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上）

周傑榮 (Jeremy Brown)﹑畢克偉 (Paul G. Pickowicz) 編

姚昱 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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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上）

作　　者：周傑榮(Jeremy　Brown)、畢克偉(Paul G.Pickowicz)編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01月13日

本書由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掌上遊科技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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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掌上遊科技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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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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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魏斐德我們的同事﹑導師和朋友

致 謝

第一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引論

一 城市接管

第二章 “清理整頓”：上海的新秩序

第三章 國家的主人？人民共和國早期的上海工人

第四章 新民主主義與上海私人慈善的終結

二 占領外圍

第五章 從反共到抗美:1950—1951年中國西南地區的內戰與朝鮮戰爭

第六章 西藏的“解放”——發生於1949—1951年的一段歷史

第七章 老大哥在盯著：1945—1955年中蘇地方關係與新大連的建設

第八章 綠洲的召喚：1949—1953的新疆“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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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魏斐德

我們的同事﹑導師和朋友

致謝

對我們這些在北美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來說，讓廣大中國讀者看到我們的研究成果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本書中文版的誕生得益於楊奎松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指導。我們對楊奎松教授、韓鋼教授、以及華東師範大學當代中國史研究班的全體師生的支持和幫助，表示誠摯的謝意。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對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支持是值得我們敬佩的。我們與中文大學出版社合作的整個過程非常愉快和順利。為此，我們要特別感謝甘琦社長、吳永熹編輯以及林穎編輯。我們還要對姚昱等人細緻的翻譯工作，林一蘋細心的譯校工作和劉憲閣仔細的校對工作表示感謝。此外，我們要感謝西蒙弗雷澤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s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Fund）對翻譯和校對費用的財政支持。

本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初期歲月：重新回顧1949—1953年的轉變時期”這一學術會議的產物。該次會議於2004年6月20—30日在加州大學聖達戈分校召開。我們要感謝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下列機構對此次會議所提供的財政支援：負責學術事務的資深副校長辦公室，人文科學中心，徐氏中國研究基金，中國研究專案，東亞研究委員會與歷史系。

除了本論文集的作者們之外，還有一些傑出的學者們參加了這次會議。我們要感謝洪堡州立大學（Humboldt State University）的羅伯特・克裡沃（Robert Cliver）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徐蘭君，他們不僅與我們分享了他們的研究發現，在會上還扮演了極具洞見的討論者的角色。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幾位博士研究生在會議期間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支援。莫捷明（Jeremy Murray）是會議的記錄員，何必（Brent Haas）、黃愛倫（Ellen Huang），何大鵬 (Dahpon David Ho)，蔣邁（Matthew Johnson），張珺（Elya J.Zhang），鄭小威（Xiaowei Zheng）對會議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後勤支援。加州大學中國研究專案的兩位職員貝蒂・岡德森（Betty Gunderson）與朱麗亞・關（Julia Kwan）對會議的排程、資訊交流與文稿準備也貢獻良多。

我們也希望感謝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凱薩琳・麥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為此書英文版所做的出色的工作，以及蘇珊・巴傑（Susan Badger）這位能力出眾的責任編輯的工作。我們還特別感謝哈佛大學出版社邀請的匿名評審人為本書提出的諸多有用的評價與建議。

我們的老同事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啟迪了許多人。他為人熱情慷慨，是本次會議的主導者之一，魏斐德的文章也為本書其他部分確定了基調。由於這些原因以及其他許多原因，我們將《勝利的困境》敬獻給魏斐德，這位偉大的學者與令人尊敬的朋友。

第一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引論

周傑榮（Jeremy Brown）、畢克偉（Paul G.Pickowicz）

自從1953年以來，即當第一個五年計劃標誌著毛澤東結束了新民主主義的試驗，開始轉向社會主義之後，中國1950年代初期這一階段，就從人們的觀察視野中消失了。出現這一情況不足為奇。隨著人們將注意力轉向解釋中國一系列新的戲劇性事件，包括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以及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誰還會對緊接著1949年共產黨接管大陸之後的這個時期感興趣？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只是一個過渡，它與隨後發生的一系列劇變之間的關聯，還鮮為人所知。

中國官員與學者中的許多人都在1953年以後的各種運動中受到了打擊。他們對人民共和國早年歷史的討論要比西方同行做得早。在官方的歷史著作中，1950年代初期被展示成一個“黃金時期”：政治穩定、經濟恢復、社會和諧。[1]增進團結的確是1950年代初期黨的官方政策。毛的新民主主義原則承諾過，要把與革命的“工農聯盟”並不那麼協調的資本家和其他中國人也包括到“民族統一戰線”中來。

在毛時代之後的改革時期，各種出版物都開始宣揚對1950年代初期的正面記憶，這一點並非巧合，因為這兩個時期有著驚人的相似性。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農民大規模湧入城市，私人工廠與大型國有企業並存，非政府組織和教會組織幾乎與中共領導的組織一樣起作用，而資本家與其他黨外人士則支持當局並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作用。這些情形，在1970年代下半期毛澤東去世之後再次出現。

然而親身經歷過這兩個時期的人都知道，2001年遠非1951年。1950年代初，中國正在從一個世紀的帝國主義侵略、內戰與自然災害中獲得新生。管理像中國這樣一個巨大、多變、支離破碎又貧窮不堪的國家，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特別是對於一個此前二十年一直活動在內地的政黨來說更是如此。掌權之後，共產黨馬上又面臨諸多嚴峻的挑戰。到1950年末，人民共和國不僅對外在朝鮮對美國作戰，而且在中國的廣大地區，武裝反抗時有發生，很多地區只是在名義上為共產黨所控制。但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這個階段，也是一段充滿希望與熱情的時刻。大量的新制度建立起來了，中共試圖將社會各階層包括進來。在城市，資產階級成員既被期待改造自己並為國家的更高福祉犧牲自身的利益，也被邀請為建設一個新社會而貢獻力量。然而在農村，地主作為的空間很小，特別是從1950年末溫和的土改政策讓位於更加暴力的階級鬥爭以後。[2]

1950年代初研究中國問題的第一代西方學者向我們暗示了當時的挑戰、疑慮、希望與恐懼。到了1953年，大多數西方記者、留學生與神職人員都已經離開中國。但是就在四年前，他們中的許多人還目睹了中共接管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的場面。他們對新中國的看法不盡一致，從同情中共到極端反共的都有。但所有人都關心這一問題：共產黨是否已經徹底地贏得了內戰，抑或1949年的勝利者僅僅是填補了國民黨人垮臺後所留下的政治真空？

當時第一手的記述證實，國民黨政府已經失去了民眾的支持，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都已經為改變做好了準備。知識份子、學生與其他人雖不一定傾向於支援共產主義，但對1948與1949年開進中國東部城市的這支紀律嚴明的農民軍隊都表示熱情歡迎。[3]不過在這些最初的報導中，對中共的潛在擔心也是顯而易見的，這點尤其體現在那些有關新政權在1950年與1951年致力於通過知識份子改造和鎮壓“反革命”的方式來清理與重塑社會的文章裡。[4]

學者們對中國共產黨是否是蘇聯導演的一場國際大陰謀中的馬前卒這一點，也莫衷一是。這個黨雖然已經統治了中國北方中部地區與東北地區長達十多年，但是外部世界對此知之甚少。而美國國內日益增長的“紅色恐慌”（Red Scare）使它傾向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服從莫斯科的指令的。中國的確在1950年代與蘇聯合作過，但它也是在走自己的民族主義道路。對毛來說，蘇聯的支持也許幫助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但是中國人民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才“站起來”的。不過關於中國公民與蘇聯專家之間的關係與互動的情況，其細節到現在人們還知之甚少。

對於那些傾向於譴責新中國是一個與蘇聯一模一樣的“集權”社會的人來說，中共政權使用暴力與強制手段，為他們提供了口實。最早關於1950年代初期中國的學術研究多半以情報和中國報紙譯文為原始資料，它們將中國描述成一個用鞭子令其公民臣服的全能國家。這些著作斷定，大多數中國人正過著一種“恐懼而麻木的生活”，而國家恐怖已經“把中國人可能有過的抵抗意志消磨殆盡”。[5]

雖然對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決策研究延續著這種“認識敵人”的意圖，但是就中國領導人是否盲目執行蘇聯命令這一問題仍有分歧。例如艾倫・懷廷（Allen Whiting）認為，中國之所以會介入朝鮮戰爭，是它面對自身的國家安全真正受到威脅而做出的反應，而不是蘇聯陰謀的一部分。[6]即使在冷戰背景下，一些學者也嘗試從中國本身的角度來分析中國。但是由於資料的局限與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所限，朝鮮戰爭對中國國內的重要影響，仍然沒有被披露出來。

其他以個人經歷或對香港的大陸流亡者的採訪為基礎寫成的著作認為，中國新的領導人的興趣不僅限於國家安全、政治控制與經濟現代化。革命看起來也發生在個人的、心理的、甚至是精神的層面。羅伯特・傑伊・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的《思想改造與集權主義的心理學》（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與李克（Allyn Rickett）和李又安（Adele Rickett）的《解放的囚徒》（Prisoners of Liberation）（此書為兩個在中國監獄裡經歷過思想改造並轉而支持中共政權的美國人的回憶錄）顯示，中國採取的並不是那種不加區別地殺戮潛在敵人的制度，而是通過承諾給予靈魂拯救來換取一些人對新政權的完全服從。[7]

總的來說，1950年代完成的回憶錄與學術著作都指出，中國的統治者利用民眾要求改變的熱情，再加上恐怖和灌輸，已經穩固了權力。但是只靠對逃亡者的採訪和報紙的報導，也在研究中留下了許多無法回答的問題。必然地，這些探討基本上都聚焦在新政權力量集中的大城市，多半高估了黨對社會的控制，無法說清1950年80%以上還是農村的地區所發生的各種事件。[8]中國各地在同一時期經歷了同一過程嗎？1950年代初期的種種變化以同樣的方式影響了村民與市民、男人與女人、漢族人與其他少數民族群體嗎？人們對家庭、鄉土和職業的忠誠全都消失了嗎？

到1960和1970年代，經過新一代社會科學領域的畢業生與年輕學者的努力，這些問題開始變得清晰起來了。新的著作注意到人民共和國初期國家——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舊（傳統中國文化）和新（共產主義革命）之間的平衡。在第二波研究1950年代初期中國的學術成果中，出現了這樣幾個趨勢：第一，資料的限制意味著學者們仍不得不更多關注政黨——國家層次的組織結構與功能，而不是地方社會的運作；第二，政治學家與社會學家嘗試解釋中共的政策是如何被執行的，而不是這些政策是怎樣為人們所感受的；第三，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使學者們對中國內部在整個1950年代一直存在的各種衝突與隔閡有了進一步的瞭解。[9]

在文化大革命動搖了中國是由一個統一的党領導的團結社會這一印象之前，弗朗茲・舒爾曼（Franz Schurmann）的《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詳細介紹了中共通過列寧主義式的組織與制度管理中國社會的情況。[10]舒爾曼認為，党——國在1950年代已經消滅了傳統的權威網絡，並取而代之。但是，當其他社會科學家繼續密切觀察單個的省份或城市時卻發現，舊的模式與隔閡並未消失。即使對共產黨幹部來說，1950年代初期他們與家庭和家鄉的紐帶，也是與對國家和党的忠誠並存的。傅高義（Ezra Vogel）的《共產主義下的廣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揭示了當地人與外地人在廣東省的摩擦。多年來一直做共產黨地下工作的本地幹部，十分不願執行1949年大批進入該省的北方人所發佈的命令。當外來幹部批評並取消了廣東省當地溫和的土改措施時，這一關係就更加惡化了。[11]傅高義發現，即使同在廣東省，這些幹部們在語言上以及觀點上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就使得1950年代初期的中共黨組織呈現出更為複雜的畫面。

文化大革命為中共黨組織及中國整個社會內部存在著各種隔閡這一觀點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學者們發現，基本政策的分歧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政治學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研究天津時，就注意到毛澤東採取的是群眾動員的管理模式，而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支持的則是黨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12]1949年春，劉少奇訪問天津並發表講話，反對進行激進革命和敵視城市社會上層。在劉少奇訪問之後的三年內，天津的幹部採取了一種相對溫和與寬容的政策。共產黨的政策與宣傳並未觸動太多的城市居民，只有個別目標群體，如“反革命分子”和宗教秘密會社的成員，感受到了黨的統治的鐵腕。李侃如揭示出，是朝鮮戰爭與1952、1953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最終使中共收緊了對城市的控制，並引發了“第二次革命”。因此，這些轉捩點的意義甚至比1949年的接管還要重要。不過，個人在1950年代初期的這些運動中究竟有怎樣的經歷和感受，我們仍所知甚少。

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教授——李侃如

在中國大陸不向外國的研究者開放的情況下，只靠報紙的報導與流亡者的證詞，自然限制了有關1950年代初期這段歷史的研究範圍。這一局面在毛死後有了改變。新資料的獲得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對毛時代的看法。從1970年代末開始，儘管經常會有政府的監督人員在現場，但外國學者的確可以在中國大陸進行採訪了。再到後來，在沒有官方介入的情況下與個人談論其過去不僅已成為可能，而且是越來越普遍了。雖然中國各地的檔案利用與收藏情況有很大差別，但是總的來說，相比以後的那些時期，中國檔案館一直更願意提供1950年代初期的檔案與報告。例如，縣一級的檔案館已經允許學者利用顯示諸如農村婦女如何靠1950年的婚姻法來實現自己目的的資料了。[13]而市級檔案館的檔案則能提供共產黨接管城市機構、重建城市社會秩序情況的更多細節。[14]

近來官方出版物也提供了關於1950年代初期政治領域，特別是精英層面的豐富細節。許多這類著作仍然致力於宣傳“解放”之後的“黃金時代”，但也常常會提供許多有關消滅“反革命分子”與反共“匪徒”的細節資料。[15]新的材料也為認識毛澤東外交政策的革命性與民族主義特點，包括他關於出兵朝鮮的決定，帶來突破性的進展。[16]

隨著資料基礎的改變，學者們的研究視角也發生了變化。毛死後階級鬥爭被摒棄，許多學者不再從革命的角度來分析人民共和國了。將革命放在次要的位置，轉而從國家建設與現代化的漸進性過程這一角度來思考二十世紀的中國，使得學者們開始探究國民黨與共產黨統治之間的延續性。從這一視角出發，1949年不再是一個僵硬的分界線。柯偉林（William Kirby）關於中國技術官僚的開拓性研究，推動許多新的著作開始探討家庭組織與工作場所在1949年之前和之後這兩個時期的相似性。[17]研究者發現當共產黨人開始治理大陸時，出於必要性與策略的考慮，會允許1949年前的組織制度、個人關係與社會模式繼續在新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

本書各章都建立在跨越1949年這一歷史分界線的研究構想之上，並努力試圖深化相關的認識。在諸如城市政策、公共安全、工業發展、教育問題、勞工關係、少數民族、農村醫療等領域，中國共產黨人在1950年代的行動與國民黨人在1930和1940年代的行動非常相似。和國民黨人一樣，中國共產黨人也決心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即便這種加速了的國家建設削弱了一些社會群體表達自己意願的能力也在所不惜。因此，即使中共自稱是城市無產階級的政黨，但1949年春天之後，它還是立刻對勞工運動採取了嚴格的國家控制。這和國民黨當年的舉動幾乎一模一樣。不過無論在風格、手段還是結果上，中共與國民黨都有著相當的不同。正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第二章注意到的：“當面臨動員問題時，國民黨人的方式是進行規勸、向下傳達命令、驅策被動的群眾，而中共的特性則是直接深入到基層或草根層面並在那裡進行組織，號召‘群眾’積極參與。”

接下來的問題是：當1950年代初期中共深入到草根階層時，到底發生了什麼？誰是中共動員的對象“群眾”？這些群眾如何面對因中共勝利而帶來的這一困境？甚至，誰又是“中國共產黨人”？毫不奇怪，答案是複雜的。本書研究的並非精英政治，而是要探討不同背景的人在與革命性的政黨——國家的中低層代表進行互動時，到底發生了什麼。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與鄧小平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在接下來的十四章中也會偶爾出現，但更常見的是像副市長、大學校長、部隊連長與婦聯代表這樣的人物。換言之，讀者將要熟悉的是許多負責在基層執行毛澤東命令的無名人士。在1950年代初期，這些中低層官員對於農村婦女、富裕商人、電影明星、科學家、一家之主、喜劇演員和戰犯等人的日常生活來說，其重要性遠比毛澤東更甚。他們這些普通人，將是本書的主角。

本論文集主要打算描述個人、家庭與社會群體究竟怎樣經歷了1949到1953年這個時期，特別是這種經歷異乎尋常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必須承認，要將1950年代初期的中國進行一般的歸納和概括是不太明智的。以前的研究為這一時期提供了有用的勾勒：1949年是相對迅速的軍事接管，中共起初對城市各社會群體採取了包容的政策，朝鮮戰爭爆發後政策收緊並進行嚴厲鎮壓，接著是中共鞏固城鄉控制的土地改革與三反五反等運動，最後是1953年開始的轉向社會主義的改造運動。我們對這一時期的重新評估，揭示了相對於上述概括模式，存在著諸多令人吃驚的變異與例外。一個人在1950年代早期會有怎樣的經歷，既取決於他所處的地域環境和社會地位，也有賴於他所面臨的時代與機遇。例如，對貴州的軍事接管並不順利，直到1951年才最終完成。三反五反運動對上海的慈善領袖和聲名顯赫的資本家來說，的確是震動巨大、足以改變其生命軌跡的事件；但對陝西的農村婦女來說卻毫無意義，對她們影響最大的是接生術的變化。

1950年代初期到底是一段相對和平的“蜜月期”，還是一場災難來臨前的徵兆，抑或是一個言而無信、希望破滅的時代？上述多樣性使這一問題不太可能有確定的答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們，在這一時期經歷了許多不同的事情。在瀋陽，對一個飛速發展的省級高幹家庭來說，這的確是一段黃金時期。而在1951年，駐守新疆的士兵們則享受著名符其實的蜜月，當時部隊正安排毫無疑心的湖南女孩來給他們做妻子。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正如林培瑞（Perry Link）在第九章所披露的，一些電影影星、相聲演員與慈善家熱切地希望與新政權合作，但對“即將遭受的突然打擊毫無思想準備”。我們將會看到，當取得一系列成功的中共打算清除潛在的敵人、取消難以接受的諷刺作品以及肅清意識形態上不正確的科學觀點時，對這些群體的沉重打擊突然接踵而來。

為完成特定任務而調動各種資源並集中全力行動，此時中共往往是很有效率的。1950年代初期，新政權的各種舉措令人眼花繚亂，忽而令人敬畏，忽而又令人感到滑稽可笑。中共自己決定了哪些事具有優先重要性，哪些事則不那麼急需處理。佔領像上海這樣的關鍵城市，恢復東北的工業生產，說服富有的資本家（還有他們的錢）留在中國大陸，確保西藏成為新的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些都是亟待處理、最具優先意義的任務。為保證上述事業的成功，中共領導層進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此過程中，共產黨看起來的確像一股組織良好的革命力量。相反，對一些不那麼緊迫的任務，中共則表現得拖拖拉拉、視若無睹，甚至笨拙不堪。例如，在佔領貴州、整頓上海勞工積極分子的歷史問題、允許發行好萊塢電影與創世論小冊子這些問題上，新政權的馬虎甚至是無能，令人驚訝。1951年以前，這種情況尤為嚴重。在1949年和1950年“國家”與“社會”的複雜互動中，社會經常占了上風。

與以往有關人民共和國初期的研究不同，本書的考察不僅局限於中國沿海城市地區，也探討了中共對非漢族地區的接管。正如本文集中研究貴州、西藏與新疆的各章所展現的，1949年以前中共是願意考慮讓少數民族進行民族自治與民族自決的。然而一旦勝利在望，中共領導人對於“中國”的定義就變得僵化強硬起來，很大程度上沿襲了中華民國的——有意思的是還有大清帝國時期的——疆界。在強硬的軍事手腕與靈活的外交策略的交互作用下，人民解放軍於1951年底佔領了西藏。而控制新疆則是一個更為混亂的過程，不僅史達林介入其中，毛澤東還必須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在每個案例中，中共高層領導人都認為非漢族的少數民族開化程度較低。他們與這些少數民族打交道時或許謹慎小心，但毫無敬意。就此而言，中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與他們之前的國民黨人非常相似。

儘管人們對史達林在把新疆歸還給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的角色已有所認識，但毛澤東與這位蘇聯獨裁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更為人熟知。本論文集並不囿于中蘇之間的高層聯繫和“模仿蘇聯模式”的簡單概括，而是從新的角度探究了1950年代的中蘇合作與衝突。[18]在中國第一所“新式”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在被蘇聯佔領的港口城市大連，以及在進化論的科學世界中，中國人每天都與蘇聯的官僚、技術人員與思想觀念發生互動。因此，中蘇關係與其說是由毛澤東與史達林共同鍛造而成的，不如說是由像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菲利波夫（Filippov）、擔任蘇軍駐大連司令官的克茲洛夫（Kozlov）這樣的蘇聯官員和與他們朝夕共事的中國官員一起創造的。這些彼此打交道的人，既非完全互相依賴，也不是長期彼此敵視。中國方面的中層幹部知道，蘇聯的幫助對發展中國城市工業與建立高等教育制度十分關鍵。不過，中蘇雙方都心存猜疑。來自蘇聯方面的侮辱與蔑視令中國幹部憤怒不已，他們對愛國主義的堅持絲毫不遜於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中國人很納悶：蘇聯這個國家，怎麼可能會既是社會主義的，又是帝國主義的呢？

中共打算改造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不革命與反革命分子的世界觀和思想意識。而經驗豐富卻又頗為自負的蘇聯顧問們則對此嗤之以鼻。不過，1950年代中共在商業、教育、學術與藝術領域發動的各種運動，的確是城市生活的一個主要方面。許多本來不革命的分子看起來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真正的信仰者”。但是這些轉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深刻的、真誠的？本論文集的個案研究表明，對個人職業與家族發展的複雜考慮在市民個人的“思想轉變”過程中起了主要作用。這些個人的考慮在過去是（現在也是）很少被人承認的。許多人的信仰都是偽裝出來的。還有不少人是機會主義者。共產黨在共和國初期對此心知肚明卻不甚關心。比起人們實際所想的或是在家裡所說的，他們在公共場合的表態更為重要。從今天的角度來看，1950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只是在表面上解決了問題，而未能產生長遠的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此時恐懼的氣氛在人們的思想中越來越根深蒂固。中共雖然未能成功地令許多人真正“改造他們的意識”，但它至少成功地製造了恐懼並讓人們彼此互相背叛，以防止他們團結起來表達集體利益，從而避免這些集體行動對國家權力構成潛在的威脅。毫無疑問，慈善家、勞工領袖、商人和藝術家並不願意彼此揭發。不過當只能選擇是成為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還是被當作打擊目標時，許多人都明智地看到了成為積極分子的好處。

恐懼和充滿希望的理想主義一起孕育出某種可被稱為“適應環境變遷的文化”（culture of accommodation）。許多沒有明顯黨派傾向的人物並未選擇反抗中共或是逃離中國，而是決定犧牲自己的利益來竭盡全力地配合新政權。資本家們交出了自己的錢財，社會福利組織的領袖們放棄了自己的獨立自主，演員與科學家們也放棄了自己的藝術與學術自由。他們希望通過與新政權合作，最好能獲得政治上與物質上的回報，至少也能使自己與家庭免於不必要的暴力與動蕩。對於一些人來說，這一策略的確發揮了作用：與中共合作的商人們獲得了官職，即使他們已不再富有，但是仍被承諾可以繼續舒適的生活。到1953年，許多人熬過了之前的各種運動。他們也許被迫低頭，但是並未被徹底打垮。而在1957年，又或者1966或1976年，還有多少人可以這麼說？偏執多疑的狂熱氛圍在1953年以前就開始逐漸醞釀並日益嚴重，儘管這並不意味著後來在毛澤東時代出現的各種悲劇是命中註定、不可避免的，可是災難的種子的確已經種下。

我們對人民共和國初期歲月的探索，可以從有關中共接管大型工業城市特別是上海的研究說起。這正是文集第一部分各章的內容。國民黨在上海並不受歡迎，1949年5月更是一仗未打就逃離此地。因此中共對上海的接管可謂出人意料的迅速。不過，這種輕鬆的勝利只是表面上的。在第二章中，魏斐德細緻地考察了在中共接管上海的前夜，國共兩黨高層領導人是如何與上海街道上的底層人物進行互動的。從警察、幹部、士兵到間諜和鄰居監視委員會，從投機商人、無業遊民到小偷、武裝匪徒和破壞分子，這些普通小人物形形色色的生存策略被有力地呈現出來。魏斐德發現，這些上海人一直在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角色和行動，以適應時局的變化。從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共政變，到日本侵華戰爭時期佔領上海，再到1940年代末期國共內戰，莫不如此。任何人，甚至是同一家庭的個別成員，都有可能成為叛徒或間諜。魏斐德揭示出，正是這些背叛與欺騙的歷史遺產孕育了前面剛提到的那種根深蒂固的偏執多疑的文化；反過來，這種文化又刺激了人們在隨後的各種政治運動中去追查和消滅那些被想像出來的“叛徒”與“反革命分子”。

美國著名中國學家、曆史學家、社會活動家——魏斐德

上海的許多產業工人與中共的勞工組織者都認為，他們將是新中國的“主人”。畢竟無產階級在中共奪取政權前後為支持革命可謂貢獻良多。但是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第三章指出的，1949年春以後，為了促進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中共開始日益遏止勞工的激進主義。裴宜理的研究表明，中共對勞工的態度其實與國民黨非常相似——黨與國家必須控制工會和工廠糾察隊。事實上，在國共兩黨互相模仿與彼此滲透了三十年之後，已很難清楚地區分勞工運動中究竟哪些是國民黨的，哪些是共產黨的。和國民黨一樣，中共從一開始就歡迎那些願意將無產階級階級利益置於中共國家建設規劃之下的勞工領袖們，而排斥那些將工人階級的利益置於最高地位的勞工積極分子。許多工人與勞工領袖都感到自己的利益被出賣了。在勞工運動中，幾乎每個人都有複雜的背景。因此，在“解放”後危機四伏的政治環境中，許多勞工領袖都願意，也能夠將昔日的同志妖魔化。

在上海頗具影響的慈善團體的命運，更清晰地表明瞭1950年代初期中國城市社會的複雜性。溫奈良（Nara Dillon）在第四章對此有所考察。1940年代末期，上海的慈善事業與國民黨控制下的國家機器和工業資本家們都有聯繫。但是在1949與1950年，它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並為社會和新政權服務。實際上，1949年以後上海的慈善組織甚至有所增加。但是隨著1951年初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進行，中共開始緩慢但卻堅決地著手消除慈善組織，因為這些組織有不少被認定與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的敵人有著各種聯繫。為了削弱資產階級的合法性，中共向一些自願慈善組織強加莫須有的貪污罪名。溫奈良注意到，運動策略也使資產階級領袖們陷入絕境，彼此敵對。一些慈善團體的著名成員的經濟來源被剝奪，也被迫割斷了與本來可以維繫自己權力的組織紐帶的關係。1952年，許多產業工人試圖向資產階級發動一場公開的階級戰爭，不過新政權還沒準備好這麼做。但中共在其他領域對資產階級發動的系統打擊卻是非常有效的。搞慈善的資產階級沒能抵抗這一事業走向滅亡的命運，事實上在此過程中他們還進行了合作。這些資產階級慈善家採取各種私人策略來證明個人的政治忠誠，改變個人的階級地位，並以其他身份重新融入中共政權的社會基礎。

第二部分的各章說明了佔領邊遠地區與接管像上海這樣的中心城市，是非常不同的。對貴州省和西南其他地區的佔領，因為當地幾乎沒有黨組織存在，因而很少預先準備和適當計劃。在當地人的眼裡，這一接管不過是被外來敵對力量佔領罷了。周傑榮（Jeremy Brown）在第五章披露道，1949年底人民解放軍迅速穿過貴州，並未做好進行統治的準備。匆匆而過的軍隊沒收了糧食，饑餓的農民和地方機構落入前國民黨人、地方豪強，甚至是土匪的手中。當地不久就爆發了叛亂。周傑榮發現，黨最終是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名義下，靠實施恐怖手段才得以控制住這一地區的。在此過程中，上千人被處決，屍體被示眾以為警告；上萬人被招募加入了人民解放軍，在朝鮮戰場成為炮灰。他們中許多人很快就被送上火車，卻並不清楚最後的目的地。毫不奇怪地，在眾多或死在朝鮮，或做了逃兵、或成了聯合國軍俘虜、或在停戰後叛逃到臺灣去的中國人當中、這些來自西南地區的解放軍士兵比例甚高。

從1949年春到1951年秋，中國共產黨與西藏政治精英之間的遠距離互動，代表了另一類型的緊張關係。陳兼在第六章對此進行了分析。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人為反對國民黨在西藏的政策，而堅持認為藏族人有權利從中國分離出去。但是國民黨人剛被擊敗，共產黨人就開始採納國民黨此前對西藏的政策，將其當作自己的意見，轉而強調西藏是新中國的一部分。中共一面加強在該地區的軍事力量，一面也強調願意進行靈活的談判。儘管也有人願意與中共合作，但大部分藏族精英仍然採取拖延態度，甚至訴諸抵抗。1950年10月，中共動用軍事力量，輕而易舉地擊潰了裝備極差的藏族駐昌都軍隊。即使在這個時候，藏族人仍然猶豫不前。不過，最終由於美國、英國和聯合國對藏族人近於絕望的請求幾乎無所作為，藏族人別無選擇，只能在1951年春與中共進行談判，並簽署協定。他們被迫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陳兼發現，在藏族人的印象裡，中共接管西藏是漢族人對西藏的接管，這損害了藏漢關係。毛澤東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認為漢族相對具有優越性的看法，更為當地藏人所深惡痛絕。

中共對今天靠近朝鮮的遼寧省大連市的接管，因為另一種性質迥異的族群緊張而變得非常複雜。確實，正如何凱思（Christian A.Hess）在第七章所述，大連地區不是由中共在1949年“解放”的，而是由蘇聯在1945年接管的。在這個頗具戰略意義的港口城市，蘇聯的行政管理一直延續到1950年，而駐軍則持續到1955年。從1945到1950年，蘇聯與中共的緊密互動，在大連比在中國的其他地區表現得更為突出。中蘇在大連的關係遠非和諧，而是問題重重，這也預示了1950年後的十年間中蘇關係將會出現更大的緊張。一些中國幹部容忍了蘇聯在大連的管理，但還是有許多中國幹部對蘇聯人的行為感到憤怒。因為蘇聯人在大連的舉止看起來更像是舊式的帝國主義者，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另一方面，蘇聯人贊成社會與政治的穩定。他們對中國的階級鬥爭運動感到震驚。何凱思披露說，總體看來，蘇聯人使1949年後中共的城市政策變得更為溫和。1950年，中蘇簽訂了新的條約，兩國關係因此得到了改善。中蘇友好協會與青年夏令營看起來正蓬勃興起，飛速發展。不過，中共當局還是不得不盡力遮掩1940年代末期中蘇之間的衝突，並大力開展在今天看來顯然有誤導之嫌的宣傳，好讓人們相信蘇聯對這一地區的社會主義轉變“做出了貢獻”。

新疆是本書研究中共如何接管邊疆地區的最後一個案例。這裡是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人的聚居地，他們對漢族人的猜忌很深。中共在新疆既沒有什麼組織基礎，也沒有任何軍事力量。事實上，蘇聯在新疆要比中共更有影響。高崢（James Z.Gao）在第八章裡對此進行了考察。起初，蘇聯打算將人民解放軍排除在新疆之外，希望建立一個非漢族的、服從于蘇聯的國家。但是由於擔心出現一個獨立、不友好甚至反蘇的新疆，史達林改變了方針並向毛澤東提供幫助以加快漢族對新疆的接管。毛澤東接受了史達林的幫助。被打敗的國民黨政府在新疆的漢族代表很快就宣佈效忠於中共。從1949年11月到1950年3月，人民解放軍席捲了新疆，徹底摧毀了穆斯林造反者的抵抗。高崢發現，中共十分重視史達林的建議，很快就建立了由現役漢族士兵墾殖的封閉性綠洲農場，以此在新疆實行殖民。隨後，共產黨還向新疆引進了不少漢族婦女，其中包括許多來自甘肅、湖南與四川的“階級敵人”的女兒們。共產黨以提供就業機會來誤導這些婦女並把她們分配到各個軍墾單位，讓她們與漢族戰士結婚，鼓勵她們生很多孩子。

在第三部分，我們將返回漢族核心地區，探討文化教育領域中那些知名人物是如何調整自己以適應新秩序的。林培瑞在第九章中以相聲藝術家為例進行了考察。當時不少人都熱情響應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圖景，相聲藝術家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群體。他們打算把相聲這種深受人們喜愛卻有些低級趣味的地方藝術形式，改造成“進步”的民族藝術。不過相聲應當怎樣來描繪正在出現的“新”社會？這些藝術家們並不清楚。1950年即已強勢出場的文化官員希望相聲能夠讚揚新社會。但是問題在於，單純的讚揚看起來很難做到有趣和逗樂。在本質上，相聲要求毫不留情地進行諷刺。如果相聲諷刺了“封建”遺毒，中共官員會很高興；但是如果對革命陣營內部的人員也進行忠實而善意的諷刺，這些官員顯然不樂意看到這些。尤其是當毫無幽默感的官員發現，一些諷刺中共的段子是由像相聲大師何遲這樣的共產黨員來表演時，他們就更加感到難堪了。

在讓科學家們去研究充滿政治激勵的“人類起源”問題這一點上，中共相對更為成功。例如，什麼是人之為人的條件？人從哪裡來？在第十章，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發現，雖然直到1951年中國的天主教徒仍在傳播上帝造人的創世論觀點，但中國的科學家們在蘇聯方面的引導下，以弗雷德里希・恩格斯關於人類起源問題的若干文本為武器，立刻對創世論發起了進攻。這些科學家認為，人類是從猿進化來的，而“勞動”在此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新政權因此接受了一個兼具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與唯物主義性質的理論準則，讚揚了勞動人民的歷史貢獻。不過舒喜樂也注意到，在這些顯然具有國際主義特色的信條的表像下，隱藏著一些非同尋常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偏見。到1952年，中國學者們堅決反對外國學者的這一理論——1920年代發現的北京猿人化石只不過是人類進化活動中一個滅絕了的分支的證據。中國科學家們堅持認為，北京猿人是中華民族（包括少數民族）所有人——也許還是所有亞洲人——的祖先。

油畫舒喜樂教授在田間與農民討論

在第十一章，畢克偉(Paul G.Pickowicz)考察了浮華的電影世界對革命的回應。堪稱1940年代私人電影業領頭羊的文華電影製片廠，與當時最著名的電影明星之一石揮的苦難經歷是其關注的焦點。大眾媒體的影響力讓中共印象深刻，但其在這一領域中經驗極少，因此非常需要私人電影製作者與深受女影迷喜歡的男影星的幫助。儘管被認為具有資產階級的背景，但像石揮這樣的電影明星們還是表達了支持革命的熱情，甚至是浪漫的決心。他們在1949年與1950年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竭盡所能地“扮演革命者”。但是甚至在1950年末中國捲入朝鮮戰爭並在1951年初發動對藝術領域的毀滅性打擊之前，國家就已經加強了對文化領域的控制，並且製造了一種政治恐怖與自我審查的氣氛。畢克偉發現，為了保護自己並使自己的事業更進一步，昔日的老朋友們越來越互相背叛。魏斐德曾經討論過的偏執多疑的文化症候，在當時產生了嚴重後果。石揮是一位極具才華的演員，但無論他怎樣做，都難以達到黨的要求。到1953年，私人電影製片廠被關閉，許多電影人自己做出了調整。而石揮則被邊緣化並遭到斥責。他在舞臺上的最後一次表演—也可以說是一次強有力的抗爭——是一場經過精心安排、深具儀式意味的自殺。

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像石揮這樣的“舊式”知識份子的依賴，新政權希望訓練大批“新式”知識份子。正如李濱（Douglas A.Stiffler）在第十二章所暗示的，1950年10月在北京建立的中國人民大學是朝著這一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中共與蘇聯顧問密切合作，並熱切希望這樣能夠生產出技術上過硬、政治上可靠的學生。但是從一開始，蘇聯專家與人民大學的領導就在招生問題上出現了摩擦。在此個案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是實用主義者，堅持應當從社會各個階層招收學生，而不僅僅是從革命階級中招收。這種看法承認了這樣一個嚴酷的事實：主要來自農村地區的老幹部，其教育水準非常低。人民大學的領導不打算拒收受過更好教育，往往具有資產階級、商人、國民黨人、天主教徒、富農與地主背景的“青年知識份子”。而蘇聯人則扮演了左派的角色。他們抱怨說知識份子是機會主義者，並且會污染革命。中國人則回答說，城市青年在思想觀念或者意識形態上可以進行改造。李濱還指出，與蘇聯顧問與中國領導之間的這種緊張相對應的是，新招收學生中的這兩大群體之間也存在著嚴重的衝突。

本論文集的最後一部分即第四部分，考察了家庭在中國革命勝利中的經歷以及所做出的調整。自從19世紀以來，中國沿海和城市地區的家庭體系就一直在以各種方式進行著“現代化”。中共的接管加速了這一過程。但是無論如何，家庭這一基本結構仍然穩固地存在著。為探究這些變化，周錫瑞（Joseph W.Esherick）在第十三章細膩地考察了一個由城市職業人士構成的大家庭的複雜生活。于1930年逝世的葉崇質在晚清時擔任過警察官員，到了民國初期則轉變成商人，但是他的孩子們在1940和1950年代則成為科學家、藝術家、編輯與記者。一些人在非共產黨的政治空間非常活躍，一些人則是共產黨員。葉家的後代們希望在政府機構中任職可以保護家族的各個分支，並讓他們從中獲益。周錫瑞發現，1949年以後，葉氏後代各個家庭因為其服務角色的不同而結構迥異。例如，作為中共官員的葉氏後代的家庭，住在警衛林立的深宅大院，他們的孩子則經常生活在精英寄宿學校。而作為科學家、學者與其他職業者的葉氏後代的家庭則生活比較簡樸，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感情聯繫也更為深厚。不過，葉家所有的人都不願在“新社會”引起不必要的政治關注，並為此想方設法。

對於長久以來冒險在家分娩的農村婦女和她們的家庭來說，國家既不是毛澤東也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農村裡的婦女聯合會與官方資助的接生婆們。中共辭令總是強調“封建”迷信對接生中國的新公民有害，但正如賀蕭（Gail Hershatter）在第十四章所揭示的，對遍佈中國農村的成千上萬的舊式接生婆，中共其實採取了比較靈活的政策。這實在也是不得已的選擇。雖然數不清的婦女與嬰兒過去因為舊式接生婆的不當護理而遭遇了不必要的痛苦乃至意外死亡，但是革命者不得不承認，許多接生婆技術高超。因此中共雖然譴責不衛生的接生活動，但地方婦女組織在1950年代初仍耐心地訓練新式助產士並重新培訓舊式接生婆。儘管接受了科學改革，但許多舊式接生婆不只是在一種文化領域中發揮作用。一些接生婆被新政權樹立為無私的、現代的、科學的、具有社會主義獻身精神的樣板。不過，在神通廣大的鬼神力量所盤踞的文化領域，接生婆們也有很大的影響，這是現代國家不能看到或至少不願在官方報告中提到的。

在《勝利的困境》這本論文集的結尾部分，我們再次返回工業化的上海，並追問為什麼1949年以後絕大多數資本家家族——許多都與國民黨聯繫緊密——會決定留在中國大陸。中共領導人一直宣稱，這是因為這些商業家族是“愛國”的。在第十五章，高家龍（Sherman Cochran）細緻地考察了著名實業家劉鴻生和他的兒子們的故事，並對上述看法提出了挑戰。1949年春，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向劉鴻生不斷示好。架不住這種攻勢，劉無奈地逃亡香港。11月，劉鴻生不但自己返回中國大陸，還想盡辦法讓所有的兒子也都回來。他甚至不惜採取欺騙手段，為此還傷了一個兒子的心。劉鴻生這個資本家後來受到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接見，並被承諾不會觸動其資產與生活方式；他還被稱為“民族資本家”。對此，劉鴻生不免有些懷疑：畢竟，他曾在一家英國公司做過買辦，也曾是蔣介石時期一家國有工業企業的官僚資本家。周恩來對他的疑惑感到好笑，解釋道中國共產黨說誰是民族資本家，誰就是民族資本家。劉鴻生為中共政權努力工作，並在中共十分需要他的技能時一度獲得不少個人好處。但是劉鴻生與其他資本家家族都在1952年初的五反運動中遭到了殘酷的羞辱，更在1953年開始的國有化運動中喪失了所有企業。而1953年這一年，正是本書所關注的轉變時期終結的日子。

姚昱譯

注釋

[注1]例如《天津經濟概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頁。

[注2]Frederick C.Teiw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1949—1957, ”in Roderick MacFarquhar,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4,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49—196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86—87.

[注3]Derk Bodde, Peking Diary: A Year of Revolution(New York: Schuman,1950); and A.Doak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New York: Praeger,1963).後來的著作也記錄了國民黨政府是如何疏離知識份子和商人的。見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1945—1949(Lanham,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1999[1978]);及Lloyd E.Easter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注4]見Maria Yen with Richard M.McCarthy, The Umbrella Garden: A Picture of Student Life in Red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54)。

[注5]分別見W.W.Rostow,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54),171;及Richard L.Walker,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215。

[注6]Allen S.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1960).

[注7]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Norton,1961); and Allyn Rickette and Adele Rickette, Prisoners of Liberation (New York: Cameron Associations,1957).還見A.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1949—1955(New York:Praeger,1964)的最後幾章。

[注8]一個例外是楊慶堃對廣東農村的系列研究，見C.K.Yang：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Mas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59),及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59)。此後對1940年代末與1950年代中國農村的研究，則有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6); Vivienne Shu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注9]Joseph W.Esherick, Paul G.Pickowicz, and Andrew G.Walder,"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in Joseph W.Esherick, Paul G.Pickowicz and Andrew G.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注10]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注11]Ezra E.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1949—19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98—105.後來的研究證實，地區認同與家族效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仍然保持了影響。見Dorothy J.Solinger,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1949—1954: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及William L.Parish and Martin King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注12]Kenneth 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注13]Neil J.Diamant, 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 Politics, Love and Divorc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1949—19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注14]James Z.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 Eddy U, "The Making of Zhishifenzi: The Critical Impact of the Registration of Unemployed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PRC," China Quarterly 173(2003):100—121.

[注15]關於中央的政策與毛澤東的作用，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以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以下。關於地方軍事報告，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各卷。

[注16]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and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注17]William C.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1943—1958,"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1990):121—141.最近突破了以1949年為分界線的著作有Susan L.Glosser, 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1915—1953 (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2003); Lü Xiaobo and Elizabeth Perry, eds.,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Y.: M.E.Sharpe,1997);以及Mark W.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Manage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注18]"Emulating the Soviet Model,1949—1957"是MacFarquhar的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中一個部分的小標題。

一

城市接管

(Urban Takeover)

第二章

“清理整頓”：上海的新秩序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三年來，由於上海人民不斷的努力，上海已由一個依賴帝國主義經濟而生存的城市，改變為不依賴帝國主義經濟而獨立發展的城市；已由一個為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服務的城市，變成為人民、為生產服務的城市了。上海已大大清除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遺留下來的污毒，開始走上正常而健康的發展道路。

市長陳毅，上海，1952年5月28號[1]

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宣佈了要將其戰略從農村轉向城市的計劃。中共的六屆七中全會號召將抗日戰爭的重點轉向城市。“在歷史重要性上，自1927年革命失敗之後我黨十分困難地將工作中心轉向了農村之後，這將是我黨一個新的轉變。”[2]隨著在國共內戰中取勝的前景日益明朗，毛澤東越來越關心如何統治中國城市與農村的問題。1947年春天胡宗南對延安發動了進攻，迫使毛澤東不得不化名李德生逃跑。但到了當年8月，毛澤東的部隊就在沙家店進行了反擊並殲滅了胡宗南突進的兩個旅，7個月後又在宜川戰役中殲滅國民黨第二十九軍剩下的2.8萬名士兵。這為毛澤東越過黃河、將革命傳向全中國打開了道路。[3]

一、中共的新城市政策

甚至在這次勝利之前，毛澤東就已經收到了薄一波的一個報告，該報告彙報了中共在攻佔了像石家莊這樣的城市後所出現的過火行為——人民解放軍鼓勵城市裡的暴徒攻擊私人住所並處死城市精英。毛在這份報告的空白處寫道：“（在城市或鄉鎮破壞工商業）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必須堅決反對。”[4]1948年2月，毛澤東繼續宣告，党在新解放城市的政策應當是全力“增加生產、便利推銷⋯⋯勞資兩利。”[5]

薄一波在抗戰時間的照片

毛澤東渡過黃河後前往山西省繁峙縣伯強村，在那裡他的通訊員告訴他，人民解放軍經過激烈戰鬥已奪取了洛陽。1948年4月8日，毛澤東草擬了下面這封給洛陽前線領導人的電報：

一、極謹慎地清理國民黨統治機構，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動分子，不要牽連太廣。二、對於官僚資本要有明確界限，不要將國民黨人經營的工商業都叫作官僚資本而加以沒收。三、禁止農民團體進城捉拿和鬥爭地主。四、入城之初，不要輕易提出增加工資減少工時的口號。五、不要忙於組織城市人民進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鬥爭。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問題是糧食和燃料問題，必須有計劃地加以處理。七、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必須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記。八、嚴禁破壞任何公私生產資料和浪費生活資料。[6]

這封電報成為中共幹部為準備奪取中國城市而必須學習的兩份重要檔之一（另一份是毛澤東《關於工商業政策》的命令）。

二、訓練解放幹部

中共當時面臨的問題是要訓練幹部來接收華中、華南地區的城市。1948年5月，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告訴東北局，必須建立“大黨校、大軍校”以及一個大學來訓練從事城市工作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們。1948年9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西柏坡（中共臨時的農村總部）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准了一項決議，要求為新解放區訓練三萬到四萬名幹部。兩個月之後的11月，中共中央委員會宣佈了“從濟南、濰縣及徐州職員工人中抽調大批比較進步的人員進行短期政治訓練，準備將來接收”南京、上海、杭州與其他城市。[7]中共華東局已經為這一任務做好了準備，一個原因是該局想要從希望升職的二十多萬名老幹部中提拔一部分人上來，另一個原因是該局已經招收了許多已經急切盼望南下的產業工人與青年知識份子。

到1948年秋，中共中央認識到接管城市所需的幹部在數量上仍然不夠。毛澤東自己向第二野戰軍與第三野戰軍發了一封電報，命令其司令員停止一切事務，“三月仍須整訓，並須著重學習政策，準備接收並管理大城市。⋯⋯軍隊幹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8]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佈了一份《中共中央關於準備五萬三千名幹部的決議》。這些幹部中的一萬五千名將由華東局訓練並在1949年3月之前集合。華東局隨後於12月25日決定，將從山東的三個地區招收所有這些幹部。魯中南區負責挑選和準備4,430名幹部來接收上海、浙江與福建。

中共中央在1949年新年時宣佈，挺進江南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隨後將會立即進行幹部挑選工作並進行預演攻擊。挑選山東解放區幹部的主要標準是“為南方挑選強壯的幹部，讓身體虛弱的幹部留在家”。“南下幹部”很快就成為“老革命”的同義詞。南下幹部並不願意進入江南地區。許多山東人過去在上海做過苦力。他們返回家鄉時都抱怨江南地區氣候潮濕、方言奇怪、當地人既精明又瞧不起農村人、食物糟糕、揚子江三角洲還有許多毒蛇。

1949年2月7日，魯中南區黨委發佈命令，要求所有縣都召開為期兩天的動員大會，並上交了一份南下幹部的最終名單。一周後這些南下幹部在台兒莊集合，學習瞭解他們將被分配去的地方的情況。中共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楊帆率領六十多名幹部（包括一支無線電通訊隊）到淮陰搜集情報並在上海進行“策反”。除了向準備進入上海的中共幹部發放印刷資料，淮陰工作隊還組織了一隊幹部來分析由上海地下黨送回的軍事和民事情報，隨後準備了介紹上海、南京、蘇州、杭州情況的詳細材料，並印刷分發給“解放幹部”。有關上海的材料題為《上海調查材料》，共有二十六卷，在1949年4月末完成。[9]

同時，中共華東局社會部也在濟南開設了一所警官學校，招收了一千多名青年學生。這些學生的任務是接收上海警察局並組建人民公安機關。3月中旬陳毅向這些青年幹部發表了演講，特別強調了入城紀律的重要性，不允許將他們“野”的遊擊隊習氣表現出來。陳毅說，粗野將會損害勝利，他的青年聽眾們都點頭同意。[10]

當時這支警察受訓隊伍駐紮在丹陽，名單已經準備好，一旦中共接收上海他們會立即被分配到上海警察局各處、分局、科甚至是專門的轄區。陳賡這位中共安全問題專家由於從事過地下工作，對上海十分瞭解，因此被任命為上海公安局局長。這支接收隊伍得到了徹底的資訊通報（上海警察局裡的中共成員被秘密帶往丹陽，表面上是回家探親，實際上是向這些現已被任命為警察的南下幹部提供自己部門的詳細情況），每個幹部對自己所要工作的警察崗位都十分熟悉。

三、收緊套索

就在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之前，中共舉行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向與會者再次重複了“黨的工作重心已經從農村轉向了城市。”[11]當23日早晨毛澤東動身前往首都北京之時——那裡中共正在與南京政權舉行最後時刻的和平談判——告訴周恩來：“我們今天要進京‘趕考’。”周恩來回答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笑著說：“不。我們不是李自成。”[12]

1949年4月18日，中共正式宣佈北平和平談判將於4月20日星期三結束。[13]因此國民黨代理主席李宗仁僅有兩天時間對中共渡過長江並在長江南岸建立10個橋頭堡的要求作出讓步。[14]4月19日李宗仁與國民黨高級領導人舉行了會議，與會者都拒絕有條件的投降。在同一天，中共宣佈由陳毅領導的第三野戰軍已經完成了渡江準備。[15]

毛澤東的戰略既英明又大膽，體現了他利用部隊快速運動、夜間強行軍和戰場靈活性來從側面攻敵的長期戰略思想。毛澤東拒絕了他的參謀們提出的以集中兵力只攻擊南京、靖江、江陰的建議，他決定將其總人數超過一百萬的四個野戰軍部隊在四百英里的戰線上全部投入戰鬥，在從南京到上海的二百英里、從南京（長江向南轉彎）到安慶的二百英里兩條戰線上對敵人進行全面打擊。雖然湯恩伯準備在江陰抵抗中共渡江以防禦江南地區，但毛澤東的西線集團軍卻渡過安慶與銅陵段長江，隨後越過蘇南封鎖包圍了太湖周圍的諸多城市，並在上海南面與陳毅的東線軍隊匯合。[16]

4月20日，上海市區的人們從下午5點起就開始聽到了中共部隊的炮火聲，而且炮聲變得越來越密集，這一開火比中共規定的和談最後結束時間提前了七個小時。[17]當中共部隊於4月20日開始渡江時，負責防禦南京的江陰要塞國民黨將領卻命令他的部隊停火。一名忠於蔣介石的青年軍官從背後射傷了這位將領，但此時已為時已晚：人民解放軍已在長江南岸登陸。中共軍隊現在面對的是國民黨22個軍共35萬人的軍隊。其中14個軍佈置在南京到上海之間的地帶，“這種佈置很明顯地表明，湯恩伯的主要意圖是要逃跑。”[18]當中共東線集團軍的35萬名士兵佔領了從靖江到上海之間這一地區時，在浙江到安慶地區一帶為數30萬人的中共部隊則越過了八十英里長的長江戰線向腹地推進，同時另有24萬人的解放軍部隊穿過了安慶到蕪湖二十五英里的地帶，兵鋒直指青陽。[19]4月23日夜與到24日淩晨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到4月25日，針對已經退入上海到杭州之間江浙口袋地區的湯恩伯30萬國民黨部隊，中共的部隊已經“迅速閉合了陷阱”。當時陳毅的部隊故意繞過了上海，轉而奪取了距離上海西南只有53英里的嘉興。這使得滬杭鐵路與蘇嘉鐵路都落入了中共手中，切斷了正在撤退的國民黨軍隊最後一條南下鐵路線。[20]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上海警備司令錢大鈞堅持要誓死保衛上海。[21]

四、上海“陷入消沉的恍惚”[22]

恐怖、死灰、寂靜的日子；火焰焚燒的夜晚（和著不斷的槍聲）。死亡逼近。女人們在尖叫，沒有領到薪水的士兵強行闖入受驚的平民的住宅，黑夜弄堂裡上演著喊叫、強奸和凶殺。為了得到從農村走私來的米，餓得半死的市民冒險爬行穿越圍城的鐵絲網。[23]首飾、毒品和金條被縫入屍體好運送到藏匿之處⋯⋯天亮之前，邪惡持續上昇。[24]

來自農村的難民塞滿了通向城市的道路，直到這些道路不能通行為止。一些人自己帶著小袋的大米；其他人則搶奪他們可以找到的所有東西：“一輛裝著某位小市民儲藏的五袋大米的輕型卡車，被塞在了外灘一頭的外白渡大橋上。在汽車能夠開動之前，一擁而上的乞丐刺破了每個袋子，並用帽子、口袋，甚至用手盛走了他的大米。”[25]4月23日上海進行了軍管，並從晚上10點開始進行宵禁。裝甲車守衛著主要橋樑。汽車司機幾乎在每個拐彎處都被帶著刺刀的士兵停車盤問。

第二天上海的城市居民就發現，英國和美國的海軍艦隻從黃埔碼頭起錨，順長江直下開往公海。美國公民正在登上威爾遜總統號客輪，而美國的外交官則搭乘飛機前往廣州。

到虹橋機場的道路是如此擁擠，以致於那裡的航空公司說已經不能從城市到達機場。航空公司被迫將乘客與機組人員從龍華機場用飛機運到虹橋機場。到龍華的道路也被塞滿。許多居住在上海城郊豪宅中的外國商人回家時發現他們的僕人都已經跑了。而國民黨軍隊在上海周邊建造的碉堡與坦克場給他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26]

就在星期一，毛澤東和朱德廣播了一條聲明，號召上海政府所有各級官員——特別是警察隨時待命，以防止發生工業破壞與搶劫。[27]

五、警察的顛覆

在上海警察部隊內部，中共地下幹部已經開始為接收做準備。儘管當時國民黨嚴密監視警察的“督察處”的特別系統已經逮捕了五十多名的警官，其中至少有三名是非常重要的中共地下党成員，但在總數超過二萬人的上海警察中共有十九個中共黨小組。[28]

從1930年代末開始，中共就已經在上海公共租界內的上海市警察局與上海市的上海警察局中建立了有組織的小組。在重重偽裝下，這些堅定的共產黨人堅持“三勤”原則：“勤學”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其他整風材料；“勤業”以便利用職位掩護黨的工作；“勤交友”來建立支持者與未來同盟者的網絡。[29]抗日戰爭為中共黨組織的擴張提供了機會，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上海警察部隊中共有大約四十名中共地下黨。[30]

當時的毛澤東《論持久戰》

1942年到1945年，中共江蘇省委轉移到了淮安根據地，在那裡由華中局負責領導上海的地下工作。像邵健、劉峰這樣在上海警察部隊中工作的資深中共幹部，都一個接一個地——有時候與他們的家屬一起——回到根據地，在華中局黨校接受學習和訓練之後再返回上海，並接管了上海警察部隊內部十個中共黨組織中的一個。在當時的上海警察部隊中，有大約一百名地下工作者聽從中共地下警察黨委的指揮，這一警察黨委又聽從以萬人為代表的中共地下上海市委的指揮。[31]

