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译者序

序言

第一篇 世界历史

绪论 世界历史的结构

第一章 轴心期

一、轴心期之特征

二、自轴心期以来的世界历史结构三、对轴心期论点的查审

第二章 世界历史纲要

第三章 史前

一、历史和史前

二、我们对史前的看法

三、史前的时间纲要

四、史前发生了什么?

五、史前之全貌

六、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的构成部份吗?

第四章 古代历史文明

一、概要

二、什么事件开创了历史?

三、古代文明之间的相似性和多样性第五章 轴心期及其后果

一、轴心期前的世界历史结构

二、轴心期后的世界历史结构

三、印欧语系民族的重要性

四、西方历史

第六章 西方的特殊性

第七章 东方和西方，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第八章 世界历史的又一纲要

第二篇 现在与未来

第一章 本质更断:科学和技术

导 言

第一节 现代科学

第二节 现代技术

第二章 世界现状

导 言

一、现状之特征

二、什么造成了现状?

三、总 结

第三章 未来

第一节 目标：自由

第二节 基本倾向

第三篇 历史的意义

绪论 历史观的意义

第一章 历史的界线

一、自然和历史

二、遗传和传统

三、历史和宇宙

第二章 历史的基本结构

导 言

一、普遍与个别

二、历史的变迁

第三章 历史的统

导 言

一、表明统一之事实

二、通过内涵和目标而达成的统一三、为思考整体观念而达成的统一总 结

第四章 我们现代的历史意识

第五章 战胜历史

注 释

雅斯贝斯的其它著作

译者序

卡尔·雅斯贝斯于1883年生于德国奥登堡。最初，他在海德堡、慕尼黑学习法律，后转学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对临床精神病学作出相当贡献。在现象学派哲学家胡塞尔的影响下，他又从医学转向哲学，于1921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1932年，他发表了三卷本的《哲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自此，他与马丁·海德格尔并列为德语世界存在主义哲学的两个代表人物。在纳粹统治时期，雅斯贝斯遭到迫害，被迫侨居瑞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回国。后因著书认为德国对发动战争负有罪责而受到国内压力，又迁往瑞士，并加入瑞士籍。1969年，他溘然而逝，毕生著作，约三十余部。

雅斯贝斯的历史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于1949年问世，1953年被译成英文。为了准确把握人类历史的本质，深入探索人类发展的奥秘，西方不少思想家以其所处时代为下限，从文化形态的角度和哲学的高度，对自古以来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尽可能广泛的理论概括。施本格勒提出了八个历史的存在，汤因比归纳出二十多种文明，雅斯贝斯则在此书中向世界奉献了他对历史的独特解释——轴心期理论。

雅斯贝斯认为，人类发展已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史前。那个时代是如此久远漫长，以至人们永远只能揣测而不能确知当时人的思想与状况。在史前，由于语言的产生，工具的制造，火的应用，人第一次变成了人。从生物学上说，全世界各人种、各民族的人同属一类，这种一致性是后来人认识历史的基础。

第二个是古代文明。三个最早的文明在地球上三个地区兴起:先是埃及、苏美尔、巴比伦、爱琴海，然后是前雅利安印度文化，接着是古代中国。这时已有了文字、高大的建筑和美妙的艺术品。由于管理河流灌溉，形成了国家组织。马的使用改进了战争技术装备，扩大了人的交往。更重要的是人的内在变化，人类开始从非历史走向历史。然而，这一时期几乎没有精神运动。

第三个是轴心期。公元前800—200年发生的精神过程标志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轴心时期，公元前500年是它的高峰期。在此历史阶段，在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在印度，那是佛陀的时代，所有的哲学派别，包括不可知论、唯物论、诡辩论、虚无主义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袄教提出了挑战性的观点，将世界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以赛亚等先知，希腊涌现出荷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贤人哲士。所有这一切几乎是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产生。

第四个是科学技术时代。它从15世纪开始，经过17世纪决定性的发展，到19世纪全面展开，把欧洲与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亚洲完全分开，使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人们今天感受到的是这一时代改造的结果。

在雅斯贝斯看来，上述四个时期的历史意义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史前与古代文明可以说是间歇期，而轴心期是突破期，科技时代则是第二个间歇期。在轴心期，众多的哲学家在世界上三个地区首次涌现，反映出人类意识的觉醒;当时，人体验到了人世的恐怖和人对外部世界的束手无策。正因为看到自己能力的限度，人类才意识到自己作为整体的存在，才去追求更高的目标，才对历史有了认识。人开始敢于依靠自己站立起来，在自己身上寻找根源，以自己的内心世界抗拒外部世界，借此又超凌于自身与世界之上。轴心期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思想，创立了人类赖以不断生存的世界宗教。从各种意义上看，人类进入统一的第一步完成了。

在此后人类历史的每一次新飞跃前，人类都要回忆这一时期，从中获得希望。回忆和重新认识轴心期的做法或叫做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原动力。任何没有获得轴心期突破的民族;仍是“原始的”，继续其没有历史的生活。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民族，要么与之保持差距，要么与之有所接触，被拖入历史。例如，西方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东方的日本人、马来人和暹罗人。

当然这一时期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在当时的条件下，哲学家靠个人游学传道，间接地影响大家。杰出人物与芸芸众生之间的鸿沟极大，绝大多数人跟不上圣贤的步伐。从全球来看，三大文明区域还只是孤立的三个点，因此这种统一只是在意识上和本质上的，而不是现实的、完全的一统一。这一时期也有破坏与下降，最初的自由后来变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三个地区都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中国秦王朝、印度孔雀王朝和希腊罗马帝国)，而轴心时期精神上的联系仍在各地留存，一直受到尊崇，并影响了后来的学派和教育(儒家思想在汉朝的发展，阿育王时的佛教，奥古斯都时代希腊罗马式的文化教育)。

相比而言，科技时代这第二间歇期与第一间歇期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一，在第二个间歇期，人们有了对前一个间歇期的历史经验，其二，第一个间歇期内，人类世界是分裂成几个平行发展的地区，哪怕是在最大帝国内发生的事件都是地方性的，对整体没有决定性影响，这就有可能造成西方的特殊性，使它率先进入技术时代。而今后不可能再有中国、欧洲与美洲的界限，对局部是决定性的事件对整体必然也是决定性的。第二个间歇期有可能导致新的轴心期。

上述是雅斯贝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纲要性勾勒，通常简称之为“轴心期理论”。在西方，许多学者都知道轴心期一说，但并不十分清楚《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的完整的思想内容。这说明雅斯贝斯作为一位存在主义哲学的开创大师，名闻遐迩，但作为一位历史哲学家，其思想理论却鲜为人知。其实，在轴心期一词下，蕴藏着雅斯贝斯既丰富又系统的历史哲学理论。

在第一部份的导言中，雅斯贝斯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想要在此书中解决的历史哲学命题:历史是什么?历史来自何处?历史通往何方?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历史应该区分为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两类。自然(历史)是指过去在永恒的自然界中无意识地、反复发生的一切，人类无法知道它的起源与终点。自然(历史)是体现“超然存在”的客观存在。客观存在可以被人直接感觉，而超然存在则超越主观之上。自然(历史)不包含人类的精神因素，因此是无意义的永恒而非“正史”。(人类)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它是指一切因精神而获得意义和连续的现象演变，是通过人类记忆和继承同人类现在有机地联系起来的过去。一切连系和再现过去的手段与实物，包括文字、遗迹、出土文物、考古等等，广义地讲都是记忆。它们既是在某时的客观发生，又是这发生事件的知觉和意识反映，是历史事件和历史认识的复合。(人类)历史的一切基本内容就是那些曾经作为历史的因素，并将继续通过人类的记忆和意识而成为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因素的东西。(人类)历史既是体现超然存在的客观存在，也是体现超然存在的主观存在。它作为人类存在的实现是过渡性的，但可以通过自我意识同超然存在发生逆向联系，通过继承和记忆而成为在时间中的不断持续，它是在现实中已不存在、但却在时间中永恒的东西。同时，人类在反应和思维上的千差万别，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事件具有独特的、不可被其它事件取代的特点(在自然中则不然)。历史认识不可能不掺杂任何感情色彩地等同于事实本身，它在客观性方面不是无懈可击的。历史意识是随历史一起变化的、现实生活的一部份，历史遗产总是通过现存意识而非历史地呈现。总之，过去发生的一切只有通过意识的媒介才能与现在发生联系，未进入人类意识的一切是非历史的、无意义的。有些发生在过去的客观事件，由于没有跟意识和记忆建立联系，它们就被排斥在历史之外。如史前人类，只要现代人未能通过某种手段与发现和理解有关他们存在方式的信息，那就是失落的历史。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历史的起源问题，答案实际上已包含在上述阐述中了。雅斯贝斯认为，人类在史前形成的过程包括生物进化和历史演变。生物进化导致可遗传的永久性的人体特征，历史演变造就可被失传、遗忘和毁灭的文化遗产。表面上看起来，人类的历史演变是在人的生物进化达到顶点之后才发生的，事实上二者是不可分隔的。精神不是某种在一定时候外加到人类身上的获得物，生物实体与精神实体共同组成人类生命的全部方式，构成人的特性。由于科学发展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度，人类迄今还无法认识人的生物进化和历史变质相互作用的方式，也无法确证人类究竟是单种系起源还是多种系起源，但这无关认识历史起源的宏旨，因为人类因内部的相互关系而造成的历史运动的动因和根本因素，基本上不在于人的生物学结构，而在于他们能相互理解，都具有意识、思想和精神。

那么，既然人类具有这种一致性，为什么历史发展会呈现出多样性和不平衡呢?雅斯贝斯分析说，人从他存在的时刻起，就潜藏着无穷的认识能力，它是一种通往超然存在的无限可能性。这种天赋人性的首次萌动，便是人类历史的肇端。此后，在各种相应的历史条件下，天赋人性潜藏的各个部份会轮流苏醒或沉睡，这就使各个人、各民族和各时代的发展与特征呈现出多样化和不一致。在人类历史这个舞台上，深奥的人性所达到的高度与其说是它在现实中的发展，不如说是它自身潜在因素的逐步展现，这种潜在因素的实现程度就是历史进步的程度。当历史变迁运动减弱时，人类意识和时代观念容易陷入习惯和昏睡，这时历史就出现“停滞”;当历史的变质运动进行到一定阶段时，人性由于不同时代、不同选择的作用而不同程度地显现后，会全部展现而达成一致，这时历史就会发生突破。尽管历史的发展有高峰和深谷，一切时代的人类意识都可以在自身深处感受到那种神秘的“本原”，而最伟大的一切是激烈变迁中的现象，人类历史变迁运动的深度造成人类历史意识的最高清晰。变迁运动越剧烈，时代的危机感越强，一切非历史本质的东西越趋于消失，独一无二的历史意识的特殊作用就越会真实有力地显示出来，历史就越有可能达到突破。这正如黑格尔所语:“智慧女神之猫头鹰仅在黄昏才开始翱翔。”

雅斯贝斯承认，(人类)历史包含着非历史的因素即物质基础，永恒的宇宙间的一切是它的基本成份、材料和手段，但意识与非意识的界限把它从其它所有的现实存在，从自然(历史)的领域决然划开。(人类)历史只存在于人和人的创造中，存在于其它一切与人发生联系的事物中。自然(历史)在人类诞生之前早就存在于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了，但这是无历史的空无。自从生命产生意识，(人类)历史就从“无”的母体中走向“有”，从“无知”走向“有知”，这才是历史的起源。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历史的目标是什么，答案则由对前两个问题的阐述中引申而出。雅斯贝斯指出，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在轴心期产生突破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人类走向整体的基本根源、重要因素和必然趋势。自轴心期以来，历史虽然一直处于第二个“间歇期”，但始终保持着朝整体化发展的趋势。也许是来自同一起源的人类在早期阶段是相互孤立隔绝的。马匹、战争、帝国和宗教等大大扩展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地理大发现将各大洲连成一片，使人类进入了真正的世界历史。欧洲人的对外扩张沟通了世界经济文化渠道，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网络。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以它强大的力量把人类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手段把人类世界缩小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欧洲在本世纪初开始失去世界中心地位后，世界仍在以各种方式向整体继续迈进。这种新的一体化趋势使历史不仅将走向本质和意识的统一，而且将走向在现实统一基础上的完全统一。雅斯贝斯认为，促成人类历史统一的因素是很多的，如:(a)人类的构成。各种人、各民族的天性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人性永恒不变的基本构成是人类历史统一的坚厚基础。(b)科学的进步。知识和技术能力的进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把人类在对自然法则的理解中联系、统一起来。(c)时空的统一。人类生活、在共同的自然界里和共同的时间内，人类内部在一体的地球表面不断扩大的交往为历史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a)特殊的统一。那是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大量规律形成的个别统一。它们间隔地产生，然后互相相遇、渗入。历史的未来统一就在这按出生、语言和命运归类的不同民族中，在通过几代人以典型风格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气质粘合在一起的不同文化中、在以共同的信仰和祟拜结成世界纽带的不同宗教中扎根。上述各因素本身并不构成历史的统一，它们仅仅是历史统一的可能性条件。(臂如，科技的进步能把人类在理解中联系起来，也能给予人们同样的武器去自相残杀。)只有经过人类意识自我反省的媒介作用，它们才能促使人类历史产生自身变质运动，真正有助于人类历史的统一。

因此，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人类意识的最高潜力。这种最高潜力，不是指人类对客观存在一般的被动反应和认识，而是指人类在哲学上自我反省和从“本原”把握现实的能力与水平，这不仅包含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包含着人类在整体高度上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价值观念。人类意识在哲学方面最高潜力的发挥程度是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

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表明，他是位历史主义者，但又是位试图有所突破的新历史主义者。众所周知，自从十九世纪后期，德国的历史主义者德罗伊森(J·G·Droysen)、文德尔班(W?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H ?Rickert )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发起了一场大争论之后，历史主义逐渐在西方史学界盛行起来。经过二十世纪初叶英国史学家屈维林(G·M·Trevelyen)和伯里(J?B?Bury)之间的又一次大争论，以及在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Dilthey)和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Croce)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著的影响下，历史主义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成了当时西方史学界一支具有优势地位的史学理论流派。历史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及其在政治、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表现是一个自然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代代相传，但各个时代、民族、国家以至个人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与自然现象不同，人类社会现象都是个别的、一次性的，不存在共同规律。因此，历史学所关心的是独特性和新颖的变化，它着眼于个别事实和个性特征，“是一门关于个体的科学”(文德尔班)，每个时代的价值都“依属于它的内部存在和它的个别特征”，并不遵循任何普遍性法则(兰克);“历史主义的实质就在于用对历史的个别理解来代替对历史的一般化看法”(F·迈纳克)。历史主义的兴起反映了人们渴望打破用自然科学的规律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传统史学和思想方法，摆脱自然科学的束缚和“暴政”的要求，这是西方人文科学中一股日益增强的人文主义倾向。

然而，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所指出，历史主义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暴露出它的严重消极面。历史主义由于否认系统研究方法可以应用于历史学，而用特殊性和个别性鼓励片面的观点，不去进行概括或试图发现存在于过去之中的共同因素，这样就必然纠缠于因果关系，陷入更加繁琐的细节，把历史学引向“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打开了大门。

雅斯贝斯似乎认识到了历史主义理论的流弊，并努力将克服这些消极因素作为己任。他强调历史的唯一性，但更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越强，其中就越显现出人性即人类历史的本质，历史的统一就蕴藏在这种本质之中，这是分歧的和谐，多样化的统一。他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揭示出轴心期各地区文化现象所具有的内在整体性、一致性和人类所共同具有的人性。他认为，这种任何人都可能在哲学活动中进行自我反思的共同因素为人类历史奠定了一种基础。正是由于这基础，现存才由于与过去及历史意识的桥梁作用而同现存及现存内部潜伏的未来连结起来，使现存得到实现、丰富和提高。起源于意识的历史，又由于意识而走向统一的目标。

象传统的历史主义者一样，雅斯贝斯认为现代科学只有在认识具体事物方面才卓有成效，在整体把握上则无能为力，因为科学永远要求发展与突破，这样它对整体就只能采取假设，而假设则违背了科学本身的另一要求—真实。然而，他没有因此而走向伦理学和哲学上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他认为，人类意识虽然不可能彻底认识客观存在的本身和全部，但却具有无限的能动性，可以不断感受和接近事物的“本原”。历史不象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R ? Popper)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无法用科学方法检验的间接经验，是不可靠和无意义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于实现人类意识的最高潜力，历史就是在人类意识的逐步清醒、成熟和升华中获得进步，人类历史在轴心期的突破完全能为人类普遍经验所证明。雅斯贝斯之所以反对预先设计和规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和具体步骤，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不能用一成不变的东西来限止人类的认识。他认为，历史象资本一样，可以被增殖也可以被滥用。过去人们因思考自然(历史)的过程而养成机械思维的习惯，误以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会象自然(历史)一样，会有一种非常精确的必然路线，这是现代人的巨大错觉。它使人们听天由命，陷于麻痹和自我封闭，丧失不断更新的活力和意志。对于千变万化的人类历史来说，任何预先设计的发展阶段和步骤都是不精确的，都是对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自由的束缚。

所以他声称，历史的统一是历史的最终目标仅仅是一种假设，因为人类历史目前不可逾越的深渊仅是宇宙，而宇宙是否是限止人类活动的一个封闭体，至今还不能得出结论。如果人类历史有其最终目标，那就意味着它将停止发展，达到终点即死灭，这是不可想象的，除非人类会发生灾难性的突然毁灭，陷回到自然（历史)毫无意识的永恒中去。因而，历史目标本身没有任何限定，历史的统一仅仅是一种有方向的运动。一切历史构成，即使它们代表和象征了最终目标，最终目标仍不被彻底领悟，它决不被任何东西所限止和遮盖。历史的整体是一个开放的整体，它于人类是无始无终的认识过程。人类历史的共同起源和目标是唯有哲学才能接近的未知物，人类历史就是从起源走向目标的漫无止境的过程。

为此，人类应保持对整个世界上一切事件的审视、鸟瞰和扫描，以想象整体来领悟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只有在统一的整体观指引下，通过在历史实践中的感受和自我反省，才能获得进步和飞跃。从历史现实的发展看，历史统一的含义可暂时归结为以下几点:(1)在世界通过法律而建立起合理秩序的首要前提下，人类文明程度得到提高，人性走向完善。(2)在人类世界实现秩序化的政治自由的条件一下，人类走向更广泛的自由和更自由的意识。(3)人类最高水平的意识通过杰出人物和精神创造在历史过程中发酵，向人类整体扩散。(4)人类在自身深处共同感受超然存在的不断显露，走向以人的形式表现的超然存在。

可见，雅斯贝斯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和观点方法使历史主义面目一新，这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西方精神文明的衰落与危机使他深信，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不一定带来历史的进步，相反倒有可能把人束缚在官僚机器的统治和现代技术的异己力量之中。只有人类自身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主要动力，应当把人性从各种异己力量中解脱出来，把历史的主动权交给人类自己，使人类历史成为人类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从而使人类从本质上获得自由和解放。鉴于这一认识，雅斯贝斯才摆脱了西方欧洲中心论的传统偏见，将中国和印度两大古代东方文明的发源地置于同古代西方文明发源地相等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雅斯贝斯的历史观明显受到了中国古代老庄哲学思想的影响，这在全书中可不时地看到。)他的历史思想反映了战后西方对东方世界的新认识，代表了战后西方史学中进一步增强的人文主义倾向。

雅斯贝斯是一位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庸置疑，他有不少历史思想和政治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是格格不入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辨析和鉴别的眼光从他那里汲取我们所能接受的东西，或通过分析其糅合了许多西方哲学和史学流派观点的轴心期理论，来加深对西方史学理论流派及其分化演变的了解，从而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奠立和丰富我们自己的历史理论而获取更多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养料。

最后，关于此书翻译的分工是，第二篇:俞新天，其余篇章:魏楚雄。必须说明的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是用德文写成的，中译本根据英译本翻译而成。由于二级译者在外语水平、理解角度及翻译风格方面的差异，三种版本难免在某些地方出现不一致。如出现此情况，当然以德文版为准，至于英译中方面，则概由中文译者负责。

译者

1987年I1月

序

人类历史从人类记忆中大量消失了。唯有通过调查研究，而且唯有在很小的范围内，人类历史才变得可以理解。

我们能够向史前投射的那种暗淡光线，简直冲不破它的漫长黑暗。史前是此后一切的基础。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时期——我们拥有文字证据的时期——的遗物是偶然留下来的，它漏洞百出。只是自公元16世纪以后，历史才见载于汗牛充栋的文献。未来则是不确定的、无边无际的可能性王国。

我们视线内的5000年历史，处在长达几百个时代的史前和无以计量的未来之间，它是地球上不可预言的人类生命期的微小部份。这段历史既向史前敞开，又向未来敞开，我们不能把它限制在其中的任何一个方向，不可以把它设想为圆满的形式和既完备又完美的结构。

我们和我们寄宿的现存(present)处在历史之中。我们的这个现存如果在现今的狭窄眼界内丧失自身，退化为一个纯粹的现在，那么它就变成一片空无。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提高对现存的认识。

现存通过我们使自己内部的实际活动获得历史基础而得到实现。此书的第一篇论述直至现在的世界历史。

另一方面，现存通过它内部潜伏的未来而获得实现。我们依靠拒绝或接受自身的各种倾向，使它们成为我们的属性。此书的第二篇专门论述现在与未来。

获得了实现的现存允许我们在永恒的本源中扎根。历史指引我们超越所有的历史而进入至高无上的全面理解综合(the Comprehensive)——那是最终目标。思想虽然永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然而却可以接近它。此书的第三篇讨论历史的意义。

卡尔·稚斯贝斯

第一篇

世 界 历 史

绪论

世界历史的结构

我们的时代使人类生活变得具有广度和深度，因此意义最为深刻。它要求整个人类历史提供给我们藉以估量目前所发生事情之意义的标准。

然而，对人类历史的掠视，把我们引入人性的神秘之中。我们全然拥有历史，历史造就了我们，这部迄今为止的历史为期相当短暂。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发问：历史来自何处?历史通往何方?历史是指什么?

自远古以来，人类就试图向自己描绘历史整体:首先是用神话概念描绘(用叙述神统的史诗和人类在其中拥有命定地位的宇宙起源学说);接着是用神学活动的概念描绘，神学活动通过世界政治的决定性事件而起作用(先知们的历史想象);然后是用一个启示的过程，它从创世和人类堕落到世界末日和末日审判，一直贯穿整个历史进程(圣奥古斯汀【奥古斯汀(约354-430) ，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

当历史意识将自身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之上并单单建于此上时，它被根本改变了。从中国到西方，文明在一切地方诞生。关于那种文明的自然起源的描述，虽然实际上仍是传说性的，但在意向上已是以经验为根据的了。今天，实际的视野已变得无比广阔。时间的限制——例如，那种相信人世间有6000年之久的圣经信仰——已被突破。某种东西向过去和未来无限止地展开。在此之中，调查研究追随着历史的遗物、文件和过去的遗迹。

面对无限的多样性，那种以经验为根据的历史观念，必定要么限于证实单一的规律性，要么永无穷尽地描述多样性:同样的事件重复出现，类似在差异内再现，既有典型的形式系列的强权政治秩序，又有无秩序和混乱，既有精神王国样式的规则顺序，又有水平下降到没有规则模式的持续。

或许作出努力是为了获得一个关于人类历史的统一完整的总观点:文明的真实始末在其发展和衰退中被理解——先是在孤立中，接着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因素被领悟了，它构成了相互理解和对意义之不同认识的基础，它最终导致关于一个意义单一的模式的观念，一切多样性在此中都有其命定的地位(黑格尔)。

无论谁致力于历史，都会不自觉地采纳这些普遍观点中的一个观点，它们把历史整体约简为一个统一体。这些观点会毫无批判地被接受。它们会继续不被认识并因此而继续不被怀疑。各种历史思想方式通常把这些普遍观点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先决条件。

因此，在19世纪，人们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它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经历了初步阶段之后，在希腊和巴勒斯坦真正开始，并直至我们。此外一切都归入到人类文化学的题目之下，处在正史的范围之外。世界历史是西方的历史(兰克【兰克(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学派”创始人。他主张历史要“如实叙述”，强调原始资料和辨析，考订史实的重要性，被西方学者奉为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洽史的第一人。—译注】)。

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反对这种观点，它的目的在于把同等权利给予所有人。有人就有历史。世界历史在时空上囊括全球。它在地理上根据其空间分布而得到安排(黑尔默特【汉斯?黑尔默特(Hens Helmole, 1865 -1929),德国历史学家，曾任地理人类学家兰普雷希特(K? Lampreohts)的私人教师，其代表作为九卷本《世界历史》。一译注】)。它在地球上到处发生。苏丹黑人间的战役与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战役达到一样的历史水平—或者，由于卷入的人数更多，甚至更加重要。

由于认识到各种文化是属于一体的，人们能再一次领悟到历史的层系和结构。【2】有人认为，各种文化犹如有机体似地从大量无差异的、纯粹的原始存在发展起来，它们是具有开端与终结的独立的生命形式，是互不相关但能互相相遇和冲突的存在。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译注】认为有8个这样的历史有机体，汤因比认为有21个。施本格勒把它们归为1000年一个生存期，汤因比认为它们的生存期没有定限。施本格勒认识到，神秘的全过程必然要由一定的文化有机体来完成:他声称从各种有机体的各个阶段间的相似中，在形态上看出了统制变态的自然法则。在他观相术(physiognomic)的观念中，一切事物都呈现象征性。汤因比从社会学的观点，着手进行多种因果关系的分析。除此而外，他虽然找到了个体自由决断的余地，但却是以这祥的方式，即在他的观点中，整体也是假托公认的必然过程而出现。因此，他们二位都根据他们的总观念对未来作出了预言。【3】在我们时代，除了施本格勒和汤因比，阿尔弗雷德·韦伯【（德语：Alfred Weber，1868年6月30日－1958年5月2日），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马克斯·韦伯的弟弟。】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立的历史观。尽管他倾向于把全部文化变成认识的对象，但他的普遍历史观——他的文化社会学——实际上非同寻常地保持开放。他对精神创造物的状况天生具有一种准确无误的感觉。目光锐利的历史直觉指引他以这样一种方式勾勒历史的进程:它既不分散为互不相联的文化有机体，也不是因此而变成一种原理的人类历史一体化。然而事实上，他发觉自己遇上了普遍历史过程的发展形态，这种形态本身划分为初级文化，第一阶段的中级文化和第二阶段的中级文化，以及一直这样划分到1500年之后扩张的西方的历史。

我并不会用更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些观念，不过该轮到我来尝试提出一个总观念的纲要了。

我的纲要以一条信念为基础:人类具有唯一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标。起源和目标为我们所不知，完全为任何认识所不知。我们只能在模糊的象征之微光中感觉到它们。我们的现实存在在这两极之间移动;我们可能在哲学反思中努力接近起源和目标。

所有人都与亚当相联，都源于上帝之手，并依上帝之想象而被创造出来。

最初，上帝的表现形式是无意识的现存。堕落使我们走上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通过具有时间目标的有限的实践活动和认识，达到在意识上表现出来的洞察力。

由于结局的完美无缺，我们将获得灵魂的和谐，将在爱的现存和无限的理解中相互观察，我们是唯一的、不朽的精神王国里的成员。

所有这些都是象征，而不是现实。就普遍历史在经验上是可以理解的而言，只有在关于历史整体是统一的这一思想指引我们时，我们才可能领会普遍历史的意义——不管它是否具有这样的意义，还是仅仅是人类才认为它具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将查证经验的事实，以弄明白它们与这种统一思想一致到什么程度，或完全抵触到何种地步。

这样做，我们就将形成一个历史观念，它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事物是:首先，这种事物作为一个唯一性的事件，在人类历史共同的唯一的总进程中清清楚楚地占有它的位置;其次，它具有交流人性和延续人性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现在，我们将通过分析世界历史的结构，着手勾勒出我们的纲要。我们的目标是人类历史的最大包容和最高统一。

第一章 轴心期

在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缔造了历史哲学。在从圣·奥古斯汀到黑格尔的一系列鸿篇巨著中，这一信仰通过历史而具体化为上帝的活动。上帝的启示活动相当于决定性的分界线。因此，黑格尔仍能说，全部历史都来自耶稣基督，走向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我们的年表天天都在证明这个基督教的历史结构。

但是，基督教仅是其教徒的信仰，而非全人类的信仰。因此，这一普遍历史观的毛病在于，它只能为虔诚的基督徒所承认。然而甚至在西方，基督徒经验主义的历史观也并不受其信仰所束缚。信仰不等于对现实历史过程的经验的洞察。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记载的历史和世俗的历史因为意义不同，它们是分开的。虔诚的基督徒甚至能象检验其他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对象一样，去检验基督教传统本身。

假若存在这种世界历史轴心的话，它就必须在经验上得到发现，也必须是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那种事实。这个轴心要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它的特征即使在经验上不必是无可辩驳和明显确凿的，也必须是能使人领悟和信服的，以便引出一个为所有民族——不计特殊的宗教信条，包括西方人、亚洲人和地球上一切人——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

一、轴心期之特征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象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印度最古文献《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份，其中多数是宗教、哲学著作。—译注】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约公元前10至7世纪间人)，波斯国教袄教的创始人。—译注】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 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 Jeremiah)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一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

这一切皆由反思产生。意识再次意识到自身，思想成为它自己的对象。人们试图通过交流思想、理智和感受而说服别人，与此同时就产生了精神冲突。人们尝试了各种最矛盾的可能性。讨论，派别的形成，以及精神王国分裂为仍互相保持关系的对立面，造成了濒临精神混乱边缘的不宁和运动。

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

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以前无意识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都遭到审查、探究和清理。一切皆被卷入漩涡。至于仍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性的传统实体，其表现形式被澄清了，因此也就发生了变质。

神话时代及其宁静和明白无误，都一去不返。象先知们关于上帝的思想一样，希腊、印度和中国哲学家的重要见识并不是神话，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斗争进一步发展为普天归一的上帝之超然存在，反对不存在的恶魔，最后发生了反对诸神不真实形象的伦理的反抗。宗教伦理化了，神性的威严因此而增强。另一方面，神话成为语言的材料，用以表达与原意极不相同的含义:它转变为寓言。在此转变过程中，神话得到改造，并在新的深度上被理解。它是在旧神话整个儿毁灭之际，按照新样式创造的神话。旧神话世界渐渐被湮没，但通过芸芸众生代代相传的信仰，它作为整体背景而保存下来(并且后来能在广大地区占居优势)。

这一人性的全盘改变可称为精神化。对生命公认的解释动摇了，截然相反的事物间的平静，变成了对立和矛盾的不宁。人不再封闭在自身之中。他变得不能确定自己，因此向新的无限的可能性开放。他能听见和理解以前无人探询和表明的东西。前所未闻的事物变得明显起来。人渐而感到上帝的存在、他自身和他所处的世界，但不知道结局;问题依然存在。

哲学家首次出现了。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中国的隐士和云游哲人，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和以色列的先知，尽管其信仰、思想内容和内在气质迥然不同，但都统统属于哲学家之列。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

人在理论思辨中把自己一直提高到上帝本身，他把这理解为双重性因主客体的消失和对立面的相合而不复存在。他以模糊而易误解的、具体的理论思辨形式，表达了精神凌空翱翔的体验，它宛如在上帝体内的苏醒，宛如合二为一的神秘珠蚌，宛如与上帝同在，宛如成了上帝意志的工具。

特殊的人性被束缚和藏匿在人的躯体之内，它被本能所羁绊，只能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它渴望解放与拯救，它向着理念飞升，它平心静气地顺从，它全神贯注地反思，它了解作为大我的自身和世界，他体验“涅槃”，它与“道”相一致，它服从上帝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它已经能在此岸世界获得解救。这些信念和教义虽然途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能够仅仅独自一人踩出这些途径，他通过在存在整体内不断地意识到自己而超越自己。他可能放弃一切尘世财物，避居荒漠、森林或山岭，作为隐士而发现孤寂的创造力，然后也可能作为智者、贤哲和先知而重新入世。在轴心期，首次出现了后来所谓的理智和个性。

个人获得的成就决没有传授给大众。人性潜Potentia-lity)的顶峰和芸芸众生之间的鸿沟变得异常之大。然而，个人的变化间接地改变了大众。人性整体进行了一次飞跃。

我们发现，与这个新的精神世界相一致，上述三个地区表现出类似的社会学情景。那里有大量的小国和城邦，有国家对国家，城邦对城邦的斗争，然而这首先要有惊人的繁荣和财富、力量的发展。中国的诸侯列国和城市在周朝软弱无力的帝国统治下，获得了独立自主的生活。政治进程包括诸侯列国通过征服其他小国而得到的扩展。在希腊和近东，一些小城邦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被波斯所征服的城邦，都享有独立地位。在印度，有许多邦国和城市。

相互交流在这三个地区分别建立了精神传播运动。孔子、墨子和其他的中国哲学家们，游历中原，到处赢得促进精神生活的佳誉，并奠立了汉学家们所说的各学派，希腊的诡辩家和哲学家同样到处漫游，而佛陀则在各地云游中度过一生。

过去，这三个地区的精神状况一直比较持久。任凭灾祸迭起，一切仍重复发生，它们被禁锢在静止滞缓的精神运动范围之内。这种精神运动没有进入意识，因此得不到领悟。现在正相反，作用力增强了，它引起了狂潮奔涌的运动。

这一运动获得了意识。人类的存在作为历史而成为反思的对象。人们感知到某种非凡之举已在自己的现存开始。但是，正是这种意识同时使人们认识到，这个现存是以无限的过去为先导的。就在人类特殊精神的觉醒之初，人得到记忆的支撑，意识到此世是属于时代的晚期，甚至属于衰微的时代。

人们明白自己面临灾难，并感到要以改革、教育和洞察力来进行挽救。他们制定计划，努力控制事件的进程，并第一次要恢复或创建良好的环境。历史在总体上被看作是世界表现形式的序列，它或者是不断衰落的过程，或者是循环运动，或者是上升发展。人们禅精竭虑地寻求人类能最和睦地共同生活、实行最佳统治管理的方法。改革的观念支配了实践活动。哲学家们周游列国，成为智囊和导师。他们或者遭到蔑视，或者得到追随。他们投入讨论，并互相抗争。在孔子受挫于魏国和柏拉图在锡拉丘兹【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部海港，公元前734年迦太基人建立的古城。—译注】的失败之间，在培养未来国士的孔子学塾和服务于同一目的柏拉图学园之间，可以找出社会学的类似现象。

不能把这个经历了所有这些跨越世纪的发展的时代，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上升运动。它是一个既创造又毁灭的时代。它并没有达到最终的尽善尽美。个别贤哲实现的最高思想潜力及其实际表达，没有成为共同的财富，因为大多数人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因自由意向而开始的运动，结果却变成无政府状态。当这一时代丧失其创造力时，三个文化区就都出现了教条僵化和水平下降。在日益不堪忍受的混乱中，一种通过重建持久环境而寻求新关系的努力产生了。

结局起初是政治性的。在中国(秦始皇帝)、印度(孔雀王朝)和西方(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兴起了主要靠征服起家的强大帝国。每一处旧秩序崩溃的最初结果即是工业技术和组织规划秩序的建立。

但是，处处保留着与先前存在的事物的精神联系。过去成为崇拜的典范和对象。过去的成就和伟人仍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提供了学习和教育的内容(孔子的儒家思想在汉朝的发展，阿育王对佛教的推动，以及奥古斯都时代【拉丁文学史上最卓越的时代之一，约于古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年)在位期前后。—译注】有意识地建立的希腊——罗马文化教育)。

轴心期末期出现的各世界性帝国，自以为奠定了永久的基础，但其稳定只是表面的。尽管与轴心期的国家形成比起来，它们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但最终都式微衰败，分崩离析。随后的数千年里，大量的变化产生了。从某种观点看来，大帝国的瓦解和重建成了轴心期结束以来的历史，正如欣欣向荣的古代文明曾构成数千年历史一样。但是在前数千年中，历史具有不同的意义，它缺乏后来轴心期首次感受到的精神作用力，这种作用力此后一直起着作用，它探究人类的全部活动，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

二、自轴心期以来的世界历史结构

我所提及的少量事实，并不足以使人们完全信服，这一种特殊的历史观就是真理。但详尽描述大量历史材料，只能使论点显得过份琐细，或者遭到反对。二本薄书的篇幅也不能容纳这种描述。应当把我所提及的事实，看作是对我的论点进行检验的质询和异议。

假定这一轴心期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看来它要通过揭示世界历史结构一样的东西，来弄清楚整部世界。让我来尽力勾勒这个结构:(1)在所有地方，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而不论成为新文化形式载体的是同一民族或别的民族。前轴心期文化，象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国土著文化，其本身规模可能十分宏大，但却没有显示出某种觉醒的意识。古代文化的某些因素进入了轴心期，并成为新开端的组成部分，只有这些因素才得以保存下来。与轴心期光辉的人性相比，以前最古老的文化十分陌生，似乎罩上了面纱，人仿佛仍未真正苏醒过来。孤立的开端并不掩盖上述事实，它在自身中萌动，却没有对整体和后来产生影响(例如埃及人论述一个人厌倦了生命和灵魂，巴比伦人的忏侮圣歌和吉加美士史诗【(the Gilgamesh),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学作品、起源于苏美尔时代，可能在古巴比伦时(公元前2000年代上半期）最后编定。一译注】)。宗教和宗教艺术的不朽因素，大规模的国家形成，以及与此相应的司法制度的创立，都是轴心期意识敬畏和赞美的对象，它们甚至被奉为楷模(例如孔子和柏拉图即这样认为)。不过，人们是用一种改变其意义的新眼光来看待它们的。

因此，帝国观念是古代文明的遗产，它在轴心期临终时重新得势，并在政治领域里结束了这一时代。然而，鉴于帝国观念最早构成了文化创造的原则，于是它便成为一种手段。运用这种手段，衰落的文化通过入柩殓葬来保持稳定。尽管帝国观念实际上具有专制性质，但仿佛正是这一原则曾一度推动人类向上，以有意识的专制主义形式重新取得突破，不过这一次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冰冷僵化的文化。

(2)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3)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限度里开始，但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任何未同轴心期获得联系的民族仍保持“原始”，继续过着尽达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中的一个开始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进历史。例如，在西方有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在东方有日本人、马来亚人和暹罗人。对许多原始民族来说，这种交往导致了他们的灭绝。生活在轴心期以后的全部人类，不是保持原始状态，就是参与当时唯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新事态发展过程。历史一旦产生，原始民族便成为史前残余，他们占据的空间不断缩小，并且只是在现在才达到了尽头。

(4)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遇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当然，他们并不共同信奉一种唯一的客观真理，不受这种真理束缚，(这种真理只会在科学中发现，科学在方法论上是有意识的，它能迫使人们普遍赞同其命题，所以它能传遍全球而无任何改变，并有权要求全体合作)，但是他们在彼此相遇中耳闻目睹了真实而绝对的真理，即历史上不同血缘的人类所实践的真理。

总而言之，轴心期的概念提供了借以探讨其前后全部发展的问题和标准。早先文明的轮廓渐渐消散，承载它们的民族在加入了轴心期运动时从视野中消失了。在并入自轴心期开始的历史运动之前，史前民族一直保持史前状态，要不就是灭亡。轴心期同化了存留的一切。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

三、对轴心期论点的查审

(一)轴心期事实上存在吗?

据我所知，在拉索尔克斯(Lasaulx)和维克多·冯·施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ss)的著作中最早讨论到有关轴心期之事实。

拉索尔克斯〔《历史哲学新探》(Neuer Versuch eine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慕尼黑，1856年版，第115页〕写道:“公元前600年，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乔达摩·释迎牟尼、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先知们、罗马的努马王【努马·庞皮利马斯，罗马传说中的罗马国王，公元前715--673年在位，创立宗教历法和各种宗教制度。—译注】，以及希腊的爱奥尼亚人、多利亚人和埃利亚人【爱奥尼亚人，古希腊居民的一支。对古希腊文化宝库有重要贡献。多利亚人，古希腊居民的一支，建立了斯巴达、科林斯、雅哥斯。埃利亚人，南意大利卢卡尼亚沿海的希腊殖民城市居民。该地是古希腊早期唯心主义哲学学派诞生和活动地。—译注】的首批哲学家，全都作为民族宗教的改革者而几乎同时出现，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事情。”

维克多·冯?施特劳斯在对老子作精彩评论时(1870年版，第114页)写道:“在中国老子和孔子生活的数百年里，所有开化民族都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精神运动。在以色列，耶利米、哈巴谷⑧、但以理④和以西结⑤作着他们的预言，而新一代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二座圣殿(公元前521-516年)。希腊人当中，泰勒斯依然健在，阿那克西曼德⑦、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⑧崭露头角，巴门尼德⑨也已诞生。在波斯，琐罗亚斯德对古代教义的重要改革看来已经得到了贯彻，印度则产生了佛教创世人释迦牟尼。”

自那以后，人们不时注意到这些事实，但仅仅是浮光掠影而已。就我所知，人们从未有论证它们的意图，从未从整体上把握这些获得当时人性的整个精神存在的普遍类似现象。让我们探讨一下对这观点可能产生的异议。

(1)一种异议可能认为，共同因素仅仅是表面上的。比较起来，语言、种族、帝国类型和历史回忆方式等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共同因素给我们的印象仅仅是一系列巧合。事实从总体上驳倒了共同因素的每一种明确的系统阐述。这种异议还认为，或者它只是一条无足轻重的准则，这条准则即是，无论是作为开端还是作为潜力，凡是有人存在的地方，一切就基本上都能发现。在理解人类共同的可能性方面，差异才是基本的、可鉴别的和历史性的。除了人类存在的非历史的普遍性以外，绝不能把整体理解为一致。

对此异议答复如下:轴心期包容的，恰恰是历史全景中的共同因素，它突破了那些直至我们时代都一直对临界状态的人性起作用的原则。共同因素在这里是根本性的东西，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并不是全世界有人生存的地方就能产生共同因素。它只是从这三种血缘的人们及其生活的狭小区域中产生的。问题在于，尽管仍存在着差异，日益增长的知识是否将证明，共同因素要比最初显露的更为深刻。如果那样，时间上的巧合就成了事实，它越是清清楚楚地被具体化，就越令人惊讶。然而，为了令人信服地证明它，就需要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2)进一步可能产生的异议是:轴心期根本不是事实，而是价值判断的产物。它是以过高评价这一时期成就的先入之见为根据的。

对此异议答复如下:就精神而论，我们只能通过对意义的理解来领悟事实。而理解生来就是估价。理解虽然在经验上依赖于各个独立论据的积累，可是单单通过这些论据绝对产生不出历史解释。同得出任何时期的精神的观点一样，只有通过理解，我们才能得出轴心期的观点。这一观点同时包含理解和估价。它包括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之所以在情绪上受到感动，是因为轴心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它不仅是我们能追溯各种影响的过去，而且是不断地重新开始的过去，它那更广泛、更新颖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所以它使我们关切，使我们深受感触。

为此，整个人都是历史研究的求知工具。“每个人都理解他内心所孕之物。”理解的根源是我们自己的现存，是此时此地我们唯一的现实。这样，我们上升得越高，便越清楚地理解轴心期。

如果只能在人类存在的主观性中把握历史内容的层系，那么这种主观性就不会在某种纯事实的客观性中熄灭，而是在共同感知的客观性中熄灭——如果人还未在共同性中找到自己，他就要寻求一个共同性，共同感知便代表了这一共同性，因为把我们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是真实。

在与估价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理解中，我们将认识轴心期的意义，这就是我的论点。根据问题的性质，这论点最终是不能证实的，但它能通过观念的深化扩大而真实起来。

(3)再进一步的异议可能是，这种类似并不具有历史性，因为它与精神交流无关，不属于共同的历史。

有人已提出这项异议来反驳黑格尔。黑格尔将中国、印度和西方并列为精神发展的辩证序列的诸阶段。反对意见认为，这三个地区的历史发展中实际上并没有导致逐个递进的联系，而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却存在这种联系。

然而，我们的论点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范畴。我们恰恰不承认从中国到希腊这一系列阶段的真实性。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意义上，都不存在这种系列。真实状况倒是它们是同时代的、毫无联系地并列存在着的一个整体。起先几条道路似乎从毫无联系的起源通向共同的目标。三种形态中都存在多样性，一部历史有三个独立的起源。后来，经过孤立而不连贯的接触后，最后仅在几百年前，确切地说是直至我们今天，历史才成为唯一的统一体。

因此，引起争议的问题是所涉及的类似现象的性质。

(二)类似现象的性质是什么?

