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

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

（上）

張曙光　周建明　編譯

版權信息

《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上）》

張曙光、周建明　編譯

© 香港中文大學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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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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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the Taiwan Issue：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in Chines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hu Guang Zhang and Zhou Jianmi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78-962-996-246-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 T.,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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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in Hong Kong

書　　名：中美“解凍”與臺灣問題——尼克松外交文獻選編（上）

作　　者：張曙光　周建明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0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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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编译者简介

张曙光，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周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兼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前　言

近十年來，臺灣海峽風起雲湧。究其深層原因，總離不開美國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以致中美關係正常化三十餘年後的今天，臺灣問題仍然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對海峽兩岸而言，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所需要考慮的要素之一是美國如何對待臺灣統獨選擇，即是支持臺灣在“一國兩制”內的“統”，還是贊同其在“一邊一國”基礎上的“獨”。

然而，對美國而言，對臺的政策選擇並非如此簡單。起碼在過去的五十年間，白宮的對臺政策毫無例外地受到美國對東亞、亞太乃至全球戰略利益考慮的制約。簡言之，美國對臺灣“統獨”或“維持現狀”的公開態度和政策表述，完全基於白宮的主人和他的戰略策劃團隊對“臺灣海峽現狀的維持和改變將如何影響美國戰略利益”的認知和判斷。如果把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搖擺不定看作是其領導人沒有從戰略高度考量政策的結果，這樣的結論顯然是相當片面的。

應該說，從當年共和黨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著手中美關係正常化——或稱之為“解凍”——的進程開始，美國對臺政策的取向，就完全被納入美國的全球和地區安全與外交戰略考慮和安排。為了有助於對臺灣問題的深入研究，我們特別從美國國家檔案和文獻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簡稱NARA）於1999年4月開始解密的國務院檔案涉及“尼克松總統文獻”的文件中，挑選了其中涉及臺灣政策議題的，編譯成集，以期關心臺海局勢的學者和讀者能夠從原始檔案中品出美國對臺態度和政策的思考邏輯和運作規律。

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是，美國解密的這批檔案，不僅本身是有選擇的，此外，其中不少文獻的部分內容仍被“清除（sanitized）”。有趣的是，通過位於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國家安全檔案（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項目的不斷努力，美國負責審查文獻解密的“機構間安全上訴委員會（Interagency Security Appeal Panel）”於2002年秋季批准解密被“清除”的內容，其中涉及尼克松與周恩來1972年2月北京會談記錄的內容直至2003年11月14日才得以解密。[1]在過去的幾年間，美國涉及中美“解凍”的部分文獻得到公開出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國家安全檔案項目的研究員威廉・波爾（William Burr）編寫的，於1999年出版的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基辛格秘檔：與北京和莫斯科的最高秘密會談》）。[2]

為了幫助讀者瞭解尼克松政府對華戰略決策的行為“密碼”，我們在此就美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戰略環境和決策思維作一簡略描述，希望為讀者提供一個背景參考。[3]

尼克松1969年主政白宮，開啟了美國冷戰總體戰略的一個新階段——即所謂“緩和（detente）”，而這一新階段的最重要的里程碑則是尼克松政府作出的化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衝突的政策選擇。部分地由於華盛頓的這一選擇，歷時二十幾年的“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陣營”的雙向對抗框架受到衝擊，似乎取而代之的是中、美、蘇三個大國之間既對抗又合作的所謂“大三角”互動系統。[4]

從歷史的角度看，促成這種美國冷戰戰略轉變主要出於如下幾種原因。首先，美國在越南困難重重的戰事，使得華盛頓冷戰整體戰略受到極大牽制。尼克松不得不面對現實，以求儘快脫離困境。在尼克松1969年上台伊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簡稱NSC）便於1月24日提交了一份關於越南戰局的系統報告。報告明確指出，聯邦政府戰略決策各部就越南戰爭的前景分歧明顯。由軍方為代表的（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美軍太平洋總司令部、駐越軍事參謀團以及駐西貢大使館）“樂觀派”，堅持南越與聯軍的軍事地位業已大大鞏固，因而南越的安全也取得實質性的改變；特別是參謀長聯席會議斷定：“南越軍隊將在1969年間有效地控制越南南方百分之九十的人口。”而由國務院、國防部、中央情報局（CIA）組成的另一方，或稱 “悲觀派”，卻對印度支那的前景感到嚴重沮喪。據他們的分析，美國的武裝介入根本沒有改變越南南北方的力量對比。國防部的根據是：美國對西貢政權三年的全面援助（1962-1965）及三年的軍事介入（1965-1968），並未使南方農村人口對西貢政權的支持率有任何決定性的提高，目前仍如1962年時一樣，“約有五百萬人接受南越政府，三百萬人傾向越共”。國務院及中情局則認為，越南南方的農村“大約有三分之二，或至少是超過百分之五十人口嚴重地傾向於越共”。有趣的是，無論是“樂觀派”還是“悲觀派”均一致認為：“美軍B-52轟炸機對越南北方的襲擊的實際效果極難確定，而實際上北越得到了蘇聯人及中國人的全面物資援助而得以毫不顧忌我們的打擊。”然而，就新政府應如何“體面地”結束越南戰爭，雙方各持己見，是戰是和，難以取得共識。[5]這樣一份毫無結論的政策報告，足以令剛剛入主白宮的尼克松感到越南問題出乎意料地嚴重。新總統11月24日對全國的公開講話中，不得不承認“越南戰爭局勢異常嚴重”，這迫使新政府不得不做至關重要的選擇。然而在考慮作選擇時，“我有責任不僅僅只考慮我這屆政府以及下一次選舉，還必須考慮我的決定對下一代〔領導人〕的影響，以及對美國及世界和平與自由前景的影響。”[6]

其次，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塘”，使得制約對外戰略與政策的國內政治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於越南戰爭不斷升級所造成的美軍死傷人數迅即上升，直接導致大規模的年輕人逃避從軍行為，而演化成全國性的“反戰運動（anti-war movement）”。[7]即便是美國公眾中“沉默的大多數（a silent majority）”，雖不像和平運動激進分子們那樣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國繼續在越南的這場災難性戰爭，但明顯對華盛頓入侵越南、其亞洲政策、乃至整個冷戰戰略表示異議。如美國民意調查十分有權威性的蓋洛普報告表明，尼克松政府上台前後美國公眾輿論“否定”美國武裝介入越南的比例有所上升。該報告顯示，在回答民調中“根據我們介入越南戰爭後的發展情況，你是否認為美國派兵參戰是個錯誤”的問題時，1968年10月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接受調查者認為“是個錯誤”，而到1969年2月——即尼克松宣誓上任一個月後——持此意見者則達百分之三十九，四個月中竟然有兩個百分點的上升。[8]美國公眾輿論的反戰情緒，很快就演變成對美國歷經二十餘年的冷戰戰略的首次大規模的批評。由反戰“精神領袖”原聯邦參議員J・威廉・富布賴特（J. William Fulbright）於1967年出版的The Arrogance of Power（《強權的傲慢》），更將批評的矛頭直指華盛頓的國防戰略決策者及其軍火工業壟斷寡頭們。富布賴特指出，美國利用冷戰為由，在世界範圍內“到處揮舞著大棒，顯赫實力”，不僅是“不道德而且是腐敗的”。而造成美國這種不道德行為的根本原因，富布賴特認為，是現代國際社會強權的傲慢，即“所有大國都希望顯示其比別國更大更好更強”；正是由於這種傲慢的心態在作祟，才有“今天的國際衝突與戰爭”。[9]在這種少有的政治壓力下，尼克松新政府不得不做出“順應民意”的政治選擇，特別是尼克松還要面對連任的大選，他的越南政策與冷戰戰略的調整幾乎勢在必行。

造成這一調整的另一重要因素，根據美國外交史學家約翰・路易斯・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分析，是華盛頓戰略決策的最高層出現了一個少有的組合：尼克松、基辛格“倆人團（a two-men team）”。[10]尼克松在這一組合中，體現著非常獨特的政治性格：一方面，他在二戰結束初期作為共和黨在國會內的“新興力量”所參與“反共產主義”的所作所為（包括主持眾議院“非美國行為委員會”對所謂“同情共產主義分子”及“激進勢力”反政府、反美國活動的全國性調查，並造成無數屬政治迫害的冤假錯案），以及作為冷戰最激烈時期之一的五十年代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而表現出“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堅定與熱情，使得尼克松的“反共產主義集權”、“護衛美國民主自由制度”的“冷戰鬥士（A Cold Warrior）”面貌，很難因為他的政府作整體戰略調整而受到媒體、公共輿論以及國內極端保守勢力的挑戰與詰問而阻礙調整的順利進行。另一方面，作為從政多年的政客，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多有起伏，而數十年的政治歷練使他在政治運作上學會了如何靈活、妥協。西方眾多研究尼克松政治個性的成果表明，尼克松在1960年的總統大選中以“小差額”敗給肯尼迪，以及在此後不久的加州州長的競選中也未能取勝，迫使十分自負的尼克松閉門思過，並趨向成熟。正是由於他學會了“左右折中”、“現實而靈活”的政治伎倆，才保證了尼克松在1968年的大選中，一舉擊敗民主黨候選人而問鼎白宮。尼克松獨特政治個性的另外一面，是他所謂的領導風格：秘密而不透明，善於小圈子運作，甚至有獨斷專行之嫌。作為美國民主、自由意識形態的忠實信徒，不能說尼克松在決策中崇尚專斷。然而，尼克松的政治經歷，特別是他在美國政壇中的大起大落，使他產生了一種心理學上認定的“窒息心態（seizer mentality）”。由於將其政治上的不順利在很大程度上歸罪於對手所設置的圈套以及新聞媒體對他過份的刻薄和挑剔，尼克松總是疑懼外界的所有人，甚至懷疑他身邊的幕僚是否每時每刻都在算計他，等待著他犯錯出醜。[11]正是這種心態在作祟，尼克松自然而然地在他身邊編織了一道又一道的防護網，而這樣在決策時，只信任一兩名他覺得可信賴的近臣，因此，在美國冷戰戰略的決策上，就只倚重總統的安全事務特別顧問基辛格了。

基辛格在“尼、基倆人團”中所擔當的角色也十分獨特。如果說尼克松為美國的冷戰戰略調整塑造了一個堅實的政治防護網，那麼，基辛格則為新戰略的制定提出了操作理念和方法。[12]關於基辛格“國際關係”及“國際安全”理念的研究，無論是從政治心理學、政治文化學、機構行為學，還是運用國關研究的新老理論，起碼在一點上是有共識的，即基辛格所倡導的美國冷戰戰略及政策的調整，反映的是對現代國際關係的理想主義、自由主義思維定式的批判與否定，同時是對傳統的現實主義、理性主義的回歸與凸顯。雖然在哈佛大學念的是政治學，作為二戰間被迫從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移民美利堅的猶太人，基辛格對歐洲十九世紀國際關係史上表現出的“百年和平”情有獨鍾，故而，他是美國五六十年代少數用歷史的方法研究當代國際關係的政治學學者之一。基辛格個人的遭遇以及他的治學方法，奠定了他崇尚傳統的“勢力均衡”國際體系的政治傾向。他堅信，國際社會的穩定與安全，並不會由於某種意識形態的強勢而得以產生並受到保障，只會因大國間的勢力平衡的建立與延續而成為現實。然而，基辛格最能打動尼克松之處，是他對民主黨肯尼迪、約翰遜政府對外政策“理性”的批判。特別是在六十年代後期，作為著名學者的基辛格，多次抨擊民主黨政府受理想主義、自由主義影響過多，在制定美國對外戰略時，考慮意識形態比考慮國家根本利益要多得多，考慮決策的民主程序比考慮決策的效率要多得多，而使得美國的冷戰戰略本末倒置，處處陷於被動。在他看來，只有明白無誤地確定美國國家根本利益的理念，才能使危機得到有效的處理，並據此提供“長治久安的有力保障”。[13]

自認為是“大戰略的思想家”，基辛格棄學從政是懷有改變美國戰略決策的抱負。通過研究美國的對外政策，他對“他十分愛戴的國家”在國際關係處理上如此之幼稚、如此之理想化感到不可思議。那麼，新的美國領導人應如何改變這樣的情形呢？基辛格的對策是要求決策者能夠對當今的國際結構作出一個深層次的哲學評判。“除非我們對客觀世界格局首先形成一個理念，”基辛格在1968年間寫道，“否則，我們將永遠不可能對創造一個穩定的、富有創造力的世界體系做出任何貢獻。”[14]

基辛格所提倡的深層次哲學思考，根據美國外交史學家蓋迪斯的研究，包含這麼四個要素。

第一，必須明確承認當今世界的“實力運作”是多層次、多面性的。其真實含義是，在考量任何一個大國的國際影響力時，單一的衡量坐標已不復存在。曾經被核大國所津津樂道的核武器隨著美蘇間核平衡的出現，其在威懾武裝挑釁、貿然侵略方面的實際功用正在遞減。基辛格曾列舉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歷次國際危機的解決，都已不受核戰略平衡的制約了。特別是美國目前所陷入的越南戰爭更加清楚地表明：“在公眾輿論壓力以及戰爭升級的危險的困擾下使用常規軍事手段受到極大限制；〔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面對民族主義衝擊時顯得如此地蒼白無力；〔一國的〕國土疆界對其所能釋放的政治影響力的大小已不具連帶關係；而與此同時，經濟實力在所有上述的勢力運作方面均已失去作用。”[15]

因此，基辛格認為，繼續“把均勢的運作看成是‘零和遊戲’”——即對抗中一方所失必定意味著另一方所得——顯然“太過簡單”，而必須轉換成一個新思維，即對抗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必過於考慮雙方的一得一失，因為在一地的失利，則可能是在另一地的斬獲。故而，在“均勢運作”過程中，重要的不是在乎一地、一役的得失，而是對“整體力量對比的考量”。[16]依據這樣的新思維，基辛格認為，美國完全應該、也有可能在保證整體均勢穩定的前提下，“從〔對國家利益的〕一種一成不變認可轉為較靈活多變的認知”，而“靈活認知”的具體實現，並非要完全從現已擔負的國際“職責”系統裏“全然退身”，而是要明確地“劃出底線”，即美國不應、也不可能“單獨承擔著保衛世界範圍內勢力均衡的責任”。[17]

第二，為了更現實地“認知”國際體系，美國領導人必須致力於打破現存的“關於世界環境的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與奢望”。儘管美國的決策層、理論界和輿論界也認識到世界正在向多極化方向發展，儘管也認識到這一發展並非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必然相悖，但是基辛格發現，美國人的大多數仍不能接受“衝突與矛盾過去是、將來仍將是國際生活的主要特徵”這一不可回避的事實，仍幻想有一天美國能夠徹底改變現存的國際體系，而不是尋求如何與現今的國際制度相適應，並試圖在其內進行操作。正是由於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信念與幻想，基辛格指出，造成了美國建國以來從未停止過的有關孤立主義與過度擴張主義之爭，以致美國的對外政策總是在“過多疑慮與過度興奮的壁壘森嚴的兩極間，左右搖擺，晃蕩不定”。[18]

因此，基辛格認為，目前美國最需要的是“遵循現實主義的思維邏輯”，接受世界格局的現實，同時運用美國人的“創新精神”力求使現實國際社會得到改善。具體地說，美國首先應該“放棄所有試圖改變其他國家與民族的內部制度”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做法。在這點上，基辛格嚴厲批評二戰結束後美國的歷屆政府，都將政治改革與地緣政治相混淆，以致始終分不清戰略環境與民主進步、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誠然，世界範圍內的民主改革與經濟增長都會增強美國的安全利益，然而，這些政治、經濟層面的變化都必須在地緣政治的大框架中進行，而脫開這個框架，所有這些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都將難以為繼，甚至適得其反。基辛格常常引用的理論是所謂“結構穩定觀”。根據此說，現存體系或制度，常常是在其支撐條件得到改善的情況下，“倒塌、崩潰”危險最大，而不是相反的邏輯。依此類推，他指出，任何期待那些“滯後發展的國家與民族”政治進步、經濟改善便能強化美國利益的想法，都是非常危險的；同時，為了促使這些國家建立與美國相同或相似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結果，必然是打破現存的均勢，其長期的、深遠的、戰略意義上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完全是得不償失。美國在越南的遭遇即是最有力的佐證。[19]

相反，美國有可能與一些地區的意識形態相左的國家在承認彼此的“地緣政治利益”——包括“國家生存、國家安全、相互適宜的國際環境”——的前提下，改善關係，甚至結盟。而取得這一突破的關鍵，基辛格提出，是建立彼此的互相克制機制，其衡量標準是，雙方承認由來已久的意識形態分歧不可能一夜間消失殆盡；雙方均應對對方的政治制度、甚至是彼此間利益的衝突顯示出一定的容忍。假如這一機制可以建立，國際制度的平衡與穩定則完全可以基於“超脫於哲學思想與歷史淵源的共享的地緣利益”。多年後，基辛格在談及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所謂“歷史性握手”時，就津津樂道地認為是成功地實踐了這一思想，否則，“一個對紅色制度深痛惡絕的人與另一投身於世界革命的鬥士”是無論如何也走不到一起的。[20]

第三，任何大國都要承認自身可動員的用於解決國際衝突的資源有限。在擔任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前，他多次對六十年代在美國國防界十分時髦的“均勢要求無限制地使用一切手段”的提法予以駁斥。在他看來，美國對國際安全作毫無節制的承諾，不僅不能使之加強，反有可能使之惡化。其理由是，任何一個國際行動的目標，都會隨著擔負行動國家對自身可動用資源認識的變動而變化。簡言之，如果決策者認為本國的資源可毫無限制地使用，那麼，其所賦予國際行動所追求的目標則也會變得毫無限制，以致最終資源耗盡、無功而歸；同時，這種不承認資源有限的國際行動必將迫使對手下定決心、決戰到底，因為對手在面對“全面投入”的敵人面前已無退路可言。為了捍衛涉及自身生存的“絕對安全”，任何國家或民族，無論大小、強弱，都會不惜一戰，其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現代國際社會的發展，其中最應顯出人類智慧的，則是大國領導人“知道何時何地必須懸崖勒馬”。[21]

為了要改變美國這種不顧資源有限的現狀，基辛格長期在參加對國際防務政策的公共討論中，反復強調核大國間的戰略平衡，應該建立在“相對足夠”而不是“絕對優勢”的共識上。這種話語的轉換，並不僅僅是為了調整美蘇間的核對抗，其對美國整個冷戰戰略思維的轉變有重要意義。基辛格認為美國在肯尼迪、約翰遜期間，完全不考慮自身戰略資源的有限性，不僅在與蘇聯的核競賽中導致核大國間“毫無理智”的軍備競賽，也迫使美國在全球範圍為遏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長期投入大量的資源，造成美國首尾不能相顧，使得投入的資源不僅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同時還使美國全球防線“漏洞百出”。[22]其結果則是使美國在盟國中，乃至在整個“自由世界”的信譽遭到前所未有的損傷。特別是美國在亞洲，從1949年決定對抗中國開始，直至深深陷入越南戰爭，即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第四，對國家利益要用地緣政治思維，對外在威脅的確定要拋棄意識形態的主導，對自身的戰略資源要認識到其有限性，只有這樣才能制定出現實的、理性的戰略。有充分證據表明，尼克松政府的冷戰戰略與對華政策正是在以上述基辛格“四要素”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框架內作出調整。然而，其調整的過程也充滿了來自國內外的挑戰。

基辛格理性的、現實的戰略基本目的，便是重建大國間均勢。二戰後的國際格局，由以歐洲大國為主調的折中，幾乎瞬間變為美蘇各自領銜兩大陣營對抗。自此之後，地緣政治學家們一直在不斷發出警告，一個由兩極所支撐的世界政治、安全板塊決不會穩定，由於勢力的不平衡而造成世界範圍內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危險必定會與日俱增。然而，如需打破兩極格局而重塑多極體系，到底應建成幾極更為合適？同時那幾個地區與國家應成為“極”？

在美國防務與安全理論界和輿論界就此問題的研究與討論中，基辛格長期堅持要以“多極”替換“兩極”。一個兩極的世界，他1968年曾著文解釋，只會鼓勵消極與頑固。兩極框架的存在，他認為，“便會使領導人不再注意〔國際環境〕任何細小的變化，而必然認為，對抗中一方那怕任何一丁點的佔上風，便會被對方認作是己方利益的損傷。久而久之，任何國際問題都被認作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大事。”而一個多極的世界就會從根本上改變領導人的這種思維邏輯。誠然，基辛格指出，多極本身並不能保證穩定的出現與不被破壞。然而一個多極的體系為眾多大國共同制定彼此均能接受的國際制度所創造的合作與解決衝突的機會比兩極制要大得多、多得多。此外，多極制本身及內在所擁有的一種自然的或本質的平衡機制，是兩極制所不具備的；由於這個機制，均勢中的單個因素便不再那麼重要，因為任何一個大國都不再為要單獨承擔維護平衡的重擔而傷精勞神。“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基辛格斷言，“是完全符合任何一個大國的基本利益的”；而當今世界從一個“兩超爭霸”向“多元”方向發展，也是完全符合美國的根本國家利益的。[23]

那麼，到底哪些國家與地區能成為支撐一個多極世界的極？值得強調的是，美國冷戰遏制戰略的首創者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五十年多前便描述過一個他認為有助於維護戰後均勢的五極體系。他對“五極”的確認標準是所謂大國的軍事工業生產能力。據此，凱南認為美國、蘇聯、日本、英國以及中歐萊茵河套地區應看作世界的“五個工業∕軍事實力中心（Five Centers of Industrial-Military Power）”。[24]雖然從未明確表示接受凱南的多極劃分，基辛格心中的多極藍圖與凱南的有異曲同工之處。除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中心地位不應變動外，基辛格與肯尼迪、約翰遜政府中的所謂大西洋區域專家唱反調，反對英國自成另一極，而同情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的“西歐統一”的求索，認為一個“團結、統一、自立”的西歐聯盟應成為歐洲地區維護和鞏固國際均勢的重要支撐點。至於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目標，基辛格對傳統的“美英軸心”並不贊同，相反卻對由法國代表的“大陸體系”十分讚賞。因此，他認為華盛頓應該設法擺脫倫敦的影響，支持巴黎倡導的歐洲各個自由國家再次就彼此的主權利益達成諒解以期增強團結的主張，而不是像兩次大戰結束後由美國來設計如何解決歐洲的領土爭端，逼迫當地政府與人民無條件接受的那種不明智的做法。[25]

至於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基辛格接受了凱南認定由美國控制下的日本作為西方世界的工業∕經濟中心的提法，但不同於凱南的是，他堅持在亞太地區仍需要有另一個能夠支撐國際均勢的極，那就是與美國對抗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起碼具有一個戰略意義，即由於中蘇盟約關係破裂，導致北京成為莫斯科控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大挑戰者，也是蘇聯在世界範圍內擴張的最大牽制者。在這一點上，基辛格很快與尼克松達成共識。以至尼克松在上任後的第一個《政府對外政策報告》中強調：“如果沒有中國以及其擁有的七億人民的參與，任何一個國際制度要想得以維持，那是完全不可思議的。”[26]

如何才能使這一有中國參與的多極世界“新秩序”得以建立，變成“尼、基倆人團”國際戰略決策的最具優先的問題。尼克松政府首先表現出相當的靈活性。當多極的觀點提出後不久，不僅自由主義者們予以攻擊，現實主義的保守派也頗有微辭。前者認為新政府“容忍集權”，“以意識形態的大原則換小利”，後者則批評尼克松、基辛格從冷戰戰線上倒退，以致使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下降。為了化解這些來自國內外的壓力，尼克松、基辛格在對多極的公開解釋中閃爍其辭。如尼克松1971年7月在堪薩斯城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便將國際新秩序中的五極（即美、蘇、西歐、日本與中國），解釋為“五個經濟大國”，而這五個經濟大國將在不同程度上決定世界經濟發展的未來。然而有趣的是，尼克松關於五個經濟大國的進一步闡述卻包含著深刻的地緣戰略意義。“經濟實力的發展”，尼克松稱，“將成為其他實力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將以其他方式決定著本世紀最後的三分之一時間〔的安全與發展〕。”[27]基辛格在此後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也試圖說明新政府對世界均勢的追求，是全面的、多層次的。並解釋說，新政府“提出五個、或者六個、甚至七個實力中心時，其目的並非要將任何其他中心排斥在外，而是希望改變近幾年大家所產生的世界上只有兩個超級大國的觀念。”[28]

考慮到反對“五極”的壓力過大，尼克松、基辛格很快地便轉向另一種組合模式，即：“三邊主義（trilateralism）”。根據他們的設想與解釋，一個多極秩序，可以由多個“三邊關係”來組成。這些三邊可以是“大三邊”，如美、蘇、中，也可以是“小三邊”，如美、英、西歐或美、日、中。另外，這些三邊既可以是以經濟為中心的協作關係，也可能成為以政治、軍事為基礎的協議關係。[29]然而，無論尼克松、基辛格如何玩弄文字遊戲，美國儘快改善與“共產黨中國”的關係成為新政府塑造一個“能夠為美國減輕負擔、並保障穩定”的多極秩序的關鍵之一。

為了保證對華戰略調整順利進行，尼克松、基辛格建立了新的國防、外交決策機制。新機制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將決策、咨詢的大權集中於白宮內，而傳統上決策的主要參與者如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等文官部門無形中被排除在外。尼克松的主要做法是將“國家安全委員會”升格，使其能發揮美國“國家安全決策的最重要的作用”。[30]這個安排實際上隱藏著三個決策“玄機”。其一，約翰遜時期的“部門考察聯席小組”被分解成“考察小組”與“部門聯席小組”。後者雖仍然擔負著“制定應急計劃以及發展政策研究的職責”，但所有這些工作都必須在“考察小組”的領導、監督下進行，而“考察小組”則是由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擔任組長。其二，傳統的“部長聯席會議”被新建立的“副部長委員會”所取代。由於副部長按職責分工主要起執行作用，很少參與決策咨詢，故而這個新建委員會在相當大的意義上只是一個實際運作的協調機制。其三，新的國家安全機制可以按照需要，在任何時候，就任何專題，在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的要求下成立或者撤銷“高級專門委員會”。這些專門委員會完全根據國安會下達的指令就諸如危機管理、軍備控制、秘密行動研究制定戰略、政策雛形計劃，供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以及國安會選用。[31]

這樣的安排，顯然是為了擴大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對咨詢、決策、執行以及評估等諸多環節的控制力度。而作為國安助理的基辛格對這個總統的“國家安全決定備忘錄”的出台可謂是費盡心機。當新建的國安機制全面運轉後，尼克松與基辛格配合默契，真正將“國安會”當作涉外與安全戰略決策唯一的機構。根據該會記載，至1972年2月尼克松訪問北京，國安會共召集了七十三次例會，其中大約有一半是在新政府上任的第一年中舉行。[32]

儘管“國安會”的權限在擴大，但尼克松與基辛格仍對國務卿、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中情局局長等每次國安會例會都要參加感到不勝其煩。一方面，他們不得不面對國務卿威廉・羅傑斯（William P. Rogers）甚至國防部長默爾文・萊爾得（Melvin R. Laird）的“尋根究底”，另一方面也擔心任何一個尚在考慮中的“敏感”議題被“洩露出去”，並被新聞媒體炒作。於是，尼克松1969年六月初決定減少國安會的例會次數，並規定在正常情況下最多每兩月一次。尼克松還認為沒有必要在國安會上討論、決策所有的國防、外交事宜，而絕大多數決定只有他與基辛格裁決並監督實施即可。尼克松特別強調，但凡屬基辛格管轄的事務，都不必在國安會作詳盡討論，基辛格隨時隨地直接向他報告便可。尼克松並強調，任何人都沒有越過基辛格的上訴權。[33]

很快，“基辛格辦公室”成為國安會乃至白宮的對外政策決策核心。由於其他部門的不合作，基辛格不得不擴大他管轄下官員的權限——既要作政策咨詢、計劃編制，又要參與實際操作與效果評估。剛剛接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基辛格得到尼克松的允許，“可隨意挑選他的助手，甚至不必顧及政治傾向或政黨背景”。據此，基辛格得以“從容地”挑選總共二十八名工作人員。經過幾番變動，直接對尼克松政府的東亞（特別是中國）的政策影響甚大的兩員大將與基辛格形成“小核心”。一位是擔任基辛格“副手”的原陸軍上校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另一位是基辛格的東亞事務助手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34]

黑格的被重用，頗費了一番周折。最初擔任基辛格助手的是基辛格的個人至交理查德・艾侖（Richard Alan）。由於工作上無法合作，艾侖於第一年的八月間便辭職離任。艾侖後有兩位競爭基辛格“副手”一職：莫登・海爾派寧（Morton Halperin）與海爾馬特・松能費爾德（Helmut Sonnenfeldt）。然而他們均未能如願。原因是，前者的文化人習氣太強，看問題過於銳利；後者作為與基辛格一樣的歐洲移民後裔，無形中在與基辛格競爭。基辛格選擇“副手”的標準顯然是能夠“俯首聽命”，“照章辦事”，特別是無論是在知識修養上，還是在分析問題的敏銳度上對他本人都不具有威脅。按此標準，黑格似乎十分稱職。[35]

黑格出生在費城一個愛爾蘭天主教家庭，其父早亡，守寡的母親將他撫養成人，也培養了他早熟、堅定、但聽命的個性。黑格的天分似乎並不高，當他1947年從西點軍校畢業時，他的總成績只是全班三百一十個學員中的第二百一十四名。然而從軍後的黑格官運亨通，1967年以一名陸軍連長身份赴越參戰，由於指揮了一次摧毀西貢郊區的一座被疑為“通越共”村莊的行動，被授軍功章，同時被火線提升為上校，並擔任一個步兵旅的旅長。不久後奉命調回美國，擔任西點軍校的副校長。黑格出任基辛格的副手，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兩位要人的推薦。一位是約翰遜時期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另一位是基辛格在哈佛時的恩師福里茲・克蘭拇（Fritz Kraemer）。黑格就任基辛格副手後，實際上是在替基辛格管理其辦公室的日常工作，並處理最敏感、最機密的事宜。他的軍旅生涯，養成了他聽命令、守紀律、守秘密的習慣，這一點深合基辛格的心意。特別是作為軍人的黑格，從來不會像其他幾位“知識分子”那樣，每當一個提議出台，總是要問個不休，並提出眾多反對或反證意見。黑格的協調能力也深得基辛格的讚賞。特別是每當基辛格“大發雷霆”之後，黑格便作撫順、安慰的工作，居中調和，穩定軍心，調動情緒。黑格的苦幹精神也是他能與基辛格合作愉快的另一重用原因。基辛格通常晚上八時離開辦公室去吃晚餐或參加社交活動，總是留給黑格一大堆需當日處理的工作。而當基辛格再回到辦公室時，便會發現所有的交辦工作業已完成。此外，黑格代表基辛格擔負與其他軍政部門聯絡的重任。基辛格作為一介書生，對官僚體制的內部運作、權力之爭是個道地的門外漢。特別是軍方、情報機構對基辛格的“平民”背景甚不以為然，總是懷疑他過於軟弱，再加上傳統的對猶太人的偏見，更令軍方與情報圈的保守分子對新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另眼相看；而黑格恰恰具有基辛格所缺乏的各種條件。故而他對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中情局甚至聯邦調查局的聯繫都遊刃有餘。[36]

正是在這一“決策文化”氛圍內，尼克松、基辛格開始了美國冷戰戰略調整的最重要的一步：改善與中國的戰略關係。[37]儘管尼克松在下台後否認改善與北京的關係是出於“打中國牌”以鉗制蘇聯，但有足夠的證據說明，尼克松與毛澤東握手很大意義上旨在啟動基辛格設想中的“中美蘇大三角關係”。

從現有檔案材料看，基辛格最早於1969年2月5日佈置國安會作對華戰略的研究，並特意要求“不要過多強調中國意識形態的僵化與外交政策的強硬”，而是要注重“中蘇衝突的國際意義，特別是給我們運作〔中美蘇〕三角關係提供何種機會”。為了使這項研究“正式”，基辛格指示將今後的報告定為“國安會第14號備忘錄〔NSSM 14〕”。[38]除此之外，基辛格於4月10日還通過“國安會第38號備忘錄”，指示組成跨部門機構以研究美國面對七十年代的東亞與亞太戰略，並明確要求將重點放在對華方面。由國安會的資深專家馬歇爾・格林（Marshall Green）領銜的“東亞聯席小組〔EA/IG〕”，於當年11月17日完成最初報告。[39]

報告首先分析了美國在東亞面臨的挑戰與機會。“儘管美國作為亞太的一個大國必須在東亞履行雙邊安全條約所承諾的義務”，報告承認，由於越南戰爭的困境“卻不得不停止作任何新的承諾”。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仍然是“維護地區內勢力均衡，即防止任何一個大國成為該地區的強權霸主”；而對美國這一戰略利益最具威脅的亞太大國有三個：蘇聯、“共產黨中國”與日本。在進入七十年代後，報告推測，美國仍將、也必須在東亞保持戰略影響力，因為：第一，“美國仍舊是東亞唯一最具影響的大國”；第二，“美國仍作為阻礙共產主義強權公開擴張的最後威懾，美國的支持將繼續是該地區非共產主義國家在下個十年能否保持獨立、穩定的最基本保證”；第三，“東亞大部分地區的自身經濟發展仍然依靠美國的援助與投資，這些國家已經發展起來的現代經濟部分將更大程度地依賴美國的市場與金融資源”；第四，“我們在該地區已經與八個國家簽有安全條約並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承諾”。但是考慮到美國的整體戰略需要與東亞地緣政治的現實，報告認為，美國面臨著主要的兩個選擇：“繼續維持為了保護我們的利益而已經表示的承諾”，或“在不完全拋棄我們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減少投入，特別是減少軍事投入”。而實現後者的可能性極大。[40]

美國在東亞的戰略收縮之所以可能，報告分析，主要是因為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而且將朝著有利於美國戰略上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靈活性的方向發展。根據研究小組的觀察，東亞地區大國對抗的格局自五十年代以來便發生改變，其主要特徵是：“一個以美國為核心對抗鐵板一塊的共產主義陣營的安全體系，正在構成一個以美國、中國、蘇聯、日本間互動關係為基礎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受到由於中蘇衝突、爭鬥而產生的不間斷的限制”。隨著中蘇爭端惡化以及蘇聯強化其在東亞的擴張政策，或者隨著中國的政策發展、國力增加，報告推測，“共產主義陣營”間的這種“局限性”將“不可避免地進一步加大”。其次，隨著大國政治板塊的重組，“該地區的一些弱小國家也有可能作諸如實行不結盟等方面的政策調整，日本就完全可能〔更大地〕發揮其自身的大國作用及影響力”；而這種發展趨勢“也為美國採納旨在減少實際投入但能維持核心利益的靈活戰略創造了更進一步的條件”。再者，儘管中國的“長期目標仍是將西方在亞洲的影響與存在降低到最小”，北京的“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仍將十分有限”；縱然中國會因其核力量的發展而增加少許戰略資本，但由於北京必須面對來自兩面——北面的蘇聯，東南面的美國——的威脅與壓力，其戰略主動性已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制約。簡言之，報告總結，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在七十年代將會發生三個變化：第一，“多極將取代兩極”；第二，“共產主義大國將會就意識形態、政治影響繼續爭鬥”；第三，“日本將會成為一個發揮更為獨立作用的世界性大國”。[41]

然而，報告同時也指出，“美國在東亞所追求的目標存在著基本的內在矛盾”。一方面，“我們期望在對我安全計劃切實可行的情況下降低該地區衝突的出現並減少我們的投入”，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力圖要保持對那兒均勢變化的控制”；此外，“我們一方面在該地區倡導現代化與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卻在追求著對那個地區完全無法實現的政治、社會的穩定”。面對這樣的“由於政局變化所帶來的歷史性的機緣”以及“以務實的態度解決美國東亞戰略的內在矛盾”的迫切性，“東亞聯繫小組”建議新政府抓住機遇、實行所謂“高級戰略（High Strategy）”，即“努力實現美中蘇三大國再加上日本在該地區的整合（integration）”。[42]根據小組負責人格林的建議，此報告被提交到基辛格任主席的“高級考察小組”討論，並作為國安會議事的“藍本（Information Paper）”報送了總統尼克松。[43]

即便這份報告不是促使尼克松政府對華戰略考慮的最核心文件，這份文件起碼反映了基辛格領導的國家安全咨詢機構對華盛頓對北京的戰略調整要基於地緣政治邏輯以及三角關係設想。然而，設想是一回事，將設想付諸於實現卻是更加困難的事。

儘管尼克松與基辛格十分明瞭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迫切性，但對如何實施仍不得要領。在上任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尼克松一直在作改善中美關係的試探，希望瞭解國際、國內可能的政治反應。此時，起碼有兩個不確定的因素在困擾著白宮的決策者：一是美國與其長期對抗的“革命政權”改善關係將會給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長期合作夥伴帶來何種影響，並對美國與這些國家的安全協作、經貿往來與政治合作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二是尼克松政府與一個長期與美國為敵的“共產黨政權”關係正常化將會對美國國內的政治形態造成什麼樣的震撼，特別是保守派甚至是共和黨內的“鐵桿反共分子”將會作何反應。[44]

因此，尼克松的對華政策調整，從一開始便小心翼翼。在1969年2月1日致基辛格的一份備忘錄中，尼克松指出：“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本政府的所有‘探索中美恢復邦交可能’的工作盡力予以鼓勵”；但是，他提醒基辛格，“所有的這一切都必須悄悄地、私下裏進行”。[45]到了1969年6月，當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而有可能導致兩個“共產主義大國”間大動干戈之時，尼克松、基辛格認為構造“大三角”的時機成熟了。“蘇聯對〔其中國問題的〕擔憂可能最終已經到了可以為我服務的這樣一個關鍵點”，基辛格在給總統的信中如是說，“如果我們假定他們要我們在中蘇衝突中保持中立，而不是尋求我們的合作”。尼克松顯得喜出望外，並立即批示，“這正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目標”。據基辛格事後回憶，正是由於尼克松此刻的指示，“我們走向中美和解的步伐立即又加快了一倍”。[46]

於是，華盛頓在1969年夏末、秋初，釋放出一隻又一隻的探求改善與北京關係的政治氣球。根據馬歇爾・格林領導的“東亞聯席小組”10月6日的報告，美國這個時期已經採取的“積極動作”包括：（1）“總統已經在多種場合表明他對放鬆我們對華貿易控制的意願”；（2）“我們多次公開地表述在華沙或其他地方恢復中美雙邊會談的意願”；（3）“儘管我們在7月稍稍放鬆了對赴華旅遊的限制，但稍後國務院又將限制延長六個月，至1970年3月15日，國務卿曾在致總統的一份私人信函中表示贊同在合適的時候完全解禁”；（4）“我們顯然已經直接地或間接地鼓動不少國家政府向中國人傳遞我們期望建立接觸、改善關係的興趣”；（5）“我們業已鼓勵了好幾位國會議員，去作訪問中國的試探”。此外，考慮到臺灣問題的敏感，格林報告稱：“我們已經秘密決定，出於節省財政預算考慮，將兩艘常年執行在臺灣海峽巡邏的美國海軍驅逐艦調回基地，並計劃將諸如此類的海軍巡邏降低到美第七艦隊能承受的防衛範圍之內（這一計劃目前尚未通告中華民國政府）。”[47]

格林強調，北京對華盛頓的這些政治氣球似乎持“慎重但不予排斥”的態度。中國人儘管歡迎美國放寬對華貿易、旅遊的限制，他解釋，“但認為美國必須在臺灣問題上採取大動作”。至於到底怎麼做、做到什麼程度才能滿足中國人的要求，格林認為北京傳出的信號混沌不清。有些情報顯示“北京只求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擺出‘象徵性’的姿態，諸如僅從臺灣少量撤兵，或減少美海軍在臺海的巡邏”，但又有些報告指出“北京對臺灣的目標甚大，旨在要求美國‘完全撤軍’”。而周恩來近期對法駐華大使表示，他對美國對待中蘇衝突問題上的政策“可圈可點”，特別是華盛頓“沒有試圖從中漁利或迫使中蘇衝突升級”，讓北京領導人感到寬慰。中國人注意到了“美國顯然認為中蘇戰爭的爆發對美國利益並不有利”的“現實態度”。談到中美恢復接觸一事，格林強調，“周認為較為複雜，主要是由於國內問題的阻隔”。據此，格林分析，“中國內部顯然在進行著對美政策的‘討論’，而這一討論在近幾個月內似乎更加激烈了”。不管北京討論的結果如何，“有跡象表明中國的對美政策正在發生變化，起碼與一年前相比，北京對美的態度更趨溫和一點。”[48]

鑒於這種好兆頭，格林的報告建議華盛頓繼續作積極的努力。除了在放寬貿易制裁、旅遊限制方面繼續有序地擴大外，美國還應“通過在臺灣駐軍問題上的讓步”儘快在華沙或其他地方恢復與中國人的談判。首先，美國可以在“已經決定的從臺海撤出兩艘驅逐艦”上做文章。具體的做法包括：“第一步通過在香港與中情局有聯繫的人員，向中國人非常可靠地轉達這一決定，但緘口不談這個決定是出於減輕財政預算壓力的考慮，而是讓中國人去得出他們所需的結論；此後第二步，我們即刻通過華沙管道向北京建議重開談判，希望他們能從我們決定從臺海撤出軍艦這一舉措中看到象徵性的意義。假如我們需要為北京提供‘挽回面子’的機會，這個動作應該起到推動的作用。”此外，如果這一舉動未能奏效，格林建議，“我們仍可考慮是否可以將為了越南戰爭而聚集在臺灣的部隊的總量作一定的減少”。據格林的瞭解， “起碼駐臺的C-135運輸機大隊可以撤回，除了該大隊飛行員再加上地勤、維修人員外，至少有四到五千軍事人員可減少”。諸如這類的軍隊，不管怎樣，“我們可考慮一旦越南戰爭不需要他們時便迅速將其撤離”。另外，格林提議“也應考慮美軍自今年5月在臺南部署的空軍殲擊機部隊的撤離問題”。從他看來，“這些戰機的部署最初是為了保護美國在臺海的偵察行為不受中共攻擊，但目前美軍偵察行動的距中國大陸的限制是七十五英里，而且中共從未攻擊過美軍的偵察部隊，我們應可以計劃將這些空軍攻擊部隊撤出臺灣”。撤出這些並不會“嚴重影響臺海軍事平衡”的美軍，若能推動北京接受華盛頓恢復談判的倡議，實在不失為明智之舉。[49]

格林小組的建議似乎得到了基辛格、尼克松的首肯。1969年末，華盛頓便開始就如何在臺灣駐軍問題上向北京表示“友好”。其中最直接的要數美國駐華沙大使斯托塞爾（Walter J. Stoessel, Jr.）在1970年2月與中國外交代表會面時，直截了當地說明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對北京“並沒有惡意”。關於美國在臺灣所設立的軍事基地，斯托塞爾解釋，“並非對華顯示軍事威脅”；隨著“亞洲的和平與穩定不斷增長”，特別是當越南戰爭結束後，“我們可以將設置在臺灣的軍事設施減少”以取得北京的諒解與信任。斯托塞爾還提到，美國政府及最高領導人已經注意到北京提出的臺灣問題是“中美間最尖銳的問題”，同時也清楚中國對美國對其在臺駐軍起碼有所減少的要求，因此願意做出讓步以滿足中方的“政治需要”。[50]

儘管華盛頓認為向北京直截了當地表示願意減少駐臺美軍已經是美方的很大讓步，但斯托塞爾傳達的信息有兩個不確定處：其一，美國只考慮減少駐臺軍隊與基地設施，至於撤多少、何時撤、是短期撤還是長期撤，均屬“待定”；其二，美國即便願意從臺灣撤軍，也要等到越南戰爭結束，這裏就隱含著一個“交易”，即北京要想美國從臺灣儘快撤軍，就必須先行迫使河內儘快結束戰爭，而在這個交易中，北京要先作讓步，而且擔當更大風險。因此，北京雖然同意在華沙開啟與美國的秘密對話管道，但對華盛頓“致力於改善中美關係”的誠意仍抱有疑慮。與此同時，越南戰場的情況卻在不斷惡化。一方面為了要向河內施加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試圖化解軍方以及保守派的抱怨，尼克松1970年3月決定對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升級。他的一個“頗遭非議”的動作便是大規模侵犯柬埔寨。北京顯然對美國擴大越南戰爭的規模十分惱火，斷然停止了與美國人在華沙的接觸。至此，中美緩和的希望再次顯得渺茫起來。

美軍入侵柬埔寨並沒有達到使河內屈服的政治目的，尼克松、基辛格感到又一次陷入困境。與其檢查自己本身判斷上的失誤，基辛格將怨氣撒向一直與他爭風吃醋的國務卿羅傑斯與國防部部長萊爾德身上，甚至連帶抱怨擔任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的格林。基辛格向尼克松“告狀”道，進攻柬埔寨是羅傑斯、萊爾德、格林為了爭權奪利給白宮設下的“圈套”，因此，新政府的任何調整對華政策的舉動都必須更加完全地獨立於國務院、國防部。在徵得尼克松同意後，基辛格1970年六月中旬決定再次試圖恢復已經停止的華沙“中美聯絡”，並指示美國駐巴黎的武官威隆・沃爾特斯（Vernon A. Walters）將軍找機會接近中國駐法武官，試圖傳遞信息，稱美國願意在巴黎重開秘密對話管道。做此安排，基辛格是有考慮的。最主要的是由於沃爾特斯已經在基辛格的直接指揮下負責與河內的秘密談判，而且工作得“盡職盡責”，特別是表現出對基辛格十分的忠誠，也取得了白宮的信任。至此，華盛頓對華關係的調整，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一個直接由白宮——實際上由基辛格、黑格——直接控制的、真正意義上的秘密外交開始運作。[51]

到了1971年初，基辛格與他的國安會真正開始就緩和中美關係的具體步驟開始作策劃，並正式列為“第106號國安會備忘錄〔NSSM 106〕”研究系列。由“東亞聯席小組”二月初完成的初稿，洋洋灑灑二十頁。該報告首先再次確認與中國實現緩和是美國所面臨的整個戰略形勢的要求。“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與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間進行著長達二十年的兵戎相見，而從未建立過任何包括外交的、經濟的、科學技術的乃至文化交流的兩國間和平對華機制”，報告指出，“不僅不可取，同時隱患甚大”。北京由於被拒之於聯合國之外，而臺北仍“代表著中國在參加所有國際活動”，而使北京政府被排斥在所有全球重大合作之外。例如，“中國從未受到邀請參與諸如軍備控制、海洋法制定、沿海及大陸架空權限確定、反劫機、控制毒品等國際合作對話”，故有理由不受此類的任何國際條約約束。因此，中國游離於國際社會之外，使得任何為了安全與發展而創立的國際合作體系，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體系。與中國緩和的迫切性，更由於國際形勢的戲劇性變化而凸現：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美國的主要盟國，包括英國、法國、加拿大甚至日本等，不顧華盛頓的反對，與中國結交並支持北京取代臺北進入聯合國，使得美國“在不久的將來變為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支持者的孤家寡人”；為了臺灣而使美國與其盟國分道揚鑣顯然“不合美國利益”。[52]

然而，報告強調，美國對臺灣“不僅負有道義上的責任，還由於長期的合作而產生出政治、經濟乃至軍事的利益”。由於“所謂‘臺灣問題’”，報告指出，美國“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一直陷於兩難境地”；“儘管這個難題以前曾被多次成功地抑制，但從去年開始此難題變得完全不可掩蓋了”。據此，一系列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就出現了：“中美為何如此交惡？這種交惡有沒有辦法減輕？美國的政策要作何種調整才能使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改變其態度？倘若美國與中國的關係需進一步發展，那我們對臺灣的承諾又將如何履行？美國對華政策運作（policy maneuverability）的平衡點在何處？同時我們在這些界限中作政策運作的利弊分別有大？”[53]

正是考慮到這些問題，NSSM 106號報告強調，美國在與中國緩和所追求的目標“必須作長期的（四至八年）與短期的（一至三年）確定”，而且還必須將對臺政策考慮在內。對中國大陸，報告列出的美國“長期戰略目標”包括以下七條：“（1）避免中美間出現任何形式的直接軍事對抗或衝突；致力於緩和緊張局勢的工作，以期在東南亞地區取得能夠接受的結果；（2）威懾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其非共產主義鄰國的可能的侵略；（3）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在亞洲有合法權益的承認（儘管可能是默許〔albeit tacit〕）；（4）對北京在國際上發揮建設性、負責任的作用予以鼓勵；（5）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正常的政治、經濟關係，包括與其發展貿易；（6）鼓勵北京用和平方式處理臺灣問題；（7）防止北京與莫斯科再建立具有攻擊性的、針對美國或美國在亞洲的盟友的同盟關係。”報告列出的對華“短期目標”包括：“（1）勸阻海峽兩岸不使用武力攻擊對方；（2）通過加大中美雙方的包括在華沙或其他地方建立對華正式的接觸，以求緩和緊張關係；（3）減輕北京對美蘇共圖打擊或圍困中國的疑懼；（4）盡我們所能使北京得以參與國際上解決諸如軍控、裁軍等全球問題的會議；（5）提出對華的有控制的直接經濟關係。”[54]

而在運作“對華緩和”的前提下，報告也提出美對臺的長期（四至八年）目標，其中包括：（1）“鼓勵臺北政府接受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2）“為了保證臺灣不受外來攻擊，協助臺灣逐步建立自己能夠確保臺澎金馬的防衛力量，並力求這一力量是在美援遞減、依靠本土資源的條件下實現”；（3）“鼓勵其他國家與臺灣的政府保持與事實上的國與國相一致的關係”；以及（4）“鼓勵臺灣的更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機制出現，以實現臺灣的民眾在中央政府內有較大的發言權”。為了這些長期目標的實現，報告認為，短期內美國必須維持與臺灣的軍事戰略“通道（access）”，而這種“聯繫也必須與我們防衛臺澎金馬的承諾及我們在東亞的戰略要求相一致”。同時作為交換，美國應要求臺灣“在中國代表權及第三國承認等問題上採取較靈活的政策，以便我們可以在國際上公開予以支持”。[55]

關於美國對華的基本戰略，“NSSM 106號”報告明確指出，實施了二十多年的“全面遏制”已經既不可取、也不現實。因此，美國必須“採納一種既講原則、又顯靈活”的對華戰略。所謂原則是指美國在東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長期戰略利益，要求美國在該地區確保穩定與勢力平衡。據此，美國必須保持為“阻止中國武裝侵略其非共產主義鄰國以及臺灣的軍事威懾力”。然而另一方面，美國由於與主要盟國的戰略夥伴關係與本身戰略資源有限的制約，不得不從陷得很深的亞洲解脫，這就要求美國尋求與中國這個亞洲大國緩和，而這種緩和的實現只能通過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接觸”。歸納起來，報告所建議的美對華戰略是：軍事戰略上的威懾，加上政治、經濟上的接觸，即“威懾加接觸（deterrent plus engagement）”。“在這個戰略框架下”，報告解釋，“美國在維持其對東亞的防務責任的同時，得以採取包括開放聯繫、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編譯者按：原件中為PRC〕在國際社會能更廣泛地參與經濟、政治的策略，以期實現誘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編譯者按：原件中為PRC〕減輕其對美的敵意”。[56]

這樣一份主張與中國緩和的政策報告在通報國防部時受到質疑。五角大樓特別對減少美駐臺軍隊表示“難以接受”。其反對的依據有三：其一，美國駐軍臺灣，國防部指出，“主要是由於中美關係緊張使然，因此，只要這一緊張狀態沒有降低，美便無法削減駐軍”；其二，“在我們決定‘解除（dismantling）’在臺軍事存在之前，我們應該與北京達成‘以一換一（quid pro quo）’的協議”；其三，國防部“堅持”美國在從臺灣撤軍的問題上應該特別慎重，“因為由於我們減少在日本、沖繩、印尼的軍事存在，臺灣便在我們整個西太平洋的防務戰略中的地位更具重要性”。此外，國防部就“NSSM 106號”報告提出的“尋求中美達成軍備控制的雙邊協議”的提議也認為不妥。其理由是，“一旦美國主動對中國提出軍控的動議，極有可能對我們亞洲盟國的士氣產生負面影響”，故而危及美國在該地區的政治信譽。[57]

“NSSM 106號”報告按計劃將於2月26日提交國安會的“高級考察小組”審核。考慮到國防部屆時定會再次提出反對，東亞聯席小組為基辛格準備了“駁斥”國防部的談話要點，並就“臺灣撤軍”提出數點理由。第一，美國在臺駐軍“是造成中美緊張的眾多因素之一”，北京早就明確宣佈“除非美國停止霸佔臺灣，否則中美緩和將無從談起”；第二，“美國現行政策是要降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緊張局面，改善與其關係”；然而，“假如我們繼續在臺保持現有的軍事存在水平，將使我們失去驗證北京是否誠心與我改善關係的一次機會”；第三，於1969年7月由尼克松在關島宣佈被認作為“尼克松主義”的政策，旨在減少美國對亞洲軍事投入，並確定美國將從亞洲不斷撤軍。“倘若美國從其他亞洲國家撤軍而單單在臺駐軍不動，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改善的任何希望都將受到嚴重損害”；第四，國安會東亞聯席小組提議的減少駐臺軍力，“並非是要‘徹底結束’我們在那裏的軍事存在，充其量只是要求將駐軍恢復到美國出兵越南前的六十年代初的水平”；第五，基辛格應表明“只要我們保持與臺的軍事接觸以保證我們得以再次入駐，我們盟國的士氣決不會因此而遭受打擊，我們承擔防務義務的能力也不會受到嚴重損害”；第六，國防部提出的交換要求對改善中美關係的任何追求“都不是個有效的啟動器”，因為北京決不會“為了我們停止對臺灣的所謂單方面干涉以及讓出‘非法’佔領他們的領土而給我們任何獎勵”。[58]

此外，東亞聯席小組的“談話要點”反對國防部提出的“在減少美駐其他亞洲國家軍隊的同時增加駐臺軍事力量”的意見，強調其更不利於美緩和對華關係。首先，東亞聯席小組分析，對臺增兵沒有其他積極作用而“只會加大北京所認為的改善對美關係的最大障礙”。其次，賦予美國在臺軍事設施在東亞地區防務上更大的作用必將“限制我們在臺灣問題上與北京達成任何諒解所作努力的靈活運作”。再者，倘若美國考慮將設在沖繩的核武器以及軍隊轉至臺灣，其必定加深中國對美國威脅企圖的擔心。鑒於這些理由，東亞聯席小組希望基辛格明確對五角大樓提出：“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將維持對中華民國政府的防務承諾，包括可能在臺島駐有一定的軍隊；但同時，為了使我們旨在改善對華關係的各種創意得以成功地實現，我們必須減少目前在臺駐軍的人數，儘管我們仍將擔負維護臺島安全的責任。”[59]

很遺憾，2月26日國安會“高級考察小組”對“NSSM 106號”報告的審核會議記錄稿至今仍未見到，但從此後已公佈的材料看，國安會對報告提出的有關軍事駐臺的戰略調整意見沒有達成共識。如基辛格1971年4月13日致國務卿、國防部長、中情局局長及內政部長的“國安會第105號決議（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105）”，只傳達了尼克松要求政府放鬆對中美貿易、赴華航運、旅遊的限制，以及對華包括石油的戰略物資的禁運，隻字未提在臺駐軍問題。[60]

國安會“副部長委員會”根據尼克松指示於5月13日完成的“改善對PRC關係具體步驟”的備忘錄中，也未提到在臺灣問題上——特別是與臺軍事關係——應如何動作，只是將目標鎖定在對華經貿解禁方面。[61]

值得強調的是，此時白宮的對華工作小圈子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基辛格對北京的首次秘密訪問。從編譯的資料看，這個“小圈子”似乎想先將“美減少在臺的軍事存在”議題擱置起來。當基辛格於1971年7月9日秘密訪問北京時，他所面對的最頭痛的難題之一仍是中國方面在臺灣問題上的緊盯不放。基辛格最想得到的便是北京明確表示歡迎尼克松，並初步定出訪問時間以及與毛澤東的高峰會談日程，而周恩來很快便滿足了他這一要求。但在緊接著與黃華商定“基辛格訪華公報”草稿時，基辛格對黃提出的初稿中強調“尼克松訪華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討論臺灣問題”感到難以接受，更在此後的討價還價中力陳美國不能接受這一“高峰議題設置”的原因。最終，黃華同意將臺灣問題不明確列入公報，只是稱尼克松訪華的目的是“尋求關係正常化”，及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至於基辛格是如何說服中國方面做出讓步，本書所收入的資料有詳細的記載。[62]

基辛格儘管認為改善中美關係對美國的戰略調整是大局，但在臺灣問題上仍不敢貿然行事。他十分清楚，在諸如如何對待美駐臺軍隊上，華盛頓內部的反對意見已經很大。特別是軍方，由於其對與國民黨政府的長期戰略合作，並非會因為國安會的一紙決定便可輕易放棄美國在臺的軍事存在。從洛德擔任的“政策計劃委員會”所產生並已公佈的檔案看，即便是基辛格圈內的可靠人士也對此議題有非議。1971年9月24日，美駐法國的武官沃爾特斯就曾致函基辛格，提醒他不要將北京與華盛頓的關係看得過於理想化。他認為，中美間的主調仍是“長期對抗”，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原本就是世界革命的倡導者，並急於將歷史的進程按他們的意識形態要求的方向發展”。在這個大趨勢下，美國匆忙在臺灣駐軍問題上讓步，並不是一個理智的政策。“我知道”，沃爾特斯自我解嘲道，“我的這一提法將使我變得不討人喜歡，但我的確不希望我們的政策出現意外而令我們措手不及”。[63]

然而，此後的中美高峰會議的準備似乎並未出現沃爾特斯所擔心的“意外”。尼克松1972年2月對北京的訪問應該說實現了“尼——基核心” 最初的戰略目標。在被稱作為“高峰之春”的尼克松——毛澤東2月21日會談中，兩國領導人除了就“人的歷史作用”等哲學問題上多有切磋外，似乎對是否要共同抵抗蘇聯霸權主義的擴張興趣更大，且分歧很小。當尼克松表示要“就臺灣、越南、南北韓等問題交換意見”時，毛打斷了尼克松，指出“你講的那些煩人問題，我沒有多大興趣”。[64]但是，在此後尼克松與周恩來的會談中，還是就臺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為了改善與北京的戰略關係，尼克松在2月22日的會談中，再次重申了基辛格在1971年7月秘密訪華時與中國領導人達成的臺灣問題“五點原則（five principles）”：第一，“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第二，“我們不曾也不會支持任何臺灣獨立運動”；第三，“在我們逐漸撤出臺灣時，我們會在我們能力的範圍內運用我們的影響力勸阻（discourage）日本進駐臺灣”；第四，“我們將支持任何可能做到的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辦法，與此相關的是，我們不支持臺灣政府藉軍事方法以反攻大陸的任何企圖”；第五，“我們追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我們知道臺灣問題是實現關係完全正常化的障礙，但我們將在我先前闡述的框架內追求正常化，我們將未實現此目標做出努力，並力爭實現之。”[65]

似乎為了使中美戰略關係的調整更加順利，尼克松接受了基辛格以及洛德的建議，在四月中的一次國安會上，指示“到當年年底，美國在臺所部署的核武器數量必須減少百分之五十”。考慮到要避免由此引起美國國內“親臺”保守勢力的反彈，國安會要求美從臺灣撤出核武器“必須悄悄地進行，不得透露丁點與此有關聯的消息”。[66]與此同時，美軍駐臺的人數也有所下降。據國安會十一月初的不完全統計，美駐臺軍事人員的總數到1972年六月底，已由一年前的八千九百五十人降致七千九百人。[67]

儘管尼克松、基辛格有意改善中美間的“緊張狀態”，然而美國長期以來慣性軍事經營臺灣的行為以及其仍未放鬆對越作戰的現實，使得中美戰略緩和的意圖在軍事緩和層面上的運作幾乎是舉步維艱。在這點上，基辛格把持的國安會與國防部、參聯會、太平洋總部以及駐越軍事指揮部之間的分歧十分明顯，國安會的“政令”在實施上屢屢不能達到“令行禁止”的效果。現有的檔案材料表明，這種傾向在1972年起碼在兩方面得到體現。

首先是關於如何在南海減少對中國大陸領海、領空的騷擾，而導致北京對華盛頓公開的“嚴重警告”。自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後，美軍將以臺灣海峽為重點的對華軍事偵察行動擴大到了整個南中國海。特別是美國的侵越戰爭爆發後，美軍在西沙群島（The Paracel Islands）地區強化了對中國華南、西南沿海來自空中、海上、陸基的軍事偵察行動。國務院1972年2月致尼克松、基辛格的一份“情況綜合報告”指出，這些行動是對“中美關係的一種持續不斷的刺激”，因為美軍軍艦、飛機每一次“入侵”都要受到中國的公開的、嚴重的警告。儘管這樣的“嚴重警告”次數由1968年平均每月十八次，降致1969年每月七次，1970年的每月六次，及1971年的每月一次，該報告指出，國防部與軍方並沒有執行國安會1971年10月的一項決定，即“至少從現在至總統訪華後，完全停止任何有可能引起中國嚴重警告的對華軍事偵察行動”。國防部與軍方則堅持“美國不接受中國的十二海里領海、領空主權的要求，故從國際法理上，美軍偵察行動並未造成對中國領土的入侵”；此外，偵察行動盡可能地接近中國大陸也是軍事上的需要。鑒於此種情況，國務院報告提請尼克松與基辛格“必須就此分歧做出政策決斷”，敦促對美軍在南海的對華軍事偵察行動設立“限制區”，即“以〔大陸陸基向外〕十二海里為限”，因為這樣做的“政治意義要比軍事價值大得多”。[68]然而，從參聯會負責偵察與電子戰的海軍作戰處副處長詹姆斯・唐納森海軍準將的1972年4月1日“最高機密”報告中看，美軍在南中國海的行動並未遵守十二海里限制。如報告中列出，在3月22日至30日間，空軍飛越“限制區”的次數，每天最多時有五次，最少也有三次。[69]軍方的不合作，迫使基辛格通過他的助手黑格數次要求國防部與參聯會對針對海南島的海空偵察行動至少要“離開岸邊二十五海里”。[70]

其次是有關利用駐臺軍事基地支援對越作戰方面，白宮與軍方無法取得步調一致。軍方一直反對減少駐臺軍事人員的直接理由是臺灣作為越戰的“前進基地”作用。1972年10月，國防部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在策劃對越的“升級行動（Operation Enhance）”時，急需從國民黨空軍撥出四十八架F-5A戰鬥機給南越，以提升南越的空軍力量。對此，臺灣方面無法拒絕，但提出由美增強臺灣的空防能力。經討價還價，五角大樓同意加大美對臺的空軍援助，其中包括：第一，當臺空軍在11月10日交出四十八架F-5A後，美空軍將其兩個F-4戰鬥機聯隊進駐臺島；第二，美將立即借給國民黨空軍二十八架T-38型教練機，以“保證中華民國飛行員足夠的飛行訓練”；第三，為了補償臺空軍的損失，美計劃一旦可從越南撤出空軍時，便首先還給臺灣二十架F-4，還“欠下的”二十八架最終將由美提供升級的F-5E；第四，美對臺灣提出的在臺灣“共同生產、裝配F-5E”的要求，“會以十分同情的態度予以考慮”。這樣的“交換”，不僅與白宮“逐步從臺減少軍事存在”的初衷大相徑庭，事實上也是在增強美臺軍事合作。根據助理國務卿約翰・霍爾德里奇（John H.Holdridge）11月3日致基辛格報告中的計算，由於這一交易，美駐臺的空軍作戰人員總數將至少增加八百五十名。[71]

實際上，尼克松、基辛格正是在這種“戰略上設計容易、具體運作中艱難”的境況中，力圖實施他們的“美國對華戰略”調整。一方面對北京要擺出誠懇的姿態，一方面又要儘快體面地解決越戰問題，同時還要滿足軍方以及國會內保守勢力對東亞防務的基本要求。縱然基辛格用盡渾身解數，甚至使出“瞞天過海”之術，中美關係的正常化終究未能在尼克松任期內完成。

尼克松雖因“水門事件”的醜聞遭到國會彈劾而於1974年辭職，但他與基辛格對美國冷戰戰略的重新定位以及對與中國緩和政策的實施，充分顯示了華盛頓國際安全決策中的現實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回歸。儘管其實際實施並未達到預定的目標，然而其過程對準確把握美國對外政策決策中的矛盾交織、錯綜複雜以及“不確定性”與“不一致性”都具有相當的啟示意義。

尼克松、基辛格時期的美國對華戰略和對臺政策調整正是在這個戰略思維大轉換的背景下進行的。那麼，為什麼臺灣問題迄今仍然是中美關係中的核心問題？若從中美間的戰略關係演變出發，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當北京——華盛頓緩和對美國的全球（或地區）安全利益大於北京——華盛頓對抗的利益時，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讓步就會大，反之，則小。無論是尼克松的“五項原則”，還是卡特政府時期的“臺灣關係法”，無論是克林頓1998年在北京提出的“三不政策”，還是小布什“不惜一切協防臺灣”承諾和2003年11月宣佈的“反對臺灣領導人任何改變臺灣現狀”政策調整，從某種意義上看，華盛頓這樣的一種戰略思維模式仍是造成臺灣問題為中美雙邊關係核心問題的主要癥結。

最後需要敬告讀者的是，所選的文獻並非篇篇涉及臺灣問題。之所以要選擇這些文獻，是因為我們希望為讀者深入解讀尼克松政府的對臺政策考慮提供一個寬大而全面的背景。此外，有些文獻由於未直接涉及臺灣問題，儘管十分重要，考慮到篇幅有限，也只得放棄收錄在內（如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京後和毛澤東的談話記錄，參看註釋64）。如有累贅和過多省略之處，敬請讀者寬諒。

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

張曙光

2005年2月於College Park

注釋

[1]參見William Burr, “Nixon’s Trip To Chin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ecember 11,2003,http：//www.nsarchive.org/nsa/publications.

[2]WilliamBurr, ed. , The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New Press, 1999).臺灣《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將此書翻譯成中文，於同年由臺灣時報文化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季辛吉秘錄》。

[3]此前言的部分內容，摘自張曙光著，《美國對華戰略考慮與決策，1949-1972》（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第八章，〈從全面遏制走向“戰略平衡”：尼克松基辛格的“中國選擇”（1969-1972）〉。

[4]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Grosset & Dunlap, 1978).

[5]NSC Report, January 21, 1969, “NSC File-Vietnam,” Nixon’s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尼克松總統文獻，簡稱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此前言的部分內容，摘自張曙光，〈從全面遏制走向“戰略平衡”：尼克松基辛格的“中國選擇”（1969-1972）〉，頁316-355。

[6]尼克松於1969年11月24日對美國公眾公開講話，摘自：Robert J. McMahon, ed., Major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Documents and Essays (Lexington, MA：D.C.Heath, 1990), pp.447-449。

[7]關於西方對美國六十年代的“反戰運動”， 參看 Charles DeBenedetti,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itizen Peace Activism：America, 1961-1975,” Peace and Change, 9 (1983), 6-20; Milton S.Katz, “Peace Liberals and Vietnam：SANE and the Politics of ‘Responsible’ Protest,” Peace and Change, 9 (1983), 21-39; 及 William C.Berman, William Fulbright and the Vietnam War：The Dissent of a Political Realist (Kent, OH：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8]“蓋洛普報告”摘自 William L.Lunch and Peter W.Sperlich,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in Vietnam,”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2 (March, 1979), 21-44.

[9]J.William Fulbright, The Arrogance of Power (New York：Vintage Books, 1967), pp.1-20.

[10]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75。

[11]關於尼克松政治性格的研究，參看 Steven E.Ambrose, Nixon：Ruin and Recovery, 1973-1990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1); 及 John Robert Greene, The Limits of Power：The Nixon and Ford Administrations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12]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275.

[13]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275.

[14]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277.

[15]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277.

[16]Henry Kissinger, “Central Issue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ree Essays, 3rd ed.(New York, 1977), p.56.

[17]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9), p.1049.

[18]基辛格在參院對外委員會作證，1974年9月19日，摘自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146-147。

[19]參看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278.

[20]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1089.

[21]Kissinger, “Central Issues,” p.74。另參看Peter W.Dickson, Kissinger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90-92.

[22]Kissinger, “Central Issues,” pp.56-57.

[23]Kissinger, “Central Issues,” pp.56-57.。

[24]關於這一觀點，參看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25]總統對外政策年度報告，1970年2月18日，摘自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282。另外參看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1063-1065.

[26]Memorandum, Nixon to Kissinger, February 1, 1969, Box 1032,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27]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Nixon, Containing the Public Messages,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1975), p.806.

[28]基辛格於1973年10月8日在華盛頓的一次公開講演，記載於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128-129.

[29]參看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281-182.

[30]“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 January 20, 1969, 附於 Stephen A.Cambone, A New Structure for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lanning (Washington, DC：CSIS Press, 1999), pp.190-194.

[31]參看 Alistair L.K.Shepherd, “Evolution of Security Agencies and Departments,” in Cambone, A New Structure for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lanning, pp.151-152；另外參看“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 pp.190-194.