萬人最初負責的是中法校友聯誼會，該協會中有一小部分共產黨人在法租界警察局當警察和翻譯。會員招收程式是嚴格的，完全基於個人關係。候選人必須在進行了一定的宣傳工作之後，才會被當成積極分子看待，並被要求建立一個前線組織，並在組織名稱中加上“中法校友聯誼會”的關鍵字樣，這一做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共產黨的新四軍。

儘管中共的地下工作非常機警，但是佔領上海的日本憲兵十分懷疑與之合作的偽警是否可靠，他們誤以為偽警們仍然忠實于曾領導過上海市警察局的西方人。於是日本人經常要求他們“剷除英美思想”。到了1944年，有兩千多名警察從偽警中被清洗出去。被清洗的警察中有一些是共產黨人，這些人離開警察隊伍之後就離開上海加入到新四軍或是八路軍隊伍中。但是到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共在上海警察部隊中的一個前線組織仍然有二百名成員。[32]

中共不僅招收新的黨員，還與上海警察部隊中黨外的中共同情者或同路人保持密切聯繫。當時上海市警察局督察處督察長陸大公就是這樣一個人。陸大公既不是國民黨黨員、也未參加幫派活動，更沒有什麼“靠山”。這種背景令陸大公在上海警界領導人的更迭中地位十分脆弱。當1947年俞叔平成為警察局長後將陸大公明升暗降為警察局警察消費合作社主席時，陸大公卻找不到任何援手。這一點令陸大公非常憤怒，特別是當他發現許多國民黨官員在物價飛騰時大肆受賄、而內戰的主動權看似已經轉到了共產黨的一邊之時。前上海警備司令楊虎一直與中共地下黨員保持聯繫，他領導的興中學會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中共前線組織。陸大公後來也成為該組織的一員，這使他與肖大成這位中共特工發生了聯繫，後者說服他接受了中共的領導並“站在人民的一邊”。[33]

內戰期間在國民黨警察內部從事地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需要十分細心和特別注意保密。陸大公總是害怕會被暴露，1948年12月國民黨秘密特工頭子毛森當上海警察局長後，他的這一擔心變得愈加嚴重。楊虎與中共的聯繫很快就被暴露，楊虎不得不藏匿起來。陸大公一直十分擔心會遭到懲罰，尤其是毛森的秘書告訴他：“如果誰和共產黨有聯繫，在[被發現之前]一分鐘以前自己交代，免予處理；一分鐘之後被發覺出來，不僅本人槍決，全家都要處死。”陸大公雖然表面鎮靜，但實際上如坐針氈。[34]

根據邵健與中共警察局黨委的指示，上海警察中的五百名共產黨員每個人都被分配了任務：與全上海各區黨委聯繫、並準備在共產黨人到達上海後動員超過兩千名的“週邊積極分子”以支援上海警力。他們最關心的事情是不讓正在撤離的國民黨人破壞工業設施和殺害政治犯。[35]

到了1949年4月，上海警察中的共產黨人已經組織了一個專門的、群眾性的保護委員會。每四位警官形成一個組，每十位則為一隊，他們負責在國民黨政權覆滅之前保護檔案與保管軍火武器。同時，他們還調查了秘密特工組織的地點，並就警官和特務的罪行完成了詳細的報告。這一記錄後來被交給了人民解放軍。[36]

在毛澤東與朱德於4月25日發佈《約法八章》（這後來成為上海市新政府的章程）後，中共上海警察局黨委在邵健的指揮下立刻投入工作，印刷了大量《約法八章》並寄到國民黨警察與特務的家裡。[37]許多國民黨警官為了躲過中共的監視已經搬家，所以他們在收到這些說明他們未來命運的信件後十分不安，在隨後的日子裡上海警察中出現了極大的騷亂與恐慌。[38]

上海警察局政治調查部中的死硬秘密警察分子——許多都是毛森的追隨者——決定在上海城陷落之前盡可能多地圍捕共產黨疑犯。但是中共已經在政治調查部中部署了四個地下工作者，這些人可以接觸到從全市各個特務機構上報給警察總部的報告。他們一瞭解到逮捕計劃的詳細內容後，就立刻通知疑犯離開。許多人都因此幸存下來。

陸大公仍然遭到懷疑。曾與陸大公在上海警察局共過事的江蘇省警保處處長張達突告訴他，毛森認為他是一個叛徒。為了洗脫他的名聲，張達突帶著陸大公去見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毛人鳳帶著他的保鏢接見了他們，並要陸大公寫一份“自傳”。令陸大公吃驚的是，他意識到國民黨秘密警察頭子毛人鳳正準備招募他在上海陷落之後從事地下工作。一天之後，陸大公獲得了一筆銀元用於間諜活動，以及一個郵箱號碼以便在國民黨撤出之後使用。[39]

六、尖樁籬笆(The Picket Fence)

1949年5月中旬，國民黨防守當局以一種可悲的挑釁姿態動員上海人民建立了一道防禦性的籬笆。

當槍炮在西邊驟然昇起，當地防守政府在上海西南與北部樹立了一道奇怪的木籬笆，以此標誌他們“戰鬥至死”的莊嚴承諾。共產黨嫌疑犯在上海街道上被處死，當地的經濟結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瓦解。很明顯，沒有人對國民黨的能力還有絲毫信心。[40]

此時陳毅的部隊已經奪取了杭州，中共的軍隊已經沿滬甯、滬杭公路一線展開。上海市長吳國楨已經逃離上海，他讓他的秘書陳良將軍負責局面。陳良反過來又將市長的官印交給了康奈爾大學畢業的工程師趙祖康，後者當時是上海工務局的負責人。出於強烈的公眾責任感，沒有任何政黨關係的趙祖康勉強同意擔任代理市長。

雖然當時軍隊負責維持社會秩序，但是國民黨的軍隊已經潰不成軍。蔣介石在乘坐他的私人C-47飛機（據說上面帶有價值2億美金的美國黃金儲備）飛往臺灣時曾在上海中停，輕率地將上海的防禦託付給總理何應欽與湯恩伯將軍。但到了5月24日，上海的新聞報導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提到了何應欽關於防守上海市的決定，因為總理已經乘坐飛機前往廣州。[41]雖然湯恩伯將軍在這天早上舉行了一次勝利集會，並檢閱了各種聲稱“我們將奮戰到只剩下最後一滴血、上海將是共產黨人的墳墓”的大海報，但是到了下午人們就已經看不到他的蹤影了。[42]

七、最後階段

隨著最後階段的臨近，“儒將”陳毅命令他的第三野戰軍要遵守三條保證：遵守所有人民政府與軍管會頒佈的法規法律；遵守城市政策、保護城市繁榮；保持作為革命傳統的艱苦工作與簡單生活。陳毅更進一步命令他的部隊——其中許多士兵都是十幾歲的青年——要注意十點：

1、沒有允許任何人不許開槍。

2、不許住在市民擁有的商店或房子內，不許參觀戲院或者娛樂場所。

3、沒有允許不許到城鎮裡去。

4、不許在街道上橫衝直撞的駕駛馬車或騎馬。

5、不許在街道上吃東西，不許在街道上走路時搭肩摟背；不許在人群中推擠。

6、公平交易。

7、保持軍營整潔，只能在廁所大小便。

8、不許到算命攤算命，不許賭博，不許逛妓院。

9、不許參予封建迷信活動。

10、不許在牆上亂寫亂畫。[43]

到了5月24日中午，陳毅麾下的年輕士兵們已經抵達了上海西郊和市中心之間用木頭做成的馬其諾防線——外國人將其戲稱為“尖樁籬笆”或“上海長城”(Great Wall of Shanghai)。[44]國民黨軍隊排成長長的縱隊、開始沿著大路向法租界撤退。各個警察局前都停滿了卡車，大批警察及其家屬大包小裹地爬上卡車、急急忙忙前往停在吳淞的撤退船隻。有趣的是，當國民黨人撤退時，上海家家戶戶都掛出了國民黨的旗幟，因為根據某條法令，這一天是“勝利慶祝日”。“人們在街上行走時會有這樣的印象——一座大壩坍塌了。全副武裝的士兵坐上了已經預備好的公共汽車。市民被從人力車上趕下來，以便為剩下的士兵提供快捷的運輸。”[45]

“儒將”陳毅

國民黨警察局長毛森似乎決定要留下來直到最後時刻。由於一直懷疑陸大公，毛森將軍在這天早上早些時候與手下秘密死硬幹部們舉行了一次會議。他提議殺掉陸大公，因為陸對國民黨秘密警察的活動瞭解太多。毛森的副官不同意，認為應當讓陸大公活著，並讓他作與即將到來的中共進行交接的中間人。[46]毛森對此勉強同意，並解散了他的高級特務們。毛森隨後命令陸大公到他的辦公室報到。當陸出現後，毛森告訴陸大公援軍未能從臺灣趕到，領導人不得不準備撤退。他要求陸大公以副警察局長的身份繼續工作以“維持地方治安”，因為已經有軍隊逃兵和當地“流氓”在幾個地區打著“中共地下軍”的旗號，試圖接管警察分局及其軍火庫。[47]隨後毛森向所有警察分局局長下達命令，要他們服從陸大公的指揮。[48]

陸大公一找到脫身的機會就立刻離開警察局，向中共地下黨指揮部彙報了與毛森的會面。中共情報幹部肖大成告訴陸大公，黨已經批准了他擔任臨時警察局長。在福州路，緊張氣氛明顯升溫。下午3點毛森的助手打電話給陸大公家裡，告訴他現在正式作為警察局長接手各項工作。陸與假扮成一名普通上海巡警的肖大成一起返回警察局。陸大公希望毛森立刻放棄他的職位。但是毛森賴著不願離開。毛森命令銷毀警察局戶口登記處的登記材料（這一命令被陸大公秘密否決）之後，仍然盤踞著他的辦公室直到傍晚7點。這時陸告訴毛森，人民解放軍的部隊已經抵達了兆豐公園（今上海中山公園），毛森驚惶失措，命令陸大公從警察局機動車隊中調派幾輛裝甲車來保護他撤走。但此時機動車隊已經被中共策反，最後毛森和他的保鏢們不得不乘坐兩輛普通轎車逃往碼頭乘最早一班船前往臺灣。[49]

全面掌權之後，陸大公與代理市長趙祖康通了電話，後者建議他盡其所能維持上海的秩序。陸大公立刻宣佈宵禁。他的第二個行動是派遣警備科官員與肖大成一起到機動車隊確保這個准軍事機構處在中共控制之下。一些中共特工在夜裡進入警察總局來協調接收工作。中共建立的管理委員會也在每個警察分局開始運作，他們降下了國民黨黨旗並準備掛上投降的白旗。[50]陸大公還向各分局局長發佈命令，在接待前來接收的人民解放軍部隊時要高舉雙手、大喊“投降”。

八、越過上海“長城”

到當天午夜，在戒嚴的掩蓋下，中共的偵察部隊悄悄進入城市。幾個小時之後，陳毅部隊中裝備著湯姆遜衝鋒槍與勃朗寧自動步槍的大批先導部隊，突破了木籬笆，從南面與西南面同時向上海進發，沿著愛多亞路前進。[51]他們在每個十字路口都作短暫停留，派出小股部隊去副街進行巡查。當他們只發現了無人防守的路障之後，這些以急行軍跨過了整個江蘇省的年輕士兵們已然精疲力盡，有一些就地入睡了。在他們之後，輔助隊伍架設了野戰電話線並用白色箭頭標出了主要十字路口，並建立了他們自己的機槍陣地。[52]5月25日午夜剛過五分，副警察局長陸大公被電話告知人民解放軍已到達常熟（路）警察分局，後者已經投降。這一天淩晨警察局各個分局都打來了類似的電話，陸大公也已經做好準備來迎接隨後到來的解放軍幹部。到早上8點，當三野的主力部隊沿著兩邊有樹的貝當大道（今衡山路）進入法租界時，陳毅的前鋒隊伍已經到達了外灘，但當時外灘兩頭都由國民黨機槍堡壘防守著。兩個小時以後，戰鬥結束。這一城市的中心區落入了解放軍的手中。[53]

第一批進入的是令人驚奇的“人民解放軍”，他們穿著氈底或膠底的軍鞋，秩序井然：這些裝備很差的農民行動舉止頗有教養，步兵們身穿草綠色軍裝，駐紮下來的時候沒有騷擾或搶劫市民。第二批進入的是各種中共幹部隊伍，這些平民身穿制服但未戴機構徽章，絕大多數都不報姓名卻和藹可親，近乎隱型人。他們進入到各個政府機構時也沒有幹擾任何人，但立刻宣告了一個狂熱工作並力拒腐敗的政權的開始。的確如一些敏銳的觀察者所說的那樣，這就是“火星人在上海”[*-1]的一個例證。[54]

征服者是一支由青少年人組成的部隊。那一天，當時才12歲的小女孩索菲婭・所羅君（Sophie Souroujon）被她的白俄父親警告說，當部隊經過時不要從窗戶向外看，因為這些可怕的共產黨人也許會出於敵意或好玩向她開槍。但是家住莫里哀路（今上海香山路）的她忍不住好奇，輕輕撩開了她家的窗簾向外偷看。令她吃驚的是，她看見的是一群穿著草鞋、武裝不齊的孩子，他們表情嚴肅地沿著她家門前的大路前進。[55]

菲律賓駐上海總領事馬里亞諾・埃斯佩拉塔（Mariano Ezpeleta）也有類似的反應：

我原來預計要看到凶神惡煞、飽經風霜、氣勢洶洶的士兵，他們十分蠻橫，態度上粗暴、刻薄而好鬥。我還預想他們會吹毛求疵，至少會象土匪一樣——斜戴著鋼盔，腋下夾著衝鋒槍，腰間挎著手槍，口袋裡的手雷晃來晃去，身上掛著一排排子彈，嘴裡叼著刀子。但是我錯了。他們就在那兒，那些共產黨士兵絕大多數都是十幾歲、一見人臉就紅的年輕人，體形與男孩子差不多，步態猶豫；另一些是來自農村的鄉下人，正在嘗試沉穩地一步一步前進。他們在大路的十字路口上，隨意端著卡賓槍，睜大眼睛四處張望，很明顯對這座城市華麗而宏偉的建築十分好奇。人們很容易把他們錯當成來自農村地區的、好奇的軍校學生，正在學習進行警戒的基本知識。[56]

這些士兵看起來根本不可能從事搶劫或強姦，也不會索取食物，他們甚至不從居民那裡接受一杯水——這種自律讓上海人民印象十分深刻。[57]

的確，“上海是一下子、而不是逐步地投入了共產黨陣營。”5月26日，在明媚的陽光下、在擁擠的行人好奇的注視下，共產黨士兵在馬路上排成長排酣然入睡，而此時每家每戶都掛上了紅旗，而學生們則在牆上、電車上、壁報上與窗戶上貼上了歡迎標語。[58]

共產黨人在狂歡慶祝。大世界這個地處法租界的上海最大的娛樂場也掛上了一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很明顯已經准備了好幾個星期。每個建築物上都掛著紅旗，這些迎風招展的紅旗就像二十二年前熱情歡迎國民黨的旗子一樣。發現自己還沒有共產黨旗幟的親共派們，只能趕快將國民黨旗子中的青天白日部分撕掉，只留下紅色部分。歡天喜地的易被打動的學生們在馬路上跳著秧歌，用上一代人歡迎蔣介石部隊時的熱情來歡迎毛澤東的部隊。這就宛如一個毛澤東式的好萊塢翻版電影。[59]

正如一位元法國通訊記者所寫的，“在上海，⋯⋯革命轉為歌唱聲。”[60]當載滿紅旗的卡車拉著學生——其中許多是身穿白色襯衣與中長棉布褲的年輕婦女——駛過街道時，營地裡傳來士兵們的合唱聲，城市公園裡的高音喇叭也在大聲廣播著。

城市郊區的戰鬥仍在繼續。外灘美國領事館前以及沿蘇州河一線仍在交火，因為這是掩護國民黨軍隊向東北方撤入吳淞的防線。[61]這天晚上，江灣飛機場的汽油倉庫發生爆炸燃起熊熊大火，北方的天空被染成了紅色。[62]直到5月27日下午3點，在控制著美資上海電廠的國民黨軍隊投降後，中共才得以全面控制上海。[63]這天晚上，上海的無線電廣播宣佈，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劉昌義在蘇州河這條最後防線崩潰後率領四萬人投降，人民解放軍佔領了黃浦江兩岸，國民黨逃向黃浦江的最後道路被切斷。外國人談到了國民黨在吳淞口進行了一場“敦克爾克”式的大撤退：

很明顯，國民黨既沒有足夠的空間來裝載，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帶走他們並排停列等著上船的裝甲車、重炮與卡車。有一英里長的地方被點燃焚燒，被點燃的軍火發生爆炸，火災波及附近的郊區。城市公共汽車沿著馬路狼狽的停放著，一些汽車上布滿彈孔。還有許多出租車、水陸兩用車輛、推土機與其他推土設備。⋯⋯好幾個地方的路面上到處都是海軍的救生衣。許多器件上仍然有“美國陸軍”的標識。[64]

根據中共當局的說法，在上海戰役中有超過十萬人的國民黨士兵被俘或者起義。[65]隨著舊政權的失敗，有許多東西需要清理整頓。

九、接管

儘管人民解放軍幹部在公眾面前似乎表現笨拙，他們卻十分靈活地接收了各種組織。5月25日上午10點，人民解放軍的先頭部隊到達了上海警察總局。陸大公身著便服站在警局外面。他上前迎接解放軍並自報家門：“本人是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代理局長陸大公，特來迎接解放軍進駐市局，並恭聽指揮。”人民解放軍指揮員立刻命令他撤走警局門崗，由一名解放軍接管執勤。這一點讓陸大公十分感動，因為這一轉變意味著政權從“帝國主義與反動派”手中轉到了人民政府手中。[66]

中共幹部們的行動十分迅速。5月25日到26日，在丹陽彙集的“影子警察”們被火車運到上海，隨後與上海舊警察隊伍中的中共地下党委員會的成員們並肩工作。隨後“接管專員”們就任各自在警察總局與各區警察局的職位。[67]他們再次重複了《約法八章》，命令警察局每一個人都留在原來的崗位上工作並執行人民政府的命令，同時等待對個別人的“處理”。[68]“處理”這個詞暗含著輕微的不祥之兆，但隨後許多警官放了心，因為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七軍政治部主任仲曦東召開了一次科股長以上人員會議，他說道：“你們過去為反動統治服務，做了一些壞事。但是這一次你們能以實際行動，響應人民解放軍《約法八章》的號召，不頑抗，不破壞，並把地方秩序維持好，迎接解放，這是你們的覺悟，你們這件事做得很好，做對了。”[69]6月8日早晨，在天蟾舞臺舉行的為時三個小時的會議上，陳毅將軍向上海2,800名警察發表講話，只要求他們對比共產黨解放者與國民黨投機者的行為並自己得出結論。新市長陳毅看起來就像一個帶著深色貝雷帽的法國農民，他嘴裡叼著一支未點燃的、左右晃動的煙捲說到：“勤勉舊警員轉變舊的思想，認清當前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擁護人民政府，一面改造自己，一面安心工作。”陳毅還答應，如果一個警察能夠盡職盡責地為人民服務，那麼他就將會得到繼續從事這一事業的鼓勵。[70]

事情的真相是，當時統治上海的共產黨人別無選擇，只能嘗試將這些前國民黨人與傀儡警察再教育成盡職的公安幹部，就像《共同綱領》第十條所說的那樣——“保衛中國的獨立和領土主權的完整，保衛中國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權益。”[71]在整個中國，1949到1950年間只有八千名警察，因此除了東北的一些城市，國民黨政權中男女警察中大約60％都在接受了“教育改造”之後被保留下來。[72]這一政策被稱為“拆屋重建”，也就是打破舊的警察機構，但是在調查與重新調職之後保留警察人員。[73]在上海，這意味著“每天早上7點到8點，各個警察局的舊人員⋯⋯被再教育並被教導新民主主義原則，以便將每個人都訓練成為一個服務人民的好警察。”[74]

再教育的前景還不能讓許多“留用人員”完全放心。例如，公務局的成員們在當年深秋被告知要進入“離職人員學習班”，這些人認為中共在保留他們的職位方面出爾反爾，並因此十分不安。只有在副市長潘漢年進行了解釋之後他們才放下心來：

公務局在移交時比較完整，人員基本上留下來了，說明你們是靠攏黨的。你們中不少人有一技之長，可以為人民服務，要服務好，一定要懂得黨的政策，改造舊思想，才能適應新形式，這是參加學習的目的。要你們學習，不是拋棄你們，而是培養你們好好為人民服務。[75]

這些留用的國民黨警察所要仿效的中共幹部模範通常是一個山東人，被上海人稱為“三八式”幹部，因為這些人往往於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到達上海，還扛過三八式長槍。正如羅伯特・吉蘭（Robert Guillain）所描述的：

該政權的典型官僚都穿著像戰士一樣的藍色或卡其布制服，戴著一頂布帽子，即使在辦公室裡也是如此，看上去與其說是一個中國官員，不如說是一個蘇聯政委。他的午餐很糟糕，吃食堂提供的三種標準餐——“高中低”——中的一種（根據他的官階），其中最好的一種也不比其它人斯巴達式的清淡飯菜好到哪裡去，只有大米、一些蔬菜、麵條，很少有肉。他是一個窮人，由黨提供衣、食、住。他的煙草與肥皂根據官方標準發放，一個月所掙的錢還不夠買一雙次品涼鞋。在徵用的歐洲式住宅裡，他睡在地板上而拒絕使用柔軟的床墊，因為後者會讓他難以入睡。他與陌生人保持距離，除了那幾個被任命處理“對外關係”的幹部之外，這種幹部一般很難接觸。[76]他堅持要求其他中國人用北京話跟他講話而不許人們用上海方言或其他地方方言，因為相比以前現在北京話更是整個國家的官方語言。很少見到他與婦女在一起，要有也是某個穿著軍裝或黨員制服的壯實村姑，她的臉蛋泛著天真的紅色，她的卡其帽下是筆直的黑色短發。[77]

在革命政權的親切友好與中共幹部的盡職盡責、勇於頑強奉獻的背後，是中共正在建立的一個新的、且更加強有力的城市安全體系。5月28日，陳毅擔任上海市長，李士英與楊帆正式掌管了警察局，並在5月31日將警察局更名為公安局。[78]1949年6月15日，這一新的單位被重新組織為以下各個部門，各個部門的領導都為中共幹部：秘書處，行政部門（運輸、治安、婚姻檢查、商業管理），刑事部門（司法、指紋、彈道、政治、調查），社會事務部門，消防部門，後勤部門。[79]

在楊帆被任命為警察局局長的同時，潘漢年也正好完成了他在香港的安全工作並返回了上海。這位相貌堂堂的前共產國際代表現在已經四十六歲，回國後他在1949年與1950年初擔任了許多職務，其中包括上海人民政府副市長與秘書長、中共中央華東局領導人，並陪同他的老朋友和詩友陳毅在5月28日登上了禮台——陳毅作為市長接過了上海的鑰匙。潘漢年的聲望讓上海的資本家們十分放心，這些資本家認為潘漢年“受過良好教育、衣著得體、風度翩翩。他沒有絕大多數共產黨人所具有的狡黠與威脅性的氣質。”[80]潘漢年精通上海話，態度誠懇隨和，與商人金融家（其中許多人是他身為廣東銀行家的岳父的朋友）相處融洽，這些都使得他看起來是領導上海統一戰線與安全工作的最好人選；而且許多人認為他可以很容易地成為市長。相較長著一雙“凶眼”、外表冷酷、看起來象一個強壯匪徒的陳毅，許多上海資本家都認為潘漢年更為可親。[81]

1950年首任上海市長陳毅

作為上海統一戰線的領導人，潘漢年發佈命令讓城市的工廠與商業恢復“正常”營業。在人民解放軍接管上海後一周，潘漢年邀請上海最著名的資本家們參加由市長陳毅主持的一個會議，陳毅在會上慶祝了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同時也警告說敵人就在身旁。《解放日報》一方面高興地宣佈：“我們當著大上海解放的日子，站在這中國歷史轉變關頭。我們應該慶祝，應該快樂，應該揚眉吐氣。看吧！一個被侵略被損害的古舊中國的歷史已經完結，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新中國的歷史已經開端。”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嚴肅地警告說：

因為敵人的政治軍事勢力是被打敗了，但敵人是狡猾的。他們作反革命是很有經驗的。他們懂得偽裝民主的面孔，懂得作秘密破壞工作。懂得利用左傾詞句或造謠說謊來愚弄革命陣營中覺悟程度不高的人。他們更懂得尋找革命陣營中的弱點，乘隙進攻來作各種破壞。[82]

新政權賦予了自己三個巨大的任務——消滅國民黨殘餘分子、保衛自由與民主、恢復經濟生產。人們都認為其中最為重要的任務是維持秩序。[83]這一任務——這也是1927年國民黨警察局接管上海華界時的首要任務——由一個專門的安全委員會承擔。

維持秩序的首要責任落在了公安局的身上。通過一個軍隊——警察——人民(政府)聯合辦公室，公安局與軍事、民政部門緊密合作。在其內容龐雜的條例中，公安局確立了這樣的工作優先次序：建立社會秩序、鎮壓強盜和搶劫活動、清除敵特分子。[84]

十、社會秩序

中共認為社會無秩序的典型代表就是上海混亂而吵鬧的交通——1927、1945年國民黨接收上海的時候也出現了同樣的混亂。馬路因為小攤販的貨攤而擁擠不堪，水路也被各種船隻堵塞，因此中共不得不強制執行交通秩序。[85]在公安局、警備區、海關等部門的領導下，各個專門的交通管制站強制執行了新的水陸運輸規定與條例。與國民黨的警察接管工作相反，共產黨十分強調以下幾點：第一，宣傳；第二，將攤販組織成各區馬路聯合會。7月11日，在天蟬舞廳召開了整個上海市的馬路攤販聯合會會議。經過全體投票，該次大會決定登記所有攤販，向他們頒發許可證在指定地方營業，並組織各種賣主小組來定期巡視情況。同時還將攤販的總體數量削減了將近一半，只剩下約8.4萬人，此外還制定了各種計劃來規範和減少人行道上非法貨亭的數量。[86]

所有研究現代中國的學者都不會詫異于國共之間的這一關鍵性區別：當開始進行動員的時候，國民黨人會首先提出忠告，再將命令層層下發，最後進行驅趕；而中共的本能則是先深入到最基層並在這一層次進行動員，號召“群眾”積極參加。[87]這一點是1949年5月底到6月初上海舉行的一系列各種“圈子”會議的根本重要性所在。這些會議所提出的目標是要在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下將所有階級都團結起來，以此為基礎來研究與促進“新中國”的各種建設活動。

但是在組織層面上，國共兩個政權就有諸多相似之處，他們都利用了日據上海時期通過戶口制度將連坐責任與家庭登記體系聯繫起來的做法。[88]日據時期上海的偽政府的另一做法是發放“良民證”。上海解放後，新政府批判了二戰後國民黨的警察系統發放“身份證”的做法。作為對個人身份證的替代，中共政權向每個戶主發出了“居民證”。[89]但我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共的公安局體系原封未動地繼承了國民黨的城市保甲體系——在警察監督下實行的戶口登記體系，只不過又加了兩個新的重要部分：食物分配卡和群眾參與。簡單地說，新的公安局體系將食品供應與群眾動員聯繫在一起。

起初軍管委員會和公安局擔心能否迅速得到各自的記錄資料，這意味著能否保證將國民黨民政局的統計報告保存下來。他們一接管民政局，就發現所有記錄都保存完好，儘管國民黨曾在最後時刻想要將這些統計記錄全部銷毀。[90]根據這些記錄，中共政權重新整理了戶籍簿，通常有一頁紙會登記一戶的所有成員（這也可以用於各種集體生活單位，例如一個公司的集體宿舍、一所公寓或一家醫院）。這一頁紙有姓名、出生日期、職業、工作地址、家庭出身、個人成份、教育水準、婚姻狀況、宗教信仰、祖籍地等各種條目。只要這些內容發生變化，戶主就必須要修改其戶籍登記，並向所在地公安局報告。[91]

正如我們已經提到的，中國共產黨一直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控制系統，因此中共自己不推行身份證制度。相反，個人都被登記成為一個家庭的成員，不論是他們是住在一個普通居所、一間公共宿舍、一艘船上、或是一座寺廟裡。作為戶主的家庭首腦、工廠負責人、船長或方丈，擔負著報告其所掌管的“家庭內部”的構成變化的責任。但是，這並未讓居民個人免于被每個公安分局戶籍科的“統計警察”所監視。[92]

登記體系導致了讓人束手無策的大量文案工作。在嘗試維持戶口登記體系的同時，每個公安分局的戶籍科還不得不每個月向每戶分發兩到三次的定量票證。1950年7月21日之後執行了新的條例，要求所有新建或在建房屋都必須到公安局登記，並要得到上海市政局的建築許可與地基規劃。建築物的數位號碼被記錄在門牌號上，這筆費用由房客們共同支付。[93]

雖然日據時期上海的偽警系統監管著糧食的定量與分配，但是它與國民黨政府的警察系統都未將之擴展到很深的程度。但中共的公安局戶口登記系統在這方面與之前的做法截然不同：雖然街道委員會及其“小腳偵緝隊”直到1954年才建立起來，但中共從一開始就鼓勵這一警戒系統的群眾參與並從底層層層上推。到1951年12月，上海有2,083個街道居民委員會與里弄居民委員會，共有成員24,862人，代表了23.9萬上海工人階級居民。[94]特別是在1951—1952年群眾運動開始之後，其他的安全保衛委員會與民兵委員會都開始協助調查犯罪、報告非法旅行、協調鄰里吵架、監視“管制”人口。

值得強調的重要一點就是這種群眾參與在本質上是自願性的。上海市民飽受社會治安問題困擾已久，又遭受了國民黨的空襲（1950年1月到2月的國民黨空襲導致了數百人死亡，這反而增加了民眾對新政權的支持），而且每週都從《解放日報》上看見國民黨的秘密特工被抓獲的消息。此外，他們發現公安局對市民的回應比較積極——至少是在工作方式上，這與國民黨警察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政府在表面上鼓勵市民寫信給報紙進行投訴，並將這些意見提交給被投訴的機構。這些意見中許多是提給公安局的，這種做法很明顯產生了十分有益的影響。

例如，1949年6月6日公安局發佈了一條公告，要求所有上海居民——除了那些房屋被毀的——都只能住在他們的居所裡，只有得到了警察允許之後才能搬家。[95]當公安局發現這條公告引起了人民的強烈不滿後即對這一命令進行了修正，要求要搬家的人必須找到兩名擔保人，並要向公安局提交一份書面申請。[96]同樣，當一個居民抱怨一名警察到他家質問他母親為何吃得起大米與鹹雞蛋後，公安局要求這位被指責的警察就人民的“反感”寫了一封檢討。[97]人們還抱怨為了要得到定量票證而要在公安局排長隊的情況，公安局的反應是下令這些定量票證由商品公司直接發放，市民只要出示公安局的證明文件即可。[98]

警察人員還在公開出版物上道歉，因為他們未能根據共產黨掌權後的新情況進行調整而“隨便說話、違反政策”。例如，一位八十歲母親在抱怨她的兒子“忤逆⋯⋯辱駡毆打”她時，警官楊長慶答覆如下：“老太婆，想開點，你要靠誰吃飯的？”這位母親對此的反應是給《申報》的編輯寫了一封信，說“我想，今天人民公安人員不應該再存在有這樣反動派的作風，希望楊同志注意改正。”在被上級批評後，楊警官進行了自我批評：“特權思想尚未根除。”他許諾要扔掉他從舊國民黨警察部隊那裡帶來的“權威思想的殘餘”。[99]

1950年8月9日，北京的《人民日報》宣佈“人民公安工作是人民國家的最重要工作之一。”作為回應，上海的公安系統發動了一場群眾運動來糾正上面提到的錯誤，並揭露出許多“蒙蔽上級、草率辦案”、“以權謀私”的例子。讀者們被鼓勵將他們的不滿寄給《解放日報》，後者會將他們的意見轉給相應的警察部門並公開結果。[100]

“蒙蔽上級”的一個例子是新城分局的一位元警官錯誤地引導他的上級認為一個普通戶主在進行毒品交易，之後以戶口登記為藉口命令這個男人已成年的兒子們到公安局進行“談話”。公安局後來對這一“錯誤”進行了道歉和“檢討”，並將這位警官交給法庭以處理其“品德不良”的問題，公安局還批評了他的上司粗心大意、“粗枝大葉”的工作方式。[101]

而“以權謀私”的例子是蓬萊分局的一個便衣警察，他沒有付錢就從一個舊貨店拿走了一個平底熨斗。這個“留用人員”據說中“舊社會毒素太深”而不能被徹底再教育。前一年他曾從一個犯人那裡借錢，但是他的領導人原諒了他，因為當時“解放不久”。這位警官只是被告知把錢還回去並接受“嚴肅教育”以便悔改。現在他不僅“舊習”復發，而且還表現出他的“貪污思想”，因此他將受到公安總局人事科的懲罰。[102]

我不記得在我讀過的關於1920、1930、1940年代的上海警察的材料中，他們有類似這樣邀請公眾批評並進行回應的舉措。因此，儘管國民黨的警察組織主要管理的是馬路周圍與娛樂場所的公眾生活，並不像共產黨的警察組織那樣深入到人民生活當中去，但是國民黨警察組織對公眾輿論卻是冷淡、害怕與缺乏反應的。[103]

中共政權對公眾生活的介入也是相當成功的。中共接管上海兩天后，軍管會發佈了關於出版的法令，表面上是要促進言論自由，實際上是要限制言論自由。第一條是：“為了保護人民出版物上的言論自由，並打擊所有反革命言論與出版物，所有要出版或者要恢復出版的報紙與期刊，所有正在運行、開始運行或恢復運行的新聞社，都需要根據這些規定向本委員會登記。”[104]

6月1日，一個以陳毅為主席的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成立。6月15日該委員會接管了國立交通大學，6月24日又接管了暨南大學。[105]國民黨人的速度就從來沒有這麼快過，即使是在“党化”高潮時期也沒有這麼快過；而在此時，也沒有其他領域會出現這種言論（保護自由）與現實（接管大學）之間的強烈反差。[106]

但是，上海管理系統的有效性令人印象深刻，特別是在限制上海的傳統惡習方面——通過強制教育，將妓女、賭徒、吸毒者變成能進行生產的社會成員。[107]而警察系統還對各種臭名昭著的操縱市場活動——例如曾將前國民黨政權打垮了的現鈔投機，儘管蔣經國為此在1948年進行了金圓券改革——進行了十分積極有效的打擊，這些都獲得了公眾的支持。[108]就在中共接管上海後不久，1949年6月初上海就出現了舊貨幣“銀牛”。投機者操縱現鈔與銀幣之間的兌換率，將物價推高了三倍，並叫囂中共沒有經濟管理的經驗因而威脅要製造金融恐慌。[109]新政府譴責了金融資本家“濫發偽幣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認為他們與國民黨的顛覆分子有聯繫，但到6月8日銀元與人民幣的兌換率已經上升到一比兩千。[110]6月10日上午10點，公安局長李士英率領便衣警察與上海警備區的士兵包圍了現鈔交易場所，逮捕了大量的投機者並封查了這些場所。據報導這一行動獲得了上海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並使銀元兌換率迅速縮水一倍半並穩定了物價。[111]另一種現鈔欺詐形式假幣也被公眾深惡痛絕。1949年12月1日，當六名假幣制造者——都被說成是國民黨的特工——被卡車運往死刑場的時候，上海街道上擠滿了圍觀者。

群眾開著車慶祝吶喊

十一、管制遊民與小型犯罪

解放後，上海的警察擁有完全自由的權力來羈押與裁決各種罪犯。他們可以進行對小偷、賭徒、妓女、皮條客、鴉片吸食者、遊民進行大規模的“管理性”圍捕，並在長期禁閉期間對這些人採取了“非刑事犯罪”的改造措施。[112]雖然上海的警察立刻就開始行使自己這些新權力，但是第一波真正的圍捕是在一次上海人民“各界群體”代表會議之後進行的，這次會議採納了民政局提出的這樣一個建議——作為“冬季賑災計劃”中遣返難民的一部分，要對所有乞丐、小偷和扒手進行“收容並改造”。[113]1949年12月12日夜裡公安局開始執行這一命令。

在之後的三天中，超過五千多名乞丐、扒手被送往“勞動生產教養所”。[114]在這些人中，3,700名適合從事勞動的“流氓”被挑選出來接受“改造”。絕大多數被收容的人都願意這樣，因為他們可以獲得食物並有地方睡覺。但其他人並不情願，因為他們是被強迫的，並擔心會被送往臺灣作戰或被送往東北去開荒。他們的看押者向他們解釋說：“人民解放軍是光榮的人民武裝，非常壯大，不要遊民去打臺灣。⋯⋯東北需要人才，但需要的是專家和技術人才，也不要遊民。”這些被羈押者因為自信自己是懶散無能的，所以這才放了心。[115]

扒手這個製造城市各種小苦難的源泉，是另外一個大問題。公安局的新行動是逮捕了幾個扒手，將他們帶到公安局，記錄他們的重要資訊，之後向他們宣傳在社會主義社會應當行為得當。當這些扒手說他們願意悔過自新後，他們會在一張悔過表格上填上他們的名字並注明將會放棄罪行。這些扒手總是一回去就從事他們的老本行。顯而易見，警察通過檢查這些扒手的悔過表格就會列出一個最惡劣違反者的名單。當這些人被再次抓起來時，他們會被審訊並受到嚴厲的威脅；最好的合作辦法就是提供關於各個區域扒手活動的資訊、招收與訓練新手的方法等等。作為扒手群體的改過“頭目”，這些扒手被要求召集其同夥開會。當其同夥到達後，一位警官拿著擴音器宣佈政府要對他們進行一項特殊訓練。雖然這些扒手認識到被抓就意味著坐牢，但是由於被全副武裝的警察包圍，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被押進一個羈押中心。他們被分為小組進行下列“訓練”：認罪，寫自我經歷，接受社會主義基礎教育，唱歌，發言，自我批評，審判。當訓練結束後，他們被送回家。由於警察現在已經瞭解他們所有的一切，絕大多數人都放棄了扒竊。而那些又重操舊業的人則被逮捕並被直接送往遠方的勞教所，此後再未露面。當這一打擊在上海全市展開後，扒竊活動立刻終止。[116]

政府打擊的另一個欺詐活動是人力車夫對在上海北站下車的旅客的搶劫。這些強盜的頭子是一個名叫劉守禮的人，他有兩個流氓當副手，將這些人力車夫組織成一個詐騙團夥，專門詐騙剛剛到達上海的“土包子”。1950年7月6日，一位來自安徽名叫盧勁挺的旅客在北站下車，他帶了270萬元來治療他的一條傷腿。不幸的是他挑了由劉守禮拉的人力車，後面跟著另一輛人力車。劉將盧拉進了山西北路的一條小巷，在那裡他與他的兩個同夥打劫了盧。由於這次搶劫的數目是如此之大，公安局北站分局堅持將這個案子追查到底，並在兩個多月之後逮捕了劉守禮和他的兩個副手。人力車工會十分感謝警察的介入，聲稱這讓工會成員今後可以平平安安地做生意了。[117]

十二、鎮壓武裝犯罪

公安局其次要處理的問題是嚴重的犯罪行為，特別是那些武裝搶劫。為了打擊這一犯罪，必須解決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各種積壓案件，二是與難民、職業罪犯和國民黨退伍士兵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公共秩序混亂。在廢除了國民黨政府所有法律之後，[118]中共政權於1950年8月舉行了全國司法會議來討論一系列新法律。但當時並無擬定這些法律的緊迫性——彭真在第二年5月表達了這種觀點。[119]這部分是因為人民法庭發揮了積極作用，該法庭在1950年8月頒佈了組織方面的總條款。這些人民法庭是臨時性機構，用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順利完成農業改革、並懲罰反革命分子與敵特。[120]

自1920年代以來訓練了許多中國律師的震旦大學法學院院長安德列・布尼臣（André Bonnichon）神父認為，中共是從此時開始在上海逐步建立起新的法律文化的。布尼臣曾於1953到1954年間遭到關押，因此我們對他的說法應當保持一定的謹慎。他說上海城內的專業人員原以為新政府會建立新的、但是是他們所熟悉的那套立法，只是到後來他們才逐漸意識到立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新的法律中沒有刑法典，只有各種法規。官方的理由是：必須取代人們不熟悉的“資產階級”法律程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訴訟人可以理解的司法程式，這是因為1949年之前訴訟人並未意識到法律中的階級內涵。法官們不再是獨立的仲裁者，而是政府官員，他們在宣佈判決之前會與政府相關部門進行聯繫。判決本身（不是由一個法官宣讀，而是在中共領導的贊同下由法庭集體做出）是在保密的環境下達成，不對公眾公佈。[121]

正如布尼臣自己和其他中外籍罪犯的經歷所證明的那樣，被控方在被捕後必須等待很長時間（經常是好幾個月）才能接受一審。法官那時候只是簡單的說：“你是有罪的，因為政府不會不經充分調查與考慮就逮捕你。因此，有兩條路讓你走：要麼承認罪行並懇求政府寬大，這樣政府就會原諒你；要麼頑抗並接受最嚴厲的懲罰。”[122]法官隨後根據類似推理對罪犯進行定罪，根據罪犯的背景和當時所屬階級身份將其指控為蓄意破壞、封建主義、反動傾向、反革命活動。“法官很少說：‘你犯了這項或那項罪行’。而是說：‘你是一個反革命。你是一個外國間諜。’”[123]

以這種方式並根據這些新法律進行處置，國家起訴人並不用指明罪犯所犯的罪行。被逮捕的人只是被簡單地告知要投降而不是要辯護，這實際上讓上海的許多律師處於失業狀態，並使得辯護程式變得無效。事實上，“正確”思想在整個中國成為一種司法責任，而這一事實轉而又鞏固了國家和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力，法院不再對犯罪下定義，對證據做真偽判決，不再從法律的角度研究供詞是否可信。

在上海市區，直到新的人民法庭建立之前，公安局都是將犯人交給舊式法庭的羈押局。[124]1949年6月17日，副市長潘漢年主持了一次法官、律師會議，與會者提議：一旦可以使用法律宗卷時，上海市應該組織一個正式的人民法院。[125]法律工作將繼續由公安局負責，就像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雖然用今天的觀點來看這樣做違反了現代民事權，但中共的法院的確成功地清理了上海積存的法律案件——1950年2月時待受理案件多達10,962件。[126]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中，四千多名男女在押犯被上海市人民法院送往江蘇省北部的東台接受“勞動改造”。[127]到8月，上海、天津與北京的警察宣佈在各自轄區內已經解決了95％的搶劫案件、80％的盜竊案件。[128]為了清理剩下的積壓案件，北京的人民政府政務院與最高人民法院在1950年10月發佈命令，決定根據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法律來處理“罪大惡極”的案件，剩下各類案件由各級人民政府自行裁決。由此到1950年上半年，上海、天津、北京、南京、廣州、重慶、武漢的法院共處理了95,983個案件，其中大約35,000件是刑事案件，51,000件是民事案件。[129]

隨著積壓案件的清理，新的案件被提上了日程。華東軍政委員會將消滅土匪與搶劫當作最重要的工作。[130]中共幹部來自上海以外的地區，並不瞭解當地情況，而“舊人員”又經常因為與上海犯罪分子有著各種社會與經濟的歷史聯繫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6月到12月的7個月間，上海發生了737起武裝搶劫案件：一些匪徒是穿著西裝、打劫歌舞劇院的持槍歹徒，一些是內河的強盜，一些是假裝成中共軍官或者公安人員的國民黨前士兵與特工。他們中的一些，例如由劉吟秋在太湖沼澤地區率領的一個組織，是國民黨特務與地方匪徒合作成立的；許多匪徒都有機關槍。[131]但是在民眾的幫助下，到年底公安局已經將這737件搶劫案件中的665件設法破獲或解決，逮捕了1,667名打劫者，並收繳了大量槍支彈藥。[132]

對這種土匪活動的根基——退伍士兵和難民——同時進行打擊也很重要。1949年6月13日，上海警備司令部命令前國民黨士兵和游兵散勇到上海幾個集中點進行登記自首。那些拒絕登記的將受到懲罰。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裡，包括一名將軍、十名少將、十七名上校在內的7,832人自首。另外還有三千名前國民黨士兵也進行了登記。他們上繳了武器並被送回他們原籍地從事社會生產活動。[133]同時從6月29日開始，數萬名貧民窟居民與難民被遣返回他們的老家。[134]

但是難民仍然繼續湧入上海，特別是當夏季降水在江蘇北部、安徽北部與山東中部引起了大範圍洪澇並摧毀了莊稼之後。到1949年9月中旬，上海臨時難民救濟協會的六個工作站報告共收容了455,147名難民，其中許多人是原來在6月與7月期間被遣返的難民，現在又重新回來尋求獲得饑荒賑濟。[135]處理難民問題的關鍵在於兩個方面。一方面，必須要讓上海人認識到在經濟上他們與附近的經濟腹地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們必須支付遣返難民回農村從事生產活動的費用；另一方面，他們必須要承擔某種程度的責任來資助上海及其近郊的公共事業，以此幫助那些在家鄉不能找到活幹的難民。1950年1月31日，上海冬令救濟委員會常委會發動了一場以工代賑運動：疏通上海三條主要船運河道與二十一條灌溉管道。這一疏通工程一共雇用了4,350名難民。[136]

十三、鎮壓反革命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上海最後解放的歡呼聲明中夾雜著對國民黨反革命活動的可怕警告。這既不是妄想也不是宣傳：蔣介石政權的保密局與其他秘密警察機構的確在上海安插了大量特務。[137]中共的新政權警告說，這些與匪徒和罪犯關係密切的國民黨餘孽極有可能製造社會動蕩。[138]

1949年5月29日，為了指揮對土匪與散兵游勇進行的掃蕩，中共建立了吳淞上海警備司令部。這一掃蕩運動面對的威脅並非空穴來風。與國民黨秘密特務組織有聯繫的徐同、簡漢雄、陳大同、康藝均等人都已經聚集了許多無業遊民、游兵散勇與地痞進行反革命活動。他們很快被逮捕，但是其他組織仍不斷形成。[139]

根據中共發佈的消息，這些組織包括了前國民黨國防部二廳“上海組”，這是一個由焦建和為首的秘密警察組織；戴笠建立的前半軍事性的、由吳子賓（音譯）領導的交通警察總局地下分支；毛森掌握的、由上海警察構成的特工組織，其中有一個專門進行暗殺與破壞活動；“江浙皖特別敢死隊”的一個分遣隊，由蔣經國建立的“大上海青年服務隊”前司令陳毓慶領導。[140]此外還有許多單個的間諜，例如范慶熙被命令建立新的間諜網、從解放軍駐地與警察部門搜集情報、彙集人民政府官員的住址與證件號碼、刺探鋼鐵廠位址，以便進行暗殺活動、空襲與工業破壞。[141]

中共領導下的新公安局一建立起來，中共政權就以軍管會的命令宣佈反動組織違法、所有特工組織必須解散、其非法武器與無線電臺必須上繳。[142]《申報》生動描述了在接下來的六個月中中共是如何抓獲了1,499名國民黨間諜、並繳獲了數百套電臺與槍支彈藥的。一些特務是國民黨撤退時留下來的，一些是來自仍被國民黨控制的臺灣與舟山。準備刺殺陳毅的刺客被逮捕，許多執行各種破壞任務——搶劫銀行、殺害戰士與警察等——的國民黨特務也被抓獲。[143]

1949年6月6日上海軍管會發佈一項公告，勒令解散所有國民黨特工組織。[144]但是當局相信國民黨特工會繼續嘗試製造混亂，以此來實施他們製造“奇跡來挽救他們走向滅亡”的計劃。[145]報紙隨後列出了許多持假文件、武器與其他犯罪物資的前國民黨軍官或秘密特工被逮捕的案例。[146]

因此，在6月29日早晨4點，軍管聯合辦事處對全上海的嫌疑場所發動了一系列“行動”“捕搜匪特和散兵游勇”。他們成功逮捕了317名國民黨士兵和秘密特務，搜繳了大批武器與手槍。第二天進行了更多的突襲，又有328名顛覆者被抓獲。審判完這些人後他們又抓獲了六千多名“匪徒特務”。[147]這些逮捕以及隨後的公開處理，在上海給人們製造了這樣一種感覺：敵人到處都是，持續保持警惕是非常重要的，你的鄰居很可能就是一個間諜。當然這種態度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並導致那個可怕時期出現了許多莫須有的指控。[148]

十四、浦東的反革命

浦東這個位於上海外灘黃浦江對岸的貧窮農村地區，是敵對力量的溫床，就像幾年前日本人佔領上海時所面對的情況一樣。浦東反抗者的領導人是朱石山，此人曾是戴笠軍事統計局第二處副處長。朱石山在上海解放後不久被俘，但很快被釋放，他隨後到浦東組織了一支抵抗共產黨的部隊。但這一努力毫無成效。[149]

浦東碼頭老照片

1949年6月初到8月中旬，人民解放軍派出了小股部隊監督浦東各村幹部收繳武器。同時解放軍還派出幹部幫助當地的中共黨組織接收當地政府並勒令反抗者投降。在7月中旬之後，人民解放軍的一些大部隊開始在其警戒地區對抵抗組織進行掃蕩。雖然對當地地形與特務的“行事風格”並不十分瞭解、也並未施加極端的軍事壓力，人民解放軍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戰果。七十多名“匪徒”、大批當地鄉村民兵以及國民黨部隊的許多散兵游勇被俘獲。[150]

由於部隊與幹部聯手進行了軍事掃蕩行動與群眾政治動員行動，一個聯合的剿匪司令部因此成立。武裝的工作隊被派往地方各個區，其中一個目的是要發動對“餘匪”的政治攻勢，另一個目的是要通過幫助農民秋收來提高農民的福利和教育文盲等。在進行這一活動的同時，工作隊還在三十三個鄉建立了農民協會。10月底，一支軍警聯合部隊擊敗了“海北民眾反共縱隊”與“東南國民救亡軍”，這些組織據猜測都聽令於國民黨保密局、而實際上由浦東四個匪首指揮。[151]到11月末，國民黨軍隊的殘餘或投降，或退到海上與在浦東和杭州之間橫行的地方土匪和海盜進行聯合。[152]

但是其他反抗組織也必須根除。9月3日，蘇南公安局對由國民黨國防部指揮、在無錫地區活動的“青年國民救亡軍”進行了一次打擊。司令毛鑫逃脫，但是副司令被捕，二十多個秘密組織被粉碎。[153]10月13日，上海河警抓獲了臭名昭著的蘇北土匪頭子劉占魁，劉曾是國民黨的一個秘密特工，並擔任過襲擊新四軍的遊擊隊司令，並且“所到之處，姦淫燒殺。”[154]1949年11月，上海警察局偵破了“青年反共軍”第二縱隊，該組織由戴笠建立的“忠義救國軍”殘餘分子組成，在胡少梅的指揮下進行暗殺與破壞行動。胡與他的副手們一起被俘，該縱隊潰散。[155]

當中共政府的部隊在1949年底統計其勝利成果時，他們宣佈在南京與上海地區摧毀了三個地下特工組織，而蘇州、常熟、無錫地區的所有抵抗組織全部被消滅。[156]在這場運動中人民解放軍扮演了領導性的角色。在其進行的掃蕩中，吳淞警備司令部共繳獲31挺機關槍，762支步槍與手槍，13門小型火炮，7萬多發彈藥，7座電臺發報機，還有油印機和印製假幣設備。他們至少偵破了432件土匪特工案件，並抓獲了2,273名匪首、18,541名土匪和游兵散勇。[157]

十五、公敵

公眾的警惕性因為朝鮮戰爭而極大的加強，因為後者“刺激中國進行了一系列政治與社會革命，而人民共和國初期原本並未打算要進行這些革命”。在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後，正如毛澤東所預見的那樣，“共產黨政權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十分強勢的位置，可以通過強大的群眾動員而滲入中國社會的每一個細胞中。”[158]中共政府宣佈，“重要的是依靠群眾，提高他們反對特工間諜的熱情，增加他們的政治警惕性，將防敵特間諜工作變成人民日常生活中一個有機的、常規與重要的部分。這樣就能有效的維護國家與人民的利益，反革命壞蛋的邪惡計劃就會被徹底粉碎。”[159]

1950年7月23日，總理周恩來發佈了使用終身監禁或死刑來鎮壓反革命的一系列命令。[160]這些命令在1950年10月舉行的一次大會上得到支持，該次會議宣佈過去對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太過寬宏大量。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頒佈了《懲治反革命條例》，2月21日該條例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發佈。[161]隨後開展的這一運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上海，這一運動讓上海人民認識了“各種身體上和精神上的制度化暴力程式，這些程式是中共當局政治形式中至關重要的因素。”像後來的運動一樣，鎮反運動削弱了城市居民之間最為基本的彼此忠誠，讓人們認識了什麼是“階級鬥爭”。[162]根據1951年12月14日潘漢年的說法，上海在組織了這次運動之後，一共舉行了三千二百多次控訴會，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們搜集了四萬多人的資料。[163]其中數百人後來被殺，上千人被投入監獄。[164]

這些群眾運動中的一個代表性機構就是居民委員會，通俗地講就是里弄委員會。到1952年，上海的里弄委員會組織了各種報紙閱讀小組來宣講黨的政策、解釋外國局勢、拓寬居民眼界、鼓動政治熱情。在抗美援朝運動中，上海居民共捐款165億元來購買飛機大炮。在鎮反運動、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運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中，居民委員會的成員被號召對鄰居進行愛國主義式的監視、甚至是對自己的父母進行公開譴責。[165]到1950年代中期，“通過居民委員會的有效工作，上海里弄的政治與社會生活秩序得以實現。”[166]當然，在公眾敵人被消滅之後，這種生活“秩序”可以以一種良好的社會民主重建方式來實現。[167]對於梅風裡（音譯）這個位於上海西南部普陀區貧窮工人階級聚居區裡的一條小里弄來說，進行“清理整頓”意味著首先要除掉對鄰居們進行恐嚇威脅的“頭號騙子與壞蛋”徐友良（音譯）。“在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支持下，這個壞蛋作為保甲制度下的保長，強迫一位青年參加了國民黨軍隊，這位青年的父親最後為此憂慮而死。這個壞蛋是被人民所痛恨的許多幫派團夥的頭子。但是不久之前徐就被押到一個有上千人參加的群眾公審大會上，人民政府根據人民的要求對其進行了他應得的懲罰。”[168]在解放前，居民們曾嘗試要安裝垃圾箱和建造公共廁所，但是徐永良將這些錢納入了自己的腰包。現在這個里弄“完全變了樣。馬路現在鋪上了石板，牆壁也被粉刷乾淨。里弄還安裝了許多路燈，還有消防龍頭、垃圾箱與公共廁所”。據說孩子們是最幸福的。之前整條里弄只有二十個孩子進入學校讀書，現在有一百多孩子都有機會上學。居民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居委會則解決他們的安全與健康問題。“民主的確創造了奇跡，這條里弄裡的居民現在生活在一個快樂的大家庭裡。”我們被告知，梅風裡這個故事“說明了上海人民在建設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方面所取得的進步”。[169]

這同時也是現代雅各賓主義——相信可以通過極權主義的行動來改變社會——的歷史。[170]上海的“清理整頓”對下面這個問題來說正中要害：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張力，或者如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所說的“對良好社會秩序前景的強調與社會不同部分各自利益之間”的張力，個人作為自由權利主體與強調集體之間的張力，烏托邦與實現烏托邦的具體過程部分之間的張力、以及與上述這些都緊密相關的革命與正常政治之間的張力。[171]我們是否應當簡單地回歸到讓——雅克・盧梭提出的“公意”（general will）與“眾意”(will of all)之間形成的社會契約這一理所當然的張力上去？我想不是。事實證明，清理打掃梅風裡公共廁所的代價實在太大，以至於讓人難以承受。

姚昱譯

注釋

[注1]《人民日報》，1952年5月31日第1版。

[注2]John Wilson Lewis," Introduction: Order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City," in John Wilson Lewis, ed.,"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2.

[注3]James Z.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11.

[注4]薄一波的報告日期為1947年4月19日。其他出現類似問題的城市有運城、邯鄲、焦作。Ibid.,15.

