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下）

周傑榮 (Jeremy Brown)﹑畢克偉 (Paul G. Pickowicz) 編

姚昱 等譯

版權信息

書　　名：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下）

作　　者：周傑榮(Jeremy Brown)、畢克偉(Paul G.Pickowicz)編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01月13日

本書由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掌上遊科技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掌上遊科技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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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 頁

版權信息

紀念魏斐德我們的同事﹑導師和朋友

致 謝

三 適應環境變遷的文化

第九章 鰐魚鳥：1950年代初期的相聲

第十章 “第一堂課”：1950年代初期中國人類進化的教學

第十一章 像革命者一樣演戲：1949—1952年間的石揮、文華影業公司和私營電影制片廠

第十二章 創建“新中國第一所新式正規大學”：1949—1950年

四 家族策略

第十三章 葉氏兄弟在新中國

第十四章 接生的故事: 1950年代中國農村接生婆

第十五章 選擇共產黨中國的資本家:1948—1956上海的劉氏家族

撰稿人簡介

索 引

更多書籍

紀念魏斐德

我們的同事﹑導師和朋友

致謝

對我們這些在北美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來說，讓廣大中國讀者看到我們的研究成果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本書中文版的誕生得益於楊奎松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指導。我們對楊奎松教授、韓鋼教授、以及華東師範大學當代中國史研究班的全體師生的支持和幫助，表示誠摯的謝意。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對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支持是值得我們敬佩的。我們與中文大學出版社合作的整個過程非常愉快和順利。為此，我們要特別感謝甘琦社長、吳永熹編輯以及林穎編輯。我們還要對姚昱等人細緻的翻譯工作，林一蘋細心的譯校工作和劉憲閣仔細的校對工作表示感謝。此外，我們要感謝西蒙弗雷澤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s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Fund）對翻譯和校對費用的財政支持。

本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初期歲月：重新回顧1949—1953年的轉變時期”這一學術會議的產物。該次會議於2004年6月20—30日在加州大學聖達戈分校召開。我們要感謝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下列機構對此次會議所提供的財政支援：負責學術事務的資深副校長辦公室，人文科學中心，徐氏中國研究基金，中國研究專案，東亞研究委員會與歷史系。

除了本論文集的作者們之外，還有一些傑出的學者們參加了這次會議。我們要感謝洪堡州立大學（Humboldt State University）的羅伯特・克裡沃（Robert Cliver）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徐蘭君，他們不僅與我們分享了他們的研究發現，在會上還扮演了極具洞見的討論者的角色。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幾位博士研究生在會議期間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支援。莫捷明（Jeremy Murray）是會議的記錄員，何必（Brent Haas）、黃愛倫（Ellen Huang），何大鵬 (Dahpon David Ho)，蔣邁（Matthew Johnson），張珺（Elya J.Zhang），鄭小威（Xiaowei Zheng）對會議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後勤支援。加州大學中國研究專案的兩位職員貝蒂・岡德森（Betty Gunderson）與朱麗亞・關（Julia Kwan）對會議的排程、資訊交流與文稿準備也貢獻良多。

我們也希望感謝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凱薩琳・麥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為此書英文版所做的出色的工作，以及蘇珊・巴傑（Susan Badger）這位能力出眾的責任編輯的工作。我們還特別感謝哈佛大學出版社邀請的匿名評審人為本書提出的諸多有用的評價與建議。

我們的老同事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啟迪了許多人。他為人熱情慷慨，是本次會議的主導者之一，魏斐德的文章也為本書其他部分確定了基調。由於這些原因以及其他許多原因，我們將《勝利的困境》敬獻給魏斐德，這位偉大的學者與令人尊敬的朋友。

三

適應環境變遷的文化

(The Culture of Accommodation)

第九章

鰐魚鳥：1950年代初期的相聲

林培瑞（Perry Link）

後見之明並不總是可信。我們常說自己“受益”於後見之明；事實也的確如此。但也許人們更容易看到的只是後見之明帶來的好處，而不是可能付出的代價。對於嚴肅的歷史學家來說，後見之明的代價之一就是我們後來所知道的事實必然會影響到我們對過去某個時期的印象。為此我們必須提醒自己：在過去的任何歷史時期，當事人彼時對後來發生了什麼是完全一無所知的。如果真想體會過去那些人在當時所面臨的真實狀況並打算“進入”其感覺和看法，我們必須嘗試一種高超的想像：我們必須從記憶中清除掉某些顯著、重要的後發事實。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設法從腦海中抹去自己因為知道後發事實而產生的所有聯想和暗示，不管這種聯想和暗示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要做到這一點殊為不易。確實，我認為必須承認這一點：我們是不可能臻至完美地解決這一問題的，充其量只能努力將後見之明的影響最小化。

如果事情後來演變成巨大的災難，這種後見之明的問題會變得尤為棘手。例如1945年8月6日早晨，在遭到原子彈轟炸前的十分鐘，一個廣島市民的感覺是怎樣的呢？大江健三郎、約翰・赫西（John Hersey）和其他一些人都曾努力去想像那個時刻，試圖無畏地再現那一刻的平凡，但這些嘗試最終都失敗了。人們如何想像才可能免於失敗呢？是的，人們可以重構某天早晨刷牙時的畫面：洗臉槽、鏡子、牙刷和一杯水。我們能在腦海中“看到”這些東西。但在重構廣島那天早晨的情形時，無論我們怎樣努力嘗試，都無法抹掉另外一個因素——那是一種可怕的預感、一種焦灼的意識，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腦海中構想的畫面即將被炸毀。如此看來，畫面中的洗臉槽與鏡子似乎就已經暗含了這種預感。然而，對於當時經歷過此事的那些人來說，他們根本就沒有這種預感。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把這種預感當作內在於鏡子的一部分去體會是不準確的。

1945年，原子彈在廣島爆炸前後對比圖

中國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並不如廣島的原子彈轟炸那樣突然——當然它們之間還有其他許多不同，但歷史學家在想像這些事件當時的真實狀況時面臨著基本類似的挑戰。要瞭解1950年代初期中國的作家與演員們，我們必須努力想像他們在對未來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到底有著怎樣的看法。當時許多作家和演員（當然不是全部）對共產主義事業滿腔熱情。他們目睹並感受到了中國的新黎明；他們希望幫助建設共產主義事業，也樂意為找到最好的幫助方法而出謀劃策；他們心懷善意，並認為其他人也是如此；他們對可能的前景充滿樂觀；他們根本沒想到自己將遭到迎面痛擊。

本章著眼于相聲演員和相聲作家。相聲是一門頗受大眾歡迎的表演藝術，其字面意思是“面‘相’與‘聲’音”（face and voice），經常被誤譯為“交叉談話”（crosstalk）。[1]也許最好將這個詞簡單地譯為“喜劇演員的劇碼”。相聲大致類似於美國的雜耍表演。其慣用手段是幽默，尤其是諷刺，但也包含了演唱、摹聲和其他口頭滑稽表演。相聲在中國已有數百年的傳統，但由於它基本上是一門師徒相傳、沒有文字記錄的口頭藝術，因此人們對中共執政前的相聲史瞭解不多。1930和1940年代時相聲演員主要在集市上表演，並在觀眾中傳遞一隻碗來收集賞錢。從1950年代開始，相聲走進劇院並出現在電臺與電視的廣播節目中。這雖然使相聲的觀眾數量有了極大增長，但相聲演員與觀眾進行現場交流的機會卻受到了很大限制。

相聲一般由兩個喜劇演員表演，分別是“逗哏的”與“捧哏的”（當然也有單口相聲、三口相聲、四口相聲或五口相聲，但不太常見）。著名漫畫家方成的一幅素描很好地描繪了逗哏的和捧哏的之間的基本關係（見插圖）。圖中左側的人物是逗哏的，他顯然正在向捧哏的胡說八道，捧哏的的任務則是為觀眾的常識代言。這幅素描利用眼睛和嘴巴的平直線條成功地捕捉了捧哏的表情：在縱容逗哏的胡扯的同時，也夾雜著對其一派胡言的懷疑。

插圖說明

兩個相聲喜劇演員：逗哏的（喜劇演員，左側）向捧哏的（喜劇演員的配角，右側）胡說八道。方成畫，見薛寶琨：《中國的相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6頁。

傳統上所有相聲段子都是事先定好的，表演者靠死記硬背來熟悉這些段子。就像聽戲曲那樣，觀眾們並不要求藝術創新，只希望聽到著名段子被盡可能好地表演出來。只有經驗豐富的表演者才敢做些即興改動，但也只是偶爾為之。近數十年相聲藝術的側重點逐步從死記硬背的表演轉向新作品的創作。觀眾們現在喜歡聽新的諷刺作品甚於舊的心頭好。我已有其他論文討論相聲的歷史與結構，此處不再贅言。[2]

相聲的特點是輕快活潑，這一點使得1950年代相聲演員們的命運或許比其他領域的作者和藝術家們顯得更加悲慘：他們本來想要幫助革命，但隨後卻被打倒。不像中國的歷史、詩歌和小說寫作者，後者已經習慣了社會對其作品賦予的各種道德承載，也繼承了“以天下為己任”和“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理念。就在剛建國後不久，毛澤東又借用史達林的說法，要求他們成為“靈魂的工程師”。相聲演員們並不熟悉這些沉悶乏味的宏大詞語。但是相聲這種嘻笑怒駡的藝術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高度，還是令他們在震驚之餘頗感興奮。相聲演員接受了這種想法：通過揭示新社會存在的一些缺點，他們在作品中表達的諷刺可以幫助淨化新社會。這何嘗不可呢？

相聲演員的自我認識在好幾個方面和有著“鱷魚鳥”（Pluvianus aegyptius）之稱的非洲千鳥類似。鱷魚鳥以鱷魚身上的寄生蟲為食，據稱有時甚至會冒險飛進鱷魚張開的嘴裡在其牙縫間覓食。對鱷魚而言，它們（至少據說是如此）張開嘴是因為與鱷魚鳥之間存在著共生關係。但是鱷魚的上顎會有多經常落到鱷魚鳥身上呢？這個問題不在本研究範圍之內。不過在鱷魚即將合上嘴的倒計時刻，鱷魚鳥有什麼感覺和打算？這為本章接下來準備研究的內容提供了一個極好的隱喻。我將試著暫時擱置現已為我們所熟知的1956年以後中國發生的各種事情，並嘗試重構1950年至1955年相聲界對新社會的設想和展望。

一、遺產

在1940年代，相聲表演是在集市城鎮裡的空曠地方或者諸如北京天橋那樣的城市娛樂場所進行的。天津和瀋陽也是相聲的主要中心，但是這門藝術當時還未傳播到中國的其他地方。相聲演員身穿大褂，用摺扇給自己扇風，或者——摺扇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用途——猛地合攏扇子當作小棍子假裝敲打另一位表演者。相聲演員開場時先用石灰粉在地上寫下將要表演的節目表，然後再用唱腔或講一小段滑稽的段子（稱之為“墊話”）來吸引觀眾。一旦被吸引過來，觀眾就不得不從道義上考慮表演結束後要在演員的碗裡放多少銅板的問題。徒弟要學相聲，就要和師父住在一起並服侍師父的日常生活（諸如端茶、洗腳等），同時還要巨細無遺地記憶與模仿師父的表演。師徒之間的傳承形成了“派”。各個流派彼此競爭，甚至會出現對立。

如果可以使用一個不屬於那個年代的詞來形容，傳統的相聲段子在內容上往往是不太“政治正確的”。鄉巴佬是相聲最喜歡諷刺的對象之一：滿身大蒜味，口音滑稽可笑，進城後茫然無助，不知所措。瘸子、啞巴和傻子也是被取笑的物件。在表演這些人時，逗哏的在言行中流露出來的那種瘋狂錯亂的邏輯和亞奇・邦克（Archie Bunker）[*-1]的胡言亂語類似，自有一套不合乎其他任何人邏輯規則的大道理（如果陷入明顯的自我矛盾，逗哏的會靠這樣的言辭逃脫出來：“你覺得奇怪？⋯⋯對！連我都覺得奇怪”。）[3]

當時還有許多色情段子，即所謂的“葷段子”，以區別於回避性問題的“素段子”。葷段子一度非常普遍，但表演時不歡迎女人和兒童。據目擊者說，如果葷段子在進行公開表演時碰巧有婦女走過來，相聲演員就會停下來並向她鞠躬，然後一言不發地等她離開。[4]但是這一針對女人的禁忌也有例外的時候：葷段子經常由女演員來表演。這一點很有趣，因為在多數場合，相聲在不少時候只由男性來表演。但在對口相聲的葷段子裡女性經常出任其中的一個表演者，可能是兩性間的尖銳對比更容易突出葷段子裡的色情成份。

按照現今的標準，葷段子實際上頗為平淡。葷段子在描寫性的時候非常迂回巧妙，有時也非常好笑。有個名為《雀兒不叫》的葷段子就是利用了“雀兒”這個雙關語——“雀兒”同時也是男性生殖器的代稱。[5]觀眾知道這一點，逗哏的也知道。但是由女性出演的捧哏的則認為“雀兒”就只是“雀兒”。她想知道逗哏的的“雀兒”是什麼樣的。

“是全毛兒雀兒嗎？”

“唔⋯⋯不是。通身光出溜啊，靠尾根子下呀，有一撮毛。”

“您這是扁毛嗎？”

“唔⋯⋯是圓毛。”

“圓毛？這可新鮮！眼睛呢？鴿子眼還是鳳子眼？”

“唔⋯⋯一隻眼，在上頭⋯⋯。”

在中國北方，人們有遛鳥的習慣，到茶館喝茶時，就把鳥籠掛在牆上或椽子上。捧哏的女演員想知道逗哏的是否也這樣安置他的鳥：

“掛起來？不行啊！”

“怎麼呢？”

“暈高兒啊。”

“嗨！雀兒不暈高啊！”

“不，我暈高啊！”

“幹你什麼事啊？”

“我的雀兒呢！”

“喝，您掛上，您下來！”

“掛上就下不來了！”

這段對話巧妙地展示了相聲的另外一個幽默特點。這在素段子中也十分常見——換著花樣地講一個笑話，以此來營造一種氣氛。第一輪提到要把一個男人的生殖器掛在茶館的椽子上也許已經夠好笑了，但相聲藝術常常要將一個“包袱”反復“逗”好幾次，來展開這個笑話的含義（把雀兒掛起來會讓人“暈高”、“下不來”）。反復講一個笑話會產生一種累積效應，或者說一種氛圍，對娛樂效果的放大是任何單句的奇言妙語都無法媲美的。

已出版的研究1949年以前相聲活動的著作，一般都十分枯燥乏味。[6]有些論著對早至《左傳》這樣的文本中出現的隱晦記載就提供了猜測性的評論。另一些作品考察了最近兩個世紀左右相聲的口述傳統，但只是比較枯燥地記錄了相聲的各個流派與群體。還沒有任何著作能捕捉到相聲這門藝術的生命內涵並對其進行到位的描述。抓住相聲的藝術生命內涵恰恰是相聲界在1950年所面臨的任務，當時新成立的中共政府正要求相聲界施以援手。為此，相聲界必須篩去附著在相聲“生命”與“藝術”中的各種“政治不正確”的糟粕。

二、改革的努力

老舍這位因《駱駝祥子》和其他文學作品而馳名中外的傑出作家，一直以來癡迷於中國的曲藝。為了適應現代的需要，早在抗日戰爭時期老舍就已經嘗試對這些藝術進行“改革”，親自寫了幾個激勵民眾反抗日本侵略的相聲段子。[7]1946年，在美國國務院的一個項目的資助下，老舍前往美國。1949年中國共產黨勝利時，他正在訪問美國的西海岸地區。老舍決定回到祖國做出自己的貢獻。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中國現代著名小說家、文學家、戲劇家、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文革期間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含冤自沈于北京太平湖

在獲悉老舍於1949年12月回到北京後，一天晚上侯寶林、侯一塵、於世德與北京的其他相聲演員直接“拜訪”了老舍。據於世德回憶，老舍對相聲的前途非常熱心。[8]據說老舍曾表示：“改嘛！”他還自願親自改寫一些傳統的相聲段子，以此來為改革開個頭。

第二天《人民日報》就刊登了《相聲藝人訪老舍》這條新聞。在中共核心報紙上刊登的這篇報導，不但較大地提高了相聲的聲譽，而且表明了新政府肯定是在背後支持相聲演員們拜訪老舍的，否則這一消息不會如此迅速地見報。雖然不能證實，不過這似乎很可能是出自毛澤東的推動。毛是個相聲迷，1950年代初曾定期邀請侯寶林到他在中南海的住所進行私人表演。1982年侯寶林寫了一篇文章回憶演出的一些細節，其中提到是毛澤東推動了“相聲改進小組”的成立。[9]這個“小組”後來發揮了重大作用。

1950年1月19日，“小組”在北京前門正式建立，就在天橋娛樂區的北邊。小組成員除了有老舍和幾個相聲演員帶頭人之外，還有語言學家羅常培、呂淑湘與文學家吳曉鈴等著名學者。老舍和吳曉鈴在“小組”中以不同的方式起了特別積極的作用。於世德回憶到，這些著名學者和作家願意屈尊到下里巴人的水準，令相聲演員們十分高興與振奮。[10]在此之前，一些相聲演員顯然擔心相聲這一表演藝術會被革命後的政權剷除，實際上不少人正在考慮改行。但是如今政府決定尊稱他們為“文藝工作者”。

老舍注意到，以他的聲望來支援相聲有個缺點：相聲演員顯然出於敬畏而不願批評他親自寫的一些相聲。另一方面，老舍和其他人又發現，學者和作家的聲望也帶來了一個好處，那就是能夠把相聲演員們吸引到一起。[11]在中共新政權的支持下，著名作家和學者對相聲界給予了熱情而一致的關注，相聲演員之間的門戶之爭與互相妒忌因而逐步緩和下來。

“小組”正式存在了兩年，此後兩個更大的團體，“北京市曲藝工作團”和“相聲大會”，代替了它的任務。[12]相聲的改進工作始於1950年。當時“小組”草擬了一份雄心勃勃的任務一覽表：首先，為了提升相聲的地位和重要性，組織研究和學習相聲史；其次，將相聲從一門地方性、區域性藝術的改造為全國性、民族性的藝術；第三，擴大相聲表演的地域範圍不僅有利於傳播革命新思想，還可以幫助各地的方言使用者掌握如今叫做“普通話”的北方官話（最後這條目標包含一個有意思的例外：“小組”也贊成使用非普通話的方言創作相聲，甚至藏語、蒙古語這些少數民族語言。這說明傳播社會和政治理想的目標高於推廣普通話的目標）。“小組”甚至還承擔了成立“識字班”的任務。對參加這種活動的相聲演員而言這一任務或許有些不尋常，因為直至彼時相聲仍然是一種純粹的口頭表演藝術。但是這件事也再次說明了“小組”是何等深刻地接受了新政府比較廣闊的社會目標。

相比之下上述這些任務都是次要的，“小組”的主要任務是要創作內容適合新社會的相聲。這項工作相應分為兩部分：審編舊段子和創作新段子。通過重寫《賈博士》與《維生素》這兩個段子，老舍開始了審編舊段子的工作。這兩個段子裡有許多“貫口”。所謂“貫口”是一種像機關槍似的連續快速的講話技巧，會讓人聯想到美國中西部一兩代之前的拍賣商。對“貫口”進行“改造”相對比較容易，因為從演員口裡噴湧而出的是什麼詞語並不重要，只要數量大就可以。比如在《賈博士》裡，老舍把中共認可的六十六部文學作品名稱串成一個長句——這就成了一段政治上正確、具有“教育價值”的“貫口”，只等相聲演員的如簧巧舌把它傳送出來。

老舍也開始寫作新段子，但並不熱情且有些勉強，因為他認為這項工作由相聲演員擔任更適合。老舍後來寫到，作家固然會有一些好想法，但最好的相聲作品只能出自相聲演員，[13]因為他們與觀眾接觸更緊密。傳統上一個相聲段子會通過演員之間的流傳不斷得到改進而日臻完美，因為每個演員都要把這個段子放到現場觀眾面前接受檢驗。[14]根據達爾文式的進化邏輯，只有不斷進行調整適應並堅持改良的作品才能得到持久的生存。

“小組”很清楚這套準則，建立了精細的相聲創作工序。作者寫出相聲段子後，“小組”進行評審並提出修改意見，然後在觀眾面前表演這個段子，同時經驗豐富的相聲演員在後臺密切觀察表演情況並作記錄，觀眾也會被邀請發表意見。當時的一些逸事表明，1950年代初“政治正確性”的要求並不只是出於中共的推動，相聲演員有時也會感到來自“舞臺下面”的壓力，觀眾要求表演內容更具有社會健康意義。于世德透露，相聲演員偶爾口出粗言時會遭到觀眾的奚落。[15]無論如何，相聲段子只有根據現場觀眾的檢驗進行修改之後才能公開發表。在成立後的頭十個月裡，“小組”共發表了三十二個新創作的或經過充分修改的段子。[16]

這些段子在篇幅長度、藝術水準和資訊的繁複程度方面參差不齊，但是所有作品都洋溢著熱情的理想主義，這一點在當時創作的快板書、京韻大鼓和其他“曲藝”中也很普遍。翻看1950年代初出版的新官方曲藝雜誌《說說唱唱》，好像每頁都會蹦出“但願中國日益好！”這種話。

1950年秋中共發動了抗美援朝運動，“小組”立刻投入到這一任務中。1951年3月中國派出一個相聲演員代表團前往朝鮮慰問中國軍隊。我猜測——但不能證實——中國的這一慰問行動部分程度上是對數月前美國派喜劇演員鮑勃・霍普（Bob Hope）慰問駐韓美軍的回應。[17]極受歡迎的天津派相聲演員“小蘑菇”常寶堃在這次慰問中喪生，這一可怕的事實反而進一步推動了相聲界投身於“抗美”運動。1951年6月，相聲演員走遍中國大江南北，四處宣傳抗美援朝。這是相聲真正成為全國性藝術的第一步。相聲段子被譯成各地方言和各少數民族語言，並在電臺中得到了廣播。

1950年夏末，這次運動的三個標誌性相聲段子在小組的主持下很快被創作出來。這三個段子分別是描述美國士兵懦弱無能的《紙老虎》、刻畫美國貧富差距的《如此美國》和歌頌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國際鬥爭的《擁護和平》。[18]作為相聲改造的實驗品，這些段子品質極差，如果沒有抗美援朝運動的推動，這些作品根本不會有任何地位。段子裡插入了完全沒有幽默感的政治口號，例如從外表“滑稽”的逗哏的嘴裡會突然冒出來這樣的話：“蘇聯很早以前就把原子能應用於工業了！”[19]有一個貫口甚至將全世界所有常備軍的番號從頭到尾數了一遍。[20]似乎是為了減輕政治說教的意味，段子裡還會出現一些粗鄙的髒話：駐紮在朝鮮的美國士兵給女朋友寫信強烈要求寄衛生紙，因為他們“一聽到人民軍來了，屎拉在褲兜子裡啦！”[21]這些段子最有意思的缺點在於，它們對美國的諸多刻畫在中國聽眾聽來亦褒亦貶。美國的摩天大樓有多高？某人坐了三個小時的電梯還沒有到頂樓！（哇！令人難忘！）但是，我們隨後知道這只是因為電梯工人在罷工。[22]這個笑話引人發笑，但也讓觀眾們牢牢記住了美國摩天大樓高得令人難以想像。相聲中類似這種具有歧義的言辭本來是想批判美國，但實際上卻強調了美國的軍力強盛、科技發達和生活富足。看起來相聲演員並非故意要讓這些訊息具有雙重效果，很可能這些段子是在倉促之間完成的，創作者還沒來得及仔細考慮觀眾可能產生的複雜反應。

最好的“抗美援朝”作品出自老舍之手。他在美國的經歷為創作提供了第一手素材。老舍認為，相聲的本質是“不老實”，因此這種藝術性質特別適合用來諷刺美國：相比於其他藝術形式，相聲在顛倒事實方面更勝一籌。[23]不清楚這是否是指相聲（1）能夠扭轉中國人民當時對美國仍然殘存的正面印象；或（2）可以展示美國政府顛倒黑白的意圖。老舍可能兩個方面的意思都有。下面讓我們各舉一例。

在一個名為《對對聯》的段子中，逗哏的是一位到美國旅遊的、熱衷於批評資本主義的對聯名家。[24]他一到美國就寫了一副對聯（甲為逗哏的，乙為捧哏的，下同）：

甲：上聯我寫：“我投機、我發財、我享福、我命好、我活著死樂！”

乙：怎麼盡是“我”字？

甲：下聯就盡是“你”字啦！

乙：怎麼寫的？

甲：下聯寫：“你老實、你受窮、你挨餓、你倒楣、你死了活該！”

乙：（假裝誤解“你”是指他自己）你死了才活該呢！

甲：這是美國的社會的貧富不均情形，不是說你。

逗哏的接連去了舞廳、醫院、徵兵局、最高法院、聯邦調查局、好萊塢等地。每到一處他都寫一幅諷刺性的對聯，同時機智地逃避警察的捕捉。這個段子要比《紙老虎》和《如此美國》更能成功“扭轉”人們對美國的正面印象。

有個段子展示了相聲“不老實”的第二個用處——揭露美國政府顛倒黑白的花言巧語。這個“墊話”段子叫《訪問杜勒斯》：[25]

甲：國務卿先生，請問蘇聯為什麼屢次裁軍？

乙：因為蘇聯的軍隊越裁越多，越可怕！

甲：國務卿先生，美國也預備裁軍嗎？

乙：不，我們擴軍！

甲：請問，為什麼呢？

乙：美國軍隊越擴越少，越和平！

甲：原諒我，我有點不明白：為什麼蘇聯軍隊越裁越多，美國軍隊越擴越少呢？

乙：有時候數目越加越少，越減越多！

這裡語言的流暢與內容的荒謬所形成的反差正是傳統相聲的一種標準技巧。杜勒斯先生臺詞中的節奏、排比和自信都含蓄地宣告了一種“合理性”，同時他的荒唐邏輯又削弱了這種“合理性”，其中的反差頗為有趣。

老舍期望相聲演員們能夠創作出最好的新段子，但資料顯示終究是職業作家們表現更好。新作品中最差的段子都是由相聲演員創作的，像上面提到的幾個“抗美援朝”的段子。相聲演員侯寶林創作的幾段相聲雖然長於技巧，但在改進內容方面卻不在行。例如，名為《妙手成患》的段子講了一位外科醫生的故事，這位醫生工作的醫院認為歡笑有助康復因而專門設立了一個相聲科，但這位醫生總是在縫合患者傷口時將手術器具落在患者體內。[26]

將藝術性與思想性結合得最好的，是熱愛相聲卻不從事表演的三位作家。其中一位是老舍，他在1950年代初新編、改寫了三十多段子。[27]老舍在節奏、措辭和對話的鮮活性方面具有無與倫比的敏感性。唯一的瑕疵是喜歡在作品中過多使用“我們都愛蘇聯！”、“史達林的偉大照遍了大地”這類政治短語[28]（我認為與其說這是老舍才能上的缺陷，不如說反映了他誠心誠意地想要幫助共產黨）。另一位十分成功的相聲作家是何遲，其背景與老舍截然不同。老舍懂英語，年少時就讀於基督教主日學校，並在英格蘭和美國生活過，他必須向中國共產黨證明自己的忠誠。而何遲是一位參加過晉察冀、陝甘寧邊區遊擊鬥爭的老共產黨員與老戰士，並沒有老舍那樣的負擔。從一開始他就站在革命的一方。和每個普通人一樣，何遲有資格說新社會是屬於“他的”；批評新社會也應該屬於他的權利。[29]何遲天生就有種一本正經的幽默感。他創作的《買猴》、《開會迷》等段子屬於1950年代初期最成功也最有爭議性的社會政治諷刺作品之列。第三位值得注意的相聲作家是工人出身的王國祥，他創作的《飛油壺》和其他幾個段子都展示了真正的藝術才華。“小組”成員、文學家吳曉鈴在1955年寫了一篇文章，特別指出王國祥的作品恰到好處地體現了新思想和正宗相聲技巧的完美結合。[30]下面我們將進一步考察何遲、王國祥和其他相聲作家當時所面臨的問題，然後再討論這兩位元作家的作品。

三、改革的問題

195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關於相聲改進工作的指導方針是由新政府的文化部完成的。這些指導方針也許能為相聲作家與演員提供精神支援，但在相聲的實踐工作中並沒有多大用處。指導方針要求新作品消除“野蠻、恐怖、淫穢、奴化、庸俗⋯⋯以及不愛國”的事物，而代之以“健康、進步與優美的元素”。[31]指導方針原則上沒有問題，但並不能起到指導實踐的作用。相聲作家只能自己猜想在實際上應該如何行動。

圖爲上世紀50年代陶醉在相聲中的觀衆

相聲中最容易進行改造的部分是摹聲、貫口等口頭雜技，其中詞語含義重要性不大，因此可以輕易替換片語。但是這些簡單的替換只是相聲的次要部分，並未觸及相聲藝術的核心。即使詞語的替換很成功，也無助于發揚進步的思想。羅列一串社會主義陣營兄弟國家的名稱雖然聽起來有趣、也確實能使人捧腹，但卻難以讓聽眾更深入地瞭解社會主義原則。

要讓觀眾深入瞭解社會主義的原則，相聲的意義就至關重要。必須設法傳達新思想。中共的指導方針認為“歌頌”新社會是關鍵。這一方針雖然得到了相聲作者和演員的普遍認可，卻令相聲界在此後幾年裡陷入了棘手的困境。

問題在於相聲的本質是諷刺。逗哏的在舞臺上的定位就是一個自我嘲諷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以諷刺性為本質的藝術怎樣才能對事物進行“歌頌”？如何“歌頌”才能讓觀眾發笑？這是相聲演員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技術挑戰。

在相聲中加入“歌頌”的一些最初嘗試都以失敗告終，諷刺總是像一位不受歡迎的客人似地偷偷溜回到相聲裡。老舍講了一個有關朝鮮戰爭的段子（作者不詳）：一個人“穿上軍衣，戴上鋼盔，防毒面具，拿起手提機關槍，大槍，戴上盒子炮，刺刀，拉著過山炮”。[32]有人問他：

“你幹嗎哪？”

“我給軍隊搬家哪！”

“你就上了陣？”

“沒有。”

“怎麼？”

“我嚇得忘了穿褲子。”

這個笑話（它本身還有其他缺陷，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雖然表面上是要“歌頌”朝鮮戰爭的勝利成果，卻恰恰諷刺了它本來想要歌頌的東西。席香遠創作了一個講述建設康藏公路的段子《西行漫記》。[33]這個段子本應歌頌漢藏同胞之間建立的親情紐帶，但它的玩笑卻是建立在對藏族人的輕視和貶低之上的。藏族人的語言聽起來很奇怪，他們為漢族人洗車，卻無知地將汽車稱為犛牛。[34]而另一個段子本來打算勸阻偷竊糧食的行為，結果卻引起了觀眾對小偷的同情，小偷聰明的手段也贏得了人們的欽佩。[35]有一個段子表面上鼓勵男女平等，但是仔細一讀卻是在諷刺有進取心的婦女：[36]

甲：舊社會婦女受壓迫，新社會婦女管男人。

乙：是的⋯⋯（之後認識到了問題）嗯？應該說呀，新社會婦女翻了身，男女都一樣。

甲：一樣？不能吧。

乙：你有什麼證據呀？

甲：你拿我們生產隊來說：隊長是女的，副隊長是女的，機耕員是女的，民兵指導員還是女的⋯⋯

乙：哦，全是女的？

甲：只有會計是男的，可是這會計不爭氣呀。

乙：怎麼著？

甲：搞了個對象還是女的！

逗哏的在這裡本應是很荒謬的。他的整個觀點都是“錯誤”的。然而觀眾很有可能不是嘲笑逗哏的，而是跟著他一起發笑。諷刺的出發點本是要人們對一些根深蒂固的事情產生懷疑，卻恰恰可能對其針砭物件進行了支援。要求相聲演員們只能用可以引發“正確”歡笑的方式進行表演實在是強人所難。

如果說人們可能對相聲段子的歌頌物件報以嘲笑，他們也可能在段子中對本來要貶低的東西間接產生好印象。例如，針對老舍的相聲段子《對對聯》（一部諷刺美國的制度的作品，見上文），一位中共理論家寫到：“相聲主要給廣大群眾聽，不見得每個人都很瞭解美帝的本質和內部矛盾，光用諷刺語氣，提到‘民主’、‘言論自由’、‘合法程式’、‘科學文明’、‘兵源充足’、‘精兵百萬’這一連串反話，在思想上會引起一定程度的混亂。”[37]簡而言之，“相聲怎樣歌頌”的問題被歸結為這樣一個問題：“如何控制這種不可靠的藝術？”

1951至1955年間，相聲界為解答這個問題作出了一系列嘗試。一些演員在正式對白開始之前的“墊話”部分保留了真正的諷刺。這些墊話不用預先批准，因此更加靈活。一個名叫張毅民（音譯）的說書人在墊話中告誡聽眾不要購買國債。他開玩笑說，“國債”中的“國”字看起來就像一張哭喪著的臉。他進而告訴聽眾，如果誰買了國債，誰看起來就會變成那樣。也許不止因為這一個原因，張毅民最終被送往勞改營。[38]

另一種叫作“外插花”的技巧在好些方面很有用。借助于“外插花”，演員能夠把笑話穿插到本來基本上是政治獨白的段子中，或者反過來，他們也可以把政治觀點穿插到與主題毫不相關的段子中。較早運用這種做法的一個例子是基於傳統段子《大改行》的修訂本。《大改行》在1949年以前很受歡迎。它講的是因為避諱一位皇帝的去世，清朝的京劇演員被迫停止表演三年；為了謀生，他們成為走街串巷的小攤販，還用京劇的唱腔吆喝買賣。1950年代初有人打算在電臺裡表演這個段子，並準備不時插入“看看這萬惡的舊社會！”這類臺詞。[39]然而這種機械的插入過於生硬，並沒有把政治訊息有機地融入到相聲段子中。

趙佩茹和常寶堃的《新燈謎》則較好地實現了藝術與政治的融合。在這個段子裡，“新社會”的內容被穿插到傳統的文字遊戲中。兩個相聲演員玩一個遊戲，逗哏的想方設法讓捧哏的說出“好”這個詞，而捧哏的則極力避免說這個詞。

甲：你好啊？

乙：還那樣。

甲：您家裡好？

乙：看您問誰啦。

捧哏的很機靈。然後談論的主題轉向了政治：

甲：現在參軍最為⋯⋯

乙：光榮。

甲：人民解放軍的紀律可⋯⋯

乙：嚴。

甲：紀律嚴仗可就打得⋯⋯

乙：勇敢。

甲：老百姓都說解放軍⋯⋯

乙：可愛。[40]

趙佩茹與常寶堃的這種方法也有缺點。整個段子雖然聽起來活潑自然，但對新社會僅僅進行了膚淺的分析。政治資訊與相聲藝術之間的融合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

但是早期嘗試進一步深入的段子常常淪為無聊的說教。《西行漫記》這個段子講的是康藏公路的故事，其開場倒是輕快活潑，但隨後就變成下面這樣：[41]

甲：告訴您，康藏公路是1954年12月25日通的車。康藏公路這一通車，那對我們偉大的祖國經濟建設、民族團結上，都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對於西藏的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也有很大的發展。我們一個文藝工作者，要不身臨其境、體驗生活，那你怎麼能夠把這麼一個偉大的工程，介紹給全國廣大群眾啊？

乙：對了。哎，還有什麼好處啊？

甲：好處可多了。康藏公路是修築在世界屋脊、康藏高原上頭，全長就有2,255公里，由打1950年起，就這幾年來，我們解放軍築路部隊，跟民工們，都發揮了高度愛國主義與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他們是在日以繼夜的、在零下三十度的嚴寒裡，跟大自然做頑強的搏鬥，戰勝了冰山、流沙、雪山、草地和原始森林。他們建設了230多座橋跨越懸崖激流，在岩石上打了2,860多個涵洞，移走了2,900多萬立方的土石。沿著康藏公路走一趟，這是一個很好的政治學習呀！

對細節的一味鋪陳和過度的一本正經一樣，也會使相聲失去生命力。1950年，新政府開始鎮壓其未能控制、繼而產生擔憂的土生宗教“一貫道”。當時侯寶林與孫玉奎創作了一個段子來揭露一貫道的“迷信活動”是如何毒害人們的生活的。其中包括這樣一個例子：有個女兒割下了自己的肉來給她生病的母親吃。[42]這樣的故事很難成為相聲的素材。簡而言之，“外插花”自有其局限：“花”如果太小，看起來就只是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但如果太大，又會產生反作用。

為了解決諷刺手法和改革主題相結合所面臨的困境，有一種更有效的手法：以一種友善的方式諷刺那些有缺點但本質上善良的人。相聲能夠説明這些人克服自身的缺點，而這對革命是有益的。侯寶林1949年創作的段子《婚姻與迷信》就諷刺了那些思想過於守舊的好人。[43]1954年的段子《夜行記》則描述了主人公的這樣一些缺點，如總愛亂穿馬路，搭公共汽車時不愛排隊等候，騎自行車時又不愛遵守交通規則。[44]這個人雖然有些無賴，但也不是壞人。在《夜行記》中，他得到了“善意的規勸”。用相聲史學家薛寶琨的話來說，這種相聲的目的是“洗臉不砍頭”。[45]吳曉鈴對這個道理進行了更明確的闡釋：“諷刺作品特別適合以生動而具體的方式來突出進步與落後力量之間的鬥爭。通過與強大的、不可征服的新生力量形成對照，腐朽制度可笑、令人唾棄和基本無用的方面會全部更加清晰地突顯出來。那就是諷刺不但能加快落後、腐朽事物的滅亡，而且促進新生、進步事物成長的原因。”[46]但在實踐中，這種策略的效果卻是喜憂參半。《婚姻與迷信》這個段子有些沉悶，《夜行記》則淪為粗俗的鬧劇。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段子利用這一新模式後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分別是何遲的《買猴》、《開會迷》和王國祥的《飛油壺》。

《買猴》批評了一名因馬虎而引起大麻煩的商店文書。他的名字叫馬大哈，馬是馬馬虎虎，大是大大咧咧，哈是嘻嘻哈哈（翻譯成英文，大致就是“活見鬼”、“差不多”、“誰在乎”這樣的意思）。[47]馬大哈要給香油桶與桐油桶貼上標籤，貼倒是貼了，但因為女朋友電話的干擾，他把標籤貼反了。幾天之後，城裡食品加工廠糕點部十分生氣，因為他們製作的麵包因為錯用了桐油而臭不可聞，而城裡的傢俱廠也抱怨他們生產的桌子因為錯用了香油成了廢品。但麻煩才剛剛開始。馬大哈在抄一個命令時鬧了最大的笑話：“某同志：立刻到（城市）東北角購買五十箱猴牌肥皂。”馬大哈再次由於分心錯寫成：“今派你到東北火速買猴五十個。”接受命令的某同志也無顧常識就毫不懷疑地照單全收，立刻出發到東北去買猴。最有趣的一段發生在他到了瀋陽之後試著親自解釋：[48]

相聲泰鬥馬三立在表演中。馬三立（1914～2003），德藝雙馨的人民藝術家，擅演“貫口”和文哏段子，創立了獨具特色的“馬派相聲”，深受人們熱愛與尊敬，爲我們留下了《逗妳玩》、《開會迷》、《買猴》等衆多經典段子

甲：我是天津百貨公司的，上級派我到東北辦一批貨，請多幫助！

乙：那沒問題。你們打算辦什麼貨呢？

甲：我們公司打算買五十隻猴兒。

乙：買什麼？

甲：買猴兒。

乙：什麼猴兒？

甲：就是渾身上下有毛的那種猴兒嘛。

瀋陽方面負責供應的辦事員對買猴一事雖然感到非常驚訝，但卻非常熱情。他介紹這位同志到長白山下一個可能會有猴子的村子去買。長白村的村長同樣對買猴這個奇怪的訂貨感到納悶，但仍建議當天晚上舉行本地獵戶合作社大會，以方便這位同志直接解釋他的任務。這位同志此刻站在臺上不得不正式發言了，但仍然不知道為什麼要來買猴。不過他還是竭盡所能：

老鄉們！（掌聲）

同志們！（掌聲）

（咳嗽）我⋯⋯（咳嗽）我⋯⋯（咳嗽）（轉向一邊的捧哏的）我要說什麼來著？

同志們！上級派我來，到咱村買猴兒，這猴兒有什麼用處呢？這猴兒⋯⋯（問捧哏的）你說有什麼用？

胡扯了一通後，這位同志找到了答案：“猴子對我們國家有一定的貢獻”。下麵的聽眾對此顯然不滿意。在聽眾的壓力和催促下，這位同志又提出猴子能看家，能表演，還能用猴毛紡毛線。他甚至說人就是從猴子進化來的。

作者何遲後來告訴我們，這個段子是根據他讀到的一個真實事件改編的。據報導，此事發生在天津，當時“買猴牌肥皂”被不經意縮寫成了“買猴”。[49]這個小火花點燃了何遲幽默的想像力。其時正值1953年，他只用了一個晚上就寫出了整個段子。這個段子被著名相聲大師馬三立和他的搭檔張慶森所採用，1954年11月又在《瀋陽日報》公開發表。社會各界都非常歡迎這個段子，以至於“馬大哈”這個詞進入了日常語言。人們說：“我又馬大哈了”或“那個傢伙完全是個馬大哈”。[50]

這個段子的成功無疑來自它與日常生活產生的共鳴。到東北買猴的想法固然牽強，但是它所反映的普遍問題——工作懶散、盲目服從、愛打官腔——是老百姓非常熟悉的。這些問題的普遍性還反映在另一個事實中：段子裡並不是只有馬大哈一個人暴露出缺點。負責採購的那位同志、瀋陽的那位辦事員、馬大哈的女朋友以及其他人都不完美。但是，這些人沒有一個是“人民的敵人”。馬大哈做事馬虎、不負責任，但並沒有什麼惡意。他有人情味、滑稽有趣，甚至能讓人覺得有些可愛。

何遲的《開會迷》則諷刺了既囉嗦又自以為是的官員。這些官員認為自己的聲音在會議上沒完沒了地嗡嗡作響本身就很有價值。關於一個簡單的“洗臉盆問題”，劇團團長說到：[51]

同志們，我們評劇團的臉盆太破了，當然破了就需要焊，可是破得焊也焊不成了，因此我們就決定買兩個新的臉盆。當然這兩個新臉盆早晚也會破的，不過還必須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因此，臉盆是必須買的。可是，由於我們評劇團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在一般情況之下，男同志主張用素臉盆，女同志由於種種原因，就希望用花臉盆；同時男同志當中也有少數人願意用花臉盆的，而女同志當中也有少數人願意用素臉盆的，因此我們就需要統一思想。否則，在買回臉盆的時候，如果全買的是素臉盆，那麼女同志會有意見，如果全買的是花臉盆，那麼男同志又會有意見。因此我們就需要在矛盾中求得一致，在對立中求得統一，為了保證我們行動的一致，我們就需要首先取得思想上的一致，否則會因為臉盆問題而引起我們評劇團內部的分歧。

團長的這種囉嗦空話甚至發展到了比上引段還要更高的理論水準。但是，就像對馬大哈那樣，諷刺基本上還是善意的。這位官員的確喜歡自我陶醉，甚至有一點愚蠢（例如他不知道應該讓職工們排隊回家還是各走各路）；但他不是一個壞人。他對男女同志以及他們在臉盆上的不同偏好的關心雖然可能有些無聊——但這畢竟是平等主義，而且他對開會討論問題的執著意味著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尊重集體意見，儘管他壟斷了一切話語。這位官員一直面帶笑容，也許是假笑，但至少是笑容而不是怒容。他總是很“積極”，而且不抽煙、不酗酒。

王國祥創作的《飛油壺》雖不及何遲的作品出名，但他在表達對改革思想的支持時更為成功地融合了效果自然的諷刺。這個段子描述了一名懶散粗心的工人，他經常遲到，耽誤別人的工作，有一次還忘了給機器上油，結果引發了一場嚴重的意外事故，把他自己“光榮地”——他自己這樣認為——送進了醫院。這個段子的語言特別生動、自然、明白易懂。這種語言是不折不扣的“工人俚語”，幾乎沒有受到政治語言、西化文法或中日文混合的現代白話的影響。在受傷的英雄自詡“光榮”時，捧哏的不耐煩地打斷了他並斥責說：“別不嫌寒磣”——這樣五個尖刻的音節包含了兩三層的諷刺。老舍與何遲的相聲段子總是讓人至少隱隱約約地感覺是學者“向下”寫給工人觀眾的；但在王國祥的作品中就看不到這種痕跡。

為了達到完美的藝術效果，王國祥精心編排了他的作品。他把這名麻煩的工人刻畫成對自己給他人留下的惡劣印象完全一無所知。人們批評他的時候他不明白這些人為什麼這樣做，因此憤憤不平地重複著他們的批評（“他們說我工作遲到！”“他們認為我馬虎！”），巧妙地讓我們直接從他自己的口中瞭解到他的過失細節。政治教育也很自然地融進了相聲段子裡，而沒有“外插花”的刻意。例如，這名懶散的工人抱怨說：“你說這不是寒磣我嗎？”逗哏的立刻打斷他說：“他這是在幫你呢！”這個段子雖然絲毫沒有提及“批評與自我批評”這類政治口號，但已經說明了時下裡正時髦的政治觀點。

這三個段子藝術水準十分突出，但在相聲改進事業的層面上採用的都是慣常手法。1950年代初創作出來的其他許多段子都對相聲的改進試驗表現出同樣真誠乃至天真的熱情。無論諷刺的物件是工人、官員、文書還是其他人，這些段子都待之以同樣的寬容大度。外國的帝國主義者當然是敵人；但是我們中國人無論有沒有缺點，都應該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地投入到為新社會而努力的工作中。相比於十年前往往總是嘲笑鄉巴佬、殘疾人與講葷段子的舊式相聲，我們應當公正地承認這些新相聲段子已經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變化。然而，當時中國並非所有人都這樣認為。

四、鰐魚的顎

此時新相聲的創作者已經開始觸怒從宣傳部和文化部內部觀察相聲的中共意識形態專家們，儘管相聲作家在主觀上並沒有冒犯的想法（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在讓人懷疑）。意識形態專家們並不反對諷刺舊社會，但當新社會的問題出現在相聲段子裡面時，他們開始關注了。

到1954年底，《買猴》已經大受歡迎；但1955年中共領導人卻命令中央廣播電臺減少播放這個段子的次數。[52]隨後，包括“否定性觀點”在內的一些“不同意見”開始出現在中共控制的報刊上。《劇本》雜誌的編輯肯定收到了上級的特別指示。因為該雜誌1955年新開設的欄目“給編輯的信”刊登的來信中對《買猴》的批評意見多於讚揚，這與公眾輿論的看法完全相反。雜誌社接著還召開了一次關於“諷刺劇”的討論會，針對的就是《買猴》和其他走得太遠的段子。[53]

如果站在中共當局的位置上設身處地地想像一下，我們可能也許能夠理解他們為何變得如此多疑。《買猴》中的幽默的確在相當程度上建立於新社會的弱點之上——那些問題舊社會或者沒有，或者已經存在但在今天看來更為嚴重。馬大哈似乎對公共財產漠不關心；負責採購的某同志好像是集權體制下的走卒；政治會議看起來有點像一場鬧劇。當逗哏的轉向觀眾哭訴“我該怎麼辦？”時，他恐怕過多地觸動了擁有類似日常生活經驗的觀眾的心弦。

有時含蓄的批評會訴諸具體的言辭（對這些相聲段子進行的公開批評往往並不引述有問題的臺詞，筆者推測這或許是因為官方擔心引用後只會讓讀者更注意這些詞兒，結果反而適得其反）。在一個名為《統一病》的段子中，何遲感到很奇怪：為什麼在一個家庭裡面“只是因為家長喜歡”，每個人就必須穿同樣的衣服。[54]在《開會迷》中，那個囉嗦官員感興趣並樂意為此召開會議的話題之一就是“一百年後工人的幸福”。下面是這番對話：

乙：一百年後的事，幹嘛現在就討論哪？

甲：要展望一下兒共產主義的美麗遠景啊。

乙：多美麗也甭這麼老早就討論哪！

我覺得在上下文中這些話讀起來並不具有顛覆性。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何遲依然把它們當作善意的諷刺。但是神經過分緊張的官僚卻很可能認為這些話是毒草。

我認為這正是中共理論家在相聲改進時期所犯的根本性錯誤。他們太疑神疑鬼、太缺乏安全感了。他們應當相信相聲作者和相聲演員的專業能力——而且這些人在根本上是抱著善意的目的進行藝術創作的；官方也應該相信中國民眾，讓他們以正常的、有益於身心的方式開懷大笑，而不需要官方的微觀管理。他們應該放鬆。鱷魚鳥對鱷魚是有益的。

另一方面，相聲藝術家的錯誤則在於太過天真。在真正遭逢劫難前，他們本來早就應當發覺鱷魚鋒利的顎正陰森森地懸在上空，隨時都可能落在自己的頭上。當他們在《說說唱唱》等雜誌上交流彼此創作新相聲的最初經驗時，相聲藝術家們就應當注意到一位左翼老作家就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問題進行的坦白交代，[55]而該雜誌的編輯也因為對表演藝術的“思想特點”持“錯誤觀點”和缺乏關注而正在進行“自我批評”。[56]“毛澤東思想”與“一小撮”（從那時起這個詞就經常被使用，甚至直到後來還明顯出現在1989年北京屠殺中）這樣的政治術語也突然間到處氾濫。[57]在範圍更大的整個文化界，對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和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已經作為範例和標靶，升級為全國性的大批判。但是相聲界並未注意到這些跡象——或者即使注意到了，他們也以為這類批評不會牽涉到相聲界。

何遲後來在自傳裡說得很清楚，他一點兒都沒料到自己會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即使因為“仇恨社會主義、組織反黨集團、追求名利”的罪名而被遊行示眾並遭到嘲弄，何遲也一直在配合那些折磨他的人。他顯然相信，下次這些人必定會認識到他的無辜而放了自己。[58]即使明明已經知道第一次的批鬥會是場災難，何遲還是同意回來參加第二次批鬥會。他“承認”追求名利，雖然內心裡認為“這些問題完全不存在”。他同意交出自己的私人信件，相信這些信件會證明自己無罪，但隨後卻眼睜睜地看著這些信件變成了指控自己的“鐵證”。簡而言之，何遲艱難地被夾在兩種不可動搖的信念之間：（1）他對中國共產黨完全沒有任何惡意，（2）中國共產黨不可能不正確，所以一定是自己在某些事、某些地方真的有問題。無論如何，“右派”的帽子還是牢牢地扣在了他的頭上；在何遲此後數次進出勞改營的二十二年裡，這頂帽子一直跟著他。

何遲（1920～1991），戲曲劇作家、曲藝作家。他的《買猴兒》、《開會迷》經馬三立表演，曾帶給幾代人巨大的快樂。文革中受到多次毒刑與拷打，致使他癱瘓在床達二十年之久

1979年，何遲獲得正式“平反”而複出，並於次年在全國性的重要民俗表演藝術雜誌《曲藝》上發表長篇自辯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仍然堅持“我不反黨”，並借用毛澤東1957年提出的一個廣為流傳的詞語，說自己只是寫了“人民內部的矛盾”。但是對於當年那些針對他的抨擊，他還是給予了相當的理解。例如他寫到，馬大哈的行為“不是社會主義的產物，而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個人主義行為”。[59]實際上1954年的情況恰好相反：馬大哈這個人物之所以受歡迎，主要——甚至完全——是因為它就是新社會的評注。難道何遲已經忘記了這一點？難道二十二年的困苦永久地扭曲了他的觀點？抑或他只是想保護自己以防政治風暴再次出現？我不知道，但估計是第三種可能。在1980年的這篇文章裡，何遲於另一處寫到：“1953或1954年描寫馬大哈這樣的人物完全出於寫實主義。但今天再寫這樣的人物就不正確了。”[60]這樣的話看起來像是明顯的自我保護。何遲一定知道，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1980年中國社會中的馬大哈現象比1954年更加常見。“馬大哈”一詞仍然活躍在日常語言中，甚至今天還可以聽到。

不管怎樣，何遲還是從文化大革命中倖存下來，而相聲界的其他一些人則未能倖存，包括最令人痛心的老舍。1966年老舍並非專門因為相聲自殺，但他在相聲領域的活動無疑預示了後來將要落在他頭上的那些無妄之災。1949年，老舍完全可以留在美國或應邀前往臺灣。但他回到了北京，還寫作相聲段子諷刺美國、支援抗美援朝、讚揚蘇聯友邦、歌頌史達林。早在1951年，老舍就寫出了“毛主席萬歲”這句話（遠早於此語後來流行的時期）。[61]隨著政治麻煩開始出現，與何遲一樣，老舍也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善良意願和辛勤工作會遭到詆毀。而且與何遲一樣，老舍也深深陷入了兩難困境：既希望幫助新中國，又要設法努力理解對他的攻擊，而攻擊他的恰恰是他認為自己正在幫助的那些人。身陷囹圄的老舍最終放棄了掙扎。

但是，讓我們再次嘗試從記憶中抹去這些後來發生的劫難，重新想像1950年代初期的形勢和人們的精神狀態。當時社會改造計劃正在進行，相聲界剛被賦予了更高的社會地位，為貢獻社會主義摩拳擦掌。相聲界組織起來了。他們進行了各種嘗試，而且實踐證明其中一些探索比另一些更有效。相聲界從錯誤中吸取了教訓，到1954年，他們在如何使諷刺手法更好地配合革命目標這個問題上已經走近了一個很好的答案。相聲界吸引了聽眾，而且聽眾的人數在迅速增加。總的局面看來相當不錯。有一個問題我們將永遠無法得知確切答案：相聲的實驗本來有沒有可能取得成功？假如後來沒有出現嚴重的打擊，假如執政的是一個內心更有自信、更寬容的政權，相聲的試驗會不會取得成功？這個問題看起來好像只跟相聲有關，但我認為它的意義更廣。我認為它與1950年代初中國社會其他方面的一些問題也有可比之處。

注釋

[注1]這一錯誤是因為把四聲的“相”（相貌）讀成了一聲的“相”（互相）。這就像將英語的“comedy”（喜劇）根據“come”（來）的字面意思而直接翻譯成“來戲”一樣。

[注2]林培瑞：《相聲語言藝術雜談》，《半洋隨筆》，臺北：三民出版社，1999年，第243—264頁；Perry Link, "The Genie and the Lamp:Revolutionary Xiangsheng," in Bonnie S.McDougall, ed.,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7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83—111.