[32]Chester A.Crocker, “The Nixon-Kissinger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ystem, 1969-1972：A Study inForeign Policy Management,” in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k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Effective：Case Studies of Attempted Reforms in Foreign Affairs,” Occasional Paper, 6 ：79-99。

[33]參看 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A Biograph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2), pp.202-203.

[34]參看 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A Biograph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2), pp.202-203.

[35]參看 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A Biograph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2), pp.184-186。

[36]參看 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A Biograph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2), pp.186-188。

[37]關於國際關係學界對華盛頓——北京的這段“探戈”研究興趣方興未艾。參看 William Barr, ed.,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the Cold War, 1969-1972：Declassified U.S.Documents Occupational Paper (Washington, DC：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February 2002)；及 Jeffrey P.Kimball, Nixon’s Vietnam War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8), p.119.

[38]NSSM 14, February 5, 1969, 摘自：Kimball, Nixon’s Vietnam War, p.119.此外參看 Memorandum, Nixon to Kissinger, February 11, 1969, Box 700,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39]Marshal Green to Kissinger, November 22, 1969, Box 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40]EA/IG報告，1969年11月17日，Marshal Green to Kissinger, November 22, 1969, Box 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p.1-2。

[41]Marshal Green to Kissinger, November 22, 1969, Box 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p.6-12。

[42]Marshal Green to Kissinger, November 22, 1969, Box 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16。

[43]Marshal Green to Kissinger, November 22, 1969, Box 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44]關於此點，參看 Kimball, Nixon’s Vietnam War, p.120.

[45]Memorandum, Nixon to Kissinger, February 1, 1969, Box 1032,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46]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194.

[47]Green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6, 1969, Box 1973, RG 59, SN67-6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pp.1-2.

[48]Green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6, 1969, Box 1973, RG 59, SN67-6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2。

[49]Green to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6, 1969, Box 1973, RG 59, SN67-6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3。

[50]關於此次談話的大致情況，參看 Telegram, US Embassy to Warsaw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4, 1970, RG 59, SN 70-73,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51]Alexander Haig to Walters, June 5, 1970, Box 1031; 及 Kissinger to Nixon, September 2, 1970, Box 1032,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此外參看 William P.Bundy, A Tangled Web：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Presidency (New York：Hill and Wang, 1998), pp.164-165。

[52]NSSM-106, “China Policy,” February〔undated〕1970, 附於 Gre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71,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53]Gre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14。

[54]Gre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p.14-17。

[55]Gre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56]Gre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pp.19-22。此外參看 Edgar Snow,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 Life Magazine, April 30, 1971, Box 1031,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57]Gree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58]“Talking Points,” EA/IG,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59]“Talking Points,” EA/IG, February 22, 1971, Box 3,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0]“NSC 105,”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arch 13, 1971, NSC Files, Box 364,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1]“國安會副部長委員會”致總統，May 13, 1971, Box 3,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2]MEMCON,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July 9, 1971 (4：35-11：20 pm); July 10, 1971 (12：10-6：00 pm); July 10, 1971 (11：20-11：50 pm); Minutes, Kissinger and Ye Jianying, July 11, 1971 (12：00-1：40 pm); Kissinger and ChouEnlai,July 11, 1971 (10：35-11：55 am), Box 1033,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3]Walters to Kissinger, September 24, 1971, Box 330,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4]Minutes, Nixon, Kissinger, Mao Tse-tung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1, 1972,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5]Minutes, Nixon,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2, 1972 (2：10-6：00 pm), Box 87,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Kissinger to Nixon, February 5, 1972; minutes,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1, 1972 (2：30-2：40 pm),Box 13, HAKF,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Minutes, Nixon, Rogers,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1, 1972 (5：58-6：55 pm), Box 372,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Minutes, Nixon,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3, 1972 (2：00-6：00 pm), 同上; Minutes, Nixon,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4, 1972 (5：15-8：05 pm), 同上; Minutes, Nixon,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5, 1972 (5：45-6：45 pm), 同上; Minutes, Nixon, Rogers,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6, 1972 (9：20-10：05 am), 同上; Minutes, Kissinger and Qiao Guanghua, February 26, 1972 (10：20 pm-1：40 am), Box 92, HAKF, NSCF,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及Minutes, Nixon,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February 28, 1972 (8：30-9：30 am), Box 87,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6]參看：Lord to Kissinger, April 11, 1972,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files, Box 329,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7]John H.Holdridge to Kissinger, November 3, 1972,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Files, Box 329,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8]Department of State to White House, February 1972,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Files, Box 329,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69]Memorandum, Office of Naval Operation, JCS, April 1, 1972, Box 329,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70]Alexander Haig to Kissinger, April 23, 1972,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Files, Box 329,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Haig to Vice Admiral Daniel Murph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June 11, 1972, 同上.

[71]參看 Holdridge to Kissinger, November 3, 1972, Policy Planning Council Files, Box 329, LOT 77D 112, RG 59, NPMP, National Archives II.

1

日　　期：1969年1月20日

文　　件：美國駐臺大使馬康衛[1-1]致國務院電報——“美國政策評估：中華民國”（密件）

文件性質：電報

資料來源：RG 59, Box 1983, AEF & REL,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摘　要

美國針對臺灣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與美國的中國政策問題相互牽連。儘管目前美國對臺政策的某些方面無疑為美國在東亞乃至世界的地位帶來諸多不利，甚至危險，但是，現在採取可以想像的新政策所可能造成的困難和風險，比繼續執行現行政策要大。[1-2]正如在過去發生的事件將美國一步步地導入目前的對臺關係和對中國大陸的態勢一樣，未來將發生的事件，例如中國大陸的發展和越南戰場的變化，也將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導向發生重要作用，如使美國得以緩和東亞的局勢，與一個政策導向發生變化的大陸政權發展較為正常的關係。[1-3]

儘管美國可繼續在目前對臺承諾和武裝護臺的政策框架內運行，本報告建議，美國在現實可能的情況下，針對中國問題的解決，追求一種“多項選擇〔open options〕”政策。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在臺灣施行旨在加強經濟穩定和地區合作的政策。為此目的，我們可以通過美對臺的經濟援助不斷鞏固臺灣已經取得的經濟成就，通過利用現存於島內的人才和經驗推動美國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政策目標的實現。

在“多項選擇”政策框架內，我們將努力改善美國在未來可利用的各種機會，以便能夠對發生在中國大陸、臺灣和東亞地區的變化做出更有效的反應。與此同時，我們也應儘量避免採取任何將限制我們響應未來變化的靈活性的行動。

美國針對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所積極推動的經濟穩定和地區合作的政策，宗旨是為了加強東亞國家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自力。此外，通過鼓勵和支持中華民國更為積極地參與地區內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合作，具體地可以促進東南亞國家在越戰結束後得以政治和經濟自立。這樣的做法同樣會在其他不發達地區產生影響，如進一步推動在非洲試驗成功的“先鋒項目”。東南亞區域合作計劃的成敗，要求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政治上更易被那些目前猶豫不決的政府所接納。而鼓勵臺灣參與地區計劃不僅可以進一步改善中華民國在地區內的形象，而且使我們與臺灣的緊密關係成為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一種資產。

第一、本評估的界線

自去年的評估以來，影響臺灣未來的諸多重要因素迄今並未發生大的變化。臺灣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有證據表明民國政府在軍事現代化和軍隊重組進程中越來越傾向於接受裁軍，同時中華民國政府對臺灣多數民眾的控制有增無減。蔣〔介石〕總統儘管剛剛慶祝了自己八十一歲生日，他沒有任何健康問題，仍是日常決策的主導者。在國際上，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由於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由於大陸“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後果，成功地保持了其地位。當然，中華民國政府在雙邊關係和聯合國席位問題上也面臨不少困難，困難主要源於包括加拿大、意大利和比利時等國家正在試圖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

本報告主要就目前美國對中華民國政策的實質、起源和內在問題進行簡要評估。報告還就所有可能替代當前政策的選擇進行分析，並就美國未來針對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提出一系列建議。由於所涵蓋的時間範圍為未來三到四年，本報告只是探討美國對華政策的一些方面，並非所有方面。本報告也不試圖為未來的政策勾畫路線圖，這是因為中國大陸目前所發生的動盪是那樣大，以致任何描述未來路線圖的努力都難逃不得要領的結果。儘管如此，本報告還是試圖就我們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中所包含的諸多可能性進行評估。

針對美國的東亞政策和對華政策，本報告提出了一系列假設。假設之一，中共政權和中華民國政府都不可能放棄對雙方所佔領土的訴求，都不會放棄堅持自己為整個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場。假設之二，在亞洲避免介入一場主要戰爭、在東亞積極追求局勢的緩和以及在亞洲的非共產國家內促進更大的穩定符合美國的利益。假設之三，所有將制約我們未來對華政策走向的因素，特別是中共政權內部的變化包括北京對外政策的轉向，都不會以我們政策決策者的意願為轉移。

第二、什麼可以替代現行的基本政策框架？

作為對現行政策的替代，已經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議。這些建議可被歸納為如下三個範疇：（1）“一個中國”政策；（2）“兩個中國”政策；（3）“一中一臺”政策。分屬每一個範疇的政策都具有不同的形式。

有些觀察家建議美國採取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一個長期的政策。如此“一個中國”的政策，由於其所隱含的將臺灣人民遺棄給共產黨、並使美國在亞太失去一個重要的安全基地的意義，不僅對美國政府，而且對美國公眾輿論，都是無法接受的。

“兩個中國”政策，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都無視一個基本現實，即：中國政權和中華民國政府都不願意接受在任何情況下出現不是只有一個中國的結果。在國共雙方對此都不存在靈活性的條件下，“兩個中國”的設想，無論其是否只是一種建議，根本沒有被考慮的可能。

“一中一臺”的政策在目前同樣沒有被考慮的可能。這種可能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會出現：一個由臺灣人控制的臺灣政權可能會願意承認存在於大陸的政權為另一個政府；大陸未來的政權可能會容忍一個獨立的臺灣，只要其不像中華民國政府那樣堅持大陸屬於她的領土。

對“一中一臺”政策的實施與所有其他政策的實施都不相同。這樣的政策實施不僅要求改變法律承認和界定的意義，而且還要涉及對臺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進行重新構造。按照目前的中華民國政府體制，可以斷定她會盡其所能阻撓這種轉型的進行。

據此，上述所有政策建議與繼續實施美國目前的對臺政策框架相比，至少在短期內，對美國的政策目標實現不具更大的吸引力。因此，我們不能只是因為目前政策框架中所表現的困擾就盲目相信，對目前基本政策的任何改變都必定意味著有所作為。實際上，改變並非意味著進步。只有當我們明確地看到政策的改變將有可能增強美國的整體利益，並將不會削弱美國的安全和條約義務時，我們才應開始策劃重大的政策轉向。

當然，這個觀點並不表明臺灣目前的情勢和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近乎僵局的局面將會一成不變，也不意味著對政策進行微調的機會在近期內出現的可能性甚微。[1-4]相反，我們必須積極促進短期內政策微調的所有可能，推動未來所有有利於我們的政策變化的出現。目前最可能的選擇是，美國不得不靜觀大陸和臺灣的未來變化，以便等待在東亞更大的範圍內出現最有利於我們擺脫目前針對整個中國的困境的機會。這樣的機會最可能在兩種情況下出現：隨著毛[1-5]和他的同代人的消失，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活發生轉機；隨著蔣和他的同代人步出舞台，臺灣出現同樣的政治變化。

第三、建議的基本政策

本報告建議，除非上述變化為我們的對華政策指出最可能變化的方向，美國目前必須採取一個——或多個——耐心的政策，包括：（1）繼續保持我們的對臺關係；（2）促進應對未來變化的多種選擇；（3）在可能的範圍內利用中華民國政府的力量和特長為我們在東亞追求穩定和平的政策目標服務。

本報告將對上述三個政策建議在如下的A、B和C段落中進行闡述，同時將對它們各自的要素、各自所要求的具體行動以及各自將對總體態勢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和描述。

A.第一個行動綱領：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保持美國目前對位於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基本政策內容。

A1.維持美國對臺灣和澎湖的防務承諾。不僅中華民國政府和在臺灣的大陸人，而且絕大多數的臺灣本地人仍然強烈地反對共產主義，都會對中共對臺灣的任何影響予以強烈的反應。無論是出於對外政策的考慮，還是出於人道的考慮，美國都必須維持對臺灣防務的承諾，以防外來侵略。只有當大陸的政權出現突發和根本性的變化時，美國才有可能重新考慮其對臺防務承諾。我們認為，基於1954年簽署的《共同防衛條約》[1-6]，美國除了繼續維持對臺的防務承諾外，別無其他更可能的選擇。未來避免誤解的出現，我們必須不斷地正告中共政權，我們對防務臺灣和澎湖的承諾不容談判。

A2.幫助中華民國政府推進軍隊合理的現代化以維持一定的防務能力。假若美國將繼續保持對臺灣和澎湖防務的承諾，那麼，促使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能夠擔負起對臺澎的防務責任無疑對我們有利。在目前的情況下，要求我們幫助中華民國政府的軍隊實現現代化，使其達到能夠配合美國的防務力量以威懾中共軍事犯臺的目的。為此目的，美國除了對臺提供軍事援助和外國軍售擔保之外，還要為臺灣的防務提供仍可使用的二戰多餘軍事設備，如戰機和地空導彈等等。隨著越南戰爭的結束，將會有更多這類的軍事設備。此外，美國還應對臺提供關於新式武器、裝備和性能的信息。

考慮到美國對外軍事援助項目——包括對臺援助——將會繼續受到大幅度縮減，我們必須鼓勵美臺軍事和經濟計劃方面的協同，以促進臺灣的經濟發展，使其能夠承擔越來越大的軍事支出。中華民國政府很可能願意接受我們要求其裁軍的建議，只要他們確信裁軍所節省的費用將會用於國軍的現代化上。因此，對臺軍事援助項目應該將鼓勵民國政府實施裁軍、軍隊重組和現代化作為目標之一。

當然，未來對臺軍事援助的水平將由諸多因素決定，包括我們在世界其他地區的軍事需求，國會對外國軍事援助的基本態度，目前美國對來自中共對臺的軍事威脅的評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中華民國政府軍隊能夠獨自抵抗來自中共的軍事威脅。但是，如果美國能夠繼續對臺提供較大的軍事援助和軍售擔保，我們就得以說服中華民國政府根據我們的要求進行裁軍和實施軍隊現代化。美國政府的一項長期目標是不斷減少以致最終停止對外軍事援助項目。對外軍援的決定必須得到定期的檢討。假若根據情勢的發展我們不得不設立減少以致最終停止對臺軍援的時間表，我們必須將這樣的時間表明確地告知中華民國政府，以便其據此作出相應的計劃安排。

到七十年代初，即便沒有美國的軍援，中華民國政府仍能夠維持一支令人矚目的軍事力量，特別是考慮到其所擁有的軍隊之龐大。但是，為了避免這樣龐大的軍隊給臺灣經濟造成不應有的負擔，如下前提條件必須得以滿足：

a）中華民國政府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來自美國的軍援正在定期地減少，同時必須基於這樣的事實對其軍事、經濟和財政進行必要的調整；

b）美國政府必須繼續為臺灣提供軍售擔保，最好能提供一定水平的額度；

c）美國政府必須繼續為臺灣能以“優惠”價格從美國購買昂貴的武器裝備提供幫助；

d）中華民國政府必須對其軍隊實施裁減，特別是要裁減陸軍。假若上述前提條件無法得到滿足，中華民國政府軍隊的“戰備狀態”將下降，國軍的裝備儲備也將由於得不到補充和維護而失去作用。

當然，要求臺灣的經濟能夠滿足上述條件以支撐一支令人矚目的武裝力量並非沒有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高水平的軍事支出將繼續佔據國家資源的相當大份額，而這些資源本可以用於支持其他對國家安全同樣重要的項目和有關國計民生的計劃，如擴建急需的基礎設施，改進教育，提高生活水平，發展出口工業，以及促使臺灣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任何將民用資源過度地用於軍事目的的行為都應引起美國的關注。我們必須幫助中華民國政府加大提升防務機構效率的力度，切實找到既能確保安全的核心能力不受影響又能使軍事開支在GNP（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降低的辦法。

儘管中華民國政府保持了一支令人矚目的武裝力量，但是這支力量應該主要限定為常規力量。據此，這支力量既無需達到與中共武裝力量平衡的水平，也沒必要發展可以防禦中共核打擊的能力，即便在中共試驗成功可攜帶核彈頭的中程多彈頭導彈的情況之下。

A3.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中華民國政府為在聯合國、專門國際組織和整個國際社會保持地位的努力不斷地取得相當程度的成功。作為協防臺灣政策的一部分，美國應繼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在上述國際組織中保持地位，支持她與更多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這樣做符合美國的利益。當然，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儘量讓中華民國政府自主地為自己的利益去努力，這樣的做法在非洲證明是成功的。對美國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民國政府能夠與其他東亞國家發展關係。當然，如此的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的主要前提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努力只是為了鞏固其在臺灣的地位，並非出於其反攻大陸的需要。此外，我們應鼓勵中華民國政府採取更加靈活的外交政策，與那些諸如加拿大和意大利等正在試圖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保持雙邊關係。我們應說服中華民國政府不要在聯合國採取僵硬的態度，例如在聯合國大會通過諸如最近由意大利和其他國家提議的《研究委員會決議》時不要威脅退出大會。

B.第二個行動綱領：追求能使美國在未來具有多項選擇的政策。鑒於未來美國對中國大陸政策的方向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控制中國大陸的政權的性質和政策取向，而非取決於美國現行決策者的決策，對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大陸政權保持一個未來具有最大靈活性的政策和態勢對美國有利。由於本報告只是集中討論對臺政策，因此，如何將美國的對大陸政策成為本報告建議的“多項選擇政策”的一部分超出了本報告所能涵蓋的範圍。但是，一個靈活的對大陸政策起碼可以包括：再次表明在過去幾年中已經通過不同形式表明的增加與大陸接觸的意願；認真考慮改變那些有可能毫無必要地加深中共疑懼的政策；以及評估那些有可能令美國和中華民國在東亞受到政治上孤立的舉措。當然，未來美國的一些政策將不能為中華民國政府接受，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到對這類政策的實施，起碼在短期內會影響目前較為緊密的美臺關係。

當然，我們不應停止在臺實施那些符合美國利益但又較為和緩的政策，尤其不能只是出於一種模糊的擔憂——擔心繼續實施類似的政策將會給中共發出一個“錯誤的信號”。

基本在目前的政策框架內，美國也可以試圖實施一些符合我們近期目標、幫助我們拓寬選擇餘地、以便我們能對未來出現的機會做出及時和有效反應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

B1.敦促中華民國政府在對外的政策宣言中降低調門，只強調軍事防禦海峽的需要。為了向中共表明美國並不打算攻擊大陸，美國必須不介入中華民國政府任何旨在武裝反攻大陸的軍事政策。如果情勢需要，我們在必要時甚至可以公開向中華民國政府表達這樣的意願。在美國的對外政策宣傳中，我們也必須繼續避免出現認為美國和未來大陸政府仍將繼續對抗的假設。當然，出於內政需要，中華民國政府將繼續宣傳反攻大陸，這是預料之中的。對此，美國必須繼續充耳不聞。假如有一天中華民國政府感到美國的公眾輿論受到了激怒而出現要求美國政府與其分手的危險時，她自然會減少此類的宣傳。在過去兩年中，中華民國政府曾明白無誤地降低反攻大陸宣傳的火藥味。如果中華民國政府能夠繼續這樣做，無疑將幫助中華民國政府在更大範圍內為亞洲的非共產主義國家所接納。

B2.避免介入中華民國政府非現實的政策企圖。我們必須能夠明白無誤地向中華民國政府表明，美國不能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基於自己對其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國際地位的立場所施行的一些政策。例如，為了向國際社會展示我們基於現實主義的理性的政策，我們不得讓中華民國政府認為外蒙古主權屬其所有的政策影響美國對外蒙古的政策或與外蒙古的關係。當然，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華民國政府將強烈反對美國予外蒙古以外交承認，我們也必須明白，美國對外蒙古的外交承認將使目前較好的美臺關係出現嚴重的緊張狀態。

假若為了追求和平、人道或其他現實目標的實現，為了保護美國自身的利益，我們打算繼續通過華沙大使會談和其他管道與中共保持接觸，那麼在適當時候，我們應準備向中華民國政府通報並確認此事。當然，我們不能允許中華民國政府阻撓我們實行的、考慮實行或答應實行的與中國大陸在文化、新聞、貿易或其他方面的交流。儘管所有此類的交流都無法讓中華民國政府接受，但該政府迄今尚能理解並予以一定程度的接納。

B3.向中華民國政府謹慎地界定美國的軍事承諾。有必要再次對中華民國政府說明，美國的對臺軍事承諾只限於對臺灣和澎湖島的防禦。該承諾並不包括：（1）對沿海島嶼[1-7]的防禦，除非美國總統認定防禦這些島嶼有助於對臺灣和澎湖列島的防禦；（2）對任何中華民國政府攻擊大陸企圖的支持。第一條可以在與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人的私下談話中予以說明，第二條在嚴重的情勢下可以包含在美國的公開政策宣傳中。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牢記，中華民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自願放棄目前所佔據的沿海島嶼，起碼在蔣總統當政期間不會這樣做。

B4.強化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的形象（the image of the ROC as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美國必須盡其所能避免中華民國作為“美國的被監護人”的形象出現，以加強其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個自主、獨立成員的信譽。我們需要繼續強調中華民國在美國的對外經援項目的資助下所取得的經濟成功，以及該政府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貢獻。此外我們還要降低美國在臺有限駐軍所造成的國際影響，以此削弱共產黨政權稱美國“佔領其部分領土”的指責。在確定重要的對外政策決定之前，美國不得與臺灣就撤自越南、沖繩、菲律賓或日本的美國部隊轉駐臺灣軍事基地的事宜進行常規談判，這是因為，如此的部隊轉駐將改變臺灣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形象。當然，這樣的規定並非意味著在政治與軍事情勢變化時，即便可能造成上述政治不利，美國也不得考慮這樣的部隊轉駐。

B5.擴大美國與臺灣本地人的接觸。儘管需要注意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敏感性，美國仍應該謹慎地擴大所有旨在與臺灣人民交流的項目，以期將臺灣本地社區最大限度地包容在這些項目內。增強對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六的臺灣人的非正式聯繫，對推進美國在臺灣的長期目標極具價值。美國這樣做也有可能促進中華民國政府擴大其政治基礎，改善其作為一個民選政府的形象。此外，加強與臺灣人聯繫的一個附加目的是使臺灣未來的領導人和臺灣民眾對美國抱有好感。駐臺使館1968年7月28日電報已經就如何擴大與臺灣本地人的接觸提出一系列非常具體的行動計劃建議，其中包括培訓更多的能夠說臺語（閩南話）的美國官員，在高雄設立總領館等。

B6.為臺灣的領導人發生突然更替的可能進行應對預案準備。儘管無法對這種可能出現的情勢進行確切的預測，但是，美國必須利用未來臺灣領導人更替的機會，促使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朝有利於美國對中國大陸政策在未來更具靈活性的方向發展。正如毛在中國大陸過世，蔣總統從臺灣政壇上的消失同樣標誌著一個歷史分水嶺的出現。由於除了蔣沒有其他人在大陸有任何影響，中華民國政府企圖在未來重返大陸的信譽將由於蔣的過世大打折扣。在這樣的情勢下，儘管美國仍需公開宣稱其武裝防禦臺澎的承諾，但卻有可能更進一步與中華民國政府重返大陸的企圖劃清界線。為了保證政治穩定，美國還應該鼓勵更多的臺灣本地人能夠參與到更替後的政府中去。

B7.在中國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保持靈活性。美國必須加強與盟友的合作，以避免在聯合國中陷入一個極力反對恢復中共政權的席位、堅持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但卻難免最終失敗的局面出現。在過去三年內由意大利和其他一些成員國提議的《研究委員會決議》所包含的一些建議，實質上對我們如何使那些難以駕馭的國家能與我們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保持一致具有一定的正面意義。

假若聯合國出現三分之二或接近三分之二的多數成員國贊同根本上改變中國的代表權（即接受或不反對阿爾巴利亞提案），美國就必須考慮採取果斷措施，出台一個能夠保證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內繼續行使代表權的方案。

C.第三個行動綱領：利用中華民國政府為美國追求地區的穩定、發展和自立的目標服務。在過去二十年間，美國為中華民國政府提供了大約四十億美元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因此，美國必須利用臺灣所取得的成就為美國更大範圍內的利益服務。為此目標，美國鼓勵中華民國政府停止追求與中國大陸對抗的目標，而轉向其他更能發揮實際作用的政策領域。在越戰後時代[1-8]，中華民國政府能夠發揮推動地區穩定和自立的作用，同時這種作用將為該政府在東亞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中贏得更大的尊重。具體政策包括：

C1.通過敦促中華民國政府更謹慎地分配國家資源，鼓勵其加大投資、貿易和技術發展的力度，加速中華民國的經濟增長。假若中華民國得以更快速地發展其令人矚目的經濟和技術，以致更進一步地提升其擴張國際貿易和旅遊的能力，臺灣將成為對外資更具吸引力的地區。持續增長的臺灣經濟必將有助於提升生活水平和增強國內政治穩定。

此外，一個經濟更加強大的臺灣能夠提升中華民國政府對亞洲和其他欠發達地區的經濟介入，而更加深入的經濟聯繫必將改善中華民國政府在海外的形象，以致創造出更具想像力的構建外交和政治關係的機會。

為了實現所有這些政策目標，美國應該考慮減少對美臺貿易的限制，鼓勵美商對臺投資，敦促中華民國政府繼續改善臺灣的投資環境，建議美國駐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代表為對臺貸款提供更大的便利，並試圖幫助中華民國和其他國家在世行和亞行內建立共同發展的框架，以及協助中華民國政府加入地區內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國際組織與機構。我們的對臺政策還應包括那些能夠進一步提升美臺科技合作和交流水平的舉措，包括為臺灣提供特別科技領域的專業咨詢。教育交流對促進經濟發展同樣作用很大。美國政府應該鼓勵派遣更多的營銷、統計和商務管理專業的美國教授到臺灣任教，也可以接受更多屬這些領域的中國教授來美訪問。

另外，我們也可以努力影響中華民國政府的經濟和軍事策劃者們在政策策劃中更加注重對國家資源的理性分配。我們可以幫助中華民國政府的軍事現代化，同時要求其裁軍。作為美國對臺政策的一項長期目標，這項工作在過去的幾年間，隨著美國對臺援助的減少，特別考慮到對臺援助在可預見的未來會被取消，就顯得更加緊迫。加上軍事現代化的成本在大幅提高，裁減不必要的軍隊勢在必行。

C2.幫助中華民國政府擴大區域和雙邊合作項目。美國應該影響並幫助中華民國政府在區域內擴大政治、經濟和技術領域的合作，也應該鼓勵中華民國政府為後發展國家提供更多的、不同形式的援助。如在東南亞地區，美國可以通過外交管道和低調的顧問機制說服那些國家的政府認真考慮與中華民國政府建立緊密的經濟關係的更加實際的價值。我們可以向這些國家說明，如果建立這樣的經濟關係可以避免很多早先在當地碰到的政治煩惱。在其他包括非洲的地區，美國可以通過美臺合作框架推進諸如正在進行的“先鋒項目”。類似這樣的項目，美國政府得以按照《480號公共法案》[1-9]擴大美國的參與範圍和介入深度。我們針對中華民國的經濟合作項目，迄今考慮最多的是如何提升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社會地位的問題。據此，我們建議，美國未來的對臺經濟合作項目應該注重他們是如何提升臺灣對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的經濟貢獻。在有些國家，美國甚至應該考慮增加一些具體的可以由來自臺灣人員負責操作的經援項目。通過這樣的安排，我們可以確保美國的對臺經援成果能持續地為美國在其他地區的政策目標服務。

中華民國在相當多的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能力，這些能力通過雙邊安排不僅可以對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發揮作用，而且對世界其他發展中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會有所作為。具體可能的做法包括：更多的農業技術援助，土地改革，人口計劃，教科書和教材出版，公共衛生，通訊和電子技術，郵政服務，在臺灣為第三國人員培訓，將那些越戰節餘的軍事設備民用化，機構發展，以及建立一個科技轉讓中心。

當然，中華民國政府最有可能發揮作用的地區是東亞和東南亞。但是，也正是在這些地區，針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敏感度也比較高，一方面由於這些地區擁有眾多的華人華僑，另一方面也出於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大陸政策表示疑懼。

C3.鼓勵中華民國政府採取能夠將東南亞的華人華僑社區更進一步地融合於當地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政策。東南亞國家原則上希望國內的華人少數民族最終能融入國家的經濟、政治乃至社會生活中去，而中國政府長期視這些華人華僑首先為中國人。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共政權和中華民國政府一直在這個領域進行競爭，雙方都力圖贏得海外華人華僑的信任和忠誠。這種競爭往往造成當地政府緊張甚至恐慌。中華民國政府主要為了贏取這些社區忠誠的做法，不僅與當地政府保持政治穩定的利益相悖，而且使得其與當地政府的關係緊張。最近由於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影響，中華民國政府則顯得在做法上更趨圓熟。如果中華民國政府能夠毅然改變政策公開鼓勵華人華僑全面融入當地社會，那麼，它就有可能改善其與東南亞國家政府的關係。鼓勵中華民國政府這樣做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因為，這樣做不僅可以使中華民國政府在該地區享有良好的雙邊關係，也可增進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

C4.對中華民國政府施壓，迫其改善特別是在亞洲的形象。美國長期追求的一項目標，是通過促使中華民國政府讓更多的非國民黨背景的大陸人和臺灣人參與政治管理以悄悄地使民國政府的政治基礎得以擴大，並以此削弱那些將民國政府比作“警察政府”的指責。但是，迄今除了控制了情治部門不朝相反方向發展外，並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例如，與十年前相比，有步驟地強化對新聞的管制只是使得媒體對政府的批評突然變得少了。

假如中華民國政府感到有必要儘快改善形象，那麼，她就應考慮將已經在臺灣實行了二十多年的軍事管制法廢黜。由於國家安全並不面臨實時的威脅，繼續實行此法的理由已不復存在，而廢黜此法是中華民國政府改善形象較為理想的一步。此外，由於軍事管制不僅受到幾乎所有的臺灣人的憎恨，也造成大多數大陸人對其十分反感，繼續實行此法就成為導致潛在國內問題爆發的根源。儘管美國並沒有能夠迫使中華民國政府廢黜軍事管制法的有效辦法，但美國起碼應該敦促她修改軍事管制法中那些較為專斷的條款。

美國政府應該考慮運用外交手段迫使中華民國政府去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促進未來的政治穩定。對此，該政府內部的眾多官員，例如那些在外交部、政府信息辦和經濟部工作的官員，都有同感。在政府以外的機構，如中央研究院、大學和企業，也有不少人持同樣的態度。因此，美國政府應該鼓勵和支持這些人在民國政府的各種委員會內提出他們的觀點，同時也應該盡可能保持對這些人的影響，支持這些人的地位。對此，具有非官方背景的美國人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鋪墊作用。

C5.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採取另外一些對外政策措施以求更易與東南亞政府改善關係。假如中華民國政府要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那麼，她只有通過展示自己作為一個和平、政治穩定、完全獨立和經濟正在長足增長的形象才可能成功。相反，假若中華民國被認為只是一個反攻大陸的軍事基地，東亞包括日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甚至菲律賓的其他國家，出於對未來介入與中共衝突的懼怕，將不會願意與中華民國政府建立更為緊密的關係。假設中共在未來改變其極端的對外政策，再次披上“羊皮”，或者採取五十年代中的針對所謂不發達國家（並非針對美國和蘇聯）的萬隆政策，[1-10]那麼，一個披著和平共處外衣的共產政權與一個堅持窮兵黷武的中華民國政府相比，前者在東南亞必然更受歡迎，結果必然是使中華民國政府保持其國際地位的能力受到削弱。當然，如果中華民國政府得以與東南亞國家建立更為有益的關係，那麼，她就會發現與那些同時準備在未來與中國大陸發展平衡關係的東亞國家建立關係要容易得多。此外，一個位於臺灣的中華民國能夠和地區內所有非共產國家建立良好關係，將使得美國更易在政治上駁斥大陸繼續提出的領土要求。

注釋

[1-1]美國駐臺大使馬康衛（Walter P.McConaughy）是職業外交官。曾為駐緬甸（1957-1959）、韓國（1959 -1961）和巴基斯坦（1962-1966）大使。1966至1973年間任駐臺大使。

[1-2]本段話在原文中被加註黑線，以示強調。

[1-3]本段話在原文中被加註黑線。

[1-4]本段話在原文中被加註黑線。

[1-5]指毛澤東（1893-1976），湖南長沙人，是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時期的創始人之一。1949至1976年間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1-6]美國與臺灣1954年12月簽署的《共同防衛條約》的英文為“Mutual Defense Treaty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1955年1月經美國國會參議院確認後生效。參議院在確認該條約時明確規定：（1）美國對臺灣的防衛只限於臺灣與澎湖島，並且在未事先取得參議院同意的條件下，美國不得將防衛範圍擴致民國政府所佔的沿海島嶼；（2）該條約對臺澎的法定地位沒有任何界定效率；（3）美國由於該條約所作出的防衛承諾僅限於針對來自外部的武裝攻擊，除非另有協定，美國和中華民國政府都不得利用臺澎或其他民國政府佔領的島嶼採取攻擊性軍事行動。關於條約原文，參看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1955-57, II：20-3；關於參議院的聽政，參考United States Congress, Executive Session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7：316, 324.

[1-7]這裏指位於東南沿海的一些仍由國民黨軍隊佔領的島嶼，如金門、馬祖、大擔、二擔等。1954至1955年和1958年，臺海曾由於這些島嶼發生武裝衝突。參見徐焰，《金門之戰》（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1-8]1964年8月，美國詹森政府正式宣佈介入越南戰爭。由於美國在越南陷入了“泥潭”和國內反戰運動的壓力，詹森不得不在1968年的總統大選中退出競選連任。尼克松主政白宮的一項任務就是結束越南戰爭，從印度支那撤軍，並做出所謂“越戰後”的區域安全與防務安排。

[1-9]指美國於1954年通過的《480號公共法案〔Public Law 480〕》，也稱為“糧食換和平”計劃，即通過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糧食援助以取得這些國家選擇 “民主”道路。這個計劃和美國二戰後針對歐洲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和針對拉美國家的“第四點計劃”異曲同工。

[1-10]萬隆會議指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萬隆會議在《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這一決議中，提出了各國應當在下列原則的基礎上，作為和睦的鄰邦彼此實行寬容，和平相處，發展友好合作：一、尊重基本人權，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二、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三、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四、不干預或干涉他國內政。五、尊重每一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地或集體地進行自衛的權利。六、不使用集體防禦的安排來為任何一個大國的特殊利益服務；任何國家不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七、不以侵略行為或侵略威脅或使用武力來侵犯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八、按照聯合國憲章，通過如談判、調停、仲裁或司法解決等和平方法以及有關方面自己選擇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來解決一切國際爭端。九、促進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義和國際義務。這就是著名的十項原則，也是萬隆會議達成的最重要的協議。

2

日　　期：1969年2月11日

地　　點：白宮

文　　件：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2-1]為總統準備的備忘錄——“華沙談判”（密件）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200, Vol.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背　景

在無法得到中共代表關於議定的（1968年）11月20日會面意圖的答復的情況下，美國於11月15日建議將會面推遲至今年2月。中方出乎意料地做出快速反應，在11月25日的來函和此後的新聞稿中均建議會談於2月20日進行。此外，與以往的來函不同的是，這次來函的言辭已不再鋒利，只是重複以前的建議，即：雙方發表一個遵循萬隆會議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共同宣言。此建議和中共防禦美國從臺灣撤軍的一貫要求只是不經意地聯繫在一起。還有一些跡象表明中共可能轉向“更加和緩的對外政策”，例如來函中強調了國與國關係，而不是大談革命。儘管我們尚無確切的證據相信北京有意與美國緩和，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北京企盼和我們重開華沙的對話管道。[2-2]

對中共態度變化的動機，現有如下五個推測：

（1）國內困難，如果繼續下去，必然導致建立和緩的對外關係的要求和願望的出現；

（2）隨著巴黎和談[2-3]的繼續進行，北越在軍事上的受挫越來越重；

（3）作為對目前日益惡化的中蘇關係的回應；

（4）作為一個試探美國尼克松新政府對華態度的舉措；

（5）作為一個試探美國對外政策立場軟肋——特別是涉及位於臺灣的中華民國方面——的舉措。

此外還有一個推測，即：儘管華沙會談建議和此後的宣傳均不能成為中共根本改變對美態度的證據，但在北京決策圈內，關於如何處理對美關係，存在著分歧。至少，我們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時卻看到北京改變極端立場的趨勢。

作為測試中共的真實意圖的第一步，我們建議將會談地點從波蘭人提供的大樓移至美國或中國大使館，這樣波蘭和蘇聯人就無法對會談進行監聽了。目前的會談地點使得所有真正意義上的談判變得不可能。中國人沒有接受這項建議，但同意在2月20日的會談中討論這個議題。此外，我們還得到通知，由於中國駐波王大使[2-4]仍未回來，中共的主談者將是駐波臨時代辦（幾乎所有的中國駐外大使都在幾個月前被召回北京，參加“文化大革命”高潮期的“再教育”）。

美國對華政策

過去關於中國政策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外交承認和聯合國代表權問題，而美國的策略大致圍繞著如何擴大與中國大陸的交往上。但是，我認為，所有關於外交承認和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的討論基本上是個無效勞動，這是因為中國大陸和臺灣的中華民國都反對“兩個中國”的政策——儘管我們今後將不斷地面對中華民國國際地位被逐漸削弱的問題。同樣，所有試圖擴大與中國大陸交往的努力，除了具有傳遞我們有意與北京在更大的範圍內建立關係的功能之外，也是無功而返。當然，我們還可以打另外一張牌，即：恢復與中國大陸所謂非戰略性貿易。[2-5]

即將舉行的華沙會談為我們政策轉向提供了一個契機，即：為了東亞的更加穩定，追求與中共擱置爭議、達成妥協（modus vivendi）。但是，這樣做的具體前提為：（1）不廢止我們對臺灣的承諾，不削弱臺灣的國際地位；（2）不損害我們在亞洲的盟友——特別是日本——的利益。更具體地說，我們的對華政策應該是試圖與中共達成相當具體並有自身發展可能的安排，使得“和平共處”原則具有一定的實質意義，而非僅限於口頭宣傳。

美國在華沙的多種選擇

在未來的華沙會談中，我們將有四種選擇的餘地：

第一種選擇

作為一個極端，我們可以指出，美國願意與北京在達成和平相處以及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共識的基礎上就如何使關係正常化進行談判。如果我們再加上恢復非戰略性貿易，這樣的建議會更具吸引力。當然，我們也要告訴中共，美國的這項建議是以不改變我們對臺灣的承諾和不影響我們與臺灣的現行關係為前提的。儘管我們一直在間接地追求這樣的政策，但通過直接地強調關係正常化，這樣做代表著美國基本政策的變化。

有利之處

(1) 基於這樣前提的關係正常化的建議，如果北京接受，那麼就可以使得中美關係從意識形態的對抗轉變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同時也將導致北京針對其他亞洲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政治攻勢發生變化；

(2) 這樣的建議，即便遭到北京拒絕，將令中共領導層的部分人受到鼓舞，使得他們得以就美國不是一個敵對勢力進行爭辯，並要求認真對待美國的建議以便就此達成共識。

不利之處

(1) 假如這個建議在對中共大陸立場未作瞭解的情況下提出，中共有可能認為美國提出這樣的建議是因為政策上出現“軟肋”；

(2) 這樣的建議，即便遭到北京的拒絕，也會在臺灣造成對美國的信譽危機，同時也會激怒日本政府，因為該政府一直在國內保守派和激進派的夾縫中尋求和保持與北京建立較為和緩關係的政策；

(3) 這樣的建議可能造成日本和其他國家比美國提前行動，有些國家可能會迅速予中共以外交承認，有些國家可能會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改變立場。

綜合：

基於北京接受這項建議的可能性甚低，這項選擇隱含很大的風險，卻無法立即帶來效益。

第二種選擇

我們指出，美國願意就我們所有的政策進行深入的討論或談判，但是美國對臺灣的承諾除外。這項建議也可以附加一個具體提議或暗示，即：如果中共公開表示放棄武力解決衝突的政策取向，我們願意重新審查美國在臺灣地區駐軍的必要性。

有利之處

(1) 這樣做將意味著我們會獲得較大的靈活性，同時也意味著我們給予中共一個正面的建議。此外，這將表示，為了響應北京關於2月25日華沙談判措辭上的變化，尼克松政府願意採取較為和緩的對華政策；

(2) 這樣做同樣會使北京領導層內傾向對美和緩的人受到鼓舞；

(3) 如果這項建議沒有附加重新審查美國在臺軍事存在的提議，美國可以贏得在政府內部就對華政策進行考慮和向其他國家就具體實施步驟進行商討的時間。

不利之處

(1) 這樣做有可能導致日本和其他有關亞洲國家緊張，他們會擔心美國在沒有獲得北京即時的正面響應之前便開始改變政策；

(2) 這樣做有可能無法迫使北京對此進行認真的考慮；

(3) 這項建議中關於臺灣的具體提議將令中華民國立即做出否定的反應，該政府已經被加拿大和意大利予以北京外交承認的議案所激怒。此外，這樣做也涉及到我們是否真正願意撤銷位於臺灣的軍事基地，特別是考慮到我們有可能將就位於沖繩的軍事基地與日談判。

第三種選擇

我們可以將談判導向中國人關於和平共處的立場，並詢問他們是否有具體的建議需要提出討論。當然，除了表示願意傾聽中國人的建議外，我們將不提出任何具體的或原則性的建議。

注釋

[2-1]亨利・A・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猶太人，1938年從德國移民美國，在哈佛大學取得比較政治學博士，此後曾在哈佛任教多年，也曾擔任外交委員會的執行主任。1969年初出任尼克松的國家安全助理。

[2-2]關於此點，還可參見1969年2月1日，尼克松總統致亨利・基辛格的備忘錄：“我意到你1月31日報告中包含源自波蘭的一些有意思的意見。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本政府正在就“與中國人緩和”的可能性進行探索的態度給予所有可能的鼓勵。當然，這樣的動作只能在私下裏進行，同時必須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從這裏透露給公共媒體。在你與你的朋友接觸中，特別是當你為了和這位來自波蘭的朋友接觸而採取不得已的手段時，我會繼續地灌輸上述想法。” NSC Files, Box 1032, POLO I Record HAK Visit to PRC,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2-3]“巴黎和談”指美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南越西貢政權四個代表團在法國巴黎就越南戰爭停火協議所進行的談判。1969年1月28日，四方就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的準備工作進行了磋商。而越南民主共和國同美國在巴黎就結束戰爭問題舉行的第一輪會談，早在 1968年 5月10日就開始了。尼克松入主白宮後，由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策劃並參與與北越的談判。

[2-4]指王炳南Wang Bingnan（1908.1.1-1988.12.22）。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1964.3-1975.7）。此前，歷任外交部辦公廳主任（1949-1955）、部長助理（1955.1-1955.2），中國駐波蘭大使（1955.3-1964.4）。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任中國代表團秘書長。在駐波大使任內兼任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首席代表，與美方會談長達九年之久。可參見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2-5]美國和其主要西方盟國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開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全面經濟封鎖和制裁。負責協調西方對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關係的巴黎統籌委員會於1955年決定取消對中國的特別貿易封鎖，規定除了所謂具有戰略價值的物資和技術外，成員國得以與中國進行正常貿易。美國和少數幾個成員國拒絕執行巴統的決議，堅持對華全面經濟和貿易封鎖。是否應降低對華貿易封鎖的門檻成為白宮調整對華關係的一張牌。關於中美冷戰期間在經貿方面的對抗，參看張曙光的英文著作， Zhang Shu Guang, 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日　　期：1969年3月1日

地　　點：凡爾賽的大特里亞農宮（Grand Trianon）

文　　件：尼克松總統與戴高樂將軍[3-1]談話備忘錄（節選）

文件性質：談話備忘錄（節選）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2, POLO I Record HAK Visit to PRC,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此後，戴高樂將軍談及所討論的有關中國的話題。與中國關係的可能性有多大？與中國建立關係將會對與蘇聯關係發生怎樣的影響？有人建議可以打中國牌以對抗蘇聯，以便使中蘇分裂。其他人認為同時與中蘇改善關係是值得的。法國人已經與中國人建立了關係，但除了經濟方面的利益外，法中關係並未帶來其他利益。主要是經濟的，同時也有點文化方面的，有一些交流活動。此類活動以前有過，未來也許會更多點。中國人在經濟上的需求很大，而外交關係帶動經濟關係。法國人已經得以保持與中國的關係，但並未將此關係進一步擴展，主要因為中國目前似乎處於動盪之中。“文化大革命”造成動盪，而中國領導人的意圖就是造成動盪。這種局面不宜與他們建立任何政治關係。最近以來，中國人似乎開始冷靜下來，在回歸較為正常的狀態。戴高樂認為與中國人建立關係對法國有利。中國是個大國，無疑資源豐富。中國人在工業，在技術，以及在核領域，都做出了努力，且取得了進步。他們幾乎在各個方面都有訴求，而且已經採取了行動，例如在巴黎，在非洲，以及在亞洲。假以時日，他們將會擁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那麼，我們到底應該對他們採取怎樣的態度？是繼續孤立他們，讓他們自生自滅？還是與他們建立聯繫？戴高樂表明：儘管他不抱任何幻想，但認為我們不應該繼續孤立和封鎖他們。我們應該與他們在各個不同的層面進行交流，我們最終可能會看到一個全面緩和局面的開始。這樣做將會對蘇聯人產生何種影響目前尚不可知。蘇聯人以往總是在勸我們要和中國人建立正常關係。他們和中國人也只是保持著這樣一種正常關係，儘管這種關係總是多有磨難，但那是他們自己的事。西方卻需要進一步瞭解中國，與中國建立關係，滲透到中國去。我們應該努力使中國人能夠和我們坐下來，以便我們為新的開始提出建議。法國人認為這是最好的政策，起碼可以瞭解存在著那些條件。假若美國開始與中國建立關係，那就意味著中國將進入聯合國。誠然，這無疑將產生後果，將使局面錯綜複雜，但他不認為從大局上看結果會是壞的。法國總理就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但戴高樂將軍表示同意這個判斷。

總統然後提及他與馬洛斯[3-2]在昨晚的會見。馬洛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曾與毛〔澤東〕見面，毛說他必須將一切都激發起來，否則中國會沉睡過去。

總統說，就他看來，針對中國有兩個政策選擇，一個是短線的，另一個是長線的。作為短線的政策，保持不變。這樣的選擇是出於眾多涉及中國在亞洲影響的考慮。但是，他認為這樣的選擇從長期考慮，例如十年的時間段，對美國的利益是不利的，因為這樣的政策看上去將會是西方聯合蘇聯一起與中國為敵。據此，他認為，法國人與中國人保持交流以及在中國建立一條溝通渠道十分重要，這樣做，無疑能使我們在未來與蘇聯有關中國的談判中處於上風的地位（anchor to windward）。當然，這樣做並非表示我們只是採取用中國牌打壓蘇聯如此赤裸裸的做法，否則，蘇聯人會被激怒。當中國在未來的十年中取得核發展的長足進步時，我們就不得不與他們建立比現在多得多的交流。戴高樂將軍說，法國人已經與中國人建立了關係，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現在就應承認中國，以免在中國發展壯大後不得不去承認她。他認為，早這樣做要比晚做高明，這就是為什麼法國選擇早點與中國建立關係。

注釋

[3-1]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1880-1970），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自由法國” 運動的領導人，堅持在希特勒德國佔領下的法國開展反法西斯鬥爭。1958至1959年間擔任法國總理，1959至1969年擔任法國總統。

[3-2]馬洛斯Andre Malraux（1901-1976），法國著名的小說家和藝術史學家，1958至1969年間擔任法國文化部部長長達十一年。他最享盛名的著作為 1933年出版的《人的命運》（La Condition humaine）。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曾在柬埔寨、越南和中國的昆明“遊學”，並目睹了發生在上海的“五卅工人運動”和國民黨政府對工人和共產黨人的鎮壓。

4

日　　期：1969年6月4日

文　　件：美國駐臺大使馬康衛致國務院電報——“日本在臺灣的影響提升”

文件性質：電報

資料來源：RG 59, Box 1986, POLAFF & REL,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簡　要

除了中國大陸，日本是臺灣最為重要的亞洲鄰居。在過去幾年中，日本在臺灣的存在迅速增加。自1960年以來，日本的對臺貿易、旅遊和投資，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全部對外活動所佔的比例，都表現出增加。儘管居住在臺的日本人社區仍然很小，但在不斷擴大，以致臺島內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影響無所不在。

中央政府的官員對日本在臺灣經濟影響的不斷增加以及對臺灣對日經濟依賴程度的不斷升高表示關切。來自大陸的臺灣人，部分由於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遭遇，對日本人不僅不信任，而且不喜歡。儘管也經歷了日據殖民時代，臺灣本地人卻對日本人仍然十分友善。臺灣本地人特別追求與日本人做生意。

日本在臺的影響，特別是經濟影響，在絕對值和所佔比率兩方面都會繼續增長。這種趨勢將令民國政府採取例如限制與日貿易和日本投資的反制手段越來越困難，風險越來越大，特別是當日本選擇改善與中國大陸關係的時候。

本電報旨在對日本在臺的存在進行簡要的分析。它對在臺的日本社區進行描述，對日本在臺經濟擴張進行勾畫，還對臺灣人民對日本人的態度進行分析。今天，臺灣與日本的最為緊密的聯繫是經貿。因此，本電報的着眼點為經貿關係，故而，不就未來的臺日軍事關係進行觀察，也不討論日本未來將會在臺灣的安全領域發揮怎樣的作用。

日本人社區

日本在臺灣的官方代表為兩個外交機構：位於臺北的大使館和位於高雄的總領館。《外交官目錄》[4-1]列出的在使館工作的日本外交官共十七名。在臺的所有外交機構中，日本使館是僅次於美國使館的第二大館。三名日本外交官主持高雄總領館的工作。儘管該館規模不大，但是，考慮到這是臺北以外唯一的外交機構和位於高雄的唯一的總領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日本在臺的非官方社區，儘管目前仍較小，但發展很快。1956年，大約只有五百名日本人居住在臺灣，到1967年，這個數字已經高達一千五百人。日本使館最新的統計表明目前在臺的日本居民已達二千人。其中部分是在戰前嫁給臺灣人的日本婦女，但絕大多數是1950年後抵達臺灣的日本商人。與此對比，美國在臺的非官方人士約四千，官方人員（包括軍事人員）的數目當然較大，約一萬六千人。在臺北，目前有一所日本人開設的約有二百名日本兒童就讀的小學。

大多數日本人服務於五家日本的大型企業，如：三菱（Mitsubishi）、三井物產（Mitsui）、伊藤（Itoh）、住友生命保險（Sumitomo）和丸紅商事（Marubeni）。其中最大的三菱公司設於臺北的辦事處就雇用了三十多名日本人。相比較，美國位於臺灣的企業通常只雇用一兩名美國人。日本在臺商人組織了自己的商會，取名“星期五集團”。該商會建於1959年，最初的會員公司為四十三家，目前已發展到一百三十多家會員公司。商會每個星期五在臺北的國賓飯店（The Ambassador Hotel Taipei）聚會，日本使館的經濟參贊也會出席。

上述約二千名日本商人大都登記為外國居民。但是，仍然有相當數量在臺居住和工作的日本商人沒有登記，只是持有兩個月的旅遊簽證。例如，位於臺北的所有的著名日本餐館，至少雇有一名日本廚師，他們大多數都只有旅遊簽證。有些專為日本人服務的酒吧所雇用的日本人，據說也只有旅遊簽證。這些持旅遊簽證的日本雇員想必得到較好的待遇，否則他們不會每六十天後就不得不飛回日本以便取得新的旅遊簽證。要想查清這些未經居住登記的日本人的具體數字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即：他們人數不少。

當然，每年都有真正意義的日本遊客訪臺。臺北的機場每天都可以看到這些日本遊客，他們手提照相機或購買的紀念品，跟在一個個揮舞著小旗的導遊後面。在臺北的一些賓館內，常常一半左右的客人是來自日本的遊客。1953年，只有大約二千五日本人到臺灣旅遊，到1963年，日本旅遊者的人數達到一萬，這個數字比當年美國到臺灣旅遊的人數要略高。但是，五年後的1968年，來臺的日本遊客已經高達十萬之多。據此，日本到臺灣旅遊的人數，在過去的五年間，增加了十倍。此間，世界範圍內的外國遊客中，來自日本的遊客佔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四十左右。

臺灣的日本形象

日本目前在臺的影響看上去可能要比其實際影響大，這是因為臺灣本身仍然保持了相當程度的日本形象。日據時代的建築仍然是臺灣主要的建築風景線。中華民國政府大多數機構仍然佔據着那些日本人建造的華麗的具有維多利亞風格的大廈。例如臺灣立法院所在的辦公大樓就是原來日本殖民政府的辦公地，而外交部長和副部長的辦公室就設在原日本駐臺總督官邸內。幾乎所有的縣、城和鎮公署的辦公室仍設在那些搖搖欲墜的日式房屋內，幾乎所有的鎮都有一個曾經是日本人居住的社區。當然，日本對臺灣的影響並非僅局限於殖民時代留下的遺跡，現代日本的影響仍然隨處可見。例如，臺北市中心幾乎所有的大型霓虹燈廣告都在宣傳日本的產品。三菱公司的長達三層樓高的廣告牌和日立公司（Hitachi）幾乎同樣長的廣告牌，佔據了中山路和南京路十字路口的中心位置。日本產品的廣告也充斥了當地的報紙和雜誌。例如臺灣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聯合報》，隨意抽出其某天的版本，就會看到其最後一版的大半個篇幅，做的是日本三洋公司和另一個日產腎藥的廣告。由於臺灣消費者自然地認為日產商品質量上乘，一些臺灣當地的製造商就謊稱自己的產品是日製。在過去的一年裏，在臺北，至少有三間新的日本餐館開張，而這些餐館的常客大多數是當地的中國人。此外，當地的一些商店和賓館也開始使用聽上去像日文的名字，一些夜總會的舞池也取了類似的日本名字。

日本對臺貿易

當地消費者對日貨的青睞促進了日本對臺的出口，以致日本對臺出口總量從1959年的八千五百萬美元上升到1967年的三億八千五百萬美元。同期，日本在臺灣進口總量中的比例也得到擴展。去年，百分之四十一的臺灣進口來自日本，而此前，日本貨物在臺灣進口物品的總量中只佔百分之二十八。

日本成為臺灣海外採購唯一合乎情理的地方。主要因為：日本距離臺灣較近，能夠基本滿足臺灣的需求，臺灣商人在日據時代就學會了怎麼和日本人做買賣。此外，僑居臺灣的日本商人做生意不僅主動，而且靈活。他們常常按照臺灣人的需求設計產品或按照臺灣人的習慣改進包裝。他們還給予較為自由的貿易擔保。

日本1965年給予中華民國政府高達一點五億美元的貸款無疑促進了日本與臺灣島在某些領域的貿易。這筆貸款中，約三分之二來自日本的進出口銀行，另外的三分之一出自日本海外合作基金。進出口銀行的錢主要用於資助臺灣國有企業，如臺灣化肥公司，從日本購買新型機器設備，而來自日本海外合作基金的錢則花在建設高雄港口和曾文（Tsengwen）水庫上。根據日駐臺經濟參贊的解釋，這筆高達一點五億美元的貸款將於1969年底全數到位。他還告訴我們使館的一個官員，附加的對臺貸款談判近期將在東京舉行，款項有可能多達三億美元。

有些特別活躍的日本商人甚至成為第三國（包括美國）向臺灣出口的中間商。例如，根據美國小麥專家的分析，所有美國出口臺灣的小麥約百分之七十五實際上是由諸如三菱這樣的日本公司居中辦理的，而非由美國公司直接運作。此外，美國出口臺灣的大豆也有相當部分是通過日本公司操作的。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通過書籍、雜誌和電影傳播文化的做法是限制的。該政府於1945年開始實施這項政策，目的是削弱日本對臺灣人的影響。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日本對臺灣實施了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臺灣人對日本文化已初步接納。自1945年以來，政府對日本的文化輸入的限制一直在進行，並得到了強化。目前，每年只允許從日本進口最多二十三部電影。這個限額與對美國電影的一百七十部限額相比是非常小的，而且與其他外國電影一樣，正在不斷地被減少。

中華民國政府一位負責審查日本出版物的官員說，所有過於激進或具有共產色彩的，所有太黃或淫穢的，所有太黑或充斥著虐待和暴力的出版物，都會被禁止輸入。實際上，臺灣對日本雜誌和書籍的限制，主要還是考量出版物的政治內容，而非其他。非政治化的日本時尚雜誌在臺灣隨處可見。例如任何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訂閱日本黑色新聞的小報《長井新聞》（Nagai Shimbun）。

日本在臺投資

隨着臺灣工業化的發展，日本對臺出口相對於臺灣本土生產的商品將逐漸失去競爭力。為了不失去臺灣市場，也為了利用臺灣勞動力工資低下的優勢，日本公司開始在臺大規模投資。在過去兩年間，日對臺投資增長異常迅速。在1967年，中華民國政府批准日本投資總額達一千五百萬美元，當年底，日本投資佔所有外國投資的百分之十一。僅去年，民國政府就批准了總額為二千五百萬美元的日本投資，這個數額幾乎是過去十五年的總和。到去年底，受到批准的日本投資項目已高達五千四百萬美元。日本在兩年間就將其在所有臺灣外國投資中佔的比例從百分之十一提升到佔百分之二十五。

此外，日對臺投資，由於其包括的項目多，顯得惹人注目。去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批准的總額為五千四百萬美元的日本投資，就涵蓋了共二百六十四個投資項目。相比較，中華民國政府同期批准了高達一點五億美元的美國投資，只涉及一百一十四個項目。換句話說，日對臺投資只有美在臺投資的三分之一，但其涉及的單個項目卻是美國的兩倍。美國在臺投資項目的產品主要為了出口，而日本投資項目的產品不僅為了出口，也試圖佔領當地市場。它們明顯地標有其日本名稱和標誌的產品，與其他中國人的商品一樣堂而皇之地出現在當地的商品展銷會上。日本人這樣做，當然讓當地商人不快，但卻能使日本投資臺灣的影響得以擴大。

另外，日本人在臺旨在對美國和其他第三國出口的生產也呈增長的趨勢。例如，日資在高雄出口加工區的數額甚大。鑒於日資工廠規模小，勞動保護和安全的標準要比美資工廠低，生產成本低，在臺的美國商人開始擔心日資產品將會比美資產品在美國市場更具競爭力。

日本商人似乎也熱衷於與當地商人進行技術合作，目的是以知識出口替代一味的資本輸出。1967年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所批准的日臺技術合作項目多達一百四十三項。這個數字在所有臺灣與外國公司的技術合作項目中佔百分之七十三。例如，絕大多數臺灣生產的摩托車都得到了日本的技術幫助。日資公司還熱衷於通過授予特許經營權和經營執照等方法將當地公司發展成自己的子公司。它們要比美資公司更易放棄對專利和商標的控制。

上述例子只反映了得到中華民國政府批准的日本對臺的直接投資和技術合作，因此僅體現了日本在臺投資的一部分。為了避免受到中國人的“橡皮圖章”的困擾，日本人通過當地人的渠道以繞過臺灣關於外國投資的法律和規定。例如，某個日本公司可以以低於市場價或提供較優惠的貸款出售給臺灣的製造商機器設備，以此為交換取得該臺灣公司的產品在日本市場的獨家經營權。特別是一些諸如三菱這樣的大公司更具玩這些手腕的條件。這些公司在臺灣非常活躍。它們出售工業原料，出售機器設備，甚至出售整個工廠。此外，它們還提供技術信息，提供貸款，甚至依靠它們遍佈世界的辦事處進行海外產品促銷。像三菱這樣的大公司可以對工業製造流程的任何一個環節進行投資，例如，為工廠提供技術設備和技術服務。這樣的公司還可以通過諸如向當地製造商高價出售生產資料或購買全部產品以及取得海外獨家經營權等手段在生產過程的任何階段實現利潤。由於此類交易是如此的複雜，日本和臺灣商人交易是如此秘密，以致沒有人能夠說清楚日本在臺隱蔽投資的總額有多大。而能夠說清楚的只能是，日本在臺的間接投資大約與直接投資一樣，不僅絕對額在上升，而且所佔比例也有增加。

日本在臺灣出口中的重要作用

在對臺投資和對臺出口大幅增長的同時，日本從臺灣的進口也有所增加。儘管就絕對額而言，日本從臺灣的進口取得增加，但是臺灣對日本的出口在日本海外進口中的比例卻不斷下降。在1960至1968年間，日本來自臺灣的進口從所佔總額的百分之三十降至百分之二十左右，下降幅度為十個百分點。這恐怕是日臺經濟關係中唯一處於下降趨勢的方面。

但是，日本對臺進口的下降並非意味著日本未深入介入臺灣的出口。實際上，臺灣對第三國的大部分重要的出口交易都是通過日本貿易公司進行的。例如，臺灣去年出口到美國的蘑菇罐頭有一半是由三菱和另一個日本貿易公司操作的。臺灣向第三國出口的菠蘿和膠合板的大部分都是通過這些日本公司賣出去的。

作為中華民國政府1968年外匯主要來源的紡織品出口也是由日本公司控制的。到底額度由多大，迄今尚未能知。一位消息靈通的臺灣商人稱，臺灣出口紡織品的“主要部分”或者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是通過日商交易的。有一位日商則認為，臺灣紡織品的出口，全部由日商操控。一位日駐臺使館的官員確認，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的紡織品出口是由日商管理的。

顯然，日商加大控制臺灣紡織品出口的力度，主要始於美國開始對棉紡織品進口實行配額制後。日商在美國取得的棉紡織品訂單必定大於他們所能得到的進口配額，於是他們就跑到臺灣，用臺灣的配額在美國銷售預定的棉紡織品。此後，日商通過其遍佈世界的銷售網積極開發臺產服裝和棉紡織品的其他國際市場。日商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導致臺灣對美和對第三國出口的比例大幅升高的主要動因。換句話說，作為中間人的積極進取的日本商人，通過幫助臺灣擴大出口的對象國，使得臺灣對日出口的依賴度降低。

臺灣人對日本的態度

臺灣的大陸人和本省人都對日本在臺經濟影響力膨脹表示擔憂。中央政府的立法委員們常常批評政府過度依賴與日貿易和日資。去年，作為民國政府最重要的經濟策劃者之一的陶聲洋（S.Y.Dao）最終不得不用筆名公開發表文章，回應這些批評。文章中，他極力淡化日本在臺的影響，並試圖為政府吸引日資的政策進行辯解。儘管如此，他仍無法壓制批評的聲音。例如監察院上個月就針對日式餅乾充斥臺灣市場的問題，威脅要對進口的日本餅乾進行調查。

諸如陶這樣的臺灣技術官僚完全清楚日本對臺灣經濟發展的作用。他們在一定的範圍內鍾情於與日本人做生意，但同時，他們也希望，臺灣的中國人有一天能夠發展自己的具有同樣競爭力的企業，能夠自主推銷臺灣產品。就是因為這一點，這些技術官僚迄今仍然能夠否決那些來自立法和其他部門的較為保守的政策選擇。

臺灣本省人同樣對臺灣在經濟上對日本的依賴表示擔心。但是，臺灣本省人中的商人卻是和日本人交往最深的群體，他們似乎也是在與日經濟交往中得利最多的人。這些人中，不少都能熟練地說日文，很多人在戰前就與日商建立了商業關係。無疑，他們要比來自大陸的中國商人更能吸引日資、吸引日本技術。儘管他們中也有人擔心臺灣過度依賴對日經濟，但是一旦有來自日本的商機出現，他們立即會與日本人交往。屏東的一位臺灣本地人官員曾對我駐臺使館官員表達過對臺灣依賴於日臺經濟關係的擔憂，但一年後，同樣是這位官員卻與日本三井物產公司合資開辦了一家大型香腸製品廠。

在1945年前，來自大陸的中國人和臺灣本地人與日本交往的經歷完全不同。因此，他們對日本在臺的動機和利益都有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大陸人和日本打了幾年仗，他們中有些認為，正是由於日本對華侵略使得民國政府未能解決中國的國內問題，他們有時甚至埋怨是日本人導致中華民國政府失去了大陸，故而對日本人甚為疑慮。中華民國政府的一些官員曾公開說：“日本人從未放棄過他們的侵略野心。”

在有一次談到地區安全安排時，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部次長楊西昆（Yang His-Kun）曾說：“我們必須倍加小心，決不能讓日本在東亞稱霸的野心復活。”正如其他的大陸官員，楊對日本的成見之深，也是可見一斑了。有一次，他指責日本政府戰爭中曾將山東身材較高大的中國人像牲畜一樣強行押往日本，說是為了“改良日本民族”。

蔣介石總統看上去比其他眾多的大陸人要對日本少一點偏見。他是在日本受的教育，可能對日本瞭解得更多一點。無論如何，總統起碼默認了政府鼓勵對日貿易和吸引日資的政策。他經常接見來自日本的訪問者，包括日本記者。

有些大陸人士對日本政治中的左翼分子十分懼怕，擔心日本的共產主義運動會影響臺灣。正是由於這樣的擔心，他們才反對美國將沖繩交還日本管理。戰爭學院（War College）的張其昀主任曾表達了對共產運動最終將在日本成功的擔憂。如果共產運動一旦在日本成功，他分析，日本的琉球群島將會是把“對著臺灣的匕首”。

那些對日本瞭解較多的臺灣人就不抱這樣大的疑懼。他們極少擔心日本的所謂帝國主義藍圖，也很少表達對日本“左翼或共產運動”的懼怕。儘管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生活了五十年，他們不像韓國人那樣反日，而是對日本抱有好感。一種解釋就是，日本在韓國施行的是軍事殖民統治，而在臺灣建立的則是較為溫和的文官管轄制度。

臺灣本地人解釋，他們之所以對日本抱有好感，是因為日據殖民統治後的民國政府還不如日本的殖民管轄。他們認為，儘管日本人的統治非常嚴厲，甚至殘酷，但比較公平。大家都知道有些什麼樣的規矩，只要不涉及政治，不反對政府，日本人並不會找麻煩。他們起碼有個印象，日本人不打攪臺灣的有錢人和地主，或者說，起碼在日據時代，不少的臺灣人發達起來。

臺灣人對日本殖民統治最常抱怨的，也是他們唯一抱怨的，就是日本人沒有重視臺灣人的教育。在臺灣回歸中國前，臺灣人只能在大學裏學習農業或醫藥專業。

儘管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但臺灣人始終保持着對日較親密的關係。大多數老人和不少的青年人都能說點日語。臺灣商人對與日貿易熱情有餘，而且十分願意為日本在臺投資打先鋒。每年大約有五百名臺灣本地人赴日本留學。如果日本提供的獎學金增加的話，肯定會有更多的臺灣人留學日本。日本殖民政府的原官員經常回訪臺灣，同時在臺灣受到本地人的熱烈歡迎和近似奢侈的招待，以致臺灣省政府不得不制定法案公開限制和譴責這樣的行為。

臺灣本地人對日的友善只能加大臺灣大陸人對日本動機和意圖的疑懼。一名國民黨官員曾指出，日本人已經通過為當地競選者提供財務支持干涉了臺灣的基層選舉。美駐臺使館目前尚未擁有任何能證明這樣指責的證據。好幾個推動“臺灣獨立”的政治組織在日本十分活躍。一些大陸人指出，日本政客和商人在支持這些組織。有幾樁涉及“臺獨”與國家安全案的被控者都是從日本返臺的。

另一些大陸人還對日本有可能改變對中國的政策表示擔憂。他們擔心，日本政府有一天會予以中國外交承認，或不再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保持席位。他們還擔心，日本會對其原先對蔣總統的承諾背信棄義，為中國共產政權購買日產工業設備提供長期和低息的貸款。對日本這些可能的政策變化，臺灣當地人也表示擔心，但遠不及那些大陸人。因為，對他們而言，日本的這些政策變化實際上會削弱大陸人在臺灣的統治，加快臺灣的政治變革。當然，這些臺灣人接受日本政策變化的一個前提就是，他們仍然能和日本人做生意。

居住在臺灣的日本人態度

日本外交官將臺灣描述為一個“不毛之地”。日本政府中的大多數“中國”專家只是對中國大陸有興趣，而不是臺灣。不少人擔心，如果被派駐臺灣，他們被派駐中國大陸的機會將大大降低。

