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有企業改革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著

版權信息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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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統一書號（ISBN）：962-201-840-8

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叢書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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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upress/w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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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in Chinese）

By 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and Zhou LI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62-201-840-8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http://www.cuhk/edu.hk/cupress/w1.htm

Printed in Hong Kong.

書　　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

作　　者：林毅夫　蔡昉　李周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6月28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Limited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掌上遊科技提供技術支持，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佛利民講座基金

佛利民講座基金是因米爾頓・佛利民博士（Dr. Milton Friedman）在1988年9月24日於香港公開講座所得的款項匯集而成立，由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及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共同管理。該基金旨在支持研究，以促進了解市場對經濟生活的作用；個別學者及機構均可獲得資助。

謹將此書獻給杜潤生先生

前　言

本書是我們另一本合作著作《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所作的工作的繼續和深入。在《中國的奇蹟》一書中，我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選擇出發，分析中國傳統經濟體制形成的背後邏輯。為了在資金稀缺的資源結構下實際推行這種戰略，政府相繼實行了人為扭曲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以及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因而，整個經濟體制其實是服務於特定的發展戰略目標的、內生的、邏輯上完整的一套制度安排結構。

從上述分析出發，我們在那本書裏回答了四個問題。第一，為甚麼改革之前中國經濟發展緩慢，而改革之後卻得到迅速發展。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關鍵在於以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為起點的傳統經濟體制得到改革，使我國所具有的資源比較優勢得以發揮出來。第二，為甚麼中國的改革過程中會反覆出現「活亂」循環。這是因為傳統體制是一個邏輯上互相關聯的整體，部分環節的改革造成國民經濟內部的制度不相容，宏觀政策環境與資源配置制度以及微觀經營機制之間發生衝突，於是產生了「活亂」循環的現象。第三，回答了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能否持續的問題。從書中的分析可以看出，只要抓住經濟體制以及改革中的內部邏輯性，就能夠把握正確的改革方向，克服各種障礙，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增長。第四，回答了為甚麼中國與其他國家改革在效果上存在差異，總結了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特點和優點，揭示了中國經驗的一般意義。

《中國的奇蹟》成書後，迄今已經在國內、香港、韓國、日本和美國分別以中、韓、日、英四種文字出版了五種版本。在我們與經濟學界同行以及該書的讀者所進行的討論中，人們常常提出兩方面的問題。其一是以中國的經驗構造和實證的這個理論框架，能否在一個更大的經驗背景中得到驗證，以至建立一個更為一般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其二是如何用本書的理論框架對中國經濟改革中的難點問題作出更加具體的分析。國有企業改革便是這方面的一個重要問題。

對於前一個問題，將需要一項龐大的研究才能給予回答。事實上，我們也確實朝這個方向努力。但是，鑒於其工程量之巨大，需要我們付出幾年的艱辛才能稍有所成。屆時我們希望能不揣淺陋，拿出這樣一項研究成果，就教於同行和各界讀者。至於現在奉獻給讀者的這本《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則是我們對第二個問題的答卷。

在《中國的奇蹟》中，我們在討論傳統體制形成邏輯、改革的歷程、改革中的問題和難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式和特點時，都已經涉及到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但是，由於那本書的目的是揭示經濟發展戰略對於經濟績效的影響，以及發展戰略轉變在改革策略中的重要性，因此不可能在企業改革問題上十分深入。面前的這本書則專門討論國有企業改革。

從《中國的奇蹟》一書中闡述的理論邏輯，我們不難看到，國有企業的產生及其特殊的治理結構；是在資金稀缺的條件下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所誘致出的內生性制度安排。具體而言，在資金稀缺的條件下推行資金密集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要求政府出面壓低產品和要素的價格，從而形成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在這種宏觀政策環境下的資源配置，就不可能利用市場的機制，而一種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就成為必要的內生制度安排。相應地，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政策目標，要求政府不僅掌握資源的配置方向，還要求政府對生產剩餘加以控制，因而國有企業便應運而生。

在政府不能直接經營國有企業，而是由國家委托給經理人員代理經營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所有者與經營者就相分離，兩者之間就可能產生激勵不相容的問題。又由於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在掌握企業經營的信息方面的不對稱，以及一旦企業經營失敗，所有者和經營者所承擔的責任的不對等，經理人員有可能採取機會主義行為，潛在地存在著經營者侵犯所有者權益的可能性。在完善的市場經濟中，這些問題的解決主要是靠兩點：一是外部的市場競爭使一個企業的利潤成為該企業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指標，二是內部治理結構的安排，規範企業經營行為，以此減少信息不對稱和責任不對等所導致的經理人員機會主義行為，進而使經營者和所有者的激勵趨於相容。但是，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存在競爭的市場，從而沒有一個可以有效地監督和考核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指標，為了避免經營者侵犯所有者權益現象的發生，傳統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特點是不給企業在產、供、銷和人、財、物等各個方面的自主權。顯然，這種治理結構也是內生的。這種企業治理結構，就其防止經營者侵犯所有者權盆的功能來說，具有產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但相應地導致了經理人員缺乏改進管理、推動技術創新積極性的弊端。

七十年代末開始的以放權讓利為特徵的國有企業改革，固然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和改進激勵機制，提高了國有企業的生產率，但由於企業仍然承擔著由傳統發展戰略所遺留下來的各種政策性負擔，企業的利潤水平筒不能作為有效監督和評價企業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也就不能得到克服，從而不能解決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激勵不相容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放權讓利的程度愈深，國有企業經營者愈容易侵害所有者的利益，其具體表現就是國有資產流失和企業虧損現象的日益嚴重化。

我國經濟學界關於國有企業的討論，從建議給企業放權讓利，賦予其自主經營的法人地位出發，繼而強調產權或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直到最近關於企業治理結構選擇的討論，具有逐步深化的特徵，也是與迄今為止企業改革進行的邏輯相一致的。然而，由於大多數學者沒有認識到國有企業體制形成的內生性，忽略了國有企業由於承擔著一系列社會職能和政策負擔，不是處於公平的競爭條件之下，因而國家作為所有者無法利用國有企業的實際利潤水平作為企業經營績效的指標，以便克服企業經營信息不對稱的難題。在這種情形下強調企業產權改革，並不能解決責任不對等和激勵不相容的問題，產權改革只能使經營者更容易產生機會主義行為。本書通過對國際範圍的歷史經驗及理論的考察，對「產權核心論」提出了質疑，認為從消除國有企業面臨的不對等競爭條件入手，創造公平競爭條件以形成反映企業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才能夠逐步形成和選擇出適宜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消除責任不對等的程度，最大限度地避免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實現所有者與經營者的激勵相容。

從開始我們的系列合作研究起，始終得到了杜潤生、張勁夫、馬賓等前輩的關懷、指導與支持，在與國內外同行的討論中也獲益良多。本書的寫作直接得到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世界銀行客座項目和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中心的經濟資助，在此表達我們的謝意。同時，我們還要感謝香港大學香港經濟研究中心王于漸主任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陳听社長為安排本書的出版所作的努力。最後，必須提到的是，如果沒有林毅夫的妻子陳雲英、蔡昉的妻子徐濤、李周的妻子田愛茹對我們合作的理解和支持，本書的完成也是難以想像的。

作者簡介

林毅夫，1952年生於台灣宜蘭縣，1986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及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全國政協委員，兼任澳洲國立大學兼職教授、世界銀行顧問等職。

蔡昉，1956年生於北京，1989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兼任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委員。

李周，1952年生於上海，1993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兼任中國生態經濟學會秘書長。

第一章

緒　論

在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又一次強調「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在於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仍然處於支柱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在於，儘管十七年的企業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且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一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也已經確定，但何謂現代企業制度，通過何種途徑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迄今為止筒未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同時探討清楚。因此，國有企業改革仍然是理論和實踐方面的重大課題。為了有一個明確的出發點，搞清國有企業目前發展狀況和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回顧和評價現有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和政策傾向，是首要的任務。

1.1 國有企業現狀

我國的國有企業主要集中於工業部門。經過十七年的企業改革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工業經濟已經形成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局面。1995年在全部工業經濟中，國有企業的企業個數僅佔1.61%，其他分別為城鄉集體經濟企業、城鄉個體私人經濟企業，以及外商獨資和合資企業等。儘管國有企業數量少，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佔到33.97%，其實際經濟地位卻保持很高，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淨值的63.72%，吸收就業的職工人數比重更高達66.52%，實現利稅總額佔全部的56.91%（參見表1.1）。在1995年獨立核算的國有企業中，大中型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佔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總產值的81.92%，佔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85.73%。這種情況說明，在改革開放以來多種經濟成分迅速發展的形勢下，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無論從其經濟基礎地位、對國家財政的貢獻，還是保障社會經濟穩定，都仍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起著支配性的作用。所以，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表1.1 工業企業中各種經濟成分的比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6》（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年）

改革以來，國有工業企業的增長遠度並不慢。1980-1994年期間，我國國有工業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9%。與此相比，同期世界平均的工業產值增長率大約為1.7%，發達國家中的美國為2.4%，日本為0.3%，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中的新加坡為7.1%，韓國為11.7%，而正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東歐國家則大多為負增長。然而，把國有企業與包括非國有企業在內的全部工業相比，增長率就顯得低多了。同樣在1980-1994年期間，我國工業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5.7%，比國有工業的增長率高一倍。這意味著，國有工業比非國有工業的增長速度慢。並且，由於工業中國有經濟所佔的比重已經由1978年的80.8%和1985年的64.86%降到1995年的33.97%，因而對整個工業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也大大降低。

我們以每個部門的工業產值增長率分別與全部工業產值增長率相比，並以得出的每個比值，分別乘以各該部門的工業產值份額，可以得到每個部門工業增長率對於整個工業產值增長率的貢獻份額。計算的結果（表1.2）表明，1982-1995年期間，國有工業的增長率貢獻份額從2/3以上下降為不到1/4，城鄉集體工業的貢獻份額雖有波動，但大致保持在1/3左右，城鄉個體工業和其他經濟類型對工業增長率的貢獻份額，則分別從微不足道的比重提高到1/5強。

表1.2 各種經濟成分工業產值增長率貢獻份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6》，第403頁。

這裏顯示出的是國有企業現狀的另一方面，即儘管它在國民經濟中仍處於基礎性的地位，但由於非國有經濟的出現和擴大，國有企業遇到了競爭的挑戰。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國有企業改革剛剛起步之時，改革僅僅涉及國有企業自身。當時針對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缺乏激勵機制的弊端，著重於從放權讓利、擴大企業自主權入手，以增強企業活力，改善效率和激勵機制。在這方面的成果是顯著的，產生了經濟增長和新增資源。由於傳統的計劃分配體制的逐步改革，市場雙軌制的形成，新增資源通過城鄉集體企業的發展等一系列途徑，配置到傳統戰略下受壓抑的產業中。[1-1]與此同時，海外資本也以類似的方式介入我國經濟生活中。於是，在扭曲的產業結構得到調整的同時，非國有經濟也得到大的發展，打破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

1.2 研究現狀與政策動向

在我國，對國有企業的改革，是與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同時起步的，而對企業改革的討論也從那時開始活躍起來。概括起來看，對於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致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重點是抨擊傳統企業體制的弊端，探尋企業效率低下和缺乏激勵機制的原因，並相應探討要把企業改革成為甚麼樣的一種主體。雖然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觀點，但形成共識的是，首先，國有企業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改革的目標是把企業從政府的附屬物改變為有自主權的經濟單位。

例如，薛暮橋把企業改革視為中國經濟改革迫切需要解決的兩個問題之首，而改革目標是「使企業真正成為有經濟活力的基層經營管理單位」。[1-2]蔣一葦認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改變把國家作為經濟組織基本單位，進行內部統一管理、統一核算的「國家本位」式的體制：但並不是要將它改變為以地方政府作為經濟組織的基本單位，進行統一管理、統一核算的「地方本位」式的體制；而是要以企業為基本的經濟單位，在國家統一領導和監督下，實行獨立經營、獨立核算，建立「企業本位」式的管理體制。[1-3]董輔礽則把改革對象直接對準國有企業，認為經濟改革的關鍵任務之一，就是使全民所有制企業從以往的作為國家行政機構的附屬物和基層組織變成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1-4]

關於國有企業改革討論的第二個階段，大致在八十年代後半期，重點是探討改變企業附屬政府、缺乏經營自主權現狀的具體形式，以及探索在企業改革過程中如何完善諸如企業承包制等的具體辦法。討論主要集中在如何對國有企業的微觀經營機制進行改革，也就是探討通過何種途徑把國有企業改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並且能夠自我約束的獨立的商品生產者。

當時，最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觀點有兩種。一種相當流行的觀點是主張通過企業承包制達到改造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目的。企業實行承包制，是在堅持所有制不變的基礎上，按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以承包經營合同的形式，確定國家與企業的責、權、利關係的一種經營管理體制。一般的作法是，為企業規定一定的利潤承包指標，任務完成之後，對企業實行利潤留成，並允許企業工資總額和福利與效益掛鉤。主張以企業承包作為改革基本模式的經濟學家和政策研究者，對承包制的作用推崇備至。例如，有人認為「承包制的推行，將建成中國的社會主義企業經營體制，使企業內部發生原子裂變，將它的能量釋放出來」，並進而帶動整個投資體制的改革，以及政府職能的轉換。[1-5]

如果說企業承包制是在企業放權讓利式改革過程中，我國企業在特定宏觀政策環境下自發創造的一種經營管理形式的話，另一種流行的主張則是從具有發達的市場機制的西方國家借鑒而來，即主張對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即通過股份制使生產資料所有權多元化，以便從根本上解決政企不分的弊端，並推動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合理組合。[1-6]持這種改革思路的學者，注意到股份制經濟是市場經濟國家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而形成的一種以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為特徵，以資本市場為中心的一套經濟機制，是可以與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相容的。

在企業承包制與股份制兩種思路在理論上展開針鋒相對的爭論，並且難分伯仲的同時，實踐中廣為推行的則是承包制。1988年底，93%的大中型企業都實行了企業承包制。但是，在實踐中佔有絕對統治地位的承包制，之所以未能相應地在理論和政策爭論中獨佔鱉頭，正是因為它在實踐中暴露出一系列問題。比較主要的如企業短期行為問題，訂立合同時企業與國家由於信息不對稱，造成利益向企業和職工傾斜，國有資產不能隨企業經營的改善而得到增值等等。針對企業承包制產生的問題，圍繞完善承包制的需要，一系列改進型的政策建議提了出來，[1-7]形成十分活躍的討論局面。

國有企業改革討論的第三個階段，是在黨的十四大確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特別是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後，圍繞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一主題展開的。這個《決定》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徵作出了規定，較為明確地闡明了產權關係、企業責任、出資人權益、政府職能和管理體制等。[1-8]

這一階段的討論比以前的討論更加深入了，首先是針對中央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及過去幾年股份制試驗的經驗教訓所作的闡述、關於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大多數觀點認為其與現代公司制度是含義相同的。也就是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是要把現有的企業形式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就是公司化的改革過程。例如，吳敬鏈等指出：「所謂現代企業制度，就是上世紀末以來發達的市場經濟中發展和形成起來的現代公司制度。」[1-9]

其次，針對前一時期企業承包制過程中暴露出來的企業與國家利益目標不一致，因而產生國有資產流失等現象，對國有企業的委托—代理關係進行討論。相當多的討論把問題歸結為國有企業產權界定不明確。一般的解釋是，儘管國家代表全體人民行使國有資產產權，但國家卻是不明確的概念，最終又要依賴於各級政府，後者或者說地方和部門都直接管理企業，同時又處於企業實際經營過程之外，結果是既因信息缺乏問題管不好，又無法避免行政干預，還導致企業資產流失。所以，討論中涉及的所謂產權不清晰問題，實際上是對政企不分和委托—代理關係中經營權背離所有權等問題的一種概括。而按照現代公司理論，這裏的問題又都可以歸結為公司治理結構安排的問題，其中核心是通過何種制度安排使企業資產的所有者和經營者達到激勵相容，或所有者通過何種機制對經營者實施有效的監督。

第三，對於上遊問題的另一種解釋，導致人們對於公司治理問題的討論。人們普遍觀察到，對於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來說，無論是企業承包制還是股份制的試驗，都出現了國家作為企業資產的所有者處於企業經營信息的不利地位，而內部信息的擁有者即企業經營者卻與國家利盆取向不盡一致，因而出現所有者與經營者發生矛盾的現象。由於這種現象在轉軌過程中俄羅斯和東歐的國有企業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現，史丹福大學的青木昌彥將這種現象表述為「內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1-10]這種表述及其相關的分析方法引起了我國經濟學家的共鳴，不少人從這個角度探討國有企業改革方向，並設計公司治理結構的目標模式，以及從目前的企業模式向不同治理模式的企業制度過渡的具體途徑等等。

關於如何重新確立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係，吳敬鏈等人建議的是一種層級持股的國有持股公司模式。[1-11]在這種模式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選舉出公有資本經營委員會，後者作為國有經濟的董事會，負責組建和擁有一級持股公司及投資公司，挑選、任命和監督該級董事會。在一級公司之下，又建立二級持股和投資的附屬公司，後者又控制著直接從事工商業經營的公司。建議者認為，通過這種層級控股方式，既可以把國家的行政權和所有權分開，又能解決所有者缺位的問題，使經營過程與相應層次的所有權代表更加接近。

青木昌彥等人針對「內部人控制」問題提出的一個轉軌過程中相機決策的思路也得到一些學者和官員的贊同。青木昌彥建議，在「內部人控制」的情形下，一旦企業遇到財務危機，可以通過貸款銀團中的牽頭銀行的介入，將企業的控制權自動地從內部人轉移到外部人手中。[1-12]由此形成的公司治理結構比較接近於日本公司的主銀行式的體制。由於我國目前國有企業負債沉重，死帳、呆帳和壞帳比例很高，因此周小川等主張把債務重組與公司化改革結合起來，通過股本一債務轉換，即把目前國有企業對銀行的負債轉變成銀行對企業的控股，從而建立中國式的主銀行體制。[1-13]

同樣是把資產、債務重組與治理結構設計相結合的思路，張維迎建議把國有資產轉換為國家對企業的債權，讓國家成為國有企業的「債權人」，享有對企業經營成果的分享權，而不直接承擔對企業的監督控制職能，從而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有效節約監督成本。與此同時，通過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使後者逐步插足於國有企業，承擔起股東的角色，擁有對企業另一部分資產的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行使所有者的職能。[1-14]

1.3 本書的研究角度和結構安排

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從最初著眼於使企業改革成為自主經營的獨立生產者，到探尋企業改革的具體過渡形式，進而把關注重點放在產權結構上，及至目前著眼於企業治理結構的設計和選擇，在思路發展的邏輯上具有較強的一貫性。這一方面是因為企業所過到的各種問題，往往直接表現在企業的微觀經營機制、產權結構或治理結構上面。另一方面，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裏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經驗，也總是直觀地體現在其企業的微觀經營機制、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上面。

誠然，也有一些經濟學家，從一開始就從企業良好運行的外部環境著眼考慮問題，如吳敬堪等就會經強調經濟改革的整體配套性，主張把企業改革與企業得以良好運作其中的價格體系及宏觀管理體制的改革同時進行，即進行計劃、價格、投資、物資、財政、稅收、外貿、金融等領域的全面改革。[1-15]在他的一本近著中，吳敬瓏再次強調財稅、金融、外匯外貿管理和社會保障體系等有關重點領域配套改革對於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性。[1-16]但是，近來在紛紛為國有企業設計未來的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模式時，卻很少有人意識到企業的外部競爭環境，實際上是國有企業模式轉換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而創造這樣的競爭環境，則是企業改革的核心。

中國的國有企業與任何現代大企業一樣，存在著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分離，即形成企業經營中的委托—代理關係。在所有者與經營者分離的情況下，就潛在地存在著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利益的不一致或激勵不相容。由於在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存在著對於企業經營信息的不對稱，所有者要監督成本支出和收益的形成是否合理，具有高昂的成本。而所有者與經營者對經營後果的責任不對等，使經營者很有可能採取自利的機會主義行為。所以，國有企業同樣會出現在委托—代理關係中常常會出現的經營者侵犯所有者權益的問題。

在傳統體制下，為了防止經營者侵犯所有者的權益，採取了從人、財、物和產、供、銷等企業經營各個方面，全面剝奪企業經營自主權的治理模式，以解決委托—代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侵權問題。這種不給經營自主權的治理模式，固然防止了經營者的侵權行為，但也傷害了國有企業經營和創新的激勵機制。始於七十年代末以放權讓利為中心的企業改革，大大改進了激勵機制，然而由於沒有解決所有者與經營者分離條件下信息不對稱、激勵不相容和責任不對等的問題，因而改革在提高了企業效率的同時，也產生了國有資產流失等所有者權益被侵犯的現象。因此，進一步的改革要解決的是信息不對稱、激勵不相容和責任不對等的問題。本書將揭示，在存在委托—代理問題的條件下，只有形成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因而利潤率成為監督企業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指標，信息不對稱問題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小，才可以最大限度地使所有者和經營者激勵相容，在這種前提下選擇出的適宜的內部治理結構，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責任不對等現象所導致的問題。

本書正是從這個分析角度出發而展開我們對國有企業改革的認識的。第二章回顧和揭示國有企業作為傳統發展戰略及其相應的體制模式所內生的一種制度安排形成的必要性和邏輯，以及作為沒有競爭性市場的條件下，不給企業任何經營自主權的治理方式。第三章通過對國有企業改革過程的描述，揭示了迄今為止以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企業改革的成果和缺陷。即一方面通過改進激勵機制和擴大企業自主權，提高了國有企業的生產率；另一方面由於缺乏反映企業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從而國家難以實施對經理人員的有效監督，使得放權讓利式改革愈深入，國有資產流失和企業虧損現象愈嚴重。第四章從國際範圍的歷史經驗和經濟理論角度，討論了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歷史事實，以及競爭的市場機制如何解決由此產生的委托—代理問題；論述了只有充分發育的公平競爭市場體系才能提供有效地監督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以及對企業經理人員實施獎懲。而在此基礎上，作為企業制度創新的結果的內部治理結構才能真正發揮作用。第五章概括了使得國有企業處於不對等競爭條件的一系列政策性因素，即資金密集程度過高，一部分產品價格仍然扭曲，企業普遍承受著沉重的社會性負擔，嚴重的冗員，以及因此所造成的企業過度負債。由於這些政策性虧損因素的存在，利潤率不能成為反映企業經營狀況的充分信息指標，從而不能解決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激勵不相容和責任不對等的問題。第六章通過對國有制的經驗考察，反思了所有制或產權對於企業經營績效的作用，對國內外佔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改革的「產權核心論」提出了質疑：並論證了企業制度成功的充分必要條件不是所有制形式，而是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第七章在前面各章討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作者認為的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思路。即從消除國有企業面臨的不對等競爭條件入手，創造公平競爭條件以形成反映企業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和選擇適宜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實現激勵相容，減少責任不對等可能導致的問題，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第八章對本書的主要觀點作一個小結。

注釋

[1-1]參見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年）。

[1-2]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5頁。

[1-3]蔣一葦：〈企業本位論〉，《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

[1-4]董輔礽：〈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性質和地位問題〉，載《董輔礽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5頁。

[1-5]楊培新：《承包制——企業發達必由之路》（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0年）。

[1-6]最有代表性的股份制倡導者是厲以寧。請參閱厲以寧：《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年）。

[1-7]例如，華生等人提出的「資產經營責任制」就試圖通過資產評估、收益分享和資產經營責任三個環節的設計，解決承包協議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企業軟預算約束和政企不分等問題。參見華生等：〈微觀經濟基礎的重新構造——再論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經濟研究》1986年第3期。

[1-8]參見《市場經濟新體制重要政策法規指南》（北京：中國行政管理雜誌社，1994年）。

[1-9]吳敬鏈等：《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3頁。

[1-10]參見青木昌彥、錢穎一主編：《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內部人控制和銀行的作用》（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年）。

[1-11]吳敬磋等：《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1-12]參見青木昌彥、錢穎一主編：《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內部人控制和銀行的作用》。

[1-13]周小川、王林、肖夢、銀溫泉：《企業改革：模式選擇與配套設計》（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年）。

[1-14]張維迎：〈從現代企業理論看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經濟學消息報》1994年11月17日。

[1-15]參見石小敏、劉吉瑞：〈經濟學家首先要尊重歷史和事實〉，《經濟研究》1989年第2期。

[1-16]參見吳敬鏈：《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第二章

國有企業的形成邏輯：

制度安排及其績效

我國國有企業的產生並非隨意的，而是為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目的服務的。在選定了傳統發展戰略以後，國家為了控制住經濟剩餘，以便使積累過程符合這一戰略目標，實行城市工商業的國有化就具有必然性。因此，在這個邏輯中，國有企業是一種內生性的制度安排。而在國有企業的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存在著激勵不相容、信息不對稱和責任不對等現象的情況下，剝奪企業的生產、經營自主權，也是為了防止經營者侵犯所有者權益的內生性治理方式。

可見，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的內生性，意味著它是在不存在市場競爭，從而沒有一種能夠反映企業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指標的條件下，為防止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的必要安排，具有次優（second best）的性質。本章將著重揭示國有企業產生的邏輯及其治理結構形成的內生性。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認識到國有企業經營行為對於外部競爭環境的依賴性。進一步，我們將討論，在不改變企業外部條件的情況下，任何試圖改變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努力，都只能破壞國有企業制度安排的邏輯，其結果必然是背離改革的初衷。

2.1 國有企業的形成：背景與邏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十分落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狀況。1949年，國民收入只有358億元，人均66元。國民收入中工業的比重僅為12.6%。在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產值比重只佔26.4%。而從當時國際上的情況看，發達工業化國家工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般都在50%上下。例如，前聯邦德國（1950年）在55%到60%之間；美國（1953年）為48.4%：加拿大（1951-1955年）為49.6%；瑞典（1951-1955年）為54%到58%之間。[2-1]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經濟結構來看，工業生產也佔據主導地位，1950年工業佔國民收入的比重達到42%左右，工業產值中第一部類（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門）比重達到2/3以上。[2-2]從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工業產品產量來看，1949年中國鋼產量只有15.8萬噸，而1950年美國的鋼產量為8，785萬噸，前蘇聯為2，733萬噸，日本為484萬噸，前聯邦德國為1，212萬噸，英國為1，655萬噸；1949年中國能源生產總量（折標準燃料）為2，371萬噸，美國1950年為116，620萬噸，日本為6，232萬噸，前聯邦德國為14，106萬噸，英國為22，149萬噸。[2-3]面對這樣的國際經濟格局及其對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盡快地改變落後的經濟結構，提高工業化水平，特別是提高重工業在工業結構中的比重。因此，黨和政府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作為經濟發展戰略。

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目標，與當時中國面臨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也是相吻合的。由於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不滿於中國大陸的政權更替，實行了一系列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的措施，使中國缺乏良好的外部經濟聯繫，並且隨時面臨著戰爭的威脅。這種狀況使中國領導人明確地意識到：能否迅速地建立起工業體系，尤其是（包括為軍工服務的）重工業體系，是關係到國家和政權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蘇聯運用國家計劃迅速推進工業化曾經取得的成功，也對中國領導人選擇這樣的發展戰略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當時，重工業是資本高度密集型的產業。在經濟基礎十分薄弱，資本稀缺的條件下，使用資本的成本極其高昂。如果依靠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是不可能把投資引導到重工業部門的：相反倒可能誘致輕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因此，為了保證發展戰略的執行，從經濟邏輯上要求政府出面，人為壓低重工業發展的成本。首先是壓低資本價格，即將利率、匯率壓低到市場水平之下。緊接著，能源，原材料價格、勞動力價格和農產品等一系列基本生活品價格都被壓低。在一系列生產要素和產品價格被扭曲的情況下，依靠高度集中的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也成為必要的內生性制度安排。

傳統國有企業的形成也是適應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樣一個發展戰略要求，為了最大限度地動員剩餘、並將其配置於符合戰略目標的部門，所誘致出的一種內生的制度安排。在當時，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要部門，又是處於極端落後的部門，不能勝任為重工業發展提供足夠積累的使命。1950-1953年平均，農業佔國民收入的份額為59.3%，而佔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僅為16.4%。因此，在最大限度地吸取農業剩餘的同時，工業化的積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工業部門自身。我們可以設想，在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之後，被人為壓低了價格的資源固然可以通過高度集中的配置體制流入優先發展的部門。但當一個生產周期完成之後，其剩餘是否能夠繼續按照發展戰略意圖進行再配置，而不是受市場收益的誘導轉而投到譬如說輕工業部門等，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國家對於企業剩餘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一旦工業企業被國有化，企業剩餘就能夠被最大限度地控制起來，並被統一使用於國家戰略目標所要求的投資方向上。

從理論上講，把人為壓低價格的資源分配給私有企業，同時要求這些企業發展重工業也是可以的。然而，在當時找到既能最好地體現所確立的國家戰略意圖，又具有適宜的規模的私有企業，政府的選擇範圍是相當有限的。此外，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私有企業極有可能既要拿到政府分配的稀缺資源，又利用一切可能性規避政府的產業管理，偏離發展重工業這種缺乏比較優勢的戰略意圖。因此，要使這些企業始終如一地做到這一點，政府還要付出高昂的監督成本。相比較而言，依靠國有企業來實現這種戰略意圖是最直截了當的，因此，超越當時資源比較優勢而執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任務，歷史地落在國有企業身上。

至此，從稀缺且受到補貼的資源分配的角度，以及生產剩餘控制的角度，我們不難理解重工業以及直接為其服務的基礎設施部門實現國有化的必要性。重要的商業部門要履行資源計劃分配的職能，因而其國有化也是題中應有之義。然而，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譬如輕工業和服務業等部門企業國有化的必要性。我們知道，在一個資本相對稀缺、勞動力相對豐富的經濟中，相對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具有比較優勢，又直接面對著廣大消費者的需求，因而具有較高的盈利能力。特別是那些被人為壓低了價格的生活必需品之外的輕工業產品，有更大的可能具備盈利能力。從而創造了較高的行業剩餘，潛在地具有較高的積累率。例如，從每百元資金所實現的稅利水平來看，1957年中國輕工業是重工業的270%，1980年更高達310%。[2-4]然而，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就意味著國家要把握一種向重工業偏斜的投資結構和產業結構。這樣，就不能允許輕工業部門的企業自行支配其剩餘，而是要掌握之並用之於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目標。所以，從剩餘的動員和配置出發，輕工業部門企業國有化也是必要的，並且同樣是由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所決定的一種內生性制度安排。

至於對服務業和小型商業進行國有化或合作化的必要性，除了同樣存在國家控制剩餘的目的之外，還有其他原因。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推行要降低重工業部門的生產成本，勞動力價格就要壓低，相應地，作為勞動力再生產費用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服務和小商品價格就不能過高。如果由私人經營商業、服務業，價格太低就沒有投資激勵。而由於服務業和小型商業經營規模小，布點分散，產品和提供的服務品種多樣，價格監控的成本很高，因而以國有化或合作化的形式改變所有制，便於與計劃分配體制保持制度上的協調性，也是為傳統戰略服務的。