[注5]Ibid.,14.

[注6]Ibid.,14—15.此處為作者的轉述。

[注7]Ibid.,18—19.

[注8]Ibid.,17.

[注9]《摧毀警察機構，保衛人民政權》，《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6輯（1984），第104頁。

[注10]《摧毀警察機構，保衛人民政權》，《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6輯（1984），第105頁。

[注11]Lewis,2,52.

[注12]Gao,40.李自成推翻了明朝最後一個皇帝，但是因為其農民軍不能應對首都城市精英（與文化）而“喪失天命”。

[注13]New York Times, April 19,1949,4.

[注14]中共有四個基本要求：（1）不受抵抗地越過長江，在江陰、靖江與蕪湖以西其他八個地區沿一條90英里戰線建立橋頭堡；（2）將國民黨軍隊所有部隊重新編入人民解放軍；（3）最後共產黨佔領全中國；（4）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南京政府只能作為看守政府。

[注15]New York Times, April 20,1949,1.

[注16]Noel Barber, The Fall of Shanghai (New York: Coward, McCann and Geoghegan,1979),79—84.

[注17]New York Times, April 21,1949,2:1.

[注18]E.R.Hooton, The Greatest Tumult: The Chinese Civil War,1936—49 (London: Brassey's 1991),155.

[注19]New York Times, April 21,1949,1; April 24,1949,2.

[注20]New York Times, April 25,1949,1.

[注21]New York Times, April 24,1949,1.

[注22]Randall Gould," Shanghai during the Takeove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77 (September 1951):182—183,193.

[注23]雖然美國的經濟合作署（ECA）在1948年向上海提供了190,630噸米，但到1949年4月上海城只剩兩個星期的供米儲藏量。見：25 and 27, in FO5926/1015/10, Telegram from Consul General Shanghai,27/4/49,in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FO371/7570。當時約50到100萬的居民沒有大米“儲備”。到此時，因為農民對金圓券完全失去了信心，上海所能得到的中國大米供應量僅為正常供應量的三分之一。當4月18日米價又上漲了17%時，上海因恐慌而出現了搶米暴動。New York Times, April 19,1949,4.

[注24]Mable Waln Smith, Springtime in Shanghai (London: George G.Harrap and Co.,1957),177.

[注25]New York Times, April 25,1949,2.

[注26]Ibid.

[注27]New York Times, April 27,1949,3.

[注28]劉峰：《在偽警察局裡的鬥爭》，《文史資料選輯：上海解放三十周年專集》，上冊，1979，第190—191頁。這兩萬名警察中包括了消防員、警察、法警與行政及一般事務人員，再加上28個區分局、兩個警察局、監獄、警察醫院、警察學校的人員。陸大公：《上海警政大權回到人民手裡》，《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1981），第67—68頁。

[注29]劉峰前揭文，第178—179頁。

[注30]萬人：《國民黨上海警察局裡的地下工作》，《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4輯（1983），第20頁。

[注31]萬人：《國民黨上海警察局裡的地下工作》，《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4輯（1983）；劉峰前揭文，第180頁。

[注32]劉峰前揭文，第180頁。

[注33]陸大公前揭文，第62頁。

[注34]陸大公前揭文，第62—63頁。

[注35]萬人前揭文，第212—213頁。

[注36]劉峰前揭文，第192頁；《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07頁。

[注37]《解放日報》，上海，1949年6月3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04, June 3,1949,1—2。

[注38]劉峰前揭文，第191頁；《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06—107頁。

[注39]陸大公前揭文，第63—65頁。

[注40]Gould, 183.

[注41]5月23日解放軍突破了國民黨的防禦半徑。Hooton,157.

[注42]Percy 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3), 337—338; China Daily, February 12,1987,6.

[注43]Gao,60.

[注44]Lynn Landman and Amos Landman, Profile of Red Chin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51),18.

[注45]New York Times, May 25,1949,1.

[注46]陸大公前揭文，第63—64頁。

[注47]《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09—110、112—113頁。

[注48]陸大公前揭文，第65頁。

[注49]陸大公前揭文，第66—67頁；《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07頁。

[注50]《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08頁。陸大公接管上海警察局後，最初的發現之一就是在警察局總部的停屍房找到了9具著名政治犯的屍體。他很快就採取行動阻止了其他的屠殺。陸大公前揭文，第68—69頁。

[注51]Landman and Landman,25.

[注52]Barber,146—147;New York Times,May 25,1949,1.

[注53]Robert Guillain," China Under the Red Flag," trans.L.F.Duchene, in Otto B.Van der Sprenkel, ed., New China: Three Views (London: Turnstile Press,1950), 84; Paolo Rossi,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Shanghai: A Warning to the West (Denver: Twin Circle Publishing Company,1970), 33.

[注54]Guillain,84.

[注55]引自作者與索菲婭・所羅君(Sophie Souroujon)2004年4月23日的採訪.

[注56]Mariano Ezpeleta, Red Shadows over Shanghai (Quezon City: Zita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72),185.

[注57]Gould, 184; Interview with Joseph Chen, May 1970.

[注58]New York Times, May 27,1949,14.

[注59]Finch, 339; Rossi,14.

[注60]Guillain,101.

[注61]原本解放軍可以在一個小時內就可以打垮防守百老匯大廈（譯者注：今上海大廈）的大約一千名國民黨士兵。但是考慮到在建築物裡有數百名平民，他們沒有這樣做。Ezpeleta,189.

[注62]New York Times, May 26,1949,4; May 25,1949,1.

[注63]一得知英國人所有的供水系統已經被中共接管，成千的上海居民立刻拔掉了他們浴盆中的塞子放掉了存水。他們現在覺得他們可以放心地放走他們為緊急情況而儲備的水了。New York Times, May 28,1949,5.

[注64]New York Times, May 28,1949,5.

[注65]《大公報》估計只有大約2萬名國民黨人得以從海上逃跑，13萬人被拋棄。還有大約33萬名國民黨士兵在江蘇與浙江省投降。New York Times, June 4,4.

[注66]陸大公前揭文，第69—70頁。

[注67]Gould,184; Ezpeleta,193.

[注68]《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13—115頁。

[注69]陸大公前揭文，第70頁。

[注70]《解放日報》，1949年6月9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06,June 7,1949,9。陳毅曾在法國取得過電氣工程師的學位，他還曾在法國的克萊蒙費朗（Clement-Ferrand）的米其林（Michelin）工廠工作過。見Barber, 161。

[注71]Henry Wei, Courts and Police in Communist China to 1952,Series 1, No.1,1952, of"°Studies in Chinese Communism" (Lackland: Air Force Personnel and Training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1955),48.

[注72]《人民日報》，1950年9月7日，見Wei,49, 51。

[注73]《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09頁。

[注74]《商報》，上海，1949年6月7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04, June 7,1949,10。潘漢年估計，在人民共和國最初幾年中，前國民黨人員中有超過70％到80％的人員繼續從事原來的工作。Marie-Claire Bergere and Wang Ju," 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SFIC) as an Instru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ited Front Policy (1949—1952)"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a's Mid-century Transi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September 8—11,1994),5.

[注75]潘漢年作為副市長有著喜歡照顧“舊人員”的名聲，潘漢年往往自己個人向“舊人員”提供生活津貼。趙祖康：《回憶潘漢年同志》，《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2輯（1983年1月），第2—3頁。

[注76]領事官員十分擔心“不能與到來的共產黨官員建立起聯繫。⋯⋯不是擔心我們會被蓋世太保所包圍，而是我們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官員。”Gould,184.5月29日俄羅斯人關閉了他們的領事館，因為新政權並未正式承認蘇聯。New York Times, May 30,1949,1.

[注77]Guillain,85—86.

[注78]China Daily, February 6,1987,6; Robinhood (tabloid), Shanghai, May 31,1949,in China Press Review 912,June 15,1949,6.

[注79]《大公報》，上海，1949年6月15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12,June 15,1949,6。

[注80]Robert Loh and Humphrey Evans, Escape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Coward-McCann,1962),149.

[注81]Finch, 340.

[注82]《解放日報》，1949年5月28日。

[注83]《大公報》，上海，1949年6月15日，《解放日報》，1949年5月28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899, May 25—27,1949,1,3; China Press Review 900, May 28,1949,2。

[注84]《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11—117頁。

[注85]Ezpeleta,189,194.

[注86]《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12頁。

[注87]John Gardner, "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 A Study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Urban Control," in A.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477.

[注88]Matsumura Shiho, "Kenkoku shoki (1949—1952) ni okeru toshi jumin no toki kosaku-Chugoku toshi jumin no ryudosei to hensei genri" (《政府初建時期[1949—1952]城市居民的登記——中國城市居民組織的流動性本質與基本原則》)(unpublished paper, Tokyo,2000),12。中共也受到了蘇聯專家介紹的通行證制度的影響。A.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1949—1955(New York: Frederick A.Praeger,1964),645.

[注89]Gong Xikui,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the Caste-like Quality of Peasant Life," in Michael Dutton, ed., Streetlife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81—82.

[注90]《飛報》，上海，1949年6月8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07, June 8,1949,9。

[注91]Lynn T.White III, "Deviance, Modernization, Rations, and Household Registers in Urban China," in Amy Auerbacher Wilson, Sidney Leonard Greenblatt, and Richard Whittingham Wilson, eds.,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1977),155.

[注92]Ibid.,157—158.

[注93]Shanghai News, July 23,1950,2.

[注94]Gardner,496.

[注95]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警察有時間在發佈新的居住證明檔之前，來檢查這些居民之間持有的舊國民黨身份證。《解放日報》，1949年6月9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08, June 9,1949,9。

[注96]《大公報》，1949年6月15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12, June 15,1949,6—7。

[注97]《解放日報》，1950年9月13日，第6頁。原文為第2、6頁。

[注98]White,159.

[注99]《解放日報》，1950年9月13日，第6頁。原文為第2、6頁。

[注100]《解放日報》，1950年9月13日，第6頁。原文為第2、6頁。

[注101]《解放日報》，1950年9月13日，第6頁。原文為第2、6頁。

[注102]《解放日報》，1950年9月13日，第6頁。原文為第2、6頁。

[注103]Frederic Wakeman, "Licensing Leisu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Attempt to Regulate Shanghai,1927—194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1 (February 1995): 19—42.

[注104]《大公報》，1949年5月29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01, May 29—31,1949,14—15。

[注105]《解放日報》，1949年6月16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13, June 16,1949,10；《解放日報》，1949年6月25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22,June 29,1949,13。

[注106]見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1990)。

[注107]Gail Hershatter, "Regulating Sex in Shanghai: The Reform of Prostitution in 1920 and 1951," 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Wen-hsin Yeh, eds.,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2),145—185;《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14頁；Christian Henriot, "La Ferméture': The Abolition of Prostitution in Shanghai,1949—1958," China Quarterly 142 (June 1995): 467—486; Wei,30;《大公報》，1949年6月27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21, June 28,1949,9。

[注108]Guillain,103; New York Times, June 12,1949,26.

[注109]《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13頁。

[注110]《解放日報》，1949年6月3日;《大公報》，1949年6月8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07,June 8,1949,2。在1949年5月2日到6月6日之間，一般生活消費指數上升超過兩倍多。根據南京大學的統計，以1936年作為基數100的話，5月2日這一指數就高達42,373，6月6日更高達90,380。New York Times, June 12,1949,26.

[注111]《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14頁；《新聞日報》，1949年6月30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23, June 30,1949,3。

[注112]Jerome Alan Cohen,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63,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10.

[注113]1949年到1957年上海派出了一百多萬人到外地生活和工作。Barnett, Communist China,662.

[注114]《大公報》，1949年12月17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1043, December 17,1949,5;《解放日報》，1950年1月18日，9—10版。絕大多數流浪者是被他們的鄰居交出來的。Cohen,243.

[注115]《解放日報》，1950年1月5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1057, January 5,1950,10。

[注116]Mu Fusheng (pseud.), The Wilt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under Mao (New York: Frederick A.Praeger,1963),178—180; Cohen,240—241.

[注117]《解放日報》，1950年9月14日第2版。

[注118]Andre Bonnichon, Law in Communist China (The Hague: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56), 4; Guillain,91.

[注119]在1951年5月11日政務院的一次會議上，彭說道，不用著急建立“完整與詳細”的法典，因為這“既不成熟也不必要”。到1955年，新政權仍未發佈民法典或刑法法典。Wei,10.

[注120]Ibid.,19.只有在1952—1953年進行了司法改革、而法庭清洗了來自國民黨政府的人員後，共產黨才有自信啟用正常的司法體系。Cohen,9—10.

[注121]Bonnichon,4,6—7,14—15; Guillain,105—106.

[注122]Bonnichon,8.

[注123]Ibid.,7.

[注124]《商報》，1949年6月16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13, June 16,1949,7。

[注125]《解放日報》，1949年6月18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15, June 18—20,1949,7。

[注126]Wei,12.

[注127]Ibid.,53.

[注128]Ibid.,50.

[注129]Ibid.,16.

[注130]《解放日報》，1949年10月21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96, October 21,1949,5。

[注131]《解放日報》，1949年10月19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94,October 19,1949,9。

[注132]《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13—116頁；《大公報》，1949年6月28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22, June 29,1949,2;《解放日報》，1949年6月15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12, June 15,1949,6。

[注133]《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13頁；《解放日報》，1949年6月15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12, June 15,1949,2。

[注134]《大公報》，1949年6月25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21, June 28,1949,8;《大公報》，1949年6月29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22,June 29,1949,9;也見Guillain,104。

[注135]《大公報》，1949年9月19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74, September 20,1949,7—8。

[注136]《解放日報》，1950年2月1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1081, February 1,1950,8。

[注137]中國的報紙聲稱國民黨秘密特工正在利用上海作為一個聯絡點，來組織在松江地區的散兵游勇形成一個“國防部蘇浙邊區先遣軍”。《新華日報》，1949年8月20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55, August 23,1949,7。

[注138]Otto Vander Sprenkel, "Part one," in Otto B.Vander Sprenkel, ed., New China: Three Views (London: Turnstile Press,1950),21;《解放日報》，1950年1月18日第9版。

[注139]《解放日報》，1949年11月2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1006, November 2,1949,9。

[注140]《解放日報》，1949年9月15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71, November 15,1949，7—8；《大公報》，1949年9月18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72,11;《解放日報》，1949年10月18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93, October 18,1949,6—7；《解放日報》，1949年9月14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70, September 14,1949,6。

[注141]《解放日報》，1949年10月17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92, October 16—17,1949,6—7。

[注142]《摧毀舊警察機構》，第117頁。

[注143]同上，第116—118頁；上海市寶山縣縣誌編纂委員會：《上海市寶山縣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22頁。

[注144]《大公報》，1949年6月8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07, June 8,1949,8。

[注145]《解放日報》，1949年6月15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12, June 15,1949,1。

[注146]相關的例子見《解放日報》，1949年6月24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19, June 24,1949,7。

[注147]《解放日報》，1949年7月1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24, July 1,1949,8。

[注148]《解放日報》，1949年6月29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22, June 29,1949,7;《解放日報》，1949年6月30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23, June 30,1949,7。魏昂德（Andrew Walder）寫道：“關於陰謀到處存在這一主題長久以來都被低估。⋯⋯如果我們承認陰謀與欺詐這一主題的核心性，我們就會不可避免地被導向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這一來源對被認為是毛主義者長久以來進行批判的政治傳統來說是十分核心的。關於隱藏陰謀的主題⋯⋯是直接借自於⋯⋯大清洗與公審（show trial）時期史達林式的政治文化。”見Walder, "Cultural Revolution Radicalism: Variations on a Stalinist Theme," in William A.Joseph, Christine P.W.Wong and David Zweig,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1991),43。

[注149]《解放日報》，1949年10月26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1000, October 26,1949,10。

[注150]《解放日報》，1949年11月23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1023, November 23,1949。

[注151]《解放日報》，1949年10月26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1000, October 26,1949,10。

[注152]《解放日報》，1949年11月23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1023, November 23,1949。

[注153]《大公報》，1949年9月6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964, September 3—6,1949,11。

[注154]《解放日報》，1949年10月19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1006, November 2,1949，9。

[注155]《新聞日報》，1949年11月24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1024, November 24—25,1949，9。

[注156]《大公報》，1949年11月9日，第2版，見China Press Review 1012, November 9,1949，6。

[注157]《解放日報》，1949年12月31日，見China Press Review 1054, December 31,1949,5—6。

[注158]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220.

[注159]U.S.Department of State, "TheHate American Campaign in Communist China" (Washington, D.C.,1953),13—14.

[注160]Wei,29.

[注161]《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公安工作法規彙編（1949年10月—1956年6月）》，北京：群眾出版社，1958年，第2—7頁；Cohen,299—302.

[注162]Gardner,496.

[注163]趙祖康前揭文，第3—4頁。

[注164]新華社，上海，1951年6月17日；Wei,39; Harriet C.Mills, "Thought Reform: Ideological Remolding in China," Atlantic 204.6 (December 1959):76.

[注165]張濟順：《上海里弄》，trans.Ma Xiaohe (unpublished pape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1994),32—33。

[注166]張濟順：《上海里弄》，trans.Ma Xiaohe (unpublished pape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1994),第32頁。

[注167]關於“建構主義方法”，見S.N.Eisenstadt, Paradoxes of Democracy: Fragili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33。

[注168]Shanghai News, December 27,1951,4.

[注169]Ibid.

[注170]Eisenstadt,38.

[注171]Ibid.,40.

[注*-1]意為共產當軍隊進入上海時的表現對上海民眾來說是十分新奇的。——譯者注

第三章

國家的主人？人民共和國早期的上海工人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

伴隨著1949年共產黨政權的建立，中國出現了過甚其辭的親無產階級言論，許諾說要極大地提高無產階級的政治地位。有些官方聲明宣稱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是“領導階級”，理所應當地要“當家作主”。半個多世紀後再回首這個時期，人們也許會認為這些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聲明只不過是一個憤世嫉俗的國家所捏造的空話。但是有證據顯示，當時許多工人與工會幹部都十分認真地對待這些承諾。上萬名上海工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民兵隊伍，在保衛他們的工廠免遭敵人破壞並將這些工廠安全地移交到革命政權之手的過程中，這些民兵組織起了關鍵作用。因此，工人們很自然地期望在新社會秩序中也能發揮巨大影響。[1]人民共和國初期上海工人階級的戰鬥精神證明了他們陶醉於一種政治膽略和特權意識當中。而這種膽略和意識既受到官方宣傳的鼓動，也來自工人階級自身剛剛經歷過的鬥爭史的激勵。

本章將探討這樣一個問題：面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所提供的機會，上海的工人和工會是如何嘗試把握機遇來擴大激進主義勞工運動的。以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工問題的研究一般集中在產業工作場所裡的管理關係上，而本文將主要關注基本上發生在工作場所之外的激進勞工運動。[2]首先，我將考察中共取得勝利後的幾個月裡席捲了整個上海的勞工抗議浪潮，並將根據可獲得的詳細資料深入研究其中的幾個事件。其次我將轉向工人民兵這個由工會發起、以革命先行者為榜樣的組織是如何被重新建立起來的這一問題。這些民兵組織在人民共和國初期發動了上萬名上海工人在工廠及其附近地區進行巡邏。1949年5月新四軍接管上海後，上述這兩種變化很快都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勢頭。但是隨著四年後毛澤東決定拋棄“新民主主義”、轉而採用旨在實現快速工業化的史達林模式，這些發展戛然而止。

上海工人老照片

一、工潮

根據官方工會的統計數字，僅1949年6—12月這6個月中，上海就發生了3,324次罷工和其他各種嚴重的工人騷動。[3]即使是和中華民國時期相比，這些數字也是非同尋常的。而1919年五四運動、1925年五卅運動、1926—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以及內戰期間工人的遊行抗議，早就已經令民國時期的中國勞工運動成為世界歷史上最令人矚目的勞工運動之一。[4]1946年是民國時期上海罷工運動規模最大的時期，共發生了二百八十次罷工。相比之下，1949年下半年新成立的中共政權平均每月就要面對五百多次勞工抗爭活動。[5]

這一工潮的爆發顯然反映了當時的經濟困難。內戰的延續，以及隨後許多資本家離開上海前往香港、臺北、東京等地，導致了大規模的工廠停工與工人裁員。這一時期發生的絕大多數勞動糾紛都是圍繞著生計問題展開的：譬如要求工廠重新開工、工人返回工廠工作、支付拖欠工資。但是，新政權對工人階級擁有政治特權的公開承諾也鼓勵了工人抗議者。

在一些情況下，官方工會（其領導人是中共地下党成員，他們在內戰期間負責組織罷工和建立民兵組織）推動了無產階級的抗爭行為，並以此作為表達無產階級特權的恰當方式。1949年9月，上海市總工會（籌）在一份報告中就表示了對蓬勃發展的工人抗議運動的同情：“上海剛解放。工人群眾長期受到帝國主義、國民黨和資本家的壓迫。一旦獲得解放，必然掀起廣泛的群眾運動。大部分工人都參加了護廠運動，緊接著在政府政策和各種號召的指引下，迅速而又普遍地展開了要求開廠復工的運動。”[6]官方聲明加強了工人的革命熱情，這反過來又極大地推動了勞工的激進運動，對此總工會十分讚賞。但是上海市總工會（籌）報告中接下來的內容，則聽起來有一些謹慎：

由於個別不開明的資方在解放前對工人的過苛剝削與無理壓迫，加之某些工人群眾單純的翻身觀念，因之若干廠內就發生了要求清算鬥爭之現象。如怡和紗廠離職已有20年的工友，因為當時為群眾利益鬥爭而被開除，解放後要向資方出口氣。同時由於少數特務分子的操縱鼓動，在像頤中煙廠這樣的地方，原來因不同緣故而離職的600多失業工人提出了過左的復工要求。這些都增加了許多糾紛。[7]

在當時的上海市總工會看來，革命（與反革命）的各種遺產與對立帶來了十分嚴重的挑戰，它們使勞工運動日益激進化，並正朝著有潛在危險的方向發展。

1949年下半年爆發的大規模勞工騷動主要發生在中小型企業，特別是集中在棉紡織和煙草企業，當時的經濟萎縮對這些行業打擊最重。勞工的抗爭活動大多數是分散的，並以防禦姿態表達了工人階級對自身境遇的嚴重不滿。但是仔細觀察那些歷史上勞工抗爭運動就長期存在並一直較為激烈的企業（包括上海市總工會報告中列舉的怡和紗廠與頤中煙廠），也可以看到更為政治化的勞工抗爭模式。從1920年代到國共內戰時期，這些企業始終是國共兩黨各自的勞工組織展開激烈競爭的場所。即使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後，這些工廠也繼續存在互相競爭的派系活動——包括武裝民兵的組建。而工會在新政權時期發動罷工和展開其他形式的勞工鬥爭是否合適這一問題上的曖昧態度，只能是進一步加劇了這些衝突。

我們以榮氏家族產業帝國的申新第七紗廠為例。在中共接管上海後的將近一年中，該紗廠由國民黨人發起和把持的工會幾乎未被觸動。[8]申新總經理榮鴻元在上海解放前夕逃往香港，其繼任者決定削減本已備受壓迫的工人們的周工作時間和工資。1950年1月，上百名憤怒的工人兩次包圍了申新紡織公司的總部，要求補發拖欠的工資。當這些行動未能解決問題時，失望的工人湧向新經理榮鴻慶的住所。其中一群示威者藉口說要尋找棉紡大資本家榮毅仁，闖進了榮鴻慶的家。他們不僅拿走榮家的財物，還在屋子裡做飯，大肆吃喝，隨意糟蹋榮家的雞肉、火腿和蛋糕。由於榮毅仁沒有陪他們一起吃飯，這些人又跑到榮毅仁的房間裡繼續大吃大喝。上海市總工會後來調查發現，這種丟人的“白吃”行為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咎於該廠的工會。在這一事件中，該工會採取了袖手旁觀的消極立場，以至讓前國民黨活躍分子篡奪了領導權。根據上海市總工會的調查，這些國民黨殘餘分子利用了當時的各種機會，把自己打扮成為促進工人利益而鬥爭的“英雄”。結果卻採取了“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的老的鬥爭方法”。為了清除這種“過時的”行為方式，在上海市總工會的建議下，申新七廠建立了一支名為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民兵組織，該組織共有一百多人，負責在工廠內進行巡邏。

更加麻煩的例子出現在正泰膠廠，那裡發生的勞工騷動部分源于仍然效忠於國民黨的一些人的煽動。[9]該廠共有1,600名工人，其中半數為女工。工人們大都和自己離上海不遠的江蘇農村老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事實證明，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裡，正泰膠廠並不適合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發展。解放後中共雖想方設法要在該廠建立一個有力的黨組織，但收效甚微。中共幹部雖然提出了反對“經濟鬥爭”、要求加強生產的溫和聲明，但工人們充耳不聞。

新四軍進入上海之後沒幾天，正泰膠廠的工人們要求廠方提供七元的旅費補貼，以便回家過龍舟節。這是過去旅費補貼的標準，但是派到該廠負責工作的中共幹部比較節儉。他們估計三、四元錢就足以支付工人回家的旅費，因為許多人實際上就來自附近的農村。由於新成立的工會並不全心全意地支持工人的要求，因此該廠的管理層堅決拒絕向工人們提供任何旅費補貼。

龍舟節這天，工廠為了過節而正式停工關閉，中共幹部也沒來廠裡上班。趁中共的幹部不在，國民黨工會的殘餘分子號召全廠工人（估計這些工人很可能都生活在廠區裡）包圍了總經理的辦公室。當中共幹部沖進工廠試圖平息抗議時，他們也被工人包圍了起來。在帶頭人的挑唆下，情緒高漲的工人們現在提出，只有補貼十四元後他們才會離開。火上燒油的情況是，一些中共幹部也加入到這一抗議中——他們也要求增加補貼。

在與工廠管理層進行談判時，正泰膠廠的中共代表們改變了之前的立場，現在要求補貼至少十元。這一問題隨即被提交到上海市總工會。由於擔心支付這一補貼會鼓勵全市的工人都要求得到同樣的補貼，總工會站在了工廠管理層的一邊。工人們對總工會的膽怯感到失望，由此引發了進一步的抗議。正泰膠廠中自稱是“新青團”的國民黨分子襲擊並打傷了一些中共幹部，並將總經理的兄弟鎖在了廁所裡。直到他保證所有人都將得到昂貴的新運動鞋後，才被放了出來。事態的發展激怒了正泰膠廠的管理層，他們派出手持鐵棍的兩百多工人民兵前來恢復工廠秩序。但是在一名帶著手槍的“國民黨特務”領導下，這支“護工隊”實際上是試圖擴大而不是打算壓制這一抗議。直到中共幹部也武裝起來並發出威脅之後，護工隊的那些領導者才放棄了要通過武力來擴大這場鬥爭的嘗試。新青團又改變了策略，宣佈中共建立的新工會是不民主的。進而聲稱他們自己建立了“經過改組的”工會，要與工廠管理層談判新的最低工資標準。上海市政府當然拒絕承認這一敵對的工會，但該非法組織仍與中共掌握的工會展開競爭，以博得正泰膠廠工人們的認可和支持。

騷亂持續兩個多星期後，上海市總工會向正泰膠廠派出一支工作隊展開調查。工作隊進廠時，帶了些全副武裝、身穿制服的糾察隊配合他們工作。這確實震懾住了不少工人，但他們還是不願合作。此外，工作隊的幾個成員都是在北方進行土地改革運動的老手。他們帶有濃重的山東口音，當地人都聽不懂；當召開會議讓工人鳴不平時，這些人也聽不懂工人們的地方方言。後來工廠的幾個管理職員向工作隊敞開了心扉，承認他們很害怕工人，因為“解放後工人有地位”。工作隊報告說，雖然職員們“看不起工人落後，但懼怕工人向他們鬥爭。”

進一步的調查表明，問題的關鍵在於正泰膠廠新青團這個受到國民黨影響的組織。大約三十名工人加入了該組織，雖然“外表很左”，但其實際目的是要培養“特務”以阻止中共控制這個工廠。新青團的成員聲稱自己與無錫——那裡是正泰膠廠許多工人的老家——市長關係密切，他們散佈謠言說，無錫的共產黨人正遭到暗殺，上海的共產黨人很快也要面臨同樣的命運。工作隊還發現，新青團的成員們已經滲入該廠的學習小組與其他政治和娛樂組織，並篡奪了領導權；他們利用這些群眾基礎來煽動工人，反對與孤立中共幹部。在獲取了新青團的名單後，工作隊才最終抓住了幕後黑手。

儘管上海市總工會的工作隊通過揭露和解散新青團而成功壓制了這次抗議活動，但正泰膠廠的問題仍在繼續。[10]1951年陰曆春節期間，該工廠報告說又發生了一系列工業破壞事件。此時恰逢上海為配合鎮反運動而開始登記“反動組織”，因而這一系列破壞事件令人們懷疑正泰膠廠的“特務”活動又死灰復燃。公安部門介入調查，並在工人內部線人的幫助下，抓獲了十二名“反革命分子”。工人們指證說，在被抓的這些人中，有的曾宣揚國民黨很快就會反攻回來，並警告說任何人如果穿“列寧裝”，一經發現，很快就會被槍斃。

隨後對這些被抓者的審訊又使得該廠之外的七個人被捕，後者被指控不僅策劃了正泰橡膠廠發生的一系列破壞事件，還在上海其他許多工廠中煽動仍然在位的效忠於國民黨的人進行類似的破壞活動。在被捕的人中，有個名叫曹阿金的。國民黨執政時期，他曾任職於上海警備司令部，現在仍然與國民黨建立的護工隊——這是國民黨時期負責搜捕共產黨勞工運動嫌疑者的一個工人民兵組織——前成員保持聯繫。[11]據稱1950年10月曹阿金曾召集了一次秘密會議，他在各個工廠的二十多個連絡人全部到會。在會上為了鼓勵這些前護工隊武裝分子，曹阿金使用了准預言家式的極端樂觀的話來描述國民黨人即將返回上海的情形：“國民黨就要來了，排長及排長以上的幹部都發槍。我們接收工廠，就再也不用做工了。有洋房住，汽車坐。沒有汽車的，坐電車也不要買票。那時我們就是老闆。”

儘管大肆宣揚了對曹阿金這樣“特務”的逮捕，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幾年裡類似的勞工騷動仍在繼續。例如，僅僅在1952年5月這一個月，上海勞動局就報告了1,153次勞工糾紛。[12]在這一年發生的許多勞工抗爭活動中，影響最大的是大東煙廠事件。因為產品銷路不佳，在得到勞動局允許的情況下，大東煙廠從1950年5月開始停工一年半。[13]停工期剛結束，該廠的工會就根據工人的要求，與廠方管理層進行恢復生產的談判。經過五輪談判，雙方仍未達成協議。然而1952年1月，該廠管理層卻以缺少資金為由向該廠所在區工商局提出申請，要求獲得授權繼續關閉。由於當時正在進行三反運動，政府要求該廠暫時停止關廠。這一問題在懸置了幾個月後仍未解決。直到6月中旬，上海市工商局才批准了該廠管理者關閉工廠的要求。而到此時，上海煙草工業的困境已經十分明顯——解放初全市開工的煙廠共九十八家，但現在只剩下十四家，雇傭工人的數量也大大減少了，裁員率超過40％。根據有關安排，大東煙廠的工人將得到發放的解雇費；上海市勞動局將為他們在其他食品行業或紡織行業找到就業機會。

上海市勞動局召集了多次會議，專門向大東煙廠的工會幹部和工人代表解釋煙草行業面臨的嚴重問題，並說明政府已承諾安排工人從事其他工作以保證其生計。大多數工人都同意了關閉工廠的決定。但是在國民黨時期曾領導該廠工會、而在最近的工會重組中被開除的一個女工卻不肯服從這一決定。她和一位同事的丈夫一起，以“工人代表”的名義向上海市勞動局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華東辦事處提交了一份請願書。在獲悉這名女工同事的丈夫並非該廠工人、而且還曾在國民黨軍隊中當過官後，上海市勞動局通知了公安局並拒絕考慮他們的請願。但是這兩個人並沒有被嚇退。7月29日，他們率領十八名大東煙廠工人前往北京向中央政府表達他們的不滿。為了在首都獲得最大限度的同情，據有關報導說，抗議組織者讓工人故意衣衫襤褸、頭髮蓬亂。這些人拿著毛主席的畫像在大街上遊行，聲稱他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並威脅說要在北海公園跳湖自殺。上海市總工會的一名幹部趕到北京想要勸說這些人返回上海，但卻遭到這些請願者的包圍與毆打。

至此，大東煙廠的這一勞動糾紛發生了令人驚訝的轉變。在北京，中華全國總工會並未諮詢他們在上海的下級，而是直接將這一問題報告給毛澤東。在得知失業工人陷於絕望並以他的名義遊行時，毛澤東勃然大怒，批評上海政府“不顧工人死活”。毛澤東強烈批評上海當局在處理大東煙廠這個問題上表現出“嚴重的官僚主義及嚴重的無政府無紀律等錯誤”，並決定立即向上海市黨委發出緊急電報，要求重開大東煙廠，並罷免之前批准關閉該廠的幹部。上海市政府連忙照辦，但是大東煙廠的管理者仍然拒絕重新開工。為完成毛澤東的命令，上海市政府表示願意提供可觀的財政支援。至此，煙廠管理者才作出了讓步。

1952年9月15日，大東煙廠正式重新開工。同時上海市勞動局、工商局、上海市總工會、食品聯合會中的一批幹部因為此前建議關閉大東煙廠而受到相應的處理。上海還召開了兩次全市幹部大會來公佈這一事件。市政府下屬的各個機構進行了為期一個月、以大東煙廠事件為核心的“反官僚主義”運動。但從長遠來看，靠上海市政府大量向大東煙廠支付補貼以恢復生產，實在難以持久。三年之後，當心懷不滿的上海工人被禁止進行勞工抗議活動時，大東煙廠靜悄悄地與其他三個煙草廠合併了；1958年這一合併企業停止了煙草生產，仍然開工的部分則轉入了上海儀錶廠。

這些獨特的勞工抗爭活動也許只是極端的例子，但是足以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勞工關係的動蕩不定。一方面因為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新政治地位的承諾而受到鼓勵，另一方面卻又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難，因此工人們以各種極富戲劇性的行動來表達他們的困苦：從“白吃”和包圍工廠經理的家與辦公室，到目標直指政府官員的請願和遊行。工會幹部被夾在中間：到底是支持工人（為此要冒被批評犯了“經濟主義”與“工團主義”錯誤的風險），還是維護秩序（為此也許很容易被指責為“官僚主義”）？他們對此搖擺不定。由於官方工會經常受到攻擊而難以有所作為，競爭群體——經常是由那些與國民黨舊制度有關係的個人所建立的——趁機對不滿的工人進行煽風點火。

當然，國民黨政權時期的勞工關係也一直是充滿爭鬥。罷工非常頻繁。工人們分別加入彼此敵對的國共兩黨所發起的武裝民兵組織，加劇了勞工之間的緊張關係。在這種戰鬥傳統的持續推動下，中共新政權成立初期的勞工對立也經常表現為暴力事件。而國民黨政府時期的工人民兵成員——其中一些仍然效忠於國民黨——掌握了勞工運動的領導權，則是此時的一個普遍特點。[14]官方工會的舉棋不定與優柔寡斷，再加上客觀上的經濟壓力，都為“反革命分子”煽動工人的不滿提供了機會——他們所打的旗號正是新革命政權許諾給無產階級的特權。

這種複雜的局勢造成勞工運動的嚴重困境。李立三曾為上海市總工會的首位領導人。在毛澤東及其同伴集中力量發展農村根據地時，李卻仍然堅持鼓動無產階級造反，因此在黨內喪失了領導地位。解放前夕，李結束在蘇聯十五年的流放生涯，回到中國並負責中華全國總工會與勞動部的工作。李立三試圖採取這樣一條謹慎的路線——既支持工人的權利，但同時又勸告工人不要輕易行使其權利：“是不是禁止罷工？這既不可能也不正確。罷工是工人的權利，但今天的工人不需要這種辦法。在過去，工人沒有選擇只能罷工，但今天他們可以使用理性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如果談判失敗，他們可以到勞動局去⋯⋯舊的方法不僅是沒有好處的，也是有害的。這是階級鬥爭的一種新形勢。否認階級鬥爭是站不住的，但階級鬥爭有許多形式。”[15]在中共已建立政權的新形勢下，應當鼓勵何種“階級鬥爭”方式？在苦苦思考這一問題時，李立三及其工會幹部同事們被引向了這樣一個具有長久革命傳統的制度：工人民兵。

李立三，時任上海市總工會的首位領導人

二、工人民兵

工人民兵（即“工人糾察隊”）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用來進行武裝起義的第一個組織。事實上，李立三自己就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1922年安源煤礦大罷工中動員工人建立了一支由中共掌握的工人糾察隊。[16]直到五年後國民黨人發動了白色恐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擔心上海和其他城市中由中國共產黨人掌握的工人武裝糾察隊）之前，工人糾察隊一直是中共想要實現自己革命抱負的首要手段。

雖然1927年國民黨的鎮壓殺害了中共工人糾察隊的大批成員，但是國民黨人在奪取權力之後立刻建立了自己的工人武裝民兵——護工隊。這些護工隊與國民黨的安全機構互相輔助，在南京政府阻撓中共組織勞工的活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的入侵為中共創造了再次發動革命性勞工運動的機會，但在整個1940年代，中共與國民黨彼此爭奪——經常是以暴力形式展開——工人的擁護。在上海，國共兩黨在招收工人民兵時都十分依賴秘密會社的參與，雙方也都十分積極地鼓勵自己的民兵滲透到對方當中。這些活動使工人民兵獲得了立場多變的惡名，而這一點反過來又進一步激化了國共兩黨的敵對與猜忌。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的地下黨組織建立了一個名為人民保安隊的秘密組織，用來協調和中共有聯繫的各種上海民兵組織。到中共接管上海時，人民保安隊的人數超過六萬名，大都是來自上海各大工廠的半武裝工人。正是因為他們的警戒，才使得國民黨人在逃跑時要進行破壞或者損毀工業物資的企圖未能得逞。[17]

在上海解放期間，人民保安隊不僅幫助人民解放軍防止工業破壞與維持公共秩序，還在各個工廠周圍進行巡邏以搜捕中共懷疑是為國民黨服務的六千名“特務”。在某紗廠一千多名人民保安隊成員中，有八百人因為積極協助檢舉清查敵人特務而在後來獲得了特別嘉獎。[18]儘管人民保安隊在為新政權保衛上海和工廠方面取得了如此重要的成就，但是在新四軍建立了對上海的有效控制之後，上海市軍管會還是下令解散了這些保安隊。[19]軍事當局對平民組建的武裝工人民兵心存疑慮。此外，人民保安隊的構成也是引起疑慮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在政治風向發生明顯轉變以後，許多前國民黨護工隊的成員也隱瞞身份加入到人民保安隊中。[20]

雖然軍事當局解散了人民保安隊，但是不少人對由工會而不是軍隊控制的工人民兵仍然很感興趣。隨著各種勞工抗爭活動席捲了上海所有工廠，上海市總工會要求重新建立工人糾察隊以恢復秩序。它強調國民黨特務正在工人中間煽動罷工並散佈反共謠言，因此號召重新武裝工人階級。[21]雖然軍事當局與公安部門對武裝普通工人這件事並不熱心，但中共卻支持這樣做。5月31日，在一個紀念五卅運動的工人大會上，當局公開宣佈重新建立由工會掌握的武裝工人糾察隊。此項決議隨即得到執行。[22]

根據“新民主主義”的規定，作為工人階級的官方代表，工會的地位十分崇高，且頗有影響（但只是暫時的）。[23]而在其他官僚機構——特別是那些負責維持公共秩序的機構——看來，把可能會不守紀律的工人武裝起來是一件讓人擔心的事情。[24]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由於無產階級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這些機構還不能對這一狀況提出挑戰。

1949年7月，上海市總工會新建立的糾察部發佈了一份報告，提到國民黨特務在過去幾個月裡特別活躍——甚至已經滲透進剛剛成立的糾察隊中，這些特務還以此為煙幕來掩蓋其動員工人的陰謀。工會的解決辦法是擴大工人糾察隊並對之進行更好的訓練與領導，以此證明工人糾察隊有能力應對這些挑戰。[25]由於勞工抗爭活動主要源於當時出現的極度經濟困難，因而將此歸咎于敵人特務的活動聽起來不太可信，但工會關於加強糾察隊力量的號召很快就因為其他事件而得到了決定性的支持。

1950年2月6日，從臺灣起飛的國民黨飛機轟炸了上海。之前也有些小規模的空襲，但是2月6日的轟炸第一次在上海造成了嚴重的工業損失。當天由國民黨空軍人員駕駛的兩架B-29s四次空襲了上海，其目標是上海的電力公司。[26]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這次襲擊造成五百多人死亡，六百多人受傷，五萬多人無家可歸。[27]這次轟炸讓人生厭，它提醒人們國共內戰仍在繼續，也為恢復工人糾察隊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理由。不管怎樣，它是中國革命傳統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次襲擊發生後，政府隨即發佈了一個緊急公告，號召上海所有工會在48小時之內組織起工人武裝糾察隊以加強防空。在2月6日的空襲中有28名工人死亡、32名工人嚴重受傷的上海電力公司，率先建立了工人糾察隊。2月7日晚，工人糾察隊開始冒著大雨在電廠巡邏。前國民黨護工隊的一個成員因為散佈謠言說有更多的飛機正從臺灣飛來進行轟炸而被糾察隊逮捕。[28]

一份內部傳閱的上海市總工會備忘錄強調了在工人糾察隊從平民性的工廠護衛組織向重要的公共安全負責者的轉變過程中，二・六事件所起到的眾所周知的重要作用：

上海工人糾察隊是在上海人民保安隊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上海解放以後由於我們當時沒有掌握得好，把人民保安隊的活動及時轉變為工廠企業中經常的糾察工作；把參加人民保安隊的廣大工人積極分子及時改組為工廠糾察隊⋯⋯而一般的雖有糾察隊名義，但無實際工作。僅僅是在遊行示威或開大會時出動維持秩序，或者在廠內調解工人間的糾紛，處理一些偷竊的小問題。甚至在個別工廠中代替行政監視工人，抄查身體，因此引起了嚴重的脫離群眾⋯⋯

在二・六反轟炸鬥爭中，各廠基本上都恢復和建立了糾察隊的組織，站崗放哨，保護工廠，輪班守夜，協助軍警進行防空治安工作，起了很大作用。[29]

二・六事件之後，在上海市總工會主持下，一個擴大了的糾察辦公室建立起來。按照該辦公室的要求，兩周內動員了兩萬多名糾察隊員並向他們分發了步槍和子彈，另外還對這些糾察隊員進行了簡短的軍事訓練。[30]

無產階級的崇高聲望、工會的積極大膽領導以及全國新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這幾個因素結合在一起，很快就使工人糾察隊進一步擴大了它的政治作用。1950年10月，也就是朝鮮戰爭爆發幾個月後，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鎮壓反革命的命令。在中國東北邊界之外進行的國際鬥爭加劇了對國內隱藏的敵人的擔心。在上海，上海市總工會率先領導了工業領域的鎮反運動——到1951年春天，工人糾察隊的人數增加到大約四萬五千人。[31]

上海市總工會組建了一個五人特別小組來領導這場運動。該小組由曾為中共地下党工運領導人、現任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的張祺負責。在一年之內，上海總工會組織了上千次針對反革命分子的控訴會，全市將近一半的工人都積極參加。上萬名糾察隊員接受了特別訓練來學習如何抓捕和強制拘押嫌疑人。他們還配發了手電筒、手銬、繩索以及其他東西，在全城各個工廠裡都建立起搜索網。有些嫌疑人在外出工作時被突然逮捕，隨後被移交給警察。[32]到5月初，上海被逮捕的人數已經上升到九千人。[33]上海第五紗廠的一名糾察隊員因為在抓捕反革命方面的突出表現而被當作典型，在全國的新聞報導中得到表揚。[34]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突然逮捕引發了激烈的反應。當時上海電力公司（上海糾察隊激進主義的先行者）有三十多人被當作反革命分子而遭到羈押。隨後，工人們對其中一個被羈押者提出質疑。此人是該廠機械修理車間的糾察隊隊長陳金福。他被上海市總工會指控說是假裝成共產黨積極分子的國民黨員。在陳被逮捕後的第二天，上海市總工會就組織了群眾大會來解釋為何要逮捕陳金福。陳的工友們表示支持在這次全國危機中採取鎮壓反革命的政策，但他們懷疑陳金福是否屬於反革命分子。[35]上海市總工會認為只要任命另一個技工來擔任糾察隊長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因此準備讓另一名頗有聲望的技術工人來擔任此職。但是這位工會提名的候選人卻拒絕了——他特別提到了中共與國民黨在行動方式上的相似性：“過去，（國民黨）舊當局先抓了人，然後才開會解決事情。現在人民政府也是先抓人再開會。這有什麼區別？”工會領導批評他口不擇言，這名工人保持沉默，但拒絕放棄自己的立場。他的工友們也同樣不為所動。這些技術工人們回憶說，陳金福曾被國民黨不公正地關押過，他在工作中也十分認真勤奮。雖然陳公開承認過去與國民黨有聯繫，但是他也表示願意加入共產黨。眼看需要做進一步的說服工作，工會幹部通過一些積極分子向工人們全面傳達了他們的意見。工會幹部堅持認為，陳金福是國民黨護工隊中一位職位很高的官員；他假裝被國民黨逮捕，只是以此來隱藏他的真實身份。被工會提名取代陳金福的候選人遭到嚴厲指責：“雖然我們知道你正在發洩不滿，但如果人民政府因為你的放肆言論而決定處死你，你怎麼辦！那難道不是不公正的嗎？”在如此嚴厲的訓斥之下，這位元候選人公開承認了錯誤。[36]

鎮反運動全面擴大了工人糾察隊的責任。從鼓勵工廠中的政治激進主義到關押工廠外面的反革命嫌疑犯等等，都屬於工人糾察隊新的職責範圍。例如，在上海華明煙廠，指定的各個政治學習小組組長試圖逃避每週政治學習，糾察隊員則被派去搜尋那些蹺課者並將他們帶回工廠。據說，此後該工廠的政治學習再也不成問題了！[37]1951年12月，怡和紗廠的糾察隊抓住了一個反革命分子。此人越獄之後正打算更改他的戶口登記並搬出所居住的地區。在工會與當地公安局的協助下，工人民兵們十分順利地抓住了這名逃犯。[38]

很明顯，工會十分歡迎工人的激進主義。但是糾察隊卻因為一些原因而越來越遭到指責。一是人們懷疑糾察隊的政治可靠性，因為它們與之前國民黨類似組織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二是隨著工會的作用逐步消退，它領導和規範糾察隊這支武裝民兵的能力也逐步減弱。

糾察隊與國民黨的關係這一問題特別令人不安。當時曾對第十紗廠進行了一次調查。事後提交的秘密報告說明：“群眾並不滿意糾察隊中有如此多的前國民黨分子。更何況，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對待普通工人往往態度蠻橫。”[39]雖然護工隊是鎮反運動打擊的一個重要目標，而且許多護工隊成員在這場運動中都被判處死刑或者處以勞動改造，但是以前曾加入該組織的那些成員並沒有被完全消滅掉。[40]例如，鎮反運動後的調查發現，在第十紗廠的95名糾察隊員中，有45人曾經與國民黨有過緊密的聯繫，其中有13人參加過護工隊。[41]

要在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限，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一個被指責與反動分子有聯繫的工人解釋了中共長期以來要求滲入敵人力量內部的政策，如何使得他的政治身份變得模糊：“參加護工隊沒有什麼奇怪的。地下党的同志們不是也參加了嗎？我之所以加入這些反動組織，是因為要保護工人的利益。在過去，國民黨說我是共產黨；今天共產黨說我是國民黨。”[42]

即便如此，要求揭發工人過去各種社會聯繫的壓力仍然很大。其後果非常嚴重：那些被認為過去的社會聯繫太危險的工人喪失了國家職工所享受的勞保待遇——有關這些勞保待遇的規定是李立三起草、1950年3月由勞動部發佈的。[43]這些所有人都覬覦的好處如醫療保險、就業保證、住房分配、不錯的工資、退休金等都只提供給工人中的一小部分，即那些在政治上受到信任的國營企業永久職工。[44]慷慨（並且昂貴的）的勞保待遇並未提供給許多最需要它們的工人——臨時工、合同工、學徒、非國有企業職工以及據稱有“反革命”背景的人。那些被拒絕享受革命鬥爭成果的工人經常發現自己的境遇十分難以忍受。由於被新生的社會主義體系的各種好處拒之門外，這些工人中有不少選擇了自殺。[45]

1951年10月，上海開始對五萬多名糾察隊員進行登記，以此來對有關情況進行摸底調查，並根據記錄來甄別哪些人可以原諒、哪些人不可原諒。[46]在光中印染廠，這一登記揭發出有十四名工人過去是國民黨護工隊的“骨幹”。其中十二人已經被鎮反運動處理：兩人被槍斃、十人被判處監禁。剩下的一人已死，剛被發現的那名僅存的骨幹人員則被開除。但是在原護工隊的五十名普通成員中，許多人在1949年春就已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保安隊，一些人甚至都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或者中國共產黨，這些人都被允許保留原職。[47]

即使是這次登記過後，紀律問題仍在繼續。麻煩的癥結在於糾察隊的低級官員往往不提交糾察隊在思想、訓練以及其他方面的必需的工作報告。[48]這些缺點強化了糾察隊在官僚機構方面的競爭對手——特別是人民解放軍和公安局——的指責。上述機構長期以來一直都對工會保持一支獨立的武裝力量感到不滿。以前這些批評並不能動搖工會的特權，但是現在政治風向已經變得有利於他們了。正是在這一節骨眼上，中華總工會的領導人——特別是李立三—遭到攻擊。他們指責說，李和工會的活動過於偏離了党的領導。[49]

由於李立三領導的總工會被譴責為“工團主義”，工會越來越難以證明自己有充分合適的理由來繼續維持一個由它掌握、但有時不太守紀律的龐大的武裝部隊。雖然上海市總工會不願放棄這一鮮明的無產階級權力象徵，但他們一再提出的希望中共中央高層能澄清此事的要求卻從未得到回應。工會的管理工作因李立三下臺而陷入癱瘓，這產生了不良後果。1952年秋天，上海市總工會因為得不到中央指示而十分惱火：“儘管我們提交了數不清的有關糾察隊的文件，但是我們沒有收到任何指示。我們不知道我們市一級糾察隊部門是否應當取消還是不取消？⋯⋯如何處理超過五萬人的糾察隊員？在過去，領導權如果不清楚群眾就會動搖。現在怎麼啦？基層糾察隊員正在抱怨說：‘當領導人有問題的時候，就叫我們；當他們問題解決了，就忘記我們了。’”[50]在接下來的一年裡，上海市總工會為解決糾察隊問題而繼續努力。在一封信給上海市黨委的信裡，提出考慮到糾察隊過去的成就以及擁有包括許多党團員積極分子在內的五萬多名成員，因此希望不解散糾察隊。[51]這一次它得到了清楚的、但並不是它想要的答覆。在為新政權服務了三年半之後，工人糾察隊被解散了。[52]

工人糾察隊的解散，只不過是當時整個全國政策大轉變——放棄“新民主主義”，轉而擁抱史達林式的五年計劃工業發展模式——的一部分。[53]雖然在1957年百花運動與工業社會主義化發動之後工人自己在席捲中國城市的罷工浪潮中再次建立了非法的糾察隊，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作為“國家主人”的一項合法權利，工人巡邏隊才再次被正式組建起來。[54]在“四人幫”的操縱下，臭名昭著的上海民兵將會證明自己是其革命先行者的令人恐懼的繼承者。[55]

在市區巡邏的上海工人糾察隊

三、國家主人？

圍繞著糾察隊發生的一系列問題，都只不過是圍繞著工會——實際上是無產階級——在新政治秩序中地位到底如何這一問題的巨大爭議的一部分。在1949年9月北京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上，毛澤東主席發表了著名的聲明：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在這次會議上，李立三強調了無產階級應當承擔的特別角色：“我們工人階級，作為這個國家最為自覺的主人，肩負著建設一個新民族與新社會的艱巨任務，將繼續高舉英雄鬥爭的革命精神前進。”[56]作為勞動部部長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人，李立三大膽地構想了勞動保護法，創辦和主編了《工人日報》，並大力支持工會在新的政治秩序中發揮積極作用。[57]

但是兩年之後，李立三卻被指責是“代表了落後工人”並推行“狹隘的經濟主義”與“工團主義”，將工會置於党的領導之上。[58]確實，得到李立三支持而於1950——1951年完成的幾個地方性工會的章程，並未提到工會是在党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的。[59]李是一個比較雄辯的工人利益支持者，他堅持工會必須保持獨立性。1952年初，李立三被非正式地解除了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職務，據說理由是他犧牲了党的領導而鼓勵工人爭取福利和自主。李立三的解職令全國各地的工會陷入混亂之中。[60]上海市工會在一開始就未能處理好五反運動，只不過是這種總體混亂的一個表現而已（具體情況見第四章溫奈良[Nara Dillon]的文章）。

對於中國工人來說，人民共和國的初期歲月是一段混雜著各種各樣信號的時期。一方面，毛澤東聲稱新民主主義要處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據此，工人階級在新秩序中被賦予非常重要的地位——這是一種遠遠超過工廠範圍的政治角色。另一方面，毛澤東也強調新民主主義的特點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這就體現了如下的重點轉換：從革命先鋒隊非比尋常的特權轉向了民族國家的團結與權力。在當時毛澤東和中共的各種努力中，上述模糊含混的特性反映了這樣一個挑戰，即嘗試將一般的革命實踐和革命方案同緊迫的國家建設結合在一起。就此而言，雖然毛澤東與他的同志們總是努力強調其國家治理模式與國民黨的不同，但是人們仍會明白無誤地看到兩者之間的相似性。

作為中國第一個列寧式的政黨國家（party-state），國民黨人為其後繼者樹立了非常重要的示範。在國民黨人傳承給中共的那個龐大的統治模式中，由黨控制的工會與民兵只不過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61]這種因國共兩黨在長達三十年中互相模仿和滲透而進一步加強的延續性，幫助我們解釋了為什麼“反革命分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環境裡能夠如魚得水。雖然我們必須要對所謂特務活動無所不在的說法保持警惕，但毫無疑問，擔心與國民黨有聯繫（至少過去是如此，儘管現在未必是這樣）的各種力量的捲入——而且事實上經常的確如此，這種恐懼和擔心在新近成為統治者的共產黨的腦海裡一直揮之不去。正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第二章裡寫得那樣：“這既不是妄想也不是宣傳：蔣介石政權的保密局與其他秘密警察單位的確在上海安插了大量特務。”在這種高度猜疑的氣氛下——這一氣氛又被朝鮮戰爭大大加強了——“新民主主義”經常會屢遭破壞、漏洞百出而難以維持，這一點也並不令人奇怪。此外，無論是中共自己的革命傳統還是其前任統治者的國家建設方法，都不是特別有利於民主治理的出現。

如果當時的國際環境看起來對中國領導人並沒有那麼大的威脅性，也許勞工政治有可能會進一步擴大並變得更加人性化。但是在當時盛行的極度緊張的冷戰氣氛下，相對於工作場所裡的不公正，工人的“反動”傾向與無紀律很容易被認為是更大的麻煩。由於擔心臺灣海峽與鴨綠江邊的軍事衝突會進一步升級，毛澤東與他的同事們收回了革命許諾，轉而急切地強調擴大國家權力。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勞工運動的戰鬥精神與工會組織的自主性只是諸多犧牲品中的兩個。

姚昱譯

注釋

[注1]沈涵：《回憶上海人民保安隊》，《上海工運史料》，1984年第3期，第16—20頁；上海市檔案館，C1-1-32。

[注2]Charles Hoffman, The Chinese Work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4); William Brugger, Democrac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1949—19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Stephen Andors, 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1949 to the Present (London: Martin Robinson,1977); Andrew G.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Dorothy Kaple,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and Mark W.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專門討論了工廠之外激進主義的論著見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1998)，但希恩(Sheehan)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這一階段只有簡單的論述。

[注3]上海總工會秘書處編：《解放後上海工運資料》，上海：勞動出版社，1950年，第149—156頁。在1950年的一次全國勞動部門領導會議上，勞動部長李立三在發言中給出了更高的數字：從1949年6月到12月，15個最大的城市中共發生了7,021宗勞動糾紛，其中4,436宗發生在上海。上海市檔案館，C1-2-250。李立三與工會得到不同統計數字的原因尚不清楚，也許是李立三對“嚴重衝突”的定義要比工會寬泛得多。

[注4]Elizabeth J.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注5]在1919年這一整年，上海只發生了59次罷工，其中33次是與五四運動有關。到1925年，上海發生了175次罷工，其中100次與五卅運動有關。這些數字來自於Shanghai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ed., Strikes and Lockouts in Shanghai,1918—1932 (Shanghai: City Government of Shanghai,1933)，與上海社會事務局在之後出版的刊物《社會月刊》。

[注6]《上海市總工會籌私企部三月來的工作總結》，1949年，上海市檔案館。

[注7]《上海市總工會籌私企部三月來的工作總結》，1949年，上海市檔案館。

[注8]《關於各級工會討論和傳達〈申七事件的教訓〉的通知》，《上海工運資料》，第1期，1950年3月15日，第9—20頁。

[注9]這一個案見上海市檔案館，C1-2-41。

[注10]下面的個案見《解放日報》，1951年4月9日。重印後收入《特務破壞工廠的罪行》（上海：華東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13頁。

[注11]Elizabeth J.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6), chapter 3.

