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

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

（下）

張曙光　周建明　編譯

版權信息

《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下）》

張曙光、周建明　編譯

© 香港中文大學 2008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246-3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Chinese-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the Taiwan Issue：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in Chines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hu Guang Zhang and Zhou Jianmi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78-962-996-246-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 T., Hong Kong.

Fax：+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cup@cuhk.edu.hk

Web-site：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書　　名：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下）

作　　者：張曙光　周建明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04月20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Limited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掌上遊科技提供技術支持，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编译者简介

张曙光，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周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兼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前　言

近十年來，臺灣海峽風起雲湧。究其深層原因，總離不開美國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以致中美關係正常化三十餘年後的今天，臺灣問題仍然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對海峽兩岸而言，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所需要考慮的要素之一是美國如何對待臺灣統獨選擇，即是支持臺灣在“一國兩制”內的“統”，還是贊同其在“一邊一國”基礎上的“獨”。

然而，對美國而言，對臺的政策選擇並非如此簡單。起碼在過去的五十年間，白宮的對臺政策毫無例外地受到美國對東亞、亞太乃至全球戰略利益考慮的制約。簡言之，美國對臺灣“統獨”或“維持現狀”的公開態度和政策表述，完全基於白宮的主人和他的戰略策劃團隊對“臺灣海峽現狀的維持和改變將如何影響美國戰略利益”的認知和判斷。如果把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搖擺不定看作是其領導人沒有從戰略高度考量政策的結果，這樣的結論顯然是相當片面的。

應該說，從當年共和黨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著手中美關係正常化——或稱之為“解凍”——的進程開始，美國對臺政策的取向，就完全被納入美國的全球和地區安全與外交戰略考慮和安排。為了有助於對臺灣問題的深入研究，我們特別從美國國家檔案和文獻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簡稱NARA）於1999年4月開始解密的國務院檔案涉及“尼克松總統文獻”的文件中，挑選了其中涉及臺灣政策議題的，編譯成集，以期關心臺海局勢的學者和讀者能夠從原始檔案中品出美國對臺態度和政策的思考邏輯和運作規律。

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是，美國解密的這批檔案，不僅本身是有選擇的，此外，其中不少文獻的部分內容仍被“清除（sanitized）”。有趣的是，通過位於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國家安全檔案（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項目的不斷努力，美國負責審查文獻解密的“機構間安全上訴委員會（Interagency Security Appeal Panel）”於2002年秋季批准解密被“清除”的內容，其中涉及尼克松與周恩來1972年2月北京會談記錄的內容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得以解密。[1]在過去的幾年間，美國涉及中美“解凍”的部分文獻得到公開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國家安全檔案項目的研究員威廉・波爾（William Burr）編寫的，於1999年出版的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基辛格秘檔：與北京和莫斯科的最高秘密會談》）。[2]

為了幫助讀者瞭解尼克松政府對華戰略決策的行為“密碼”，我們在此就美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戰略環境和決策思維作一簡略描述，希望為讀者提供一個背景參考。[3]

尼克松1969年主政白宮，開啟了美國冷戰總體戰略的一個新階段——即所謂“緩和（detente）”，而這一新階段的最重要的里程碑則是尼克松政府作出的化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衝突的政策選擇。部分地由於華盛頓的這一選擇，歷時二十幾年的“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陣營”的雙向對抗框架受到衝擊，似乎取而代之的是中、美、蘇三個大國之間既對抗又合作的所謂“大三角”互動系統。[4]

從歷史的角度看，促成這種美國冷戰戰略轉變主要出於如下幾種原因。首先，美國在越南困難重重的戰事，使得華盛頓冷戰整體戰略受到極大牽制。尼克松不得不面對現實，以求儘快脫離困境。在尼克松1969年上台伊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簡稱NSC）便於1月24日提交了一份關於越南戰局的系統報告。報告明確指出，聯邦政府戰略決策各部就越南戰爭的前景分歧明顯。由軍方為代表的（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美軍太平洋總司令部、駐越軍事參謀團以及駐西貢大使館）“樂觀派”，堅持南越與聯軍的軍事地位業已大大鞏固，因而南越的安全也取得實質性的改變；特別是參謀長聯席會議斷定：“南越軍隊將在1969年間有效地控制越南南方百分之九十的人口。”而由國務院、國防部、中央情報局（CIA）組成的另一方，或稱 “悲觀派”，卻對印度支那的前景感到嚴重沮喪。據他們的分析，美國的武裝介入根本沒有改變越南南北方的力量對比。國防部的根據是：美國對西貢政權三年的全面援助（1962-1965）及三年的軍事介入（1965-1968），並未使南方農村人口對西貢政權的支持率有任何決定性的提高，目前仍如1962年時一樣，“約有五百萬人接受南越政府，三百萬人傾向越共”。國務院及中情局則認為，越南南方的農村“大約有三分之二，或至少是超過百分之五十人口嚴重地傾向於越共”。有趣的是，無論是“樂觀派”還是“悲觀派”均一致認為：“美軍B-52轟炸機對越南北方的襲擊的實際效果極難確定，而實際上北越得到了蘇聯人及中國人的全面物資援助而得以毫不顧忌我們的打擊。”然而，就新政府應如何“體面地”結束越南戰爭，雙方各持己見，是戰是和，難以取得共識。[5]這樣一份毫無結論的政策報告，足以令剛剛入主白宮的尼克松感到越南問題出乎意料地嚴重。新總統11月24日對全國的公開講話中，不得不承認“越南戰爭局勢異常嚴重”，這迫使新政府不得不做至關重要的選擇。然而在考慮作選擇時，“我有責任不僅僅只考慮我這屆政府以及下一次選舉，還必須考慮我的決定對下一代〔領導人〕的影響，以及對美國及世界和平與自由前景的影響。”[6]

其次，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塘”，使得制約對外戰略與政策的國內政治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於越南戰爭不斷升級所造成的美軍死傷人數迅即上升，直接導致大規模的年輕人逃避從軍行為，而演化成全國性的“反戰運動（anti-war movement）”。[7]即便是美國公眾中“沉默的大多數（a silent majority）”，雖不像和平運動激進分子們那樣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國繼續在越南的這場災難性戰爭，但明顯對華盛頓入侵越南、其亞洲政策、乃至整個冷戰戰略表示異議。如美國民意調查十分有權威性的蓋洛普報告表明，尼克松政府上台前後美國公眾輿論“否定”美國武裝介入越南的比例有所上升。該報告顯示，在回答民調中“根據我們介入越南戰爭後的發展情況，你是否認為美國派兵參戰是個錯誤”的問題時，1968年10月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接受調查者認為“是個錯誤”，而到1969年2月——即尼克松宣誓上任一個月後——持此意見者則達百分之三十九，四個月中竟然有兩個百分點的上升。[8]美國公眾輿論的反戰情緒，很快就演變成對美國歷經二十餘年的冷戰戰略的首次大規模的批評。由反戰“精神領袖”原聯邦參議員J・威廉・富布賴特（J. William Fulbright）於1967年出版的The Arrogance of Power（《強權的傲慢》），更將批評的矛頭直指華盛頓的國防戰略決策者及其軍火工業壟斷寡頭們。富布賴特指出，美國利用冷戰為由，在世界範圍內“到處揮舞著大棒，顯赫實力”，不僅是“不道德而且是腐敗的”。而造成美國這種不道德行為的根本原因，富布賴特認為，是現代國際社會強權的傲慢，即“所有大國都希望顯示其比別國更大更好更強”；正是由於這種傲慢的心態在作祟，才有“今天的國際衝突與戰爭”。[9]在這種少有的政治壓力下，尼克松新政府不得不做出“順應民意”的政治選擇，特別是尼克松還要面對連任的大選，他的越南政策與冷戰戰略的調整幾乎勢在必行。

造成這一調整的另一重要因素，根據美國外交史學家約翰・路易斯・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分析，是華盛頓戰略決策的最高層出現了一個少有的組合：尼克松、基辛格“倆人團（a two-men team）”。[10]尼克松在這一組合中，體現著非常獨特的政治性格：一方面，他在二戰結束初期作為共和黨在國會內的“新興力量”所參與“反共產主義”的所作所為（包括主持眾議院“非美國行為委員會”對所謂“同情共產主義分子”及“激進勢力”反政府、反美國活動的全國性調查，並造成無數屬政治迫害的冤假錯案），以及作為冷戰最激烈時期之一的五十年代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而表現出“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堅定與熱情，使得尼克松的“反共產主義集權”、“護衛美國民主自由制度”的“冷戰鬥士（A Cold Warrior）”面貌，很難因為他的政府作整體戰略調整而受到媒體、公共輿論以及國內極端保守勢力的挑戰與詰問而阻礙調整的順利進行。另一方面，作為從政多年的政客，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多有起伏，而數十年的政治歷練使他在政治運作上學會了如何靈活、妥協。西方眾多研究尼克松政治個性的成果表明，尼克松在1960年的總統大選中以“小差額”敗給肯尼迪，以及在此後不久的加州州長的競選中也未能取勝，迫使十分自負的尼克松閉門思過，並趨向成熟。正是由於他學會了“左右折中”、“現實而靈活”的政治伎倆，才保證了尼克松在1968年的大選中，一舉擊敗民主黨候選人而問鼎白宮。尼克松獨特政治個性的另外一面，是他所謂的領導風格：秘密而不透明，善於小圈子運作，甚至有獨斷專行之嫌。作為美國民主、自由意識形態的忠實信徒，不能說尼克松在決策中崇尚專斷。然而，尼克松的政治經歷，特別是他在美國政壇中的大起大落，使他產生了一種心理學上認定的“窒息心態（seizer mentality）”。由於將其政治上的不順利在很大程度上歸罪於對手所設置的圈套以及新聞媒體對他過份的刻薄和挑剔，尼克松總是疑懼外界的所有人，甚至懷疑他身邊的幕僚是否每時每刻都在算計他，等待著他犯錯出醜。[11]正是這種心態在作祟，尼克松自然而然地在他身邊編織了一道又一道的防護網，而這樣在決策時，只信任一兩名他覺得可信賴的近臣，因此，在美國冷戰戰略的決策上，就只倚重總統的安全事務特別顧問基辛格了。

基辛格在“尼、基倆人團”中所擔當的角色也十分獨特。如果說尼克松為美國的冷戰戰略調整塑造了一個堅實的政治防護網，那麼，基辛格則為新戰略的制定提出了操作理念和方法。[12]關於基辛格“國際關係”及“國際安全”理念的研究，無論是從政治心理學、政治文化學、機構行為學，還是運用國關研究的新老理論，起碼在一點上是有共識的，即基辛格所倡導的美國冷戰戰略及政策的調整，反映的是對現代國際關係的理想主義、自由主義思維定式的批判與否定，同時是對傳統的現實主義、理性主義的回歸與凸顯。雖然在哈佛大學念的是政治學，作為二戰間被迫從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移民美利堅的猶太人，基辛格對歐洲十九世紀國際關係史上表現出的“百年和平”情有獨鍾，故而，他是美國五六十年代少數用歷史的方法研究當代國際關係的政治學學者之一。基辛格個人的遭遇以及他的治學方法，奠定了他崇尚傳統的“勢力均衡”國際體系的政治傾向。他堅信，國際社會的穩定與安全，並不會由於某種意識形態的強勢而得以產生並受到保障，只會因大國間的勢力平衡的建立與延續而成為現實。然而，基辛格最能打動尼克松之處，是他對民主黨肯尼迪、約翰遜政府對外政策“理性”的批判。特別是在六十年代後期，作為著名學者的基辛格，多次抨擊民主黨政府受理想主義、自由主義影響過多，在制定美國對外戰略時，考慮意識形態比考慮國家根本利益要多得多，考慮決策的民主程序比考慮決策的效率要多得多，而使得美國的冷戰戰略本末倒置，處處陷於被動。在他看來，只有明白無誤地確定美國國家根本利益的理念，才能使危機得到有效的處理，並據此提供“長治久安的有力保障”。[13]

自認為是“大戰略的思想家”，基辛格棄學從政是懷有改變美國戰略決策的抱負。通過研究美國的對外政策，他對“他十分愛戴的國家”在國際關係處理上如此之幼稚、如此之理想化感到不可思議。那麼，新的美國領導人應如何改變這樣的情形呢？基辛格的對策是要求決策者能夠對當今的國際結構作出一個深層次的哲學評判。“除非我們對客觀世界格局首先形成一個理念，”基辛格在1968年間寫道，“否則，我們將永遠不可能對創造一個穩定的、富有創造力的世界體系做出任何貢獻。”[14]

基辛格所提倡的深層次哲學思考，根據美國外交史學家蓋迪斯的研究，包含這麼四個要素。

第一，必須明確承認當今世界的“實力運作”是多層次、多面性的。其真實含義是，在考量任何一個大國的國際影響力時，單一的衡量坐標已不復存在。曾經被核大國所津津樂道的核武器隨著美蘇間核平衡的出現，其在威懾武裝挑釁、貿然侵略方面的實際功用正在遞減。基辛格曾列舉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歷次國際危機的解決，都已不受核戰略平衡的制約了。特別是美國目前所陷入的越南戰爭更加清楚地表明：“在公眾輿論壓力以及戰爭升級的危險的困擾下使用常規軍事手段受到極大限制；〔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面對民族主義衝擊時顯得如此地蒼白無力；〔一國的〕國土疆界對其所能釋放的政治影響力的大小已不具連帶關係；而與此同時，經濟實力在所有上述的勢力運作方面均已失去作用。”[15]

因此，基辛格認為，繼續“把均勢的運作看成是‘零和遊戲’”——即對抗中一方所失必定意味著另一方所得——顯然“太過簡單”，而必須轉換成一個新思維，即對抗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必過於考慮雙方的一得一失，因為在一地的失利，則可能是在另一地的斬獲。故而，在“均勢運作”過程中，重要的不是在乎一地、一役的得失，而是對“整體力量對比的考量”。[16]依據這樣的新思維，基辛格認為，美國完全應該、也有可能在保證整體均勢穩定的前提下，“從〔對國家利益的〕一種一成不變認可轉為較靈活多變的認知”，而“靈活認知”的具體實現，並非要完全從現已擔負的國際“職責”系統裏“全然退身”，而是要明確地“劃出底線”，即美國不應、也不可能“單獨承擔著保衛世界範圍內勢力均衡的責任”。[17]

第二，為了更現實地“認知”國際體系，美國領導人必須致力於打破現存的“關於世界環境的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與奢望”。儘管美國的決策層、理論界和輿論界也認識到世界正在向多極化方向發展，儘管也認識到這一發展並非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必然相悖，但是基辛格發現，美國人的大多數仍不能接受“衝突與矛盾過去是、將來仍將是國際生活的主要特徵”這一不可回避的事實，仍幻想有一天美國能夠徹底改變現存的國際體系，而不是尋求如何與現今的國際制度相適應，並試圖在其內進行操作。正是由於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信念與幻想，基辛格指出，造成了美國建國以來從未停止過的有關孤立主義與過度擴張主義之爭，以致美國的對外政策總是在“過多疑慮與過度興奮的壁壘森嚴的兩極間，左右搖擺，晃蕩不定”。[18]

因此，基辛格認為，目前美國最需要的是“遵循現實主義的思維邏輯”，接受世界格局的現實，同時運用美國人的“創新精神”力求使現實國際社會得到改善。具體地說，美國首先應該“放棄所有試圖改變其他國家與民族的內部制度”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做法。在這點上，基辛格嚴厲批評二戰結束後美國的歷屆政府，都將政治改革與地緣政治相混淆，以致始終分不清戰略環境與民主進步、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誠然，世界範圍內的民主改革與經濟增長都會增強美國的安全利益，然而，這些政治、經濟層面的變化都必須在地緣政治的大框架中進行，而脫開這個框架，所有這些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都將難以為繼，甚至適得其反。基辛格常常引用的理論是所謂“結構穩定觀”。根據此說，現存體系或制度，常常是在其支撐條件得到改善的情況下，“倒塌、崩潰”危險最大，而不是相反的邏輯。依此類推，他指出，任何期待那些“滯後發展的國家與民族”政治進步、經濟改善便能強化美國利益的想法，都是非常危險的；同時，為了促使這些國家建立與美國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結果，必然是打破現存的均勢，其長期的、深遠的、戰略意義上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完全是得不償失。美國在越南的遭遇即是最有力的佐證。[19]

相反，美國有可能與一些地區的意識形態相左的國家在承認彼此的“地緣政治利益”——包括“國家生存、國家安全、相互適宜的國際環境”——的前提下，改善關係，甚至結盟。而取得這一突破的關鍵，基辛格提出，是建立彼此的互相克制機制，其衡量標準是，雙方承認由來已久的意識形態分歧不可能一夜間消失殆盡；雙方均應對對方的政治制度、甚至是彼此間利益的衝突顯示出一定的容忍。假如這一機制可以建立，國際制度的平衡與穩定則完全可以基於“超脫於哲學思想與歷史淵源的共享的地緣利益”。多年後，基辛格在談及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所謂“歷史性握手”時，就津津樂道地認為是成功地實踐了這一思想，否則，“一個對紅色制度深痛惡絕的人與另一投身於世界革命的鬥士”是無論如何也走不到一起的。[20]

第三，任何大國都要承認自身可動員的用於解決國際衝突的資源有限。在擔任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前，他多次對六十年代在美國國防界十分時髦的“均勢要求無限制地使用一切手段”的提法予以駁斥。在他看來，美國對國際安全作毫無節制的承諾，不僅不能使之加強，反有可能使之惡化。其理由是，任何一個國際行動的目標，都會隨著擔負行動國家對自身可動用資源認識的變動而變化。簡言之，如果決策者認為本國的資源可毫無限制地使用，那麼，其所賦予國際行動所追求的目標則也會變得毫無限制，以致最終資源耗盡、無功而歸；同時，這種不承認資源有限的國際行動必將迫使對手下定決心、決戰到底，因為對手在面對“全面投入”的敵人面前已無退路可言。為了捍衛涉及自身生存的“絕對安全”，任何國家或民族，無論大小、強弱，都會不惜一戰，其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現代國際社會的發展，其中最應顯出人類智慧的，則是大國領導人“知道何時何地必須懸崖勒馬”。[21]

為了要改變美國這種不顧資源有限的現狀，基辛格長期在參加對國際防務政策的公共討論中，反復強調核大國間的戰略平衡，應該建立在“相對足夠”而不是“絕對優勢”的共識上。這種話語的轉換，並不僅僅是為了調整美蘇間的核對抗，其對美國整個冷戰戰略思維的轉變有重要意義。基辛格認為美國在肯尼迪、約翰遜期間，完全不考慮自身戰略資源的有限性，不僅在與蘇聯的核競賽中導致核大國間“毫無理智”的軍備競賽，也迫使美國在全球範圍為遏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長期投入大量的資源，造成美國首尾不能相顧，使得投入的資源不僅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同時還使美國全球防線“漏洞百出”。[22]其結果則是使美國在盟國中，乃至在整個“自由世界”的信譽遭到前所未有的損傷。特別是美國在亞洲，從1949年決定對抗中國開始，直至深深陷入越南戰爭，即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第四，對國家利益要用地緣政治思維，對外在威脅的確定要拋棄意識形態的主導，對自身的戰略資源要認識到其有限性，只有這樣才能制定出現實的、理性的戰略。有充分證據表明，尼克松政府的冷戰戰略與對華政策正是在以上述基辛格“四要素”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框架內作出調整。然而，其調整的過程也充滿了來自國內外的挑戰。

基辛格理性的、現實的戰略基本目的，便是重建大國間均勢。二戰後的國際格局，由以歐洲大國為主調的折中，幾乎瞬間變為美蘇各自領銜兩大陣營對抗。自此之後，地緣政治學家們一直在不斷發出警告，一個由兩極所支撐的世界政治、安全板塊決不會穩定，由於勢力的不平衡而造成世界範圍內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危險必定會與日俱增。然而，如需打破兩極格局而重塑多極體系，到底應建成幾極更為合適？同時那幾個地區與國家應成為“極”？

在美國防務與安全理論界和輿論界就此問題的研究與討論中，基辛格長期堅持要以“多極”替換“兩極”。一個兩極的世界，他1968年曾著文解釋，只會鼓勵消極與頑固。兩極框架的存在，他認為，“便會使領導人不再注意〔國際環境〕任何細小的變化，而必然認為，對抗中一方那怕任何一丁點的佔上風，便會被對方認作是己方利益的損傷。久而久之，任何國際問題都被認作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大事。”而一個多極的世界就會從根本上改變領導人的這種思維邏輯。誠然，基辛格指出，多極本身並不能保證穩定的出現與不被破壞。然而一個多極的體系為眾多大國共同制定彼此均能接受的國際制度所創造的合作與解決衝突的機會比兩極制要大得多、多得多。此外，多極制本身及內在所擁有的一種自然的或本質的平衡機制，是兩極制所不具備的；由於這個機制，均勢中的單個因素便不再那麼重要，因為任何一個大國都不再為要單獨承擔維護平衡的重擔而傷精勞神。“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基辛格斷言，“是完全符合任何一個大國的基本利益的”；而當今世界從一個“兩超爭霸”向“多元”方向發展，也是完全符合美國的根本國家利益的。[23]

那麼，到底哪些國家與地區能成為支撐一個多極世界的極？值得強調的是，美國冷戰遏制戰略的首創者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五十年多前便描述過一個他認為有助於維護戰後均勢的五極體系。他對“五極”的確認標準是所謂大國的軍事工業生產能力。據此，凱南認為美國、蘇聯、日本、英國以及中歐萊茵河套地區應看作世界的“五個工業∕軍事實力中心（Five Centers of Industrial-Military Power）”。[24]雖然從未明確表示接受凱南的多極劃分，基辛格心中的多極藍圖與凱南的有異曲同工之處。除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中心地位不應變動外，基辛格與肯尼迪、約翰遜政府中的所謂大西洋區域專家唱反調，反對英國自成另一極，而同情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的“西歐統一”的求索，認為一個“團結、統一、自立”的西歐聯盟應成為歐洲地區維護和鞏固國際均勢的重要支撐點。至於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目標，基辛格對傳統的“美英軸心”並不贊同，相反卻對由法國代表的“大陸體系”十分讚賞。因此，他認為華盛頓應該設法擺脫倫敦的影響，支持巴黎倡導的歐洲各個自由國家再次就彼此的主權利益達成諒解以期增強團結的主張，而不是像兩次大戰結束後由美國來設計如何解決歐洲的領土爭端，逼迫當地政府與人民無條件接受的那種不明智的做法。[25]

至於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基辛格接受了凱南認定由美國控制下的日本作為西方世界的工業∕經濟中心的提法，但不同於凱南的是，他堅持在亞太地區仍需要有另一個能夠支撐國際均勢的極，那就是與美國對抗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起碼具有一個戰略意義，即由於中蘇盟約關係破裂，導致北京成為莫斯科控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大挑戰者，也是蘇聯在世界範圍內擴張的最大牽制者。在這一點上，基辛格很快與尼克松達成共識。以至尼克松在上任後的第一個《政府對外政策報告》中強調：“如果沒有中國以及其擁有的七億人民的參與，任何一個國際制度要想得以維持，那是完全不可思議的。”[26]

如何才能使這一有中國參與的多極世界“新秩序”得以建立，變成“尼、基倆人團”國際戰略決策的最具優先的問題。尼克松政府首先表現出相當的靈活性。當多極的觀點提出後不久，不僅自由主義者們予以攻擊，現實主義的保守派也頗有微辭。前者認為新政府“容忍集權”，“以意識形態的大原則換小利”，後者則批評尼克松、基辛格從冷戰戰線上倒退，以致使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下降。為了化解這些來自國內外的壓力，尼克松、基辛格在對多極的公開解釋中閃爍其辭。如尼克松1971年7月在堪薩斯城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便將國際新秩序中的五極（即美、蘇、西歐、日本與中國），解釋為“五個經濟大國”，而這五個經濟大國將在不同程度上決定世界經濟發展的未來。然而有趣的是，尼克松關於五個經濟大國的進一步闡述卻包含著深刻的地緣戰略意義。“經濟實力的發展”，尼克松稱，“將成為其他實力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將以其他方式決定著本世紀最後的三分之一時間〔的安全與發展〕。”[27]基辛格在此後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也試圖說明新政府對世界均勢的追求，是全面的、多層次的。並解釋說，新政府“提出五個、或者六個、甚至七個實力中心時，其目的並非要將任何其他中心排斥在外，而是希望改變近幾年大家所產生的世界上只有兩個超級大國的觀念。”[28]

考慮到反對“五極”的壓力過大，尼克松、基辛格很快地便轉向另一種組合模式，即：“三邊主義（trilateralism）”。根據他們的設想與解釋，一個多極秩序，可以由多個“三邊關係”來組成。這些三邊可以是“大三邊”，如美、蘇、中，也可以是“小三邊”，如美、英、西歐或美、日、中。另外，這些三邊既可以是以經濟為中心的協作關係，也可能成為以政治、軍事為基礎的協議關係。[29]然而，無論尼克松、基辛格如何玩弄文字遊戲，美國儘快改善與“共產黨中國”的關係成為新政府塑造一個“能夠為美國減輕負擔、並保障穩定”的多極秩序的關鍵之一。

為了保證對華戰略調整順利進行，尼克松、基辛格建立了新的國防、外交決策機制。新機制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將決策、咨詢的大權集中於白宮內，而傳統上決策的主要參與者如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等文官部門無形中被排除在外。尼克松的主要做法是將“國家安全委員會”升格，使其能發揮美國“國家安全決策的最重要的作用”。[30]這個安排實際上隱藏著三個決策“玄機”。其一，約翰遜時期的“部門考察聯席小組”被分解成“考察小組”與“部門聯席小組”。後者雖仍然擔負著“制定應急計劃以及發展政策研究的職責”，但所有這些工作都必須在“考察小組”的領導、監督下進行，而“考察小組”則是由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擔任組長。其二，傳統的“部長聯席會議”被新建立的“副部長委員會”所取代。由於副部長按職責分工主要起執行作用，很少參與決策咨詢，故而這個新建委員會在相當大的意義上只是一個實際運作的協調機制。其三，新的國家安全機制可以按照需要，在任何時候，就任何專題，在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的要求下成立或者撤銷“高級專門委員會”。這些專門委員會完全根據國安會下達的指令就諸如危機管理、軍備控制、秘密行動研究制定戰略、政策雛形計劃，供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以及國安會選用。[31]

這樣的安排，顯然是為了擴大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對咨詢、決策、執行以及評估等諸多環節的控制力度。而作為國安助理的基辛格對這個總統的“國家安全決定備忘錄”的出台可謂是費盡心機。當新建的國安機制全面運轉後，尼克松與基辛格配合默契，真正將“國安會”當作涉外與安全戰略決策唯一的機構。根據該會記載，至1972年2月尼克松訪問北京，國安會共召集了七十三次例會，其中大約有一半是在新政府上任的第一年中舉行。[32]

儘管“國安會”的權限在擴大，但尼克松與基辛格仍對國務卿、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中情局局長等每次國安會例會都要參加感到不勝其煩。一方面，他們不得不面對國務卿威廉・羅傑斯（William P. Rogers）甚至國防部長默爾文・萊爾得（Melvin R. Laird）的“尋根究底”，另一方面也擔心任何一個尚在考慮中的“敏感”議題被“洩露出去”，並被新聞媒體炒作。於是，尼克松1969年六月初決定減少國安會的例會次數，並規定在正常情況下最多每兩月一次。尼克松還認為沒有必要在國安會上討論、決策所有的國防、外交事宜，而絕大多數決定只有他與基辛格裁決並監督實施即可。尼克松特別強調，但凡屬基辛格管轄的事務，都不必在國安會作詳盡討論，基辛格隨時隨地直接向他報告便可。尼克松並強調，任何人都沒有越過基辛格的上訴權。[33]

很快，“基辛格辦公室”成為國安會乃至白宮的對外政策決策核心。由於其他部門的不合作，基辛格不得不擴大他管轄下官員的權限——既要作政策咨詢、計劃編制，又要參與實際操作與效果評估。剛剛接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基辛格得到尼克松的允許，“可隨意挑選他的助手，甚至不必顧及政治傾向或政黨背景”。據此，基辛格得以“從容地”挑選總共二十八名工作人員。經過幾番變動，直接對尼克松政府的東亞（特別是中國）的政策影響甚大的兩員大將與基辛格形成“小核心”。一位是擔任基辛格“副手”的原陸軍上校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另一位是基辛格的東亞事務助手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34]

黑格的被重用，頗費了一番周折。最初擔任基辛格助手的是基辛格的個人至交理查德・艾侖（Richard Alan）。由於工作上無法合作，艾侖於第一年的八月間便辭職離任。艾侖後有兩位競爭基辛格“副手”一職：莫登・海爾派寧（Morton Halperin）與海爾馬特・松能費爾德（Helmut Sonnenfeldt）。然而他們均未能如願。原因是，前者的文化人習氣太強，看問題過於銳利；後者作為與基辛格一樣的歐洲移民後裔，無形中在與基辛格競爭。基辛格選擇“副手”的標準顯然是能夠“俯首聽命”，“照章辦事”，特別是無論是在知識修養上，還是在分析問題的敏銳度上對他本人都不具有威脅。按此標準，黑格似乎十分稱職。[35]

黑格出生在費城一個愛爾蘭天主教家庭，其父早亡，守寡的母親將他撫養成人，也培養了他早熟、堅定、但聽命的個性。黑格的天分似乎並不高，當他1947年從西點軍校畢業時，他的總成績只是全班三百一十個學員中的第二百一十四名。然而從軍後的黑格官運亨通，1967年以一名陸軍連長身份赴越參戰，由於指揮了一次摧毀西貢郊區的一座被疑為“通越共”村莊的行動，被授軍功章，同時被火線提升為上校，並擔任一個步兵旅的旅長。不久後奉命調回美國，擔任西點軍校的副校長。黑格出任基辛格的副手，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兩位要人的推薦。一位是約翰遜時期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另一位是基辛格在哈佛時的恩師福里茲・克蘭拇（Fritz Kraemer）。黑格就任基辛格副手後，實際上是在替基辛格管理其辦公室的日常工作，並處理最敏感、最機密的事宜。他的軍旅生涯，養成了他聽命令、守紀律、守秘密的習慣，這一點深合基辛格的心意。特別是作為軍人的黑格，從來不會像其他幾位“知識分子”那樣，每當一個提議出台，總是要問個不休，並提出眾多反對或反證意見。黑格的協調能力也深得基辛格的讚賞。特別是每當基辛格“大發雷霆”之後，黑格便作撫順、安慰的工作，居中調和，穩定軍心，調動情緒。黑格的苦幹精神也是他能與基辛格合作愉快的另一重用原因。基辛格通常晚上八時離開辦公室去吃晚餐或參加社交活動，總是留給黑格一大堆需當日處理的工作。而當基辛格再回到辦公室時，便會發現所有的交辦工作業已完成。此外，黑格代表基辛格擔負與其他軍政部門聯絡的重任。基辛格作為一介書生，對官僚體制的內部運作、權力之爭是個道地的門外漢。特別是軍方、情報機構對基辛格的“平民”背景甚不以為然，總是懷疑他過於軟弱，再加上傳統的對猶太人的偏見，更令軍方與情報圈的保守分子對新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另眼相看；而黑格恰恰具有基辛格所缺乏的各種條件。故而他對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中情局甚至聯邦調查局的聯繫都遊刃有餘。[36]

正是在這一“決策文化”氛圍內，尼克松、基辛格開始了美國冷戰戰略調整的最重要的一步：改善與中國的戰略關係。[37]儘管尼克松在下台後否認改善與北京的關係是出於“打中國牌”以鉗制蘇聯，但有足夠的證據說明，尼克松與毛澤東握手很大意義上旨在啟動基辛格設想中的“中美蘇大三角關係”。

從現有檔案材料看，基辛格最早於1969年2月5日佈置國安會作對華戰略的研究，並特意要求“不要過多強調中國意識形態的僵化與外交政策的強硬”，而是要注重“中蘇衝突的國際意義，特別是給我們運作〔中美蘇〕三角關係提供何種機會”。為了使這項研究“正式”，基辛格指示將今後的報告定為“國安會第14號備忘錄〔NSSM 14〕”。[38]除此之外，基辛格於4月10日還通過“國安會第38號備忘錄”，指示組成跨部門機構以研究美國面對七十年代的東亞與亞太戰略，並明確要求將重點放在對華方面。由國安會的資深專家馬歇爾・格林（Marshall Green）領銜的“東亞聯席小組〔EA/IG〕”，於當年11月17日完成最初報告。[39]

報告首先分析了美國在東亞面臨的挑戰與機會。“儘管美國作為亞太的一個大國必須在東亞履行雙邊安全條約所承諾的義務”，報告承認，由於越南戰爭的困境“卻不得不停止作任何新的承諾”。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仍然是“維護地區內勢力均衡，即防止任何一個大國成為該地區的強權霸主”；而對美國這一戰略利益最具威脅的亞太大國有三個：蘇聯、“共產黨中國”與日本。在進入七十年代後，報告推測，美國仍將、也必須在東亞保持戰略影響力，因為：第一，“美國仍舊是東亞唯一最具影響的大國”；第二，“美國仍作為阻礙共產主義強權公開擴張的最後威懾，美國的支持將繼續是該地區非共產主義國家在下個十年能否保持獨立、穩定的最基本保證”；第三，“東亞大部分地區的自身經濟發展仍然依靠美國的援助與投資，這些國家已經發展起來的現代經濟部分將更大程度地依賴美國的市場與金融資源”；第四，“我們在該地區已經與八個國家簽有安全條約並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承諾”。但是考慮到美國的整體戰略需要與東亞地緣政治的現實，報告認為，美國面臨著主要的兩個選擇：“繼續維持為了保護我們的利益而已經表示的承諾”，或“在不完全拋棄我們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減少投入，特別是減少軍事投入”。而實現後者的可能性極大。[40]

美國在東亞的戰略收縮之所以可能，報告分析，主要是因為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而且將朝著有利於美國戰略上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靈活性的方向發展。根據研究小組的觀察，東亞地區大國對抗的格局自五十年代以來便發生改變，其主要特徵是：“一個以美國為核心對抗鐵板一塊的共產主義陣營的安全體系，正在構成一個以美國、中國、蘇聯、日本間互動關係為基礎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受到由於中蘇衝突、爭鬥而產生的不間斷的限制”。隨著中蘇爭端惡化以及蘇聯強化其在東亞的擴張政策，或者隨著中國的政策發展、國力增加，報告推測，“共產主義陣營”間的這種“局限性”將“不可避免地進一步加大”。其次，隨著大國政治板塊的重組，“該地區的一些弱小國家也有可能作諸如實行不結盟等方面的政策調整，日本就完全可能〔更大地〕發揮其自身的大國作用及影響力”；而這種發展趨勢“也為美國採納旨在減少實際投入但能維持核心利益的靈活戰略創造了更進一步的條件”。再者，儘管中國的“長期目標仍是將西方在亞洲的影響與存在降低到最小”，北京的“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仍將十分有限”；縱然中國會因其核力量的發展而增加少許戰略資本，但由於北京必須面對來自兩面——北面的蘇聯，東南面的美國——的威脅與壓力，其戰略主動性已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制約。簡言之，報告總結，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在七十年代將會發生三個變化：第一，“多極將取代兩極”；第二，“共產主義大國將會就意識形態、政治影響繼續爭鬥”；第三，“日本將會成為一個發揮更為獨立作用的世界性大國”。[41]

然而，報告同時也指出，“美國在東亞所追求的目標存在著基本的內在矛盾”。一方面，“我們期望在對我安全計劃切實可行的情況下降低該地區衝突的出現並減少我們的投入”，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力圖要保持對那兒均勢變化的控制”；此外，“我們一方面在該地區倡導現代化與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卻在追求著對那個地區完全無法實現的政治、社會的穩定”。面對這樣的“由於政局變化所帶來的歷史性的機緣”以及“以務實的態度解決美國東亞戰略的內在矛盾”的迫切性，“東亞聯繫小組”建議新政府抓住機遇、實行所謂“高級戰略（High Strategy）”，即“努力實現美中蘇三大國再加上日本在該地區的整合（integration）”。[42]根據小組負責人格林的建議，此報告被提交到基辛格任主席的“高級考察小組”討論，並作為國安會議事的“藍本（Information Paper）”報送了總統尼克松。[43]

即便這份報告不是促使尼克松政府對華戰略考慮的最核心文件，這份文件起碼反映了基辛格領導的國家安全咨詢機構對華盛頓對北京的戰略調整要基於地緣政治邏輯以及三角關係設想。然而，設想是一回事，將設想付諸於實現卻是更加困難的事。

儘管尼克松與基辛格十分明瞭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迫切性，但對如何實施仍不得要領。在上任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尼克松一直在作改善中美關係的試探，希望瞭解國際、國內可能的政治反應。此時，起碼有兩個不確定的因素在困擾著白宮的決策者：一是美國與其長期對抗的“革命政權”改善關係將會給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長期合作夥伴帶來何種影響，並對美國與這些國家的安全協作、經貿往來與政治合作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二是尼克松政府與一個長期與美國為敵的“共產黨政權”關係正常化將會對美國國內的政治形態造成什麼樣的震撼，特別是保守派甚至是共和黨內的“鐵桿反共分子”將會作何反應。[44]

因此，尼克松的對華政策調整，從一開始便小心翼翼。在1969年2月1日致基辛格的一份備忘錄中，尼克松指出：“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本政府的所有‘探索中美恢復邦交可能’的工作盡力予以鼓勵”；但是，他提醒基辛格，“所有的這一切都必須悄悄地、私下裏進行”。[45]到了1969年6月，當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而有可能導致兩個“共產主義大國”間大動干戈之時，尼克松、基辛格認為構造“大三角”的時機成熟了。“蘇聯對〔其中國問題的〕擔憂可能最終已經到了可以為我服務的這樣一個關鍵點”，基辛格在給總統的信中如是說，“如果我們假定他們要我們在中蘇衝突中保持中立，而不是尋求我們的合作”。尼克松顯得喜出望外，並立即批示，“這正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目標”。據基辛格事後回憶，正是由於尼克松此刻的指示，“我們走向中美和解的步伐立即又加快了一倍”。[46]

於是，華盛頓在1969年夏末、秋初，釋放出一隻又一隻的探求改善與北京關係的政治氣球。根據馬歇爾・格林領導的“東亞聯席小組”10月6日的報告，美國這個時期已經採取的“積極動作”包括：（1）“總統已經在多種場合表明他對放鬆我們對華貿易控制的意願”；（2）“我們多次公開地表述在華沙或其他地方恢復中美雙邊會談的意願”；（3）“儘管我們在7月稍稍放鬆了對赴華旅遊的限制，但稍後國務院又將限制延長六個月，至1970年3月15日，國務卿曾在致總統的一份私人信函中表示贊同在合適的時候完全解禁”；（4）“我們顯然已經直接地或間接地鼓動不少國家政府向中國人傳遞我們期望建立接觸、改善關係的興趣”；（5）“我們業已鼓勵了好幾位國會議員，去作訪問中國的試探”。此外，考慮到臺灣問題的敏感，格林報告稱：“我們已經秘密決定，出於節省財政預算考慮，將兩艘常年執行在臺灣海峽巡邏的美國海軍驅逐艦調回基地，並計劃將諸如此類的海軍巡邏降低到美第七艦隊能承受的防衛範圍之內（這一計劃目前尚未通告中華民國政府）。”[47]

格林強調，北京對華盛頓的這些政治氣球似乎持“慎重但不予排斥”的態度。中國人儘管歡迎美國放寬對華貿易、旅遊的限制，他解釋，“但認為美國必須在臺灣問題上採取大動作”。至於到底怎麼做、做到什麼程度才能滿足中國人的要求，格林認為北京傳出的信號混沌不清。有些情報顯示“北京只求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擺出‘象徵性’的姿態，諸如僅從臺灣少量撤兵，或減少美海軍在臺海的巡邏”，但又有些報告指出“北京對臺灣的目標甚大，旨在要求美國‘完全撤軍’”。而周恩來近期對法駐華大使表示，他對美國對待中蘇衝突問題上的政策“可圈可點”，特別是華盛頓“沒有試圖從中漁利或迫使中蘇衝突升級”，讓北京領導人感到寬慰。中國人注意到了“美國顯然認為中蘇戰爭的爆發對美國利益並不有利”的“現實態度”。談到中美恢復接觸一事，格林強調，“周認為較為複雜，主要是由於國內問題的阻隔”。據此，格林分析，“中國內部顯然在進行著對美政策的‘討論’，而這一討論在近幾個月內似乎更加激烈了”。不管北京討論的結果如何，“有跡象表明中國的對美政策正在發生變化，起碼與一年前相比，北京對美的態度更趨溫和一點。”[48]

鑒於這種好兆頭，格林的報告建議華盛頓繼續作積極的努力。除了在放寬貿易制裁、旅遊限制方面繼續有序地擴大外，美國還應“通過在臺灣駐軍問題上的讓步”儘快在華沙或其他地方恢復與中國人的談判。首先，美國可以在“已經決定的從臺海撤出兩艘驅逐艦”上做文章。具體的做法包括：“第一步通過在香港與中情局有聯繫的人員，向中國人非常可靠地轉達這一決定，但緘口不談這個決定是出於減輕財政預算壓力的考慮，而是讓中國人去得出他們所需的結論；此後第二步，我們即刻通過華沙管道向北京建議重開談判，希望他們能從我們決定從臺海撤出軍艦這一舉措中看到象徵性的意義。假如我們需要為北京提供‘挽回面子’的機會，這個動作應該起到推動的作用。”此外，如果這一舉動未能奏效，格林建議，“我們仍可考慮是否可以將為了越南戰爭而聚集在臺灣的部隊的總量作一定的減少”。據格林的瞭解， “起碼駐臺的C-135運輸機大隊可以撤回，除了該大隊飛行員再加上地勤、維修人員外，至少有四到五千軍事人員可減少”。諸如這類的軍隊，不管怎樣，“我們可考慮一旦越南戰爭不需要他們時便迅速將其撤離”。另外，格林提議“也應考慮美軍自今年5月在臺南部署的空軍殲擊機部隊的撤離問題”。從他看來，“這些戰機的部署最初是為了保護美國在臺海的偵察行為不受中共攻擊，但目前美軍偵察行動的距中國大陸的限制是七十五英里，而且中共從未攻擊過美軍的偵察部隊，我們應可以計劃將這些空軍攻擊部隊撤出臺灣”。撤出這些並不會“嚴重影響臺海軍事平衡”的美軍，若能推動北京接受華盛頓恢復談判的倡議，實在不失為明智之舉。[49]

格林小組的建議似乎得到了基辛格、尼克松的首肯。1969年末，華盛頓便開始就如何在臺灣駐軍問題上向北京表示“友好”。其中最直接的要數美國駐華沙大使斯托塞爾（Walter J. Stoessel, Jr.）在1970年2月與中國外交代表會面時，直截了當地說明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對北京“並沒有惡意”。關於美國在臺灣所設立的軍事基地，斯托塞爾解釋，“並非對華顯示軍事威脅”；隨著“亞洲的和平與穩定不斷增長”，特別是當越南戰爭結束後，“我們可以將設置在臺灣的軍事設施減少”以取得北京的諒解與信任。斯托塞爾還提到，美國政府及最高領導人已經注意到北京提出的臺灣問題是“中美間最尖銳的問題”，同時也清楚中國對美國對其在臺駐軍起碼有所減少的要求，因此願意做出讓步以滿足中方的“政治需要”。[50]

儘管華盛頓認為向北京直截了當地表示願意減少駐臺美軍已經是美方的很大讓步，但斯托塞爾傳達的信息有兩個不確定處：其一，美國只考慮減少駐臺軍隊與基地設施，至於撤多少、何時撤、是短期撤還是長期撤，均屬“待定”；其二，美國即便願意從臺灣撤軍，也要等到越南戰爭結束，這裏就隱含著一個“交易”，即北京要想美國從臺灣儘快撤軍，就必須先行迫使河內儘快結束戰爭，而在這個交易中，北京要先作讓步，而且擔當更大風險。因此，北京雖然同意在華沙開啟與美國的秘密對話管道，但對華盛頓“致力於改善中美關係”的誠意仍抱有疑慮。與此同時，越南戰場的情況卻在不斷惡化。一方面為了要向河內施加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試圖化解軍方以及保守派的抱怨，尼克松1970年3月決定對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升級。他的一個“頗遭非議”的動作便是大規模侵犯柬埔寨。北京顯然對美國擴大越南戰爭的規模十分惱火，斷然停止了與美國人在華沙的接觸。至此，中美緩和的希望再次顯得渺茫起來。

美軍入侵柬埔寨並沒有達到使河內屈服的政治目的，尼克松、基辛格感到又一次陷入困境。與其檢查自己本身判斷上的失誤，基辛格將怨氣撒向一直與他爭風吃醋的國務卿羅傑斯與國防部部長萊爾德身上，甚至連帶抱怨擔任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的格林。基辛格向尼克松“告狀”道，進攻柬埔寨是羅傑斯、萊爾德、格林為了爭權奪利給白宮設下的“圈套”，因此，新政府的任何調整對華政策的舉動都必須更加完全地獨立於國務院、國防部。在徵得尼克松同意後，基辛格1970年六月中旬決定再次試圖恢復已經停止的華沙“中美聯絡”，並指示美國駐巴黎的武官威隆・沃爾特斯（Vernon A. Walters）將軍找機會接近中國駐法武官，試圖傳遞信息，稱美國願意在巴黎重開秘密對話管道。做此安排，基辛格是有考慮的。最主要的是由於沃爾特斯已經在基辛格的直接指揮下負責與河內的秘密談判，而且工作得“盡職盡責”，特別是表現出對基辛格十分的忠誠，也取得了白宮的信任。至此，華盛頓對華關係的調整，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一個直接由白宮——實際上由基辛格、黑格——直接控制的、真正意義上的秘密外交開始運作。[51]

到了1971年初，基辛格與他的國安會真正開始就緩和中美關係的具體步驟開始作策劃，並正式列為“第106號國安會備忘錄〔NSSM 106〕”研究系列。由“東亞聯席小組”二月初完成的初稿，洋洋灑灑二十頁。該報告首先再次確認與中國實現緩和是美國所面臨的整個戰略形勢的要求。“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與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間進行著長達二十年的兵戎相見，而從未建立過任何包括外交的、經濟的、科學技術的乃至文化交流的兩國間和平對華機制”，報告指出，“不僅不可取，同時隱患甚大”。北京由於被拒之於聯合國之外，而臺北仍“代表著中國在參加所有國際活動”，而使北京政府被排斥在所有全球重大合作之外。例如，“中國從未受到邀請參與諸如軍備控制、海洋法制定、沿海及大陸架空權限確定、反劫機、控制毒品等國際合作對話”，故有理由不受此類的任何國際條約約束。因此，中國游離於國際社會之外，使得任何為了安全與發展而創立的國際合作體系，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體系。與中國緩和的迫切性，更由於國際形勢的戲劇性變化而凸現：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美國的主要盟國，包括英國、法國、加拿大甚至日本等，不顧華盛頓的反對，與中國結交並支持北京取代臺北進入聯合國，使得美國“在不久的將來變為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支持者的孤家寡人”；為了臺灣而使美國與其盟國分道揚鑣顯然“不合美國利益”。[52]

然而，報告強調，美國對臺灣“不僅負有道義上的責任，還由於長期的合作而產生出政治、經濟乃至軍事的利益”。由於“所謂‘臺灣問題’”，報告指出，美國“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一直陷於兩難境地”；“儘管這個難題以前曾被多次成功地抑制，但從去年開始此難題變得完全不可掩蓋了”。據此，一系列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就出現了：“中美為何如此交惡？這種交惡有沒有辦法減輕？美國的政策要作何種調整才能使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改變其態度？倘若美國與中國的關係需進一步發展，那我們對臺灣的承諾又將如何履行？美國對華政策運作（policy maneuverability）的平衡點在何處？同時我們在這些界限中作政策運作的利弊分別有大？”[53]

正是考慮到這些問題，NSSM 106號報告強調，美國在與中國緩和所追求的目標“必須作長期的（四至八年）與短期的（一至三年）確定”，而且還必須將對臺政策考慮在內。對中國大陸，報告列出的美國“長期戰略目標”包括以下七條：“（1）避免中美間出現任何形式的直接軍事對抗或衝突；致力於緩和緊張局勢的工作，以期在東南亞地區取得能夠接受的結果；（2）威懾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其非共產主義鄰國的可能的侵略；（3）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在亞洲有合法權益的承認（儘管可能是默許〔albeit tacit〕）；（4）對北京在國際上發揮建設性、負責任的作用予以鼓勵；（5）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正常的政治、經濟關係，包括與其發展貿易；（6）鼓勵北京用和平方式處理臺灣問題；（7）防止北京與莫斯科再建立具有攻擊性的、針對美國或美國在亞洲的盟友的同盟關係。”報告列出的對華“短期目標”包括：“（1）勸阻海峽兩岸不使用武力攻擊對方；（2）通過加大中美雙方的包括在華沙或其他地方建立對華正式的接觸，以求緩和緊張關係；（3）減輕北京對美蘇共圖打擊或圍困中國的疑懼；（4）盡我們所能使北京得以參與國際上解決諸如軍控、裁軍等全球問題的會議；（5）提出對華的有控制的直接經濟關係。”[54]

而在運作“對華緩和”的前提下，報告也提出美對臺的長期（四至八年）目標，其中包括：（1）“鼓勵臺北政府接受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2）“為了保證臺灣不受外來攻擊，協助臺灣逐步建立自己能夠確保臺澎金馬的防衛力量，並力求這一力量是在美援遞減、依靠本土資源的條件下實現”；（3）“鼓勵其他國家與臺灣的政府保持與事實上的國與國相一致的關係”；以及（4）“鼓勵臺灣的更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機制出現，以實現臺灣的民眾在中央政府內有較大的發言權”。為了這些長期目標的實現，報告認為，短期內美國必須維持與臺灣的軍事戰略“通道（access）”，而這種“聯繫也必須與我們防衛臺澎金馬的承諾及我們在東亞的戰略要求相一致”。同時作為交換，美國應要求臺灣“在中國代表權及第三國承認等問題上採取較靈活的政策，以便我們可以在國際上公開予以支持”。[55]

關於美國對華的基本戰略，“NSSM 106號”報告明確指出，實施了二十多年的“全面遏制”已經既不可取、也不現實。因此，美國必須“採納一種既講原則、又顯靈活”的對華戰略。所謂原則是指美國在東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長期戰略利益，要求美國在該地區確保穩定與勢力平衡。據此，美國必須保持為“阻止中國武裝侵略其非共產主義鄰國以及臺灣的軍事威懾力”。然而另一方面，美國由於與主要盟國的戰略夥伴關係與本身戰略資源有限的制約，不得不從陷得很深的亞洲解脫，這就要求美國尋求與中國這個亞洲大國緩和，而這種緩和的實現只能通過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接觸”。歸納起來，報告所建議的美對華戰略是：軍事戰略上的威懾，加上政治、經濟上的接觸，即“威懾加接觸（deterrent plus engagement）”。“在這個戰略框架下”，報告解釋，“美國在維持其對東亞的防務責任的同時，得以採取包括開放聯繫、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編譯者按：原件中為PRC〕在國際社會能更廣泛地參與經濟、政治的策略，以期實現誘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編譯者按：原件中為PRC〕減輕其對美的敵意”。[56]

這樣一份主張與中國緩和的政策報告在通報國防部時受到質疑。五角大樓特別對減少美駐臺軍隊表示“難以接受”。其反對的依據有三：其一，美國駐軍臺灣，國防部指出，“主要是由於中美關係緊張使然，因此，只要這一緊張狀態沒有降低，美便無法削減駐軍”；其二，“在我們決定‘解除（dismantling）’在臺軍事存在之前，我們應該與北京達成‘以一換一（quid pro quo）’的協議”；其三，國防部“堅持”美國在從臺灣撤軍的問題上應該特別慎重，“因為由於我們減少在日本、沖繩、印尼的軍事存在，臺灣便在我們整個西太平洋的防務戰略中的地位更具重要性”。此外，國防部就“NSSM 106號”報告提出的“尋求中美達成軍備控制的雙邊協議”的提議也認為不妥。其理由是，“一旦美國主動對中國提出軍控的動議，極有可能對我們亞洲盟國的士氣產生負面影響”，故而危及美國在該地區的政治信譽。[57]

“NSSM 106號”報告按計劃將於2月26日提交國安會的“高級考察小組”審核。考慮到國防部屆時定會再次提出反對，東亞聯席小組為基辛格準備了“駁斥”國防部的談話要點，並就“臺灣撤軍”提出數點理由。第一，美國在臺駐軍“是造成中美緊張的眾多因素之一”，北京早就明確宣佈“除非美國停止霸佔臺灣，否則中美緩和將無從談起”；第二，“美國現行政策是要降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緊張局面，改善與其關係”；然而，“假如我們繼續在臺保持現有的軍事存在水平，將使我們失去驗證北京是否誠心與我改善關係的一次機會”；第三，於1969年7月由尼克松在關島宣佈被認作為“尼克松主義”的政策，旨在減少美國對亞洲軍事投入，並確定美國將從亞洲不斷撤軍。“倘若美國從其他亞洲國家撤軍而單單在臺駐軍不動，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改善的任何希望都將受到嚴重損害”；第四，國安會東亞聯席小組提議的減少駐臺軍力，“並非是要‘徹底結束’我們在那裏的軍事存在，充其量只是要求將駐軍恢復到美國出兵越南前的六十年代初的水平”；第五，基辛格應表明“只要我們保持與臺的軍事接觸以保證我們得以再次入駐，我們盟國的士氣決不會因此而遭受打擊，我們承擔防務義務的能力也不會受到嚴重損害”；第六，國防部提出的交換要求對改善中美關係的任何追求“都不是個有效的啟動器”，因為北京決不會“為了我們停止對臺灣的所謂單方面干涉以及讓出‘非法’佔領他們的領土而給我們任何獎勵”。[58]

此外，東亞聯席小組的“談話要點”反對國防部提出的“在減少美駐其他亞洲國家軍隊的同時增加駐臺軍事力量”的意見，強調其更不利於美緩和對華關係。首先，東亞聯席小組分析，對臺增兵沒有其他積極作用而“只會加大北京所認為的改善對美關係的最大障礙”。其次，賦予美國在臺軍事設施在東亞地區防務上更大的作用必將“限制我們在臺灣問題上與北京達成任何諒解所作努力的靈活運作”。再者，倘若美國考慮將設在沖繩的核武器以及軍隊轉至臺灣，其必定加深中國對美國威脅企圖的擔心。鑒於這些理由，東亞聯席小組希望基辛格明確對五角大樓提出：“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將維持對中華民國政府的防務承諾，包括可能在臺島駐有一定的軍隊；但同時，為了使我們旨在改善對華關係的各種創意得以成功地實現，我們必須減少目前在臺駐軍的人數，儘管我們仍將擔負維護臺島安全的責任。”[59]

很遺憾，2月26日國安會“高級考察小組”對“NSSM 106號”報告的審核會議記錄稿至今仍未見到，但從此後已公佈的材料看，國安會對報告提出的有關軍事駐臺的戰略調整意見沒有達成共識。如基辛格1971年4月13日致國務卿、國防部長、中情局局長及內政部長的“國安會第105號決議（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105）”，只傳達了尼克松要求政府放鬆對中美貿易、赴華航運、旅遊的限制，以及對華包括石油的戰略物資的禁運，隻字未提在臺駐軍問題。[60]

國安會“副部長委員會”根據尼克松指示於5月13日完成的“改善對PRC關係具體步驟”的備忘錄中，也未提到在臺灣問題上——特別是與臺軍事關係——應如何動作，只是將目標鎖定在對華經貿解禁方面。[61]

值得強調的是，此時白宮的對華工作小圈子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基辛格對北京的首次秘密訪問。從編譯的資料看，這個“小圈子”似乎想先將“美減少在臺的軍事存在”議題擱置起來。當基辛格於1971年7月9日秘密訪問北京時，他所面對的最頭痛的難題之一仍是中國方面在臺灣問題上的緊盯不放。基辛格最想得到的便是北京明確表示歡迎尼克松，並初步定出訪問時間以及與毛澤東的高峰會談日程，而周恩來很快便滿足了他這一要求。但在緊接著與黃華商定“基辛格訪華公報”草稿時，基辛格對黃提出的初稿中強調“尼克松訪華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討論臺灣問題”感到難以接受，更在此後的討價還價中力陳美國不能接受這一“高峰議題設置”的原因。最終，黃華同意將臺灣問題不明確列入公報，只是稱尼克松訪華的目的是“尋求關係正常化”，及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至於基辛格是如何說服中國方面做出讓步，本書所收入的資料有詳細的記載。[62]

基辛格儘管認為改善中美關係對美國的戰略調整是大局，但在臺灣問題上仍不敢貿然行事。他十分清楚，在諸如如何對待美駐臺軍隊上，華盛頓內部的反對意見已經很大。特別是軍方，由於其對與國民黨政府的長期戰略合作，並非會因為國安會的一紙決定便可輕易放棄美國在臺的軍事存在。從洛德擔任的“政策計劃委員會”所產生並已公佈的檔案看，即便是基辛格圈內的可靠人士也對此議題有非議。1971年9月24日，美駐法國的武官沃爾特斯就曾致函基辛格，提醒他不要將北京與華盛頓的關係看得過於理想化。他認為，中美間的主調仍是“長期對抗”，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原本就是世界革命的倡導者，並急於將歷史的進程按他們的意識形態要求的方向發展”。在這個大趨勢下，美國匆忙在臺灣駐軍問題上讓步，並不是一個理智的政策。“我知道”，沃爾特斯自我解嘲道，“我的這一提法將使我變得不討人喜歡，但我的確不希望我們的政策出現意外而令我們措手不及”。[63]

然而，此後的中美高峰會議的準備似乎並未出現沃爾特斯所擔心的“意外”。尼克松1972年2月對北京的訪問應該說實現了“尼——基核心” 最初的戰略目標。在被稱作為“高峰之春”的尼克松——毛澤東2月21日會談中，兩國領導人除了就“人的歷史作用”等哲學問題上多有切磋外，似乎對是否要共同抵抗蘇聯霸權主義的擴張興趣更大，且分歧很小。當尼克松表示要“就臺灣、越南、南北韓等問題交換意見”時，毛打斷了尼克松，指出“你講的那些煩人問題，我沒有多大興趣”。[64]但是，在此後尼克松與周恩來的會談中，還是就臺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為了改善與北京的戰略關係，尼克松在2月22日的會談中，再次重申了基辛格在1971年7月秘密訪華時與中國領導人達成的臺灣問題“五點原則（five principles）”：第一，“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第二，“我們不曾也不會支持任何臺灣獨立運動”；第三，“在我們逐漸撤出臺灣時，我們會在我們能力的範圍內運用我們的影響力勸阻（discourage）日本進駐臺灣”；第四，“我們將支持任何可能做到的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辦法，與此相關的是，我們不支持臺灣政府藉軍事方法以反攻大陸的任何企圖”；第五，“我們追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我們知道臺灣問題是實現關係完全正常化的障礙，但我們將在我先前闡述的框架內追求正常化，我們將未實現此目標做出努力，並力爭實現之。”[65]

似乎為了使中美戰略關係的調整更加順利，尼克松接受了基辛格以及洛德的建議，在四月中的一次國安會上，指示“到當年年底，美國在臺所部署的核武器數量必須減少百分之五十”。考慮到要避免由此引起美國國內“親臺”保守勢力的反彈，國安會要求美從臺灣撤出核武器“必須悄悄地進行，不得透露丁點與此有關聯的消息”。[66]與此同時，美軍駐臺的人數也有所下降。據國安會十一月初的不完全統計，美駐臺軍事人員的總數到1972年六月底，已由一年前的八千九百五十人降致七千九百人。[67]

儘管尼克松、基辛格有意改善中美間的“緊張狀態”，然而美國長期以來慣性軍事經營臺灣的行為以及其仍未放鬆對越作戰的現實，使得中美戰略緩和的意圖在軍事緩和層面上的運作幾乎是舉步維艱。在這點上，基辛格把持的國安會與國防部、參聯會、太平洋總部以及駐越軍事指揮部之間的分歧十分明顯，國安會的“政令”在實施上屢屢不能達到“令行禁止”的效果。現有的檔案材料表明，這種傾向在1972年起碼在兩方面得到體現。

首先是關於如何在南海減少對中國大陸領海、領空的騷擾，而導致北京對華盛頓公開的“嚴重警告”。自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後，美軍將以臺灣海峽為重點的對華軍事偵察行動擴大到了整個南中國海。特別是美國的侵越戰爭爆發後，美軍在西沙群島（The Paracel Islands）地區強化了對中國華南、西南沿海來自空中、海上、陸基的軍事偵察行動。國務院1972年2月致尼克松、基辛格的一份“情況綜合報告”指出，這些行動是對“中美關係的一種持續不斷的刺激”，因為美軍軍艦、飛機每一次“入侵”都要受到中國的公開的、嚴重的警告。儘管這樣的“嚴重警告”次數由1968年平均每月十八次，降致1969年每月七次，1970年的每月六次，及1971年的每月一次，該報告指出，國防部與軍方並沒有執行國安會1971年10月的一項決定，即“至少從現在至總統訪華後，完全停止任何有可能引起中國嚴重警告的對華軍事偵察行動”。國防部與軍方則堅持“美國不接受中國的十二海里領海、領空主權的要求，故從國際法理上，美軍偵察行動並未造成對中國領土的入侵”；此外，偵察行動盡可能地接近中國大陸也是軍事上的需要。鑒於此種情況，國務院報告提請尼克松與基辛格“必須就此分歧做出政策決斷”，敦促對美軍在南海的對華軍事偵察行動設立“限制區”，即“以〔大陸陸基向外〕十二海里為限”，因為這樣做的“政治意義要比軍事價值大得多”。[68]然而，從參聯會負責偵察與電子戰的海軍作戰處副處長詹姆斯・唐納森海軍準將的1972年4月1日“最高機密”報告中看，美軍在南中國海的行動並未遵守十二海里限制。如報告中列出，在3月22日至30日間，空軍飛越“限制區”的次數，每天最多時有五次，最少也有三次。[69]軍方的不合作，迫使基辛格通過他的助手黑格數次要求國防部與參聯會對針對海南島的海空偵察行動至少要“離開岸邊二十五海里”。[70]

其次是有關利用駐臺軍事基地支援對越作戰方面，白宮與軍方無法取得步調一致。軍方一直反對減少駐臺軍事人員的直接理由是臺灣作為越戰的“前進基地”作用。1972年10月，國防部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在策劃對越的“升級行動（Operation Enhance）”時，急需從國民黨空軍撥出四十八架F-5A戰鬥機給南越，以提升南越的空軍力量。對此，臺灣方面無法拒絕，但提出由美增強臺灣的空防能力。經討價還價，五角大樓同意加大美對臺的空軍援助，其中包括：第一，當臺空軍在11月10日交出四十八架F-5A後，美空軍將其兩個F-4戰鬥機聯隊進駐臺島；第二，美將立即借給國民黨空軍二十八架T-38型教練機，以“保證中華民國飛行員足夠的飛行訓練”；第三，為了補償臺空軍的損失，美計劃一旦可從越南撤出空軍時，便首先還給臺灣二十架F-4，還“欠下的”二十八架最終將由美提供升級的F-5E；第四，美對臺灣提出的在臺灣“共同生產、裝配F-5E”的要求，“會以十分同情的態度予以考慮”。這樣的“交換”，不僅與白宮“逐步從臺減少軍事存在”的初衷大相徑庭，事實上也是在增強美臺軍事合作。根據助理國務卿約翰・霍爾德里奇（John H.Holdridge）11月3日致基辛格報告中的計算，由於這一交易，美駐臺的空軍作戰人員總數將至少增加八百五十名。[71]

實際上，尼克松、基辛格正是在這種“戰略上設計容易、具體運作中艱難”的境況中，力圖實施他們的“美國對華戰略”調整。一方面對北京要擺出誠懇的姿態，一方面又要儘快體面地解決越戰問題，同時還要滿足軍方以及國會內保守勢力對東亞防務的基本要求。縱然基辛格用盡渾身解數，甚至使出“瞞天過海”之術，中美關係的正常化終究未能在尼克松任期內完成。

尼克松雖因“水門事件”的醜聞遭到國會彈劾而於1974年辭職，但他與基辛格對美國冷戰戰略的重新定位以及對與中國緩和政策的實施，充分顯示了華盛頓國際安全決策中的現實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回歸。儘管其實際實施並未達到預定的目標，然而其過程對準確把握美國對外政策決策中的矛盾交織、錯綜複雜以及“不確定性”與“不一致性”都具有相當的啟示意義。

尼克松、基辛格時期的美國對華戰略和對臺政策調整正是在這個戰略思維大轉換的背景下進行的。那麼，為什麼臺灣問題迄今仍然是中美關係中的核心問題？若從中美間的戰略關係演變出發，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當北京——華盛頓緩和對美國的全球（或地區）安全利益大於北京——華盛頓對抗的利益時，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讓步就會大，反之，則小。無論是尼克松的“五項原則”，還是卡特政府時期的“臺灣關係法”，無論是克林頓1998年在北京提出的“三不政策”，還是小布什“不惜一切協防臺灣”承諾和2003年11月宣佈的“反對臺灣領導人任何改變臺灣現狀”政策調整，從某種意義上看，華盛頓這樣的一種戰略思維模式仍是造成臺灣問題為中美雙邊關係核心問題的主要癥結。

最後需要敬告讀者的是，所選的文獻並非篇篇涉及臺灣問題。之所以要選擇這些文獻，是因為我們希望為讀者深入解讀尼克松政府的對臺政策考慮提供一個寬大而全面的背景。此外，有些文獻由於未直接涉及臺灣問題，儘管十分重要，考慮到篇幅有限，也只得放棄收錄在內（如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京後和毛澤東的談話記錄，參看註釋64）。如有累贅和過多省略之處，敬請讀者寬諒。

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

張曙光

2005年2月於College Park

注釋

[1]參見William Burr, “Nixon’s Trip To Chin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ecember 11,2003,http：//www.nsarchive.org/nsa/publications.

[2]WilliamBurr, ed. , The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New Press, 1999).臺灣《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將此書翻譯成中文，於同年由臺灣時報文化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季辛吉秘錄》。

[3]此前言的部分內容，摘自張曙光著，《美國對華戰略考慮與決策，1949-1972》（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第八章，〈從全面遏制走向“戰略平衡”：尼克松基辛格的“中國選擇”（1969-1972）〉。

[4]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Grosset & Dunlap, 1978).

[5]NSC Report, January 21, 1969, “NSC File-Vietnam,” Nixon’s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尼克松總統文獻，簡稱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此前言的部分內容，摘自張曙光，〈從全面遏制走向“戰略平衡”：尼克松基辛格的“中國選擇”（1969-1972）〉，頁316-355。

[6]尼克松於1969年11月24日對美國公眾公開講話，摘自：Robert J. McMahon, ed., Major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Documents and Essays (Lexington, MA：D.C.Heath, 1990), pp.447-449。

[7]關於西方對美國六十年代的“反戰運動”， 參看 Charles DeBenedetti,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itizen Peace Activism：America, 1961-1975,” Peace and Change, 9 (1983), 6-20; Milton S.Katz, “Peace Liberals and Vietnam：SANE and the Politics of ‘Responsible’ Protest,” Peace and Change, 9 (1983), 21-39; 及 William C.Berman, William Fulbright and the Vietnam War：The Dissent of a Political Realist (Kent, OH：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8]“蓋洛普報告”摘自 William L.Lunch and Peter W.Sperlich,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in Vietnam,”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2 (March, 1979), 21-44.

[9]J.William Fulbright, The Arrogance of Power (New York：Vintage Books, 1967), pp.1-20.

[10]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75。

[11]關於尼克松政治性格的研究，參看 Steven E.Ambrose, Nixon：Ruin and Recovery, 1973-1990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1); 及 John Robert Greene, The Limits of Power：The Nixon and Ford Administrations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12]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275.

[13]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275.

[14]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277.

[15]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277.

[16]Henry Kissinger, “Central Issue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ree Essays, 3rd ed.(New York, 1977), p.56.

[17]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9), p.1049.

[18]基辛格在參院對外委員會作證，1974年9月19日，摘自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146-147。

[19]參看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278.

[20]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1089.

[21]Kissinger, “Central Issues,” p.74。另參看Peter W.Dickson, Kissinger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90-92.

[22]Kissinger, “Central Issues,” pp.56-57.

[23]Kissinger, “Central Issues,” pp.56-57.。

[24]關於這一觀點，參看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25]總統對外政策年度報告，1970年2月18日，摘自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282。另外參看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1063-1065.

[26]Memorandum, Nixon to Kissinger, February 1, 1969, Box 1032,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27]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Nixon, Containing the Public Messages,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1975), p.806.

[28]基辛格於1973年10月8日在華盛頓的一次公開講演，記載於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128-129.

[29]參看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281-182.

[30]“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 January 20, 1969, 附於 Stephen A.Cambone, A New Structure for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lanning (Washington, DC：CSIS Press, 1999), pp.190-194.

[31]參看 Alistair L.K.Shepherd, “Evolution of Security Agencies and Departments,” in Cambone, A New Structure for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lanning, pp.151-152；另外參看“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 pp.190-194.

[32]Chester A.Crocker, “The Nixon-Kissinger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ystem, 1969-1972：A Study inForeign Policy Management,” in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k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Effective：Case Studies of Attempted Reforms in Foreign Affairs,” Occasional Paper, 6 ：79-99。

[33]參看 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A Biograph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2), pp.202-203.

[34]參看 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A Biograph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2), pp.202-203.

[35]參看 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A Biograph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2), pp.184-186。

[36]參看 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A Biograph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2), pp.186-188。

[37]關於國際關係學界對華盛頓——北京的這段“探戈”研究興趣方興未艾。參看 William Barr, ed.,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the Cold War, 1969-1972：Declassified U.S.Documents Occupational Paper (Washington, DC：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February 2002)；及 Jeffrey P.Kimball, Nixon’s Vietnam War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8), p.119.

[38]NSSM 14, February 5, 1969, 摘自：Kimball, Nixon’s Vietnam War, p.119.此外參看 Memorandum, Nixon to Kissinger, February 11, 1969, Box 700,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39]Marshal Green to Kissinger, November 22, 1969, Box 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40]EA/IG報告，1969年11月17日，Marshal Green to Kissinger, November 22, 1969, Box 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p.1-2。

[41]Marshal Green to Kissinger, November 22, 1969, Box 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p.6-12。

[42]Marshal Green to Kissinger, November 22, 1969, Box 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16。

[43]Marshal Green to Kissinger, November 22, 1969, Box 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44]關於此點，參看 Kimball, Nixon’s Vietnam War, p.120.

[45]Memorandum, Nixon to Kissinger, February 1, 1969, Box 1032,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46]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194.

[47]Green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6, 1969, Box 1973, RG 59, SN67-6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pp.1-2.

[48]Green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6, 1969, Box 1973, RG 59, SN67-6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2。

[49]Green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6, 1969, Box 1973, RG 59, SN67-6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3。

[50]關於此次談話的大致情況，參看 Telegram, US Embassy to Warsaw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4, 1970, RG 59, SN 70-73,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51]Alexander Haig to Walters, June 5, 1970, Box 1031; 及 Kissinger to Nixon, September 2, 1970, Box 1032,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此外參看 William P.Bundy, A Tangled Web：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Presidency (New York：Hill and Wang, 1998), pp.164-165。

[52]NSSM-106, “China Policy,” February〔undated〕1970, 附於 Gre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71,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53]Gre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14。

[54]Gre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p.14-17。

[55]Gre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56]Gre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p.19-22。此外參看 Edgar Snow,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 Life Magazine, April 30, 1971, Box 1031,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57]Gre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58]“Talking Points,” EA/IG,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59]“Talking Points,” EA/IG,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0]“NSC 105,”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arch 13, 1971, NSC Files, Box 364,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1]“國安會副部長委員會”致總統，May 13, 1971, Box 3,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2]MEMCON,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July 9, 1971 (4：35-11：20 pm); July 10, 1971 (12：10-6：00 pm); July 10, 1971 (11：20-11：50 pm); Minutes, Kissinger and Ye Jianying, July 11, 1971 (12：00-1：40 pm); Kissinger and ChouEnlai,July 11, 1971 (10：35-11：55 am), Box 1033,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3]Walters to Kissinger, September 24, 1971, Box 330,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4]Minutes, Nixon, Kissinger, Mao Tse-tung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1, 1972,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5]Minutes, Nixon,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2, 1972 (2：10-6：00 pm), Box 87,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Kissinger to Nixon, February 5, 1972; minutes,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1, 1972 (2：30-2：40 pm),Box 13, HAKF,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Minutes, Nixon, Rogers,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1, 1972 (5：58-6：55 pm), Box 372,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Minutes, Nixon,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3, 1972 (2：00-6：00 pm), 同上; Minutes, Nixon,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4, 1972 (5：15-8：05 pm), 同上; Minutes, Nixon,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5, 1972 (5：45-6：45 pm), 同上; Minutes, Nixon, Rogers,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6, 1972 (9：20-10：05 am), 同上; Minutes, Kissinger and Qiao Guanghua, February 26, 1972 (10：20 pm-1：40 am), Box 92, HAKF,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及Minutes, Nixon,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8, 1972 (8：30-9：30 am), Box 87,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6]參看：Lord to Kissinger, April 11, 1972,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files, Box 329,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7]John H.Holdridge to Kissinger, November 3, 1972,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Files, Box 329,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8]Department of State to White House, February 1972,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Files, Box 329,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9]Memorandum, Office of Naval Operation, JCS, April 1, 1972, Box 329,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70]Alexander Haig to Kissinger, April 23, 1972,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Files, Box 329,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Haig to Vice Admiral Daniel Murph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June 11, 1972, 同上.

[71]參看 Holdridge to Kissinger, November 3, 1972,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Files, Box 329,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46

日　　期：1971年8月13日

文　　件：基辛格與亨利・格倫沃爾德、休・賽迪和傑麗・謝克特[46-1]於餐桌上的談話記錄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Presidential/HAK Memcons, Box 1026/3,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地點：《時代》、《生活》雜誌華盛頓辦事處，第16街888號（西北）

日期：1971年7月29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9時至11時

（那晚以輕鬆的閒聊開始，包括基辛格博士的談話，大意是講他把襯衫遺忘在拉瓦爾品第；這樣使他在中國訪問時所穿的襯衫領子對他而言太大了。更糟的是，不知道怎樣清洗襯衫的巴基斯坦人把他遺忘在巴基斯坦的襯衫洗了，因此，在他餘下的行程中，那些襯衫根本就沒法穿。接著閒聊的主題涉及到諸如經濟的崩潰、沃爾特・克郎凱特[46-2]的新式眼鏡、基辛格博士幾乎不看電視、特里西婭〔Tricia〕和埃迪・考克斯〔Eddie Cox〕曾在北京度蜜月的暗示和俄羅斯人對中國之行的溫順反應。在開始正式提問之前，基辛格博士強調了他的講話是非正式的，不得發表。）

問：你會如何比較俄羅斯人和中國人？

答：你們知道俄羅斯人是不容易對付的。他們先抓住你致命的地方，然後問你疼不疼。和俄羅斯人打交道給人留下這樣一個印象：他們有一種自卑情結。他們似乎總是在試圖證明他們自己就是官僚主義。你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永遠不會未雨綢繆。中國人對於具體的行動方針似乎準備得更加充分、很少投機取巧。中國人雖然不容易對付，但是並不是那種死皮賴臉的樣子。他們不像日本人那樣經驗老到。以俄羅斯人為例，如果我和阿巴托夫（Arbatov）[46-3]交談，我會聽到千篇一律的列寧主義的分析。我當然不會同意；然後，阿巴托夫就會扮演精神病醫生的角色。他總會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我的講話對他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在他們的言辭中，俄羅斯永遠不會有錯；美國永遠不會正確。儘管中國人可能也是列寧主義者，但是中國人的解釋永遠不會像蘇聯人那樣粗魯而不真實，他們沒有口號。例如，我換一種方式來解釋事件，中國人就會做出不同的反應。而俄羅斯人對問題不做辯論。當你陳述事物的一個方面時，他們會回到原來的立場。中國人會把問題作為嚴肅的主題來討論。當我到中國去的時候，我根本無法預料會碰到什麼。此前，我從未去過中國，也沒有見過中國共產黨人。除了一些很有限的有關參加會談人員的資料之外，沒有人向我做過什麼介紹。讓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們並不很像俄羅斯人。中國人願意談論他們自己的失敗。歐洲的共產黨領導人可能決不會承認失敗。例如，中國人自願談論“文化大革命”以及所出現的問題。

問：這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國的表現、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周恩來個人的表現呢？

答：我真的不知道。與俄羅斯人相比，周恩來本人是很有人情味的。他喜愛詩歌，在我們住的地方，牆壁上都掛有詩歌與書法作品。那很有人情味。

問：中國為什麼要這麼做？

答：歷史的原因促使中國希望回到國際大家庭之中。對中國而言，美國似乎是對其構成威脅的世界強國中最不具有危險性的國家。美國的新聞界對隱患與失敗的推測是微不足道的。中國人知道，他們首先提議邀請總統訪問中國使他們失去了孤立主義的童貞，不過他們也知道，與尼克松總統相比，今後的美國總統不大可能去中國訪問。問題是顯而易見的——“福摩薩”問題，聯合國問題，還有越南問題——但是，中國人在前進的道路上看得更遠一些。例如，越南的情況肯定會得到解決——至少在今後的五至十年之內可以解決。當然，臺灣是一個主要因素。我們不會出賣臺灣人。

問：這只是一個發行商的問題——你知道，在洛杉磯佩里諾飯店（Perino's）舉行的那次宴會開始時是一頓中國餐。隨後我們換了一下，但是儘管那家餐館是意大利風味的餐館，看上去仍然有中國味。

（賽迪先生的插話：我聽說在那家餐館舉行的那場記者招待會花了二十萬美元。）

答：真的嗎？

問：中國這樣做是不是要向俄羅斯發出一個信息，即中國正在依靠我們？

答：這樣說太赤裸裸了。中國需要克服孤立感，這是最大的因素。

問：中國的這種做法仍然是不擴張主義行為？

答：如果中國變成擴張主義者，就會引起麻煩。

問：那裏的邊界情況怎麼樣？

答：你們知道，現在北京正在挖防空洞。他們不怕我們。如果他們怕我們，他們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會修建那些防空洞。

問：不僅僅是美國捲入了這一事件。

（這時候，餐桌上的談話轉向了在佩里諾飯店買的葡萄酒。1959年釀造的葡萄酒已經不供應了，所以，在中國新聞發佈會的那天晚上，他們不得不勉強同意使用1961年釀造的葡萄酒。此時此刻的宴會也使用那種1961年釀造的葡萄酒。談話轉向了格倫沃爾德先生的節食；他體重減輕了四十五磅，但是隨後又恢復了二十磅。他繼續有意識地努力使自己的體重得到控制。基辛格博士問格倫沃爾德先生，當《時代》雜誌每周出版之後，他是否閱讀雜誌中的全部文章；基辛格博士得到的回答是：有些內容除外，例如商業、科學和體育，但是在雜誌付印之際，他通常已經看過了所有的內容。基辛格博士問了雜誌何時出版，得到的回答是“星期五或星期六”。）

問：在中國，他們是否讀《時代》週刊？

答：他們沒有這麼說，但是，他們消息非常靈通——甚至比歐洲人還靈通。

問：你覺得中國人相信那些表面上的共產主義口號嗎？

答：首先，我在中國的接觸面很有限。我只看到了三個地方：國賓館、人民大會堂和紫禁城。

（這時，談話轉到了喬・艾爾索普所寫的有關來自於中國之行的玉器的新聞報道。根據對〔基辛格博士的〕隨行人員的採訪，艾爾索普得出了某種顯然不想公開該事〔jockstrap〕的結論，但是，基辛格博士的說法是，如果他〔基辛格〕談論了玉器的事情，中國人肯定會有理由相信，他已經把事情很詳細地告訴了專欄作家。基辛格博士責罵了艾爾索普憑推測寫文章，並且指出有些報道內容激怒了中國人，特別是有關中蘇的軍事形勢的報道。基辛格博士說他自己無法彌補目前的局面，因為如果他做解釋的話，中國人將不會相信他所說的話，現在發表評論，結果只會使局面更加惡化。）

問：你表示越南問題將會得到解決，但是在總統訪問之前未必得到解決。你說到了談判。明年的談判將會怎樣舉行，並且將會在什麼樣的狀態下舉行？你能夠給我們一些提示嗎？

答：（停頓一下）我認為河內必須做出決定。他們毫無疑問地處於一種疲憊不堪的狀況，如果為了馬上把我們攆出去而繼續延長戰爭，他們必須要認識到自己為此付出的代價；他們也必須衡量一下西貢政權在過渡期內將會得到的援助。他們可能在未來的幾個月裏對這些事情進行權衡。你們知道，黎德壽的（巴黎）之行並不輕鬆。

問：他們真的弱嗎？

答：你們知道，當兩個筋疲力盡的馬拉松運動員跌跌撞撞地撞上終點線時，很難區分弱者和失敗者。再有一兩個旱季攻勢，我們將會在越南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如果老撾問題處理得較好⋯⋯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個心理上的災難，但是，這對他們的打擊也很大。他們必須權衡這些因素。他們很可能將會等待南越的選舉。

問：那麼，有關新一輪戰爭行動的話從何說起呢？

答：那是另一個備選方案，但是，這將會是一個很難做出的決定。他們所希望的就是阮文紹倒台。當撤軍進行到一定階段的時候，我們將不再有能力推翻阮文紹；那時，他們必須自己來推翻阮文紹。如果我們在那裏維持少量的軍隊，他就不可能被推翻。但是，就在現在，即使是麥戈文[46-4]也沒有說我們應該推翻阮文紹。是的，讓他去吧。但是，他們肯定會推翻他。

問：現在，我們可以推翻⋯⋯

答：那是一個備選方案。

問：他們可以接受包括阮文紹在內的聯合政府嗎？

答：停火是一個比較容易的解決方案。

問：對阮文紹而言，這是一個可行的方案選擇嗎？

答：如果他們認為他們可以推翻阮文紹，那麼他們可以等我們撤出去再做這件事。當然，代價就是美國在過渡期內對南越的支持和對阮文紹的軍事援助。如果他們對自己推翻阮文紹的能力沒有信心⋯⋯你們知道，他們認為他們讓我們在美國國內進行了三次競選，而我們最終的力量卻增強了三倍。如果麥戈文當選美國總統，他又能夠做些什麼呢？你們知道，只有當民主黨執政並且立即撤出我們的軍隊之時，他們同美國再戰鬥一年才會是值得為之的事情。對於他們而言，這麼做值得嗎？

問：中國在此是否施加了潛在的影響力呢？

答：中國人不可能迫使北越人做他們不願意做的事情。至少，這次中國之行已經使越南戰爭不在頭版新聞之內了。你們知道，河內的戰略是搶佔頭版新聞。

（談話轉到了丹尼爾・埃爾斯伯格[46-5]，基辛格博士說道：“我很瞭解埃爾斯伯格。他是一個既有才華且又高貴的人。你們知道這一‘種族主義者’言論的背景。實際上，埃爾斯伯格以種族主義者的口吻問了一個問題——好像是，‘我們是否喜歡殺亞洲人？’，我回答道，‘那是種族主義者的表述方式。’”我沒有把傷亡問題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簽。）

問：在新聞界，中國問題已經取代了越南問題。如果那場戰爭處於次要地位⋯⋯

答：他們是會堅持不懈的。當我們擊敗美國國內的攻擊後，他們又會捲土重來。如果事情沒有什麼變化，這個問題還會回來。當然，中國的興趣在於不想看到戰爭繼續下去。

問：白宮和國務院表示，不應該把中國之行和越南戰爭聯繫起來。

答：問題在於中國對事件的分析解釋，即他們是如何看待這次訪問的。

問：中國將會使越南問題黯然失色。經濟是關鍵，但是⋯⋯

答：《時代》周刊注意到的危險是正確的，其分析是很有幫助的。我們不希望有過高的奢望。

（隨後談話主題轉向了中國已經同意的公報。〔基辛格博士有公報文本〕他說公報的文本非常有用。）

問：你知道，你應該把這一中國事件進行錄音。

答：自上一次印度大屠殺以來，葉海亞可沒有那麼多的開心事。國務院的那些部長們在巴基斯坦時的態度強硬、毫不妥協，我們因此而需要葉海亞。

問：你有那個會議的記錄嗎？

答：在會議期間，有兩個工作人員做記錄。我們隨行的共有三個工作人員。

問：我們將會在《時代》周刊上連載你的回憶錄。

答：那將讓人印象深刻——以前從沒有這麼做過。

問：我們有六年多時間來刊行這些回憶錄。

答：如果我一直呆在這一崗位上，我可能不值得被刊載六年時間。

問：理查德・尼克松將會贏得1972年的總統選舉嗎？

（格倫沃爾德先生發言說：經濟是關鍵。如果我們的經濟情況良好，北京問題對我們則是錦上添花；但是，饑餓讓外交事務靠邊站，與中國進行接觸的冒險行為則不會起作用。）

答：我與政治派別毫無干係。我把中國之行視為開闢新前景的外交革命。現在我們可以對亞洲進行設想，而且把越南問題視為整個亞洲問題中的一個邊緣性問題。這樣的情況對我們非常有益。年輕人的反應一直讓我感到吃驚。我突然又收到許多邀請，要我在學術圈子裏做演講。公眾已經厭倦了消極的東西，他們在尋找某種積極的東西。他們正在尋找一種心理上的提升。我感到吃驚，“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是一個不同的問題。我們將會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上達成一致意見，不過對此感到激動的將是中產階級而不是年輕人。年輕人一直對中國之行感到激動。

問：這對極左勢力將會產生什麼影響；例如對毛澤東主義者有什麼影響？

答：那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但是，我不知道答案。

問：亨利，你真的把無聊之事一掃而空。

答：有點諷刺意義，是不是？幾個月以來，他們一直在抱怨秘密行動是如何的不好，但是現在，他們喜歡這樣的做法。

問：所有這一切對“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將有什麼影響？

答：根據經驗，我們已經注意到，蘇聯的官方反應比以前更謹慎、更有互惠性、更加坦率。現在，有人告訴大衛・洛克菲勒，俄羅斯人希望儘快解決“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問題。

問：總統去北京之前會不會去莫斯科？總統先去中國會不會對俄羅斯人在心理上造成傷害？

答：現在說這種話已經遲了。他們把這事搞砸了。他們現在無法指望總統去莫斯科。

問：越南戰爭的繼續是否符合莫斯科的利益？

答：你是在問莫斯科是不是希望通過延長越南戰爭來攪亂中國的計劃？河內將不再想要延長越南戰爭，而是希望按照其盟友的規則來了結越南戰爭。河內與中國一樣，一定會擔心日本。日本人的經濟力量強大，而經濟力量可以變成軍事實力。河內意識到，如果他們繼續和我們打仗，他們會變得非常弱小，這樣他們將會變成日本或其他國家的盤中餐。所有的事情都必須做出權衡。對蘇聯人來講，他們必須權衡用越南戰爭使我們陷入窘境是否值得，而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有點像總統在去莫斯科之前先去中國一樣。即使越南戰爭並不存在，總統也會去中國，但是俄羅斯人對此並不清楚。

問：假定河內有停止戰爭的動機，我們能為他們提供什麼呢？一個聯合政府肯定不合適，對不對？停火？或是什麼別的東西？

答：我最好還是不要談論這件事。如果他們開始談判的話，我還是把這個問題留給他們吧。

問：政府對其他國家對於中國之行的反應準備不足？——例如俄羅斯、日本、臺灣和越南對此的反應。

答：我們對越南、日本、俄羅斯或者臺灣的反應一點也不吃驚。日本的反應比我們預計的要強烈，不過，我們沒辦法讓他們的反應減少到最低程度。日本肯定會重新回到世界政治之中。外交事務上的強權和天真是危險的。和平主義可以很方便地變成軍國主義。我們已經把他們推進水中——現在，他們必須自己游泳。我們和日本必須是夥伴關係——而不是他們的保護國。

問：不把這件事情告訴他們，是不是傷害了他們？

答：他們比任何其他人洩漏的消息都要多。我們不能告訴他們。

（接著閒聊了一會兒，包括談論迪安・艾奇遜關於統一和摩洛哥國王以及維希奶油濃湯的笑話。）

問：中國事件使臺灣感到相當痛苦。

答：我們無法用磋商來解決那樣一個問題。在越南方面，總的來說，其結果是有益的。現在他們知道，除了越南本身以外，我們在確定自己在那裏的行動時，也將會考慮我們在亞洲的利益。

問：日本對紡織品方面的失敗相當惱火？

答：我正試圖忘掉紡織品問題。我對此沒有興趣。日本人必須學會處理概念上的事情。人必須務實，當然，日本人在亞洲沒有處理好宏觀政治的問題。

問：有限生存（narrow survival）是日本的問題所在，對不？

答：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是一個集團組織性很強的社會。

（賽迪插話：“我想說，與七點五億中國人相比較時，臺灣人和日本人是微不足道的。”）

答：只是選擇去或是不去的問題。

問：北京不會促使我們放棄和臺灣簽訂的“防禦條約”，這樣說有道理嗎？

答：北京是通情達理的。他們邀請我們到那麼遠的地方，不是為了取得廉價的宣傳方面的勝利。

問：臺灣的那件事情將會失效嗎？

答：也許吧。

問：那麼，你在中國人身上發現了敏感、熱情和慈善？

答：我在中國真正只見了五個人。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常令人感興趣。例如，周恩來和他的一個翻譯之間的關係非常輕鬆和隨便。他們之間可以搖頭晃腦地隨便談話，這根本不可能發生在美國代表和翻譯之間，也不可能發生在東歐共產主義者代表和他的翻譯之間。

問：中國談論音樂、詩歌和藝術嗎？

答：在國賓館裏有些令人感興趣的書法、詩歌。我還曾經對之做過評論，你不知道吧，那是毛澤東的詩。

問：中國人看上去是不是對他們的國家有一種深厚的感情？

答：如果我是一個年輕人並且可以自己做出選擇，我當然永遠不會選擇俄羅斯。那樣做你一定會發瘋的。雖然他們是暴徒的工具（thuggy operator），但是他們善於行動，他們吃苦耐勞。當你遇上中國人時，你會感覺到一種精神上的品質——我可以理解為那是一種僧侶式的崇拜。

問：國際革命的情況如何？

答：他們認為，他們可以通過榜樣、通過一種美國沒有的那種紀律來進行革命。

問：你昨天讀了賴斯頓的文章嗎？

答：沒有。

問：他正在寫他在中國所見到的那種開拓精神和蓬勃朝氣。

答：有一次我向周恩來詢問了“premier”（總理）這個詞的發音。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說他在也門如果沒有那樣一個糟糕的翻譯，他將永遠被叫做“prime minister”（總理）而不是“premier”。這使得大家與一位政府官員開起了玩笑，而那位政府官員就是多年以前的那位翻譯，並且與我們一起參加了那天的會談。

問：那麼，按照你的觀點，我們正在和一個“非擴張主義”的中國打交道？

答：四十九個小時是一段非常短的時間。我的接觸並沒有使我相信，中國人把自己看作為擴張主義者。中國的下一代可能會有所不同，但是今天在那裏的老一代人是生活在公社裏的一群人。歷史能夠告訴我們的是，中國人對擴張只有一點點興趣。他們在朝鮮打仗，因為對他們而言，那裏似乎有威脅存在。他們在印度打仗，但是，並不清楚誰是戰爭的挑起者，那不太像是一次軍事行動。很難說，他們首先是中國人，還是首先是共產主義者。他們是厲害的共產主義者。他們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共產主義之中。共產主義對他們而言不僅僅是口頭禪。