誠然，在私有制的條件下，通過國家對資源價格和分配的嚴格管制、嚴厲的稅收，也可以實現生產剩餘的控制和再分配，從而執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但是，我們知道，在一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國家管理經濟的能力相對也低，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其除徵收關稅以外的徵稅能力弱。印度在私有制條件下，實行價格管制，推行產業扭曲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就陷入了經濟中腐敗滋生的「尋租社會」。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政府將集中起來的剩餘用於發展國營企業所能獲得的社會支持率，肯定要比用來扶持私營企業的支持率更高。在中國，領導國家和經濟建設的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政權。建立全民所有制（國有制的一種用語）既符合上述經濟邏輯，使剩餘動員和配置問題以內部化的形式得以解決，又有根據地時期積累的經驗或戰時經濟條件下現成的組織資源可供利用，還符合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2-5]也就是說，企業的國有制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融合以上三種優勢於一身，把經濟邏輯的內在要求與意識形態提供的合理性完美地結合起來，因而在當時的可能選擇中是成本最低的。

由於國有企業的存在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許多國家的經驗也顯示出國有企業事實上承擔著政府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或進口替代戰略的責任。國外一些經濟學家常常觀察到國有企業履行著私有企業沒有能力、也不願意履行的在資金密集型產業投資的職能。有的學者把國有企業的產生看作是「國家替代企業家職能」，或為了「把資本積累的控制權從私有部門轉移到國有部門」。[2-6]由於這些解釋跳過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選擇、宏觀政策環境扭曲以及資源配置制度的高度計劃化這樣幾個關鍵的邏輯環節，因而在理論上是不完善的，既不能解釋為甚麼必須要在資金密集型產業投資，也不能說明為甚麼私有企業不能承擔這種職能。

建國初期，中國的私營和個體經濟還佔據重要地位。據統計，在1952年的工業總產值中，國營企業佔41.5%，集體企業佔3.3%，公私合營企業佔4.0%，私營和個體企業佔51.2%。[2-7]根據當時實行的新民主主義政策的主張，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與社會主義工商業相安共存。然而，由於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工業中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局面無法適應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要求，所以隨著「一五」計劃的實施，黨和國家逐步改變了最初的思想和承諾。從1954年起，國家把許多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逐步納入公私合營的範圍，投資並對其進行擴建、改建。對中小私營企業則通過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到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對整個行業進行改組，形成新企業。1956年初，從北京開始，隨後遍及其他城市實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公私合營後，原來的企業所有者便失去了經營企業的權利，企業事實上成為國營經濟。在1956年工業總產值中，國營企業佔67.5%，公私合營企業佔32.5%，私營工業幾乎全部消失了。[2-8]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繼續加強對殘餘的私營工業、個體手工業和小商小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指示》，決定對城鎮工商業者採取更加嚴厲的限制和改造措施，使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以及經營方式、購銷辦法更趨於單一化，城鎮中的國營經濟成分又有提高。在1966-1976年期間，不少地方把獨立核算的小集體上升為統一核算的大集體，把大集體上升為國營企業，並把原為集體所有制的供銷合作社改為國營商業，國營經濟所佔份額進一步擴大。到1978年，國營經濟佔城鎮工業總產值的份額上升至85.4%，非國營經濟下降為14.6%。[2-9]

必須指出的是，在五十年代，沒收官僚資本、收購外國資本和改造民族資本確實對中國國營企業的發展有較大的影響，然而從總體上看，絕大多數國營企業是利用國家集中的經濟剩餘發展起來的。尤其是大中型國營企業，幾乎都是建國以後利用集中起來的經濟剩餘發展起來的。

2.2 傳統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

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雛形是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形成的，但它真正成為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則是在「一五」期間。正如國有企業的產生本身一樣，國有企業管理體制也是按照相同的經濟邏輯內生地形成的。按照傳統的定義，中國的國有企業屬全體人民所有。但是，國有企業不可能直接由全體人民經營。因而，企業首先要由全民委托給國家或政府經營。同樣地，政府（國務院）也不能直接經營數量眾多的國有企業，因而又要通過一系列中間管理層次委托給企業經理人員直接經營。由此形成任何大型企業都共同存在的企業委托—代理關係，使所有權與經營權發生了分離。所以，可以說兩權分離從一開始就是國有企業的一種屬性。[2-10]相應地，與任何所有者與經營者相分離的大型企業一樣，必然會產生三種現象。

第一，在兩權分離的情況下，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說由於委托—代理關係的形成，自然地會產生所有者和經營者激勵不相容的問題。在中國經濟建設的初期，國家的目標取向是最大限度地動員資源，以盡快擴大重工業的規模，加速重工業化進程。而企業經理人員和職工則傾向於擴大企業規模、增加個人工資和擴大社會影響。

第二，在現實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即經營者或企業經理人員擁有更多的關於企業經營過程收入和費用的真實信息，而作為委托人的所有者，由於不參與實際經營，要獲得相應的信息，需要付出高得多的成本。這種信息不對稱使得激勵不相容有可能成為經營者侵犯所有者權益的現實表現。

第三，所有者與經營者對於企業經營結果所負的責任也是不對等的。對於現代大型企業來說，一個經營管理人員或一個代理集團，對於企業經營不善導致的惡劣後果，所能夠承擔的責任畢竟有限，最多不過是個人信譽、財產或自由的喪失，這與所有者或委托人的資產相比就十分不對稱了。這種不對等隨著規模的擴大而加大，就有可能採取風險過度行為，如巴林銀行（Barings Bank）的理森事件。也有可能採取掠奪性的資產轉移行為，使所有者的利益受到損害。

在存在一種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條件下，企業之間的競爭會形成一種平均利潤或平均成本。而根據企業的實際利潤水平或成本水平，與這種平均利潤或平均成本進行比較，即可以使企業經營狀況的信息得到充分反映。換句話說，在存在由充分競爭產生的平均利潤率的情況下，每個企業的利潤水平包容了關於企業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因此，在存在市場競爭的條件下，利潤率可以作為考核和監督企業經營的一種充分信息指標。[2-11]這個充分信息雖然不能完全克服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但它是一種簡單的、成本低廉的手段，可以盡可能準確地反映企業經營的好壞。在存在市場競爭從而有了這種充分信息的前提下，進一步形成經理人員市場。這個市場的作用是，依據經理人員的經營績效對其進行獎懲，因而使經營者與所有者的激勵變成相容的。而一系列事先對企業經營行為作出規範的管理制度和內部治理方式，則相應於每一種特定的條件，最大限度地克服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的責任不對等所可能帶來的問題。

然而，為了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產品價格和生產要素價格都已經被扭曲，競爭的市場就不存在了，因而不能形成一個作為企業經營狀況的參照的平均利潤率，則每個企業的利潤水平就不能充分反映企業經營好壞的信息，也就不能作為評價企業經營狀況的充分信息指標。

由於沒有一個可用來考察和監督國有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指標，要獲取企業的開支水平是否合理，利潤水平是否真實，以及是否能夠保障所有者的利益等等信息，其費用十分高昂。這使得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的激勵不相容成為一個難以克服的問題，而責任的不對等則會進一步加強這種傾向。在產業和企業間的要素報酬率存在很大差異的傳統經濟體制下，如果國營企業擁有經營自主權，它們就有可能將可支配的資源配置在要素邊際報酬率高的地方，[2-12]這樣的邊際調整顯然會干擾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實施，打亂整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均衡。

既然國有企業建立的前提就是競爭市場不再存在，國有企業建立的目的又是控制企業的生產剩餘，所以，從保證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的內在要求出發，國營企業理所應當是不能擁有經營自主權的。換句話說，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國有資產被侵蝕和剩餘被流失的機會，唯一可行的治理辦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剝奪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國營企業所需的投資和其他生產要素由政府無償撥付，所生產的產品及其規格、數量和產品的調撥或銷售由政府計劃決定，在財務上實行統收統支，利潤全部上繳，虧損全部核銷，是在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和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制度下，監督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事實上，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就是按照這樣的邏輯形成的。下面，我們根據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幾個方面，來觀察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或內部治理方式的這種內生邏輯。

—、生產決策權。在缺乏競爭性市場的條件下，企業實際支出的成本和實際形成的利潤就不再是反映企業經營狀況的十分清晰的指標。這時，由於所有者和經營者信息不對稱，企業生產甚麼，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也就不能通過一種簡單明瞭的方式進行觀察和監督。在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相分離，並且激勵不相容的情形下，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員有足夠的激勵誇大生產成本，隱瞞真實利潤，借以侵蝕國有資產，提高企業本身以及職工和他們自己的福利。在這種情況下，最直截了當且奏效的治理方式就是最大限度地減少企業所擁有的生產決策權，使企業只能按照政府或上級主管部門的生產指令從事生產。正如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教科書上所描遖的：「生產甚麼，生產多少；你供應我甚麼，我供應你甚麼，都是統一規定的。這種關係，就同一個車間內不同的工序或同一個企業不同的車間一樣。」[2-13]

在不給生產決策權的情況下，國家監督企業經營活動的方式是以指令性的方式對企業下達一系列技術經濟指標和經營實績指標。對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進行直接控制的具體指標包括一系列事無巨細的內容。企業只需完成這些具體任務，而無權根據市場上的需求變化對生產計劃進行調整，更無權決定生產甚麼。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企業必須完成的指令性計劃指標有總產值、主要產品產量、新種類產品試製、重要的技術經濟定額成本降低率和降低額、職工總數、年底工人到達數、工資總額、平均工資、勞動生產率和利潤等，幾乎囊括了企業經營活動的所有方面。1957年對此進行了較大的改革，指令性計劃指標只保留了主要產品產量、職工總數、工資總數和利潤。其餘改為非指令性指標。1960年又增加了指令性考核的內容，確定主要產品的產量、品種、規格，以及商品產值和完成定貨合同情況、產品質量若干主要技術經濟定額、兩種口徑的勞動生產率，和兩種口徑的成本降低率等為必需的指令性指標。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又增加了流動資金佔用指標。計劃管理體制是由直接計劃和間接計劃兩部分組成的。隨著時間推移，直接計劃的比重逐漸上升，間接計劃所佔的份額大大縮小。例如，列入國家計委統一管理、直接下達指令性計劃的工業產品，由1953年的115種增加到1956年的380多種，其產值佔工業總產值的60%左右。

二、企業財務權。由於企業面對著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被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又不能自行決定生產方向，缺乏生產過程足夠的決策權，就會出現一部分企業因政策原因而盈利，另一部分企業因政策原因而虧損的現象。在缺乏競爭性市場條件下形成的利潤率這樣一個充分反映企業經營狀況信息的有效指標的情況下，國家難以區分企業的盈利或虧損是由政府的戰略意圖和價格扭曲造成的，還是企業經營造成的。如果企業擁有獨立的財務權利，就難以避免企業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監督信息的不完善而侵犯所有者權盆，以及尋租等行為。因此，實行統收統支的財務管理制度，成為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傳統的財務管理體制下，國營企業所需的資金（包括固定資產更新改造所需的技術措施費、新產品試製費和零星固定資產購置費，以及定額流動資金），按企業隸屬關係，分別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財政撥款；超定額流動資金由國家銀行貸款。國有企業除了依據政府的有關規定繳納稅款外，還要依據隸屬關係把全部折舊基金和大部分利潤上繳中央或地方政府，企業只能按規定提取一定比例的計劃利潤和超計劃利潤作為企業獎勵基金。例如，1952年規定，各產業部門的國有企業可以提取計劃利潤的2.5-5%和超計劃利潤的12-25%作為企業獎勵基金。[2-14]「一五」時期，為了鼓勵各部門超額完成國家計劃，以年度為準，以主管部為單位，超計劃利潤扣除應提的企業獎勵基金和企業社會主義競賽獎金以後，40%留歸主管部使用，60%上繳國庫。企業可以從主管部那裏得到一部分留成利潤，以彌補超額完成任務或者其他原因而發生的流動資金的不足，基本建設計劃內已列項目的資金的不足，技術措施費、新產品試製費和零星基本建設支出的不足，以及用作其他用途。地方國有企業超計劃利潤的分成和使用，由各省市自治區按照具體情況自行規定。[2-15]據計算，「一五」時期，國有企業獎勵基金和超計劃提成12.4億元，相當於同期企業上繳國家財政總數的3.75%。從1961年起，企業利潤留成比例降至6.9%，1962年後又取消了利潤留成辦法，改為企業基金制度。在實行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歲月裏，國有企業得到的獎勵基金和福利基金是極為有限的。

此外，為了防止國有企業採用「擠成本」的辦法截留資金，侵蝕國有資產，，增加企業自己的財務實力，國家對國有企業實行極為嚴格的成本管理，規定廠長經理只有批准200元（後來改為300-500元）的低值易耗品進入成本的權力。大修理基金的使用範圍也是非常嚴格的，不允許利用大修理使固定資產「增值或變型」。

三、勞動工資管理制度。在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及其相應的宏觀政策環境下，一方面畸重的產業結構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如果聽由企業自行決定僱用多少工人，將會造成整個嚴重的社會失業現象，引起政治上的不穩定，干擾工業化目標的實現；另一方面，低工資制度扭曲了勞動力的真實成本，在沒有準確的衡量企業經營績效的辦法的情況下，企業可能通過改變職工僱用數量而隱瞞生產成本，截取企業生產剩餘，侵犯所有者權益。因此，把勞動用工權統一掌握在專門的主管部門手裏，有助於把勞動力分配與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相協調。

1954年以前，國營企業的勞動管理是由各大行政區和各主管部門負責的，它們各自編制出管轄範圍內的勞動計劃。當時採用的是「介紹就業和自行就業相結合」的政策，國營企業可以在國家政策的限度內自行增減職工。1954年撤消大行政區以後，逐步過渡為中央集中管理，統一安排就業的範圍逐步擴大，統一安排就業的對象從大學畢業生、中專技校畢業生，直至復員退伍軍人和待業青年。對就業實行集中管理以後，國營企業的職工人數計劃由國家逐年批准下達，企業增加新職工需經主管部門批准。需要指出的是，1956年中央會經下放招收新職工的審批權，結果當年職工人數大大超出計劃，1957年又取消了企業自行從社會上招工的權利。1953年以前，國家只控制企業的工資基金總額和工資等級標準，國營企業可以在國家按年度下達的工資基金範圍內，自行安排職工升級。1954年以後，工資管理集中到中央政府的勞動部手中。1956年全國工資改革會議決定，統一制定國營企業的工資標準，職工工資標準、職工定級、升級制度均由中央政府統一規定，地方政府和企業無權變更。需要指出的是，1956年工資改革後，不僅在國營企業內實行了統一的工資制度，而且在公私合營企業內也推廣了這種統一的工資制度，即整個城鎮經濟開始實行統一的工資制度。

作為職工工資的補充，各種生活福利的發放和企業履行興辦社會事業的職能，也是這種勞動就業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低工資高就業的情形下，為了保障職工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還要在貨幣工資之外輔之以生活必需的實物福利和社會性服務，如住房、醫療、教育、托幼等等。這些服務的企業內部化，既是為了對服務對象進行準確的選擇，也是為了避免其成為相關的產業從而增加控制其剩餘的難度。可見，企業辦社會也是勞動就業制度的一種內生結果。由於國有企業履行了保障就業和提供社會性服務的非生產性職能，國家也要同時控制這兩方面的活動及其結果，政企不分也就成為必然性。

四、物資分配體制。在產品價格和生產要素價格被人為壓低的情況下，不僅短缺成為普遍的現象，要求用一種高度集中的計劃方式配置資源，能否獲得及獲得多少稀缺而廉價的資源，也可能成為企業混淆成本構成、隱瞞利潤水平的方式，以此截取生產剩餘，獲得經濟租金。所以，不給企業物資配置權，是保持與經營自主權其他方面的安排相一致的必要手段。國有企業所需的物資向政府主管部門報送計劃，經批准後由物資部門根據指令性計劃供貨。企業無權根據技術要求和產品質量的比較選擇供貨單位。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指令性計劃向國有企業下達生產指標，同時對它們所需的統配物資和部管物資[2-16]實行直接計劃供給的辦法。國有企業所需的統配物資和部管物資通過向主管部門申請，納入供給計劃的物資按國家規定的計劃價格組織調撥。隨著國家直接計劃生產的產品的範圍不斷擴大，國家計劃配置物資的種類也在增長。1953年，計劃配置的物資為227種，其中統配物資112種，部管物資115種；到1957年，計劃配置的物資增加到532種，其中統配物資231種，部管物資301種。這種局面維持了很長時間。1980年，計劃配置的物資為572種，其中統配物資為256種，部管物資為316種。與此相對應，喬業部門配置物資的作用趨於下降，例如，商業部門供給的鋼材佔全國鋼材供應總量的份額，1953年為35.9%，1956年下降到8.2%。

五、產品銷售體制。產品的銷售權是物資配置權的另一面，不給國有企業物資配置權的安排要落在實處，相應地就要剝奪其產品處置和銷售的權利。既然國家對企業的監督和考核不是使用利潤率這一充分信息指標，就不得不控制住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如果企業擁有產品銷售權，就意味著其可以自行選擇銷售對象、銷售數量和產品價格，國家就無法控制住購買其產品的企業，物資配置權就會失控，也難以掌握企業銷售收入的真實信息，從而給企業截取生產剩餘開了口子。所以，按照國有企業制度安排的邏輯，必須剝奪企業的產品銷售權。事實正是如此，企業主管部門監督企業按指令性計劃生產，產品經驗收進入企業倉庫後，就相當於進入了國家的倉庫，由國家的物資部門負責調撥，企業無權處理這些產品。

至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傳統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內在邏輯。在國有制的條件下，國家把企業委托給經理人員經營：由此產生國有企業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由於沒有一個簡單且低成本地反映企業經營狀況的充分信息指標，為了防止企業侵犯所有者的權益、截取生產剩餘，以便維持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實施，就不能給企業以經營自主權：結果就形成了企業的產、供、銷和人、財、物完全被統死的微觀經營機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是國家和企業的主人翁的意識形態，在現實中讓位於經濟邏輯。在這種邏輯下，不給企業經營自主權是一種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

傳統的國有企業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被委托給經理人員經營卻又不給後者足夠的經營自主權，這本身仍然存在著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就是對企業經營實行多層委托，或從另一個角度說，對企業實行分級管理。從全民所有制的意義上來講，全民所有的企業資產首先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委托給政府經營。[2-17]從中央一級來看，這個代理人就是國務院。後者又通過綜合部門如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財政部等，以及主管部門如相應的機械工業部或地方政府對企業進行管理。有關部委和地方政府再任命企業經理人員，後者成為最終代理人。在這樣一個多層次的委托—代理結構中，愈往下企業經營信息愈完全，但存在著潛在的侵權可能性；愈往上愈遠離企業經營信息，但卻是對潛在侵權的必要制約。企業之上的每一個管理層次，都是既履行著傳達信息的職能，又扮演著監督者的角色。國營企業委托經營過程中，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的矛盾愈突出，則對這種科層結構的依賴性愈強。由此產生封官設府的內在要求，導致了官僚機構的無限膨脹。

國有企業按照隸屬關係，可劃分為中央直屬企業和地方國營企業兩大類。中央直屬企業由中央政府所屬的主管部門管理；地方國營企業由地方政府（包括省政府和縣政府）管理，由此形成了條條與塊塊的關係。一個企業究竟歸中央政府管轄還是地方政府管轄，主要決定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省政府與縣政府）之間的事權劃分。政府層面上的事權劃分涉及到對企業生產經營計劃的審批，以及物資供應、投資、信貸決策等內容。這種事權劃分的調整主要決定於各個時期的戰略任務，但也同各政府層面的控制能力有關。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央政府僅管理了華北地區的一部分國營企業，其他國營企業基本上是由各行政大區直接管理的。在「一五」時期，為了集中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建設項目，[2-18]於1954年撤消了大區一級的行政機構，以確保中央政府有足夠的資源動員能力。與此相對應，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工業企業數量大大增長了，由1953年的2，800多個增加到1957年的9，300多個，大約佔當年國營工業企業總數（58，000個）的16%，工業產值接近國營工業產值的一半。1958年，為了從基層發動一場「大躍進」，進行了一次具有行政性分權含義的事權劃分。（1）下放國有企業的管轄權。除少數重要的、特殊的和試驗性的企業外，其餘原來由中央各部門管理的企業層層下放。（2）下放計劃管理權。將原來由國家計委統一平衡、逐級下達的計劃制度改為以地區為主，自下而上逐級編制和進行平衡的制度。（3）下放固定資產投資的管理權。對地方實行投資「包幹」制度，即中央向地方下撥一部分資金，地方政府可以在這部分下撥資金和自籌資金的範圍內自行決定興辦各種類型的企業，包括限額以上的大型企業。（4）下放物資配置權。大大減少由國家計委和各主管部調配的物資的品種和數量，其餘下放給各省、市、自治區管理。（5）下放財政權和稅收權。把過去財政「統收統支」的體制，改為「分級管理、分類分成、五年不變」的體制。同時，給予地方政府廣泛的減稅、免稅和加稅的權限。（6）下放信貸權、改變原來高度集中的信貸制度，實行「存貸下放、差額管理」的辦法。[2-19]1958年，中央直屬企業只留下1，200個，其餘87%的中央直屬企業都下放給地方管理，1959年，國家統一分配的物質比1957年減少了75%。由於「大躍進」慘遭失敗，中央政府又進行了一次行政性收權，中央政府的計劃決策權和財政支配權的擴大，在落實「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到1965年，中央直屬企業增加到10，533個，這些企業的工業產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2.2%，國家統配物資大體恢復到1957年水平。「文革」期間，中央政府對經濟運行的控制能力趨於下降，於是又出現了一次行政性分權，到1976年，中央直屬工業企業產值僅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中央財政收入只佔國家財政收入的12.7%。

必須指出，在改革前的近三十年裏，國營企業的管理體制有過多次變動，然而這些變化主要是經濟決策權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轉移，這種政府層面上的事權重新劃分並不影響國營企業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經營方式和調節機制。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調整會使國營企業的隸屬關係發生過數次重大變化，但是，國營企業無論隸屬於哪一級政府，都不擁有生產經營決策權。

2.3 傳統國有企業的經營績效

從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開始推行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內生出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和毫無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這一經濟體制無疑解決了在一個經濟十分落後的發展起點上把積累率提高到15%以上的增長問題，並借助於國營企業的發展，以較快的速度建成了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使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統計資料表明，在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裏，工業佔國民收入的份額由19.5%上升到49.4%，提高了近三十個百分點；而國營工業又是工業增長的主要源泉。這一時期，全國國營工業總產值由142.6億元增加到3，416.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國營工業產值增長了17.15倍，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1.55%，其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份額也由40.5%上升到80.8%。[2-20]這一時期最為顯著的特徵是重工業增長得特別快（2，680.4%），是輕工業（870.6%）的三倍多，與此相對應，重工業產值佔工業產值的份額由35.6%上升到57.3%。重工業出現了鶴立雞群式的突飛猛進。

工業在國民收入份額中的急劇提高，是罕見的歷史現象。例如，在工業化過程的最初四十年或五十年間，英國在1801-1841年期間工業份額只上升了11%，日本在1878/1882-1923/1924年間提高了22%，都不及中國快。在戰後新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經歷中，恐怕只有臺灣在這方面能同大陸的可觀記錄相比。[2-21]

傳統的微觀經營機制和企業治理結構，造成了工業經濟激勵不足和生產效率低下的弊端。首先表現在生產不計成本。由於企業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利潤不能成為反映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成本也就不再是可以用作經營效率比較的指標。既然沒有一個充分信息指標來考核、監督企業經營，而只能使用一系列具體指標考核企業，在這些指標之間有所矛盾時，必然某些指標是必保的，某些是必要時可以捨棄的。在短缺經濟的條件下，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要有東西供分配。所以，在所有考核指標中，產量指標應該是首要的。既然產量高於一切，而成本的高低又是可以討價還價的，且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企業對於有關成本的信息處於優越的地位，所以以高成本換取高產量，對於企業來說是十分自然的選擇。

生產不計成本的另一種表現是大量原材料庫存。由於企業沒有物資權，一切投入品都要由國家分配，而分配數量取決於企業討價還價的能力或談判地位。不管怎樣，任何企業要想保證完成產量目標，必須獲得足夠的物資供給。在物資短缺和中央計劃分配的條件下，所有企業都把很大的精力花費在爭取盡可能多的能源、原材料和其他中間投入品供給上面。在資產總量中，八十年代初中國流動資金佔總資產的比例為32.7%，比韓國六十年代初的水平還高出3.7倍，比日本五十年代的水平高46%，比英國1970年的水平高1.6倍，甚至高於印度和前蘇聯的水平。[2-22]既然為了產量目標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不計成本，則爭取到的投入品只嫌不足，而無須擔心積壓。其結果表現為資金利用率的低下（表2.1）。

表2.1 國營企業主要經濟效益指標（元）

資料來源：國務院全國工業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等編：《中國工業經濟統計資料（1986）》（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

與此相應的則是微觀層次上缺乏技術創新激勵，技術進步緩慢，產品品種和質量也變化甚小，幾十年如一日，沒有甚麼更新換代。由於企業沒有生產決策自主權，企業並不直接面對市場需求，產品不愁賣，則感受不到也無須考慮消費者對產品品種和質量的需求變化。[2-23]既然沒有競爭壓力來改進產品質量，沒有足夠的動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則技術創新也就不那麼迫切和重要了。由於企業沒有投資權，因而企業也不願承擔創新風險。其結果就是技術進步緩慢，複製古董，甚至技術水平下降，產品質量降低。以一些產品質量的變化為例。1957年平板玻璃的一級品率為89.96%，1975年降低為61.60%。同期棉布織機每台時產量從4.07米降低到3.90米。此外，表2.1中的第三欄和第四欄數字表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遠遠低於產值增長速度。

此外，在企業缺乏財權和勞動用工自主權的條件下，經理人員既缺乏手段對工人進行獎懲，也沒有足夠的激勵對工人的工作表現進行有效的監督。所以，在企業層次上事實上是沒有有效的激勵機制來調動職工積極性的。這就是為甚麼在傳統體制下國家往往要利用樹立典型或搞運動的方式來教育勞動者，希望圖以提高政治覺悟的方式，彌補微觀層次缺乏物質激勵的不足。

作為一個傳統國有企業經營績效的總結果，經濟改革開始以前這一階段的工業增長主要是建立在大量物質要素投入基礎上的外延擴大再生產。有關各種要素對經濟增長所作的貢獻的研究表明，在傳統經濟體制期間，國營企業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追加物質生產要素，技術進步對工業增長的貢獻或總要素生產力的貢獻極為低下。例如，世界銀行得出了總要素生產率不足10%，甚至為負的結論（參見表2.2）。

表2.2 改革前中國國營工業技術進步對增長的貢獻率

資料來源：陳寬等：〈中國國營工業生產率之變動〉，載鄭玉歆，T. G，羅斯基主編：《體制轉換中的中國工業生產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71頁：李京文、鄭友敬主編：《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一概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72-76頁；汪海波：〈對我國工業經濟效益歷史和現狀的分析〉，《工業經濟研究》1989年第4期：郭克莎：《中國：改革中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3年），第70頁：世界銀行1984年經濟考察團：《從國際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體制》（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第23頁。

進一步的比較研究還表明，這一時期不僅總要素生產率低下，由於創新不足導致的技術水平低和配置不當，物質投入的利用效率也非常低下。例如，生產一美元工業產值比韓國平均耗用能源高出一倍多，平均耗用鋼材高出21.3%，而平均貨運量竟然高出4.5倍（參見表2.3）。這種低效率的增長方式，隨著時間推移愈來愈難以維持下去了。正是由此直接引發了七十年代末針對國有企業缺乏經營自主權所開始的改革。

表2.3 單位工業產值材料消耗率的國際比較（1980年）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China：Economic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Annex 5 to China：Long-term Issues and Options（A World Bank Country Study）（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85）.

注釋

[2-1]參見Simon Kuznets，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Struc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Table 21.

[2-2]周榮坤、郭傳玲等編：《蘇聯基本數字手冊》（北京：時事出版社，1982年），第26、46頁；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北京經濟學院編：《六國經濟統計（1950-1973年）》（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75年），第9頁。

[2-3]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北京經濟學院編：《六國經濟統計（1950-1973年）》，第20、29-33頁。

[2-4]李悅等編著：《中國工業部門結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37頁。

[2-5]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馬克思主義著作選編（乙種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第30頁。

[2-6]參見M. Haririan，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 Mixed Economy：Micro Versus Macro Economic Objective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

[2-7]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194頁。

[2-8]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頁。

[2-9]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第365、377頁。

[2-10]我國經濟學家常常認識不到這個事實，以為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只是國有企業改革以後出現的屬性。但根據孫冶方在其文章中引用的一段話，可知國外學者對此早有認識。這段話說：「在全民所有制之下，佔有、使用和支配權是一個主體，而所有權是另一個主體。國營組織，只是根據它們的活動目的和財產的用途對固定給他們的國家財產行使佔有、使用和支配之權。而這些財產的所有者是國家。」摘自孫冶方：《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9頁。

[2-11]這裏的充分信息概念，是我們從統計學中關於充分統計量（sufficient statistic）的概念借鑒而來，表明當企業所有者不能夠也不必要獲得關於企業經營全部信息的情形下，只需掌握這種最充分反映企業經營狀況的信息即可以獲得關於企業實際經營績效的必要信息，從而可以考核和監督經營者行為。固然，我們借用這個概念與它在統計學中的原始涵義有所差別，但引用一段關於「充分統計量」的定義，仍然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充分信息」概念。統計學教科書指出，充分統計量之所以是「充分的」，在於其導致數據量的顯著減少，而不會損失樣本中所包含的「信息」；或者說，所有的樣本「信息」都包含在這種（通常數量很少的）「充分的」統計量中了。參見H. T. Nguyen and G. S. Rogers，Fundament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New York：Springer-Verlag，1989），Vol.II，p.42.

[2-12]八十年代初國有企業改革的結果即可反證這種可能性。當企業獲得了部分生產經營權之後，就將其可支配的資源配置在要素邊際報酬率高的地方。

[2-13]孫冶方：《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第176頁。

[2-14]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國營企業提用企業獎勵基金暫時辦法〉，《新華月報》1952年2月號，第132頁。

[2-15]財政部：《中國工業經濟法規匯編（1949-1981）》（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5年），第111頁。

[2-16]為了加強對物資的集中管理，傳統的物資管理體制下將物資分為三類：一是統配物資，即關係國計民生的最重要的通用物資，由國家計委組織生產和配置的平衡。二是部管物資，即重要的專用物資，由國務院各主管部門組織生產和配置的平衡。三是三類物資，一部分由地方政府安排生產和銷售，大部分由企業自產自銷。

[2-17]一直到八十年代，國有企業都被官方稱為國營企業。

[2-18]蘇聯援建項目是經過五次協商確定下來的。五次商談共確定174個項目。經過反覆核查調整後，有的項目取消，有的項目推遲建設，有的項目合併，有的項目一分為幾，有的不列入限額以上項目，最後確定為154項。因為公布156項在先，所以仍稱「156項工程」。「156項工程」中實際施工的為150項，其中在「一五」時期施工的有146項。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297頁。

[2-19]吳敬鏈等：《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2頁。

[2-20]國務院全國工業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等編：《中國工業經濟統計資料（1986）》（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第129、207頁。

[2-21]Simon Kuznets，“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in Economic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The Postwar Experienceof the Republic of China，edited by Walter Galenson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

[2-22]參見The World Bank，China：Economic Structure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Annex 5 to China：Long-term Issuesand Options（A World Bank Country Study）（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85）.