[注3]侯寶林、郭啟儒：《戲劇雜談》，載于全美出版社編《中國相聲精華》，臺北：全美出版社，無出版日期，第3卷，第95頁。

[注4]吳曉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教授。

[注5]由孫玉奎、回婉華表演，羅常培1953年記錄。見Perry Link, "The Mum Sparrow: Non-Vegetarian Xiangsheng in Action," CHINOPERL Papers 16(1992):1—27。

[注6]王決、汪景壽、藤田香的《中國相聲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是最優秀的相聲簡史著作之一。顧也文的《相聲介紹》（上海：文藝出版社，1952年）是這類作品的先驅。

[注7]王決、汪景壽、藤田香前揭文，第233頁。

[注8]於世德：《我這半輩子》，《黑龍江文史資料》第15輯（1984年12月），轉引自www.mapai.org。也見王決、汪景壽、藤田香前揭書，第222頁以下。

[注9]《曲藝》，1982年7月，第11—12頁。

[注10]於世德前揭文。

[注11]老舍的《向相聲小組道喜》，《介紹北京相聲改進小組》，《談相聲的改造》，均收入《老舍曲藝文選》，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2年，第186、188、190—191頁。也見王決、汪景壽、藤田香前揭書，第231頁。

[注12]王決、汪景壽、藤田香前揭書，第228頁；於世德前揭書。

[注13]老舍：《介紹北京相聲改進小組》，第188頁。

[注14]老舍：《談相聲的改造》，第190—191頁。

[注15]王決、汪景壽、藤田香前揭書，第221、223頁。

[注16]王決、汪景壽、藤田香前揭書，第226頁。

[注17]http: //www. saturdayeveningpost. com/wp-content/uploads/satevepost/BobHopeKoreanWar3. jpg上有鮑勃・霍普慰問駐朝美軍的一張照片。常寶堃慰問中國志願軍的照片見《常寶堃相聲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第1頁之前。

[注18]收入席香遠、孫玉奎編《紙老虎》，北京：三聯書店，1950年。

[注19]收入席香遠、孫玉奎編《紙老虎》，北京：三聯書店，第7頁。

[注20]收入席香遠、孫玉奎編《紙老虎》，北京：三聯書店，第24—25頁。

[注21]收入席香遠、孫玉奎編《紙老虎》，北京：三聯書店，第4頁。

[注22]收入席香遠、孫玉奎編《紙老虎》，北京：三聯書店，第12頁。

[注23]老舍：《介紹北京相聲改進小組》，第189頁。

[注24]在顧也文前揭書中部分重印。

[注25]中國曲藝研究會：《相聲墊話選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1—3頁。

[注26]中國曲藝研究會編：《相聲創作選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85—192頁。

[注27]見王決、汪景壽、藤田香前揭書，第2233頁。

[注28]這些例子來自於《十月革命頌贊》，《說說唱唱》第23輯，1951年11月；《中蘇關係史說本》，《說說唱唱》第3輯，1950年7月。

[注29]有關何遲的這些概括在《何遲自傳》（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中不難得到例證。也見薛寶琨：《中國的相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5頁以下。

[注30]吳曉鈴：《略談相聲的創作問題》，《北京文藝》，第8輯，1955年，第20—21頁。

[注31]引自Marja Kaikkonen, Laughable Propaganda: Modern Xiangsheng as Didactic Entertainment, East Asian Monographs, No.1 (Stockholm:Institute of Oriental Language,1990),122。

[注32]老舍：《談相聲的改造》，第191—192頁。

[注33]席香遠、劉寶瑞、郭全寶：《西行漫記》，《相聲創作選集》，第12—22頁。

[注34]同上，第18—19頁。

[注35]陳湧泉、張善曾：《盜運糧食的人》，《北京文藝》，1955年第8期，第11—14頁。

[注36]夏雨田：《女隊長》，《新相聲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65年，第28—29頁。

[注37]《給〈對對聯〉提的意見》，見顧也文前揭書，第109頁。

[注38]在此我要專門感謝高崢提供的這個例子。關於張毅民更多情況的介紹，見高崢的著作：James Z.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232—233,305n.58。

[注39]陳駟彤：《對相聲改革工作的意見》，上海文化出版社編：《相聲論叢》，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第102頁。

[注40]《相聲創作選集》，第4—5頁。

[注41]《相聲創作選集》，第13—14頁。

[注42]《侯寶林相聲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第12—22頁。

[注43]《侯寶林相聲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第1—11頁。

[注44]郎德灃、陳文海、蔣清奎、賈鴻彬、侯伯照、李培基：《夜行記》，《相聲創作選集》，第217—226頁。

[注45]薛寶琨前揭書，第139頁。

[注46]吳曉鈴：《略談相聲的創作問題》，第20頁。

[注47]何遲在自傳中告訴我們，當時戰士們用這三句話來描述他們當中一些工作不負責任的人。《何遲自傳》，第250頁。《買猴》這個段子的文本出現在《相聲創作選集》，第88—105頁。

[注48]《相聲創作選集》，第97—99頁。

[注49]《何遲自傳》，第250—251頁；也見何遲：《從〈買猴〉談起：對表現人民內部矛盾的相聲創作的一些看法》，《曲藝》第3輯，1980年，第25頁。

[注50]王決、汪景壽、藤田香前揭書，第238—239頁。

[注51]《相聲創作選集》，第202—203頁。

[注52]王決、汪景壽、藤田香前揭書，第240頁。

[注53]王決、汪景壽、藤田香前揭書，第240—241頁。

[注54]《何遲自傳》，第264頁。

[注55]《說說唱唱》，1952年第2期，第9—13頁。

[注56]《說說唱唱》，1951年第19期，第51頁；《說說唱唱》，1952年第2期，第4—8頁。

[注57]例如，“毛澤東思想”出現在老舍：《文藝作家也要增產節約》，《說說唱唱》，第4卷第6期，1951年，第9頁。“一小撮”出現在席香遠、孫玉奎前揭書，第26頁。

[注58]《何遲自傳》，第283—288頁。

[注59]何遲：《從〈買猴〉談起》，第26頁。

[注60]何遲：《從〈買猴〉談起》，第24頁。

[注61]《說說唱唱》，1951年第10期，第10頁。

[注*-1]1970與80年代美國暢銷電視喜劇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及其續集Archie Bunker’s Place中的人物，是一個自以為是、頭腦頑固的工人。——譯者注

第十章

“第一堂課”：1950年代初期中國人類進化的教學

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

歐克瀾（Cuthbert O’Gara），天主教主教，1924年起被派到中國傳教，並在整個共產主義革命期間一直留在中國。他一直主持管理著自己的教堂，直到1951年6月在大規模的鎮壓基督教運動期間被捕入獄，隨後於1953年被驅逐出境。多年以後，歐克瀾這樣描述中國共產黨一掌權便立刻在全國人民中建立各種學習小組的活動情況：“現在如果我問大家，當時給思想灌輸物件上的第一堂課是什麼？有人可能會想當然地認為，肯定是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留下的智慧瑰寶。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第一堂課，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堂課，竟然是從猿進化到人——也就是達爾文學說！”[1]

的確，“從猿到人”的故事是當時各種學習小組和政治報告的“第一堂課”，也是始於1950、1951年間的針對各種層次的閱讀群體的諸多展覽、幻燈片、雜誌文章和圖書論著的主題內容。考慮到當時新中國還有其他重要事情亟需操勞，例如結束內陸地區的革命、控制各種文化機構、應付朝鮮戰爭等等，這不禁令人納悶：為什麼傳授人類進化的宣教活動會具有如此的優先重要性？

現代生物學之父查理斯・達爾文

答案就在於：新中國十分重視意識形態的關鍵作用。換言之，新生的共和國政權堅持認為，改造人民的思想意識，將有助於實現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這個更為宏偉的目標。這也許有些諷刺。因為在此種改造人民思想意識的早期活動中，重點之一恰恰就是要根除“唯心主義”，並以“唯物主義”完全取而代之。基於馬克思主義重要文本的各種宣傳要求人們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一同看作是物質力量的產物，而諷刺之處在於，認為在教育人們以唯物主義方式進行思考之後就能推動社會和政治變革，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唯心主義的主張——思想高於物質、上層建築推動經濟基礎。不過看起來1950年代初的中共宣傳家們並沒有為這種矛盾而困擾。按照他們的理解，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唯心主義”實則等同於宗教和迷信，而“唯物主義”則代表科學和客觀現實。這些宣傳家希望，在全國範圍內向民眾灌輸唯物主義將是把這個國家迅速帶入社會主義軌道的便利手段。正是從人類進化的故事中他們發現了一種特別有力的媒介，可以教化人們接受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本原則——即便對那些識字不多、只受過有限教育的人來說，也是如此。

這種方法之所以有效，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一個完美文本的存在。此即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弗裡德里希・恩格斯在1876年撰寫的一篇內容簡潔而文字優美的文章——《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在中國，恩格斯的這篇文章和他所著《自然辯證法》一書中的部分段落被共同編入一本簡潔地題為《從猿到人》的小冊子多次出版發行。社會主義中國和蘇聯一樣廣泛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階段論，即從原始社會開始，經過奴隸社會、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在這種歷史框架裡，《從猿到人》構成了整個敘述的開場白。該文本所反映的人類起源學說對各種宗教世界觀構成了有力挑戰並最終取代了後者。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宣稱：雖然一些唯心論者認為上帝造人，但是“我們講從猿到人”。[2]

研究人類的起源與進化問題具有政治的效用——這一點決定了中國當時的古人類學研究必須由恩格斯的理論來主導。儘管如此，古人類學的各種科普資料還是有很大餘地來保持其自身內容和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尤其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階段。在1950年和1951年初，宣導相容並包的新民主主義政治一直鼓勵知識份子甚至是宗教領袖，讓他們相信他們的觀點是受到尊重的，至少是得到容許的。況且，即便大多數知識份子確實打算適應辯證唯物主義的新範式，這一調整過程需要相當的時間。古人類學家們把他們在非社會主義環境下——包括與外國科學家一起工作時——獲取的知識帶到了1949年以後。最後，古人類學領域中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也強化了當時反映出來的各種看法的多樣性。例如，人類最早出現在非洲還是亞洲？這一暫無確定答案的問題就為當時的許多科普課本增添了一筆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直到1950年代初期，北京猿人化石在人類始祖演進史上的確切地位仍然不很清楚。這些距今大約五十萬年的人類化石，是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由中外科學家合作在周口店（就在北京城外）挖掘出來的。雖然周口店遺址的發現為世界提供了最豐富的人類化石材料之一，但是那些化石與現代人類之間的準確關係還沒有得到解決。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幾年裡，有幾個重要的問題逐步得到了更明確的界定，也因此促使了可以被認為是人類起源正統學說的看法的最終成形。出版流程與批評工作對把受歡迎和不受歡迎的解釋區分開來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看到，在1951年，關於人類起源的各種文獻普遍都清除了創世論和唯心論的痕跡。此外，朝鮮戰爭也起了催化劑的作用。它厘清和確定了人類起源正統學說在政治上的敵人，並加強了對敵方意識形態的抵抗與反擊。抗美援朝運動（中國介入朝鮮戰爭的國內陣線）不僅激起了對外國教堂的攻擊，還格外凸現了當時正在興起的正統派學說中兩個最重要的主題：國際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與此同時，紐約方面發生的有關古人類學的一系列事件完全改變了人類始祖譜系的形態，這反過來又極大地推動了對北京猿人化石的解釋。

追溯這些過程將有助於揭示科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意識形態奠基工作中發揮的巨大重要性。科學普及活動為國家提供了很好的服務，特別是在人類起源這一重要問題方面。然而，我們必須反對政治決定科學、科學服務於政治這樣過於簡單的定論。科學並不只是政黨領袖別有用心、出於特定目的而玩弄的一種政治遊戲。雖然一些公然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受到了限制，但是源于古人類學內部產生的各種問題有力地塑造了這一學科的話語論述。另外，鼓勵人民進行批判性和科學性的思考本身就是國家優先考慮的事情，科普資料中展現出來的實驗證據證明了這一點，另外，在收集到足夠必要證據之前允許懸而未決的問題繼續保持開放性也同樣說明了這一點。

一、舊石器時代的革命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最初幾年裡，有另一件更早之前發生的開端性事件得到了極大的關注——人類的起源。在1951年出版的《我們五十萬年前的祖先》系列圖畫書的緒言中，古人類學家賈蘭坡將這兩件極富變革性的事件聯繫在一起。他寫道：“實在說起來，不但我們翻了身，就是我們的老祖宗——‘北京人’，也隨著解放的勝利而翻了身。”賈蘭坡特別提到，新政府已經開始關注北京猿人，以便向“廣大群眾”講授人類進化知識。其實賈的這一論述也有隱喻的含義：作為革命標誌之一的北京猿人也開始了具有新意義的新生活。[3]“從猿到人”的故事是一個有關解放和改造的故事，它與當時的政治勝利存在著共鳴。

1950到1951年間，政府官員和科學家製作了大量資料，打算讓“群眾”既熟悉“人類起源與發展”的社會主義解釋，也瞭解在中國發現的人類進化的化石證據。這些資料既有針對各種教育水準的讀者的圖書，也有刊登在科普雜誌和通俗讀物中的文章，還有政治大課和各種幹部班，更有在博物館和其他場所進行的展覽，以及在工廠和其他工作場合進行的演講報告和投影片放映。在大批這種最初的相關活動勃興過後，仍有新材料以較慢的速度繼續出現，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

基本上所有這些科普資料都以恩格斯“勞動創造人”這一觀點作為基礎。1876年，恩格斯寫了關於人類起源問題的文章：《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1928年，該文被翻譯成中文並在中國出版發行。[4]1949年後，這篇文章立即成為許多圖書和各種科普雜誌文章的討論基礎。這些科普資料有些是譯自蘇聯的文本，但大多數都是原創的，作者通常都是古人類學家。比如像裴文中（1929年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便歸功於他）和賈蘭坡，還有像劉咸這樣曾留學歐洲學習，並曾與外國科學家一起從事過北京猿人遺址挖掘工作的科學家。這些人把他們豐富的知識與多樣化的經驗都整合進恩格斯提供的新框架之中。雖然這些人中有不少對恩格斯很陌生，但他們對普及科學知識的重要性並不陌生。在破除“迷信”這個問題上，科學家和官員是同盟者。

新政府並不指望人民自己親身閱讀有關人類進化的相關圖書和雜誌文章。相反，由像艾思奇這樣的重要中共知識份子負責講授的“政治大課”，向許多人介紹了恩格斯對人類進化問題的解釋。[5]而更多的人則是通過參加由幹部、工人、農民和士兵組成的“學習小組”瞭解到恩格斯的理論。[6]根據在香港對當時來自大陸的逃亡者的採訪，鮑大可（A.Doak Barnett）寫道：1950年代初，學習小組“最普遍使用的課本之一，是一本名為《社會發展史》的書⋯⋯每個人都讀《從猿到人》”。[7]與此類似，羅伯特・利夫頓（Robert Lifton）採訪的一名中國人也回想起一次“令人難忘的”長達五個小時的生物進化和社會發展講座；講座的開頭部分就是基於一本名為《通過勞動從猿到人》的“通俗小冊子”。[8]

恩格斯的基本觀點是：因為直立行走，人的雙手得到“解放”，這使勞動成為可能；而反過來，勞動又推動和促進了複雜的社會交往、語言能力、大腦發展以及其他把人同猿區別開來的特徵。恩格斯強調勞動本身“改進”了雙手：“手不但是勞動底器官，它還是勞動底產物。”[9]雙手的發展讓人類從事更為複雜的勞動成為可能，促進了人類的“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這相應地產生了語言的需要。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早期人類的大腦才開始受到刺激，腦容量得以增長、大腦活動日趨“完善”。[10]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設想了一種良性迴圈，在這個迴圈裡勞動和社會刺激促進了人類大腦的發展、腦容量的增長又促進了更複雜的勞動形式以及社會交往的出現，但是他從未質疑過是勞動而不是大腦的發展啟動了這一良性迴圈。[11]對恩格斯來說，這直接來自于對自然現象的唯物主義理解，這種理解是與唯心主義相對的。大腦優先論屬於唯心主義，這不僅由於它不能解釋大腦發展的物質原因，還因為它認為人類的智力發展是進化的推動力。儘管與恩格斯同時代的人未必同意他的哲學視角以及他闡釋這些問題的那些術語，但他們確實就大腦發展與直立姿勢孰先孰後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實際上在非社會主義的西方世界，這個問題始終是人類進化爭論中的核心話題，至少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葉達爾文主義研究發生理論革命、皮爾當人（Piltdown Man）化石被揭發為純屬偽造之前。在1912年皮爾當人“被發現”之後的41年裡，人們一直認為這些化石證明了這樣一種流行觀點，即大腦的發展早于人類進化過程中的其他形態學變化。但是1953年證明皮爾當人化石是由一個猩猩的顎骨和兩個人類的頭骨做舊偽造而成之後，人們就恩格斯提出的見解達成了一致意見——儘管在表面上並沒有科學家將其清晰地表述為勞動創造了人。

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初期，所有描述北京猿人和其他早期原始人類的生活狀況及其生活時期的通俗著作都以恩格斯的論點為基礎。1950年出版的一本以韻文寫作的圖畫書用以下這些簡潔的詞句強調了恩格斯的論點：

只因勞動，直起了腰，會跑會跳，用手用腦，

又有火燒，話會說了，幾十萬年，猿變人了。

這些都是：暮暮朝朝，勞動創造！[12]

在另一本書中，讀者瞭解到：“因為能夠使用工具，製造工具，實行勞動，所以猿人才能夠變成人，野蠻人才能夠變成文明人。”[13]此外，幾乎所有關於人類起源的通俗讀物都至少包括了“勞動創造了人”這樣的短語。通過這樣的方式，用科學的手段把人類定義為勞動者和群居的社會動物，勞動也被很自然地定義為一個對人類經驗具有根本意義的範疇。因此，科普著作和像電影《思想問題》（見本書第11章畢克偉[Paul G.Pickowicz]的討論）這樣的文化產品一起將不勞動者貼上了不是真正的人類的標籤。通過這樣的話語論述，勞動階級在政治上的特權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勞動創造了人”這一基本概念輕而易舉地擴大包含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其他核心要素。在“原始共產主義”階段，人類組成了以內部關係和諧、外部環境危險為特徵的小團體。製造工具、搜尋糧草、狩獵以及其他活動都需要共同勞動，因為只有通過集體勞動原始人類才能勉強生存並保護自己免遭兇猛的食肉動物的傷害。在1950年出版的另一本圖畫書中，畫家描繪了一群正在製造工具的集體勞動者，在圖畫旁邊，賈蘭坡寫道：“由左起第一人表示在河岸上尋找石器材料，第二人表示打制石片，第三人表示修制一件石片石器，第四人表示在學習他們製造的經驗，有這種共同的勞動，交流著共同的經驗。”[14]幾年後一本面向高級閱讀能力讀者的書從同一立場出發對比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人類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看法。雖然“統治階級”認為人類天生就是彼此競爭和生性好鬥的，但是原始人類社會實際上是通過文化交流與和平互動而保持運轉的。[15]此外，在原始社會裡人人都必須參加勞動；也沒有階級界限，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投身于生產。[16]雖然這樣的社會可能看起來充滿了吸引力，但一位作者提醒到，期望回到較早的歷史階段是沒有用的。這位作者繼續說，不過不要緊，因為還有“更美麗、幸福、自由、快樂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17]

達爾文的“進化論”圖解

二、從“上帝創造人”到“勞動創造人”

因此，無論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層面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組織方面，從猿到人的故事都是美麗的一課。不過，許多科普讀物的作者並沒有因此就拋開了更宏大的問題。相反，他們跳出這個具體問題，轉而將恩格斯提出的理論放到一個更大的敘事架構之中，在這裡唯物主義世界觀取得了對唯心主義的全面勝利。蘇聯和中國的書籍都將達爾文與恩格斯樹立為打擊唯心主義的兩個唯物主義利器：達爾文證明了人類與動物具有相同之處；恩格斯則宣告了勞動的首要地位。主要目標是打擊唯心主義，特別是宗教唯心主義，因此在這些書籍中各種宗教創世故事都被當成辯駁物件。

蘇聯書籍《人類是怎樣長成的》開宗明義地提出：“是相信聖經呢，還是相信科學呢？”[18]中國的科普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蘇聯著作對基督教的討伐，有時他們還添入中國的創世故事作為攻擊目標——最常見的是盤古開天闢地創造世界和女媧用泥漿造人。[19]遵循蘇聯科普作家米凱爾・伊林（Mikhail Ilin）的教導，中國科普作者們也留意到了1925年發生在美國的斯科普斯審判（Scopes Trial）：田納西州的一名教師對一項禁止在課堂上教授進化論的法律提出了挑戰，但當地居民提出抗議，聲明他們既“不是猴子”，“也不願意被看作是由猴子進化來的”。[20]這個故事有助於深化這樣一種政治資訊：在很多人的想像中更為先進的美國實際上被宗教信仰束縛了發展。

總的來說，這些作者們以極富同情心的筆觸解釋了為何對自然現象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宗教解釋。賈蘭坡在一本圖畫書裡談到，迷信源自早期人類對諸如雷、電等自然現象的恐懼和誤解。[21]中國後來出版的書籍則進一步指出，古代基督教、埃及以及中國關於人類起源的故事有著共同的主題：都把人類描述為是由塵土、粘土或泥漿製造出來的，因此這些故事很可能是在制陶術成為這些社會的重要技術的某個階段被虛構出來的。[22]

不過，大多數科普資料都把注意力放在宗教後來如何被統治階級利用，成為欺騙和剝削勞動者的工具這一問題上。在《人類是如何生產與發展的》一書中，蘇聯作家普列雪茨基（M.S.Plisetskii）用了整整一章的內容來討論“資產階級為什麼要支持宗教”這個問題，並用了大量的篇幅來討論宗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23]1950年中國出版的《從猿到人：通俗講話》一書宣稱：“這種宗教迷信思想，對工人很有害處⋯⋯使他們以為自己沒有反抗壓迫和剝削的力量。”[24]中國有些書籍進一步將宗教對人類起源的解釋嘲笑成“鬼話”，以此將其與社會主義制度決心根除的各種形式的迷信聯繫在一起。[25]

雖然一些關於人類起源的科普資料也提到了中國本土的信仰——最常見的是女媧傳說，有時也有佛教傳說，但所謂“迷信”主要指的是基督教的創世說。在一個總人口超過5億、而基督徒只有幾百萬的國家中，這未免有些奇怪。[26]毫無疑問，部分要歸因於蘇聯模式的絕對影響力。在人民共和國最初的幾年裡，這還有可能是因為中共擔心民國時期的教會教育對知識份子和其他都市人群所產生的影響。至少在生物學方面，接受過民國時期的教育的科學家幾乎都在教會學校上過學。[27]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因素的影響力漸漸消褪，仍然堅持對基督教“唯心主義”進行連續不斷的抨擊，其實是用來提醒人們注意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種方式，對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實踐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

這些科普資料提到各種創世故事，其目的就是要讓科學來打倒它們。達爾文通常受到最高讚譽，他證明了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由上帝創造的，被譽為“戰勝了宗教”、“偉大的科學家”。[28]這樣的觀點與卡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非常相近。例如馬克思在1860年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就談到，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這本書“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29]在另一封信中，馬克思詳細地闡述道：《物種起源》“第一次給了自然科學中的‘目的論’以致命的打擊，而且也根據經驗闡明了它的合理意義”。[30]

然而，這並不代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達爾文主義完全滿意。更確切的說，他們認為達爾文受到生活環境的過度影響，他在思想層面上是唯心主義、在社會層面上是資本主義。馬克思在一封1862年寫給恩格斯、後來經常被引用的信中談到：“值得注意的是，達爾文在動物界中重新認識了他自己的英國社會及其分工、競爭、開闢新市場、‘發明’以及馬爾薩斯的‘生存鬥爭’。”[31]

在介紹人類進化時，中國和蘇聯的書籍作者有時也會回應馬克思對達爾文的批評。比如1950年中國方面出版的一本書就提到，達爾文的唯心主義視角使他只看到競爭的作用，而沒有看到合作的影響。[32]1951年在中國翻譯出版的一位蘇聯作者的著作，則進一步將達爾文對競爭的重視與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影響聯繫在一起。[33]然而最為常見的情況是，這類著作僅僅將達爾文的進化理論描述成是不徹底的，而非存在哲學意義上的缺陷。正如另一位蘇聯作者談到的，達爾文“沒有完全解決人類起源的問題⋯⋯（因為）他沒有徹底解決人類從生物界分離出來的問題。”[34]同樣，在1954年合作出版的科普著作《勞動創造人》中，裴文中和賈蘭坡也認為，進化論存在著一個“本質上的缺點”，因為達爾文“並未認識到人與動物界的基本區別，所以不能指出人類發展的原因與其他動物發展的原因的基本不同之處”。[35]這些科普資料認為，恩格斯自己彌補了這個缺點。後來另一位中國古人類學家這樣簡練地概括到：“如果說達爾文把人類從上帝手裡解放了出來，歸還於動物界；那末恩格斯又把人類從動物界中區別出來，使人看清了人作為勞動者、作為自然的改造者。”[36]

三、清除唯心主義

職是之故，恩格斯的“勞動創造人”這一命題成為教育人們學習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令人信服並且非常有效的手段，同時它也給唯心主義、特別是基督教帶來了中共渴望已久的“致命打擊”。但是，新的正統派學要鞏固其自身理論基礎、已出版的各種科普材料要規範管理、形成一致，其間頗費了一番功夫。造成有關人類進化的科普資料最初所呈現出的多樣性的成因有好幾個，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新國家政權所承諾的相容並包政策。

在人民共和國最初的幾年裡，中共仍然堅持擁護1930―1940年間在延安革命根據地確立的“新民主主義”目標。根據毛澤東的文章《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的目標之一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能夠和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和自然科學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一戰線”，而條件則是這些人需要擺脫“反動的唯心論”。[37]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最初幾年裡，這種相容並包的語言仍在繼續，目的是要知識份子相信他們對社會和民族重建所做出的貢獻將會得到重視。1950年代初期，新民主主義政治對於宣傳人類進化論的科普作者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些作者經常並且是有意識地將新民主主義理論與自己的寫作和出版行為聯繫起來就說明了這一點。[38]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進一步承諾說：即使“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共產黨員仍然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在政治行動上建立起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39]在1950年和1951年初，信奉基督教的新教教徒與天主教徒同周恩來總理進行了頗具建設意義的會談。在會議上，周甚至臨場發揮，保證說中國天主教會可以維持與梵蒂岡的聯繫。[40]雖然當時特別強調普及對人類起源的科學解釋，因此只有充分認識到人民共和國初期的寬容政治氣氛，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一部從創世論的角度探討人類起源的著作會在1951年1月得以出版。

這本書題為《人類起源問題》，由天主教教育聯合委員會出版，試圖通過令人信服的討論來否定從科學角度解釋人類起源的正當性（或至少否定科學理論的必然性）。作者採用的方法和今天還堅持創世論的不少人類似。他引用了包括裴文中和亨利・費爾菲爾德・奧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在內的一些著名科學家的言論，由此揭示一些科學家自身也承認人類化石記錄並不完整，而且難以解釋到底存在的是什麼。該作者接著指出：“通常我們在讀進化論時，都會碰見這樣的話（指達爾文的貢獻）：‘這一來上帝創造人的鬼話被打倒了！’但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目前人類進化問題還是一個未被證實的假設。”[41]就進化論提出幾個問題之後，該作者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人類進化需要一個“計劃者”。[42]如果這位作者的寫作再耽擱幾個月，他的書很可能就無法出版了。到1951年夏天，抗美援朝運動開始把目標對準了在中國活動的新教教會和天主教會：一些宗教領袖遭到迫害，政府也明顯加強了對所有與教會相關活動的監視。[43]

我還沒有發現人民共和國最初幾年創世論出版物的其他例子。但無論如何，唯心主義的幽靈仍然在人民共和國初期一些關於人類進化的著作中揮之不去。這固然部分因為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寬容大度，不過也是因為當時科學家們尚需時日調整舊思維。

劉鹹的經歷最為生動地表現了知識份子適應社會新秩序的過程。劉鹹在倫敦跟隨著名的亞瑟・基斯（Arthur Keith）爵士學習。基斯屬於這樣的學者，他們最強調大腦在人類進化中的作用，並認為人腦的發展是進化過程的潛在趨勢造成的。[44]如前所述，這正好與恩格斯的觀點相反。恩格斯認為，大腦的發展是在雙手解放和勞動開始之後才發生的，而這些改變的根源在於物質世界。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基斯的認識反映了他的唯心主義哲學觀。在人類進化理論方面，基斯贊同定向進化學說（orthogenesis，又譯直生論），認為進化是隨著人類內在趨勢的實現而發生的。

劉咸從英國回國後成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人類學家之一。1947年他在暨南大學創建了中國第一個人類學系。[45]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一開始劉鹹在新國家的前途看似很有希望。1950年，他出版了一本普及性的科普讀物，題為《從猿到人發展史》。同事盧于道為這本書寫了序言，並在其中樂觀地宣稱：自“北京人”的石器時代以來，人類一直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在進化發展；隨著現在“已進入到‘新民主主義’時代，這就告訴我們大家用手用腦來創造了”。[46]

八個月後，一位名叫韓文理（此人現在只知其名、並無其他資訊）的讀者在《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攻擊劉鹹的這本書。[47]據劉鹹回憶，書店很快作出反應，將他的這本書下架。[48]韓文理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劉鹹的唯心主義上。按照劉的看法，我們的類人猿祖先能成功完成從樹上到地面的轉變，是因為他們大膽積累新的經驗並能利用這些經驗來構想行動計劃。的確，劉咸對人類進化的描述具有很強的唯意志論色彩，這會使人聯想到他的老師基斯信奉的大腦先行的理論。在劉的解釋中，類人猿似乎是靠自己的設想策劃了進化路線。[49]

但更確切地說，韓文理並不是反對唯意志論。畢竟從奠基者李大釗開始，一直到後來的毛澤東，唯意志論始終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核心內容。[50]讓韓感到困擾的是，劉鹹認為這種唯意志論存在於人類從事勞動所必須的第一個階段之前。從劉的著作引用了相關段落之後，韓問到：“這不是等於說，還沒有開始勞動的古代人猿，已經能夠思維了嗎？”幾段之後，韓文理總結到：“要知道，古猿的變成人，不是靠著氣候的突然變化，也不是靠著‘勇氣’和‘決心’；而是靠著長期的慢慢學來的勞動。”[51]

劉咸其實並非刻意挑戰權威。他的雄心並不是要挑戰恩格斯，相反他在這本書中煞費苦心地想要證明恩格斯的理論。他也沒有打算寫一本書來改變人們對勞動在人類進化中的作用的傳統看法。最可能的解釋是，劉鹹在解釋他對人類起源的理解時，沒有成功地結合恩格斯的“勞動創造人”的理論。劉鹹像做三明治一樣把自己的敘述夾在“勞動創造人”的厚麵包片中，但是肉和麵包——他固有的理解和恩格斯的理論——之間卻存在著真實的哲學分歧。

1950年出版的關於人類進化的書籍中，有些並沒有提及恩格斯或他的“勞動創造人”理論。[52]甚至在1951年1月還可以出版一本從創世論的角度來解釋人類起源的著作。但1951年5月對劉鹹的批評、加上6月份至少一篇針對另一本人類起源普及讀物的負面評論，都表明最初的寬鬆政策已經開始收緊。[53]朝鮮戰爭深化了與外國唯心主義、資本主義發生瓜葛的政治風險，而評論家們也開始忙於審讀新近出版物，審查其中不當的政治內容，這一切使得人們最初對新民主主義抱有的希望迅速消褪。即使出發點是真誠的、傾向正確的，如果不能正確闡釋恩格斯的理論還是會遭到攻擊，就像劉鹹那樣。

這一事件並沒有結束劉鹹的職業生涯。1952年，他在復旦大學協助建立了建國後中國最重要的人類學系。但是，由於韓文理的批評，劉鹹後來的研究和教學工作還是接連不斷地受到批評和干擾。在1955年中國科學院的反唯心主義運動中，他再次成為批判目標。儘管他受到《科學通報》的編輯邀請為該雜誌準備推出的專刊發表意見，但是後來編輯們認為他的稿件缺少足夠的自我批評而最終未予刊登。劉鹹回憶到，1956年“在批判過程中，亂戴帽子，說我是唯心論、擬人論”。他的書也再次遭到批判。這次是因為“傳播了反動的政治思想”和“危害了學習運動”。[54]1957年毛澤東發動百花運動，劉咸和許多知識份子一樣獲得了表達懊悔的機會。和其他人一起，他將自己的經歷寫成短文發表在《光明日報》上——這篇短文就是本段引述劉咸回憶的來源。但在隨後的反右運動期間，劉再次遭到批判。據當時在復旦大學人類學系學習的學生回憶，由於被劃為“右派”，劉鹹已經被驅逐到圖書館工作。當然，有時（大約是1960年代初）劉鹹也被允許教幾堂課，講授如何運用經典文本來學習人類學。[55]

1955年《科學通報》合訂本封面

四、“我們的祖先北京猿人”

1950—1951年中國有關人類進化的作品之所以在意識形態上比較自由，一是因為新民主主義的相容並包原則，二是因為知識份子需要時間來適應唯物主義的觀點。第三個原因可以從當時國際古人類學的歷史情境中尋找。1950年是古人類學的一個轉捩點；當時出現了一些在恩格斯時代還未發生的問題，但直到1950年之前，這些問題仍懸而未決——例如北京猿人是否是人類祖先的問題。對中國的社會主義者來說，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彼此關聯但又互相對立的問題顯得利害攸關：一是某些進化理論是否能用於解釋種族主義與帝國主義；二是北京猿人是否能被當作一個民族的象徵來運用。在這些問題上達成普遍共識（雖然有些自相矛盾）要考慮到古人類學的“現代綜合進化理論”與朝鮮戰爭這些完全不相干的因素。

在中華民國時期，北京猿人是人類祖先這一看法在國內外都未得到廣泛承認。從1920年代開始直至二戰結束，科學家傾向于關注原始人類化石之間的差異而非相似之處，因此他們不僅把這些人類化石歸為不同的種，而且還歸為不同的屬。[56]這樣，爪哇人、北京人、尼安德特人與其他一些猿人都被看作是人類譜系的旁支。這些猿人已經滅絕，被人類的直系祖先所取代，而後者很明顯沒有留下化石資料。[57]

但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是個例外。他在1934年步達生（Davidson Black）去世後擔任了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的研究主任工作。魏敦瑞認為人類進化遵循線性模式，也就是說，生活在任何一個具體的進化階段的人類都是同一人種的不同種族。因此，並沒有所謂的“取代”與“滅絕”，有的只是從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的進化。魏敦瑞發現北京猿人和現代蒙古人種之間、其他化石與該化石發現地的現代人之間都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很明顯的形態學的相似之處。這些種群都保留了自身特殊的種群特徵，但同時也遵循一些基本的、有普遍性的人類進化“趨勢”——魏敦瑞的模式與亞瑟・基斯提出的定向進化模式有相似之處。他認為，北京猿人不僅是人類的祖先，確切說來更是中國人的祖先。[58]

1950年紐約冷泉港舉行了一系列的學術研討活動，與會的科學家把進化生物學中的現代綜合進化論運用到古人類學研究中。參加座談會的科學家大幅度簡化了人類譜系，將北京猿人放在直立人種（Homo erectus）中，直接成為智人（Homo sapiens）的祖先。[59]雖然魏敦瑞的種族連續進化理論被回避了，但是他從事的“單一人種”研究卻成為此後古人類學領域的理論基礎。[60]重要的是，現代綜合進化論也將基斯和魏敦瑞所持的定向進化理論的反對者團結起來了。但是，與韓文理對劉鹹的批評不同，冷泉港的科學家對勞動在進化中的作用不感興趣，他們關注的是自然選擇。

在社會主義政權建立的最初幾年，中國也出現了向線性進化論的過渡，把北京猿人和其他人類化石置於進化譜系的主幹中。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表明中國科學家是根據國際學界的新共識而改變了他們的主張。儘管如此，這種巧合卻是驚人的。考慮到這些年裡中國的科學家一直與他們的外國同仁保持著接觸和聯繫，很難說中國的這種轉變與國外發生的變化沒有絲毫關係。[61]

雖然1950、1951年出版的一些科普資料把北京猿人描寫為人類的直系祖先，但另一些資料則繼續認為北京猿人是一個旁支，或者堅持認為目前尚無足夠證據能給這個問題以明確的最終回答。例如，裴文中在1950年寫道：“我們還沒法指出哪一種猿人是現在人類的祖先，也許全不是人類底祖先——他還等待我們發現。”[62]1940年初版、1950年再版的一本重要著作甚至提出，北京猿人在某些方面更像現代歐洲人，而不是現代亞洲人。[63]

賈蘭坡的《中國猿人》也於1950年出版。在這本書中，他認為北京猿人是現代人類的直系祖先，並特別引用了魏敦瑞的論據來加以證實。但是賈蘭坡不同意魏敦瑞的連續進化理論。他提到了經魏敦瑞確認的北京猿人和蒙古人種（包括東亞人在內的一個主要人類族群）之間共有的特徵，也提到了魏敦瑞得出的這兩者間有種族連續性的結論。而後賈蘭坡明確地反對了魏敦瑞的這種理論構想。他指出現代人類的各個種族都十分相像，不太可能會有北京猿人這樣的古代祖先。賈蘭坡認為，人種的分裂一定是發生在尼安德特人時期之後。[64]

1952年左右出版的科普著作中，關於北京猿人作為人類祖先的觀點不再含有不確定性。此後“我們的祖先，北京猿人”越來越多地被中國科普作者專門並且反復提及。在一本辭藻特別華麗的著作中，“我們的祖先”這個詞語在不足一百個句子中出現了二十四次，其中十次明確地說明了“我們的祖先北京猿人”。[65]儘管賈蘭坡自己顯然並未被說服，但1950年代至少有兩本書進一步指出北京猿人和她的現代後裔（有時被稱為“蒙古人種”，有時又被稱為“華北人”）在骨骼結構上存在明顯的相似性。[66]

雖然人類譜系的變革有助於人們借助科學的術語將北京猿人稱為人類祖先，但北京猿人之所以在面向大眾的科普著作中變得如此膾炙人口，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北京猿人是否屬於人類祖先這個問題的部分關鍵在於中國人祖先的古跡是否根源於中國。按照以前的理論，中國人被認為最初來自巴比倫、中亞、日本和其他一些地方。一位作者察覺到過去的這種說法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67]而北京猿人讓“中國人才找到了自己的祖先，證明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不是舶來品”。[68]一旦承認北京猿人為中國人的祖先，那麼國家就可以將中國形成的時間上推到五十萬年前，由此加強國人的民族認同。[69]

讓人類進化的故事變得更加“中國化”的另一種方式，是把古人類學的證據和中國經典著作中的典故編織在一起。在那些古代文獻中，人類社會被追溯到諸如有巢氏、燧人氏、神農氏這些對中國文明貢獻過重要發明的遠古人物。1950年與1951年出版的歷史課本則將北京猿人化石和這些傳說人物放在一起介紹。[70]傳說故事展現了“我們的祖先”的生活圖景，使原本枯燥無味的化石骨頭變得有血有肉。當時出版的歷史課本也強調，這些傳說人物的出現次序充分符合現代對於歷史的認識。“依一般進化規律說，人類最初過著樹上生活，其後發明用火，又其後發明漁獵，又其後發明牧畜，又其後發明農業。這與有巢、燧人、皰犧（也被稱為伏羲，是捕魚和狩獵的發明者）、神農的先後次序大體符合。”[71]

人類進化方面的通俗讀物和各種教材課本一起通過對經典文本的利用為中國創造了一種中國人的歷史。以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和恩格斯的著作為基礎，1952年出版的一本關於人類進化的書籍使用了有巢氏、燧人氏和伏羲氏的故事，對原始人類社會組織的轉變情況進行了描述。在有巢氏時代，人們過著平等主義的生活，所有社會成員與他人共同分享自己的勞動成果。在燧人氏時代，男性打獵，女性採摘果實，團體與團體之間互享勞動成果。伏羲時代進入了母系社會，出現了更為複雜的生產關係，但仍然沒有私有財產。[72]還有一本書用大量篇幅引述了古書《禮記》中有關遠古人類茹毛飲血的穴居生活的描寫。[73]

沒有什麼比北京猿人化石的下落不明所引起的激動和失落更能在人類進化問題上引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了。出於安全保護的考慮，北京猿人化石於1941年被送往美國，然而卻在途中丟失。在1950年出版的一本書裡，作者談到化石的丟失是“我國最寶貴的人民財產受到巨大的損失”，並暗示是美國暗中策劃了這個罪惡的“陰謀”、心懷“野心”地劫掠了這個珍寶。[74]1950年和1951年發表的各種報紙文章提出了更明確的指控。《人民日報》、香港《大公報》、《紐約時報》和其他國際報紙報導了更多的細節，按裴文中的說法，丟失了的北京猿人化石被秘密收藏在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裡。[75]這些說法在中國很容易就找到了現成的相信者。中國公眾早就對美國非法收集許多珍貴文物感到憤怒了。[76]抗美援朝運動提供了讓公眾的怒火持續不滅的政治語境。

朝鮮戰爭結束後的幾年裡，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湧現出對美國的廣泛指控。1956年參觀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展覽館（1953年建立）的訪客們經常在來賓留言簿上強調這個問題。一位來自建築科學研究院的參觀者怒斥道：“我們看過了很多化石，但是都不是原來的真化石，這些原來的真化石都被美日帝國主義者用鄙卑的手段盜走，這些都是中國人的，我們要向帝國主義者討還這筆債。”[77]另一位來自人民解放軍的參觀者寫道：“在參觀時，使我遺憾的一點是好些東西只能看到模型而見不到真的實物，原來，他們是被美帝國主義劫走了，這使我更加深了對美帝國主義的認識。是的，我們要向全世界控訴美帝這種盜竊文物的罪行。”[78]1961年發表的一部電影劇本以“偷盜”北京猿人化石為主題，名字就是《國恨家仇》。[79]

全世界的科學家都為北京猿人化石的丟失感到痛心。但這件事與其說是對科學的損害，還不如說是促進了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正如1946年出版的一本中國的科學雜誌預言，1930年代北京協和醫學院製造的北京猿人化石的精美石膏模型及魏敦瑞對北京猿人化石的詳盡描述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研究的需要。[80]當今的一位中國古人類學家則解釋說，北京猿人化石的丟失是“精神的損失”，而不是科學的損失，“因為它們已經被研究的非常仔細，幾乎不太可能再發現什麼新的、非常重要的資訊。”[81]人們之所以十分關注化石的失蹤，尤其是所謂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因為這種“精神損失”具有特別的意義：北京猿人化石代表了中國人民的祖先，正是這一觀念激發了中國人的民族歸屬感。

五、國際社會主義：“全世界的人類是一家”

人民共和國初期撰寫人類進化普及讀物的作者要同時應對各種影響因素與優先次序，而這些因素與優先次序往往彼此衝突，其中民族主義範式和國際主義範式就是一對尖銳矛盾。長達一個世紀的反帝鬥爭在朝鮮戰爭期間達到高潮，人們普遍堅信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對保護國家和人民來說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在中共領導及中蘇特殊關係這一背景下，此時的中國成為推崇國際主義、尤其是國際社會主義的國際社會成員。而在這一國際社會主義話語體系中，相對於力圖壓迫“有色人種”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致力於傳播國際社會主義解放力量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鬥爭；中華民族本身的訴求則居於相對次要的地位。

有關人類起源的教育資料為傳播這一新意識形態的核心主題提供了極好的平臺。在非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人類學充斥著對帝國主義的公開辯護，其所依據的就是所謂各種族與生俱來的不同與不平等。另外，馬克思、特別是列寧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深刻而可信的描述。有了這樣容易的目標和現成的武器，蘇聯和中國的科普作者在關於人類起源的敘事中加入對反帝鬥爭的強調幾乎毫無困難。

在朝鮮戰爭期間的反美政治的影響下，人民共和國早期人類進化讀物的作者加大了對人類學中帝國主義論調的抨擊力度。這些關於人類進化的材料有時會挑選美國的人類學作品作為惡名昭著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例證。例如，1950年一位作者以1900年出版的美國書籍《黑人野獸》（The Negro a Beast）以及美國人歐尼斯特・A・胡頓（Earnest A. Hooton）當時剛出版不久的關於人類起源與種族問題的著作為例，試圖證明人類學有多麼齷齪。[82]充滿諷刺——甚至有些自相矛盾的是——這些批評的主要目標之一不是別人，正是魏敦瑞。即使魏敦瑞曾大張旗鼓地捍衛過當時得到認可的北京猿人在中國的祖先地位，他的種族連續性理論還是被抨擊為美帝國主義的象徵。

更諷刺的是，作為曾經逃離納粹統治的德國猶太人，魏敦瑞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自己不是人們所指責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人類學家。逃離德國後，魏敦瑞只在美國生活了很短一段時間；只是在戰爭的迫使下，他才不得不離開中國回到美國。而且魏敦瑞的種族連續性理論與臭名昭著的多地起源說並不相同。他明確抵制早前的人類多地起源理論，後者認為現代人種來源於不同的類人猿（“黑人源自大猩猩，蒙古人源自猩猩，白人源自非洲的小人猿”）。[83]根據魏敦瑞的解釋，所有人類都源自同一種類人猿，人類種族通過雜交繁殖在整個進化歷史中一直是單一物種。然而，由於種族問題的政治敏感性，這兩種本來不同的理論還是很容易被混淆。

魏敦瑞和賈蘭坡之間有深厚的師生關係，這可能說明了為什麼賈蘭坡會接受他提出的北京猿人是現代人類祖先的結論。儘管如此，正如我們在前文所見，到1950年賈也抵制和否認了魏敦瑞的種族連續性理論。然而，即使賈蘭坡對魏敦瑞有這樣的批評，裴文中在為賈的著作撰寫序言時還是表示擔心賈會吸收魏敦瑞的觀點並因此受到唯心主義的毒害。裴以頗具策略性的口吻建議賈在為該書進行修訂再版前應該多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84]到1952年，賈蘭坡已意識到與自己的外國老師明確保持距離的重要性。在一篇題為《用人類學的觀點看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手段》的文章中，賈對魏敦瑞所持的現代人種擁有不同進化起源這個觀點提出了公開批評。[85]

方且是1950年出版的《從猿到人》的作者。在1951年出版的《中華民族的兒女》一書中，他進一步把對魏敦瑞的批評和國內的“大漢族主義”問題聯繫起來。在方看來，魏敦瑞宣稱北京猿人是“中華人種的直系祖先”，這實際上與過去中國人長期流傳的觀念“我們是黃帝的子孫”有著驚人的相似。方且批評說，這個觀念之所以吸引人，原因就在於人們為黃帝賦予了很高的名聲，認定他征服了苗族領袖蚩尤，因此美化了占人口多數的漢族人。方繼續談到，認為中國人是黃帝子孫的觀點實際上只不過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護身符，是錯誤的大漢族主義者的高傲碑”。然後，他引用了毛澤東關於當前生活在中國境內的多民族長期以來互相交往的歷史論述；他還引述了史達林的話，大意是“民族並不是一個種族共同體”。[86]對於將中國許多“少數民族”歸入更大的“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的強烈堅持，實際上反映了國家希望獲得這些民族的忠誠並因此盡可能地維護之前的中華帝國版圖。[87]有趣的是，這一新的中國民族主義計劃，卻恰恰是從對舊的“大漢族主義”的抨擊中獲得了力量。

方且著《從猿到人透視》封面

將魏敦瑞與古人類學中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傾向作為一個整體所開展的批判為隨後社會主義中國關於人類進化的科普資料定下了基調。中國的科普作者們並不僅是揭露政治上聲名狼藉的外國同行的著作中存在的種族主義；他們還有正面的任務要完成。對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批判通常在作品的最後章節才出現，這樣的章節往往被樂觀地命名為“全世界的人類是一家”或者類似的題目。[88]1959年為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展覽館拍攝的一部影片以這樣一幅美好的畫面結尾：來自不同種族的一群年輕人高興且堅定地手拉著手，一個畫外音說到：“世界上一切人類，不管他們的膚色是什麼顏色，不管他們是什麼種族，都經過同樣的發展過程。”[89]1954年一本目標讀者為青年人的書則從另一個角度探討了這個觀念。上述那部電影突出的是全人類在過去發展的同一性，這本書則在結尾部分預言了人類目前和未來的發展。作者解釋說，在十月革命以前，蘇聯許多少數民族遭受壓迫、生活簡陋、文化退步；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他們迅速發展，現在和最先進的民族處於同一水準。作者暗示說，這是國際社會主義為世界其他地方帶來的希望。[90]

因此，加入這樣一些主題的科普作品經常在解釋人類起源時深刻強調國際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立場。但與此同時，對《禮記》這樣典型中國資料的使用，加上人們越來越認為北京猿人就是中國人的祖先，這些都透露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意圖。科普讀物作者並未對這一明顯的矛盾感到不自在。對這種情況的一個可能解釋是，作者也許根據各自的權力關係將不同的標準強加于不同的讀者群。因此，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由西方帝國主義掌控的民族主義是有害的；從中國少數民族的角度來看，由漢族人掌控的民族主義是有害的；但是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對一個受盡帝國主義國家壓迫的民族而言，它的民族主義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嚮往的。

六、1950年代初中國的科學與意識形態

“從猿到人”的故事是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統治的最初時期的“第一堂課”，現在人們不應再為此感到驚訝。人類進化不僅是一個非常適用于革命勝利時期的關於解放與轉變的故事；對新的領導群體來說，讓全體中國人理解和接受唯物主義思想的基本原則也是至關重要的。恩格斯關於人類進化的論述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提供了通俗易懂、引人入勝的序言。此外，事實證明它也是批判唯心主義、特別是批判以創世論等人類起源說為形式的唯心主義的完美武器。恩格斯否定了“上帝創造人”，而代之以“勞動創造人”。在用科學世界觀取代宗教世界觀的努力過程中，國家從科學家中找到了現成的擁護者，這些科學家把“勞動創造人”與化石證據相結合，為不同層次的讀者打造出多種多樣的科普教育讀物。

恩格斯關於人類進化的看法給國家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來強調它認為具有重要宣傳作用的概念。將勞動定義為人的本質，就是對政治上享有特權的勞動階級的讚美。另外，一個過去曾經存在的和諧的無階級社會，以及民族主義和國際社會主義這一對在部分意義上彼此對立但又都得到國家強調的概念，也都在關於人類起源的科普讀物中分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科學在國家的手中是強大的工具。1949年革命勝利後不久，國家就承諾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資源來普及有關人類進化的知識，由此可以認識到古人類學所具有的政治效用。此外，國家認為人類進化問題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不能允許多種解釋同時存在。人民共和國的最初幾年見證了關於人類進化的正統學說的日漸強化，而被認定是異類的理論和解釋則遭到批判與審查。創世論以及關於人類進化的唯心主義和帝國主義解釋成為清查目標。中國這次清除異見活動所使用的各種審查和政治干擾手段絕對是為民主社會所不容的，但人們也應該注意到，在20世紀中後期，古人類學中所有關於創世論、唯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論調也都遭到了全世界科學家的強烈批評和鄙夷。[91]現代綜合進化論的擁護者可能也會認為劉咸的進化模式缺少對物質力量的關注。

進而言之，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利用科學來進行宣傳，並不是無視科學本身也是一種追問知識的經驗主義模型。宣傳家之所以關心科學，是因為運用科學可以有效地把政治真理轉變為“自然”真理，所以支持國家各種優先政治政策的科學理論會受到他們的典型偏愛。儘管如此，他們也認為科學是一種思維方式，可以把人們從意識形態統治下解放出來並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在這一點上，科學家和中共的官員再次發現了共同利益。科普讀物強調經驗主義證據在證明人與類人猿之間的進化關係問題上具有的重要性。雖然在這類文本中恩格斯是無可爭辯的權威人物，但中國的科普作者幾乎很少僅僅依靠恩格斯的理論來解釋問題。為了讓讀者相信人類進化的事實，科普作者們會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到化石、解剖學、胚胎學、人與類人猿的行為比較，以此作為他們論述的證據。此外，在有些情況下，他們會明確宣佈一些科學問題因缺少證據而懸而未決，即使在明顯會使自身政治利益面臨風險時也是如此。例如，雖然中國科普作者們對人類亞洲起源說的偏愛甚于非洲起源說，但是他們堅持認為在沒有更多的證據之前這個問題不能定論。[92]

當科學普及進入到早期人民共和國的畫面時，國家有些不一樣了。意識形態是新國家至關重要的優先問題之一，這一點並不是新的發現。以前鮑大可、羅伯特・利夫頓、弗朗茲・舒爾曼（Franz Schurmann）、懷默霆（Matin King Whyte）等人在研究社會主義中國時都強調了意識形態、特別是意識形態“灌輸”的重要性。[93]但是這些研究中都存在著典型不足，那就是缺乏有關意識形態灌輸的細節內容。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恩格斯關於人類起源的文章是一個豐富的知識源泉，為人們提供了令人振奮、又有啟迪性的新思想。雖然“勞動創造人”的確曾被當作攻擊敵對思考方式的武器，但它也讓數百萬人瞭解了進化論、瞭解經驗主義證據在解決與世界有關的問題上所具有的價值。一位在1956年參觀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的作協成員給這第一堂課作出了如下定論。毫無疑問，主教歐克瀾會把這位參觀者的評論當作意識形態灌輸的證據，這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儘管如此，我認為，從中我們也能判斷他真正受到了社會主義和科學的啟迪：

這次的參觀太有意義了。1949年在幹部學習班上，曾聽教師講過：“人是猿猴變成的”。當時我十分懷疑：人怎麼能是猿猴變成的呢？社會發展史在理論上並沒有說服力。只是在事實面前，我才從內心裡佩服了這一點。我們祖先的化石——這種鐵一樣的事實教育了我：“勞動創造了人”。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今後我將更加積極地參加各項勞動，充分利用祖先給我們留下的寶貴財產，全心投入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事業中。[94]

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

注釋

[注1]Cuthbert M.O’Gara,The Surrender to Secularism (St.Louis, Mo.: Cardinal Mindszenty Foundation,1989[1967]),11.

[注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5卷，第34頁。

[注3]沒有資料顯示賈蘭坡有意識地表達了這種雙重含義。楊鶴汀（繪圖）、賈蘭坡（說明）：《我們的祖先（一）：我們五十萬年前的祖先》，天津：知識書店，1951年，前言。

[注4]它以弗裡德里希・恩格斯的名義出版，參見恩格斯遺稿，陸一遠譯：《馬克斯主義的人種由來說》（上海：春潮書局，1928年）。我沒能找到這本書現存的版本、也找不到1930年恩格斯文章的譯文。我找到的最早版本是：弗裡德里希・恩格斯著，曹葆華、於光遠譯：《從猿到人》（石家莊：解放社，1948年）。

[注5]林耀華：《從猿到人的研究》，北京：耕耘出版社，1951年。

[注6]目前關於學習小組最詳盡的資料，仍然當推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注7]A.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1949—55(New York: Praeger,1964),101.

[注8]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Norton,1969[1961]),257.