問：周（恩來）對美國的什麼東西感興趣？

答：他對我們在全世界所做的事情感興趣。我們對此進行了很好的討論。

問：他爭辯嗎？

答：他的辯論有風度。他是一個堅定執著、才華卓越的辯手。他講話不看筆記，而我自己有一本記事本。

問：你看東南亞在今後十年中會怎麼樣？

答：雖然我們將會逐漸撤出我們在那裏的強大駐軍，但是我們仍將在那裏留有影響力。

問：你是指經濟影響力？

答：是的，經濟影響力。我還猜想我們在地區影響力分類中將會處於二等水平，再者，我們將在那裏維持一些駐軍。

問：我們在那裏的駐軍會不會和中國利益發生衝突？

答：那當然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我們的駐軍與他們之間的距離。

問：尼克松總統的感覺如何？他很平靜。

答：當他處在一個歷史新紀元的起始之際，他知道等待時機是明智的。我們需要自我約束。如果我們現在談論得太多，我們可能把事情搞砸了。每一件事都很敏感。

問：你和尼克松總統談論了所有問題？

答：沒法回避任何一個問題。

問：歐洲新聞界報道，在這次訪問之前，就已經定下了私下協議。

答：沒人知道有那麼一回事。

問：除了這個秘密之外，你能否告訴我們，這次訪問是屬於深思熟慮的，還是出於一時衝動？

答：我從四月份起就已經知道此事——實際上自五月中旬起，我已經確切地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情，現在此事已經無法止步了。

問：新的“日內瓦和會”有可能嗎？澳大利亞的一份報告說，中國人⋯⋯

答：我們已經建議召開一個討論會。但是無法推測中國人對此有什麼看法。二十二年來，他們一直在攻擊我們，攻擊同我們對話的任何一個國家。我們必須預計到他們在臺灣問題上的強硬立場。總的來說，我發現他們到現在為止的講話是有所克制的。他們在新聞媒體上避免使用那種貶低總統的言辭。

問：他們能夠區分我們新聞媒體上的公眾輿論和私下看法嗎？

答：艾爾索普事件來得及時。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認為美國政府也按照中國的方法向新聞界提供新聞素材。他們確實沒有把注意力集中於我們的新聞界報道。俄羅斯的策略是先進行尖銳的批評，然後讓你們“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在目前這一階段，中國人不會在總統和越南戰爭問題上同美國的新聞界玩什麼遊戲。

問：未來的中國行程中的技術問題是什麼？

答：先遣人員是必須的。我們真的不知道中國究竟有什麼技術計劃。你們知道，我在洛克菲勒集團工作時從未聽說過有什麼“先遣人員”。

問：你知道美國的新聞記者不會在中國製造任何麻煩。那裏不會有擁擠的人群、不會有事情、不會有麻煩。

答：他們應付我們很容易。

問：你說的“歷史新紀元”是什麼意思？

答：中國已經有二十二年沒有參與國際事務。現在，他們正準備進入國際政治。我們在世界上增加了七點五億人。他們將會對世界政治有巨大的影響。我們不會使用中國的影響來對抗蘇聯。我們能做什麼呢？我們必須贏得什麼呢？不過，這當然會真正改變我們與蘇聯人的關係。

問：這是美國保護中國人免遭核攻擊嗎？

答：你強調了訪問為什麼將會成功的另外一個原因。他們想讓總統到北京，目的可不是為了羞辱他。亞洲的主要大環境（big picture）打開了新的前景。實際上這可能有助於歐洲的聯合，儘管當時並沒有那種打算，而且這顯然也將會影響印度。

問：你的意思是東歐將可以利用這一事件來反對蘇聯人？

答：是的。

問：這再一次形成那種老式的力量均衡？

答：是的，這有點像那種舊的體制，但是現在爆發戰爭是不可能的。越南戰爭不是重要的事情；要緊的是要在宏觀上把握世界政治。

問：你和總統都很有技巧。在你離職之前，我們是否要對我們目前的走向下一個定義——即我們的國家目標？

答：從戰略上講，按照適當的條件來結束這場戰爭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必須控制各種事件。即使我們是錯誤地捲入了這場越南戰爭，為了贏得年輕的一代〔的信任〕，我們必須用適當的方法來結束這場戰爭。我們必須展現國家的目標。我們必須使年輕人明白，這個目標需要承受痛苦，目標的實現不可能沒有付出。

問：“美好生活”是年輕人所關心的問題。

答：但是，重要的是要把“美好生活”與其他〔制度下的〕社會聯繫在一起。

問：我仍然在想1941年亨利・盧斯[46-6]所寫的題為〈美國的世紀〉的文章。我一直在醞釀一篇題為〈仍然是美國的世紀嗎？〉的後續文章。亨利，我們可以寫這樣一篇文章嗎？

答：我認為這個世紀仍然是美國的世紀。

問：我們不能從這場戰爭中撤出來嗎？

答：怎樣行使我們的權力是關鍵。我們需要用一種非軍事、非馬歇爾計劃的方式行使權力。我們必須改進我們行使權力的手段。

問：哈佛大學的反應如何？

答：現在還沒有反應，但是目前正在放暑假。諾伊施塔特（Neustadt）是寬宏大量的。

問：“五角大樓文件”案（編譯者按：指埃爾斯伯格把國防部的越戰秘密文件交《紐約時報》發表）似乎已經平息；你讀過這些文件嗎？

答：我讀過這些文件——坦率地說，那並不令人感興趣。那些文件是二級秘密文件。你們知道麥克諾頓（McNaughton）不是鷹派；秘密文件顯示他是一位“鷹派”人物，那很可笑。麥克納馬拉[46-7]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我認為他缺乏政治頭腦，就像我自己缺乏經濟頭腦一樣。我認為，那些文件顯示了麥克諾頓的立場是支持轟炸四個城市。這實際上可能是指參謀長聯席會議（JCS）想要轟炸四十個城市。副部長（Assistant Secretary）的工作環境所需要的是預測、應對和對抗。單單副部長層面的文件是毫無價值的；那是錯誤的。人們所需要的是主要的東西。這些決策是在電話和會議上做出的。我們在國外的形象受到了巨大的損害。那說明此處存在分裂。埃爾斯伯格是一個具有破壞性的人，他毀了亨利・羅恩（Henry Rowen），他也毀了麥克諾頓。他手裏或許掌握著更多的文件供法院裁決。

問：為了使這一幕隱去，我們是否需要為越南戰爭找一個替罪羊？

答：越南戰爭是一個悲劇；不是一個道德劇。我們知道，我們最欽佩的人使我們到了那裏；他們不是十惡不赦的劊子手。像導致吳庭豔之死的那種行動並不是無關緊要的行動。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十年經歷了從肯尼迪時代到芝加哥暴動。現在，自由主義人士清洗著他們自己身上的罪惡，同時也丟失了他們自己的良心。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似乎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推翻行動，力量發揮。那是一個那西塞斯式的希臘神話。人們嚴肅，但是輕浮。越南戰爭似乎是完美的。那是一個有關自由的問題，那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行動；它不可能失敗。在內戰中推翻政府是一個輕率的想法。在那樣的形勢之下，你需要的是秩序。我們應該威脅說要撤軍。麥克納馬拉不是一個說謊者。直到1965年，我才介入越南戰爭的局勢之中。那是洛奇要求我過去的。我當時曾說過越南戰爭不會結束。到1965年10月，麥克納馬拉已經頗受折磨。把他稱作為說謊者是一種可怕的誤導。那些文件顯示，人們在官僚機構中做出決策只花了那麼一點點時間。你們知道，相關的東西可不是備忘錄、午餐等等，那是秘密會議、林肯房間等等。

問：約翰遜的回憶錄怎麼樣？

答：約翰遜的回憶錄不好，裏面有太多文件。你們知道，他們那屆政府的行政風格和我們的不一樣。他們是吵吵鬧鬧的一班人：好鬥、活潑與我們這屆政府的秩序嚴謹有著相當大的不同。他們的星期二午餐會亂糟糟的。有一次去約翰遜的農場，那是一次很不錯的旅行，在整個旅行期間，他對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是基辛格總理（編譯者按：指當時的西德總理）——用拳頭打我，回答他自己的問題，講述展示德國的各種故事：德國人是了不起的印第安鬥士，德國人憎恨科曼奇人，而鍾愛黑人，德國人喜歡野餐桌；他是一個很出色的人。

注釋

[46-1]亨利・格倫沃爾德（Henry Grunwald）、休・賽迪（Hugh Sidey）和傑麗・謝克特（Jerry Schecter）均為駐華盛頓媒體的資深記者。

[46-2]沃爾特・克郎凱特（Walter Kronkite），美國著名的記者和電視主持人。

[46-3]阿巴托夫（Alexei Arbatov），蘇聯時期國防部官員。

[46-4]指喬治・麥戈文。

[46-5]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原為蘭德公司雇員，反越戰積極分子，因把國防部越戰秘密文件交《紐約時報》作為所謂〈五角大樓文獻〉發表而聞名。

[46-6]亨利・盧斯Henry Luce（1898-1967），美國出版業巨頭，雜誌編輯，與校友哈登在美國創辦了《時代》新聞周刊，獨自創立了《財富》、《生活》和《體育畫報》，政治上持保守主義和反共立場，對共和黨政策很有影響，曾大力支持蔣介石。

[46-7]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1961至1968年間任美國國防部部長，對制定包括越南政策在內的國防政策起過重要作用，反戰者將越南戰爭稱為“麥克納馬拉之戰”。後來對越戰的逐漸懷疑導致其1968年辭職。

47

日　　期：1971年8月16日

文　　件：基辛格致尼克松——“8月16日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黎大使的會晤”

註　　　：（總統已閱）

文件性質：報告

資料來源：RG 59,Records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Director's Files (Winston Lord), 1969-1977, Box 330, China Exchanges July-October20, 1971, State Department Records,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在我與北越代表會談之前，我會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黎的大使黃鎮[47-1]。在長達一小時四十五分鐘的會談中，我們會談所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當我們第一次相遇時，雖然黃大使態度友好，但是比較拘謹，相對而言，他在這次會談時健談得多。他這次的表現部分也許可以歸因於我們先前告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對蘇聯提出的召開五大國核會議的提議予以冷淡的回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拒絕了該提議。以下是我與該大使會談的要點。

你對中國的訪問

・　我們討論了一些其他問題之後，我向黃大使提議，你從1972年2月21日或者1972年3月16日開始訪問中國，在提議時稍微表現出對前一個日期的傾向性；而訪問的期限可多達七天。我說，我們當然會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確定你訪問的日期的。

・　至於我臨時訪問的問題，黃大使以傳達口頭信息來開始我們的會談，具體地說就是在我訪問北京期間，周恩來會親自主持我們的討論；他說我的飛機將會降落在上海，接載一位中國的領航員，然後帶領我們到北京；並且，他詢問了我們有關議程和步驟的意見。

・　我回答道，我預計我的訪問至多將為期四天，並且建議在10月18至20日期間開始訪問，因為鐵托將在10月28日到美國訪問，所以，我那時必須在華盛頓。我說，一旦訪問日期定下來，我們會提出對議程的具體建議。就我們應該在什麼時候公開宣佈這次臨時訪問的問題，我詢問了他們的意見。

我們與蘇聯的關係

・　我告訴大使，我們已經取得良好的進展，在意外核戰爭和柏林問題的談判上，我們與蘇聯差不多達成協議。我概述了意外戰爭協議的主要條款，強調我們已經避免涉及任何第三方國家，並且，我們準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類似的協議。

・　作為這個進展的結果，正如我曾經對周總理預測的那樣，現在很有可能你將會晤蘇聯的領袖。我重申，你訪問蘇聯的時間會在你訪問北京之後，並且，我們會在作任何公開宣告的一個星期之前，告知中華人民共和國。

・　我指出，蘇聯的戰略是使用謀略戰勝中國政府，而他們的戰略看來更接近我們，因為他們能夠比中國政府做得更多。我說，我們理解這種戰略，並且不會允許它影響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政策。我補充說，當你抵達北京時，你將會討論我們與蘇聯關係的問題；當事情與他們有關時，我們會細心地告知中國人。

南　亞

・　我概述了我們對南亞次大陸的政策，並且強調我們正努力把我們希望提供幫助的難民和經濟援助問題從政治問題、特別是東巴基斯坦問題中分離開來。

・　我強調，我們面臨的國內形勢非常困難，但是我們將拒絕使巴基斯坦受辱，並且也會強烈地勸阻其他國家試圖那麼做。在我們承認印度備受難民問題困擾的同時，我們將拒絕成為她企圖利用這個局面來解決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宿怨的某種參與者。

・　我解釋說，威廉斯代表團即將成行，著手協調援助工作，並且與巴基斯坦協商制訂計劃，最大限度地允許難民返回自己的家鄉，從而使印度找不到任何干涉的藉口。

・　我說，我們曾經告訴印度，如果印度首先發動軍事行動的話，我們將終止對她的經濟援助。

・　顯然，根據指示，黃大使說印度致力於製造孟加拉國“是明顯的對巴基斯坦內政的干預，所實施的行動是顛覆性的”。

・　我要求黃大使運用中國對巴基斯坦的影響力來阻止她採取軍事行動。我建議北京鼓勵巴基斯坦在政治和心理上富有更多的想像力以便允許難民回國。

・　我告訴黃大使，我們將會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向巴基斯坦提供軍事裝備（不管怎樣，他們正在這樣做）。

・　我重申，我們不會做任何公開為難巴基斯坦的事，並且，我們樂於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這種局勢可能提出的任何觀點。

其他問題

・　我告訴黃大使，當日本天皇於9月26日在安克雷奇（空軍基地）中途停留以便補給燃料時，你將會與天皇會面，而這次會面是他正式訪問（美國）或者是你正式訪問日本的前奏。此外，我說，甘地總理已經接受你在四月份發出的邀請，她將在9月9日開始訪問美國。也許她接受邀請是企圖緩和蘇聯與印度友好條約的影響。

・　黃大使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遵守我們在北京達成的協議，而且雙方都沒有興趣重新開始華沙會談。北京認為這一渠道將會名存實亡，或許用它來傳遞官僚性的文件。中國政府這樣的立場是對我們上個星期傳送給北京的一條信息的反應，我說完全符合我們的判斷。我們注意到塔德・肖爾茨（Tad Szulc）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加拿大大使黃華在渥太華接見他時提議重新開始這些華沙談判（這顯示出肖爾茨錯誤地傳達了黃華的立場）。

・　我給黃大使一封禮貌的短信，請他傳送給黃華，告訴他我的電話號碼，以便在緊急情況下使用。同時，我清楚地表明，巴黎仍然是我們主要的聯繫渠道。如果我們不能夠與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取得迅速聯繫的話，只限於這樣的意外情況下，才能啟用我與黃華的通訊渠道。

評　論

這次會晤很有成效。我們正在與中國政府建立某種緊密的聯繫，在所有與他們有關的重大問題上，我們會告知他們相關情況。這樣的做法為他們發展與我們新的關係提供了額外的支持。我們展示我們對南亞的政策，表明我們並沒有密謀策劃對付他們的盟國。現在，我們已經預見到莫斯科的高峰會議、日本天皇和甘地總理的訪問可能具有使中國不愉快的混合效果。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應當同時使這些事情看起來合乎中國人的口味，但是，在這方面我們應當記得我們並不急於討好中國人以至於我們回避那些中國不喜歡的國家。反過來說，中國政府在安排我的臨時訪問和他們對華沙談判看法的問題上是慎重的。

注釋

[47-1]黃鎮（1909-1989），1950至1954年間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匈牙利大使，1954至1961年間任駐印尼大使，1961至1964年間任外交部副部長，1964至1973年間任駐法國大使，1973至1977年間任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

48

日　　期：1971年8月17日（午餐時間）

地　　點：白宮地圖室

文　　件：基辛格與蘇聯駐美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48-1]的會談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RG 59,Records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Director's Files(Winston Lord), 1969-1977, Box 340, September 1971, State Department Records,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舉行這個會議的目的是我就蘇聯建議在莫斯科舉行高峰會晤給多勃雷寧一個答復。

多勃雷寧談起總統在星期日晚上宣佈的新經濟政策，從而開始了對話。他說這是我們給予日本的第二次重擊。我說，“喔，也許這是給你們的一個機會。”他說，“不是，這是給中國的一個機會。”對世界真正的威脅是中國與日本的聯合，他想知道我們是否對這種情況給予了充分的思考。我說我們的政策的總體影響是健康的。多勃雷寧對此沒有表態。

高峰會晤

然後，我們把話題轉到正題上。我提議高峰會議在5月22日舉行，在9月16日或15日發佈公告。多勃雷寧說發佈公告的日期對他來說看來是沒有問題的，可是高峰會晤的日期必須由莫斯科確定；不過，他認為不會有困難。他問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那麼一個特定日期來舉行會晤。我答道最主要的原因是總統將會在聖克利門蒂，在9月7日之前不會返回華盛頓，因此，對總統來說用一個星期的時間來尋求支持和知會行政機構是重要的。多勃雷寧說，如果我們告訴行政機構的話，這事情就會洩漏出去。我說，我們在白宮裏處理的任何事都沒有洩漏出去的記錄，而這次也不例外。多勃雷寧說他很快會給我們一個答復。

柏　林

然後，多勃雷寧取出一份文件，開始討論柏林問題。他說，由於他收到指令，基於他收到一份由柏林發給莫斯科的電報，立刻與我聯繫。顯然，拉什（Rush）說他按照總統的指令把已達成的協議取消。多勃雷寧說，如果最高權力機構所達成的協議，之後再因官僚機構而被推翻的話，這樣會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我向多勃雷寧解釋了我們的困難如下：無論是我們的官僚機構[48-2]或者是我們的盟國都不知道這份協議的存在，所以，我們必須經歷一系列談判的過程。有時，我們很可能需要修改協議的內容。無論如何，我希望他能理解，如果陷入僵局的話，我們會依據已經同意的立場來打破僵局，除非出現無法抵抗的困難。我把拉什發來的電報讀給他聽，電報中談到阿布拉西莫夫（Abrasimov）對英國大使強硬的策略，那當然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多勃雷寧說，在私下場合裏講，駐東歐的蘇聯大使不懂得外交。他們通常是從黨組織抽調出來，因此，一旦他們遇到反對意見，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所要應對的不是黨內的下屬。這就是阿布拉西莫夫的麻煩。柏林肯定會以不同的手法來應對。

中　國

然後，多勃雷寧問，我們與中國政府的關係是否有任何困難。例如，是什麼原因讓我們拖延了那麼長時間還不宣佈我們的訪華日期？我說沒有困難，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宣佈訪問的日期，但是我們希望有關各方首先能平靜一點。多勃雷寧以他一貫立場作為回復，那就是他希望我們不要捲入任何反蘇的陰謀中。我說事情的結果會證明這是毫無根據的。他提到在奧爾索普（Alsop）專欄中曾經說我們對軍事部署交換了意見。我說，“阿納托利，你是否認為我只有這樣的業餘水平嗎？而且，你是否認為我們對交換關於軍事部署的意見會一點顧慮都沒有嗎？”他說他當然希望我所說的是真實的。

（印度）次大陸

然後，我們把話題轉到印度問題上。多勃雷寧說，他希望我們能夠肯定地理解蘇聯正在盡他們最大的能力來約束印度。他們希望能夠在印度次大陸維護和平。事態的發展具有諷刺意味，蘇聯正在支持外表特徵是民主棟樑的印度，而我們則站在中國政府這邊。我說，就所考慮到的次大陸問題而言，我們並沒有支持任何國家。首先，我們希望防止戰爭的爆發，並且我們希望蘇聯不要漫不經心地給予印度充分的支持以致於印度覺得投入戰爭是安全的。多勃雷寧說，他們所關注的是穩定，事實上他們已經邀請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長到莫斯科以表明蘇聯正在努力尋求一個平衡的政策。我說，他們不應該鼓勵印度施加壓力，要求立即得到一個政治解決的方案，因為那樣的做法只會造成問題得不到解決。我表明最適合的步驟是我們首先處理難民和救濟的問題，之後再致力於政治調和。多勃雷寧說，他肯定蘇聯會基本上同意。

然後，多勃雷寧問我印度人告訴他們的內容是否正確，即我們會認為中國對印度的攻擊是一種極為嚴重的事件，可能會向他們提供一些幫助。印度曾經因由於我的評論而感到迷惑。不過，在我訪問北京之後，印度已經把所有的事情聯繫起來考慮了。我說，我從不評說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惡，但是，我們肯定不會與任何國家結盟以對抗印度。多勃雷寧評述道，即便在客觀上我們的外交政策直接構成同蘇聯對抗的情況下，總的來說，他還是讚賞我們外交政策的表現。但是，他覺得他無法理解我們對巴基斯坦的軍備政策。相對於我們正在使用船運的物品而言，我們所支付的費用不成比例。我說我們決不向公眾壓力低頭，他很清楚知道我們使用船運的軍備數量極小，就戰略平衡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限制戰略武器會談

然後，我們轉到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問題上。多勃雷寧說，不管我是否相信，蘇聯軍方深切地關注“三基地系統”，因為他們認為“三基地系統”提供了地區防禦的基礎，並且該系統是可以捆綁使用的。即使是“兩基地系統”，對他們來說在原則上也是難以接受的。他說，如果我們同意只設立一個基地，該基地的防禦半徑比莫斯科的更大，並且，如果這麼做的話，也許那就會有個妥協的基礎。我避免回答，告訴他我們會研究這個提議。

多勃雷寧說他的上級命令他留在這裏直至高峰會晤的問題得到解決，但是，他非常希望離開，因為他知道他必須在9月20日回去。

注釋

[48-1]阿納托利・多勃雷寧（Anatoly Dobrynin），蘇聯冷戰期間的資深外交官，長期擔任蘇聯駐美大使。

[48-2]這是基辛格對羅傑斯領導下的美國國務院的習慣稱呼，反映了他對羅傑斯和國務院的不以為然。

49

日　　期：1971年8月19日

地　　點：基辛格博士辦公室

文　　件：基辛格博士與M・弗羅曼・穆賴斯[49-1]的談話要點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Presidential/HAK Memcons, Box 1026,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在談話過程中，M・弗羅曼・穆賴斯談了以下幾個要點：

・　美國與中國之間基本上不存在敵對狀態，因此，關係是可以改善的。中國政府的政策正在發生變化，他們正進入一個強調和平共處的開放、嶄新階段。雖然，印度支那（問題）是很大的障礙，但是美國應該努力抓住這個變化。

・　中國政府似乎理解美國正在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但是，他們可能害怕蘇聯人。M・弗羅曼・穆賴斯曾經於一月份在北京，總的來說，他當時聽到中國人在談論美國的積極方面。他們說，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臺灣問題。他們說，對北越人衝擊很大的印度支那問題不是一個問題。中國人說，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前後是不一致的。我們告訴北京，臺灣問題是國內問題，但是，我們跟蔣說，臺灣問題是一個國際問題。

・　中國政府從來都不與任何人談論聯合國問題。與鞏固臺灣地位的立場相比，他們可能更傾向於美國的立場保持不變。

・　如果黎德壽在巴黎，北越人可能在1970年就以積極的態度進行談判。當前的時機同樣是重要的。中國人的立場正在變化，並正在以更加積極的態度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邁進。此外，由於中蘇關係的決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蘇聯人可能都不希望共產主義的政府出現在其他國家。他們可能更傾向於中立主義的政府。

・　他希望我們將努力進行談判，因為，相比從前，河內變得更有靈活性。由於我們公開發表了這個停火建議，對他們而言，就我們的停火建議進行談判是困難的。但是，在10月7日的講話中，有許多內容是可以通過談判解決的。

・　北越人在美國撤軍日期和戰俘問題上是有彈性的。也許他們更願意停火，不過，停火似乎是和政治解決聯繫在一起。在南越未來地位問題上，他們相比從前更具有靈活性。然而，美國從未說過南越政府應該是中立的。從沒有外國軍隊的層面上講，北越也有可能變成中立國。

・　美國是否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進行談判。那將會是一個重要的徵兆。

・　總之，法國人認為，單方面撤軍比達成一個協議更糟糕，尤其是因為，現在看來雙方願意坐下來談判。

・　所有人都認為，美國希望阮文紹在選舉中取得勝利。他不可能在自由選舉中贏得勝利，但是楊文明[49-2]可以贏得勝利。越南人民認為他是和平的代表人物。實際上楊並不是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軟弱。

基辛格博士談了以下幾個要點：

・　我們對中國的態度是積極的。我們希望改進關係。對我們來說，聯合國席位是個棘手的問題，因為，我們能夠做的一些事情可能聽起來非常好，但是，這些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可能會引起誤解，可能會造成兩個中國政府生我們的氣。我們至今還沒有對這個問題做出決定。

・　我們認為，北越人可能在柬埔寨（問題解決）之前，於1970年已經準備好解決（越南）問題。在當時，我們在等待這種跡象：即他們準備進行認真談判的跡象。我們希望認真的談判。

・　M・弗羅曼・穆賴斯應該告訴北越人，只要他們公開地通過宣傳施加影響力，只要他們與我們的對手而不是與我們談判的話，就不會有認真談判的希望。但是，如果他們確實希望與我們談判，我們將會認真地和他們談判，並且帶著解決問題的目的進行談判。

・　北越人應該試圖和我們討論三個月，然後，再回去與我們國內的反對黨討論，那麼我們的反對黨將會感到高興。問題是北越人從沒有下定決心這麼做。他們總是高估我們的反對黨。美國國內的輿論是非常的不一致，所以，利用那些輿論而不與我們談判對北越人是沒有幫助的。

・　我們將與北越人，而不會與代表他們自己利益的任何其他代表談判（這句話是對什麼是我們主要問題的回答）。

・　我們不可能代替南越政府，但是，我們將會討論政治演變。對方理應做出提議。我們不能討論抽象的建議。

・　我們還有一次談判的機會。在未來的三至六個月內，戰爭將會繼續下去，我們不知道誰會贏得戰爭。我們傾向於達成協議，但是我們也準備走另一條路。

・　我們不會推測，我們是否將會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談判。他們是不會無緣無故地做出具體讓步的，他們深諳此道，他們既應該考慮我們的問題，也需要我們考慮他們的問題。

・　我們有信心，我們能夠繼續控制這一局勢。不過，我們希望解決這個問題。

注釋

[49-1]M・弗羅曼・穆賴斯（M. Froment-Meurice），法國資深外交官。

[49-2]南越1971年總統大選侯選人除阮文紹外，還有時任副總統的阮高祺（Nguyen Cao Ky）和楊文明（Duong Van Minh）。此處應為楊文明，儘管原文中提及的是Nguyen Minh Vy。

50

日　　期：1971年9月13日

文　　件：基辛格致（尼克松）總統——關於“9月13日與中國駐巴黎大使的會議”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RG 59, Records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Director's Files (Winston Lord), 1969-1977,Box 330, China Exchanges July-October 2, 1971, State Department Records,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在我（參加）其他會議之前，我於9月13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黎大使黃鎮進行了大約兩個小時的會談，主要是為了你的北京之行和我臨時訪問做好基本性工作。我們舉行的這次會談（即第三次）又是一次極其誠懇的會談。

宣佈訪問日期

（黃）大使宣讀了來自北京的口信，口信全文請參見附件A。中國人對我們8月16日和9月1日信息的答復要點如下：

・　為了給你的（北京）之行做出具體的安排，他們提議我對北京進行四天的臨時訪問。這四天的訪問應該從10月20日（北京時間）開始。由於在訪問的天數和訪問的日期上跟我們的提議一致，所以，我接受了這個提議。

・　中國人提議在10月14日宣佈我的訪問事宜。我解釋為什麼我們曾經提議9月21日或22日：除了安排我的旅程需要之外，我們更傾向於在葛羅米柯年度訪問聯合國而前來美國之前宣佈我的訪問。我解釋道，我們希望我們與中國人同時宣佈公告看起來不是對葛羅米柯訪問的反應，既然在多次談判中滿足了各項訪問條件，葛羅米柯在美國訪問期間，蘇聯很可能定下你到莫斯科訪問的行程。我說，我將會與你協商有關10月14日宣佈訪問的事宜，同時作為這次討論的結果，要求他們讓我們知道，他們是否有任何不同的觀點（換句話說，即提前宣佈訪問的事宜）。

・　中國人提議，你的出訪日期在我到中國訪問期間確定下來，而不是在十月份宣佈我訪問的時候確定下來。我沒有反對這個意見，但是我指出，因為你行程的複雜性，我們希望知道，除了我們已經通知你的兩個時間之外（2月21日與3月16日），他們是否有其他不同日期的想法；我也指出要安排其他完全不同的日期是非常的困難，並且，我還指出在我出訪北京之前，我們提議的兩個可供選擇的日期依然是有效的。黃大使認為，在我訪問北京期間，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

・　我說，在未來數天之內，我們會對中國的提議和公告的建議文本做出回答。

・　評論。我相信，中國人認為現在確定你出訪的日期會有雙方勾結的味道。他們傾向於確定你的訪問日期作為我訪問的成果，這樣的話，他們可能會說，我訪問的目的是為了確定你出訪的日期。因此，我認為，我們能夠接受中方提議的公告文本。

根據他們的觀點，把宣佈日期放在晚於他們的國慶節（10月1日）和國民黨的國慶節（10月10日）能夠縮短猜測的時間。當然，他們不知道我們10月12日的宣佈日期。在時間安排上，我們要考慮到很多複雜的問題，我希望與你本人討論，以便我們對他們提議的10月14日作為宣佈日期的回應。

訪問北京的準備

為了讓中國人事先有所考慮，為我的出訪鋪路，以及為你的訪問取得成功而做好準備，我給中國人提了一些技術問題和實質性的建議。

・　就技術方面而言，我解釋和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這些問題我曾經與鮑勃・霍爾德曼和白宮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員一起審核過。我提議，我的隨行人員總數在十人左右，是指骨幹人員和技術性人員。我解釋了每一名技術人員的職責（先遣人員、新聞人員、白宮的通訊人員以及特工處人員）。我說，我們原先準備晚一些才開始技術性的準備工作，但是，我們還是選擇在我訪問期間做好這些技術性的準備工作。我補充道，我們認為你訪問需要至少一百至一百五十位新聞人員，並且詢問了他們對最低人數和最多人數的意見。即使是對最低人數，顯而易見，他們似乎都大吃一驚。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沒有提出地面站的問題。

・　我對總理和我應該涉及到的有關你訪問的要點簡單列出了提綱，其中包括：訪問的天數（最多是七天）；行程（北京和可能的其他兩處地方）；隨行人員的構成（工作小組）；議程（周和我要涉及的主題，加上更多的技術性問題，諸如貿易與交流計劃）。我說，特別是為了敏感性的主題，周和我私下會晤是必需的，同樣，你也希望在你的訪問期間有私下會晤。

・　在周和我之間應該討論的主題中，將會有隨著你的訪問而出現的具體問題。我舉例說明了我們兩國之間（是否可以）定期派遣特使；周到美國的回訪；我們已經與蘇聯達成了諸如意外戰爭和熱線聯繫的協議；以及形式多樣的文化、科學和其他項目的交流計劃。

・　黃大使評論道，毫無疑問，我們考慮到了所有與這次出訪有關的事宜，特別要指出的是，他們似乎對我們的極度謹慎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他主題

・　羅馬尼亞。我總結了有關我曾經對羅馬尼亞大使簡單介紹過的政策，以及你親自向他重申的政策：美國對羅馬尼亞獨立和自治的政策予以了極大的關注，我們不會參與容許其他大國相互勾結來破壞這些原則，同時我們闡明了強迫使用軍事行動與緩和緊張局勢是不一致的。

・　巴基斯坦。我簡要說明了我們計劃給巴基斯坦新的援助，也就是說，打算免除七千五百萬美元的債務和提供救濟東巴基斯坦所需要的二點五億美元至三億美元款項的百分之七十五。

・　臺灣。考慮到新聞界熱衷於猜測（特別是有關聯合國的問題），我表示，我們會信守我在北京時就有關臺灣問題我向周所說的全部內容。

・　基辛格的日本之行。我曾特別提到，日本新聞界猜測我將會訪問日本的報道是錯誤的，因為我沒有那樣的計劃。

51

日　　期：1971年8月（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文　　件：基辛格——關於“中國政策”的背景材料

文件性質：參考資料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3, HAK Personal and Office Files/China,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中國

總統已經完成了民主黨總統們在過去十年中想要做或者暗示要做的事情——他大膽地採取主動行動，重新啟動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話。

自從理查德・尼克松於1967年十月份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那篇文章以來，這一直是他貫徹的一個長期目標，他在那篇文章中敦促美國的政策應該“認真處理中國的現實”。從他開始執政，尼克松總統就耐心而系統地為美國新政策奠定基礎。在兩年半的時間裏，通過一系列公開聲明、外交努力以及放鬆貿易與旅遊限制的單邊措施，總統確立了我們開展對話的意願以及看到中國在世界大家庭中扮演一個負責任的角色的意願。

・　隨後，在今年四月份，總統的主動措施開始結出果實，因為中國開始向美國的運動員和新聞記者發放簽證，並且開始表達對關係的進一步正常化的興趣。

・　最富戲劇性的突破出現在7月15日——華盛頓和北京同時發佈公告說尼克松總統將會在1972年五月份之前為舉行高峰會晤而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

總統正在展開的行動出自於這樣一種信念，那就是，如果一個有著七億五千萬人民的強國被排除在外，或者對之抱有敵意，那麼任何一個和平的國際秩序都無法確立。在這十年間，沒有任何問題會比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納入到與國際社會、特別是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建設性關係之中更為重要。

總統絕沒有幻想。美國與中國之間在原則和利益方面有著重大分歧，這些重大分歧將不可能在一次高峰會晤中得到解決。中國領導人沒有放棄他們的原則，我們也沒有放棄我們的原則。我們兩國正處在一種進程的開始：我們有機會開展對話、公開討論我們之間的分歧，並因此而減少我們之間產生衝突的可能性。如果我們取得了成功，我們將會對緩解亞洲緊張局勢以及增進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展開的主動行動並不針對任何其他國家。我們與北京之間展開的對話進程不可能而且也不會以國際秩序或我們自己的義務為代價。雙方都沒有為總統的訪問設置先決條件，而且也不會被接受任何先決條件。在敵手之間真正建立一種相互尊重的可敬關係不可能建立在以盟國和朋友的安全為代價的基礎上。我們因此遵守條約所規定的，我們要對我們亞洲盟國——特別是值得我們珍視的盟國以及朋友——中華民國負起安全的義務。此外，全世界都知道，為了保留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席位，我們在聯合國戰鬥得很辛苦，因為我們認為中華民國有資格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個遵紀守法的成員。對我們而言，這是為了維護我們的榮譽所必須做的事，同時——我們認為——對聯合國而言，這是一個道德的問題。我們對最後的結果深感失望。但是，這決不會影響我們與中華民國結盟和友誼的義務。

52

日　　期：1971年10月10日

文　　件：基辛格——關於“中國的代表權、半心半意的努力、中國的內部情況、基辛格去北京”

文件性質：採訪問答準備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66/2,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中國的代表權

問：閣下，臺灣是否有機會留在聯合國？你認為，當臺灣仍然在聯合國行使代表權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加入聯大或聯合國嗎？

答：關於你這個提問的後半部分，不管他們可能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我怎麼猜測都不會有用處。相反，還是讓我們等待（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做出決定，如果聯合國大會按照你所建議的方針採取行動的話——我們非常希望聯合國大會將會這樣做。

我們的觀點是，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員國資格不應該被否決一樣，中華民國的成員國資格也不應該被剝奪。我們正在為那一目標而同其他國家一起進行積極有效的合作。我們將有機會獲得成功。

半心半意的努力

問：閣下，有報導說，美國為把臺灣留在聯合國而所做的努力僅僅是半認真、半心半意的，你對此有何評論？

答：那些報導沒有絲毫的正當理由。我們是全心全意地致力於使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的一個忠誠、可敬的成員國已經有二十五年時間了；她履行了其義務；她支付了其會費；她所治理的人口比三分之二的其他聯合國成員國所治理的人口還要多。而且，我可以這樣告訴你：如果聯合國採取行動剝奪中華民國的成員國資格，美國人民會認為這種做法不可理解。

我們正在盡最大努力防止那種事情發生；對於這一問題，聯合國中大多數國家都同我們持非常一致的觀點；我們對結果表示樂觀。

問：閣下，如果臺灣被驅逐出聯合國，你們是否會採納那些人的建議，即減少對聯合國的支持？

答：我們不認為中華民國會被驅逐出去，所以，我將不會推測採納什麼東西，即便是那種情況果然發生的話。然而，就像我說過的那樣，根據（中華民國）政府國際上的記錄，也根據其在聯合國的忠誠與可敬的表現記錄，美國人民會認為驅逐中華民國是一件無法理解的事情。難以預料的是，美國國會或美國人民對這種驅逐行動會做什麼反應。

中國的內部情況

問：你是否能夠根據情報來源告訴我們在過去幾個神秘的星期裏，中國大陸正發生著什麼事情？

答：不，我不想對另一個國家的內政隨意猜測。我可以說，我的行程安排進行得很順利——我們與之打交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員正在認真、恰當而細心地辦理這件事情。

基辛格去北京

問：閣下，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亨利・基辛格去北京時，是否將試圖向中國政府兜售“白俄羅斯提案”？第二個問題是，他的訪問是否可以解釋為美國政府希望改善與北京的關係，而不僅僅是在聯合國中的臺灣問題？

答：不管聲明怎麼說，推測和解釋都將會繼續。然而，我將會重申：我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成員國資格不應該被否決，中華民國也不應該被剝奪成員國資格。正如我們致力於前者一樣，我們也會對後者竭盡全力付出努力。至於說基辛格博士的訪問，他去中國根本不是為了討論實質性問題——他的議事日程上只有一件主要的事情，那就是，為總統與中國領導人會晤的討論議題做準備。齊格勒先生上個星期對這件事情所做的明確聲明仍然是白宮的立場。

羅納德上周否認了所有有關亨利・基辛格會在北京做實質性會談的推測；換句話說，總之，他的行程與訪問北京有聯繫。據說，此事被敲定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53

日　　期：1971年10月12日

文　　件：“臺灣問題”[53-1]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4/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臺　灣

你在7月會談中的立場

・　我們在臺灣的駐軍有三分之二參加了亞洲其他地方的（軍事）行動，有三分之一與臺灣的防衛有關。我們準備在印度支那戰爭結束之後，在一段不長的時間之內，從臺灣撤出與臺灣防衛無關的那部分軍隊。不管中國人怎麼做，我們準備在那場衝突了結之後的一段有限的時間之內撤出這些軍隊。隨著我們之間關係的改善，我們準備開始減少我們在臺灣的其他駐軍，以避免軍事問題成為我們兩國之間關係的主要障礙。

・　至於臺灣的政治未來，我們不提倡“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解決方案。

・　我們將不會阻礙周總理所指出那一基本的政治進程，但是我們不可能被迫做出在短期內不會產生（關於政治問題的）實際效果的正式聲明。

・　我們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共同防禦條約”，也許歷史能夠解決各種事情。我們非常希望臺灣問題將會得到和平解決。

・　我們肯定將會在總統第二任期的早些時候解決這一政治問題；這一進程現在就可以開始。但是，在今後的一年半時間裏，我們決不可能以正式的方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　能夠做到的是避免提出新的主張，而且我們將會避免提出新的主張。我們不會直接或間接地支持“臺灣獨立運動”，也不會直接或間接地支持你與總理所談到的破壞那一政治進程的各種勢力。如果周總理得到任何與此相違背的消息，他應該告訴你，而你無論如何將會負責阻止這樣的情況。毛澤東主席和尼克松總統可以對此做出確認。

・　至於國際組織的問題，我們會樂於同意以多數票表決確定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成員國，同時撤回我們原來的立場：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將會說，驅逐目前在聯合國有席位的國家，應該得到三分之二票數。這樣的話，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了驅逐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數，她將會取得中國在安理會的席位並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代表。這種方針將會避免過去一直存在的那種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意。

・　如果我們（在聯合國問題上）能夠緩和彼此之間的唇槍舌劍，那將會是一種進步。

・　本屆政府的政策是決不支持國民黨從臺灣侵犯大陸的任何企圖。你針對“臺灣獨立運動”所講的話（周告訴你的是反面的信息）也可以應用於這件事情。

・　我們將反對日本的武裝力量進駐臺灣。在我們能夠控制日本的能力範圍之內，我們將反對日本支持“臺灣獨立運動”。

・　在總統到訪之際，我們準備討論並簽署一項在我們兩國之間相互放棄使用武力的協議，就像中國人在1955年建議的那樣。

周總理在7月會談中的立場

・　美國必須在一個有限的時間之內從臺灣撤出其所有軍隊。那是“該問題的自然邏輯”。

・　中國人民認為美國與蔣介石在1954年簽訂的條約是非法的，並且對此不予承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之時，美國與蔣介石之間的那一條約應該不具任何法律效力。中國人民正在盡最大努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

・　若要在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建立關係，美國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省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必須回歸大陸。

・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不得再說臺灣地位未定。

・　尼克松總統與毛澤東主席的會晤“並非絕對”與建立外交關係有聯繫。然而，如果美國正在朝著友好和正常關係的方向邁進，那麼，合乎“邏輯的結果”就是我們必須彼此承認。

・　美國政府和總統必須不支持所謂的“臺灣獨立運動”。

・　關於國際組織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不會太多關注美國的提議，但是當有人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時，中國當然將會說，中國在聯合國的所有合法權利都必須得到恢復。

・　隨著美國軍隊從臺灣撤出，美國有責任不讓日本插手臺灣事務，也有責任不讓“臺灣獨立運動”發展壯大。在美國軍隊離開之前，美國必須承擔起不讓日本軍隊進駐臺灣的責任。

・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任何關於美國或國民黨分子想要製造麻煩的消息，他們將會告訴你；你也將會把消息告訴我們。

・　關於彼此放棄使用武力，這一問題與臺灣問題和中國的內政問題相關聯。當這些其他問題有了眉目之後，這一問題將更易於處理。

自7月11日以來的進展情況

・　關於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你已經向周簡要說明過美國政府的意見，我們已經按照這種意見行事。

・　與他們在以前若干年中對美國關於中國代表權的立場的反應相比，中國人現在的反應一直是溫和的。他們以平常的言辭表達自己立場，就像周所說的那樣（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必須得到恢復）；他們引用國際上對他們立場的支持作為反對我們意見的手段，而且他們公開表示，只要臺灣在聯合國的各種代表仍然存在，他們將不會加入聯合國。我們估計這最後一點會是他們加入聯合國的條件。

・　他們已經壓低了他們在聯合國問題上的言辭語調。在他們外交部所發表的攻擊我們聯合國方案的聲明中，他們把這一方案完全歸咎於羅傑斯國務卿，而沒有提及總統。

・　他們還沒有為美國軍隊撤出臺灣提出具體的時間框架，不過仍然繼續讓這一問題處於不確定狀態。這與周向你表明的立場有所不同，他的說法是撤軍應該在一個有限的期限內完成（你可能記得，詹姆斯・賴斯頓在採訪周之後表示驚訝，那就是總理沒有為美國從亞洲任何地方的撤軍設定最後期限）。

・　你在9月13日向中國人重申了你在七月份向周說過的關於臺灣問題的每一件事情。

・　中國人在確認宣佈你的臨時訪問日期時，他們明確表示，他們希望在尼克松總統到訪期間，兩國關係正常化應該是主要的會談議題。

評　註

在聯合國問題上，我們已經做了你所說的我們將會做的事情，中國人也按照周所說的他們會採取的那種方式做出了反應，而且他們也不如從前那樣花言巧語。他們已經按照規則行事。對周所提出的立場，他們沒有增添新的東西。唯一值得特別予以注意的是關係正常化。以下將要對此進行討論。

對於總統的訪問，你和中國人將會希望

1.中國人

・　根據中國人提及正常化問題進行判斷，他們可能想要讓總統正式同意關係正常化——或許在一份聯合公報中——按照這樣一種方式，那就是，以最為低調的語言暗示美國正在減少其對臺灣的支持，並且不再把臺灣視為一個有效的國際實體。

・　儘管對於期待在你告訴他們的那一時間之內（總統第二任期的前兩年內）在美中兩國之間建立外交關係，他們或許不會指望從總統那裏獲得任何東西，例如一份聲明，但是他們很可能希望加快他們這一目標的進程，你也曾經提到加快進程的這種說法。聯合公報中關於關係正常化的措辭可能有助於達到這一目的。而且，作為難以對付的談判者，他們可能會拿出一份措辭強硬的公報。

・　此外，他們可能想要通過使總統以某種正式的方式同意在一個固定且又是相當短的時間表內從臺灣撤出所有美國軍隊來加強他們的關係正常化策略。這將會意味著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持很快就將完全結束，而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共同防禦條約”將會變得毫無作用。臺灣的士氣就會受到動搖，同時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置於嚴重的緊張之中。

・　中國人將會希望總統在影響臺灣的問題上重申你曾經做出的同樣的保證：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灣獨立運動”或日本在這方面的努力；隨著美國軍隊的撤出，不允許日本軍隊進駐臺灣；不支持中華民國反攻大陸。這些保證可能被接受，方式上與你當初的做法相同，那就是，在總體討論過程中採取非正式的方式。當然，你已經重申了你去年七月份所做的保證。

・　同樣，中國人將希望聽到總統重申你曾經說過的關於在總統第二任期的前兩年中如何處理臺灣的政治地位問題。

2.你自己

・　你將希望避免使總統對關係正常化和撤軍問題做出任何正式的承諾，那將會相當於讓臺灣問題的政治進程脫離我們的掌控，並且發展得非常之快，以致於使我們失去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任何主動權。你也將不希望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上出現更多的並非“絕對必需”的緊張氣氛。總統將希望避免發生出賣盟友的行為。

・　因此，你將需要把總統在總體上將會說的或做的控制在你七月份向周恩來說過的並且又被周恩來所接受的範圍之內。例外的情況可能會出現在關係正常化的問題上，在此，你可能會發現比七月份的公告稍微更加具體一點的措辭表達方式。這可能會以這樣一種聲明的形式出現（可以設想的是在一份聯合公報當中），即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應該由該民族直接決定。這將會符合中國的意圖，即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而且也符合中華民國的要求，因為她聲稱自己代表全中國人民講話。

・　你將希望強調，總統本人將會重申前面所概括的你在其他問題上的意見，其中包括在總統第二任期的前兩年內如何處理臺灣的政治地位問題。

・　作為總統訪問期間有望實現的事情，你將希望在解決爭端方面達成一項相互放棄使用武力的協定（反過來，中國人將希望把該問題與臺灣問題相掛——儘管他們1955年的提議沒有提到臺灣——而你將希望避免這一點）。

・　對於中國人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言辭上的克制，你將希望表示讚賞，而且你也希望他們已經發現我們的行動與你去年七月份對他們所講的是保持一致的。

你的會談要點

・　總統將準備處理關係正常化問題。然而，就像我在去年七月份說過的那樣，不產生實際效果的正式聲明不會是人們所希望看到的東西，而且，關於為什麼你去年提到的解決這一問題的時間框架和辦法必須得到遵循，是出於重要的國內原因。總統將準備在總體會談中對此做出確認。關於關係正常化的問題，我自己隨身帶了一個聯合公報的草案，我認為這份草案應該可以滿足雙方的要求。

・　關於美國軍隊撤出臺灣的問題，我認為，我在去年七月份告訴總理的那一立場仍然有效：我們準備在印度支那戰爭結束後一段不長的時間之內從臺灣撤出與臺灣防禦無關的那一部分駐軍，隨著美中關係的改善，我們也準備開始撤出其他的部隊。在此，重要的是美國的意圖，而不是拘泥於形式。總理自己將可以看到，我們將會遵守諾言，而且一旦環境條件允許，我們就將撤離。

・　對於影響臺灣的其他問題，總統將完全準備做出與我曾經向總理做出的相同的保證。

・　我認為，指出總統訪問期間有望實現的事情將會有益於雙方。為此，我建議按照王炳南大使於1955年在日內瓦提出的方針達成一個相互放棄使用武力的協定。我們記得，他們發現我們的公報草案中涉及臺灣的那一部分是令人討厭的，因此我們準備接受他們的草案版本。關於放棄武力的這一協定可以包含在聯合公報當中（附上一份已取得一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報草案）。

・　我非常讚賞中國人沒有花言巧語地談及美國就有關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表達方式。我希望周總理已經注意到我們在這一問題上的行動一直與我去年七月份所說的話保持一致。

・　最後，我想要正式地重申周總理與我說過的另外一點：我非常希望臺灣問題可以和平解決，而總理的回答是他們正在盡最大努力使臺灣問題得以和平解決。

注釋

[53-1]原件未註明此件的作者，但據合理推斷，可能是由洛德或霍爾德里奇起草致基辛格。

54

日　　期：1971年10月13日

文　　件：羅德曼[54-1]呈基辛格——“誰邀請誰？”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3/7, China,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關於哪一方首先提出了總統訪問中國的建議，本備忘錄所附的編年表提供了與這一問題有關的所有公開及私下聲明的完整記錄。這一記錄說明，訪問邀請出自雙方逐漸採取的積極步驟。

・　美國首先提出並迫切要求派遣一名美國的特別代表去北京，或者在華盛頓接待一名中國特使（這起始於1970年1月在華沙舉行的會談，我們後來又通過特殊渠道重提這一要求。中國人於1970年12月9日做出了積極回應）。

・　除了總統在1970年十月份接受《時代》雜誌採訪時所做的隨意評論之外，中國人在1971年一月份第一次提及總統訪問（在總統公開談及他女兒的蜜月之行以後，他們在1971年5月29日又重提此事）。

・　周恩來1971年5月29日的信息把總統訪問的主意當成是毛澤東的“建議”，而總統對此表示了“接受”。

・　中國人關於我們尋求邀請的詭計似乎起始於周恩來與你在北京所舉行的會談（周告訴你說，總統在四月份所發表的關於他女兒蜜月的講話推動了這一邀請）。他也把先後順序搞錯了：他上個星期告訴一群美國人說，在總統訪問的主意被提出來之後，有關派遣特使的想法就得到了一致同意。

這一過程中的關鍵步驟在所附的編年表中用紅色加以標註。

誰邀請誰？

日　期

1970年01月20日　斯托塞爾大使在華沙會談時告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臨時代辦：美國“將準備考慮派遣一名代表去北京進行直接會談⋯⋯或者在華盛頓接待一名你們政府派出的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臨時代辦對此表現出興趣。（附件1）

1970年02月20日　在隨後的一次華沙會談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臨時代辦說：“如果美國政府希望派遣一名部長級代表或美國總統的特使來北京進一步探討中美之間的基本原則問題，中國政府將願意接待他。”（附件2）

1970年05月03日　美國（通過在巴黎的溫特和沃爾特斯）向中國人保證說，在柬埔寨行動結束之後，美國沒有任何別的進攻性的意圖，而且“基辛格博士準備與共產黨中國那方的地位相仿的人士進行會談，如果這種會談可以秘密進行的話”。（附件3）

1970年06月15日　美國建議通過沃爾特斯建立一個正常化的聯絡渠道，並且表明我們準備“派遣總統的一位高級私人代表去巴黎或者雙方都覺得方便的其他地點，就美中關係舉行直接會談”。（附件4）

1970年10月05日　在約旦危機之後，總統在接受《時代》雜誌採訪時說：“如果在我有生之年還有什麼事情想要做的話，那就是去中國。如果我去不成，那麼我希望我的孩子們能夠去中國。”（附件4）

1970年10月25日　總統在華盛頓請葉海亞告訴北京的中國人，美國願意派遣高級私人代表（例如莫菲、杜威或亨利・基辛格）去北京或其他合適的首都開展直接的秘密交流。（附件6）

1970年10月26日　齊奧塞斯庫告訴總統說，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想要改善同美國之間的關係。總統宣佈美國準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談判並派遣高級特別代表進行互訪。（附件7）

1970年12月09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葉海亞轉達的口信給予答復：周恩來在與毛澤東和林彪磋商之後表示：“為了商討這個問題（美國撤出臺灣），北京將會熱烈歡迎尼克松總統的一位特使。”周表明這是美國發出的第一個“來自首腦、通過首腦、傳給首腦”的信息，因為巴基斯坦是中國的好朋友，中國人對此予以重視。（附件9）

1970年12月24日　亨利・基辛格在年底的背景情況吹風會上說：“我們已經準備好在華沙或別的地方與共產主義中國商談使我們分離的分歧。”（附件10）

1971年01月11日　波格丹大使轉達了周恩來的聲明：“如果美國希望解決那個（臺灣）問題並有一個解決方案的提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準備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國的特使。”周恩來補充說道：“既然尼克松總統訪問了布加勒斯特和貝爾格萊德，那麼尼克松也會在北京受到歡迎。”（附件11）

1971年02月22日　中央情報局給亨利・基辛格的便函提到了設立新的非華沙渠道的兩條來自中國的試探性建議。其中一條渠道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倫敦的外交官，通過英國人進行轉達；另一條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通過挪威人轉達。喬暗示他本人有興趣在某個時候會見亨利・基辛格。（附件12）

1971年04月16日　總統對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提及他最近與自己的女兒們談到她們某一天去中國的可能性。“我希望她們能去。實際上，我希望我在將來某一天也能去。”（附件13）

1971年04月21日　4月27日轉達到的周恩來的信息，“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在北京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國國務卿，甚至與美國總統本人直接會晤並舉行商談”。（附件14）

1971年04月27日　美國通過沃爾特斯發出信息，提議建立可靠的渠道，並且說亨利・基辛格會準備來巴黎就美中關係舉行直接會談。（這條信息的發出時間先於前一條信息的收到時間；中國人在4月29日收到這一信息。）（附件15）

1971年04月29日　總統在新聞發佈會上說：“我希望，事實上，我期待將來某一天以某種身份訪問中國大陸——我不知道會以什麼身份。但是那表明了我的長期希望。”（附件16）

1971年04月30日　《生活》雜誌發表了埃德加・斯諾於1970年12月18日採訪毛澤東的報道。毛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正在考慮接待來訪的美國客人、包括總統的問題。“毛解釋說，他應該受到歡迎，因為目前中美之間的問題必須由尼克松來解決。毛會很高興與他舉行會談，他既可以作為旅遊者，也可以作為總統訪問中國。”（附件17）

1971年05月10日　總統通過巴基斯坦的渠道對周恩來4月21日的信息給予了回答，說他“準備接受周恩來總理的建議，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舉行直接會談而對北京進行訪問”。總統建議亨利・基辛格與周恩來進行初步的秘密會談，目的是交換意見與探討總統訪問的可能性。（中國人在5月17日收到這一信息。）（附件18）

1971年05月20日　美國以照會的形式把5月20日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公告向中國通報並且保證決不直接針對中國而達成任何協議，美國建議把武器控制作為所提議舉行的秘密會談的一個商談議題。（中國人在5月22日收到這一信息。）（附件19）

1971年05月29日　周恩來正式答復（6月2日收到）說，他“已經非常愉快地向毛澤東主席做了彙報：尼克松總統準備接受他的建議來北京訪問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舉行直接會談。毛澤東主席已經表示，他歡迎尼克松總統的訪問⋯⋯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以美國代表的身份前來中國以便提前與中國的高級官員舉行初步的秘密會談來為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作準備並進行必要的安排”。（附件20）

1971年06月04日　總統回答說，他“非常愉快地期待著有機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舉行私下會晤和磋商”，而且他“欣賞周恩來總理對他的私人代表基辛格博士所發出的熱情邀請”。（附件21）

1971年07月

9-11日　　　　　周恩來在北京告訴亨利・基辛格，“從一開始，（總統）一直抱著他願意來北京的態度”。他說總統關於女兒蜜月的講話促成了訪問邀請。亨利・基辛格告訴周，“這個主意首先來自你們的主動表態，而我們樂於接受這個主意”。（北京會談記錄的節選，附件22）

1971年07月15日　北京高層會晤的聯合公告：“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向尼克松總統發出了邀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附件23）

1971年07月16日　在聖克利門蒂舉行的新聞背景介紹會上，當亨利・基辛格被問及在他去中國之前是否知道總統會受到邀請時，亨利・基辛格回答說：“是的，基本上知道。我知道，當然，總統知道，訪問是有益的，對雙方都有益。”（附件24）

1971年07月19日　在接見“關注亞洲學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時，周恩來這樣解釋了尼克松總統的訪問：“目前，為了使關係正常化，在與你們政府進行接觸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與你們國家的那些有權力的人進行接觸。但是，你們的國家、你們的制度規定了你們有一個總統，而且你們的總統說他希望朝著友好的方向邁進，他也表示了他希望訪問中國。當然，我們自然可以邀請他⋯⋯。”（附件25）

1971年08月05日　在8月10日發表的一篇採訪中，周恩來告訴詹姆斯・賴斯頓：“他〔總統〕表達了來訪的願望，而我們向他發出了訪問邀請。”（附件26）

1971年10月05日　合眾國際社派駐北京的舒子章（Julian Schuman）發來的報道援引了周恩來的話說：“他〔總統〕公開表示願意來中國並且進行談判。我們沒有給予回應。對於如此敵對的國家來說，這麼做是不合適的。因此，我們同意基辛格的來訪。”（附件27）

注釋

[54-1]羅德曼（Peter W. Rodman），1970至1972年間服務於尼克松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55

日　　期：1971年10月13日

文　　件：國家安全委員會——《美國軍隊在亞洲的數目》

文件性質：統計表格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4, Polo II-HAK China Trip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Part II],October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1.國防部的文職官員（美國公民）沒有包括在這個數目之內。除了在老撾大概有七百五十名美國政府雇用的文職官員（包括合約雇員）外，他們的人數決不超過美國軍事人員總數的百分之十。2.括號內的數字代表1968年12月31日的兵力數。3.該增量來自從越南撤出的海軍陸戰隊。4.我們從韓國撤出一個師，這導致除大約二萬名核定人員外，實際人員總數減少八千九百人（自從在越南集結兵力以來，並由於這個集結，我們派往韓國的兵力就一直處於緊張狀態）。5.在當前美國駐臺軍事人員中，有大約二千三百人與臺灣的防衛直接相關；其他六千二百七十五人與戰略性的地區需求有關（在這六千二百七十五人中，有大約四千二百人是駐紮在臺灣並用於支持我們在越南的行動的空中運輸部隊）。6.在越南的兵力規模預計到1971年12月1日減少至十八萬四千人。在其他國家的預計改變量尚未擬出。

56

日　　期：1971年10月21日

時　　間：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時45分

地　　點：北京人民大會堂

文　　件：基辛格與周恩來、姬鵬飛、章文晉、王海容等會談

文件性質：會談記錄

與會者　：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姬鵬飛[56-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代部長）

章文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西歐和美洲司司長）

王海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

唐聞生、冀朝鑄（中方翻譯、中方記錄者）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喬納森・豪[56-2]（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4, Polo II-HAK China Trip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PartII],October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周　總　理：你休息得不錯吧？沒有電話打擾你？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我聽說你不想接聽任何電話，並且希望我們的外交部替你接電話，然後向你轉達信息。否則，你會睡不好覺。

基辛格博士：但願我在華盛頓時也能夠如此。

周　總　理：豪先生，你也休息得不錯吧？

豪　先　生：非常舒服。

周　總　理：現在兩位先生已經很習慣北京了。馬修斯小姐[56-3]呢？

馬修斯小姐：非常好，謝謝。

周　總　理：今天風很大，所以不方便你們遊覽長城。我們等天氣好一點時去。

基辛格博士：正如總理所知道的那樣，我是在波士頓上的學，那裏的風總是很惡劣，而且一旦惡劣起來就不會再變好。在波士頓從未有過南風。

周　總　理：加利福尼亞的氣候怎麼樣？

基辛格博士：那裏的天氣總是溫暖怡人。

周　總　理：那麼華盛頓呢？

基辛格博士：華盛頓比波士頓要暖和些。那裏只下雨不下雪。

周　總　理：不下雪？

基辛格博士：幾乎不下雪，但是下起雪來，一切都會陷入癱瘓。

周　總　理：以前我聽說華盛頓下雪，但是紐約的雪則更大，每當下雪時，家家戶戶都在忙於清除人行道上的積雪。

基辛格博士：是這樣的，特別是在郊區。由於下雪，心臟病發病率也增加了。

周　總　理：雪對心臟不好？

基辛格博士：人們在車道上鏟雪，忘了自己的年齡。

周　總　理：他們希望儘快剷除積雪。

讓我們言歸正傳。首先，讓我再次請基辛格博士首先開始。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我認為我們有兩類問題要在這次秘密會議上進行討論。一類是關於總統來訪的某些安排，例如他與總理和主席應該進行多少次會晤，這些會議應該怎樣舉行——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很快予以解決。

第二類問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目的，是討論一些例如臺灣、蘇聯、印度支那以及聯合國問題，這些問題我不想同我辦公室以外的同事討論。如果時間來得及的話，我也可以在這次會議上和總理討論一下南亞的局勢，但這並不是必須討論的事情。這個問題可以放在一個比較大的會議上討論。在這個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更容易一些，但並不是必須的。

總理喜歡按照什麼順序來討論這些問題？你是否想首先討論技術性問題？它們可以相當迅速地得到解決。或者說你是否想首先討論實質性的問題？

周　總　理：好，我們先從技術性問題開始，因為下午技術人員將會碰頭開會，所以現在為這些技術人員的商談打下一個基礎是很不錯的主意。

基辛格博士：總理昨天對我講過，作為暫定計劃的目標，在那兩個日期當中，在2月21日比較容易安排。我想說的是，如果在二月份當中提早幾天對中方而言更好的話，我們可以考慮2月14日這個日期。我們有點傾向於21日，但是這並不會產生太大差別。

周　總　理：就像我昨天所說的那樣，我們暫時確定總統的來訪日期可以從21日開始。既然你們也傾向於2月21日而不是2月14日，我認為我們可以不改動這個日期。

基辛格博士：好。

周　總　理：當然，如果在今後，你們一方或者我們一方，可能因為有特殊理由而需要提前或推遲總統訪問的日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通過聯絡達成一致意見。

基辛格博士：因為我回國後將會有很多猜測，所以我們應該決定將在何時宣佈這個日期。

周　總　理：好的。我們可以在你的這次來訪結束的時候宣佈。

基辛格博士：沒有必要現在就做出決定。

周　總　理：因為對你而言，既然是你在安排總統來訪的日期，你就必須宣佈這個日期，特別是你需要告訴你們的技術人員，因為他們在總統來訪之前還要再次來我們這裏。因此，泛泛而談是行不通的。

基辛格博士：說得正是。總理昨晚是否真的把整本書都看完了？如果是這樣，我必須要說抱歉。

周　總　理：我採用了馬歇爾將軍曾經使用過的方法研究。（笑聲）

基辛格博士：關於總統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如何舉行會議，我們希望舉行會議的方式與我們所舉行的這些會議基本相似——總體會談；然後或許是總統和總理舉行會晤，國務卿可以和貴方指定的任何人或許是外交部長舉行會談；在這些會議之後，他們可以再舉行一次總體會談。

周　總　理：好。關於總體會談，我們是否只派遣代表團的正式成員，還是也把非正式成員包括在內？正式成員是十二位。我估計參加會議的那些人將是官方人員。

基辛格博士：並不是每個正式成員都將參加會議。例如，羅斯・瑪麗・伍茲（Rose Mary Woods）不會出席正式會議，她是秘書。查平（Chapin）先生不會出席正式會議，或許霍爾德曼先生和休斯將軍也不會出席正式會議。如果我能夠做到的話，新聞發言人（Press Secretary）將不會出現在正式會議上。這是總理測定我的影響力的一個簡便辦法。（笑聲）我的觀點是新聞官不可能把他不知道的事情透露給新聞界。

周　總　理：對。我同意你的觀點。但是，這是否能夠做到，則完全取決於總統。

基辛格博士：是這樣的。

周　總　理：當一個美國總統確實不容易。他必須注意每一件事情。

基辛格博士：然而，如果新聞署發言人出席正式會議的話，我將會親自對他進行恐嚇，讓他務必保守秘密。

周　總　理：在我們沒有對任何安排做出最後決定之前，最好不要透露消息。這是我方的習慣。

基辛格博士：對此我能夠保證。不管是在之前或事後，我們不經過和貴方協商，任何消息都不會透露給新聞界。

周　總　理：好的。

基辛格博士：我方出席非正式會晤的將會是總統和我本人，或許再加一名助手，或許不加。在某個場合，在有限的一段時間裏，如果總統可以與總理進行單獨會晤，只帶翻譯，不帶助手，可能會很有益處，因為你們之間有許多私人的觀點需要交換。但是，就非正式會晤的大部分實質性工作而言，我將和總統在一起。

周　總　理：對於技術人員在今天下午可能討論（也可能不討論）的會談問題，我想提出一條意見。我希望，總統在來訪期間能夠儘早與毛主席舉行會晤，其形式可以是大範圍的會見，也可以是非正式會晤；也就是說，主席首先會見代表團成員，包括國務卿和其他一些人，然後主席可以單獨與總統和基辛格博士會晤，或者只與總統舉行單獨會晤。這樣可能更有助於解決問題。不管主席希望我參加與否，基辛格博士可能要參加這些會晤，因為這樣的話，對各種問題的討論可能會更加直接、更加深入。

基辛格博士：你建議總統在來訪的時候早些與主席會面？可能在第一天或者是第二天？

周　總　理：不在第一天。因為第一天有很多禮儀活動。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但是，假如訪問的總日程是五天時間，那麼，會晤安排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會比較妥當，但是我沒有和主席討論過這方面的情況。貴方的日程安排是在第五天舉行會晤。

基辛格博士：這一日程安排是由不瞭解情況的技術人員所做出的。我負責各種會議的安排，但是他們在日程計劃中填入某些事項。他們沒有權力對各種會議進行具體的時間安排。

周　總　理：把這個問題弄清楚就好了。

基辛格博士：實際上，技術人員今天下午不必討論這個問題。讓我和總理來商量這個問題。只要匡算出實質性會談的次數就行了，然後由總理和我來決定在哪段時間裏誰與誰進行會談。

周　總　理：那很好。

基辛格博士：如果總理提議在總統來訪期間，主席和總統儘早舉行會晤，我對此表示同意。

周　總　理：至少應該放在總統訪問日程的中期。如果來訪行程是五天，那麼最晚應該在第三天。

基辛格博士：我同意。

周　總　理：如果總統的來訪行程能夠安排到七天，那麼我們就會有更多的時間。

基辛格博士：我們對訪問時間的長短是靈活的。這不僅僅是針對技術人員的。

周　總　理：我們不會與技術人員討論這一問題。我們必須確定這一點。

基辛格博士：如果你認為六天或者七天會更好一些，我確信總統會同意的。

周　總　理：那好。

基辛格博士：正如總理所說的那樣，我認為，如果主席和總統可以早些舉行會晤，比如說不遲於第三天，那麼，他們可以對我們應該朝哪個方向前進做出根本性的決定。

周　總　理：對。

基辛格博士：請允許我根據總統的心理對總統和毛主席的會晤提出的一個技術性的建議；請允許我用你我之間談話時所用的一貫坦率的作風來對你說，如果總統和主席可以先單獨會面半小時，使他們彼此熟悉一下，然後我再加入，進行實質性的會談，這樣的效果可能最好。這完全由你來決定。我們可以按你認為是最有效的任何方法來做。這一建議只是根據總統過去是如何進行其他的會晤而提出來的。

周　總　理：好的。我可以把這一建議轉達給毛主席，因為主席習慣於有個人在他旁邊商討一些具體問題，特別是我。至於原則問題，毛主席已經進行了再三考慮。那就是為什麼我在昨天晚上的宴會上說我希望我們將會翻開新時代的新的一頁。

基辛格博士：昨晚我很受感動，我們也將會努力以同樣的精神和同樣的態度向前邁進。另一種可能性是，我不清楚主席和總統預計應該安排一次還是兩次會晤，但是，在總統離開之前，他是否能夠拜訪毛主席以便向他話別？

周　總　理：但是，一般而言，毛主席並不介意這些禮節性的事情。據我所知，關於禮儀方面的事情，我的印象是美國總統比其他國家的元首更加不在乎。

基辛格博士：絕對正確。

周　總　理：例如，羅斯福總統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接見大使和其他國家的元首，而不局限於只在華盛頓。我們很欣賞這種做法，所以我們會盡力這樣去做。而從前我們是向蘇聯學習的。

基辛格博士：他們是我所知道的最具禮儀意識的國度。

周　總　理：他們繼承了沙皇時代的一套禮儀。在列寧時代，情況並非如此，在斯大林時代的早期，也並非如此。這發生在斯大林時代之後。

基辛格博士：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之間的平和關係印象非常深刻，這一點我在蘇聯並沒有發現。

周　總　理：他們之間的關係極其緊張。我們解放後，一開始我們學習蘇聯的一套；同時，奇怪的是我們也想學習英國人的禮儀。解放後負責禮儀事務的那個人奉行老一套做法。他想把紅地毯一直鋪到門口。在一個新的時代裏，應該打破老一套的習慣做法。你可以確信總統和主席之間的會晤將不會只有一次。

基辛格博士：對於總統與主席的會晤，你們可以按照對你們而言最有效的方法來安排。這是一個非同一般的歷史性的場合。你知道主要的隨行人員，我們應該用最有效率的方法來安排他們，你提出由你負責照料中方人員、由我負責照料美方人員，這將是最容易接受的辦法。我們接受你的提議。

周　總　理：那好。

基辛格博士：我花了⋯⋯因為沒有享受到清除我們的官僚主義的好處，我花了大量的時間來撫慰我們的官僚機構的不安之處。

周　總　理：沒人能夠為此責備你。你參與國家事務的時間不長。

基辛格博士：太短了。

周　總　理：所以你不可能擁有如此迅速地改變各種事情的權威。雖然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但她也有將近二百年的歷史了。

基辛格博士：（指著被帶到桌上的點心）對，我有一個小時沒有吃東西了。

譯　　　員：總理提醒你，把點心放得離你的袖子遠一點，這樣袖子就不會弄髒。

基辛格博士：我是否可以請問總理一件事情——是否有可能用最得體的辦法把主席和總統與那些不跟主席和總統會談的人分離開來，那將是對我的極大幫助。（笑聲）如果不可能這樣做的話，我將承擔全部責任。

周　總　理：我將會考慮採取什麼辦法。

基辛格博士：我在飛機上對我們國務院的工作人員說，我們的官僚機構想在我的身上試一試針灸療法，目的是看一看他們能夠在我身上插多少根針。（笑聲）他們扎針時可不像中國醫生那樣輕柔。

周　總　理：這會很痛。

基辛格博士：我們還沒有確定如何進行會晤——我們將帶自己的譯員，但是為了保證安全，在主席和總統之間的非正式會晤中我們可能希望依靠你們的譯員。

周　總　理：沒問題。

基辛格博士：如果合適的話。

周　總　理：是的，在我們把非正式會晤的記錄整理好後，我們會給你們一份副本。那些記錄將會更準確，同時也更安全。

基辛格博士：我很坦率地講，我們至今還沒有找到一位能夠完全可以信賴的譯員。我是指在大多數事情上無法完全信賴，而不是在最敏感的事情上。

周　總　理：你知道有很多美國人在學習中文。

基辛格博士：我們是有很多人會講中文，但是他們也會對新聞界講。（笑聲）

周　總　理：很難指責他們，因為這是由貴國的體制所決定的。在貴國他們一定會從事一些副業。技術方面還有其他問題嗎？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關於技術方面的問題，這樣的總體安排基本上合乎你們的意思嗎？我們在下午進行會談，不考慮誰與誰會談，是嗎？

周　總　理：是的，我們同意那樣的安排。

基辛格博士：在我們離開之前——我們現在沒有必要這麼做——我們將會準備一份五天行程的計劃安排和七天行程的計劃安排。

周　總　理：好，你們可以制定兩份可以選擇的方案。

基辛格博士：關於參觀其他城市，總理昨天晚飯時說他將會陪同總統進行參觀訪問，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確？

周　總　理：這一點沒問題。

基辛格博士：所以，實際上，在飛機上也可以進行會談？

周　總　理：是的，肯定可以。我陪同過了許多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我與他們舉行過會談。這是從我們的美國朋友馬歇爾將軍開始的。在飛機上我們談個沒完。

基辛格博士：還有一個問題，總統是在他訪問的城市過夜還是回到北京？

周　總　理：這個由你們決定。如果你們發現有必要，你們可以讓總統回北京過夜，但是在所參觀的地方過夜會更舒服。這個由你們來決定。

基辛格博士：問題是，將有更多的人必須到這裏來，我已經努力把侵擾減少到了最低程度。這倒不是主要因為安全問題，而是因為通訊問題。

周　總　理：如果總統在另外一個城市過夜，那主要是為了確保休息，此外，私下會晤能夠在那裏舉行。杭州就比較適合這樣的目的。那是個安靜的城市。那裏有別墅並且冬天的取暖設備也相當不錯。

基辛格博士：如果你不反對多加幾個必要的人員，我認為我們可以同意。

周　總　理：沒關係。現在隨行人員有三百五十一人。如果他們不是全部都去會更好些。

基辛格博士：不，不會都去。

周　總　理：一些記者必須隨行，我們會照看他們的。在杭州他們有許多事情要做。

基辛格博士：如果你們把記者丟在滿洲，我們將會非常感激。

周　總　理：我們將會照看他們。

基辛格博士：我們對此表示遺憾。

周　總　理：我們將會負責他們的觀光和餐飲、照顧好他們。最難滿足的問題之一是電視。我們的電視接收能力不是很好。例如，在杭州我們無法收聽到其他地方的廣播。

基辛格博士：對我們而言這不成問題。我們技術人員的問題是你們是否准許他們安裝地面信號接收站，這樣他們就可以把信號發回華盛頓。

周　總　理：這是今天下午他們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基辛格博士：好。我們並不關心在這裏你們中國自己的信號接收能力問題。這與我們毫無關係。而且，這也不會影響我們關於旅行地點的決定。

在這張隨行團名單上，你將會看到我沒有把我自己包括在內，因為我不知道總理是否與我們同行，而我想我必須留下來處理公報或諸如此類的事情，但是，如果總理同行，那我也將跟著去。

周　總　理：我們將會在其他城市一起討論這類事情。

基辛格博士：那麼，我也將隨行。

周　總　理：那就好。

基辛格博士：至於說飛機，除了他自己的飛機，總統從不乘坐其他飛機旅行，因此，我們應該把這個問題放在邊上，讓我來親自和總統商討這個問題，因為我們這裏的技術人員無權做出讓總統乘坐中國飛機旅行的決定。

周　總　理：好，你們可以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將會與總統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昨天我從總理這裏得知，在中國境內我們將乘坐中國飛機旅行。

周　總　理：不錯。

基辛格博士：有一個辦法可以使之變得更容易一些，那就是把總統座機飛到我們將去參觀的同一個城市（總統不乘坐自己的座機），以防出現緊急情況而又需要通訊設施，因為總統座機上有最好的通訊設施。也就是說，如果總統乘坐中國飛機旅行的話，我將會坦率地對此提出建議。

周　總　理：你們不僅可以乘坐波音707來中國；為了飛機的著落，你們也可以飛一架航速較慢的飛機來中國。需要多長的飛機跑道？你們也可以飛一架像伊柳辛（Ilyushin）這樣的飛機過來。

基辛格博士：我認為波音飛機能夠在杭州降落。總統座機需要五千英尺長的飛機跑道。

周　總　理：接下來的是必要設施的問題。杭州的飛機跑道長度或許能夠符合那個要求。現在有一個飛機降落的設施問題，但是我們至少還有三個半月的時間。

基辛格博士：這個問題我將會和總統討論，我們會以最大程度地滿足貴方要求的態度而對此做出決策。

周　總　理：我們將會盡最大的努力來滿足貴方的需要。

基辛格博士：我們有那麼多的實質性問題，我們將不會有什麼技術性的問題。這是我們的態度，按照這種態度，問題迎刃而解。

周　總　理：不錯。相互信賴和相互尊重。這是兩個要點。

基辛格博士：關於技術性問題，這就是我所要講的一切。還有一個似乎不重要的技術問題，那就是，在我離開這裏之前，如果我們能夠對公報中應該包括哪些內容與不包括哪些內容達成初步諒解，這會有助於我們避免在訪問中隨意討論。

周　總　理：因為你們在這方面很有經驗，所以最好是你們提出建議供我們研究。

基辛格博士：這對我們雙方而言都是一種新的經歷。

周　總　理：確實如此。

基辛格博士：很少能夠遇到其對手也對其懷有個人敬意的人。

周　總　理：因為所有的新東西都是人創造出來的。

基辛格博士：我們有一些建議，在我們討論過程中，當總理認為合適的時候，我們將會把這些建議提交給總理或者總理所指定的任何其他人。這些建議現在還不夠成熟。我們還要經過一些討論。

周　總　理：行。怎麼樣都不會太遲。

基辛格博士：不會太遲？我不這樣認為。總理什麼時候準備好了，我們就什麼時候提出來。

周　總　理：你們那邊有一個草案？

基辛格博士：有。但是，只有當我們秘密地對此進行一次一般性的商討之後，這個草案或許會更好一些。然後，我認為我們才能夠討論哪些東西應該納入其中、哪些東西不應該納入其中。

周　總　理：對。

基辛格博士：如果總理贊成的話，或許我們應該開始實質性的討論。

周　總　理：好吧。

基辛格博士：第一個主題是關係正常化與臺灣問題。我想總結一下我對我與總理在七月份會晤時所談的內容的記憶。我當時告訴總理，在印度支那戰爭結束之後，我們將會在一段不長的時間之內撤出駐紮在臺灣的與印度支那戰爭有關的軍隊。我還說過，我們會在某種程度上更長的一段時間裏逐步減少在那裏的其他駐軍，如果我們之間的關係得到了改善，我們會加速撤軍。

周　總　理：當時你沒有提及最後的日期。

基辛格博士：對。我們懂得我們所確定的發展目標。（周點頭）我曾說過我們不贊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解決方案。

周　總　理：是否有可能會形成你們的國務院所提出的“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局面？我對此考慮了很多很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批評的矛頭指向國務院和布什先生的原因。但是在羅傑斯先生以貴國政府名義提出這一主張後，我們並沒有把批評的矛頭指向羅傑斯先生。只是我們國內的新聞界那麼做了。只是在布什先生提出這個建議之後，我們才通過外交部在8月20日發表了聲明。

基辛格博士：我們注意到貴國的聲明，注意到你們確實保持了克制，接下來我會對此講幾句話。在對我們兩國來說處境困難的情況下，你們已經顯示了極大的克制。我馬上會對此進行解釋。

我曾講過，我們不會支持或鼓勵“臺灣獨立運動”的創立。如果你們獲得了有關美國人，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民間人士，鼓勵這種獨立運動的任何信息，我明白你們將會把這種信息通知我們，而且你們得到過我們的承諾，即這種行為將會被制止。我們將反對⋯⋯

周　總　理：在聯合國大會召開之際，聯合國總部門前發生的示威遊行是他們預謀策劃的，還是全世界範圍的？

基辛格博士：據我所知，這個示威遊行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鼓勵，我也不知道這是否是一個世界性的計劃。但是，我回國後將會就此事進行調查，並且我將通過我們的渠道把我的調查結果告知總理。

周　總　理：這些所謂“臺灣獨立”的示威遊行開始於聯合國大會在紐約召開之際，而且在美國的其他一些地方以及日本，甚至是臺灣都有一系列示威遊行活動，這些示威遊行現在還在繼續。我們可以給你們一些我們所獲得的有關這方面的材料。

基辛格博士：如果你們給我材料，我回國後將展開調查，並把調查結果通知你們，但是我能夠向你保證，我們沒有給予這麼一個運動以任何形式的鼓勵。

周　總　理：中央情報局沒有插手此事？

基辛格博士：正如上次我告訴總理的，你高估了中央情報局的能力。

周　總　理：中央情報局在全世界已經變成了討論主題。每當世界上發生某些事件的時候，人們總是想起中央情報局。

基辛格博士：沒錯，這是在抬舉他們，但是他們不配。

周　總　理：按照美國的機構設置，中央情報局是隸屬於國家安全委員會嗎？

基辛格博士：中央情報局從技術角度來講是隸屬於白宮的。從技術角度來講，中央情報局在開展總理所指的那一類行動之前必須向我擔任主席的那個委員會提出請求，其他機構通常也會對那個委員會發表意見，但並不是必然如此。這一類的行動從來沒有得到過授權。這一類的行動從來沒有過提議。我很坦率，我們通常不會把這個情況告訴給其他國家的政府。

也徹底坦率地講，我無法絕對排除某些部門在某些時候做某種沒有得到授權的事情。上面所說的那種情況是極不可能發生的，經過數月之後，我們一定能查個水落石出。那是可能發生的事情，但不會是大規模的。

周　總　理：五角大樓不管他們？

基辛格博士：五角大樓也有一個情報機構，但是他們也沒有權力做這些事情。此外，我還想向總理提出以下建議。如果你獲得有任何美國人參與這些活動的任何情報並把他的名字告訴我，我可以用總統的名義向你保證他將會被革職。如果你們和我們都沒有發現，總統是沒法這樣做的。我們現在正在談論的是未經授權的行動。

周　總　理：我們可能要提出這麼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有點複雜，因為這既是事關貴國內政的事情，同時也是一個國際性問題。

基辛格博士：你可以提出這個問題，我們將不會把它視為干涉我們的內政。

周　總　理：全世界都有他們的活動。這是一個全世界人民最討厭的問題，這就是他們不受歡迎的原因。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插手，而這個機構在其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基辛格博士：是中央情報局？

周　總　理：是的。因為那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並且他們領了一份工資，所以他們必須餵飽自己的肚皮。正如貴國總統所講的那樣，而閣下也講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你們在軍事和經濟援助方面都表現得非常強大。所以中央情報局認為他們有權力調查每一件事情。這種想法的結果就使得世界處於不和諧之中。現在他們的所作所為也不亞於蘇聯的情報活動。我們正在自由交換看法。

基辛格博士：噢，是的。

周　總　理：在中國大陸的活動可能是相對較少，但是不可能說是一點也沒有。

基辛格博士：我不能肯定完全消除你們的疑慮是否符合我們的利益，但是我將會為此做出努力。首先，你曾說過，如果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們不在某地引發革命，他們將會做什麼呢？他們大多數人都在撰寫冗長而難以理解的報告，而不是在引發革命。

周　總　理：你們對此可以保留自己的否定說法。我們保留自己對此事的判斷。

基辛格博士：他們大多來自於耶魯大學，他們都不是泛泛之輩。

周　總　理：他也是畢業於耶魯大學（指著溫斯頓・洛德）？

基辛格博士：他看起來像一個革命者嗎？

周　總　理：你所指的那些報告就是情報。你們所使用的詞是革命，而我們則說是顛覆破壞。

基辛格博士：或者說是顛覆破壞。我理解。我們知道在我們兩國的關係當中什麼是得失攸關的事情，我們不會讓某一部門去執行可能阻礙這種進程的任何細小行動，而這一進程正是你在昨天晚宴上祝酒時是所描述的。你們一定已經注意到了，自我七月份來訪後，過去那些司空見慣的事情，特別在軍事方面，已經整個發生了變化。

但是，我們將會重新審查所有那些活動，而我想要重申的是，如果你們指出那些對你們具有直接影響的手段，我們不會視之為對我們內政的干涉，不管是關於“臺灣獨立運動”，還是關於其他什麼事情，儘管提請我們對此給予注意。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或者破壞其國策不是我們政府的政策。

周　總　理：我只是初步提出這個問題。當我們討論日本問題時，我將會再次提出這一問題。這是一個臺灣也表示不滿的問題。蔣介石和他的兒子對此非常擔心。

基辛格博士：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和臺灣當局對這一問題持有相同的看法。

周　總　理：是這樣。例如，我們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有二十二年時間了。我們將不會派遣我們的“中央情報局”特工到美國從事那樣一些活動。因為我們所尋求的是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所以，即使派個代表團出訪美國，我們也會非常地小心，以免產生誤解。因為改變任何某個特定國家的制度是那個特定國家自己的責任，而其他任何國家不能夠那樣做，我們堅持這一觀點。

例如，儘管我們花費了巨大的精力來幫助越南，但我們從不插手越南事務。我們對柬埔寨也是如此。柬埔寨政府在北京，但是有些成員在柬埔寨國內。柬埔寨政府內也常有內部爭吵，並且有時當他們要求我們出面進行調解時，我們的回答是我們將不會插手此事。但是，在我們媒體上發表的有關“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聯合政府”的文獻和報道，其文章數量在我們新聞界和世界歷史上是空前的。諾羅敦・西哈努克已經向他的人民發表了二十一個公告，我們把這二十一個公告通過我們的新聞媒體全文出版，並且是不更改一個字。如果你們說我們國家沒有自由，這就是最大的自由。我們尊重他們，我們不會因為他們的國家元首在我們國家而不尊重他們的主權。

你們可以派一些專家研究這個情況，看看是否有任何政府都敢這麼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人是怎樣對待戴高樂的前美國政府支持的克倫斯基（Kerensky）流亡政府，並且也支持三個波羅的海國家的流亡政府。同時你們現在也支持所謂的臺灣政府，但是你們從來沒有在你們的新聞媒體上給予他們這種特權。你們可以用這樣一種方式來反駁我。那就是你們的新聞機構是由私人經營的，而我們的則不是。問題存在的原因涉及到一個利潤問題。但是我們留出不少版面給他們發表文章。

然而，有些人說西哈努克在中國沒有自由，過著囚犯般的生活甚至是更差。我實在是找不到這樣的例子：受邀的國外元首有這麼大的自由。西哈努克希望出訪歐洲，我們現在可以用我們的專機送他，因為我們現在有了一個途經中亞國家的通道；就是你上次走過的地方——巴基斯坦和德黑蘭。

基辛格博士：妙極了。

周　總　理：我們已經和這些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關係。他將可以一路走到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只有希臘我們還未與之建立外交關係。我們還沒有同希臘建立關係。有一件事情我們無法做到，那就是，在我們的專機把西哈努克送至歐洲後，我們無法保證他的安全。破壞分子可能會跟著過來。他們可能來自於朗諾—施里瑪達集團。如果破壞分子果真來自於朗諾—施里瑪達集團，那麼你們也將被牽扯進去。這是全世界通行的一個非常自然的邏輯。所以我們總在考慮如何保證他的安全。在中國國內我們能夠保證他的安全。但是如果他出國，我們只能夠保證他在我們飛機上的安全。

基辛格博士：法國政府不能保證他的安全？

周　總　理：因為法國不承認他，所以他不想去那裏。

基辛格博士：他想去哪裏？

周　總　理：我說過了：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阿爾及利亞或許是埃及聯合阿拉伯共和國。因為破壞分子可以輕而易舉地實施破壞活動。破壞活動可能在美國發生。為了炸毀飛機，破壞分子甚至可能把塑料炸彈放置在飛機外側。在1955年，我出席萬隆會議時差一點丟了性命。

那時我們從香港包租了一架名叫“克什米爾公主號”的印度飛機。因為吳努（UNu）總理希望我和他一同前往，我就去了緬甸。他要求尼赫魯和納塞爾和他一同前往，所以我在最後一刻改變了行程，而其他人員則從香港出發。破壞分子以為我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所以就在飛機上安裝了定時炸彈。就在“克什米爾公主號”快到萬隆時，這架飛機在空中發生爆炸並墜入大海。[56-4]

印度和香港當局共同調查了爆炸事件。我們有證據表明這顆炸彈是由一個被派往香港的中國人放置的，同時我說服印度專員隨同我方人員一起直接去香港，並要求香港當局逮捕那個破壞分子。但是這個消息被洩露了，那個印度人把情況告訴了大使館，我們剛到香港，那個破壞分子飛回了臺灣。所以有時候這種事情並不是哪個政府的責任，而有些個人可能只是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在做這種事。

至於說國際綁架行為，我們不贊成那些做法，那種做法太不符合常理。不管它們背後的動機是什麼，不管是革命的或者是具有破壞性質的，這種充滿危險的行動不是一個好的做法。我說這話不是多餘的，而是想說明世界人民是如何看待中央情報局的。至於我們自己，我們並沒有受到中央情報局的太多影響。可能受到過間接的傷害。我不曾知道基辛格博士是委員會的主席。

基辛格博士：不是負責日常事務。我不知道日常事務。他們只告訴我可能造成重大的外交政策後果的那種事情，而不是總理所描述的那一類事情。我甚至對此事聞所未聞。

周　總　理：他們會對你實行消息封鎖。經常有這樣一些組織，即使你是它們的主席，它們對你實行的消息封鎖反而更甚。毛主席有一個理論：對你歌功頌德的人並不一定就是支持你的人。毛主席曾對埃德加・斯諾講述過這一論點。這種人可以分成三類。有一類人，他們支持你，歡呼你萬歲，他們是真心支持你；另外一些人可能給你一點點支持；第三類人是兩面派，當面對你鼓掌，但在桌子下面用腳踢你。不管在什麼制度下，這種人可能到處存在。

基辛格博士：我遇見過不少那種類型的人。

周　總　理：這種情況可能存在了一萬年，甚至是一百萬年，只要人類社會存在就會存在。當地球上的人類消失時，在其他星球上可能有人類。這是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人必須保持冷靜並對各種事情進行分析。所以你說7月15日的公告發表後，大多數人支持它，少數人反對它。這一點我相信。這種情況在中國也如此。對條約一致同意的這種情況決不會存在。

基辛格博士：一致同意只會出現在不值得做的事情上。（笑聲）

周　總　理：除了不負責任的態度外，沒有真正的一致同意。這可能超出了我們的討論範圍，但這是一個真誠的討論。

基辛格博士：為了友誼，我們必須坦誠並瞭解各自是如何想的。我很欣賞總理的感覺方式，你可以確信你的感覺一定會被絕對認真地對待的。我們不會讓官員破壞這個我們業已啟動的趨勢。

周　總　理：在思想上我們必須準備好。將會有一些人想要破壞這一趨勢。只有當我們有了這種準備，我們才會把我們的事情辦好。

我想你的同僚從來沒有聽到過對方的某個人談論這種事情。說起來這只是第二次會談，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對你講了。你和洛德先生對這一點很清楚，但是馬修斯小姐和我們的新朋友（指著喬納森・豪）不是很清楚這一點。你可能認為中國共產黨有三頭六臂。但是，你瞧，我和你們一樣，是一個你們可以與之理論並坦誠交談的人。讓我們回到臺灣的問題。我當時曾經認為，談一下中央情報局的情況是有好處的。

基辛格博士：因為我們兩國的友誼主要取決於信任，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將來會遇到許多含義模糊的事件，所以瞭解我們真正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關於臺灣問題，我想再講幾句話。正如我上次所講的那樣，我們將不支持、實際上將會反對日本在臺灣駐軍並對臺灣施加軍事影響力，同時在我們對日本的影響力範圍內，我們會反對日本試圖支持“臺灣獨立運動”。

我們將會支持有關臺灣海峽問題的任何和平決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將不會起阻礙作用。

我們準備推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正常化，同時我們理解你們之所想。

總統將會在私下會晤中向總理先生和毛主席重申所有這一切。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補充另外一些意見。以總理與我交談時的同樣坦率，我不得不說，對我們而言，這當然是一個有點痛苦的過程。我們已經和臺灣政府合作了那麼多年，不管造成目前這種狀況的歷史進程是什麼，但是，讓我們做出我們已經向你們概述過的那些改變並非輕而易舉。在美國也有許多很有影響力的人強烈反對我們正在奉行的政策，一旦我們的這種政策開始執行，他們的反對甚至還會更加激烈。

我們明白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臺灣問題是一個內政問題，我們對這一點將不會有異議。但是，在行使其主權的問題上，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根據自己的意願宣佈願意通過和平的手段解決臺灣問題，那麼我們的行動將會更加容易。我不是說要按照我們在1955年所提出的那種要求進行談判，而是說取決於你們按照自己的意願所做的事情。不管你們是否這麼做，我們將會沿著我所表明的方向繼續下去。

其次，我想就聯合國所進行的討論說幾句話。在我們的官僚機構中，當然有許多重要人物奉行傳統的政策。因為我們還沒有把七月份所討論的全部細節告訴他們，所以我們也就無法向他們灌輸在未來的歲月中我們將會奉行的那種原則。我們已經做了我在七月份來訪時告訴總理我們將要做的事情。而且我們也一直努力把我們在言語上的調子放得低一些。我認為總理會注意到總統還沒有就這一主題發表過公開聲明。

實際上，請允許我跟總理開誠佈公地講，這不是一件你能夠控制的事情，如果“阿爾巴尼亞決議”今年不通過，這對我們所討論的政策而言將會是最好的結局。在最近的民意測驗中，仍然有百分之六十二的美國公眾反對把臺灣逐出聯合國。如果調子的轉變，即7月15日公告的影響是非常強烈的話，而且如果現在再出現另外一種衝擊性事件的話，那麼，對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一直持反對意見的那些人將會獲得一種搖旗吶喊的充分理由，他們將會提早地發起嚴厲的進攻。總理先生，我現在是以非常坦誠的態度對你講這些的。非常矛盾的是，如果在聯合國提出的那一立場今年佔據上風的話，那麼，我們所描述過的那些政策在執行上將會變得更加容易，我們明年也將會更易於在聯合國裏調整我們的政策。