[2-23]當然，由於企業職工工資水平和農民收入水平幾十年增長甚微，因而消費水平多年沒有提高，消費形式變化也很小。

第三章

迄今為止的國有企業改革

在缺乏市場競爭從而企業經營充分信息的情況下，而採取的不給企業自主權的治理方式，雖然在特定條件下解決了信息不對稱、激勵不相容和責任不對等的問題，但嚴重缺乏經營自主權造成激勵不足和效率低下等問題。雖然自「一五」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在經濟建設中一直把工業和重工業置於優先發展地位，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技術結構上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拉大了。逐漸地，國家領導人看到了管理體制上面的某些缺陷。而具體到國有企業的問題，大家注意到的是企業缺乏經營自主權所致。因此，七十年代末開始的企業改革，始終把對企業的放權讓利作為重點和中心。本章擬通過對國有企業改革背景、過程和效果的回顧，對迄今為止的改革作一評價，同時指出其矛盾之所在。

3.1 企業改革的背景與直接動因

國有經濟缺乏效率的問題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被察覺了，試圖解決這一問題的改革也可以追溯到那個時期。然而，直至1978年底以前，國有企業改革一直陷於行政性的放權和收權，即部門和地方之間管理經濟權利的重新劃定，以及與此緊密相連的行政機構增減的循環往復之中，從未觸及到傳統經濟中的深層次問題。始於1978年末的改革則突破了傳統的行政分權、收權的循環往復，沿著對企業放權讓利的思路不斷深化改革，逐步確立了構造市場經濟體制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模式。這種徹底的改革決心和逐步深入的改革步驟，具有其深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具體來說，它依賴於以下幾方面變化了的情形。

首先，傳統發展戰略及其相應的經濟體制已經難以為繼。長期推行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實際結果是，經濟結構嚴重扭曲，人民生活所需的工業消費品供給嚴重不足。這種發展戰略賴以維持的高積累使得職工工資增長甚微，從而居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1953-1978年期間，國民收入積累率平均高達30%左右。這一期間大多數年份職工年工資的平均水平都在600元以下。即使按扭曲的官方匯率246.18元人民幣折合100美元來換算，這些年份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也僅為200餘美元。此外，廣大農民收入增長更慢，從經濟增長和工業擴張中受益甚微，仍有2.5億農民處於絕對貧困狀態，溫飽問題未能解決。這使億萬群眾渴望改革。並且，他們的利益所繫，成為改革的深厚基礎和巨大推動力。

其次，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差距的擴大，以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績效造成了「落後就會挨打」的壓力和緊迫慼。按世界銀行的統計，八十年代初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300美元，只有美國的2.3%，日本的3.0%，瑞士的1.7%。而與那些會經處於大致相當的發展起點的經濟相比，這種落後的感覺特別強烈。以「東亞奇蹟」著稱的四小龍經濟中，韓國、新加坡和香港在1965-1973年期間，國內生產總值分別以10.0%、13.0%和7.9%的速度增長，中國臺灣的國民生產總值在這個期間的增長率則為11.0%。這些經濟一躍而為新型工業化經濟，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中國大陸。這種發展績效的現實差別，顯然無法用來印證傳統經濟體制具有甚麼優越性。因此，承認差距、承認體制上的失誤，必然引導中國走上改革之路。

第三，「洋躍進」的實踐把傳統發展戰略再次推向極端，使後者的弊端更充分暴露。粉碎「四人幫」後，大多數人起初還把經濟建設的失敗看作是受到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干擾的結果，在1978年7月6日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上，形成了組織新的「趕超」的共識，試圖通過引進一批大型成套設備項目，在較短的時間裏建立起一批大型、超大型的鋼鐵基地、煤炭基地、石油基地和大型電站，在全國形成十四個比較強大的技術先進的綜合性工業基地。這次「洋躍進」的構想完全脫離了中國的國情和國力，一付諸實踐便捉襟見肘，所以很快就被否定了，並成為傳統經濟體制的最後一跳。隨後，通過對體制中的問題進行改革，提高國營企業的經濟效率成為整個經濟工作的重心。

最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人，是被「文化大革命」推向極端的一套左的做法的受害者，當粉碎「四人幫」，重新執掌政權後，他們不必對過去的政策失誤負完全的政治責任，因而可以通過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傳統體制進行了比較徹底的反思，尊重群眾、基層的各種改革實踐，因而使中國的改革從最基層開始發動。此外，加速經濟增長與發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快一些，才能真正樹立起新一代領導人的威信。而過去靠搞運動的方式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方法已被證實失效，恢復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作風，不可不尊重個人和企業的物質利益。

總之，傳統經濟體制所產生的結構扭曲、激勵不足和效率低下的弊端隨著時間推移暴露得愈來愈充分，揚棄它的機會成本愈來愈低，而從微觀經營機制上入手，既是人們當時所看到的問題所在，又是最小傷害既得利益，使盡可能多的當事人獲盆的改革方式選擇。

3.2 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

在傳統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存在著許多問題。但是相比較而雷，最容易觀察到的是企業缺乏經營自主權、工人幹好幹壞一個樣而導致的生產經營積極性低下。所以，按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邏輯，[3-1]企業改革必然是從放權讓利入手的。最初的改革是圍繞著以權利換效率這個中心展開的。與以往的行政性分權不同，這次改革的主要手段是向企業「放權讓利」，即給予企業一部分新增收益的支配權，激勵企業經營者和生產者為獲得更多的收益（或收入）而努力提高勞動積極性和資源利用效率，達到同時增加財政收入、企業留利和職工工資的目的。

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六個企業中進行企業擴權的試點工作。1979年5月，國家經委、財政部等六個部委選擇北京、天津、上海三個直轄市的八個企業進行擴權試點。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工作引起眾多企業和廣大職工的強烈反響，許多地方和部門因勢利導，仿照八個試點企業的做法，自行制定試點辦法加以推廣。主要措施是：採取增加工資和發放獎金等手段，刺激企業職工和經理人員的生產經營積極性：以下放財政和物資分配等權力為手段，誘發各級地方政府和部門關注企業經濟效益的積極性。這些措施在激勵經營者和生產者追求經濟效益，進而企業收益或個人收入增長方面產生了顯著的作用。鑒於此，中央政府於1980年秋，將試點企業的某些做法引入約佔全國預算內國有工業企業16%、產值60%和利潤70%的六千多個企業裏。

利潤留成確實調動了企業職工的生產積極性，經濟效率有所提高。但是，由於在不存在競爭性市場，沒有單一、充分地反映企業經營的信息指標的情況下，仍然存在著企業所有者一國家與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問題。因此，給予企業自主權就意味著給予企業侵害國家權益和資產的機會。從治理結構的角度來說，傳統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是一個整體，一旦所有者權益和經營者自主權中間的某一方面發生變化，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的問題便會暴露出來。特別是在當時競爭筒不存在，市場發育水平很低的情況下，企業盈虧不完全反映其經營好壞的情況下，擴大企業自主權給職工多佔多分企業收益開了方便之門，並影響到財政上繳任務的完成。

針對這一問題，1980年初山東省率先將利潤留成改為利潤包幹，即企業必須首先完成上繳國家的利潤任務，餘下部分或全部留給企業或按一定比例在國家與企業之間進行分配。這一稱為工業經濟責任制的做法很快得到國家的肯定，並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迅速在全國推廣開來。到1981年8月底，全國縣屬以上的國有企業中，實行工業經濟責任制的佔65%，其中承擔較多財政上繳任務的東部九省市達到80%。從此，基本確立了國有企業改革以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推進方向。

值得指出的是，從一開始這種放權讓利式改革就遇到了企業與國家利益分配關係上的矛盾。國家的目標是通過改革，在給予企業自主權和獨立利益的同時，能夠不斷擴大資產收入以及財政收入。該階段改革的實際結果表明，這些以企業和職工為對象的物質刺激措施，在激勵勞動者生產積極性和增強企業活力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於企業具有不盡相同的利益所在，因此在現實中存在著「放權讓利」的邊界不清，要素和產品價格雙軌制等一系列可供尋租的漏洞的情況下，出現了企業為擴大自銷而壓低計劃指標、不完成調撥計劃，在承包中企業利用其信息優勢與上級主管部門討價還價，使承包條件向企業利益傾斜，以及企業間爭相發放獎金等行為，從而引發「工資侵蝕利潤」等問題。

雖然這種改革思路具有對於企業的激勵效果和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利益分配矛盾的兩面性，但一方面由於企業經理人員和職工是放權讓利式改革的獲盆者，在企業改革中是佔多數的利益集團，另一方面非國有經濟的不斷擴大提供了一種示範效應，與之相比，國有企業表面上自主權始終不充分，因此，放權讓利具有不可逆轉的特性。於是，國有企業改革仍然按照起初的邏輯，繼續以放權讓利為中心，與此同時不斷修正改革措施中不利於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從而不利於維護國家財政利益的方面。具體來講，這樣的改革過程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首先，國家繼續承諾和採取實際措施擴大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政府逐步減少國有企業經營中指令性計劃的相對份額。截至1990年，納入指令性計劃管理的產品已由1979年的120多種減少到58種，其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40%減少到16%。國家計委負責調撥的重要物資和商品，分別由256種和65種減少到19種和20種：國家承攬的出口商品由900種減少到27種，其佔出口商品總額的份額下降到20%左右。1991年開始了授予國有企業直接外貿權的改革。

國家不斷地頒布了一系列關於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行政性法規。1985年9月，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在《關於增強大中型國營企業活力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中進一步明確：企業在確保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可以根據市場需要和自己的優勢，發展多種產品，進行多種經營。這些改革措施促進了新增資源在更有效率的投資領域的配遲。九十年代以後，國家進一步採取措施擴大企業自主權。如在1992年開始實行新的經營機制，制定了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具體規定了對國有企業落實的十四項自主權。它們包括生產經營自主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採購權、進出口權、投資決策權、留用資金支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併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獎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和拒絕攤派權。

其次，針對放權讓利中出現的問題，通過各種制度安排理順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係，硬化企業的預算約束。例如，實行利改稅的主要目的是劃清政府財政收入和企業可支配收入的界限，形成國家財政收入與稅收掛鉤，企業收入與利潤掛鈎的機制。第一步利改稅從1983年1月1日起徵，並於同年6月1日開始辦理。具體作法是對除實行承包的小型企業外的全部國有企業計徵稅率為55%的所得稅，其實質是將55%的企業純收入轉換為稅收。納稅後的企業利潤，再在國家和企業之間進行分配。上繳國家的利潤部分，根據企業的不同情況分別採取遞增包幹上繳、固定比例上繳、定額包幹上繳和繳納調節稅等辦法，一定三年不變。

第一步利改稅初步解決了原先把稅收和利潤混在一起的問題。為了解決第一步利改稅的遺留問題，1984年9月開始實施第二步利改稅方案，即實行單一的徵稅制度，其中包括改進第一步利改稅時設置的所得稅和調節稅，增加資金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土地使用稅、車輛使用稅，劃出產品稅、增殖稅、營業稅、鹽稅。從1985年1月1日起徵。第二步利改稅會一度取得較好的效果。問題在於，在經濟核算和審計制度筒不健全的情形下，企業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變通辦法來增加自己的所得、減輕稅賦，如調用企業勞動力修建職工住宅，將修建職工住宅的材料打入生產成本等等。結果政府的稅收並未多得，而不採取應對手段的企業又稅賦太重，因而又不得不實行企業稅收承包制。

此外，國家還對國有企業實行「稅利分流、稅後還貸、稅後承包」的改革試點（簡稱「利稅分流」）。「利稅分流」的主要內容是：（1）減輕稅負。所有試點地區一律取消國有企業調節稅，降低所得稅稅率。（2）對稅後利潤，或核定上繳利潤基數，或繳納國有資產佔用費。按上海的做法，流動資金和固定資產的佔用費率分別為相應貸款的利率。（3）將原先銀行專項貸款的「稅前還貸」改為稅後還貸，取消按還貸利潤數額提取福利基金和獎勵基金的規定。「稅利分流」的主要目的是使國家作為社會管理者和國有資產所有者的雙重身份都得到體現。

為了把對企業的放權讓利與維護國家的資產權益相結合，實行了從承包制、資產經營責任制到公司化試點的改革。這項改革是從實行各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開始的，包括大中型企業的承包制，小企業的租賃制和股份制的試點。在九十年代以前，最主要的措施是實行資產承包經營責任制。根據全國28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和七個計劃單列市的初步統計，截止1987年第二季度，實行承包經營的預算內工業企業33，312戶，佔企業總數的90%。[3-2]

所有這些體制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效果，達到了某些預期的改革目標。例如，作為過去十幾年國有企業改革一種主要形式的企業承包制，因其是在國家和企業之間一對一談判形成的條件下實行的，在某種程度上兼顧了企業利益和國家利益。但是，歸根結底，在沒有一種能夠全面反映企業經營績效的簡單而且成本低廉的充分信息指標的情況下，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的現象就仍然存在，承包條件仍然不能約束經營者利用經營自主權侵犯所有者權益的行為。由於人們普遍將這種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不能保值、增值的原因歸結為產權不清，所以，進入九十年代以後，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國有企業改革思路，與對企業放權讓利思路合為一體。

經過一定時間股份制企業試點，目前，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主體思路。一項重要舉措是進行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主要內容是將國有企業改建為多元股東持股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基本做法是：將現有企業改建為國有獨資企業集團，將主管廳局改制為國有獨資的控股公司。具體措施包括增資減債，即把一部分企業債務轉為國家投資。這項工作是在十八個試點城市裏展開的。另一種方式是組建計劃單列的企業集團。鑒於1985年劃定的一批計劃單列城市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遂組建了56個實行計劃單列的企業集團。企業集團內建立財務公司，實行統一納稅，享有自營進出口權和外事審批權，集團領導人享受副部級政治待遇。

3.3 已有改革的雙重效應

從國有企業迄今為止的改革，我們可以看到兩種效應。從企業激勵機制和企業效率的角度，我們發現國有企業改革的積極效果。然而，按照所有者標準來觀察，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的國家，在這種放權讓利式改革或後來所演變成的產權改革中，其權益卻受到愈來愈多的侵蝕。作出這兩種評價角度區分的理由是，只有在具備比較充分的競爭，從而存在關於企業經營充分信息的情況下，才能使所有者收益標準和企業效率標準具有嚴密的正相關關係：否則這兩種標準之間的一致關係便不存在。不僅如此，在沒有競爭和對企業的有效監督機制的條件下，國有企業獲得的自主權和獨立利益愈多，則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愈難保障。可見，從兩個方面考察國有企業改革的效果，是有必要的。

經過十七年的國有企業改革，企業已經獲得了相當大的經營自主權，企業的利潤動機也大大加強。表3.1顯示了1994年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調查得出的十四項企業自主權落實情況。從中可以看到，一方面迄今國有企業獲得的經營自主權已經有長足的提高，另一方面股份制企業落實自主權的較為優秀的表現，表明最近在落實國有企業自主權方面的體制改革和政策努力是卓有成效的。由於這種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努力，相對於傳統體制下的沒有自主權來說是對症的，所以，其在激勵和效率方面產生積極的效果是符合邏輯的。

表3.1 企業十四項自主權落實程度及變化（%）

資料來源：宋濤、衛興華主編：《40位經濟學家關於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多角度思考》（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91頁。

國有企業通過放權讓利，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傳統經濟體制下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缺乏效率與活力的問題。隨著企業留利比例的提高和自主決策範圍的擴大，企業生產經營中的利潤動機增強，改進技術、創新產品的激勵提高。在改革前，國有企業的首要目標是完成國家下達的計劃。歷經十多年的市場取向的改革，這種情形發生了變化。有關企業目標的調查表明，現在企業最重視的是利潤和成長目標，而對完成國家計劃目標的重視程度大大下降了（參見表3.2）。國有企業普遍重視增加職工收入和福利，大約有三個原因使然。其一，在企業經理人員擁有了發放工資、獎金和其他福利的權力的同時，他們能否保持自己的位置，對職工代表大會的依賴程度也提高了。如果說廠長、經理可以從企業承包或自主權的擴大獲得好處的話，則這個利益需要在與職工結成利益共同體才可以得到保障。其二，同樣的道理，經理人員只有依靠職工的配合，才能完成承包目標，才能分享利益，因此自主權的擴大傾向於使其在分配關係上面向職工傾斜。其三，在工資和福利的發放上面，攀比的效應最明顯，由此推動這個分配份額的不斷增大。一項研究表明：職工在工資和獎金發放這項決策中不起作用的僅佔12.3%，而起作用和起很大作用的分別佔65.9%和21.8%，在住房分配決策中職工不起作用的僅佔4%，而起作用和起很大作用的分別佔45%和51%。[3-3]

表3.2 國有企業的目標選擇（%）

資料來源：馬建堂：〈我國國有企業行為目標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1992年第7期，第22頁。

與此同時，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範圍也愈來愈大。放權讓利式改革並非是國家單方面地向企業放權讓利，企業在獲得較大自主權的同時將過去由國家承擔的相應責任也承接了過去，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逐步降低，也促使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意識明顯加強了。國有企業改進經營，從而提高生產效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產業壁壘逐漸被打破，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等非國有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為國有企業提供了競爭的壓力。競爭的存在就意味著，一方面要想多得利潤，就得增加銷售，降低成本，因而就需要通過改善管理和技術創新提高產品質量。另一方面，當其他企業實現了技術創新，成本降低了，就會增加銷售，擴大市場份額。任何企業如果想在競爭中站住腳，就得跟上別人的變化。因此，正是這種逐漸增強的市場競爭，迫使國有企業不得不作出反應。以家電產業為例，由於面臨著鄉鎮企業、外資企業、合資企業等的激烈競爭，國有企業再不能擺出「皇帝女兒不愁嫁」的姿態，而必須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質量。有關企業壓低產品價格的調查表明，51.2%的企業為了擴大市場份額而主動壓價，43.7%的企業因上級或當地物價部門的限制而被動壓價，5.1%的企業是因為產品的生產成本較低，或是為了交換原料、能源等緊缺物資。[3-4]

通過定量研究改革以來國有工業企業總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可以比較有說服力地反映國有企業效率的提高。近年來在這方面已經出現許多研究成果。雖然有很大的爭論，甚至連基本結論也未取得一致。但從總體上看，第一，大多數研究證實，改革以前國有工業企業的總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是負的，而改革以來總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是正的（表3.3）。其次，以八十年代中期為界，在此之前的改革階段，國有企業總要素生產率增長較快。而此後國有企業的總要素生產率有所下降。不過，也有人作出總要素生產率增長趨勢似乎仍在繼續的推斷。[3-5]第三，更進一步的研究顯示了，旨在改進職工勞動積極性的激勵手段，對於八十年代國有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顯著的效果。[3-6]有的估計則表明，在國有企業總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中，一半的貢獻來自職工報酬制度的改進。[3-7]

表3.3 關於國有企業總要素生產率的幾種估計（%）

資料來源：謝千里等：〈改革以來中國工業生產率變動趨勢的估計及其可靠性分析〉，《經濟研究》1995年第12期，第10-22頁；Woo Wing Thye，Hai Wen and Jin Yibiao.“How Successful Has Chinese Enterprise Reform Been? Pitfalls in Opposite Biases and Focu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 18 （June 1994）；F. C. Perkins,“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and Priorities for the Reform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 32，No. 3 （1996）；W.Li，“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Manuscript，Duke University，1995）；林青松：〈改革以來中國工業部門的效率變化及其影響因素分析〉，《經濟研究》1995年第10期，第27-34頁。

然而，從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一國家的角度來觀察國有企業經營績效，可以看到與其激勵改進、效率提高不盡相同的方面。由於歸根結底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還不存在，從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的問題。所以，國有企業在獲得愈來愈多自主權，進而有激勵改進生產效率和經營績效的同時，國家的利益卻不能得到保障。首先是國有企業對於國家財政的貢獻率趨於降低。既然在放權讓利的改革中，企業獲得了獨立的經濟利益，也相應地擁有了自主權，在激勵不相容和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存在的情況下，企業在與國家訂立利益分配合同時，必然會在談判中利用其在信息上面的優勢，壓低國家可能獲得的份額，抬高企業自身所得份額。與此同時，企業在涉及投資等積累職能方面，企業也千方百計規避責任，盡可能減少企業投資，最大限度地爭取國家投資。表3.4揭示了國有工業企業儲蓄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下降的情況，以及其儲蓄與投資之間的赤字。當考慮到預算對國有企業轉移支付後，企業儲蓄進一步降低，投資赤字加大。同時還可以看到的是，國有工業企業貸款佔非金融國有部門貸款比例趨於提高，而前者納稅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卻下降了。

其次表現為國有企業資產經營績效的惡化。由於如前所迆的激勵不相容、信息不對稱以及責任不對等問題的存在，企業傾向於通過擴大開支、提高分配中的企業份額和職工工資和福利份額，減少資產報酬，從而侵蝕國有資產，傷害國家利益。表明國有企業超分配的一個證據是，在整個改革期間，國有部門的職工工資增長速度都超前於非國有部門（表3.5）。一個總體的表現則是，改革以來雖然國有企業激勵機制改善、效率提高，但盈利水平卻由於這種超分配而被壓低了，1980年國有工業的固定資產淨值利稅率為35.9%，而到1995年則降低到16.4%。

表3.4 國有工業企業的財政表現（佔GDP的百分比或特別定義）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China：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port No. 14924-CHA，China and Mongolia Department，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21 June 1996.

表3.5 國有經濟部門實際工資的超前系數[3-16]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6》。

第三表現為國有企業虧損面擴大，虧損額增加。在國有企業與企業所有者一國家利益不一致的情況下，企業對於增加企業留利，擴大工資基金份額和非生產性開支更有積極性，而不關心企業資產是否增值。一方面，國家利用各種手段控制企業超分配行為，另一方面在不掌握企業經營充分信息的情形下又只好承認企業的財務現實。因此，許多情況下的國有企業虧損並不會傷害企業利益，甚至不會傷害職工利益。於是，虧損面逐年擴大，虧損額增加就不難理解了。過去人們經常使用的表述是國有企業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暗虧，三分之一盈利。實際上，目前國有企業明虧面已經超過40%，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面高達44%。一方面國有企業對國家的財政貢獻率在降低，另一方面國家卻仍然要對國有企業虧損給予補貼，雖然國家對國有企業補貼的絕對數量趨於減少（表3.6），但要看到的是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產值比重也在降低，而且，補貼傾向於從財政性的明補變為通過低利息貸款進行暗補（參見表5.8）。既然企業虧損的原因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放權讓利式改革與激勵不相容的矛盾所造成的，很顯然，這種補貼並不能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據世界銀行的調查，1994-1995年間國有企業中盈利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8.0%，職工工資增長了22.6%；而虧損企業勞動生產率只提高2.1%，職工工資竟也增長了21.3%。[3-8]

表3.6 國有企業虧損額及財政對企業的補貼（億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6》，第227頁。

最後，國有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激勵不相容和信息不對稱問題，不僅妨礙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還不可避免地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據一項調查稱，1982-1992年期間，國有資產流失、損失額高達5，000多億元。[3-9]人們關於國有資產流失的定義不盡相同，所以可以有不同的估計。但國家作為國有企業所有者所遭受的資產損失顯然是巨大的。有些國有資產是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和出售時採用低估的手法流向集體企業、私有企業。有些是同外商合資時低估國有資產造成的資產流失。據統計，1993年有關部門共批准上萬家國有企業與外商合資、合作，但其中未進行資產評估的近80%，只按企業的帳面價值列轉國有股份。由於物價上漲造成的這些國有資產重置價值超過帳面價值的部分就此流失了。[3-10]例如一家擁有2.1億元資產的國有企業，與外商合資時只報5，000萬元，導致1.6億元國有資產的流失，[3-11]資產流失率高達76.2%。有些國有資產則以各種形式流入廠長、經理以及企業職工的腰包裏去了。小企業的資產流失情況更為嚴重。按1994年3月財政部對12.4萬個企業清產核資的資料推算，八萬多個小企業中，國有權益損失（包括資產淨損失、經營性虧損和潛虧掛帳等）佔國有淨資產的比重高達82.8%，中型企業的這一比重為59.4%，而大型、特大型企業為15.2%。[3-12]

3.4 「放權讓利式改革」的局限性

從利潤留成、盈虧包幹，到實行企業承包責任制，以至進行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和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整個改革思路都是治著對企業放權讓利這個中心進行的。無論是由企業或地方政府首創，還是由經濟學家或政策研究者最先提出，多數已經進行的企業改革都是針對國有企業現實中存在的最為緊迫的問題，先從基層或局部做起，進行最初的試驗，繼而得到政府的認可，允許試點，進而擴大試驗範圍，以至推廣到更大的區域或產業範圍，甚至全國範圍。改革的邏輯是，既然是直接當事人率先做起，總是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而在最初的試驗中，往往能夠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迄今為止的這種國有企業改革嘗試，卻總是在實施推廣以後，馬上出現負面的效果。通常，這些改革措施總是因應國有企業缺乏經營自主權和經營激勵而被創造出來的，實行的結果最初都能產生擴大企業自主權，從而改進激勵機制和提高經營效率的效果。但是，擴大了實施範圍的改革措施往往導致國家權益進一步受損的結果。

例如，利潤留成的做法固然由於給予企業獲得部分經營剩余的權利而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但企業與國家之間激勵的不相容，使得企業不滿足於既定的利潤分享份額，並且具有爭取更大份額的動機和信息優勢。至於接下來實行的約束更硬一些的盈虧包幹責任制，仍然存在類似的問題。首先，在一對一的談判中，政府處於信息劣勢，往往既要承認盈利企業的既得利益，也要承認虧損企業的既得利益（保證補貼水平不降低），終究不能保障的還是國家的利益。其次，由於對企業經理人員的獎懲與其掌握和經營的國有資產規模是不對稱的，在經營失敗的情形下，利益受損害的仍然是國家。最後，在訂立承包合同時，，政府往往不能準確地預期通貨膨脹水平，當後來的實際通貨膨脹率高於政府預期時，承包合同就不利於政府。正因為如此，國家推進放權讓利思路的改革中，反覆強調的是企業必須把國家利益放在優先的地位，強調要完成國家利潤指標，在承包制的責、權、利中，責是第一位的。而這個「責」便是最難得到保障的國家利盆。某些在這種矛盾中採取的措施，也難奏效。如為了克服企業承包人「包盈不包虧」的弊病，一度曾嘗試過承包者交納抵押金的辦法。但任何個人所能抵押的金額也不能與國有企業資產規模相比擬，以致國家作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與承包者之間的風險是不對稱的。[3-13]

很顯然，這裏已經暴露出按照「放權讓利」思路進行的企業改革的矛盾之處：這種改革的出發點是給予企業更大的自主權，而實施中又要以各種限制企業自主權的方式來控制其侵害國家利益的負面效果。人們注意到，歸根結底問題出在國家是企業的所有者，而經理人員卻不是，所以擁有信息優勢的經理人員作為企業的代表，與國家的利益不一致。按照表明的邏輯，放權讓利式改革的深入便是轉向從產權改革方面入手，希望通過這種改革使企業產權多元化，從而有更多的主體而不僅僅是國家來關心企業資產的保值和增值。股份制改革就是由此而發生的。後來的圍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的改革，無非是股份制改革的繼續和規範化。

改革思路是有延續性的，事情的發展也十分類似。實行股份制改造的國有企業，在落實自主權、增強激勵和提高經濟績效方面，也不乏好的表現。例如表3.1所反映的，股份制企業比非股份制企業在落實十四項自主權方面有明顯的優勢。同一資料來源還顯示，調查的371個股份制企業，經過一年的實踐，全員勞動生產率提高57.3%，人均創利稅額提高85.2%，銷售利潤額提高49.2%，資金利潤率提高39.3%，人均工資提高44.0%。[3-14]但是，即使在這個階段，股份制改造試驗也已經過到企業侵犯國家權益的問題。例如，在設置股權時，任意設置「企業股」，以低價或無償的形式設置「內部職工股」，同時則盡可能壓低國有資產價值，以減少國家在股權中的比重。有些企業搞股份制，目的乾脆就是為了集資和向職工發放福利。武漢市的一家股份制企業在1988-1992年期間的分紅中，國家股的分紅率僅佔11.5-13.7%，社會公眾股佔17.0-17.5%，內部職工股竟高達20%。即便在那些已經確定了國家股佔大頭的企業，分紅中竟出現了沒有國家紅利的怪事。

在以放權讓利為思路的企業改革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的問題愈來愈突出，且構成這個改革過程的主要矛盾。那麼為甚麼各種改革措施在其試點階段，常常既能調動企業積極性，又能得到國家的認可，而一旦進入推廣階段，才出現問題以致引起國家的重視呢？這個問題的潛在含義則是，既然放權讓利式改革最終總是侵害所有者利益，為甚麼卻不斷治著同一邏輯往前推進呢？

對此，我們有兩個解釋。第一，放權讓利式改革思路，儘管在推廣過程中不斷表現為對於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目標來說是無效的，但試點的有效不斷給人們以虛幻的信心。而改革進程中反覆出現的試點有效、推廣無效的現象，仍然是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正如已經指出的，由於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又由於兩者之間激勵也是不相容的，只要不存在一種能夠反映企業行為的充分信息指標，企業經營者總是要利用其佔優勢的信息，侵犯所有者的權益。但是在改革的試點階段，一方面試驗改革的企業數量較少，作為受監督的對象目標比較集中；另一方面政府在觀察試驗效果時，通常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監督。即改革在試點階段具有較大的監督密度，國家可以觀察到改革對於調動企業積極性的效果，卻感覺不到所有者權益受到侵害。而一旦改革進入到推廣的階段，意味著同一改革措施在遠為擴大了的範圍實施，監督對象廣泛而分散化，監督密度必然大幅度降低，因而每一種放權讓利式改革中不利於國家利益的負面效果，只有在這時才暴露出來。即雖然改革可以調動企業積極性，卻可能創造更多的機會侵犯所有者權益。

第二，放權讓利式改革所不斷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過程，並非是一種循環往復。每一次對問題的解決，都使改革的進程推進一步，也使人們對於國有企業改革的認識深入一步。儘管如同我們在以後的章節將會論述的，放權讓利式改革的思路具有內在的矛盾，但國有企業缺乏經營自主權的問題是現實的，因而從放權讓利出發進行改革也是實事求是的思路。不僅如此，這種改革方式也符合中國改革循序漸進的特點，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3-15]而當實行利潤留成和承包制的過程中遇到了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利益衝突時，人們看到了產權問題。雖然把國有企業改革定位在產權改革並不是正確的選擇，但看到了產權問題畢竟接近於看到了所有者與經營者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的問題。而進一步的認識則是，一部分研究者注意到問題不在於國有企業產權的不明晰，而在於委托—代理問題的存在，因而把改革思路引向治理結構的選擇。以後的章節中，我們將闡明，在國有企業面臨著一系列不對等競爭條件的情形下，是不可能通過選擇某種內部治理結構解決問題的。但是，人們的認識畢竟是不斷深入的。本書所要闡迆的觀點，也是在前人討論的基礎上，通過反思放權讓利式改革的矛盾而形成的。

注釋

[3-1]這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邏輯。我們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年）一書中有專門的章節對此進行分析。關於為甚麼中國會選擇了一條漸進式改革道路，這裏需要補充兩點：第一，結束「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政治領導人仍然要以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道路為其合法性的基礎，因此定了改革必然不能是激進的；第二，以資源稀缺特徵誘致形成的東方傳統文化，具有實用主義或非理想主義的內涵，因此任何要得到廣大人民支持的改革，首先必須是能夠給老百姓帶來好處的。

[3-2]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年鑒（1992）》（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

[3-3]鄭紅亮：〈改革過程中的國有企業行為〉，《經濟研究》1992年第5期。

[3-4]鄭紅亮：〈改革過程中的國有企業行為〉，《經濟研究》1992年第5期。

[3-5]鄭玉歆、T. G. 羅斯基主編：《體制轉換中的中國工業生產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

[3-6]T. Groves，Hong Yongmiao，J.McMillan and B.Naughton，“China's Evolving Managerial Labor Marke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103，No.4（1995）.