轴心期的事实或许不过是许多缺乏历史意义的同时发生的奇特事物。世界历史上可指出大量不可思议的同步性。例如:十六世纪耶稣会会士在日本发现了一支佛教派别，它从十三世纪以后就在那里兴旺起来。看起来它具有(而且实际上具有)与新教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日本学专家弗洛伦茨【(Karl, Florenz, 1855--1939年，德国文学家、语育学家、日本学专家，著有《日本文学史》(1909年)，《神道的历史》(1911年)等。一译注】(在尚特皮·德·拉·苏萨耶编写的教科书中)的描述，他们的教义大略如下:人本身的努力对于他的拯救无济于事。一切依赖于对阿弥陀佛慈爱和援助的信仰。没有什么功德善行。祈祷并不为达成正果，而仅仅是表示感谢阿弥陀佛给予的拯救。该教派创世人真三说:“盖若行善者亦必永垂不朽，何若罪孽者永见其增?”该派一反传统佛教，主张不做功，无巫术程式或巫术咒文，无护身符，无朝圣、赎身、斋戒或其它禁欲形式。凡夫俗子与僧人和尚一样有望得救。僧人只是俗人的一群教师。僧人与俗人一样穿戴，在生活方式上也不必与俗人有所区别?他们废除独身，认为家庭是宗教活动的最佳场所。他们告诫本派成员道:“维护秩序，服从国法，勿忘国家之昌盛，谨守良民之道。”

这个同步性的例子是令人惊讶的，上述日本教派的教义达到了与路德教基本教义一致的地步。整整数世纪中，从中国到欧洲，还有大量的类似现象发生。人们已将其制成同步现象的图表。

对此答复如下:

首先，可以说，历史上许多类似现象，无论是否同步，都表现出一个适用于每个个别现象的法则。只有在轴心期，我们才遇到了不遵循普遍规律、相反却构成一个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历史事实，它本身包容了所有的精神现象。轴心期是在世界历史水平上唯一一个相当于总体的普遍类似，而不单单是特殊现象偶然的同时发生。单个现象或一系列现象，都不足以确立那种我们所论及的轴心期的类似现象。

其次，这三个平行运动仅在那数百年中才是互相接近的。把这些类似现象延伸到轴心期外上下数千年的同步现象表的尝试变得越来越人为化。后来的发展路线不是趋向平行，反而是岔开。虽然起初看来它们象是奔向同一目标的三条道路，但最终却分道扬镳。然而，我们的回溯越接近轴心期，我们的关系就变得越密切，我们彼此也觉得越接近。

我常感到，轴心期全貌未必仅仅是历史巧合所造成的幻觉。相反，它似乎是某种深刻的共同因素，即人性的唯一本源的表现。后来日益分歧的过程，产生了偶然的相似，这是共同起源的标志，但根本不再是最初那种真实的共同性的含义。

世界历史上唯一可比的类似现象是发生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古代文明的发端。

不过，在这时间上的一致中却有几千年的差别。其开端从公元前5000年延伸到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关于早期克里特及同时期特洛伊的发掘物)。中国和印度河文明的开端在公元前的3000年之内来临。

可与这些古代文明相比较的是墨西哥和秘鲁的古代文明，据推测它们在公元元年至1000年内兴起。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高度发达的组织和高水平的技术成就。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黄河沿岸，相似的文明萌发在各江河流域，其特征是机构高度发达的中央政府，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它们也全都有一种神秘的宗教，这种宗教缺乏哲学启蒙，没有探求拯救，面临极端情景时没有向自由突破。同样，在这些文明的某些领域，尤其是在建筑和雕塑方面，风格奇异的艺术成就中总有一种独特的冷漠。

然而，这种类似现象没有显示出象轴心期一样的同步性，并且，它仅由既定类型的相似点构成，而非由精神运动组成。它奇怪地包括一些稳定条件，它们在毁灭性的灾难之后，趋于用旧形式重新组成自己。史前于我们几乎是一本闭合的书，而正史不再允许事物在精神领域中保持不变，古代文明正是史前和正史之间的世界。古代文明为轴心期提供了基础，却被它所淹没。

(三)什么造成了轴心期之事实?

如果轴心期的种种事实是无可争辩的，那么我们一定会反躬自问，它们因何而产生?为何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三个彼此独立的地点?这三个地区起先互不了解，这一事实初看似乎完全无关紧要，但它是一个历史之谜，随着对实际情况研究的深入发展，谜团日益增大。具有极其丰富的精神创造的轴心期，决定了直至现今的全部人类历史，同时又带来了一个谜，即这三个互相独立地区的事件具有不可分离的相通的类似过程。

我们已经指出，除轴心期外，在全部世界历史中，可能只有另外一种情况可称同时发生之谜，即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是，尽管有相当于两千年的间隔，为什么从史前民族的一般状况到古代文明的发展，大约同时在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发生?

惯常的答复是，相似的任务(水利实施和抗洪斗争)导致相似的后果。但若是那样，它们为何同时发生?它们为何单单涉及这几条特别的河流?它们为何在美洲就姗姗来迟，情况不同?

商业和文化交流可能在产生作用。手工业性质的文明成就一直在缓慢地向全球、至少是向整个欧亚大陆扩展。文字的发明可能产生在一个地方，然后传播开来。没有文字，管理工作，尤其是管理河流的任务将无法完成。但这些仅仅是可能性。可以证实的是，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化和印度河流域文化之间就产生了这种交流，这种交流还存在于早期埃及和巴比伦之间，它们在公元前2000年是非常活跃的。

但不能把导致早期数千年古代文明的多种发展，解释为从一个根源向外扩散。迈尔【(E?Meyer,1855---1930),德国历史学家，循环论和现代主义的最著名代表。他以新康德主义为基础，研究古代东方、希腊和罗马的历史，第一次把古代史当作一个整体来介绍。一译注】〔见《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dms)第一卷，第二册，第935页〕因此评论道:“我们必须设想，公元前5000年左右，人类进化己发展到了所有人群和民族都能达到的阶段，人类的天赋才能(即体内潜伏的精神力量)使他们能够完全超越这一水平，通往文化创始的道路因此而继续向前发展。”如果那样，就必须把类似现象看作是具有相同天赋人性的人在生物进化中的同时发展。由于共同的起源，所有人类大家庭成员身上蛰伏的东西，会同时而独立地显示出来，就象彼此分开的同胞双生子在一生中的生长变化一样。

但这个思想纯属玩弄词藻，它什么也没有说明，它没有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十分空洞。不可把“人类的进化”理解为或当作解释一切的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生物进化”仅由人类分散的小部分而非人类总体来完成。

在我看来，轴心期同时发端的奥秘，比起古代文明诞生的问题来，所处的水平要深刻得多。首先，其同时性更加准确，其次，它与人性的整个有意识的思想方面的精神的历史发展有关。从古代文明产生起，这三个具有独特性的地区就在基督降生前的1000年中，产生了人类精神的全部历史从此所依赖的创造成果。

这些发展最初彼此独立，它们之间肯定没有真正的交流和互相刺激。只是在轴心期末期佛教渗入到中国后，印度和中国之间才开始出现意义深远的精神联系。尽管在印度和亚历斯特( Alest)之间一直有联系，但只是在罗马时代通过亚历山大港才变得广泛起来。而印度和西方之间的联系根本没有影响这些发展的根源，对它们以后发展的影响也不明显。

让我们看看人们是如何解释这一奥秘的。

拉索尔克斯写道:“这种奇特的同时发生现象，只能建立在人类生活和民族生活实体的内在统一上，建立在贯穿所有民族的人性的整体生命力的激发上，而非建立在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殊的精神繁盛上。”但这不是一种解释，而仅仅是对奥秘的意译。

V·冯·施特劳斯谈到一条隐秘的法则:“历史上并不缺乏这种类似现象，通过它们可以推断出非常神秘的法则。这种现象，一方面由于其共同起源，可能有人类总机体方面的根源;而另一方面，又含有更高的精神影响力。同样，促进繁荣的推动力实际上只有通过落日复照才能展现出其壮丽。”但与拉索尔克斯一样，这些话也只是对奥秘的意译。此外，他们还想象贯穿历史的共同发展中都有相似事例，为此缘故，他们犯了个错误，把轴心期类似现象的历史事实的独特程度降低了。

凯塞林【(Hermann Alexander Keyserling, 1880-1946)，德国社会哲学家，其研究哲学的方法主要是非学院式的，集中于精神的新生这一主题。他的主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甚为流行。—译注】(见《起源录》(Buch Vom Ursprung)，第151页)说道:“世世代代的人们似乎以同样的方式、朝同样的方向变化。在历史转折点上，广大的区域和老死不相往来的民族会发生同样的变化。”但这又仅是对奥秘的简单意译，而且是更糟的意译，因为它完全陷入生物学领域。从生物学观点出发，这方面则完全缺乏探究问题的根据。

所有这些解释全都忽略了一个明确的事实，即那时占据整个地球的并非人类，并非一切人，而只是少数人，相对来说是极少数人。他们在三个地点朝前迈进了一步，这正象进入古代文明的不是人类，而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一样。

所以，不要错误地把某些被想象为人类共同拥有和适用人类整体的东西当作人类生物学的根据，而是要尝试追溯这些少数民族—这场巨变在这些民族中产生了人类内部的共同的历史起源。世所公认，我们并不了解这一起源。必须假设它是在史前的中亚。由于这种类似的发展的共同起源，大约可以认为它们是相关的。但这假设就此迥避了所有核实的可能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必须证明中国人、印欧人和闪米特人这些完全不同的种族具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而且，这一共同起源必须在我们能逐渐认清的这些民族历史开端的前几千年产生。从生物学上说，这是一段极短的时间，它几乎不足以产生深刻的种族分化。

为什么会有这种同时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阿尔弗雷德·韦伯提出了迄今为止最精深的、在方法论上可论证的假设。他证明道，中亚国家的铁骑战车实际上的确突入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并把马匹引入了古代文明，在三个地区导致了类似的结果。多亏马匹，骑马民族才得以体验世界的无限广大。他们通过征服接受了古代文明。他们在冒险和灾难中体会到了存在的疑问性。作为统治民族，他们发展了一种悲壮的意识，这充分表现在史诗中。

印欧骑马民族造成了这一历史转折点。公元前3000年末期，他们已到达欧洲和地中海。公元前1200年左右，他们实行新的大迁徙，一直远远推进到伊朗和印度。同样，到公元前2000年末期，其他骑马民族也到达了中国。

以前，从欧洲到中国，有各种古代文明，它们与遥远的过去有联系。它们各具特征，有母权制，有定居畜牧文明，以及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简单群体，他们在从中国到欧洲的富饶的文明地带兴盛起来。

历史成为这两股力量间的斗争:古老的、稳定的、未觉醒的母权制势力，反对新兴的、流动的、具有自由倾向和开始觉醒的游牧民族。

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论点证明了欧亚集团内存在着真正的一致性，然而关键在于游牧民族到底出现在多大范围内，而这是难以断定的。地理形势和历史分布或者造成了先决条件，但什么发动了创造工作仍是一个巨大的谜。

韦伯的论点具有独特的启发性，它以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为基础，引出了简单的因果论的解释，但它仍至多适用于一项先决条件。轴心期的内容是如此卓越和包罗万象，以至任何人都不敢断然把它归结为一个原因，即使仅把这个原因视为一项必要的先决条件。例如，中国提供了反证。中国产生了轴心期的丰富内容，但它既不是悲剧意识也不是史诗(直至公元后几世纪为止，中国没有出现堪称史诗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民族大迁徙和长期反对新兴民族的时期)。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巴勒斯坦，那里的民族群体并未经历与游牧民族的混杂，然而却通过先知，产生了轴心期精神创造的基本因素。

下述事实进一步削弱了这一假设的可靠性，即征服、迁徙和变动横加于数千年古代文明。此外，还有这一事实，即绵延一千多年的印欧人入侵和轴心期精神运动开端之间的酝酿期，实际上非常之长，而轴心期精神运动开始时，却具有如此惊人的，精确的同时性。

由于轴心期事件事实上是一个关于人类内部的新起点，而不是关于人性整体的共同发展的问题，听以探询其历史原因是必须的。它只涉及少数区域。轴心期并非人类进化的普遍阶段，而是一支独特的历史分岔过程。

既然阿尔弗雷德·韦伯对此问题己给予新颖明确的解答，那么进一步的讨论就可使它受到检验，取得成效。这三个独立起源之间缺乏联系的奥秘，通常被一般的欧亚相互关系的模糊论断所掩盖。或许，说我们再也看不见的影响在起作用是毫无意义的。被来自中亚的不断的新的征服、迁徙和推进所决定的整个欧亚集团的历史统一性，已得到表明。技术性和装饰性的考古发现也可以证实这种类似现象。这些发现追溯到早期史前，并就此可推测整个欧亚大陆绵延不绝的文化交流。然而，与此相反，必须说不能用这种迁徙和交流的词句来解释轴心期精神运动的同时性及其内涵之崇高。

最后，对轴心期现象的最简单的解释，似乎在于有利于精神创造的共同的社会学前提:许多小国小城;冲突频起的政治分裂时代;由于破坏既不普遍也不激烈，战争和剧变造成的悲惨总是不排除其它地方的繁荣;对先前存在条件的怀疑。这些社会学的考虑甚有意义，它们导致方法论的研究，但最终仅阐明事实，而未解释其原因，因为这些条件构成轴心期整个精神现象的部分。它们是先决条件，但创造性结果并非其必然结果，作为总类型的一部分，其本身起源仍然成问题。

无人能充分理解在此所发生并成为世界历史轴心的东西!必须从所有方面去理解这一突破的种种真相，它们的许多方面必须铭刻脑海，必须理解其意义，以便获得关于轴心期的暂定概念。这概念变得越神秘，我们就越要严密地检验它。

看起来我仿佛是力图证实代表神性的直接干预，只不过没有坦言直说罢了。决非如此。因为这不仅是认识伪知识的致命的舞蹈，而且是反神性的强求。相反，我要防止把轻松空洞的历史概念当作可理解的必然的人类运动，我希望坚持这样一种清醒认识，即我们的认识依赖于现行的观点、方法和事实，因此依赖于一切认识的特殊性，我希望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在寻求知识时，为我们事先根本无法想象的可能的新起点留下余地。

对奥秘的疑惑本身就是一项卓有成效的理解行动，因为它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出发点。它甚至于可能就是一切理解的目标，因为它意味着透过尽可能多的认识而达到可靠的无知，而不是把上帝绝对化起来，让它消失在认识的自我封闭的客体中。

(四)轴心期之意义

轴心期的意义问题跟它的起因完全是两码事。

在我们目前的认识限度内，不可能对轴心期三重表现的事实作出真正恰如其份的解释，它好似奇迹。然而，这一事实的隐藏的意义，就象是某一个人在某处意指的一样，在经验上也完全不能发现。我们在探究它时，实在只是把自己的解释施加于事实，并从中为我们引出一些东西来。在此过程中，如果我们运用的术语似乎表明我们胸有成竹，那也仅是比喻。

(1)为了使轴心期的真相真正具体化，为了把它们真正作为我们普遍历史观的基础，就要去掌握超出一切不同信仰的全人类的共有之物。从个人的基础出发，根据个人信仰去理解历史的统一性是一回事，将个人意识与他人意识联系起来，在同其他每一个人的基础的交流中，去思考历史的统一性，则是另一回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公元前800至200年间的数世纪，就是世界历史的轴心，这在经验上对所有人都是很明显的。

基督教信仰启示的先验历史，由创世、堕落、诸启示阶段、预言、上帝之子的显身、拯救与末日审判所构成。它作为历史人群的信仰内容而原封不动。可是将所有人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能是启示，而必定是经验。启示是特殊历史信条采取的形式，而经验却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我们所有人都可分享轴心期人类普遍变化的真实知识。虽然轴心期局限于中国、印度和西方，虽然这三个世界开始并没有联系，然而轴心期奠定了普遍的历史，并从精神上把所有人吸引进来。

(2)我们把轴心期行为看作是对无限交流的要求，这一步骤导致了三重历史转变之事实。在成功地弄清楚自身、在克服所有自我封闭的历史性的潜在狭隘、在向展开的现实飞跃的过程中，去弄清和理解他人的帮助吧!这一深入到无限交流的冒险是人类形成的又一奥秘，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不可理解的史前之过去，而是产生于我们内部。

这种被历史的三重起源之事实所造成的对交流的要求，是对任何一种信条独占真理的不正当权利的最好纠正。因为一种信条只能在它的历史存在中是绝对的，而不可能象科学真理一样，其种种论断都放之四海而皆准。独占真理的要求，这迷信的工具，人类傲慢的工具，权力意志的自欺的工具和西方的灾难，在那种教条主义哲学和所谓科学思想的世俗形式中表现得最为激烈。上帝以几种形式历史地现身，开辟了通向他的多种途径。正是这一事实，可以消灭独占真理的权利，仿佛神性正通过一般的历史语言发出警告，反对独占真理的要求。

(3)如果轴心期的重要性达到了使我们沉浸其中的程度，问题就产生了:这个时期及其创造是此后一切的尺度吗?假如我们不考虑轴心期影响的数量方面，不考虑其政治进程所涉及的地区范围，也不考虑整整数世纪的卓越的精神现象，而把轴心期现象所包含的朴素的伟大、创造性的洞察力、向新精神世界飞跃的以及意义的深度，都看作是迄今为止全部历史的精神顶峰，是否仍然真实?较晚的现象尽管也达到了高峰，也变得无可替代，但在较早的现象前会黯然失色吗?例如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19)，古罗马诗人。一译注。】在荷马面前，奥古斯都在梭伦②面前，耶稣在耶利米面前。

对这一问题给以机械肯定的答复当然是错误的。较晚的现象恒定地具有自己的价值，它不会出现在前一个现象中。它有自己特具的成熟，崇高的价值和深邃的灵魂，这在“特例”中尤其如此。把历史安排在根据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自动推断出的价值体系中，是完全不可能的。而系统阐述这个问题的方式，也许还有对较晚现象的偏见，却都是由对轴心期的理解而引起的。这就依次阐明了不属于轴心期的不同形式的特别新颖、伟大的东西。例如，无论谁研究哲学都会发现，在研究了希腊哲学家数月之后，圣·奥古斯汀对他的感染，就象把他从冷漠和非个性中解放出来，带进了良心的种种问题。自圣·奥古斯汀时代以来，良心问题与我们寸步不离，而它与希腊人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反过来，在圣·奥古斯汀身上花费一段时间之后，他会体验到一种不断增强的愿望，想返归到希腊人，净化他那似乎因追求上述那种思想方式而滋长的情感污染，通过沉浸在希腊思想的清泉中而恢复康健。世界上我们无处可寻得终极真理和真正的皈依。

轴心期也以失败而告终。历史继续发展。

在我看来，唯有这一点才确凿得多:我们当今的历史意识，还有我们对自己目前状况的意识，直至我仅能暗示的结果，都是由轴心期概念所决定的，无论这一论点是被接受还是被否定。这是一个方法问题，凭此方法人类的一致性对我们变成一个具体的现实。

第二章 世界历史纲要

为了弄清我们的存在基础，我们查看一下地球。我们不可能过于频繁地靠查考旋转的地球来考虑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为我们提供的有用信息，他们关切的是海陆分界的主要特征，各洲陆与国土的形状和最古老文化的地理位置:(1)一大块大陆从欧洲和非洲的西海岸绵延伸展到美洲的尽东头，即从大西洋至大西洋。不象太平洋，大西洋直至哥伦布时代之前仍是人类最大的自然分裂处，而在其它地方，整个史前都产生了朝东西两向的移民(北欧人在北美登陆是未产生后果的例外)。

(2)人种:直至近代结束以前，白人、黑人、蒙古人和印第安红种人仍以相当封闭的居住区域分布在地球表面，不过在边缘地区他们有人种变化。

(3)凡能生存的地方，人类就居住了下来。我们看到人们居住在北亚、非洲和美洲的广阔地区，但看不到那里有任何对精神历史是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产生出来。我们看到，在北方和南方的最边远地区，背井离乡迁居到那里的居住者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表明，人能够承受压力。

在我们眼前呈现了主要的地形类型及其对文明的重要意义:江河流域，地中海沿岸，大洋沿岸，群岛，平原，大草原和沙漠。

(4)在美洲大陆，从北到南都居住着同一人种——印第安红种人。美洲大陆并不是什么具有猿人和古人特征的遗骨发现地。一定是亚洲移民在较晚时期从北往南到这块大陆上居住的。

(5)产生文明的地区与整个地球表面相比时，就象一条狭窄的地带，从大西洋伸展到太平洋，从欧洲经过北非和小亚细亚伸展到印度和中国。这条地带的长度约为地球圆周的四分之一，宽度不到地球圆周的十二分之一。它包容了散布在沙漠、草原和山脉中的沃土。较高级的文明形式的发源地全都在这一地带。它们先是相互独立的，它们的创造成果传播开来，相互接触到了，又失去了联系。只是在较晚时期，即使在这个地带内，持续不断的交往才建立起来，并总是被打断。全范围的持续交往，仅仅在几世纪前才由欧洲人创立。

在人类居地辽阔的区域内，最先产生文明的地区是很小的，在人类历史漫长的岁月中，产生文明的时间也是很短的。

我们可以按下列纲要来描述有限的历史:从史前持续了几十万年的黑暗世界中，从酷似我们的猿人持续了几万年的生活中，古代文明于公元前数千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沿岸产生了。

同地球整体相比，古代文明是人类其余广大群体和原始民族世界中的光明之岛。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即将来临之前，它们是囊括一切的。

从古代文明中，或者从它们的活动范围中，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轴心期，东西方两极分化的人类精神基础在西方、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彼此独立的地区产生了。

自中世纪结束以后，西方在欧洲产生了现代科学，18世纪结束后，西方又靠现代科学产生了技术时代，它是自轴心期以来在精神领域或物质领域的第一次全新发展。

欧洲向美洲提供了移民和精神基础。具有东正教传统的俄国，由于欧洲的影响，在理性和技术领域里明显地获得了发展。同时，轮到俄国向直抵太平洋的整个北亚地区开拓殖民地了。

当代世界包括庞大的美国阵营和俄国阵营，包括欧洲、印度、中国、小亚细亚、南美及地球上所有其它地区。由于技术发展的结果，自16世纪起，当代世界在缓慢发展的过程中，已在事实上变成了一个联络体(the unit of communication)。尽管总有冲突和分裂，全世界现在已是一个联络体，这导致了向政治联合的日益驱进。政治联合，或是由世界帝国的专制力量来完成，或是通过以法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中的相互协议而实现。

可能有人认为，迄今为止不存在世界历史，而只有地区史的总合。

我们所谓的历史，按照旧的意义现已结束的一切，是在持续了整整几十万年的拓居地球的史前和所谓的世界历史开端——严格地说，和我们自己的时代——之间5000年的间歇期。史前的人群意识不到他们的相互联系，在他们的孤立状态中所发生的一切，仍与自然进程密切相联，那完全是生活的重复持续。然而，后来我们的简史，就象是为了世界历史而活动的人们的聚集汇合，它是获得了精神和技术装备的旅途必需品。我们即将启程。

把历史划分为几个时期而赋予它一个结构，总是粗糙的简化，但如此简化的目的是要指出各种本质。让我们再一次系统阐述世界历史的纲要，以使它不要僵化为错误的单一含义:人类看来好象从新的基础起步了四次:第一次，是从史前，从那为我们几乎不可理解的普罗米修斯时代(语言、工具，的产生和火的使用)。通过这个时代，人首先变成为人。

第二次，是从古代文明的建立。

第三次，是从轴心期。通过这一时期，人在精神上展现出丰富的人性潜力。

第四次，是从科技时代。我们正亲身感受其改造的影响。

与这种划分相一致，我们的历史洞察力面对着四组独立的问题。今天看来，它们是世界历史的基本问题:(1)在史前迈出的哪些步子对人性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2)从公元前5000年起，最初的文明是如何产生的?

(3)轴心期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

(4)我们如何理解科学技术的兴起?“技术时代”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纲要的缺陷是不能描述世界历史的四个阶段，它们尽管都异常重要，但意义却不同:普罗米修斯时代，古代文明时代，奠立了今天我们人性之精神基础的轴心期时代，以及技术时代。

也许如下阐述这个纲要会更有意义，但要对未来作些预测:我们视线内的这个人类历史如同进行了两次大呼吸。

第一次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以及产生轴心期后果的时期。

第二次与新普罗米修斯时代即科技时代一起开始，它将通过与古代文明的规划和组织相类似的建设，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期，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这个过程仍十分遥远，隐而不露。

可是，这两次呼吸具有根本区别。从我们即将开始进行的第二次呼吸，我们可以知道第一次呼吸，它是我们拥有的历史经验。第二次呼吸与第一次呼吸的本质区别是：第二次呼吸是人类整体进行的，而第一次呼吸却好象分裂为几次相似的呼吸。

在第一次呼吸期间，每一桩事件，甚至作为最强大的帝国，都是地方性的，没有一个地方对整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使西方的特殊性和在那儿产生的分离成为可能。这时，由轴心期导致的其它运动却似乎越来越衰落，没有产生任何现时可认辨的重大的新前景。

然而，将来所发生的事件将是世界性的和包罗一切的，不可能再存在中国、欧洲或美洲的界限。决定性的事件将是整体性的，因而也是空前重大的。

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西方产生的某些新东西，仿佛由第一次呼吸产生的多种形态的发展在整体上将空空如也。现在的问题是，未来的历史演变过程是否将保持畅通，将经过可怕的痛苦、扭曲和恐怖的深渊，通往特殊的人性?至于这一点可能会怎样发生，我们不可能形成任何想法。

与统治地球的人类未来世界一样，史前之初人类的共同起源也是模糊不清的。当人类开始达到在法律上井然有序的统一时，其精神和物质的范围就变得无限了。

在起源(我们对它简直不能想象或设想)和目标(我们不可能对它系统作出具体而适当的形象描述)之间，我们的实际历史正在产生。

但是，起源和目标是相互关联的:我考虑到起源，就会想到目标，反之亦然。起源和目标不可能获得任何令人信服的感性的真实形体，我们可用下列符号表明它们:“人类之诞生”——起源，“不朽的精神王国”——目标。

下面各章论述了发生在起源和目标之间的过去历史的主题和基本问题。下列简表概括了世界历史的过程(由下至上)：

第三章史前

一、历史和史前

历史追溯到有语言证据的遥远过去。凡在有片言只句传递给我们的地方，我们仿佛就感觉到了脚底下坚实的土地。史前发掘物中所有没有文字标记的人工制品，对我们来说是沉默无语的无生命物。但它们带有语言因素，能把人工制品的内部含义、外部环境以及创造人工制品的冲动，生动地传达给人。没有一个地方的语言证据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之前，因此历史延续了大约5000年左右。

客观地讲，史前无疑是不断变化的波流，但它在精神上并未获得历史的身份，因为只是在有历史遗迹和文献、有关于起源和同时代事件的意识的地方，以及也有历史认识的地方，才有历史。认为没有遗迹的地方可能有历史本身，而且确实一定会有历史本身，那正是先入之见。

历史仅是往事中的一部份，在任何特定的时间，人类都可以清楚地见到这部份。它是人能够使之成为人自己的往事的那部份，是对起源的意识。尽管史前事实上是后来一切的基础，但它是过去的未知部份。

人类在史前的进化，就是构成人性之基本因素的发展。人类的历史进化，就是精神性和技能性的遗传内容的展现。基本构成的发展花费了无以数计的时间;相比之下，历史进化具有某种外貌，它以深刻开阔的人性为基础，采取了著作、观念、思想和精神形态等暂时形式。在史前逐渐形成的人性，今天仍然是真实的。

因此，史前与历史相继创造了我们人性的两个基础。史前的形成过程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根基，这一形成过程是人之基本结构的成长过程。人的基本结构具有自然的冲动和自然的特性，具有我们人的构造中所有无意识部份。历史进程是人类有意识地接受过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建扩展的过程。它向我们显示，什么是人所能做到的，什么是我们的教育、信仰、知识、能力的根源及其内容——这第二种基础就象是覆盖在火山核心上的一层薄壳，而人就是火山。解脱这层表皮似乎是可能的，但史前时期形成的人之生命的根基却永远不可能抛弃。我们可能感觉到再次变成石器时代的人的威胁，因为揭掉了外表，我们始终就是这副样子。我们的武器会是飞机而不是石斧，但其它一切都跟石器时代一样，我们仿佛把记忆中的数千年历史全涂抹掉了。随着历史的消亡，人会落入几千年前的状况，虽然他已经变成人。如果历史消亡，他也仍然是人，但他却毫不了解和认识自己的文化遗产。

我们对20000年前人的思想一无所知，但我们至少知道，在已知历史的短时期发展过程中，人类整体在生物学上或肉体—精神上没有改变。在人类自然的、无意识的冲动方面，不存在任何可以证实的变化(这一历史毕竟只包括几百代人)。

史前过程形成了在生物学上可遗传的某种结果，它达到了经过所有历史大变动仍能保证连续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历史成果必须在意识上被传递下来，它可能会丢失。一切根植在人性领域中并突然绽开的创造之花，一切在人身上留下烙印、并因成为文化传统而改变了人类外观的东西，都如此密切地与这种传统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没有传统，历史就会完全消失，因为传统在生物学上是不能遗传的:我们会带着赤条条的原始躯体而退回去。

现在，历史意识遇到了关于从史前时代遗传下来的基本人体和人性的普遍基础这一重要问题。人和各时代的隐蔽力量共存。在那些时代里，人打上了他特殊的烙印。史前是这种人类天性开始出现的时候。假如我们能认识史前，我们就能通过观察人类天性的产生，弄清造成人类天性的条件与情形，获得对人性基本本质的深刻了解。

如果在经验上能够做到这一步，下列问题或许是史前能给予答复的:人的原始动机是什么?人的生命冲动是什么?它们当中，什么经过了改变，什么又在所有时代都保持不变?它们仍能改变吗?它们永远隐而不露吗?这些冲动是在历史之初才从此被控制起来，还是史前的社会秩序已将它们约束住?它们是经常地，还是在一定的情形下，撕掉遮蔽物而爆发出来?这种情况是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的?假如我们的信仰和文化遗产全都丧失了，这些冲动还会空前猛烈地爆发出来吗?它们形成时的遭遇如何?它们如何能形成?当它们被剥夺了表述能力和一切直接表达的手段时，当各种概念的词藻、对世界的解释、既定的价值和彻底的歪曲把它们如此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以至于使它们无能为力时，它们的遭遇又如何?

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史前，加上我们借助于人种史、人类学、历史和利用心理上对人类原始冲动的想象所能描绘的图象，一起给了我们一面反映我们内部存在的镜子。这面镜子向我们显示出我们喜欢隐藏起来的东西，它们在一定情形下被我们所遗忘，它们可能还是使我们目瞪口呆的意味着灾难的现实。

但是，在我们所描绘的人、基本构成和人的自然冲动的各幅图象中，没有一幅是完全相当于我们所见的真实存在。毋宁说，这些图象是我们自己激发、启迪和推进自我意识的实例。这种自我意识包含了在经验上必然发生的东西，其真实性需要认识，它不可分解地与自由联系在一起，自由使我们所见到的图象获得了吸引力或排斥力。

二、我们对史前的看法

与地球的历史相比(20亿年左右)，与地球上更短暂的生命的历史相比(5亿年左右)，与地球上有人类生命的几十万年时间——这被人类遗骨所证实——相比，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历史——让我们重复一遍——是一段短暂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人类意识到自己就是历史。这一历史在时间上就象一个新事件最初发生的一瞬间，它刚刚开始。人类不可能把这个基本事实铭刻脑海。我们在上述范围内所见到的历史整体，成了一个人类生命，还很微小的胚芽世界，在无可估量的空间和无穷无尽的时间里，它小得几乎等于无。我们询问:这开端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自从人类开始传递这种文化遗产，即自从历史开端以来，人类总是觉得他达到了终点——不管这终点是顶点还是衰落?

它仅仅是宣告彻底消失和遗忘的瞬息时刻吗?如果是，它意味着什么?

人是如何变成历史开始前的那个样子的?他经历了怎样的考验?他显示出什么潜力?在传递的历史开始之前，人完成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史前对我们认识的要求包含在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之中:我们来自何方?我们进入历史时是何物?在历史之前，什么可能己经消逝?人通过在那些时代里发生的哪些深刻过程，才变成了人并拥有历史?那里有什么被遗忘的深奥之物、“原始的启示”和没有向我们显示的洞察力?就在历史的黎明便已完全存在的语言和神话是如何产生的?

面对这些问题，用浪漫主义幻想的眼光，把整个历史进程完全看作是一条下坡路，与用冷静的眼光，把史前完全看作是和自然历史相类似的呆板事实一样，是错误的。而几乎所有的答复都是假设。

由于我们缺乏认识，所以史前陷入到时间的无底深渊。对我们来说，史前看上去静如死水，深不可测，其深刻的意义无法理解。当我们一眼看到它时，它就对我们勾魂夺魄，使我们似乎只能翘首以待某种非凡之物。无论我们怎样屡遭失望，我们永远不能从史前的魅力中脱身而出。

(1)我们可以查看人们从历史之初起就对史前所采取的态度:他们怎样自称了解史前，把对史前的认识用编入他们生活之网的神话和概念描绘表达出来;他们怎样发现，史前就象通天塔【据基督教《旧约·创世记》中记载，这是古代巴比伦城拟建的一座通天塔，上帝因建塔者太狂妄，故使他们突然说各种不同的语言，彼此难以协作，该塔因此无法建成。一一译注】一样，是一个失落的天堂和种种巨大的危机，是一个黄金时代和种种灾难;他们怎样把自然与超自然混合在一起，让众神在大地上行走，吐露上天的启示与教诲。这种神话不包含远古的可靠核心和真实传统的基础，但全部神话等于是对人类感受到的必然性的壮观而形象的描绘，正如今天人类仍然感受到的那样，这种必然性将人与其史前时代的深刻基础联系了起来。

( 2)今天我们试图调查能够了解的东西，在适当的限度内，我们能查明，人在历史的开端已经拥有什么，由此而弄清，在史前期间，什么必定发展起来了，什么必定是已获得了的，比如语言，工具，神话，社会秩序等。我们只能得到史前的外部认识，达到能发掘史前人的尸体(即遗骨的形状)及其人工制品的程度。迄今为止，这样的发现物在数量上相当可观，至于它们能给予我们的有关史前人的精神、内心看法、信仰和思想活动的信息却极为贫乏，它们充其量不过是提供了一幅史前人模模糊糊的图象。甚至葬地、建筑物、装饰品和著名的洞穴壁画，也只是使我们生动地了解到一个偶然细节;我们不能对它所处的世界形成整体概念，不能把这个细节放到其所在世界的前后联系中来理解。除了那些工具的用途外，我们什么也不能确知。为此，我们听到了史前史专家们的大量假设。他们解释，但他们的解释几乎不包括令人信服的成份。他们从未使消失了的含义变得象记载历史的语言文献那样生动明了。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谁想要抓住具有可察觉、理解的形式的东西，就不必太多地与开端打交遭，这是一条明智的原则。我们所了解的史前远非是空无，但在这些空洞的时空里，大量的客观事实几乎毫无意义。

把史前具体化，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满意而明确的信息，清晰的事实向我们显示了史前的存在，但是对有关人性，即我们人类本身的问题，关于史前的知识并未给予充分的答复。

(3)从历史的开端，一直到往后的时代和当代，人类精神构成的永恒成份铺设了一条深入到史前的完全不同的道路。人们把这个永恒成份理解为是不知不觉地从史前保存下来的遗产。这里，人们通过创造性的想象力，试图对人性的主要特征进行初步的透彻分析。接着，人们以同样的方式，把这些想象力当作假设来运用，以弄明白它们使历史的真实遗产和真实进程变得可以理解到何种程度。不过，它们揭示的含义永远不可能丢失，这就是这些透彻分析的本质，其中有的含义即使在经验上是无法证实的，但也保存下来。巴霍芬【(Bachofen, 1815-1887），瑞士法学家、民族学家，其代表作《母权论》及《大信札》，第一次指出了婚姻家庭形式由母子、母权到父子、父权的演变。一译注】的想象力是个最好的例子。我们通过他的想象力来学习理解。他的论著中，材料并不缺乏，史前现在实际上已经展现，但同时却没有被证实的关于史前的精辟见解，只有大量逼真的有意义的可能性，它们关系到生命形式及其内在含义。揭示这种内在含义的，不是考古发现，也不是实证主义的解释，而是对历史上存在的行为、风俗习惯、人们的思想方式及种种符号的全部内涵的理解。

对所有这些对史前不同看法的检验，增加了我们对史前所包含的巨大潜力的认识:这里发生的事情，由于它给人性烙上了它的特征，可以说是预先决定了此后的整个历史进程。

三、史前的时间纲要

看来关于人类残骸的事实是有基本意义的:(1)在爪哇、中国、非洲和欧洲发掘的骸骨——在美洲至今还没有——不能符合人类形体之起源的任何一个真实序列。使这些发现物符合任何这种序列的一切希冀，都是武断的不切实际的解释，这种解释把毫无联系的发现物根据下列原则联系起来:除非通过进化和衍生，否则产生这种多样化现象是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的。

(2)所有这些发现物，甚至那些根据其所埋地层的地质来判断，一定是最早的发现物，都展示了具有接近当今平均脑容量的头颅骨，这比最进化的类人猿的两倍还多。因此从生物学讲，它们统统已是人类的头颅骨。个别的特征，如下巴凹陷，眼窝隆突和脑壳不深，并不是普遍出现的。我们无从辨别，这些发现物哪一个是主要人种，哪一个是世系，哪一个是旁系，它们与当代人的真正族裔关系完全是未知的。

这些发现物否定了进化顺序的固定地位。只有形成发现物的地质地层，才允许我们系统制定时间顺序。根据发现物本身性质推测出来的时代顺序，与这一时间顺序多少是一致的。我们把这个顺序拟定成一个粗略的纲要:洪积层一词用于表示地球冰河时代和冰河时代中期的最后历史阶段。冲积层表示继冰河时代最后一个时期以后的年代，其期限还没冰河时代中期长，大约为15000年。洪积层一定经历了上百万年。

发现物证实了，在冰河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洪积层时期，人就存在了。直到冰河时代最后一个时期，换句话说，大约在20000年以前，原始人种的人才出现。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他们和我们相差无几。到冰河时代最后一个时期，正是这些原始人，在西班牙和法国创作了令人惊奇的洞穴壁画。根据石头工具的原始制造方法，这叫做旧石器时期。

从公元前8000年至5000年是新石器时期(打磨石器时代)。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两岸与中国的最初文化阶段，都属于新石器时期。

可是，这决非是一种直线的向前发展，而是同时存在和相互接替的多重文化区域。同时，某些技术进步，如石头工具的制作，以缓慢的过程扩展开来，传遍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区域。

在时间上，史前可分为两段:

绝对史前，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伟大的早期文化开始之前，相对史前，则和那些留下自身文献证据的文化发展进程同时发展。这个相对史前，它一部份靠近那些文化并在其影响之下，一部份则远离那些文化，几乎与其毫无接触;一部份成为晚期文明民族的史前，如日耳曼一拉丁语系和斯拉夫语系世界，——一部份则率领一些民族继续向前。这些民族直至今天仍保存原始状态，它们构成了永久的史前。

四、史前发生了什么?

实际上，已有人类存在的浩瀚时期，于我们是个谜。它们是一个沉默的历史时代。然而，在此时期，一定发生了某些极其重要的事情。

人完全变成人的时刻是最深奥的谜，它直至今天仍难以探究，无法理解。那种“逐渐转变的过程”一类的词藻只能使它模糊起来。我们能逐渐形成关于人类起源的幻想，但甚至这些幻想也破灭了。我们每每竭力描绘人开始出现的图景时，我们的想象总是看到他已经在那里了。

此外，我们甚至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明确而令人满意的答复:什么是人?我们不能圆满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不懂这个问题。这一事实，恰恰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基本方面。将人如何在史前和历史中形成的问题具体化，同时也就是将人性的基本性质问题具体化。

史前包含两项基本因素:人的生物进化和历史演变。它们在史前发生，甚至不用文字，而创造了一种文化遗产。看来必须一开始就把这两项因素在其实体和调查研究它们的方法这两方面分开。

生物进化导致可遗传的特征，历史演变只是文化遗产。在生物学方面可遗传的特征是永久的;文化遗产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遗忘和毁灭。生物实体可从人体的结构、功能和心理特性方面去认识;文化遗产实体可从语言、行为方式和著作作品方面去理解。

人类形成的过程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岁月。在此过程中，人性的基本特征一定象可遗传的生物特性一样固定了下来，它至今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在各个历史时代，人并未经过任何可证实的生物变质(metamorphosis)。我们“没有掌握丝毫迹象，它们能表明，在能进行科学控制的历史时期，新生儿遗传的先天倾向经过了什么改变”，(波特曼【阿道夫·波特曼(Adolf Portmann, 1897-1931）瑞士人，动物学家、教授，研究有关人类的动物进化史。—一译注】)这两种探讨方式和与其相应的生物实体及历史实体并不一致。表面上看起来，好象人类历史的演变是在人类起源的生物进化达到顶点以后。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似乎与生物进化毫不相干。

但是，人性由生物实体和历史实体构成，它们实际上是不可分解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作出概念区分时，立即面临这问题:历史现象具有什么生物学的后果?什么生物实体可能造成历史潜力?