我想使總理確信我們並不是在尋找一條巧妙的途徑，以便為我在七月份對總理所講的一切尋找開脫的藉口。至於臺灣問題，我認為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做的要多於我們可以說的。所以，只要我們雙方理解發展的途徑，有些事情可以留給歷史去解決。當然，如果解決的方案是和平方式，那麼對我們而言，一切都會變得更容易。我能夠肯定，總統將會重申我所說的每一點。

周　總　理：我將在以後某個地方談論聯合國的問題。我們所關心的中心問題是臺灣。臺灣問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已經解決了的一個問題，但是隨後又變成了一個突出的問題。因為二戰後這個問題是一個確定的事情：作為投降的方式，1945年日本國在投降書上簽字，放棄對臺灣的一切權利要求，這就如同放棄對滿洲的一切權利要求一樣。滿洲的不同之處在於，蘇聯部隊已經進入了滿洲，中國部隊隨後馬上也跟著進入滿洲。所以中國毫無疑問地對滿洲恢復了主權。雖然一開始滿洲的大部分土地由蔣介石的部隊佔領，但是後來蔣介石又失去了整個滿洲，這塊地方不再具有國際性問題。在日本軍隊的佔領下，所謂的滿洲國只存在了十四年時間。

臺灣的不同之處在於，由於中國在1894年的戰敗，中國被迫把臺灣割讓給日本。那有點類似於1905年戰爭後庫頁島被割讓給了日本。那也有些相似於1870年普魯士戰爭後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被割讓給德國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8年結束，德國戰敗，阿爾薩斯—洛林又被歸還給法國，沒人對此表示異議。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甚至佔領了更多的法國領土。盟軍戰勝後，整個法國又光復了。

所以，有人說日本統治臺灣已有很長時間了，但那不過只有五十年時間，如果你把臺灣與阿爾薩斯—洛林相比，臺灣被日本統治的時間還少了兩年。這件事情很清楚。我從未去過臺灣，但是我去過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薩爾茨堡，很清楚那裏的居民說的是德語。你看到過這種情況。而臺灣的絕大多數居民講的是福建方言（閩南話）。有一些人學會了日語。

基辛格博士：我們不會理睬日本的權利要求。

周　總　理：但是世界上確實存在這樣一種逆流，他們說臺灣地位問題仍然未決，這真是荒謬透頂。

基辛格博士：自六月份以來，沒有一個美國發言人這麼說過。

周　總　理：那是由你們的國務院引起的麻煩，而後來你不准他們繼續這麼說了。現在英國希望把代辦級關係提升到大使級。在這裏我能夠向你透露一點消息，但是請不要把這一消息公開。

基辛格博士：這裏所談的都不會被公開，除了告訴總統，也不會告訴其他人。只有總統會知道這裏的談話內容。

周　總　理：我相信這一點。我對年輕人甚至更有信心。老政治家有時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英國政府說，大不列顛聯合王國政府認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的立場。那是顯而易見的和對法律的承認。不是承認（recognize）而是認知（acknowledge）。所以對律師而言，承認和認知之間可能有細微的差別。那是一個“國際法”問題。

而且，英國政府表示一旦宣佈這個消息，他們將會撤回在臺灣的英國領事。

第三，英國政府表示，他們將會公開宣佈這個消息，並且對“阿爾巴尼亞決議”投贊成票。這一點你是知道的。當貴國的副國務卿訪問歐洲時，英國非常清楚地表達了這一態度。所以從邏輯上講，這已經足夠了。

此外，英國還保留了一點，而這一點不會被公開。那是英國的外交，那是英國政府的說法，他們說，他們自己將不會推銷“臺灣地位問題未定論”，但是他們不會試圖以此說服其他任何政府。但是當被問及英國政府的立場時，英國政府表示他們的立場沒有改變。這非常有趣。

（這時候，大家短暫地休息了一會兒。）

周　總　理：對不起，我沒有考慮到每個人都該休息一下。

基辛格博士：客隨主便。

周　總　理：所以這點很清楚，如果我們準備從權宜之計出發，我們能夠贊成英國政府的這種做法，即如果你不問他們，他們將不會主動說話。可能會有更多的人支持這種做法，但是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是無法接受的。在這個問題上，人們應該表現出對國際性問題的一種真摯態度。

基辛格博士：你們不能接受什麼？

周　總　理：那最後一個保留點，即英國政府所說的那個政策將不會改變。這一保留將會產生後果。可能不會有人去問英國政府他們的立場是否已經改變。從英國政府的立場看，他們不應該保留那種態度，因為英國政府是《開羅宣言》的簽字國。在當時，與會者是美國政府、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的元首。英國也是《波茨坦宣言》的簽字國[56-5]。

歷史事實是怎麼樣的呢？後來，英國政府派遣了一個人接管了臺灣，並且設立了一個省長。那時盟國沒有表示異議。因此，在中國人民推翻了蔣介石集團的統治後，杜魯門總統宣佈臺灣已經回到了中國人民的手中，並說美國對臺灣領土不感興趣。有各種文件強調了這一點。杜魯門總統那時的決定毫不顧及蔣介石是否存在。

正是因為朝鮮戰爭，杜魯門總統突然決定向臺灣派遣第七艦隊和顧問，從那時起，杜魯門總統宣佈臺灣和臺灣海峽受到美國的保護。杜魯門總統提到了核手段，提到了那裏的設施。

因此，在隨後與日本簽訂的《舊金山和約》[56-6]中，杜魯門總統使用了一個非常奇怪的方式來宣佈這一條約。《舊金山和約》中這樣說道：日本放棄了對某某領土的所有主權要求，也就是說，日本放棄了除日本四個主要島嶼——本州、北海道、四國和九州外所有領土的要求，除了這四個主要島嶼外，日本不會對其他領土聲稱擁有主權。日本放棄對庫頁島和千島群島（Kuriles，庫里利斯島）南部地區以及琉球群島，包括沖繩島在內的領土要求，使之懸而未決，臺灣和斯普拉特利群島（即南沙群島）問題也是如此。但是在《舊金山和約》中沒有具體說明這些島嶼屬於哪國。這一問題留給了各個國家。我不知道誰起草了那個條約。

基辛格博士：杜勒斯，總理的老相識。

周　總　理：因此，隨後，美國與日本又簽訂了多個條約。當時蔣介石只是孤守臺灣的一個小王朝，處在美國的保護之下，他還能說些什麼呢？他只能聽任別人的吩咐去行事。他自己盤踞在臺灣，但在美國和日本的條約中沒有具體說明臺灣歸還給誰，只是說日本放棄所有的權利要求。如果我把蔣介石稱為叛國者，我有各種理由這麼稱呼他。

基辛格博士：蔣介石也發表聲明說只有一個中國，但是這個中國在臺灣島。

周　總　理：我在談論與日本的《和平條約》。我在評述《對日和平條約》的表達方式。

基辛格博士：我知道。

周　總　理：在你們以與日本簽訂條約的方式把沖繩島和琉球群島歸還給日本的時候，蔣介石曾經問過為什麼你們不把這兩個地方歸還給中國。

臺灣不僅在沖繩島問題上而且也在琉球群島問題上咒罵我們。因為歷史上，在明朝和清朝統治期間，甚至更早的時候⋯⋯我在此就不詳細闡述那段歷史事實了，但是我能夠肯定的是，那些島嶼的統治者曾經向中國皇帝呈送貢品，而他們則被視為附屬國。或許他們就是被派遣去看護那些島嶼的使者。但是實際上，在帝國統治時期，他們被視為附屬國。在古代，奧斯曼帝國、羅馬帝國和印加帝國也有同樣的情況出現。所有和他們有關係的國家都被視為他們的附屬國。如果對這一點加以考慮的話，那麼世界將會倒轉，同時世界會陷入混亂。在所謂的《對日和平條約》中沒有聲明臺灣和澎湖列島的歸屬，因此這個條約是無效的。

蔣介石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後來為了尋求杜勒斯的保護，在他與美國簽訂的那個條約中，蔣介石不再提那兩個島的問題。特別是在“東南亞條約組織”協議簽署後，杜勒斯去臺灣會見了蔣介石，蔣介石不敢提這個問題。

因為臺灣局勢仍未確定，臺灣政府本身也未確定，所以這是一個可笑的狀態。蔣介石聲稱代表整個中國，但是他被中國人民推翻了。蔣介石現在盤踞的地方，那個島的地位問題仍未確定。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可以說蔣介石政府正懸在半空。

這是一個必須要搞清楚的問題。我們問英國政府為什麼他們堅持保留那一點，英國政府說在保守黨政府期間，這個保留觀點在議會中陳述過。但是那不是唯一的理由，因為一個黨派可以改變其政策。新事物代替舊事物是一個自然現象。那麼，英國政府為什麼要堅持維持二十年以前說過的話呢？這是因為在他們的腦子裏，根據“（臺灣）地位未定論”，他們認為所謂的“臺灣獨立運動”有一天必將出現。當然，首先是日本鼓吹那個觀點，其次是他們考慮到了美國。

所以，今天我想和基辛格博士澄清的是：美國政府表述出來的政策是否還是希望維持“臺灣地位未定論”的觀點，或者美國政府的政策是不是認為臺灣已經回到了中國，並且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至於中國人民將怎樣去解決臺灣政權問題，那是一個次等重要的問題。那個問題上一次我已經對你講過。在你回國前的最後一個早晨，我已經答復過你，那就是我們將會努力達成一個和平解決方案。

基辛格博士：我記得。

周　總　理：那麼你對“臺灣地位未定論”持怎樣的觀點？（停頓了一會兒）或許這個問題對你而言很難回答。

基辛格博士：是這樣的。（笑聲）

周　總　理：我已經發現了這一情況。

基辛格博士：我想使自己的回答儘量地準確，我可沒有總理一樣的清晰思路。

讓我把我們可以說的話與我們的政策分開來。我們對全體中國人民主張只有一個中國以及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事實沒有異議。因此我們不會堅持那個問題的地位未決的觀點。如何能夠表達清楚這一點，確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是我們將一定會做好準備，在可能發表的公報中註明“全體中國人民主張只有一個中國”這一事實。因此，那就是這屆政府的政策。

周　總　理：這是第一點。有第二點嗎？

基辛格博士：那是我們政策的方向。第二點就是我們可以說的那些話，我認為我也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我也可以向總理保證，“未定”這個詞語以後再不會使用了。

周　總　理：如果在國際舞台上，某些國家，例如日本或者其他一些國家，準備在聯合國或者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公共論壇上提出這個問題，當他們說（臺灣）地位“未定”時，你們將會持什麼態度？

基辛格博士：讓我來告訴總理，我還沒有和總統詳細討論這個特殊問題。所以，我只能給出自己的感想。如果我說得不對，我將會通過我們的正常渠道給你答復。我將決不會故意地誤導你。（周總理點頭）

讓我說兩件事。第一，我們不會鼓勵任何政府主張“（臺灣）地位未定”的立場。英國政府的立場是一個獨立的立場，沒有受到我們的鼓勵。

第二，如果沒有受到我們的鼓勵，某個政府提出這個問題，我們肯定不會支持它。我認為總理將會注意到，對於我們在聯合國所發表的聲明，不管你對它們如何反感，我們都是非常慎重的，如果說這個官僚機構表現了更多的慎重的話；那就是我們小心謹慎地沒有提及臺灣的獨立狀態。我認為我可以有一些信心對你說，我們將不會鼓勵精心炮製的“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臺”的政策，不管其出現的形式是什麼。我們將會努力通過和平手段，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達成一個解決方案。

我將會和總統對此進行磋商，並將通過我們的渠道向你們確認這一點。我現在可以確認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我可以保證我們的政策將是通過和平手段實現“一個中國”。但如果不是另有一個政府提出臺灣地位未定的問題，我們將採取戰術性的立場的意見。我可以確認我們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促成一個和平解決方案的立場。“促成”這個詞或許是太主動了，使用“鼓勵”更準確一些。這應該是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的問題。這不是我們應該主動推進的事情。我們應該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進行努力。至於如果另有一個政府提出臺灣地位未定的問題，我們將採取怎樣的行動方針，我認為我們將不會支持它，但是在我回國後我將會和總統對此進行磋商。

周　總　理：與這個問題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蔣介石集團統治下的臺灣什麼時候將可以回到祖國的懷抱。當然，臺灣已經回到了祖國懷抱，但是由於蔣介石在那裏的統治，現在仍然存在著問題。但是如果臺灣應該還給我們，那麼我們從未承認過的那個“美國條約”是不是到時候有可能將其廢止？

基辛格博士：當中國和臺灣通過和平手段重新變為一個國家的時候，條約就會隨之失效。在這種環境之下維持那一條約並不是我們長久的政策特徵。

周　總　理：我方的立場是：雖然我們一直認為那個條約是無效的，而且我們並不承認那個條約，但是，我們仍然提出這樣一個要求，那就是，當你們從臺灣撤出所有的軍隊和軍事設施之後，你們將會宣佈那個條約無效。

基辛格博士：我們理解貴方的立場，而我們希望到那個時候，一切已經發展到了這樣一種程度，那就是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採取任何正式的行動。

周　總　理：只有到那種時候，才可以建立外交關係。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總理的觀點。

周　總　理：那就是說，臺灣現在的狀況將會不復存在，美國的所有軍隊和軍事設施已經撤出了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同時保護蔣介石集團的條約將會被廢止。你說的是“失效”。

如果那一時刻到來的話，中國和美國之間將不再有各種棘手的事情，只有到那個時候中美之間才存在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性。

否則，我們不可能去華盛頓，不可能在那裏有兩個中國大使。貴國總統和你可以來華，因為對我們來說，我們所關注的只有一個美國。但是，我不能夠去美國，因為在那裏有所謂的蔣介石大使。不同之處是顯而易見的。你們不會允許蔣介石的乒乓球隊在白宮前做表演，但是，如果他們就在華盛頓做了表演，那麼我們的乒乓球隊就不能去那裏。這就是分歧所在。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

周　總　理：是這樣，因為以前他們不僅威脅中國，而且也威脅太平洋地區的所有國家。我們對此記得一清二楚。

基辛格博士：這是一個非常缺少遠見的政策。

周　總　理：我們認為〔國防部部長〕萊爾德在這個問題上的講話是很不妥當的。

基辛格博士：他所講的話已經遭到了否定，這種話再也不會被重複了。

周　總　理：他曾經說過諸如“當他回華盛頓時”之類的話。

基辛格博士：一些朋友問過我這份工作不幹後將會做什麼，我說我將會為不守規矩的孩子們開辦一所學校。

周　總　理：開辦一所學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不會喜歡這樣一種工作。即使一些人聲稱是同一個政黨或聲稱聽從你，但他們還是不聽你的。世界上只要有人類存在，就會有這種人。

基辛格博士：讓我用我與任何其他外國領導人談話時從未有過的坦率態度告訴你，我不得不選擇那些需要對之實施紀律的問題。我⋯⋯

周　總　理：四面出擊是不可能的。那麼你將會像唐吉訶德一樣。

基辛格博士：因此，我們選擇只對那些產生實際後果的聲明加以處罰。我們無法阻止萊爾德發表聲明，但是我們能夠阻止他引起實際後果。

周　總　理：那就是為什麼我們特地就萊爾德發表了一個評論。那不是一份政府聲明，而只是一個新聞評論。自從你離開中國後，針對貴國政府的內閣成員我們只發表過兩個評論。

基辛格博士：我們注意到了那一現象。

周　總　理：那是指正式評論。那些在聯合國支持我們的人⋯⋯

基辛格博士：我們知道。

周　總　理：我們唯一的正式評論發表於8月20日。

基辛格博士：你們有些不太正式的評論在措詞上更厲害。

周　總　理：不要緊的，你知道那是在“放空炮”（firing empty guns）。當我們說“打倒帝國主義”時，那是為了支持那些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當我們說“打倒修正主義”時，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如果蘇聯人民不起來推翻他們的統治者，那麼這個口號只是空炮。我們對他們只開了一次空炮，而他們反過來向我們開了一百次。我們不會說他們向我們開了一百次空炮。這麼做不值得。

所以，我們必須區分我們的評論。如果這是實際的政策時，我們必須非常慎重，因為在那些問題上我們必須說話算數；實際政策的基礎肯定是原則，而不會是空炮。你不能夠隨意地放空炮，但是如果你們想要放空炮，我們反而會高興，因為沒有人會相信那些話。你們比蘇聯更能夠理解這一點。

我現在所要求的是，你們要肯定你們不希望日本軍隊進駐臺灣，而且這樣的肯定說法必須是當你們的軍隊還駐紮在臺灣時做出的。難道不是這樣嗎？在杜魯門總統執政時期，你們已經承認臺灣是中國的領土，而且你們注意到中國人對此是有抱負的，同時也正是杜魯門把軍隊派遣到臺灣。共和黨現在對此不負有責任，但是因為你們已經駐紮在那裏了，所以必須對這個局勢負起責任。因為你們把軍隊派遣到臺灣，並且締結了1954年的條約，這件事情不僅演變成中國的內政問題，而且也演變成國際性的問題。我們不提倡使用軍隊來對抗你們。這些討論首先開始於1955年8月。只有現在我們才可以說我們急切希望展開談判。當我們談到日本人進入臺灣時，這不僅包括軍事方面，而且也包括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這件事情不僅是我們盯得緊，而蔣介石也盯得很緊。就在前一段時間，佐藤的哥哥岸信介去臺灣出席了在那裏舉行的“臺灣、日本和南朝鮮合作委員會”的會議。臺灣的三個親日頭目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基辛格博士：頭目？

周　總　理：主要人物。在文職方面有蔣介石集團的秘書長張群，在軍事方面有蔣介石軍隊的國防部部長黃傑（Huang Chieh）。他在蔣介石的軍隊中仍有影響力。蔣介石對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在黃埔軍校他是我的長官，而蔣介石是校長，他還是軍事專員和教務長。他在中年時期非常擅長打仗。蔣介石非常害怕他。但是現在他身體很好，並沒有要死的跡象，所以蔣介石對他很擔心。第三個人是Hui Ting的部下名叫谷正綱，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同時也是“中日友好協會”的會長。

七月下旬你離開中國後，張群和谷正綱兩人訪問了日本。在此期間，日本向他們提出了一些建議，即找到一個方案來解決聯合國的問題。但是蔣介石不同意那個方案，也就是說那三個親日骨幹分子情願把臺灣變成日本的附屬國。在那場侵略戰爭的後期，就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不久，羅斯福總統把注意力轉到了東南亞的局勢上，而我提到的那三個人都搖擺不定。如果你遇上謝偉思先生，他將會告訴你這三個人的情況，而且他會告訴你同樣的情況。幾天前，我會見了六十多個美國朋友，我沒有提到這三個人，但是我明白謝偉思先生知道我的意思，這個陰謀就是他們三個人策劃的。有一些年輕的美國朋友並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如果這樣的事態突然出現，你們將持怎樣的態度？

基辛格博士：因為我身處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總理總是辨證地回答我的問題。也許你正在從事某種深奧的教化。相對簡單的部分是突出日本有在臺灣安排軍事存在的傾向。由於那裏有美國軍隊，所以日本向臺灣派遣駐軍是不可能的。如果日本向臺灣派遣駐軍而那裏又有美國軍隊，這將需要我們重新考慮美國的駐軍，換言之，我們會反對日本向臺灣派遣駐軍。如果日本向臺灣派遣駐軍發生在以後的話⋯⋯

周　總　理：只要蔣介石仍活著，他將不會允許日本軍隊進駐臺灣，但是正如你所知，蔣介石現在已經八十五歲（編譯者按：實則為八十三歲）了。

基辛格博士：如果它在以後發生，問題將會更加棘手，但是，不管怎樣，美國會反對日本向臺灣派遣駐軍。這點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

周　總　理：是的，日本向臺灣派遣駐軍和那個條約有抵觸。

基辛格博士：日本向臺灣派遣駐軍和《舊金山和約》抵觸，這將會在太平洋地區產生一個新的幽靈，但是，如果日本開始向其領土之外派遣軍隊，這將會使我們重新考慮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所有政策。

其次，我不得不坦率地跟總理講，日本的政治擴張和經濟擴張問題是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因為這是一件更加難以度量的事情。我只能說讓臺灣變成日本的附屬國不是美國的政策。（周總理點頭）

周　總　理：就試圖緩和遠東的緊張局勢而言，它是最為不利的事情。實際上，那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博士：我們理解這一點。但是，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知道，即使在建立外交關係之前，我們也有辦法交換看法、中美關係中的一些可見的信號，我們認為那將會影響臺灣的局勢，同時我們也相信那也將會影響日本的局勢。

周　總　理：甚至現在，這就在某種程度上正影響著日本，例如，影響了日本最大的鋼鐵製造企業。僅這家鋼鐵企業本身就可生產三千萬噸鋼鐵。貴國總統曾經講過，一兩年後，日本在鋼鐵產量上可能趕上美國。那家日本鋼鐵企業是日本最大的。那家鋼鐵企業最早加入“臺灣、日本和南朝鮮（合作）委員會”。現在那家鋼鐵企業公開宣佈將不會去臺灣，與之相反，那家鋼鐵企業接受了我們的主張，就是說，宣佈其放棄了把臺灣視為殖民地的交易。

臺灣問題我們已經談了那麼多。當我們結束討論時，我們可以用一定的形式來表達它。最困難的問題是我們在公報中將如何表達。

基辛格博士：是這樣的。這將需要克制和智慧。我的智慧多於我的克制。

周　總　理：不必這樣。你的助手有能力這麼做。我們下午再會面。你們現在回去吃午飯。我們將在4時正或者4時30分會面。

基辛格博士：由你來決定。

周　總　理：那就在4時30分。一旦我們開始會談，那將會進行很長時間。

基辛格博士：但是非常有益。

周　總　理：我們毫無保留地交換看法。

基辛格博士：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

注釋

[56-1]姬鵬飛（1910.1-2000.2），山西臨猗人。1931年參加寧都暴動後加入紅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調往外交部工作。歷任中國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使團大使銜團長（1950-1953）、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首任大使（1953-1955）、外交部副部長（1955-1972）、外交部部長（1972-1974）。1979年後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82年後任國務委員、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

[56-2]指喬納森・豪（Johnathan T. Howe），時任總統安全事務助理的軍事助手。

[56-3]指美國代表團隨行人員Ms. Matthews。

[56-4]“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指，1955年4月11日中午12時15分，參加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隨同採訪的中外記者共十一人，乘坐印度國際航空公司的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起飛途經雅加達轉赴萬隆。當飛機飛越北婆羅洲沙撈越附近海面上空時爆炸起火，機身墜入海中。新華社三位記者，中國代表團三位工作人員以及同機的三名分別來自波蘭、奧地利和越南的記者共九人全部遇難。

[56-5]《開羅宣言》（Cairo Declaration），指1943年12月1日開羅會議通過的宣言，其明確表示：“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波茨坦宣言》（或《波茨坦公告》）（The Potsdam Declaration），指1945年7月26日由杜魯門、邱吉爾、蔣介石在波茨坦會議上發表的關於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聲明。

[56-6]《舊金山和約》指1951年9月在美國舊金山的歌劇院召開的“對日和平”大會上簽署的條約，參加國包括英美等五十多個國家。其中第二款中說明：日本放棄對臺灣的殖民統治。但是，該條約未說明臺灣是否應該歸還中國。這就是美國的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論”的起源。該條約是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代表參加的情況下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未承認這個條約的有效性。

57

日　　期：1971年10月21日

時　　間：下午4時42分至7時17分

地　　點：北京人民大會堂

文　　件：基辛格與周恩來、姬鵬飛、章文晉、王海容等會談——“聯合國和印度支那”

文件性質：會談記錄

與會者　：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姬鵬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代部長）

章文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西歐和美洲司司長）

熊向暉[57-1]（總理秘書）

王海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

唐聞生、冀朝鑄（中方翻譯、中方記錄者）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4, Polo II - HAK China Trip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PartII], October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基辛格博士：我想知道在我們開始談這個主題之前是否可以向總理提出兩個問題。

周　總　理：請說吧。

基辛格博士：第一點，又是個細小的技術問題。我想總理會同意，如果讓技術人員作為一個小組聚集將是最好的安排。這樣的話，豪（Johnathan T. Howe）司令官就可以密切注意他們。而如果把他們分成幾個單獨的小組，我就不能為他們負責了。

周　總　理：我們認為把他們分成幾個單獨的小組並不好。

基辛格博士：此外，總理能否允許我對今天早上談到的那個問題再做一次闡述。（周點頭）

今天早上，總理說某些話是“空炮”，我們對之不應該太認真。我基本上同意你講的話。但是，如果我給你看從我的辦公室得到的一份報告，我想這可能會引起總理的興趣。這份報告是有關美國新聞界如何對待這次訪華以及他們所強調的要點。這份報告的大部分內容都是與中國無關的，但是我不希望總理認為我隱瞞了什麼，所以我將把整個電報給你。我認為總理會看到，無論是在報刊上還是電視中，人們強調的不是我來這裏的目的，而是強調新聞界注意到的在機場內出現的某些跡象。（周笑）

這裏是全部文件。你可以自己看一下。我在要點下劃了線。我提及此文件的唯一原因是⋯⋯因為從我這方面看，要不是我確信這個時候來自臺灣、蘇聯和日本的大使非常活躍地在華盛頓四處傳播這個消息的話，它並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周　總　理：這當然了。

基辛格博士：如果這事發生在總統身上，那麼，它肯定會對輿論起到非常壞的影響。但是，我是以今天早上我們討論的精神說這件事的，並不帶有任何的批評。當然，我已經發了一份電報，指出不管新聞界已經報道了什麼，我們受到的款待是不可能更熱情了，討論不可能更有建設性了。我剛把電報發回去。

周　總　理：你的評論是正確的。

基辛格博士：我絕對相信這一點。我這麼做，目的是使公眾不至於誤解這份報告。

周　總　理：是的，我已經對這一切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他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高呼口號已經相當長一段時間了。

基辛格博士：我不會對此作討論，因為我認為總理的祝酒只是些歡迎詞而沒有其他的內容。

周　總　理：他們認為我們說的不夠多？我們的口號包括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其他的反動派，所以他們一定會感覺更好些。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我並不想告訴你，他們不知道修正主義是什麼意思。

周　總　理：那就是問題和悲劇產生的原因。他們說我們是左傾修正主義分子。

基辛格博士：是這樣的。

周　總　理：好吧，讓我們繼續吧。一些小麻煩一定會發生，但這不會阻礙總趨勢的發展。關於臺灣問題，我還有一點要澄清。

基辛格博士：請說。

周　總　理：那就是關於那個提議，即由美國和日本政府在聯合國提出的、倡導“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決議草案。反之，如果從聯合國憲章的觀點來考慮這個問題，這種方式的提議讓人更加難以接受。當然，我們反對這個決議案。

但是，至於你提出的那點，有些人說現在有一種感覺，你們那方面想使之不成功，考慮到你早上所說的話，我認為你們並不想使你們的決議案完全失敗。我認為，貴國總統的私人代表里根先生出訪臺灣以及與蔣介石舉行會談所表現出來的精神，不是同樣的精神。我們認為那個決議案並不具有很高的標準。當然，我也理解提出那類決議案是困難的。

基辛格博士：首先，里根州長[57-2]代表著美國政治場景中的一個特殊化的方面。總理先生，現在我會很坦率地跟你講，因為它毫無意義⋯⋯你會很快見到我們的外交官。為了使雙方執行你和我曾在7月討論過的對貴國的政策，我們盡可能長期地繼續得到里根州長所代表的那類人的支持是重要的。到現在為止，他已經公開表示支持我們的倡議，這在使我們能夠限制中國院外活動集團方面是極為重要的。

周　總　理：那麼，比起其他地方來說，中國院外活動集團在美國的西部是否更受關注？

基辛格博士：它主要在加利福尼亞的南部、南部的一些地區受到關注，但是在西部和南部受到更大的關注，而在東部地區並不受到關注。

周　總　理：是不是在美國西部和南部的一些人在東方有些投資，他們對太平洋事務更感興趣？或者因為一些傳教士從東方撤退時去了西部和南部？

基辛格博士：我認為傳教士的要素是相當重要的，眾議員周以德[57-3]就是一個實例。

周　總　理：周以德？

基辛格博士：是的。我也認為里根州長代表了保守的一翼，對於保守派而言，反共在意識形態上總是必需的。

周　總　理：眾議員周以德的家人是傳教士嗎？

基辛格博士：是的，他們是醫務方面的傳教士。

周　總　理：他跟我是同姓。

基辛格博士：噢，是嗎？因此，里根州長的（訪臺）旅行應該從美國國內政治方面去理解。他不代表我們的外交政策。

如果你們公開這些談話，你也必須在你們的外交部門給我留個位置。

周　總　理：（笑了）不可能公開這些事情。

基辛格博士：現在談第二點，總理先生，不管怎麼說，就如同今天早上我跟你所講，它確實表明了今年“阿爾巴尼亞決議案”的勝利通過並不體現你和我所討論的政策的最佳利益。

周　總　理：這就是我問你的原因，如果你們的決議草案不能得到其他國家的贊同，會不會對你們非常不利？

基辛格博士：在我看來，就今年而言，對我們兩國來說都不利。

周　總　理：那對我們來說不難。我們不會就這麼離開而讓蔣介石留在那裏。岸信介[57-4]特地去要求蔣介石繼續留在聯合國，無論有什麼樣的後果。

基辛格博士：嗯，如果“阿爾巴尼亞決議案”成功通過，他就不能繼續留在（聯合國）。

周　總　理：但是，現在岸信介要見貴國的總統。

基辛格博士：岸信介和總統的會面是一年一度的活動，而其實也就是總統休假時他們一起打高爾夫球。

周　總　理：（笑了）他也打高爾夫球？

基辛格博士：是的。它與聯合國（事務）無關。

周　總　理：但是，它和蔣介石有某種關係。

基辛格博士：我不那麼認為。據我所知，我這麼認為；但是，如果我錯了，我會向你通報。與你想的不同，岸信介主要是希望討論日本和美國在經濟領域的關係。如果我在中國期間他們舉行會談，我會要求得到一份關於這次談話的報告。我不相信他們的談話會涉及到蔣介石⋯⋯我肯定他們的談話不會涉及蔣介石，但我會核實的。

今年聯合國否決所產生的一個結果將會是給我們的對手一個團結在一起的象徵。但是，總理先生，我正在回答你的問題。這不是一個我們向你們提出的建議。我現在向你解釋我們為什麼採取我們現在的立場。

現在，至於總理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我們提出這個決議草案是不是為了通不過。我們的官僚機構是朝著兩個中國的解決方案的方向來草擬原始提案的，它只是簡單地說在某一個地區行使管轄權的任何政府應該納入聯合國，因此，它把臺灣放到與兩個德國、兩個朝鮮等類似情況的相同水平上。在七月份我們談話之後，我們已經把提案改變成現在的、有些粗糙的方案，即表述為一個中國和當前實際上存在的兩個政府。根據我們討論的精神，我們認為與在聯合國代表權的次要問題相比，維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可能對你們更重要。

周　總　理：我們也是這樣認為的。根據我們的立場，我們肯定不會放棄臺灣，或者接受所謂的臺灣地位不確定來換取在聯合國的席位。

基辛格博士：我們理解這一點。

周　總　理：因為我從在聯合國開始辯論一直到此刻，感到了這樣一種陰影，我和一些外國來訪者公開討論過這種陰影。我曾問過一些日本朋友：如果聯合國同意日本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但是不允許你們重新獲得對沖繩群島行使完全的主權，並要求你們永遠放棄北海道北面四個小島的所有主權，日本會同意嗎？日本朋友說他們不會同意。跟我談話的人包括日本反對黨、自民黨的代表和無黨派人士。基辛格博士：根據我們現在的方案，你們不必放棄主權。

周　總　理：你是指你們的決議草案還是“阿爾巴尼亞決議案”？

基辛格博士：甚至是根據我們的決議案。

周　總　理：對付美國決議草案的方法非常簡單。我們只要拒絕去。這非常簡單。我可以回去並上床睡覺。問題是在另一個決議案中呼籲恢復中國在聯合國中的所有合法權利，其中包括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

在那個決議案中加進一個與臺灣地位問題有關的條款是不可能的，如果那個決議案被通過，臺灣地位也就決定不了。基辛格博士：在“阿爾巴尼亞決議案”中？

周　總　理：有這樣一種危險。當然，支持“阿爾巴尼亞決議案”的國家沒有考慮到問題的另一方面。但是，在這種條件下，在聯合國中出現了另一種陰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能會遇上那個陰影。

基辛格博士：哪個陰影？

周　總　理：我告訴過你的日本搞的各種活動。

基辛格博士：噢，我明白了。

周　總　理：為什麼英國想留這麼一個尾巴？世界上沒有什麼國家這麼做的。因此，在我們兩國為尼克松的訪問所準備的聯合公報草案中關於臺灣的措詞是最困難的，所以我們不得不依靠你的助手。他們年輕，一定能夠找到一個好的解決方式。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設法找到某種處理方式⋯⋯就像我跟你講過的那樣，對我們來講，表述所有的事要比做描述過的某些事情更加困難，但是我們會設法找到某種方式來表示我們理解你們的擔心。儘管它對你們的最終願望而言很可能還是遠遠不夠的。

周　總　理：你的意思是指它與我們的最終願望完全相反還是在同一個方向？

基辛格博士：將會在同一個方向。

周　總　理：我們期盼見到你們的措詞和智慧。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嘗試使用不同的方案。

周　總　理：我們也在考慮這個問題。

基辛格博士：至於美國在聯合國的決議案，我認為這是留給歷史作評論的問題之一。

周　總　理：是這樣的。但是，我們今天在這裏所面臨的鬥爭是相當棘手的。因為聯合國中的大多數國家確實想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特別是考慮到這個合法權力被剝奪了長達二十六年及自從這個聲明發表以來已經極大地鼓勵了他們的事實。在這個問題上，日本自身很長時間以來搖擺不定，那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是臺灣的未來。這是我們兩個國家之間最重要的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同意你講的。

周　總　理：因此，這個問題是相當複雜的。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8月20日以來，我們一點也沒有談到聯合國（席位）的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知道。你們已經非常克制，我們對此極為讚賞。

周　總　理：我們不得不關注辯論的結果會是什麼樣。

基辛格博士：我們高度評價你們的克制。

周　總　理：因為從世界的整個形勢來看，既然我們兩國希望改善關係，我們所採取的每個步驟都應該有利於這個趨勢，但是，它不應該損害我們兩國人民的利益。

基辛格博士：我同意你講的。我們應該討論的唯一問題不是方向問題，而是我們能夠取得前進的速度問題。

周　總　理：如果前進的速度稍許慢一點，那是問題的一個比較容易處理的方面。但如果有來自另外方向的任何其他事情干擾就難辦了，就像三島的刀（knife of Mishima）。一把像那樣橫放的刀（horizontal knife），假如它真的發生，那就難辦了。

基辛格博士：我們兩國都面對這個問題，即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和集團可能對破壞我們正試圖建立起來的脆弱關係感興趣。我們決心朝這個我們已經確定的方向繼續前進。

周　總　理：想破壞這種關係的人為數不少。我所說的不是那些普通老百姓，我所說的是指那些當權派。

基辛格博士：我同意你所說的。從我們這方面講，我們要警惕兩種危險。第一種危險，就像總理所指出的，來自對立面的那些想插一手的各種因素；第二種危險是如果我們試圖走得太快，就會破壞這個基礎。所以，我們應該做的是雙方在這些談話中確立方向，那麼，當總統來中國時就能保證我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沿著這個方向的，並且我們所走的每一步都不能是有害的。

所以，在我們的討論中，我們能夠把它稱之為一個“階段”。如果總理同意，我們可以在以後的結論中提到這一點。

周　總　理：讓我們轉到下一個問題，即印度支那問題，這個問題甚至比臺灣問題還要緊急，因為你們的部隊仍在印度支那，還沒有撤出。很久以前我們就曾指出，我們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而不是通過武力來解決“臺灣”問題。十六年前我們就這樣指出過，現在考慮到貴國總統即將來訪的情況，所以，更加應該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問題。

現在聯合國正在討論這個問題，所以，我們沒有特殊理由要非常倉促地處理這件事。相反，我們擔心的是如果我們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得到恢復，而臺灣地位問題懸而未決，我們就不得不考慮這個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明白這個問題。坦白說，對我而言這是個新問題，我沒有從這個角度去考慮過這個問題。

周　總　理：但是，現在相對而言更加緊急的問題是印度支那問題，因為那裏的戰爭至今還沒有結束，你們在印度支那的部隊還沒有完全撤出，甚至最後撤軍的日期還沒有確定。今年和明年，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甚至將會更加迫切地呼籲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你兩次訪華期間，美國政府對南越的“臨時革命政府”提出的“七點提議”沒有回應。

基辛格博士：事實並非如此。總理得到的信息並不準確。

周　總　理：但那是個明顯的事實、一種公開的宣傳，情況就是這樣。

基辛格博士：不是的。

周　總　理：因為整個世界都在說可以把“七點提議”作為談判的基礎，但自提議發表以來，美國一直沒有回應。特別是在你從中國回國後，美國拒絕採取這樣一個立場，使全世界人民更加失望。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我先讓你說完。

周　總　理：一些人在說，不言而喻，美國來到中國是想在這個問題上把越南人民擱在一邊。“臨時革命政府”部長提出的“七點提議”⋯⋯

基辛格博士：我明白你的意思。

周　總　理：那是7月1日提出然後於7月15日發表的聲明，此後，美國政府拒絕對這個提議做出任何回應，那麼，就有些人在說那是由於來自中國的壓力。雖然中國政府從未承諾承擔過任何這樣的義務，但有些人就是這樣在議論。你事先告訴我，你們將更換在巴黎的代表團團長，並且你說要把他也派往中國。在那段時間，我沒有把它和巴黎和談聯繫起來。但是，在這個聲明發表後，並且在這樣的謠言在全世界範圍傳播後，對我們來說是不可能接受布魯斯先生的。

基辛格博士：我們明白。

周　總　理：當然，對他個人來說，我們感到抱歉，但是，在那種政治氣氛下，我們不可能接受他。

基辛格博士：我們理解這點，但是我們希望過了一段時間後，你們能夠接受他，因為他是華盛頓最信賴的外交官，同時他也是最可靠和能夠坦率地發表意見的外交官。

周　總　理：為什麼他在巴黎沒有取得成功？因此，在我們看來，如果美國政府和尼克松總統不主動宣佈從印度支那最終撤軍的日期，就會不利於總統對中國的訪問。當然，那不會有別的後果——訪問還會照常進行。但是，如果這個問題得到解決，那將會更好。我以前跟你講過，作為原則性的問題，我們支持“臨時革命政府”的“七點提議”。

基辛格博士：我對此確信不疑。

周　總　理：因為那是其他主權國家的事務，我們不能干涉，所以，必須由你們雙方謀求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雖然我們給予越南如此巨大的援助，但是我們從未干涉過他們的內政。最後的決定權屬於越南人民。

因此，我們發現很難理解尼克松總統為什麼在這樣一個有利的時機不願意宣佈從印度支那最終撤軍的日期。因為上次你告訴我，你們確實很想從越南撤軍，你們不想繼續陷於那片沼澤地。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都在注視著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甚至比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問題更加重要，甚至比中美關係的正常化更加急迫。

基辛格博士：你的話說完了嗎？

周　總　理：說完了。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讓我絕對坦率地回答你的問題。對我們而言，越南是一個非常令人痛苦的問題。到現在為止，我們在那裏已經很多年了，因而已經給美國帶來了極大的痛苦。雖然不是這屆政府使我們捲入了這場戰爭，但我們有責任結束這場戰爭。

周　總　理：是的，尼克松總統就職前曾許諾過他會這麼做。

基辛格博士：1967年我還沒有擔任公職的時候，我自己主動開始與河內進行私人性質的談判，後來演變成官方性質的談判。但是，我必須說你們在越南的盟友很能打仗，我不能肯定他們是否很會談判。我也認為他們沒有如實向你們通報今年所發生的事情。

首先是有關你們的榮譽的問題，就是說，你們在我們對“七點提議”不做回應一事上有任何作用的暗示——當然，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7月26日我在巴黎會見黎德壽先生時，我告訴他我們想在河內而不是在北京結束這場戰爭，當我們到北京時，討論的將會是中美關係而不是與越南的和談。

現在，讓我告訴總理先生我們今年所做過的事，你就會明白指責我們沒有對“七點提議”做出回應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5月31日，我在巴黎秘密地會見春水部長，並向他提出七點結束戰爭的提議，美國方面的“七點提議”。“七點提議”中有一點是建議確定我們撤軍的最後期限。6月26日，黎德壽先生來到巴黎，我秘密地會見了他，他的回應是給了我“九點提議”。7月1日，萍女士（Binh）發表了她的“七點提議”。總理得承認那是個奇怪的做法，一方面秘密地提出“九點”，另一方面公開發表“七點”。作為一個外交方面的歷史學家，我所知道的如此做法的例子並不多。

7月12日，從北京返回途中，我在巴黎秘密會見了黎德壽先生。我或許可以對總理先生這樣說，要做到來北京不被人察覺是困難的，而要在二百名新聞記者在整個巴黎追逐我的情況下秘密地會見黎德壽先生就更加困難了。我曾問過黎德壽，我們應該回應的是哪些提議，是“七點”還是“九點”。他告訴我們“九點”更重要，那是我們應當談判的提議。因為“九點提議”是保密的，很明顯，我們不可能對“七點”做出公開的回應，否則就很可能會引起困惑。

然而，8月16日，我們提出了正式的“八點提議”，結合了我們對“九點”的回應，也結合了對“七點”的回應，實際上我們逐字逐句地接受了“七點”中的好幾點，一字不差。總理先生，我或許應該指出，當我秘密地來到巴黎時，而發現黎德壽先生不可能從河內趕來，我不得不和一個下級官員打交道。

周　總　理：是春水（Xuan Thuy）嗎？

基辛格博士：對，是春水。

9月13日，我再次秘密地來到巴黎；而黎德壽又沒有出現。在這次會議中，春水先生拒絕了我們所提出的“八點提議”中的兩點。然後，我們修訂了我們的提議，並於10月11日提交了新的“八點提議”。在這“八點”中，六點是相同的；我們修訂了被河內拒絕的兩點。

我們要求在11月1日另外舉行一次秘密會議，但是，直到現在我們也沒有收到回復。因此，根本不是我們拒絕答復“七點”，而是河內拒絕回復我們。在我們的“八點提議”中，有四點幾乎是一字未改地取自河內的“九點提議”，兩點取自萍女士的“七點提議”，一字未改。

同時，總理先生，上次我們來這裏討論關於不要留下任何尾巴的必要性時，你的講話也很有說服力。這些在我們的8月16日提議中已經得到反映，不過在我們的10月11日提議中給予特別強調。

總理先生，我想坦率地跟你說。如果我們把我們的提議公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能夠完全主導輿論，因為我們做到了任何人可能做到的地步，同時在美國沒有一個人會要求我們比現在做得更多。但是，我們對取得宣傳戰的勝利不感興趣；我們是對結束這場戰爭感興趣。我們不明白，如果我們公開地和他們交換意見，而交換意見不以秘密的形式進行，為什麼河內會更容易地解決問題。

因此，正像我們看到的那樣，這個問題就是這樣。我們已經提議確定撤軍的具體日期；我們已經提議在和平協議簽字後六個月進行選舉；我們已經提議在選舉前的一個月，美國部隊全部撤出；我們已經提議越南的總統和副總統在選舉前的一個月內辭職，因此他們不能參加選舉。

所以，總理先生，正如你看到的，我們把你向我們提到的問題都放在了心上。雖然我們理解你們不想干預這個過程，但是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是否應該允許一個癡迷於自己所蒙受痛苦，以及癡迷於戰爭困擾的小國家阻撓每一個進步，因為它的疑心實在是太大，所以不能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當我們政策的總趨勢是要和亞洲最重要的國家建立新關係時，為什麼我們還要希望在亞洲的一個小角落繼續保留基地？總理先生，如果曾經跟我們談判的越南領導人擁有一點在你身上顯示出來的寬宏大量，我們可以在數天內解決戰爭問題。

儘管如此，我必須以絕對坦誠的態度告訴你，我們提出了我們的最後提議。我們不可能比我們已經做到的做得更多。我們認為河內可能有的每一個合理目標都能夠得到維護。我們希望東南亞國家保持獨立——不管我們最初的動機是什麼，唯一希望戰爭繼續的國家是那些希望建立一個對抗你們、而不是對抗我們的集團。

河內對我們的最後提議也沒有做出回復，因此，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態度是什麼，但是，是他們欠我們一個回復。

周　總　理：你是指⋯⋯

基辛格博士：10月11日的提議。但是，我可以向你擔保，我們來北京時，對我們來說沒有什麼比結束這場戰爭更好的事。

周　總　理：這也是我們所希望的。

基辛格博士：我們知道你們從不拿原則做交易。我們也不會要求你們這麼做，但是，我們並不認為根據我們提出的提議結束這場戰爭，有人現在必須拿原則做交易。

周　總　理：因此，你們的最後提議包括了有關撤軍最後日期的條款？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是全面撤軍還是部分撤軍；你們是否準備留一部分軍隊？

基辛格博士：除武官辦公室正常數量的人員外的所有美國部隊。武官辦公室的人員數量很少，將在選舉前的那個月內撤出。選舉就在和平協議簽署後六個月舉行。那時在越南除了美國大使館外沒有美國部隊。

如果你們感興趣，我會說得非常具體，讓你們準確地知道該提議。我們已經建議馬上，即在數周內，簽署一個作為解決方案的基礎的原則聲明。即使沒有和平協議，我們將在簽署這個原則聲明後的七個月內，除了數千人外，撤出全部美軍。簽署和平協議、最終協議的六個月內，我們將撤出所有的美軍，甚至包括那留下的數千人。因此，我們給了他們兩套方案來真正確保我們全面撤軍的目標的實現。

周　總　理：你是說，除了武官辦公室外，在你們軍隊全面撤出後一個月將舉行一次選舉？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你是說現在舉行的這次選舉將不算數？

基辛格博士：在那次選舉之前算數。

周　總　理：（笑了）這是個問題；那是你們的觀點。

基辛格博士：因為那和提議無關，我們不必討論那個問題。

周　總　理：是否有這樣的條款：不僅是美國和越南之間應該停止戰爭，而且內戰也應該結束。

基辛格博士：有，有一個條款是有關停火的。

周　總　理：你是指全面停火？

基辛格博士：是的，但是還有一個條款，即現任總統和副總統應該在選舉前一個月辭職。

周　總　理：但是，你是指停火、總統和副總統的辭職以及新的選舉只限於越南？

基辛格博士：選舉限於南越，因為那是我們至今還在和河內談判的唯一問題。停火適用於整個印度支那。但是，那當然也包括我們的轟炸和空中行動。

周　總　理：至於撤軍，你是指從整個印度支那撤出你們的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近來，我聽說你們的太平洋司令官海軍上將麥克凱恩（McCain）正在大放厥詞，說你們不應該從印度支那撤軍。他說你們不應該從他所主管的那個區域撤軍。

基辛格博士：那只有兩種選擇。他要麼選擇執行命令，要麼我們派其他人負責這些區域。

周　總　理：可能還有些“空炮”。（笑）

基辛格博士：是的，海軍上將麥克凱恩是一個非常狂熱的將軍。

周　總　理：或許有點像巴頓將軍？（笑聲）

我對那位將軍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在你離開後不久，我看過那部電影。如果你來之前我看過那部電影，我會跟你更多地談論它。

基辛格博士：總統看那部電影的次數要比海軍上將麥克凱恩看的次數多。

周　總　理：那就是我對巴頓將軍更感興趣的原因。我聽說他是很有個性的人。

基辛格博士：巴頓？是的。我那個時候曾是二等兵。我看過《巴頓》，扮演他的演員的確表現了巴頓的全部個性。

周　總　理：你曾是巴頓的部下？

基辛格博士：在某種程度上，就一個級別非常低的人來說，是的。我在他〔指揮〕的陸軍部隊服役。我不認為他知道我的存在。（笑聲）

周　總　理：（轉向記錄者）你想看《巴頓》嗎？

皮諾小姐：老實說，我沒有看過《巴頓》。我想看這部電影。

基辛格博士：會組織大家統一觀摩的。

周　總　理：在這個問題上，一定有某些疙瘩才使他們不相信美國是真正希望撤軍以及使這一地區成為一個和平和不結盟的地區的。

基辛格博士：當然，他們沒有回應那個提議。或許他們會接受。

周　總　理：我必須坦誠地告訴你，我對你剛提及的“八點提議”以及對兩點做了修改之類的事一點也不知道。我對此一無所知，因為它是在蘇聯的波德戈爾內（Podgorny）先生訪問剛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發生的。你們知道這次訪問。

基辛格博士：我知道這次訪問，但是我不知道事情的進展情況。我們並沒有向波德戈爾內發出信息。

周　總　理：（笑）我沒認為你們會通過他發送信息。但是，他提出了一些越南不會同意的要求。他們到處伸手。三駕馬車的這三匹馬都比以前更忙了。

基辛格博士：是的，我們刺激了他們，使他們陷入瘋狂的活動。

周　總　理：（笑）很可能；可能吧。

基辛格博士：我經常問自己你向我提出的問題，為什麼他們不接受這個提議？除了說造就英雄所需的品質並不一定是促成和平所需的品質，我還未能找到更好的答案。

周　總　理：不完全是；有些人具有這兩種品質。

基辛格博士：有些人具有這兩種品質，但是⋯⋯

周　總　理：但是把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看，她最終會把自己調整到一個好的狀態。例如，拿破崙在戰爭中是一位英雄，可是他最終失敗了。但是，那種革命精神和作為一個國家的法國的傳統被保留了下來。對在貴國人民傳統中保存下來的開拓精神而言也是如此。因此，存在到現在的每個國家都有她的好傳統和她的長處。

基辛格博士：說得好，正像上次我跟總理所說的，我個人很欽佩北越人民。

周　總　理：是的，我總是在想，如果你們無條件地撤軍，那對你們而言是一件光榮的事，而不是一次失敗。戴高樂將軍撤出的軍隊數量甚至比你們所撤出的要多，並且在撤軍之後把二百萬居民從阿爾及利亞撤出，那麼做甚至比你們現在撤軍更困難。

基辛格博士：他們找到了一個可以談判的人。北越人的疑心病實在太大，總是懷疑我們在試圖欺騙他們，因此，他們要麼在我們的提議中找到一個陷阱，要麼如果他們找不到陷阱，他們就不得不拒絕，直到他們找到陷阱為止。在他們的身上反映出某種程度的自我中心立場。他們認為，我們只想在耍花招方面如何可以勝過他們。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我們真心希望和他們一起共創和平，我們真心希望和他們建立一個互信的基礎。如果這不是真的，我們就不會尋求談判來結束戰爭，我就不會那麼多次秘密地去巴黎。

不管怎樣，我們將會撤軍。唯一的問題是我們撤軍的速度是否會更慢些，或者我們會根據談判結果來撤軍。

周　總　理：但是，越南人的態度是與上次我跟你談到過的一個歷史原因有關的，也就是說他們在1954年的《日內瓦協議》[57-5]中曾受過欺騙。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這點，但是，如果他們從1954年的《日內瓦協議》中吸取教訓，我們也應該吸取教訓。他們吸取的教訓是他們曾經被騙。我們吸取的教訓是：如果他們再次被騙，他們就會再次起來反抗。除非與和平有關的國家希望維持和平，否則和平就不可能持久。在我們兩國關係中是這樣的，在我們和北越的關係中也是這樣的。

周　總　理：因此，現在出現問題了：如果你們想全面停火，那是不是等同於維持現狀？那麼將繼續執行“越南化”（編譯者按：指1969年尼克松宣佈戰爭“越南化”）計劃？

基辛格博士：不是的，因為南越政府將會下台，我們將會撤軍，因為我們已經修改了萍女士發表的“七點”中的一點。作為和平協議的一部分，我們樂於接受對我們可以提供給南越軍事援助數量的限制。

周　總　理：你是指新選舉之後組建的政府？

基辛格博士：不管是怎樣的政府，我們將會接受我們能夠給予的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的數量限制。最後，還有一點我沒有向總理提及，因為我們不能接受支付戰爭賠款的原則，所以我們沒有寫入提議中去。但是，我們說過，這些原則取得同意之後，作為一個自由意願的表達，我們將會要求國會撥出七十五億美元的專款用作印度支那的重建，其中二十億美元將用於北越。那不是一個正式的提議，那是個單方面的理解，或更準確地說是一個承諾。那會持續超過五年的時間。

周　總　理：那麼，還有第二個問題。柬埔寨施行全面停火後的結果將會是怎樣的？是不是意味著朗諾集團得到保留？

基辛格博士：我們不能接受總理所做的描述。那意味著經過一段時間後，柬埔寨的各種政治力量自己會解決問題。如果北越軍隊從柬埔寨撤出，就完全不會出現問題了。但是看來柬埔寨的歷史不可能停止。

周　總　理：朗諾—施里瑪達集團（Lon Nol/Sirik Matak clique）是一個極其反動的集團，在這點上，或許我們的看法截然相反。柬埔寨人民希望繼續努力推翻這個集團。你們對此能做什麼？就像中國人民努力推翻蔣介石，你們能夠繼續援助他們三至五年。這個結果將是怎樣？這個結果將仍然是它的垮台。你們怎麼能夠繼續維持東南亞作為一個和平和不結盟的地區？

基辛格博士：如果北越人從柬埔寨撤出軍隊，我們將會很容易接受對我們能夠給予柬埔寨的軍事援助數量的限制，那麼，柬埔寨人可以自己決定他們的未來。

周　總　理：如果你們打算給朗諾—施里瑪達集團援助，那麼我們當然必將給西哈努克援助。那有什麼好處呢？

基辛格博士：如果所有的外國軍隊撤出，雙方都不給予援助，那麼當地的力量可以決定他們的未來。

周　總　理：你是指他們將會自己解決問題。

基辛格博士：是的。我們對柬埔寨的興趣一直在北越駐軍的問題上，對柬埔寨本身形勢的興趣從來沒有那麼大。

周　總　理：但是，這個問題是由你們入侵柬埔寨引起的。

基辛格博士：我不知道總理是否想要對歷史進行爭辯，但是，在我們進入柬埔寨之前已經有五萬北越人在那裏了。

周　總　理：那是因為美國軍隊進入南越，並且他們對南越表示同情。我們甚至不知道那個情況。這是朗諾本人在這個房間裏告訴我這個情況的。我當時坐在這張椅子上，他當時坐在你現在所坐的椅子上。那是1969年，為了慶祝我們建國二十周年，他訪問中國時發生的事。當時他來訪時的身份是柬埔寨總理。對那個情況，我當時很吃驚，被那個情況嚇了一跳。首先，因為我知道西哈努克篤信佛教、愛好和平。第二個事實是：儘管他對中國很友好，但他是親法國的。因為我們是好朋友，他也寫一些優美的詩來紀念我們的友誼。但是他的政見和生活還是法國化的。

基辛格博士：是這樣的。

周　總　理：但是，因為他同情已經陷入戰爭達十年之久的南越人民，他同意他們在柬埔寨的東部地區對他們的一些軍隊進行調動。他甚至沒告訴過我們。那是1969年我和朗諾在這間房間裏談話時，他告訴我的。聽到這個情況後，我說這位親王確實不同凡響。西哈努克同情他們。

但是美國沒有理由去譴責西哈努克，美國也沒有任何理由為北越人幫助他們在南越的同胞而譴責他們。因為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之後，他們撤出了他們的武裝人員，他們誠心誠意、嚴格認真地那麼做了。

在今年7月我們對那個聲明達成一致意見後，我們出訪的第一個國家是河內。我向他們介紹了我們的會晤情況，因此，應該不會有誤解。

在那（1954年）之後，都是來自南方的黎筍（Le Duan）和範文同（Pham Van Dong）說要說服南方的戰友帶著武器撤到北方並且把他們的家人留在南方，對他們而言是一個非常痛苦的經歷。那時黎筍曾要求留在南方。他對三十年後南方的革命將會成功非常有信心。因為他知道這些戰友要離開他們的家庭是困難的。他們能夠說服其戰友離開，只不過是由於胡志明主席的崇高威望。因為“日內瓦會議”規定了在該會議結束一年之後，在為實現越南統一的協議條款的規定下，南方和北方的代表將進行會晤並討論舉行選舉的方式。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他們說服了他們的戰友撤到北越，儘管他們留下了自己的家人。他們相信不久後他們能夠舉行選舉。

並且我相信你們也會認為如果真的舉行選舉，胡志明主席將會當選。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曾經這麼說過，其他許多人也這麼說過。但是，杜勒斯的所作所為是錯誤和卑鄙的，甚至艾登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了這點！他說：“我不能在這上面簽字。我將會發表一個我不會阻擾這個協議的聲明。”但是，正是他本人阻擾了這個協議，他告訴了艾登，而艾登在回憶錄中說這是錯誤的，在日內瓦會議後他們立即和東南亞的人們進行了合作。他們曾致力於邊緣政策⋯⋯他們劃了一條線。他信奉一種你們都不再信奉的哲學，即他認為他們能夠在共產主義國家周圍劃一個圈來遏制這些國家，好像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鐵板一塊。

但是，那是不對的。另一方面，他們相信一旦他們劃了一條線，所有站在他們一邊的國家也將成為鐵板一塊。但那也是不可能的。甚至那些南越人也不會聽從他們。美國派遣了軍事顧問、軍隊，正是這個因素引發了對南越的侵略戰爭。而正是那些已經離開家人到了北方的戰士奮起反抗抵制這場侵略。為什麼這樣一個不屈不撓的國家不被允許獨立？

基辛格博士：但是，現在沒有人阻止他們獨立。不管如何理解歷史，現在我們擁有符合這些國家渴望的謀求和平的智慧。他們已經證實了他們將會戰鬥；他們不再需要顯示這一點。他們的保證不是這個或那個條款或提議；他們的保證是存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在杜勒斯政策和我們的政策之間的世界觀。1954年，美國捲入其中；1971年，我們的方法完全不同。如果我們想奉行杜勒斯的政策，我就不會和你會談。因此，當我們現在想在印度支那尋求和平時，那就不會有主張干涉的理由，而是會有對更長期的和平的主張。

周　總　理：不管怎樣，在你們的談判中有一個還沒解開的結。

基辛格博士：你說得對。

周　總　理：因為他們認為你們傾向於幫助阮文紹、朗諾、施里瑪達和Tam，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如果你們不採取一個公正的態度，他們就不會理解你們。例如，如果你們現在還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或者還幫助臺灣從大陸中分離出來、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怎麼能夠理解？因為你們不希望這種政策，因為我們知道貴國總統希望改變世界的這種局勢，我們就有個共同點。

基辛格博士：但是，這證明了我的觀點，因為我們對越南的基本態度概述了我們對你們的態度，如果他們向我們表示最低程度的信任，我們就能夠很快地結束這場戰爭。因為我們已經向他們展示了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都可以被解決的方法。但是，他們必須給政治過程留些問題；他們不能要求我們向他們投降。

周　總　理：這不是投降。戴高樂主動撤出軍隊，全世界認為那是件光榮的事情。如果貴國總統希望贏得世界的尊重，你們從印度支那撤出軍隊將真的是一次偉大的行動。

基辛格博士：但是，正如我所解釋的，這正是我們已經提出的。問題是河內是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談判。撤軍不是一個問題。我們已經盡可能地提出了最慷慨的條件，我們沒有公開這些條件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我們想要贏得和平而不是宣傳。但是，我相當樂觀地認為他們將會接受我們的最後提議。

周　總　理：我不知道你們最後提議的內容，因此，我不能夠對該提議發表任何看法。我想告訴你的是他們所有的一種心理狀態。他們處於戰爭的狀態中，處於遭受侵略的狀態中。他們不像中國。中國是如此之大，因此，雖然有一百萬的軍隊駐紮在我們北方的邊境之外、其中三十萬已經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作為對抗中國的先頭部隊；雖然（外國軍隊）還沒有從臺灣撤出、蔣介石還在叫囂要反攻大陸；雖然一些日本軍國主義者叫囂自衛，他們希望自己的自衛隊能夠走出國門；雖然存在著這樣的形勢，而海軍上將麥克凱恩在大聲地叫嚷他在太平洋的部隊應該做這做那⋯⋯

基辛格博士：如果總理面對的危險不比那更大，他的健康情況就會良好。

周　總　理：我加上它只是多舉一個例子。如果我要進一步增加，那還有蘇聯和印度。不過甘地夫人說這不是針對任何國家的先頭部隊，印度仍是不結盟國家。雖然形勢是這樣，但是我們仍然承認時代在發生變化，我們應該著眼於未來。

但是，你們不能指責現在遭受了極端痛苦的一千四百萬南越人民不接受任何他們感到不安全的條件。沒有理由指責他們那麼做。他們應該感到安全。這種狀況和二百年之前喬治・華盛頓（總統）所處的狀況是一樣的。那時候你們有多少人口？

基辛格博士：三百萬。

周　總　理：在人口那麼少的情況下，他們還敢反抗大英帝國是因為他們無路可走。我想，那也是一種遊擊戰，三年後他被選為總司令。但是，最終你們的先輩取得了勝利；開拓精神取得了勝利。因此，當我們想到我們自己國家的經歷時，我們應該同情其他國家的苦難。因此，你們應該盡最大努力讓他們看到你們政策真正發生了變化。但是，如果只有我們一方努力，我們要向他們說明這一點將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處在不同的地位；我們不是參與者。

基辛格博士：我們理解這一點。

周　總　理：正像你所說，也有另外一些人在極力地引起事端。

基辛格博士：我們對此很清楚。

周　總　理：因此，我們希望你們也考慮到這一點，因為當貴國總統來訪時一定會有一些條款要處理到這一點，如果總統來之前這個問題解決了，難道不是件好事？我不是說每一件事情都得到解決，但是應該有一個協議。對你們而言，這將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和引以為豪的事。我不認為那會是一次失敗。

基辛格博士：今年以來我已經秘密訪問巴黎七次試圖締結和約，那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們希望媾和。戰爭的持續不符合美國或中國的利益。戰爭的持續只能對局外的國家有好處。不管怎樣設想亞洲的未來，我們對越南的獨立不是一個長期的威脅。我們希望媾和。

我們也承認你們所想做的和你們所能夠做的都是有限，因為我們知道有外部力量在鼓勵戰爭的持續，其理由與越南無關，而是與敵對和野心有關。但是，如果有人問你我方的誠意有多大，不用告訴我們，你可以提出自己的觀點作為我方的真誠度。

我們會盡力而為，但是，坦率地說，我們不能比10月11日提議走得更遠，那個提議他們至今還沒有回復。

周　總　理：你不是指正在提及的局外國家吧。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好，我們希望你們能夠擺脫困境。

基辛格博士：我們對此深信不疑。我正在想到一些更遠的國家。

周　總　理：我們知道。他們希望你們一直困在那個地方。

基辛格博士：而且，你們可能很尷尬。

周　總　理：我還沒有看過你們10月11日的文件，因此，我不能對此發表任何看法。我只能對全面停火的事情說幾句話。因為我認為在公報裏不談這件事是不可能的，我對這個問題要進一步考慮，而後我可能對此多發表一點看法。

基辛格博士：另一方面，你們不應該誤解。越南對我們而言是一個極其敏感的主題，我們不可能接受一個對我們批評的公報。當然，我們接受沉默，但是我們不能接受一個可以被解釋為對我們攻擊的公報。

周　總　理：但是美國總統宣佈從印度支那撤軍，某種程度上說，是否值得全世界人民的歡呼？因為全世界許多國家的人民要求你們採取這樣一個步驟。如果你們這麼做了，是否值得全世界人民的喝彩？為什麼尼克松總統不可能做戴高樂將軍可能做的事情？

基辛格博士：戴高樂總統找到了一個對方準備談判的政治團體。我們至今沒有發現使對方的協議得到解決的可能。

周　總　理：但是，如果美國主動宣佈撤軍，難道不能贏得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支持？

基辛格博士：我們的信念是我們不能從事這種宣傳戰。我們可以在兩個月或三個月內得到有利的頭條新聞，但是這些勝利都是空洞的。

周　總　理：我不認為那必然如此。你不是說過，你們的政策已經決定了嗎？

基辛格博士：是的，但是如果我們公佈這些政策，河內又拒絕，你的問題將會更加複雜。在公報中，你們還是不可能支持我們的立場。

周　總　理：當然，如果你們跟河內不能達成一個協議，這點就不可能寫進公報中。當然，首先希望你們雙方達成一個協議。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會盡力而為。

周　總　理：因為在緩和遠東緊張局勢方面，這件事是最迫切的。這將會使印度支那人民受益，這也將不會損害美國的榮譽。甚至在我看來，這將會使美國感到更光彩。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總理的觀點，我也解釋了我的觀點。我沒有把我們的正式提議給你們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我們感到，既然我們秘密地跟河內談判，對我來說，把我們的文件給你們是不妥的，因為如果我們跟你們談判，你們不會贊成我們把雙方未公開的文件給其他國家。但是，如果河內把文件給你們，我們將會非常高興。

周　總　理：我同意那個觀點。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會非常仔細地考慮總理對我們所談的內容，同時希望如果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當然如果不能達成一個協議，我們希望我們雙方將會找到一些諒解。

周　總　理：你是指和北越方面還是和我們？

基辛格博士：我希望我們能夠找到和北越方面的諒解，但是希望你們能夠理解我們正在作出的努力，即便我們理解你們將會支持你們的盟友。

周　總　理：如果印度支那的和平政策和不結盟政策能夠實現，這將會最有益於和平與緩和遠東的緊張局勢。

基辛格博士：如果總理能夠把你的一些方法傳授給你的盟友，我們將會很快得到和平。

周　總　理：那不見得，因為不同國家的作風是不同的。

基辛格博士：是這樣的。

周　總　理：我們不能把我們的意願強加給別人。

我們兩國的關係中斷了很多年。我說話的風格是非常直率並且不會牽強附會，因此，不會引發強加意願給別人的問題。不要把我們的意願強加給別人是毛主席教導們的。因為每一個國家的條件和歷史是不同的，即使他們的世界觀大體上可能是相同的，但是他們思考問題的方法和風格可能是不同的。每一個國家有他們自己的鬥爭經驗，所取得的進步正是靠的這種經驗。為什麼世界不安定，不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所謂的社會主義世界？有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這證明了杜勒斯政策的破產。我們兩人在我們另一些美洲朋友面前都在抨擊杜勒斯政策。我希望這些美洲朋友不要把這種行為視作不可原諒的。

基辛格博士：杜勒斯在世的時候，皮諾小姐甚至還未出生呢。她不會介意。

周　總　理：你還沒有出生？

皮諾小姐：基辛格博士在拿我開玩笑呢。我已經出生了。

周　總　理：你曾見過他嗎？

皮諾小姐：我正在回憶。我想我沒有見過他。

周　總　理：你知道有一次他不和我握手？

皮諾小姐：不，我不知道。

周　總　理：那不奇怪嗎？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那是不可原諒的。

周　總　理：我們還有三天時間，因此，我們必須加緊我們的工作。如果天氣晴朗、風又不大，或許你可以在今天上午遊覽長城。

基辛格博士：在我離開前，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有一個有關公報的總協定。

周　總　理：你有了一個總的想法，因此，在我們的討論中可以確定一個（總協定）。

基辛格博士：我有點懷疑總理也有一個想法。

周　總　理：但是不多。因為你來華後，是你提起這件事的。僅僅在那時我才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但是據新聞界說，你們已經準備了一個月。

注釋

[57-1]熊向暉，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在國民黨胡宗南將軍身邊長期擔任機要秘書。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熊向暉曾擔任過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辦公廳副主任，並以總理秘書身份參加了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1971年的訪華會談，以及美國總統尼克松1972年的訪華會談。

[57-2]指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美國電影演員，時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1981至1989年間任美國（共和黨政府）總統。

[57-3]指美國國會眾議員Walter H. Judd，其中文名字是周以德。自蔣介石政權移至臺灣後，他一直在華盛頓為蔣政權遊說。

[57-4]岸信介（Kishi Nobusuke），1957年2月出任日本首相。岸信介曾任偽滿洲國“實業部”次長和東條英機內閣商工大臣。戰後，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列為甲級戰犯，但由於美國認為他曾在塞班島戰役問題上與東條英機發生過爭執，故未予起訴，無罪開釋。出獄後，他曾在東京開設過一家公司，其成員大多是右翼人士以及被剝奪公職的政界人士。後來，他又組織過以“修改憲法，健全作為獨立國家的體制”為綱領的政治團體“日本重建同盟”。岸信介執政後，便想通過解釋憲法達到修改憲法的目的。他曾提出：“為了自衛，即使在現行憲法下也允許擁有核武器。”岸信介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日本人民的強烈反抗，日本人民掀起了戰後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1960年6月岸信介被迫辭職。

[57-5]《日內瓦協議》於1954年7月20日在日內瓦舉行的關於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上簽署。協議“理論上”結束了法國“聯合軍”和越南人民軍之間的戰爭，實際上結束了法國對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印度支那三國被宣佈為獨立和“中立”國家，越南暫時分為南北越（以十七度線為界），待1956年7月20日大選後再決定該國家的命運。與會的美國和南越拒絕在協議上簽字。此後，隨著法國的退出，美國開始正式介入印度支那。

58

日　　期：1971年10月22日

時　　間：下午4時15分至晚上8時28分

文　　件：基辛格與周恩來、姬鵬飛、章文晉、熊向暉、王海容等會談——“朝鮮、日本、南亞、蘇聯、軍備控制”

文件性質：會談記錄

與會者　：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姬鵬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代部長）

章文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西歐和美洲司司長）

熊向暉（總理秘書）〔下午6時以後參加會談〕

王海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

唐聞生、冀朝鑄（中方翻譯、中方記錄者）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約翰・霍爾德里奇（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下午6時以後參加會談〕

艾爾弗雷德・詹金斯[58-1]（國務院代表）〔下午6時以後參加會談〕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4, Polo II-HAK China Trip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PartII], October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周　總　理：你方參加會談的人員越來越少了。

基辛格博士：我擔心你想通過投票達成協議。

周　總　理：那種事永遠不會發生。我們希望通過協商達成協議。今天長城上的風太大，我有些擔心。

基辛格博士：遊覽長城令人印象深刻。

周　總　理：小姐去了嗎？

馬　修　斯：去了。

周　總　理：沒感冒吧？

馬　修　斯：沒有，他們給了我們大衣。

周　總　理：那位女士〔皮諾小姐〕昨天凍得流鼻涕。現在一到晚上，天氣就會變得非常寒冷。

基辛格博士：在十三陵遊玩時，天氣很暖和。

周　總　理：你有沒有爬到頂上？走了有多遠？

基辛格博士：外交部部長不讓我走完全程。

周　總　理：風太大。拍照了嗎？

基辛格博士：我沒帶相機，但我希望能得到一些你們拍的照片。

周　總　理：沒問題。我們現在開始切入正題，好嗎？

基辛格博士：好的。

周　總　理：我方希望我們今天的政治會談能夠取得一些進展。我認為需要繼續討論的主要問題是朝鮮、日本以及亞洲次大陸的問題。我聽說你們傾向於在更為一般的會議上討論美蘇關係或者說是蘇聯的問題。我們同意，並且認為這個想法不錯。

基辛格博士：我傾向於在更為秘密的會議上討論蘇聯問題，同時，我不介意在更為一般的會議上討論日本和朝鮮。

周　總　理：這麼說，我得到的是錯誤的信息。

基辛格博士：我講話通常不夠明瞭。（笑聲）在哈佛大學，難以理解的句子被認為是深奧的。（笑聲）

周　總　理：英國風度，對嗎？與耶魯大學相比，哈佛大學更像牛津大學還是劍橋大學？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我不能接受你將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相提並論。（笑聲）

周　總　理：這是你們兩人之間的爭論〔指洛德先生〕。我們這邊只有一個哈佛的。沒有其他人在美國學習過。我們在人數上超過他，所以別虧待了那個人〔還是指洛德先生〕。

基辛格博士：哈佛大學更側重於社會科學，所以，將之與耶魯大學相比較是不妥當的。哈佛可能與牛津而不是與劍橋更相似。

周　總　理：我們得到消息說，美國電子偵察機經常在老撾和越南民主共和國上空進行偵察。這種高空偵察機是在三萬米高空進行電子拍照。

在過去一直有這種飛機穿越越南民主共和國進入中國領空——深入若干公里後再飛回越南。我們的命令是必須向任何侵犯中國領空的軍用飛機開火。今天，我們的雷達發現飛經老撾的這種飛機進入相當靠近中國邊境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北部的一個地區。

因此，當我們今天收到關於這一事件的消息後，我們想借此機會提請你注意。如果你在中國訪問期間發生這種事情，這對雙方都不會有好處。所以我已命令他們，即使是對我們領空範圍很小的入侵，也需要在第一時間告知我們。我們希望，你也能夠通知你那方面，不要讓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基辛格博士：我欣賞你的坦率。我一回到賓館就立即發出電文，提醒華盛頓注意這次會談的內容。我能向你保證，華盛頓收到這則電文後，就不會發生這種令人誤解的事件。

我還想告訴總理，在我七月份回國之後，我們審查了那些情報活動，並取消了那些可能被理解為具有挑釁性的活動。我們將再度審查那些活動，但是沒有任何飛越中華人民共和國領空的行動得到過授權。我不相信會發生任何此類的事件，但是如果此類事件的確發生了，那將是未經授權的行為，我們會予以嚴厲處置。我們意識到——當然，假如發生飛越領空的事件，我們理解你們將會採取行動。如果出於任何理由你們沒有採取行動，並且讓我們知道事件的細節——時間、地點、高度或飛機的類型——我們將採取適當的行動。關於這方面我已經說得夠多了。我不需要在這方面談論更多的細節。假如確實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發生了，而又通過我們的渠道讓我們知道，我們必會立即採取行動。

周　總　理：如果有時間，我們會通報你們這些事件。例如，現在你們在這裏，但假如沒有時間——基辛格博士：我懂。如果有飛越中國領空的事件，你們保留採取行動的權利，但如果發生了這類事，假如你們能告訴我們，我們將防止它們再次發生。不管怎樣，我回國後會再度調查該事件，並保證不再有此類行動。此類行動已遭禁止，但你永遠不可能保證每一個司令官都遵從。

周　總　理：這些事件絕大部分發生在海南島、廣東省以及中越和中老邊境。

基辛格博士：它們都是SR-1高空飛機。

周　總　理：因為今天它們飛得非常靠近我們邊境。我們已下令跟蹤它，但不能立即採取行動。

基辛格博士：回到國賓館後，我將發出一則電文。待我回國後，我將再次審查整個情況。侵犯中國領空不是我們的政策。

周　總　理：我想就有關朝鮮局勢發表一些看法。也許你們沒有準備好如此關注這個問題，但對我們來說，這是個沒有解決的問題，現在該問題仍然存在，因為它現在可能引發新的危機。原因是雖然朝鮮戰爭已實現了停火，但沒有締結任何新的協議或形成新的局面。我已經提到了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情況。那次會議期間我們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沒有任何結果。現在停戰雙方在板門店舉行會議，還在這個地區擴大了非軍事區。另外，有一個四國組成的小組，北朝鮮一邊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美國一邊是瑞士和瑞典。代表南方參加會議的是美國代表和南朝鮮代表，其中又以美國代表為主、南朝鮮代表為副。代表北方參加會議的是朝鮮代表和中國代表，以朝鮮代表為主、中國代表為副。這是個迄今為止沒有達到和平狀態的條約。這是一個不穩定的事態，而且經常有侵犯一方領土和其他衝突的情況發生。

而且，每年聯合國開會時也要討論朝鮮問題。這個委員會聽取那些討論時是不公正的。它不允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派代表參加。當然，中國沒參加，因為中國不是聯合國成員。在聯合國有這樣一個委員會，即“聯合國朝鮮統一和復興委員會”（UNCURK）。

基辛格博士：我明白總理在說什麼。

周　總　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已要求參加聯合國的討論，沒有得到這麼做的許可，但是，在附加條件的情況下才受到邀請參加討論。只是在今年才舉行了南北朝鮮之間的會議，處理北朝鮮和南朝鮮家庭之間的通信和探訪問題。那是紅十字會代表之間在板門店舉行的會議。

基辛格博士：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在七月份的討論是有益的。

周　總　理：也許是，因為是南朝鮮紅十字會提出的建議。作為結果，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立即對這個建議做了答復。最初的會議共開了五次。然後，直到你們來訪之前，他們舉行了五次預備會議。總共開了十次會議。他們達成了一個協議，雙方先在板門店會晤，然後在兩個首都平壤和漢城分別會晤。只是就應該舉行會議的地方達成了協議，而不是在另一個問題上。這將可能是一個馬拉松式的會議。這差不多已成了這種會議的一種規律。這些會議是從以前的事態向前邁出的一步。隨後聯合國提議，我認為是美國提議，今年不應該舉行討論，而是推遲到明年。但是，不管是在聯合國的議事日程中還是在現實中，朝鮮問題依然存在。

正如我以前所說的，我們的立場是美國軍隊應該撤出朝鮮，因為中國軍隊已經在1958年撤出了北朝鮮。當然，美國已經撤出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軍隊。美國已從六萬人的駐軍中撤出了二萬多人。當然，你們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因為樸正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還有我們上次討論的問題，即樸正熙和美國的混合軍隊問題。你上次說，建立混合軍隊是為了訓練南朝鮮軍隊，使他們能夠獨立參加戰鬥。

更嚴重的事實是，在1965年樸正熙政府已和日本政府締結了協議。日本政府不承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因此有很大的可能性，日本軍國主義者可能打算用日本的軍隊和官員代替美國的軍隊和官員。根據我們得自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情報，在南朝鮮實際上已有穿便服的自衛隊軍官，他們調查南朝鮮軍隊的防禦工事、包括工程方面的防禦工事，調查南朝鮮的軍隊；日本人還援助他們。日本軍國主義者將朝鮮和臺灣作為其擴張的跳板，全世界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我們既提防日本軍隊代替在臺灣的美國武裝部隊，又提防日本軍隊代替在南朝鮮的美國軍隊。如果你們準備進一步提高南朝鮮軍隊的軍事實力，則在你們撤軍後將會出現更多的武裝衝突。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遠東緊張局勢的緩和。這和國防部長萊爾德訪問南朝鮮時說的話十分相似。我們的朝鮮朋友對這個問題感到非常焦慮，這必然會影響中國政府和人民。

為了節省時間，我想給你們念一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關於這個問題的“八點聲明”。（表A附上的是全文。周總理念了第一點。）

基辛格博士：“八點聲明”是什麼時候發表的？

周　總　理：不是以這種形式發表的。

基辛格博士：你們是在向我們轉達這“八點”？

周　總　理：這些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給我們的“八點聲明”。

基辛格博士：給我們？

周　總　理：是的。他們也以另一種形式公開他們的立場，還公開了包括和平統一朝鮮在內的一些國內問題的立場。（周總理念了另外的七點）

因為我們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所以我們有義務向你們轉達這“八點”。朝鮮問題是與緩和遠東緊張局勢有關的一個問題，不應該被排除在外。聯合國每年討論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將不利於整個形勢的緩和。

遠東的火藥庫有：一、越南；二、臺灣；三、朝鮮。相對而言，對其他兩個問題來說，臺灣問題可以被看作是次要的，因為我們隔著一片海洋。蔣介石也主張一個中國，所以我們不去金門和馬祖，儘管我們能這樣做。

杜勒斯有一次曾主張他們從金門和馬祖撤出，但這計劃沒有得到實現，現在就是這種狀況。只有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大國才能夠這樣做。你們怎麼能要求越南人忍受這樣的長期分裂？朝鮮人民怎麼能長期忍受他們國家不統一的狀況？他們怎樣去忍受在聯合國中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假如中國進入聯合國，將會有更多的問題。（笑聲）

基辛格博士：我不認為中國進入聯合國，生活會輕鬆些。我沒有這樣的幻想。（笑聲）

周　總　理：因為你們不支持中國進入聯合國。

基辛格博士：總理知道我們的觀點。我們相信中國能夠進入聯合國，在今年這只是時機選擇的問題。

周　總　理：主要問題是應該緩和還是應該加劇遠東的緊張局勢，這就是問題所在。為什麼對我們而言討論臺灣問題更容易些呢？這不奇怪嗎？也許你們不感到奇怪。

基辛格博士：你的話說完了嗎？總理先生，讓我用一貫對你說話的坦率來回答你的問題。正如總理所知道的，我本人和總統本人致力於改善美國人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之間的關係，致力於緩和遠東的緊張局勢。但是，如果把緩和緊張局勢與美國必須做什麼的一系列要求聯繫起來，那麼，這就具有一系列單方面主張的性質了。

為了找到保持長期關係的公正基礎，我們準備採取我們討論臺灣問題時的態度來進行討論。但是，對我們來說，接受每隔一句就說美國必須、美國必須、美國必須的文書或文件是困難的。這不是任何人與我們打交道的基礎。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這樣做。我尊重總理對他朋友的支持，我們沒有期盼其他任何事情。但是我想重複我昨天說過的話，如果中國的某些朋友能向中國學習一些主導我們談判的那種心胸開闊的精神，那將會大大加速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

昨天，我們討論了越南問題，如果總理沒有任何別的觀點或提問，我不打算再次討論這個問題。不過，這是一個正在解決中的問題。唯一的問題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速度。

周　總　理：昨天，我們只討論了越南問題。我們沒有涉及柬埔寨和老撾的問題。我們只是順便提及了柬埔寨問題，而沒有研究討論這個主題，這是一個柬埔寨主權的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不過，除非總理想討論這些問題，否則我將會暫時將之擱置在一邊。如果總理同意，我將回到朝鮮問題。（周總理點頭）

我們不能以這樣的一個文件作為討論的基礎，這個文件說我們的盟國是一個傀儡政府，在這個文件中還有其他一些我不想列舉的令人不快的措詞。不過，讓我撇開形式而轉向實質。確實，在七月份總理與我會談之前我沒有詳細地思考過朝鮮問題。同樣真實的是那些已經開始的接觸並非沒有受到我們會談的影響。但是，對我們而言，要勸說我們的朋友進一步靠攏叫他們為傀儡的政府當然是極其困難。因此，假如南北朝鮮之間打算談判，都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

周　總　理：那麼，當務之急就是聯合國必須平等對待他們。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你的觀點，而且那可以是一個最終的目的。讓我們省略“最終的”這個詞。

周　總　理：例如，兩個紅十字會最近的會晤就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的。誰也沒稱呼對方是傀儡紅十字會。那證明有了進步。

基辛格博士：我是指這個文件。

周　總　理：措詞容易修改，但改變不了實質。

基辛格博士：讓我談談實質問題。我們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態度⋯⋯我想說說一些總理可能不熟悉的事情。今年早些時候我們收到了他們的一封信件。我記不清日期。我會讓你知道的。我想是在一月份吧。這封信件是通過那時正在這個半球旅行的羅馬尼亞副總統傳過來的。我們以非常友好的方式回了信，但一直沒有得到答復。我們不是對此抱怨。我們只是想指出我們的態度在本質上不是敵對的。這次交換信息連詹金斯先生和他的同僚都不知道。因此，你們最終能說服朝鮮參加秘密會議是明智的。

讓我回到實質問題。我十分贊成先確定一個目標，然後計算出與這個目標有關的細節。如果我們的目標是為朝鮮的現狀確定一個更為永久的法律基礎，我們準備和你們一起討論如何建立這個基礎。我們對一個可能重新導致敵對的法律基礎不感興趣。如果你們的目標是減少在朝鮮的美國軍隊，我上次已經告訴過你，除了不能將這事作為一種國際承諾，不管怎樣，這是我們的政策。

周　總　理：我想補充一句。那就是，如果你們的最終目的是撤出在南朝鮮的美國軍隊，用日本軍隊代替美國軍隊也是你們的目的嗎？難道不是這樣嗎？

基辛格博士：總理總是反應比我快，在那點上我得到了一串反問。（笑聲）用日本自衛隊來代替美國軍隊不是我們的目的，實際上，我昨天提到的關於派遣日本自衛隊去臺灣的總原則同樣適用於將他們派遣到朝鮮。美國反對日本的軍事擴張。

周　總　理：我們十分重視這個聲明。

基辛格博士：在這層關係上，我想告訴總理在我們七月份的討論之後，我調查了日本軍官訪問朝鮮的問題，我不得不承認總理在好些方面是正確的。我有一份今年訪問過朝鮮的日本軍官的名單。我們正在密切地注視著這方面的情況。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不知道這個情況。（周點頭）

我還必須坦率地告訴總理，我們所能做的事主要取決於我們認為我們正在向什麼方向前進。假如目標是給朝鮮半島帶來穩定，防止戰爭的危險，減少其他國家在這一地區的擴張，那麼，我認為中國和美國的利益可能是並行不悖的。但假如目標是暗中破壞南朝鮮的現有政府以及使得北朝鮮更加容易進攻南朝鮮，或者給南朝鮮施加壓力，當然，情況就會不一樣。所以，毫無疑問，我們會在致力於給朝鮮半島帶來更永久的法律地位的問題上與你們合作。但是，如何操作是一個敏感的問題，我相信我們能在這點上達成諒解，但是你們也必須記住我所表述的關切。

周　總　理：但是，既然聯合國的情況和氣氛是這樣的，而且聯合國採取反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立場，那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不能不考慮自我防禦。而且它無法不對南朝鮮的情況感到不安，因為南朝鮮能隨時擴張到其邊界以外。

基辛格博士：我能向總理保證，在美國駐軍南朝鮮期間，我們對南朝鮮越過現有分界線的任何企圖不會予以合作。

我還要告訴總理，我們已在政府內開始了對“聯合國朝鮮統一和復興委員會”主題的研究。我現在無法告訴你有關的情況，但是我們已經設法把我們所知道的你們的觀點考慮進去。但是，假如你關注平等問題，我想我們能夠展開有意義的討論。如果企圖在相反的方向努力打造法律平等的新基礎，當然，那對我們而言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承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是某種現實。

周　總　理：能不能把你剛才提到的三點再確認一下——那就是說，美國駐軍南朝鮮期間、美國軍隊撤出之前或美國軍隊打算撤出的時候，你們將不允許日本軍隊進入朝鮮？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第二點是美國將最終從南朝鮮撤出其軍隊，在撤軍以前，你們將不允許南朝鮮軍隊越過分界線發動侵略。

基辛格博士：讓我說得更具體些。我們目前的計劃還沒有公開，因此，目前的計劃將被視作是機密的信息，我們目前的計劃是在今後幾年內從南朝鮮撤出相當大比例的美國軍隊。如果遠東的緊張局勢繼續得到緩和，在朝鮮的軍隊數量可望將會變得非常少。但是，無論如何我都能夠向總理保證，在總理所描述的情況下或在任何其他可預見的情況下，我們將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以制止南朝鮮軍事力量跨越現有的分界線進行擴張。我們相信，如果我們反對，那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們認為“美國與朝鮮的條約”（編譯者按：指1953年美國與韓國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並沒有涉及到南朝鮮侵略其鄰國的問題。

周　總　理：正如你剛才所說的第三點是：在美國方面，美國將在國際上、包括在聯合國內承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合法的實體；也就是說，在你們那方面，不能讓像當前在聯合國內存在的這種狀況繼續下去。

基辛格博士：這是個複雜的過程。假如大韓民國也被承認，我們能把這件事作為一個目標來接受，但不能作為一個當前的政策。

周　總　理：在“聯合國朝鮮統一和復興委員會”裏也有他們的代表嗎？

基辛格博士：你是問，在“聯合國朝鮮統一和復興委員會”裏有南朝鮮的代表嗎？我認為有。我會核查一下。

周　總　理：我記得有。

基辛格博士：有。肯定有。

周　總　理：這“八點聲明”是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提出的，我們向你們轉達這“八點聲明”。

基辛格博士：我不喜歡它的語法。我也不喜歡它的形容詞。

周　總　理：可以改變語法。我們能夠做得到。翻譯能替你們做這事。

基辛格博士：像“傀儡政府”這類形容詞怎麼辦？

周　總　理：我想能改掉這類形容詞。他們彼此之間沒有互稱傀儡紅十字會。

基辛格博士：關於這“八點聲明”，總理問我的問題是什麼？

周　總　理：我們在告訴你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立場。這個立場不是形容詞或語法的種類。你可以從這“八點聲明”中看到他們的立場：他們期望在國際舞台上擁有合法地位。當然，因為他們沒有這樣一種合法地位，他們是義憤填膺的，這樣的一種感情必定會在措詞中體現出來。

基辛格博士：不談這“八點聲明”，其中有幾點是和這個問題不相關的——我認為我們沒必要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討論臺灣和印度支那的問題，或者假如我們處理總理提出的“三點”，我認為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奉行相似的路線。我們希望在朝鮮半島上有公認的和平狀態。我們不會支持日本武裝力量在朝鮮的擴張行為。我們不會支持日本在那裏或其他地方的擴張。我們不會支持南朝鮮的擴張主義。我相信，如果目前在朝鮮存在的兩個國家準備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交往，就會給朝鮮半島帶來和平。這就是為什麼我和你會談後，我們鼓勵紅十字會之間的接觸。

周　總　理：我不喜歡使用“在朝鮮的兩個國家”這種說法，因為那等於是說朝鮮將被永久地分成兩半，而不管朝鮮人民是否嚮往統一和他們是否能夠和平地實現統一。

基辛格博士：（找文件夾）我在北京甚至用了紅色的文件夾。

周　總　理：但是，我的文件夾不是紅色的。

基辛格博士：我們在互相給對方施加不好的影響。你傾向於怎樣的措詞？

周　總　理：反對意見的一個例子是聯合國中的“聯合國朝鮮統一和復興委員會”。

基辛格博士：我已經告訴總理我們正在研究這個計劃，在總統來華訪問之前，或者說至少在總統來華的時候，我將通過我們的渠道給總理一些暫時的結論。我們認識到這個問題，我將是一個蹩腳的談判者，而且承認在向我們所提出的批評中存在著有價值的東西。

周　總　理：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因為受邀還要附帶條件而無法參加那個委員會的會議？

基辛格博士：這是總的問題的一部分。

周　總　理：因為如果要討論朝鮮問題，作為這個問題的一方，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應該被允許無條件地參加。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

周　總　理：關於朝鮮最終和平統一應該如何達成的問題，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但是朝鮮必須統一，因為她是一個僅有四千萬人口的半島。這個問題目前已存在了十七年。當然，我們需要一些時間來找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基辛格博士：如果我們能在我們所描述的目標上達成一致意見，那麼，我認為總理提出的關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參加“聯合國朝鮮統一和復興委員會”的觀點有很大的價值。

（據說詹金斯與霍爾德里奇的會談已結束，詹金斯傳來口信，說根據他的理解，他們應該參加基辛格博士和總理的會談。基辛格博士說如果總理同意他就贊成。總理說那很好，不過，他想首先結束這部分討論。）

基辛格博士：你剛才準備提出另一個主題是什麼？

周　總　理：日本和次大陸問題。

基辛格博士：讓詹金斯和霍爾德里奇加入會談吧。

周　總　理：在我們結束這部分討論後，我們會請他們進來的。我們讓他們休息一會。熊（向暉）先生會陪同他們。

基辛格博士：當然。

周　總　理：我們的立場是，我們不是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為該委員會的成員而努力——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不是聯合國的成員國——而是認為應該解散那個“聯合國朝鮮統一和復興委員會”。

基辛格博士：我們正在調查這個問題。

周　總　理：另一方面，我們的立場是，當聯合國討論朝鮮問題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應該有權利參加。我們認為這一立場是合理的。但假如我們處於他們的地位，換句話說，假如是關於中國的事，我們不應該有這樣一種要求。但是，我們不是他們。他們是一個半島，而中國是一個大國。如果聯合國不接納我們，沒有聯合國，中國照樣能夠生存。因此，在這件事上，我們可以採取兩種不同的立場，但因為我們是他們的朋友，在這件事上我們應該代表他們的觀點。