[3-7]W. Li，“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manuscript，Duke University，1995）.

[3-8]參見The World Bank，The Chinese Economy：FightingInflation，Deepening Reforms，Vol.I，Report No. 15288-CHA，1996，p. 16.

[3-9]資料轉引自宋濤、衛興華主編：《40位經濟學家關於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多角度思考》（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407頁。

[3-10]資料轉引自宋濤、衛興華主編：《40位經濟學家關於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多角度思考》（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408頁。

[3-11]萬安培：〈租金規模的動態考察〉，《經濟研究》1995年第2期，第75-80頁。

[3-12]盧中原：〈積極推進國有小企業改革〉，《中國工業經濟》1996年第4期，第30-32頁。

[3-13]參見吳敬鏈：《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6、164頁。

[3-14]資料轉引自宋濤、衛興華主編：《40位經濟學家關於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多角度思考》，第245頁。

[3-15]參見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

[3-16]國有部門的超前系數是國有經濟單位實際平均工資指數（以上年為100，下同）與國有工業產值實際指數之比；所有部門的超前系數是全體職工實際工資指數與全部工業產值實際指數之比。

第四章

公平市場競爭與公司治理結構

國有企業的改革，實際上是我國經濟改革的先導，始於七十年代末。針對當時看到的企業缺乏經營自主權和激勵機制，改革自始至終是循著放權讓利的思路進行的。但是，正如上一章已經揭示的，十幾年的改革在給國有企業更多的經營自主權方面，固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激勵機制得到了根本的改進，國有企業效率相應地有了一定的提高；然而，企業侵犯所有者權益的現象卻日益嚴重化，表現為在企業職工和經理人員收入不斷提高的同時，很多企業處於虧損狀態，以及國有資產流失。

為甚麼有針對性的國有企業改革，卻未能根本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反而導致了更加嚴重的問題呢？本章試圖從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事實出發，回顧委托—代理理論的若干爭論，以及現實中西方發達國家大型企業兩權分離後如何實現所有權對控制權的監督等問題，揭示公司治理結構的核心是形成能夠反映企業經營狀況的充分信息或指標。

4.1 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歷史與邏輯

十八世紀中葉開始的工業革命，通常被看作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轉折點，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搖籃。與傳統的生產方式相比較，機器大工業的生產規模比較大。由此帶來生產要素組織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變化。機器大工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使得企業創辦所需的投資規模相應擴大。對私人投資者來講，其高額投資在獲得很高的預期報酬率的同時，也要承擔比原來大得多的投資風險。這種風險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由於投資規模的擴大，投資的決策風險增大了。正確的投資決策更加倚重於專門的工藝知識和詳細的市場調查，任何信息失真都可能導致決策不當，致使投資失敗，則投資者將承擔極大的損失；其二，為了適應於企業創辦投資規模的增大，企業投資者不得不將其投資適當集中，從而使單個投資者的投資風險也相對集中了。此外，當單個的私人資本不足以滿足企業創辦所需要的全部投資時，還需要通過貸款途徑籌集資金，從而使得投資者承受著超過自身償還能力之外的投資風險。

正是為了分散投資風險，首先是合伙制企業應運而生。而當一個企業創辦所需的資金規模與個人擁有的資本相比過於巨大時，少數幾個人的合伙也不能滿足融資和分散風險的需要，則進一步產生了現代公司制度。股份有限公司是一種典型的現代公司形式。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現，成功地把投資風險分散到私人資本所能承受的限度內。首先，它把一個企業投資的風險分解到每一個投資者（即股東），按後者的出資比例分擔。其次，由於股份被劃小，一個投資者不會因其所投資的一個企業的倒閉而破產。第三，投資者只承擔有限投資風險。即如果投資失敗，投資者只以其出資額為限承擔經濟責任。最後，在分散投資風險的同時，資金籌集也比較容易。股份制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興起和發展，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資本的個人佔有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為工業化和現代化創造了制度條件，使具有規模經濟的社會化大生產成為普遍的現實，使更多的人分享社會化大生產的果實。正如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的，「由於規避了超過有限程度的麻煩和風險，使許多人成為股份公司的冒險（投資）者，而在任何私人所有的情況下他是決不冒這個險的。因此，這種公司通常吸引了任何私人公司所不能企及的大額股份。」[4-1]

隨著工業企業規模的擴大，以及每個企業的所有者人數的增加，所有者直接管理就成為一種成本高昂的行為，因而委托—代理關係就開始出現。由於所有者與經營者不是同一個主體，兩者之間具有不同的利益導向，在雙方處於信息不對稱地位的條件下，潛在地存在著激勵不相容的問題。股份公司的出現，使這個問題突現出來。而且，公司規模愈大，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責任不對等的程度就愈強。

斯密最早觀察到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委托—代理矛盾。在《國富論》中斯密指出：「股份公司的經營活動，通常是由一個董事會管理的。這個董事會，在各個方面事實上常常控制了股東大會。而這些股東中的大多數在多數情況下並不諱言他們對公司業務所知甚少：當那些對公司業務有所了解的少數人的意志湊巧不佔優勢地位時，這些股東除了滿意地接受董事會認為適當數量的半年期或年度紅利外，別無他想。⋯⋯然而，這種公司的董事，作為別人的錢而不是自己的錢的經營者，不能指望他們會像私人合伙制中經常作到的那樣以極大的警惕性關心公司的錢財。正像一個富人的管家一樣，他們傾向於關心一些小事，而不是對於主人的忠誠，極易把主人的東西攫為已有。因此，掉以輕心和揮霍浪費或多或少在這樣一種公司的事務管理中普遍存在。正因為如此，對外貿易中的股份公司很少能夠競爭過私人的冒險家。相應地，這類公司極少能夠在沒有排他性特許權的情況下取得成功；而經常發生的事實是，即使擁有這種權力，仍然不能取得成功。沒有排他性的特許權，他們通常就管理失誤。有了這種特許權，他們既管理失誤，又為其所累。」[4-2]

而在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在其著作《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中進一步清晰地揭示了現代公司對傳統意義上的私有產權的挑戰。在這部著作中，他們指出：「以往人們一直假設，如果個人適當使用其財產的權利，以及獲得這種使用的全部收益的權利能夠受到保護的話，個人獲取收益或利潤的渴望就能夠成為個人所擁有的任何產業財產有效率使用的有效激勵」，然而，一旦出現了准公共所有的現代公司，「這樣一種假設便不復存在。如同我們所看到的，單個的個人不再使用他的財富。控制這些財富並因此而處於確保經營效率和生產利潤的地位的人，不再是作為所有者而有權獲得這種利潤的人。掌握著典型的現代公司命運的人，只擁有公司股份的一個十分微不足道的份額，以致使公司盈利性地經營所獲得的報酬，只在極小的程度上使他們獲盆。另一方面，既然獲得公司利潤的股東把所有的財產支配權交與了控制企業的人，則他們也不再能夠受到更有效率地使用其財產所獲得的利潤所刺激」。[4-3]於是，所有權與控制權在現代公司中被分離了。

對於企業的投資人或所有者來說，企業的利潤最終以投資收益的形式為其佔有，投資行為的效用最大化可以簡單化為利潤最大化。而經理人員只是資產的經營者，其效用函數中，經營者的收入不等於企業盈利，企業利潤最大化不意味著經營者效用的最大化，因此經理人員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動力不足。如果對經營者的監督不完整，他可能會通過擴大企業規模來擴大其權力基礎，提高自己在同行中的地位；或通過增加不必要的非生產性開支達到個人享受的目的；或者通過增加或多報成本的方式侵蝕企業利潤。正是由於所有者與企業經理人員這種不同的利益取向，因而理論上存在著經營者利用手中擁有的權力侵犯所有者利益的可能性。可見，從私人業主制企業到股份制企業的轉變，公司制度本身並不提供一種內在的激勵機制，使經營者自覺維護所有者的利益。

伯利和米恩斯著作出版以後的實踐表明，至少在統計意義上，人們沒有發現清楚的證據，證明管理者佔主導的公司，在諸如使用資產生產利潤等企業行為方面與所有者佔主導的公司有明顯的不同。[4-4]相反，對於大型企業來說，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成為普遍的現象。儘管委托—代理問題在現代公司制度的演進中始終存在，但在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各種在現實中得以生存的兩權分離的公司形式，通常都創造出相應的比較有效的解決委托—代理問題的制度安排。伯利和米恩斯的判斷沒有被事實證明，是由於他們忽略了當事人雙方即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會作出使代理成本最小化的關係調整。也就是說，公司治理結構的選擇和制度與組織的創新隨時在發生，從而能夠解決所謂的委托—代理問題。而問題被解決的關鍵在於有一個充分競爭和完備的市場體系。

4.2 市場競爭與充分信息

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公司制度發展的過程中，股份制作為一種有效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以充分競爭的市場作為運行基礎的，市場評判是監督和約束經營者行為的主要依據，市場機制則為這種監督和約束的實現創造了必要條件。在一個競爭的條件下，優勝劣汰是企業的生存規律。從微觀經濟學的道理來看，這裏的優劣就表現為企業是否能夠獲得利潤。贏利的企業將生存並得到發展，虧損的企業將衰落並失敗。因此，競爭環境中的企業生存規律就是利用利潤手段選擇企業，讓其中的一些生存下來，同時淘汰其他的。[4-5]

這裏所說的競爭條件，首先是指存在著競爭的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在這個市場上，沒有產業壁壘和地區封鎖，企業的進入和產品的定價都是自由的。而生產要素價格也是由其稀缺狀況決定的，並能夠在不同的企業和產業之間自由流動。只有在充分競爭的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存在的前提下，不僅同一行業而且在各個產業之間，才可能形成趨於相同的成本水平和利潤水平，[4-6]利潤才能成為一種能夠反映企業經營狀況的充分信息指標。也就是說，在此條件下，產品具有競爭力是企業盈利的一個必要條件，產品競爭獲勝的決定因素則是產品價格和質量，而後者主要取決於經營的優劣，而不是別的甚麼因素。這種競爭的市場環境把經營者的能力、行為與企業的經營績效聯繫到一起，只要將企業的利潤水平與這個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加以比較，即可對這個企業經理人員是否有能力、是否盡心盡力作出準確的判斷，因而對經營者的監督與評價也變得單一明瞭了。可見，充分競爭的產品和要素市場的存在，克服了兩權分離條件下信息不對稱的難題。

其次，需要一個充分競爭的經理人員市場，即經理人員能夠自由流動，並且由市場決定其價格（薪金水平）。在市場競爭中，被證明有能力和對所有者負責的經營者，會被高薪僱用：反之，經營不善就會被替換，並且在就業市場上的價格將降低，甚至面臨失業威脅。在經理人員市場存在的情況下，經理人員人力資本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利潤或股票價格所揭示的企業價值。由於經理人員所經營的企業的成功與否，決定了他們自身在經理人員市場上的評價，因而他們會追求對所有者的高回報。[4-7]換句話說，經理人員自身的收益，取決於他們經營企業的利潤水平，或者說企業所有者的獲利水平。他們要提高自身的收益，必須先提高所有者的收益。反之；如果所有者的利益受損，經理人員自己的收入也要下降。因此，充分競爭的經理人員市場是一個交易成本較低的制度安排，使兩權分離條件下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激勵不相容變成相容。所以，經理階層市場的必要性歸根結底不在於保護經理人員的利益，而在於對其進行監督。

此外，對於股份制企業來說，一個充分競爭的股票市場也是必要的。歸根結底，股份制公司產生的原因在於集資。但其產生的效果，既可以通過增強資產流動性提高資金對產業的選擇敏感程度，也可以通過及時反映企業經營績效發揮對經理人員的監督作用，即通過股票價格的變動，對企業經理人員提供一個逐漸的壓力，而不至於僅僅對經營者採取唯一的非此即彼的懲罰。股票市場充分競爭的含義是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股權足夠分散，股票市場規模足夠大，能夠杜絕內部交易，並使大戶不能操縱股市。有了這些條件，股票的價格主要決定於企業經營好壞所帶來的預期收益即股息的多寡。因此，股票價格的變動才可以成為企業利潤水平變化的一個可靠的代理指標，從而基本能夠反映企業的經營績效。

在上遊市場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所有者對經營者的監督與評價就可以借助於利潤率這個充分信息指標進行，從而使得公司治理的過程是透明的、客觀的，並以較低的成本進行。進而，對於經營者的獎懲也成為有依據的和明確的。由此，現代公司制度獲得了能夠實現對於經營者監督的外部市場環境。實際上，這種必要的競爭市場條件，就是公司治理的首要條件和基本機制。我們可以稱之為外部公司治理或所有者通過市場對經營者的間接控制。在此基礎上，公司制度創造出一系列針對不同的情況具有特殊適用性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外部環境與內部機制或間接控制與直接控制的並存與一致性，才會最大限度地減少企業經營中的信息不對稱，減輕責任不對等的程度，從而在最大可能性上使所有者與經營者的激勵相容。

4.3 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

在存在委托—代理問題的情況下，特定的公司治理結構的選擇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所謂的公司治理結構，是指所有者對一個企業的經營管理和績效進行監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按照米勒的定義，公司治理結構是為了解決如下的委托—代理問題而產生的：「如何確知企業管理人員只取得為適當的、盈利的項目所需的資金，而不是比實際所需多？在經營管理中，經理人員應該遵循甚麼標準或準則？誰將裁決經理人員是否真正成功地使用公司的資源？如果證明不是如此，誰負責以更好的經理人員替換他們？」[4-8]一個企業的決策過程，通常包括四個步驟：（1）動議（initiation）。形成關於資源利用的意見和契約；（2）批准（ratification）。選擇所要執行的決策動議；（3）執行（implementation）。實施已經批准的決策方案；（4）監督（monitoring）。度量決策執行人的表現並實施獎懲。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情況下，以上四個決策步驟分別成為不同當事人的職能。動議和執行的職能歸經營者所享有，可被稱作管理決策；而所有者則履行批准和監督的職能，稱為控制決策。[4-9]這種有關決策職能分配的制度安排，就是針對責任不對等，用以保障所有者權益較少受到因經營者重大失誤或資產掠奪所造成的侵犯的公司治理結構。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特別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企業改革方向被提出後，中國學術界和政策部門愈來愈把設計和借鑒現代公司制度的治理結構作為改革的核心。但是，在這種探討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對於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的片面理解，妨礙著這種理論和政策探討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這裏首先需要澄清兩個問題。

第一，公司治理結構中最基本的成分是通過競爭的市場所實現的間接控制或外部治理，而人們通常所關注或所定義的公司治理結構，實際指的是公司的直接控制或內部治理結構。後者雖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與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機制相比，只是衍生的制度安排。根據前面的分析，市場競爭可以通過提供一個充分信息指標，使所有者了解企業經營的好壞，克服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而經理階層市場的存在提供了一個交易成本低廉的對經營者的獎懲機制，使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激勵變成相容。但是，充分信息畢竟不是完全信息，因而信息不對稱問題始終是存在的。這就給予經營者採取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而市場機制作為間接控制或外部治理機制，對於這種可能的機會主義給所有者帶來的危害只能是一種事後的懲罰。即只有所有者看到經理人員不正當行為造成了企業的虧損之後，才可能對經理人員進行懲罰。由於在此之前，所有者先要受到懲罰即蒙受損失，而在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這種對不正當的經營後果所承受的損失是不對稱的，即所有者作為企業出資人，對於惡劣的經營後果所要承受的損失比經營者要大得多，[4-10]所以，僅有外部治理，還不足以避免經理人員可能採取的機會主義行為，以致所有者因經營者的重大失誤和掠奪行為（looting）而受損。因此，設計一套內部治理結構，執行一系列必要的事前監督辦法，成為不可缺少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借助於各種可供利用的制度安排和組織形態，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信息不對稱的可能性，保護所有者利益。

第二，在當代西方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外部治理結構存在的前提下，不僅具有多種所有制形式混合的特點，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更是五花八門、形式多樣。一方面，各種類型分別具有自身的優點和弱點，沒有哪一種公司內部治理類型被公認為具有對於其他類型的絕對優越性。另一方面，任何一種內部公司治理結構，如果沒有市場機制的間接控制及其提供的實施監督的充分信息，都不能單獨奏效。

我們首先可以看到，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德國式的銀行主導型和美國—英國式的持股人主導型兩大公司治理結構類型。日本—德國公司治理模式的最大特點是銀行對於企業的關係，既是借貸人，又是有效的監督者和控制者。由於銀行對企業的貸款規模大且相對集中，因而擁有很大比例的公司股份（事實上是銀行和企業相互持股）。例如，1990-1991年日本公眾持股公司的股份有25.2%在銀行手中，金融機構擁有的股份則高達47%。德國銀行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為8.9%，金融機構持有股份比例為20.1%。[4-11]於是，在這種模式下，公司與銀行建立起一種「主銀行」（日本）或「主持銀行」（德國）關係，銀行對公司的重大決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在給予管理人員充分的經營自主權的條件下，銀行保持了對整個經營管理過程的監督和控制權。

這種公司治理模式是持股大戶控制企業的一種極端形式，它減弱了伯利和米恩斯所預計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的程度。雖然日本—德國公司治理模式表現出其特別的優越性，如克服細小、分散的股東對於公司經營缺乏監督能力和激勵的問題，以及過於敏感股票市場可能造成的企業投資不足等問題，但是，這種模式所具有的典型缺陷是易於出現過度投資的問題。以日本為例，由於與銀行的緊密聯繫，使得日本企業使用資本的成本甚低，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對工業投資的過分資本密集，以及在國內和海外大筆資金投在地產和房產上面。[4-12]

在中國企業改革的目前階段，仍然存在著一系列導致國有企業預算約束軟化的體制因素，特別是這些因素與現有銀行體制相結合導致的銀行信貸約束軟化，使國有企業對於資金使用缺乏自我約束力。在這種情況尚未解決之前，中國國有企業借鑒日本—德國的公司治理結構，很可能會是弊多利少。此外，主銀行並不意味著該銀行是企業的唯一貸款人。相反，主銀行通常聯合若干銀行給企業貸款，所以，貸款能否收回的風險是被分散了的。而中國目前國有企業的債務問題在於，極高的負債集中在單一的國有銀行身上，以致不能按時償還的貸款反而成為國有企業手中的「人質」。不是銀行監督企業經營，決定對企業的投資或撤資，而是把貸款的主動權賦予了企業。在這種情形下，把企業與銀行用固定的借貸關係拴在一起，只能加劇不良債務的積累。

在美國—英國的公司治理結構中，銀行沒有像日本、德國那樣的作用，公眾持股公司的股權被分散在大量小股東手中是典型的情景。在這種情形下，持股人雖然在理論上擁有以投票的形式控制企業剩餘的權利，但由於持股人太多，每個持股人的持股規模又太小，因而實際上不能進行日常的控制。此外，由於免費搭車問題，分散的股東也沒有激勵對企業經營管理實施監督。所以，伯利和米恩斯的情景在這裏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性。歸根結底，問題的解決在於市場競爭提供的間接控制機制。此外，一系列對公司經營管理進行內部控制的機制被創造出來，用以解決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問題。然而，所有存在的機制，都有其有效性功能，但每一種都有著局限性。[4-13]

第一種機制是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監督。持股人選出董事會，或者代表股東行使對公司經營的監督和重大決策的批准權。但由於董事會成員中包括公司內部的執行董事和公司外部的非執行董事，前者顯然不會對自己進行有效的監督，而後者因其在公司的利益較少，也缺乏足夠的監督激勵。而且，外部的非執行董事往往是內部的執行董事聘請的，這進一步降低了外部非執行董事進行監督的有效性。

第二種機制是爭奪代理權（proxy fights）。對公司持不同意見的股東可以提出新的經理人選，以替代不稱職的高級管理人員。但還是因為股權過於分散，免費搭車和信息不對稱問題使得爭奪代理權機制常常不能發揮其作用。

第三種機制是持股大戶（large shareholders）監督。這是針對股東分散、細小而存在的可能的機制。但是，一方面如果持股人沒有大到一定程度，就不會改變股權分散的性質；另一方面，如果股權集中到能夠克服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問題的程度，則公眾持股公司存在本身的優越性就被抹煞掉了。持股大戶對股份市場的操縱以及其他傷害分散股東的可能性也會由此而生。此外，如果持股大戶是一些機構（比如說中國常常所講的法人持股），則會產生新的委托—代理問題。

第四種機制是敵意接管（hostile takeovers）。從理論上講，如果公司經營不善導致股票價格低於正常水平，就可以有一個人出面用目前較低的價格收購公司，他便可以獲得改進公司經營管理而提高的全部盈利。然而，由於眾多股東有免費搭車心理，原來的公司管理人員具有特殊的內部信息，還會遇到其他人的接管競爭，都會使接管人的利益大受損害，最終使得這種監督機制也不能絕對有效。

第五種機制是融資結構（financial structure）對公司的約束。負債本身對於公司經營管理的監督和約束力在於，經理人員至少要承諾償債，因而不能在背離所有者利益的方向上走得太遠。但是，如果沒有一種嚴格的企業破產制度和程序，企業債務約束不能是硬的，則融資結構對公司的約束力也就十分有限了。

從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公司治理模式，以及具體的對於控制權的監督機制比較來看，任何一種現有的公司內部治理模式都不能無條件地應用於所有的公司經營環境中，也沒有一種包治百病的監督機制可以單獨起作用。而且，即使那些在市場經濟國家中針對特定的條件相對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也不能從根本上消除信息不對稱、激勵不相容和責任不對等的問題，因而執行起來並不是沒有成本的。只有由於一方面有了充分、公平的競爭條件，得以最大限度地克服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從而降低激勵不相容和責任不對等的程度，使這些內部治理模式和監督機制在特定條件下有效。另一方面，現代大工業的發展使得所有者與經營者分離的大型企業成為必要的，只要其帶來的收益大於制度成本，這種企業制度就是有生命力的。事實上，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始終處於不斷的制度創新過程中，而非一成不變的。

在這種情形下，硬要用某種特定的治理模式套用到中國的國有企業身上，顯然是不會產生積極效果的。一般來說，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的方式，依一個經濟中技術條件、規模經濟和法律框架的差別而異，也有路徑相依的由來關係。既然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因而在市場機制發育程度上、儲蓄水平上存在差別，則各自具有適宜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正是因為如此，公司內部治理模式和具體的監督機制是豐富多采、形式多樣的，而且處於不斷的制度創新之中。但競爭的市場環境卻是可以確定的，永遠是企業成功經營必要的條件。事實上，在這個條件下，得以在競爭中生存與發展，無論是國有企業或是集體企業，都可以是有效率的。

新西蘭在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中所建立的公司治理結構是一個成功的事例。[4-14]1986年開始，新西蘭對其國有企業進行改革。改革的核心是把企業推向競爭的市場，解除企業為國家承擔的社會性職能，而並沒有改變國有制。在國有企業面對競爭環境之後，相應調整了國家作為所有者對於公司經營的監督機制。做法是：取消行業管理部門對企業經營的參與，新成立一個國有企業部，與財政部共同履行所有者的職能。兩個部共同任命企業董事會，董事會成員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從私人企業中選取的。董事會再任命企業的高層管理機構。董事會為企業設定年度的績效目標，並監督其實施。達到績效目標的經理人員受到獎勵，而經營不善的經理人員可能受到包括解僱在內的懲罰。必要時，作為所有者的政府還可以解散董事會。事實證明，政府只要保證把國有企業當作真正的企業，即不使其履行任何政策性任務，完全按照經濟原則經營，並將其置於市場機制的競爭環境中，這種公司治理就有效，企業績效也引人注目。在新西蘭國有企業的改革中，相反的事例同樣存在，卻證實相同的道理。即當政府為了非經濟目的的需要，重新為企業設定政策性經營目標，如不顧成本強制電力公司購買本地生產的煤炭，要求開設農村小郵局等，國有企業的老毛病就重犯了。

中國的鄉村集體企業的成功發展是另一個有說服力的事例。從八十年代初一開始發展，鄉鎮企業就直接面對競爭的市場：投入品必須從雙軌制中的市場軌道用競爭的價格獲取：產出品要以市場價格在競爭的市場上出售：資金靠自籌或基本上以市場利率貸款；凡是鄉鎮企業能夠進入的行業，通常就不存在任何產業進入的限制，從而鄉鎮企業是不受任何保護的。在這種硬的預算約束之下，企業生存惟有依靠改善經營管理和發掘市場機會。起初，在鄉鎮企業的規模較小、數量有限的情況下，經營管理監督主要依靠親緣、地緣關係，以及與地方政府和自治組織的密切關係加以約束，產權關係顯然並不明晰。由於其強烈的地域特點，以及其經營績效與地方政府和自治組織的利益息息相關，所以，監督既是直截了當的，社區居民和地方幹部也具有監督的激勵。雖然企業經理人員事實上對企業資產具有很大的控制權，但其激勵與作為所有者的社區沒有巨大的分歧。因而，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這種治理結構被證明是有效的。[4-15]

後來，隨著鄉鎮企業規模擴大，企業經理人員也逐漸積累起更多的私人信息，社區居民和地方幹部對於企業的監督也就不那麼直截了當了，因而社區政府與鄉鎮企業管理之間的委托—代理問題就被提了出來。於是有了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其中一種最有影響力的新的企業治理結構的形成就是所謂的「股份合作制」。其做法是把全部企業資產劃分為股權，分別由社區政府或自治組織、企業職工、社區居民和企業經理人員持有。不管人們是如何宣稱的，股權劃分的實際趨向是把較大的股權一次性地或逐步地轉移到企業經理人員的手中，使企業形成了一種內部人控制的局面。從企業經理人員獲得股權這一點上看，鄉鎮企業的這個改革過程，不過把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變成合法的內部人控制。只要所有者與經營者的激勵是相容的，這種內部人控制的治理結構也可以是有效率的。事實恰好證明，鄉鎮企業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是成功的。可見，在存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的環境中，與每個特定條件都可以有相配的產權形式和內部治理結構。青木昌彥等人的分析表明，企業內部人控制的局面並不意味著改革從此被困住。[4-16]雖然我們不能確定從內部人控制出發，進一步改革的路徑一定是銀行的接管，從而形成日本—德國式的公司治理結構，但根據市場發育的前景和各種可能的條件，與其相適應的各種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會在競爭的環境中，經過優勝劣汰的過程而被誘致形成，卻是毋庸置疑的。

注釋

[4-1]轉引自G.J.Stigler and C.Friedland，“The Literature of Economics：The Case of Berle and Means，”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 26（June 1983），p.240.

[4-2]轉引自G.J.Stigler and C.Friedland，“The Literature of Economics：The Case of Berle and Means，”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 26（June 1983），p.240.

[4-3]轉引自G.J.Stigler and C.Friedland，“The Literature of Economics：The Case of Berle and Means，”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 26（June 1983），p. 238.

[4-4]轉引自G.J.Stigler and C.Friedland，“The Literature of Economics：The Case of Berle and Means，”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 26（June 1983），p. 238.

[4-5]在經濟學分析中最早使用自然選擇這個概念的是艾爾奇安。參見A.A.Alchian，“Uncertainty，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58，No. 211（1950）.

[4-6]參見O.Hart，“The Market Mechanism as an Incentive Scheme，”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14 （1983），pp.366-382.

[4-7]參見R.Zeckhauser and M.Horn，“The Control and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Privatization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es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 and Canada，edited by Paul W. MacAvoy，W.T.Stanbury，George Yarrow and Richard J.Zeckhauser（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p.38.

[4-8]M.Miller，“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akeynote address for the Conference on Reformability“the State Sector in China，Shanghai，China，19 July 1995.

[4-9]E.F. Fama and M.C.Jensen，“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Control，”The.lournal cf Law and Economics，Vol. 26 （June 1983）.

[4-10]年輕的證券交易員理森導致巴林銀行倒閉的實例最能說明問題。

[4-11]參見凱斯特：〈銀行在公司董事會中的作用：美國與日本和德國的比較〉，載周小川等：《企業改革：模式選擇與配套設計》（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年）。

[4-12]Miller，“Alternative Strategies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4-13]參見O.Hart，“Corporate Governance：Some Theory andImplications，”The Economic Journal，Vol. 105 （May 1995）.

[4-14]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1996），pp.3，9.

[4-15]斯蒂格利茨在觀察中國廣東省鄉鎮企業時，驚訝地意到其產權絕非清晰地加以界定了的。按照傳統的邏輯，這類企業本可以被列入到經濟失敗的名單中的，但事實卻是廣東省的鄉鎮企業持續地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增長。參見Joseph E. Stiglitz，Whither Socialism？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5），p. 176.