如果我们一旦成功地了解人类生物学，甚至它也可能以某种方式证实人类生物学与所有其它生物学的区别。

可是，生物进化和历史变质相互作用的方式，再次成了一本对我们完全紧闭的书。我们知道关于原始民族、史前和我们当代的种种明显的历史事实，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竭力系统提出关于通向它们的道路的假设。这种努力提出了有充分根据的问题，但直至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答复极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这二元史前的概念，让我们看看哪一种人类特性能打动我们。

(一)人的生物特性

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答复是:直立的姿势，很大的脑容量，及同样大的颅骨构造，隆额，手的发展，无毛，只有人才能笑和哭，等等。尽管按照结构，人在形态学方面属于动物生命形式的范畴，但即使从人体的观点看，他也可能极为独特。人的躯体是其灵魂的表现。人体有其特别的美。但是，人们迄今不承认，人体的独特性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事实，它在观念上可以清楚地证实。人们至少不承认这是一项总原则，而只承认它是关于个别现象的事实，因此与整体判断无关。

最正确的普遍准则是:每一个动物适应特殊职能的器官都毫无例外地生长发达起来。特殊职能与特殊境遇有关，而特殊境遇在特殊环境中获得，特殊环境限定了动物的生活。各种器官的特殊性，使每一个动物在某些特殊能力方面超过了人，但是正是这种优越性，同时也意味着动物的潜力变狭窄了。人避免了这种全部器官的特殊化。因此，尽管事实上人的每一个器官都处于劣势，但人却始终有靠非特殊化维持活力的潜力优势。器官的劣势给人以压力，潜力的优势给人以能力，使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通过意识的中介，走上一条跟动物完全不同的道路。使人能够适应所有的气候、地域、情形和环境的，正是这种潜力优势，而不是人体。

假如人一开始就肯定是一种避免了所有最后固定的生物，那么甚至在其弱点方面，他也享有对动物的精神和思想能力的优势。幸亏器官没有特殊化，人才保持了适应环境的无限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工具代替了人的器官。正是人的弱点(与动物相比)赋予人进入精神自我改造过程的自由，我们无法知道这条上升路程的顶点。人没有象动物那样，无休止地重复自然的永恒的生命循环，而是变得能够创造历史。大自然只是以无意识的方式拥有历史，按照人类的尺度，它是无限缓慢、不可逆转和逐渐产生差异的过程。自然生命具有完全重复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人类获得了历史。人类同一切因通过精神的自由行动和创造而获得意识的迅速改造的、活起来的事物，共同分享自然生命(自然生命在整个历史视野中保持永恒)。

在生物学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些事实，虽然它们似乎将人同动物区分开来，然而却停留在不是特殊人性的水平上。例如:只是人类才具有那种精神病的生物病理倾向，但是一切种类的人都存在这种倾向。

许多类人猿具有的那种奇怪的恶性肿瘤病的特性，但这绝非是一切动物的共性。可以说，我们能够在黑猩猩身上观察到那种温厚的性情、肆虐的欲望、聪明和愚蠢等生物特性，并且首先观察到人性。在此意义上，或许也存在着生物学的人性，我们本能和倾向的内部贮藏深达生物学领域，有时，它会在我们身内与我们相遇，就象一股使我们惧怕的异己力量。

这一切不是特殊的人性。波特曼是想通过生物学之途径，来顺藤摸瓜地从根本上认识人性之特殊因素的第一个人吗?【4】例如，他注意到下列情况:新生婴儿与所有其它哺乳动物的区别。新生儿的感觉器官是发达的，他的脑容量和体重大大超过了类人猿。然而，比较起来，新生儿是不成熟的，他孤立无援。人的生命的第一年，就要求各种器官功能成熟起来，而其它哺乳动物的各种器官在分娩前就成熟了。与新生动物衡量对照，人第一年虽然应该在母体子宫内部继续生长，但他却来到了世上。例如，人的脊骨因坐起站立而成为S形，这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本能的冲动和模仿成人的结果，是成人关心、鼓励和培养的结果。在任何情况下，历史上决定了的环境是引导迈向人体成熟第一步的辅助因素。甚至在生物学领域本身，精神已经在起作用。完全可能，人在生命的第一年，经历了初级生物功能成熟的阶段，而动物在胚胎阶段就获得了成熟的初级生物功能。这种经历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给此后个体的全部生活打上了决定性的烙印。

总之，“与所有较高级的动物截然不同，人获得了特殊的生命形式，它与各种肤色和种类，与各种活跃的生物，首先是与其他人类，处于‘开放’、自由和丰富多采的关系”，而动物一生下来就具有完善的生命形式。

因此，对波特曼来说，人的特性不在于人体明显的形态生理的特点。对人作出定义，只描绘出从类人猿收缩的下领，变为古人和尼安德特人的脸额角度，再变成现代人突出的下巴的进化线索是不够的。

基本因素毋宁说是人类生命的全部方式。“我们在人身上发现的生命形式在一切方面都是特殊的。尽管人在身体构造和行为举止方面与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人与动物在整体特性上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是旗鼓相当的。我们的每一肢体，我们的每一动作，都是这种特性的表现。我们对它无以名状，但却竭力以人类存在的一切现象将它充分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寻求了解人的生物因素，我们就会发现它不再只是生物因素。通过生物学手段去认识整个人类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直到最微小的细节，人同时是个生物实体，我们能够在生物学上认识人，即依靠分类的方法，对所有动植物生命进行调查研究。可是，就人而言，“在生物学上”具有广泛的含义，因为它包括把人同所有其亨生物区别开来的东西，包括人身上与不可计数的生物一致性和箱似性形成对照的不同因素。

既然把人的生物实体同精神实体分隔开来证明是不可熊的，我们必然会说:不可以把人想象为能够进化的动物种类，精神是某一天外加给他的新获得物。在生物学领域内，甚至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人必定是从一开始就跟所有其它生命形式都不一样。

人强行驯化动物，结果改变了动物的本性。以此类推，人们试图把人的生物特性解释为归化(domestication)的结果。不是人创造了文化，而是文化创造了人。假若这样，除了文化是怎么产生的外，单单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我们没有找到归化的普遍后果。波特曼已经注意到下面这些重要观点:(1)与驯化的正常规律不同，人在发展过程中脑量是增长的，而在驯化动物中，我们总是发现它们减少了脑量。

(2)人走向性成熟的过程大大延缓了，而驯化动物性成熟的提前是一项规律。

(3)人失去了于动物是很正常的一年一度的发情期，这被看作是人类归化的标志，但这种现象却同样在未驯化状态的灵长目动物身上存在。“这里，我们可能碰到灵长目动物的特性，这种特性更可能是文化发展的前提而不是其后果。”

(4)人没有毛，但这不单单是汗毛外套的消极丧失，而是皮肤感觉功能的积极增长。

尤其是，虽然人显示了某些归化的影响(如龋齿)，但它们并不决定人的特性。

早在史前，就有不容回避的问题:人的基本构成把人分为几大人种:白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

各人种本身全都是混合的，是在选择和变异中流动的人性形式。从一开始，各主要人种之间就都混杂起来了，在印度，如今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混杂，达到了难以再找到从前白人移民的纯种后裔的地步。在古代，白人和黑人之间极少通婚生育，这在近三个世纪内却变得更常见了。白人和印第安红种人的通婚繁育出大量人口。

纯粹的人种只不过是理想类型，在任何时期，严格隔离、没有变异和纯粹的人种在现实中表明是不存在的。推测存在绝对纯粹人种是个极端的观念。况且，史前看来已证实，还存在过另外一些人种。史前证明，不是一个原始人种演变成所有其他人种，也不是几个基本人种的多样性提供了人类整个进化的明确起点。在各种形式的沸腾的海洋里，我们看到，鲜明的分界线仅一时在表面上存在于突出的部位。它们并不绝对和永久。但是，谁也不知道人类在无边无际的史前的真正血统及变化，这完全可能永远也不得而知。

(二)史前的成果

我们不知道产生人类的历史时刻，没人知道构成人类形成过程的精神步骤，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关于它们的结果，除此而外，就必须从结果去推断。我们探询史前的基本因素，它们使人成为具有自己世界的人类。我们查看，在危险和冲突的情形下，人的恐惧和勇气指引他完成了什么样的创造发明，人对父母与生死的态度及两性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在这些基本因素中，我们或许能列出以下各点:(1)火和工具的使用。在我们看来，人若没有这两样东西，恐怕难以成为人。

( 2)语言的形成。动物通过无目的的表达方式进行联系。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推测客观世界的意义，这只被人所认识和传授，人的思维和言语与此有关。

(3)人类歪曲自己的独特方式，如通过宗教的禁忌戒律。不能完全自然地生活和通过艺术来表现自己，是人之本性。人的本性是他的人为性。

(4)群体和共同体的形成。人类共同体从根本上与本能的无意识的昆虫王国不同。与较高级动物中存在主从地位的情况及其群体构成相比，人类共同体的建立是以自觉的意图为基础的。

直到国家形成前，人类社会生活似乎还以一种只是人所特有的现象为基础:通过强有力的团结战胜性嫉妒。在动物中，要么存在完全临时性的群体，它们在每次发情季节出现分裂，要不就存在由大多数无性成员组成的持久的群体。只有人类才能够不放弃性生活而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友好团体，他们之间非常丰富的作用力使历史生活成为可能。

(5)贯穿神话的生活。我们无法知道，神话中的形象描绘是怎样首次对生活打上印记，又是怎样对整个求生之道，对家庭、社会、工作和战争发挥重大影响。我们可以对这些形象描绘无限止地进行解释，可将其含义无限止地提高，然而它们只不过是孕育了对上帝和自我的意识，提供了安全和确信。在历史之初以及往后，人类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作为巴霍芬幻想之基础的证据在历史上或许是可疑的，或许可以证明它们作为纪实的传说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在普遍概括、尤其在许多内容方面，它们都包含了极重要的真理。

五、史前之全貌

在无以数计的时代和时间的段落里，人类遍布了全球。当人类向四处扩散、在有限的地区里无止境地分裂时，某种包容一切和构成整体所必不可少的特点产生了:难以察觉的人种繁殖，语言和神话的形成，移民迁居和技术发明悄悄地传播。这是一个巨大而缓慢的过程。这一切事情都是在无意识之中进行。人虽然已经成为人，但仍紧紧地附属于自然。

人类的联合是与他们对其他人类的联合的注视而一起产生的。人们相互认识观察。人类的扩散在冲突中逐渐合在一起，它开辟了形成更大的团体的道路。这是向历史的过渡，它以文字记载而明确开始。

史前是个庞大的实体，因为人在史前出现了。然而，它是一个我们基本上不了解的实体。不过，如果我们试图通过认识我们是来自何处的，来回答我们人类实际上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就不能深陷于史前之谜而不拔。这个难解的谜对我们非常具有吸引力。由于我们的无知，它也不断地使我们失望。

六、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的构成部份吗?

关于人是否是一个整体的构成部份，以及用什么方式能使我们断定人是单种系起源还是多种系起源，史前可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提供一项答复。

人类有许多人种。这些人种是一株基干上的分枝，还是从前人类生命独立地发展而成?后者意味着人类形成有几种不同的原因。所有事实都赞同人类是单种系起源，而反对人类是多种系起源。

首先，在美洲找不到早期人类遗体的事实提供了线索。一定是亚洲移民在史前晚期从北方渡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定居。总之，虽然印第安红种人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但看来没有一个人种起源于这块大陆。

其次，所有人种都具有通过杂交生殖而能够轮流繁殖后代的能力，为单种系起源提供了生物学的理由。当与动物相比较时，所有人种的生命主要特征在精神上的一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同人类最不一样的人种之间的差异相比，人同动物之间的差距要大得无可估量。和人类与动物的差距比起来，一切人之间存在着最密切的姻亲关系。我们之间的巨大分歧，性格差别，因相距遥远而互不理解，不共戴天的敌意的爆发，在精神病患者中或纳粹集中营中发生的可怖而未记载的蜕变——这一切都是真正姻亲关系所造成的令人痛苦的结果，这种姻亲关系已被遗忘，或者我们再也不能找到一条认识它的途径。

在人类的单种系起源或多种系起源方面，我们要作出有经验根据的判断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对人类生物学的起源一无所知。因此，人类的统一起源是一个思想而不是由经验拓开的现实。

对上述所有证据的答复是:人类内部的相互关系基本上不在于他们的动物学结构，而在于他们能相互理解，他们都是由意识、思想和精神而构成的这一事实。人类当中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而一道鸿沟将人类同最接近他的动物划开。

因此，我们不能从经验调查推断出人类的统一和人类存在着一致。哪怕经验调查给予我们某些线索，我们也不能以经验调查来驳斥人类的统一和一致。在最终分析中，人类起源是单种系还是多种系并不是决定性的论据，我们在此讨论的是对人类统一性的信仰。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的统一已发展为人类构成的组成部份，把人类与动物分隔开的鸿沟成了它的先决条件。

对人类一致性的信仰与将这一信仰变为现实的意志是形影不离的。人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且达到这种程度:他不再把自己的同伙仅仅看作是自然之物和一种手段。他把体验自己内部本质当作一种职责。这种责任感在他的现实世界中渗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变成了第二自然。可是，它完全缺乏自然法则的可靠性。食人肉的习性结束了，但它能够在任何时候再度发生。历史上发生过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当人们认为它是不可能再发生之时，它又以空前规模发生了。人性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人类的一致性，它在自然法则和人类法则的照耀下，不断被背弃，又永远重新提出它的要求。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对古代人成功的理解中，获得人类的特殊满足以及要求把人当作人来理解的道理。这正象伦勃朗【(Rembrandt, 1606-1669)，荷兰大画家。一译注】画一个黑人，或者象康德所指出的那样，绝不能把人的生命完全看作是一种手段，而永远要把它当作其自身的目标。

第四章 古代历史文明

一、概要

三个最早的文明几乎同时地在地球上三个区域产生了:首先是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的苏美尔一巴比伦、埃及和爱琴海世界;其次是公元前3000年以前雅利安印度河文化，它与苏美尔人有些联系，它的首批发掘物即将重见天日;再者是公元前2000年(甚至可能更早)的古代中国，我们只能从其后代的追忆和寥寥无几的有形的遗迹中捕捉这古老世界的微光。

在古代文明时期，整个环境立即变得跟史前不同。那再不是一个沉寂的世界，人们用笔录文函相互对话。一旦我们学会识辨他们的手稿和语言，他们就能对我们说话。他们用建筑物说话，国家的存在与组织团体是大动土木的先决条件，他们用艺术品说话，艺术品隐藏的含义对我们来说毫不熟悉，然而其形式却意味深长。

然而，这些文明缺乏奠立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我们在描述轴心期时对它已进行过略述。墨西哥美洲文化的繁盛期虽然晚了几千年，但却能与古代文明媲美。它们尽管在时间上处于轴心期之后，但是同样缺乏轴心期所带来的一切。在源自轴心期的西方文化完全出现之前，它们消亡了。

在从大西洋经过非洲、再由阿拉伯伸展到亚洲腹地的沙漠地带，除了许多小绿洲外，还有尼罗河平原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平原这两大流域。按照文件和遗迹的完整顺序，可以把这两个区域的人类历史追溯到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更早的时候。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3000年存在的事物，可以从遗迹推测出更加早得多的存在物。在中国，我们看不到多少公元前2000年前的东西，而只有公元前1000年清楚详尽的记录才是有用的。印度的发掘展现出一些公元前3000年具有高度文明的城市，但那时它们仍然处于孤立之中，几乎看不出它们同后来公元前2000年末期开始的印度有什么联系。在美洲，一切都晚得多，都在公元元年开始之后。由于发掘，欧洲提供了史前存在物的证据，它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的自主(autonomous)文化，但它并不包含那种其特有外貌就能够于今天强烈地感染我们的力量。我们之所以对它感到兴趣、被它吸引，仅仅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史前所在地。

希腊人和犹大人知道晚期阶段的埃及和巴比伦文化，他们生活在这些文化的范围内，关于这些文化的回忆录成了西方传统的一部分。但只是在今天，对他们语言文字的发掘和破译，才把他们从几千年前活生生地带到我们面前。最后，只不过在最近几十年当中，我们才通过出土文物逐步了解了印度河文化。在当代印度民众的记忆里，早已完全不存在这一文化的影子(它的文字符号尚未被破译)。中国文化传统在公元前2000年和更早的时期奠定了它的理想基础。发掘工作只发现了少数几处遗迹。

二、什么事件开创了历史？

我们询问:历史以什么实质性事件而开始?或许下列事件是最基本的:(1)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黄河的河流管理及灌溉的组织任务加强了集中、行政机构和国家的形成。

(2)文字的发明是这种组织的必要前提。苏美尔人(据赫罗兹尼【(Hrozny, 1879-1952)，捷克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曾破译楔 形文字赫梯语。—译者】)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创造了文字，在埃及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中国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菲尼基人在公元前1000年才发明了字母文字)。在这方面，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即文字发明是否可以追溯到同一起源(苏美尔人)，或者是否是在几个地方独立地发生。文字对管理是必不可少的，这使掌笔杆子的人获得了社会统治地位，他们形成了知识贵族。

(3)各民族的产生。每个民族觉得自己是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神话形体。

(4)后来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的世界帝国。通过统治所有周围国家和统治游牧民族本身来防止游牧民族对文明国家的不断袭击，是产生世界帝国的起因。最先崛起的是亚述人和埃及人的世界帝国，接着是波斯人新形态的帝国;在这之后，印度人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它或许以波斯帝国为模式，最后是华夏帝国的形成。

(5)在这些文明已经发展之后，作为它们转变的一个因素，马开始被用于牵引战车或者当乘骑。马使人不受土地的束缚，赐予人以空间和自由。马用新颖优良的作战技术把人装备起来，并带给人一种统治的精神，那是与对马的驯服和控制、骑手和征服者的勇气以及对动物之美的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开创历史的事件继续导致更深的问题:当人类从非历史性进入历史时，他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历史的人类生命的特殊因素是什么?同史前相比，历史过程及基本特征是什么?我们希望从人类生命的内核中取得答案。这不是外部事变，而是我们想要了解的人的内部转变。

在历史之前，进行着一个主要由人类同自然共同分担的自我转变和形成的过程。从纯粹的事件到历史的飞跃也许被描绘为:(1)意识、回忆和精神收获的传递使人类不再只是当代人。

(2)具有各种意义和达到各种程度的合理化及技术，使人类摆脱了为满足和维护其生命需要而产生的对身边环境的隶属。

(3)作为统治者和圣贤而为大众仿效的人物出现了，广大民众无不目睹了他们的行动、成就和命运。这是使人们走向自我意识和不害怕神灵的第一步。

虽然历史的后果是状况、认识及生命内在含义表现的不断变化，但我们感到: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文化传统各方面的内在联系和普遍交往是可能以这种方式存在的，这确实是需要的。

人类为什么发生了飞跃?当他飞跃时，他既不期望也不知道，他这样做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其它一切生物的特殊结构都是完善的，都是立即受到限制的，然而人的潜力却毫无止境，他没有获得完美的存在形式，他也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一步。那生来就潜伏在人身上的一切，一定象历史的种子一样，在史前就已经在萌动着了。当历史开始时，它们强有力地破土而出。

我们可以把导致历史的人性所造成的飞跃，想象成人类遭遇的灾难。人的堕落和外来力量的入侵那种不可理解的事情发生了。历史可以是一场壮观而短暂的烟火轮的熄灭过程。在初始发生的，还会颠倒过来再发生。人类最终将回复其史前存在的极乐状态。

要不然，这种飞跃就是人性的伟大天赋。事实是人实现了飞跃，这是人类命定的盛期，是人类通往获得前所未有的体验和驱使人类走出不完善状态的上升之路。通过历史，人类变成了努力超越自身的存在。直到历史开始时，人类才着手完成这项高级任务。无人知道它将把人类引向何处，甚至灾难苦痛都能赋予它以猛烈之势，只是随着历史的开始，人才真正成为人:(1)人从一开始，作为他本质部份的潜力之流就涌动着，但只是到进入历史运动时才充分丰富地表现出来。在历史运动中，它们得到启发、检验和提高，它们被失落、铭记和重新浮现。它们需要合理化。合理化本身不是基本因素，但是表明起源和最终目标的媒介。

(2)随着向历史的飞跃，时间的短暂被意识到了。世界万物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并且必定消亡。只有人懂得自己的死亡。在对这临终情景的畏惧退缩中，人感受到时间的永恒，感受到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历史性，以及时间的流逝。人的历史意识逐渐同他对永恒的认识一致起来。

(3)历史是代表杰出的个人的不断推进，各个杰出的个人号召其余的人追随他们。凡是听到并理解他们的人都加入了他们的前进运动。但历史同时依然只是事件，不断地随大流而行，在此之中的那些号召是徒劳的，榜样得不到仿效，似乎巨大的吸引力屡次三番地拖住了上升的潮流。广大民众的惊人力量及其平庸的品质，窒息了一切与他们不一致的东西。民众当中的任何东西，若未能成为他们自己的天性，未能通过这一重要意义而赢得生存的权利，未能唤起民众的信仰，那就必定灭亡。历史仍是未定的，它只能由现实本身而不能由思想来决定。历史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是:处于上升潮流中的历史是否是两个非历史状况间的一段插曲?或者，历史是否是向各种深度的突破?如果它是后者，它将以其整体、甚至以无穷灾难的伪装来进行引导。它将导致形影不离的危险和不断的失败，导致上帝通过人类而逐渐显露，导致人类在我们不可能预见其限度的上升趋势中，自己掌握我们不可能预知的潜力。

三、古代文明之间的相似性和多样性

各种类似的基本特征——大规模的组织，文字，知识阶层( the scribe class)的社会统治地位——造成了人类的类型。人尽管具有更高雅的文明，他对自己还是有些不了解。工业技术合理化的特殊形式与这种缺乏真实反映的无意识是一致的。

在庞大的共同体中，关于存在的感性形象使一切都陷于困境，公认的秩序紧紧抓住了一切。生活就是毫无疑问地原盘照收，或者依样画葫芦。除了少数几个深深动人的最初步骤以外(这些微弱的觉醒没有结出果实)，神秘性的宗教认识把人类的基本问题都埋藏起来，而不是让永不满足的探索把这些问题挖掘出来。在埃及，特别是在巴比伦，关于正义的思想造成了强有力的开端，但是没有明确提出关于意义的问题。仿佛这问题还未提出，答案就有了。

条件与条件、发展与发展的相似使我们寻求共同基础。在所有时期，工具和思想缓慢地传遍地球表面，任何新的发明都促使我们去寻找其扩散的中心。这就导致了一种假设，即幼发拉底河岸的苏美尔人具有基本的世界性的重要性，决定性影响从他们扩散到埃及，并远达中国，而这种影响的重要性比能证实的还要多得多。人们提出了西库尔斯坦和里海周围某处存在亚洲文化中心的无把握的假设。他们认为，当地球表面比较湿润时，那里是一个繁荣的文化区域，而当天气干早起来时，那里就有一个朝四面八方的大迁移。这一大迁移导致了从中国到埃及的整个欧亚大陆各种文化的建立。可是，如果我们注视史前的空白，我们就找不到这一假设的基础，它是要以令人信服的经验上的证据证实的。

无论如何，各种古代文明间的着异也是相当大的，我们感到，各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精神。中国只有神话的雏型，数量有限的关于宇宙秩序的先验概念，以及天人合一的生动的自然观。美索不达米亚有刚强坚定和充满活力的戏剧性，早期的吉加美士史诗有点悲剧性。在埃及，对生活各本质方面的宁静享受和对庄严宏伟之风格的崇高情感，与遮盖生活的强制性平均劳动的帷幕结合在一起。

语言的多样性一直深入到精神的根源。汉语同中国以西的语言不仅在词根、而且在结构上都如此根本不同，以至于难以想象它们是从一个共同基本语言派生而来的。假如有这种基本语言，那么导致那种不一致的过程就一定相当长久，以至于史前边缘的中亚文化根本不可能成为共同的根源。

这些文明与其继承者的关系也完全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希腊人和犹太人来说，这些文明是有区别的、互不相容的。他们认识它们，将它们保留在记忆中。他们察看它们，最初带着敬畏和惊讶，然后还带有轻蔑。后来的印度人对古代文化一无所知，他们把它们完全遗忘了，轴心期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继承人，在古老的文明中看到他们自己的往昔。他们代代相传，连续不断，他们没有生活在新时代的感觉(除非那是一个衰微的时代)，他们按照具有神话特征的理想化形态，把过去看作是一个在创造性幻想中展开的典范。

然而，那些古代文明缺乏任何特殊的历史运动。在最初的显著创造之后，比较起来没多少精神运动的几千年过去了，那是一个不断从中亚向外迁徙的时期，是征服与革命的时期，是各民族的灭绝与棍合的时期，以及不断重建只有大灾祸才能打断的古老文化的时期。

因此，层出不穷的事件就是对这几千年历史的描述，而这些事件还并不具有对人性有至关紧要的历史决定性的特点。

第五章 轴心期及其后果

我们以提前描绘轴心期的特征而开始写这本书，因为在我们看来，理解这个时期对于世界历史的整体观念是极其重要的。

假如我们关心哲学史，那么轴心期向我们提供了研究我们自己思想的最富有成果和最有收益的领域。

我们可以把轴心期称作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间歇、因自由而暂停和导致最清醒的意识的深呼吸。

一、轴心期前的世界历史结构

轴心期成了一种酵素，它将人性引进世界历史唯一的脉络中。对我们来说，轴心期成了一个尺度。在它的帮助下，我们衡量各种民族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

根据各民族对轴心期突破的反应方式，他们中间出现了一道深深的分界线，我们可以识别:(1)各轴心民族。那是些完成了飞跃的民族，这种飞跃是他们自己过去的直接继续。对他们来说，这一次飞跃如同是第二次诞生。通过它，他们奠定了人类精神存在的基础，以及所谓的真正的人类历史。

(2)无突破的各民族。虽然突破对普遍历史是决定性的，但它没有普遍发生。有些古代文明的伟大民族，他们早于实现突破的民族，甚至与他们同时存在，但却没有参与突破。他们尽管在时间上与突破一致，但内部却依旧不受其影响。

在轴心期，埃及和巴比伦文化虽然明显属于晚期形态，但仍很繁荣。它们都缺乏那种改变人类的反思的特性，他们没有在各轴心民族的影响下经历质变;它们对其生活范围外发生的突破不再作出反应。最初，它们是轴心期的前辈，保持着早先的样子:公共组织、社会生活、建筑、雕塑、绘画以及流行的巫术宗教等都是宏伟壮丽的。但是，后来它们慢慢地走到了尽头。它们外部隶属于新兴强国，内部也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化。这些古老文化传入波斯文化，后来又传入萨珊文化和穆斯林世界(在美索不达米亚)，或传入罗马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后来它们在埃及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

埃及和巴比伦文化对世界历史是有意义的，因为创立西方世界的基础的犹太人和希腊人能够看到它们，他们在学习它们、脱离它们和超越它们的努力中成长起来。然后，那些古代文化几乎被遗忘了，直到我们的时代才被重新发现。

我们虽然被埃及和巴比伦文化的壮丽所吸引，但它们缺乏突破所带来的一切，这造成了鸿沟，为此，我们不知怎么地感到同它们很疏远。我们同中国人和印度人远远比同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接近得多。埃及和巴比伦世界的宏伟壮观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所熟悉的首先只是突破的新时代。在短暂的开端中，我们看到了对后来引起我们惊叹的事物的预见。尤其在埃及，仿佛是突破就要开始，接着又什么也没产生。

有一个基本问题，它对我们关于人类历史的观念是极其关键的:中国和印度与埃及和巴比伦是并列的，并且实际上只是由于它们一直幸存至今，才使它们同埃及和巴比伦区别开来，还是印度和中国是由于共同参与轴心期的创造，才迈出了使它们跨越那些古代文明的一大步?我要重复我已说过的:埃及和巴比伦同早期中国及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文化可能是并列的，但在整体上却不会与中国和印度并列。中国和印度具有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地位，不仅因为它们存活了下来，而且因为它们实现了突破。我们要简略地看一下对此观点的研究和解释:这是个陈旧的论点，即与西方相比，中国和印度没有正史，因为正史意味着运动、内在性质的改变和新的开端。西方有各种各样文化的连续:首先是西亚古代文化，接着是希腊罗马文化，然后是日耳曼—拉丁文化。那里有地理中心、地区和民族的不断变更。另一方面，亚洲的情形持续不变，它改变自己的表现形式，在大灾难中垮掉，又在永远不变的唯一的共同基础上重建。这种观点导致一个概念，它把印度河和兴都库什山脉的东部描绘成非历史的稳定，把印度河和兴都库什山脉的西部描绘成历史的运动。因此，这两大文化地区间最深的分界线位于波斯和印度之间。埃尔芬斯通勋爵【(Mountstuart Elphinstone, 1779-1859)，英国驻印度官员，著有《印度史》一书。—译注】(黑格尔引述了他的话)说，欧洲人在到达印度河之前，可能一直认为他们是处在欧洲。【5】我觉得，这个观点来源于18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历史情形。埃尔芬斯通勋爵见到了他那个时代的环境，并且完全没有从总的意义上了解中国和印度，那时它们在下坡路上都已走得很远了。

印度和中国自17世纪以后发生的衰退不是象征着全人类的遭遇吗?避免陷回到亚洲的母体中去不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命运的问题吗?从亚洲母体中分娩出来的中国和印度也已经将自己抚养成人了。

(3)在轴心期以后的各民族。所有民族都被划分为在突破世界中有其基础的民族，和与突破世界保持距离的民族。前者是历史的民族，后者是原始的民族。

负责新兴大帝国政治建设的民族是马其顿人和罗马人。他们精神的贫乏在于突破的经验没有触及他们灵魂的内核。为此，他们虽然能够处在历史的世界，能够征服、管理、组织、获取和维持文明的形式，能够保护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但却不能够推进或加深对突破的体验。

这与北欧日耳曼人是不同的。诚然，北方同巴比伦和埃及一样，没有发生伟大的精神革命。北欧各民族在原始的沉睡中积蓄藏匿着。然而，当轴心时期对他们产生影响时，他们已经以我们难以客观理解的心态本质(黑格尔称之为北方精神)获得了自主的实体。

二、轴心期后的世界历史结构

自从轴心期以来，2000年过去了。世界帝国的合并并不是最终的联合。各帝国崩溃了，上述所有三个地区出现了一连串各国家间战争频仍的年代，民族迁徙和短暂征服的混乱年代。那是产生最高文化的新时刻，这些文化相继地迅速消亡。各新民族进入了这三大文化区域:在西方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在东亚是日本人、马来亚人和暹罗人。对于这些民族说来，他们都通过改变和占用传播给他们的文明，才在与这些文明妥协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文化形态。

日耳曼人在1000年前就已开始的人性革命中实现了共同参与，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执行其精神上的世界使命。他们同那个世界一发生联系，就在至今仍身处其中的欧洲日耳曼一罗马世界开始了一项新的运动。历史上又一次独特的现象开始了。古代再也不能取得的成就在那时产生了。人性最激烈的各种作用力，极端情景的光辉，在突破期开始、但在古代晚期几乎已奠定的一切，都在可能是更广的范围内，以同样的深度重新完成。这一次，突破并非是首次实现，并非是由北欧日耳曼民族自身的智慧来完成的，而是原先他们与外来传统相遇的结果。现在他们感到，那种本来是外来的传统，成了他们自己的传统。人类潜力开始了一场新试验。

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西方的新开端似乎惹人注目得多。和东方有时变得很弱的精神持续相并列，西方出现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金字塔、巴台农神庙、哥特式教堂——中国和印度展现不出这些在历史连续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现象。

然而亚洲无疑是稳定的，象我们的各族大迁移一样，中国和印度沉寂了数世纪。在此期间，一切似乎都在混乱中消失了，一切只是重新出现并造成一种新文化。亚洲——在印度和中国——也有文化顶峰和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的转移，有轮流承载历史运动的各民族。与欧洲的不一致不是根本性的。极大的相似继续存在着:轴心期的创造性时代之后是剧变和文艺复兴，直至公元1500年，当欧洲迈出其前所未有的步伐时，中国和印度却准确地同时进入了文化衰退。

一旦产生轴心期的突破，在突破中成熟起来的精神一旦被思想、著作和解释传送给所有能倾听和理解的人，突破的无限可能性一旦变得可以察觉，由于掌握了突破所具有的强烈和感受到了突破所表达的深度而跟在轴心期后面的所有民族，都是历史的民族。

伟大的突破就象是人性的开始，后来同它的每一次接触就象是新的开始。在它之后，只有开始展现人性的个人和民族才是在正史的进程之内。不过这种人性的发端不是藏匿的、精心谨守的秘方，而是迈入到光天化日之下。它充满了对交往的无限渴望，将自己展示给一切人，把自己暴露在任何检验与核实面前。然而、只有为它准备就绪的人才能了解它。在此范围内，它是个“公开的秘密”。凡是被它改造的人都苏醒过来了。

在理解和吸收过程中，新的开端产生了。意识的传递，可信的著作和研究成了必不可少的生活要素。

三、印欧语系民族的重要性

远古以来，各民族从亚洲涌向南方。苏美尔人就来自北方。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起，印欧语系的各民族进入了印度、伊朗以及希腊和意大利。在公元前1000年期间，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再次扰乱了南方的文化世界，并象游牧的蒙古人一度被中国控制一样，他们一度陷入被罗马帝国控制的困境。他们也是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此后是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迁徙时期，接着是突厥民族，然后是蒙古人。各游牧民族向文化区域持续不断的这种运动在几世纪前才停下来，其最终结局是游牧生活方式的停止。从18世纪一直到今天，来自南方的中国农民安宁地定居在蒙古，来自北方的最后的游牧民族成员被苏联人强迫定居。

在这些决定了整整数千年活动进程的游牧民族中，我们习惯不把历史优先地位给予印欧语的拥有者——虽然公道，但却是有限的公道。

在任何方面，古代文明都不是印欧语系民族的文明。赫梯人的语言类型显示出印欧语系的明显影响，但并未随之产生出任何实在的精神差别。

印欧语系民族过去与古代文明处于同一时代，但他们的确并未以著作、国家政权和文化传统展示出一个比得上古代文明的有组织的世界。但在他们那里，一定存在着一个不单单是语言共同体的世界。我们可推测到深奥的精神内容。例如，那种上帝—父亲的思想和对自然的特殊接近。

一个时代的周期性贯穿了历史。在各个时代里，往事被忽略、遗忘和落到视线之外，又与各个时代轮流交替地被重新认识、回忆、重建和重复。从那时起，复兴就在各方面一直贯穿了历史(奥古斯都时代，加洛林王朝，奥托曼的复兴，所谓狭义的文艺复兴，从1770年至1830年的德国人文主义运动，12世纪的梵语复兴、汉代的儒教、宋代的新儒教)。

然而，各印欧语系民族建立的文化对轴心期及此后几千年的西方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些民族——印度人，希腊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及后来的波斯人——从事着一件共同的事情:他们创造了英雄传奇和史诗，他们发现、形成和发展了悲剧精神。可比较的其他民族的创作——巴比伦人的吉加美士史诗，埃及人描写的卡叠什战役，中国的三国志——在情感上是完全不同的。印欧语系民族在决定印度、波斯和希腊的轴心期样式方面发挥了作用，但象犹太人和中国人那样对轴心期非常重要的民族却完全不属印欧语系。而且，各印欧语系民族建立的一切是以先前更高级的文化为基础的，它们通过与先前民众的混合及吸收外来传统而得到发展。

在欧洲，北欧日耳曼民族于公元1000年进入轴心期之后，觉醒过来了。在此之前，他们始终是个不曾被反映的实体，因此在观念上必然是模糊的。这个实体与在轴心期部分表现出来的力量相似。它需要那种相当晚的接触，使冲动的内容能够在北欧日耳曼民族中得到升华，北欧日耳曼民族自己也许并不理解这些冲动的内容。在新的精神创造中，人类一些特性得到了发展，它们从顽固不化发展为精神反叛、探询和寻求的运动，或从不可动摇的自我发展为以自主个体的存在为基础的自由个性。随着转变，一切作用力都被推向极点。正是在作用力中，北欧日耳曼人懂得了人类、人世生活和上帝的意义，逐渐认识到超然存在。

四、西方历史

(一)总貌。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不象西方历史那样，具有清清楚楚的分界线，它们不是阵营分明的对立面，也不是径渭分明的精神冲突。在这冲突中各种各样的内部力量及宗教倾向相互取代着。西方兼有东西方截然不同的特性，这不仅表现在它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区别上，而且表现在它自身内部的对立上。

西方历史可划分成如下几个时代:

直至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巴比伦和埃及的3000年历史。

从公元前500年延续到公元500年的1000年历史，它以轴心民族的突破及犹太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突破为基础。在此历史过程中，西方在意识上形成了。

大约公元1世纪中期，东西方出现分裂。接着，在大约500年的间隔之后，罗马—日耳曼民族的西方世界的新历史在西方发展起来了。它在公元10世纪左右开始，至今持续了几乎1000年。在东方，君士坦丁堡的帝国与文化连续不断地维持到15世纪。在与欧洲和印度的不断接触中，伊斯兰世界构成了当代近东的东方。

在这数千年变迁中，西方世界以中国和印度所不了解的方法，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步子。它不怕激烈的决裂和突然的跳跃，把彻底性引入了世界。导致多种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在印度和中国可能并不少，但是在那里，这种分化没有在斗争过程中变成社会和文化实体所采取的各种形式间的三维对照的基础，没有变成一个世界的历史结构。特殊的构造在这个世界结构里能产生发展一种势将整个总体冲决为碎片的能量和密度。

(二)基督教轴心之意义。对于西方的意识来说，耶稣基督是历史的轴心。以基督教教会为形式的基督教或许是靠人类精神发展起来的最庞大的最高级的组织形式，其宗教动力和前提来自于犹太人(从历史观点看，耶稣是一系列犹太先知中的最后一位，他是他们意识的连续);其哲学广度和思想的启发力量来自于希腊人，其组织活力和控制现实的智慧来自于罗马人。这些因素混合形成一个整体，无人对这个整体进行规划。一方面，它是罗马帝国宗教信仰调和世界的异常复杂的终端产品，另一方面，它是由新的宗教和哲学观念所发动的(其最重要的代表是圣·奥古斯汀)。这个教派表明自己能硬把矛盾的因素合为一体，能吸收至那时为止明确陈述出来的最高思想，并以可靠的传统保护它的获得物。

可是，在历史上，基督教的内涵和现实是晚期产物，人们把基督教看作是未来的母体和起源，这导致了在分析西方历史观时有利于晚古现象的转变，印度和中国也产生了类似的转变。整个中世纪，凯撒和奥古斯都、维古尔、法官狄奥尼西【(Dionysins,1402/1403-1471)基督教神学家，神秘主义者，加尔都西会士，尼德兰人。他关于教会改革的著作和《圣经》注硫，在16世纪流传甚广。—译注】和圣·奥古斯汀要比梭伦和伯里克斯【(Pericles)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鼎盛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更加受到尊敬。晚古从未在整体上而只是在各种各样零敲碎打的重新发现中转向真正的初始轴心。例如，在中世纪已有对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评价，18世纪末有新教运动对预言性宗教之深奥思想的更新和德国人文主义对希腊精神的重新体验。

西方基督教的方式对欧洲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变成是决定性的了。我们用比较的观点来揭示这一点。在公元3世纪以后，完全教条化的宗教成为政治统一的因素。自224年起，伊朗宗教成了萨珊王朝的支柱;自君士坦丁大帝【(280?-337)，罗马皇帝，306-337年在位。—译注】时代起，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支柱;自7世纪起伊斯兰教成了阿拉伯帝国的支柱。与古代文化交流比较自由的世界相对照，人性世界的分裂在那时扩大了。同时，战争成了宗教的战争，如拜占庭和萨珊人之间的战争，拜占庭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后来西方各国与阿拉伯人的战争，再以后的十字军战争。在这个世界里，经过改造了的拜占庭基督教与其它所有的教条主义宗教相去不多，拜占庭或多或少是个神权政治的国家。西方的情形不一样，这里宗教的要求虽然相同，但因为教派斗争没有使它们付诸实现，所以精神生活在西方不仅没有展开，而且还成了一种反对世界强国的自由因素。基督教在这里培养了甚至正是教会仇敌的自由。伟大的政治家们是虔奉宗教的，他们不仅要实现权力政治的过渡计划，而且要用社会精神和宗教填满国家和生活的各种形式。他们的这种意志力量是中世纪以后西方自由的主要源泉之一。

(三)西方的文化连续性。尽管有非同寻常的破裂、毁灭和显然是总体的衰败，西方从未丧失其文化连续性，它至少有维持了数千年的明确的概念形式、修辞、单词和惯用语。凡是在同过去的意识联系中断之处，就有一定程度的事实连续保持着，并于后来又在意识上与过去的传统联系起来。

中国和印度总是在延续它们自己的过去时存活。另一方面，希腊则超出了它自己的过去，在延续东方异国的过去时存活。北欧月耳曼民族在延续最初与其毫不相干的地中海世界的文化时存活。西方占用、研究和改变了外国的来源，在特定的时刻，它将其自身的创造力输入到从外国来源接收过来的连续性中去。西方以这种方式形成其特点。

西方首先以古代晚期将基督教及古代传递给日耳曼民族的那种形式，在基督教和古代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然后，它回过头来，一步步挺入到《圣经》的宗教根源和希腊的基本精神根源中去。

自从西庇阿时代【(Africanns，公元前236-183)，古罗马共和国名将;小西庇阿(Aemilianus，公元前185/184-1.29.)罗马名将。—译注】以来，人文主义成了文化意识的一种形式，它变换曲折地贯穿了直至今天的西方历史。

西方为自己创造了两种普遍性文化结晶，文化由此获得了延续发展的生命力:罗马帝国和天主教教会，它们结果都构成欧洲意识的基础。欧洲意识虽然似将不断地分裂，但总是在反对外来威胁的重大任务中重新形成，尽管这种形成并不可靠(如在十字军时代及受到蒙古人和突厥人威胁的时代)。

然而，文化一元形式的倾向并不象中国儒教中大量发生的情况那样，致使精神生活变成了静止干瘪的木乃伊。西方有不断的突破。在突破中，各种各样的欧洲民族轮换地拥有其创造时代。然后，从突破中，欧洲整体获得了它的生命。

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的时期将自己想象为古代的复兴，德国改革以后的时期把自己想象为基督教的重建。其实，结果二者都成为对世界历史轴心的最深刻的认识。不过，它们首先也都是新西方世界的最早产物。在获得那种认识之前，它们已经以日益增长的活力开始了。世界历史从1500年至1830年这一段时期，在西方是以其大量特殊的个性、不朽的诗篇和艺术作品、最深层的宗教动力以及在科技领域的创造而著名的。这段世界历史是我们自己精神生活的直接前提。

第六章 西方的特殊性

在古代的数世纪里，欧洲的历史意识将前希腊人和前犹太人的一切都视作异物，把它们贬低为纯粹的历史序曲。它将地球上所有处在其精神世界外的人都置于人种学的广泛领域，并把他们的创作收藏在人种学的博物馆里。这种很早以前就被纠正了的盲目性，实际上倒是包含了一种真理。

在轴心期，区别己经存在了。那时，当岔开的发展路线尚未将从中国到西方的各种文化地区分开时，这些地区已经存在着最大的相似性。尽管后来有那种道路分离，但直至1500年，各大文化区域间仍有一种相似性。

可是，在最近几个世纪里，一种在本质上于各方面都是新颖的独特现象出现了:科学及其技术后果。自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以来，没有一个事件象它那样里里外外地彻底改变了世界。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与冒险。我们在技术时代生活了刚刚一个半世纪，这个时代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才获得了充分的统治地位。这一统治现在正增强到其限度是无法预见的地步。至今为止，我们只不过部分地认识到这惊人的后果。现在，整体存在的新基础不可避免地奠定了。

科学技术的根源与日耳曼—罗马民族一起奠定。由于科学技术，这些民族完成了历史的突变，他们开始了真正世界性的、全球的人类历史。只有这些民族，才仍然能在决定人类命运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使科学技术成为自己所有，并因此而承担了对人性可能造成的危险。人性是与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西方创造了科学技术，我们就面临这一问题:这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发生在其它两大文化区域?轴心期期间，西方可能已经存在某种特殊因素吗?它们只是在最近几世纪的进程中才产生那些影响吗?那最终在科学中显示自己的东西，在轴心期已经作为胚胎而存在了吗?西方有某种特殊性吗?只在西方出现的发展是焕然一新和脱胎换骨的，其根源一定在某种更全面的原则之中。这一原则不可能被理解，但也许存在着指明西方特性之性质的某些线索。

(1)单单地理上就有巨大差异。同中国和印度封闭的大陆疆土相比，西方因其地理环境的极其多样化而形成特点。它分成半岛、岛屿，有绿洲点缀的沙漠区，地中海气候地区，北部高山区和比较起来要广阔得多的海岸线。与西方丰富多样的地理划分相似的是民族和语言的多样性。在此，每个民族和每种语言轮流地接替充当行动和创造的主要角色。通过这些，它们创造了历史。西方的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描绘了独一无二的画面。

除此之外，我们有可能用一系列典型特征来概括西方的精神特点:(2)西方懂得政治自由的思想。希腊产生了一种自由，它虽然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但没有在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出现过，自由的人们忠贞不渝的兄弟关系，胜过自称正将幸福带给各民族的极权主义组织的普遍专制。以这种行动，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按照这种政治意义，中国和印度对自由一无所知。