基辛格博士：總理認為在我們兩國之間，我們應該如何處理朝鮮問題？

周　總　理：你不是說處理朝鮮問題的時機尚未成熟嗎？如果你感興趣，作為交換，我們可以提出我們的觀點。

基辛格博士：時機尚未成熟。你滿足於在這次意見交換中這個問題就討論到這裏，還是想繼續進行討論？

周　總　理：我們不想在這裏結束討論。這是個問題，應該交換意見。

基辛格博士：即使我們在具體的方法上有分歧，但在總目標上有某些一致的看法，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周　總　理：不僅是具體的方法，而且我們還沒有探討整個問題，例如，如何幫助朝鮮實現和平統一。在這方面，我們也沒有交換過關於方法的意見。我們達成一致意見的只是美國軍隊最終應該從南朝鮮撤出。至於何時應該撤出，這是你們的問題，也是一個值得我們雙方交換意見的問題。

基辛格博士：這也是我的信念，即半島上的雙方應該平等地合作，任何一方都不能獨享統一國家的權利。

周　總　理：只有朝鮮人民擁有重新統一他們國家的權利，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稱作整個朝鮮人民的代表。當前的問題是，美國不打算在南朝鮮讓日本自衛隊代替美國軍隊。這是你剛才說的。

基辛格博士：在所有的其他闡述的背景下，這是相當準確的。但如果北方開始施加軍事壓力，那麼，就沒人能夠確定其結果了。

周　總　理：你是指如果北方進攻南方？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萬一發生這種情況，北方會準備承擔更大的責任。

基辛格博士：北方承擔？

周　總　理：北方承擔。當然，我們不會對外國軍隊進行挑釁，但是我們必須做好外部軍隊從各個方向進攻我們的準備。

基辛格博士：根據我們描述的情況，假如北方不打算擴張到南方，並且南方不打算擴張到北方，我們對後者有信心，那麼，我們將反對日本自衛隊進駐朝鮮。

周　總　理：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相互的。

基辛格博士：說得很對。

周　總　理：只有一點我們還未討論。那就是如何實現朝鮮的和平統一。我們可以稍後再討論這個問題。

基辛格博士：現在我們沒有具體的想法。

周　總　理：朝鮮問題已經拖了十八年。越南問題拖了十七年。但是中國的問題拖了二十二年，那沒關係，然而我們兩個國家應該同情兩個較小的國家。你不這樣認為嗎？

基辛格博士：是的。我認為我們雙方應該對我們的朋友施加影響，防止他們進行軍事冒險。

周　總　理：你們不是建議紅十字會舉行會晤嗎？也許這是一個好方法。但是，現在它們也因沒有結論而被拖延了。所以，談判的時代也能變成拖延事情的時代。

基辛格博士：我們兩國之間的談判除外。

周　總　理：不應該再那樣下去。如果繼續拖下去，他們的問題就得不到解決。

基辛格博士：這不是我們的立場。

周　總　理：但是，我們容忍了你們的拖延，因為你們沒有在臺灣採取行動。

基辛格博士：我們已經採取了一些行動。

周　總　理：我們可以容忍，但其他國家不能容忍。你能找出其他國家嗎？我想找不出。包括拉丁美洲國家。

基辛格博士：拉丁美洲國家不是以耐心而出名的。總理先生，我認為你已經以非凡的智慧著手處理我們的關係問題，我在美國經常這麼說。

周　總　理：毛澤東主席具有非凡的智慧，那是他以往鬥爭經驗的總結。他不認為這是先見之明。

基辛格博士：這對我們而言也是不容易的。我們的政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總理向（《紐約時報》記者）賴斯頓先生指出了這點——引起他的不快。

周　總　理：賴斯頓先生不理解這點，對此我無能為力。

基辛格博士：在詹金斯先生和霍爾德里奇先生參加我們討論前，有一個主題我想提一下。在你們加入聯合國之前，如果發生投票選舉秘書長的情況，如果有你們認為不合適的候選人，讓我們知道，我們會非常嚴肅地考慮這事。

周　總　理：我們還未研究過那個問題。

基辛格博士：現在沒有必要回答。

周　總　理：坦率地說，我們對這類事情完全沒有經驗。有許多國家告訴我們，他們將建議誰當秘書長。

基辛格博士：我知道這些候選人，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你們強烈反對的一些候選人。

周　總　理：讓李承晚[58-2]當秘書長是不妥當的。

基辛格博士：（候選人中）沒有南朝鮮人。這是我在前一次會議中得到的消息。

周　總　理：或者說，南越人當秘書長也是不妥當的。我認為由你們提名也是不妥當的，因為如果你們提名，對你們來說繼續你們的談判將是不可能的。同樣，對你們來說，提出施里瑪達當候選人也不好。

基辛格博士：但是，像芬蘭人和錫蘭人也在感興趣的候選人之列。也許總理希望考慮該問題，或根本不作回答。

周　總　理：最好是不回答。

基辛格博士：很好。

周　總　理：總之，我想說提名南朝鮮人、柬埔寨人或南越人都是非常不適當的。我認為提名日本人也是不適當的。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一位中立國的人。

周　總　理：相對中立。哈馬舍爾德[58-3]先生做了些事。可惜他去世了。

基辛格博士：他是一位非常複雜的人。

周　總　理：然而，如果他不是一個複雜的人，他一個人如何能夠處理聯合國的各種事務？

基辛格博士：一個人應該是非常複雜的，或者是非常簡單的。

周　總　理：有一件事我想問你。你提到應該在一個秘密會議上討論蘇聯問題。

基辛格博士：那不是必要的。如果有一個觀點，我不會考慮它，而是告訴禮賓司的某個人，然後定個時間討論它半小時。

（下午5時55分至6時05分是休息時間。詹金斯、霍爾德里奇和熊向暉參加會議。）

周　總　理：會議之後我會讓他們給你一份文件，上面記錄有你們的偵察機在我們邊界以及在我們沿海地區的活動情況。讓我們對日本做一些討論。現在，你們是如何看待日本的？

基辛格博士：為什麼對這個問題考慮得那麼多的總理不先談談你所關注的方面？這樣也許我會應對你的問題。

周　總　理：就目前經濟發展的水平而言，很難抑制日本經濟發展。因此，無可避免地產生了與別國的矛盾，諸如與一些發達國家，以及還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矛盾。例如，當尼克松總統宣佈新經濟政策時，而這個政策影響到日本經濟的發展，這就有了一個大國的問題。關於這點，你們似乎正在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儘管如此，這些問題仍然存在而且正在增加。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此外，存在著日本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問題。因此產生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幫助發展中國家會有助於它們的發展，還是相反會加深這些國家的殖民化。根據新聞報導，現行的日本政策是加深這些國家的殖民化。那麼就有了另一個問題。這就是另一個大國在想是否引進日本的投資者，以幫助獲得原料和幫助發展其本土市場。

基辛格博士：你指的是你北方的鄰國？

周　總　理：不錯。所以同他們的談判正在繼續，因而日本的未來是變化莫測的。對我們來說，我們總是希望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教訓後的日本能夠走上和平和中立的道路。但是，這僅僅是我們的希望，或許也是大多數日本人的希望。

但是，假如日本政府繼續其資本主義競爭的政策，日本必定會招致麻煩，這只是早晚的事情。因為如果一個國家要發展，先應該允許其他國家也發展。所以他們現行的經濟發展政策如不改變，那麼即使他們用了自衛的名稱，經濟的膨脹仍會帶來軍事的擴張。你是這個領域的行家，你的同僚，賴肖爾（Reischauer）先生也看到了這點。

基辛格博士：然而，賴肖爾現在老是挑我們的刺。（笑聲）

周　總　理：他使用的語氣同你們不同。

基辛格博士：他認為，由於我七月份的來華訪問，我們正在失去日本的友誼。

周　總　理：情況未必是如此。這取決於人們如何理解友誼。如果目的是挑起另一個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它就是朝另一個方向發展。但是如果目的是緩和遠東的緊張局勢，那麼我們就應該考慮日本的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儘管日本對中國實行了五十多年的侵略，我們仍未採取報復的政策。相反，我們對日本採取了和平和友誼的政策，但是為了做到這點，人們必須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與和平共處。只有這樣，我們兩個國家之間才會有和平和友誼。日本政治家和日本的廣大人民群眾都持這種觀點。

但是日本當局經常受到另一些團體的慫恿而變得更具侵略性。這是因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是得益的。日本不必支付戰爭賠款，而且她從在其他國家發生的戰爭中發戰爭財。在過去的二十五年多的時間裏，日本不需要在其國防上花費太多的錢。

現在情況不同了。她羽毛豐滿了，並且準備飛起來。所以，隨著經濟的發展，日本必定在其“第四個防衛計劃”中撥出更多的錢以用於國防，這點上一次我已向你提起了。日本一旦走上了軍事擴張的道路，現在就很難說她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因此，假如我們要緩和遠東的緊張局勢，我們就應該在這個問題上坦率地說明觀點。我們不想同日本敵對。我們需要和平和友誼。我們說這種話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不僅中國已不是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中國；而且日本也已不是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日本，在日本人民中間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假如在處置這件事情時，如果日本政府的擴張主義政策能遭到否定以及和平的政策得到鼓勵，那麼這種狀態可能得到改善。至於他們自身的問題，他們最終必定會解決。

基辛格博士：總理說的“和平和友誼”的政策指什麼？

周　總　理：噢，“和平和友誼”的政策必然伴有不承認臺灣當局，而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把臺灣和朝鮮作為往外擴張的兩個羽翼的全部野心；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我們對歷史非常清楚。當我們觀察來到中國的前外交部部長和總理的那些政客和政治家時，感到非常有趣。

基辛格博士：他們用特使來影響人。

周　總　理：你也是吧？

基辛格博士：我接待那麼多的日本特使，我都不知道他們是在為誰遊說。

周　總　理：你也有這樣的經歷。

基辛格博士：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性。當他們回去後，他們和日本的新聞界商量。這是你的經歷吧？

周　總　理：是的，有二十多年了。他們從來沒有停過。（笑聲）因此，我們想聽你談談關於日本的觀點。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我願意坦率地把我們的評價告訴你。在我們政府內，沒有一個完全一致的看法，不過，讓我把一度佔據主導地位的白宮的觀點告訴你。按照我的習慣，我不妨以哲學觀點開始。如果我能夠將中國和日本作為一個社會進行比較的話，中國傳統上有一種全球性的見解，而日本卻只有一種種族的見解。

周　總　理：他們眼光比較短淺。這也是非常奇怪。日本是一個島國，不列顛也是一個島國。

基辛格博士：他們是與眾不同的，因為日本相信他們的社會是不同尋常的，所以他們能夠適應一切變化並且保留他們的民族精華。因此，日本人有能力做出突然的和令人震驚的變化。他們在二至三年的時間裏從封建主義轉而崇拜天皇。在三個月裏他們從崇拜天皇轉變為民主政治。

周　總　理：他們現在又打算回復到崇拜天皇。

基辛格博士：這取決於他們如何評估世界力量的平衡。

周　總　理：你見過天皇嗎？

基辛格博士：見過，在阿拉斯加。今天早上我向貴國的外交部部長作了解釋。（笑聲）

周　總　理：非常複雜。

基辛格博士：隨後禮賓司司長神經崩潰了。非常複雜。總理先生，不是非常深奧的談話。在我告訴你這件事時我沒有披露任何秘密。

周　總　理：我理解。

基辛格博士：日本人對別人的態度沒有敏感性，因為他們專注於自身的文化。我說這點是因為日本的這種特性把特別的責任強加在所有必須同他們打交道的人的身上，強加在我們身上以及你們身上。有些美國人認為讓日本不斷發展、然後日本用更多的資源來奉行我們喜歡的政策是可能的，我認為，而且我一直認為那些有這種想法的美國人是極其天真的。

我與總理的看法相同，經濟發展產生其自身的本能。我還同意總理的部分觀點，即日本經濟發展的方式說明了其種族特性，因為日本經濟發展的方式具有將其他國家拴在她的政策上的目標。所以我對日本不抱幻想。

另一方面，我也認為那些國家會遭受同樣的幻滅：他們從另一方面認為，通過相反的方式，他們就能把日本拴到他們的政策上。例如——在我明白這點以前——我認為在目前的狀況下對每個國家、特別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蘇聯有著強烈的誘惑。我們在七月份的會談時沒有確定日本的定位。因此，我注意到蘇聯已作了特殊的努力試圖將日本納入其軌道。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些行動的客觀後果可能是試圖將日本納入她的軌道。例如，《人民日報》在9月18日的一篇社論中警告日本，美國可能會隨時背叛她。我坦率地講，這樣的對抗只會鼓勵日本的民族主義。一方面，它會給一直支持舊政策的力量以推動力，但是從長遠來看，它會導致日本試圖在太平洋地區玩弄力量平衡的政治把戲。

出於這種觀點，我想對總理希望見到中立的日本的表述作些評論。難以理解對於擁有一億兩千萬人口的第三大工業國而言，中立意味著什麼。歷史上只有兩種類型的中立：那些受到其他國家保證的國家，如比利時；或者宣告本身是中立國，並以其力量來保護自己的那些國家，如瑞士和瑞典。宣告本國中立，並憑藉其自身的軍事力量保護自己的那些國家總是有龐大的軍隊。從規模上說，瑞士和瑞典與歐洲的其他國家相比擁有更大的軍事力量。

日本以其自身的資源保衛本國，這對日本所有的周邊國家將是一種客觀上的危險，因為日本將會變得更為強大。因此，我認為目前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實際上是對日本的一種約束。如果我們要執行一種玩世不恭的政策，我們將會使日本掙脫束縛，並鼓勵日本自力更生，因為這樣做會在日本和中國之間引起極度的緊張，而我們可能從中發揮作用。但是，那樣做是很缺乏遠見的。無論是你們還是我們都將成為犧牲品。

因此，重要的是我們在日本問題上相互理解並且我們雙方都對日本表現出克制。那些美國人相信日本能夠遵守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政策的想法是天真的。日本人有他們自己的目標，而這些目標不是在華盛頓而是在東京制定的。那些人製造了一種錯覺：認為日本歷史開始於1945年，他們描述的歷史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對試圖利用日本反對美國的其他人而言也是危險的，因為這兩種政策都有提高日本地位的傾向。

因此，讓我具體地對你重複一下我在其他場合所說過的美國政策。第一，我們反對日本發展核武器，不管無權談論這些事的官員說些什麼。此外，他們以前一直堅持認為他們從未說過這種話。

第二，我們贊成日本在一定的限度內裝備常規武器，這個限度是足夠保衛日本四島而不是用於其他目的。

如我在前幾次會談中向你指出的那樣，我們將反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擴張到臺灣、朝鮮或者其他地方。

我們承認日本經濟發展的問題是一個涉及到當今整個世界的問題，而不單單是日本自己的問題。

那些是我們的國家原則，但為了使它們產生作用，我只能再說一遍，它們需要所有各方都約束自己。

周　總　理：如果說你們不想日本裝備核武器，那是否意味著你們將給日本一頂核保護傘，因為他們能夠利用這頂核保護傘去威脅其他國家？

基辛格博士：他們能嗎？怎麼做？

周　總　理：因為他們會感到像他們的盟國一樣他們有著強大的力量，以致於他們能夠在經濟上進行擴張，隨之而來的是他們的軍事力量。

基辛格博士：談論假定的情況是很困難的，但是在由日本企圖擴張造成的任何軍事衝突中，我真的認為不可能啟用核保護傘。核保護傘主要適用於對日本本島的核攻擊。我們為日本使用核武器的理由不可能比為自己而使用的更多；事實上，只有更少。但是日本人很快就有生產核武器的能力。

周　總　理：這是可能的。

基辛格博士：如果我們準備撤出，他們的和平原子能計劃給他們提供了足夠的，因此他們可以輕易地製造出核武器。所以，替代方案實際上是一項更不受歡迎的日本的核計劃，我們是反對該項計劃的。

周　總　理：你認為你們有能力限制日本的自衛力量嗎？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我不想斷言我沒有把握的事情。總理描述的傾向確實在日本存在。我認為，以我們目前的關係，我們有更好的機會去限制日本的自衛隊，總比它能夠聲稱日本已經被出賣，因而其民族主義重新抬頭會更好。對美國而言，這樣做是沒道理的：美國為了阻止亞洲被日本武力統治，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卻在二十五年以後慫恿日本武力統治亞洲。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因為我們的政府還沒有處理這個問題，正如總理所指出的，如果日本真的有一個重新裝備軍隊的龐大計劃，那麼，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傳統關係將會重新得到維護，所以，我們希望非常認真地討論這種可能存在的情況。

總而言之，我們願意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對防禦日本四島的裝備進行限制，但是如果失敗了，我們願意盡最大努力同其他國家一起制止日本的武力擴張。

周　總　理：對於這點我不能夠充分理解，因為目前另一個大國正試圖爭取日本，並使日本的經濟能夠支撐進一步擴大的軍事力量。因此，為什麼不向日本人民指出，日本應該奉行和平和中立的政策？基辛格博士：顯而易見，我不介意日本奉行和平政策。我認為日本所宣佈中立的客觀結果將會是大規模地武裝自己；日本將會在技術上保持中立，但是日本從前也是這樣的。此外，那另一個強國總是目光短淺，那麼長時間還沒有實現一項大的計劃。除了引起他們的鄰國和我們慍怒以外，他們還能提供什麼呢？

周　總　理：從經濟上說，那個強國也許能滿足日本人的一些胃口，但不會很大。

基辛格博士：我不這麼認為。

周　總　理：那個強國（她）甚至不能滿足日本的一些願望嗎？

基辛格博士：坦率地說，我對此懷疑。我認為，當他們碰到一些日本的經濟方法時他們會反悔。

周　總　理：這方面也許你比我知道得多。

基辛格博士：首先，為了大規模地做這件事，日本必須給整個經濟結構重新定位。蘇聯用西伯利亞刺激日本的胃口將是極其危險的。

周　總　理：對。這就是我的意思。他們會刺激日本人的胃口，這將需要一些時間，同時也必須冒一些風險。這樣日本壟斷資本家必須從不同的方面考慮一些事情。

基辛格博士：是的。我認為，雙方會合力的，但是雙方都不能給他們的經濟結構完全重新定位。

周　總　理：不錯。可能在某一段時間裏，假如蘇聯繼續照此方法行事，她會失去更多。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下，鼓勵日本奉行和平和中立的政策，有什麼不好？因為她不表示復仇，而且每次我們試驗核導彈時，我們都表示核導彈不會被用於戰爭，因此，在發展核武器方面他們沒有理由縱容他們的欲望。我理解你的意思。沒有美國的控制，日本會是一匹四處亂跑的野馬。是否有可能用她的經濟將他們控制到這樣一種程度？

基辛格博士：可能性不大，不過，在你所關注的軍事方面，可能性比你所設想的更大。至於核保護傘，我們不必就此與日本簽訂協議。萬一日本受到攻擊，如果我們想要保護日本，我們有能力做到。在核時代，一個國家保護另一個國家不是因為有協議，而是因為其國家利益處於危險之中。因此，我們本身不需要協議。日本在軍事上對我們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果我們在遠東有侵略的圖謀，我們不會需要日本。我們不會需要我們在日本的基地。我們能在其他地方這麼做。

周　總　理：但是，國防部部長萊爾德在日本不是這麼說的。他給日本人以鼓勵。

基辛格博士：國防部部長萊爾德說他從未作過這樣的陳述，而且他不會撒謊。（笑聲）在我回到美國後，他正式聲明他從未作過這樣的陳述。

周　總　理：關於日本的問題，你們有你們的觀點，我們有我們的觀點。讓我們看她如何發展吧。

基辛格博士：但是，在日本問題上我們有一定的共同利益。

周　總　理：是的，讓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不是件好事，但問題是日本把其經濟發展到目前的水平。我們不能說你們沒有把日本養肥到現在的程度。

基辛格博士：基本上是這樣。但是，既然問題存在，我們必須在太平洋的兩岸做出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決定。我們不能做愚蠢的樂觀主義者，你也必須根據目前的情況來考慮這種局勢。

周　總　理：日本已經被餵養成這樣一個肥壯的國家，貴國總統在7月6日的講話中對這點特別做了強調。那是一個最現實的聲明。現在的問題是日本的廣大人民群眾要求取消在日本的軍事基地。你是怎樣看待對包括沖繩在內的在日本的這些軍事基地所起的作用？

基辛格博士：只要日本人真的希望我們從日本撤出軍隊，我們將會撤出我們的軍隊。我們在日本駐軍主要不是為我們自己考慮。但是當那天到來時，我想你們不會感到高興，因為總有一天你們會對此後悔，就像我們今天後悔我們為什麼在經濟上支持日本。

周　總　理：那是兩碼事。因為撤出你們的軍隊只能在對日本友好的態度下完成，而不是在敵對的態度下完成的。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你知道你們不贊成蘇聯派遣軍隊進入捷克斯洛伐克，那麼你們在外國的領土上派駐軍隊又做何解釋呢？

基辛格博士：我們沒有派遣我們的軍隊進駐日本。如果日本政府要求我們撤出，我們當然會撤出。如果日本要求我們廢除防禦條約，那麼在一年以內我們將撤出軍隊。日本政府要求我們撤出，美國軍隊就不會多呆一天。日本軍隊和美國毫無關係，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聯軍隊卻在那裏把一個政府強加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頭上。因此，這是完全不同的。

（編譯者按：原件此處有一頁尚未解密）

我們的觀點是⋯⋯

周　總　理：你知道柯西金[58-4]送給葉海亞總統的信嗎？

基辛格博士：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周　總　理：10月7日。也許你還不知道此事。

基辛格博士：我所知道的是蘇聯敦促雙方保持克制。

周　總　理：是你們建議雙方各自再撤回一段距離。

基辛格博士：正如我所告訴你的。

周　總　理：巴基斯坦接受了你們的建議，但是，那不是蘇聯的方式。相反，蘇聯正在威脅巴基斯坦。

基辛格博士：我不知道信的內容。

周　總　理：我們最近剛知道這件事。你的評價是什麼？你說你到達這裏時，你認為存在著危險。

基辛格博士：我的評價是，首先，難民潮給印度帶來了問題。起先他們合理地抱怨難民潮會破壞孟加拉的穩定。從那時起，我們對難民潮做出了反應：提供各種援助物質——給印度難民的所有援助中有一半以上來自美國——我們已經差不多給了難民三億美元的援助。

周　總　理：蘇聯給了多少？

基辛格博士：少得多了。一億美元都不到。在我記憶中也許是五千至六千萬美元。少得多了。從另一方面來說，我看了總理上次給我推薦的馬克斯韋爾（Maxwell）寫的那本書，那是我們的觀點，肯定是白宮的觀點，對於那種情況，印度人基本上使用了對你們使用過的同樣的戰術。

周　總　理：那是他們的傳統。

基辛格博士：我們認為，印度人不再把這種局勢視為東巴基斯坦的法律問題，而是把之視為解決他們從未接受過的整個巴基斯坦問題的機會。他們這樣做的戰略是準備強迫東巴基斯坦的局勢發生迅速變化，同時通過這樣的方法，以削弱西巴基斯坦的社會架構。印度人認為一些外部國家會支持他們，從而才這麼做的。

周　總　理：相當大的鼓勵。

基辛格博士：就美國政策而言，我們是唯一沒有譴責巴基斯坦的西方主要國家。就是因為我們，我可以說克服了我們政府中的親印度分子的反對，財團才沒有切斷對巴基斯坦的援助。目前，我們對巴基斯坦免除了一筆九千萬美元的債務。同時我們以免除債務的形式使其他的二點五億美元的基金可以被使用。

我們完全反對印度對巴基斯坦的軍事行動。通常我不接見大使，但我代表總統警告了那位印度大使：如果印度發起進攻，我們將切斷對印度的所有經濟援助。我們把我們的看法告訴了俄國人，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正試圖抑制這種局勢的發展，但是我不敢確定我是否能相信他們。我們認為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或兩個月內，很有可能，印度或者發起攻擊，或者通過把巴基斯坦人逼入絕境中來挑起巴基斯坦人發動進攻。我們告訴葉海亞總統，當我到中國時，我們會與你討論印巴局勢，我只希望你知道，我們完全反對印度的行為，我們準備聽取你願意提供的任何建議。

我們已經力勸葉海亞總統將他的軍隊從邊境撤回一些距離，以及確定一些政治提議以便戰勝如此有系統地針對巴基斯坦的宣傳，便於我們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場合支持巴基斯坦。

甘地夫人預定在11月4日和5日來美國，假如她來美國而且那時還沒發生戰爭，總統將可能用最強烈的措詞同她講話。我們將非常歡迎你們提出看法。

周　總　理：在把我們的看法告訴你們之前，我們希望對這件事作進一步的研究。因為我們直到最近才知道柯西金給葉海亞總統寫了一封帶有最後通牒性質的信。

基辛格博士：真的嗎？

周　總　理：我還沒研究過這封信，因為我在不久之前才知道有這封信。鐵托元帥作為調停者去了印度，但他被甘地夫人說服了。

基辛格博士：我瞭解這事。

周　總　理：由於甘地夫人已經訪問了莫斯科，再加上鐵托的這次訪問，這可能進一步增強了她對局勢的錯誤估算。因此，也許我們可以在明天或後天討論印巴局勢。

基辛格博士：這對決定我們的行動也會有幫助。

周　總　理：來自東方的我們和來自西方的你們對東巴基斯坦做得最多，而且我們最瞭解印度的傳統。在讀了馬克斯韋爾的書以後，你也相信這是印度的傳統政策——她不同意克什米爾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同時不接受巴基斯坦的存在。

基辛格博士：我們認為她將企圖摧毀東巴基斯坦。我們在東巴基斯坦沒有國家利益。我們要求她反映人民的意願。無論東巴基斯坦留在巴基斯坦還是不留，對我們都沒有利害關係。我們向印度提了許多建議，通過這些建議我們將把難民問題同東巴基斯坦的政治演變分開，同時這個建議沒有預先判斷局勢。但是，印度卻連續不斷地提出要求，而他們知道葉海亞總統是不會接受這些要求的，這些要求將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強行形成一個解決方案，這樣做也會產生破壞西巴基斯坦社會構架的作用。這就是當前問題的性質。

周　總　理：除此之外，還有蘇聯希望利用這種局勢和亞洲的矛盾以便於蘇聯在歐洲騰出身來。這是一種非常愚蠢的思維方式。

基辛格博士：感恩戴德不是印度明顯的特點，莫斯科會體會到這點的。（笑聲）

周　總　理：是這樣的，因為蘇聯的政策一直不是真正地幫助人們獲得民族獨立。讓我們回到蘇聯的話題上。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基辛格博士：關於蘇聯問題，當然，我們一直把我們和蘇聯的各種接觸全都告知了你們。如你所知，在我訪問北京以前，我們已經和蘇聯談論過峰會事宜。正如我當時告訴你的，當某些條件符合時，我們會接受舉行峰會的建議。但是，我一直把那些接觸活動和步驟以及各種各樣的嘗試告訴你們，以便看一下我們是否先去莫斯科。

我必須說，這次北京之行沒有改變蘇聯政策的走向，但是這多少改變了他們的風格。我們與蘇聯有一些具體的問題：“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和在歐洲的各種問題，諸如已解決的柏林問題。目前，蘇聯正給我們施加很大的壓力，要我們同意舉行歐洲安全會議。

周　總　理：在有關西柏林問題談判的最後幾天裏，蘇聯非常快地放棄了他們過去所堅持的所有要求。他們做出的讓步比你向我們所估計的那些讓步更大。

基辛格博士：什麼時候估計的？

周　總　理：今年夏天。在8月16日，你估計關於柏林問題將需要得到解決的可能純粹是技術問題。但是甚至在這些純技術問題解決之前，柯西金親自到了柏林，而會談結果是徹底的失敗。會談很快結束。

基辛格博士：我是指解決了過境手續和諸如此類的各種問題，取得一致的就是這些事情。我不知道任何其他方面的讓步。總理認為蘇聯作了什麼其他的讓步呢？

周　總　理：那是純技術性的，這是你使用過的詞語。由於蘇聯的讓步，這等於他們承認西柏林是西德的一部分，蘇聯以前是不承認這點的。蘇聯讓東德窘迫不安；東德會說蘇聯對西柏林的許諾過分了。

基辛格博士：從我們的觀點來看，協議確實比我們六個月前所想像的要好一些。但是依照我們的判斷，根本原因是蘇聯很想在歐洲騰出身來，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區。

周　總　理：他們可能騰出身來嗎？

基辛格博士：這對蘇聯政策而言是進退兩難。他們能夠解決他們同我們之間的問題，因為當他們與我們一貫的主張一致時，我們就接受解決方案。另一方面，當與美國和西歐的緊張局勢緩和時，東歐內部的自由運動就會增加。那是目前局勢的矛盾之處。現在，我們承認，當我們與蘇聯達成解決方案時，比如在柏林方面，這就可能產生給你們增加問題的客觀後果。

周　總　理：這沒關係。

基辛格博士：但是我們與蘇聯達成解決方案沒有這個動機。

周　總　理：我們理解。

基辛格博士：我們細緻地讓你們知道有關情況。我也許應該在“柏林協議”達成前就把協議的細節告訴你們，但是你們的代表從我這兒得到了那麼多的信息，我不想過多地損耗他的電報傳遞能力。

關於“歐洲安全會議”，蘇聯⋯⋯我們認為蘇聯希望這個會議解決其東歐政策上的矛盾。當雙方作為集團相互會面時，蘇聯能增加對東歐的控制、加強和平以及緩和緊張狀態。當外交部部長葛羅米柯[58-5]告訴總統，希望得到總統對“歐洲安全會議”的支持是他會談的主要話題之一時，我們告訴葛羅米柯，要等柏林會談結束後才能考慮此事。

葛羅米柯還顯示出了在解決中東問題方面的強烈興趣。最後⋯⋯

周　總　理：我想問一個關於“歐洲安全會議”的問題。你的想法是以獨立國家的形式還是以集團的形式參加會議？

基辛格博士：我們希望以國家的形式參加會議。蘇聯更喜歡以集團的形式參加會議。我們需要一份精確的議事日程。蘇聯迄今為止未提出一份議事日程。實際上，我們真的不知道議事日程是什麼。我認為議事日程是總理所稱的次要問題：文化交流和貿易。（笑聲）我們正在使用剛從總理這兒學來的表述方式。

周　總　理：這不是我們的表述方式。這是一個我們關注的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對此理解。最終，葛羅米柯表示了擴大美蘇貿易的強烈興趣，但沒有具體細節，我們正準備派商務部長去蘇聯，瞭解一下他們是怎麼想的。我們還沒有見到他們的提議。

周　總　理：解決中東問題的可能性有多大？你說你們不準備直接參與解決這些問題。

基辛格博士：在中東嗎？怪不得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呢？（笑聲）現在，現在正用更多的精力而不是精確性來奮力解決這個問題。（笑聲）中東的問題⋯⋯通常人們說，一個好的解決方案是雙方都滿意的方案，但是在中東最好是有一個雙方都不滿意的解決方案。現在正開始一些嘗試，讓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開始進行秘密談判。我今天在一份報紙上閱讀了關於談判的細節，從中可以看出他們談判的秘密程度。如果有任何進展，我們大約在六個星期以後知道。如果可能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我會讓你們知道。目前，我個人的估計是，秘密談判將會失敗。

隨後，葛羅米柯在中東的時候，他曾邀請我單獨和他一起喝茶。這事任何人都不知道。他重述了我已經告訴過你的所有的其他事情，以及他已經和總統說過的那些事情，但沒有更大的意義。但是他還談論了美中關係。他說蘇聯不會反對我們之間關係的改善，但是，蘇聯反對我們同中國勾結。

周　總　理：他直接和你用英語交談嗎？

基辛格博士：是的。我和葛羅米柯的談話只有蘇聯大使在場。我問他“勾結”是什麼意思，同時問他是否可以舉出任何我們可能要做他反對的事情的具體事例，但是他的回答含混不清，諸如“只要威脅到和平，他們就會知道”等，但他並沒有告訴我具體的事例。（笑聲）

至於我們自己的政策，我重申我們能與你們打交道的唯一方式是以信譽為基礎，因此，我會把可能影響到你們的任何有關我們與蘇聯討論的事情告訴你們。毫無疑問，既然某些人企圖製造麻煩，你們能夠設想你們從其他途徑聽到關於正在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不真實的。

我們拒絕在與蘇聯已簽訂的任何協議中，例如在關於意外戰爭的協議中，我們也拒絕了會使協議適用於其他國家的一項條款。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談判中，我們拒絕了這樣一項條款：授權每個國家對正在策劃挑起進攻的任何國家進行攻擊。請對所有這些信息保守秘密，我們信任你們。

正如我上次告訴你的，我們準備在軍備控制的領域裏同你們簽訂我們也正在同蘇聯簽訂的協議。我們理解你們不會參加你們所說的那種具有把你們套住後果的任何協議的談判。但是，例如，有關意外戰爭方面的協議不涉及對你們軍事行動的限制。它只是提供了一方把無法解釋的事件通知另一方的機會。我們對這件事不急，但我們準備同你們簽訂同樣的協議。我們不把它作為一種正式的提議，而只是希望你們知道，我們準備做這件事。

周　總　理：那是一份防止意外戰爭的協議。

基辛格博士：不錯，或者是關於直接通信聯繫的協議，如果你們感興趣的話，那些是我們最近同蘇聯簽訂的兩份協議。如果你們想看一下，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這兩份協議的副本給你們看一下。我重申，這不是一份正式的提議，而只是讓你們熟悉一下這方面的情況。我想說的關於蘇聯關係的內容就這些。

周　總　理：他們一點也沒有提到我們同他們的邊界談判？他們提到了任何有關領土要求的事嗎？

基辛格博士：他們非常模糊地提到領土要求。（周總理笑了）但是，只有在領土問題上才會有過高的要求。我拒絕同他討論領土要求。

周　總　理：我感謝基辛格博士告訴我們美國和蘇聯關係的有關情況。只要協議有利於緩和緊張局勢以及在平等與有利於世界人民的基礎上簽訂，我們認為這就是一份正確的協議。如果協議起不到這些作用，我們會對此表達我們的觀點。

柏林問題與我們沒有直接關係。我只想作一個提問：在四大國達成協議後情況如何，東西方在翻譯上有爭論嗎？

基辛格博士：這是和蘇聯打交道的奇怪之處。正如我上次所說的，在與蘇聯打交道時，只要達成協議，緊接著就會在協議措詞方面有另一次談判。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七月份在這裏時，我曾問你，你們是否發表同樣的文本。實際上有兩次爭論。一次爭論是——協議是用英語書寫的；協議的正式語言是英語。當這份協議翻譯成俄語時，俄國人刪去了用英語整理的詞組並把它們恢復到原來的形式。

周　總　理：然後他們再把協議翻譯成德語。

基辛格博士：不，這已解決，俄國人再次接受了他們已經同意的事情。隨後在俄語文本翻譯成德語時，他們的德國盟友如法炮製了蘇聯人的做法。在那點上我們需要一位空頭理論家去談判那份協議。因此，除了兩個詞語仍有爭議外，整個德語文本的爭論都解決了。對於這兩個詞，他們沒有使用德語。他們使用了英語、法語和俄語。（笑聲）

周　總　理：試圖從戰術的花招中謀取某種東西是不明智的。這是在浪費時間。也許他們有某種理由。

基辛格博士：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失去了很多信譽，那麼做不值得。人們不可能通過旁門左道得到真正的收穫。

周　總　理：基辛格博士剛才提到的與蘇聯簽訂的兩份協議是關於意外戰爭和熱線的，但對我們來說還沒有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現在處於試驗階段，我們已說過我們不會首先使用這些武器。關於參加蘇聯所提議的會議（五個核國家），我們已經答復了蘇聯。

基辛格博士：我們也答復他們了。

周　總　理：這是過去的事了。關於這兩個問題，對我們來說沒有必要，但是如果你願意給我們協議副本，我們將把它作為參考，因為我們對此一無所知。謝謝你在這方面給我們增長了知識。

蘇聯在聯合國提出了關於召開世界裁軍會議的建議。他們剛提出該項建議。

基辛格博士：他們在聯合國提出了該項建議，但不是一個我們必須回答的正式建議。

周　總　理：該項建議是否包括所有的國家，不論他們是否是聯合國成員國？

基辛格博士：我想是的。

周　總　理：我的印象中也是這樣的。它將包括像我們這樣不是聯合國成員國的國家。

基辛格博士：你們是如何看待該項建議的？

周　總　理：我想問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因為你瞭解該項建議，不過，也許你也沒有研究過該項建議。或許那是試圖回答我們的聲明：我們認為，如果是為了核裁軍，則不論國家大小，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應該參與；因而他們用召開一般性的裁軍會議的計劃來答復我們。也許我說得不對，因為我沒有研究過該項建議。

基辛格博士：該項建議他們以前就提過。赫魯曉夫[58-6]每年都提。當具體動手處理時，談判就非常困難，因為人們如何能夠在情況非常不同、鄰國非常不同的條件下對軍事需求作比較。所以，我們認為，這不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建議。

周　總　理：對。從那種立場展開談判就像是在放空炮。甚至比放空炮還不現實。一方面在放空炮，而另一方面又不用注意它。但是召開如此會議，他們將浪費所有國家的時間和精力。軍備每天在增加，所以，怎麼可能有裁軍呢？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嘗試把這種討論轉向以特定的地區為基礎，而不是以全球為基礎，這樣你就有一個比較的標準。

周　總　理：在你訪問的第一天，你提到有關貴國總統來華訪問的公報草稿，一份大綱。如果這次訪問從2月21日開始，那麼，還有四個月的準備時間。我知道要提早四個月起草出一份公報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不知道基辛格博士的腦海中是否有公報草稿的雛形。

基辛格博士：我認為，我們可以就今後三至四個月內不太可能發生變化的某些原則先形成一致意見。至於像越南的特定主題，主要將取決於那時的局勢，將不得不等到總統來華訪問時才能確定。但是如果我們在總統來華訪問之前無所作為，我們將真正意識到預先起草公報的必要性，投入很多人力，我們難以最好地發揮我們的能力。當然，我們所做的一切都限制於我們在總統身邊的這群人中，而不是廣泛接受各種意見，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和在總統訪華期間有可能對公報做出修改。

周　總　理：那麼，基辛格博士是否可能把你所考慮的非常初步的大綱告訴我們，我們可以拿它作為我們的參考，從而判斷是否可能同意大綱的原則？在這次訪問期間找到恰當的表述方式將是很困難的。

基辛格博士：當總統來華訪問時，起草公報可能並不會更容易，因為那時我們都會忙於參加與此無關的活動。

周　總　理：你有了初步的大綱嗎？

基辛格博士：有。這個大綱應被視為非常初步的、完全單邊的，因為這個大綱是在沒有與你們進行任何磋商之前我們自己湊起來的東西。

周　總　理：那沒關係。

基辛格博士：我們已試圖把你在我七月份中國之行以及這次中國之行時提出的一些觀點考慮了進去。我已省略了諸如朝鮮和越南等特定主題，但是如果談到那些特定主題，我有一些我們如何表述的想法。如果你想要兩份副本，我正好有兩份。（他把美國方面的公報草案的第一稿傳遞了過去，該草案以標簽A附在本記錄之後。）

周　總　理：這份公報草案這麼長。

基辛格博士：我們非常有靈活性。

周　總　理：因為我們今天的討論開始得晚，用於討論的時間不是太長，只有四個半小時。我們還有兩天多時間。我們將仍然需要同在座的幾位朋友一起再開一次全體會議，以及再開一兩次秘密會議。今晚的討論就到此為止。如果你們想要看電影，你們可以看。如果不看電影，請休息吧。

基辛格博士：也許我們可以看一下拍攝我們上次訪問情形的電影。

周　總　理：這部電影只有幾分鐘，不過，你們可以看一下。

注釋

[58-1]艾爾弗雷德・詹金斯（Alfred Jenkins），時任尼克松的白宮新聞發言人。

[58-2]李承晚（1875-1965），韓國政府首任總統（1948-1960）。日據時代，李承晚因組織反日活動被囚禁，後越獄逃往中國，並輾轉到美國，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日本投降後返回南朝鮮，1948年在美國的支持下建立“大韓民國”並任總統，與北朝鮮對抗。

[58-3]哈馬舍爾德（Dag Hjalmar Agne Carl Hammarskjöld），瑞典人，1953至1961年間擔任聯合國秘書長。

[58-4]柯西金（Alexei N. Kosygin），蘇聯期間曾擔任蘇維埃部長會議主席。

[58-5]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1909-1989），蘇聯資深外交官，1949至1957年間擔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1957年升任外交部部長，直至1985年。1973年進入蘇共中央政治局。

[58-6]1894年4月7日，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出生於俄國庫爾斯克省卡利諾夫小村一個農民家庭。從1953年9月起，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國家最高領導人。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通過“秘密報告”的方式，揭露了斯大林在蘇聯“大清洗”中的行為，引起震驚。1964年10月14日，蘇共中央召開全會，撤銷了赫魯曉夫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成為黨的第一書記。

59

日　　期：1971年10月23日

時　　間：晚上9時05分至10時05分

文　　件：基辛格與周恩來、姬鵬飛等會談——“〔尼克松〕總統的訪問”

文件性質：會談記錄

與會者　：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姬鵬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代部長）

唐聞生、冀朝鑄（中方翻譯、中方記錄者）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1034, Polo II-HAK China Trip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PartII], October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他們對掛在牆上的一幅風景畫做了一些非正式的討論，由於這幅畫描繪的地方鄰近越南，所以使人想起越南的前景。）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你昨天提及的那架偵察機⋯⋯

周　總　理：那架飛機的型號不對，不是SR-2-SR-71。它的中文發音都是一樣的。

基辛格博士：我明白你所講的。我不能絕對確信你是否正巧弄錯了，因此，我與華盛頓核對過。我已查明你的情報是正確的，雖然他們告訴我那架偵察機最接近中國領空時也要相距二十英里。

周　總　理：（翻譯做手勢示意）在不同的地點。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由於這架飛機是沿著中國的領空邊界飛行的，所以在不同的省份接近中國的邊界距離是不同的。（他講出了那些地名。）

基辛格博士：無論如何，這樣的飛行不是華盛頓所授權的。也許跟我昨天所講的不一樣，海軍上將麥克凱恩要負責任。

周　總　理：他派出了一些飛機在其他地方偵察，同時也在邊界的東部地區進行偵察。當然，這在我們現在的領海之外，但是我們的雷達能夠看到它們。

基辛格博士：喔，當我回國後，在我們對這個計劃做出全面審查前，我們停止這類特別的飛行任務。

我還有一則信息想告訴總理。我們收到報告，為了干擾我們所要制定的政策和談判，臺灣的參謀總部正在考慮派出一架R-104偵察飛機到中國領空進行偵察飛行。我們正試圖阻止此事，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如果此事真的發生了，此事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並且不顧我們的反對。我甚至不知道R-104是什麼種類的飛機。

周　總　理：（笑了）總之，這是一架偵察機。

基辛格博士：對。我認為這不是一架高空偵察機。

周　總　理：就是這種型號的飛機不時來干擾我們。我們常常能分辯出蔣介石的飛機還是你們的飛機，是你們駕駛的飛機還是你們提供飛機他們駕駛。

基辛格博士：我們的飛機沒有一架飛到中國大陸的領空。

周　總　理：但是，如果我們知道它們是從臺灣起飛的，那麼一般來講，它們就是蔣介石的飛機。

基辛格博士：沒錯。

周　總　理：因為只剩下一天的時間，所以我們一定要加快工作進度，因為事情總是這樣取得結果的。當然，我不是指宣佈你這次的訪問——那是易於處理的。有關你這次訪問離開後發表的公告，我們已經準備了一份我們認為適當的公告草案。我們可以提供給你。這份公告很簡單。不過，目標非常明確，即確定總統的訪問日期。我們準備宣佈總統訪問的日期為明年二月份，但是為了保證安全以及其他原因，我們不會宣佈具體日期。你既可以本人對此做出決定，也可以在你回國後與貴國總統交換意見後再給我們一個答復。

基辛格博士：我們可以按兩個步驟來進行，這由你來決定。我們可以宣佈一些有關我這次訪問而不包括總統訪問日期，然後，在一個我們雙方一致同意的日期才宣佈，或者我們可以宣佈總統的訪問將會在二月份。

周　總　理：那很好。

基辛格博士：例如我們會說總統訪問的準備工作進展得很好，然後我們將在稍後宣佈總統訪問日期。

周　總　理：你們可能已經起草好草案。

基辛格博士：我們先看你們的草案，然後再作考慮。

周　總　理：我們把兩份草案合在一起考慮。或許我們的草案沒有你的好。（基辛格博士拿出美方的一份草案。）

或許在措詞上“安排”比“計劃”好。或許你們把厚厚的技術說明書稱為“計劃”。

基辛格博士：但是，如果總理認為他能以改變一個字來縮減這厚厚的技術說明書，那麼你低估了我們的官僚主義。

周　總　理：或許你已經通讀了一遍，但我只是匆匆看了大標題。

基辛格博士：我已經通讀了一遍，因為這可能跟你看的不太一樣，不過，我們堅決縮減了頁數。

周　總　理：因此，出於對基辛格博士盡力大幅度減少技術說明書頁數的尊重，我們沒有提到頁數。已經有了一些小的爭論，但是我認為這些小爭論都可以心平氣和地解決。

由於貴方保安官員講過，要總統在三個不同的地方過夜是一件太麻煩的事，所以，我們正計劃取消訪問杭州的行程。因為二月份杭州的天氣可能不是那麼好。在每年的這時候那裏也許已下雪了，但是，在美國下雪天也是司空見慣的。你們到這裏來可不是為了看雪景。因此，訪問的地點將會是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地方。那麼，如果我們喜歡那樣的話，我們可以減掉一天而改為六天的行程，也就是說總統的行程既不是五天也不是七天，是兩者之間的一個折中方案，一天在上海五天在北京。

基辛格博士：因為你和副主席都講過杭州是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所以我準備向總統提出訪問杭州的事宜，是的，我準備提出這個問題。也許我們應該這樣定出可行的方案：如果總統能夠停留七天，我們就去杭州，如果總統只能停留六天，那麼我們就確定訪問北京和上海。

周　總　理：好。

基辛格博士：不過，總理先生，這完全由你方來決定。

周　總　理：我方不存在問題。問題出在特勤處的工作人員身上，因為他們說，如果總統要在第三個地方過夜的話，那麼他們將必須增加一批工作人員為總統過夜的地方做好準備工作。否則，總統只能白天在那裏逗留。當然，（從上海）到杭州花不了多長時間——乘坐飛機只需半個小時。如果總統希望去杭州的話，他可以白天去那裏，晚上返回上海。對特勤處的工作人員來講，這樣的安排會更方便一些。不過杭州西湖邊上有一座小別墅，或許當尼克松夫人看到這座小別墅時，她將不願返回上海，那麼，這樣會使特勤處的工作人員神經高度緊張。

基辛格博士：我們要為特勤處的工作人員捏把汗。他們的神經緊張是職業性的。

周　總　理：當然，我們接待總統的任何一個地方，我們都要保證安全。

基辛格博士：特勤處的工作人員出於工作需要對安全時刻警惕著，而總統對安全則沒那麼關心。

周　總　理：那樣會使他們神經更加緊張。

基辛格博士：直到這次訪問，總統才知道有多少特勤處的工作人員陪伴著他。

周　總　理：但是，如果總統知道有多少特勤處的工作人員陪伴著他，他會對他們不滿，並且會批評他們。這樣會使他們展開工作更加困難。

基辛格博士：是的。總統批評他們的事情已經發生了，而現在他們還生我的氣。

周　總　理：因此，不告訴總統會更好一些。

基辛格博士：我會讓總統來處理。如果他們想要另外帶一小隊特勤處的工作人員，對你來講，那是不是不可能？

周　總　理：對我們而言沒有困難。

基辛格博士：那麼，我們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周　總　理：我所擔心的是天氣可能不那麼令人滿意。下雪和不下雪都有可能。那裏的緯度大約是三十五度。這樣的緯度在美國是什麼城市？

基辛格博士：我不知道。

周　總　理：杭州與華盛頓相比要稍靠南部一些。與洛杉磯相似？

基辛格博士：不，在美國那裏很少下雪。

周　總　理：洛杉磯不下雪嗎？

基辛格博士：從不下雪，不過那是因為風從西面吹來。

周　總　理：那麼這個話題我們就談到這裏。

基辛格博士：我會通過你們駐巴黎大使讓你們知道，看是不是⋯⋯總統既可以先去上海然後再飛至杭州，接著再返回上海，也可以在上海停留兩晚和在杭州停留一晚。你們的提議是否也是這樣？還是一晚停留在上海，一晚停留在杭州。

周　總　理：我們的提議是從北京直飛杭州，在杭州停留一晚，第二天再去上海，或者不在杭州過夜而在當天晚上就去上海。如果時間安排是六天，那麼在第五天直接去上海。

基辛格博士：根據七天的行程安排，我們將會去杭州，在杭州過不過夜都可以，然後去上海。

周　總　理：好的。

至於總統訪問的公報草案，根據你的提議我們起草了一份。我們也已經作了些修改，並且準備呈送毛主席（審閱），然後必須把草案翻譯成英語，因此到明天早上我們會把翻譯好的草案給你們。你希望親自處理還是派代表來討論這份草案？

基辛格博士：我自己來處理。

周　總　理：我方代表將會是姬鵬飛代部長。

基辛格博士：你們總有兩個談判高手來對付我——一個是你們的外交部代部長，另一個是你本人。對付我，你們兩人中的一個已經是綽綽有餘了。我們無論和你們兩人中的哪一個人處理公報草案，我們都會非常積極。

周　總　理：至於我們公報草案中的某些內容，在接下來的四個月當中有可能必須對某些內容做出某些修改。

基辛格博士：當然。我們還沒有提到有關越南的任何事情。

周　總　理：但是我們希望在公報的某些地方寫進我們的立場，向全世界表明我們的立場。雖然中美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但是通過和平談判我們仍然可以找到共同點。我們可以向全世界表示，這是一個榜樣。當我們討論有關總統訪問的公報草案時，隨你一齊來的其他同僚可以參觀煉油廠和化工廠。

基辛格博士：我們是否在上午討論？

周　總　理：是的，因為晚上⋯⋯

基辛格博士：不要說了，就這麼定了。

周　總　理：你和你的助手洛德先生需要做出犧牲。你方人員中的其他成員準備看看那地方是一件好事情，因為特勤處可以看出那條路和其他事情是否一切正常。上次那個皇帝（編譯者按：指埃塞俄比亞皇帝塞拉西）來的時候，我帶他去了那裏，我們只花了不到四個小時，那條路是相當通暢的。

基辛格博士：我要提個意見。他們今天告訴我們，我們將在中午12時回來，但我們是中午12時02分回來的。這是你們第一次未能準時。

周　總　理：從頤和園回來？

基辛格博士：是的。通常你們答應什麼時候到，你們就會準時到達這裏。

但是，我認為這個安排很好。

周　總　理：因此，他們可以去看一看，同時瞭解一下當總統來訪時是否方便讓他參觀那個地方。基辛格博士：不要對他們所講的每一件事都太認真。如果發生任何問題，請跟我談。我不能肯定他們已經完全理解了主權國家法律方面的事宜。

周　總　理：例如，有關通信衛星站、波音747和機場的有關設備，如果我們能夠購買，我們會向你方購買。如果我們不能購買，我們願意從你方租用。

基辛格博士：我認為從我們的觀點來看，租用會來得更容易些。

周　總　理：對你們或我們而言都沒有困難。

基辛格博士：這樣看來你也要租用地面設備和波音747？或者說⋯⋯我們方面覺得你們想為它單獨建一個建築物和不想購買波音747。

周　總　理：只有我們能夠買到該種設備，那才會有用。

基辛格博士：是的。那麼我們會在波音747裏帶來。我不知道有沒有租用747或者其設備的辦法；我們會找出一個解決方案的。

周　總　理：我們聽說這件事可能辦得成。

基辛格博士：是指租用？地面站設備容易。有關這些我們可以和你們訂一個租賃協議。

周　總　理：如果我們做土建，你們把設備帶來，我們是否有可能租用那些設備？

基辛格博士：我可以肯定。我得告訴總理某些事實。總統和我可能是僅有的理解為什麼當我們準備無條件這麼做而你們還是極想要付費用的兩個人。不過，我完全理解並且欽佩你們的做法。但是，如果他們對此事的理解稍微慢些，請原諒他們。

周　總　理：那無可厚非，因為他們習慣操縱整個事務，所以他們不能理解個中原因。不過，他們將逐漸能夠理解。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請允許我回到有關宣佈我這次訪問的問題上。應該在什麼時候宣佈？

周　總　理：你是指有關你這次訪問的公告？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你認為在什麼時候宣佈？

基辛格博士：我們可以在我回國之後或者在我離開中國時宣佈我的這次訪問。

周　總　理：我們根據你們的方便來處理這件事，因為我們總是以方便客人的方式來行事，這是最好的辦法。

基辛格博士：那麼，請允許我提議，等我回國之後我們就宣佈公告，因為那時我才比較容易回答問題的真正意思。你們不必面對新聞界。為了保險起見，讓我們把發佈公告的時間定在華盛頓時間星期三。

周　總　理：是上午還是晚上？

基辛格博士：這兩個時間我們都可以。

周　總　理：你在25日離開中國，然後在阿拉斯加留宿一天？

基辛格博士：我很可能會在阿拉斯加過夜，因為這樣我們可以休息一下以及能夠調整時差。我要到星期二晚上大約6時才能回到華盛頓，即你們的時間星期三。

周　總　理：那麼，發佈公告可能是在你們的時間27日晚上，我的時間28日上午。沒說錯吧？

基辛格博士：沒說錯，是這樣。我們新聞發佈最佳時間是在下午4時或5時，但是，對你們而言，這段時間就非常不方便。

周　總　理：那沒關係。

基辛格博士：那麼，我們是否定在27日4時？

周　總　理：定在5時吧。

基辛格博士：就定在5時。在晚間新聞方面我們總有技術上的問題；如果我們在4時30分之前不能發佈新聞，就會錯過晚間新聞。

周　總　理：你是指晚報。

基辛格博士：我是指晚間電視新聞。

周　總　理：那很好，因為如果我們在凌晨4時發佈公告，那麼這則新聞將會刊登在報紙上。行，非常好。

基辛格博士：或者說，我們可以在上午11點發佈公告。

周　總　理：不行，因為對我們而言，凌晨4時發佈公告意味著這則新聞將會刊登在當天的報紙上，但是在晚上發佈公告，這則新聞將來不及刊登在當天的報紙上。

基辛格博士：好，（就定在）星期三，華盛頓時間4時。

周　總　理：在中國這將是第二天凌晨4時。那樣做我們總有一天時間的差別。上次你們發佈公告在15日，而我們在16日。

基辛格博士：這個文本，還是哪一個文本？

周　總　理：你先翻閱一下，我們明天討論這個文本。總統的訪問怎麼樣？我們什麼時間宣佈？這由你來決定。

基辛格博士：請允許我與總統討論過，我們將在巴黎提出這個建議。在十一月中旬或十一月底左右，大概在11月15日。

周　總　理：外交部代部長認為十一月底會更好些。

基辛格博士：我們唯一存在的問題是，新聞界又開始說我們兩國之間關係很緊張以及說這次訪問困難很大。

周　總　理：（笑了）那麼在十月底是不是更好一些？

基辛格博士：不，對這個公告我們可以推遲兩到三個星期。（周笑了）如果這對你們更方便些，讓我們定在11月20日左右。

周　總　理：你是指對你們而言定在十一月底困難將更大一些？

基辛格博士：有兩個困難。第一個困難是對我們為什麼不發佈公告的猜測。

周　總　理：那麼如果我們把它更提早一些，在十月底左右，對你而言是不是有困難？

基辛格博士：在十月底？只不過總統將可能⋯⋯我們可以在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用整周的時間處理這件事，所以正好與我的訪問有些隔開⋯⋯我們希望留一點時間，所以總統似乎有機會考慮這事情。但是，如果說你們希望在11月10日左右，那也有可能。

周　總　理：也許我們也可以這樣考慮，這個我們稍後再討論，因為我們也有一些我們自己的要求。

基辛格博士：問題只是總統將於11月24日到12月1日要離開——他將要去加利福尼亞度假。不過，我認為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日期。例如我們可以定在十一月下旬的11月22日。

周　總　理：我們會討論這個問題，而且明天還會討論。

基辛格博士：當然。這個問題容易解決。

周　總　理：因此，如果我們能夠在上午趕緊完成總統訪問的公告草案，或許明天下午可以另外召開一個全體會議，或許你們的全體工作人員都參加。但是，如果我們花了更多的時間，那麼也許我們到晚上才能開這個會。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應該開這個會。

基辛格博士：是的。外交部代部長或許會提出一個有關總統訪問公告的文本。

周　總　理：對。他可以在那個會議中討論那個問題。

基辛格博士：唯一的問題是我擔心在美國不給出一個確切的日期將是不可能的。太多的人希望知道；如果我們不給出一個確切的日期，那將會使之更神秘。

周　總　理：你們有沒有任何草案。

基辛格博士：沒有，就這一次沒有。

周　總　理：你是指你希望把日期寫進去。

基辛格博士：不，不是我們現在所談的這個日期；這個日期在十一月下旬。我們將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已經同意尼克松總統的訪問將於2月21日開始。我們不必多講。

周　總　理：好的。

基辛格博士：在我們這邊，除了我本人、洛德先生和總統之外，沒有人會知道這個由眾多內容組成的公報。

周　總　理：還有那位小姐。

基辛格博士：噢，對。

周　總　理：還有我們的老朋友雷迪先生。他上次來過；我記得他。

那麼，明天你得辛苦一些，如果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到場，我們的外交部代部長可以打電話給我。最後，我們將召開一個全體會議。一切都會順利。那麼，明天他們能夠有時間參觀煉油廠和化工廠。那好嗎？

基辛格博士：那很好。

我們還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是，當總統在中國旅行時將使用誰的飛機作為交通工具。

周　總　理：當然，最好是乘坐我們的飛機，因為我將陪同總統。

基辛格博士：那你不乘坐美國的飛機？

周　總　理：因為這是在我們的國土上。

基辛格博士：我將與總統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問題，以前也沒有一個美國總統曾訪問過中國。

周　總　理：我們是負責的，還有你們特勤處的特工也可以檢查我們的飛機，因為一切都可以辦妥。

基辛格博士：我沒有問題。

周　總　理：當然，我想你會理解的。

基辛格博士：我非常理解。我們從公報的討論中注意到總理上一次所提出的一點，即有關總統訪問之後派一個非經常性的特使來中國討論這些問題。

周　總　理：我們同意那個提議。

基辛格博士：如果我可以——總理不必回答——我願意講出我們為什麼提議布魯斯先生的理由，這是因為在我們所有的大使中，他是我們最信任的一位，並且他對總統是最表明態度的。這與越南毫無關係。總之，七月之前此事不會成形，而到那時我們希望那場戰爭將會結束。

周　總　理：是的，我們希望總統訪問之前越南戰爭將會停火。

基辛格博士：我們想你們知道，大衛・布魯斯（大使）是一個傑出的紳士，在所有的可能人選中，我們認為他是你們最喜歡的。出於私心，我是願意再來的，但是我不能來。

周　總　理：因為有太多的事務要你去處理。

基辛格博士：至於⋯⋯，我們可以就任何實質性的問題交換意見。我們把這次將要舉行的會議理解成：由總統、你本人和我參加的保密會議，以及外交部代部長與國務卿就其他問題舉行的會議。問題是我們將如何舉行那些會議。

周　總　理：是這樣。當然，在開始時舉行一次全體會議。

基辛格博士：是的，在開始時和結束時各舉行一次全體會議。

周　總　理：至於由誰參加貴國總統和毛主席的會晤，那就由總統決定。

基辛格博士：那麼，你會在場嗎？

周　總　理：我會在場。我們提議這樣的會晤舉行兩次。

基辛格博士：好。我們非常樂意接受那個提議。還有你與總統的會晤我會在場。

周　總　理：但是，我們的外交部代部長將不能參加，因為出於對貴國國務卿表示尊敬他得作陪同，這樣我要找其他助手。

基辛格博士：好。我回國後，如果我召開一個類似於上一次的背景情況記者招待會，你是否會反對？

周　總　理：我們沒有任何反對意見。我看過你通過巴黎渠道給我們的簡報。

基辛格博士：好，那麼我會再舉行一次背景情況記者招待會。

周　總　理：我聽說他們不讓你離開。

基辛格博士：他們一個勁地提出越來越多的問題。

周　總　理：是的，但是如果你提供他們一些背景情況的簡報，或許他們會滿意的。

基辛格博士：對。我可以說出參加這個討論的那些人的名字，因為你在你們的報紙上提到此事。

周　總　理：是這樣的。

基辛格博士：我將只提及我們曾討論具體的安排。我將不會透露我們曾討論過的具體主題，並且當被問及時，我將只談德國哲學。

周　總　理：（笑了）我聽說德國哲學家演講時總是論及整個系統，像論及整個系統那樣的規模，因此你使他們聽得直發困，他們不得不打瞌睡。

基辛格博士：他們將會認為我談得太高深，他們將不會理解我根本沒有告訴他們任何內容。

周　總　理：他們由於聽得太累，從而會讓你離開。

基辛格博士：還有兩件事。我們準備在10月28日至11月10日期間在阿留申群島進行一次地下核試驗。核試驗只需要一天時間，也只是一次。

周　總　理：你是指在這段時間內。

基辛格博士：是的。只是一次（核）爆炸。

周　總　理：你們很可能與蘇聯在北冰洋的核試驗做比較。

基辛格博士：我不知道蘇聯在北冰洋的核試驗——什麼時候？

周　總　理：也是在接近北冰洋的一塊陸地上。

基辛格博士：這是一次防禦性導彈彈頭的試驗，用於反彈道導彈。

周　總　理：這些東西實在太昂貴了。總有一天，也許其他國家也會像我們一樣聲明，他們將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那麼這些東西便退出歷史舞台。這只是供你參考。我們提出這個意見。

基辛格博士：我只是想告知你一下。我們離開前，你是否可以告訴我有關亞洲次大陸的情況？我希望討論那個問題和其他一些問題，但是在完成總統訪問公報草案之後。這也應該在保密會議上討論。

周　總　理：好的。就這樣。

60

日　　期：1971年10月25日

時　　間：上午10時12分至11時

文　　件：基辛格與周恩來、姬鵬飛、章文晉、熊向暉、王海容等會談——“公報”

文件性質：會談記錄

與會者　：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姬鵬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代部長）

章文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西歐和美洲司司長）

熊向暉（總理秘書）

王海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

唐聞生、冀朝鑄（中方翻譯、中方記錄者）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4, PoloII-HAK China Trip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PartII], October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基辛格博士：花費的時間比我們想像的要多（指修改公報草案）。我們僅在一小時之前才完成修改。

周　總　理：沒睡覺嗎？

基辛格博士：我們輪班工作。他（洛德先生）工作了一晚上，而我今天早上6時起的床。總理先生，我們應該如何繼續進行討論？

周　總　理：我先聽你們的意見。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我們對你們昨天交給我們的暫定草案做了改寫。在我讀這個草案改寫本之前，讓我告訴你我們試圖做的事。

我們承認，對我們兩國的無論哪一國而言，撰寫一份司空見慣的陳詞濫調的公報是不值得的。我們還認為正如總理所建議的那樣，各方陳述自己的立場再加上雙方同意的內容會更好些。

同時，由於我們正處在我們希望所做的事將會是朝向友誼行動的開始階段，所以，重要的是讓公眾覺得所有領導人所做的事情不是在重複標準立場，也不是在利用這種場合作為對對方發表標準意見的講台。所以，正如昨晚我向你解釋的那樣，我們已試圖略為縮減我們認為令人反感的那些段落。

關於臺灣，我們已改寫了你在我們的草案中所看到的那部分，並且努力把總理昨晚向我們陳述的一些觀點或者有些意猶未盡的話考慮了進去。所以，讓我讀一下我們提議的暫定草案。可以嗎？

周　總　理：可以。

基辛格博士：（讀在標簽A部分的美國的第二份草案。）

（讀完第一段後。）實際上這一段是貴方草案第一頁上的內容。我很高興能夠朗讀這一段，但這是你們第一頁上的內容，技術部分也一樣。你要我讀這一部分嗎？我願意讀這一部分。

周　總　理：不必讀了。

基辛格博士：是有關出席會議的人員和訪華事宜的。

周　總　理：是的。

基辛格博士：和你昨天晚上所起草的完全一樣。

（指著第二頁上的第一段。）我們刪掉了“天下大亂”，但我們不會在措詞上設置人為障礙。

（指著起始於第二頁而結束於第三頁的段落。）我確信這段可以縮短一些。

（指著第四頁第一大段的第三小段。）這段重複了我們已經說過的一些內容。

（指著第七頁上的第二大段最後一個句子。）如果我們對這一點達成一致意見，總統的國務院發言人將會第一次在新聞界成為爭論的對象。我接受這個觀點。我只想稱讚總理的外交技巧。

周　總　理：這點我們完全沒有考慮過，因為你們說過這點將不再被重複。

基辛格博士：我將讀一下美國的立場部分，然後我將解釋這個立場。（指著起始於第七頁而結束於第八頁的句子。）這是你們的草案中做了修改的地方。以前我們說“注意到這點”，現在我們說“不再對這點持異議”。

（指著第八頁上的第二個整句。）既然我們先前說過緊張局勢和印度支那有關，我認為我所指的意思是清楚的。

周　總　理：（指著第八頁上的第三個整句。）放棄你們所關注的利益、益處？你是指對和平解決方案的關注嗎？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請你再講一遍好嗎？

基辛格博士：“達成一個和平解決方案，將不用放棄美國的利益。”這和利益無關。如果“利益”這兩個字使你們不舒服，我們可以改用其他詞。我們不想模棱兩可。這是一個起草上的問題。

（指著第八頁上的第二大段。）與你們草案相比，這部分內容放在了後面。

（指著第八頁上的最後一個整句。）這句話使我的秘書如此感動以至於她把這句打字打了兩次。（周總理笑了。）

周　總　理：（指著第二稿的最後一段。）這一段你們修改過了。

基辛格博士：所以這一段以積極的語調結束。（重讀了這一段。）（基辛格博士把草案交給了周總理。）總理先生，我們已經努力起草了一份把雙方的需要都考慮進去的公報。我認為如果我們對這份公報達成一致意見，它將是一份不同尋常的公報。比起我所見過的在兩國關係方面的任何其他的公報，這份公報都將是更加真誠、更加名副其實。這份公報聲明了我們之間的分歧但沒有攻擊，而且這份公報嘗試表明積極的方向但沒有引起虛幻的期盼。因此，這份公報不僅在我們兩國人民關係中、而且在世界人民關係中可能開始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性的階段。

但是，我肯定總理將會對進一步的修訂提出建議。

周　總　理：我希望如此。所以，在目前這個時候我不想說得太多。你們把整個晚上花在修改這份草案上。我希望你們現在將給我們時間以便把這份草案翻譯出來並對此作出研究。我們將會爭取在兩三個小時後給你們一個答復。

基辛格博士：好的。至於離開，為了我們沒有壓力，我們可以離開——這由你們決定——我們的打算是最遲明天早上9時出發，次日下午4時到達華盛頓。這對全體工作人員而言有一些辛苦，但僅此一次，只為這樣重要的場合。如果你們同意那樣的話，我們將準備——

周　總　理：我們同意。我希望看到他們今天晚上休息得好。首先，他們應該午覺睡得好，看一場電影放鬆一下，並且晚上應該睡得早。如果可能，能再給我們一份副本嗎？（基辛格博士把另一份副本給了中方。）

基辛格博士：好。把離開的時間確定在明天早上9時。

周　總　理：吃完中飯後睡個午覺。馬修斯小姐，（昨晚）你打字了嗎？

馬修斯小姐：沒有。皮諾小姐打的字。

基辛格博士：我注意到昨天中方人員老是在不斷地進進出出。

61

日　　期：1971年10月25日

時　　間：晚上9時50分至11時40分

地　　點：北京國賓館

文　　件：基辛格與周恩來、姬鵬飛、章文晉、熊向暉、王海容等會談記錄——“公報”

文件性質：備忘錄

與會者　：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姬鵬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代部長）

章文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西歐和美洲司司長）

熊向暉（總理秘書）

唐聞生、冀朝鑄（中方翻譯、中方記錄者）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4, PoloII-HAK China Trip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PartII], October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今天早上我沒有機會來感謝你在七月份我們來訪時安排我們觀看電影的事。那次帶給我非常愉快的回憶，另外我認為這部電影拍得非常好。

周　總　理：不過，這部電影相當短。

基辛格博士：這部電影雖短，但我認為很精彩。背景音樂動聽，而且畫面選得好。

周　總　理：這次他們可能拍更多的鏡頭。

基辛格博士：我也這樣想。

周　總　理：今天你們去了天壇，而且在那裏散了步。

基辛格博士：對。天壇給人印象非常深刻。

總理先生，我們只有兩個小時來翻閱你們的文件，因此我們的想法沒有預期中那樣詳盡。（附於目錄A的中方第二份草案。）我理解你們在這份文件中所做的努力。你們努力把雙方的所有立場集中起來放在文件的開頭部分，然後在以後的部分陳述其他材料。這樣做的實際成果是一份由八頁紙構成的文件：一頁涉及技術方面，四頁是用相當強硬的詞語來聲明意見的不一致之處，只有兩頁可以說是具有建設性觀點的。當然，我談論的是英文譯本。

周　總　理：似乎中文和英文的頁數方面有相當大的不同。我們打印的中文正文是五頁半，但是印成正式文件時會是四頁。

基辛格博士：但是比例不會改變。

周　總　理：沒必要改變比例，因為第一頁仍然寫的是禮儀方面的內容，因為名字還未被寫在裏面；這部分內容在中文文本中會佔一頁。接著雙方的觀點佔兩頁半不到，然後是共同的觀點佔一頁。隨後是臺灣問題，而最後一部分是關於問題的解決辦法。所以在我們的五頁半的譯本中，兩頁半是涉及不同意見的。或許在中文中可以用更濃縮的方法表達思想，而在英文中則需要更多的詞語。

基辛格博士：我的問題是總統將讀英文的譯本。

在我做明確的評論前，讓我先做一個哲學上的評論。自本屆政府就職以來，總統和我已努力開啟一個朝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方向。對我們而言，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的訪問在許多方面標誌著我們在外交政策上所做努力的一個起點。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關係還完全不是一項受歡迎的政策時，我們就開始了這種努力。

現在使我有些沮喪的是我覺得由於你們自身的原因，你們不得不用可能是最激烈和最具挑釁性的方式來表達我們之間的分歧。我們已經提交的所有草案都在努力強調相同意見的範圍。現在我理解壓力和信念把你們推向了相反的方向。你們在五十年的時間裏，沒有經歷過期待一次總統來訪就會改變你們的信念這樣的事。但是我們要做出一項重要的決定，這項決定是我們正在開始一個新時期，還是從事一項鬥爭的策略。我講得很坦率。我們正在努力開創一個新時代。

例如，現在要求美國總統在一份文件上簽字，而這份文件的實質性的第一段的第一句就是說想要革命的世界人民是相當有效的良藥。同樣，先前我已經向總理解釋過我們沒有發動越南戰爭——換句話說，本屆政府沒有發動這場戰爭，而且我們正在努力結束這場戰爭。我們確實希望當總統來中國訪問時也許這場戰爭將會結束。但是萬一戰爭繼續進行，中國人決心幫助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的鬥爭達到其目的，而在那裏的美國士兵正在遭受著傷亡，那麼要求總統簽署公報對他來說是相當棘手的事。我們不要求你們不支持他們，總理知道我們在越南問題上沒有提出過任何要求，我們在和越南的談判中在任何方面都不會欺騙他們。但是總統必須向美國人民做出交待。所以，我們沒有試圖影響你們的行動。我現在在談你們的措詞。我可以舉出另外的例子。我們不是對你們的觀點表示異議，我們只是對你們的表達方式表示異議。

現在簡單談一下臺灣。我清楚我們的觀點。在很多場合我已經向總理重複過這個觀點，而且我確信當總統來訪時他也會重複這個觀點。但是在我們第一次會談時我還告訴過總理，我們能做的將比我們能說的更多。我已交給總理的構想，雖然遠沒有總理希望我做到的那樣，但已遠超過了任何其他一屆美國政府能夠想像的程度。我不介意告訴總理，在不對你們的觀點提出異議的構想上和有關我們將採取的軍事手段方面，我已逾越了我所得到的指令。或許我能夠說服總統相信總理在臺灣問題上的一些建議是可以接受的。在這點上我並不樂觀。我認為我可以說服總統相信我在這裏所提的建議。

但是我確實想向總理重複我以前至少在三個不同場合中所講過的話。在越南戰爭結束後一段適當的時間內，我們將會撤走在臺灣的那部分與越南戰爭有關的駐軍，這部分軍隊的數量大約佔在臺灣駐軍的三分之二。在這部分撤軍完成後，我們將繼續撤軍。我們不會做任何事情去鼓勵臺灣的獨立運動。所以這與總理想要放進公報中的那句話在實質上是一致的，但是如果這句話現在以書面形式來做聲明，那將會弄巧成拙。

我擔心如果我們接受這份草案，我們會因為接受中國立場的相當極端的構想而在美國倍受譴責，以及作為交換我們將撤出在臺灣的所有軍隊，被允許簽署已經被公開討論了十五年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在有限的可利用的時間裏，我們所做的事是採納你們的文件和刪去我們感到最令人不快的那些句子。接著我們又恢復了在美國具有某種象徵意義、但沒有起很大作用的一兩個句子，諸如這樣的用語：雙方有責任減少軍事衝突的危險，等等。這對你們應該不是太棘手。

關於臺灣問題，我認為在說服總統相信我已經提交給你們的構想上我會遇到足夠多的麻煩，但是我仍然準備去總統那裏，特別是在關於獨立運動的那句上，看一看我們能否找到一種滿足你們要求的構想。我不想給你們太多的希望，我肯定這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我認為和聲明比較起來我們的理解對你們應該有更多的意義，而且這份聲明是非常明確的。

實際上這意味著我們已經接受了你們草案的百分之八十五。（基辛格博士要求洛德先生把一份已經準備好的兩份供選擇草案的長譯文副本交給中方。這第三份的美方草案附在目錄B上。）我不知道我是否應該在這個時候對著總理讀這份草案使他受累。

周　總　理：應該讀一下。

譯　　　員：我會給總理翻譯的。

基辛格博士：第一頁我們可以跳過去。我們未做改動地接受第一頁的內容。

周　總　理：你們在措詞上要做些改動嗎？

基辛格博士：我忘記告訴你的一件事是和總統的心理狀態有關的。他希望每天的所有時間全部用在工作上，而不僅僅是觀光。

周　總　理：那樣的話把這點加進去。

基辛格博士：所以我加進了他繼續討論的詞句（指著第一頁最後一段）。我假定當你們在一起旅行的時候你們仍然會發表意見的。（笑聲）因而這是真的。改動部分我不做解釋了。這部分內容不需加以說明。

（譯員向總理讀美方的新譯本。）

基辛格博士：（打斷譯員的朗讀）我們刪除了一個句子，但我們不反對再把這個句子加進去。這個句子是“所有的外國軍隊應該撤回他們自己的國家”。（中文草案的第三頁中間部分。）

（在另一點上打斷譯員的朗讀）這部分來自於最初的草案。

譯　　　員：這是中文的問題，而不是英文的問題。

周　總　理：把英語長句翻譯成簡明扼要的中文不容易。

基辛格博士：（打斷譯員的朗讀）當你讀到關於巴基斯坦的那部分時⋯⋯

譯　　　員：我現在正讀到那部分。

基辛格博士：⋯⋯在“問題”前用上“國際”這個詞，否則這會被錯誤地當作批評。

周　總　理：（打斷譯員的朗讀）這句“雙方希望減少軍事衝突的危險”是什麼意思（指著第五頁第二段）。我不清楚。是不是雙方應該注意邊界的侵犯和空中侵犯？

基辛格博士：雙方應該在雙邊關係上實施克制以減少雙邊衝突的危險，以及在雙方有共同利益的地方減少其他地方的衝突危險。這確實是不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的另一份聲明的譯本。

周　總　理：在上面提到的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原則內已包含了這點。也就是說，各種爭端應該在這種不使用武力的基礎上來解決。這是一項原則，但是你在這裏提及了雙方。

基辛格博士：這是一種更積極的形式，即他們應該在彼此之間的行動上顯示出克制，包括總理使用的那點在內。

周　總　理：嗯，雙方之間有接觸的地方，一個是臺灣海峽，一個是我們和印度支那接壤的邊界，另一個是來自於空中；以及隨後另一個可能性將是朝鮮，在那裏已經有了一份停戰協議，問題是把這份停戰協議轉變成一份更永久性的協議。我注意到你們從我們前一份草案中刪除了“我們將努力取得一份更永久性的協議”這個句子。

基辛格博士：讓我們看一下在那個草案中還有什麼別的內容。我認為這句話不會使談判破裂。

周　總　理：對。我只想弄明白你們對這個句子的想法，因為最初我曾在考慮不要動那個句子。

基辛格博士：我的想法是我們有興趣在彼此之間顯示出克制，以及在我們可以施加一些影響的地方去努力減少衝突的危險——例如在亞洲次大陸。

周　總　理：換句話說，不是直接的就是間接的。

基辛格博士：對。

（譯員結束了翻譯。）

基辛格博士：七頁。

周　總　理：稍許少了點。

基辛格博士：六頁半。

周　總　理：在剛才討論臺灣問題的時候，基辛格博士說了些有關對臺灣分離的構想。在這份草案中沒有這部分內容。

基辛格博士：我也沒有發現這部分內容。我想先和總統討論一下此事，如能找到一種構想，我將通過我們的常規渠道把這種構想發送給你們。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承諾我們將不會去做的事。

周　總　理：我想說為什麼我們做了這些改動，而且從昨晚開始做這些改動多少是有點困難的。昨晚基辛格博士說你們贊成這樣的起草方法，即各方先陳述自己的立場，隨後陳述各方找到的共同立場；也就是說，為了顯示我們雙方正在採取積極的方法把事物推向前進。

基辛格博士說似乎有一些模棱兩可的話：當雙方說他們將不會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時，卻在某些問題上有共同點。這就是為什麼在研究了這些共同點後看來真的有矛盾的地方。

例如，印度支那問題。在我們重申的公開談話中，我們總是說當我們談論從印度支那撤軍時，我們是在談論來自印度支那以外國家的人；讓印度支那三國的人民自己解決他們的問題。但在你們提交給我們的構想中，你們提及了所有外國軍隊應該從每一個國家撤出，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人民應該在不受外國干涉的情況下自己解決他們的問題。正如基辛格博士昨天所講的，我們應該以切實可行的方法繼續做下去。也就是說，只在那些我們真正達成一致意見的觀點上我們才應該這麼說。如果公報看起來好像是我們達成了一致意見，但實際上我們並沒有，那麼我們真的是無法自圓其說；而且如果第三國問起這份公報時，這將會是一份不誠實的公報，因為我們無法解釋這份公報。

基辛格博士：這點我考慮過，公報確實給人的印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正在試圖實施某種共管權和解決這些問題。情況確實如此，甚至在我們一致同意的地方，如在我們真誠地達成一致意見的印度次大陸的問題上，以及在印度支那問題上我們僅做了並不真實的構想。我理解你們所做的事，而且我尊重這一點。

周　總　理：情況確實如此，大概只是在次大陸問題上我們的觀點更接近些。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準備這麼做，就會使印度感到我們正在聯合起來威脅她。

基辛格博士：我同意你的說法。

周　總　理：所以把我們的觀點分別放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利的方面。

那麼再談日本的事。關於日本的未來，我們的一些觀點可能是接近的，或者甚至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我們把它放到一起就會發現很難找到共同的措詞。你們將堅持尊重你們的條約協議，而我們總是必須表示反對這個條約，那樣的話將無法達成任何協議。至於朝鮮問題，這也是一個相類似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雙方的建議都放在一起的原因。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總理正在做的事情，但是如果總理把這個草案讀了一遍，而實際結果是公報的前面三分之二集中了所有的不同意見，當我想起我將不得不給新聞界做解釋時，這件事情我是不得不做的，他們將會說你們從一萬二千英里遠的地方來到這裏就是為了做這件事嗎？但是我認為我們可以處理我們交給你們的這份譯本。

周　總　理：你們同意的這種方法集中了我們雙方的觀點。但是這樣做的時候，這不能被說成在這兩個集中的部分中你們不能夠找到已表達的我們雙方任何的共同立場。因為如果你們在開始的總的聲明中根本無法找到任何共同立場的話，你們就不可能在公報的結尾達成有關國際關係的四點原則。這表示甚至在開始的總聲明中人們也能找到共同點。否則的話，這將不可能促進兩國關係的正常化。所以這不是一件絕對的事情。

然後讓我們舉個例子。你們刪除了我們許多的句子，也許在這些被刪除的句子中最嚴重的是“革命”這些詞。但是你們自己也多次提及了“革命”這個詞。你們說朗諾的行為是一場革命，我不想和你們爭論。這取決於人們如何解釋“革命”這個詞。但是這是一個很容易解決的問題。假定把“革命”這個詞改為“進步”這個詞。

基辛格博士：“和人民希望進步”？行。在這裏，你想在公報中用“進步”這個詞？

周　總　理：是的。

基辛格博士：行。

周　總　理：如果其他國家的人民不贊成而是希望用另外一個詞，我們無法限制他們使用其他詞。

基辛格博士：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嗎？我正在談論我們和你們能說到一起的事。我們不可能反對你們或你們的朋友單方面所說的話。

周　總　理：所以這是我首先想說的。在總聲明中我們不是不能夠找到共同的立場。隨後在你們的總聲明中你們恢復了你們原先的一些構想，而刪除了相當多我們的句子。

基辛格博士：在我們的總聲明中？

周　總　理：是的。當然，你們恢復了“所有外國軍隊撤回他們自己國家”的句子。這是一個原則。這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我們不是在說在什麼時間。這是一個原則問題。

基辛格博士：在我們的草案中我們只恢復了一個句子。我們刪除了在我們的位置上你們留下的這句和加進了被你們刪除的那句。如果你們喜歡我們刪除的和你們留下的那句，我們將會把這句放回去。

周　總　理：馬修斯小姐甚至會因這件事情而發笑。

基辛格博士：我只是努力做到一致。

周　總　理：好。隨後我們將討論那些總的聲明。

我們所擁有的是我們找到了共同的立場。在關於國際關係的那一節裏你們加進了你們原有的那句（附於目錄A的美國草案的第四頁），即“為了全人類的利益起見，各國不管其社會制度如何，在努力實現解決國際分歧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這是我們應該研究去找到一種合適的構想的一個句子。

基辛格博士：沒錯。

周　總　理：接著是有關指導雙方的原則（美國草案的第五頁），原來有三個，現在有四個，也就是說，增加了一個有關減少軍事衝突危險的原則。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在臺灣問題上多說些，因為臺灣問題真正會影響我們兩國的關係。你們知道我們現在沒要求你們馬上撤軍。

基辛格博士：我認為在實質性問題上我們彼此理解。

周　總　理：實質性問題是一件事，但是你們必須考慮我國人民的需要，就如同我們必須考慮你們的需要一樣。同時你們應該知道臺灣當局和祖國大陸之間的談判不是那麼容易的。

基辛格博士：你們沒有說你們正在引導臺灣當局。

周　總　理：不，這不容易。不僅是對你們而且對其他一些美國朋友也是如此。這是因為我們知道蔣介石的性格。所以和臺灣當局談判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儘管你們說和臺灣當局有和平時期的關係。一方面人們希望臺灣地區將維持穩定，但同時我們不應該放棄我們對臺灣的主權。

在我們這邊我們只是提及了原則而沒有研究討論細節問題。也就是說，你們表示支持達成一項臺灣和大陸關係的公正的與和平的決議。因而有些人可能會對這一句做出這樣的解釋，也就是公正的意思是指讓臺灣人民實施公民投票來實現所謂的自決。

基辛格博士：這句試圖表示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而美國對此沒有異議，並且美國將會支持和平解決此事的努力。我認為這三句表明了一個方向。你們是不是寧願我們把“公正”這個詞刪除？

周　總　理：當然，刪除了好一些。

基辛格博士：好。我必須告訴總理，我正在影響我自己對總統將會接受的事物的評價。但是總統所批准的是我們以前留下的第一份草案。由於我同總統的工作關係如此密切，因此我對總統的想法會有較好的估計。但我想要確定的是，假如我們在回來後對某些事做了改動，你們不會認為我對你們進行了誤導吧。

周　總　理：這沒關係，因為現在離總統來訪還有四個月時間，你們可以告訴我們。

基辛格博士：那麼至於那個附加條款，讓我們把“公正”這個詞刪除。我相當肯定總統會同意這麼做的。

周　總　理：我們希望避免某些人可能進行的猜測。因為這種情況必定會在聯合國出現——不是“兩個中國”，就是“一個中國、兩個政府”。這將是一種暫時的現象。你們承認這點，而我們也承認這點。有人正在說基辛格博士為了聯合國的事來到了中國。

基辛格博士：我知道。

周　總　理：因為總統的私人代表里根先生這次也訪問了臺灣。

基辛格博士：里根先生跟我不是一回事。

周　總　理：我們知道，因為我們和你們已經有了接觸，但其他的一些人這麼說。

基辛格博士：明年我們有特殊的政治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已經跟你坦率地談過。我們不希望中國遊說團同激進的左派聯合起來，我們也不希望不得不和他們兩方面同時對抗，還包括親蘇的和親印度的集團在內。

周　總　理：因為親蘇派的那些人是修正主義分子，對付他們容易。

基辛格博士：這不是我們的國內事務，因為我們沒有對付中國的傳統，但是有對付蘇聯的傳統。所以里根州長沒有告訴你們有關我們外交政策的任何事情。他告訴你們的是有關我們國內政策的一些事情。

周　總　理：你們總統目前需要里根州長出國訪問。我們理解這點。

基辛格博士：以及我在北京這裏正在執行的這個政策。

周　總　理：這就是為什麼總統必需派人到臺灣去安慰他們的原因。

基辛格博士：這就是為什麼當這種趨勢正在形成的時候不要讓太多的人變得激進，而明年情況就會好一些的原因。

周　總　理：毛主席已經和埃德加・斯諾談過話，並且對那個問題做了闡述。首先，鑒於你們總統已就職，所以因為你們總統已經掌權，他就能夠解決各種問題。對付你們的反對黨只需講些空話，如果你們的反對黨掌了權，或許他們講的話根本就不會兌現。

其次，你們總統以反共的頭子而聞名，所以他敢這麼做。因而儘管你們可能說了那麼多，我們可能也說了那麼多，但重要的將是在特定的問題上做些什麼。

例如，在談到原則問題的方面。一個原則是所有的外國軍隊應該撤回他們自己的國家。但是我們知道實際上對外國軍隊來說撤回他們的國家是多麼的困難。對中國來說撤軍是最不費勁的，在朝鮮戰爭之後的1958年，所有的中國志願軍都撤回了中國。實際上，毛主席認為志願軍的撤回比應該撤回的時間晚了些。你們提到在老撾修築公路的工程兵部隊和防空部隊的問題。如果你們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了印度支那問題，我們的這些人員一天內就可撤回。沒有了戰爭，我們就不需要防空防禦，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完成這條公路的中國普通工人。

基辛格博士：當然，我自己弄不明白為什麼你們在另一個國家有工程兵部隊。

周　總　理：這不是工程兵部隊。那些修築公路的是工人。我們用部隊保護他們免遭空中襲擊。

基辛格博士：但是他們未經允許正在外國施工。

周　總　理：不是這樣的，因為這是應中立主義者的官方政府的邀請的。我們已經為他們修築了兩段公路。一俟我們修築完公路我們就會返回。我們不想在那裏打仗。你們不可能發現我方人員在那裏參與戰事。我們沒有承諾過這種參戰的義務。這點我們已經聲明過。所以對我們來說撤出我們的防空部隊很容易。但是撤出你們的部隊就不那麼容易了，而對蘇聯而言撤軍甚至將會更困難。他們將何時從蒙古撤軍呢？你知道他們會何時撤出呢？

基辛格博士：我從未考慮過這個問題。

周　總　理：確實如此。原則是一回事，但是把原則付諸實行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人們應該樹立一個榜樣。所以使緊張局勢緩和確實需要時間。然後還有一個臺灣問題，也就是不把臺灣從祖國大陸分裂出去。

基辛格博士：但是這個問題不容易解決。

周　總　理：如果我們想到一種構想，你們願意考慮嗎？

基辛格博士：當然願意。特別是如果你們的構想是極其簡要的話，我會表示感謝。

周　總　理：在你們的表達方式中有“逐步減少”的說法，這給我們帶來了困難。為了不讓日本人派出他們的軍隊，我認為刪除一些詞句是有好處的。

基辛格博士：是的，只要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你們會知道我們是否鼓勵日本人這麼做，其實我們會強烈反對他們這麼做。

周　總　理：當公眾看到這種構想時，他們會認為你們沒有完全撤軍。所以我想考慮一種構想。我們不必匆忙，但是方向必須搞清楚。

基辛格博士：某種程度的模棱兩可對我們有利，但對你們就不利了。

周　總　理：沒錯。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我們不反對你們這樣的行為，因為只要你們仍然在臺灣有軍隊，你們就有責任不讓日本武裝部隊進駐。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我們不能公開說出這點。

基辛格博士：當然。

周　總　理：但是客觀地說，對你們而言在臺灣保留軍隊以防止日本派駐軍隊到臺灣是對緩和遠東緊張局勢有好處的。如果日本派駐軍隊造成一個所謂獨立的臺灣，那將會是遠東地區和平終止的開始。這將終止緊張局勢的緩和。對日本武裝部隊而言，造成一個所謂獨立的臺灣將會同由蘇聯宣佈外蒙古獨立是一樣的事。這是遠東地區動盪不安的根源。我們不害怕把各種危險指出來。

基辛格博士：我們不會鼓勵日本那麼做，而且我們將會反對他們那麼做，並且我確信總統將會向你和毛主席重申這點。

周　總　理：所以關於這一部分，讓我們考慮一下什麼樣的構想將會是最好的。當然，我們只能夠說的是二月份我們要給草案最後定稿。如果我們在那之前就能想出一些構想便好了。

基辛格博士：總統來華訪問的客觀環境、陌生的國土，以及其他隨之而來的問題，都會使草案的最後定稿更為艱難。實際上，這種形式的交換意見將是困難的。在總統來訪前我們能解決的任何事情都會使此事的進展更順利些。

周　總　理：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你說過在總統來華訪問之前你不能夠再來中國，否則人們會說為什麼基辛格博士第三次來中國，顯然有一個問題還沒有解決。情況是不是這樣？

基辛格博士：我想是這樣的。

周　總　理：那樣的話，從現在開始到總統來訪前或許能讓其他人以聯絡員身份來中國？

基辛格博士：沒人見過我們的草案，因此派人很困難。黑格將軍知道我們的草案，但他是一名較出色的戰士而不是一名談判者。我對他完全信任，但談判不是他的強項。在談判的間歇階段他會是最佳人選。稍後，當越南再不是你們的問題之後，布魯斯大使也可以。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派遣任何特使，這會引人注目。

周　總　理：確實如此。

我們會再考慮一下措詞問題。今晚我們看來必須工作到深夜。對我來說，我已經習慣了，但或許你的助手們不習慣工作到深夜。

基辛格博士：洛德先生習慣工作到深夜。

周　總　理：你們可以睡幾個小時。

基辛格博士：你們搞好後會通知我們嗎？

周　總　理：是的。我們今晚必須擬出草案，至少在總的條款上。

基辛格博士：黑格將軍能夠在臺灣問題的那段上提供幫助，但不是在整個文件上。我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但是我將在這次會談後提出這些問題。

62

日　　期：1971年11月（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文　　件：基辛格——“在10月份訪問中國時的情況簡介”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RG 59, Top Secret Subject-Numeric Files, 1970-73, POL 7 Kissinger, Department of State,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會談時間安排

根據我們在7月會談中所建立的牢固基礎，周恩來總理和我舉行了大約二十五個小時的緊湊而富有實質性的磋商。在他為我們舉行的兩次宴會中，我們又有五個小時的額外會談，我還在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元帥、代理外交部長姬鵬飛以及其他官員的陪同下做了不少時間的觀光遊覽，這更加深了我對中國的瞭解。

（附件A所列出的是我與周恩來進行的系列會談；附件B是我們逗留的詳細日程安排，其中包括所有的會議和觀光遊覽。）

周恩來與我在人民大會堂和國賓館總共做了十次會談。在開場的總體會議上，我方出席者包括我所有的主要助手加上查平和休斯兩位先生；我們所舉行的其他會談都是秘密的，我方通常只有一名助手在場。在中國方面，通常陪同周恩來的有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外交部的首席美國問題專家章文晉、總理的秘書熊向暉、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外加譯員和記錄員。