[4-16]參見青木昌彥、錢穎一主編：《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內部人控制和銀行的作用》（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年）。

第五章

國有企業的競爭環境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迄今為止是沿著放權讓利的思路進行的。由於企業具有了愈來愈多的自主權和獨立利益，利潤動機增強了，激勵機制也得以改善。由於經濟增長創造了經濟增量，形成新的可供配置的資源，與此相並行的改革是逐步放開對非國有經濟發展的限制。而隨著鄉鎮企業、新型集體經濟、三資經濟和私人經濟等種種非國有經濟的出現和壯大，對國有企業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在國有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大下降的同時，在許多行業中，國有企業必須與非國有企業進行競爭。利潤動機的增強和某種程度競爭局面的形成，使得國有企業一方面在原有的經營方向上，通過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產品質量等提高競爭能力和盈利水平；另一方面，開始把一部分新增資源通過種種途徑配置到價高利大的產業中。

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和國有企業資源增量的再配置，促進了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的形成和發育。通過產品和生產要素影子價格形成、雙軌制價格體制形成和市場軌的擴大等幾個改革步驟，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已經大大提高。到1994年為止，國家定價的產品，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所佔的比重已經下降到7.2%，國家指導價的比重為2.4%，由市場調節價格的產品比重，佔到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90.4%（表5.1）。但是，市場發育程度雖然提高，由於國有企業處於各種由政策造成的不公平競爭的狀態，利潤率仍然無法作為監督國有企業經營狀況的充分信息指標。而且，目前國有企業具有的這一系列非國有經濟所不具有的不對等競爭條件，成為其預算約束軟化的原因。

表5.1 產品價格市場化程度[5-23]

資料來源：郭劍英：〈三種價格形式所佔比重及其變化〉，《中國物價》1995年第11期。

與非國有經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所面臨的政策性不對等競爭條件，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1）資金過度密集；（2）部分經營領域仍然存在價格扭曲；（3）背負著沉重的職工福利負擔；（4）嚴重的政策性冗員。需要指出的是，並非所有的國有企業都具有上述不利的經營條件。企業的社會性負擔和冗員，是相當於非國有企業而雷，所有的國有企業都面對的問題。而資金密集程度過高是傳統發展戰略遺留給某些重型機械和重化工行業的問題。對於一部分基礎產業來說，則仍然存在著價格扭曲的問題。

這些政策性負擔，增加了國有企業的成本或減少了它們的收益，從而即使在改革以後市場競爭逐漸增強的環境中，政府仍然無法簡單地依靠企業獲得的實際利潤與相同產業的平均利潤作比較，以判斷經營優劣，利潤仍不具有充分信息指標的作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就難以克服，激勵不相容的問題也無法解決。而且總體上說，由於國有企業面對的這些不對等競爭條件，既是傳統體制下所遺留的問題，目前也沒有從政策上加以解決，因而其存在給予國有企業足夠的理由，仍然伸手向國家要補貼，或以生存的借口與政府討價還價，軟預算約束就不能硬化。本章就是從分析國有企業面臨的不對等競爭條件出發，以便於探討國有企業改革正確的突破口。

5.1 生產過程資金密集程度過高

中國的國有企業是適應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需要而形成的，天然地具有執行國家發展重工業目標的責任。又由於當時國有經濟比重特別是國有工業經濟比重佔絕對優勢，所以在改革之前的幾十年中，產業結構向重工業偏斜所產生的結構扭曲，主要體現在國有企業身上。以1978年為例，國有工業佔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80.8%，其餘19.2%為集體工業。同年全國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比重為57.3%。以重工業產值增長率與輕工業產值增長率的比值作為重工業增長率的領先系數，1952-1978年期間該系數高達2.86。從同一時期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結構來看（表5.2），重工業佔用了投資總額的主要部分。

經濟改革以來，扭曲的產業結構有了很大的矯正。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份額都有所下，降，第三產業比重提高。然而，在工業總產值中，以資金密集型為特徵的重工業與以勞動密集型為特徵的輕工業之間的比例關係變化並不明顯。1994年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比重仍然高達53%。這種情形一方面是由於在市場發育的過程中，資本市場發育相對緩慢，利率仍然受到抑制，保留在與資本的相對稀缺性不相符合的低利率水平上。另外，需要看到的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式，使得目前仍然偏重的工業結構更加傾斜地由國有企業承擔了。

表5.2 改革以前的投資結構（%）（1952-1978）

資料來源：林毅夫等：《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56頁。

我國的經濟改革不是從價格改革開始的，也沒有馬上對傳統結構進行存量調整。而是首先進行了微觀環節的放權讓利式改革，改進了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從而創造出一個資源增量。進而改革推進到資源分配體制方面，形成資源配置的市場軌道。在這個資源配置新機制下，通過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擴大資源增量。由於過去受到傳統戰略壓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需求潛力大，價格刺激強的特點，因而非國有經濟更多地進入到這些部門。所以，重工業比重過高的扭曲結構，主要是通過非國有經濟的進入而得以調整的。與此同時，由於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目標並沒有被根本放棄，則維持一定重工業比重的責任更多地落在國有企業的身上。根據統計年鑒的資料，1994年，全部獨立核算的鄉、村兩級工業企業的總產值中，重工業比重為49%，[5-1]全國城鄉聯營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比重為39%，城鄉個體工業總產值中的重工業比重僅為36%，而同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總產值中，重工業比重則高達69%。

國有企業繼續被限制在偏重的工業結構中，使其處於十分不利的競爭地位。首先，資本有機構成高於其他經濟類型的企業。相對於勞動密集型產業，資金密集型產業投資的初始額大，建成和回收周期長，佔用資金多，技術改造資金要求也多，因而資金使用成本很高。利用1994年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數據，我們可以計算一個有關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資本相對密集度的指標（表5.3）。結果表明，目前國有企業相對於工業增加值而書所佔用的固定資產淨值，大大高於非國有企業。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上，仍然具有資本稀缺而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稟賦特徵。因此，國有企業以遠遠高於其他類型企業的資本需求量從事生產，顯然大大背離資源比較優勢，資金負擔相對沉重，從而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由於國有企業處於這種資金成本高，又缺乏競爭力的境地，其技術設備落後，反過來進一步加重其資金負擔和壓力。以國有大企業本溪鋼鐵公司為例，由於技術改造能力弱，其主體設備中80%以上是七十年代以前製造的，其中又有20%為五十年代以前製造的，二十年代的設備仍在使用，致使維持正常生產的大、中修費用以每年30%的速度增加。

表5.3 各種經濟類型工業企業的資本相對密集度（%）（1995）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6》。

其次，國有企業經營領域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日趨下降。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乃至出口結構，應該反映該國各種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即以其豐富的生產要素密集型的產品生產為主導。相應地則要減少那些稀缺的生產要素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中國目前從整體上來講，顯然仍處於勞動力相對豐富而資本相對稀缺的發展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比較優勢所在，從而也應該是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所在。然而，正如已經看到的，目前國家把國有企業繼續限制在資本密集型產業和能源密集型產業中，而這些產業因其背離我國資源比較優勢，而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下降十分劇烈。

以我國特定工業產品出口的比重與全世界同種產品出口比重相比，可以得出一個有關我國生產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指標，通常稱作「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由定義可知，如果某種產品的這個指標大於一，則意味著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如果小於一，則意味著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不具有競爭力。分別對我國1982-1992年期間資本密集型產品、礦產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計算「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表5.4），表明資本密集型產品和礦產密集型產品的該指標皆小於一，1992年分別為0.47和0.45，表明距離國際競爭力筒十分遙遠。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該指標大大高於一，表明其具有較大的國際競爭力。

表5.4 工業產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1982-1992）

資料來源：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數據庫

由於國有企業所處的這種不利競爭地位是國家為繼續維持在特定產業方向上的優勢，而執行的政策的結果。換句話說，由於國家產業政策及其對於國有企業退出的限制，把國有企業的產業方向固定化了。於是，企業經營績效的優劣就被政策性的盈利或政策性虧損所掩蓋了，企業的利潤水平就不能反映經營的實際狀況。因而，在存在委托—代理關係的情況下，國家作為國有企業的所有者，不能通過考察利潤率掌握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從而不能實施對經營者的有效監督，也無法約束經理人員的經營活動。從企業的角度講，政策性限制的存在，為其提供有力的借口尋求軟預算約束的繼續存在。一方面要求國家採用一些抑制非國有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行業政策，從而減少競爭壓力；另一方面尋求政府的虧損補貼。因此，無論從所有者監督企業經營的目的出發，還是從經營者尋求軟預算約束的目的出發，都需要雙方就各自需要承擔的企業盈虧責任進行談判。由於缺乏充分信息指標，談判結果必然受到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影響。也就是說，通常的結果則是企業把管理不善、超分配和決策失誤所造成的虧損都掩蓋在政策性問題之中，並要求國家給予補貼。

5.2 部分產品價格仍然扭曲

生產要素、能源、原材料和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全面扭曲，是傳統發展戰略所要求的宏觀政策環境。為了保證國家工業化的目標，企業生產成本必須被壓低。由於能源、原材料等上游產業產品的價格和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部門的服務價格，影響到一系列產品價格的實際水平，將它們人為地壓低在市場均衡水平之下，是推行傳統發展戰略的重要條件。所以，在價格全面扭曲的環境裏，這些部門的價格扭曲程度通常更為突出。例如，八十年代初全國重工業部門平均的成本利潤率為43%，煤炭行業為11%，冶金為26%，石油開採中按合理成本計算的成本利潤率為13%，電力行業成本利潤率為52%，而建築材料部門的成本利潤率則普遍低於重工業平均水平。[5-2]從另一個角度，如果將國際市場的價格水平作為參照系，則可以更為明顯地看到這些行業國內價格受到的壓抑。[5-3]

經過十七年的經濟改革，通過雙軌制的過渡方式，價格形成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轉向了市場機制，相當大部分產品的價格已經基本由市場上的供求關係決定（參見表5.1）。然而，由於上述那些產業所具有的特點，其產品價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迄今為止筒未實現價格形成機制的轉變，也沒有調整到適當的水平。從一些部門產品的生產者價格與經過多次「倒騰」後，到達最終消費者手裏的價格之間的巨大差額，我們不難判斷出其產品價格調整的不到位。例如，煤炭價格直到1994年才放開。而截止到1994年底，電力、原油、天然氣、成品油和少數化工、機電設備、鋼材等的價格，以及重要的交通運價和公用事業收費等仍由國家管理。[5-4]

以上提及的這些基礎產業部門，其價格形成究竟有哪些特殊性呢？一方面，與普通產品相比，其產品或服務的價格需求彈性小。由於這類產品或服務通常是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發展的基本需求品，維持社會基本生產規模和發展速度要求一個比較確定的需求數量，因而這個數量由整個經濟的發展本身決定，受價格變動的影響相對較小。另一方面，這類產品或服務具有相對小的價格供給彈性。作為基礎產業，通常生產能力的形成期較長，要求投資規模較大，受資源約束較強。因此，在一定的時期裏，價格變動對其供給數量變動的影響比較小。類似產品在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的這些特殊點，使其在面對同樣的需求增加的情況下，需要有一個比普通產品更大的價格刺激，才能相應地增加供給。

這類產業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即它們大多處於國民經濟產業鏈條的上游位置，其產品的較大比例是用於其他部門的中間投入品，從投入產出表上來看，這些部門產出具有較大的中間使用率（總產值中中間產品所佔比重）或前向連帶度（見表5.5）。因而其價格提高所產生的成本推動效果強且涵蓋面大。為了不使下游產業中國有企業的生產條件惡化，政府傾向於遲遲不對這類價格進行比較徹底的改革，價格調整的幅度也往往不能到位。結果是置這類本來就處於國民經濟發展瓶頸地位的產業部門於不利的比價結構之中，使從事該類產業的國有企業難以正常經營，更不要說迎接可能的挑戰了。

表5.5 若干產業的中間使用和前向連帶度（億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1990年度中國投入產出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年）

對於其產品價格仍然被政策維持在扭曲狀態的國有企業來說，用利潤水平衡量企業經營績效也必然是扭曲的。因而，從國家監督企業經營的角度來說，不能得到必要的充分信息指標。這樣，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國有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也就不能解決兩者之間的激勵不相容難題。企業以價格低於市場均衡水平為借口，要求國家承認其虧損是正當的，並且要求得到補貼。既然國家不能得到正確的關於企業經營實際狀況的信息，只好認可企業的要求。而企業侵犯國有資產和經營不善等等不正當損失，也就被掩蓋在政策性虧損背後了。據估計，目前國家對國有企業的虧損補貼，有約1/2提供給了這類價格仍舊保持偏低狀態的產業。[5-5]例如僅大慶油田，因必須按低價向國家出售原油而導致每年發生政策性虧損300億元。這接近於1993年集體企業的總利潤（370億元）。這是煤炭、石油兩大部門佔整個工業企業虧損的1/3的重要原因。[5-6]

5.3 國有企業承受的社會性負擔

國有企業改革以前，職工工資和各種福利保險基金全都被列入國家與企業統收統支的財務計劃之中。也就是說，由於勞動工資制度是計劃管理的內容，因而職工工資和福利基金在計劃中是事先安排好的，企業經營好壞都不影響其支付這類費用，企業本身也感受不到這種負擔。隨著利潤留成制改革的實行，以及兩步「利改稅」的完成和企業承包制的普遍推行，職工工資、福利基金逐漸轉由企業自行安排，因而其負擔輕重及承受能力與企業的財務狀況開始密切相關。但是，問題在於有一部分企業負擔具有歷史遺留的性質，對於企業當前的財務來說是一種額外的包袱，與不具有此類負擔的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由此處於極其不利的競爭地位。

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國有企業要為為數眾多的退休人員支付保險福利費用。在改革以前統收統支的企業財務體制下，企業退休職工的養老基金由國家統一籌集和統一負擔，因而在改革以前的幾十年裏，國有企業並沒有為職工積累這種基金。而一旦這部分費用轉為由企業負擔，就天然地形成一部分歷史欠帳。據粗略地推算，[5-7] 1994年2，249萬國有企業離退休人員中，1988年以前已經離退休的人員大約佔一半左右，1985年以前離退休的大約為1/3，1978年以前離退休的則大致為6%。

1994年對3.4萬個地方國有企業的調查表明，這些企業共辦各類學校1.69萬個，醫療衛生機構3，619個，年支付教育經費15億元，支付醫療衛生經費20億元，支付離退休統籌費170億元，購建職工住房支付50億元。[5-8]假設這個大樣本的平均數和全部國有企業的平均數相等（地方國有企業的平均規模小於中央國有企業，所以，不會出現高估的問題）。全國11.52萬個國有企業中（在統計中，交通運輸業只有國有企業職工數，我們按建築企業的平均職工人數推算出交通運輸業中的國有企業的數量），共辦學校5.69萬個，醫療衛生機構1.23萬個，年支付教育經費50.8億元，支付醫療衛生經費67.8億元，支付離退休統籌費576億元，購建職工住房支付169.4億元。合在一起，共支付864億元。那些設置了公安、消防等機構的企業，支付的費用總額更大。

與國有企業不同的是，除城市集體企業外，鄉鎮企業、三資企業和私人個體企業等非國有經濟則大多是改革以來發展起來的，上述負擔或者不存在，或者比國有企業輕得多。例如，1994年國有單位退休、離休和退職職工人數與在職職工人數之比為1：4.8，城鎮集體單位的同一比例為1：5.2。而其他所有制類型單位則為1：12.5。特別對於那些建廠時間長的國有企業，退休職工愈積愈多，負擔也就愈來愈重。按不變價格[5-9]計算，1980-1994年期間全國國有經濟單位為非在職職工支付的保險福利費（主要包括退休金、離休金、醫療衛生費和生活補貼）以每年16.9%的速度增加，人均從40.1元增加到356.2元，大大高於同期國有經濟單位職工工資7.8%的增長速度。目前這一費用負擔竟比當年國家財政對虧損企業的補貼高出1.79倍。

除此之外，國有企業對於在職職工的保險福利費用支出也頗為巨大，1980-1994年期間這種費用的增長率比職工工資增長率高26.4%，1994年達到1，646.2億元，佔工資總額的31.8%，[5-10]而城鎮集體單位該比例為24.3%，其他所有制類型單位僅為14.0%。這裏所謂職工保險福利費用主要包括醫療衛生費，集體福利事業補貼、集體福利設施費等，還未包括企業自籌資金開支的集體福利設施基本建設費用。與非國有企業比較，國有企業一個重要特點是自己辦社會，履行社會職能和政府職能，不僅要包職工醫療衛生、住房，許多大企業還要自辦並維持學校、醫院、療養院、幼兒園等等，費用不貲。以企業辦學為例，本溪鋼鐵公司辦有大、中、小學共十所；而重慶鋼鐵集團自辦的中、小學竟達26所，每年直接投入的教育經費約2，500萬元。

這種與職工福利相關的企業職能，是目前國有企業普通感到苦不堪雷的重負。從一個充分發育的市場經濟的角度看，這實際上把社會化的分工內部化的結果。而之所以構成國有企業的不對等競爭條件，是因為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筒未進展到能夠將其從企業內部職能，轉變為社會分工的相應部門或政府的職能。再加上歷史欠帳，使國有企業無力面對市場競爭。直接觀察這種企業過度負擔，顯然為國有企業與國家討價還價、爭取補貼的行為提供了借口。而由於這種非生產過程的財務關係把企業利潤的真實水平掩蓋了，則利潤率作為反映企業經營狀況的充分信息指標的作用也就喪失了。

5.4 嚴重的政策性冗員

重工業具有資金高度密集的特徵，也就是說一定的資本投入，在重工業部門所創造的就業機會要少於其他產業。一個七十年代末的估計[5-11]表明，重工業部門每億元投資提供的就業機會為6，000個，僅為輕工業同等量投資所創造就業的1/3。由於過去幾十年執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在1952-1980年期間重工業累計投資為輕工業的9.5倍，形成了使用更多的資本而排斥勞動力的重型產業結構，相應降低了我國在工業化過程中相應地增加勞動力就業的能力。這種發展戰略及其形成的產業結構，與我國當時人口眾多、勞動力豐富的國情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儘管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隔斷了城鄉勞動力流動的通道，把農業經濟中逐漸剩餘出來的勞動力滯留在農村，減少了這部分勞動力對工業化就業吸收的壓力，但城鎮勞動力本身的就業問題則不能迴避。因此，超過企業實際需要而保證城鎮勞動力的全面就業，就成為傳統國有企業就業制度的一個重要且不可忽略的目標。這個企業目標執行的結果，就導致了國有企業勞動力的過度吸收格局的形成。

七十年代末開始的企業改革，通過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和改進激勵機制，提高了職工的勞動效率，把企業容納更多就業的問題顯在化了。從目前國有企業普遍狀況看，最令其頭痛的負擔莫過於冗員現象日益嚴重化。這個問題不僅是傳統經濟發展戰略的遺產，還不斷地在當前的企業發展中被強化。與國有企業不同，改革以來出現的非國有企業卻只按照自身對勞動力的實際需要，以及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狀況決定僱用的勞動力數量和工資水平。與之相比，國有企業又一次陷入不對等的競爭條件之中。

迄今為止，在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未有更大的突破的情況下，國有企業面對的嚴重冗員現象，以及承受的這種情況所造成的過度負擔，就難以根本解決。也就是說，作為政府所有的企業，它還要履行某種本應由政府來履行的職能，即為了保持社會安定而不能把富餘人員推到勞動力市場上去。對於目前國有企業冗員程度有多種估計。例如，根據對100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的調查，在這些大型企業中，富餘人員都在50%以上。根據1994年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對2，756個樣本企業的調查，國有企業無冗員的比例只有6.2%，有人估計目前國有企業冗員佔職工總數的1J3到1/2。[5-12] 1994年，國有企業共有職工7，384萬人，按上遊估計的上下限計算，國有企業冗員人數在1，500萬人到3，700萬人之間。世界銀行調查142個國有企業的結果是，絕大多數企業認為存在富餘職工（參見表5.6）。

表5.6 國有企業冗員狀況（％）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China：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Report No. 14924-CHA，China and Mongolia Department，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21 June 1996，p.14

由於國有企業迄今仍然僱用著工業部門全部職工的2/3，總數更為龐大，所以保持職工就業穩定和維持職工基本生活是社會安定的重要保障。在社會化的保險體系筒未建立起來之前，國有企業無疑要替國家分憂，承受著安置剩餘勞動力的沉重負擔。據北京市勞動部門的調查，北京市國有企業對於富餘人員的安置結構為，29.6%由企業設法安排崗位，57.3%由企業發放基本生活費用下崗，11.6%自謀職業，但真正分流到社會上且與企業脫鈎的僅佔1%左右。

國有企業執行著政府賦予的社會性職能，不僅是政企不分的制度根源，還在企業與國家之間，造成了一種非經濟的責任關係。企業利用這種社會責任的要求，尋求政府承認其不對等競爭條件，從而造成的經營虧損。而在企業真實經營狀況信息不清的情況下，所有不是這種因素所造成的經營虧損，也都可以用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所掩蓋。同前迆種種不對等競爭條件一道，國有企業承受著的政策性冗員，也成為其與國家討價還價，要求軟預算約束繼續存在的借口。

5.5 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與預算約束

在一個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所有經濟當事人公平競爭的條件下，企業的財務約束是硬的。對於企業來說，預算約束是指其特定時期的總支出不能大於其初始貨幣量加該期總收入，在總支出的項目中，影響因素涉及到購買投入品的價格和數量、國家稅收及上繳利潤、還貸及支付利息。在總收入項目中，影響因素涉及產出品價格和數量、銀行借款和政府撥款、補貼等。一個相對「硬」的企業預算約束應該包括下列條件：[5-13]（1）企業不能影響投入品和銷售品價格的變化，而只是價格的接受者；（2）稅收是嚴格的，納稅是無條件的：（3）貸款條件是嚴格的，沒有無償撥款和補貼。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硬預算約束條件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只有靠降低成本和增加銷售量，即企業的盈利多寡，最充分、最直截了當地反映了它的經營狀況。因而利潤率通常成為所有者考核和監督經理人員績效的充分信息指標。能夠獲得可靠的關於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便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公司治理結構的前提條件。反過來看，這種關於企業經營充分信息的存在，才能保證企業的預算約束是硬的。

在傳統經濟體制下，市場基本不存在，價格被扭曲，國有企業無須面對市場競爭。因而利潤率也就不能作為考核國有企業經營績效的依據。在缺少關於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的情形下，所有者防止經營者機會主義行為的適當手段就是不給企業任何生產經營自主權。對於國有企業來說，其產品價格是計劃決定的，通常採取的是主管部門所承認的實際成本加理論上認可的平均利潤的辦法，企業不是價格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在長期的經營過程中對價格形成有影響作用；國家對企業採用財政撥款的方式投資，利潤全額上繳，企業既不負盈也不負虧；銀行貸款也由計劃作出安排，還貸的約束也是十分寬鬆的。所以，傳統體制下國有企業面臨的是一種軟的預算約束。由於這種軟性預算約束在邏輯上是與傳統發展戰略及國有企業的性質相適應的，所以也是傳統體制內生的必然結果。

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國有企業面對的經營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是其內部激勵機制得到改進，企業利潤動機大大增強；另一方面是國有企業面臨著較多的競爭，具有更大的外部壓力。也正是由於這種改進，事實上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生產率得到提高。然而，由於國有企業承受著前面所述由於資本結構、價格扭曲、社會負擔和嚴重冗員所造成的不利經營環境，使其面對其他類型企業競爭時就處於不對等的劣勢地位。又由於這種不對等的競爭條件是國家在某種程度上繼續維持傳統的發展戰略格局，以及轉軌過程中出現的改革措施不配套的結果，而與企業自身的經營努力無關，使得人們無法用簡單、單一的利潤指標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優劣作出準確的評價。而當缺乏一種簡單唯一的指標作為評價依據時，由於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存在，作為所有者的國家要對企業實施監督，就不可避免是成本高昂的。

在上述情況下，對國家來說只有兩種可能的選擇。一種是無視國有企業所處的特殊條件，仍然將後者推向市場的評價和選擇之中，賦予其「硬」的預算約束。既然國有企業確實是處於無力競爭的境地，所以這種選擇就無異於讓其自生自滅。當企業面臨的競爭不對等條件變得愈來愈嚴重，並累積到企業經營難以為繼時，就任其破產。但是，由於如第一章所迆，國有企業無論在對國民經濟增長率貢獻和對國家財政貢獻上，還是在吸收勞動力就業份額上，都依然佔據重要地位，在不對等競爭條件普遍存在的情況下，任由企業自生自滅的政策無疑會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大量職工失業。顯然，這種選擇的政治成本和經濟成本都將是巨大的。[5-14]

另一種可能的選擇就是繼續維持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使其得以生存。考慮到信息不對稱問題，考慮到國有企業的地位，以及國有企業面臨不對等競爭條件的產生原因，這種選擇似乎更加合乎情理。而事實也正是如此。改革以來，國家對於國有企業繼續容忍的軟預算約束包括幾個方面：（1）限制競爭。比如作為國有企業強烈游說的結果，政府以實施產業政策的名義，對非國有企業設置了行業標準障礙，以提高後者在某些產業中的進入成本，減少其對國有企業的競爭壓力。（2）分配關係上對企業的傾斜。由於在與國有企業確立利潤和稅收分配比例時，企業有充足的理由要求更大的分配份額，政府在具有信息劣勢的條件下，只好向企業讓步，容忍企業的討價還價。所以，在承包合同中總是企業居於有利地位，還時常獲得各級政府給予的稅收減免，以及直接的虧損補貼。[5-15] （3）繼續扭曲某些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作為對國有企業軟預算約束的容忍，諸如利率市場化等改革措施被拖延了，以維持低利率和低基礎產品價格等作為對企業進行暗補的手段。這種辦法不僅延緩了宏觀政策環境改革的深入，而且反過來形成預算軟約束存在的借口。（4）貸款約束力的喪失。既然維持大多數國有企業的生存成為一個前提，則不僅貸款條件變成非經濟的，而且當企業既不能還貸又沒有效益時，銀行仍然要繼續給予貸款，形成惡性循環。

這種政策選擇的代價也是高昂的。直接的表現就是企業利用政策性的保護侵犯所有者的權益，一方面通過種種渠道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另一方面把各種因管理不善、超分配等因素造成的虧損都以政策性虧損的名義，要求國家予以承認並給予補貼。除了在第三章已經揭示的國有企業虧損狀況及其相應地造成的國家財政負擔外，國有企業的虧損和國家財政負擔還日盆表現為企業債務不良化和銀行貸款的軟化。

國有企業過度負債問題，無疑是目前理論界和政策制定人最為關心的問題。本來，企業選擇甚麼樣的融資方式，並無優劣之分，也並不必然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的好壞。[5-16]問題在於，這種過度負債及其造成的大量不良債務，既是改革過程的產物，又與國有企業面對的不對等競爭條件直接相關。

在傳統的國有企業體制下，企業的利潤和折舊基金全部上繳，納入國家預算。企業進行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所需基本建設投資、固定資產更新和改造基金、新產品試製費和零星固定資產購置費等，全部由國家財政無償撥款解決，企業生產的流動資金也由財政部門按定額撥付，只有季節性、臨時性和定額外流動資金由銀行貸款解決。所以，國有企業改革之前，企業的資金約束是完全軟化的，基本不存在債務問題。經過八十年代初的試點和不斷擴大試驗範圍，1985年實現了全部基本建設投資撥款改為通過銀行貸款，企業使用資金成為有成本的，也從此面臨負債和還本付息的問題。問題在於，在企業投資由過去依賴財政轉變為依賴銀行之後，國家並沒有相應給予企業完全自主選擇生產方向的權利。在政府尚未放棄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且政府對非國有經濟的引導力小得多的情況下，國有企業仍然是執行這一戰略目標的主力軍。然而，由於如前所迆，與傳統戰略相符合的產業方向大多具有資金密集型的特點和缺乏比較優勢，企業基本建設投資和正常生產所需的資金相當多，因而還本付息的規模也就十分巨大。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企業資產負債率一般為50-60%，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為40%左右。而我國國有企業自實行「撥改貸」以來，資產負債率大幅度提高，1980年為30%，1985年為40%，1990年上升到60%，1994年更高達75%。-些大型名牌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則大大高於平均水平，如1994年唐山鹼廠的資產負債率為90%，重慶鋼鐵公司為81.7%，上海針織九廠竟達98.6%。據一項分行業國有企業負債情況的調查，一些產業流動負債率已經超過百分之百（表5.7）。

表5.7 分行業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

資料來源：中國工商銀行湖南省分行課題組：〈國有企業過度負債問題探討〉，《中國工業經濟》1996年第4期，第36頁。

不過，「撥改貸」顯然不是國有企業負債嚴重和債務不良的真正原因。由於國有企業面對著一系列不對等的競爭條件，也額外履行著保證職工就業等協助政府維持社會安定的職能，企業可以以此為借口使國家承認其虧損是正當的。例如，如同我們已經指出的，1994年國有企業為退休、離休職工支付的保險福利費用已經比同年的虧損補貼高出一倍多。雖然沒有理由說企業虧損是由於這種負擔所造成的，但由於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才迅速發展起來的非國有經濟基本免於此類負擔，因而這一事實給國有企業充分的理由要求軟化其預算約束。此外，由於實行「撥改貸」以後，國有企業很少得到資本金，甚至出現一批沒有資本金注入，完全靠貸款建成的企業。1994年，全國獨立核算企業中，國有企業資本金佔企業總資產比重為26.39%，集體企業為32.43%，股份制企業為27.13%，外菏投資企業為32.41%，港澳臺投資企業為38.93%。由於國有企業在改制之前，國家仍然是所有者和出資人，仍然要對企業負無限責任，所以企業資本金不足這一事實，不僅導致靠貸款補償，而且使銀行貸款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即事實上企業面對的銀行貸款並不是一種硬約束。一方面，企業極力以現行沉重的利息負擔為由抵制利率改革，另一方面恰恰是國有企業不計代價地大規模借貸。從另一個角度看，由於銀行也受到政策的影響和約束，所以即使在國有企業經營狀況不佳，甚至已經高比例負債或高額拖欠的情況下，常常繼續追加貸款，以維持企業生存和保障國有企業職工的基本生活。

可見，國有企業過度負債和大量積欠貸款的現象，事實上是國家對國有企業補貼形式的一種轉換。表5.8揭示了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國家通過顯在的預算渠道和隱型的金融渠道（以低利率信貸和未歸還本金形式變相提供）對國有企業進行補貼的變化特徵。一方面，從兩種補貼形式來看，國有企業對國家的財政依賴性仍然存在，但從其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變化來看，這種補貼的相對規模確實在不斷縮小。[5-17]另一方面，可以發現財政直接補貼形式的作用在減小。預算約束軟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由直接補貼形式轉變為更多地表現為隱型的金融形式的補貼。據世界銀行對中國156家國有企業的調查，上述兩種形式實現的轉移支付，大致等於因價格扭曲，社會性負擔和付給富餘人員的工資所造成的國有企業的額外成本總和。[5-18]

表5.8 國有企業獲得補貼的相對量和形式

（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The Chinese Economy：Fighting Inflation，Deepening Reforms，Vol. I，Report No. 15288-CHA，1996，pp.16.

企業的發展是一個適者生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利潤率是最重要的標準，即企業依其利潤水平被選擇。一些企業生存下來，同時另一些被淘汰。[5-19]利潤是銷售收入與生產成本之差，而這些指標構成企業的預算約束。正如科爾內指出的，企業管理者「愈是把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看成主要取決於生產成本和銷售收入，他就愈看重預算約束，因此預算約束也就愈硬。反之，他愈不重視這種約束，預算約束也就愈軟。」[5-20]由於國有企業現存的不對等競爭條件，使得企業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得以生存。一是通過改進激勵機制、技術進步，降低生產成本，增加銷售；一是利用自己的特殊困難與國家討價還價，取得各種形式的補貼。無疑，前一種途徑是艱辛的，需要參與競爭。而後一種途徑是目前國有企業得天獨厚的特權，企業在經營活動中獲得的自主權愈大，就愈是有足夠的激勵去尋求國家的保護。作為國有企業的一種理性行為，利潤動機與軟預算約束的存在並無矛盾。[5-21]

由於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並不完全取決於其在市場上的成效，因此管理者也並不將全部精力用於適應市場的經營努力上面，而是用相當多的精力與國家進行一對一的談判，以便通過討價還價在利益分配上得到盡可能大的份額。因為筒不存在作為所有者的國家對作為經營者的企業管理者進行有效監督的充分信息，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仍然不能消除，國家在這種討價還價中總是處於不利的地位，企業由此獲得的補貼和保護完全可以超出它所承擔的責任，國有資產的流失也不可避免地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把強化產權或明晰產權確定為改革的主要方向，除了以前我們已經談到的緣木求魚的效果外，事實上也是作不到的。[5-22]而如前所述，由於獲得關於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是任何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前提條件，則在這個前提筒未存在的條件下，盲目照搬任何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行之有效的公司內部治理模式，都不能適用於中國國有企業的目前狀況。

注釋

[5-1]值得指出的是，鄉鎮企業的「重工業」與國有企業的「重工業」涵義是不同的。前者更多地集中在加工環節，具有比國有企業高得多的勞動密集程度。

[5-2]柳人：〈我國產品價格的治革〉，《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84年第6期。

[5-3]參見世界銀行1984年經濟考察團：《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和方案・主報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第95頁。

[5-4]郭劍英：〈三種價格形式所佔比重及其變化〉，《中國物價》1995年第11期，第9頁。

[5-5]參見周小川、王林、肯夢、銀溫泉：《企業改革：模式選擇與配套設計》（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年），第37頁。另據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目前國有企業虧損最嚴重的產業是煤炭工業，依次為國防工業、石油工業、有色金屬工業和煙草工業。參見The World Bank，The Chinese Economy：Fighting Inflation，Deepening Reforms，Vol.I，Report No.15288-CHA，1996，p.13.

