都伴隨著更為暴力性的强制。正如秦暉在〈「自流」方為「真集體」〉一文中所列舉的：當年從統購統銷、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哪一步不是伴隨著嚴厲的「專政」？1954年推行統購統銷，各地普遍對農民動粗。農民僅因此被迫自殺者，據不完全統計，湖南就有111人，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1955年浙江農民因「統購中頂牛」又死了134人。各地成立的「保衛收購辦公室」對抵制統購者按「反革命」治罪，四川德昌縣判決29人，死刑1人，石柱縣判決9人，死刑2人，福建邵武縣逮捕114人，處決16人（楊繼繩：〈統購統銷的歷史回顧》，《炎黃春秋》2008年第12期，51-52頁）。正是由於向小農强購遭到抵制（如今溫鐵軍先生說是「交易成本太大」）而搞的合作化，在1955-56年間一些地方又遇到「鬧退社」的「農潮」，為了鎮壓，廣東省農村一個月內批判鬥爭1.6萬人、逮捕兩千餘人，「幾乎全部是富裕中農，這才穩定了集體化的初始局面」（據當時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工作人員王立誠先生的回憶）。到了大躍進時代，不要說膽敢退社了，就是在公社中不積極放「衛星」的、「瞞產私分」的、殺牛救饑的、「擅自」逃荒的，都遭到殘酷鎮壓，這方面資料太多就無法列舉了。[6-3]

就驥村而言，長期以來的「强箍」使人感到極大的「不自由」和無奈。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主要是因為「那還是上邊看弄不成了。農民多會兒說話頂事了？搞不下去，越搞越兒（差）了，就這麼個，就和邇刻一樣，農民說話頂事了？不頂事嘛」。（20051107MRT）

對集體化時期的回顧，驥村人最深刻的印象一是饑餓，二是恐懼，這清楚地昭示農村集體化的政治經濟學特質。被扼住了經濟命脈的人除了服從別無選擇，更遑論自主的、自由的勞動和生活。驥村人在表示沒有辦法時常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農民嘛，就那麼個。」意思是身為農民，除了順從，還能怎麼辦呢？

沒跟你說嗎，那毛主席啊，大骨架上好著了，解放好著了，不能說不好。下來呀那就，那就，那也有那個政策，一滿亂的呀，把這人老受了整了，老受了。脫產幹部也受整，中央這打下（打倒）多少幹部；農村幹部也受整，又受整，又餓。這運動怕兒了。這運動把人往死裏運啊，思想一下想不著，就死了。（20051106MRJ）

大躍進，那親身經過嘛，大體上能瞭解些情況。唉，那可危險得惡了。一家子有一口飯鍋，如果你再有一口鍋就給搗爛了，煉鋼要鐵了。農村也一樣。（問：那農民願意了？）願不願意國家要收了。那陣人的思想還可以，國家管著了，錢多少關係不大。（煉鋼）小土窯嘛，地上挖個坑，就這土法，主要在街（縣城）裏了。收起來到街裏煉了，都是有任務的，家家戶戶交鐵。嘿嘿，大煉鋼鐵，吃大鍋飯，這就不好。（問：那時村村辦食堂了？）辦了，我那陣城裏生，南居、北居、東居、西居，這都辦著一個，都到那分飯，到吃飯拿上一個罐罐分飯去，（問：吃飽了？）吃不飽，那陣沒東西，做不成飯。（問：街裏食堂辦了多長時間？）辦不長，也就四五個月，沒甚麼吃的，老鄉都不願意。臨後排，這辦食堂，大煉鋼鐵，都失敗了，不能要求那麼快。（YJG051104LSZ）

2、說古論今：「受苦人」的時代評價

身為「受苦人」的農民在講述苦難的經歷時時常會加上自己的評價，只要我們願意傾聽、願意與他們交流看法，他們並非如一些人所認為的只是消失在歷史中的無名者和無聲者。親歷了「土改」、「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農業學大寨」、「社教與四清」、「文化大革命」、「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驥村人，對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轉型有自己的理解和評價，他們有的用歷史典故、歷史人物來解釋事件與變故，有的則用陰陽五行一類的傳統信仰來分析統治者的命運沉浮。他們的「歷史知識」有些來自於老人講古和《三國》、《水滸》等文學作品，也有些來自於傳統的民間文藝諸如地方戲劇、陝北說書和民間信仰與民間講述。他們運用這樣的歷史知識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對時代進行評說。

一位念過中學、當過會計而且特別善於「拉話」的村民說：

大有國，小有家。理性（指道理）和國性是一樣。大的你有本事你管國了，沒本事你管家了，理性是一樣的。越大階級越多，你朝代謀江山的人太多了，你謀上謀不上都想謀，都想謀得上高階臺階上，不想在低級臺階下。但是想上的不得上去呀，都想上。就有些人不是指著能力上，有些人指著謀害人上。你說我說的對不對？就數唱戲，耍猴呀，說書的常說，替古人宣諷，唱戲是替古人掙命，這家殺那家，那家打這家，都是奸臣害忠臣，不是說忠良⋯⋯，流氓⋯⋯，你咋忠呀你也不得到頭，你乍好了年輕時候，到老了時候沒了氣力，一下就沒用了。人唱那戲，總是西宮害正宮。總是西太后謀害江山。（Y0052-53-54MRT）

村民也有自己的文化歷史觀：

到哪個朝代，這厲害還是有文化的人厲害，沒文化的人僅僅是瞎說。做事都是有文化的人，好事壞事都是有文化的人做下的，沒文化的人做不下，你是越大的惡事，也是有文化的人，文化也就是有相當的文化才能做下惡事，有做好事的人也是要有相當的文化才能做下。沒有相當的文化你連個甚事也做不下，你弄下僅僅是瞎弄，弄胡事給你弄。人要在社會上做事要一定的文化程度，沒一定的文化程度這屁也不頂。

社會的歪好，社會的發展規律，記載都是讀書人記下的，不是受苦人記下的。你說對著呢吧？書、戲都是有文化的人編下的，不是受苦人編下的。咱就說舊社會咋不好，那都是有文化的人，魯迅那陣對舊社會那諷刺那統治階級，那還不是有文化著了？那沒文化的受苦人能寫下了？（Y0052-53-54MRT）

村民對不同時代的特點、利弊也有自己的評價：

毛主席只有一件事做錯，毛主席那陣，那就是平均分配，隨得人心就不得平均分配，就弄得都不得這個（出力）。再有毛主席那就是個人也是，那陣借下外債了，還外債，給我們受（苦）得惡了。管得比較這個，就像那個大人管娃娃，管得有點嚴，當時就是管得有點嚴，肚子有點饑餓，人受不了。這是不好處也有，好處也有，是不是？

鄧小平你比如說上來了哦，有好處了吧，也有了，哎，乍你就是各有本事各弄，只要你有咋個能力你能弄咋個，個人自賺，沒人知道。是不是？但是不好處就是社會太亂。（Y0026-27MRT）

什嘛共產黨，什嘛國民黨，一樣樣介。邇刻共產黨比國民黨還兒，我們沒見過（國民黨），那八十多的見過，不然人家邇刻說一茬比一茬兒，一茬比一茬壞。（200510292MRT）

那上面來的一個事，就是要錢，收羊稅呀，收教育附加費呀，計劃生育收多子女費呀，收這些農業稅呀，這些稅，反正就都是要錢的。聽以前說是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邇刻這共產黨的稅比國民黨還多。教育附加費，今年是十塊，那幾年這不是十五塊，年似（去年）沒減，光教育附加費一個人十幾塊錢，可能十七八塊錢。（Y0044-45MRT9）

一位當過多年支部書記的老黨員評價到：

邇刻這個社會一滿不同，變化太大。（問：跟你當書記的時候不一樣？）可是不一樣。那年來了延安團委書記，延安市團委書記，帶來些學生，乍問我：是毛主席好啊還是鄧小平好？（我說）這毛主席好著了，鄧小平也好著了，說了嘛，錯誤嘛，毛主席也有錯誤了，不是沒有；鄧小平那也有錯誤了，好處也有了。（問：那毛主席的錯誤是甚麼啊？）餓的。我們這些受苦人的看法，那文化革命，把那東征西戰的都打了，這都些大問題。我看不開，我就這麼想，彭德懷，不是沒出力嘛，最後整死了嘛，彭德懷這些人都出力了。（20051106MRJ）

毛主席時代的事腦子裏還有了。要說咱反對鄧小平，那也不能反對，不是個反對，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名字還不變嘛。名字一樣，那時代上就不一樣了嘛。改革開放那也對著了，也應該改革開放。毛主席那陣有些地方也是太死了，農民也苦，幹部用人上他也不放心。那個成分上，太講成分了，成分上把這人就摳得太死了。他不敢用有才的人，那鄧小平不怕，只要你有才。當朝介都有錯誤，都有好處。那毛主席那陣也有錯的地方，不能說他都對。你說那東殺西戰，長征過來這幹部，人家給他出了力了嘛，不出力你能當了個主席了？是不是？最後把那彭德懷啊，和他一搭的那個，都淩遲死了。那古人的一句話嘛：「牛老力盡刀尖死，伺候君王不到頭。」這就是那伺候君王不到頭。你說那林彪，他就叛變，彭德懷該沒叛變吧？賀龍該沒叛變吧？劉少奇該沒叛變吧？咋都叛變來了？都整死了。這他也有錯誤了，不是沒錯誤。（2002/10/31MRJ）