他們中有一位官員曾說過，選派一名駐臺大使一直很困難，只有那些要麼選擇駐臺要麼選擇退休的人才會出於無奈選擇駐臺。他還說，由於臺灣的大陸人對日本大使懷有疑懼，以致日本駐臺大使根本無法與由大陸人控制的臺灣政府建立可信賴的關係。目前，日本所建立的唯一值得信賴的關係戶是APACL[4-2]主席谷正綱[4-3]和年屆八十的張群將軍[4-4]。然而，有傳聞稱張即將退休，谷氏在臺北的影響也要比原來小多了。顯然，日本尚未與蔣經國以及他的親信建立任何友好關係。蔣和他的親信大多是中日戰爭時開始工作的，此後尚未與日本人有過任何正常的接觸。在1966年訪臺前，據稱蔣經國從未參加過日本駐臺使館組織的任何社交活動，甚至不參加為慶祝日本天皇生日舉行的酒會。“我們十分希望在臺灣政府中培植一個親日的勢力，”一位日本外交官說，“但迄今幾乎是不可能。”日本駐臺使館已經決定邀請國民黨臺灣省主席李煥[4-5]訪日，但擔心遭到拒絕。

相同的是，臺灣的大陸人似乎認為他們在日本的朋友也寥寥無幾，而且他們都知道這些人是誰。據一位日本外交官稱，蔣介石每次與日本大使見面時，最後都會請大使問候日本議長飯石（Iishi）和另外兩三位他認為是對民國政府友好的日本政要。中華民國政府駐東京使館也是將主要精力用於一小撮被稱為“中國院外活動分子”的自民黨極右人士。根據一個得到確認的情報報告，中華民國政府主要通過其對日十分賺錢的香蕉貿易贏取自民黨的支持。在過去幾年間，大約三萬筐香蕉作為禮品送予自民黨和該黨的要人，包括前首相岸信介。

當然，臺灣本地人十分期望與日本人建立友情，但是，日本官員認為，發展與臺灣人的關係將會使他們與臺灣大陸人的關係惡化。此外，在過去的兩年裏，日本政府根本沒有處理好其與臺灣人社團的關係。去年，東京將在日本從事“臺獨”活動的臺灣人驅逐出境，並押回臺灣。這些人一回到臺灣，政府就會將他們收監。其中有兩位甚至進行絕食，不願被遣返臺灣。這些人的情況在日本受到傳媒的廣泛宣傳，在臺的臺灣人通過日本傳媒瞭解了這些情況。這些遣返案中有一例發生在蔣經國訪日之後，以致使得日本政府在臺灣人眼裏變得更糟。一位臺灣人評述，“日本人給了王子一份豐厚的回送禮。”

日商認為臺灣是個適合工作的好地方。他們有時會抱怨臺灣人“懶惰”，工作“無效率”。他們和其他外商一樣也抱怨大陸人“官僚”，喜歡搞小腐敗。日駐臺使館的經濟參贊據稱擔心中華民國政府將會出台新的限制日臺貿易的政策。張群近期曾說，日商通過貿易在臺灣掠取的東西遠大於給予臺灣的，他的這些說法讓日商坐立不安。但是，限制對日貿易的新規定迄今尚未出台。日本人同時對臺灣的經濟基礎設施、電力、交通等方面的缺陷也表示擔憂。他們無疑對臺灣的政治經濟的穩定性缺乏信心。大多數日商都在計劃將未來三五年中的對臺投資進行調整，但是，日商現在在臺灣所賺的錢遠比他們以前任何時期都多，他們起碼相信在可見的未來仍將繼續盈利。

日本在臺的未來

日本在臺的未來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中華民國政府對大陸的政策。只要日本繼續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只要日本繼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中的席位，只要日本不會公然違背“吉田茂信函”[4-6]確定的日臺關係原則，日本在臺的影響將會輕易得到擴大和發展。日本駐臺使館與大陸人控制的臺灣政府的關係近期內不可能得到大的改善。中華民國政府大多數高級官員年事已高，對日的偏見已不易改變。但他們當中負責經濟策劃的人清楚，臺灣的發展需要日本的貿易、日本的投資和日本的技術。儘管他們會對日本在臺經濟活動採取一些限制，但日本在臺的經濟利益仍然會在絕對值和比例值兩方面均得到長足發展。日本在臺的社區也會不斷壯大。

隨著日本在臺的經濟存在不斷發展，即便日本政府決定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中華民國政府也會對與日本斷交感到越來越困難。臺灣對日本的需要遠大於日本對臺灣的需求。任何限制日本在臺經濟活動的舉措都將削弱臺灣的經濟。此外，由於臺灣本地人與日本人的關係要遠深於大陸人與日本人的關係，任何中斷與日經濟關係的行為都將導致那些舉足輕重的臺灣商人與國民黨政權分道揚鑣。

注釋

[4-1]《外交官目錄》指臺灣“外交部”所公佈的各國使館在職外交官員的名錄。

[4-2]APACL是“Asian Peoples-Anti-Communist League（亞洲人民反共聯盟）”的縮寫。APACL是由蔣介石政府和南韓政府在朝鮮戰爭結束後成立的。該組織實際的操作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駐亞洲高級情報員Ray Cline直接支持的。1966年後，該組織改為“世界反共產主義聯盟”，總部設於臺北。

[4-3]谷正綱為國民黨要員，曾獲得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蔣介石政權1949年退守臺灣後，曾先後擔任社會部長、內政部長等職，並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

[4-4]張群（1889-1990），四川成都人，1937年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次年任軍委會重慶行營主任、行政院副院長。1947年任行政院長。1948年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後改任西南長官公署長官。1949年後歷任臺灣“總統府”秘書長、資政等職。

[4-5]根據編者的查找，李煥並未擔任過臺灣省主席。原文中為Li Huan，可能為筆誤。

[4-6]吉田茂Shigeru Yoshida（1878-1967），二戰後兩度擔任日本首相（1946.5-1947.5, 1948.10-1954.12），以提倡“經濟振興日本”而形成所謂“吉田茂路線”。關於針對臺灣的“吉田茂信函”，尚無確切的解釋，但有證據表明吉田茂堅定地支持臺灣的蔣介石政府。為此，1964年8月14日，國民黨元老張群代表蔣介石在臺灣駐日本大使館主持盛大儀式，向吉田茂授予特種大綬卿雲勳章一枚，並代表蔣介石致頌詞。但是，吉田茂強烈主張“臺灣地位未定”，在其1963年的著作《世界與日本》中，對臺灣的地位強調“日本政府只放棄領土權，至於其歸屬尚未決定”。如此，吉田茂的這個說法，成為臺獨論主張者的一個依據。

5

日　　期：1969年8月（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文　　件：基辛格談話提綱——“防務援助與尼克松主義”[5-1]

文件性質：談話提綱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324/1 & 1969/8,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本政府決定在國際社會中構建和平架構。為此目的，已做的工作包括：

• 打開與中國交流的大門；

• 確定美蘇關係發展的新重點；

• 建立與西歐和日本更為平等的夥伴關係；

• 力爭簽署在南越和老撾的停火協議。

儘管很多工作尚未開展，但是我們政策的合理性已經得以證明。“尼克松主義”包括如下三原則：

• 關於夥伴關係，責任均攤以此提升我們友邦的參與程度原則；

• 關於優劣勢，劣勢將導致征服而非妥協原則；

• 關於談判，為了和平必須提供正面的誘惑原則。

“防務援助項目”[5-2]將在上述三個領域發揮如下作用：

• 鼓勵其他夥伴擔負起更多的防務責任；

• 使我們承擔所有工作的趨勢得以遞減；

• 通過向我們的友邦表達我們對他們核心利益的關注，鼓勵他們加強對我們的信任和與我們的合作；

• 提升友邦的自力更生程度意味著對我們自己軍力要求的減少；

• 通過使談判更具吸引力，以使我們的盟友增強談判的信心，我們的對手更不易訴諸武力。

據此，我們認為“防務援助項目”具有活力，是個十分成功的舉措。儘管每一年的變化很難得到確切的估算，但所帶來的變化的趨勢是明晰的。因為：

• 軍援呈下降趨勢。援助項目目前的水平，是五十年代初的六分之一，同時也是六十年代初的二分之一。

• 軍售呈上升趨勢。在1954至1964年間，以現金和貸款交易形式的軍售只是軍援項目的六分之一。到1974年，軍售已是軍援的七倍。

• 物資援助得以集中於幾個關鍵性國家。

無疑，項目的成功必須假以時日才能得以準確衡量。例如：

1966預算年，最大的物資援助項目接受國是南韓、南越、希臘、土耳其、中華民國和伊朗。

1974預算年，

• 伊朗將用現金支付所有的軍事物資；

• 給予希臘和臺灣的軍事援助項目將為零；

• 對南韓和土耳其，儘管仍然有必要提供大筆援助，但越來越多的援助將採用貸款或擔保形式支付；

• 隨著南越和南韓軍隊戰鬥力的提升，我們已經從越南撤軍五十萬人，從南韓撤軍二萬人。

因此，“防務援助項目”十分重要，因為這樣的項目可以：

• 使得我們的盟友強大到最終能完全自衛的程度；

• 降低武裝衝突發生的可能性；此外，在和平時期降低美國捲入未來衝突的可能性；

• 保證我們擔負起作為西方最強大國家的職責；

• 鼓勵成功的談判；

• 保持我們致力於構建一個和平的世界的勢頭。

注釋

[5-1]1969年7月2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出訪亞洲途經關島，宣佈了對亞洲的新政策。其要點是：越戰結束後，美國仍將在亞洲發揮重要作用，並恪守業已承擔的條約義務。除非受到核大國的威脅，美將鼓勵其亞洲盟友自己承擔國內安全和軍事防務的責任，而美則避免捲入越南式的戰爭。集體安全是美支持其盟友對付國內或核大國的威脅所謀求的一個目標。此亞洲政策被稱為“關島主義”。以後，尼克松在歷年的國情咨文中，進而把這一政策延伸為全球政策，以及處理與其盟友全面關係的總方針。1970年，他把這個主義歸結為美國與其全球盟友之間的“夥伴關係”（包括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方面）；並指出，其中心點是，美國將不再承擔保衛世界自由國家的全部責任。1971和1973年，尼克松又宣佈，此主義代表美國對全世界的基本立場，是美國對待其全球主要盟國方針的中心。狹義上，這個主義只限於美國調整其海外義務，以及與其盟友的關係；廣義上，還包括對中蘇政策的總方針，即“實力”加“談判”。這就形成了所謂“尼克松主義”。

[5-2]“防務援助項目”英文為“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ct”，1949年由杜魯門政府提交國會通過，旨在為美國的西方盟國提供軍事援助。在亞洲，首先得以享受美國軍援的是日本。

6

日　　期：1969年9月9日

時　　間：下午3時

地　　點：白宮

文　　件：談話備忘錄——“中國以及美中之間的接觸”

文件性質：談話備忘錄

與 會 者：尼克松總統

亨利・基辛格先生

小沃爾特・J・斯托賽爾大使[6-1]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1, Exchanges Leading up to HAK Trip to China-December 1969-July 1971 (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應總統的要求，我向他描述了我們在華沙與中國大使館進行聯絡時所遵循的程序。總統問我是否能夠私下向中國人傳送信息，我向他保證說，我可以通過一位大使館官員把信件遞交給中國臨時代辦。

總統想知道如果我在華沙的某個中立國大使館的外交招待會上試圖與中國駐波臨時代辦進行直接談話的話，那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我說我不知道會出現什麼情況，不過我肯定可以試著做這樣的接觸。總統要求我在回華沙之後找個適當的機會去這樣做。如果我可以與中國的臨時代辦進行交談，我便可以說，我在華盛頓見到了總統，而總統對與中國進行具體磋商確實很有興趣。臨時代辦對這種接近所做的任何反應顯然會最令人感興趣。

如果新聞記者看到了我與臨時代辦在談話並對此進行詢問，總統說我在言辭上應該不要做任何明確的表態，儘管我可以說美國有興趣同所有國家具有良好的關係。總統還說，如果我在某個招待會上確實見著了中國的臨時代辦，我也完全可以接著再去找蘇聯的代表對話，以便保持事情的平衡。

總統提意見說，大體上美國政府中任何一個負有要職的人都必須認識到，我們應該從長遠的角度來尋求與共產主義中國建立更好的關係。我們不能拋棄那個處於孤立狀態的巨大國家及其人民。

總統談到了他在自己的遠東之行中得到的各國對勃列日涅夫[6-2]感興趣的亞洲集體安全公約的反應。當然，菲律賓和泰國是持反對意見的；巴基斯坦也反對這樣一種公約，因為巴基斯坦人是在投中國之所好。讓總統感興趣的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也表示反對。

總統認為遠東國家害怕蘇美有密謀對付中國的可能性。蘇美“交易”本身就會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不過遠東國家認為，蘇美聯手也可能會把蘇聯的力量加強到蘇聯人可能有能力在控制政策和行動的意義上對中國實施完全控制的程度。如果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就會產生一個危及世界和平、特別是危及中國的鄰國的蘇中集團。

總統注意到，我們最近向中國人表現了一個小小的姿態，而令人感興趣的是，中國人並沒有立即予以回絕。我們可以再向前進一步，使中國人與蘇聯人具有同等的貿易待遇。這是一件我們應該予以考慮的事情。

總統說，當然，像共產主義中國的聯合國會員國身份這樣的問題是讓人關注的問題，不過，這些都是短期的政治問題，最終將會得到解決。從我們自己的利益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準備就貿易問題以及其他具有具體意義的事情與中國進行磋商。

注釋

[6-1]小沃爾特・J・斯托賽爾（Walter J.Stoessel, Jr.）大使，美國資深（四十年）職業外交官，1968至1972年間任美國駐波蘭大使，1972至1974年任駐蘇聯大使，1974至1982年任駐西德大使，1982 年任副國務卿。

[6-2]勃列日涅夫（Leonoid Ilyich Brezhnev），1931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64至1966年任蘇共第一書記，1966至1982年任蘇共總書記。此間，他曾兩次兼任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60-1964，1977-1982）。

7

日　　期：1969年9月12日

文　　件：赫爾穆特・索南費爾特[7-1]和約翰・H・霍爾德里奇[7-2]為基辛格先生準備的備忘錄——“美國在蘇聯對中國用計過程中的角色”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1, Exchanges Leading up to HAK Trip to China-December 1969-July 1971 (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關於蘇聯試探美國對蘇聯打擊中國的核設施一事的態度問題，羅傑斯國務卿已經向總統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該備忘錄得出的結論是，這種行動是不太可能的。（該備忘錄是在柯西金去北京之前寫成的。）

我們準備了一份請你呈交給總統的備忘錄，為了喚起大家對蘇聯這些試探行動的關注，並表達了你所關心的事，我們應該有個連貫一致的反應。你的備忘錄也提到了一個相關的問題，那就是蘇聯人最近建議我們有可能在關於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上與他們採取相同的立場。你的備忘錄要求授權國務院在這兩個問題上準備一個指導意見，不要讓蘇聯人能夠造成是與我們合謀的印象。在你為總統而做的這一攬子提議中，也包括有一份在內容上大體與國務卿的備忘錄所報告的情況相同的便函，但其中聯繫到了中國的代表權問題。

建議：

你簽署附錄A的便函並將所附的一攬子提議呈交給總統。

同意 ____________　　　不同意 ____________

（附件）

備忘錄

主題：

美國在蘇聯對共產主義中國用計過程中的角色

美國對蘇聯先發制人打擊中國的反應

似乎越來越清楚，蘇聯人正在試探外國對（蘇聯）打擊中國的反應，並大體上通過否認西方為這種打擊而“捏造的各種謠傳”來維持這一問題的繼續存在。

以下就是一些試探的例子：

• 在八月中旬，一位蘇聯大使館官員直截了當地問一位美國官員，美國對蘇聯打擊中國核設施會做什麼反應；

• 同樣是這位官員在上一周又向“研究分析公司”的一位官員問了相同的問題；

• 在莫斯科，一名蘇聯編輯一方面否認這樣的計劃，而同時又聲稱蘇聯會展示某些“新式武器”來對付中國；

• 在聯合國，一位蘇聯官員說，中國人正在做出“蘇聯人不會使用超出戰術核武器的手段來對付他們”這樣一種錯誤的假設。

這些聲明以及他們對日本、法國和印度官員所做的大體相似的陳述受到了相當權威性的否認，而這些否認的言辭則引起了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注意。柯西金告訴外長愛知（Aichi）[7-3]，蘇聯人“絕對”不會對中國發動攻擊，並指西方新聞界的推測為“完全的胡說八道”。蘇聯外交部負責遠東事務的官員已經發表了完全相同的講話。蘇聯的廣播在上周對中央情報局的這種“捏造”進行了駁斥。

由涉及到美國人的這些接觸和討論所產生的一個問題是，我們顯然缺乏明確的反應方針。因此，蘇聯人有可能正在把美國的反應說成是大體上默認蘇聯攻擊的可能性。

第二個問題是，即使試探的結果對蘇聯的最終決定並不至關重要，蘇聯人也正在造出蘇聯攻擊的整個問題已經與美國進行磋商的印象，而這樣的印象是對北京有利的。

我們是否希望允許這種印象存在嗎？

對此，我們做了兩點假設：

• 無論如何，蘇聯人不會真正認為，我們會對蘇聯攻擊中國做出任何軍事上的反應；

• 如果蘇聯實施攻擊，蘇聯人會認為我們將在宣傳上最大限度地利用蘇聯的攻擊。

基於這兩個假設，我們對蘇聯試探的反應或許將會與蘇聯的決定僅有一點點差異。然而，我們的反應對中國人和其他國家如何理解我們的立場將產生巨大的差別。

由於這一原因，我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消除蘇聯人可能正在培育我們默許蘇聯可能攻擊的印象。

為了糾正這種印象，我們將需要就美國如何看待蘇聯攻擊的可能性而草擬相關的指令，以便於我們在面對蘇聯和其他國家的詢問時可以採取一致的方針；而且，我們可能希望看到我們的立場被間接地傳遞給了北京。

中國的代表權問題

蘇聯駐聯合國代表舍普欽科（Shevchenko）和馬立克（Malik）大使[7-4]最近幾天直接向我們的駐聯合國代表提出了美國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政策問題。接著這一問題，舍普欽科（或許是意味深長地）引用了一段聲稱的對話，在這段對話中，尼克松總統告訴（蘇聯）副外長庫茨涅佐夫（Kuznetsov）：“中國可能成為美蘇的一個共同問題。”舍普欽科說他“希望這代表著美國政府高層人員的真實看法”。

至少說，蘇聯人似乎在擺弄這樣一種想法，即美國在中國的代表權問題上可能由於某種原因獲得了蘇聯的合作。

局中人的數目似乎一下子改變了。現在，當蘇聯人想要把中國共產黨人堵在聯合國的門外時，我們正在明確地表示，我們的真正興趣在於把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之內。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人已經變得很少提及他們加入聯合國的條件是先將中華民國政府驅逐出聯合國的長期要求了。他們似乎對加入聯合國可能越發有興趣。

蘇聯人可能看到他們自己與我們之間有一部分共同利益，他們所寄予的希望是，如果我們把中華民國政府留在聯合國內，中國共產黨人就將不會加入聯合國。由於他們與共產主義世界的關係，蘇聯人在改變他們自己在聯合國的表決方面或許不可能走得太遠，但他們可能有機會使我們獲得幾張表決票。

於是問題來了：我們把這個遊戲玩到什麼地步？

我們認為，答案是：決不玩這樣的遊戲。

我們的理由如下：

• 在追求他們自己的利益的過程中，在他們自己能夠謹慎行事的範圍內，蘇聯人或許將會投幾張票來反對中國共產黨人；沒有任何明確的美國“交易”——只要在對歐洲共產黨人的重要問題上沒有重大讓步——會鼓勵他們採取進一步行動；

• 通過表明我們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留在聯合國的立場，在爭取蘇聯人的心照不宣的合作上，我們已經提供了最佳條件；如果他們與美國進行任何公開合作來把中國共產黨人排除在聯合國之外，那麼他們的麻煩則會多得多；

• 只要保住了臺灣的聯合國席位，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我們不希望捲入有利於蘇聯把中國共產黨人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的任何關係之中；

• 只要不同蘇聯人進行徹底的軍事協作，沒有什麼事情會比我們在中國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共謀的表面更有害於改善我們同中國共產黨人之間長期關係的前景。（實際上，既便我們與蘇聯人之間沒有任何諒解，我們也可能會發現這種共謀的表面是個問題，況且，我們決不希望給中國人或其他任何人留下一個美蘇“政治上共管”的印象。）

中國人的態度

通常來說，我們從中國人的意願中可能獲得的任何信任都必須當作一種潛在的長期收益。即便中共的教條主義者依然在阻礙關係的變化，北京外交部的專業人士也不可能看不到緩和中美關係對抵消中蘇關係惡化所具有的潛在好處。中國的對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繼續由教條而不是由戰術考慮來塑造，並因此缺少了靈活性。另外，中國人肯定會——正確地——認為自己絕沒有機會獲得美國的軍事力量來對抗蘇聯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認為他們會容易地注意到美國面對蘇聯而採取的任何方針可以是有益於他們自己的。

長期因素依然是真實的。脫離了“文化大革命”的約束，中國的外交官們為了熟悉美國政策的性質而正在越來越坦率地進行試探。可能是因為得到了某種指示（與所做的宣傳明顯不同），他們沒有從意識形態相互敵對的角度來描述中美關係。相反，他們正把焦點對準實質性的國家問題、臺灣以及聯合國，而且，他們正在尋求瞭解美國在立場上可以做多少“讓步”。（附錄部分有國務院對中國近來的外交行為所做的新的情報概要。）去年十一月份和二月份，在關於華沙會談的計劃上，有證據表明他們在對美政策上是有內部鬥爭的。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已經到達了太平盛世。但這確實暗示著，大概在毛的沉重負擔被解除一段時間之後，北京有相當一部分意見傾向於準備比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更加理性地探索中美關係。我們在中蘇爭執中沒有迎合蘇聯的利益的做法應該是這種思維方式的一個強大的促進因素。

注釋

[7-1]赫爾穆特・索南費爾特（Helmut Sonnenfeldt）時任尼克松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1969-1974），1952至1969年間任國務院蘇聯東歐研究室主任，1974至1977年間任國務院參贊。他主要作為美國的蘇聯東歐的專家參與與中國的解凍。

[7-2]約翰・H・霍爾德里奇John H.Holdridge（1924.8-2001.7），美國資深外交官，時任尼克松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1973年春出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副主任，1982至1986年間任美國駐新加坡大使。參看John H.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U.S.笁hina Relations（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7-3]指當時任日本外長的愛知（Aichi）。

[7-4]馬立克（1906-1980），蘇聯時代的資深外交官，曾於1946至1953年間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1948至1952年和1968至1972年間兩度出任蘇聯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8

日　　期：1969年10月6日

文　　件：馬歇爾・格林[8-1]致副國務卿備忘錄——“對華政策的下一步措施”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1/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我們現在位於何處？

1.本屆政府已經表明，在中國的政策有了變化的時候，我們願意尋求與北京建立更友好、“更正常”的關係，我們願意幫助中國人走出他們自己所處的國際孤立狀態，以及看到中國人在亞洲社會裏發揮更具建設性的作用。

2.總統已經在私下和公開場合表示自己在總體上有興趣修改我們對北京的貿易政策，私下表示是通過NSDM 17、七月底與我在空軍一號上的談話，以及9月9日與斯托賽爾大使的談話，而公開表示的方式是我們在7月21日放鬆了對旅行者購買中國商品的限制。

3.我們已經一再公開表示，我們願意重新與中國人在華沙或別的地方舉行雙邊會談。我們也在今年三月份私下向中國人表達了這一立場。我們還進一步指出，我們“不久”將就這一問題再一次主動與中國人進行接觸（國務卿在坎培拉發表的演講）。總統已經授權斯托賽爾大使尋找機會向中國在華沙的臨時代辦轉達總統的通過談判來改善關係的願望。

4.我們已經在七月份對適用於到中國旅行的限制做了些輕微修改，但把這些總體限制延長六個月至1970年3月15日。不過，國務卿已經私下向總統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贊同在一個適當的時間完全取消所有旅行限制。

5.第一至四條中所描述的立場已經得到新聞界和國會的廣泛歡迎和認可。我們知道新聞界沒有做過任何重大的批評，我們知道只有國會議員持有一些個別的保留意見。

6.由於預算的原因，我們已經私下決定撤出兩艘在臺灣海峽定期巡邏的美國海軍驅逐艦。將來，在第七艦隊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這巡邏任務將由在臺灣海峽地區或經過臺灣海峽地區的美國艦船來執行。[8-2]（我們還沒有把這決定告訴中華民國政府。）

7.顯然，我們已經直接或間接地鼓勵許多國家向中國人轉達我們對改善關係和擴大接觸的總的興趣。據我們所知，巴基斯坦人、柬埔寨人和法國人已經這樣做了，或許還有其他國家的人也這樣做了。

8.我們已經鼓動了好幾位國會議員想辦法訪問北京。

9.我們已經強調過，我們今年不打算改變我們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政策。

中國現在位於何處？

1.從今年開始以來，中國人就對我們發動了一系列極其有力的言辭攻擊，矛頭總體上對準本屆政府，具體的則是針對總統本人。隨著今年一點點地過去，這些攻擊行動已經大為減弱了。北京對總統亞洲之行的處理是非常低調的，而對國務卿的訪問則是裝聾作啞。對於副國務卿或國務卿所發表的對華政策講話，對於我們在七月份就貿易和旅行所採取的行動，中國人還沒有公開發表過評論。（在過去，他們對這樣的姿態一貫持譴責的態度。）就在10月1日的二十周年國慶節慶祝活動之前，中國就中美關係發表了第一份總體述評，中國人以非常低調的方式重申了他們的立場：美國總是敵視中國，在過去一直威脅中國，現在佔領著臺灣，是最主要的帝國主義敵人。那篇社論也包括了極少提到的美國繼續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那篇社論完全不提美國總統或者美國目前或未來的對華政策，並且不含任何激烈的惡意言論。

2.中國人私下裏已經對許多外國人講過，他們知道華盛頓正在檢討美國的對華政策。他們私下裏提到，美國在貿易和旅行領域的行動就是在這種檢討的背景下產生的，但他們說這些行動是不夠的。他們繼續強調指出，美國需要採取某種與臺灣相關的行動，但對於美國需要採取何種程度的行動才能博得北京做出某種回應，他們傳遞出的信號是混雜的。有些報道暗示，北京正在尋求的只是某種“象徵性的”姿態，例如，從臺灣撤走小部分的軍隊，或者從臺灣海峽撤走巡邏艦隻。另外一些報道則著重強調北京的大目標，即美國完全“撤出”臺灣。

3.關於美國對中蘇爭執所採取的政策，（通過周恩來轉達給法國大使）北京私下裏也表達了一個客觀的、相當有同情心的觀點，那就是，北京注意到，美國沒有試圖利用中蘇之間的爭執，或者沒有試圖使之惡化，美國顯然不認為中蘇之間的戰爭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周也指出，恢復中美會談的問題是“複雜的”。可以想像，或許是因為中國的國內問題，我們已經感覺到，去年，特別是最近幾個月來，中國人在對美政策問題上是存在內部“爭論”的。儘管所有這一切都依然遠遠不能表明中國在對美政策上會有重大轉變，但這意味著他們的立場與一年前相比已經稍有一些“軟化”了。

4.中國人繼續禁止兩名美國人與外界接觸，據說，這兩人是去年二月份在香港到澳門的航海途中進入中國水域時被抓住的。他們還監禁了另外六名美國人（其中包括兩名越戰的軍事飛行員）。

我們下一步能做什麼？

1.貿易政策。我們正在就一個辦法而為總統準備一項建議，這個辦法允許財政部執行對凍結在貝爾吉銀行（Bank Belge）帳號的解凍。在代理副國務卿塞繆爾斯[8-3]的要求、和副國務卿對此表示贊同、而且我們相信國務卿也同樣持贊同意見的情況下，我們正在準備這項建議。我們強烈要求把這樣的步驟作為更加普遍的政策行動的一部分。因此，我們打算建議對《國外資產控制條例》（Foreign Assets Control Act，簡稱FAC）進行一系列廣泛的、涉及到當前美國對北京貿易政策的治外法權的方方面面的法令的修改。這包括：（1）取消對由銀行掌握的信用證帳戶的限制；（2）取消《國外資產控制條例》對美國海外子公司的限制；（3）取消《國外資產控制條例》對美國公司在第三國涉及到推測的、有可能與中國商品貿易的活動的限制；（4）結束當前對石油、燃料與潤滑劑貯藏的限制。我們也在考慮結束對中國古董和藝術品進口美國的所有限制。我們理解財政部副部長沃爾克[8-4]和財政部的佩蒂先生[8-5]準備指令他們的下屬人員對實施這種計劃所需要的法律和行政要求展開研究。

2.與貿易政策相關的一系列後續措施，包括普遍採用NSDM 17文件所列出的其餘措施，由此導致把出口貿易控制的程度最終降低到蘇聯所享有的那種貿易待遇程度一樣。我們也可以向中國人建議在華沙或者其他地方就那些懸而未決的要求和債務而達成一個總體解決方案。

3.旅行。正如國務卿向總統建議的那樣，我們認為一旦條件許可時，我們應該立即取消所有旅行限制。當前的法令允許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這樣做，無需等到限制措施所規定的具體結束日期為止。然而，我們還是覺得這應該是一項基於考慮有關法律的全面的行動。取決於越南談判的當前狀況，我們甚至在1969年年底之前就可以宣佈我們打算取消所有旅行限制。

4.華沙接觸。我們建議，我們應該嘗試著利用我們從臺灣海峽撤走兩艘巡邏艦所帶來的機會，以改善我們與中國共產黨人在華沙或者別的地方舉行會談的氣氛。假設在蔣總統做出反應之後，我們對當前的決定不做任何改變的情況下，我們將提出我們應該通過在香港的中央情報局接頭人讓中國人能夠可靠地獲悉美國所採取的行動的建議。既便在這種接觸過程中，我們也只會說美國的行動是因為預算變化而不會多說別的話，但應該讓中國人去做出他們自己的結論。然後，我們會通過華沙給北京安排一個新的機會，以便於北京在其對臺灣海峽巡邏艦撤離可能做出的任何象徵性意義的背景之下，來理解我們為新的會談而提出的建議。如果這可以為恢復接觸而提供“面子”的機會，那麼，這就可能提供所需要的推動力。在確定了暫停定期巡邏的日期之後，我們就會希望這一連串的行動步驟應該儘快開始。

5.在華沙，我們可以再次建議在雙方的大使館舉行會談，或者把會談地點轉移到別的城市，例如奧斯陸、哥本哈根、赫爾辛基、波恩、阿爾及爾等等。

6.軍事上的步驟。我們可以考慮一下，駐紮在臺灣的那部分與越南戰爭相關的美國軍隊是否可以分階段裁減。特別相關的是停在國民黨中央軍空軍基地的C-135加油機，這些飛機的機組人員加上相關的服務與維修人員，使得美國在臺灣的軍事存在增加了四千至五千人。無論如何，一旦這些空軍人員實際上不為越南戰爭的目的所需要，我們就應該考慮儘快把他們撤走。我們也可以檢討一下是否需要那支自今年五月份以來就在臺南處於嚴密警戒狀態的備用殲擊機分隊，該分隊的存在是因為擔心中共可能會對美國偵察機採取行動。因為現在偵察機靠近中國大陸的最近距離通常都超過七十五英里，也因為中國人從來沒有在臺灣海峽地區威脅到美國的偵察機，即使在偵察機離中國大陸的距離不到七十五英里時也沒有受到中國方面的威脅，所以，我們可以希望考慮把我們的嚴密警戒殲擊機撤回〔位於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我們理解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已經建議我們無論如何都應該這麼做。

7.為了讓北京能夠擁有非聯合國屬下的科學技術組織裏的成員身份，也為了考慮北京是否有可能參加某些關於越南問題的專門機構，我們已經與白宮討論過能否對國際機構進行一項研究，其目的在於重新評估美國對成員身份的普遍性所奉行的政策。我們理解白宮對此有些興趣，所以，我們應該與國際組織和白宮成員一道對此做出進一步努力。

注釋

[8-1]馬歇爾・格林Marshall Green（1916-1998），時任美國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作為耶魯大學畢業的職業外交官，他實際上是位日本問題專家，曾於六十年代先後出任美國駐韓國代辦，駐香港總領事和駐印尼大使。

[8-2]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杜魯門政府的第一個決定就是將第七艦隊派往臺灣海峽，執行所謂“中立臺海”的任務。此後，該艦隊的艦隻一直在臺海巡邏，負責臺灣海峽的“穩定”。中美在臺灣問題上衝突的淵源之一就是美國海軍對臺海的巡邏。

[8-3]塞繆爾斯（Nathaniel Samuels）於1969年4月至1972年4月間擔任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初期只是代理）。

[8-4]沃爾克（Paul A.Volker）於1969年1月至1974年6月間擔任負責金融事務的財政部副部長。

[8-5]佩蒂（Jonh R.Petty）於1968年5月至1972年2月間擔任負責國際事務的財政部助理部長。

9

日　　期：1969年12月19日（星期五）

文　　件：巴基斯坦大使阿格哈・希拉利、亨利・基辛格和哈羅德・H・桑德斯[9-1]之會談備忘錄

文件性質：會談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1/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希拉利大使首先講話，他回顧了自己上一次在10月10日與巴基斯坦新聞與國務部長來拜訪基辛格博士的情景。他回憶說，當時，基辛格博士指出，巴基斯坦人可以私下告訴中國人，美國打算從臺灣海峽撤走兩艘驅逐艦。

希拉利大使解釋了那一信息被轉達之前的時間歷程。沙・阿里（Sher Ali）直到10月25日才離開美國返回巴基斯坦。葉海亞總統對伊朗進行國事訪問直到11月5日才回國。

11月5日過後不久，葉海亞總統召來中國共產黨人駐拉瓦爾品第的大使，並向這大使說明了美國有興趣同共產主義中國關係正常化的看法，以及作為一種表示，美國正在從臺灣海峽撤走兩艘驅逐艦。葉海亞總統所講的話是基於他自己與尼克松總統在8月1日的會談。

在一封註明日期是11月28日的發給希拉利大使的信函中，沙・阿里部長通報說，中國大使當即的反應是美國總是說“模棱兩可的空話”。中國大使引用了中國擊落一架美國偵察機的例子。葉海亞總統要求中國大使把自己的看法轉告周恩來。

希拉利大使接著說，他在11月13日收到了沙・阿里部長的另一封來信，這封信通報了中國大使在得到北京的回音之後所給予的答復。部長的來信以這樣的語言通報了大使的答復：“他們欣賞我們（巴基斯坦）的角色和努力。因此，他們（中國人）已經在幾天前釋放了兩名美國人。”基辛格博士猜測那兩名美國人可能是指最近被釋放的那兩名乘遊艇誤入中國的美國人。

希拉利問我們是否有什麼更具實質性的東西可以讓葉海亞總統與周恩來去磋商。巴基斯坦還沒有確定周恩來訪巴的具體日期。中國人一直在努力勸說葉海亞總統先訪問中國，但葉海亞告訴他們說這次該輪到他們訪問巴基斯坦。希拉利大使猜測中國方面可能會有些困難，因為這可能是“文化大革命”之後周恩來第一次外出訪問，這可能涉及到其他的訪問行程。

希拉利大使推測或許中國人在恢復華沙會談方面所做出的迅速反應，正是由巴基斯坦人向他們轉達了美國的信息所產生的結果。

為了回答希拉利大使的問題，基辛格博士說我們現在可以做以下兩件事情：

1.當周恩來訪問巴基斯坦的日期確定之後，他會告訴希拉利大使巴基斯坦人可以對中國人說些什麼。

2.巴基斯坦人現在就可以告訴中國人，美國欣賞這種溝通方式，以及美國真誠地希望與他們進行對話。如果他們希望舉行比華沙會談更加安全的會談，或者說，他們希望會談的渠道不被政府機構組織中太多的人知曉，那麼，總統就會準備這麼做。

希拉利大使說，葉海亞總統可能會把這些想法轉告中國人，這樣當周恩來訪問巴基斯坦的時候，他就可能已經考慮過這種建議了。說到其他渠道，他問基辛格博士是否打算繼續利用巴基斯坦的這個渠道，基辛格博士說我們通過巴基斯坦來做這件事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對中國人可能提出的其他建議，他會採取開放態度。

希拉利大使問道，如果值得為之的話，在周恩來訪問巴基斯坦之前，是否有可能在這一渠道的高層方面採取一些行動，因為葉海亞總統現在或許正好可以派沙・阿里本人去北京。代表團現在正在按常規而來來往往。

希拉利大使和基辛格博士一致同意他們兩人之間會保持這一渠道的暢通。

他們接著就華沙會談簡單地交換了意見。希拉利大使說自己以為華沙會談的性質屬於初步交換看法，基辛格博士說這與我們的印象是一致的。

希拉利大使把話題轉到了美國在軍事供給政策上將要做出的決定。他說自己為了敦促國會議員瞭解巴基斯坦的困難，已經與國會議員們打了三年時間的交道了。現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已經提交了一份有利於恢復向南亞進行軍火銷售的報告。他認為國務院是贊成恢復某些種類的軍火銷售的，因此，他以為這個問題將取決於白宮。他說葉海亞總統可能會在早春訪問蘇聯，隨後或許會去中國訪問，他希望巴基斯坦在此之前已經知道美國在軍火供給政策上的決定。他還提到了葉海亞總統最近所採取的重要政治步驟，並說美國的軍事供給決定會是對葉海亞的重要支持。

基辛格博士突然插話說，改變巴基斯坦的國內結構不是我們的事情，但他承認美國的決定可能會有所助益。他解釋說，決定應該不久就會做出。白宮並沒有在阻止這一決定，但必須就此召開一次會議，或許會在一月份。基辛格博士說自己沒法說答案會是什麼，希拉利大使說，不管答案可能是什麼樣，有個答案肯定是重要的，儘管他以為有機會獲得有利的答案。

注釋

[9-1]哈羅德・H・桑德斯（Harold H.Saunders），時任尼克松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及後曾任美國負責近東和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10

日　　期：1969年12月23日

文　　件：亨利・基辛格為總統準備的備忘錄——“通過巴基斯坦轉來的中國口信”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1/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巴基斯坦大使來通報了葉海亞・汗（Yahya Khan）總統[10-1]最近與中國共產黨人駐巴基斯坦大使之間的意見交換。

葉海亞總統在十一月初打電話告訴中國大使關於他自己對與你在八月份所做的會談的印象，並且通報了我們打算從臺灣海峽撤走兩艘驅逐艦。基本上來說，他轉達的信息就是美國有興趣同共產主義中國進行關係正常化。

本月初，在得到北京的回音之後，中國大使答復葉海亞總統。他告訴葉海亞總統，中國感激巴基斯坦的角色和努力。他還說，中國因此在幾天前釋放了兩名美國人（這顯然是指被中國人釋放的兩名乘遊艇誤入中國的美國人）。

〔巴基斯坦駐美大使阿格哈・希拉利（Agha Hialy）〕[10-2]問我們是否有什麼更具實質內容的東西可以轉告他，以便周恩來訪問巴基斯坦的時候可以進行討論。他說這一訪問的日期還沒有確定。

我提出了以下兩點：

1.當這一訪問日期被確定之後，我會向他轉達葉海亞總統可以說的更加具體的東西。

2.但是，巴基斯坦人可以按照下面這一思路向中國人傳話：我們欣賞希拉利大使帶來的這一信息。我們真誠地希望與中國人進行對話。如果中國人希望這些會談的方式應該比華沙會談更安全一些，或者說中國人希望會談的渠道在政府組織內部不被太多的人知曉，那麼，你們可以做些更安全的安排。

希拉利大使表示自己會把這一信息反饋給葉海亞總統。

在我們知道周恩來訪問巴基斯坦的確切日期後，我將會與你做更為詳細的磋商。

注釋

[10-1]葉海亞・汗，時任巴基斯坦總統。於11月10日至15日訪問中國，向周恩來總理轉達了尼克松的口信。11月14日，周總理正式答復他：“閣下清楚，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預。美國武裝力量佔領臺灣和臺灣海峽，是中美關係緊張的關鍵問題。如果尼克松真有解決上述關鍵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特使來北京商談，時機可以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商定。”葉海亞・汗總統回國後，即將周總理的答復口信寫成一份無署銜、無簽字的手抄備忘錄，派專人於12月8日送到巴基斯坦駐美國大使館，由大使希拉利於當日面交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基辛格在與尼克松反復商量後，於 12月26日將一封同樣無圖章、無簽字的打印信函交給希拉利大使，信中表示美國同意接受邀請，準備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討論包括臺灣問題在內的存在於中美之間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10-2]阿格哈・希拉利，時任巴基斯坦駐美大使，中美溝通的“葉海亞・汗管道”的關鍵人物。參看本書文件14，註釋2。

11

日　　期：1970年3月19日

文　　件：國務院禮賓司司長辦公室備忘錄——“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閣下來訪的暫定安排”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910-954,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12

日　　期：1970年4月9日

文　　件：國務卿羅傑斯[12-1]致駐外使館之電報——“華沙會談與蔣經國[12-2]的訪問”

文件性質：電報

資料來源：RG 59, Box 2202, POL (4-7-70),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1.你們擔心宣佈下一次華沙會談時間安排的影響和蔣經國的訪問，國務院對此表示理解並和你們一樣擔心。在接到參考電文裏的意見之後，我們已經指示華沙大使館，如果中國共產黨人在未來幾天內通知我們說，他們同意會談日期的安排，則我們的華沙大使館應該通知中國共產黨人說，在公佈會談日期之前，他必須徵求國務院的意見。

2.我們認為，你們應該坦率地把華沙會談的時間安排所產生的問題告訴蔣經國。我們最初建議在四月份早些時候與中國人舉行下一次會談，目的是為了繼續與北京進行我們必須要進行的會談，同時又避免與蔣經國的來訪有密切的牽連。中國共產黨人答復說，他們建議在4月15日舉行會談，我們拒絕了這一日期。為了避免給蔣經國和中華民國造成難堪，我們建議把4月30日或蔣經國離開美國後的某個日子作為會談日期。

3.過去公佈會談情況的一貫做法，是各方在通知對方之後，由各方本身表示自己將獨自公佈會談情況。我們曾經提議過我們有意在廿四小時之內公佈會談情況。因此，儘管我們可以向中國共產黨人建議推遲會談情況的公佈，但事實上我們又無法預計他們是否會同意，或者無法控制他們按照自己的意願公佈會談情況。當然，他們可以把答復的時間安排在4月16日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在維也納開幕之際，以及在蔣經國來訪之時，以便使美國與中華民國和美國與蘇聯的會談變得複雜化。

4.我們希望你們能坦率地把這些問題告訴蔣經國，表示我們願意力盡所能地把難堪的局面減少至最低程度，包括努力把下一次華沙會談安排在他抵達美國之前，或者推遲到與他的會晤實際開始之前，這可能意味著在他實際離開美國之前一或兩天。然而，你們可能注意到，我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不可能撤回我們向中國共產黨人所做的那一仍然未決的建議，即把會談時間放在4月30日或其後的某個日子。我們希望蔣經國能理解我們的難處，我們確實對這個問題的主動權現在大部分都掌握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手上而感到遺憾。我們非常希望蔣經國不會讓這個問題影響到他來訪的氣氛，因為我們熱切地期待著他的訪問。

注釋

[12-1]羅傑斯William Pierce Rogers（1913-2001），於1969至1973年間擔任尼克松政府的國務卿，其間與基辛格明爭暗鬥，特別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上，常常與白宮意見相左。

[12-2]蔣經國，時任臺灣行政院副院長，1972年任行政院院長。其父蔣介石 1975年去世後，他於1978年接任總統。1988年1月13日病逝。

13

日　　期：1970年4月9日

文　　件：美國駐臺北大使館致國務院之電報——“與蔣經國訪美的相關問題”

文件性質：電報

資料來源：RG 59, Box 2202, POL (4-7-70),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1.除非我們立即採取重大步驟，否則，或許在未來的一兩天之內，蔣經國將非常有可能通知我們說，中華民國政府無奈地決定自己必須要求無限期地推遲訪問，直到美國能夠保證在蔣經國訪問之前、訪問過程中以及訪問之後一段時間內，華沙會談將不會舉行或不作公開發佈。如果我的估計沒錯的話，這將意味著中華民國政府是把決定權的皮球完全踢給了美國政府。

2.為了不讓美國政府面對這一決定，美國政府可以採取主動立即告知蔣經國，我們正在採取行動保證在五月份前半個月之前將不舉行下一次的華沙會談，並且發佈會談消息也僅提前幾天的時間，這樣做是否更好？

3.這是我們在此能夠看到的有機會防止無限期推遲訪問的唯一途徑。如果中華民國得出結論說，華沙會談的日期對美國而言比蔣經國的訪問更為重要，那麼，美國與中華民國的總體關係以及美國與蔣經國的個人關係就會面臨嚴重的後果。

4.蔣經國提到了自己的訪問可能會給美國政府造成其他“明顯的困難”，這使今天來自於外交部和蔣經國辦公室的其他跡象更加明顯，那就是中華民國政府正開始揣測蔣經國訪問計劃中的至少兩個方面：（1）羅傑斯國務卿是否將在機場迎接他；（2）在訪問華盛頓和紐約之後的交通工具安排。特別由於美國所面對的那個更大的問題，我們敦促這些事情應該得到立即而妥善的解決。我們將另用密電對這件事做更為全面的彙報。

參閱：（1）臺北第1575號電文，（2）國務院第051922號電文

1.根據有關參考電文，我今天中午與蔣經國做了四十五分鐘的私下會晤。本著友善、非正式和坦誠的精神，我明確地闡述了與華沙會談有關的時間安排問題。我強調了我們希望消除給蔣經國造成難堪的風險。我坦率地承認說，不幸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目前掌握著接受會談和發佈會談時間安排這兩方面的控制權。我們會竭盡所能地適應中華民國政府對美國的任何消息發佈時間安排的希望。我強調我們希望聽取中華民國政府的意見，以便使得有關的時間安排給他們帶來最少的問題。我謹慎地避免了任何有這樣一層意思，即訪問本身可能會被看作處於危險之中。

2.出於徹底澄清的目的，蔣經國問了好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涉及到我們最初提出的4月1日、我們拒絕中共反過來提出的4月15日和我們最新提出的4月30日。他直接問我，如果中共拒絕4月30日，我們是否有可能回頭把時間安排在四月份早些時候，我則直截了當地向他保證說，我們絕不會同意在蔣經國計劃離開美國之前舉行會談。他還問及了從公佈會談時間到實際舉行會談通常間隔多少天數。

3.蔣經國即刻中止了這種提問，而是提出了我們在這次訪問中的某些細節安排上的“明顯難處”，特別是羅傑斯國務卿是否能夠去機場迎接他的問題。他說他對遵守任何嚴格的禮節要求不感興趣。他只希望有常規的個人性質的接待，他甚至不希望因此而造成任何麻煩。他認為或許有關的安排給美國政府帶來了不便，他想知道情況是否如此。

4.我向他保證說，我們沒有任何困難。我們政府的高層熱切地期待著這次訪問，並希望他在美國逗留期間一切順利。我說我們正在考慮把他的抵達目的地改到國家機場軍事空運局的候機樓，那對大家都會更方便一些（臺北第1574號電文）。

5.蔣經國副院長把話題拉回到主題上來，他說，在毫無辦法知曉中共可能採取什麼行動或何時採取行動之時，他不知道我們如何能夠有把握地估計形勢。他明確地說，在未來幾周時間裏，任何關於即將舉行的華沙會談的消息發佈，都會在這裏產生不好的反響。他說，在他回來之後不久發佈關於華沙會談的消息或舉行華沙會談，與在他訪美期間做這些事情一樣地不好。他說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並且應該加以考慮。他可能需要向他的政府作彙報並與他的政府進行磋商，特別是蔣總統本人。他說，他知道這件事對我們來說非常緊急，在他們能夠對這件事作必要的仔細研究之後，他會儘快給我以回復。

6.蔣經國隨後說，他覺得他應該坦率地告訴我，在他對所有的有關因素進行初步權衡之後，“他得到的是一種不利的反應”。

7.在至少為了避免他們過早做出推遲訪問的不祥決定的努力過程中，我向蔣經國提出了我個人真摯的請求。我說的話不僅代表我國政府，而且作為中華民國政府和蔣副院長本人的朋友，我敦促他不要讓任何有關時間安排的眼前困難干擾已經計劃好的這次訪問。我說，我認為這個時候正適合於就與我們的共同利益相關的最優先考慮的基本問題，以及我們的雙邊和地區政策進行坦誠的意見交換。蔣副院長會有充分的機會全面闡述自己的看法，我們肯定會以誠懇和贊同的態度聽取他的意見。

我們也會讓他更好地瞭解我們的問題和我們的某些政策的基本依據，這些政策給中華民國政府帶來了某種困難。最重要的事情是得失攸關的，我覺得，如果對我們眼前整理出來的機會不及時抓住，那麼我們就犯了根本性的錯誤。

我請求他和他的父親仔細考慮一下我出於自己的信念所做的這一慎重陳述。

8.蔣經國說他知道我是一個朋友，他們會據此對我的意見加以考慮。

9.隨後另有電文提供意見與建議。

參閱：國務院第052678號電文。

1.我應副院長蔣經國的請求於今天下午5時去拜訪了他，聽取他關於訪美問題的決定。

2.在友好的開場白之後，蔣經國說，他一直確信我們兩國的主要外交政策利益在大體上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對一方有利或不利的，則對另一方也差不多。他和他的政府中的其他成員全面考慮了我昨天陳述的意見和我今天上午轉交給他的來自羅傑斯國務卿的信息（參考電文）。考慮到我們兩國之間的長遠利益與推遲訪問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我們已經決定不應該推遲訪問。

3.我表示我們對這一有益的決定深感滿意。我說華盛頓會熱烈歡迎這一決定的消息，實際上，這一決定是令我們所有人都滿意的消息。

4.蔣經國然後提出了一項請求，他沒有重複這一請求，也沒有說把這一請求作為條件，但這一請求對他本人和他的政府顯然具有重大意義。他說，他不會把華沙會談的問題作為事關他“面子”的事情提出來。但他和他在政府中的同事都非常擔心在他訪問期間和他訪問之後不久就發佈華沙會談的消息所產生的不利影響。他認為，那些孤陋寡聞的人，可能易於把任何這種消息的發佈，錯誤理解為標誌著他在華盛頓磋商過程中已經就華沙會談達成了某種協議。他聲明說，有關中華民國政府由於蔣經國的訪問而對華沙會談表示贊同的任何推論，都是非常不受歡迎且又非常有害的。他知道，在中共對我們的建議繼續不作答復的情況下，我們決不可能就雙方都同意的會談日期發佈消息。但他問道，美國或許可以在下周單方面宣佈或向新聞界透露大意為這樣的消息，那就是美國將在四月底與中共舉行下一次華沙會談？這將會是一份無需中共同意的、準確而又合理的聲明。他說，在他看來，這是解決中華民國政府的問題的最佳途徑，他覺得這也符合美國的利益要求。他問我的看法如何。

5.我說我會把這一詢問立即傳送給華盛頓。我知道它會得到全面的、贊同性的和優先的關注，但我無法預測華盛頓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我們理解中華民國政府對他訪問期間和訪問之後不久就發佈華沙會談消息感到敏感的原因，我重申了我前一天的聲明，即我們想要竭盡所能地幫助蔣副院長解決時間安排上的問題。美國政府很可能傾向於贊同他的建議，但我猜測可能會存在這樣一種擔心，那就是，因為這種聲明可能是相當的非同尋常，以致於中共可能會以這種行為作為藉口而拖延下一次會談。我說，正如蔣副院長從羅傑斯國務卿的信息中所知道的那樣，我們認為，重要的是要在相當近的未來與中共恢復接觸，之所以如此，或許是為了商討在東南亞地區的柬埔寨、老撾以及別的地方出現的麻煩情況。我們需要對各種各樣的因素進行權衡，但我無法預計權衡的結果會是什麼。我向他保證，我們會儘快給他答復。

6.這使蔣副院長感到滿意，我們的會晤以極其熱忱的語調而結束。

7.評論：對中華民國政府來說，把訪問繼續下去，並不是一個易於做出的決定。根據我們得到的可靠消息說，在今天的一個會議上，這個問題得到了廣泛的討論，與會者包括總統、副院長、副總統、外長和周（書楷）大使。這是一次遵從理性而不是情緒化的討論，而我們推定這是一個意見比較一致的決定。國務卿誠摯的信息，無疑幫助維持了整件事的平衡。

8.建議：我希望我們能夠滿足上面第四段中的蔣副院長的要求。為了產生所希望的效果，我們需要在下周早些時候做這件事。從報答中華民國政府所做出的非常困難的決定的角度來看，這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個很小的步驟。如果正式發佈準確的會談日期是不可取的話，那麼國務院發言人可以僅僅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正在與中共進行接觸以探討在四月底舉行會談的可能性。從我們所知道的情況來看，這不會觸犯我們與中共的任何諒解，並且似乎不太可能危及我們就下一次會談達成一致意見。較為不盡人意但或許仍然可以接受的是，（最好是通訊社）可以發佈一則源自於“國務院消息靈通官員”意思相同的新聞。

14

日　　期：1970年4月11日

文　　件：中央情報局情報備忘錄——“中國外交政策的動向”

文件性質：情報備忘錄

資料來源：國家安全檔案項目根據《信息自由法案》獲得解密。國家安全檔案項目，喬治・華盛頓大學，華盛頓特區。

北京在歲末年頭決定與其兩個主要敵人蘇聯和美國進行談判，一直伴隨這一決定的是中國外交活動的復興。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中國人對從前與自己鬧彆扭的幾個國家改善關係，已經表現出了一種相對開放的態度。這種情況發展第一次明顯出現於去年十月份，當時北京開始特別花力氣修補其與北越和北朝鮮之間的緊張關係。自從那時起，北京還進行了旨在擴大其外交吸引力的其他努力，甚至表示願意考慮改變中國對緬甸吳奈溫政權的仇恨態度。

這些新出現的跡象仍是試探性的，並且可能差不多體現了遲來的從1966至1967年的“紅衛兵外交”[14-1]向正常外交活動的回歸。不過，單從中國過去三年的外交政策背景來看，這些跡象可能標誌著中國外交政策的新時期的開始，儘管這一新時期仍然並不明顯。

附注：這份備忘錄是由中央情報局獨家完成的。它是由“當前情報辦公室”撰寫的。在起草過程中，徵詢了“國家情報評估辦公室”的意見，並且“國家情報評估辦公室”對結果大體表示同意。

北京的新步驟

1.正如所料，北京將其新找到的外交能量大部分都用在其亞洲鄰國那裏了，因為中國在那些地方的影響力和利害關係最為突出。最優先考慮的事情，似乎是修復自1968年巴黎和談以來就一直處於緊張狀態的北京與河內之間的關係。在周恩來去年九月份去河內出席胡志明的葬禮，以及隨後一個月內與越南共產黨官員在中國國慶節期間舉行一系列高層會談之後，北京改變了其先前對河內參加巴黎和談的堅決反對態度，並且第一次承認了越南共產黨的“十點和平計劃”。儘管北京與河內在戰爭政策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至少中越團結的外表已經得到了恢復。

2.同時，中國人正在和其鬧彆扭的另一個共產黨鄰國北朝鮮重修於好。去年十月份平壤派遣一個高級代表團參加中國的國慶慶典就是關係解凍的第一個明顯跡象。北京在1970年三月份向平壤派遣新任大使，以及對周恩來本月訪問平壤的大肆吹捧，都表現了過去六個月之內雙方關係的明顯改善。

3.在另一個有趣的形式變化中，中國人一年多來似乎第一次表現出有興趣改善同緬甸的關係。在（緬甸）吳奈溫總統發表了一個撫慰性的講話以及仰光在去年十一月份釋放了被其扣壓的二十七名中國僑民之後，中國駐仰光大使館邀請了一些緬甸高級官員參加了一次正式的宴會。此後在十二月份緬甸駐中國的臨時代辦又在北京同中國副外長舉行了一次非一般的友好交談。中國官方表示希望改善中緬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這些話自1967年夏天中緬關係惡化以來極少聽到。此後，中國宣傳機構通常都避免其慣用的那種“吳奈溫法西斯集團”的挑釁性謾罵，而且中國人三年以來第一次在今年一月月初的時候在北京公開報道了緬甸的國慶慶典。

4.中國近來在亞洲的努力已經擴展到了遠至錫蘭（即斯里蘭卡）。儘管北京繼續發表親北京的“錫蘭共產黨”的言論（可以設想，是為了他們的反蘇色彩），可是中國人三年來第一次在去年二月份早些時候提到了錫蘭的國慶日。作為雙邊關係得到改善的一個更加直接的證據，幾天之後，北京宣佈它會在錫蘭建一個棉紡廠，這是中國自1966年以來在那裏的第一個新項目。

5.中國外交的新面貌決不僅限於亞洲。最近幾個月裏，北京在別的地方一直都表現出越來越多的靈活性和主動性，特別是在那些由中國人看來使蘇聯處於不利但使中國有利可圖的地區。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周恩來在以色列空襲了埃及的一家民用工廠之後公開寫信支持納賽爾總統。自1967年“六日戰爭”以來，這是中國對一個阿拉伯國家的政府（有別於阿拉伯“人民”和阿拉伯遊擊隊員）所做的第一次公開的宣傳支持。儘管中國不太可能極力利用埃蘇之間的分歧，但周恩來的那封信以及中國隨後在宣傳上的支持，已經幫助改善了北京在阿拉伯國家政府中受損的形象。

6.對於蘇聯政策的另一個敏感地區——東歐，中國人也重新開始表現出了興趣。北京在今年早些時候展示出了某種靈巧的步法，如嚴厲譴責蘇聯和西德的接觸是對東德不利的。中國在東歐的策略甚至延伸到了保加利亞，因為中國人正確地認為保加利亞是拍蘇聯“修正主義”馬屁的頭號國家。

⋯⋯（編譯者按：以下幾行未解密）

蘇聯催化劑

7.中國外交新氣象的這些跡象可能由來已久了。自從1967年秋天紅衛兵極端分子被從外交部的當權位置上請走之後，中國觀察家就已經預言並等待著中國外交步驟明確趨於更加積極。在1968年以及1969年早些時候，就有跡象表明中國外交活動趨向更加正常的方向，不過，進步緩慢、步履蹣跚，並且有許多虛假的開端。中國的種族中心主義、過去外交失敗的悲苦以及毛澤東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一直妨礙中國積極外交的因素，變成了在北京政治掛帥氣氛中的最重要的制約因素。因此，中國的大多數外交行動都局限於一小部分這樣的國家，這些國家通常在意識形態上為中國所接受，並願意不顧“文化大革命”的打擾而同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

8.不過，在1969年春夏期間，蘇聯在遠東軍事集結的威脅性越來越大，中蘇邊界不斷惡化的軍事形勢，使得中國領導層完全認清了中國內部虛弱、國際孤立的實情，並促使北京在外交事務步驟上作出顯著的改變。蘇聯的威脅，除了迫使中國與蘇聯坐到談判桌旁，也促使中國在面對莫斯科的時候把改善其外交處境置於優先得多的位置，簡言之，恢復外交攻勢。

9.周恩來總理在去年十一月份發佈了一份秘密指示，透露了北京的基本原則和動機，其中有一部分要求中國外交採取更為靈活的立場，以便捍衛中國在面對莫斯科時的國際地位。例如，周恩來暗示，北京會同意與美國恢復華沙會談，以便制衡蘇聯並使蘇聯對中國的威脅改變方向。他還說，中國在國際上會奉行“靈活的策略”，以便讓莫斯科與華盛頓搞對抗，以便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過，周恩來也強烈地暗示，北京決不打算對外交政策作實質性改變，北京將會繼續堅定地奉行長遠的“革命原則”，同時發展一種靈活的國際外交方法。

中國外交走向何方？

10. 當然，關鍵問題在於，中國在新外交步驟上將會走多遠。仍然屬於試探性質的中國外交主動性，是否將會保持僅僅是戰術反應？還是將會獲得充足的動力把中國帶入一個外交事務的新“萬隆時期”？換句話說，北京能否充分地集所需的務實、忍耐和有意識的努力於一體，以便重新回歸國際外交的主流？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北京對蘇聯威脅的感受。

11. 蘇聯壓力的明顯減小可能會迅速減弱中國當前的外交進取作風。不過，到目前為止，在久拖未決的邊界談判中，雙方都沒有顯示出準備滿足對方的要求。總的來說，蘇聯沿中國邊界繼續進行軍事集結，加上蘇聯繼續努力在外交上孤立中國，應該讓北京完全有理由繼續從事更為正常的外交活動。但是，不管蘇聯的壓力有多大，中國的外交依然面對著毛澤東主義意識形態和相應的國內政治動亂這類障礙，它們已經妨礙中國的外交有好幾年之久了。

12. 北京在意識形態上非常討厭北朝鮮繼續與蘇聯保持關係，而平壤在意識形態上對莫斯科和北京的依賴是眾所周知的，這種例證或許是妨礙中朝關係在去年獲得更快和解的關鍵。過去的爭執和懸而未決的雙邊分歧，也將妨礙中國與許多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改善。例如，北京的讓步可能會改善其同緬甸的關係，但中國對緬甸在1967年支持仰光的反中國暴徒繼續耿耿於懷，這無疑又將會阻礙中國的讓步。

13. 中國外交靈活性的另一個制約因素，是北京領導層所面對的迫在眉睫的問題的份量。與蘇聯和美國之間的至關重要的談判，以及諸如“備戰”[14-2]運動、整黨、經濟和行政恢復等國內重要計劃，幾乎肯定將繼續是北京所全神貫注的事情。此外，北京似乎缺乏在政治上可靠而又熟悉外交事務並能勝任外交職位的人員。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要求，使得外交部許多職業工作者和有經驗的外交官必須參加大量勞動和政治再教育，這或許將導致中國未來對外交事務的關注會出現明顯的差距。

14. 所有這些制約因素，都因為北京似乎在當前中國外交路線上存在意見分歧和不滿，而變得錯綜複雜。在過去，領導層中那些比較激進的意識形態教條主義分子，因為擔心中國革命的成果可能受到威脅，所以一直反對中國在外交政策上具有明顯的妥協性和靈活性。當北京在去年秋天因為蘇聯和美國主動提出談判而進行思想鬥爭之際，這種反對意見可能再次抬頭。明顯致力於文化批判的一系列廣播宣傳，事實上，似乎是間接地表達了對中國對莫斯科和華盛頓採取的新的靈活外交步驟的不滿。另外，去年一月份有報道說，好像有人貼大字報威脅要“打倒”任何反對周恩來的人，這可能再次顯示了周恩來在下列兩方面的強而有力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國目前與蘇聯和美國打交道方面，以及一般外交事務方面。這一情況在中國領導層中引起了爭議，使得有人在客觀上必須表達這種引人注目的支持。

15. 然而，面對北京全神貫注地注意蘇聯的威脅，這些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制約因素的影響，或許只會放慢或暫時阻礙中國外交的當前走勢。實際上，北京在過去半年之中已經施行了新的外交步驟，這一相對成功可能會促使中國走向採取更為廣泛的國際外交主動性。北京肯定清楚自己目前的外交成就好於去年夏天的孤立處境，因為它當時面對著一場災難性戰爭的可能性。中國在這段時間裏已經設法對蘇聯的軍事壓力做了預防、改善了自己與美國以及關鍵鄰國的關係，還甚至與加拿大在久拖未決的相互承認談判中就分歧做了妥協。與加拿大人的談判，可能最終觸發許多西方國家在承認中國方面明顯向前邁進，並或許會導致中國在聯合國中的命運結果出現大逆轉。

16. 儘管如此，與北京在廿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的國際外交活動相似的任何長期的外交攻勢，將至多只是許多長遠的未來可能性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過去三年的內亂，已經明顯削弱了中國的內部凝聚力，增加了北京在影響國際事務方面力不從心的基本感覺，而最為重要的是加強了中國外交政策傳統上的反應式性質。因此，從長遠來看，中國的外交，或許將不會以北京規劃好的主動性為基礎，而是將保持對由外部因素所決定的環境做出反應。這些外部因素包括：蘇聯和美國對中國的意圖，東方和東南亞正在出現的力量平衡，以及在現在已經七十六歲、健康狀況不確定的毛澤東離開舞台之後中國領導層可能的變化。簡言之，儘管北京目前在面對蘇聯壓力時的外交側重點是明確的，但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一大套策略之上的，而這些策略在未來幾年裏可能會失效或者有明顯改變。所以北京目前的外交步驟可能會有很大的變化。

注釋

[14-1]被西方稱作的“紅衛兵外交”是指中國駐外使館在1966至1967年間，由於受到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不少外交官成立“紅衛兵”組織，並以“革命”的方式從事“外交”活動，包括“大辯論”、“大字報”和“學習紅寶書” 等。參看《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14-2]指由於蘇、美加緊了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中共中央1964年5月作出決定，對國民經濟作一次重大的區域性佈局調整，對東部（“一線”）和中部（“二線”）經濟建設項目實行“停”、“壓”、”搬”、“幫”，重點開發和建設西部（“三線”、“戰略後方”）。對這一戰略方針，毛澤東用“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加以概括。他說：“第一是戰備，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地方無糧棉油等儲備，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內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於擴大再生產著想。”這個口號後來多與“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連在一起使用，成為冷戰時期我國國際戰略防禦構思的總概括。

15

日　　期：1970年4月15日

文　　件：國務院致白宮亨利・基辛格之備忘錄——“總統向蔣副院長祝酒時的建議主題”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Box 6/37,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按照計劃，總統將於1970年4月21日在白宮宴請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我把國務院所建議的總統祝酒主題附在此處。

附件：總統於1970年4月21日在白宮向蔣副院長祝酒時的主題

總統於1970年4月21在白宮的宴會上向蔣副院長祝酒的主題

開場白

我很高興歡迎蔣副院長自1963年以來第五次來美國訪問。

蔣副院長就要成為一個“老美國”了。

為了面對面的高層意見交換，為了直接觀察我國不斷變化而在總體上又始終如一的形勢，這樣的來訪是不可替代的。

向他的父親蔣總統致以崇高的個人敬意

在我自1953年以來多次訪問臺灣的過程中，我對令尊建立起了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個人情感。作為中國人民渴望民族統一和中國人民在二戰中勇敢抵抗侵略者的象徵，蔣總統或許是在美國人心目中記憶最深刻的人。他統率北伐軍，使中國擺脫軍閥割據局面，走向國家統一。他領導自己的國家抵抗日本人的侵略。

不過，對未來的歷史學家來說，他的位置很可能是中國的第一位現代領袖，他為中國長達百年之久的現代化難題提出了新的可行的答案。在他的領導下，中華民國人民，在成功的土地改革和引人注目的農業進步的基礎上，已經實現了持續快速的經濟發展，並正在營造一個現代工業社會、調整傳統的文化觀念以適應現代世界的需要。

這些都是自由的中國人民的成就。我們為與他們的巨大成就息息相關而感到驕傲。

美國與中華民國關係的深度和持久性

長達近乎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關係在廣度和深度上一直在發展。我們關係的開端是貿易、美國傳教士在中國開展工作、中國學生來美留學以及彼此間的外交接觸。隨著這些關係的擴大，我們的關係中又增加了商業投資、文化交流、技術和經濟援助以及最近與中華民國政府在區域發展方面的合作。

“共同防禦條約”把我們緊緊連在了一起。

因此，我們的關係具有廣泛的基礎，既牢不可破，又富有彈性。

中華民國政府是東亞國家中願意且有能力為自己的命運承擔責任的典範——因此賦予“尼克松主義”實質性內容。

中華民國政府已經躋身於亞洲區域合作增長模式的領導者行列。

中華民國政府一直樂於讓別人分享其經驗、技術和資源，以便解決許多發展中國家遇到的共同問題。

我為貴國政府作為主動的自助型政府而做的努力鼓掌喝彩，因為主動的自助型政府是我個人設想中亞洲未來的基礎，也是我們參與太平洋共同體的基礎。

承認蔣副院長的領導地位

我們一直以關心和尊敬的態度注視您的職位一步步升高。

您過去在貴國的國防部門的領導地位，保證了你們的軍隊和我們的軍隊在共同防禦條約之下肩並肩，肯定有能力對付任何威脅。

我們欽佩您為指導貴國經濟增長而給您的新職責帶來的能量和想像力。就像在亞洲的其他國家裏一樣，我們相信，經濟增長不僅是改善人民福利的必由之路，也是亞洲的和平與穩定賴以存在的一個關鍵要素。

祝　酒

我們提議為中華民國蔣中正總統的健康乾杯，為蔣副院長的所有努力乾杯，為中華民國與美國的歷史友誼乾杯。

16

日　　期：1970年4月17日

文　　件：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16-1]致美國總統理查德・M・尼克松閣下之信函

文件性質：信函

資料來源：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Box 6/37,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敬愛的總統先生：

我想要感謝您3月27日通過馬康衛大使轉給我的信件。

因為蔣經國副院長應國務卿羅傑斯先生的邀請將赴美國訪問，我已要求他去拜訪您以轉達我個人對您的親切問候。

我向您保證，他將會感激地聽取您坦誠的意見。因此，我希望閣下您將會坦率地與他討論我們兩國之間的政策和觀點，並因此增加我們相互間的理解、進一步加強我們傳統的友誼和合作的紐帶。我確信，美國的利益與中華民國的利益是相互關聯的，所以，有害於中華民國的東西將肯定不利於美國，反之亦然。我堅信我們雙方都相信這一點。