[5-6]Barry Naughton，“What Is Distinctive about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State Enterprise Reform and Overall System Transformation，”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 18 （June1994）.

[5-7]假設國有企業離退休人員的死亡概率和年齡結構與全部人口相同，則根據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死亡概率的加權平均數，推算出男性60歲以上、女性55歲以上人口平均死亡概率為0.042343。按此進一步推算出相應期間已經離退休人員的期望死亡人數，從而相應時期離退休人員活到1994年的人數。資料取自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

[5-8]黑愛堂：〈國家要為搞活國有企業創造一個好的外部環境〉，《經濟工作者學習資料》1995年第74期，第2-9頁。

[5-9]以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進行縮減。

[5-10]根據目前正在進行的社會保險體系改革過程中，國有企業為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公傷保險等基金所要繳納的費用約為工資總額的41.5%。按國際標準看，這個負擔率也相當高。例如，類似的比率在新加坡為18%，在馬來西亞為I2.8%，在菲律賓為7.4%，斯里蘭卡為12%，埃及為24%。

[5-11]參見馮蘭瑞、趙履寬：《中國城鎮的就業和工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頁。

[5-12]黑愛堂：〈國家要為搞活國有企業創造一個好的外部環境〉，第2-9頁。

[5-13]參見科爾內：〈「硬性」預算約束和「軟性」預算約束〉，載榮敬本、邱樹芳、劉吉瑞編：《短缺與改革—科爾內經濟體制論文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5-14]劉遵義、錢穎一：〈關於中國的銀行與企業財務重組的建議〉，《改革》1994年第6期。

[5-15]依靠這種軟預算約束，無論何種原因造成虧損的企業都不受到懲罰。例如，據世界銀行的訪談調查，1994-1995年中的一段時間裏，贏利的國有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8.0%，同期工資增長22.6%；而虧損企業在勞動生產率僅提高2.1%的情況下，工資水平居然也增長了21.3%。參見TheWorld Bank，The Chinese Economy：Fighting Inlation，Deepening Reforms，p.16.

[5-16]參見E.F.Fama and M.H.Miller，The Theory of Finance（Hinsdale，Ill.：Dryden Press，1972）.

[5-17]然而，必須同時看到，國有企業的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也是不斷下降的。

[5-18]參見The World Bank，The Chinese Economy：FightingInflation，Deepening Reforms，p.15.

[5-19]德姆塞茨：《競爭的經濟、法律和政治維度》（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第19頁。

[5-20]榮敬本、邱樹芳、劉吉瑞編：《短缺與改革—科爾內經濟體制論文選》，第51頁。

[5-21]科爾內對匈牙利企業改革後的情況所作的研究，也證實了這個結論。參見上註文獻，第25頁。

[5-22]國外許多研究成果表明，國有企業經營績效與其說是受所有制影響的，不如說是與諸如市場競爭程度、企業的規模和年齡、產業現狀（如它是處於幼稚階段、成熟階段還是夕陽時期）等更廣泛而重要的因素相聯繫的。參見Chang Ha-joon and A.Singh，“Public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nalytical，Empirical and Policy Issues，”UNCTAD Review，No.4（1993），pp. 45-82.

[5-23]佔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比重。

第六章

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條件

針對國有企業缺乏經營自主權和激勵機制不健全的弊端，過去十幾年的企業改革集中在放權讓利，即調整企業與國家的利益關係上面。但是，這樣一種不無成效的改革卻忽略了傳統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內在邏輯。即國有企業沒有經營自主權是一種在企業承擔許許多多政策性任務、缺乏市場競爭，從而沒有有效地考核和監督企業的充分信息的情況下，所作出的內生的制度安排。改革以後，競爭的市場開始出現，但由於國有企業仍然被國家當作維持產業優勢和代理履行政府職能的工具，企業的職能就不再是單一的，各種額外的政策性負擔使國有企業處於與非國有經濟不對等的競爭條件下。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必然以此為借口要求國家承認其不利的經營後果，使得國有企業仍然不能面對真正的市場競爭，作為所有者的國家也就沒有可供使用的有效的充分信息指標來考核和監督企業。其結果是國有資產流失、虧損普遍化和嚴重化。

這就是以前幾章的分析邏輯。按照這種邏輯，國有企業面臨的關鍵問題不在於其自主權不足，也不在於產權模糊。同樣，也不是能夠通過引進某種公司治理模式就可以解決問題的。真正的問題在於，不對等的競爭條件使國家沒有監督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所以，以產權或所有制為核心進行下一步企業改革的思路並不對症。在企業所承擔的政策性職能被消除之前，即使把國有企業私有化，預算軟約束仍然無法避免，企業依舊可以以此為借口向國家索取補貼。[6-1]而通常主張產權改革為核心的觀點，僅僅從國有制沒有人員正對國有資產負責任的邏輯，以及現實中國有資產遭受流失的現象出發，也在前面討論過的委托—代理問題的邏輯中顯得論據不足。進一步，本章將針對那些因誤解了國內外企業制度實踐而得出私有制天然優於公有制的信條，從而堅信所有制改革是核心的觀點，作出一些回應和必要的反駁。在此基礎上，我們將討論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條件。

6.1 所有制（或產權）真的重要嗎？

很長時間裏，經濟界和經濟理論界把國有企業遇到的困境歸結為產權問題或所有制問題，一個最為常見的說法是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或產權界定不清。而在這個說法背後，人們實際所關心的問題又不盡相同。有人借用產權概念的目的是要進一步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或者加大企業對資產的使用權。還有一部分人主張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世界銀行在論及國有企業改革出路時，也給予私有化特別的優先順序。有人提倡產權改革，針對的是長期困擾國有企業的政企不分問題，希望通過以產權為中心的改革實現政企分離。另有一部分人看到的是國有資產不能保值和增值，甚至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從而寄望於產權明晰化，以加強國家對資產的控制。實際上，這種關心逐漸被人們認識到，問題在於作為所有者的國家，如何通過設計和建立一種適當的公司治理結構，實現對經營權的有效監督。

十分清楚的是，以上列舉的幾種改革目標取向，其針對性都是現實中國有企業所遇到的、具有迫切性的實際問題。必須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的改革策略才是正確的選擇。然而，改革目標取向是否適當，把現實中表現出的這些矛盾歸結於產權不明晰是否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從而產權為中心的改革能否最終解決這些矛盾，本身是值得懷疑的。

讓我們先來看在目前的政策環境下，進一步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能解決甚麼問題。正如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已經指出的，從七十年代末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迄今一直是以「放權讓利」為核心的，隨著改革的深化，國有企業獲得的經營自主權愈來愈充分，利潤動機至少已經是支配企業經營的重要激勵。同樣地，我們也指出了，在不公平的競爭條件下，企業的自主權愈大，經營者與所有者激勵不相容所產生的矛盾就愈大，經營者對國有資產及其生產剩餘的侵權可能性也就愈大。

產權是甚麼？通常的定義是「一種通過社會強制而實現的對某種經濟物品的多種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6-2]這裏所說的權利具體包括：使用一種資產的權利，允許或排除他人使用這種資產的權利，獲取由這種資產所得收入的權利，以及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這種資產的權利。作為國有企業，對企業資產所擁有的上述權利，在終極的意義上是屬於國家的。由於國家本身不能直接經營這些企業，因而委托企業經理人員代理經營，產生了所謂委托—代理問題。所有者將多大的權利授予經營者，取決於是否具有單一可靠的考核標準、是否具有一種有效的監督機制等一系列外部因素。這個問題在前面有關治理結構問題的討論中已經有了十分明確的結論。這裏要再次強調的是，由於前面章節所論及的有關監督、評價的困難，對企業經營者進一步放權，只能加快國有資產的經營方向背離所有者的意願，甚至資產、利潤被侵蝕和流失。

至於有人索性要改變企業所有制的性質，將其改造為私有私營或民有民營，我們使用同樣的考察問題的邏輯，對其預期效果同樣有很大的懷疑。我們這裏並不想要否定大量存在的私有制具有的高效率和良好績效的例證，也不想否認以私有化為主要內容的企業改革在許多場合取得成功的事實，以及私有制企業在我國經濟中存在與發展的重要性。我們提出質疑的是：第一，是否國有制就是低效率的代名詞；第二，實行私有化是不是無條件的，或單一地進行私有化改革能否解決我們所關心的大型國有企業問題；第三，私有制是否有效率的企業制度的必要條件。換個角度說，我們需要回答下面的問題，即甚麼是一種企業制度成功地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我們先從一些事實出發，回答第一個問題。隨後的兩節裏，將陸續回答其他兩個問題。

首先，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一樣，是無所不在的。我們在第二章分析了中國國有企業產生的原因和邏輯。而按照相同或不相同的原因和邏輯，國有企業在世界各種類型的國家都產生了，而且還在不斷產生。例如，據不完全統計，1978-1991年期間，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比重大約為10.9%，在形成的固定資產總值中的比重為21.1%左右；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國有企業的這兩個比重分別為7.8%和13.2%。[6-3]而且，國有企業的分布和比重大小，與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績效的優劣並無密切的關聯（表6.1）。從發達國家來看，經濟發展相當成功的國家，同樣有一些具有很高的國有經濟比重。如1950-1975年的25年時間裏，法國和奧地利既有過超乎尋常的經濟增長率，又有很高的國有經濟比重。奧地利的例子更為顯著。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停滯的經濟增長和高失業率形成鮮明的對照，戰後奧地利是繼日本之後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提高速度最高的國家。而其國有經濟的比重也是西方發達國家中最高的，佔就業的比重為16%，佔總產出的比重為20%，佔出口的比重則高達25%。[6-4]作為東亞奇蹟之一的我國臺灣省，是又一個例子。1952年其國有經濟比重（佔工業總產值的份額）為57%，1962年仍高達46%，1975年降到19%，1980年為18%，但整個期間臺灣始終保持了每年10%以上的經濟增長率。[6-5]

表6.1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國有企業比重（未加權平均數）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Bureaucrats in Business：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1995）.

其次，國有企業並非注定沒有效率。如上所述，無論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無論在成功的經濟還是不盡成功的經濟，國有企業無處不在，已經表明了國有企業並非注定是低效率的代名詞。不僅如此，國有企業有不少高效率的記錄。一個最突出的事例是韓國的國有企業浦項鋼鐵公司（Posco）。1986年這個公司人均生產粗鋼467噸，而日本五家最大的鋼鐵公司的平均水平只有327噸。浦項的這種效率優勢使國內消費者大為獲盆，國內的鋼材消費者為每噸鋼支付的價格是320美元，而美國和日本的汽車生產者分別要為每噸鋼付540美元和430美元。[6-6]事實是，浦項鋼鐵公司既不是典型的情形，也非例外的情形。即使在那些經濟發展績效並不十分成功，國有企業總體表現也非盡如人意的國家，也存在一些國有企業成功的事例。比較著名的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肯尼亞茶葉發展局（Kenyan Tea Development Authority）、埃塞俄比亞電信公司（Ethiopian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坦桑尼亞供電公司（Tanzanian Electricity Supply Company Limited）[6-7]和塞拉利昂的古瑪河流域水利公司（Guma Valley WaterCompany of Sierra Leone）。[6-8]

為了避免用孤例證明白己觀點的嫌疑，讓我們再來看一個統計成果。科克帕特理克（Kirkpatrick）使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23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考察了國有企業相對規模分別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1961-1981年期間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之間的關係（表6.2）。[6-9]如果從整體上來說，國有企業注定是低效率的，則可以預期國有企業比重與收入水平之間應該有負相關關係。但這裏的發現表明，這種負相關關係在統計上十分不顯著，而且還有相反的符號出現。所以，至少可以說，我們不能從統計上面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國有企業必然與低效率與生俱來。按照類似的方法，我們使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內更新的數字，考察了國有企業比重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6-10]之間的關係（表6.3）。結果與科克帕特理克一樣，既不顯著又不能保證有正確的符號。可見，從統計上我們也不能證明國有企業比重高必然會導致經濟績效差。

表6.2 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比重與收入水平、增長率[6-30]

資料來源：C. H.Kirkpatrick，“The World Bank's View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A Critical Comment.”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Economiche e Commerciali，Vol. 33，Nos. 6-7 （1986）.

表6.3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國有企業比重與收入水平、增長率[6-31]

資料來源：國有企業比重分別為國有企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和國有企業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份額，資料取自The World Bank，Bureaucrats in Business：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1995）；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資料取自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1993）.

6.2 認識國有企業：理論和經驗證據

目前國內外普遍流行的那些倡導激進的所有制改革的觀點，不僅忽視了上一節所指出的一系列發生在世界範圍的事實，還偏信了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論教義。從我國理論界和政策研究界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歷程來看，一度人們是把委托—代理問題與產權問題相混淆了。至今仍有一部分學者和政策研究者停留在這種認識階段。當他們看到國有企業虧損背後的超分配行為，看到國有資產的不正當流失等等經營者侵犯所有者的權益的現象，就得出了產權不明確是萬惡之源的結論。但是，本書迄今為止的討論，已經反覆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存在著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或存在著委托—代理問題的情況下，任何所有制條件下都潛在地存在著經營者侵犯所有者權益的問題。所以，較之把委托—代理問題混淆為產權問題來討論，著眼於討論公司治理結構問題，在理論上更前進了一步，在實踐上也距離問題的實質更進了一步。目前，我國一部分研究者和一些關心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海外經濟學家已經在研究公司治理問題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工作。

在第四章我們已經討論過，歸根結底，有效的公司治理有賴於在企業外部先建立起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在這個前提下，根據不同國家的產業結構特徵、技術特點，以及所有者和經營者的特殊情況，通過企業制度創新和制度競爭會演進出各種有效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按照這樣一個制度內生性邏輯，私有制也好，國有制也好，都有可能解決好企業的委托—代理問題，從而最大限度地消除侵權行為。然而，認為國有企業天然解決不了委托—代理問題這樣一種觀點，仍然可能影響到人們對國有企業改革正確的方向的判斷和選擇，所以，這裏需要對某些與似是而非的理論相關的不正確觀念作進一步討論，以便解除人們對於國有企業治理問題的偏見。

第一種觀點是認為，由於國有企業的委托—代理問題是多層次的，所以與這種委托—代理層次的增加相應的則是監督和激勵機制的弱化。在古典的委托—代理問題中，所有者與經營者分離而出現了兩者之間激勵不相容的問題。由於股東分散且人數眾多，以免費搭車為典型表徵的集體行動，[6-11]使得無人對經營者實施有效的監督。於是，經營者採取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就會變為現實。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我們已經在前面的章節中討論過了。有人把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之間的差異看作是委托—代理層次的不同。表面看來，好像在私人公司中，可以簡單地看作是所有者直接把自己的資產委托給經理階層來代理經營，而在國有企業的場合，由於財產所有權是全民的或公眾的，他們首先委托給政府，政府進而獨立地進行下一級委托，以致形成多層委托—代理關係。於是，一個似是而非的邏輯就是，公有化程度愈高，委托—代理層次愈多，初始委托人與最終代理人之間的距離愈遙遠，監督效率也就愈低。[6-12]反過來的邏輯推理就可能是，通過私有化消除這種多層次的代理結構（大眾——政府——國有企業經理人員），建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的直接聯繫（持股人——私人企業經理人員），可以獲得更高的企業效率。[6-13]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這裏，我們討論的是現代大型企業，而不是採取業主制或合伙制形式的小型企業。因此，這種大型企業無論是採取甚麼樣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迴避委托—代理問題。即使在私有制的公司形式下，所有者仍然是要分層次地把資產經營權委托出去，即通常採取「持股人——董事會——企業經理人員」的委托—代理形式。董事會的成員一般所佔股份很少，有些甚至根本不持股。在現實中，通常是經理人員聘請董事會成員，而不是董事會僱用經理。因此，事情並不像想象的那樣，在委托—代理層次上有甚麼實質性的差別。

其次，正如已經討論過的，對於私有制條件下的委托—代理結構來說，信息不對稱、激勵不相容和責任不對等的問題都是存在的，如果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以形成反映企業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經營者侵犯所有者的問題同樣得不到解決。無論層次多寡，只要信息不充分，代理人都可能違背委托人的意願，採取機會主義行為。而當一個競爭性的市場解決了充分信息問題之後，每個層次的信息是透明的，責任也是明確的，委托—代理關係就不會因為層次不同而有甚麼差異。

第三，既然克服激勵不相容和責任不對等問題的關鍵是通過一個競爭性的市場，創造出充分信息，降低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因而只要有了這樣的市場條件，就沒有任何理由說，國有制情況下的多層委托—代理關係就不能形成相應的最大限度地克服信息不對稱、激勵不相容和責任不對等問題的治理結構。

最後，政府作為一個必要的制度安排，本身也具有各種保障服務效率和激勵機制的制度約束。對於一個政府官員來說，既然對國有企業的監督和管理成為其職能的一部分，沒有理由認為政府其他職能的激勵手段對它在管理國有企業（如任命經理人員、監督企業經營績效等）方面的行為不起作用。問題仍然在於要有一種考核和監督企業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在這種條件存在的前提下，政府通過適當的治理結構管理企業，反而具有獨特的優勢。其一，政府主管官員的業績考核、升遷決定都與其所主管的企業績效掛鉤，就可以促使他們對企業經營的成效負起責任。其二，在私有制的股份公司中，解決監督激勵中免費搭車問題的一種公司治理模式是股權向少數人手裏集中。而在國有制的情況下，單一的或極少量的機構（如部委、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等）負責對企業經營進行監督並負有責任，本身就具有類似的效果，反而可以減少免費搭車行為。在大型股份公司中，至少包括以下層次：持股人—控股公司董事會—控股公司經理—子公司董事會—子公司經理。其層次絲毫不比國有企業的層次少。如果層次多寡是決定企業績效的主要因素，就不會出現控股公司形式的現代企業制度。

實際上，從信息流動和監督的角度看，多層委托—代理關係與企業內部科層制度中的多個級層的情況十分相近，而後者卻是任何大型企業所共有的現象，與所有制並無關聯。例如，有人就觀察到，就相同的產業來說，日本企業內部的代理層次（科層管理體制中的層次）就比美國的企業少。[6-14]此外，大型跨國公司的委托—代理層次至少與上面所說的國有企業數目一樣，只不過是用「總部——本地經理部門」代替了「政府（部委）——經理人員」而已。在經濟學中，我們固然假設政府官員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但同樣地，私有企業內部的每一級管理人員也有自己的利益，任何大型企業或跨國公司可以建立起來的監督、激勵機制，一個國家的政府也是同樣可以做到的。

第二種觀點是認為國有企業天然具有預算軟約束的性質，因而其行為與私有企業有所差異。把軟預算約束與國有企業聯繫起來，並認為是國有企業的固有特徵，是科爾內在他的《短缺經濟學》一書中首先論述的。[6-15]但是，科爾內更多的是描述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現象，卻缺乏對於這種現象形成原因的分析，[6-16]以致使人們從觀念上認為，國有企業必然伴隨著軟預算約束，而改變國有制就可以消除軟預算約束現象。本書第五章的分析表明，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是按照特定的邏輯內生形成的。在許多國家，國有企業的建立往往出於特定的目的，如推行趕超戰略的需要，國家安全的考慮，以及實行再分配政策的需要等等。[6-17]由於這些形形色色非經濟目標以政策性任務的形式強加給企業，許多國有企業一經建立，就注定了其不能完全按市場競爭的方式生存和發展，因而國家「父愛」般的特殊關照或軟預算約束就成為必要。但是，國有企業並非注定要永遠承擔這種政府指定的政策性任務，因而軟預算約束也就不是其必然的性質。事實上，許多私人企業在履行政府賦予的政策性任務的情況下，也形成了對國家的財政依附關係，即軟預算約束。

我們在前面的討論中，已經介紹過新西蘭的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這同時是一個通過取消政策性任務，提高了國有企業經營效率的例子。[6-18]它表明，只要取消政策性任務，無論是否進行了所有制的改變，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是可以硬化的，同樣是可以具有競爭力的。1986年新西蘭政府開始推行一項旨在把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改造為以盈利為目標的和有效率的經營單位的改革。商業盈利被樹立為企業的主要目標，任何社會性負擔[6-19]必須由國會批准並由政府預算支付。於是，國有企業被賦予了同私人企業一樣的法律地位，被推向市場競爭，信貸不再得到政府的保證，行業主管部門不再介入企業經營。這種沒有改變所有制而著眼於消除企業預算約束存在條件的改革，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在進行了這種改革的國有企業中，絕大多數提高了效率。

下面，我們可以通過剖析一個私有制企業效率不高的事例，進一步印證上述結論，看私有制條件下軟預算約束也是可能存在的。在美國，一些受到管制的產業的私有企業，一方面企業具有利潤最大化的經營動機，另一方面政府又要求其提供一些不講經濟效益的社會服務，形成了嚴重的矛盾，導致企業行為的扭曲和缺乏效率。[6-20]

在本世紀的很長時期裏，美國政府對通訊業、交通運輸業和一些城市設施供給行業進行了很強的干預。首先是定價制度。政府干預這些行業中的企業定價，目的在於實行一種交叉補貼的社會政策。例如，在電話業干預服務費率以便使商業用戶補貼居民消費者；在交通運輸業則干預定價以便使從事長途、高密度交通運輸的企業獲利並用來補貼農村地區的交通運輸服務。為了實施這種人為的干預政策，政府就要有相應的措施把單個企業的盈利與否同市場競爭相脫離。因為如果人為賦予某些行業高盈利率，就會引起該領域有更多的競爭者進入。這第二種保護性的干預，顯然是這些管制行業中的企業與管制當局討價還價的結果。一旦企業經營與市場競爭相脫離，無論它是國有企業還是私人企業，就都沒有動力也不必要努力應付各種來自市場的挑戰。與其努力進行技術創新、應對市場需求的變化、與對手競爭，不如致力於保持自己的壟斷地位，以及與管制當局討價還價。於是，這種旨在推行一種社會性的政策而對私人經濟部門的管制，所付出的效率代價是高昂的。企業與競爭的脫離延緩了技術創新，造成了X無效率，並且形成了一種剛性結構，嚴重地限制了企業對不斷變化的市場條件的適應能力。從社會的角度看，除了要承受提供這類不經濟服務的財政負擔外，還要承受低效率和技術進步被延緩的代價。

第三種觀點是認為國有企業缺乏一種對經營不善的企業進行有效懲罰的機制。這種觀點觀察到，在私有制的場合，消費者對成本高、服務差的企業可以通過「退出」（exit）進行選擇和懲罰。他們表示不滿意的方式就是拒絕購買某種產品，企業銷售就會下降，繼而導致持股人的退出，以及企業股票價格的下降，使企業面臨著被接管或破產的威脅。然而，國有企業往往是壟斷型企業，消費者難以退出，而且企業總是能夠免於被接管和破產的威脅。這種觀察是不全面的。首先，「退出」不是消費者表達其不滿意的唯一途徑，另一種經常被採用的途徑是直接表達不滿或向有關管理部門「抱怨」（voice）。[6-21]只要消費者的意願可以反映到國有企業的管理部門或監督者那裏，只要存在著關心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當事人（這一點前面已經證明），就會直接採取措施，即使不經過資本市場。其次，上遊觀點的疑惑實際上是針對任何所有制下大型壟斷企業的。即使是私有企業，一旦具有壟斷的性質，消費者的退出就受到限制。當大型企業經營不善面臨破產時，政府因擔心造成失業等社會問題，也會採取措施避免這種後果。最後，國有企業並非注定要具有壟斷地位，企業懲罰機制的核心在於一個公平競爭市場的存在。所以，改革所有制並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

6.3 私有化能否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

私有產權的優越性在於所有者對於資產使用的利益更為直接，因而更為關心企業的效率。艾爾奇安（A. A. Alchian）的一個表述最說明問題：「如果擁有某種物品的一個賣主與兩個擁有相同物品的人進行交易，他對私有產權較弱的人的要價會高於對私有產權較強的人的要價」。[6-22]假設在一個不存在委托—代理關係，因而所有者就是經營者的情形下，企業同時又是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從事經營，利潤最大化的動機則會促使私有企業主通過技術創新、節約開支、提高產品質量和開拓市場等一切可能的手段降低成本和擴大銷售。在這種情況下，低效率是自不待雷的。但是，問題在於現代大型企業由所有者直接經營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再來設想一個有委托—代理關係存在，同時私有企業面臨的情況是不具備競爭的外部環境。在這裏，市場上產品和要素的價格仍然存在扭曲，企業盈利還不能作為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指標。在這種情形下，所有者就沒有有效的手段可以考核和監督經營者的行為，所有者的利益就不能得到保障。這種結果對於任何所有制條件下的企業都是一樣。所以，如果不能發育起正常運作的市場體系，不能消除國有企業不對等競爭條件，私有化並不意味著能夠發揮出私有產權的優越性，反而會引起經濟改革的「非帕累托結果」。[6-23]

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觀察私有化的可能效果。首先來看私有化是否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世界銀行的一項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研究報告，總結了一些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經驗，[6-24]發現凡是取得成功的改革，都是在以下幾個方面同時、整體進行的改革。這些改革的領域包括：通過開放市場創造更多的競爭，放鬆對產業進入的限制，以及為大企業鬆綁。硬化企業的預算約束被發現是企業能夠在競爭壓力之下改進績效的前提。這項研究發現，那些改革成功的企業，都經歷了一個通過減少或取消直接補貼、使信貸建立在商業化基礎上、加強對壟斷性國有企業定價的管制，以及減少或取消隱蔽性補貼等措施硬化企業預算約束的過程。凡是採取單一手段進行的改革，效果都不令人滿意。在其他方面特別是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沒有實質性進展的情況下，單純的私有化也是如此。而在綜合性改革的基礎上，國有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比重的下降是作為一個結果而出現的。

把波蘭與其他前蘇聯及東歐國家的改革方式和改革效果作一比較，有力地支持了上述判斷。與大多數轉軌中國家相比，波蘭的私有化進程是十分緩慢的。最新的數字表明，通過各種形式的私有化，絕大多數轉軌中國家的國有企業比重都降到很低的水平。例如，目前仍然由國家擁有的國有企業個數比重，捷克共和國為10%，愛沙尼亞為4%，匈牙利為22%，立陶宛為25-30%，蒙古為30%，俄羅斯為34%，而波蘭的這一比重最高，為54%。波蘭的經驗是，宏觀經濟的改革、硬化企業的預算約束、清理企業三角債，以及鼓勵新建立的私人企業的發展和引進競爭等方面的改革，比單純的私有化具有明顯得多的效果。因此，儘管波蘭在私有化進程中處於後進，但整體改革進程卻走在轉軌中國家的前列，經濟績效也十分令人滿意，與許多其他東歐和前蘇聯國家形成鮮明的反差。

世界銀行根據轉軌中國家在價格放開、取消國家商業壟斷、貿易自由化、貨幣可兌換性、私有化和私人經濟發展等方面的綜合進展，對這些國家的經濟自由化作出一種指數評價，並根據實際狀況，將東歐和前蘇聯國家及蒙古劃分為四組。以該指數評價，波蘭的改革效果名列前茅，位於第一組。而這一組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經濟穩定指標也是績效最佳的（表6.4）。[6-25]

表6.4 改革進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績效（%）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1996）.