[注12]《上海市勞動局工作報告》，感謝上海市總工會同意本人在此處的引用。

[注13]大東煙廠事件的來龍去脈見張金平：《大東煙廠事件的真相》，感謝上海市總工會允許本人在此處的引用。

[注14]《特務破壞工廠的罪行》（1951年）這部文集提供了上海工廠被“特務”煽動破壞的十個重要個案，在其中的七個個案中，以前的工人民兵都被指在煽動衝突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注15]上海市檔案館，C1-2-240。

[注16]鄒沛、劉真：《中國工人運動史話》，第1集，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3年，第217—218頁。

[注17]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與上海政協之友社：《光輝歷程》，上海：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1996年，第255頁。沈涵前揭文，第16—20頁；朱華：《上海一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0頁。

[注18]上海第一棉紡織廠工人運動史編寫組編：《上海第一棉紡織廠工人運動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第163—177頁。

[注19]上海市檔案館，C1-2-163。李家齊編：《上海工運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第430頁。

[注20]上海市檔案館，Q6-31-566。

[注21]上海市檔案館，C1-1-16。張金平：《百萬職工投入保衛大上海的戰鬥》，江執中編：《警備大上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第181頁。

[注22]張祺：《記上海人民保安隊》，上海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上海戰役》，上海：學林出版社，1989年，第219頁。

[注23]Paul Harper, "The Party and the Unions in Communist China," China Quarterly 37 (January—March 1969): 84—119.

[注24]上海市檔案館，C-2-499。

[注25]《上海總工會糾察部關於解放前後職工鬥爭情況的報告》，上海檔案館編：《上海解放》，北京：檔案出版社，1989年，第142頁。

[注26]David Michael Finkenstein, 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1949—1950 (Fair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1993), 292—294; and 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S.Policy toward Taiwan,1950—195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16,272.

[注27]上海市檔案館，B120-1-69。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陳毅在上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92—95頁。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民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343頁。

[注28]張金平：《百萬職工投入保衛大上海的戰鬥》，第182頁。

[注29]《上海工運資料》，第13期（1951年2月28日），第25—26頁。

[注30]張金平：《百萬職工投入保衛大上海的戰鬥》，第183—184頁；上海市檔案館，C1-1-54。

[注31]張金平：《百萬職工投入保衛大上海的戰鬥》，第184頁。

[注32]張金平：《百萬職工投入保衛大上海的戰鬥》，第187—189頁；上海市檔案館，C1-1-60。

[注33]李家齊編：《上海工運志》，第419頁。

[注34]張金平：《百萬職工投入保衛大上海的戰鬥》，第189頁。

[注35]上海市檔案館，Q0-4(5)-25。

[注36]上海市檔案館，C1-1-54；C1-2-397，C1-2-489。

[注37]上海市檔案館，C1-2-363。

[注38]上海市檔案館，C1-2-491。

[注39]上海市檔案館，C1-2-458。

[注40]在1951年1月11日到2月22日，在上海私營工廠已登記的3,341個反革命分子中，有1,643人是前護廠隊成員。上海市檔案館，C1-2-483與Q6-31-265。

[注41]上海市檔案館，C1-2-458。

[注42]上海市檔案館，B127-1-1186。

[注43]唐純良：《李立三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0頁。

[注44]Elizabeth J.Perry, "Labor's Love Lost: Worker Militancy in Communist China,"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50 (Fall 1996): 64—76.

[注45]上海市檔案館，C1-2-397。

[注46]上海市檔案館，C1-2-487。

[注47]上海市檔案館，Q6-31-566。

[注48]上海市檔案館，C1-2-680。

[注49]李思慎、劉之昆：《李立三之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章。

[注50]上海市檔案館，C1-2-680。

[注51]上海市檔案館，C1-2-646。

[注52]李家齊編：《上海工運志》，第432頁。

[注53]Frederick C.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N.Y.: M.E.Sharpe, 1990),184—185.

[注54]上海市檔案館，B54-4；Elizabeth J.Perry, "Shanghai's 1957 Strike Wave," China Quarterly 137 (March 1994):1—27.

[注55]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chapter 5.

[注56]《人民日報》，1949年9月23日。

[注57]李思慎、劉之昆前揭書，第10章。

[注58]唐純良前揭書，第153頁。

[注59]Harper,96.也見Sheehan, chapter 1。

[注60]李家齊：《五十年代初批判工會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及其在上海的影響》，《上海工運史》，1986年第6期，第1—7頁；唐純良前揭書，第144—154頁。

[注61]Robert E.Bedeski,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 The Kuomintang in the Prewar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1981); Bruce J.Dickson,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William C.Kirby, "The Chinese Party-State under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in William C.Kirby, ed., Realms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113—138.

第四章

新民主主義與上海私人慈善的終結

溫奈良（Nara Dillon）

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1949年是中國歷史的革命性分界線這一點持懷疑態度，並正在尋找跨越了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彼此斷裂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時期的各種延續性。[1]冷戰的結束、新史料的出現、對革命變遷本質的理論性質疑，這些都改變了人們對1949年所具有的意義的看法。根據已經獲得的各種檔案檔和口述史料，學者們揭示出中共的各種計劃在地方層次上表現出混亂性與偶然性（contingency）的特點。他們發現無論在個人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實踐層面，1940年代與1950年代之間都存在著各種延續性。[2]結果在最近的十到十五年中，人們越來越認為1949年不具有革命性意義，反而更體現出漸進的特點。

在最近圍繞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性質的一些爭論中，1949年到1953年這段新民主主義時期頗難把握和處理。在中共建立全國統治的最初幾年，其目標是尋求一種跨階級的民粹主義聯盟，建立各種半民主的政治制度，並培育一種公私混合的經濟。在持“革命論”觀點的學者看來，與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這種延續性只是中共故意採取的一種詭計，其目的是誘使反對者接受甚至支持中共的領導，同時也鞏固中共的權力。革命論者認為，除了要實現這一目標，新民主主義時期並不具有其他影響深遠的重要性，而且事實上當時中國內部的許多衝突也說明這一時期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與此相反，持“漸進論”的學者則提出了更為直截了當的解釋，即認為新民主主義與之前國民黨舊政權之間的延續性是確實存在的，但這種延續性並不完全是中共的策略性步驟，其對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甚至要大於後來毛澤東主義時期（Maoist period）所進行的激進主義試驗。

雖然仍然缺乏足夠的資料來判斷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真實意圖到底如何，但探討1950年代初慈善部門經歷的各種政治運動卻有助於我們討論新民主主義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中的地位問題。在國家與社會的彼此互動中，相對于實業領域，私人慈善業看起來可能處於邊緣位置，但卻為觀察中國城市精英們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驚人舉動提供了有益的視角。為什麼舊精英階層中有如此多的人會支持那個即將毀滅他們的政權？為什麼有些人甚至在其自身所屬階層的消亡過程中還會進行合作？剖析這些令人困惑的舉動，將會為探究新民主主義時期存在的有關變化和延續的各種力量，提供一個切入點。

民國時期上海就已存在一個龐大而重要的志願團體部門，這為國家——社會關係的地區性個案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出發點。因為即便對初生的中共政權的高層來說，上海精英們所掌握的各種資源、組織與專業技能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對於更大規模的共產主義革命來說，新民主主義期間打擊私人慈善事業的各種運動在許多方面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指責私人慈善家有腐敗行為有助於清除舊精英階層的合法性，也破壞了這些舊精英保持社會權力的一個重要來源。其次，不斷進行針對性很強的各種鬥爭運動，逐步削弱了舊精英階層在新民主主義時期進行集體抵抗的能力。最後，這些運動的最終結果是消滅了在政黨——國家以外擁有任何自主權的所有志願團體和民眾組織。無論這些組織在民國時期是否構成了真正的市民社會，它們在1950年代初的消亡的確代表了國共兩黨政權之間的一個根本不同。因此，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中國城市確實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但這一變化的發生卻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緩慢與平和得多。

一、新民主主義與上海的國家統合主義

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新民主主義階段從1949年到1953年只持續了三年多。但這一設想實則源於1930年代末的抗日戰爭時期。當時不僅是為了建立國共聯合抗日的框架，毛澤東還尋求利用新民主主義來擴大中共的吸引力，並建立一個跨階級的工人、農民和部分資產階級的聯盟。[3]通過將新民主主義表述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且是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必要的第一步，毛澤東試圖將抗戰時期中共較為緩和的政治和社會經濟政策描述成一個過渡性的階段，而不是一個策略性的後退。

新民主主義對私人慈善事業採取了更為容忍的態度。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方式，中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總是嘲諷私人慈善事業是一種欺騙手段，故意模糊了資產階級剝削這一現實。但是戰爭的壓力與建立跨階級聯盟的戰略很快令中共轉變了政策。第一個轉變發生在1937年日本侵華之後，當時中共積極參與了資產階級領導的救濟活動以應付上海出現的大規模難民危機。[4]為了替中共的抗戰活動募集海外資金，1938年中共又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鼓勵宋慶齡建立了“中國福利會”。抗戰結束時，中共也建立了“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以此遊說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將其戰後對華援助的一部分分給中共。[5]

宋慶齡看望在中國福利會兒童

事實證明，雖然新民主主義未能維持一個有效的國共軍事同盟，但它仍然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戰略。就在國共聯合戰線開始無可挽回地瓦解之後，中共仍然在1945年舉行的七大上將新民主主義作為其戰後重返城市的戰略基礎。[6]當時中共領導人預計尚需十到二十年才能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7]事實上直到1948年中共領導人還認為仍需五年才能取得國共內戰的勝利。[8]正如中共未能預料到國民黨政權會突然崩潰，它也沒有料到新民主主義會如此短命，更不要說對此有所籌劃。

中共在取得內戰軍事優勢後不久就拋棄了建立聯合政府的號召，但是新民主主義的其他大部分內容則得以保留。1948年蔣經國未能控制住嚴重的通貨膨脹反而令國民黨成為上海資產階級的敵人時，中共甚至加大了力度來爭取資產階級。1949年接管上海前後，中共採取了許多舉措來勸說上海精英們留在上海而不要逃往香港或臺灣。中共十分重視城市精英們的去留所具有的象徵意義——這是對新政權是否有信心的明證。此外，要迅速恢復和促進經濟生產這一目標，也使得中共十分依賴資產階級所掌握的資源與專業技能。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工作者就以私人方式接觸商人並在大型宴會上討好他們，希望以此獲得他們對中共的信任。雖然絕大多數金融領袖最終離開了上海，但還是有許多商人選擇了留下。上海最大、最成功的百貨公司之一永安百貨公司的所有者和經理郭琳爽就選擇了留在上海，擁有多家棉紡廠與麵粉廠的榮毅仁也是如此。中共大張旗鼓地宣揚了這些資本家留下來的決定。[9]甚至在接管上海後，中共仍然採取了各種辦法來吸引留在香港的商人們返回上海。就像高家龍(Sherman Cochran)在第15章所論述的那樣，即便是為防備革命而花費巨大精力將家族成員和資產轉移出上海的著名實業家劉鴻生，也受到吸引而在六個月後返回上海。

(一)統合資本家

新民主主義不僅限於將富有的個人納入到共產主義事業中。譬如在市民社會領域，新民主主義與民國時期各種政策之間的延續性就非常普遍，而不僅體現在人員留用這方面。雖然中共用自己的各種群眾團體取代了諸如商會、工會這樣由國民黨監管的統合組織，但1949年前後的這兩類不同組織不論在內部結構還是在政黨——國家中所佔據的特權地位上都十分相似。

中共一建立對上海的統治，就立刻接管和更換了各種國民黨官辦協會，並派出接收隊前去接收上海總商會及其下屬的337個同業公會。1949年8月上海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後，新的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的籌備委員會成立。該籌備委員會在接下來的一年中重新組織了其下屬的各個同業公會，並對這些同業公會的領導和人事進行了審查與替換。到1950年9月，上海共有269個同業公會、大約8萬名會員企業，估計占到上海工商業企業總數的一半多。在1951年2月上海市第一屆工商界代表大會上，這些新的同業公會正式成立。[10]

雖然中共想要進一步發展這種延續性，但是與國民黨政權聯繫緊密的資本家們很快發現自己已經黯然失色，曾在內戰時期作為和平運動積極分子的一群新商人的風頭已經壓倒了他們。國民黨時期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領導人之一、1946年赴南京請願代表團的代表之一盛丕華是這一大轉變的最大受益者。他成了上海副市長和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主席。[11]1946年和平請願代表團中的另一位資產階級成員蕢延芳，也在新的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中被授予高位。[12]王曉籟是國民黨時期的上海市總商會主席並于1950年被說服返回上海，但他在新商會中並未擔任任何職務。[13]

除了改革官方工會與同業公會，中國共產黨並未打算要在接管期間對上海一千三百多個其他非政府組織進行更多的控制。[14]街區接管隊訪問了各自街區的所有正式組織並搜集了各種資訊，而像民政局這樣的市政府機構則著手調查那些已經在國民黨政府登記了的各種組織。[15]各種私人慈善組織繼續發揮作用，並幫助共產黨人在城市裡建立秩序。它們既照顧上海發生短暫戰鬥期間死傷的人員，也援助1949年夏季颱風的受災者。1950年2月國民黨對上海進行空襲後，像同仁輔元堂與普善山莊這樣的私人慈善團體還承擔了尋找和掩埋死者並向火災受害者提供救濟的工作。[16]

中共掌權初期之所以會容忍許多非官方的志願團體的存在，並不只是說明這些團體具有較低的政治優先性。私人慈善機構甚至成功地獲得了新政權的免稅優待。[17]從比較研究的角度來看，中共在處理志願團體時所採取的政策方式更接近於國民黨的國家統合主義，而不是蘇聯式的革命一元主義。在俄國革命時期，布爾什維克幾乎是在奪取權力之後就立刻展開了對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進攻。[18]

(二)統合慈善家與私人慈善事業

就像國民黨在1940年代所做的，中共也打算以同樣的方式來統合慈善家。比如中共繼續進行了長久以來一直進行的各種活動，像建立各種冬季賑濟委員會和動員慈善家們參加募捐活動。上海市冬令救濟委員會於1949年12月29日成立，隨後建立了一個由上海精英們擔任成員的募捐分委員會。[19]到1950年3月底冬令救濟委員會結束工作時，它共開設了44個臨時避寒所，安置了近萬名無家可歸者。[20]除了進行冬季賑濟募捐外，慈善家們也積極參與了市政府下屬各專門委員會為難民與失業工人舉行的各種募捐活動。[21]

甚至是國民黨要將慈善事業納入到官辦聯合會中的計劃，也被中共繼續執行。[22]1950年4月，中國福利基金會（1950年8月改名為中國福利會）主席宋慶齡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的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該大會將中共已有的救濟組織“中國解放區救濟委員”會轉變成“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並制定了在各省、市、縣建立該會分支機搆的各種計劃。[23]中共資深領導人董必武在這次大會上發表演講，闡述了中共對私人慈善事業的政策：“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救濟福利事業，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應該吸收個人和團體參加。一切從事真正救濟福利工作的個人和團體，只要他們贊成我們共同規定的方針，願意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工作，我們就有責任和義務同他們合作，並吸收他們參加各級救濟代表會議和救濟組織。”[24]董必武還努力為慈善工作賦予新的優先性。他聲稱失業工人和自然災害受害者應當最先獲得物資與服務方面的救助。[25]

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的工作是自上而下開展的，但是也吸引了城市精英們的積極參與。受人尊敬的慈善家和慈善組織的領導人都在各個重要的籌備委員會中被授予了重要職務。例如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長吳耀宗、上海紅十字醫院院長顏福慶都在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中擔任領導職務。[26]而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的負責人是趙朴初。作為一個著名居士組織的領袖，趙在救濟上海的戰爭難民活動中聲名遠揚。[27]中共之所以給趙這一職位，是為了回報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對地下黨的幫助，以及隨後在內戰時期對國民黨的反對。

上海人民救濟代表大會於1950年10月舉行，有198名來自私人慈善團體、官方群眾團體和市政府的代表參加。與國民黨時期的這類活動有所不同，這次大會還有一些來自貧民的代表，包括三個難民、三個失業工人和兩個軍屬。儘管如此，精英階層的代表人數還是要大大超過貧民代表，並有像王曉籟和劉鴻生這樣一些民國時期的著名商人。但是這次救濟大會的領導職務仍被留給了像趙朴初和蕢延芳這樣在內戰時期就與國民黨決裂的精英人物。[28]

為期四天的會議安排了發言與小組討論，其目的是要根據中共的社會福利政策與救濟政策來教育上海的慈善家與救濟工作者們。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長吳耀宗發表了一篇演講，展示了他在全國大會上學到了多少中共言辭：“過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一面壓迫人民，屠殺人民，一面又借著慈善救濟的名義，欺騙人民，麻醉人民⋯⋯從今以後，上海所有救濟福利團體，不分性質和派別，都將在人民政府和人民救濟總會領導之下⋯⋯”[29]上海市民政局局長曹漫之宣佈了未來一年全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的工作重點，在這些計劃中包括了擴大那些旨在救助孤兒、老人、殘疾人和難民的私人機構。[30]這清楚地說明，上海的中共領導人認為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私人慈善仍將在上海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這次救濟大會正式建立了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該分會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一個重要的官僚機構，因為國民黨主辦的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包括它的職員、正在實施的各種規劃及募捐委員會——也被納入其中。[31]就像其前身一樣，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將私人資金募集活動進行集中管理，並對各個慈善組織的規劃和服務加以控制。為了配合中共的行動，各成員組織也被要求在其職員中組織政治學習小組，來閱讀和討論在全國救濟大會上通過的各種新政策。雖然現在還不清楚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對資金募集活動實行了多大的控制，但是它的確成功地改變了許多歷史悠久的慈善活動的行為習慣。其中最大的轉變之一就是讓各種同鄉會在援助貧民時不再以原籍為標準。例如四明公所這個上海最老牌與最有錢的同鄉組織之一，就向所有上海居民開放了它的殯葬館、醫院與學校。[32]

此外，在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成立後，建立新的私人慈善機構的自發性組織活動就停止了。雖然在理論上中共的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的權威並不比其國民黨時代的前身大多少，但它卻成功地設法終止了民國時期慈善組織活動的混亂特點。1950年初在龍華寺建立的新孤兒院是上海最後一個獨立建立的慈善機構。[33]中共之所以能夠在限制自主組織的發展方面更為成功，一個原因是它不允許各種自主組織進行註冊登記，因此收回了民國時期通過註冊登記而從法律上認可這些組織的權力。[34]雖然中共中央政府在1950年9月就頒佈了《社會團體登記暫行辦法》，但是其具體執行卻被不斷推遲。[35]

即使有如此重要的轉變，直到1950年末中共對上海精英階層的統治政策仍然是以延續而非變化為其主要特徵。和國民黨相比，中共在國家統合主義的執行方面要更加迅速和有效，但是兩者的計劃在根本上是一樣的。他們要統合的是同樣的階級，也創造出非常類似的制度，並在一個驚人的程度上遵循著同樣的政策。但是，隨著1951年中共發動了對上海精英影響很大的第一次大規模群眾運動，這種漸變過程就開始了轉向。

二、新民主主義的群眾運動

1951年1月在上海開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是隨著朝鮮戰爭的升溫而發動起來的。其打擊目標是國民黨地下分子和其他被禁止的組織，如青幫和各種異端宗教群體。[36]正如魏斐德在第二章所述，在城市裡，這一運動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種維持治安的行動，其目的是要通過各種各樣的宣傳活動、群眾集會及公審大會來震懾敵人，並激發中國人支持朝鮮戰爭的愛國熱情。起初中共命令所有反革命分子到警察局進行登記。隨後就開始進行逮捕，並在4月27日午夜達到高峰——當天就逮捕了8,359人。4月29日，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劉長勝在一個社區公園領導了一次有萬餘人參加的群眾集會。這次集會進行了現場廣播，成千上萬的市民在辦公室和全市各地集合起來收聽了實況轉播。會上對在4月27日午夜襲擊中抓獲的9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進行了群眾鬥爭，並由此讓上海公眾瞭解了這種特別的政治活動。在幾個小時的憤怒控訴之後，該集會宣佈判處這9個鬥爭物件死刑並立刻執行。在接下來的一天裡還公開處決了另外285名反革命分子。[37]

劉長勝故居

在工作場所中，鎮反運動主要由工會主持，打擊目標是工賊和前國民黨勞工組織者。大部分上海工廠與商店的資產階級所有者和管理者在運動中並未受到觸動。他們既沒有被劃作反革命分子，也沒有被當作政治動員的物件。在鎮反運動結束後，慈善事業的精英領袖們更加積極地投入到抗美援朝運動中。這一運動的目標是要消除美國在中國的影響並鞏固國內對朝鮮戰爭的支持。中央政府下令，所有接受美國資助或有美國籍職員的慈善、教育和文化機構都必須向政府登記，以便對它們進行重組、接管或解散。[38]

為了響應中央的新命令，1951年1月19日上海市政府設立了一個登記註冊辦公室來領導反美運動。作為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的負責人，趙朴初儘管不是中共黨員，還是被任命負責該辦公室的日常事務。[39]他將該辦公室職員分為六個組，分別負責高等教育、初級教育、醫療保健、社會福利、宗教團體以及文化組織。[40]登記註冊辦公室的職員們與各種中外組織的職員們舉行圓桌會議，解釋新的反美政策並討論朝鮮戰爭問題。[41]儘管事實上像趙朴初這樣的慈善領袖都有著豐富的與外國慈善團體和天主教傳教士共同工作的經歷，但戰時愛國熱情還是幫助和推動了他們，讓他們去激發中國慈善家和慈善工作者們積極參與到對以前那些外國同伴的攻擊中。到1951年3月底，有660個社團組織登記註冊說明自己是接受了美國資金資助或有美國職員的組織。登記過程剛結束，該辦公室就建立了調查委員會，隨即又舉行了針對美國籍職員以及和美國人聯繫緊密的中國合作者的各種鬥爭會議。[42]

到抗美援朝運動結束時，大多數登記註冊的社團都被解散，另有51個組織被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與各個政府部門接收。幸存下來的包括一些醫院、學校和孤兒院，很大程度上它們仍像以往那樣運作，但是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管。只有少數幾個自治組織仍然保持獨立自主，這些組織是職員和資金都主要來自中國的幾個天主教慈善團體，它們在排除了外國神父和修女後被政府允許繼續運作。[43]民政局在該運動剛結束後不久進行的一次調查中發現，上海市還有904個志願團體，其中包括261個慈善組織。[44]

在反美運動讓中國慈善家和與慈善機構領袖們第一次嘗到了政治運動的滋味的同時，鎮反運動也在1951年冬結束了他們一直以來在冬季賑災中起到的核心作用。與以前一樣，上海市政府建立了一個具有戰時色彩名稱的冬令救濟委員會——上海市冬防委員會。[45]但該委員會僅由黨政官員組成，並未吸納任何以前負責冬令救濟委員會的精英慈善家。冬季賑濟活動很清楚地被與鎮反運動聯繫在一起，並下達了防止怠工、間諜和偷盜的專門命令。[46]上海市冬防委員會動員工人而不是精英來參與這一保護行動。每個企業和工廠的工會都被命令建立各自的冬防委員會來巡查工廠和附近地區。[47]

慈善領袖們配合了中共的統合主義計劃，也積極參與了新的群眾運動，但是他們的合作只不過是加劇了這個在社會聲望、財力和組織資源上原本可以與中共政權分庭抗禮的社會群體的分裂。上海的慈善團體和資產階級領袖們幫助中共新政權克服了上海的失業與難民問題，但是他們自己卻開始沿著政治斷層線發生了內部分裂：一些人是中共政權的積極支持者，另一些人則因為與國民黨政權關係密切而黯然失色。通過拉攏愛國的中國慈善領袖去領導和實行對中外天主教組織的攻擊，抗美援朝運動又製造了新的分裂並進一步加強了這一兩極化過程。不過即使存在著這些緊張關係，上海精英中的絕大多數成員仍然在新民主主義的大聯合中佔據了核心地位。

反腐敗的三反五反運動

上海精英及其社會地位的削弱始於三反五反運動。一開始三反五反運動只是對朝鮮戰爭引發的經濟困難的反應。為了抑制因大量軍事採購而引發的通貨膨脹，1951年秋毛澤東下令裁軍與壓縮預算。在東北進行的一場削減政府開支運動揭發出軍事採購中存在著嚴重的腐敗問題，這向中共最高領導層敲響了黨風黨紀狀況的警鐘。195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委員會下令，其他地區也要進行一次全國性的整風運動以便挖出腐敗分子。[48]中共上海市委對這一號召迅速作出回應，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來進行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該委員會主席為副市長潘漢年，副主席為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劉長勝和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主席盛丕華。46名成員中有不少上海精英，其中包括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會長趙朴初和實業家榮毅仁。[49]

隨著1952年1月潘漢年領導的上海市三反委員會與民政局一起組建了上海市救濟組織調查委員會，三反運動也擴展到了志願團體領域中。調查委員會由來自各政府部門和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的代表組成。[50]就像抗美援朝運動一樣，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內部展開的三反運動也是由趙朴初領導的。該運動在早期階段顯然並不激烈，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動員人們進行指控或召開鬥爭大會。[51]

三反運動揭露出上海市黨政系統存在著嚴重腐敗，涉案者包括了像中共上海市委秘書長黎玉這樣的高官。[52]像上海、天津這樣主要城市裡的官員腐敗程度之深令已經十分警惕的中央領導人更加震驚。對毛澤東來說，腐敗對中共的威脅要比朝鮮戰爭更為嚴重。他認為城市資產階級是引誘共產黨幹部犯錯的主要來源。結果1952年1月中共中央下令將反腐敗運動擴展到資產階級，此即眾所周知的五反運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53]

在上海，這些命令讓劉長勝和上海市總工會得以控制當時正在上海工商業聯合會中進行的和風細雨式的三反運動，並將其轉變成一個鬥爭運動。為此，上海市總工會組織了一個由超過四萬名工會成員組成的五反代表大會，這些人被鼓動起來去調查他們的雇主，並與他們發現的任何腐敗行為進行鬥爭。除了使用激烈的語言，工會領袖們通過敲鑼打鼓並帶著木質大炮遊行的方式，為階級鬥爭抹上了軍事色彩。工會採用了1948年國民黨人打擊上海資本家時使用的詞彙，組織“打虎隊”作為運動的前鋒。打虎隊開進工廠商店，指導工會幹部和工人如何檢查公司帳目，怎樣誘使人們供認與揭發，以及如何舉行鬥爭集會。此外，中共還在各個繁華的街頭角落建立了許多廣播電臺，通過高音喇叭來發佈各種宣傳和指控消息。[54]

上海工人積極回應運動的號召，其鬥爭熱情很快就超出了中共政權所針對的五種非法行為。一些工人開始批鬥資本家腐朽的生活方式、只求利潤的行事原則與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工人們很快就要求被嚇壞了的雇主提高工資和改善待遇，隨後更要求立刻將資本家的企業國有化。在這些要求逐步升級的同時，鬥爭會也經常失控。兩百多名資本家被他們的雇員關在辦公室裡，許多資本家被毆打或者遭受了痛苦和帶有羞辱意味的懲罰，例如長時間跪在地上或者戴高帽子。在這種精神和身體雙重侵害的壓力下，48名資本家試圖自殺，其中34人最後“成功”自殺。[55]

2月8日，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和上海市總工會派遣的一支聯合工作隊到達上海市分會並接管了五反運動領導權。隨後，社會救濟領域的五反運動也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該工作隊除了對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進行調查之外，還組織了六支打虎隊來在私人團體中進行這一運動：兩支負責各種同鄉同業公會，兩支負責慈善組織，一支負責各種同鄉會，一支負責孤兒院和養老院。這些打虎隊一般都會先組織一場鬥爭運動來作為其調查活動的前奏。基本方式是組織一個由全部雇員（在像孤兒院這樣的居住場所裡，則是被救濟的人）參加的會議，向他們解釋中共對腐敗所採取的政策，並引誘人們進行供認與揭發。在開完這樣的會議之後，打虎隊會派出幹部與這些組織的職員進行一對一的談話，並鼓勵後者進行揭發。同時，他們開展基層工作以組建一個雇員工會。在對各種供認與揭發進行了材料搜集和事實調查之後，打虎隊開始舉行針對某個“典型”腐敗人物的鬥爭會，以此將這個組織從封建習慣中解放出來。鬥爭的目標人物通常被會議的參加者當場進行懲罰。其方式多種多樣，從罰款、逮捕到毆打和其他體罰都有。為此，兩個慈善工作者企圖自殺。[56]

到1952年2月末，五反運動已經對上海與整個中國的經濟都產生了嚴重影響。由於該運動導致了私人工廠和商鋪紛紛關閉，因而進一步引發了生產停滯與失業。此外，公有經濟部門中進行的三反運動也干擾和耽誤了政府經濟管理部門、國營企業和建築專案的運作。這一運動原本是要削減政府開支和抑制通貨膨脹，但到最後卻演變成了嚴重的經濟衰退。這說明在維持城市的社會經濟秩序方面，中共政權仍然有賴於資產階級這個競爭對手的幫助。中共中央領導人迅速暫停了上海的五反運動並推遲了這一運動在其他城市的開展。為了迅速恢復生產，中共領導人還在稅收、採購和訂貨方面採取了各種緊急措施。[57]

財政部部長，當時主持全國五反運動的中央節約委員會主任薄一波被派往上海前去執行中共中央對這一運動的控制措施。他命令立刻停止運動並釋放所有被羈押的資本家。薄向北京報告說上海的領導人處於混亂之中，並指責後者對運動已經失去控制。[58]上海市總工會黨委書記劉長勝被停職，取代他的是來自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鐘民。[59]

在五反運動暫停期間，薄一波嘗試建立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中共發佈了新規定，只准工人向運動領導機關報告各種犯罪，禁止工人採取其他直接行動。另一方面，12,000名中共和工會幹部進行了短期查帳訓練並被組織成檢查隊。在對74家企業成功進行了試驗性檢查後，一個新的工作隊運動章程被制定出來並開始進行速成訓練。3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開了另一次五反大會。與第一次大會引人注目的軍事化方式不同，市長陳毅強調了對這一運動的限制，並反復強調了中共政權對新民主主義的承諾：“人民政府採取的措施絕不是說要改變對資產階級的政策。”[60]

五反運動這一受到約束的階段于1952年夏結束，此時中共對上海資本家們罰款已達一百多億多元。但即使是此時，中共領導人更擔心的仍然是恢復經濟而不是懲罰腐敗的問題。政府不僅減少了對資本家的罰款，延後了罰款的支付，還放鬆了對訂貨合同的價格管制，其目的都是要恢復經濟生產。在北京最高領導人的同意下，支持中共的資產階級領袖們得到了特別寬大的處理。[61]

雖然根據中共中央的命令而對上海工人進行的去動員化看起來是恢復了新民主主義，但是城市精英們已經受到了十分深遠的長期影響。工人們對雇主不受約束的攻擊削弱了後者的權威，中共許諾寬大處理揭發者的策略也削弱了資本家集體對抗中共政權的基礎。[62]國家之所以在1952—1955年間加快了對工業的接管，至少部分原因就是五反運動期間資本家在支付罰款方面面臨很大的壓力。[63]

這些反腐敗運動代表了一種轉變，其重要性要遠遠超過中國官方所承認的，對此問題更進一步的證明就是志願團體領域中的三反五反運動從未被暫停過。儘管中共政權仍然依靠私人實業家進行生產和雇傭勞動力，但由私人慈善事業所提供的社會保障卻已經不再具有像以往那樣的優先重要性。這對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與私人慈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到1952年6月末三反運動結束時，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的435名職員中有151人被打成腐敗分子。但其中絕大多數人之所以被指控，往往是由於他們違反了中共的救濟政策或救濟管理，而不是真正有腐敗行為；這些“腐敗”職員中只有45人接受了犯罪處罰或者被從工作崗位上清洗出去。[64]

青年職工舉行“三反”誓師大會

在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認定的腐敗雇員中，趙朴初最為聲名卓著。作為懲罰，他被迫去職。趙被指控了好幾條罪名，但是幾乎沒有哪一條算得上是犯罪行為。其中最接近犯罪指控的，是他在解放前夕任職國民黨臨時救濟委員會時所進行的一系列現金兌換和商品購買行為，這些行為導致該委員會遭受了較大的財政損失。但是這些交易都是在中共奪取上海、接管救濟委員會之前進行的，而三反運動的調查應當只限于當事人在1949年以後的活動。此外，趙朴初之所以進行這些交易，其目的是為了保護該委員會的資產免受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而不是為了獲取個人利益。[65]

對趙朴初腐敗行為的各種指控，歸結起來主要集中在這一點——他提倡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的自主權，使後者脫離了中共和政府的控制。最嚴重的指控是趙朴初對中共與政府的監管持負面態度，認為這種監管是干涉而不是指導。據說，他公開宣稱：“民政局與我們的級別一樣，（因此我們）不需要向它報告。”[66]趙還被指控在將救濟物資分給上海各個救濟機構和上海以外受災地區時並未考慮政治因素。因此，同樣是這種獨立性，在1937年的難民救濟活動中讓趙朴初可以雇用中共地下黨員作為難民收容所的指導員和教師，而到了1952年卻成為他在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工作中的政治缺點。

其他指控大多是說趙朴初違反了共產黨人的管理習慣。例如官僚主義，因為他過分強調該分會職員的等級，而未能在這一組織中按期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類似的，他還被指控有家長制作風，因為他雇用了以前管理救濟事業的“封建份子”，而後者往往有資產階級背景或者以前和國民黨有聯繫。此外，在工作分配方面趙也未能讓中共幹部滿意。[67]

就像趙朴初這個例子所展示的，三反運動將長期以來持續不變的統合主義救濟習慣和日常政治進行了重新定義，稱之為腐敗。將這些行動與態度定義為不道德的行為，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與政黨——國家之間的關係，也令公眾眼中慈善事業精英們的形象黯然失色。這對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造成的損害是長期的、持久的。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章程中要求在1952年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並未召開（以後也沒有召開過這樣的大會），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的領導人也再未更換過。相反，來自上海市民政局的職員接管了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的日常運作，甚至後者連辦公室也搬入了民政局。[68]慈善領域的統合主義在1952年總體上宣告結束。

五反運動對“腐敗”進行的內容寬泛而又意義混亂的重新定義歪曲了這個詞的含義，但是對這個詞的使用卻是戰略性的。在鬥爭會上，慈善家和慈善事業領袖們在他們的雇員與接受救濟的人面前遭受侮辱；而在報紙上，他們又在更多公眾面前遭受侮辱。無論各種指控所依據的是個人的中飽私囊，還是其他一些更加意義含混的違反中共政策的指控，將這些都當作是腐敗這一點嚴重損害了此前慈善家們一直享有的崇高的社會聲望。中共從根子上打擊了私人慈善事業，從而嚴重削弱了上海城市精英們合法性的一個關鍵來源。

1952年夏，三反運動結束，而對私人志願團體的調查仍在繼續。民政局被允許以“新三反”運動的名義繼續這些調查。其目標遠遠超出了原來的設想。“新三反”運動對每個私人組織的計劃、服務、管理、職員情況都進行了詳細審查，據稱是為了合法註冊做準備。只有那些可以證明自己是為社會服務並已經過徹底改造的社團才被允許登記註冊，其他所有社團或者被市政府接管，或者被解散。而任何被認為是反革命的團體，都被徹底禁止繼續活動。[69]那些中共認為對社會有益的救濟工作和項目包括了醫院、助產服務、孤兒院、殘老院。[70]

在很大程度上，中共推動新三反運動與三反運動的方式是完全一樣的。工作隊被派往每個非政府社團組織去建立雇員工會，並動員職員們反對其管理者和董事會。例如在四明公所，幹部們將棺材生產車間的木匠和油漆匠組織成一個企業工會。雖然只有一些工人積極參與，但是一度非常強大的四明公所的管理者與指導者們並未對這一運動進行任何抵抗。四明公所很快就停止了運作，因此工人們的鬥爭只是令自己丟了工作。但是工人們也幫助工作隊查明了四明公所擁有的土地與其他資產。1953年四明公所將其名下的醫院交給了上海公共衛生局，移交後被更名為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此後政府控制了四明公所的土地、出租屋與行會大樓，四明公所於1954年正式解散。[71]

新三反運動一直持續到1954年底。在為期兩年的運動中，共有223個慈善性的志願團體被調查。其中12個作為反革命團體被禁止，另有162個被關閉，其財產被上海市政府接管。總的來說，在運動期間上海市政府共沒收了私人慈善團體擁有的三千多畝土地、八個大型辦公建築、六千多個住宅單位與房屋。[72]

在新三反運動中“幸存”下來的49個社團組織中，絕大多數都已經與原來的組織截然不同。例如，第二殘老院雖然在表面上是私人團體，但實際上卻是將以前五個同鄉會的財產和部分職員合併後建立起來的。和其他類似組織一樣，第二殘老院也存在法律地位模糊不清的問題。儘管聽上去有一個官方名稱，但是它並不由市政府管理。在資金來源方面雖然依靠原來志願團體自身物業出租所得的租金，但是新的董事會一直沒有建立，綱領與規章制度也沒有制定。[73]此外，該組織仍不被允許進行註冊登記。[74]

在新三反運動中幸存下來的慈善組織中，確實有幾個並未遭到多大觸動，但是它們與政黨——國家的關係卻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無論這種關係仍然是多麼模糊。例如，由天主教主辦的新普育堂是舊三反運動最早展開的慈善組織之一。在1953年完成調查之後，該育嬰堂被允許繼續作為一個私人主辦、公家協助的組織而繼續運作。所謂“公家協助”是指上海宗教事務委員會派出一個工作隊，繼續調查該育嬰堂與天主教會的聯繫，而另一個來自民政局的工作隊則幫助這個育嬰堂降低在舊三反運動中激增的嬰兒死亡率。這些工作隊更換了育嬰堂的職員，重組了嬰兒護理部門，並提高了其衛生和營養服務水準。[75]

大多數在新三反運動中幸免而未成為打擊目標的慈善組織都靜悄悄地停止了運作，它們不經正式的解散程式就被其職員和董事會所放棄。[76]在這些逃脫了三反運動打擊的慈善群體中，主要是60家私人醫院，它們能幸存下來主要是因為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開始執行後對醫療衛生服務產生了巨大需求。1953年，衛生部為了解決衛生機構缺乏這一問題，將私人醫院重新劃為慈善性社會福利組織而不是資本家企業。這一規定使得有勞動保險的企業可以與私人醫院簽訂合同來接受後者的醫療服務。但同時衛生局開始對私人醫院的職員、服務和收費進行管理。[77]

其他幸存者主要是紅十字會和中國福利會。作為與中共政權關係緊密的全國性協會，這些組織躲過了嚴酷的三反運動。紅十字會由於它的國際聯繫和聲望而受到重視，而中國福利會則得到了其建立者、國家副總理宋慶齡的保護。[78]

“三反”,“五反”運動聲勢浩大

新三反運動標誌著上海一度十分活躍的志願團體領域被有效地終結。雖然這些志願團體很少從國家那裡獲得可被稱為是市民社會的真正自由，但長久以來這些團體一直都為上海的精英們提供了進行社會參與和加強社會聲望的重要管道。這些團體的消亡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其革命中進行的諸多決定性制度變遷之一。

結局：工業的社會主義化與資產階級的消亡

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十分清楚地改變了中共政權與城市精英之間的關係，但是一直到1953年6月，中共仍將新民主主義當作其官方政策。[79]1953年12月，中共公開宣傳了即將到來的變化。當時提出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宣佈國家正在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並正式提出了最終消滅資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目標。但是這個時間表仍然是模糊的，資產階級繼續被告知直到資本主義發展結束其歷史使命後才會進行社會主義化，這也許需要十到十五年的時間。[80]

1955年出現的經濟衰退與完成農業集體化的突然要求，使得加快工業社會主義化的壓力大大增加。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與隨後進行的全國工商聯執委會會議上，毛澤東贊成大大縮短過渡時期。[注81]毛澤東與中共其他領導人討論了這一過渡時期從兩年到五年不等的各種時間表，最後決定要與一五計劃保持同步，力求在1956—1957年兩年內實現社會主義轉變。中共領導人計劃開展一個大規模的鬥爭運動來發動工人反對資產階級，以此強迫資產階級接受政府贖買而實現工業社會主義化。劉少奇預計，為實現工業社會主義化而進行的這一鬥爭運動，將令之前所有的鬥爭運動都相形見絀。[82]

但當這一運動還在籌劃之中、尚未正式進行之時，北京市市長彭真就在1956年1月15日舉行了一次大規模集會，宣佈北京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整個過程。意識到北京正在發生的事情後，上海的領導人也立刻迎頭趕上。在資產階級的積極合作和參與下，私人經濟部門的社會主義改造被簡化成一個填表格的工作。尚未面對中共領導人準備進行的大規模鬥爭運動，北京與上海的商會就已經採取主動並集體上演了他們自己的葬禮。資產評估在匆忙之中進行，絕大多數都極大地低估了私人企業的價值。隨後企業的所有者、管理者及其家人走上上海的街頭，在慶祝遊行中高舉著自己要求政府贖買的請願書。這些表演在1月20日的大型集會中達到高潮，會上政府官員隆重批准了全體私有企業要求公私合營的申請。[83]

上海剩下的志願團體組織在新三反運動之後仍然地位模糊，一些被官方認可但是並未註冊的慈善團體在國家的嚴密管理下仍在運作，而數以百計的組織已不再運作，變得名存實亡。這種模糊性在1956年1月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得以解決。國家接管私營企業的猛烈勢頭令上海市民政局與衛生局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迫使他們也要趕上這一潮流以徹底消除私人志願團體。

各種慈善團體很快就被迫提交了申請，要求解散或由市政府接管。新普育堂很快就提出了接管申請，並成為上海市民政局所屬的上海市兒童福利院。[84]尚存的私人醫院全部於1956年2月7日被衛生局接管。[85]上百個已經不再運作、但未正式申請解散的慈善組織被正式解散，它們放棄了的財產被分配給政府各個部門進行接收。這一過程只不過是為自1952年以來新三反運動已經成功完成了的工作劃上了句號。1952年初上海仍有904個志願團體保持運作，但到1956年只剩下287個。這287個幸存者中的大多數被正式確認為群眾組織。上海一度十分活躍的慈善機構只剩下了紅十字會和中國福利會。[86]

雖然工業社會主義改造期間的喜慶氣氛到處都呈現出這一表像——城市精英們十分歡迎這一對革命獻身的機會，但是1957年的百花運動很快就揭示了非常不同的畫面。一些在1956年慶祝把自己的企業交給國家的人，在一年後轉而攻擊國家的贖買政策嚴重低估了他們資產的價值。其他人則抱怨自己雖然身為有薪管理者，但在企業中的新職位上卻沒有任何真正的權力或責任。[87]而對鎮反、三反五反運動期間各種不公正措施的不滿，也使得有人提出要建立一個多方委員會來聽證和調查對上述鬥爭運動期間各種裁定的申訴。[88]

這些事後抱怨只是強調了這一點，即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幾乎是一夜之間完成的。其間並沒有任何強制，更不用說發動工人階級參與了。即便運動過程被縮短了，但運動本身已足以令上海精英們確信應當加入革命。他們並沒有利用集體的力量來對抗中共政權，反而對各種能證明自己忠誠並轉變其階級地位的個人策略趨之若鶩。

相比私人企業而言，私人慈善事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更是虎頭蛇尾。由於不斷進行目標相對集中的各種鬥爭運動，中共政權的潛在敵人早已逐步分化並且彼此內鬥。而且在三反運動取消了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與慈善領袖們的合法性以後，中共瓦解志願團體的各種策略性措施已經很少或者沒有遭到抵抗。相反，這些組織的昔日領袖們都忙著將自己與那些被稱為封建和剝削他人的人區別開來。中共針對這些昔日精英們的政治戰略，其高明之處就在於首先打擊後者的合法性。對其社會聲望的打擊，加上挑動人們互鬥的運動策略，使得慈善家們努力尋求擺脫自己權力的經濟和組織資源，而不是利用這些資源來抵抗中共的壓制。

中共還十分有效地利用了政策的模糊性。譬如反復許諾要對志願團體進行註冊登記，但卻不斷推遲並保留對所有志願團體的法律認可。當三反運動的目標從根除腐敗轉向質疑私人慈善事業的目的與政治基礎時，該運動也策略性地利用了模糊性這一點。中共開始直接將私人慈善事業稱為“封建”組織，並將之前針對外國慈善團體的認為他們進行剝削的這一指責也擴大到所有私人慈善組織頭上。

通過對慈善事業的分析，本文發現五反運動並不是中共對工人階級的短暫失控，也不是中共為恐嚇資產階級而精心策劃的陰謀詭計。相反，應當將這次運動與三反運動聯繫起來考察，把它看作是對舊城市精英的一次全面而又微妙的攻擊。[89]中共政權也許並未打算在1952年就進行一場工人階級想進行的公開階級戰爭，但是中共政權對城市精英權力發動的系統攻擊卻更為有效。這些反腐敗運動不只是要將新成立的中共政權與它已經取代了的、滿是醜聞的國民黨政權區別開來，它們也的確削弱了城市精英們的社會聲望。腐敗與其說是對城市精英的犯罪指控，不如說是對其合法性基礎進行重新定義的政治手段。三反運動所引發的長久制度變化與市民社會的消亡這一事實，又一次說明了這些反腐敗運動不僅僅是暫時背離了原來溫和的延續性政策。新民主主義自有其革命的邏輯。

由此可知，1949年革命中變革與延續之間的緊張關係是極端複雜的。中共的確繼承並延續了許多由國民黨創立的統合主義制度，而且也證明了自己在獲得城市精英的支持方面要比往往被認為更保守的國民黨還要成功。但是這種延續性後來卻成為實現下列激進變革的一種工具：先是消滅市民社會，隨後是消滅統合主義本身。而上海精英不但未能抵抗其最終消亡、實際上反倒在此過程中進行合作這一事實，應當不會模糊1950年代初的大變革所具有的深度。

姚昱譯

注釋

[注1]例如，Joseph W.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Paul A.Cohen, "Reflections on a Watershed Date: The 1949 Divide in Chinese History" in Jeffrey N.Wasserstrom, ed.,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New York: Routledge,2003)。

[注2]William P.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1943—1958,"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1990):121—141; Susan Glosser, Chinese Visions of Family and State,1915—195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Mark 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and Elizabeth J.Perry and Lü Xiaobo, eds.,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Y.: M.E.Sharpe,1997).

[注3]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19頁。

[注4]陸志仁：《抗戰時期上海党的難民工作史料徵集座談會講話》，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抗戰初期上海党的難民工作》，上海：上海新聞出版局，1993年，第7頁。Patricia Stranahan, "Radicalization of Refugees: Communist Party Activity in Wartime Shanghai's Displaced Person's Camps," Modern China 26.2(2000):176.

[注5]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紀念館編：《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在上海》，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第2頁；董必武：《祝中國福利會成立二十周年》，《董必武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5頁。

[注6]Tony Saich,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Armonk, N.Y.: M.E.Sharpe,1996),1,236—1,237.

[注7]Kenneth Lieberthal, "Mao vs. Liu? Policy towards Industry and Commerce,1946—1949," China Quarterly 47 (July—September 1971):519.

[注8]Saich,1201.

[注9]朱華等：《上海一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1頁。

[注10]《上海市政權系統、地方軍事系統、統一戰線系統、群眾團體系統組織史資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04—505頁；馬伊裡、劉漢榜：《上海社會團體概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頁。

[注11]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民國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卷，第444頁；《上海市政權系統、地方軍事系統、統一戰線系統、群眾團體系統組織史資料》，第504—505頁。

[注12]朱華前揭書，第270頁。

[注13]李家齊主編：《上海工運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第13頁。

[注14]這一政策的一個明顯例外是中共對直接附屬於國民黨的各種組織—包括民兵與地下行動機構—立刻採取了行動。而像一貫道這樣的異端宗教組織也被禁止。鄒榮庚：《綜述》，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上海解放初期的社會改造》，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馬伊裡、劉漢榜前揭書，第8頁；劉宋斌：《中國共產黨對大城市的接管（1949—1952）》，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7頁。

[注15]章永年：《接管上海市區政權機構回顧》，石鴻熙主編：《接管上海親歷記》，上海：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1997年，第122頁；上海市檔案館，B168-1-796，B168-1-797，B168-1-798。

[注16]馬伊裡、劉漢榜前揭書，第8頁。

[注17]《解放日報》，1950年10月10日。

[注18]“一元論”是指這樣一種政治制度，即被允許存在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仲介性機構僅限於由國家監管的、數量有限的群眾社團，比較典型的是工會、農會、婦聯、青年團，有時候還包括商會。眾所周知，列寧稱這些社團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傳送帶”。Juan J.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Greenstein and Nelson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1975), 3:277.關於俄羅斯革命時期對精英們的處理，見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3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70—74; Richard Sakwa, Soviet Communists in Power; A Study of Moscow during the Civil War,1918—21(London: Macmillan Press,1988),14—22;及Dmitri Volkogonov, Lenin:A New Biography (New York: Free Press,1994),375。在此感謝李濱(Douglas Stiffler)介紹給我後一部分的參考書。

[注19]上海檔案館，B168-1-501，第7頁。

[注20]上海檔案館，B168-1-501，第5頁。

[注21]上海檔案館，B168-1-501，第10—12頁。

[注22]國民黨在1946年發佈規定，要在每個城市、每個縣、每個省都建立一個社會福利協會，該協會由私人慈善機構組成。見《社會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第87—88頁。

[注23]《人民日報》，1950年5月5日。

[注24]董必武前揭書，第288—289頁。

[注25]董必武前揭書同上，第287頁。

[注26]《解放日報》，1950年10月7日。

[注27]趙朴初：《抗戰初期的上海難民工作》，《抗戰初期的難民工作》，第26頁；王堯山：《代序》，《抗戰初期的難民工作》，第5頁。

[注28]《解放日報》，1950年10月6日。

[注29]《解放日報》，1950年10月10日。

[注30]《解放日報》，1950年10月10日。同上。

[注31]《解放日報》，1950年10月10日。

[注32]上海市檔案館，Q118-1-7，第84—86頁。

[注33]上海市檔案館，B168-1-796，第19頁。

[注34]Xu Xiaoqun,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in Shanghai 1912—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00—102.

[注35]馬伊裡、劉漢榜前揭書，第9頁。

[注36]Julia C.Strauss, "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 (January 2002):80—105;錢麗君：《上海解放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解放初期的社會改造》），第72頁。

[注37]錢麗君前揭文，第73—76頁。

[注38]《解放日報》，1950年12月31日。

[注39]《解放日報》，1951年1月19日。

[注40]馬伊裡、劉漢榜前揭文，第9頁。

[注41]《解放日報》，1950年2月22日。

[注42]《解放日報》，1951年3月28日。

[注43]上海市檔案館，B168-1-509。

[注44]上海市檔案館，B168-1-240，第20頁。

[注45]《解放日報》，1950年11月21日。

[注46]上海市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編：《上海黨政機構沿革：1949—198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頁。

[注47]上海總工會：《兩年來的上海工人運動》，上海：上海總工會，1951年，第9頁。

[注4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上卷，第139—140頁。

[注49]朱華前揭書，第320頁；John Gardner, "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 A Study of the Consolidation of Urban Control," in A.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503,505.

[注50]上海市檔案館，B168-1-240，第20頁。

[注51]上海市檔案館，B168-1-240，第23頁。

[注52]朱華前揭書，第321頁。

[注53]薄一波前揭書，上卷，第164頁。

[注54]Gardner,510—513.

[注55]薄一波前揭書，上卷，第170—172頁。

[注56]上海市檔案館，B168-1-240，第20—21、23、31頁。

[注57]薄一波前揭書，上卷，第168—169頁。

[注58]薄一波前揭書，上卷，第170頁。

[注59]中共上海市組織部：《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組織史資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419頁。

[注60]Lyman P.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232—233.

[注61]薄一波前揭書，上卷，第174—175頁。

[注62]Gardner,520; and Robert Loh and Humphrey Evans, Escape from Red China (New York: Coward-McCann,1962),100.

[注63]Lynn T.White III,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71—75.

[注64]上海市檔案館，B168-1-240，第24頁。

[注65]上海市檔案館，B168-1-240，第27—28頁。

[注66]上海市檔案館，B168-1-240，第26頁。

[注67]上海市檔案館，B168-1-240，第26—28頁。

[注68]上海市檔案館，B168-1-506，第23頁。

[注69]馬伊裡、劉漢榜前揭書，第10頁。

[注70]上海市檔案館，B168-1-805，第9頁。

[注71]上海市檔案館，Q118-2-25；熊月之：《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0頁。

[注72]馬伊裡、劉漢榜前揭書，第10頁。

[注73]上海市檔案館，B168-1-805，第5頁。

[注74]馬伊裡、劉漢榜前揭書，第11頁。

[注75]上海市檔案館，B168-1-5065，第26—27頁；Human Rights Watch/Asia, Death by Default: A Policy of Fatal Neglect in China's State Orphanages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1996),118.

[注76]上海市檔案館，B168-1-817，第28頁。這些程式包括向民政局提交一份解散申請並在報紙上出版合法聲明。

[注77]《上海衛生：1949—1983》，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第121頁。

[注78]上海市檔案館，B168-1-817，第27頁。

[注79]Frederick C.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N.Y.: M.E.Sharper,1990),121.

[注80]朱華前揭書，第325頁。

[注81]Roderick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1:19—20.

[注82]Ibid.,1:21—22.

[注83]朱華前揭書，第329頁。

[注84]Human Rights Watch/Asia,118.

[注85]《上海衛生》，第677頁。

[注86]上海市檔案館，B168-1-817，第27頁。

[注87]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Praeger,1960),202.

[注88]Ibid., 273; Frederick C.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1950—1965 (White Plains, N.Y.: M.E.Sharpe,1979),268.