村民們大多熟悉一些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他們習慣用傳統社會改朝換代的邏輯來理解和言說二十世紀下半期的時代變遷，其表述語言也時常呈現出民間信仰與革命時代意識形態教育相互雜糅的特點。

毛主席老了（去世），上來華國鋒，（他）朝鮮走一回讓人篡位了，乍上來鄧小平。毛主席那陣管得嚴嘛，餓，吃不飽；不讓出門，不自由。要歇個旅社，你沒個證明，你都歇不下。上車以後你沒個證明你買不起個車票，所以就是管的比較嚴，不像邇刻這，想做甚做甚。鄧小平一上來就是投機倒把，慢慢投機倒把；鄧小平以後，江澤民上去就稀泥抹黃墻，（問：甚麼？）江澤民就稀泥抹黃墻嘛，穩定再穩定，引上夫人出國遊。（問：爛農業社在社員看來是個新政策，還是回到舊前的單幹？）比較以前啊，爛農業社是社會新發展的還是倒轉了，你的意思是不是這個？（答：對，是新政策呢還是退回去了？）歷史發展是前進著還是後退著？我看，要我來說，這都是社會發展的一段時間，階段，都是過渡階段。

以前的這朝那朝都是真龍天子啊，這都是氣。皇帝香點聖旨點上，正當午時，聖旨聖朝。毛主席不是這回事，不是真龍天子，他是個鱉星啊，他不是真龍天子，毛主席是個鱉星，蔣介石是個魚星。（問：鱉星、魚星是個甚麼？）就是天上的星宿，一個鱉星，一個魚星，還不是真龍天子。蔣介石和毛主席啊，說是魚鱉相鬥，農民遭殃。⋯⋯（問：毛主席那陣搞集體化共同富裕是不是走得太快了？不行又回來，是這個意思嗎？）毛主席領導這個些，毛主席叫這個啊，底裏吹牛了嘛，實際不够這個格，下邊幹部怕人家批評，想得紅旗了，想這個——我這兒比那兒還這個（先進），乍就社員餓的。你就比如，今年收了，打的糧食比較多，就吹牛皮，畝產能打多少多少，吹娘×。那陣收公購糧，都給人家征的去，甚球也沒剩下，這你能不餓了？就那麼個，不按實際來嘛。（問：那分地、爛農業社是按實際了？）噢，農業社不爛，你邇刻（能）吃這（指吃白麵）？能吃飽了不餓了？小米吃罷吃這。農業社那陣打的不多，不是一家兩家，都那麼個孫樣（慫樣）。⋯⋯你叫社員分開，又叫一搭裏，不是那麼個？（20051112MRT）

我常說，共產黨起的些好名字。那陣就說，「農業合作化」呢，「共同富裕」；最後單幹說起來不好聽，是不是？叫個「包產到戶」，這不是共產黨起的好名字？（20021029MRT）

「共產黨起的些好名字」，不僅表明農民對於不同時代政策改變的理解，也體現了他們對自身生活與宏觀政治的關係、對農民與國家關係的感受與洞察。他們或許講不出我們每每關注的國家—社會關係的高深理論，也不清楚國家治理的複雜機制與技術，但是他們完全可能從受苦的經歷中、從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中領悟出國家的特質與形象、國家所具有的自身的利益以及作為農民長久以來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

「受苦人」的歷史講述和歷史評價至少可以清楚地告訴我們一點：民間講述能够提供歷史的解釋。

圖：與「受苦人」拉話

注釋

[6-1]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6-2]參見秦暉（訪談），〈集體化與被集體化〉。

[6-3]參見秦暉，〈「自流」方為「真集體」〉，《經濟觀察報》，2009年2月16日，第43版。

第7章

苦難的力量：理解文明的邏輯

與文明的轉型

底層的講述蘊含著巨大的能量，而關鍵在於苦難若能進入歷史（被講述和被記錄），苦難就有了力量：對苦難的記錄可以改寫歷史甚至重構歷史，這是苦難的歷史力量；揭示出苦難的社會根源，苦難便不再僅僅是個體的經歷和感受，而是具有了社會的力量；去除了先賦性或宿命論的迷障，揭示苦難的社會根源，苦難就會有解釋的力量、顛覆的力量、重構的力量、獲得解放的力量。

——筆者

驥村的故事至此暫告一段落，它的歷史並未完結，在現實中延續，也在記憶和講述中延續。我們從中不難感受到村民在苦難中韌性地生存，而且在承受苦難時仍不失樂觀和幽默的心態。這是他們的平凡抑或渺小，而同時也是他們的偉大和榮耀。的確，除了在苦難中掙扎、生存、繁衍下去，他們無從選擇——被扼住了咽喉的人何談自主選擇？而正是這種生存的掙扎使他們別無選擇地創造了歷史，推動了歷史進程，這可以理解為一種苦難的力量。

而苦難還有另外一種力量。農民對苦難經歷的講述不僅能够成為歷史而且能够提供歷史的解釋。正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歷史哲學導論》中指出的：「歷史知識像理解一樣，是日常生活層次上人的自身認識以及認識的延續。⋯⋯理解決不是直接來自生活經驗的一種直覺，而是一種重構過程（reconstruction）。」[7-1]

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以「屠猫」為個案所進行的法國文化史研究，「試圖陳明的不只是人們想些甚麼，而且包括他們怎麼思考——也就是他們如何闡明這個世界，賦予意義，並且注入感情。」「它要探入的是文化地圖尚未標示的一個領域——在法國稱之為『心靈史』。那是以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的同一方式處理我們自己的文明。那是民族志觀察入微所看到的歷史。」。[7-2]而人類學家發現「最不透光的地方似乎就是穿透異文化最理想的入口處。當你瞭解到對當地人特具意義，而你卻不得其門而入的東西，你就能够曉得從甚麼地方抓得到可以迎刃而解的一套素昧平生的意義系統」。「我們不可能直接觀察殺猫之事。我們只透過孔塔的敘述才能進行研究。」[7-3]正是在此講述和思考的意義上，民間敘述因而具有了歷史意義和研究價值，它們不僅構成有別官方正史的另一種歷史，而且有益於思考（good to think）歷史的邏輯。[7-4]

達恩頓進一步指出：「人類學家沒有一體通用的方法，沒有無所不包的理論。⋯⋯但是雖然各有各的見解，他們一貫試著從在地人的觀點看事情，試著瞭解當地人寄意所在，也試著尋求意義的社會面向。他們的工作乃是基於這樣的假定：象徵是共享的，就像我們呼吸的空氣，或是借用他們偏愛的隱喻，就像我們說的語言。」[7-5]

由此，普通人對自身苦難經歷的講述可以如同民間故事或「屠猫」儀式一樣，「表明這個世界是怎麼組成的，以及如何去應付這個世界」。[7-6]而傾聽者則可藉此進入心態史的研究領域，獲得對歷史過程和邏輯的理解。這使得普通人的苦難有了另外一種力量，即透過傾聽、記錄和理解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受苦人」的生活史，我們可以獲知一種獨特的文明——共產主義文明及其運作的機制和邏輯。

驥村「受苦人」所講述的歷史至少可以呈現出如下一些值得思考的邏輯，它們貫穿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時光，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影響著中國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

邏輯之一：將日常生活中的苦難轉變成階級苦——資本價值論向勞動價值論的轉換

驥村人直到今天對舊時財主的記憶仍是以「恩德」為主的，「這兒的財主恩德著了」是許多村民講述的開始語。「恩德」的內容既包括「夥種」——地主出租土地、出「底墊」（種子肥料等投入）和牲畜、牛料、農具，「夥子」（佃農）出勞動力的「合夥」經營土地的方式，也包括「安夥子」——勞動力成本即「夥子」平常吃用的糧食、柴炭、「夥子」居住的窯洞也由地主家提供，到秋收時主佃雙方對半分成。除了生產經營方面的「恩德」，在社會生活方面例如災年時給予免租減租和救濟、幫佃戶「問婆姨」（娶媳婦）、資助一些聰明伶俐的佃戶和長工子弟上學讀書等等，也是村民「恩德」記憶的內容。他們的基本評價是「那陣人家地主家好的惡（非常）了」。

靠勤儉、精明掙下家業並能傳承於子孫後代的也並不一定是常態，不爭氣的敗家子在驥村也大有人在。例如上世紀四十年代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就通過調查發現，驥村最富有的地主馬維新，從1924年起「買地主要是從本家破落的地主手裏兼併來的」。[7-7]

一些村民也講到：

我們和地主家一個門頭裏面的老先人（前輩）是一個。我們這，××那頭，和這地主都是一個門頭，是三門。舊社會那陣啊，就和邇刻這人一樣，邇刻有些人吃鴉片，就是海洛因，舊前是抽大煙。人家先人掙了，有些敗家子就抽大煙，硬抽，抽，抽，就年年賣地，賣地，人家地多了自己地少了，就沒地了。邇刻這海洛因公家禁了，禁的遲了，那可害人不淺了。那把中國的人都害完了，那可是大害了。我們家裏就有吃大煙的，就從我爺爺就窮了。我們四個爺爺，有三個吃洋煙（指抽大煙）的，老婆也吃，老漢也吃。乍吃的年年賣地。（19980515MRJ）

美國歷史學家Evelyn S. Rawski從1942年的調查材料中發現，農村調查團的政治傾向表現在其調查目的的闡釋中：希望以馬氏作為一個案例分析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然而馬維新的商業賬簿並不能完全支持這一判斷。維新的賬簿顯示，到1942年仍未償還的租金可追溯至1883-84年。由於租金拖欠不能帶來盈利，地主的實際收益和來自土地的回報率是減少的。[7-8]