在車禍中受傷但慢慢康復的蔣夫人與我一同向您和尼克松夫人致以我們最好的祝願。

您誠摯的

蔣中正

注釋

[16-1]即蔣介石，名中正，字介石，學名志清，1887年10月31日生於浙江奉化。曾擔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最高領導人，於1949年12月在國共內戰中敗走臺灣省。1950年3月在臺灣“復職”重任“總統”，此後連任四屆，並連續擔任國民黨總裁。他以“三民主義建設臺灣”、“反共復國”相號召，維繫他在臺灣的統治；與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但是他反對“臺灣獨立”、“國際託管”和“兩個中國”，堅持一個中國的民族立場。1975年4月5日在臺北病故。

17

日　　期：1970年4月23日

文　　件：蔣經國與基辛格會談之備忘錄

文件性質：備忘錄

與 會 者：基辛格博士

約翰・H・霍爾德里奇（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成員）

威廉・科德斯（國務院禮賓司官員）

蔣經國（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

沈劍虹（中華民國副外長）

周書楷（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913,”CCK Visit”,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蔣副院長說，基辛格博士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待他，使他感到很高興。基辛格博士說自己一直期待著與蔣副院長見面。因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在召開一個關於柬埔寨的會議，所以，他不得不取消下午所有的約會。儘管如此，他還是不想錯過與蔣副院長短暫會面的機會。基辛格博士提到自己很瞭解周大使，並把他看作為一名很會辦事的代表。

蔣副院長聲明說，他想要真誠地感謝基辛格博士正在做的聯繫兩國關係的重要工作。他一直為能夠與總統以及其他美國領導人會晤而感到非常高興，並發現與他們的討論令人獲益最多。基辛格博士評論說，總統對自己與副院長的會晤印象尤深，並且說沒什麼東西能夠代替這種面對面的接觸。蔣副院長以贊同的口吻說，交換看法是傳遞思想的最好途徑。他希望視我們兩國的關係非同一般，因為這種關係是由來已久的。正是鑒於這一點，他才找機會來此訪問幾天，並進行面對面的交談。

基辛格博士聲明說，支持我們的朋友是我們堅定的信仰。有時候我們所採取的戰術步驟看起來令人摸不着頭腦，但我們知道如何區分戰略與戰術。前些天有位記者對他說，自己終於明白了總統的態度，總統在遊戲中總是領先四步。他回答那位記者說，他說對了一半，首先需要搞懂的是總統在玩什麼遊戲。

蔣副院長說，他的總統認識我們的總統已經二十多年時間了，他想要說的是，他的總統理解我們的總統並知道我們的總統之所思。基辛格博士說道，自從總統就職以來，他一直在和總統一起工作，並看著總統做大的決定，而且總是看到總統做大的抉擇。總統總是支持自己的朋友，而且從來沒有在任何問題上向共產黨人讓步。坦率地講，在我們付諸行動之前，我們會經歷許多策略謀劃，因為攤出我們手中的牌是沒有意義的。在這一點上，北越在老撾的攻勢一直沒有停止過，因為我們所使用的是善意的言辭。基辛格博士補充道，在政府機構裏，總統的有些下屬人員思維較為謹慎，所以這些人對總統感到不滿。

蔣副院長說，他想知道美國政府在柬埔寨問題上的總體看法，即柬埔寨問題是共產主義總體戰略（其中包括老撾）的一部分？還是它本身就是問題？基辛格博士說，首先，我國政府的行政管理政策是“百花齊放”，但我們的朋友應該注意我們的作為，而不是注意我們行政機關裏的人們說什麼。基辛格博士繼續解釋道，我們把柬埔寨問題視為印度支那問題的一部分，也視為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在那裏的一部分。他補充說，如果他們以為他們可以在柬埔寨採取行動而不付出代價，那麼他們不久就會更加明白。

蔣副院長說，中華民國希望金邊的新政府能夠維持下去，不過擔心北越不會就此罷休而是會讓西哈努克重新掌權。基辛格博士同意這種看法，即他們會做這樣的嘗試，並且說我們不能夠太過樂觀。柬埔寨軍隊的素質不如老撾的軍隊，在戰鬥中還沒有什麼出色的表現。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經說過，亞洲唯一能夠打仗的民族就是中國人或者受到中國文化薰陶的人。柬埔寨人肯定不是受到中國文化薰陶的人。我們不能保證結果，但會盡力而為。共產主義者不會有便車可搭。他們與我們之間的問題多於他們與我們的前輩之間的問題。我們沒有說很多話，但我們不會忽視柬埔寨的事件，我們不認為那些事件是另外一場戰事。他希望柬埔寨人能夠再支撐幾個月。他請蔣副院長談談對此的看法。

蔣副院長同意基辛格的見解，即柬埔寨問題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整個印度支那問題的一部分。中華民國認為老撾問題也是如此。他們的情報顯示，中國共產黨人正在位於邊界地區的昆明加緊為柬埔寨和老撾訓練骨幹分子。基辛格博士說道，中國共產黨人也給西哈努克以強力支持。蔣副院長接着說道，他懷疑他們在這種情況下會使用他們自己的部隊。

基辛格博士問蔣副院長如何估計中國共產黨軍隊的素質。蔣副院長回答說，地面部隊的作戰能力沒有太大變化，但海軍和空軍的能力有明顯的提高。軍隊士氣在共產黨過去的作戰能力中起到了百分之五十的作用，但他知道目前的士氣已經不比從前了。儘管如此，我們不應該忽視這樣的事實，即他們的海軍和空軍比過去強大。他猜測，在昆明對柬埔寨和老撾人的訓練重點在於遊擊戰。

蔣副院長接著請基辛格博士評估一下周恩來訪問平壤的意義。基辛格博士回答說，他對此沒有明確的看法。中國共產黨人正在努力修補與許多鄰國之間的關係，並預防蘇聯施加過多的影響力，但他覺得蔣副院長的見解可能會比他本人的看法更有意思。

蔣副院長說，可以做這樣一種理解，那就是，北朝鮮憎恨蘇聯對自己的控制太過嚴厲、不許自己對南朝鮮採取可能會牽涉到蘇聯人的冒險行動。這種憎恨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於北朝鮮希望離蘇聯遠一點，而與北京建立較為密切的關係。基辛格博士說道，如果北朝鮮人發動進攻的話，他們就會吃不了兜著走——他們別指望再次冒犯美國而能夠溜之大吉。

蔣副院長問道，中國共產黨人的目的是否是通過同時維持對臺灣、南朝鮮和越南的壓力而使美國在不止一條戰線上奔忙。基辛格博士認為這一說法可能是對的。他說，奇怪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卻不得不為一夥第五等級的國家對我們採取的行動而擔憂。儘管如此，共產主義國家再次對我們發動攻擊不會是明智之舉。現在的這位總統比他的前任們的優勢在於，他有一千三百萬張保守的選票還沒有用上呢，把我們逼得太緊會招致危險。我們採用了許多戰術，因為我們認為沒必要參與可能消耗我們的政治資本的內部鬥爭，但我們會在必要之時花費這種資本。這位總統並不是通過屈服來達到他今天的位置的。我們的行政機構裏有許多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蔣副院長說，他知道基辛格博士非常忙，所以不能再佔用他更多的時間了。他只希望說最後一句話：人們常常易於用正常的標準評估毛澤東及其思想和行為。這是錯的。毛澤東不是正常人，他的天性是不按人們預計的可能方式行事。基辛格博士以贊同的口吻說，用我們的標準去分析別的國家可能是錯誤的做法。

18

日　　期：1970年5月（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文　　件：總統辦公室文件——“臺灣決議”

文件性質：報告

資料來源：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Box 6/3,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我要強調另外一點。如果一個國家贊助在另一個國家的領土上發生的武裝顛覆活動，我們就不可能有一個由各國組成的愛好和平的共同體。‘美洲國家第九次外長會議’明確地闡明了該原則。輸出革命是我們的體制所不能寬恕的一種干涉，像古巴這樣尋求實行革命輸出的國家幾乎很難指望可共享這個共同體所帶來的好處。”

“福摩薩[18-1]決議”

1955年1月29日的“福摩薩決議”表明了國會正式批准總統，“當他決定有必要為了保護福摩薩和澎湖列島的特殊目的而抵禦針對其的武力進攻時，總統可使用美國武裝部隊。這項授權包括保護現在在友軍手中的那一地區的相關陣地和領土，以及採取他認為在確保福摩薩和澎湖列島防禦方面所需要的或者合適的其他措施”。

這項決議至今已有十五年歷史了。如果福摩薩海峽發生新的危機，本屆政府不會把延續存在的“福摩薩決議”視為國會授權的原因。

在該項決議表決通過後數月，“共同防禦條約”開始生效。在該條約中明確地闡明了我們對中華民國的防禦義務。廢止“福摩薩決議”將不會影響到我們履行“共同防禦條約”範圍內的防禦義務或者我們履行該條約的能力。

“中東決議”

1957年3月9日的“中東決議”的大部分內容已不再具有實質性的作用。該項決議的第二節中的這部分內容，即有關國會批准總統進行軍事援助計劃的內容，現在已經被“對外援助法”所取代。同樣，該決議的第三節中有關授權總統在1957年財政年度中使用資金⋯⋯

注釋

[18-1]福摩薩，英文為Formosa，是荷蘭統治臺灣時期予以該島的名稱。英美的官方文獻中在涉及臺灣時長期使用該名稱。1954年第一次海峽危機時，為了解放一江山島，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大陳島。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空軍和海軍的掩護下撤離了大陳島。最後沿海島嶼中臺灣當局只是守住了金門和馬祖。美國當時對形勢的判斷是，認為大陸加緊實施解放臺灣，希望臺灣方面放棄金門、馬祖。在這個背景下，美國參議院1955年1月審議通過了一個所謂“福摩薩決議”，認為可以給美國總統一個空白支票，在沒有經過國會允許的情況下，美國總統可以動用美軍干涉臺灣海峽的事件。

19

日　　期：1970年7月21日

文　　件：美國駐香港領事館致國務院報告——“共產黨中國、中美關係的當前狀態”

文件性質：報告

資料來源：RG 59, SNNO-73,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概　述

儘管北京近來在政治上積極捲入印度支那（戰爭）和積極參與充滿敵意的反美活動，但我們認為自今年年初以來，中國對美國的看法以及中國對中美關係的態度從根本上來說沒有發生變化。北京繼續謀求美國在亞洲減少駐軍。北京要求美國從臺灣“軍事撤退”的呼聲，與過去相比，其緊迫感似乎沒有增加。在北京看來，主要激發北京恢復中美在華沙的接觸的考慮是囿於蘇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我們認為這一點也沒有發生變化。中蘇的緊張關係從表面上看可能會有所緩和，但是我們的看法是，潛在的國家主義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將繼續是中國外交政策行動方面主要的推動力量。鑒於這個戰略形勢基本上沒有變化，我們認為北京受同樣的長期自身利益的推動，會如同今年年初時所做的一樣繼續在華沙同美國展開對話。我們認為在北京判斷出柬埔寨形勢已經得到充分緩和後，它就會在不遠的將來恢復“華沙會談”。

如果我們對北京基本動機的估計（主要是基於對蘇聯的擔憂）是正確的話，那麼北京不可能改變在前兩次華沙會議上所提出的談判立場。北京將可能繼續強調其“原則”立場，即臺灣問題必須首先得到“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開和私下的一貫方針一直是要求美國撤出其在臺灣的武裝力量。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這次中國至少沒有堅持要求廢除中華民國和美國之間的共同安全條約。因此，對於如何能夠解決臺灣問題，仍然是沒有一個清晰的說法。

最近幾個月，中國人和南斯拉夫、法國和英國等國在進一步關係正常化方面取得了快速的進展。因為北京的外交政策機構已經部分恢復了較正常的運作程序，所以才可能會發生了上述的情形。這也可能意味著北京正在著手進行提高其國際聲望和影響力的精心設計的計劃。北京可能已做出決定，不必像過去那樣採取原先與蘇聯、日本和美國這三國完全敵對的策略，而是採取更巧妙地使她們三國之間相互爭鬥而讓中國更快地獲取其自身利益的策略。中國推陳出新的外交活動也對美國目前對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立場構成了真正威脅。儘管這些組織可能會提供與大陸中國聯繫的渠道，但是北京將仍然會堅決反對以任何形式加入有中華民國代表參加的組織。

一、北京對美國的後“柬埔寨”態度

儘管北京近來在政治上積極捲入印度支那（戰爭），儘管毛（澤東）於5月1日呼籲全世界團結起來通過革命鬥爭打敗“美國侵略者”，儘管北京在六月下旬還專門抨擊了所謂的美國對臺灣的“佔領”，我們還是認為自今年一月份恢復“華沙會談”以來，中國對美國的看法以及對中美雙邊關係的態度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捲入柬埔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的外交政策攻勢將不會影響北京在短期內與美國打交道方面的可供其選擇方案的範圍及其策略。

然而，這意味著在六個月以前就是北京對美政策基礎的那些戰略因素仍然有效。我們認為在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北京長久以來一直對蘇聯的擔憂。對北京而言，她必然會聯想到美國既不對中國構成直接的威脅，也沒有跟可能威脅中國的任何其他強國結盟。其次的因素是，中國謀求削弱美國的影響力和減少美國在亞洲的駐軍，從而能夠相應地提高其自身的影響力。第三個仍然是根本性的因素是，北京謀求按照自己的主張來解決臺灣問題。當然這些因素彼此之間是相互關聯的，而且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亞洲、革命鬥爭以及尋求大國地位的戰略都是相互關聯的，更不用說與其國內政治和經濟因素的相互關聯了。

1.對安全的擔憂。在1969年與蘇聯邊界緊張狀態升級的過程中，北京指責美國在軍事包圍和對中國實施核訛詐方面與蘇聯勾結。北京自去年秋天開始已經不再重提這些指責了（儘管在新華通訊社轉載的阿爾巴尼亞人撰寫的文章中仍在頻繁地重提這些指責）。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撰寫的文章近來已經強調美蘇之間的“競爭”，而幾乎不再提“勾結”了。

在1970年3月中國外交部關於老撾問題的聲明中和在六月下旬中國舉行的關於朝鮮戰爭與“美國佔領”臺灣的周年紀念活動中，北京都暗示過美國對中國安全構成的威脅，但是中國實際的軍事反應和調動似乎與這些聲明過的擔憂相矛盾。儘管新聞界有猜測，但是我們沒有看過任何證據顯示北京已經派遣主力部隊到廣西省和雲南省來增強在那裏的兵力。沒有這樣的增援表明北京並沒有過度地擔憂目前這一階段的局面，即印度支那不斷升級的衝突將會威脅到中國的安全。甚至有證據顯示其主力部隊最近也已經從福建前線撤離，而蘇聯則指責這些部隊已經轉移到中蘇邊境地區。如果中國感到現在正是和美國，順帶還有和臺灣軍事緊張關係升級的時候，即使這些部隊最終仍被調回原地，中國也不能接受重大軍事調動必然涉及的防禦部署臨時中斷的情況。

2.減少美國在亞洲的駐軍以及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為了實現把美國拖入印度支那的泥潭並最終將其打敗且趕出印度支那的目的，北京一直主張在戰場上取得勝利而不是在談判桌上進行妥協。印度支那最近發生的事件鞏固了北京作為持久戰理論的傳播者的地位，同時也給她提供了藉口可主動脫離蘇聯陣營，並組成只有亞洲人參加的反對美國及其盟友的“統一陣線”。這個“陣線”十分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國身上，不過這個“陣線”還有一個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蘇聯排斥在外。

儘管北京無疑對美國從越南撤出戰鬥部隊的決定的任何根本的變化均保持著警惕，但因為這涉及到美國，我們還是把在印度支那問題上中國目前的外交和宣傳攻勢視為一項正在執行中政策的延伸，而不是把它視為一種性質上改變的新的態度。在過去的兩年中，中國對越南的實際的物質支持水平正在不斷地減少。儘管中國對當前戰役的情況誇誇其談，儘管中國最近延長了對河內的追加性援助，我們還是揣測中國的援助至多只會恢復到原來的水平。除了可能派遣一些顧問和技術人員以外，沒有跡象顯示中國正在考慮派遣軍事人員到印度支那去。

3.臺灣。雙方能夠考慮其他“次要”問題之前，要求美國從臺灣和臺灣海峽撤軍仍然是北京難以處理的必要條件。政府發言人在六月下旬舉行的紀念所謂的美國於1950年“佔領臺灣”的活動中措詞激烈地重申了這個撤軍要求。

儘管這些指責的特點既尖銳又詳盡，但北京的要求仍只局限於美國從臺灣撤軍；雖然（美臺）共同防禦條約被嘲弄為是非法的，但是北京既沒有在這些公開的爭論中，也沒有在華沙會談中要求美國拋棄其對中華民國所承擔的該條約的義務。據情報報告，駐香港的消息靈通的共產黨官員在1970年年初曾私下對可能的妥協發表過意見，說這種妥協可能會滿足北京正式的要求而不必對美國的政策或者義務做徹底的修改。例如，駐香港的一位新華社官員曾暗示，美國至少是部分從臺灣撤軍的計劃將會有助於通過政治手段而不是通過軍事手段（FCH-11, 300）來解決“臺灣問題”。雖然CAS對這條消息來源的評價是，這位官員並沒有充當向美國“發出信號”的渠道作用，但是他的話可能反映了北京的決策者在有關臺灣政策選擇上的某些反思。

在北京的看法中一個正在變得複雜的因素是日本日益深入地快速捲入了臺灣的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尼克松——佐藤公報”中把日本的安全與臺灣和南朝鮮的安全聯繫在一起的提法甚為擔憂。周恩來最近發表意見說，即使蔣介石反對日本的經濟擴張，但是他對此亦無能為力。無可否認，這個因素可能會在正反兩個方面起作用，不過北京可能會認為解決作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個問題的臺灣問題——或者至少是在解決方案的形式上雙方大體上意見一致（即只有“中國人”自行解決）——與今後某一天讓臺北——東京建立起更牢固的關係相比，現在的這種做法將會更簡單易行。

二、這些戰略關注點和中美接觸之間的關係

1.“華沙會談”。北京在1970年年初同意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動機似乎主要出於以下戰術考慮：（1）萬一中蘇爆發戰爭，減少美國支持蘇聯的任何可能性，從而確保中國軍隊只投入到一個戰線作戰；（2）通過營造使蘇聯人感到恐懼的中美和睦的幽靈來激怒非常容易發怒的蘇聯人。另外，北京通常可能會希望使其大部分外事機構能恢復正常活動，而且北京還希望處在更有利的位置來利用中美關係的順利發展為其謀取利益。

總的來說，北京恢復“華沙會談”接觸的原因似乎超出了中美雙邊關係這個背景；中國對“華沙會談”隨後的態度也證實了這個假設。駐香港的中國共產黨官員往往傾向於強調當前這種會談安排的威望或者“面子”方面的問題，也就是說美國大使和中國代辦之間的會談，即恢復“華沙會談”的第一次會議安排在中國大使館內舉行，美國方面前往中國大使館進行了拜訪。值得注意的是，在“華沙會談”中中方建議更高級別的接觸，提出派總統特使前往北京進行討論；我們認為相反的建議（至少在他們的眼裏，中國人扮演了提出要求的人的角色）不可能會引起北京的興趣。

另外，不管是否會在任何實質性問題上達成一致，美國派使團到北京將會引起莫斯科和臺北的極大擔憂。北京在“華沙會談”方面的表現就是另一方面的例證：換句話說，也就是北京在表演給同美國一樣多的另一些觀眾看。當然，新華社和其他一些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代表就有關中美關係發表的一些評論似乎蓄意要讓臺北擔憂，特別是想讓中華民國在心理上對美國這個盟友的堅定和可靠性產生懷疑。北京目前所擁有的最主要的聽眾似乎來自“亞洲共產黨世界”，北京試圖通過僅提前兩天引人注目地中止5月20日的會議來證明她是該地區的老大，而所用的藉口就是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活動。北京通過那一天發表毛（澤東）個人對美帝國主義的攻擊的講話來慶祝這個已安排好日程的會議。

然而，儘管北京明顯地把“華沙會談”放在其他更迫切需要關注的事情之後，以及她本身實際上似乎把華沙的接觸當作一種工具而不是一個目的，但是中國在會談中的行為以及對會談所做的安排還是恰當的且沒有引起爭議。中國人在“華沙會談”的聲明中一直試圖儘量地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臺灣問題上。1月20日和2月20日的會談給我們的印象是，共產黨中國可能準備在這個問題上做些表面的變化。不論我們是否仍然得看一下，隨之而來的對美國“佔領”臺灣的宣傳攻勢會不會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華沙會談”恢復時，和如果“華沙會談”恢復時轉變為其更加僵硬的談判立場，我們還是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儘管沒有確切的證據，但中國人講話的語調，假如我們沒有弄錯的話，表明了他們願意傾聽我們不得不說的話，而不是光顧著只是想滔滔不絕地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固執的觀點。更重要的是，中國人不再提出過去在會談中提過的那類要求，而那類要求必然會引起我們做出敵對的反應。

2月20日，中國人在他們的措詞中暗示了他們立場上的一些靈活性（但不是在性質和程度上），他們意識到臺灣問題的解決“需要作出努力來創造合適的條件才能找到解決方案”。此外，他們還說他們將會“考慮”——而不只是聆聽——我們所提出的符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任何建議。

2.“華沙會談”的未來。儘管我們傾向於樂觀地看待北京對“華沙會談”的態度，但是應該注意到北京已經為繼續回絕重新召開中美大使級會談提供了宣傳的依據。即便美國軍隊從柬埔寨撤軍，可是作為推遲1970年5月20日會談的正當理由的“美國政府厚顏無恥地派出軍隊侵略柬埔寨和擴大在印度支那的戰爭，造成了嚴重的日益惡化的局勢”，仍然可被用作進一步推遲會談的理由。而且，同時在六月下旬發生的紀念朝鮮戰爭爆發以及美國“佔領”臺灣二十周年的集會和社論的評述中，北京嚴厲地重申了臺灣是中美關係中的關鍵問題；一位發言人提到已有十五個年頭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時，指責美國繼續拒絕從臺灣撤出其武裝部隊或者停止干涉中國的內政。

然而，除了不可預見的國際或者中國國內的形勢發展以外，我們認為使中國在一月份和二月份回到華沙會談桌上的基本的戰略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而且一般來說，這些戰略因素的重要性超過了當前戰術形勢的緊急狀態。當然，最重要的是，中蘇關係仍然高度緊張，有跡象顯示中國在南、北邊界繼續快速地增強著兵力。最近從北京返回的在香港的一位共產黨高級官員評論道，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層的所有黨派都意見一致的一個問題就是面對蘇聯的形勢的嚴峻性。因此，假設中蘇爭端在北京於去年秋天原先做出的恢復“華沙會談”的決定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話，我們認為只要那個時候印度支那形勢沒有再次構成首要的負面因素，那麼形勢將會再次迫使北京贊成在不遠的將來進一步恢復“華沙會談”。另外，我們認為，儘管北京仍在做它的宣傳，但它現在看到了較“正常”的外交風度的某些好處，而且它也不希望回到級別較低和欠老練的外交活動中去。

三、中美關係的其他方面

1.貿易和旅遊。北京在公開場合和華沙都宣稱，必須在臺灣問題得到解決後才可以考慮中美關係中的其他“次要問題”。中國的行為同這一立場一直是相當的一致。中國對接受持有有效護照的美國公民的態度一直沒有過任何鬆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姪孫子顯而易見是個例外，因此不能算是一個先例）。一些香港的共產黨人說過，即使中國做出決定准許美國人入境，中國也不想要那些持有有效護照的美國人入境，也就是說，他們期待或者說是希望入境的是那些願意公開地抨擊他們自己政府的美國訪問者，以許多到過大陸的日本代表團的方式來抨擊他們自己的政府。

有關貿易方面，首先應該說的是，如果中國在經濟或者軍事發展方面急需某種產品，且不可能從另外的一個渠道得到這種產品時，她就會極其願意購買美國的產品，而且，如果需要的話，就從美國公司手中購買，當然在購買時她不會承認她正在這麼做。在過去的貿易中，其中就涉及到通過香港向中國私下出售有色金屬、企圖通過日本和歐洲的供應商購買東西方貿易統籌委員會[19-1]名單上的美國電子設備，以及與美國公司接洽採購植物油等事。

不過，當不涉及經濟需要或者戰略上的軍事需要時，北京就從不表示希望乘機利用美國在1969年放寬商業性貿易規定所帶來的便利。正相反，周恩來最近在對日本商人的講話中指出，以近來美國貿易規定的改變為依據跟美國公司做生意，就等於是在解決臺灣問題之前先行處理“次要問題”，因此這樣的做法對我們來說是不可能的。（他還以同樣的口吻提到美國人的旅遊。）根據最近的一份情報，北京已經獲悉經銷大陸產品的香港商人被發現與總部設在美國或者海外的美國公司有生意上的往來，這些香港商人將會受到“嚴厲”的處置。僅有的明顯的例外就是向旅遊者出售商品（這種行為甚至受到鼓勵）和在美國境內（違反美國法律的）再分配的銷售。

因此，至少在目前，即便不是完全公開地這樣做，北京也是完全把自己定位在反對美國1969年7月和12月的兩個動議的立場上。北京似乎有所擔心，唯恐他們方面的一次不經意的行為會被理解為是對美國採取的行動的一種積極的反應。以最近的那次“廣交會”為例，中國華潤公司駐香港辦事處在會前審查了將到會的日本、加拿大和歐洲公司的背景，以確保不管怎樣不把邀請函發給那些可能被認為是美國子公司的機構。（因為美國十二月份的規定已經允許美國的子公司可以和大陸之間就某些種類商品進行交易。）然而，令人感興趣的是，關於能否與美國子公司做貿易的明確決定從北京傳達到香港竟然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而且根據情報透露，在周（恩來）四月份對日本商人宣佈了外交新方針後的某個時候傳出來的中國僵硬的否定的反應，還得歸因於美國隨之在印度支那所採取的行動。

儘管我們認為北京帶有原則性的目標和周恩來的禁令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涉及到北京所需要的，而她同時又間接和公開地予以否認的物品方面，一定數量的中美貿易還是會逐步地得到發展的。不過，北京不可能准許這種貿易達到這樣的程度，即讓她感到在更重要的談判領域中她已失去了討價還價能力的這樣的程度。

2.國際組織和中美關係。除了中美之間直接的雙邊談判外，與北京逐步開展交往的另一個途徑是通過在國際組織中一般的會員國和參與多邊談判的方式來進行。這些方式可以包括諸如聯合國、裁軍會議、核不擴散談判，以及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會議等論壇。北京在僵硬地堅持這一點上絕對沒有顯示出任何妥協的傾向，即堅持在中國加入之前，需把國民黨中國從任何國際組織和會議中全部驅逐出去。可以預料，北京還會指責美國隨後在大多數國際論壇中孤立中國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大部分國際性集團完全不感興趣，還經常聲稱他們是受美蘇控制的集團。最近，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故意要感謝那些在聯合國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阿爾巴尼亞提案”[19-2]上支持她的國家，與以往相比，在聯合國的成員國的問題上稍微表現出了更多的一些興趣，不過北京在措詞上仍沒有任何變化。

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號召其他國家以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姿態來加入裁軍談判，但是中國仍舊把裁軍談判視為美蘇確保他們自己繼續保持軍事優勢的一種手法。中國不再建議，如周恩來在1964年10月17日向各國首腦發出的公開信那樣，就這一主題召開國際會議。可以想像，如果裁軍會議不是由聯合國主持，則北京可能會再次對某種形式的裁軍會談感興趣，這樣也就不會以任何形式使得中國看上去像是在向美國或者蘇聯“投降”。

北京似乎還堅決反對通過談判來解決越南戰爭或者整個印度支那問題。然而，如果河內同意召開國際會議來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則北京將會面臨一個嚴重的進退兩難的境地：與這樣一種秘密會議的目的相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可能會感到有必要參加會議以保護其自身的利益——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上的利益——她害怕不參加只會加深自己的孤立狀態和承認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有限。

結　論

我們的結論是，促使中國領導人考慮於1970年年初恢復“華沙會談”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北京目前的政治和外交攻勢，特別是在印度支那問題上，在和美國打交道時可能會使北京縮小其選擇範圍。但是我們認為將會恢復對話，其中再次起主要作用的是因為北京在和莫斯科展開的對峙中欲利用這種接觸。我們認為，無論好壞，當“華沙會談”重新開始的時候，北京的態度和談判的立場不會有本質上的變化。

除了涉及重要的經濟或者戰略軍事上考慮的因素的某些例外情況以外，我們認為北京將會繼續回避跟美國公司在貿易上往來，以免給人有作出讓步的印象，即在根本性的臺灣問題解決之前就已著手處理“次要問題”。這一情況同樣也適用於美國公民到中國的旅遊。

儘管北京最近已經通過向在聯合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的那些國家表示感謝的方式，表示了對成為聯合國成員國這事有較大的興趣，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中國願意加入臺灣已有代表參加的聯合國或者任何其他的國際組織的跡象。就其他的國際性集團而言，北京依舊懷疑由華盛頓和莫斯科創建的許多國際性集團是維護他們超級大國霸權地位的工具。

這些結論必然是暫定的結論，它們將要受到北京恢復“華沙會談”的意願和北京在“華沙會談”中所採取立場方針的考驗；到那時候，（香港）總領事館將希望能呈遞上有關美國政策的具體建議。

注釋

[19-1]指1950年在巴黎設立的貿易統籌委員會（英文為Coordinating Committee，簡稱COCOM），主要由美國與西方國家組成，目的是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就所謂“戰略物資”實施貿易控制，因此出現長達數十年的所謂 “東西方貿易限制”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COCOM對中國也實行了戰略物資貿易限制。

[19-2]“阿爾巴尼亞提案”即聯合國2758號決議案。早在1970年，阿爾巴尼亞提出了取消臺灣代表權，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代表權的決議案，五十一票贊成，四十九票反對，二十五票棄權，使北京首次取得多數支持。若不是美國給臺北撐腰，以“重要議題”案的技術延緩了北京入會的程序（依據聯合國憲章，重要議題需三分之二以上會員表決通過），臺北可能在1970年就已失掉聯合國席位。1971年10月25日，“阿爾巴尼亞提案”再次提出表決。美國最後仍試圖以“重要議題”手法阻撓北京入會案，但以五十五票對五十九票受挫。隨後，阿爾巴尼亞提出接納北京，取消臺北代表權的提案，並以七十六票贊成，三十五票反對，十七票棄權獲得通過。

20

日　　期：1970年10月27日

時　　間：中午12時30分至下午1時

地　　點：布萊爾宮

文　　件：基辛格與齊奧塞斯庫[20-1]會談記錄

文件性質：備忘錄

與 會 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務委員會總統）

亨利・A・基辛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瑟金・賽拉克（翻譯）

大衛・R・楊（記錄員）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2, Cookies II [Chronology of Exchanges with PRC], February 1969-April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基辛格博士：尼克松總統對昨天的討論非常高興。他指示我向你澄清三個具體問題，以確保沒有誤解。

你昨天提到了南越的聯合政府問題。你說，對方已經說過他們在聯合政府中會接受來自於目前的西貢政府的成員。這是你的一個誤解。他們所說的是聯合政府將由以下三部分組成：

• 第一部分將是“臨時革命政府”的成員。

• 第二部分將是除了阮文紹、阮高其（Nguyen Cao Ky）[20-2]和陳善謙（Tran Thien Khiem）[20-3]之外的“真正”支持和平、獨立和中立的目前西貢政府的成員。

• 第三部分將是“真正”支持和平、獨立和中立但與“臨時革命政府”或者目前西貢政府沒有聯繫的人。

這裏的問題是只有河內才能說誰支持和平、獨立和中立。另外，如果某個人聲明支持和平、獨立和中立，但是他們不喜歡那個人，他們將會說他不支持真正的和平、獨立和中立。因此，他們正在提出的要求是提名三分之一的成員和對聯合政府的三分之二成員有雙重否決的權利。我們不會那麼天真。他們所希望的是組成政府；他們不想談判。

基辛格博士：（繼續）我之所以要對前面所講過的話做解釋，原因是總統希望你明白我們所拒絕的是什麼。

齊奧塞斯庫：我在離開布加勒斯特之前，有關這一點我除了閱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簡稱NLF）的公報外，我還接到了某些直接情報。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主要問題是他們不準備正視阮文紹、Ky和Khiem加入聯合政府。當然，如果目前西貢政府的其他成員願意成為聯合政府的一部分，那麼可以對這部分人加以考慮。聯合政府將組建行政機構和監督選舉。

基辛格博士：作為一名研究過馬克思和列寧的人，我得說，分享政治權力並不是這種研究驅使人們得出的最明顯的結論。

齊奧塞斯庫：然而，在這個特例中，我們正在考慮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或者列寧主義，而是一個具體問題。

我的印象是，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是否準備接受聯合政府的問題上，你們方面不相信他們的真正意圖。他們已經有了準備，而且這樣一個聯合政府將由許多社會團體的骨幹分子組成，例如著名的中立主義者、佛教徒和天主教徒等。

基辛格博士：在這點上我們沒有時間去進行長時間的討論，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對方準備和目前的西貢政府進行認真的商談，我們同樣準備進行認真的談判並尋求一個這樣的解決方案，它給“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一個分享權力的公平機會。達成一個公平的解決方案非常符合我們真正的利益，因為在每一件事情都得到解決而我們也已經離開之後，對方仍將在那裏。因此，找到一個他們將支持的解決方案是符合我們利益的。

我的第二點是，從另一方面講，大家應該清楚地知道，如果北越人認為他們可以對南越採取軍事解決的方法，則我們將再次面對我們去年所面對的那個問題——我們那時同你談論過該問題。如果他們採取軍事行動，我們將採取極其有力的手段，他們對這一點不應該抱有任何幻想。

我的第三點是和你與尼克松總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上的談話有關的。總統希望我重申我們很有興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和外交上建立聯繫。我們認為我們之間沒有任何長期的衝突性利害關係。我們準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不受任何外界壓力或聲望問題影響的聯絡渠道。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希望通過你和你們的大使告訴我們某些消息，你和你們的大使可以把該消息帶給我，我可以向你保證，這樣傳遞過來的消息不會溜出白宮的大門（換句話說，如果你們希望通過任何其他特使與我們聯繫，那也是可以接受的）。

齊奧塞斯庫：關於越南問題，我必須遺憾地補充一句話，你所說的最後一部分不是非常有益。這在建議談判的同時又夾雜了威脅，從對方的角度來看，這麼做沒有給一個可接受的解決方案留有許多餘地。

至於中國，我們將會把我們的談話內容通知中國領導人，如果有任何消息，我們將會像過去一樣把有關消息傳遞給你。

基辛格博士：對於越南，我想補充一句我個人的話。在1967年，在導致轟炸停止方面我是有影響力的人之一。自那時以來，我們已經在七個不同的場合做出了承諾：如果我們做了某件事情的話，我們就會進行有意義的談判。到目前為止，即使我們在每一個場合都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對方也還沒有作出有意義的回應。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北越與我們進行認真的談判，我們將會不遺餘力地實現和平，但是他們不能繼續像過去幾年那樣和我們打交道。

我認為，你和我之間是彼此理解的，繼續我們這部分的商談或許沒有太多意義。

齊奧塞斯庫：如果有可能的話，儘管我想討論更長一點時間，但在現有的短時間內繼續這種談話或許是沒有意義的。

我相信北越人真的希望談判，他們的建議，或許加上尼克松總統最近的建議將會形成解決方案的基礎。如果這些問題得到討論，可能會找到一個解決方案。

我告訴尼克松總統，在十一月初，我們將會派遣一個代表團去北越。如果在那個時候有任何新的問題出現，我們將能夠就這些問題進行溝通。今天所提出來的問題幾乎不能說是新的⋯⋯

基辛格博士：但是，這是嚴肅的⋯⋯

齊奧塞斯庫：我們真誠希望談判將會開始並能夠找到解決方案。

基辛格博士：你應該知道，我們非常重視與你的聯繫和意見交換，而且尼克松總統也敬重你的領導能力，珍視與你的友誼。

齊奧塞斯庫：我希望尼克松總統和你將繼續以積極的態度處理越南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們已經這麼做了，並且我們將會繼續以積極的態度處理越南問題。

注釋

[20-1]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務委員會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在冷戰期間，與美國保持較好的關係，故成為中美溝通的一個渠道。1989年東歐劇變，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殺。

[20-2]阮高其（1930-），1965至1967年出任南越總理，1967至1971年為阮文紹的副總統。

[20-3]陳善謙（1925-），1963年反吳庭豔集團的主要人物，1964年任南越駐美國大使，1969至1975年出任政府總理。

21

日　　期：1971年4月14日

文　　件：〔尼克松〕總統與基辛格先生之電話記錄

文件性質：電話記錄

資料來源：Henry A.Kissinger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ranscripts (Telcons), NSC Files, Box 29,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基辛格：總統先生。

總　統：亨利，你好。我在想⋯⋯你有沒有注意到他們（編譯者按：指媒體）對今天關於中國的消息[21-1]是如何反映的？

基辛格：是的，我注意到了。簡直太妙了。幾乎是所有報紙的頭條。

總　統：是嗎？

基辛格：他告訴我，（您的聲明）也是每個電視新聞的頭條⋯⋯

總　統：你是說頭條變了，不再是關於越南了？

基辛格：（笑）是的，簡直是在一遍又一遍地報道。我同時覺得這對我對付密西根的那些編輯們也是很管用的。

總　統：還順利嗎？

基辛格：他們問了些有關越南的慣常問題，我就對他們說：請注意，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些什麼，而且總是有更多的事情在進行中。他們對涉及中國的方面非常感興趣。他們所問的關於越南的問題包括“我們是否認為南越能夠獨立生存下去”，但是，他們並非具有敵意。

總　統：是嗎？

基辛格：他們只是聽到太多的關於（南）越人根本無法獨立生存下去的議論而已。

總　統：是的。對此，有一點我們是有把握的：儘管我們對（南）越人的能力沒有像不少人那樣有信心，但我們總是要比媒體對越南人的生存能力要有信心得多。你說呢？

基辛格：對。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來自該州的小鎮，像馬斯克根（Muskegon）、卡拉馬族（Kalamazoo）和富臨特（Flint）等。他們顯得非常急切⋯⋯他們沒有提出帶有敵意的問題，只是問了些有關事實方面的問題。

總　統：對。

基辛格：因為我們花三分之一的精力對付越南，三分之一的精力對中國，還有三分之一應付其他事宜。

總　統：關於中國，亨利，我們必須清楚的是，美國的公眾輿論仍然是反共產主義中國的。這一點你是知道的。

基辛格：是的。

總　統：所以，我們在這個議題上是無法得到多少選票的。

基辛格：我同意，但是，我們至少讓那些知識分子和新聞界人士閉嘴了。

總　統：知識分子總是會憂國憂民的。如果我們按10月7日的計劃[21-2]向前邁進，我們不會得到他們的什麼幫助，只會使他們又開始擔憂。

基辛格：是這樣的。

總　統：他們甚至會想到又有什麼別的事情在暗中進行，整個（涉及中國的）事情都必須以⋯⋯關於臺灣的事情怎麼樣了？那實在令人煩心，儘管我們根本不能做什麼，但事情總是在那兒。

基辛格：什麼臺灣的事情？

總　統：是這樣的，我是說，他們對我們（今天）發表的聲明會表示怎樣的擔憂。

基辛格：是那樣的。但他們迄今還未表態，他們表態了嗎？我想他們還沒有。

總　統：不，不。我記得媒體已經報道了臺灣方面的⋯⋯（抱怨）。

基辛格：當然，他們一定會這樣做的，根本無法避免。墨菲（Robert D. Murphy）[21-3]即將赴臺，我想他屆時一定會⋯⋯當然，他們一定會感到擔憂的，無論如何這是個令他們擔憂的事。

總　統：是的，亨利。事情總是要發生變化的，而且不得不發生變化，對他們而言，讓這些變化發生在這兒（編譯者按：指白宮）還有他們的朋友時，要比發生在沒有朋友時要好。

基辛格：這是對的。無疑，對蔣（介石）本人而言，這樣的變化發生在他的晚年實在是個悲劇，但我們對此仍不得不保持冷靜的態度。

總　統：我們必須按照我們自身最大的利益行事。

基辛格：當然，從長遠的角度看，只要他能代表“我們的政府是具有連續性”這個價值，就十分重要了。

總　統：是的。對他而言，我們的政府是不會對他袖手旁觀，眼見他墮入深淵的。相反，我們將會盡我們之所能以保證他們的地位。

基辛格：的確如此。此外，無論從何種角度看，我們都必須有一個使國內的焦點至少在短期內不再聚焦於越南的轉移物（diversion）。

總　統：你說到點子上去了，是吧。

基辛格：還有，我們在對付蘇聯人時也需要（這種變化）。

總　統：是的，是的。

基辛格：（對付蘇聯人）完全沒有可能⋯⋯我的意思是，倘若我們拒絕接受（來自北京的）橄欖枝，那我們就在幫蘇聯人的大忙了，並且，我們也將一無所獲，我們與蘇聯的關係，不僅不會有所改善，而且會更加糟糕。

總　統：是這樣的，是這樣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要我們去打中國人一記耳光，然而，我們決不會上他們的當。當然，我們也不會做過頭，假如他們（中國方面）打開大門，我們也會打開大門。

基辛格：是的。實際上，再過幾個星期，我們會通過“畢宿星團”（the Hyades）[21-4]得到消息的。

總　統：當然，短期內什麼也不會發生的。這也沒什麼，就讓這個事再等等吧。讓我們將此事再冷卻和模糊一個時期吧。

基辛格：當然，如果我們運氣好的話，我們會在蘇聯人身上有所斬獲的。

總　統：有可能。

基辛格：實際上這並非一定要靠運氣，邏輯上是可能的。

總　統：邏輯上可能，我同意。假如他們都有一顆富有邏輯的頭腦的話，他們最好（按我們的想法）去做，但是，他們卻是那樣的固執，那樣的低能。

基辛格：我是說，關於“戰略武器限制條約”，他們已不可能從我們這兒得到什麼新的想法，他們或者接受，或者拒絕。至於高峰會面一事，我們已經來來回回談了一年了。

總　統：我和卡爾森（Colson）談過，我告訴他，杜爾（Dole）來了，告訴我凱西（Case）和布魯克（Brooke）明天將就此事在國會發表意見。他們要求我們對（限制戰略核武器）條約的簽署定個時間表之類的。我讓他去找布魯克，並要布魯克一個月內不要再議論此事。你是知道的，對布魯克而言，這已是最難做到的了。

基辛格：是的。

總　統：當然我沒有作出任何承諾。就讓他等一個月吧，就是等，你知道我的意思的。任何人對他都無法再有更過分的要求了。

基辛格：是的。但是，凱西和布魯克將要說什麼實際上已不那麼重要了，他們已經嚷嚷了一年了。

總　統：可能是這樣的，但是，我們如果能讓我們的人也閉嘴⋯⋯

基辛格：我同意。

總　統：還有一件我不得不說的重要的事，杜爾來訪的主要目的是談如何對待那些在越南被俘人員的妻子，我們絕對不能讓她們與我們背道而馳。

基辛格：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在撤軍後）要留一些部隊在那兒的原因。

總　統：我知道，但是我擔心她們仍會變成撤離計劃的一部分。

基辛格：我想不會的。

總　統：不要過於自信。記住，幾乎所有的人都在關注此事。

基辛格：是。

總　統：我們必須密切注意此事的變化。

基辛格：五月中旬，我會見到這些人的，如果事態緊張的話，我會要求提前與她們會面。

總　統：好，但是，我們也不想讓她們在此前有所動作，你想⋯⋯

基辛格：為什麼有人會認為她們會在此前行動？

總　統：對此，杜爾表示擔憂。你知道的，他會從多方面得到消息，相信我，我決不希望這些利益至關的人⋯⋯

基辛格：是。

總　統：那是關於她們的丈夫，她們決不會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丈夫遭難而不管的。

基辛格：我同意。我知道，麥戈文[21-5]一直在爭取她們，如果克力福特在爭取她們的支持，也不會令我意外。

總　統：他是在爭取她們。好吧，我們對此只能睜大眼睛，同時，我們盡我們所能做其他事情。

基辛格：是。

總　統：那好，亨利，謝謝你。

基辛格：就這樣吧。

注釋

[21-1]指尼克松當日公開宣佈的美國放寬對華貿易和赴華旅遊的限制的政策，參看“尼克松關於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貿易與旅行的聲明，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 April 14, 1971, NSC Files, Box 1031, Exchanges Leading up to HAK Trip to China-December 1969-July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21-2]關於這到底是個什麼計劃，美國現存檔案中尚無任何文件能夠說明。

[21-3]羅伯特・墨菲（Robert D. Murphy），美國康寧國際玻璃製品公司主席，1971年4月作為尼克松總統的特使訪問臺灣，擔負就北京——華盛頓關係正常化的動議向蔣介石“探口風”的任務，4月23日下午4時在臺北孫逸仙紀念堂會見了蔣介石。會談內容參看本書文件23。

[21-4]應該指華盛頓與北京秘密聯繫通道的代號。

[21-5]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美國政治家，來自南達科他州的美國參議員。他反對越南戰爭，1972年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參選，但被尼克松擊敗。

22

日　　期：1971年4月19日

文　　件：NSSM 124號——“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下步行動”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國家安全檔案項目根據《信息自由法案》獲得解密。國家安全檔案項目，喬治・華盛頓大學，華盛頓特區。

參考資料：國家安全檔案項目第19號電子通訊〔www.gwu.edy/-nsarchiv/NSAEBB/NSAE BB19〕

致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研究小組主席備忘錄

主題：NSSM 124號——“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下步行動”

現將按照NSSM 124號文件的要求所產生的研究報告和議題建議提交給您，以供高級研究小組研判。

此研究報告業已得到國家安全委員會下屬的東亞與太平洋部際研究小組的批准。

東亞與太平洋部際研究小組代理組長W・G・布朗（Winthrop G.Brown）

附件：NSSM 124號，議題報告，“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下步行動”

考慮到本屆政府正在變化的對華政策和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近期發展，總統指示就（未來）可能採取的舉動提出建議。

以下內容是對我們在NSSM 124號文件中所提出的可能的選擇以及選擇的意義的一個簡要報告。

選擇的範圍

我們將可能採取的下一步行動歸納為三部分（如表A所示）。

第一部分：包括一系列柔性的動作，這些動作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輕易得到實行，同時，並不要求一定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正式談判或官方接觸。例如：是否允許美國海軍的旗艦停靠中國軍港，是否減少貼近中國大陸的情報和偵察飛行次數。

第二部分：包括那些涉及政府間接觸的動作，主要指那些能夠吸引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我們拋出的橄欖枝作出回應的動作。例如：建議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建立熱線電話，建議隨著越南撤軍的進展減少美在臺駐軍人數。

第三部分：指那些涉及美國對臺灣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動作，這些動作旨在清除美中關係改善的根本障礙。可能的動議包括：（1）美國在北京設立一定形式的官方代表機構；（2）以一定形式表達美國願意承認臺灣是中國一部分；（3）只要北京承諾不在臺灣海峽挑起危機，將美國駐臺武裝部隊撤離。

上述三部分所包含的選擇，將在我們與蘇聯和中華民國的關係上，逐步產生越來越嚴重的問題。據此，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改善與北京的關係）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我們和中華民國以及蘇聯的關係。

議　題

第一個需要確定的議題是，我們是否在宣佈取消貿易限制後還會採取其他的動作，以及什麼時候採取。

如果我們決定採取後續動作，那麼，我們此時最好的選擇，是將可能採取的動作納入較為柔性的範疇內（第一部分的選擇）。這樣做，既可試探北京在美國對臺政策不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是否仍願意推動雙邊關係的前進，也可為我們留下是否可直接採取較為重大的動作（如第二和第三部分所界定的）的餘地，以便使北京相信，除非開始解決那些重要問題，否則雙方不可能建立一個基本的、能夠持久的關係。

其他議題包括：官方和民間動議如何組合和選擇；針對臺灣的可能有哪些動作以及採取這些動作的時機如何確定，特別是關於中國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

美國的目標與策略

我們的長期目標，應該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納入就國際問題的正式對話。這樣的對話，不僅要涉及我們的雙邊關係，也要涉及如何在東亞範圍內緩和緊張局勢。當然，指望近期取得結果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考慮到其與蘇聯之間繼續存在的困難，以及其對日本力量不斷擴張的懼怕，北京應該會感到，這樣的對話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

如果要解決那些重要的問題，雙方就必須建立官方關係。據此，儘管我們樂意見到雙邊關係在非官方層面上不斷發展，但是，我們的目標要求我們將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儘快地搭上政府這架飛機。只要不迫使我們在臺灣問題上作出關鍵性的讓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越早建立政府間的關係，越能增強本屆政府在國內和國際間的地位，同時也能儘早地提供（與北京）就重大問題開始對話的機會。建立官方接觸也能起到削弱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民間外交”對本屆政府所施加的壓力，如主動邀請美國的名人訪華等。

在我方，我們必須在追求目標時將如下方面納入政策考慮：（1）我們與日本的同盟關係，迄今，這仍然是我們在亞洲最大的利益所在；（2）日本將在區域內緩和緊張局勢的長期過程中發揮關鍵性作用的事實。因此，我們必須通過與日本緊密和頻繁的溝通使我們的行動與日本（的利益）保持一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目標和策略

北京近期的一系列動作誠然是受到其短期的、策略性考慮的影響，如確保將中華民國驅逐出聯合國，但是，北京的領導人也不得不考慮到在亞洲變化中的戰略關係。儘管北京將會繼續不斷地拓展與美國的官方接觸（可能針對國會），其在美國沒有明確發出就臺灣問題可以採取靈活政策的信號之前是否願意建立政府間關係，對此，我們存疑。北京的發言人最近又一次強調，臺灣問題仍為重要問題。這個問題，在他們眼裏，不僅涉及到臺灣的國際地位，也關係到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關係，美國在臺灣的軍事存在和對該島的軍事使用，甚至包括美國是否願意就臺灣問題與他們進行雙邊討論。

儘管北京領導人公開表示願意對臺灣（的回歸）“等上二十年”，臺灣最終去向的時間表並非必然是北京可以控制的。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臺灣令人注目的力量的不斷強大，“一中一臺”的可能將會不斷加大。對於這樣的一種可能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是不會不考慮到的。北京也會擔心，除非成功地改變美國的政策，否則美日最終將聯手承認（甚至保障）這種可能的發生。

據此，北京此刻針對美國的選擇為：

• 通過將對美的接觸限制在所謂公共和國會的層面，通過所謂“民間外交”對本屆政府施加壓力，迫使美國改變對中華民國和對臺灣的現行政策，或者；

• 除了重新開啟和不斷拓展政府層面上的接觸之外，與我們開展對話，以便取得針對蘇聯的槓桿，此外還可以激發針對日本的對華政策的討論而加大對佐藤政府的壓力。

美國政策和中華民國

我們認為，本文件所提出的政策選擇將不會有損我們針對臺灣的中華民國的基本目標，這些目標包括：保障其不受外來攻擊的安全，保持我們對其必要的軍事准入，維持我們對其的承認與外交支持的一般政策。當然，如按照第二和第三部分的選擇行事，我們與中華民國的工作關係必將不斷受到挑戰，但是，我們堅信，臺北決不會選擇與我們斷絕關係。第三部分所包括的一些選擇，將導致我們繼續予以臺灣安全承諾並保持緊密關係的政策，難以在國內和國際上維持現有程度的支持。

附上東亞與太平洋部際研究小組的（IG/EA）回應NSSM 124號文件的研究報告（附件B）。

23

日　　期：1971年4月23日

文　　件：蔣介石總統與〔總統特使〕墨菲先生會談記錄的摘要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蔣介石總統在1971年4月23日下午4時在臺北孫逸仙紀念堂接見了理查德・M・尼克松總統私人代表羅伯特・D・墨菲大使。在座的還有外交部長周書楷和擔任翻譯的駐美大使沈劍虹。以下是會談記錄的摘要。

在互致禮節性的問候之後，墨菲先生說了大意如下的話：美國和中華民國目前都遇到了一些有關聯合國的問題。他補充說道，有一些人對聯合國的有效性表示懷疑，毫無疑問蔣總統也已經意識到這種情緒。然而，美國和中華民國現在都面臨著某些實際的問題。此刻最重要的是在兩個政府之間尋找一種共識。尼克松總統挑選了墨菲先生前來的目的是想在不引起太多注意的情況下與總統私下面對面地交換意見。今天的問題並不是由美國造成的，而是由於世界形勢的改變和國際趨勢的發展所致。尼克松總統真誠地希望兩個政府之間基於長期相互信任的傳統友誼不會受到這些問題的不利影響。正相反，兩國政府有必要在一起研究我們是應該執行以前的策略以應付這些問題，還是找出一種新方案擺脫困境。尼克松先生確實懷疑維持舊方案的可行性。一份精心研究的結果表明，如果我們堅持使用老方案的話，我們將會在今年——最遲在明年——在聯合國遭受挫折。因此，尼克松總統委託墨菲先生來弄清蔣總統的意見，到底我們是應該繼續保持原先的策略還是採取一種新方案，以便維護美國和中華民國的共同利益。

蔣總統問尼克松總統是否已經找到一個新方案？

墨菲先生回答，尼克松總統明確告訴他，在墨菲先生能夠拜訪蔣總統並回國報告這次會談的結果以前，不會做出最後的決定。

蔣總統詢問美國政府現在是否提出了任何新的建議？

墨菲先生回答說在以前有過“阿爾巴尼亞提案”和“重要問題提案”。美國政府感到由於情況的變化，如果沒有想出新的方案，則存在採用“阿爾巴尼亞提案”和否定“重要問題提案”的嚴重危險。

蔣總統希望知道應該制定哪一種新方案？

墨菲先生說迄今為止起草工作還沒有著手進行，因為這將需要兩國政府共同研究。總的看法是以“雙重代表”的方案取代“重要問題提案”。新提案也許以贊成普遍性原則的聲明作為前言，隨後接下去提出中國的雙重代表權問題，但並不明確地規定這兩個相互敵對的政黨中誰是中國的唯一代表，因為這是一個必須由這兩個政黨他們自己解決的問題。當美國支持這個新方案的同時，美國將會繼續履行其條約上所作的承諾和向中華民國提供軍事援助。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在正式向聯合國會員國提交這個新提案時，它一定是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的一種真誠的努力，而不只是一種詭計。另一方面，可能中國共產黨政權將不會接受這種新方案和拒絕進入聯合國。

蔣總統接著問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席位將會怎麼樣。

墨菲先生說新方案將回避這點以使中華民國能夠保留其在安理會中的席位。

蔣總統說他理解墨菲先生剛才所表達的意思，但是指出人們必須認識到當中國代表權問題似乎是一個根本的政治問題時，它還會涉及到某些法律的原則。

墨菲先生說如果尼克松總統能夠有解決方案的話，不管怎樣，他會傾向於選擇使目前的計劃維持原狀。

蔣總統說他能夠理解尼克松總統今年做了些非同尋常的事情後所受到的壓力。不過，聯合國位於美國的領土上，而且美國是該組織的最主要的會員國。如果聯合國憲章受到篡改，便將會損害世界對美國的尊敬和信任。

墨菲先生開玩笑地提到有些會員國贊同將聯合國遷出美國。

蔣總統接著說，他雖然已有多年沒有見到墨菲先生了，但他知道墨菲先生是中華民國的朋友，因此，他向墨菲先生提議對這個問題進行坦率而誠摯的討論。

墨菲先生讓蔣總統確信，尼克松總統與他有著非常親切的友誼。墨菲先生堅定地相信尼克松先生不會拋棄老朋友的。

蔣總統指出從法律角度來看，應保留“重要問題提案”作為禁止中國共產黨人加入聯合國的首要手段。既然仍在譴責北平政權為聯合國的敵人，任何容許她加入該組織的企圖必定被視為一個重要問題。出於對聯合國憲章的尊重，它要求那些被接納為會員國的國家都應是熱愛和平的國家，美國能夠公正地保持這個立場。當然，會有來自其他方面的強烈反對，但我們不應該為了撫慰北平而拋棄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則。

墨菲先生感歎，如果這個原則理應被推斷到邏輯結論上，那麼現有的某些會員國也將不得不被剝奪資格了。

蔣總統堅持認為當其他國家違反了聯合國憲章所體現的原則時，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美國，就不應該對這些現象視而不見。

墨菲先生遺憾地表示，例如美國還不得不容忍像古巴這樣敵視美國的聯合國會員國。

蔣總統說了這種想法，他仍然認為“重要問題提案”是反對中國共產黨人加入聯合國的主要手段，他將樂意聽取美國對這個話題可能有的看法，因為作為盟國的美國現在已經意識到在繼續執行同以前一樣的策略時所遇到的困難。

墨菲先生說美國將會傾向於選擇維持現狀，但是它必須面對某些現實，包括在最近幾個月中又有八個國家與北平政權建立了外交關係（事實上第一位中國共產黨的大使剛抵達羅馬）。如果美國選擇了漠視這種普遍趨勢的話，美國將會在這個問題上與中華民國一起存在著遭受失敗的極大危險。尼克松先生的立場是，假如中華民國在今年秋季堅持在聯合國使用老方案，他將準備支持。但是尼克松先生非常渴望地想知道蔣總統自己的意見和建議。

蔣總統說他認為不管“重要問題提案”是否能夠被採納，必須再一次將此提案提出。如果美國認為有必要提出一種新方案，則此方法必須設計成既能保留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大會裏的會員國資格，又能保留她在安理會裏的席位，因為這兩個席位實際上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裏的席位被分成兩個問題處理，那麼北平政權加入聯合國會造成中華民國無法繼續立足於聯合國的局面，因為它將會剝奪中華民國的聯合國會員國資格的任何法律依據。在這種假設可能發生的情況下，中華民國將會發現她不可能再留在這個世界組織裏。

墨菲先生說根據最新的美國的評估，如果老策略再次被使用，“重要問題提案”也許可能被四十八票〔贊成〕對五十六票〔反對〕所擊敗。如果結果證明是這種情況，則無論做什麼事都無法阻止發生在我們兩國身上的災難。如果使用一個保存中華民國席位的新方案，就有很大的機會能夠再次擊敗“阿爾巴尼亞提案”。

蔣總統發表意見，如果美國覺得絕對有必要去採取一種新方案，則這種新方案必須重申“重要問題提案”的要點和不准觸及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席位問題。蔣總統強調將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席位讓與北平政權將會破壞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存在的法律基礎。這樣一種羞辱的狀況將違背我們國家的尊嚴和傳統，因此，完全不能接受。

墨菲先生再次向蔣總統保證，任何新方案將不會涉及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席位問題。

這時周書楷外交部長提出了這個問題：如果其他一些會員國提出安理會席位的問題，美國將會怎麼辦？

墨菲先生回答道，美國打算支持的新建議的措詞將確保得到最大多數會員國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肯定沒有打算讓北平佔有安理會席位的事成為可能。此外，一旦北平只得到聯合國大會的會員資格，包括有一些歐洲國家在內的許多會員國就會感到滿意，從而他們將不會積極地鼓吹給北平一個在安理會的席位。在這種情況下，墨菲先生猜測北平政權將會拒絕這種邀請，於是隨後的責任將完全由北平政權自己承擔。

蔣總統表示相信，損害中華民國的立場不是尼克松總統政策的一部分。在中華民國的安理會席位未受影響的情況下，蔣總統將會願意與尼克松總統討論美國現在看來已胸有成竹的這樣一種新方案。

這時，周書楷部長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有沒有考慮把“重要問題提案”的要點結合進新的方案裏？

墨菲先生解釋道，這是可能的和有希望的，但新方案的出台應該看上去不只是一種伎倆。他進一步指出，他知道不管什麼樣的新方案都不會合蔣總統的口味。但是在這種形勢下，並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應付北平政權和聯合國問題。墨菲先生猜測中國共產黨人將不會接受這個新方案。

蔣總統說他也一貫相信，如果否決將安理會席位給予北平政權，很可能北平政權就會拒絕進入聯合國。但是如果安理會席位最終給了北平，這樣就難以預料北平將會怎樣反應。

墨菲先生說必須認識到這種新的嘗試包括某種風險。但是剩下的時間不多了，這點並不一定對我們有利。

蔣總統於是把他的意見概括如下：

1.從中華民國的立場出發，我們希望今年仍然可以採用“重要問題提案”。

2.如果美國最終預見到難處，只要這種新方案不會給中華民國造成任何嚴重的傷害，中華民國將不會阻止美國提出這種新方案。

3.即使北平不進入聯合國，任何認可聯合國大會接納北平政權的新方案都會對中華民國造成足夠的傷害。

4.新方案必須盡一切辦法保存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以便保持中華民國的基本立場和聯合國憲章的完整性。

5.如果有任何其他國家企圖對新提案作出包括中華民國在安理會席位在內的修改，美國一定要竭盡全力阻撓這種企圖。

墨菲先生讓總統放心，美國將會堅持不作任何修改、完全採用美國所支持的文本。

蔣總統強烈希望，如果一項新提案被提出，美國不應該是發起人之一。

墨菲先生說尼克松先生本人並不想要美國成為正式的發起人。但是這個發起問題可能不得不由我們著眼於推動該提案通過的共同評估所決定。

蔣總統說雖然中華民國不希望看到美國成為正式發起人之一，但他仍會讓美國政府去權衡所有的贊成或反對的意見。

墨菲先生重申美國其實不喜歡這種新方案，但它一定要找到一種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

蔣總統再度強調，中華民國在聯大的席位和安理會的席位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席位被取消，這樣中華民國將沒有選擇的餘地，而只有按照中國諺語所說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準則行事。

墨菲先生打趣地評論道，如果我們在老方案的情況下遭遇失敗，那才是真正的玉碎了。

蔣總統說他充分認識到有關的後果，但是我們的合法地位和傳統道德卻不會允許我們與反叛的政權在聯合國裏和平共存。

墨菲先生提出他個人的見解，認為在這樣的不測事件中，即使是美國本身也不應該過於關注聯合國會員資格的問題。

蔣總統表示遺憾，他說聯合國的本質已經改變得太多了。如果中國共產黨政權被接納進聯合國，其後果是很嚴重的。

墨菲先生回憶蔣總統曾經參加過的開羅會議所發生的一些事情。根據墨菲先生的觀察，已故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對聯合國寄予了過多的希望，而這些希望並沒有實現。蔣總統早就提到了與聯合國譴責中國共產黨政權在朝鮮戰爭中所扮演角色有關的事，鑒於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所遭受的重大傷亡，美國才是這種罪行的真正的直接受害者。

蔣總統認為在朝鮮戰爭事件中，北平政權所犯的罪行比蘇聯還大。

墨菲先生說，此外中國共產黨現在依然在不斷地抨擊聯合國和美國。

蔣總統指出，甚至在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大陸之後，北平政權仍沒有減少對美國的抨擊。這是北平存心企圖破壞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之間的關係。

墨菲先生說，北平在反對美國的宣傳方面所用的惡言漫罵的詞彙到現在差不多都用盡了。

蔣總統想起兩年前國務卿威廉・羅傑斯中途停留香港，但北平沒有就此事對他進行抨擊，這令美國的某些團體感到高興。蔣總統認為這種態度僅僅是一種假像。

墨菲先生開玩笑地說，可能在當時中國共產黨人不知道威廉・羅傑斯是誰。北平自從越南戰爭開始以來，已經對美國發出過幾百次警告。對中國共產黨人的企圖，美國其實從未有過任何幻想。墨菲先生想要知道，對中國共產黨人方面的態度的突然轉變，蔣總統有什麼看法？

蔣總統說，他認為這種現象可能是由於（1）北平渴望進入聯合國和（2）她想要讓美國和蘇聯相鬥以便減輕蘇聯對她自身的壓力。

墨菲先生想知道，總統說的“壓力”是否指軍事壓力，因為眾所周知，蘇聯現在沿著中蘇邊境地區部署了四十一個師的軍隊。

蔣總統推斷，雖然共產黨國家之間也許會發生武裝衝突，但不應理解為蘇聯與北平政權之間必然要使用真正的大規模的軍事力量。

墨菲先生提到，兩年前蘇聯與幾個東歐國家使用了二十三個師的軍隊來對付捷克斯洛伐克。而現在既然蘇聯沿著中國大陸邊境部署了四十一個師，就必定有其重大意義。

最後，蔣總統要求墨菲先生轉告尼克松總統下述信息。蔣總統的意見是，華盛頓所制定的安撫北平的各種各樣的建議已經達到了最大限度，任何超越這個限度的進一步的步驟都將帶來災難。作為尼克松總統的好朋友，他希望總統在任何時候都是公正的。坦率地說，這次他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尼克松先生竟然建議他的女兒特里西婭和她的未婚夫到中國大陸度蜜月，甚至他自己也表示了訪問大陸的願望。如果美國不停止對北平政權讓步，最後北平可能不僅進入聯大，而且還進安理會。如果有一天中華民國離開了聯合國，全世界將會知道她並不是由共產黨人強迫趕走的，而是由美國趕走的。

墨菲先生說，他很遺憾美國年輕的一代有時是天真無知的。老的一代有過同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政權打交道的經驗。但不幸的是年青人沒有這樣的個人體會。他們缺乏耐心和急於改變一切。他們極力主張與中國共產黨人有更多的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尼克松先生有意識到特里西婭所說的話，但是像她一樣年紀的其他人是這一代年輕人的實例。

蔣總統覺得這樣的想法和行為將會產生嚴重的後果。當然，這只不過是朋友之間的閒談而已。

墨菲先生指出美國的人口正在年復一年地變得越來越年輕。很快百分之五十的選民的年齡將會在二十五歲以下。並且他們全都呼籲改革。同樣的事情也正在歐洲發生。他回憶在1970年11月他訪問羅馬尼亞期間，羅馬尼亞總統用了半小時的時間批評美國反對北平進入聯合國。當然，這種批評的起因也是由於羅馬尼亞不喜歡蘇聯和北平援助布加勒斯特的關係。

到現在總統與墨菲先生之間的交談已持續了一個半小時以上。墨菲先生說，為了使談話內容幾乎不讓人所知，他將不會從臺北的美國大使館發送任何書面信息，而是寧可在返回華盛頓後親自向尼克松總統彙報。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出現了草擬新建議的問題。墨菲先生詢問，兩國政府是否必須任命一個工作小組來承擔此項任務。總統和周書楷部長都認為草擬的事情應該由美國方面單獨處理，而中國方面將對草擬好供討論的原文提意見。至於有關此事的今後的聯絡渠道，蔣總統提議委派中國駐聯合國的常任代表和中國駐華盛頓大使與美國任命的某個人或某些人把這項建議的工作繼續下去。墨菲先生希望這種接觸應該限定在盡可能少的人員之中，並提出中國大使作為在華盛頓的聯絡渠道。

墨菲先生與蔣總統道別，並要求轉達他對蔣夫人誠摯的問候。蔣總統感謝墨菲先生的訪問，要求墨菲先生轉達他本人和蔣夫人致尼克松總統和尼克松夫人個人的熱情的問候，而且還祝願墨菲先生在臺北的逗留能非常愉快。

24

日　　期：1971年4月27日

時　　間：晚上8時18分

文　　件：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電話談話記錄——“討論來自周（恩來）的信息以及可能派往中國的特使”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1, Exchanges Leading up to HAK Trip to China-December 1969-July 1971 (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總　統：在這方面我有幾個想法。第一，是關於布魯斯[25-1]的事，我看起來可能會給他們出一些難題，因為他曾經直接參與了越南談判。其次，讓我考慮一下，是不是還有別的人選⋯⋯納爾遜[25-2]怎麼樣？

基辛格：不成。

總　統：難道他不行？

基辛格：總統先生，雖然他是候選對象，但他的紀律觀念不強。

總　統：這將會把他捲入重大的事件中，而且他不在政府工作，是吧？

基辛格：讓我想想看，我或許有能力管住他。

總　統：這是不是令人感興趣，你認為不是嗎？

基辛格：這令人感興趣。

總　統：布什[25-3]怎麼樣？

基辛格：絕對不可以，他太軟弱和不夠老練。

總　統：我自己也是這樣想。

基辛格：我曾經考慮過理查森[25-4]，但他也不是一個適合的人選。

總　統：他仍然與我們太親近（我認為他不會與羅傑斯有良好的工作關係）。納爾遜——中國人認為他是重要的，而他將會是重要的——能夠為我們做很多國內事務。不行，納爾遜到處惹是生非。

基辛格：我認為做一件事情之後就能夠控制他。對他們來說，洛克菲勒家族的人是了不起的。

總　統：是的。好吧。把它忘記吧。

基辛格：布什可能太軟弱了。

總　統：我也是這麼想的，但我試圖去考慮一些有資格的人。

基辛格：可以考慮納爾遜。

總　統：是的，可以考慮。當然，那將會令國務院非常氣憤。

基辛格：他會從國務院裏挑選某個人跟隨他，但他非常看不起國務院的人，他會接受我們的指導而從我的工作人員中選派一個人跟隨他。

總　統：選派黑格，真的，他真的很過硬。

基辛格：他是認識黑格的。

總　統：亨利，如果你不固執己見，這件事就不可能發生。我們在玩一種遊戲並且我們已得到了一點突破。這件事處理得很巧妙，我們現在要等待一兩個星期。

基辛格：這件事我們現在已經處理好了，我們已經把所有事情套在一起。柏林已被套在了“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上。納爾遜可能有能力處理這件事情，特別是如果我派出黑格的話。

總　統：噢，我們應該派出黑格和國務院的某個人，但不是名叫格林的那個人。

基辛格：噢，格林可以去。在外交政策方面，納爾遜會聽我的建議。

總　統：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將會是一位特使。

基辛格：總統先生，實際上，最初的想法就是那樣的，他是過硬的。

總　統：特別是如果你將他帶到山頂上，然後對他說，看，孩子，它會成就你也會毀了你。

基辛格：噢，他會做的，在這方面我有把握這麼說。對於長時間的工作而言，他將會失控，但這一次，他會處理好的。

總　統：如果杜威還活著的話，他會處理好的。

基辛格：納爾遜可能處理得更好。

總　統：但是杜威死了。

基辛格：如果你能等一會的話，我告訴你——我有一份巴基斯坦人轉給我的口述便條。在這裏——這張給葉海亞的巴基斯坦便條已轉交給中國人，這張便條要求他（讀出便條的一部分——作為對我問題的回答，基辛格先生說⋯⋯）。

總　統：他們以談論臺灣問題開始。

基辛格：這些含糊不清的陳述能夠在意見交流和公告裏弄清楚。

總　統：他們談論臺灣的答復還沒有到這裏。由於沒有會談，所以對此沒有限制。

基辛格：他們與俄羅斯人不同之處是：如果你有些零錢掉在地上，當你伸手想把它拾起來時，俄羅斯人會用腳踩住你的手，而中國人不會這樣做。我審查過所有與他們的通訊記錄，該口信來自高層。

總　統：是的，它來自高層。

基辛格：俄羅斯人總要壓制我們的每一步行動，這樣做是極其愚蠢的。他們不能哄騙我們離開臺灣，他們得有一點基本認識。

總　統：納爾遜不在考慮之列。黑格對此是怎麼考慮的？

基辛格：他認為這次外交行動非同尋常，如果我們就像現在那樣冷靜而堅強地對待此事，我們能夠解決任何事情。

總　統：他說得對。

基辛格：總統先生，以前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但是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使這件事成功的話，我們將會在今年結束越戰。實際上，正是這些聯繫才會有成功。

總　統：另一件事當然是有關我們的時間安排的小問題。說到什麼時候公佈⋯⋯

基辛格：無論如何，我們應該在六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之前公佈。

總　統：如果我們打算在六月份去那裏的話，我們必須那麼做。“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是否使他們很厭煩？

基辛格：不，不。

總　統：特別要說的是，如果我們打算和俄羅斯人在高峰會議的問題上不合作的話，他們會在那裏瞎忙，是的，就讓他們瞎忙吧。

基辛格：因為在這個國家有抗議活動，他們行動起來不會太快。周恩來寫的報告分析得更為複雜。

總　統：實際上，他在分析時認識到我們在做什麼。

基辛格：那是一份對國際形勢的精細分析。

總　統：不管怎麼樣，我們也要留住另外一位人選。布魯斯也是候選對象。把布魯斯從巴黎調至北京會極具戲劇性。

基辛格：為了這個原因，他們可能不接受他。

總　統：就布魯斯來說，布魯斯是我們的資深大使，我們認為他是最合格的人選。

基辛格：他們會喜歡洛克菲勒的，他很引人注目。

總　統：引人注目會起到很大的作用。難道你就不能看到那對這個國家的解放運動起到多大的作用，噢，上帝。洛克菲勒在那裏，耶穌基督。

基辛格：那有很大的可能性。

總　統：洛克菲勒——他總是和我們站在一起，在外交政策上他總是和我們站在一起。不管怎麼樣，這件事值得考慮一下。

基辛格：值得考慮這個問題。

總　統：真是值得考慮這個問題。

基辛格：一旦這件事辦好了，所有的事情都會開始協調起來。

總　統：我希望這樣。

基辛格：星期四時你得在越南問題上保持強硬。

總　統：我本來就想保持強硬的。戰俘問題進展得怎麼樣？

基辛格：我有三點建議，正打算寫下來——他們將會釋放一千人、開放他們的戰俘營並且要求北越人也這樣做，他們也會提議將所有戰俘關押在中立國家裏。這件事應該由布魯斯在上午宣佈⋯⋯

總　統：好的。

基辛格：晚上你便會知道了。

總　統：如果我們把它擴大一點的話，他們可能知道我們在幹什麼。他們都認為這是在準備撤退，但實際上是為了戰俘。

基辛格：我們正開始掌握主動。

總　統：是的，不過我們打算控制局勢。那些示威者可能太過火了。

基辛格：我今天與〔時代週刊主編〕約翰・錢賽勒一起吃午飯，他認為潮流已經改變。

總　統：什麼改變了潮流？

基辛格：他認為，這個星期所發生的事把他們毀了。

總　統：約翰・錢賽勒⋯⋯

基辛格：絕對是，他真的不知道你葫蘆裏賣什麼藥，但是⋯⋯

總　統：先生們，我不打算談有關中國的任何事情，除非那些建議處於非常敏感的階段，否則我也不打算對未來和下一個問題作評論。

基辛格：好的。

總　統：我不會涉及到“兩個中國”的政策、聯合國會員國問題以及臺灣等問題的提議。我打算通過說這裏的進展是明顯的來巧妙回答所有的問題，我認為進一步的談論不符合國家的利益。

基辛格：總統先生，我認為這是採取的最好立場。

總　統：黑格很高興。

基辛格：如果有人在兩個月前預測到這點，我們會認為這是不可想像的。

總　統：是的，是的，老撾之後⋯⋯

基辛格：柬埔寨之後，同一件事⋯⋯

總　統：是的，不過，在老撾事件後觀察，超過二比一的人會認為這件事失敗了，現在中國開始行動了，乒乓球隊和一些更加有影響力的事情會令這件事黯然失色。這件事可能有很大的影響力。好啦，納爾遜將這個聲明告訴了斯諾，我們怎樣才能夠讓曼斯菲爾德閉上嘴巴。我不知道我們怎樣才能做到，但有一個辦法可以做到，那就是邀請他一起去。

基辛格：不，為什麼邀請他呢？

總　統：他可以和我一起去。

基辛格：當你去時，他可以和你一起走。

總　統：我們可以邀請曼斯菲爾德和斯考克羅夫特[25-5]。

基辛格：如果你想和民主黨共享這件事的話。

總　統：共享吧：中國人會待他們很好的，不過，他們將知道誰掌權。

基辛格：實際上，他們還沒有邀請過任何人。

總　統：你能夠傳給他一個信息嗎？

基辛格：我認為我可以傳給他一個口信。

總　統：兩個星期後，我在想，在那以前他們是否會把曼斯菲爾德趕走。

基辛格：不，但他們可能會。

總　統：作為一個臨時性的舉措，你是否可以說總統將會在加利福尼亞並且⋯⋯

基辛格：我已經告訴他們了，而且一個建設性的答復很快會到。

總　統：如果你再補充一點，即在我們答復以前，應該擱置其他任何訪問。

基辛格：我會把這點向他們講清楚的。

總　統：將會有許多訪問請求，我們認為各種政治上的請求⋯⋯

基辛格：是的。

總　統：好主意，就這樣吧，亨利，再見。

基辛格：再見，總統先生。

注釋

[25-1]大衛・布魯斯David K.E.Bruce（1898-1977），美國資深職業外交官,曾於1949至1952年任駐法大使，1957至1959年任駐西德大使，1961至1969年駐英大使。七十年代初參加美國與北越在巴黎的秘密談判。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尼克松總統1973年任命七十五歲高齡的布魯斯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首任主任。關於布魯斯大使出使北京的經歷，參看Priscilla Roberts, ed., The Dairy of David Bruce (Hong Kong：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2000).