[注89]本研究同意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看法，即三反五反運動構成了第二次革命。見Kenneth 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二

占領外圍

(Occupying the Periphery)

第五章

從反共到抗美:1950—1951年中國西南地區的內戰與朝鮮戰爭

周傑榮（Jeremy Brown）

1952年底，在南韓的一所軍營裡，戰俘李華國將他的秘密向美國軍事情報官員和盤托出。[1]李是一名中國人民志願軍士兵。這支部隊由一百多萬男男女女組成，是被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派來打抗美援朝戰爭的。當與審訊官面對面地坐在桌子前接受訊問時，李華國一定對自己過去三年的奇特經歷感到十分詫異。他31歲，原本是農民，生活在貴州省西南一個離朝鮮一千六百多英里遠的村莊裡。直到1949年末解放軍佔領貴州省興義縣之前，他都在家鄉種地。但是到1950年1月，已經對新政權深惡痛絕的李華國放棄了種地，轉而參加了一支反抗共產黨的遊擊隊。

說1949年11月貴州就被成功“解放”，這樣的報導有些草率，至少是言之過早。在貴州全境和中國西南的其他地區，有許多像李華國這樣的人拿起武器反抗前來佔領的人民解放軍。由於不滿新政權的重稅政策，當地一些人參加了各種農村民兵組織，另一些人則與國民黨部隊建立了各種聯繫。對共產黨的反抗一度取得了驚人的成功。1950年3月，貴州的新領導人不得不從包括興義在內的28個縣撤回了被包圍的士兵和幹部。[2]爭奪貴州和中國西南地區的戰鬥一直持續到1951年。

1951年1月，李華國和他的142名戰友在一個深山窩巢裡被中共士兵抓獲，他的反抗隨即宣告結束。12名遊擊隊領袖被槍斃，其他人則在關押了一個月後被編入人民解放軍。李接受了政治訓練，並在興義的軍隊建設專案中工作了一年，隨後被派遣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稱為“抗美援朝”的朝鮮戰爭。1952年2月，李華國跨過了鴨綠江並前進到位於朝鮮半島中部的前線。在那裡他接受了步兵訓練，還挖了掩體。5月的一天，李拔掉了掛在掩體牆壁上一顆手雷的撞針，炸死了兩名戰友並導致另一人重傷。事後李被看押，但是兩天后他成功出逃並向南韓一支海軍部隊投了降。

貴州解放時解放軍進城的景象

李華國告訴美國陸軍審訊官木藪（Kiyabu）先生，他是“不小心”引爆了那顆手雷。他還把自己知道的關於中共統治興義縣的所有事情都告訴了木藪。李畫了一張頗有價值的興義地圖，圖上標明了監獄、警備部隊營房、共產黨司令部、學校、橋樑、郵局和牲畜市場的位置。在對其上司的報告中，木藪認為李華國“缺乏常識”，因為他“不能理解問題”，他“需要講特別多的話才能表達他的思想”；但是李看起來非常合作，“擁有大量資訊”，“非常友好”，並且“很有幽默感”。木藪認為李華國的情報資訊相當可靠，並注意到李反對共產主義，在戰俘交換時“將會拒絕返回他的故鄉”。考慮到李的態度，不難理解為什麼1953年7月朝鮮停火後，李華國極有可能拒絕被遣返回中國大陸，而是和其他14,000多名中國戰俘一樣選擇了去臺灣。[3]

從木藪的評論來看，對於那些改變了自己1949年之後生活的那一系列重大事件，李華國很難理解。那麼我們應當怎樣理解李華國從貴州到朝鮮、從反對共產黨到抵抗美國這一旋風般的歷程？如果將西南地區人民的經歷作為分析的焦點，那麼1950年代初中國的歷史看起來就會與那些標準的敘述截然不同——即共產黨迅速取得了勝利並順利奪取了政權，之後是相容並包的“蜜月時期”。[4]當我們從貴州的角度而不是從北京或者中國北方“老解放區”的角度來考慮中國共產黨如何奪取並接管政權這一問題，那麼周錫瑞（Joseph W.Esherick）關於新政權“十分容易地被人民接受、並令人吃驚地幾乎沒有遇到積極的反抗”的看法就需要被重新考量。[5]在中國西南，對共產黨軍事佔領的武裝反抗在最初幾年之內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在地勢崎嶇的貴州，內戰並沒有隨著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而乾淨俐落地結束。1950年與1951年內戰仍在延續，並與中國捲入朝鮮戰爭緊密相關。美國的陸軍檔案和最近披露的中國材料都說明，數千名像李華國這樣的人在代表中國出戰朝鮮之前都曾在西南地區與人民解放軍作戰。而更多的志願軍士兵是人民解放軍各個部隊的成員，他們曾負責徵收賦稅、建立地方政權、鎮壓反共抵抗，但在朝鮮卻與他們之前的對手成為戰友。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人從貴州到朝鮮的歷程說明這是一個快速變化的時期——人們急劇轉換著身份，簡直令人有些眼花繚亂。在中共軍事佔領西南地區後不久，人們就轉變了身份並十分輕易地被貼上了像“土匪”、“英雄”、“烈士”、“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這樣的標籤。但這也是一個極端危險的時期，一個人的身份一旦被確定為“土匪”，他的家人與相關社區群體的生死就被掌握在革命的政黨——國家手中。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本書第2章的討論，以及高崢（James Z.Gao）對杭州的研究，都說明中國共產黨在佔領江南地區前進行了十分細緻的籌劃。[6]與之相反，中國共產黨人在接管西南地區時卻毫無準備。像鄧小平與毛澤東這樣的領導人低估了當地人民對默許一個遠在北京的新政府的抗拒程度。在人民解放軍進軍貴州時投降或者僅僅是被忽視了的舊地方豪強、少數民族、農民和國民黨士兵，都對解放軍的佔領提出了挑戰。更糟糕的是，中共新政權因為立刻派出了武裝征糧隊，從而破壞了建立良好第一印象的機會。在一些地區，原來可能傾向於新政權的窮苦農民奮起反抗1950年初對他們1949年收穫糧食的徵稅，因為國民黨政府已經征過這個稅了。

1950年春中共開徵糧食稅收之後，貴州的反抗變得非常明顯——幾十個縣失守、上千名幹部和士兵被殺，新政權的回應手段是進行軍事包圍和實施朱莉（Julia Strauss）所謂的“家長制恐怖”。[7]在貴州，這一恐怖的表現形式是人民解放軍和地方民兵將反抗者的家庭成員關進監獄，並將被打死“土匪”的屍體進行示眾。這一點之所以是家長制的，是因為它允許反抗者悔罪並讓他們隨後到朝鮮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作戰。總的來說，中國共產黨對西南地區的反抗所採取的應對措施是成功的。到1951年末，人民解放軍已經擊敗了絕大多數遊擊組織。但是中共在西南地區一開始就出現嚴重錯誤、隨後又採取恐怖主義軍事佔領，所產生的後果其影響卻不僅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這一階段。

本章論述的是中國共產黨統治貴州及其鄰近西南地區的最初幾年。我將討論是哪些人反對新的政權、以及他們為什麼要反抗這兩個問題，並將探究中共對西南地區的軍事佔領與朝鮮戰爭之間的聯繫。本研究基於兩個資料來源。一是美國陸軍審訊朝鮮戰爭期間中國戰俘的記錄，這些檔案保存在馬里蘭州柯律治公園（College Park）國家檔案館裡，記載了中國戰俘的簡歷，對瞭解1949到1952年間中國地方社會的變化提供了十分豐富的細節資料。我搜集了147份對戰俘的審訊記錄，這些戰俘都經歷了中國共產黨統治西南地區——包括貴州、湘西、四川、廣西、雲南——的最初幾年。第二個資料來源是1950年代的中國政府檔，還有最近出版的中國資料文獻，其中包括了各種縣誌和回憶錄。

每一類資料都有各自的問題。我原本以為戰俘審訊記錄會將中共政權妖魔化。同樣，我也假設中國的資料會美化中共對西南地區的接管。但令人吃驚的是，情況截然相反。軍事審訊自始至終都反映著審訊者與戰俘之間的權力不平衡。在朝鮮，為了討好戰俘監管者，許多戰俘確定無疑地對他們在反抗新政權中的作用撒了謊或者進行了誇大。但也有不少戰俘對中共十分忠誠。總的來說，戰俘審訊報告反映了美國對中國的軍事關切，他們甚至還關心貴州學校的位置。有趣的是，中國大陸的材料在對待佔領初期的錯誤以及大規模反抗方面持十分開放的態度。當然，這類資料也聲稱像李華國這樣的農民是“被迫”參加地主領導的武裝反抗的。但為了恰當地歌頌1950—1951年間的剿匪鬥爭，各種地方誌公開說明了中共面對了多少敵人以及這些敵人是如何被消滅的。這些材料綜合起來，向我們展現了一幅普通民眾如何被捲入國內和國際戰爭的畫卷。

一、對西南的占領

1949年，中國重新走向統一的現實可能性來得比毛澤東預想的更快。到1949年中期，毛澤東與其他領導人面對的情況是要突然接管中國北方農村以外的廣大地區。在老解放區，中共是通過經年累月的試錯才贏得了普遍的支持。因此中共領導人十分急切地開始尋找那些既瞭解西南地區又靠得住的人。

1949年8月，貴州籍中共幹部方士新正在向東北城市長春前進。中共中央命令駐紮在東北的華南籍與西南籍中共幹部到長春集中，準備回去接管他們的家鄉。與方士新一起參加貴州幹部隊的一些人是在1934年底、1935年初紅軍長征穿越貴州時參加紅軍的。而其他一些人則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到達延安的，還有些是貴州的地下党成員。[8]貴州幹部隊被派遣到南京向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四川籍，建國初期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領導的第二野戰軍（以下簡稱“二野”）報到。

在1949年9月20日南京舉行的一次會議上，鄧小平告訴方士新和他的同志們，二野將要解放包括雲南、貴州、四川和西康在內的西南地區。鄧小平說，西南的未來是光明的，但提醒幹部們要注意他們將要遇到的封建勢力。鄧小平還頗具預見性地說到，部隊在西南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將是如何找到足夠的糧食——“第一關是吃飯關”。[9]二野還命令剛建立的西南服務團的大批積極分子加入到貴州幹部隊伍中去。西南服務團主要由一萬多名上海和浙江地區的高中生和大學生組成，他們跟隨解放軍一起行動並幫助進行宣傳工作與徵稅。

在接到鄧小平命令一星期後，這一組大約一千四百名幹部和學生啟程趕赴湖南，向那裡的楊勇和蘇振華司令員報到。[10]這兩位將領已經在湖南建立了一個貴州省影子政府，楊勇擔任貴州省政府主席和貴州軍區司令員，蘇振華為省委書記，徐運北為副書記。[11]這些剛被任命的貴州領導人計劃在接管農村地區之前先佔領像貴陽、遵義這樣的大城市。從11月1日開始，人民解放軍戰士們與尾隨其後的貴州幹部隊和西南服務團的成員們從湖南進入了貴州。他們只遇到了輕微的抵抗。前鋒部隊與地下工作者勸降了許多國民黨官員和幫會頭目。11月15日，解放軍佔領了貴州省會貴陽。

鑒於沿貴州主要交通動脈的行動進展迅速，貴州省的新領導人實施了一項合作政策。該政策得到了鄧小平和毛澤東的直接批准。但是鄧小平、毛澤東、楊勇和蘇振華並未料想到他們的寬大仁慈會在幾個月後演變成災難。1949年11月12日，鄧小平給楊勇、蘇振華、徐運北發了一封電報，要求他們在接管過程中接收國民黨人。所有省、地區和縣政府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職位都為非共產黨人員保留。鄧寫道：這一策略“對於各種困難問題的解決，一定比較容易些，至少阻力要少些”。鄧要求貴州領導人不要樹敵過多，在處理武裝群體特別是少數民族武裝時，“要防止過急的毛病。”[12]毛澤東十分贊成這種強調慢慢來的、海納百川的政策。11月19日他將鄧小平的電報轉發給了全國各地的中共領導人。[13]

就貴州的現實情況而言，毛澤東和鄧小平除了寬大並無其他選擇。人民解放軍只接管了貴陽、安順、遵義以及連接貴州與四川、湖南公路沿途的城鎮。這一多山省份的其他地區仍然未被佔領，而許多解放軍部隊都於1949年底離開貴州進入四川和雲南。[14]生活在湘西——貴陽公路沿線而不願意放棄權力、服從共產黨的人，例如地方豪強楊鳳池和魏德茂，都只是在表面上投降解放軍並被授予官職。在1935—1949年間一直擔任貴州省岑鞏縣國民黨政府保安隊隊長的楊鳳池，於1949年11月人民解放軍進入時立即投誠。他在該縣兩個新成立的機構中獲得了職務：支前委員會副主任和剿匪指揮部副指揮長。[15]魏德茂是一個真正的匪首，他在老家鎮遠縣對解放軍曲意逢迎，因此在當地區政府獲得了一個職位。[16]楊和魏都在等待機會反抗佔領此地的中共軍隊。

中共佔領者不分青紅皂白給予各種職位的政策，在幾個月後被證明是適得其反。但比起他們所給予的來說，他們所拿走的造成了更大的危害。過度的糧食徵收最終將許多人推向了像楊鳳池和魏德茂這樣的反叛領袖那邊。正如鄧小平所預見的那樣，1949年末、1950年初中共士兵、幹部和學生的首要活動就是找飯吃。西南服務團成員任希文記得1951年1月重慶的一名中共財政官員傳達了這樣的訊息：“進入新區，要爭取時間，解決好征糧徵稅。”三個星期之後，任希文到達了貴州西南部。在那裡，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西南軍區副政委宋任窮告訴一批準備進入雲南的幹部，“糧食一定要拿到手。”[17]

早在1949年12月27日，宋任窮就已經向他的部下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在抵達雲南後立刻對1949年收穫的糧食進行徵收。[18]由於國民黨已經在1949年秋征過這次糧，這一政策因而立刻在整個西南地區引起公憤。根據當時住在成都附近的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的回憶，1950年2月與3月成都地區的征糧率“比國民黨幾個月前對同次秋收的征糧率高出四分之一強”。[19]而根據1950年2月鄧小平所寫的一份報告，施堅雅的數字實際上是十分保守的。鄧小平在給劉少奇和黨中央的報告中提到，新政府在四川已經徵收到一百萬多噸糧食，是國民黨徵收糧食總量的一倍多。鄧承認幹部們忽視了負擔過重的四川“小地主”的懇求，“對向國民黨繳納的負擔不予扣除”。即便如此，人們對雙重征糧的普遍抵抗使得中共的征糧目標最多也只完成了四成。[20]

曾來考察中國城市市場的施堅雅教授

施堅雅認為，中共對富裕的成都平原進行狂熱的征糧是為了向進軍西藏的人民解放軍提供糧食。但是資料證明，即使是相對缺糧的雲貴山區也面臨著沉重的征糧負擔，要知道在這裡高昂的運輸費用使得種植鴉片遠比種植糧食獲利豐厚。[21]很明顯，整個西南地區的中共部隊——不僅僅是那些進入西藏的部隊，所需的糧食要大於西南地區實際能夠提供的數量。這一問題也不僅限於西南。正如高崢在第8章所揭示的那樣，由於未能在新疆獲得充足的糧食，人民解放軍部隊不得不從事軍墾建設。

西南地區的額外糧食徵收負擔已經將老百姓逼至絕境。在貴州思南縣，孫秀和的兩畝小塊土地也被征糧兩次。中共的征糧量是國民黨征糧量的五倍。後來孫秀和作為一名朝鮮戰爭的戰俘向美國陸軍審訊官抱怨說，中共政權征糧是以田地面積為基礎，並不考慮土地品質或者家庭人口情況，這使得許多家庭陷入窮困。孫說，在整個思南縣，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兩頓，每頓飯60%是馬鈴薯，30%是玉米，10%是“草、葉、根等”。孫秀和說，在更窮的人家，飲食構成的70%是馬鈴薯，30%是各種野菜。因為他家已經沒有辦法支撐下去，孫在1950年10月參加了解放軍。1951年孫被派往朝鮮戰場，他很快就開了小差並向美國軍隊投了降。[22]

我們已經看到貴州的中共佔領者在若干方面估計錯誤。首先，中共士兵和幹部很快穿過該省，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國民黨投降部隊。在少數人民解放軍仍然佔據優勢的地區，舊的地方豪強也被允許滲透到新政府中。而沉重的稅收效果更糟。中共狂熱的糧食徵收摧毀了窮苦農民和他們所謂的解放者之間的第一次互動。反抗在槍口下徵收重稅是富有的地方豪強和窮苦農民的共同意願。這一同盟的存在，加上許多原來投誠的國民黨部隊心存異志，都在1950年春為貴州的新政權製造了麻煩。

二、反抗占領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軍開進了一個在過去十五年中發生了巨變的省份。抗日戰爭給貴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公路和交通建設。但正如蘇黛瑞（Dorothy Solinger）所說，1949年之前貴州省並未真正地被整合進中國。在整個1940年代，當地人對外來人十分猜忌。當地幫會組織了各種反抗來抵制國民黨的徵兵徵稅。[23]1942年貴州東部爆發了一場反對國民黨的暴力起義——黔東事變，該起義提出了三個簡單扼要的要求：“不當兵、不納糧、要種鴉片。”[24]當地農民很討厭外來部隊的壓榨，而從國民黨統治中獲得好處的那些人則特別感到了共產黨的威脅。

1949年1月，國民政府貴州主席谷正倫、保安副司令韓文煥飛赴南京，接受了將貴州當作西南地區反共抵抗最後堡壘的命令。谷和韓返回貴州後除了加強反共宣傳之外，還在貴陽建立了一個“反共遊擊幹部訓練班”。在那裡他們武裝並訓練了一千六百多名貴州居民，隨後將這些受訓者派出去聯繫其他國民黨的同情者。到8月末，人民解放軍將很快攻進貴州省這一局勢變得十分明朗，谷與韓在準備逃離之前向國民黨特工人員散發了無線電臺，並打開貴陽監獄釋放了八百多名的“慣匪小偷”。[25]

這一網路在1949年末隱蔽起來，並利用了新政權的寬宏大量。不過司令員楊勇回憶說，人民解放軍部隊離開貴州前往四川和雲南這一事實慫恿了中共的敵對者。1950年3月，1949年末已投降的國民黨部隊突然間發動叛亂。幾乎同時，各種農村武裝團體“一個接一個”地起而反對新政權，[26]據估計有13萬人、超過460個武裝團體開始反抗中共。貴州高級軍事官員潘焱（貴州軍區副司令員、參謀長）寫道：叛亂者“搶劫、破壞、殺人、暴動、劫行商、打軍車、殘害我人民政府工作人員”。[27]到1950年中期，“土匪”已佔據了貴州79個縣中的31個。根據中共新政權自己的數字，四萬多名政府人員與“群眾”被殺，其中包括了幾個新派來的縣級領導。[28]征糧隊受打擊最大，甚至是貴州省領導前往重慶與其上級會面時也不得不防備各種埋伏。[29]在一份秘密報告中，貴州省領導人說明了駐地解放軍對局勢是如此悲觀，以至於一些士兵在6月聽到朝鮮戰爭爆發的消息後十分高興。人民解放軍部隊希望朝鮮戰爭能讓他們找到藉口離開貴州。[30]由此可見，這並不是什麼蜜月，而是一場內戰。

反抗中共對西南地區的佔領催生出了一個由各種組織構成的複雜聯合，其中包括了地方豪強、國民黨部隊、農民和少數民族。許多個人經歷都說明，儘管內戰仍在繼續，像“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這樣的標籤並不必然地就是人們意識中最重要的問題。生存、恐懼和家庭壓倒了政治標籤和意識形態。

（一）地方豪強

毫不奇怪地，舊地方官員、地主、幫會領導人都害怕革命政權。這些人當中的許多人都在新政府中獲得了職位。幫會首領們也鼓勵其成員加入由中共組織的地方民兵。

四川西部的幹部抱怨說民兵“不純”，他們注意到某個區大約40%的民兵都是袍哥會成員。[31]當外來的人民解放軍宣佈要對社會最富有的一群人徵收重稅時，各種陰謀詭計演變成了公開反抗。國民黨保安隊隊長楊鳳池在接受了岑鞏縣政府的幾個職位後就採取了行動。1950年3月10日，楊離開了縣政府所在地，跟他的同事們說他準備去農村“說服土匪頭子投誠”。事實卻恰恰相反，他勸說了一個自衛隊轉而反抗新的中共地方政府。造反者立刻殺死了9名幹部，其中包括區黨委書記。楊隨後與鄰縣玉屏和江口的前國民黨縣官員一起組織了“湘黔邊區反共救國軍103軍”。3月末、4月初，楊鳳池率領三千名武裝分子兩次圍攻岑鞏縣政府，但是未能擊敗駐守此處的解放軍士兵。這次失敗之後，楊和他的追隨者仍然在農村地區活動，並繼續組織反抗。他的部隊奪取了一千噸糧食，並殺死了二十多名幹部與農會骨幹。[32]

在臨近的鎮遠縣，匪首魏德茂也在新地方政府中獲得了一個職位，但是他繼續指揮著他的武裝追隨者。1950年初魏德茂公開宣佈對中共作戰。他宣佈向這一地區一支國民黨抵抗部隊效忠，並對中共政府機構進行了圍攻。魏德茂在6月殺死三名解放軍士兵後，舉行了一次慶功宴來慶祝自己的勝利，並發誓“三個月把共產黨趕出鎮遠”。[33]

地方豪強是為了維持現狀而戰鬥，但是他們也認識到敵對雙方的爭論術語已經發生了變化。兩次徵收1949年收穫的糧食已經足以令許多農民反對共產黨，但魏德茂卻不得不應付有關中共即將進行減租和土地改革的誘人流言。一名打擊魏德茂匪幫的人民解放軍士兵記述說，土匪曾嘗試自己進行減租減息運動和群眾紀律運動。[34]在誘以物質利益和強調紀律方面，魏其實是在仿效共產黨。他並不是唯一一個宣稱自己的辦法要比共產黨好的人。楊勇回憶說，貴州的各種反抗組織貼出了“抗糧”、“餓死不如戰死”、“開倉濟貧”、“保槍保命”這樣的標語。[35]鄧小平在1950年2月的一份報告中承認，這些標語再加上一個“專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的口號，已經說服了許多“窮人”加入到反抗中去。[36]地方豪強將自己妝扮成貴州的真正保護者。

1949年末之前與貴州國民黨政府有著各種聯繫的人，到了1950年變成了反抗中共統治的典型代表。但如果幾個月前才放下武器的全部國民黨軍隊沒有再拿起他們的槍，1950年初的造反就遠沒有那麼嚴重。

（二）國民黨軍隊的反抗

胡正明是美國情報官員在朝鮮發現的一個寶貝——他被至少審訊了四次。[37]胡是一個非常現成的情報來源。他的審訊官滿意地稱他為“激烈的反共主義者”並且“十分聰明”。胡出生在四川，上過兩年小學，並在15歲的時候應徵加入了國民黨的一支青年部隊。他在隨後的九年中經過努力奮鬥而不斷獲得升遷，並於抗戰期間在江西完成了一項中美聯合訓練項目。抗戰勝利後，他返回四川並負責管理四川省毗鄰貴州和雲南的古藺縣地方保安隊。當人民解放軍進軍整個西南時，他已經作好了戰鬥的準備。

西南地區許多國民黨軍隊在1949年末全體投降，而其他一些部隊則完全被中共忽略。由田棟雲將軍率領的一支八千人國民黨部隊毫髮無損並退入到川滇黔交界地區。胡正明說，田和其臺灣上司保持無線電聯繫，並在邊界地區協助遊擊隊進行反共抵抗。胡與田建立了聯繫並在古藺地區率領一千五百名士兵與共產黨作戰。胡的部隊在1950年末曾控制了整個地區，只有縣政府所在地仍為人民解放軍控制。胡聲稱他的部隊打死打傷了解放軍兩千人。他們的主要活動是騷擾新政府，破壞交通線和倉庫，伏擊解放軍部隊，阻止中共徵稅。

而征糧問題又一次成為了反抗的原因。胡領導的遊擊隊中有許多人都是前國民黨士兵、地方保安隊成員或地方豪強。但是人民解放軍開始征糧後，胡正明說許多“憤怒的農民”也參加進來。胡告訴審訊官，新政權在古藺全縣徵收的地稅率是以前稅率的七倍多。在整個西南，國民黨殘部通過集中攻擊征糧者和糧庫而加強了他們和農民的聯盟。1950年4月，一個在貴州與廣西之間活動的遊擊隊制服了一支約五十人的看守新征糧食的中共部隊。這些遊擊隊主要由國民黨部隊組成，他們迅速搶奪了大米並立刻分給了當地的農民。[38]

（三）拿槍的農民

考慮到新政權從農民那裡強力徵收糧食、而遊擊隊又將糧食還給農民的背景，我們就不會奇怪像李華國這樣的能言善辯、並會拔手雷撞針的當地農民所做出的選擇。在中國西南地區，農民們紛紛加入了由國民黨部隊領導的反抗組織。在貴州以南的廣西省，18歲的李玉1951年1月之前一直在家種地，之後為了避免被人民解放軍徵召入伍而逃入深山。在那裡他遇到了一支由國民黨軍官和士兵組成的部隊。在這支部隊的425名武裝分子中，李玉估計大約40%是前國民黨士兵，剩下的都是平民同情者。[39]李玉的反抗只持續了一個月。1951年3月，他的部隊與解放軍遭遇，但發現自己人數太少。在戰鬥中李玉和其他七十人被俘，並立刻被補充到這支與他們作戰的解放軍部隊中。

其他的農民組織了各種小型的地方反抗組織，與國民黨軍隊沒有直接聯繫。唐漢林是一個會做剃刀的四川農民，1951年被解放軍俘虜之前沒有怎麼離開過他的居住地。在南朝鮮，他告訴美國審訊官，除了去過鄰近的幾個鎮子，1951年之前他從未離開過家鄉。審訊官吳先生寫道：“因此唐缺乏一般知識，看起來是那種鄉下佬。他講一種很奇怪的方言，既不會寫也不會讀。”[40]但是唐認為加入一支小遊擊隊並襲擊駐紮在他村子裡的解放軍是有意義的。他說，1949年末時村子中的許多窮人都認可新的政府。但之後不久的重稅、禁止鴉片貿易、將貨幣從銀元兌換成人民幣這些政策，都使當地人改變了看法。這些問題加上解放軍收繳私人槍械的措施，引發了整個西南地區的反抗。[41]李治邦是一名地方精英份子並是唐漢林的一個熟人，他鼓動當地人就他們的不滿採取行動。對於李來說，這一造反行動有其個人原因。李治邦的兒子是國民黨部隊的一名軍官，在內戰中被打死。[42]李和唐一起策劃了一次襲擊。1950年3月，他們組建了一支六十人的部隊，從當地人那裡搜集了槍支並圍攻當地解放軍整整一天，直到增援的解放軍趕到為止。唐聲稱造反者在撤離前殺死了十名解放軍士兵，但是之後不久李治邦和唐漢林的叔叔就被抓住並被槍斃。

解放軍在解放四川的行軍路上

（四）少數民族

當中共的佔領威脅到人們的地位和生存時，地方豪強和貧窮農民聯合了起來，組成了一個反對新政權的跨階級聯盟。一些當地人與國民黨軍隊的殘餘力量結合起來，另一些人則組織了自己的武裝。1949年末之後一個類似的現象在西南地區許多少數民族群體裡也出現了。由於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共產黨統治的威脅，一些少數民族領袖鼓勵自己部落的人們與國民黨遊擊隊進行合作來反抗共產黨的佔領。這種聯盟恰恰是鄧小平希望能夠防止的。

長征期間鄧小平和劉伯承曾經經過貴州和川西的少數民族地區。長征的傳說中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故事，那就是劉伯承曾經喝過一碗“血酒”並與一位彝族首領結成了兄弟，這位彝族首領答應讓紅軍安全通過這一地區。但是長征的紅軍仍然遭到少數民族的襲擊並且代價慘重。劉伯承和鄧小平知道，少數民族首領們的合作對於順利接管西南是非常重要的。官方政策要求十分謹慎地對待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除了要求在與少數民族武裝團體打交道時要有耐心之外，鄧小平還痛斥了大漢族主義，並命令幹部們只有在少數民族自己願意改變時才進行變革。在1950年7月的一次講話中，鄧談到在少數民族地區必須避免魯莽行動。他說：“如果我們患急性病，像在漢族區域一樣，總想很快地拿到糧食，很快地把群眾組織起來，使工作見效，那就非出亂子不可。”[43]

這種謹慎的方式防止了少數民族爆發大規模的造反，但並未消除全部反抗。楊勇回憶說，貴州的反抗者“說服了少數民族一些上層人士來反對我們”。[44]胡正明證實了楊勇的話。胡在南朝鮮告訴審訊官，有大約二十名彝族首領害怕中共進行干涉，決定與國民黨將軍田棟雲合作。每個彝族首領都率領數百名戰士。彝族首領還向山地邊區的反抗者提供糧食。[45]

中國西南仍在持續的內戰使得少數民族群體、地方豪強、農民、國民黨部隊都與解放軍作對。解放軍最初的戰略是軍事上快速推進、政治上寬宏大量、經濟上大規模徵收糧食，但事實上這些都是引發反抗的原因。鄧小平對此並不滿意。在1950年6月的一次講話中他說道：“這些同志認為革命勝利了，可以睡覺了，可以驕傲了，應該享福了，不必努力了。這是非常危險的。從革命戰爭來說，我們是取得了基本的勝利，但是敵人還很多。就目前說，土匪為患還很嚴重，封建勢力原封未動，征糧收稅任務的完成都還差得很遠。我們的任務非常艱巨，困難還很多，有哪一點值得驕傲呢？”[46]鄧的講話預見了整個過程將會出現轉折，這一轉折將使得新政權最終粉碎反抗。1950年10月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將會是解決西南戰鬥的一個特別方便的安全閥。將國內的反抗者送往朝鮮來抵抗美國是新政權讓其敵對者中立化的一個辦法。而在中國國內，對抵抗者採取恐怖措施是另一個辦法。

三、鎮壓西南的反抗

軍事武力、放鬆稅收政策與恐怖措施的結合使用，使得中共新政權於1950、1951年在西南地區連連得勝。朝鮮戰爭爆發後，這些戰略將西南地區的內戰與朝鮮戰爭聯繫起來，並與當時國內敵人與國外威脅的狀況絞合在一起。

1950年初中共幹部和士兵從貴州大約三十個縣撤走，標誌著中共高層認識到共產黨的佔領力量過於分散。那些從被放棄了的貴州各縣撤出的人民解放軍士兵被編入從四川和雲南派來的支援部隊中，並展開了一個“鐵壁合圍”的戰役來打擊反抗者。人民解放軍先集中兵力、封鎖遊擊地區，然後再一股一股地消滅敵人。[47]根據人民解放軍自己對貴州各個戰鬥的統計，到1950年底，在四千多次的戰鬥中有447股、125,515名土匪被消滅。[48]

偽裝的偵察部隊承擔了首先進入各個地區尋找反抗組織的艱巨任務。李樹林是安徽人，在1950年戰鬥期間先後駐紮在貴州和四川。他在國民黨軍隊中效力三年，被人民解放軍俘虜後加入解放軍。李所在的團派出偵察部隊，偽裝成平民進入反抗遊擊隊活動的區域搜集情報。偵察人員裝作小鹽販或農具小販，秘密地與由共產黨掌握的農會領導人進行聯繫，瞭解當地反抗組織的情況。李描述了在貴州四川邊界地區發生的一次戰鬥。他所在的團包圍了一個地區以打擊一百名遊擊人員。反抗者發現自己被逼到一處懸崖無路可逃。李估計從1950年6月到12月期間，他所在的團以這種方式抓獲了大約一千名反共分子。12月之後，李和他的同志們開往重慶，並登上火車前往漢口。從那裡他們坐火車到達河北，又到達遼東，最後進入朝鮮，並在1951年3月往南行軍。這是西南地區許多解放軍士兵與前反抗者前往朝鮮的一條常見的路線。很明顯，士兵們只被告知他們被轉運至河北的“機動位置”。機動位置“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49]當他們離開西南時，像李樹林這樣的人並不知道他們將很快在外國進行戰鬥。進入朝鮮幾個月後，李得了痢疾，在一次戰鬥後沒能跟上部隊一起撤退。他藏在一個村子裡，後來被南韓部隊俘虜。[50]

有時候在中國西南部進行偽裝偵察比在朝鮮得痢疾還要危險。薛雨超是一個浙江農民，也是前國民黨士兵，在被人民解放軍俘虜並加入解放軍後，他在川黔邊區與反共遊擊隊作戰。薛所在的團派出了好幾支十二人小分隊，偽裝成樵夫或者小販來搜集反抗者的情報。1950年6月，三名偵察人員在一次偵察活動中被識破偽裝，被當地反共遊擊隊打死。但是薛所在的團最終成功鎮壓了這一地區的反抗。在加入解放軍10個月之後的1950年11月，薛乘船轉調漢口，之後乘坐火車向北進發，並在1951年3月進入朝鮮。他的美國陸軍審訊官寫道，“因為不願意戰鬥”，薛雨超“開了小差”，並被美國部隊俘虜。[51]

在被送往朝鮮之前，人民解放軍士兵最重要的任務仍然是徵收西南地區的剩餘糧食。但由於強調高額征糧而引發了的災難性後果，中共新政權後來被迫採取了一種更為靈活的措施。根據施堅雅的觀察，到1950年中期，中共幹部在征糧問題上已經有所妥協，包括地主在內的每個人都被減少了征糧份額。貧困地區的征糧被推遲至春季收穫之後，而且人們可以用小麥來代替大米繳稅。施堅雅認為，這對即將到來的減租和土地改革運動宣傳工作十分有利。在一篇寫於1951年初的文章裡，施堅雅注意到“普通農民現在對共產黨的感覺要比剛解放時好得多”。[52]

停止過度征糧的決定是十分明智的。如果新政權沒有減少征糧份額，當地農民可能將會繼續支持反抗力量。國民黨官員胡正明告訴美國審訊官，到1950年中期，中共軟化了的糧食徵收政策已經削弱了他組織的抵抗力量。胡和他的遊擊隊也需要吃飯，所以他們有時不得不沒收農民的糧食。而人民解放軍則通過延後征糧和向一些地區提供救濟糧食的舉措，開始說服當地農民脫離胡而接近解放軍。老百姓對胡的支持越來越少，胡領導的抵抗組織也變得更容易被包圍。[53]

靈活的糧食徵收政策並未得到統一執行。在某些情況下，中共士兵和幹部把奪取糧食當作一個武器來對付那些反抗特別激烈的地方。1950年在四川服役的兩名人民解放軍士兵提到在一些遊擊反抗地區，他們會將剩餘糧食全部征走。[54]把反抗者餓出來是包圍戰略的內在的一部分。這一戰略令反抗組織持續戰鬥的希望十分渺茫。

士兵朱代權說，未能交出糧食被認定為是與土匪勾結的證據。1950年下半年朱所在的人民解放軍部隊在貴州西北地方負責徵收糧食。朱過去曾在廣東的國民黨軍隊服過役，1949年末被俘後被編入了解放軍。在貴州，朱作為征糧隊的一員每天都到各個村莊裡去。他所在的征糧隊有每個家庭的名冊，對富人徵收的數量要比窮人多十倍。但是無論貧富，當農民不能或不願交糧時他就會嚴厲地對待他們。如果武裝征糧隊員幾次登門後一個家庭還交不出任何糧食，那麼這家的戶主就會被認定是土匪並被抓捕。朱估計，他在貴州的這段時間內，他所在的團大約共抓捕了七百名未能交糧的農民。1951年2月，朱代權被送往朝鮮，他在中途離開了隊伍，在朝鮮的山裡躲藏了一個月後向美國軍隊投了降。[55]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幾個月之前朱目睹了貴州農民一見到他的征糧隊就逃往山裡的情景，不久朱自己就逃到了朝鮮的山裡。朱代權提到的大規模抓捕，是新政權通過威嚇迫使反抗者服從這一大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恐怖措施成為中共在西南地區一個殘酷而有效的武器，這在1950年10月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後表現得尤為明顯。朱莉認為這一戰略得到了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批准，並說明像彭真這樣的中共領導人在1950年末開始、1951年春夏升級的鎮反運動中就明確提倡了“震動和恐慌”政策。朱莉注意到，對所謂國內敵人的鎮壓與中國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十分合拍，而且會不時刺激中國在朝鮮的軍事行動。[56]處理國內反抗者與打朝鮮戰爭之間的聯繫在西南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

1950年11月，毛澤東熱情地支持了西南局書記鄧小平的兩個提議：首先，將西南地區的士兵送到朝鮮參加戰鬥；其次，處決匪首。毛澤東稱讚了鄧小平將西南地區六個軍送往朝鮮的建議，並將鄧小平的報告轉給華東局、中南局、華南分局和西北局。[57]毛澤東也很讚賞鄧在處理西南地區反抗者問題上所持的堅定態度。西南局11月10日的一份報告對寬大處理反革命進行了批評，並抱怨因為“沒有足夠的牢房和食物”，他們只好“隨便釋放犯人”。鄧提出了一個更加強硬的手段：“對於當殺者，要堅決處死，不得姑息猶豫。”他還建議處死惡霸當中的“罪大惡極者”，並處決一些“煙販和會門頭子”。他甚至給出了特定的數位。鄧寫到在四川西部關押的4,210名罪犯中，“需處決者約一一二零名”，並命令每個縣都提出一個“不超過三、二十人為度”的名單，將這些人在即將到來的鎮反運動中處死。[58]毛澤東認為這一計劃“很好”，並將鄧的意見廣為傳播。[59]

抗戰中的毛澤東與鄧小平

各地方局領導人十分認真地對待這一訊息。在與貴州接壤的湘西邊界地區（但並不受鄧小平的西南局管轄），被處死的人數達到了數千。毛澤東對此很滿意，並要求槍斃更多的人。1951年1月毛澤東在給各地方局党領導人的一封電報中寫道：“在湘西廿一個縣中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第四十七軍——引者注）再殺一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以防有人還不明白他的意圖，他下令說“特別是那些土匪猖獗，惡霸甚多，特務集中的地方要大殺幾批。”[60]

接受了政府職務、隨後又舉而造反的貴州反共遊擊隊領導人楊鳳池和魏德茂，很可能是這種嚴厲處罰的物件。1950年末，匪首魏德茂感覺到了鎮遠縣與三穗縣被包圍起來的壓力。他逃出了一個被包圍的地區，但最終於1950年12月在一個邊遠山村被抓獲。他進入這個山村是為了向當地人討飯。幾個月後魏在三穗縣被處死。[61]楊鳳池支撐的時間稍長一些。1951年2月之前楊都成功躲過了追捕者，直到一天他被追趕到一個洞穴裡，被岑鞏縣民兵放火窒息而死。他的屍體被運往縣政府並在當地主橋的亭子裡示眾三天，“以平民憤”。[62]

公開行刑和屍體示眾在1951年震動了整個西南地區。領導反抗組織的國民黨軍官們是最有可能被處死的。陳淩雲是一名來自廣東的國民黨士兵，在貴州作為一名遊擊戰士與解放軍作戰。1950年12月，人民解放軍在松桃縣抓住了陳和其他大約三百名反抗者。在南朝鮮，陳告訴審訊官他們這群人中有六十個國民黨軍官在一個山腳下被處死，大約一百名小於14歲的反抗者被釋放，而陳和其他人則被送往成都接受政治訓練，並最終被編入人民解放軍。1951年3月陳所在部隊進入朝鮮。5月，在到達前線後幾天，陳和兩個同伴逃離了他的部隊並被美軍俘虜。[63]

一個曾和四川反抗武裝作戰的人民解放軍士兵證實說，前國民黨軍隊營級以上軍官在被抓獲後都會被處死。[64]反抗武裝的領導人很清楚這一點，並在被抓捕時想方設法隱瞞他們的軍銜。前文提到，放寬了的糧食徵收政策和軍事包圍削弱了國民黨軍官胡正明在川黔邊區領導的反抗力量，他被捕後就是這樣做的。1951年1月人民解放軍抓獲了胡正明。在南朝鮮胡告訴審訊官，他假裝只是反抗組織的一個小跟班的，因而逃脫了死刑。他這一招的確奏效。胡被編入了第二野戰軍的一個炊事班，在解放軍短暫服役期間他的軍銜從未被提升到士兵以上。1952年5月胡離開了他在朝鮮的部隊，向美國軍隊投降。[65]

關於大規模槍斃反抗者的謠言也到處流傳。戰俘劉澤高的審訊官記錄到，劉聲稱大約在1951年7月，他聽說有40,600名前國民黨人在貴陽被處死。還有某人告訴劉，在重慶和成都有大約四十萬人被處死。劉的審訊官也許錯譯或者誇大了劉的陳述，但劉的數字與剿匪和鎮反運動中的死亡數字相當一致。西方學者根據中國領導人的聲明或是中國媒體關於公開處決的報導，估計全國死亡數位在七十萬到一千四百萬之間。大多數學者認為大約有二百萬到三百萬人死亡。[66]

比聽說的大規模處決更令人恐慌的是親眼看到家庭成員被逮捕並處死。沈建勳這位在1948年被人民解放軍俘虜後加入解放軍的前國民黨士兵，回憶了解放軍是如何讓鎮反牽連到每一個家庭成員的。沈所在部隊在1950年末與貴州的造反者作戰。解放軍士兵搜查了他們懷疑是反共遊擊分子的家庭，並對這些人的親戚發出了嚴厲的警告。如果反抗者未能在十天之內投降，一名家庭成員將會被扣押、審訊並接受政治教育。如果這一方式在十天后還未能生效，那麼這個親屬將被關押並被當作反抗者對待。沈告訴美國陸軍的審訊官，對家庭成員的威脅甚至比軍事包圍還要管用。1951年初，沈從西南地區調到朝鮮，後被南韓軍隊俘虜。[67]

由於村民們親身體會到了死亡的威脅，因此他們很清楚反抗的代價。1950年末廖澤元的父親、哥哥、祖父和叔父被處死時，廖只有19歲。廖來自湖南西部的名門望族，家裡有四十畝土地。他在親屬被處死後逃跑，他思忖用假名加入人民解放軍或許能獲得較大的生存機會。在經過基本訓練之後，廖被派往朝鮮，在那裡他參與建設了一個飛機場。他的部隊隨後到前線參加戰鬥，並遭到了敵方的猛烈炮擊。在被包圍兩日後，廖再也無法忍受。他脫離隊伍並向美國一個坦克縱隊投了降。[68]在湘西，廖剛剛從一場摧毀了他家族的內戰中躲過了死亡。儘管躲避了家鄉的恐怖，廖並未躲過恐怖本身。中國西南地區的內戰災難在朝鮮的恐怖戰鬥中延續了下去。

四、內戰、朝鮮戰爭

新政權利用了朝鮮戰爭來穩固對西南地區的統治。反對美帝的宣傳聲稱國內反抗者與國際威脅之間有直接聯繫。在西南地區，剿匪與鎮反運動是官方發動的後方支援抗美援朝運動的核心部分。1950年12月，貴陽舉行了一次慶祝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貴州分會成立的會議，在會議上市委領導伍嘉謨宣佈了三個專門任務。[69]前兩個是擴大愛國宣傳、鼓勵青年參加軍事幹校，這與全國政策一樣。但是第三個任務是組織慰問隊向打擊當地反抗者的人民解放軍部隊表示慰問，這卻是只有西南地區才有的。

《新黔日報》一篇評論文章解釋了抗美與支援貴州鎮匪解放軍部隊兩者之間的聯繫：“我們知道，我省一年多來的剿匪勝利，是與國家的和平事業及反對美國侵略分不開的，它大大鞏固了我們的後方，割除了美國侵略者的爪牙，推翻了罪惡的反動統治，擴大與充實了國力。今後，在整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中，剿匪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實際行動。”[70]通過將土匪與美國侵略者在語言上聯繫起來，貴州省官員試圖縮小貴州老百姓與朝鮮戰爭的距離感。但正如我們已經從李華國、胡正明和其他許多人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樣，國內反抗與朝鮮戰爭的聯繫不僅僅是語言上的那麼簡單。

貴州出版的各種回憶錄證明，朝鮮戰爭使得中共新政權能夠將國內的敵對勢力中立化。1951年3月，駐紮在貴州鎮遠縣、與魏德茂領導的武裝力量作戰的解放軍部隊，在一所小學成立了一個“土匪訓練班”。王玨回憶說，他所在的解放軍部隊命令周圍農村的農民協會將所有參加過大範圍反抗活動的人集合起來——包括“武裝攔截車輛、對抗人民政府、攻打解放軍駐地，以及橫行鄉里，危害百姓”。所有的參加者都帶上食物和私人物品在兩天內到學校報到。[71]由於公開處決和威脅所產生的影響，有308名年齡在17歲到54歲之間的“土匪”出現在訓練班上。三個星期的政治課程、討論、批評、唱歌、籃球等活動之後，這一訓練結束。一些參加者回到家裡，25人加入了人民解放軍並前往朝鮮作戰，還有9人被處死。[72]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湘西山區，那裡有一萬多名“經過改造和教育的土匪”加入了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七軍並赴朝鮮作戰。[73]這些戰士中有些人最後成為美軍戰俘，但是至少有兩人帶著戰鬥英雄的榮譽返回了中國，其中一人是麻陽縣的陳啟堯。表面上以躲避被國民黨軍隊徵召入伍為理由，陳啟堯在1946年加入了當地的一個武裝組織。1949年末陳投降解放軍後參加了一個訓練班，並於1951年2月進入朝鮮。

在成為一名戰鬥英雄之前，陳在朝鮮曾數次違犯志願軍的紀律。首先，他因與另一支部隊的一個中國士兵鬥毆而被關了禁閉。這一衝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陳在午飯時間發現撤退下來的部隊吃的是白米飯，而他的部隊吃的卻是高梁和玉米這樣的粗糧。當陳指出這一不平等時，一個吃米飯的士兵譏諷陳所在的部隊是由“土匪改編過來的雜牌軍”，只能吃雜糧。[74]就其他士兵嘲笑陳的部隊是改造的土匪這一點，說明即使是在朝鮮，土匪的稱呼也沒有消失。

美國陸軍審訊官關於中國戰俘的報告也說明，反對共產黨統治的前反抗組織被改編後並未被打散，反而完整地被送到朝鮮。粱利元與陳啟堯一樣，以前是來自湖南西部的反抗者，後來成為四十七軍的一員。直到1950年中期梁被抓獲為止，他都是襲擊解放軍的遊擊隊成員。他告訴他的審訊官，他在朝鮮的連隊士氣很低，因為大約80%的士兵以前都是反共遊擊隊員。梁說，許多人的家人都在1950年被殺，而他們的悲慘境遇在朝鮮仍然繼續。梁所在連隊有11名士兵在空襲或炮火中喪生，而1951年中期有19人逃跑。梁是這些逃兵中的一員。[75]但陳啟堯不是逃兵。

在面對吃米飯士兵的譏諷時起而捍衛吃雜糧的同志們的榮譽之後，陳啟堯的問題仍在繼續。陳在一次籃球比賽中打了另一名士兵，後來他又在擺弄槍的時候不慎走火令一位中國士兵嚴重受傷。但在1951年9月美軍發起的一次反攻中，陳在頭部被榴彈炮擊傷的情況下仍不停向敵人擲出手雷，幫助部隊守住了陣地。至此他所犯過的所有錯誤都被原諒了。陳的首長要求他的上級正式承認他的戰績。[76]1953年陳返回中國，並在回家前在北京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賀龍元帥的接見。當賀龍注意到陳發抖的左手使得他進食困難後，他送給陳一副銀筷子以示關懷。但是這位受傷的老兵在返回湖南後卻生活困難。他的妻子在他離開時改了嫁，他本人則在1953年底被送進了長沙的一家精神病院。

中國國內的內戰和恐怖，再加上朝鮮戰場上的戰鬥和受傷，已經超過了陳可以承受的範圍。學者們展示了其他朝鮮戰爭老兵，特別是那些選擇返回大陸的前戰俘，許多都有著同樣的困苦經歷。[77]對於那些快速經歷了內戰和國際戰爭的人來說，身份的快速轉換以及伴隨著各種標籤而來的現實威脅實在太過沉重。

五、戰爭與1950年代的初期

受傷，恐懼，為生存而鬥爭，這些影響到了1950年代初中國西南地區的各種人群。在一些情況下，即使是前“土匪”和土匪鎮壓者發現自己在朝鮮肩並肩作戰，鬥爭仍在繼續。大多分析性框架與描述都未能充分展現這些極富人情味的故事，包括善談的貴州農民李華國，受傷的英雄陳啟堯，或者是其他在戰爭中被俘虜的、被從中國西南送往朝鮮的不可勝數的人。聚焦貴州，意味著我們不能將中國1950年初這一時期簡化成為政權的順利交接時期或蜜月期。西南地區的內戰和朝鮮戰爭結合在一起，取消了一個田園牧歌般的蜜月期的可能性。

在我們理解貴州所發生的事情的時候，對未預料到的後果的認識，極權主義概念及比較革命研究這些研究思路都是有用的，但都不能解釋現實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極權主義模式對1950年代初鎮壓活動的強調，提醒我們不要忘記國家發動的恐怖所引發的嚴重後果。[78]但我們知道，1950年和1951年中共對西南的控制還遠遠沒有達到極權的程度。中共在西南的統治是單薄脆弱的，在征糧這一個案中甚至是毫無計劃的。在這一方面，政治學家尼爾・迪亞芒特（Neil Diamant）提出的受制於其政策未預料後果的“笨拙”共產黨政黨國家這一概念，看起來要比極權模式更加確切。[79]

但是，儘管新政權在最初階段表現得比較笨拙，但是它最終佔領了西南地區並鎮壓了武裝反抗。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新政權依靠了軍隊、地方民兵和公安機構。在研究1950年代初的中國時，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將恐怖看作是革命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他還注意到國民黨人也不反對使用恐怖手段。[80]事實上，在中國西南地區新政權並沒有壟斷恐怖。由於中共領導人致力於徹底改變全國各個角落剝削者的權力，貴州的精英們，特別是那些幫會成員和鴉片販子，可以說極端依賴恐怖手段來保護自己的利益。通過刺殺中共幹部和征糧隊，地方豪強轉變成造反頭目。西南地區的武裝反抗組織採取的行動原則與鄧小平一樣，鄧要求“堅決”處死敵人，不要有“姑息猶豫”。一支在黔桂邊區活動的反抗組織的一個通信員回憶說，1950年6月發生了一次戰鬥，他所在的一千人部隊包圍了150名被隔離了的解放軍戰士。反抗遊擊隊俘虜了70名解放軍，三天后將他們全部殺死。[81]

1950年初，如果不能摧毀仍然控制著貴州一部分地區的反抗者，中共就不能統治這個省，也不能推進它的社會重新分配計劃。滿懷著恐懼和對生存的憂慮，反抗組織奮起抵抗，但是他們也未能提供其他能自圓其說的替代選擇。而當新政權通過威脅家屬、屍體示眾、將人們運往朝鮮的方法來回擊反叛者時，它只是在西南地區獲得了一個內容空泛的勝利。根據在西南所發生的事件來判斷，正如朱莉所說的那樣——恐懼的確是“內在於革命政權的根基之中”。[82]即便是在中國西南地區最後一名反抗戰士投降與朝鮮戰場戰鬥止息之後，恐懼都不會簡單地消失。恐怖和戰爭在中國西南地區留下的遺產將會在未來幾年持續產生迴響。

解放軍跨過鴨綠江

姚昱譯

注釋

[注1]所有關於李華國的資訊來自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342, November 1952; 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rvice(下引ATIS)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5054, Box 336;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File)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Intelligence); Records of the Army Staff,1903—92,Record Group 319;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Md.(下引NACP)。

[注2]何長風等編：《貴州當代史》，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2頁。

[注3]在兩萬一千名中國戰俘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選擇去臺灣。見Philip West with Li Zhihua, I"nterior Stories of the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in Philip West and Ji-moon Suh, eds., Remembering the "Forgotten War" :The Korean War through Literature and Art (Armonk, N.Y.: M.E.Sharpe,2001),152—186。

[注4]程鐵軍和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將1950年代初稱為“人民共和國的蜜月期”。Tiejun Cheng and Mark Selden,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China Quarterly 139 (September 1994):646.

[注5]Joseph W.Esherick, War and Revolution: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1940s,"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27.1 (November 2001):26.

[注6]James Z.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

[注7]Julia C.Strauss, "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 (January 2002):80—105.

[注8]方士新：《憶進軍大西南的貴州幹部隊》，《走向大西南》編委會：《走向大西南》，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第25頁。感謝高崢與我分享這一資料。

[注9]方士新：《憶進軍大西南的貴州幹部隊》，《走向大西南》編委會：《走向大西南》，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第26—27頁。感謝高崢與我分享這一資料。

[注10]何長風前揭書，第6頁。

[注11]方士新前揭文，第29頁；何長風前揭書，第3頁。

[注12]鄧小平：《貴州新區工作的策略》，《鄧小平文選，1938—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2—144頁。

[注13]《中央轉發貴州新區工作策略問題電報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1冊，第143—144頁。

[注14]徐運北：《回顧貴州解放初期的鬥爭》，《貴州文史資料選編》第14輯（1983），第4頁；潘焱：《回憶貴州剿匪鬥爭》，見河北文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中國土匪實錄》，石家莊：群眾出版社，1992年，下卷，第551頁。

[注15]貴州省岑鞏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岑鞏縣志》，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84頁。

[注16]貴州省鎮遠縣誌編纂委員會編：《鎮遠縣誌》，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79頁；葛仁敬《“貓科”就擒記》，《近代中國土匪實錄》，下卷，第631—633頁。

[注17]任希文：《艱苦的戰鬥—回憶1949年至1950年公糧徵收工作的歷程》，《走向大西南》編委會前揭文，第636頁。

[注18]同上，第637頁。

[注19]G.William Skinner, "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the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s,24.1(March 1951):64.

[注20]《鄧小平關於西南情況和今後工作方針給劉少奇、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剿匪鬥爭・西南地區》，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第93頁。

[注21]Dorothy J.Solinger,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1949—1954: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71.

[注22]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0797,October 24,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779-KG0902, File 461.01, Box 60; General Correspondence,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G-2, Theater Intelligence Division; Records of the U.S.Army Military District of Washington,1942—1991, Record Group 554,Entry 17A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 fo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NACP.

[注23]Solinger,79.

[注24]周春元、何長鳳、張祥光：《貴州近代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9頁。

[注25]潘焱：《回憶貴州剿匪鬥爭》，前揭書，下卷，1992年，第550—551頁；潘焱：《回顧貴州剿匪鬥爭》，《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1982年，第11頁。

[注26]楊勇：《回顧貴州解放》，《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1982年，第4頁。

[注27]潘焱，《回憶貴州剿匪鬥爭》，前揭書，1992年，第552頁。

[注28]何長風前揭書，第20頁。

[注29]《走向大西南》編委會前揭書，第2頁；何長風前揭書，第20頁。

[注30]《中共貴州省委關於召開各分區司令員、地委書記會議的報告》，《西南區土地改革運動資料彙編》，重慶：中共中央西南局農村工作部，1954，第1卷，第403頁。感謝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與我分享這份報告。

[注31]《川西軍區關於集訓人民自衛武裝骨幹向西南軍區的報告》，《西南區土地改革運動資料彙編》，第1卷，第546頁。

[注32]《岑鞏縣志》，第884—885頁。

[注33]葛仁敬前揭文，下卷，第631—633頁。

[注34]王玨：《黎明之初話鎮遠》，《鎮遠文史資料》，第四輯，1990年，第5頁。

[注35]楊勇前揭文，第5頁。

[注36]《剿匪鬥爭：西南地區》，第93頁。

[注37]下列數字來自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1293, September 19,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6;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File)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注38]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Far East,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1224, July 31,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5;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File) 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注39]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1193, June 30,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5;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File)1947—19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注40]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1409, December 6,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7;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File)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注41]Solinger,85.

[注42]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1353, November 13,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6;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File)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注43]鄧小平：《關於西南少數民族問題》，《鄧小平文選，1938—1965》，第164頁。

[注44]楊勇前揭文，第5頁。

[注45]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1293, September 19,1952; RG 319; NACP.

[注46]鄧小平：《克服目前西南黨內的不良傾向》，《鄧小平文選，1938—1965》，第159頁。

[注47]鄧德禮：《建國初期貴州剿匪鬥爭中的鐵壁合圍》，《貴州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第104頁。

[注48]鄧禮峰：《新中國軍事活動紀事，1949—1959》，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第164頁。

[注49]劉朗：《流血到天明》，香港：亞洲出版社，1955年，第10頁。

[注50]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0695, September 4,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641—KG 0778, File 461.01, Box 59; General Correspondence,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注51]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Far East,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0922, January 5,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2;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File)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注52]Skinner,66,68.