對此我們需要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恩德」是如何變成「剝削」的？或者「恩德財主」是如何成為作為「階級敵人」的地主階級的？

黃宗智在對「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的研究中發現，中國共產黨的「表達性結構」與中國農村的「客觀性結構」之間存在著一致也存在著偏離。而「土改的實踐並不是簡單地依據村莊的客觀結構。無論是在主體還是結構層面，都是由表達來完成客觀行動和客觀結構之間的中介作用的。共產黨保持著階級區分存在於每一個村莊的幻象。其選擇的政策是在每一個村莊發動類似於善惡相對的道德戲劇表演的階級鬥爭，並試圖動員所有的農民和城市知識分子來支持黨的決定。黨建立了一套用以塑造人們思想和行動的意識形態來實現這一目的」。換言之，在土改中，「地主」、「階級敵人」這樣的概念，主要是一個象徵性和道德性的概念而不一定是個物質性範疇。[7-9]

在現實與表達存在偏離甚至斷裂的情況下，國家畢竟成功地發動和組織了土改運動及其後的歷次政治運動，重構了鄉村社會結構，基本實現了自己的治理目標。而在這一過程中，通過「訴苦」、「清算」、「鬥爭大會」、「打地主階級威名」甚至「吊打」等作為國家儀式的權力技術，彌合了表達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在農民的苦難與階級仇恨之間搭建起橋梁。

將農民在其生活世界中經歷和感受的「苦難」提升為「階級苦」，需要改變人們原有的租佃雇傭觀念。過去窮人因為能够租種地主的土地和受雇於東家而感激地主，稱其「恩德」，經過土改運動他們被教育而認識到，沒有「動彈」（勞動）土地不會自己長出莊稼，地主因為擁有土地而坐享其成是「喝農民的血」，也就是「剝削」。很顯然，這是資本價值論向勞動價值論的轉變；土改不僅是農民翻身的過程，也是他們的認知觀念徹底翻轉的過程。

問題在於無論資本價值論（Capital Value Theory）還是勞動價值論（Labor Value Theory）都只强調了市場交換關係中的一個方面。雇傭勞動關係的本質是一種市場交換關係：其中勞動力價值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應該包括勞動者生存、繁衍和提高技能素質的費用。而土地、資本和技術也參與了財富生產和交換過程，也是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構成部分，而且它們本身也是勞動創造的財富。正如威廉・配第（Sir William Petty, 1623-1687）的名言所指出的：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但勞動並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7-10]

高王凌在對舊社會租佃關係的研究中指出：租佃制度的發生，既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經濟制度，就離不開社會性之人和人羣，不能不顧及彼此的情狀和需要。⋯⋯中國的租佃制度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可以良好運作，絕對不是地主單純壓迫就可以達成。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有不少前輩學者利用各地發現的地主家的收租簿，做了地租「實收率」的研究。他們發現，清代以來，地主實收地租，差不多一直是在下降，總括起來，大約下降了二十多個百分點（其中也包括山東孔府，它在十八世紀下降了一半）。同時，契約上的規定租額也有相應的下調而不是上升。如果瞭解到：過去農民給地主交租的「實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別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不能隨意「增租奪佃」，至於「打官司」呢，往往也討不了好去，⋯⋯面對這些素材，對舊社會的租佃關係如何理解？我在調查中也遇到過訪談者（業主）說，無論豐歉，租子是絕不會收足，總歸是要減的。為甚麼呢？是因為家教就是做人要「厚道」，佃戶提出要求就不好拒絕。費孝通先生也曾寫道：佃戶可能很窮，一開口就要求免租或減租，地主則會因人道主義教育的影響，而不願意勒索佃戶。[7-11]

如前章所述，綿續上千年的中國傳統鄉村的經濟—社會關係是非常複雜的。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雇傭關係究竟是不是剝削、剝削量又如何計算，需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用一個「剝削」概念一言以蔽之未免過於簡單。中國地域廣袤的農村差異巨大，有些地區土地占有的不均衡狀態並不明顯。例如在抗戰期間，華北地區經多年的合理負擔與減租減息，「多數農民早已擁有土地」，農村社會的階層分化已經不很嚴重。「位於同一邊區晉東南的一個村莊徹底進行了這項工作，結果原有的7戶地主只剩下一戶，村中貧農人均有地5.5畝，中農人均6.2畝，富農6.9畝，唯一的一戶地主人均（佔地）9畝。」在這些老根據地構建兩極對立的政治格局應該說並不那麼必要和迫切。[7-12]在另外一些地方，例如黃宗智等基於滿鐵調查資料所研究的華北農村，其所呈現的村莊中階層分化狀態是富人多為不在村地主，村莊階級矛盾並不突顯。[7-13]即使如驥村這樣的大宗望族地主集中居住、貧富分化顯著的村莊，階級對立與階級鬥爭也並非客觀現實性存在，「剝削」概念亦無法概括真實而錯綜的社會關係。正如前章所述，除了「夥種」、「夥餵」、「幫工」等各類租佃雇傭關係外，還有更為複雜的宗族親屬關係、祭祀儀式關係和互惠互助的社會關係；甚至當革命到來時，選擇「紅」還是「白」的決定性因素都不是按照階級劃分的——地主家的子女有相當多的走上了共產黨革命的紅色道路。[7-14]在具體分析村莊的內部結構和社會關係時，不難發現，斯科特意義上的「道義經濟學」（Moral Economy）在鄉村社會的實際運作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7-15]

是「階級剝削」還是「道義經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而以「一刀切」方式進行「暴風驟雨」式的運動土改，以「表達性結構」替代「客觀性結構」——以階級關係、階級鬥爭取代農民的社會分層認知和價值判斷，必然帶來社會世界與精神世界的巨大變化與顛倒。驥村村民曾經恪守「人家有地那是人家有本事掙下的」和「勤勞致富」的理念與德行，並且希望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受苦」，逐漸積累財富，擁有土地。這持守了上千年的道理在「天翻地覆」的土改運動中一夜間徹底幻滅——國家如同神魔在瞬間改變了一切。

在土改運動六十年之後，回過頭看其利害得失，驥村的一位村民評價說：

土改那陣毛主席那分地，按你家裏的人口、勞力狀況，你沒地的，給你分，多少都給你分，那陣都分的地主的地。（YJG20051107MRT）

有那種懶明鬼（懶漢），給他分的地，他沒二年又賣了。賣了以後沒大幾年，入了社，那就又有了，那又和你們一樣樣介，又都有了。那號勤儉的，少吃上點，節省的把地買下，地多些，多種兩個。最後一入社，那甚媽×也沒有了，專替人家受呢。沒給你說嗎，勤儉忠誠的，多會兒也是吃虧的。邇刻不還是那麼個？你看啊，勤儉些的，還是個吃虧；那懶得不動彈的，天天生（歇）下，那人家願吃願喝，還吃了。國家要起甚了，勤儉的就⋯⋯，那些懶人沒有嘛，你跟他要甚了，這不是你吃虧著了？（20021029MRT）

邇刻和舊前的思想純粹就不一樣。為甚了？邇刻人掙下時候就管享福，吃、穿，不像以前的人思想保守，就解開受（苦），捨不得吃，捨不得穿，積攥下準備買地啊。邇刻的人呢，不買田不買地，今兒弄著就享受。這運動和社會發展也有關係，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運動，從沒有土地到土改這分到土地，結果就是那回我跟你說的，有些好吃懶做的到農業社時候就沒個甚球了，入了農業社又給他分了一份，這就比別人這個（划算）了，賣了那就吃了穿了花了，入了農業社呢又給他分一份。這種捨不得吃捨不得穿，解開受的人呢屁也不頂，口裏節省買下地入了社了，買下牲口也入了社了。爛農業社時，人家是一份份，他還是一份份。好吃懶做的落得多。邇刻的人就是說：掙下不頂事，叫你窮你就窮了，這就從鬥地主開始就有這個想法。邇刻就有這種說法：不叫你窮，那是國家不耍你；叫你窮的時候，百萬元戶馬上就窮了；耍你你還不得窮？這都有影響。（19980528MRT）

邏輯之二：「繼續革命」、不斷「運動」的動力機制

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歷史中，整個中國運動不斷，驥村當然不會是例外。一些老人在講述中常常說的話是：「那運動就是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回回運動這村都少不了，上邊有甚麼，這兒就有甚麼」，「還常常是典型、試點」。從來對政治不感興趣、被視為非政治存在的一盤散沙狀的農民如何參與一次次政治運動？運動的發動和持續的動力來自何處？由此而成為我們不得不加以思考的問題。

在村落社會中，執著於生計的農民如何被捲入國家政治生活的旋渦？又何以接受一套與其日常生活似乎並不相關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革命話語體系？對於務實而虔誠的中國農民來說，崇高理想的灌輸、意識形態說教和重大理論的解釋，都比不上實踐來得重要，而最為有效的恐怕是儀式化的運動這一權力實踐的方式，同時配合以象徵與形象建構的過程。解答上述問題，「運動」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在這半個世紀的時段中，我們經歷了中華民族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都堪稱獨特的歷史時期，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以政治運動（campaign）作為主要機制與途徑，大大小小的運動，一波接一波的浪潮充盈和控制著整個社會。與西方生命歷程（life course）研究所强調的「事件」（event）不同，與人類學研究經常關注的相對於日常生活的重要時刻、特殊節日也不同，「運動」在中國半個世紀的社會歷史中已經成為常態的動員和運作機制，而不僅是突發的、特別的和異常性的事件。通過「運動」機制，國家權力與政治力量深刻而透徹地嵌入於普通民衆的日常生活之中。