[25-2]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08年出生於美國巨富約翰・洛克菲勒家中，1958至1973年間四次出任紐約州州長，1964年和1968年兩次參加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爭。1977年曾擔任福特政府的副總統。

[25-3]喬治・布什（George Bush）曾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里根政府時期（1981-1989）擔任副總統，1989至1993年間為美國總統。

[25-4]理查森指曾任副國務卿的Elliot L.Richardson。參看前面的註釋。

[25-5]曼斯菲爾德（Michael Mansfield），1953至1976年間任美國國會參議員（民主黨），曾一度擔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肯尼迪政府期間，曼斯菲爾德作為總統特使出訪南越，回來後建議美國不要介入印度支那。此後，他一直反對美國發動的越南戰爭。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後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長期任職於美國空軍，並獲少將軍銜。1973至1975年間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1975至1977年間擔任助理，1989至1993年間擔任布什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

25

日　　期：1971年4月30日

文　　件：康寧國際玻璃製品公司主席羅伯特・墨菲致基辛格的信

文件性質：信函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絕　密

尊敬的亨利：

從臺北回來後，我附上1971年4月23日我與蔣介石總統的談話記錄。這份記錄是依據臺灣外交部部長周書楷做的筆錄而整理的。在我的要求下，他讓我看了他的筆錄，對於他的筆錄我提出了一些小修改的建議。連同此信，我附上他的筆錄。我與總統的會議進行了一個半小時，臺灣外交部部長周書楷和臺灣駐美國大使沈劍虹也出席此次會議。據我所知，他們沒有公開這次會議內容。當我在臺灣時，我與我的一個老朋友，我們駐臺灣大使馬康衛保持了緊密的聯繫，但是，除了講了些友好的和實用的一般性話題之外，我沒有告訴他會議的內容。他理解尼克松總統期望對會議進行保密。

我要補充說的是，除了蔣介石總統之外，我也與行政院院長嚴家淦、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中央銀行行長余先生、外交部部長周書楷、財政部部長李國鼎和經濟部部長孫遠璇舉行了一般性的會談。

我受到的友好、坦誠接待幾乎是令人尷尬的。毫無疑問，我們的朋友在此刻是焦慮不安和心神不寧的，不過，在我參與的幾次會談中，這種不安與不寧沒有表現為敵意。

現年八十五歲的蔣介石總統看來精力充沛，思維敏捷，記憶力強，對我們的會談要點是非常清楚的。前些時候，蔣夫人由於汽車急轉彎受了點傷，他們告訴我，雖然這次汽車衝撞事件造成了她數周的痛苦，但是她現在可以四處走動並且比以前大為好轉。我沒有見到蔣夫人。

我還要補充的是，我與葉喬治（即葉公超）共度了一個晚上，他曾經當了十年的外交部部長，隨後擔任了臺灣駐華盛頓的大使。我認識他很長時間了，但是我剛剛才知道，當他在中國大陸讀中學的時候，他和周恩來是室友。葉和其他人曾經與北京的重要人物有那樣的密切關係，以致他們的政治判斷是經常基於那些關係，而我們美國人們常常忽視那些關係。

我附件的第八頁總結了蔣介石總統的一些觀點，這些觀點是他向聯合國提議的政策和策略。

我促使其注意安理會席位的關鍵問題，蔣指出了法律要點，當然蔣偏向於維持現狀，但是，蔣樂於贊同尼克松總統的提議。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蔣希望我們單方起草一個文本（我曾經提議聯合工作小組），同時，蔣也反對美國贊同對重大問題決議案的修改。我表達了我個人對這兩點持相同觀點，因為，我認為這些是中國人的觀點。

以上所有討論問題的要點是，蔣贊同尼克松總統的想法，我認為，他對根本性原因理解得既透徹又詳盡。在這點上，我發現周書楷和沈劍虹消息很靈通、令人產生好感和明白事理。沈作為臺灣駐華盛頓的新任大使，他對我們是很有幫助的，顯而易見，他深受蔣的信任和（與蔣）有密切的私人關係。

謹致問候！

你真誠的

羅伯特・墨菲

附言︰我忘記提及我們將充分談論北京，證據顯示，有輕微的不安，因為那些談論刺激到本國臺灣居民提出有關主權國家的問題。

26

日　　期：1971年5月10日

文　　件：尼克松通過希拉利給周恩來的信函

文件性質：信函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1, Exchanges Leading up to HAK Trip to China-December 1969-July 1971 (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尼克松總統仔細研究了葉海亞・汗總統出於善意傳送來的周恩來總理的1971年4月21日的信息。為解決分離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尼克松總統贊同舉行高層次的直接談判。由於尼克松總統認為我們兩國關係正常化很重要，所以他準備接受周恩來總理的建議，直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對話而訪問北京。在這種會談中雙方都可以自由地提出各自關注的主要問題。

為了準備尼克松總統的訪問和建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的可靠聯繫，尼克松總統建議，由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或者另一位合適的中國高級官員舉行一次準備性質的秘密會談[26-1]。基辛格博士將準備在中國境內參加這樣的會談，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議的地點最好在從巴基斯坦起飛後容易到達的距離之內。基辛格博士將會被授權討論能使尼克松總統的訪問更有成效的事項、這樣一次會談的議程、這樣一次訪問的時間，並且在雙方感興趣的所有主題上開始交換初步的意見。如果認為需要在基辛格博士秘密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克松總統到訪期間公開派一名特使來北京，則基辛格博士將得到安排此事的授權。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的消息預期可以在基辛格博士與周恩來總理的秘密會談後不久予以公佈。基辛格博士準備在6月15日以後來到中國。

建議運用葉海亞・汗總統的權威來討論基辛格博士訪問的具體細節，包括地點、逗留期限、通訊和類似的事情在內。為了保密起見，不使用任何其他渠道是必需的。基辛格博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級官員之間的第一次會談也應被理解為是極端機密的。

注釋

[26-1]文中加粗字体為文獻的原件中所顯示。以下同上。

27

日　　期：1971年5月12日

文　　件：溫斯頓・洛德[27-1]致亨利・基辛格——關於“與中國的交流”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2, POLO I Record HAK Visit to PRC,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在附上的一套文件中，我按時間順序排列了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直接和間接的詳盡信息並作了整理。這種編輯方式已在“幸運餅”檔案[27-2]的第一部分中使用過，但它是按照渠道而不是按照日期來進行編排的。就像我在這份檔案中所解釋的，這份選集包括在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往來的詳盡信息，這些信息不是由一個第三方國家（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進行傳遞，就是由指定人士傳遞的我們的提議。雖然曾經有送往中國和收自中國的口頭信息，但是我們無法確定我們曾特地草擬的任何信息是否已到達中華人民共和國。

評論：很明顯，到目前為止，巴基斯坦的渠道最有效。在附有標簽I的部分中有一個關於中國人態度的特別有趣的評論，即在周恩來從葉海亞處聽到有關的信息後說，與他們以前從不同的渠道得到的美國信息相比，因為提議是國家元首通過國家元首傳遞給國家元首的，所以中國人認為很重要。

我在“幸運餅”檔案裏添加了一個新的部分，一份由國務院編制的自1969年1月以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接觸的記錄，其中包括1970年1月和2月兩次華沙會談的全部記錄。

我提議附上的這套信息應該代替目前的第一部分放進此檔案中。然後，這份檔案看上去將是：

1.所附上的成套信息；

2.所有的白宮對中國人的重要而秘密行動的完整年表（所有文件均在第一部分內），在每條渠道內按時間順序進行編排；

3.將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你向新聞記者公佈的政策）作一份按時間排列的綱要，其中有政府的研究和決定、公開的措施和主要的公開的政策聲明（手寫體：放在獨立的檔案中）；

4.國務院的接觸記錄，包括華沙會談在內。

附件

注釋

[27-1]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資深外交官，1969至1973年間服務於基辛格主持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曾一度是基辛格對華政策的特別助理。1973至1977年間擔任國務院“政策計劃署”主任。里根政府期間曾擔任駐華大使。

[27-2]這是指由基辛格親自設定的涉及中美秘密溝通管道的卷宗。該卷宗由基辛格所領導的位於白宮內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特別管理，卷宗情況對國務院也是保密的。

28

日　　期：1971年5月14-16日

地　　點：紐約默鴻克（Mohonk）湖

文　　件：“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討論會會議記錄[28-1]

文件性質：會議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1/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以下的摘要涉及按四個總題目進行的兩個小組中某個小組的討論情況，並且按照這些討論發生的次序編寫：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如何？能不能在除了把臺灣逐出聯合國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基礎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佔有席位？

二、怎樣才能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聯合國的席位？雙重代表權可行嗎？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將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後實際上可能產生什麼樣的議事程序？

一、

1.　關於第一個問題，大家一致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問題是重要的和緊迫的。

2.　在某些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缺席可能在聯合國僅被用作避免採取一些國家出於其他原因的考慮而認為是不受歡迎的行動的一種藉口。然而，很清楚，即便不能設想她會更容易地簽署協議，在諸如裁軍問題（特別是全面禁止核試驗）、東南亞問題以及海洋問題等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與是不可缺少的。或許在聯合國本身並不總是對國際政治起重要作用的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但是，在上面提到的領域內聯合國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3.　大家還一致認為，只要蔣介石仍聲稱他統治著整個中國，那麼臺灣的國民黨政府被逐出聯合國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席位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4.　這種結果可能被認為是對臺灣的不公平，特別要指出的是：（a）小國不可能對事實上統治著該島的政府被逐出聯合國無動於衷；（b）在歷史上臺灣與中國已經分離了相當長的時期；（c）應該將臺灣人民與在臺北的蔣介石政府區別開來，應該給他們機會來表達他們的願望，或許可以通過公民投票的方式。

5.　另一方面，（a）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排除在聯合國之外更不公平；（b）蔣介石政府宣稱她是全中國的政府，但整個中國並不在她的統治之下，當蔣介石仍然在南京掌權的時候（從1945年至1949年）沒有人聲稱臺灣獨立於中國；（c）給臺灣人自決權超出聯合國的能力——或者權力範圍。在這件事上，自決的概念是否適用也是成問題的。不存在殖民主義或者外國統治的問題，這個問題也許應該被看成是一個現有的國家的分裂。此外，既然在聯合國的中國國民黨代表在這個組織中作用極小（即便有那麼一點的話），因此可以說目前沒有哪部分中國人獲得了有效的代表權。

6.　假如臺灣未被逐出的話，事實上將在為了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拒於門外而將臺灣保留在聯合國內，或者為了把臺灣留下而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拒於門外的兩者之間做出選擇。所有可得到的證據均表明只要臺灣仍留在聯合國，至少只要蔣介石仍然聲稱他統治著整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繼續拒絕加入聯合國。

二、

1.　關於第二個問題，大家一致認為雙重代表權是不可行的。

2.　如果臺灣政府放棄對大陸的權利主張，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許不會太堅持國際社會承認她對臺灣的權利主張，而且甚至可能會準備與美國和臺北本身談判這個問題（有證據表明這點），她也不會打算以進入聯合國作為代價。任何可能的解決臺灣問題的辦法是今後的協議問題，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不應該拖到解決臺灣問題後再行辦理。

3.　沒有站得住腳的理由去堅持以前的中國有兩個繼承的國家。就繼承國來說（並不是簡單的政權更迭），這個繼承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臺灣的政權最好被描述為“倖存的政府”。

4.　多重代表權的其他意見（例如：三個，或給中國包括臺灣在內的席位）被拋棄了。有爭議的是一個聯合國的會員國有多重代表權在原則上是不受歡迎的，而且只是在作為其他方式無法實現的代價時才是合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不需要支付這樣的代價而以合理的速度得到聯合國的席位，不能僅僅為了適應蔣介石而接受這樣的代價。

5.　包括所有分裂的國家在內的一攬子建議也受到了批評，儘管它暗示對東西方分別有利的結果也許能相互抵消。為了解決中國的問題去順從其他分裂國家的直接和具體的利益在原則上是不受歡迎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很多這樣的國家所不能接受的。另外，大家指出讓臺灣留在聯合國的結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將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聯合國的中國問題是一個代表權的問題。分裂國家的問題是一個是否允許進入聯合國的問題。

6.　至少這點是清楚的，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了聯合國，只要國民黨人仍然宣稱他們代表著中國，他們將不得不離開聯合國。驅逐他們只是被看作是驅逐一個未經認可的代表團，而不是驅逐一個會員國，因此將不會開創影響現有的會員國的先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不一定需要對臺灣的地位採取某種立場，但如果臺灣宣稱自己有獨立的地位，則一定需要臺灣要求作為一個新的會員國申請加入聯合國。這樣的申請將肯定會在安理會中遭到否決。

三、

1.　關於第三個問題，均衡的意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政策，儘管毫無疑問地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實際上將會是小心謹慎的，而且在責任心方面不會比其他會員國差。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現在聯合國可能會導致聯合國工作在政治方面的復興，而且扭轉越來越關注經濟、社會、科學和技術問題的傾向。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在聯合國所有的問題基本上都是在政治基礎上得到處理的，所以這也許不是一個實質性的而只是風格的問題。一般來說，更多的重點或許會放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問題上，包括印度支那、朝鮮、克什米爾和中蘇邊界的問題在內，但是不會減少對殖民地和南非問題的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把關注焦點放在核武器而不是常規武器的裁減上（考慮到她自己的龐大常規部隊），並且努力實現她要求召開世界核裁軍會議的想法。可以預料她會採取與蘇聯和法國類似的那種維持和平的立場。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安理會的存在將可能令西方行事更為困難，西方可能動用更多的否決權。她還可能給那些不是常任理事國的主要大國製造麻煩。然而，不能假定這將導致把重心轉移到聯合國大會上去，因為這既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但她可能會在相當程度上加強超級大國在聯合國之外互相應對的趨向。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尋求對七十七國集團的領導權，而且讓那些不結盟國家變得激進。因為從定義上來說，她自己不可能不結盟，所以這可能會瓦解七十七國集團。

5.　同樣，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可能在經濟和社會問題上支持發展中國家。她自身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儘管她強調自力更生也許會使其自身不向外尋求發展援助，但她可能對多邊化的援助增加壓力，並促使主要的工業化強國在這個問題上的團結的瓦解。然而，她不想被排除在主要的經濟組織的管理機構之外。

6.　在預算和禮儀問題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是保守的。她將不會承擔國民黨政權的行為責任和債務。她一定會要求得到秘書處的高級職位和堅持使用其語言的權利。

7.　開始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將可能與其地位不相稱。但是這反過來可能會影響到她對聯合國這個組織的態度。在正常情況下，由於她像其他強國一樣遭受著同樣的壓力和抑制，她似乎可能採用非常相同的方法並默認強國利益的界限。毫無疑問，她將希望按照自己的觀念來影響聯合國，但是她不會強制推行自己的觀點以至於疏遠了其他亞非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此，雖然她反對“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核不擴散條約”和“聯合國非核國家會議”（CNNWS）[28-2]，但她沒有企圖將自己的觀點強加在友好國家身上。

四、

1.　關於第四個問題，看來美國的態度將是至關重要的。同樣，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在第二十五次聯合國大會上既投票贊成“阿爾巴尼亞”決議又投票贊成“重要問題”決議的那些國家的立場。

2.　這表明既然中國代表權的問題被正確地依照第二十三條條款而不是第十八條條款處理，所以這個問題可能最好是由資格審查委員會處理。如果這個委員會在聯合國大會開幕之前開會並否決了國民黨代表團的資格，則它可以宣佈中國的席位空缺。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不受約束地和沒有風險地遞交其資格證書。可由聯合國大會的簡單多數表決法認可該決定，並且讓美國體面地下臺階（大家一致同意，由於聯合國不會荒謬地讓自己准許不同的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中佔據中國的席位，所以事實上在安理會的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上不會產生任何困難）。

3.　然而，這種方法遭到反對，原因是美國可能不會接受，因為儘管這是一個讓美國感到體面的使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方法，但它不會解決怎樣對待臺灣的問題。

4.　還有人提議把“阿爾巴尼亞”決議中最起作用的段落裏的第二句刪除，就可得到通過決議的足夠支持，因為這樣做不會迫使各代表團去投票贊成驅逐臺灣。

5.　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始終堅持保留這個條款。這並非出於報復，而是出於堵塞使臺灣希望以某種其他的偽裝再次出現在聯合國的所有可能存在的漏洞，並且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如何不可能對國民黨人“非法地”霸佔聯合國席位時的所作所為承擔任何責任。驅逐蔣介石的代表並不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臺灣問題上隨心所欲。不排除理論上的臺灣或許會這樣獲得會員資格的可能性：即在臺灣和北京之間達到某種諒解的基礎上，雖然這將取決於實際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可能不會有任何代表團表示反對。

6.　除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主意，否則發起人仍會堅持保留此條款和反對對此單獨投票，直至必要時撤回此決議。如果其他一些代表團以刪節的形式再提出此決議，則發起人至少將被迫棄權或者甚至投票反對，而預料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那些情況下可能將會拒絕接受聯合國的席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策略可能使那些故意想要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人佔到便宜：這看起來將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被邀請回聯合國之後她卻繼續讓席位空著是她自己的過錯似的。

7.　提出的其他問題，包括提到第二十三（一）條條款中的“中華民國”，大家一致認為這些問題是不現實的，成立一個如以往那樣先於聯合國大會開會的研究小組的建議，也被認為不再是一種可行的建議。

全體會議的討論

1.　在兩個工作小組作了彙報後，全體會議的討論集中在兩點：一是建議由四個或者五個與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友好的國家組成一個聯絡小組可能會起到有益的效果，二是建議在“阿爾巴尼亞”決議的基礎上也許能找到在這兩個大國之間的一些遷就融合之處。

2.　很清楚美國的立場是關鍵的。存在也許美國自己去實行大家一致認為是不可行的雙重代表權的方法的危險，而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來這種方法只是一種拖延的詭計而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比，美國做決定要困難得多，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只需等待便可實現它的目的。如果美國決定採用雙重代表權的方法，這將意味著美國想把聯合國問題與她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雙邊關係分隔開來，這無疑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損害。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自身的原因對聯合國代表權的興趣並沒有比對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的興趣來得大，其中相當重要的是臺灣問題的解決辦法。

3.　美國以及像澳大利亞、日本這樣的其他國家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雙邊關係的發展也許會進展得不錯，但這種可能性仍然存在，即在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除非制定出了適合聯合國條款的某種協議，這些國家將仍然不得不投票反對以目前形式出現的“阿爾巴尼亞”決議。可以斷定避免讓聯合國遭受一次嚴重的政治挫折符合聯合國全體會員國的利益，因為讓聯合國遭挫折會對整個的國際社會帶來潛在的負面作用。

4.　協調的意見是：假如成立一個聯絡小組，這個小組應由與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友好的國家組成。雖然也考慮了這種可能性，即小組成員分別從接近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的、既是“阿爾巴尼亞”決議又是“重要問題”決議的共同發起者中挑選。

5.　作為同美國打交道的基礎，這點似乎是更為必需的，即建議為了達成不擱置“重要問題”決議的協議，作為回報，可能說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堅持未作修改的“阿爾巴尼亞”決議的原文。不可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些條款方面或許會接受什麼樣的修改。提出修改的可能性範圍涵蓋了從替換“阿爾巴尼亞”決議內最起作用的段落裏的第二條中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熱情洋溢的歡迎詞，到替換從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喀麥隆和科威特之間建立外交關係的公報中挑選出的措詞，一直到僅用“拒絕接納”這個詞替換“驅逐”這個詞。

6.　無論如何，大家一致同意，為了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要認為這樣的一個聯絡小組主要是從事把美國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的工作，而北京也許更喜歡見到美國的這些困境依然存在，所以應該向北京表明這個小組正在把這種信念付諸於行動，即國際社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時機已來臨。

注釋

[28-1]文獻的原件沒有註明與會者的名單。根據文獻的內容和會議所討論的議題，這個會議很可能是由基辛格主持的少數國家安全委員會資深官員參加的會議。會議的目的顯然是為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做資料準備。

[28-2]指1968年召開的“聯合國非核國家會議”，英文為“UN Conference of Non-Nuclear Weapons States”，簡稱CNNWS。

29

日　　期：1971年5月20日

文　　件：基辛格致法蘭[29-1]——總統與周恩來之往來信件

文件性質：信函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1, China-Public and Private Moves toward a Presidential Visit,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以通過特別渠道發出

請將所附之信息親自傳送給葉海亞本人以便他立即轉達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

順致問候。

附　件

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信函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被告知，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希望讓她得知美國總統在1971年5月20日發表的下列聲明：

“美國和蘇聯政府在審查了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進程之後，同意在今年將專注於制訂一份限制部署反彈道導彈系統的條約。他們還達成一致意見，在締結限制部署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的同時，他們將同意在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方面採取某些措施。”

“雙方深信這個進程將為進一步限制所有戰略武器的談判創造更多的有利條件。雙方將會積極地繼續進行這些談判。”

尼克松總統想要強調，他的政策是不會締結任何直接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條約。基辛格先生準備將這個問題和有關的其他問題納入提議過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指定代表會談的議事日程中。（編譯者按：底線非原文所有）

周恩來總理致尼克松總統

1971年5月29日

周恩來總理真誠地感謝葉海亞・汗總統閣下，感謝他十分迅速地傳遞了尼克松總統的三份信息。

周恩來總理認真地研究了尼克松總統在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發出的信息，並十分愉快地向毛澤東主席彙報了尼克松總統準備接受他的建議，到北京訪問並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直接對話。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松總統的訪問，而且期待著借此機會他可以與總統閣下直接對話，這樣雙方都可以不受拘束地提出彼此關心的主要問題。不言而喻，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至關重要的問題，即所有的美國軍隊從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撤走的具體方式的問題。

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以美國代表的身份來華。他將預先來華與中國的高級官員舉行秘密的初步會談，以便為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做準備並且進行必要的安排。

周恩來總理建議基辛格博士最好把他抵達中國的日期定在6月15日和20日之間（而北京可能是目的地），他可以從伊斯蘭堡直飛中國北京一個不對外開放的機場。至於所乘坐的飛機，他可以乘坐巴基斯坦的波音飛機，或者，如果有必要也可以派遣一架中國的專機讓他往返中國。會談加上往返時間大概要三到四天。如果他需要在北京逗留期間臨時使用自己的通訊設備，他可以那樣做。

由於把基辛格博士的行程嚴守秘密是困難的，他也許可以認真地考慮以公開的方式前來會談。如果仍然需要保密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遵守她過去的保證，即嚴格保守秘密。當會談有成果時，如果雙方需要，會談之後雙方可一致同意公開發表聲明。

至於其他的細節問題，可以讓葉海亞・汗總統直接與中國大使進行商討和安排。

周恩來總理熱切地期望著不久的將來在北京能與基辛格博士會面。

信息到此為止

※　※　※

從以上信息中我注意到周總理已提供了他與基辛格博士進行公開會談的選擇。知道基辛格博士希望要嚴守機密，為此我使周恩來總理對之留下深刻印象，所以，以上信息表明總理為接受這次秘密會談做出了保證。其他的事將取決於美國和巴基斯坦的保密工作。

至於我們方面的安排，我與中國大使商議後建議如下：

1.　基辛格博士在白天抵達。

2.　在伊斯蘭堡停留廿四小時並且與我進餐一次之後，他將會詭稱要到北部地區一個不公開對外的地方旅行。而事實上，一架巴基斯坦波音客機將會載著他沿著北上的航線直接從伊斯蘭堡飛抵北京。航程大約需要七個小時。使命結束後，基辛格博士將會返回伊斯蘭堡並繼續他隨後的旅行。

我正在考慮派遣一位巴基斯坦高級官員陪同他前往北京，基辛格博士或許會發現那是有幫助的。

對1971年5月31日轉送給尼克松的周恩來的信息的評估和摘要。

1.　對上次的信息作出了令人鼓舞和積極的反應。

2.　請轉告基辛格先生：會談將在中國境內舉行，有關的旅行安排將由我們負責。

3.　會談的級別將按照你們所提議的確定。

4.　完整的信息將通過安全的方法傳遞。

注釋

[29-1]法蘭（Joeseph S. Farland）本人並非職業外交官，但於1969年9月19日至1972年4月30日期間擔任美國駐巴基斯坦特命全權大使，是中美的所謂“巴基斯坦管道”的重要人物。

30

日　　期：1971年5月25日

地　　點：基辛格博士辦公室

文　　件：（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午餐會會議備忘錄

文件性質：備忘錄

與 會 者：基辛格博士

約翰・保羅・桑德尼先生[30-1]和夫人

亞歷山大・M・黑格準將

W・理查德・斯邁澤（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1/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以工作午餐談話的內容主要集中在越南和中國問題上。以下是桑德尼先生評論的要點。

越　南

桑德尼先生說：

• 河內並不完全相信美國將會離開越南。如果使他們能確信那點，並且在議會裏給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保留一定數量的席位，他們將會在戰俘、停火和兩個越南分離的問題上達成為期多年的協議〔桑德尼先生對北越的政治要求實際上有點含糊其辭，但看來他在表明議會代表權也許只能暫時滿足他們而已〕。

•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實際上完全不受北越控制，而且他們之間可能存在著重大的分歧。然而，桑德尼先生認為河內會樂意撇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同我們打交道。

• 儘管北越感到了某種程度的不確定因素，但她仍然決心繼續進行他們的鬥爭。黎筍現在掌權，但顯然他沒有胡志明那樣的威信。

• 南越大量的貪污腐敗為廉潔的北越爭取南越百姓創造了有利條件。從我們的立場來看，南越政府名譽如此掃地，更換她可能會更好些。在南越和巴黎都有很不錯的人；例如，大明（Big Minh），雖然不是很有才華，但是受大眾歡迎。

• 萍女士（Nguyen Thi Binh）是堅強的；春水（Xuan Thuy）是高深莫測的；馬萬波（Mai Van Bo）被替換是因為他不能勝任他的職責。

• 在回答基辛格博士關於河內是否可能擔心其傳統的敵人（中國和日本）的詢問時，桑德尼夫人不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她不認為北越擔心中國，而他們對於日本的關注焦點只是在經濟領域方面。另一方面，北越相信美國人有理由留在越南不走，這些理由包括美國人的反共意識和他們作為世界領袖的立場。

中　國

桑德尼先生談話如下：

• 美國對中國的策略是好的，我們目前走的道路是正確的。

• 至於中國人，他們是顧左右而言它。因此，雖然中國駐巴黎大使僅僅是轉達了基辛格博士的短信而沒有作任何評論，但就近來所發生的情況而言，桑德尼先生認為通過中國駐巴黎大使的這條途徑是非常有效的。

• 由於毛澤東現在老了，顯然，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周恩來在主管政府事務。

• 中國人與我們的交往會時冷時熱。我們應該向他們多做一些友好的姿態以表示我們的善意。他舉了一個例子，他的公司想賣直升飛機給中國，但是受到了巴黎統籌委員會有關限制的阻撓，因為某些零件需要美國的許可證。

基辛格博士說，桑德尼先生可以告訴中國人美國將會積極地考慮這些貿易問題。雖然我們不能向他們保證解除所有的貿易限制，但是我們會解除一些貿易條款的限制，不過我們不會放鬆任何具有軍事重要性的限制。

午餐之後

午餐之後，桑德尼先生留下來與基辛格博士進一步個別會談。在談話中他要求基辛格博士能否告訴布魯斯大使和春水他曾恰巧與基辛格博士有過接觸。基辛格博士說他可以告訴這些人。

基辛格博士問桑德尼先生，假如我們需要的話，我們能否麻煩他非常快地將信息傳遞給中國人。桑德尼先生說，他認為他能夠足夠快地將任何緊急的信息傳遞給中國人，而且他願意這麼做。

注釋

[30-1]約翰・保羅・桑德尼（John Paul Sainteny）資料不詳。

31

日　　期：1971年6月29日

地　　點：白宮

文　　件：美國在臺灣的駐軍（手寫內容）之數據

文件性質：數據表格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2/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美國在臺灣的駐軍[31-1]

注釋

[31-1]部隊詳細情況的分類請參見表一至表四。數字代表的是目前核准的兵力。

32

日　　期：（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地　　點：白宮

文　　件：“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最近的信息交流”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2/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此處所附的是4月21日以來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信息交流。信息的日期如表中所列，每條信息的實質和重要性皆註於括號之內。

會談的議程安排

開場聲明

概述總體方法、原則以及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

（我將建議，各方都做一個開場聲明而不要相互駁斥，然後休會。這可使得我們在進行具體問題討論之前，能夠對各自的方法有個認識。在對各自的聲明做考慮之後，我們可以再舉行會談，並詳細討論主要問題，這些問題或許包括以下所列的事項。）

高峰會晤

峰會的各種模式，包括：在初步會晤之後可能發表公告（場景與公報草案），派遣布魯斯大使，以及峰會的總體性質（日期、持續時間、地點、議程以及後勤問題）。

臺灣問題

該島的地位，我們的立場，減少美國駐軍以及聯合國代表權問題。

印度支那問題

當前局勢，美國政策的方向，我們作為大國的責任，一個負責任的結果帶給中國的利益，需要中國施加建設性的影響力。

大國關係

總體原則，日本，蘇聯，我們願意討論中國所關心的問題（例如“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相互均衡裁軍”），我們請他們談談對蘇聯提議的五大國核武器會議的看法。

軍備控制

總體步驟，共同關心的問題，雙邊探討的可能領域。

通訊聯絡

確保無需第三國參與的未來聯絡渠道，外交接觸，熱線電話。

其他雙邊問題

貿易、旅行、扣押在中國的美國人等等。

其他話題

朝鮮、南亞等等。

33

日　　期：1971年7月1日（星期四）

文　　件：〔尼克松〕總統、基辛格博士和黑格將軍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晤之會議記錄

文件性質：會議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6, China-General, July埆ctober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絕　密

在會議的開始階段，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NLF）當天在巴黎提出的“七點提議”，大家討論了美國政府將會發表的公開聲明。總統指示黑格將軍，確保在我們的官方立場上要包括對總統決心的重申，那就是美國決不會接受任何相當於把一千七百萬南越人民置於共產主義統治之下的妥協方案。

總統接著把話題轉到了基辛格博士在其即將啟程的對北京的秘密訪問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進行討論的提議。總統表示，此次訪問所促成的公報不應該含有名字。總統指出，根據他的觀點，基辛格博士所提議採取的立場不夠強硬、太過友善。他希望基辛格博士不要顯示放棄我們對臺灣的大部分支持的意願，直至有必要這麼做的時候。

總統強調說，“一個中國與兩個中國”的問題在會談中只應該提到一次，而不是像現在那樣充斥全文。關於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他說基辛格博士應該明確地徵求中國人的看法。關於越南的那部分內容，總統建議應該大幅度地減少長度並進行壓縮。

總統表示，在討論過程中，他覺得對基辛格博士來說重要的是應該更清楚地向中國人闡明日本的未來趨向所具有的威脅性。他指出，基辛格博士應該表明中國人必須認識到有很多國家對亞洲、特別是在美國離開的情況下日本所扮演的角色表示擔憂。就日本而言，顯然她既有能力、資源，也知道如何在極短的時間內重建其軍事力量，而且美國完全撤出該地區或者在該地區誤用軍事力量有可能導致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那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是一種相當大的危險。

總統表示，他希望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強調蘇聯的威脅。基辛格博士回答說，這一問題必須謹慎對待，中國人可能會把美國所說的話告訴蘇聯人。總統對此表示同意，但是他指出，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是求助於事實而不是美國對這些事實的解釋。例如，他應該告訴中國人，我們注意到蘇聯沿中國邊界部署的師比針對所有北約國家而部署的師都更要多。他應該提到這點，好像對新聞界陳述一樣。

總統總結說，在基辛格博士與中國人舉行的會談中，他應該把三個擔心作為基礎：（1）一旦南越戰爭的僵局繼續下去，對總統可能採取行動的擔心；（2）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擔心；（3）對蘇聯對他們的側翼構成威脅的擔心。

總統說，在高峰會晤之前，在兩國政府之間應該可以取得某些成就。首先是釋放關押在中國的所有美國戰俘。其次，至少象徵性地向共產主義中國運送幾船美國穀物。第三，就越南戰爭問題取得某些進展。第四，作為高峰會晤的成果，我們可能議定，在兩國政府之間建立熱線聯絡並對意外的核戰爭達成某種一致意見。

最後，總統表示，基辛格博士應該向中國人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們希望他們在與尼克松總統舉行任何高峰會晤之前，應該嚴格限制政治來訪者。在高峰會晤之後，任何類型的訪問當然都會得到同意。

然後，總統把話鋒轉回到了臺灣問題以及在同中國人會談時怎樣處理這一問題。他告訴基辛格博士以低調的方式處理副總統阿格紐和國防部部長萊爾德[33-1]取消訪問的事情。他強調說，與中國人進行的會談不能夠看上去像是在出賣臺灣。他指示基辛格博士不要展開談論我們已經做了的事和我們無須把軍隊永遠留在那裏的事實，而是通過強調“尼克松主義”對那些自助的國家提供援助、因此我們將無須在某些地區永久駐軍的方式，重新表述那個觀點。總統表示，關於臺灣的整體聲明應該在某種程度上更高深莫測一些。

總統要求基辛格博士不要提及杜魯門1950年的聲明[33-2]，就他個人而言，他並不贊同那樣的聲明。總之，總統要求他對臺灣問題的全部會談進行審查，以便使我們看起來不是在出賣朋友，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在這個地區做出讓步的總體意願具有更大的神秘性。

關於兩國政府未來的會談地點，尼克松總統表示他傾向於選擇倫敦，因為那裏的通訊會安全可靠，而且倫敦的城市規模增加了所必需的那種安全感。他指示基辛格博士把倫敦作為我們的第一選擇。華沙將會是外交接觸的最佳地點，但是，〔加拿大的〕渥太華首先是總統無法接受的地方。

再回到臺灣問題，總統指出我們駐紮在臺灣的六千名軍人直接參與了我們在南越的戰爭，因此，如果那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我們對這些部隊的需要將會消失。

總統表示，關於朝鮮的那部分會談完成得非常出色。

會議結束時，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七點提議”，他們還進一步討論了應該如何應對新聞媒體的問題。他們一致同意，我們不應該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建議詳盡地暴露出贊同和反對的意見，而是應該僅僅做出這樣一種表示，即“七點提議”有積極的方面，顯然也有不可接受的地方。總而言之，在當前這一時刻，不應該公開拒絕“七點提議”。不管怎麼說，我們應該強調對方完全清楚如何在已經建立起來的論壇中進行這些談判，而且我們希望他們會在這種框架之內進一步尋求磋商。

注釋

[33-1]阿格紐（Spiro T.Agnew），1969年1月至1973年10月間擔任尼克松的副總統。萊爾德（Melvin R.Laird），1969年1月至1973年1月擔任尼克松政府的國防部部長。

[33-2]這是指在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1950年6月27日的聲明，聲明中表示美國將派遣第七艦隊執行使臺灣海峽“中立化”的任務。

34

日　　期：1971年7月9日

時　　間：下午4時35分至晚上11時20分

地　　點：北京中國國賓館

文　　件：基辛格與周恩來的會談記錄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3, China-HAK Memcons, July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首頁：備忘錄。溫斯頓・洛德致亨利・基辛格，主題：“你與周恩來談話備忘錄”，1971年7月29日。

所附的是7月9日下午、晚餐以及晚上在北京會談中所做的記錄。這是由霍爾德里奇、斯邁澤和我本人一起整理的。

毫不奇怪，它讀起來令人著迷。

以下是瀏覽這份記錄時的一些初步印象，一點都沒有偏離我們離開北京時曾有的那種感覺：

• 周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即使撇開他的身份不談。他的對手也是如此。讓人再次吃驚的是，那些談話是如此的“透徹、廣泛而又意義重大”。

• 我們對周的風格所做的總體評價依然如故。他也許比我們記憶中要稍微更善於辭令，而那並不讓人感到不舒服。他對歷史的強調非常高明，他小心謹慎地指出（例如，在臺灣和印度支那問題上），尼克松總統無需對上屆政府留下的錯誤負責。

• 關於臺灣，他意志堅定，但是清楚地懂得，在政治方面需要時間。

• 關於印度支那，他的言辭比較克制，但是，他堅定地支持其朋友，又表現出一種不干涉的態度，即使在意識到你把這一問題與臺灣相關聯時也是如此。

• 他對日本的全神貫注。

你會回憶起你對周的承諾，告訴他有關我們的租借援助（第四十至四十一頁）的數字。我們現在把它寫下來：從1940年到1948年（該計劃在1948年3月31日結束），我們提供了四百八十四億零五百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六點五九美元，也就是約四百八十五億美元。下一次我們有信息的時候，我們可以讓我們的中間人把該數據傳遞給對方。

同意 ____________　　　不同意 ____________

我們正在整理第二、第三天的記錄。現在共附有四十六頁，我想總共大概可達一百一十頁（編譯者按：指英文稿）。

與　會　者：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葉劍英[34-1]（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黃華[34-2]（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加拿大大使）

章文晉[34-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西歐和美洲司司長）

還有另外一位中國官員以及禮賓司副司長（編譯者按：指王海容[34-4]）

唐聞生[34-5]、冀朝鑄[34-6]（中方翻譯、中方記錄者）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約翰・霍爾德里奇（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W・理查德・斯邁澤（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周　總　理：今天下午有一條特別消息——你們迷路了。

（周總理向美方人員遞煙）沒人想來支煙？我發現這是個沒人抽煙的聚會。

首先，我想對你們表示歡迎，特別是對作為總統的特別代表基辛格博士的歡迎。

基辛格博士：非常高興來到這裏。我長久以來一直期盼這一時刻。

周　總　理：因為毛澤東主席已經對埃德加・斯諾[34-7]談過此事，就沒有必要細說了。我想，你們現在對這篇文章已經有了直接的瞭解。

基辛格博士：我懷著極大的興趣拜讀了那篇文章。

周　總　理：你不知道埃德加・斯諾先生？

基辛格博士：我從沒見過他。

周　總　理：三十五年之前他就成了我們的朋友。現在他是一位老朋友了。在你們國家，他現在已被看作是一位老人了，過了六十歲，我想是六十五歲吧。

基辛格博士：我懷著極大的興趣拜讀了他的著作，包括他所有的文章。我讀了詳細記錄他與總理進行長談的那本書。

周　總　理：我是第一個接見他的人。最重要的還是他與毛澤東主席的談話。

基辛格博士：是的，我們看過那些已經發表的文章。

周　總　理：看起來他是在1936年離開中國後，回到美國寫的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在《生活》雜誌上。這一次也是（發表）在《生活》雜誌上。

基辛格博士：是的，是發表在《生活》雜誌上。有關他與毛澤東的那篇文章得到了廣泛的傳閱，特別是尼克松總統，最專心於閱讀那篇文章。

周　總　理：當然，並不是他的著作都準確，因為那些是以對話的方式寫成的。某些地方並不準確，個別的地方還有錯誤。但是它基本上是正確的。

基辛格博士：尼克松總統請我向你和毛主席轉達他誠摯的問候。他熱切地期盼在不久的將來親自訪問北京。

周　總　理：我們感謝總統閣下的親切關心，我相信，通過交換我們各自的意見，最終能夠實現這一願望。

基辛格博士：我們希望如此。

周　總　理：根據我們的習慣，我們首先請我們的客人講話。此外，你們已經準備了厚厚的一疊資料。當然，隨後我們也將拿出我們的意見。

基辛格博士：我極少做書面講話。但是，因為此刻意義重大，還因為我想讓尼克松總統看到我將要講的話，所以我就冒昧地把我要發言的某些內容寫了下來。

周　總　理：請。

基辛格博士：就像我已經對你講過的那樣，尼克松總統請我向你和毛主席轉達他個人的問候。他期望著親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見面、交換意見。

周　總　理：我們感謝總統閣下的問候。就像毛主席已經說過的那樣，我們歡迎尼克松總統來我國訪問，不管是以總統的身份來，還是以個人的身份來。當然，他現在仍然擔任著總統。

基辛格博士：他希望在那個位置上再呆一段時間。

周　總　理：好。

基辛格博士：總統要求這一使命應該保密到我們見面為止，所以我們不會受到官僚主義的拖累，不受過去的影響，享有最大可能的自由度。

周　總　理：你也不喜歡官僚主義。

基辛格博士：是啊，這是相互的；官僚主義也不喜歡我。

周　總　理：你知道嗎，有人稱我是官僚主義和軍閥獨裁者？

基辛格博士：不過那已經被努力克服了。對我們來說，這次會談⋯⋯

周　總　理：或許你沒有理解。你知道是誰說的嗎？

基辛格博士：不知道。

周　總　理：你沒有看過你們北面鄰國所發表的文章和資料？

基辛格博士：他們告訴我們許多有關你們的事情，我們無法完全理解他們。

周　總　理：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一個新的題目。

基辛格博士：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歷史性時刻，因為這是美中兩國領導人第一次在互相承認、彼此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對話。在我們以前的接觸中，與中國文化的優越性相比，我們是一個新的、發展中國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你們遭受了外國人的壓迫。只是今天，在經過了許多困難和不同的探索之後，我們再一次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走到了一起。所以，在我們的歷史上，我們都翻開了新的一頁。

今天，我們被全球的趨勢帶到了這裏。現實將我們帶到了一起，而且，我們相信，現實將會塑造我們的未來。

因為這是我們討論的開始，讓我從總體上陳述一下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體方針。

我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其成就、傳統、思想意識和實力，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所有影響亞洲和世界和平的事務。我們認為，你們在塑造國際格局的過程中發揮適當的作用，符合我們的利益，最重要的是符合整個世界的利益。

當然，我們意識到，我們之間在意識形態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你們致力於你們的理想必將勝利的信念。我們對於未來也有我們自己的信念。就我們之間的關係而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兩國是否願意讓歷史去評判誰是對的，與此同時，我們在彼此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上，為了全人類的利益而在共同關心的事務上進行合作。

總理先生，我看我們今天和明天的會談有兩個主要目的。第一，就像你和毛主席所建議的那樣，我們應該就尼克松總統的訪華做出讓人滿意的安排，總統有意於這次訪問，並且期望著這次訪問。我被授權對這一訪問的所有事宜進行安排，其中包括其性質、時間和其他細節、會談準備的方式、所要討論的主題、可能的成果以及我回美國之際有可能發表的公報。

第二，為了使尼克松總統的訪問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成功，我們應該做好基礎準備工作，對我們之間的問題、我們在亞洲的共同利害關係以及世界和平展開討論。

我認為，我們（會談）應該包括以下主題：

• 臺灣，從我們之間交換外交照會時起，我們就知道，在我們兩國關係當中，這是你們一個主要的關注點。總理先生，你對此的界定是美國從臺灣和臺灣海峽撤走軍隊。我準備聽取你的意見，並對此問題進行切合實際的討論。

• 印度支那，這是目前亞洲的一個主要衝突和緊張地區。

• 與其他主要國家的關係，例如蘇聯、日本，這些關係當然肯定將會影響世界和平的未來。

• 南亞次大陸的形勢，其中包含著許多周邊國家。

• 在我們之間建立起一種安全的溝通渠道，這渠道並不需要取決於第三國的善意或者動盪，而是完全處於我們兩國領導人的控制之中。

• 武器控制問題，例如最近的有關五個大國舉行會議的那項提議，我們要能夠有幸瞭解總理對該項提議的看法後，才對此作出我們的答復。

• 中國方面願意提出的任何其他主題。

總理先生，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我對你將會絕對坦誠，因為我想要確保，如果我們出現分歧時，對彼此的觀點將會有完全的瞭解，還因為我真誠的希望，我們在一致性方面將會靠得更近。

作為尼克松總統的親密夥伴，我被授權向你們做全面的解釋，在世界主要地區與政策領域之中我們的利益之所在，同時，我希望，你們會自由地向我提出任何問題。

我無需多言，在這一渠道中所作的任何承諾，都將會不折不扣地兌現。

我們將會有機會詳細討論所有這些問題，但是，從總理的講話中我得知，有一個問題你們非常重視，現在我冒昧地把它提出來。我知道，你們擔心串通，或者你們所說的勾結其他國家對付你們。讓我現在就說，我們決不會與其他國家、也不會與我們的盟國或者某些對手勾結起來對付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不管我們怎麼說，你們可能會這樣認為，我們的行動所產生的客觀結果會造成勾結。但是，我們將會有意識地努力避免這種情況。

尼克松總統的觀點是，一個強大的、發展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的根本利益並不構成任何威脅。我們兩國具有如此長久的交情絕非偶然。

為了落實這些想法，尼克松總統授權我告訴你們，與你們進行討論和考慮到你們的觀點之前，美國不會採取任何影響你們利益的重要舉措。

我希望我在中國期間能夠安排一個使我們進行直接秘密溝通的渠道。我們已經準備好建立起和連結我們與其他主要決策國家一樣好的通訊設施，以及其他將能夠讓我們彼此更好地解釋我們觀點的聯絡手段。

我已經被授權與你們討論我們與你們的幾個鄰國所進行的談判，因為你們認為這些談判可能會影響到你們的利益。

當我們對這些問題進行具體化時，我們兩國都面臨著困難。我知道，我們對我們的基本原則都必須是真誠的，因為如果我們拋棄了我們的原則，我們就無法對世界負起責任，或者說無法建立永久的和平。

我的同事和我熱切地期望著在此舉行會談，並熱切地期望著對我們所共同承擔的責任具有一個明確的認識。

許多旅遊者都來過這片美麗和對我們而言是神秘的土地。

周　總　理：你將會發現這片土地並不神秘。一旦你熟悉了她，她就不會再像從前那樣神秘了。

基辛格博士：所有人都帶著新的視野出發，有些人將一些中庸的想法也拋到腦後。

我們是帶著開放的思想和開闊的胸襟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我們希望，當我們離去的時候，我們對於播下和平的種子能夠起一點作用，從此和平將在我們兩國之間、在這個地區、在全世界成長。

周　總　理：感謝你在開始時所作的聲明，也感謝你對美國政策所做的總體解釋。在你來之前，我們已經收到了來自巴基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葉海亞・汗將軍的信息，他告訴我們，你將帶著坦率真誠的態度來我們這裏，並想要與我們進行認真的討論。我們歡迎這種態度。我們帶著同樣的態度，我們準備坦誠地解釋我們的意見。非常清楚，我們雙方的世界觀和立場是不同的。正如你所說的，各方有著其自己的信念，而且，我們都相信我們的理想會變成現實。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兩國在太平洋兩岸之間尋求你所提到的共存、平等和友誼的渠道。

第一個問題是平等，或者換句話說，是互惠原則。所有的事情都必須以互惠的方式進行。我同意你剛才所說的——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是彼此友好的。這種友好在過去是這樣，在未來也將是這樣。最近，我們邀請美國的乒乓球代表團來中國——或許你見過他們中的一些人——他們能夠見證，中國人民熱情接待美國人民的這次訪問。[34-8]我們也收到了美國乒乓球協會的一再邀請，要求我們派代表團去美國。我們認為，這說明了美國人民希望熱情接待中國人民。

基辛格博士：我們已經與斯廷霍文先生交談過了。

周　總　理：他最近給我們來過電報。

但是，在新中國誕生後，關於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問題很早就討論過了。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期間，我回答了幾位美國記者對中美關係的提問。但是以後，由於各種原因，沒能夠繼續一開始建立起來的各種交流。或許閣下你知道原因之所在。隨後，從1955年8月1日起，我們兩國政府的代表開始坐下來談判。

我們的談判已經進行了幾乎十六年時間了。我們已經會談了一百三十六次，但是仍然沒有結果。正像你剛才提到的那樣，通過官方會談並不那麼容易達成結果。這不僅因為那些談判是官方的，還因為今天的那些內容仍是官方的；是否有意向解決問題才是關鍵所在。

你剛才提到了你們本次代表團的目標。你們的第一個目標也與第二個目標有聯繫，因為你們的第二個目標是初步交換意見，以便把我們的基本立場拉得再近一點、有利於解決問題。

剛才你提到了七個問題。當然，我們不會局限於七個問題，因為我們各方都可以提出我們願意提出的問題。那是你提出的第七點意見。你說過，你帶來了你們總統的意願，那就是，盡可能讓我們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一些，這樣有利於解決問題。現在的情形不同於起初在日內瓦、後來在華沙的大使級談判。那時候，美國大使總是說，他喜歡首先解決小問題，每次解決一個，這樣我們可以逐步接近。我們一直堅持說，只有首先解決了基本問題，才能夠再解決其他問題。因此，我們的立場總是不一致。

然而，自從尼克松總統上台以來，他一直表示願意與我們一起解決基本問題。總統一開始就表態，他願意來北京與我們會談，或者派特使前來，或者他親自來。

當然，在他表達了這一想法之後，曾經停止了一段時間的接觸。如你所知，原因之一就是去年的柬埔寨事件，今年又出現了“九號公路戰役”（Route 9 battle）。這必然會影響到我們之間的接觸。

基辛格博士：我們同意你們的意見。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藉此機會表達我們對印度支那和平的觀點，目的是能夠解決我們之間的分歧和有關印度支那問題的分歧。

周　總　理：對，那是你的第二個主題。我想，既然我們今天開始交流意見，我們可以把所有的問題都提出來。某一個問題可以展開來談，並與更大範圍的其他問題聯繫起來，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各自的觀點和立場明確地表達出來。

第一個是臺灣問題。基辛格博士已經非常坦誠地提出了看法，我們也會提出我們自己的想法。

基辛格博士：我已經引用了周總理的表達技巧，那可能說明我表達得非常清楚。

周　總　理：你提到，今天的會談是一個歷史性的重要事件。當然，如果尼克松總統來中國與毛澤東主席舉行會談，那將是一個歷史上更加重要的事件。如果我們能夠解決問題，那就是一個歷史性的重要事件。當然，我們可以從今天開始創造一個氛圍，因為你曾經提到，我們兩條不同的道路交匯在一起了。另一方面，我們喜歡在平等的基礎上解決問題。

因此，臺灣問題就成為我們不得不譴責你們政府的一個問題。（當然，你對此不必負責，而且你可以說，尼克松總統也不必對此負責。）

然而，關於美國政府，我必須講幾句話。我將不會提及在中國舉行的有美國代表參加的過去那些的談判，因為那是太過久遠的事情了。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34-9]的白皮書比任何別的東西都更清楚地說明了所發生的一切，而且也說明了，是中國人民依靠自己贏得了解放，他們依靠自己解放了自己的祖國，趕跑了實行反動統治的蔣介石集團。那一時期，美國政府認為這是中國的內政。那一時期是1949年到1950年年初。那個時候，臺灣已經回歸了祖國懷抱，而中國就是祖國。當時，美國聲明說，她對臺灣或者其他中國領土沒有領土野心。因此，美國做出聲明，她不會干涉中國的內政，會讓中國人民自己解決內部問題。

你們在那一時期的所有文件中都表明了這一態度，儘管也有些文件採取了敵視我們的態度——你們不會贊成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但是你們又對此無能為力。因此，你們就聲明說，你們不會干涉中國的內政。

此後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你們包圍了臺灣並且宣佈臺灣地位仍然沒有確定。既便是現在，你們的國務院發言人仍然說這是你們的立場。這就是關鍵所在。

基辛格博士：他沒有重複說！（中方人員大笑）

周　總　理：如果這個關鍵問題得不到解決，那麼整個問題都將難以解決。我們是太平洋兩岸的兩個國家，你們有二百年的歷史，而我們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只有二十二年的歷史。因此，我們比你們年輕。至於說到古代文化，每個國家都有——美國和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南美洲的印加帝國，甚至比中國還要古老。可惜的是，他們的聖典沒有得到保存，而是被丟失了。至於說到中國的悠久歷史，有一個好的地方，那就是語言書寫，根據歷史文物來看，已有四千年的傳統。這有益於我們的民族統一和發展。但是它也有一個不好的地方，我們的表意文字語言制約了我們的發展。你們可能認為這些文字是呆板的，但是它們並不呆板。這些文字說明了，我們知道我們的客觀世界，而且能夠冷靜地評價它。

歷史也證明了，臺灣屬於中國已經有一千多年時間了——比長島成為美國一部分的時間更長。在這期間，因為中國在戰爭中的失敗，臺灣被日本臨時性地掠奪了。在《開羅宣言》和《德黑蘭宣言》[34-10]中，由於日本的投降，臺灣又回到了中國。艾奇遜的白皮書和杜魯門的聲明都可證明這一點。

因此，在承認中國方面，美國必須無條件地這樣做。美國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且沒有例外。就像我們承認美國是唯一合法政府，而不會認為最後一個加入美國的州——夏威夷或者（面積）更小的長島不屬於美國主權範圍內。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已經歸還給了中國，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個問題把我們引向了第二個問題：美國必須在一定的時間之內從臺灣撤出所有的武裝部隊，並拆除在臺灣和臺灣海峽的所有軍事設施。這個問題的必然邏輯就是這樣。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認為，杜勒斯[34-11]在1954年簽署的美國與蔣介石之間的條約是非法的，我們不承認那個條約。所以說臺灣問題是關鍵的。我想知道你們對此的想法，這樣我們可以交換意見。

基辛格博士：我想請問總理對解決這一問題有何建議。我們可以按以下任何一種方式進行——一種方式是各方先提出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把答案留在後面；另一種方式是一次解決一個問題。你們傾向於採用哪一種方式？

周　總　理：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基辛格博士：我對此沒有特別的看法。一種可能的方式是，既然周總理已經陳述了對臺灣問題的看法，我們就可以陳述我們對印度支那的看法。然後，我可以向你談出我對你有關臺灣問題陳述的反應，你也可以向我談出你對我有關印度支那問題陳述的反應。或者我們一次解決一個問題。

周　總　理：隨便採用哪一種方式，這個由你決定。你想怎麼說都可以。你們可以先談臺灣問題或者印度支那問題，你們也可以把兩個問題結合在一起談，因為你們可能認為這兩個問題有聯繫。

基辛格博士：我認為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有聯繫。不過，我想對你們有關臺灣的評論給出我的簡短回答，然後再談印度支那，之後我們可以就這兩個問題展開討論。

周　總　理：那好。

基辛格博士：那麼，讓我先對臺灣問題談一些看法，然後可能談到有關印度支那的一些事情。

周總理提出的歷史性分析，對大部分內容我是持相同意見的。毋庸置疑，如果朝鮮戰爭沒有爆發，今天臺灣很有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那是一場我們兩國都不想尋求的戰爭。因為現在已不值得重提那些原因，以前的那一屆政府把朝鮮的未來和臺灣的未來聯繫起來，而部分原因則是當時美國國內的輿論。不管是什麼原因，歷史的進程肯定已經發展到了現在，對我們而言，這其中包括了一些外交政策的原則。

我已經注意到總理在這裏的講話內容已經超出我們先前交流的一些信息。在這些交流信息中以及我們在華沙的幾次會談中，你已經提及過從臺灣地區和臺灣海峽地區撤出駐軍和軍事設施。今天，你也提到了官方的某些政治聲明。

周　總　理：這是為了交換意見，我們必須說出對這件事情的全部看法。

基辛格博士：當然。我這麼說並不帶有任何批評性質，只不過是為了把這一問題分成兩部分——第一，臺灣和臺灣海峽的軍事形勢問題，第二，臺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政治發展問題。

周　總　理：這與我們的看法不同。我們堅持認為，我們與臺灣的關係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在華沙會談中，我們一直重申這一點，在我們所有的公開聲明中，我們也一貫保持同樣的立場。我現在要說的是，如果要在我們兩國之間，即在中美之間建立關係，美國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省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必須回到祖國懷抱。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與蔣介石的條約就不復存在了。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你所說的有關外交關係問題。在我們當前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之下，讓我來談談臺灣問題。

先讓我談一下我們的駐軍，然後讓我以這種會談所容許的坦誠方式，從客觀現實的角度，談談我們如何看待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

第一，關於我們的駐軍，這是總理在與我們交流中提出的第一點，也是我們這屆政府在華沙舉行的兩次談判中所提到的。我們已經用許多具體的方式表明了我們的總體意圖。例如，我們已經終止了我們在臺灣海峽的巡邏，從臺灣撤出了一個空中加油機的中隊，把我們的軍事顧問團的規模減少了百分之二十。我知道這不是你們的主要目的，我這樣提一下，只是想表明我們意圖的總體走向。

我們當前在臺灣的駐軍由兩部分組成，駐軍的三分之二參與在亞洲其他地方的軍事行動，駐軍的三分之一與臺灣的防衛有關。我們準備在印度支那戰事結束後不長的一段時間之內，撤走與臺灣防衛無關的那部分軍隊，那是我們在臺灣軍力的三分之二（我這裏有詳細的數字，如果你們想要聽的話）。隨著我們之間關係的改善，我們準備開始削減我們在臺灣的其他部隊，這樣使得軍事問題不必成為我們之間的主要障礙。我順便附帶一句，這些是尼克松總統的個人決定，還沒有與我們的官僚機構或者說國會討論過，所以應當對此滿懷信心。

至於臺灣的政治未來，我們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解決方案。作為一名史學研究者，我相信人們的預測必然會是這樣的，即政治的演進很可能會朝著周恩來總理向我表明的那一方向進行。但是，如果我們兩國之間想在真正諒解的基礎上建立關係，我們必須承認彼此的必須事宜。

周　總　理：什麼樣的必須事宜？

基辛格博士：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我們不應該勉強做出毫無實際效果的正式聲明。然而，一旦我們達成了基本諒解，我們將不會妨礙基本的發展進程。在總體上我現在想要說的就這些，不過，我很樂意回答問題。

周　總　理：顯而易見，臺灣是我們兩國關係中最為關鍵的問題。在華沙的大使級會談中，我們已經不止一次說過了。而且我們還說過，這不僅是撤出美國軍隊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兩國之間的基本關係問題。臺灣必須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要想找到一條出路，解決方案必須遵循這一原則。在我們的電文中，我們也重申過這一點，那就是，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至於你剛才所說的，也就是，你對歷史演進的看法以及你們不支持“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臺”的解決方案，你剛才表述得很清楚，這說明在我們兩國之間達成解決方案的前景是光明的，建立外交關係也是有希望的。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這取決於實際情況和時間的長短。我提到過的這些原則是我們政府的原則，值得你們信賴。對於政治步驟的時間安排，我們將需要進行討論。軍事方面的步驟比較容易，而其他方面的行動則會需要更長一些時間。

周　總　理：我有兩個問題想要澄清一下。我理解，我們需要一段時間，但是留給尼克松總統的時間是有限的。作為他的親密夥伴，你對此一定相當清楚。

基辛格博士：總理估計留給尼克松總統的時間有多少？

周　總　理：我看有兩種時段。一種時段是一年半時間；如果他連任，另一種時段就是五年半時間。那會把我們帶去參加貴國的二百周年紀念日。

基辛格博士：總理想說的是哪一個時間階段，是一年半還是五年半？

周　總　理：當貴國總統來訪與毛澤東主席討論問題時，他將會回答問題，那時就可能得出結論了。儘管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疏遠了二十二年時間，但是兩國人民都不會反對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建立外交關係。但是，現在解決問題的時機已經來到。這兩個問題都不是尼克松總統所造成的，但是，如果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這將會成為他連任的一個相關因素。當然，有許多因素，但恰恰是因為這一因素，我們歡迎尼克松總統和你來華訪問。

基辛格博士：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與總統的連任毫無關係，而是關係到他的終生信念，那就是，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與，就沒有和平。我們做這些決定是基於美國的永久利益，而不是基於總統的個人利益。

周　總　理：當然，總統的政策應該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之上，在這個基礎上，大家彼此平等相待，就像你提到過的那樣，我們應該提倡沿著這個方向解決問題。

基辛格博士：在我發表意見之前，我想問總理一個問題。總理是否把總統與毛澤東主席的會晤與建立外交關係前的安排聯繫在一起？或者說這兩者是否可以分開？

周　總　理：這不是絕對的。當然，應該需要討論。如果需要時間的話，可能並非必須要解決。但是，總的方向應該確定下來。

基辛格博士：我同意。

周　總　理：總的方面問題應該先討論。如果你們說，你們需要時間，我們能夠理解。

基辛格博士：讓我告訴總理我個人對各種可能性所做的估計。如果東南亞戰事結束的話，在總統的這屆任期內，我們能夠解決主要的軍事問題。在總統第二任期的前期，我們肯定能夠解決政治問題。當然，我們可以先開始朝那一方向努力。

周　總　理：明年也無法解決從印度支那撤軍的問題？你剛剛從西貢過來。

基辛格博士：你是說從越南還是從臺灣（撤軍）？

周　總　理：我現在是指印度支那。你剛才說，政治問題的解決應該放在後面。

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我必須澄清一個問題。貴國政府對所謂的“臺灣獨立運動”持何種態度？

基辛格博士：臺灣人？我們不會支持“臺灣獨立運動”。

周　總　理：它是否得到美國政府中一部分人的支持，換句話說，是否得到中央情報局或者國防部的支持？

基辛格博士：世界上許多地方的人們誇大了中央情報局的能力。在過去十年中，亞洲發生革命只有兩個國家——印度尼西亞和柬埔寨，但是中央情報局沒有參與這兩個國家的活動。從你們的角度來看，你們可能把這些革命稱為“反革命”。那裏沒有中央情報局，你們聽起來可能覺得不可思議。