[注53]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1293, September 19,1952 RG 319; NACP.

[注54]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0831, November 2,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779—KG 0902, File 461.01, Box 60; General Correspondence,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與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Far East,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1067, April 14,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3;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注55]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0572, September 14,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480—KG 0640, File 461.01, Box 58; General Correspondence,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注56]Strauss,83.

[注57]《關於西南局綜合報告的複電和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661—662頁。

[注58]《中共中央西南局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工作情況和今後計劃的報告》，《西南區土地改革運動資料彙編》，第1卷，第377—378頁。

[注59]《中央關於西南局鎮壓反革命活動報告的批語和複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663—664頁。

[注60]《關於對反革命分子必須打得穩打得准打得狠的電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2冊，第36—37頁。

[注61]《鎮遠縣誌》，第579頁；葛仁敬前揭文，第631—633頁。

[注62]《岑鞏縣志》，第884—885頁。

[注63]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0554, n.d.;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480—KG 0640, File 461.01, Box 58;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注64]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0831, November 2,1951; RG 554, Entry 17A; NACP.

[注65]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1293, September 19,1952 RG 319; NACP.

[注66]朱莉提到在鎮反運動中大約有最少七十萬或八十萬人、最高二百萬人被殺；Strauss,87。杜勉(Jurgen Domes)認為被殺人數超過三百萬人，見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1949—1972, trans.Rudiger Machetzki (New York: Praeger,1973),52。邁斯納(Maurice Meisner)估計在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最初三年有二百萬人被處死。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1999),72.吳克(Richard L.Walker)令人吃驚地提出有一千四百萬人死亡，見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219。

[注67]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0710,October 6,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641—KG 0778, File 461.01, Box 59; General Correspondence,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注68]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0201, August 2,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155—KG 0318, File 461.01, Box 56; General Correspondence,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注69]《新黔日報》，1950年12月20日，第1版。

[注70]《新黔日報》，1950年12月20日，第1版。在這一聲明發佈不久，慰問隊就開始慰問解放軍鎮匪部隊，並向他們贈送香煙、絲織旗幟等禮物；《新黔日報》，1950年12月29日，第2版。

[注71]王玨前揭文，第6頁。

[注72]王玨前揭文，第7—8頁。

[注73]田興華：《走向光明：湘西匪首四十年改造紀實》，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第191頁。

[注74]田興華：《走向光明：湘西匪首四十年改造紀實》，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第198頁。

[注75]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1397, September 17,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T 1377—KT 1750, File 461.01, Box 65; General Correspondence,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RG 554, Entry 17A;NACP.

[注76]官方報導聲稱陳所取得的成績是：他“先後打垮敵人的三次進攻，一個人打了207杖手雷彈，炸傷了無數，炸死敵人67名”。見田興華前揭書，第203頁。

[注77]大鷹，《志願軍戰俘紀事》，北京：昆侖出版社，1987年；Neil J.Diamant, Between Martyrdom and Mischie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Predicament of CCP War Widows and Veterans,1949—1966," in Diana Lary and Stephen MacKinnon, eds., Scars of War: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UBC Press,2001),162—185.

[注78]吳克(Walker)的《共產主義下的中國》(China under Communism)是極權主義研究學派關於中國1950年代初研究的一個例子。

[注79]Neil J.Diamant, 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 Politics, Love, and Divers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1949—19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11,47.

[注80]Meisner,72—73.

[注81]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Far East, Interrogation Report No.KG 1224, July 31,1952; RG 319; NACP.

[注82]Strauss,99.

第六章

西藏的“解放”——發生於1949—1951年的一段歷史

陳兼(Chen Jian)

當1949年到來時，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知道，打倒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已不再是一個嚴重的挑戰；他們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如何創立“新中國”。這一任務具有多重涵義，包括如何建立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如何恢復並重建中國迭遭戰爭破壞的經濟；如何像毛澤東長久以來所設想的那樣，將革命引入更高層次的後革命階段。從一個更為基本的層面來看，要建設“新”中國，就存在著如何界定“中國”——包括如何界定中國的疆界以及“中華民族”的構成——的問題。從實際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又意味著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必須對中國本部和新疆、內蒙古及西藏等主要由各少數民族居住的邊遠地區之間的關係作出界定。

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在自身革命的進程中曾不時使用“中華聯邦”的概念來設想未來中國本部與少數民族居住的邊遠地區之間的關係。根據這一概念，蒙古、西藏、回疆等“弱小民族”地區將在“完全自由”和“完全自願”的基礎之上，遵循“民族自決自治”的原則，來決定加入或脫離“中華聯邦”。[1]然而，當1949年到來時，“中華聯邦”一詞卻在中共的官方話語中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建立包括新疆、內蒙古和西藏在內的統一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宏大計劃。這一計劃的基礎，則是曾經成為國民黨時期國家建設支柱的“五族共和”（漢、滿、蒙、回、藏）概念。儘管中共一直宣佈，它的革命將摧毀“舊中國”並創造“新中國”，而國民黨政權則是中共著力要推翻的“舊中國”的統治力量，但在對新“中國”的定義中，中共卻同國民黨在基本思路上存在著很大的延續性。

在中共為創立統一的新中國所作的努力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為“解放”西藏而於1949—1951年所制定並付諸實施的各項計劃。他們的行動，從一開始便是以西藏必須成為新中國的一部分這一主張為前提的。這樣做，不僅是新中國對於西藏擁有主權的宣示，更重要的是，這同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所發出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聲明是息息相關的——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這一聲明不僅在當時、更在此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為中國共產黨國家的合法性提供了關鍵性的支持，因而應被視為毛澤東所發表過的聲明中最為重要的一項。

1956年7月25日，拉薩北部地方有65個農民聯名寫信給十四世達賴喇嘛，急迫要求改革。信上說：“我們都是種地的農民，比任何人都更焦急地盼望實行改革。”圖為65個農民按手印的聯名信

本文所講述的，是1949—1951年間西藏獲得“解放”的故事。本文將首先對1949年前中共對於“民族自決”問題以及對西藏態度的演變作一番大略的歷史考察；然後，我將對中共領導層如何作出解放西藏的決策並將之轉變為相應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戰略予以探討；之後，我將對1951年5月北京與拉薩之間簽訂《十七點協議》的歷史過程進行闡述。本文的結論，將就1949—1950年西藏“解放”的歷史對於北京對西藏政策的長期影響，以及對於20世紀50年代初以後新中國國家建設歷史進程的深層影響，在更為一般性的意義上展開討論。

在1949年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西藏在中共的戰略思考與政策制定中並沒有佔據特別重要的地位。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早期階段，中共無論是在一般意義上處理民族問題或是特別針對西藏問題時，往往是依據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自決”理論的一種寬泛而模糊的理解行事。為了將中共民族政策與國內各種“反動力量”的相關政策區別開來，中共提出了“統一中國本部（包括東三省）為真正民主共和國”；“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為民主自由邦”的主張。[2]1932年，在針對四川與西康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聲明中，中國共產黨指稱國民黨的“五族共和”是用來掩飾其“民族壓迫的政策”並“反對你們（譯者注：少數民族）的獨立”的;而中共則“承認一切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到承認這些（民族）脫離中國的自決權。”[3]

中共與藏區的第一次重要接觸發生於1935—1936年的“長征”期間。在國民黨部隊的巨大壓力下，紅軍被迫取道四川與西康藏區，與當地藏人之間發生了許多衝突，並導致了中共內部關於黨的基本戰略的一次嚴重分歧。（分歧的焦點，則在於紅軍應當北上中蒙邊界，還是停留在南方,在川康一帶建立根據地。）毛澤東在與張國燾的爭論中提出，鑒於紅軍“同番民關係太壞”，同時，停留藏區會使得紅軍與中國其他地區隔絕開來，成為“甕中之鼈”，紅軍應當儘快通過藏區。這些爭論導致了張國燾對毛澤東“大漢族主義”傾向的批評。[4]為了使紅軍順利通過藏族聚居地區，中共曾經嘗試與藏族上層建立暫時的“統一戰線”，並特別向藏族上層作出保證，紅軍並不準備在藏區建立永久根據地。[5]中共領導人還強調：“康藏的民族解放運動，就是要徹底的脫離英國和中國而獨立，實行民族自決，只有與英國與中國進行徹底的分離，才能使康藏民族真正的獨立與解放。”[6]在這一背景下,紅四方面軍於1936年5月在川康藏區扶植當地藏人建立了“波巴共和國”（“波巴”為藏語音譯，意為“藏人”），宣佈“所有藏青康的領土應當永遠歸波巴自己管理”。[7]

即便在紅軍到達陝北並建立了新的根據地之後，中共仍然對中華聯邦的概念持贊同立場。毛澤東在1936年7月同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的一次談話中表示，“人民革命取得勝利後”，西藏與外蒙古和新疆都“將形成附屬于中華聯邦的自由共和國”。[8]

然而，當1949年中國共產黨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之際，“中華聯邦”的概念在中共關於新中國的設計中卻消失了。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開始宣揚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都屬於統一的“中華民族”；中共的民族政策，則以漢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團結而不是“民族自決”為基礎。1949年初，毛澤東在與來訪的蘇共政治局成員米高揚（Anastas Mikoyan）會面時，透露了他關於這一問題的一些基本考慮。毛澤東指出，中國是一個由幾十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其中漢族為主體，有蒙族、回族、藏族與維吾爾族這樣的少數民族居住在邊遠地區。毛澤東表示，雖然“人們習慣地把漢族人稱中國人”，但實際上，“中國人並非只指漢族，居住在我國版圖內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國人。”他進一步解釋道，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主要是反對大漢族主義”，但同時還要看到，“從歷史上講，漢族也多次被異族奴役過、統治過，雖然漢族是個大族。”毛澤東因而強調，中共的民族政策“必須是端正的，民族壓迫必須取締”，“我們提倡各民族互相團結、互相友愛、互相合作，共同建國。”[9]

毛澤東的聲明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他將“中國”定義為多民族國家，將“中華民族”定義為包括“居住在我國版圖內的所有民族”。他還強調中共的國家建設計劃之所以具有歷史正當性，恰恰在於它所要推行的一系列政治與社會革命將消滅包括民族壓迫在內的一切壓迫。“新中國”稱謂中“新”這個形容詞的使用，不僅使得“新中國”本身具有了合法性，也使得“中華民族”具有了宣告自己為多民族實體的權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即將出任新政府總理的周恩來進一步闡釋了中共對於民族問題的看法。他強調了新中國“將各民族團結成一個大家庭”的重要性。他還特別指出，儘管黨繼續“主張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國主義利用民族問題來挑撥離間中國的統一”。他用清晰的語言表明，新中國將在民族地區實行區域自治，而“不叫聯邦”，不會成為聯邦共和國。[10]

然而，包括高級幹部在內的許多中共黨員似乎並沒有真正領會到党的領導層在“民族自決”問題上的態度變化。例如，成都市委書記曹荻秋在為中共區級和解放軍營級以上幹部所作的一次講話中便表示，中共遵循民族自決的原則，將繼續“承認一個國家中不同民族決定自己政治命運並建立自己獨立州”的權利。他進而提出，“在將來，我們可以看到，某些少數民族建立了獨立國家，（如西藏、新疆和外蒙等）並加入了新民主主義的中華民國，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邦共和國。”[11]諸如此類的言論無疑引起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警覺，他們因而決定,必須用明白無誤的語言闡明黨在“民族自決”問題上的態度。1949年10月，一份黨內指示提出：

關於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問題，今天不應再去強調，過去在內戰時期，我黨為了爭取少數民族，以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它對各少數民族特別錶現為大漢族主義）曾強調過這一口號，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今天的情況，已有了根本的變化，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黨領導的新中國業經誕生，為了完成我們國家的統一大業，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分裂中國民族團結的陰謀，在國內民族問題上，就不應再強調這一口號，以免為帝國主義及國內各少數民族中的反動分子所利用，而使我們陷於被動的地位。[12]

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這一指示極為重要。中共領導人從自己是中國各民族解放者的深刻信念出發，實際上改變了對於“民族自決”問題的態度。我們從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的做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儘管中共領導層響亮地提出了摧毀舊中國的口號，然而，當他們即將成為中國統治者的時刻，卻在如何界定“中國”、中國的疆界以及中華民族的構成等關鍵性問題上，十分樂意承襲舊中國所留下的遺產（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清朝所留下遺產）。中共領導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制定並實施“解放”西藏的各項計劃的。

從1949年初起,毛澤東與党的領導人開始將接管西藏當作一個現實的戰略與政治問題來考慮。在1949年初與米高揚的會面中，毛澤東將解放西藏與解放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相提並論，認為這是解放軍為實現中國統一所必須完成的最後兩大任務。毛澤東還提出，相形之下，解放臺灣這個任務更為複雜，而西藏問題則“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於魯莽”。根據毛澤東的估計，中共在解決西藏問題時將面臨兩項挑戰：“（1）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也較多；（2）民族問題，尤其受宗教控制的地區，解決它需要時間，須要穩步前進，不應操之過急。”[13]

1949年6月到8月間，中共第二號領導人劉少奇訪問蘇聯，西藏再次成為劉少奇與蘇聯領導人之間會談的議題。在一份向史達林簡報中共政策與戰略的報告中，劉少奇將西藏、臺灣、海南與新疆列為仍然有待解放的地區，並指出，“西藏問題須用政治手段而不能用戰爭手段去解決。”[14]

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以在國共內戰中保持中立為理由，關閉了國民黨政府駐拉薩代表處，並將所有漢族官員從西藏驅逐出去。這一“驅漢事件”促使中共加快了解放西藏的部署。[15]當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得知這一事件後，立即決定應公開宣示中共對於西藏的政策。9月2日，新華社發表社論指出，將漢族官員從西藏驅逐出去“是在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印度尼赫魯政府的策劃下發動的”。“英、美、印反動派勾結西藏地方反動當局舉行這個‘反共’事變的目的，就是企圖在人民解放軍即將解放全國的時候，使西藏人民⋯⋯不能得到解放。”新華社聲明：“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島、臺灣在內的中國全部領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以外。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絕不容許任何外國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國人民的一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絕不容許任何外國分割。[16]

隨著內戰的進展，解放軍不斷迫近與西藏毗鄰的地區，毛澤東和党的其他領導人開始將解放西藏納入解放軍的作戰計劃，並從政治與軍事兩個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1949年8月6日，毛澤東指示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17]當解放軍在西北與西南幾個省份打敗了國民黨軍隊後，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將“明年秋冬”作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期限。毛澤東當時的考慮是，鑒於西北地方對國民黨軍隊的軍事行動會早於西南地區結束，又鑒於“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據有些人說平坦好走，班禪及其一群又在青海，”因此，應當主要由西北局承擔起解決西藏問題的任務，並由西南局提供相關支援。[18]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西北局與一野領導立即採取行動為進軍西藏做準備。但他們很快便發現，從西北方向進入西藏並非易事。12月30日，彭德懷向毛澤東報告了從西北方向進軍西藏的三條可能路線，但採納任何一條都將面臨難以克服的困難。從新疆南部入藏的路線，道路在一年的大部分時間內都不能通行。從新疆北部入藏雖然相對容易一些，“唯須經印度境內東行入藏⋯⋯。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從青海入藏的路線，每年只有四個月可通行，其餘則“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動”。彭德懷估計，完成入藏的各項準備需要兩年左右的時間。相形之下，從四川和西康方向入藏就比較容易。有鑑於此，彭德懷建議應由二野及西南局承擔入藏的主要任務，而由一野在西北方向承擔支援任務。[19]

毛澤東當時正在莫斯科進行正式訪問，但他在審閱彭德懷報告時卻沒有任何耽擱，迅速批准了彭的建議。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在給西北局和西南局領導人的電報中指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然而，毛澤東在承認入藏存在困難的同時，仍然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時間表。他提出，由於只有五月中旬到九月中旬這段時間才適合部隊進藏，因此，“應當爭取於今年四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於十月以前佔領全藏。”毛澤東指示中共西南局與二野領導人劉伯承和鄧小平“於最近期內（例如一月中旬）會商一次，決定入藏部隊及經營西藏的負責幹部等項問題，並立即開始佈置一切。”[20]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圍繞著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從四川與西康入藏的可行性問題，鄧小平與劉伯承組織了一系列討論。他們在1月7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表示，“完全同意於今年即九月佔領全藏。”為了實現這一任務，將派出由張國華指揮的第十八軍入藏，並由其他部隊擔任後備力量。[21]

昌都戰役打響

毛澤東對劉鄧的答覆十分滿意。他在1月10日回電表示，“完全同意劉鄧一月七日來電之進軍西藏計劃”。並強調，在五月中旬開始進軍西藏，“只要劉鄧賀加緊督促張國華及十八軍等部，在時間上是來得及的。”他指示西南局立刻採取行動,“成立一個党的領導機關”，來“負責籌劃一切，並訂出實行計劃。”作為第一步，毛澤東限定西南局“於三個半月內完成調查情況，訓練幹部，整訓部隊，修築道路及進軍至康藏交界地區。”毛澤東再次提出了一個極為急迫的時間表，強調“務希於五月中旬以前佔領康藏交界一帶”。[22]

毛澤東之所以急切地希望在短期內解決西藏問題，是出於下述關鍵性的假設與考慮：首先，在制定解決西藏問題的戰略時，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的出發點是,“解放西藏”是為實現中國統一所必須走出的決定性一步，這一點，也由於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向世界作出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宣示而被賦予了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看來，是否能對西藏獲得主權，是在中國人民和整個世界面前關於新生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的一次重要測試。

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要求迅速解決西藏問題，還因為他們認識到，這一地區有著戰略上的重要意義。在黨內討論中，中共領導人一再表現出對於西藏戰略地位的重視。解放軍的一份內部檔強調，“西藏在中國西南邊疆，和印度、尼泊爾、不丹接界，是西南門戶，地下有豐富寶藏。英美帝國主義早想侵入，國防地位非常重要。”[23]毛澤東明確提出：“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佔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24]

中共領導人還相信，當時的國際局勢對他們有利。儘管西藏在20世紀上半葉曾處於某種“事實獨立”的狀態，但它從未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1950年初已得到了幾個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認。毛澤東因而在討論解放軍進軍西藏的計劃時提出，“現在英國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認我們，對於進軍西藏是有利的。”[25]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顯然相信，如果能將深思熟慮的政治與外交行動與認真部署的軍事行動結合起來，不僅不會導致嚴重的國際反彈，更不會發生外國對西藏進行軍事干涉的情況。[26]

在中共領導人和解放軍指揮員看來，解放軍在軍事上對藏軍佔有絕對優勢。西南軍區在一份關於《西藏局勢》的詳細報告中指出，藏軍並未經過良好訓練，軍事裝備也大都十分落後。[27]中共領導人與解放軍將領們在制訂軍事戰略與確定戰術時，主要擔心的是如何保障部隊的後勤供給，而不是如何打垮藏軍的抵抗。[28]上述政治、外交和軍事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得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堅信，在短時間內解決西藏問題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1950年初毛澤東與西南局和西北局的上述電報往來標誌著中共“解放西藏”行動的開端。此後兩年間，儘管中共領導層將不斷對有關計劃及其實行的時間表加以修正，但他們在一個基本點上卻始終是堅定不移的，那就是，西藏必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南局接到毛澤東1月10日的電報後,立即採取行動。在一周內，一個以張國華為首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建立了起來，其成員包括出生于四川並於1935年加入紅軍的藏族黨員天寶（桑吉悅希）。[29]西南局也提出了一項主要通過軍事行動進佔西藏的計劃及更為詳盡的時間表：第十八軍將於1月底完成入藏準備，3月初部隊開始向西藏進軍，3月底部隊主力在通向昌都的門戶甘孜集結，5月間佔領昌都。這一計劃的前提是，鑒於藏軍主力駐紮在昌都，“佔領昌都就會震動全藏，促進（藏方）內部分化。”根據西南軍區領導的估計，如果第十八軍能夠按時完成任務，“再一個月即六月份即可佔領拉薩乃至日喀則中心地區，從軍事上基本解決了西藏問題。”[30]

1月24日，中共領導層批准了西藏工作委員會的建立，並確定第十八軍為進藏主力部隊。除了將昌都視為入藏的主要方向外，党的領導人還指示西南局與西北局探索從新疆、青海和雲南入藏的可行性，以便同時從幾個方向進入西藏。在從事這些部署的同時，毛澤東與他的同志們並沒有將進軍西藏視為單純的軍事行動。顯然出於為解放軍入藏帶來更大正當性的考慮，党的領導人又指示：“關於班禪是否隨軍入藏，以及在以後如何處理班禪問題，請西南局、西北局繼續調查研究，並提出你們的意見。”[31]

在整個第二野戰軍的支持下，第十八軍從2月初開始實行入藏動員。然而，他們很快便發現，由於道路狀況差等諸種原因，要遲至晚春才能完成準備。與此同時，國民黨殘餘勢力的叛亂活動在由西南軍區管轄的四川和其他地區迅速擴展，造成了新政權在這些地區維持正常糧食供應的困難。為了集中力量鎮壓叛亂，西南局於2月底作出決定，將第十八軍的部分力量投入剿匪，並因此而不得不向北京提出，“十八軍推遲于冬季入藏”。[32]中央軍委在答覆中指出，“由於土匪騷擾及糧食困難”，同意第十八軍“入藏計劃⋯⋯稍稍推遲”。但党的領導人同時又強調，十八軍入藏不應無限延期；恰恰相反，“現在不應動搖今年完成入藏計劃的決心，而應力求在今年能完成計劃。”[33]

儘管受到北京方面的一再督促，但無論是第十八軍還是解放軍其他部隊（包括西北軍區即一野所屬部隊）都難以按照党的領導人所制訂的時間表完成行動部署。當春末來臨時，西南局所提出並經中央批准的時間表顯然已難以實現。中共中央和軍委不得不對解決西藏問題的總體戰略再作考慮。

中共領導層從來沒有將“解放西藏”當作純粹的軍事問題來看待。毛澤東與他的同志們篤信“槍桿子裡出政權”，他們因而相信，“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34]與此同時，他們又清楚地認識到，“雖然解放西藏是一個軍事問題，因此應該使用一定數量的部隊，但西藏問題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35]鑒於西藏內外情況的複雜性，毛澤東與他的同志們認為，有必要將軍事行動和外交行動及統一戰線工作結合起來，尤其必須重視對西藏政治和宗教上層人物的工作。[36]1949年末與1950年初，當中共領導人考慮通過軍事行動入藏時，他們主要也將此視為迫使藏人接受中共方面條件的手段。當解放軍的軍事動員遭遇困難時，中共領導人很自然地便將更多的注意力轉到如何通過和平途徑解決西藏問題上來。

在這一方面，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完全瞭解，在歷史上，藏族上層人士內部存在著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之間的不和。幾年前，由於在挑選十世班禪問題上的爭端，當時只有十二歲的班禪喇嘛被迫滯留青海。[37]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領導層採取了首先爭取班禪集團的戰略。班禪方面也表現出了願意合作的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班禪即發出賀電，表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並希望早日解放西藏人民。[38]由西藏居第二位的政治和宗教領袖所作出的這一姿態，極大地加強了中共對西藏政策的合法性。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和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在給班禪的回電中表示：“西藏人民⋯⋯願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39]

1950年1月20日，中國外交部就西藏問題發表聲明，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來北京來就“和平解放西藏”問題進行談判。[40]2月底，中共西南局向北京報告，頗富名望的志清法師與“西藏政教首要相友善”，願意赴拉薩“說服達賴集團，索康紮薩父子等脫離英帝回到祖國。”西南局贊同這一計劃，認為這可以促使“達賴本人或其代表赴京協商解決西藏辦法，或在(解放軍)進軍中進行談判，以免達賴為英帝挾持逃往印度，障礙滋多。”[41]中共領導層立刻批准了這一計劃，強調“我軍進駐西藏的計劃，是堅定不移的，但可採用一切辦法與達賴集團進行談判，使達賴尚在西藏並與我和解。”[42]

在解放軍軍事準備進展緩慢的情況下，中共領導人更感到有必要嘗試通過和平手段來解決西藏問題。他們在批准西南局關於由志清法師入藏計劃的同時，又指示西北局探討讓當時在青海的達賴喇嘛長兄土登晉美諾布“勸說達賴集團”的可能性。[43]土登晉美諾布接受了這一使命，並準備於5月初離開青海去西藏。

在解放軍全面進軍迫在眉睫的情況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廈）試圖通過國際外交活動來阻止解放軍入藏。從1949年末到1950年初，噶廈在一系列聲明中提出，西藏向來享有獨立地位，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則是一種供施關係，在西藏也不存在外國帝國主義的影響，所以沒有必要解放西藏。他們因此要求中共保證“不進攻西藏”。[44]正如梅爾文・戈爾斯坦（Melvyn Goldstein）所指出的那樣，北京方面對於拉薩方面的這些“天真得出奇”的要求採取了完全不予理睬的態度。噶廈轉而開始尋求華盛頓和倫敦的支持，要求它們幫助西藏加入聯合國。1949年12月，經卜卦抽籤，噶廈決定組建使團前往中國、美國、印度、英國與尼泊爾。[45]

然而，華盛頓與倫敦並不希望在這種時候接待藏人，新德里方面也是疑慮重重。華盛頓此刻仍處在將“中國丟失”給共產主義的衝擊之下，因而擔心執行鼓勵藏人的政策將會被仍然堅稱對西藏擁有主權的國民黨人看作是“不道義的”，同時又會被共產黨人視為“挑釁”。此外，美國決策者們還擔心，他們若支持西藏，“也許會加快中國共產黨對西藏採取行動。”[46]此時正在積極尋求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倫敦方面則知道，它手裡並沒有什麼牌可以對西藏局勢產生影響。此外，英國決策者們也不願意看到英國在華利益由於西藏而遭到損害。[47]

儘管華盛頓與倫敦都很願意讓新德里在支持藏人方面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但印度卻並不願意如此行事。印度首相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認為，在新德里和北京之間建立友好關係有著重要意義，他也看不出為支持藏人而冒犯中共會給印度帶來什麼好處。尼赫魯所願意做的，至多也就是通過印度的外交影響力來勸說北京盡可能讓西藏繼續保持自治。

北京方面得知拉薩方面組建了使團——特別是將派往英國與美國的“親善使團”——之後，十分憤怒。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這“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謀們所導演的傀儡劇”。[48]最後噶廈別無選擇,只得取消了向華盛頓和倫敦派出使團的計劃。

但噶廈派往北京的代表團仍在繼續活動。代表團由三人組成，團長為噶廈高級俗官夏格巴。代表團一行於1950年2月10日離開拉薩，3月7日抵達印度葛倫堡（Kalimpong）。該代表團所要達到的目標包括：“獲得西藏領土完整不會受到侵犯的擔保”，並捍衛“西藏人民與政府不容許對達賴喇嘛統治的連續性進行干涉的任何行為”的原則。[49]4月2日，夏格巴使團向負責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籌備工作的官員們提交了這些條件，並要求同北京派出的代表在香港舉行談判。[50]

北京方面並沒有立即答覆夏格巴。直到1950年5月初，當解放軍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完成入藏準備這一點變得很明朗時，中共領導人才開始積極尋求與西藏當局進行談判。5月3日，在經歷了一個月的耽擱後，中共領導人批准了西北局派遣達賴長兄土登晉美諾布到拉薩“勸說達賴集團成員”的計劃，並“要西藏政府速派代表到西康與人民解放軍進行談判。”[51]

2700餘名守衛昌都的藏軍自動放下武器

在上述背景下，中共領導人意識到，必須制定同藏人談判的指導方針及相關條件。1950年5月到6月間，在中共領導層內部以及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局之間就此進行了多次討論。5月11日，西南局向北京彙報：“我們除繼續加強進軍的軍事準備外，擬特別加強政治爭取工作。”西南局提議，談判“要從西康內地去溝通關係，才能避開英美牽制，和有實現可能”。西南局還擬定了作為“談判的基礎”的四項條件，報請中共領導層審查批准：

一、驅逐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的大家庭來。

二、實行西藏民族區域自治。

三、西藏現行各種制度暫維原狀。有關西藏改革問題將來根據西藏人民的意志協商解決。

四、實行宗教自由、保護廟宇、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52]

中共中央於5月17日作出答覆，提出“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針下和軍事進攻的同時，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強政治爭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中共中央指出，西藏“上層中有分化，達賴喇嘛有某種程度的內向是可能的”。中央強調，“和平解放西藏”的好處是，可以“避免損害民族感情、減少民族隔閡、有利於漢藏民族的大團結”。中共中央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應在何種條件下實現，因而強調指出，“這裡基本的問題，是西藏方面必須驅逐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如果藏方同意這些條件，“我們方面，則可承認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連同達賴的地位在內，以及現有的武裝力量、風俗習慣，概不變更，並一律加以保護。”中共中央要求“西南局與西北局再加研究，各起草一個作為談判基礎的若干條，報中央審查決定（從速）”。這些條件“要可以作為和平進軍的談判基礎之用，也要能夠不加修改地或只稍加修改地作為戰鬥進軍（和平解決不成功時）的約法”。[53]

根據中央的指示，西南局在此後的兩周裡展開了一系列討論。5月27日，西南局提出了與藏方談判的十項條件，報請中央批准。毛澤東親自審閱了這些條件。[54]在獲得中央批准後，西南局於6月2日正式將十項條件轉發西藏工作委員會，作為處理西藏問題的指導方針：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英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家庭來。

二、實行西藏民族區域自治。

三、西藏現行各種政治制度維持原狀，概不變更。達賴活佛之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四、實行宗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

五、維持西藏現行軍事制度不予變更，西藏現有軍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之一部分。

六、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七、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完全根據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領導人員採取協商方式解決。

九、對於過去親英美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他們脫離與英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與反抗，一律繼續任職，不咎既往。

十、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政策。人民解放軍的經費，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人民解放軍實行買賣公平。[55]

在批准上述十條時，中共領導人正在考慮與拉薩接觸的三條可能管道。第一條是前面已討論過的由達賴長兄土登晉美諾布所率領的代表團。然而，事態發展很快便表明，土登晉美諾布並不願意在北京與拉薩之間牽線搭橋。代表團在前往拉薩的途中一再耽擱，當他們到達藏區後，土登晉美諾布即下令扣留代表團的兩名藏族成員和漢族助手，自己隻身前往拉薩。當他到達拉薩後，非但沒有推動拉薩與北京談判，反而建議達賴喇嘛不要這麼做。[56]

第二條管道，是甘孜附近著名的喇嘛廟白利寺的格達活佛。早在1936年紅軍經過甘孜地區時，格達活佛就與紅軍建立了聯繫並向後者提供過幫助。朱德還簽發了一封信表示，由於格達活佛和白利寺對共產黨的幫助，他們也會受到紅軍的保護。[57]解放軍於1949年末入川後，格達活佛出任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5月5日，他向朱德提議，願意擔任北京與拉薩之間的信使，入藏勸和，這一計劃得到了中共領導人的大力支持。[58]格達活佛于7月10日從白利寺啟程，兩周後在昌都受阻。8月22日，他突然死亡，很多人相信他是死於謀殺。[59]

最後，只剩下了在新德里的夏格巴使團這一條管道。從4月初起，該使團便尋找途徑，試圖同中國政府接觸。4月8日，夏格巴收到娶了漢族女子為妻的達賴兄長嘉洛頓珠的岳父朱壽光的一封便簽，要求西藏代表到香港與中央政府代表會面。[60]然而，夏格巴無法從英國人那裡得到去香港的簽證。與此同時，北京方面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毛澤東提出，“西藏代表必須來京談判，不要在港談判。”[61]5月28日，在一段相當長時間的耽擱之後，夏格巴使團終於收到了對他們4月2日要求的答覆，得知他們“只能以西藏地方代表的名義”到北京就“和平解放西藏”的問題進行談判，如果他們願意這麼做，將“在北京受到歡迎”。[62]

但是，夏格巴仍然受制於噶廈將談判目標定為“獲得西藏領土完整不會受到侵犯的擔保”的指令。[63]當夏格巴及其使團因未能獲得去香港的簽證而選擇留在印度等待中國大使到來後進行談判時，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了。中國大使館在新德里建館後，夏格巴等一再寫信給使館並登門造訪，提出在新德里舉行談判的要求。

中國政府在答覆中，要求夏格巴及其同事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身份到北京進行談判。中國駐印度臨時代辦申健告訴西藏代表：“西藏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認該代表團為西藏之外交代表。”申健還堅持，夏格巴使團必須“以西藏地方政府或西藏民族的代表”的身份，“和中央人民政府商談和平解放西藏問題，此談判應在北京舉行。”[64]8月21日，周恩來知會印度駐中國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我們認為西藏代表團是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團，他們應該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來商談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辦法。”[65]

在中共領導人似乎願意通過和平途徑解決西藏問題的同時，他們並沒有停止對解放軍軍事動員的督促。毛澤東與他的同志們作為寬猛兼用、恩威並施的大師，不會將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他們清楚地知道，談判的真正價值應在於為“解放”西藏帶來更大的合法性。他們還知道，即便藏人真的願意進行談判，北京也仍然需要以武力為後盾來確保噶廈接受中共的主要條件。因此，中共領導人在處理西藏問題時，始終將敦促解放軍做好充分準備放在最優先的地位。

在這方面，解放軍指揮員們所面臨的關鍵性挑戰，在於部隊及其裝備入藏及保障後勤供給的問題。他們懂得，在採取任何重大軍事行動前，必須首先修通道路。從4月13日開始，作為進攻昌都準備工作的關鍵一環，西南軍區投入了一萬八千多名戰士修復雅安和甘孜之間的道路。到8月底，全長603公里的道路已經修復打通。[66]西南軍區與第十八軍還從8月初起舉行了一系列會議，形成了在年底前佔領昌都的作戰計劃。[67]

毛澤東立刻批准了計劃並同時強調，昌都之戰並不僅僅是軍事行動。他指出：“現印度已發表聲明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惟希和平解決勿用武力。”他還提到：“英國原不許西藏代表團來京，現已允許。”毛澤東據此推斷道，“如我軍能於十月佔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68]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西南軍區於8月26日發佈了《昌都戰役的基本命令》，確定戰役的目標為“殲滅藏軍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恩達、類烏齊地區，佔領昌都，打下明年進軍拉薩，解放西藏之基礎。”[69]

為了進一步闡明解放軍採取軍事行動是有道理的，並對噶廈施加更大的壓力，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於9月17日給夏格巴發出了一封最後通諜式的函件，要求西藏談判者“務於九月二十日之前到達北京。”[70]在藏人並無任何動作的情況下，袁仲賢又於9月23日致函夏格巴，提出警告道：“原定九月二十日期限已過，人民解放軍將按計劃行動”，其後果則將由藏人自負，但如果他們“能很快去北京，仍是好的”,並敦促他們“迅即動身”。[71]夏格巴和西藏使團答覆道，他們必須等待拉薩方面的命令，北京因此決定，動用武力的時刻到來了。9月30日，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發佈了《解放昌都有關政策指示》。三天后，西南軍區發佈了最後動員的命令。[72]

進軍西藏部隊宣誓

昌都戰役於10月6日打響後，持續了兩個星期。解放軍從三個方向發起攻擊：從北路（甘孜方向）和南路（巴塘方向）發起攻擊的部隊負責包圍藏軍並切斷其退路；中路（崗拖方向）部隊則直指昌都。進攻開始前，解放軍部隊已經從事了六個多月緊張的備戰訓練。相形之下，藏軍顯得指揮無方且準備不足。10月19日，解放軍佔領昌都。當戰鬥於10月24日結束時，解放軍大獲全勝。據統計，藏軍有180人傷亡，約900人被俘，另有4,300人投降。[73]下達投降令的是藏方昌都軍政總管阿沛・阿旺晉美，這成為他此後終生與中共合作的開端。[74]

解放軍在昌都戰役所取得的勝利，使得北京領導人在處理西藏問題時處於一種更為有利的地位。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知道，在藏人再無能力進行有效軍事抵抗的情況下，將戰略重點轉到與達賴喇嘛和噶廈進行談判的時機已經到來了。

還在昌都戰役尚在進行之中時，毛澤東便指示袁仲賢通知西藏談判代表，正是由於藏方“故意拖延”來京，才導致了昌都戰役的發生。但談判的大門依然是敞開的，“如西藏願意談判，代表團應速來京。”[75]之後，西南軍政委員會和西南軍區於11月10日發表公告，強調任何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都必須以拉薩方面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前提。北京方面並強調，就長遠和根本目標而言，西藏將被改造為“人民民主”的社會，而在毛話語體系中，這意味著西藏傳統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將被社會主義制度所取代。然而，為了實現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中共願意作出重大妥協，包括承認達賴喇嘛的地位與權力、以及在一段時間內不改變西藏現存的宗教與政治制度，以使得藏人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西藏的主權。[76]

與此同時，解放軍繼續為進軍拉薩作準備。昌都戰役後，第十八軍立即根據來自北京的指示，開始對幹部戰士進行入藏動員，將“解放西藏當作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的第一步”。西南軍區也加緊進行後勤方面的準備及道路建設，以確保部隊於1951年春入藏。[77]

解放軍在昌都的勝利，還導致了西藏上層人士內部更為深刻的分化乃至恐慌。儘管昌都一戰摧毀了許多藏人將解放軍阻擋在藏區以外的幻想，但仍有不少上層分子不願意讓中國在西藏行使主權。[78]在75歲的拉薩攝政達紮無力有效應對局勢的情況下，支援達賴喇嘛親政的呼聲日益高漲。11月17日，當時年僅16歲的達賴喇嘛執掌政柄，而按照慣例他本來應該在年滿18歲後之才能這麼做的。

藏方領導人在無法阻止解放軍入藏的情況下，又想到訴諸於聯合國。11月7日，仍然滯留印度的夏格巴接到了來自拉薩的命令，要他立即向聯合國、美國、英國與印度發出緊急呼籲，請求它們幫助“制止中國的侵略”。[79]當藏方提出這一呼籲時，正值中國軍隊開始大規模介入朝鮮戰爭之際，因此，華盛頓本來是願意向藏人提供某種支持的，以便借此分散北京的注意力並限制其影響力。然而，很大程度上由於英國不願意扮演任何領頭的角色（英國人希望由印度來牽這個頭），聯合國最終決定不討論西藏問題。[80]

出於地緣政治上的考慮，印度對解放軍在昌都的軍事行動表現出了嚴重關切。10月26日，新德里表示，對於“北京關於已命令解放軍部隊向西藏進軍的聲明”，它“深表遺憾”。[81]隨後，印度政府又在另一項聲明表示，“西藏最近的事態發展已經影響到了（中印之間的）友好關係以及世界和平。”新德里還指出，解放軍在西藏的軍事行動將造成國際緊張局勢、尤其是南亞緊張局勢的加劇，並對中印之間的友好關係產生負面影響，也會為那些試圖將中國拒之於聯合國之外的國家提供藉口。[82]

中國政府對新德里的抗議堅決予以駁回。毛澤東完全知道，印度對於西藏問題的態度有多麼重要，他因而親自指導中國外交部對印度政府作出反應。10月11日，印度外交部副部長梅農（K.P.S.Menon）表達了新德里對解放軍進入西藏的關切，毛澤東親自為中國外交部擬就了中方的答覆，其中指出，“西藏是中國領土，西藏問題屬於中國內部事務。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經戰爭進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團九月來北京談判。”[83]10月21日，當潘尼迦提到解放軍在西藏採取軍事行動會對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努力產生負面影響時，毛澤東又要外交部在答覆中強調，“西藏為中國內政問題，任何外國無權過問，簡單地答覆之。”[84]10月31日，當梅農對解放軍入藏“深表遺憾”後，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與外交部：“（對印度）態度還應強硬一點，應說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地方政府願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餘地。”[85]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國外交部堅決駁回了新德里對解放軍入藏的“關切”與“遺憾”。11月16日，中國外交部通知印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曾屢次聲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問題完全是中國的一個內政問題”。因此，新德里企圖“影響和阻止中國政府對於西藏的國家主權的行使，這不能不使中國政府十分驚異”。[86]

事後看來，北京對新德里就西藏問題所表示關切的強硬反應很可能會引起雙方的嚴重敵對。但是，很大程度上由於尼赫魯所持的和解態度，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儘管尼赫魯和他的許多同事們一樣，擔心解放軍入藏會改變西藏作為中印之間緩衝地帶的作用，但他同時又相信，“有理由認為，由於地理、地形與氣候上的原因，西藏的高度自治幾乎是不可避免的。”[87]結果，新德里除了表達“遺憾與關切”外，沒有採取任何進一步的行動。

在缺乏國際社會支援與介入的情況下，拉薩方面別無選擇，只能回到談判桌上來。在拉薩上層人士中，要求同北京一起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呼聲也越來越大。在解放軍佔領昌都後，阿沛・阿旺晉美留在了昌都，他強烈要求噶廈應同共產黨人進行談判。他在呈遞給拉薩的報告中，以自己與解放軍打交道的親身經歷說明，共產黨士兵紀律嚴明，而通過和平方法解決問題將使得西藏人民與家園免遭戰爭的毀滅性影響，因而，同北京談判是西藏“保留一定自治地位的唯一機會”。[88]達賴喇嘛對此表示了謹慎的贊同。12月初，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前往地處中印邊界的亞東。1951年1月27日，達賴喇嘛寫信給袁仲賢，表示願意與北京談判。2月1日，袁仲賢代表毛澤東祝賀達賴執政，並歡迎達賴“派代表赴北京商談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的事情”。[89]

達賴喇嘛在離開拉薩前，已同噶廈一起，決定授予阿沛・阿旺晉美以全權，“同中國人進行談判”。[90]在得知聯合國決定不將西藏問題納入大會議程後，達賴喇嘛與噶廈決定派出由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代表團前往北京，在那裡舉行談判。但是，阿沛・阿旺晉美所接到的指令卻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被授予“全權”同北京方面談判；但另一方面，他又被告知在沒有進一步諮詢噶廈與達賴喇嘛的情況下，他無權作出決定。[91]

4月22日，阿沛・阿旺晉美與其他藏族代表抵達北京。五天之後，在中共領導人的安排之下，班禪喇嘛也來到了北京。西藏代表與中央政府代表之間的談判從4月29日開始。

此後的三周裡，雙方共舉行了七次會談。實質性的討論是從5月2日的第二次會議開始的。議程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解放軍在西藏的地位與角色，達賴喇嘛的地位與權力，以及承認班禪的問題。儘管阿沛・阿旺晉美和他的同事們試圖根據噶廈的指令爭辯道，解放軍完全沒有必要進駐西藏，但中央首席代表李維漢等人不為所動，堅持解放軍必須入藏。與此同時，李維漢等人又保證，在解放軍入藏後，達賴喇嘛的地位和權力以及西藏的宗教政治制度都會得到維護。最後，雙方並未經過冗長的爭論，便在這些問題上達成了一致。

然而，談判卻在是否承認班禪喇嘛的問題上幾乎陷入僵局。中央代表堅持，應當在協定中包括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實行合作的條款（而這將意味著達賴喇嘛承認班禪喇嘛）。一開始，阿沛・阿旺晉美堅決拒絕接受這一條件，認為協定的目的在於界定中央政府與噶廈之間的關係，而不在於界定藏人之間的關係。但李維漢表示，這對於中央政府來說是一個重要問題，特別是因為“班禪喇嘛和班禪集團在20世紀歷史上從來沒有捲入過反對祖國的任何活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班禪喇嘛又表達了對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堅定支持。為了不使談判由於這個問題而失敗，阿沛・阿旺晉美致電噶廈，提議承認班禪喇嘛，獲得了達賴喇嘛與噶廈的贊同。[92]

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在北京簽訂，協定中最重要的條款無疑是第一條：

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

作為對於藏人所作的這一關鍵性讓步的回報，中央政府同意維持“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不改變具有封建與神權性質的西藏現存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關於“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協商的方法解決之”。[93]

與《十七條協議》相關的還有兩項秘密協議。第一項是《關於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的若干事項的規定》，其內容共有七點。[94]最重要的一點是，解放軍將進入西藏並駐紮在“國防要點及交通要點”，而藏軍將逐步改編為解放軍部隊，藏族民兵將逐步復員，所有駐藏部隊將接受解放軍西藏軍區的指揮，軍區指揮人員則由中央政府任命，駐藏解放軍部隊的財政預算亦由中央政府承擔[95]

第二項秘密協議涉及到達賴喇嘛。由於當時達賴喇嘛仍在亞東，而且並不清楚他何時（或者是否）會返回拉薩，該檔提出《十七條協議》將由西藏地方政府執行，達賴喇嘛“在西藏地方政府執行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第一年內，如因某種需要，得自行選擇住地。在此期間內返職時，其地位和職權不予變更”。[96]

《十七條協定》的簽訂是北京方面的一個重大勝利。然而，在協議為達賴喇嘛本人所批准前，它對於西藏還產生不了像中共領導人所希望的那種影響。事實上，如果達賴喇嘛決定不承認阿沛・阿旺晉美等人在北京所簽訂的協定，《十七條協定》作為將西藏定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奠基性檔的合法性便會大打折扣。

毛澤東與中共領導人十分瞭解讓達賴喇嘛認可這一協議的重要性。因此，就在協議簽訂後，毛澤東立刻指派張經武為代表，前往亞東勸說達賴喇嘛返回拉薩。[97]為了不為達賴喇嘛的回歸製造任何障礙，中共領導人請求班禪喇嘛及其一行在達賴喇嘛發出要他們回去的邀請之前，暫時不要返回西藏和拉薩。[98]

在達賴喇嘛是應當接受《十七條協議》並返回拉薩，還是應當拒絕協議而繼續流亡的問題上，他周圍的藏族上層人士發生了分歧。經過了冗長而激烈的辯論之後，亞東國民大會向噶廈建議，達賴喇嘛應當返回拉薩。噶廈在7月10日（或11日）批准了這一提議。[99]7月14日,張經武抵達亞東。兩天后，他向達賴喇嘛遞交了毛澤東署名的一封信，信中讚揚了達賴喇嘛派代表到北京與中央政府舉行談判的舉措，並要求達賴喇嘛與西藏地方政府“認真地實行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定，盡力協助人民解放軍和平開進西藏地區”。[100]當張經武問達賴喇嘛什麼時候返回拉薩時，達賴的回答是，“快了。”[101]

8月21日，達賴喇嘛離開亞東前往拉薩，張經武亦於兩天后離開亞東。8月18日，中共領導人電告張經武，指示他應在拉薩設法接近上層人士。後來，張經武廣泛地會見了“貴族官員宗教上層人士，宣傳協議精神，解釋中央的方針政策”。[102]

然而，噶廈官員中仍然存在著對於接受協議的抗拒情緒，這在兩位噶倫（主持噶廈的官員）魯康娃和洛桑紮西的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這種情況下，阿沛要求在拉薩舉行官員代表會議，以便讓他和簽訂《十七條協議》的其他代表就協定內容進行解釋。在達賴喇嘛的支持下，噶廈同意了這一要求。[103]

會議於9月28日舉行。阿沛說明，他作為談判代表，在北京只接受了一張毛澤東像和一箱紅茶。他還強調，自己始終根據拉薩方面的指令行事。他還特別解釋道，《十七條協議》並沒有損害達賴喇嘛的地位與職權，也沒有威脅到西藏的政治與宗教制度。他在要求大會批准《十七條協議》時表示，如果大會發現協定是錯誤的，他願意“以身家性命和財產保證”，接受任何懲罰。經激烈辯論後，大會決定建議達賴喇嘛批准協議。[104]

1951年5月23日，原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和桑頗・登增頓珠與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李維漢、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在北京簽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簡稱“十七條協議”）。朱德副主席、李濟深副主席、陳毅副總理出席簽字儀式

1951年10月24日，達賴喇嘛致電北京，正式表示，他贊同《十七條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105]

兩天后，即10月26日，毛澤東複電達賴喇嘛：“你於1951年10月24日的來電，已經收到了。我感謝你對實行和平解放西藏協定的努力，並致衷心的祝賀。”[106]

就在毛澤東與達賴喇嘛電報往來之際，班禪喇嘛也發表公開聲明，擁護《十七點協議》，歡呼“西藏回到祖國”。[107]來自西藏的兩位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的贊同，為《十七條協議》提供了巨大的合法性。西藏正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十七條協定》的簽訂揭開了中國以及西藏歷史上新的一頁。從表面上來看，協議似乎確立了一系列雙方均同意的原則，並對西藏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作出了明確規定。一方面，藏人接受了北京對於西藏的主權聲明，這使得他們進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祖國“大家庭”。另一方面，北京將在西藏執行不同於其在包括新疆在內的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一定時期內，中共將不在西藏實行它決心要推動的社會與政治變革；在這一時期，中共將尊重西藏現存的政治、社會及宗教制度，並與之共存。

但實際上，雙方在《十七條協議》中所作出的承諾是不能等量齊觀的。藏人接受西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承諾是永久性的和不可逆轉的；而中共關於尊重西藏現存政治、社會與宗教制度並與之共存的承諾，卻是有條件及帶有臨時性質的。通過使用“解放”來描述並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西藏的主權實施，中共已經清楚地表明，它的政治與社會革命計劃已經將它放置到了一種道義上的優越地位，使它獲得了摧毀“舊”西藏並建立“新”西藏的歷史性授權。所有這一切，又在另一個層面構成了中共以創造“新中國”為目標的國家建設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事實上，我們在西藏獲得“解放”的故事的背後，可以發現中共有一種歷史和未來在自己這一邊的深刻自信。支持這一自信的有著意識形態與文化兩方面的因素。作為共產黨人，毛澤東與他的同志們堅信，只有通過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治和社會革命才能摧毀西藏的壓迫與封建社會，並代之以一個新社會。[108]但在這一信念的背後，又深藏著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儘管毛澤東與他的同志們承認尋求“民族平等”、避免“大漢族主義”的重要性，但當他們將自己當成是西藏的“解放者”時，以及當他們談論到改造西藏“落後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體制的必要性時，他們已經將自己——作為中國的共產黨人——放在了一個比之藏人在文化上更為優越的地位上了。

西藏地方政府為尋求獨立所作的努力最終失敗了。這是由諸多因素造成的。軍事方面，藏軍不僅弱小，也缺乏足夠的準備，因而完全無法同解放軍的精兵強將相匹敵。在外交領域，拉薩方面曾經一再嘗試，但卻始終未能獲得實質性的國際支持。然而，從一個更為深入的層面來看，正是藏人本身的分裂為中共進佔西藏打開了大門。正如本文的研究所揭示的，發生於1949—1951年間的這段故事，不僅是一段關於抵抗的故事，也是一段涉及合作的故事。很多像阿沛・阿旺晉美這樣的藏人之所以選擇與中共合作，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被中共的軍事力量所壓倒，更是因為他們為中共的道義優勢所折服。所有這一切，又轉而為中國共產黨人關於中共接管西藏並不是征服、而是解放的聲明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

1949—1951年間，中共在處理西藏問題的過程中獲得了軍事、政治和外交上的高度成功。西藏“解放”的實現，標誌著新政權完成了對於中國大陸的統一。然而，從歷史的長遠眼光來看，1949—1951年間中共對於西藏的勝利接管，也在民族、宗教與文化的層面對毛澤東和中共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戰。正如以後的歷史發展所表明的那樣，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還遠遠沒有為應對這些挑戰做好準備。隨著西藏的加入，“新中國”對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來說也成為一個更複雜、也更具有多樣性的國家。中共的政治戰略與軍事實力使它得以於1949—1951年實現西藏的“解放”，但並沒有一勞永逸地帶來“西藏問題”的最後解決。在西藏獲得“解放”半個多世紀之後，中國共產黨國家依然面對著如何對西藏在中國的地位作出界定、以及如何對“中國”作出界定這兩項互有關聯的基本挑戰。

1955年2月24日，毛澤東主席（左三）、劉少奇副主席（左五）、周恩來總理（左一）與十四世達賴喇嘛（左四）、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左二）在北京共度藏曆新年

姚昱初譯，陳之宏重譯，陳兼修改校訂

注釋

[注1]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卷，第111頁；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31—32、123—124頁。

[注2]《中共中央檔選集》，第1卷，第62—63頁。

[注3]《民族問題文獻彙編》，第177—180、185—186頁。

[注4]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150—152頁。

[注5]金沖及等：《朱德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72—373頁。

[注6]《民族問題文獻彙編》，第288頁。

[注7]《民族問題文獻彙編》，第495頁；《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473—481頁。本文英文原文中沒有包括對“波巴共和國”的討論。這一段是在對中文譯文的修訂中根據楊奎松的建議加入的。在此，謹對楊奎松表示感謝。

[注8]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1968),444.

[注9]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第342—343頁。

[注10]《民族問題文獻彙編》，第1,265—1,267頁。

[注11]《民族問題文獻彙編》，第1,348頁。

[注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24頁。

[注13]師哲前揭書，第339—340頁。

[注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卷，第2頁。

[注15]Melvyn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613—614.

[注16]新華社：《決不允許外國侵略者吞併中國的領土——西藏》，載《人民日報》，1949年9月3日，第1版。

[注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頁。

[注18]《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4—5頁。

[注19]第一野戰軍戰史編審委員會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戰史文獻選編》，第2卷，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版，第699—700頁；又參見《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7—8頁。

[注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1卷，第208—209頁。

[注21]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西藏軍區黨史資料徵集領導小組編：《和平解放西藏》，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頁。

[注2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卷，第226—227頁。

[注23]《和平解放西藏》，第59—60頁。

[注2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卷，第208頁。

[注2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卷，第226頁。

[注26]《和平解放西藏》，第60頁。

[注27]吉柚權：《白雪：解放西藏紀實》，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3年，第32—33頁。

[注28]《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38—39頁。

[注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卷，第281—282頁。

[注30]《和平解放西藏》，第51頁。

[注31]《和平解放西藏》，第56頁。

[注32]《和平解放西藏》，第69頁。

[注33]《和平解放西藏》，第69頁。

[注3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卷，第152頁。

[注35]《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卷，第2頁；《和平解放西藏》，第59—60頁。

[注36]《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9—10頁；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頁。

[注37]十世班禪喇嘛的產生得到了國民黨政府的支持與認可，但並未得到達賴喇嘛的認可。

[注38]《和平解放西藏》，第252頁。

[注39]《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3頁。

[注40]《人民日報》，1950年1月21日。

[注41]《和平解放西藏》，第67頁。

[注42]《和平解放西藏》，第68頁。

[注43]《和平解放西藏》，第68頁。

[注44]Goldstein,623—624.

[注45]Ibid.,626.

[注46]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1950 (Washington, D.C.:GPO,)1976,Vol.6,275—276.

[注47]Zh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4),49—50.

[注48]《人民日報》，1950年1月21日，第1版。

[注49]Tsepon W.D.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300.)

[注50]《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9頁；《和平解放西藏》，第20—21頁。

[注51]《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10頁。

[注52]《和平解放西藏》，第75—76頁。

[注53]《和平解放西藏》，第77—78頁；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西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136頁。

[注54]《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16頁。

[注55]《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20—21頁；《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12頁。

[注56]Goldstein,738—739.

[注57]吉柚權前揭書，第121—122頁。

[注58]《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13頁。

[注59]Goldstein,685—686.

[注60]Ibid.,645.

[注61]《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15頁。

[注62]《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19頁；《和平解放西藏》，第20—21頁。

[注63]Shakabpa,299.

[注6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卷，第61、65頁。

[注65]西藏自治區黨史辦公室編：《周恩來與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第6—7頁。

[注66]《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9—10頁。

[注67]吉柚權前揭書，第143—144頁。

[注6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卷，第475—477頁。

[注69]《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15頁。

[注70]《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16頁。

[注71]《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16—17頁。

[注72]《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17頁。

[注73]Goldstein,Chapter 18;又參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1卷，第212—215頁。

[注74]Goldstein,687.

[注7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卷，第549頁。

[注76]《當代中國的西藏》，第156頁；《鄧小平軍事文集》，第2卷，第309頁。

[注77]《當代中國的西藏》，第149—150頁。

[注78]Goldstein,699—702.

[注79]Ibid.,707—708.

[注80]Zhai Qiang,58—62.

[注81]Indian note, October 26,1950, Margaret Carlyle, ed.,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49—1950(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550—551.

[注82]Indian note, October 31,1950, in Ibid.,552—554.