第一次會談在我們到達的當天下午舉行，即10月20日下午，會議的主要議題是一般原則、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體方針、我們的會談議程以及有關你即將進行的訪問的主要問題。此後，在星期四和⋯⋯我們進行了三次非常緊張的會談，時間總計超過十小時⋯⋯（編譯者按：英文稿缺第二、三頁）

⋯⋯願意做他們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基本的技術和實質框架已經達成：雙方在原則上就有關安排事宜已達成一致意見；另一個技術性進展的細節將會產生；澄清雙方“立場”的實質性磋商；已經草擬了一份臨時性的聯合公報。

・　臺灣。雙方都知道我們正在行走的方向，而且也知道美國能夠做到什麼與不能夠做到什麼，但是，對於在聯合公報中我們能夠說什麼，雙方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在印度支那戰爭結束之後，我們將會逐步從臺灣撤出我們的軍隊。我們極力主張，任何關於解決臺灣問題的方案應該以和平的方式進行；而且，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們將會反對日本人插手臺灣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急於要我們的軍隊全部撤走，但是希望確定最後必須撤軍的原則；其最感興趣的是要全世界正式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的地位並非未定；將會努力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強烈反對日本對臺灣施加影響或臺灣獨立。

・　印度支那。北京將會在一定的限度內給予幫助。在正式和非正式對話中，中方都清楚地表示他們希望我們通過談判而達成一個解決方案，並且他們正在把這樣的觀點告訴河內。為了你的訪問與我們之間的總體關係，他們承認希望印度支那問題得到解決（實際上，他們認為這是遠東“最急迫”的問題），他們也承認這場衝突與我們在臺灣的駐軍有關聯。除了談及這些主題以外，我還概括了我們過去所做的秘密談判。我說，河內需要北京給予高瞻遠矚的見解，這樣才能達成一個解決方案；同時，我警告說，我們已經做到仁至義盡，而且談判一定要在未來幾個月內取得成功，否則我們將會單方面貫徹我們自己的既定方針，這在總體上會具有更高的風險。

・　韓國。我們雙方都明確地支持自己的朋友，但是我們所做的假定是雙方都不想有敵對行動，而且南、北兩個朝鮮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代表整個朝鮮半島說話。周恩來努力為平壤爭取平等待遇，他說，一個持久而合法的解決方案⋯⋯

臺　灣

就像我們所瞭解的那樣，這一問題仍然是獨一無二、最為困難的問題。周恩來一方面說，作為一個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保持耐心，而且，為了你的訪問，在草擬的公告言辭上已經採取了克制態度；然而，他認為印度支那，甚至韓國，都是更為急迫的問題，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自己盟友的利益不像對自身利益那樣寬宏大量。另一方面，臺灣問題仍然是北京的一個基本原則問題，這種狀態已經存在了二十二年時間；周恩來所要求的在公報中的表述方式仍然是我們所不能夠接受的；而他同時清楚地表明，在這一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將不會有關係正常化。

在未來的幾年時間裏，若想要在這一問題上找到允許我們之間關係繼續得到發展的解決方案，那麼，這將取決於中國是否願意接受我們所提出的論點，那就是，我們可以做的多於我們可以說的，而太快、太過明確地推進這一問題的進程可能會破壞我們對中國採取積極行動的總體設想。在周恩來理解我們的困境的同時，他也有自己的問題，而且他必須向國內和國際展示他在這一問題上取得的實質性進展。因此，我們的討論和我們公告的起草就處於這樣一種緊張氣氛之中，即中國人要求一清二楚，而我們希望模棱兩可。

這是我們所討論的第一個實質性問題。在開始的時候，我回顧了我們在七月份曾經達成的諒解：

・　在印度支那戰爭結束之後一段較短的時間內，我們將會從臺灣撤出與印度支那有關的那些部隊。

・　我們將會在較長一段時間裏逐漸減少在臺灣的其他駐軍，這將取決於我們之間的關係狀況。在回答周的詢問時，我說我們將不會設定撤軍的最後時間，但是雙方都理解這種進展。

・　我們將不會提倡“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解決方案。對此，周說我們不應該像在聯合國那樣提倡“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解決方案。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攻擊這一立場時已經表現得非常克制了。

・　我們不會支持或者是鼓勵“臺灣獨立運動”的興起，只要我們知道美國有人以官方或非官方的方式在搞“臺灣獨立運動”，我們將會採取行動。周插話說，他對最近在聯合國總部門口為“臺獨”而進行的示威表示擔憂，他聲稱這些示威是全國性的，甚至是全球範圍的。我說，據我所知，美國與這些示威毫無關係，而且，我會調查事情的真相。周趁機指責中央情報局在全世界的活動，而我對此做了簡單的反駁。

・　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們不會支持，實際上我們將會反對日本在臺灣駐軍或日本企圖支持“臺灣獨立運動”。

・　我們將會支持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任何方案，並且我們不會對此設置任何障礙。

・　尊重中國的觀點，我們準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向關係正常化方向邁進。

我說，你將會準備在秘密會談中向主席和總理重申這幾點。我補充說，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我們已經與在臺灣的那個政府一起合作了多年，無論有什麼樣的歷史原因，做這樣的改變並非易事。當這種政策開始逐步展開的時候，肯定會有人站出來表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臺灣是中國的內政，我們不會對這一觀點表示異議，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

關於聯合國的問題，我說，我們已經實施了我在7月所概述過的那一政策，而且我們已經緩和了我們的語調。實際上，如果“阿爾巴尼亞提案”今年得不到通過，那麼對我們兩個國家來說，這都是比較有利的，因為這個提案獲得通過的話，這一進程將會被推動得太快，那麼反對派便可找到理由來對付你的對華政策。

然後，我再次強調說，在臺灣問題上，我們能夠做的多於我們可以說的，而且，只要我們雙方都理解我們所前進的方向，有些事情必須等待歷史的演變。

隨後，周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強調他們的主要關注點並不是我們的政策，而是日本的意圖與“臺獨”的可能性，這兩件事當中沒有一件是我們可以完全控制的。

關於臺灣為什麼是中國的領土，周先講了一段簡短的歷史課，隨後他披露了英國人為了把他們在北京的外交使團的級別提升到大使級而打算做的事情：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撤走他們駐臺灣的領事館，支持阿爾巴尼亞在聯合國提出的提案。英國人也會私下同意他們不會宣傳“臺灣地位未定”的論點，而且如果有人向他們詢問時，英國政府會說他們的立場沒有改變。

周說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的是權宜之計，那麼英國政府的做法是足夠了，但是，他們認為那是不能夠接受的。如果有人提起臺灣的地位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英國對其自身的立場持保留態度；周指出，英國簽署了聲明臺灣屬於中國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他引用了更多的歷史事實對此做了強調，其中包括美國的角色，目的是要證明為什麼臺灣地位並非未定，並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這一問題的敏感性。然後，他拿出了自己的關鍵問題：美國的政策如何？我們是否依然堅持“臺灣地位未定”論，或者我們認為臺灣已經回歸中國並且是中國的一個省份？這是關鍵的問題。中國人民怎樣解決臺灣問題是個次要問題。他補充說，正如他在七月份所說的那樣，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努力和平解決這個問題。他承認臺灣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難題。

我的回答仍然是，我們一定要把我們可以說的話與我們的實際政策區分開來。我們並沒有對這樣的前提提出異議，即所有中國人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並沒有堅持“臺灣地位未定”論。在公報上的表述方式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們準備表明所有中國人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我們也一定會確保我們的官員不會再發表“臺灣地位未定”的聲明。周問道，如果其他國家提出臺灣地位的問題，我們將會怎麼回答，我回答說，我們肯定會與你協商。我向周保證說，我們不會鼓勵任何一個政府持“臺灣地位未定”的立場，英國對臺灣地位問題的立場並未得到我們的鼓勵。此外，假如任何一個政府提出這個問題，我們將肯定不會予以支持；我指出，我們在聯合國所持的立場謹慎地避開了這個問題。

我再次申明，我們決不會鼓勵“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謀劃，不管這些謀劃以何種形式出現，我們將會致力於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應該由中國人自己解決，而不是由我們自告奮勇去推動。

然後，周提出了我們的“（共同）防禦條約”的問題，他問道，一旦臺灣回歸祖國後，“防禦條約”是否依然有效。我回答說，假如臺灣和中國通過和平方式合併成為一個國家，那個“防禦條約”便會自動失效。周反復地說他們認為那個“防禦條約”是不合法的，而我們應該從該地區完全撤出我們的軍隊。我說，我們理解他們的立場，我們期待著一個和平的解決方案，而且事件的自然發展將使我們無需對那一條約採取任何正式的行動。

周強調指出，除非我們完全撤出軍隊而且那一“防禦條約”失效，否則我們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是不可能建立的。如果還有一位中華民國大使在華盛頓，他們是不可能派大使來華盛頓的；你和我是可以去中國的，因為北京認為只有一個美國，在北京找不到兩個互相對抗的美國大使。他指出，國民黨乒乓球隊在美國的出現已經妨礙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派乒乓球隊訪問美國。（然而，在其他場合下，中國表示他們依然計劃派遣他們的乒乓球隊訪美。）在我們國家駐有一位中華民國政府的大使，這一問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未來接觸所持立場的基礎。也就是說，他們同意我們派遣特使去北京，但是，他們不準備相應地派遣他們的特使；而且，周拒絕了在你訪問之後對美做回訪邀請的提議。這個問題也會影響他們對其他次要問題的不冷不熱的態度，例如，貿易和各種交流問題，而這些次要問題有時候更具有正常關係的味道。

然後，我又進一步敦促對臺灣問題需要採取一個和平的解決方案。對於任何讓臺灣和中國再次和平地合而為一的政治解決方案，我們決不會設置任何障礙。周評論道，假如蔣介石或者他的兒子希望談判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會加以反對的。我插話說，坦率地講，我們最希望、最鼓勵的是一個通過和平談判而達成的解決方案，此後我們之間的軍事關係便會自動地結束。一個和平的解決方案將會解決美臺防禦條約問題和駐軍問題。如果沒有和平解決方案的話，那麼對我們來說，分階段撤軍比廢除“防禦條約”更加容易一些。廢除“防禦條約”是不太可能的。

周承認這幾點，但是，他對日本人取代我們的位置表示關注。我回答說，我們對這種情況也會表示反對，而且在防止日本的軍事擴張上，我們是有共同利害關係的。慫恿日本在臺灣擴張是眼光短淺的，然而，我們必須要選擇那些我們有能力行使我們原則的問題。

周提到萊爾德國防部長建議增加日本軍事潛力的評論。我回答說，這個評論不是美國官方的政策，而且，儘管我們沒有能力去阻止這類言論，但是我們可以保證這些言論將不會帶來任何實際的後果。

然後，周進一步談到了他擔心日本對臺灣的影響，這不僅指在軍事上的影響，而且也涉及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影響，他援引了日本各種各樣的人物與臺灣官員之間的接觸。我說，當我們的軍隊駐在臺灣時，相對來說，我們易於防止日本的軍事滲透；當我們離開後，我們會繼續反對日本的軍事擴張，但是那將由不得我們隨意控制。如果日本開始向其本土之外的地方派遣軍隊，那麼，我們將不得不重新考慮我們對整個太平洋的政策。政治和經濟上的擴張則更加難以衡量，但是，讓臺灣成為日本的附庸並不是美國的政策。周警告說，這將會是最不利於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事情。（實際上，周對日本的角色非常關注，以致於在隨後的一次會談中，他說他並不希望所有駐臺灣的美國軍隊都撤走，原因是害怕日本軍隊隨後進駐臺灣。）

我指出，在中美建立正常外交關係之前，如果出現一些中美合作的可見跡象（諸如交流計劃），這可能會對臺灣以及日本的形勢有所影響。我也警告周不要利用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分歧，我說在我們對中國採取積極行動之際，我們因為放棄了日本而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抨擊。中國方面也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克制。然後，他聲稱他們對日本已經表示出克制，而且，他說他們不會和佐藤打交道。

當天下午，即10月21日下午，周提出了聯合國問題。他冷靜地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我們的立場，而我解釋說，我們選擇這條路是為了放棄那個明確表明“兩個中國”政策的方案。周強調說，對中國人而言，臺灣地位比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要重要得多，而且如果我們的立場佔上風的話，他們將會拒絕加入聯合國。然後，他披露說，他們也並不特別喜歡阿爾巴尼亞的提案，因為這個提案沒有明確地處理臺灣地位的問題。（我們所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談差不多正是聯合國辯論結束的時候，周直截了當地訴苦說，他在那個時候與我舉行會談，會使中國在聯合國的朋友們非常尷尬。）

當我問及他對吳丹的繼任者問題有什麼看法時，他沒有拿出任何說法，只是說他們還沒有考慮過這件事。他確實抓住這個機會稱讚哈馬舍爾德，並間接地貶低了吳丹，這暗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期望有一個積極的實踐主義的聯合國秘書長。

在總結我們對聯合國問題的簡短討論時，周重申有必要在臺灣問題上取得進展。我再一次指出，假如我們在臺灣問題上走得太快，那麼我們的對手可能會破壞我們正在努力建立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這一脆弱關係。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需要在臺灣問題上顯示出一些進展，但是我反復說，如果我們走得太快的話，我們將會撕破我們之間的整個關係結構。因此，我們在會談中必須要確定對話的方向，保證每一步都得到貫徹執行，而且決不採取不利於我們關係的任何措施。

對臺灣問題已經做了密集式的討論，在公報起草時又對該問題做了密集式的討論，對此我已經單獨做了彙報。周在言語表達上確實做了一些克制並試圖滿足我們的某些關注。作為回報，我們也向他們的立場靠攏，具體的做法是對所有中國人認為只有一個中國的立場沒有提出異議並表明我們將會減少在臺灣地區的駐軍。我無法接受周的表述方式，他讓我們主動表示希望“一個中國”的解決方案通過和平手段實現，並且要求我們保證最後將會從臺灣和臺灣海峽撤走我們所有的軍隊。

周再三解釋說，他們並沒有為我們的撤軍設定最後期限，而讓人吃驚的是，他承認他們希望我們暫時在臺灣留有一些軍隊，以便防止日本軍隊的進入。

中國人將會保持耐心，但是，在會談結束之際，周做了這樣的暗示，那就是，假如六年之後臺灣問題還未能找到解決方案的話，中國人將會被迫使用“其他手段”解放臺灣。在我們的會談中，這是他唯一一次提到使用武力。

正如我在單獨彙報中所說的那樣，我告訴周說，我會和你商量這一問題，看看是否可以在公報中找到新的言辭表述方式。在他們方面，他沒有表示作進一步讓步，但是，他說如果我們提出新的草案，他們可能會在立場方面修改一兩個字。事實將會證明，縮小我們之間餘下的差距將是困難而痛苦的，但我認為我們能夠成功地做到這一點。

63

日　　期：1971年12月9日

文　　件：美國新聞處代理處長R・肯尼思・托爾里致亞歷山大・M・黑格——“日本對中國的態度——民意測驗”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87/12, HAK,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所附的是一份由一家著名的日本報刊出版公司所進行的民意測驗的簡短摘要。這是由美國新聞處東京辦事處用電報傳送給我們的。

R・肯尼思・托爾里

美國新聞處代理處長（華盛頓20547）

附　件

M-78-71，1971年12月9日

日本人對與中國和臺灣之間的關係的看法

下面的數據取自Jiji出版社（一家著名的報刊出版公司）委託進行的最新月度民意測驗。這一民意測驗是由中央研究所在11月10日至13日進行的。訪談都是代表整個人口的一千六百零五名成年人（二十歲以上）。有關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的調查結果之要點如下：

與共產主義中國之間的外交關係

大多數（百分之五十八）日本人傾向於與共產主義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其中百分之十四傾向於“立即”建交，百分之四十四傾向於“儘快”建交。對這一問題的意見與四月份時的差不多：

在百分之五十八傾向於儘快與共產主義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人群中，最大的意見一致的群體（百分之二十八）想要與共產主義中國及臺灣同時保持關係。但是，認為有必要（百分之五）或不可避免地（百分之十五）要切斷與臺灣關係的人數自四月份以來已經翻了一番：

1.只有那些傾向於“立即”或“儘快”實現關係正常化的人才被問及這個隨後的問題。

對與北京進行談判所持的態度

多數（百分之四十五）日本人明顯傾向於用一種謹慎的辦法對待與共產主義中國進行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談判：

與共產主義中國之間的貿易

大多數（百分之六十四）日本人認為日本應該“更積極地”推動與共產主義中國之間的貿易。支持這種看法的人數自四月份以來有輕微下降：

在傾向於推動與共產主義中國之間的貿易的那百分之六十四的人當中，有多達百分之三十三的人反對把切斷與臺灣的貿易作為與北京開展貿易的代價：

2.只有那些傾向於“更積極地”推動貿易的人才被問及這個隨後的問題。

感覺到北京的軍事威脅

有關北京的軍事力量是否對日本構成威脅，意見可以分為：百分之三十三的人認為構成威脅，百分之三十二的人認為不構成威脅，百分之三十五的人說“不知道”。

64

日　　期：1971年12月14日

文　　件：基辛格——“（總統的對外）政策陳述”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311, HAK,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尼克松主義”

在尼克松總統上台執政時，這個國家所面臨的緊急問題就是越南問題。但是，他所面對的基本任務卻是一個意義更加深遠的問題——根據全球新的現實狀況和國內新的態度，重新確定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在總統向全國發表的兩份重大“對外政策報告”及其對全世界採取的政策和行動中，都已經表明並且確立了美國角色的新概念。這以“尼克松主義”而著稱——那很可能是他最重要的成就。

“尼克松主義”的主旋律就是美國必須仍然為世界承擔責任，但是其方式將會促使其他國家一起努力，並且得到美國人民的持續支持。

幾十年來，美國把世界上每一個地方的地區性防衛或經濟發展的每一個問題都視為美國的責任。“尼克松主義”認識到，除非有關的國家或地區擔負主要責任，否則防衛和發展都是不可能的。幫助他們進行防衛和發展，既符合我們的利益，也符合他們的利益。與二戰後的那段時間相比，今天我們的盟國和朋友更強大、更依靠自己。他們已經準備好擔負這一責任，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我們正在減輕我們當前的負擔。

但是，事實是美國對世界的影響是如此巨大，如果我們不能以負責任的態度進行這種調整，那麼我們就會加大破壞和平的不穩定和不安全因素的作用。如果我們不能給我們的盟國和朋友以時間和手段，讓他們適應美國支持的新形式，那麼，我們只會使他們難上加難，同時使我們自己面對的選擇愈加艱難。一個強而有力的經濟與軍事援助計劃正是使我們能夠解除我們在海外的過度承諾所造成的責任的東西。沒有這樣一個計劃，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突然讓盟國單獨面對經濟蕭條或外來入侵而無助地獨立掙扎，另一條路是我們自己再一次進行大規模干預。這是災難的邀請書。如果我們不援助我們的朋友和盟國，以便他們可以與我們一道經歷轉型，那麼，我們就無法從六十年代的過度投入轉變為七十年代的負責任的參與。

因此，總統在“尼克松主義”中所提出的是一種更為負責的美國的領導方式，而不是放棄美國的領導權。這是一種以合理而現實的態度界定我們的利益與責任的方法，而不是放棄我們的利益與責任的藉口。這是對我們在世界上能夠繼續擔當並得到美國人民支持的角色的確定。因為美國人民知道，對我們來說，與世隔絕不會帶來和平，也不會減少我們在世界上的風險，不會解決我們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的任何問題。

中　國

總統已經完成了民主黨總統們在過去十年中想要做或者暗示要做的事情——他大膽地採取主動行動，重新開啟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對話交流。

自從理查德・尼克松於1967年十月份在《外交事務》上發表那篇文章以來，這一直是他的一個長期目標，他在那篇文章中敦促美國的政策應該“認真面對中國的現實”。從他執政時起，尼克松總統就耐心而系統地為美國新政策打下了基礎。通過一系列公開聲明、外交努力以及放鬆貿易與旅遊限制的單邊措施，總統在兩年半的時間裏以實際行動表明了我們願意開展對話、願意看到中國在世界大家庭中扮演一個負責任的角色。

・　隨後，在今年四月份，總統的主動措施開始結出果實，因為中國開始向美國的運動員和新聞記者發放簽證，並且開始對兩國關係的進一步正常化表現出興趣。

・　最富戲劇性的突破出現在7月15日——華盛頓和北京同時發佈公告說，尼克松總統將會在1972年五月份之前為舉行高峰會晤而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

總統正在展開的行動出自於這樣一種信念，那就是，如果一個有著七億五千萬人民的強國被排除在一個和平的國際秩序之外，或者對這一和平的國際秩序抱有敵意，那麼這一和平的國際秩序是無法讓人放心的。在這十年之中，沒有任何問題會比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納入到國際社會的建設性關係之中更為重要，特別是與亞洲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

總統絕沒有幻想。美國與中國之間在原則和利益方面有著重大分歧，一次高峰會晤將不會解決這些重大分歧。中國領導人沒有放棄他們的原則，我們也沒有放棄我們的原則。我們兩國正處在一種進程的開始：我們有機會開展對話、公開討論我們之間的分歧並因此而減少我們之間產生衝突的可能性。如果取得成功，我們將會對緩和亞洲緊張局勢、加強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展開的積極行動並不直接針對其他國家。我們與北京之間展開的對話進程不可能而且也不會以國際秩序或我們自己的承諾為代價。雙方都沒有為總統的訪問設下先決條件，而且先決條件也不會被接受。在對手之間真正建立一種相互尊重的關係不可能以盟國和朋友的安全為代價——特別是我們珍視的盟國加朋友——中華民國。此外，全世界都知道，為了保留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席位，我們在聯合國拼得很辛苦，因為我們認為中華民國有資格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個遵紀守法的成員。對我們而言，這是為了維護臉面必須做的事，同時——我們認為——對聯合國而言，這是一種良心。我們對結果感到無比失望。但是，這決不會影響我們與中華民國的聯盟與友誼。

65

日　　期：（文獻原件無註明日期）

文　　件：基辛格——關於“1971年（對外政策）的年度回顧”

文件性質：參考資料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314, HAK,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年度回顧　概況與可能的主題

如果我們仍然遵循去年報告的那種組織方式，那麼，本報告看上去可能會按照如下的格式出現：

引　言

・　在第一年裏，我們為新的方法奠定了基礎。在第二年裏，我們開始按照新方法行事並執行有關政策。一個行動之年，完全遵循三項原則（夥伴關係，武裝力量，樂於談判）。

・　過渡期間的問題：舊的政策的遺留物。但是我一直信守諾言。

・　如果我們能夠解決或遏制懸而未決的衝突，並建立一種持久的和平結構，那麼，實現“和平的一代”就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　沒有一個國家擔心美國將會主導這一切。

一、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制度

・　靈活性：我們所做的改變（提升WSAG和評估小組）。

・　運作良好：重大政策評估〔援助、中東、“相互均衡裁軍”、越南行動、防衛計劃研究中心（DPRC）〕

・　在危機中經受考驗（柬埔寨、約旦）：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跨部門策劃，美國的行動冷靜、慎重、細緻。

二、夥伴關係

歐　洲

・　北約的關係得到了鞏固：總統對北約南方司令部的訪問；防衛政策委員會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戰略研究；總統與各國政府首腦的會晤（蓬皮杜、勃蘭特、威爾遜、希思以及科倫坡）；創立地中海艦隊。責任分擔的問題。

・　北約協作的非軍事方面：北約現代科學技術委員會的試點項目、禁毒行動。

・　東西方關係：總統訪問南斯拉夫。

・　歐洲安全問題。

西半球

・　實施1969年10月31日的政策。

・　“美洲國家組織”的進展：新的憲章；洪都拉斯——薩爾瓦多戰爭中的維和行動。

・　政治進程的複雜性：智利、玻利維亞。

亞洲太平洋地區

・　正在實施中的“尼克松主義”：雅加達會議〔外交協作，日本（作用）的浮現〕；副總統的出訪。

・　按照“尼克松主義”做調整的問題（南朝鮮、泰國）。

・　美日關係（條約簽訂十周年；污染合作協議；紡織品問題）。

越　南

・　談判途徑：停火建議。我們不是在尋求軍事勝利或喜愛繼續殺戮的人。問題是北越人是否願意在不取得勝利的情況下達成和解。

・　“越南化”繼續取得進展；承認不確定性依然存在（長期戰爭）。

・　減少戰鬥。

・　老撾、柬埔寨：美國政府第一次對捲入老撾的事情進行坦率討論；柬埔寨行動是對我們越南政策的支持。

中　東

・　美國的角色應該是什麼；我們已經考慮過的替代辦法；和平建議的前提。

・　和平建議的效果說明。避免興高采烈和意志消沉。

・　和平的先決條件（阿拉伯人媾和的意願和能力；相信美國的保證；蘇聯人的克制）。

・　納塞爾去世的意義。

・　蘇聯的作用。

非　洲

・　國務卿的訪問表示了我們對非洲的興趣。

・　尼日利亞內戰的結束：國家地位的問題。

・　蒙博托的訪問：私人投資的重要性。

・　南非：關閉索爾茲伯里的領事館；聯合國安理會在三月份的否決顯示了對現實主義的需要；西南非的步驟。

國際經濟政策

・　彼得森報告與援助信息：二十五年以來，第一次努力澄清援助的不同目的，並使援助機制合理化。歷史背景：我們是如何在自己的目的不明確的情況下投身援助事業的。

・　貿易：保護主義。

・　貨幣體系：運作良好。

聯合國

・　二十五周年紀念，吳丹舉行的宴會，總統使團；在維和問題上與蘇聯進行雙邊會談：積極探索加強聯合國的途徑。

・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傑克遜報告。

・　國際法：讓（聯合國）國際法院審案；海洋法。

外交的新任務

・　毒品控制：在北約與聯合國的工作。

・　環境。

・　劫機：國際民間航空組織協定。

・　太空合作。

・　人道主義救援：國際紅十字委員會在尼日利亞、約旦以及越南發揮作用的重要性。

三、美國的武裝力量

塑造我們的軍事立場

・　約旦危機、第六艦隊：當武裝力量為維持穩定而使用武力，我們的武裝力量就是最有效的。

・　“尼克松主義”的含意。

・　修訂過的美國計劃：原理與重要性。

・　調整國家事務的優先事項：我們已經對此做了調整（1971年財政年度預算）。

防衛計劃過程

・　行動中的防衛計劃研究中心（1972年財政年度預算）。

・　計劃分析與計劃預算。

戰略政策

・　新的戰略平衡：對美國政策的含意。

・　戰略充分性的準則。（需要透露這些準則嗎？）

・　安全措施：除了其戰略原則之外，這還是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談判籌碼。

一般用途的軍隊

・　新立場與新戰略相一致。

・　走向有求必應（zerodraft）。

四、談　判

與蘇聯的關係

・　我們已經清楚地表明，我們願意在與我們產生分歧的問題上達成具體的協議。但是，蘇聯在去年的行為引發了嚴重的問題。

・　和平將取決於大國的自我克制，不要總是迫切追求戰術優勢。

・　在一些領域，蘇聯人一直願意通過談判尋求解決辦法（“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勃蘭特—柯西金協定、柏林會談）。

・　但是，他們緊鑼密鼓的軍事擴充和他們在中東的行動真的是耐人尋味。

東　歐

・　對南斯拉夫的訪問，就像對羅馬尼亞的訪問一樣，象徵著我們對改善東西方關係的希望，也象徵著我們對勃列日涅夫原則的拒絕。

・　西方的自由思想在東歐的知識分子中間比在西歐的知識分子當中更受歡迎。

共產主義中國

・　曾經於1970年恢復華沙會談，我們希望會談再次恢復。

・　我們所採取的其他步驟表明我們希望使關係正常化。

・　中蘇關係的決裂：或許是當今世界上最嚴重的敵對。

武器控制

・　“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我們準備證明其價值。蘇聯人一直是認真的。反彈道導彈與SS-9之間的並行關係。協議不難達成（與從前武器控制談判所花的很長時間相比）。

・　“相互均衡裁軍”：極其複雜的一個問題，兼具優勢與可能的陷阱。在某些關鍵領域做“糾正性”（corrective）裁減可能對彼此有益。有可能與華沙條約國就此問題進行會談。

・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設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條約》：美國的戲劇性提議。

・　“化學生物武器”：1970年二月份公佈的各種毒素。

五、對外與對內政策的關係

・　民主制度中的領導方式問題：

＊顯然，團結與意見一致非常重要。

＊但是，美國人民不原諒他們的領導人所造成的災難，即使那些災難是美國人民所敦促和認可的那些政策的產物。

＊總統要對其政策的成功和失敗承擔應有的責任。但是，首先應該賦予總統以制定和實施一貫政策的機會。

＊只有總統能夠達成和平。

・　我一直忠於美國人民：

＊在越南問題上，我信守了每一項承諾。

＊我已經坦率地陳述了我所制定的政策的前提和目標。

・　美國人確實關心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我知道美國將不會再次成為孤立主義者。中東危機表明，我們對和平的貢獻是必不可少的；所有美國人都承認這一點。但是，如果我們軟弱，如果我們處處軟弱，那麼，和平將不會存在。

・　國內學生當中的不安分並不僅僅是越南問題的產物。其他國家也有學生表示不滿。這一問題有更深的根源。

・　因為美國人關心和平，這對我們如何結束這場戰爭有很大的影響。過去的戰爭雖然結束了，但未曾帶來持久的和平，原因就是政治家們沒有考慮戰後世界可能出現的和平結構。我不打算犯那樣的錯誤，因為歷史為此將不會原諒我。這對亞洲出現怎麼樣的政治關係結構有很大的影響。

・　我希望有一種所有美國人都為之驕傲的和平，一種持久的和平。

66

日　　期：1972年2月5日

文　　件：基辛格致尼克松——“總統與中國人的會面”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Kissinger Office Files Collection, Box 13, China,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一種新的經歷

你與中國人的會面將完全不同於你過去所經歷過的任何其他會面。這份備忘錄旨在為你提供一些有關他們的風格的情況，並建議你怎樣與他們交往。

你與他們的會面在很多層面上都是沒有先例的。明顯的事實是：我們和這個國家已有二十多年沒有對過話；你從未和這些人談過話或訪問過他們的國家；你個人的經歷、人生觀、世界觀和個性與他們有著根本的不同。這次國事訪問的戲劇性和色彩將會勝過你所有的其他國事訪問。

這次訪問過程中的各種會談，無論在強度上，還是在時間上，都將會遠遠超過你以前所舉行過的任何外交會談。在你訪問的開始與結束之際，我們將各舉行一次有周恩來和官方的所有隨行人員參加的全體會議；你將與毛澤東和周恩來一起舉行兩次私下的會談；你與周恩來將有幾次私下的會談；你將要參加四次宴會，其中兩次在北京，另在杭州和上海各一次。此外，當你在這三個城市觀光遊覽和乘飛機穿梭於這三個城市之間時，周恩來將全程陪同你。

不過，這次旅行最主要的不同之處仍然是中國人本身的特點和風格。

中國人

你已經從我或別的人那裏聽到了足夠多的有關中國人的好客、親切、微妙、效率以及幽默感等等，因此我將不在本備忘錄中對他們的這些特徵作過分冗長的論述。你和你的隨行人員將會受到最上等的款待，而且你們還要忍得住不受主人魅力的誘惑。簡而言之，他們既是中國人（或者儘管）又是共產黨人。

這些人既狂熱又重實效。他們是強硬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理論家，在世界正在走向何方或者世界應該走向何方這樣的問題上，他們完全不同意我們的看法。同時，他們是倔強的現實主義者，他們的測算在於，他們之所以需要我們，是因為存在著具有威脅性的蘇聯、復活的日本和具有潛在獨立性的臺灣。

中國的領導人是極其認真的人，他們的信念將不會受到任何在他們看來具有機會或便利味道的事情所動搖。他們所採取的是一種非常有原則的方法，不過在允許的框架之內，他們願意現實一些。這反映出他們在歷史觀念和現實變化的必要性之間左右為難。

一方面，他們克服了在大約五十年時間裏積累起來的內部和外部的巨大障礙。他們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問題。他們認為歷史處在他們那一邊。另一方面，這些領導人已七十多歲了，在離開歷史舞台之前，他們肯定想要實現某些目標。他們肯定會全神貫注於為他們的繼承人而保證國家的安全和制度的穩定。此外，去年秋天的神秘事件和所謂的林彪[66-1]的公然對抗，襯托出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與我們交往和邀請你訪問的過程中所冒的巨大風險。因而，他們將需要向他們的國內追隨者展示一些即時的成果。

由於他們擔心受到外國的進攻，因此，對他們來說，現在與我們交往是值得為之的事情；他們需要對自己具有較小威脅性的另一個超級大國的外部支持。不過如果我們表現得缺乏生氣的話，那麼他們在求助於我們時所付出的代價，將得不到任何回報。

他們的基本方法很可能類似於他們在七月份和十月份所採取的那種方法：堅持原則，但在細節上願意保持靈活。因此，他們主張美國應該同意從臺灣撤軍，但撤軍可以分階段進行。這一原則同樣適用於美國從亞洲的其他地方撤軍（印度支那除外，他們認為美國從印度支那撤軍是一件迫切的事情）——這些撤軍行動必須作為一項原則來實施，但並不需要拿出一個固定的時間表。當然，中國人在細節上的靈活性可以更多地追溯到他們的實用主義而不是合情合理。他們不希望我們匆忙撤出臺灣的結果，只是他們看到日本人的進入。他們不希望我們全面撤出亞洲而把那個地方留給莫斯科。

如果中國人願意等待將來，那麼，他們也肯定對將來抱有信心。我們可以確定某些方向，並對最終的行動做出保證，但我們能夠或應該馬上為他們做的事情是很少的。他們的主要關注點，將是判斷我們是否信守諾言並在行動上事無巨細。

你同他們的會談將會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按照慣例討論具體問題。另一個層面將始終是更富有意義的理性層面，在這一層面上，他們將會尋找他們的關鍵性問題的答案，即“這個美國領導人知道自己將走向何方嗎？”實際上，周恩來告訴過我，中國人真正反對俄羅斯人是從赫魯曉夫參加戴維營會晤之後在北京的中途停留期間開始的。赫魯曉夫當時的表現，使中國人確信他是一個不具有長遠眼光的恃強凌弱的傢伙。

因此，重要的是，對於每個問題的討論，你從開始時就應該以廣泛的哲學意味來展示你對戰略方針的把握。你所見過的大多數領導人，在開場白之後，通常都注意他們在戰術問題上的得分；他們關注的焦點在於你在具體問題上所發表的意見。我們將會向中國人做一個漂亮的開場白，但是，他們將會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所描述的前景上。他們主要感興趣的，將是你對未來和原則的判斷以及你的政策的可靠性。

簡而言之，他們將會以下列條件來評估你：你理解他們的觀點嗎？你自身的政策框架將會與他們的政策框架相容嗎？他們能否指望你貫徹執行你所預計的事情？他們能否使他們自己的政策適合我們的政策？

因此，我們的一個基本任務就要使他們理解，我們在將來能夠採取他們所希望的某些步驟，因為這樣做符合我們自身的利益，而且，我們將會採取這樣的步驟，因為我們是可信賴的。相反，他們將不會對他們認為是卑鄙的交易感興趣——舉例來說，如果他們向我們購買了大宗的糧食，我們就可能在臺灣問題上更加通融。

同樣，他們將不會為了蠅頭小利而沒完沒了地向你施加壓力。與我們同俄羅斯人或北越人所舉行的談判不同，我們無需始終為戰術上的小動作、細節上的討價還價以及實施上的吝嗇行為而做準備。中國人鄙視俄羅斯人在聯合公告文本譯文上所耍弄的伎倆，就像5月20日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公告和去年夏天的柏林協定那樣。中國人一旦同意了基本問題（例如你在1972年5月之前訪問中國），細節問題（例如這次訪問的性質）就會迎刃而解。

同樣，一名俄國的談判者絕對不會表現出像周恩來在十月份我們起草公報的一次會議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姿態：周恩來建議在聯合公報草案中保留我們所建議的某些語句，儘管我已經說了我們準備將之刪除，因為我們也去掉了他們所建議的一些語句。

中國人“有原則”的態度也意味著他們將尊重你所採取的相似的辦法。例如，周恩來幾天前告訴布托[66-2]，你訪問的大部分成功將會取決於我們的態度：“中國是有原則的，這些原則指導著她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而且，中國願意根據美國的態度做出反應。”中國人拒絕接受這樣的觀念，即妥協本身就是人們所希望的一個目標。不過，他們願意在通向其目標的道路上做戰術性的調整，並且可能會考慮怎樣使這些調整與我們在邁向我們的目標時所做的調整相一致。關鍵的是要記住，中國人對某些詞語含意的理解完全不同於我們的理解。例如，抽象的“和平”對中國人而言並不是一種美德：在十月份，周恩來向我發表了一通高論，即正義才是根本的目標。真正的和平只能來自於正義；沒有正義，和平就是壓制性的，也是不能長久的。

因此，對於我們之間的分歧，你應該保持坦率的態度。在堅持我們的觀點的同時，你應該表明你理解他們的觀點。對任何人為掩飾分歧的行為，他們都會提出質疑。他們對於那些含糊的“善意”和“友誼”的主張不感興趣。他們會鄙視任何像詹姆士・賴斯頓去年夏天在採訪周恩來時所採取的那種卑賤的態度，儘管他們也同時利用任何這樣的機會來加強他們的看法。

他們需要弄清楚的是：你是否知道你自己的目標，是否瞭解他們的目標，是否對這兩方面的目標都是認真的。

周恩來

周恩來是中國人這些品質的最傑出的體現。正如我已經告訴過你的，在我所見到過的政治家當中，他與戴高樂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戴高樂在發表莊嚴而結構華麗的長篇大論方面是無與倫比的，而周恩來卻是一位你可以與之進行對話的人。我想你將會很高興在好幾個方面與周恩來進行意見交換，他在所有這些話題上都是同樣地駕輕就熟——討論歷史，論述哲學，戰術格鬥，艱難的談判，輕鬆的巧妙應答。

你可以肯定周恩來是有備而來的，不僅在談判的問題方面，而且在美國和你私人的問題方面他都下了功夫。他非常熟悉美國的政治和社會，雖然他所描述的情況肯定有所扭曲。

他追蹤各種事件的發展——因此，在我聽說你1971年7月6日在堪薩斯城發表的談話之前，他已經詳細地閱讀過你的這次講演稿了。很顯然他一直在從心理學角度上對你進行研究——他知道你喜歡《巴頓將軍》這部電影（他猜測你像巴頓將軍一樣喜歡不按常規行事），而且他至少讀過《六次危機》[66-3]這本書的部分內容。

周恩來的談判風格具有一些特點。如果他以絕對的語氣陳述一種立場，他就將會堅持這種立場。如果對他的這種立場進行連續不斷的猛攻，以希望他將會稍微做出讓步，那麼，結果將是毫無意義的。如果他不準備屈服於壓力，他就不會做出讓步。

然而，如果他說的話完全是推諉的或者是模棱兩可的，這就暗示著還有探討的餘地。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是間接地提出問題，而不要正面發問。你可以在以後的一次會議中，或者在一次非正式場合中，把這個話題再次提出並建議採用另外一種方法。他那時可能理解了這點，隨後在重新談判時會帶來一個新的聲明，這個聲明混合了你說過的成分，但這卻是作為中方的觀點而提出來的。

例如，周恩來在十月份一次會議的初期階段時強調美國軍隊要從臺灣撤出。當我們稍後談到日本時，我的一個基本主題是關於我們與東京的聯盟是如何有利於對日本人構成限制的；如果日本人擺脫了美國的束縛，他們可能會變得危險得多。在我們最後一次會談時，周恩來在堅持美國撤軍的總體原則的同時，又指出，在臺灣的地位確定之前，中國人並不一定非要美國的軍隊全部撤出臺灣，因為這樣做可能會使日本人進入臺灣。

間接的方法，比喻的運用，是中國人特別是周恩來通常使用的典型方法。差不多他所說的任何事情，無論看起來這些事偏離眼前的話題有多遠，都是正中要害的。這種技巧可能是令人難以捉摸的——當他在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一個方面時，他可能真正是在發表針對蘇聯的論點。周恩來顯然很有可能將美國和法國大革命的原則應用於越南共產黨的鬥爭上。它也可以是非常吸引人的——周恩來首次提出歡迎尼克松夫人來中國時就說了，你也許會在杭州逗留一個晚上，因為一旦你的妻子看到了那裏的國賓館時，她或許會不想趕著去上海了。

這種間接的風格與坦率之間並非完全不一致。實際上，在我們與周恩來的會談中，坦率是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因為我們和這些人已有二十多年沒有真正地會談過，所以，我決定在和他們打交道時要比對任何其他曾經交往過的共產黨國家更加坦誠。僅舉一例，我坦率地承認，我們在歐洲與蘇聯的談判可能會產生這樣的客觀後果：使得俄羅斯能夠將其部署在西部前線的力量資源用於她的東部前線。周恩來承認這一點，但他說“這不要緊”。

我認為，在你與周恩來的談話中採用完全非傳統的真正的（與虛假相反）坦誠的方法，會對你很有益。如果一個主題是特別敏感的——例如我們反對蘇聯向他們施加壓力——那就自然應該留在最秘密的會議中去談。

不用說，周恩來可能會非常而突然地強硬起來。雖然周恩來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從不辱罵或者粗暴地對待他人，但黑格將軍和我都曾經受到過他的無情責備。與你這樣級別的人打交道，他可能會兜圈子，但我謹慎地認為，他對你所講的話當中將會有一些非常強硬的言語，只是他會以簡單的修辭來表達，或者在某種愉快的交談之後說出來。

當然，你不應該對這樣的言語表示贊同，而是應該堅定地針鋒相對，不過不是用謾罵的方式。如果你在他的攻擊面前開始退讓，他會繼續保持攻勢。如果他的要點是哲理性的，你應該以你自身的觀點來進行對答，而不是攻擊他的觀點。但是，如果他對一個特定問題進行正面攻擊，你就必須直接進行反駁。

周在年青時曾有過短暫的當演員的經歷，而且可能現在還是演員。他在開會的時候通常不太流露情感，只是專心地聽（既注意聽你的講話，也注意聽譯員的翻譯，因為他的英語理解能力不錯，所以想要明確知道翻譯是否正確）。儘管他有時會表示贊同你所說的話，但他通常只是點頭，你無法確定他這個動作是意味著理解還是同意。他會將熱情投注在意識形態的論述上，不過在其他方面他的談話卻是相當的實事求是。我真正見到他發怒的唯一一次是在他提到杜勒斯使用“卑鄙的詭計”破壞1954年的《日內瓦協議》時。（除此之外，自從當時杜勒斯拒絕與他握手時起，他就一直感到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當周恩來用尖銳的聲音表達這一看法時，他竟然用拳頭敲擊著談判桌。在他講話時，我無法確定他是在演戲，還是真正地激動。我猜測是他是激動的。

毛澤東

當然，我們不得不依靠第三者的印象和傳記的描述來形成對毛澤東的印象。考維・德・默維爾（Maurice Couvede Murville）[66-4]（他去年見過毛澤東）和謝偉思（John Stewart Service）[66-5]（三十多年前，當毛還在壯年時期在延安的時候，他就曾見過毛澤東）都認為毛澤東甚至比周恩來更令人印象深刻。假如果真是如此，這確實是需要冷靜對待的問題。有跡象表明，鑒於其健康和年齡的關係，毛澤東現在的行為有些喜怒無常。因此，在他的神志完全清醒的時候，他或許會有“好的日子”，而歲月所顯示的卻是“壞的日子”。

只有把毛澤東和周恩來進行對比時，或許才能更有效地談論他們各自不同的風格，我在另外呈送給你的傳記材料中，對他們的風格有相當詳盡的敘述。周恩來將會在哲學和歷史的層面上發表意見，但他談話的要點將主要集中在具體的實質性問題上。他是戰術家、行政負責人、談判代表，是制定細節、提出要點和回避問題的大師。

毛澤東是哲學家、詩人、偉大的戰略家、啟示者和浪漫主義者。他確定方向和制定框架，然後讓他所信賴的副手去執行。因此，我們估計他的談話會集中在廣泛的哲學和歷史方面，而把談判的事留給周恩來處理。他將想要談論長遠的問題、當今世界的基本潮流、中美之間或者中美與其他國家之間在這些潮流中正走向何方。

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的關係

在七月份和十月份兩個月裏，周恩來均表明毛澤東是他的上級，雖然毛澤東把日常的行政管理和戰術上的事情都留給了他的總理去處理。無論是在會談中，還是在社交性的談話中，周恩來都似乎完全真誠地引用了毛主席的權威和先見之明。

例如，在七月份的一次午宴上，當周恩來談到“文化大革命”的過分行為時，他說他不願談論錯誤，而毛主席卻以他更偉大的內在精神力量坦率地承認過去的錯誤。在我們處理7月15日公告草稿的過程中，周恩來在最後一天上午明確表示，中國人在措詞上的變動（也就是說，把日期定在1972年5月之前的任何時候），應該歸功於毛主席的親自干預，因為他希望事情的安排對我們更方便一些。

在十月份，我們給了周恩來我們的第一份可能的聯合公報草案，他表示他們準備第二天晚間討論這份草案，儘管他們肯定會作一些修改。中方的外交部部長原定在第二天上午與我們一起開始起草公報，但是，第二天上午露面的人卻是周恩來，他明確表示他已同毛主席談過了公報的事情，並嚴厲批評了我們起草公報草案的辦法，他說我們的公報草案是一份強調雙方意見一致、掩蓋雙方分歧的常規公報。他尖銳的講話肯定是得到了毛主席的指示。（可以想像，他只是在演戲，他假裝向毛主席求援只是為了取得戲劇性的效果；但我對這樣的想像確實表示懷疑。）他講話的主題是，只要有壓迫存在，和平本身就不是目的；我們兩國之間有著根本的分歧，這些分歧必須清楚地予以闡明，而不是虛偽地假裝雙方達成了並不存在的一致意見。

作為這次會議的結果，我們改為採用另一種形式的公報，就像我已告訴過你的那樣，這另一種形式的公報，既誠實得多，又使我們的朋友感到放心，因為他們可能會懷疑在模棱兩可的折中方案後面存在著秘密的交易。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毛澤東就不僅是有權威的，而且也是明智的。

布托上周在北京的非正式會談，就是毛澤東坦率而有原則的方式的最新證明。在討論印巴戰爭中的中國援助時，周恩來明確地聲明，在對巴基斯坦援助的性質上並沒有事先達成諒解，或者說在何處需要援助的問題上並未達成諒解。根據布托的說法，毛澤東說得更大膽：不管其他人會說些什麼，“我們讓你們失望了”。與此同時，毛澤東指出巴基斯坦軍事領導人犯了一些大錯。

周恩來明確地告訴我，毛主席希望他參加與你進行的所有會談。他們兩人將會組成真正讓人難忘而又令人敬畏的一對搭檔。

注釋

[66-1]林彪（1907-1971），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1959年後擔任國防部部長、軍委副主席，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指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1971年9月13日在逃往蘇聯途中因飛機失事死亡。

[66-2]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是位於南亞次大陸西北部的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民選總理。1977年7月5日，在一場軍事政變中，年僅四十九歲的布托文官政府被推翻，他被捕下獄。1979年4月4日凌晨，被巴基斯坦軍法管制當局指控犯有謀殺罪，在拉瓦爾品第中央監獄被秘密絞死。

[66-3]指尼克松撰寫的著作：Richard Nixon, Six Crises（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2）.

[66-4]考維・德・默維爾Maurice Couvede Murville（1907-1999），法國政治家，1958至1968年間擔任法國外交部部長，1968年5至7月任財政部長，1968至1969年任總理。

[66-5]謝偉思（John Service），二戰期間作為美國外交人員派駐中國，其間，曾訪問過中國共產黨領導機構所在地延安。由於堅持認為美國應與中共建立合作關係而在美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的所謂“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受到清洗，被迫離開國務院。

67

日　　期：1972年2月10日

文　　件：國家特別情報辦公室——“中國的安全狀況”

文件性質：情報分析

資料來源：國家安全檔案項目根據《信息自由法案》獲得解密。國家安全檔案項目，喬治・華盛頓大學，華盛頓特區。

文件4

為了支持尼克松總統即將對中國的訪問，情報部門受委託做了一份特種情報評估報告，調查在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期間有可能給尼克松總統帶來危險或嚴重難堪局面的突發事件。這份評估報告調查了源自於中國國內的鬥爭和源自於蘇聯、臺灣或個人的突發事件的可能性。這份報告部分以秘密情報為依據，其所下的結論是，“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尼克松總統（或他的隨行人員）訪問中國期間，他（或他們）會面臨任何危險或困窘。”

中央情報局，國家特種情報評估報告13-72

“中國的安全狀況”（秘密/機密）

1972年2月10日

主題：國家特種情報評估報告13-72：中國的安全狀況

問　題

評估二月下旬在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期間有可能給尼克松總統帶來危險或嚴重難堪局面的突發事件。

結　論

1.　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期間，他會面臨任何危險或困窘。我們預期中國會組織起非常嚴密而有效的具體的保安措施。我們認為北京的領導人將會竭盡全力去防止任何可能使這次訪問失敗的尷尬狀況出現。中國人避免給國家丟臉的傳統願望將會有助於加強這些努力。

2.　最近對高層軍事領導人的清洗留下了緊張狀態的後遺症，而且目前領導層的狀況未必是穩定的。但是我們認為，在總統訪問期間，毛澤東和周恩來有能力控制任何潛在的破壞勢力。

3.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個人實施的暴力行動的可能性，他可能是精神病患者、政治極端分子或是受雇的刺客。

討　論

1.　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尼克松總統（或他的隨行人員）訪問中國期間，他（或他們）會面臨任何危險或困窘。相反，我們現有的情報表明中國領導層方面非常關注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來預防令人難堪的突發事件。根據秘密報告，中國當局將不會允許任何背景可疑的人加入歡迎總統的人群之中，並且可能會拘留並監視一部分背景可疑分子。我們可以肯定，這樣的限制措施將適用於可能受到懷疑的任何外國人。事實上，中國已經發出警告，“為了維護國家的聲譽”，在總統訪問期間，任何種類的犯罪都將受到嚴懲。另外，中國將禁止出現任何反美的標語口號；當局將選擇合適的標語口號並通告群眾。中國已發佈了關於如何歡迎總統的指示——“既不要過於熱情，也不要過於冷淡。”

2.　為了確保全程控制局面，政府無疑將安排嚴厲而全面的保安措施，這些措施涉及到合適的軍隊、警察和黨組織的共同參與。儘管我們無法知道可能被動用的準確的力量組合，但我們確信他們會以很高的技巧和十分謹慎地考慮細節的方式來貫徹執行這次保安任務。北京當局於以往的歲月中在控制大量的人群、隔離敵對的或是不安分的分子和維護他們自己領導人的安全方面有著大量的經驗。在這種場合，他們是不可能允許出現任何鬆懈的。

3.　關於總統的訪問，我們主要的關注焦點是最近對中國軍方高層領導人的清洗所留下的緊張狀態的後遺症，受清洗的人包括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林彪。[67-1]例如，政府可能還沒有時間清除或是壓制軍方所有的異己分子。我們也不能肯定在政府的其他部門是否有嚴重的政治創傷，這些創傷在可見的將來可能會引發新一輪國內鬥爭。

4.　另一方面，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政府喪失了對武裝力量的控制。周恩來長期的夥伴葉劍英現在擔任著軍方的最高代表。空軍——在今年秋季整整停飛了兩個月之後——已經被允許恢復正常的飛行。人民解放軍其他的活動似乎以正常的步調在進行，沒有出現任何明顯違反當局的紀律或不聽命令的跡象。總體來說，在這個國家裏，大家繼續在令人驚奇的平靜中生活著，外國訪問者可以繼續相對自由地進入中國的許多大城市。在政府層面，周恩來在運用協調一致的外交政策時，顯示了從容不迫的形象。

5.　當然，外交政策的鬥爭在最近的清洗中可能起了什麼作用，這是一個問題。儘管有報告稱，北京同意與美國進行高層會談引發了領導層內部的鬥爭，但我們得到的初步跡象表明，北京領導層的關注焦點主要是國內的發展。即使北京始終在企圖把倒台的軍方領導人同蘇聯聯繫在一起——通過散佈林彪在飛往蘇聯的途中因飛機神秘地在蒙古墜毀而死[67-2]的謊言，並宣稱他與外國有未詳細說明的“不正當關係”——但這似乎更多的是一種誹謗被清洗的領導人的努力，而不是披露根本的外交政策分歧。

6.　然而，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有些軍方領導人可能認為，接近美國就是不必要地激怒蘇聯，並很可能致使蘇聯頑固地保持對中國的敵意。這些軍方領導人儘管對蘇聯沒有好感，但可能將此視為一種給予人民解放軍的過分負擔。他們可能覺得，相比於同從前的頭號敵人美國進行任何周旋，對蘇聯稍微作些政治上的讓步，能夠為中國換取更多的安全。甚至可能還有這樣一些官員，因為他們記得蘇聯曾經是最新式的軍事裝備的來源，因此認為在一定程度上恢復與蘇聯較早期的那種關係是有好處的。

7.　不過，似乎更合乎道理的是，北京普遍認為需要通過改善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以便對抗蘇聯的威脅。無論如何，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北京對其迄今為止接近美國的行動感到滿意。周恩來一直謹慎地把這些發展歸功於毛澤東，從而把毛澤東無上的威望和權威與這次冒險行動的成功聯繫在一起，因而減弱了殘餘的反對派的聲音。

8.　總而言之，儘管北京已經無法掩飾其領導層所經歷過的一場重大震動這一事實，但毛澤東和周恩來仍然保持著明確的支配地位。我們堅決相信他們將能夠對付軍方領導層內的任何潛在的破壞勢力。無論如何，我們確信，只有保證效忠的部隊才會受委派執行與總統的保安有關的任務；最不可能的就是周恩來會將總統的訪問行程安排到北京所懷疑的任何地方。例如，廣州的安全狀況就不如北京和上海那樣穩定。如果總統的座機不得不在廣州降落的話，中國當局也許會勸阻任何旨在讓總統遊覽廣州這座城市的建議。至於中國的平民百姓，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將是世界範圍的觀眾，並已得到他們將扮演的角色的指示，因此他們將會給總統有序而又有禮貌的接待。

9.　當然，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就是外部因素（有人暗示中國國民黨人和蘇聯）可能會為了他們自身的目的而尋求破壞總統的這次訪問。我們認為這種行動的成功機會是很小的，因為這種假設在邏輯上站不住腳，一旦被發現，其政治風險似乎肯定會超過任何潛在的收益。中國國民黨人在大陸設法從事秘密活動已有二十餘年時間了，可明顯都是不成功。假定他們如此傾向於幹這件事的話，我們不相信他們在中國會有秘密間諜去對總統的訪問施加任何影響。

10.　一個可能性極小、但可以想得到的意外事件，就是個別持不同政見的中華民國政府的飛行員可能會企圖攔截總統的座機。成功的機率實際上將會是零。中華民國政府的戰鬥機飛行半徑為五百到六百英里，即使有中華民國政府預警系統和飛機導航網絡的全力支持，在臺灣海峽方圓四百英里的範圍內攔截的機率也會是微乎其微的。

11.　我們對於蘇聯在中國的間諜情況的掌握不是那麼確定，但我們並不相信他們有很大的能量。無論如何，我們不信蘇聯能夠不攤牌就影響這次訪問。總而言之，莫斯科和臺北似乎都不可能企圖搞任何這樣的破壞行動，因為要使這樣的破壞有效，似乎就不得不需要得到當地人的鼓動，這點我們認為是他們秘密行動的能力所不及的。

注釋

[67-1]此為文獻原文的註釋：“除了國防部部長林彪以外，這次清洗至少涉及軍方的四名最高司令官，他們都是黨的精英政治局的成員——人民解放軍（PLA）的總參謀長、空軍司令、海軍政委和總後勤部部長。”指的是黃永勝、吳法憲和李作鵬。

[67-2]指“九・一三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與其夫人葉群和兒子林立果乘坐一架空軍的“三叉戟”強行飛往蘇聯，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溫都爾汗墜毀，機上所有人員死亡。

68

日　　期：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

時　　間：下午5時58分至6時55分

地　　點：北京人民大會堂

文　　件：周總理和尼克松總統的會談[68-1]

文件性質：會談記錄

與會者　：尼克松總統

威廉・P・羅傑斯（國務卿）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羅納德・L・齊格勒[68-2]（總統新聞發佈官）

馬歇爾・格林（主管東亞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約翰・A・斯卡利[68-3]（總統特別顧問）

阿爾弗萊德・L・詹金斯[68-4]（國務院亞洲共產主義事務辦公室主任）

約翰・H・霍爾德里奇（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小查爾斯・W・弗里曼[68-5]（國務院翻譯）

周恩來總理

葉劍英（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李先念[68-6]（國務院副總理）

姬鵬飛（外交部代部長）

喬冠華[68-7]（外交部副部長）

熊向暉（總理秘書）

章文晉（外交部西歐、北美及澳洲事務主管）

韓敘[68-8]（外交部禮賓司代理司長）

王海容（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

曹啟華[68-9]（外交部官員）

冀朝鑄（翻譯）

其他相關部門的領導：彭華、錢塔雲、沈由雲、李純音、丁遠湷、張伊春、馬齊聲、李城刨[68-10]

資料來源：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ox 87,"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周　總　理：我們領導層中老年人太多了。因此，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向你們學習。我發現你們（代表團中）有許多年輕人；查平先生確實非常年輕，格林先生也不老。

格林先生　：我很老了。

周　總　理：你曾經在香港呆過，是不是？

格林先生　：是的，從1961年到1963年。

周　總　理：那麼你對中國應該有所瞭解。

格林先生　：不，我（對中國）瞭解得很有限。

周　總　理：那麼，在你們國務卿的領導下，你這次來可以同我們的外交部部長舉行會談。你可以提你想提的任何問題。

羅傑斯國務卿：你們將會提出問題。

周　總　理：對於那些關心這些事情的人們，我們應該注意讓他們知道他們想要知道的事情，你說對嗎？

尼克松總統：絕對正確，但是，我希望他們也會發現一些答案。

周　總　理：我們回答他們（新聞界）的將不僅僅是做錯了的事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讓其他人做出比較並從發展的角度看待事物。

你們似乎都不抽煙。那麼，我們喝點茶吧。我們的會談將從飲茶開始。這樣會談才會熱烈。

尼克松總統：他們也帶著許多問題。

周　總　理：他們想要我回答那些問題，我說最好先徵求總統先生的同意我再回答。讓我在會談進行中回答他們的問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也不像基辛格先生那樣非常善於向記者通報會談情況。如果讓我來主持這樣的記者招待會，我可能會把正在發生的實情洩露出去，那樣的話我的信譽就不會持久。與記者打交道確實不是易事。在我們奪取全國政權之前，我們那時比較自由隨便，而且與記者的談話也比較隨意。

尼克松總統：因為我看過總理與基辛格博士的會談記錄，所以我認為總理有能力同世界上的任何人打交道。

周　總　理：不，你過獎了，我不覺得自己有那麼大的本事。任何一個人的知識都是有限的。就像毛主席剛才說過的那樣，我們對美國的很多事情還不瞭解；因為我們之間已經隔絕了許多年，你們的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情況也是一樣。中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已經說了那麼多了，我應該說，我們對尼克松總統率領這麼大的一個代表團訪問中華人民國和國表示歡迎。我認為，總統先生的想法是我們應該對我們認為重要的事情進行認真的磋商，而且首先是如何推進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正常化。儘管我們兩國之間相距一萬六千多英里，你們仍然遠道而來，我們對此表示特別感謝。此外，由於我們兩國之間有很大的時差，所以我們第一次會談將會儘量縮短。

但是，需要補充的是，在我們會談開始之前，總統先生已經與毛主席見過面了，並且還討論了我們將要討論的問題，這是很有利的事情。

尼克松總統：總理先生，我首先代表我們的代表團對你們的接待表示感謝。你提到了你們不瞭解我們的國家這一事實，但在我們這邊，我們也不瞭解你們的國家。這對我們雙方都是一種巨大的損失。

周　總　理：因此，我們現在應該對此做出補救。

尼克松總統：現在，我們正在開啟一個進程；通過這個進程，作為兩個民族我們將有機會相互瞭解，作為兩個政府我們將有機會進行溝通。

周　總　理：對。

尼克松總統：就像我們今天與毛主席所討論的那樣，既然我們已經見面了，我們就有機會討論我們過去的分歧，總理在與基辛格博士的會談中已經指出了那些分歧。我們也可以討論我們具有共同利益的領域。我認為，在這次訪問被公開發佈之時，絕大多數美國人民就對這次訪問的主意表示了堅定的支持。

周　總　理：從你們的新聞界以及你們的參眾兩院通過訪問決議這件事情上，我們可以注意到這種精神。從你座機上的“1776年精神”[68-11]號上也可以看到這一點。（笑聲）這種“1776年精神”包含著一種歷時兩百年的開拓精神。我與基辛格博士討論過開拓精神這一問題。

尼克松總統：這次訪問給了我一個罕有的附帶的好處，就是使我能夠在國會得到一個獲得一致通過的決議。（笑聲）這意味著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兩黨國會都希望看到中華人民國共和國與美國之間具有一種新的關係。就像總理在他的聲明中已經指出的那樣，他們知道，一次訪問將不會解決過去與現在的分歧。

周　總　理：對。

尼克松總統：但是，他們也知道，如果要讓我們的孩子生活在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裏，中國與美國必須在可能之時共同合作而不是彼此對抗。

周　總　理：是的，我們希望如此。

尼克松總統：當然，儘管我們一直在談論分歧，而且在我與總理和毛主席之間、在我們的國務卿與你們的外長之間將要舉行的秘密會談之中，我們都將要討論這些分歧，但是，我們不可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沒有領土上的圖謀，而美國對中國同樣沒有領土上的圖謀。我們兩國都不想控制對方，我們兩國都不想把手伸出去控制世界——我可以說這樣的話，而總理和毛主席已經說過這樣的話。那麼，我們在這些方面有共同點。

讓我們看看整個世界、看看這個世界的力量平衡，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沒有理由成為敵人，與之相反，有許多理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應該為一個和平的太平洋、一個和平的世界而進行合作。

在我與毛主席和總理所舉行的會談中，令人為之振奮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們的談話風格直接、誠實而又坦率。我們不能用禮節性的和冠冕堂皇的言辭來掩蓋我們之間可能存在的分歧。掩飾我們之間主要的意見分歧並不會有益於我們之間的關係改善。

周　總　理：對。

尼克松總統：在全世界都在為之注目之時，處理像這樣一次高峰會晤的傳統方式是舉行若干天的會談（我們將這樣做）、討論並尋找分歧（我們也將這樣做），然後用措詞模棱兩可的公報掩蓋所存在的問題。

周　總　理：如果我們也採用那樣的方式，我們將不僅欺騙人民，而且首先我們將欺騙我們自己。

尼克松總統：如果舉行會談的國家對世界的未來不具有影響力，那樣的處理方式也未嘗不可。但是，對於全世界正在為之注目的這種會談，對於在未來的歲月中影響我們在太平洋地區以及在全世界的朋友的這種會談，如果我們也採用那樣的方式，那麼我們將不會履行我們會談的義務。

在我們開始這些會談的時候，我們決不幻想我們將會解決所有問題。但是，我們可以開啟這樣一個進程，使得我們在將來可以解決許多這些問題。就像總理在與基辛格博士的會談中和我們今天的會談中所做的那樣以及本周餘下的幾天會談中將要做的，我們開啟這一進程的方式是把問題擺在桌面上，坦誠而耐心地對問題進行討論，發現我們可以達成一致意見的地方與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的地方。這個房間裏的男男女女為了已經取得成功的這場革命而艱難地奮鬥了很長時間。我們知道你們深信自己的原則，而我們也深信我們的原則。正如你們不會要求我們對原則做出妥協，我們也並不要求你們在原則上做出妥協。

周　總　理：確實如此。儘管現在我們存在著巨大的分歧，而且在將來也仍然會有分歧，但是，正像總統先生所說的那樣，我們將總會找到推動我們關係正常化的共同基礎。

我非常抱歉——我要向齊格勒先生道歉[68-12]——因為我沒有預先告訴你關於尼克松總統與毛主席之間的會晤。這次會晤實在是來得太突然了。不過，我已經向總統先生作了許諾，會晤的新聞發佈以及照片登載將由你們一方首先進行。

尼克松總統：那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們以前與之打過交道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是如此地慷慨。

周　總　理：那是我們應該做的，因為這次會晤是由你們發起的，所以你們應該走在前頭。

尼克松總統：重要的是，我們這裏的所有同僚都應該知道，在我們將要舉行的會談之中，我們可以坦率地進行交談，但是，除非我們一致同意，否則會談的內容將不得向新聞界透露——除非總理或者毛主席和我一致同意，除非外長和羅傑斯國務卿一致同意——因為重要的是，我們之間的會談應該完全開誠佈公，但是如果我們是在與新聞界而不是彼此進行交談的話，那麼會談將不會完全開誠佈公。

周　總　理：我們對此馬上可以達成一致意見。

尼克松總統：好，我將注意，我甚至決不讓基辛格博士或者齊格勒發佈背景新聞。（笑聲）

周　總　理：就像你今天下午對毛主席說的那樣，我們今天把手握在了一起，但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就不想那樣做。

尼克松總統：但是，你說你不想與他握手。

周　總　理：沒有必要不想與他握手。我願意。

尼克松總統：我們之間會握手的。（與周握手）

周　總　理：他的副手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68-13]先生的想法就不一樣，但是，他並沒有違反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戒條，所以他不得不用右手端著咖啡杯，用左手拉了一下我的胳膊，因為人們通常不用左手握手。（笑聲）

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們不能責備你們，因為國際上把社會主義國家看作一個統一的集團、把西方國家看作另一個統一的集團。但是，現在情況不同了。現在我們理解了。

尼克松總統：我們已經突破了舊的模式。我們看待各個國家是依據其自己的行為，而不是把他們放在一起，並且說因為它們奉行這樣一種哲學，所以他們全都處在徹底的黑暗之中。而且，我會坦率地告訴總理，因為我那時在艾森豪威爾政府中任職[68-14]，在當時我的觀點與杜勒斯相似。但是，自那時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國之間的關係也必須要改變。就像總理在與基辛格博士會談時所說的那樣，舵手必須駕馭風浪，否則將會被浪潮所淹沒。

周　總　理：對。（他笑了）可見基辛格博士很好地向你介紹了這句話，因為我確實說過這句話。

尼克松總統：他告訴了我好些事情。（笑聲）

周　總　理：我建議我們以後的會談應該分組進行。那樣的話，我們可以進行得更快一點。你的建議是否如此？那就是，讓有些助手就基本的重大問題舉行秘密會談。然後，由國務卿和他的助手同外交部部長和他的助手就促進我們兩國之間關係正常化的各種具體問題進行磋商。就像毛主席對總統先生說的那樣，今天下午，我們必須首先就重大問題展開會談，而不應該討論具體問題。

但是，自總統先生任職以來，與我們進行接觸的這扇大門就已經開啟，所以，我們之間進行這樣一些具體接觸會有助於推動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正常化。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應該說是總統先生採取了主動。但是，我們的外交部反應得相當遲緩。我不知道你們的國務院⋯⋯

羅傑斯國務卿：我們反應得很快。

周　總　理：所以，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乒乓球錦標賽期間，毛主席親自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球隊訪問中國，而邀請一經發出，你們的國務院就批准了那次訪問。這說明，由於那種願望存在已久，一旦機會來臨，願望就會實現。

所以，既然情況如此，那麼，那些雙邊之間的具體問題就可以由你們的國務卿或者他的助手們與我們的外交部部長及其助手們進行磋商。這將肯定會促進各種關係。當然，在討論這些具體原則問題時，我確信格林先生將會提出問題，而我們將會做出回答，但是我們的外交部部長及其助手也將會提出他們的問題。我相信，只要雙方有意推動關係正常化，那麼我們可以在這些具體問題上相當輕鬆地取得進展。

但是，至於基本問題，我們必須依靠總統先生和我們自己來解決。不言而喻，這其中包括所有各種各樣的關係以及臺灣局勢問題。我們明天就將這樣開始？

尼克松總統：我認為，總理已經概述了一個非常令人滿意而可行的會談程序，在我們的外交部部長們討論關係正常化問題或者貿易問題時⋯⋯

周　總　理：還有文化問題⋯⋯

尼克松總統：對，文化問題⋯⋯

周　總　理：還有科學問題⋯⋯

尼克松總統：對⋯⋯還有技術問題。所有這些問題，他們都準備討論。與此同時，我知道總理想要討論，而我們也想與你一起討論不僅僅臺灣問題，還有東南亞、朝鮮、南亞問題，以及與太平洋地區相關的問題——我們與日本之間的關係問題，然後是一般的世界性問題以及與超級大國之間的各種關係。

儘管我們的會談重點將必然會放在雙邊事務方面，但是，為了合理而有效地討論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在整個世界的框架之中進行討論——因為就像我早些時候說過的那樣，雖然我們兩國都不想統治全世界，但是我們兩國命中註定是世界大國，因此我們必須要討論整個世界的問題，而不僅僅是討論當前的問題。

例如，我們不能只討論像南亞、印度這樣的危險地區，而不考慮蘇聯對這一地區的政策。可以說，整個武器控制問題也是如此。

周　總　理：是的，總統先生，你去年七月份在堪薩斯城會見記者時已經指出了這一原則。但是，可能有些不一樣的地方，或者是你已經改變了看法。你高估了我們。你曾經說我們是一個潛在的大國。希思首相在保守黨年會上發表講話時也高估了我們。這說明自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世界一直處在巨大的動盪之中並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因此，我們應該交換看法並一起尋找共同點才是重要的。

尼克松總統：總理不應該低估中國的現實，而且我確信總理不會低估中國的現實。中國不僅是一個潛在的大國，而且是如此重要的一個大國，以致於蘇聯在其與中國的共同邊界上已經部署了比其在與西歐的邊界上更多的軍隊。

周　總　理：情況確實如此。我們的軍委副主席就在這裏，他可以對此作證。

尼克松總統：我們對此有非常可靠的情報。

周　總　理：我聽說總統先生希望在上午處理貴國的國內事務，所以會談將總會安排在下午。明天或者後天，我們可以在下午開始會談。或許我們的下午會談在時間上應該延長一些，因為我想兩個小時是不夠的。

尼克松總統：不，總理是否傾向於在上午舉行會談？

周　總　理：讓你在上午處理你自己的事務會更好一些。

尼克松總統：但是，下午我可以早一些參加會談。

周　總　理：2時正開始？

尼克松總統：那好。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像總理那樣工作得很晚，但我將會試一下。

周　總　理：那就定在北京時間2時正。

尼克松總統：那正是我熟睡的時候。總理在利用我的弱點。（笑聲）

周　總　理：好，（看完）明天的演出之後，如果你仍然精力充沛，我們可以繼續進行會談。

尼克松總統：隨著我們會談的進行，如果在上午舉行會談看來有益的話，我可以調整我的時間表。

周　總　理：好，至於明天的會談，我們把時間定在2時正。

尼克松總統：隨後，我們每天可以做出不同的安排。

周　總　理：至於說國務卿和外交部部長，他們可以決定自己的會談時間。我們的外長不論上午、下午，任何時候都行。

尼克松總統：他們比我們年輕得多。（笑聲）

周　總　理：由於訪問的時間不是很長，再加上要處理先前的公報問題，明智的做法是我們雙方各派一人對此問題作些考慮。

尼克松總統：我認為我們應該這樣做。

周　總　理：我將會指派喬冠華先生代表我們一方，他也將參加我們的討論。

尼克松總統：我們將派遣基辛格博士代表我們一方。當然，他將會與國務卿以及我一起磋商。

周　總　理：你們知道蘇聯代表馬立克對我們駐聯合國的代表（喬冠華）非常不滿。

羅傑斯國務卿：我們喜歡他。（笑聲）

周　總　理：他與布什先生保持合作。

尼克松總統：基辛格博士告訴我說，與中國朋友進行合作的一個更有吸引力的方面是他們總是發表相同的文本。（蘇聯）並不總是這麼做。

周　總　理：我們必須這麼做。否則，我們就會毫無信譽可言。

尼克松總統：我認為這是一種有益的談話，因為如果我們以這樣的方式開始會談，就知道我們可以進行秘密會談，而我們的新聞界人士也將只會報道我們所告訴他們的內容⋯⋯第二，我們雙方的人員將會以坦誠的態度起草公報，如果有意見分歧的地方，直接說出來。我認為這將是一個很好的工作程序。

周　總　理：把我們之間的分歧說清楚是一件好事，因為此後我們將會更易於找到共同點，因為可以有比較。

尼克松總統：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為什麼會有分歧。我們可能會發現出現分歧的地方並不像我們曾經認為的那麼大，而且至於分歧將會存在多久，有時候這可能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周　總　理：就像毛主席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發現我們之間存在著分歧，而且這一次解決不了，那麼我們可以試著在下一次解決。我們將會從道理上盡可能地尋找我們為什麼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原因。也許是一方錯了；也許是另一方錯了；也許雙方都錯了，然後⋯⋯

尼克松總統：也許時間將會改變這種分歧。

周　總　理：我現在不想佔用你更多的時間。在我們這方面，有許多會議，軍委副主席和李先念先生可能不會參加所有的會議。

尼克松總統：你們喜歡怎樣就怎樣。我還有個問題，當然，那就是，我確實與毛主席舉行了會晤，人們對此懷有非常巨大的興趣。我們應該在什麼時候⋯⋯

周　總　理：那已經公開發佈了。

尼克松總統：麻煩就在這裏，任何事情我這個總統都是最後才知道。（笑聲）

周　總　理：我遵守我們所許諾過的事情。我告訴過新華社，不要在8時30分之前發佈那條新聞。這意味著我們把優先權給了齊格勒先生。

齊格勒先生：我們對此表示感謝。

周　總　理：甚至連葉（劍英）先生和李先念先生都不知道此事。我沒時間提前通知他們兩位。

尼克松總統：總理是在慣壞齊格勒先生。

注釋

[68-1]尼克松一行1972年2月21日抵達北京後，周恩來總理攜翻譯唐聞生於下午2時30分到尼克松下榻的北京釣魚臺國賓館約見基辛格。會見僅十分鐘。美方記錄記載——周總理：“毛主席想見總統。”基辛格博士：“我可以帶溫斯頓・洛德一起去嗎？”周總理：“國務卿不會生氣嗎？”基辛格博士：“我們不會告訴他的。我們可以稍晚一些時候再宣佈此事。”周總理：“既然主席邀請他，主席當然想儘快與他見面。”基辛格博士：“總統會來的。你會看一下我們今晚的祝酒辭嗎？”周總理：“我會看的。你有書面文本嗎？”基辛格博士：“我會在開全體會議的時候給你——大約在一個小時以內。不過你會看嗎？”周總理：“我們會看的。”基辛格博士：“你不用把它記住。由於你先發言，我們的講話是應該溫和還是強硬？”周總理：“我會給你一份我們講話的文本。”基辛格博士：“我會通知總統。他將會在兩分鐘以內準備好。”參見：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ox 87,“Beginning February20, 1972,”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毛澤東與尼克松於1972年2月21日下午2時50分會面，參與者包括基辛格、洛德、周恩來、王海容，由唐聞生擔任翻譯，會見於3時55分結束。由於會談中並未涉及“臺灣問題”，本書未收入。會談記錄的中文翻譯可參見傅建中編著的《季辛吉秘錄》（臺北：時報出版社，1999），頁26-35。

[68-2]即Ronald L. Ziegler.

[68-3]即John A. Scali.

[68-4]即Alfred Jenkins.

[68-5]即Charles W. Freeman,Jr.

[68-6]李先念，1954年起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從1945年中共七大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為歷屆中央委員，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九屆、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副主席，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68-7]喬冠華（1913-1983），江蘇鹽城人。早年留學德國，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初隨周恩來到上海，參加中共代表團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外交部副部長（1964.3-1974.11）和外交部長（1974.11-1976.12）等職。七十年代初，作為主管美國事務的外交部副部長、外交部部長，協助周恩來為打開中美關係開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動。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時，負責與基辛格談判、草擬中美聯合公報。

[68-8]韓敘（1924-1994），江蘇江寧人。1949年入外交部，歷任禮賓司科長、專員（1949-1963）、駐蘇聯使館一等秘書、政務參贊（1963-1965）、禮賓司副司長、司長（1965-1973）、駐美國聯絡處大使級副主任（1973-1979）、美洲和大洋洲司司長（1979-1982）、外交部副部長（1982.4-1985.4）和駐美國大使（1985-1989）等職。在五六十年代，作為周恩來總理政府代表團的隨行人員，參加了兩次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出訪歐亞十一國。進入七八十年代，更多涉及對美工作，被派駐美國工作先後十年，參與接待1971年基辛格訪華、1972年尼克松訪華、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的後期談判。

[68-9]音譯，原件中為Chao Chi-hua。

[68-10]音譯，原件中為：彭華（Peng Hua），錢塔雲（Chien Ta-yung），沈由雲（Shen Jo-yun），李純音（Li Chung-ying），丁遠湷（Ting Yuan-hung），張伊春（Chang I-chun），馬齊聲（Ma Chieh-hsien），李城刨（Lien Cheng-pao）。

[68-11]“1776年精神”指美國反英殖民主義戰爭所反映出的“進步”、“獨立”、“自由”和“民主”思想。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常常認為美國1776年的獨立戰爭是一場“反殖民統治”的革命。實際上，美國的“左派”史學家也持有這樣的觀點。

[68-12]作為尼克松總統的新聞發言人，齊格勒負責這次高峰會議的美方新聞發佈工作。周恩來為未能通知齊格勒參加毛澤東——尼克松的會面表示道歉，實際上是為沒有邀請國務卿羅傑斯與會做解釋。

[68-13]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Walter Gerald Smith）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任杜勒斯的副國務卿，並代表杜氏參加日內瓦的全部會議。由於杜勒斯曾經規定美國代表團成員不得與中國代表團成員握手以避免所謂的“實際外交承認”，史密斯有一次在咖啡廳碰到周恩來，為了不和周握手，他只能機智地端起咖啡杯向周還禮。

[68-14]尼克松1953至1960年間擔任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副總統。

69

日　　期：1972年2月22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2時10分至6時

地　　點：北京人民大會堂

文　　件：周總理和尼克松總統的會談

文件性質：會談記錄

與會者　：尼克松總統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約翰・H・霍爾德里奇（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周恩來總理

喬冠華（外交部副部長）

章文晉（外交部西歐、北美及澳洲事務司司長）

王海容（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

曹啟華（外交部官員）

冀朝鑄（翻譯）

唐聞生（翻譯）

兩名記錄員

資料來源：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ox 87,"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會議在尼克松總統和周恩來總理互相問候後開始。周恩來總理指出，美方無人抽煙，並告知，毛澤東主席的夫人將陪同出席晚間為總統安排的芭蕾舞演出。對此，他解釋，將古典芭蕾與革命主題相結合是十分困難的。尼克松提及周恩來年輕時曾參加過文藝演出，並稱他自己則是在一場演出中擔任追求女友失敗的角色時認識了現在的尼克松夫人。對此，周恩來評論，戲劇無法完全真實地反映人生。

周恩來還證實，現在與總統舉行會談的福建廳，就是1971年他用北京烤鴨款待基辛格午宴的地方。基辛格說，他第一次訪問北京時體重增加了兩磅，而第二次則增加了五磅。）

尼克松總統：我想告訴總理，昨天的晚宴真是太美妙了。我們所有人和新聞工作者今天早上都在談論昨晚的盛會，看來大家都過了一個美好的晚上。我今天早上與我女兒通電話，她告訴我她在波士頓時間[69-1]早上收看到晚宴的報導。她收聽了總理的祝酒辭，感到印象深刻。她對我居然能用筷子也感到印象深刻。此外，我與來賓碰杯並向全體與會者祝酒，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電視對晚宴的實況在早上六至八時間進行了轉播。

周恩來總理：〔美國〕人民注意到了你的來訪非常好，看來你沒有白來。

尼克松總統：正如我所說的，這次聽到我們兩人講話的人數，大概是歷史上最多的一次了。

周恩來總理：你們的地球衛星起了大作用，我們期望你們其他的地球衛星也能發揮同樣的作用。

尼克松總統：對此，我們抱有同樣的希望。

周恩來總理：那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

尼克松總統：總理對今天的會談如何進行有何打算？對此，不管他[69-2]有何希望，我都願意按他的希望進行。

周恩來總理：我還想聽聽總統對如下提議的想法：我們是從討論世界性問題開始，然後轉到臺灣問題，最後談正常化問題？還是談話從臺灣問題開始，然後再轉入討論世界性問題？對此，我想聽聽總統的意見。

尼克松總統：為了使總理對我的觀點有更深入的瞭解，我想我是否應先發表一個原則性的意見。因為迄今，他（指周恩來，以下相同）只是通過我的代表基辛格博士瞭解我的想法。我會簡短地涉及臺灣，然後討論國際性議題，再轉入關於臺灣、韓國、日本、南亞等地區性議題以及那些與國際性問題相關的議題。這樣安排的原因，是我認為有必要讓總理瞭解我是如何將一些具體的議題與世界局勢聯繫起來考慮的，以及我是如何就一些議題形成結論的。我希望總理能夠瞭解我的觀點和立場以及我為什麼認為某些問題重要。此後，我們可就一些具體事宜進行討論。他會瞭解我的總體想法。如果他允許，這就是我希望談話進行的方式。

周恩來總理：可以，請開始。

尼克松總統：首先，我想針對毛主席昨天談話中提出的一個議題進行評論。他非常恰當地提出，我們的談話是應該作為秘密會談，還是作為可發表的會談。我當時就向他保證，所有談話都應該是不公開的。對此，今天在車裏我也向總理做了相同的保證。

更具體地說，當基辛格博士在去年7月和10月訪問結束時，會議記錄的總數高達五百多頁。

周恩來總理：將這些記錄讀完一定是件非常辛苦的事。

尼克松總統：讀這些記錄是件有趣的事。我想總理可能會認為這是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事實上，除了黑格將軍和今天在座的諸位，當然包括基辛格他本人，我是唯一看到所有五百頁記錄的人。此外，我們只是為其他隨同訪問的如國務卿羅傑斯和助理國務卿格林等需要知道訪問部分內容的人，提供了一個內容濃縮的備忘錄。即便是這些人，我們也對他們進行了嚴格的安全審核。

這樣做並非我們對羅傑斯和格林不放心，而是因為國務院本身就像個漏斗一樣容易洩密。（周恩來笑）同時，我們政府中仍然有不少人對我的一些政策、觀點和立場持反對態度，如我們針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策。

周恩來總理：（笑）你三次談話的記錄，由於各式各樣人的參加，也都公開了吧。

尼克松總統：現在，我想告訴總理，我與他的談話，我與毛主席上次和以後的談話，都適用眼下這個保密原則。除了我能見到這些談話記錄之外，只有今天在座的各位，再加上黑格將軍，能夠見到記錄。黑格將軍是基辛格博士的助手，故必須能看到這些記錄。對於羅傑斯，我們打算只提供一個簡短的備忘錄，其中僅包括那些可以公開以及要求國務院協辦的內容。這裏所舉行的會談的記錄，除了在座各位和黑格將軍，決不會流傳出去的，而黑格將軍是位值得信賴的人。

總理大概會認為我們是否過於謹慎。但是，如你所知，我的上一任政府曾經透露了所謂〈五角大樓文件〉，[69-3]而本屆政府也洩漏了所謂〈安德森文件〉[69-4]。於是，我和基辛格博士決定，類似的洩密事件決不允許發生在我們與你的政府的關係上。明確地說，我們國家的保密遠比你們國家困難。

周恩來總理：這我相信。

尼克松總統：例如，我不希望我將送總理什麼禮物成為新聞，我只希望我送給總理的麝香牛能夠為他帶來一份驚喜，同時我也認為這是個很好的主意。但是，就在動物園的管理人員得知此消息時，他忙不及地通過電話將消息透露媒體。他希望邀功。（中國人笑）當然，這只是件小事。無論如何，我決定但凡有關我們兩國或有關世界命運的談話，都必須保密。

周恩來總理：的確是這樣的。自從基辛格博士上次訪問以來，我們對談話的內容嚴加保密。不過，我們知道，你們要做到這樣確實很困難。

尼克松總統：在我擔任副總統的八年，擔任總統的三年，以及任國會議員的六年中，我從未見到過比你們更注重保守秘密和嚴守協定的政府了。儘管做起來有困難，但我們仍希望彼此能夠相互信任，做到對談話的內容嚴守秘密。我希望總理能夠把我的這番話向主席轉達，我相信總理也一定會做此轉達的。這是因為主席必須清楚這點。我是個不常作承諾的人，但是，我一旦作出承諾，就一定會守諾，對此，我希望他知道。

現在，如我們討論過的，我將就臺灣問題中的那些我們彼此沒有異議的方面發表看法，以此作為我們談話的開始。我想我們下面還會再談及臺灣問題，也會再討論涉及這個問題的具體方面。

當基辛格博士前次來訪時，他表明了我們所接受的五個原則。我完全贊同這些原則。以後不管我們就其他問題發表怎樣的看法，總理可以相信我們對這些原則的贊同。

原則一，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假若我能夠控制我的官僚機制的話，此後將不會出現任何認為臺灣地位未定的言論。

第二，我們不曾也不會支持任何臺灣獨立運動。

第三，在我們逐漸撤出臺灣時，我們會在我們能力的範圍內運用我們的影響力勸阻（discourage）日本進駐臺灣，並勸阻日本不要支持臺灣獨立運動。我只是在這說，儘管我不完全確定日本將會怎麼做，但是，只要美國能對日本發揮影響，我們都不希望日本進駐臺灣，我們都會努力勸阻她這樣做。因為在這一點上我們同總理政府的利益一致。[69-5]

第四，我們將支持任何可能做到的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辦法，與此相關的是，我們不支持臺灣政府藉軍事方法以反攻大陸的任何企圖。

最後，我們追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我們知道臺灣問題是實現關係完全正常化的障礙，但我們將在我先前闡述的框架內追求正常化，我們將為實現此目標做出努力，並力爭實現之。

（周總理示意總統停一下，他邀請大家用茶。當周問霍爾德里奇先生是否需要加水時，後者稱他尚未有餘閒品茶呢。尼克松總統說霍爾德里奇先生被弄得太忙了。）

尼克松總統：我現在還要補充一點，正如基辛格博士曾解釋的，我們目前保持在臺灣的軍隊中三分之二是為了支持東南亞戰場的。我已經決定，一旦東南亞的問題得以解決，不管我們在這兒談得如何，都會從臺灣撤走這些軍隊。那些留下的三分之一的部隊，也會在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取得進展時，開始進入撤離的程序。

總理先生，現在問題不在於我們將做什麼，而在於我們將對此說什麼。如我昨天所說，我的以往記錄表明，一旦確定了政策的發展方向，我總是做的比說的多。下面談談我們說什麼的技術問題。我知道，基辛格博士就此於總理討論了很久，我還知道基辛格博士和副外長今天早上也就此進行了討論。因此，我認為沒有必要在此時此刻再就具體的詞句進行商討。

我知道總理對此也十分重視。這是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包含了情緒成分，但他必須在這個問題取得進展。這是他方的立場。對此，我瞭解。我已經在《聯合公報》的用詞上考慮了這個立場。

請允許我坦率地向總理從政治角度解釋我所面臨的問題。我們在這兒所說到的有可能使我做不到。我們的人民，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無論出於何種目的，都在關注著這個特殊的議題。出於對蘇聯而不是臺灣的考慮，右派希望我這次訪問以失敗告終。但是，由於受到意識形態的主導，右派認為〔我們〕在臺灣問題不得有一丁點的妥協。此外還有一批具有強烈的親印度情結的人，他們不願意看到美中之間的緩和。所有這些勢力在政治上都有代言人。可能的結果是，他們抓住我們在這兒所達成協議中的詞句做文章，進而攻擊我的這次訪問。在這個過程中，極右派、親蘇的左派和親印的左派將會結成一個非神聖同盟。

基辛格博士：你忘了提那些親日的人，就像我們的朋友賴肖爾教授。[69-6]

尼克松總統：對此，我需要補充幾句。另一個頗具影響的勢力是那些親日派，如賴肖爾，他們出於維護日本而支持臺灣。賴氏曾是基辛格博士的學生。（中方人員笑）他們希望我們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努力泡湯。

總理作為一位對美國政治具有深刻瞭解的觀察家，可能會認為我剛才一番話只是自圓其說，或認為我只是為了保住我的政治地位而做此宣講。對此，我的解釋十分簡單，與推動美中關係全面發展的事業相比，我今年11月或明年1月是否仍在位是微不足道的。那才是問題的實質。

因此，我們需要做的，也是我們正在做的，就是使〔《聯合公報》中使用的〕語言，既能滿足總理要求，也能避免為那些反對派提供一個結成聯盟、反對我們所討論的或所決定的任何動議，並指責美國總統造訪北京是出賣臺灣的機會。

困難在於，當我們介入政治選舉活動的時候，當政治評論者們出於反對美中修好——並非支持臺灣——而介入選舉討論時，當這些人在這個議題上抱成一團時，競選的爭辯將迫使兩黨的候選人不得不就這個議題向美國公眾闡述立場。對於這樣的局面，如果有可能避免，我們將決不會讓它發生。如果總理同意，我想在談談對世界局勢看法後再回到對臺灣問題的討論。我知道這會多佔點時間。基辛格博士與副外長今天早上已經進行了十分有趣的談話，我想讓總理瞭解我們為什麼在這個議題上顯得不夠靈活。我們這樣做並非是為了爭辯而爭辯，而是我們看到了這個議題對整個美中關係動議有可能造成的危害。我們所關心的是如何發揮我們的聰明才智，找到既能滿足總理要求，又能避免過度激怒那些反對派而導致他們結成同盟支持臺灣以粉碎我們的動議的語言。這就是我們所希望實現的目標。

總而言之，我不希望由於在這兒所說的話，而使我回到美國後，不得不面對新聞媒體或國會議員去發表強烈支持臺灣的說明。那樣，我將無法去實施我已經決定要實現的政策。

如果總理同意的話，我希望將話題轉到有關國際局勢方面，這樣，我就能闡述我對日本、韓國、越南和印度的觀點。我為講了這麼長時間表示歉意。

周恩來總理：不需要表示歉意。

尼克松總統：⋯⋯如果基辛格先生的談話記錄有五百頁之多，我的談話記錄也應該達到那個水平。

周恩來總理：當然應該。這次訪問本來就是為了讓大家暢所欲言的。

尼克松總統：是這樣的。我實際上很想聽聽總理的高見，但迄今，他除了通過基辛格先生之外，尚未有機會直接聽到我的意見。當然，基辛格先生與我是一致的。

總理和主席幾年前對我關於東西方關係看法的評價是正確的。在我們美國看來，社會主義陣營1959年前是鐵板一塊，而沙皇就在莫斯科。（周總理笑）1960至1968年間，我沒有擔任任何公職，因此有機會在世界上走走，並就世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形成了我自己認為正確的原則性判斷。關於這個判斷，我已經在堪薩斯城的一次即席演講中簡述過。

順便解釋一下，那篇演講的文字語法欠缺，觀點勝過文采。我有一次與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已經去世了的兒子，也是邱吉爾傳記的作者，蘭道夫[69-7]聊天。我曾聽說邱吉爾能夠在沒有講稿的情況下做十分精彩的即席演講，我就帶著敬佩的口吻問蘭道夫，邱吉爾是如何能夠在完全不打草稿的情況下出口成章的。蘭道夫回答說，“副總統先生”，我當時是副總統，“我父親一生中最好的時光都是用來構思和準備這些即席演講的。”