[注9]恩格斯的這本書已有了較好的英譯本，而且中文版在意思上也區別不大，因此筆者此處借用了Frederick Engels,The Part Played by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50),9。有關中文本，參見恩格斯：《從猿到人》，第4頁。

[注10]恩格斯：《從猿到人》，第5—7頁。

[注11]恩格斯：《從猿到人》，第8頁；另見前引英文本，第34頁。

[注12]薛鴻達主編：《從猿到人》，上海：華東書店，1950年，第34頁。

[注13]賈祖璋：《從猿到人》，上海：開明書店，1950年，第30頁。

[注14]楊鶴汀、賈蘭坡：《我們的祖先（一）》，第17頁。

[注15]裴文中：《人類的起源和發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11頁。

[注16]楊鶴汀、賈蘭坡：《我們的祖先（一）》，第17頁；賈蘭坡、劉憲亭：《從魚到人》，天津：知識書店，1951年，前言；楊葉：《我們的祖先》，漢口：武漢工人出版社，1952年，第35—37頁。

[注17]楊葉前揭書，第35—36頁。

[注18]古列夫（Gurev）：《人類是怎樣長成的》，陳迎新譯，上海：開明書店，1950（1946）年。

[注19]在各種作品中，可參見王山：《勞動創造人類》，上海：上海群眾出版社，1951年，第1頁；郭以實：《人類是從哪裡來的》，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1955年，第1頁。討論佛教創世故事的資料比較稀少，王山的著作是其中之一。

[注20]M.Illin and E.A.Segal, How Man Became a Giant, trans.Beatrice Kinkead (London: Routledge,1942),19.中文的例證見楊葉前揭書，第7頁；賈祖璋前揭書，第2—3頁。

[注21]楊鶴汀（繪圖）、賈蘭坡（說明）：《我們的祖先2：我們二十萬年前的祖先》，天津：知識書店，1951年，第47頁。

[注22]黃維榮：《中國猿人》，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54年，第1—2頁；吳汝康：《人類的起源和發展》，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65年，第5頁。專家可能暗示說正是女媧的勞動創造了人類。

[注23]普列雪茨基：《人類是怎樣生產和發展的》，畢黎譯，上海：中華書局，1951年，第17—21頁。

[注24]王小石：《從猿到人：通俗講話》，上海：新亞書店，1950年，第61頁。其他的例證很多。

[注25]楊鶴汀、賈蘭坡：《我們的祖先（二）》，前言。後來的例證見董爽秋：《人是怎樣來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頁。

[注26]1949年，中國大約有三百萬的天主教徒和不到一百萬的基督新教教徒。Richard Madsen, China’s Catholics: 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137.

[注27]Laurence Schneider, Biology and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3),280.

[注28]聲名狼藉的李森科主義者（Lysenkoist）對孟德爾（Mendelian）遺傳學的批評並未阻止達爾文被奉為名人。我在博士論文中詳細討論了這個主題，Sigrid Schmalzer,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Paleoanthrop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h.D.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2004)。

[注29]Karl Marx, "Karl Marx to Frederick Engels,19 December 1860," in E.J.Hobshawm et al., eds.,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85),41:232.

[注30]Karl Marx,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16 January 1861," in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41:247.

[注31]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1975),120.

[注32]方且：《從猿到人透視：勞動怎樣創造了人類本身和世界》，上海：上海編譯社，1950年，第8頁。

[注33]普列雪茨基前揭書，第56頁。

[注34]古列夫（Gurev）：《人類是怎樣長成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3年，第18頁。

[注35]裴文中、賈蘭坡：《勞動創造了人》，北京：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1954年，第1—2頁。

[注36]吳汝康前揭書，第11頁。直到2005年，還可以在北京動物園的大猩猩館附近看到非常相似的話語。

[注37]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見《毛澤東選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2卷，第381頁。

[注38]目前已發現四個例證，其中之一見王山前揭書，前言。

[注39]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第380頁。

[注40]見John Tong, "The Church from 1949 to 1990," in Edmond Tang and Jean-Paul Wiest, ed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Modern China: Perspectives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1993),8—9。

[注41]李清波：《人類起源問題》，上海：新生出版社，1951年，第23頁。

[注42]例如，作者提出了為什麼森林消失的時候有些類人猿依然是類人猿、並沒有進化成人的問題。《人類起源問題》，上海：新生出版社，1951年，第30頁。

[注43]Tong,10—11.

[注44]Peter Bowler, Theories of Human Evolution: A Century of Debate,1844—194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168,207—208.也見Arthur Keith, Concerning Man’s Origin (New York: G.P.Putnam’s Sons,1928),27。

[注45]Gregory Guldin,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ao (Armonk, N.Y.:M.E.Sharpe,1994),66,68,100.

[注46]參見盧於道：前言（二），收在劉鹹：《從猿到人發展史》，上海：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1950年。

[注47]韓文理：《簡評劉鹹著〈從猿到人發展史〉》，《人民日報》，1951年6月17日，第6版。

[注48]《上海知識界該貫徹“百家爭鳴”問題》，《光明日報》，1957年5月1日，第2版。

[注49]對劉的著作的不同解釋，見Schimerder,152—153。

[注50]Maurice Meisner, Li D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注51]韓文理前揭文，第6版。

[注52]朱洗：《我們的祖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初版、1950年再版。

[注53]《文匯報》副刊上的一篇文章批評了一本圖畫書，此即塗景宗、陳光鎰：《勞動創造人》，上海：上海文華書店，1951年。這篇評論認為該書的錯誤之一是把勞動的社會組織及其成果歸功於類人猿。見周龍：《評〈勞動創造人〉》，《文匯報副刊》，1951年6月19日。

[注54]《上海知識界該貫徹“百家爭鳴”問題》，第2版。

[注55]劉鹹並不像文化大革命期間死亡的其他知識份子那樣不幸。文化大革命後，他甚至可以在更自由的鄧小平施政時期參與人類學學科的重建工作。採訪資料，2002年。

[注56]Bowler,75.

[注57]早期的一個例外是阿勒斯・赫德曆柯（Ales Hrdlicka），他堅持認為尼安德特猿人是現代人類的祖先。見Ales Hrdlicka, "The Neanderthal Phase of M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57(1927):249—274。

[注58]舉個例子，比如Franz Weidenreich, Apes, Giants,and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 Franz Weidenreich, "Some Problems Dealing with Ancient M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2.3(1940):380—383。

[注59]Ernst Mayr, "Taxonomic Categories in Fossil Hominids," 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a on Quantitative Biology 15(1950):109—118.

[注60]戰後背景中單一人種模型和種族政治問題的論述，見Robert N.Proctor, "Three Roots of Human Recency: Molecular Anthropology, the Refigured Acheulean, and the UNESCO Response to Auschwitz," Current Anthropology 44.2(2003):213—239。

[注61]例如，藏於北京脊椎古生物學和古人類學研究所的楊鐘健個人藏書中有他在1950年代從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收到的資料。

[注62]裴文中：《自然發展簡史》，北京：聯營書店，1950年，第58頁。有人回應了這個觀點，見承名世、方詩銘：《從猿到人通俗畫史》，上海：人世間出版社，1951年，第42頁。楊葉傾向於把北京猿人看作人類祖先，但他堅持說需要更多的證據去確認（楊葉前揭書，第12頁）。而認為種系發生的譜系表明北京猿人是人類一個分支的例子，見薛宏達前揭書，第3頁；裴文中：《自然發展》，第45頁；王曉石前揭書，第24頁。

[注63]朱洗：《我們的祖先》，1950年，第163頁。

[注64]賈蘭坡：《中國猿人》，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0年，第135—137頁。

[注65]程萬孚、秦覺石主編:《中國猿人：我們五十萬年的祖先》，南京：民風印書館，1953年，第14—28頁。

[注66]方少青（方宗熙的筆名）：《古猿怎樣變成人》，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年，第48頁；楊葉前揭書，第10頁。

[注67]關於民國時期的人類“西方起源”理論，見Fa-ti Fan, "How Did the Chinese Become Natives? Science and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Origins in the May Fourth Era," in Kai-wing Chow, Tze-ki Hon,Hung-yok Ip, and Don C.Price, eds.,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8)。

[注68]楊葉前揭書，第6頁。

[注69]關於北京猿人對當代中國民族認同十分有用這一點，見Barry Sautman, "Peking Man and the Politics of Paleoanthropological Nation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1(2001):95—124。我在博士論文中進一步拓展了薩特曼（Barry Sautman）的論點並對其做了評論。

[注70]中國歷史研究會：《高級中學中國歷史》，第一冊，北京：新華出版社，1950年；前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級小學歷史課本》，第一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1950）年。

[注71]例如中國歷史研究會前引書第一冊，第5頁。這些論述遵循的方法是由下面這本書開創出來的，參見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年增訂版（1943年第一版）。

[注72]楊葉前揭文，第25—28頁。另見賈蘭坡：《中國猿人》，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4頁。

[注73]方且：《從猿到人》，第70—71頁。官方的歷史教師手冊特別規定這樣利用《禮記》來舉例說明從原始共產主義到奴隸社會的轉變。Joseph R.Levenson, "The Place of Confucius in Communist China," in Albert Feuerwerker, 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68),60

[注74]方且：《從猿到人》，第79頁。

[注75]有許多描寫尋找失蹤的北京猿人化石的作品。1952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書駁斥了不久前大陸方面提出的指控，而且暗示是蘇聯從中國拿走了化石。見衛聚賢：《北京人的下落》，香港：說文社，1952年。新近研究這個題目的作品，參見李鳴生、岳南：《尋找“北京人”》，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在中國，人們熟悉的研究這個題目最有名的英文書籍是：Harry L.Shapiro,Peking 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74)。沙毗洛（Shapiro）是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體質人類學家，因此他本人對揭開這個謎很有興趣。

[注76]見Cheng Te-k’un, "Archaeology in Communist China," in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53。

[注77]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展覽館來賓留言簿，1956年4月19日（以下引用簡稱為周口店來賓留言簿）。不幸的是，看起來只有1956年的留言簿保留了下來。以後的留言簿只有名字和日期，沒有評論。

[注78]周口店來店來賓留言簿，1956年6月29日。

[注79]汪歲寒：《國恨家仇》，《電影文學》，1961年第5期，第18—33頁。

[注80]這篇文章特別談到，“假如‘北京人’骨真找不到，這也不算是太嚴重的損失，因為全世界各大博物院裡都已經鑄好了所有的模型，而且有一套全世界最好的模型，現在依然在北平呢。”濟之：《北京人頭骨下落不明》，《科學知識》，1946年，第1卷第2期，第42頁。

[注81]採訪作者，2002年10月8日。

[注82]方且：《從猿到人》，第7—8頁。Charles Carroll, The Negro a Beast (St.Louis, Mo.: American Book and Bible House,1900).

[注83]Weidenreich, Apes, Giants, and Man,24.

[注84]賈蘭坡：《中國猿人》，1950年，前言，第2—3頁。

[注85]賈蘭坡：《用人類學的觀點看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手段》，《科學大眾》，1952年第5期，第110頁。

[注86]方且：《中華民族的兒女》，上海：上海編譯出版社，1951年，第3—6頁。

[注87]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少數民族政策的研究，見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Ralph Litzinger, Other Chinas: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注88]例如，可以參見林耀華前揭書，第149頁；黃維榮前揭書，第33頁；裴文中、賈蘭坡：《勞動創造了人》，第16頁；裴文中：《人類的起源》，第11頁；吳汝康前揭書，第73頁。

[注89]上海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中國猿人》，1959年。

[注90]黃維榮前揭書，第35頁。

[注91]我並非斷言民主社會就不會出現政治審查和干擾，而是強調這種行為在民主社會往往會遭到普遍的反對，並且在相當程度上為法律所禁止。

[注92]例如，可以參見朱洗：《我們的祖先》，1950年，第146頁；賈蘭坡：《中國猿人》，1950年，第11—16頁；黃維榮前揭書，第29—32頁；方少青前揭書，第91—92頁。

[注93]Barnett; Lifton; 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Whyte.

[注94]周口店來賓留言簿，1956年6月22日？（具體日期待考）。

第十一章

像革命者一樣演戲：1949—1952年間的石揮、文華影業公司和私營電影制片廠

畢克偉（Paul G.Pickowicz）

一、石揮：“狗崽子”

我第一次見到銀幕上的石揮是在1977年，香港上映《假鳳虛凰》（1947年）和《哀樂中年》（1948年）這兩部中國內戰時期的重要影片。這兩部優秀的喜劇電影都是戰後中國最好的電影公司上海文華影業公司的作品。《假鳳虛凰》裡的石揮是一位頑皮但可愛的騙子理髮師，在《哀樂中年》裡他則飾演一位睿智而又極富同情心的小學校長。我當時就斷定石揮是中國電影史上最多才多藝的男演員。但很顯然，只要提到石揮和文華影業，這兩者的成功幾乎總和另一些重要名字聯繫在一起。《假鳳虛凰》的編劇是桑弧（戰時、戰後中國戲劇與電影界的新秀，石揮的親密夥伴），導演是黃佐臨（這位老牌劍橋大學畢業生在二戰期間的上海成為石揮的導師），攝影是黃紹芬（其非凡的攝影技術在中國電影業數一數二）。[1]而《哀樂中年》的編劇和導演都是桑弧。

“第二代”導演——桑弧

為了更深入地瞭解石揮和文華影業，我開展過一項口述史專案，採訪了桑弧、黃佐臨、李麗華（在《假鳳虛凰》裡她和石揮演對手戲）等人。關於石揮最有意思的評論來自他的老朋友黃宗江：

石揮特別好鬥。1940年代如果我一個月賺六百（元），他就要賺六百零一。他年輕時打過許多零工，例如他曾在一列火車上當過服務員，被人呼來喝去。有錢有勢的人淩辱他，他都記得清清楚楚。他憤世嫉俗，對政治不感興趣，也不相信任何東西，不過他憎恨富人。國民黨倒臺時他沒有感到任何遺憾。

他在朋友中也非常自大傲慢。但同時他卻經常和娼妓、酒鬼之類的社會下九流混在一起。所以“反右運動”（1957年）一開始、石揮遭到非難時，沒人為他感到惋惜，也沒人願意去幫他。1980年李麗華（回到中國）來看我的時候，還一直把石揮稱為“狗崽子”。

石揮對人很不尊敬。一次在一個很漂亮的房子裡，他坐在一架高級鋼琴前很不正經地彈奏古典音樂，時不時大聲放一個屁來打斷自己的彈奏。

就在“反右運動”打倒他之前，他和我一起看卓別林的《大獨裁者》。石揮沮喪地說，“八年了，我們都沒有這樣笑過。”他一直都講這樣的話——所以後來才出了問題。如果其他人發錶這種言論，沒有人會在意。但是石揮這麼講，人們就會把他的話報告上去。

1949年以後，在新制度和新政治結構下，石揮成一個局外人。如果要進入主流，就不得不加入中國共產黨。正因如此，石揮才對入黨表現出一定的興趣。他不習慣過被人冷落的生活。但是，他入黨的機會微乎其微。

二、石揮：日據時期上海的“話劇皇帝”

經過政治漂白的石揮官方傳記對他的一生進行了更加系統、也更加單調的記述。[2]1916年石揮出生在天津附近。他雖然在上海成名，但從未改掉濃重的北方口音，也沒拋棄他對北方文化的喜愛，包括傳統戲劇和相聲等其它大眾藝術形式。石揮一歲時，父親將全家遷到北京。上中學時由於父親失業，石揮不得不輟學，在1930年參加了京沈鐵路局舉辦的一個培訓班。1931年年末之前他一直在火車上和山海關車站裡工作，此後回到北京，在真光電影院以賣雜貨為生。這份工作讓他有機會觀摩了許多國內外電影。同時石揮在一個函授班學習英語，並在業餘時間練習京劇和二胡。在一個朋友的幫助下，石揮在“中國旅行劇團”開始了演員生涯，這使他後來得以進入陳綿在戰前建立的“沙龍劇團”工作。[3]在他的早期表演生涯中，石揮曾出演過曹禺著名的話劇《雷雨》和《日出》。

1940年，石揮年滿二十五歲，此時陳綿把他介紹給上海戲劇界的人士，此後整個抗戰時期石揮一直在上海工作。他的表演充滿激情，很快引起人們的關注。抗戰期間許多重要演員撤離上海，給石揮這樣的新手創造了機會。他參演了上海劇藝社——一個據說與中共地下組織有鬆散聯繫的劇團——推出的《家》和其他“進步”戲劇。1941年夏天，他和黃佐臨（他的新師傅）、吳仞之以及其他一些人離開了上海劇藝社，創建了上海職業劇團。

1941年12月，日本駐上海部隊控制了國際租界區，黃佐臨的新劇團也隨之關閉。1942年初秋，黃佐臨和另一些人成立了著名的“苦幹劇團”，這個劇團讓石揮登上了上海戲劇界的頂峰。在黃佐臨和費穆的精心支持下，石揮很快成為戰時上海最受歡迎的男演員。他曾在《大馬戲團》和《秋海棠》中出演重要角色：《大馬戲團》轟動一時，10月、11月連續上演了四十天，而《秋海棠》則在1942年12月至1943年5月之間破紀錄地連續上演了一百三十五天。[4]戲迷們開始把年僅28歲的石揮封為“話劇皇帝”。

二戰結束後石揮留在上海。他繼續從事舞臺表演，但是和許多戲劇界人士一樣，他也開始逐漸步入電影界。1947年石揮與老朋友黃佐臨和桑弧一起創建了文華影業公司，這個私營電影公司專門拍攝具有超凡藝術價值的人文主義電影。這裡有四個角色值得特別強調，它們把石揮推上了戰後電影明星的地位。桑弧編劇、黃佐臨導演的令人捧腹的喜劇《假鳳虛凰》中，石揮扮演一名勉強糊口的上海理髮師。張愛玲編劇、桑弧導演的《太太萬歲》（1947年）以及柯靈編劇、黃佐臨導演的《夜店》（1947年）中，石揮扮演的都是壞脾氣的老頭。[5]曹禺編劇、導演的《豔陽天》（1948年）裡，石揮扮演一位律師。形勢一片大好，《假鳳虛凰》的拍攝過程中美國的《生活》（Life）雜誌專門刊登了一張引人注目的照片介紹了石揮和戰後中國的電影業。

1948年年末上海的國民黨政權倒臺前夕，石揮開始編寫、導演他的第一部電影《母親》（1949年發行放映）。但石揮之所以聲名卓著主要還是因為他的演技，而且他無與倫比的票房號召力是勿庸置疑的。1949年初，桑弧請他在《哀樂中年》中扮演男主角。《哀樂中年》是桑弧編劇、導演的一部感人喜劇，講述了一位善良的小學校長在晚年找到愛情的故事。《母親》和《哀樂中年》都採用了輕鬆、樂觀的風格來揭露當時中國社會的問題。然而，1949年4月文華影業公司大門外的社會正在土崩瓦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軍隊即將進入上海。

三、石揮：解放的慶祝者

當上海最重要的國有電影公司老闆羅學謙於1949年5月3日逃離大陸時，電影界的大多數人都明白國民黨統治的時代即將結束了。[6]熠熠生輝的上海電影界幾乎沒有人同情國民黨的離去。電影人有許多逃離的機會，但卻幾乎沒人離開。不過電影人並不瞭解中國共產黨，也很少與中共的代表共事過。

當時中國電影界普遍認為國內電影產業的狀況令人痛心。許多人認為，在保護戰後中國電影業免受美國電影市場的侵略方面，國民黨政府幾乎毫無作為。許多人覺得好萊塢的競爭可能會摧毀國內電影業。1940年代末不斷有人呼籲對美國進口到中國的電影數量進行控制。男女演員、編劇和導演們都要求政府進行干預並採取保護主義政策。但國民黨政府的反應令人失望，不過人們相信共產黨人在這一問題上會更加堅定。因此，上海的電影人之所以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反美立場是有其自身原因的。

1949年5月25日，共產黨的軍隊佔領了上海。六天后的5月31日，作為上海全城舉行的“解放”慶祝大會的一部分，電影業和戲劇業人士匆忙召開了會議。第二天，電影業和戲劇業人士也走上街頭參加了豐富多彩的遊行。文華、昆侖、國泰這三間上海最重要的私營影業公司從五月中旬開始歇業兩周，之後於6月2日重新開始營業。[7]

中國共產黨明確表示了歡迎來自戲劇界和電影界人士的政治支持。而共產黨人也的確積極吸收電影界人士參與他們的事業，這與國民黨的行為形成了鮮明對比。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共並不懷疑這些資產階級電影明星的意識形態取向，這些人當中有許多都和石揮一樣在日據時期留在被佔領的上海，並在血腥的內戰期間繼續光彩照人地從事他們的演藝事業。但是，鑒於中共經常對文藝、知識領域表現出很大興趣，而且強烈希望鞏固在城市中心的統治，它十分需要城市電影人在大眾傳媒方面所具有的專長。

1949年6月2日，中共正式接管了國民黨在上海的兩個主要電影公司，將其合併改名為上海電影製片廠（簡稱上影）的國有電影製作公司，派經驗豐富的老黨員于伶管理。[8]但中共也公佈了這樣的消息：新的國有電影製片廠仍然需要時間加以調整，因此仍需要包括文華在內的私營電影公司發揮作用，尤其是在上海這個解放前的中國電影工業中心。

為了更好的控制上海文藝界，1949年6月18日上海戲劇電影協會成立。該協會的領導人是經過一次投票選舉而產生的。這一選舉是如何組織的並不清楚，但是得票率最高的二十七位代表所獲的票數被公佈出來了。[9]老黨員于伶和夏衍得票最多，分別獲得586和554票。這份名單中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明確希望與中共合作、希望在解放後的上海藝術界發揮領導作用的著名無黨派人士。石揮的導師黃佐臨以450票位居第五位，深受大眾歡迎的演員趙丹以356票位居第七位，接著是導演陳鯉庭（342票，第九位）、導演應雲衛（287票，第十位）、導演吳永剛（274票，第十一位）、演員藍馬（252票，第十二位）、導演鄭君裡（235票，第十四位）。石揮以215票列第十六位。

對石揮來說這次投票是個好消息，因為他被任命為該協會的執行委員，也就是認可了他是“解放”的熱烈擁護者——這一點正是石揮強烈渴望得到承認的。但這也是一個令人失望的消息，因為這份名單中許多排名比他高的人，在資歷上都難以與他相比肩。像在政治上頗有抱負的24歲女演員黃宗英（以180票列第二十一位）這樣雖然知名度較低的人，其所得票數卻與石揮相差不遠。

國民黨在對戲劇界和電影界人士的培養和支持方面幾乎無所作為，這加深了公眾眼裡男女演員既愚笨、又縱欲、還愛慕虛榮的負面形象。相比之下，中共的殷勤恭維令上海的電影人沾沾自喜。1949年夏秋，許多電影人都深刻地意識到重要時機就在當下，都希望通過努力工作來獲得新政權的關注並被認作是革命積極分子。這種競爭有其現實意義。人們都認為，誰能夠獲得革命資格，誰就能在解放後的電影界起到帶頭作用，而那些未能引起政治關注的人將被冷落。在最初幾個月，高度活躍的氣氛帶來了一種樂觀主義情緒。眾所周知，所有的電影明星都有著不同尋常的個人經歷和乏善可陳的政治活動記錄。但在1949年年中，這一點看似無關緊要，重要的是行動上要表現得像革命積極分子。於是，新成立的戲劇電影協會一開始支持舉辦的大型活動之一就是在7月4日舉行的表演藝術家慰問人民解放軍大會演。[10]幾乎所有大明星都參加了這次會演。

幾天之後上海戲劇電影協會就宣佈，為了清理電影界，成員們決定禁止上映不健康的華語電影。夏衍號召電影界進行審查和自律，並要求老電影工作者簽寫一份要保持電影高標準的保證書。《青青電影》刊登了石揮和黃佐臨簽寫保證書的照片。[11]隨後有幾部電影被禁。儘管電影界做出了鄭重的保證，但實際上從1949年4月到1951年5月這兩年間，仍然有成百上千部解放前拍攝的華語電影與極少數解放後的新電影一起在上海上映。二戰前1930年代、有爭議的日據時期以及內戰時期拍攝的電影，還有來自香港的電影，都在上海廣泛上映。1949年上海大約有四十八家電影院，其中只有二十二家是專門放映新片的高品質電影院。[12]事實上所有這些電影院都是私人所有、私人經營的。在上面提到的那兩年裡，這些電影院為二千四百萬觀眾放映了四萬六千多場華語電影。[13]

對於1949年深夏與此後開展的反對“有毒”好萊塢電影的各種運動，上海電影界的老工作者們都積極支持。[14]這些人中的許多人年輕時曾沉迷于好萊塢電影文化；但現在他們的藝術、經濟和政治利益驅使他們公開抨擊資本主義國家的電影。但在1949年和195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為滿足公眾對電影的需求並緩和解放後的轉變，上海依然需要放映美國和英國電影。從1949年4月到1950年10月中國軍隊進入朝鮮的十八個月間，為上海一千四百多萬觀眾放映了六百四十六部美國、英國電影（幾乎所有這些電影都是1949以前拍攝的）共三萬三千場。[15]西方電影文化在解放後的最初階段仍然占了很大市場。

在1949年中後期，石揮十分活躍地熱情支持新政權。在8月1日人民解放軍建軍節那天，作為為軍隊老兵發起的廣播募捐活動的一部分，石揮和他的朋友表演了相聲。五天后，石揮出售了他親筆簽名的扇子，以此募集資金來幫助那些曾經幫助過難民的老兵。10月1日，為了支持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他和深受歡迎的默片男演員金焰領導戲劇電影工作者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16]

“話劇皇帝”石揮

與新政權政治關係更好的其他明星則參加了更為高調的公眾活動。7月末，趙丹前往北京出席了中國電影戲劇工作者協會第一次會議，該協會的作用是幫助協調全國電影攝製工作。女演員白楊（在上海解放之前她就和積極參政的導演張駿祥從香港趕到北京向中共表示敬意）則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一員於10月末前往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周年慶典。僅僅在兩年前的1947年，白楊還是蔣介石最佳女演員獎的第一位獲獎者！但現在她卻是電影界最引人注目的共產黨支持者之一。12月從莫斯科回國後，白楊被分派到國有的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在那裡她做了一場生動的報告講述訪蘇見聞。1949年12月21日，白楊甚至在上海的公眾集會上朗誦了一首詩歌來慶賀史達林的七十歲生日。[17]

從1949年7月開始，于伶和夏衍領導的政府機構——新成立的上海文藝處召集了幾次會議，包括四個主要私營電影公司代表在內的私營和國有製片公司都參加了這些會議。[18]這幾次會議籠統地制定出了新的基本規則，但是還有很多問題並未提出來：例如在解放前上海電影界的老影人中，誰能進入黨和政府？他們怎樣證明自己夠資格？

1949年11月初，石揮趕到北京籌劃文華在解放後拍攝的第一部電影。雖然新政府和上海私營電影公司的關係尚未明朗，但是電影的拍攝仍在快步前進。

四、石揮：善良的警察

1949年秋，文華影業的主要經濟資助者吳性裁仍然留在香港。但是在北京新成立的電影管理局很快讓他恢復了對文華影業公司的興趣。人民解放軍佔領上海後，文華拍攝的第一部影片是製作宏大的《我這一輩子》，該片根據老舍1939年出版的同名中篇小說改編而成。[19]這部電影於1949年深秋開機，計劃在1950年初的農曆新年假日期間殺青。石揮不僅是《我這一輩子》的導演，他還在劇中擔任主角——一位舊社會的北京警察。[20]

這一嘗試為文華在解放後獲得開門紅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我這一輩子》有這樣幾個優勢。第一，它是一部重要的五四風格小說，作者是深受人們景仰的黨外作家老舍，他在解放後返回中國並在一開始對新秩序十分熱心。第二，1949年前很少有人將五四小說改編成電影。第三，文華影業通過這部電影幫了新政權一個忙，證明了新社會是五四文化遺產的合法繼承者。第四，這部電影彰顯了新秩序溫和而靈活的一面。

《我這一輩子》當時很被看好，也是因為它具有史詩的特質。不像大多數電影只是微觀地考察某一特定瞬間，《我這一輩子》這部電影展示了北京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所發生的戲劇性變化。老舍原著中的時間跨度為1909年到1921年。為了使這部電影的歷史時段更加宏大，編劇楊柳青和石揮緊密合作，特地將故事延續到1949年中共取得勝利。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我這一輩子》堪稱是石揮在導演和表演兩個領域的傑作。影片追溯了一名平凡警察的一生，其中充滿了老舍所深愛的北京當地生活的各種細節。這部影片以鮮明的感性方式，極富效果地展現了北京人豐富的語言與街頭風俗習慣。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專門調停各種瑣碎糾紛的警察，他為人大方、正直、溫和、謙遜，獲得了人們的信任與尊重。作為一名二十二歲的警察，他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心裡充滿了熱情。但是他天真質樸，根本不瞭解政治。1911年清王朝突然崩潰時他心中充滿了困惑。

我們的男主人公在隨後的軍閥政權時期繼續工作。但是，他和夥伴們被分派去做各種丟人的工作（例如為腐敗的政府官員看門護院）或者被迫去騷擾愛國學生——這些愛國學生最早在1915年走上街頭反對“二十一條”、當時的抗議活動後來在1919年發展成為“五四運動”。我們的主人公依然天真質樸，他同情學生，不能理解為什麼政府鎮壓他們。同時，北京的地方經濟開始蕭條，這些警察不得不為了維持家庭生計而掙扎。影片的前半部分使用了老舍原著中的素材，並盡可能地忠於原著。

《我這一輩子》的第二部分從老舍的結尾處開始，讓人失望的是，這一部分幾乎沒有北京地方特色，而包含了更多的政治內容，這些政治內容與1940年代末中共對近代中國歷史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國民黨遷都南京後十年裡的北京被表現為走向衰落。男主人公的妻子去世，女兒也嫁到另一名警察的家裡。只有當上了警察的兒子留了下來。就像父親一樣，兒子是正派人，但是他更有政治覺悟，並和許多革命學生成為朋友。

這部影片以非常感人但卻老套的手法處理了日本人佔領北京的那個時期，並特別強調了民眾對一起強姦事件（解放前後的華語電影中為人們所熟悉的一個隱喻）作出憤怒反應這一情節。這位警察的兒子和一位可愛的農村姑娘訂了婚。一天，相貌險惡的日本人在漢奸的陪同下來到主人公家裡尋找可強迫成為慰安婦的“中國姑娘”。警察和他的兒子費盡心思想要騙走惡徒，可最終還是眼睜睜地看著少女尖叫掙扎著被拖走。後來兒子決心離開北京參加遊擊隊。父親容許他這樣做，但是告訴兒子，他走了以後年老的父親在世上將孤獨無依。

《我這一輩子》最後的情節發生在國共內戰、國民黨重返北京時期。不出人們所料，電影把國民黨描繪成一個徹底腐敗的政權。一個現在為國民黨政府工作的前漢奸對這個老警察嚴刑拷打，想要得到他兒子在八路軍裡的消息。在監獄裡，老警察遇見了曾是兒子朋友的一個年輕革命者。但他只能無助地看著這個年輕人被處死。

後來這位老警察被強迫加入了一個勞動隊，隨後又像垃圾一樣被拋棄。他被迫乞討，徘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尋找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和食物，最後在一個深夜死在陋巷中。之後螢幕上簡短地出現了他兒子身穿解放軍制服、為贏得全國勝利而戰鬥的圖像，但這對老人來說已經太遲了。

雖然《我這一輩子》的第二部分既墨守陳規，又有政治宣傳目的，但是必須承認這部電影的確有信服力地融合了以下兩點：一是文華影業在解放前的溫和、人文主義關懷與帶有高度美感的傳統；一是解放後為鞏固中共歷史觀所必須的、不加掩飾的強硬的政治化敘述。如果說作為一部統戰電影《我這一輩子》既要包含一點舊元素、又要包含一點新風格的話，那麼這部電影和石揮是相當成功的。唯一的小問題是最後的情節。是否應當讓老人孤獨地死在街上而未能看到他兒子和新社會的幸福？還是應該讓他歡迎兒子歸來並加入歡慶勝利的遊行隊伍中去？原劇本原本有一個幸福的結局。但是石揮提出了各種理由，堅持要以悲劇的方式結尾。在1950年2月13日有許多電影界名人出席的一次上海會議上，石揮有些自我辯護地解釋到，他原來很想根據劇本來拍，但是像軍隊進城這樣的大場景對私營電影公司來說過於昂貴。他說他曾嘗試在上海租用一個簡易機場來拍攝最後的大場景，但是國民黨的飛行員一直往這個地區投擲炸彈。[21]直到今天，這一從未被拍攝過的美好結尾仍一直出現在電影簡介中。[22]

《我這一輩子》的影評相當不錯，觀眾們也確實認為這是1950年春節一個完美的賀歲禮物。1950年，這部電影在上海放映了575次，觀眾達314,389人，此項紀錄沒有其它任何一部文華1950年的出品能夠望其項背。[23]新政府對這部電影也很滿意，決定選送它參加在社會主義捷克斯洛伐克舉行的電影節。

在公開場合石揮對這部電影的藝術性只表達過一個保留意見。他告訴電影界的一些內部人士說，老舍的原著中並沒有那個貫串電影始終而最終被處死的年輕革命者角色。石揮有些後悔在敘事中強加了這個角色，因為在他看來這樣的表現方法僵硬呆板、難以令人信服。[24]

五、石揮：好心腸的小鎮裁縫

文華在解放後拍攝的第二部電影是《太平春》。1950年春末發行的這部電影彙集了老文華影業團隊中的許多關鍵性成員，其中包括了導演桑弧和優秀攝影師黃紹芬。石揮扮演的是一位個性複雜但心腸很好的舊式裁縫劉金髮，故事發生在浙江東部的一個小鎮，時間背景是日據時期到人民解放軍抵達後這一時期。

精緻的攝影、專業的剪輯與恰到好處的表演，使得《太平春》這部電影既簡潔又引人注目，很多方面都讓人想起1940年代晚期文華出品的電影。石揮以細膩的演技飾演影片主角劉裁縫。劉裁縫是個為人正派、待人善良、性格溫和、逆來順受的人物，他不想傷害任何人。實際上他盡可能地取悅周圍的人。對裁縫的塑造體現了文華典型的人文主義關懷：劉是一位非常能打動觀眾的角色，影片從肯定的角度描寫了他溫和的性格。

在這部電影的第一部分，裁縫劉金髮收留了可憐的鄉下男孩根寶做長期學徒。隨著時間的流逝，很明顯勤奮的根寶是劉金髮女兒鳳英的理想婚姻對象，戰後著名女演員上官雲珠對鳳英這個角色進行了精彩的詮釋（上官雲珠1950年代未能加入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上海的一座建築物上跳樓自殺）。[25]劉裁縫只看到了每個人身上好的方面，但是兩個年輕人在政治上更加精明。

趙老爺及其妻子是另外兩個主要角色，他倆是劉裁縫多年的好主顧、富有的當地權貴。劉十分感激他們的惠顧，但鳳英和根寶卻清楚地瞭解趙老爺不僅勾結日本人，在戰後又和當地國民黨緊密合作。劉裁縫十分珍視他與趙氏夫婦的舊式關係，但兩個年輕人對此卻持懷疑態度。儘管如此，鳳英和根寶還是非常尊重老裁縫，並未質疑他的權威。簡而言之，雖然擔心居心叵測的人可能會利用仁慈的老人，他們還是用合乎儒家禮法的方式敬愛和崇拜他。

影片接近尾聲處詳細描寫了兩次危機。在第一次危機中，一直沒有兒子的趙老爺想要納劉裁縫的女兒鳳英為妾。劉裁縫除了拒絕之外別無選擇，他只能告訴趙老爺鳳英已經許配給學徒根寶。因此趙老爺便背地裡設法使根寶被徵召入伍，並在他拒絕服役時將他投入監獄。詭計多端的趙老爺知道劉裁縫會向他求救，這樣他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做筆交易。如果劉同意把他的女兒嫁給趙老爺，趙就會“用他的影響力”釋放根寶。為了救根寶，劉裁縫同意了趙老爺的要求。但在舉行婚禮前，兩個年輕人背著劉裁縫逃走了。

不承認事先知道孩子們逃跑計劃的劉裁縫被投進了監獄。但此後不久人民解放軍就抵達小鎮的郊區。這時趙老爺的妻子來到監獄，告訴劉裁縫她為他的遭遇感到難過，會托人釋放他。可是劉裁縫剛一出獄，趙老爺的妻子就讓他幫忙。她強迫劉裁縫為她藏匿了幾箱“需要妥善保管”的貴重物品，並用金錢報答他的幫助。考慮到他們彼此之間存在的長期生意關係以及相信趙夫人“救了他的命”，劉裁縫愚蠢地同意了。

第二次危機發生在人民解放軍到來之後。起初，劉裁縫的女兒和根寶返回家中，社區中每個人都歡欣鼓舞地歡迎“新社會”到來，一切都令人滿意。但是後來鳳英偶然發現她的父親藏匿著屬於趙氏夫婦的貴重物品。在結尾一組精彩的鏡頭中，鳳英與他的父親發生了對立，但是老人堅持認為他沒有做錯。趙氏夫婦過去幫助他，他們是好主顧。既然他已經做出了承諾，他就必須遵守諾言。鳳英公然反抗了父親，並把這件事告訴了根寶。根寶一直非常尊重他未來的岳父，但是他已經加入了當地的中共黨組織，認為唯一合乎道德標準的事就是把這些貴重物品交給新政府。劉裁縫拼命反對，堅持認為他的諾言和傳統人際關係很重要。

年輕人的反駁中既有道德的成份也有現實的成份。首先，他們說現在有了新的道德標準。趙氏夫婦是剝削者和賣國賊，因此把他們的財產交給“人民”從道德上講是正當的。其次，趙氏夫婦是“反動分子”，任何説明他們的人都會沾上反動分子的汙名。年輕人懂得這些道理，但是劉裁縫仍然固守著他的道德陣地。

當劉裁縫一位被國民黨強征入伍的朋友以失去了一條腿的形象出現在裁縫店時，劉裁縫深感不安。他的女兒告訴他必須交出貴重物品。但是劉繼續猶豫不決。只有當根寶收到家鄉來信得知他親愛的母親已在國民黨的空襲中喪生時，劉裁縫才終於被激怒了，交出了貴重物品。劉說他現在知道什麼是殘忍的反動分子，而他想當“人”。一位地方政府幹部告訴劉，他有資格得到酬謝，但是劉說他不會要。這位幹部堅持要他收下。在最後一幕中，劉因為用他的獎金購買了政府債券而在公眾大會上得到表揚。

《太平春》在許多方面都很成功，和《我這一輩子》一樣，它幾乎天衣無縫地將解放前後的上海文化景觀連接了起來。這部影片政治立場鮮明地反對二戰時日本的侵略和戰後國民黨的無能。它也展示了社會的階級結構，表現了階級敵人（趙氏夫婦）與國內外壓迫者的狼狽為奸，並立場鮮明地對革命和勞動人民群眾的勝利進行了頌揚。從這點來講，《太平春》和解放後文華的第一部影片《我這一輩子》沒有什麼區別。

《太平春》電影海報

在《太平春》中，文華在沒有犧牲藝術完整性的情況下實現了所有這一切。這部電影主要是石揮、導演兼編劇桑弧、攝影黃紹芬成就的，幾乎和他們解放前拍攝的文華電影一樣。儘管《太平春》公開讚揚革命，但是無論是看起來還是感覺起來都很像電影《哀樂中年》，後者也由桑弧編劇兼導演、石揮擔任主角，在國民黨政權倒臺之前的1949年初由文華影業發行放映。實際上，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後好一段時間，《哀樂中年》都一直在放映（包括1949年解放後放映的322場、1950年14場）。[26]

《太平春》的人文主義理念壓倒了它對包括階級壓迫和國際鬥爭在內的人類衝突的關注。《太平春》竭力想具有革命性，但結果還是一部人文主義作品。影片中最有意思的人物是石揮扮演的善良裁縫劉金髮。由於石揮出色的表演，劉裁縫這一角色完全令觀眾信服並產生了共鳴。觀眾喜歡他，即使他對周圍的各種罪惡視而不見。他不僅不抵抗壞人，就是不義行為近在眼前時他也完全無法辨認出來。問題不在於劉裁縫的天真和輕信，而在於儘管劉裁縫如此多愁善感，卻仍然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角色。對於老人一直不能瞭解的殘酷現實，年輕人的瞭解要深刻得多，但是他們同時也被儒教的家長制所束縛。在整個電影中，兩個年輕人都一直順從父親的權威，這揭示了他們被“舊”社會關係束縛程度之深。

《太平春》受到了大眾的歡迎——僅在1950年就在上海放映了467次、觀眾達188,577人次。因此中共的評論員對影片提出質疑時，石揮和他的老朋友、編劇兼導演桑弧肯定感到十分震驚。[27]1950年6月24日的《文匯報》登載的兩篇文章惡毒地攻擊了這部電影。一位評論家說，導演桑弧忽視了人們提出要求修改劇本的警告。這位評論家還公然指責說，這個憑空想像出來的故事裡有許多情節會被電影觀眾曲解——階級敵人沒有因其罪行受到懲罰，反而很容易地逃脫了；影片結尾革命幹部向老裁縫頒發獎金完全不合適，因為老裁縫的行為就不應該獲得獎賞。[28]

更嚴厲的攻擊來自梅朵，《文匯報》逢雙周出版的戲劇、電影副刊的編輯。他認為這部電影的問題主要在於編劇桑弧的落後思想。電影以老裁縫這個毫無希望的“空虛”角色的一生為中心，這屬於意識形態誤導。梅說，裁縫和當地階級敵人之間的關係是不合邏輯的，電影並未充分揭露趙老爺這個地頭蛇的剝削本質。他寫道，桑弧有“態度”問題，急需思想改造。[29]

這些批評發表前桑弧就知道會遇到麻煩。他的回應發表在新雜誌《大眾電影》的第二期。[30]桑弧以屈辱的姿態毫不抵抗地屈服了。在這篇充斥自我鞭荅的文章裡，他承認自己是徹頭徹尾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整個故事是不負責任的編造。他說，所有對《太平春》的批評都正中要害。他寫道，實際上這部電影是“失敗了”。對這部影片的批評是毀滅性的：這部電影不再發行，此後很少被提及。

六、石揮：文化革命者

在《太平春》受到批評不久後的1950年7月，石揮發表了《解放一年來的上海影劇界》，這篇文章既有高度政治性、又作出了自我肯定。[31]他在文章中根本沒有提到《太平春》的失敗以及他和這部電影的關係。相反，他以電影戲劇界想要“感謝共產黨，感謝人民解放軍”給了他們開始新生活的機會為開場白，談了他個人在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期間的全面發展。石揮用新的政治行話寫道，由於過去的上海被榨取“勞動人民血汗”的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反動官僚資本主義所控制，因此電影院和戲院只為極少數人服務。過去的上海到處都是舞廳、飯店和戲院，但是石揮經過反思已經認識到，電影戲劇界人士得到的僅是殘渣剩飯。

石揮讚揚到，上海解放一年後，藝術家們已經拋棄了那種自認為在上海擁有社會特權地位的錯誤的自豪感。共產黨賦予他們新生以來，舊電影明星們積極努力地工作、盡一切力量實現成功。他寫道：“在解放後的三天內，我們就建立了幾十個巡演劇團”到各個工廠裡為“工人兄弟們”進行表演。此外他還提醒讀者們，戲劇電影界人士也與戰士和普通民眾一起積極參加了大型勝利遊行。雖然那天下著大雨，但是“明星們”依舊出去“在街上跳舞”。按照石揮的說法，戰士說“你們就像我們在前線時一樣的英勇”。

在組織方面，石揮認為上海戲劇電影協會的成立是一件史無前例的重大事件，因為它讓表演藝術界有史以來第一次團結起來，因此促進了文化活動“集體化”。1949年夏，上海戲劇電影協會發起了表演藝術界工作者慶祝解放的大型遊行，並組織了為期六天、場面壯觀的戶外募捐活動。成千上萬的人湧向公園來觀看他們喜愛的明星。石揮認為，正是演藝人員與大眾之間的直接接觸讓戲劇電影界取得了意識形態上的進步。此後又成功舉辦了一項為老兵和難民們長期募捐的廣播活動。石揮把這種活動描述為是在舊社會不可能發生的“奇跡”。讓許多藝術家沉溺于“自我放縱”的“小資產階級優越感”也消失了。

石揮寫道，文藝界發生的轉變是如此重大，“包括各種藝術家在內的許多同志都參軍、下鄉或進入了革命大學”，而這些地方都是學習新政治的速成學校。藝術家們不再想成為令人羡慕的特權階級，他們想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優秀革命工作者”。他認為這些藝術家們在第一年就實現了這一點——他們製作了幾部面向大眾的短片來勸導愛國公民購買政府債券。但諷刺的是，購買債券恰恰是目前名譽掃地的電影《太平春》中主人公劉金髮所做的事情。

在文章的結尾，石揮向已經推出兩部新作《紅旗歌》和《思想問題》的戲劇工作者表示敬意。他提到，《紅旗歌》描寫的是工人階級，這要求藝術家熟悉無產階級的生活。《思想問題》則是為了教育人民。石揮總結到，在未來，戲劇電影界無疑會面對諸多挑戰和問題。但他認為第一年已經有了很好的開端。重要的是文化舞臺上的人們想要“翻身”、已經與“人民”打成一片，並願意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取得進步。[32]

值得注意的是，石揮這篇自吹自擂的文章提到了《思想問題》這部拙劣的戲劇的所謂貢獻。文華在解放後拍攝的第三部故事片（也是在《太平春》論戰後拍攝的第一部）其實就是《思想問題》的電影版。這部嚇人的電影在1950年8月發行（1950年一共放映446次，上海觀眾人數達220,516），無論與《我這一輩子》、《太平春》這兩部電影還是文華的人文主義傳統都沒有絲毫相似之處。[33]石揮本人完全沒有參與這部影片的製作。

毫無疑問，對於文華來說拍攝《思想問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尤其是在《太平春》遭到批評之後。石揮的導師、文華的領導人黃佐臨雖然是影片的監製，但在電影的姓名列表中僅是文華影業和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雙方組成的八人“集體”導演之一。儘管黃佐臨是一位藝術天才，《思想問題》卻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之作，即使它頗具政治鋒芒。不僅演員的表演和攝影糟糕，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生硬笨拙，故事本身更是非常僵硬。更糟糕的是，這部影片前所未有地大肆宣揚反智主義。

《思想問題》講的是1949年中國建立的諸多“革命大學”中的一所——坐落在上海郊區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表面上看這所大學為受過教育的非共產黨人員提供了一個機會來改造他們的“思想”，做好準備接受新社會分配給他們的工作。由於學生們的階級背景和文化傾向都不可靠，所有學生都有態度問題。這所學校起到了思想改造營地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它的確很像一所關押意識形態罪犯的監獄。所有被拘禁在這所學校的人都是必須要淨化思想之後才能返回社會的思想犯。事實上，這所學校的環境與1950年代初李克(Allyn Rickett)和李又安（Adele Rickett）的名著《解放的囚徒》（Prisoners of Liberation）所描寫的刑事拘留所非常相像。[34]

這所學校的一些學生狂熱地想要向政府證明自己是純潔的，已經做好準備在新社會裡擔任領導職位。一名積極分子受到自己患有嚴重性病這一現實的刺激，一直執著地希望讓黨注意到他的思想傾向是“純潔”的。這些冷酷無情的積極分子大部分時間都在欺辱其他思想落後的學生，並威脅要召開“鬥爭大會”批鬥他們。

這所學校的大多數學生都是思想受到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價值觀污染的人，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自私的個人主義。這些人並沒有認識到自己有多麼需要贖罪。他們當中包括這樣幾個典型角色：一個美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一個交際花和一個地主兒子。

另一個典型角色監督著學習班的進展——一個十分男性化的中年女幹部：她身材豐腴、面帶假笑、始終平靜、自以為是，在每一個場景中都身穿不分男女、鬆鬆垮垮的毛澤東式制服並帶著一頂工人帽。這部電影主要由一個接一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大會構成，在這些大會中男女演員都直挺挺地站著，看起來仿佛在念貼在攝像機旁邊提示板上的臺詞。

電影《思想問題》一開始給人們的印象是，令人討厭的政治狂熱行為與資產階級落後行為這兩個問題會得到英明的中共幹部的同等關注，並因此得到同時解決。但是，隨著影片的繼續，極端左傾的問題被忽略了，所有重點都放在非黨員知識份子的資產階級落後思想上。電影中並未出現一開始狂熱分子就威脅要召開的那種“鬥爭大會”，因為中共幹部更願意以一種友善的方式來推動落後學生的思想轉變，但是影片一開始就提到的“鬥爭大會”作為一種選擇也從未被否決過。那些有罪的學生清楚地知道“鬥爭”仍然是可能的。

大多數學生都拒絕全盤承認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的罪惡。但是長時間的說教和更為冗長的會議讓他們認識到承認是唯一的解救辦法。所有學生一個接一個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願意“接受”新道德。

在本書第十章，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提到1950年代初中國人對人類起源問題以及“人”的界定標準問題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這裡值得強調的是電影《思想問題》也十分明確地談到了這個問題。[35]影片邏輯以這樣一種基本觀點為基礎——沒有中間道路可以走，要麼擁護革命並站在人民一邊，要麼就是反對革命。另外，這部影片還想方設法將那些沒有旗幟鮮明地站在革命陣營內的人們進行“非人化”。根據這個邏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非人類。既然沒有人想被看作是反人類，那麼堅定地站在革命陣營內就是必要的。當這所革命大學裡的學生承認他們是真想要通過改造“思想”來獲得拯救時，他們真正的意思是想加入“人”的行列。

瞭解了電影《思想問題》的政治內涵，人們就會更容易理解為什麼石揮精心扮演的熱心裁縫劉金髮會在1950年招致尖銳的批評。桑弧的劇本、石揮的演繹、更不要說黃紹芬巧妙的攝影，都把非革命者表現得富有人性。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電影《思想問題》讓觀眾們無法欣賞那些有“思想”問題的醜惡人物。雖然劉裁縫身上的問題與他們一樣多，但他卻是一個值得喜愛和尊重的角色，即使與他生活在一起的進步青年也是如此認為。不像《思想問題》，電影《太平春》注意到劉裁縫這樣的正派人雖然充滿矛盾，但依然展現了徹底的人性。

電影《思想問題》相當直白地說明，僅僅是“思想改造”還不能讓人成為人。沒有勞動——艱苦的體力勞動，思想改造就不可能取得成功。電影中一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那位男性化的女幹部提出了反駁，認為自己思想健康，可以在其他地方作出更大的貢獻，並不需要在田地裡工作。但這段話卻促使垮褲子女幹部對勞動的神聖本質進行了一次冗長的演說。

《思想問題》與文華製片人得到了新聞界的大肆吹捧。文化部組織了一次座談會，表示非常滿意看到私營電影公司拍攝出這麼富有“教育意義”的影片。[36]這部影片在全國與上海的觀眾數量被廣泛談及，例如僅在1950年的最後三個月，上海就放映了《思想問題》446次，觀眾達到22萬多人。但這些數字頗具誤導性。觀眾數量如此之多是因為組織者花了很大的力氣來安排各種團體進行觀看，而且提前三至四天購買集體入場券可獲得高達80%的折扣。[37]這些努力結束後，這部影片的上映次數和觀眾數量驟然下落——1951年只上映了18次，觀眾只有6500人。[38]

七、石揮：皮條客

文華因為願意幫助拍攝《思想問題》而得到了回報。就在中國軍隊介入朝鮮戰爭前的1950年夏末秋初，文華開始製作另一部相對溫和的影片，該影片既和《我這一輩子》和《太平春》類似，又秉持了文華長久以來的藝術傳統。這部電影的藍本是著名作家茅盾在1941年出版的五四風格小說《腐蝕》，由受人尊敬的上海文學家柯靈改編成劇本，剛忙完《思想問題》的黃佐臨導演了這部電影。[39]《腐蝕》這部電影因為希望模仿“蘇聯電影製作經驗”而被文華的領導列為重點專案，並於1950年12月15日發行。[40]

茅盾《腐蝕》封面

該影片以1940年為背景，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戰時重慶一位以自我為中心的資產階級年輕女人離開她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丈夫而追求冒險生活。女主人公遇人不淑，最後淪落為一名間諜，為與美國情報機構相勾結的國民黨秘密警察工作。石揮扮演這個女人的前夫——一名共產黨員，這是《太平春》之後石揮的第一個角色。縱觀其演藝生涯，石揮擅長扮演各種有趣的普通人、包括一些下層人物。對石揮來說，扮演輪廓鮮明的革命青年尚屬首次，不過他的表演雖然令人信服，但卻黯淡無光。

在影片中，這位年輕墮落的女人公洩漏了她前夫的資料。前夫被捕後，國民黨當局派她去勸說他招供，但她因為欽佩前夫的剛毅而拒絕合作。之後不久女主人公與另一名像她一樣落入陷阱的女青年成為了朋友。後來，女主人公十分震驚地得知了前夫被處死的消息。她的前夫在遺書中懇求她離開當前所處的可怕環境，讀過遺書後女主人公看到了光明，帶著那名女青年一起逃到解放區。茅盾似乎並未反對這部電影對他小說的改動，雖然原著更加內省，沒有這麼政治化，也沒有兩個女人轉而投奔共產黨根據地這樣的結尾。

石揮在共產黨解放上海後文華所拍攝的第五部電影中扮演了一個更加讓人難忘的角色。這部讓人心如刀割的電影名為《姐姐妹妹站起來》，以聲名狼藉的民國妓女為主題。《姐姐妹妹站起來》拍攝於1950年秋末冬初、1951年初發行，由新手陳西禾編劇和導演，陳西禾為了研究這個問題還專門到北京參觀了一個女子勞動訓練所——舊社會的妓女們都被分配到那裡。為了在政治上保險起見，陳西禾還組織了一些“討論會”，在這些討論會上他謙恭地徵詢各個政治和文化主管機構的“建議”。[41]

《姐姐妹妹站起來》以1947年的北京為背景，電影的第一部分用高度戲劇化但幾近民族志般的方法展開悲慘的色情業的描寫。影片聚焦於不識字的鄉下女孩大香的悲慘故事，她的母親被騙把她賣作妓女，通過她的故事觀眾可以詳細地看到民國末期的北京妓女是如何被招募、買賣、訓練、控制和進行交易的。影片除了介紹七個妓女各自不同的個人經歷外，還讓觀眾近距離觀察這個行業中的許多行家，包括管理女青年的可怕皮條客、控制資金的年長男人、負責訓練妓女的年長婦女和真正經營妓院的殘忍無情的年輕男人。同樣重要的是，影片也刻畫了男嫖客、妓女的父母雙親和愛人、以及收取保護費的腐敗警察。

雖然這部電影的第一部分很吸引人，但看起來仍然不得不說是相當膚淺的，幾乎沒有展示賀蕭（Gail Hershatter）在其中國妓女問題研究中提到的這個行業的微妙之處和灰色地帶。[42]在這部電影裡，管理這個行業的人都是惡人，妓女只是被殘酷壓迫的犧牲品。完全沒有中間地帶。這種刻畫固然生動、可憎、十分有力，但由於這些失真，觀眾在電影上半段看到至少有些妓女聽天由命而在某種程度上和“老鴇”聯合在一起時，不免會感到出乎意外。這些老鴇就是那些管理妓女的年長婦女，她們對外界的新聞精心挑選後再灌輸給妓女們。例如，當有消息說人民解放軍已經到達城外時，這些年長的婦女毫不費力地讓她們控制下的妓女相信，中國共產黨把妓女看作毫無人性的社會渣滓，會對她們進行圍捕、謀殺。

我們根據某些材料得知，石揮本人很熟悉1949年前的妓女世界。在這部影片中，石揮出色地扮演了讓人厭惡的馬三，一位卑鄙的皮條客，控制著年輕而單純的妓女們。和《我這一輩子》中一樣，石揮成功地使用洪亮清晰、生動有趣的北京方言，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北京地方特色。他把馬三這個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

《姐姐妹妹站起來》第二部分在時間順序上正好與中共佔領北京後的最初幾個月相吻合。這一部分令人非常失望，而且內容毫無新意——這部分石揮幾乎沒有戲份。事實上第二部分與《思想問題》很像，同樣一臉假笑、永遠正確、男性化、穿松垮褲子、戴毛式帽子的女幹部，又再次出現在《姐姐妹妹站起來》中——這裡她們負責對妓女進行再教育。