[注8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卷，第549頁。

[注84]《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33頁。

[注85]《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34—35頁。

[注86]《和平解放西藏》，第176—178頁；也見Carlyle,554—556。

[注87]B.N.Mullik, My Years with Nehru: The Chinese Betrayal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1971),80.

[注88]《和平解放西藏》，第213—214頁；又參見Goldstein,742—743.

[注89]《和平解放西藏》，第119頁；《周恩來與西藏》，第11—12頁。

[注90]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62.

[注91]Ibid.,64.

[注92]《當代中國的西藏》，第164頁；Shakya,69.

[注93]關於《十七條協定》的文本，見Shakya,449—452。

[注94]這與Goldstein的論述不一樣，後者認為第一個秘密協定內容有八條。Goldstein,770.

[注95]《和平解放西藏》，第129—130頁。

[注96]《和平解放西藏》，第130頁。

[注97]《當代中國的西藏》，第188—189頁。

[注98]牙含章：《護送班禪額爾德尼返回西藏的回憶》，張羽新主編《和平解放西藏五十周年紀念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第332—333頁。

[注99]Goldstein,757—758;《和平解放西藏》，第218—219頁。

[注100]《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第30—31頁。

[注101]Shakya,85.

[注102]《和平解放西藏》第269頁。

[注103]《和平解放西藏》第219頁。

[注104]《和平解放西藏》第219頁；《和平解放西藏五十周年紀念文集》，第320頁。

[注105]《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56頁。

[注106]《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56頁。

[注107]《和平解放西藏》，第207頁。

[注108]《周恩來年譜（1949—1976）》，第1卷，第36頁。

第七章

老大哥在盯著：1945—1955年中蘇地方關係與新大連的建設

何凱思（Christian A.Hess）

1955年整個春天，位於中國東北遼東半島頂端的大連成了大規模慶祝中蘇友誼群眾活動的中心。在大連最大的公共空間史達林廣場上，人們舉行各種盛大集會來慶祝當地的中蘇友好關係，並感謝蘇聯軍隊解放和保護了大連。那種滿臉笑容的蘇聯士兵的圖片也多次出現在《大連日報》頭版顯著位置。這些圖片將蘇聯士兵描繪成了超級明星而非普通士兵：他們或者是被興奮的人群高高拋起，或者在為激動的中國青年學生們簽名。[1]為了紀念當年因幫助解放東北而犧牲的蘇聯烈士，在1955年的短短一個月內就有三座紀念雕塑揭幕落成，其中一座是一個蘇聯士兵的大型青銅雕像，塑像坐落在大理石基底上。[2]這個青銅鑄造的士兵手裡緊握著一枝機關槍，遠眺著大連市政府辦公大樓，時刻保持著警惕。

大連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雕像

考慮到許多學者都認為1950年代中期正是中蘇關係的高峰時期，上述那些景象看起來也許並不出奇。但是蘇聯人在大連的角色絕非如此平常和簡單。1945年8月22日，蘇聯空軍與坦克師首次開入大連並逼近旅順，從而結束了日本對這一地區長達四十年的殖民統治。不過這座城市的解放者並未打算要很快離開。事實上，遲至1955年5月，在蘇聯人解放大連十年之後，最後一批蘇聯部隊和軍官才撤離大連。1955年大連舉行的各種盛大慶祝其實是歡送會，標誌著從19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史上一個十分獨特的章節最終落幕。

十年前，蘇聯軍隊因在大連掠奪工廠、強姦中國婦女、欺辱當地居民而在當地人心目中形象極差，相較而言1955年關於中蘇友好的各種公開描述十分令人驚訝。當時，大連當地居民中的常見說法甚至將蘇聯人的到來與日本人的行為相提並論：“走了小鼻子（日本人），來了大鼻子（蘇聯人）。”[3]在1940年代末蘇聯人對大連地區—即此前以“關東州租界地”而為人熟知的日本殖民地—進行軍事統治的高峰期，駐紮在當地的蘇聯部隊高達三十萬人。[4]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達成的《雅爾達協定》，以及隨後國民黨政府和蘇聯於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授予蘇聯在旅順港建設與維持一個海軍基地的三十年租用權。這片基地從旅順向北，一直延伸到石河鎮。同時大連港口設施的一半也被租借給蘇聯，儘管大連這座城市名義上是由一個“民事的”中國政府進行管理的。更重要的是，《雅爾達協定》雖然許諾保持大連國際港口的地位，但這必須要在簽訂了對日和約之後才能施行。[5]

蘇聯在二戰後獲得的這一戰利品，有可能成為當時正在醞釀中的中國內戰與全球冷戰的一個引爆點。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都想要由自己來建立並控制大連的民事政府。作為當時獲得國際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國民黨政府於1945年8月14日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于當年9月和10月先後派代表抵達大連。[6]美國希望大連港依據1945年2月11日《雅爾達協定》對國際船隻開放，所以曾在1946年嘗試派出海軍官員登陸大連。[7]而中共也期望可以獲得蘇聯的支持，因此連忙從延安、山東與東北派出大批幹部進入大連以建立自己在該地區的統治機構。

新近出版的內部檔和幹部回憶，揭示了蘇聯駐大連的軍事當局與中共派往大連工作的幹部在城市管理、恢復工業、群眾動員、貿易往來等一系列問題上遭遇的困難與兩方之間的衝突。這些新近出現的可得的資料—許多是來自被派往大連工作的中共幹部們的一手資料—說明，對於初抵大連，以重建當地社會秩序和恢復經濟發展為工作重心的中共幹部來說，他們並不總是明瞭和認可蘇聯人帶來的軍事穩定與專業知識的“好處”。一些被派往大連的中共幹部甚至認為，蘇聯駐大連軍事當局的活動是帝國主義的表現。在中共1945年之後面臨的一系列關鍵問題中，至關緊要的有這樣兩個問題：如何管理城市及其資源；以及在這樣做時，如何與蘇聯人合作。

被派往大連的中共幹部來自全中國各個農村根據地。在他們看來，大連及周邊農村地區必定是播撒革命種子的肥沃土壤：這些地區被日本人統治了四十年，充斥著被壓迫的工人、叛國投敵的地主和與日本侵略者狼狽為奸的商人。然而駐大連的蘇聯軍事領導人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計劃。大連的造船設施、化學工業、鹽場和免稅港口都能幫助滿足二戰後蘇聯的一些緊迫需求。按照《雅爾達協定》等國際協定的要求，該地區應建立一個由中國人組成的、非軍事的民事政府。蘇聯人最不願看到的就是由中共發起組織的各種群眾性政治集會、鬥爭大會與充滿暴力色彩的階級鬥爭。對莫斯科的領導人來說，中共的這些活動會成為國民黨及其後臺美國篡奪蘇聯戰後戰利品的藉口。依據基於《雅爾達協定》建立的複雜政治環境來行事，蘇聯當局是不允許中共在大連地區進行公開活動的。直到1949年4月，中共在大連當地的管理機構才能公開露面和活動。[8]

中蘇關係是1945年之後的大連歷史中的一個關鍵層面。許多已有的研究主要探討關於中蘇關係的起源和衰落這種高端政治（high politics）問題。[9]本章考察的則是1945到1955年間大連及其周邊地區的中蘇關係。我們將主要關注這一關係中中國這一方，並完全以中文資料為基礎。而和中蘇關係這種政治敏感題材有關的回憶錄與官方史書，必須謹慎使用。從1950年代末到整個1960年代，中蘇關係轉向對立。對於中共幹部來說，與蘇聯人關係密切在此時是一種政治麻煩。這樣一來，儘管有許多回憶錄承認蘇聯人在大連的存在的確帶來了一些好處，但都傾向于強調中蘇之間的摩擦與敵對。然而，如果將這些材料與官方檔案放在一起閱讀，就為我們瞭解在大連的中共幹部與蘇聯當局之間的矛盾特性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細節，並為我們描繪了一幅與公開描述的中蘇團結友好截然不同的畫面。當然，利用前蘇聯的檔案來做進一步研究以便更充分地瞭解蘇聯方面的情況，也是必要的。[10]

一、旅大事件與大連被占領時期的中蘇政治關係：1945—1950年

1945年底，上百名中共幹部從農村解放區湧入大連。此時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管理大連這個曾經被日本殖民的城市？就此而言，這些中共幹部們的設想與蘇聯人的看法之間可能會有怎樣的衝突？對於中共來說，大連是一塊蘊藏著巨大機會的肥沃處女地；但同時這裡的環境也極易產生衝突。擺在中共與蘇聯面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將會考驗兩者之間的初期關係。“旅大事件”及其後續影響—大連的幾位中共高級幹部被蘇聯軍事當局勒令下臺—為我們觀察當代中國史上一段尚未得到充分探究時期的地方層次的中蘇政治關係，提供了一扇重要的視窗。

（一）危機的累積：街道層面上的衝突與對中共行動的限制

1945年中共幹部剛一到達大連，蘇聯佔領軍對中國平民的暴行—特別是淩辱中國婦女—就為中蘇關係的發展帶來了各種困擾。其時蘇聯當局曾派七位東北抗日聯軍幹部前往大連組建當地的警備部隊。劉玉泉是其中之一。這些抗聯幹部曾在蘇聯呆過一段時間，他們身穿蘇聯軍服，是到達大連的第一批中共幹部。不少人是和蘇聯部隊一起來到此地的。[11]有一天，劉玉泉發現兩名蘇聯空軍軍官正在強姦一位中國婦女。劉在事發現場十分憤怒，拒絕讓這兩名蘇聯軍官離開。在激烈爭吵中，一名蘇聯軍官從槍套中拔出手槍並將子彈上了膛。劉玉泉見狀向這名軍官開了火，打死了他。這名被打死的蘇聯軍官是受過嘉獎的戰鬥英雄，因此該事件引起了蘇聯當局的全面調查。因為劉玉泉是進行自衛，而這名蘇聯軍官又確實強姦了那名婦女，所以劉最後被釋放，但卻被迫離開大連。董崇斌也是東北抗日聯軍的一名軍官。同樣，他也回憶到自己曾用武力制止一名蘇聯士兵強姦一位中國婦女。董繳了這個蘇聯士兵的槍，並把他押到當地警察局去。[12]

建立某種政治秩序以管治大連居民是一項複雜的任務，其中潛藏著許多問題，儘管不像上述事件表現得那麼激烈，但依然給中蘇關係製造了困擾。按照《雅爾達協定》的要求，蘇聯任命了一位平民擔任大連市長。但這位名叫遲子祥的市長原本是日據殖民地時期的一個富裕商人；在日本投降後的幾個月裡，他與本地最富有的中國企業家張本政一起維持著大連的日常管理。[13]遲子祥這個市長雖然有名無實，但他在各種官方活動中的出現還是令中共一直惱火不已。韓光曾於1945年10月到1948年7月期間擔任中共大連地委書記。據他回憶，他曾多次要求蘇聯當局將遲子祥撤掉，但都遭到蘇聯人的斷然拒絕。[14]在與駐大連的蘇軍司令克茲洛夫（Kozlov）會面時，韓光曾詢問可否任命一名共產黨員來做市長，但卻得到了一個直截了當的答覆：“莫斯科已經做出了自己的決定。”[15]1947年4月蘇聯人建立了一個民事政府來管理整個大連地區，遲子祥再次被推選為大連市名義上的首腦。

到1946年中期，蘇聯部隊的胡作非為與不受中共歡迎的蘇聯政治任命這兩個問題的重要性開始減退。隨之出現的是一個新問題，其後果對本地的中共組織更具破壞性。此時越來越多的中共幹部從山東與華北地區來到大連，他們開始利用抗日戰爭期間在農村根據地所掌握的策略在大連發動工作。這樣，大連城鄉地區的商人、地主、工頭，以及此前日據殖民地時期與日本合作的警察都可能成為中共“清算”運動打擊的對象。

中共這些幹部剛開始行動沒有多久，就遭到了蘇聯當局的限制，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遭到了粗暴的制止。1946—1947年這一階段實際上也可以說是中蘇雙方發生政治爭執與衝突的時期——在大連的中共幹部與蘇聯軍事領導人經常因為各自不同的行動風格而彼此衝突碰撞。由於中共的城市政策還不成熟，中共幹部發現自己不僅要先想方設法拿出一套城市治理的行動方案，還不得不每天都要與試圖限制自己行動的蘇聯軍事當局打交道。到最後，對加強中蘇關係的強調成為中共政治工作領域中的一個壓倒性主題。儘管如此，蘇聯當局在大連的實際影響力仍然有待於進一步的驗證。因為對於許多被派到大連的中共幹部來說，蘇聯在城市管理方面的指導作用和榜樣力量所具有的吸引力，並不如他們自己所熟悉的策略和所面臨的需要更重要。即使是在大連周邊的農村地區，中共的許多發動群眾、爭取支持的慣用策略也遭到了蘇聯軍事當局的攻擊。

蘇聯人起初並未就中共在農村地區的活動發佈專門指令。但是隨著1946年2月與3月中共幹部開始著手進行“清算”運動與土地改革，這一局勢發生了變化。[16]蘇聯當局在瞭解到在大連北部的金縣進行的一次群眾集會後，要求中共立刻停止這種活動。他們認為這會讓剛剛恢復的社會秩序重新變得混亂與不穩定。但中共幹部卻認為蘇聯人不瞭解他們的意圖與策略。[17]雙方之間的誤解對大連周圍農村地區開展的土地改革活動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影響。為批鬥一個地主，中共幹部在大連西南部的某村莊組織了一次群眾集會。而蘇聯駐大連當局卻得到消息說，這次集會實際上是要掩護一群武裝匪徒準備進行瘋狂搶劫，為此蘇聯軍隊趕往該地並向當時在場的規模不小的人群開槍。主持這次會議的中共幹部被逮捕，直到中共旅順市委書記王其人要求蘇聯當局對該事件進行調查時這些幹部才被釋放。王其人是1945年11月從山東派到旅順的中共幹部，他反對蘇聯干涉中共的群眾動員活動。王公開對抗蘇聯官員，說道：“蔣介石沒有給人民集會的自由，現在你們蘇聯人也不允許群眾集會！”[18]

蘇、美、英首腦在雅爾達會議上

金縣逐漸成為中蘇之間圍繞著土地改革展開的各種衝突的溫床。1947年，許多重要的問題都在梅家村爆發。該村的中共幹部公開蔑視蘇聯的命令，“秘密”進行了土地改革。蘇聯當局很快發現了此事並立即傳召中共金縣黨委書記陳少景，並告訴陳說要逮捕捲入此事的中共幹部。據說該地區的蘇軍指揮官甚至告訴被捲入這次土改的地主不要擔心，因為土改很快就會停止。[19]中共的一份工作報告也提到了金縣的問題，其中講了這樣一件事：蘇聯當局發現一個未提到名字的村莊進行了土改活動，居然命令中共幹部們將一個地主被沒收的土地發還回去！[20]中共幹部的工作越受阻，他們就越對蘇聯人反對他們所有的農村工作並干涉中國內政的態度抱怨重重。[21]王立志被從山東派到金縣擔任某地區的領導，像他這樣的幹部是如此失望，以至於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尋找各種藉口離開。譬如王立志就藉口說他不得不回家照顧家人。後來他得償所願，回到了原來的根據地工作。[22]

在大連市區召開群眾會議批判賣國賊和工頭，這樣的活動也同樣不被蘇聯人所允許。蘇聯軍隊曾驅散了一個由中共幹部領導的群眾集會，該集會的目的是要控訴幾個被指控謀害了中國人的日本人。由於擔心會出現大規模的反抗和騷亂，蘇聯軍官甚至派出坦克來驅散人群。[23]工會領袖柳運光是1945年11月被從山東派往大連工作的，他在回憶錄中談到這種公眾活動對於中共合法性的重要性：“我們要鎮壓漢奸，反革命，鬥地主惡霸。特別是‘紅房子’那個地方，百姓自己起來鬥漢奸，狗腿子。對這樣的事怎麼辦?我們不能阻止，得支援群眾，要不我們怎麼贏得群眾？蘇軍駐連司令部不允許這樣搞。發動群眾搞土改蘇軍更不同意。他們不相信我們的道理。總而言之，莫斯科沒有這個政策，你就別動，動了就要糾正。”[24]韓光被迫向蘇聯壓力屈服，要求到1946年底結束這類活動。

在1946年一整年與1947年初，中共在城市地區最為成功的活動是那些旨在減輕城市貧民最緊迫負擔的活動。如果這些活動並不涉及公開鬥爭或是強行奪取土地和財產，蘇聯當局是願意通融和提供一些幫助的。其中有一項運動是在全市範圍內，將居住在郊區貧民窟的貧民家庭遷入之前由在大連的日本人所佔據的公寓和房屋裡。[25]

這些措施確保了暫時的社會穩定，但是大連的中共幹部卻面臨著更大的挑戰：如何管理與塑造一個更加長治久安的城市社會？如何讓工廠重新開工並同時配備好相應的城市勞動力？此外，中共幹部還必須注意他們所採取的方式不能與蘇聯軍事當局發生衝突。因為後者在大連的活動自有其安排，更不要說蘇聯當局本身就在經營城市和管理大工業勞動力方面有著更多的經驗。這些獨特的政治條件使得大連的中共幹部們很早就開始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何種程度上與多大範圍內，中共幹部應當聽從蘇聯的意見？一些中共幹部發現他們受到了太大的限制；還有一些幹部既不信任蘇聯官員，也不尊重蘇聯在大連的政策。這些問題在1947年達到了頂點——幾位大連的中共高層幹部開始公開地、肆無忌憚地反對蘇聯的控制，並拒絕遵守蘇聯的政策。

（二）痛苦的加劇：當地中共幹部的反抗

中共幹部到達大連後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改換行頭。這並沒有絲毫的誇張，因為根據蘇聯當局的要求，服務於關東行政公署——1947年4月由蘇聯人在大連建立的民事政府——的官員們必須講究衣著。大連的中共幹部們被要求穿西服、打領帶、穿皮鞋，而不是像在中共其他根據地那樣穿軍隊制服或普通衣服。韓光回憶到：“[我們]叫這種政策是‘西瓜政策’，外面綠、裡面紅。”[26]一些中共高層幹部十分不願意適應這種情況。中共大連黨委副書記劉順元就十分鄙視這一規定。他在山東出生和長大，一直是一個農民，對穿西裝、打領帶一直感到十分彆扭。他甚至還因為衣著打扮問題遭到蘇聯官員的攻擊。據稱一個蘇聯官員曾這樣對韓光說：“你們劉順元是不是沒錢理髮？告訴他到這裡（蘇軍司令部）來，我們可以借給他。”[27]

在大連的諸多政策與規定中，有不少是令中共幹部感到難以適應的，而適當著裝只是其中之一。整個1940年代末期，大連中共幹部的構成可謂深具多樣性：既有來自革命根據地的幹部，也有經驗豐富的當地地下工作者，還有像中共大連領導人韓光這樣曾經在蘇聯學習過並熟練掌握俄語的人。他們都是肩負著不同的任務來到大連的。一些人是從鄰近的山東省來購買布匹、醫藥甚至是中共打內戰所需的軍火的。這些人與當地政治並沒有長久的利害關係，他們得到各自所需後就離開了。還有一些人被派到大連來建立各種商貿公司和小型製造業，借此為各自的根據地募集資金。[28]唐韻超1945年之後負責大連地區的工會工作，像他這類幹部就出生在大連地區並一直作為中共地下党在大連工作多年。而像劉順元這樣的中共幹部則是從山東遷來為當地政府服務的。由於這種多樣性，要制定出一套單一的城市管理方案就變得十分困難。此外，這種多樣性也使得中共幹部從各自的背景與經驗出發，從多個角度來看待蘇聯當局。

隨著1947年中共的使命從控制農村地區轉變成將更大的城市中心也囊括進來——這一點在東北地區尤其如此——大連的中共領導人由於上述多樣性而引起的各種差別在這一關鍵時期就開始顯現出來。城市要領導農村——這一趨勢在毛澤東1949年的公開表態中達到了頂點——而管理大連的中共幹部們當時正好身處這一潮流的最前線。[29]中共的政治使命正在發生轉變。在1947—1948年這一時期，許多負責城市工作的幹部因為繼續試圖將農村根據地的政策搬用到城市而遭到了批判。但是在大連，我們還必須考慮到中共幹部與蘇聯當局之間的各種衝突也是這幅政治畫面的一部分。在大連，隨著蘇聯官員的辦事風格被廣泛推行，當地的中共負責幹部與蘇聯駐大連當局之間出現了嚴重分歧。這一衝突導致1947年末出現了由蘇聯人主導的當地領導層的巨大震盪，由此凸顯了在大連地方政治中，蘇聯權力的大小以及中蘇關係所具有的核心位置。

為了更好地理解在大連的中共領導人與蘇聯當局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這裡有必要先簡單介紹一下捲入1947年“旅大事件”的兩個主要中共幹部的背景與活動。抗日戰爭末期在大連附近的金州從事地下工作的唐韻超於1945年來到大連。唐是出生在金州的當地人，整個1920年代他都在大連從事勞工運動並因此三次入獄。[30]唐肩負著將工人組織起來並建立一個大型群眾工會組織的任務，1945年8月他從事的主要活動是建立各種護廠隊以保護工廠、防止工業設備被偷或被破壞。到1945年9月初，唐的工會已經擁有來自52個各種小工廠的兩百名成員。在之後的幾個月內，這一數字持續呈現幾何級數的增長。[31]唐韻超在關照工人和採取激烈對抗策略方面聲名卓著，這既為他贏得了追隨者的尊敬，也使他遭到了被打擊對象的憎恨，其中就包括像張本政這樣日據時期的富有商人，因為唐曾要求張向他的工會定期提供捐助。[32]

但是對唐韻超的前途影響最大的是他對待蘇聯佔領軍的態度。隨著1946年末、1947年恢復生產措施的加強，唐韻超與蘇聯當局的衝突升級。這一點在蘇聯控制的工廠中表現得特別明顯。[33]唐韻超對蘇聯指導的不信任與最終抵抗源於這樣幾個事件。第一件事曾讓唐大丟臉面。大連機車廠是一個曾由日本人經營、現在被蘇聯人控制的工廠，蘇聯的工廠領導人告訴中國工人他們正在維護倉庫裡的設備與新制服。唐韻超經過談判與蘇聯人議定了價格來購買這些物品，他打算付款後將這些物品分發給他的工人們。結果他發現他通過談判購買到的只是成堆的破布和舊制服。當唐韻超要求蘇聯人歸還他的錢款時卻遭到了拒絕。[34]唐韻超被欺騙了，而且他領導的工人們都知道了這件事。

中蘇雙方在工資問題上也暗藏著矛盾。1946年與1947年大連的工廠經常用糧食支付工人們的工資。唐韻超曾答應在蘇聯控制的工廠裡工作的工人們，會讓他們的工資和中資工廠的工資相匹配（中資工廠的工資較高，這是中共為爭取工人階級的支持而採取的政策的一部分）。但是他發現，由蘇聯控制的企業發給工人的工資要比中資企業少五到十公斤的糧食。根據蘇聯當局的說法，唐韻超在他的工會刊物上報導了此事，甚至允許他的工人稱蘇聯為“帝國主義國家”。1947年春在歡迎一位蘇聯遠東軍區將軍的招待會上，唐韻超公開對這些問題表示了不滿。對於蘇聯人來說，唐的行為越界了。在一份控告唐韻超的簡要報告中，蘇聯當局強調了以下事情：唐的工會往往不理睬蘇聯當局的各種聲明，而且從不在他們的出版物上刊載讚揚蘇聯解放東北的文章。因為唐韻超在工人當中深受歡迎，工人們“讚揚他幫助工人和解放工人”的義舉，但卻從不提及蘇聯的援助。[35]蘇聯人還指出，由於非常關心工人們的短期福利待遇，唐韻超在處理其工會與蘇聯人的關係時並不積極樂觀。唐在回憶錄中提到，高崗宣佈他犯了“反蘇”罪行——這是已有資料中極少數有關中共東北局書記高崗的文獻之一。至此唐韻超在大連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

劉順元是中共在大連的高層幹部之一，既是中共大連市委副書記，也是1947年4月蘇聯人作為幌子而建立的“民事”政府“關東行政公署”的副主席。[36]他也是當時最敢於公開批評蘇聯的人之一。正是因為劉在幾個關鍵政策上與蘇聯人發生爭執，才觸發了在大連的中共領導層的大清洗。事實上甚至早在抗議那幾項具體政策之前，劉順元就已經對蘇聯人的行為方式持有異議了。在回憶錄中，劉描述了他所見的蘇聯聯絡官在中共各個組織中的壓迫行為。他抱怨道：“當時大小部門都有一個蘇軍代表，大小事情都要他們同意才能辦。一切都是命令式的，他們讓幹什麼，不能也不准有不同意見，否則就挨訓斥。”對劉順元來說，最讓人不舒服的是蘇聯人還出現在中共的各種會議中，甚至還出席批判中共幹部的會議。“我們黨委開個會蘇軍都派人參加。我們開會爭論得那樣激烈，他們都看到了，也聽到了。這種做法我就看不慣。”[37]

劉順元與蘇聯人之間的第一次嚴重衝突，起因於他對1947年蘇聯當局貨幣改革的公開批評與不信任。1945年8月蘇聯軍隊到達東北後就一直發放自己的軍票。中共擔心國民黨人也許會把從東北其他地區搜集來的蘇聯軍票大批投放到大連市場，這將會對價格產生嚴重影響，甚至引起更加嚴重的經濟混亂。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蘇聯當局啟動了一個計劃來回籠流通的軍票。居民可以按照十比一的比例用他們手裡的舊軍票來兌換新軍票。但每人最多只能兌換300元（舊軍票）。[38]直到這一計劃已準備就緒就要實施，劉順元與中共其他高層幹部才或多或少地知道了這件事，他們在兌換率問題上也沒有什麼發言權。由於擔心這一兌換可能會影響當地居民的生活水準，劉順元強烈反對這一政策。他甚至命令下屬不要理會這一政策。為了緩和局面，蘇聯當局向劉順元及其他持懷疑意見的人解釋說，他們已經就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結果只會損害富人而非普通工人。[39]但劉順元從根本上就不信任蘇聯人或是他們的政策。

日本侵華時的老軍票

隨著劉順元公開指責蘇聯人並無視他在蘇聯人設立的“關東行政公署”中承擔的職務，他的反抗已經達到了引發危機的地步。劉指責“關東行政公署”中有資產階級大商人，因此拒絕參加該政府的任何重要活動。當旅順的蘇聯民政局局長命令劉順元作為“關東行政公署”副主席參加在金州舉行的一個慶祝蘇軍解放東北的會議時，劉索性就沒有露面。[40]後來劉順元還引人注目地缺席了一次高調慶祝大連解放的會議。

劉順元拒絕簽署一份建立中蘇合資企業的協議是將蘇聯當局惹惱的最後一根稻草。劉自己是這樣回憶這些中蘇合營公司的：“蘇聯怕國民黨政府來接管大連，更把大連的主要企業和資源，統統改為‘中蘇合營’，實際上我們掛個名，還是由他們控制經營。”當蘇聯人讓他到旅順去簽這項協議時，劉順元斷然拒絕。劉回憶說，雖被告知必須要在當天簽署，但他一直等到後半夜才最終獲准同意看到這份協議。劉順元拒絕簽署，他說自己和其他中共幹部必須先要充分地討論這份協議才行。令劉更加生氣的是，當時急切想要簽署這份檔的遲子祥，這位以前日據時期的實業家、此時關東行政公署名義上的主席，居然也在場。[41]

由於像劉順元和唐韻超這樣的中共高級幹部公開反對蘇聯的政策，權威問題與在重建大連過程中中共角色的特性問題在1947年達到了頂點。到9月，蘇聯人已經受夠了。9月17日，在與前來視察這一地區工作的東北民主聯軍領導幹部杜平舉行的會談中，蘇聯軍事當局將他們的批評與不滿全部都發洩了出來。對於杜平和像韓光這樣的當地中共領導人來說，很明確的一點是必須要澄清中共在這一地區的目標以及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唐韻超與劉順元的行為不會再被容忍。蘇聯當局告訴杜平說：“當你的同志們要與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他們不應當那麼驕傲。如果你們聽我們的，就請相信我們，這樣這一地區的經濟問題就肯定會解決，我們也能對你們的計劃提供幫助。”在談到劉順元的問題時，杜平被告知：“劉不明白，這裡是蘇軍監督，他認為不要監督，認為這裡同解放區一樣，由中共來領導，不同意蘇軍政策。”蘇方還批評說：“劉認為，把資本家，地主的錢拿出來幫助前方。我們認為，經濟問題需有各界合作，如資本家、工人、老百姓。”蘇聯人指責劉順元和其他中共幹部在大連實行了其他解放區實行的策略與政策，並且無視蘇聯的權威。[42]

在杜平看來，必須採取某些行動，否則衝突將會繼續。作為對蘇聯人批評的回應，1947年10月韓光主持召開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以明確目前在當地的中蘇關係這一問題上“正確的路線”應當是怎麼樣的，並號召要徹底解決大連的中共幹部與蘇聯當局之間仍然拖而未決的衝突。這次會議通過了一項“以蘇為主”的政策以號召全面加強當地的中蘇關係，該政策成為當地政治圖景的核心特色。[43]像韓光這樣的高層幹部現在被夾在中間，對於他們來說，在持續不斷的中蘇衝突繼續損害著當地幹群關係這一背景下，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執行這一新的路線。

（三）收拾殘局：“以蘇為主”

當1947年末政治衝突與舉行的會議所帶來的烏雲散去之時，蘇聯人成功地要求中共調走了大連黨組五個高級幹部中的三個。大連的中共領導核心被徹底清洗。中共失去了唐韻超這位很受歡迎的、當地最大工會組織的領袖，也失去了黨委副書記劉順元。同時被趕走的還有負責警察事務的邊慎齋，以及其他幾位勞工組織者。[44]邊慎齋被趕走是因為他“偷偷增加生產而不通知蘇聯當局”。[45]這一事件反映了蘇聯在大連擁有多大的權力。很明顯，公開批評蘇聯的政策與蘇聯當局的權威，會給中共幹部帶來災難性的政治後果。

必須指出的是，1947年末這些會議召開時正值中共反左傾運動開展之時，在這次運動中，像劉順元、唐韻超這樣的幹部所堅信的許多東西都遭到了攻擊。[46]但是要趕走劉順元與唐韻超的最初導火索卻是因為他們拒絕承認蘇聯的權威。東北地區的中共高幹們都認為，這些幹部在批評蘇聯時越過了界。換句話說，中共與蘇聯當局的關係是當地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中共統治城市中心的新政治路線正在向右傾斜，趨向採用更加蘇聯式的政策與改革。對於大連的中共地方幹部來說，這意味著接受蘇聯權威。如果不考慮與蘇聯人的衝突，像劉順元與唐韻超這樣的幹部是否會被當作左傾分子而被趕走？根據向其他幹部解釋為何處分這些人的中共內部檔和會議記錄，劉唐二人犯的主要錯誤是他們對蘇聯當局的傲慢無禮。劉順元在回憶錄中提到他曾得到像劉少奇這樣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指示，向他說明他為什麼要理解新路線並與蘇聯人一起合作。儘管被趕出了大連，唐韻超與劉順元還繼續在其他地方擔任要職。[47]

韓光在1947年10月會議上提出的要點之一，就是“關東黨的主要任務，是配合控制這一根據地的蘇方並按他們的要求來進行工作”。另一要點是在“群眾中要大膽宣傳蘇聯，宣傳蘇聯政策”。[48]這次會議還指出，迫切需要在蘇聯當局與中共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特別是在政策執行方面。韓光很清楚，儘管中共高級幹部在拒絕認同蘇聯權威、認為大連與其他解放區沒有區別這兩個問題上犯了錯誤，但蘇聯軍事官員的態度也應受到譴責。韓光說：“對蘇軍某些人員的大國沙文主義表現和出現違紀事件，不一味容忍遷就，而以同志式的態度，提出認真嚴肅的批評。”[49]韓光總結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問題：“我們對於關東季節工及生活管理是無計劃。我們沒有一個堅定不移的發展經濟的計劃。”中共的任務現在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推行新的口號“發展生產、安定民生”，另一方面是在這樣做時要服從蘇聯人的要求。[50]但諷刺的是，從像韓光這樣的地方領導人的角度來看，要做到後一點往往會阻礙前一點的實現。

中共自己通過1948年的整風運動進一步鞏固了新路線。負責東北事務的中共高級幹部專程趕到大連來解決過去劉順元與唐韻超所犯的錯誤並實施未來的計劃。中共東北局負責組織工作的領導人張聞天為大連的高級幹部召集了一次會議。在開場白中，他這樣評論到：“地委責任同志在思想上有些毛病，如階級關係上、作風上都有毛病。好在有蘇聯幫助，路線上，基本政策上不出大亂子。蘇聯比我們高明。”[51]

但是把蘇聯人放在第一位在大連究竟意味著什麼？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城鄉的階級鬥爭要讓位給增加生產，後者成為主要目標——這一點在中共與蘇聯當局之間已經達成共識。聽從蘇聯的指揮也意味著建立並利用一套司法體系來處理社會問題和犯罪。在全中國已經解放的地區，中共已經非常習慣通過群眾集會來進行懲罰。但蘇聯人則希望這種懲罰關起門來進行，即在法庭範圍內進行。因此他們建議中共建立各種司法、警察與檢察系統來管理社會。[52]蘇聯人還“要求中國同志借此機會向蘇聯同志學習管理國家、工廠、企業，經營貿易，鋤奸保衛，宣傳教育等等工作經驗”。[53]

所有這些，都與1947年末到整個1948年期間為人所熟知的中共政策的著名轉變相一致。[54]就像在其他被中共佔領的城市中心一樣，大連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兩條路線的衝突：一條路線是親蘇的，另一條則更傾向於本土政策。但當地存在著蘇聯軍事當局這一現實令大連的情況更加複雜。儘管被要求服從蘇聯人並向之學習，但許多大連的中共幹部仍然對服從蘇聯政策這一點心存疑慮，因為他們與蘇聯人一起工作時所獲得的直接經驗是如此糟糕。當時在這些抱著懷疑態度的幹部中流傳著一段叫做“以蘇為主，以我為奴”的諷刺性順口溜，就反映了這種疑慮。[55]向蘇聯權威的屈服，不僅意味著要學習國外專業知識，還意味著當地幹部在應對不斷出現的中蘇之間新衝突時身處困境。

像韓光這樣的中共地方領導人因此處於這樣一種困境之中，他們一方面不得不實施這一政策轉變，另一方面還要解決與蘇聯當局不斷出現的衝突。為了達到目的，1948年3月15日韓光和大連其他中共高級領導幹部向駐旅順的蘇軍司令部發出了一份措辭謹慎的六萬字長信，其中概括了中共與蘇聯之間出現的各種問題。這份檔對理解中共當時是怎樣看待蘇聯對待中共地方幹部的態度這一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它還可以讓我們對蘇聯人究竟想從對大連的控制中獲得什麼有一個大致的瞭解。該檔提到的問題中，包括這樣幾個：稅收與貿易、蘇聯對中共“群眾”工作的不斷干涉、公開的關東民事當局與蘇聯自己的民事管理機構之間缺乏溝通。[56]

中共與蘇聯在貿易和稅收問題上的衝突揭示了蘇聯對大連經濟的控制達到了何種程度。蘇聯軍隊完全控制了大連規模龐大的港口設施，並利用自己的軍用船隻將貨物免稅出口到蘇聯，但是蘇聯的民用船隻則必須納稅。1948年春，蘇聯一艘非軍用商船在大連的一個碼頭靠岸，並要求中國碼頭工人為其裝鹽，但該船船長拒絕為其船隻納稅。聽到這個消息後，韓光命令碼頭工人罷工，直到問題解決後才為這艘船裝貨。在與蘇聯軍事當局進行了幾輪溝通之後，問題得到了解決，蘇聯人答應這種情況不會再發生。[57]對於韓光來說，問題不僅僅是對鹽運進行課稅這麼簡單。如果蘇聯在大連的代表都會欺騙中共幹部，那麼又怎麼能指望當地的中共幹部們向蘇聯學習呢？

韓光的這封信還反映了蘇聯為獲得並保護其在大連的經濟利益而採取的其他手段，即使這些手段最後損害了中共實施自己計劃和兌現對當地人民承諾的能力。韓光抱怨的主要內容涉及到蘇聯人對貿易的管制以及偽造出口記錄。一個例子就是用鹽（大連的地方特產）來交換寶貴的化肥，毫無疑問這是中共為幫助當地農民而做出的許諾之一。蘇聯人本來要用預先說好的一定數量的化肥來換這些鹽。但是收到鹽後，蘇聯人卻並未向中方交付已經承諾了的化肥。結果就像韓光所說的，這極大地損害了中共在這一地區的農業計劃。韓光還談到了中蘇雙方在像花生這樣重要的地方作物的價格管制方面所產生的矛盾，因為蘇聯人要求進行“自由買賣”、以低價來購買花生。[58]

因為強調生產，蘇聯人還下令減少大連的節假日。對於已經答應工人要有一定休息與節假日的中共來說，這也成了一個問題。韓光在信裡專門提到這是如何讓中共官員名譽掃地的，因為他們不得不宣佈取消一個已經答應實行的假日安排。中共幹部原計劃在1948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這一天讓工人們休息。但就在中共大肆宣傳了這一計劃後，蘇聯當局卻命令取消這一節日。韓光提到，這嚴重地打擊了中共領導的婦女聯合會與關東行政公署的合法性。甚至連因蘇聯人才獲得政治職務的遲子祥也抱怨說：“這裡的事，主席也好，副主席也好，縣長也好，市長也好，沒有司令官的同意，什麼也辦不通。”[59]

1949年4月，大連的中共最終可以公開活動。這一行動本身對於當地的中蘇關係來說有很大好處，而對中共來說尤其如此，因為它現在可以在地方治理中發揮更為積極和公開的作用。此外，在這一年的9月，中共幹部與蘇聯軍事當局在大連的工作開始向整個新中國進行展示。當時大連舉辦了一個重要的工業展覽會，吸引了大約30萬的訪問者前來這座城市參觀。這次展覽旨在展示大連工業基地重新恢復後所取得的成就，但大連本身也構成了展覽的一部分。在關於“新大連”這個詞語的定義中，中蘇關係是其中頗為引入注目的一部分。各地出版的雜誌上都刊登文章，稱讚大連是“新中國的模範城市”，其特點是“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每個人都在辛勤工作並分享其成果的城市”。[60]這次工業展覽會的最後一個展館為“中蘇友好大會堂”，其展覽主題包括中共與蘇聯關係史、蘇聯軍隊為東北解放而進行的英勇奮鬥，當地工業、教育和文化成就的展示，所有這些都指明：是蘇聯幫助了新大連的建設。[61]有一群記者甚至宣稱大連將會是“工人們的天堂”。[62]

但對於當地許多中共幹部來說，治理大連卻是一次痛苦的學習經歷，因為他們自己的政策措施往往受到蘇聯當局的質疑與阻撓。蘇聯人想要維持秩序並從這一地區獲得經貿上的好處，因此經常忽略中共的利益，甚至損害中共的需求與計劃。被從大連攆走的勞工領袖唐韻超，在讀到有關大連成為工人階級天堂的報導時必會心存懷疑。但是大連的確發生了變化。從1947年的衝突到1949年大連成為“模範城市”這段時間裡，中蘇之間的紐帶確實得到了加強。1950年之後才開始出現了真正的不同。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蘇聯簽訂了一項條約，蘇聯對大連的軍事統治正式結束。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在整個朝鮮戰爭時期蘇聯軍隊仍然駐紮在大連以保護這一地區免受來自美國的可能打擊，但是蘇聯人已經不再擁有他們曾經擁有過的統治權力。[63]

蘇聯紅軍陸軍進入大連市區

二、從“大鼻子”到“老大哥”：大連的中蘇文化關係，1945——1952

當然，大連的中蘇關係還有另外的一面。大連的普通人是如何經歷為期十年的蘇聯軍事管理的？同樣重要的是，中共是如何動員大連的居民支持自己的計劃、同時又與蘇聯的權威保持一致的？對蘇聯或者其自我標榜的社會主義知之甚少或者一無所知的當地居民，同樣很可能會質疑蘇聯軍隊為什麼要控制大連。蘇聯人在他們眼中是外國人。蘇聯軍隊強姦婦女、劫掠百姓和搬走工業設備的故事在當地是眾所周知的。當地居民經常用帶有種族意味的蔑稱來描述蘇聯軍隊。在有些情況下某個蘇軍指揮官的態度與行為會引起當地人的譴責。[64]一些大眾宗教組織還利用當地人對外國駐軍的恐懼與憤怒來進行反蘇、反中共的宣傳。[65]

如何扭轉對蘇聯當局的負面看法，是大連的中共幹部遇到的主要挑戰之一。他們面對著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如何在解釋這一地區的蘇聯軍事存在的同時，在當地群眾中建立自己的威信和組織。為了完成這一多重目標，同時也為了向國際社會加強中國馬上就會像蘇聯一樣享受社會主義果實的印象，中共進行了大量的活動，其中包括利用電影、報紙和各種社會組織，甚至模仿蘇聯建立起兒童夏令營等。中共的這些舉措說明他們當時在盡可能地向當地社會的各個階層傳達一個資訊——在大連認同蘇聯的權威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選擇——為此中共做出了巨大努力。

中蘇友好協會

在大連推廣蘇聯文化的各種組織中，最受歡迎的是中蘇友好協會。第一個這樣的友好組織形成於1945年下半年，很大程度上是中共藉以在大連進行活動的週邊組織。[66]1947年之後，根據中共加強當地中蘇關係的新要求，中蘇友協的作用大大增強；到1949年，據稱該地區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成為中蘇友協八百多個分會中的成員。中蘇友協通過電影、報紙、雜誌、演講與討論會等方式來宣傳蘇聯文化，這些分會同時也是中共幹部討論與傾聽人民對蘇聯的感覺的重要場所。[67]到1949年，關東中蘇友好協會宣稱共舉行了180多場的圖片展覽和3,000次討論會，並放映了700部蘇聯電影。[68]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的主要出版物《友誼》曾刊登了幾篇文章，強調協會下屬的討論小組是如何活動的。這些討論小組的任務是教育人們瞭解蘇聯，並說明蘇聯軍隊在解放大連與幫助大連建立新社會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在這些文章中，有一篇描述了在大連最窮的地方之一寺兒溝舉行的一場中蘇友協會議。一開始，中共幹部主持召開會議，並向當地居民講述蘇聯的社會主義，結果發現人們對他們所講的東西毫無概念。最後居民們確實獲得了“蘇聯是好的”這個資訊。然而一位參加了這種會議的榨油廠工人卻這樣說：“我知道蘇聯是好的，它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我並不瞭解它怎麼好，是不是和社會主義一樣？”[69]

有些工人懷疑蘇聯對遼東半島的企圖。在聽了關於大連殖民壓迫史的演講後，有一個工人提出了一個極具煽動性的問題：“這裡過去就是俄羅斯的租界，現在怎麼就被蘇聯人解放了？蘇聯人不是俄國人嗎？到底怎麼回事兒？”[70]為了更詳細地宣傳蘇聯的經驗和說明蘇聯軍隊在大連的作用，中共幹部在隨後的會議上花了更多時間來介紹蘇聯社會和文化的各個方面。這些討論包括介紹蘇聯的勞工狀況、工廠的工人生活、家庭生活情況以及婦女在蘇聯社會中的作用等。中共幹部還花了很大的力氣來解釋蘇聯的對外政策、《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及蘇聯軍隊在“解放”大連中的作用。[71]

為了讓人們對駐大連的蘇聯軍隊形成良好的印象，中共採取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宣傳會上講故事。組織者通常會邀請一位講演人，講述蘇聯士兵幫助當地中國人的英雄事蹟。這些故事被搜集起來，並在各種會議或報紙上廣為傳播。有趣的是，這些資訊往往在當地中蘇關係究竟為何這一問題上給人們造成了彼此衝突的印象。一方面，在電影與報紙上蘇聯被描繪成社會主義的天堂，是中國某一天也要實現的目標；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在像寺兒溝這樣的貧困地區，當地人正把蘇聯人看作是和自己一樣的人。他們認為蘇聯人與自己非常相像，都是窮人。例如某煙草廠的工人李先生在聽完一個關於中蘇友誼的故事後大聲喊道：“瞧，我們的蘇聯老大哥真是偉大，這就是說天下窮人一家親。”[72]

儘管存在上述那些混雜的資訊，中蘇友好協會和當地報紙還是大量散播這些中蘇友好故事用以向一般公眾宣傳中蘇關係。到1950年代初，在大連散播的這些故事主要有這樣幾個主題。一些故事回憶了蘇聯士兵在幫助當地中國人時的英勇行為，在這些故事裡，情節經常是蘇軍挽救了一個孩子或老人的生命。[73]另一個主題是對家庭的強調。在大連，這類故事對蘇聯人的稱謂已經比“蘇聯老大哥”這種熟悉的提法更進了一步。在這些故事裡，正是蘇聯軍人被帶入了家庭敘事，比如中國兒童會在故事中宣稱要把他們的愛敬獻給“蘇軍叔叔”與蘇聯母親。[74]對於將在大連的蘇聯人宣傳成中國人的保護者與幫助者這種形象來說，上述母性化的敘述主題非常有力。

還有些故事是用來反擊把蘇聯軍隊作為“外國人”的各種負面形象的。例如宋峰籌這位六年級的小學生就寫了一篇題為《我愛蘇軍叔叔》的文章。他文章中的這個“叔叔”是一位住在他家隔壁的蘇聯官員，他就根本不像其他外國人。宋問道：“過去我們生活在南京蔣介石匪幫政權統治下，我曾經見到過美國士兵並很擔心我的生命。為什麼我見到蘇聯士兵不僅不害怕，而且在他們身邊還感到很放心呢？”宋的媽媽給出了理所當然的答案，因為“美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而“蘇聯人是和我們一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75]這就傳達了這樣的資訊：正是社會主義的共同紐帶將外國士兵轉變成更加熟悉的人。在上述事例中，外國士兵變成了家庭的一員。

母親是中蘇友好故事中經常出現的另一個主題，而蘇聯婦女收養中國兒童的故事更是屢見不鮮。1955年最後一批蘇軍及其家屬撤出大連時，這類故事開始大量出現。這些故事通常以在火車站的淚別為高潮：一個中國人留下來，看著他或她的蘇聯家庭成員回國。例如，有一份日報刊登了楊守明的故事。她與一個蘇聯家庭一起生活了九年。在文章中，楊守明回憶道：蘇聯母親“愛我就像我的親生母親。我相信所有的蘇聯母親都愛所有中國的孩子”。楊寫下了這個家庭離去給她帶來的感傷：“我最親愛的媽媽，我最親愛的哥哥姐姐們最後離開了我，除了悲傷我還能做什麼？”[76]

與1940年代末中共幹部與蘇聯當局之間非常真實的政治緊張相比，這些故事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人們很難想像，對蘇聯當局曾經相當普遍的冷淡、徹底的憎恨和公然的反抗是如何迅速轉變成家庭成員之間的敬愛的。顯然，對生活在大連的大多數人來說，這些故事並沒有反映真正的現實。中蘇友好的故事是要讓蘇聯軍隊顯得更加人性化——這些經常是通過家庭式的語言和修辭來實現的——並要樹立蘇聯軍人對中國居民即熱心又友愛的形象。這些故事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和1955年蘇聯軍隊撤出大連前的幾個月達到了高潮，此時中蘇之間的大部分政治衝突已經結束，接受蘇聯的存在成為唯一的政治選擇。這些故事是讓人們接受這一點的一種方式。當在大連的蘇聯人被描繪成富有愛心的母親與英勇善戰的士兵時，人們怎能繼續蔑視他們？同樣，在中蘇友好協會舉行的會議上，中共幹部向工人、家庭婦女和學生們灌輸了太多的蘇聯形象和資訊，這些都使得人們越來越難以批評蘇聯在大連的政策。

正因如此，中蘇友協的工作是兩方面的。基於對1947年大連事件的反應，該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傳播有關蘇聯文化的資訊，讓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深入人心，並樹立蘇聯人在大連的正面形象。中蘇友協的這些活動也代表了一種方式，說明中共是如何適應當時由蘇聯當局所確定的獨特政治條件的。雖然在1949年之前中共還不能將其計劃向工人這樣的重要社會群體公開，但中共幹部還是借助中蘇友協來增進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瞭解和接受，而且也可以借此進行重要的地下工作，以便為中共不受蘇聯干涉自主管理大連那一天的到來做好準備。在此意義上中蘇友協代表了一種重要的妥協，它滿足了中共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的需要，同時又能作為重要的組織機構來幫助中共發動重要的社會群體並教育他們瞭解社會主義事業。中蘇友好協會大肆公開讚揚蘇聯軍人，並且努力讓蘇聯軍隊及其家屬看起來更加人性化，這都是旨在展示蘇聯軍隊到大連來是要幫助當地人的。他們拯救兒童，他們保護大連不受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他們被中國人當作“家庭成員”來愛戴。換句話說，蘇聯軍隊屬於這裡。

通過將大連塑造成一個“中——蘇”城市，像中蘇友好協會這樣的組織同時也有助於將大連整合進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裡，大連不僅受益于蘇聯軍隊的存在，同時也仿效了蘇聯經驗來建設城市社會。1940年代末，中共幹部未能以和其他解放區同樣的方式來對大連進行改革，他們在這場政治鬥爭中失敗了。中共幹部被迫進行了妥協，通過設立組織，大力宣傳中蘇友好團結並許諾一個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唾手可得，他們的工作才得以進行。社會主義是在中蘇友好的大框架下被介紹給大連居民的，其方法與資訊都借自蘇聯。

大連的經歷突出顯示了中蘇雙方在發動革命與建立社會主義國家這兩個方面的不同特點。對被派往大連工作的中共幹部來說，對比他們在農村根據地所使用的策略，蘇聯人在那裡的行為與法規制度被看成是奇怪的，束縛了他們的手腳。就像許多征服性的政權一樣，蘇聯當局強調保持秩序，這在他們佔領大連初期時尤其如此。相反，中共的農村戰略旨在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性的社會革命，不太重視經濟穩定與工業重建。隨著政治風向的改變要求大連的中共幹部去取悅蘇聯人，中共自己在城市治理問題上也開始非常強調蘇聯的樣板意義。大連的中共幹部們努力在蘇聯的權威下開展工作，而這經常意味著要改善中蘇關係，並意味著為了中國的未來，大連要效仿蘇聯模式。

本章突破了1949年的界限，並將1950年代看作是自1945年8月開始的社會重建與秩序恢復這一過程中的一部分。因此，要瞭解1950年代初期的情況，我們必須要承認存在著一個更長的接管時期，該時期要回溯到1945年。大連這個例子可以加深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城市變遷的理解，它也提出了一些可以與其他城市進行比較研究的重要問題。像大連這樣受蘇聯影響很大的城市的經歷，與像上海這樣後來才解放、蘇聯的影響並不強大的城市相比，有著怎樣的不同？大連在二戰後的經歷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線，可以借此來比較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各個主要城市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

1950年代初期，大連擺脫了四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恢復時期的一個核心地區。在向新中國大力宣傳大連的1949年工業展覽會期間，有位到訪的參觀者讚揚了大連這座模範城市。但是他的報告也暗示了某種不確定性。這位作者提到，必須要確保大連在未來能“面對”整個國家，確保大連在未來發展中獲得的好處將不僅限於對大連自己有益。[77]這位作者很可能是在擔心蘇聯會與中國分享大連的財富——因此才需要“面對”中國。雖然當時的意識形態與經濟現實都要求中蘇雙方建立更大的聯繫，但是對於經歷過1940年代末期中蘇政治衝突的中共幹部來說，下面這一點肯定是極具諷刺性的——那個為紀念蘇軍解放大連而樹立的、在大理石基底上拿著機關槍的蘇聯士兵銅像，他的眼睛盯著大連市政府的窗戶，好像在監視著所有事情。

姚昱譯

大連市民歡迎蘇軍坦克進駐市區

注釋

[注1]《大連日報》，1955年5月9日—10日。

[注2]張玉芬：《大連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尋蹤》，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69—71頁。

[注3]萬傑夫：《蘇軍駐金縣的情況》，大連市史志辦公室編：《蘇聯紅軍在大連》，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15頁。

[注4]夏振鐸：《蘇聯紅軍在大連十年素描》，《大連春秋》第771輯，1995年，第30頁。到蘇聯撤出大連時，其軍隊數量已經降到了12萬人。

[注5]Dieter Heinzi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0: 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Armonk, N.Y.:M.E.Sharpe,2004),51—125,348,415.

[注6]國民黨人在1949年9月任命了一個市長。不過這位被任命的史毅（音譯）市長，在大連從來沒有展開過哪怕是一天的工作。

[注7]Paul Paddock, China Diary: Crisis Diplomacy in Dairen (Ames: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38—39.

[注8]《蘇聯紅軍在大連》，第17—18頁。

[注9]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也見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及James Reardon-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 The Origin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注10]旅大地區包括了大連、旅順、金州與其他被稱為關東租界的前日本殖民地區。

[注11]曲曉範：《近代東北城市的歷史變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25頁。

[注12]大連市公安局史志研究室編：《大連公安史選編》，大連：大連北海印刷公司，1985年，第1卷，第277頁。

[注13]《大漢奸張本政》，《大連春秋》，第744輯，1994年，第34—36頁。

[注14]韓光：《旅大八年》，《蘇聯紅軍在大連》，第65頁。

[注15]韓光：《關於大連解放初期黨若干情況的說明》，《大連春秋》，第831輯，1996年，第8頁。

[注16]董希政：《蘇軍在旅順的十年》，《大連黨史》，第53期，第1輯，1991年，第16頁。

[注17]萬傑夫前揭文，第208—215頁。

[注18]王其人：《處理與蘇軍當局關係的幾個原則》，《蘇聯紅軍在大連》，第105頁。

[注19]萬傑夫前揭文，第213頁。

[注20]《中共大連區黨委關於三年來中蘇關係的總結報告》，《蘇聯紅軍在大連》，第307—310頁。

[注21]《張聞天在東北局組織部召開的大連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蘇聯紅軍在大連》，第288—290頁。

[注22]萬傑夫前揭文，第213—214頁。

[注23]譚松平：《接管大關場警察署與建立中山區委》，中共大連市中山區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山春曉》，大連：大連海運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5—6頁。

[注24]柳運光：《我所瞭解的蘇軍》，大連市史志辦公室編：《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大連卷》，大連：大連出版社，1998年，第189頁。“紅房子”是由一家日本企業建造的一棟很擁擠的建築，到大連碼頭從事季節性工作的中國臨時工往往會住在那裡。

[注25]在大連有三次大規模的遣返日本人浪潮，最大的一次從1946年12月一直持續到1947年4月，共有18萬日本人被遣送回日本。見《大連港史》編委會編：《大連港史》，大連：大連出版社，1995年，第242—244頁。

[注26]韓光：《旅大八年》，第64頁。

[注27]丁群：《劉順元與“旅大事件”》，《新華文摘》，1996年第5期，第142頁。

[注28]見兆基顫：《晉察冀邊區駐大連的辦事機構》，《大連黨史資料通訊》，1983年第6期（9月），第23—32頁。

[注29]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1945—1949 (Lanham, Md: Rowan and Littlefield, 1999 [1978])，331.Pepper引用了毛澤東1949年3月

5日的著名聲明：“從城市轉入農村，城市領導農村的階段現在開始。”

[注30]劉功成、王彥靜：《二十世紀大連工人運動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6—447頁。

[注31]唐韻超：《解放初期的大連工人運動》，中共大連市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解放初期的大連》，大連：大連日報社印刷廠，1985年，第18頁。

[注32]唐韻超：《重返工運戰線》，《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第157—161頁。

[注33]蘇聯人在1945年8月接管了大連主要的日本重工業企業，後者于1947年成為中蘇“聯合企業”。這些企業包括了大連造船設施、一個石油精煉廠、一個發電廠、制鹽設備，總共超過30個廠礦企業。祝麗：《紀念蘇軍解放大連52周年》，《西港文史資料》，1997年第4期，第135頁。

[注34]唐韻超：《日本投降後蘇軍在大連的情況》，《蘇聯紅軍在大連》，第86頁。

[注35]《巴申與杜平談話紀要》，1947年9月17日，《蘇聯紅軍在大連》，第279—280頁。

[注36]關東行政公署建立於1947年4月，這是根據雅爾達協定建立的名義上的“本地區民事政府”。以旅順為司令部的蘇聯軍事當局也有其負責處理民事管理的機構，中文文獻稱之為民政局。由中共控制的關東行政公署的所有政策與公開聲明都必須首先由蘇聯軍事當局的民政局批准。

[注37]劉順元：《中共大連黨組織與駐連蘇軍關係》，《蘇聯紅軍在大連》，第76—77頁。

[注38]王世明：《旅順解放初期與蘇軍關係的回顧》，《蘇聯紅軍在大連》，第114—115頁。

[注39]《巴申與杜平談話紀要》，第278—279頁。

[注40]《關於聯共與中共同志在完成鞏固關東蘇聯海軍軍事根據地共同任務中的工作關係問題的幾點意見》，關東黨委，1948年3月15日，《蘇聯紅軍在大連》，第292—299頁。

[注41]丁群前揭文，第142頁。

[注42]《巴申與杜平談話紀要》，第278—279頁。

[注43]《關東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蘇聯紅軍在大連》，第284—285頁。

[注44]丁群前揭文，第139頁。

[注45]《巴申與杜平談話紀要》，第278—279頁。

[注46]Pepper,377—381.