政治運動作為國家儀式具有裹攜性和强迫性。作為一種「文化表演」的儀式，具有某種强迫性特徵，即一旦成為儀式，便具有一種不容分說的强制性，便可操弄普通人的命運。具體而言，能否參與和是否參與儀式成為認同、區分及確定身分（階級）、地位的標誌；而儀式（運動）的發動者握有大多數人的生存資源，因而是否參與和如何參與便成為生死攸關的事。在驥村的「運動」歷史中，所有人都是「被運動者」：被動員起來參加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或者成為鬥爭的對象。在這兩者之間大多數人別無選擇地要成為前者，因為後者別無選擇地成為要被打倒乃至消滅的「階級敵人」。在相當長的社會主義時期，中國鄉村中農戶家庭曾經近乎一無所有，其最基本的生存資源都得靠權力的恩准。不難想像，一種極權的經濟制度與極權政治結合在一起的力量有多麼巨大。而達到這種程度的支配，的確具有了生殺予奪的力量。

作為儀式的政治運動，雖然有時也以經濟、生產運動的面貌出現，但其歸旨主要不在於經濟結果而在於儀式本身，就連關係生計最緊密的農業生產活動也不能例外。例如，在驥村農業生產的歷史上，當地適種的作物主要有穀子、高粱、大豆、馬鈴薯和其他少許雜糧，都是比較耐旱的作物，歷史上亦多是以這些作物的種植為主。但是「集體管著的時候，是統一的，讓你種甚就得種甚。那陣人餓著呢，上邊管著，主要就是打糧，打糧為基礎」。「上邊讓種麥子就得種麥子，但因為山地缺水，麥子產量很低，還費肥料，費底墊（投入），所以種麥子就非常划不來。公社時期一年打的麥子，交了夏公糧，社員自己也吃不上。分多分少一年一個人也就分個三升，合十來斤，有四五口人的家庭分個幾十斤麥子。一斗麥子是三十三斤，磨成麵能磨個二十四五斤，二十四斤麵還白著了，如果二十六七斤麵就不太白了。有的人家一年就吃上一頓兩頓的，再就是來親戚吃一頓，給娃娃吃一點，大人就不吃。」（19980524MRT）

我把這種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集體經濟時期的生產形式概括為一種「運動經濟」，即以「運動」方式發動和組織農業生產的過程。在「運動經濟」的極端時期，種甚麼，怎麼種，要達到多少產量都是上邊規定和下達的，不論當地農業生產環境是否適合該種作物。在文革時期，驥村還曾經被要求種過叫作「江青一號」的玉米。至於「農業學大寨，箍洞造平原」就更是全國一盤棋的「運動經濟」的典型表現了。

這類「運動經濟」雖然有些也給日後的農業發展帶來些許好處，比如修整下的梯田，建起的水利設施日後仍在使用，但運動的主旨並不在於此。自上而下發動的生產運動往往並不顧及一方水土的特殊性和運動的實際效用，其奪人耳目的形式、轟轟烈烈的聲勢才是更要緊的。換句話說，作為一種政治儀式的表演性才是其目的，儀式過程及其象徵意義超過了實用性的考慮。這非常類似於涂爾幹在論述宗教生活時使用的「集體歡騰」（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概念，[7-16]作為儀式的重要邏輯之一，氣氛比結果更重要。

作為符號暴力的話語霸權是政治儀式的重要內容。所謂符號暴力（symbolic power），指的是在一個社會行動者本身合謀的基礎上，施加在他身上的力量。社會行動者對那些施加於其身上的力量，恰恰並不領會那是一種權力，反而認可了這種權力，布迪厄將這種現象稱為誤識（misrecognition）。在布迪厄的分析中，性別支配是符號暴力的典型體現。「性別支配比其他任何例子都更好地顯示：符號暴力是通過一種既是認識，又是誤識的行為完成的，這種認識和誤識的行為超出了意識和意願的控制，或者說是隱藏在意識和意願的深處。」[7-17]以農業合作化運動對驥村村民特別是女性的生存狀態的改變為例，他們對這一歷史過程的記憶、思考和表述方式是典型的符號暴力功效的體現。對於支配性話語的構建力量，驥村的農民也有著自己的體驗和理解。如前面提到的一位村幹部在閑聊中意味深長地說：我常說，共產黨起的好名字，共產黨就是會起名字。那陣就說，農業合作化呢，那就號召說是「全國一家人」，「共同富裕」，不要叫窮的窮，富的富；後來農業社倒塌了，那分田單幹說起來不好聽嘛，是不是？叫個「包產到戶」，那不是共產黨起的好名字？不是我說共產黨那起名字可起的好著了。（yjg2002MRT）不難理解，命名、定義、定性都是話語權力，如土改時的「耕者有其田」，集體化時期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兩極分化」、「解放婦女勞動力」，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的「一大二公」、「快步進入共產主義」，「四清」及文革時期的「繼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等等無不是這類符號暴力的代表。作為意識形態宣傳的革命話語進入並影響了農民的日常生活，也必然在他們的精神世界中打下烙印。

「符號暴力」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於它與農民社會的傳統邏輯、生活理念和生存理想是暗中的契合的，它與人們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常識常理（common sense）亦有相通之處，或者說它有意無意地利用了這些邏輯和常理，從而使農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理解進而易於接受。例如對於在傳統社會中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的許多婦女來說，開會等政治活動有時就像是「革命的廟會」，它製造了熱鬧的氣氛，拓寬了交際的渠道，甚至具有某種娛樂功能，的確易於使人產生「解放的幻象」。從人們對過往經歷的講述中，我們也不難發現一種古老的作為農民文化傳統的共同體意識和「大同」理想。更耐人尋味的是，作為集體化時期主流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理想與農民的「均等」、「大同」理想成功地接合，在重新建構農村社會的同時也重構了農民的心靈。話語，一如儀式，有著强大的裹脅力量，這種力量對於靈魂的治理充滿暴力、毀壞人性但卻可以讓人漸漸習慣和欣然接受。

「官報私仇」（公報私仇）構成運動持續的重要機制。村落社區一如所有有人羣生存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矛盾、衝突：家庭不和、宗族矛盾、地方爭端、為各種利益包括土地、用水、林木、牲畜放養等發生的衝突乃至械鬥都不鮮見。然而這林林總總的矛盾衝突除極少數可能激化外，大都能够在鄉村共同體的框架內得到解決，民間社會亦有一套化解矛盾、協調關係、整合羣體的方式與儀式。然而作為國家儀式的政治運動，為發動的需要必須經由權力技術建立和演示權力與權威，區分革命與反動、先進與落後並由此造成羣體的分類與分疏，以形成鬥爭之勢。這種分類與鬥爭技術自然與鄉村社會中原有的矛盾衝突交織互動，造成村民們常常抱怨的「公報私仇」或「官報私仇」的現象：個人恩怨通過一次次政治儀式而不斷地累積與升級，從小恩怨逐漸變成你死我活的世仇。在這一過程中，公共邏輯與私人邏輯、革命邏輯與人情邏輯相互置換，亦成為民衆參與政治的重要動機或動力。這也是運動自身所具有的動力機制，即運動一旦發動，就有不斷持續下去的能量。按照當地百姓的說法，運動就是人整人，一次運動來了，這撥人整那撥人，下次運動來了，那撥人又翻過來整這撥人；原本都是鄉里鄉親的，即便有點小矛盾也是些雞毛蒜皮的事，運動來運動去就成了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了，結下的恩怨到下一輩都解不開。

曾經長期擔任會計的瑞通回憶說：

鬥地主的時候把石頭壓到他背上，一下籀的那脊背上的血就滴溜溜地介。（問：那會兒你還小了，都有印象了？）我就在跟前看嘛，記得真個影影介。跟前放兩桶凉水，繩子擰得這麼長短，水裏沾一下就打，柏杆子這麼粗，一扳兩截，就打人。吊著那×××娘的，老婆兒，一槍托就打得血糊糊的。（問：馬××在四溝生著，跟這的人也沒甚麼仇恨吧？）就像那個書（指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的調查報告）說的，這家今天換這個（租種或雇工），明天換成那個了，來回換他就不滿了。再有文化大革命那個運動，死的人可⋯⋯，那做甚的人也有了。邇刻單位上的人互相仇恨的也有了，幹部和幹部之間的仇恨，幹部和農民之間的仇恨也多著了，農民相互之間的仇恨也不少。（19980528MRT）

前章所提及的文革期間參與迫害鐘泰的人，終於在本鄉本土也「生不定了」，文革後期就移民離開了驥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以後，在一個日益告別傳統邁向現代的社會中，「運動」，作為社會動員和社會治理的機制並未終止，中國的城鄉社會依然沒有離棄儀式化運作。當前農村社會治理的許多策略，依然是運動機制即儀式化社會運作的產物和傳統路數。而在新的歷史時期，「運動」意識也並未在人們心中消失，現代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儀式活動並不是遙遠的天方夜譚，而將人們拉到「運動」戰車之上和捲入車輪之下的社會文化基礎也並非不復存在。