妓女們害怕得要命，她們被送到再教育中心（類似《思想問題》中“解放大學”那樣的地方，外觀與感覺上都很像監獄），在那裡被清理乾淨並組成學習小組。垮褲子女幹部引導著這些妓女進行每一步改造。經過無數次集會和學習後，這些女人逐漸講出她們可怕的經歷，瞭解到舊社會的剝削本質。我們的女主人公大香變成了積極分子，並被指派為小組長。

“人性”和“勞動”問題再次成為《姐姐妹妹站起來》的關注點。中共再三告訴這些女人，做妓女並不是她們的錯誤，而是罪惡階級敵人的錯誤。不過這部影片並未跳出這個結論：這些妓女身處拘禁中心，她們的身份低人一等。要不然的話，這些妓女為什麼需要再教育？女幹部解釋說，她們只有通過勞動才能完成思想改造。當然，她沒有把妓女看作真正的勞工。這些前妓女們自然想要通過從事正當的工作來變成“人”。實際上，包括大香在內的許多妓女完成了自己的學習課程後，立刻“自願”參加蘇北地區的妓女再教育工作（因此放棄與家人和愛人的重新團聚，大香也放棄了與她未婚夫的團聚）。上海的電影觀眾們應該注意到了這部影片對蘇北地區的提及，因為許多人都認為蘇北地區是上海大部分下層妓女的家鄉。[43]

1951年初，《姐姐妹妹站起來》在上海得到廣泛上映。1951年僅在上海就放映了657次，觀眾達344,521萬人，超過了一年前《我這一輩子》的水準。[44]雖然石揮扮演的卑鄙馬三的風頭蓋過了丁文飾演的乏善可陳的女幹部，這部電影還是受到了評論家們的熱烈歡迎。[45]

電影《姐姐妹妹站起來》之所以被接受，可以解釋為是文華從《太平春》中吸取了教訓。也就是說，文華意識到在電影結束前必須展現出群眾的戰鬥性已經被喚醒、並要讓階級敵人受到懲罰。因此，《姐姐妹妹站起來》加進了《太平春》沒有的場面：大規模的鬥爭大會。影片設置了一個平臺，勞動營中的大批妓女聚集在一起，階級敵人被拖到前面，女幹部們控制著鬥爭會的進行。從前的妓女因為新的覺悟而鼓起了勇氣，她們痛斥過去妓院的老闆，並向他們吐唾沫。然後妓女們沖向舞臺企圖打死階級敵人。女幹部進行了干預，說新社會要求“依法”處理這些案件。但是她又問憤怒的群眾，“你們認為該如何懲罰他們？”女人們大叫，“死刑！”女幹部高聲回應：“好！”這樣的場景使《姐姐妹妹站起來》免遭批評。[46]

八、石揮：農民士兵

戰爭需要戰爭電影，朝鮮戰爭也不例外，因此資深電影人立即表現出對戰爭的熱心支持。中國軍隊進入朝鮮後不久，1950年12月中旬，一份廣受歡迎的電影雜誌刊登了著名女演員白楊和上官雲珠在擁軍大會上演唱反美歌曲的照片。[47]

在拍攝了《姐姐妹妹站起來》後不久，文華影業和石揮很快就著手拍攝根據朱定的宣傳小說改編而成的戰爭電影《關連長》。這項工作將1950年初攝製《我這一輩子》的創作小組重新聚集起來，其中包括了編劇楊柳青與導演兼主演石揮。《關連長》于1951年春發行。這是石揮第一次扮演農民士兵角色。黃佐臨和文華影業的其他領導都斷定，文華盡自己一份愛國之力對自身是有利的。這部影片將是一部“安全的”、無可爭議的鼓動性宣傳電影。但他們錯了。

在1951年5月中國共產黨新聞界對另一部電影《武訓傳》發起的批判運動中，《關連長》也不幸成為政治受害者之一。《武訓傳》是由上海一家私營公司拍攝的電影，資深導演孫瑜和左翼男演員趙丹這兩位電影界的代表人物都參與了製作。[48]從表面來看，對這一電影的批判針對的是19世紀中葉中國一個知識份子發動的錯誤的、因此也是反革命的大眾教育活動。但事實上這一批判是從1951年中期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令人驚恐的整風運動的一部分，其打擊目標是所謂有資產階級思想傾向的作家和藝術家。1950年夏天黃佐臨拍攝的那部彆扭的電影《思想問題》已經清晰地表達了這一運動的政治含義。但這一次，中共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批評已經不能被忽視、削弱或回避：毛澤東本人親自撰寫了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來充當這次運動的先鋒。[49]

在某種意義上，《關連長》實際上並無任何問題。該電影以人民解放軍進軍上海前最後幾個星期的江蘇農村為背景，講述了關連長這個人的簡單故事。他本是山東窮苦農民，在內戰期間升至連長，平易近人，受到他的士兵和上司的尊重。

這一切是通過電影開場時許多非常有趣的情節得到交代的——由於許多士兵都是文盲，一個正在軍隊中積極工作、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被派到關連長的連隊裡，負責對普通士兵進行“文化教育”。中共當局除了希望這名大學生能幫助士兵“提高文化水準”之外，還希望他借此機會能變得謙虛，並能瞭解在前線衝鋒犧牲的士兵所過的艱苦生活。

但這個大學生出師不利，因為他的說話方式非常抽象，普通士兵難以理解。但在影片中，大學生與士兵們的緊張關係很快就得到解決，他們建立了十分親切的關係。這部電影的第二部分的全部焦點集中在關連長的連隊攻佔上海西部國民黨部隊一個重要陣地時所表現出來的英勇氣概上。膽怯的國民黨軍隊躲在一座有許多婦女和孤兒的建築物中負隅頑抗，關連長必須找出既能消滅敵人但又不傷及無辜的辦法。連隊取得了勝利，但關連長自己在最後衝鋒時犧牲。

1951年《關連長》在上海廣泛上映，共放映了347次，觀眾總數幾乎達到20萬人，但令石揮非常沮喪的是，當時批判《武訓傳》這一運動剛剛過去，城市裡的中共知識份子評論家根本不喜歡這部電影。[50]問題出在石揮把農民戰士關連長塑造得過於生動傳神了。在扮演地方警察、老裁縫、皮條客這些角色時，石揮都盡力表現出這些令人難忘的人物所具有的特點和複雜的真實性。他扮演的農民戰士同樣逼真。關連長和他的士兵來自北方（山東），在陌生的南方進行作戰。他們的山東口音非常重，說話時夾雜奇特的山東俗語，也會用粗俗的詞語罵人。簡而言之，關連長和他的士兵們有著很突出的地方特點。這對朝鮮戰爭期間的評論家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他們希望看到中國和中國軍隊被塑造為講標準普通話、整齊劃一、舉止文雅的“國家”主人。

電影《關連長》中生動而莽撞的農民戰士形象讓城市裡的中共理論家感到尷尬。他們對電影的批評暴露了他們與農民之間複雜的愛恨關係。一方面，根據中共的官方路線方針，農民是值得尊敬的革命英雄。但另一方面，要表現農民的真實面貌卻又很令人為難。以民間特色的方式來表現農民固然很好，但是對人物的塑造太過於靠近現實是十分危險的。周傑榮（Jeremy Brown）在對毛澤東時代末期的研究中指出，城市居民與知識份子其實十分蔑視農民在中共刻畫的神氣十足的農民形象之下往往隱藏著深深的厭惡和反感。[51]從城市居民與知識份子的角度來看，電影《關連長》中的農民戰士言行舉止就像一群愚昧的粗人和鄉巴佬，特別是關連長本人。這並不是中共領導人想讓全世界甚至是中國國民看到的中國英勇戰士的形象。雖然石揮認為他在盡自己的本分，但是從評論員們的反應看來，他太過於看重演技了。[52]

電影《關連長》的另一個問題是這部電影未能堅持列寧式的等級制度和紀律觀念。電影剛開始的一幕裡，那個新來的大學生很難定位在泥土裡打滾、和偷他帽子的當地孩子一起打鬧的關連長。更糟糕的是，關連長和士兵們的關係看起來太隨便了。從中共的觀點來看，關連長的行為舉止並不像一個手握權力的軍官，他的下級也沒有對他的“權威”表示出充分的重視，這個連隊缺乏足夠的“組織性”。

其中一幕特別有趣，一場重要戰鬥開始了，上級軍官命令關連長率領部隊在後方等待命令。觀眾看到關連長再三向他的上司抱怨，要求讓他的部隊參加戰鬥。評論家指出，在軍隊指揮系統中，下級軍官質疑上級軍官的才智是完全不適當的。一位評論家甚至說，不知道關連長的部隊究竟是為了國家而戰鬥還是為了證明對關連長本人的忠誠而戰鬥。[53]評論家們還公開指責說，被關連長操縱著的那些愚昧散漫的山東農民，看起來與其說是國家軍隊的一個單位，不如說是舊式匪幫。

那個身處這些士兵之中的城市知識份子大學生不僅沒有糾正這些農民士兵，反而“加入”了這群未開化的匪幫，順應了這一環境。象《思想問題》這樣的電影已經清楚地說明，中共的精英（例如垮褲子女幹部）打擊資產階級的城市知識份子是恰當的，但是城市知識份子（像電影《關連長》中的大學生）喪失自己的個性與一群既無紀律又無教養的粗魯文盲混在一起則是不恰當的。

和之前所扮演的角色一樣，石揮極力使具有多面性的角色顯得“人性化”。問題是他又一次成功了，他創造了一位富有同情心、和藹可親、同時又有缺點的真實人物，然而中共對於人性的定義卻是同質化與紀律的統一。中共對石揮飾演的關連長這種角色之所以極度敏感，恰恰揭露了統治精英內部存在的極度不安全感。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的內戰勝利者講話都帶有濃重的地方口音，這是經常向大眾隱瞞的事實。他們都來自地方，並與地方關係網和地方權力基礎勾連在一起，但是他們想讓普通的國民從國家統一的角度來思考問題。這些精英們雖然鼓吹革命領袖與群眾之間的關係是生動而開放的，但是卻特別強調對領袖的尊敬與服從——這是嚴格的列寧主義權力等級制度帶來的產物。

《關連長》電影海報

九、石揮：美國資本家

在電影《關連長》受到非議之後的1951年年末，人們已經很明顯地看到，文華影業已時日無多。當時中共政府正著手準備將所有私營電影公司合併成國有電影製片廠。文華最後一次嘗試為新社會服務所推出的作品是一部不尋常的電影《美國之窗》，研究電影的中國學者經常故意忽略這部朝鮮戰爭時期的反美電影，許多人認為這部電影令人尷尬。這部電影在1951—1952年冬拍攝、1952年初發行，再次表達了電影界對中國戰爭行為的支持。

《美國之窗》由黃佐臨根據同名蘇聯原著改編成劇本，黃佐臨、石揮和葉明聯合執導，黃紹芬攝影，這些人都是文華影業團隊的重要成員。《美國之窗》是中國電影史上唯一一部完全以美國為背景、但由中國演員扮演美國白人和黑人的電影。[54]戴著假鼻子的石揮扮演主角巴特勒先生（Mr.Butler），這位紐約資本家的公司在朝鮮戰爭引起的經濟衰退中陷入困境。這部被歷史遺忘的作品雖是一部戰時宣傳電影，但卻令人非常難忘，部分原因在於影片的喜劇效果出人意料得好，而且石揮以出眾的演技闡釋了巴特勒這個富有挑戰性的角色。

整部電影講述的是在曼哈頓一座摩天大樓第四十二層上發生的故事，時間跨度只有兩三個小時。巴特勒和他性感的秘書為股票市場的消息煩惱不已。由於美國經濟轉入戰時體制，巴特勒公司的狀況十分糟糕。這時身份低微的三十二歲洗窗工人查理・肯特（Charley Kent）突然從打開的窗戶爬進了巴特勒的辦公室，打斷了他們的討論。受驚的巴特勒遞給年輕人一支高級香煙，傾聽了他的故事。

因為戰時經濟調整而失去工廠工作的查理請求巴特勒幫一個忙。抑鬱的查理在跳窗自殺之前想把他最後一份微薄的工資給他的母親。石揮扮演的巴特勒這個讓人捧腹的角色同意幫忙，他說既然“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家”，查理當然有自殺的自由。但是他認為查理錯失了一個賺大錢的好機會。譬如，如果查理同意發表公開聲明，說他跳樓前的最後願望是吸一支某著名品牌的香煙，他就能賺到三百美元，把這筆錢給他可憐的媽媽。

當查理表示贊同這個計劃時，巴特勒變得非常興奮，並提議出任查理的經紀人。這名可憐的工人——他還有個哥哥被徵兵去朝鮮打仗——被要求等幾個小時再跳樓自殺。巴特勒解釋說，查理自殺的原因完全沒有市場價值，聽起來很像“共黨宣傳”。他應該像好萊塢製片人那樣思考，講一個有關不幸的愛情的浪漫故事。困惑的查理同意了這個新計劃後，巴特勒忙不迭地列出了自殺的贊助人：一名男裝經銷商想要查理穿一套他們生產的精緻西裝，一間著名的威士忌酒廠想要查理跳樓前灌一大口它的產品，一個“不易碎”的太陽鏡生產商（看起來非常像美國總統哈裡・杜魯門[Harry Truman]）想要查理跳樓前戴上他們的眼鏡。

巴特勒開始考慮進行一項“自殺代理人”的新生意。他為查理起草了一份正式合同，並安排在無線電臺廣播這件大事。查理髮現巴特勒拿走了四分之三的收益，巴特勒則忿忿不平地回應說，查理所做的工作是最容易的部分。他的所有工作就是跳樓。

一組工作人員（包括一個“黑”人）來安裝廣播設備，鬧劇繼續發展。這組人都是工會成員。當這些工人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情後，他們和巴特勒吵了起來，並逐步說服查理他正遭到剝削。事實上查理很快就發現資本家需要他更甚于他需要資本家。他堅持要被稱為“肯特先生”（Mr.Kent）並開始提出各種要求。最後，他取消了自殺計劃，和工人們一起勝利離開。

這部影片以這樣的場景結尾：巴特勒被他聯繫的所有贊助人追討債務；而工人們則站在城郊一個山頂上，指著遙遠的地平線，談到美好的社會存在於遙遠的“另一個國家”（蘇聯）。

把《美國之窗》當作低成本的宣傳電影而對它置之不理是錯誤的。這部電影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成功的，而且是國有電影製片廠拍不出來的電影，因為他們既沒有黃佐臨這樣的導演，也沒有石揮這樣多才多藝的演員，更沒有黃紹芬這樣頂級的攝影師。由於對《武訓傳》的批判運動一直在持續，石揮和黃佐臨被要求根據蘇聯的原著拍攝一部反美電影，他們也熱情地投入了工作。確實，縱觀文華在解放後時期的電影拍攝記錄，人們會意識到這些電影攝製者為了服務新社會做了如此之多的工作。為了贏得新政治精英的好感，為了能夠加入中國共產黨，石揮扮演了謙卑的警察、舊式的裁縫、愛國青年、殘酷的皮條客、革命戰士，最後是紐約的資本家。

但是他的努力一直達不到中共的標準。他飾演的包括巴特勒在內的角色，從來不像諷刺漫畫裡塑造的那樣能以單純的好與壞來區分。類似關連長這樣的正面角色也一直表現出人物的缺點。像北京警察和浙江裁縫這樣的“中庸角色”經常是糊塗而困惑的。馬三和紐約資本家巴特勒這樣的負面角色則一直顯露出無可否認的人性。對共產黨的評論家來說，石揮做的所有事兒都不對。

到《美國之窗》發行時，中共已經對石揮不抱希望了。中共最終沒能把石揮本人和石揮在上海電影界的壞孩子形象區分開來，也沒能認識到石揮和他所扮演的多姿多彩的角色之間存在的不同。最後共產黨得出這樣的結論，1952年只有三十七歲的石揮既不可信，又已經失去了使用價值。

十、石揮：右派分子

文華發行了《美國之窗》後，一直在上海活動的八個私營電影公司關閉了，其職員被併入不斷擴大的國有電影製片廠中。石揮被官方劃為導演和男演員，起初被安置在上海電影製片廠。[55]但是在國有電影製片廠中，領導決定一切，導演和編劇再也不能提出他們自己的看法。這是一種計劃經濟。從一開始，石揮就在上海電影製片廠被邊緣化，他的個人事業迅速衰落。在拍攝完《美國之窗》後，他再也未曾受邀參與創作任何有關嚴肅革命題材的影片。

此時石揮從事的所有工作已使他脫離當代社會（從1942年起他一直是影響當代社會的主要力量之一），進入了幻想和隱退的世界。1952年和1953年石揮根本沒有任何工作。1954年，他為上影執導了一部有趣的兒童影片《雞毛信》，這部影片講述了抗戰期間一個聰明伶俐的小男孩依靠機智幫助紅軍的故事。1954年，他在一部平庸的講述清代農民起義的歷史影片《宋景詩》中扮演了一個小配角。1955年，他導演了由老朋友桑弧編劇的《天仙配》，一部充滿奇幻色彩的神話戲曲片。1955年的石揮年僅四十歲，是那個時代最多才多藝的男演員。無疑，他感到未能得到充分的賞識，也不知道他大名鼎鼎的事業是否已經結束。訂婚四年後，石揮和女演員童葆苓在1955年結婚。他們沒有孩子。

1956年開始的百花運動激起了石揮的希望。為了啟動電影界，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導演被鼓勵組成小型創作團體。石揮立即領導成立了一個小組，成員包括著名的年輕導演謝晉、資深導演徐昌霖和白沉、編劇沈寂。上影副廠長瞿白音戲稱這個小組是“五花社”。這些人都隸屬於上海一個比較小的國有電影製片廠——天馬電影製片廠。

謝晉和白沉一起創作了電影劇本《女籃五號》。徐昌霖寫了電影劇本《情深誼長》。為了支持老同事，石揮同意在這部電影中扮演一個小配角。他扮演了一位逐漸“失去視力”的工人。那時沒有人知道，這位失明的工人將是石揮最後扮演的角色。

石揮自己的作品是一個頗為大膽的電影劇本，名為《霧海夜航》。多虧百花運動帶來的文化開放，這部幾乎沒有任何遮掩的政治批判作品獲得了拍攝的批准。故事講述的是乘船從上海前往寧波的一群人的命運。這艘船被稱為“民主三號”，它駛進濃霧後，船上的人必須通力合作以實現自救。這部電影的政治啟示不難領會：要避免“沉船”，中國人民必須行動起來，越過無能的領導。

1957年春末《霧海夜航》的拍攝工作剛剛完成，石揮、老導演吳永剛和女演員吳茵就被召至北京打成右派。“五花社”的另一位成員白沉也成了右派。極具毀滅性的反右運動開始了。

回到上海後，石揮被命令參加專門為他進行“思想檢查”而召開的“批判大會”。石揮一直喜歡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但是以自己為焦點的鬥爭大會和他身為明星時習慣的那種關注絕非一回事。有人在批判大會上指出，可以明確地辨認出《霧海夜航》裡的一個負面角色就是“黨員”。這個角色被描述得自私自利、只為個人利益做事。攻擊者說，這個角色的出現證明石揮是在批評貶損共產黨。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他辯護，特別是他那些在1940年代末期加入中國共產黨或此時仍希望成為中共黨員的朋友們。

《霧都夜航》電影海報

石揮被命令參加第二次批判大會。但是他回家後第二天就消失了。在一場經過精心策劃的最終表演裡——這既可以被當作是“生活模仿藝術”、也可以被當作是“藝術模仿生活”，不過兩者的區別至今仍不完全清楚——石揮登上了在他的“右派”電影中佔據重要位置的那艘船（“民主三號”），開始了從上海到寧波的航程。許多船員都認識石揮，他曾經為了更好地瞭解海上航行生活多次搭乘這艘船。在那個不祥的日子，輪船啟航時，一名甲板水手認出了他。這名水手問他，“你又在體驗生活嗎？”石揮點點頭。是的，他的確在體驗1957年年中的中國生活。

這次偶遇後不久，四十三歲石揮躍出甲板，跳海自殺。

許多天以後，公安局的官員被叫到上海南部的吳淞口，檢驗一具沖到海灘上的成年男性屍體。屍體的面容已經毀壞得無法辨認，但隨後的調查證明這就是石揮的屍體。

直到今天，中國公開出版的資料都沒有承認石揮是自殺。[56]石揮最後的表演是天才的表演。重要人物的自殺沒有被報導，因為這一類自殺有損共產黨的形象。石揮找到了讓批評家閉嘴的方式，獲得了最終的發言權。共產黨很難解釋為什麼查理・肯特在資本主義美國選擇生存，而石揮在社會主義中國選擇死亡。

黃佐臨和桑弧在反右運動中倖存下來，但是他們和許多解放前的電影大師一樣，在其職業生涯的餘年一直被排除在黨外。有幾位最後得到了他們想得到的：1956年黃宗英被允許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趙丹入黨，1958年白楊入黨。[57]

注釋

[注1]關於桑弧、黃佐臨、黃紹芬的生平簡介，見《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影》，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第338、197、195頁。

[注2]見魏紹昌主編：《石揮談藝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這本書收錄了由葉明撰寫的一篇十分有價值的文章《憶石揮》，第527—538頁。

[注3]《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影》，第238頁。

[注4]Edward Gunn,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111—150.

[注5]對《夜店》的評論見Paul G.Pickowicz, "Sinifying and Popularizing Foreign Culture: From Maxim Gorky’s The Lower Depths to Huang Zuolin’s Ye dia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7.2(Fall 1993):7—31。

[注6]《1949年影壇簡事紀》，《青青電影》，1950年1月15日，第18卷第1期。

[注7]《青青電影》，1950年1月15日，第18卷第1期。

[注8]對於伶的工作的評論見《中國電影家列傳》，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2年，第2集，第9頁。

[注9]《戲劇電影聯合起來》，《青青電影》，1949年8月1日，第17卷第15期。

[注10]《青青電影》，1950年1月15日，第18卷第1期。

[注11]《青青電影》，1949年8月15日，第17卷第16期。

[注12]《全上海電影院調查表》，《青青電影》，1949年10月1日，第17卷第19期。

[注13]上海市檔案館，B172-1-35。

[注14]見Zhiwei Xiao, "Purging China of Western Cultural Influence: The Case of the Anti-Hollywood Campaign in Shanghai,1949—51," 即將出版。

[注15]Ibid.

[注16]《青青電影》，1950年1月15日，第18卷第1期。

[注17]《青青電影》，1950年1月15日，第18卷第1期。

[注18]《青青電影》，1950年1月15日，第18卷第1期。

[注19]老舍：《火車記》，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41年，第101—195頁。

[注20]該電影劇本見老舍：《我這一輩子》，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第120—199頁。

[注21]同上，第199—200頁。

[注22]《中國藝術影片編目》，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1年，上冊，第55—56頁。

[注23]上海市檔案館，B172-1-35。

[注24]老舍：《我這一輩子》，第200頁。

[注25]關於後毛澤東時代對這位重要藝術家的重新評估見魏湘濤：《一顆影星的沉浮：上官雲珠傳》，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年。被訪問者堅持認為，上官雲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自殺與她在文化大革命前與毛澤東的親密關係有關。魏湘濤（第110—113頁）描述了1956年1月10日上海市長陳毅安排毛澤東與上官雲珠進行的秘密會面，在這次會面中毛承認是這位著名女演員的影迷。

[注26]上海市檔案館，B172-1-35。

[注27]上海市檔案館，B172-1-35。

[注28]黎遠岡：《對〈太平春〉的幾點意見》，《文匯報》，1950年6月24日。

[注29]梅朵：《評〈太平春〉》，《文匯報》，1950年6月24日。

[注30]桑弧：《關於〈太平春〉》，《大眾電影》，1950年第1卷第2期，第14頁。

[注31]石揮：《解放一年來的上海影劇界》，《青青電影》，1950年7月1日，第18卷第13期。

[注32]對“翻身”一詞含義的廣泛討論見，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注33]上海市檔案館，B172-1-35。

[注34]Allyn Rickett and Adele Rickett, Prisoners of Liberation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1981).

[注35]Sigrid Schmalzer,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Paleoanthrop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h.D.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2004).

[注36]《思想問題》（《大眾電影》），1950年第1卷第7期。

[注37]《思想問題》（《大眾電影》），1950年第1卷第7期。

[注38]上海市檔案館，B172-1-35。

[注39]茅盾：《腐蝕》，上海：華夏書店，1949年。柯靈改編的劇本見《柯靈電影劇本選集》，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第125—210頁。

[注40]石邦書：《《〈腐蝕〉的“排後拍”制》，《大眾電影》，1950年第1卷第13期。

[注41]見陳西禾《〈姐姐妹妹站起來〉的籌備經過》以及蘇春：《上海民族婦聯同志談〈姐姐妹妹站起來〉》，《大眾電影》，1951年2月，第16期，第26—29頁。

[注42]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注43]See Emily Honig, "Pride and Prejudice: Subei People in Contemporary Shanghai," in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and Paul G.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People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89),142.

[注44]上海市檔案館，B172-1-35。

[注45]姚芳草：《李林雲的仇恨》，《大眾電影》，1951年2月第16期，第30頁。

[注46]典型的正面評論見田音：《祝福新生的姐妹們》，《新民報》，1951年2月17日。

[注47]《青青電影》，1950年12月15日，第18卷第20期。

[注48]關於《武訓傳》批評文章的合集見《關於影片〈武訓傳〉的批判》，第2卷，北京：中央電影局，1951年。

[注49]對武訓運動的討論見Jay Leyda, Dianying: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s Audie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72)，第197—198頁；以及Paul Clark, Chinese Cinema: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ce 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45—50。

[注50]上海市檔案館，B172-1-35。

[注51]見Jeremy Brown, "Staging Xiaojinzhuang: The City in the Countryside,1974—1976," in Joseph W.Esherick, Paul G.Pickowicz,and Andrew G.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153—184。

[注52]對這部電影各種批評的簡短討論見Clark,1。

[注53]趙漢：《評〈關連長〉》，《大眾電影》，1951年4月10日，第20期，第24—25頁。

[注54]《中國藝術影片編目》，上冊，第97頁。

[注55]魏紹昌前揭書，第536頁。

[注56]《中國電影家列傳》，第2集，第76—77頁，在魏紹昌一部有關石揮的著作中，葉明寫了一篇故意淡化石揮之死的文章，根據官方的說法只是提到了石揮的死亡而避免使用“自殺”一詞。1979年，石揮的右派帽子被撤銷，但官方資料一直沒有確認石揮是《霧海夜航》的編劇。見《中國藝術影片編目》，上冊，第284—285頁。

[注57]見《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影》，第24—25﹑196頁；以及《中國電影家列傳》，第2集，第245頁。

第十二章

創建“新中國第一所新式正規大學”：1949—1950年

李濱（Douglas A.Stiffler）

1950年10月3日，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年零兩天后，為慶祝“新中國第一所新式正規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以下簡稱人大）的正式成立，四千人齊聚北京聆聽國家副主席劉少奇與其他政要的講話。[1]劉少奇對參加該集會的政要、學校官員、蘇聯專家、教師與學生們說，他們不僅參加了這所“新式”大學的創建，更為整個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的改革奠定了基礎：“同志們，中國人民大學今天開學了。這個大學是我們新中國辦的第一所新式大學，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過的大學，中國將來的許多大學都要學習我們中國人民大學的經驗，按照中國人民大學的樣子來辦。”[2]人大是根據政務院發佈的一道命令於1949年12月創立的，擔負著“將蘇聯先進經驗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任務。在中共統治的第一個十年中，人大將在建設蘇聯式國家與經濟方面發揮關鍵性作用。[3]

中國人民大學開學典禮上的劉少奇

新的“紅色”大學在新中國的建立，不禁讓人回想起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蘇聯建立的“紅色大學”。“紅色”大學的目的是要解決革命政權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從舊政權那裡繼承下來的大學體系是發展現代化所必須的，但這些大學又在很大程度上被資產階級所把持。新的共產黨領導人想要改造這些大學，讓它們對工農群眾“打開大門”，但他們也知道這些改造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成而同時又不對這些現存大學造成損害。[4]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立刻建立一所蘇聯模式的紅色大學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權宜之計。

但在新中國創建一所紅色大學遠比原先設想的要難得多，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共幹部的社會來源十分多樣、而且其教育水準很低。中共領導人面臨著這樣一個困境：如果以黨齡與對党的忠誠程度作為這所新的紅色大學的主要入學標準，那麼絕大多數幹部學生只有一年或兩年的小學教育水準。這些學生雖然在政治上合格，但在教育上卻不合格，無法完成大學學業。這樣就會威脅到中共領導人的現代化目標。如果中共領導人將教育資歷作為入學標準，那麼這所新大學裡將盡是國民黨時期進入中學與大學學習、1942年以後才加入共產黨的幹部。如此雖然能滿足中共領導人的現代化目標，但是卻有讓該政權最為忠誠的幹部（1942年以前入黨者）感到被疏遠的危險。[5]

在人大這個例子中，最後達成了折中方案，既招收中共政權的忠誠者（教育水準較低的“老幹部”），也招收擁有更好的教育背景但是缺乏革命經驗（可能不那麼忠誠）的“青年知識份子”。這意味著人民大學的學生根據年齡、身份背景與教育水準而被分成互相競爭的兩派。人大的老幹部與青年知識份子之間在1950年代新中國的權力與地位方面存在著矛盾衝突。如果其中一派獲得了一次受教育與工作分配機會，就可能意味著另一派失去了權力與地位。但要培養出又紅又專的幹部還需時日。在過渡時期，中共政權不得不就誰應當具有優先權作出選擇。

對人大的研究表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階段，青年知識份子獲得了壓倒性的優勢。在一個致力於在蘇聯援助下迅速實現現代化的政權裡，青年知識份子最具條件利用蘇聯的新知識將自己轉變成為又紅又專的精英。而另一方面，老幹部們在中國現代史的這一新階段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他們面對的局勢是，他們正在被一個城市化、現代化進程日益加速的社會拋在後面。

一、新大學的創辦

1950年10月中共創建新的紅色大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到1950年中蘇之間就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對新中國政權提供的援助範圍問題所進行的談判。該談判過程始於1949年2月阿納斯塔斯・米高揚（Anastas Mikoyan）對中共領導人所在地西柏坡的訪問，並在1949年7月到8月劉少奇為解決建立中蘇新關係的具體問題秘密出訪莫斯科時得到繼續。所有這些談判最終促成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澤東的莫斯科之訪，此次訪問的談判成果便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締結以及雙方關係的正式化。[6]

這些談判中鮮為人知的一面是劉少奇在1949年夏向史達林提議在蘇聯建立一個由蘇聯人任職的大學來教育中國的幹部。劉少奇建議蘇聯在莫斯科建立一所“與前中國勞動大學相似”的學校，以此訓練一千名左右“工業、貿易、銀行、法律、師範”與其他行業的中共幹部。[7]但史達林不想將大學建立在莫斯科，這可能因為他不希望因為在蘇聯的首都訓練上千名中共幹部而激怒西方。相反，他提出將這個學校設在哈薩克的阿拉木圖（Alma Ata）。但是將大學地點定到如此偏遠的省份對中共方面卻沒有吸引力。為了方便起見，很明顯中國人決定將這所大學建在北京，並由蘇聯派教師去北京，這一問題才最終得以解決。[8]

在劉少奇的莫斯科夏季之行後，蘇聯派出了兩位蘇聯教育顧問費森科（P.I.Fesenko）與菲利波夫（V.E.Filippov）來幫助中國人制定建立該新大學的計劃。費森科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莫斯科的一位教育官員，但是由於健康狀況很差，他在到達北京幾個月後就返回蘇聯。會講一些漢語的西伯利亞人菲利波夫或許是一位情報特工。[9]從1949年到1950年，大部分發回莫斯科的關於新大學創建過程的報告都是由菲利波夫撰寫並簽署的。

這兩位蘇聯顧問是專門負責創辦人民大學的籌備委員會（由中共負責宣傳的領導人陸定一領導）的成員。[10]1949年秋該籌備委員會訪問了天津與北京已有的幾所大學，著眼於接管其中的一所大學作為新的紅色大學的基地。但由於陸定一告誡不應當引起資產階級的對抗，因此接管北京師範大學計劃被放棄，決定以華北大學這所現有的幹部培訓學校為基礎來建立新大學。而華北大學又恰恰是該籌備委員會中大多數中共中央級別的教育專家們畢業的學校。[11]

在為新大學尋找校址的過程中，蘇聯專家發現中國高等教育中的許多事情都令他們感到困惑。顧問們報告說，中國大學裡接受過外國教育的教員都是在歐美接受的教育，大學裡的圖書館中很少有或幾乎沒有俄文書籍，學生主體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大資本家、地主與知識份子的子女，來自農民和貧困勞動階層的學生極少。顧問們還注意到，許多大學財政經費的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於美國或梵蒂岡。顧問們的確報告說，創建於1898年的北京大學“以其學生抗議活動的傳統而聞名遐邇”，但是卻對學生們近來的積極活動—這些活動在中國內戰期間極大地削弱了國民黨政權的力量——隻字未提。[12]對於中共在北京大學的黨組織，蘇聯專家只是提到“在數量上極小”。[13]在蘇聯顧問看來，北大與清華這樣的大學是文化異己區。

蘇聯顧問們在報告中的結論部分詳述了他們對美國影響的看法：

1.總的來說，美國對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影響很大，特別是在由美國人資助的教育機構，比如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的教員與學生都深受美國影響。美國的影響不僅清楚地錶現在這些大學的組織架構上，還錶現在學生所使用的課程教材、學生和教授們的政治思想、甚至在他們的美式衣著打扮上。

2.這些高等教育機構的教授與教師們都採取了觀望態度，並對高等教育機構的重組以及他們是否能繼續在大學與教育機構中任職感到憂心忡忡。一部分教職人員對新社會秩序持有敵對傾向，並對在大學與教育機構中引入必修的社會經濟學課程與俄語課感到十分不快。

3.高等教育機構裡充斥著中國的地主、民族資產階級與富農的子女。高等教育機構對於工農子女來說基本上是遙不可及的，因為城鄉群眾一般都是文盲，情況好一些的也是半文盲。

為了處理這些問題，蘇聯顧問們建議應當在各種高等教育機構中加入工農班，以便勞動階級的子女可以接受三到四年的課程教育。[14]這一建議讓人想起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蘇聯高等教育機構中設置的工人學院（rabfaks）。

就在中共進入北京後不久，中共最高級別的幹部教育專家們就四處為華北大學這個領頭的幹部訓練（與政治思想改造）學校尋找校址。該校的新校長、年屆七十歲的1911年大革命老戰士吳玉章，利用他與中共領導人的深厚交情為華北大學謀得了一塊上乘地產——靠近紫禁城的段祺瑞舊宅邸。[15]新的紅色大學的籌委會領導們決定將華北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大學。因此華北大學的行政與教學職員以及一些學生仍然留在“新”大學裡（實際上是舊的幹部訓練學校）。

雖然吳玉章是新大學的校長，但是人大的日常領導工作是由第一副校長兼學校黨委書記胡錫奎負責，胡是北方“白區”地下工作一位強硬的領導者。[16]老牌中共文學家成仿吾是第二副校長。[17]該學校領導層由兩個派系主導：由中共遊擊隊領導人所構成的、胡錫奎領導下的“地下黨”派；以及站在吳玉章與成仿吾一邊的、在中共幹部訓練機構工作過多年的人組成的“幹部學校派”。

在1959年為外國來訪者準備的一份簡介中，人大的領導人是這樣描述該校的教員的：百分之十是“老幹部”，百分之八十是在“半學半教”時期由蘇聯專家培訓的青年教師，剩下的百分之十是“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18]從1949到1952年這一階段，人大各系的領導要麼是胡錫奎在地下黨鬥爭時期的同事，要麼是吳玉章與成仿吾在華北各幹部訓練學校的同事。華北各幹部訓練學校一些有前途的學生現在也被任命為各系的培訓教師。但這些人都沒有蘇聯管理學方面的經驗：許多人公開承認對如何運轉自己的學術專業完全一竅不通，只能等待蘇聯專家的到來。[19]

人大最初只有八個系：經濟計劃、工廠管理、財政信用、合作、貿易、法律、外交與俄文。1950年到1954年間這些系變動很少。1952年8月增加了統計學系，1954年6月又建立了一個農業經濟系。這些系相當於蘇聯的學院(fakultety)，並不像美國的大學體系那樣是最基本的學術單位。在人大，最基本的學術單位是蘇聯大學體系中的次系一級的機構kafedra——成仿吾將其翻譯為“教研室”。[20]

最重要的教研室向所有學生或不同系的學生開設各種必修課程。其中最重要的是與政治思想有關的教研室，負責教授各種政治思想必修課程——馬列基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些實際地位高於系的教研室在人大起著關鍵性的作用，而且在50年代初是除了俄語系之外蘇聯專家人數最多的機構：馬列主義教研室（1950—1952年有五位蘇聯專家），政治經濟學教研室（1950—1952年有三名蘇聯專家），辯證與歷史唯物主義（1951—1956年有一名蘇聯專家）。老的八個系每個系有兩到五個教研室，這些教研室大多數只有一到兩個蘇聯專家。例如財政信用系有四個教研室：1）財政、2）銀行業、3）產品與貨幣流通及信用、4）會計。[21]

為了與劉少奇對這個學校的遠景設計保持一致，人大在其初期著重培訓經濟、法律與外交人員。八個系中的六個都致力於經濟管理，而且其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史達林式的經濟管理。可以這麼看待初期的人大：她將史達林式的哈佛大學商學院、耶魯大學法學院與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集為一體。根據劉少奇的計劃，人大的目標是讓其成為中共幹部學習管理蘇聯式國家與經濟的重點教育機構，這一計劃得到了中共領導人的一致贊同。雖然此時離毛澤東宣佈向社會主義轉變還有好幾年，但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用劉少奇在人大開學典禮上的話來說，1949年中共領導人已經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人才培養工作中，以便滿足“與蘇聯現在的經濟狀況差不多”的經濟體系運轉對人才的需要。[22]

人大的學生絕大部分將會是至少有中學教育水準的黨員幹部，他們在本科班將進行兩到四年的專業學習。大部分繼而會將成為工廠管理者、統計人員、會計、教師與各類經濟專家。人大在初期還曾設置過短期訓練班，讓那些在職幹部——也就是在崗的教師與管理人員——可以到人大來接受為期最長六個月的專業訓練。事實證明，短期訓練班是人大對全國各地的學校與政府機構產生影響的一個關鍵方式。

這所“新式正規”大學是中國與蘇聯領導人及雙方教育專家進行談判與互動的產物。這一互動有一個方面極為諷刺：在場的蘇聯專家全力主張通過招收政治思想上的忠誠者——例如工人與農民——以迅速改造中國的高等教育，而蘇聯自身卻是花了十年多的時間來改造他們自身的高等教育體系。[23]1949到1950年這一時期中共對資產階級的溫和路線令蘇聯專家們苦惱不已。由於劉少奇對工農是否能夠在一夜之間成為大學生感到信心不足，因此折中的方案就是既招收具有紅色背景但教育水準很低的老幹部，也招收背景多樣化但教育程度更高的青年知識份子，讓他們一起進入這個新的紅色大學的城市氛圍。

中國人民大學校徽

二、新大學的社會多樣性

1950年來自中蘇雙方的報告顯示，人大的領導者們努力想要從社會出身混雜的中共幹部中建立一個合適的“蘇聯化”學生群體。在1950年好幾處發給莫斯科的報告中，蘇聯專家抱怨說學生的社會背景很差，並報告說這些背景解釋了學生中一些人為什麼會持有反蘇觀點。[24]而中方的管理者則報告說，很難與有工農背景的“老幹部”相處，他們不習慣也不願意學習。[25]許多有“青年知識份子”背景的學生恰恰相反，他們看起來希望出人頭地、但卻不願嚴肅對待政治思想學習。

中共教育者與蘇聯專家不得不與之首先打交道的學生是來自華北大學的“政治思想再培訓學員”。在成仿吾的領導下，數千名“青年知識份子”與前國民黨政府雇員在短期政治訓練班中接受了再培訓。但蘇聯顧問菲利波夫與費森科對他們1949—1950年間在中共的“思想改造”學校中所瞭解到的事情並不表示贊許：

當前中國同志十分關註對舊知識分子的重新教育，這些舊知識分子都在前國民黨的政府機構、警察與地方保安部門工作。在北京，有三所大學參與了這種再教育：革命大學，政法大學與華北大學。華北大學是組建人大的基礎，僅該校就在今年就改造了超過一萬人。改造的過程:學生們對馬列主義進行四個月的學習以形成新的世界觀，並以此來批判自己過去不正確的觀點與錯誤。他們宣佈現在他們已經與過去決裂，完全接受新的觀點並已經做好准備為革命奮鬥終身。這些大學的共產黨領導人都十分相信這一再教育，作為證明他們舉了許多例子——許多接受改造的學生好像是突然覺醒了一樣，交出了秘密電台與武器。[26]

這些蘇聯顧問認為中共的“思想改造”充其量只能算是誤導。蘇聯專家否定了中共對知識份子與國民黨政府雇員的“溫和”政策，他們所贊同的是一種更為典型的史達林式的方式——對同情反革命的嫌疑分子進行逮捕、流放和槍斃，訓練一群新的“紅色”幹部來取代“舊”專家的位置。[27]

隨著來自華北大學最後一班接受再培訓的學員畢業、華北大學剩下的職員被分配給人大，這一思想改造在1949年12月結束。[28]但並不是所有學生都從進行再培訓的學校畢業並被派往南方。數百名學生以俄文大隊——1949年9月中旬成立的一支大型俄文教育隊伍——的形式被留在華北大學。也正是此時華北大學的領導們知道了將以該校為基礎建立“新型正規大學”這一消息。[29]而原本是要在中共中央工作的蘇聯籍俄文教師碰巧提前到達，因此也被分配到人大。1949—1950年這個學術年度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俄文大隊的學生與陸續抵校的新入學學生在蘇聯俄文教師的指導下學習俄語。

在這一過渡時期，蘇聯顧問仍然以懷疑的眼光看待俄文大隊466名學生的社會出身與政治可靠性，就像他們先前蔑視進行“政治思想”再培訓的學校一樣。事實上，俄文大隊的學生中很大一部分是那些接受了“政治再培訓”的人，因此蘇聯顧問認為他們有問題不足為奇。1950年2月27日在給蘇共中央委員會科瓦廖夫（E.F.Kovalev）的一份報告中，蘇聯顧問菲利波夫彙報了人大的俄文教學狀況與學生的性質。[30]菲利波夫報告說，俄文大隊的目標是要通過兩年的課程將學生們培養成為俄語翻譯與教師。他觀察到中國人對俄語有著極大的熱情：“在上了一個月的課之後，學生們對學習俄語有極大興趣這一點已經十分清楚。不僅僅是學生們，而且幾乎所有大學雇員與服務人員——從校長到茶販——都在抱著極高的熱情學習俄語。”[31]

雖然菲利波夫對中國人學俄語的熱情十分高興，但是他對於學生的性質卻感到不滿。他寫道：“這些學生的政治背景離期望值還很遠。”[32]各種資料顯示學生們支持中共的“自然”傾向微乎其微。俄文大隊的學生大多數在社會地位上與中共很少有聯繫，其家庭背景都是非革命的小商販、知識份子、自由職業者與地主家庭。[33]在中共進入城市招收受過教育的城市青年這一特定背景下，這一點完全合乎情理，但對於蘇聯人來說，這離理想的“工農”狀態遙不可及。菲利波夫最多只能說：人大招收的本科學生的社會與政治背景“無論如何都應當（比目前情況）更好”。[34]

菲利波夫報告說，這些正在接受政治再培訓的學生的社會與政治背景不佳，這也說明了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這些學生中的許多都持反蘇態度。菲利波夫1950年2月的報告中以下這些段落值得長篇引述，它們說明了蘇聯人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深深疑慮——而這些人正是中共在1949到1950年間極力爭取的對象：

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很大一部分來自上海與南京，許多人都是從教會學校畢業的。這些學生中的一部分人英語與日語十分流利。在466名學生中，100名公開承認信教。一些學生說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並沒有區別：“共產主義是以消除貧窮為目的，基督教也是如此。”“共產主義是要和平與共同繁榮，基督教也是如此。”一些學生還擁護反動觀點，例如：“美國在技術上比蘇聯強”，在中蘇友好互助條約簽訂之前還說旅順港與大連將交給蘇聯。在中蘇同盟條約簽訂後他們還問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長春鐵路、大連與旅順港要到1952年才歸還給中國，而不是現在？”“為什麼長春鐵路可以免費交還（中國），但大連與旅順港的設施就要償付？”“為什麼要承認外蒙古獨立？”“1945年蘇聯在東北的軍隊利用局勢進行大肆搶掠。”“告訴我，蘇聯准備怎樣具體幫助中國？”這些觀點與問題不僅證明瞭政治上的無知，更證明瞭學生中一些人的反動態度。[35]

蘇聯專家認為這些“政治再培訓”的學生是可疑的、令人討厭的。在蘇聯專家看來，這些學生毫不掩飾的野心、蔑視政治教育課、關心自己身為地主的父輩等表現都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蘇聯專家將自己面臨的新中國首都的景象描寫得一團糟。[36]

雖然蘇聯顧問很明顯地認為中共應當招收擁有工農背景的學生，但是劉少奇卻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劉少奇對於工廠工人受教育的潛力並不樂觀，他告訴人大的計劃者們，這些工人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才能達到可以應付大學課程學習的水準。吳玉章、成仿吾與教育部副部長張奚若都贊同劉少奇的看法，認為建立預科班或附屬於人大的補習性質的“工人學院”這一問題是未來應該著手考慮的問題。[37]這也就是告訴蘇聯顧問，鑒於中國的特殊情況，對工農進行高等教育在近期內都不具有現實性。考慮到蘇聯專家對中共在政治再培訓學校中進行“重新煆煉”的人選不滿，中共這一看法肯定令蘇聯專家感到洩氣。

人民大學招收學生的計劃從1949年11月與12月開始有所進展。中共下令該大學將要招收三類學生：老革命幹部，至少有中學教育水準的青年知識份子，經過思想改造的舊知識份子——最後一類是當時在場的蘇聯人最討厭的。[38]老革命幹部指的是那些在1942年之前入黨的人。相關政策規定青年知識份子是年齡在18歲到30歲之間的高中畢業生，或者是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歷、並在中共革命工作與專門機構中有三年以上工作經驗的中共青年知識份子幹部。[39]這些學生將被招收進入本科部。而“經過改造的舊知識份子”這類學生並未得到大力招收，因為人大已經從華北大學、政法大學與俄文大隊那裡承接了許多這類學生。

1950年1月，人大向中國五個大軍事行政區派出了招生隊，這些招生隊與中共黨組織、政府機關、工會、農民、婦女與青年組織、各人民解放軍單位進行聯繫以尋找合適的候選人。[40]到1950年2月底，已經有965名學生登記，超過原計劃10%。加上來自于華北大學和政法大學各300名政治再培訓人員，人大的本科學生總數達到了1,565人。[41]

這1,565名學生的社會出身、社會地位與政治背景的資料資料說明他們比俄文大隊的學生要有所“改善”。被定級為中農的學生占了學生總數的29.1%，出身于貧農與產業工人的學生占了20.3%。因此校領導可以宣佈，從這些較好的社會階層所招收的學生達到了學生總數的將近一半。儘管如此，仍有428名學生來自于政治上有嫌疑的社會階層——地主、富農、小商人，這些人占了總數的27.6%。[42]

但最讓人震驚的是，在黨員資歷和教育水準上，新招收的965名學生與從華北大學和政法大學政治培訓中心轉過來的將近600名學生之間存在著極大差別。招生資料顯示，1950年1月新招收的965名學生中，幾乎所有人都是黨員或共青團員。這是因為新招收的學生都是各地黨政軍機構推薦的，就各個方面而言他們都是“中共自己人”，而1949年接受政治培訓的學生則不是。就教育水準而言，絕大多數新招收的黨員與共青團員學生只有初中或小學教育水準，而那些從華北大學與政法大學轉過來的學生雖然很少是黨員或團員，但構成了具有高中或大學教育水準學生的主要部分。[43]相關資料所顯示的是被帶到地處北京的這所新大學的兩個不同社會群體。其中一個社會群體由幾乎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的中共幹部構成，他們幾乎全部都是黨員，絕大多數很可能都是農村出身。另一個群體則是由受過更高水準教育的“青年知識份子”組成，許多人都是城市出身。

1950年春，隨著新的學生到達北京、在新大學開始學業，蘇聯顧問與中方管理者都報告學生中出現了問題。1950年2月，菲利波夫警告說俄文專業的學生中間有反蘇、追求名利與親地主的情緒。[44]蘇聯顧問繼續彙報道，中國同志對他們重新訓練學生的行為進行了辯護，其中特別引述了1950年2月9日人民大學行政會議上吳玉章的解釋——那些態度令蘇聯顧問感到不安的學生只不過是“病了”，首先需要治療，然後再進行教育。當然，這是人們非常熟悉的1942年到1944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式的慣用方式，但是蘇聯人似乎十分質疑這一“軟”方法對持不同政見者是否有效：“中國同志，這所大學的領導們確信可以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輸灌給每個學生，而不論其階級傾向如何。”[45]很明顯，菲利波夫並不同意這一看法。

菲利波夫報告說，人大的管理者決定在本科部已有的400名學生中加強政治課教育，並在俄語課程中用政治課取代了許多語言課。[46]從1950年2月13日開始的臨時班則是為了在蘇聯教師抵達前不讓學生閑著。臨時班的課程包括了俄文、新人民民主主義、中國革命史、數學與體育。[47]1,565名本科學生中的絕大多數都在1950年3月末到達了新大學。

對此前接受政治培訓的學生群體表示極力反對的蘇聯專家們，對這些新學生又持何種看法？在日期注為1950年12月18日的最後一份工作報告中，[48]菲利波夫聲稱，在預備班的學生中，在社會地位方面有63%的學生被歸類為工人與農民，要比本科學生與短期訓練班的學生“更好”，在後兩者中真正的工人農民相對很少。[49]在蘇聯人看來，這說明學生的社會構成並不令人滿意。

事實上，新入學的學生到達後，對其中的一些學生重新進行了社會出身與地位分類，現實情況說明要比當年春天的樂觀估計糟得多。例如在春天時曾報告貧農與中農出身的學生占了44.5%，但是到1950年12月，這一人數的比重就下降到31%。而被定為工人的學生不僅從一開始就比重很小，而且從春天統計的14%急劇下降到12月的7%。具有像“地主”與“資本家”這樣並不令人滿意的社會背景的學生比重則有所上升。具有黨員身份的學生所占比重也從原來的接近55%降到了將近37%。最後，春天時原有更多學生被定為具有較高的教育水準，而現在只有小學教育水準的學生比重從原來的27.5%增長到了36.5%，超過全體本科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在短期訓練班，情況更加明顯：黨員占了83%，但是75%的學生只有小學教育水準。

在蘇聯人看來，唯一的真正亮點在預備班，那裡工農出身的學生占了絕大多數，而且89%的學生都是黨員。但是，菲利波夫在他的報告中並未彙報這些人的教育水準，這說明這些人幾乎或完全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也許近乎文盲水準。因此，這些學生被放在了補習性質的預備班。

在中國人看來，劉少奇要通過六個月的短期訓練班製造出既有能力又經過專業技術訓練的專家這一目標看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胎死腹中”）。短期訓練班學生的招收計劃已經要求招收具有等同于初中教育水準的、有經驗的中共幹部。同時這一招生計劃要求至少招收一些接受過政治培訓的知識份子。[50]但在實際操作中，針對教育水準的招生要求條件都被拋在一邊，黨員資格與工作經歷成了招生最重要的標準。因此，短期訓練班被只有小學水準的黨員所壟斷，這些人可能在其來源地的黨政機關身處要職，但在學術能力上十分有限。

三、老幹部與青年知識分子之間的摩擦

在人大的學生中，教育水準較低的老幹部與青年知識份子之間的分歧在人大建校初期最為嚴重，那時短期訓練班仍然招收大批在職的幹部。胡錫奎在1960年撰寫的《中國人民大學校史（初稿）》中這樣描述了人大初期的學生狀況：“約占百分之七十二的幹部及工人學生，政治品質好，文化條件較差；約占百分之二十八的青年學生，文化條件較好，但缺乏革命實際鍛煉。這樣，學生中政治、文化水準的參差不齊，無疑的，會給教學上提出一系列新的問題，帶來不少新的困難。”[51]在一份1950年完成的報告中，胡錫奎描述了教育程度低下的老幹部在新大學中面對的各種問題，並指出他們與青年知識份子之間存在著矛盾。

胡錫奎，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兼中共黨委書記

在1950年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胡錫奎根據黨齡將人大新招收的865名學生黨員分為兩組。有三到八年黨齡的黨員幹部絕大多數是教育水準更高的“青年知識份子”，大多數很可能在國共內戰期間加入了共產黨。他們占到865名學生中的45%，人數大約有390。胡錫奎對這些幹部做了如下記錄：

已有三年革命經驗的幹部，其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或與知識分子有關。在政治思想上，這些人一點缺點也沒有，在工作中也不自負。由於獲得學習的機會，他們高興而堅定地全身心投入到學習中。但是，其中的一些人追求個人榮譽，想要被分配到外交部或工業管理部。他們想要被分配到他們認為不需要學習數學或經濟學、而且工作不會太辛苦的學術研究機構。[52]

已經具有三年黨齡的“青年知識份子”此刻在政治思想立場上是無可指責的，但是他們因為突出的熱情、相對較高的教育水準與能力而被指責追求名利。那些在適應新秩序方面有困難的人，指責這些青年知識份子型的中共幹部想要“出風頭”、想出名。

胡錫奎並不擔心這些素質較高的中共幹部的野心與名利追求。胡錫奎認為，最嚴重的問題不是青年知識份子型的中共幹部，而是數百名由地區黨委與軍事委員會推薦入學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半文盲的“老幹部”。在865名幹部學生中，30%的人有八年或八年以上的革命經驗，人數將近260。[53]他們都是1942年以前就參加了中共領導的革命鬥爭、並可能是來自農村根據地的幹部。胡錫奎是這樣介紹他們的：

這一部分學生是有八年或者更長革命經驗的幹部，他們以極大的熱情進行學習。例如外交部學生於濤和有17年革命經驗，工作謙虛、學習熱情。另一部分學生在進入大學前是人民解放軍的功臣。他們最近才開始獨立工作。這些學生文化水準不高，但是經過了政治上的鍛煉，並有極大的學習願望。[54]

然而，在以相對肯定的詞彙介紹了這些“老幹部”之後，報告接著描述了這些老幹部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其中抱怨的語氣說明，於濤和的正面例子顯然是用來介紹下面普遍存在的負面情況的先揚後抑：許多“老幹部”學生似乎對他們長期從事革命的經歷自負過頭，看不起後來才加入革命隊伍的人。[55]

揣度胡錫奎報告的字裡行間，很明顯從1949到1950年老幹部的基本問題在於他們具有一種“勝利者的心態”，此外身為農村幹部的他們在文化上與城市幹部差距甚遠、與置身於其中的新城市環境也存在巨大隔閡。老幹部們在農村地區戰鬥了多年，經歷了巨大的艱苦並付出了極大的犧牲：因此他們很自然地認為進入城市享受更好的生活是艱苦奮鬥帶來的成果。但現實卻恰恰相反，許多老幹部發現清苦的生活仍在繼續，而且城市環境帶來的新的社會與心理壓力使問題更加嚴重：

部分學生對大學的生活條件不滿意。學生們說大學的伙食很糟糕：經常是高梁，有時飯菜都壞了還拿上來，開水也不夠，喝的水就用煮飯的鍋燒。學生中有不少在進入學校前享受著不錯的食品定量分配與生活條件，他們抱怨現在什麼都得不到，他們的津貼一直不能按期發放，他們想要真正的床，卻只能睡上下鋪。學生們不想打掃房間，也不想幹各種雜活。他們不習慣在早晨進行體育鍛煉，也不習慣遵守每日作息。[56]

這是一種因期望落空而產生的感覺。他們認為城市生活在最低程度上應當意味著吃像樣的飯菜、睡在真正的床上。一些學生發現情況如此差勁以致於想要回去：“一些學生想要回去，並已經要求學校提供回去的路費。有人說：‘我已經參加革命十年了，現在我連路費都得不到。’‘如果大學不採取措施改善物質條件的話，我們就連一整年都學不下來，更不要說學習四年了。’”[57]這些也許只是少數人的看法。考慮到胡錫奎是在給中共中央寫報告、而且考慮到中央對其學校的物質支持，他有足夠的動機將學校情況描寫得特別灰暗。但是一些滿懷希望的學生很可能的確因為1949到1950年人大的艱苦條件而失望。胡錫奎報告中的證據顯示，最為失望的學生是那些從事革命時間最長的學生，比如那位想要路費回家的幹部。

出身于城市背景的“青年知識份子”對大學的物質條件沒那麼多抱怨。[58]絕大多數青年知識份子之所以沒有抱怨物質條件上的艱苦，是因為他們一直被提醒農村地區的情況要比城市困難得多。因此他們認為自己已經享有相當的特權，而且城市裡劣質的食物與住宿條件意味著他們與黨和軍隊一起分擔著艱苦。但對於已經有很多年艱苦經驗的農村幹部來說，感覺卻是截然不同的：革命勝利、進入城市後他們應當得到物質生活上的改善作為回報。

胡錫奎報告說，老幹部在學習上的困難極端嚴重，這使得他們士氣低落。在這裡胡錫奎所描述的群體的涉及面其實不止那些擁有八年或者更長革命經驗的“老幹部”。人們應當記得本科學生中有超過36.5%的學生——大約470人——只有小學教育水準。而學生總數中的整整一半都參加了補習性質的中文與數學課程，這說明學習困難這一問題不僅局限于那些只有小學水準的學生。[59]短期訓練班的教育水準在整體上要低於本科學生，一名進入短期班學習的學生描述了這部分學生面臨的心理障礙：“（一位）同學來自石家莊市，原來是一個物資供給部門的秘書，年齡三十二歲，只有小學教育水準。他說他被當地黨委要求參加短期課程的學習，並聽說還得學習俄文時，他心緒煩亂，還得了頭疼，精神變得特別低落。”

很明顯，不得不在高等教育機構中學習、而且還得學習像俄文這樣完全陌生的事物所引起的這種極端反應是相當普遍的：“一般教育水準較低的學生在課程表上看到高等數學這樣的課程時都嚇壞了。他們覺得自己不能勝任此項任務，也害怕學俄語，因此變得十分洩氣。他們害怕測驗、評估和考試，並開始說他們不能理解所學的課程。他們表示了不滿並失去了學習的興趣。”[60]考慮到要花費很長一段時間進行學習，這也使教育水準較低、年紀較大的幹部們想要爭取轉到工廠管理專業的兩年本科課程。這些年紀較大的幹部學生們已有家室，因此到一個陌生環境進行長期學習的前景自然令人畏縮。

他們對城市環境感到陌生，這也進一步加劇了他們對學科的畏難情緒與家庭牽掛。某些情況下，具有農村背景、教育程度很低的調幹生們對環境與同學採取了敵對態度：“具有八年以上革命經驗的學生對自己的過去十分自豪，但是他們擔心自己的家庭，也為結束大學教育之後的未來而憂慮。物質上的困難、對學習外語和數學的恐懼使得這些學生變得消極。他們說‘我在革命開始的時候是什麼樣，現在還是什麼樣。我們為了誰進行的革命？真的是為了知識份子嗎？’因此，他們沒有了學習的願望。”[61]很明顯這些學生士氣低落，在他們看來知識份子似乎在輕而易舉地創造一個陌生世界，這令他們十分苦惱。這些看法更進一步導致了他們普遍擔心身處城市中的大學與——更進一步——党在文化秩序上已經道德淪喪：“一些來自農村的學生反對跳舞，也反對男女學生手把手地走路與交談。他們看到這些時就會說：‘這是什麼大學！’‘這個大學不是共產黨人建立的，已經變啦。’”[62]所有這些不僅僅是人大農村幹部的觀點，也是1949年中共進入城市後隨之產生的普遍現象。[63]

“青年知識份子”幹部與“老幹部”之間的差異帶來了一個迫切的實際問題，就是兩派間的合作問題。胡錫奎注意到，“青年知識份子”對老幹部們的評價不太高：

在沒遇見老幹部之前，青年幹部對他們都十分尊敬。因為（老幹部）有著很長的革命工作資歷，（青年幹部）一開始對老幹部評價很高。但在遇到了老幹部之後，青年幹部對老幹部就十分失望，因為與他們想像的相差太遠。在他們看來，這些老幹部看起來無組織，對工作並沒有特別的願望，傲慢自大，而且在理論上准備不足。[64]

對老幹部們最普遍的抱怨是，這些人吹噓自己長期進行革命的閱歷，但事實上能力十分有限。而在老幹部們看來，年輕的學生們“相當積極”但對年長者不尊重。老幹部抱怨說年輕學生“對他們不夠尊重”。[65]老幹部們渴望獲得尊重，然而新時期更強調學術與技術能力而不是革命經歷的長短，因此他們在新大學明顯占下風。

中共政權在人大及其他地方都針對工人與農民開展了高等教育試驗，但即使連劉少奇這樣的權威也對試驗是否能夠成功表示質疑，因此1955年中共政權放棄了對工農的高等教育試驗、轉而選擇學術“正規化”的道路是不足為奇的。[66]到1956—1957年，由蘇聯人訓練的“青年知識份子”學生們已經為成為新的精英階層蓄勢待發，史達林式的經濟管理專業領域、對馬列理論教師的訓練以及其他由政府主導的技術領域（如檔案管理）都由他們主導。

但是，在1957年5月到6月的百花運動期間，人大受到“教條主義大蜂窩”這樣的攻擊批評。某種程度上由於中蘇關係的惡化與崩潰，接下來的二十年中人大及其精英主義和技術官僚主義價值觀將處於守勢，毛澤東主義的老幹部們轉而贏得優勢，曾短暫崛起的新政權的青年知識份子則落在了下風。

文革時期，毛澤東和紅衛兵。

注釋

[注1]《人民日報》，1950年10月3日，第2版。

[注2]劉少奇：《在中國人民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研究組編：《劉少奇論教育》，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91頁。

[注3]關於中國共產黨對高等教育機構的接管與改造，見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64—191; Ruth Hayhoe,Chinese Universities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1996),73—90;以及Immanuel C.Y.Hsu, "The Reorgan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1949—61," China Quarterly 19(July—September 1964):128—160。

[注4]Michael David-Fox, Revolution of the Mind: Higher Learning among the Bolsheviks,1918—192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3—4; Sheila Fitzpatrick, The Commissariat of Enlightenment: Soviet 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Arts under Lunacharsky, October 1917—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4—5,49—51; and 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1921—19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79—80.