周　總　理：在印度尼西亞可能如此，據我所知，那是總統最感興趣的地方之一；但是我不相信在柬埔寨是這樣的。我們可以往後再談這個問題。

基辛格博士：或許我們可以在用餐的時候以社交的方式談這件事。我想，保持中央情報局的壞名聲或許能夠對我們有利。（中方人員笑了起來）

周　總　理：我非常重視你剛才所說的話：美國政府和總統現在不支持，將來也不會支持所謂的“臺灣獨立運動”。

基辛格博士：我可以稱你“總理”[34-12]嗎？或者說，這樣的稱呼對你是否一種冒犯？

周　總　理：可以。

基辛格博士：“總理”這一稱呼在英語中更自然。

總理先生，（美國的）官僚機構是很龐大的，而且有時候不太好控制。

周　總　理：中央情報局讓彭明敏逃出臺灣，為此蔣介石的牢騷很大，你知不知道此事？

基辛格博士：你可能知道，彭明敏是我十五年前的學生，但是，我不希望你們認為我與這件事有任何關連。（中方人員笑了起來）

嚴肅地說，第一，據我所知，中央情報局與彭明敏教授來美國毫無關係。第二，如果總統與毛主席達成諒解，那麼在那個官僚機構中強行實施這一諒解是我的職責，而且我將會向你們保證，這一諒解將會得到強制執行。但是，這在美國將得不到支持。

我必須誠實地告訴總理，自欺欺人是毫無意義的。在接下來的一年半時間裏要我們以正式的方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政府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情況是，防止提出新的要求，而且我們將會那麼做。例如，“臺灣獨立運動”和破壞勢力，這種勢力破壞了總理和我談及的可能得到毛澤東主席和尼克松總統確認的演進過程。

周　總　理：你想談印度支那問題。

基辛格博士：在其他問題中只有印度支那問題我做了一些筆記。

我在飛機上對你的同事說過，每當我按照筆記談話的時候，我就要講五十分鐘時間。那是我極其恭敬的一種表示，但是，我今天沒那麼做。

周　總　理：（笑了）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程序行事，多用些時間也無妨。我們有的是時間。

基辛格博士：我想冒昧與你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我知道你們的原則和友誼。為了印度支那人民，為了亞洲的和平，也為了世界的和平，我相信締結和平的時機已經來臨。

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們想要通過談判來結束越南戰爭，而且，就像你們以前建議的那樣，我們準備確定從越南和印度支那撤出我們所有部隊的日期。

但是，我們需要一個與我們的榮譽和我們的自尊相一致的解決方案，如果我們不能得到這種榮譽和尊嚴，那麼戰爭將會繼續下去，其後果你們已經做了描述，而且這種後果可能會再一次停止我們之間關係的改善，不管對我們的利益影響如何。

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在柬埔寨和老撾的行動以及其他可能發生的行動將決不會是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過這些行動還是將對我們之間的關係帶來不利的結果，我們也非常希望避免這種不利的結果。

按照我們的判斷，我們想坦率地提出其中的一個困難，那就是我們應該從世界和平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不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NLF）卻只有一個對外政策問題，那就是印度支那。

我知道，河內疑心重重，他們害怕在談判桌上失去他們在戰場上為之戰鬥的東西。而且，有時候我可以坦率地說，我有這樣一種印象，那就是，與其說他們害怕被戰敗，不如說他們害怕被欺騙。他們認為，他們在1954年被騙了。但是，我想要說的是，我們是現實主義者。我們知道，在締結和平之後，我們將在萬里之外，而他們仍將會呆在那裏。

因此，締結和平符合我們的利益，他們也希望保持和平。我們不希望戰爭再次爆發。

總理先生，讓我告訴你，我相信我們在談判中所處的位置。

我擅長於秘密旅行，我在5月31日秘密去了一趟巴黎，向北越提出了一項建議，這項建議你可能也知道。

周　總　理：我不知道。

基辛格博士：我代表尼克松總統做了這樣的提議：

（第一，）我們會確定從越南撤軍的日期。

周　總　理：是一個完全撤軍的日期？

基辛格博士：是的。

第二，作為這個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應該在整個印度支那停火。

第三，應該釋放所有戰俘。

第四，應該遵守《日內瓦協議》。

另還有一些有關國際監督和互不滲透的規定，不過，我認為那些規定都是附屬性質的。

在6月26日的另一次秘密會議上，黎德壽用“九點提議”做了回應，“九點提議”在某些方面與萍女士（編譯者註：阮氏萍Nguyen Thi Binh）的“七點提議”有所不同，但是大部分細節內容是相同的。

在越南人的這份答復中，有一些方面是積極的，但是有兩個消極的方面。

有一些具體的軍事方面的建議，按照當前的形勢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我想，我們可以對此進行協商，而且我不想為此打擾總理，除非總理想要對此進行討論。

周　總　理：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談一談。

基辛格博士：好吧，他們提出的最後期限比我們所預期的要短。他們要求最後期限在1971年12月31日，這一期限太短了。但是，我認為，你所提到的問題在明年能夠得到解決；這是可能的，而且我相信，到時我們能夠找到折中方案。也就是說，在接下來的十二個月之內。總理問及是否能夠在選舉之前解決這一問題，我的回答就是在接下來的十二個月之內能夠解決這一問題。

至於提出的各種要求，例如，我們必須支付賠款，為了維護我們的榮譽，這是我們無法接受的。一旦達成和平，我們願意自願提供援助，但是，為了榮譽，我們不能把支付賠償作為和平的一個條件。

儘管我們認為生存了二千年的越南人是不那麼容易對付的，但是，我們還是認為我們可能和北越人就這些問題達成協議。

周　總　理：越南是一個英勇的國家。

基辛格博士：越南人民是英勇和偉大的。

周　總　理：越南人民是偉大的、英勇的和令人敬佩的。兩千年前，中國對越南實施了侵略，但是中國被打敗了，而且是被兩位女將打敗的。

作為新中國的代表去北越訪問時，我親自去拜謁了兩位女將軍的墓地並敬獻了花圈，以示對兩位女英雄的尊敬之情，她們打敗了我們進行對外侵略的先輩。

法國的聖女貞德也值得尊敬。

基辛格博士：從政的女人可能極其兇狠。（中方人員笑了起來）

既便他們現在是我們的敵人，但我們認為他們是英勇偉大的人民，我們希望維護他們的獨立。

要迅速確定解決方案，目前存在兩個障礙，不是我曾經提到的那些障礙，而是以下兩個：

其一，北越實際要求我們把推翻西貢的現政權作為媾和的一個條件。

其二，在我們撤軍的同時，他們不同意在整個印度支那實行停火。

至於說政治解決方案，他們宣稱，現政府只是得到美國軍隊支持的傀儡政府。果真如此的話，那麼撤走我們的軍隊就會產生他們所說的那種情況，他們希望那樣。

此外，他們並不現實。戰爭進行的時間越長，我們加強西貢政府的時間越長；我們撤走的軍隊越多，我們越無法滿足他們對我們提出的要求。他們用繼續戰爭來威脅我們，那將使得他們的要求無法得到滿足，即使我們想要那樣做的話，況且我們並不想那樣做。

至於停火，我們認為要從整個印度支那的角度去考慮的理由是，如果正當我們撤退時，他們進攻我們的朋友，我們將會再一次被拖入戰爭。這樣的話，衝突將再起，後果無法設想。他們建議只同我們停火，而不與其他人停火。這是可恥的，我們無法這樣做。

盡我個人的可能，我想代表尼克松總統以嚴肅的態度告訴總理，首先，如果停火並釋放我們的被俘人員，我們準備從印度支那完全撤軍並訂定確切的撤軍日期。其次，我們將允許南越的政治解決方案取得進展，並將其完全留給越南人。

我們承認，一種解決方案必須反映南越人民的願望，並允許他們決定自己的未來，我們將不加干預。我們將不再進入越南，並將遵循這一政治進程。

但是，我們所需要的就是我對總理說過的有關臺灣問題的處理方式。軍事上的解決方案必須在時間上同政治問題分開來。這就是解決方案的障礙所在。

在7月12日離開這裏後，我將在巴黎與黎德壽見面，而且我將向他提供另一份建議草案，這份建議草案跟我剛向你概括的幾點是一致的。

如果河內願意接受全面撤軍的既定日期、停火、釋放戰俘以及能夠保證南越的國際地位，那麼我們會有很好的機會快速實現和平，而南越的地位可以由任何一組國家包括你們自己做出擔保。

如果不接受，戰爭將會繼續，那對任何人都將是一種不幸。

我們在印度支那不尋求軍事基地或軍事聯盟，而且在那個可能引起中國關注的地區，我們也將不奉行任何政策。我們願意獨自或者與你們一起對此做出保證，隨便你們如何選擇。

總統要我告訴你們，我們認為和平的時機已經來臨。如果有事可做的話，不用我們告訴你們應該能夠做些什麼事情。我們認為，印度支那戰爭的結束將會加速我們之間關係的改善。無論如何，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在沒有軍事衝突的前提下，由印度支那人民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

讓我告訴你，總理先生，不管你們如何為之，我們準備在這場衝突結束之後的一定時間之內，撤出曾參與這場衝突的我們在臺灣的部分軍隊。

我並不是將此作為條件提出來的，而只是想告訴你們一下。

周　總　理：我感謝你相當系統地把你們有關印度支那問題的立場告訴我們。在我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佩服越南人民的偉大和勇敢。

按照我個人的觀點，我認為，越南人民感到他們在第一次“日內瓦會議”上受騙了，這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在這一點上，當時的所有簽字國包括美國都負有責任。

基辛格博士：理解這一點。

周　總　理：既然我們有這樣一個共同的諒解，（那麼我們）討論起來就更容易了。在《紐約時報》上披露出來的秘密文件展示了真實的情況。這一文件與迪安・艾奇遜的白皮書同樣重要。當然，我們瞭解這些事件。

一個國家不用簽署一項國際協議但卻會遵守它，杜勒斯確立的這一先例以前在歷史上從未見過。

我現在想，如果那時候我們的頭腦再冷靜一些，我們或許可以逼迫他簽署那一協定，同時表示如果美國不簽字，我們也不簽字。

基辛格博士：難以置信，總理會這麼不冷靜。

周　總　理：是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得不夠周全。我們本來可以更冷靜一些。

在這一點上，毛主席對我們的越南朋友講過許多次。我們的越南朋友並沒有因此而責備我們。但是，我們在當時本可以做的更多一些。

法國人準備撤出，同時不想捲入軍事冒險。在當時，英國政府也不想捲入冒險行動。而杜魯門總統已經在印度支那戰爭中起作用了。

基辛格博士：我想那是艾森豪威爾在起作用。

周　總　理：但是，那是從杜魯門開始的。

基辛格博士：沒錯。

周　總　理：作為國務院的顧問，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間接地起了作用。後來，他成了國務卿。因此，很清楚，當時的美國政府準備接替法國的位置。

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能夠明白，那是國際歷史上一個最不好的先例。沒有必要對此講的太多，因為你們現在已經公開了許多的秘密文件。

基辛格博士：我不願承認這些，但它們是被我的另一個學生所公開的。

周　總　理：我相信，同時也是這樣想的。

基辛格博士：我可否談一下1954年與1971年之間的不同。

周　總　理：我承認這之間有著不同。

基辛格博士：它們是形式上相似，目標上不同。

在1954年，杜勒斯國務卿認為，美國的使命是在全世界與共產主義戰鬥，為了使美國成為主導力量，美國要在任何時間，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參加每一場戰鬥。

尼克松總統則採用不同的運作原則。我們不是抽象地對付共產主義，而是根據共產主義國家針對我們的具體行動，來對付具體的共產主義國家，而且不是作為一場抽象的聖戰。

我們認為，如果人們想要保衛自己，他們必須靠自己的努力來實現，而不是依靠萬里之外的某個國家的努力。所以當我們提出從越南撤出的時候，並不是為了設計某種詭計以其他方式重新進來，而是因為，我們想要讓我們的對外政策建立在當前的現實而不是過去的夢想之上。

我可以向總理保證，總理與我們訂立的任何協議都將在字面上和精神上得到遵循。

周　總　理：我相信這件事情，我認為基辛格博士作為尼克松總統的特使，你是有誠意的。也正是為此，我想向你解釋一下歷史的由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越南朋友努力堅持的原因。

那時候，杜勒斯國務卿奉行的政策是邊緣主義，你已經對其做了解釋。我們理解那一政策，其目的是孤立社會主義國家並試圖贏得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中間地帶國家的控制。或許你讀過毛主席的著作，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提到了這一問題。

基辛格博士：讀過。

周　總　理：這樣的估計沒有錯。

基辛格博士：那是對的。

周　總　理：因此，越南人覺得，他們在當時蒙受了很大的欺騙。《日內瓦協議》非常明確地規定，1954年《日內瓦協議》過一年之後，在越南舉行公民投票，北越人與南越人將走到一起，組織選舉委員會，制定選舉法。在國際監督之下，不管他們可能制定出什麼樣的選舉法，只要舉行選舉，胡志明主席肯定會被選上。那是人民的心願之所在。違背歷史發展的趨勢和進程是不可能的。

人們對此必須採取一種歷史現實主義的態度。越南人民非常熱愛胡志明。他讓人民有了一種民族尊嚴和自豪感。我們是老朋友了，我本人在1922年認識胡志明。

基辛格博士：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周　總　理：是在巴黎參加的。

為了推翻當時的保大皇帝統治集團，美國採取了背叛行動，強力扶持吳庭豔傀儡政權，破壞了協定。這樣，《日內瓦協議》就完全被違背了。

結果就是，大批的南越人民無法贏得解放，他們自然感到失望。他們再次遭到壓迫和大屠殺。

幾十萬南越人被投進監獄並遭到殺害。按照《日內瓦協議》，許多人來到了北方。正是因為這樣，南越人民開始了愛國運動，甚至吳庭豔都對此感到不滿。你肯定知道此事，這是肯尼迪總統幹的。在肯尼迪被暗殺之前，他讓人殺了吳庭豔和他的兄弟。

這必然導致南越人民的正義抵抗運動。

越南人民的抵抗運動一直持續到今天。你知道，越南人沒有請求中國人派出軍隊。在過去的十年中，他們只依靠他們自己。這很了不起。

當然，最大的戰鬥是在1964年至1968年。“東京灣事件”〔Gulf of Tonkin Incident〕也記錄在你們的文件當中。這樣，《日內瓦協議》就完全被違反了。

當尼克松總統執政之時，他想要撤出軍隊。的確是這樣。我們必須說，現在美國在越南的軍隊總數比約翰遜政府時的高峰數字要小得多了。

因此，我們對越南問題的態度以及對印度支那問題解決方案的態度由以下兩點組成：

第一點，所有美國軍隊和跟隨美國進入印度支那的外國軍隊都要撤出。

第二點，應該由印度支那三國人民來決定各自的命運。

基辛格博士：我們同意這兩點。

周　總　理：你肯定知道，儘管這一次我們是完全支持他們的，但是我們沒有派遣過一名士兵參與作戰。

至於說選擇什麼樣的政治制度，那要由他們的人民自己做出決定。只要在那一地區沒有外國軍隊干涉，問題就解決了。

基辛格博士：我與黎德壽見過五次面，與春水（Xuan Thuy）見過九次面，讓我從太平洋的另一邊向你談談我個人的印象。

我同意越南人民是英勇的人民。這讓他們具有偉大戰士的品格，也讓他們成為難以締結和平的人。越南人對於戰爭的一心一意也可能使他們喪失締結和平的希望。如果他們的一些朋友能夠幫助他們看到這一希望，讓他們理解某些政治發展過程是必要的，那麼我們可能很快就會結束戰爭，你們可能不想對此做出答復。如果戰爭繼續下去，那將不符合印度支那人民的利益，或者說不利於和平，但是，或許這只是對外界的人而言的。它也只會干擾我們之間的關係。

你所提到的兩條原則，我們願意接受。

周　總　理：你與他們已經會談了許多次。但是我與你才第一次見面。

基辛格博士：我對此感到遺憾。我們必須儘快趕上去。

周　總　理：在巴黎談判中，已經舉行了一百二十二次會議，與歷時十六年進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的華沙大使級談判差不多了。

基辛格博士：我參與的會談都是秘密進行的，因此沒有計算在內。

周　總　理：那當然是真正的會談。

至於我提出來的兩條原則，我想再提一些細節問題，美國同意從印度支那撤出其全部軍隊，其中包括陸軍、海軍、空軍、海軍陸戰隊以及美國顧問與軍事設施？

基辛格博士：我們準備在我告訴總理的那一時間之內，撤出全部有建制的軍事單位和所有設施，撤出顧問需要稍長一些時間，但也在一定的時間之內。不過，對於顧問人員的數目我們願意接受一個上限。

周　總　理：因為那是《日內瓦協議》的漏洞所在。戰爭就是由軍事顧問這件事引起的。

基辛格博士：讓我再說一點。顧問人員不會是作戰顧問。他們會是後勤人員和技術顧問，就像你們派到北越的一些顧問一樣。

周　總　理：我們在那裏沒有軍事顧問。他們只是去築路。

基辛格博士：不管情況如何，我們需要顧問人員在那裏駐留稍長一些時間。每一個有建制的軍事單位，包括陸軍、海軍、海軍陸戰隊、空軍以及所有設施都將撤出。按照雙方同意的限額，某些技術顧問將會逗留稍長一些時間，但到了一定的時間限期，他們也將撤出。

周　總　理：跟隨美國的其他國家的軍隊怎麼辦？（他報了一些國家的名字）

基辛格博士：這些國家的軍隊也將一同撤出。所有國家的軍隊都將在同一時間之內與有建制的美國軍事單位一起撤出。

周　總　理：在這一點上，我必須指出，越南人民的目光並不短淺。正是他們對世界和平做出了貢獻。你肯定知道，你們的報紙、你們的人民、甚至你們的退伍和現役軍人，都公開描述了你們在越南的殘酷行為。

基辛格博士：但是，你必須理解兩件事情。這是戰爭的悲劇。尼克松總統有兩個目標：

第一，他致力於結束戰爭，並且已經撤出了三十多萬軍隊。

第二，他也致力於阻止簽署一份將損害我們在世界上的基本原則的和平協議。坦率地說，我認為這不在你們的興趣範圍內。但是如果我們之間想要建立一種永久性的關係，我們是否是一個可信的國家就會成為你們感興趣的事情了。

我們必須從一個偉大國家的角度去看待這一問題，而不是當作一個地方問題。因此，就像我已經提到過的那樣，如果我們得不到合理的條件，我們可能繼續戰爭，我已經提出了這一問題，並且還將在星期一再次向北越人提出這一問題。不管報紙怎麼說，戰爭可能必須繼續下去。但是繼續戰爭不利於世界的和平。繼續戰爭絕不是理性的行為。

周　總　理：我還沒有說完。

如果所有的條件滿足了，仍然存在一個問題，對此我必須要考慮一下。

那就是，胡志明說，在他的有生之年，如果美國軍隊要撤退，他將會在紅地毯上為他們送行，以此表明他對美國人民的尊敬，他不想傷害美國人民的民族尊嚴。除了那些違反了《日內瓦協議》的人，美國人民不應該對此負責。

如果美國軍隊能夠和平地回家，那不是一件好事嗎？

如果在美國部隊撤走之後，罪惡的根源還留在那裏，而且越南人民如果再次被丟進悲慘的深淵遭受屠殺，那將是另一回事情。這樣內戰就會繼續進行。

你應該回答這一問題。因為美國出兵已經有十年了，你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願意在兩個層面上來回答這個問題。

第一，我們應該在整個印度支那實現真正停火。第二，印度支那所有各方面的力量應該進行合理的努力，解決存在於他們之間的分歧。第三，我們都不是小孩，歷史也不會在和平協議簽訂的那一天停止前進。如果當地力量再次興起，並且又得不到外來力量的幫助，我們不可能再一次從萬里之外跑過來。我們不會提出一個停止歷史進程的條約。

周　總　理：這一問題涉及的範圍更大。

例如，在柬埔寨，朗諾——施里瑪達集團發動政變推翻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柬埔寨的廣大人民支持西哈努克，並希望推翻朗諾統治集團。所以，即使外國軍隊撤出，內戰還將繼續下去，直到柬埔寨人民趕走朗諾，恢復全國統一陣線政府的合法地位。你怎麼來回答這一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在與越南人的一次談判中說過，在老撾有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我們發現老撾的大多數自由戰士都講越南話。

如果北越真正從柬埔寨撤出其軍隊，那麼內戰只由柬埔寨人來打，那就不是一個國際問題。然而，如果越南部隊在那裏，那麼，它就是一個國際問題。如果北越人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我們會視之為由柬埔寨人自己決定（未來）的一個內部問題，而不是一個國際問題。

其次，如果為了表示善意，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和其他國家一起為解決方案提供擔保，那麼它將會與1954年不同。因為我們不會從敵對的觀點而是從合作的角度去考慮對方。

周　總　理：印度支那戰事的擴大，美國應該承擔主要責任，美國無法逃避這一責任。

基辛格博士：那是歷史，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結束戰爭。

周　總　理：但是，就像你剛才所提到的，你們想要體面地撤退。我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立即完全地撤出所有軍隊，把問題留給印度支那三國人民來決定，不管他們用什麼途徑解決。這是撤出印度支那最為體面和最為光榮的方法。

基辛格博士：我已經闡明了我們的觀點，而且我認為不需要重複那些觀點。我已經闡明了我們提出的條件，其中包括完全撤出美國軍隊和把未來留給印度支那人民去決定，只要實行停火並釋放戰俘。我已經解釋了我們的立場，而且我們必須堅持這個立場。

周　總　理：不管怎樣，印度支那戰爭的罪魁禍首是美國政府，而且挑起印度支那戰事的責任應該由美國政府承擔。即使尼克松總統的政府希望改變從前的政策並實施其當前政策，美國政府仍然必須承擔主要責任，並得依靠自己來結束戰爭。因為尼克松政府擴大了戰爭，把戰爭擴大到三個國家，覆蓋了整個地區。

戰爭隨著去年入侵柬埔寨和今年在老撾的“九號公路戰役”而擴大了。

因此，如果你們想要越南人民繼續戰鬥，他們已經做好了準備。他們只有兩種可能性。第一是美國撤走其所有軍隊。第二是繼續戰鬥。

既然你們已經承認，撤走你們的軍隊是一件好事，而且有益於世界及遠東的和平，你們應該能夠下定決心從印度支那撤走軍隊。這將是一次體面和榮耀的撤離行動。閣下，你作為總統的顧問，應該第一個下定決心。

至少你們應該希望遠東地區擁有和平。如果你談到遠東，這裏還有其他我們可以談談的問題。因為如果你們不結束印度支那的戰爭，我們必須考慮其他地區。這裏指的是日本，你們正在日本重新武裝日本軍國主義者。你瞭解目前的《第四個防禦計劃》，那是根據尼克松總統與日本首相佐藤的聯合公報而起草的。你肯定知道，佐藤內閣已經進行了重組，該項計劃將會提前執行。日本人正在致力於擴張，他們的經濟已經擴張到了這樣的程度。經濟擴張將必然導致軍事擴張。一旦他們進行擴張，遠東將首先感覺到其效果。日本已經公開宣佈，朝鮮、臺灣和越南都與他們的安全相關聯。

這對和平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這不是一種威脅？但我們對此並不害怕。

因此，對於這一問題，我們必須以坦率而明確的方式闡明我們的看法。

基辛格博士：關於印度支那，我當然知道你們的原則。我不曾期望我能用我們的觀點說服你們，或者說，我不曾期望你們會告訴我說，我說服了你們。

我想，也許在研究了我所講的內容後，如果有所啟示，你們可以確定什麼是合適的和什麼事情需要完成。

除了我們真誠地關心結束這場戰爭之外，我不想再說什麼了。這場戰爭威脅到亞洲的和平。這使基本的問題變得模糊不清，其中一個問題你已經提起過了，那就是與日本的關係問題，也許還有與其他大國的關係問題。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就將會威脅到亞洲的和平。如果你希望的話，我準備與你討論這些問題。

周　總　理：我們休息一下，準備吃飯。我們稍後再繼續。

（現在是晚上7時55分，有一段用餐時間。除了輕鬆的談話之外，有一段關於印度支那的實質性討論，要點如下：）

周　總　理：美國應該從印度支那撤出。

基辛格博士：我說過美國準備這樣做。

周　總　理：我們不能譴責印度支那人民的反抗。

基辛格博士：我不是譴責他們，但是，撤出外國部隊要滿足印度支那人民的願望，並對世界和平有所加強。

周　總　理：由於美國正在撤軍，應該由美國實行停火。但是，這解決不了（印度支那的）其他問題，因此那裏的人民不可能停火。他們必須趕走那些當權的人，要麼通過民主選舉，要麼推翻當權者。

基辛格博士：我們贊成民主選舉，並且支持他們。

周　總　理：我們對南越的選舉不信任。那裏的情況不同。那裏有八月份選舉和十月份選舉，而且你們支持阮文紹。你與Nguyen h Vy 先生[34-13]討論過這種情況嗎？

基辛格博士：討論過，就在這次行程中。

周　總　理：他們要求你們放棄南越政府。

基辛格博士：他們不能既要我們撤軍，又要我們放棄南越政府。同時做這兩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周　總　理：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交換過意見。我們一直在想這件事，我們不能干預這些事務。如果你們撤出，他們想要繼續內戰，我們都不應該干預。這種情況的產生已經有很長時間了。

你如何能夠讓柬埔寨人民承認朗諾？

基辛格博士：首先，關於柬埔寨，在美國人越過邊界之前，那裏已經有了五萬北越軍隊。第二，我可以向總理保證，對於金邊的政變，我與總理一樣吃驚。我認為，那是西哈努克為了顯示對北越的敵意而採取的詭計，因為他正前往莫斯科和北京，試圖讓他們以自己的影響力來反對北越軍隊。

周　總　理：結果是印度支那人民站在了一起。

基辛格博士：那不是我們造成的，那是一種不幸。我們不曾希望西哈努克被推翻。我們為什麼要撒謊？現在說謊能夠產生什麼影響？我們當時正在與北越談判。那場政變毀了我們正在進行而且想要繼續進行的談判。

周　總　理：結果是西哈努克與印度支那人民站在一起。

基辛格博士：我同意你們對這一政變結果的看法。我們不曾製造、引發和鼓勵那場政變。

周　總　理：那可能是法國人幹的嗎？

基辛格博士：可以做那種設想，但肯定不是我們做的。

周　總　理：朗諾接收的那一船美國武器是怎麼回事？

基辛格博士：我知道這件事是與政變無關的。那是一次歷史偶發事件。我認為，作為西哈努克自己的一種策略，他策劃了持續了兩天的政變，目的是他可以去北京向你們表明，他在國內遭受很多反對。我並不是對自己的分析感到得意，但我是這麼想的。

周　總　理：也許你是受到別人的矇騙。

基辛格博士：我自信不會被騙。

周　總　理：你說過，官僚機構無法控制？

基辛格博士：一場革命不可能由官僚機構所引發。也許像彭明敏那樣的孤立事件可能，但是發生一場革命而不為我所知，那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彭明敏，因為他是我的學生。我不相信中央情報局捲入了其中。我可以向總理保證，我們將不會支持“（臺灣）獨立運動”。你可以相信我的話。

周　總　理：我們記下了你所說的話。

（晚餐結束後，正式會談在晚上9時40分繼續進行。）

周　總　理：我們可以到晚上11時結束會談，如果我們沒有把話談完，我們明天可以繼續進行。重要的是，我們的客人不要感到疲倦。

就在晚餐之前以及用餐的時候，基辛格博士說，我們應該用全球的眼光看待事物。尼克松總統在7月6日往聖克利門蒂的路上也提及了這一點，他說美國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美國在這件事情上已經拴了十年了，吃了不少苦頭。

他說，世界性的問題非常多。確實前一屆政府把美國拖進了死胡同並且無法自拔。

正因為尼克松總統和閣下你用遠大的目光看待世界，美國應該更容易使自己從中解脫出來。當然，閣下說過，美國必須考慮自己的榮譽以及體面的和平。我認為，最大的榮譽莫過於光榮的撤出。因為那是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呼聲，美國國內和國外都如此。可以坦率地說，如果不是你們對南越傀儡的幫助，西貢政府早就垮台了。

你們為什麼必須在這件事情上留個尾巴而不願意放棄呢？正如貴國總統所說的，你們過去八至十年都被拴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讓自己解脫出來呢？這是美國輿論的聲音，也是世界的聲音。

因此，我很難理解，你們想要留個尾巴在那裏是什麼意思，儘管剛才你還重申你們完全撤軍。

基辛格博士：你說的尾巴是什麼意思？

周　總　理：這個尾巴就是阮文紹。按照我們的觀點，你們應該完全撤離，而不要介意如何撤離。他們可能會打仗。我們將不會干涉。我們認為，他們將會自己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如果你們留在那兒，戰爭將會繼續，世界輿論將不會容忍你們的所作所為。

基辛格博士：我認為，我沒有把我們的觀點向總理解釋清楚。

如果沒有談判，我們最終也將單方面撤離。但是，那將需要更長一些時間，西貢政府將會得到更多的武器裝備，從長遠來看，結果將仍由越南人來決定。我們現在的建議是，我們進行快速的協商。我們將會設定一個最後的撤軍期限，而且，在撤軍過程中，應該實行停火，並且具有談判的意向。如果協議破裂了，越南人相當有可能用戰爭來解決問題。

周　總　理：在計劃撤軍的同時，如果你們要求越南人承擔這樣的義務，即承認阮文紹將留在一個聯合政府中，那麼這就是你們一方的有條件撤離。

同時，你們維護著朗諾——施里瑪達在柬埔寨的統治。他們怎麼能夠接受這一點？他們不會接受的。

如果情況果然如此，即阮文紹和施里瑪達繼續壓迫和屠殺他們的人民，那麼，越南和柬埔寨人民情願繼續戰鬥。

特別是在去年舉行了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高峰會議之後，他們實際上已經變成了聯盟。戰爭之後，他們將具有不同的社會制度，但是，目前，在抵抗侵略的戰鬥中他們如同一家。我難以理解，維護這麼一個不受歡迎的政權對美國有什麼好處。

基辛格博士：我們的立場並不是在南越維護任何一個特別的政府。我們準備在和平解決之後，承擔一定的義務，限制對那一政府的支持，並在和平解決之後限定我們與其維持的關係。

我們不能做的事情是參與推翻我們與其結盟的人們，不管結盟的初衷是什麼。

如果那一政府如同你們所認為的那樣不受歡迎，那麼我們的部隊就撤離得越快，它被推翻得越快。如果在我們撤離後，它被推翻，我們將不會干預。

周　總　理：那麼，將會出現這樣一個問題：在你們撤離的時候，你們是否將會把這樣一個政府視為一個合法政府，一個盟友；或者不去注意這樣一個政府？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這一問題，但是我不理解這一問題的重要性。

周　總　理：我是說，你們是否會繼續支持這個政府，比如提供軍事援助？你們將不會出兵，但是如果給予軍事援助，說明你們仍然在給予支持。

基辛格博士：我們準備接受達成一致的南越國際地位，也就是說，明確規定我們維持提供軍事援助的數量限制和類型。

例如，我們準備考慮萍女士“七點提議”的第五點。我們準備就這條建議的某些方面進行磋商。

如果一段時間之後，那一政府有所變化，這些限制將仍然有效。

對於柬埔寨，這些限制也同樣適用。我們認為，這是處理這一問題最為實際的方法，這仍然使得政治力量的發展處在開放的狀態。

周　總　理：但是，你們有一個先決條件，即在整個印度支那實行停火。

基辛格博士：停火一段時間。我們可以設定一個時限，比如說十八個月，或者某一段時間。

周　總　理：我們無法考慮這些具體問題。我們不是越南人。如果你討論臺灣問題，我們更熟悉那些細節。對於越南，我們只是給予幫助而已。

你們得到的關於軍事顧問的信息完全不準確。我們只有技術顧問在幫助修築公路、鐵路和橋樑，而且一旦完成了，他們就會回國。因為我們必須保衛我們的工程人員，我們備有高射炮。我們完成修築工作之後，將全部撤走。因此，這個情況與我們在朝鮮的做法完全不同。

基辛格博士：總理很幸運，沒有捲入越南談判的煩瑣之中。這提醒了我，歐洲在十九世紀曾有的一場複雜情形，那一談判只有三個人理解了。這三個人中，一個死了，一個在瘋人院裏，還有一個人除了自己把一切都忘記了。（中方人員笑了起來）我承認，你們對談判細節的直接考慮可能是有限的。我感謝你們給予這樣的機會（讓我）來闡述這一問題，正如你們所正確指出的那樣，那就是，這一問題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並且由我們的所作所為所產生。但是，因為它影響著亞洲的和平以及我們之間的關係，我想把我們的看法提出來，我感謝你們彬彬有禮地傾聽我的闡述。

周　總　理：我想說明一下。因為你提及了遠東的和平，不局限於印度支那，我是否應該局限於印度支那，或是討論其他地區？

基辛格博士：不局限於印度支那，讓我聽一下我們所討論過的所有問題。

周　總　理：我會這麼做的，包括南亞和次大陸。

首先，從東亞談起。你們在南朝鮮駐有軍隊，瞭解那裏的情況。你們在南朝鮮駐有軍隊，於是南朝鮮人也向南越派遣了軍隊。因此，你們一旦撤軍，所有南朝鮮軍隊也應該撤出。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你們在南朝鮮的軍隊也應該撤走。我們在1958年自願從朝鮮撤回了我們的人，但是，你們說中國的軍隊就在鴨綠江後面，很容易回來。然而，必須要有理由，他們才可以越過（鴨綠江）。那將是干涉別國內政。在國際關係中必須要有保證，而且我們已經給予了保證。這一協議中表達了兩點，即所有外國軍隊必須從其他國家的領土上撤出，讓這些國家的人民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他們自己的事情，而沒有外來干涉。

基辛格博士：我就是在談論這一點。

周　總　理：如果我們把這些問題延伸到其他問題上，我們會達成協議嗎？

基辛格博士：如果你同意這些原則，我們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你們簽訂協議。

周　總　理：我們多次提到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我們認為，任何國家的人民應該能夠解決他們自己的事情，而無需其他人的干預。事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二十五年來，你們的手伸得太遠了，其他國家的人民因此而遭殃。現在，如果你們不撤回去，情況將會變得困難。總統在堪薩斯城的講話是對的，他說，在二十五年前，沒人會相信美國今天可能會處於如此困難的境地。但是，當時毛主席預見到了這一點。在二戰結束後不久，他寫了一篇論國際形勢的文章。曾經有傳言說，對蘇聯的進攻就在眼前。毛主席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他說，那只是口號，其目的是在世界上爭奪對蘇聯與美國的中間地帶的控制。

毛主席指出，存在著兩個中間地帶：第一個中間地帶是通常所知的第三世界，即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發達國家，此處存在著爭奪對這些地區的控制問題。第二個中間地帶是比較發達的國家。這種爭奪控制的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總統所說的。目前在西歐，已經出現了新的集團力量。總統認為西德是這一集團力量的領頭羊，雖然英國、法國及其他國家也包括在其中。歐洲共同市場當時有六個國家，現在有十個國家。在東亞（領頭羊）就是日本。

貴國總統也把中國視為一個具有潛力的國家。儘管我們國家地域廣大，人口眾多，但是，相對而言，仍然不發達。因此，目前，我們只發發聲音。但是，毛主席在許多場合說過，我們決不會成為超級大國。我們奮鬥的目標是，所有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這不僅是兩個國家的平等問題。當然，我們兩個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換意見、尋求共同點、把我們的分歧擺在桌面上，這是一件好事。為了在較長的時間裏在國際舞台上實現真正的緩和，人們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交往。這一點並不容易實現。

在二十五年之後，美國不再可能維持其霸主的地位了。日本已經變得強大，如果你們現在從遠東撤走所有外國軍隊，你們的目的就是使日本強大，這樣使其充當你們在東亞控制亞洲國家的先鋒。但我們為此譴責你們的時候，你們則說情況並非如此。

基辛格博士：因日本而譴責我們？

周　總　理：是的。你們在南朝鮮、日本、菲律賓、印度支那以及泰國都駐有軍隊。至於臺灣，我們曾經做過討論。這就是遠東的局勢。因此，如果我們不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討論，（我們）怎麼可能平等地生存？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我們應該討論這些問題。我在我的開場講話中就提到這些問題了，但是覺得在討論原則問題之前，首先討論具體問題更好。

周　總　理：這些不僅是原則問題，也是具體問題。

基辛格博士：部分是原則的，部分是具體的。說是原則的，因為各國都考慮其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我們從我們的原則中得出的結論則是具體的東西。

讓我從你提及的一個具體例子開始，就說朝鮮，然後對我們如何看待美國在世界上的位置做一個一般性的評論，而後再談日本和其他問題。這樣安排行嗎？

周　總　理：好，就這樣。

基辛格博士：單就美國在朝鮮的駐軍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地區的總體關係以及取決於我們兩國採取明智的行為，即明智地處理國際關係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轉變。有時候，即使是正確的事情也必須慢慢來做，因為如果行動太快，會產生衝擊，造成有悖於初衷的負面效應。例如，如果我們兩國的關係朝可能的方向發展，在印度支那戰事結束、南朝鮮軍隊回國之後，我認為很有可能在總統的下一個任期結束之前，即使不是全部美軍，但大部分美國軍隊將會從南朝鮮撤離。

周　總　理：下一任期，不是這一任期？

基辛格博士：我們在南朝鮮的駐軍已經裁減了二萬人。

周　總　理：還有四萬多人。

基辛格博士：在南朝鮮我們仍然有四萬人左右。隨著遠東地區政治關係的改善，這一裁減過程將會繼續下去，幾年之後在南朝鮮將只有很少或乾脆沒有美國軍隊留在那裏。

周　總　理：關於這個問題我想要說一下看法。你們承受著如此重的負擔和軍事開支，但是結果如何呢？例如，正因為你們一直保護著日本，日本在1971年之前在軍費開支上花費很少，並因此能夠迅速擴充其經濟實力。總統提到了過去的十年；我看了你們公佈的軍費開支數字，那是七萬億美元？

基辛格博士：對。

周　總　理：而日本實際上沒有什麼軍費開支，結果是她發展很快。現在，總統說日本人很強大。當然，你們的商人在日本有很大的投資。因此，你們在南朝鮮保持四萬駐軍的目的是什麼呢——只為榮譽？你們與南朝鮮人訂有條約，樸正熙最近連任，你們的副總統前去祝賀。你們已經把自己拴住了。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如果有日本軍隊在南朝鮮，無需對貴國政策做任何判斷，我就可以想像得出，你們對日本軍隊的憂慮會超過對美國軍隊的憂慮。

周　總　理：我們反對外國軍隊駐紮朝鮮，不管是哪國的軍隊。

基辛格博士：坦率地說，我認為朝鮮問題不必拖延很長時間。我肯定，正在發生的政治演進過程本身將會考慮這一問題。我們的對外政策不會是永久地保持在南朝鮮駐軍。撤軍的準確時間表或許是一件可以與尼克松總統討論的事情，或者說，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個問題本身將會自行解決。

但是，如果我可以對有關超級大國問題和美國人參與世界事務的問題做一個總體評論的話，我要說的是，美國對局外人而言，是一個複雜的民族，因為一方面她是極端的唯物主義，另一方面她又是極端的理想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標準，是天真的理想主義。總理先生，我認為，在二次大戰結束之時，毛主席當時對美國政策趨向的理解比美國領導人他們自己的理解要更為確切。我是指你所說的那篇文章。

周　總　理：你說對了。中國有句諺語說得好：“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基辛格博士：二次大戰結束之前，美國的態度是這樣的：她真的認為美國根本無需參與世界事務。她得到兩大洋的保護，如果國際上出現了麻煩，那就是由於其他國家鼠目寸光的態度造成的。

在二次大戰結束時，我們面對著一個我們毫無準備的客觀現實，有一部分也是我們在戰爭中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除英國之外，每一個歐洲國家，在不同時期都被別國佔領過，經濟上遭到了破壞。因此，歐洲出現了真空。由於日本的徹底失敗以及不久之後的中國內戰，亞洲也出現了真空。

因此，違反美國的本意，美國發現自己在全世界同時忙於世界每一個角落的事務。（周總理點頭）兩個不同的陣營處理這個問題時執行著兩個不同的政策原則。第一個是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教訓的軍事原則，這個原則的大意是每一個侵略者都具有同樣的特點，因此共產主義就像法西斯一樣，而我不得不將其作為法西斯一樣對待。另一個原則是社會福利趨向，針對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採取的原則繼承了（羅斯福總統）的“新政”。這些人說，如果你對經濟狀況稍作改善，無需政治組織，無需經濟原則，一個政治組織就會自動出現。這是一個錯誤，我可以肯定地說，你們決不會犯這樣的錯誤。

無論如何，美國人遍佈世界各地，忙於兩種互不相關的事業，其中，社會福利陣營不知道，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取得經濟進步之前必須要有政治組織，而像杜勒斯那樣的以軍事為導向的人們不瞭解，要想有真正的防禦，必須意識到共同的威脅，一個外在的國家即使提供了武器，也無法提供抗拒所需要的意志。

所以，奇怪的事情出現了，總理先生。我們遍佈於全世界，並不尋求霸權；這是一種不受歡迎的結果，並且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實際上，我們的自由之原則，常常因為倡導者的偏好，使其自身變得比更為保守的原則更為複雜，例如，就像肯尼迪政府那樣。（周點頭）因此，我們就處在現在的情況。當尼克松總統上台時，我們發現自己，就像你說的那樣，把手伸到世界上的每一個地方，而又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導原則，但這是一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的環境。歐洲已經恢復了元氣，正在發展成為一個經濟實體。

周　總　理：你們在“馬歇爾計劃”[34-14]上花了多少錢？

基辛格博士：我想大概有三百億美元。

周　總　理：三百億美元還回來了嗎？

基辛格博士：沒人還。

周　總　理：與“租借法案”[34-15]的情況一樣？

基辛格博士：基本上相同。

周　總　理：你們在“租借法案”上花了多少錢？

基辛格博士：我不知道。

周　總　理：那太遙遠了。

基辛格博士：（那時）洛德先生還沒出生呢。

周　總　理：他可以學習。

基辛格博士：當我們回去的時候，我的助手們將會查詢這一數字，因為他們應該對我的每一個問題做好回答的準備。

周　總　理：這是一個冷僻的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會把數字告訴你的，而且一旦我們建立起通訊聯繫，我就將該數據發送給你。

周　總　理：這並不要緊。

基辛格博士：我會打電話過來。

周　總　理：黃華大使將會幫我得到這些數字。

基辛格博士：沒這個必要。我們會把數字給他的。

不管怎樣，本屆政府具有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那就是，把美國的對外政策調整到新的現實上來，同時我們還必須結束這一痛苦而艱難的戰爭。（周點頭）我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條原則，即遠在千里之外國家的防衛不能主要由美國來負責。那種責任，必須首先由他們自己承擔，其次必須由所在地區的其他國家來承擔。而當一個超級大國對那些無力以自己的力量進行抵抗的國家進行威脅並確立霸權的時候，美國應該承擔進行干預的主要責任。這是我們掌管政府以來的原則。

周　總　理：我們各自的看法在這一點上有分歧。

基辛格博士：事實上，是這一原則把我帶到了這。

周　總　理：我理解。還有另一個超級大國。

基辛格博士：這？還是北面？

周　總　理：是的。我們不相信那個超級大國將能夠控制世界。如果她的手伸得那麼遠的話，也將會被打敗。你們現在感覺到困難了，他們也將會感到困難。他們正在步你們的後塵。

基辛格博士：從各方面看，我認為，是他們觸發了我們，他們引發了我們的行動。即使在今天，他們不停的冒險使得我們很難與他們達成真正的和解。

自從我們執政以來，以此作為我們的原則的例子是，我們已經在除越南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裁減了超過十萬名軍事人員和大約五萬名非軍事人員。但是，隨著我們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某些矛盾變得明顯了。總理在一些場合提起過日本。讓我說兩件事情：其一，在一個強大的日本和一個強大的中國之間，我們認為，一個強大的中國不是一個擴張主義者，因為這是你們的傳統。

周　總　理：這不僅是因為我們的傳統，而且還是因為我們的新制度。在過去，我們曾經有過擴張主義的傳統，對越南、緬甸和朝鮮進行過侵略。但是，新中國不會實施這種侵略，因為這是由我們的制度和理想所決定的。

你說，我們在五年至十年之後將會發展我們的經濟，這是高估了我們。我們不會走得那麼快，但是我們也不希望像蝸牛那樣慢慢地爬行。不過，你講對了，新中國不會實行擴張主義。日本就不是這樣。

基辛格博士：一個強大的日本具有總理提及的那種潛在的傾向。一個強大的日本具有那樣的經濟與社會基礎設施，使其能夠成立強大的軍事機構，並用來為其擴張主義目的服務，如果她想要那樣做的話。從這方面講，在日本的美軍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與日本展示出來的潛在實力相比，那些部隊不起任何作用。事實上，駐日美軍產生了一種似是而非的悖論，因為那是我們的看法，而且那種看法有可能是我們少數正確的看法之一，那就是，我們與日本的防衛關係阻止了日本追求侵略性的政策。如果日本建立其軍事機構（如果她覺得被我們所拋棄，她將會這樣做），而且如果日本製造核武器的話（對她來說，輕而易舉），那麼我覺得，你們所表示的擔心可能會真正成為事實。

實際上，總理先生，從我在大學裏教授的那種理論的觀點來看，我們從日本撤出，使日本重新武裝自己，然後讓日本和中國在太平洋上互相抵消，這樣對我們而言才有意義。這不是我們的政策。武裝到牙齒的日本可能輕易地重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政策。

因此，總理先生，我真正認為，關於日本，你們的利益與我們的利益非常相似。我們雙方都不想看到日本重新武裝到牙齒。我們在那裏的少數幾個基地純粹是防禦性的，並且能夠延遲他們自己的重新武裝。但是，如果他們決意要重整軍備，我對我們將在那裏保留我們的基地表示懷疑。因此，我們並沒有利用日本來對付你們；這麼做對我們雙方而言都太危險了。

（編譯者按：原件中這裏的一頁尚未解密）

周　總　理：想一想實施這些內容的這位總統；這些內容幫助解釋了美國的立場。在這一方面，我特別關注你們總統往聖克利門蒂的路上，在堪薩斯城所發表的演講。那次演講時間很長，特別是國際事務部分。

基辛格博士：我還沒有讀過那份總統演講稿；我一直在旅行。

周　總　理：我們會給你一份副本。

基辛格博士：當黃華大使去加拿大時，我們將會給他發去最新的中方聲明。

周　總　理：那麼，我們以此結束今天晚上的討論。視天氣而定，如果明天我們還把你們關在這間屋子裏談判，而不讓你們出去走走看看，作為主人我們會感到不安的。我猜想你們會在北京時間早上8時起床。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這樣，如果天氣好的話，我們將請你們參觀一下中國的故宮。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不勝感激。

周　總　理：在上午可以有一段時間不對公眾開放。你們可以看到兩個部分，各種歷史文物展覽和故宮本身。在那些文物中，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十個不同省份出土的文物。

基辛格博士：聽起來非常吸引。

周　總　理：文物都是一兩千年以前的。參觀這兩部分要花兩個小時。

基辛格博士：非常感謝。

周　總　理：然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中午我在人民大會堂請你們吃烤鴨。

如果下雨，遊覽就有些麻煩。有一種替代方案，我們可以在遊客離開之後，在傍晚去頤和園划船。因此，如何安排選擇將取決於天氣情況。

基辛格博士：然後我們明天將繼續我們的討論。

周　總　理：好的。

注釋

[34-1]葉劍英（1897-1986），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華南軍區司令員、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廣東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訓練總監部代部長、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1966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71年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75年任國防部部長。1978年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34-2]黃華，時任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由於中美尚未建交，中國駐紐約聯合國的代表處是北京在美國境內唯一的外交機構。作為中國的資深外交官，1954年和1955年，他隨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和萬隆亞非會議，任中國代表團顧問和發言人。1958年任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顧問。1960年至1971年相繼任駐加納、埃及、加拿大大使。曾任中央三人小組成員，具體負責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談判邀請尼克松訪華公告文稿事宜。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恢復後，為中國首任常駐聯合國及其安全理事會的代表。

[34-3]章文晉（1914-1991），曾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外事組副組長兼周恩來翻譯、中共中央外事組編譯處副處長。1949年天津解放後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處處長。1954年調入外交部，參加日內瓦會議中國政府代表團，任秘書兼翻譯組組長。1954年9月至1966年7月，先後任外交部第二亞洲司司長、亞洲司司長、第一亞洲司司長。1966年8月至1967年2月任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1969年10月至1971年1月任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團員；1971年1月至1972年5月任歐美司司長；1972年5月至1973年9月任部長助理兼歐美司司長，參與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過程的重要工作。1973年9月至1976年12月出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後任外交部副部長（1978.1-1982.10）。

[34-4]王海容，湖南長沙人。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俄語系，後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進修英語。1965年11月入外交部。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任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參與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松訪華的接待工作。1972年5月至1974年7月任外交部部長助理，主管禮賓事務。1974年7月至1979年2月任外交部副部長，1984年4月起任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

[34-5]唐聞生，出生於美國紐約，曾任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英語翻譯，她在外交部擔任的最後一個職務是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長。粉碎“四人幫”，在經歷了八年沉寂之後，唐聞生於1984年出任英文《中國日報》副總編輯，後擔任中國僑聯副主席。

[34-6]冀朝鑄，1929年生，山西人。自小赴美，青年時期就讀於美國哈佛大學，曾任駐英大使，聯合國副秘書長，擔任過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首席翻譯，曾有“中國第一翻譯”的美譽。現任中華全國僑聯副主席、國際經理人聯盟集團董事、副主席、中國區主席。

[34-7]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後為戰地記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多次到中國採訪。他是採訪過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西方記者中極少的幾位。他曾出版過多本有關中國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有《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

[34-8]指中美間的“乒乓外交”：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前夕，周恩來召集有關人士開會時說：這次我隊參賽，“要接觸許多國家的代表隊”，“我們也可以請他們來比賽，這樣就發生一個問題，美國是否可以去？”他要在座的人“動動腦筋”。比賽剛進行一天，中國運動員乘大巴從住地去體育館時，一個留著長髮的美國運動員突然上來搭車。頭腦靈活的莊則棟即刻想起了周恩來的講話，迅速迎了上去，同他握手、寒喧，這位不速之客還自我介紹說他叫科恩，這個細節被在場記者抓住。“中美接近”，轟動起來。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團長斯廷霍文向中國代表團提出：“希望美國選手去一次中國”、“也希望中國乒乓球選手到美國去”。比賽結束後，他們得到了訪華邀請。周恩來接見美國運動員時說：是你們“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後，以莊則棟為團長的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於4月12日至30日訪問了美國。

[34-9]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於1949至1953年間任美國國務卿，促進了馬歇爾計劃的實施，幫助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艾氏積極支持美國以聯合國的名義出兵干涉。

[34-10]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期間，中、美、英三國領導人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舉行開羅會議，簽署《開羅宣言》。邱吉爾、羅斯福、斯大林於11月28日至12月1日，舉行德黑蘭會議，決定1944年5月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並就戰後歐洲秩序的安排和國際組織的建立進行討論，簽署《德黑蘭宣言》和《德黑蘭總協定》。

[34-11]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美國冷戰初期“強硬派代表人物”。1951年作為共和黨對外政策發言人參與了對日和約的制定，1953至 1959年間擔任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國務卿，其間，曾提出對“共產主義”世界不僅要遏制，而且也要主動進攻。關於杜勒斯與美國對華政策，參見張曙光，《美國對華戰略考慮與決策，1949-1972》（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

[34-12]基辛格所使用的英文稱呼為“Premier”，而非“Prime Minister”。

[34-13]原文中的人名記錄如此，但譯者無法確認其中文姓名。周恩來是否指時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美越談判主要代表黎德壽（Le Duc Tho），也不得而知，有待中方談判記錄公佈時才能確定。

[34-14]英文為“The Marshall Plan”，也是《歐洲復興計劃》的通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爭奪全球戰略的重點——歐洲的擴張計劃。1947年6月5日，國務卿G・C・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首先提出援助歐洲經濟復興的方案。鑒於當時歐洲經濟瀕於崩潰，糧食和燃料等物質極度匱乏，而其需要的進口量遠遠超過其支付能力，他指出，如果沒有大量額外援助，就會面臨非常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他呼籲歐洲國家採取主動，共同制訂一項經濟復興計劃，美國則用其生產過剩的物資援助歐洲國家。1947年7至9月，英國、法國、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瑞士、丹麥、挪威、瑞典、葡萄牙、希臘、土耳其、愛爾蘭、冰島等十六國的代表在巴黎開會，決定接受馬歇爾計劃（1948年4月，德國西部佔領區和的里雅斯特自由區也宣佈接受），建立了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提出了要求美國在四年內提供援助和貸款二百二十四億美元的總報告。1948年4月3日美國國會通過《對外援助法案》，馬歇爾計劃正式執行。計劃原定期限五年（1948至1952年），1951年底，美國宣佈提前結束，代之以《共同安全計劃》。美國對歐洲撥款共達一百三十一點五億美元，其中贈款佔百分之八十，餘為貸款。馬歇爾計劃實施期間，西歐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百分之二十五。馬歇爾計劃是戰後美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最成功的計劃，不僅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對西歐的聯合和經濟的恢復起了促進作用，同時，也緩和了美國國內即將發生的經濟危機。

[34-15]“租借法案”，英文為“Lend-Lease Act”。1941年1月，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提請國會授權並撥給充分的款項，去製造更多的軍火和多種軍用物資，以供移交現在與侵略國家進行實際戰鬥的國家。1941年3月，國會通過的租借法案（總統有權將武器裝備租借給與美國安全有關的國家）經總統簽署而生效（百分之六十供給英國，百分之三十二供給蘇聯）。租借法案的通過，使美國處於非交戰狀態，是美國積極干預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里程碑。

35

日　　期：1971年7月10日

時　　間：下午12時10分至6時

地　　點：北京人民大會堂

文　　件：亨利・基辛格與周恩來會談之記錄

文件性質：會談記錄

與 會 者：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葉劍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黃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加拿大大使）

章文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西歐和美洲司司長）

許昌慶[35-1]（周總理秘書）

王海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

唐聞生、冀朝鑄（中方翻譯、中方記錄者）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約翰・霍爾德里奇（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W・理查德・斯邁澤（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3, China-HAK Memcons, July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在這次會談開始的時候，周總理和基辛格博士彼此正式地談論了當天上午美國代表團去故宮和周圍遊覽的事情。基辛格博士說，這是一個非常感人和有趣的經歷。當周總理特別提到這次遊覽步行了很多路，基辛格回答，美國人所做的儘是吃，這是他們所能做的最低限度。

周總理解釋說，他們看到的第一個大殿是大約在六百年前建造的，而第二個大殿是在明朝的第三個皇帝當政時由南京遷都到北京時建造的。基辛格博士說，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建築物，真是難以令人忘懷，庭院的佈局對稱，屋頂和庭院之間則形成了總體的一致性。周總理特別提到，他們也參觀了出土文物，而基辛格博士評論道，考古博物館館長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嚮導。基辛格博士稱，他們在遊覽時曾經做過短暫的休息，因此他們的精神狀態很好。）

周　總　理：昨天，儘管我們不能夠對提出的所有七個問題進行仔細討論，而且有些問題我們還沒有談及，不過，我們對主題大致都已經研究過了。我現在想用你昨天開始時所採用的方式來回答昨天你們所提出的問題，那就是，提出一個簡短的總體意見，隨後你們可以提出你們的意見。此後我們將仍然可以自由交換意見。由於你已經同意，那麼我們在今天下午晚些時候可以對我們的觀點做一個總結，並且對這些內容進行錄音。

基辛格博士：關於錄音的問題，我們首先應該在所有其他事情上達成一致意見，然後再安排錄音。對於我來說，錄音可能是一個特殊問題。

周　總　理：我們的建議是，我們可以在會議結束時簡明扼要地錄下雙方的意見，然後對雙方意見進行總結，再把總結內容錄音供你向尼克松總統彙報時使用。這將會是高度濃縮的錄音彙報，我也能夠將此呈交給我們的領導人毛主席、林彪副主席以及中國共產黨。

基辛格博士：如果錄音只用作此目的，而且不會被公開使用，那麼錄音的事情是可以考慮的。公開使用這種錄音的困難在於，在我們兩國之間，我們私下交談的事情有可能比我們能夠公開說的要多。

周　總　理：錄音不會被公開使用。我根本沒有這種意圖。

基辛格博士：我還有一個個人問題。就像我曾經對你說過的那樣，你在表達的清晰度和條理上要比我強得多，這會使我處於劣勢。這是一個虛榮心的問題。

周　總　理：實際情況可能不是這樣，因為你比我年輕，而且更有活力。當然，我們可以稍後再談這一問題。首先，我們可以自由地交換意見。

基辛格博士：讓我們對所有其他事情進行討論並達成一致意見，然後讓我們採用建設性的方法來探討錄音問題，我們能夠找出一個解決辦法。

周　總　理：我現在回答你在第一次會議中所提出的問題，而有些問題是你後來才提到的。

昨天，從會談開始到結束，你一直說，你們希望印度支那問題不僅被視為一個印度支那問題，而且也要被視為關係到全世界形勢的一個實例。昨天，你說過，我們應該尋找一條途徑實施我們已經達成的任何總體協議，而我們兩國這麼做要有益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

這是個真正的總體性問題。昨天，當我們進入到後半部分的磋商時，我曾提到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形勢並沒有得到緩和；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戰爭從沒有停止過。雖然沒有世界大戰，但是存在各種局部戰爭，其中包括抵禦性戰爭、侵略性戰爭和內戰。在你們的政府文件裏，例如，洛奇報告[35-2]（Lodge’s Report，即總統委員會關於聯合國的報告）同樣承認了這一事實。在現實世界裏，這的確如此。洛奇報告指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可以說戰爭從沒有停止過。我們能夠說我們可以擺脫目前這種局勢嗎？根據目前形勢，這有著相當大的不可能性。

貴國總統在往西岸的途中會見記者的時候，他同樣也承認了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間，世界局勢一直是處於緊張狀態。你有沒有收到他講話的副本？

基辛格博士：謝謝你，我有幸看過了。

周　總　理：昨天，我也曾提到，毛主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局勢進行過分析，並把之描述為兩個超級大國為了贏得第一和第二中間地帶國家而展開的互相競爭。這種局勢變得越來越激烈，而不是趨於緩和。貴國總統所表達的期望是，已經出現的五大國應該停止軍事競賽而著手於經濟競爭。

我們對第一部分的回答將會是，我們不認為我們自己是一個強國。儘管我們正在發展我們的經濟，但是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仍屬於落後國家。當然，貴國總統也提到，在未來的五至十年中，中國將會快速發展。我們不認為我們的發展將會如此迅速，儘管我們將會全力以赴、樹立遠大目標、多快好省地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對第二部分的回答是，當我們的經濟得到了發展，我們仍將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超級大國，而且將不會加入超級大國的行列。

現在的局勢是否能夠朝著緩和緊張局勢的方向發展？昨天我也回答過這個問題，我說我們雙方應該努力緩和我們關係中的緊張狀態。但是，就你昨天所描述的時間表而言，這似乎不太可能，那就是，就像貴國總統通過葉海亞・汗總統轉達的第一個信息中所提到的那樣，你們從印度支那撤軍所採取的相關步驟，以及這種撤軍與我們兩國關係正常化之間的聯繫，似乎不太可能緩和我們之間的緊張氣氛。

基辛格博士：我恐怕不明白總理在最後一點上所考慮的。

周　總　理：這是尼克松總統在1970年十一月份的口信，他說他希望發展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如果說你正在朝著友好的方向前進，這意思就是要使我們兩國的關係正常化。按照你昨天給予我們的意見，你們將會在一個固定的時間表內，逐漸從臺灣和臺灣海峽撤走所有的武裝部隊，只有在此之後，你們才會考慮解決政治上的問題。那麼這將會留待貴國總統在第二任期內才可得以解決。

基辛格博士：我認為我沒有把事情說清楚。政治上的演進可以與我們的撤軍同時開始。這將需要一段更長的時間，但這可以同時開始。

周　總　理：不過，當你提到政治上的演進以及與我們發展友好關係的時候，以下幾點必須包括在內：

第一，一定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第二，一定要承認臺灣屬於中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歸還給中國的，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因此，就像你昨天所說的那樣，美國不會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政策，並且不會支持所謂的“臺獨運動”。

第四，而且，就像你昨天所明確指出的那樣，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將不再重申“臺灣地位未定論”。

然而，如果所有這些問題都留待以後解決，那麼當中這段時間不是仍要形成那種緊張的關係狀態嗎？如果在貴國總統訪問期間所有這些問題一個都不能得到解決的話，那麼他的訪問將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呢？不僅我國人民而且全世界人民都會問我們這個問題，他們同樣也會問你們這個問題。如果要確定並落實總統的訪問，我們應該朝著這一方向進行努力。當然，我們不會為總統的訪問而設置先決條件，但是我們相信訪問的結果肯定是朝著某一方向進行努力。因為我們時常認為，臺灣問題是我們的內政而必須由我們自行解決。如果這類問題拖延下去的話，那麼我們雙方之間的緊張狀態必然會繼續存在下去。

換句話說，緊張狀態也是動盪不安。從我們的觀點來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二十五年裏，整個世界局勢持續動盪，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平靜下來，仍然處於動盪之中。就像你昨天所提到的那個例子，在南亞，印度有可能會攻打巴基斯坦，從我們今天收到的新聞來看，緊張氣氛有所增強。

基辛格博士：是否有什麼新的事情發生？

周　總　理：印度方面增加了宣傳。昨天我也說過，我們始終相信發生這種攻打的可能性存在。印度問題是你們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正在插手中的一個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們（美國）正在插手？

周　總　理：你們對這件事情感興趣，因為就像你昨天所說的那樣，你在印度的時候曾經警告過印度人。當然，蘇聯也宣稱希望他們雙方（印度和巴基斯坦方面）能夠達成和解。他們（蘇聯）以前不是發表過所謂的《塔什干宣言》嗎？但這些只不過是表面文章。由於印度能夠得到如此大量的軍備，可能會轉變成為領土擴張主義者。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印度並沒有從我們這裏得到軍備。

周　總　理：這是我所得到的消息，但是你們為巴基斯坦提供過一些軍備。

基辛格博士：是的，但是你們也同樣提供過軍備。

周　總　理：我們這樣做是因為印度正在侵略巴基斯坦。而且他們還曾經侵略過我們，正如你昨天所說的那樣⋯⋯

基辛格博士：不，是你提起那件事情的。

周　總　理：⋯⋯正如在《印度的發現》[35-3]這本書中所表達的那樣，這符合尼赫魯的傳統想法。至於說到南亞次大陸，該地區持續處於動盪之中，而且現在也沒有平靜下來。東巴基斯坦的動盪絕大部分是由印度引起的。那個所謂的孟加拉政府，在印度設立了他們的總部。這是不是要顛覆巴基斯坦政府呢？

基辛格博士：總理不認為我們正在為此進行合作嗎？

周　總　理：目前我不想對此做出定論，而只是想指出這一現象——我們不得不關注此事。或許我們的關注甚至比你們還要強烈。因為這個問題就在我們眼前。

在我們談論南亞緊張局勢的時候，並不是說中東、歐洲、黑海、地中海、波羅的海或者大西洋地區就太平了。我們太平洋這邊又怎麼樣呢，在日本海的範圍內不是有很多軍事演習嗎？就在今天進行了美日聯合演習。當然，蘇聯對這一切是非常緊張的；這裏存在著一種彼此緊張的關係狀態。

關於印度支那問題，按照你昨天所描述的撤軍計劃，你是否無法完全接受萍女士所提出的建議呢？

基辛格博士：不是全部接受，不過我們能夠接受其中的實質性部分。

周　總　理：根據我們昨天的討論，我覺得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由於你們用軍備加強了西貢政府和朗諾——施里瑪達政權[35-4]，因為你們留下了那個“尾巴”，所以內戰將會擴大。

基辛格博士：我們不是在加強，而是在減少。

周　總　理：但是，昨天你也講了，如果越南人民不接受你們的計劃並且不讓你們按照你們的計劃撤軍，那麼戰爭當然還會繼續下去，而且後果將是無法想像的。

基辛格博士：我想讓總理先發表意見，然後再表達我的看法。

周　總　理：臺灣問題也是如此。

昨天，當我提及日本問題，談到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時，我想到的不僅是朝鮮、臺灣和越南，而且想到了中國的東北、印度支那、菲律賓和被日本人視為生命線的馬六峽海峽地區。因此，這裏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即在美國從這些地區、從臺灣撤軍之前，日本的武裝部隊將會進入這些地區。因為日本和臺灣仍然有條約，他們與蔣介石締結了⋯⋯所謂的《和平條約》，而他們現在正在強調這一事實。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由於過去二十五年的歷史發展，每個地方都已經出現了火藥桶。按照我們的觀點，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你在此引用了毛主席的人民戰爭的思想理論，但是這種反抗是由你們的壓迫、顛覆和干涉所激起的。另外需要提及的一個方面是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競爭。因此，從客觀事實來看，世界並不是向緩和緊張局勢的方向發展，相反，世界繼續處於動盪之中。這就是我們正在挖防空洞的原因所在。昨天我更使用多了外交辭令。

基辛格博士：你沒有告訴我，他們在對抗誰。

周　總　理：今天我想用更加直率的方式告訴你，假如我們打算挖防空洞，我們則必須要考慮後果。你喜歡談論哲學。最壞的打算是中國會再次被瓜分。你們可以聯合起來，其中蘇聯佔領黃河以北的所有地區，你們佔領長江以南的所有地區，在兩條河流之間的東部地區則留給日本。過去日本曾經對山東和青島地區有過非分之想，他們曾經也對上海發生過興趣。在他們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之前，日本人曾經去過所有這些地方。你應該知道這一事實。

如果這種大規模的戰略行動真的發生了，那麼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將會準備怎樣做呢？我們準備打一場持久的人民戰爭，經過長期的鬥爭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當然，這將會花時間，同時我們也會犧牲很多人，但是，這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事情。

當然，你可以說這種事將永遠不會發生。歐洲的朋友說，蘇聯不會進攻我們。我們也可以保證，我們將永遠不會挑釁他們，但是，他們一旦進犯我們的邊界，我們一定會嚴陣以待。我們要準備好對付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包括印度在1962年進犯我們那樣，甚至有更大規模的挑釁行動。我們將會以此教育我們的人民，結果所有的問題都將得到解決。我們也將會教育下一代，並且保證在取得勝利之後，將會出現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樣一個國家無需外援就能夠獲得真正的發展。

你可能讀過一些毛主席的詩詞，也可能沒有讀過。1959年，當毛主席回到了闊別三十二年的故鄉時，他寫了一首詩，有以下兩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這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準備好，即使有再大的犧牲，也要去鞏固我們的新中國。

我相信，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有著同樣的情況——他們有同樣的想法。就像我昨天指出的那樣，越南人民已經下定了決心，如果他們不能在和平的情況下生活，他們願意再犧牲一百萬人也在所不惜，決心要把戰爭打到底。胡志明自己說過，在他死之前，他不會允許有一個外國的士兵，那就是美國士兵，留在越南的土地上，而且將會戰鬥到勝利為止。因此，世界上存在著這種極度動盪不安的局勢，不管你們怎樣想，客觀的局勢是按照這種方式發展的。

美國朋友總是喜歡強調尊嚴、榮譽和美國的面子。就像我昨天指出的那樣，你們最好主動把你們所有的武裝部隊全都撤走，同時也要撤走其他外國軍隊。這將會是你們更大的榮譽。如果你們繼續把“尾巴”留在那裏，那麼越南人民和其他的印度支那人民都會說，你們在其中有著不可告人的東西，而且他們將不會接受這樣的提議。昨天我也提到過，從抗擊法國人開始，越南人民已經歷二十五年時間了。在他們與你們的關係方面，你們在南越的侵略和壓迫至今已持續了十年之久。如果你們從“所有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立場出發，你們也應該要尊重越南人民的尊嚴、榮譽和名譽。當我們討論你們所稱的哲學時，我們都應該以冷靜的態度觀察客觀世界的發展。

因此，我首先簡略地談了一下你昨天提及的第七個問題，即對世界局勢的總體看法。在我們雙方以前交換的信息當中，我們說過，你我雙方都可以討論任何我們所提出的問題。這裏存在許多細節問題，但大多數的問題都包含在主要的問題之中。我們認為，現在的世界局勢是動盪的，我們也認為，過去的二十五年是一個大變化、大分裂和大重組的過程。正如你們總統在堪薩斯城時所講的那樣，在二十五年之前，你根本無法想像會出現現在這樣的局勢。甚至他還講了，在剩下的三分之一的世紀裏，我們應盡力去終止軍備競賽，並且著手於經濟競爭。但是，經濟競爭本身就包含著經濟擴張，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軍事擴張。日本就是這方面最為鮮明的例子，西德與歐洲的關係在危險程度上也毫不遜色。

昨天我也提到了蘇聯。蘇聯也跟你們一樣，對世界事務到處都插手。你曾經講過，你們是被蘇聯在全世界無休止的冒險行為所觸發的。不管是否存在爭奪的情況，還是存在被觸發的情況，總之，存在著緊張、動盪的局勢。這是客觀的局勢。假如我們以冷靜的態度看待現實世界的發展，那麼我們就可以通過主觀力量，號召大家一起來努力解決某些難題。