其次，我們來看產權改革能否解決國有企業政企不分的問題。應該看到的是，目前國有企業的所謂政企不分，與改革之前的政企不分雖然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但在內涵上面已經有所不同。在傳統體制下，國有企業是國家發展戰略的執行單位，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實施又必須借助於一個有機、完整的體制安排來進行。在生產要素和產品的價格被扭曲的情況下，一方面為了防止企業尋租和侵蝕國有資產，另一方面為了抹平企業政策性盈利和政策性虧損的差別，國家把投資權、銷售權、財務權和分配權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裏，因而企業沒有任何生產經營自主權，政府直接進行經營決策，政企不分表現為政府把企業經營目標與發展戰略目標合而為一。此外，低工資高就業的政策使得由企業本身來主辦一系列社會性事業成本較低，但同樣被列入財務統收統支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生產性經營和社會性服務也在政府的職能下合而為一。然而，這種政企不分的財務結果卻是由國家來承擔的，國有企業沒有經營自主權與不負財務責任是互為因果的。

在進行了一系列放權讓利式的改革之後，國有企業擁有了比之過去大得多的經營自主權，也在大得多的程度上要承擔企業經營的財務後果。與此同時，一方面國家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放棄傳統發展戰略目標，價格扭曲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持政治穩定、社會安定以及改革的非激進性質，國家仍然把相當一部分社會性職能留給國有企業負擔，使得在企業一級生產性經營與社會性服務不能分離。而與傳統的政企不分所不同的是，由於放權讓利形成的新的責任體制和財務約束方式，企業目前要由自身來承擔這種政企不分的財務結果。既然遺留的種種社會性負擔抹煞了或干擾了企業真實經營績效的評價，企業有動機，也有借口與上級政府主管部門討價還價，爭取直接的或間接的補貼和其他軟預算約束。

可見，目前國有企業面臨的政企不分現象，歸根結底產生於對企業的放權讓利式改革所提供的企業自主權和利益動機，與國有企業目前仍然承擔一系列不對等競爭條件之間的矛盾。所以，在企業沒有獲得生產方向選擇權，價格依然扭曲，以及與企業脫鈎的社會化保障體系筒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企業承擔一部分政府職能就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此條件下，企業愈是具有更多的自主權，也就愈是具有更高的討價還價動機，對企業的監督就愈是缺乏充分信息，軟預算約束現象也就愈嚴重。至於能不能把國有企業的社會性負擔從企業生產性經營中剝離出來，完全取決於一系列外部環境的改變。也就是說，如果不能通過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消除價格扭曲、產業結構扭曲和勞動力市場不發育的問題，貿然進行產權制度的改革，只能造成通貨膨脹、失業和增長衰退等問題，正如在一些東歐和前蘇聯國家所發生的一樣。而新西蘭國有企業改革的經驗表明，一旦具備了避免發生上述情況的外部條件，所有制改革並不是必需的。

關於政企不分現象中國家對企業過度干預的問題，一些學者認為需要由所有制改革加以解決。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仍然先要弄清國家為甚麼干預國有企業的經營過程。政府對企業經營過程施加過多的干預有其內在的原因。在市場發育水平較低、競爭不充分，因而沒有一個充分信息指標可以簡單地對經營績效進行考核和監督的情況下，國家作為國有企業的所有者，要控制企業的剩餘，防止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唯一的辦法是關心企業的經營過程，乃至一些經營的細節。對於國家來說，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事實上，國家愈是關心企業資產的保值、增值，它對企業經營進行干預的程度就愈強。

因此，只要競爭性的市場筒未發育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所有者可以通過將企業利潤水平與平均利潤率加以比較，以掌握關於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代替掌握企業經營細節，直接的干預就無法避免。在這種情況下，產權改革也好，融資結構的改變也好，都無濟於事。即使實現了私有制，私人所有者如果不能通過競爭性的市場獲得關於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面臨的選擇只有兩個：一種選擇是當他在企業中投入的股本較小時，他直接干預企業經營的成本過於昂貴，以致得不償失，因而放棄干預。這就是委托—代理理論中常常提到的免費搭車現象。另一種選擇是當他在企業中的股本較大時，對自身利益的關心仍然驅動著所有者干預企業經營的細節。問題的本質如此，無論融資結構如何，即無論是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無論所有者是以股權的方式擁有企業，還是以債權的方式擁有企業，只要企業經營結果是其利益所在，他必然要對企業進行干預。相反，一旦存在著競爭性的市場，所有者可以獲得關於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他就沒有必要關心企業經營的細微末節，因而過多的干預反而是成本昂貴的行動。在這種情形下，無論是國家作為所有者，還是私人作為所有者，都不會對企業經營作過多的干預。同樣的道理，這時採取甚麼樣的融資結構也就不重要了。[6-26]

最後，我們來考察產權改革能否解決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愈來愈嚴重，許多人認為是國有企業產權關係不清晰造成的。然而，這種看法是不恰當的，它既無助於解釋國有企業問題產生的原因，更有可能在提出政策建議時產生誤導。事實上，中國的國有資產的所有權歸屬於國家從來都是十分明確的。但作為所有者的國家無法自己經營，因而必須委托廠長經理來經營，這與市場經濟國家中的大型私有企業一樣，即同樣存在著委托—代理問題。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從來就是相分離的。國家通過任命或聘用，委托經理人員經營國有企業，並通過規定上繳利稅的水平或乾脆對企業實行統收統支的方式獲得資產收入。在過去實行企業財務統收統支的傳統微觀經營機制下，企業經理人員雖然缺乏改善企業經營狀況的動力和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手段，但也無法通過侵蝕利潤和國有資產，追求自身利益。進行了放權讓利式改革之後，出現了不按照國家的意願來經營國有資產、支配剩餘的可能性。所以，問題並非在於產權不明晰，而在於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監督企業經營的成本太高。為了避免實現國家戰略意圖的國有企業倒閉及出現失業問題，政府只好對虧損的國有企業不斷給予補貼，而預算無法硬化，則給國有企業以經營權侵犯所有權創造了更大的可能。

所以，實際上侵權的問題是一個委托人如何監督代理人的問題。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選擇一種適當的公司治理結構，即所有者對企業的經營管理和績效進行監督和控制的體制形式，確實是十分重要的。這也就是為甚麼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經濟理論討論的深入，產權改革核心論逐步統一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建立有效的治理結構的討論上面。然而，公司治理結構的形式是否是唯一的，適當的治理結構需要甚麼樣的條件，現代企業制度是一種固定的模式還是一組必備的內部激勵機制和外部競爭環境統一的條件，上面一章已經作出了足夠的討論。從這些討論我們應該得出結論，維持國有資產的增值、保值問題不是所有制改革所可以做到的。

6.4 企業成功的前提：充分而公平的競爭

甚麼因素可以構成企業成功的前提，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經驗的問題。迄今為止我們對於甚麼樣的條件，對於企業成功是必備的，可以根據已有的大量經驗，用排除法來確定。特定的所有制是不是企業成功的前提或充分必要條件呢？更加直截了當地並且有針對性的問題應該是：私有制是否企業成功的充分必要條件？首先，一個最直觀的事實是，有著相當多的私有制企業效率低下的現象，以及以私有制為微觀基礎的經濟的失敗事例。例如印度和中南美洲，其企業基礎是私有制或私人產權制度，但效率低下、尋租成風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並且這些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確實算不得成功。私有制企業效率不高的現象在發達國家也廣泛存在。所以，經驗表明私有制不是企業成功和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

其次，我們可以觀察到不少效率高、經營成功的非私有制企業，如實行國有制的新加坡航空公司、韓國的浦項鋼鐵公司、美國膠合板行業的集體所有制、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工人自治合作企業和德國的工人參與式企業，以及中國的鄉村集體經濟企業在經營績效上勝於私人企業的現象。雖然正如以上章節已經揭示的，中國國有企業在傳統體制下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弊端，而其他會經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的經驗也提供了同樣的證據和結論，證明公有制並不是企業成功的充分條件，也同時表明私有制不是企業成功的必要條件。

所以，我們的分析已經可以證明，既然企業成功與否和所有制形式並無必然聯繫，因而單純的所有制或產權改革並不能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前美國總統首席經濟顧問、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把這種認為只需正確地界定產權就可以保證經濟效率的觀點形容為一種「產權神話」。他認為「這個示申話十分危險，因為它誤導許多轉軌中國家僅僅關注產權問題，過分信賴私有化，而忽略了一系列更廣泛的問題。」他的結論是：對於轉軌中國家的改革成功來說，「分解產權顯然不是充分的，甚至可能不是必要的。」[6-27]與我們迄今為止的分析結論，是高度吻合的。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由於存在著經理人員與所有者對於企業經營信息的不對稱佔有，以及潛在地存在的兩個主體之間激勵不相容，因而一個能夠充分反映企業經營狀況的信息成為至關重要的。充任這個反映企業經營狀況的充分信息指標，只能來自競爭。[6-28]在缺乏競爭或公平競爭市場的條件下，無論何種所有制的企業，都不可避免地產生經營者侵犯所有者權益，預算約束軟化從而效率低下的現象。而在公平競爭的條件下，無論是國有制還是私有制，都可以利用市場這個間接治理方式以及內生的內部治理結構，實現對經營者的有效監督，從而使企業經營有效率。所以，充分而公平的競爭是有效率的企業制度的前提。

這裏所講的公平競爭包含兩個缺一不可的要素，一是不存在政府政策外加給企業的負擔，二是自由競爭的環境。而這兩個要素是保證形成反映企業經營狀況的充分信息指標的前提條件。正如對我國國有企業所作的分析所表明的，如果企業承擔某些社會性職能，面臨著不對等競爭條件，利潤就不能作為衡量企業經營好壞的標準，企業就要尋求政府的保護，其預算約束就不能硬化，也就沒有努力改進經營、提高效率的積極性；如果雖然其不承擔政策性負擔，卻缺乏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例如具有天然的或人為的壟斷，則利潤仍然不能反映經營的好壞，所有者監督經營者的成本就會太高，經營權侵犯所有權就將是不可避免的。

國有企業在微觀效率上的有限提高，恰恰是經過十七年的改革使其產生了一定的追求效率和利益的動機。而這個改革的成功的有限性和任重道遠，也正是由於一系列不利於企業公平競爭條件的存在及其所導致的預算約束的繼續軟化。那些寄望於企業產權制度變化而忽視建立一個硬預算約束下的公平競爭環境的政策建議，很可能使國有企業陷於既無法面對公平競爭，又不能硬化預算約束的境地。所以，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改革思路，無助於形成使企業改革成功和建立有效率的企業制度的必要條件。相反，從創造公平競爭條件入手所進行的改革，將把企業置於這樣的地位：（1）企業要生存，就要增加利潤。為此就需要通過創新和改善經營管理降低成本、擴大銷售：（2）由於平均利潤率或同一行業平均成本水平的存在，一旦有人進行了技術、產品、組織、管理的創新，從而獲得了超額利潤，任何一家企業都要追隨，否則就要被淘汰。而這種競爭壓力下每個企業努力追求超額利潤的結果，就是整個經濟效率的提高。所以，在公平競爭條件下，凡是能夠生存的企業就應該是有效率的。而凡是缺乏效率的企業，就不能在競爭中生存。同樣的道理，對於企業制度或所有制形式來說，也是成立的。[6-29]

注釋

[6-1]俄羅斯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實行私有化以後，俄聯邦政府對企業的補貼明顯減少。但企業仍然以各種借口規避稅收，地方政府對企業的補貼仍在增加。結果是，以各種形式出現的明，暗補貼實際並未減少。參見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1996），p.45.

[6-2]《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101頁。

[6-3]參見 The World Bank，Bureaucrats in Business：The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1995），pp.268-288.

[6-4]N. Kaldor，“Public or Private Enterprise：The Issues To Be Considered，” in Public and Private Enterprise in oMixed Economy，edited by W.J.Baumol （London：Macmillan，1980）.

[6-5]A.H. Amsden，“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edited by P.B.Evans，D.Rueschemeyerand T.Skocpo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78-106.

[6-6]參見The Economist，21 May 1988，p.16； A. H. Amsden，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6-7]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3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1983），pp. 78-85.

[6-8]P. Luke，“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Facing African Public Enterprises，” Public Enterprise，Vol.8，No.2（1988）.

[6-9]原出處為C. H. Kirkpatrick，“The World Bank's View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A Critical Comment，”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Economiche e Commerciali Vol. 33，Nos. 6-7 （1986），pp. 685-696。轉引自Chang Ha-joon and A. Singh，“Public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nalytical，Empirical and Policy Issues，” UNCTAD Review，No.4（1993）.

[6-10]國有企業比重分別為國有企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和國有企業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份額，資料取自The World Bank，Bureaucrats in Business：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1995）；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資料取自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1993）.

[6-11]根據奧爾森（M. Olson）著名的「數量悖論」（the numbers paradox）假說，對於大量而分散的股東來說，任何對企業進行監督的成本都是個人付出的，而收益卻為所有股東分享。因此，免費搭車的可能性使監督行為成為一種公共產品，造成沒人真正實施對經營權監督的結果。參見M.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M. Olson，“The Exploitation and Subsid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griculture in oTurbulent World Economy，edited by A，Maunder and U.Renborg （Aldershot，Hants：Gower，1986），pp. 49-59.

[6-12]參見張維迎：《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附錄。

[6-13]參見G.Yarrow，“Does Ownership Matter?” in Privatisation and Competition：A Market Prospectus，edited by C.Veljanovski，Hobart Paperback Series，No. 28 （London：IEA，1989），pp. 52-69.

[6-14]參見M.L.Dertouzos，R.K.Lester and R.M. Solow，Made in America：Regaining the Productive Edge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9），p. 97.

[6-15]亞諾什・科爾內：《短缺經濟學》上、下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年）。

[6-16]參見S.Nagaoka and I.Atiyas，Tighten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in Reforming Socialist Economies，World Bank Industry and Energy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Industry Series Paper No. 35，May 1990.

[6-17]參見M.Haririan，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oMixed Economy：MicroVersus Macro Economic Objective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

[6-18]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p.50.

[6-19]例如要求郵電部門在農村開設小型郵電局、強制電力公司購買當地生產的高成本煤炭等等。參見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p.50.

[6-20]以下事例的素材取自D. Parker and M. Wendel，“Reform of China's State-owned Sector：Parallels with the U.S. Regulatory Experience，”Shanghai Symposium，27 March 1995.

[6-21]參見A.O.Hirschman，Exit，Voice，and Loyalty：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4.

[6-22]參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第1101頁。

[6-23]任何改革措施至少使一個人受益而沒有其他人受損，可以被定義為一種「帕累托改進」，而在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損的情況下，即為「非帕累托改進」。後一種情形下所產生的結果往往包括一部分人對改革的抵制，成為改革本身的一種成本。

[6-24]The World Bank，Bureaucrats in Business：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Summary.

[6-25]如果有人認為目前對前蘇聯和東歐改革結果的評價還為時過早，那麼不妨來看英國一個例子。英國會經對一個國有企業實行了私有化，並曾發現私有化後企業效率確實得以提高。但後來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那些當時沒有實行私有化的國有企業效率同樣提高了，而且表現更為突出。資料轉引自Chang Ha-joon and A. Singh，“Public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nalytical，Empirical and Policy Issues，”UNCTAD Review，No.4（1993）.

[6-26]莫迪格利安尼等證明，在存在著完善的資本市場的條件下，公司的價值與採取何種融資方式是無關的。參見M.H.Miller and F.Modigliani，“Dividend Policy，Growth，and the Valuation of Shares，”Journal of Business，Vol. 34 （October1961）；E.F.Fama and M.H.Miller，The Theory of Finance（Hinsdale，Ill.：Dryden Press，1972）.

[6-27]Joseph E，Stiglitz，Whither Socialisml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5）.

[6-28]斯蒂格利茨指出：「競爭執行著至關重要的功能：它提供關於企業成敗的信息，而這種信息相應地使企業管理得以形成理性的激勵結構」。參見Stiglitz，Whither Socialism？.

[6-29]在補償成本後，能夠以最低的價格向消費者提供產品和服務的組織形態，才能在競爭中生存。參見E.F，Fama and M.C.Jensen，“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 26 （June 1983）；A.A.Alchian，“Uncertainty，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58，No. 211 （1950）.

[6-30]等級相關系數（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6-31]等級相關系數（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第七章

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

創造充分信息

以前各章的分析，已經可以使我們得出結論，創造有效率的企業制度的前提條件不在於選擇哪種具體的所有制形式，也沒有一種唯一的公司治理模式，而最重要的是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對於中國的國有企業而言，傳統體制下由於沒有市場和競爭，國家作為所有者不能獲得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為了防止經營者利用信息不對稱而侵權，相應的治理結構就是剝奪企業一切經營自主權，由國家直接掌握企業經營的全部過程。而在改革使國有企業有了一定的經營自主權和獨立的利益以後，由於國有企業仍然承擔著許多社會性職能或承受著改革不配套的結果，利潤率還不能成為國家考核和監督企業的充分信息指標。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的問題就無法克服，國家利益不斷受到侵蝕的情形也就不能避免了。因此，國有企業面臨的虧損、資產流失等等問題的根源並非在於公有制或產權不明確。因而把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定位在產權改革或所有制改革，甚至寄托於實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其思路是錯誤的，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對改革的誤導。

相反，按照本書的分析，我們把創造公平的競爭條件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不僅在理論上具有合理性，符合我們對世界範圍有關經驗的歸納，也與目前國有企業缺乏公平競爭環境從而國家不能獲得對企業進行有效監督的充分信息的現實相符合，應該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

7.1 企業改革的核心與推進方式

過去十七年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績。最突出地表現在傳統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體制已被打破，經濟增長主體多元化的格局初步形成，市場機制在經濟運行中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改革進程中還面臨著一系列矛盾。正如我們的研究所表明，[7-1]傳統經濟體制是由一套互為條件、互相適應的制度安排構成的。雖然改革的邏輯已經表明，從微觀經營機制起步的放權讓利式改革，推動了資源配置制度的改革，進而對扭曲價格信號的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提出了要求並走出一定的步伐，但是，國有企業仍然背負著一系列由過去的發展戰略所遺留下來的政策性包袱，國家對企業仍需給予各種各樣的明的暗的補貼，以及其他政策性保護。這種情況導致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特別是金融體制以及利率的改革相對滯後。隨著具有經營自主權的微觀經營環節可支配的新增資源的增多，資源配置制度日盆鬆動，與仍然扭曲的利率和能源、原材料等價格體系的矛盾就愈來愈大。從微觀層次來說，國有企業面對的不對等競爭條件，使企業經營狀況的真實情況無法由利潤水平準確地反映出來。國有資產的流失被政策性虧損所掩蓋，預算約束也無法硬化。缺乏改進經營管理和技術創新動力的國有企業面臨著嚴重的經營困境。從宏觀層次來看，企業的擴張要求常常會受到能源、交通等基礎產業的鉗制，形成瓶頸對速度的制約：在低利率政策環境下，非國有經濟與國有企業相比在爭奪資金方面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而國家又要保國有企業的貸款，只好用增發貨幣的方式彌補信貸的不足，從而導致內生型的通貨膨脹；在資源配置和價格的雙軌制下，企業的利潤動機誘發出強烈的尋租欲望，使經濟生活中滋生腐敗；而當這種「一放就亂」的現象嚴重傷害整個經濟運行並產生社會不穩定時，政府往往採用傳統的手段，強制性緊縮並壓制非國有經濟的擴張，造成改革進程中的循環往復。

在經歷了數次「活亂」循環之後，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運用傳統的宏觀調控辦法不能根本消除其根源，而出路則是把改革推進到宏觀政策環境的層面，即改革扭曲的產品和要素價格體系。這包括解除金融壓抑，放開利率，形成多元化且規範的資本市場：建立、健全外匯市場，最終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打破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壁壘，實現就業競爭和工資形成的市場化：放開絕大部分產品價格，與國際市場接軌，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在此基礎上，與市場化的企業經營機制相關的企業家市場和股票市場才能相應發育起來。國家可以通過掌握利潤率這一簡單的指標，以及改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來考核、監督國有企業。宏觀政策環境、資源配置制度和微觀經營機制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再次達到制度適應，從而使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走出「活亂」循環，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軌。

但是，這裏似乎遇到了一個兩難的處境。一方面，國有企業改革的最後成功有賴於包括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充分發育，以及各種所有制形式的企業處於同等的競爭條件下等一系列外部環境；而另一方面，以國有企業目前所處的狀況來看，由於其不利的競爭地位是由於承擔著政府強加的一系列社會性負擔所造成的，所以，企業既有理由也有激勵游說於政策決策部門，要求得到特別的保護，免於市場競爭。因此，形成了國有企業目前的軟預算約束。這一情形又反過來制約了市場的發育，以及市場機制對於國有企業生產、經營、生存、發展的調節和激勵作用。

例如，目前無論在理論界還是在政策研究部門，基本達成的一個共識是，利率市場化是宏觀政策環境改革的核心。利率水平直接影響到企業的投資，居民的消費與儲蓄和貨幣的發行數量。利率政策改革將是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最終擺脫「活亂」循環的關鍵。但是，從資本稀缺的基本事實出發，利率市場化的結果必然是利率水平的提高，而處於目前經營狀況的國有企業多數顯然無力負擔市場均衡水平的利率。例如，1993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流動負債和長期負債總額為22，014.2億元，按現行11%的年利率水平計算，一年所需支付的利息即達2，421.6億元，為企業全年銷售利潤的91. 8%。而這一年，市場利率的水平在20-25%之間。意味著通過市場利率與銀行貸款利率之間的差額對國有企業的暗補，大約與企業全年銷售利潤相當。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利率改革，可能會導致大部分國有企業的生存難以為繼，即國有企業的當前的困境成為以利率為核心的宏觀政策環境改革的基本制約。所以，雖然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已經把利率市場化，金融商業化作為改革的目標，但具體的措施筒難以落實。

因此，當前推進經濟改革所遇到的兩難在於，如果擔心國有企業不能承受被推向競爭性市場後必然遇到的困境，因而遷就於國有企業的種種拖延宏觀政策環境改革的借口，把這一必需的改革進程繼續延緩下去，則不僅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不能形成，中國的改革不能最終完成，國有企業的改革也就不能按照正確的方向和邏輯順序進行。如果無視國有企業目前的處境，強行推進以利率等生產要素和產品價格的改革為核心的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則可能造成許多國有企業陷於難以為繼的境地。政府若想維持這些企業的生存，就必須採取給予直接、間接補貼等軟預算約束辦法，市場機制對於國有企業就成為例外，市場經濟的最終建立就難於實現。要是選擇把國有企業真正推向市場競爭的辦法，就意味著要讓一部分企業破產。在目前國家財政仍然借重於國有企業、企業職工失業已經接近於社會承受力的臨界點的情況下，經濟與社會的後果都將是代價巨大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選擇面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帕累托改進」性質要不要和能不能繼續保持的問題。

迄今為止，中國的經濟改革以漸進性特徵及其取得的成功著稱。這種改革通過「做大蛋糕」、增量改革、試驗推廣和非激進性等幾個特徵保證了改革的「帕累托改進」性質。[7-2]也就是說，在改革過程中最大限度地避免損害既得利益，而立足於通過增量的重新配置來調整利益結構。在企業改革方面，同樣是通過對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和允許新增資源的重新配置，而避免資產存量從而利益結構的大幅度改變，保持了國有企業的穩定。例如，對於傳統發展戰略下造成的扭曲的產業結構的矯正，主要不是通過國有企業對存量資產進行調整實現的，而是通過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對新增資源進行符合市場原則的配置所實現的。即新增資源的配置主要進入到市場需求大、供給不足，以及在中國具有資源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這些部門比之傳統產業較快的增長，就矯正了過去扭曲的產業結構。可見，國有企業存量資產調整，不是前一時期產業結構改革的重點。但是，當我們的改革進入到直接面對國有企業的時刻，資產存量部分的調整就成為無可迴避的選擇。那麼，存量的改革還能不能保持「帕累托改進」的性質，是一個重要的判斷和抉擇。

保持國有企業改革「帕累托改進」性質的關鍵在於能否創造必要的改革條件和選擇正確的改革步驟。這是指從解決國有企業經營中的現實問題出發，即首先使企業擺脫產業結構的束縛，價格的扭曲、社會性負擔和歷史積債負擔，使其與其他類型所有制的企業處於同等的競爭條件下，硬化企業的預算約束。一方面，從改革目標來看，國有企業歸根結底要成為一個只執行企業職能的主體，不應再履行任何其他職能。這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從改革策略上講，承認與國有企業有關的既成事實和既得利益，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改革中的摩擦，就能使進入到存量調整階段的改革過程是平穩、可控的。與此同時，進一步發育產品和要素市場，以及企業經理人員市場，使利潤率真正成為企業經營的充分信息指標，從而創造良好的企業外部治理機制。在此基礎上，相應的、具有制度適應性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逐漸形成，從而解決兩權分離條件下的激勵不相容、信息不對稱和責任不對等問題，保障任何所有制企業具有效率。

7.2 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存量調整

國有企業是適應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產生的。七十年代末開始的經濟改革，沒有一開始就進行比較徹底的價格改革，以迫使企業從資產存量上調整生產方向，而是直接針對著國有企業缺乏效率的弊端，從改進激勵機制、擴大企業自主權入手進行的。雖然隨著企業自主權和自身利益的增強，以及新增資源規模的擴大，微觀層次放權讓利式的改革推動了資源配置制度的改革，並進而通過價格改革等觸動了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並且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先下降後上升的J字型經濟增長甚至持續下降的L字型的經濟衰退，但必須看到的是，國家還沒有最終放棄與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相聯繫的趕超目標。作這樣的判斷既不意味著否認國家看到了傳統戰略對產業結構的扭曲，也不意味著否定改革以來在調整產業結構方面取得的成績。但是，在我國並不是在所有的產業、部門都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只要仍然堅持在所有產業領域都要求自給自足，無論從全國來看，還是從每個省份甚至每個更小的地區的角度都要在產業結構上搞「大而全」、「小而全」，就表明我們的產業選擇仍然沒有按照資源的比較優勢進行，而具有趕超的性質。這種趕超思想認為，只有快速實現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才可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在發展水平上的差距。於是，人為提升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而不顧中國特有的資源稟賦結構，是經濟工作的領導人的一種驅之不去的情結和做法。與在傳統體制下一樣，這種執行趕超戰略目標的職能是賦予國有企業的。因此，雖然國有企業的改革始終被作為經濟改革的中心對待，對企業的放權讓利程度也很深入，但一直不鼓勵、不允許國有大中型企業改變生產方向。這就是為甚麼國有企業比非國有企業具有高得多的資本密集程度的原因。目前，以新增資源的配置為主要方式的增量型產業結構調整，已經取得一定的效果，國有經濟的份額也大大下降。面對根本轉變經濟發展戰略的最終目標，改革可以也應該進入到存量調整的階段。

按照資源比較優勢來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不僅僅是為了改變國有企業目前的經營困境，更是提高綜合國力和工業產品競爭力的關鍵。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和產業結構上的差距，歸根結底產生於資源稟賦結構上的差距。如果依靠扭曲要素價格和政府扶持的方式，雖然可以人為地發展起一些高、精、尖的產業，但是由於資源本來是有限的，為了這些少數部門的發展就必然減少用於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的資源。一方面，這種喪失掉機會的產業本可以比少數趕超型產業創造更多的積累；另一方面，不具有比較優勢從而不具有競爭優勢的那些產業，只有依靠政府的保護才能生存，因而沒有競爭壓力，導致缺乏積極性以及效率低下，資源配匱必然在生產可能性邊界之內。其結果是減慢了資本積累的速度，資源稟賦結構的升級也受到抑制。所以，如果不鼓勵國有企業轉產轉業，改革與發展就不能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在國有企業囿於資金高度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逐漸下降乃至喪失，在國民經濟日盆國際化的過程中競爭力降低的情況下，改革的這一缺失便成為國有企業不能面對競爭的市場環境的現實困難，以及尋求政府保護和軟預算約束的借口。鑒於此，進一步的改革要想取得實質性進展，必須打破對國有企業轉產轉業的限制。與過去經常宣稱的和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不同，以資產存量調整為主要方式的微觀的轉產轉業，及宏觀的從趕超型產業結構向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的轉變，所遵循的方向和所依據原則不再是經濟決策人的意志，而是市場的導向。即在一個生產要素價格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產品價格反映供給和需求的市場上，生產者根據要素相對價格所反映的本國或本地區所具有的資源比較優勢和產品價格所反映的市場供求，來決定自己的生產方向選擇。

因此，為了使國有企業能夠按照正確的價格信號進行資產存量的調整，絕大多數工業品必須盡快過渡到市場化的價格形成機制，其中可貿易品價格應與國際市場接軌。從幾個方面看，這一改革都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緊迫的。首先，國內可貿易品價格與國際市場並軌是中國經濟日益國際化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對外開放程度大幅度提高，目前已經成為大國中對外依存度最高的國家。1980-1995年進出口貿易總額以每年平均18.3%的速度增長，快於國內生產總值10.2%的增長速度。1995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40.33%，比印度（18.92%）、日本（19.26%）和美國（12.55%）高出兩倍多。這樣一種地位使得整體國際貿易環境，以及雙邊和多邊貿易關係對於中國經濟發展有著顯著的影響。為了使我國這種高度開放的經濟能夠在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和法律框架中持續增長，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情。因而，對國際社會和貿易伙伴作出承諾並付諸行動，減少貿易保護或將必要的保護以單一的關稅形式體現，是我國加入國際經濟社會的一個前提條件。國內可貿易品價格與國際市場並軌，便是這種必要的行動之一。

其次，正確的價格信號是國有企業進行資產存量調整，從而最終轉變經濟發展戰略的必要條件。在一個開放的經濟中，對於貿易品來說，正確的或未被扭曲的價格信號就是國際市場的價格。當一個經濟不顧自身的資源稟賦結構而推行趕超戰略時，其趕超的產業部門往往沒有國際競爭力，而為了保護這些產業，就要求國家通過隔絕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來扭曲產品價格。保護造成的結果不僅喪失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還降低企業的技術效率，抑制企業的技術創新。這正如傳統發展戰略下所發生的。所以，讓國有企業進入市場、面對競爭，歸根結底是使其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同時，也只有根據國際市場價格所作出的生產方向的選擇，才可能規避資源稟賦的比較劣勢，形成符合中國的資源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因此，對於那些儘管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但並非天然壟斷的可貿易品生產部門，應盡快放開價格，使其與國際市場接軌。[7-3]

最後，正如前面已經討論的，對於那些目前國內市場價格仍然受到管制，被人為壓低的非貿易品部門，或者國內市場價格低於國際市場水平的可貿易品部門，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是使其卸去不平等競爭包袱、硬化企業預算約束的必要舉措。由於目前處於價格管制的這類部門主要是經常處於短線的基礎產業，解除價格抑制也是刺激其發展，消除瓶頸制約的需要。

諸如大型交通、運輸業等一類的產業部門，由於其具有天然壟斷的性質，同時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又是非貿易型的，因而其產品和服務的定價也具有壟斷性質。為了消除這類產業的短線狀況，應實行壟斷的成本加價法定價。一旦政府從直接管理上百萬個國有企業，轉變為集中力量管理少量特殊行業的大型企業後，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就會大大減弱，由此產生的討價還價問題和決策失誤問題也可以解決，因而這類受到價格管制的國有企業同樣可以有效盔。[7-4]

放開對於國有企業經營方向的限制和價格管制之後，對於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可以分別採取相應的對策。第一，對於那些具有較強生存能力的國有企業，一旦從不平等的競爭環境中擺脫出來，將會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外部環境自發地進行內部激勵機制的創新，改進經營管理，提高效率，完全可以在競爭中立住腳，並且會更快地發展。

第二，對於那些因為資金密集程度過高，目前尚不具備面對充分競爭的資金市場的國有企業，應按國家目前給予的明補和暗補水平，繼續由財政撥款給予補貼，使其有辦法維持目前的狀況。但國家的補貼應該硬化，即一次性確定下來，並固定在這個水平上不再增加。同時，允許其改變產品結構，按照市場需求和比較優勢對存量資產進行重新配置，提高競爭力。對於這類企業，其利潤水平的計算是按產品銷售收入加上國家定額補貼減去成本開支。鑒於因國家發展戰略造成的資金密集程度過高而無法面對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競爭的問題已由國家定額補貼給予解決，這類企業也就不再有預算軟約束的理由。因此，國家可以根據新定義的利潤水平來監督這類企業經營的好壞。隨著資產存量的重新配置，這類企業的利潤水平將會不斷提高，此時國家可通過稅收的增加來分享其經營效率提高的好處。

第三，對於那些具有天然壟斷性質或關係國家安全的產業，第一步與上遊類型同等待遇。進一步，直接補貼要逐漸過渡到以合理成本加平均利潤的價格機制上，並相應取消各種補貼。在第一種和第二種場合，國家對企業進行補貼數額的決定一般依據於現有補貼水平，在特殊情況下也只進行一次性的談判，因而不涉及企業日常經營的信息，迴避了國家與企業信息不對稱對於討價還價結果的影響。一旦這種安排確定下來，企業經營績效就是其生存發展的唯一條件，優勝劣汰就是唯一的法則。

7.3 解除企業不對等競爭的負擔

使國有企業目前面臨不對等競爭條件的政策性負擔，是相對於非國有企業而雷的。概括來說，直接影響到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市場中與非國有經濟公平競爭的主要因素是：國有企業背負沉重的職工養老負擔，企業承擔各種職工福利和保險費用，嚴重的企業冗員，從而在企業成本中社會性開支過高，並表現為企業過度負債。正如第五章的分析所表明的，之所以說這些因素是不對等的競爭條件，是因為作為傳統體制的歷史遺產或改革不配套的結果，這些問題是國有企業所特有的，而作為改革以來新生經濟部門的鄉鎮企業、私人經濟和三資經濟等，則基本不存在這些問題，或者說，這些問題不構成對非國有企業經營的嚴重影響。所以，從把國有企業推向競爭的市場，不受保護地與其他類型經濟成分公平競爭的目的出發，前提是解除前者的這種額外負擔，消除其市場競爭力的這種先天不足性質。這樣的出發點既是中國經濟改革「帕累托改進」性質的要求，又是一種必要、可行的技巧，即通過一次性的利益認同，消除國有企業軟預算約束的根源。