[注5]李鴻永（Hong Yung Lee）就認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中共政權就面臨這樣一個抉擇：究竟是提拔革命幹部，還是提拔教育程度良好的技術能手。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387—389.

[注6]關於該條約的談判，見Dieter Heinzi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0: 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 (Armonk, N.Y.:M.E.Sharpe,2004),263—284。

[注7]"Liu Shaoqi’s letter to Joseph Stalin, July 6,1949," Arkhiv Prezidenta Rossiiskoi Eferatsii (Archiv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ereafter cited as APRE)45/1/328/51—55, trans.In Andrei Ledovsky, "The Moscow Visit of a Deleg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June to August 1949(Part 2)," Far Eastern Affairs 5(1996):86—87.

[注8]徐澤浩：《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第458—463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卷，第650頁；"Mao Zedong’s Telegram to Liu Shaoqi to Be Handed to Joseph Stalin," APRF 45/1/328/137—140, trans.In Andrei Ledovsky, "The Moscow Visit of a Deleg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June to August 1949(Part I)," Far Eastern Affairs 4(1996):89—91;李新：《中國人民大學的籌備》，未出版手稿，無日期。

[注9]中國人曾懷疑他是一個情報特工。一個被採訪者回憶說，只要菲利波夫一進入房間，人大的蘇聯教師就會離開房間。採訪徐斌，2000年10月17日。

[注10]Douglas A.Stiffler, "Building Socialism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Chinese Cadres and Soviet Expe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57" (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2002),50—62.

[注11]P.I.Fesenko and V.E.Filippov, "Doklad o khode rboty po organizatsii novogo universiteta v Pekine"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work on the organization of a new university in Beijing), October 13,1949, Rossiiskii Tsentr Khraneniia I lzucheniia Dokumentov Noveishei Istorii (Russian Center for the Storage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Document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下引 RTsKhIDNI)16/137/142,304。

[注12]Ibid.,313—319.就1945—1949年北京各個大學中學生運動，見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1945—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尤其是第42—93頁;及James Yick, Making Urban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CP- GMD Struggle for Beiping-Tianjin,1945—1949 (Armonk, N.Y.:M.E.Sharpe,1995),80—136。

[注13]Fesenko and Filippov,313.

[注14]Ibid.,311—312.

[注15]吳玉章（1878—1966）是四川人，曾為孫中山的助手，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五老”之一。在延安時期，他是魯迅藝術學院院長與延安大學校長。在內戰時期他擔任華北聯合大學校長。吳玉章還因為在中國語言改革中發揮的作用而聞名。見Donald W.Klein and Anne B.Clark,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2:959—965;中國人民大學高等教育研究室、校史編寫組編：《中國人民大學人物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3年，第1卷，第1—16頁。

[注16]胡錫奎（1896—1970）出生於湖北省孝感縣，1925年在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2月到1928年夏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學習。胡錫奎是著名的華北地區地下党領袖。曾擔任長城以北熱河省省委書記，並因為主張暴力的土地改革而得到毛澤東的欣賞。1949年春夏，胡錫奎與他的庇護人劉瀾濤主持進行政治思想改造營，並誇張地將其命名為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見《中國人民大學人物傳》，第1卷，第52—64頁；《胡錫奎傳略》，中共湖北省孝感地委、孝感市委黨史資料整編委員會辦公室編：《胡錫奎紀念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67—220頁。

[注17]成仿吾（1897—1984），湖南人，五四文化運動中的傑出人物。他于1928年在法國留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前往德國，在那裡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從1937年到1949年，成仿吾在延安與華北主持了一系列作為人大前身的黨員訓練學校。見《中國人民大學人物傳》，第1卷，第17—31頁；余飄、李洪程：《成仿吾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成仿吾：《戰火中的大學——從陝北公學到人民大學的回顧》，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

[注18]《中國人民大學簡況》（外賓參觀介紹稿），人大檔案館，197A，第9頁。

[注19]徐偉立：《懷念我們的國際朋友和老師》，《人民大學週刊》，第61期，1952年11月7日，第3頁。

[注20]成仿吾：《中國人民大學的教研室工作》，《人民教育》，1951年4月，第11頁。

[注21]關於人大的院系結構與蘇聯專家的分配，見Stiffler前揭書附錄A—C，第482—491頁。

[注22]《劉少奇論教育》，第91頁。

[注23]布爾什維克對高等教育機構的控制是在1928年開始的文化革命階段實現的。相關研究見Sheila Fitzpatrick,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Class War" 與George M.Enteen, "Marxist Historian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Professional Inflighting," in Sheila Fitzpatrick, 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1928—1931 (Bloomington: Indian University Press,1978)。

[注24]蘇聯顧問關於人大情況的報告可以在莫斯科的各個蘇聯檔案館中找到。見Letter from V.Filippov to E.F.Kovalev (February 27,1950), RTsKhIDNI 17/137/405,49—53; "Otchet o rabote po organizatsii naro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 v g.Pekine" (Report on the work of organizing Renda in Beijing), (May 2,1950), RTsKhIDNI 17/137/405,62—64,and "Doklad o rabote gruppi Sovetskikh prepodavatelei v vyshikh uchebnikh zavedeniia g.Pekina"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roup of Soviet teacher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the city of Beijing), (December 18,1950), RTsKhIDNI 17/137/723,1—22。

[注25]人大校長的兩份報告從漢語譯成了俄語並收入蘇聯檔案檔。見 "Doklad Rektora v TsKh KPK" (Report of the rector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CC]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Party [CCP]), (n.d.,included with Filippov’s letter of May 2,1950), RTsKhIDNI 17/137/405,65—72;及 "Doklad Rektoranaor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 TsKh KPK v Marte 1950 g," (March 1950 Report of the rector of Renda to the CC of the CCP), (March 28,1950),73—90。

[注26]Letter from V.Filippov to E.F.Kovalev (December 25,1949), RTsKhIDNI 17/137/405,4—5.

[注27]但在史達林去世後這一情況已發生改變，當時蘇聯教育專家古德列佐夫（Kudriavtsev）採取了相反的作法，從1949年之前的知識份子中尋找利用“老”專家。見《本校蘇聯顧問古德列佐夫同志離校歸國前去別講話》，人大檔案館，141A，第25頁。

[注28]中國人民大學高等教研室、校史編輯組編：《中國人民大學大事記（1937年7月—1992年2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92—94頁。

[注29]中國人民大學高等教研室、校史編輯組編：《中國人民大學大事記（1937年7月—1992年2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91頁。

[注30]Letter from V.Filippov to E.F.Kovalev (February 27,1950),49—53.

[注31]Ibid.,49.

[注32]Ibid.,50.

[注33]"Table 4: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s of Students of the Russian Brigade,1949—50," in Stiffler,137—138.

[注34]Letter from V.Filippov to E.F.Kovalev (February 27,1950),51.

[注35]Ibid.,51—52.

[注36]Ibid.,52—53.

[注37]Letter from V.Filippov to E.F.Kovalev(December 15,1949), RTsKhIDNI 17/137/405,2—3.

[注38]Ibid.

[注39]《中國人民大學本科第一學期及第一期訓練班的教育方針和計劃（草案）》，1949年11月12日，人大檔案館，2A，第39頁。

[注40]同上； "Plan organizatsii naro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Uchebniie planny na pervyi semester dlia universitetov I kursov" (Plan of organization of Renda.Teaching Plans for the first semester of the regular course division and the short courses) (December 25,1949), RTsKhIDNI 17/137/405,9.

[注41]"Doklad Rektora naro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 TsKh KPK v Marte 1950 g," 74.

[注42]"Table 5: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s of First Group of 1,565 Students Recruited for Regular-Class Division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January-February,1950," in Stiffler,143—144.

[注43]"Table 6: Summary of the Students of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March 24,1950)" and Tables 7—9,in ibid.,145—146,153—154.

[注44]Letter from V.Filippov to E.F.Kovalev (February 27,1950),51—52.

[注45]Ibid.,53.

[注46]Ibid.,52.

[注47]"Otchet o rabote po organizatsii naro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 v g.Pekine," 62—64.

[注48]"Doklad o rabote gruppi Sovetskikh prepodavatelei v vyshikh uchebnikh zavedeniia g.Pekine,"1—22.

[注49]Ibid.,5.

[注50]《中國人民大學本科第一學期及第一期訓練班的教育方針和計劃（草案）》，第39頁。

[注51]《中國人民大學校史（初稿）》，人大檔案館，220A，第17頁。

[注52]"Doklad Rektora v TsKh KPK,"65.

[注53]"Doklad Rektora naro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 TsKh KPK v Marte 1950 g,"74.

[注54]"Doklad Rectora v TsKh KPK,"66.

[注55]Ibid.,69—70.

[注56]Ibid.,66.

[注57]Ibid.,66—67.

[注58]來自哈爾濱的“青年知識份子”楊慧蓮強調說，家庭背景較為富裕的學生對人大的生活條件與伙食很滿意。採訪楊慧蓮，北京，2000年9月17日。

[注59]"Doklad Rektora narodnogo universiteta Kitaia TsKh KPK v Marte 1950 g.,"75.

[注60]"Doklad Rektora v TsKh KPK,"68.

[注61]Ibid.,70.

[注62]Ibid.,69.

[注63]有關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與中期“青年知識份子”與老幹部之間的緊張關係的紀實報告和文學描寫，見Rudolph Wagner,Inside a Service Trad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inese Pro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注64]"Doklad Rektora v TsKh KPK," 69.

[注65]Ibid.

[注66]關於放棄工農短期訓練班、支持學術“正規化”，見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189—190。

四

家族策略

(Family Strategies)

第十三章

葉氏兄弟在新中國

周錫瑞(Joseph W.Esherick)

葉篤正並不是左派分子，然而，像高家龍在本書第15章所討論的地位顯赫的商人劉鴻生一樣，他在共產黨奪取政權後不到一年回到了中國。內戰最後一年，正當國民黨軍隊土崩瓦解之時，葉篤正在芝加哥大學完成他的大氣物理學博士學位。其時他密切關注美國報紙上有關共產黨勝利的報導，經常和其他中國同學一起討論內戰的進程。如果共產黨沒有獲勝，他也許不會回國：對他來說，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過於腐敗和混亂。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建立了和平與秩序，給未來帶來了希望。對葉篤正來說，回國的時候到了。

氣象學家葉篤正

葉篤正祖籍安慶，出生在天津的一個大家庭，行七。安慶是揚子江上的一個港口，清朝年間乃安徽省會。一份倖存下來的葉氏族譜將其祖先追溯到十四世紀。為了躲避元末明初的戰亂，葉氏從江西移居安慶。鹹同年間，太平天國打到安慶，葉篤正的高祖助淮軍、設團練，又在鎮壓撚軍時立了軍功。其子葉伯英在仕途上走得更遠，光緒年間出任陝西巡撫。光緒末年，安慶葉氏的這一支由保定移居到天津。辛亥革命時，葉篤正的父親葉崇質任直隸巡警道道台，革命之後離開官場進入了銀行與實業界。[1]

民國初期，葉家住在天津安徽會館後面的一套大宅院裡，葉崇質管家。他的妻子和兩個姨太太為他生了十個兒子和五個女兒。除了最小的女兒受過現代教育以外，其他的女兒接受的僅是家庭女紅教育。男孩子們從小在家裡念私塾，請來的教書先生是父子二人。私塾之後，所有的男孩子都考上了著名的南開中學；畢業後，又都在京津兩地和南京的大學求學。年齡最大的三個兒子是包辦婚姻，婚後在天津生活、工作。年紀小一些的幾個兒子——尤其在父親（葉崇質）於1930年去世之後——開始在學生政治中十分活躍，抗議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的進逼。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家庭疏散，兄長們留在日據地區，老六和老九加入了共產黨，老五和老十二到了戰時首都重慶，葉篤正在中國完成了大學教育之後獲得了到美國繼續深造的獎學金。（見表）

資料來源：《葉氏族譜》，第6版（無出版社：1944年），第7章17a—b、42a—44a；葉篤莊1991年無標題手稿；對葉篤正、葉篤柔、陳澄的採訪。

注：葉家並無第八子。葉家二子青年時罹患重病，故改稱他為八子，希望以此能救他但終未成功。葉家第十一子其實是總統袁世凱的孫子，袁家之所以讓葉家“收養”自己的孩子，是希望能夠沾到葉家子孫旺盛的福氣。

1949年以後，葉家和整個中華民族一起開始了新的生活。已經成人的八個兄弟和四個姐妹不再是居住在一起的大家庭了。1936年分家之後，天津的大宅院、幾十個僕人、寄住的親戚都在這十幾年裡相繼離去了。新中國結束了“封建”家長式的大家庭，隨之而來的是核心小家庭的時代。葉家的兄弟姐妹都有了自己的家庭。[2]這些新的家庭性質各異，包括了黨員幹部共住機關大院這樣的劃時代的生活方式。本章將要考察這些生活方式的異同，以及政治如何影響各個家庭的生活方式與家庭關係。

受過高等教育的葉氏兄弟是共產黨統戰的物件，代表了政府要吸收到新政權裡的都市精英與專家階層。為了恢復城市經濟，共產黨尋求“民族資產階級”的合作。而許多工商業資本家，為了試探共產黨的誠意並得到“民族資本家”的稱號，也準備留下來為新政權工作。1949年春天黨的第二號領導人劉少奇在天津召見工商界人士，向他們宣佈黨的工商政策，葉家的長子篤仁（剛候）作為一位留在天津的銀行家參加了這次會見。劉少奇的目的是要說服工商界人士將他們的資本留在中國，幫助恢復城市經濟。這些工商人士抱怨說，儘管他們拿錢開工廠，養活了一大批工人，但是仍被當作“剝削者”對待。劉少奇並未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觀念，認為資本主義的利潤建立在對工人的剝削之上，但是他也承認資本家的“剝削有功”，“為國家製造了產品，壯大了工人隊伍”（這句話讓劉少奇在十幾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慘遭批判），答應並且允許私人企業保持自己的利潤，並且利用利潤再行投資。[3]劉少奇的講話給葉篤仁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當他妻子的富人朋友討論去香港時，葉篤仁力勸他們留下和共產黨一起共事。[4]葉家兄弟中，曾在美國受教育的葉篤正回國是共產黨吸引愛國知識份子和小資產階級加入新中國建設隊伍的最有力例證。葉篤正在芝加哥大學師從世界氣象學權威卡爾・G・羅西（Carl G.Rossy），獲得博士學位後，他放棄了美國一份報酬相當高的工作，回到時局不定的中國。在歸國途中，冷戰局勢在朝鮮半島已大大升溫。葉篤正和他的妻子馮慧回國所乘的輪船上盡是年輕的中國人。和他們一樣，這些人返回祖國並不是為了共產主義，驅使他們回國的動力，是愛國熱情和報效祖國、讓中國再次強大的願望。這批歸國學生在香港羅湖口岸入境時像英雄般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面對政府組織的敲鑼打鼓的人群，葉篤正熱淚盈眶。

歸國不久，葉篤正夫婦乘火車來到南京的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的設施完善後，研究所遷至首都。葉篤正對新中國氣象預報事業的建立作了奠基工作，對於以農業為主、飽受洪水與乾旱困擾的中國來說，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事業。不久，葉篤正就升為研究員，並成為新建立的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領導人之一。[5]

新中國建立的初期，葉氏兄弟正逢年富力強。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長子葉篤仁正好四十歲，留在四川從事文藝工作的葉家最小的孩子——篤慎（利中）剛剛二十五歲。其他的兄弟都是三十歲左右，熱切地盼望參加工作。葉篤正、葉篤義是兄弟中完成大學教育的僅有的兩人。篤義于1934年畢業于受到美方支持的燕京大學政治學系，戰時和戰後在民盟都非常活躍。民盟是由對於蔣介石的獨裁日益感到不滿的知識份子所組成的。[6]當葉篤義在政治上轉向左傾，他與共產黨負責統戰工作的同志的接觸越來越深。1949年9月，他被提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候補代表。政協是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組織，正是它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政協還通過了《建國綱領》，在建國初期具有憲法性質，賦予新政權革命性之外的合法權威。雖然葉篤義對他的候補代表身份不滿，但是在某種意義上，他目睹了新政府的建立。他向負責統戰工作的李維漢抱怨了“候補”一事，李維漢對他說，“候補”和“正式”代表之差只在於表決權，表決僅是一個“形式”，“而會議的主要事項是事前的協商和反復討論”，黨在事先就對所有重要事項做了決定。這是新政權給葉篤義上的第一堂政治課。[7]

由於葉篤義的政治學學位和他在民盟的地位，他進入了成立不久的政務院政法委員會擔任委員。由政治局委員董必武任主任的政法委員會，負責監管國內立法、司法，在穩定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8]葉篤義工作努力，是政法委員會裡唯一的專職工作人員（其餘均為兼職），不久就被任命為副秘書長。後來他受命於司法部，在高級地段分到一套老式庭院式住宅，有穩定的收入和舒適的工作條件。他還是民盟領袖，建國後人民共和國確定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後，允許民盟繼續存在。和其他接受過西方教育的自由知識份子一樣，他被共產黨招收到新政權的工作中，與其建立了一種不簡單的合作關係。[9]這個群體對早期的人民共和國相當重要，新政府的二十四個部長中，有十一名來自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也包括無黨派的“民主人士”。[10]

葉家的第五個兒子葉篤莊曾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習農業，在民盟中也相當活躍，但並不像三哥葉篤義那樣在民盟中央擔任職務。1949年共產黨包圍北平時，他在北平西郊的華北農事試驗場工作，曾積極勸說場內研究人員留下為新政府工作。他在農業方面的專業知識和政治上的進步傾向曾經使他抱有在新政府得到一官半職的想法——或許成為試驗場的領導，但是對於共產黨來說，他的思想過於獨立、性格放任不羈。抗戰期間，葉篤莊曾短暫地加入過八路軍，用日語審問過戰俘，但軍隊的嚴酷生活和政治紀律讓他感到厭煩，後因傷轉到後方。1949年，他對共產黨派到場裡的領導盛氣淩人的態度頗為不滿。在新領導召開的第一次大會上，新領導身穿灰色軍裝在臺上來回踱步，大皮鞋踩得地板哢哢響，講話時語氣強硬，目光從不與台下的聽眾接觸。他講話的意思只有一個：來者歡迎，去者歡送，底下一群農學家覺得他好像是對犯人訓話。即便如此，葉篤莊在公開場合仍以共產黨尊重知識份子、禮賢下士為理由說服場內高級研究人員留下，他對新政權一直抱支持的態度。1951年春，他和民盟其他的領導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書面談話，堅決支持新政府發佈的《懲治反革命條例》，並讚揚這一條例的“威力”。[11]

儘管葉篤莊認為在新成立的華北農業研究所任編譯委員會主任對他來說有些屈才，他還是編譯了一份通訊和一份期刊。在“一切向蘇聯學習”的政策下，這兩份刊物以編譯刊登蘇聯農業科學的文章為主。當時重點學習的是蘇聯農民科學家米丘林（Ivan Michurin）的遺傳學說，他的學說得到了受史達林欣賞的科學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支持。米丘林主張“獲得性狀”可以不受基因影響而得以遺傳（今已被證明是錯誤的）。雖然大力宣揚蘇聯農業科學的“先進發現”並沒有促進中國農業的發展和進步，但是葉篤莊仍全力投入到米丘林著作英文版本的翻譯工作中去，並一度感到新鮮和興奮。翻譯出版後，《人民日報》曾發表報導，稱讚這一翻譯成果是“中國人民科學界的一個巨大的貢獻”，強調“我們不能坐待大自然的恩賜，我們應當向大自然爭取”。[12]毫無疑問，正是米丘林和李森科這種樂觀的改造自然的思想，吸引了當時的農業工作者們。

戰後葉篤義回到天津時，曾勸說他的大哥葉篤仁加入民盟。按理，葉家兄弟中，葉篤仁的地位在共產黨政權之下所受的威脅最大。他住在天津租界，房子是曾經做過民國大總統的岳父徐世昌留給他和他太太的。[13]兄弟之中，他最有錢。日據時期他留在了淪陷區，因而也極易被指控為與日偽有關係。但是葉篤仁處世極為謹慎，不露鋒芒，像與天津之前的其他政權合作一樣成功地與共產黨展開合作。他從四十年代開始把大部分家產換成現金。建國初期，他辭去銀行的工作，並在天津市的民盟支部謀到一份帶薪職務。運動來時，他永遠是站在黨的一邊。平日生活裡，他常常教育兒女要生活儉樸、不要張揚。他的女兒曾經想要一塊像朋友那樣的外國手錶，而他買給女兒的卻是普通的國產表。他的生活準則相當奏效：和他的弟弟們相比，他家的生活相對平淡，沒有大的成就也沒有過多的損失。[14]

葉篤義，時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

葉家的第四個兒子葉篤信曾在天津以買賣股票為生。1950年以後，他在一所夜校教過一段時間的書，後以肺結核感染為由辭去工作，在家閒居。他的妻子性格外向，在街道委員會十分活躍，打掃街道衛生，維持鄰里秩序，參加政府的宣傳工作，給不識字的婦女義務讀報（她很擅長把沉悶的官方材料轉化為輕鬆的故事娛樂聽眾），還當上了人民協調員。她工作成績突出，群眾基礎好，甚至敢於揭發小官僚濫用職權。和其他的街道幹部不同，她不是個“包打聽”，因而受到鄰里的喜愛。夫婦倆沒有孩子，公私合營以後，葉篤信每月固定的銀行利息收入足以維持他們簡單的生活。[15]

戰時留在大後方的葉篤慎是葉家最小的兒子。他從小不喜歡念書，戰時還沒有成年，就違背天津大哥的意願，執意下海學藝。[16]對於葉家來說，作為精英家庭的後裔以娛樂事業為生可謂辱沒門風。但六歲就失去父教的篤慎，已經反抗成性，他不顧家人阻攔，義無反顧地在天津拜師學了相聲。抗戰期間，他到了大後方，開始在一些茶館裡說相聲，並在重慶紮下了根。1949年年終，國民黨軍隊前腳剛撤離，共產黨軍隊便緊跟著進入了重慶。對於葉篤慎來說，新中國結束了舊社會歧視曲藝演員的時代，不到一年，他就加入了大眾藝術劇團，成了帶薪演員。他學會了革命歌曲和新段子，並以他一貫的熱情參加演出。他邁進新社會的步伐順利通暢，並在1957年結了婚。對於被大哥趕出家門一事他一直耿耿於懷，卻又心懷愧疚，沒有跟家人聯繫。直到八十年代才借到北京巡迴演出的機會，到京津兩地見到了他斷絕音信四十年的哥哥們。[17]

相比之下，1949年給葉家第六個兒子葉方（葉篤廉）和第九個兒子方實（葉篤成）帶來的變化最小。他們參加革命多年，對他們來說1949年只是進入了革命的一個新階段。葉方抗戰期間加入了新四軍，1945年被派到東北新解放區做縣長。最初一段時間，縣裡的工作以打土匪為主；省黨校成立以後，他馬上被調到黨校任副校長。葉方1933年由南開中學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積極參加了1935年北平左翼學生發起的一二九運動，是共產黨內極少數受過高等教育的黨員（1949年440萬黨員中，只有四萬名左右大學生，不到總數的百分之一）。[18]在敏感的政治問題上，葉方頭腦清醒、舉止謹慎的知識份子性格，讓他十分適合做黨員的教育和培訓工作。1948年，共產黨奪取瀋陽後，葉方被調去參加籌建東北地區黨校，並在那裡一直工作到1955年。[19]

和六哥同時在北平念大學的九弟方實，也在北平參加了一二九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後，輾轉到了山西的抗日根據地。戰爭期間，他和一位年輕的女同志白天結了婚，經歷了戰時歲月的千難萬苦。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在陝北冬天冰冷的窯洞裡，當時正值日軍再次突襲，白天產後高燒，昏迷不醒，孩子給活活餓死了，妻子的腿也在這次磨難中永久致殘。延安整風期間，方實因受懷疑被關押了整整兩年。直到釋放後分配到新華社，他的才智才得以發揮。內戰期間，他跟隨中共中央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在西柏坡新華社的“小編輯部”負責編寫戰報，並在1949年春天跟隨黨中央進駐北平。那時新華通訊社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社址，直到八月才決定將新華通訊社安在當時的法商學院，而這所大學正是方實在抗戰開始時離開的母校。建國初期，方實負責國內部，參加了對政治協商會議的報導工作，因而對新中國政權的建立和領導層的變化有所瞭解。在一次報導活動中，他遇到了他在北平參加學生運動時的一位老同學，此人當時已經是省級幹部。熱情寒暄之後，這位老同學發現方實既不是政協的會議代表，也不是高官，只不過是新華社派來採訪會議的一個普通記者。他的面色一下子冷淡下去，轉身尋找其他談話物件。方實在西柏坡編輯稿件時，與中央領導包括周恩來、劉少奇、甚至是毛澤東都打過交道，這種上下級的輕鬆關係已成過去。等級、級別、官架子在新中國找到了滋生的土壤。

1949年後倖存下來的葉家三姐妹中，只有三姐葉篤雅住在北京，她那裡成了親戚們保持聯繫的中心。她的丈夫曾在國民黨政府的稅務局工作，積攢了足夠的錢給家裡買房。戰後，為了討好上司，他出入妓院而且染上了毒癮。三姐對丈夫的放蕩行為感到十分痛苦，曾一度試圖自殺。1949年以後，她的丈夫躲過了建國初期的政治運動，並參加了街道工廠的工作，但是最終因不堪的過去和過分自由的言論被捕，並於1960年死在監獄。此時三姐已經參加了街道工作，致力於維護街道的安全、清潔和政治秩序。她把三個兒子撫養成人，全都進了大學，這成為她不幸生活裡的最大安慰。

抗戰期間和丈夫一起逃難到雲南的四姐葉篤頌，和三姐的生活經歷有著不幸的相似。篤頌的丈夫是美國康乃爾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對婚姻毫無忠誠。在雲南的時候他曾把婚外戀物件帶回家住，這種重婚生活造成了痛苦的家庭矛盾，直到外室離開。葉篤頌有三個孩子，兩個成了頗有成就的工程師，其中一個後來做了高官。第五個女兒、也是最小的女兒葉篤柔住在上海，她和丈夫姚增廙自由戀愛，並在抗戰期間結婚。姚增廙曾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視察，1949年去了香港。由於葉篤柔丟不下抱恙住在天津的母親，堅決拒絕離開大陸，姚增廙最終放棄了國民黨許諾給他的臺灣工作機會，回到上海。葉篤柔是葉家姐妹中唯一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孩，解放後一直在上海擔任中學的生物教師；她的丈夫因為擔憂自己的過去可能會招致政治攻擊，一直在家以翻譯為生。[20]這兩姐妹和北京的兄弟相隔甚遠，與其他家庭成員也甚少來往，關於她們的故事就先講到這裡。

除了沒有子嗣、也沒有正式工作的四子葉篤信，葉家所有的兒子都在新中國找到了自己的事業歸屬，包括科學（七子葉篤正、五子葉篤莊）、文藝（十二子葉篤慎）、政府（三子葉篤義）、共產黨（六子葉方）、民盟（長子葉篤仁）、技術刊物編輯（五子葉篤莊）、新聞機構記者（九子方實）。他們都在供養自己的家人，此時的家庭組織方式和他們兒時的成長環境已截然不同。舊式“封建”大家庭裡妻妾、僕人們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的時代已經過去；女兒們從小“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兒子們在家念私塾的生活和教育方式也成了陳年往事。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頂多加上活著的父母）長久以來一直是農民或小商人生活的標準模式，現在也普遍在精英家庭中流行起來。

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民國時期區分葉家八個兄弟的特徵在新中國仍然繼續著。三個年長的兄弟都是包辦婚姻，他們在抗戰前結婚的年齡在22或23歲之間，和傳統中國男性的一般情況非常接近。從老五開始，婚姻都是自己選擇，結婚的時間都是在抗戰期間或抗戰以後，結婚的年齡都在三十歲左右。[21]兩個兄長的七個子女，除去一人之外，都出生在抗戰前或抗戰期間，而其餘五個弟弟的18個子女，除去兩人之外，都是抗戰以後出生的。如果考慮到老六葉方1946年就去了東北解放區的話，那麼18個孩子之中有15個出生在新政權建立之後。他們的出生體現了新政權的和平與秩序帶來的人口膨脹。

我們對五個弟弟的家庭生活最感興趣，因為他們提供了新中國初期家庭撫養子女的新類型。當然這幾個家庭並不完全相似。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老六葉方的大家庭。他是省裡的高幹，之所以說他們家特別，部分原因在於其規模之大。五十年代初共產黨的政策明顯鼓勵生育，政府追隨蘇聯批判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認為造成中國貧困的原因並非人口過多，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及階級壓迫。當時黨和政府鼓勵多生育，宣揚“英雄母親”。葉篤信的妻子和三姐葉篤雅做街道工作，她們工作的職能之一就是鼓勵年輕夫婦多生孩子。[22]葉方與妻子顯然聽從了黨的指令。他們共有八個孩子，其中六個是在他們搬到東北以後的前十年出生的。國家不但給他們提供了寬敞的和式住宅，孩子從出生到兩歲入讀托兒所之前都有保姆和單獨的臥室。

葉方家住在省委大院裡。每個省都有這樣的省委大院，高牆圍繞，牆頭往往配有鐵絲或玻璃渣，大門還有警衛站崗。大院很大，樹木成林，有足夠的空間讓孩子們玩耍。孩子們的幼稚園就在大院裡。幼稚園宿舍每個房間大概十張床，週一到週六孩子就住在幼稚園，只有周日回家，全家吃一頓熱鬧的午飯。因為孩子在家的時間極少，他們都認為小時候家庭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孩子們個性不一，假期更願意和同學而不是兄弟姐妹呆在一起。這個群體的精英地位是顯而易見的：男孩子在遊戲中常常要當將軍、部長和黨委書記，顯然和父輩的職務有關。

幼稚園裡孩子們學習了許多革命歌曲和舞蹈。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的歌曲是當時普遍的教材。回到家裡，葉方也常常教育孩子聽党的話，培養革命精神，長大後為黨和國家作貢獻。幼稚園畢業以後，孩子們一律送到了育才小學，這個小學曾一度由東北地區党的重要領導人高崗的妻子負責。學校有不少東北高幹子女，為了教育好革命先鋒隊的下一代，配備了一流的師資和設備。即使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學校的伙食仍然不錯。當時很多人只能吃玉米糊，但學校每頓飯除了饅頭、麵條以外，幾乎頓頓有菜，每星期還有幾次肉。那段時間，學校的伙食比家裡還好。週末放假，校外總是停著一溜接孩子回家的、由單位派來的黑色小轎車。葉方家住得離學校很近，週末孩子們都自己走回家。

五十年代初期，單位沿襲革命時期創立的供給制，不發工資，但是提供住房、食物、衣服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每年過年都有兩套新衣，孩子們的衣服是幼稚園發的。衣服都是一種顏色的簡單樣式，冬天是棉襖和棉褲，夏天是背心和褲衩。小孩子經常穿哥哥和姐姐留下的舊衣服。到60年代有球鞋之前，孩子穿的還是母親和保姆做的布鞋。

每年春節是一年一度的節慶時刻。單位和學校都放一個星期的長假。節前，機關就會送來各種食品，特別是魚和肉，像葉方這樣的大家庭，有時會分到半頭豬。因為沒有冰箱（除非在北方的冬天），這些配給一般很快吃完。節日期間有免費的娛樂活動，通常是來自蘇聯集團的配音電影或國產革命電影。每年夏天，葉方都有機會去大連附近靠海的省委療養院休養。因為地方小，每次他去總是帶一兩個最小的孩子，讓妻子留在家裡照顧其他孩子。一個小兒子追憶起美好的假期往事時，仍記得能吃上白麵包的優待。上中學的孩子到了暑假一般去學校組織的夏令營，吃、住、行，全是安排好了的。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常常會有依賴心理。葉方的一個兒子就曾經羞愧地回憶道，他們十幾歲的時候坐公共汽車竟然不知道如何買票。

這個擁有特權的共產黨幹部家庭裡充滿了一種不尋常的、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精神。一方面，家裡寬敞的住房、保姆、好學校以及各種供應，讓孩子享受了與常人不同的特殊生活方式。他們的朋友都是幹部子弟，這些孩子長大想要幹的也是和他們父輩一樣的黨、政、軍工作。在這個新的幹部階層裡，享有特權被看成是理所應當的。另一方面，他們的父親（以及學校老師）常常用共產黨艱苦奮鬥的歷史來教育他們，向他們灌輸努力工作，生活儉樸等生活信條。這不能不是一個矛盾。因此，當一個女兒讓保姆來洗她從學校帶回來的髒衣服時，女兒挨了罵，被教育衣服得自己洗。葉方對自己子女的要求可能比其他幹部嚴格，偶爾才用公家的車送孩子們看電影，有時寧願讓免費電影票或戲票作廢（一個兒子回憶到，他曾經驚訝地在廢紙簍裡發現了兩張戲票），並嚴格禁止孩子們看內部流通的敏感出版物，比如其他幹部子女經常看的刊登了外刊新聞節選的《參考消息》。[23]

葉篤莊，農業經濟學家，翻譯家，科技情報專家

和葉方的家庭相比，住在北京的老五葉篤莊一家過著明顯不同的生活，而他家的生活方式和北京其他兄弟較為相近。對葉篤莊和他在日本女子美術學校畢業的妻子孫竦來說，家庭生活和孩子要重要得多。把孩子送到公家的寄宿學校對他們來說是不能想像的。他們還在談戀愛的時候，就已經想到婚後要在北京城外的西山買一個農場。葉篤莊可以作他的農業試驗，孫竦可以一邊養孩子，一邊畫畫和（在她浪漫的想像中）養馬。孫竦的夢想雖然在革命後沒有實現，但是婚後能夠從城裡搬到西郊的農業研究所，孫竦仍然十分高興。篤莊於1948年加入的華北農業研究所後來成為中國農業科學院，那兒有大片的土地，果園，花圃和暖房。孫竦喜歡新鮮空氣和大自然，這裡是她撫養孩子的理想環境。女兒小的時候，她常常在週末帶她們出去野餐，讓孩子把上衣脫了，光著膀子在玉米地裡走路、曬太陽。

他們住的地方是日本人在戰時蓋的兩層公寓，相連的幾棟樓房共有20戶人家。他們住在一樓，有廚房、廁所、一間客廳兼書房，一間臥室，還有一個鋪了日式榻榻米的房間，（為了滿足孫竦的日式趣味花了不少錢鋪設），是保姆睡覺和孩子嬉戲的地方。五十年代初，孫竦為了兩個女兒和家庭，推卻了到城裡中央戲劇學院教書的機會，留在了西郊。很快她又重新燃起了職業熱情，然而當時她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在丈夫的編輯委員會裡給農業雜誌免費畫插圖。葉篤莊仍然想要個男孩，但孫竦不願意。孫竦在第三次懷孕時曾經要去做人工流產，但是五十年代初做人工流產要經過部一級的上級領導批准，一來二去，第三個女兒又出生了。

葉篤莊靠薪水和稿費再加上孫竦的工資（1954年她去北京電影學校教書），家人生活舒適。房租極少，從葉篤莊的工資中扣除。據孫竦1955年的家庭日記，葉篤莊的月工資是144元，稿費108元。其中20元用於保姆工資，15元寄給天津的母親，12元還欠款。以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個月為例：上班和教育開支占收入的21%，包括買書16.4元，交通28元；食物支出最大，為81.63元，占收入的35%，剩下的用於衣物、暖氣、玩具，以及奢侈品消費3.8元：香煙。[24]因此這家人的生活習慣非常健康，桌上經常有魚、肉，甚至蝦。孫竦堅持健康和有營養的飲食，每天早飯是一成不變的牛奶，雞蛋，和抹了黃油、果醬的烤饅頭片。女兒對此早生厭煩。有一次老二沒有吃早飯就偷偷上學去了，結果她的午飯裡多了一個雞蛋。孩子們定期去一個新來的小兒專科牙醫處看牙，老二還作了牙齒矯正，這在當時非常少見。女兒們穿的花衣服都是母親設計、裁縫定做的。書籍是家庭生活裡一個重要的部分，篤莊給女兒買了不少書，家裡成了整個大院子的圖書館。

大女兒一直是學校的三好學生。因為父母是知識份子，家裡有很多書，學習成績優秀。為了支持女兒的學校（就在農業研究所的院子裡），葉篤莊將自己的稿費捐給學校，女兒因此得到了老師的歡心。二女兒上小學時，曾代表新生作入學發言，為此母親專門給她做了一條白色的百褶裙。

孩子們對這段時間的回憶均很愉快。週末或假期，父親會帶女兒們去逛附近的公園，動物園，或者新建的蘇聯工業展覽館。女兒們跟父親到城裡聽評書，逛書店，或是跟母親一起看電影。女兒們記憶猶新的一次放映是範朋克(Douglas Fairbanks)1924年的經典電影《巴格達竊賊》(The Thief of Baghdad)，電影中的飛毯、魔繩與蘇聯間諜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遇上特別的日子，比如生日，父母會帶孩子去蘇聯展覽館附近一間寬敞的莫斯科餐廳品嘗不總是美味但充滿異國情調的俄國菜。篤莊有足夠的錢買玩具——積木、拼圖、紅色消防車——還教女兒集郵和下棋。女兒們長大一點後，夏天就在院子裡的游泳池游泳，二女兒後來成了游泳好手，歌喉出色的大女兒則參加了少年之家的合唱團。[25]

住在北京的其他幾個兄弟——司法部的篤義、科學院的篤正、新華社的方實，儘管他們都住在市區、他們的妻子也沒有孫竦那樣的對田園的浪漫嚮往，但他們的生活都和葉篤莊相似。葉篤正和方實也都有三個孩子，篤正的兩個小的和方實的兩個大孩子，年齡與篤莊的女兒們相近，幾家的孩子在大人見面時總是一起玩耍。作為黨員，方實在教育孩子方面和葉方雖不盡相同，但有相似之處。因為他和妻子常常為發新聞稿上夜班，把孩子放在幼稚園讓他們省了不少心。他希望孩子長大有正確的社會主義人生觀，在學校聽老師的話，和同學搞好關係。相比之下，葉篤義和葉篤莊的孩子從父母那裡接觸到了許多西方文化。有西式教育背景的知識份子葉篤義喜愛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每到傍晚或週末，他就繪聲繪色地給孩子們講《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和《雙城記》。葉篤莊的妻子則經常和孩子們一起看她從日本帶回來的畫冊，讓她們瞭解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和現代主義畫家。在大氣物理學家葉篤正的家裡，科學則是最重要的。他的一個侄子曾經回憶起，篤正家裡的一塊黑板上寫著“宇宙是無窮的”這樣讓他大惑不解的真理。雖然這幾個家庭在文化傾向和價值觀上相當不同，但是他們家庭生活舒適，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並都希望他們長大後為新中國作貢獻。[26]

在新政權下，葉家兄弟姐妹在處理家庭關係時不得不持謹慎態度。他們一起在天津長大，大部分在南開讀過書；小一點的幾個孩子在讀書期間都曾經積極投身政治。盧溝橋事件後，葉家兄妹天各一方，難得碰面。他們在漫長的戰爭歲月當中一直保持通信並偶爾見面。新中國建立之後，陸續回到北京後的弟兄姐妹們重新聯繫起來了。然而共產黨對過分重視家庭觀念的黨員幹部特別注意，因此葉家的黨員在處理家庭聯繫方面尤其謹慎。方實1937年離開北平參加革命時，曾經把自己的一份遺產交給三姐葉篤雅託管。他們之間偶有通信，戰後延安和內地的郵路稍微暢通以後，篤雅曾經給方實寄過牙膏之類的生活緊缺必需品。但1949年方實回到北京後，等了幾個月才去看他的姐姐。為了節省時間，他叫了一輛三輪車，結果回來後受到批評，說這是資產階級的生活習慣。1950年他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後（第一個孩子在陝北餓死），他的妻子沒有奶。由於當時是供給制度，沒有現金給孩子買奶粉。方實的姐姐得知後，馬上從那筆遺產裡給了他300元，這在當時是一筆數目不小的現款。他的一個同事得知此事後，批評他使用剝削來的錢，把資產階級的腐朽觀念帶進黨內。為此，方實不但作了深刻檢討和自我批評，還把剩下的錢都交了黨費，才算完事。[27]

隨著時間推移和家庭成員的增長，兄弟之間的來往逐漸增多，很多時候帶著妻小互相串門。沒有政治運動的時候，這種交往輕鬆愉快，特別是孩子們可以在一起玩。但是由於方實在新華社工作，葉篤義在司法部工作，因此許多敏感的話題他們都不能談。家庭聚會上有一些話題（特別是政治話題）必須小心翼翼地繞過，儘管這些問題常常是大家最關心的。

如果說兄弟關係時而很複雜，新中國早期的性別關係及其對夫妻生活的影響甚至更為複雜。黨和政府的官方宣傳是要把婦女從封建家長制的枷鎖下解放出來，批評重男輕女，提倡男女平等。但是共產黨的機構以男性為主，大部分成員都是來自思想相對保守的農村,講究性別平等的婦女政策在實際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要讓位于社會主義建設。[28]因此，建國初期的性別關係比較複雜，引發衝突與家庭不和的潛力很大。

葉家的媳婦都受過程度不一的教育，其中不少參加了革命，她們期望也相信能在新社會發揮作用。但是在權力和就業方面的男性主導常常使她們感到非常失望。當她們的丈夫（為了不被批評為搞裙帶關係或者腐敗）不願意或者不能夠幫助她們找到一份又顧家、又合適的工作時，婚姻生活出現矛盾就無法避免了。[29]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困難隨著時間流逝得到了克服。例如，方實的妻子白天參加革命的時間比方實還早，戰時一直在根據地工作，1940、1941年相交的那個冬天在窯洞裡的第一次懷孕和生產導致她終身殘疾。1949年進城以後，因生產而致殘的腿已經恢復到可以走路了，但是沒有給她分配任何工作，白天覺得丈夫拖了她的後腿。這時在瀋陽的朋友給她在當地的橡膠廠找了一份工作，她立即離開北京搬到了瀋陽。這次追求獨立的行動不久之後就有了結果。方實到瀋陽把她接回北京，並在他工作的新華社編輯部給她找了一份工作，家庭的矛盾解決了，之後夫妻二人一直生活美滿。[30]

葉篤莊和孫竦的第二個孩子出生時，孫竦希望和孩子呆在家裡。但她很快就不耐煩了，特別是葉篤莊晚上常常開會，很晚才回家。孫竦對此非常不滿。同時發生的一件事使他們的夫妻關係變得更加緊張：孫竦在葉篤莊的辦公室裡發現了一堆情書，是一個剛從美國回來的女研究員寫給他的。雖然葉篤莊向妻子聲言他們之間沒有任何曖昧關係，但最終是葉篤莊為妻子在他主持的編委會裡找了一份繪製插圖的工作，事情才得到了解決。雖然她的薪水很低，但是在三反運動裡，葉篤莊還是為此受到批評，當孫竦聽到別人叫她“老闆娘”時，簡直怒不可遏。所幸她很快就在成立不久的北京電影學校動畫系找到了教書的工作，比起給農業雜誌畫插圖，教書的工作使她在日本接受的藝術教育得到了專業認可。[31]葉篤正的妻子有美國的生物學碩士學位，回國後很快就在科學院找到了和她專業相符的工作。他們的婚姻從未受到過工作問題的干擾。

這三個兄弟的妻子在新中國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類似家庭的職業婦女大都有機會找到工作，雖然她們的工作地位和丈夫相比要低得多。儘管女性要負責大部分的家務，但家裡有保姆，從買菜、做飯、打掃衛生到照顧孩子都幫了不少忙。院子裡的全日制學校和校外活動、大院的各種設施包括小賣部等等，都在極大程度上幫助了父母，使他們能夠安心工作，無需擔心孩子的安全。和上一代相比，父親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參與程度也大得多。

建國初期，葉家幾兄弟間屬在司法部任職的葉篤義和在東北黨校工作的葉方政治上最為成功，但恐怕部分出於這個原因，他們的婚姻中出現的問題也最大。葉方的妻子林鶯是一個年輕、活潑、性格外向的演員，他們在新四軍相識，在一起去東北新解放區的路上結了婚，她旋即便接二連三地懷上了孩子。雖然婚後她非常想重操舊業出去演戲，但不得不把孩子們的人身安全放在首位考慮。1950年秋天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她便逃往哈爾濱生下了第四個孩子。林鶯堅持說她這一行動是得到組織部允許的，但是組織部對此斷然否定，並指責林鶯在美軍威脅轟炸瀋陽時臨陣逃脫，動搖了軍心，1951年將她開除出黨。她帶著這個不公正的傷疤活了一輩子，不斷向每一個願意（和許多不願意）聆聽的人訴說自己是衷心為黨工作的好黨員，被開除出黨實屬冤枉。

後來為了證明自己的無辜和清白，無論找到什麼工作她都去做了。開始是在幼稚園當阿姨，後來做資料員。但是她仍然不服“開除黨籍”的處理，似乎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黨紀處理，並埋怨葉方不能幫助她洗清罪名。作為演員，她的表演才能一直沒有機會得到發展。工作上的不順使她在家裡越顯霸道。對於她無休止的抱怨，葉方只有以沉默來回答。儘管雙方關係緊張，孩子還是一個接一個的出生，這個大家庭也是天津奶奶最愛住的地方，因為人多、熱鬧。夫妻倆的拌嘴對她而言不是問題，老人家和黨組織抱有相同的信念，認為大家庭是好事。[32]

兄弟當中，葉篤義的婚姻最為不幸，雖然家庭不和的原因和葉方完全不同。葉篤義包辦的妻子來自天津的一戶有錢人家，抗戰期間她一直用自己的嫁妝來養活葉篤義和孩子們。那時葉篤義在重慶忙民盟的工作，留在北平的孩子們和太太生活相當困苦。四十年代中，年長的孩子到了上學的年齡，妻子給葉篤義寫了一封信，詢問孩子是否應該上學。那時葉篤義沒有多餘的錢寄給家裡，於是回信說：“你的問題就像是問一個乞丐他想不想吃飯⋯⋯如果你能支持孩子們上學，我會一輩子感激你。”他的太太把孩子們送入當地的學校，同時也把信保存起來讓他記住他欠的債。1949年以後，葉篤義認為他的妻子應該和其她同等身份的女性一樣出去工作。雖然沒有受過現代教育，但她的古文優秀，詩詞寫得漂亮。篤義認為她能當個不錯的老師，並幫她找工作。她出去當過一段時間的夜校校長，工作成績突出。但是不久就辭了工作。她的理由是戰時她養家多年，現在該葉篤義養著她了。

退職回家後，她留在家裡當了家庭婦女。葉篤義的工作晚上常常有應酬，包括五十年代初流行的舞會。篤義認為不能不去；然而妻子成長于一個保守的官僚家庭，不習慣這些摩登事物，拒絕參加舞會。但是她又擔心丈夫在舞會上和別的女人跳舞，於是每次舞會，她都派大女兒代替她去監察情況，回來後向她彙報。有時捕風捉影地聽到什麼，就要整夜地盤問葉篤義，使他本來就有的失眠症越來越壞，最後不得不搬到機關去住，在食堂吃飯。他的妻子越感到無助與沮喪，曾經三次吃藥企圖自殺。多年後她被送進精神病院，醫院大量的用藥使她完全變了一個人。以前她是個活躍、愛交際的人，出院後變得安靜、經常情緒低落，而且異常節省。家庭生活平靜了，但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和後來相比，建國初期的政治形勢相對平靜，但仍發生了一些後來產生巨大影響的運動。對於民盟領導葉篤義來說，所有這些經驗都是他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五十年代初，他曾經帶領政協的一個視察小組去蘇北檢查災情，隨後又花了八個月的時間在廣東視察土改運動。[33]這是葉篤義有生以來第一次下到農村，第一次看到了廣泛實行地主所有制的地區農民生活是如何的困苦。同時，農民被動員起來鬥爭地主、反抗壓迫的兇暴和殘酷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許多地主被逼自殺。還有一次他看到一位年輕的積極分子毆打自己有地主成份的父親，這讓他很是痛心。他知道使用暴力是違犯黨的土改政策的，他的視察小組應該如實向中央彙報。但他也相當清楚，任何反對暴力的建議都會被說成是包庇地主階級，因此他什麼也沒有說。土改視察經驗讓他認識到，共產黨領導的運動可以非常殘酷無情。[34]