邏輯之三：「楚王好細腰」——運動沒有不「過頭」的

不難想像，在「一刀切」、「大一統」、「全國一盤棋」的統一治理模式下，運動搞過頭是必然的。全國要按照統一模式（「統一思想」，「統一步驟」，「統一指揮」，「統一紀律」）進行運動，必然顧不上地區差異、南北差異或新區老區差異，如果一個地方原本並沒有惡霸地主或者根本沒有够得上標準的地主，例如所謂「關中無地主」的情形，[7-18]又如果一個地方土地占有狀況已經比較平均，那麼是否可以因地制宜而不必經歷暴風驟雨式的土改運動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面對千差萬別的農村狀況用統一形式搞運動，必然過頭。在驥村，雖然有「亞洲部」居住於此，可以近在咫尺地指導土改運動，雖然幾乎所有的地主不是參加了革命就是已經離開村莊，但卻並沒有從暴力流血的運動中豁免；與周邊村莊和地區的唯一不同是指導者及時叫停了不必要的暴力行為，在程度上要大大輕於其他村莊。

據驥村所在縣1947年末土改工作總結記載：過高地估計了1947年春土改不徹底的情況，只注意了過去工作中「右」的一面，沒有防止「左」的一面。加之，一些幹部主觀主義，操之過急，形成了全縣範圍內的突擊運動，致使土改工作又出現「左」的偏向，具體地說，侵犯了部分工商業者和中農的利益。把一些中農錯劃為富農或破產地主，農會中不許中農參加，在負擔上不照顧中農；沒收了工商業者的財產；拋棄了黨員和舊幹部，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特別是錯訂成份和肉刑的使用，在全縣造成了不良影響。劃分成份時，又沒有認真地依據政府的方針政策，加之政策的幾次變動，一般地提高了成份。

總結還列舉了肉刑的種類和錯劃成份的數字：鬥爭時，又採用了「捆」、「吊」、「打」、「磨」、「走雪山」、「坐老虎凳」、「夾筷子」、「燒烤」、「鑽羊窩」、「頂門扇」等名目繁多的刑罰。全縣共有380人被使用過肉刑，死亡地主6人、富農5人、中農2人。⋯⋯全縣原訂地主480戶，糾正為281戶；原訂富農523戶，糾正為112戶。並為錯鬥戶退回土地5,395.5坰，細糧217餘石。[7-19]

過頭的運動一旦開始就不可能停下來，因為「開弓沒有回頭箭」。雖然幾乎每次運動之後都會有一個「糾偏」的環節，但糾偏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造成過頭的機制，時常是走個過場，或者造成政治的翻雲覆雨，即一撥人整完別人後很快就變成被整的對象。運動中的「糾偏」環節常常只是擺個樣子，走個過場，因為關鍵所在並不是失誤於運動的程度，而是在運動的根本性質，「糾偏」並不能改變這一點。

寧「左」勿「右」，是造成運動過頭的觀念基礎，這與「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屬同一邏輯。在這裏不僅是上行下效，而且是上行下超，即如《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所指出的：「從（1955年）7月（毛澤東）的發言直到1955年底為止，中國經歷了一個循環，即毛澤東和黨中央定出目標，各省超額完成這些目標，中央往上調整它的目標，各省再次超額完成。甚至在那年年底，毛澤東預計將再花三至四年才能基本上完成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高級階段。但是在1956年，各地再次大大地超過他的目標。⋯⋯雖然毛澤東繼續在1955至1956年秋冬對左的過頭行為提出了警告，但他主要是為這種迅速進展而歡欣鼓舞。」[7-20]

寧左勿右是重要的運動經驗。對於各級幹部而言，如果執行上級政策、落實上級指標不足，會以政治不正確為由而受到懲罰；而執行過度、發揮性超標卻沒有風險反而會受到表揚讚許；長此以往，過頭就成為一種主動的選擇和運動的常態。層層加碼，級級超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細腰」邏輯就是如此形成的。

過頭還來自於只對上級負責、不對下級更不為百姓負責的統治鏈條。每一級幹部都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必對下級負責，更不對老百姓負責，因而只要上峰下達的任務完成了、指標達到了就萬事大吉，超額完成更會受到褒獎；至於是不是從本地的實際情況出發、是不是符合一地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意願則是無足輕重的，更不用掛慮社會公平正義理念和道理、道德等價值層面的問題了。

對此驥村人感嘆到：

不叫你做你就做不成嘛，你再咋成也成不過共產黨；論這厲害，還是共產黨。不整你就屬你厲害，整起你來，還是共產黨厲害。（2002/10/29MRT）

來了運動就耍玩地主，來了運動就耍玩地主，那倒霉了。你看鄧小平後排把這些地主成份打沒了，毛主席把那成份太摳的過了。人家多少年了早沒有東西了，還把人子弟摳的，地主長，地主短的。（19980515MRJ）

邏輯之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甚至不惜調動惡的力量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特別是運動的發起動員階段，人們會發現常常有一種喜小人、用壞人的情形。當然，把恪守傳統上千年而又如一盤散沙樣的農民發動組織起來，去完成一項宏大的「社會工程」談何容易？動員（mobilization）羣衆是所有政治運動成功與否的關鍵，為達此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甚至手段就成為了目的。在土改運動之初，多數老實厚道的農民並不積極，他們有些是擔心「變天」，怕地主老財再回來「秋後算賬」；有些則是抱持「人家有是人家掙下的」理念，認為世上沒有把人家的土地、財產據為己有的道理。在包括驥村在內的許多村莊，普通農民分到土地、窯房、浮財後又退還給地主的情況也時有發生。面對這樣「落後的」難以發動的農民，為了「激發羣衆的鬥爭精神」，除了作為權力技術的種種——如「訴苦」、「比心」、「清算」、「鬥爭會」等等，培養使用積極分子也是重要的動員手段。運動之初的積極分子常常並不是村莊裏最窮的「受苦人」，也不是最有「人氣」得到大家信服的人，而是鄉村中的「二流子」，即通常所說的流氓無產者。

前面提到的驥村的二發子就是這類人的典型，他本是不務正業、沒有正經生計的人，年紀老大了也沒娶上婆姨。而在土改運動中他最早參加了貧農團，靠狠鬥狠打地主而娶了地主的女兒，結束了其老光棍的歷史。但是，直到今天驥村人仍然把他歸入「黑皮」、「野鬼」「混種子」（雜種）的行列。這種情形在許多村莊中都發生過。當時驥村所在縣的土改總結報告曾有這樣的概括：羣衆組織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組織不純。這在初期是相當普遍的現象。組織中混進了二流子、狗腿、暗娼甚至流氓、土匪等成分，開始這些人表現得很積極，⋯⋯。[7-21]

在土改中對待二流子的具體辦法是，可以分給土地，但不准賣。對二流子應有階級性的看法，應從其真個（原文如此）歷史來看，是如何變成二流子的，（實際上地主才是二流子）因為這是一個社會問題。[7-22]至於對「如何變成二流子的歷史過程」和為甚麼「實際上地主才是二流子」的問題，該報告並沒有給出說明和論證。

「二流子」或者「黑皮」進入農會組織、成為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雖然可能使運動收一時之功效，但卻不可避免地帶來負面的社會後果，因為這是發掘和調動人的私欲和內心深處的惡。惡的手段和過程不可能達至善的結果，不可能帶來社會公正。事實上，許多村莊的土改過程都經歷了帶頭人、骨幹的替換過程，初期的「積極分子」被後期能够帶來村莊治理和穩定的幹部所替代。如此，在村落社區中不斷上演著人性善惡交織、政治翻雲覆雨的一場場悲喜劇，而它們對人們社會世界的損毀和精神世界的改變有著更為長久的作用。

運動成為目的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7-23]會使原本並非尖銳激化的鄉村矛盾衝突變成零和遊戲——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實踐和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報復邏輯，以不正當手段獲取的也只能以不正當手段來保衛，由此，在這場遊戲中，沒有妥協，不會協商，不知進退，只有趕盡殺絕、不留後患的血腥和詭詐。這必然造成對整個社會肌體的撕裂和對人們精神道德的毒化。

邏輯之五：「成王敗寇」、膜拜强權、崇尚暴力的邏輯

以從精神到肉體徹底消滅若干社會階層為代價，以絕對的實質暴力和象徵暴力，[7-24]打敗對手而建立和鞏固的權力，依循和崇尚的是「成王敗寇」的邏輯，也必然向全社會昭示和宣揚這種邏輯。

以暴力和人性的惡作為開闢力量，奠定了權力的功利主義基礎。只要有效地達到目的，其他都不重要。如此可以在一夜間把別人的變成自己的，也可能在一夜間喪失所有的一切，既不受法律規範制約，又不受道德良心譴責，只要拳頭够大，謀略够細，心够黑够狠。功利主義邏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一再上演，土改是成功的並因此帶來戰爭的勝利，因而也是合理的；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一再演繹了這一邏輯，只不過這幾次運動的對象發生了改變，成為廣大農民羣衆。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發生，這種體制和邏輯的合理性（合法性）——有實際功效，就已經走到了盡頭。

然而「社會工程」的失敗並不能自然而然地帶來由「成王敗寇」邏輯造成的功利主義的改變，因為對失敗並未進行反思，而前述邏輯也並未改變。經由權力反復演示的這種「成王敗寇」邏輯已經進入人們內心深處，形成基本的統治理念和價值判斷，也形成對强權的迷戀和崇拜。當今社會中的急功近利，短期行為，政績至上，形象工程乃至全民的「成功」追求等等都與此不無關係。

成王敗寇邏輯還會導致社會中叢林狀態和叢林法則形成：只論成敗，不問是非；弱肉强食，以强淩弱。在這種社會生態下，强勢與弱勢完全失衡，沒有任何力量能够制衡强權，於是贏者通吃、强者通吃、權勢者通吃；强者欺壓弱者，而弱者欺壓更弱者；整個社會陷入膜拜强權、崇尚暴力的泥沼中，必然導致法制不興，道德淪喪，底線失守。