現在，就我們目前面臨的情勢而言，到底是什麼能使美國和中國走到一起來？舉例說，我們在臺灣問題上有分歧。但是，在我看來，儘管目前困難不小，長遠上看分歧並不大。此外，我們針對東南亞的局勢存在不同的看法，我們對日本、韓國的態度也不盡相同。我們說，大多數較為天真的美國媒體也同意這樣的說法，美中之間需建立新型關係是因為我們兩國人民間存在著基本的友誼。當然，總理和我一樣清楚，我們兩人之間固然存在著友誼，但一個長期穩固的關係並不能僅基於友誼。我記得在讀法學院一年級時，一位法學教授指出，任何協約只有當協約雙方有意願履行協約時才有效。出於友誼，我們可能接受某些言辭，然而，除非這些言辭所表述的協議能夠服務於國家利益，否則這些言辭毫無意義。談到這裏自然就涉及一個問題，我發現我不能苟同總理就美國在世界所應擔負的角色的分析。如果我純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如果我處於總理的位置也深深地信仰社會主義革命的話，我一定也會採取他在與基辛格先生談話中所表述的針對美國的立場。我認為，總理和主席在公開場合也不得不表達同樣的觀點，即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強權，美國在到處擴張，因此，美國應該從亞洲滾回去，從歐洲滾回去，讓民主和解放勢力得以自我發展。

我的一些顧問曾對我說，如果我持〔總理和主席〕這樣的立場和觀點，那麼我在下次大選中一定能夠大獲全勝。這是因為，美國人並不想在世界上稱霸，他們也不希望在歐洲保持軍事力量，更不願意對世界上許多其他的國家承諾並履行諾言。不少的美國人還說，為什麼不把八百億美元的國防軍事預算減去一半，把節約的四百億用於國內開支，例如救助窮人和重建城市等工作。

對上述我們稱作新孤立主義的觀點，我一直採取了抵制的態度，一直在一些與此有關的議案的〔國會〕表決中勉強取得多數支持。我實際上處於一個十分具有諷刺意義的地位。一方面，我不是一位軍國主義者，也不希望美國陷入世界各地的衝突；另一方面，我通過對世界局勢的分析認為，如果我們不維持適當的國防開支，我們所面臨的威脅將會更大。於是，在維護國防預算水平方面，我不得不表現得十分強硬。

現在讓我講講問題的實質。我相信，美中雙方的利益均迫切地需要美國的軍事力量大致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此外，除了一些我們下面將討論的例外情況，美國有必要在歐洲和日本駐軍，也有必要在太平洋部署海軍。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中國的利益和美國的利益一樣大。下面我來作個希望不令人反感的比喻。就宗教信仰而言，我是個教友派（Quaker），雖然不是個十分虔誠的信徒，但我崇尚和平。我所有的本能都告訴我要反對擁有龐大的軍事力量，要反對軍事冒險。正如我先前所說，總理作為他的哲學的當代最主要發言人之一，就必然反對如美國這樣的大國維持如此強大的軍力。但是，我們在座的每一位都必須將自己國家的生死存亡放在首位。假如美國削弱其所擁有的軍事力量，假如美國從我們剛才談到的地方撤軍，那麼，美國將面臨危險——但是，中國將面臨的危險會更大。

我不想將〔危險〕歸咎於當今蘇聯領導人的動機。儘管我必須尊重他們所說過的話，但是，我仍不得不依據他們的所作所為制定政策。在核均衡方面，蘇聯近年來都在以令人警惕的速度發展核武器。據此，我已決定美國在核競賽中不能落後，否則我們為簽有防務條約的歐洲和一些太平洋國家所提供的保護將一錢不值。

接下來，就我對中國情勢的分析，正如我昨天所闡述過的，蘇聯在中俄邊境所部署的軍事力量要比對抗西歐聯盟所部署的多。對此，如總理已經知道的，我已經要求基辛格博士為總理所指定有必要知道的〔中方〕人士提供一個涉及非常機密的〔情報〕簡報，這份報告包含了我們認為完全可信的關於蘇聯針對中國所部署的軍隊的位置和核武器部署情況。[69-8]我建議，對於總理所指定的人士，除了那些文職官員外，像軍委副主席（原件註：指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這樣的也應該參加，他一定對此報告十分感興趣。當然，如果做得到話，這樣的會見地點應予高度保密。

基辛格博士：我們對此已經做了安排。

尼克松總統：這就好。

如果考察中國和中國的鄰國，我將會感到擔憂。對毛主席和總理所說的中國不追求對外擴張和中國儘管支持解放勢力但決不謀求別國領土的話，我表示相信。但是，如果考慮到別人會怎麼做，如果往南看涉及印度，一旦中印發生戰爭，中國大概在一個月內就能解決印度。印度本身對中國不是個威脅，但一個由蘇聯支持的印度對中國卻是一個即時的威脅。這是因為，假如印度的北部鄰居蘇聯支持印度，中國旨在對付印度的軍事行動將會受到嚴重挑戰。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最近的危機中，我們認為警告印度不要進攻巴基斯坦西部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得到印度總理企圖向巴基斯坦西部進攻的確切情報，這是我們警告印度不要這樣做的原因。換句話說，當我們為了袒護巴基斯坦對印度採取強硬態度時，我們不只是對印度發出信號，同時也是對蘇聯發出警告——這一點我們也試圖讓印度人明白。[69-9]

這個話題也將我引回原先討論的前提，即如果美國相對於蘇聯處於較為軟弱的地位，那麼，美國無論採取怎樣的政策，都不會對蘇聯產生任何有效的作用。為了使得美國有能力遏制蘇聯對諸如南亞地區進行滲透，美國至少必須保持與蘇聯相對平衡的軍事力量。

鑒於這樣的政策，我們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因為——再說一遍——我們面對著一個反對我們的非神聖同盟。（周笑）這個聯盟包括了支持蘇聯的勢力，包括了支持印度並在美國擁有可觀的宣傳力量的勢力，甚至包括了你們所說的那些由於不喜歡巴基斯坦政府組織形式的所謂反巴基斯坦勢力。這些人指責我們為了在與中國關係上取得進展而不惜犧牲印度這個世界上人口第二大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指責也無可非議。因為，總理先生，我認為我們針對南亞的政策的一致非常重要——這也是我們沒有爭議的地方。當然，我說的這種一致並非是狼狽為奸，我的意思是，我們不會在沒有完全通報你們的情況下採取任何針對印巴的行動，因為我們認為你們在這個地區的利益要比我們的大。因此，我們將面臨另一個問題，即一旦我回到美國，就會有人要求我們恢復對印度的經濟援助。當然，我們可以對此提出反駁，理由是經濟援助將使印度得以把用於購買蘇聯武器的錢去發展自己製造武器的能力。

但是，我們自己——總理和我——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是，保持美國對印度的影響和讓蘇聯能夠影響印度兩者之間，哪個選擇對我們更有利？

請允許我再舉個例子說明我的關於美國在亞洲保持影響不僅符合美國的利益同時也符合中國利益的觀點。如果從總理的哲學角度考慮，我想他在日本問題上絕對正確的主張應該是要求美國從日本撤軍，要求廢除美日安保條約，以及促使日本非軍事化和中立化。我認為，總理仍然需要堅持這樣的主張。但是，我希望總理瞭解為什麼我堅定地認為，美國的對日政策，儘管與他所信仰的哲學信條格格不入，但卻符合他的國家的安全利益。

美國可以從日本海撤出，但其他國家會乘虛而入、從中漁利。美中兩國都曾飽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害。我們希望過去主導了日本政府的軍國主義屬性得以發生永久的變化。另一方面，我們無法保證這個目標得以實現。進而，我們認為，假如美國從日本全然脫身，如下兩種情況中的一種將會發生——這兩種情況都對中國不利。一旦美國對日控制解除，日本就會憑藉其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自然的驅動力，再加上對淪為戰敗國的記憶，加速重整國防。這也是我所認為的，考慮到臺灣，再考慮到韓國，我們的政策是反對美國退出和日本進入。但是，我們無法保證這一目標的實現。也就是說，如果美國和日本之間不存在共同防務的安排，美國對日本涉及上述堪憂問題的影響也難以存在了。[69-10]

再者，日本可能選擇與中國改善關係，但也有可能選擇倒向蘇聯。

據此，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我想總理也會相信我的說法，美國對中國沒有任何企圖，美國將運用對日和對其他具有共同防務關係或接受美援的國家的影響力，阻止這些國家採取任何損害中國利益的政策。但是，如果美國退出亞洲，撤出日本，屆時無論美國的抗議聲有多大，借用總理的說法，我們都是在放空炮。那麼，我們抗議的效果將微不足道，因為相隔一萬五千英里的距離畢竟無法讓別人聽到你的聲音。

我也意識到，我現在所講的話似乎是出自於一個冷戰鬥士之口。（周總理笑）但是，我所描繪的世界就是我所看到的世界。如果我們對其進行分析就不難發現，就是這樣一個世界促使美國和中國走到一起。我們走到一起不是因為我們具有共同的信仰，也不是因為我們之間存在友誼——儘管我認為友誼很重要，而是由於國家安全考慮以及我們兩國在我所闡述的方面有共同利益。

在結束我的講話之際，我想指出，我對〔國際局勢〕的分析不希望造成一個印象，認為我們不會試圖解決問題的根子——即蘇聯，或者認為我們不會試圖通過締結協約以降低對彼此的威脅。我們對中國將採取完全開放和直接的政策。自基辛格博士訪華之後，我們將所有與蘇聯的接觸情況都通報給了他的（指周總理的）政府。假若總理先生同意的話，我將在我近期訪問蘇聯之後，派遣基辛格博士專程來北京，親自向總理通報我們在莫斯科談了些什麼，達成了什麼樣的協議。例如，我們將試圖在莫斯科達成關於武器限制的協議，此外，如果仍有必要，我們希望在解決中東問題上取得進展。

但是，從美國和中國的角度看，我們必須牢記的一個最為重要的事實是，假如美國採取削減軍事力量的政策，假如美國從海外大量撤軍甚至完全撤軍，那麼，我認為，世界將更加不安寧。美國無意侵犯任何國家，當然，美國以前犯過錯誤。儘管我無意指責蘇聯在侵犯其他國家，但是我認為，考慮到世界上非超級大國的國家安全，世界上存在著兩個超級大國要比只有一個超級大國更能使這些國家產生安全感。我已經佔了總理太多的時間了。但是，我只是希望他瞭解我對上述問題的看法。

周恩來總理：（用英文）謝謝你。

（周總理接著建議休會十分鐘，總統稱道這個主意好。在3時50分至4時正的休會期間，雙方進行了閒聊，討論了翻譯毛主席詩詞的難度。）

周恩來總理：請允許我對總統先生詳盡地介紹你的觀點和政策路線表示感謝。當然，有些觀點已經透過基辛格先生向我們轉述了，但是，能夠親耳聽到總統自己的闡述，使得我們對你的觀點瞭解得更清楚了。

誠然，我們雙方對世界的總體認識是不同的，基本不同的。對此，我們沒有諱言。這種差異完全沒有理由阻礙我們兩國在國與國的關係上邁向正常化。這是因為，一個國家在某個特定時間的利益，促使她能夠找到共同點。

對於世界各國人民求進步、求發展的趨勢，我們中美兩國政府都無法阻擋。這個趨勢並非涉及我們，而是關係到我們的子孫後代。總統先生談到要為實現一代人的和平而努力，但這個和平只是關係到我們這代人。

尼克松總統：但是一定會比梅特涅[69-11]所倡導的和平時期要長。

周恩來總理：我們仍然不同意基辛格博士在他的著作中表述的觀點，這一點我們已經進行討論了。

尼克松總統：那是個非常有趣的討論。

周恩來總理：時代畢竟不同了。

基辛格博士：我告訴總理，每當我考慮美國對外政策時，我都自然而然地想到〔梅特涅時代的〕奧地利對外政策。

尼克松總統：你們的那個討論真是聰明之極。

周恩來總理：這樣問題就出來了。考慮到我們兩國目前的利益，我們有可能找到共同點。但是，這個共同點必須是真正可以信賴的。這個共同點不能建築在沙灘上，沙灘上的建築是不能長久的。

總統先生剛剛談了他對世界局勢的分析。我們此前多次說過，世界在二戰後的二十六年或更長時間內一直處於動盪不安之中。這種動盪的局勢目前只增未減。當然，此間世界大戰未能爆發，但地區衝突從未停止過。所以問題出來了。正如總統所說的，世界上是不可能出現真空地帶的。但這仍然涉及一個哲學問題。

舉例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根據《雅爾塔協定》[69-12]，美國在中國佔據了最大的勢力範圍，蘇聯只是在中國的部分地區佔有一小塊勢力範圍。

（會談由於送點心得以中斷。周總理報告說，王海容告訴他，尼克松與毛主席會談的電視畫面已經處理好了。由於中方攝影人員發現器材過於沉重，以致畫面有些模糊。另外，由於會面是即時決定的，攝影人員沒有時間準備，因此顯得十分緊張。）

周恩來總理：我們可以繼續談嗎？

在二次大戰結束之際，正是由這些協定主導了那時的局勢。此外，蔣介石與蘇聯也有一個協定，這個協定也叫《中蘇友好同盟條約》[69-13]，並具有二十年的有效期。在雅爾塔，蔣介石還承認了外蒙古的獨立，成立了現在叫做“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現在，無論蔣介石對日本與外蒙古建立外交關係是多麼的懊惱，我倒是願意給蔣介石寫封信，問問他當年是誰簽訂了讓外蒙獨立的條約的。

那時，來自英國的格麗琵夫人（Laddy Cripps）訪問延安，並與毛主席會面。毛主席就問她，為什麼強權國家都想劃分勢力範圍。她說她對此無能為力，但指出大英帝國已經日落西山了。在我當時看，局勢就在那時定局了。

此後，總統先生可能記得，美國派遣赫爾利大使到中國調停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衝突。赫爾利倡導成立一個聯合政府。後來，杜魯門總統派遣馬歇爾將軍作為他的特使到中國繼續調停工作。那時，赫爾利大使對調停的熱情十分大，居然主持制定了臨時聯合政府的計劃，並在延安和我簽署了一系列協議書。[69-14]（周總理笑）

此後不久毛主席就派我去重慶與蔣介石繼續談判，因為我那時已經是中共駐重慶的代表。但是，蔣介石不同意。原來，杜魯門總統要求赫爾利大使這樣做是有原因的。斯大林曾告訴他（赫爾利）要勸說中國共產黨參加與國民黨建立的臨時聯合政府。對我們中國共產黨，蘇聯從未提供過任何支援。那時，我們與他們也沒有任何聯繫。我們根本不知道還有個《雅爾塔協定》。關於這個協定的內容，我們是很久以後才知道的，還是從國民黨方面得知協定內容的。由於蔣介石反對，臨時聯合政府就建不成了。此後，馬歇爾將軍來到中國。那以後的情況在艾奇遜的《白皮書》[69-15]中反映了。那時，章文晉先生是我的翻譯兼助手。我們和他們（國民黨）多次談判，也簽署了若干協議，但都沒有任何效果。然後內戰爆發了，並持續至今。美國站在了蔣介石一邊，你們與他有國與國關係嘛，我們對此理解。

但是，結果又是怎樣的？結果是，正如總統先生在某次競選的演講中所說的，杜魯門政府失去了一個擁有六億人口的國家。那麼，失去了中國是否意味著可以建立一種新型的關係。事實是，杜魯門政府開始也說美國對中國——包括臺灣——沒有領土要求，但出於對蔣介石的懷疑，也出於相信蔣介石有可能反攻大陸，杜魯門還是與蔣建立了新的關係，結果就是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

自那以後，杜魯門的政策得以進一步發展，以致杜勒斯於1954年底與臺灣簽署了條約（《共同防禦條約》），這個條約並在1955年初得到〔國會〕批准。

現在還有一個你們國務院經常要應付的一個問題（周總理笑），那就是由周以德（Walter Judd）所組成的“自由中國委員會”，他也是“百萬人委員會”[69-16]的發起人。他的中文名字是周以德，與我同姓。

歷史的發展表明，在中國並不存在所謂的真空。美國軍隊離開了中國，蘇聯軍隊也離開了中國。中國人民自己填補了真空。所以，只要我們相信人民，相信人民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那麼就不會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真空。二戰後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解放。

在你的競選演說中，總統先生，你不僅抱怨杜魯門政策的危害性，你還看到了中國的現實，看到了中國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因為這樣，我們今天坐到一起來了。

中國今天的情況與〔美國〕二百年前的情況相似，指你所說的“1776精神”，那時，美國人民將英國殖民者趕出了美國，自己填補了真空。這是認識事物的一個視角。

我想向總統先生提個問題，因為總統先生談到了可能的危險。我們也注意到了這些可能的危險。但是，什麼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是否需要通過我們雙方都增加軍備？中國有句古話，叫做“水漲船高”。你們已經公佈你們的軍費預算，蘇聯雖然沒有公佈她的軍費，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的軍費開支在總預算中的比例不會比你們的低。否則，蘇聯人民的生活怎麼會這麼差，蘇聯的農業怎麼會這麼差。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怪氣候不好。（尼克松總統笑）加拿大的農業生產一點都不差，儘管加拿大的氣候與蘇聯十分相似。所以說，他們不能用氣候來解釋農業生產上的問題。實際上，生產不好是因為蘇聯預算中較大的一塊用作軍費了。

關於限制武器的會議已經開了不下幾十次了，迄今毫無成效。蘇聯在聯合國所提出的議案是為了欺騙大家，所以喬冠華先生就發表我們對其立場的談話，這下激怒了馬立克沙皇，結果這個提案被擱置了。儘管如此，蘇聯還要求聯大通過決議對他們的提案表示謝意。

現在，你們兩國在持續擴張軍事力量，那麼結果會是怎樣呢？結果一定是戰爭。當然，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但有可能從一個小規模的常規戰爭開始，逐漸發展成一個大規模的常規戰爭。如果你們兩個大國能夠就限制核武器達成協議，那是件好事。因此，我們一點都不反對美國和蘇聯改善關係。

基辛格博士可以對此作證。我們甚至曾經建議總統先生先訪問蘇聯再到我們這兒來。這也是毛主席先前讓我轉告基辛格博士的，即如果你們覺得先訪問蘇聯對我們有利，你們可以這樣做。當然，我所說的有利，不是指單方面的，而是指對雙方有利，同時也對世界有利。

但是，總統先生，現在你們先來到了中國，莫斯科對此多有抱怨。隨他們抱怨去，我們不在乎。他們動員了一大批他們的人和支持者對我們橫加指責。我們只是對你們兩個大國的軍備擴張表示擔憂。這種軍備擴張對世界的未來意味著什麼？會帶來怎樣的長遠後果呢？

最壞的結果，正如我在與基辛格博士談話中指出的，就是你們都來攻擊中國，蘇聯從北邊來，日本和美國從東邊來，印度進攻中國的西藏。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中國人民就不得不準備做出極大的犧牲。當然，也不排除在這種情況下將問題解決的可能。這只是講最壞的可能。如基辛格博士和總統先生所闡述的，我們兩國之間沒有衝突，我們兩國之間的利益沒有必然矛盾，因為美國沒有必要佔領中國領土。當然，我們雙方在哲學方面有分歧，我們有一個“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但是，毛主席昨天說，那只是一個“空炮”。基辛格博士知道這個詞的意思。

基辛格博士：副外長先生也知道。

周恩來總理：還包括布什先生。儘管如此，馬立克和蘇聯仍在污蔑我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在一唱一和。

尼克松總統：容我插一句，我要表示對副外長先生的敬意。他在〔聯大〕最佳的表現是，當馬立克發言〔指責中國〕時，他只是對馬立克微笑，把馬立克氣得夠嗆。（周總理笑）

周恩來總理：你是從電視上看到的？這一點上你比我們佔了便宜。我們這兒看不到。在這些方面，我們仍很落後，我們承認落後。我們從不認為自己是世界第一。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任何認為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有一天都會被打敗。無論是什麼人還是哪個國家，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短處。同樣，無論是什麼人還是哪個國家，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長處。基辛格博士曾說過，雖然越南是個小國，但卻有著偉大的人民。只有這樣看問題，我們才能認清問題的本質。

從這些觀點出發，如果一個國家只是想通過軍事擴張達到強權地位，那麼，〔戰爭〕就沒完沒了。

你們在這個問題上舉足輕重。你們說你們沒有控制世界的意圖，也沒有領土擴張的企圖。你們希望世界和平，當然起碼是從緩和緊張關係開始。我相信這確實反映你們人民的真實願望。

至於美國是否會完全回歸到孤立主義時代，我認為沒有可能。這是因為時代不一樣了，現在已經不是二十世紀的初期了。坦率地說，今天的孤立主義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孤立主義了，只是反映了〔美國〕對別國不要干涉美洲國家事務的要求。總統先生，當你說中國人對“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不甚理解是對的。

這個問題不僅對中美關係至關緊要，而且對世界的未來也十分重要。既然中美對對方都沒有領土要求，既然中美都無意獨霸世界，既然雙方都願意為緩和世界的緊張局勢作貢獻，那麼，我們的當務之急應該是探討使遠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得以緩和的可能性。我們不可能探討如何使世界其他地區緩和的可能，因為那些地區離我們是那麼的遙遠。如果我們硬要去關注那些地區，我們只能會製造新的麻煩。我們為非洲人民提供的援助在我們整個對外援助中只佔很小的比例。因此，我們只討論我們的周邊地區，而重點是印度支那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只有印度支那人民才有發言權，只有他們才有權與你們談判。但是，由於我們對印度支那地區十分關注，我們也有權就這個問題發出我們的聲音。此外，我們也有權為印度支那人民提供援助和支持。關於這點，我在與基辛格博士的談話中已多次提及。

如果美國已經決定從越南和印度支那撤軍，並希望這個地區中立化，也就是說不結盟和沒有〔外國〕佔領軍，如果這就是總統先生和你的政府的政策，那麼，我認為，你們最好大膽地採取行動。否則，你們就會為蘇聯在那兒擴大影響提供便利。至於我們，我們不怕蘇聯在那兒擴張。不管我們為越南、老撾和柬埔寨提供了多少的援助，我們從未要求他們給我們什麼特權，也從未干涉過他們的內部事務。

我們甚至從未考慮過他們與我們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舉例說，西哈努克親王信奉的是佛教，我們尊重他的信仰。越南的意識形態和我們的也不完全一樣，我們也沒有干涉過他們的信仰。

據此，你們從印度支那的撤軍拖得越久，你們就會越被動。你們的目標是從越南體面地撤軍，〔如果決而不斷〕，後果將適得其反。你們承認，戴高樂將軍從阿爾及利亞撤軍是明智的。事實是，戴高樂還從阿爾及利亞撤走了二百多萬歐洲居民。對這樣的行動，我們根本無法想像，但他卻在短時期內迅速做到了。戴高樂在國內受到反對派很大的壓力。由於他是一名軍人，他和總統先生的經歷可能不一樣。總統先生十分欣賞巴頓將軍。儘管你可能不讚賞他要進攻蘇聯，但你佩服他的勇氣和敢說敢做的膽識。

總統先生，我所說的這番話，可能對說服你不起任何作用。但是，我仍希望把我的想法闡述清楚。這樣，我們在討論其他議題時可能會容易些。我完全清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分歧。基辛格博士曾告訴我，我們的態度比越南人的態度還要強硬。

基辛格博士：也比蘇聯人強硬。

周恩來總理：當然，他們說的都不算數。我相信，你們有可能採取更大膽的行動，這樣就能獲得民心。因為，如果和平在那個地區能夠越早實現，你們在那個地區的影響就會越大。

法國人提出一個新的想法，他們想將美國和蘇聯拉到一起召開國際會議，討論緩和。那是做不到的。你們是不是也不贊成？

尼克松總統：我想，那是個尚未確定的問題。

周恩來總理：每當我想起《日內瓦協議》時，我都會得出那是一個錯誤的結論。

尼克松總統：你指的是1954年的協議？

周恩來總理：是的。那時，我們是不得已才簽了字的。這個協議給你們造成的結果是美國陷入了泥潭。艾森豪威爾總統結束了朝鮮戰爭——對他而言，那是個需要勇氣的行動。但是，艾森豪威爾總統卻沒有料到，杜勒斯將他引入印度支那陷阱，並迫使美國越陷越深。

難以想像一個國家可以接受協議但卻拒絕簽約？你們曾說會履行協議的條款，但實際上卻違背了它，以致原定兩年後要舉行的普選沒有進行。假如選舉如期舉行的話，毫無疑問，胡志明將會在全國範圍內勝出。胡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們1922年在法國就認識了。假如胡志明能夠統一領導整個越南，那麼，越南和美國的關係就不會如此惡化，可能會非常好。

然而，歷史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正如我們兩國的歷史，我們分手了二十二年之後，又再度見面了。那就是歷史。歷史上類似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如果你們在印度支那採取較為果斷和大膽的動作，你們將會獲得那裏的民心。至於具體應如何行動，我不能說，因為我們沒有參加解決問題的談判，也無意參加這樣的談判。我們的立場是，只要你們一天不放棄所謂“越南化”、“老撾化”或“柬埔寨化”[69-17]的政策，只要他們在繼續戰鬥，我們就一天不停止對他們的支持。對此，我們別無選擇。

但是，我想提請總統先生注意一個事實，即我們支持印度支那國家——包括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國家——的政策與我們支持朝鮮的政策不同。為什麼我們會在朝鮮戰爭中派遣志願軍到北朝鮮呢？那是杜魯門逼迫我們這樣做的。他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以致我們不能收復臺灣。更有甚者，他讓美軍長驅直入，大兵壓境鴨綠江邊。儘管我們剛剛解放，但是我們那時已經宣佈了，如果美軍壓境鴨綠江，我們就不會袖手旁觀。所以，當杜魯門的部隊靠近鴨綠江邊時，我們就必須證明，我們是說話算數的。不過，我們當時對能否打得贏並無任何把握，因為蘇聯不願意派兵參戰。對此，你們是清楚的。

結果，艾森豪威爾一上台就意識到戰爭必須結束。所以，你們在朝鮮戰爭所遭受的人員傷亡和物資損失要比在越南戰爭中少太多了。沒有人會預料到這樣的結果。與其在這樣一個地區範圍內花費如此巨大的精力打這樣一場出於意識形態的戰爭，你們不如更加果斷一點，該撤軍時就撤軍。

關於臺灣問題的討論不會如此艱難。比如說，黑格將軍已經在總統先生的指示下將你們先前提出的五項原則通報了我們，總統先生剛才也重申了這些原則。坦率地說，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我們已經等了二十多年了，我們仍能再等幾年。另外，我們還願意再作些讓步，如即便臺灣回歸祖國，我們也不會在那裏建核基地。總統先生可能比我更清楚。不知有何必要在那樣的地方建核基地？蘇聯還佔領著日本的北方四島，他們既可能繼續佔領下去，也可能出售給日本。但是，蘇聯對日達成和約的一個條件就是，日本的北海道不得設防。我們可以事先告訴總統先生，也可以告訴日本，在臺灣回歸祖國後，我們決不會在那兒建任何〔軍事〕基地。在那兒建基地又有何用？我們無意派兵海外，我們也無意佔領其他國家的領土，所以我們為何要在那兒建基地呢？我們的目標只是自衛。

目前最為迫切的是印度支那問題，全世界都在關注著此事。所以，民主黨人想在你訪華問題上做文章，指責你到中國來是為了解決越南問題。但是，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具備通過我們的談話解決這個問題的資格。當然，我們可以相互交換意見，我們的談話可以從討論如何緩和遠東緊張局勢開始，然後再討論如何緩和世界範圍內的緊張局勢的有益之處。關於這個問題，總統先生剛才談得很少。我想聽聽你的看法，總統先生可能對這些議題有不同的看法。至於其他問題，我們可以在明天討論。我想聽聽總統先生的意見。

尼克松總統：關於越南嗎？

周恩來總理：關於整個印度支那。

尼克松總統：總理先生，關於越南的問題，我們不應該再有分歧了。總理先生建議我們在那兒迅速行動，因為那樣做是明智的，是具有勇氣的。對這樣做的可能性，我們進行了認真考慮，但是，我們認為從大局看並不合適，因此我們不得不拒絕這樣做。

讓我來談談如何才能迅速行動。我們目前在越南的兵力已不到十萬人，我將在四月中旬宣佈再次減少兵力。因此，我們現在所談的，也就是說在未來的兩三個月中，美國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就將完成。當然，如果戰俘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也會有例外。我們現在所面臨的難題，並非是通過撤軍就能解決問題，撤軍已經是既定的政策。現在的難題是如何在整個印度支那——包括老撾和柬埔寨——實現和平。這就是為什麼我堅信，北越應該對我在去年10月提出的、又在今年1月重複的建議加以認真考慮。

我現在不去談那些什麼八點、五點以及十三點等等條件，直接闡述我的建議到底是什麼。如果我現在是在與北越領導人面對面地就停火和釋放戰俘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的話，我們可以在六個月內將所有的美軍撤出越南。此外，我還要說明，我們已經在去年年中就向北越提出了這個建議，並表示我們願意就此進行談判，但遭到他們的回絕。他們堅持，所有的解決方法都必須包括政治和軍事解決兩方面。

對於總理所說的讓這些國家的人民自行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不要外來干涉的說法，我完全同意。我們實際上也是這樣建議的。我們提議全面撤軍，借用總理的話，就是“不留任何尾巴”。只要我們的戰俘得以釋放，我們接受在整個印度支那停火，並讓當地人民自行決定政治解決的方法。但是，北越堅持認為，我們不僅要簽訂軍事協議，還要提出一個政治解決方案，這個方案要包括推翻現行的南越政府、建立一個他們能夠接受的政權。對這樣的要求，我們當然不能接受。

我非常尊重總理對這個問題的見解。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唯一得以獲利的是蘇聯。他們希望，美國在那兒被死死地捆住，以致他們可以在北越取得更大的影響。我們所有的情報都顯示，蘇聯甚至有可能鼓動北越拒絕會談，繼續打下去。

我也需要指出，我們認識到我們雙方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又有誰清楚誰對呢？我們認為我們是對的。總理知道，我對戴高樂將軍針對阿爾及利亞的複雜和困難局面而斷然做出的決定十分欽佩。但是，法國和阿爾及利亞之間的衝突僅涉及他們兩國。誠然，法國是個大國，但現在已不在強國之列了。

如果美國不僅要完全撤軍——在未來幾個月中我們無論如何都會通過越南戰爭“越南化”的安排去實現的——還要與我們以前的敵人同流合污去推翻曾是我們盟友的政府，根據我的看法，美國將會永遠受創，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任何國家會願意得到美國的幫助了。

我清楚，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但是，美國現在所處的位置，使得世界範圍內不少的國家——包括許多歐洲國家——都依賴於美國提供的安全防務協助。倘若美國不能遵守承諾——我認為一個人為了遵守承諾死不足惜——美國將是一個不再會有朋友的國家，世界上也不再會有誰希望與我們成為盟友。

關於總理先生提出的問題，我們大家都無法說服對方。但是，我尊重他的意見。我希望他能夠瞭解，我們的政策是為了儘快地結束戰爭，並非只是指越南的戰爭，而是涉及整個東南亞地區。我認為讓總理先生瞭解這點很重要，因為我不想給他留下任何錯誤的印象。所有溝通的管道都是暢通的，如我先前所說的，我們願意單獨就達成軍事協議展開談判，假如他們願意為達成全面政治協議繼續談判，而這樣的協議將包括阮文紹下台和由中立機構監督大選。在回應我們的建議上，假如北越選擇提升戰爭烈度，那麼，我別無選擇，只能以強硬的行動作為答復。這就是我將要採取的動作，這也符合我的一貫做法。只有這樣，世界上其他國家才會清楚，一旦受到考驗，美國一定不會示弱。

另外還有一個需要北越認真考慮的事情。當我們推行越南化的政策時，我們只是將其作為一項長期政策執行的。這項政策是基於我們將在一段時間內——或幾個月內——實施撤軍的前提。但是，如果我們在談全面撤軍，談一兵一卒都不留的撤軍，那麼，我們就需要和他們坐下來談判。我們決不會在未取得任何協議的情況下全然脫身。

我還要指出，美國目前沒有在老撾和柬埔寨部署軍力。的確，考慮到我們在越南的政策，我們覺得有必要使用空軍對藏於這兩個國家的北越武裝力量實施打擊。如果北越從這兩個國家撤軍，起碼波及這兩個國家的戰爭可以先結束，這兩個國家的人民可以先自行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

作為結束語，美國準備為老撾、柬埔寨和北越的重建提供巨大的經濟援助，也準備在達成協議的情況下為南越提供經濟援助。我們不希望留下尾巴，我們不會在那兒保留基地，我們會接受總理關於將那個地區中立化的建議。但是，達成任何協議需要雙方的努力。

我們真的感到，如果對我們的建議認真研究的話，就不難發現我們為了解決軍事問題已經做出較大的讓步。我們還認為，軍事和政治問題的最終解決應該借助於歷史的發展，能夠讓南越人民參與，並可以通過選舉來解決。現在的情況與1954年的情況不一樣了。現在，選舉可以由我們保駕，選舉可以由一個中立的機構監督，選舉還可以受到其他大國的確認。我的一些政治宿敵已經造成了一個印象，似乎我來會晤總理就是為了解決越南問題。（周總理笑）請允許我坦率地對他說，我們當然歡迎任何幫助，歡迎任何幫助我們開展談判的努力。不過，我們並不抱有任何期望。即便我們得不到幫助，我們會表示理解。我們仍然將以我先前提到的方式與越南人打交道。那將會是一個漫長而又艱難的跋涉，而對他們的艱難程度要比對我們的大得多。當然，如果他們願意談判，是可以找到捷徑的。

周恩來總理：我們要將這些問題儘快地說清楚，看來並非是件容易的事。我已經就此問題多次與基辛格博士交換過意見。我們所處的位置，只是對他們提供援助，但不能代替他們說話。我知道我們已經討論過《聯合公報》的內容？

尼克松總統：是的，我認為《聯合公報》的初稿已經完成了。

在這個（越南）問題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將共同譴責美國，會是一個十分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周總理笑）

基辛格博士：不同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戰爭結束，而蘇聯則是希望戰爭繼續下去。

尼克松總統：是這樣。

周恩來總理：是這樣。

尼克松總統：我們的這次會談可以坦誠相待。我瞭解總理先生的立場。我們在來訪前就已經注意到了總理的意見，而且清楚這是我們關係中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我想向總理保證，我將竭盡在我這個位置上之所能去掃除這個障礙。我的前任往越南派出了多達五十萬的部隊，而我卻撤回了五十萬人。我會結束美國對那兒的介入，這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對此，我十分確定。我們現在所談的，只不過是如何加快這個進程，當然，不是要我們唐突地撤軍，而是要通過協議的方式安排撤軍。

我們可以——請允許直截了當地說——我們也會撤軍。事實上，我們已在實施撤軍。但是，我們萬萬做不到——這點我們堅信——推翻南越政府，再把政權交給北越。我們無論如何也無法這樣做。我們相信，他們可以通過一個公平的程序以達到他們〔取得政權〕的目的。但是，我們決不會撤軍並推翻南越政府，再將政權交給北越的。我們不能這樣做。如果我們那樣做了，那麼，我認為，美國必將遭到世界各國的人民的鄙視，無論他們出於何種意識形態。

周恩來總理：你是在重彈老調——你不想離棄你們的老朋友。但是，你們已經離棄了不少老朋友了，其中有些是好朋友，有些是壞朋友。你們應該慎重擇友才是。（周總理笑）這還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例如，總統先生，你昨天問我蔣介石是不是位老朋友，我回答說，蔣介石是我們老朋友的時間要比是你們的長。我曾經和蔣介石合作過。我也曾和他吵過架，和他打過架。但是，蔣介石迄今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這個優點，我們可以利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臺灣〕問題相對較容易解決。

在越南，你們的介入純屬偶然。那麼，為什麼還不放棄呢？越南和朝鮮的情況截然不同。朝鮮完全是由於戰爭而被分割的。根據規定，蘇聯的部隊向北，你們的部隊向南。我記不大清楚，朝鮮的這個結果是否是由《波茨坦宣言》所造成的。如果使東南亞走向中立，那麼，會有利於對遠東緊張局勢的緩和。

尼克松總統：我相信這一定會實現的，問題是⋯⋯

周恩來總理：你能夠確定嗎？但是，一旦蘇聯介入，一旦你們兩個大國在那兒對抗，緩和的希望就沒有了。當美國政府增加軍事開支時，你們公開解釋了理由。現在，你已經瞭解了我們對你們不構成威脅，此外，我們在東南亞也沒有任何領土要求。對我們而言，你們也沒有任何理由認為我們在東南亞有領土要求。

尼克松總統：我們對東南亞的領土也沒有任何企圖。

周恩來總理：但是，你們被南越政權拴住了。實際上，那個政權與你們先前所簽訂的任何條約都沒有關係。你們是和保大簽的約，但你們用杜勒斯的方法使吳廷豔取代了保大。

尼克松總統：保大現在外出打獅子去了。

周恩來總理：你們後來就和吳氏兄弟打交道，但吳氏兄弟也去見上帝了。這些傢伙不可靠，如果美國真的要給世界留下一個好印象，你們實在不需要這些朋友。你們會說，如果美國從那兒撤走，那兒就會出現一個真空，而蘇聯會來填補這個真空。事實是，你們撤得越慢，那兒的衝突就會越烈，以致另一個中東會出現。結果就會形成另一個延長了的衝突帶：從地中海延長到中東，從中東延長到印度洋，從印度洋延長到印巴次大陸，從印巴次大陸延長到東南亞，再從東南亞延長到南中國海。

假如印度支那戰爭繼續下去，我們只能繼續支持他們，因為我們也要說到做到。但是，我們決不會直接介入，除非你們打我們。那麼，緊張局勢在那兒將繼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談什麼緩和？當我首次見到基辛格博士時，他說你要致力於緩和緊張局勢。但你總得從什麼地方開始吧。

日本的情況與東南亞不同，那是另一個問題。

尼克松總統：假如我可以插話的話。在總理談日本問題之前，我只想補充一點，我們已經在巴黎提出了我們的建議，我們會繼續為實現這個建議而努力的。我們堅信，這是個公平的建議，對緩和緊張局勢有利。如果北越願意談判，那幫助就大了。我並非希望總理先生對此做任何工作，起碼不希望公開地做。簡言之，我們希望緩和緊張局勢。我們不希望建基地。

我想，這和總理先生將要談到的日本問題完全不同。

周恩來總理：讓我們結束今天的談話吧，晚上看演出前我們還得共進晚餐。

尼克松總統：我想向總理說，我對他能如此坦率地談論這些議題非常感謝。當然，我自己也試著讓他瞭解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我相信，在未來幾天的會談中，我們之間的重大利益將使我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小。這就是我為什麼認為，我們之間達成理解對世界十分重要。

周恩來總理：至少是就遠東地區的一些議題上。

尼克松總統：是的。

只是作為一個歷史的註釋，誰還可能在今天成為先知？放眼未來二十五年，我認為，由於歐洲相對穩定，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將是世界和平的關鍵。當然，中東也很關鍵。（周總理笑）但是，我仍然認為，太平洋地區最為關鍵，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會談對世界是那麼的重要。

周恩來總理：你說一代人，是不是說二十五年？

尼克松總統：我說一代人是指二戰以後我們這代人。美國在這段時間裏經歷了兩場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即便我能看到二十五年後的情況，我也不希望聲稱我能預測二十五年後將發生什麼，我最多只能想像那以後的情況。此外，總理先生，我常常提及這樣一個事實，美國在本世紀的每一代人都經歷了戰爭，如第一代人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代人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五十年代的人經歷了朝鮮戰爭，六十年代的人經歷了越南戰爭。我想，一個世紀內經歷了四場戰爭足夠了。（周總理笑）

周恩來總理：是這樣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也認為有必要找到解決軍備競賽的方法。

尼克松總統：關於這個議題，我希望此後的會面中能夠進行討論。我們與蘇聯在談判軍備控制的理由之一，是我們相信，在軍控方面取得突破對避免軍備競賽十分關鍵。

周恩來總理：在軍備上已經花費了太多的錢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會譴責我們是如此的浪費。

尼克松總統：是的。

周恩來總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我們〔軍備發展〕處於初級階段。我們不想在這上面花太多的錢。你們大概已經注意到了。

尼克松總統：是的。

周恩來總理：我們不希望擴張。我們是以最大的真誠說這個話的。

尼克松總統：我理解。就世界和平而言，這個時期出現一個強大的中國對世界和平有益。我並非是建議你們改變政策，爭取成為一個超級大國。但是，一個強大的中國可以確保在這個地區的均勢，而這個均勢在目前極為需要。當然，我還有一個較為自私的原因，如果中國成為第二號超級大國，那麼，美國就可以削減軍備了。（周總理笑）

周恩來總理：你對我們寄望太高。我們不想成為〔超級大國〕。我們明天下午2時接著談。

注釋

[69-1]實際上指美國的東部時間，當時應該與北京時間提前13個小時，即北京時間1972年2月21日晚上8時是美國東部時間2月21日早上7時。

[69-2]這裏的“他”是指周恩來。文獻原件是美方記錄的，尼克松在提及周恩來時，有些地方使用了第三人稱，他實際上是在對翻譯說話。

[69-3]指約翰遜政府時期由《紐約時報》記者從國防部挖出的美國政府涉及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文件，並以〈五角大樓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為題在報紙上連載。該事件對約翰遜政府的越南政策造成相當大的壓力，以致政府中多人（包括國防部長麥克拿馬拉）引咎辭職，約翰遜本人也不得不退出1968年的總統連任大選。

[69-4]指由在美國以揭發政治黑幕著稱的專欄作家Jack Anderson於1971年2月印巴戰爭時，連續報道所謂白宮秘密會議記錄，暴露了基辛格傾向巴基斯坦、反對印度的態度，使尼克松政府十分被動。新聞界稱其為〈安德森文件〉，隱含由於〈五角大樓文件〉所引發的醜聞。

[69-5]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關於這幾句斜體字的話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公開這幾句話。

[69-6]賴肖爾教授Professor Edwin O. Reischauer（1910-1990）是哈佛大學一位資深的日本問題專家。他曾多次去信基辛格，反對美國“拋棄臺灣”和“擁抱北京”。他於1974至1981年間任哈佛大學賴肖爾研究所所長。

[69-7]英文全名為Randolph Churchill。他為父親邱吉爾撰寫的傳記。此後，Randolph的兒子Winston也出版了一部Randolph的傳記，參看：Winston S. Churchill, His Father's Son-The Life of Randolph Churchill（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1996）。

[69-8]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關於這幾句斜體字的話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公開這幾句話。

[69-9]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關於這幾句斜體字的話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公開這幾句話。

[69-10]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關於這幾句斜體字的話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公開這幾句話。

[69-11]梅特涅Prince Klemensvon Metternich（1773-1859），奧地利政治家和外交家，崇尚“均勢”理論，是基辛格崇拜的現實主義理論者和實踐者。

[69-12]《雅爾塔協定》（Protocol of Proceedings of Crimea Conference，也稱Yalta Treaty），指美國（羅斯福）、英國（邱吉爾）和蘇聯（斯大林）在1945年2月11日的盟國“峰會”所簽署的涉及二戰結束後國際合作安排的協議。

[69-13]指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於1945年8月14日由外交部部長王世傑與蘇聯外交部部長莫洛托夫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69-14]關於赫爾利和馬歇爾使華，參看：Jian Che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69-15]艾奇遜的《白皮書》指由美國在艾奇遜國務卿領導下的國務院1949年發表的涉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公開文件。這個文件的主要目的是向美國公眾解釋，美國沒有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失去中國”。

[69-16]“自由中國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a Free China）和“百萬人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均屬美國在冷戰期間“反共產黨中國”的所謂民間組織。實際上，這些組織大都受到臺灣國民黨政府的直接或間接的支持。

[69-17]這裏指的是尼克松總統1969年11月3日關於美國外交政策公開講話中所闡述的原則，即“尼克松主義”。具體到印度支那，原則是在當地培養親美和“反共”的政府和軍隊。美國將撤出武裝力量，只是為當地政府和軍隊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實際上，這是尼克松政府企圖達到“體面地結束越南戰爭”的一種政策安排。

70

日　　期：1972年2月23日（星期三）

時　　間：下午2時至6時

地　　點：北京釣魚臺國賓館

文　　件：（尼克松與周恩來）會談記錄

文件性質：備忘錄

與會者　：尼克松總統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約翰・H・霍爾德里奇（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周恩來總理

喬冠華（外交部副部長）

章文晉（外交部西歐、北美及澳洲事務司司長）

王海容（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

曹啟華（外交部官員）

冀朝鑄（翻譯）

唐聞生（翻譯）

兩名記錄員

資料來源：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ox 87,"Beginning February 20,1972",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開始時雙方做了些寒暄。周總理詢問了尼克松夫人的情況，總統說她很好。總統補充說她對她自己看到的針灸示範操作留下了深刻印象。總統注意到天氣預報說要下雪並問總理他們第二天是否要去遊覽長城。周總理回答要去遊覽長城。

周恩來隨後談到了房間裏掛著的一幅壁畫，所描繪的是1935年中國共產黨人在一場戰鬥中取得了對蔣介石的重大勝利，那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點。那次戰鬥發生在貴州省的遵義附近，在那次戰鬥之後，共產黨部隊向西進入了雲南。總統詢問那次戰鬥是否就是渡江戰役，周總理回答說渡江戰役是後來的事情。周總理隨後繼續描述那次戰鬥以及共產黨為取得勝利而採取的各種各樣的策略。他非常詳細而準確地演繹了那些軍事策略，描述的時候不僅精神煥發，而且配有很多肢體動作。）

尼克松總統：是毛主席制定了所有這些戰略與戰術決策，還是他有一個參謀班子幫助他？

周恩來總理：他有一個參謀班子。我可以被看作是他當時參謀班子的成員之一。但是對於我們每天應該走多遠、在哪裏過夜，這些都是毛主席首先提出建議。毛主席做出了所有的戰略決策。

尼克松總統：在聽了那些描述之後，我們希望我們沒有必要在戰鬥中遇到你們。

周恩來總理：我認為這種事情將不會發生。我不希望會發生這種事情。

尼克松總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周恩來總理：你知道我們的政策。我們並不掩飾我們的政策。我們當然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發起的革命，但是我們不派一兵一卒去國外。任何國家的革命必須依靠本國的人民。

在你們八年的獨立戰爭中，喬治・華盛頓遇到的情況就是例子。不過，在那時他得到了拉斐特（Lafayette）的志願兵的援助；他們不是法國政府派去的軍隊。在南北戰爭中，亞伯拉罕・林肯也得到了志願兵的援助。他在許多戰鬥中失利，但是他最終能夠扭轉了戰局。他之所以能轉敗為勝，原因是他依靠了人民。關於人民，他講過三句話。如果真正有重大的事情發生，我們就能夠真正地動員起人民。

儘管我們的基本觀點不同，但是我們認為在處理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時，我們應該遵循我昨天在宴會上提到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實際上，五項原則是我們提出來的，而尼赫魯表示了同意。但後來尼赫魯並沒有實施那些原則。在我先前與基辛格博士所舉行的會談中，我提到了內維爾・馬克斯韋爾（Neville Maxwell）所寫的一本關於印度對我們發動戰爭的書[70-1]，那本書對此事做了證明。

尼克松總統：我讀過那本書。

基辛格博士：我把那本書給了總統。

尼克松總統：我失禮了，基辛格博士說那是⋯⋯不過，我知道我在做什麼。當甘地夫人回國之前在我的辦公室的時候，正巧是在（印巴）戰爭爆發的前夕，我提到了那本書，並說那本書對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戰爭起因做了非常令人感興趣的說明。當我那樣說的時候，她所做的反應並不是非常地友善。（周恩來笑了起來）

周恩來總理：是的，不過你說的是實情。那不是一種失禮。實際上，那一事件是由赫魯曉夫挑起的。

尼克松總統：你認為是那樣嗎？是赫魯曉夫挑起的？

周恩來總理：是他慫恿了印度人。霍爾德里奇先生或許知道此事。他對此做過研究。

霍爾德里奇：我能夠記得新聞界所發表的社論。

周恩來總理：回顧1962年，各種事件實際上在1959年就開始了。他（赫魯曉夫）為什麼去戴維營？在那一年的六月份，在他去戴維營之前，他單方面撕毀了中國與蘇聯之間的核武器協議。在那之後，中國和印度的軍隊在新疆西部的阿克塞欣（Aksai Chin）地區就發生了衝突。新疆的那一部分是一個高原。印度所佔有的領土處在喀喇昆侖山脈（Karakoram）的山腳之下，而有爭議的領土就處在中間地帶的山坡。

基辛格博士：那是他們所稱的拉達克（Ladakh）地區。

尼克松總統：他們向山上發動進攻。

周恩來總理：我們與他們發生了戰鬥並擊退了他們，我們有不少人受傷。但塔斯社說中國對印度發動了侵略。在說過那種話之後，赫魯曉夫去了戴維營。在他離開戴維營之後，他來到了北京，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宴會。宴會之後的第二天他去見了毛主席。我們雙方進行了會談。

那個時候，我們的外長是陳毅元帥，他現在已經過世了。陳毅元帥問他：“在你們發表新聞公告之前為什麼不先問我們一下？你們為什麼信賴印度的新聞而不相信中國的新聞？這難道不是相信印度勝過相信作為一個兄弟國家的我們的例子嗎？”

赫魯曉夫說什麼呢？他說：“你是一個元帥，而我是一個中將，所以，我不會與你爭論。”他也感到不高興，離開的時候沒有同別人握手。但是，他對此沒有做任何答復。他對我表現得稍微禮貌一點。

尼克松總統：對總理？

周恩來總理：是的。他說：“印度方面的傷亡比你們大，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他們是侵略的受害者的原因。”如果傷亡最大的一方可被認為是侵略的受害者，那將會出現一種什麼樣的邏輯呢？例如，在二戰結束的時候，希特勒的軍隊全部傷亡或做了戰俘，這就意味著希特勒是侵略的受害者？他們只是不講道理而已。

因此他們無法推卸這一責任。總之，塔斯社的新聞報道起了鼓動印度的作用。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在那本書中也提到，1962年的印度政府相信了俄羅斯人告訴他們的話，即中國人不會反擊他們。當然我們不會派我們的軍隊到國境線以外去打別國的人民。我們甚至沒有試圖以武力把印度軍隊趕出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以南地區，儘管我們並不承認那條分界線。但是如果你們的（例如，印度）軍隊跑到了麥克馬洪線以北並甚至進一步深入中國領土，我們如何能夠保持克制而不予以反擊？我們給尼赫魯發去了三份公開的電報，要求他做出公開答復，但他拒絕了。他是如此缺乏禮貌；他甚至連起碼的回答都不給我們，所以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把他趕出去。

你知道那本書中所有其他的事件，所以我就不再做描述了，不過印度是受到蘇聯的慫恿而發動攻擊的。

當然，總統先生也來自於戴維營，但我們沒有興趣叫你們不要與蘇聯搞好關係。而且我們還希望你們將與蘇聯在裁軍和其他事情上達成協議。我們甚至表達了這樣的願望，即你先訪問蘇聯。

尼克松總統：我想問總理一個關於承認孟加拉國的問題。我知道總理的政府必須在承認這個問題上做出決定，而我們也必須做出我們自己的決定。我昨天告訴過你，我們已經推遲了承認孟加拉國，即使英國和其他國家已經承認了該國。

周恩來總理：法國也已經承認了孟加拉國。

尼克松總統：在我們對此做出決定之前，我們在努力試探布托的態度。而布托表示他不反對承認孟加拉國。事實上，總理可以看到，我們在那一地區與蘇聯競爭是具有某種優勢的。我們所瞭解的情況是印度打算在3月24日以前把其所有的軍隊撤出孟加拉國。這就是我們還沒有做出決定的原因，我們考慮有可能到那個時候再承認孟加拉國。

我想知道總理對此事的反應是什麼？

周恩來總理：關於第一件事，我們始終強調由聯合國通過的聯大和安理會的決議應該得到實施，因為這些決議得到了我們兩國和世界人民的支持。

尼克松總統：十對一。

周恩來總理：在過去，一般來說沒有那麼大的絕對多數的投票。在對決議行使了三次否決權之後，蘇聯感到再進行否決會很尷尬，所以她只好棄權。當然，決議最終通過的日期是相當晚的，但是決議依然具有某種道德約束力。到那個時候，印度已經奪取了東巴基斯坦，但是他們停止了向西巴基斯坦的推進。

尼克松總統：那才是重要的事情。

周恩來總理：正因為如此，我們真心希望看到他們真正地撤出他們在東巴基斯坦（現在稱為孟加拉國）的軍隊。我們希望看到他們真正地做到這點，而不僅僅是說說而已。當然，他們可能只在表面上做到這點，因為如果他們保留一些孟加拉人的軍隊並使他們加入穆吉布・拉赫曼（Mujibur Rahman），則沒人有辦法能搞得清楚，因為孟加拉人看上去都一模一樣。但是那會給印度的未來和甘地夫人自己帶來麻煩。

另外，在西部雙方也應該真正地實施停火並撤回各自的軍隊，而且他們必須坐到一起進行談判。印度人說他們自己沒有任何領土野心，但是事態的發展是他們仍保持原地不動，並且拒絕撤退。我們只能再次引用在1962年戰爭中印度的侵略為例。當時，我們的軍隊推進到山腳下相當接近於阿薩姆邦（Assam）的一個叫做提斯普爾（Tezpur）的地方，當他們到達那裏的時候，毛主席命令所有的軍隊應該返回。我們把繳獲的所有裝備歸還給了印度人——這一事件在馬克斯韋爾的書中有記載——而且我們把所有的軍隊撤回到所謂的麥克馬洪線以北，因為一個人必須表示他是可以被信賴的，而且沒必要等著別人採取行動。人們必須自主行事並顯示自己的良好信譽。

因為她（印度）也已經同意了聯合國的決議，即孟加拉東部的事情應該得到解決，那麼，他們為什麼還不願意與西巴基斯坦達成解決方案呢？至少西巴基斯坦問題應該解決，因為如果西巴基斯坦問題得不到解決，今後麻煩肯定還會出現。從我們的觀點來看，既便（印度）次大陸變成了一個國家，那裏仍然會出現動亂，因為他們那裏的民族矛盾甚至比你們現在遇到的民族矛盾還要複雜。如果印度控制了整個次大陸，則麻煩甚至會更多。印度沒能力實施霸權，這是我們的基本看法。但從國家關係問題的角度來說，這種事情也不應該做，因為畢竟在（印巴）分治之後，巴基斯坦在1947年就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英國遺留下來的事情。

尼克松總統：1949年。

周恩來總理：1947年。

尼克松總統：1947年。

周恩來總理：情況既然如此，印度就應該從其所佔領的西巴基斯坦的領土上撤回去，而巴基斯坦也應該從其所佔領的較少的那部分印度領土上撤出。布托同意這樣做。印度方面至少應該遵守這兩件事。如果美國在這種局面產生之後承認孟加拉國，那麼我們認為這會提高美國在聯合國的威望。你們對這一問題發表意見就會佔據更加有利的位置。

畢竟，你們所希望的事情就是促成所有的軍隊撤出孟加拉國和西巴基斯坦。另外，你們將能夠鼓勵布托並給予他一些援助。那是他們所需要的。你說你們的行動應該與我們的行動相似，我們對此並不介意。我們把這一情況告訴過前總統葉海亞和現任總統。我們雙方都欠葉海亞一份人情，因為他使我們兩國建立起了聯繫，儘管他在領導其國家方面並未表現出很多政治才能。

尼克松總統：他起的是橋樑作用。

周恩來總理：我們不應該忘記他，我們也無法忘記他，特別是基辛格博士通過他才能夠秘密地來這裏舉行會談。當一個人為世界做出貢獻的時候，我們就應該記住他。

基辛格博士：實際上，總統給布托帶過口信，告訴他應該善待離職的葉海亞，我們不願看到他受到任何懲罰。這是總統捎帶的個人口信。

周恩來總理：布托也告訴我們他在照顧和保護著他，而且如果他不這樣做的話，其他一些將軍就會用不同的方式對待他（葉海亞）。

當然，我們並不想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不過葉海亞確實沒有指揮好他在東巴基斯坦的軍隊。儘管我們給予了武器上的援助，我們卻沒有派遣過任何一名軍事人員，即蘇聯所稱的軍事顧問。我們只派遣了一些人去訓練他們使用我們送去的飛機和槍炮，過後就把這些人接了回來。在實施停火之時，他們（巴基斯坦人）仍然有八萬人的軍隊在東巴基斯坦。這不是他們不能繼續戰鬥下去的局面。我們知道巴基斯坦人是善戰者，而且那些人想要繼續打下去。麻煩在於指揮官太糟糕了，他們實際上只是把部隊都分散開了。你所欽佩的巴頓將軍就不會那樣做。葉海亞應該集中他的兵力贏得一場勝利，一旦印度方面遭受失敗，他們就會停止戰鬥，因為西孟加拉一側也不是非常穩定。印度人起初有八個師，但是那八個師也是分散的。他們在東孟加拉西部有三個師；在西北部有兩個師；在東部還有兩個師。

他們在麥克馬洪線上還有另外兩個師沒有動用。他們只從麥克馬洪線抽調了一個師到東巴基斯坦。另外，他們在錫金（Sikkim）原來有三個師的部隊，他們從中抽走一個師，使得在東巴基斯坦的兵力達到八個師，留下兩個師應付我們。

如果當初巴基斯坦人集中四萬人的軍隊打擊印度的一個師，他們就會贏得勝利並打擊印度人的士氣。所以，當時甚至我們的副外長都認為他們會取得戰爭的勝利。布托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們兩位都是文人，不是軍人。但是我們不曾這樣認為。我們說如果他們打，他們就會犧牲一切。

（對基辛格）這裏可以說這樣的事情嗎？

基辛格博士：絕對可以。

周恩來總理：你在12月10日見了黃華。

基辛格博士：是的，10日。

周恩來總理：十二月上旬這個時間是最好的時間。他們在二十天內就失敗了。那是從11月25日到12月15日，不過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們還仍然有充裕的時間。葉海亞總統或許是個好人，一個心地善良的人，但是他不懂如何指揮軍隊和如何打仗。所以巴基斯坦軍隊中較年輕的將領們有理由對葉海亞總統不滿，不過也有理由說他的好話。我同意這樣一種態度。

尼克松總統：就像基辛格博士在與總理的會談中所說的那樣，人們不應該燒毀一座曾經被證明是有用的橋樑。

周恩來總理：不錯，中國有句諺語說，過河拆橋不是好事。

尼克松總統：關於孟加拉國，考慮到總理所說的這些話，我們將讓基辛格博士通知你們關於承認的時間安排。我們將根據我們所獲得的關於印度撤軍的情報來做出我們的決定，但是我們將會把那一決定告訴你們。我們正在迫使印度人撤軍，我們認為我們在那裏還是有影響的。

現在說說西巴基斯坦的問題。我們希望幫助那兒，因為至關重要的是實施總理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是我們的基本原則，即不應該有一個國家對次大陸的那一部分實施絕對控制。我們在軍事援助上有困難，因為我們的國會以及美國的公眾輿論反對給巴基斯坦以軍事援助，這一情況我已經告訴過總理，而且副外長也知道此事。順便回顧一下，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為巴基斯坦提供更多的援助，戰爭有可能會避免，因為印度不會試圖去贏得一場他們認為是不值得的勝利。不過現在說這些都已經於事無補了。

周恩來總理：我還想補充的是巴基斯坦政府對東巴基斯坦的政策有許多錯誤之處。但是因為這是他們的內部事務，我們只能提出忠告，僅此而已。

基辛格博士：（正在念一份電報）總統先生，你是在說運送軍事裝備。我們得到的情報是蘇聯自十一月份以來已經從波蘭運出了一百五十輛坦克和從捷克斯洛伐克運出了一百輛裝甲運兵車。這些裝備是在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份由兩艘船分批運出的。在一月份將有第三艘船向印度運送軍事裝備。

尼克松總統：前往印度？

基辛格博士：前往印度。

尼克松總統：問題在於找到某種方法使西巴基斯坦能夠得到某些軍事裝備與援助。在我們這方面，我們願意做的是為西巴基斯坦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這就使得巴基斯坦能夠從其他渠道獲得武器裝備，我們認為這符合其防衛利益。事實上，這是我們印度政策的悲劇。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我們向印度提供了差不多一百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軍事援助，這些援助救濟了印度以致於印度能夠向蘇聯購買大量的武器並且還能夠製造武器。那不是我們的初衷，可是卻是已發生的事實。

至於我們在這方面給予印度的援助，即經濟援助，我們將會以一種非常慎重的方式進行處理。我正在抵抗來自公眾和新聞界的相當大的壓力，我不想立即把經濟援助恢復到從前的水平。（周恩來笑了起來）我們將拭目以待，看看印度在邊界問題和與我們的總體關係方面將會做些什麼。

周恩來總理：（對）印度（的經濟援助）實際上是一個無底洞。（尼克松總統笑了起來）

尼克松總統：當總理提到印度如何處理孟加拉國問題時，因為我看了一下印度的簡史，印度在試圖消化西孟加拉的過程中已經遇到足夠的麻煩了。如果印度現在試圖消化東孟加拉，那可能會引發大規模消化不良。

周恩來總理：肯定是這樣。而且非常遺憾的是其女兒（甘地夫人）也已經繼承了她父親在《印度的發現》那本書中所表達的基本原則。你讀過那本書嗎？

基辛格博士：他是在思考一個大印度帝國？

周恩來總理：是的，他在思考一個大印度帝國，包括馬來西亞、錫蘭等。可能還包括我們的西藏。他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正在蹲英國人的監獄，不過大吉嶺[70-2]的紳士們保存了那本書。尼赫魯自己告訴我那個監獄在錫金，面對著喜馬拉雅山。在我還沒讀過那本書的時候，我的同事陳毅就讀過了，而且提醒我注意那本書。他說那本書中所表達的正是印度的精神。後來，我讀那本書的時候確有同感。

尼克松總統：陳毅什麼時候過世的？

周恩來總理：就在最近。毛主席參加了葬禮。他患的是胃癌。你們有治療癌症的辦法嗎？

尼克松總統：癌症是一個嚴重的疾病。我們今年想要進行的一項計劃就是對癌症展開大規模研究。我們希望有這樣一項研究計劃。誰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會找到攻克癌症的答案？科學天才不是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天然就有的，我們不知道去哪裏尋找這樣的天才——這裏，還是那裏。但是現在已有足夠金錢去進行大規模的癌症研究。

周恩來總理：我們可以在這個領域開展合作。

尼克松總統：我們會對此表示同意。如果醫學研究問題被提出來的話，我將在雙方對等的會談中對此提出建議。我們將會讓我們所有的癌症研究設備對外開放，因為研究不應該是一個國家的事情，而是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事情。

周恩來總理：（點頭）是的。全世界在這一領域會進行某種有益的合作。

尼克松總統：關於次大陸，我應該強調的是，我們的政策不會比總理的政策更多地反對印度。我們的政策是贊成和平。每一個國家都有權在次大陸生存和發展。這種權利應該得到承認和保護，如果允許一個國家去吞併另外一個國家，這個世界就會非常不安全。我們的這一原則適合於每一個國家，包括我們自己在內。

周恩來總理：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起來更換他們自己的政府，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外國軍隊入侵一個國家，那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入侵是不能允許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尼克松總統：在承認（孟加拉國）的問題上我們將會按照程序通知你們。

基辛格博士：正是這樣，通過我們的渠道。

尼克松總統：通過巴黎已建立起來的渠道。

周恩來總理：我們或許將晚一點承認孟加拉國。或許我們將會是最後一個承認她的國家。我們不得不這樣做的理由與兩個問題有關。第一是印度軍隊撤出東、西兩個巴基斯坦的問題。第二件事情是我們不會同意他們（印度人）聲稱克什米爾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因為聯合國還沒有對此達成一致意見，而我們（原文如此）仍然有觀察員在那裏。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而且也是英國人故意留下來的問題。

尼克松總統：這太糟糕了，因為克什米爾問題自1947年以來一直惡化著印巴之間的關係。

周恩來總理：不過那是英國故意留下的問題。另外一個問題是伊斯蘭國家都還沒有承認孟加拉國，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觀點。

尼克松總統：我們也必須尊重他們。

基辛格博士：我們收到過布爾吉巴（編譯者按：Bourguiba，突尼斯新憲政黨領袖）的來信，他同意你們在印巴問題上的立場。

周恩來總理：即使被認為是右派的布爾吉巴也一直在支持巴基斯坦。就像毛主席昨天提到的那樣，有時候當右派是一件好事。

尼克松總統：另外一個人是沙阿（Shah）。他是右派，不過他在這件事情上是“正確的”。（周恩來在譯員翻譯之前就笑了起來）。

周恩來總理：你的情況也是這樣。你敢於同中國進行接觸。曼斯菲爾德先生說他不會有勇氣來這裏。但是，他支持你。

尼克松總統：是的。

周恩來總理：昨晚我收到了你們國家有關你這次來訪的所有的新聞報導。我發現我們看到的所有觀點都是表示贊同的，甚至美國勞聯和產聯（AFL-CIO）的米尼（Meany）也支持你。

尼克松總統：米尼？那真是稀罕的事。

周恩來總理：他說你做得對。

尼克松總統：總理會喜歡米尼先生的。他是一個代表人民的人，非常樸實而坦誠，不過他並不總是正確的。（中方人員笑了起來）

周恩來總理：一個人不可能總是正確。地球上沒人敢稱自己一貫正確。（尼克松總統笑了起來）

尼克松總統：因為總理提到了曼斯菲爾德參議員，我想說的是，當然，儘管他屬於另外一個黨派，而且在某些政策上與我們意見不同，因為他應該那樣做，但是在我們的中國動議權上，他一直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支持者。就像共和黨領袖斯科特參議員一樣，他許多年之前也訪問過中國。在我們離開美國之前，我說我會提醒總理，我認為如果參議院的共和黨領袖和民主黨領袖能夠訪問中國，那將會是有益而且有意義的。這將會顯示出兩黨的支持。這不會發生在現在，因為國會現在仍然在開會，但是或許晚些時候在七月份會議結束時。貴國政府可能需要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我這樣說是因為他們請我這麼說，不過我確實希望這件事成功。

周恩來總理：國會將在七月份休會？

尼克松總統：是的，七月份左右。

周恩來總理：我們始終遵守我們對基辛格博士許下的承諾，儘管我們曾經考慮過允許⋯⋯我們覺得難以拒絕政治領域的某些人在（去年）七月份以後來訪，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把這樣的事情推遲到你來訪之後。我們認為你現在的建議非常好，如果他們一起來訪則會更好。

尼克松總統：他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儘管他們一個是共和黨人，另一個是民主黨人。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意見一致。如果他們來的話，他們將不會使貴國政府難堪。

基辛格博士：公正誠實地告訴總理，斯科特參議員有時候同我們的日本朋友有著相同的傾向——你告訴他的任何事情很可能會跑到新聞界那裏去。（周總理笑了起來）

尼克松總統：不過曼斯菲爾德不會走漏消息。現在為了表示一下我是多麼的公正誠實，我要說的是民主黨不走漏消息，而共和黨確實走漏消息。（中方人員笑了起來）我們國家的全部美德並不只屬於一個黨派。

我確實感謝總理採取行動沒有讓其他政治人物在我之前來訪。我希望強調的是，這次訪問得到了兩黨的支持，而現在安排其他人的來訪是再也合適不過了。就像我對總理講過的那樣，不管明年誰坐在這把交椅上，重要的是要把政策貫徹執行下去。在我們的體制下，明年我可能是總統，也可能不是。不管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當總統，我都希望這一點得到確保——實際上，我希望留在總統的位置上，但是我也可能留不成。執行政策比一個黨或一個人更為重要。政策執行涉及到未來的若干年時間。當我回去之後，我將為我們一致同意的事情和繼續執行這一政策而謀取兩黨的支持。

周恩來總理：是的，從我昨天晚上讀到你們國家的公眾輿論對你的行動和言論的反應來看，我們發現公眾輿論認為你做得正確，而且我們認為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是一次正確的行動。儘管有四股勢力（即親蘇聯、親印度、親日本以及親蔣介石的勢力）反對你，但是，它們的聲音加在一起還是不夠響亮。喬治・鮑爾（George Ball）[70-3]不是也反對你嗎？他是不是親印度的？

尼克松總統

和　　：他是親日本的。

基辛格博士

尼克松總統：他代表日本的某些事務。他思考的角度不同。

周恩來總理：還有賴肖爾先生。即使周以德或麥金太爾（Mac Intyre），或喬治・鮑爾，或（轉向基辛格博士）你從前的學生賴肖爾都想要來此訪問，我們也不會表示反對。

尼克松總統：是的。我們認為如果他們來這裏訪問，那是最好不過的事了。我不會強制實行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決定——讓參議院兩位領袖一起來訪。這避免了指使政治候選人的行為。一位候選人與一位非候選人相比他的行為有時候具有不同的責任。

周恩來總理：是的，他們試圖抓住機會。在你們樓上的餐廳裏，我們也有一首毛主席手書的描寫廬山的詩，其中一句是“天生一個仙人洞”。你們到中國來也是冒著一些風險的。這首詩的最後一句是這樣寫的：“無限風光在險峰。”

尼克松總統：我們現在已經在仙人洞裏了。（中方人員笑了起來）

周恩來總理：那是一首詩。我想提起的另一首詩是《詠梅》，但是，我沒能夠找到合適的地方。我原打算帶你去杭州賞梅，不過我聽說梅花的季節已經過去了。今年梅花提前開了。

基辛格博士：梅花已經開過了？

周恩來總理：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往年梅花沒有開得那麼早。

在那首詩中，主席的意思是，最早發起行動的人可能並不總是收穫的人。梅花盛開的時候，也就是梅花即將凋謝的時候。（周恩來朗讀整首詩）但是中國人對這首詩寓以不同的含意。（周恩來在讀完詩的時候打著手勢）

尼克松總統：很美的一首詩。

周恩來總理：因此我們認為我們與你剛才所表達的想法是一致的。你是發起行動的人。你可能在總統位置上看不到其成功，但是我們當然會歡迎你再來訪問。我們會認為那是一種非常正確的步驟。

基辛格博士：儘管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周恩來總理：當然，這是你應該說的話。

我只是在試圖表達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總之這沒有關係。不管誰當下屆總統，“1776年精神”依然存在並將發揚光大。從政策的角度來看，我希望我們的對手將是相同的人，這樣我們就能夠繼續我們的努力。我們也希望總統不僅連任總統，而且你的顧問和助手也繼續留任。另外，可能肯定會有各種各樣的變化。例如，如果我突然因致命的心臟病而死去，你們就會不得不遇到另一個對手。所以我們努力多帶一些人與你們見面。或許至少譯員有希望比總理活得更長。

我的話說得太多了，希望你們不會有怨言。

尼克松總統：沒那回事。我非常有興趣地在聽。

周恩來總理：這屬於哲學範疇，不過也屬於政治觀點。例如，這首詩是在取得對敵人的軍事勝利後寫的。在整首詩當中沒有一個字提到敵人；寫這首詩難度很大。

尼克松總統：當然，我認為從哲學的角度做思考是非常有益的。我們太過於經常地從戰術的角度看待世界上的問題。我們採用的是短期的觀點。如果寫這首詩的那些人從短期觀點看問題，你們今天就不會在這裏。至關重要的是看待世界不僅要從眼前的外交鬥爭和決策著眼，也要從推動世界的巨大力量著眼。也許我們之間存在某些不同意見，但是我們知道將會發生變化，而且我們也知道，不管存在什麼樣的分歧，只要我們能夠找到共同點，我們兩國人民就能夠擁有一個更好的、而且我相信是更安全的世界。就像總理和我在我們公開的祝酒辭和私下的會談中所強調的那樣，這個世界可以成為一個更好、更安寧的地方。

我認為，基辛格博士在其任職期間為我的政府所做的貢獻之一就是其哲學觀點。他採取的是長遠的眼光，而我也在努力採用這樣的做法，除非有的時候，我的事務計劃安排上充滿了現實的事情和內外政策上的各種決策，以致於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像他那樣採取長遠的眼光。

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順便提一句，我應該和總理說一下，總理可以確信，如果我們像我們希望和期待做的那樣能夠在下一場政治鬥爭中勝出，我將仍然讓基辛格博士同我一起工作。他再幹下去則犧牲太大，但是我又實在離不開他，因為他寫出來的書會讓我受益非淺。（周總理笑了起來）

周恩來總理：是的，實際上，我認為他如果能留下來就更好。（轉向基辛格）如果你希望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但是你在完成使命之前就離職，而離職的理由僅僅是為了寫一本書，這將會與你的人生觀不相吻合。

基辛格博士：只要總統認為我能夠派上用處，我就不會離開，而且我無論如何不會去寫書。

尼克松總統：我將以一種方法進行補償。我將授權他寫一本書，不過他必須寫詩。

周恩來總理：寫詩？我喜歡。那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博士：因為我的德國血統的緣故，我寫出的詩會長達四百頁。（周總理笑了起來）。

周恩來總理：至於朝鮮問題，我們當然知道你們的想法，你們當然也知道我們的想法。首先，總統的官方政策是打算在將來最終從朝鮮撤出軍隊，而且還要防止日本軍隊進入南朝鮮，因為這（指如果日本軍隊進入南朝鮮的事情發生的話）會有害於遠東的和平事業。人們如何推動南北朝鮮的接觸？至於人們如何推動南北朝鮮的接觸與和平統一，這個問題的解決將會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尼克松總統：此處重要的是為了對我們雙方各自的盟友進行約束，我們雙方對他們都要施加影響。

讓我告訴你一件歷史上人們未預料到的事情。1953年當我以副總統的身份做首次環球旅行時，艾森豪威爾總統讓我給李承晚帶個很長的口信。李承晚當時正在考慮向北推進，而我的令人討厭的任務是告訴他不能北進，而且如果他這樣做，我們不會支持他。我記得我這樣告訴他的時候，李承晚哭了起來。我是阻止李承晚北進的人。當然，我是艾森豪威爾總統的代理人，是他的副總統。這一故事以前從沒有對人講過。

周恩來總理：是的，你剛才所描述的李承晚的性格也同我們所聽到的有關他的性格相類似。

尼克松總統：同什麼相似？

基辛格博士：總理所聽到的關於李承晚的性格。

周恩來總理：在他退出政壇幾年之後。

尼克松總統：南朝鮮人和北朝鮮人都容易感情衝動。重要的是我們雙方都對他們施加影響以抑制這些衝動和他們的好戰性，不讓會使我們兩個國家難堪的各種突發事件產生。把朝鮮半島變成我們兩國政府之間衝突的場所是既愚蠢且又不可理喻的事情。這種情況發生過一次，我們必須永遠不讓它再次發生。我認為有總理同我一起合作，我們能夠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周恩來總理：這件事也包括促進他們（南北朝鮮）之間的接觸。

尼克松總統：像紅十字會和政治性的接觸。

周恩來總理：我們也認為當“聯合國朝鮮統一與復興委員會”能夠結束其使命的那一天到來時，那就很好。那會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博士：總統先生，我們正在研究這個問題。

尼克松總統：你曾向基辛格博士提過這一問題，我們現在正在對此加以考慮。關於日本，我必須強調一下我昨天的話。我們（對日）的政策是：不鼓勵（discourage）日本對朝鮮實施軍事干涉；但是，我們對這個政策的實施程度取決於我們和日本關係的親密度。儘管我無法做出保證，但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對日本施加非常有效的影響，以致達到我們約束日本對朝鮮、對臺灣的冒險行動。[70-4]

周恩來總理：我總是想要引用1969年的聯合公報，但是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沖繩的情況已經開始改變。他們現在面對的問題不是臺灣或南朝鮮，而是北方四島問題。

尼克松總統：我希望我們的蘇聯朋友將像我們在沖繩問題上一樣對日本慷慨一些。（中方人員笑了起來）我在聖克利門蒂見到佐藤時就是這樣說的。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做出關於沖繩的決定是正確的，因為沖繩本來就屬於日本。

周恩來總理：讓日本人民不滿意的是你們仍然保留著核基地。那依然是一個問題。

尼克松總統：那是佐藤的反對派所製造的一個政治問題。這點實際上是一個虛假的問題，因為我們在當時以及後來所發表的聲明中已包括了核基地的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們已經從沖繩撤走了所有的核武器。核武器已經不在那裏了。

尼克松總統：那裏一件核武器都沒有。

周恩來總理：就像我與基辛格博士所討論過的那樣，日本現在正處在十字路口。如果日本能夠對中國和美國都採取友好的態度，那麼其經濟就能夠沿著更正常的道路發展，而不是按照其迄今為止所採取的那種不正常的方式發展。日本從前的發展是不正常的。這是非常明顯的事情，因為他們沒有原材料；他們的原材料來自於國外，他們的市場也在國外。因為他們的發展速度是如此之快，其結果就必然導致向海外擴張。他們現在對海外所進行的那種大規模的擴張，其不可避免的結果將會是軍事擴張。

你們現在還在說你們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夥伴關係，而不是從前的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的那種關係。但是，當他們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將不會再聽你們的話，如果他們的發展按照這種方向走下去，則會影響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安全。鑒於他們傳統的軍國主義思想，這種狀況會使其他一些國家的人民十分擔心。當然，他們的人口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軍國主義者，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遺留下來的那些老的政治家和軍人，這些人近年來做了許多宣傳。就像你在我們以前所舉行的會談中所提到的那樣，無論是你們還是我們都不會忘記我們與日本之間那段過去的歷史。

我們希望出現一個嶄新的、獨立的、和平的以及民主的日本，日本對中美兩國將表現出一種友好的態度。

尼克松總統：我想要總理知道，儘管我們與日本打過一場大仗，但是我們與日本之間確實有一種聯盟關係。我們與日本已經建立了一種你稱之為夥伴關係的那樣一種包括經濟領域在內的友好關係。我們認為這種關係實際上有利於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因為日本作為一個民族，他們既有擴張的動機，也有擴張的歷史；如果讓他們單以經濟上的巨人、軍事上的矮子的狀況存在於世，我認為不可避免的結果將會是他們容易受軍國主義者所提要求的影響。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美國人能夠與他們繼續維持一種密切的關係，為他們提供防務，因為他們不能夠有核防禦，那麼我們認為這能夠使得日本不去尋求一種先進行經濟擴張、然後再進行軍事擴張的道路，總理說得對，他們的這種擴張方式是可能發生的。我們的政策是在可能的程度上限制日本從經濟擴張發展到軍事擴張。[70-5]但只有在我們與他們之間存在一種密切的關係時，我們才能夠這樣做。如果我們沒有那種密切的關係，他們就不會理我們。

昨天，總理以過去的歷史為鑒指出了這樣一種危險，即中國有可能被其主要的鄰國蘇聯、印度、日本或者甚至可能是美國所瓜分。當然，我可以絕對地向總理保證，不僅美國決不會奉行這樣一種政策，而且，在我們的影響所及之處，我們也將努力阻止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奉行這樣一種政策（如果這些國家是奉行這種政策的話）。

歷史的悲劇之一⋯⋯基辛格博士會告訴你，我用了許多晚上翻閱了中國歷史；我對中國的歷史瞭解得不多，不充分，我不知道中國的歷史是一份遭受過那麼多的外國侵略的歷史。人們一直說，中國是如此強大，她可以吸收，甚至可過濾流經中國的所有的水。另一方面，作為你們自己國家的領導人，總理和毛主席肯定對過去所發生的事情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並且一定盡了一切努力使歷史不會在未來重演。總理可以放心，我們之間建立的這種新關係將有利於這樣的目的。我們並不是在談論怎樣去博愛，而是說這樣做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中國成為一個強大而獨立的國家以及中國的鄰國不對中國進行瓜分，這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在十分鐘休息之前，我想要向總理做另外一個保證。因為總理非常密切地注意我們的新聞媒體，所以我確信總理肯定已經注意到了這樣一種情況，即有些相當憤世嫉俗的觀察家已經暗示，讓兩個社會主義超級大國（一個是蘇聯，中國可能算是另一個）處在交戰之中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為這會使事態變得對我們來說更加安全。有些人就這個觀點寫過文章。總理或許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過在一年多之前，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直截了當地回答說，蘇聯與中國發生戰爭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大國之間的戰爭從來就無法遏制，而且整個世界都會被捲進去。

周恩來總理：因為每件事情都是相互關聯的。

尼克松總統：現在談談我已給總理的保證。

周恩來總理：是的，我也看過你的新聞發佈會的報導。

尼克松總統：對於我向總理做的保證，我補充說一件事。在十二月份，當次大陸的局勢變得非常敏感的時候，我謹慎一點說，我打算警告蘇聯不要對中國發動打擊。當然，單純一個警告並不具有效力，除非受到警告者相信你具有實施警告行動的意願。在這方面，我們將如何對日本和印度施加影響毫無問題。就蘇聯而言，我也可以保證：美國將反對蘇聯任何針對中國的侵略行為。我們做出這樣的保證是因為這樣的政策符合我們的利益，當然也符合確保和平——世界和平——的利益。[70-6]

周恩來總理：或許在看了《世界報告》第一部分之後，他們現在覺得更平靜、更輕鬆了。

基辛格博士：他們對我們大發牢騷。（周恩來笑了起來）

尼克松總統：我們休息十分鐘吧？隨後，或許我想聽聽總理對此事的看法。

周恩來總理：《世界報告》中關於蘇聯的內容是最多的。他們在看過之後變得更加平靜了。

尼克松總統：從現在開始我們不得不把最多的注意力放在似乎會對和平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身上。

（此時是下午4時，雙方休息10分鐘。）

基辛格博士：蘇聯大使對《世界報告》中關於軍備控制和南亞的那部分內容狠狠地抱怨了一通。

尼克松總統：多勃雷寧。

周恩來總理：有這麼回事嗎？他或許認為那些部分是基辛格博士為總統起草的。

尼克松總統：我不想為我們的印度政策來責備基辛格博士，因為在他寫書的時候，他會指出那是我的政策。

有關印度的決定是我做出的。再一次以我們一貫坦誠的態度向總理透露一下，如果確實有什麼問題的話，那就是我們犯了兩個錯誤。對於第一個錯誤，我們是無能為力，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巴基斯坦有足夠的軍火可阻止印度的進攻。第二個錯誤是我採納了我的顧問們的意見，他們讓我在見到甘地夫人的時候要向她作出保證。因此我把全部的時間都用來打消她的疑慮，而我當時應該做的事情是向她提出警告。我必須說，他（基辛格博士）是我的同謀者。我們對那個政策是持相同意見的。（周總理笑了起來）

我想運用總理的觀點來探討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總理知道我們打算與蘇聯領導人舉行一次會晤，而我以前從沒有與他們兩人中的任何一人會過面。如有可能，我們的政策應該是尋求軍備控制和緩和緊張局勢，總理對此也表示同意。當然，我們不會、也沒有與蘇聯達成這樣的諒解，即我們將不僅把有關情況告知貴國政府以及總理本人，而且一定還會有機會選擇與中國達成相似的諒解。

例如，我們已經在這方面取得了某些進展，我們單方面採取行動，而並沒有對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事先達成任何諒解。就在這次訪問之前，我還對貿易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調整，以便使得中國同蘇聯處於絕對相等的貿易地位。就在我來此之前，我們公佈了這一調整。

現在談一下我的問題。正如總理所知道的那樣，我覺得真正至關重要的並不是你所簽署的文件，而是這些文件背後的動機。在總理看來，蘇聯對我們現在舉行的會晤為什麼持有如此強烈的批評態度呢？在這一政策後面的原因是什麼？中國並沒有批評我們將與蘇聯人會晤這件事情；事實上，你曾建議我們先去蘇聯。蘇聯為什麼持有如此強烈的批評態度？瞭解一下總理對此的看法是會有好處的。

周恩來總理：蘇聯奉行的實際上是一種擴張政策，儘管他們自己對此並不承認。在這種擴張過程中，他們當然受到了批評，而我們的批評自然是相當激烈的。而且我們的批評在世界上還有其影響力。我們稱呼他們為“社會帝國主義者”。他們不喜歡這樣的稱呼，但他們沒辦法為自己辯護，因為我們給他們起的這個名稱是以列寧的理論為依據的。

基辛格博士：（朝著喬冠華副外長看）蘇聯特別壞。

周恩來總理：列寧所說的那些人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行動上的帝國主義者。在他們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我們就開始這樣稱呼他們了。發生入侵時，那一天湊巧和羅馬尼亞國慶節在同一天。那天，我親自到羅馬尼亞大使館，當著蘇聯大使的面，給他們起了這個名稱。（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博士都笑了起來）

從那時起，他們就對我們恨之入骨，也是從那時起，他們就一直與我們爭論不休。他們做各種各樣的事情給我們造成大麻煩。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對他們都會有同樣的感覺，更別說世界各國人民了。

第二點是，我們也希望把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緩和到一定程度。緊張關係是由（蘇聯的）三駕馬車之一的柯西金來中國造成的。

尼克松總統：是在1965年嗎？

周恩來總理：在1969年。他在1969年9月11日途經中國。

基辛格博士：1969年，在他去北越出席胡志明葬禮後的回國途中。

周恩來總理：甚至在這之前，他們就在中國東北的烏蘇里江製造了珍寶島事件[70-7]。

珍寶島事件發生在1969年3月。這件事正好發生在我們準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際。總統先生，你是美國的大律師，你懂得法律，所以你肯定會知道沿河流的國際分界線應該是沿著主航道的中心線上。當然，在俄羅斯由葛羅米柯直接負責（原文如此）主編的外交辭典中也有這樣的規定。但是他們不把這樣的規定用在我們身上。中國與蘇聯之間的兩條界河，即黑龍江省的烏蘇里江和阿穆爾河（即黑龍江），在十九世紀的不平等條約中甚至就是這樣規定的。

那是沙皇年代的事。我們承認，簽訂這些條約時無論是蘇聯人民還是中國人民都還沒有掌握權力。

尼克松總統：所以兩國人民都沒有代表在場。條約簽得非常慷慨。

周恩來總理：在列寧時代，列寧曾經宣佈過，蘇中之間的所有不平等條約都應該被廢除。

尼克松總統：因為現在的政府完全不同於那個時候的政府。

周恩來總理：是的。在那個時候，中國政府是軍閥政府，並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中國現在獲得了解放，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應該主動締結新的條約。

當然，中國不會借此機會竭力提出新的領土要求，而只會要求沿著邊界做些調整。我們會以當前邊界的“現狀”為基礎，因為我們在這一“現狀”之下已經生活了一百多年。但是蘇聯並沒有採取這樣的主動行動。相反，他們經常沿著中蘇之間的烏蘇里江和新疆的邊界線耀武揚威、挑起事端。

當時是我們主動提出舉行邊界談判的。談判開始於1964年。我們建議我們應該舉行這樣的談判，他們表示同意，不過當談判開始的時候，他們卻拿出了沙皇時代的舊地圖。他們想要根據那些地圖而不是現狀來解決問題。不過，在那些年代，他們就根本不知道邊界在哪里。邊界線只是沙皇的測量者沿著邊界用手中的鉛筆畫出來的，有時在右岸，有時在當中，有時又在對岸。莫斯科到列寧格勒（彼得格勒）的鐵路也是以相似的方式只是用鉛筆劃出一條線。同樣也是按照這種方式，英國的麥克馬洪在中印之間劃了一條所謂的邊界線。這條麥克馬洪線今天依然存在。歐洲國家瓜分非洲也是用的這種方式。

尼克松總統：那就是為什麼有如此多的非洲國家實際上並不是真正國家的原因。那是一個可怕的錯誤。

周恩來總理：是的，許多國家都被分割開來。但是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希望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我們解決了與緬甸的邊界問題。麥克馬洪線有一部分就是沿著中緬邊界走的。不過（吳）奈溫將軍是個有遠見的人，我們解決了中國與緬甸之間的問題。但是，吳努拒絕這樣做。他非常難打交道，而且提出了許多雞毛蒜皮的事情。然而，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是彼此互讓的典範，但是，實際結果是緬甸佔了些便宜，這是合理的。因為他們國家比我們小，我們給他們一些實惠以打消其疑慮。

我們也解決了中國與尼泊爾之間的邊界問題。我們與錫金簽訂了條約，我們與不丹以及後來與巴基斯坦之間的邊界線是沒有爭議的。當然，這引出了我們與印度之間的問題，因為印度說邊界線劃走了他們的一部分領土。在解決中國與尼泊爾的邊界問題時，我們解決了世界最高峰的問題，埃佛勒斯峰或珠穆朗瑪峰應該同屬中國與尼泊爾，我們一家一半。世界第二高峰K-2處於中國與巴基斯坦之間，我們也是採取共同享有的辦法。

中國與阿富汗之間也有很小的一段邊界，絲綢之路從那裏通過，我們也解決了那個問題。

至於蒙古，存在的問題是蒙古人民共和國曾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因為蔣介石簽署了《雅爾塔協定》，我們只能繼承他的遺產。但現在他拒絕承認他自己的簽字。如果我碰到蔣介石，我一定要問他一下這件事情。不過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採取了相當合理的辦法之後，我們也劃定了中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邊界。

我們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之間也有一段邊界。在這個邊界上，有一個湖叫做天池，位於一個很高的山峰之巔。過去，滿洲人說天池屬於他們，而朝鮮人說天池屬於朝鮮。我們最終通過一分為二共享那個湖而解決了問題。

如果雙方都講道理的話，解決問題是非常容易的。我們大體上解決了中國與越南和老撾之間的邊界問題，儘管在有些地方依然存在問題，但是邊界問題大部分解決了。只有中國與蘇聯和印度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邊界問題還沒有解決。他們在邊界問題上正在聯合起來對付我們。

尼克松總統：他們想要製造事端？

周恩來總理：他們想要留下藉口，這樣的話，只要他們需要，他們就可以借機對我們發起挑釁。

起始於1964年的中蘇邊界談判只持續了一年時間，我們只能離開談判桌。這樣時間一直流逝到1969年三月份，直到他們製造了珍寶島事件為止（他們稱那個島為達曼斯提〔Damanstey〕）。那個島實際上在河的中線偏我們一邊。但是他們在島上安排了邊防軍。我們在島上也有邊防軍。他們試圖進攻我們。但是，第一次進攻沒有成功，他們遭受了損失。我們也有一些損失。

他們在第二次進攻中使用了坦克，因為那條河在三月份仍處於冰封期中。他們把坦克開到了我們島的背後並試圖切斷我們島上駐軍的後路。但是我方擊毀了他們的坦克、使之沉入河中無法回去。他們以此為藉口，說我們挑釁了他們。但是他們的坦克處在河中我們的一側。他們怎麼能說是我們對他們發起了挑釁呢？

一個非常有趣的巧合是，就在同一時間，西德正在西柏林舉行總統選舉。因為在此之前，蘇聯曾經警告西德不要在西柏林舉行選舉，他們（蘇聯人）現在以珍寶島事件作為藉口告訴東德，他們現在不可能把注意力放在西德選舉這件事上，因為他們正忙於其他地方的事情。結果是在西柏林選出了西德總統。他們還以這一事件為藉口把主力部隊從西部邊界轉移到了遠東。

但當時柯西金覺得有點不安。在這之前，蘇聯與我們之間有一條所謂的熱線電話，但是直到那個時候這條熱線已經變冷了，因為克里姆林宮一直沒有打過電話給我們。他們的電話線還在，不過他們不用那條線。珍寶島事件發生的時候，柯西金給我們打電話。他要求接線員找毛主席。（周總理笑著說）因為沒有接到命令，接線員在沒有得到授權的情況下回答道：“你是一個修正主義者，所以我不會接通你的電話。”隨後，柯西金說：“如果你不願意努力接通毛主席那條線，請你找一下總理。”那位電話接線員給了他相同的未經授權的回答。

此後，我們得知了這一情況。當然，我們批評了那名電話接線員。那名接線員在沒有報告這些事情的情況下不應該介入這些事務。後來，我們找到了其他的聯絡手段。

尼克松總統：我想像那名電話接線員就像昨天晚上芭蕾舞劇中的那個女英雄。他們拿走了她的手槍，過後又還給了她。[70-8]我想那名接線員也遇到了這樣的情況。（周總理笑了起來）這兩個人都因為正當原因而違反了規定。

周恩來總理：對。因此結果是他們在胡志明的葬禮上通過越南人告訴我們，柯西金想在北京機場與我們會面。我們對此表示同意，所以他就來了。那是在1969年9月11日。在你著陸的那個機場的候機室裏我們會談了三個小時。我還請他吃了頓飯。我們一致同意緩和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應該解決邊界問題。

到那個時候，經過三月份到十月份這六個月的時間，他們已經增加了沿邊界線的軍隊。當然，那時候沿蘇聯邊界的蘇聯軍隊規模沒有現在那麼龐大。

基辛格博士：實際上那時一半還不到，因為他們現在已把軍隊的規模幾乎翻了一番。

周恩來總理：我們說我們願意進行邊界談判，但是我們說有一個條件，即他們不能在以武力相威脅的情況下來要求我們進行談判。當時我想提出的原則如下：一、保持邊界的現狀；二、在沒有武力威脅的情況下進行談判，以免出現武裝衝突；還有關於第三點的方法，使相互處於對峙狀態的軍隊立即撤離。