回到北京後，共產黨控制民主黨派領袖的手段讓他體會到了黨的另一面。他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是在1949年底，建國不久後民盟中央召開擴大會議，批判羅隆基的“親美觀點”。葉篤義雖然沒有被點名，但也是批判的物件，因此半途脫會，以有病為由，不想再幹了。數天之後，周恩來為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訪蘇之前，召見了葉篤義與其他一些受西方教育的民盟領導。共產黨擔憂這些人可能會反對與蘇聯結盟。會開了一個通宵。周恩來在會上說：“你們的團結問題解決不了，我出國都不放心。”周恩來這樣備受尊敬的領導親自出面呼籲，感人肺腑的發言起了極大的效應。葉篤義第一次公開作了自我批評，檢討自己中途脫會的行為。散會時總理稱讚了葉篤義的發言，給了篤義極大的鼓勵。[35]

周恩來在簽訂《中蘇友好協議》

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在冷戰期間必須表態他們站在正確的一邊，這使他們感到了極大的壓力。葉篤義看到民盟的領導一次次站錯了隊。一次是一位民盟領導人公開揭露戰後蘇聯軍隊在東北的違紀行為（見何凱思[Christian A.Hess]所著第七章）；一次是在朝鮮戰爭後，另一位領導要求毛澤東放棄親蘇外交“一邊倒”的政策。葉篤義看到了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在共產黨的眼裡漸漸失寵，為此，他謹慎地緊跟黨的路線。一九五一年民盟發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聲明，譴責美帝國主義“九十年如一日”的侵華野心，並認為美國的侵華戰略是“循著日寇侵略的路線”，葉篤義的名字也列在這份刊登於《人民日報》的聲明上。[36]

其時，九弟方實在新華社負責有關朝鮮戰役的報導，說明中國政府的政策和路線。1952年的一則逸聞頗為有趣：新華社派他去朝鮮做有關細菌戰的報導，指出美國向中國軍隊空投帶有淋巴腺鼠疫的老鼠。雖然後來的研究證明這一指控是沒有根據的，但是美國戰後包庇日本731部隊，而該部隊戰時曾對中國俘虜做過細菌實驗，因此當時許多人出來為這一指控佐證。[37]新華社發佈了不少關於這項指控的報導，包括農民發現異常昆蟲、農學家的實驗室化驗結果顯示找到菌種。1952年方實帶領中朝記者代表團由丹東去朝鮮戰俘營，採訪兩名承認投放過細菌彈的美國空軍俘虜。代表團由專家和記者組成，在方實的帶領下乘火車出發到東北，夜間再轉乘卡車跨越朝鮮邊境，抵達戰俘營。在六天的採訪中，他們發現這兩名美國軍人態度友好，願意合作。方實並不記得這兩個美國兵承認他們投放細菌彈，但新華社報導他們承認在低空投放了細菌彈，向美國軍方的正式報告是投了“啞彈”。他們大概知道證詞中有一個致命缺陷：中國官方正式報導的細菌襲擊戰開始在1952年1月28日，而這兩名美國空軍1月13號就已經被打下來。儘管存在著這些問題，方實的隊伍就這次採訪發表了長篇報導，並就訪問過程攝製了新聞紀錄片。記者代表團沒有到飛機失事的地點參觀，也沒有做過實物化驗（雖然中國科學家作過化驗），但是人們堅定地相信美國使用了細菌戰，這些報導被當作美軍在朝鮮所犯的罪證之一。[38]

1955年方實表現出色，被送到中央黨校學習一年，這往往是黨員幹部升遷的前兆。學習課程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系統訓練：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由之路）和國內外形勢。學習期滿，方實回到新華社北京總部擔任了國內部副主任。這時供給制取消了，開始發工資，他的級別為24級中的第11級（十三級已經是高級幹部了），最高級一般留給高級領導人，部長也只不過是第8級，因此方實的級別算是相當高了，每月工資多達195元。[39]

葉家兄弟裡，最不符合新中國政治生活中要求的“順從、聽黨的話”的要數老五葉篤莊。他的經歷為研究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如何利用可怕的邏輯陷害無辜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個案。政治改造運動過程一開始相當簡單（起碼表面上如此）。1950—1951年的“忠誠老實運動”開始時，同事們組成學習小組，每人都要交待自己的歷史背景，幫助彼此克服家庭出身問題，以便更好地為新社會服務。葉篤莊坦白了他全部的生活歷史：從兒時在天津家裡念私塾開始到進入南開中學、赴日本留學、抗戰加入八路軍、後被民盟派到國民黨工作、在美軍工作、以及和美國新聞記者四十年代末在北平的交往。人們很自然地詢問起他和美國人的關係，不過戰時他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當時美國是盟軍；內戰期間他的美國朋友也都是進步的左傾人士，同情革命。毫無疑問，在葉篤莊看來，他在四十年代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打倒日本、打倒國民黨，為建立一個強大、進步和民主的中國作貢獻。然而他的檔案招致嚴厲的審查，特別是他和美國人的關係。審查的結論是“不虛心、清高、有優越感”。他自己也承認了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在作怪。[40]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第一個大型政治運動就是為配合1950年10月中國加入朝鮮戰爭所發起的抗美援朝愛國主義教育運動。[41]葉篤莊絲毫沒有猶豫就在民盟宣言上簽了名，聲討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威脅中國。[42]無論他當年和美國進步的新聞記者有著怎樣的友誼，都沒有削弱他愛國的熱情和本能。接下來是1952年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這次運動第一次影響了農業研究所工作人員的工作。當時農業部派了一個代表來農研所主持運動，動員群眾揭發批判領導。號召不見反響，於是他找到葉篤莊讓他帶頭給領導提意見，因為葉篤莊說話直率在單位是有名的。葉篤莊給領導提了意見，說領導作風官僚，說話語氣強硬，但是也表揚領導作風清廉、瞭解農業。農業部代表不滿意葉篤莊不痛不癢的發言（葉篤莊認為這個代表覬覦那個領導的工作），就找了編委會葉篤莊手下的一個人來批判葉篤莊的官僚主義。因為賭氣，葉篤莊反駁說：“你能查出來我的小官僚主義，但是絕對查不出來我貪污。”部裡的代表認為葉篤莊是在向他挑戰，回答說：“好，我們就審查你的貪污問題。”他們先是發現編委會的會計有些帳目不清，接著又發現了葉篤莊曾經給他的同事送過一套由編委會編譯的《米丘林全集》。還有其它的小問題，包括一次有問題的工作餐，和一通打去上海的長途電話——葉篤莊談完公事以後，讓那位上海的同事給自己的女兒買些奶粉寄來。這麼一來，這個長途電話就成了私人電話；再加上那頓說不清楚的午飯，葉篤莊挪用公款的總數為46.65元，到了“貪污犯罪的邊緣”（當時規定的貪污標準是50元）。葉篤莊表示“從未把公家錢裝進自己腰包”的話並未被當作有效辯駁。分不清私人和公家，被看作是資產階級思想的確切表現。發起批評的過程中，葉篤莊又犯了一個更大錯誤：為了躲避學習班，他把自己關在家看《儒林外史》，一部諷刺明代官場腐敗、文人墮落的小說。最後他還是得低下頭來，在農研所群眾面前作了兩次公開的自我批評，吞下了自己的“臭驕傲”，也開始“更加具體地認識到黨和群眾的巨大力量”。[43]

運動之後，葉篤莊繼續回到編委會工作，但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明顯的打擊，工作熱情也大大受到挫折。相反，他把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一個計劃中：翻譯達爾文著作。他每天翻譯至深夜，第二天上班精神明顯不如以前，他也清楚自己沒有把編輯工作放在首位。達爾文著作翻譯出版後，他拿到了幾千元的稿費。對葉篤莊來說，如果工作環境一旦變得更糟糕，這筆稿費至少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的家庭開支。

三年後1955年的肅反運動則更上一層樓，並且開始波及到知識份子。在農研所和其他文化教育機構，這場運動變成了反對胡風反黨集團的運動。胡風曾經要求給予知識份子更多的寫作自由，被打成反黨反革命分子。運動很快擴大到整個知識份子界，要揪出隱藏的反革命分子。農研所也不例外，學習小組又成立了，葉篤莊開始和同事們一起學習反對胡風集團的文章。一開始，肅反運動並未波及到葉篤莊，他的名字還出現在《人民日報》登載的民盟成員反擊胡風的文章裡。[44]但是葉篤莊在“忠誠老實”運動中交代的和美國人的關係很快成了單位抓住不放的問題：裴克(Graham Peck)是否為美國戰時新聞處工作過？這個機構不是美國的情報機關嗎？葉篤莊難道沒有向裴克提供過情報？他不是帶了美國記者詹姆斯・柏克（James Burke）到根據地搜集情報嗎？這不是幫助了美國情報機構刺探共產黨內部情況嗎？

對葉篤莊的審查進行了整整一個月。無論葉篤莊怎麼解釋，都不能消除單位對他的懷疑——既然曾經給美國人工作，那他肯定隱瞞謊報了一些事實，肯定不會完全承認。在一次會上，葉篤莊終於忍無可忍，大聲叫道：“我沒有什麼可說的！”說完以後拂袖而去。和他談話的人馬上警告葉篤莊：“你這是抗拒！”事情一下子變得嚴重了。共產黨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口號都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其目的是要誘使所有受到審查的人坦白交待。結果是有人因為希望得到寬大處理，承認了沒有犯過的罪行。

然而葉篤莊沒有承認。審幹委員會給他的結論是“歷史問題，不予追究”。對此，葉篤莊不能接受。對他來說，“歷史問題”是一個可以追究和處分的把柄，於是他向審幹委員會詢問他的歷史問題到底是什麼。審幹委員會沒有給他正面答覆，只是把結論改成“一般性歷史問題”。葉篤莊再次拒絕在結論上簽字。他解釋他去美國空軍地面輔助部隊（American Air Ground Aid Service）得到過共產黨的肯定，而且抗戰時美國是中國的盟國。他建議他的結論應該改成“一般性革命歷史問題”。顯然，單位不能同意。

最終事情掛了起來，他的“歷史問題”並沒有澄清。但是葉篤莊感到至少他維護了自己的尊嚴。他堅決不承認他犯過任何“反革命罪行”。他的妻子孫竦對於他的固執和不理智非常擔心，擔心最後受罪的會是孩子。妻子對他說：“你就是愛穿大紅裙子（紅裙子是正房太太穿的）。最後倒楣的准是你。孩子們還小，你就簽名讓他們滿意吧！”葉篤莊還是不簽。他的固執導致了人們早就警告過他的：你留下了一條隨時可以被抓住的小辮子，等著下次運動吧！葉篤莊一家在建國初期曾經過得無比快樂和幸福，然而兩年以後（1957—1958年）反右運動發生的時候，政治的插足改變了一切。[45]

對於葉家兄弟來說，五十年代初是經過長期戰亂後姍姍來遲的好時光。他們正值三十幾歲、年富力強，現在終於建立了小家庭，生兒育女。他們有保姆幫忙照顧孩子，薪水足夠讓他們過上小康生活。對他們來說，這是一段充滿快樂記憶的好時光。那幾年核心家庭成為城市家庭的主導模式，雖然性別角色規範的混亂給一些婚姻關係帶來緊張。各個家庭教育孩子的方法都不太一樣，住在政府大院裡的家庭可以更加依賴集體對孩子進行照顧和撫育。不過，政治已經開始漸漸涉足家庭生活，就像一團慢慢逼近的黑影，即將籠罩未來歲月。

由葉篤莊翻譯的《達爾文生平》

姚昱譯

注釋

[注1]《葉氏族譜》，第六版，1944年（未出版），卷9—12。一本更完備地講述葉氏家族歷史的書為Joseph W.Esherick, 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注2]關於20世紀中國的核心家庭的研究，見Susan L.Glosser, 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1915—195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3); William L.Parish and Martin King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131—138;以及Martin King Whyte and William L.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152—159。

[注3]Kenneth G.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42—51;及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八十回憶》，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年，第60—61頁。

[注4]2001年採訪葉筠。關於劉少奇在天津的研究，見Lieberthal,42—51。

[注5]1994年9月與1995年5月採訪葉篤正。

[注6]關於民盟的研究，見Carsun Chang,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1952);及Roger B.Jeans, ed., Road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92)。

[注7]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第61頁；關於政協會議的構成，見《人民日報》，1949年9月22日。

[注8]關於這一委員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第4頁。關於其成員，見《人民日報》，1949年10月22日；關於其官員，見《人民日報》，1950年9月16日。

[注9]葉篤義：《雖舊死其猶未悔》，第69頁。

[注10]Frederick C.Teiwes,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4;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49—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77.

[注11]《人民日報》，1951年3月14日。

[注12]《人民日報》，1951年10月13日。

[注13]徐世昌是葉篤仁太太的伯父，也是養父。徐一生無子，在他的弟弟死後，收養了他弟弟的兩個女兒。其中一個女兒嫁給了葉篤仁。

[注14]2001年8月採訪葉筠；1995年1月採訪葉篤義；葉篤莊手稿，1991年，無標題，第88—90頁。

[注15]葉篤莊手稿，1991年，第94—96頁。

[注16]關於相聲的研究，見本書第9章林培瑞(Perry Link)的文章。

[注17]1995年2月採訪葉利中。見《一個相聲演員的今與昔》，《人民政協報》1984年9月19日。

[注18]Hong Yung Lee,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35,49.

[注19]1995年春採訪葉方。

[注20]葉篤莊手稿，1991年，第107—116頁。

[注21]方實在抗戰期間和女友結婚時是23歲。但他們第一個成活的孩子于1950年才出生，那時方實已經33歲了。

[注22]1995年2月採訪陳澄。

[注23]1995年採訪葉方；1997年採訪葉新新；1997年採訪葉林；2001年8月採訪葉寶；2001年8月採訪葉濱賓；2001年8月採訪葉陽陽。

[注24]孫竦日記（《美術日記》），1955年，第8—11、25—28、54、80頁。按照一些日記的紀錄，這些款項按當時的貨幣單位以萬元計—1940年代通脹嚴重，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中期取消“萬元”為止。

[注25]葉篤莊：《過眼雲煙》，1992年手稿，第103—117頁；2002年7月採訪葉亮。

[注26]2001年9月採訪方實。

[注27]1995年採訪方實。

[注28]關於現代中國的婦女問題，見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Elisabeth Croll, Changing Identities of Chinese Women: Rhetoric,Experience,and Self-percep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5); Kay Ann Johnson, 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以及Margery Wolf,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注29]見Jung Chang,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New York: Anchor Books,1991),138—159,180—181,197—201。

[注30]1995年採訪方實。

[注31]葉篤莊：《過眼雲煙》，第108—110、112—113頁。

[注32]2001年8月採訪葉濱賓。林鶯的回憶錄充滿了抱怨：《坎坷的道路》，北京：東方文化館，無出版日期[封面為1994]。

[注33]《人民日報》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報》1950年2月18日。

[注34]1995年1月採訪葉篤義。

[注35]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第63—64頁。

[注36]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第70—72頁；《人民日報》，1950年12月12日。

[注37]Seldon H.Harris,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45,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New York: Routledge,1994).關於這些指控的真實性，見Katherine Weatherby, "Deceiving the Deceivers: Moscow, Beijing, Pyongyang, and the Allegations of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Use in Kore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1 (1998):176—184;及Milton Leitenberg, "New Russian Evidence on the Korean War Biological Warfare Allegations: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1(1998):185—199。並見Ruth Rogaski, "Nature,Annihilation, and Modernity: China's Korean War Germ-Warfare Experience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May 2002):381—415。

[注38]1995年、2001年9月採訪方實。《人民日報》1952年5月17日登載了新華社報導。又見1952年5月6日《人民日報》發佈的兩名美國飛行員的書面交代，成筆時間被注為1952年4月8日與14日。

[注39]1995年、2001年9月採訪方實。

[注40]葉篤莊檔案，日期為1949年7月6日；《歷史自傳》，無日期（1951？）；《葉篤莊在學習中補充材料之二》，1951年9月。所有這些均來自中國農業科學院葉篤莊個人檔案。

[注41]見本書周傑榮（Jeremy Brown）撰寫的第五章。

[注42]《人民日報》，1950年11月12日。

[注43]上述引文來自于葉篤莊個人檔案中幹部鑒定部分，無日期。

[注44]《人民日報》，1955年6月17日。

[注45]葉篤莊回憶錄《解放以後》，第24、36—49頁，及《獄中記》，1993年手稿，第37頁。不幸的是，葉篤莊的檔案中沒有留下有關肅反運動的材料。

第十四章

接生的故事: 1950年代中國農村接生婆

賀蕭（Gail Hershatter）

一、探詢社會主義建設初期：1950年代和中國農村婦女

我於1996年開始和中國研究員高小賢[1]一起研究1950年代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初十年。這是一個令人充滿好奇卻被歷史遺忘的年代。大多數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著作在論及五十年代時一般只關注這十年中的一系列運動及其影響。然而，對於五十年代權力中心以外的情況我們卻幾乎一無所知，遑論邊緣題材的歷史。國家論斷與國家機構內外的人們對當時發生的一切的瞭解之間存在何種關係？大約半個世紀之後，回想起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他們都記得些什麼？能夠為以上問題提供答案的主要資源之一就是中國農民的個體和群體記憶；而這些資源正隨著當事人的衰老和死亡而越來越難以搜集。

在這些迅速消失的農村記憶中，我們最關注的是婦女的記憶。如果說五十年代農民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那麼農村婦女大約占百分之四十。[2]然而，儘管數量龐大，她們卻因出生地（農村）和性別（女性）而被雙重邊緣化了。我們幾乎無法從文字記載中得知這些婦女對國家動員的反應，她們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五十年代政策的影響，以及在經濟、社會、心理各層面她們有多大改變。要想瞭解農村婦女，我們必須超越國家論斷。我們普遍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被1949年革命——也就是“解放”——一分為二。但是，當我們以性別為著眼點的時候，我們將如何理解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的轉捩點？歷史學家喬安・凱麗（Joan Kelly）曾經提出過這個著名的問題：“婦女也有文藝復興嗎？”如果她寫的不是歐洲史而是中國史，她很可能會問：婦女也有中國革命嗎？如果有，發生在什麼時候？為了研究這些問題，我和高小賢重點採訪了關中和陝南的四個村子，搜集了大約70個60歲以上婦女的生活史。[3]

本文介紹的是建國初期生育行為的變化。研究這一變化過程有助於我們理解解放前的接生活動和解放後的國家動員是怎樣交融在一起的，以及這二者對農村婦女生活和態度的影響。文獻和檔案資料對理解五十年代發生的變化至關重要，但是只有口述史的搜集整理才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個體生育經歷的記憶、家庭關係、以及接生婆和國家動員在改變個體記憶和家庭關係上所扮演的角色。

二、接生婆與國家

1950年6月，一個年輕的婦聯小組來到了西安以南的長安縣西韋曲村。[4]在兩個新法接生員的陪同下，她們來調查農村婦幼衛生工作。共產黨在農村實行國家建設的初期便已將婦幼衛生當作工作重點，甚至比附近地區的土改開展得還要早，這一舉動令人矚目。[5]

她們開始工作的時候並不順利。當時村民們正忙著麥收和築壩，大多數婦女在田裡勞動，[6]不能來開會。由於調查人員詢問有關孩子的情況，還問是誰給接生的，有的村民擔心她們是來抓孩子或者懲罰產婆的。工作組不得不將工作從西韋曲轉移到東韋曲，因為一個組員正好在那兒有點私人關係。通過她的關係網，她們找到了六個產婆並一一進行了走訪。[7]

最初產婆滿心疑慮，害怕政府會禁止她們接生。當工作組解釋說是來向她們學習接生的時候，她們才慢慢地放鬆了，並且全面而詳細地描述了處理各種難產的方法以及四六風的防治方法。其中一些方法生動地體現了生育的危險和農村醫療設施的匱乏，比如在生產威脅母親生命時如何肢解胎兒。還有一些則顯然是沒有進行消毒的結果，比如新生兒破傷風十分普遍，死于破傷風的嬰兒占死亡總數的將近一半。當地的新生兒死亡率為38%（195個嬰兒死亡），[8]與中國其它地方農村新生兒死亡率大體接近。[9]

該村出生的522個嬰兒中，只有8個沒有用古法接生。[10]共有三個婦女接受了“新法接生”，其中一人的姐姐是新法接生員；[11]另外兩個人的婆婆“太老了”沒法接生，於是通過當地婦女代表聽說了新法接生。[12]該報告指出，這8個孩子全部都健康地活了下來，所以村民們都誇新法接生好，但他們仍然顧慮重重。

此報告起草于共產黨解放關中的最初幾個月，在這份報告裡我們看到整個合作化時期貫穿婦女衛生工作的不少主題。婦女衛生工作是國家當時的首要任務之一，生育安全是當時婦女健康的關鍵，而只有良好的接生技術才能使之成為可能。[13]接生改革是中國農民與新政府發生接觸的最早事件之一。

很多研究接生問題的著作都為我們描繪了國家努力把科學知識和科學實踐帶進農村的直線式發展過程。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指出，培訓新法接生員的運動是黨和國家“使婦女生育行為從地方關係網與地方機構中脫離出來，以在新的國家體系中對其進行重構”的一種努力。[14]他認為，通過把封建與科學對立起來，“孕期保健工作者被動員起來去消解”舊的慣例。[15]的確，他從國家出版物《新中國婦女》上引用的許多五十年代的文章都把農村接生描繪成“封建、迷信、落後”，把舊式產婆描繪成“思想封建、自以為是、而且不願意學習”。[16]

《新中國婦女》刊物

迪莉亞・達文（Delia Davin）對產婆給予了稍微肯定的評價，她認為國家提供了科學而舊產婆奉獻了辛勤汗水。“許多‘學員’是鄉村產婆。儘管她們的髒手和長指甲感染了無數的婦女，但她們有多年的實踐經驗；一旦她們的經驗和一點理論知識相結合，她們就成了能幹的衛生工作者。”[17]然而，何者占主導地位卻一目了然：無知的產婆必須接受科學方法的訓練，否則她們就是對婦女健康的威脅。

這兩種討論都很有價值，國家的確對舊產婆進行了批判，也的確對她們進行了重新培訓和利用。然而，接生行業的改變並不僅僅是一場共產主義國家與封建愚昧的一次性交鋒，而是一種更為深廣卻又曖昧不明的互動，無法用政治運動的語彙和時間概念進行明確定義。共產黨國家繼承了國民黨政府開始使用的語言和政策，但在農村的執行力度要廣泛和投入得多。政府官員和接生婆的接觸方式與土改（甚至婚姻改革）中的對抗性策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舊產婆沒有被醜化，也沒受到攻擊和排擠；相反，她們的技術得到了全面的調查和彙報，她們還受到強化訓練。她們是結合物件而不是討伐物件，而且被當作重要資源。直到五十年代以後，大多數陝西農村婦女還習慣在家裡生孩子，而且許多是由受過初級複訓的舊產婆接生的。一些在解放前就開始接生的產婆甚至參與了解放後新一代接生員的培訓工作。

我們可以樂觀地看待接生活動和接生人員方面的延續性問題，這一延續性表現了國家各級政府的適應能力和實用主義，他們沒有把產婆妖魔化，而是在充分利用她們的技術的同時提高她們的服務品質。然而我們也可能得出一個不那麼樂觀的結論：國家並沒有始終如一地把婦女生育健康當作首要任務，它利用更多的資源來動員婦女參加勞動而非改變婦女的生育環境。高小賢注意到，新法接生直到七十年代才開始在陝西普及，遠遠落後於五十年代對促進合作化和動員婦女下田勞動所做的努力。生育上的革命比生產上的革命進行得慢得多。[18]當時官方對迷信的接生活動和封建家庭關係一片譴責，當年輕婦女被號召下田勞動的時候，她們在生育問題上的身體經驗與社會經驗有沒有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沒有，這對我們在革命範疇問題上的理解有什麼啟示？

三、兩個國家，一種政策

党和國家促進生育行為科學化和現代化的舉措繼承了始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相關努力。國民政府於1928年設立了衛生部，並立即頒佈了一系列規章制度要求接生員接受為期兩年的培訓或類似訓練，以便在政府登記註冊。舊產婆要接受兩個月的訓練，而且也要登記註冊。[19]衛生部又設立了全國助產士協會，由其負責在北平和南京重組或開辦助產士學校，以培訓接生員、複訓舊產婆。包括陝西在內的幾個省也開辦了助產士學校。1935年包括政府代表在內的衛生教育委員會建議擴大培訓鄉村助產士。[20]像南京政府時期國民黨的許多政令一樣，關於助產士的規章制度也收效甚微，在農村尤甚。[21]

民國時期新法接生員和舊式產婆之間存在巨大差別。前者大多來自中上階層家庭，多在城市接生，而後者主要在鄉村接生，並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前者。[22]費俠莉（Charlotte Furth）指出：“在1930年，二十世紀公共衛生改革家瑪麗安・楊（Marion Yang）估計大約有20萬舊產婆需要複訓”。[23]國民黨的政策也表明，在今後的若干年裡舊式產婆仍很重要，但她們的接生方法卻遭到了公共衛生專家的強烈批判。有人報導了福建產婆用牛糞敷臍帶導致的惡果；還有人“哀歎缺乏教育的舊產婆根本沒法掌握現代醫學的基本理論，培訓班畢業之後就馬上回到老辦法上去了”。[24]1928年瑪麗安・楊在一篇關於接生培訓的文章裡用了一幅照片，照片上一個婦女坐在一個籃子裡，一個抬籃子的男人站在她旁邊，照片的說明讓人一身冷汗：“中國舊式產婆（坐在籃子裡）。只能用雙手和膝蓋爬行。人們看到她從這個姿勢直起身來，用衣襟擦擦手，沒再做任何其他清潔，就把手指直接伸進了產道。”[25]舊產婆是常常被詆毀的他者，而現代醫學實踐就是以這個他者作為反面來界定自己的。但是，在絕大多數農村地區她們是唯一的接生資源。而且，正如李廷安在1935年的一份農村衛生研究裡所指出的，大部分農民根本不相信新法接生。[26]

共產黨完全繼承了這一措施的兩個方面，既批判和複訓舊產婆又努力訓練新法接生員。[27]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對待接生問題上存在的不是意識形態區別，而是實踐上的區別。共產黨在農村的滲透力要廣泛而有效得多，其農村接生改革也相應地影響了更多的人。

1950年5月由幾個國家機構聯合派出的三個工作組下鄉調查婦幼衛生情況。這些工作組是農民與新政府的第一次接觸，[28]他們的工作中心是改造舊產婆，這也是此後類似運動的中心任務。工作組發現產婦死于生產的原因多為大出血和產褥熱，而50%的新生兒死於破傷風。[29]有兩條陝西諺語形象地概括了這一情況：“只見婚嫁婦，不見生兒女”；“只見娘懷兒，不見兒走路。”[30]

在為期三個星期的調查中，工作組彙報說她們教育了十個產婆用開水洗手，消毒剪刀，在接生的時候把剪刀放在蒸鍋裡，這樣剪臍帶時剪刀可以保持乾淨。“改組的經驗之一是對待舊產婆的態度，應是團結、教育、逐漸改造她們，不能嘲笑、諷刺、打擊。”[31]

1950年8月衛生部召開了全國婦幼衛生工作者大會，展開了一場消滅產褥熱和破傷風的運動。[32]此後十年裡，中國農村新生兒死亡率從以前的300‰有了大幅度下降，可能減少了一半。[33]伊莉莎白・卡羅爾（Elisabeth Croll）注意到：“‘懷一個，生一個；生一個，活一個’這個家喻戶曉的口號反映出了對嬰幼兒健康的關注。”[34]衛生部和婦聯的複訓舊產婆的方案是提高新生兒存活率的最主要因素。[35]1959年，回顧十年來的衛生工作，有人指出，接生員的數量已經由15,700人增加到35,290人，而“助產士”（即複訓的舊產婆和接受短期訓練的接生員）的數量已經從44,000人增加到774,983人。[36]

四、舊法接生：困難與危險

1950年政府工作人員走訪了一些舊產婆，這些舊產婆描述了難產的種類及殘酷的應對措施。“井圈生”是指產道太窄胎兒無法娩出，產婆要麼用腿支撐產婦的後背，把她往後拉，同時擠按產婦的肚子把胎兒擠出來；要麼就神神道道地“把井繩用斧頭砍斷，或用斧頭在井口砍三下”。如果胎兒還生不下來，產婆就會問產婦的長輩是保母親還是保孩子。如果保母親，產婆就用一個釘子做成的鉤子或者砍柴刀把胎兒拉出來，有時用刀或者鐮刀把胎兒肢解在子宮裡。[37]“餓癆生”（胎兒橫產）是指一隻手或者腳先出來而產婆無法把它送回去，這種情況下產婆就用針扎手腳或者用刀把它砍斷，或者在上面抹鹽（據調查報告，村民認為如果孕婦出門時手裡有鹽，她生產的時候胎兒就會伸手要鹽）。[38]“西瓜生”是指胎兒下來的時候仍包在羊膜囊裡，如果產婆不懂如何打開羊膜囊，就只能把胎兒活埋。[39]孩子幾天生不下來叫慢生，這種情況下產婆就要開骨縫（恥骨聯合處），由其他兩個人把產婦的兩條腿盡力拉開，產婆在手上抹點油把胎兒掏出來（開骨縫會導致產婦終生殘疾）。“蓮花生”指胎兒屁股先出來，這種情況下產婆會把屁股推進去再把雙腿拉出來。如果羊水未破而胎兒頭先出來就是“頂包生”，產婆會用手破開羊水，然後用雙手往下推胎兒直到完全娩出。[40]胎盤不能娩出的時候，產婆就用手把它拉出來，為了止血就熬些黃蒿水、墨水、童子尿讓產婦喝，因為這三種東西性涼。[41]

如果是夏天生產，產婆會用火把臍帶燒斷，因為人們相信夏天的時候嬰兒的肚子涼，用火燒可以防腹痛。冬天的時候小孩的肚子熱，所以用剪刀在離肚子8寸左右的地方把臍帶剪斷。之後產婆把臍帶裡的血肉擠出來，把臍帶打個結，穿過一張油紙，再蓋一層棉花，最後用布包好。[42]

官方文獻多批評產婆用不衛生的手段剪臍帶，認為這會導致新生兒破傷風和產婦產褥熱。[43]但在一些產婆看來，新生兒破傷風是因為母親懷孕時受了驚嚇或者生氣，尤其是生悶氣。[44]這種病在出生幾天之後發生（即“四六風”這個叫法的由來），伴隨啼哭、嘔吐（湧口）、抽搐。預防四六風有幾種方法，可以在嬰兒出生時往嘴上抹開口霰，用香燒嬰兒嘴的兩側和臉頰，在肚臍上抹萬應錠和清心丸或者口服，或者讓嬰兒口服用雄黃粉焙乾的老鼠睾丸。[45]1950年禮泉縣的一份衛生調查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方法，產婆用一塊碎陶片把出生才一天的嬰兒的胸部皮膚劃破，然後在一個銅錢上燒艾葉，再把銅錢放到嬰兒眼睛、耳朵、嘴、鼻子的附近燒出豆大的水皰。[46]如果嬰兒最後還是得了四六風的話，有兩種治療方法：一種是抓一隻活鴿子，撕掉胸部的皮，趁著熱氣放到嬰兒臍帶上。另一種辦法是抓一個剛生下來還沒長毛的小老鼠，把它焙乾給嬰兒喂下去。[47]儘管有這麼多防治措施，在韋曲出生的522個孩子中還是有84個死於新生兒破傷風，占死亡嬰兒的43%。[48]

對產婦來說，產後大出血和產褥熱非常普遍。政府部門的報告常把婦女的健康問題歸咎於產後恢復的惡劣條件。有些地區的產婦一天一夜不許睡覺，甚至更長。產後的最初幾天大多數人只能吃得到粥，然後是麵條或者幹饅頭片。山區的產婦只能吃到玉米，所以產婦和嬰兒都很虛弱。[49]

早期官方報告除了對難產的危險、消毒程式的缺失以及貧困狀況進行了生動描述以外，還詳細記錄了許多產婆的接生技巧。關於華陰縣一個村子的報告提到了產婆郝陳氏。她當時已經70歲，有40多年接生經驗，處理難產的技巧在周圍幾個縣家喻戶曉。報告裡說她有一個S形的鉤子，一尺多長，但是從來沒人見她用過。她都是用回轉法和頭顱穿刺法。該報告總結到，“但唯一缺點不知消毒，故婦嬰常有致病之危險”。[50]

我們在九十年代採訪的那些經歷過五十年代的農村婦女也證實了這一點：大多數技藝嫺熟的接生員基本都是1949年以前跟自己母親學的，然後又受了點訓練。渭南縣王家村[51]一個姓党的婦女在解放前和解放後都有接生經驗。她是跟她自己的母親學的接生，接生多年以後在五十年代又在鄉里上了培訓班，在班上學了一首接生歌，歌詞總結了新法接生的主要步驟。她兒媳婦莊小霞記得有一家來找黨氏接生：

莊小霞：有時下大雪，下大雨，拄個棍，身上披個啥就走了。

高小賢：你媽解放後有沒有參加培訓？

莊小霞：學過。原來公社組織培訓學習班，學那接生歌。

高小賢：你媽接生有沒有難接的？

莊小霞：有哩。有坐胎。就那我媽把那都接下來了。我媽給人家接生都沒有傷亡。有時醫生給一接，也下不來，就叫我媽來了。我媽就把那取下來。[52]

解放前的婦女兒童

五、新法接生

1951年西北地方指導婦女衛生工作的口號是：“推廣新法接生，改造舊產婆，訓練新法接生員。”[53]國家開展婦女衛生工作的關鍵是介紹“新法”接生。新法接生員是新中國招募訓練的新代言人，其任務是體現現代性帶給農村婦女的好處。

除了強調洗手和消毒，新法接生還強調產前檢查，讓產婦躺下生產，幫產婦娩出臍帶和胎盤而不是生拉硬拽導致大出血。以上各項都被用於與舊法接生相比較以突出其優點。[注54]山東省政府的一本小冊子較為詳細地列出了為期十天的複訓舊產婆的課程，內容包括：“孩子是從哪來的”（包括女子生殖器生理解剖介紹），孕期注意事項，新法接生的好處，產前準備，如何接生，發生難產怎麼辦，怎麼坐月子，最後一部分則是關於小兒疾病，打疫苗，怎樣宣傳新法接生，以及怎樣寫工作報告等。[55]附錄中的《接生員守則》分為“六要”、“六不許”。“六要”是：要躺著生孩子；要剪指甲並用肥皂或酒精洗手；剪子要用開水煮；要是孩子不能呼吸，立即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要給新生兒滴眼藥；要打疫苗。“六不許”是：不許坐土炕、蹲著、站著、坐著生孩子；不許用高粱稈、瓦片、牙齒來弄斷臍帶；不許用髒盆子給新生兒洗澡；不許硬拉臍帶及胎盤；如果流血過多，不許產婦起來活動，應該躺著；不許伸手入產道或將產道撕開；遇到難產不許亂動手。[56]

儘管五十年代極少數農村婦女做過產前檢查，但只要當地有受過訓練的接生員，其它措施就都有所實施。王友娜在家生了5個孩子，前兩個生於合作化初期，由她婆婆接生，後幾個由大隊接生員接生。她婆婆的接生手法是接住胎兒，然後等著胎盤下來，然後再剪臍帶。而接生員的步驟就複雜多了：她先檢查產婦，用藥簽消毒陰部，接住胎兒，剪斷臍帶，包裹嬰兒，然後才接胎盤。[57]馬麗是1949年以後訓練的接生員，她記得舊法接生是這樣的：“不敢拾嬰兒，把嬰兒撂到地上，等ni（拼音，下同）包子下來，胎盤下來，這才敢拾娃。現在是把娃先拾的擱下，用鉗子把大人的胎盤系系剪住，先拾娃，把娃拾過炕，再來管你這裡。”[58]何改珍解放前後都生過小孩，她記得新舊法的最主要區別是體位的變化：舊法接生讓產婦“坐在地上”（也可能是蹲著），而新法接生讓產婦躺著。[59]她這樣解釋新法接生對產婦的好處：

那舊社會接生人家說，叫人坐地上，害怕把炕弄臟了，叫人坐地上，坐下人發暈，說是血迷心，眼看著鮮血流呀流幾盆。那是舊社會坐地下，眼看著鮮血發暈，說是血迷心，只叫你坐下，不叫人睡，呀，到底是睡下來舒服呀，我生我這個娃子，人家叫我睡下，一會兒就生下了，人家那渾身都不痛。[60]

有的婦女在生孩子的時候不願意有生人在場，連受過訓練的接生員都不行。當馬麗還是一個正在受訓的年輕接生員的時候，有一天她姨媽讓人找她去救急。她表嫂前一年剛死了一個嬰兒，這一次又遇上難產。馬麗跑到她師傅家求助，她師傅就是已經不再接生的劉西罕，這兩個人就一起跑到她表哥家。儘管這是她婆婆找來的接生員，她表嫂也不願意見她們：

馬麗：人家說：“難受，生個娃叫你都來看一下。你是看把戲哩吧，”生娃的那人還說是看把戲啦？⋯⋯把人坐到那兒都坐了幾個小時了，人家不讓看，我說你這不對呀，你這讓人坐了幾個小時了，到底是娃生下來沒有，娃的一個胳膊在吊著哩。

高小賢：哎呀！那最後怎麼辦了？

馬麗：往日那還不上炕，拿個板登坐到那兒，老婆劉西罕把她弄上炕，把胳膊慢慢送上去，送上去，又下來了，那老婆就說是這個娃成不了。你想我呆了大會子了，人家不叫看⋯⋯。

高小賢：她不讓看還是婆子不讓看？

馬麗：那媳子偏偏不讓看。我問說那你沒看娃頭出來了沒有。人家說：“說的怪，說的怪，都過了半會了才說是不知是腿還是一個胳膊都冰涼了。”我說她哩，“你要不是我老錶的媳子，我到你這來做啥來了？”⋯⋯娃一個胳膊下來了，頭在裡頭彎著哩，最後弄下來就死了。⋯⋯跑的噔噔就去了，去就坐了幾個小時。人家就說：“看啥哩，難受不難受，”那老婆就說：“厲害啥哩，給你辦好事來了，都是婦女吆，看啥來了，這是新社會，若是舊社會你把我請都請不來。”[61]

對新法接生的瞭解不一定意味著婦女會繼續採用新法接生，也不一定會繼續按新法接生消毒剪刀。比如康杏芬，她從1963年到1973年生了五個孩子，第一個是在竹林關衛生站生的，其他的四個都是在她丈夫的幫助下在家生的（包括一例臀位生產）。她對新法接生的瞭解並沒有改變她對消毒的態度：

高小賢：你生娃，剪臍帶，你知道不，用啥剪的？

康杏芬：剪子麼。

高小賢：那時剪子消毒不？

康杏芬：還消毒咧，消個屁，一剪，就一輓。

高小賢：娃臍帶上啥也不包？

康杏芬：不包。[62]

就連婚前受過接生員培訓的馬麗也眼睜睜地看著她的第二個孩子死于敗血症，因為孩子下來的太快了，當時水還沒燒開，她哥哥就用沒有消毒的剪刀剪斷了臍帶。[63]

六、培訓與合作化

隨著合作化在陝西農村的穩步發展，許多鄉都建立了接生站。在婦聯的協助下，地方衛生部門早在1951年就承擔起這項工作。[64]比如，1952年的一份婦聯工作報告指出，在這之前的一年裡丹鳳縣衛生院為85個舊產婆辦了兩期訓練班，[65]到1953年秋，全縣有13個接生站。[66]與其說接生站是產婦生孩子的地方，倒不如說它是個監督和培訓設施。比如，咸陽縣渭濱鄉三個接生站的40個接生員實際上分佈在27個村子裡。[67]複訓過的舊產婆被派去協助新法接生員接生，並組成學習小組，按規定每週開一次會，每個月要與衛生工作者和婦聯幹部保持聯繫。[68]

關於婦女衛生的官方資料也展現了動員婦女下田勞動的農村合作化的大背景。例如，陝西婦聯1954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指出，新法接生不僅能減輕婦女的痛苦，而且能讓她們更好地參加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這個小冊子介紹了五個模範，有模範接生員也有模範接生站，每個模範事例都表現了接生員是如何戰勝人們的懷疑和各種困難的，其敘述方式與對其它領域的勞模事蹟的描述如出一轍。有個接生員在廟會上宣傳新法接生，對鄰居的嘲諷不屑一顧。因為她拖著裸體婦女的圖片到處走，她的鄰居罵她辱沒了祖宗。雖然因為纏足行動不便，這個模範接生員頂著暴風雨，爬過小山溝，到山對面去給人接生。當她在1953年1月西北地方衛生工作勞模大會上領獎的時候，她說：“我高興得流出眼淚，不是毛主席、共產黨，我哪有今天？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種光榮。”[69]

這一事蹟與小冊子中的其它事蹟一樣，女勞模在党的領導下為集體利益積極工作的主旋律掩蓋了接生的具體細節，早期官方報告中那些常常令人不安的接生細節都不見了。然而，還是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除一人例外，所有這些勞模都是在解放前就用舊法接生的經驗豐富的產婆，她們只是後來接受了新法接生的短期培訓。而且在這些事蹟報導裡，新法接生員和舊產婆是用相互學習、相互尊敬的語言進行交談的。其次，每個事蹟中最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新法接生如何能使胎兒安全娩出，這些都被一筆帶過，重要的是她們堅持不懈地向農民宣傳新法接生的積極精神。早在1951年，婦聯工作報告裡就詳盡展現了這一主題。婦女工作幹部積極配合衛生幹部，利用掃盲班、告示、快板書、街頭劇、招貼畫和壁報等形式宣傳新法接生。陝南和關中各縣還舉辦了婦女衛生展覽，據說參觀者達數千人。[70]

合作化還改變了接生工作的監管機制。渭濱鄉衛生科於1953年開始宣傳新法接生，第二年就擴大了宣傳範圍，把經期衛生和產後恢復也包含在內。1955年合作化開始的時候，鄉接生站和合作社訂了合同，派代表到各合作社檢查當地接生員的工作並提供適當幫助。胎位不正的產婦都被送到了醫院。在半年時間內，該鄉11個合作社中的8個採用了新法接生，新法使用率提高到74%。接生員領工分，產婦有50天產假，並按產前三個月平均工分的一半領工分。[71]

然而，當合作社合併進入高級社的時候接生站就沒人管了，合同也不執行了，接生員和產婦都一年左右沒拿到工分。1956年10月省婦聯社會福利部在一篇報告裡提出了以上問題並承諾予以解決。[72]1957年縣衛生部門派人下鄉到各接生站去統一各種接生工作規則，評估接生員的表現，並確定需要複訓的人員。[73]

到1956年下半年，渭南縣已經對接生實行了集中計劃管理，收集各鄉新法接生使用率的資料，並為下一年度制訂了更高的使用率目標。1956年就已經有幾個鄉彙報95%的新生兒用新法接生，儘管在其它鄉還不到50%。[74縣政府1957年的檔中強調這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婦幼衛生工作也應該像其它生產一樣有相應的提高。[75]大躍進時期又建了一些新的產院，[76]而且，一直到大躍進的時候婦女生育健康的進展都是以當時其它生產運動的時間進度來衡量的。

解放後的婦女兒童

七、超越政治運動的時間：接生的故事

國家對訓練有素的接生員的重視不應該被誤解為農村接生的全部。[77]直到五十年代後期，絕大多數陝西嬰兒都是在家出生的，除了一部分由接生員接生以外，大部分由婆婆接生或者產婦自己接生。

1949年前後的接生故事裡婆婆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有關這個角色的描述通常不是正面的。除了顯而易見的痛苦和危險以外，生孩子還是新娘融入婆家的轉捩點。關中和陝南的婦女在婚後經常回娘家，有時一住就是幾個星期，她們是逐漸過渡成婆家人的。但是在娘家生孩子卻很讓人忌諱。如果娘家媽覺得回娘家的女兒快要生孩子了，她就會急忙把女兒送回婆家去。[78]當地人相信：“親媽生死都不見⋯⋯死了人家不見那種瘟氣，生了也不見。”[79]無論是出於習俗還是出於現實考慮，通常生了第一個孩子之後她就不能再經常回娘家了，這也通常是婆婆全面掌控兒媳幸福的開始。

許多婦女在回憶第一次生孩子的時候，首先提到的不僅僅是痛苦和恐懼，還有婆婆、丈夫，或者二者的冷漠和袖手旁觀。楊安秀記得：

我生我們老二的時候，吃了早飯，下雨大，發現疼，我也沒﹙吭氣兒﹚，婆子脾氣大的很。究竟知道是不是要生了？感覺到下墜想上廁所。身上來了紅帶又不敢給說，你一說，她會說你不嫌羞人還說呢！生娃是自然現象，我一直都沒敢開腔，就走到這走到那。[80]

楊安秀1954年被選送參加接生員培訓。初產婦的痛苦、產後感染、冷漠的婆婆和好心卻又懦弱的丈夫，所有這些使她下定決心去改變別人的生產環境：

我生我們娃娃時，那時都是坐到小凳子上生嘛。我都會引。拉通了的。過去上床，把黃篾席子一抽，坐到草上，鋪點灰。上面鋪個爛布，坐到上面，受了睏苦了。（所以）我現在坐的時間長了都受不了。最後那個灰一打，受不了，更惱火。一個月都腫到起。吃飯都腫到起。所以我接生，她們都說下（仔）細。因為是我親身體驗過的，很惱火。我說我自己吃苦不能叫你們受痛苦。我那40天都爬（扶）著墻走。所以產婦惱火的很！都認為我小意（心）。所以接一輩人又一輩人，（我）接過三輩人。原來這T村的大多數人都是我接的。除非有的到醫院。[81]

而李六斤在四十年代後期和剛解放時的兩次生產導致了她對她丈夫和婆婆的強烈不滿：

我給你說，我生我們頭一個女子時是十七歲，發作了那天黑了我們在一個床上睡到的，都沒有人說，最後人家去割柴呀，我還起來給做飯，做飯時肚子呀都疼的沒法呀！扒到鍋頭上攪鍋的時候都疼的沒法，最後硬幾個三下把飯控（湯濾幹）了，飯蒸上，起來吃飯時，我也沒說，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要生了嘛，我也沒說過。

最後他走了，（我）發作，到堂屋裡轉出轉進的走。肚子疼的沒法，那才十七歲嘛！所以轉了一些，走了一些，到吃早飯的時候呢，都生過小孩的嗎，這個漿包一破，都跟到喔個漿包。月娃都下來了，月娃下來了頭一個奔了後了，肚子疼的不得了，憋到生不下來。老太婆吃齋呢，初一，十五敬神，吃齋。人家又不到你屋裡來看，她叫你弄個裹腳，她那時纏了裹腳的。弄巴掌這麼寬的白布，挺長，纏了腳的。

安到板凳上，把屁股嘛坐到抵，抵到別叫從後頭，抵到起，不能睡！有個啥法呀，天老爺！一坐呀都要命。最後就喔個家轉出轉進走。疼的沒法，一直疼到下午陣了沒法。我那時當女子家時聽到人家說，生月娃的時候了嘛。奔了後了睡哩。人家又說的睡不得，睡了趴到心上去了。想了想，說，死活管他去，我來睡，我嘔氣趴到我床上去，展展的睡到床上，睡到床上是，一下逼了兩gang（二聲）子（陣子），掙了兩陣子，月娃到前頭來了，奔到前頭來是。叮叮咣咣掙了兩陣子，月娃滾下來了。落下來之後，老婆婆弄了個木盆舀了點水來。給我擱到床邊上，給了我個剪子，我自己一些把月娃子臍帶一鉸，輓了幾個疙瘩，給了一坨套子（舊棉花）扒到高頭，我提前也准備了。弄了些布布，袋袋包到起，月娃一洗包到，弄了個褲子布。Yi子（胎盤）是自己落了的，就是喔。人家割柴的還沒回來⋯⋯。你說按這當乎這個夫妻噢。那都有了感覺得說一下子，夫妻感情就這個球勢呢（樣子）？我沒說他也不知道。就這個樣兒來！這是生頭一個小孩這個樣子。

生第二個娃兒時，到喔守穀子，我們到灶火門下（dia）ba（二聲）了個鋪，守穀子呢。那麼的？肚子又疼開了。我跟他兩個人睡到門下守裡來。肚子又疼了，我就趴起來。人家說，木匠打那個鑿子呵，kao（一聲）的（打）那個拍拍，我也去鉸了點毛毛提前裝到那，最後把巴巴一（最後）來我就去弄了點火燒了一下，燒了點灰灰研了一下。起來燒了點開水，鍋頭跟前睡到的來，（灰灰）弄了點黑糖，弄開水衝了，兩口喝了。喝了以後，肚子又疼開了。跟到那一樣，水一破，又奔後了。我就進睡房裡去。地下給了個一掃，展展睡到地下，睡到月娃落了都才爬起來。你還說！這個事情啦，睡到地下，最後娃兒落到地下了，才趴起來揀月娃，才抱到床上去。你說那當乎就這樣兒！所以都根據這個情況來說，我還沒法，看了一下，我才二十幾嘛。最後宣傳婚姻法，乾脆，我就提出離婚！[82]

我們無法從官方資料和單個婦女的生育故事中知道這種家庭關係有多普遍，也無法知道這種關係是何時發生轉變的。當這些婦女描述她們的兒媳婦的生育經歷時，她們提到的是醫院，昂貴的費用，還有幹輕活的婦女第一次生產時要更困難。這些人中的接生員也提到她們最近接生的難產。現在農村婦女生育已不再是孤軍奮戰，而新娘通常也不跟婆婆住在一起，更不用說被婆婆掌控了。儘管李六斤幾句話就概括了從獨自接生到婚姻法到離婚的過程，但還是難以想像這類家庭關係的變化會像接生方法的變化那樣快。生育行為不僅受國家運動的制約，還受整個社會關係的制約，因為接生員和產婦都無法脫離這種關係。[83]就像下面這個故事所表明的，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超越了有形的農村社會關係，進入了無形的靈異世界。

八、劉西罕和有關接生的魑魅魍魎

劉西罕大約在1906年出生于陝西省東南角的西關。7歲的時候她就開始幫母親做家務和接生。她14歲的時候嫁到竹林關，在家織布。1949年以前她就開始在竹林關接生。解放後她參加了培訓，1952年2月成為竹林關接生站站長，該站是婦聯在該縣建立的13個接生站之一。她在三年裡領導了8個人，到1955年為止她接生了41個孩子，其中無一例新生兒破傷風，也沒有產後疾病。[84]她在鄉親中的威望很高。竹林關村民何改珍覺得她1953年生的孩子死于敗血症就是因為不是由劉西罕接生的。她第二年生的二兒子是劉西罕接生的，就活了下來。劉接生從不收費，鄉里給她發材料費。[85]

劉西罕積極宣傳新法接生，[86]還唱歌介紹新法接生的好處。[87]她在其它方面也是個模範公民，1954年還說服她丈夫和鄰居把餘糧賣給國家。有個鄰居因為她推廣糧食統購而罵她（“劉西罕，你把我的鍋提去，把我被子拿去，我要吊死你門上去”），但她還是繼續耐心地勸導，讓這個老太太想想舊社會挨餓的時候。從各方面來講她都是黨和國家塑造的新一代農村婦女的典範。[88]

然而，與官方出版物和內部資料對積極推廣安全接生（及糧食統購）的白描不同，農村婦女對劉西罕的記憶要複雜得多。劉西罕死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農村婦女對其新法接生技巧表示稱讚，但她們也認為劉西罕和所有給人接生的人一樣，在嬰兒出生時會遇到很大危險。在她們的敘述裡，生產不僅威脅產婦，對接生的人也同樣不祥，新法接生也無法驅除這種不祥。生產時的血污對接生的人和她所接觸的人都不吉利。一個年輕的接生員記得她幫劉西罕接生之後帶回家一些黃瓜，但誰都不肯吃，都說，“她髒的太太，你沒看她做啥去了⋯⋯。後來這個人笑話，那個人笑話，拿的東西都沒人吃了，我就不喜歡了。”[89]另一個婦女想起來劉西罕的前任也是一個技術高明的舊產婆，因為經常接觸生產的血污，眼睛瞎了。有個婦女告訴我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當劉西罕要教她接生時她拒絕了：“不啊，我這眼睛不太好，我不學這，學這血氣撲眼睛，我不學這。”[90]

即使在解放之後，即使在設立了接生站而且劉西罕當了站長之後，即使在普及消毒和新生兒破傷風越來越少的情況下，接生的不祥仍舊沒有消失。人們都說劉西罕是“接生給死了”。有一次接生的時候，她發覺自己接下了一個奇形怪狀又很難聞的東西：

接生，到那把那娃，看她掉下地以後，不知道是娃不是娃。她嚇地那一晚就發高燒。第二天才給他屋裡娃帶信，這娃子去把他媽抬回來的，像這下午⋯⋯。到下午四點，就沒氣了，就死了。哦，那個老婆呀，人家接生接的好太呀，誰要是一喊，那應聲得很呀，人家說那人受罪著了麼，一喊，她說我就走。[91]

這並不是劉西罕之死的完整版本。在她死前幾個月的一天，她向同村的一個女人透露了一個鬧鬼的故事，並讓她發誓保密。這個人是這樣回憶的：

還有那一年，她下來給我說，我到底都沒敢給人說過，人家說，“風存呀，我都不敢說，你可不敢說哇，說了人家政府明兒鬥我哩。”那黑上有個人，小夥子，在她窗底下喊她哩說，嬸子，給我接生，就說這兩句，她說哦，來了，她就穿衣起來，把那藥箱子背上。

人家說那小夥子給它背上，就那⋯⋯東坡坡那兒，回去後，沒拿包包（藥箱），上面寫的有十字，劃的那十字。老婆回去了後，老漢到第二天說，呀，你那包包咋沒背呢？人家說，那娃人家這樣說，人家說生了娃子，人家說，娃，你給我倒一點兒水叫我把手給洗下子。人家說，嬸子，那沒有水呀，人家說我還沒有啥給你做點吃的，我不吃。你叫我給手洗一下子，我不吃你啥，你把我手洗一下子。人家說沒有水她就到人家那石頭上擦擦，摸摸後，就回來了。她一個人回來的，回來後，她說她給人家接了個娃子，到第二天，人家我那叔叔說，那你那藥箱子咋沒見呢？人家說，哎呀，我昨黑上沒拿，說那怎麼沒見你藥箱子。那你都走哪兒走的，她說了，老漢去尋了。

在人家那家墳頭上。那血手摸到人家墳頭上，那石頭上，她嚇的回來看數（只）給我說，她就不敢給別人說，給人家說，公家鬥她哩，嘿，公家鬥哩。嚇地不敢說，這是迷信，給人家⋯⋯給人家陰間接生去了，某老婆沒多長時間到那接生，就把命送了。[92]

在這個故事裡幾個世界交叉在一起，無法分清各自的界限。像她同時代的接生員一樣，這個新法接生員帶著充沛的服務精神出去接生。接生之後她害怕了，她給她丈夫的回答說明她不願意說出她的恐懼，甚至不願意承認她曾經出去過。但是，醫藥箱的確不見了，而她丈夫找到醫藥箱的地方說明有什麼東西很不對勁。她不知道她帶著醫藥箱到了鬼界，還接生了個鬼孩子。這本身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越界。儘管她是以個體來經歷這種恐懼的，這裡反映的卻是一種古老而強烈的集體恐懼，許多中國神怪故事都有與此幾乎完全一致的情節。[93]

然而她的恐懼不止這些。她已經接受了科學，而且還在村子裡積極宣傳科學，所以她還害怕她的恐懼會被當作迷信遭到批判。科學的世界和這個接生員的一套舊觀念交叉在一起，而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她想進步，想做貢獻，不受譴責，她能講的就只能是科學。所以她保持沉默，或者說基本沉默。不久以後，陰魂不散的鬼魅又來找她接生，這次就要了她的命。

關鍵不在於妖魔鬼怪是否真的要了她的命，也不在於再次出現的心理創傷是否加速了她的死亡。我們無法知道她自己是否把這兩次給她帶來創傷的接生聯繫了起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婦女記得她不僅僅是因為她的技術、她對新法接生的投入以及她的熱情，還因為她死於接生。就像採訪對象說的，她“接生給死了”，而這個採訪物件本人在五十年代也是個積極分子。

對於建國初期的育齡婦女來說，生產的危險和不祥在五十年代就象消毒醫療器械一樣真實，而且在九十年代的記憶裡也一樣真實。[94]從某種意義上講，她們的確是按國家時間(state temporality)來生活的——她們在回顧五十年代的運動給生活帶來的改變時充滿激動。但國家時間與其它時間並行，或者說國家時間按照其它時間來反向定義自己，而後者並未因為新國家政權的降臨而消失。知識、觀念和行為以複雜的方式流動擴散，是“國家作為科學知識傳播者”這一模式所無法捕捉的。這也表明，要真正歷史地理解農村分娩和接生以及五十年代的中國農村，既需要借助國家運動的完整記錄，也需要研究探索婦女的記憶，或者，至少是她們願意講也能夠講的記憶。

當今正規科學的醫療接生服務

孫曉萍﹑姚昱譯

注釋

[注1]本研究於1996年開始、2006年結束，主要經費由盧西基金會美中合作研究專案（Luce Foundation's U.S.-China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gram）提供，加州大學的太平洋沿岸地區研究計劃（Pacific Rim Research Program）也提供了部分經費。在此，我向我的研究夥伴，陝西省婦聯研究室主任，婦女研究會秘書長高小賢致以最深切的謝意。我還要感謝在兩次艱難的訪問行程中幫助過我的王國紅和趙晨。我還要感謝我能幹的研究助理姜進，琳恩・傑佛瑞(Lyn Jeffery)，康文慶，孫曉萍和莫亞軍，這部分經費由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學術理事會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n Research of the Academic Senate）提供。我個人對此論文中發表的觀點完全負責。此論文是我正在寫作中的《記憶的性別》的一部分。除了劉西罕以外，所有被訪者的名字均為化名。

[注2]這一估計極不嚴謹。相關城市人口資料見Judith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329。城市人口占人口總數的比率逐年增加，從1949年的10.6%增加到1959年的18.4%。班尼斯特(Banister)在第25頁給出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全國人口性別比例是107.6:100，而農村的男性比例很可能更高。

[注3]這些村子都遠離作為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的陝北：B村位於關中的植棉帶；T村位於陝西西南，靠近四川，主要種茶和水稻；Z村在陝西東南山區，接近河南和湖北；G村在渭北山崖上。

[注4]陝西省檔案館把這份年代不詳的材料和1950年的材料歸為一檔。《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陝西省檔案館婦聯檔案178-106-002，日期不詳（1950？）。1950年四五月份的新聞報導可以證實調查婦女衛生條件的舉措，見《群眾日報》，1950年6月27日，第二版。

[注5]這項婦嬰衛生調查比土改還要早，1950年6月才在全國範圍內宣佈土改。本書中周傑榮（Jeremy Brown)對中國西南的討論和高崢(James Z.Gao)對於新疆的討論都表明，新生國家政權的鞏固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鑑於此，這項衛生工作這麼早就成為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首要任務，實在令人驚訝。位於長安縣東北的渭南專區直到1950年10月才開始大規模的土改。渭南地區農業合作史編委會編《渭南地區農業合作史料》，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頁。然而渭南縣第一屆婦女代表大會已于1950年5月召開並成立了縣婦聯。渭南縣誌編輯委員會編：《渭南縣誌》，陝西：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491頁。如果長安縣也按照類似進度，如果調查人員是婦聯的人，那麼婦嬰衛生和生育行為的調查就是這一新組織採取的第一次行動。

[注6]儘管有對戶外勞動的種種限制，關中婦女在農忙季節都下田勞動。有關詳細論述，見Gail Hershatter, "Local Meanings of Gender and Work in Rural Shaanxi in the 1950s," in Gail Henderson and Barbara Entwisle, eds.,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 and Gender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79—96。

[注7]《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第1—2、9頁。

[注8]該村出生的522個孩子中62%活了下來，死亡嬰兒中84個（43%）死於新生兒破傷風，111個死因不明。該調查未注明這522個孩子出生的時間範圍。其中521個平產，包括278個男孩和243個女孩，還有一個男孩是難產。上述資料見《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同期的一份省級報告指出該村出生的522個嬰兒中有514個用舊法接生，其中314個死亡。這一巨大差異說明同類報告的可靠性也很值得懷疑。《陝西省1950年婦嬰衛生調查總結》，陝西省檔案館民政廳檔案198—113，1950年，第29—34頁。

[注9]1928年全國新生兒死亡率大約為250‰，許多死於新生兒破傷風。Marion Yang, "Midwifery Training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42(1928):769,另見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1928—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5),10。農村死亡率很可能更高。1951年中央婦幼衛生小組的一份調查估計，在西北（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每年有83萬多個嬰兒出生，死亡率為285‰，大約為23.8萬個。《群眾日報》，1951年12月1日，第3版。

[注10]這項調查中的嬰兒出生數字有出入，一說521個，一說522個，其中8個用新法接生（6個由同一婦女生產，另外兩個分別由兩個婦女生產）。

[注11]這個新法接生員肯定是在1949年共產黨到來以前就受過訓練的，因為到1950年為止她已經為她姐姐接生了6個孩子。

[注12]《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第2頁。

[注13]例如見《群眾日報》，1950年6月27日，第2頁。

[注14]Joshua Goldstein, "Scissors, Surveys, and Psycho-Prophylactics: Prenatal Health Care Campaigns and State Building in China,1949—1954,"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1.2(June 1998):154.