就像你所講的那樣，臺灣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是有聯繫的。但是，你昨天提出的另一種方案意味著把這種局勢拖延下去⋯⋯走一步，看一步。結果將會是，在解決一個問題前，你們使該問題變得複雜，當複雜性達到某種程度時，你們將無法阻止事態的發展進程。比如在臺灣問題上，如果你們不能確定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友好關係的政策，也不能提出一個非常清晰的方案，而只是走一步看一步，那麼最終的結果將會是日本進入臺灣並且插上一手。這是完全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假如你們的軍隊撤出了一部分，然後等著看下一步，那麼蔣介石可能會知道你們的用意，而另謀生路，雖然他自己說，他也反對“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的政策、反對臺獨、反對臺灣地位未定的謬論。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他感覺到美國是不可靠的話，那麼他就會投靠日本，而日本自身想要被拉進臺灣問題，而且已經設法考慮把臺灣納入其安全領域的範圍之內。蔣介石並不僅僅是一個人，在他身後還有別的人，他們可能會向他出謀劃策。一旦你們的政策變得不明朗，而他的政策又不能與你們保持一致的話，那麼他就會尋找機會另謀出路。

因此，臺灣問題對你們而言是件小事。正如你所講的那樣，這問題是由杜魯門總統製造出來的，臺灣現在對你們有何用處？臺灣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同時也涉及到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同中國的關係問題。如果貴國總統來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並沒有對此問題帶來一個清晰明確的態度，那麼這將給全世界一個什麼樣的印象呢？我的看法是，這將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第二個問題是印度支那問題。我講過，我們支持萍女士的“七點提議”，並且已經正式向外界宣佈我們的立場。昨天，我們討論了你們離開印度支那並撤走跟隨你們進入印度支那的其他外國軍隊的關鍵問題。至於你們的兩個傀儡政府，不需要理會他們，給他們的任何幫助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這只會帶給你們恥辱，而不是增加你們的榮耀，相反的是使你們蒙羞。只有離開印度支那才會為你們帶來榮譽。當然，如果你們能改變這些傀儡，促進建立聯合政府，那將會更好。但是如果他們不答應，而你們又不理會他們，那麼，他們也會自動地垮台。可以肯定地說情況將會如此。阮文紹的例子將會是個實際的例子，而同樣的情況也會適合於朗諾——施里瑪達政權。這樣的話，你們將會盡力改變現實世界的動盪局面並讓之平靜下來。如果你們不這樣做，並且讓這種局面亂哄哄地拖下去，唯一的結果將會是世界更加動盪，戰火將再次在該地區燃起，儘管你們可能已經撤出那裏。如果你們仍然把專家和顧問這根“尾巴”留在那裏，你們將仍然要設法保護他們，那麼歷史將會重演。當然，歷史是永遠不會重演的，如果戰爭在那些地區再次爆發，那麼後果將更加糟糕，而你們也將更加不受歡迎。你提到過“無法估計的後果⋯⋯”，這些後果不僅僅對印度支那人民來說無法估計，而且對美國人民來說也無法估計。

昨天我們所討論的第三個問題是日本問題。我們的看法是日本的軍國主義現在又開始抬頭了。日本軍國主義之所以抬頭，歸因於你們兩國間在1969年所發表的聲明，使之受到聲明的鼓舞和支持。日本的第四次防務計劃，總計要花費超過前三次計劃總和的一半，是前三次預算總和的一點五倍。第四次預算超過一百六十億美元，而以前三次的預算總和只不過是一百億美元多一點。到日本參加美日議會磋商的兩位美國議員發現，日本在其第四次防務計劃中想要擴充的兵力大大超過了其自身的需要。這些數據也顯示，按照日本目前的經濟實力，日本不需要五年時間就可以實現未來第四次防務計劃，而且最多只需兩至三年的時間就可以重整其軍事實力。佐藤自己已經承認了這一點。關於日本方面的問題，昨天我們雙方都已經明確指出了，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危險性是存在的。

昨天你還講到，美國軍隊從南韓撤軍只能在你們總統第二任期的後期才能被實現。

基辛格博士：我講的是在總統的第二任期間，這件事情將會很快開始執行。

周　總　理：如果你這樣講的話，你可以說事情已經開始進行了，因為你們已經撤走了二萬名軍人。

基辛格博士：我是說還將會繼續下去。我不想在條文主義的爭論點上佔總理的上風。

周　總　理：當然，這不是要點。

第四個問題是南亞次大陸問題。我們認為，假如印度不理會世界輿論的壓力，而繼續朝著其目前的方向發展的話，那麼她將會無所顧忌地繼續下去。不管怎樣，我們的立場始終是支持巴基斯坦。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這一點。如果他們（印度人）專注於挑起事端，那麼我們不會就此袖手旁觀。在1970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毛主席在天安門會見了印度的一位官員，他提議我們應該盡快彼此互派大使。實際上，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們正準備這樣去做。他們請我們先派遣大使，這倒不是一個大問題，但與此同時，他們向全世界散佈謠言說他們打算主動尋找中國人談判，而實際上，並沒有這回事存在。他們只是在散佈謠言。在尼赫魯總統統治的後期，我們也確實學到了一點東西。

當然，當人們談及南亞次大陸問題的時候，主要是指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但是，中國在那裏也佔一部分。你講過，你們已經向印度方面施加了壓力，讓他們不要挑起事端，而我們也相信，你們想要改善你們與巴基斯坦之間的關係。我相信，你對印度的告誡就像你告訴我們的一樣。我們也支持你們的觀點，即告誡印度不要製造動亂，因為葉海亞・汗總統對時局最為擔心。在這方面，巴基斯坦將永遠不會首先挑釁印度，因為在軍事上，巴基斯坦與印度相比處於弱勢。在這一局勢中有一種很特殊的情景，那就是巴基斯坦在士氣和戰鬥能力方面勝於印度。我們可以為此作證，因為過去我們在這點上與印度曾經有過接觸，如果印度方面一意孤行地在南亞次大陸挑起事端的話，那麼印度將是受害者。我認為印度是負債最重的國家之一，印度人民的艱苦生活也是出了名的——如果製造這種動亂的話，他們（印度人民）將是真正的受害者。那些勞苦大眾也將會成為印度的統治者。這是第四個問題。

第五個問題是我們之間的信息交流問題，我想稍後再討論。

第六個問題是軍備控制的問題。你引用了提議召開五大國核討論會作為這個問題的例子。我現在可以正式地回答閣下的問題。中國政府完全反對蘇聯政府關於舉行五大國核討論會的提議。他們正在試圖套住我們。我們沒有參加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試驗的三方條約，我們也沒有參加後來的關於外層空間的任何條約或協議等等，因為我們不相信這與我們所倡導的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基本立場相符合。有些人已經向我們發問，既然我們有了這個立場，為什麼還要試驗核武器。我們必須非常坦率地說，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打破核壟斷與某些大國的核訛詐行為作鬥爭。我們的所有核試驗都是在我們認為必須而且是有限度的條件下進行的。我們不會著眼於無節制的核試驗，但是，在每次核試驗時，我們都會宣佈，我們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我們說話是算數的。我們所倡導的是，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不論大小，應該聚集在一起討論這個問題，爭取在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行動方面達成協議，而作為其中的第一步，我們應該在不使用核武器的問題上首先取得一致。試圖套住我們是無濟於事的，蘇聯就有這樣的陰謀。這是我們對第六個問題的答復。

關於裁軍會議，我想講幾句話。

基辛格博士：是哪一個裁軍會議？

周　總　理：是日內瓦會議，當然，包括“限制戰略武器會談”（SALT）[35-5]。我們不知道你們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內容，我們只瞭解其中的一個環節，那就是你們的國防預算每年都有所增加，因此，結果是你們越在頻繁地談判裁軍問題，你們軍備開支的增加就越大，這種做法使得世界局勢變得更加的不安寧，更加的動盪不安。我沒有做過任何準備，不打算對此做詳細的討論。

我想回到第五個問題上來，即未來的信息交流問題。由於閣下是以總統特使的身份前來中國自由地交換意見的，所以我們也很樂於以同樣的態度自由地交流各自的不同意見。但是，把信息交流放在第三國的首都，不論怎樣謹慎小心，要嚴守秘密確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基辛格博士：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周　總　理：因此，我們歡迎閣下你再次來訪，同時，我們也會竭盡所能地接待你。假如你本人或貴國總統挑選了你們所信任的其他代表，我們也歡迎他們前來訪問，他逗留的時間可能不僅僅只有兩天，可以呆上更長一段時間。他可以與我們商討一段時間後再回國。或者說，如果他想要多呆上一段時間並調查一下中國方面的事情，那麼我們也會同樣歡迎他。不是有蘇聯的代表在中國商討邊界問題嗎？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會談進程可能會更容易些，因為我們已經將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了你們。同時，我也相信你們也會把你們的意見告訴我們。我們之間最特殊的問題是臺灣問題，這是我們之間的唯一問題，當然儘管我們之間也存在著其他的問題。因為我們正朝著友好的方向發展，所以我們應該讓彼此之間的關係正常化，並且應該可以依照這種關係繼續我們之間的磋商。

你昨天提到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怎樣草擬一份能夠公開發佈的公告，當你回到美國後，我們雙方可以用相同的措詞在同一時間發佈。我想聽聽你對此的意見。

剛才我所講的一切，就是就你昨天提出的問題所給予的答復。

如果你願意考慮的話，我們現在可以按照兩種方式進行。我們可以先吃午飯，然後再接著討論。或者我們現在繼續討論下去。或者你們可以把想要講的內容先講一半，然後我們吃午飯。我不想只有單方面的談話，這樣做不公平，所以在午飯前，我想先聽你談一些看法。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我感謝你這番坦誠的講話，也欣賞你陳述問題的完整性。如果你同意的話，或許我現在就可以回答你。因為你陳述的問題範圍這麼廣泛，可以設想，有些事情我將要在午餐時才能考慮好，所以我希望你能夠允許我在稍後的時間裏再予以敘述。我個人的一個不幸是，當我想好主意的時候，使用它們的機會已經失去了。

周　總　理：不要緊，——稍後你也可以暢所欲言。

基辛格博士：不過，我想現在就給予答復。總理先生，你依照我昨天的陳述並一一作出了回答，也談到了兩大主題，一個是總統的訪問，另外一個則是為了縮短我們之間在實質性問題上存在的差距，我所提出的各種問題。

談到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你將會記得這個主意是你們率先提出的，而我們非常樂於接受這種倡議，所以，當然必須由你們來決定什麼時候合適，什麼時候不合適。如果你們認為現在就是總統訪問的最佳時機，那麼這一次將是我們對此達成一致意見的好機會，勝過在我離開之後我們將需要依靠其他渠道來進行安排，而那樣的做法也會更複雜、更具官僚主義性質而且也背離了我們的政策的總體方向。由於這是你們所發出的邀請，因此我不會對此多加議論，而且在我們磋商結束之際我們將必須要為此做出決定，不管我們是否希望把這個問題包括在我們的公告之中，如果我們將會有一個公告的話。

至於我們所討論過的那些具體問題，我看可以分為幾個類別——有些問題，我們在原則上不能達成一致意見；而另外一些問題，我們在原則上可以達成一致意見，但在事件的時間安排上有分歧。在一些問題上，我認為我們基本上可以達成一致意見，而你們似乎因為事態的演進過程而指責我們，而事實上我們並沒有指使過這樣的事態，例如，日本擴張主義的可能性。還有一些問題屬於基本的哲學範疇，例如世界的自我發現問題，總理先生，你對此的用詞是意味深長、感人至深的。

顯而易見，像我們兩個國家這樣彼此互相隔絕了那麼長一段時間之後，我們面對的主要問題首先是恢復常態，然後是友好。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之間的相互忍耐和理解是必須的。我們不應該超越形勢的允許範圍而強行採取行動，欲速則不達。

以此作為背景，讓我把話題轉到你所提及的臺灣問題上來。首先，我想提醒你，總理先生，自本屆政府上台以來，在你們與總統的交流中，在華沙的兩次大使級會談中，你們只提到過我們在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的駐軍，而針對你們在這一問題上所提出的要求，我帶來的是我們所認為的一個現成答案。

周　總　理：但是，你的意思是你們只準備撤走在臺灣的駐軍，而不準備朝著兩國間的友好關係方向發展，難道這就是外交關係嗎？這對我來說是一對矛盾，因為一個改善兩國關係的正常結果就是外交關係。這已經在兩次大使級的會談中提出過了。事實上，最近你們已經稱呼我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我們也稱呼你們為美利堅合眾國，難道這並不意味著正常關係？貴國總統也公開地用這種方式來稱呼我們。

基辛格博士：我還沒有把話說完，總理是在批評我的觀點不夠全面，而不是在實質上批評我的觀點。為了回答你的問題，我們特意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稱呼你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此象徵我們想要前進的方向，因此，正確理解我們的用意，那就是我們想要兩國關係正常化，我們需要友誼。

當我來到這裏的時候，總理曾提出過另外四點要求：

第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第二，承認臺灣屬於中國。

第三，接受這樣的主張，即我們不支持“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臺”。

第四，不支持“臺獨運動”。

周　總　理：你在昨天的談話中講過，你們不支持“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臺”的政策。

基辛格博士：對。

周　總　理：我昨天提到過，當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稱臺灣為地位未定的領土時，你說他並沒有重複那樣的說法。

基辛格博士：這並非偶然。

周　總　理：完全正確。

基辛格博士：這是你所提出的第五點？

周　總　理：這也是你對我所提出的問題的回答，你可以將其看作第五點。如果你們是朝著友好和正常化關係方向發展的話，邏輯上的結果是我們一定要相互承認對方；否則的話，我們怎樣能夠交換意見？但是，當你昨天問我是否要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合法政府作為總統訪問的先決條件時，我說這不是絕對的。

基辛格博士：讓我表明我的觀點。

周　總　理：必須確定的問題是你們是否願意向建立正常關係邁進。

基辛格博士：因此，讓我闡明我們的觀點。對所提出的五個方面，我將要逐一加以說明，但是，首先讓我談談更基本的問題。我們將永遠無法擺脫我們所提出的所有這些問題的困境，除非我們把基本問題與細節問題分離開來。總理先生，如果你和我，甚至更為重要的人物毛主席和尼克松總統，在基本路線上能夠取得一致意見的話，那麼我們就知道什麼事情將會發生，然後唯一不確定的問題就是“什麼時候”。尼克松總統拜訪毛主席，當然具有相當大的實質性意義，但是這種訪問也具有很大的象徵意義，因為這會使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必然性清晰地體現出來；不然的話，這種訪問就會毫無意義。我們的理解是，他們會在時間安排上達成一致意見，有些問題在這屆任期內解決，而餘下的問題在下屆任期的前兩年內解決。

在總理所提出的五個方面的問題中，有四個方面的問題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夠實現。我確信，總統將會告訴毛主席，正如我曾經告訴你的那樣，我們將不支持“臺獨運動”。我也確信，總統也將會重申，我們將不會支持“一中一臺”的政策。

周　總　理：也不支持“兩個中國”的政策。

基辛格博士：我接著就講到這一點——總理總是比我快一步。

周　總　理：因為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這是一個拖了二十五年還沒有解決的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肯定總統將會重申他不支持“兩個中國”的解決方案。因此，關於總理所講到的第二點，即臺灣屬於中國，一旦其他三點有了結果，這第二點將會自動解決。

因此，我們將必須留到選舉之後解決的唯一問題就是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的方向是鮮明的。

周　總　理：但是，這裏存在著矛盾，我不知道你們對此將怎樣解決。在你們當中有人想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在世界舞台上，已經承認或者想要承認新中國的國家正在增多。即使在不同的國家裏，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想要這樣做。這種情景將出現在國際組織之中。你們準備怎樣做呢？

基辛格博士：實際上，我想對總理說，這是一個實際問題。首先，我想說⋯⋯

周　總　理：但是，我正想說這是一個實質性的問題。

基辛格博士：這在意思上是一樣的。很顯然，如果我們兩國政府領導人決定發展正常關係和友誼，那麼他們一定會這樣做，而不會玩弄任何伎倆，因為在這種如此重大的事情以及所有的其他事情上，我們都一定要以誠信作為基礎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因為有太多的其他事情都依賴於此。

關於國際組織方面的問題，我們所瞭解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們會願意接受這樣的做法，即可以通過多數表決的辦法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我們會收回我們的意見，即這應該是一個重要問題。我們會說，要把目前在聯合國有席位的其他國家驅逐出去，應該要獲得三分之二多數票同意才行。

這樣的話，你們將會得到分配給中國的安理會席位，而當你們得到驅逐臺灣的三分之二票數時，你們將會是聯合國的唯一中國代表。實際上，你們現在就會取得中國的席位。

換句話說，通過撤銷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方案，我們就會在公眾面前化解這一矛盾。但是，我們還沒有公佈此項消息，這是為了表達我們的良好願望，在我們採取立場之前，總統要我與你們對此進行磋商。

周　總　理：閣下你一定要明白，我們並不認為恢復我們的聯合國席位是一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已經熬過了二十一年，而且我們熬過來了。就算戰爭會再次爆發，我們也應該有能力熬過去。因此，我們不認為聯合國的問題有什麼重要意義，而且我昨天沒有提到過此事。但是，既然你剛才也對此做了分析，我們發現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的話，你們也將會處在矛盾之中。

基辛格博士：毫無疑問，我所設想的道路將不會給我們帶來進退兩難的困境以及矛盾表面化。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兩國都應該知道我們下一步如何行動，在最後結果得到認可之前，這將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

周　總　理：還有一個世界輿論的問題。對我們來說這比較方便，因為我們不必每周舉行記者招待會，而且我們或許可以等上半年時間之後才予以答復。儘管或許現在形勢可能有所改變。

基辛格博士：如果我們決定採取你我所討論過的這一路線，那麼不論我們採取怎樣的正式公開立場的方式，我們都不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現出過去一直奉行的敵意，因為我們會朝著合作和友好而不是孤立的方向開展工作。我們可以對此做出保證。

周　總　理：但是會出現下面的問題。如果你們採取這個方式，而我們對此並不很在意，但是當有人問及我們的態度時，我們當然會說中國在聯合國的所有合法權利必須得到恢復。甚至你們國家的很多記者和政治家也將會同意我們的看法，而結果是，為了驅逐一個不代表任何人的政權，你們將要求進行一個三分之二多數票的表決。你們將為此受到公眾輿論的批評。我們將不會同意這樣的做法。我們怎麼能同意這樣的做法呢？

基辛格博士：我也不認為你們會同意這樣的做法。這只是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步驟而已。

周　總　理：但是，當人們問及我們的立場時，我們將會告知全世界，我們是反對這種做法的，而這樣你們將會置身何處？首先，當其他支持我們的國家拿出提案時，很自然地將會有一場辯論。昨天，我不想提這個問題，但是今天既然你們願意確認這些問題，這說明你們願意讓我們之間的關係朝著正常化方向發展，因此，我們將要面對今年下半年晚些時候將會出現的客觀事實。比如說，如果你那位知名的朋友賴斯頓先生向我打聽此事的話，我當然會把我對你講過的話也告訴他。目前他還未到。他正在途中。

基辛格博士：我想他來北京需要花費與我一樣長的時間。

周　總　理：因為他是坐火車來北京的。

基辛格博士：他也許會抱怨火車的速度太慢。

周　總　理：這倒無關緊要。我們可以說，我們比較落後。

基辛格博士：首先讓我告訴你我對於美國公眾輿論的評估。在這樣一種方式之下，我們會投票贊成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會反對驅逐臺灣。我們可以固守目前的模式，什麼都不改變。在這件事情上，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總理先生，一個外交家是不可能像我這樣把事情告訴你的，如果這裏有外交家在場的話。

周　總　理：我們並不是在進行外交對話。

基辛格博士：你講得對。對我們而言，實際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而這在今年或明年是無法實現的，但在總統第二任期的頭兩年裏是可以完成的。正如我已經提出過的那樣，總統樂於接受你們的建議，這件事本身就象徵著我們所希望的走向。如果賴斯頓先生向你詢問此事，你當然可以表達你們的意見，我們對此不會介意。（周總理點頭）但是，只要你們不用太多的形容詞來描述總統。（中方笑聲）我在臺灣問題上是否已經把自己的意見表達清楚，或者說我還應該再講些什麼？

周　總　理：你正好提起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臺灣是在杜魯門總統當政時開始被置於美國的保護之下的。換句話說，這就是佔領問題是如何出現的。但是，現在，當你們撤軍的時候，你們將需要按部就班地進行，而且你們也將需要按部就班地與我們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此後，你們有責任不讓臺灣出現不穩定的局面，有責任不讓日本插手干預臺灣事務，也有責任不讓臺灣爆發獨立運動。

基辛格博士：讓我對此從幾方面進行回答。無論如何，我打算談及日本與臺灣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們將堅決反對日本在臺灣有任何駐軍。

至於說“臺獨運動”，我們決不會給予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支持。如果你們獲得了任何可靠的反面消息，那麼請你告訴我，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我們都將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周總理點頭）在沒有美國人的鼓勵、沒有美國人的支持以及沒有美國人的參與條件下所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情，我們將無法負責。但是我們對此將不會給予任何形式的支持。我重申，如果你們有相反的消息，請告訴我，我們將會阻止正在發生的任何事情。

我想介紹一下我們美國本土的另一種政治情況。在可以想到的美國總統中，只有尼克松總統有可能做我們正在討論的這些事情。其他的政治領導人可能會使用更多的甜言蜜語，但是如果他們試圖即使是部分地偏向我向你描述的那一方向，他們都將被美國的有關中國的院外遊說集團所壓服。剛好尼克松總統的政治支持者都來自於中間派和中間偏右派，他不可能受到來自中間和中間偏右派的攻擊，而在發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友好政策方面，他也不會受到美國左派的攻擊。你們可以看到，我是以多麼坦率的態度在與你們交談。如果你們把這種話複述給賴斯頓先生聽的話，我將不得不請求你們的外交部給我一份顧問的工作。（中方人員大笑）

周　總　理：你認為我會把這樣的事情告訴賴斯頓先生嗎？

基辛格博士：我對你完全信任。

周　總　理：而且，你們也將會理解，為什麼當尼克松總統表示他願意來中國訪問時，我們表示願意邀請他。你曾經讀過埃德加・斯諾的文章，從他的文章裏，你們將會知道，我們相信尼克松總統想要解決中美之間的關係問題。當然，他一定要依靠像你這樣的顧問去找到這麼做的途徑。因此，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政治家，我們沒有邀請他們來這裏。我的桌子上有一大堆他們的來信，要求我們給他們發出邀請，但我沒有給他們答復。

基辛格博士：尼克松總統對你所做的一切表示高度讚賞。

周　總　理：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智慧而做的。

基辛格博士：我相信，堅定地確立這一新的方針是一種明智的政策。事實上，我們認為，面向合作和友誼的新航向應該由尼克松總統親自主持確立，然後其他方面的事情可以按正常的程序進行。這樣可以防止這個問題變為一個政治橄欖球。（周總理點頭）

周　總　理：在你們的國家裏，這種事情發生得太多了。

基辛格博士：不錯。

周　總　理：在毛主席獲悉了貴國總統所確立的方針後，他特別想與貴國總統舉行會晤，因為他可以同貴國總統談論任何事情。

基辛格博士：這正是我們的看法。這也是為什麼尼克松總統認為我們之間關係的基本變化應該從最高層面開始。然後，我們雙方才會對實施雙方所商談的事情具有絕對的信心。

周　總　理：我認為你們想要詳細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是印度支那問題，這也是一個很長的問題。我提議現在稍作休息，並且讓大家放鬆一會兒。不然的話，你們將處在壓力之下，而且北京烤鴨也會變涼。

基辛格博士：烤鴨涼了將是最不幸的事情。工作壓力我們可以承受。

（下午2時35分，雙方人員共進午餐。

在烤鴨午餐進行的過程當中，周總理向基辛格博士打聽他是否聽說過關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基辛格博士回答說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時，周總理說，不必多慮，他想要介紹一下“文化大革命”。

他提到了《生活》雜誌上刊登的埃德加・斯諾採訪毛澤東的文章，他說那裏面大體上準確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結果，儘管斯諾的那篇採訪報道在某些方面並不正確。據埃德加・斯諾所講，毛主席與其他的人都並沒有預見到動亂的程度會有如此之大，而事實上有些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成員犧牲了他們的生命。兩派之間的武鬥確實是殘酷的。不管怎樣，“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最終被打倒，其中包括反對派的領袖劉少奇，現在的結果是毛澤東思想牢牢地指引著中國。

在介紹這些情況的時候，周總理的態度是絕對地嚴肅。當談到“文化大革命”進行過程中所突然出現的種種困難的時候，他的表情才真正顯得有些痛苦，而且他真誠地相信，從保持革命精神打擊官僚主義的角度來看，不管曾經發生了什麼事情，一切都是向好的方面發展的。

正式會談在下午4時10分重新開始。）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讓我繼續回答你所提出的問題，實際上這些問題是接著我昨天首先提出的那些問題的。

關於印度支那方面的問題，我相信我已經向總理解釋過了我們所持的基本立場。但是，我想要補充的情況之一是，其他國家可能帶著諒解和耐心的態度來看待我們之間的問題，特別是我們開始與之合作的那些國家。

我們知道，你們在1954年的那次經歷導致你們具有這樣一種想法，那就是，如果把總理所稱的那樣一條尾巴留在後面，它將會給予我們一次重新介入這一局面的機會。但是，鑒於我們以前所得到的經驗，也因為昨天晚上我向總理所解釋過的那種觀念的轉變，這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所要求的就是在撤軍和政治演進過程中有一個過渡期。這並不是為了我們再一次進入越南，而是為了我們可以讓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其他國家的人民有機會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

即使是在過渡期間，我們也準備限制我們提供給一些印度支那國家的援助種類。如果沒有一個印度支那國家準備接受來自外界的軍事援助，那麼我們甚至準備考慮取消所有的軍事援助。

昨天，我已經向總理講過，而且，現在我還是願意重申這一點，那就是，當美國完全撤軍之後，如果印度支那人民要求改變其原來政府的話，我們決不會干預。

美利堅合眾國將會順從民意。

總理曾經講到，越南人準備再犧牲一百萬人。我要告訴總理的是，沒有必要再犧牲一百萬人。

如果可以在我所提出的框架內締結和平，我們準備馬上去做。但是，如果總理對過渡時期有另一種建議，或者說河內方面對此有另外一種建議，那麼我們準備考慮這種建議。

周　總　理：剛才我還提到過這個問題，昨天我也提到過，那就是，我們支持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萍女士所提出的“七點提議”。而閣下你昨天也提到過，你們願意為撤出軍隊並拆除一切軍事設施而安排一個固定的時限。我想說的是，你們應該怎樣去確定這一時限，也就是你們如何同越南人民進行磋商，而不是由我們代表他們談判。

無論怎樣，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希望你們應該將軍隊全部撤走，而且不應該留有任何尾巴，包括不要留下任何技術顧問。其次，越南人民要求清除你們所扶植的政權，至於怎樣清除，這也是你們與越南人民互相磋商的事情，我們不會插手這方面的事情。

昨天，你表示贊同萍女士所提出的“七點提議”中的第五點。那當然是你們要與他們談判解決的事情，而對於我們來說，我們支持他們的提議。

我們支持他們，只要戰爭一天沒有停止，我們就會繼續支持他們。這種支持並不只是給予越南人民，而且也給予柬埔寨人民和老撾人民。當然，你們知道他們的口號，那就是他們戰鬥在同一個戰場上。

但是，當他們推翻了反動的政權之後，最終究竟採用何種制度，這是他們自己所要決定的事情，我們將不會插手這方面的事務。

我們的主張是，所有外國軍隊應該從他們所駐紮的那些國家撤走，應該允許那些國家的人民按照他們自己所選擇的任何方式自行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不管那裏存在革命與否。這是那些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外來者的權利。這是我們的基本立場，不管你們喜歡與否。在這一點上，我們之間存在原則上的分歧。你說過，如果一個政權被外國勢力所顛覆的話，你們就會出面干預。

基辛格博士：並不是這樣。

周　總　理：那麼這一定是記錄上出了差錯。

（在這一點上，中方似乎有一些混亂，而且他們有人在討論美方在前一天所發表的有關講話。）

你的意思是說那是過去的立場？昨天你提到過，當一個國家無法抵抗一個超級大國的時候，你們將會出面干預。這一聲明的範圍是什麼？

如果我們按照你們昨天所提出的原則去理解，那麼，對於你們現在正在進行的越南戰爭，我們則認為是侵略戰爭，而且可能會蔓延到柬埔寨和老撾。因此，按照你們的原則同樣行事，我們可能會派出軍隊，然後我們就會面對面。這就是問題之所在。

我們的意向是請你們離開，讓他們通過談判來選擇自己的制度。

如果不可能談判，我們也反對任何侵略，例如，像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那樣。或者，像你所說的那樣，如果在某個特定的環境下，當一個受害國既軟弱又無力反抗時，你們就會向這個國家派遣軍隊，我們對這樣的情況也同樣表示反對。

例如，我們反對蘇聯目前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駐軍。他們對我們構成了威脅。我們對此表示反對，但是，我們並沒有採用同樣的做法也派遣軍隊去打仗。但是，如果那些蘇聯軍隊通過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侵犯哪怕是我們的一寸領土，那麼我們將會立即予以反擊並把他們打回去。

朝鮮（半島）似乎有些不同。直至現在，只有一個停戰協定。因此，現在每個禮拜，中國都要在軍事分界線上舉行會議。但是，沿著非軍事地帶，仍然不斷地有意外事件和衝突發生。

在南朝鮮方面，有你們的代表，也有樸正熙的代表。在北朝鮮方面有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和中國的代表。由此，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有這樣一種感覺，那就是，這種停戰處於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中。你們的軍隊仍然駐紮在南朝鮮。而其他國家雖然軍隊的數量很少，但也有象徵性的部隊駐紮在那裏。

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當然會發現氣氛有些緊張。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原本是要訂立一項和平條約的，但是遭到了杜勒斯的反對，後來又遭到他的副手瓦爾特・史密斯將軍的反對。

所以說衝突的根源就留在了那裏。因此，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有理由感到不安。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遭到對方的攻擊。

所以，形勢就像我在午飯前所講的那樣，世界仍然處於巨大的動盪之中，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再三強調印度支那的緊張局勢不可能緩和。

同時我們清楚地指出，如果印度支那地區的局勢沒有緩和的跡象，那麼我們也一定會繼續地援助他們，而越南是我們首先要幫助的國家。因為，在過去的十年中，他們真正遭受了十分嚴重的損失，但是他們是非常英勇的人民。

實際上，我們非常希望你們在巴黎的談判中能夠達成真正的諒解。不過，我們並不能說你們很快就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

雖然你們佔據著臺灣，但是在那裏並沒有出現戰爭。所以，我們可以繼續磋商十五年時間。當然，這樣一種狀態不應該繼續下去。

可是，越南方面現在仍然處於戰爭狀態，每天都有人傷亡。因此，你們必須考慮兩種可能性：一種是談判取得成功，另外一種是談判失敗。

我們相信，在萍女士所提出的“七點提議”的基礎上，雙方通過共同努力可以使彼此的立場更加接近。

基辛格博士：我是否可以向總理提一個問題？總理是否也認為在老撾和柬埔寨的北越軍隊也是應該撤出的外國軍隊？

周　總　理：那是他們的事情。是你們讓他們並肩作戰的。

基辛格博士：但是，是在和平的條件之下？

周　總　理：那將由他們自行解決。《印度支那人民高峰會會議公報》規定，戰爭結束之後，和平的問題將由這些國家的人民自行解決，而領土邊界將恢復原狀。只有當這些國家的內戰停止後，這個問題才能解決。

為什麼印度支那人民對你們拋棄阮文紹和朗諾——施里瑪達有這麼大的興趣？因為他們是印度支那人民的罪魁禍首。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講，正是你們應該對他們負責。至於《印度支那協定》，美國很久以前就已經把該協定撕毀了，因此，在這方面再也沒有磋商的餘地了。

因此，我們只能磋商我曾經所提出過的兩項原則，而不可能再回到日內瓦的協定上來。從一開始協定就被美國破壞了。想要我們保證早已被你們撕毀的協定是荒謬的事情。因此，我們只能夠正式保證，所有外國軍隊都必須從印度支那地區撤出，三個印度支那國家的問題必須由他們的人民自行去解決。

基辛格博士：如果繼續用這種方式磋商，看來成效不會很大，因為，我們已經表明我們所持的觀點。總理應該牢記兩點。第一點是技術方面的問題。對方提出過兩個建議方案。一個是由萍女士所提出的“七點提議”，另一個是河內方面最近拿出的九點秘密提議。這兩個建議方案內容並不完全相同。我將不會用其兩者之間的異同來麻煩總理，因為在實質性上兩個方案是一模一樣的。

第二點是，當我見到北越人時，我會談論他們的九點提議，因為這是他們向我提出的建議。我們相信，不論是“九點提議”還是“七點提議”，如果本著靈活的精神，皆可作為談判的基礎。

因此，我們將不會拒絕整個提議方案。我們相信，如果對方以良好的心態、良好的意願以及對共同目標的某種諒解來進行談判的話，那麼談判是能夠成功的。

我們並不是在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援助他們的朋友，我也沒有請求總理告訴我，他與他的盟友們可能進行的私下商談。

我確實希望你們瞭解，如果大家具有某種靈活性並且能夠考慮對方的要求，那麼，總理向我們提出的兩項原則，或者他們向我們提出的“七點提議”或“九點提議”，都可以作為談判的基礎。

我們與總理在這一點上的看法完全一致，那就是，儘快結束印度支那的戰事將會緩解我們正在商討的其他問題。我們將本著這種態度來對待談判。

總理對此是否還有話要說，或者我應該回答你提出的其他問題？

周　總　理：關於印度支那，我們雙方仍然還有一些不同的觀點。

基辛格博士：正是這樣。

周　總　理：我們已經表達了我們對此所持有的觀點。

至於萍女士所提出的“七點提議”，我們已經在報紙上發表了我國的支持態度。我們相信，在萍女士所提出的“七點提議”的基礎上，有可能恢復友好關係。

因為，正如閣下你所講的那樣，如果戰爭不停止，後果就將難以估量，我所說的那種可能的動盪局勢會繼續存在。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我理解你所表達的意思。

周　總　理：至於說到保證，我們只能夠表達我們對這兩點的政治態度。我們認為《日內瓦協議》是一種過時的東西。至於其他方面的事情，最好由你們與對方一起解決。在未達成任何協議之前，我們將會繼續支持他們。

基辛格博士：你我都知道我們所持的立場。這是我們所能夠做到的一切。（周總理點頭）我希望在一段時間之內這個問題將會變成一個不再重要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遲早將被得到解決。

周　總　理：不錯，因為對印度支那人民和全世界來說，印度支那問題事實上是一個關鍵問題。例如，美國人民對此就有強烈的反應，甚至比我們對此的反應還要大。

因此，如果你能夠把這個問題解決好，我們肯定會感到高興。如果不能，那麼我們只能繼續支持他們。

而且，我們還必須準備應對後果擴大的可能性。

基辛格博士：我瞭解你們的立場，對此不存在誤解。正如我在開始時所講的那樣，我們知道你是個堅持原則的人。（周總理點頭）

總理先生，你談到了大國之間的關係問題，特別是日本和蘇聯，你使用的天下一片混亂的措詞令人吃驚。

說到日本方面，我們的觀點是日本必須要有自我防衛能力。我們將不會鼓勵而且事實上我們將反對日本的任何軍事擴張。實際上，在大國關係的領域內，我們相信我們之間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如果日本出現了軍事擴張，我們將會予以反對。

至於說到蘇聯的意圖，與我的一些美國朋友剛好相反，我並不排除蘇聯的軍事冒險主義的可能性。事實上，我個人可以坦率地說，這是我從我目前的職位上得到的一個新的經驗體會。以前我並不相信這一點。

但是，實際上那是你們和蘇維埃共和國聯盟之間的問題。就美國方面而言，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決不存在這樣的可能性，那就是你們所說的美國、蘇聯和日本聯合瓜分中國，本屆政府肯定不會這樣做，其他任何一屆政府也不太可能這樣做。

我們正面對著很多具有潛在侵略性的國家。即使為了最為自私的動機，也無法設想這樣一種行為會符合我們美國的利益，那就是鼓勵一個超級大國去摧毀另外一個國家，甚至還與之合作？特別是這樣一個國家，正如總理自己曾經指出的那樣，在不久的將來解決臺灣問題之後，我們之間就完全沒有利益衝突。

雖然我不想冒昧地告訴總理在你們的國家裏應該怎樣去部署你們的軍隊，但是，我想要告訴你，對於那些準備用來保衛你們所認為的美國將會去佔領那些地方的軍隊，你們可以把之部署到更派上用場的其他地方去。

周　總　理：但是，為了對付臺灣，我們一定要把軍隊留在那裏。

基辛格博士：我明白，但是，我認為這個問題將會得到解決。

周　總　理：你知道臺灣方面的事情嗎？

基辛格博士：我從未到過臺灣。我的隨從人員當中也只有霍爾德里奇先生去過那裏。對於臺灣方面的情況，我所知道的僅限於從外交或其他一些報告中讀到的東西。

如果我們在歷史的背景之下展望未來，如果我們想要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世界的混亂狀況，那麼，我們相信，在大國關係之中，美利堅合眾國將會是你們的支持者，而不是你們的對手。

正如我昨天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會參與套住你們的陰謀。現在，既然我正在談及日本，那麼，我不妨可以談談今天早上我聽到的新聞報道，那是關於國防部部長萊爾德據說在日本發表的談話。

據報道說，萊爾德謂日本應該指望用其核武器進行防衛，如果這一報道是準確的話，那麼他所說的則違背了白宮的政策，而你們將會發現，這種講法將永遠不會得到重申或付諸實施，就像國務院發言人的那種情況一樣。

為此，我重申我對你們的承諾——如果我們能夠找到可行的途徑，我們將會盡力與你們商討由別的大國提出的可能影響你們利益的任何建議，而且我們將會非常認真考慮你們的看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於你們可能希望瞭解的有關我們同蘇聯之間的任何雙邊談判的信息，我都將準備向你們通報，例如“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這樣可以減輕你們對此的憂慮。因此，在這些談判將要繼續舉行的時候，我們的談判將努力按照這樣的方式進行，即不會增加對你們造成軍事壓力的機會。

我想這就是我要講的所有關於大國關係方面的意見。

我應該把話題轉到南亞，或者是總理還有什麼問題要提出？

周　總　理：你可以繼續講南亞方面的問題。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關於南亞方面的問題，我認為我們的分析結果彼此相差不大。當然，我們與印度方面保持著友好的關係，我們與其他國家一道給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從1965年開始，我們就不再提供任何類型的軍事援助了。關於東巴基斯坦，我們也提供了一些人道主義方面的援助，以便幫助那裏的難民。

你們從葉海亞・汗總統那裏知道，我們正在探索與他本人和他的國家建立牢固的友誼關係。我們堅決反對使用任何武力來解決東巴基斯坦問題。如果印度在東巴基斯坦採取軍事行動的話，那麼，我們將會堅決、公開地表示反對。另外，我們也決不會鼓勵印度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冒險。我們也不會允許他們間接地把我們的援助用於這種目的。

我希望印度人民發展他們自己的未來，同時我們也希望他們不要去騷擾他們的鄰國。

至於武器控制，我已經瞭解了總理的想法。我們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參加五大國會議。我們自己也打算對此做出非常緩慢的反應。由於來自其他國家的壓力，我們可能會在原則上接受武器控制，但是，我們將在準備工作方面花去很多的時間，而且我們將會按照這樣一種方式來實施武器控制，即不會提供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加壓力的框架。

在核問題方面，我們將會把著力點放在主要涉及我們同蘇聯之間的談判上，主要在於限制戰略核武器。而在這些事務上，就像我們已經表明的那樣，由於我們努力利用目前我們所擁有的這種相當不完備的信息交流渠道，我們也準備把有關情況告知你們。

總理對我剛才所講到的方面，還有什麼疑問，如果沒有的話，那麼，現在我想講一些有關我們兩國之間在信息交流方面的問題。

周　總　理：請繼續。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信息交流問題有好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當然你們對此很熟悉，那就是我們之間到底怎樣相互聯絡。第二個方面有點官僚主義味道，那就是，你們應該與我們政府中的哪一位打交道。如果總理能夠多給我一些時間的話，那麼，我非常樂意解釋一下我們官僚體制的工作程序。

吃午飯時，總理向我講述了“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好處，而我們沒有享受到這種好處。因此，我們有著一個龐大的、紀律有些渙散的、而且在宣傳方面並不總是可靠的官僚制度。就像你們在華沙所看到的那樣，官僚體制的運作是非常刻板的。因此，任何一件通過正常外交途徑的事情，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煩瑣的官僚程序，而且我們還無法保證這樣一件事情不會被公開。

任何一位總統在處理這種問題時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尼克松總統的處理方法是，在白宮直接操縱最為敏感的事情，在特別重要的問題上，努力在原則上與其他國家的政府高層領導人達成一致意見，然後利用官僚行政體系進行具體的執行工作。除非在原則上有這樣的協議，否則，他的政策就是不試圖控制每位官員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另一方面，一旦有原則性協議的話，那麼他將堅定地執行這種協議。

因此，如果我們想要走向一個合作和友好的時代，那麼，總理先生，對你、對毛主席以及對其他人而言，重要的是要知道你們應該與誰一起解決什麼樣的問題。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很容易啟動一系列行動，但是如果你們想要獲得結果，我們現在所採用的程序則是最理想的。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我不可能經常來北京，而且也不可能再次秘密來這裏並將此作為我們之間的唯一溝通渠道。

再者，雖然我們不希望如此，但是可以設想一下，在將來某個時候可能會發生緊急事件，我們雙方可能有一方希望立即、可靠而又秘密地與另一方進行接觸。

在另一方面，我同意總理的看法，不管有多麼友好，利用第三方進行這些具體的細節上的交流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因此，我想知道總理是否可以派遣一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員到那些我們所認可的國家首都，例如巴黎、倫敦或渥太華，我們可以通過他們把信息傳送給總理，或者在特殊的情況下，把信息傳送給毛主席，反過來他們也可以直接向我們傳送信息。

在我們的政府中，這些信息只有尼克松總統和我知道，或許還有一至兩位政府官員會知道，但是，不管怎樣，白宮之外無人會知曉。儘管要找到一位既珍視那些聯絡渠道又得到總統完全信任的合適人選並不容易，但是這並不排除在某個時候派遣一位使者來這。

我們最合適的人選是布魯斯大使，他現在正在巴黎負責越南談判。但是，他不久將會從那裏退出來，隨後他可能有時間擔當這一使命。不過那也只可能是臨時的。

對於別的一般事務，我們可以利用對你們而言比較方便的大使館，如華沙或別的地方。不過我們認為那是次要的問題。

關於信息交流方面的問題，這就是我想要講的全部內容，但是如果總理對這個問題做出回復，我將不勝感激。

周　總　理：我想請問閣下，你說你們可能會臨時派遣布魯斯大使來北京，你的意思是什麼？你們會向外界公開這樣的事情嗎？

基辛格博士：我們會公開這件事情。我們對此並沒有具體的建議，但是，總理說過，如果我沒法來的話，我們可以派遣我們所信任的人來此。這個人將會是布魯斯大使，他完全可以公開地過來。

但是公開出訪需要採用一種官僚的做法，他恐怕不會擁有你我所享有的這麼大的自由度。但是，他仍然是非常合適的人選。

周　總　理：他將必須向官僚機構彙報。

基辛格博士：他可以把報告分開來，但是他必須為官僚機構做點事情。他還必須帶上翻譯人員，如此等等。因此，這將比我所建議的其他途徑更加難以控制。

周　總　理：美利堅合眾國的政府公務員制度與英國一樣嚴格嗎？美國的政府公務員制度似乎比英國寬鬆。

基辛格博士：我們的公務員制度要自由得多，而且條條框框也較少。我是以非常坦率的態度對總理這麼講的。

周　總　理：所以，我在吃午飯的時候，把我們改革的有關情況告訴了你。我們並不掩蓋改革的事實情況。

當貴國總統與毛主席會晤時，關於這些方面的事情他會談得更多。我們有時候也在想，我們是否可以議論這些事。但是，毛主席談論這些事情完全是隨意的。

基辛格博士：這是一種巨大內在力量的象徵。

周　總　理：確實如此，那是一種我們無法企及的力量。

你可能沒有看過中國共產黨成立五十周年時所發表的那篇社論。我會贈送一份英文或法文版的副本給你，你在休息的時候可以翻閱一下。那是對過去五十年中我們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總結。那篇社論最具有指導意義。我們的黨曾經經歷過很多考驗和磨難。我們的黨經歷過很多勝利和失敗、曲折和轉折、更多的勝利和失敗，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黨的正確路線曾經被佔據上風的錯誤路線所代替，然後是再一次出現錯誤路線，又再一次出現正確路線。甚至在我們贏得了一次巨大的勝利之後，我們又再次被打敗。最後，我們打敗了虛假的反動路線，取得了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每一個人都必然要經歷成功與失敗。我們的黨也是這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超越我們的經驗而繼續前進。

我們的國家有幸出了這位偉大的領袖，以巨大的力量帶領我們進行了那麼多的偉大鬥爭。自建黨以來，主席一直在領導我們。五十年已經過去了，但在這個過程中，毛主席有好幾次被人排除在黨的最高領導層之外，他們貫徹了錯誤的路線，但是他們被打敗了。

因此，只要領導幹部想幹革命，我們不在乎領導犯錯誤。遵循正確路線的領導人終將會出現。

如果群眾不要革命，一個革命領袖是不會誕生的。人是受時勢和環境所影響的。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出現過幾次非常糟糕的領導層。正因為如此，革命的力量並沒有停止前進。

第一個領導人是陳獨秀[35-6]，他跟隨托洛斯基，而現在他已經死了。而不久之後，來了一個王明[35-7]，起初他有左派傾向，之後轉變為右派，而現在變成為最大的賣國賊和叛徒。他目前在莫斯科。他受到蘇聯人的訓練，而且已經返回莫斯科了。

第三個領導人是分裂我們軍隊的一個人，他叫張國燾[35-8]。你們的中央情報局瞭解他。

霍爾德里奇：我曾經見過他。

周　總　理：他有一段時間被認為是一本活字典。我遺憾地說，他在黨內隱藏了十七年之後才開始反黨並投靠蔣介石。他在長征時曾經指揮過大部分紅軍，但當他逃跑時竟沒有帶走一個士兵。他只能寫他在黨內的那十七年歷史。他對歷史做了各種各樣的歪曲並散佈不和諧的聲音。你們為他寫的書支付版權費。他把錢花光之後便無事可做。他離開了香港。現在他住在加拿大。

接下來是劉少奇[35-9]，你對他有所瞭解。

因此，在每一個黨派裏，不管是資產階級的或是革命的，一定會出現一些反黨的叛徒。

我們感到幸運的是，在我們偉大的人民中間誕生了一位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因此，從這點上講，我們同意邀請尼克松總統前來中國與毛主席舉行會晤。

在尼克松總統表達來訪的意願之後，邀請是由毛主席本人提出的。當時，總統說他可能以總統的身份前來，也可能在退休之後來訪。事實上，尼克松總統甚至說他女兒有可能來這裏度蜜月。貴國總統說過這番話之後不久，我們就向你們發出了信息。

我必須對你說的就這些。

基辛格博士：關於信息交流的問題，我不清楚該怎麼辦。我稍後將會轉到高峰會晤的問題上。在信息交流方面，你們的偏好是什麼？除了通過葉海亞・汗總統的熱情幫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讓白宮向你們轉達信息？

周　總　理：我們將會研究這個問題，並將在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告訴你們。不管怎麼樣，我們肯定要建立一些聯絡方法。

基辛格博士：如果總統決定來這裏訪問，我們一定要事先在程序上、議程上以及其他事情上達成一致意見。我們傾向於通過秘密而不是公開的渠道做這些事情。

周　總　理：好的。

基辛格博士：在這個問題上你想先談談看法嗎？

周　總　理：是信息交流？

基辛格博士：不是信息交流，是總統的訪問和公報。

周　總　理：公報將會在今天晚上或明天討論。

基辛格博士：這聽上去很像我的助手們在開會。我的下屬們只有作受虐狂了。

周　總　理：你想談談總統訪問的事情嗎？

基辛格博士：關於總統訪問，正如我在談話中指出的那樣，我想說，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一起走向合作和最終友好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

因此，尼克松總統對這一邀請表示歡迎，並在原則上準備接受這一邀請。

在我們磋商的基礎上，我正準備在有關細節上繼續進行磋商。但是由於你們是主人，我認為，關於什麼時候訪問比較方便的具體建議應該由你們提出來。

周　總　理：我們最早知道尼克松總統想要訪問中國是當他接受媒體採訪時公開宣佈的。也就是說，他表達了他自己的意願。然而，對於中國政府將發出的邀請，那將會是正式的邀請。當然，正如我們已經闡明的那樣，這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就像閣下你在分析事態發展時所說的那樣，我們估計時間安排可能要稍晚一點。也就是說，在許多問題經過討論得到解決以及各種各樣的事情露出端倪之後。

我提出以下一些問題：

例如，貴國總統是否曾經考慮過訪問蘇聯的可能性，或者說讓蘇聯領導人到美國來訪問，或者讓總統與蘇聯領導人在其他某個地方會面？

如果有這種可能性，最好是讓尼克松總統與蘇聯人會面後再訪問中國。

我們並不懼怕動盪。從客觀情況的發展來看，這是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我們不想有意製造緊張氣氛。

你們看，僅僅扔出一個乒乓球已經令蘇聯驚慌失措。很多美國人去蘇聯以及蘇聯人到美國都沒有造成這樣的轟動。我們對此不會特別注意。

基辛格博士：坦率地說，這個問題已經討論過了。總統已經收到了訪問莫斯科的邀請。

從你們自己與蘇聯打交道的經驗中你們應該知道，在蘇聯領導人方面存在著一種傾向，那就是，無論在什麼形勢之下，他們都試圖從中榨取每一份好處。（周總理笑了）

因此，當他們發出邀請後，同時也附帶上某些條件，事實上我們可以滿足這些條件，但是作為一種原則問題，邀請現在被擱置在那。

這不是我們不能與他們見面的問題，而是我們相信，如果總統與另外一個政府的首腦進行會談，這種會談必須有其自身的價值。

但是，總統與蘇聯人會晤的原則已經得到了認可。蘇聯領導人已經將這次訪問往後做了推延，但訪問仍有可能在六個月內成行。

周　總　理：這麼說，我們把總統訪問的日期定在明年夏天的某個時候，比如說在5月1日之後。那個時候可能更適合於總統的訪問。

基辛格博士：這樣安排的一個難處在於，五月份之後美國的政治選舉即將拉開序幕。儘管從政治上說，在這個季節出訪將是有利的，但是坦率地說，我認為就我們的共同利益而言，我們不應該在這樣一種懷疑的目光下開啟我們之間的關係，那就是人們懷疑這次訪問是出於短期的動機。

因此，訪問時間應該稍微提早一點，提早幾個月將會比在夏天要好，如三月或四月份。

周　總　理：很好，我將會向毛主席彙報，然後再給你們答復。但是你們是否在原則上可以同意這樣一種提議，那就是總統先訪問莫斯科然後再訪問中國？這樣對你們是否會更好？

基辛格博士：我們與蘇聯的關係問題，不同於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問題。

我明白你猶豫不決的理由。在我們與蘇聯的關係中存在很多具體問題，但是絕對沒有壓倒性的政治問題。

周　總　理：具體問題很多。

基辛格博士：但沒有壓倒性的原則問題。你們在與蘇聯的談判中有自己的經驗，因此沒有必要由我來描述。在高層會議上，他們的表現總是不盡如人意，因為他們在大量的細節問題上總是不知所措，而且有些是非常微不足道的細節問題。

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處於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這就需要最高領導人的介入，他們可以設定一個基本方向，然後讓細節性的問題留在以後解決。

因此問題在於，我們與蘇聯之間可以按照正常途徑做很多事情，而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我們能夠做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實際上只存在於毛主席和總統之間。這就是不同之處。（周總理點頭）

不過我重複講一下，在原則上，有正式的協議清楚地表明我們準備與蘇聯領導人舉行會談，而他們也表達了他們的意願。

老實說，無論我們把日期確定在何時，我也無法向你保證美蘇領導人的會晤將一定舉行。我們將會做出努力，但是我們將不會接受前提條件，不管這種條件是莫斯科還是北京提出來的，但是你們還沒有提出過任何前提條件。

周　總　理：是這樣的，我們同意。你對於訪問公告的想法是什麼？

基辛格博士：什麼訪問？

周　總　理：可以只提你的訪問，或者也包括尼克松總統的訪問？

基辛格博士：我們可以宣佈我的這次訪問，同時宣佈毛主席已經向尼克松總統發出了邀請，而總統也已經接受了邀請，我們可以說一個大體的時間或在明年春季的某個確定日期。

你的打算是什麼？我認為這兩次訪問同時宣佈有好處。

周　總　理：那麼，我們雙方是否有可能派一些人去起草一份公告？

基辛格博士：我們應該在我們討論過的範圍內進行草擬。

周　總　理：兩個訪問都包括在其中。

基辛格博士：那好。

周　總　理：我們將試試看。我們一方可以派遣黃華大使和葉帥。

基辛格博士：我可以派遣我自己嗎？這可不是民主集中制。（從中方那裏傳出笑聲）在吃午飯的時候，總理給我出了一個主意，而現在我得考慮怎樣將我的助手減至二人。

周　總　理：我在6時有一個約會，這個約會將會持續到10時。你可以隨便使用我的辦公室。或者你可以回到你們的住處進行磋商。你們可以吃晚飯、休息和看電影。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在10時碰面。

周　總　理：好的。我將去你的住處。我們將會工作到深夜。

基辛格博士：總理的守時讓我看上去像個呆子。但是在需要的時候，我希望工作下去。

周　總　理：是的，我理解。

注釋

[35-1]音譯，原文中為Hsu Chung-Ching。

[35-2]洛奇報告（Lodge’s Report），即美國總統委員會關於建立聯合國的報告。

[35-3]指印度政治家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撰寫的《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

[35-4]指朗諾1969年通過政變推翻西哈努克親王在柬埔寨建立的“親美”政權。

[35-5]“限制戰略武器會談”，英文為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簡稱SALT，指美國與蘇聯就戰略核武器的控制於1969年11月至1972年5月展開的會談。結果之一是1972年5月26日簽署的ABM條約。

[35-6]陳獨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0年，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進行建黨活動，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因路線錯誤，1927年，在中共“八七”會議上被撤消總書記職務。其後，他堅持錯誤，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國際托洛斯基派的觀點，並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組織托派組織。1929年11月，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1932年，在上海淞滬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獄，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黨領導抗日，與托派中央決裂，在武漢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試圖組織“不擁國、不阿共”的第三勢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1942年5月，病逝於四川江津。

[35-7]王明（1904-1974），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位領導人。原名陳紹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到1934年間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領導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推行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嚴重危害了中國革命事業。1935年1月，遵義會議批評了這種錯誤。王明在1937年11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主張對國民黨只要團結、不要鬥爭，使他領導地區的革命事業又受到嚴重損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他的書記職務。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他受到了嚴厲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中央法律委員會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1956年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但其時已往蘇聯就醫，從此拒不回國。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

[35-8]張國燾（1897-1979），又名張特立，江西萍鄉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20年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局三個成員之一，兼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1935年6月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省懋功與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會師後，任紅軍總政治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5年9月擅自率八萬紅軍南下，公開分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但南下遭到重大失敗，1936年6月他被迫取消他所成立的黨中央。七月初他才率領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共同北上。1937年3月中共中央舉行會議，清算了他的右傾分裂主義錯誤。1938年4月初他隻身逃離陝甘寧邊區，經西安到武漢，脫黨逃到國民黨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他的黨籍。1949年移居香港，後轉赴巴西和加拿大1979年12月病逝於多倫多。

[35-9]劉少奇（1898-1969），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論家。湖南寧鄉人。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41年皖南事變後，他被任命為新四軍政治委員和華中局書記。1942年底回到延安，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1959年4月，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受到批判，被免除一切職務。1968年10月被開除出黨。1969年11月12日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恢復其名譽作了專門的決議，肯定了劉少奇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建立的不可磨滅的功績。

36

日　　期：1971年7月10日

時　　間：晚上11時20分至11時50分

文　　件：基辛格與周恩來會談——“與中國代表團舉行最後一次會議的會談備忘錄”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3, China-HAK Memcons, July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正文之前的備忘錄由洛德製作，1971年8月12日。

附上與中國代表團舉行的最後會談的記錄，我有如釋重負的感覺。貼有標簽AA的是有關星期六晚間與周〔恩來〕進行的會談記錄。貼有標簽B的是有關午夜及星期天凌晨與黃和王舉行的聯合公報起草會議的記錄。貼有標簽C的是有關星期天上午與周進行的收尾會談記錄。這些內容是由霍爾德里奇、斯邁澤和我本人一起整理的。

以下是各種需注意的要點：

• 最後的會談（貼有標簽C）。記錄清楚地顯示，一旦成功地跳完了公報起草的小步舞（minuet），在最後的會談中那些細節是多麼容易確定。

• 布魯斯。你和周一貫談到由布魯斯或者你本人進行一次臨時訪問，但是，從來沒有討論過布魯斯和基辛格去北京的事情。

• 北京峰會。周的立場是總統的訪問應該“加速”新的政策定向，在這情況下，北京峰會沒有設定前提條件是非常清楚的。他同意議事日程可以大體上涵蓋你與他討論過的那些話題。公報草案中也明確地記錄著議事的範圍將是廣泛的。你還提到了在總統訪問期間可以簽署相互放棄武力協定的可能性，周對此有些冷淡。（貼有標簽C的第八頁）

• 莫斯科峰會。你曾經再一次預計到這一可能性（貼有標簽C的第三頁），並且說如果柏林或者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發展進程提供保證的話，它可能在六個月之內發生。

會談記錄

與　會　者：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葉劍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黃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加拿大大使）

章文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西歐和美洲司司長）

許昌慶（周總理秘書）

王海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

唐聞生、冀朝鑄（中方翻譯、中方記錄者）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約翰・霍爾德里奇（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W・理查德・斯邁澤（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周　總　理：很抱歉，我來得這麼晚。

基辛格博士：沒關係，我們正好散散步。

周　總　理：我想討論兩件具體的事情。第一件是公報的發佈。黃華大使馬上就過來，讓你們看看我們的草案。你們也有一份草案。

基辛格博士：我敢肯定，他的字要比我的好看。我們也準備了一份草案，它非常簡短。

周　總　理：我們可以把兩份草案對照一下。如果你們的草案很簡短，我們的也應該簡短。第二件事情是，我想討論一下你們明天離開的時間。是在中午，還是在下午1時？

基辛格博士：那要取決於我們的討論。我可以逗留到下午1時，但是，如果我們的討論按時結束，我想在12時出發。

周　總　理：我想明天上午花兩個小時就足夠了，然後可以確定離開的時間。我估計應該在12時到下午1時之間。

基辛格博士：就定在1時，這樣我們會有些彈性。

周　總　理：那麼你們在1時起飛。

基辛格博士：如果合適的話⋯⋯

周　總　理：那並不意味著你將在1時離開此地。

基辛格博士：大約在下午12時30分。

周　總　理：12時20分會保險一些。

基辛格博士：你是主人，由你決定。

周　總　理：那麼，講第三個問題，就是磁帶錄音的問題。我們此前討論過這件事，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必要做磁帶錄音了，因為我們今天已經完全交換了我們的看法，而且明天還將繼續，所以沒必要做錄音。讓你們等著，我非常抱歉。

基辛格博士：不必客氣。我很高興有機會在外面散散步。不管怎樣，我一直休息到晚上10時。

周　總　理：我不得不把諸位從床上叫起來。

基辛格博士：讓我的下屬見一見比我工作時間還要長的人是件好事。

周　總　理：當你們回到美國，那你就更有理由讓他們工作得更賣力一些。

基辛格博士：在我們談話之際，如果你沒有其他問題——我想，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或許可以詳細闡述一下兩三件事情。總理先生，作為我的第一個問題，你曾提到有必要維持軍隊保護你們自己以對抗臺灣的侵略。

周　總　理：是的。

基辛格博士：本屆政府的政策是絕不會對國民黨從臺灣試圖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任何支持，而且從技術上講，沒有我們的支持，他們無力入侵大陸。

周　總　理：對。他們不可能大規模派遣軍隊。總的來講，蔣介石能夠控制他的武裝力量，但是，他的軍隊裏有些人故意想要冒險——故意給他以及你們製造麻煩。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在沿海地區保持防禦——讓人們知道，我們已經做好充分準備，他們無法取得成功。幾年以前，蔣用登陸艇派遣特務過來與我們對著幹，但是所有這些人都被清除了。最近幾年，挑釁的事情少了。但是，一旦我們公開發表公報，將會有少數這樣的人想要冒險並故意製造麻煩。那就是為什麼我要坦率地告訴你，我們應該保持警惕。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我們不想阻止你們為了防禦而（在沿海地區）駐軍：我們只是想闡明我們的政策。

周　總　理：對，你已經把這一點講清楚了。如果我們獲悉任何關於美國或者國民黨骨幹分子想要製造麻煩，我們將按照你的要求告訴你；而你也將會把情況告訴我們。

基辛格博士：我針對“臺灣獨立運動”所講的話也適用於這種（渠道）方式。

我想要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涉及到蘇聯領導人和我們的總統可能舉行的會晤，你曾經問過我這個問題。我們的立場是這樣的。我不想讓你誤解我們的立場。如果在柏林談判或戰略武器控制談判上能夠達成協議，我們各自的領導人非常有可能舉行會晤以簽署協議。但是，我們不會安排一次抽象的會晤，除非有具體的機會進行這樣的會晤。這件事在六個月之內有可能發生。我這樣說，只是想讓你們不會感到吃驚，但是至今還沒有確定的計劃。

周　總　理：我理解。

基辛格博士：而且，關於這些協議，正如我向你承諾過的，一旦我們之間建立起通訊關係，我們將會把任何可能對你們產生影響的條款告訴你們。至今為止我們拒絕了任何可能適用於除了美國與蘇聯以外的其他核武器國家的建議。

周　總　理：這也適用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談判嗎？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我可以問一下你們對柏林問題的想法嗎？如果你們還沒有進入到任何具體的階段，我就不問了。

基辛格博士：我會告訴總理的，我的不慎重是出了名的。因此，我將很樂於告訴你有關的情況。

關於柏林，有三個大問題和一個小問題。第一個大問題是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越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領土進出柏林。第二個問題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機構在西柏林的存在。第三個問題是蘇聯在西柏林的政治上的存在。然後是第四個問題，主要與德國人有關，涉及到東德和東柏林人在柏林的來往。

我們正在努力營造一種氣氛，在這種氣氛中讓柏林更少地成為中歐的緊張與衝突之源。在我們的談判中，我們正取得一些進展。

周　總　理：閣下也許知道發生在烏蘇里江邊的珍寶島事件。

基辛格博士：是的，我知道。

周　總　理：當時，在柏林問題上氣氛高度緊張，因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想要在西柏林進行自己的議會選舉。蘇聯當局製造了珍寶島事件，使得所有西德議員都可以去柏林參加選舉，並因此化解了那場危機。

基辛格博士：你是這樣認為的？

周　總　理：當然，因為烏布利希（編譯者按：即Ulbricht，曾任東德社會統一黨總書記和國務院主席。1961年他下令築起柏林牆）發現他自己身處一個非常難堪的境地，蘇聯人使之看起來是我們製造了麻煩。但是，正是他們故意製造了那起事件，目的是逃避他們在柏林問題上的責任。

基辛格博士：我們很難做出判斷，因為我們對此事的來龍去脈不清楚。

然而，關於新疆事件我可以說下面這些話。在我那時採取我現在的立場時，我曾經認為中國人總是侵略者。（周笑了起來）那時候，我盯著地圖上新疆發生事件的那塊地方——那是在1969年夏天——我看到，那裏到蘇聯軍需站只有三英里遠，而到中國軍需站卻要有兩百英里遠。我當時在想，中國的軍事領導人不會選擇這麼一個地方去攻擊。從那時起，我就用另外一種眼光去看待那一問題了。

周　總　理：誤解中國與印度衝突起因也是很有可能的。

基辛格博士：那是很有可能的。

周　總　理：印度人說是我們製造了拉達克事件（Ladakh Incident）。那發生在新疆青藏阿克塞欣（Aksai Chin）高原的喀喇昆崙山脈（Karakoram）的山峰上。在這一點上，哈拉和林山脊從克什米爾一側陡峭而上。海拔高度非常之高，即使是印度人也只能夠使用蘇製的直升機緩緩地沿坡而上。我們的人就在那一山脊的頂上，可以看見下面的蘇製直升機漸漸地朝上飛行。青藏高原是我們從新疆到西藏阿里地區必需穿越的一條通道。那個高原的海拔高度是五千米。我們在1951年開始修築這條公路⋯⋯

基辛格博士：印度人稱這一地區為拉達克（Ladakh）。

周　總　理：實際上，拉達克要低得多，但是，印度人把這一地區統稱為拉達克。即使是英國殖民時期的地圖也沒有標明那是印度的一塊地方，而尼赫魯也只能按照一位英國旅行家所繪製的地圖提出領土要求。甚至在那條路修好三年之後，尼赫魯還不知道。它從新疆的西部一直通到西藏的阿里地區。

在1956年我與尼赫魯進行有關中印邊界問題談判時，他突然提出了那條路的問題。我說，“在過去的三年中你甚至不知道我們在築路，而現在你突然說那是你們的領土”。我這樣說是想表明這是多麼奇怪的事。雖然所謂的“麥克馬洪線”是任何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承認過的一條線，最低限度上它是一個英國人劃出來的一條線，儘管在劃這條線時他把我國九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劃到印度那邊去了。但是，在西段不存在這樣的界線。

在1956年和1957年我們之間沒有協議。因此，在1959年印度人派遣了小股偵察兵爬上陡峭的山坡，攻擊我們的哨所。我們的守衛人員正在隘口。那是在十二月份，天氣極冷——零下四十度。我們的哨所是碉堡的那種樣子，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往上面爬行。因此，當印度人發動攻擊時，他們遭受的損失比我們重。但是，我們確實有些人員受傷，因此，我們向印度政府提出了抗議。塔斯社說，這起事件是中國人對印度進行了侵略。看到印度人遭受很大的傷亡，赫魯曉夫問都不問，就採取了與印度人相同的立場。這是蘇聯第一次發表這種反華聲明。

赫魯曉夫希望去戴維營。在1959年6月，就在他撕毀蘇聯與中國在原子能方面的合作協議之前，他把這兩件事情（蘇聯支持印度以及撕毀與中國的核合作協議）作為給戴維營的禮物。

基辛格博士：當時，我們不知道這件事，很晚以後才知道。

周　總　理：你在場嗎？

基辛格博士：那時我不在政府裏面，不過，因為曾任幾屆政府的兼職顧問，我認識不少我們的高層官員。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他們才相信莫斯科與北京之間出現了裂痕。但是，不管蘇聯人對你們做了些什麼，他們那麼做是出於他們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為了我們的緣故。

周　總　理：那點我清楚，但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所發生的一切。

基辛格博士：我那時不在戴維營，所以我無法知道所發生的情況。

周　總　理：你當時不在政府裏邊。赫魯曉夫從戴維營回國後，他來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慶典。就在你今天下午看見過的那個宴會廳裏，他發表了講話，公開宣稱“公雞好鬥”。

基辛格博士：誰是那些“公雞”？

周　總　理：他是指中國人。我們很清楚他的意思，不過，他借用了抽象語言來表達。

第二天，我們問他為什麼要在如此公開的場合講他所講的那些話。我們還首先問他為什麼在他要赴美的前夜宣佈我們對印度實施了侵略——甚至不問我們一聲。他說，無需任何其他消息，印度比我們損失的人多，僅僅這一事實就證明我們是侵略者。這是一種奇怪的邏輯，完全沒有邏輯。

在邊界問題上，他剛開始不瞭解，但後來他非常清楚實際情況是怎麼一回事。這是過去的事情了。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你不知道他在1960年從中國撤走了所有蘇聯專家並且撕毀了所有的蘇聯合同？

基辛格博士：我個人是在1962年才知道這件事情的。

周　總　理：是的。那不難理解。你只是逐漸進入政治生涯的。

今天晚上你還希望討論任何其他事情嗎？如果沒有，我將會離開，讓你們討論聯合公報的事情。我建議在那個大房間裏討論，這個房間太熱。

37

日　　期：1971年7月11日

時　　間：午夜12時至凌晨1時40分；上午9時50分至上午10時35分

地　　點：北京中國國賓館

文　　件：基辛格和葉劍英之會談備忘錄

文件性質：會談備忘錄

與 會 者：葉劍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只出席第二次會議〕

黃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加拿大大使）

章文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西歐和美洲司司長）

唐聞生、冀朝鑄（中方翻譯、中方記錄者）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約翰・霍爾德里奇（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W・理查德・斯邁澤（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3, China-HAK Memcons, July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在開始於7月11日凌晨零時的工作會議上，美國方面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都拿出了宣告基辛格博士訪華和尼克松總統將與中國領導人進行高峰會晤的初步的聯合公報草案。