从那时起，从我们西方历史中闪耀出一种光辉，它也是一种要求。从6世纪往后的时期是西方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当时，希腊思想、希腊人和希腊城邦的自由出现了。然后在波斯战争中，它证实了自己，并达到其虽然短暂、但却是成熟的盛期。它不是普遍的教士文化，也不是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之子，歌手，善弹琴，他奏的音乐可感动鸟兽木石，故为音乐鼻祖。—译注】的神秘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而是自由国家的形成。它构成了希腊的社会精神，把巨大的机会和危险赠给人类。自那时起，自由的可能性就在世界上传布开来。

( 3)不停地追寻着本身进程的理性，坚持使自己面对合乎逻辑的思想和经验事实的说服力，而经验事实能使世界上所有人都信服。和东方相对比，希腊理性包含一种奠定数学和完美的形式逻辑之基础的一致性。随着中世纪结束，现代理性显然变得与东方所创造的东西不一样。在这方面，科学研究由于批评界的作用，开始迈入一条无尽头的道路。这条道路使科学研究能在特殊事物中有所明确的发现。整体的不完善永远与特殊事物共在。人们试图通过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的合法决策，把最大程度的预测施加予社会日常生活。经济事业的准确计算决定着每一步进程。

可是，由于同样原因，西方感受到了理性的限度，而清晰的理性具有世界其余区域所不了解的力量。

(4)犹太先知、希腊哲学家和罗马政治家，决定性地永久获得了完全的个人自我中心的意识本质。

可是，自从诡辩家的时代以来，这一情况也有可能使西方脱离自然母体和人类共同体而进入空无。西方人在最高自由中感受到虚无的自由的限度。在最明确的自我中心，他体验到，他所获得的赠品，恰恰是他在纯粹自我的错误认定中，想象他能归于其本身来源的东西，就仿佛人是开端和创造者一般。

(5)西方人不断面临一个他不能回避的现实世界。

诚然，象其它大文化区域一样，西方懂得人性的两重性。一方面是放纵的生活，另一方面是非尘世的神秘主义;一方面是魔鬼，另一方面是圣徒。不过西方依靠寻找通往塑造世界本身的道路，努力使自己摆脱这种两重性。它不仅盯住理想王国的真理，而且去实现这真理，通过理想使现实本身获得提高。西方以独特的力量懂得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人必须形成他自己的世界。人感到了这个世界的现实意义，那就是从人类世界的内部和外部来完成认识、沉思和了解的永无止境的任务。这世界绝不可以被忽略。西方人是在这世界之内而非在其之外找到了他的信念。

这就使西方人能够以

这样一种方式体验世界的现实，即用无法解释的深奥意义来认识灾难。悲剧精神同时成为现实和意识。只有西方才懂得悲剧。

(6)象所有文化一样，西方意识到一种普遍原则的形式。但是在西方，这种普遍原则并没有凝结成一种限定的制度和观念的固定教条，也没有凝结成在种姓制度与和谐秩序之内的生活。西方决非变得稳定起来。

在西方，突破普遍原则的是“例外”，它正是产生无限的西方推动力的动力。西方给例外以活动的余地。它经常容纳绝对新颖的生活和创造的模式，然后，恰恰能从根本上毁灭新模式。人性达到了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的高度，可能几乎谁也达不到这高度。可是，象高耸的灯塔一样，这些高度给西方提供了多维的方法。西方之所以永远的不安宁，不断的不满足，不能对任何一种完成感到满意，其根源就在这多维的倾向性中。

因此，在显然是偶然的情况下，生命突然在那里勃发，那是一种看上去仿佛是不可能的极罕见的可能性。当犹太人无能为力地处在两个交战帝国之间、被交付给无法反抗的强国时，当他们的世界在政治上崩溃时，犹太人的预言宗教产生了。以类似的方式，处在政治强国势力边缘的日耳曼文化和冰岛人的社会精神在对强国统治的抵抗中发展起来。

(7)然后，西方通过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各种《圣经》的宗教，以宣称独占真理的形式，发展了相反的极端，这与西方的自由和无限多变性是相反的。只有在西方，独占真理的全部要求似乎才是一项连续不断地贯穿了此后整个历史进程的原则。

然而，到后来，非常重要的是，虽然这种要求独占真理的劲头向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活力，但它同时被种类繁多的《圣经》教派的分裂及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分歧所束缚。对唯一最高权位的要求冲撞着以其它姿态出现的相同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导致狂热，而且还引起了不可阻挡的不停探询的运动。

事实恰恰是并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最高权位，而国家与教会却相互竞争，都要求拥有全部统治权，它们经常只是在需要妥协时才放松这种要求。正是这一事实，通过它所不断造成的精神作用力和政治作用力，或许能把它高度的精神能力、自由、不倦地探询和发现以及经验的广度给予了西方。这与从拜占庭到中国比较不受作用力影响的一切东方帝国的一致性形成对照。

( 8)西方是一个永远把自己引向一个普遍原则、但不被任何普遍原则封闭起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例外是进行突破并赢得承认的真理，由历史信念表现出来的对唯一真理的要求，把这两种现象都纳入己身。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那种作用力必然把人带向精神的最终目的地。

因此，西方具有不屈不挠的特征，即决心把事物带到极端，把它们连最后一个细节都详尽说明，让它们处于非此即彼的地位。所以，这种决心就造成了对基本原则的意识，在头脑最深处设立了战线。

这种决心在具体的历史作用力中得到表现。在西方，几乎一切活动着的东西都被推入到各种作用力中去。例如，在基督教与文化之间，在国家与教会之间，在帝国与各民族之间，在罗马民族与日耳曼民族之间，在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在神学与哲学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作用力。西方人觉得，在任何一个方面他都没有站在完全坚固的地面上。他提出要办到的任何要求都马上受到疑问。

(9)这个作用力世界或许是前提与结果的互为一体，这种情况除了在西方那种特征丰富的自主个性中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些个性从犹太先知和希腊哲学家起，经由伟大的基餐教徒，一直延续到16到18世纪的著名人物。

在西方的发展进程中还有一个基本的卓越的因素:永不结束的运动中的个人之爱和无限的自我启发力。开放、无限反省和精神的标准在西方产生了，它们第一次使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丰富含义和真正的理性王国发射出光芒。

西方逐步认识到它自身的现实。它没有造成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人类模式，而是造成了许多对立的模式。没有一个人等于一切，每一个人都有其位置。每一个人不仅需要和其他人密切联系，而且也需要同其他人相互分离，因此无人可以要求整体。

第七章 东方和西方，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

将中国、印度和西方的三种历史运动并列置放时，我们忽视了欧洲人惯于否定自己的卓越。我们在前面章节对欧洲人的自我意识作了概要说明，没有一个欧洲人可以将它抛弃。

欧洲的发展路线单独地通到技术时代，这给予整个世界以一种欧洲的面貌。此外，思想的理性模式变得无所不在，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那种卓越。诚然，中国人和印度人也感到自己是真正显示人类特点的民族，并以不亚于欧洲人的信念坚持认为，他们的卓越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如果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中心，它们的实际情况看起来也并不完全相同，因为似乎只有欧洲通过实际成就证实了它的卓越。

从希腊时代以后，西方就开始在东方和西方的精神对立中建立起来了。从希罗多德起，人们就意识到了西方和东方的对立，它们是永远以崭新形式再现的永恒对立。只是由于这种意识，对立才完全变成真正实在的东西，因为一个事物只有在人认识了它之后，才在精神意义上成为一种现实。希腊建立了西方，但却是以这样的方式，即只有当西方目不转睛地注视东方和面对东方时，它才继续存在。西方理解东方并脱离东方。它把东方文化的各项因素接收过来，将它们一直重新改造到成为它自己的文化为止，西方投入到东方的斗争，在斗争中，时而西方占到上风，时雨东方占到上风。

这并不是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简单对立。上述情形要用中国人、埃及人和印度人与其他民族间基本类似的方式来描绘。当西方脱离东方时，东方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依然是一种平稳的令人钦羡的力量，是一种西方可以学习的力量，它对西方产生一种富有魅力的吸引力。

我们可以把这对立解释为每一种精神现象都要遇到的自我分裂的形式。只有当精神逐渐在对立中认识自己、在冲突中发现自己时，它才苏醒过来，开始活动，才变得硕果累累和向上奔涌。然而，我们在此面对的是历史的对立，既不能将其内在含意缩减为一个普遍形式，也不能用有限的词语完全限定其内容，它就象是一个贯穿各时代的深奥的历史之谜，最初的对立在五花八门的更改中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活力。

希腊人和波斯人，罗马帝国分裂为西方帝国和东方帝国，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基督教世界，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欧洲和依次分裂为近东、中东和远东的亚洲，都是对立采取的连续的形式。在对立中，各文化和各民族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这种对立始终是欧洲构成的因素，而东方只是把这因素从欧洲那里接收过来，用欧洲的观念理解它。

现在，客观的历史分析虽然揭示了西方在世界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首要作用，但也发现了西方的不完善和不足，这使西方总是自然而然地和得益非浅地询问东方:我们在彼处将找到我们的什么补充?什么是我们所错过了的、而在彼处成为现实和真实的东西？什么是我们的卓越的代价?

西方无疑拥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它追溯到最遥远的时间。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拥有比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更早的历史，在最近几个世纪里，西方将其特征赋予整个世界。在西方的历史和创作中，有最丰富和最清楚明白的表述，有崇高的精神斗争，并有可让读者一睹伟人风采的最大量的绘画肖像。

从上述观点查看事物时，我们要询问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东方，我们可以找到什么基本开端，诸如科学、理性的方法、个人自我中心、国家生活或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秩序等各种各样的西方成就?接着我们寻找与西方具有同一来源的东西，并询问它为什么从未在东方充分展开?

我们受到下列意见的影响，即在亚洲实际上找不到任何新东西。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我们都已了解，它们除了强调一下外没什么差别。这无疑是欧洲人典型的傲慢，它致使我们把那个不同的世界仅仅看作是古玩。我们要么接受这一种观点，即东方产生的观念与西方以比较清晰的形式产生的观念是一样的，要么屈从于另一种意见，即我们只能理解东方从我们这里接收过去的、在那里没有根源的东西。

不管怎样，只有当我们这样询问的时候，亚洲对我们才变得非常必要:任凭欧洲有一切卓越，西方仍感觉不到的是什么?我们所没有的和极其关切的要在亚洲找到！我们从那边得到的问题深深地存留在我们脑子里。我们为我们所产生和实现了的东西、为了我们的发展而付出了代价。我们决非走上了通向人类自我完善的路途。亚洲对我们完善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有的东西在我们内部埋藏和隐蔽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在起初对我们是非常陌生的世界里反映出来的东西，它就决不会在我们的意识中浮现。纵然我们只能从自己优越的地位，靠认识自己是什么来理解它，但我们也许仍能辨认它。当蛰伏在我们内部的东西活跃起来时，我们应该通过在它内部扩展我们自己来理解它。还有，中国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哲学史的多余的重复，也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从中可以研究有趣的社会学效果的现实。相反，它是某种直接使我们关切的东西，因为它对我们还没认清的、我们的人性潜力进行估价，并把我们带进与另一种人性的真实起源的联系中去。这个人性实际上不是我们的，然而可能是我们的，它是不可替代的历史统一体。

西方文化与世界历史之封闭圈理所当然的平衡就此被打破了。我们再也不能忽视伟大的亚洲文化世界，把它当作由处于永久精神停滞状态的非历史民族构成的世界。世界历史的范围是全世界。如果我们缩小这个范围，我们所组成的人类画面就将变得不完全和不真实。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过来放在亚洲的数量和功效上，我们就会轻易地被它夸张而模糊的观念所欺骗:与极小的欧洲相比，亚洲在空间上看来是巨大的。在时间上，它似乎是包容一切的全人类母体。它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它是无边无际的、持久而缓慢的运动。

希腊文化好象是亚洲的边缘现象。欧洲尚未成熟就脱离了其亚洲母亲。问题产生了:这一决裂是从哪一步、在何时何地发生的?这可能是欧洲将在亚洲再一次迷失吗?亚洲的深处缺乏意识吗?它的水平降低就等于缺乏意识吗?

假如西方从亚洲母体中走出来，它的出现看上去就是一次释放人性潜力的大胆行动。这种行动带来两种危险：首先，欧洲可能丧失其精神基础，其次，西方一旦获得意识，它不断有可能再陷回亚洲的危险。

然而，如果陷回亚洲的危险要在今天实现，那么这种危险就将在要改造和毁灭亚洲的新工业技术条件下实现，西方的自由、关于个人的思想.、大量的西方范畴和西方清醒的意识将被丢弃。亚洲的永恒特点将取代它们并保存下去:有存在的专制形式，有宿命论精神的安定，没有历史和决心。亚洲将是影响全体的特久的世界，它比欧洲更古老，并且包含了欧洲。凡是产生于亚洲又必定陷回亚洲的样式是暂时的。

这种与对衰退的想象力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对比或许掌握一时的证据，但事实上它们是不真实和不恰当的。

中国和印度3000年的现实恰恰同样想从模糊的亚洲母体中走出来。脱离亚洲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过程，不是欧洲对亚洲的特殊姿态。这发生在亚洲内部本身。它是人类的道路和真实历史的道路。

亚洲变成了一个神话式的原则。当我们把它当作历史现实来客观地分析时，它土崩瓦解了。我们一定不能先验地把对立的欧亚当作实体。于是欧亚就成为一个可怕的幽灵。只有当它们充当某些在历史上是具体的、在思想上是清楚的东西的缩影时，只有不把它们当作对整体的知觉时，它们才经常是一种决定性的神话语言，才是一种代表真理的密码。不过，欧亚是与西方历史整体同在的密码。

第八章 世界历史的又一纲要

在我们转向当代之前，让我们再次看一下全部历史向我们呈现的结构。我们发现，整个历史要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史前，历史和世界历史。

(1)长期的史前包括人类的形成过程，它从语言和种族的形成一直到历史文化的开始。它把我们引入人性之谜，引入在地球上各种生物间的人的独一无二的意识。它向我们提出了我们的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与一切事物的根源相联，我们在世间其它地方碰不到它。

(2)历史包括中国、印度、近东和欧洲约五千年的事件。和欧洲比肩并列的是中国和印度，而不是地理上的整个亚洲。

古代文明首先在这里发展:苏美尔文化、埃及文化、爱琴海文化、前雅利安人的印度文化和黄河文化。

接着，征服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发展。战胜者和被征服者的相互影响，以及战胜者所吸收的现存的土著文化决定了这些发展。这些情况发生在中国、雅利安人的印度等地;巴比伦人、波斯人和希腊罗马人采纳了土著文化。

和所有这些地理小区域相对照，墨西哥和秘鲁存在着孤立的文化过程。直至欧洲发现了那个世界之前，那里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原始民族文化。

(3)世界历史，即世界和人类的全球统一，今天它正在成为现实。它展现了真实的全人类的世界历史。它的预备阶段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并在本世纪真正开始。

这三个阶段的每一个内部结构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就第一个阶段不是一个假设的领域而言，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那是不可计数的、多种多样的、毫无联系的人的共同存在，他们就象一大堆孤立的自然现象。那里一定蕴藏着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模式，它们在本质上并非是历史的产物，而是从人类天生素质的共同土壤里产生出来的。所有那些宏观概念，诸如人类的起源，各民族的分散及遍布全球，在自欺欺人的意识中产生的对多重起源思想的遗忘，它们要么是巧妙的象征，要么是假设。

第二个阶段的结构集中在以轴心期历史为代表的突破上。

第三个阶段大体上属于未来。为了领悟未来，我们必须追溯过去的那些特征，它们就象是对未来的预期或准备:追溯历史上发生的伟大统一(各帝国)，追溯古代和近代的全世界伟大人物。那些内涵丰富的人物并不是各个顶点，就在这些顶点上，理解从空白的人性中产生出来。但是，他们是从自己的民族之根中成长起来的完全的人性形象，因此他们能够通过其存在和语言对人类发话。

三个阶段的结构还有如下特征:

(1)在第一个阶段，发生的一切近似于无意识的自然过程。史前民族和非历史民族(他们直到灭绝或成为工业技术文明的材料之前，都是原始民族)事实上分裂为各语言共同体和各文化区域。它们在默默无声的运动中扩展开来，我们只能在其结果中观察到它们。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有意识的联系，主要限于分散群体的总格局内非常有限的地区。通过文明成果的扩散，真实的联系遍及非常广泛的地区，在某种程度上遍及全球，但是缺乏对人的认识。

在史前，文化过程已经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在似乎预示历史文化的典型形式中观察到它们。它们始终有未成为历史的差异，但它们在跟历史民族首次接触时就崩溃了。它们在其有限的范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它们仿佛受缚于自然生活的基础一样，不断地有滑落自然生活中去的危险。

原始文化散布全球。每一个民族，甚至最原始的民族，例如稗格米人【中非、东南亚和大洋洲一带的矮人。—译注】和布须曼人【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中一个游牧部落。—译注】，或者如北极地带的爱斯基摩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精神。在波利尼西亚人中，这种情况极其明显。

墨西哥和秘鲁的关洲民族完全可以说与巴比伦和埃及很相似。

(2)在第二个阶段，少数主要文化发展开始齐驱并进，不过它们偶有接触，它们是彼此隔离的历史。

这些历史发展路线的统一只是一个思想。全部成就显然不是处处被人知晓和打动人的。相反，最崇高和最重要的发展只限于小小的区域和短短的时期。它们兴旺，消失，并悄悄地长期(可能永远地)被遗忘。文化传统的传递并不可靠。一个文化领域似乎完全进入了连续的交往中。它扩展、持续，然后突然衰退、消失。

然而，在地球表面比较小的区域里，出现了某种东西，它在精神意义上相当于唯一性的世界历史，一切都在它当中逐渐显露。人类对它们进行思索，它们影响人类。

各种发展彼此间开始连接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若干个世纪里，从第一次繁荣一直到最终的晚期衰退，各种式样顺次贯穿了全过程，这一过程趋于构成一个整体。我们看到代代相继的典型顺序，每一次接继总共约有一个世纪(传布，扩散，登峰造极，分裂瓦解)。我们甚至经常会看到施宾格勒千年过程中的一个进程。

可是始终有不断的运动。不存在持续的衰退期，不存在无穷无尽的“农民生活方式”和最终的僵化。甚至在印度和中国，也屡次有些有独创性的新东西脱颖而出。

想要从整体上理解历史过程已证明是徒劳的。历史学家们看到从巴比伦经由希腊罗马到达北方的道路时说，历史进程从东方通往西方。他们并且预言，这道路将追循同一方向，一直通往美洲。可是在印度，这道路却由西向东，从印度河流域(早期吠陀时代)，经由中心区(《奥义书》时代)，到达恒河(佛陀和佛教时代)。只有有保留地从某种仅着眼于有限领域的眼光来看，所有这种纲要才是正确的。

近东和欧洲组成的世界形成了与另外两个世界一一印度和中国一相对的整体。从巴比伦、埃及一直到当代，西方作为一个内部一致的世界而存在。可是自希腊时代以后，这个西方文化大陆在精神上同东方及西方接合在一起了。因此，《旧约全书》、伊朗一波斯的社会精神和基督教由于反对印度和中国而属于西方，然而它们是东方。在印度和埃及之间的地区同样总是遇到印度的影响，即是个具有独特的历史魅力的中间地带，但它是那种使我们不可能按照世界历史来进行简单明了分析的地区。

(3)在第三个阶段，整体的统一开始形成。由于空间的明确封闭，超越这统一的整体是不可能的。整体统一的前提是如今已实现了的世界交往的可能性。这个阶段尚未达到成为历史现实的程度，它仍然只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因此，它不是经验调查的对象，而是一种形态。我们可以通过把意识变为我们自己的处境和现存来勾画它。

欧洲创造了什么现状，它是如何产生的呢?

伟大的飞跃和突破造成西方历史特点。它们用一系列基本变质，使西方历史呈现不断再生和分裂的外貌。比较起来，印度和中国尽管也发生了运动，却给人以统一的印象。

西方有过倒退的时代，它们深深地陷回到西方的基础中去，以至于看上去几乎象最后灭绝了一样。公元700年左右，若有周游地球的外星来客，他大概会在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发现地球上精神生命最高级的活动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发现卓越的遗迹，而欧洲北部地区看上去却完全象是野蛮王国。到1400年前，欧洲、印度和中国整个生活达到了一致的文明水平。然而，欧洲在1500年以后发生的各事件中发现了世界，并给世界打上了自己独特的印记。这些事件引起的问题是:它们因何产生？欧洲拥有什么能使它实现这一发展的新特性?它的发展步骤是什么?这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问题，因为突变发生了，它对西方的重要性和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它的结果构成了我们自己的情形，它的最终意义依然悬而未决。

导致突变的主要步骤是:犹太人的预言宗教以那种世界上其它一切地方都没有的彻底性，将人们的思想从客体的超然存在和神秘中解脱出来;它虽然仅仅在历史上有限的时刻使少数人做到这一步，但却在《圣经》里为后来者及有能力理解的人留下了启示。希腊人创造了以前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明显的特性、可塑的精神形式和一致的理性效力。基督教实现了对最最终端的超然存在的意识。印度和中国也达到了这一步，但不同的是基督教将这一实现限制在内部世界。因此，这就造成了永久的不安，它与使基督教适应世界的任务纠缠在一起。

可是，大突变实际上发生在中世纪晚期以后。上述那些步骤以及关于它们的记忆可能是先决条件。突变本身是新的巨大的谜。它决非是显而易见的直线发展。与中世纪晚期唯名论中现代科学的初阶段发展同时或接踵而来的是巫术的秘密宗教仪式。结果，当人类创造科学技术并赢得了对整个地球表面的控制时，在人类存在的现实中出现的变化却和这些明显的成就形成了令人惊讶的对照。

只是在19世纪，西方才明确采取了将历史的整个过去从依然隐蔽的未来中分离开来的步骤。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了:象世界塑造者一样造就了欧洲特点的是什么?我们可能从开端中隐约看见的特性是什么?它屡次大放光彩，而在其它时代几乎又黯然失色。在科学的唯名论者之后发展起来、在15世纪之后传遍世界、在17世纪之后开始广泛起作用，在19世纪当中变得明确起来的是什么?

从1560年至1800年，欧洲优异的精神成就——以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莎士比亚、伦勃朗、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巴哈、莫扎特等为代表——使科学技术相形见细，与2500年前的轴心期平分秋色。在这较晚的世纪里，我们是否将看到又一个轴心期?

差别是相当大的。第一次轴心世界的纯正清晰和清新诚朴并没再现，一切都处在严格的传统的阴影之中，都遵循一条不真实的道路。尽管有这些错误的方面，但那些伟大孤独的人物，都设法获得了最非凡的成功。然而另一方面，第一次轴心世界并不知道第二次轴心世界，可能性向第二次轴心世界敞开着，因为第二次轴心世界能接收第一次轴心世界的经验及适合于它的思想，所以它一开始就具有更加多样的意义和更加巨大的精神财富。正是它的分裂，才使从前看不见的深奥人性变得明显起来。为此，第二次轴心世界可能获得卓越，因为当它对西方文化的延续作出创造性贡献、同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加一览无余地欣然跳望时，它就达到了更广的广度和更深的深度。可是，必须把它贬至第二位，因为它没有完全依靠自己的来源为生，因为它默许并忍受特别的歪曲和越轨。它是我们自己最接近的历史母体，我们与它不是亲密无间，就是剑拔弩张。我们不能象查看第一次轴心世界那样，同第二次轴心世界保持距离，心平气和地查看它。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二次轴心世界完全是欧洲的现象，仅为此它就无权要求第二轴心的称号。

诚然，对我们欧洲人来说，这些世纪是最富有成果的时期，它们构成了我们文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我们的直觉与洞察力的丰富来源。可是，它们不是全人类的、包罗世界的轴心，它们到后来不可能成为这种轴心。欧洲人的活动及其科学技术的影响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轴心世界。当精神和心灵已经衰退的西方撞击精神和心灵已达到最低点的印度和中国时，欧洲人首次亮相了。

19世纪末期，欧洲似乎统治着世界，这被认为是最终局面。黑格尔的话看来要被证实:“欧洲人进行了环球航行，对他们来说，世界是一个球体。凡是尚未落入他们控制的，不是不值得费心，就是注定要落入它控制。”

自从那时以来，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由于采纳欧洲的技术和欧洲的民族主义要求，世界变成欧洲的了，并且正在成功地使技术和民族主义转过来反对欧洲。作为旧欧洲的欧洲不再是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因素，美国和俄国使欧洲相形见绌，欧洲的命运取决于美苏的政策。如果当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使全世界都陷于毁灭的风暴之中时，如果欧洲在最后一刻并未把自己聚拢在一起，使自己变得强大得足以保持中立的话，那么它就放弃了它原有的世界地位了。

欧洲精神确实也渗透了美国和俄国，但它们不是欧洲。美国人(尽管他们有欧洲的起源)可能尚未在自己的土壤上找到新的自主意识和新的根源，但他们的目标显然是要这么做。俄国人在东方和他们各民族的欧亚混合起源中有自己的历史母体。在精神上，俄国人的母体是拜占庭。

不过，不掌握任何决定权的中国和印度的重要性将在今天增长。它们拥有不可取代的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的人口，这些正在成为人类的一个因素——同所有其他正在当前人类的巨变中寻求出路的民族一样，都在被迫投入到这种巨变中去。

第二篇

现 在 与 未 来

第一章 本质更新:科学和技术

导 言

我们正寻求把握历史的总体哲学观，目的在于探明我们自己在历史总体中的地位。它有助于启发关于现时代的意识，指出我们身居何处。

只有以世界历史的标准判断，我们才能看出造成我们时代的分界线的深度，其准备阶段便达两个世纪。就其结果之丰富而言，这条分界线是过去5000年中我们获知的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

我们时代全新全异的因素，就是现代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它不仅与亚洲的产物迥然不同，甚至于与希腊的成果也不是一脉相承的。回顾起来，迄今为止的历史总图象展示了一种连续性，一种真正的统一性，其最后的辉煌描述包含于黑格尔的历史观中。现代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因此，直至公元1500年左右，欧洲和亚洲仍极为相似，而在其后几世纪中却产生了极大的差异。

彻底理解现代科学和技术中的全新因素并非易事。因为阐明这一因素对于说明我们的现在，说明现在的精神和物质的机会和危险，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和过去的比较，尽力阐明这一新因素的全部意义。这就需要作些详细的分析。

第一节 现代科学

纵览世界历史，我们看到科学认识的三个步骤。第一步，一般的理性化，这一点是全人类以某种形式共同所有的，并在人类本身刚出现时它也出现，它假借“科学前的科学”，把神话和巫术理性化。第二步，希腊科学及与其基本类似的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在逻辑上和方法上变得自觉起来。第三步，现代科学，它开始于中世纪末期，决定于17世纪之后，全面展开于19世纪以来。无论如何，自17世纪以来，它使欧洲区别于所有其他文化。让我们具体描述世界历史范畴内现代科学的特性。

就认识的领域、广度和多样性来说，现代科学的情况与以往全部历史进程截然不同。现代科学的历史呈现出无穷无尽的美景。最突出的方面可能是自开普勒和伽利略以来应用数学理论所取得的自然科学知识，其结果对技术具有空前的影响。但它仅仅是更全面的认识进程的一环。发现领土的远征导致首次环球航行，并认识:向西航行得减去一天的事实。须知这仅仅发生在400年前。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在真实意义上(而非纯粹的推测上)认识地球是个球体。第一个地理学上的球体产生了。对于微观之物取得的经验与对于宏观之物的经验，遵循着同样的路线。通过尸体解剖，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比利时医生和解剖学家，近代解剖学的奠基人。—译注】以空前的热情研究人体解剖学。列文虎克【(Anthony van leeuwen hoek, 1632-1723 ),荷兰生物学家。—译注】借助显微镜看到了一滴水中的生物的剧烈活动。伽利略用望远镜探测了前所未见的行星和月亮。自18世纪以来，不断的地下发掘引导人们探明往昔被遗忘的历史真实(庞培城)，它能复原全部文化，实现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一发现爱琴文化。--译注】对荷马时代真实的向往。对文字和语言的破译，使我们听到几千年前人类的声音。通过考古发现，史前成为无可怀疑的真实。今天我们对于早期希腊、近东和埃及历史的了解，甚至胜过古希腊人本身。历史视野已向前推移了几千年，地球的历史已展现在我们眼前，星空的深不可测已被我们揭开。现代科学似乎在所有方面产生新的科学，它们彼此独立，但源于共同的精神。自然科学产生于营造师的工场，地理学随着航行而发展，经济学则随着国家利益而发展，所有这些科学的原动力是为了得到实际好处，当时是为了追求其独特的功利主义的目标。在神学方面，出现了对《圣经》的历史批判。这无限广阔的图景不禁使人发问，达到空前范围的现代科学是否包含着新的单一的特性?

一、现代科学之特性

(一)普遍性。科学具有三个必不可缺的特点，即认识方法，可靠确凿和普遍有效。

我只有认识方法，通过此方法获得知识，因此能解释它并说明它的范围，我才能说有了科学的了解。

我只有能可靠确凿地认识，我才能说有了科学的了解。我也能通过这一途径，了解不确凿性、可能性或不可能性。

我只有知道什么是普遍有效的东西，我才能说有了科学的了解。因为每个人的智力都可能令人信服地体验领悟，所以科学知识能传播到国外而保持原义。意见一致是普遍效用的标志。如果经过很长时间所有的思想家仍未达到意见一致，那么普遍效用便大可怀疑。

然而，从以上标准衡量，希腊科学已可称之为科学，尽管使它炉火纯青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那么除了以上三个因素外，什么是现代科学的特性呢?

现代科学在精神上具有普遍性。在长时期中，它无不涉及，无一遗漏。无论自然现象、人类言行，或是人类的创造和命运，凡世上发生的一切都是观察、调查、研究的对象。宗教和各种权威都被加以审视。不仅每一实体，而且所有的思想可能性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调查和研究的范围没有任何限制。

(二)原则上不完美。现代科学在原则上是不完美的。希腊人不了解，哪怕在数学、天文学和医学中，科学的发展都是无止境的，他们本身只能在一段时期内推动科学发展。希腊人的研究特点是，其活动只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进行。希腊科学的完美性使他们既不了解要去追求普遍知识，也不懂得追求真理的意志的爆发力。自诡辩时期后，希腊人一方面仅仅反映了一些基本的怀疑，另一方面，不管诸如修昔底德、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取得何等辉煌的成就，希腊人只得到关于特殊事物的粗疏琐细的知识。探求极限，突破知识的一切固定形式，以及不断地从根本上修正一切知识，这种强烈的愿望驱使现代科学向前发展。因此每次突破时知识的迅速更新，和保留下来的实际知识一起，成为新的解释的成份。人们不断意识到一个基本前提，即假设的东西无论何时都是研究的出发点。当涉及的事实是用来作为进一步推进不断增长和日益深刻的知识的手段时，它们都将被新的前提所战胜(因为假设总被更全面的假设来解释，因此总是相对的)。

永不完结的认识总是热切地趋向某种存在之物，它将为认识所揭示。但是当认识无限地前进时，它并不能从整体上理解上帝的永恒的必然性。换言之，通过无限的存在者它趋向上帝，但永远也达不到上帝，它通过自我批判理解到这点。

由于知识的内容不是封闭的也不可能封闭(与希腊人的宇宙观相反)，所以现代科学的思想是无限发展，它自觉地发展了进步的观念。进步的观念使现代科学如虎添翼，然后又使它被一种无情的感情所压倒:如果目的永不能达到，每一项工作只是后代继续上升的阶梯，那么其全部意义何在?

(三)致力于最微观的现象。现代科学不漠视任何东西。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值得了解，它关切每一件最细微最个别的现象。现代欧洲人似乎埋头于研究各类他们过去轻视的事物，只因为这些事物在经验上是真实的，这种方法是不断对事物表示惊异的根源。相形之下希腊科学并不钟爱真实事物，观念、类型、形式和前世知识引导它们偶然选择了其攻击点，这使它们忽略了大量的真实。这也适用于它们对经验对象和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ic，约公元前460-377 )，古希腊医师，西方医学奠基人。—译注】许多著作的轻视态度。

现代科学自愿投向一切客体、机会、畸形或成形的东西，它植根于包容一切的自觉中，既永不满足，又充分自信。万事万物必须并必定被认识。无事不在思考之列。

现代性主要指献身于能体验的一切事物的广度，以及深切关心世上发生的万事万物的多维性。

(四)不是宇宙，而是科学的宇宙。现代科学致力于研究最个别的现象，寻求其本身的普遍的相互关系。它不能领悟上帝的宇宙，但能领悟科学的宇宙。科学的万物皆有一致性的观念使它不满足于任何孤立的认识。现代科学不仅是普遍的，而且为追求科学的统一而生存，尽管它永不能达到这一目的。

每门科学皆由其方法和对象所决定。每门科学都观察世界的一部分景象，没有能领悟整个世界的科学，每门科学只阐明实体的一部分，而非实体本身，也许是整个实体的一面，而非实体的整体。只有各门各类的科学，而无相当于实体的科学。所以每门科学都是特殊的和专门的，但它们附属的世界都是无限的一体的。

什么东西联系各门科学?在什么意义上它们构成宇宙?

从反面比正面证明更容易得到承认。科学的统一并不存在于它们赋予知识的实体的统一中。科学的总和并不给我们一个整体的实体。它们并不通过不断接近实体而构成体系。它们也不构成可以把握实体的全部范围的单一的体系。

人们反复尝试构成一个合并知识总和的世界体系，但徒劳无益。这种尝试对现代科学毫无意义。它是希腊宇宙观继续发展的产物，是对真正的认识的破坏，也是哲学的膺品。事实上，今天纯哲学才第一次可能建于科学基础之上，尽管这些科学有不同的来源和扫的。

从正面论证可以这么说。

科学的相互联系存在于认识形式之中。它们全都具有方法，考虑到分类，在其专门认识方面确凿有力，但同时它们也全部为当前的假设和对象的无限所限制。

各门科学通过其发现和方法互相支持，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产生了科学的相互联系。科学之间互为辅助。一门科学成为另一门科学的材料。

在对普遍知识的主观冲击中它们具有共同的基础。，通过特殊的认识领域的指导思想，人们说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统一的观念，它是对真实的可以思考的万事万物开放性的要求。所有的科学都是一条途径。它们交叉、分开、再度结合，并未显示出终点。但它们总要别的科学来追随。

各门学科通过其内部的分类和方法连接起来，同时互相关联。研究的无限多样性和统一的观念引起一种作用力，驱使科学从一个领域走向另一个领域。

在现代认识中，知识的系统性特点不是导向世界体系，而是导向科学的体系的问题。科学体系是易变的，在可能出现的分类中是多样的，开放的。但这一特性本身也永远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一种知识形式，没有一种知识会在思考之外。

客观地说，关于各门科学统一的观念产生了所有知识的联系，对此联系的努力探求是显而易见的。

教科书系统地介绍了每个学科，对研究是一种很成功的刺激(但并不是介绍既定事实的系统，如果他们那么做，他们便从现代水准下降到希腊人的水准)。

资料、参考书和教科书的出版，博物馆和实验室的组织，都考虑到把全部知识交给探索者支配。

各个大学正在进行包罗万象的科学活动。

(五)彻底性。在现代科学中，已达到极端的研究甚础占有极大比重，但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它要在具体认识中完成，而非在最终的普遍性中实现，如果要达到最终的普遍性，必须跨越一些中介阶段。和表面现象矛盾的思想(这种矛盾始于古代天文学)，不是为了沉浸在空无中，而确切的目标是以更出色的新方式去理解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它敢于面对一切。物理学使用非感性数学处理难以想象的事物，便是一例。

科学有能力不断打破已完成的结论和总体的知识形式，这使它有可能以新的假设进行实验，尽管开始时这个假设象在现代物理学中一样，极其自相矛盾。实验的空前自由已能达到一定的高度。任何问题都被重新提出。对以前忽略的假设的可能性总是进行更探入的研究。在认识的预备过程中，最大胆的假设也会被提出一试。

(六)不是占居统治地位的范畴。人们可能会尝试把现代科学的某些范畴及其作用作为它的典型性。

如无限是矛盾的基础，也是一个对毫厘之变敏感的问题，它最终总是表现为思想的突破。

又如因果范畴，它不象亚里斯多德所做的那样，在精心限定的因果关系的方法中将现象归类，并且给以确定的总体的解释，而是真正调查研究特定的问题。希腊人认为问题的答案来自思考与辩论，而现代思想认为它来自实验和不断观察。在古人的思想中，研究只是指人对问题的冥思苦想，只是在现代思想中，研究才包含行动的意思。

但现代科学的典型性既非其范畴也非其对象，而是在制订范畴和方法中的普遍性。人们尝试了每一种形式，用数学、物理、生物学、释义学及一切可能的思辨方式处理每一个对象。结果得到一个能无限扩展的范畴的世界，以及相应开放的范畴的理论。

问题变成范畴和方法的恰当与否，而不是它们之中哪个更优越。凡涉及到真实的地方，经验本身会得到可靠的解释。凡推测是恰当的，它便会以对其意义的全部了解，象一项独立的行动一样去完成。关键问题是避免混淆真实与推测。

(七)科学的态度。在现代世界中，科学态度变得能够以全面理性观点对它所遇到的万事万物提出疑问，进行研究和实验，并且深入思考。这种态度并非一种科学教条主义，无需以发现和原理来效忠，它远离教义和信念的所有派别团体，以保持认知科学领域的自由。

在令人信服的已知的和尚未完全知晓的方面，科学态度是有差异的，它希望认识伴随着对方法的认识，伴随着对意义的认识和对知识的限定，它寻求不受限制的批评。和日常用语中的含混相反，它渴求明确清晰，要求解释的具体性。

一旦科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性就决定了人类的真实性。因此它是人类尊严的一个因素，拥有解释世界的魅力。然而同时，非科学的盲目武断，毫无自知，感情用事，无批判力，人类在与这种思想交流中感到痛苦。科学点明了生活中的假象。敢为智者即指科学的勇气。

任何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而具有科学性的人，都能理解无论何处的真科学。诚然，没有完全的科学态度，专家的日常工作及实际成就也可能存在。但是任何人的科学性都依赖于他在某方面亲身参加科学活动。

二、现代科学之起源

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说明新科学产生的问题，但都不能求得完全理解。它象所有的精神创造一样，是一个历史之谜。

科学产生于北欧民族的才能这种说法毫无意义。这种才能恰恰是科学作用的表现，而且没有其它迹象，因此这一论点是一种赘述。

近几世纪来，许多情况联合产生了独特的相互联系的条件，使新的科学可能产生。

我们可指出以以下社会学的条件:国家和城市的自由，贵族和中产阶级的闲暇，大量欧洲国家的解体，移民的机会和行动自由，权力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十字军之后欧洲和外来文化的广泛接触，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精神冲突，所有的政权全都感到需要在信仰和正义的问题上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并一般地需要在精神斗争的水平上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经济利益，在各个工场中提出了技术任务，印刷和增加交流讨论的结果，使思想传播成为可能。在科学的发展中，每一活动似乎都注定促进其他活动的发展，并给其他活动提供机会。为了技术目的揭开地球表层，结果偶然得到了考古和史前的发现。贪婪和冒险的欲望造成全球所有地域的发现，直至最后进行无私的探险旅行。传教士的热忱本来是为了揭露异邦民族和文化的灵魂，由于能深入他们的精神，因此有时基督教传教士反过来把中国和印度的精神传到欧洲。技术发展经常产生那种发明，其服务的目的与原来的目标不同。从印刷机到无数的机械，它们在各门科学中都使观测更为精确，确定了事实，重现了失去之物。个人的爱好和热情起了帮助认识的作用，特别是通过专门收集(例如苔鲜等)、专门技术和体育般的竞争等手段。许多人的劳动，包括现存的一切，似乎有意无意地都指向认识的一个目标，即指向完全未知。在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科学家得以形成的方式令人惊异，科学家从大地的各个偏僻角落涌现，抓住他们的任务，以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意志选择其道路，奠定了可能产生新精神的基础。问题在于，为什么总是在欧洲产生这样孤立的个人，他们彼此独立，又互相迎合?为什么他们先从西班牙，后从意大利，长时期来又从德国消失?