[注15]Ibid.,156.

[注16]Ibid.,163,162.

[注17]Delia Davin, "Women in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i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ed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257; Delia Davin, 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131—132.

[注18]高小賢，私人談話，2000年10月。

[注19]Yip,58—59;另見Yang,774—75;以及"Editorial: Midwifery Training in Peking,"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42(1928),782—784。

[注20]Yip,165—172.陝西于1934年建立了一所助產士學校，招收18歲到25歲的未婚女性學習三年，包括一年實習。該校每年招收30人，對農村衛生習慣卻沒什麼影響。秦燕、嶽瓏：《走出封閉：陝西婦女婚姻與生育，1900—1949》，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0頁。

[注21]Yip,59.

[注22]Ibid.,167,概括了江西南昌有關此情況一份調查。

[注23]Marion Yang, "Control of Practicing Midwives in China,"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44.5(1930):428—431,引自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298,n.68。在更早的一篇文章中估計需要複訓的舊產婆為40萬人。Yang, "Midwifery Training in China" (1928),774。

[注24]Yip,10,167.

[注25]Yang, "Midwifery Training in China" (1928): illustration 768/769。楊在第769頁引用的數字為：中國產婦死亡率為15‰，新生兒死亡率為250—300‰。

[注26]李廷安：《中國鄉村衛生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25頁。李指出，儘管在定縣有一個長期的農村衛生項目，該縣90.7%的嬰兒由舊式產婆接生，10%由接生員接生，0.3%自己接生。關於生育流行病的分類、產後感染的原因以及訓練有素的接生員的不足，見第65—68頁。

[注27]有關婦女衛生工作和改造舊式產婆的需要的早期文獻，見《陝甘寧邊區婦女運動文獻資料》，陝西省婦聯，1985年，第165—166、356頁；還見秦燕、嶽瓏前揭書，第179—205頁。陝甘寧根據地1944年4月開始的婦女衛生運動的簡述，見《陝甘寧邊區婦女運動大事記述》，陝甘寧三省區婦聯，1987年，第166—170頁。

[注28]這幾個工作組走訪了寶雞、藍田、以及西安郊區。《群眾日報》，1950年6月27日，第2版。

[注29]同上，1950年6月27日，第2版。

[注30]同上，1951年12月1日，第3版。

[注31]同上，1950年6月27日，第2版。

[注32]Kahti Lim,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Past Ten Years,"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79.5 (November 1959):375.

[注33]Banister,82—83；她認為許多五十年代中期的農村調查結果都過於樂觀，並對其持懷疑態度。

[注34]Elisabeth Croll, From Heaven to Earth: Images and Experience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1994),183.

[注35]Goldstein,153.

[注36]Lim,375；第二組數據見諸福棠：《建國十年來兒童保健事業的成就》，《中華兒科雜誌》，第10卷第5期，1959年10月1日，第367頁。

[注37]《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第3—4頁。類似事件見《陝西省1950年婦嬰衛生調查總結》。

[注38]《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第4頁。

[注39]《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第4頁。

[注40]《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第5頁。

[注41]《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第5頁。更生動的描述見《陝西省1950年婦嬰衛生調查總結》和《陝西省1951年婦幼衛生材料》，陝西省檔案館婦聯檔案178-112-006，1951年3月到12月。關於宋代和清代醫學文本對接生婆的類似批評，見Yi-Li Wu, Reproducing Women: Constructions of Female Health and Illness in Qing China, draft ms., chapter 6,引用經作者同意。

[注42]《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第5—6頁。

[注43]批評陝北產婆的概括，見秦燕、嶽瓏前揭書，第191—194頁。類似批評見1951年婦聯的一份調查，見《陝西省51年婦幼衛生材料》。

[注44]《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第7頁。

[注45]《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第7頁。

[注46]《陝西省1950年婦嬰衛生調查總結》，第29—34頁。

[注47]《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第7頁。

[注48]《婦嬰衛生工作調查工作》，第8頁。

[注49]《陝西省1950年婦嬰衛生調查總結》，第29—34頁。

[注50]《陝西省1950年婦嬰衛生調查總結》，第29—34頁。

[注51]王家村位於西安東北大約六十公里。

[注52]高小賢與賀蕭，採訪莊小霞，1996年8月5日，第二盤錄音帶，記錄第16頁。兒媳都管婆婆叫“媽”。

[注53]《群眾日報》，1951年12月1日，第3版。

[注54]以陝北生育習慣為基礎所做的這類比較的概括性論述，見秦燕、嶽瓏前揭書，第191—194頁。1951年的一份陝西調查顯示，婦女生孩子沒有固定地點，要麼蹲在茅房，要麼在牲口棚，要麼在牆角。《陝西省51年婦幼衛生材料》。

[注55]魯霞：《改造舊產婆經驗介紹》，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頁。

[注56]魯霞：《改造舊產婆經驗介紹》，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第18—19頁。

[注57]王國紅、王友娜採訪記錄,1997年7月6日，第3—5頁。

[注59]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的接生運動正好與此相反，該運動置疑醫生的權威，推行產婆接生，把產婦從臥姿“解放”出來，指導產婦多走動，蹲著生產，這樣地心引力會起到輔助作用。

[注60]高小賢與賀蕭，採訪何改珍，1999年7月28日，第5部分，筆錄第20頁。

[注61]高小賢與賀蕭，採訪馬麗，1999年7月31日，筆錄第23頁。

[注62]高小賢與賀蕭，採訪康杏芬，1999年7月29日，筆錄第9—10頁。

[注63]高小賢與賀蕭，採訪馬麗，1999年7月31日，筆錄第22頁。

[注64]《陝西省51年婦幼衛生材料》。

[注65]《丹鳳縣婦女工作一年來的總結》，1952年9月27日，丹鳳縣檔案館（婦聯報告）。

[注66]《丹鳳縣一年來的婦女工作總結報告》，1953年10月30日，丹鳳縣檔案館（婦聯報告）。

[注67]《咸陽縣渭濱鄉一年來婦幼衛生工作情況》，陝西省檔案館婦聯檔案178-153-081，1956年10月22日。早在1951年婦聯幹部就開始負責針對舊產婆的政治培訓。《陝西省51年婦幼衛生材料》。

[注68]這些早期工作報告中雄心勃勃的計劃很難反映出與政府機構實際接觸的程度和複訓的徹底性，比如見《陝西省51年婦幼衛生材料》。

[注69]陝西省婦聯福利部，《婦嬰衛生工作經驗介紹》，1954年9月，第1—3頁。

[注70]《陝西省51年婦幼衛生材料》。

[注71]《咸陽縣渭濱鄉一年來婦幼衛生工作情況》。

[注73]《渭南縣人民委員會1957年一到六月份婦幼衛生工作計劃》（日期不詳），渭南縣檔案館，第6號（本文作者標號）。

[注74]《渭南縣人民委員會1957年一到六月份婦幼衛生工作計劃》（日期不詳），渭南縣檔案館，第6號（本文作者標號）。

[注75]《渭南縣人民委員會1957年一到六月份婦幼衛生工作計劃》（日期不詳），渭南縣檔案館，第6號（本文作者標號）。

[注76]關於涇陽縣大躍進時期的陝西產院，見《陝西日報》，1958年4月1日和8月31日；《在陝西省農村產院經驗交流涇陽現場會議上的開幕詞》，陝西省婦聯檔案178-207-067（1958年8月8—23日）。關於渭南縣產院，見《渭南日報》，1960年5月21日。

[注77]在這一點上我不同意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的看法。在葛以嘉〔Goldstein(177)〕的討論中，國家顯得過於一致，其影響也顯得過於連貫；而且，“婦女”也好像是不受國家建構(state-making)和封建父權影響的自主主體。

[注78]高小賢與賀蕭，採訪LZR，2001年3月26日，筆錄第59頁。

[注79]那些住在娘家的招贅婦女也遵守同樣禁忌，親媽不能接生。高小賢與賀蕭，何改珍採訪筆錄，1999年7月28日，第5部分，第22頁。

[注80]高小賢與賀蕭，採訪楊安秀，1997年7月7日，筆錄第5頁。

[注81]高小賢與賀蕭，採訪楊安秀，1997年7月7日，第1頁。

[注82]高小賢與賀蕭，採訪李六斤，1997年7月6日，筆錄第17頁。

[注83]關於改革時期中國農村生育文化，見李銀河：《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與高小賢：《貧困地區婦女孕產期保健服務分析》，《婦女研究》，2002年4月，第59—62頁。

[注84]《丹鳳縣第四區竹林關鄉劉西罕模範單行材料》，丹鳳縣檔案館，1955年2月21日。該縣接生站的數量見《丹鳳縣一年來的婦女工作總結報告》，丹鳳縣檔案館（婦聯報告），1953年10月30日。

[注85]高小賢與賀蕭，何改珍採訪記錄，1999年7月28日，第一部分，第4頁。

[注86]《丹鳳縣第四區竹林關鄉劉西罕模範單行材料》。

[注87]高小賢與賀蕭，何改珍採訪記錄，1999年7月28日，第5部分，第20頁。

[注88]《丹鳳縣第四區竹林關鄉劉西罕模範單行材料》。

[注89]高小賢與賀蕭，採訪馬麗，1999年7月31日，筆錄第22頁。關於生產不潔的禁忌，見Emily Ahern [Martin],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193—214。

[注90]高小賢與賀蕭，採訪何改珍，1999年7月28日，第5部分，第20頁。吳一立(Yi-Li Wu)指出，中國關於鬼胎的經典醫學話語裡，一般認為假懷孕是人與鬼交媾或者女性性壓抑的結果。Yi-Li Wu, "Ghost Fetuses, False Pregnancies, and the Parameters of Medical Uncertainty in Classical Chinese Gynecology," Nan Nü4.2(2002):170—206,尤其是第188—195頁。

[注91]高小賢與賀蕭，採訪何改珍，1999年7月28日，第5部分，筆錄第20頁。

[注92]高小賢與賀蕭，採訪何改珍，1999年7月28日，第5部分，第20—21頁。

[注93]余華的短篇小說《世事如煙》（"World Like Mist"）也採用了這個主題：一個接生婆在接生了鬼孩子之後死了。見Yu Hua, The Past and the Punishments（《往事與刑罰》）, trans.Andrew F.Jon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1996),第87—93，104，109—110。特別感謝安德魯・鐘斯(Andrew Jones)提醒我劉西罕的故事為什麼這麼耳熟。17世紀中國文學也經常出現“男人讓女鬼受孕”這一主題，見Judith Zeitlin, The Phantom Heroine: Ghosts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Chap.1。

[注94]我們的研究助理也有同感。她當時是北京大學的研究生，她說聽了這個故事之後她無法入睡。

第十五章

選擇共產黨中國的資本家:1948—1956上海的劉氏家族

高家龍（Sherman Cochran）

1949年共產黨革命勝利後，中國精英階層的絕大多數人雖有條件出走國外，卻並沒有離開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很多人還做出了從海外回歸祖國的抉擇。他們當中，有工程師、科學家（如周錫瑞在本書第十三章中所寫到的葉氏家族第七子）、社會科學家和文學家（如林培瑞在第九章中所提到的老舍）。甚至連很多服務於國民黨政府外交使團的官員也回到了祖國。為什麼這些人在有條件遷往海外的情況下，卻做出了留在國內或從海外回國的選擇？所有面對過這一問題的精英人物，在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國都有著成為領導人物並接觸到權力的機會和潛力，因此，他們移居海外或者回到國內的動機，是值得研究的。本章的研究物件是這些精英人物中的資本家這一部分，具體而言是一個在上海頗具影響力的家族劉鴻生家族。革命來臨的時刻，身為資本家的劉氏家族為什麼會選擇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

“火柴大王”劉鴻生

關於中國資本家何以選擇留在國內這一問題，一般來說，學者們在研究中將他們的動機或者歸之於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考慮，或者歸之于跨國性（transnationalism）發展的需求。在持民族主義動機論者中，討論得最多的非毛澤東莫屬。1947年12月25日，中國內戰達到白熱化之際，毛澤東便設想，在共產黨軍隊打敗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並奪取政權後，“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應當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做出貢獻。[1]不足兩年之後，從毛澤東1949年宣佈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政府的成立開始，中國共產黨便開始採用毛澤東的術語將資本家劃分為兩類：“民族資本家”是愛國的，中共鼓勵他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留在國內；“官僚買辦資本家”則是賣國的，同外國帝國主義分子和腐朽的舊官僚沆瀣一氣，因而沒有成為公民的資格。從那時起，中國學者便一直沿襲採用這種劃分方法，並在此問題上爭論不休：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各個階段，究竟應當將中國資本家當作民族主義者來加以讚揚，還是當作買辦和官僚去予以譴責。[2]

在中國以外，學者們則將關注點從中國資本家身上的民族主義動機轉向了他們身上的跨國主義傾向，對他們在1949年或走或留的決定作出解釋。黃紹倫（Siu-lun Wong）在其所著的非常切題的《移民企業家》(Emigrant Entrepreneurs)一書中，分析了1949年共產黨革命期間中國實業家被迫放棄上海棉紡廠而遷往香港的複雜動機，他注意到，“當時，一個家族的成員各走各路的情形屢見不鮮”，往往是一個或幾個人留在中國，而其他人則遷往海外。[3]柯博文（Parks Coble）在一本近著中對黃紹倫的觀點表示贊同，並在歷史細節上做了補充。在柯博文看來，中國資本家于1949年在去留問題上所做的決定與1937—1945年中日戰爭初期時做出的去留決定出於同樣的原因（而這也正是柯著的主題）。他寫道：“商人們在1949年的反應，與他們中很多人在1937年和1938年時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通過對家族和財產的疏散來分散風險。”也就是說，1949年眾多資本家在家族的一些成員留在國內的同時，又將家族的其他成員疏散到香港、東南亞或者西方國家，從而為自己的家族和家族企業編織起跨越國界的網絡。[4]

在去留問題上，資本家作出決定時究竟是基於民族主義的考慮，還是出於跨國主義的動機？這兩種看似相互對立的假設都未經實證研究的檢驗，支撐假設的基礎不過是當事人在事後回顧中談到的自己身上的民族主義傾向或超越國界的“海外關係”，尚未得到相關文獻資料的證實。[5]本章將以一部極有價值的家族檔案為依據，試圖對中國資本家留在中國究竟是基於民族主義的考慮、或是出於跨國主義和其他的動機予以考察。[6]這套檔案中所包括的私人信件、回憶錄和其他檔均出自于劉氏家族成員之手，為我們瞭解他們在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共產主義革命期間何以作出或走或留、或離開後重返大陸的決定，提供了很能說明問題的線索。

一、離開中國大陸

1948年和1949年間，劉氏家族大家長劉鴻生（1888—1956）在他本人及整個家族是否應當繼續生活在中國大陸這一問題上，不止一次改變主意。當時，劉鴻生已年屆花甲，早已是中國最有名望的實業家之一，主要投資於火柴、毛紡、水泥和煤餅等工廠行業。[7]當劉鴻生在是否將家族及其龐大資產轉移出國這一問題上冥思苦想時，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與毛澤東的共產黨方面在1946—1949年內戰中的殊死搏鬥已近尾聲，雙方都對劉鴻生大加拉攏。直到內戰的最後一年，劉鴻生一直與蔣介石和國民黨站在一起。

（一）對國民黨大失所望

1948年秋，共產黨發起了決定性的攻勢，國民黨軍隊開始向華南撤退，隨後又逃往臺灣。即便如此，劉鴻生似乎仍舊準備繼續追隨蔣介石。從1930年代起，劉鴻生便以寧波同鄉的身份結識了蔣介石，並在國民政府中先後擔任過幾個職務。1932—1934年間，劉鴻生曾出任國有企業輪船招商局的總經理；1936—1937年間，又擔任過國家扶持的壟斷企業中華全國火柴產銷聯營社的理事長。抗日戰爭期間，劉鴻生從沿海城市上海遷居到位於西部的蔣介石的戰時首都重慶，並在那裡開設了新的工廠企業，生產毛織品和火柴，並負責主持屬財政部管轄的煙草火柴專賣局。[8]抗日戰爭結束後，他於1945年返回上海，擔任了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執行長兼上海分署署長。既然劉鴻生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跟隨蔣介石前往重慶、隨後又在1940年代中期返回上海，那麼，他為什麼沒有在1948年和1949年追隨蔣介石從上海跑到臺灣去呢？

從劉鴻生在1948年採取的幾個步驟來看，他和整個家族似乎已準備義無反顧地前往臺灣發展了。劉鴻生首先訪問了臺灣和美國，隨後又派出四子劉念智（抗戰時期，他曾是劉鴻生在重慶的左右手）到臺灣去打開“一條後路”。劉念智出行前收集了父母和兄弟姐妹處的金銀珠寶，通過屬於中興輪船公司的一艘船將這些值錢的東西運往臺灣。抵達臺灣後，他立即將家族的財富大量投資於房地產，並為開設兩個新廠——一個是在臺北的糖果廠、一個是在高雄的化工廠——從事前期準備工作。在返回上海之前，他將管理這些資產的責任留給了兩個弟弟——受過美國教育的五弟劉念孝和受過日本教育的七弟劉念忠——兩個弟弟此時也在臺灣居住下來。[9]

劉鴻生剛在臺灣從事了這些實質性投資，便開始重新考慮是否要遷移到臺灣的問題。他的疑慮來自他在國民政府於1948年秋在上海推行的貨幣改革中的親身經歷。蔣介石推行此次改革，目的在於阻止已經失控的通貨膨脹並增加稅收。在上海，改革由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負責推行。從1948年8月19日到10月31日，在兩個半月的時間裡，蔣經國凍結了物價並向上海資本家發出呼籲，要他們交出手中的舊幣和金銀外幣，來兌換新發行的金圓券。

一開始，蔣經國試圖通過來軟的獲取劉鴻生對於金圓券改革的支持。他邀請劉鴻生到位於上海市中心南京路上的匯中飯店會晤，尊稱劉鴻生為“老伯”，勸說他自願交出金銀外幣，來幫助恢復經濟穩定並資助國民黨的反共戰爭。但在談話後的一兩天裡，劉鴻生並未遵從蔣經國的勸說交出金銀等物，蔣經國便開始轉而採用硬的一手。他聲稱知道劉鴻生的財產有多少，並威脅道，如果劉不在三天之內將金銀珠寶和外幣交給中國銀行，就要將劉軍法處置。同時，蔣經國又公開攻擊上海的所有大資本家，說他們是“奸商”。在對資本家展開討伐的第三天，他說，“搗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在與劉鴻生和其他上海資本家會晤之後，蔣經國認為他們當著他的面顯得很和善，“而背後則是無惡不作。”[10]

蔣經國的威嚇使得劉鴻生驚恐不已，特別是在國民黨政府開始將這些威脅訴諸實行之後。在隨後幾周裡，幾個拒絕合作的資本家遭到逮捕，為每個人所定的贖金高達30萬甚至於100萬美金，其中一人還被判處死刑。根據劉鴻生四子劉念智的描述，劉鴻生戰戰兢兢地用800根金條、數千銀元和230萬美元兌換了中國銀行的金圓券，以求苟安。短短幾個星期後，劉鴻生和上海的其他資本家又都被金圓券改革的結果震驚得目瞪口呆——金圓券實際上已變得一文不值了。[11]

1948年10月31日，國民政府承認金圓券改革失敗，並取消了兩個半月之前剛剛開始實行的物價管制。蔣經國向上海人民公開道歉，但即便到了這個時候，他還不忘給資本家一記回馬槍，提醒人們“應用自己的力量不再讓投機奸商、官僚、政客和地痞流氓來控制上海”。[12]

金圓券改革的失敗以及蔣經國對待資本家的態度令劉鴻生深感不安，而這種情況並不僅僅發生在他一個人身上。根據易勞逸（Lloyd Eastman）的研究，“自那以後，大多數人都放棄了經濟恢復的希望；改革的失敗看上去也說明國民政府已完全沒有資源來控制通貨膨脹了。”[13]劉鴻生也持這種看法，他也不再幻想他和劉氏家族能在臺灣發揮什麼作用了。在一次家庭會議上，劉鴻生嚴肅地對兒女們說，在國民黨的統治下，“臺灣也不是好地方”。[14]

（二）對於共產黨人的懷疑

如果劉家不追隨蔣介石到臺灣去，那麼，他們會留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嗎？1949年初，當解放軍從東北向南方橫掃天下，兵臨上海之際，劉鴻生和家人開始收到來自共產黨方面的保證：如果劉家願意留在上海，解放軍接管上海之後將會保障他們的安全並保護他們的工廠。劉家是在一次家庭會議上從六子劉公誠那裡首次得知這個資訊的。

劉公誠堅持劉家上下都應當留在上海，並擁護共產黨的事業。早在十多年前的1938年，劉公誠就在延安根據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後又秘密地以地下黨員的身份與國民黨作鬥爭（劉公誠的共產黨員身份直到1970年代“四人幫”倒臺時才公開）。[15]一開始，劉公誠在家裡顯得勢單力薄，因為他是唯一提議整個家族留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的上海的人。1949年3月，他帶了一位同學參加了一次家庭會議，並介紹道，這位同學是共產黨員，可以就共產黨的政策和計劃作出權威性的講解。

劉家以前只知道這個人姓王，而他的真名其實是戴德。在劉公誠道明瞭他的真實身份之後，戴德向劉家詳細地解釋了共產黨關於“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他敦促劉家全體成員都留在上海，並許諾說，解放軍接管上海後將立即採取措施，確保劉氏家族及其工廠的安全。這之後，他又三次拜訪了劉鴻生的四子劉念智，要求他與共產黨人合作，以保護劉氏工廠不致在國民黨軍隊撤退時遭到破壞。在解放軍接管上海前的那幾個月裡，共產黨人不斷通過對上海地區的無線電廣播呼籲劉家留在上海。[16]

除了六子劉公誠之外，劉家其他人對共產黨的保證均持懷疑態度。抗戰期間，劉鴻生曾經在重慶與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別面晤過兩次。毛和周所體現出來的平易近人與從容自信的領袖風範，給劉鴻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他對共產黨及其對資本家的政策仍然存有戒心。1949年春，在聽了六子劉公誠與戴德擁護共產黨統治的介紹之後，劉鴻生告訴家人：“共產黨決不會和我們真正交朋友。”[17]

劉鴻生舊居

（三）飛往香港

1949年春，就在共產黨接管上海前夕，劉鴻生權衡比較了幾種選擇。鑒於國民黨政府金圓券改革的災難性後果，他排除了遷往臺灣的可能性。同時，儘管有六子劉公誠的保證，他對於將整個家族及其資產都留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上海仍然心懷疑慮。作為第三種選擇，他提議將一部分家人和生意遷往香港，其餘的則留在上海。根據四子劉念智的說法，除了六子以外，其他的家人都支持劉鴻生的這一決定，因為他們都將父親最喜愛的一句英語格言當作自己的座右銘：“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18]

當劉鴻生與家人們仔細權衡是走是留的時候，他們沒有很快離開上海的舉動引起了國民黨政府官員的懷疑，受到了後者的嚴密監視。1949年3月，蔣介石命令上海市政府建立“保衛上海委員會”，劉鴻生被任命為委員。根據四子劉念智的回憶，從那時起劉鴻生的一舉一動都受到了上海社會局局長陳保泰的監控。1949年5月，就在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前的最後幾天裡，劉鴻生每隔一小時都會接到陳寶泰的電話。1949年5月22日，即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接管上海的前三天，劉鴻生接到命令，要他前往廣州同蔣介石召開緊急會議。在事先沒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況下，陳保泰和三個武裝人員將劉鴻生塞進汽車，開到機場後，又護送他登上了一架專為此行而租賃的飛往廣州的私人飛機。據劉念智的事後敘述，這一系列事件就像國民黨秘密警察的一次“綁票”行動。劉鴻生被強迫飛離上海並被強制留在廣州之後，設法躲過國民黨的監視，逃到了香港。[19]

如果我們考慮到劉鴻生在這之前已經做好了去香港的準備，那麼，他從上海到廣州再到香港這件事似乎不太可能像劉念智以上所敘述的那樣是完全被迫的。早在1949年4月，也就是劉鴻生“被迫”從上海飛往廣州的一個多月之前，他已經與中央航空公司聯繫，為自己從上海飛往廣州做了安排。同時，他在家族以外的兩位高級生意夥伴——程年彭和華爾康這兩位表兄弟——已經向香港偷運去了價值高達500萬美元的外匯、工業製成品和原料。5月初，程和華從上海登機，準備飛往香港。當劉鴻生的章華毛紡織廠的工人試圖阻止程、華二人離開上海時，劉鴻生親自出面安撫聚眾的工人，許諾說程和華將不會在香港長期停留。但結果是，幾個星期之後的1949年5月24日，劉鴻生就與這兩位生意夥伴在香港見面了，而程和華再也沒有返回上海。[20]不過，不管劉鴻生是否是在蔣介石的脅持下離開上海的，看起來他已經切斷了與國民黨政府的聯繫，而且一直沒有再去過臺灣。

（四）各種可能性

1949年5月，劉鴻生作出了既不前往由國民黨統治的臺灣、也不留在由共產黨統治的上海的決定，這反映了當時他所面臨選擇的範圍以及他所處境遇的變化無常。正如溫奈良（Nara Dillon）在本書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樣，其他中國資本家當時也已經或正在考慮從上海出走。與他們相比較，劉鴻生無論是待在亞洲還是前往西方國家，他所擁有的為保證本人及家族的未來所需的金融及文化資源都不會比他們少，甚至比他們更多。1949年前，他花了二十年時間讓子女在海外接受教育。1929年，他將三個兒子送到了英國，他們都在20世紀30年代獲得了劍橋大學的學位。之後，在其餘九個孩子中，除了一個有嚴重學習障礙的兒子之外，其餘八個也都被他送往海外去接受教育。他將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送往英國接受教育，讓另外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去美國上大學，而另外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則上了日本的大學。然而，劉鴻生即便擁有資金、技術、受過西方和日本教育的子女以及其他動產，在1949年這一當口，他在何去何從的問題上依然舉棋不定。他於5月24日抵達香港，但這一問題並未隨之而告結束，他仍在苦苦思索，究竟是應該留在香港還是返回大陸。

二、返回中國大陸

1949年11月，劉鴻生被家人和共產黨高層領導人說服，返回上海。從1949年5月到11月，在劉鴻生生活在香港的六個月裡，他一直為是應該返回上海還是留在香港而苦苦掙扎——按計劃，八子劉念信將於11月中旬從美國抵達香港。當劉鴻生陷於一場拉鋸戰之中時，上海和香港兩邊的家族成員都在“拉他的後腿”，直到他最後做出了決定。[21]

（一）家族壓力

儘管處於內戰、革命和動亂的環境下，但在劉鴻生逗留香港的六個月間，上海的家人從未與他失去過聯繫。四子劉念智一直向他彙報生意狀況，而早在劉鴻生離開上海僅僅兩個星期後的1949年6月4日，次子劉念義就寫信勸說他立刻返回上海。在寄往香港的家信中，劉念義說：“父親，聽到您已決定與廣東的（國民黨）政客們決絕，我感到高興。你的家鄉肯定是在這裡（指上海）。”劉念義承認，上海在被共產黨接管之後經歷了一場危機，但是他認為“上海總算未經受多大損害而度過了危機”。他指稱，損失完全是由國民黨造成的，“想起國民黨軍隊總潰退前對財產的肆意破壞，真令人痛心。我們的膠廠就是一個典型的受害者。”但根據劉念義的說法，野蠻而破壞成性的國民黨部隊業已被紀律嚴明的共產黨部隊所取代，後者為上海帶來的好處和前者對上海的壞處一樣明顯。“拿這批軍隊來與解放軍對比，簡直是不公平的。他們是全然不同的兩類人。”[22]

在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的短短兩周之內，新政府已經贏得了城裡“老百姓”的人心。劉念義在給劉鴻生的信中曾這樣寫道：“以下的結論是市內老百姓所一致公認的：新政府寬大、講道理、十分廉潔、埋頭苦幹、講求實際、愛國、樸素，因而肯定是好的⋯⋯他們是十全十美的。”[23]在報告了老百姓關於新政府十全十美的看法的同時，劉念義又以幾乎同樣積極樂觀的筆調，表達了自己對共產黨的看法：“我個人認為他們完全有成功的機會。有一個時期，我對抗戰勝利後所發生的事情極感悲觀，但現在我已經改變了我的看法。從人民政府獲得的新希望將給我勇氣去克服未來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種困難和艱苦。”[24]除了談到老百姓和他本人的看法外，劉念義還強調說，即便是上海反共分子中對共產黨最抱懷疑態度的那批人現在也改變了立場，看好新政府：“即使是過去對共產黨嚴加指摘的人，現在也承認：我們國家的命運再也沒有象今天這樣被有效地掌握著。現在的人民政府帶來了使中國變成一個強盛國家的希望。這個過程將是漫長的，並將帶來各種個人的困難和艱苦。然而，這是正確的方向。”[25]劉念義告訴父親，既然新政府已經給老百姓、劉家成員、甚至是以前反對共產黨的人都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現在是他回家的時候了。“你的家鄉肯定是在這裡，在這裡您才有可能做出更大的事情，而您的才能將受到更好的尊重。”劉念義還表示，如果自己的信還不足以說服父親，他一旦得到新政府的批准，就會立即親自前往香港。他寫道，到時候“最懇切地希望您做好準備，和我一起回上海”。[26]

但劉念義直到5個月後才得以前往香港。1949年10月（即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上海市政府委派劉念義前往香港，陪伴父親回上海，但劉念義此行未能達到目的。根據並未去香港的四子劉念智的說法，香港“到處進行反動宣傳。有一個朋友對他（劉鴻生）說：共產黨什麼都有辦法，只是經濟沒辦法。他認為這話頗有道理。面對這種宣傳，我父親不免受到了影響。⋯⋯主張等一等，看一看，再作決定。”[27]劉念義頗為父親的決定感到沮喪，他不得不獨自回到上海。

1949年10月末，已定都北京的新政府總理周恩來派遣特使到香港，試圖說服在那裡的中國資本家返回大陸。周恩來的特使向劉鴻生和其他在香港的資本家強調說，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害怕新政府；只要他們是愛國的，他們回國就會受到歡迎，他們的家庭和財產會受到保護，他們還會獲得以領導人身份為國家服務的機會。[28]

周恩來的特使顯然讓劉鴻生相信，他在上海可以找到比香港更多也更具前途的商業機會。劉鴻生在香港最大的一筆生意，是從中國西北購買羊毛，再出售給美國的地毯製造商。在這筆生意失敗後，劉鴻生告訴兒子們，他已經做好了從香港返回上海的準備。[29]在此情況下，劉念義再度啟程前往香港。他一到香港，劉鴻生就向他解釋了自己為什麼要回國（他在回國後又對家人們重複了同樣的說法）：“我已經是六十出頭的老人了！我的事業都在國內，不想留在海外做白華（即當時與俄國革命時期的白俄流亡者相似的中國人——高家龍注）。現在你們都盼望我回去，我一個人流落在海外，有什麼意思呢！我決定回去。”[30]為了避免國民黨政府特務的騷擾，劉鴻生和劉念義偷偷登上了英國太古公司的一艘輪船，乘船從香港前往北方港口天津。[31]11月3日，劉鴻生在天津碼頭對聞風而來的新聞記者談到了他和其他資本家從香港返回大陸的三個理由：他們所有的企業都在上海，他們帶往香港的所有資金很快就會用盡，他們對於財產被新政府沒收的所有恐懼也已不復存在。他還預測道，像他那樣的其他資本家也會很快從香港回歸大陸，並舉了“味精大王”吳蘊初為例，而事實上吳真的很快就回國了。[32]

（二）被推上領導崗位

從1949年11月3日劉鴻生乘坐的船隻抵達天津港的那一刻起，他便發現，新政府的官員們言而有信，給了他很多成為領導人的機會。劉鴻生剛剛從太古商行輪船登岸，便收到了周恩來總理的一份電報，邀請他和次子到北京去。於是，劉鴻生徑直前往北京，當天便同周恩來共進午餐，歷時兩個半鐘頭。周恩來向劉鴻生保證，他的工廠和私人財產將會獲得保護，他也可以保留過去的生活方式。周恩來要求劉鴻生同新政府密切合作，以便為其他實業家和商人樹立榜樣。

劉鴻生創辦的大中華火柴公司

周恩來稱劉鴻生為“民族工商業者”，而不是“官僚買辦資本家”，劉鴻生聽到後不敢相信，便問周恩來，這一稱呼是否適用於自己。他表示，自己過去曾在英國人的開灤煤礦管理局中擔任過買辦，還曾以官員身份管理過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輪船招商局。周恩來向他解釋說，共產黨使用這個詞語，旨在說明贊同資本家中的一個群體（民族資產階級）而反對另一個群體（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在這之後，劉鴻生才接受了周恩來的說法，並松了一口氣。他隨後又問周恩來，自己所有的華東煤礦和其他企業能否一併得到歸還，但他卻發現“民族工商業”的新身份並不意味著他的所有資產便會自然而然地回到他手中來。周恩來解釋說，劉鴻生可以拿回所有屬於輕工業的其他企業，但為重工業提供煤炭的華東煤礦不在其列，這是因為，根據新政府的政策，這些企業一律要歸國家所有並由國家管理。周恩來至多能保證的，是劉鴻生因華東煤礦而受到的損失最終將會得到補償。[33]

第二天，即1949年11月4日，劉鴻生在返回上海時受到了上海新市長陳毅的正式歡迎。陳毅在家中設宴熱情款待劉鴻生，並鼓勵他在遇到問題或困難時直接找市長解決。幾乎在一夜之間，劉鴻生發現自己已被任命為好幾個重要委員會的成員，同共產黨的許多高級幹部平起平坐。1949年12月18日，距劉鴻生返回大陸還不到六個星期，他就當上了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政協由市長陳毅親自掛帥，成員中還包括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此人是上海的新政治領導與資本家之間的主要聯絡人（見本書第二章，著者魏斐德）。除了在政協和其他委員會中任職外，劉鴻生還在諸如華東軍政委員會這樣的管轄範圍超出上海的機構中任職，並就各種地方性、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問題發表演講。[34]

劉鴻生在演講中（這些演講隨後都會在報紙上發表）對新政府的領導表示鼎力支持，並提出像他這樣的企業家應當遵守共產黨的各項政策。1949年12月17日，他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成員的身份發表演講。他回憶道，上海曾是“半殖民地的都市”，像他這樣的中國人在工業和商業中都“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的重重壓迫⋯⋯掙扎得透不過氣來”；但現在“上海的解放，給產業界開創了一個自由光明的新天地，使產業界轉入于一個完全擺脫桎梏的新環境”。他承認，即使在這個新世界裡，中國企業家仍然面臨著許多困難，他因而要求工商業界同人做好準備，效法共產黨“百折不撓、刻苦奮鬥”的精神，“吃苦在先，享樂在後”。[35]

劉鴻生在要求企業界同人從共產黨那裡汲取前進力量的同時，還就改革中國工業以發展出口貿易提出了具體建議，其中有預見性地提出了後來為1950和1960年代的香港和臺灣、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所採納並最終創造出了“經濟奇跡”的發展戰略。在勾勒他的設想時，劉鴻生以自己的毛紡廠為例子，隱隱地向政府表達了在這一個案上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施的希望。他提議，作為第一步應當從西北地方採購羊毛，他幾個月前就曾在香港進行過這一嘗試但是失敗了。但與過去不同，他現在計劃利用他的上海章化毛紡廠將這些羊毛加工成呢料，而不是向海外出售原羊毛。在第二階段，他要將羊毛製成產品出口到國外去，主要的出口對象是亞洲、非洲和拉美地區等較易進入的市場，其次才是歐洲和美國這些較難進入的市場，以此換取外匯。在第三階段，他將利用外匯來購買外國製造的生產物資，尤其是他在上海的大中華火柴廠為製造火柴所需的化學原料，從而完成從出口到進口、再到出口的整個迴圈過程。[36]

在發表這些公開演講的同時，劉鴻生私下裡告訴四子劉念智說，他預計政府計劃部門會通過向國營企業——而不是像他這樣的私營工廠——提供政府合同的方式來實行他的想法。結果，當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向他的毛紡廠而不是國營廠家訂購政府官員的呢制服時，劉鴻生真是喜出望外。在他看來，這一決定意味著政府不僅在理論上、也在實踐中都把他當作是共產黨統治下的可資信賴的資本家了。[37]

（三）返鄉的實用主義理由

正如上文所揭示，劉鴻生選擇在大陸生活的理由在返鄉後發生了變化。在他離開香港前，甚至在他返回大陸後的最初日子裡，他返鄉的突出原因仍然是實用主義的考慮，而並非民族主義的理由。他從香港返回上海前夕曾表示，自己這麼做是由於年紀大了，希望能靠近自己的工廠企業，同時還因為上海的家人們也盼望他回去。在那個時候，當很多中國資本家考慮是在上海還是在香港生活時，這些想法似乎也是他們內心的主要考慮。[38]劉鴻生回到大陸時，對新聞記者訴說了略有不同、但同樣是非政治性的返鄉原因：他的工廠坐落在上海，他在香港的資源存在著用盡枯竭的危險，以及新政府允許他保留在國內的財產的保證，等等。他在與周恩來的第一次會面中，對於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身份界定仍然感到疑惑，因而詢問周恩來用“民族工商業者”一詞來形容自己是否妥當。周恩來耐心地解釋了中國共產黨用這個詞語來表示對一部分資本家的嘉許並將他們與其他人區別開來的用意，直到這之後，劉鴻生才消除了疑慮。

上述例子說明，劉鴻生之所以離開香港並返回中國大陸，並不是因為他有不同于買辦官僚資本家的那種民族資本家的意識形態傾向，也不是因為他是一個不講究實用主義的民族主義者。直到他返回上海並全身心投入人民共和國的生活和工作之後，才在促使所有資本家——特別是自己的兒子們——返回中國大陸這一重要問題上，開始採納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立場。

三、召喚海外家人返鄉

如果說，劉鴻生在返回中國大陸後開始真心實意地擁護共產黨的事業，那麼，這種新定位是不是也導致了他對於家族生存戰略的修正？劉鴻生返回上海後發表了一系列意識形態色彩濃郁的演講及其他公開聲明，號召所有中國企業家下定決心同人民共和國站在一起，並為之獻出自己的生命和力量。然而，他是否能言行一致地把自己的家人從香港和臺灣召喚回大陸生活和工作呢？其實，就在他剛剛返回上海後不久，他就開始聯繫在海外的兒子們，要求他們返鄉。

（一）指示兒子們返鄉

1949年末和1950年初，劉鴻生不僅在演講中公開擁護共產黨新政府，給當時正在香港的八子劉念信的家信也如出一轍。劉念信最近才從麻省理工學院（1947級）和哈佛大學商學院（1949級）畢業，於1949年11月中旬從美國坐船抵達香港。他原本希望看到的是父親——有可能甚至是整個劉家——都已經逃到了香港。但他卻發現，父親已經離開香港前往上海，並留下了口信，要他也這麼做。

除了召喚劉念信返回上海外，劉鴻生還指示他將20世紀40年代末前往臺灣的五哥劉念孝和七哥劉念忠也帶回來，這是劉鴻生當時仍在海外的另兩個兒子。劉鴻生一定要這兄弟倆立刻從臺灣啟程前往香港，然後再與劉念信一起返回上海，“同作歸計，樂敘天倫。”[39]

儘管有父親的這番指示，但劉念信並未將五哥和七哥帶回上海，不過，他自己的確於1950年初返回上海，並得以與母親團聚。母親向來十分寵愛他，並一直同他保持著通信聯絡，自從他於1945年赴美之後，已近五年未見到過他了。但劉念信與父兄的關係——尤其是在他是否應當永久返回大陸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和工作這一問題上——卻沒有這般融洽。父親為他提供了一個到西北地方擔任羊毛專家的工作機會，而長兄則試圖吸引他到華中的一個蛋粉廠工作。但是，二哥和六哥卻對他所受過的教育有些不屑，事實上，他們甚至懷疑劉念信所受的教育是否讓他做好了就業的準備。他們告訴劉念信，他在哈佛商學院所受的教育是“非常反動的”，所以，他應該通過接受“再教育”來開始在社會主義中國的生活。只有四哥認為他應當遵從劉家在解放前“不要將所有雞蛋（我們這些兄弟）放在一個籃子裡”的戰略，勸說他返回香港。在上海逗留了兩個月之後，劉念信接受了四哥的建議，乘火車從上海回到了香港。

（二）中國是一個擁有自由的國家

在劉念信返回香港後，劉鴻生繼續堅持認為，他和五子劉念孝和七子劉念忠都應當永久性地返回中國大陸，同時，也對他們不肯這麼做表示出了與日俱增的失望。在劉念信看來，生活在共產主義之下是不可忍受的，因為他的自由會被剝奪。劉鴻生根本聽不進劉念信的這番爭辯。1950年3月28日，他寫信給在香港的劉念信說：

“接讀二十日來信，借悉汝畏懼國內思想不自由，以為逗留國外比較妥善，此系重視個人本位主義兼受國際歪曲宣傳之影響，遂致真相不明，疑而不決。汝已達自立之年，與餘六旬以外之人觀點容有不同，但就事實研究，必可獲得一致之意見。”[40]

為了讓劉念信在自由問題上與自己達成“一致意見”，劉鴻生反駁了他關於自由存在於美國、香港和解放前的上海的看法。他說，“但究其實際，則（這些地方的）所謂自由，完全虛假。”

劉鴻生還認為，劉念信在美國時受到了當地特殊環境的影響，已為關於自由的錯誤理念所浸染。對於在1937年就讓只有16歲的劉念信首途赴美求學，劉鴻生頗有些後悔：“汝出國太早，在美無年長者之商量，凡事全憑自己個人意見處理，漸至對父、兄之勸導亦發生懷疑⋯⋯。汝留美日久，受美國宣傳之影響，成見已深，一時不易改變。”[41]如果劉念信能夠批判性地看待美國的宣傳並擺脫美國式的偏見，那麼他就會看到美國缺乏自由，對於華人與黑人而言尤其如此。劉鴻生對這位受過美式教育的兒子諄諄言道：“又如在美華僑與黑人居住地區均有限制，不得自由選擇，而華人進入美境時所受種種不合理之虐待，更令人疾首痛心。”[42]

劉鴻生還寫道，對比之下，香港“雖較美國自由”，但對華人而言，任何自由均為英國殖民統治所削弱。根據自己最近的切身體驗，他觀察到：“至國人留居香港，雖覺嫖、賭、吃、喝，無不自由，但若經營正當事業，如國際貿易之輪船公司等，其董事長或總經理非英國人或其他國籍人士不可⋯⋯”[43]他向兒子解釋說，即使是自負的盎格魯——撒克遜法律其實也並未給香港的華人帶來自由，因為“法庭上所援用之英國法律，暗中包庇壞人，以達其繁榮香港之目的。故目下華人以香港為安樂窩，實與餘未出國前不覺喪失自由之同樣可憐也。”[44]

劉鴻生承認，他生活在解放前的上海，曾和許多其他人一樣，是在篤信自己擁有自由的信念中長大的。直到1927年，當他已經快40歲時，他才意識到這一信念無非是海市蜃樓而已。他回憶說，在舊上海：

“⋯⋯在租界內之高等華人，其言論行動亦受外國巡捕之管制，僅身受者不自覺耳。餘生長租界內，對於喪失自由，初亦未覺。迨一九二七年遊歷歐美，見彼邦公園人人可以入內遊覽，反顧上海租界內之公園，卻高掛‘狗與華人不得入內’之告示，始恍然於歐美人對待華人之不合理。”[45]

劉鴻生又指出，在上海和香港，享有特權的西方人與國內的貪官污吏剝奪了人民的自由。他告訴八子：

“須知滬、港兩埠之發達，全由於歐、美人占據後靠不平等條約之保護，享受種種特別權利，兼以中國官吏貪汙無能，人民知識淺薄，無世界眼光，但求舒適享樂，造成港、滬兩埠之畸形繁榮。對於國內之普遍窮睏，民生憔瘁，漠不關心，此乃無可否認之事實，諒汝亦甚明瞭。”[46]

劉鴻生強調，凡是對中國人民的貧困和生活每況愈下的狀況視而不見的領導人，都永遠不會為他們帶來體驗真正自由的機會。他的結論是，新中國領導人正在成功地從事著對於中國的改造，這恰恰是因為他們的視野中不存在這一盲點。

劉鴻生紀念碑

劉鴻生在1950年3月給八子的一封信中說：“余返滬已五月有餘，眼見上海解放後與前大不相同。”根據他的觀察，革命者只是剝奪了那些罪有應得的人的自由，而並沒有剝奪其他人的自由。“共黨辦事謹慎小心，處處著重實際，務求徹底明瞭，不貪污，不循情，人民不得隱瞞，不敢犯法，故除逃稅或犯法不自由外，凡守法人士，並不覺得所謂‘不自由’。”[47]

在談了自己的親身體會之後，劉鴻生再次對劉念信許諾道，只要他願意接受父親所提出的這些原則和看法，便會為他在中國毛紡工業中謀得一個稱心的職位。“若汝以餘上述各點為然，肯改變觀念，毅然返國，為生產事業服務，餘當負責在西北之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企業中，覓一適當位置。汝在美曾至毛毯廠學習試驗毛樣，必可大展所長，則有厚望焉。”[48]

然而，父親這番不動感情的論述以及對八子的殷切期望，卻未能說服他（也未能說服五子和七子）返回上海。但父親的立場卻顯示，他已經放棄了通過將家族成員分散到海外來減少生意和個人風險的家族生存戰略。劉鴻生在20世紀40年代末——以及在這之前的幾十年間——一直教育兒子們不要將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但現在，他卻一定要他們聚集在同一個地方，並投身於同一個事業。

劉鴻生寫給劉念信家書中所用措辭表明，他對於意識形態的信奉並不僅僅局限於演講和其他公開聲明。1949年11月，他為自己返回上海之舉所列舉的理由還幾乎都是純粹非政治性的。然而，返滬僅僅五個月後，在以上引用的這封寫於1950年3月28日的信中，他要求劉念信返鄉的理由卻有著高度的政治色彩。僅僅就這件事判斷我們還難以斷定劉鴻生言辭的政治化究竟是因為他的意識形態信仰發生了轉變，還是由於他返回大陸後受到了審查或自我審查制度的制約。不管劉鴻生身上的這種意識形態變化是出於什麼原因，在這之後他又經歷了更大的轉變。在要求家人們留在大陸或從海外返鄉時，他所列舉的理由帶上了越來越濃的意識形態色彩。

（三）在朝鮮戰爭中走上民族主義之路

儘管以上所引用的劉鴻生家書和演講都包括了對於外國帝國主義的批判，但直到1950年末中國參加朝鮮戰爭並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相對抗時，劉鴻生才開始為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而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並以此為理由要求兒子返回大陸。劉鴻生曾就讀于聖約翰中學和聖約翰大學（這兩所學校都是由美國聖公會在上海建立的），自學生時代起，他便對美國的力量充滿著敬畏之感。即使是在朝鮮戰爭打響之後，他起初仍對抗美援朝運動持懷疑態度。1950年9月、10月，美國人將北朝鮮部隊趕出南朝鮮並佔領了北朝鮮首都平壤之後，劉鴻生還擔心美國人會在他的家鄉上海投擲原子彈。[49]然而，到1950年12月，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北朝鮮並將聯合國部隊逐回到三八線以南地區時，他因愛國主義而產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並開始熱情地投入到抗美援朝運動中去。

劉鴻生並不是在抗美援朝中捐獻財物的唯一資本家（參見本書第四章溫奈良的論述），但他在上海企業家中起到了領頭人物的作用。他的企業為購買飛機和大炮捐款，而他本人也親自發表演講，鼓勵員工和其他企業家捐獻財物。劉鴻生向前線部隊捐贈了一千套毛呢制服，並親自給一千名負傷的志願軍戰士寫信，這些行動既有著實際內容，也富有象徵性意義。上海的《文匯報》專門就劉鴻生的愛國行動發表了社論，稱頌他為所有中國人的楷模。[50]

以父親為榜樣，次子劉念義親身參與了朝鮮戰爭。1951年春，他作為中國人民第一屆赴朝慰問團的成員訪問了朝鮮。在朝鮮期間，他探訪了前線的志願軍戰士，並用他1930年代就讀劍橋大學時所學到的英語同美國戰俘交談。1952年，他以第二屆慰問團團員的身份再次訪問了朝鮮。在聽了劉念義關於朝鮮之行的介紹後，劉鴻生表示，他為志願軍戰士的勇敢而深深感動。1952年，他對家人說：“我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51]

（四）在五反運動中出任國家領導人

如果說，朝鮮戰爭為劉鴻生將整個家族留在大陸帶來了民族主義的新理由，那麼，五反運動又為此而加上了政治上的原因——這是因為，劉鴻生在這場運動後被抬升到了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他先是成為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上海代表，之後又被任命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然而，他是在付出了沉重代價之後才獲得這些高位的。

在1952年的頭幾個月裡，劉氏家族和上海以及中國其他主要城市的資本家一樣，都成了黨所發動的五反運動的目標。這一運動之所以被稱為五反運動，是因為它旨在消除五種不法行為：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竊取國家經濟情報。從1952年1月到5月，上海有數以千計的資本家受到了工人、其他資本家、乃至於自己家人的批判和清算。當人們上街遊行，並用高音喇叭喊出不法資本家的名字時，資本家們必須讓五反工作隊進廠查帳，而在多數情況下，也不能不招認自己的罪行。在五反運動中，資本家們所經歷的磨難有多有少，但即便對那些沒有招認出任何罪行的工商業者來說，他們也會因自己在運動中的經歷而感到在社會上受到了羞辱，地位下降了。[52]