當時，我們都同意這些原則。他（柯西金）還說，我們應該把這些原則寫成一份協議草案並在他回蘇聯之後送交給他。當時那份協議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為這樣三點：一、保持邊界現狀；二、避免武裝衝突；三、雙方應該撤離武裝部隊。

當時柯西金先生認為那三點是合理的。在我們會談之後，他要求我給他一份這些原則的書面草案。

我們討論的第二件事情是雙方應該再派回大使，因此，我們兩國現在在對方都派有大使。

在北京最大的大使館是蘇聯大使館。我指的是蘇聯大使館的人數最多。他們單單轎車就有二百多輛，所以，他們可以到處走。他們在各種地方從事各種活動。當然，有些地方是不許他們進入的。

第三件事情是恢復貿易，因為他們已經終止了從前的長期貿易協定。在赫魯曉夫1964年途經中國訪問時，他們就終止了這些長期貿易協定。我們昨天晚上討論過此事。可是在我們討論辯證法與原則問題時，我們的想法是我們說貿易可以持續一萬年。那時候貿易依然存在。他們需要我們的豬肉罐頭，我們也需要他們的木材。這一協定是非常平等的，但是他們在第二年就中斷了這一協定。他們突然宣佈中國的豬肉不好，他們不再需要了。他們最終不得不以金錢和其他貿易來彌補這個缺口。我們不欠他們——但是他們欠我們。

尼克松總統：我想知道那名電話接線員是否在豬肉罐頭廠工作過。（中方人員笑了起來）

周恩來總理：那倒不一定。那名接線員可能知道貿易協定被中斷的事情。

在討論了這三點後，柯西金回蘇聯去了。中蘇終於在10月20日開始了那些邊界談判。雙方決定在北京舉行部長級會談，此處的副外長率領我們的代表團。喬先生開始了這些會談，在喬副外長去聯合國時，我們指派了另一位副外長韓念龍先生。蘇聯人派來的是庫茨涅佐夫（Kuznetsov）先生，但是據說他現在因病留在莫斯科。〔附注：伊利切夫（Ilichev）現在是蘇聯的談判代表。〕

談判一直從1969年十月份持續到今天，已有兩年零三個多月的時間，但是我們依然沒有能達成協議，甚至在這三個原則上也沒有達成臨時性的協議。這是因為每當我們在一個問題上與他們意見接近一致的時候，他們就會提出另外一個問題。或許你們也有同樣的體驗。他們提出一份草案並堅持協議應該以他們的草案為基礎，但是我們不會同意。那樣做不平等。我們為什麼應該接受他們的草案？埃德加・斯諾在關於他與毛主席的談話的文章中提到過這件事。“我們的想法與蘇聯人並不完全一致。”或許埃德加・斯諾先生認為這句話出現在《生活》雜誌上並不適合，所以他沒有發表這句話。

基辛格博士：埃德加・斯諾沒有發表。他非常慎重。他不發表未經你授權的任何東西。

周恩來總理：當然，一方面我們授權給他，另一方面即使他得到了授權，他還是有所顧忌的。

尼克松總統：他不想讓你們難堪。對一名記者來說那是難能可貴的。

基辛格博士：例如，在我們舉行會晤之前，他沒有告訴過我們毛主席對總統訪問所說的意見。

周恩來總理：是的，他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還是個誠實的人，因此我們懷念他。他在非常困難的時候敢於來訪問我們。他敢於把我們的情況告訴全世界。

所以直到今天，中蘇邊界談判依然在原地踏步。因此當他們覺得有必要緩和緊張局勢的時候，他們就來談判，而當他們想要製造緊張局勢的時候，他們就停止談判。另外，他們試圖用我們所不同意的條款來約束我們。他們總是說我們有領土要求。我們有文件表明我們沒有任何領土要求。我相信基辛格博士已經看過那些文件，即外長在1969年代表中國政府所發表的那些聲明。

基辛格博士：我想我們沒有正式收到過一份信函。我不知道那些文件。上一次，貴國外長口頭上向我解釋了貴方的立場。

周恩來總理：那些都是公開發表的文件。我們在那些文件中已經非常清楚地闡明了我們的態度，即我們希望解決邊界問題，否則這個問題總是成為緊張局勢的源頭。不管怎麼說，與他們談判是非常困難的。他們實際上非常害怕美國和中國進一步靠近。他們總是認為我們試圖把他們置於難堪的困境。但是實際上，我們在與你們談判之前首先與他們舉行會晤並進行談判。而且儘管總統先生已經上任，我們還是與柯西金在機場舉行了會談，我們先和蘇聯總理舉行了會談。在我看來，柯西金有興趣解決某些問題，但是在他返回蘇聯召開了政治局會議之後，在他們（三駕馬車）進行討論之後，邊界問題變得更加困難了。勃列日涅夫先生更強硬而且也更有野心，他是一個最易鬧情緒的人。

尼克松總統：你瞭解他嗎？

周恩來總理：或許我們見過面，不過我對他不熟。我不瞭解波德戈爾內。至於柯西金先生，他有時候能夠講道理，但是他頭腦非常淺薄，不是很有遠見。

或許因為他們現在的核能力增強了，所以勃列日涅夫比赫魯曉夫更有野心。因為他認為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成功，所以他現在的野心擴展到了巴爾幹地區。

尼克松總統：南斯拉夫？

周恩來總理：羅馬尼亞。先是羅馬尼亞，然後是南斯拉夫。

尼克松總統：或許是鐵托之後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人害怕這樣一種情況出現。

周恩來總理：因為他們（蘇聯人）已經在南斯拉夫開始進行顛覆活動了。

尼克松總統：在南斯拉夫？

周恩來總理：是的。

尼克松總統：這也是我們所聽說的。

基辛格博士：（蘇聯人的顛覆活動）非常活躍。[70-9]

周恩來總理：我們願意等待他們來緩解緊張局勢。我們的國家相當大，我們的手上已經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們的祖先留下了非常大的一片土地，其中有大塊的土地還沒有得到開墾。我們用來耕作的土地僅佔我國面積的九分之一。我們擁有的最大潛力就是我們的土地。我們在土地上還沒有使用足夠的化肥，一旦有了更多的化肥，我們將可以獲得更大的潛力。根據世界上其他國家所使用的先進方法，我們仍有更大的潛力種植更多的諸如小麥和水稻等糧食。

另外，因為我們正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如何能夠實施對外擴張呢？那樣做不就違背了我們的原則嗎？我們的信念是，就像宗教那樣，意識形態也是沒有國界的。不同國家的報紙在不同國家出售。新聞報導、書籍以及雜誌可以跨國界流動。但是只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才能夠掌握他們自己的命運。

正是這樣一種觀念使得我們能夠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們（蘇聯人）不相信這些原則。因此，（我們的）這兩種意識形態是完全相反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不僅黨的關係難以維持，而且連國家關係和外交關係也難以維持，但像外交關係這樣的事情必須得繼續下去。不過當他們看到你們有越來越多的人來中國，他們就會覺得相當心煩意亂。但是你們也有許多人到他們那裏去，我們對此並沒有做過任何議論。

尼克松總統：他們害怕你們的將來？是這個問題吧？邊界爭端只是一個藉口，而不是理由。邊界問題對他們而言可能不那麼重要。

周恩來總理：正因為如此，他們擔心將會出現連鎖反應。他們對日本人就是這麼說的。他們說如果北方四島還給日本，那麼沿著整個邊界都會出現問題，從東到西，直至芬蘭。

他們沿著整個邊界都佔了人家的領土，沒有一個鄰國的領土沒有被他們奪走過。在過去我們以為阿富汗的情況不是這樣，但是現在我們發現阿富汗與他們之間的情況也是如此。你知道蘇聯與伊朗、土耳其、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甚至德國和東普魯士之間的邊界情況。（面對基辛格博士說）你知道那個例子。科涅格斯堡（Königsberg），一個很美麗的城市。

基辛格博士：他們拿走了東普魯士北部一半的地方和東普魯士最大的城市科涅格斯堡，他們把它改名為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

周恩來總理：他們還從芬蘭拿走了卡萊里亞（Karelia）。我們並沒有要求他們歸還他們從我們這裏奪走的全部領土，我們只要求做一些很小的調整，因為在領土問題上進行這樣的爭執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如果他們不公平地對待我們，如果他們不遵守自己的諾言，那是不行的。有些事是必須要進行協商的。

尼克松總統：他們是否擔心你們威脅他們在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裏的領導地位？

周恩來總理：我們甚至並不承認他們屬於社會主義陣營。

尼克松總統：這可能使他們感到憂慮。

周恩來總理：當然。

尼克松總統：因為俄羅斯人不需要領土。

周恩來總理：第一，因為在社會主義陣營裏有許多不同的思想觀念，這個陣營已經不復存在。

第二點是，那個陣營總應該有個領頭的，而其他國家則應該聽從那個領頭的。

尼克松總統：他們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與你們的關係不對頭，是在1965年還是在1966年？你們是在何時看到衝突在發展？

周恩來總理：我們在1956年他們召開第二十次黨代會的時候開始出現分裂。我們當時發生分裂的原因是意識形態，還是因為他們在當時不公正地一筆勾銷了斯大林的全部功績。毛主席發表了講話，他說斯大林所做的事有百分之三十是錯的，但有百分之七十是對的。我們沒有說斯大林做的事全都是對的。不管怎樣我們必須承認斯大林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做出了貢獻，甚至我們的美國朋友也承認這一點。

尼克松總統：俄羅斯人打仗非常勇敢。他們損失慘重。

周恩來總理：就連溫斯頓・邱吉爾這樣的西方國家領導人也承認斯大林的貢獻最多，儘管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與斯大林不同。如果當時不是斯大林指揮的話⋯⋯但是，赫魯曉夫滿口胡言，他說不是斯大林而是他自己指揮了那次戰役。

尼克松總統：赫魯曉夫？

基辛格博士：他們篡改了歷史並且說是赫魯曉夫指揮了烏克蘭的那次戰役。

周恩來總理：因此他們一直在不斷地篡改黨的歷史。現在勃列日涅夫應該站出來，但是他們不能那樣做，因為那是違背歷史的。

儘管我們當時與蘇聯在意識形態上有分歧，我們仍然希望找到一種團結的方法以便維持我們之間的關係。毛主席在1957年去了一趟莫斯科並且支持《莫斯科宣言》的發表，儘管我們對那份我們在大會上也提出過建議的宣言持有某些保留意見。但是，他們在1960年從中國撤走了他們所有的專家並撕毀了他們所有的合同。

尼克松總統：撤走了所有的技術人員，在1960年撤銷了所有的技術援助。是的，我記得這件事。

周恩來總理：他們撤走了。但是在那以後，我們仍然去莫斯科參加了另外一次八十一國的會議，當時在那次會議上還發表了一份聲明。

尼克松總統：有趣的是人們注意到，在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會晤時，這種情況就已經發生了，不過我們的人並不知道此事。

基辛格博士：他們會晤的時間是在1959年。那時緊張局勢已經形成，不過不是那種技術上的事情。

尼克松總統：在艾森豪威爾與赫魯曉夫會晤之前，你們之間的合作就已經停止了，但是我們的人沒有看到當時與其他重大事件一起發展的這件事的重要性。就在那次重大的會晤舉行的時候。艾森豪威爾總統與赫魯曉夫在1959年的會晤並不是很親熱。我認為他那時來美國只是來熱身的。（周恩來笑了起來）

周恩來總理：他在1960年與你在巴黎的愛麗舍宮發生了爭吵。

尼克松總統：他有個很好的理由，即U-2偵察機。我們承認那是個好的理由。

周恩來總理：那是個非常好的藉口。

尼克松總統：我同意那可能是一個藉口而不是一個理由。那是我方專家當時所做的分析，即赫魯曉夫希望峰會告吹。

基辛格博士：有一次，我請一位在莫斯科工作過的瑞典外交官評價一下赫魯曉夫的最大特點。他說赫魯曉夫的最大特點是他沒有能力從他自己所製造的麻煩中脫身。在1960年，他製造了柏林危機，但卻不知道如何結束那場危機。在1961和1962年又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他每年製造一起危機，卻又不知道怎樣結束危機。他沒有能力向前，也沒有能力後退。因此，我同意你的看法，總統先生，即使會談不成功，他也不會使會談失敗。

周恩來總理：那種情況是可能的，因為我們並不非常清楚會談中的問題與情況。我只知道他對U-2事件所發表的公開講話。我在1961年去蘇聯參加了他們的第二十二次黨代會。那時，我們之間處於半分裂狀態。

尼克松總統：1961年？

周恩來總理：是的。蘇聯單方面宣佈他們將把阿爾巴尼亞從大會中驅逐出去，因為他們認為阿爾巴尼亞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不讓阿爾巴尼亞人出席會議。他們把已駛向阿爾巴尼亞的船隻全部召回，他們把所有的出口都收了回來。這是企圖欺負一個小國家。

尼克松總統：真具有諷刺意味。大多數人說阿爾巴尼亞比蘇聯更像社會主義國家。（周總理笑了起來）

周恩來總理：對。結果是我們不得不對一個小國家表示同情，因為阿爾巴尼亞是對的。我們退出了會議並對他們提出批評，不過並不是非常強烈。

或許總統先生對這些情況的發展並不曾注意，因為那時候你還沒有當政。《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是在你沒有當政的1963年七月份簽署的。

尼克松總統：在1962年？

周恩來總理：在1963年。就在那個時候，他們一方面與三個國家談判部分禁止核試驗，而另一方面又與別的國家商談那一條約。我們預先知道談不出什麼好事，他們企圖在我們還沒有核武器的時候向我們施加壓力。尼克松總統：你們第一次進行核爆炸是在1964年？

周恩來總理：是的，而第二天赫魯曉夫就倒台了。

尼克松總統：你們故意把時間安排在那個時候？

周恩來總理：沒有，這不是預先安排的，這是一個巧合。

尼克松總統：你們可以說他隨著一聲大爆炸下了台。（中方人員笑了起來）

周恩來總理：他試圖利用一次會談來向我們施加壓力。自從那次會談之後，我們之間就出現了裂痕。我們說黨的關係只是暫時中斷了，並且不希望走極端。但是在會談中斷之後，他們立即向全體蘇聯人民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公開宣佈說，中蘇兩黨會談以失敗而告終，並且把會談的記錄全部公開。

王小姐[70-10]剛才糾正了我的話。蘇聯沒有給他們的大使館人員配車，但是他們一天之內可以派出二百個車次。他們的車外出次數二百次。王小姐是禮賓司的人員，車不歸她管。車是由照管車輛的辦公室負責的。

赫魯曉夫在1964年下台。儘管我們當時已經進行了一次核試驗，但是我們對蘇聯新的領導層依然寄予希望。所以我們在1964年去莫斯科參加了十月革命的周年慶典活動，並建議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也應該參加，目的是為了搞好團結，但是結果表明這是不可能的。勃列日涅夫所奉行的政策與赫魯曉夫的政策是一樣的。

在他們的酒會上，他們指使馬林諾夫斯基（Malinovsky）這樣的人向我們挑釁，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不管我們怎樣與他們磋商，會談總是不成功。從那以後，我還與他們會談過許多次，自那以後兩黨的關係也已經斷絕。我們對此無能為力，因為我們已經盡了一切努力但都沒有取得成功。

尼克松總統：有一點我特別想要告訴總理。在我們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上，我們不想做有損於中國利益的事情。例如，我們不希望我們與毛主席和總理的會面會成為中蘇關係上讓中國難堪的事情。

周恩來總理：不會這樣。

尼克松總統：基辛格博士已經告訴多勃雷寧先生，不要對這次會晤感到擔心，不過多勃雷寧不相信基辛格博士的話。

基辛格博士：他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有些歇斯底里。

周恩來總理：如果他們對自己有信心，他們就不會覺得不安，因為中國並不反對他們。

尼克松總統：這正是我在分析問題中試圖要表達的要點，我很高興得知總理對此問題的分析。當然，在這一點上，中國不對蘇聯構成威脅，因為蘇聯在核武器上佔據著對中國的優勢。所以我們認為他們並不是非常擔心邊界問題，邊界問題不過是一個藉口，而是擔心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和學說，而你們並不接受那種領導權和學說。

他們肯定也擔心中國在未來是否會變得強大起來，因為按照我的經驗，蘇聯領導人傾向於從長遠觀點考慮問題。

當然，在與他們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們將會做到完全恰當，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使得這次會晤不會產生這樣一個藉口，即我們是在建立一個政治聯盟（condominium）反對他們。

周恩來總理：政治聯盟？

尼克松總統：就是陰謀集團（cabal）。或許你們中文中比我們有更好的詞語來表示這個意思。我們對蘇聯意圖的擔心體現於最近在印度的經歷上，因為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場衝突的早期階段他們並沒有做任何事去阻止印度對巴基斯坦採取的行動。只是在我們表達了一種非常強硬的立場之後——我親自找了勃列日涅夫進行調停，以及基辛格博士發表了一份在這方面被廣泛引用的聲明——他們才在聯合國採取了一種比較合理的態度和較為溫和的立場。這事你可能回憶得起來。

換句話說，我認為從美國方面來看，對蘇的最好政策是立場堅定，但不是好戰，還要表現出談判的意願。不過我們應該清楚地表明，如果出現了像巴基斯坦這樣的突發事件，我們馬上會進行抵制。

我認為目前有一個基本事實，即蘇聯肯定不希望與美國發生衝突或對抗，而我們也不希望與他們進行衝突或對抗，從而保證了沒有世界性衝突的一段有可能的和平時期。我們雙方都知道，這種衝突或對抗就是共亡。

周恩來總理：是的，一場世界大戰，尤其是一場核戰爭。他們在這一點上也是進退維谷。一場核戰爭不僅會危害兩個大國，也會危害到全世界人民。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拒絕停止軍備競賽。可是核武器越多，核戰爭越是難以打起來。核武器既不能吃，也不能當衣服穿，更不能當工具使用。核武器不能提高生活水準。核武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躺在那裏等待使用。總統先生或許比我更清楚，即核武器是多麼巨大的一種浪費。下一個世紀的人將會責備我們這樣的浪費。

尼克松總統：我們完全贊同總理的觀點，即我們應該努力與蘇聯達成一項軍備限制協議。我認為我們的莫斯科會晤將會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如果我們確實達成一個協議的話，那也不會證明一切，因為那將會是一個有限的協議；但是如果我們達不成協議，那將會對美國影響很大，因為為了不落後於人，我們將不得不增加核武器的載荷。我們不能落在後面，可是我們不希望這樣。

我完全同意總理的說法，這是一種浪費。世界上還有那麼多餓肚皮的窮人，花費那麼多的錢會是一種災難。另一方面，如果俄羅斯的核武器水平提高了，我們則會別無選擇。

周恩來總理：是的，你們就處在這樣的一種狀況下。

基辛格博士：關於這一點，應該告訴總統先生和總理先生的是，我們已經有六年時間沒有部署過陸基導彈了。

尼克松總統：有六年時間沒有部署過新的陸基導彈，有四年時間沒有部署過潛基導彈。而在所有這一段時間裏，蘇聯一直在進行大量的擴充。他們只同意與我們商談武器限制，並且在我們開始增加我們的潛水艇配載武器時，他們才剛開始表示願意商討潛水艇配載武器的問題。所以只有當我們開始一項新的計劃時，他們才會願意談判。因此這是一種非常奇怪而矛盾的現象。當我們單方面停止的時候，他們就提高他們自己的水平；當我們提高我們的水平時，他們就要談判停止。

周恩來總理：我一直在注意某些事件，我們不知道我們在這方面的意見是否正確。我們發現當你們的海軍艦船駛向印度洋的時候，他們也非常迅速地把核潛艇從海參威派往印度洋。

尼克松總統：你們的情報非常不錯。

周恩來總理：一旦他們決定採取行動，他們的動作非常快。他們甚至越過津輕（Tsugaru-Kaikyo Strait）海峽，該海峽實際上可以看作是日本北海道和本州之間的內海。他們這樣的行動是第一次，以致日本極為緊張。

尼克松總統：我們對此一無所知，是不是？這樣的事我們應該知道。

周恩來總理：這是〔蘇聯〕艦隻首次跨越該海峽，所以日本人極為不滿。[70-11]

尼克松總統：總理先生，我希望向你保證，軍備競賽不是我們的選擇。我是在非常不情願的情況下批准反彈道導彈計劃的，但是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就會落後。而且我感到，不這樣做，對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盟國來說都會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我們將會遭受非常巨大的壓力。

我應該指出，這是一個有限的協議。比如說，不會包括中程導彈。

基辛格博士：今天上午，我告訴了副外長⋯⋯

尼克松總統：基辛格博士告訴你們的信息是完全可靠的。

基辛格博士：目前談判正處在休會階段，要到3月28日才會恢復談判。不管新聞媒體報道些什麼，他們都是不可靠的。一旦恢復談判並取得進展，我將通過我們的正常渠道告訴你們。在得到總統的批准之後，我將把我們的立場告訴你們，以便你們可獲得可靠的信息。

周恩來總理：謝謝你們的信息。當然，你們知道我們不想在這方面花太多的錢。因為你們兩個大國已經有了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不希望重蹈覆轍。我們決不希望浪費那麼多的錢。你們現在處於非常高的兩個武器堆的頂點，你們很難走下來。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們希望你們在與蘇聯的談判中將會取得成功。我們也必須說這件事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們希望你們在談判中取得成功，但是另一方面，這並非易事。

尼克松總統：在今天下午的會談結束之際，我想說的是我記得總理談到的那次戰鬥，在那次戰鬥中，中國軍隊在山頂上，而印度軍隊的傷亡更大，以及赫魯曉夫是如何對此做出錯誤解釋的。總之，我只想說我不希望現實中出現這樣一種局面，即他們在山頂上，而我們在山下面。（中方人員笑了起來）

周恩來總理：我理解。不過我們仍然希望你們會取得成功。

尼克松總統：我要說的是我認為我們可能會取得成功，不過總理說得完全對，這些談判將會是艱巨而又艱難的。

周恩來總理：我認為就像我們的邊界談判一樣，“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已經進行了兩年多的時間。我們不費力的談判沒有取得成功，你們艱難的談判也沒有取得成功。

還有另外一件事我想問一下，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聽說，羅傑斯先生告訴我們——我們的外交部部長——國務卿本人想參加公報的討論。而我們的外長在第一天的全體會議上回答說，總理先生指派了喬冠華先生，而總統先生指派了基辛格博士，這是他在這個問題上所知道的一切，因為沒有進一步的諒解協議。

尼克松總統：我認為這是一個誤解。羅傑斯國務卿可能有些想法要與外長進行磋商。就像總理指派副外長那樣，我已經指派基辛格博士作為我們的代表。這就是我們想要安排的方式。

關於這一點，我想要說的是我與基辛格博士對公報問題做過詳細的討論。在經過這些會談之後，我比先前更加強烈地感覺到，我們的公報應該超越一個公報通常具有的那種吹毛求疵式的小家子氣。

當然，我們對所存在的意見分歧也要發表聲明，但是我希望基辛格博士和喬先生能夠為我們找到一種適合於這一場合的措詞，因為這是一個我們有機會說些有意義的話的歷史時刻。我很高興他們不得不做這件事情，因為我不想做這件工作。（周總理笑了起來）

周恩來總理：迄今我們已經舉行了兩次會談，我想明天下午我們應該進行另外一次會談，我們一方將把所有問題聯繫起來，對會談情況做一次總體評估，這樣總統先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們的意見。這不會需要太長的時間。至於公報，我的理解是他們已經同意進行磋商。他們應該開始工作，而且他們將不得不放棄遊覽長城。

尼克松總統：我想他（基辛格博士）太懶，不想再去爬長城。

基辛格博士：我會胃痛的。

尼克松總統：如果他胃痛，又將會是新聞界的一個報導內容。

注釋

[70-1]參看Neville Maxwell,Indian’s China War（London: Pelican Books,1972）.

[70-2]英文原文為Darjeoling，現按Darjeeling翻譯。

[70-3]喬治・鮑爾（George Ball）曾於約翰遜政府時期擔任國務院副國務卿，1968年年初由於越南戰爭而辭職。

[70-4]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這一句話（斜體字）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公開這句話。

[70-5]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這一句話（斜體字）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公開這句話。

[70-6]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這一句話（斜體字）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公開這句話。

[70-7]珍寶島事件指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與蘇聯邊防軍於珍寶島發生的一系列武裝衝突。這是中蘇關係1961年破裂後首度兵戎相見，一時間，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關。

[70-8]指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劇中的女主角吳清華。

[70-9]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這幾段話（斜體字）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項目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將其公開。

[70-10]指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

[70-11]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這幾句對話（斜體字）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得以公開。

71

日　　期：1972年2月24日（星期四）

時　　間：下午5時15分至8時05分

地　　點：北京人民大會堂

文　　件：（尼克松與周恩來）會談記錄

文件性質：備忘錄

與會者　：尼克松總統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約翰・H・霍爾德里奇（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周恩來總理

喬冠華（外交部副部長）

章文晉（外交部西歐、北美及澳洲事務司司長）

王海容（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

冀朝鑄（翻譯）

唐聞生（翻譯）

兩名記錄員

資料來源：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ox 87,"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周恩來總理：今天早上你們去長城一定是很累吧？

尼克松總統：任何一個有趣的活動都不會令人覺得很累的。

周恩來總理：尼克松夫人感覺如何？

尼克松總統：她太喜歡長城了。

周恩來總理：是不是很冷？

尼克松總統：不是很冷。我們連大衣都沒穿。

周恩來總理：基辛格博士沒有去長城，洛德先生也沒去。

基辛格博士：副外長非常難對付。（周總理笑）

尼克松總統：我相信，基辛格博士也一定很難對付。

周恩來總理：完全正確。

喬副外長　：這樣比較公平。

尼克松總統：討論任何重要的議題，我們都必須坦率。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必須充滿幽默，但也必須直截了當。和赫魯曉夫談話就不一樣了，他會把鞋子脫下來敲桌子。那是在喬副外長去聯合國之前。

周恩來總理：就像我昨天和總統先生說過的，我今天希望就我們的原則性立場和觀點談點看法。我們打算在《聯合公報》中提及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我們雙方也都樂意在我們的關係中努力實現這些原則。正如總統所表示的，我們對對方都沒有領土要求，沒有想過控制對方，也不會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立場。當然，要實現這個目標還要有個過程。我們這方面困難相對較小。但是對你，總統先生，這不僅涉及到你個人政治上的一步，也涉及到很多你前任所留下的難題。你需要先解決那些問題。

因此，我們衷心希望你能夠得以連任。我昨天所說的，總統先生，我們也衷心希望基辛格博士能夠繼續留任協助你。否則，我們今天在一起談這些問題，明天你們就換人了，那不太好。這就會帶來一個談判是否有效的問題。

尼克松總統：是這樣的。

周恩來總理：考慮到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在《聯合公報》發佈之前，應該安排你們兩黨的領袖來中國，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並就公報的內容進行直接和公開的交換意見。當然，我們決不會涉及所有我們私下的談話內容。我們希望你們兩黨的領袖能夠支持和讚賞我們的做法和態度。這不是個總統大選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兩國人民的長期利益的問題。

對我們將在《聯合公報》後半部所宣稱的已經達成共識的四項原則，我們一定要努力實現之。也就是說，實現我們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我們並非盲目仇視外國的人。我們針對美蘇兩國談判的態度已做出證明。他們公開在說，我們雙方在討論如何共同對抗蘇聯，如何建立一個反蘇聯盟。不管他們在莫斯科是如何地渲染，我們的態度是明確的。

關於第二個原則，我們雙方是一致的，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威脅。我曾經指出，我們希望美蘇兩國就軍控達成協議，那樣做不是很好嗎？如果這樣的協議都達不成，責任在他們。

尼克松總統：指蘇聯嗎？

周恩來總理：是的。

尼克松總統：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周恩來總理：第三個原則要求我們雙方都不得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這一條隱含的意義是，不僅我們雙方不得在亞太各自謀求霸權，而且日本也不得這樣做。

尼克松總統：蘇聯也不得這樣做。

周恩來總理：是的。蘇聯也不得在亞太謀求霸權。

尼克松總統：印度也不可以。

周恩來總理：對。這裏的含義是，我們雙方都會試著做好事，而不是做壞事。

尼克松總統：請允許我證實一下。這個原則不僅意味著我們雙方不得在這裏謀求霸權，也意味著我們雙方在可能的情況下也會反對任何人謀求霸權的企圖。是不是這樣？

周恩來總理：是的。也就是說，我們反對另一國家的企圖。

（基辛格博士宣讀《聯合公報》草稿中關於反對霸權的句子。）

周恩來總理：我們雙方接受的第四項原則，就是任何一方不得代表第三方進行談判，不得針對他國簽訂任何協議或達成任何默契。

我們目前進行的只是雙邊談判，我們沒有代表任何國家進行磋商，這一點是很清楚的。第三國的事情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們達成共識的這四項原則，應該能夠避免產生任何誤解。

尼克松總統：對此，他（指周總理，下同）必須向媒體做解釋，然而，大多數媒體都不知道“霸權”到底是什麼意思。（周總理笑）

基辛格博士：如我告訴副外長的，總統要求我和副外長或者和你就〔“霸權”的〕含義找出一個合適的提法。

尼克松總統：那麼，關於這個提法，你的意見是什麼？

基辛格博士：我們打算先確定我們會怎麼說，此後就按照這個說法講。我會事先告訴將如何準確地解釋公報的原則的。

周恩來總理：既然我們打算達成一個協議，因此，我們雙方就這些原則的解釋應該盡可能一致。我們應該避免由於公報產生誤解。你們的麻煩比我們大。你們要向國務卿通報，而我們的副部長也需要向部長彙報。當然，他對部長的彙報要比你們向國務卿通報簡單得多。總統先生知道，我們絕對不會將所討論的內容洩漏出去的。

我現在想談一些具體問題。

首先是臺灣問題。羅傑斯國務卿提交給總統先生的備忘錄已經通報了日本。

基辛格博士：昨天，我給了副外長一份國務院的備忘錄複印件，是想表明我們在這個問題所做的工作。國務院有可能也將這個文件通報了日本。

周恩來總理：我們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今天一大早，我躺在床上看到一篇德國通訊社駐東京記者發出的報道，稱日本外相福田赳夫（Fukuda）將這個文件的內容透露出來。福田赳夫外相透露的內容與你們國務卿關於臺灣的說法幾乎一樣。

尼克松總統：是關於臺灣，而不是關於日本？

周恩來總理：是關於臺灣。

基辛格博士：我通報的唯一的段落，是關於臺灣的。[71-1]

周恩來總理：我昨天曾對總統先生說，國務卿告訴我的助手姬鵬飛，他希望參加涉及臺灣的談話。這樣看來，臺灣問題不僅對我們重要，對你們也是個十分重要的議題。這是因為，如果美國方面不同意在公報中加上未來解決“臺灣”問題的所有可能，如果這些內容不指出來，那麼，我們就無法向我們的人民解釋，也無法向我們的鄰居或關心我們的國家解釋了。

在基辛格博士今天下午拿出來的稿子中，撤軍、全部撤軍的問題在最後部分提到了。對於涉及撤軍的日期，我們沒有問題，但是，你們將這條與其他條件聯繫了起來。

當然，這是基辛格博士和我們的副外長的事，他們需要絞盡腦汁想出一個方案來。也就是說，說法上要表明雙方都理解各自的義務，但是，也沒有必要講得那麼清楚，以致大家都知道其確切的含義，沒有必要那麼呆板和僵化。

尼克松總統：這也是我們所想要的，但迄今仍沒有找到答案。

周恩來總理：同時，你們也想要和平解放（peaceful liberation）〔臺灣〕。基辛格博士在上次的私下談話中就提出過這個要求。我們對基辛格博士的回答是，我們會為和平解放臺灣而努力。這個問題牽涉到雙方。如果只是我們希望這樣做，而他們不願意，那我們怎麼辦？當你們的軍隊仍駐在那兒的時候，我們是不會和你們的部隊發生武裝衝突的。這一點，我在宴會的祝酒辭中提到，十五年前我也曾這樣說過。可以說，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十分清楚的。總統先生上任伊始，貴政府的第一個善意的信號就是宣佈第七艦隊不再繼續在臺灣海峽巡邏，只是偶爾通過海峽。從這個意義上，我們雙方實際上已經預見到解決臺灣問題的方式。

我昨天已經告訴總統先生，即便臺灣回歸大陸，我們也不會有必要在臺灣構建諸如核基地這樣的設施。這就是說，我們不會利用臺灣攻擊日本。對此，日本大可不必擔心。

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的希望是，如果我們能夠在總統的下一任期內實現對臺灣的解放，那就太好不過了。當然，那只是我們的希望。但是，〔解決臺灣問題〕是我們的內政。我們不能明確希望你不要干涉我們的這個內政問題。你們不能強我們所難，我們也不會強蔣介石所難。另外，總統先生，你應該瞭解，蔣介石的來日已屈指可數了。

尼克松總統：年齡的原因？

周恩來總理：是的。

尼克松總統：我同意。

周恩來總理：當然，他仍然認為只有一個中國。我們肯定他的這個立場。1958年，時任國務卿的杜勒斯希望他從金門和馬祖撤軍，以便讓臺灣和大陸徹底地分開，並就此劃線。蔣介石不願意這麼幹。我們也不希望他從金門和馬祖撤退。我們通過打炮表達這樣的希望，也就是說，我們單日打炮，雙日和節假日不打炮。這樣，他們就理解了我們的意圖，也就決定不撤退了。不需要用其他形式傳遞信息，只要通過打炮就可以讓他們知道了。

就像毛主席那天對你說的，他和蔣介石自1924年就相識了，也就是說，他們至少是五十年的老相識了。我們在不同時期與他鬥爭，也與他合作。所以，我們彼此十分清楚。既然總統提出不對中國有任何領土要求的原則，並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總統先生，那就讓我們共同努力，爭取在你的任期內實現這些原則。這不僅有益於我們兩國，同時也不會造成任何威脅。我必須坦率地指出，基辛格博士說要等十年才能解決問題，我看是太長了。你是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說要等十年，那樣不就太長了嗎？最好不要提具體的期限。我等不了十年。你有十年，也可以等十年。總統先生還有可能連任三屆嗎？

基辛格博士：那與憲法不符。

周恩來總理：那你（指尼克松）可以等四年後再出山參加競選嘛。你的年齡允許你這樣做。但是，考慮中國目前的領導人的年齡，這是不可能的了。他們都已經太老了。

尼克松總統：總理先生，美國的前總統和英國的皇室人員一樣，都是只有責任，沒有權力。我是指一旦辭去公職。

周恩來總理：但是，你的政治生涯在歷史上非常特別。你擔任過兩任副總統，競選總統失敗一次，然後又參選並取得勝利。歷史上少有。

尼克松總統：是的，一個人雖然離任，仍能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周恩來總理：就如毛主席前幾天說的，他會投你一票。

尼克松總統：那會是重要的一票。

周恩來總理：所以，我們希望通過友好的方式解決這個“臺灣”問題。二十多年都已經過去了。根據杜勒斯在華沙談判上提出的臺灣問題解決方案，現在期限已經過去了。杜勒斯通過美國大使提出的建議說，只要中國在十年、十五年和二十年的期限中不對臺灣使用武力，他也別無他求了。如果我們那時和他簽訂了這麼個協議，迄今，十五年早就已經過去了。你可以查查你們國務院的檔案。

基辛格博士：你對事實總是不會出錯的。

周恩來總理：我這麼說是有根據的。但是，我們那時如果接受這麼個原則，就等於我們接受你們干涉我們的內政。所以，我們沒有接受他的建議。

我們目前所探討的解決問題的方案表明，我們彼此的觀點已經非常接近，但是不涉及干涉內政的問題，這很好。我們沒有要求你們趕走蔣介石，我們自己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尼克松總統：通過和平的方式。

周恩來總理：當然，對此，我們非常自信。如果缺乏自信心，那我們怎麼做事呢？當我們自行解決這個問題時，當然，你們的部隊可以離開。這是很自然的。

所以說，臺灣問題是關係我們兩國的關鍵問題。在這裏，我不得不加上一句，這個問題的根子是由於你們的前總統杜魯門所犯下的錯誤。我們沒有必要將這句話放在文件裏，我只是在這裏說一下。

換言之，要改變方法去解決問題，對於我們這兩個多年相互為敵的國家，不是件容易的事。正是由於毛主席的偉大精神，我們今天才有可能這樣做。他有勇氣正視問題並解決問題。雖然在我們即將制定關於臺灣問題的方案中，各方得以闡述各自的立場，但是，任何具有深刻理解力的人，就都不難看出我們兩國對解決臺灣問題的共同之處。換句話說，如果只是一般性看看表面，就無法看到那個共同之處了。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只有在毛主席偉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們才敢於這樣做。同時，也只有全國七億人民如此地信任毛主席的情況下，我們才有可能提出這樣一個文件。

因此，總統先生應該瞭解我們的困難。但是，我們勇於面對困難，並努力去克服困難。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達成一個協議。只要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協議，解決其他的問題就容易了。也就是說，臺灣問題是個核心問題。對此，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找到比較接近我們觀點的解決辦法。

尼克松總統：總理先生是希望我現在就談談看法呢，還是等到談其他問題時再談？

周恩來總理：請。

尼克松總統：如我在開場白中所說的，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將如何做。我已經闡述過，我的目標——總理先生已經直接地提出過——就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我已經意識到，解決臺灣問題與實現這個目標息息相關（solving the Taiwan problem is indispensable to achieving that goal）。於是，關於方向問題，在我和總理先生之間，以及在我和毛主席之間，已經決定了。方向就是正常化。我1967年在《外交事務》季刊上發表的文章，實際上我是用言辭開始了我朝這個方向的努力的。現在，我在用行動去向這個方向努力。實現正常化這個目標，從一開始，就是我一個人提出的。我的願望是將之實現。

我們所說的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將對我是否能實現它產生直接的影響。假如我們的兩位專家擬出的公報讓我們的反對者抓到辮子而大做文章，說美國的總統飛了一萬六千英里只是為了對臺灣政府背信棄義，那將使我們之間的關係在未來幾個月中受到毒害。

舉例說明。當我下令撤走第七艦隊時，我政府的內部就出現了反對聲音，但我仍堅持這樣做了。當我們在越南的戰事結束時——無論以何種方式都要結束的，我們在臺灣駐軍的三分之二都會撤走。一定會有人反對，但軍隊仍是要撤的。

此外，我仍然可以減少剩下的三分之一的駐軍。一旦我們的關係發展了，我就能做得到。

還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我在回到華盛頓時，我必須能夠公開說，我和總理先生從未就臺灣問題達成秘密協議。對此，以他對我們國家新聞和國會制度的瞭解，總理先生一定會理解。所以，我所需要的是我們的公報用語存在一定的“活動空間〔runningroom〕”，起碼不要讓臺灣問題在未來的兩三個月，或者未來兩年、三年甚至四年中成為一個大問題，讓我去做那些能夠實現我們目標的工作。

周恩來總理：關於這一點，我們的外長與你們的國務卿一樣，也受到局限。我們幾分鐘前還在談這個問題。我說要有“活動空間”，不要有時間表。也就是說，你們有你們的難處，我們也有我們的困難。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外長代表的是我們人民的感情。但是，由於毛主席的領導威望高，我們有可能說服我們的人民。

尼克松總統：毛主席用長遠的眼光看問題，我也是這樣。我儘管不說要一千年，但也認為需要十年。我希望總理先生和主席注意到，我所說的目標是實現關係正常化。如果我贏得這次大選，那麼，我就有五年的時間去實現這目標。但現在出於我已經闡述的原因，我無論如何不能簽個秘密協定，握個手，說我會在第二個任期內一定能把事情辦妥。假如我這樣做了，當媒體問我這個問題時，我只能求他們手下留情了。所以，我不想這樣做。

讓我再拿日本作個比較。例如，我知道總理先生希望我們從日本撤出所有的軍隊，對此，我不能苟同。我不贊成從日本撤軍，因為我確信確保太平洋的和平和利益需要限制日本。[71-2]所有我們所討論的問題都要求我們在日本駐軍。

對於臺灣，無論我們在這兒達成怎樣的共識，我不相信我們的部隊永遠駐紮在那裏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正是出於這個考慮，我的目標——我想我們現在的會談可以用這個特定詞了——是撤出我們所有的部隊，並非只是三分之二的部隊，而是所有的，包括剩下的三分之一。這是一個我可以實現的目標。

現在，總理先生大概能夠理解我為什麼需要這樣說，這是為了更好地爭取國會的認可。也就是說，說法上必須和所謂的“尼克松主義”一致，當然，我知道總理先生不贊成我的那個主義。正是由於這個主義，我們得以在韓國減少駐軍。當然，韓國的情況特別，因為她部分地與日本相關，她與臺灣不一樣。我想我將如何做的問題，總理先生，關係到我如何處理我的公共輿論問題。一旦我能解決我們介入越南的問題，就會將三分之二的兵力撤走。此外，我的計劃是，在我仍然大權在握的期限內，將剩餘的三分之一兵力全部撤走。但是，在明年一月之前，我無法做到。我需要四年時間。

回到美國後，如果有人問我是否與總理先生就完全〔從臺灣〕撤軍問題做過交易的話，我會說“沒有”。但是，我現在告訴總理先生，這是我的計劃。如果我們能一步步地撤軍，我就可能發展支持的力量，最終獲得國會對這個行動的批准。

我同時也會試圖讓公共輿論接受——我也希望你們的公共輿論不會受到損害——我們已經不需要在臺灣駐紮部隊了。

我曾對毛主席說過，他不瞭解我，因此沒有必要相信我。但是，我那麼說的目的是希望我們之間建立完全坦誠的關係，以致除了出於各自利益的考慮，否則我們是不會做任何事情的。這是個很重要的觀點。在此，我要向總理先生表達的是，他也沒有必要相信我。我已經決定的這項政策——我不需要任何紙上的東西——是基於我們自己的利益，也是基於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意願。正是出於這些考慮，我已經下決心，我們將在我所闡述的時間表內進行撤軍行動。

作為結束語，我簡單地說，我心中毫無疑問，我能夠做到，因為我瞭解政治，假如我得以逐步進行並最終實現的話。

就這些。

周恩來總理：我們並非要求設定任何時間表。對此，我們也沒有提出過任何要求。關於“一個中國”的問題，〔你的〕“五項原則”中已經提到了。我非常看重總統先生提出的這些原則。

首先，你們希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而且不會阻撓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第二，在你們未撤軍前，你們會阻止日本軍隊開進臺灣。你們會盡最大努力去做——但這樣仍需要在日本駐軍。

尼克松總統：是這樣的。你是指我們在日本保持軍事存在時，還是指在臺灣尚未撤軍時？[71-3]

周恩來總理：是的，我指你們在臺灣尚未撤軍時。你們是否會在撤軍前阻止日本派兵臺灣？

尼克松總統：我將比你要求的更進一步。我們甚至會在我們撤軍後努力阻止日本軍隊進駐臺灣。

周恩來總理：也就是說，你們還在日本保持軍事存在時？

尼克松總統：正是這樣。除非我們在日本保持軍事存在，否則他們（指日本人）不會理睬我們。[71-4]

周恩來總理：你說的第三點是，你們既不會支持或允許、也不會鼓勵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臺灣的臺獨運動。

基辛格博士：是不鼓勵。“不允許”非我們所能。

周恩來總理：不鼓勵？

尼克松總統：是的，是“不鼓勵”。

周恩來總理：但是，你們應該說，在你們的軍隊駐紮臺灣期間，你們不允許在臺灣存在臺獨運動。這點很重要。

尼克松總統：在我們尚未撤軍前。

周恩來總理：因為，你知道，甚至蔣介石都抱怨，是你們把彭明敏放走的。

基辛格博士：事實並非如此。我提出此事是因為我和總理先生先前已經討論過這個議題了。總統先生，如果你還記得的話，談話記錄中我是這樣對總理說的：無論是美國政府官員個人，還是美國政府機構，都不得直接或間接地鼓勵或支持臺灣獨立運動。如果他有〔我們官員支持台獨〕的證據，請他將證據交給我們，我們會採取措施停止這些支持。

尼克松總統：在今天的會上，請允許我表達對這項承諾的確認。

周恩來總理：我收到材料表明，彭明敏是在美國人的幫助下逃出臺灣的。這個人好像是基辛格博士的學生，賴肖爾先生。

尼克松總統：總理先生，蔣介石對此不高興，你對此不高興，我對此也不高興。但是，這件事與我們毫無牽連。

基辛格博士：據我所知，那位教授（指彭）得以離開臺灣，是得到了美國的反蔣的左翼分子所為。

尼克松總統：蔣介石對我們提出了抗議。

基辛格博士：阻止這件事的成功，對我們而言，政治上困難很大，因為那時我們之間尚未建立聯繫。我們曾試圖阻止此事。如果類似的事再次出現，我們大概可以完全阻止其成功。彭那時在瑞典，並非在臺灣。阻止他從瑞典進入美國是非常困難的。

總統先生，我還告訴總理，我們政府不會直接或間接地，或以任何其他形式，支持在美國的臺獨運動。假如他有我們政府支持美國的臺獨運動的證據，我們會阻止這些支持活動。

尼克松總統：我對這個承諾也表示確認。

基辛格博士：我們所不能做到的是，一旦臺灣的臺獨運動即便在沒有我們支持的情況下仍發展起來，我們不能動用軍事力量去鎮壓他們。

周恩來總理：可以理解。但是，蔣介石會去鎮壓他們。他也有力量這樣做。

尼克松總統：這也是我們所聽到的。[71-5]

周恩來總理：至於能夠找到怎樣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方案，還是由你們兩位去考慮。只有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召開全體會議進行討論。

尼克松總統：絕對是這樣的。

周恩來總理：在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之後。

尼克松總統：解決這個問題應該先在我們之間進行，而不是在大會上。

周恩來總理：確實如此。

尼克松總統：我們必須先說服羅傑斯和格林兩人接受。那是我們的事，也是基辛格博士的事，（周總理笑）不是全體會議的事。

周恩來總理：我想再討論另外一個問題。當然，我們只是交換意見。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印度支那的。關於這個問題，你知道了印度支那人的提議，我們也支持那個提議。

尼克松總統：是七點建議？

周恩來總理：對越南臨時革命政府提出的七點建議和兩點說明，我們是支持的。我們還支持印度支那高峰會議所發表的聯合宣言。這點很清楚。

只要那兒的戰爭一天不結束，無論是你們撤軍以後或你們仍在那兒保留一些軍隊，我們都會繼續施援，不僅對北越施援，還會對其他的印度支那國家施援。這是難以避免的。

第三，如果美國從印度支那全部撤軍，但那兒的戰爭演變成一場內戰，我們仍將在越南、老撾和柬埔寨支持我們現在支持的一方。這是我方一貫的立場，我們不會輕易改變。當然，我們希望戰爭能夠結束。但是，你們雙方尚未找到結束戰爭的方法，我們又不能干涉，因此只能等待。我們再三聲明，我們只是在盡義務支持他們，決不代表他們談判。這樣的立場已經在我們公報的四點中說明了。

但是，我想談點公報中沒有包括的想法。當然，這只是我們的想法，我們決不會將之強加於你。作為一個以具有遠見卓識著稱的領導人，總統先生，雖然你已經考慮要從印度支那撤軍五十萬，但你還是留了個尾巴在那兒，這樣對你，對你們偉大的美國，似乎都不利。你們在西貢和金邊的朋友都不可靠，人民會將他們推翻的。於是，戰爭仍將繼續下去。

尼克松總統：總理先生說“尾巴”是什麼意思？是指美國留下的軍隊？

周恩來總理：是的。我所說的尾巴就是指美國軍隊。你已經說過，如果和他們達不成協議，你們只能對他們進行繼續空襲和海上打擊，你們還會〔為南越軍隊〕提供運輸。

尼克松總統：我感謝總理如此地坦率。他知道我們的處境正如他所理解的那樣相當困難。我們到這裏來時，很多人在說，我們會在結束戰爭方面得到總理的政府的幫助。當然，總理已明確表示，他的政府不可能在結束戰爭問題上幫我們的忙。

周恩來總理：你的對手民主黨正想利用那個說法作為競選的口號。

尼克松總統：顯然，無論用什麼富有技巧的語言，公報裏都將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美國做到的是從臺灣撤軍。對此，你們已經得到了。而我們所希望得到的是你們在越南問題上幫我們的忙。對此，我們一無所獲。我瞭解總理的立場，但我也希望讓他明白，他的立場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基辛格博士可以作證，在來這兒之前，我從未就越南問題上給國會任何幻想。相反，我一直試圖向他們解釋，總理的政府也有難處，我們只能用我們自己的方法解決越南問題。

基辛格博士：關於這點，你在你的“國際形勢報告”裏也提到了。

周恩來總理：還有，我們在公報的四點中也說明了我們不能代表第三方與你們談判。

尼克松總統：我希望總理理解，為了維護我們的利益、保護我們的部隊和解救我們的戰俘，我們自然不得不做我們必須做的事情。我也理解，總理的政府會對我們的做法做出反應。除了我們會做我們認為為實現目標而必須做的事情外，我們不會做其他事情的。我們的目標，就是在使所有的戰俘得以釋放後全部撤軍。但是，假如我們無法通過談判達成協議，那就是北越人在迫使我們不得不繼續使用軍事行動。

解決越南問題，總理先生，勢在必行。對此，我已下了決心。但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必須是正確的。對此，我不認為會久拖不決。

翻　　　譯：你是說撤軍？

尼克松總統：是的，全部撤軍。

但是如我所說，我再強調一下，全部撤軍必須通過正確的方法。我們不會在沒有實現我們目標的情況下單方面撤軍。

周恩來總理：如果是這樣，事情會變得更加複雜。因為你們的政策並非始於你的政府，而是你的前任政府開始的。美國一開始就沒有必要派兵。當你們開始派兵後，你們就越派越多，直至現在困住了。你們現在發現不得不撤軍，由你們來著手處理這個不幸的事情。至於戰俘，他們一定會被釋放的。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也會有意外。例如印度就不願釋放巴基斯坦的戰俘，以便留著戰俘做談判的籌碼。

尼克松總統：北越也在這樣對待我們。

周恩來總理：談到戰俘問題，我想說一件事。這件事發生在你擔任副總統時期，你可能不太清楚。對這件事，我們做出了極大的克制。艾森豪威爾總統結束了朝鮮戰爭，這是件好事。朝鮮人民共和國釋放了你們的以及你們一邊其他國家的戰俘。但是，針對我們的戰俘，大批的戰俘，蔣介石派人去南韓的戰俘營，搞了一些特別的動作。正式的戰俘遣返工作是由一個印度擔任主席的國際委員會監督執行的。但是，遣返還必須經過所謂的甄別。在一個小木屋內，戰俘從一個門進來，被詢問是否願意到臺灣，然後再讓他們從另一個門出去。在這種情形下，在人身受到威脅的情形下，這些戰俘根本無法按自己的願望說話。不少戰俘被送去臺灣，也有不少人後來逃回大陸。

我們當時是可以認真對待這個問題的。我們可以質問：“蔣介石有什麼資格插手戰俘遣返？”但是，考慮到我們雙方都希望結束戰爭，而且我們派出的只是志願軍，我們認為為了戰俘問題而拖延戰爭不好。我們被送到臺灣去的戰俘數，並非只是上千，而是上萬。但我們認了。

所以，一旦出現戰事，情況就不一樣了。在當時，就我們而言，雖然戰俘是個原則問題，但我們認為最好還是結束戰爭。我只說這麼多。這雖然是歷史，但我們仍常記心頭。這些戰俘到臺灣去，還是去了中國的領土。他們中大概有一些參加了蔣介石的軍隊。大多數都已經老了，有些逃回到了大陸。

尼克松總統：關於越南，我希望再加上一點。我們理解總理的處境。但是，我們希望，儘管他不可能介入，但是，他最好不要像蘇聯人那樣，去鼓勵北越人拒絕談判。

現在的問題是，蘇聯希望美國陷在越南。蘇聯不希望我們從越南抽身，因此似乎在勸阻北越不要和我們談判。我不想讓總理做出回應，但是，如果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在勸阻北越不要談判，那就是個問題。

周恩來總理：起初，當約翰遜政府1968年提出停止轟炸〔北越〕時，我們那時並不支持在巴黎的談判。那時，我們認為時機不成熟。但是，1969年以後，我們的立場發生變化，我們支持和談。實際上，為了使巴黎談判取得結果，我們中斷了華沙會談。後來，在南斯拉夫〔駐波蘭〕使館的一場時裝表演中所發生的事，才使得華沙談判重新啟動。他們〔北越〕也通報了一些談判的內容。此後，我們就一直支持談判，這是因為不管什麼樣的戰爭最終都要和談的，就像朝鮮戰爭一樣。

喬冠華先生參加了朝鮮和談，一談就是兩年多。1953年，停戰協定還是得以簽署了。

談判的渠道不應該關閉。我們只能說這麼多。我們不願意干涉別人的事。

我給你講個故事，是關於柬埔寨的。照我看來，西哈努克親王非常聰明。

尼克松總統：我認識他。

周恩來總理：他是個愛國者。我認為，他與朗諾、施里瑪達（Sirik Matak）還有山玉成（Son Ngoc Tanh）不一樣。[71-6]當然，在戰爭期間，西哈努克自然要與柬埔寨的左派結盟，這也是不得已。但是，他們能夠獨立自主地制定政策。儘管西哈努克政府中的一些人住在北京，但我們從未管過他們的事。西哈努克親王已經寫了三十多篇文章，都是為他的人民寫的。我們給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自由。

他完全根據自己的想法寫文章。他信仰著完全和我們不同的意識形態。基辛格博士知道這個，總統先生也會知道的。就這一點上講，我們的新聞自由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迄今，他在中國住了近兩年，但他在《人民日報》上所發表的文章都可以輯成一個集子了。我們任何人所發表的文章和講話都不及他多。為什麼？因為他是個愛國者，所以我們支持他。他不是共產黨員，也不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他愛他的國家。

所以，在我們進一步交換意見時，我想讓你瞭解我們的立場。

尼克松總統：我們⋯⋯

周恩來總理：你知道，曼斯菲爾德參議員也是西哈努克的朋友。

尼克松總統：1953年，我曾兩次見過西哈努克。

周恩來總理：是在金邊嗎？

尼克松總統：一次在金邊，一次是在他1953年訪問華盛頓期間。實際上，並非是由於我們的政策而導致他被推翻的。這一點，沒有人能相信。

周恩來總理：（笑）在這一點上，我們和基辛格博士也意見相左。

尼克松總統：我認為，如果西哈努克接近中國，對他無害；但是，如果他接近北越，他就會有麻煩了，因為柬埔寨人不喜歡越南人。這是我們的看法，我也注意到，我的這個看法與總理的不一致。實際發生的情況就是這樣。假如北越人離開柬埔寨，那麼，柬埔寨人民會考慮是否應該請西哈努克回去了。但是，只要北越人一天不離開柬埔寨，他就一天沒有希望還政。這只是我的分析。對這件事，我們無能為力。

周恩來總理：我們分析問題的方法不一樣，所以也無法取得一致的結論。從我們的角度看，約翰遜政府派兵是去鎮壓南越的愛國人士。在這樣的前提下，你們怎麼能夠拒絕他們在北越的同胞奔赴南方去幫助自己的兄弟呢？

尼克松總統：儘管我對此不能苟同，我還是能夠理解你的觀點的。我可以理解北越人奔赴南方，因為同屬一個越南。但是，北越人沒有理由到柬埔寨去。柬埔寨人民一直都在與越南人——整個越南的人——鬥爭。他們介入柬埔寨是毫無理由的。這是我的看法。但是，我們今天在這兒討論對這個局勢不起任何作用。

周恩來總理：這是個如何看歷史的問題。法國殖民主義者將印度支那三國捆在一起，也將他們的利益捆在了一起。事實上，“印度支那”的名稱也是法國人起的，以前沒有這個名字。歷史上，他們是三個各自分開的國家。中國與越南的關係非常緊密。其次，我們與柬埔寨也保持了一定的海上關係。與老撾沒有什麼關係。

因此，法國殖民主義將這三國的利益聯繫在一起。此後，法國人又引起了所謂重新劃定邊界的問題，這更進一步加深了三國之間的矛盾，就像英國人在非洲一樣。

尼克松總統：就像是麥克馬洪線？[71-7]（周總理笑）

周恩來總理：日本戰敗後，法國再度佔領了印度支那，再一次將三國的人民捆在一起，共同抵抗法國殖民主義統治。1954年協議又使這三國分開。只是在那以後，我們才開始瞭解這三個國家的情況。此前，我們只對越南的情況有所瞭解。胡志明主席和我們關係緊密。

《日內瓦協議》之後，如果那時美國的政府沒有破壞這個協定，那麼，現在的情況就會大不一樣。越南會是個統一的國家，柬埔寨也會仍然在西哈努克親王的領導下，老撾的問題儘管不太一樣，但也會通過1962年關於老撾中立的宣言的日內瓦議定書得以解決。

但是，約翰遜政府派了那麼多的部隊到南越——如果僅從數字和兵力上看，美國的部隊比南越的、甚至北越的都要多。對這些情況，全世界都瞭解。甚至美國人民也和中國人民一樣在談論這個問題。

正是在這個情況下，北越武裝力量才開始利用柬埔寨作為部隊運動和隱蔽的基地。但是，我們只是到了1969年才瞭解這個情況。事實是，西哈努克親王同情越南武裝力量，讓他們出入柬埔寨，因為他們在反法國殖民主義的鬥爭中曾並肩作戰。所以，西哈努克親王對北越的同情是可以理解的。

一旦戰爭結束，越南人是會離開柬埔寨的，柬埔寨還是屬於柬埔寨人民的。

尼克松總統：總理先生說，不對鄰國進行武裝干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那麼，總理是否也反對越南通過軍事力量控制柬埔寨和老撾呢？這是我們的觀點。

周恩來總理：這只是由於戰爭爆發了，一場由美國引起的戰爭爆發了，他們才在這些國家打仗的。

尼克松總統：那麼，一旦戰爭結束，總理是否認為越南應該從柬埔寨和老撾撤出？

周恩來總理：一旦戰爭結束，也就是說，一旦柬埔寨還政於西哈努克親王，北越是一定要撤出柬埔寨的。假如柬埔寨仍由朗諾控制，那是不可能。這是因為柬埔寨的大多數是不支持朗諾的，他的政權是由外部勢力強加的。

我仍然認為，在印度支那問題上，你們犯了錯誤。當然，這並不是你的政府的責任。當時，那個地區有可能成為一個和平和中立的地區，至少該地區的三分之二可以中立。但是由於杜勒斯堅持重新劃分邊界的政策以致造成對《日內瓦協議》的破壞，使得整個情況變得一團糟。關於這點，安東尼・艾登[71-8]的回憶錄都記載了。《日內瓦協議》明確規定兩年後舉行公民投票，但杜勒斯堅持認為這條規定只是針對〔美國〕國內輿論的。

所以，如果我們希望印度支那三國能夠和平和中立，同時希望整個東南亞地區都能和睦共處，現在採取行動為時不遲，否則，將不得安寧。我是說，不僅印度支那，而是整個東南亞，包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我們應該幫助她們朝那個方向努力，幫助她們取得獨立。

如果是這樣的話，總統先生，你可能會說，又會出現一個真空地區，而且情況會更加複雜。但是不管如何，我們是不會介入這個地區的。這一點，你也承認的。我們的判斷是，如果那個地區出現問題，那兒的人民會將這個真空填補起來的。當然，時間不會那麼快，還取決於各國人民的政治覺悟情況。我在最初的會上已經談過這個問題。

因此，涉及到某個具體的國家，如果人民尚未覺悟起來，一個強權就會介入進去，建立勢力範圍。這種可能完全存在。我們在公報裏也談到了這個問題。（朗讀公報的有關內容）

尼克松總統：我們的觀點不一樣。當然，正如我告訴總理的，我尊重他的觀點。關於越南，北越拒絕了我們提出的八點建議。那是個很好的建議，能夠通過使柬埔寨、老撾和越南中立化而實現總理所提出的東南亞中立化的目標。我要說的是，這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而我們會按照一個正確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非常高興地瞭解到，總理的政府不會去鼓勵北越不要和我們談判。談判是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起碼比軍事解決要好。

周恩來總理：這還有個問題，一個單獨的問題。他們說他們願意繼續談判。你們說不願意本月17日談，而要在24日談。你們不願意17日談是否由於“凡爾賽人民大會”的召開。

基辛格博士：我們不認為那天適合談判。但是，他們今天在會談。

尼克松總統：是的。在談判問題上，我們會表現出誠意，我們不希望控制談判，但也不希望由北越控制談判的主導權。他們對談判並不感興趣。他們總是說，這是我們的建議，你要麼接受，要麼免談。這種談判的態度，我們無法接受。假如和他們的談判能像我與總理的談話那樣講道理，儘管我們會意見相左，但有可能找到共同點。兩年前秘密會談開始後，這個問題就完全能夠得到解決的，但他們就是不願意好好談。是不是這樣，亨利（這是基辛格的名字）？

周恩來總理：你們共進行了十二次秘密會談？

基辛格博士：差不多。有一天中，我們進行了兩次會談，因此我們只算一次。（周總理笑）

周恩來總理：另一個問題是朝鮮。

尼克松總統：朝鮮？

周恩來總理：是的，朝鮮。我們當然十分讚賞你們能夠從南朝鮮逐步撤軍。

尼克松總統：我們已經撤了三分之一的駐軍了。

周恩來總理：但是，如果允許日本武裝侵略南韓，那就會造成緊張局勢。基辛格博士承認，日本有一些舉動，他們已經派出一些人員。當然，這些人不是以部隊的形式派出的，但他們是些軍事人員。我們對這些人的動向加以嚴密關注，我想你們也是。

尼克松總統：在那個地區，如果日本入侵朝鮮，那麼，無論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還是對我們的利益都有損害。儘管我們不能保證阻止日本的侵略行為，但我們會盡我們的可能施加影響，努力制止他們這樣做。[71-9]

周恩來總理：就日本問題，我想你們是知道的，中日之間仍處於戰爭狀態。他們和蔣介石簽署的和約不算數。這一點，蔣介石都承認。所以，他們一定會找出路的。

現在執政的日本佐藤（Sato）政府說話不算數。他們可以今天說一套，明天又說一套。就連他們自己的議會都不相信自己政府所說的話。所以，我們只能將希望寄託於下一任政府身上。倘若中日恢復邦交，中日的友好是不會損害美日關係的。

我們甚至還可以這樣說，一旦中日建立邦交，並簽署和約，我們甚至會考慮與日本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他們擔心我們的核武器計劃，但我們可以做出承諾，我們決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當然，中日之間的條約將不會阻止日本和其他國家的任何外交關係。

目前，蘇聯可能要比你們更加反對中日建交。葛羅米柯最近訪問日本時，公開對福田赳夫首相說，中蘇之間在五年內會發生重大衝突，衝突的規模要比珍寶島事件[71-10]大得多。

葛羅米柯告訴福田赳夫的第二件事是，蘇聯會考慮對日和約中提到的北方四島的問題。但是，這些島嶼目前仍無法歸還日本。為什麼？因為中蘇關於邊界的談判正在進行，如果蘇聯現在歸還這些島嶼，那麼中國就會取得談判的優勢。

尼克松總統：一個連鎖反應。他們不可能要回這些島嶼的。蘇聯人從來沒有給任何人還過任何東西。

周恩來總理：他們已經對當時沙皇將阿拉斯加賣給美國的事情表示後悔了。當初賣了多少錢？是不是五百萬？

基辛格博士：是一千萬。

尼克松總統：這是美國最合算的一次交易。現在那裏發現有石油。

周恩來總理：他們那時不知道有石油。

尼克松總統：那裏發現了一個巨大的油田。

周恩來總理：你去年在那裏接待了日本天皇，你這次還要⋯⋯

尼克松總統：我們這次會在那裏停留一個晚上。

周恩來總理：那裏沒有關島和夏威夷暖和。

尼克松總統：那裏沒有白晝，全是夜晚。每天大概會有兩三個小時的日出。他們稱之為“午夜的太陽”。

周恩來總理：關於日本的〔動向〕方面，假如我們彼此得知了一些情況，並能就此相互交流，那是最好不過了。我們也希望日本成為一個和平、獨立和中立的國家。這對太平洋地區是件好事。

尼克松總統：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夠做到完全的保密。

周恩來總理：是這樣的。我們不應該讓日本認為我們在強加給她什麼，我們實際上沒有這樣做。歷史上，中國從未侵略過日本，日本卻侵略過中國，儘管最終被我們趕出去了。我們現在對日本不存在威脅。

基辛格博士：我想，總統先生，應該提出一個問題，即日本政府傾向於對媒體發言，而日本的媒體極不可靠。我們應該達成一個共識，如果我們要相互交換信息，應該直接進行，而不能通過日本間接地交換。在與日本自民黨領導人交往中，我有過一次不愉快的經歷。我有一次將一份對臺灣的非正式評估和其他好些文件交給小阪（Kosaka），他就將這份文件當成我們對臺灣的正式政策宣言。這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尼克松總統：那樣的文件必須得到保密。

周恩來總理：日本在發展經濟，日本應該致力於經濟發展。但是，她發展得過快，這個過快的發展和你們以前的對日政策有關。你們沒有特別關注這個問題。你們幫助日本長得又肥又大，但現在成為你們一個沉重的負擔。[71-11]

尼克松總統：不過，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二戰的兩個戰敗國德國和日本都接受了美國的援助。還有許多其他國家也接受了我們的援助。如果我們分析一下為什麼德國和日本的經濟重建取得成功，我想，主要原因是他們的進取心強，願意吃苦，而其他我們也援助的國家卻沒有這樣的品質。這就說明了我的觀點，即一個國家能否成功，並非取決於所獲得的援助，而是取決於這個國家是否有決心利用這些援助。如果沒有這個決心，那麼，再好的援助也會成為白搭。

對印度的援助就是一個明證。（周總理笑）儘管我們不後悔對印度的援助，但是，似乎我們對之援助越多，我們在那兒的影響反而越小。原因是，印度人與日本人相比，似乎沒有能很好地利用我們的援助，他們缺少日本人的進取心和吃苦精神。

周恩來總理：當然，一國人民的品質是一回事，但是，全世界人民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品質。最重要的是，德國和日本作為戰敗國都急欲恢復元氣。你也可以舉意大利的例子。他們缺少精神。那是個你可以舉的例子。

尼克松總統：德國和日本都具有進取心，中國人民也是這樣。他們具有共同的品質。但是，那些生活在次大陸的人，大概由於環境的因素，似乎從來就不具備這樣的品質。我非常真誠地對總理提出一個忠告，如果貴國政府決定對印度施援，千萬不要期待會有任何回報。（中國人笑）基辛格博士是力主對印度施援的人，但是，我成功地改變了他的立場。現在，你可以講講自己的觀點。[71-12]

基辛格博士：總統是否指美國的印第安人？[71-13]（周總理笑）

周恩來總理：在所謂的次大陸問題上，我們首先同情巴基斯坦人被分割的遭遇。我們應該給予他們以援助。我注意到，總統先生所說的你們只能為巴提供經濟援助。至於對孟加拉國的外交承認，你們一旦做出決定，請在實施前向我們通報。我們已經就此達成了協議。

至於我們，我們對孟加拉的承認一定會在你們之後，我們甚至有可能是最後一個承認她的國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將不和擁有如此多人民的地區接觸，如果是那樣，我們會處於不利的地位。我們也不希望巴基斯坦陷入一個尷尬的局面，覺得自己沒有朋友。此外，我們還要注意其他穆斯林國家人民的感受。在印巴衝突發生之前，我們已經在考慮是否讓我們的大使回到印度去。我們想改善與印度的關係，印度也希望如此。甘地夫人在公開文章中已經如此表達了。

尼克松總統：我在新德里和華盛頓與她見面時，她也是這樣說的。她還告訴我一些其他的事。（周總理笑）她說，只要不傷害她的國家的利益，她不反對我和總理以及中國政府接觸。

周恩來總理：但是，⋯⋯

尼克松總統：但是，⋯⋯

周恩來總理：不傷害她，誰會傷害她？

基辛格博士：關於承認孟加拉，總統先生，我想我們應該再次重申，你決定將承認問題與印度在三月底撤軍聯繫起來。這是一個總理無疑將從美國媒體上看到很多猜測的問題，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官僚機構與我們意見不一致。他們希望我們動作快一點。孟加拉也請求我們能予以承認。

尼克松總統：他們希望我們在這次訪問之前就承認，但我拒絕了。

基辛格博士：我們會在承認之前通報你們。在這之前，請不要聽信其他的任何說法。

尼克松總統：只有來自我們或來自我的消息才可信。請不要相信媒體。

周恩來總理：那好。我想問另一個問題。你們是如何看待中東問題的解決前景的？（周總理笑）法國希望我們參加關於中東問題的解決，我們拒絕了，我們沒有介入那兒的任何事務。

尼克松總統：我們正在就單方面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考慮一個臨時方案，試圖讓以色列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71-14]間接地進行談判。但是，我不得不說，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解決那個問題的前景不容樂觀。解決中東問題的一個可能的制約因素是蘇聯的態度。

讓我對總理完全的開誠佈公，對這個問題再準確地說一下。我們將維持停火協議的執行，我們將運用我們對以色列的影響促使雙方開始談判。但是，雙方就達成解決問題的共識尚存在較大的分歧。我想說，這個問題非常複雜，非常困難。當副外長回到聯合國去時，他可能帶去中國人的智慧，促使問題的解決。（周總理笑）

周恩來總理：那是不可能的。

尼克松總統：你要先過馬立克那一關。（周總理笑）

周恩來總理：就連基辛格博士都忌諱談這個問題。他是猶太人，擔心別人會懷疑他的立場。所以他都不願與我討論中東問題。

蘇聯一方面表示支持阿拉伯國家，另一方面又讓大量的猶太人回到以色列，你對他們的這種做法怎樣看？那不是使事情更加複雜了嗎？我聽說他們計劃送五十萬猶太人去以色列。難道他們無法養活這些人嗎？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我不認為他們會送那麼多人。

尼克松總統：但那些人希望去。

基辛格博士：是的，他們是想去。但迄今，蘇聯送去的都是年老體弱者，喪失勞動能力的人，他們成為了以色列政府可怕的負擔。他們都無法工作。

尼克松總統：那不是個富裕的國家，那兒沒有石油。

基辛格博士：我不得不承認，蘇聯人的做法令人費解。但是，我相信送去的人數不是五十萬，我猜每年大約五千到一萬人。我可以查到準確的數字。我會查到準確的數字的。

尼克松總統：我們之所以對印巴衝突表示極大的關注，原因之一是不希望蘇聯在諸如中東這樣的地區冒險。印巴的衝突可能導致的風險，比巴基斯坦的未來要重要得多，而巴基斯坦的未來也是足夠重要的因素。中立牽涉到一個原則，即蘇聯支持下的大國是否可以肆無忌憚地分割她們弱小的鄰國。一旦那個原則被破壞了，世界將無寧日。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聯合國會有十比一的投票反對她這樣做。但是，這件事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視，你會想到聯合國尚未對此發表任何意見。

周恩來總理：聯合國有史以來尚未出現如此一邊倒的情況。投票結果是一百零四比十一。十一個反對票中，只有兩票代表國家，蘇聯和印度。

尼克松總統：我想總理會對我關於中東的看法有興趣。蘇聯並不認為以色列本身是個麻煩。我對總理的政府的態度是清楚的。蘇聯在下更大的賭注。她是為控制地中海下賭注。她是想取得通往非洲的出海口，也想獲得對中東的全部影響力。我認為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而以色列只是個馬前卒，充其量是蘇聯的前鋒。

我們的擔心，總理先生，這是我的擔心，也是他的擔心——儘管他說他是猶太人，但他首先是個美國人，也不僅限於以色列。我們確信，蘇聯已經在那個地區開始伸手了，所以必須加以阻止。例如，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會在約旦危機時期向蘇聯發出警告，如果他們向那個地區伸手，我們會認為那是損害我們利益的行為。

周恩來總理：時間到了。我只說兩個字。我們明天仍然可以繼續談。我的話不止兩個字。尼克松夫人快要到了，我們明天再繼續談。尼克松夫人就要到了，最好現在就結束，我們明天再談。

尼克松總統：或者今天晚上3時再談。（周總理笑）

基辛格博士：他一定會接受的。他有一次曾經和我談了一整夜。

周恩來總理：你可以在吃過烤鴨宴後和我們的副外長再一起開夜車。總統先生想明天參觀故宮。

（當雙方起身離開時，還談及未來的全體和私下會議的安排。）

注釋

[71-1]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這幾句對話（斜體字）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得以公開。

[71-2]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這句話（斜體字）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得以公開。

[71-3]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這兩句話（斜體字）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得以公開。

[71-4]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這兩句話（斜體字）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得以公開。

[71-5]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這幾句對話（斜體字）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得以公開。

[71-6]朗諾（Lon Nol），曾在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政府中擔任國防部部長和首相，1972年與施里瑪達、山玉成一道發動政變，廢除了西哈努克國王和柬埔寨憲法，1975年被迫流亡美國夏威夷。

[71-7]麥克馬洪線是指英國殖民者在1912年10月的所謂英藏“希姆拉會議”上就英屬印度與西藏的邊界所劃定的邊界線。中國歷屆政府從未承認過此線，並曾導致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

[71-8]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冷戰期間英國的政治家。二戰結束後，擔任英國外交大臣。1955年4月接替邱吉爾出任英國（保守黨）首相，1957年辭職。

[71-9]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這幾句對話（斜體字）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得以公開。

[71-10]珍寶島事件指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與蘇聯邊防軍在珍寶島發生的一系列武裝衝突。這是中蘇關係1961年破裂後首度兵戎相見，一時間，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關。

[71-11]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這幾句話（斜體字）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得以公開。

[71-12]該文獻在1999年解密時，這幾句話（斜體字）未能得到公開。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心的努力下，國務院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得以公開。

[71-13]基辛格在開玩笑，因為英文中印度人（Indian）和美國的印第安人（Indian）一樣。

[71-14]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英文為The United Arab Republic。指埃及與敘利亞一度合併組成的國家。

72

日　　期：1972年2月26日（星期六）

時　　間：上午9時20分至10時05分

地　　點：北京首都機場

文　　件：（尼克松與周恩來）會談記錄

文件性質：備忘錄

與會者　：尼克松總統

威廉・P・羅傑斯（國務卿）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羅納德・L・齊格勒（總統新聞發佈官）

馬歇爾・格林（主管東亞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約翰・A・斯卡利（總統特別顧問）

阿爾弗萊德・L・詹金斯（國務院亞洲共產主義事務辦公室主任）

約翰・H・霍爾德里奇（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小查爾斯・W・弗里曼（國務院翻譯）

周恩來總理

葉劍英（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李先念（國務院副總理）

姬鵬飛（外交部部長）

喬冠華（外交部副部長）

熊向暉（總理秘書）

章文晉（外交部西歐、北美及澳洲事務司司長）

韓敘（外交部禮賓司代理司長）

王海容（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

冀朝鑄（翻譯）

唐聞生（翻譯）

其他相關部門的領導：彭華[72-1]、沈由雲[72-2]

資料來源：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ox 87,"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周恩來總理：總統先生先開始吧？

尼克松總統：總理先生，我們已經進行了非常廣泛的會談，或許至少可以說自從我上任執政以來，這是我在兩國領導人之間所進行的最為廣泛的會談。國務卿和外交部部長也同時舉行了會談。從而，我們全面地討論了我們之間的雙邊關係，並且有機會以一種不太正式的方式對雙方所關心的世界性問題進行了討論。

周恩來總理：是的。

尼克松總統：這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必須找到某種共同的基礎。我認為重要的是，隨著我們會談的結束我們將要發表我們的聲明，這種聲明將會坦率地反映出我們所討論的內容，而不是像通常的公報那樣用含糊其詞的外交辭令掩飾可能存在的嚴重分歧。在這一點上，誠實、友善和直接的談話構成了我們之間關係的特點。在這一基礎之上，我們將具有一個共建未來的堅實基礎。我想，總理在這一點上或許也希望表達一些自己的想法。

周恩來總理：非常感謝。實際上，正如總統先生剛才所說的，我們在過去五天中所做的會談和討論確實是沿著你剛才所指出的那一方向進行的。我們雙方都已經提出了我們在各個領域中的原則分歧，但是我們也在這一過程中找到了共同點。我也同意總統先生剛才所說的，那就是，我們應該把我們之間的分歧告訴全世界，而且首先是告訴我們兩國的人民，同時我們也應該把我們之間的共同點告訴他們，這樣我們會談的真實情況才會反映出來，而且按照這種方式，我們將可以突破某些外交常規。總統先生，你和毛主席都具有這樣一個特點，那就是既沒有不必要的遮遮掩掩，也完全沒有使用外交辭令和其他各種掩飾之詞。

尼克松總統：我們在會談中很快就切中要害。

周恩來總理：這也向世界展示了一個新面貌。在遇到分歧時，我們為什麼要使用外交辭令掩飾分歧？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同時向我們兩國人民展示我們會談的真實情況，也向全世界展示一種新的工作方式。或許最初開始時，他們可能無法接受這種新的方式，但是，我相信，通過一個漸進的過程，他們最終將會說這是處理事務的一個好方法。就像總統先生在第一天、第一次會談中所說的那樣，我們持這樣的觀點：我們可以做的將會多於我們將要說的。

尼克松總統：是的。

周恩來總理：我認為這樣做將會更好。相反，把錯覺給予全世界人民、給予我們兩國人民，那就不是好事，那會讓他們失望。如果我們反過來把我們會談的真實情形告訴他們，而且我們並不背著他們幹什麼事情，這將會是一種坦率、誠實而又嚴肅的新型磋商方式。

尼克松總統：我認為也可以這樣說，我們之間確實存在分歧，你無法在一周之內建起一坐跨越一萬六千英里的橋樑來解決二十二年的隔閡。但是，在我們方面，我想國務卿將會同意我的看法，即在我們這一邊，通過這些坦誠的會談，我們找到的共同點多於我們所預計和所希望的。我們不僅想要強調消極的一面，我們也想要強調積極的一面。世界希望聽到這樣的話：這兩個具有那麼大隔閡的偉大國家確實發現我們之間存在著共同點。

周恩來總理：這將是一個非常好的論點，即你無法在一周之內建起一座跨越一萬六千英里的橋樑來解決二十二年的隔閡。

尼克松總統：我學習起來很快。聽說毛主席和總理具有寫詩的才能之後⋯⋯

周恩來總理：那是你的才能——你獨創的才能。我們準備如何開始？我們為什麼要開始？這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因此，一旦我們開始邁出了第一步，下一步就將會容易起來。

尼克松總統：但不是一萬年。

周恩來總理：那太長了。就像你提到的那樣，一萬年太久。正如你在演講和祝酒時引用（毛主席的詩）時說的“只爭朝夕”。

因此，我們也將很高興聽聽國務卿先生和我們的外交部部長對此做些補充。你們同意嗎？

羅傑斯國務卿：謝謝總理和總統先生，我確信外長同意我的說法，即我們之間的會談將本著與總理和總統會談的同樣精神。他們坦誠，但是從來沒有不友好，為了建起一座我們所說的橋樑，我們同意進行我們所說的長征，我們有必要進行交流和接觸。我代表我們一方指出，我們準備以一種最適合你們政府要求的方式進行相關的交流和經常性的接觸。

周恩來總理：雙方。

羅傑斯國務卿：從這些會談中，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會談和交流有助於澄清誤解。例如，外長覺得我們簽證時要求訪美的中國人打手印，而他說，按照他的觀點，這是不可接受的。我說，我認為情況並非如此，但是，為了確認此事，我們跑進臨近的房間拿起電話接通華盛頓，十分鐘之後通知外長簽證無需打手印。

尼克松總統：總理先生，我想這種簽證打手印的做法在羅傑斯國務卿做艾森豪威爾的司法部部長時就被取消了。

羅傑斯國務卿：為了把事情弄清楚，我們就打了電話。

周恩來總理：這是一種非常認真而誠摯的態度。

羅傑斯國務卿：但是，這確實說明了，當我們具有快捷的通訊和接觸時，誤解如何能夠被化解。在結束我的談話之際，我只想感謝外長和他的助手們在這次行程的方方面面和每一個可能的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慷慨好客，這使得我們在中國的行程成為最令人愉快而有趣的一次訪問。

周恩來總理：那是我們應該做的。但是，我認為我們還有不夠周到的地方。例如，我已經發現你們的新聞界為我們指出了一個缺點。舉例說，在你們參觀長城的時候，我們確實做了某種必要的準備，那是真摯誠實的。但是，在十三陵演戲是相當沒有必要的事情，因為那一天相當冷。有些人讓一些小孩子在那裏美化陵墓，那就是製造一種虛假的表面現象。你們的新聞記者向我們指出了這一點，我們承認這種做法不對。我們對此不想掩蓋錯誤，當然，我們已經批評了那些做這件事情的人。

我本人沒有去十三陵，我承認我先前並不知道他們會那樣做。我是昨天晚上通過你們的新聞界才知道這件事情的，我調查了此事並發現情況確實如此，因此，我得謝謝那位記者。在我們去杭州和上海時，我可能有機會這麼做。這是毛主席的精神，即我們不應該掩蓋我們的錯誤，而且你將會理解，實際上，執行一項政策並不容易。儘管那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但執行起來並不盡如人意。因此，我們想把這種態度告訴總統先生、國務卿先生和基辛格博士。我們認為，我們應該向我們的客人承認我們所做錯的事情，但是，我們當然不能承認我們沒有做錯的事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改進我們的工作。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減少我們的官僚作風。實際上，即使是你有一個龐大的國家機構並且對此有許多要求，消除官僚作風也並不容易。

我已經講了很多了，讓我們的外長談一談吧。

外　　　長：說到最近幾天我們一方與國務卿一方之間所舉行的會談，我完全同意國務卿先生剛才所表達的意見。我們整個會談氣氛是友好的。我們都採取了向前看的態度，本著積極的精神尋找共同點，改善我們兩國之間關係。由此看來，我認為雙方一直都是合作的。而且，為了尋找共同點，我們在某些地方還回顧了歷史，談到了過去曾經有過的意見分歧和原則分歧。然而，為了在我們兩國之間關係正常化開始階段有一個良好開端，我們既討論了某些具體的問題，也討論了一些一般原則問題。至於說我們在這些具體領域中如何能夠取得進展，我們則討論了體育和科學領域的人員訪問和交流問題，也討論了醫務人員的交流問題。

周恩來總理：還有文化交流。

尼克松總統：還有教師。

外　　　長：在這些領域裏，我們彼此的意見是一致的。我們也認為，我們兩國之間開展貿易也有助於促進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正常化。而且，這也會具有政治意義，因此我們對啟動貿易達成了一致意見。但是，我們也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即在我們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之前，以上這些問題最好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直接交流的渠道加以實施，而我們各自的政府對此給予協助並應該提供方便。我們還達成了這樣一個共識，即這些問題應該循序漸進，一步一個腳印地予以解決。在開始的時候，我們解決問題的數量可能不是很大，但是解決問題的數量會不斷增加。

周恩來總理：一萬年太久。不過，用一年的時間完成長征或許在時間上不充足，因此，我們可能會需要稍長一些時間。但是，我們必須開始——我們首先必須只爭朝夕，實際上，總統對此與毛主席有著一致意見。所以，我們將要求國務卿先生和外長先生在大體上接受這樣的看法。

羅傑斯國務卿：我想提醒外長的是，在我們的制度下，尼克松總統的任期只有五年時間。

周恩來總理：用五年時間做這件事相當充足了。

尼克松總統：或許（我的總統任期）只有八個月。

周恩來總理：但是，你看你們的國務卿仍然支持你，你又為什麼如此悲觀呢？

外　　　長：我也想對國務卿參加我們的會談表示讚賞和感謝。

尼克松總統：我想補充一點，這對我們之間的未來關係非常重要。總理非常坦率地談起了他所看到的關於我們參觀十三陵的那則新聞報道。我只想說我不會責備那些搭台演戲的人，因為我喜歡那些小女孩。看到她們我很高興。但是，這一偶然事件帶來了一個可能損害我們未來關係的問題，對此我想我們必須避免。我認為，國務卿和基辛格博士以及我們代表團的所有成員可能都同意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種嶄新關係是本世紀美國的一個重大事件。我們有一千名自認為是專家的新聞專欄作家。我們有一千名政治家、眾議員和參議員，他們也想就此事發表評論。在我們的體制下，他們有權發表談話。他們在發表談話之前並不與我們磋商。例如，昨天傳出一則報道，說總統已經決定在某個時候承認孟加拉國。我們正在考慮這件事，但是我並沒有做出決定。專欄作家製造了這則新聞，因為他想要這樣做。

既然專欄作家將會寫出故事，那麼，政治家就將會發表談話，而許多外國人將會認為這些談話具有權威性並代表我們政府的政策。在我看來，在我們關係的這個早期階段，我們必須在我們之間的最高層面建立起我想稱作的互信。阿尤布・汗[72-3]曾經對我說，信任就像一根細細的線——一旦細線斷了，就很難將之再接起來。所以，我認為重要的是，我們大家都應該認識到，當有人而且確實將會有人對這一歷史事件發表談話的時候，總理及其政府應該瞭解那種談話不是我們政府的政策，除非總統發表講話，或者國務卿發表講話，或者某位得到總統授權的人發表講話。我們無法控制別人說什麼，但是，在我們磋商和通訊聯絡當中，我們將會保持絕對謹慎、可信和誠實。我想知道國務卿對此是否表示同意。

羅傑斯國務卿：我認為總統所言極其重要。我前幾天對外長說過，當發生誤解的時候，如果外長與我取得聯繫，我會向他解釋誤解的。

周恩來總理：直接聯繫？

羅傑斯國務卿：對。

尼克松總統：隨後我們將會把事情弄清楚。

羅傑斯國務卿：我向外長提起過，我同外長們都用電話聯絡，他們只要拿起電話就行。如果我們同英國的休姆和法國的舒曼有什麼問題，他們就打電話給我。如果我們有一起交換意見的途徑，我們將會非常樂意把事情弄清楚。我認為，如果我們保持聯絡，我們將能夠把事情弄清楚。

尼克松總統：我想對總理以及他的同事們說，在我的任期內，在我們與之打過交道的政府中，沒有一個（比你們）對我們的通訊保持著如此細緻而絕對信任的態度，我可以肯定國務卿和基辛格博士將會同意我的這種說法。沒有發生過洩密事件，就是在這一基礎上，我們應該努力為未來而發展關係。

例如，我注意到有一個記者對我們提出了批評，因為我們一方沒有向新聞界提供我們彼此之間的談話內容。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同總理達成過諒解，而我們也一直努力遵守這種諒解。這就是我希望所有我方人員需要知道的職責，同時國務卿和我回去之後將會傳達這個職責。至於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交道過程中向前所取得的這個重大進步，我們的興趣決不應該放在我們製造今天的頭版新聞，而應該把興趣放在我們為明天而創造的歷史。

周恩來總理：對。我贊成這個想法，也就是說，為了使我們之間的通訊聯絡更加準確，我們兩國政府之間的聯繫應該直接進行，而通訊聯絡也應該直接進行；即總統先生、國務卿先生或者由總統授權的任何人與我們的政府進行直接聯絡，目的只是為了使事情做得更準確。至於說大眾輿論，我們應該接受正確的東西，因為大眾輿論中總有正確的東西，但是我們不應該相信錯誤的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誤解。

我們也希望他們知道，中國人也能夠勇敢地面對批評。如果我們錯了，我們將會改正，如果我們犯了錯誤，我們將會糾正錯誤。這樣做總會有好處。

我們還有兩天時間，我們在這期間可以對我們的公報做最後的定稿工作，而且我希望我們將會完成這方面的任務。總統先生對此表示同意嗎？

尼克松總統：同意。至於我們一直討論的由新聞界提出的那些可以理解的問題，我認為將會對此做出回答。我現在只能說我們並沒有一直在討論天氣。

羅傑斯國務卿：總理先生，我是否可以再補充一句。我們代表團中有些人以前曾經在中國呆過，他們對你們為改善人民生活條件所取得的進步感到印象深刻。我們祝願你們的計劃順利，並希望你們為貴國人民謀福利的計劃取得巨大的成功。

周恩來總理：我感謝國務卿先生的良好祝願，但是我們做得還不夠，我們仍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考慮到我們在北京舉行這個最後一次全體會議，總統先生，我想提出一個建議，如果你希望齊格勒先生對新聞界說一說關於這次會議的話，你可以只說我們舉行了這樣一次會議，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新聞機構也可以這樣說。這麼說你同意嗎？

尼克松總統：我同意。

注釋

[72-1]原件內為Peng Hua.

[72-2]原件內為Shen Joyun.