社会学的研究将能揭露某些相互关系。让我们进一步探究可能导致现代科学的动机。

经常有人说，现代科学源于对权力的意志。主宰自然，能力，效用，“知识就是力量”，这是自培根以来的格言。他和笛卡尔描绘了技术未来的概貌。可以肯定，它并不是被利用来反对自然的可怕力量，而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这就是所谓人定胜天。真正的认识是产生对象的认识，并这样肯定认识：“我只知道我能造的”。人们对于创造能力的意识，使这类认识展翅高飞。

在这一对现代知识的解释中，必须区分以下两点。首先，表现于技术意志、强制事物中的力量意识，其目的是能力。其次，想要深刻理解自然过程的知识意志。科学家就是审查证据者(康德）。甚至脱离技术目的的纯知识意志也是存在的。

人们提出一种观念，认为以上两种冲动都具有为所欲为的性质。因为这类认识尚未注意技术的力量，它并非沉思冥想，自动屈从，以适应真实的、充满爱的认识的性质，而已经是对存在进行斗争和强制、必然同时伴随着剥削。

这两种解释肯定完全矛盾，我们只有观察大科学家的心态，才能发现这是何等错误。科学家的特征乃是对必然性的感情。准备适应自然总是自然科学家精神的一部分。不过他想知道自然在做什么，自然界发生了什么。为了这种知识意志，为了获得知者的自由，科学家不是盲目地而是清醒地忍受痛苦，坚持不懈，贡献毕生。它与为所欲为或权力意志都不同。其意愿不是渴求统治，而是内心的独立。知者意识的自由，恰恰是能够理解作为上帝的真正符号的纯粹事实。因为证据确凿、普遍适用的知识意识与可能性、模糊性、流动性和变幻无常相反，会抑制为所欲为，因此知者的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渴求明确性和可靠性。

以实验进行的研究尤其被认为是为所欲为的。与单纯沉思默想相比较，选择以实验论证理论推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供更可靠的观点，而且是使观点能更深入到掌握未知过程的规律。此处动机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对自然的探究。

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的成果当然也可能被误解和滥用。因此非历史的永远处于消亡的权力意志和破坏意志，也占有科学，使它为言行和实际利用中的侵略目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总是在发展中迷失方向。

这方面骇人听闻的例子是用人作实验。没有人的理解和同意，不可能在他身上进行实验，因此危险的实验只能在实验者本人身上实行，确实，这不是遵守科学精神，而是出于人道和人权的根本原则。

2000年前一位印度王公曾在一名罪犯身上作如下实验:“把他活着放入桶内，封上盖，桶上覆以厚厚一层石炭，将其放于烘箱内点上火。当我们确知此人已死时，拉出桶来，揭开盖子，我们仔细地朝里看去，看看是否有一个活的灵魂逸出，但我们并未观察到活的灵魂的逸出。”纳粹分子在人身上进行的罪恶实验也属此类。他们与现代科学无缘，这类实验纯属滥用，这类滥用既可施之于科学，也可施之于人类创造的其他一切事物。

关于历史决定动机的观点，和从非历史的权力意志得出的观点，完全不同，如果没有源于基督教历史的精神阐述和冲动，现代科学的诞生也许是不可想象的。将研究推向极限有三条动机，其根源似乎如下。

(1)基督教的精神要求不惜代价的真实。真实是通过基督教追求的最高峰，也是符合其一切未定的特性的。由上帝提出的对真理的追求，不允许视认识为儿戏，也不可能作为高雅的消遣，而要将认识视作严肃的天职，其中一切都是生死枚关的。

(2)世界是上帝的创造。希腊人认为宇宙是完美有序的，是合乎理性和规律的，也是永恒不朽的。但既然世界是上帝的创造，那么万事万物作为上帝的造物，都值得去了解，没有什么不需要领会和了解的。认识好比对上帝思想的再思考。用路德【(Luther, 1483-1546 )，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基督教路德宗的创始人。—译注】的话说，即使在毛虫身上也可见造物主的上帝。希腊人陷于封闭的世界体系，陷于其思维世界的美，陷于其思想整体的逻辑上的明彻，或将自己与万物归于一个等级和类别的图式中，或者认为万物皆可由演绎推理推导出的相互关系来理解，或者他将一切理解为服从既定规律的永恒过程。不仅亚里斯多德和德摸克利特，连圣·托马斯【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Saint, 1224/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和诗人，天主教教会认为他是西方第一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译注】和笛卡尔【6】都服从西腊人使科学陷于瘫痪的封闭形式的推动。

新的冲动则完全不同，它要求自己毫无限制地对一切造物开放。出于这种冲动，认识精确地探求每一点。并不符合以前发现的分类和规律的真实，在希腊人所谓的理性内部，已经发展了造成它失败的动力，并不是为了解放自己，而是为了反过来以新的更丰富的更完全实现的形式赢得自己，为了无限地继续这一过程:因为它永远不能达到任何最后终结。科学从理性中涌出，但理性并未将它封闭在自己之内，而是对反理性开放，通过服从它而渗透到后者之中。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经验之间的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就是一个简单而伟大的例子，也是理性和反理性冲突所照亮的普遍过程的象征。

对于认识的新欲望说来，世界本质上再也不是美的。这种认识既导向美，也导向丑，既导向善，也导向恶。它承认最终万物皆各得其所，即上帝的安排。但是善不再是希腊人明显的自以为是的美，它只存在于上帝创造的一切存在所感到的爱中，因此也存在于探索意义所感到的信念中。世上万物皆上帝所造的理解，使人们面临纷扰无限的疑问和随着无情的研究前进时，面对真实的断裂，得以保持思想的安宁。

但己知和可知的世界存在，作为造物仅仅是次要存在。因此在造物主那里，世界在其本身之中并无基础，因为它的母体在另一个世界，在造物主中，它本身并不封闭，也不会由认识去封闭。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存在可理解为最终的绝对的真实，它总是指向别的东西。

创造的思想使造物作为上帝的成果值得钟爱，因此可能造成对迄今未知的真实的接近。然而同时它又造成了对上帝的最大疏远，因为毕竟实体只是存在所造，并非存在本身，并非上帝。

（3)对人类来说，现实世界充满恐怖忧虑。人类追求真理的愿望不得不注意到:“世界本来如此”。如果说上帝是世界的造物主，那么无论如何，如同说，他天生能对自己的创造作出回答。证明上帝的问题在约伯那儿就是一场围绕上帝认识现实世界的斗争。这是一场既反对上帝又拥护上帝的斗争。上帝的存在不容置疑。正是这不容置疑的事实本身加剧了斗争。只有信仰灭绝，斗争才会止息。

上帝连同他对绝对真实的要求，并不要人类通过幻觉去领会。他摒弃神学家，因为他们设法以机智的诡辩抚慰和规劝约伯。上帝要求认识，而认识的要旨似乎是不断地对上帝本身提出疑问。因此要有认识的胆量，对绝对认识的要求及同时对它反感。似乎人类同时听到截然相反的东西，一方面上帝的意智是无限地进行研究，研究即对上帝的尊崇，而另一方面研究即对上帝的怀疑，并非一切皆可被揭示。

这个冲突总是与研究者和自己的冲突，即和他最宝贵最渴望的东西，和他的理想和原则的冲突结合起来，这一切都必须得到检验、证明和改造。如果上帝不接受从真实的事实中产生的疑问，那么上帝就未被真诚地信仰;但如果剥夺了人对上帝的幻觉，那么寻求上帝便是更为困难的过程，因此研究的真诚愿望就是一场人和自己的欲望和期待的斗争。

这一斗争在科学家和自己的论点的斗争中得到最终证明。科学的人的决定性标志，即他在研究中寻求对手，他热烈地寻求能以具体明确的观念对一切提出疑问的人。因此某种看来自我毁灭的东西产生了。当人们避免甚至拒绝讨论时，当思想被局限在相同意见的范围内，当破坏性的进取性外化为含糊的普遍性时，这就是科学失落的标志。

三、现代科学的崎变和任务

最近三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科学家的合作下，科学先是缓慢地经过一系列的飞跃，随后迅速持续地伸展，它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命运和机会。

今天科学已被普遍地传播和承认，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在其中占有一份。但同时纯科学和科学态度的明确性却是极其罕见的。大量的科学发现仅被简单地接受了，专家的多种能力尚未参与普遍的科学性，主要趋向是由科学和非科学的因素混合而成。然而，当今世上，真正的科学，对普遍知识的看法，可靠的方法论的批判，不断质疑的认识，仍不过是科学变形迷宫中的一丝线索。

不经努力便无法获得科学。绝大多数人仍对科学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这是我们时代意识中的缺陷。当然科学结果甚少。这是现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虽然科学具有真实的性质，但它在精神上仍然无能为力，因为大多数人只是占有技术发现，或通过问答方式学到一些被认为恰当的实际是教条主义的事实，他们根本没有进入科学之门。

在我们的时代中，科学一直享有巨大的威望。人们期待它解决一切问题，深入理解全部存在，帮助满足任何一种需求。这种错误的期望即对科学的迷信，只要这种希望遭到破灭，便会导致轻视科学。相信那种自以为了解一切的某种神秘的东西，就是迷信。如果经历失败，它会导致轻视知识。这与科学本身毫无关系。因此科学真正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恰恰是它不再以科学形态出现的时候。

导致谬误的途径如下。我们在研究中把对世界的可知性作为先决条件。因为没有这一前提，全部研究便毫无意义。但这一条件可作两种解释，首先是世界一切对象的可知性，其次是世界整体的可知性。单有前者是正确的，但要知道对世界的认识能深入到何种程度也是不可能的。相反，后者则不正确。其所以错误，是因为陷入不可克服的困境，当我们不限制研究的内容时，它却显示出知识的局限，这一局限还表现在，不仅作为整体，作为封闭的单一实体的世界是不可认识的，而且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能够毫无抵触地被思考被体验意义上的世界。当我们看到对世界整体的可知性的错误前提导致研究失败时，这种局限就更明显了。洞察谬误决非易事。谬误是通过始自笛卡尔的哲学假设进入现代科学的。因此我们时代的紧迫的巨大任务即纯洁对现代科学的意义及局限的理解。

认为世界在整体上和原则上是可知的错误的科学概念，产生了一个错误的结果，即认为它是科学的根本的美。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认为从今以后，关于它只有善欲，即在知识基础上组织世界，以便为人类创造幸福存在的永久状况。近几世纪来它把一种新现象引进历史，即人们不仅要通过知识这种有意义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和无数人类条件的总和中，帮助自己，而且要通过(被神化了的科学家自以为掌握的)总体知识，只以智力方式就把世界整体安排得有条不紊。

这类典型的现代迷信希冀科学做力所不及之事。它把科学对万事万物假设性的总体解释看作是最终完成的知识。它既不了解获得科学成果的方法论途径，也不了解科学成果只适用于某个特定时刻的界限，就毫无批判地接受科学成果。它想象一切真理、一切真实都能被我们的智力所利用。它绝对信任科学，并毫无疑问地服从正式的专家团体所代表的权威。

但是，当对科学的迷信变为失望时，其反应便是否定科学，转而诉诸感情、本能和冲动。那时一切祸患又都归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指望不可能实现的东西，这种迷信的必然后果就是幻灭。重组世界不能实现，最好的计划化为乌有，在人类的环境中已发生灾难，由于以前那种对最终进步的期望，灾难的程度已令人更加难以忍受。科学有一定的能力范围，尽管今天物理学家空前未有地增长着他们的能力，但终究不能治愈所有的疾病，或者防止死亡。这就是一个象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既清楚地意识真科学能提供什么，又明确地意识到它的局限。只有这样才能巧妙地避开迷信科学和憎恨科学这一对谬误。决定人类最终命运的关键因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能否保卫科学，深化科学，以及由越来越多的人把它引向真实。

这绝非易事。因为深刻的历史地决定的精神结构限制了包罗万象的真科学。其根基极其脆弱，不敢确实保证代代相传地存留下来。科学从一些互相关联的错综复杂的动机中产生，如果缺少其中一个动机，科学本身便会瘫痪或落空，结果是在整整几百年的现代世界中，作为科学实体全面认识的科学，总是很难得的，而且也许已变得更稀少。关于物质世界的一致性，关于世界“进步”观的转折，已成为普遍的声音和大量的发现，全世界人们已谈得如此之多，但它不能蒙蔽这一事实，尽管科学看来广泛流行，实际上却如稀世珍宝。大多数现代人根本不知科学为何物，他们从未真正体验到驱使人们走向科学的动力。科学家们继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做出发现，当有其他力量推动的运动有所进展时，他们无意识地前进一点儿，他们也常不知科学为何物，在他们精通的狭窄领域之外，他们的行动是背离科学。现代哲学家们讨论科学，似乎很懂行，结果听任它堕落到历史上风行一时的思想谬误。甚至连哲学家中的伟人黑格尔对现代科学也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

第二节 现代技术

今天我们全都意识到人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100年前人们已经把它说成古代世界的没落。但从那以后，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它不仅对欧洲或西方，而且对全世界说来，都是决定命运的伟大时刻。这就是技术时代，它似乎将人类在过去几千年中在工作方法、生活方式、思想和信仰方式方面的一切一扫而空。

德国的唯心主义者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把他们的时期说成是历史最深刻的转折点。这是在基督教轴心理论基础上的解释，它假定已达到顶峰和完美。我们认为它是极其鲁莽自负的精神自我欺骗。相反，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并非第二轴心期。与轴心时期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只有一点仍可与以前的一切比美，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的产生。

那么我们时代的伟大表现在哪里呢?我们能理解发现者和发明者的快乐，同时我们把他们看作一连串基本的无个性的创造过程中的实行一定功能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环环相扣，参与者并不作为具有包罗万象的伟大灵魂的人而起作用。虽然其创造的灵感，坚韧持久的劳动，尝试性，预测的勇气，都达到了很高水平，但这整幅画面给我们的印象是，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甚至科学也得服从技术，代代相传的结果加强了这一趋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在其专业之外表现出惊人的愚蠢，也可说明为何如此众多的技术家在其任务之外智力极其贫乏，须知他们的最终目的虽然是完成这些任务，但这并非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这也可揭开变得越来越非人性的世界缺乏幸福的秘密。

如果我们寻求一个我们时代的类似物，我们发现它不是轴心期，而更象是另一个技术时代——发明工具和使用火的时代，对这一时代我们完全不了解。当人类经过一次席卷全球的飞跃后，完全发现了自己潜力的新的条件。随之而来的是只作重复和扩展的漫长时期，一切基本上保持原样，这个时代已被遗忘。因此上一世纪的人们象我们今天一样，热情地认识到空前巨大的可能性正对人类存在的每一个方面开放。因此，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没有提供我们任何能与我们时代的活动比美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误解了自己，或者把自己在技术上的能力看作举世无双的救世造物主，或者以为自己陷入了空前未有的精神困窘。我们无法以历史上的任何东西衡量我们自己。

如果能出现新的轴心时期，它必定在将来，正象第一轴心期紧跟在一个漫长的间歇期之后，即普罗米修斯时代，这一时期奠定了发现的基础，最终使人类生活脱离了动物界。我们可能已面临新的轴心期，它一定会建立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一定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以幻想期待它也意味着要去创造它。没有人知道它会带来什么。

技术是一个科学的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其目的是塑造自己的存在，使自己免于匮乏，并使人类环境具有诸事取决于自己的形式。人类技术给自然造成的面貌，以及这一技术过程又如何作用于人类，形成各条历史基线中的一条，通过这种方式，人类的工作方式、工作组织和环境发展改变了人类自身。

但它使现代技术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人类的命运。与几千年来技术条件的相对稳定不同，自18世纪末以来发生了技术革命，因此也是人类存在整体的革命，其发展速度直至我们今日仍不断增长。卡尔·马克思是以气度恢宏的文笔承认这场革命的第一人。

现代技术造成的新形式显示出人类对自然的依附。恰恰通过人类日益增长的对自然的控制，自然以这种前所未料之方法，威胁要控制人类。通过从事技术工作的人类的特性，自然确实变成人性的暴君。人类从技术上造成了第二自然，但危险在于他可能被第二自然所窒息，而他面对不驯服的自然，进行永恒的生存斗争，可能会相对自由一些。

技术已给人类环境中的日常存在造成了根本的转变，它迫使人类的工作方式和人类社会走上全新的道路，即大生产的道路，把人类的全部存在变质为技术完美的机器中的一部分，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其一切根基。人类成为在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他正在丧失传统的连续性。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

这一变质的时代的最初作用是灾难性的。今天我们的生存已不可能发现合理的生活形式。现在在人的自我意识中支撑他的真实可靠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来自于现代世界。

因此个人或者被对自己的深刻不满所压倒，或者以自我忘却来解脱，把自己变为机器的一个零件，自暴自弃，不去思考其至关重要的存在，其存在变得失去个性，在不必怀疑、不受检验、静止的、非辩证的、易于交换的伪必然性的邪恶魅力引诱下，丧失了对过去和将来的认识，退缩到狭隘的、对他并不真实的、为自己需要的任何目的而作交易的现实中去。

但每个由于不满而使自己沉溺于这种混乱的思想的人，都会给自己造成永远的虚假。他不得不戴着假面具生活，而且不得不根据形势和与他交往的人，更换自己的面具。他总是说“似乎怎样”的话题，而不是使自己实有所获，最后由于这些假面具，他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

如果人类没有稳固的根基，如果没有真实个性的回声，如果没有自尊(因为假面和伪装并不能造成自尊，只可能造成拜物信仰)，如果人们不是通过其自我的隐蔽的要求，表现其存在，而激励我向上，那么混乱的思想会走向绝望，这点克尔凯郭尔【(Kierkegarrd, 1813--1855)，丹麦唯心主义哲学家。—译注】和尼采早就体会过，并在其对时代的解释中作了光辉的表述。 与此同时发生了历史的中断，发生了对过去的破坏或淹没，其规模是几千年历史中无法比拟的。只有最初火和原始工具的发现可与我们时代的活动比美，发现原子能似乎确实类似发现火，那既是巨大的机会，又是巨大的危险。但我们对这个已在开始的时代一无所知。人类正象那时一样，从起点出发，要不就是在洪水猛兽般的破坏同时，把自己打入无意识的坟墓。

由于什么造就了人这一问题十分重大，技术也许是理解我们当前处境的主题。不能低估现代技术的侵入及其对全部生活问题造成的后果的重要性。一般说来，历史思想盲目地依附于错误的观念，即认为现代技术是过去的直接继续，并把我们的存在和我们以前的东西固执地作错误的比较。每当把我们的时代作历史类比时，我们应该先问问对技术所造成的根本差异是否有足够的估计。如若我们那样做了，那么我们将把比较的注意力更明显地集中到一切人类中不断重现的事物以及人类永久的根本的状况。问题在于什么仍未受到技术造成的转变的影响，或者什么不顾技术转变而重现其本来面目。

因此，我们必须对仅以一般术语定性和断言的东西作更详细精确的分析。首先我们将讨论技术和工作，因为它们在任何时代都构成人类生活之部分，通过比较的方法，描绘出现代技术和工作所造成的分界线深度的生动图景。

一、技术之性质

(一)技术的定义

作为手段的技术。技术是为达到目的通过一定中介手段而形成的。直接活动如呼吸、行动或吞咽不涉及技术。只有当其活动出了毛病，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去纠正它们时，我们才说呼吸技术等等。技术的基本特征如下。

理解。技术依赖于理解的工作，依赖于与预感有关的深谋远虑，以及对可能性的估计。它以机械主义进行思考，并把一切转化为数量和关系。它一般是合理化的一部分。

力量。技术是一种能力，就技术的目的而言，它的过程是外在的。这种能力只是制作和利用的能力，而非创造和产生的能力。

技术以自然力抵抗自然力，通过自然本身间接地控制自然。这一控制依赖于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

技术的意义。超自然的力量仅具有实现人类意图的意义:使存在更安逸，减少为存在的物质条件而进行的日常斗争，赢得闲暇和舒适。“技术的意义即对自然的自由。”技术的目的在于把人从自然的动物性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从它的物质匮乏、威胁和奴役下解放出来。因此技术的原理是作用于物质和各种力量的有目的的活动，以帮助人类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技术人员并不是在发现事物时简单地把它们拿来。他从为人类目的利用它们出发去弄清它们，并寻求与这些特殊目的利用形式最相近的形式。(德苏埃尔【(Desauer, 1881-1963)，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译注】)但技术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其作用是表现在制造工具方面的手段，它从属于一种整体观念，即人类造就其环境的统一，它是在自己的封闭圈内不断扩张的过程。动物发现其环境是既定的，并无意识地被它束缚。尽管环境对人有同样的束缚，但人类在无限超越束缚中创造自己的环境。人类在生活于自然环境的同时也生活于他自己制造的环境中，这是人性的标志。人类不仅通过避免匮乏，而且通过追求美、适当性及其已有的创造形式，在自己的创造中发现自己。他在拓宽环境的同时增长了自己的实体。

技术的种类。生产动力的技术和生产商品的技术是不同的。人类以训练动物、利用风磨水磨等方法获得动力，生产商品的技术却由各种特殊技术实现，如纺织、制陶、建筑和医疗。

德苏埃尔进一步阐述其观点，认为技术不仅产生达到预定目标的手段，而且产生实物，这些实物的用途经常在发明它们时尚不能预见，例如乐器、印刷机等。技术创造可说是打开人类活动范围的钥匙，因此人类得以扩张其存在，并作出新的发现。

一般说来，技术的定义是为了产生有用的物体和效果而利用物质和自然力的活动。只有一切有计划的能导致规则和机械重复的过程，才与我们所谓的技术相仿，因此我们用这个词指人类关系的组织，人们坚持的制度以及肉体和精神的自我治疗。

发明和重复劳动。技术规则是那些人们可以同样方式学习、传授和应用的东西。作为理论的技术阐述了达到目的的适当方法，即首先是客观上正确的方法，其次能避免多余的活动，并只包括经济地进行的那种基本活动。技术存在于人类发明创造的过程和实物之中，它能在后来随意实现重复和增加数量。

因此，导致技术发明的创造性活动和仅仅重复应用发明进行大量生产的机械工作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偏离。假如技术的意义在于为人类存在的目的而造成的环境的统一性中，那么就会引起一种偏离，哪里工具和活动从中介功能中独立出来，哪里人类的最终意愿便会被忘却，手段本身便成为目的，成为绝对的。

无论在哪里的日常工作中，作为动机和视野的整体意义如果被忽略，技术便退化为无休止的五花八门的行为形式，它对工作者来说变得毫无意义，而只是对生活的掠夺。

通过实践能学会的动作构成的技术活动因素，一旦成为自我欣赏的机械方式，它便不再(通过保证其基础和服务)去丰富生活，反而使生活枯竭。精神努力是提高意识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没有它，工作本身是不够的。人类沉沦到无意识或丧失愈识的地步。

(二)技术内部巨大的历史分界线

(1)从使用工具的意义上看，自有人类存在便有了技术。历史回忆所及之处便有了技术，它建立在原始人的自然物理学上，表现在手工业和使用武器中，在轮、铲、犁和船的使用中，在畜力、风力和火力的使用中。在古代文明中，特别在西方，高度发展的机械科学成为移动重物、建筑、修路、造船、建造攻城和守城机器的手段。

但所有以上技术仍在相对可度量的范围内，作为整体它并没有大到使人无法理解。所有的工作都由人力加上畜力、牵引力、火力、风力和水力完成，但这一切还是在自然人类世界的范围内。自18世纪末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如果以为在技术发展中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飞跃是错误的。这飞跃在19世纪末以整体的技术生存形式出现。在过去的几世纪中，在人们尝试进行的基本的开端之后，在幻想作品中，人们已经预示了技术专家统治的思想，并且缓慢地断断续续地造成了技术专家统治的最初科学前提，而19世纪实现的转变越出了所有的想象。我们将探询这一新表现形式究竟是什么。它不可能被归纳为单一的原则。

最确凿的事实是，人们发明了机器以自动生产消费品。过去由工匠做的活现在由机器来干，即使用机器进行纺、织、锯、刨、压，铸、制作完整的物品。过去100个工匠一天只能吃力地吹几千只瓶子，现在一部制瓶机一天可造20000只瓶子，只需要几个工人照管机器。

后来人们又进一步设计出提供动力以带动工作机的机器。蒸气机是转折点(1776年)，后来是电动机(发电机，1867年)成为普遍的动力机器。电能从煤炭或水力转化而来，并能输送到需要它的任何地方。几千年来占绝对优势的古代机械科学，今天面临现代能源科学的对抗。旧的机械科学只能支配有限的动力，如人畜肌肉运动之力，磨坊的风力水力。新的因素则是强大千万倍的力量，起初看来它似乎能无限地增长，现在已在人类支配之下。

只有在现代精密科学的基础上，这些发展才有可能。现代科学提供完全为早期机械科学所不知的知识和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电学和化学理论的发展，成为新技术真实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那些起初看不见的、只有通过研究才能发现的成果，给人类提供了今日全球使用的几乎无限的能量。

然而，需要一个进一步的必要条件，才能把各种发明从其余爱好或高雅的奢侈活动的水平提高一步，使它达到经济实现，只有经济实现才使各种发明成为人类存在的因素。现在人们已不知奴隶为何物，允许个人冒险的自由竞争，现代社会自由给大胆的企业家提供了机会，去试验几乎不可能的和对大多数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这首先是由信贷系统加以推动的，它集中足够的资金供人支配，其数之巨连以前最富有者也不曾有过。其次，它由劳动组织和自由劳动力加以促进，自由劳动力可受雇于所需的任何工作，由于劳动力是计日付酬，因此为企业主计算价值时提供了一个可预测的因素。伴随着信贷和劳动力之后的是可靠的法律制度，它强迫人们遵守契约。

这样便引起了西方19世纪企业家的科技战，在战斗中老式手工业灭亡了，只有一些必不可少的才例外留存下来，在技术上从事无用活动的手工业都被无情地摧毁了。可以肯定，对此即使是最好的主意也无济于事。但另一方面，这场战斗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由成功这一试金石进行了自然选择的过程。任何一个不能完成事业所要求的人，便破产或被撤职。至少在创业初期，进行了对最有能力者的选择。

现代技术世界的发生因此而包括下列不可分割的因素:自然科学、发明精神和劳动组织。三个因素的共同之处是理性。即使那些本来是为技术应用的科学发现，也决不能直接应用。在投入应用之前，科学发现要求技术灵感的火花。灵感吸引莫尔斯发明电报。科学和技术之间并没有可预言确定的关系。

(2)即使没有特殊的现代科学，发明精神也能完成惊人的技艺。原始民族的成就令人赞叹，如飞镖以及中国作出了大量发明(如瓷器、漆器、丝绸、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但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当时工作中劳动因袭方式的僵化，在工作中对我们来说最简单而明显的机械发明可能是有益的。似乎司空见惯的缺乏思想把人牢牢地束缚在不适宜的方法上。与这种习惯形成对照的是，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所有的领域都涌现了大量发明，这些领域长时期以来限于不需要任何现代科学也能作出发明的框架内，如加热炉、缓燃炉、中央采暖、厨房用具、许多家用器具和医学设备如检眼镜。对于其它事物，尽管老方法已能满足并实施，但现代知识是发现的先决条件，这适用于大部分流行病的控制，也指在手术中施用麻醉以及防腐。在我们的时代，传统的对生活的冷漠、连同对不舒适和不适宜的做事方法的耐心忍受，似乎已被发明精神所克服。

对此我们还必须加上表现为发明系统化的独特的现代因素。再也不是各处个人作些偶然的发明，技术发明的进程已成为无数人参与的运动。总有新的发明时时对这一运动发起新的冲击。它在极大程度上存在于对于现存发明的发展之中，存在于对现存发明不断的改进和进一步的利用之中。一切都变得没有个性特征。个人的成就消失在整体成就之中。这样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产生完美的形式，例如自行车或汽车。

在技术上可利用的必定是经济上也有效用的。但上述发明精神尽力从这种强制中争得自由。其主要推动力仿佛是从事第二世界的创造。然而，发明精神所创造的只是在空间范围的一定的技术实现，在这一范围内，自由竞争的经济利用或者排除专制力量的意志使它们得到运用。

(3)劳动组织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机器不仅导致生产奢侈品，而且生产所有人日常必需的大量用品，它造成大多数人被卷入生产过程，卷入由机器产生的劳动方式中，使人成为机器中的部件。如果几乎每个人都成为技术工作过程中的一环，那么劳动组织便成为对人性提出的挑战。因为人的最终考虑是人而非技术，也因为技术本来应服务于人类，而非人类服务于技术，现代技术竭力追求把最初的状况颠倒过来，以便随意使人成为劳动单位服从于技术和经济的目的，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一个社会学的政治过程。

为了理解上述要求的意义，必须对劳动的性质作清晰的描绘，首先是在普遍意义上，然后是在技术的深刻影响所造成的质变方面。

二、劳动之性质

由技术实现的一切在任何时代都要求劳动。凡是有人劳动之处，他便运用某种劳动形式。技术的性质决定了劳动的方式。技术上的改变同时改变了劳动。劳动上的急剧转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技术上的急剧转变。

直至19世纪发生的质变，才使技术和劳动两者都成了问题。此前任何时代，技术和劳动均未象19世纪以后这祥被多角度地详细讨论过。

下面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上述劳动究竟是什么，自其开始以后又如何演变。只有借助于这个标准，才能认识新技术世界中劳动的特殊性。

(一)劳动的定义

劳动的定义是三重性的。

劳动是体力劳动。

劳动是有计划的活动。

劳动是与动物截然不同的人类本性的基本特征:它造成了人类世界。

首先，劳动是体力劳动。它是一种努力，如肌肉的工作，它导致疲劳和精疲力竭。在这个意义上动物做的劳动与人一样多。

其次，劳动是有计划的活动。它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活动。这是一种有意作出的努力，以获得满足需求的方法。这种劳动已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

动物直接通过自然满足其需求。它发现满足其需求所必备的东西是现成的。人类只能通过有意识有计划的中介方法，才能满足其需求。这一中介方法是通过劳动手段造成的。尽管人类在自然界中发现其劳动的材料，但只有经过他加工之后，这材料才适合满足其需求。

动物的本能是消耗和造成物质消失，而人类的劳动却制造工具，并创造以商品和产品形式长久存在的东西。工具帮助人类脱离了与自然的直接联系。它也防止在改变客体时损坏它。

天生的技能对劳动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学习劳动的普遍法则，个人才能获得技能。

劳动既是体力的又是脑力的。脑力劳动更为困难。通过实践能学会，然后可以几乎无意识地进行的劳动形式，总是容易得多。我们总是乐意从创造性的劳动逃到机械的劳动，从脑力劳动逃到体力劳动。当一个专家在其研究中毫无发展时，他仍然能发表一个专家的观点。

再者，劳动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基本形式。它使现存的自然世界变形为人类世界。每个既定时刻人类总体环境的形态，都是由共同劳动有意无意地创造的世界。人类世界，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条件总和，产生于共同劳动。因此它总是要求劳动的分工和组织。

劳动分工。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的事。特殊的技能是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人比无技能的人，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特殊种类的商品。并且，不是每个人都拥有每种劳动的工具和原料。因此在团体中的劳动直接导致劳动分工，因为劳动必需许多工种。

劳动者根据其从事的劳动类型而被区分为阶级。他们还根据其人类文化的性质、习俗、智力面貌和身分而被区分为农民、工匠、商人等等。这就发生了把人固定在他的劳动上的过程。

劳动组织。凡有劳动分工之处必须合作。只有在我是所有劳动具有共同价值的团体中的合作者时，我的特殊劳动的完成才有意义。劳动的意义来自于它在一个劳动组织中的地位。

劳动组织部分是无计划地通过市场而自己发展的，部分是根据分配劳动的计划发展的。社会的基本特征决定于，它在整体上究竟是在计划还是在自由市场作用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凡有劳动分工的地方，产品就从直接消费品转化为商品，因此必须被交换，投入市场，或进行分配。这说明由抽象价值提供的标准是绝对必需的。这一价值标准称为货币。以货币表示的商品价值，或通过市场作用而自由发展，或通过有计划地固定价格而达到良好状况。

今天，十分明显，社会结构和人类存在，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是由劳动的性质及其分配所决定。黑格尔已经看到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划时代的解释中传播了这一认识。

关于上述联系的程度，以及缩小了上述联系的重要性的其他原因，如宗教的和政治的因素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一个专门的历史一社会学研究的问题。

过份强调这种联系，把它看作造成人类历史的单一因果观念，当然是荒谬的。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人们已尝试了这一观念，它依赖于以下事实，即劳动和社会结构的联系在我们的时代己有巨大的意义，因此这一观念比以往更容易接受。

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肯定对我们社会中的我们存在的基本结构负有责任。但对所有劳动者的意识来说，决定的因素是怎样进行劳动，劳动有何结果，有何意义，以及劳动怎样引入劳动者的意识中去。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非常自然地建立在下述假设上，即人类需求体系如衣、食、住等决定了劳动。这是确实的，但决不是全部真理。

至于劳动的快乐，不是简单地运用肌肉或练习技艺的官能的快乐，而是参与创造我们环境的意识。劳动者在其产品的反映中意识到了自己。他的平静安宁来自于他分享他帮助创造的存在形式的生活，来自于对某种存在之物的建设。

然而，可能在劳动中还有更多的东西。黑格尔说到“宗教劳动造成献身的善行，它不是为了有限的目的……这种劳动就是礼拜行为本身……作为纯粹创造和永恒劳动的工作其本身就是目的，因此永不休止……”这一劳动贯穿着“从舞蹈这种简单身体动作直到巨大宏伟的建筑工程……所有这些工作都属于牺牲的范畴……活动恰恰是一种奉献，不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而是内心的主观性……在这一过程中牺牲是精神活动，是坚持要在幻想中生活，以幻想来生活，并使幻想成为客观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对特殊的自我意识的否定。”

这就是黑格尔指出的而今天几乎被忘却的潜在的劳动意义。

把劳动内容分为满足生活必需和奢侈要求是肤浅的观点。劳动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这一观点把对满足生活并非必不可少的所有形式和物品称为奢侈品，它恰恰遮蔽了以下基本因素，即人怎样创造世界，把世界造成什么样。在这个世界中，他意识到自己，意识到存在本身，意识到超然存在，以及他自己的特殊天性。

这是对劳动的一般简要概括。现在我们将转而考虑由现代技术造成的分界。

(二)现代技术分界线出现以后的劳动(I)技术节省了劳动，但同时也增加了劳动。技术的目的是节省劳动。现在机器代替了人的肌肉，自动设备代替了思想的重复努力来进行工作。发明者的唯一成就节约了肌肉和智力的活动。实现这一技术的界限就是仍有一种劳动形式要人一遍遍重复，这没有技术上的代用品，以前不存在的新任务成为必要的。机器本身得不断地造出来。即使机器成为几乎独立的存在，人类劳动仍得保养、照看和修理它们，并且，还需要为机器继续工作而提供原料。以上发生的一切，即劳动转变到了不同的方面。它是转变了，而不是被废除了。总有些地方仍保留着技术不能废除的古老的艰苦工作。

因此技术确实使劳动更轻松。但它也产生了新的生产可能性，并通过其成就引起新的需求。通过日益增长的需求，又产生了新增加的劳动。而且技术首先产生的，是以战争武器形式出现的新的破坏手段，它把对劳动的要求强化到极点，首先通过契约制造巨量军火，然后通过契约开始把一切再次投入混沌和废墟中。

从整体上来说，技术在我们当代现实方面是否确实减轻或减少劳动，仍是值得怀疑的，技术施加于人力的，看来更象是人类从未经受过的紧张。无论如何，现代技术已开始造成了积极从事劳动的那些人的劳动大量增加。然而，技术的潜力确实包括减少破坏性的体力劳动的原则，并且现代技术已经建立了使人逐渐从体力劳动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以便有闲暇发展其自由潜力的持久思想。

(2)技术改变了劳动。与发明创造的重要意义形成对照的是对于非创造性运用的依赖关系。发明是从闲暇、灵感和坚韧不拔中产生的，而应用则要求重复劳动、秩序和耐力。

在进行技术工作中，看管和保养机器是积极的，这种劳动发展了遵守纪律、谨慎从事和深思熟虑的思想倾向，使从事有意义的发挥能力的活动的快乐，对机器的真心热爱变为可能。与此相反，劳动的自动化，对许多人来说，其工作只是在传送带旁重复运动，结果是消极的。这种除了疲劳之外一无所获的枯燥无味的劳动，对所有人都是不能忍受的负担，只有具有根本冷澳气质的人除外。

黑格尔已经看到由于劳动从工具到机器的飞跃造成的后果首先是惊人的进展。工具仅仅是一件死物，我使用它只是在形式是能动的，它把我变成物，因为只有人才提供活力。另一方面，机器却是一件独立的工具，人依靠机器哄骗自然，让自然为人服务。

然而，哄骗者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由于人通过机器的中介让自然为人工作，他不能除去自己工作的必要性……他使劳动脱离自然，但又不能把劳动象活的对象那样引向自然……留给他的劳动本身变得更加机械了，劳动变得越机械，其价值越少，他就得更多地以这种方式劳动。”“劳动变得更单调沉闷……个人技能无限地受到局限，而工厂人员的意识可能达到了最低程度的冷漠。人们完全看不到个人劳动和无限的群体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代之以盲目服从，以至于一次行动往往会突然破坏整个阶层的工作，因为那个阶层的人感到他们的工作已满足其需求，因而它就变为多余的和无用的了。”

(3)技术强制采取某种大规模的组织。只有在相当范围的工厂里才能完全地和经济地实现技术目的。这个组织必须具备多大规模，是一个由各工厂分别回答的问题。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大规模的组织究竟应有多少人，才能有利于发展，而不会造成自由市场的垄断，在合法权益范围之外，什么程度上能考虑建立一个有计划的包罗万象的世界工厂，在那里全部生产形式互相连接，以便恰如其份地进行各个领域的生产。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个人总是依赖于大规模的组织和他在其中占据的位置。正象机器制造没有给个人生产的快乐留下余地一样，它也结束了拥有职业工具的个人自由，以及为私人定货单生产的自由。绝大多数人处于再也不能想象其工作意义和工作目的境地。人的标准被忽视了。

劳动依赖于机器和反过来成为另一类机器的劳动组织的双重性，把人本身造成了机器元件的相似物，新工作单位的创造性的发明者和组织者变成罕见的特例，他们继续依赖机器。相比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成为机器的零件。

然而，技术化从逐步建立在自然上的劳动，扩展到整个人类生活组织，到对万事万物的官僚统治的指引，一直到政治，甚至到消遣娱乐，消遣娱乐现在也变成了人们习惯了的生活方式的继续，它不再来自于创造的快乐。如果在业余时间不能依次充满技术上组织好的活动，人们就再也不知做什么好，他不能从昏沉恍惚中自拔，不能从萎顿中恢复过来。

象机器部件似的人类生活，与人类过去习惯的生活相比，可能有以下特点:人被迫迁移，背井离乡，作为回报，他在机器旁得到一个位置，分配给他的房子土地本身也是机器类型的，短暂无常的，可以交换的，不是如画的风景，不是唯一的家。整个地球表面都呈现出机器风貌。人类生活的范围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方面都大大受到限制，他丧失了对其文化遗产及其对终极目标的探求，他仅仅生活在现存之中。但现存也日益变得空虚，他越少由记忆的实体支撑，便越不能孕育已萌芽的未来可能性的种子。工作变得仅仅是劳累和匆忙的努力，花费精力之后精疲力竭，两者都缺少思考。在疲累中除了本能、对快乐和感觉的需求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人类靠电影和报纸生活，靠听新闻和看电影而生活，到处都在机器因袭性的范围内。技术生产的消费品的增加，能使大量的人增加到看来无限的程度，无论如何，我们的时代在短时期内已使地球总人口成倍增长。

人成为巨大机器的零件的转变，是由所谓试验得出的人类概念揭示出来的。人们试验个人不同的品质，把人们按不同的数量分类，在此基础上把人分为集团、类型与等级。作为个人，人反对把他变为可交换的物质的转变，他反对把自己按标签分类。但遍及世界的事件进程都迫使人们采取这种技术选择。同时选择者本身也是人。谁选择选择者?选择者本身也变成机器的一部分。他机械地操纵设备和采取措施。

存在的意识就这样被卷入了与人不相容的机器中，一位21岁的美国空军中尉，在由于杰出操纵轰炸机而得到最高勋章的会见中表达了这种意识:“我是地狱般恐怖的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我越考虑越觉得我自诞生以来似乎就是一件又一件东西上的齿轮。每当我开始做我想做的事，有一件比我大得多的东西随之而来，把我推到一个等待着我的位置。这确实令人不快，但事情就是这样。”

三、对劳动和技术的估价

对劳动的估价

对于劳动的矛盾的观点早在古代就有表述。希腊人鄙视所有的体力劳动，认为体力劳动只适合于智力低下的人。他们认为，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贵族，不劳动，完全空闲，从事政治，参加体育比赛，投入战争，创造精神作品。犹太人和基督徒视劳动为对罪孽的惩罚。人被从天堂中驱出，他承受堕落的后果，注定要额上流汗才能吃到面包。帕斯卡【(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象，哲学家，散文家。—译注】强调了这一理论，劳动不仅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人类对其真正使命的迷惑。劳动暴露了世俗追求的空虚，勤劳的虚假，它诱使人们转向，并掩盖了基本的东西。然而新教徒认为劳动是巨大的赐福。弥尔顿【(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英国革命时独立派思想家。—译注】描绘了人被从天堂驱逐后的获救，亚当和夏娃立即擦干眼泪。

世界全展现在他们面前，

任他们选择栖息的地点，

上帝在指引他们向前……

米迦勒天使对亚当说:

只有你们加倍努力去求知，

你们将不会厌恶离开天堂，

你心中将拥有最幸福的天堂。

加尔文派认为，劳动的成功是被上帝选中的象征。把世界职业看作责任的概念是宗教理论的结果，但又是独立于宗教而存在的。劳动中的快乐，把劳动视为赐福劳动，劳动的荣耀感，以及把成功作为人类价值的试金石都扎根于这块土壤中。作为基础的两个信条，一个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还有一个是精神祝福:“努力劳动而不失望。”

现代世界上普遍地肯定劳动。然而，一旦劳动变成人的尊严，变成作为人类存在的天性的显著面貌，劳动的两重面貌就暴露了:一方面它在劳动着的人类的理想中，另一方面在真实的平常的劳动条件之中，在这种条件下，人通过劳动方式和劳动组织与自己分离。

从这种两重性中产生了改变人类世界的冲动，因此人类将在创造其世界总体中发现取得最合适的劳动方法的途径。必须抛弃那种错误的、惩罚性的、把人与自己分离的劳动方式。黑格尔的话中包含了这一标准:“这是主体的无限的权利，他在活动和工作中找到自我满足。”

如果我们把劳动看作单一的整体，那就把劳动和人类尊严、权利和责任的关系问题荒谬地简化了。由于对特殊种类劳动相应的尊重，由于分享商品生产愉快的程度，由于劳动的组织方式，在这组织中行使权威的方法，工人感到的集体精神和团结的移度的方法，在劳动类型的增长中，劳动实际上是极其多种多样的。

因此，改变劳动结构使之有利于人的尊严的任务，既不能用一条原则来解决，也不能把它们缩减到一个类型。人们已认识完成此任务的顺序如下:完成劳动的具体物质条件的改变，使其更为人道;劳动组织的改变，使每个工人的地位、建立权威和从属关系的方式，都与自由相一致;社会的改变，使物品分配更加公平，维护每个人的地位，无论根据他的成就，或仅仅根据他是一个人。

通过技术造成的劳动和生活形式的变形，这些问题已经具体化了。评价现代劳动不能与评价现代技术分割开来。通过现代技术，劳动负担加上新的份量，但也许伴随着新的完成的机会。

对现代技术的评价

100年来技术或被看作骄傲，或被诅咒，或被当作恐怖。

19世纪既有发明者的创造的冲动，也有工人反抗和打碎机器。

最初的热情包含着直到今天仍然牢牢掌握的意义。

德苏埃尔近来解释了它的意义。人的创造性实现了造成人类环境的思想，作为上帝的映象和相似物的人，发现了永恒的创造思想，并创造出类似第二自然的新的真实。因此“技术精神”不仅含有某种手段，它还指对所谓真实和合理的人类环境的全面实现。一个独立的世界产生了，技术不单是外部存在，它是精神生活内部实现的王国。从这一热情的观点出发，“一种转变世界的力量只是有借代目标的方法体系”，看来是不可能的。

如果德苏埃尔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完全不同于人类创造的环境，现在已处于从技术精神本身中产生的过程之中。目前危机在于旧环境已被熔毁，而新环境尚未产生。它处于最初的开端，在此创造性的过渡中，全景看来象一片混沌与毁灭。人类新环境的思想可能存在于现代性的技术中。也许技术的进化并不能无限进行，而是循着一个方向，其结局将是人类生存物质基础中的新型完美。

相反也有另一种观点。技术之路并非通过控制自然而从自然中解放出来，而是对于自然和人本身的破坏。不断谋杀生物的过程将最终导致总体毁灭。许多伟大人物最初一看到技术便被恐怖所攫住，确实是一种正确的看法。

与这两种激烈的观点相对的还有第三种。它对技术持中立态度。技术本身既非善亦非恶，但它既能用于善也能用于恶。它本身不包含任何思想，既无尽善尽美的思想，也无毁灭的恶魔般的思想。二者皆来自人类中的另一些根源，人类赋予技术以意义。

今日欧洲对技术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热情几乎消失，由于缺乏创造精神而日渐萎缩，这似乎是个特点。技术中最初的冒险的欢乐已消逝，或转移到更原始的民族，他们刚开始了解技术，正处于形成自己的技术的过程中。

然而技术时代的目标和结局既不清楚也不肯定，沿着它的路线肯定无时不在发生熔毁与反复重制的过程，我们将从几个方面讨论它。

(一)远离自然与重归自然

人类被从既定的、纯粹“自然”的环境中撕开。人类形成过程的第一步就是人类对自己实行归化。但直到100年前仍然保存着很明显的真正的环境，一个整体。

现在，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环境，不管怎样，“自然环境”.现在都是附属的和相对的，它必定在新环境中以根本不同的意识重建自己。

在技术活动中制造是基本工作。人类意图及实现这一意图的技术设备，占据了意识的突出地位;相反，天然既定的东西却退到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技术活动考虑的自然，是机械方面的自然，以及通过研究可知而不可见的力量(如电力)，我能够在机械环境的永久结构中间接地运用这种力。

任何没学到知识，而仅限于运用知识的人，如接线员、乘电气火车旅行的人，只是运用简单的熟练手法，而对实际发生的事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人能够不理解地利用与自然无关的技术，至少是在很多领域里，而过去的自然机械科学则要求实践和在体力技巧中表现出的能力。

然而，在很多领域中，获得技术的自然要求我们去接近自然，这涉及到这些领域的特有功能。很多技术设备要求专门的身体技能，从打字机到汽车，以及对此要求更强烈的如飞机。但它几乎总是单方面的特殊的极端的技能，是身体的耐力，而非对人的生命进行完全的彻底的培养(这可从骑自行车者和步行者的技术的不同看出来)。并且，运用技术设备需要知识。因此，实践的要素是在运用技术知识时的技能，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实现意图的正确起点，并且当设备发生故障时，就要从暂时实验着手，以达到方法论上的突破和有效的修理。