首先要使國有企業解脫沉重的職工養老負擔。在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傳統體制下，為了最大限度地創造積累，實行了低工資制度。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只包含了其就業期間的基本生活費用，而並沒有包括其退休後的養老費用，以及醫療、住房等方面的福利費用。壓低工資所產生的額外利潤，也全部通過統收統支的財務渠道進入政府財政，並轉變為積累基金。因此，從理論和歷史的角度來說，在經濟改革開始以前參加工作的國有企業職工，其養老費用並不應由企業負擔，而屬於國家對於職工或企業的一種歷史欠債。從現實情況來看，由於國有企業從未有過相應的積累，因而也無力負擔這種支付。

所以，要使國有企業具有與非國有企業相同的競爭條件，消除軟預算約束的借口，需要國家財政統籌解決退休職工的養老福利問題。即對於已經退休的國有企業職工，國家財政應該採取全部包下來的方式，統一支付他們今後的退休金和其他福利費用。對於目前仍然在崗的職工，則將其從開始工作到退休的整個就業年限，以實行利潤分成即企業開始從利潤中留取職工福利基金的時點為分界，確定國家與企業分別支付其退休費用的比例。也就是說，企業改革以前的養老金積累，國家要予以退還，改革以後既然企業已經開始積累這種基金，所以要由企業支付。至於國家和企業支付的職工養老福利基金如何支付，支付水平等問題，則由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方式來決定。通過這種支付責任的劃分，不僅使國有企業從額外負擔中解脫出來，也同時使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

國有企業在為職工提供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支出，也是低工資制度的後果之一，應該作出必要的改革。雖然與處於較初級發展階段的鄉鎮企業和私人企業相比，國有企業在這些方面的福利支出確實高得多，但這也同時是其人力資本積累的一種重要方式，有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形成某些產業的競爭優勢。處於較低發展水平的非國有經濟在不具備這種人力資本積累的情況下，在相同產業的競爭力也相應降低。在那些與國有企業形成正面競爭的產業中，非國有企業必然要把類似的支出計算在職工工資中，從而負擔率與國有企業相近。一方面，進一步完善的會計制度和審計程序，以及勞動工資制度的改革，將把必要的福利支出與直接的企業生產性經營相分離，使考察企業經營績效更有依據，更加直截了當。另一方面，社會化保障體系的建立會使企業的經濟活動變得更加單純，而職工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的費用直接進入職工的工資收入，使這種原先作為企業負擔的職能逐漸轉變為一種社會化的產業，可以進一步提高效率，減少浪費。

國有企業冗員現象的解決，歸根結底有賴於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我們知道，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以及相應的宏觀政策環境具有鼓勵使用資本，排斥勞動使用的性質。由於國有企業是傳統發展戰略的承擔者，其吸收就業的能力就受到限制。同時，國有企業又無可爭辯地要履行維護社會穩定的職能，按計劃接受城鎮勞動力就業，形成僱用勞動力數量超過其所需的局面。特別是，當國有企業微觀經營機制得到改進後，勞動效率得到提高，冗員現象就突現出來，形成過剩勞動力的負擔。與此相反，非國有經濟部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市場需求和產業機會的引導下，順應我國的資源比較優勢發展起來的，所以具有相對勞動密集的產業特徵，吸收勞動的能力強。例如，迅速發展的鄉鎮企業，每十萬元固定資產淨值，可以吸納十八個工人就業，而國有工業企業以同樣數量的固定資產淨值，只能吸納3.5個工人就業。所以，一方面，隨著非國有經濟比重的繼續擴大，全社會吸收勞動的能力也相應提高，國有企業的剩餘人員將有更多的轉業出路。另一方面，當國有企業最終擺脫掉傳統發展戰略的約束，其產業結構也將得到調整，吸收勞動就業的能力也將增強。可見，目前的嚴重冗員現象是體制性的，並非永遠持續下去。

解決國有企業過度負債問題，首先要搞清這個問題的成因在目前國有企業遇到的問題中所處的位置。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國有企業面臨的問題，從根本上來看是其仍然無權選擇符合比較優勢的生產方向，以及代替政府履行社會性職能，因而國有企業的產業、行業選擇依然受到限制，某些產品的價格和生產要素價格仍然被扭曲，並承受著過重的社會負擔。進而，由於這些不對等的競爭條件給予企業以軟預算約束的借口，使其把對國家財政的「大鍋飯」變為對國有銀行的「大鍋飯」。因此，在沒有一個確定的、單一的利潤指標對企業進行監督的情況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不能建立起來，企業的利益分配傾向於職工和企業自身，而沒有歸還貸款的動力。這樣的負債機理，意味著在未解決宏觀政策環境扭曲問題之前，公司治理問題不能得到根本解決，國有企業過度負債的成因就不能根除，企業負債問題也就無從談起。

鑒於國有企業目前陷於嚴重的負債困難，銀行對企業貸款總額中不良貸款具有很高的比例，理論界和政策部門關於解決國有企業過度負債問題的思路，大多著眼於解決已有的債務存量。而建議的解決辦法，無非是如何把積存的呆帳在國家財政、企業、納稅人和銀行之間分攤。與此相應，有若干種具有代表性的債務重組的改革主張。一種佔主導地位的債務重組措施，是把目前存在的國有企業對銀行的欠債轉換為國家對企業的投資或資本金。由於這種做法是對八十年代實行的「撥改貸」的否定，通常被稱為「貸改撥」。[7-5]另一種思路是把企業對銀行的欠債轉變為企業對國家的欠債，國家從國有企業的所有者轉變為「債權人」。這種觀點的理論依據是，在國家對企業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債務合同可以有效地節約監督成本。[7-6]此外，還有一種有影響的觀點是主張把銀行對企業的債權變為銀行對企業的股權。這種做法可能的前景是形成銀行對企業持股的一種日本式的「主銀行制度」。[7-7]

這些關於國有企業債務重組的思路，大都既考慮到國有企業現有的困難，又預先設想了國有企業未來的金融結構及治理結構。這些思路有幾點共同的缺陷需要指出。第一，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選擇有賴於一系列特定的條件，也不存在任何條件下最佳的模式。所以，無視社會的、經濟的和法律的種種條件及其各種可能的存在方式，而事先設計的公司治理模式，未必是具有適宜性的。隨後的章節中我們將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

第二，從企業的融資結構來說，並不存在一種或幾種最佳模式。事實上，在我們所稱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內部積累、銀行借貸、發行債券和發行股票這四種常見的融資方式都是並用的。即使人們總是把德國和日本歸為銀行借貸的間接融資為主，把美國歸為通過發行股票的直接融資為主的這種格局，也在發生著變化。例如，美國淨股票發行佔公司總投資的比重，1901-1912年為14%，1923-1929年為19%，1946-1958年降到6.4%，1970-1989年進一步降低到-8.8%。[7-8]與此同時，日本和德國卻在進行著相反的變化一向更加美國化的融資方式轉變。[7-9]由這種不同融資方式的趨同化趨勢，我們不難看到，實際上採取甚麼樣的融資方式是無關緊要的。

第三，如前所述，國有企業過度負債的問題是一系列政策性問題和體制問題所形成的一種綜合結果。因此，在不解決國有企業過度負債根源的條件下，無論採取何種方式解決了負債存量以後，新的負債仍會產生，債務流量會變為存量，而對存量的處理則無疑變成一種最大的預算約束軟化。

所以，解決國有企業過度負債問題應從杜絕流量的產生開始。只有確實證明產生過度負債的機制問題解決了，與解決負債存量相聯繫的企業資產重組等改革才可能是「最後的晚餐」。設想存在一個自我約束能力很強的銀行體制，產權和資產流動機制也建立起來，企業的預期經營績效又是可以看好的，則無論將企業債務變為銀行股份還是變為其他法人的股份，都是可以解決問題的。而這種假設卻是國有企業改革成功後的現實。如果我們選擇了正確的改革途徑，企業改革就可望成功，以上設想也就成為可行的。所以，我們認為對於目前已經成為呆帳、死帳的企業債務，應採取掛帳的辦法，第一步先讓企業從不利的競爭環境中擺脫出來，並將當前棘手的債務重組問題留到將來國有企業機制有所轉變、市場進一步發育以後再來解決。也只有到那時，企業債務重組才可以是一勞永逸的。

與此同時，按目前國有企業的貸款額度水平由財政撥款給予企業利息補貼，銀行貸款一律實行市場利率，而又允許國有企業在一定時期內靠補貼維持利率在現行水平上不變。這既考慮到企業長期依靠低息貸款的客觀現實，承認其既得利益格局，又硬化了預算約束。當企業的名義規模和貸款名義規模擴大之後，這筆補貼就微不足道了。與此同時，改革後的國有企業也將在競爭中增強實力，因而會逐漸適應市場化了的利率水平。

7.4 國有企業優勢與改革的成功

無論如何，經濟改革總是要支付一定成本的。特別是當國有企業改革進入到存量調整的階段以後，這個成本的總規模勢將增大。就中國的特殊情形而言，在改革初期，社會承受力有限，我們選擇了一條以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為主要方式的改革途徑，使改革的當事人在不斷擴大的經濟增量中獲盆，同時也不損害另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因此被稱作「帕累托改進」式的增量改革。目前，鑒於我國改革的階段，存量改革已經不可避免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固然，存量改革的目標也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所以歸根結底是會產生經濟增量的，但是，與增量改革不盡相同的是，這種改革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裏，改革將產生的增量可能不足以補償調整成本。這時，利用某些已經存在的資源，對於改革中可能受到利益損失的當事人給予補償，使其不會成為改革的對立面，是十分必要的。[7-10]

本章第二、三節所建議的為國有企業解除不對等競爭條件等舉措，是必要的改革與承認企業既得利益相結合的過程。但是，解除國有企業各種負擔之後，企業要生存和獲得發展，歸根結底還要靠在市場競爭中有生命力。在競爭中求生存和發展，與之過去靠吃國家大鍋飯相比，畢竟是一個重大的變化，要求一系列進一步的企業制度創新。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可以把解除國有企業負擔的改革看作為進一步的企業改革，政府所需支付的部分改革成本。同時，既然過去幾十年國有企業得到過國家的特別保護和扶持，過去十幾年的放權讓利式改革也給予國有企業相當多的利益所得，這種積累下來的資源優勢，也應該部分地被企業用來支付必要的改革成本。這兩部分改革成本應該足以支持國有企業的下一步改革，並使之成為一個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的過程。

首先，由於國有企業在傳統發展戰略下的特殊地位，幾十年來其中聚集了全國最優秀的管理人才、技術人才和素質最高的職工，擁有著佔全國牛數以上的科技開發機構、接近一牛的科技活動人員、29%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籌集並支出著大規模的科技開發費用（表7.1）。除此之外，大中型國有企業還擁有大批自己創辦和管理的高等院校、中等專業學校和技工學校，穩定地為其提供著熟練技術人員和工人。國有企業在教育、衛生等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一方面是與非國有經濟相比而雷的一種額外負擔，另一方面也構成其競爭中必不可少的人力資本優勢。這種優勢可以被視為歷史留給國有企業的遺產，可供其支付改革成本。一般來說，這種技術資源和人力資本優勢，在諸如重型機械製造和重型化工企業中體現得最為突出，而這類大中型企業又恰恰是處於最為嚴重的困境之中。可以預見，一旦解除這類企業不平等的負擔，並允許其利用特有的人才、技術優勢進行存量資產的調整，同時硬化它們的預算約束，這類企業有能力很快進入自我生存和自我發展的境界。

表7.1 國有企業的科技開發優勢（1995年）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6》

其次，對於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來說，在傳統發展戰略的資源配置中所獲得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是又一筆價值不菲的遺產資源。特別是一部分同樣面臨著產業方向重新選擇或技術改造任務的城市傳統輕、紡工業，其大多處於城市中心地帶。在資產存量調整的過程中，其地理位置所擁有的優勢應該作為一種改革成本支出供其支配，使之利用這種地產資源實現生產方向的轉變，煥發經營活力。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一些城市國有企業改革已經在利用地產資源實現結構調整方面取得了成功，積累了經驗。例如，北京市第一輕工業系統就創造了「退二進三」、「退二進四」的經驗，即對於那些位於市中心而傳統產業已經沒有優勢，且經營難以為繼的國有企業，在產業方向上逐漸退出第二產業，進入第三產業；在空間位置上退出二環以內的城區，進入四環路以外的城郊地區。這「兩進兩退」是互相配合、互為條件的。退出第二產業、進入第三產業是順應比較優勢變化進行產業調整的方向和改革的目的，而退出二環以內地區、進入四環以外地區則是利用原有的地產資源獲得一個支持產業調整的費用，借以取得國有資產增值、產業結構轉變，經營機制轉變和富餘人員分流的效果。

例如，北京市第一輕工業系統的傳統生產方向是與城市居民生活消費相關的輕工業產品。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和消費檔次相應提高。許多傳統產品失去了原有的市場，如果不能順應這種變化而調整產業結構，該系統的許多企業就難以為繼。在產業調整和分流富餘職工[7-11]過程中，整個系統充分利用了其固有的地理優勢，獲得了調整和改革所必要的資金來源。據有關資料，該系統有36家企業地處城區黃金地帶，佔地100多萬平方米。原來的生產方向卻不能充分利用這種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僅按照目前的地產價值估算，通過「兩退兩進」，這些地面可用來建築商品房、居民區和發展第三產業，按土地面積計算的利稅即可增加33倍。在產業選擇方向上的約束被打破的前提下，北京市第一輕工業系統盤活了資產存量，支持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在向市場機制轉變的同時，也取得了巨大的效益。[7-12]

注釋

[7-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年）。

[7-2]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年）。

[7-3]前面提到的韓國浦項鋼鐵公司（Posco）就是通過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不斷提高其生產率的一個良好例證。

[7-4]國外的一項研究發現，美國供水產業中公共所有制與私有制企業之間，沒有顯著的效率差別。參見A.Bhattacharyya，E.Parker and K. Raffiee，“A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Ownership on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Public and Private Water Utilities，” Land Economics，Vol. 70，No. 2 （May 1994），pp. 197-209.

[7-5]據報載，1995年國務院已決定將1984-1988年國家「撥改貸」的660億元債務全部轉為國家對企業的投資。參見《光明日報》1995年7月1日報導〈國有企業改革正逐步全面展開〉。

[7-6]參見張維迎：《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附錄三。

[7-7]參見周小川，王林、肖夢、銀溫泉：《企業改革：模式選擇與配套設計》（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年），第四章；青木昌彥、錢穎一主編：《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內部人控制和銀行的作用》（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年），第二章。

[7-8]轉引自吳敬鏈：《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2頁。

[7-9]參見波特（Michael E.Porter）：〈資本選擇：改變美國產業的投資方式〉，載周小川，王林、肯夢、銀溫泉：《企業改革：模式選擇與配套設計》，第四章。

[7-10]參見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

[7-11]據估計，整個北京市第一輕工業系統職工富餘程度高達30%。見崔治安：《不斷解放思想，推進綜合配套改革，探索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新路子》，全國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試驗研討論證會論文，山東，1995年6月。

[7-12]據估計，整個北京市第一輕工業系統職工富餘程度高達30%。見崔治安：《不斷解放思想，推進綜合配套改革，探索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新路子》，全國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試驗研討論證會論文，山東，1995年6月。

第八章

结　論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所存在的各種形式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一個一般性與特殊性的統一體。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也應該是從一般性和特殊性兩個方面出發，選擇正確的方向。本書的分析正是按照這樣的邏輯展開的，即從對企業制度的總體概括和認識開始，把我國企業改革置於這種現代企業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中進行考察，是本書的任務和特色。

機器大工業的出現和發展，產生了超越個人的資金籌集和風險分散的需要，導致所有與經營相分離的公司形式的誕生，因而產生了委托—代理的問題。存在委托—代理關係的公司形式，具有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激勵不相容、信息不對稱和責任不對等這樣三個屬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競爭的市場能夠產生一個使所有者以最低廉的成本對企業經營績效進行監督的充分信息。平均利潤率就是這樣的充分信息指標。有了這個充分信息指標，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同時，在存在一個經理人員市場的條件下，就可以按經營好壞實施對企業經理人員的獎懲。通過這種外部的治理，可以使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的激勵不相容程度降低。

然而，市場競爭下產生的充分信息並不是完全信息，信息不對稱只是在程度上被降低了，卻沒有被消除。同時，根據充分信息對經理人員的獎懲還只是事後的，在經理人員與所有者承擔的企業經營責任不對等的情況下，前者仍然可能採取機會主義的行為，如進行風險過高的投資和對所有者資產進行掠奪性轉移。因此，旨在建立一套事前監督經營行為的企業內部管理制度或治理結構，就是必要的。

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一方面歸根結底仍然要以充分競爭的市場為前提，並依靠市場所提供的關於企業經營的各種信息而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又是根據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特點，以及一系列路徑相依因素而采取不同的形式。沒有一種可以超越特定的約束條件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司治理結構。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公司治理結構既是多種多樣的，又是處於不斷的制度創新過程中的。因此，既然內部治理結構是多樣化的，因而也是特殊性的，其作用是有局限性的。

由此可見，在一個經濟中存在有效率的企業制度的前提條件，是競爭性市場的存在。有了這個條件，企業實際獲得的利潤就可以作為反映其經營績效的、所有者監督經營者行為的一個簡單，成本低廉的充分信息指標。因此，充分競爭的市場對於企業制度的效率與成功是根本性的，因而也是具有一般性的條件。而一切有效的內部治理結構都是在這個前提條件之下，才可能發揮作用的。當缺乏這個條件時，任何企業制度都無法避免經營者對所有者權益的侵犯，因而不能保證企業經營是有效率的。

五十年代，我國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為了與這種發展戰略及其相應的宏觀政策環境、資源配置制度相適應，國有企業成為國民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企業形式。國有企業同樣具有兩權分離條件下的三個屬性。在競爭性的產品和要素市場都不存在，從而不存在充分信息的條件下，就不能形成一種可以對企業經營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從而使經營者與所有者激勵相容的外部治理方式。因此，為了防止企業經理人員利用信息優勢和承擔責任的有限性侵犯國家利益，剝奪企業在人、財、物以及產、供、銷方面的經營自主權，是一種次優的治理方式。眾所周知，這種治理結構因激勵機制上的缺陷，壓抑了企業經理人員和職工的積極性，導致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

始於七十年代末以放權讓利為特徵的國有企業改革，產生了兩個方向相反的結果。一方面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進激勵機制，提高了經營者和勞動者的積極性，改善了企業的效率；另一方面，由於國有企業面臨著一系列傳統發展戰略遺留下來的政策性負擔，缺乏與其他類型企業公平競爭的條件，因此利潤率就不能成為考核企業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指標，因而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無法克服，激勵不相容的難題也無法解決，經營者侵犯所有者利益就不可避免。其結果表現為企業虧損的增加和國有資產的流失。同時，企業可以將虧損歸咎於政策性負擔，要求政府繼續給予補貼和保護，企業預算繼續軟化。只要國家繼續對企業下達政策性任務，競爭性的市場就難以形成，就找不到一種簡單且成本低廉的充分信息實施對經理人員的監督和考核。在這種條件下，愈是從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角度出發進行改革，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的激勵不相容就愈突出，責任不對等的現象就會誘致出更加嚴重的機會主義行為，國家的利益損失就會愈大。進行所有制的改革，信息不對稱、激勵不相容和責任不對等的問題仍然得不到克服，企業效率依舊得不到保障。

因此，我們建議國有企業改革應從解除企業目前面臨的各種政策性負擔入手，以此硬化其預算約束，進入到競爭性的市場，使企業的利潤率能夠真正成為反映其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指標。國家作為國有企業的所有者，通過掌握這種充分信息就足以對經營行為進行監督。那時，政企分開才是真正可行的。在此前提下，企業發展的現實過程中，將會顯示出哪一種內部治理結構更加符合我國企業實際，從而通過不斷的制度創新，使中國式的企業治理結構得以形成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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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勤：（再接再厲、務求實效一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清泰談1996年國有企業改革），《中國工業經濟》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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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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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索引

中文姓名（按漢語拼音排列）

A

艾爾奇安，見Alchian，A. A. 條

奧爾森，見Olson，M.條

B

波特，見Porter，Michael E. 條

伯利 68，69，74，75

薄一波 39

C

蔡昉 12，62，63，86，156，157

陳寬 36

陳清泰 168

陳听 xvii

陳雲英 xvii

崔治安 157

D

德姆塞茨 107

鄧小平 43

董輔礽 5，12

杜潤生 xvi

E

恩格斯 37

F

馮蘭瑞 106

G

郭傳玲 37

郭劍英 84，105

郭克莎 36

H

黑愛堂 106

胡永泰，見Woo Wing Thye條

華生 12

J

蔣一葦 4，12

K

凱斯特 81

科爾內 104，106，107，119，133

科克帕特理克，見Kirkpatrick，C. H. 條

L

李京文 36

李軍 165

李衛，見Li，W.條

李悅 37

李周 12，62，63，86，156，157

理森 22，81

厲以寧 12

林青松 53

林毅夫 12，62，63，86，156，157

劉吉瑞 13，106，107

劉遵義 106

柳人 105

盧中原 63

羅斯基 36，62

M

馬賓 xvi

馬建堂 52

馬克思 37

梅俊杰 166

米恩斯 68，69，74，75

米勒，見Miller，M.H.條

莫迪格利安尼，見Modigliani，F.條

P

彭紹仲 166

珀金斯，見Perkins，F. C. 條

Q

錢家駿 166

錢穎一 13，81，106，156，157

青木昌彥 8，13，80，81，156，157

邱樹芳 106，107

R

榮敬本 106，107

S

石小敏 13

斯蒂格利茨，見Stiglitz，Joseph E. 條

斯密 67

宋濤 50，63

孫冶方 38，39

T

田愛茹 xvii

W

萬安培 63

汪海波 36

王林 13，105，157

王于漸 xvii

衛興華 50，63

吳敬鏈 7，8，9，12，13，39，63，157

X

肖夢 13，105，157

謝千里 53

徐濤 xvii

薛暮橋 4，12，38

Y

楊培新 12

楊啟先 167-168

銀溫泉 13，105，157

余東 168

袁喜祿 168

Z

張勁夫 xvi

張維迎 9，13，133，157

趙履寬 106

鄭紅亮 62

鄭友敬 36

鄭玉歆 36，62

周景勤 168

周榮坤 37

周小川 8，13，81，105，157

英文姓名

Alchian，A. A.（艾爾奇安），80，122，135

Amsden，A. H.，132

Atiyas，I. ，133

Baumol，W. J. ，132

Bhattacharyya，A.，156

Chang Ha-joon，107，132，134

Dertouzos，M. L.，133

Evans，P. B.，132

Fama，E. F.，81，107，134，135

Friedland，C.，80

Galenson，Walter，39

Groves，T.，62

Hai Wen，53

Haririan，M.，38，133

Hart，O，80，81

Hirschman，A. O，134

Hong Yongmiao，62

Horn，M.，80

Jensen，M. C.，81，134，135

Jin Yibiao，53

Kaldor，N.，132

Kirkpatrick，C. H.（科克帕特理克），114，115，132

Kuznets，Simon，37，39

Lester，R. K.，133

Li，W.（李衛），53，62

Luke，P.，132

MacAvoy，Paul W.，80

Maunder，A.，133

McMillan，J.，62

Miller，M.H. （米勒），72，81，107，134

Modigliani，F. （莫迪格利安尼），134

Nagaoka，S. ，133

Naughton，Barry，62，106

Nguyen，H. T.，38

Olson，M.（奧爾森），132-133

Parker，D.，134

Parker，E.，156

Perkins，F. C.（珀金斯），53

Porter，Michael E. （波特），157

Raffiee，K.，156

Renborg，U.，133

Rogers，G. S. ，38

Rueschemeyer，D.，132

Singh，A.，107，132，134

Skocpol，T.，132

Solow，R. M.，133

Stanbury，W. T. ，81

Stigler，G. J. ，80

Stiglitz，Joseph E.（斯蒂格利茨），81，129，130，134，135

Veljanovski，C.，133

Wendel，M.，134

Woo Wing Thye（胡永泰），53

Yarrow，George，81，133

Zeckhauser，Richard J. ，80，81

內容索引

（按漢語拼音排列）

A

暗補　57，100，140

B

保險福利費用　94，102

比較優勢　xiii，18，87，141-146，150，155

比較優勢理論　88

撥改貸　102-103，151

C

產品銷售體制　29

產權　111

產權改革　xvi，49，59，61，110，124，127，129，131，137

產權核心論　xvi，11，128

產權神話　129

產業扭曲　19

成本加價法　146

成長目標　51

持股大戶監督　76

持股人主導型　74

充分信息　xvi，12，33，41，50，56，65，74，89，98，105，109，117-118，126-127，137-138，160-162

充分信息指標　xv，10-11，15，23，29，30，34，49，61，70，71，73，84，89，92，95，98，109，111，122，126，130，137，142，160，161，162

存量調整　86，142-145，153，155

存量改革　153

D

大鍋飯　150，154

大躍進　31-32

貸改撥　151

敵意接管　76

地產資源　155-156

地方本位　5

地方國營企業　31

定價制度　120

董事會監督　76

F

放權讓利　xv，xvi，4，10，11，41-42，44-49，51，52，54，58-62，65，84，86，96，109，

111，125，128，141- 143，153-154，161

非指令性指標　25

分級管理　30，32

G

改革目標　4，6，111，142

趕超思想　143

工業革命　65

工業經濟責任制　45

工業侵蝕利潤　46

公平競爭　130-131，137，147-148，161

公私合營　20-21

公司治理結構　xv，7，8，65，69，72-74，77-80，98，105，110，116，128，150

公司治理問題　7，72-75，77-80

股份合作制　79-80

股份有限公司　49，66

股份制改革　59

股份制改造　6，58-60

掛帳　152

管理決策　72

國家本位　5

國有持股公司模式　8

國有企業　xv，21-22

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　4-6，9

國有企業管理體制　21，30

國有資產流失　xvi，57，100，105，109，127，138，161

H

宏觀政策環境　Xiii，xv，33，90，100，123，126，138-140，149-150

J

J字型經濟增長　142

機會主義行為　xv，xvi，10，15，73，98，117，118，126，161

激勵不相容　xv，xvi，10，11，15，22-24，30，41，45，49，54，60，61，67，77，85，92，111，116-118，130，137，142，160-161

計劃管理體制　25，32

計劃經濟體制　29，138

價格供給彈性　91

價格管制　19，146

價格信號　145

價格需求彈性　91

監督密度　61

間接控制　72-76

間接融資　152

金融渠道　103

金融商業化　140

經濟邏輯　19-21，30

經濟剩餘　15，21

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6

經理人員市場　23，70，71，142，160

經營自主權　23-24，29-30，33，36，41，44，46，49-51，65，74，98，109-111，125，137-138，160

競爭條件　xvi，12，62，70，77，84-85，95-96，99-102，104，109，111，123，126，130，131，137-139，142，147，148，150，153

K

控制決策　72

擴大企業自主權　xvi，4，11，44-47，51，58，142，161

L

L字型經濟衰退　142

勞動工資管理制度　27，93，149

勞動密集型企業　88

利改稅　47-48，93

利率市場化　140

利潤包幹　45

利潤留成　27，45，58，61，93

利潤率　10，11，23，26，29，71，84，89，95，98，104，137，139，142，160-161

利稅分流　48

兩進兩退　155-156

兩種效應　49

路徑相依　77

M

免費搭車　75-77，116，118，127

明補　57，146

摸著石頭過河　44

N

內部人控制　8，79-80

內部職工股　60，

內部治理結構　10-12，15，62，72-74，77-78，80

內生型通貨膨脹　139

內生性制度安排　xiv，17，19

扭曲要素價格　143

P

帕累托改進　61，141-142，148-149，153-154

瓶頸制約　146

Q

企業辦社會　28，94，125

企業本位　5

企業財務權　25

企業承包制　5-6，48，93

企業股　60

企業基金制度　27

企業集團　49

企業制度創新　11，116，154

前向連帶度　91

全民所有制　19，30

R

人力資本　149，154

融資結構　77，151

S

社會性負擔　11，84，92，104，120，125，139，142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6

生產決策權　24-25

生產可能性曲線　144

市場經濟體制　42

事權劃分　31

稅收承包制　48

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　5，6，11，22，65，69，116，128，130

所有制改革　xvi，115，126，137，161

T

統收統支　32，92-93，128，148

統一的工資制度　28

段資風險　66

W

外部競爭環境　10，15，128

外延擴大再生產　35

微觀經營機制　xiii，5，9，30，33，44，51，128，138，139，150

委托—代理層次　119

委托—代理關係　7，10，22，67，89，118，119，122，160

委托—代理結構　30，117

委托—代理問題　10-11，61，69，72，79，110-111，115-117，127，160

委托—代理形式　117

物資分配體制　28

X

X無效率　121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　88

現代公司制度　7，66，69，71，73

現代企業制度　1，6，7，42，49，58，59，65，69，73，96，119，128，160

鄉鎮企業　79-80，83，93，148-150

新民主主義政策　20

信息不對稱　xv，xvi，6，9-10，15，22-24，30，34，41，45，49，54，57，60，61，67，70，72-74，76-77，84，89，92，99-100，105，117-118，137，142，146-147，160

行政性分權　32

尋租社會　19

Y

洋躍進　43

要素報酬率　23

銀行主導型　74

優勝劣汰　69，80，147

有限投資風險　66

預算軟約束　75，84-85，89，97，99，100，103-104，119-120，125-126，130-131，140-141，144，148，150，152

預算約束硬化　47，79，98，99，104，123，131，138，142，146，153-154，161

Z

責任不對等　xv，xvi，10-12，15，22-23，41，54，67，72，77，117-118，142，160-161

增長率貢獻份額　3

增量改革　153

債權人　9

債務重組　8-9，151-152

爭奪代理權　76

政策性負擔　84，109，130，147，161

政策性虧損　89，92，100，125，138

政策性任務　78，109，119-120，161

政策性冗員　95，97

政企不分　124-126

直接控制　72-73

直接融資　152

指令性指標　25

治理結構的內生性　15

中間品使用率　91

中央直屬企業　31

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　xiii-xv，15-20，23-24，27，30，33，42，85-86，95，125，142，143，148，149

重工業增長率的領先系數　85

主銀行　74-75

主銀行體制　8，74-75，151

資本密集型企業　88

資本相對密集度　87

資產承包經營責任制　48

資產負債率　102

資產重組　152

資源禀賦結構　143-145

資源配置制度　24，138-139，142

資源增量　86

總要素生產率　36，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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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利民講座基金

前　言

作者簡介

第一章　緒　論

第二章　國有企業的形成邏輯：制度安排及其績效

第三章　迄今為止的國有企業改革

第四章　公平市場競爭與公司治理結構

第五章　國有企業的競爭環境

第六章　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條件

第七章　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創造充分信息

第八章　结　論

參考文獻

姓名索引

內容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