這一邏輯也必然毒化整個民族的精神世界，使之放棄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喪失基本的人性和善良；使民衆唯上是從，行「平庸之惡」；既懼怕和痛恨權力，又深深地崇拜和迷戀權力；甚至不明是非、不辨善惡。而直至今日，這樣的邏輯仍然左右著我們的社會意識，並且在權力實踐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種特定的文明是在國家—社會關係的實踐過程中運作和呈現的，革命的政治邏輯也是與農民日常生活的邏輯相結合而發生作用的。上述邏輯之間存在著有機關聯，例如運動中的官報私仇必然導致階級鬥爭帶有你死我活、斬盡殺絕的性質；而運動的持續性動力使之一旦發動便停不下來，手段成為目的使「過頭」成為必然；當一切都服務於統治的需要、一切都為我所用的時候，就可以沒有底線、不講道德、全無信仰。「運動」停止了，但「運動氣氛」卻污染了整個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導致整個價值體系的崩解和社會的斷裂，甚至是文明體系的淪落，給整個民族留下長久的禍患與苦痛。

被斯科特表述為「社會園藝」的重新設計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的大規模的努力，往往被描述為「文明化的過程」，[7-25]而實際上它們往往是總體性權力以大一統方式「馴化」社會的過程，它力圖全面控制其社會成員——從物質到精神，從行動到思想。這種總體性的邏輯許諾構建一個「美麗新世界」，而其全方位的控制卻帶來了苦難，這是濃重的苦難，是日復一日持續不斷的苦難，是被美麗藍圖遮掩的苦難。面對美好遠大的「理想」和災難深重的後果，經歷其中的人們有權質問：究竟是誰、又憑甚麼以千百萬人民的生存和命運為代價，去做構建「理想」社會的試驗，無論這理想國有多麼美好？誰有權利決定數以億計的人民的生死存亡和未來前景？

至此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斯皮瓦克「底層能否發聲？」的經典之問了，答案是肯定的。[7-26]身為社會底層的普通村民、村婦願意並且能够講述他們所親歷的歷史過程與事件，而且能够對歷史過程與事件做出判斷與評價，前提是有一個供他們講述的空間，而且他們的回憶和講述是有意義的，即這些講述能够進入歷史，並提供歷史的解釋。這樣一個空間是講述者與傾聽者共同開闢的，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古哈、查特吉等底層研究的開創者們所面對的「底層如何被表述」的問題——身處底層的人們自己來表述自己的經歷，如同驥村的「受苦人」，他們就是記憶的主體，講述的主體，解釋的主體，因而「受苦人」也是政治的主體。斯科特對「弱者」的研究已經表明，作為「弱者」的從屬羣體正是因為有屬於他們自己的「隱藏的文本」存在，因而有可能撑開一方獨特的政治與意識空間，正是因為從屬羣體能够用「隱藏的文本」對「公開的文本」進行洞察和解構，身為研究者的斯科特也才能從底層的視角，看到「弱者的武器」的作用和力量，並由此提出對「虛假意識」、「霸權」和「神秘化」等觀念的有限同意和反思性超越。[7-27]

「受苦人」可以成為講述的主體，其歷史與講述之所以具有歷史意義與政治涵義，還基於我們對文明的理解——文明不僅僅體現為抽象的觀念和制度，而且蘊含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換言之，文明不僅是包括制度、國家、歷史、文化等在內的宏觀結構，文明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運作方式；普通人可以通過生存實踐、通過自己的言與行參與文明的構造和轉型過程。恰恰由於微觀與宏觀、實踐與結構之間的這種內在關聯的存在，我們可以通過貫穿其間的鴻溝而努力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構建歷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

構建底層歷史與重構歷史的過程是一個講述與傾聽、理解與反思、解釋與再解釋的互動過程。這一過程中充滿了講述與傾聽、講述者主體與研究者主體之間的張力。這一過程雖然面臨各種講述和寫作的困境、迷惘與挑戰，卻同時充滿探尋、發現和創造的吸引力。而這一呈現底層歷史與理解底層歷史觀的努力也來自於社會（文化）人類學對於人的根本特性的認知，即人不可能過著他的生活而不表達他的生活。當然，關於底層歷史、底層政治與底層表述，特別是底層的主體性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依然留有巨大的空間等待我們不斷進行探索和開拓。

「受苦人」的歷史是苦難的歷史，是在苦難中求生存的歷史，也是為掙脫苦難而抗爭的歷史。面對重重苦難，我們亦需要喚醒自己已經麻痹的神經，去感受親歷者們曾經的痛苦，並從他們的苦難講述中獲得力量。二十世紀下半期農村社會生活口述歷史的研究告訴我們，底層的講述蘊含著巨大的能量，而關鍵在於苦難若能進入歷史（被講述和被記錄），苦難就有了力量：對苦難的記錄可以改寫歷史甚至重構歷史，這是苦難的歷史力量；揭示出苦難的社會根源，苦難便不再僅僅是個體的經歷和感受，而是具有了社會的力量；去除了先賦性或宿命論的迷障，揭示苦難的社會根源，苦難就會有解釋的力量、顛覆的力量、重構的力量、獲得解放的力量。

2011年1月27日於北京回龍觀初稿

2012年1月14日於北京回龍觀修改

注釋

[7-1]轉引自保羅・利科，《法國史學對史學理論的貢獻》，頁32。

[7-2]羅伯特・達恩頓著，呂健忠譯，《屠猫記：法國文化史鈎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序頁1。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7-3]羅伯特・達恩頓，《屠猫記》，頁80。

[7-4]good to think是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大師列維-斯特勞斯關於人類所選用的千差萬別的圖騰物種暨食物的解釋：即選擇首先取決於該物種是否有益於人類的思考。參見Claude Lévi-Strauss, Totemism. trans. Rodney Needha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7-5]羅伯特・達恩頓，《屠猫記》，頁286。

[7-6]羅伯特・達恩頓，《屠猫記》，頁67。

[7-7]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米脂縣楊家溝調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36-46。

[7-8]Evelyn S. Rawski, "The Ma Landlords of Yang-chia-kou in Late Ch'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p. 245-271.

[7-9]黃宗智著，晉軍譯，〈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國外社會學》，1998：5-6，頁37-54。

[7-10]Petty William, "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 Economics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Together with the Observations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 vol. 1ed. Charles Henry Hu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899), p. 68.

[7-11]見高王凌，〈擬解地租率〉，《讀書》，2005年第11期，頁65-71。

[7-12]見李煒光，〈暴風驟雨般的土地改革運動與戰時財政動員〉。李文中引述了胡素珊《中國的內戰》（第330頁）、韓丁《翻身》（第209頁）、克魯刻斯《一個中國村莊的革命》（第127頁）等研究。

[7-13]見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68-84。

[7-14]見第一章。

[7-15]參見詹姆斯・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

[7-16]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496-503。

[7-17]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頁221-229。

[7-18]秦暉、金雁，《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北京：語文出版社，2010），頁44-66。

[7-19]參見〈××縣土改總結報告〉（1948年4月10日），《解放戰爭時期××縣土地改革運動》（中共××縣委黨史研究室編，油印稿）。

[7-20]R.麥克法誇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頁121。

[7-21]見《××縣土改總結報告》（1948年4月10日）。

[7-22]見〈白書記傳達西北局大會的報告〉（1947年12月5日）。

[7-23]革命或變革的根本目標應該是人民的福祉，其本身不應是目的。

[7-24]正如林彪所言：「槍杆子、筆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杆子。」

[7-25]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頁243-356。

[7-26]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 pp 3-32.

[7-27]James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pp. 1-16, 108-135.

附　錄

鳩佔鵲巢：關於歷史構建的思考

三年了，這個偏遠的西北山村——驥村有了一些變化。因為這裏是我們進行二十世紀下半期農村社會生活口述歷史研究的調查點，幾乎每年都要來村裏住上一段時間，只是這三年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安排。村裏通了「油漆路」（當地人柏油路的稱呼），路邊栽了「風景樹」（用作觀賞的柏樹）和「大雛菊」，一條車道繞行到原先只能沿坡而上的「革命紀念館」。紀念館紀念毛主席1947至1948年率中國共產黨中央轉戰陝北時在此生活戰鬥過，它的前身實際是當地聲名遠播的大地主的莊園。這一稱為「新院」的院落始建於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由畢業於同濟大學並曾留學東洋、主攻土木工程的馬氏子孫設計修建，歷時十年而成。其「主體建築為十一孔石窯，有出有收，一破呆滯。平面成倒山字形，穿廊挑檐高昂大方，挑石細雕應龍祥雲，搭檁飛椽舉折，檐隨窯轉，回折連接，檐面青瓦滴水，窯上磚欄花墻。⋯⋯體現了中西合璧的風格，成為窯洞建築的典範」。（引自《馬氏家族志》，頁27-28）

當年毛主席看到這處窯洞院落後稱到：「果然名不虛傳。這窯洞整齊漂亮，還是新的，太好了！」在毛主席率黨中央轉戰陝北期間在此「住的時間最長，也住得最安寧」。不僅如此，毛主席還在這裏發出了「小米加步槍」的動員令，寫下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四十篇文章；此外中共中央前委擴大會議也在此召開。這所地主莊園因為毛主席「生」（方言：居住）了四個月而成為當地的一處「重要的人文資」——1971被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78年12月26日恢復原貌，開放展出，命名為「毛主席舊居」。近年又升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名為「革命紀念館」，尤其是在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運動中成為「紅色旅遊」的重要景點，普通門票19元，郵資門票20元；此外，修路、栽樹包括周圍山上的綠化也都是圍繞著這一紅色景點實施的。「舊居」所在的村莊也因此而獲全國第二批「中國歷史文化名村」的稱號。