因此技术能以下面两种方式之一来影响生活于其中的我们。或者它使我们完全脱离自然，并使我们处于不动脑筋地运用机器设备的状况;或者它以可知而不可见的研究与发现的形式，使我们更接近自然。

然而，技术不仅使我们接近物理学分类中研究的自然。而且通过技术，一个新世界为我们产生，人类获得了新的世间存在的可能性，这使他们重新接近自然。

(l)最重要的是技术产物的美。在运载工具、机器和日常使用的机器制品中达到了技术的完美形式。在技术制作中实际上产生和发展了第二自然。问题在于，技术上成功的产品之美存在何处。它不仅合乎人的意图，更重要的是在功能上与人类世界浑然一体，完美无缺。更不必说它存在于多余的装饰中，那些装饰给我们的印象相反是丑陋。但是它们以某种东西使我们感受到总体功能结构中的天生需要，天生需要首先在人类劳动的纯粹形式中表现出来，然后在无意识的生命生产中被重新认识(例如动植物的躯体构造)。事物内部存在着解释，它似乎总是通过追求永恒的命定的形式而被发现。

(2)此外，技术能大大扩展人类对现实的认识。大小事物通过技术变得显而易见，而它们对自然感觉却是封闭的。显微镜与望远镜都是非自然的，但它们打开了自然的新世界。通过各种传播手段的中介，技术使人类几乎能无所不在，他能走到任何地方，他的通行不受国家、战争和政治的阻拦，结果他自己深入现场，能在一个特定地点体验和耳闻目睹事件。人在自己家中便能得到栩栩如生的印象和声响，而过去进入他感觉的印象音响，是通过很少的和错误的见解，以很少的或幻想的形式提供给他，或者根本未进入知识领域。留声机和电影可使过去的事件永存记忆。观察能力已空前精确，并在各方面更加丰富。

(3)最后，新的世界意识发展起来。自从现代通讯和新闻传播体系问世以来，我们对于地球空间的感觉己开始包括整个地球。我们使地球具体化，它充满了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全球力量和利益的真正交迭使它成为一个封闭的整体。

因此技术世界包括人性的新的可能性，技术的特殊的快乐，在扩大对世界的体验方面，以及把全球和所有的存在因素变成具体体验方面的成就，这一切己为人类充分控制事物奠定了基础，这一控制将导致对崇高的体验。然而在现时代，所有这些仍然是罕见的特例。

除了技能以外，重新接近自然与万物是以人的主权为出发点的，人以自己的理解力深入与自然相异的领域，从不是直接的存在的整体中创造了现存。精神是决定性的。

淤塞在无思想的、空洞的、机械的功能中，在自动化中异化，在消遣娱乐、日益增长的无意识和神经刺激的残余中失落自我，反而容易得多。

(二)对技术限度的错误估计

对技术的估价取决于对它的期望。明确的估价须预先明确技术的限度。

人们经常根据关于自然的教条的知识，把错误的限度强加于技术，因此，例如在半世纪前，飞行甚至飞艇，都不时地被宣布为不可能的。事实是，人可能达到的控制自然的程度是无法预言的。幻想自由地构成了最不平凡的图景，它完全不受任何不可能性的限制。这幅图景包括对原子能的技术利用，在煤和石油的供应被耗尽后，原子能可能会提供代用品，或者被人们用于毁灭地球，或用于宇宙飞船。尽管人们已正确地认识到永动机是不可能的，然而实际上发现不会耗尽的能源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受到技术潜力的广阔范围的蒙骗，以为这就是技术的限度。技术的限度存在于全部技术实现的先决条件中，而这一实现是所向无敌的。

(1)技术是一种手段，它需要指导。天堂里一定没有技术。技术致力于使人摆脱欲望的负担，它首先迫使人类通过劳动保存其肉体存在，然后，并非迫于需要，使他能将其存在扩大到自己造成的难以预测的环境结构中。

技术上的创造发明是服务于需求的，由需求指导，并根据其利用而确定价值。确实，在发明中也存在另一个过程，即创造一种以前不存在的能完成某种任务的物品的快乐。发明者可以构思自己的设计而完全不考虑其应用。自动装置和巴洛克时期的玩具正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然而发明的选择及随之而来的发明的最终决定性的方向，是从实用出发的。技术发明者没有创造任何一种全新的需求，即使他通过满足现存的需求而扩大和增加了它们。目的必然是既定的，作为法则它是不言而喻的:使劳动更轻松，制造消费品，大量生产。应用上的这种考虑构成技术存在的理由。

技术的限制存在于这个事实中，即它不可超越自己为自己而存在，而总是一种手段。这使它很不明确。因为它并没有自己设置任何目标，它是超越或先于一切善的。它既能服务于救助也能服务于为害的目的。它本身对二者是中立的。这就很明确为什么它需要指导。

是否可能从总的自然环境的合理性中，从发现本身和扩大的需求中产生出这种指导?这类问题针对事物进程中的未知的但也许是很有意义的因素，仿佛这一进程是在实现一项计划，或者仿佛是邪恶攫住了它。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使自己的信仰囿于任何这类事物的无意识的过程。对技术的指导不能在技术本身中寻求，而必须到有意识的社会精神中寻求。人类本身必须找到重新指导统治的途径。他必须明确了解自己的需求，必须检验它们，并决定其等级层次。

(2)技术限于机械论，限于无生命的和普遍的东西。技术从未超出其掌握的机械理解。它将其对象转化为机械论，因此也就转化成设备和机器。面对机械潜力的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一切在技术上似乎都是可能办到的。这样就发展了技术万能的虚幻期待的基本态度。然而，这类技术上错误估计的绝对化实体，总是要求超出技术的东西，尽管可以这么说，事实是所有的活动总是以技术为前提，机械装置只是提供了骨架。对于自然，应采取的步骤是耕作和培育，对于人类，是教育和交流。精神作品的创造，真正的发明本身，它们不能根据技术法则完成。靠技术来制造那些只能从活生生的精神中创造的东西，是错误的指望。绘画、诗歌、科学，都以技术为手段，但如果它们只是技术的产物，那就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技术的局限在于它仅限于无生命的东西。支配技术制造的认识只适用于无生命的、广义上是机械的东西。因此技术只能象对待死物一样地对待活的有机体，如在农业化学中，在现代育种方式中，用荷尔蒙和维生素来达到尽量提高牛奶产量的目的，等等。在技术耕作和中国几千年实行的历史耕作方法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技术耕作如养花的现代方式，从打破纪录的观点出发，其目的在于取得巨大的成效。在机制工艺品和生动的艺术作品之间也有同样的差别。

技术产品具有普遍性而无个性。可以肯定，在历史创造过程中，可以用技术来生产独一无二的制品。但技术的目的是定型生产和大批量生产。附属于普遍性的技术的局限，以不受限制的转移力，使技术能被所有的人接受。技术不受文化前提的限制。因此它本身是某种不表现的，非个性的，非人性的东西。作为这种认识的产物的特点，使它只能理解处处一致的东西，尽管也有某些超出纯粹技术的东西，使它感受到发现的“精神”和特殊的意义。

(3)任何特定时刻的技术总是受到有限的物质和动力的约束。技术需要物质和使它运转的动力。在这方面人类可利用的只是有数的几种，如煤、石油、矿石等耗尽了便再无替代之物。它们告罄之日总会来临，除非又发现新的能源。我们考虑到原子能，但不知得到原子能之前矿石能支撑多久。

地表可得到的能源大部分是有限的，一旦告罄不会再生，此外也可考虑利用太阳能的可能性。间接运用水力是我们早就接受的，它是有限的但不断再生的。是否能永远直接利用太阳能，对未来的技术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更深更广地钻入地表以下，也是可以想象的。

实际上我们还未到达末日，人类的储藏室仍很充盈。但也可以计算出，诸如煤和石油的告罄之日近在相当短的历史时期内。

然而，如果技术必需的能源消耗殆尽，这确实意味着技术时代的终结，但在那种情况下，人类存在也不会停止。地球上的人口将锐减，人将生活在以前历史时代的先决条件下，没有煤和石油，没有现代技术。

(4)技术受人的约束，通过人的劳动而实现。人类肯定期望服务，并准备好服务。人类的人性引导他所要求的东西将决定，在达到限度时，他是否不再希望活下去，或是否冒生命危险而抗争。那时技术机器的管理是被倾渡，还是暂停，或是由人类在类似条件下重建。

(5)技术发明的过程也许受到可能目标的限制，并被结局预先决定。伟大的新发现不断地产生，当我们的认识似乎达到相对完美之后，它又会造成另一组发现，我们对它们毫无预感，它们是另一组发现的前提。内燃机和无线电曾是这类新开端。现在看来原子能仿佛又是一个新开端。当所有为人接受的东西被运用之后，人们对新东西的信任也达到极限。迄今为止技术进程总体上以日益增长的拼命的速度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现在似乎已根本达到极限。如果这个极限是基本的，那么仍然会有由于整个地表变为单一的应用领域而造成的巨大的质量强化。

潜在的完美或技术发明的终结都没有证据。只有迹象和可能。1939年前美、英、德、法、俄新发明数量的比较，暴露出如此巨大的悬殊，只能这样描绘情况，好象某些地区陷于瘫痪，而另一些地区则火山爆发。一部分人中的条件、机会和共同“精神”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由于精神能轻易地被摧毁，这就把发明的全部活动放在不安全的基础上。也许技术本身有对人类不利的反作用力:技术引起的强制性生活，造成了科学技术发展先决条件的毁灭，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精神的自由。在19世纪的大发明家和大企业家，与今天的有组织的个人日益不起作用的推动力之间，已经看到巨大的差异。阻止公开研究工作的新倾向和有军事意义的发明，可能是末日的象征，特别是考虑到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不可预言的范围。

(三)对技术的魔鬼信仰的感性认识“魔鬼信仰”一词并非用以指魔鬼在起作用。并没有魔鬼。这个词是指某种被人类创造的令人厌恶的东西;对存在整体有重要作用的某种强制的东西，它也是指一种不可测知的反抗，它在幕后发生，可以说是非显性的。

在早期阶段，有远见的人都被技术世界的恐怖所攫住，没有真正地理解它。早在牛顿时代，灾难已开始威胁人类世界，牛顿通过对灾难的无意识的认识，使精密科学产生了剧变，只有从这一剧变出发，歌德对牛顿的攻击才是可理解的。柏哈德【( J·Burckhardt, 1891-1974 )，瑞士政治家，学者。其历史研究集中于十七世纪的法国和欧洲，曾撰写多卷本的黎歇留传记。—译注】对铁路和隧道有强烈的厌恶，但还是使用它们。被机器剥夺了其手艺和生计的人们，则摧毁了机器。

与此观点相反，还有一种进步的信念，他们从新自然知识和技术中除了预见到美好幸福外，什么也看不见。这种信念是盲目的。因为它只看到技术的广泛应用，而这似乎是可识破和可纠正的。它没有看到隐藏在技术中的更深刻的危险。这种关于进步的信念不认识这种进步局限于知识和技术，它不能导致人性的总体进步。今天所谓技术的魔鬼信仰已明显暴露出来。让我们概述这些出乎预料的颠倒现象，它由于技术而反对人类，某些情况上面已经提到了。

增长的劳动量导致了劳动者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对工作限度的确定，不是使治理自然的笨重劳动变得轻松，而是使人类转变为机器的元件。

工作设备的机械化，连同合作的复杂、扩大和必要性，造成了一种组织，它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以往一切形式，而且是根本不同的，因为不仅是人类有特殊目的的部分，而且是整个人类存在，都被缓慢地拖入这个组织。

技术考虑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各门科学都发生了革命，这表现在医学的技术化，对自然的研究的工业化及有组织的安排中，它们导致在大量的科学中，研究是在象工厂一样的有机体中进行。如果要获得期待的成功，情况就要求这样。

这一事实的结果是，生活方式也变成机器运转，整个社会变成一部大机器，变成包容全部生活的单一组织。埃及的官僚政治，或者罗马帝国，都只是现代国家文官制度的先驱，从现在起，每件希望取得成效的事，都得仿效机器的样式，即它得具有精确的强制的特点，并受到外部法则的约束。最大的约束力来自于最大的和发展得最完备的机器。

这一机械化的后果是机械强制、可计算性和可靠性的绝对至上的结果。另一方面，属于精神或信仰范畴内的一切，只有在用于机器目的的条件下才被接受。人类本身变成被有目的地加工的一种原料。因此以前人本身是全部的主旨，现在变成了手段。人们允许披上人道的外衣，确实鼓励这样的做法，并且在言论方面，提出以人道为头等要事，但凡这种意图要求之处，人道都受到严重损害。极大的力量伴随着极端的残酷。因此，文化传统，在其包含的绝对要求方面，已被摧毁，人们变成一盘散沙，他们越缺少根基，就越容易被利用。在使用机器的过程中，求生的感情同私生活脱离。但和生活本身也变成空虚，业余时间也机械化了，娱乐成为另一类工作。

技术机械论能强制前所未有的众多的人。例如，原来的精神解放通过无所不在的新闻，转变为通过控制新闻来统制一切。通过通讯体系，国家意志能在任何时刻在广大地区生效，甚至直到每个家庭。

技术使每个人将其生命存在依附于已造成的设备的功能。当设备出了故障，舒适的生活立即退回到前所未有的极端匮乏之中。这时人类受环境的支配程度，胜于处于自然存在中的农民。没有更多的储备了【7】。

有一件事是确凿的，即技术正处于转变人类及其工作存在的过程中。人类再也不能从技术中解脱，回到他诞生的状态去。同样确凿的是，技术不仅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机会，而且也带来了无可估量的危险，技术已成为独立而猛烈的力量。人类还未注意到这种情况，不知它是怎么发生的，就已落入它的控制。今天谁敢说他能看透这些事情的一团混沌!只有循着看透它的道路，才能消除对技术的魔鬼信仰。无论它能造成什么危害，都可能被我们的人力所控制。例如，市场组织可以解救暂时的缺乏，然后不是以消灭自由市场而结束，消灭自由市场就再没有什么可供分配，而是重建自由市场。但每种计划又隐藏着未曾预见的“魔鬼信仰”的可能性。由技术实行对技术祸害的技术控制，可能会增加祸害。绝对的技术统治对它来说是不可能的。

把用技术手段消灭技术看作是完全能实现的任务，就意味着将开辟通往灾难的新道路。狭隘判断的狂热，为了一种所谓的技术而放弃了技术的可能性。但是问题在于人怎样对已主宰人类的技术施加影响。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他为自己的生存而控制技术后果的方式(它是在任何特定时代表现的生活方式，从其总体结构安排直到每日每时个人的举止行为)。

技术的所有方面都与这些关系相结合。这些关系的根源在别处以对当代的明确理解，给人类以处在一种可怕过程支配下的意识，那就是人类自己活动的无情的强制的结果。

总而言之，因为尚未识透技术的奥秘，所以技术可能发生的事件不仅是命运，而且也是一项任务。同时幻想的计划象邀请人性成为它们的主宰。个人的全部潜力是否停止?沉思是否要从地球上消失?人类是否拥有一个根源，它使一切变为人的最终技术条件，而不是人变成技术的奴隶?

技术实体造成了人类历史的可怕中断，尽管我们置身其中，其最终结果是任何想象都无法预料的，它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机械化和技术化。

无论如何更明确得多的是，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些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问题是哪一类人拥有它，通过运用技术他将证明自己为哪一类生物。技术与如何处置它的方法无关，作为一种自主的整体，它是一种空虚的力量，作为最后一着，是方法对目标的垂死胜利。技术是否可能从人类意识中挣脱出来，变为怪物手中的狂暴?或者对地球及人类来说，它是否会降到一个巨大工厂的材料的水平?对整个世界来说，它是否会变成一个把任何东西转化为其一部分的蚁堆，在闲散地管理一个无内容的过程中，仅象生产与消费循环一样继续生存?理解可能会认为这是可能的，但我们人性的意识将永远说:这在整体上是不可能的。

单有思想是永远不能主宰技术的。世界历史关于形态的决策将在现在和今后几世纪中作出，在这个形态中，人类的能力使他经受得住其生活的全新条件。我们面对着以前人类实现的所有尝试及以下问题:它们对我们仍有什么意义，它们怎样才能重复，它们为自己作何说明。

哲学必须正视这个现实。确实，哲学只能产生思想，精神态度，价值判断与个人的可能性，但是个人可能无可估量地成为事件发展中的突出因素。

第二章 世界现状

导 言

我们对过去只作了不完全的回顾，而未来十分模糊。我们只能指望对现在形成一幅清晰的图景，毕竞我们正置身其中。但恰恰我们对现在也很难理解，因为只有通过诞生它的过去的完整的知识，以及它将进入的未来的完整知识，它才能变得清楚起来。我们希望认清我们时代的状况。但这一状况包含着隐藏的可能性，只有当可能性实现后，它才将变得清晰可见。

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对我们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是地球上人类的真正统一。对人类来说，整个星球成为由通讯技术控制的单一整体。它比以前的罗马帝国还要“小”。

自从400年前的发现时代以来，发展的进程一直导至今日此时。然而直到19世纪末，对我们来说历史基本上仍是欧洲史。对于那时的欧洲意识来说，世界其余地方都是殖民领土，只具有次要意义，注定是欧洲掳掠品的来源。列强一直在寻求为自己赢得广大的领土，现在展开的世界历史的基础，是那时列强无意奠定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其余地方都成了列强的表演场地。然而这仍是一场欧洲战争。美国再次退出。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大国，整个地球，才全部投入进去。在东亚的战争也象欧洲的一样重要。事实上这才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作为整个世界的唯一历史的世界历史开始了。我们居高临下地观察，以前历史的插曲表现为分散的地区彼此独立的努力，象人类潜力的多种来源一样。现在整个世界已成为问题和任务。因此历史已发生了总体质变。

基本事实是，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置身事外。世界是封闭的。地球的统一性已经达到。新的危险和新的机会暴露了。一切重大问题都成为世界的问题，目前状况己成为人类的状况。

一、现状之特征

(一)群众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以前所有历史的发生条件与今日相比是相对稳定的。农民是人口中的大多数，不管任何灾难性的政治事件，他们在其生活方式中保持相对不变。这构成了人口中非历史的主体。历史时代中接二连三发生的农业危机，造成了动乱，但没有根本改变。社会条件的转变进程缓慢，而且只在似乎永恒不变的总条件下，影响个别阶级和集团。至于他们的意识所关心的是，即使被迫挨饿，也要在永远不变的秩序下保持相对安全。他们忍受屈从，生活在浓厚的宗教信仰气氛中。

今天情况不同了，社会条件不断变化消长。这种变化已成为有意识的。地球上所有人都被从古老的传统秩序和意识形态中拉开。安全的意识不断减少。人类群众正在变成整体。每个人都在学习读写。如果他们不这样，他们就不能得到知识，不能获得表达其意志的语言，也不能使别人感到他的影响。

群众正变为决定性的因素。可以肯定，个人比以往更加软弱无力，但由于个人是群众中的一员，“我们”这个词似乎已获得一种意志。

然而，这种意志不能从原来无个性的群众中产生。它是由宣传发动和指导的。群众需要思想和口号。得有人告诉他们，他们需要什么。但是在群众中必定早已准备好条件，以便接受别人的指导。如果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和诗人希望有所影响的话，他们必须诉诸群众中的力量。人们不能预先说定是哪种力量。领导者以他们呼吁的推动力、价值判断和热情为特征。但他们在群众中刺激起来的东西对他们也有反作用力。群众决定了领导者必须是何等样人，以及他们相应地必须变成何等样人。他们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否则他们就变成高于大批直接奴隶之上的独裁者。

然而，群众【8】是一个能作多种解释的概念。群众既指人口的数量(在这一点上与以前所有时代相同)，也指暂时的表现方式和人们在暗示影响下的举动(完全突然出现和突然消失)，还指通常是大多数人中的下层，平均水平以下的下层，他们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他们的存在决定了一切(这是在某种条件下的历史状况的表现，决不是限定的下层)。

必须区别群众和人民。

人民可再分成各种等级，它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样式和文化传统。人民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他们处于一个共同的环境，人民中的个人有其个性，这种个性部分来自于他所出生的人民的力量。

另一方面，群众不可再分割，群众不意识到自我，千人一面，数量极大，缺乏特性和文化传统，没有基础，一团空虚。群众是宣传的对象，不负责任，他们生活在意识的最低水平上。

每当人们处于缺乏真正的世界、没有起源或根基的境地，就会产生可任意处理和改变的群众。由于技术造成的后果，以下状况变得越来越普遍，狭隘的眼界，不能预见未来和缺乏印象深刻值得回忆的生活，无意义的强制性的劳动，消磨时光的快乐，以伪生活和精神刺激作为生活，以爱情、忠诚和信任来进行欺骗，特别是青年的背叛，造成了玩世不恭，卷入此中的人没有一个能保持自尊。在快活顽强的掩盖下，这条道路经过绝望走向忘却和冷漠，形成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共同的人类生活是一个沙堆，能利用它，捏成沙器，然后扔开，它被认为具有一种特性，即它能被赋予一个号码，并能通过检测手段计算。

个人同时是人民和群众。然而作为人民和作为群众，他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人坚持要属于人民，形势迫使他变成群众。可以比较一些例子说明之。作为群众，我相信普遍性，相信现行模式，相信电影，相信纯粹的今天。作为人民，我要物质的不可替代的实体，活生生的剧场，历史上的现存。作为群众，我向指导者讲台上的明星鼓掌。作为人民，我在内心自我中体验翱翔于生活之上的音乐。作为群众，我相信数学、积蓄、平均。作为人民，我相信价值体系和结构。

必须区分群众和公众。

公众是人民转变为群众道路上的第一步。它是诗歌、艺术、文学的反响。当人民不再充满理解地生活于共同体内时，大量分散的公众会发展起来，他们象群众一样乱七八糟，但是一个精神事物自由竞争的广场。当写作者自由时他为谁写作?今天他不再为人民写作，也还不是为群众写作。如果他运气好，他追求并赢得公众。人民拥有伴随终生的永远帐册，而公众的零钱却没有帐号。但在有公众之处，那里仍是一个活跃的开放的论坛。

人民向公众和群众的转化过程是再也无法阻止的。形势迫使事件经过群众的中介而发展。但群众并非确定之物。它是人性分解过程中的存在方式。其中的每一个人仍是人。问题在于，个人及其内心世界达到什么程度，今天“个人世界”这个词经常是被傲慢地轻蔑的对象，而它却产生可能最终导致脱离群众的人性复归的新开端。

在过去的顶峰上我们能鸟瞰过去。那时似乎在群众存在的广阔基础上，极少有历史信息留给我们，崇高的精神创造造成了正史。在贯穿时代的历史延续性中，人们互相成为朋友和敌人，这是一切人的生活和活动。然而，每个个人都有自己的团体，这个团体属于他，他听从这个团体，他对于团体是重要的，他有自己的朋友圈子，自己的语言和精神传统形态一致的民族，自己的公众。

今天，这个共同体不可避免地成为由群众决定的世界。只有被群众吸收的东西才能保存下来。今天历史之路毫不留情地要经过群众，或者似乎如此。普及教育可能会使大批人走上精神崇高之路，即事实上是自然选择的过程，它是一切时代都不断进行的，可能引起没有世袭特权的真正的新寡头政治，社会镇压和政治恐怖的废除，可能使思想的叛逆的和消极的方式消失，直到那时，才能控制住群众。

在自由竞争中起作用的自然选择的学校，以及不断改进仍然不公平的人类条件，使之趋于更大的社会公正，可能在不断的社会紧张的同时，使自由之路放射光彩，通往更大的自由。

倘若失败，可能在难以预测的群众生活中造成不可思议的恐怖。每一个想要得到某种重视的人都要与群众同行。许多思想家设想，群众正在形成什么特殊观点，那么真理就要去了解这一点，并根据它相应行动。然而，这种人类群体并非个人，他们并不知道或想要任何东西，他们没有任何宗旨，任何人只要迎合他们的普遍心理和热情，他们就会成为他的工具，人类群体很容易丧失其深思熟虑的力量，沉溺于为改变而改变的欣喜若狂中，跟随那蛊惑者直到地狱。无理智的群众和直接独裁者之间的担互关系很容易发展起来。但是真正精神的理性的艰苦努力在群众内部发展起来，也是有可能的，这种努力发生在条件的渐变中，无人能从整体上观察它，但有如此之多的理由说明，有秩序的存在、自有工作和自由创造，在极大的程度共是可能的。

一旦以前被贵族统治所限制的东西在群众中变为现实，世界就会上升到历史的顶峰。这些以前被限制之物包括教育，有计划缔造的生活和个人思想，学习能力，在精神中赢得一席之地的能力，以及在人们既互相批评又彼此一致地相遇时所产生的最大作用力中，历史地反映、深思和发现合理解决的能力。

然而，今天最可怕的危险是，鉴于以前全部历史事件对人性本质影响甚微，这一本质本身似乎也处于流动之中，其核心受到威胁。万物的不稳定性造成了这一问题，即人类在知识和技术基础上，从其自然根源出发，将把自己的存在变成什么。在此情况下，形势迫使我们走上不可避免的群众之路。

(二)传统价值的解体

以前，宗教是与社会总体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产生了宗教，宗教反过来又证明它们的合理性。每日生活的指导置于宗教之中。宗教被承认为无所不在的生活精义。今天宗教是一种供选择的东西。它在一个不再充溢着宗教的世界上保留着。不仅各种宗教和教派团体并列，而且这种情况已引起相互怀疑。此外，宗教本身已变成不与生活其余部分相关的特殊领域。传统宗教对日益增加的众多人口来说，变得站不住脚，几乎所有声称独占绝对真理的教义和启示都无人相信。大多数基督教徒实际上过着非基督教徒的生活，这是人们不可能听不到的批评。一个基督徒能按照教义和确认无疑的真理生活，今天也许仍是真实的，它足以成为令人信服的仿效榜样，但它再也不能大量存在。

自轴心期以来，在人类思考和写作的所有时代中，都存在着怀疑。但是现在解体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和小范围的事。它已变成整个人口中的骚动。尽管在任何时代人们都准备失去其信仰，但这种叛教从未超出人口的狭小部分。在过去时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人在宗教联结下仍是安全的。然而，技术时代的条件已证明，它有助于在所有人中爆发虚无主义，这些人已经退化为群众。

今天，随时准备抛弃信仰受到一种精神运动的鼓励，这就是误解科学，大多数群众误解科学。它证明培根的话是正确的:一知半解导致无信仰，完备的知识才有信仰。

我们时代的日益缺乏信仰已造成虚无主义。尼采即其预言家。尼采第一个理解到这一灾难的严重，揭示了其全部表现，作为他那时代的牺牲者，他深受其害，他以巨大努力去寻求克服虚无主义，但徒劳无益。

以前零星开始的软弱无力的虚无主义，已变成主要的思想方式。今天看来，很可能自轴心期以来的全部文化传统都将失落，从荷马到歌德的历史都将被遗忘。这好象是人性受到沉沦的威胁，无论如何，我们还不可能预见或想象人类在这种条件下会怎样。

今天，全世界有一种哲学的罪恶魅力，这一哲学在虚无主义中发现真理，它在肯定苛刻和残忍中，在所谓的纯粹世界人道主义中，号召人们生活在一种没有安慰和希望的奇怪的英雄主义中。这只不过是尼采思想的重复，但没有尼采以意志克服它的强烈作用。

然而，人类不能忍受虚无主义的根本态度。在普遍缺乏信抑的情况下，人类宁可屈服于一种盲目的信仰。这种信仰是一个巨大的代用品，十分脆弱，可以迅速再次丢弃，它可能包含最独特的内容，它似乎可能是纯粹运动的空洞信仰。它把自己说成是与自然和世界历史一致的感情。它采取拯救纲领的具体形态。它把自己封闭在伪科学的总理论中，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种族理论中(它们的科学方面很少清晰地暴露出来，但同时也是不容怀疑的)。【9】信仰群体的某些典型表现如下。

以意识形态进行思考。意识形态是思想或概念的复合，它把自己作为解释世界和人在其中的地位的绝对真理提供给思想家，它引导思想家在各种对他有利的意义上，出于为自己辩护、困惑不解和逃避的目的，完成自我欺骗的行动。因此，把思想方法理解为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暴露错误和丑恶。将意识形态这一词赠予思想方法，就是要指责它是谎言，不真实，因此它成了最猛烈的玫击。

我们的时代既产生意识形态又识破它们。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和尼采，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远见卓识，已成为导致交流中断的语言战中的野蛮武器。这种攻击的方法是反对与某人持不同意见的敌手的全部观点。然而，那些摒弃人们所信仰、思考的一切东西，并把这一切想象为意识形态的人们，正是自己经常在解释方式方面被最顽固的意识形态所控制。

极其大胆的反省，全部诚实的先决条件，已经沿着意识形态理论之路退化。肯定已发生了无数的堕落、镇压和困惑，它们已作为整个社会阶级的典型观点而赢得了社会学的意义，例如资产阶级时代关于性关系方面的不诚实，经济成功的自我辩护，代表特权合法性的现状。但是揭露这种揭露方法本身是绝对必要的。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达到的高度起，我们的时代已经带来了这种思想，它揭示了暴露的理性过程的界限，但是现在它已不是揭露，而变成恶毒攻击，不是批判性的研究，而是建议，不是经验的说明，而是某种程度花言巧语的纯粹断言。因此深刻认知真理的方法已经告终，正象心理分析的下降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当暴露的思想本身变成教条，它就完全失去了真理。一切都是意识形态，而这个命题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什么也没有留下。

但是今天意识形态的结构也许确实范围特别庞大。因为在绝望中产生了幻觉的需要，在个人存在的枯燥无味中产生了感官的需要，在软弱无力中产生了去侵犯更弱者的需要。

人们在作恶过程中为了拯救其良心，采取为自己辩护的方法，往往列举以下论据。

这个论据说道，如果国家犯有喧哗罪，国家最初就是有罪的，我也是一个罪人，我服从国家戒律，即使戒律是有罪的，因为我并不好些，也因为国家责任要求这样。但这都有利于说这种话的人，他参与行动，并欣赏其结果，他以歪曲的面目显示其痛苦，这不是真实的痛苦，而仅仅是表演。他利用自己有罪来作为解脱。

一个人参与可怕的行动并说道，生活是严峻的。国家、信仰、最终自由和正在来临的正义世界的崇高目标都要求严酷。一个人对自己实行他喜爱的对他无害的那部分严酷，这就充分证明他要求严酷的“真诚”是虚假的，与此同时，实际上遮掩他对存在和权力的绝对意志。

当这些残酷的事情发生时，一个人在欣赏对自己有利的偶然的地位的过程中，意识到他自己的谎言。现在人要了解，谁是不准备自己去做的，谁是不愿意去经历或忍受的，谁是不能够掌握自己的。人渴求殉难者，人对于殉难可能性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好象使他也差不多成了殉难者。他攻击别人没有成为殉难者。他沉醉于那些看来与他渴求的形象一致的人们的命运，但他自己从来不愿意象那些人一样。这些事实被歪曲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后来他一直将此树为自己的榜样，并变成一个反对其周围环境的强烈鼓吹者，作为一个同时代的人，他几乎不注意周围环境，首先他自己不去做。

我们不再列举，这类解释的事例不胜枚举。传统要旨的解体在下列纯粹的事实中显露出来，即思想揭露的典型日益普遍化。时代发明了填充其行动的理论，但此理论本身直接成为强化它正在反对的邪恶的手段。

简化。简单是真实之物的形态。简化是对简单的篡改，简单已失去并被简化所取代。简单在其解释能力方面是无限的，它是一个一以概之的、充实的和流动的世界。简化的特性是有限的，是一根可以象操纵傀儡一样指导行事的线索，它不能发展，是空洞僵硬的。

我们的时代是简化的时代。口号、万应灵药似的普遍理论，粗俗的对立面，都碰巧成功。而简单则变成神秘的象征，简化依附于伪科学的武断性。

来自否定的生活。凡信仰不再成为生活内容的基础之处，除了否定的空无之外一无所剩。当一个人对自己不满时，肯定归咎于别人。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是，他至少是一个反对派。所有的弊病都推到一个幽灵头上。一旦历史构成提供给人们理论认识，这个幽灵的名字便从历史构成物中取来，一切归咎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等等。或则当这些都不能保护他们时，他们便选择个别形象作为替罪羊，将一切归咎于犹太人、日耳曼人等等。

所有因果关系的极为复杂的结果，或承受责备的责任感，都不加批判地被归于对单一的相异整体的责备，而这一整体不是其本身，一切事情都为了拥有一种表达手段，一般来说它表达为要么攻击要么赞成。在此过程中思想概念都变成旗帜和标志。他们把语言当作伪币使用，使用它们颠倒的意义，而过去迷恋它们的感情仍保持着(自由、祖国、国家、民族、帝国，等等)。宣传的诡辩己破坏了语言，用这样的语言最终不可能说明词语究竟意味着什么。讲话堕落成含糊的杂乱无章的废话，它注定只表达重复不断的“不”和“反对”，而那是远离任何真正的肯定的。

二、什么造成了现状?

不能把危机的根源理解为单一的原因。在历史变化的物质和精神相互联系的无限的网络中，我们只能想起个别线索。可以证明一切总体的或单一的解释都是荒谬的。

我们甚至不能从整体上具体描述一个时代的事实，只能多少描述这时代中的基本的特殊现象。我们知道得越多，对于我们的意识来说，整体之谜就变得越大。

现在，开始技术时代的分界线特别深刻。没有一个人类存在的方面不受到干扰。它实际上并不是一切事物改变的原因。但我们必须避免把人类事务的复杂过程追溯到单一的因素。在技术时代前很长时间已有这些作用，运动在进行，从中产生了现在的精神状况。技术投入实用，并被普遍采纳，是由于这个精神世界、这种思想和生活方式，是准备好等待着它的。

技术时代肯定造成了巨大的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能获得一部分从本质上阐明的知识，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新因素。然而，这一新因素决非精神上的新的人性。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人们谈论着人类的新意识、新的人类、精神创造、真理和拯救，他们展望光明的未来，但这类谈话只是完成了一片空白，是日益丧失意识的征兆。那种缺乏任何广博知识的思想，是被吵吵嚷嚷地宣传成思想的。等大多数人走上岐路之后，世界将变成低贱的找座位者和顺从的阴谋家的剧场，他们不知区分真很善恶，仅仅是屈从于权力机构的工具。

此外人们还谈到缺乏信仰是技术的后果。他们假设技术已把人们连根拔起，把他们从一切安全中扯开，似乎把他们放到空无的范围内，剥夺他们呼吸的空气和精神的空气，除了在机器运行中可利用的东西，什么都没给他们留下。

然而，技术时代的进程尽管是由技术的结果推进的，但它有非常不同的先决条件。在技术改变世界很久以前，一种精神运动已经开始，并延续至今。17世纪末的启蒙运动引起的巨大变化，法国革命，德国唯心主义宣告的模糊的危机意识和完美，这些都是我们倾向中独立于技术的步骤。

启蒙运动。我们可以相信缺乏信仰是启蒙运动的结果。人们可从危险书籍中得到很多东西，每日又受到报刊语言的耳濡目染，他们由于知道得太多而不再有信仰。外来文化和宗教信仰世界的发现，通过比较造成了对自己信仰的怀疑。但是这条道路并不需要导向信仰的丧失。一知半解和歪曲的启蒙运动不会带来任何东西，而总体的无限的启蒙运动，才能第一次真正使人们听到起源之谜。

这一论点进一步提出了由基督教宗旨促进的精神进化的辩证法的观点，它从基督教中引出对于真理的极端的解释，说基督教从它本身的力量中产生了对它自己的否定。但是这条道路也并不必然导致信仰的丧失。可以一肯定，在这一痛苦和危险的熔化和重铸的转变过程中，教条的观点会被抛弃，但改造《圣经》仍是可能的。

法国革命。这一事件既使现代危机得到表现，又使它处于运动之中，今天仍是各种互相矛盾的解释的对象。

康德深受理性尝试的感动，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从未改变其最初的高度评价:“那将是永远不被遗忘的。”另一方面，贝克【艾德蒙?贝克mund Burke, 1729-1797 )，英国政治家，政治理论家。—译注】从最初之际便是一位象敌人一样敏锐的批判者。有人在这一事件中看到了18世纪的惊人的完美发展和抱负的实现，也有人从同样的倾向中看到破坏和腐败，它们在法国革命中已越出轨道，这种厄运使18世纪不是被完善起来，而是被压服。

法国革命是在封建主义和绝对君主制度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因此，作为一种基本现象，它并非普遍的欧洲进程，而局限于这一特殊类型的地区内。英国和瑞士的精神就始终没有受到它的影响。

然而，即使在封建主义土壤上，表现方式也不一样，因为尽管法国革命要求自由和理性，它仍为专制和暴力留有余地。它决定了我们两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是以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名义，为正义而斗争，反对镇压和剥削;另一方面是一个错误观点，即认为世界总体来说能建立在理性上，而不是象我所认为的，应当不求助于暴力地用理性改造历史契约、权威和价值秩序。

用无限信仰理性的狂热建立的一世界，不是现代自由的源泉，自由毋宁说植根于英国、美国、荷兰和瑞士真正自由的延续之。

中。在这一意义上，尽管法国革命的开端是英雄的高潮，它却是现代非信仰的起源和表现。

哲学唯心主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费希特和黑格尔，造成了哲学自信的增强，以及知道上帝是什么和上帝要什么的所谓总体知识，不再有任何惊讶了，因为它想象自己拥有绝对真理。这类伪信仰必定会摇摆到缺乏信仰。确实这一哲学在特殊的事物中展开了永远不会丢失的观念，它是人类富有才华的思想表现之一，它的思辨的伟大也是不容怀疑的。这种思想错误地扩展到全部德国哲学，但怀疑这一思想体系是正当的。这里，才华的傲慢和任性变成了空前未有的煽动。凡饮用这服麻醉剂的人都会中毒，成为破坏的助长者，通过高级的精神焰火的爆炸，造成信仰的丧失，而信仰是清醒的先决条件。

然而，即使这些事实，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德国哲学唯心主义，也还不足以解释我们的精神状况。与其说它们是危机的原因，不如说更象是危机的最初表现。究竟怎么造成缺乏信仰，仍然是热烈争论的和未充分解答的问题。这一问题包含着通过正确解答控制缺乏信仰的希望。

如果对历史过程的某种形而上学的解释，和随之而来的对于我们状况的起源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一要求就会被剥夺一切成功的前景。一个完全困惑的时代应是丧失本体的结果。最终用克拉格斯【路德维克·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 1872-?)，德国一瑞士哲学、心理学家，受尼采影响，以研究字迹鉴相术及性格学而著名。—译注】的话说，永不停歇的总进程被设想为，在19世纪地球本体已脱离了地球。

然而，丧失本体的这种不精确的观点似乎是不能接受的。它不是真知灼见，只是反映了一种极端悲观主义的世界观的比喻。这类观点只会使人糊涂而不是明白。某种未被认识的总进程的思想正不断地强加于我们。只有它才既不是类似生物进化的自然事件，也非任何其他意义上的客观的可感知的事件，它是一种至上的综合体，我们置身其中但不认识它。这是世界历史之谜，我们深化了它，但没有解决它。我们不应该屈服于任何思想产物，不能把这个谜想像为从整体上计划的必然性。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将放弃对认识的可能性的把握，以及放弃我们内心存在的自由——对次要的观念的选择和决定的自由。

比任何一种所谓的总体知识形式更好的是简单的观点(但它也并未提供我们答案):人类中有永远不变的恶，它总是导致重复发生愚蠢的战争，但今天它也产生了在全球扩散的数量增长，以及它们造成的破坏程度的增长，其结界造成了文明和精神崩溃的现象。

无论人们是否顺着有经验根据的因果关系、精神理解或形而上学的解释的道路探索，都不可能对危机起源和信仰缺乏的问题给以充分的解答。

三、总 结

人类整体和一切旧文化已被拖进共同的破坏或复兴之川，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只是近10年来才被意识到。我们中的年长者与儿童一样，仍完全生活在欧洲意识中。过去一个人没有学习过印度和中国的历史，那么印度和中国对他的世界来说，是外国的与己无关的世界。那些感到不满或境遇极糟的人才移居出去。世界是开放的。

在1918年，德·格鲁【(de Groot, 1583-1645)，荷兰学者，人文主义者!，政治家。—译注】论中国一书(《天下大同》)中的一段话，作为一种全新的东西，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大同是中国精神文化能发展达到的最高点。能削弱它的力量和造成它的衰落的是彻底的科学。只要科学在中国认真培育的时代来临，在中国的精神生活中无疑将发生彻底的革命，或者将使中国的骨架彻底脱节，或者使它再生，然后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中国人也不再是中国人。中国本身并没有第二套体系可代替旧的，结果旧体系的崩溃不可避免地造成解体和混乱。总之，如果人类丧失道，在他们最彻底地实践神圣的经典时，根据经典，灾难和衰亡也必然降临……如果它在这世界秩序中在劫难逃，那么可怕的破坏就将纳入正常轨道，这样，中国古代大同文化的寿日便屈指可数了。那么，至少不会让数百万民众随着大同文化的末日而一起归于灭亡，这些人早已被外国势力置于不幸之中了。”

与技术时代的出现同时或更早，已经发生了一种奇特的世界现象，即精神和心理的衰退遍及世界，今日它也成为欧洲的运动。确实，在17世纪后，欧洲在精神上继续兴旺过一段时间，而那时中国和印度已在走下坡路。当这些民族被欧洲的战争技术征服之际，他们的精神文化已达到最低点。欧洲碰到的不是鼎盛的，而是几乎不知己为何物的中国和印度的反抗。

今天，第一次有了人类的真实统一，它表现于这一事实，没有一处发生的大事不会引起全体的关切。在此情况下，欧洲人通过科学和发现造成的技术革命，仅仅是精神灾难的物质基础和加速原因。至于说到熔化和重铸过程的成功，那么这一过程现在正在开始，德·格鲁对中国的评论，一旦这一过程完成，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中国人将不再是中国人，可能也适用于全人类。在这意义上，欧洲人感到他们处于德·格鲁的时代，欧洲也将不再是欧洲，欧洲人不再是欧洲人。然而，那将是我们无法预见其形象的新中国人和新欧洲人。

从作为时代转折点的我们的历史状况的经验出发，我们的视线仍不断回顾。问题是:以前可曾发生过如此急剧的质变?我们的答案是:我们完全不了解普罗米修斯时代的历史进程，那时人类通过工具、火和语言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世界。在历史以内最大的转折点是我们己讨论过的轴心期。如果我们现在进入人性的新的急剧质变，那么它不是轴心期的重复，而是与其根源不同的事物。

首先是外部的。我们的技术时代不是纯粹相对普遍的，象轴心期三个互相独立的世界的事件一样，而是绝对普遍的，因为它是全球的。它并不是意义上互相关联而事实上彼此分开的，它在不断的互相交往中是单一的整体。今天，普遍性的意识已经形成。它对人性一定造成了与已有人性不同的新结果。因为鉴于过去的急剧转变时代都是地方性的，能受到其他地点、其他地区的其他事件的补充，以致即使它们未获成功，由其他运动拯救人类的可能性仍然是敞开的，而现在发生的事件全都是决定性的，再没有任何置身于外的东西。