[注47]劉順元被任命為山東省委副書記，而唐韻超去了哈爾濱組織工會。劉順元前揭文，第76—77頁。

[注48]《關東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第284頁。

[注49]梁恩寶編：《旅順晨光（1945—1956）》，旅順：旅順黨史出版社，1993年，第55頁。

[注50]《關東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第284—286頁。

[注51]《張聞天在東北局組織部召開的大連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蘇聯紅軍在大連》，第288—290頁。

[注52]韓光：《旅大八年》，第63—64頁。

[注53]《韓光、袁守華與巴申同志、安特羅波夫同志談話紀略》，1948年3月16日，《蘇聯紅軍在大連》，第300—306頁。

[注54]見Pepper,377—381。

[注55]《伍修權在東北局組織部召開的大連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蘇聯紅軍在大連》，第288—290頁。

[注56]《關於聯共與中共同志在完成鞏固關東蘇聯海軍軍事根據地共同任務中的工作關係問題的幾點意見》，關東黨委，1948年3月15日，《蘇聯紅軍在大連》，第292—299頁。

[注57]韓光：《旅大八年》，第59頁。

[注58]《蘇聯紅軍在大連》，第293—299頁。

[注59]《蘇聯紅軍在大連》，第296頁。

[注60]陳琪英：《大連：新中國的模範都市》，《旅遊雜誌》第23卷第11期（1949年11月），第1—8頁。

[注61]志成：《參觀中蘇友誼館談偉大的中蘇友誼》，《民主青年》，第80期（1949年11月5日），第9頁。

[注62]李宗瀛、瀏士偉、廖冰兄編：《東北行》，香港：大公報出版社，1950年，第52—53頁。

[注63]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結束了蘇聯對關東地區的軍事控制，並規定蘇聯在1952年底撤出大連。

[注64]萬傑夫前揭文，第211—215頁。

[注65]大連公安局編：《大連公安歷史長編》，大連：大連印刷工業總廠，1987年，第141—152頁。

[注66]劉影：《大連中蘇友好協會》，《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第294—303頁。還見Klaus H.Pringsheim, "The Sino-Soviet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ctober 1949—October 1951)" (master's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1959)。

[注67]《市友協一年半工作總結》，《友誼》，第3卷第8期，1948年10月15日，第18—21頁。

[注68]劉影前揭文，第294—303頁。

[注69]歸芳：《介紹寺兒溝區友協分會》，《友誼》，第3卷第5期，1948年9月1日，第13頁。

[注70]《沙河口區友協工作與社教工作結合》，《友誼》，第3卷第1期，1948年7月1日，第15頁。

[注71]《市友協一年半工作總結》，《友誼》，第3卷第8期，1948年10月15日，第19頁。

[注72]歸芳前揭文，第13頁。

[注73]見《救命恩人》，《大連人民日報》，1955年6月6日。也見《親身的經歷告訴我什麼》，《大連人民日報》，1955年5月28日。

[注74]《我愛蘇軍叔叔》，《大連人民日報》，1955年6月6日。也見楊守明：《做蘇聯媽媽最喜歡的人》，《大連人民日報》，1955年5月28日；厲風：《莉娜（徐桂英）和她的媽媽》，《中蘇友誼的故事》，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9—73頁。

[注75]《我愛蘇軍叔叔》。

[注76]楊守明前揭文。

[注77]張沛：《大連訪問概要》，東北新華書店，1949年，第74—75頁。

第八章

綠洲的召喚：1949—1953的新疆“和平解放”

高崢（James Z.Gao）

在與國民黨進行了漫長的角力之後，中國共產黨終於在1949年取得了中國大陸的全面勝利。面對不同的政治與文化生態，中國共產黨人採取了各種舉措來管制和改造地方社會。在漢族人口占少數的各個邊疆地區，中共這個新的統治者理所當然地遇到了更大的挑戰。然而，有關中共接管政權的已有研究基本上只涉及到了漢族聚居的中國腹地，並未揭示1949年革命對於中國邊區及少數民族的影響。[1]為彌補這一缺憾，本章將探索中國共產黨揮師挺進中國西北邊疆地區的意義——即眾所周知的“和平解放”新疆。

本章從邊疆史的角度來觀察中共對新疆的接管，認為這既是一個政治改造的革命事件，也是一個社會文化的衍變過程。本文首先檢視各種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在新疆地區的互動（包括了漢族與非漢族、中國人與外國人的互動），然後再觀察導致中共接管新疆的各種環境因素，最後以述說人民解放軍的女戰士到達新疆並在那裡安營紮寨的故事結尾。作者認為，數萬名漢族女兵奇跡般地安家邊陲、創建綠洲，標誌了新疆“和平解放”的最終完成。

一、邊疆政策

新疆是17世紀滿族人通過軍事擴張拓展出來的邊疆地區。當時，當地的哈薩克與維吾爾人仍以小群聚居，彼此鮮為來往。新疆首府迪化（即今天的烏魯木齊）建於1763年。第一批漢族商人是與滿族軍隊一起到達此地的，他們很快發現這裡有進行貿易與交換的良機，於是將農業產品運到迪化城，開闢了漢族與非漢族人展開最初接觸的新邊疆。滿族皇帝乾隆之所以賜與這個城市以迪化之名（意思是啟迪教化），是希望新疆地方政府不僅能統治土地，還能教育與同化土著人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迪化一直並非這個地區的中心都市，而仍然是一個本土文化與入侵文化不斷交匯碰撞的邊緣地帶，大多數的當地人繼續生活在塔里木盆地中彼此隔絕的眾多綠洲裡。

陸德生（Justin Jon Rudelson）曾指出：“新疆各個綠洲的歷史焦點既非指向自身內部、也非指向彼此，而是指向穿越邊界的外部。”[2]事實的確如此，沙漠綠洲之間的交流反而不如綠洲定居者與外界的聯繫來得緊密。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區受到了印度文化的浸潤，新疆北部則受到西土耳其斯坦地區的影響;新疆西北部指向了中亞諸國，而東部則與中國核心地區緊密相連。[3]

核心——邊陲的二元結構是中國長久以來的特徵——即中國核心地區控制著像新疆、西藏、內蒙古這樣的邊陲地區。但在新疆人民看來，中國核心地區反而是他們的邊陲地區，在中國核心地區所發生的每一件事，對於他們來講都只有次要意義。無論是1911年革命還是中日戰爭，都未直接影響到新疆。絕大多數新疆人都以一種挖苦的眼光看待中國核心地區發生的政權更迭。中華民國第一個新疆總督楊增新看不起北京的所有軍閥政府，但是他根據“認廟不認神”的原則承認每一個中央政權。根據這一信條，無論誰將在南京或者北京上臺，他的繼任者一直準備與新政府打交道。[4]這是因為許多邊疆地區的政府官員都是漢族人。他們對非漢族土著居民的權威因為中央政府的承認而得到加強，他們對其對手和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也變得合法。[5]同時，自清朝以來新疆地方政府的軍事供給與財政收入都仰賴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敬廟不敬神”被證明是一個成功的策略，它既可以保證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又可以使地方政府避免與中國核心地區發生衝突。

到中華民國時期，由於交通運輸的不發達和南京政府財政支持的逐步減少，“新疆（新的邊疆）”與中國核心地區分離開來，新疆成為“附屬於中國的半自治區”。[6]漢族軍閥盛世才統治新疆長達十一年並建立了自己的極權王國。1934年蔣介石計劃耗資1,500萬元、動員15萬人的部隊討伐盛世才，但是蔣被告知，他的部隊不能確保會得到充足的食物、水、燃料及其他供應。[7]當蔣介石撤銷這一計劃時，盛世才評價說：“蔣介石並不喜歡我的政策，但是他拿我沒辦法。我對他是鞭長莫及。”[8]蔣介石之所以在盛世才被迫離職後還任命他為農林部部長，因為蔣介石認為盛雖然殘暴獨裁，但他“並未宣佈對南京政府獨立、也未讓俄羅斯人吞併新疆”。[9]但在非漢族人看來，盛世才的離職只不過是一個漢族軍閥取代另一個漢族軍閥，當地非漢族居民對政府的不信任、仇恨以及接二連三的叛亂一直未變。對於新疆的漢族省政府來說，要滲入農村地區仍然困難重重。苛稅與勞役曾數次激起了維吾爾人與哈薩克人的造反。“漢”這個詞成為壓迫與腐敗的同義詞。世代居住在沙漠綠洲上的人們“為了與漢族競爭”，發展出了“維吾爾族的民族認同”。[10]

不過，除了壓迫和衝突，新疆的邊疆史也是一部關於合作和同化的歷史。雖然迪化成了暴政的象徵符號，但還是有越來越多的維吾爾人來迪化上學、經商或參政。為了統治這個邊疆城市，漢族統治者不得不尋求當地盟友，採取了一種“利用阿訇維持治安”的策略。[11]在1940年代，國民黨人開始招收年輕的維吾爾族城市知識份子進入政府機關。被認為具有“強烈祖國（中國）觀念”的包爾漢（Burhan Shahidi）被任命為新疆省長。[12]但即便是像賽福鼎・艾則孜（Saifudin Azizi）這樣親中國的維吾爾族政府官員也未能改變國民黨的政策——真正的權力必須掌握在漢族軍事領導人的手中。

原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

毛澤東和賽福鼎在一起

20世紀上半葉新疆邊疆史的特點是軍閥主義盛行與外國影響的不斷加強。與其他邊疆地區一樣，新疆也遭到許多外部勢力入侵，例如土耳其、俄羅斯與英國勢力。在彼此長期的較量中，沒有任何單個外部勢力能成功地在新疆建立自己的統治。盛世才與莫斯科結盟以穩固其獨裁統治，而張治中則利用泛突厥主義領袖麥斯武德（Masud Sabri）來限制俄羅斯的影響。新疆的地區政治不斷發生轉變，其背景就是外國勢力的插手。

當沙皇俄國將注意力放在對新疆進行政治與經濟擴張時，奧斯曼帝國則在新疆發動了文化滲透。早在1915年，喀什就建立了幾間小學，向兒童教授伊斯蘭教與泛突厥主義意識形態，“一些土耳其人經常給伊斯蘭伊瑪目與我們的軍事官員發放各種小冊子與信件，以此宣傳伊斯蘭教和泛突厥主義。”[13]俄羅斯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也在迪化建立了學校並向新疆出口圖書、報紙與電影，並為當地人專門製作了廣播節目。

蘇聯在新疆的影響之所以得到增長，主要是因為蘇聯兩個彼此矛盾的政策。一個是支援國民黨漢人政府，目的是為了確保蘇聯在與漢人政府進行條約談判時可以獲得政治與商業上的特權；另一個政策卻是煽動哈薩克人或維吾爾人進行反漢叛亂，以建立俄羅斯的權力基礎。1944年蘇聯策動並援助了伊犁暴動——即著名的“三區革命”，試圖將這次反漢、反蔣介石的暴動轉變成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但是蘇聯人很快就發現在造反者中存在著強烈的泛伊斯蘭主義與泛突厥主義傾向，莫斯科未曾預料到“三區”的穆斯林獨立思潮所帶來的一個後果是，蘇聯對自己國內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控制行為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戰。

1949年上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沿著各條戰線迅速推進，西北地方的國民黨政府即將崩潰。在迪化，學生和知識份子分裂成親蘇與反蘇兩派。我的一個受訪者阿卜杜拉希姆・阿敏（Abdurahim Amin）1949年時是新疆學院的一名新生，他講述了彼此敵對的學生團體在學校爭奪新生的情況。阿明回憶說，一天晚上新疆學院放映了蘇聯電影《海軍上將烏薩科夫》（Admiral Usakof），這部電影描寫的是沙皇俄國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幾場戰爭。當電影演到土耳其人打敗俄羅斯人時，親土耳其的學生反應狂熱，而當電影描寫俄羅斯摧毀奧斯曼帝國的海軍時，親蘇學生高興得跳了起來。這部電影的放映隨後因為兩派學生發生打鬥而被中斷。[14]

在這所大學裡，極受學生歡迎的新疆學院教授艾沙・優素福・阿布泰金（Isa Yusuf Alptekin）詳細闡述了他要在新疆建立一個獨立伊斯蘭國家的夢想。他辯稱“東土耳其斯坦（新疆）一萬年來就是維吾爾族人的故鄉，所以在東土耳其斯坦只有維吾爾族人才有做主人的權利，其他各民族都是客居民族，他們沒有做主人的權利⋯⋯”[15]此外，艾沙還強調中亞地區講土耳其語的各種穆斯林團體在種族和文化上是同根同源的。他的這種論調激怒了蘇聯。[16]在包爾漢公開贊成親蘇政策的時候，艾沙卻變得更加反蘇而甚於反漢、反國民黨。蘇聯領事報告說，艾沙曾經與馬步芳討論過在西北建立一個獨立伊斯蘭國家的可能性，而穆罕默德・伊敏（Mehmed Emin）的妻子已經赴南疆為建立這樣一個國家作準備。[17]這些報告說明新疆的局勢非常嚴重，因為“美帝國主義在維吾爾人中十分活躍⋯⋯英國領事館與馬蘇德和艾沙關係緊密。”[18]蘇聯領導人認為，在這一關鍵時刻必須重新調整政策。

因此，在中共與伊犁政權關係這一問題上，蘇聯的相關政策發生了令人吃驚的變化。數年前，莫斯科已經清洗了嘗試與中共建立聯繫的三區革命領袖阿不都克裡木・阿巴索夫（Abdul Kerim Abasoff）。[19]但在1949年6月，莫斯科突然要求中共派一名代表攜帶無線電收發機前往伊寧，以便在伊犁政權與北京之間建立有效的通訊。此外，莫斯科還於9月要求中共將伊犁政權的武裝力量“國民革命軍”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20]

根據艾倫・懷廷（Allen Whiting）和盛世才的說法，1949上半年蘇聯駐迪化總領事不斷會晤陶峙嶽，以外蒙古為先例建議後者宣佈新疆獨立。蘇聯總領事向陶峙嶽許諾：蘇聯將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21]這一說法很明顯與1949年6月27日史達林和劉少奇的談話相矛盾，當時史達林要求人民解放軍儘早進軍新疆。如果懷廷的說法無誤，那麼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史達林在6月改變了對新疆的政策。

蘇聯政策的改變與史達林對新疆政治前景的判斷有關。1949年維吾爾分離運動增強了西方的影響並威脅到蘇聯在新疆的地位。莫斯科不會容忍新疆成為一個反蘇基地，但是它無力利用伊犁政權或者軍事干涉來扼殺這一分離運動。在進行有關未來中蘇關係的談判時，史達林在中國東北問題上做了一些妥協，隨後毛澤東表示他尊重外蒙古的獨立。而既然蘇聯解決不了新疆問題，最好的辦法是讓中國人接手。[22]新解密的檔案說明，蘇聯的主要目標是要把新疆複雜的政治與種族問題交給中國共產黨。而人民解放軍在中國核心地區所取得的軍事進展也讓莫斯科確信，人民解放軍有能力接過這個燙手的山芋。迪特・海茵茨格（Dieter Heinzig）指出，俄羅斯民族主義以及莫斯科對國家安全的考量都是蘇聯對華政策的驅動性因素。[23]在新疆這個個案中，對蘇聯來說可行的方案是讓漢族共產黨人控制這個穆斯林地區，這意味著中國必須仿效蘇聯的多民族國家模式、鎮壓一切泛突厥主義叛亂與反蘇叛亂，這也就保證了中國與蘇聯的邊界安全。

二、新疆起義

毛澤東在1949年上半年制定的計劃是等到1950年春才派出軍隊進攻新疆。[24]但由於1949年7月10日到14日人民解放軍在陝西西部的決定性戰役中殲滅了國民黨主力部隊4.4萬人，[25]毛澤東於7月23日命令彭德懷改變原定計劃、要“在（1949年）冬天佔領迪化”。[26]一個月之後中共部隊擊敗了穆斯林騎兵並攻佔蘭州後，毛澤東命令王震指揮的人民解放軍第二軍停止進軍寧夏與青海，轉而迅速西進以切斷國民黨軍隊退往新疆的道路。[27]中共戰地記者杜鵬程寫道，奉命赴疆不斷趕路的急行軍士兵疲憊得甚至可以在大雨中入睡。[28]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急切，是因為史達林對他進行了催促。史達林批評毛澤東不僅高估了穆斯林騎兵的戰鬥力，而且還在進軍新疆問題上猶豫不決。為了鼓勵毛澤東，史達林答應向人民解放軍提供包括動用蘇聯空軍在內的各種援助。此外，史達林還建議中共不僅應當進軍新疆，而且應當迅速改變這一邊疆地區的人口構成。為了穩固中共的控制，史達林認為應當通過大規模移民的方式使新疆漢族人口的比重從原來的5％上升到30%。[29]

在隨後的幾個星期中，人民解放軍的軍事行動令國民黨軍隊魂飛膽喪，並贏得了西北前線的最後勝利。8月6日毛澤東發給彭德懷一份電報，說他希望“利用張治中建立一個過渡性的新疆軍政委員會”，以此來和平解決新疆問題。[30]但是此時的新疆國民黨政府已經分裂成和戰兩派。雙方要達成毛澤東所建議的和平解決殊為不易。

張治中早在一年前就已經預見到國民黨人的失敗不可避免，因此他打算“退保西北”。[31]他認為人民解放軍不會進軍新疆，因此並未在新疆與甘肅交界之處修築任何防禦工事。1949年軍事危機日益逼近，新疆警備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梁客潯提出建議：新疆政府應當根據以往的“認廟不認神”的模式來和共產黨人達成一項協定。[32]梁的這一建議與張治中之前提出與中共達成和平、同時完整保持原新疆政府的建議不謀而合。[33]幾個月之後，張治中發表了廣播聲明進一步表明了他的立場——他號召新疆的國民黨人“正式宣佈與廣州國民黨政府徹底決裂並轉向人民民主陣營”。[34]

在莫斯科的鼓勵下，伊犁政權也表示願意加入中國革命並將其軍隊編入人民解放軍。[35]毛澤東答覆說，“（伊犁政權的）多年鬥爭是我們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他邀請伊犁政權的代表到北京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36]國民黨領導人陶峙岳想要投誠，但又擔心蘇聯扶植的伊犁政權對他不利。與蘇聯人和中共聯繫密切的包爾漢告訴陶峙岳，只要陶峙嶽支持反國民黨的新疆起義，“我以八十高齡的老母做擔保，對您不會有什麼損害。”[37]

9月19日張治中從北京電告陶峙嶽，強調“在中共的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之前”發動起義是最好的時機。這令陶峙嶽感到有必要立刻採取行動，但是他明白，如何說服國民黨內部的死硬分子是和平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因為包括了整編78師師長葉成、179旅旅長羅恕人、騎兵第五軍軍長馬呈祥在內的死硬分子控制著新疆四分之三的軍隊。陶峙嶽在隨後兩個月內數次會晤葉城、羅恕人、馬呈祥，對他們說，如果堅持抵抗，“數千名官兵將會白白犧牲，新疆人民將居無定所，不同種族將互相殘殺，我們不能以戰鬥贏得和平，而戰敗後乞求和平，則更不可能。”[38]陶峙岳建議葉、羅、馬等人交出部隊，帶著自己的錢財離開新疆。陶將保證他們的安全。

兩個事件令陶峙嶽的說辭變得更有說服力。一是盛世才的十一名親屬在蘭州被殘忍謀殺，其中包括盛世才十一歲的侄子與五歲的侄女。據警方調查，兇手都是盛世才以前的下屬，他們這樣做是為在新疆被盛世才殺死的親友報仇。當這個消息傳到迪化後，維吾爾人組織了由艾沙率領的三十六人代表團前去慰問兇手並為他們辯護。[39]艾沙認為在新疆濫殺無辜的盛世才遭此懲罰是罪有應得。這個事件意味著新疆也隨時可能發生仇殺事件。二是在銀川發生的馬鴻逵騎兵強姦婦女事件。這支騎兵部隊被共產黨軍隊擊敗並退回寧夏後，馬鴻逵已經不能控制他的穆斯林士兵，後者開始打劫回族商鋪、強姦穆斯林婦女，並焚燒了寧夏首府銀川的建築物。[40]

此外，陶峙岳與國民黨死硬派都認識到他們已不能再號召他們的士兵們進行戰鬥，因為來自中央政府的軍事供應已經完全被切斷，士兵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發軍餉。[41]國民黨無力控制新疆的通貨膨脹與現金貶值。新疆國民黨部隊一個下級軍官的月薪只夠買兩包香煙。[42]更糟的是，馬步芳在他的軍隊被擊敗後居然席捲五萬美元的軍餉逃往香港。來自臨近省份的報告顯示，國民黨部隊都開始紛紛投降。9月19日，國民黨八十一軍宣佈將加入人民解放軍。四天之後寧夏的國民黨軍隊與中共政府簽訂了和平解決協定、歡迎共產黨接管。9月24日，三萬名國民黨士兵在酒泉投降。此時通往新疆的大門已經敞開。

當陶峙岳與包爾漢決定“和平起義”時，迪化的商會、伊斯蘭商會與市議會舉行了各種會議表示支持。隨後，一個維吾爾人代表團前往蘭州歡迎人民解放軍。在此關鍵時刻，國民黨強硬派發生了分裂。由於家屬已飛離青海前往香港，馬呈祥急於與他們團聚。葉成的妻子反對葉城和共產黨打仗、要求他高價出售所有財產然後闔家逃走。羅恕人也許想要進行最後一搏，但是他絕不願意獨自一人戰鬥。在最後一刻，陶峙嶽終於設法說服了馬、葉、羅放棄戰鬥，護送他們離開迪化。[43]

9月25與26日陶峙岳、包爾漢先後通電宣佈：“（新疆的部隊與政府）自即日起和廣州反動政府斷絕關係，竭誠接受毛主席的八項和平聲明和國內和平協定。並將省政府改組為新疆省臨時人民政府，暫時維持全省政務，聽候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44]這就是著名的“新疆和平起義。”9月28日迪化發佈戒嚴令，社會秩序迅速恢復。

新疆和平起義的成功增強了陶峙嶽對統治迪化和整個新疆省的信心。他派出自己的代表曾震武將軍到蘭州與彭德懷會面，建議人民解放軍暫時不要進入新疆，這樣有利於新疆的和平與穩定。9月26日毛澤東命令彭德懷“不要與他（曾震武）辯論，也不要告訴他解放軍將在今冬進入新疆。但是你必須在11月1日或10日之前做好準備以便在11月中旬開拔。”[45]中共中央強調每一個軍事行動都必須得到北京批准、拒絕了伊犁政權讓其部隊“控制國民黨撤出地區”的要求。[46]很顯然，伊犁政權這個由蘇聯支持的“國中之國”將會被解散，新疆必須處於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控制之下。毛澤東繼承了大清王朝與國民黨政府的歷史遺產，將要建立一個隸屬于中國的新疆省，但新疆必須處於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控制之下。他不會允許任何邊疆地區享有曾經有過的“相對獨立”，也絕不允許任何一個“只認廟不認神”的邊疆政府的存在。

三、大進軍

王震帶往新疆的人民解放軍部隊包括了第二軍、第六軍與第五機械化團，總計九萬人。這支部隊有760輛卡車、589頭駱駝以及大量食物、被服、煤油、醫藥和其他供應物資。蘇聯提供了四十架運輸機來運送部分部隊。1949年11月10日，第一批解放軍士兵555人乘坐45輛裝甲車和37輛卡車向新疆進發。他們穿越沙漠與大雪覆蓋的山脈，經過10天779英里（1253公里）的急行軍到達迪化，那裡五萬城市居民排列成綿延三英里的隊伍夾道歡迎他們。

人民解放軍在穿越一個荒蕪的邊疆地區時遇到了諸多困難，這些困難是來自中國內地的士兵們從未想像過的。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司令部將國民黨政府西北問題研究會編輯的小冊子《新疆交通介紹》重印分發給所有入疆部隊。這個小冊子一開始就給出了十分有用的建議：“在沙漠中行軍時，每次停歇都必須根據尚有水與飼料多少進行計算，而不是一天腳力如何。”[47]這本小冊子列出了從迪化到主要城鎮沿途所有河流、小溪與水井。它甚至描述了包括只有五到十戶農舍在內的所有村莊，並記錄了各種可見的自然與人工標記。這本小冊子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指南。人民解放軍第十五團於12月5日從阿克蘇出發，計劃沿乾涸河床行軍247英里、穿越塔克拉瑪幹沙漠這個被認為人類之前未曾踏足的地方而進入和田地區。部隊研究了這本小冊子提出的所有路線，以及一個有關神秘鴿子的傳奇故事：

1949年10月12日，二、六軍分陸地和空中數陸大軍向新疆開始了氣勢磅礴的大進軍。圖爲行進在戈壁沙漠的二軍部隊

鴿子壩。此壩位於沙漠西部邊緣。許多沙丘不斷變幻組合。乾隆時期，將軍周文率領其部隊在此迷路。後來跟著一個飛鴿走了出來。此後，他命令士兵開墾土地，耕種黍米，並挖了一口井來喂養鴿子。⋯⋯。光緒初年，董將軍的部隊向和田移動而路經此地。他的士兵打了幾十口井都只有苦水。突然，董將軍看見鴿子在他頭上飛。他相信有鴿子的地方就有泉水，他下令他的部隊跟著鴿子，最終找到了甜水。[48]

這一帶的維吾爾農民曾于1932年舉行過一次造反，但最後遭到鎮壓。國民黨士兵洗劫了城鎮與農村，但是沒有人敢動鴿子。[49]這些漢人害怕這些荒涼的異族地區，他們深信如果沒有神明或者神秘鴿子的保佑，誰也不能在塔克拉瑪幹沙漠活下來。1949年這一地區對於人民解放軍的士兵們來說依然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士兵們行軍時為刺骨的寒冷與凜冽的強風所折磨；他們攜帶的水幾乎耗盡，而威脅生命安全的沙塵暴隨時都會發生。為了穿越“死亡沙漠”，共產黨相信能夠幫助他們的是維吾爾族的嚮導而不是鴿子。但嚮導卻很難找到。

在一開始，人民解放軍十分高興能遇到友好的當地居民。對於許多維吾爾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聽說共產主義。由於他們極度痛恨國民黨人，所以他們十分歡迎將國民黨漢族政府驅逐出去的部隊。但是他們很快就失望了，因為他們中國發現共產黨人也是漢人。在人民解放軍迫切希望找到一個嚮導的時候，幾乎沒有維吾爾人願意伸出援手。他們不相信任何漢族士兵。[50]此時，中共必須展現自己與以往的漢族統治者有何不同。

以往國民黨軍隊每到一處，就要當地居民提供食物、房子、金錢與勞役。但人民解放軍通過村莊時並未騷擾當地居民，老百姓高興並驚訝地發現戰士們都帶著自己的食物並睡在路邊。此外，無論到哪裡人民解放軍都會鋪路搭橋，既為軍用也為民用。

阿卜杜拉希姆・阿敏回憶說，1949年以前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生活在迪化時，每年的五、六月間他被禁止上街玩耍。因為冬天的積雪融化時城市的道路會變成一片沼澤，小孩子如果摔倒就可能陷入泥沼而被溺死。人民解放軍於1949年冬天抵達迪化後，立刻著手準備石頭修路。春天來臨時，修路計劃啟動了，許多街道很快變成了鵝卵石路。孩子們高興地在大街上玩耍起來，城市居民欣喜地發現解放軍士兵原來竟然是城市的建造者。[51]

1950年3月，最後一支部隊抵達了他們在北疆阿勒泰的前哨。人民解放軍很快發動了一次軍事行動，對麥斯武德和賈尼木漢（Janimhan）領導的、估計有兩萬名哈薩克斯牧民參加的叛亂進行鎮壓。人民解放軍動用了一個師外加幾個團發動進攻，此外還在哈薩克人中舉行了群眾集會，譴責這兩個人是“穆斯林叛徒與美國間諜”以孤立叛匪。[52]這次行動最終摧毀了叛亂部隊並在7月15日抓獲麥斯武德，最終使1.64萬名哈薩克牧民恢復了平靜的生活。[53]

在軍事佔領期間，人民解放軍的任務之一是介入當地政治與文化活動。例如，解放軍成功地在喀什葛爾展開了語言學習計劃，不僅教維吾爾人學習漢語，還教漢族幹部學習維吾爾語。通過這些語言學習班產生了第一批維吾爾族幹部。[54]共產黨人還開始從當地居民那裡招收新的共產黨員。這一招收遵循“自上而下的方式”：從城市開始、然後擴展到農村；首先招收革命的知識份子、然後擴大到工人農民。根據王震和鄧力群的建議，1949年12月23日包括包爾漢與賽福鼎在內的十五位維吾爾族領導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為新疆中共領導機構中的新成員。[55]中共的政權很快在省、市和群眾階層建立起來。

中共在新疆進行的減租運動和土改運動與中國內地並無明顯不同。這些運動產生了一大批支持漢族共產黨人的非漢族追隨者。人民解放軍部隊最後離開時，留下了包括一些婦女在內的部分軍官幫助地方政府。[56]中共在與當地居民打交道、處理其宗教活動的最初階段非常謹慎。但是後來在階級鬥爭理論指導下開展的一些軍事和政治運動使一大批無辜的維吾爾人成為受害者，這破壞了維吾爾人的傳統生活方式，並在新疆的民族關係上製造了新的緊張。[57]

人民解放軍對他們這一“大進軍”的成功十分自豪。1847年清朝皇庭為控制新疆發動了一場遠征，左宗棠的遠征軍費時兩年多才控制了整個新疆省。對比之下，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裡九萬名人民解放軍戰士就成功抵達駐所，並有效地控制了整個新疆。[58]但後勤供應仍然是軍事行動的瓶頸。作為一個貧瘠的邊疆省份，新疆沒有能力為這些突然增加的軍事力量提供糧食，當地政府為此開始抱怨。[59]解放軍部隊只好自己生產糧食布匹來養活自己，這導致了建立軍墾的決定。

軍墾政策的提出不僅是為了解決人民解放軍的經濟問題，也是要確保新疆的安全與發展。這反映了長久以來中國“屯墾戍邊”的實踐傳統。受到“屯墾戍邊”戰略的啟發，王震與其他中共新疆領導人開始調查適宜的軍墾地區。王震強調人民解放軍不應“與民爭地”，命令他的部隊在沙漠中建設新的綠洲。按照王震的藍圖，軍墾應當從農業開始，然後發展工業、商業、各種服務業以及教育。[60]這一計劃需要男性與女性都付出巨大的努力。

四、新綠洲

許多研究都把中共接管新疆描繪成一個男人們的故事，對婦女在其中的參與卻視而不見。但最近人們開始關注與人民解放軍部隊一起或隨後進入新疆的女戰士的經歷。女戰士的個人回憶錄已刊登在各種刊物上，電視上也播出過對她們的採訪。此外，新解密的檔案材料也為人們評價婦女對新疆“和平解放”所作出的貢獻提供了參考資料。

根據政府的各種報告，第一批女戰士來自甘肅省臨遙縣。1949年8月與9月，人民解放軍從那裡招收了1,350名男性與150名女性進入第一軍政幹校。學生們踴躍登記，但並不知道他們要被派往何處。其中的一個女學生回憶說，“部隊學校”對她吸引很大，但是如果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會被派往新疆，她就不會參加這個學校。可是，她很快就對這一想法感到羞愧，因為她和她的同學們被教導要對她們“解放與開發”新疆的任務感到驕傲與堅定。[61]經過短暫訓練之後，這些女學生被火車運往新疆東部的吐魯番，在那裡“學校”解散了，女學生們被分到不同的軍事駐地當兵。從新疆第一個綠洲城市吐魯番開始，這些婦女們艱難地向沙漠徒步進發，與男同志們承受同樣的艱難險阻、擔當同樣的任務。[62]四十九年之後，這次行軍的照片與女戰士們的回憶錄一起展出。婦女們穿著男式軍裝、編成三個縱隊行軍，在休息營地又唱又跳，仿佛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會讓她們害怕。[63]儘管如此，這些女戰士們經歷過了行軍中的艱苦，她們對到達駐地後的艱難生活都有了心理準備。

女戰士徒步入疆

第二批、也是人數最多的一批女戰士是從湖南招募的。王震認為，除非中共能幫助士兵們建立家庭，否則人民解放軍很難在邊疆地區紮下根來。新疆已經有了十萬國民黨部隊，現在又來了將近十萬解放軍部隊。王震擔心在一個只有男性的世界裡，士兵很可能變成土匪。此外，為了避免種族衝突，中共又禁止漢族人與非漢族婦女通婚。[64]王震於1950年給他的朋友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寫了一封信，請求後者提供幫助：“（我要）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八九歲以上的未婚女青年，有一定文化的女學生，不論家庭出身好壞，一律歡迎，要她們來新疆成為好工人，好妻子，好母親。”[65]一份未公開的檔更進一步解釋了王震對所招收婦女的要求。首先，女孩子們必須是未婚的或合法離婚的。第二，女孩子們必須身體健康、五官端正。第三，也可以招收地主與富農家庭的女孩子們，甚至家中有被共產黨政府鎮壓的家屬親戚的也可以。[66]這些要求說明，新的女戰士作為“賢妻良母”要比作為“好工人”更重要。

1951年2月10日《新湖南報》刊登了一條廣告，招募大約二百名專家、技術工人與女學生。[67]事實上，招聘團只是想要徵召女戰士。該招聘團以新疆有很好的機會作為誘餌：可能去蘇聯深造；也可以選擇進工廠學技術，可能進文工隊當文藝兵；還可以選擇進蘇式集體農莊開拖拉機。最後同樣誘人的是，可以吃到中國內地從未嘗過的可口水果。

有三批女孩子對此非常踴躍。第一批是那些有理想主義思想的學生，她們希望能夠改變生活、走上與她們的同學和絕大多數婦女不同的道路。她們不僅成為光榮的革命戰士，人民解放軍還許諾給她們這樣的待遇：中學畢業生將會被任命為排長、大學畢業生被任命為連長。事實上這些女學生一到達新疆，她們當中的大多數立刻成為教師和秘書，享受著與連長或排長同樣的待遇。[68]

第二批女孩子來自於貧困家庭，家中有年幼的弟妹。在1950年到1951年，貧困和疾病仍然困擾著絕大多數農村地區，女孩子們找不到教育和工作機會，去新疆是她們、也是她們家庭的一個出路。由於相信來自貧困家庭的婦女更能吃苦耐勞，1951年以後王震的招募物件從城鎮轉向了貧窮落後的鄉村。[69]

第三批是地主、富農或其他“剝削階級”家庭的女孩子，以及那些父親曾為國民黨部隊或舊政府服務的女孩子們。由於她們“可恥”的家庭背景，這些女孩子們就業時遭到歧視，並在公共場合感到低人一等。當她們聽說可以不計家庭背景加入軍隊時，她們把這當作“脫胎換骨”並且可以改變家庭社會地位的一個機會。劉思湘的母親回憶說，她被錄取後，整個家庭都十分高興，因為她的“資產階級家庭現在變成了革命軍屬”，這會使家庭得到當地政府的優待。[70]

但早在她們到達新疆之前，這些湖南的女孩子們就已經開始懷疑這次招募的動機。為什麼招聘團只徵召女戰士？為什麼火車每停靠一站，地方首長都來看望這些女孩子並詢問結婚問題？一個謠言開始傳播，說這些女孩子將被分配給受傷與殘疾了的戰士、或者將被強迫結婚並且每個人會被分給好幾個丈夫。

現實並沒有那麼糟糕。中共是準備安排她們與戰士們結婚，但並沒有進行暴力強迫。她們被告知，指導原則是“組織分配、個人同意”，雖然這些女孩子們並沒有太多的選擇。根據人民解放軍的結婚規定，意欲結婚的男性必須達到以下標準中的一條：(1)營長或同級別官員；(2)軍齡五年、年齡達到26歲的連長或同級別官員；(3)1937年7月7日之前入伍的老紅軍；(4)有六年以上革命經驗並至少三十歲的老兵。[71]由於絕大多數新招收的女兵都只有十七八歲，因此丈夫比自己大十到二十歲的情況並不少見。1990年代回首往事時，一些婦女說她們的婚姻結果很好，因為她們的丈夫對待她們像對小妹妹一樣;但也有人抱怨說，年齡和教育上的差別導致她們的婚姻十分失敗。[72]

由於大多數城市姑娘和年輕女孩子不想匆忙結婚，人民解放軍開始從四川、河南、山東、甘肅這樣的貧困省份招募年紀介於二十與三十之間的農村婦女或寡婦。[73]解放軍甚至允許離婚婦女或者年輕寡婦帶著自己的孩子到新疆來。[74]1953年，新疆女兵招募工作團決定“不再接受任何年齡介於十八到十九歲之間的女孩子”。[75]同時，也放鬆了對男性年齡、職務、服役年限的限制，以使更多的中年男子可以和婦女結婚。

第一批到達新疆的女學生參加了各種工作，最主要的是教育與幼兒護理。人民解放軍向西進軍時組建了第一間護士學校，招收自陝西的女學生一直跟隨部隊到新疆，在各個部隊與軍墾農場中服務。1950年8月1日，第一個幼稚園向軍人子女開放，所有幼稚園保育員都是來自山東的年輕婦女。在這一年，人民解放軍還發動了一場文化運動，要求每個戰士學習讀寫。所有有中學教育水準的女戰士都成為全日制教師。一大批中小學逐步建立起來並開始聘用男女教師。

儘管每個綠洲農場中的女戰士數量並不多，但是她們所從事的教育和醫療工作對新疆各個社區產生了重要的文明影響。年輕婦女幫助男戰士們洗衣與打掃衛生，營區的環境為之改觀。婦女們提供了重要的社會服務，減輕了社區對外部世界的依賴。每個綠洲農場都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因此與維吾爾農民的聯繫有限。雖然農場偶爾會在用水問題上與鄰居們爆發衝突，但是在1950年代，環境污染問題還不是一個主要問題。人民解放軍的軍墾農場很快就初具規模，其中女戰士貢獻良多。一個姓李的漢族女性回憶說，維吾爾人目睹女兵如此吃苦耐勞，便到她們的農場來，要求用四百頭羊交換幾個女戰士。維吾爾人想與這些工作努力的女孩子們結婚，但是中共的農場不允許不是“自己人”的人娶走他們的女人。[76]

雖然中共要求政府機構雇傭更多的婦女、並鼓勵婦女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但是家庭仍然是一個婦女的生命核心，而且與中國內地一樣，“家庭生活”的意識形態依然主導著邊疆地區。[77]女戰士的年齡、教育、城市出身與革命理想，並沒有太大地改變她們的性別角色和期望。操持家務與撫養孩子是將她們招到新疆來的主要目的。王震與陶峙嶽發佈了一條命令，要求懷孕婦女不能從事任何重體力工作，並給她們各種假期：懷孕初期有一次短假，從懷孕第七個月開始實行部分時間工作制，孩子出生後又有兩個月產假。[78]建設兵團的司令部規定年輕母親的工作量必須減輕，並答應任何非軍職的母親都可以享受人民解放軍士兵的待遇，只要她生育並撫養三個或以上的孩子。[79]

1952年之後到達新疆的婦女主要從事農業勞動。她們與男人們幹同樣的活，包括伐木、耕地、播種、收割。1952年6月152名湖南女孩子被分配到第二十五師，到7月又有476名山東女孩子加入進來。她們剛一到達駐紮在老炮臺的第二十五師農場，就遇到了一場可怕的蝗蟲災害。蝗蟲象黑雲一樣鋪天蓋地地飛過來襲擊每一株綠色莊稼。蝗蟲飛走後，農場有133,333平方英畝（515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了焦土。這些女戰士們不得不與她們的男同事們一起沒日沒夜的奮鬥。她們撲滅蝗蟲，清理耕地，將瑪納斯河的水引入田裡，並開墾出一個新的稻米莊園。到了這一年年底，她們最終可以慶賀農業獲得了豐收、墾區人口有了增長以及出現了新的家庭。[80]

一開始，老炮臺和其他農墾農場的幾對夫妻只能共用一間臥室，他們用床單將每張床隔開。後來她們住進非常簡陋的屋子，在邊疆地區生了孩子。隨著新綠洲在沙漠邊緣的擴大，年輕婦女們很快變老。由於照顧家庭和孩子佔用了她們的主要精力，這些婦女們沒有機會繼續她們的教育或者獲得技術訓練。當農場開始機械化、男人們變成技術工人後，許多婦女繼續從事體力勞動。沙漠阻止了婦女們返回她們遙遠的故鄉，而邊疆既擴大了又縮小了她們的活動平臺。絕大多數的婦女熬過了艱苦的體力勞動、孤獨、家庭爭吵、民族衝突與思鄉，她們對整個新疆地區星羅棋佈的綠洲農場的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作為妻子、母親與農場職工、老師、護士、商店售貨員與各種勞工，婦女占了這一邊疆地區越來越大的人口比重。她們使內地的漢子們在邊關定居、為邊疆地區的改造和開發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1953年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高度評價了這些招收到新疆的女戰士們，並制定了在五年內從中國核心區再招收99,300名婦女到新疆的新計劃，希望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人民解放軍軍墾農場中的性別不均問題。[81]中央政府將招收任務分配給每個省，而各個省又將招收指標分配給每個縣與區。[82]婦女的持續到來和定居穩定了新疆的生活，並幫助人民解放軍實現了“和平解放”新疆的目標。

五、控制邊疆

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不能完全解釋1949到1953年間新疆發生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勝利後，迪化並沒有出現一場階級鬥爭，伊犁也沒有發動革命造反。自從盛世才逮捕和殺害共產黨人以來直至1949年，新疆沒有發展過一個共產黨員和中共黨組織。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與其說是人民解放軍在中國核心地區軍事勝利的簡單擴張，不如說是一個偶然事件。在1949年初，新疆仍然遠離中國內戰的主戰場，而新疆的人民相信國民黨軍隊在華北的軍事失利只是意味著未來有種種不同的可能性。新疆地區各種本土與入侵的政治力量都很強大，但也都很脆弱。在接下來幾個月中社會各個不同勢力之間的碰撞、競爭與談判對這一邊疆地區複雜的政治狀況作出了重新定義。

漢族主導的新疆國民黨政府過於脆弱而難以對新的中央政府作出抵抗。它既缺乏宣佈獨立的合法性，也沒有依靠外國勢力存活下去的機會。俄羅斯文化在城市地區影響很大，但在與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競爭時，它對維吾爾農民與哈薩克牧民的吸引力就小得多。雖然伊斯蘭傳統在農牧民中間根深蒂固，但“綠洲人口仍然彼此隔絕”，因此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政體。[83]泛伊斯蘭主義與泛突厥主義的言論雖然極富煽動性，但其政治籌劃只對一些城市知識份子與農村精英有吸引力。新疆問題的和平解決並非出於幾個政治家的智慧，而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間較量和對話的結果。歷史學家不會忽略張治中、包爾漢、陶峙岳、共產黨人王震以及國民黨死硬分子等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決定了他們思考方式、政策取向與談判立場的，是整個新疆地區的社會文化生態和風雲變幻的政治形勢，而不是他們的個人性格和智商。

新疆的“和平解放”用一種更加有效的統治方式替代了國民黨政權。與其他地方相比，人民解放軍作為“執行黨的政策的軍事機器”這一功能表現得更加明顯，它將國家統治擴大到滿清政府與國民黨人從未到達過的地方。[84]人民解放軍軍墾農場遍佈整個新疆省，這有益於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屯墾戍邊的政策，這一政策實際上是傳統的帝國政策，是通過軍事駐紮來維持對新征服邊疆地區的控制。而從中國內地遷入婦女這一舉措，不僅使戰士們得以享受家庭生活，也把屯墾戍邊變成了一項永久的事業。

在國內移民問題上，毛澤東接受了史達林的軍事援助和建議，但是並沒有完全仿效蘇聯處理中亞地區時採取的加盟共和國模式。就在中共接管新疆後不久，伊犁政權不再存在，其武裝力量被下令從國防軍中撤出而加入了生產建設兵團。這一安排反映了毛澤東對地方民族主義及蘇聯影響的警惕。[85]

人民解放軍軍墾的成功開創了內地向新疆移民之先河，漢族人口的不斷流入改變了新疆的人口構成。這也為以後歲月中的人口遷移確定了模式：國家在將工廠從內地遷入新疆或在新疆勘探石油時，也將工人與他們的家屬一起帶入新疆。中國共產黨號召知識青年到邊疆去的時候，既招收男性也招收女性。結果是漢族人口現在占新疆省人口總數的43.02%，維吾爾族占43.35%、哈薩克族占6.47%。[86]如果再加上河南與四川省大批季節性遷入的摘棉花工人、與當地及中亞各國做生意的浙江和江蘇商人，那麼漢族人的比例還會更高。

人民解放軍在新疆開展大生産運動

然而，新疆的接管模式也加劇了當地人與外來人之間的種族隔閡。首先，人民解放軍創造了自給自足的孤立綠洲，而漢族婦女的出現使這些農場成為更加封閉的漢族世界。新的綠洲未能成功地將維吾爾族農業整合進整個地區經濟。“不與當地人民爭地”這一政策對於避免衝突來說是一個聰明的想法，但是也反映了這樣一種漢族中心主義的觀點——只要人民解放軍佔領的是尚未開發的土地、並可以對之更加有效地加以利用，這就不算剝奪非漢族人的任何財產。第二，國民黨政府利用“與非漢族合作但將權力掌握在漢族手中”的方式來統治這一邊疆地區。中國共產黨也遵循了這一方式並將之納入了“和平革命”的框架。既是漢族人又是共產黨員的老兵們領導著非漢族的非黨員官員；中國共產黨的論資排輩原則使得王震和王恩茂在黨內的地位遠遠高於包爾漢和賽福鼎，這就使他們得以壓制任何關於漢族沙文主義的道德批評。[87]根據特納（Turner）和湯普森（Thompson）的“邊疆理論”，邊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因異族的入侵而開始，經過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相遇、衝突、吸收、互動，最後以一種文化佔據統治地位而結束。而這一過程的結束即標誌了“邊疆”的消失。在新疆，此種邊疆過程還未結束，本土的居民表現出了對入侵文化適應並生存的巨大能力。雙方在宗教上各自不同的固有態度加強了非漢人與漢人在外表、服飾、語言、飲食方面的巨大差異。中共的接管在新疆建立了新的政治統治，但並未結束所謂的“邊疆社會文化過程”。[88]這一過程依然充滿衝突、對話和互動。1949年之後，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依然是新疆作為邊疆地區的一個壓倒性主題。

姚昱譯

注釋

[注1]關於中國共產黨接管的重要著作有：Ezra E.Vogel,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1949—19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Kenneth G.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2(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Steven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以及James Z.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re,1949—1954(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

[注2]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42.

[注3]Ibid.,41.另見Thomas Hoppe, "Observation on Uyghur Land in Turpan Country, Xinjiang—A Preliminary Report on Fieldwork in Summer,1985,"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1.3—4(1987):224—251。

[注4]黃建華：《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9頁。

[注5]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臺北：蘭溪出版社，1980年，第3,264頁。

[注6]Donald H.McMillen, Chinese Communist Power and Policy in Xinjiang,1949—1977 (Boulder: Westview,1979),25.1885年，清朝政府向新疆提供了365萬兩白銀的軍餉，但到1904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224萬兩。但當時新疆軍事開支僅為每年約190萬兩，因此剩餘部分可幫助新疆政府平衡其政府預算。國民黨政府則以紙幣支付對新疆的財政援助，但由於紙幣在1940年代出現嚴重貶值，新疆地方政府不得不“求助於地方資源來自己解決財政問題”。見黃建華：《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述論》，第239頁。

[注7]黃紹竑：《五十回憶》，長沙：嶽麓出版社，1999年，第290—291、296—297頁。

[注8]金紹先：《國民黨統治新疆的方法研究》，《新疆文史資料選》，第2輯，1995年，第70頁。

[注9]林正言：《盛世才小傳》，《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1990年，第1—28頁。

[注10]Rudelson,7.直到1930年代“維吾爾”一詞才被用來指稱突厥穆斯林定居者。Dru C.Gladney,"The Ethnogenesis of the Uighur,"Central Asian Survey,9.1(1990):1—28.

[注11]楊增新：《電呈新疆回隊用命情形文》，《通令各縣所屬鄉莊阿洪不准地方官派充》，陳慧生、陳超：《民國新疆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9頁。

[注12]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541頁。

[注13]《新疆總督楊增新的報告》，1917年9月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新疆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第6頁。

[注14]2003年12月採訪阿卜杜拉希姆・阿敏，北京。

[注15]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第329頁。

[注16]Andrew D.W.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Xinjiang,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217.

[注17]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14/3/64。伊敏此時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

[注18]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14/3/64。

[注19]對阿巴索夫的詳細討論，見David D.Wang, Under the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1944—1949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9),353—360。

[注20]賽福鼎・艾則孜：《賽福鼎回憶錄》，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年，第514頁。

[注21]Allen Whiting and Sheng Shih-ts'ai,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8),117—118.懷廷(Allen Whiting)寫道，他是從“一個可靠的來源”獲得的這一資訊。但是陶峙嶽在回憶錄中並未提到他是否與蘇聯總領事進行過這一談話。

[注22]見Dieter Heinzi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0: 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 (Armonk, N.Y.: M.E.Sharpe,2004),chapter 3。

[注23]Ibid.,385.

[注24]袁德金、劉振華：《西北解放戰爭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8—514頁。

[注25]《群眾日報》，1949年7月17日。

[注26]袁德金、劉振華前揭書，第542頁。

[注27]袁德金、劉振華前揭書，第594頁。

[注28]杜鵬程：《戰爭日記（1947—1949）》，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518頁。

[注29]The Minutes of Stalin's Meeting with the Deleg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eaded by Liu Shaoqi (June 27,1949), Presidential Archiv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F),45/1/328.

[注30]袁德金、劉振華前揭書，第568—670頁。

[注31]張治中前揭書，第784頁。

[注32]黃建華前揭書，第191頁。

[注33]張治中前揭書，第788頁。

[注34]陶峙嶽：《陶峙嶽自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5—106頁。

[注3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14/3/64。

[注36]Wang,360.

[注37]包爾漢前揭書，第356—357頁。

[注38]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政治部編：《新疆和平解放》，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頁。

[注39]見《甘肅日報》，1949年5月19日；《大公報》，1949年5月20日；《西北日報》，1949年7月20日；《和平日報》，1949年7月22日。

[注40]《甘肅日報》，1949年9月14—15日。

[注41]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2/5/901。

[注42]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新疆簡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三卷，第498頁。

[注43]羅恕人、馬呈祥與國民黨情報機構於9月24日離開迪化；葉城直到9月25日早晨才離開。隨後，包括新疆省政府副主席伊敏和艾沙・優素福・阿布泰金在內的泛突厥領導人逃往印度。

[注44]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175/1/1。

[注4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14/3/64。

[注46]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14/3/64。

[注47]西北研究會：《新疆交通介紹》，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重印，1949年9月1日，第1頁。

[注48]西北研究會：《新疆交通介紹》，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重印，1949年9月1日，第4頁。

[注49]西北研究會：《新疆交通介紹》，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重印，1949年9月1日，第4頁。

[注50]2003年12月採訪阿敏，北京。

[注51]2003年12月採訪阿敏，北京。阿敏回憶，迪化只有在大十字那裡才有只有兩條被鋪過的路，到1949年總長不到0.8英里。

[注52]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175/2/65。

[注53]范殷凱：《新疆建設兵團史》，烏魯木齊：新疆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第166頁。

[注54]2004年1月採訪古力斯阿提・吐爾遜(Gulisiati Tursun)，烏魯木齊。

[注55]李福生編：《新疆兵團屯墾戍邊史》，烏魯木齊：新疆科技衛生出版社，1997年，第148頁。

[注56]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175/2/65。

[注57]關於相關個案報告，見《內部參考》，1954年，藏于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注58]李學軍、李敏傑：《西北大決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1—553頁。

[注59]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175/2/42。

[注60]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M1/1/9。

[注61]李開全：《甘肅女兵訪談錄》，新疆建設兵團歷史編纂委員會編：《新疆建設兵團歷史資料選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卷，第238頁。

[注62]李開全：《甘肅女兵訪談錄》，新疆建設兵團歷史編纂委員會編：《新疆建設兵團歷史資料選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卷，第239—244頁。

[注63]袁國祥編：《20世紀新疆圖片紀實》，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9年，第2卷，第83—91頁。

[注64]新疆軍區檔案館，13/7。

[注65]廖亦武：《女兵的女兒——劉思湘》，《中國底層訪談錄》，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第7頁。

[注66]新疆軍區檔案館，13/18。

[注67]《新湖南報》，1951年2月10日。

[注68]李開全前揭文，第13卷，第239頁。

[注69]新疆軍區檔案館，13/42。

[注70]廖亦武前揭文，第7—8頁。

[注71]新疆軍區檔案館，13/15。

[注72]2003年李開全採訪魏玉英（音譯）和其他女戰士，石河子。

[注73]新疆軍區檔案館，13/23，13/27。

[注74]該檔案規定每個婦女最多可以帶三個孩子到新疆。新疆軍區檔案館，13/42。

[注75]新疆軍區檔案館，13/80。

[注76]廖亦武前揭文，第10頁。

[注77]新疆軍區檔案館，13/80。

[注78]新疆軍區檔案館，13/75。

[注79]新疆軍區檔案館，13/96。

[注80]李福生前揭書，第221頁。

[注81]到1952年底，新疆軍區共招收13,644名女學生。另外12,892名婦女是根據其他安排到新疆來的。

[注82]例如山東省計劃招收7,000名婦女。山東派出了十四個招收隊到文登縣和萊陽縣的農村，要求每個隊招收大約450名婦女。新疆軍區檔案館，13/58。1955年，上海將1,200名接受過勞改教育、年齡在18到35歲之間的前妓女送往新疆，加入人民解放軍的軍墾農場。政府許諾,她們過去的歷史將永遠保密,以便有助她們在新疆開始新的生活。《內部參考》，第162期，1955年5月26日，第388頁。

[注83]Rudelson,17.

[注84]"On Correcting Mistaken Ideas in the Party" (December 1929),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3),1:106.

[注85]李福生前揭書，第290—293頁。

[注86]李升：《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頁。

[注87]另一個偶然事件是伊犁政權的資深領導人，包括阿合買提江・卡斯米(Abmet Jan Kasim)，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Ishakjan Monhakiyev)，阿不都克裡木・阿巴[注]索夫(Abdul Kerim Abasoff)和羅志在內，都在去北京的路上因飛機失事而喪生。

[注88]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olt,1921).湯普森（Leonard Thompson）與霍華德・拉馬爾（Howard Lamar）把邊疆作為一個開放性的過程來討論，認為在一個邊疆地區建立了政治統治之後，社會與文化的發展進程仍可繼續。Leonard Thompson and Howard Lamar, eds.,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North America and Southern Africa Compar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Vol.7,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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