[72-3]阿尤布・汗（Muhammad Ayub Khan），巴基斯坦政治家，1958年發動軍人政變取得對巴的統治，1962至1969年間擔任巴總統。

73

日　　期：1972年2月26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10時20分至次日凌晨1時40分

地　　點：杭州市杭州賓館

文　　件：（基辛格與喬冠華）會談記錄

文件性質：備忘錄

與會者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約翰・A・斯卡利（總統特別顧問）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喬納森・T・豪（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

喬冠華（外交部副部長）

章文晉（外交部西歐、北美及澳洲事務司司長）曹啟華（外交部官員）

冀朝鑄（翻譯）

三名記錄員

資料來源：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Box87,”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基辛格博士：副外長先生，我可以開始了嗎？

喬副外長　：請。

基辛格博士：你知道，正如我昨天跟你講的，我們今天將要把這一草案呈送給國務卿，而我希望坦率地和你談談。執行一份公報，我們不需要他的批准，而且，在正常情況之下，我們做這些決定無需考慮個別內閣成員的看法。在這一特殊情況下，如果我們不能成功地調動對我們正在努力追求的這一政策表示支持的公眾輿論，我們就不能夠完全實現我們的目標。所以，儘管在正常情況下，我們可以輕易地克服官員們的批評意見，就是在這一特殊情況下，我們也能克服批評意見，但是這將會把我們帶入一些次要的問題中去。部長在美國的時候肯定看到過印巴危機期間一個反叛的官僚機構是如何將其觀點告訴公眾的。所以，我們希望的不是得到他（國務卿）的默認，而是得到他的有力支持，我們應該讓他覺得自己為公報做了點事情。現在，他對關於臺灣的那一關鍵段落有三條建議，我將會把這些建議說出來，然後看看我們可以做多少調整。

第一句話是這樣說的：“美國承認⋯⋯”他的意見是這一句中的“all”在英語中聽起來有些可笑。因此，我們建議不要說“所有中國人（all Chinese）”，而是說“中國人（the Chinese）”。在英語中，這兩種說法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在中文當中翻譯起來可能也是一樣的。我不知道是否如此。

喬副外長　：霍爾德里奇先生，“all”的意思是“所有”（中文）。

霍爾德里奇：“所有”的意思更強，但是差別不是很大。

基辛格博士：他的觀點是，對我們而言，說“所有”聽起來有點愚蠢而且過分。我們不能說“所有中國人”，但是可以說“中國人”，這在英語當中幾乎是同樣的意思。

喬副外長　：那是一點。你請繼續往下說。

基辛格博士：我不想給你以這樣的印象，即他對整個段落都太過熱情。他希望說“對此不持異議”，而不是說“對該立場不持異議”。第三點（這一段中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他不喜歡後一句中的“由中國人自己”，他和總統都建議這樣說：“海峽兩岸”或與此相似的其他表達方式。這一段中就是這三條建議。

然後是開頭的問題。我對開頭的建議是——就像現在這樣，在引言之後，你們陳述你們的立場，我們陳述我們的立場。我們建議你們先用中文陳述你們的立場，而我們則先用英文陳述我們的立場。

喬副外長　：還有其他問題嗎？

基辛格博士：另有一個問題。我現在所提到的都是一些次要問題。例如，我們有一個句子是講印度停火線的，我想這不是一個問題。

喬副外長　：你可以告訴我們嗎？

基辛格博士：好。我們想這樣說：“與聯合國安理會1971年12月21日的決議相一致，美國贊成南亞次大陸繼續實行停火、把所有軍隊撤回到他們自己的領土之內並撤到查謨和克什米爾的戰前分界線。”

喬副外長　：戰前分界線。這種提法相當模糊。

基辛格博士：假如說是停火線。這樣說的麻煩是具體指哪條停火線？

喬副外長　：當人們說停火線是在查謨和克什米爾時，那麼其含義是清楚的。

基辛格博士：好吧。我們就這麼說。

喬副外長　：這正好接在你昨天所提問題的後面嗎？

基辛格博士：我們把這一說法放在那句的開頭部分。我們想把句子調整一下。這樣的話，在這後面需要加一個分號，後面接著我們原有的已經略微做了縮減的句子。

喬副外長　：還有嗎？

基辛格博士：嗯，這最後一點是我們的⋯⋯是的，我們還有一個問題，除了建議對個別用詞做調整之外，這真正是最後一個問題。為了不浪費時間，我們的意見是列出對兩個國家的承諾，而不說明我們對像菲律賓和泰國這樣的國家所表現出的模棱兩可的一般承諾態度，因此應該有一句這樣的話，即美國將維持其對⋯⋯承諾。如果我們可以說美國將維持其現有的承諾，那麼我們會刪掉有關對日本和韓國承諾的句子，並另外添加一些詞句。然後，我們會⋯⋯你知道，這也是你們要考慮的一個問題，因為假如我們提到這兩個國家，然後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其他盟友都將會說“我們該如何？”，這樣的話，我們每天都得發表聲明。

喬副外長　：我無法立即對該建議做出反應。

基辛格博士：但是，我們會去掉“韓國和美國之間的現有義務關係將會得到尊重”。我們不會兩次使用“義務”這個詞，我們在談到日本時也會去掉這個詞。

喬副外長　：我無法立即對此予以答復。如果你是想說，非常明顯，你們首先將會把對蔣介石的承諾包括在內。

基辛格博士：我不想對此討價還價，因為我知道你們的問題。

喬副外長　：我們指出了我們的立場，你們也指出了你們的立場。

基辛格博士：你不必對此進行爭辯，因為我理解。

喬副外長　：我們彼此都相當清楚各自的利害關係和立場。

基辛格博士：我有一個建議。我們將重寫關於韓國和日本的那一段，這樣就不提承諾這件事情，這樣也就不會有人問起這樣的問題，即為什麼你們向他們而不向別的國家做承諾。你們不可能對此表示反對。

喬副外長　：確實，世界上許多國家與你們有條約義務關係。

基辛格博士：例如，我們不會把話說死，只是想讓你們感覺到我們會說什麼，我們不說“美國與韓國之間現有的義務承諾”，我們會說“美國將維持其與韓國之間的緊密關係並且繼續支持韓國”。

喬副外長　：“並且支持”？

翻譯（冀）　：“將維持其緊密的關係並支持”？

喬副外長　：請再說一遍。

基辛格博士：“將維持其與韓國之間的緊密關係並且繼續支持韓國”。

喬副外長　：還有嗎？

基辛格博士：然後，在這樣一句話裏⋯⋯“美國高度重視其⋯⋯”，我們想去掉“尊重其互助防衛條約義務”，並加進一些別的話，“繼續高度重視其與日本的友誼並繼續加強現有的緊密關係”。所以，沒有防衛條約；我們沒有提到防衛條約。

喬副外長　：還有嗎？

基辛格博士：在我們仔細檢查公報文本的時候，許多這類問題都將會碰到。我有一個⋯⋯

喬副外長　：是關於越南問題的那一部分，什麼是公平的基礎⋯⋯

基辛格博士：你有建議要提？

喬副外長　：我們只是維持我們原來的立場，即雙方都不使用任何形容詞。

基辛格博士：那麼，你們打算去掉“堅決支持”？

喬副外長　：“堅決支持”不是形容詞。我的意思是，我們不應該花費太多精力在⋯⋯

基辛格博士：“它的不變的主要目標一直是那個和平解決方案⋯⋯”準確地講，我們想要說的就是由越南共和國與美國在1月25日提出的八點建議。

喬副外長　：那是事實。

基辛格博士：確實如此。因為我們做這類修改需要告訴你們，我在末尾有個地方需要修改。

喬副外長　：重讀一下這個句子。

基辛格博士：“它的不變的主要目標一直是一個經過協商的解決方案；由⋯⋯提出的這八點建議象徵著實現這一目標的基礎。”

喬副外長　：清楚了。還有嗎？

基辛格博士：有，在結尾處的一句，“雙方同意他們將通過各種渠道保持接觸”。不說美國政府將派遣高級代表，這聽起來好像我們對你們做過一種承諾，所以，我們希望的表達方式是“通過各種渠道，包括派遣一名高級美國代表到北京”。我們照這樣進行下去的話，還將會碰到其他問題。如果說遇到的問題是用詞方面的，你是否希望現在提出最後的建議？

喬副外長　：如果問題僅僅是技術或格式上的，那就不要緊。

基辛格博士：從虛榮的角度來看，我們贊成去掉“也參加了討論”與“也參加了會談”。在有這種說法的地方，我們能否提及威廉・P・羅傑斯國務卿和姬鵬飛外長也進行了有益的會談？這是一個次要問題。如果你覺得麻煩就算了。這不值得花太多的精力。

我有一個邏輯上的問題。在我們手頭這份文件的第五頁上⋯⋯他（喬）僅向我解釋說，我所提的建議將是不可能的。那句話說“它違背⋯⋯利益”，我們同意這樣的說法。只是從邏輯上講，這句話既沒有放在總體原則當中，也沒有放在協議當中，而是被置於原則和協議之間，我對此的建議是把之放在原則或者協議之中。我認為這不是實質性的問題，而只是起草上的建議而已。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我們的句子這樣開始：“雙方也都一致認為這違背了⋯⋯的最大利益”——不必對此太擔心，這也不太優雅。這樣做可能最容易，就這些。

喬副外長　：對於你提出的問題，我們將需要研究。

基辛格博士：我對此表示讚賞。

喬副外長　：（我們）休息十五分鐘？

基辛格博士：好。我想再一次對副外長聲明，這不是我們一方巧妙的談判技巧。

喬副外長　：是的。

基辛格博士：我們確實認為，如果這些問題中的某些問題得到解決，那將會有助於我們實現目標。

（中間休息——11時至11時28分。）

喬副外長　：在對你們提出的建議發表我們的意見之前，我首先想說，考慮到對公報的討論已經進行到了目前這一階段，我們覺得我們想要提出一些次要的問題。

基辛格博士：好。

喬副外長　：更確切地說，是有關我們雙方共同立場的四個問題。在這四個問題當中，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關係正常化；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減少國際間軍事衝突的危險；而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反對霸權。在第三個問題上，我們昨天沒有完全清楚地表達我們的立場。我們希望把“將會尋求（will seek）”改為“雙方都不應該（neither side should）尋求霸權”。但是在翻譯上，我的翻譯不準確。

基辛格博士：但是，從你試圖傳達的意義上來說，這有什麼分別？

喬副外長　：“將會”與“應該”之間當然存在差別，因為基辛格博士的英語比我們的英語要好。

基辛格博士：但是你的精明超過了我。

喬副外長　：不，你的精明超過我。恰恰相反，我們希望這樣表達並不是為了顯示精明。這是要明確地表達這樣一種意思，即不管你們希望與否，你們不應該（尋求霸權）。

基辛格博士：在原則上我願意附和你，但是，我所考慮的問題是，如果你說雙方都將不會，那麼你是在做承諾。如果你說雙方都不應該，那麼你是在表達一種通常的道德提議，這樣的提議可能會得到執行，也可能不會得到執行。

喬副外長　：那麼，例如，我們說“牢記國際關係的原則”，我們這樣使用“應該”這個詞：“爭端應該在這一基礎上得到解決”，而且“雙方一致認為⋯⋯應該⋯⋯”。

基辛格博士：但是，從前的那個詞是表示總體原則，而現在的這個詞是表示明確的行動。

喬副外長　：不，不是這樣。例如，當我們說走向關係正常化時，我們採取了什麼行動？這僅是一個方向而已。

章　司　長：除此之外，聲明中的第一句只是這樣說的：“雙方都持這樣的看法，這符合⋯⋯的利益”。這只是一個判斷而已。

基辛格博士：“雙方都將不會尋求”——這句話對你們來說是太弱還是太強？

章　司　長：根據我們中文文本的確切含意，應該這個詞應該被翻譯為“should”而不是“will”，當然我們對法律用語也有所瞭解，但是現在不想做太多爭論。因此，你們會覺得情況正如副部長所說的那樣，我們對你們是坦率的，那是我的一個翻譯錯誤⋯⋯如果你們不同意，那麼我們可以對此展開辯論。

基辛格博士：假如我們加進了“應該”，那麼，就會有人問我，這裏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奇怪的單詞。我的理解是你們正試圖表達一種道德上的承諾，即這種事不應該做。換句話說，你們希望表達的東西要多於“將會”。

喬副外長　：它包含了翻譯的含義並準確地反映了中國字“應該”的意思。

基辛格博士：我們把這一問題放一放。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得到解決。我們或許可以說，在英語當中這樣的說法很生硬。

喬副外長　：這是一個非常次要的問題。那麼，我們接下來討論另一個問題，這也是一個非常小的問題。我們沒有任何重大問題。這是有關我們對臺灣問題的聲明。我們有一個技術性的改動，我們認為當你們聽到這一改動，你們會理解的。這是一個語言問題，因為我們起初提出關於臺灣問題的聲明時，原話是這樣說的⋯⋯“美國軍隊必須從臺灣撤出”。但是，當我們寫成中文時，意思是這樣的：美國必須從臺灣撤出其所有軍隊和軍事設施。

基辛格博士：當然，當然。你願意把你們的說法告訴我們嗎？這樣更富有詩意，但是那樣更加準確。

喬副外長　：“所有美國軍隊和軍事設施必須撤出臺灣”。

基辛格博士：好。這很好。事實上，這要準確得多。你們絕對正確，沒問題。

喬副外長　：這就是我原打算今天晚上要做的事情，討論技術和格式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也是這樣，而且我們遇到了麻煩。

喬副外長　：現在是2月26日深夜，而這份東西明天就要發表。我們和你們的最高領導人已經同意了這份公報。如果現在建議做大的修改，我想結果將會是我們明天無法發表公報。因為這裏提出的有些問題是相當嚴重的。我想與你討論這件事情，也想與你達成一致意見，我們（昨晚）凌晨討論完問題之後，我當時認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當我今天一清早送你回去的時候，我感到鬆了一口氣，因為我認為我們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我不能用最坦率的方式告訴我的同事。你今天提出的這些問題實際上把我們置於一種非常困難的境地。我認為其中的有些問題明天也不可能解決。如果你堅持的話，當然你確實有權堅持，毫無疑問，你的確在平等的基礎上有權堅持。所以現在，你究竟如何打算？

例如，你在關於臺灣問題措辭上的意見，我們對此已經討論了很長時間了。從你在七月份第一次來訪開始，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花了那麼多的精力和時間。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

喬副外長　：在北京所進行的五天磋商中，我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臺灣問題上，我們在任何其他問題上都沒用多少時間，因為臺灣問題確實是我們之間的關鍵問題。

我想再次告訴我的同行基辛格博士，我們之間關係的特點一直是真誠和坦率。正是本著這樣的精神，我們無法考慮你們在臺灣問題上所建議的對措辭所做的修改。那是我們當初所處的商談位置。因而，你說你們有困難。所以，我們往後退，而你們往前進，然後你說一致意見達成了，我們雙方都因此而高興，然而，你在最後5分鐘又提起了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對此無能為力。

基辛格博士：副外長先生，我理解你現在說的話。這些困難源自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我沒有堅持自己讓馬歇爾・格林出席會談的建議，因為我的同事們並不知道你們工作的真誠和痛苦以及你們所有的問題。當我討論你們的問題時，他們將此歸咎為我的工作不力而不是別的原因。我在以我們之間所具有的那種坦率的方式講話。我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原因就是要使他們在國會和公眾面前願意一起合作對此進行辯護。

喬副外長　：正是。就是因為考慮到這些原因，你們在往前走，而我們在這一問題上則一再做出讓步。

基辛格博士：我同意你的說法，你們確實做了讓步。

喬副外長　：貴國總統昨天親自做出建議，而我們請求了我們總理的指示。我們的總理接受了那一建議。現在你想修改這個建議，我們做不到。你經常說，而且總統也經常說，我們必須建立互信。如果沒有這樣的互信，即使有了這張紙，那又有什麼意義？所以說，基辛格博士，我認為現在這件事情是非常嚴重的。你已經把我逼得走投無路了。我們現在非常重視這項工作並採取了一種非常積極而合作的態度，所抱的希望就是我們可以成功地發佈公報。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因為這樣做符合我們雙方的需要，不僅僅是一方的需要。這樣說對嗎？

基辛格博士：對。

喬副外長　：因此，我將非常明確地回答你。如果你堅持你們的立場，那麼，今天晚上沒有必要做進一步討論了。而我們明天將再次對此進行討論，結果將會是沒有公報。問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毛主席對埃德加・斯諾明確地說過，我們的政策是，不管與尼克松總統的會談成功與否，我們都不會在意。我們將仍然認為這次訪問是有成果的。但是請別誤會，我們仍然希望有一份公報。但是，我必須真誠地希望你將不會堅持自己的建議。你知道，基辛格博士，所有中國人在臺灣問題上的情感是非常強烈的。我克制自己不把話說過了頭。即使讓我們的人民接受目前的這一立場，我們也不得不做大量的工作。所以，我是在以最為坦率的態度講話。如果你對此一定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麼我們今晚就不用繼續談論了。

我昨天之所以同意你可以對新聞界說（我們之間）有一份公報，原因是我認為我們已經解決了我們之間的主要問題。如果我不是這樣認為的話，我不可能讓你告訴新聞界我們之間將會有一份公報。你確實讓我進退兩難。我不能同意。因此，我必須真誠地希望你重新考慮。

如果你覺得無需堅持這些建議，那麼我們今晚可以繼續我們的討論。否則我建議我們休息。當然，不管是一個人、還是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一旦被逼得走投無路，他（她）必將會奮起反抗。為此，你怎麼想？每個人都非常疲勞：我們非常疲勞；你們也非常疲勞。我說你對臺灣問題所做的這些建議是不能接受的。所有三條建議都是不能接受的，無法接受。這不是措辭的問題。我完全可以發表一份長長的聲明，我可以發表講話。

至於那條關於雙方發表聲明的先後次序的建議，我們可以考慮；當你們發表公報的時候，不管是用英文、中文或是什麼其他翻譯文字，你們可以先發表聲明；當我們發表公報的時候，不管是用英文、中文或是其他什麼翻譯文字，我們也可以先發表聲明。

基辛格博士：這可以接受。

喬副外長　：我們可以對此加以考慮。但是，我仍然要說，就是關於這一點，我也仍然要向總理彙報，而你也要向總統彙報。因此，第一，在臺灣問題上，我們不能同意三條建議中的任何一條。第二，至於聲明發表的先後次序，我們可以考慮。第三，根據你所提出的關切之事，我們發現我們可以同意以一句話的形式將國務卿和外長舉行會談的情況加在其中，這也反映了一個事實。當然，一方面你在此確實有困難，這也是事實。

第四是關於承諾的問題。我傾向於不做任何改動。因為時間太晚了。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做任何修改都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我以最坦率的態度對你說，你若要在公報中做這麼大的改動，那麼，我們總理還將要與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們商量，哪裏還能有時間來做這件事呢？在你提到公報發佈的時間問題時，儘管當時我沒有向總理彙報，但那是因為我覺得按照總理的精神，他將會願意考慮什麼是最為有效的方式。

基辛格博士：這沒什麼區別。我們可以明天晚些時候考慮此事。

喬副外長　：但是，如果你要做這麼大的改動，即使我們所有這些人都仍然在中國，這也將是非常困難的。我可以告訴你，在我們今天凌晨會談之後，我們的政府對這份草案做了非常認真而嚴肅的討論。

章　司　長：這是中美之間有史以來發表的第一份公報，其意義重大。

喬副外長　：我所說的所有這一切都毫無保留。因此，如果你想要堅持做這些修改，那麼，存在的危險是，沒人會保證是否有時間做修改。

基辛格博士：外長先生，我希望以你對我的那種坦率的講話方式對你講話。

喬副外長　：讓我把話講完。

基辛格博士：啊，我以為你已經講完了。

喬副外長　：就你所建議的關於“包括派遣一名高級美國代表”，我們可以表示同意。然後，我們也可以同意去掉“參與中國人的⋯⋯”。還有，對你所建議的關於任何一個大國與另一個大國相互勾結的問題，我認為你的建議僅僅是從結構的角度來看的，對嗎？

基辛格博士：對。

喬副外長　：這當然也是我們可以考慮的一點。如果僅是這樣一個問題，我認為問題不是非常大。因此，問題還是在於關鍵的臺灣問題。另一個重大問題是對韓國和日本的承諾。現在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已表明了我的立場，我們不想做沒有意義的辯論。我們必須務實。

基辛格博士：外長先生，首先，我理解你們的立場，我認為你們對臺灣問題的立場是合理的。我認為你們已經拿出了重大舉措，而且就像我所指出的那樣，困難源自於閱讀公報的內容段落無法反映出其中所包含的痛苦，除非閱讀者親臨會談現場。我也認識到臺灣對你們來說有著特殊的敏感性，因此我們可以理解你們的強烈感情。我提出這些問題的動機是為了避免在美國可能出現非常痛苦的爭論，也是為了避免印巴危機期間所發生的那種情況。一個主要的部門追求一種經過深思熟慮但卻損害我們信譽的政策。然而，考慮到你們給予我親自將這份公報草案呈交給總統的機會，我相信我或許不應該堅持關於臺灣問題的建議。我必須坦率地告訴你，用“the”（中國人）取代“all”（全體中國人）在意義上為我們帶來的好處並非很大（與所下的功夫相比是如此的不成比例），所以我只想提一下，但是我明白我不應該堅持這一點。

章　司　長：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但是此刻不想與你辯論。我現在不想浪費時間。

基辛格博士：現在，關於另一個問題，坦率地說，我覺得你們的立場不那麼合理。因為我們實際上並沒有努力去糾正貴方版本中的聲明。我們並沒有在改變我們所說的意思。

喬副外長　：讓我打斷一下。打斷的理由是要闡明我的立場。最坦率地說，除非你在這個問題上可以馬上給我們一個明確的說法，否則，我非常擔心。

基辛格博士：好，我現在就給你們一個明確的說法。

喬副外長　：那麼，讓我們把這個問題放一放。

基辛格博士：我們現在就給你一個明確的說法。關於韓國，我們將會說“美國將與韓國保持密切的關係並支持韓國”。這是我們在此將要說的全部，然後是分號，“美國將會支持⋯⋯的努力”。這是經過協商的。接著當我們談到日本的時候，我們說“美國高度重視其與日本的友好關係；美國將繼續加強現有的緊密聯繫。”

翻　譯（冀）：然後是南亞？

喬副外長　：然後是關於南亞的條款？

基辛格博士：是的，讓我念給你聽。“與聯合國安理會的1971年12月21日的決議相一致，美國贊成南亞次大陸繼續實行停火、把所有軍隊撤回到他們自己的領土並撤到查謨和克什米爾停火線；美國支持南亞人民在和平、沒有軍事威脅，以及在不會使該地區成為大國爭奪對象的情況下實現他們自己未來的權利。”（這）僅僅是格式上的變化，實質內容沒變。

喬副外長　：你們想在你們的聲明中以這種方式表述？

基辛格博士：是的。

喬副外長　：這裏面沒有任何非常強硬的東西，沒有任何強硬的觀點。那就是，除了提到安理會12月21日的決議並因此間接地提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外，你們根本就沒有提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是，這樣的語言不構成壓力。如果你們想要這樣說，我們也沒有強硬的觀點。你們提到了韓國、日本和越南，但是南亞怎麼辦？你們沒有提及南亞任何一個國家的名字。這讓人似乎覺得你們對他們的狀況毫無興趣。但是，請別太看重我們的措辭；我們決不希望玩任何伎倆。

基辛格博士：不，不，不，不。不幸的是你昨天沒提到這個問題。

喬副外長　：但是，你們昨天沒有提出正式的表達方式。

基辛格博士：我知道，這就是我們的正式表達方式，但是我們正在徵求你們的意見。如果我們說“撤出所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軍隊”，你是否認為這種表達直截了當？

喬副外長　：那由你們決定。但是，如果你問我的意見，我認為提及這些國家的名字更好。換句話說，你可以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提一下，或根本就不提這些國家的名字。

（中間休息——凌晨12時25分至12時30分。）

喬副外長　：關於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就是你們初步的措辭。

基辛格博士：是的，總之你知道我們的政策。

喬副外長　：“南亞次大陸⋯⋯”或許我們應該說“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停火”。

基辛格博士：一旦我們說“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我們就可以省去“所有的軍隊”這種用詞。你說對嗎？

喬副外長　：你認為該怎麼樣，那就怎麼樣。按照中文，我們喜歡重複。如果你決定這樣說，我們的工作將會簡單一些。

基辛格博士：就這樣定了。

喬副外長　：不向我們的上級彙報？

基辛格博士：就這樣定了。

喬副外長　：然後是我們關於雙方都將不會尋求霸權或者都不應該尋求霸權的問題——這是一個誤譯問題？

基辛格博士：對，我唯一的問題是這樣的說法在英文當中沒有什麼意義。這沒有什麼差別，因為如果你們是在尋求霸權或者我們是在尋求霸權，你不可能揮舞著一張紙同時說，我們正在做非法的事情。

喬副外長　：但是，在此，就這一問題，我坦率地說，我們兩國的政策是不同的。你們對你們自己政策的看法與我們對你們政策的看法是不同的，反過來說，就我們的政策而言，情況可能也是如此。最坦率地講，對於你們過去所採取的某些政策，你們可能不認為是尋求霸權，而我們就不能夠保證說那不是在試圖尋求霸權。對於未來，我們也同樣無法對此做出保證。但從另一方面講，美國也可以把這一原則用在我們身上。所以，這不是我們想要給人們造成的印象。在某種意義上講，我們不希望任何人認為我們可以代表你們做這樣的保證，或者你們可以代表我們做這樣的保證，即我們在過去不曾推行霸權，將來也不會推行霸權。

基辛格博士：請讓我說，在英語當中，這意味著各方對自己的意圖做出聲明，即自己將不會推行霸權。

章　司　長：但是，因為這是大家共有的一件事情，我們認為，不管是在中文還是在英語當中，我們應該使用“應該”這個詞。

基辛格博士：“打算”這個詞如何？在英文當中，此處使用“應該”這個詞沒什麼意義。這就是我的問題所在。這樣的說法幾乎沒有意義。

喬副外長　：但是，當然，這個用詞問題起源於翻譯中的錯誤，如果我們早點提出這個問題，可能已經得到了解決，而且你也表示說這不是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能否不做妥協而使用“雙方都不應該”這一措辭？

基辛格博士：但是，我想在前面的那個句子裏，我昨天的建議並沒有被採納用來加強措詞的語氣。

喬副外長　：是的，我們想使語氣平和一些，我們不能接受那一點。但是，即使在這些句子裏面，我們也確實加入了貴方的一些觀點。現在比如說，在第四個句子裏面，我們接受了“與另一方”，目的是為了考慮英語語言的需要。實際上，從我方來看，我們最初認為，在你們來訪之時，我們之間只有一個意見分歧的問題。這是你們首次來訪時我們的想法。

基辛格博士：當我第一次來這裏時？

喬副外長　：不，是總統首次來訪時。

基辛格博士：你不能用一個我從未聽到過的建議而責備我造成了一些困難。

喬副外長　：我很不理解你這句話的含意。

基辛格博士：你說你們曾經認為，在我來訪的時候，我們只在臺灣問題上有分歧。我想，你是說在我和總統一起來的時候。

喬副外長　：對。

基辛格博士：我同意你的說法，不過，這不是我們準備提出的問題。

喬副外長　：我說過，我承認我們的錯誤。

基辛格博士：我知道，不過⋯⋯

喬副外長　：那是在我們重新進行中文核對之後，我們才發現我們在翻譯上出了一個錯誤。周恩來總理本人告訴我們說，“將會”（will）這個用詞不能被接受，根據中文，應該用“應該”（should）這個詞。因為我們相互之間必須平等相待。像英文一樣，中文也應該具有一種約束作用。

章　司　長：這個錯誤出在翻譯上面。我們承認這一錯誤。但是，這不是修改，因為我們的立場沒有改變。這僅是翻譯上的修改。

基辛格博士：這個句子最初是我們寫的，是我們引入了這句話。

喬副外長　：我們的意向是“應該”，但是我把“將會”這個詞翻譯錯了。

基辛格博士：美國人的錯覺是，這種分歧的產生可能是由於彼此沒有相互理解。事實卻是，分歧產生的原因是我們彼此之間理解得太深。

喬副外長　：這看起來既對，又不對。我是一個法律文本主義者（legalist）。“雙方都不應該在亞太地區尋求霸權，各方都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組織試圖建立霸權。”

基辛格博士：你們希望保留譴責我們實施霸權的選擇權。

章　司　長：正是如此，我們也在平等的基礎上給你們以同樣的選擇權。你們不能指望說你們在印度支那的路線是反對⋯⋯你們也不能指望我們什麼都不說。

基辛格博士：行，我們接受這句話。好，接下來我們應該討論什麼？

章　司　長：關於臺灣問題的條款，那麼，你收回這些說法？關於臺灣和日本的條款——坦率地說，我們目前還不能絕對確信其確切的含意。因此，我們現在還不能夠表態。所以如果你們堅持這種措辭的話，我們不能夠肯定結果將會是什麼。

基辛格博士：我們各有各的困難。我不明白我自己對你們的目標起什麼作用，我也不明白，當我回答說聲明不能夠修改時，誰該對破壞這種氣氛負主要責任。

喬副外長　：我想，這裏有誤會。我只想說：在我們兩國領導人最後批准之前，事情能否這樣來做，即你我二人將決定保留這個問題，由我們的領導人對此做最後決定。因此，讓我們解決餘下的問題，就你和我兩個人。在談及尼克松總統和周恩來總理的會談之後，我們可以說羅傑斯國務卿和姬鵬飛外長也進行了有益的會談。

然後是承諾修改的問題，措辭將是你目前提出來的這種。

章　司　長：為了更好地理解，我想說，我們理解你們不說“承諾”的意圖。問題是我們對其中的一點吃不准。

基辛格博士：另一方面，這並不是指那些現有的義務。

喬副外長　：“它將會繼續現有的那種關係”。是否可用抽象的詞語代替關係？

基辛格博士：“培育”這個詞如何？

翻　譯（冀）：“它將會繼續培育現有的密切聯繫”。

喬副外長　：“繼續保持”？

基辛格博士：我告訴你，為什麼我喜歡用別的詞而不用“保持”。我們不希望這會成為“條約”的同義詞，我們不希望人們說“你們為什麼在這裏說，而不在別的地方說？”。“培育”是一個主動詞，其意思弱於“加強”。

喬副外長　：用一個普通意義上的詞。

基辛格博士：“培育”在英語當中不是一個意思很強的詞。

喬副外長　：“⋯⋯培育日本軍國主義者”。

基辛格博士：“促進”？

（喬副外長建議了另一個用詞。）

基辛格博士：我傾向於“加強”這個詞。我們在從前⋯⋯有關係。

喬副外長　：你們最初的用詞是“尊重”（honor）。

基辛格博士：是的，在那裏，我們談的是法律義務，而在這裏，我們並非是在說法律義務。

洛德先生：“珍惜”？

基辛格博士：他是在犯傻。“發展”？

霍爾德里奇：“擴大”？

喬副外長　：若是我的英文更好，我將會征服你。

基辛格博士：你已經把我征服了。我希望你會偷聽我的電話，因為那樣的話，你將會知道我所面對的情況。我非常希望，不僅是你親自聽，而且⋯⋯“將會發展”不是一種很強的用語。我們有巨大的能力；沒有經歷這些會談的人是不會相信我們用言辭可以幹什麼事情。你無需這樣做。這是我們的聲明。在你們的聲明中有許多我們不喜歡的內容。

喬副外長　：只是把我們的感情告訴你們。“尊重並遵守”如何？

章　司　長：“減少”如何？

洛德先生　：你肯定是在開玩笑。

基辛格博士：我想你可以按照這樣一種理由對此做解釋，即我們所用的動詞稍微主動一些，而我們所用的名詞則不那麼主動。

喬副外長　：我們將會把我們的想法告訴你們，把這個問題放在邊上，盡可能不要製造新的麻煩，但是，仍然要爭取明天發表。這仍然是我們的希望。

基辛格博士：這也是我們的希望。所以，我們用“發展”這個詞。

章　司　長：我們把這個問題留給你們去⋯⋯

基辛格博士：隨便用哪個詞？

章　司　長：是的。

基辛格博士：除了“珍惜”？

章　司　長：培育、發展⋯⋯

基辛格博士：我有點吃不消了，因為我想，如果我們不同意的話，我們可能還要進行一個晚上的會談，明天早上才能發表。好吧，把這個問題放在邊上，讓章先生從三個動詞中挑一個。在章先生認真思考的時候，我們將繼續下去？

喬副外長　：在那一段的開始，“雙方一致認為這是⋯⋯”。

基辛格博士：否則的話，沒有任何意義——沒有實質性的意義。

喬副外長　：在當前這一階段，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傾向於一點都不改——保持現在的樣子。這是個結構的問題。

基辛格博士：但是，其他每個地方的敘述都說⋯⋯現在，那裏什麼都不提。你說過你們會對此加以考慮的，這沒有任何⋯⋯

喬副外長　：在這件事情上，我要再次強調我們的想法。這話不是非常準確，但是，我們考慮把之放在最後，放在這四個問題之後。隨後，我們可以使用這樣的措辭“雙方都持有這樣的觀點，即它違背了世界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說，主要強國在世界上劃分利益範圍”。

基辛格博士：這樣的英文表達更好一些嗎？

喬副外長　：只維持原來的樣子？

章　司　長：把世界劃分為⋯⋯

基辛格博士：他非常精明，你們這一點提得好。這一點非常好。我知道他想要說什麼，“或者說，主要強國之間互相一致同意各自的利益範圍”。他確實提得好。我支持你們，你們這一點提得好。

翻　譯（冀）：劃分勢力範圍。

基辛格博士：如果你說“劃分”，那就是單方面的了。他的想法讓我佩服。如果他願意說“雙方都持有這樣的觀點”，那麼，我不太介意把它放在什麼地方。我們可以把它放在這四個問題之後。放在那裏更合邏輯。從邏輯上講，把它放在這裏不合適，因為我們說根據這些原則——什麼原則？

喬副外長　：讓我們自己來決定某些事情。它將會在這四個問題之後。你認為章先生輕率嗎？

基辛格博士：在我們討論臺灣問題之前。他之所以麻煩，原因在於他總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並不輕率；他是個討厭的傢伙，但是他決不輕率。

喬副外長　：“把世界各地劃分為各種勢力範圍”如何？我們不是在討論文件，而是在進行哲學辯論。實際上，“世界各地”這種表達方式並沒有對我們幫助太多。我們保持原文？

基辛格博士：我們保持原文，而且，我們理解我們也反對劃分各個地方。這是非常微妙的一點，或許到明天早上我們就可能會知道某些事情。我認為我們應該將此打印出來，明天早上趕快處理，以便確保萬無一失。

喬副外長　：好。

基辛格博士：我還有一個建議。在第七頁的最後，每一個被排除的領域都在嚷著自己被排除了，因此我建議，我們說“他們在諸如某某領域內進行了討論和交流”，所以，這只是象徵性的語言。我們不希望把一切都包含在內。

喬副外長　：他們為此討論了具體的領域，例如⋯⋯

基辛格博士：對，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必討論教育⋯⋯最後一處的修改在最後一句當中，我們希望把尼克松夫人包含在內。比如這樣說：尼克松總統、尼克松夫人與美國代表團⋯⋯

喬副外長　：好的。

基辛格博士：我們還有一處修改，從嚴格意義上講，這是最後一處要修改的——原文說中國領導人⋯⋯我們希望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公報的其他地方我們用中國，但是這裏⋯⋯第一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與⋯⋯”，同時把其中的姓名省去。

喬副外長　：其中所有的姓名？

基辛格博士：是的，包括我自己的。如果有變化，我將在明天做出確認。另外有一個小小的建議⋯⋯請加上“在⋯⋯與其他美國官員的陪同下⋯⋯”。

喬副外長　：好。

基辛格博士：現在，我們應該接著幹什麼？因為在我發佈新聞簡報之前，我想要與你一起對此討論一下。

喬副外長　：我們將要對此進行討論。

基辛格博士：明天怎麼樣？

喬副外長　：明天什麼時候？

基辛格博士：我們一抵達上海就開始？

喬副外長　：最重要的事情將由總統和總理做最後定奪。至於具體的措辭，我們可以負責確保公報的語言組織得非常漂亮。

基辛格博士：好，我們將怎麼做？

喬副外長　：既然你和我已經確定了這份公報，我們現在將要呈交給我們的總統和總理，我們希望他們明天早上可以對此做出最後定奪。為了儘早完成這份工作，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們過一會兒可能還要再次碰頭。

基辛格博士：好的，不過，這將是在中國土地上舉行的一次美國新聞發佈會。我希望對你們公平相待，並確保我所說的話不會使你們難堪。我希望告訴你，我在做介紹的時候打算怎麼說，新聞界將會提什麼問題，以及我打算如何回答這些問題。

喬副外長　：明天早上我們有兩項工作要做。第一，看看明天上午我們能否把公報最後確定下來；接著，當我們最後把公報確定下來之後，另一項工作就容易得多了。當公報被最後確定之後，我們將討論你對你們的新聞媒體怎麼說。

基辛格博士：我們究竟什麼時候做這件事情？我不覺得我一定要去參觀工業展覽會。

喬副外長　：當然，我們可以取消這次參觀活動。

基辛格博士：我們今晚將讓人把這份東西打印成文字，你明天將乘坐那架飛機？

喬副外長　：他們也是，或許明天在飛機上。

基辛格博士：好。因此，他們在飛機上不能打字。他們肯定要打字嗎？

喬副外長　：對。

基辛格博士：好的。因此，我們是否決定在下機後，直接去開會的地方？

喬副外長　：是的，我們可以這麼做。時間或許將非常緊張。或者，明天一大早，我們在這裏碰面。

基辛格博士：你說的一大早是個什麼概念？我們明天上午10時將在上海。如果我們立即去你們所指定的不管什麼會議地點，我們用半個小時就可以把事情解決。我希望我們將在明天把公報從頭至尾檢查一遍。

喬副外長　：你知道，我們的中文打字比你們的英文打字更難。當然，我們所希望的是能夠打印出一份完整的中文文本。

基辛格博士：你的意思是在我們打印成文字之後？

喬副外長　：是的。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同意這樣的做法，那麼，讓人打印出一份公報文本。在文本打印成文字的同時，你和我將討論新聞發佈會的事情。

喬副外長　：那要看我們在諸如“培育”或“加強”這樣的單個單詞或者其他這類事情上花費多少時間。我們花了大約一個小時。儘管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但是我很反對這種完美主義作風。這確實不易。

基辛格博士：你有何建議？有什麼現實的解決方案？

喬副外長　：一抵達上海，我們就碰頭。

基辛格博士：不管怎樣，我們必須碰頭討論新聞發佈會的問題。我們將有一份文本，而且在我們的文本中，我們將會首先陳述美國的立場。由美方發佈的每一件事情，美國的立場將放在前面；而由中方發佈的每一件事情，中方的立場將放在前面。

喬副外長　：至於誰在前面的問題，僅在這兩個段落中適用，在其他段落中就不適用。

基辛格博士：噢，不，關於臺灣問題，你們先陳述立場。這僅適用於第二、第三和第四頁。

喬副外長　：就是這兩個段落。

基辛格博士：對，從強調的角度來看，這並不包括其他任何東西。這從第二頁的頂部一直到第五頁的頂部。

喬副外長　：完全正確。

翻　譯（冀）：副外長強調說，公報必須得到我們雙方領導人的同意。雙方都認為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至於我們一方，我們是非常認真的。我們昨天所討論並取得一致意見的內容又經過我們領導人的討論和批准。當然，我們知道你們的制度與我們的不同，所以，當我表達我的觀點時，請不要認為我的腦子裏還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因為我確實有這樣一種擔心。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這一點。同時，如果你能夠對此持相同意見的話，那麼，找一位朋友把該情況告訴我們這邊的那些人，那將會大有助益，再花一個晚上也值得。

喬副外長　：我贊成這樣的工作方法。一抵達上海，我們就碰頭。

基辛格博士：好，由貴方安排我們行程等事宜。

章　司　長：⋯⋯至於用詞，是用“珍惜”還是“促進”⋯⋯

基辛格博士：我們取一個詞，先用上去再說。就用“發展”這個詞吧。

章　司　長：換個詞。“保持”（preserve）怎麼樣？

基辛格博士：你們不傾向於用“發展”這個詞？

喬副外長　：我們傾向於用“發展”這個詞。你們不同意這個詞⋯⋯只是⋯⋯

基辛格博士：我們就用“發展”這個詞吧。如果過了一夜，你們又找到其他什麼詞，我們仍然會加以考慮的。

74

日　　期：1972年2月28日（星期一）

時　　間：上午8時30分至9時30分

地　　點：上海錦江賓館總統會客室

文　　件：（尼克松與周恩來）會談記錄

文件性質：備忘錄

與會者　：尼克松總統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周恩來總理

喬冠華（外交部副部長）

冀朝鑄（翻譯）

唐聞生（翻譯）

資料來源：White House Special Files, President's Office File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Box 87,"Beginning February 20, 1972",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開始時雙方就前一天晚上的活動和對上海市的印象做了一番寒暄。周恩來總理說，基辛格博士和喬副外長前一天晚上再次碰了頭。尼克松總統說，他們的會談很有趣，而且聽基辛格博士說他是與喬副外長在一起；然而，或許他會在城裏尋歡作樂。基辛格博士然後對喬副外長說，他必須要保護他。周恩來總理說，當他試圖打電話給副外長問一下會談進展情況的時候，他發現他已經上床睡覺了，或許基辛格博士也上床睡覺了。

尼克松總統然後說他的房間非常漂亮。周恩來總理答道，當然，儘管上面還有一個餐廳，但是總統的房間是在最高的樓層上。尼克松總統說，他在早晨6時醒來，在陽台上走了一走，看了看這個城市。他說他站在這個城市的摩天樓，可是以前沒有意識到這個城市有這樣的大樓。周恩來總理說到了這個城市的房子、馬路和橋樑，其中包括那些老的建築物，有的可以回溯到十八和十九世紀，還有二十世紀的新建築物，甚至有解放之後建造的。在十八和十九世紀之前，上海只是一個小地方，那時候沒有多少房子。）

尼克松總統：在乘飛機回華盛頓之前，我對有機會佔用總理一些時間表示感激。我有一些事情想私下告訴總理。

首先，我對毛主席與我舉行會晤以及我們所受到的巨大的熱情款待表示感謝，如果總理可以向毛主席轉達我對此之謝意，我將會不勝感激。特別是我想要總理轉告毛主席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將會永遠記住他所住過的那個杭州賓館。

周恩來總理：非常感謝你的善意。我將一定轉達你的謝意。

尼克松總統：我想要給總理發一封信。我想要給毛主席寫封信。我們應該怎樣把信轉給你們？

基辛格博士：我們可以把信交給在紐約的秘密聯絡渠道黃華。

尼克松總統：我希望寫的是私人信件。

基辛格博士：那是一個秘密渠道，總統先生。我們已經同意不把這個秘密渠道的存在告訴任何人。我們將讓人們看到巴黎這個渠道。除了在座幾位外，沒人知道這個秘密渠道。

周恩來總理：確實如此。

尼克松總統：我希望總理知道我回去後的計劃。

首先，當然，總理顯然知道，我們本周所做的事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端。但是，我們從現在起要做的事情則更加重要；否則，我們至今所取得的進展都將會落空。

我想要明確地說，我們處理事情的細緻周密是與總理對待事情的細緻周密一樣的。我曾向總理和毛主席保證過，我們之間的會談內容將會得到保密。在這一點上，我想向總理再次做出保證。除了我自己的辦公室之外，我們的會談記錄不會放在任何別的地方，我們稱此為絕密檔案。會談記錄不會歸入五角大樓的檔案中。（周恩來總理點頭）

在我回去的時候，我將會在機場發表一個簡短的聲明。第二天我將要會見近十名國會領導人。然後我將召開內閣會議。我與國會領導人和內閣的會面將是秘密的，但是，每當我與這麼多人會面時，我總假設他們會洩漏消息，所以，我與他們會面時將會非常謹慎。

一個主要的事例是，總理與我是帶著巨大的信任感在舉行會談的，我們討論了雙方與蘇聯、印度和日本之間的關係。我想要向總理保證，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以暗示或其他方式告訴別人我們曾經討論過這些問題，我們不會以此讓總理及其政府感到難堪。我知道，總理和我都想說，按照公報的精神，我們對中美關係的討論是不以第三方為代價的。我們知道我們在這些問題上討論了什麼。總理可以放心，儘管我在這些問題上將會受到來自國會領導人和新聞記者的壓力，但是，我將會注意不會讓令人難堪的事情洩漏出去，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們之間秘密協定的一部分。

總理知道，我無法控制新聞界對我們的會談可能做什麼樣的推測，但是，我們將會密切注意消除那些不準確的和那些違背我們之間諒解的報道。

基辛格博士：總統先生，我昨天晚上代表你回答了副外長提出的一個問題，我說我們會盡最大努力讓我們的主要部門遵守紀律，特別是國務院和國防部，以免他們放出任何錯誤的消息。我們無法避免提及日本和印度，因為公報當中提到了他們。但是，我們將會把事情限定在公報所規定的範圍之內，同時要求各部門在白宮把每件事情都表述清楚，就像自我訪問中國以來這段時間內我們所做的那樣。我認為，我們的中國朋友將會諒解我們的紀律偶爾會有不周全的時候，但是，我們將會維護紀律。

你（總統）要求我把這話告訴副外長。

尼克松總統：如果你沒有告訴他的話，我將會把這一點也告訴總理。當然，我們必須認識到，就是有那麼一些國家，也有那麼一些同這些國家採取相同路線的國內政治派別，他們將試圖利用我們所做的任何聲明來表示中美之間的新關係已經破裂。非常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盡全力不把任何彈藥送進他們的槍炮，因為他們的槍炮是對準我們的。

另一方面，我完全清楚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我們所討論過的諸如越南和非洲這樣的問題上，因為中國政府的原則與我們的原則不同，所以，總理及其政府將會採取不同於我們的立場，我們對此自然不會覺得奇怪。我想要表達的唯一希望是，當我們之間出現分歧的時候，我們雙方都可以避免涉及個人。如果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反對美國的政策時，我們可以避免涉及個人，那麼，我相信這將會有益於時局，你說呢，亨利？

基辛格博士：也要避免使用形容詞。

尼克松總統：措辭要保持冷靜。你們有立場，我們當然希望你們在你們的國家、在整個社會主義運動中、在世界上維持一種原則立場。我們有立場，但這是一個不同的立場。我們將避免顯示我們雙方之間的任何一方改變了自己的原則。我們將只顯示我們是在努力尋找共同點，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將會努力尋找更多的共同點。我們認識到，在兩個具有不同制度的大國之間，存在的決不可能全是共同點。

最後一點，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將會認識到其巨大的重要性，即不給蘇聯以任何理由因舉行這次會晤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言辭上的攻擊。我非常細心地注意到總理關於我們應該如何回答蘇聯領導人問及這些問題時的意見，因為我們認為他們可能會問起我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總理可以放心，我將會小心翼翼，我也不會洩漏任何秘密，我將不會因為我們之間的會談而做任何讓中國難堪的事情。我要說，根據過去的表現，我們預計或許將會有一些來自莫斯科的口頭攻擊。我們對此將不做出反應，但最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可以避免的話，我們將不提供任何將會使攻擊變得更加強烈的彈藥。

周恩來總理：謝謝你。在你即將離開之前，我們有機會坦率地討論一些問題，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

首先，我們在秘密會談中所討論的一些事情，不僅涉及到蘇聯、日本和印度，也涉及到我們已經決定付諸行動而不掛在嘴上的事情，我們相信我們將會保守秘密，基辛格博士兩次訪問中國之後所發生的一切可以對此作證。我們相信我們將繼續這樣做。

我們所說的保密並不意味著我們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或者說我們是在實施針對第三國的陰謀。相反，那樣的事情不能做，不談那樣的事情更好。因為我們希望促成更好的可能性，但是我們同時又要為最壞的可能性做準備。這只是提防最壞的可能性，而同時我們又在為更好的可能性進行努力。

歷史證明：對於我們正在合作的方向最好採取嚴肅的政策；嚴肅的政策比輕描淡寫地談及這些事情要好。這不是外國宣傳機構所描述的那種不讓別國知道的秘密協定。

尼克松總統：我們必須懷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周恩來總理：對。

第二點，在《聯合公報》發表之後，我們雙方當然都將儘量不傷害對方。但是，你們有你們的困難，而我們也有我們的困難。

尼克松總統：我知道。

周恩來總理：例如，就像你剛才所說的那樣，你們方面不僅白宮盡最大努力遵守協定，而且將使國務院和五角大樓也遵守協定。但是，有時候，他們可能會有所失誤，這將會引起全世界的猜測。我們無法不對這些失誤進行反駁。不過，我們不會把反駁的矛頭指向總統本人，但我們會直接反駁那些造成失誤的人。你們方面必須首先採取措施處理失誤事件，當然這樣做更好。

對於國會和新聞媒體所做的辯論，我們將會以不同的方法進行處理。我也同意總統先生的建議，即（民主與共和）兩黨領導人應該消除分歧，因為這樣更好。

尼克松總統：曼斯菲爾德和斯科特？

周恩來總理：是的。因為這樣做更易於聯合他們。

尼克松總統：記住我所說的，另一個黨的曼斯菲爾德比我們自己黨內的斯科特更會保守秘密。

基辛格博士：總統明天是否可以說你們在原則上已經同意了他們的訪問？

尼克松總統：但是，我們不會宣佈任何事情。

周恩來總理：對。

尼克松總統：他們可能說嗎？如果我提起這事，斯科特會說。

基辛格博士：我們必須預計到他們會說訪問之事將會發生。

尼克松總統：就這樣好嗎？

周恩來總理：好。還有，為了公平起見，我們歡迎那樣一條建議，即他們同時來訪，因為這件事將會影響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

基辛格博士：另外，因為他們將提出各種實際問題，我們可以告訴他們，當我們建立起一條聯絡渠道時，他們可以同你們在巴黎的大使進行交涉。我們不會告訴他們巴黎已經成為了聯絡渠道。這使我們有兩周或三周的時間。

周恩來總理：好的。當然，對於針對我們的國會辯論、各種各樣的公眾輿論和誤解，我們當然將會予以駁斥。那也將會與我們的公眾輿論有關。

尼克松總統：用北京的廣播和報紙？

周恩來總理：是的。還有那些與我們關係密切的國家，他們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首先是越南⋯⋯

尼克松總統：阿爾巴尼亞屬於左派。（周恩來總理笑）

周恩來總理：⋯⋯有他們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我們沒法解釋或者控制他們的觀點。

你們理解並且知道阿爾巴尼亞反對柯西金和你們對中國的訪問。他們希望我們被孤立，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相信我們有實力。那不是他們的主觀願望，但是他們希望我們在客觀上處於孤立。當然，這只是說給你們聽的，我們這樣說僅僅是為了解釋我們所處的局面。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所有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所以我們尊重他們的觀點。我們不會公開干涉，而且肯定不會像蘇聯那樣企圖主宰所謂的兄弟國家的意見。在這方面我對你講了很多了。

在第三個方面，蘇聯將會進行誹謗，而且這種誹謗不僅是將來會發生的事情。自從我們在去年7月15日發佈公告至今，他們就沒有停止過表達自己的立場。我認為他們在將來還會更加充滿敵意。我相信不僅是我們，你們一方也將會給予回擊。

尼克松總統：噢，是的。

周恩來總理：你們也必須對此做好準備。我們告訴過你們我們的立場。你們可以把我們的立場告訴他們。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們仍然持這樣的觀點，這是我在許多場合一再重申過的，那就是：越南及另外兩個印度支那國家的戰爭不停止，遠東的緊張局勢將不可能得到緩和，而我們將不得不繼續援助他們的正義鬥爭。我們僅有的義務就是同情並支持他們。我們既無權干涉他們的立場，也無權建議各種各樣的立場。我們無權替他們談判。我一再對此做了重申。我們的這一立場是非常嚴肅的。

我們希望，在未來處理這一問題的過程中，你們將會看到更遠的將來。可以肯定地說，如果那個地區真正實現了和平，那麼，該地區將會成為一個不結盟地區。這也將不僅有益於緩和遠東的緊張局勢，而且也有益於緩和世界的緊張局勢。只有這樣，美國才將有可能與我們一起實現我們所達成的一些共識。

尼克松總統：那也將有助於臺灣問題的解決。

周恩來總理：但是，總統先生也知道，我們會讓臺灣問題擱一段時間才去解決，而我們更希望越南及整個印度支那停止戰爭，因為我們覺得這是一件更為緊迫的事情。

尼克松總統：我只是指在臺灣的兵力水平。

周恩來總理：因為臺灣是我們的內政，所以我們自己也還需要做出努力。我們不能把這一問題的解決太多地寄望於美國和總統先生本人。我們不能期望你們為此做所有的事情。當然，你們所保證的只是：最後撤軍、不支持所謂的臺灣獨立運動、當你們仍然在那裏的時候不允許日本軍隊進駐臺灣。至於最終的解決方案，那是我們內部的事情，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情。

還有一點也是總統先生所贊同的，基辛格博士也提到過。每一件事情都必須要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得到具體的解決。人們不可以堅持一個簡單的原則，教條地使用這種原則。人們不可以把這種原則到處運用。那樣不好。

尼克松總統：舉個例子如何？

周恩來總理：也就是說，作為一個這麼大的國家，我們已經讓臺灣問題擱置了二十二年時間，我們還可以讓這一問題再等一段時間。儘管臺灣問題是我們關係正常化的一個障礙，但是，我們並沒有急於利用反對你訪問的那些人，也沒有急於試圖解決所有問題並將你置於一種尷尬的境地。

但是，至於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其他地方，自從二戰以來的二十六年時間裏，那裏從來沒有停止過戰爭。那裏的人民一直在流血。因此，我們極其同情那一地區的人民。我們認為他們與我們是緊密相連的。我們曾經想到要在公報中講幾句話，但是我們後來又想到，那樣做或許會涉及到其他問題，所以我們沒有那樣做。你肯定理解這種感情。因為在與別國的鬥爭中，不管是朝鮮還是越南，我們三個國家都一直參與了彼此國家的鬥爭。在歷史上，古代的中國曾經侵略過這兩個國家。當然，這是過去封建帝國擴張時期的事情。

我們對這些國家，即對朝鮮和越南的援助可以說是無條件的。但是，有一條我們一直在嚴格地遵守著，那就是，我們尊重他們的主權和獨立，我們也尊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就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已經取得勝利的我們只有援助他們的義務，而沒有干涉他們主權的權利。我們欠他們的債是由我們的祖先造成的。自從解放以後，我們對他們沒有了義務，因為我們推翻了舊的制度。但是我們仍然對他們懷有深深的、徹底的同情。

我相信，總統先生和基辛格博士所表達的希望是遠東的緊張局勢將會逐步得到緩和。在緩和緊張局勢的過程中，越南與印度支那兩個國家的這一問題是個關鍵點。我相信總統先生在北京舉行的答謝宴會上敬酒時說過，你們與中國的關係對世界和平至關重要。而我們相信，越南與印度支那另兩個國家的問題對於緩和遠東局勢至關重要。我們極其遺憾地說，就在你們來訪之前以及在你們訪問這裏的過程中，北越一直還在遭受轟炸。我想坦率地說，如果美國不轟炸那一地區，美國也不會蒙受任何損失。但是，你們現在使蘇聯有機會說：北京歡迎尼克松總統的音樂聲一直伴隨著轟炸北越的炸彈爆炸聲。

在結束之際，我想說，為了表達我們的感情，你知道我們保持著很大的克制。基辛格博士可以作證⋯⋯

尼克松總統：是的。

周恩來總理：⋯⋯自從去年七月份以來，我們一直保持著很大的克制。但是，緩和世界緊張局勢的關鍵點並不在那裏，這一點總統先生和我以及毛主席都很清楚。

在你們離境回國之際，這些最後講的話將會給總統先生和我們的其他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當然，基辛格博士有許多談判的事情需要處理。尼克松總統：他們兩人合作的很好。

周恩來總理：顯而易見，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中美之間的談判比越南與美國之間的談判要相對容易一些。

基辛格博士：僅僅是為了維護面子而必須做⋯⋯我相信，我們在這裏訪問的時候，我們不會去轟炸北越。

周恩來總理：在非軍事區，沿非軍事區的兩邊。

基辛格博士：我們在這裏訪問的時候不會。

周恩來總理：會。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會核查一下。

周恩來總理：已經轟炸到廣寧了。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會對此進行核查。有過命令不許這樣做的。

周恩來總理：你們回美國之後可予以查實。

尼克松總統：有一件不那麼嚴重的事情。新聞報道說，甘地夫人對我們訪問中國發表了一個聲明。

周恩來總理：我不認為那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我們對此不會非常介意。

基辛格博士：是的，不過⋯⋯

尼克松總統：我看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周恩來總理：儘管她（印度）是那麼大的一個國家，但是我認為這種伎倆太渺小了。

（會談就此結束。周恩來總理護送尼克松總統和夫人下樓並向上海市革委會主任[74-1]道別。他們然後去機場回美國。）

注釋

[74-1]這裏可能指時任上海市革委會主任的張春橋。張歷任上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社長兼總編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文革”開始後，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1967年後任上海市革委會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委員、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國務院副總理。是中共第九、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永遠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公開審判，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作出裁定，鑒於張春橋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無抗拒改造惡劣情節，將對他原判處的刑罰，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原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

75

日　　期：1972年3月3日

文　　件：參議員彼得・H・多米尼克[75-1]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發表的講話——關於“總統的文告”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President's Office Files, Box 16/3,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總統先生：

自從在2月27日發表了尼克松總統和周恩來總理的《聯合公報》，一些新聞媒體的大字標題、一些廣播電台的即時評論員、一些擔任公職的人們和一些尋求入主白宮的人都把這份公報稱為是對臺灣的出賣。作為一名中華民國人民的長期的敬慕者，我不僅仔細研究了這份公報，而且研究了我們在這個地區的條約義務和防禦態勢。作為研究結果，我可以說，我不認為我們對中華民國的承諾有任何改變的跡象。

任何相反的觀點的確是站不住腳的，而重複那種關注只會在我們所有的盟國之中鼓勵這樣一種看法，即他們應該反省他們自己的立場，而且這不會給臺灣、美國或自由世界的事業帶來任何好處。

總統先生，公報只是主張由中國人民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而我們並沒有撒手不管和摒棄對中華民國的長期承諾。

許多強調內容集中在公報中美國做出聲明的那部分，即美國“重申其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她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同時，隨該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美國將逐漸地減少其在臺灣的部隊和軍事設施。”

確實，我們已經同意隨緊張局勢的緩和撤出一部分駐紮在臺灣的數量有限的美國部隊。不過，我們在該島上並沒有實力強大的武裝部隊，至於從1964年到1968年小規模地增加部隊，這與在越南的軍事集結有關，而不是將其作為對臺灣進攻的一種保護屏障。隨越南局勢的緩和，那些武裝力量肯定會減少。

此外，根據我們與中華民國政府在1954年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我們決不取消我們所承擔的義務。這個國家與中華民國在1954年簽訂的正式條約是有正當理由的，差不多在二十年前促成這份條約的兩個主要原則在今天仍未失去其有效性。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在該條約批准前的聽證會上，前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說，該條約要達到兩個目的：

“除了任何誤解的可能情況外，該條約將會警告中國共產黨人，即美國將把直接針對臺灣和澎湖列島的武裝進攻視為對其自身和平與安全的一種危險，並將採取行動以對付這種危險——而這樣的行動符合我們憲法的程序。”

“該條約向中華民國和世界做出了堅定的保證，即臺灣和澎湖列島不是某些部分遠東人與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交易’的一個對象。”

根據與中華民國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已明確地聲明“各方承認在西太平洋地區內發動對簽約方的任何一方領土的武裝進攻將會危害其自身的和平和安全，並宣佈任何一方將會採取符合其憲法程序的行動以對付共同的危險。”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該條約是無限期有效的，或是任何一方通知另一方終止該協議一年以後才會失效。當然，雙方都沒有發出任何這樣的通知或正在考慮這樣做。

因此，總統先生，我國人民和中華民國偉大的人民不應該擔心我們已背棄我們的承諾。自該條約簽署以來，每屆繼任政府都重申堅持這些目標，如今，像以往一樣，美國繼續準備保衛其盟國以抵禦軍事力量的進攻。

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詞時，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馬康衛引用了國務卿威廉・羅傑斯的聲明，有關我們對中華民國的義務他繼續做了精確的陳述。他的話如同他在作證詞時一樣在如今仍是中肯的。他說，“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和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爭執的最終解決方案不論怎樣，我們堅決認為該解決方案必須通過和平的方式來達成。”

“我們希望能說服共產黨中國先擱置這個問題，以便我們可以探討消除我們兩國關係緊張的其他根源的可能性。但是在這個問題的和平解決方案達成之前，我們的諾言和我們的國家利益還是要求我們遵守與中華民國政府之間達成的《共同防禦條約》。在致力於把東亞發展成為一個和平的社會以使之能夠更好地滿足其人民需要的過程中，中華民國政府與我們政府之間的共同目標，就是（建立）一個良好基礎來支持政府在國家政策中的其他領域與之維持密切的合作關係。”

雖然在美國與亞洲國家的關係方面我們正在開啟一個重要的新時代，但忽視在世界的這一地區中華民國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所做出的貢獻，是違背我們自身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的。其實，我們對中華民國的軍事承諾只不過是長期而持久友誼的一小部分。儘管其地理位置是重要的，但是臺灣對美國的重要性並不局限於其有利的位置，即從阿留申群島延伸到菲律賓的所謂沿岸防禦位置。該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已營造出吸引外國投資和資本的氛圍——與1960年以前的年平均額二百五十萬美元相比，在1971年外國投資年平均額已達一點四億美元。我在參議員席上所做的較早一次演講中，曾經討論過這種巨大的增長，使得擁有一千五百萬人民為資源的中華民國在援助發展中國家方面起了一個積極的作用。毋庸置疑，我們兩國從密切的經濟和政治聯繫中獲得了重大的成果。

除了美國和中華民國之間物質利益上的關係外，中國和美國人民之間還存在長期而持久的互敬和友誼。即使是無形的利益，美國不想忽視那種最珍貴的東西。那些人建議我們為了世界和平通過與傳統的對手擴大溝通而採取主動，結果將會導致拋棄我們的朋友，那些人對美國、我們的盟國或者和平事業是沒有幫助的。

總統先生，我們正在遵守我們的條約並繼續向我們的盟國表明，這種共同協議與承諾不會受到我們政府的輕視，也不會被擱置不管或因與其他地區改善關係而變得無效，它們將仍然是一個建立和平與繁榮世界的基礎。

注釋

[75-1]參議員彼得・H・多米尼克Senator Peter H. Dominick（1915-1981），1961年至1963年間擔任美國國會眾議員（共和黨），1963至1975年間任參議員，1975年出任美國駐瑞典大使。

76

日　　期：1972年3月6日

地　　點：白宮形勢室

文　　件：白宮午間情況簡報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343,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格林——霍爾德里奇與馬科斯[76-1]的會談

3月4日上午，格林和霍爾德里奇與馬科斯總統會談了兩個多小時。意見的交換是尖銳而深入的，馬科斯向格林提出的問題反映了菲律賓官員和公眾的深切憂慮。會談中討論了以下話題：

美國對臺灣的意圖

馬科斯問，臺灣最終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他要求格林向美國政府轉達，他的政府認為菲律賓必須做出最壞的打算，並談到了十年以內臺灣將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格林說，他認為這種推論的方式是不必要的，中華民國政府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正處在一個強大的經濟地位。格林解釋道，我們願意接受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某種有成功可能的解決辦法並不意味著我們缺乏同情，並特別指出軍事援助和外交關係將繼續保持下去。他補充說，公報聲明中有關駐臺部隊的減少是與“尼克松主義”相一致的，而最終的撤軍顯然根據這一問題的和平解決方案而定。

五項原則

格林建議，假如我們和北京都已經聲明了我們同意支持五項原則，我們就應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爭取使北京履行這些原則。這使羅慕洛（Carlos P. Romulo）談到了在東南亞的“美國干預”。

美國在菲律賓的基地

格林表示，我們對基地重要性的看法沒有改變。馬科斯對此表示讚賞，並特別指出他就此問題在國會和立憲會議上所做的努力遇到了不負責任的反對。

當馬科斯和格林轉而進行私下討論後，在談到我們贊成由中國人達成的和平解決方案，但不會屈服於武力解決方案時，羅慕洛轉而改變立場，贊同美國和菲律賓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致的。

⋯⋯倫敦會談

今天上午的初次會議幾乎把時間都花在討論美國在有關排外問題的立場上。明托夫[76-2]建議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和馬耳他有一份一致同意的、可列為機密的備忘錄，該備忘錄聲明，根據第三國條款，英國理解美國勉強默許馬耳他政府打算禁止美國艦船訪問馬耳他。

倫敦大使館注意到，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的談判要求我們根據明托夫最新的建議來考慮這個問題，同時把我們的反應告訴他們。英國目前不可能進一步考慮這個問題，並認為明托夫也許會與我們直接聯繫。

在繼續上午的會談中，討論了雙方的觀點。在談到金融問題時，倫斯（Luns）[76-3]暗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許有可能向馬耳他提供首批款項，用以幫助解決其金融問題。明托夫說這只會使他今後處於同樣的困難境地之中。

注釋

[76-1]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曾任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政權於1986年在菲律賓第一次人民力量運動中被推翻後，他及其家人便流亡到夏威夷。馬科斯於1989年客死他鄉，其家人於九十年代返回菲律賓。

[76-2]明托夫（Dom Mintoff），時任地中海島國馬耳他的總理。

[76-3]文獻原件並未註明該官員的身份，編譯者認為是指Joseph Luns，他於1971至1984年間為北約第五任秘書長。

77

日　　期：1972年4月（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文　　件：黑格將軍致尼克松總統——“對你中國之旅的國外反應綜述”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Box 1036,"China-General,April-June 22,1972",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根據來自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的各種報告，我們就國外官方和媒體對你的中國之旅的反應做了如下綜述：

東　亞

大體上，該地區的國家仍然公開表示滿意，而且，由於我們政府高層發表的聲明和格林——霍爾德里奇外交使團所作的保證，這些國家目前已經不再感到那麼擔心了，因為這些保證是我們將仍然遵守我們所作的承諾、並且我們沒有達成過任何秘密交易。然而，許多國家的首都認為自己必須開始調整其政策以便適應正在變化的國際環境。

・　中華民國。臺北已經從公報所引起的最初的震驚中恢復了過來，但是仍然非常擔心我們的長期意圖。我們高層的聲明和格林——霍爾德里奇外交使團似乎向中華民國再次保證我們的防禦承諾目前仍完好無損。但是臺灣的政府和民間似乎持有保留意見，除非他們既看到了我們如何與北京進行關係正常化，又實際上知道這次訪問的全部內情。他們想要知道美國是否已經在那些將最終迫使其自身在臺灣問題上做出進一步妥協的步驟上同北京達成了一致意見，他們也想知道美國的長期戰略是否可能不是僅僅維持其恪守承諾的外表，而實際上卻是通過故意破壞臺灣的生存能力的行為來逃避其承諾的履行。

・　日本。公報沒有進一步將佐藤感到可能會使他的國內立場無法立足的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協議包括在內，這讓佐藤政府大大地鬆了口氣。佐藤現在正把注意力集中在與北京建立直接的官方聯繫以討論關係正常化問題，而且，為了達到此目的，他已經對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作了些微修改。

・　韓國。對於你訪問的結果，樸正熙政府已經再次覺得相當放心了，並且，現在似乎為公報把朝鮮問題的要點和實質討論意見包括在內而感到滿意。然而，其潛在的憂慮還是易於引起的，就像羅傑斯國務卿在3月7日新聞發佈會上的談話所顯示的那樣，他說美國有“跡象”表明北朝鮮對緩和緊張局勢有著興趣，而美國也希望與包括北朝鮮在內的所有國家改善關係。大韓民國懷疑這些“跡象”是由北京的中國人轉告你的。

・　東南亞國家。印度支那國家的領導人公開支持你的訪問，表示最強烈支持的是老撾和柬埔寨，阮文紹總統和他的顧問似乎為你的中國之行沒有改變美國對越政策而感到滿意。雖然泰國領導人的立場與你的政策大體上相一致，但泰國仍然懷疑你的主動能否使其從共產黨的叛亂中獲得即刻的緩解，因為這些叛亂活動在去年明顯增多了。印度尼西亞的領導人在公開和私下場合都對你為緩和亞洲緊張局勢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歡迎，但是他們私下告訴我們，他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不會對其支配東南亞的企圖有所收斂。在菲律賓，儘管格林——霍爾德里奇外交使團似乎減輕了馬科斯政府最為害怕的事情，但馬科斯總統卻繼續有著這樣的擔憂，那就是，如果臺灣被結合進中國大陸的政策之中，他的國家的安全則會受到長期影響。

・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兩個國家基本上一直都熱心於你的訪問，但是，在今年這個大選之年，麥克馬洪總理繼續高度關注他自己如何能夠迎接反對黨工黨的挑戰，以便迅速而徹底地採取行動改善澳大利亞與北京的關係。

・　亞洲其他共產主義國家。儘管據說周恩來在你離開後馬上赴河內作了通報，但北越人仍是痛苦的，並且不再抱任何幻想了。北朝鮮人接受了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關係的前景（儘管他們對此事不是很高興），而且他們正忙於同漢城在外交上開展競爭，以顯示他們自己更加胸襟開闊和通情達理。

歐　洲

・　蘇聯。蘇聯人差不多克制了三個星期才發表了官方評論，把他們自己限制在謹慎的、模棱兩可的媒體反應範圍內，對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可能的秘密協議表示懷疑。蘇聯人強調的是勃列日涅夫在3月20日的講話，那次講話是特別針對我們的。他在講話中對你的中國之行進行了謹慎且積極的解釋，他說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接觸是正常的，是受歡迎的，也是符合“和平共處”的原則的。他說“最後的評估”需要到不久的將來才能做出——他這樣說的意思也許是指莫斯科峰會，暗示莫斯科峰會才是對美國目的的真正檢驗。然而，他沒有掩飾蘇聯的敏感，用威脅的口吻指出了圍繞這次訪問而存在的秘密，而且帶有諷刺意味地引用了總統所說的美國人和中國人的手中掌握著世界的未來。

・　東歐。莫斯科的東歐盟國強調了這次訪問的反蘇特徵，但是他們主要把評論的矛頭指向北京。可是羅馬尼亞卻為這次訪問喝彩，認為那是國際生活中的一個歷史性的事件。南斯拉夫的反應也是持贊成態度，而且新聞媒體有大量的報道。

・　西歐。在西歐，這次訪問刺激了與北京改善關係的興趣。勃蘭特政府將其視作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一個開端。當總統還在中國的時候，倫敦就宣佈了與中國互換大使。舒曼在一份官方的聲明裏表示，美國已經認識到法國人較早與中國人建立正常關係的明智。法國官員私下說中國人在公報裏“付出”的比美國人要多。西歐的媒體報道大體上是持謹慎的贊成態度，有些報紙稱這次訪問是“劃時代的”。

中　東

中國之旅在阿拉伯國家看來是只激起了短暫的興趣。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看來把這事看作是美國開始努力面對現實，而不是對他們利益的直接威脅。以色列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認為這次訪問是一次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但他們似乎也認為這次訪問對他們的直接利害關係很小。事實上，無論是阿拉伯人，還是以色列人，都已經在預測莫斯科峰會的情況，他們知道莫斯科峰會將會直接涉及他們的至關重要的利益。

中東其他地方的反應似乎一般也是贊同性的。就像你從埃里姆那裏獲知的情況那樣，土耳其人讚揚了這次訪問，他們中許多人認為這可能是緩和遠東局勢的開端，這也肯定了他們自己採取行動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政策。希臘人的反應也是讚許的。對伊朗國王來說，中國之旅看來也沒有問題，儘管他肯定是在密切注視我們怎樣遵守過去所作的承諾。

南　亞

南亞的反應差別相當大。到目前為止，最消極的反應來自印度。在印度有這樣一種傾向，那就是從最壞的可能性去理解這次訪問。包括甘地夫人在內的很多印度人擔心，美國和中國之間關係的改善，將會以某種方式帶來一種新的力量平衡，而這種力量平衡會限制印度的行動自由。他們強烈地批評公報中提及的克什米爾問題，是明目張膽地干涉印度的內政，從而暴露了他們對這次訪問的深深的擔心和懷疑。

作為尖銳的對比，巴基斯坦對這次訪問的反應是非常積極的，歡迎公報提供了包括那些南亞問題在內的解決很多世界問題的可能性。可是，孟加拉國政府緊緊地追隨印度的路線。尼泊爾的反應大體上繼續集中在不得罪中國也不得罪印度的狹窄的不結盟路線，而錫蘭和阿富汗看來大體上對中國之旅的目的表示贊同。

拉丁美洲

在拉丁美洲，官方對這次訪問的評論是謹慎的，但普遍的反應是高度讚許的。很多國家認為，美國與中國建立聯繫是努力實現世界和平的偉大成就。許多國家不是要求就是推測美國對古巴的政策會有類似的轉變，巴西表示了特別的關注，認為這種轉變或許是一種真正的可能性。拉丁美洲也相當關心你的訪問對臺灣及其與該地區的商業聯繫所造成的影響，因而他們對《聯合公報》的評論是毀譽參半。

古巴人對訪問的新聞報導是詳盡的，但語調溫和，實事求是。在整個訪問過程當中，哈瓦那克制自己沒有對北京作過任何直接的批評。不過，古巴繼續強調了其對美國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的批評。

非　洲

非洲的官方的反應很少，但一般都是讚許的。非洲官方公開和私下的評論反映了非洲人的興趣在於，中美關係的發展會如何影響他們。左傾的政府，像坦桑尼亞，懷疑這次訪問是否會改進華盛頓對結束少數白人統治南非的努力的態度。較為保守的政府，例如象牙海岸，已經表示了某種擔心，那就是，美國因為“拋棄”中國國民黨人，可能會證明自己是一個不可靠的盟國。

78

日　　期：1972年4月11日

文　　件：洛德致基辛格——“4月13日會晤的會談要點——其他主題”和“在臺灣島的核武器”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RG 59, General Records, Winston Lord Files, Box 329, File 77D 111,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讓總理知道，總統已經決定在今年年底前將在臺灣的核武器[78-1]的數量減少百分之五十。當然，這件事將會悄悄地做，而且這條消息一定要嚴格保密。（附錄B部分的國防備忘錄）[78-2]

注釋

[78-1]現存的美國檔案中尚未發現能夠確認美國當時在臺灣所部署的核武器的數量和種類的文獻。但是，美國國家檔案與文獻局近期解密了一批與臺灣交涉撤離核武器的文件。例如，美國駐臺北大使館致國務院2278號電報，1974年5月1日（U. S. Embassy Taipei Cable 2278 to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 1974,“Conversation with CCK〔Chiang Ching-kuo〕.”）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0,www.gwu.edy/-nsarchiv/NSAEBB/NSAEBB20.電報中，美國駐臺使館公使威廉・格來斯丁（William H. Gleysteen）報告他當日與蔣經國的會晤，並稱蔣對美要撤離部署在臺南空軍基地的核武器的反應沒有“想像”的激烈，只是提出不希望華盛頓公佈撤離的消息。美國在越南戰爭開始後，為了“戰略需要”，開始在日本、韓國、菲律賓和臺灣實施代號為“加大〔Enhance Plus〕”的部署戰術核武器的秘密計劃。

[78-2]作為本文件附件的國防部備忘錄，迄今仍未解密。

79

日　　期：1972年（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文　　件：基辛格——“臺灣”

文件性質：手稿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8,"China-Mansfield/ Scott Tripto China, [April-May1972]",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臺　灣

中國人對此問題的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想要在世界事務中發揮與其國家大小和重要性相稱的作用，但這個目標的實現卻被下面這樣一個事實弄得大為複雜化了，那就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在重要的戰略領域中與許多國家保持著外交關係，而且直到最近還一直佔據著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二十二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堅持“不承認兩個中國”的原則，這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同任何有臺灣代表的國家或組織正式打交道；因此，臺灣在聯合國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中國的加入及其影響力的發揮。

另外，中國人還面對著一個與臺灣有關的安全問題。蔣介石仍然致力於收復大陸，而北京或許並不會認真地看待蔣介石依靠自身力量採取行動所構成的威脅，但是，對外來強國的進攻的可能性總是極其敏感的中國人，並沒有覺得他們自己可以輕易地不考慮有由美國撐腰的蔣介石的威脅。

一個獨立臺灣的存在，對中國人來說，也是一種強烈的情感問題。在他們看來，一個在中國大陸被打敗的殘餘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不但阻礙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圓滿地完成中國的革命事業，而且實際上在世界上的許多關鍵領域裏還一直在行使著中國的發言人的職責。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深深地捲入了這件事情之中，“解放中國領土臺灣”已經成了中國人民的一句主要戰鬥口號。

中國人責備美國使臺灣的分裂狀態無限期地延續下去。他們譴責我們違背了我們在《開羅》和《波茨坦宣言》中所作的把臺灣歸還中國的保證。

但是中國人對除了臺灣以外的其他因素也並非不敏感，因為這些因素不僅影響到他們在遠東力量平衡方面的利益，而且也影響到美國正在或將會發揮的作用。1968年8月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肯定投下了這樣的陰影，即蘇聯可能會進攻中國。他們還十分焦慮地關注著日本的崛起。同時，他們認真地對待“尼克松主義”，而且他們顯然接受了總統採取的積極行動，並把之視為美國不打算進攻中國的一種徵兆。從而，他們看到了與我們開展對話的好處，這種對話有助於他們推動自身的目標，或者有助於他們維持現有力量的平衡。

他們忍受中國的分裂狀態已經二十二年有餘了，但對他們而言，這個問題當然依然是中美關係的關鍵所在。對於臺灣的未來，中國人在好幾個領域中表示了極大的關注。美國是否將會採取臺灣的合法地位“未決”的立場？美國是否將會極力促成某種形式的“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狀況？對中國人來說，臺灣毫無疑問是他們的領土，外人絕不可以憑藉某些托詞而否認中國對其自身領土的要求。然後就是確定撤走美國軍隊的原則的問題，儘管這個過程可能會需要一些時間。

另一個關注點涉及到美國與臺灣政府和人民的關係問題。我們將允許“美——蔣共同防禦條約”如中國人所希望的那樣失效，還是讓之繼續有效地阻止中國大陸與臺灣統一？我們是否將會支持把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臺灣獨立運動？

中國的立場

・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對臺灣擁有主權。

・　美國不能視臺灣的地位為未決。美國在《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中承認臺灣應該歸還給中國，事實上，在1945年日本人投降之後，臺灣就已經歸還給了中國人民。

・　美國不應該鼓吹任何類型的“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立場，也不應該支持臺灣的獨立運動。

・　美國應該在一定的期限之內從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撤出所有的部隊。至於美國——蔣介石共同防禦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這個條約視為非法，並認為應該將其廢除或視其為無效。（《聯合公報》中未提及這份共同防禦條約。）

中國在公報中表達的觀點

（中方）重申其立場：臺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之間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份，早已歸還給了祖國；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權干涉；同時所有的美國軍隊和軍事基地必須撤出臺灣。中國政府堅決反對旨在製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和“臺灣獨立”或者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任何活動。

80

日　　期：1972年12月（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文　　件：基辛格致尼克松總統——“1973年1月5日下午4時（歷時15分鐘）於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中華民國副總統嚴家淦會晤要點”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26/23, Memcons-Presidential/HAK, January-March 1973,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目　的

為了接待前來參加杜魯門紀念活動的中華民國代表嚴家淦副總統，以便表明美國與中華民國繼續保持著熱情友好的關係。

背景、參加者、新聞計劃

背　景

對於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關係上的緩慢改善的前景，中華民國目前雖然大體是聽天由命的，但仍在繼續謹慎地注視著這種改善的步伐。臺北極其關注美國減少外交支持或者改變防禦承諾、軍事援助或經濟關係的任何跡象。去年9月臺北對日本承認北京的事大為震驚，儘管臺北成功地重新調整了與日本的關係，以便在非官方的基礎上與日本保持貿易與其他方面的聯繫，但臺北對自身與美國之間的正式聯繫卻更加敏感了。但是，作為現實主義者，臺灣的領導人正想方設法在別的地方以非官方的關係來取代他們日益減少的外交關係，這些非官方關係將支撐臺灣生死攸關的對外貿易拓展，因為臺灣的外貿佔據了其國民生產總值的大約四分之一。（嚴家淦本人是一位經濟學家，並為中華民國下決心建立一個強勁的經濟而擔負部分責任。）

臺灣內部穩定的短期前景是好的。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大陸的領導階層正在國家層面上擴大臺灣以往在政治上的極其有限的作用。當前的主要問題是蔣總統的健康：在去年7月他患了一次嚴重的肺炎之後，漫長而緩慢的恢復似乎已使他的身體變得極其虛弱，他的神志只能在有限的時段內保持清醒，這就使他甚至不能履行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總統職責。

嚴副總統從1966年直到去年春季一直兼任副總統和行政院長，但現在蔣總統的長子蔣經國取代他當了行政院長。鑒於蔣總統已喪失履行職務的能力，嚴家淦目前作為國家代理的執行元首來行使職責，儘管全都只限於禮儀上的作用。

參加者

嚴副總統、理查德・肯尼迪。

新聞計劃

白宮攝影師將在會晤開始時拍照。會晤後，齊格勒先生將召開簡短的新聞發佈會。

會談要點建議

所附的是你會談的要點建議。

會談要點建議

・　詢問一下蔣總統的健康狀況，並請嚴副總統轉達你對他的良好祝願，希望他早日完全康復。

・　向嚴副總統保證，美國將繼續堅定地遵守其對中華民國的防禦

承諾。

・　告訴嚴副總統，美國打算繼續維持其同中華民國的外交、經濟以及其他的友好聯繫。

・　表達你對臺灣持續的強勁經濟增長的欽佩。

・　（如果嚴副總統提出中華民國日益減少的外交聯繫的問題）應該指出，美國確實作過努力以免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大，而且我們繼續在其他的國際機構中這樣做，最為重要的是我們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為此所做的努力——我們去年九月份獲得了這方面的成功。補充一點，在合適之處，我們會鼓勵已決定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的其他國家維持同臺北的經濟與文化上的聯繫。

編後語

自1949年的五十多年來，臺海兩岸一直處於敵對狀態，但是其敵對的原因有了很大的變化：從因內戰而雙方形成的敵對——誰是代表中國的主權政府，要在誰的主導下統一中國——現已演變為是因臺灣社會中“國家認同”的變化，海峽兩岸在“一個中國”還是“兩個國家”問題上的衝突。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執政的臺灣當局都在推動“臺灣新國家運動”，追求臺灣獨立。

為證明自己具有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權利，臺灣的民進黨執政當局2004年“總統大選”時附帶“公民投票”，以求用“民主”的方式獲得作為“國家”地位的正當性，並把“公民投票”看作是“讓世界聽見臺灣人民聲音”的一種方式。簡言之，臺灣當局希望重新尋找到“臺灣地位未定論”的依據，以此來為“臺灣獨立”開道。主張“臺灣獨立”的政治人物認為，臺灣已經具有了作為一個“國家”的基本要件：領土、人民、政府，所缺的只是國際承認。而之所以缺乏國際承認，是因為“中共打壓”。因此，必須要讓國際社會知道臺灣人民“爭取民主與獨立”的心聲。其實，這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政治訴求。

在當今世界上，臺灣地位真的如分裂勢力所認為的那樣是不確定的嗎？無論是從國際法理還是從大國政治的角度來看，“臺灣地位未定論”根本站不住腳。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大國主導形成的並具有國際公約地位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已明確了臺灣作為中國一部分、進而不具主權獨立——甚至於部分獨立——的地位。

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期間，美國出於自身的戰略利益和“反共”意識形態的需要，採取了繼續承認“中華民國”並與之結盟的政策，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互不承認，處於敵對狀態。但是，對一個像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國家採取不承認和敵對的政策，對美國來講，代價是巨大的（美國在整個冷戰期間所直接介入的“熱戰”幾乎都和與中國對抗有關，例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在與蘇聯的冷戰中，美國也因此受到了極大的牽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交道，是一個無法避免的現實，問題只是時間的遲早，以及美國領導人的明智與否而已。而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交道，就必須找到處理“臺灣問題”的出路。當然，對美國來說，最有利或最理想的出路是以“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方式來解決臺灣問題。但是，這樣的選擇並不能解決問題，仍然使美國繼續陷入要麼與中國的長期對抗，要麼不得不最終拋棄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的兩難境地。

此外，即使是在操作層面上，華盛頓要實現“一中一臺”也困難重重。從本書所翻譯的美國解密檔案中可以看出，美國曾評估過是否有搞“一中一臺”和“兩個中國”的可能性[81-1]，特別是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問題上，如何應對“阿爾巴尼亞提案”，成為美國的一個頭疼問題[81-2]。但是，由於海峽兩岸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因此無論是“一中一臺”，還是“兩個中國”的方案，都沒有實現的可能性。最後，無論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上，還是在正式的外交承認上，一個中國的原則被無懈可擊地堅持了下來。在這段歷史中，應該說，海峽兩岸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共同立場，對在國際上確立“一個中國”的原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因素，事實上成為一種很強的約束條件，使美國在試圖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時，不得不在這樣的約束條件下尋找出路。其結果，表現在1972年中美之間的《上海公報》上，美國方面也不得不以“在臺灣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作為自己的基本立場，來處理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尼克松主義”給美國的外交戰略注入了新的活力。事實證明，這也構成美蘇冷戰態勢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美國逐步開始擺脫因越戰所造成的困境，而取得外交和軍事上更大的主動權。在國際政治這個巨大的轉變過程中，中美之間打開了交往的大門，改變了敵對的態勢，在世界舞台上居於了中心位置。對此，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是這樣解釋的：

總統正在展開的行動出自於這樣一種信念，那就是，如果一個有著七億五千萬人民的強國被排除在一個和平的國際秩序之外，或者對這一和平的國際秩序抱有敵意，那麼，這一和平的國際秩序是無法讓人放心的。在這十年之中，沒有任何問題會比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納入到國際社會的建設性關係之中更為重要，特別是與亞洲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

總統絕沒有幻想。美國與中國之間在原則和利益方面有著重大分歧，一次高峰會晤將不會解決這些重大分歧。中國領導人沒有放棄他們的原則，我們也沒有放棄我們的原則。我們兩國正處在一種進程的開始：我們有機會開展對話、公開討論我們之間的分歧並因此而減少我們之間產生衝突的可能性。如果取得了成功，我們將會對緩和亞洲緊張局勢和加強世界和平做出貢獻。[81-3]

如果中美關係能夠實現這種轉變，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大國和一些重要國家、相關國家，以及生活在臺灣的人們，都不能不受到這個事件的影響。而對美國來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交道，建立正常的國與國關係，最大的難題仍舊是如何處理臺灣問題。

一方面，按照尼克松主義，美國無法把具有七億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排除在世界體系之外，在不與中國打交道的條件下，去謀求一個穩定而和平的世界，進而謀求對蘇聯遏制的勝利。對華政策的調整，事實上已經成為當時美國整個戰略調整中成敗與否的中心一環。另一方面，美國進行這種戰略調整的難處是，臺灣的“中華民國”不僅與美國有著正式的“邦交關係”，而且還在1954年因《共同防禦條約》而存在結盟關係。這種結盟所針對的不是別人，就是當時美國要與之改善關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從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來看，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敵友位置的互換是國際關係中經常上演的戲碼。但是，當時對美國來說，臺灣的社會不僅與美國享有同樣的基本價值，而且是“盟邦”。對“盟邦”的拋棄，而去承認其“敵人”，無論是從利益考慮還是從道義上評判，對尼克松的白宮都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風險。如果不是改善中美關係所能帶來的戰略利益遠大於其所孕育著的政治風險，美國是絕不願意這樣去做的。這就是尼克松政府當時要進行戰略調整的最大的評判標準。

無疑，當代國際政治的現實是無情的。通過所解密的檔案可以看到，美國政府在決定進行戰略調整之後，從試探避免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陷入兩難開始，到最後不得不在只有一個中國的條件下，去選擇在海峽兩岸承認那一方為正式邦交，做出一個在利益和感情相矛盾的抉擇。這種選擇，例如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上，最後美國決定：“沒有站得住腳的理由去堅持以前的中國有兩個繼承的國家。就繼承國來說（並不是簡單的政權更迭），這個繼承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臺灣的政權最好被描述為‘倖存的政府’”。[81-4]這是反映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典型例子。

從本卷所選譯的美國解密檔案中也可以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從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以及外交部門的人員，在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維護世界及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在捍衛一個中國的原則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充分展現了他們傑出的外交才能。基辛格給尼克松總統的備忘錄中對周總理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周恩來是中國人這些品質的最傑出的體現。”美國不得不在一個中國的原則基礎上選擇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作為大國所具有的實力外，中國的領導人和外交人員所做出的貢獻，也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從基辛格給尼克松總統的備忘錄中可以看到，即便是在美國外交界叱吒風雲的高手基辛格，也不能不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稱為是：“他們兩人將會組成真正讓人難忘而又令人敬畏的一對搭檔。”[81-5]毛澤東、周恩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其他領導人，以及外交界的許多當年為中美關係實現緩和作出貢獻的人士，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已經作古。但是，檔案所記錄的他們為中國的外交所作出的貢獻，成為一份非常珍貴的遺產，對中國的戰略與外交仍有著不可替代的指導意義。

從中美之間打開大門開始，在決定臺灣地位的眾多因素中，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大國基於自身利益在臺灣問題上的算計。它表現為美國（同時也影響到更多的國家）為調整自己的全球戰略，以取得更為有利的戰略態勢，而重新考慮與各大國之間的關係。其中，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交，作為必須的條件。而在這個過程中，必不可少地要對臺灣的地位問題做出明確的界定，承認其為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所翻譯的這些從1969年到1973年美國解密的檔案資料，反映了當時國際政治和中美關係的這種大變動。對這些檔案文獻的閱讀，可以從許多方面受益，但是在今天很現實，也非常重要的是，可以進一步看清楚在國際政治中臺灣地位是如何被界定的。

臺灣的一些人士認為只要在臺灣推動“公民投票”，就可以向國際社會發出聲音，也會讓國際社會接受臺灣要求獨立的主張。如果從決定臺灣地位的各種因素來看，這一點確實是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發生了變化，即臺灣的執政當局不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了。但是，這個因素的變化就能夠改變臺灣的地位嗎？很顯然，這些人士太天真了。一個非常清楚的事實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依然作為制約臺灣獨立的基本條件存在，沒有給臺灣獨立提供什麼空間。在這個國際政治現實的背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力在不斷上升，從而中國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不能不被世界其他國家，即使是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所認真考慮。世界大國對臺灣問題的政策，依然基於她們的利益算計，而這種利益算計就是從這種現實出發的。只要中國屹立不搖，臺灣獨立就必然無望。

我們也不能不提到，即使在美國，有些人也對尼克松檔案所記載的歷史遺忘了。在冷戰後的世界中，他們不僅醉心於自己的實力，重新想玩起“遏制”的把戲。這次的矛頭不是對準別人，而是對準不斷強大起來的中國。在臺灣問題上，他們不僅又重新想建立與臺灣的軍事結盟，而且明裏暗裏支持臺灣的分離傾向，不斷削弱、侵蝕一個中國的原則。他們似乎認為，在對臺灣地位的定位上，又有了一些可以鑽的空子；中國人因為經濟建設，可能不會再有為臺灣的主權歸屬一戰的決心。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的共和黨前輩已經把各種可能性都試探過了。當年，尼克松和基辛格無論從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忠誠還是智商和外交能力都絕不比他們差，在對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上也要比他們懂得更多。尼克松和基辛格之所以會選擇與中國的緩和，並不僅僅只是冷戰中的權宜之計，而是對一個更符合現實實力的國際格局的深刻思考，關鍵在於沒有中國的參與，無法構建一個和平的世界。如果說與尼克松時代相比，今天有所不同的是，一個兩極世界已經不存在了，美國成為一個唯一的超級大國，其稱霸世界的意圖所受的制衡大大減少了。但是，國際格局中的力量對比並沒有變到中國已成為一個不足道的力量，可以聽任美國任意擺佈。在反對臺灣獨立的問題上，中國仍有不惜一切代價而為此一戰的決心。美國如果願意為此而介入的話，對美國來說並不是一個福音。中國雖然會因此付出代價，但這是為自己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而戰，義無反顧。而美國呢？是為道義？為盟友？為自己的霸權？即便是唯一超級大國和擁有絕對軍事優勢的美國，又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承受這種代價呢？

美國有人認為，如果中美發生軍事衝突，中美關係將倒退三十年。倒退三十年，正好是尼克松訪華以後，也就是我們所翻譯的檔案所記錄的歷史轉變的時刻。歷史可能是最好的老師。在那個時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來中國訪問，而不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去了美國。是美國人自己糾正了長期對中國實行的不現實的政策，而不是中國用妥協來求得中美關係的緩和。假如今後中美真的因臺灣問題發生衝突，歷史真的倒退三十年的話，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最後還是要由美國人自己來糾正這個錯誤。但是，當美國如果要再次糾正這樣的錯誤時，可能不再是贏得冷戰的勝利，而極為可能的是迎來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衰落。當然，如果這樣的事真的發生的話，那要由下一代人來研究這一段歷史了。

但願我們對這些尼克松時期解密檔案的翻譯，能讓更多的人瞭解當時中美關係的真相，也使醉心於臺灣獨立的人士能從中對國際政治現實有一個更清醒的認識。

編輯第一手的外交文獻是國際關係研究的基礎工作。從對原始檔案的搜集、整理、解讀，到組織翻譯，是一項不小的工程。為此，我們前後花費了三年的時間，並且在工作中得到了眾多同事、朋友和學生的大力幫助，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無法在此一一寫出他們的名字，但對他們的支持和協助，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本書所涉及的背景與問題十分複雜，又是從英文翻譯成中文，在編譯時我們盡可能加了註釋，但有些人名、事件仍難以翻譯準確，如果書中出現錯誤，應由我們編者負責。

書稿2004年春完成之初，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Priscilla Roberts便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特別推薦，對此，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此外，中文大學出版社邀請的兩位（未具名）審稿人的中肯的修改意見，使我們受益匪淺，在此，一併鳴謝。

周建明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2005年5月於上海

注釋

[81-1]參看文件1，1969年1月20日，美國駐臺大使馬康衛致國務院電報——“美國政策評估：中華民國”。

[81-2]參看文件28，1971年5月14-16日，“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討論會會議記錄。

[81-3]參看文件64，1971年12月14日，“（總統的對外）政策陳述”之備忘錄。

[81-4]參看文件28，1971年5月14-16日，“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討論會會議記錄。

[81-5]參看文件65，（文獻原件無註明日期），關於“1971年年度（對外政策）回顧”之參考資料。

Directory

扉　頁

版權信息

编译者简介

前　言

46.1971年8月13日

47.1971年8月16日

48.1971年8月17日

49.1971年8月19日

50.1971年9月13日

51.1971年8月（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52.1971年10月10日

53.1971年10月12日

54.1971年10月13日

55.1971年10月13日

56.1971年10月21日

57.1971年10月21日

58.1971年10月22日

59.1971年10月23日

60.1971年10月25日

61.1971年10月25日

62.1971年11月（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63.1971年12月9日

64.1971年12月14日

65.（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66.1972年2月5日

67.1972年2月10日

68.1972年2月21日

69.1972年2月22日

70.1972年2月23日

71.1972年2月24日

72.1972年2月26日

73.1972年2月26日

74.1972年2月28日

75.1972年3月3日

76.1972年3月6日

77.1972年4月（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78.1972年4月11日

79.1972年（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80.1972年12月（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編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