然而，从内部看来，涉及到一些与轴心期表现十分不同的东西。那时是丰富，而现在则是空虚。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转折点，我们便知道我们仅处于准备阶段，现在的时代是一种真正的技术和政治的改造，还不是永久的精神创造。我们宁可把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壮观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比作发明工具和武器，最初使用家畜和马的时代，而非孔夫子、佛陀和苏格拉底的时代。我们正在完成从根本上重建人性的重大任务，我们觉察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我们怎样才能确实变成特殊的人类存在，不管怎样，这一事实在当今趋向中已得到表明，并且变得越来越强烈，即我们必须回顾我们的根源。产生我们的深刻的发源地，那被次要的文化解释、词语的转化、习惯和制度的纱幕遮蔽的特殊的真实，再次获得发言权。在此通过认识我们来自何处的自我理解的过程中，人类的伟大轴心期的借鉴，也许将再次证明一个基本的信念。

第三章 未 来

一种能涵盖人类事务整体的历史观肯定将在未来出现。这就是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基督教世界历史观的认识。

即使无人相信基督教历史观，它仍然包含着适用的真理。因为放弃未来等于认为过去的历史图景已结束完成，因此等于歪曲它。没有一种哲学意识能没有关于未来的意识。

然而，未来并不是容易研究的。只有对于实体，或换言之对已经发生的事物，才能进行研究。但是未来隐藏于过去和现在之中，我们能从其真实的可能性出发去理解和思考它。事实上在任何时代我们都是由关于未来的意识支撑的。

我们不应当允许关于未来的意识在我们的愿望或恐怖的任意幻想中肆意横行，而首先应当以过去的研究，其次以对现在的彻底理解，为它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在当前的斗争中和通过斗争认识了环境，而更有意义的斗争正围绕着人性本身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处理过去事物，从当前斗争中寻找的历史的客观性，已不再适宜，被取而代之的是，现实本身也变成了历史意识的根源和目的。

但是从未来的观点看现在与从过去看现在一样，是极其必要的。我们具有的关于未来的思想，指导着我们观察过去和现在的方法。

预言的历史思想决定了我们的行动。被忧虑和希望所震撼的灵魂使我们富有洞察力。否则我们就会抑制可能突然出现的形象，并让事情任意发展。

让我们回忆几个早期预言的例子，其真实内容今天已完全可以检验，在有些例子中，它给我们以神秘预言的印象。自18世纪以来，未来一直是有意识的反省和凭借经验形成观点的对象。从那时起直至我们的时代，对未来的预言已经是一个主要的著作主题。

在18世纪，在从已经丧失灵魂并被滥用的权威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在科学和技术最初的前所未有的成功之际，在财富增长之际，许多人为成功而欢欣鼓舞，他们满意生活，仿佛进步是有保证的，仿佛一切都将不断改善。他们享受人生，根本不关心未来。

法国革命后这种状况改变了。对未来的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贯穿了19世纪。

1825年，歌德已经观察了即将来临的机器世纪。它将是一个智力生效的世纪，将是一个很快掌握事实、头脑更敏捷的实践的人们的世纪，即使他们的天赋未达到最高水平，他们也会感到自己优越于芸芸众生。然而，那时他就看到了某种糟糕的东西，他说:我看到在即将来临的时代中，上帝将发现人类再无快乐可言，为了重新开始创世，他将不得不消除人类的快乐。

托克维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政治家、政论作家，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奠基人，曾比较研究法、英、美等国政治制度.。—译注】1835年写道，“这个时代即将来临，那时1.5亿人将生活在北美，在同样的条件下，一个种族的后裔，由于同样原因而具有同样的血统，维持同样的文明、语言、宗教、习惯、生活方式，并持有以同样形式传播的同样观点。其余的虽不确定，但这一点是确定的，这是世界上的新情况，是一种充满不祥结果的情况，即阻碍人的努力，哪怕是想象中的努力。

“现代世界上有两个伟大的民族，尽管他们起点不同，但似乎走向同样的结局，我指的是俄国人和美国人。两者都不被注意地成长起来，当人类的注意力指向别处时，他们已在民族之林中突然占据最突出的地位，全世界儿乎同时知道了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伟大。

“所有其他民族似乎都接近达到其天生界限，只限于维持其力量，只有俄、美民族仍处于成长之中，而所有其他民族都已停止生长，或极其困难地继续前进;这两个民族轻快地沿着肉眼所不能穷尽的道路前进。美国人进行着反对它的天然障碍的斗争，俄国人的对手是人;前者反对荒野和野蛮的生活，后者反对文明及其一切武器和艺术;前者的征服是由犁桦赢得的，而后者是用剑。盎格鲁—美国人依靠个人兴趣实现其目的，并给不加指导的努力和公民的共同意识留有自由的余地。俄国人则把社会的全部力量集中到一支军队中。前者的基本手段是自由，后者则是奴役。它们的出发点不同，过程也不同，但它们中的每一个似乎都由上帝的意志安排去支配半个地球的命运。”

柏哈德1870年在其《世界史论》一书中写到未来:顺从将取代推理而占上风，单一的整体将取代个人和众人而占上风。

纯粹的存在将再次占据舞台而代替文化……国家将再次对文化行使管辖，甚至于根据自己欣赏的路线，规定文化的多方面的新倾向。也许文化会主动地转变为国家的工具。

最初，国家将给予最严厉的和反复的暗示，谋生之事和社会交往不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因素。

对科学研究、交往以及艺术的大量奢侈追求，似乎都要消失，它们必得付出双倍努力，才能幸存下来。

粗俗的功利主义将是生活的主要类型。

未来的战争将坚定地做其他一切所需之事去建立这种状况。国家本身将呈现这样的面貌，在长时间内，其他政治观点的代表将不能控制它。

将发生某种代表自由的唯心主义的反应，但只能以超人的努力为代价。

1872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军队的方式现在必定变成……国家和政府机器中……学校和文化生活中的一切存在的方式。值得注意的事将发生在工人中间。我有一种预感，现在听来简直是发疯，但我无法驱除它。军事国家将不得不变成一个大规模的制造厂。拥挤在这个大车间中的群众永远不会得到自己所需要和追求的东西;伴随着晋升的是明确而痛苦的监督措施，日复一日千篇一律地随着隆隆声开始和结束，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来临的情况。

尼采勾画出未来时代的图景。机器对生活的影响，并作为整个存在的方式，群众的崛起以及他们的一切退缩到同样的水平，存在的戏剧性，其中一切都被歪曲，再没有一样是真正正确的。陶醉代替反映，成为生活的要素——“上帝已经死了”。虚无主义正在抬头:“我们整个的欧洲文化，以每10年递增的紧张的痛苦，长时期来朝着灾难移动，就象一条想要达到终点的河流，再也不会反映，它害怕反映。”

尼采描绘了在时代走到最后阶段的人类的怪异景象:“地球己经变小了，在地球上把一切都做小了的最后一个人还活着。他的种类象地蚤一样根深蒂固，这最后的人活得最长。”

“我们已经发现了幸福。”最后的人说，然后闭上了眼睛……不时地来一点毒药，它能造成快乐的梦。终于是很多毒药造成快乐的死。

一个人仍然工作，因为工作是一种消遣。但这个人一直小心翼翼地唯恐这消遣危害他。

没有牧羊人，只有一群羊!每个人都希望同样的东西，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具有其他情感的人自动地走进疯人院。

“以前全世界都精神错乱了”。他们中最敏感的人说道，然后闭上了眼睛。

他们都很机灵，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因此不会停止他们的嘲笑。

“我们已经发现了幸福。”最后的人说，然后闭上了眼睛。

自那以后许多作者都描绘了反生活的未来的图景，在那种生活中，人们从卫生措施中得到幸福，一个一个小时都有指示，一切都通过总体计划经办，按量分配。

这些悲观主义观点，今天仍受到民众思想的反对，这种思想来自于18世纪的进步的观点，关于即将到来的壮观情景的观点，关于人们将生活在和平、自由和正义的世界的观点，生活在不断加强自然平衡的世界秩序中，这一切都是寻求解脱的模糊概念，似乎任何人只要不满，就可得到帮助。

进步的观点植根于科学和技术，它真正的意义仅在于此。但它也引出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从原则上说，科学研究的未来启示是否象技术能力一样，也是有范围的?此问题即，今天繁花盛开并果实累累的科学，是否将近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会停止其发展?它是否在以后重新开始，或者大体上说来，它是否将只在一段时间内保存其结果，然后会丧失一部分，直到缩减为技术产物和习惯思想方式的自动运行，以这种方式仅仅满足存在的基本要求。在这里任何预测都是徒劳无益的。一个人在这方面的作为只能是设计有趣的、本质一致的乌托邦，正象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做的那样。

另一个问题是，总有一天人们是否感到地球过于狭窄?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况，即人类再无进一步的出路，再也没有对他开放的地方，无论在空间还是在事态上，他只能在一个小圈子中打转?

甚至对人类群众生活必需品仅有的储备所作的预测，也是令人怀疑的。如果造成了一种世界秩序，那里将确实既无野蛮民族的威胁，也无自然的威胁。自然的有限的潜力将很快使历史进入新局面。以现在的消费率，煤炭供应将在千年内耗尽，石油供应比煤炭的时间更短，铁的供应还有200年，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磷告罄的时间甚至更短。现在还不能计算将继续长期供给我们原子能的铀矿多久告罄。精确的计算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无忧无虑地挥霍我们有限的资源，那么我们有把握预言，它们极可能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消耗殆尽。

我们还不能预见地球上的人类是否还将堕落到500年之前，或者是否能发现新的对策。伴随着这些灾难性的崩溃，人类灵魂发生什么历史现象和剧变，也是不能预见的，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将再也没有稳固的条件。

我们的时代在生物学基础上取得了大量进步。对于特殊的种类的观察研究，所谓生命的总进程，已经进行到人类，在这一进程的基础上，已经预见到人类的衰落，除非能用生物学的计划和繁育来防止它。在现代生物学思想中日趋流行的总理论即其出发点。

因此人种混杂被假设为是灾难性的，种族的纯化是达到更高价值的先决条件。如果历史这类东西能完全被证实(生物学的证据并不适用于种族，而实际上局限于个人特征的遗传关系，那决不是容易掌握的)，那么历史将要显示出与此相反的结果。

因此，在对精神变态的家庭的所谓的观察的基础上，人类被假定是从属于一个总衰退过程。为更接近更详尽地确定这一理论所做的一切尝试，早已被推翻了。

因此，人们又类比动物驯化的结果，假定人类在驯化过程中失去了活力和训练，因为有组织的社会消除了他所有的困难，而过去他在克服困难中变成真正的人。鉴于在野鹅中间，“婚姻”要在配偶具有某种品质的前提下，以及战胜抵抗后才决定，但那是为了生存，以及为了养育和保护子孙后代;家鹅随意配对，它们能够不管繁殖后代的事，除了“不加选择”毫无节制地吃食和生育外，没有其他任务。驯化了的人类也被假设为以同样方式退化。然而这种比较是荒谬的。

如果用“种族”“遗传”“衰退”或“归化”来指人类进化的总体，那么由它们所决定的对未来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它们的意义极其有限。这些理论比它们本身所看到的危险更危险千百倍(由于它们从虚假中所产生的观点)。由于对客观自然过程的明显恐惧而掩蔽现状，寻求解脱之路，这仿佛是真正的对未来的关切，但在这些值得怀疑的影响下，不能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

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对人类未来的关切，然而，有一种以前人们从未感到的关切。这就是对人性本身的关切，这在柏哈德和尼采的著作中已有所表述，人类可能会丧失自我，部分由于不注意，部分由于巨大灾难的结果，人类可能会下降到低水平和机械化中，下降到没有自由和满足的生活之中，下降到缺乏人性的阴郁的邪恶中去。

几乎在一刹那间，今天人类可能具有的东西通过畸形的真实表现出来，这种触目惊心的东西象是一切难以言传的毛骨惊然的象征，纳粹的集中营【10】连同其酷刑，其极端是煤气室和焚化几百万人，还有相应的对其它极权国家类似情况的报道，尽管除了纳粹党还没有一处以煤气室大量谋杀来彻底作恶的。深渊已经出现。我们已经明白人类会干出什么来，不是根据最初描绘的全部计划，而是在他行动的范围内，他一旦起步着手，便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人们被拖进这个范围，当其中的大多数人不停地跟着它转时，他们不知道也不想要知道他们经受和进行的事情。

人类似乎可能被摧毁，尽管他的肉体还活着。类似于精神病的东西正强加在我们头上。不能没有欺诈的观念与把世界看作永久和谐的观念相适应，人会变得越来越疯狂，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我们的合乎自然地发生的原则是，当肉体还活着时，我们能眼看到我们之间的联系中断，我们的同伴陷入疯狂。但我们不因这种极端现象而进行责备，也没有精神疾病流行的危险。然而集中营里犯下的兽行不是自然的作用，而是人类本身的行为，它也会变成普遍性的。这意味着什么?

在政治恐怖的条件下，人能变成完全预想不到的东西。除非我们置身于那些死去的或者幸存的人们中，否则我们只能从外部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一个人可能做什么，他怎样经受过来，他做了什么，他怎样迎接死亡，这一切都成为他的秘密。从外面看来，我们从现象中得到印象，即人们已不成其为人类，几乎毫无疑问，在那些积极分子的事例中，更成问题的是关于酷刑的牺牲者，他们经受了不同的极度痛苦，这种痛苦比每个遭受疾病折磨的人和使我们成为可怜虫的痛苦更甚。

这一切所以能发生，是以积极分子的准备为前提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原来的拘留犯中吸收来的)，这种准备存在于罪行的实现之前，它不仅存在于社会遗弃者中，而且存在于可信的官僚的表面无害或资产阶级的平静生活中。后来的事件揭示出这种准备状态一直存在，它引起了我们的恐怖。它是缺乏信仰的无意识的工具，是信仰的消失，是无意识的虚无主义，是没有根基的生活，或者是由正当习惯操纵的表面安全的傀儡的生活，它不需费力就能换成集中营生活的操纵。

那些由于生活的每分钟都受到强制而处于痛苦消极中的人类，变成了反映的机械装置，它是我们时代独有的技术作用过程的结果，人类所受的折磨比我们以往时代的都更强烈。

这一集中营的真实，这一在施虐者和受虐者之间的循环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这一兽性化的方法，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暗示，在它面前一切都顶示着灭亡的危险。

在谈论了关于集中营的报告后，一卜人简直不敢继续讲话。集中营的危险远胜于原子弹，因为它威胁到人类的精神。我们很容易成为彻底绝望的意识的牺牲品。如果我们信任人类，那么这还不是定论。以上现实所引起的毁灭性的预言，看来已不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在经受一切恐饰时，尽管他们不能使自己免于成为遭受肉体痛苦的悲修的人，但他们拒绝别人分享自己的灵魂，尽管他们不免受到伤害，但仍保留着人类灵魂的完整，他们鼓舞着我们牢牢掌握人类的古老信仰。

面对未来的全部情景，我们敢断言，人类不会全部迷失，因为他是以“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他不是上帝，但与上帝有着经常被忘记的、总是难以察的、但根本无法割断的联系。人类不会全部不是人类，昏睡、失落和遗忘自己是可能的。但在历史进程中，人类完全不会变成猿猴或蚂蚁，现在也不会变成反映的机器，这就会在他濒临可怕的境地时，救助他复归自我，只要他作为个人尚未死去。这些是威胁性的幽灵，它们威胁着我们，并时时象梦魔般压迫我们，这情况本身就是我们想驱除恶梦的人性的证明。

然而，人性的未来并不能象自然事件那样来临。人们今天每时每刻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思想期望，立即变成未来的根源，未来掌握在人们手中。唯一的希望在于意识到恐怖。除了最明晰的意识外没有什么能帮助我们。对于那种未来的畏惧，也许可能防止那种未来。决不允许可怕的遗忘发生。已经发生的事实引起了焦虑不安;它们可能重复，它们可能扩大蔓延，它们可能征服全球。我们必须保持这种不安，它会变质为积极的关切。

软弱无力的意识压抑了对可怕事实的焦虑。人类寻求掩饰这些可怕的事物。人们变得冷漠了，但人类是在焦虑背景下走向目标。如果我们考虑它，它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了解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沉没。那将使人性的人类和有存在价值的生命中止。我们尚未达到那个点。只要灾难尚未降临，我们将不去考虑它。

软弱无力的意识可能会把历史进程看作与自然事件相类似。我们在寻求消灭作为自由人的自己时，也就解除了自己的责任。但是在历史进程和精神疾病之间有根本的差别。精神疾病是一个自然过程，也许某一天能以自然手段去战胜它，但在那之前我们仍然无法与之相抗，防卫自己。然而，人性之路取决于人类自己。可以肯定，个人是无防卫力的，只有团体才能消灭危险。但是每个人都察觉他的自由意志是被包括在团体之中的。因此焦虑的反映是更加强烈的焦虑，它取决于人类、每个个人和决策。危险肯定不是并且也将不是必然的。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警告。忘却就是犯罪。它必须被不断记起。因为它过去可能发生，现在仍然可能在任何时候再次发生。只有认识它才能防止它。

危险存在着。不愿意认识，忘却甚至怀疑(仍然有人否认集中营中发生的真实情况)，接着是准备接受机械的驯良之恶，最后是就在近处和现在寻求思想平静的冷漠，以及在面临假定的必然性时导致顺从的软弱消极。

然而，人类只能以与世界本身潜在的邪恶作斗争，才能对抗未来的威胁。人类只能控制人类内部正在来临的危险，人类盼望，如果他有良好的意愿，那么他会得到援助。他只能按照自由法规行事，可以依赖其中的力量去反对任何威胁人类自由的东西，就是说，沿着合法秩序的道路，会形成一种世界秩序。

没有一种预测是无害的。无论它是否真实，它已不是思索的观点而变成行动的号召。人类相信的东西可能改变他的内心态度和他的行为。关切地了解危险是自我维护的先决条件，而错误的观念和头脑糊涂会把他拖向毁灭。希望和焦虑推动着他。对普通人的冷漠观点来说，我们去搅乱他们思想上错误的平静是正确的。不是个人情感受到威胁产生的思想痛苦，而是关心人性的伟大痛苦(它也许出自前者)，人性可能是人类的援助。让我们具体分析忧虑的意义。

一种前所未有的忧虑今天似乎已传遍全人类。它是多样性的，决非一个类型，它可能是肤浅的容易再次忘却的或是深切的激烈的，它可能是隐蔽的或是明显的，它可能是极端重要的或仅仅是维持生存的，它似乎同时是这一切。

在民主国家里，忧虑是由危险的无限性、不确定性和过度自由造成的，在极权主义国家内，忧虑由政治恐怖引起，它使个人除了顺从和合作外没有任何希望。

当忧虑在虚无主义中止息，就有下列可能性(只要我们继续相信人类，隐藏的人性的种子便未被摧毁)，即人类似乎象正在灭绝的生物，无意识地把自己毁灭在致命的激情中。只要仍存在着忧虑，人类仍有机会找到克服它的方法。

凡人类可能在条件和形势不断变化中以自己的主动性行动之处，他只能在先验奠定的自由的自我意识中战胜忧虑。凡人类被迫服从并在盲从中得到相对安全的功能之处，忧虑会缩减为不断起作用的强化顺从的动力。

但是也许一切人共同的忧虑正充满人类。那种可怕的经历(类似集中营)，即使能很快地被忘却，也会给他们留下内心的恐沛。

忧虑是值得赞许的。它是人们感到希望的理由。

那些用来显示对人类事务预测的意义的证据，其发展过程取决于人类自己。更精确地说，对人类事物进程来说，预测思想的行动是决定性的。

当一个人的意愿以预测的形式表达出来(希特勒:“如果有战争，那将是欧洲犹太人的末日”)，那并不是预测，而仅是意志的宣告。

然而，没有一句涉及实现人类意志的关于未来的话，不是或不能变成起作用的因素。这种表述具有推动我们趋向某物，或威胁我们离开某物的作用。特别是，所谓预测未来的知识，就是促使它发生的因素。

任何一个认为战争肯定迫在眉睫的人——确切说是通过他的肯定——正在帮助战争的爆发。任何一个认为肯定是和平的人，就会助长无忧无虑，并且会无意识地把我们推向战争。只有那些理解危险并时刻不忘的人，才能以理性方式行事，并做出能驱除危险之事。

人能持久地保持不安，或是遁入必然性中逃避，这对于事件的进程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类对未来思考的崇高存在于对可能性的估计和对基础知识的无知，我们的原则必定是，我们确实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在我们生活中，最有推动力的因素是下面的事实，即我们确实不知道未来，但我们推动它的实现，并看着它出乎意料地全部隐现在我们面前。知道未来必定是我们灵魂的死亡。

当我们错误地相信将发生一个特殊的事件，无论它是我们不希望的或是希望的，它都使我们无所作为，它通过最终成功的必然性，在失败的情况下帮助我们的行动;但这也是以不真实、心灵的狭隘和不可靠的骄傲自大为代价的，在它发生的时间范围内，它剥夺了一切崇高的成功。

这一切决不含有否定预测的意思。只是预测不应该失去其意义。它们开辟可能性的领域，为计划和行动提供进攻点，把我们引入最广阔的范围，以更自觉的意识增强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所有活动都依赖于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依赖于我们描绘的机缘和必然的图景。我们活动的目的是在我们相信它是可能实现的范围内确立的。

但是只有现存才是真实的。未来的绝对必然可能会掠夺现存。关于拯救未来的预言可能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全部拥有的现存引开。

我们只有接受对现存的责任，才能对未来负责。

在下述讨论中，我们不想设计未来的形象，而是思考现在的倾向，只有它们才是对未来提出的问题。我们希望在事件的未解体的网络中发现决定性的现象。什么看来是世界历史全景中可见的基本的东西?

有三种倾向今天已在全世界发展。也许可将它们概括为社会主义、世界秩序和信仰。

第一、人类群众正在力求秩序。社会主义显示出合法的群众组织的要求。

第二、地球表面的统一体正在和平交往中加紧完成。看来只能在世界帝国或世界秩序中抉择。

第三、共同信仰本体中的传统立足点丧失了，我们正向着解答人类起源和归宿的真正信仰的根源前进。看来只能在虚无主义和爱之间选择。

当代人类事件和意志的三大基本倾向集中于实现人类自由的月标。我们将以讨论自由为这三个议题的开端。

第一节 目标:自由

在我们意志的所有对立面中，今天只有一点似乎是一致的。一切民族、个人和政体，全都一致要求自由。至于什么是自由，达到自由要求什么，立刻就有了广泛的观点分歧。也许人类最深刻的对立是由人们意识自由的方式所决定的。对一部分人是通往自由之路，对另一些人则正相反。在自由的名义下人们几乎要求一切。在自由的名义下甚至会踏上奴役之路。经过自由决策而放弃自由，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最高的自由。自由产生了热情，但自由也引起了忧虑。人们似乎根本不要自由，好象他们真想要避免自由的可能性。

自从意识到西方大危机，自从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对人类自由的关切已传遍欧洲各国。最有能力的杰出人物已看到丧失自由的可能性。鉴于黑格尔仍然平静地把世界历史看作意识的历史和自由的实体，一切人的自由可能丧失，这一可怕的可能性侵袭了已深受震动的杰出人物。问题直接向政治和社会提出，伟大人物如贝克、本杰明·康斯坦特【(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法国文学家，政治家，评论家。—译注】、托克维尔和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奠基人。—译注】都关切自由。我们的同代人，世界各地的思想家都恳求人类关心自由，如李普曼【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著名记者、政论家、作家。—译注】、费列罗【(Guglielmo Ferrero, 1871--1943)意大利历史学家。—译注】、海克【弗里德里希·海克(Friedrich Hayek, 1899-)，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1974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译注】和勒普克【(Ropke, 1899-1966 )，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代志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奠基者。—译注】。他们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他们并非一党，他们向所有的人讲话，以便挽救人类能成之为人类的唯一共同拥有之物。

一、自由的哲学概念

我们说到政治自由、社会自由、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道德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等等。政治自由占据了讨论的突出地位。甚至在讨论其性质问题时，也不会有一致的答案。

假如我们假设一个条件，其中每个公民都在整体意志决定中起作用，每个公民都分享知识和参与行动，那么历史告诉我们，政治自由只是在西方试行。但其实行的大部分皆已落空。它们留下了教训，使我们知道什么造成了雅典和罗马的自由的崩溃。今夭激动欧洲和人类的问题是，这条道路究竟导向自由，还是先进入一段无法预言的毁灭自由的时期。

无论如何，将要发生之事取决于人。没有什么必定被看作应遵循的确定的途径。我们人类的全部活动，特别是我们的精神活动，在于在无限的可能性中寻求我们的道路。什么东西将产生取决于我们每个个人，尽管没有一个人能决定历史的进程。

如果自由没在自由的意义中保持其根基，即自由必须被认为是人类的真正存在和作为，那么自由的政治概念就会变成形式和颠倒。让我们先尝试探讨自由性质的哲学说明。

(1)自由是对外界的征服，并是对自我的强制。当别人对我不再是异己的，在我宁可承认自己在其余人之中，或者当外部必然性成为我自己存在的一个因素，并能这样去了解和适应它时，自由就会产生。

但是自由也是对个人专断的征服。自由是与内心现存的真实的必然性一致的。

如果我是自由的，我不再期望是因为我非常期望，而不是因为我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因此，对自由的要求既非由任性也非由盲从起作用，而是由判断起作用。因此这一要求以存在于万事万物根源中的方法，把我们的期望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根源上。

然而，我也许很容易欺骗自己。专断本身重新造成要求坚持我自己观点的权利，其前提是每一个观点都要有人鼓吹来证明其合理性。然而，纯粹的观点并不是判断。自由要求征服纯粹的观点。

征服要通过附属才能发生，这一附属强迫我们作为个人与他人建立相互关系。自由是在团体内实现的。我的自由仅以他人的自由为限度。

纯粹的观点会在与世人的爱的斗争中消融，这有利于作出理由充分的判断。

在共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下，通过发表冲突的观点去接受观点，而且只能在辩证的讨论运动中，自由才会变为对客观真理的认识。

自由要求以下二者，即个人之间的以自我表现出来的人类交往的深度，以及通过判断和意志的形式，而对自由产生意识影响的社会条件。

但是绝对真理和最终自由一样，都是永远不能达到的。真理与自由一起总在前进。我们并非生活在灵魂完全和谐一致的永恒之中，而是在永不完成的必须变化的时代。

( 2)自由要求什么都不遗漏。一切存在之物和有意义之物都必须获得应得的利益。极端自由是自由的条件。因此自由的要旨通过两极分化和对立面的生活表现出来。

每一种见解都会产生它的反面意见。自由潜在地就是一切。它不仅准备把外部产生之物都看作对立面，而且要把它合并到自己中来。自由是无限开放的理性和听取能力。历史决定通过真正开放的最广泛的意识领域内的自由才能达到。因此自由探求富有成果的两极，其中一边没有另一边就会灭亡。

在我们放弃两极，使其受到限制之处，或者在一种已忘记其界限的秩序中，或在派别基础上否定秩序的极端中，或者在把一极当作整体之处，自由就会丧失。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开放的思想和对立面的作用力，保留着我们的可能性，从情况变化中历史地作出决定，并无法预言地以新的含义看待存在，那么自由就会存在(3)但是，如果自由是与真理的必然性一致的，那么我们的自由在任何时代都是脆弱的。因为我们从未全都和最终地确定真理。我们的自由还依赖于某种不是动机本身的东西。如果确实那样，那么人类就成了上帝。真正的自由在于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

从主观方面看，人作为个人熟悉起源的经验，我没有通过自己而自由，但我准确地了解，在何处我会真正自由，同时我也知道从超然的母体中我会得到什么。我可能退缩到自我，这是与存在本身所能获得的经验一致的神秘的界限。因此我们能够成为的存在，只能通过我们的存在和超然存在在一起。哪里存在可以肯定自身，使自由变得明晰，与此同时它们也会变成明确的超然存在。

然而，从自由的人类共同体的客观方面看，事实是自由依赖于每个他人的自由。因此政治自由从来不可能存在于最终的和安全的永久性条件中。这里自由也是在发展之中。

(4)自由似乎是不可能的，在两极之中引起了选择，在时间内我必须以具体条件决定我为何而生活，我的生活朝何目标发展，我不可能是一切，我必须有所偏向，我必须反对一个我同时承认它是不可避免的东西。

实际上，自由是人类的时间之路。他从对自由的要求中朝创造自由而迈进。因此自由是在运动之中和辩证法之中的。

从理性思考来看，这一运动似乎是可能的。我们指出理性就是洞察一切的开放性，即由理解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超过理解。理性成为真理的表现，它利用理解所赋予的思想的形式。它探求能思考的万物所展开的系统的统一。然后，它还去寻求准确说来是互相矛盾的东西。因此它把理解激化到它要破坏的那种限度。它向对立面投降，但同时又超越理解，它是把它们再次互相连接的力量。它不想容许任何东西最终地土崩瓦解。它想要克服理解的选择性。因此它在连接它们的同时，又把它们打入了最终的对立之中，世界和超然存在，科学和信仰，世界的建立和对永恒存在的沉思。因此理性通过意识增强了辩证法，它追求实际的辩证法直至其最终结果。

然而，对立面的克服在真实情况的具体选择中才会陷于困境。它发生在思想不能自止，而被要求在时空中完成认识之处。只有当一个人能决定时，他个人才是自由的。无论谁决定，都会给他自己带来不自由，他被束缚在他的决定上。放弃了可能性，他实现了自由，但又限制了自己。自由通过实现而获得其内容，但走上不自由之路。

自由从未成为一种拥有物。没有孤立的自由。因此个人牺牲其空洞的严密的自由，以利用那只与存在在一起才能赢得的自由。

这类自由只能随着人类的改造而发展。它不能由对尚未改变的人们实行强制造成，但受到准备改变的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束缚。因此这样的自由不能预先计划，而是人们在正确计划具体任务的同时变得自由起来。

把人们引向自由意味着引导他们互相对话。然而，如果仍有不能诉诸言词的思想上的保留，这种保留会打断内心的交流，使人退缩，如果对话事实上等于隐瞒，仅仅是作出一种姿态和玩弄诡计，那它们就是与虚妄密切关联的。人们间的真诚对话是无拘无束和毫无隐瞒的。只有在双方的完全的开放之中，真理才能在共同体中发展起来。

由于习惯造成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麻木不仁，以及由于专制条件，实际上与真理对抗的因而也是与自由对抗的，在专制条件下，每个人必得接受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只能说允许说的话，因此它控制了人们之间的交往，甚至于私人信件交往。同样与真理和自由相左的是盲目狂热的真理情感，以放肆的和攻击性的术语宣称自己占有真理，而运用真理仅仅是为了镇压他人。对真理的盲目强调显示出其缺乏真理，确切地说是缺乏进入对话的意愿，因而缺乏真理。

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占有最终的和绝对的真理。为了探求真理，总是意味着准备与人交往，并期望反过来接受别人的交往。由于人渴求真理，因此也渴求交往。一个人能根据事实公开地谈论任何问题，他不仅自己能这样做，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他既不会伤害也不用饶恕真正愿意听取的人。自由地为真理而斗争是一场爱的斗争。

这一专题研究是否已告诉我们何为自由?否。但那里具有自由之性质。为了答复来自所有不明自由为何物的意见的指责，必须意识到这个事实，即自由不是一个物体。它并不是可以通过其在世界上的发生进行研究的。存在对于对世界的科学而客观的认识来说，并没有类似自由的东西。因此自由不能具体化为一个明确的概念。然而，我不能客观了解的，我仍能通过思考来熟悉它，可以在思想运动中达到理性的现实性，然后我能把自由说成仿佛是存在的。但这将包含混乱的错误概念，而这是不可避免的。

二、权力和政治自由

在对于合乎人类需要的和合理的理论反映方面，我们太容易忘记暴力这一非常重要的现实，尽管它每天出现在我们面前，哪怕是隐蔽地。暴力是必然发生的。但是，无论个人是否意识到这一事实，如果没有无暴力现实的人类的存在，如果暴力本身是恶(柏哈德)，那么问题在于，暴力是怎样来到合适的位置上，暴力本身怎样变成获得秩序的因素，是否在秩序未达到之前，它几乎不需要完全表现出来?或者，暴力怎样才能抛弃其恶的性质?

答案是由在法律统治和暴力统治之间的最初的历史斗争提供的。通过指导性的理想法和自然法基础上的法律，正义变为现实。然而，理想法只是在社会历史法律中形成，社会历史法律才是可以遵守的法律。人类的自由开始于其生活的国家的成文法生效之时。

这一自由被称为政治自由。通过法律而保证自由的国家被称为宪法国家。宪法国家即只能通过合法途径产生和改变法律的国家。在民主国家里，这一途径通过人民之路，人民的合作和参与之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人民的代表实行，而代表则定期地由无可怀疑的自由选举更换。【学习体会：什么自由？宪法？生存是第一位的，其他仅仅是辅助的措施！】当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拥有主权时，即被称为自由的国家。然而，当我们说到政治自由时，我们指的是在国内自由的政治条件意义上的一个民族的自由。

一国的外部自由可能与内部的专制和不自由联系着。一国的外部的不自由一般造成主权的丧失，但并不总是国内的不自由。因为如果统治性的国家权力希望政治自由，它能允许政治自由在附属国内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其臣属民族中的个人成为包罗万象的国家秩序中的自治成员。

国内政治自由的权力最初来自于一个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在那一点上它自己形成了政治的民族。从这一点出发，它能够觉醒并脱离别的民族。但那些已经解放了的民族从政治上说来仍是小学生。他们必须谦卑地摒弃他们自己创造的骄傲。

一切听来简单，仿佛只要人们有明晰的观点和良好的意愿，他们就能够通过自然法和由此发源的法律制度，生活在理想的自由之中。然而，首先，法律对于特殊的历史坏境总是具体的，因此法律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次，必须去征服那随时准备摧毁法律的暴力，因此法律指导的暴力是针对罪恶的。

凡是有暴力之处，我们就被畏俱包围;哪里法律占优势，我们就生活在安宁之中。暴力是难以预测的，专横的，个人是它的没有保护的牺牲品。法律是可靠的，是秩序之源，它给个人提供了存在的保护，法治产生了无所畏惧，从容自在，思想的自由与和平的气氛。哪里有暴力统治，哪里就有畏惧、沉默和隐瞒，强制和骚乱。在宪法国家里，信任占上风，而在以暴力为基础的国家里，存在普遍的不信任。

信任要求固定的支柱，不可侵犯的原则，它受到所有人的尊重并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任何人侵犯了它，就会毫无困难地被作为罪犯而驱逐出去。这一不可侵犯的原则被称为合法性。

马克斯·韦伯区分了合法主权的三种类型:传统的(相信自遥远的过去以来的神圣的传统作用)，理性的(相信法律造成的秩序的合法性，以及通过秩序被称为主权的东西)，和领袖魅力的(相信个人的圣洁或英雄力量或个人典范)。在三种情况下统治者分别为:由法律决定的长官，由传统认可的君主(例如世袭权)以及靠个人魅力获得领袖资格的领袖。

费利罗也许曾提纲挈领地阐述了这些选择物，但没有为我们时代阐明通过合法性的自由与通过不合法的专制和畏惧之间的区别(其中有魅力的领袖就是不合法的典型)。例如，费列罗把合法性理解为君权继承或大多数人通过公开投票表达其意志、合法政府能够毫不实施恐怖地统治，相信人民的支持。非法政府则害怕人民，其本身的暴力又引起了其他暴力;由于害怕，它不得不以不断增长的政治恐怖手段保卫自己，反过来，恐惧变成了一切人的基本思想状况。合法性就象神奇的咒语，它能通过信任创造必不可少的秩序，非法性是一种暴力，它通过怀疑和恐惧到处产生暴力。

如果我们屈服于批评，那么，合法性的基础总是显得不很稳固。例如，继承权也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也使白痴和无个性的人合法化，由多数人进行的选举也很成问题，因为它部分是由错误和机会、由群众意见的短暂作用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合法性总是处在危险之中的原因。理解的同时总是太容易使人产生怀疑。然而，由于在合法性和专制主义之间只能二者择一，合法性是人类能毫无恐惧地生活的唯一途径，特别是因为只有顺着这条路才能纠正错误。正是这些怀疑说明了对合法性本源的思想反感。我们的时代将合法性视为选举和投票。

在合法条件下仍有无数不适应、不公平和不恰当。被选举出的人可能是蠢人，法律可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而这些就会引起反叛。无论如何合法性并未能给被选举人或法律以绝对的保护。新的选举可能更换前任，新的合法决定可能改变过去。事实上这两种作用都可通过合法渠道进行，它使调整能不用暴力而得以实现。为了避免恐怖主义的绝对邪恶和专制主义之下的恐惧，合法意识只得接受许多其它的邪恶。政治自由并非纯粹理解的后果，但它与合法性联系在一起。

为了使暴力不能侵入普遍主权，合法性是需要的。只有存在合法性之处才有自由，因为合法性束缚了暴力。那里合法性消失，自由也就被消灭。

在西方，政治自由思想的某些基本决定因素已经发展起来。最初在英国和美国的产生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和其他国家又从英美接过了这些思想，在启蒙时期这些思想又从哲学上(如康德)得到详细阐述。我将尝试扼要叙述其重要的方面。在国内政治自由意义上的政治自由，有以下特点。

(1)如果每个人是自由的，那么个人自由只能达到与任何其他人的同时的自由相一致的程度。

从法律上说，自由留给个人去行使其独断意志(消极自由)的余地，他也能通过它把自己和他人隔绝开来。然而，从伦理上看，更准确地说，自由存在于公开的生活方式中，而公开的生活方式，可以毫无强制地展现出爱和理性(积极自由)。

只有在法律维护消极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积极自由时，下列命题才能成立:人看到周围的自由，用同样尺度衡量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只有在这一尺度上人类才是自由的。

(2)个人有双重的权利，他将受到保护，不受暴力侵犯，并且他将有机会使人感受其判断和意志。宪法国家保证实行保护，民主使人有可能表达其判断和意志。

( 3)只有当法律战胜暴力时，自由才能实现。自由为服从法律的权力而斗争。它在宪法国家里达到其目标。

法律对每个人也以同样方式起作用。法律上的改变只能通过法律渠道形成。

在必要时，法律的实行制约暴力的运用。因此警察不能在反对法律破坏者的标准范围外行使暴力，法律形式也保护法律破坏者免受专横行为的侵害，因此没有专门的政治警察。

个人的自由如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居住自由是得到保证的。其剥夺只能发生在立法准许的条件下并适用于任何人。即使当局干预也必须尊重某些基本的权利，例如，对一个人不能不让他陈述理由就逮捕，不能在为期不长的一段时间过去后仍不进行审判，不能不给他在公开法庭上申诉和答辩的法律手段。

(4)对人身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还得加上其参与全部生活的权利。因此，自由的条件只有通过民主才有可能，在民主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对集体意志的形式起作用。每个个人都有机会使别人感受自己的影响，其程度视个人的政治自我教育和观点令人信服的程度而定。

每个人都享有通过他在选举中的投票，使别人感受自己影响的同样权利。无记名投票是得到保证的。对可提名选举候选人的公众集团的数目不加任何限制。政府通过每隔一定时间举行的选举产生。

因此，在民主国家里，人们无需求助于暴力，就可能而且事实上在改变、推翻或通过宪法手段重组政府。在自由民主的条件下，同一批人永远不断地保持行政管理权是不可能的。

保护所有的人不受个人权力的损害，相当于保护个人不受暴力侵害。即使是国家最大的行政部门也不得把不可侵犯性授予任何个人权力。人总是人，即使是最好的国民，如果他不受到限制，也是一种危险。因此流行着根深蒂固的对于永恒权力的怀疑，因此在群众选举进行抉择时，哪怕最有权威的人也得至少暂时离开领导职位一段时间。当时机成熟，一个人并非被人反对而放弃其权力时，人们并不把他奉若神明，但对他充满感激和尊敬。

(5)集体意志的形成将通过在对话基础上达成的决定而产生。

因此自由要求公开的毫无限制的讨论。因此它能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在尽可能完全的了解基础上产生，自由要求了解一切可了解的，包括新闻和观点的辩护，并要求让全体人民了解这一切。因此必须有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人们允许进行说服和实行宣传，但只能在自由竞争中进行。只有在战争时期可能剥夺这一自由，但即使那时这也只能适用于公开的新闻通讯，而不适用于观点的交流。进一步的剥夺由刑事法产生(保护人免受诽谤、中伤等)。

每个人在对话的基础上做出其决定。政治对手并非敌人。只有当人们随时准备与对手共事时，自由才坚如磐石。协商在原则上没有任何限制，除了关系到罪犯，人们寻求在协议与和解中达到合作。

(6)政治自由即民主，但它是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其程度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拒绝群众的统治权(暴民统治)，因为那总是与暴政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贵族阶层至上的理由，贵族阶层不断地依据人的成就、功绩和胜利，从全部人民阶层中得到补充，因此人民承认它。它既非阶级也非集团，而是政治精英。通过教育、保存和选择造成的精英，是自由民主的先决条件。民主的前提条件是，没有任何精英可固定下来成为少数人独裁。必须把它保持在通过自由选举而永远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在其中它必得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因此政府官员可以上台和下台、复出或最终退出政治舞台。

( 7)选举的指导和精英的训练掌握在党派手中。在自由条件下必须有几个党，至少两个。从概念上及语义上，党派意味着一个部分。在自由条件下，一个党无疑要求一党执政。但一党要求独裁主义，是与自由相抵触的。它的胜利就意味着自由的结束。因此自由的党派期望其他党派的存在。它们并不期望消灭其他党派。那些一时处于少数地位的党构成反对派，在任何时候都共同承担了整体的责任，因此才能维持下去。他们考虑的是这种情况，随着选举结果一改变，就该轮到他们接管政府。一个有效的反对派的存在是自由条件的必不可少的标志。

(8)民主的技术与民主的生活方式相联系。没有其他人，一个人必定失败。只有广大人民的自由意识关心保护自由，只有自由意识处于不断警惕的状态以对抗一切威胁它的现实时，政治自由的条件才能保留下来。在历史进程中和全体人民的自我教育中，我们知道赢得自由须付出何等代价。

没有自由，民主也无可能。民主必定有意识地与自由密切相联。否则它就沦为暴民统治和独裁统治的牺牲品。

(9)实现政治自由总是为了使所有其他人类的自由成为可能。政治趋向于存在的有序化，那是人类生活的基础，而不是其最终目标。因此政治自由既包含追求自由的热情，又包含考虑眼前目标的冷静头脑。因此它将给人类最大程度的自由，法律秩序必须被限制在存在的必要性内。如果自由的政治与其他动机混同起来，那么它就掺假。而政治的不纯会变成不自由的根源。

(10)政治自由条件的标志之一是政治与世界观的脱离。自由发展到这种程度，宗教(忏悔的)冲突和有关世界观的冲突都与政治脱离。

政治只与所有人的共同事务有关，只与独立于任何信仰内容外的存在的利益有关，这样，所有人都能够彼此理解，以便通过秩序、公正和契约，为别人提供活动余地。

问题在于，从哪一点开始，才不是人类的共同事务，世界观、历史决定的信仰，所有这些特殊倾向必定都有生存的余地。他们共同所有的唯一的东西是他们对生存余地的需要。

人类有强烈的欲望，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感到与自己不相象的每个存在就是一种耻辱，并憎恨它。由此便产生了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人的意向，甚至可能达到迫使整个世界都模仿它的程度。

从这种冲动中获得其支撑的政治总是有助于暴力，成倍增长的暴力。他们除了装潢门面外不听取，不协商，而是去征服。

然而，从人类渴求自由意愿中产生的政治，造成导致节制的自我征服。他们的目的局限于存在的利益，他们探求给所有人类的潜力以机会，只要这种潜力不为害所有人必不可少的东西。除了偏狭地追求暴力的人以外，他们能容忍一切人。他们沿着不断减少暴力的道路前进。

这类政治奠基于要求自由的信仰之上。信仰能够包括内容内无限多样性，但是一切信仰者的共同之处是，他们绝对要求人类社会条件和进程中的公开和法律的诚挚。只有虔诚的人具有节制的崇高和在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可靠性。