「新院」變成「舊居」，不獨是房屋功能、屬性的改變，更是象徵和意義的轉變。重要的是村民們也已經完全認同了這種變化，他們非常一致地以「舊居」指稱那處地方，如果不是那院落大門上鐫刻著「新院」二字，這個名稱幾乎被人們遺忘了。雖然村民們對政府有關部門從這一原本屬於村莊的「景點」獲取不少好處，而這些好處與村民全無關聯多有抱怨，但並不影響他們對「毛主席舊居」的認可和景仰。

發生這種功能、屬性和象徵意義轉變的還不止「舊居」，當年馬氏家族的祠堂和學校也正在經歷這種變化。作為重視教育、尊崇「耕讀傳家」的名門望族，馬氏在辛亥革命後改私塾為學校，馬子衡在寨子上最高的峁頂修建三孔石窯，辦起私立小學，命名為「講堂」。辦學經費由家族廟提供，教師伙食由各戶上學子弟家中收集的糧油解決。1916年馬重光還辦起女校，使馬家的女兒和年輕媳婦們也能够上學。到四十年代馬氏家族的這所「扶風小學」改為縣辦公屬，不僅馬氏子女，其他姓的村民甚至一些長工、佃戶等窮苦人家的子女也有了上學接受教育的機會。這裏走出了諸多的文人、官員（包括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學者、專家、企業家和社會名流。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時任扶風小學校務主任的潤書受族長委托，在子衡修建的「講堂」北面又建起了三楹二進的石結構大開廳作為馬光裕堂的祠堂，祠堂內設祭祖供案、神主龕，供奉自先祖嘉樂開始的各門各輩祖先牌位。至此，「講堂」與祠堂成為不僅是馬氏家族的物質與精神財，也是村莊裏最重要的人文景觀。

上圖為馬氏莊園「新院」暨毛主席舊居

1947至1948年毛主席和黨中央在此居住時，祠堂曾經作為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的會址，毛主席做了重要講話；宜川大捷後，在這裏召開祝捷大會，毛澤東、周恩來等發表講話並與幹部、戰士和羣衆一起扭秧歌慶祝勝利；1948年3月10日，就在扶風小學前的空場上，周恩來向中央機關幹部和戰士做了東渡黃河轉赴河北的動員報告，據說毛主席發布東渡動員令即在此地，因而該地被譽為「新中國從這裏走來」的標志著革命轉折點的革命遺址。

當我們在冬日暖陽下爬上峁頂的時候，「講堂」和祠堂內外都正在大興土木，往年來這裏所感受的荒蕪寂寥已經被熱火朝天的施工場景替代。問及工程組織者和正在幹活的民工，都回答說將建成革命遺址，與「舊居」一起成為供人們參觀學習的革命教育基地。

圖為正在修建為革命遺址的老祠堂和「講堂」（何江穗攝2005年）

這裏當然是名符其實的「遺址」，但問題是究竟誰是遺址的主人？是專屬的遺址還是共享的遺址？這問題具有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含義。近些年我們聽聞不少有關遺址的爭搶事件，例如有關李自成、諸葛亮之類的歷史文化名人的故里之爭，而且不僅他們的出生地，甚至他們活動甚至死亡的地點都發生過爭奪。我們不禁會聯想，驥村的「遺址」會不會有這類爭奪呢？答案也很明確，在所有的政治資源、文化資源乃至生存資源都被壟斷的情境下，象徵和話語的爭奪幾乎是無從發生的。

我們所看到的是，遺蹟的象徵和意義被重新生出來，我們所能想到的是，歷史的構建又何嘗不是如此？歷史的被占領與遺址的被占領一樣地發生，歷史按照同樣的邏輯被書寫、被表述和被接受，這樣的邏輯正是我們一直苦心探求的共產主義文明的邏輯。

圖為革命紀念館門口和標志（2005年）

每個村落都有自己的歷史，那裏上演著錯綜複雜的宗族關係、階級關係、鄰里社區關係，以及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也上演著無數普通人瑣細卑微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那裏的人們對親歷的歷史有自己的解說和評價；然而在大歷史的舞臺上這些非正式的歷史都是隱而不現的，或者因為其零散混亂而根本沒有顯現的資格。地方史、村落史和普通人的歷史構成我們收集和研究口述史的主要內容，在進行這樣的田野工作和研究時會經常遇到來自外部和內心的疑問：這些歷史是真實可靠的嗎？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講述者的記憶、情緒、心境乃至人格的影響？它們又在多大程度上因為今天的現實而發生改變？

在驥村，一個土改時鬥地主的事件為村民們廣為講述，這個「故事」我們也不知聽過多少遍了。事情的大概過程是：1947年末驥村土改鬥爭地主的時候，毛主席正在這裏居住。與周邊許多村莊的做法一樣，為了逼地主交出金銀元寶，採取了吊打鬥爭的方式。當時有三個（另一種說法是四個）地主及地主婆姨被吊在柏樹上用麻繩蘸水抽打，有的還壓了石板。毛主席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予以制止，並在稍後的中央十二月會議上專門强調，「共產黨原則上要主張廢止肉刑」，因而實際上這種鬥地主的方式在驥村只持續了一天。村民們今天依然說「驥村的財主洪福大得惡（方言：非常大）了」，「財主沾了毛主席的光了」。當時毛主席是從照看小女兒李訥的保姆（另一說是警衛）那裏獲知吊打地主之事的，村民們對這一細節的講述極具場景性和生動性：「毛主席一天沒看見小女兒，後晌看見李訥就問，『李訥李訥你哪串去了？』（注意完全是用當地方言）李訥回答說『我看打人去了』。」毛主席就此知道了下面發生了甚麼並且及時採取了措施。

同樣是從村民的講述中得知，當時中共中央（稱為「亞洲部」，毛澤東代號李德勝）在驥村的寨子上居住，警衛班、警衛排、警衛連布局嚴密、各守其職，老百姓根本沒有可能接觸到核心人物，當然也沒有可能看到聽到他們的行動和言語。所以上述場景和對話可想而知是村民用事實加想像進行的創作，然而，誰能否認事件的真實性和村民對其真實的感知與理解呢？更何況，歷史都是建構的產物，白紙黑字的歷史、官方的、正式的歷史難道不同樣是人的創作？所不同的在於那是文字和話語的支配者、權勢者的創作。當地人和親歷者有權力和能力講述和評價屬於他們自己的歷史，也應該有他們自己的歷史觀，而不是僅僅被動地接受一種歷史的講述和被灌輸某種歷史觀。

那些被重構了的歷史和那些被占領的遺址一樣，等待著我們去發掘和發現。那些被告知歷史的人們，作為被教育、被治理的沉默的大多數的存在，在歷史的建構中消失了踪影，埋沒了聲音。口述史研究可以告訴我們，他們的經歷、他們的記憶、他們的講述和評價至少應該與官方的、正式的、文字的歷史有著同樣真實和重要的內涵與意義，而底層的歷史和底層史觀在宏大敘事中的淹沒和呈現，對於揭示共產主義文明的機制和邏輯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材料。

在寫了上篇小文一年之後，我又來到了驥村。秋日陽光下的梁梁峁峁散發著收穫的氣息。天空藍個瑩瑩嗟，蘋果紅個通通嗟，穀穗沉甸甸的，野花黃燦燦的，暖暖的山野空氣讓人沉醉。

去年所見的大興土木已經完工，新修建的毛主席轉戰陝北紀念館取代了馬氏的宗祠和學堂；先進的電腦控制的聲光電沙盤、投影儀和可升降屏幕、諸多示意圖和照片讓原先的宗祠和講堂變為展室，講述著革命的崢嶸歲月。

圖為老祠堂改建成的轉戰陝北紀念館（2006年）

圖為紀念館展室

圖為彭德懷、汪東興舊居（2006年）

與我們相熟的老館長已經退了，新來的工作人員都是縣上安排和支付工資的，我一個也不認識。在房東的引領下我們得以免費（門票20元）參觀了新落成的整個紀念館。參觀中的一件事讓我不禁莞爾卻又若有所思。

毛澤東「舊居」北側的院落是「中央十二月會議」的舊址，走進院子，映入眼簾的是重新布置過的會議室和當時中共各位領導居住過的窯洞，每個窯洞門上都專門標出×××舊居字樣。在彭德懷舊居和汪東興舊居門口我們停住了腳步，我向同行的工作人員詢問：「這裏原來不是六旦住的窯洞嗎？」答曰：「現在也是六旦住著哩。公家出十五萬買他的窯他不肯賣，要價三十萬呢。」六旦沒在家，門鎖著，從窗戶向裏望望，髒亂依舊；但為了紅色旅遊的需要，窯洞外面已粉刷一新，門上和其他「舊居」一樣掛著簇新的白布門簾，院子地面也光潔乾淨。