若與其他資本家相比較，劉鴻生似乎更處於一種不致於受到五反運動衝擊的地位。早在五反運動開展的兩年前，當政府首次頒佈反對偷稅漏稅和其他經濟犯罪行為的法律時，劉鴻生便立即對這些新法律公開表示贊同。1950年，他在上海市政協的一次會議上代表工商業者發言時說：“商人講究信實，逃稅者不信不實，是工商界敗類，應停止和他往來。”可以說，劉鴻生早就預見到了後來發生的五反運動，他因而主張對違反新法律者“應予嚴厲制裁，不必顧及情面”。[53]

儘管劉鴻生在五反運動前就已擺出了道德上的高姿態，並要求其他資本家遵守針對經濟犯罪的新法律，但他並沒有因此便逃過這場運動。1952年初，當劉鴻生被党的幹部當作運動的物件時，他生病了。他已經六十四歲，心臟出了問題，病倒後呆在家裡康復。當運動達到高潮時，他向家人擔心地表示，這場運動標誌著資產階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末日來臨了。四子劉念智後來回憶說，劉鴻生在病榻上告訴兒子們：“如今國家有了前途，共產黨在經濟上也很有一套辦法，可以不要資產階級這個朋友了。你們各走各的路，各想各的辦法去罷！”[54]

然而，五反運動的調查結果公佈後，劉鴻生和家人們發現他們不僅在運動中生存了下來，而且還獲得了大量好處。調查結果表明他們是清白的，被宣佈為“守法戶”。事實上，他們被當作民族資本家的楷模而受到了表揚，並得到了250萬元的特別財政資助，另外還得到了自其他一些不那麼守法的資本家處沒收而來的280萬元物資。劉鴻生還應邀到北京與毛澤東一起用餐。回到上海後，他給了家人們一顆定心丸：共產黨支持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並沒有改變。他對一位元日本記者表示，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他會抱著比以往更大的熱情，“走社會主義道路”。[55]

劉鴻生在五反運動結束時獲得解脫，這使得他和劉氏家族在國內獲得了政治上清白無疵的記錄，然而，他仍然面臨著因幾個兒子們逗留海外而帶來的一系列有待解答的問題：如果劉家真是一個模範家族，為什麼家裡卻有幾個兒子沒有回到上海和他們一起生活呢？在海外的這幾個兒子是否持有劉家從中國偷運出去、本來應當拿回到上海來的資金？劉鴻生既然是民族工商業者的模範，那他難道不應該保證讓整個家族及其所擁有的資源都用來為國家利益服務嗎？

如前所述，自1949年末以來，劉鴻生便一再指令身在香港的八子劉念信同五子和七子一起返回上海，試圖通過這種做法來打消人們對於劉家是否忠於新中國的任何懷疑。直到1952年劉鴻生仍無法聯繫到生活於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的劉念孝和劉念忠，但他卻有能力採取激烈措施迫使劉念信從香港返回上海，而他確實也這麼做了。

（五）不由自主地將所有雞蛋放到了一個籃子裡

1952年7月，當五反運動結束之後，六子劉公誠從上海出發前往香港，勸說八子劉念信與他一起返滬。表面上，劉公誠和妻子此行的目的是出席妻弟在香港的婚禮。劉公誠從1930年代起便是一名共產黨員了，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又對新政府表現出了堅定不移的忠誠，因此，他們夫婦毫無困難地便得到了離開大陸前往香港的許可。

奢華的婚禮在香港豪華的半島酒店舉行，此後，劉公誠與劉念信會面討論家中事務。他們兩人年齡相仿，一個36歲，一個31歲。1945年到1947年間，他們還只有二十來歲，都在美國公司實習，相互間因而有了更多的瞭解。他們已經有兩年多沒有見到過對方了，互相談起了各自的現狀。劉念信在一家瑞士海外貿易公司任銷售工程師，他不無驕傲地描述了自己的工作，以證明上海的兄長們當年關於他在香港永遠也找不到工作的警告是錯誤的。而劉公誠也講述了劉氏家族在大陸的生活。

劉公誠介紹家族情況的高潮部分，是煞有介事地透露了他此行所帶來的最重要的消息：64歲的母親病重，並希望能在病榻之側見到劉念信。他們兩人都知道，這個消息會令劉念信極為痛苦，因為母親打他小時候起就十分寵愛他，並在他1937—1941年、1945—1949年兩次長期留美期間一直與他保持著通信聯繫。

劉念信為母親的健康深感焦慮，立刻收拾行囊，與兄嫂一起北返上海。但是，他們剛剛越過香港和大陸的分界線，劉公誠便承認他撒了謊。在深圳的羅湖火車站，當兄弟兩人從香港來的列車上取下行李並準備換乘去上海的火車時，劉公誠向弟弟保證說，母親身體無恙，還承認他說母親患病只是為了要引誘弟弟返回大陸。劉念信知道了真相後震驚萬分，將行李摔爛在了月臺上。從那時起，他就一直拼命地想要離開大陸，但在此後的27年間，他的要求一直未能得到批准。直到1979年，他才最終得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永久移居美國。[56]

結 論

隨著八子劉念信的返回，劉鴻生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中，九個兒子中又多了一個在上海陪伴他的人。1953年到1956年間，劉鴻生和他在大陸的兒子們擁護並執行了政府將私人工商業國有化的政策。早在1953年10月，在中華全國工商聯的第一次會議上，劉鴻生便聽到了党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號召。根據四子劉念智的說法，劉鴻生立即便對將劉家企業改造為公私合營的想法表示贊同。後來，劉家企業於1956年初完成了這一改造過程。[57]

當劉鴻生被問及對於失去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有何感想時，他表示自己並不後悔。正如他對四子劉念智所解釋的那樣，他非常感謝黨將他的企業國有化，因為這解除了他的兩個最大的擔憂：企業在他有生之年遭遇破產，以及家族內部在他死後發生搶奪財產的爭鬥。劉鴻生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表示，因為國家按照他企業的價值（1956年的估價為人民幣2000萬元）的百分之五向他支付定息，他生活得舒適安逸。彌留之際，劉鴻生囑咐劉念智說，他死後，在大陸的子女們應當平分定息，之後則應當自願將定息的一部分上繳國家，以表達他對於黨的感激之情。在留下了這些遺言後不久，劉鴻生於1956年10月1日因心力衰竭而與世長辭，享年68歲。這一天，正好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周年的日子。[58]

1956年，劉鴻生的心情似乎不太可能會像劉念智所描述的那樣樂觀、那樣平靜，尤其是在他和家人經歷過一系列事件之後：發生於革命時期的動亂、在五反運動中受到的羞辱、社會主義過渡進程中家族對事業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喪失。儘管如此，已經披露的證據確鑿地表明，劉鴻生希望所有的家人都生活在人民共和國，而且對這麼多家人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陪伴著他感到由衷地欣慰。他在革命後返回大陸的決定，他勸說兒子們從海外返鄉的努力、他將一個並非心甘情願的兒子成功地帶回上海的行動，所有這一切，都是這一結論的印證。

劉鴻生為家族生存所奉行的戰略，同現存的關於1949年共產黨革命期間中國資本家何以會作出留在國內或返回大陸的各種解釋不太吻合。正如本文所揭示，劉鴻生從香港返回大陸的動機同毛澤東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定義並不契合。1949年11月3日，亦即劉鴻生返回大陸的那一天，當周恩來稱他為“民族工商業者”時，他起初還對這一說法是否適用於自己抱懷疑態度。只有在周恩來告訴他這個說法表明了黨對於他的認可之後，他才接受了這一說法，並以此來稱呼自己。更關鍵的是，他在返回大陸之前並不信奉民族主義。直到回到大陸後，他才以民族主義為理由，促使兒子們也返回大陸；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參與朝鮮戰爭之後，他才平生第一次宣佈，他為自己是一名中國人而感到自豪。

如果說民族主義的動機解釋不了劉鴻生返回中國大陸的決定，那麼，跨國主義的理由也無法說明他何以會召喚家人回國。革命前，他便已打破了國界觀念的限制，將兒女送到海外，讓他們在美國、英國和日本接受教育。他反復鼓吹，家族成員應當散居到海外，不應當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也就是說，不應當都留在中國）。遲至1949年年中，當劉鴻生在客居香港的六個月中反復權衡是否應當返回大陸時，他無疑也在考慮是否應當疏散家族成員和分散家族生意的風險（就像他曾在抗日戰爭期間做過的那樣）。但是，在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後不久，劉鴻生顯然已經得出結論：上述戰略將不會再像過去那樣行之有效了。1949年11月他回到上海後，馬上想盡辦法讓劉家的所有成員都返回大陸。他在家信中懇求他們返鄉，甚至還將一個兒子騙回國內。

劉家既缺乏民族主義方面的動機，又放棄了跨越國界的生意網絡，這就說明，他們之所以留在或返回大陸，歸根結底是為了作為一個家族去追逐新的機會。到1949年，父親和母親都已年過花甲，希望在晚年子孫繞膝，樂享天倫。劉鴻生和兒子們都認為，自己雖是資本家，但在共產主義之下仍然可以保持顯赫的地位。1952年初，他們在五反運動中對自己是否重要到不可或缺的地步產生了疑問。但即便在那個時候，他們仍然堅持整個家族應當在人民共和國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信念——他們在1952年夏五反運動結束後成功迫使八子劉念義回國的舉動便說明了這一點。之後，特別是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劉家一些成員開始後悔當初留在大陸的決定。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中，二子自殺身亡。但在共和國初年，除了八子以外的所有人都相信，他們身上的資本家標籤是可以與共產主義並存的。

20世紀50年代初，劉家和其他資本家在革命後或者留在大陸、或者從海外返回大陸。從長遠來看，這是否為資本主義在共產主義下的有效運作提供了一種先例？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後期，毛澤東時代的各種運動似乎已在當時清除了中國所有資本家（儘管並未清除中國的所有走資派）。然而，隨著70年代末改革的興起、2001年和2002年間吸收資本家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提議出臺，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劉家關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可以在中國並存的信念似乎是有其合理性的。

劉鴻生紀念館落成

姚昱、王元崇譯，陳兼校訂

注釋

[注1]Mao Zedong,The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2969),4:167—169.

[注2]最近有關這方面的歷史研究的例子，可以參見Tim Wright,ed.,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Recent Studies (New York: St.Martin's,1992);及Tim Wright, "The Spiritual Heritage of Chinese Capit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Armonk, N.Y.: M.E.Sharpe,1993),205—238.

[注3]Siu-lun Wong,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28.

[注4]Parks M.Coble,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213.

[注5]關於榮氏與郭氏家族例子的簡短介紹，見Wong,28—31;及Lynn T.White III, "Leadership in Shanghai,1955—69," in Robert A.Scalapino, ed.,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306。

[注6]劉氏家族檔案，保存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企業史研究中心。1958年，也就是劉鴻生逝世兩年之後，劉鴻生四子劉念智將這些檔案作為《劉鴻生文集》的一部分存放到了那裡。一些劉氏家族的信件已經出版，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劉鴻生企業史料》，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本文注釋所引用的劉氏家族已公開的信件，均來自于《劉鴻生企業史料》，而未公開的信件，則來自于《劉鴻生文集》。

[注7]Sherman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1880—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chapter 7; Coble,182—194.

[注8]《一九四五年父親劉鴻生致妻子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劉鴻生致劉吉生函》，《劉鴻生文集》；Cochran,167—174; Coble,187—189; Howard L.Boorman and Richard C.Howard,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2:399.

[注9]《一九四八年二月九日八子劉念信致父母函》、《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八子劉念信致兄長函》、《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六日八子劉念信致長子劉念仁函》，《劉鴻生文集》；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回憶我的父親》，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第110頁。

[注10]本段中的引文引自Lloyd E.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182—183。

[注11]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08—109頁。

[注12]引自Eastman,192。

[注13]Ibid.,196—197.

[注14]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10—111頁。

[注15]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98頁。

[注16]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12—113頁。

[注17]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11頁。

[注18]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12—113頁。

[注19]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14—115頁。

[注20]《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章德化（音）致父親》，《劉鴻生文集》；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11—112頁。

[注21]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16頁。

[注22]《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劉鴻生次子劉念義致香港劉鴻生函》，《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5—456頁。

[注23]《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5—456頁。

[注24]《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5—456頁。

[注25]《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5—456頁。

[注26]《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5—456頁。

[注27]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15—116頁。

[注28]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15—116頁。在這一部分，劉念智並未提到周恩來的特使們的名字。他們可能是潘宗堯與張惠農，這兩個人是1950年周恩來派往香港的特使，勸說銀行家陳光甫和其他金融家、資本家返回中國。見陳光甫：《陳光甫日記》，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249—251頁。感謝李培德博士向我引薦這一材料。

[注29]《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六日八子劉念信致長子劉念仁函》，《劉鴻生文集》；《一九四八年七月四日、十九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劉鴻生自香港致胡逸耕函》，《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368—372頁；《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劉鴻生五子劉念孝、七子劉念忠自臺灣致劉鴻生函》，《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4頁。

[注30]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16頁。

[注31]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15—116頁。

[注32]《文匯報》，1949年11月5日。

[注33]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16—117頁。

[注34]《文匯報》，1949年12月18日。

[注35]《文匯報》，1949年12月17日。

[注36]《文匯報》，1949年12月17日、1950年2月8日。

[注37]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18—123頁。

[注38]其他例子見Wong,31—32。

[注39]《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劉鴻生致留美八子劉念信函》，《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6—457頁。

[注40]《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劉鴻生致留美八子劉念信函》，《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7—458頁。

[注41]《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劉鴻生致留美八子劉念信函》，《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7—458頁。

[注42]《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劉鴻生致留美八子劉念信函》，《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7—458頁。

[注4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劉鴻生致留美八子劉念信函》，《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7—458頁。

[注44]《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劉鴻生致留美八子劉念信函》，《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7—458頁。

[注45]《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劉鴻生致留美八子劉念信函》，《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7—458頁。

。關於這一引述中所提到的這一引發爭議的告示，見Robert A.Bickers and Jeffrey N.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China Quarterly 142 (June 1995):444—466。

[注46]《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劉鴻生複劉念信函》，《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7—458頁。

[注47]《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劉鴻生複劉念信函》，《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7—458頁。

[注48]《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劉鴻生複劉念信函》，《劉鴻生企業史料》第3卷，第457—458頁。

[注49]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20頁。

[注50]《文匯報》，1951年1月16日。

[注51]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20—121頁。

[注52]John Gardner, "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 A Study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Urban Control," in A.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477—539.

[注53]《文匯報》，1950年9月5日、12月2日。引述部分來自後者。

[注54]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20頁。

[注55]渡邊卓郎：《資本家的自我改造》，日本法律家訪中代表團、國際法律家聯絡協會著：《中國的法與社會：訪中法律家代表團之報告》，東京：新讀書社，1960年，第164—166頁。

[注56]劉鴻生於1949年和1950年初召喚八子回國的聯合行動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另外一個有關一位年屆花甲的父親在1949年與1950年初召喚兒子從香港回上海管理家族企業的例子，請參見Wong,34。

[注57]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23—125頁。

[注59]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第125—126頁。

撰稿人簡介

周傑榮（Jeremy Brown），西蒙弗雷澤大學歷史學助教授，他的新書稿關注的是毛澤東時期的城鄉關係。他寫的關於江青樹立小靳莊為典型的一章，收入《作為歷史的中國文化大革命》（2006年）。

陳兼（Chen Jian），康乃爾大學中美關係史邁克爾・查克講座教授（Michael Zak Professor of History），中國和亞太研究專案主任。有多部著作，包括《中國通往朝鮮戰爭之路：中美對抗的形成》（1994年）、《中共對外政策與亞洲的冷戰》（1996年，合編）、《毛澤東的中國與冷戰》（2001年）。

高家龍（Sherman Cochran），康乃爾大學中國史胡適講座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商業史。最近出版的著作是《中國藥商：中國和東南亞的消費文化》（2006年）。

溫奈良（Nara Dillon），哈佛大學政府管理學講師。與戴慕珍（Jean Oi）合編《諸帝國的十字路口：民國時期上海的中間人、社會網絡和國家建設》（即將出版）。她正在寫一本題為《福利國家的悖論：革命上海的特權政治》的書。

周錫瑞（Joseph W.Esherick），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歷史學教授，中國研究魏枝和茱麗葉・秀講座教授（Hwei-chih and Julia Hsiu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音譯）。著有《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1976年）；《義和團運動的起源》（1986年）。他最近在寫一本有關葉氏家族和現代中國的書。

高錚（James Z.Gao），馬里蘭大學派克學院歷史學副教授。著有《共產黨接管杭州：城市和幹部的轉變，1949—1954》（2004年），另有若干以現代中國為主題的論文。高最近在研究“上海的市場：米糧、商人和國家，1866—1955”。

賀蕭（Gail Hershatter），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歷史學教授。著有《天津的工人，1900—1949》（1986年）、《個人的聲音：1980年代的中國婦女》（與韓起瀾[Emily Honig]合著，1988年）、《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1997年）、《中國漫長20世紀中的婦女》（2007年）。他正在進行的研究計劃為“性別記憶：鄉村婦女與中國的集體記憶”。

何凱思（Christian A.Hess），華威大學亞洲史助教授﹑英國研究學會理事。最近剛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完成現代中國史博士學位課程。他正在修改博士論文，主題是在把大連這個城市重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過程中，戰時的日本統治和隨後的蘇聯佔領之影響。

林培瑞（Perry Link），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榮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Chancellorial Chair for Innovation in Teaching Across Disciplines）。論著涵蓋現代中國語言、文學、通俗文化和政治價值等諸領域。著有《文學的用處：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學體制》（2000年）。現在正研究當代中國語言中的節奏韻律、概念隱喻和政治程式是如何影響人們怎樣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的。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哈佛大學政府管理學亨利・羅梭夫斯基講座教授（Henry Rosovsky Professor of Government），東亞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近來正在研究中共初期的勞工運動及其政治影響，初步擬定的題目為《安源：挖掘中國的革命傳統》。

畢克偉（Paul G.Pickowicz），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歷史和中國研究傑出教授。著有《馬克思主義文學思想在中國》（1981年），合著《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1991年）和《鄉村中國的革命、抵抗與改革》（2005年）。與人合編《民間中國》（1989年）、《新中國電影》（1994年）、《流行中國》（2002年）、《作為歷史的中國文化大革命》（2006年）和《從地下到獨立：當代中國的另類電影文化》（2006年）。現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現代中國史榮譽主席。

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麻塞諸塞大學艾姆赫斯特校區歷史學副教授。研究興趣集中在20世紀中國科學文化與通俗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發表論文有《培育一個更好的中國》（載《地理學評論》）、《臺灣澎湖的漁業和漁夫》（載《東亞歷史》）。她的第一本書即將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題為《人民的北京人：20世紀中國的科普和認同》。

李濱（Douglas A.Stiffler），賓夕法尼亞州傑亨廷頓地區朱尼亞塔大學歷史學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等教育、中蘇關係和冷戰時期的中國。他正在寫一本有關1950年代中蘇關係“蜜月時期”的書。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亞洲研究哈斯講座教授。最近出版的著作是《間諜王：戴笠和中國特工》（2003年）。在他2006年9月去世前，他完成了一部書稿：《紅星照耀上海》，研究的是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上海的安保工作。

索引

阿不都克裡木・阿巴索夫（Abdul Kerim Abasoff）195

艾沙・優素福・阿布泰金（Isa Yusuf Alptekin）194—195

阿卜杜拉希姆・阿敏（Abdurahim Amin）200—201

阿沛・阿旺晉美152，155—156，159

S.N.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53

馬裡亞諾・埃斯佩拉塔（Mariano Ezpeleta）35

艾思奇247

賽福鼎・艾則孜（Saifudin Azizi）193，201，208

安德列・布尼臣（André Bonnichon）46—47

安全委員會40

亨利・費爾菲爾德・奧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353

《巴格達竊賊》（The Thief of Baghdad）（電影）338—339

巴基斯坦144

八項規定30，37—38

白沉286

百花運動77，100，255，298，319

白色恐怖71

白楊277，292，299

班禪喇嘛：

承認問題156

與達賴喇嘛146，156

與《十七點協議》158

與西藏解放146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談判156

幫會114，116，117，130

鮑大可（A.Doak Barnett）236，255

包爾漢（Burhan Shahidi）193，195，197，198，201，207

保密局49

保衛上海委員會381

保育員205

北京法商學院333

北京市曲藝工作團224

北京師範大學306

北京猿人化石14，245，258—259

畢克偉（Paul G.Pickowicz）14—15，208，271—299

邊疆地區政策192—196；見“新疆地區”

邊慎齋（又名邊章五）177

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347

薄一波33，94—95

步達生（Davidson Black）256

曹阿金68

曹荻秋140

曹漫之89

曹禺273

《參考消息》與家庭生活337

拆屋重建政策37—38

產假205，362

產後護理357，362，363

產前護理357—358

產褥熱355，356，357

昌都戰役152—153

常寶堃225，231，232

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的經濟影響92

朝鮮戰爭戰俘110，111，115

與抵抗佔領129—130

與共產主義的控制5

與相聲段子229—230

與消滅西南地區的抵抗124

長征113，121，139

《昌都戰役的基本命令》（西南軍區）152

陳保泰381

陳大同49

陳賡26

陳兼（Chen Jian）12，137—160

陳金福74，75

陳鯉庭275

陳良31

陳綿273

陳少景170

陳西禾289

陳毅：

與上海接管26，27，31，32—34

與上海警察37

上海市長39，95，385

外表37

陳毓慶49

城市治理169，185

遲子祥169，175，180

處決：

處決西南地區的反革命分子124

與示眾126

通過群眾運動進行處決90

慈善家：見“慈善組織”

慈善組織83—102

慈善組織登記89—90

與反腐敗運動98，100—101

解散慈善組織89，100

與抗美援朝運動392

統合慈善組織87—90

與新民主主義時期11，84，87—88

《從猿到人》（恩格斯著）244，246

《從猿到人》（方且著）250，261

《從猿到人發展史》（劉鹹著）353—354

查理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247，249，250—251，346

達賴喇嘛：

與班禪喇嘛146，156

地位與權力153，155—156，157

返回拉薩157

與《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156—157

與西藏精英149

掌權153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155

達紮153

打虎隊93—94

大東煙廠68—70

《大改行》（相聲段子）231

《大公報》關於北京猿人化石的報導259

大江健三郎217

大進軍199—202

大連：

當地幹部造反172—176

共產黨接管12—13

民事政府166，169

中蘇文化關係181—185

中蘇政治關係168—180

大連工業展覽會（1949年）180

《大連人民日報》關於蘇聯軍隊的報導183

大上海青年服務隊49

大躍進262—263

大中華火柴廠386

《大眾電影》雜誌與桑弧284

大眾藝術劇團333

大專院校：

創建“新式”大學303—319

與對西南地區的佔領113

接管44

與美國的影響306

與蘇聯顧問305—307，308

衛生教育委員會355

與政治思想課程308

戴德380

道路建設153

鄧力群201

鄧小平：

與反革命118

與少數民族121

與西藏143

與消滅西南的抵抗124，130

與佔領西南地區113—114

關於徵稅114—115

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339

迪化城的建立192

迪化商會198

尼爾・迪亞芒特（Neil Diamant）129

第二殘老院98

地方官員與抵抗佔領117—118

第十人民醫院97

第一屆上海人民代表大會86

第一軍政幹校202

地主117—118，343

墊話（相聲段子）220，227，230—231

電影：見“電影工業”

電影工業：

與反美運動295—297

與國民黨人275

與國有化297

與家庭生活339—340

與中國共產黨15，275

電影管理局278

丁文291

定量票證42

東北抗日聯軍168

東北民主聯軍176

冬防委員會91—92

董必武88，330

董崇斌168

杜鵬程196

杜平176

段祺瑞307

《對對聯》（相聲段子）226，230

俄文大隊310—311，312

餓癆生（胎兒橫產）356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244，246，247—248，249，250—251，252，254，258，263，264

兒童：

與撫養子女的性別角色340—341

教養兒童335—336

1950年“二・六”大轟炸73—74

法國與上海警察29

法理47—49

反對逃稅的運動92—99

反腐敗運動93—99；也見三反運動，五反運動

反革命（也見鎮壓反革命運動）：

創世故事249，250

與工人民兵75

在貴州116—122

在浦東50—51

消滅西南地區的反革命122—127

鎮壓49—50，52—53

與徵召加入人民解放軍110

反官僚主義運動70

反美運動91，125

1957年反右運動218，255，298—299，347，397

反左傾運動177

泛突厥主義194，207

泛伊斯蘭主義194，207

犯罪（也見“土匪”）：

管制小型犯罪44—45

武裝搶劫45—48

性侵犯168—169，198

方成218—219

方且261

方實328，333—334，335，339—341，344—345

《訪問杜勒斯》（相聲段子）227

菲利波夫（V.E.Filippov）9，305，309，310—311，313—314

《飛油壺》（相聲段子）228，235—236

費穆273

費森科（P.I.Fesenko）305，309

費俠莉（Charlotte Furth）355

分娩：見生育

諷刺與相聲7，229—231，232，233，235，236—237，240

伏羲258

《腐蝕》（茅盾）288

復旦大學255

傅高義（Ezra Vogel）4

婦聯352，356，361，362，366

婦女：

分娩和接生351—369

與家庭生活340—341

蘇聯軍隊對婦女的惡行168—169

與相聲221，230

新疆的婦女206

為新疆招募婦女202—206

職業205，341

改造訓練：見“思想改造學校”

幹部（也見老革命幹部）：

與城市治理169

在大連的幹部168，169—172

大連（幹部）的反抗172—176

與反腐敗運動95

對幹部進行教育的挑戰317—318

幹部家庭337

幹部訓練24—26

在人民大學的幹部304，308，309，315—319

與上海警察的顛覆28—31

少數民族幹部201

高崗174

高家龍（Sherman Cochran）17，86，375—397

高小賢351，352，354

高崢（James Z.Gao）13，111，115，191—209

梅爾文・戈爾斯坦（Melvyn Goldstein）147

格達喇嘛147

噶廈：

與《十七點協議》157

與外交努力147，151，153—154

與西藏解放147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談判155—156

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353

羅伯特・吉蘭（Robert Guillain）38

公安局：

與逮捕國民黨秘密特工51

與定量票證42

公安局的成立39—40

與工會76—77

與管制小型犯罪45—46

工廠關閉66

工潮64—71

工會：

工會的角色77—79

與群眾運動90—91

與新民主主義時期11，72

工人民兵71—77

民兵解散77

《工人日報》關於工會的報導78

工商局68—69

工業發展：

與大連185—186

與國有化93，99，385

與生產增長政策171—178，179—180

轉向工業發展77

工業破壞28，49，68，72

工資等級345

共產黨：

城市政策24，166

與達賴喇嘛153

與抵抗組織109

與電影業275

與反左傾運動177

與工人民兵71

與國共聯合戰線85

與接生服務351—356

與劉鴻生379—380

與群眾運動92

人民大學學生黨員313

與桑弧383—384

與社會主義改造100—101

與統合資本家86—87

與吸收少數民族入黨20

與西藏解放137—160

與西藏談判指導方針149—1501

與相聲217—243

在新疆安排婚姻204

在新民主主義時期83—84

與伊犁政權195

與在大連的工資糾紛174

與佔領抵抗118

與中蘇文化關係181—185

與中蘇政治關係3，167，168—180

與資本家397

與資產階級329

與宗教鎮壓243

共產主義青年團76

《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傅高義著）4

《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弗朗茲・舒爾曼著）4

《共同綱領》第十條37

孤兒院89，91，94，97

古人類學244—245，255—256，262，263

穀正倫116

關東行政公署172，174，175，180

關東州租界地166

官僚買辦資本家376，385

《關於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的若干事項的規定》156

管制流民45—46

《光明日報》和劉鹹255

光中印染廠76

貴州省（也見“西南地區”）：

與抵抗佔領12，116—122

與反共抵抗109—130

郭琳爽86

《國恨家仇》（電影劇本）259

國際婦女節180

國立交通大學44

國民黨：

被逮捕的國民黨特工42，44，49，50

與邊遠地區138

抵抗國民黨116

與電影工業274

與工人民兵71

與共產黨的統一戰線85

與貴州的反革命分子116，117

與貨幣改革378—379

與接生服務354—355

與勞工關係65—66，70，71，72—75

作為列寧式政黨國家78

與劉鴻生377—379

與喪失支持2

與上海26—27

與身份證41

與蘇聯關係166

與西藏12

與消滅西南地區的抵抗126

在新疆的國民黨人193—194

與佔領西南地區114，118—119

與資本家85—86

國民黨國防部49，51

國民黨民政局41

國民黨革命軍195

國泰電影公司274

哈佛商學院388

哈薩克人193，194，201

“海北民眾反共縱隊”與“東南國民救亡軍”51

《海軍上將烏薩科夫》（Admiral Usakof）（蘇聯電影）194

海外貿易公司394

迪特・海茵茨格（Dieter Heinzig）196

韓光169，171，172，176，177—178，179—180

韓文煥116

韓文理254—255，256

漢族12—13，121，191，192，193，196，200，201，203，208—209

好萊塢電影8，276

何遲14，228，233—234，235—236，237，238，239

合法權利77

何凱思（Christian A.Hess）12—13，165—185，344

《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156—159

核心家庭335，348

何應欽31

合作化和接生站361—363

賀龍129

約翰・赫西（John Hersey）217

賀蕭（Gail Hershatter）16，290，351—369

《黑人野獸》（The Negro a Beast）（Carroll著）260

侯寶林223，227，232—233

侯一塵223

歐尼斯特・A.胡頓（Earnest A.Hooton）260

胡風346

胡少梅51

胡錫奎307，315—316，317

胡正明118—119，121，123，125—126

胡宗南23

護工隊67，68，71，72，75，76

滬杭鐵路27

戶口登記體系41—42

華北大學306，307，309，310，312—313

（中共）華東局25，26

華東軍政委員會385

華東人民革命大學286

華明煙廠75

華爾康381

懷默霆（Martin King Whyte）264

艾倫・懷廷（Allen Whiting）3，195

黃紹芬271，281，283，287，295，296

黃紹倫376

黃宗江271—272

黃宗英275，299

回族140

葷（相聲）段子221—222

婚姻5，202—206，335

《婚姻與迷信》（相聲段子）233

貨幣改革：

貨幣改革管制44

與劉鴻生378—379

蘇聯貨幣改革175

在新疆198

與佔領抵抗120

阿瑟・基斯（Arthur Keith）253，256

暨南大學44，253

嘉洛頓珠150

家庭：

核心家庭的發展329，335

家庭規模335

家長式的家族體系329

家族企業376

在建立家庭中黨的幫助203—207

在恐怖運動中逮捕家人126

遷居大連170

中蘇友好故事中的家庭183

家長式大家庭329

家長制恐怖111

《賈博士》（相聲段子）224

假幣製造44

賈蘭坡246，248，250，251，257，261

假期205，336，338—339

假日與家庭生活338—339

簡漢雄49

《建國綱領》330

健康護理：見“醫療護理”

劍橋大學382，392

江浙皖特別敢死隊49

講故事與文化演變183—184，339，367—368

蔣介石：

與撤離到臺灣31

與貨幣改革378

與劉鴻生377—378

與新疆193

蔣經國44，49，85，378，379

焦建和49

剿匪司令部55

教師203，205，249，305，307，308，310，313，319，334

教研室308

教育（也見“大專院校”）：

俄語教學隊伍310

對幹部進行城市管理教育24—26

工農教育319

護士學校205

接生訓練354—355

“思想改造”學校309—310

幼稚園336

接生服務351—369

產後護理357—358

產前護理357—358

與分娩類型356—357

與共產黨352—354

接生的衛生狀況358—359

接生服務組織登記97

接生訓練361—363

接生員報酬362

舊式接生法的挑戰356—358

新式接生法的引入16，352—354，358—361，362

助產士學校353—354

《解放昌都有關政策指示》（西藏工作委員會）152

《解放的囚犯》（李克和李又安著）3，286

《解放日報》：

出版讀者的抱怨43

關於逮捕國民黨秘密特工的報導42

關於上海解放的報導39—40

金縣170

金焰277

進化論：

與北京猿人255—259

與電影工業287

進化論的教授243—249

與人種257，260，261—262

與消滅唯心主義252—255

與古人類學246—249

經濟問題：

與五反運動94，393

與資產階級329

警察：

警察訓練26

上海警察的顛覆28—31

警察局警察消費合作社29

井圈生356

糾察：見“工人民兵”

糾察部72

救濟服務與慈善組織96

居民委員會（居委會）42，52—53

居民證41

《劇本》雜誌關於相聲的文章237

軍隊—警察—人民（政府）聯合辦公室40

軍管會32，44，50，72

軍墾13，115，202，205，207，208

軍事審訊112

伊利莎白・卡羅爾（Elisabeth Croll）356

《開會迷》（相聲段子）228，233，235，237

喬安・凱麗（Joan Kelly）252

康藝均49

抗美援朝運動：

與控制西南地區127—128

與劉鴻生391—392

與民盟的支持344

作為群眾運動52

與私人慈善業91

與相聲225

與葉篤莊345

與志願軍109

與對宗教的鎮壓253

抗日戰爭23，29，85，88，113，116，169，173，192，328，333，377，387

柯博文（Coble Parks）376

柯靈273，288

喀什葛爾201

科瓦廖夫（E.F.Kovalev）310

柯偉林（William Kirby）6

科學：

與接生服務16

與唯物主義243—244

與意識形態14，263—265

作為政治工具263—264

《科學通報》與劉鹹255

恐怖運動（也見“家長制恐怖”）：

處決124—125

逮捕家庭成員111，126

與消滅西南地區的抵抗124

苦幹劇團273

蕢延芳87，88

昆侖影業公司274

藍馬275

勞保76

勞動部71，76

《勞動創造了人》（賈蘭坡）248

《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恩格斯著）244，246

勞改營231，238

勞工抗議64—71

勞教所46

老革命幹部312，314—319

老舍223—224，226—228，229，236，239

黎玉93

李濱（Douglas A.Stiffler）15，303—319

李大釗254

李德生：見“毛澤東”

《禮記》258，262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5

李克和李又安（Allyn and Adele Rickett）3，286

李麗華271

李立三70，71，76—77，78

李森科（Trofim Lysenko）331，332

李士英39，44

李維漢155—156，330

李廷安355

李宗仁26

羅伯特・利夫頓（Robert Lifton）3，247，264

聯合國：

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154

與善後救濟署85

與西藏12，147，153—154

聯合戰線85

梁客潯197

良民證41

列寧（Vladimir Lenin）260

列寧主義4，138，295

林培瑞（Perry Link）7，14，217—240

臨時救濟委員會96

劉伯承113，121，143

流產338

劉昌義36

劉長勝90，92，93，94

劉峰29

劉鴻生：

被共產黨招募86

與出口貿易戰略386

與反共宣傳383—384

返回中國382—387

與各種可能性計劃381—382

與共產黨379—380

與貨幣改革378—379

家族從中國移居出去377—382

與家族企業的國有化395

與抗美援朝運動391—392

劉鴻生的領導人地位384—386

劉鴻生之死395—396

作為民族資本家17，385，387

與上海人民救濟代表大會88

與臺灣378—379

與五反運動392—394

與香港380—381，387，389—390

在中國家族重聚387—397

對子女的教育381—382

劉金髮（電影人物）281—284

劉少奇：

與鄧小平115

關於幹部訓練問題24

關於工業社會主義化問題99

管理風格5

與劉順元177

與人民大學303，308

與西藏141—142

與中蘇關係195，305

與資本家329

劉守禮46

劉順元172，174，175，176，177，178

劉思湘204

劉西罕360，366—368

劉鹹246，253，254—255

劉吟秋48

劉玉泉168

劉占魁51

柳運光171

六屆七中全會23

盧勁挺46

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53

盧於道253

魯康娃（Lukhang Tashi）157

魯中南區黨委25

陸大公29—30，31，33—34，37

陸德生（Justin Jon Rudelson）192

陸定一305

旅大事件168—180

呂淑湘223

綠洲城市202—206

輪船招商局377，385

《論持久戰》（毛澤東著）29

羅常培223

羅恕人197，198

羅學謙274

洛桑紮西（Lobsang Tashi）157

《駱駝祥子》（老舍著）223

麻省理工學院308

馬步芳195，198

馬呈祥197，198

馬大哈（虛構人物）233—235，237，239

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251，335

馬鴻逵198

馬克思（Karl Marx）244，250—251

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中的教育問題313

與民族自決138

唯物主義宣傳244，253

馬三（虛構人物）290—291，297

馬三立234

《買猴》（相聲段子）228，233—235，237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130

麥斯武德（Masud Sabri）194，201

滿族138，191，192

茅盾288，289

毛人鳳31

毛森30，31，33，34

毛鑫51

毛澤東：

與班禪喇嘛145

與朝鮮戰爭的經濟影響92

與城市政府戰略23

與處決反革命分子125

與電影工業292

與工業社會主義化99

與漢族的優越性12

與勞工抗議69

關於歷史、詩歌和文學作家的問題220

與劉鴻生17，380，393

與蒙古195

與民族資本家375—376

與農村和城市社會主義的對立24

與群眾動員5

關於上海接管問題25，28

與《十七點協議》157

與蘇聯關係305

外交與武力146

與西藏139，142—144，149，151，152—153，159

與相聲223

與消滅西南抵抗124—125

與新疆196，197，208

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看法78

與新民主主義時期1，85，252

與伊犁政權198—199

與印度的外交154

與《約法八章》30

與佔領西南地區113，114

與鎮壓反革命111

對中國的定性138，140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成138

貿易與出口戰略179，386

梅朵154

梅農（K.P.S.Menon）154

美國：

與北京猿人化石259

與對中國的電影出口274，276—277

與紅色恐慌3

與劉鴻生378，389

與上海陷落28

與西藏12，147，153

與細菌戰344

作為相聲的對象225—227

與中國慈善業91

美國的紅色恐慌3

美國空軍地面輔助部隊347

美國聖公會391

蒙古地區與人民8，137，138—139

迷信與唯心主義250—251

米高揚（Anastas Mikoyan）139，141，305

米丘林（Ivan Michurin）331—332

秘密會社5，7

《妙手成患》（相聲段子）227—228

民政局41，45，87，91，92，96—97，98，100

民主同盟（民盟）328，330，331，332，335，343，

民族資本家17，329，376，387，393

民族自決137—139，140—141

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258

莫斯科餐廳339

穆斯林13，194—195，196，198，201；也見“少數民族”

南開中學328，333

難民48—49，85，88—89，92，96，285

尼安德特人256，257

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147—148，154—155

農場與農耕：

與抵抗佔領119—120

與婦女351

軍事墾殖115

與徵稅111

農業：見農場與耕種

女子勞動訓練所289

歐克瀾（Cuthbert O'Gara）243，246

扒手45

潘漢年38，39，47，52，92，385

潘尼迦（P.M.Panikkar）151，154

潘焱117

裴克（Graham Peck）347

裴文中246，251，253，257，259，261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11，63—79

彭德懷142—143，196，198—199

彭真46，99，124

批判《武訓傳》運動292—293，296—297

皮爾當人化石247—248

普列雪茨基（M.S.Plisetskii）250

普善山莊87

七屆二中全會26

錢大鈞27

乾隆192，200

強姦35，168，198，279

青幫90

清華大學333

青年反共軍51

（國民黨）青年國民救亡軍51

青年知識份子：

與老革命幹部的對立315—319

在人大的青年知識份子312，313

《青青電影》關於電影工業的報導276

瞿白音298

《曲藝》雜誌和何遲239

全國工商聯99，395

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會（全國政協）392

全國助產士協會354

群眾處決：見“處決”

《人類起源問題》（天主教教育聯合委員會出版）14，252

《人類如何生產與發展的》(普列雪茨基著)250

《人類是怎樣長成的》（古列夫著）249

人類學244，245

人力車夫46

人力車工會46

人民保安隊71—72

人民大學：

本科班308，312，313

補習預備班314

短期訓練班308，314，317

建立303—314

人大的組織308

人大學生教育水準15，313—314

社會多樣性309—314

與蘇聯顧問15

學生不滿生活條件313—314

學生的黨員成分313

招生312

人民大學學生的“政治再培訓”311

人民法庭46，47

人民解放軍：

與昌都衝突152

與大進軍199—200

與進入上海32—36

與勞工關係72，76

與浦東反革命50—51

與西藏問題142，146，148—149，156

與消滅西南地區的抵抗122

在新疆194，195，196—198

佔領城市27

與徵召反革命分子110

與徵召婦女202—206

徵召土匪12，127—128

《人民日報》：

關於北京猿人化石259

關於電影工業的報導292

關於公共安全工作43

關於胡風的報導346

關於劉鹹254

關於相聲223

關於葉篤義334

關於葉篤莊331—332

日本：

與劉鴻生378，382

與細菌戰344

與殖民地165

與中日戰爭192

榮鴻慶65—66

榮鴻元65

榮毅仁66，86，92

《如此美國》（相聲段子）227

“三八式”幹部38

三反運動（也見“新三反運動”）：

與共產黨5

與工潮68—69

與居委會52—53

與農業科學院341

關於其中不公正的抱怨100—101

“三勤”29

與私人慈善業92—99

三區革命194—195

桑弧271，273—274，281，283—284，287，298，299

色情業289—291

沙龍劇團273

上官雲珠281，292

上海：

防禦性柵欄31—32

共產黨的治理戰略23—53

共產黨人對上海的接管36—40

在國家防禦和疏散期間27—28

國民黨轟炸73

警察顛覆28—31

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32—36

上海工人63—79

社會秩序40—44

上海的社會秩序40—44

上海電力公司73，74

上海電影製片廠（上影）275，297

《上海調查材料》26

上海公共衛生局97

1926—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64

上海警備司令部48，49，68

上海劇藝社273

上海軍管委員會50

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89

上海臨時難民救濟協會48—49

上海民兵71，77

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87

上海人民藝術劇院286

上海市冬令救濟委員會49，87，91

上海市兒童福利院100

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大會86

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86，87，92，93

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的籌備委員會86

上海市警察局28—29

上海市警察局政治調查部30

上海市救濟組織調查委員會92

上海市勞動局69—70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385

上海市人民法院48

上海社會局381

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385，393

上海市總工會64—65，66，67—68，69，70，72—74，77

上海市總工會（民國時期）70

上海市總商會87

上海文藝處277

上海戲劇電影協會275，276，285

上海職業劇團273

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長88

上海宗教事務委員會98

少數民族：

邊遠地區的幹部140

少數民族幹部201

新疆幹部197，208—209

與佔領區的抵抗120—122

邵健29，30

社會部（中共華東局）25，26

《社會發展史》（Müller-Lyer著）247

社會主義：

與借助蘇聯模式185

與進化論教育246，260—262

向社會主義轉變99

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99

《申報》43，50

申健151

申新紡織公司65

神農258

審查與電影工業276

沈寂298

《瀋陽日報》與相聲234

《生活》雜誌關於中國電影業的報導274—275

生育351—374；也見接生

盛丕華87，92

盛世才193，194，195，197，198

聖約翰大學391

聖約翰中學391

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115，123

石揮277—299

扮演劉金髮（虛構人物）280—284

扮演馬三（虛構人物）289—291

扮演資本家角色295—297

作為上海解放的慶祝者274—277

死亡299

作為文化革命者284—288

與相聲277

作為右派份子297—299

傳記272—274

識字班224

食物短缺：

與西藏解放145

新疆的食物短缺202

與消滅西南地區的抵抗123—124

與佔領西南地區113

弗朗茲・舒爾曼（Franz Schurmann）4，264

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14，243—265，287

《說說唱唱》雜誌關於相聲段子的文章225，238

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8—9，13，141—142，195—196，208，220，228，239

斯科普斯審判（Scopes Trial）249

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139

私人慈善業：見慈善組織。

思想改造學校46，127—128，284，286，309—310

《思想改造與集權主義的心理學》（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利夫頓著）3

《思想問題》（電影）285—287

四六風352—353，357

四明公所89，97

四人幫77

宋峰籌183

宋慶齡85，88，99

宋任窮115

蘇黛瑞（Dorothy Solinger）116

蘇嘉鐵路27

蘇聯（也見“中蘇關係”）：

與大連165—186

與東北195

與幹部在大連的行動169—170

與國民黨人的同盟166

與貨幣改革175

與軍事劣行168

與虐待中國平民168

與土地改革170

與西藏141—142

與新疆13，194，195

與援助人大15，305，307—309

增加生產政策178

支持漢族政府194

與中國共產黨8—9，167

蘇聯民政局175

蘇南公安局51

蘇振華113—114

素（相聲）段子221—222

肅反運動346

燧人氏258

孫竦337—338

孫瑜292

孫玉奎232

索菲婭・所羅君（Sophie Souroujon）35

塔克拉瑪幹沙漠199—200

臺灣377—378，387—388

攤販40

湯恩伯27，31—32

唐韻超172，173—175，176，177，178，180

陶峙嶽195，197—198，205，207

天寶145

天主教創世故事249，250

天主教與新民主主義時期91，252

天主教組織和私人慈善業領袖92

田棟雲119，121

通貨膨脹：見“貨幣改革”

童葆苓298

同仁輔元堂87

同鄉會89，94

同業公會86

《統一病》（相聲段子）237

土登晉美諾布147，148，150

土地改革：

大連土地改革170—171

與抵抗佔領118，123

新疆土地改革201

與新民主主義時期2

與葉篤義343

土耳其與新疆193—194，195

土匪：

改造與再教育117—118，127—128

貴州111

剿匪112，126，127

外交與西藏的解放141—157

萬人29

王國祥228，233，235—236

王立志170

王其人170

王曉籟87，88

王震196，199，201—202，203—204，205，207，208

《維他命》（相聲段子）221—222

維吾爾人192，193，194，195，197—198，200，201，205

唯物主義：

唯物主義中的教育313

與唯心主義的對立244，248—252

唯心主義：

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249—251

消滅唯心主義的運動243—244，252—255

唯意志論與馬克思主義254

魏德茂114，118，125，127

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256，257，259，260，261，262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6，10，15，23—53，79，90，111

衛生部98，354，356

溫奈良（Nara Dillon）11，78，83—102，381—382，392

文華影業公司271—299

文化部228，236，288

文化大革命4，5，218，239，397

《文匯報》：

關於劉鴻生的報導392

關於桑弧的報導284—285

《我們夫婦之間》（蕭也牧）238

《我們五十萬年前的祖先》（賈蘭坡著）246

吳國楨31

吳仞之273

吳曉鈴223，228，233

吳性裁278

吳耀宗88，89

吳茵298

吳永剛275，298

吳玉章307，312，313

吳子賓49

五反運動：

與工會78

與居委會52—53

與劉鴻生392—394

與私人慈善業92—93

五反的經濟影響94

對五反運動中不公正的抱怨100—101

與資本家17

與中國共產黨5

五花社298

伍嘉謨127

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99

與新民主主義1

與招募婦女206

1912年五卅運動64，72

1919年五四運動64，279

《武訓傳》（電影）238，292，293，296

《物種起源》（達爾文著）251

西北局（中共）：

與西藏142—143，145，147，148，149

與剿匪124

西北問題研究會199

西瓜生356

西瓜政策172

西南地區113—116，122—127

西南服務團113，114

西南軍區144—145，151—152，153

《西行漫記》（相聲段子）229，232

西藏137—160

驅漢事件142

與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合併156

與蘇聯142

西藏的戰略重要性144，154—155

西藏解放8

西藏工作委員會145，149，152

席香遠229

細菌戰344

夏格巴148，150—151，152，153

夏衍275，276，277

香港：

與出口貿易戰略386

與劉鴻生380—381，387，389—390

與西藏148

湘黔邊區反共救國軍118

相聲217—240

表演者和創作者218—219，224

與諷刺14，230—231

改革的努力223—228

改革的挑戰228—236

共產黨的鎮壓236—240

與抗美援朝運動225

內容221

與石揮277

素段子與葷段子221

相聲墊話段子220，231

相聲的定義218—219

相聲歷史220—222

與葉篤慎332—333

相聲大會224

相聲改進小組223—228

相聲廣播225，237

相聲中的貫口224，226，228

肖大成30，33

謝晉298

《新燈謎》（相聲段子）231—232

《新湖南報》關於為新疆招募婦女的報導203

新華社142，333—334，341，344

新疆地區：

與大進軍199—202

共產黨的接管13，141

漢族對新疆的主導207—209

解放新疆191—209

綠洲城市202—206

民族構成192，208

新疆和平起義198

新疆女兵招募工作團204—205

新疆起義196—199

新疆學院194

新教徒與新民主主義時期252

《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252

新民主主義時期：

與工會11，72

與國家統合主義85—90

與國民黨政權的連續性83—84

與群眾運動88—102

與私人慈善業84，87—88

與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對立244—245，252

新民主主義時期的轉變1，76，99

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城市精英84，88，95，99—102

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國家統合主義85—90

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群眾運動90—92

新普育堂98，100

《新黔日報》關於剿匪和朝鮮戰爭的報導127

新青團67，68

新三反運動97—99

(共產黨)新四軍29

《新中國婦女》關於接生的報導353

興中學會30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377

性別角色205，348；也見“婦女”

徐昌霖298

徐世昌332

徐同49

徐運北113，114

宣傳（也見“宣傳部”）：

與電影工業292—294，295

與對西南地區的佔領113

對反腐敗運動的宣傳93

與科學264

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對立244

與消滅西南的抵抗123

宣傳部236

薛寶琨233

學生：

不滿人大生活條件316—317

與老幹部和青年知識份子的對抗315—319

人大招收學生311—312

人民解放軍徵召學生197

學生社會背景309—311

學生士氣317—318

與佔領西南地區113

與政治背景309—310

訓練：見“教育、思想改造學校”

鴉片貿易120

牙齒矯正338

雅爾達協定關於大連問題的規定166—167

雅各賓主義53

顏福慶88

演員218

瑪麗安・楊（Marion Yang）183

楊長慶43

楊帆25，39

楊鳳池114，117—118，125

楊虎30

楊柳青278，292

楊守明183

楊勇113—114，116，118，121

楊增新192

姚增廙334

葉伯英327

葉成197，198

葉崇質16，327—328

葉篤仁329，330，332，335

葉篤柔334

葉篤慎332—333

葉篤頌334

葉篤信332，334

葉篤雅334，335，340

葉篤義330，332，339，340，341—343

葉篤正327—328，329—330，339

葉篤莊331，337，338，339，341，345—347

葉方333，335—337，341—342

葉明295

《夜行記》（相聲段子）233

1935年一二・九運動333

伊犁政權195，197，199，208

醫療護理（也見“接生服務”）：

衛生部門361

與衛生局100

牙齒醫療338

醫療保險76

米凱爾・伊林（Mikhail Ilin）249

伊斯蘭商會198

伊斯蘭主義194，197

醫院97—99，100

《移民企業家》（黃紹倫著）376

彝族頭人與抵抗佔領195，197，199，208

以工代賑運動49

“以蘇為主”176—180

易勞逸（Lloyd Eastman）379

嬰兒死亡353，355—356

印度：

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44

與西藏153—154

在印度建立大使館148

英國：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44

與劉鴻生385

與上海佔領28

與西藏12，147，148，152，153—154

與新疆193—194

與香港389—390

英國對華電影出口276—277

應雲衛2752

《擁護和平》（相聲段子）225

有巢氏252

友好故事與中蘇文化關係182—184

《友誼》（中蘇友好協會出版）182

幼稚園205，336，339，34

於伶275，277

於世德223，225

於濤和316

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339

語言：

俄語教學隊伍310，313

作為勞工和平的障礙67

與相聲段子224，225

在新疆的語言培訓計劃201

育才小學336

育嬰堂98

袁仲賢152—153，155

曾震武198—199

戰俘109，110，112

張愛玲273

張本政169，173

張達突31

張國華143，145

張國燾139

章華毛紡織廠381

張經武157

張駿祥277

張慶森234

張聞天178

張奚若312

張毅民231

張治中194，196，197，207

趙丹275，277，292，299

趙佩茹231，232

趙朴初88，91，92—93，96

趙祖康31，33

震旦大學46

鎮壓反革命運動：

與朝鮮戰爭127

與慈善組織11

與工潮68

與工人民兵75

與居委會52—53

目標90

對其中不公正的抱怨101—102

與私人慈善業91—92

政治目的52

真光電影院273

徵稅：

抵抗徵稅116

與反革命領袖117，119

與農民111

與蘇聯在大連的控制179

與五反運動393

在新疆徵稅192

與佔領西南地區113，114—115，122—123

整風運動92，178，292，313，333

政法大學312

政法委員會330

鄭君裡275

正泰膠廠66—67

政治協商會議（政協）330，334，343，385，392，393

支前委員會114

《紙老虎》（相聲段子）225—226

志清法師146，147

志願軍109，111，128，392

中法校友聯誼會29

中共地下軍33

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幹部訓練問題的決定25

中國電影戲劇工作者協會277

中國福利會85，88，99，100

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85

中國科學院255，330

中國旅行劇團273

中國農業科學院337

中國人民第一屆赴朝慰問團392

中國人民救濟代表大會88

中國人民救濟總會88，89，91，94—97

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88，89，91，92，93—97

《中國猿人》（賈蘭坡著）257

“中華聯邦”計劃137—138，139

《中華民族的兒女》（方且）261

中華全國工商聯395

中華全國火柴產銷聯營社377

中華全國總工會69，71，78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計劃委員會386

鐘民94

中日戰爭（1937—1945）192

中蘇關係：

在大連13，165—186

合資企業175

文化方面181—186

政治方面8—9，168—180

中蘇合資企業175

中蘇文化關係181—186

中蘇友好故事中的母親主題183

中蘇友好協會13，181—186

中蘇在工資問題上的衝突174

中央黨校344

中央廣播電臺與相聲237

中央航空公司381

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委）145，206

種族與進化論教育249，260—262；也見“少數民族”

仲曦東37

周恩來：

關於邊遠地區的民族問題140

關於反革命問題52

關於接管上海問題26

與劉鴻生17，380，385，387

與民族資本家396

與天主教組織252

關於西藏解放151

與葉篤義343

與在香港資本家384

周傑榮（Jeremy Brown）1—17，109—130，293

周錫瑞（Joseph W.Esherick）16，110，327—348，375

朱代權124

朱德18，30，146，150

朱定遠292

朱莉（Julia Strauss）111，124，130

朱石山50

朱壽光150—151

竹林關接生站360

爪哇人256

資本家（也見民族資本家）：

與反腐敗運動95

共產黨的吸引85

共產黨中國的資本家16—17，375—397

官僚買辦資本家376

進化論教育與資本主義260

天主教教育聯合委員會252

統合資本家86—87

消滅資本家運動397

新民主主義時期1，7

資產階級：

與反腐敗運動93—99

與共產黨329

與經濟恢復329

與群眾運動90—91

在人民大學的資產階級309

與私人慈善業85

與新民主義時期1

與鎮壓反革命運動11

資產階級被消滅99—102

《自然辯證法》（恩格斯）244

自殺：

慈善工作者自殺94

地主自殺343

與反腐敗運動93

老舍自殺239

石揮自殺15，299

無權獲得國家福利的工人自殺76

自我批評43，46，96，236，238，255，285，287，340，343，346

宗教組織（團體）：

作為被禁組織90

與反腐敗運動98

共產黨的鎮壓253

與私人慈善業領袖91

與唯心主義249

與新民主主義時期252

與中蘇關係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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