中國方面出席的有黃華大使、章文晉以及兩個翻譯，冀先生和唐小姐。美國方面出席的有基辛格博士、霍爾德里奇先生、洛德先生和斯邁澤先生。

雙方一致認為公告應該保持簡潔。基辛格博士發現中方草案在某些方面的措詞和美國方面所想的一致，基辛格博士立即把這些措詞作為討論的基礎（附加在標簽C部分）。

出現的第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是中國人希望公報看起來是總統曾經請求中國發出訪問的邀請。基辛格博士提醒中國人說，儘管總統曾在記者招待會上明白地對訪問中國之事做了評論，但是，事實是中國人在他們與美國的交往過程中提出了這樣的訪問建議。經過一番討論，中國人同意應該是雙方共同表達了舉行高峰會晤的願望。

隨後出現的第二個問題是，基辛格博士建議在公告中不要只把謀求中美兩國的“關係正常化”設定為高峰會晤的目的。當提交這一草案的中國人聽到基辛格博士想要把高峰會晤的範圍擴大到有益於亞洲和世界和平時，中國人表示了反對。雙方就這個問題進行了相當多的商討。中國人承認在1971年5月19日的總統給周總理的電文中，總統曾經建議雙方在高峰會晤的討論中可以自由地提出各自關心的主要問題。因此，除了關係正常化外，加進另外一些內容也是合適的。

凌晨1時40分，中國人請求休息三十分鐘，好讓他們考慮用什麼樣的措辭回答這兩個問題。然而，那天晚上他們沒有回來——凌晨2時55分，中國人通知美國方面，中國人要到第二天上午9時才會回來。

星期天上午，中方在9時50分回來了，這次同他們一起前來的有葉劍英元帥。（周總理在公告草案獲得一致同意之前，一直沒有進入會議室參加討論）從美國的立場來看，中國的新草案（附加在標簽B部分）的措詞比前一天的草案有了很大的改進。中國人主動提出把高峰會晤的日期從“1972年的春天”改為“1972年5月之前”。基辛格博士說這個方案更好一些。關於邀請的主動性問題，中方的草案為“鑒於”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經過雙方相當多的妥協，中國人同意了這樣的表達方式：“獲悉”總統的希望之後，周總理發出了邀請。至於訪問的目的，除了謀求關係的正常化外，中國人加進了“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基辛格博士說美國更傾向於“世界和平”這一措詞，但是他接受了中方的方案，因為這也滿足了美方關於擴大高峰會晤範圍的主要關注。

經過進一步的簡短討論之後，雙方一致同意了英文和中文的公告（附加在標簽A部分）。在那天晚上，為了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妥協方案，中國人顯然做出了努力，這反映在他們連夜起草滿足美方要求的新草案上，也反映在這些會議期間彼此的口頭交流上。美方對這一態度也做出了回應。

關於公告應該在什麼時候發表，雙方進行了簡短的意見交流。基辛格博士建議在美國時間7月15日晚上，而中國人傾向於7月19日。基辛格博士解釋道，星期四晚上發表公告是考慮到美國的星期天報紙和每周出版一次的新聞期刊能夠對這一事件進行判斷和推理更為可靠的報道。隨後，周總理在上午10時35分進入會議室，繼續這一討論。

附件

公　告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

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草案

公　告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

鑒於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春季訪問中國。基辛格博士代表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草案

公　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特使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

為了謀求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正常化，尼克松總統表達了希望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歡迎並同意向尼克松總統發出於1972年春季訪問的邀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編譯者按：原文正文部分為中文）

38

日　　期：1971年7月11日

時　　間：上午10時35分至11時55分

地　　點：北京中國國賓館

文　　件：基辛格與周恩來會談記錄

文件性質：備忘錄

與 會 者：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葉劍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黃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加拿大大使）

章文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西歐和美洲司司長）

許昌慶（周總理秘書）

王海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

唐聞生、冀朝鑄（中方翻譯、中方記錄者）

亨利・基辛格博士（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約翰・霍爾德里奇（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W・理查德・斯邁澤（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3, China-HAK Memcons, July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周　總　理：我們的會談已經縮短並且直奔終點。不過，在結束時，各方正在尊重另一方的觀點。

我們需要解決公告的時間問題。我們必須挑選一個合適的時間，因為15日似乎對我方而言稍微早了一些。你將在你們的公告中提到總統已經接受了我們的邀請，因此你也需要時間向他彙報。

基辛格博士：我將於7月13日早晨回到加利福尼亞。

周　總　理：那麼快？

基辛格博士：我們已經打算在我國時間15日晚上發佈公告，也就是貴國時間16日早上。

周　總　理：你們是否考慮過我們可以把公告推遲至星期五，或推遲兩天以上的時間？今天是星期天。你們不會在星期六發佈公告吧？

基辛格博士：一般而言，我們不會這麼做，因為星期天發行的報紙必須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印刷。

周　總　理：也許你們不喜歡星期五這個日子——

基辛格博士：我們或許可以在星期五晚上公佈。我希望向總理解釋的一個問題是——一個不是決定性的問題——諸如《時代》和《新聞周刊》等新聞刊物是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印刷的。因此，如果公告在星期四晚上發表，記者們能夠把報導工作做得更好，而如果公告在星期五晚上發表，這只給了記者們半天的時間來寫報導。不過這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問題。

周　總　理：那就意味著在貴國時間16日晚上，我國時間17日早上，發表公告比較合適。

基辛格博士：16日晚上（發表公告）只給新聞雜誌半天時間撰稿，而15日晚上（發表公告）則可給他們幾乎兩天的時間。我們向總理提出我們的意見，不過，這不是原則問題。儘管15日晚上確實意味著新聞雜誌能有更充裕的時間處理新聞，而最重要的是星期天出版的報紙在美國是發行量非常大的報紙。它們是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印刷的，因此，如果公告在星期五晚上（發表），他們將不能夠在星期天的報紙上刊出任何分析性的文章。

周　總　理：就定在16日早上，不過我們必須在這之前做一些工作。

基辛格博士：我們也必須做一些工作。

周　總　理：公告中的“5月之前”也可以指今年冬天。毛主席剛才打電話給我們，明確地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他想把這個日期方案讓貴國總統決定。

基辛格博士：我們非常感謝他的好意。

周　總　理：因此，如果總統認為有必要，他可以在這段時間內的任何時候訪問中國，包括今年冬天在內。還需要考慮另一個問題。在你離開中國到尼克松總統來訪這一段時間內，我們非常歡迎你本人或者布魯斯大使來華公開訪問。這是因為你曾提到過很難再找到另一個代表。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做一次短暫的訪問。

基辛格博士：出於非常自私的原因，我希望自己能夠來中國。

周　總　理：我認為你的幕僚會同意你來中國。

基辛格博士：因此，我要逃避可能是困難的，我們可能派遣布魯斯大使。然而，不是他來就是我來。

周　總　理：那沒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們不必把這項內容寫進公報。在這個問題上你們一直是非常友善的，並且幫了很大的忙。

周　總　理：還有我們直接聯繫的問題。最好是放在巴黎做這件事，因為在加拿大會引起太多的猜測。

基辛格博士：我同意。

周　總　理：在巴黎我們活動餘地更大，你本人或你們的大使可以向黃鎮大使傳遞口頭或者書面的消息。

基辛格博士：唯一一個將得到授權代表總統和你們大使接觸的人是弗農・A・沃爾特斯（Vernon A.Walters）將軍。他是我們巴黎使館的武官，可以與白宮直接聯絡。他曾經是總統的私人翻譯，我們派他和北越人聯繫。他完全是我們的人。奇怪得很，與我秘密到渥太華相比，我秘密到巴黎要更容易些。

周　總　理：我們理解——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建議巴黎的原因。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會通過給你們大使沒有簽名的信件進行聯繫，信將由沃爾特斯將軍交給他。至於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會親自過去與他談話。

周　總　理：那很好。如果你們有絕密信件要交給我們，你們可以把信件封好，根據你們的喜好，簽名、沒有簽名都可以，然後把信給我們。你可以直接和黃大使討論或者傳遞沒有簽名的信件。

基辛格博士：你更喜歡哪一種方法？

周　總　理：這個由你們來決定。第三種途徑是把你們想秘密交給我們的數據和材料密封，交給我們的大使。我們完全信任他。他是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基辛格博士：如果我們有我們認為涉及到你們國家利益的情報，我們將會把情報放在密封的信封裏，然後交給他。同樣，我們希望你們對我們也這樣做。

周　總　理：和你們駐巴黎大使館的美國武官接洽？

基辛格博士：是的。

周　總　理：在其他地方還是在我們的大使館？

基辛格博士：為什麼不要求沃爾特斯解決那個問題？他沒有權利討論實質性的問題，只是傳遞消息。不過，他是可靠的。

周　總　理：你可以和沃爾特斯商討一下你們更喜歡哪一種聯繫方法，給他指示，然後他就可以和我們會談了。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會要求他給你們大使打電話。他什麼時候可以打電話呢？

周　總　理：也許是星期三，14日。

基辛格博士：在發表公告後，他將會給你們的大使打電話。

周　總　理：或許是下個星期一，7月18日。

基辛格博士：那麼就定在18日。關於當總統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同他會談的問題，你認為來訪應該是幾天？

周　總　理：我認為時間不應該太長，因為你們很忙，但是至少是五天。

基辛格博士：對於總統來說，五天算是很長的時間了。

周　總　理：當然，時間可以縮短。

基辛格博士：我們可以說“最多不超過”五天。也許時間可以稍微短一些。是不是總統只訪問北京？

周　總　理：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合適的。毛主席可能不在北京，因此，他們可以去其他一些安靜的地方。

基辛格博士：你們曾遭受過許多野蠻的入侵，但是，我肯定你們沒有準備好這次入侵。（中方的笑聲）

周　總　理：情況未必如此——如果赫魯曉夫來，他才是最野蠻的。

基辛格博士：總統是非常友善的，但總統的安全官員屬於特殊的一類人。那沒關係。我們將帶數量最少的必要人員。

周　總　理：如果你們認為這樣做有必要的話。實際上，如果你希望保證客人的安全，主人必須首先負起責任。這次你們對我們給予了極大的信任，因此絕不會發生意外。

基辛格博士：我們還有兩個小時。（中方的笑聲）總統可能想訪問其他地方，但是他不想訪問太多的地方。

周　總　理：地方不會太多。

基辛格博士：至於新聞界，他更喜歡一個小的記者團，而不是大的記者團，如果你們幫助我們限定你們所能接受的人數，我們將會非常感謝。

周　總　理：人數不應該超過十個。

基辛格博士：差不多就是那樣⋯⋯如果我們改變看法，我們將會讓你們知道。至於我們代表團的規模，我們打算規模相當小，由總統、國務卿、我本人、也許是一名國務卿助手和我的一名助手組成。這個規模合適嗎？

周　總　理：沒有問題。這由總統決定。

基辛格博士：至於議事日程，在總統來訪前，布魯斯或者是我可能過來討論這個問題。（周總理點頭）不過，我們可能大致涵蓋和我已經討論過的相同主題。（周總理點頭）

周　總　理：請告訴葉海亞・汗總統，如果有必要，我們仍將會使用他那個渠道。中國有句老話，不應該過河拆橋。

基辛格博士：出於禮貌，我們可能通過他交換一些信息。

周　總　理：這是因為你們對他信任，同時我們也尊重他。

基辛格博士：不管對朋友多麼信任，仍然有一些事情我們不想通過朋友來傳達。

周　總　理：我們不會傳遞實質性的信息。請轉達我對他的問候以及毛主席對他的問候。

對總統和你送給毛主席、林彪和我的禮物，我也想乘此機會來表達我們的謝意。你可以轉達毛主席和我兩個人對尼克松總統的問候。由於我們現在時間倉促，我們沒有回禮，但是我們將會在下一次準備好。這次，聽說你們喜歡中國茶，我們正好有一些中國茶——這不能算是禮物，只是略表心意。

基辛格博士：我知道，我非常感謝。

關於我們昨天討論的問題，我們認為，為了使我們能夠最順利地開展我們業已建立起來的關係，確保我們討論過的問題將不會在美國成為“政治橄欖球”，我認為如果總統能夠成為來開創一個新起點的第一個政治領導人，那將是最好的。

周　總　理：你是說我們正在沿著這個方向前進，而這個進程也不會太慢。隨著進程的繼續，它會加速前進。

基辛格博士：如果這不成為一個問題，如果總統是第一個啟動這個進程的人，那是最好的。這要比在總統來訪之前所有的政客來這裏要更好些，因為必須回答他們每個人所發表的聲明，並且進行辯解。中國遊說團可能又啟動了，諸如此類。（周總理點頭）當然，這不會涉及到新聞記者的訪問和文化交流。

周　總　理：關於新聞記者，我們始終重申我們在這裏討論過的原則。公告公開發表後，我將會比現在更加麻煩些，但是，我仍然會比你好過些，因為我不會見太多的新聞記者。

基辛格博士：我想提出在我們的公告發表後如何對待新聞界的問題。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周　總　理：你就不能只提公告裏的內容而不提別的東西嗎？

基辛格博士：在美國，不見新聞界人士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這將會導致無法置信的猜測，同時許多未經授權的人將會發表意見。因此，我打算於星期五（16日）在行程中見一批記者，只介紹背景情況而不討論任何實質性的內容，僅告訴他們誰參加了我們的會談以及會談在哪裏舉行等一些增加情趣的消息。我可以在半小時內非常有效地說些空話，但是可以給他們這樣一種感覺，即他們已經聽到了一些內容。不過，我不會做出實質性的評論和不會列出我們會談的主題。

周　總　理：你們將在15日晚上發表（公告）嗎？這將以你們的總統新聞發佈官齊格勒的名義發表，他會來宣讀嗎？

基辛格博士：不是由齊格勒宣讀，就是將由總統發表。可能總統會想要宣讀公告。

周　總　理：標題是“公報”還是“公告”？

基辛格博士：很可能根本就沒有標題。

周　總　理：我們使用“公告”這個詞。

基辛格博士：好的，我們也將使用“公告”這個詞。

周　總　理：我們可能通過新華通訊社把它作為一個新聞公告來發表。

基辛格博士：你們將使用相同的英文文本，而不重搞一個新譯本吧？

周　總　理：中文文本和英文文本都將按照我們一致同意的文本發表。

基辛格博士：我這麼問只是因為我們發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公告時，俄羅斯人使用了跟我們完全不同的英文文本，並解釋說這是從俄文翻譯過來的。我們不得不讓他們更正這個英文文本。

周　總　理：我們中國人不會這樣做的。我們必須簽署一個有關使用同一文本的聲明嗎？

基辛格博士：不用了。你們是有信譽的人。

周　總　理：我們有君子協定。

基辛格博士：我們必須學會互信。

周　總　理：這在國際關係中很重要。

基辛格博士：我們有許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一起努力。

供你們考慮，你們不必現在解決這個問題，當總統來訪時我們準備討論和簽署一個協議，這個協議是關於在我們兩國之間共同放棄使用武力的，正如你們在1955年所建議的那樣。

周　總　理：你知道這個問題必須和臺灣問題和中國的國內事務聯繫在一起。一旦這些問題有了具體發展，那麼這個（放棄使用武力）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

我希望你的巴黎之行將會有些進展，在公告確定之後，我們將會把有關我們討論的這部分內容告訴給我們的越南朋友。

基辛格博士：當然，那麼做是合適的。現在我所建議的不是一個要求，不過我們會讓你們在巴黎的大使知道“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協議的哪些部分可能適用於我們的雙邊談判，例如避免意外戰爭，如果你們想和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將會準備好這麼做，但是，我們不是在要求。如果你們想討論，我們做好準備。但是，這不是一個正式的要求。這完全取決於你們。我們不會用正式要求來使你們難堪。

周　總　理：當然，當你們認為時間合適時，你們可以和我們接洽。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會通知你們這個協議的內容，如果這對你們有利害關係，我們可以單獨討論這個問題。

周　總　理：正像你昨天告訴我的，這主要是你們兩國（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協議。

基辛格博士：“限制戰略武器會談”談判，是的，但是現在正在談判協議中的一節，這一節是關於防止因技術事故而造成意外戰爭的。如果你們現在加入“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在你們還處在核計劃開始階段的時候，這個總協議對你們來說就將是歧視性的。但你們可能對意外戰爭的部分有興趣。

周　總　理：當你感到有必要的時候，你可以告訴我們。

基辛格博士：正如我昨天所說的，我想告訴你，有時候（蘇聯）向我們提出的條款可以被理解為適用於其他國家，並且那些被拒絕的條款現在仍在議事日程中。總理先生，我想告訴你，我們將不會接受諸如此類的條款，同時我們總會首先把這些情況告訴你們，不管任何其他當事人告訴了你們什麼，而不是讓你們通過其他渠道去瞭解這些情況。

周　總　理：謝謝。我們相信你們會首先告訴我們。

基辛格博士：你可以對此有信心。

周　總　理：不過，正如我們說過的，我們現在對此沒有興趣。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

最後，我有一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我猜想你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已沒有必要重開華沙談判了？（周總理點頭）我同意。

周　總　理：我們最好能減輕我們在那裏的人員的負擔。

基辛格博士：以及減少我們的官僚機構書寫指令的責任。

周　總　理：如果我們的代表在外交場合遇見，那將會是另外一回事。

基辛格博士：我們要不要向我們的大使發出指令，要求他們在外交招待會上彼此交談？我只是在開玩笑而已。

周　總　理：我認為他們彼此之間都認識。

基辛格博士：最後一件事。總統出於人道的原因要求我提出這件事。我們知道有四個美國人在中國被判監禁。我們不爭論案子的具體情況，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何時根據自己的判斷，在她感到條件成熟的情況下，能夠赦免這四個美國人或者他們中的幾個人，我們會認為那是一次仁慈的行動。這不是一個要求。我是在請求幫助。

周　總　理：我們的法律中有一條規定，如果罪犯的表現良好，我們可以給他們減刑。我們將會繼續考慮這個問題。

基辛格博士：我們會非常感謝的。我們承認這完全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權內的事情，不過，這將會是一個自願的仁慈性質的行為。我就說這些。

周　總　理：我也有幾個問題。

第一，是臺灣問題。正如你所說，臺灣問題需要時間，對此我們同意。當然，一旦確定了方向，我們就應該沿著這個方向逐步前進。我們認為總統的來訪將會加快前進的步伐。我認為隨著我們彼此逐步開始瞭解，到我們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時候，美國和蔣介石之間簽訂的協議應該無效了。我們不承認這個條約。

基辛格博士：我們理解你們不承認這個條約，也許歷史會對這件事做出自己的判斷。

周　總　理：到那時，你們的部隊已經全部撤出臺灣，我們自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應該不再是一個問題了。

基辛格博士：我們非常希望臺灣問題能夠和平解決。

周　總　理：我們正在盡最大努力這麼做。你們也需要承諾在你們離開臺灣之前，不讓日本軍隊進入臺灣。因為這不僅對我們而言是一個極大的危險，而且對你們、對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都是一個極大的危險。

基辛格博士：我理解。

周　總　理：應該不允許在臺灣籌備“臺灣獨立運動”的活動。這樣蔣介石也會感到安心。

基辛格博士：總理必須理解美國對這兩種情況力所能及的範圍在哪裏，我們不會鼓勵“臺灣獨立運動”，實際上，與之相反，我們已要求總理給我們提供任何情報；我們也將反對日本軍隊進駐臺灣。但是，如果“臺灣獨立運動”的發展與我們無關，那就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然而，我們將不會鼓勵、支持、資助“臺灣獨立運動”或者給它其他方面的鼓勵。

周　總　理：這應該包括不同意日本參與此類活動。

基辛格博士：只要在我們能夠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內，我們將反對它這麼做。

周　總　理：你們的態度應該跟你剛才所說的一樣。我們聽說國防部長萊爾德（有關日本重整軍備）的講話在華盛頓遭到了否定，同時他自己也否認這麼說是得到了華盛頓的授意。正如你昨天提到的，不允許他背離白宮的政策。

我們也聽說了阿格紐對樸正熙待他的無禮憤憤不平。近來，諸如此類小人的心態就是這樣的——對待他們中國有句古話，“近之則不肖，遠之則怨”。李承晚是這樣一種人，吳庭豔是這樣一種人，樸正熙是這樣一種人，阮文紹和施里瑪達也是這樣的人。

但是如果朋友之間是平等的，他們就會彼此尊重。例如，今天毛主席突然想到如果根據你們的需要或許是方便的話，總統的訪問可提早一些，而不一定在春天。因此，我們提出了“在5月之前”。一旦公告發表，世界將為之震動、不能平靜。

基辛格博士：這將首先震動我們的官僚機構。

周　總　理：根據蔣介石的性格，他也許和日本或者蘇聯勾結，你們必須小心。他會反對你們的總統。我對他非常熟悉——我相信你們瞭解我的過去經歷。在黃埔軍校時他是校長，我在他手下擔任政治部主任。

然而，即使在過去他殘害和屠殺了無數我們的人，但如果他能夠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這將是一件好事。這將會減輕你們的負擔。那地方對你們而言沒有什麼大的用處，但是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傷痛。

基辛格博士：我們怎樣確定這次會晤的日期？

周　總　理：你剛才不是提到了一個特殊的渠道？

基辛格博士：我們應該向你們提些建議。我認為在春冬、即12月到4月之間的任何時候都可以。

周　總　理：十一月份也可以。根據你們的需要，你們可以提出一個日期，我們做出答復。

基辛格博士：但你們不管怎樣要讓布魯斯大使或者我在這之前做一次公開訪問？

周　總　理：是的。我們預料如果你們有任何特別緊急的事情，並願意親自告訴我們，自然最好是你們來這裏討論問題，因為我們能夠更細緻地處理這些事情。

我必須提出這個問題以引起你的注意。你應該知道如果你們在聯合國提出諸如你所描述的方案，這將會給你們招致很大的麻煩，而不是給我們。我們將反對這個方案，因為那意味著兩個中國。臺灣也會反對。

基辛格博士：“一中一臺”是臨時性的提法。

周　總　理：我理解這只是個臨時現象。總統的來訪也將證明這種現象。一方面你們承認臺灣，另一方面你們又來華訪問。你可能說這個臨時現象始於9日。我必須告訴你這一點。

基辛格博士：我承認這一點。我們可能自己不提出這個決議案，但是如果別人提出這個決議案，我們可能支持。我們承認你們將反對它，但如果我們能夠緩和一下我們彼此之間的言辭，那將是一種進步。

周　總　理：臺灣也將會反對它（決議草案），同時反對的聲音將會來自四面八方。

基辛格博士：那可能是結束這個問題的一個很好的途徑。

周　總　理：這個問題應該結束。

我關心的第二個問題是印度支那。我相信你們很清楚我們的立場。我們支持萍女士的七點提議。我們希望你們的撤軍是完全、徹底的，也是體面的。那裏的情緒將會發生變化。我理解你所說的你們仍然有內部的困難，然而，你也說只有總統才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因此，我希望你們在巴黎的談判將會對你們有利。

基辛格博士：謝謝。

周　總　理：你們將不會留下尾巴。

基辛格博士：不存在誤解總理立場的危險。

周　總　理：我關心的第三個問題是朝鮮。你們現在有軍隊和南朝鮮的軍隊混合在一起，其中也包括泰國的軍隊。

基辛格博士：沒有。

周　總　理：在新聞中已經報道了這方面的內容，報道說美國人指揮這支軍隊，而南朝鮮人是副司令官。

基辛格博士：在朝鮮還是在泰國？

周　總　理：在朝鮮。

基辛格博士：我不知道泰國軍隊的事情，但是我將會核實這個問題。聯合指揮不是一項新政策；其目的是使我們的撤軍更容易些，並不是增加我們的責任。

周　總　理：然而，北朝鮮的反對會增大，而且我們也將反對聯合指揮。第二點是日本自衛隊每月派遣身穿便服的人員到南朝鮮考察當地的軍事形勢；雖然朝鮮和臺灣的領土不屬於他們，但是日本軍人將永遠不會忘記朝鮮和臺灣。你們應該注意到這個問題。你們反對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向海外擴張，但是現在它正在開始吧？

基辛格博士：坦率地說，我不知道這些事情。我也不會為這些事情爭辯，我將會調查這些事情。我重申，我們的政策是不支持日本軍事力量向其本國島嶼以外擴張。

周　總　理：但是，我必須讓你注意這個事實：日本現在已經變得強大。甚至你們總統都說過今年或者明年日本的鋼產量將會趕上或超過美國的鋼產量。日本已經如此強大以致於她無法克制自己。我們對日本相當熟悉，而你們和日本的交往歷史也可追溯到一百年之前。日本人民是勤勞和聰明的，他們應該擁有獨立和合法的地位。然而，近來少數野心勃勃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也在增多，他們的軍國主義思想也在膨脹。我向你提出這一點，以便也讓你能夠引起總統注意這點。日本天皇是這種制度的基礎，並且維持著日本的軍國主義。今年或者明年他將會出訪你們國家。他的出訪跟英國女王在全世界的周遊相比是不同的情況。

基辛格博士：有一點是關於朝鮮的：我們反對南朝鮮對北朝鮮的軍事入侵。但是，我也必須告訴你們，有時候北朝鮮對抗南朝鮮和美國的軍事手段是非常激烈的。我們相信，如果你們對北朝鮮施加你們的影響力，使之不使用武力來對抗美國和南朝鮮，這將會有助於維持亞洲的和平。

周　總　理：“軍事分界線”仍然存在，美國和南朝鮮在一側，我們和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在另一側，在那裏我們每周都會面。這是杜勒斯留下的一個火藥桶。當時，我曾經建議你們至少允許“日內瓦會議”也適用於朝鮮。我說服了其他國家的許多外長，特別是比利時的斯帕克[38-1]。“日內瓦會議”期間，當時還在位的艾登差不多已同意那麼做。我唯一的要求是讓會議繼續下去。然而，不算非常令人討厭的美國代表史密斯，所能做的卻是揮舞雙手反對艾登先生，在這之後艾登改變了主意，整個事情也就結束了。

至於說到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不想和我握手的事情，我也不想和他握手。在我們所參與的這種國際性的活動中，這還是第一次。

為了遠東的和平事業，我提出的另一點是你們最好從遠東地區撤出所有的外國軍隊，包括南朝鮮、日本、菲律賓、泰國和印度支那。沒必要再討論臺灣問題。我作為一個原則提出；這將是一個受歡迎的步驟。

你們知道日本想收回北部的某些島嶼⋯⋯

基辛格博士：從蘇聯手中。

周　總　理：⋯⋯反對黨成員曾經問我他們應該怎麼做。我曾講過他們必須證明日本將不會恢復軍國主義，因為日本人民反對《美日安全條約》，他們必須擺脫軍國主義。如果他們照此行事，蘇聯將不得不和他們談判。然而，如果他們告訴蘇聯我是這麼說的，他們將會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

這說明要在遠東地區實現和平是不容易的，如果這些事情繼續下去，在遠東地區甚至可能產生更大的暴亂。我必須向你指出這一點。

基辛格博士：正如我曾經說過的，你所說的來自於日本的危險不是由我們引起的，我們從日本撤軍也許會增加這種引起你們擔憂的危險。

周　總　理：正如我昨天跟你說的，你們知道我們並不懼怕她。不管現在日本變得多麼強大，她有過從我們這兒得到的教訓。如果他們想要製造大的麻煩，就讓他們來吧。經過戰後二十五年，日本人民之中也發生了許多變化。你們有一個日本方面的專家——我想他的名字叫賴肖爾（Reischauer）——他不是對這件事情相當清楚嗎？

基辛格博士：他是我的朋友。

周　總　理：他對日本瞭解多少呢？

基辛格博士：瞭解相當多。

周　總　理：他是不是認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根源仍然存在？

基辛格博士：我認為他看到了一些傾向。

周　總　理：不僅如此，他們目前防衛的手段超出了他們的需要。

我想告訴你兩段新聞。7月9日，也就是你來華的那一天，在靠近東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和錫金的邊界地區，第一次發生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炮擊事件。印度方面發射了三百餘發炮彈，在那一地區的巴基斯坦軍隊也回擊了三百餘發炮彈。到晚上，炮火中止。

基辛格博士：在9日？

周　總　理：是的。當你到巴基斯坦的時候，你將會瞭解這件事。

第二段新聞是發生在10日，摩洛哥軍方的一些人企圖發動一場政變，他們衝進皇宮，殺了空軍司令和國防部部長，而且還殺了當時正在皇宮謁見國王的比利時大使。那一天因為哈桑二世正在慶祝他的生日，所以他沒有被殺。

基辛格博士：他沒有被推翻？

周　總　理：我不知道結果——也許他逃掉了。

基辛格博士：我非常重視這個消息。

周　總　理：這說明了動盪在繼續。世界處在動盪不安中。

基辛格博士：總理先生，我認為我們在這裏已經完成了一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我希望我們已經為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新的合作關係和友誼建立了基礎。

周　總　理：我們已經走出了第一步。

基辛格博士：我們希望這有助於減少你昨天所講的世界上的這種動亂。

周　總　理：我們的主觀努力是朝這個方向的，但是事物的客觀趨勢可能不是沿著我們主觀意願的方向發展。

基辛格博士：我們必須試著這樣做。我開始瞭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所以，我對此一點也不感到吃驚。你和你的同事對理想的追求和表現出來的精神品質尤其打動了我。

周　總　理：我建議我們來頓快餐。

即便是我們所取得的成就仍然很小，我們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把一個七億人口的大國組織起來並且激發這些人的革命活力以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務。也許世界對我們期望太多，所以我希望你們不會失望。我們不想在世界上到處插手。你們和蘇聯已經有了那個教訓，我們不想重蹈覆轍。

基辛格博士：你們對我們的接待非常友善和禮貌，我的同僚和我為此感謝你們。根據我個人的主觀看法，我是帶著希望而來，載著友誼而歸。

周　總　理：我同意這個看法。

基辛格博士：我也必須要結識新朋友。

周　總　理：我們就說到這吧？

基辛格博士：好。

周　總　理：請告訴葉海亞・汗總統，如果印度進行侵略，我們將會支持巴基斯坦。你們也反對印度侵略。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反對印度侵略，但是我們不能採取軍事手段。

周　總　理：你們相距太遠。但是你們有力量說服印度。你們可以和雙方交談。

基辛格博士：我們將會盡最大努力。

注釋

[38-1]斯帕克（Paul-Henri Charles Spaak），比利時的政治家，第一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後出任北約組織秘書長。

39

日　　期：1971年7月11日

時　　間：下午1時30分

文　　件：基辛格致黑格信函——“關於會談進展”

文件性質：信函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1, Exchanges Leading Up to HAK Trip to China-December 1969-July 1971 (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1.　在我的所有白宮的經歷中這些會談是最激烈的、重要的和影響深遠的。

2.　主要的東道主與我們共度了十七個小時，他的同事與我們共度了另外四個小時，後者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公告。

3.　對方首先建議會晤時間在明年夏季，隨後退到春季，最後明確定在“1972年5月之前”，他們解釋為從12月開始往後的時間。很明顯他們正在籌劃一個盛大的歡迎活動。所有的技術問題，包括新聞記者團的規模和事先的政治訪問，都按照總統的希望予以確定。我帶回來的聯合公報，經雙方同意，發表的時間是華盛頓時間7月15日晚上10時30分。他們堅持公報中要提及周末會談的地點和與會人員。

4.　至於有關其他主題、包括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主題的會談令人鼓舞，但過於機密，不宜在電報中講述。我將在飛機上寫報告。

5.　請告知總統，我強烈要求在我回國前即使對來賓也不要進一步傳播消息。只說我認為此事過於機密，不宜通過電報彙報。

6.　請大家保持鎮靜。對方特別指出說話需要小心謹慎。他們甚至不會諒解哪怕是一個小的疏漏，而且會把這種疏漏視為故意的冒犯和不守信的證據。請向公關之類的人員封鎖消息。任何疏漏甚至是暗示差不多肯定會使一切事情告吹。我怎麼強調這一點也不過分。

40

日　　期：1971年7月15日

文　　件：基辛格之備忘錄——“關於中國（之行）的談話要點”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6, China-General, July-October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引　言

• 我想同你們談一下我在7月15日發表的關於中國的公告，我們認為這份公告可能是國際關係上一個歷史性的新起點。

• 我認為你們會明白基辛格博士是次行程的極端機密性和最高首腦會晤的可能性妨礙了我們事先與你們討論這些問題。

• 只有行政部門的少數官員知道這些進展。坦率地說，保密對這次使命的成功極為重要。沒有引發無端的希望或者期盼，而且基辛格博士和周恩來總理能夠徹底坦率地進行對話，不受公眾壓力的掣肘。

• 我希望把這些進展放在我們對中國政策的框架內，並對最高首腦的會晤作簡單的評論。基辛格博士隨後將告訴你們他訪問北京的第一手感想，並且告訴你們這些事件所帶來的某些全球性的影響。之後我們可以把這次會議的時間用來回答你們的問題。

本屆政府的對華政策

• 在外交政策方面，我最優先考慮的是在世界上建立一個將有助於締造更穩定和更能持久和平的國際關係結構。

• 多年來，我一直相信，這樣的結構一定要包括中國和其富有才能、充滿活力的七億五千萬人民的建設性參與。

• 因此，本屆政府從一開始就把與北京開展認真的對話定為一項主要的目標。

• 經歷了二十年的孤立狀態後，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我們計劃通過秘密的和公開的兩種途徑去實現這個目標。

• 在就職十天後，我在總統專機上發出了一份備忘錄，說我想通過第三方傳話給北京，表明我們準備改善關係和希望建立通訊渠道。單是可靠地與中國人接觸的技術問題就是挑戰。

• 我不能夠透露我們一直在使用的具體渠道，但是，我可以說無論在華盛頓這裏還是在我出訪外國途中，我們都已作了認真的努力，去傳播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體態度。

• 這些私下的信號強調了我們最近兩年多來一直採取的公開立場。

• 在本屆政府的初期階段，我下令徹底檢討我們的對華政策。

• 作為這些研究的成果，我指示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以促進與中國的貿易和旅遊往來。這些措施在最近的兩年期間已經分階段實施。我們採用這些措施，以中國人可以接受或引起他們的注意、但不至於遭到他們拒絕的方式來表明我們的興趣所在。

• 此外，我們在公開的聲明中一直非常謹慎地介紹我們的總體

步驟，例如在我的兩份“外交政策報告”裏，在我的幾次新聞發佈會上和羅傑斯國務卿發表的聲明中都是如此。

• 反過來，中國人開始直接和間接地明白我們的態度和努力。今年春天事情開始明朗化，最明顯的表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向我們的乒乓球隊發出邀請。當我們期待著中國做某種反應時，我們事先不知道他們會利用乒乓球隊作為媒介。

峰　會

• 我派遣基辛格博士到北京與中國人作深入的會談，以便開始為關係進一步正常化奠定基礎，並為舉行一次富有成效的峰會和確定舉行這樣的峰會這件事本身鋪平道路。

• 在基辛格博士訪問期間，這些目標已全部實現了。除了我7月15日的公告之外，我可以說基辛格博士和周恩來總理在範圍廣泛的問題上進行了非常深入的、徹底的和重要的會談。你們能理解我不能詳細闡述這些會談的實質性內容。

• 我個人對最高首腦會晤的看法，如你們所知道的，是應該對這些會晤謹慎地做好準備，並且應該顯示出某些能取得具體成功的前景。根據基辛格博士所進行的會談，我相信我們已經做了必要的準備工作。

• 但是，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還面臨著一種特殊的情況。在二十二年隔離和互不溝通之後，我們必須首先與中國人討論一些基本的問題，並且必須在權威層次上進行討論。一旦達到了基本的相互理解，那麼，更多的技術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因此，在中國的這個例子上，我認為我們的對話必須從高層開始。

• 我們預料在峰會之前或期間與中國人在臺灣和其他問題上要取得進展將會相當艱難。我們不抱幻想——他們是富有獻身精神的人，而且我們之間存在著深刻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另一方面，更長遠地看，我們看不到我們兩國之間存在根本的國家利益的衝突。

• 當然，對中國人來說，與主要的資本主義者對話並且邀請反動派陣營的領袖訪問他們的國家，也是邁出了巨大的一步。照我們看來，除非他們在改善我們之間的關係方面看到了有力的實際利益，否則他們不會採取這樣的步驟。

• 峰會的實際日期和其他細節仍然有待決定。我們把1972年5月作為最後期限，目的是趕在明年總統大選活動全面展開之前完成訪問，以便把黨派的政治色彩減少到最低程度。這並不意味著這次訪問必定發生在明年春季；有可能提前很多時間實現這次訪問。

• 我剛才宣佈的步驟只不過是漫長路程的開始。在處理我們同中國及其他國家的雙邊外交關係方面，我們會面臨一些非常複雜和棘手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控制這個進程，我相信我們將會以有利於亞洲和世界和平的方式從根本上改變國際關係的結構。

41

日　　期：1971年7月16日

文　　件：基辛格博士（主持記者招待會）的開場白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6, China-General, July-October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記者招待會的基本規則

• 這個記者招待會有兩個目的：

＊ 回顧適合總統公告的美國對華政策的框架。

＊ 討論我亞洲之行的其他逗留地點。

• 有兩個主題我不會深入回答，如果你們問這方面的問題，只會浪費你們的時間：

＊ 我與周恩來會談的實質性內容。

＊ 我秘密訪問北京的方法和細節。

• 讓我先說一些開場白，然後再回答你們的提問。

美國對華政策

• 如總統昨晚所回顧的，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最優先考慮的政策之一一直是與北京建立溝通渠道，以作為他建立更加持久的和平的努力的一部分。

• 在總統任職的最初階段，他就指示要做出努力向中國人表示我們已經準備好對話。我要補充的是，幾乎沒有什麼局外人會認識到在兩個長期互相隔絕的國家之間建立可靠聯繫的、真正的技術困難。

• 他還下令全面檢討美國的對華政策。

• 當對華政策的檢討結束時，總統決定創制一系列的措施，其目的是促進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和旅遊的流通。這些措施旨在向北京表示我們準備進行認真的對話。它們具有這樣的特點，即它們不要求北京做出回應或者將中國置於尷尬的局面。

• 舉例如下：

＊ 1969年7月（旅遊購物限制一百美元和批准某些去中國的護照）

＊ 1969年8月（美國海外公司可進行非戰略物資貿易）

＊ 1970年3月（批准任何有正當理由的護照）

＊ 1970年4月（頒發出口到中國的有選擇性的美國非戰略貨物許可證）

＊ 1971年3月（廢止對往中國的護照作有效性檢查）

＊ 1971年4月（附加的貿易和旅遊措施）

＊ 1971年5月（多方面的貿易措施）

＊ 1971年6月10日（頒發進出口一般許可證，取消只准美國船運業運輸糧食的要求）

• 此外，總統在公開或私下的聲明裏都清楚地表明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的態度——例如，在他的兩份外交政策報告裏和在各種記者招待會上。

• 反過來，中國人也開始認可美國的努力與態度，表現在與外國人的談話中，而最富戲劇性的是表現在邀請美國乒乓球隊的訪問上。

• 現在認真對話的時刻無疑終於來到了。

• 周恩來總理與我的會談是非常有益的。這是關於會談我所能說的所有的話。

• 正如總統所說的，他訪問中國的日期和其他細節尚有待決定。日期將在1972年5月之前的某個時候，但是我不能告訴你在這個日期之前還要等多久。

• 我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動旨在重建我們兩個國家和人民之間的歷史性紐帶。我們相信這種和解有利於所有國家的利益。這些行動並不針對任何人。

• 它們是基於總統的這個基本信念，即如果一個大國仍被排除在世界社會之外，世界將不會有穩定的和平。中國有著豐富的傳統和偉大的成就，有著七億五千萬富有才能和充滿活力的人民，她在世界舞台上是能夠起重要作用的。

• 我們正處於幫助把中國引進與世界其他國家建立建設性關係的過程中。我們相信這種過程將有助於亞洲和世界和平。

我亞洲之行的其他方面

• 很顯然，訪問北京是我亞洲之行的重點。

• 但是其他地方的停留，就其本身來說，也是極為重要和有益的。它們被宣佈為：尋求事實的停留地點。它們提供了及時的機會，以便於我與不同政府的領導人就他們國家和地區的問題進行磋商，並讓我有機會向他們解釋本屆政府的亞洲政策。

• 在西貢，我與阮總統舉行了長時間的、話題涉及廣泛範圍的會談：軍事狀況和前景；越南化；巴黎談判；經濟問題與援助；政治形勢和南越選舉；毒品問題；等等。

• 我還同阮高其副總統、Big Minh和不同觀點的其他南越政治領導人舉行了會談。

• 我同邦克大使、艾布拉姆斯將軍和一些美國外交使團的官員以及駐老撾的戈德利大使與駐柬埔寨的斯旺克大使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

• 這些會談的所有要點使我對印度支那問題有了很好的瞭解以有助於總統做出今後的決策。

• 在曼谷，我與Thanom 總理、Thanat 外交部部長和其他泰國官員討論了有關我們的雙邊問題和亞洲一般關注的焦點。

• 在新德里，我見到了甘地總理、辛格外交部部長和所有其他的印度高級官員。主要的話題當然是東巴基斯坦的局勢和湧入印度的難民潮。我概述了我們對次大陸的政策，我們對印度問題的理解，以及我們認為爆發敵對行動將會導致災難性後果的看法。

• 在伊斯蘭堡，我會晤了葉海亞總統和巴基斯坦高級官員，這些同樣的問題也是主要的話題。很顯然，巴基斯坦在促成我的北京之行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我不會深談任何細節。

• 在這三個停留地點，如同在西貢一樣，我同每一個大使館的美國外交使團進行了極其有益的討論。這給予我機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反過來我也給我們的官員敘述了華盛頓風格的觀點和美國的國內情況。

• 在巴黎，我與布魯斯大使對談判情況進行了長時間的總結，並會見了美國談判代表團。我還與沃森大使就美法關係作了有益的討論。

42

日　　期：1971年7月16日

文　　件：基辛格博士（主持記者招待會）的答問準備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6, China-General, July-October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問　題

1.　你有沒有與毛澤東會面？

2.　你怎樣抵達北京的？很明顯，你訪問北京的日期就在你對外聲稱你在巴基斯坦訪問的那段時間內。會談是否由巴基斯坦政府安排？他們有沒有參與？

3.　你是什麼時候決定去中國的？

4.　有其他國家的政府知道你訪問中國嗎？

5.　你同中國人討論過越南的局勢嗎？

6.　你在巴黎見過黎德壽嗎？

7.　中國人是否表示過他們對東南亞衝突的解決方案的興趣？

8.　這次行動的目的是否在於對蘇聯施加壓力並且你預料他們對這個消息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9.　你同中國共產黨人就他們加入聯合國的問題討論過美國將會採取的立場嗎？

10. 你如何設想這份公告將會對我們與臺灣的關係所產生的影響？你又是如何設想它對其他受中國威脅的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呢？

11. 你與中國的討論將會對目前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的緊張局勢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12. 你與中國官員討論過東巴基斯坦的局勢嗎？

13. 你對中國共產黨人在與美國改善關係方面的態度有什麼印象？

14. 有沒有與中國人達成任何具體的協議？

15. 你的訪問將會給予中國人的貿易、文化和其他方面的交流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16. 誰陪同你作這次訪問？

17. 在美國政府中誰知道你的訪問？

18. 你曾與國會領導人協商過嗎？

19. 你在北京做了些什麼？具體地說，你與誰作過會面？談了多久？

20. 北京對你的接待怎樣？

21. 誰提供了飛機？

22. 河內知道你在北京談話的內容嗎？

23. 你認為你的訪問對東南亞和平的前景將會有什麼影響？

24. 最近在澳大利亞有報道說中國將歡迎召開一次新的日內瓦會議。你同中國人討論過這個問題嗎？

25. 你們有沒有定下峰會的具體日期？

26. 峰會的總統隨行人員中將會有哪些人？

27. 你推測在峰會之前還會舉行任何附加的會談嗎？

28. 華沙會談會重新開始嗎？

29. 巴基斯坦在這件事上對我們的幫助是我們在東巴基斯坦問題上態度一直如此溫和的原因嗎？我們現在將會對巴基斯坦採取更為強硬的路線嗎？

30. 你認為會形成一個對抗印度——蘇聯的美國——中國——巴基斯坦軸心嗎？

31. 有無同蘇聯人討論過美蘇峰會？如果有，這個北京峰會對蘇聯有什麼影響？我們仍然希望召開莫斯科峰會嗎？哪一個峰會首先舉行？你與中國人討論過這件事嗎？

32. “關係正常化”的意思是什麼？我們正在朝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向發展嗎？

33. 這些事情是否使聯合國的投票結果成為一種預料之中的結果？

34. 為了安排峰會，會有臨時訪問北京的計劃嗎？什麼時候？什麼人去？

35. 你有沒有設想過邀請中國的領導人訪問美國？

43

日　　期：1971年7月19日

時　　間：上午11時40分

地　　點：白宮羅斯福會議室

文　　件：會議記錄：基辛格致白宮工作人員——關於“7月15日發佈的總統北京之旅公告的簡報”

文件性質：備忘錄

與 會 者：〔尼克松〕總統

亨利・基辛格

白宮全體工作人員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6, China-General, July-October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總統致開場白）

總統：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向所有工作人員介紹一些有關中國計劃的背景情況。讓我將其置於保密問題的背景之中：沒有保密，就不會有訪問或者接受訪問中國的邀請；沒有保密，這件事就決不會有成功的機會。

現在，你們可能很難接受這件事情，特別是對國會議員而言更難。他們希望能夠透露花邊新聞。他們希望自己看上去是知曉內情的人。但是，在這個計劃的關鍵的前期階段，只有亨利（編譯者按：指基辛格）和我知道所有情況。他的下屬中沒有別的人知道。後來，他的有些屬下必須知道，國務卿必須知道，以便於向外國的外交官作簡要通報。沒有誰的妻子、沒有其他工作人員、也沒有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其他成員知道這件事情。

為什麼？甚至可以拿我們的好朋友英國人為例。我們現在的談判是困難重重，如果我們可以坦誠，那麼，它們就比如果這一消息見報有更好的機會。

我知道，如果有個傢伙把這消息洩露出去，他就可以成為英雄。我聽說這種事情已經有二十年時間了。有一份了不起的報紙（編譯者按：指《紐約時報》），它的座右銘是：“（刊登）所有適合刊登的新聞。”但是，它的真正座右銘是：“不管是什麼，新聞就是適合刊登的。”所有的報紙都那樣做。我希望所有工作人員都這麼想：如果有一家具有那樣名聲的報紙按照那樣的座右銘行事，那麼不要給他們任何新聞，除非新聞確實適合刊登。面對新聞界，首先，你們以相互不信任而開始，特別是對他們那方而言。第二，你們必需建立相互信任。第三，為了得到相互信任，你們必須保守秘密。我怎麼強調人們與新聞界談話的時候有著一種不由自主的熱情也不過分。國內事務方面也是如此，儘管它造成傷害的程度不那麼厲害。在國內事務方面我們也需要紀律。

如果沒有完全保密的話，中國之旅將會落空。我們無法控制國會，但是我們能夠控制內閣和我們的全體工作人員。你們可能會覺得奇怪，“它是一個偉大的謀略”、“它將會使蘇聯人暴跳如雷”、“它將會幫助我們解決越南問題”等等的說法為什麼會造成傷害？答案是這樣的：保證這些情況不會發生的手段就是推測它們將會發生。中國人肯定將會做出反應。

我們能夠說什麼？遵循總統的公告，並且說你不知道更多的情況。

別害怕新聞界會因你不知道內情而不尊重你。新聞界最不尊重胡說八道的人；他們最瞧不起什麼都說的人。不要猜測。不要斷言它將會在政治上或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有利或有害。它是中美雙方的共同關注。

最後一件事情：它是中國人極其難以做出的一個決定——讓一個主要的、軍事化的、攻擊性的、革命的國家與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坐下來談判。就在三四個月之前，中國人還在抗議莫斯科與美國進行勾結。這也牽涉到他們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問題。

它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問題，例如與臺灣的關係問題。

但是，撇開我不想揣測的東南亞問題不談，我們為什麼必需做這件事的理由是他們有著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他們目前並不是軍事強國，但是，從現在開始算起的二十五年之後，他們將會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對我們來說，現在不做我們能夠為結束這種隔絕狀態而做的事，那麼，以後的情況就會非常危險。如果第三大國處於孤立狀態，即使與蘇聯人的關係完全緩和了也不會有意義。

我們的活動是什麼？它決不意味著我們與他們站在一起；它意味著對話，僅此而已。展望未來，如果我們不能使那潛在的、強大的、具有爆炸性的力量處於控制之下，這個世界將令人無法生活。

因此，那並不是因為我們抱有幻想，或者我們感到狂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是對與共產主義國家關係最少具有愉悅感的總統。這並不是來自強硬路線的偏見，而是來自於經驗。我知道，愉快的微笑和隨便聊聊我們的孫輩將不會解決問題。哪裏存在重大利益，大國就會考慮他們的重大利益——否則，他們就會被那些考慮重大利益的國家當猴耍。但是，利益可能會相互吻合。

它對我們雙方而言都具有損傷。我們採取的這一行動不是為了明年，也不是為了下一個四年，而是為了未來二十年。它可能會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安全一點。

這就是事情的背景。我完全信任你們中的每一個人，否則你們不會坐在這個房間裏。但是，保密是必需的。專欄中的任何一篇文章，即便是沒有注明的東西，都會傷及我們。我們的中國朋友對於出自美國的每一篇重要的文章都要閱讀。沒有人會想對之負責。對我們來說，沉迷於看上去聰明的風險太大。

謝謝諸位。

（此後，總統請基辛格博士主持會議，他自己離開了會場）

基辛格博士：讓我表述一個觀點，儘管這可能看起來沒有禮貌。就中國人的擔憂而言，我們能夠做到的最讓人欽佩的事情就是閉上嘴。

甚至不要引用總統在這裏說過的話。我們越是安靜，人們越是感覺到某件重要的事情正在進行之中。放下簾子。我們什麼話都不要說。不要小看它對越南的含義，只是別說話。它正在自我推進；每個人都知道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之中。

許多內部的力量正在發展——在蘇聯、在中國、在北越。你們看到河內的社論正在抱怨大國瓜分世界。誰曾經會想到河內會把中國稱為帝國主義國家？（現在，也不要指出那一點。）

這是在兩年半的時間裏發展形成的。

只是說，“我們將不會談論這一情況”。即使從公共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將會是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做法。

訪問落空將不會有任何回報；只有產生具體結果時，才會有回報。因此，我們只對少數高級官員通報情況。公眾和媒體所做的某些推測可能不會產生什麼危害，但是，我們希望保持能說我們未曾向媒體提供過信息的立場。

霍　爾　德　曼[43-1] ：我只想補充一句話，雖然一些工作人員會議是為了宣傳我們所採取的方針，但是這次正好相反。這次的情況介紹只是為了把情況告訴你們，而不是要你們把其中的任何信息告訴給任何別的人。

基辛格博士：請注意，中國人沒有透露過一個字。在北京的詹姆斯・賴斯頓[43-2]正在抱怨說，他無法從那的任何人處得到一點消息。他們審慎地信守諾言。

看看他們的問題：他們是一個由一群和尚領導的國家——共產主義的和尚——他們已經戰鬥了五十年並且保持著他們的革命純潔性。一年之前人們認為他們不會允許河內與我們媾和，而此時他們邀請首要的資本主義者訪問他們的首都！僅僅是我們的公報把萍女士的“七點提議”擠出了頭版新聞的事實就肯定使他們的處境更艱難。起草公報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他們不得不對公報進行再三核查。那肯定是痛苦的事情——儘管他們已經確定了基本立場。

我們的問題是遵守紀律。我們保守秘密，這樣我們就不必與《紐約時報》進行磋商。我們就會提前得到我們隨後獲得的推測，而人們對我們的評判是我們是否帶回了《紐約時報》所需要的東西。

中國人也像我們一樣希望對之進行保密，但是他們擔心我們做不到。他們對杜勒斯不願與周恩來握手仍然耿耿於懷。隨後，在我們告訴他們我們會保守秘密之後，卻發生了“五角大樓文件案”！《紐約時報》有一條新聞說，我很有可能會是派往北京的大使。那幾乎毀了這件事。國務院的某個人——他並不知道這次訪問——或許手拿指南針，盯著地圖看，並且揣測他們可能把我派往離華盛頓最遠的地點！

在北京，中國人竭盡全力使會晤成為秘密。在我們參觀紫禁城的時候，他們把紫禁城裏的遊客全部清理了出去。他們在轎車裏掛上絲織窗簾，然後載著我們兜風。他們使能看到我們的人數保持在最低限度。

現在，就實質問題而言，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們的選擇是：維持原狀，讓我們的整個對外政策處於國內的攻擊之下，讓我們自己被剁碎；或者嘗試調動中國人的力量。看著兩個可怕的敵人在互相爭鬥，較強的一個對付較弱的那一個，那樣的做法顯然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周恩來本人是在戴高樂之後我所見過的外國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我們會談了二十個小時，他完全不帶筆記。會談在晚間中斷了一段時間，以便他可以參加一個歡迎北朝鮮外長的宴會；但是，他隨後又回來進行了好幾個小時的會談。那二十個小時的會談是我所參加過的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會談。

中國人是極其嚴肅的人。他們並不希望我們過得好。我們對此不抱幻想。但是，就我們的總的處境而言，面對蘇聯的壓力，面對東南亞的形勢，讓中國人加入進來是符合我們利益的。

他們的情況也很複雜。他們的朋友將會譴責他們的背叛行為。我們從臺灣那裏聽到什麼樣的批評，他們也會從北越那裏聽到。我們從日本那聽到的批評，他們也將會從蘇聯那裏聽到。我們希望守口如瓶，就是使我們不給他們的敵人提供“彈藥”。

除了把公報的起草工作分配給他的兩位高級下屬之外，周恩來親自做了其他所有的事情。我想他是希望避免痛苦的部分。但是，在最後，當公報的問題得以真正解決之時，他加入進來完成了那一工作。

他們相當熱情好客。顯然，他們已經做出了指令性的決定，那就是他們必須獲得這種關係。現在看來，所有新聞報界的猜測，即關於我們在臺灣等問題上給予他們以保證，都完全是無稽之談。我們之間決不存在任何先決條件。我們的會談不是那樣一種談判。

中國人的作風令人難忘。俄羅斯人會為了蠅頭小利與你斤斤計較，而在這一過程中卻失去了相當大的善意和利益。中國人具有一種較長遠的趨勢感，並且他們注重那種趨勢感而不是策略技藝。

總統的冷靜、沉著和明晰使我們到達了這樣的程度。我們需要柬埔寨和老撾。中國需要一位強而有力的美國總統協助他們施展策略。休伯特・漢弗萊[43-3]的到處轉悠撈好處只會引起他們的鄙視。美國的商人們也遭到他們非同尋常的輕視；當他們需要的時候，中國人將會購買他們自己之所需。（在這一問題上，他們比蘇聯人更有紀律性，更具官僚特徵，更意識形態化。）

如果我們放棄了我們的重大利益，他們就會鄙視我們。在所有我與之談判過的人當中，他們是最容易與之說，“這是我們的立場，這些是我們的利益所在。” 他們理解這樣一種語言。

他們已經做出了他們需要結束他們的孤立狀態的決定。只是邀請我們，他們現在已經付出了代價。他們不會通過取消這次訪問而恢復他們的童貞，而新聞界認為他們有可能這樣做。如果總統在國內失去了全部威望，或者如果形勢以某種其他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那麼他們將會取消這一訪問。他們正在冒著非常大的風險而行事。他們在非常高的層面上進行了那些會談，絕沒有想要忽視小的問題。他們的言行舉止帶有這樣一種意識，即他們正在開啟一個歷史的進程。

在巴基斯坦安排行程的那種秘密演練非常有趣。自從上一次的印度大屠殺以來，葉海亞從來沒有那樣高興過。

我可以回答任何問題嗎？

弗　拉　尼　根[43-4]：你的印象是毛掌握著全局，還是周掌握著全局？

基辛格博士　　：我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國賓館裏。但是，我所接觸到的人在談到毛的時候都表現出一種巨大的敬意，帶有一種近乎神秘的感情。我確實知道，他們把每一件重要的事情都送給他審查。實際上，我相信公報中的某些修改之處就來自於他，那些是我們希望但還沒有施加壓力修改的地方。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們在開始時問我，是否能就我們的基本立場做一份磁帶錄音。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便藉故將此往後推遲。後來，在我們完成公報起草的時候，周評論道：“我們現在不需要磁帶錄音了，毛主席已經滿意了。”很顯然，他們是想要把磁帶送給毛。

弗　拉　尼　根：他們用英語講話嗎？

基辛格博士　　：他們通過翻譯發言，但是，周懂得英語，甚至會糾正其翻譯員的錯誤。

至於說誰在運作政府，我想是周在打理日常事務。例如，他就在桌子上當場做了許多決定，除非有些大的政策問題他必須與毛商量。

周閱讀英文讀物。他打聽美國政治的細節問題，有些是根據總統7月6日在堪薩斯城所做的演講[43-5]。他不停地打聽美國給予歐洲的經濟援助數量。我告訴他說我還沒有看到，因為我正在路上。

第二天——這是他的特點——他們給了我一份堪薩斯城演講的一字不差的文本。那是周個人的一個副本，上面有他劃下的強調線、打下的問號和留下的邊註。他們告訴我那是他唯一的副本，讓我看完後還給他們！（他們還沒有複印機。）在美國援助歐洲的那個一萬一千億美元的數字旁邊有一個手寫的問號。當我回來一問那個數字，原來那個一萬一千億的數字是印刷錯誤，援助數目應該是一千億美元。

另外一次，我以開玩笑的方式提到一位美國記者，他正要訪問中國並且就在往北京的路上。周回答說，那位記者正乘火車而來，一直要到我離開兩天之後才會抵達北京。

這是要讓你對周的細緻有一些認識。

麥克拉肯博士[43-6]：你對他們在政治而不是在經濟上的興趣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

基辛格博士　：他們的興趣百分之百地在政治上。他們對經濟沒有絲毫的重視。甚至在我到達機場時，他們中有一個人就對我說：“我們對你們的商人是甘拜下風。在適當的時間我們會做生意，但是，我們做生意的時間由我們自己確定。”

記住，這些人有著意識形態上的純潔性。周恩來1920 年在法國加入共產黨，那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誕生。這一代人戰鬥了五十年時間而且又進行了長征可不是為了貿易。

舒爾茨[43-7]：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基礎是最重要的，而其他一切都屬於上層建築。

基辛格博士　　：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中，政治是最重要的。

舒　　爾　　茨：那麼，這就是意識形態上的不純潔。

奎　　斯　　遜：毛的紅色語錄本有許多務實的部分，那些內容看起來就像工學院的教科書。難道看上去他們不具有把事情做好的務實能力？

基辛格博士　　：我所說的是，他們並不是因為貿易緣故而對貿易感興趣。我並沒有說他們沒興趣把事情做好。

還有一件事情讓我感到吃驚：當你從閱讀中知道舊中國的循規蹈矩之後，你現在看到他們沒有等級制度會覺得吃驚，例如，周與其翻譯員之間的那種個人關係。他們之間的個人關係相當隨意，不像你會在西方任何正式的同級別場合所看到的那樣。

麥　格　雷　戈：他們是怎麼說蘇聯的？

基辛格博士：他們並沒有用絕對欽佩的口吻談及蘇聯。

麥克拉肯博士：這是否是出於對敵人的真正擔憂，還是因為意識形態的不純潔？

基辛格博士：他們對蘇聯軍隊沿著他們邊界的集結表示擔憂。

霍　爾　德　曼：請讓我打攪一會兒。羅傑斯・莫頓在內閣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因為這一巨大的意外策略行動，我們必需準備好應對民主黨在國內問題上進行猛烈攻擊。他們在對外政策方面抓不到任何把柄，因此我們必需做好準備——而且，我們也應該在國內問題上進行反擊。我們對此必須保持團結。我們在這一領域上有許多東西要做。我們對此必需做這樣的理解，即總統也在做這些事情。

弗　拉　尼　根：亨利，由於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外交上承認（中國），你覺得中國人在西方有朋友嗎？

基辛格博士：我與周恩來會談了二十個小時。這比在與他們有外交關係後的所有年份裏所有的西方大使與周恩來談話的時間加在一起還要多。大使們在中國見不到周恩來。蘇聯有一個外交部副部長在中國磋商邊界問題，但是他從來沒有見過周恩來。當中國人有事要談的時候，他們才會舉行會談；他們不會為了會談而會談。

坦率地講，我感覺到，其他西方國家對他們而言沒有什麼價值。他們利用西歐人。他們對抽象的友誼沒有興趣。英國人在1951年就承認了他們，我無法看到這種承認具有什麼作用。

奎　　斯　　遜：你是更多地將他們視為共產主義者，還是更多地將他們視為中國人？中國歷史與文化具有什麼樣的影響？

基辛格博士：每當我向他們提及中國的歷史，他們就會強調什麼是新的東西。但是，他們特地安排一位重要的考古學家帶我們參觀了紫禁城。他們的優雅和風格並不讓人覺得他們在歷史連續性上有巨大的突變。同時，對於作為一種巨大的情感經歷的他們的革命，你會有一種神秘的感覺。這一代領導人都是由那種經歷所鑄就的。毛澤東說得對，很難判斷下一代人將如何以同樣的方式思考、行事。

科　　爾　　森：為什麼邀請總統符合他們的重大利益？

基辛格博士：我最好還是不要推測。但是與我們相比，他們的理由更具長遠性。我們這樣做，出於更多的短期的原因。

彼得森[43-8]：好啊，亨利，很好，有理由向你祝賀，因為那是件比傳說中你的性冒險經歷更了不起的事情。

基辛格博士：你知道，我相信聯動理論！

（會議結束）

注釋

[43-1]霍爾德曼（H. R. Haldeman），1969年1月至1973年4月間擔任尼克松總統的特別助理。

[43-2]詹姆斯・賴斯頓James Reston（1909-1995），美國著名記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美聯社駐倫敦記者，兩度獲普立茲新聞獎。於尼克松政府期間擔任《紐約時報》駐華盛頓分社主任。

[43-3]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美國民主黨著名人士，1968年曾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參與大選，但被尼克松擊敗。

[43-4]弗拉尼根（Peter M.Flanigan），1969至1972年間擔任尼克松總統的特別助理，此後擔任“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

[43-5]尼克松總統於1971年7月6日在堪薩斯城（Kansas City）的演講中，提出“五個中心國家”的構想，即未來世界的經濟將由美國、蘇聯、日本、西歐和中國這五個經濟“超級大國”所壟斷。

[43-6]麥克拉肯博士（Dr. Paul W. McCracken），1969年1月至1971年11月間擔任尼克松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43-7]舒爾茨（George P. Shultz），1969年1月至1970年6月間擔任尼克松政府的勞工部部長，1970年6月至1972年5月任預算局長，1972年5月至1974年5月任財政部部長並為總統特別助理，1972年12月還兼任“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

[43-8]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1971至1972年1月間擔任尼克松政府的總統國際經濟事務助理，兼任“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執行主席，1972年1月至 1973年1月間任商務部部長。

44

日　　期：1971年8月3日

文　　件：白宮為基辛格博士“晚間簡報”而製作的備忘錄

文件性質：簡報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342, “HAK’s Evening Notes, June 1971-November 30,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對羅傑斯宣佈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反應

以下是國務卿羅傑斯發表公告之後，新聞界所報道的一些反應：

• 國民黨的中國誓言要為留在聯合國而鬥爭，同時尋求國際支持以便不讓“叛亂的”北京政權加入。臺灣報紙預言說，如果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聯合國將會“最終毀滅”。

• 日本外交部長木村說，“我們不願意阻止中國共產黨加入聯合國。但是，我們反對逐出國民黨中國。”

•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歡迎這個決定，但同時聲明他們反對採取任何行動把臺灣逐出聯合國。

• 國會對公告的反應混雜不一。（麻省民主黨）愛德華•肯尼迪參議員說，他對政府試圖保留國民黨中國的代表權深感失望。彼得・多米尼加參議員（代表科羅拉多州）把這一步驟稱作悲劇性的錯誤，說那“將會在亞洲與世界其他地方引起嚴重的反響”。其他包括約翰・托爾參議員和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傑拉爾德・福特說，不管美國政府意欲何為，北京已經得到加入聯合國所需的足夠支持。

• 與此有關的事態發展是土耳其外交部今天說，土耳其決定承認北京，這條消息將會於星期四在北京和安卡拉同時予以宣佈。

阮高其退出總統競選

根據新聞報道，副總統阮高其已經決定退出南越的總統競選， “消息靈通人士”透露說，阮將會在明天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他退出競選。

中國共產黨拒絕讓西哈努克去法國

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來源透露說，一位柬埔寨前任官員在六月份晚些時候告訴他說，西哈努克是一位“病入膏肓的人”，但是中國人不允許他去法國就醫，因為他在北京已經有了一位法國醫生。那位前官員還告訴他說，西哈努克目前缺少經費。

馬耳他

駐倫敦大使館報告說，英國已經向其駐北約各國首都的使團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就向馬耳他提供一攬子現金捐助而與所在國的政府取得聯繫，英國將會在明天的北大西洋理事會會議上提出這個一攬子捐助計劃。

英國人希望波恩和羅馬拿出一百萬英鎊的捐款。英國已經授權其代表提供一百五十萬英鎊的現金捐款另加三百五十萬英鎊的其他援助。英國已經請求我們提供適當的資金支持。

以色列對馬耳他問題的看法

西斯科[44-1]（Sisco）報告說，在昨天他與梅耶夫人所做的會談中，他對馬耳他的局勢表示了關注。他說，明托夫（Mintoff）在與以色列大使的一次談話中表示，他所採取的立場是他必須儘快得到外來援助，最好是美國的援助，但是如果得不到美國的援助，那麼他就將選擇蘇聯的援助。她覺得，美國應該冒一點財政上的風險，因為明托夫需要的是非英國的西方財政援助。

注釋

[44-1]西斯科（Joseph J.Sisco），美國資深職業外交官，尼克松時期曾任負責國際組織、近東及南亞事務助理國務卿。

45

日　　期：1971年8月9日

文　　件：約翰・霍爾德里奇致基辛格博士——“關於國防部提議向中華民國出售兩艘潛艇”

文件性質：備忘錄

資料來源：NSC Files, Box 1036/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美國第二國家檔案館。

我知道國防部正計劃在短期內請求白宮允許向中華民國出售兩艘柴油動力潛艇。這一行動大概顯然受到了本國駐臺北代表團之建議的鼓動，那一建議還要求我們提供二百輛M-43型坦克給中華民國政府。

向中華民國政府提供柴油動力潛艇的提議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歷史了：

• 在1969年六月份，中華民國政府請求我們向其出借四艘潛艇。權衡利弊後，我們在同年十月份給予了拒絕。

• 在1970年二月份，已故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孟德爾・里弗斯在1971年財政年度船舶貸款法案裏曾經加進“向中華民國政府出借三艘潛艇”這項內容（里弗斯採取這一行動僅一個月之後，參議院就阻止了由眾議員席克斯和其他幾個人領頭發起的向中華民國政府提供一個中隊的F-4戰鬥轟炸機的一項提議）。

• 在1970年四月份，參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斯滕尼思要求設立一個行政部門協調向中華民國政府出借潛艇的事宜。在八月份，國務院和國防部經過長期的爭論之後，一份妥協方案被送到了參議院。答復說，該行政部門並沒有要求將潛艇借給中華民國政府，但是並不反對把出借潛艇放在法案當中，因為法案的用語只是授權而不是迫使政府出借潛艇。

• 在1970年12月，國防部部長萊爾德為了確保1971年財政年度船舶出借法案的通過，他不得不請求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赫伯特同意出售兩艘潛艇給中華民國政府。

這一情況顯然牽涉到我們的對華政策與總統中國之行的風險。國防部的建議很快就會轉到我們的手裏，而我已經要求任何答復臺北大使館的外發電報必須經過我們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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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9年1月20日

2.1969年2月11日

3.1969年3月1日

4.1969年6月4日

5.1969年8月（文件原件未註明日期）

6.1969年9月9日

7.1969年9月12日

8.1969年10月6日

9.1969年12月19日

10.1969年12月23日

11.1970年3月19日

12.1970年4月9日

13.1970年4月9日

14.1970年4月11日

15.1970年4月15日

16.1970年4月17日

17.1970年4月23日

18.1970年5月（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19.1970年7月21日

20.1970年10月27日

21.1971年4月14日

22.1971年4月19日

23.1971年4月23日

24.1971年4月27日

25.1971年4月30日

26.1971年5月10日

27.1971年5月12日

28.1971年5月14-16日

29.1971年5月20日

30.1971年5月25日

31.1971年6月29日

32.（文獻原件未註明日期）

33.1971年7月1日

34.1971年7月9日

35.1971年7月10日

36.1971年7月10日

37.1971年7月11日

38.1971年7月11日

39.1971年7月11日

40.1971年7月15日

41.1971年7月16日

42.1971年7月16日

43.1971年7月19日

44.1971年8月3日

45.1971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