六旦何許人？居然「占據」著革命遺址的地方？此事說來話長：多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不適應的老人」（載《讀書》1998第6期），講述了村裏一位名叫世琦的老人的故事。那是一位生計艱難、愁苦而沮喪的老人，八十多歲的人了，要自己做飯吃，還要照看一個五十多歲卻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兒子，另一個已經成家立業的兒子也不怎麼管他。這樣一種生活景況的老人與依照其自身條件應享有的晚年似乎相當不符：世琦出生在一個富足的地主世家，屬當地主要姓氏宗族的「五老門」（宗族的五個分支）中的第二門；年少時衣食無缺，生計富裕。他本人中學畢業，還在當時的行署所在地上過二年半師範學校。解放前、後都長期任國家正式教師。其家庭因在老根據地土改時積極獻地之舉而被授予「開明紳士」之稱。他本人曾經在中共農村工作調查團進村調查時作為協助者幫助瞭解和評估土地的占有分布狀況，介紹地主集團內部的情況。後來他還被聘請參加了土改工作團，幫助政府瞭解地主財產轉移和被當地村民私拿等情況。這樣一位有著光榮的歷史和鄉村社區中少有文化教養的相當特殊的人物，其眼前的生活狀況卻是如此不如人意，這種反差使我們在第一次接觸時便以一種探尋其中社會文化內涵的興趣關注他那不平凡的生活經歷。1962年是世琦人生境遇的一大變故。由於當時國家的緊縮經濟政策，許多已經進入城鎮和正式單位的農村籍員工又按政策規定被精簡下放、回鄉務農。從教師崗位退職、回鄉是世琦生活道路上的重要轉折，從此他生命旅途中的下坡路就開始了。回家後的三十多年中他都不能重新適應和再度融入鄉土社會的文化環境，無法重拾「地方性知識」。他回家後從未真正參與當地的經濟活動與社會生活，他甚至不能用任何一種可能的謀生手段來養活自己；而在他的話語和性格中又相當多地保持了體制的特徵，以致和同一社區中的村民們不能相互認同，舉止言談經常格格不入。例如他把兒子的「沒論下婆姨」（方言：沒娶上媳婦）表達為「戀愛工作失敗」。他像是一個身在此地而心靈和思想都在另一世界中的人，從而出現我所概括的對自身所生長的文化土壤的「水土不服」。這位「不適應的老人」在對人生全面失敗的感受中走到生命的盡頭。

世琦的故事到了他的下一代六旦這裏有了意義不同的延續。

六旦乃世琦長子，十年前已年過五旬，至今仍是孤身一人過活。早年因「戀愛工作失敗」，頭腦有了毛病，不能勞動，其父去世後一直靠兄弟接濟生活。村裏人都認為：說他「憨著了」（智障），其實他可「精明」了，「一漫不憨」，就是怕動彈，不勞動。他的懶得動彈一望而知，居所內黑黢黢、亂糟糟的，衣服「一漫惡水的」（指骯髒）。今年見到的六旦，似乎比較乾淨了一些，一問方知因為他喜歡打麻將，而別人嫌他身上太髒不跟他耍，所以只好稍微拾掇一下。六旦的父親即我們訪談過的世琦老人前幾年去世，留給六旦的兩眼窯洞名正言順地是六旦的房產。

引人關注的是其他劃為革命遺址的窯洞、院落都已盡數歸公，唯有這六旦的窯洞買不下、遷不動。而他提出的三十萬要價顯然不合常理。原因何在？因為他不是正常健全的人？因為他的精神問題沒法跟他講道理？還是因為他原本一無所有沒甚麼能拿住他的？個中緣由無從猜測，只留下那一種獨特景觀——六旦住在彭德懷故居裏，住在「十二月會議」革命遺址的院子中。

聯想到京城裏如火如荼的拆遷大戰，聯想到遺址的占領和歷史的構建，六旦的故事是不是能勾起我們一些有關支配與反抗的思考呢？六旦是讀過書的人，其父是1962年精簡下放的國家正式教師；他本人文革前已經中學畢業而且據說成績優異。當年六旦算是回鄉知識青年，因為談戀愛遭遇挫折而被認為腦子出了問題。儘管村民都認為他「精明著了」，甚至「頭腦可利了」，但畢竟他戴著「憨著了」的帽子生活了幾十年，而且一直未娶。權力的進入唯在六旦這裏繞了個彎兒，成為作為主旋律的進行曲中的一個小小插曲。不知這應當歸於弱者的反抗還是應當看作智者的謀略呢，亦或六旦就是說服、教育甚至金錢、暴力都無能為力的一個對象？

（主要部分為〈關於歷史構建的思考〉，原載於《社會學家茶座》2005年第4期）

參考文獻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Bourdieu, Pierre.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Guha, Ranajit and Spivak, Gayatri C.,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Kleinman, Arthur, Veena Das, and Margaret Lock, eds., Social Suffer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Liu, Xin. The Otherness of Self: A Genealogy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opkin, Samuel L.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Rawski, Evelyn S., "The Ma Landlords of Yang-chia-kou in Late Ch'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Eds.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245-273.

Scott, James C.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Shostak, Marjorie.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Skocpol, Theda.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pivak, G. 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271-313.

Watson, Rubie, ed. Memory, History, and Opposition: Under State Socialism.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4.

Wolf, Eric R., Peasants. Engle 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66.

方慧容，〈「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資料收集計劃系列工作論文》No.1，1997。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雜文隨筆全編》，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

布迪厄、華康德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布羅代爾著，楊起譯，《資本主義的動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安東尼奧・葛蘭西著，曹雷雨、姜麗、張跣譯，《獄中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米爾斯著，張君政、劉鈐佑譯，《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6。

何江穗，〈「是」「非」之間：革命的大衆參與——驥村清算鬥爭的個案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01。

宋連生，《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汪東興，《汪東興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李猛，〈拯救誰的歷史〉，取自北大新青年中國學術城（http://xueshu.newyouth.beida-online.com），2001。

李煒光，〈暴風驟雨般的土地改革運動與戰時財政動員〉，取自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94，2004。

彼得・伯克著，姚明、周玉鵬等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保羅・利科著，王建華譯，《法國史學對史學理論的貢獻》，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

保羅・康納頓著，納日碧力戈譯，《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覃方明、渠東、張旅平譯，《過去的聲音》，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

查特吉，〈關注底層〉，《讀書》，2001年第8期，頁13-20。

郝在今，〈特殊戰線　傳奇人生〉，《共鳴》，1999年第9期，頁58-61。

埃利亞斯著，王佩莉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1998。

——，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二卷，北京：三聯書店，1999。

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著，許明龍、馬勝利譯，《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孫立平，〈從工廠透視社會〉，《中國書評》，總第3期（香港：1995），頁97-109。

——，〈實踐社會學與市場轉型過程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2第5期，頁83-96。

孫立平，〈探尋實踐中的邏輯與機制〉，《社會學家茶座》，總第14輯（濟南：2006），頁36-41。

涂爾幹著，渠東、汲哲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畢向陽，〈《世界的苦難》：它的緣起、觀點與方法〉，《轉型與發展》第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282-297。

秦暉，〈「自流」方為「真集體」〉，《經濟觀察報》，2009年2月16日，第43版。

秦暉、金雁，《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北京：語文出版社，2010。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郭于華，〈「弱者的武器」與「隱藏的文本」——研究農民反抗的底層視角〉，《讀書》，2002年第7期，頁11-18。

——，〈民間社會與儀式國家：一種權力實踐的解釋——陝北驥村的儀式與社會變遷研究〉，載郭于華主編，《儀式與社會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338-383。

——，〈作為歷史見證的「受苦人」的講述〉，《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1期，頁53-67。

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中國學術》，總第12輯（2002：4），頁130-157。

陳光興主編，《發現政治社會——現代性、國家暴力與後殖民民主》，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

陳光興，〈現代性、國家暴力、與後殖民民主：簡介Partha Chatterjee及其政治社會〉，取自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3216，2000。

馬克斯・韋伯著，于曉、陳維綱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三聯書店，1987。

高王凌，《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擬解地租率〉，《讀書》，2005年第11期，頁65-71。

——，〈土地改革——「改天換地」的社會變動〉，取自http://www.aisixiang.com/data/16705.html，2007年11月25日。

R. 麥克法誇爾、費正清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俞金堯、時和興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張鳴，〈動員結構與運動模式——華北地區土地改革運動的政治運作（1946-1949）〉，《21世紀》網絡版，總第15期（2003年6月號），取自http://www. cuhk. edu. hk/ics/21c/supplem/essay/0205048g.htm。

斯皮瓦克、懷南特著，呂卓紅譯，〈蓋婭特麗・斯皮瓦克談庶民政治〉，載劉健芝、許兆麟選編，《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頁233-254。

程秀英，《訴苦、認同與社會重構——對「憶苦思甜」的一項心態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1999。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張逸安譯，《黃河青山》，北京：三聯書店，2001。

黃宗智著，晉軍譯，〈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國外社會學》，1998：5-6，頁37-54。

詹姆斯・斯科特著，程立顯、劉建等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王曉毅譯，《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况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福柯著，李猛譯，王倪校，〈無名者的生活〉，《社會理論論壇》，總第6期（北京：1999），頁59-68。

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北京：三聯書店，2001。

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羅伯特・達恩頓著，呂健忠譯，《屠猫記：法國文化史鈎沉》，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人民日報》（1946-1997）（光盤版）

中共米脂縣委黨史研究室，《解放戰爭時期米脂縣土地改革運動》（油印稿），1990。

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米脂縣楊家溝調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米脂縣志編纂委員會，《米脂縣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

馬漢援等編，《扶風寨馬氏家族志》，私人印刷品，1997。

馬漢援、王秀眉編撰，《馬氏家族志》，私人印刷品，2003。

1997-2006年陝北驥村口述資料整理記錄，參與調查記錄整理的主要人員：郭于華，何江穗，姚映然，方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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