对于存在来说，政治可说与较低水平的人性相关;因此尽管一切都附属于政治和由此而来的责任感和对干预的热情，但政治并不与内心自由、信仰和精神的高级产物接触。因为政治只创造先决条件。

试举一例。基督教是一种信仰。而基督徒可能拥护和属于任何一个党派，因为这只涉及世俗事务，他可能赞同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共和制或君主制。因为世俗事务安排的方式并非根据圣经信仰本身而来，而是根据教会决定的特殊表现形式而来。基督徒唯一不能期望的是邪恶。已经变得政治化的基督教，作为信仰就很成问题了。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信仰的结果，对政治的可能具有的热情将政治严厉限制在其真正的意义上，虔诚的基督徒已经把自由的现代世界带进了观点。信仰并不构成内容，而是政治的一般观点。

再举一例。以科学马克思主义形态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是卓越的富有成果的认识方法，作为一种绝对化了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总体观，它已变成科学可以证明的谬误和错误的意识形态。消灭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实现大企业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相信和为之奋斗的目标。

作为政治指南的信条对于自由是灾难性的。因为其宣称独占真理的排外性会强制向极权发展，然后向独裁发展，最后发展为消灭自由。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中，依照不同世界观划分的党派，会因此而遭到人们本能的抵制，从而在实际上变得没有影响。以信念和世界观为基础的运动对于政治方面的自由是有害的。因为与那些为信念而斗争的人不可能进行讨论，而在政治方面，基本的必需是普遍的讨论，以及每个人学会与别人妥协，以解决生存的问题，在生存中，所有的人都能把分歧的信仰、世界观和利益联合起来。

(11)最后被认为是公理的共同生活的社会精神，是保留自由的前提，这一社会精神包括以下情感:拥护制度和法律，赞成人类互相交往的自然方式，考虑和准备给人以援助，永远尊重他人的权力，在纯粹生存的问题上永远准备妥协，不压制少数。在这一精神方面，所有有效的党派在自由条件下都能一致。在保守党和激进党之间，使他们能够联合起来的共同因素仍占优势。

(12)自由是受成文的或未成文的宪法保护的。然而，没有保存自由的绝对可靠的机器。因此，在自由条件下，人们关心去保护某种根本性的不可侵犯的东西，自由本身，人权，宪法国家，甚至去反对暂时的多数。这些不可侵犯因素必须保留，不受选举或投票作出的决定的影响。当多数一时忘记了政治自由的共同原则时，必定要有一些法规起作用(在经过一段有效期以允许重新考虑，公民投票，法庭能作出裁决，确定此决定是否符合宪法然后再作决定)。然而，任何这类法规，只有在与人民的政治精神一致时才可靠有效。这两种力能一起防止以民主手段破坏民主，通过自由而消灭自由。无论如何，表明人民持久的真正的意志的可靠途径，既不是民主技术的绝对有效，因此，本质上也不是机械的多数。即使这些民主技术是普遍有效的，限制仍然是必需的，但只是在人权和自由本身受到威胁之处。在这类极端情况下，必须暂时放弃原则以便拯救原则。

不应该容忍偏狭，除非这一偏狭是对共同体无害的私人怪癖，那么可以对它置之不理。不应该有破坏自由的自由。

( 13)没有那种令所有人满意的民主的政治自由的最终状态。如果对个人限制超出了保证机会均等的必需界限，如果不是为了限止明显的不公正而剥夺自由竞争，如果人类天生的不平等和通过成就创造的价值未得到某些权利的酬劳，如果公民在其生活范围内，不能看到作为国家法律基础的正义，那么就总是会出现紧张。

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将因其能力和成绩而得到承认。宪法国家意味着保护这种机会，以及根据情况和经验改变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但不是用暴力，而是在司法形式范围内。

对正义的追求永远不会完全得到满足，它容忍大量的威胁政治自由的危险。政治自由总要付出代价，有时是相当大的代价，表现为个人克制，个人约束和个人忍耐。只要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在法律上是可能的，丧失政治意义上的正义，并不会减少自由本身，即使会拖延它的实行和使它不能经常奏效。

在事件进程处于决定性关头，由大众作出的选举是必需的。形式上的民主、自由、平等、无记名投票，就其本身来说，并非自由的保证，毋宁说是对它的威胁。只有在上述先决条件下，即共同生活的时代精神，在完成具体任务的对话中的自我教育，无条件地保卫基本人权，信仰基础的诚挚，自由才是可靠的。形式民主可能造成暴民统治的后果并将以暴政告终，特别是在如果没有任何自我教育准备，自上而下地突然强加于人的情况下。甚至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它就为小集团掌权造成了机会，因为大众并不真正了解他们赞成什么。那时将证明党派是一个失败。它们不再是人民的喉舌，而变成自满自信的组织。他们不再是精英，而是降为议会日常生活中的前排专家和精神素质较差的人。

要保护民主的方式，就得反对暴民统治和暴政，反对宗派小集团和低级精神，这对自由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要用抑制性的法规反对形式民主的自杀倾向。因为那些行使职能者仍是人类，所以每个一时占多数的绝对权力都要被某种稳固的东西剥夺，然而反过来这稳固的东西最终依赖于大众中产生的人性及其对自由的真诚意志。作为最后一着，大众也必须选择限制性法规，但只以这种方式使党派活动从简，以避免其成为唯一统治的危险。

(14)一切依赖于选举。我们了解对民主和投票决定的轻视。我们很容易看到明显的错误和过失很容易以个别例子宣布选举结果或多数决定是荒谬的。

为了答复这点必须不断指出，正是经过大众之路才能通往自由。蔑视者蔑视人类，除了他们自己及其朋友，只有这种对人类的极端蔑视，才可能宁愿通过暴政之路。后一条路导向经过个别集团自身的安排而控制奴隶，这些奴隶被假定准许自由，却一直处于监护之下，他们被宣传改造，并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中，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可能建立仁慈的独裁。

民主主义者和独裁者都诉诸于人民。世界已进入这样的时代，每个想要统治的人都信誓旦旦地利用这类言词。罪恶的和欺骗的政客，以及高尚的为自由服务的政客，都诉诸于人民。他们中的哪一种人碰巧成功，只能由人民本身在不同情况下决定，而人民达成的决定，将是对人民自身的决定。

然而，如果最终决定由人民掌握，那么他们一定会做一切可能的事来帮助自己正确决策。暴政发明了种种方法，以此把问题提给人民，它会成为伴随着公众的呼声和暴怒的纯粹虚假现象，它会使人民了解很多(以便使他们可能变成服务工具)而一时丧失判断力。另一方面，由于投票决定是保留民主的唯一合法形式，民主探求形成正确的投票，以使人民的真正的长久的意志可能得到表达。

在长时段中，获得这一结果的唯一途径是教育所有人，使他们反思而意识到自己的意志，从而唤醒其真正的意志。

人们不应该只是受到技术和技艺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如果他们只保留其知识，他们简直会变成响应法西斯要求的奴役的工具，那就是信念、服从、斗争)。如果我们人类必须变成有判断能力和独立性的人，我们需要以批判的思想和理解来教育，我们需要历史和哲学的世界。在不断加强的教育过程中，所有人都必定被提到高水平上，从一知半解到完全理解，从一时的偶然思维到方法论的思维，这时每个人都能把自己从教条主义提高到自由。这是多数人进化的希望。这样，在以投票决策和决定时，他们才会有意识地审慎地选择较佳者。

第二条路是绝大多数人民通过参与具体任务而进行的实际自我教育。因此自由而负责的地方政府对于民主的时代精神的产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人们生活的每时每刻的直接环境中，小规模地实行的东西，才能使人们变得成熟起来，足以胜任他们必须用民主方法完成的不断扩大直到最后是巨大规模的任务。

第三条路是选举过程本身的组织。选举形式是最重要的，例如，投票方式(投票选举个人或一系列候选人)，选举结果的计算方法(多数制或比例代表制)，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等等。远远不是只有一种正确的选举类型。但选举的类型可能决定事件的进程。

在维护自由与合法性，防止专制和政治恐怖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举行真正的选举。专制主义的标志是取消真正的选举，并代之以虚假选举，以此对我们时代的自由意志表示虚假的尊重。消灭真正的选举与过去时代处死君主一样，现在是消灭人民的主权。合法性的根基的消灭，会招致无限的暴力统治和消灭自由。

托克维尔对与法国大革命现象有关的服从多数的意志有深刻的理解。如果祈求于人类的理性，对万能者的无限信任、法律、制度和随意改变的习惯，法国革命的领导人更多地考虑到他们自己的特殊的理性，而对于根本的一般人类理性则考虑得少得多。“从来没有任何人象这些人那样更少相信共同体的智慧。”他们蔑视老百姓几乎跟蔑视上帝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对多数人意志的真实而尊重的服从，就象服从上帝一样陌生。自那以后几乎所有的革命者都表现出这种两重性的品格。这与英国人和美国人表现出来的尊重其同胞多数的观点大相径庭。在那里理性是骄傲的，充满了自信，但从不是专横的，因此他们已经走向自由，而我们自己曾经发明的仅仅是奴役的新形式。”

对选举有一个陈旧的反对理由:一张选票几乎是毫无价值的。投票是一件不值得进行的麻烦事。这种过程减少了行使公众意志的快乐。它减少了进行有意义行为的意识。这确实是现代民主人士思想倾向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如果一张选票几乎毫无价值，那么决定不过是通过所有选举的总和得出的，而其中的每一份只是一票。因此现代的观点是，我完全真诚和负责地投票，同时我也知道个人何其渺小。谦卑对我们是必需的，我们谦卑地要求做一切量力而行的事。几乎毫无作用的个人一票，与这些个人的总体选择将决定一切的愿望联系在一起。

(15)但假设人民事实上真的不要自由、公正和民主，那又怎样?看来在意志明确时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人们被需求和热情欺蒙时才有可能。

然而，它把自由置于不断的问题之中。所有的人对自由的关切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最有价值之物，自由不会主动落到我们身上，也不会自动地保存。只有使它上升为意识并且承担责任，才能保存它。

因为自由总是处于守势，因此总是处于危险之中。等到大众已不再感到自由处于危险之中，自由已经丧失了。优势总是极易旁落到不自由和暴力组织中。

(16)在自由的政治理想之下，正象在任何理想之下一样，从现实中能引出完全相反的迹象:自由应该证明是不可能的。但人类的自由本身，就可能是造成体验某事物之现实的根源，而某事物在以前的经验基础上被宣布是不可能的。

差别在于究竟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念，在相信完成人类崇高任务的意识中，我们选择自由之路，并通过一切醒悟，以无限的耐心坚持它，还是在虚无主义热情取得的颠倒的胜利中，我们沦入那种命运，即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人类天性被人类摧毁。

自由条件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对自由的信仰。对接近政治自由理想的尝试，纵使还有很大的不足，也已经取得了成功，这就足够了。它使我们有勇气面对未来。

如果我们观察世界历史的进程，我们会看到人们的政治自由极为罕见，简直是例外。人们的多数和历史的绝大部分都缺乏政治自由。雅典人，共和制罗马和冰岛，就是这类特例。而其中最伟大、最有效和最有力的例外是英国和美国。它们曾是影响大陆国家的自由的诞生地，但也只是部分地、谨慎地和无力地主张自由。

与印度和中国的状况相比较，政治自由是一种西方的现象。在那两个文明区域内，自由都被证明是缺乏任何基本原则、缺乏民族连续性的，只是偶然的和个人的。因此有人会问，政治自由是不是人性达到伟大高度的先决条件。从历史的观点看，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必定是否定的。高度的精神活力、创造性和卓越的精神生活在政治不自由中也有可能的。我们认为自由是合乎需要的，对我们来说，政治自由再也不能与人性的观念脱离。政治自由在西方有其根源，我们把历史问题理解为，某种类似政治自由的东西是否将成为教育全人类的现实。同时我们也了解，在西方，政治自由怎样不断地也被指责为精神衰落的原因，因为处于罗马帝国最初一百年的塔西佗【(约55一约11,70)，古罗马历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译注。】和朗其努【(公元213--273)，叙利亚人，在雅典教授哲学、文学和修辞学。—译注】，在丧失了自由和凯撒大帝独裁时就写道，精神生活只有在政治自由中才有可能。不过，通过比较的总体观念，历史的意义仍然在于说明，在权力有序化最充分的条件之下，人类可能变成什么样子。

对权力的追求和暴力不断地准备干预。在无效的情况下他们开始要求，首先容忍那从外部受到侵害的存在，然后要求权利平等和自由，接着要求至高无上、安全和统治权(总是在所谓共同利益的名义下)，最后要求专横地行使其自己的最高权力。

在日常生活中，暴力与自由理性进行着永恒的斗争。每一句打断讨论的话，每一种招致反对的对理性的任意漠视，每一项片面的决定，以及超出契约条文和特殊领域行动的统治权，所有这些都是在家庭的私人气氛中，在办公室的共同工作中开始的，暴力最终必定爆发为战争。因为人类在开始时实际上准备赞成暴力，并使自己适应它。

面对强力和暴力不应该有自欺。不看现实的世界公正组织的理论计划是无用的。但是，即使我们确实观察了现实，我们还经常作出错误的选择。

要么根据“勿抗恶”的箴言不使用暴力而生活，准备接受一切后果，不经斗争而容忍和毁灭。

要么承认暴力是事实上的存在条件，把它作为政治中的一个因素而求诸于它。因而接受暴力之恶，去肯定政治的不可避免的命运。

这两种观点从逻辑上看都是明确的，表面上都是一致的，但以人类面临的使命这一试金石测定，都是一种逃避。使用暴力以谋求权利的愿望，把强权置于正义控制之下的愿望，呼吁加强政治作用的愿望，以及不仅仅追求实际利益，而且通过人类最高尚的暴力来探求出路的愿望，这些愿望在逻辑上是根本不明确的，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完善的计划提出。它只能在历史进程中发现自己的道路。

固定的和片面的观点总是失败的象征。然而，真理并不是一个公正的世界组织，也没有这样一个公正的最终的世界组织赐给人类，真理是在无限可能的世界现实中开放空间的自由意志。我们也许可以肯定地说，缺少一种没有变成权力的精神，以及一种没有与深奥的人性相结合的权力。精神变得软弱，而权力变成邪恶。在这样的作用下，历史的漫无止境的道路是使强权成为公理的成份，并证明存在是人类自由的基础。

我们下一部分将讨论的，如社会主义和世界统一体，命运已把它们与权力理论混杂在一起。信仰具有不同的意义。允许把自己卷入权力理论的信仰，作为信仰已经失败。信仰象真理一样只能生长在没有暴力的自由领域里。然而，人们有至关重要的理由，诚挚地实践社会主义和世界统一，并在实践中真诚地信奉它们。

第二节 基本倾向

一、杜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的来源和概念

几个来源培育了社会主义思想，并在100多年来导致了只有在相互联合中才能成功地实现的要求。

技术要求有组织的劳动。机器技术本身需要大规模的企业即联合劳动团体来使用。

必须供给所有的人必要的消费品，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使自已的存在成为可能。

所有的人都要求平等，而他们今天能以觉醒的意识来理解，表达和鼓吹自己的要求。对平等的要求也适用于对劳动负担的分配和对可自由使用的产品的分配。

今天没有人能回避这些要求。困难不在予证明这些要求的合理性，而在于实现这些要求的方法。

今天，根据平等原则否定特权，要求生活秩序和共同工作的所有观点、倾向和计划，都被冠之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当代人类的普遍倾向，它趋向于对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分配进行组织，这将可能使全人类获得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在各党派的纲领中都有社会主义要求。社会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性。

然而，这样的叙述对于确定真正的现代社会主义是很不够的。尽管社会主义根据平等原则考虑问题，但它也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形态下，根据对人类事务进程的总体知识进行思考。它以所谓历史辩证法的科学方法，把共产主义的实现设想为一种必然性。共产主义者自己的行动正是在必然性中发生的，这些行动只不过是加速了必然性的发展。然而，根据共产主义信仰者的判断和意图，共产主义实现的结果不仅是使人们存在于平等的秩序中，而且是对人性本身的改造。人类将从痛苦的阶级划分的自我隔离状态中挣脱出来，伴随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精神成果，以及所有人团结和睦产生的幸福，在无阶级社会中获得真正的人性。

科学共产主义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因为它把人类的获救建立在如它所理解的科学的基础上。它再无其他所求。

根据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在通往最终目标的道路上必须经历的过渡时期，是具有极大痛苦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当权者的由阶级统治决定的精神性格，所以通过资本家们主动放弃权力，或者通过谈判达成关于新社会结构的毫无约束的协议，和平地实现所追求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平等和自由的道路上的转折点。

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求，在资本主义危机中，让无产阶级专政掌握政权，其次是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计划。

(二)权力

我们也必须抛弃那种可能欺骗我们，使我们认为什么东西是正确的和公正的思想。认为一种思想是真实的信念，可能会荒谬地使我们推测，其正确性本身会促使其实现。思想会引发动机，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要它们对事件的真实过程起作用，只能在得到权力的强硬支持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权力实现，当它碰到抵抗时，权力能够使用暴力。

社会主义思想的活力与权力联系，运用权力，屈从权力或驾驭权力的方式，对人类未来的自由是决定性的。为了在平等中赢得自由，社会主义必须联合一切使人们免于暴力的力量，这二者来自于暴君的专横意志和一时占多数的群众的专横意志。从一开始，它就只能通过合法性才能发生。

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政治自由的原则正处于危险之中。只有使政治自由成为自己的原则的社会主义才能保持自由的社会主义。只有它才是具体的和合乎人性的;只有它才能避免作为行动基础和通向不自由之路的教条的抽象化;在那里，平等要求所有人的统治权，它会不知不觉地把群众统治权交到政客手中，这些人会立即变成暴君，把每个人当作奴隶，并造成恐怖的生活。在这条路上，日益增长的恐惧迫使暴君加强政治恐怖，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怀疑之中，它们的行动使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和怀疑中，因为每个人都处于不断的威胁之下。

如果计划导致总体计划，那么权力会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的基本特性生长起来，结果不是社会主义利用权力，而是权力变成社会主义的主宰。

计划只有通过权力才有可能实现，总体计划只有通过总体权力才有可能实现。只要法律允许任意积累资本，垄断就可能产生。垄断导致凌驾于消费者之上的权力，也导致凌驾于垄断组织的工人和雇员之上的权力，因为他们控制了整个有争论的劳动市场，因此在它之外再不存在雇佣的可能性，解雇即意味着消灭。总体计划只能通过国家机构才有可能，国家拥有绝对权力去开始总体计划，或通过总体计划达到绝对权力;它比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任何垄断组织的权力都要强大百倍，它是指南针式的权力，并对私人生活进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绝对的控制。

(三)计划和总体计划

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为计划问题伤脑筋。我们已经看到了巨大规模的计划及其实行。

计划是一种有目的的安排。在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从一开始就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因素。动物无计划地活着，只根据其本能行事。为了在计划的多样性内找到我们的出路，我们可以作出一些区分。

计划由谁执行?或者，计划是由私人在与其他私人机构实行竞争中发起的，以便消除竞争，其范围是工会和垄断组织在特殊领域内利益的混合，或者计划由国家制订。在计划中，国家要么把自己限制在由法律手段自由发起的秩序中，要么自己管理先天是垄断性质的企业，在后一种情况下，当国家原则上对总体计划中的一切实行控制时，就达到其界限。

什么东西被计划?个别企业或全部经济，或者是一般人类存在的全面秩序。

现代计划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现在经济领域仍然是它最合适的范围。计划经济有其重要的根源。最初，人类在经济领域内合作，没有任何综合计划。计划是工作进程以及整个企业处于危险的灾难性状况的结果。我们怎样才能改进这种状况？我们怎样才能拯救自己?计划便是对这些问题的答复。

世界经济只是到19世纪末才产生。与以前的地方性经济相比，地方经济只够满足地方需要，因此是自给自足的(包括把必须的极端奢侈品供给少数富人以换取食物)，而现在日益兴旺的各民族都通过大量交换产品和原料而互相依赖。

新的互相依赖关系伴随着失调和混乱，而大多数人起先对此是不理解的。(例如，当严重影响农业繁荣的谷物价格取决于加拿大或俄国的收获量时)。由于这种需要，人们要求国家给以帮助。在很多方面有分歧的各利益集团都要求国家保护。结果是建立关卡和封锁线，开始是海关和税务管理，最后是要求独裁制度的新自给自足。

所有这些在和平时期一直保持在这一限度内，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上升为总体计划。我们把目前看到的可能的对立作一个提纲挚领的说明。世界经济在整体上是无计划的，并在合理的界限内，它通过自由的市场运转，而使每个人致富，其前提是和平，并以和平为其目的。总体计划的强制表面看是合理的，实际上会伴随着日益增长的贫困，它会打断交往，并把它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它把一国的暂时利益作为标准，其结果是世界大战，接替它的是新战争倾向。

简而言之，某种痛苦总是计划的根源。由战争引起的一切人最深刻的痛苦，则是总体计划之根源。

在痛苦时期这种计划的意义和合理性由于下列事实而转化，即国家对权力、防卫和征服的追求，通过总体计划而在短时期内达到其活力的最高程度。与此相随的是有利于军火生产的关于军火生产严重不足的欺骗，生存被建立在军事征服上，而它只能劫掠他人使其彻底破产。那些军事冒险的实际价值，是与计划的或恐怖战争的观点一起，作为永久条件建立的。

因此产生了新的动机。战争时期所必需的绝对权力的条件，被作为绝对统治权的永久性条件而延续到和平时期。鉴于第一个动机把战争看作正常条件，和平仅仅是有助于作好战争准备，那么和平可能真被第二个动机看作正常条件。但在和平中，一切人的最大幸福、公平和自然需要的满足，都得通过作为永久条件的总体计划，因此也是通过同时存在的绝对统治权来实现。这里包含着某些错误观念。

(1)在与战争或某种自然灾难有关的需求中，总体计划显然是提供和分配生活必需品的唯一途径，以便把短缺的物资平等地分给所有人，每人得到很少的但公平的一份。在这种反常条件下，是有意义的和达到有限目的的做法，被转化为经济、工作、生产和供应的整体，而且超乎其上又转化为人类的整个存在。在短缺期间辅助的形式，变成了一般的生活方式。

(2)机器技术由其特性被认为是要求至高无上的国家指挥。然而大规模技术组织的必要性是有限的，超出界限其效益也就消失。庞大的组织变得很僵硬，它们仅仅希望保持运转，而不能改变自己，而且在产生垄断化的地方，它们开始敌视新发明。只有在法令不限制的竞争斗争中，才能充满信心地期待发展、进步，尝试新东西以及把握机会，这里成功来自于全部精神力量的彻底发挥，因为如果他们失败，就会受到破产的威胁。

(3)对平等的要求是针对自由竞争时代自由贸易经济产生的悲惨和极度的不平等。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被指责为灾难性的混乱，它实际上侵犯了自由主义思想，而服从于个人主义利益。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自由主义理论把公司企业的特权(这也许真是可以取消的)与不可侵犯的人权混淆起来，把法人的有限豁免权与自然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混淆起来，它把垄断所有与私人财产混淆起来。反对自由主义思想的错误的合理的斗争，不应变成反对自由本身的斗争。

(四)经济结构的理论:自由竞争还是计划经济?

哪里限制或消灭竞争和自由的市场，哪里才能存在计划经济。它从大型企业如托拉斯开始，建立起垄断企业，然后从垄断发展到国家经济。

经济的问题在于，究竟应该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究竟是在通过竞争发挥出充分创造性中实现的所有人的智慧，还是在总体计划中体现所有人幸福的少数技术智囊的智慧，它们当中哪一个更成功?宁可在市场上冒险和在竞争中决策，还是通过代表官僚机构的委任和分配劳动与利润来指挥?谁将是主宰?是通过竞争见分晓的市场，还是由大人物们通过官僚机构行使单方面的管理?

在有自由竞争的地方，每一个人都能因其产品、成就、思想或创造赢得承认，只要它们能得到公众的承认。所有人的口味、要求和意愿都因其多样化而赢得承认。全体民众作出的决定，其中也包括极少数人。在千篇一律之处有无限的丰富。特殊的精神能形成特殊的环境。竞争提供刺激。竞争在任何时代都导致了最大的成就。

最初，问题的争论局限于经济领域。总体计划提出消灭市场，以利于统计估算和决定劳动、生产，以及根据人民为此目的而运用的知识，根据其目标和兴趣进行的分配。其结果是与自由市场的利润经济的特点相比，它因为满足了需求而得到合理经济的美名。

然而，总体计划的影响明显地超出了经济领域，而变成全部人类生活的间接指导，甚至成了精神创造领域的指导，而精神创造活动比其它任何活动更为依赖于个人自由的首创性，并会被任何计划指令所扑灭。在自由世界里，也可能由于威廉二世的兴趣而保留完全非公开性的事物，尽管这一事物通过身后的财富和屈从于它的国家和机构的支持而膨胀起来，但它在更全面的精神生活内已不起作用，而且由于它的空虚而受到精神生活的蔑视和嘲笑。然而，在专制主义世界中，希特勒的口味就决定了谁能够或不能被允许绘画。

满足其需求的个人选择的自由已经不存在了。供应的多样化以及尝试那些力图寻求对少数人有吸引力的事情的机会也不存在了。例如，康德的著作只是为在计划经济中得不到发展的少数人写的，在计划经济的长时段内，唯一的标准是群众的需求，还有那些掌权者的情绪，或者国家领导人的教条，如果他们愿意，他们也可能安排出版康德的《批判》的通俗版。丰富需求的巨大多样化，使那些最好的但一直默默无闻的有创造性的工人，以及那些看来无用但受到群众喜爱的人，都能够富裕起来，因为总有某些群体对他们的工作有所回报，有所期待，并购买其产品。相比之下，在计划经济中，产品指数必须以适应群众的需要为先决条件。不是普通人而是官僚的意愿决定允许什么样的精神有机体生长。

事物的发展已经证明，经济的总体计划不会只局限于经济范围。它变成人类生活的普遍方式。对经济的指导导致了对整个生活的指导，结果产生了相应的生活方式。

当人类的全部活力由竞争激发时，无论谁都会希望依靠事物进程中的经济自由，要求渐渐地冲破枷锁，打破国家界限，以及建立普遍的自由的世界交往。人们向往着官僚统治越来越少的未来。

当技术提供了发财致富的可能性时，面临着混乱、无法预测的经济危机、劳动力的浪费和生产过剩，失业和饥饿的恶魔，无论谁都会把得救的希望寄托于总体计划，要求逐渐集中权力，直至一切都由中央当局指挥。

据说这两种选择都是错误的，而真理存在于两个极端的中间。但是关于这两种可能性哪个更有优越性的命题，却是根本性的决定。在作出根本决定后，另一种观点肯定会因其处于从属地位而被融化，但以这种方式会丧失其整体性。

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什么步骤的采取没有深远的计划，但在这种情况下计划是有限的，它包括不干涉主义的因素，以及重新建立起仍把竞争作为选择和确认方式的条件。非计划的计划通过法律手段创造结构和机会。

此外，计划还在某些领域中实行，在有限的相对整体的范围内实行，以便消除竞争，例如在公用事业、铁路、邮政服务、易受数量影响的原料的开采，如煤矿开采等等方面。在这里自由通过以下事实保留，即这些原料的获得是根据平等原则对所有人开放的，不存在对受到偏爱的消费者的有选择的分配。

生产资料供应充足的国家，与遭受战争蹂躏地区的普遍供应不足不同，在这样的前提下问题在于，由庞大的机构执行的指导经济的计划，在哪些方面及多大程度上才是合理的。最大的实际受惠决不是唯一的标准。当威胁生存的痛苦已变得绝对可信时，为了自由甚至可以冒危机和供应不足的风脸，以此来作为交换的条件。然而，在有计划时，将在私人组织的和国家计划的中间二者择一。可以肯定，如果要保护民族整体的利益，那么垄断将不能从法律上废除有限的国家控制。鉴于国家企业不能盈利和劳动生产率下降，以及伴随官僚化而来的繁琐和拖拉的办事程序的危险，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通过对自己的工厂和公司管理来调节的私人垄断资本家的计划，应当进行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高于国家计划的目标。判断的标准应当是，这样一种最好的方式，它能避免正在消失的自然竞争的刺激，而代之以国家恐怖的危险，所谓国家恐怖包括实行强制劳动，剥夺罢工权利，取消自由流动，以及泯灭工人们为争取其从未完全获得的平等而表现出来的斗争性和主动性。

高工业技术机构的计划和组织对于它们的有效运行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原则上与自由竞争、立宪国家和一般人类自由似乎并不相悖。

总体计划。它消除了竞争的刺激，因而寻求一种替代物，例如产量的竞赛。但自由竞争的原则被压制了。仲裁结果是指定的，而并非根据权威性专家们参与的事物性质来作出决定。对事物影响不大的某些特性却对挑选优胜者发生作用。主动性应该得到鼓励，但是却仍然受到条件的局限。由于精疲力竭的工作，以及没有因个人成就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任何希望，所有的人们都感到沉闷不快。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面前的两种主要倾向，如果我们明确地行动，我们总是要二者择一，作为我们决策的根据。

要么我们在自由选择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命运。在各种力量相互影响的种种机会中我们是有把握的，尽管它们频频引起许多荒谬，但总是有纠正它们的机会。

要么我们面对伴随着精神和人性毁灭而由人们从总体上计划的世界。【11】(五)计划的工具:官僚政体凡是牵涉到很多人要以有秩序的方法进行的事业，官僚政体便是必需的。只要有这类事业，官僚政体便会出现。它在古埃及、古代各世界帝国、在弗里德里二世的挪威国家中起作用，但没在希腊城邦国家中起作用。然而，现代技术为官僚政体提供了空前规模的组织和作用。现在它真正变成了专制主义。

官僚政体是以行政人员发布的法规和命令为基础的统治权。它象机器一样地行使职能，而这种法规的实行则取决于行政人员的素质和观点。

我们可以提纲掣领地描绘一下行政机构各层次的特点。

理想的国家公仆象艺术家一样，几乎不停地考虑着自己的天职，120年前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临终前被问到正想什么时答道:“国家。”他在广泛理解的基础上执行法规，谨守自己职业的意义，生活在他必须决定的具体情况中，他必须把官僚政体的精神和活动限制在必需的最低限度，他不断地问自己何处能避免它，它必须以这种方式行事，使官僚政体运转迅速、准确，并在运转中保持人性和有益。

再低一个层次的行政人员，以在官僚机构中为乐，热心致力于扩大和纠缠枝节问题，欣赏自己的职能，但他们在服从规章方面是可靠而正直的。

第三层次的行政人员已经丧失了某种品质——对国家和行政机构的忠诚和可信赖的正直。他们的腐败和情绪成了决定性因素。公仆已被空虚无聊的气氛所压倒。他们越来越懒散，其工作已变成坐着消磨办公时间。任何一个工作稍为热情一点的人，都被他们认为是扰乱平静者。他们并不沉浸在具体事务中，成天无所事事，只想捱到下班，问题被搁置，而不是被解决。每件事都拖拖拉拉地办，推迟它或弄到模棱两可的地步就算完事。他们欣赏这样的权力，因为一个在其它各方面软弱无能的人，在这方面却处于能决定个人命运的地位。这种毫无生气的气氛会因为人们关于行政职责、团体利益的言词而得到活跃。他们会把自己的坏脾气发到那些不能自卫的人身上。在他们与公众交往时，他们并不象企业对顾客的态度一样，表现出友好助人，而是象支配者对自己的所有物的态度一样。“行政人员傲慢自大”的载体变得粗野，在与公众交往中不体谅别人，狡猾与倨傲，因循守旧，让人们白白等待，逃避和否认。

客观地说，原先的官僚政体一直是有限的，并由人类个性加以支撑，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统治形式。而现在它却堕落为普遍限制和镇压的冷漠的机构，其特点如下。

官僚政体是一种手段。但是它往往自己造成自己的灭亡。这种转变的关键步骤是，它从服务的工具变成独立存在之物。在独立自主的官僚政体中，无限的自我扩张趋势代替了自我限制的精神。

首先，它表现在以法规进行管理的性质上。如果由官僚采取的措施造成了牺牲人民的灾难和混乱，那么它再也没有责任感去纠正自己的错误。相反，这发生的一切只是成为官僚政体发布更广泛的新法规的借口。官僚政体相信以法规进行管理是万应灵药，企图消灭自由活动中的积极性，以及通过创造性的成就表现出来的自立精神。官僚政体对付困难只有一个药方:即烦布新的法规。于是官僚政体走上一条水平下降之路，官僚的低下的精神，发展成所有人都缺乏创造性思想的共同的低下的精神。颁布的法令极其复杂，大众又被剥夺了权利，这都迫使大众把更大量的劳力置于官僚政体支配之下，用以执行其命令。最后每个人都会毁在非生产性的机构中。

其次，官僚政体的所有行政人员的利益是一致的。官僚机构必须继续存在和扩大，因为它对于这些行政人员的价值和地位是生死攸关之事。应该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现在为自己服务。它只要求巩固自己的地位，加强自己的安全。

这是可能做到的，因为它本身的复杂性已使公众无法控制它。它变得完全没有透明度，越来越不允许对它进行批评。最后没有人会关心使它维持下去，除了那些行政人员。即使身处其中的人员，也只会关心他的特定部门。官僚机构变得既不接受大众的批评，也不接受国家最高机关的批评。它所以还能生存，只是由于所有雇员的利益一致。

甚至当独裁者以一切恐怖手段把这个机构作为他的工具时，这种状况仍然不会改变。就行政人员的思潮来看，那时这个机构确实已转化了，它变成实现政治恐怖的工具。但这是一个某些个人和团体受宠和受害的过程，没有一个人能达到拥有绝对的权力。通过参与恐怖，这个机构自发地更新再生。即使是发号施令的独裁者，也必须赞成这个机构的利益一致，并且准许他自己加强了的腐化现象存在下去。

(六)有意义的计划的界限

在我们讨论问题在哪里出现之前，计划首先成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把计划规定为明显可知的个人意愿?事件进程总体上是应当由各种力量自由支配，还是应当由计划来安排所有人的全部活动?我们应当规定自己只采用短期有限的计划呢，还是采纳总体计划?

关键的问题是，在可能通过计划获得成功的事物，和不可能通过计划获得成功的事物之间，是否存在着分界线?如果存在这样的分界线，它能被确定吗?

总体计划必须建立在总体认识上，才有深厚的根基。人们首先要决定，是否确实存在真实的总体理论、总体认识，然后才能作出总体计划。

总体认识看来似乎可能预示未来。这种预示变成行动的纲领。人们以自己决定进行的活动去促进自己的意图，人们通过自己的活动，使自己的意图参与到必然的事件进程中去。人们希望通过个人对总体的了解，去积极地把握整体。

然而，作为先决条件的总体认识并不存在，即使在经济领域内也是如此。

没有人能完全认识经济实体的复杂性。我们的认识从来都只是对某些方面进行简化。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无意识造成的世界中。这里，如果我们在自己有限的知识基础上，去实现有限的目的，便会因这种目的造成我们不能预见的结果。意志决不可能创造整体世界，意识决不可能认识整体世界。正当我们培育生物时，又以总体干预破坏了它，而不能重新造出它。因此我们也对人类历史地创造的存在世界进行同样的破坏。实际上无数因素决定蒸蒸日上的经济的繁荣。没有任何思想能从总体上估量它，经济学本身是实验的工具，而非认识整体的体系。

然而，现在我们拥有的对于人类和历史的认识，与我们对于自然和经济关系的认识性质不同。这是一种反思的认识，其中没有实际运用方法的成份。因此我们看到一种文化的精神世界，理解它们，通过研究和分析，使它们在我们面前生动地真实化。因此，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个性的意义，使与超然存在有关的人类可能的存在具体化。但我们不能制造存在，不能把我们的意愿变成个性，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文化和产生精神世界。我们向往的东西在任何既定时刻都是通向上述可能性的前提或途径，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基本上是无意的。此外，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事物;例如造成一种个性，那么就其天性来说，他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而必定是受我们摆布的，尽管我们的意志和行动是在一定的目的范围内，似我们持续不断的活动，仍然使它成为受我们摆布的前提。因此我们是在破坏。即使我们在深思熟虑和具体化的认识基础上尝试进行有目的的行动，也仍会涉及到一项根本的曲解。只有在有限的目的范围内，我们才能通过信息和方法的运用，根据计划达到自己的目标。在生命领域里，情况则不同。有目的地造就它和计划它，简直会造成它的毁灭。即使它可能产生，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它只有在被干扰甚至被破坏时，才能达到我们的意图，变成有自己的意志。

尼采说道:“无论如何，如果人类不谴责自己通过有意识的总体管理机构去进行破坏，那么我们就必须发现一种对文化前提的了解，其广度超出迄今为止我们所获得的任何认识，把它作为达到普遍目的的科学标准”。这包含了对现在所有流产的努力的警告，而同时尼采又犯了错误，即假定有一种总体认识是总体计划的充分前提，总体认识决定了总体计划的方向，或者总体计划把总体认识当作方法来使用。总体认识是不可能的，因为可以理解的总体具有非客观性。

让我们自己确信这一点。从理性的观点出发，总体计划根本是不可能的。它以关于我们的认识和能力的错觉为前提。在所有的计划中，事情的关键在于，在每一时刻的具体情况下，去了解我们从合理的特殊的计划跨入愚蠢的破坏性的整体计划的界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合理的和有益的计划的范围是什么?这一范围原则上表现为以下事实。

(1)我们永远不能完全彻底地了解整体，但永远身处其间。

(2)每一行动都会产生无意的和无法预见的作用。

(3)计划只在机械的和理性的领域内才是可能的，在生命和精神理智的领域内则是不可能的。

尽管实现总体计划是不可能的，但人们总想实现它，这种倾向有两个主要的来源:技术模式和假设的历史总体认识的错误影响。

技术总体计划的来源。当技术中出现失调时，人们总是尝试通过有目的计划去克服它们。技术发展本身已取得卓越的结果，以便通过技术来控制技术造成的破坏。人们已经改进了机器，并尽可能地使工作条件变得更舒适。然而，在这合理的方面之外，求助于技术就是不得不采取值得怀疑的理性措施。

过于急速转变的危险，已由购买和消灭新专利所抵销。人们试图以有计划造成的闲暇、家庭和私生活的组织，来抵销人们的不满、精疲力竭和空虚。

此外，人们希望从管理的技术化，来排除技术完全缺乏指导的现象。德国纳粹主义对整体的组织，就是企图能寻找到这样一条正确道路，仿佛通过控制的手段和在确凿了解基础上的估算，能自动地发现过条道路。

由于技术的卓越结果已在技术领域内通过计划取得，在伴随着技术迷信而来的思想迟钝中，二条道路从此处导向技术统治的思想，即由技术本身来进行技术管理，它将会消灭一切恶。这是对科学普遍创造能力的迷信，它坚持沿着总体计划的道路前进。技术时代寻求以技术实现人类存在的总体重建的思想。

然而，企图通过技术之路来拯救技术，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它注定把事情弄得更糟。归根到底，恶并不能由撒旦驱走。

对人类存在的重建是不能计划的，也不能进行总体组织。首先，人类必须始终不断地生存下去，他不会有一刻停下，以便把整个事情从头再来一遍。他必定总是从每个既定时刻的现状着手。其次，对技术的控制既不能通过技术得到，也不能通过以技术统治征服技术而得到，技术统治更可能表现为最终的水平下降、瘫痪和奴役。

在技术目的之上的自由是人类本身，他决不允许自己陷入纯技术的强制约束中，而是从更深的起源中寻求支撑，使自己保特精力旺盛，生机勃勃。一切计划和制作的界限，在于人类必须使自己自由地利用其机会。他在这里能得到的东西根本是无法估量的，当他有目的地执行其意志时，就会糟蹋和破坏那东西。那东西从未来中产生出来而走向我们，它是令人惊异的，简单的，压倒一切的，超乎于一切技术之上，并把技术包括在它之内。哪里的人类面前有了这种开放性，哪里的人类首先在开放性中生活，又趋于开放性，他们便从自己世界观的技术化中解放出来，从今天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的存在意识的技术形式中解放出来。

在假设的历史总体认识方面的总体计划的来源。作为地球总体认识的历史哲学，通过把基督教历史思想世俗化而发展起来。基督教历史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历史，它以创世、堕落、上帝之子的现身、世界末日和末日审判组成。圣·奥古斯汀建立在上帝的宗教思想上的总体理论，被转化成必然性概念的思想，它通过黑格尔辩证地影响历史学，并作为辩证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必然性的因果关系思想模糊地联系在一起。最后，在对历史的粗俗解释中，科学的因果关系思想，以相信历史过程的必然性是可知的形态，被转移到事件的总体上来。

由于精神世界以此为其出发点，因此假设全然理解历史是可能的，今天已几乎是很自然的错觉。在这个假设中，一个不正确的思想占了优势，这使它完全无法澄清自己，即事件发展的总进程是必然的，是已经根本规定好的，充分的调查研究能从必然性中认识它，未来以无可反驳的必然性随着过去而来，未来的进程也许能从过去推断出来，错误的预测不是出于原则上错误的假设，而是出于不完全正确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在原则上是能够改善并发展到正确的。

孤立的正确的预测似乎证实了这一基本理论，例如，贝克的关于法国大革命下一步过程的惊人精确的预言，柏哈德对于未来环境的描绘，尼采对虚无主义的预言。然而，这些是建立在明确了解现在基础上的精确的预言。

世界历史在细节上充满了通过研究可以了解的因果关系、动机、状况和意义，然而从整体上是无法估量的。当它们能被我们的感觉感知时，它们全都是特殊的。对它们的认识永远也不会变成被证明的整体认识。

总体理论的错误表现在单一原因的思想中，它或者通过把一个可感知的因果因素绝对化(例如历史中的经济因素)，或者通过把一个单一过程总体化，所谓从本质上理解这一过程(例如黑格尔客观精神的辩证法)，把一切事物追溯到一个单一原则。

我们的任务是要生活在历史可能性的范围内，要理解开放的世界，人类生活在世界之中而非超乎其上。我们以自己的假设，以不断发展的内心思想的作用，以从过去和现在的现实中抽出的并进入到未来的多种方法的尝试，照亮了这一范围。但我们确实不允许这种思想、概念和解释来控制我们，它们是人们的倾向性，并且仍然是一些问题。用它们了解现实，对于真理和我们的行动都是有害的。只有保持开放的可能性，我们才能保存在特殊中行动的意义。

对这一意义的解释当然与因果性的历史认识不同。在意识后面发生的东西，以及在我们促进或阻止的事物之外的东西，我们都解释性地把它们应用于对我们来说是构成历史的整个问题，即要成为人类就意味着获得自由，变为特殊的人类就是历史的意义。欧洲的希望是将出现迎合我们这一意义的东西，并准备帮助它，但只有在我们主动地抓紧它时，它才会给我们帮助。因为没有象自然中一样自发的自由、功绩和过错，对我们来说，就没什么构成主要问题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

在人类王国中的一切总体计划，都是由于人仿佛是已知的才起作用，由于过于希冀人类的认识才起作用。在这一情况下有两个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人类总是依然如故。当人类为了供给所有作为人类而不改变其天性的人们以尽可能多的物品和自由时，他建立了社会的大厦。

另一个观点是，人类并不依然故我，他随着其生活环境而改变，他通过这些环境，沿着质变的难以理解的道路走下去，他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传递质变，因此社会的大厦以这种方式建立，能使人类的质变通过人性中特殊人类因素的发展而发生。人性的理想是计划所追求的目标。社会的新条件由于改变了的人才有可能造成，而新人又只有通过新的条件才可能形成。似乎计划者能够以认识全面了解人类，仿佛他希望创造人类，就象一个艺术家用他能得到的材料创造出艺术作品一样，这种假定造成了人上之人(正如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或尼采的超人中一样)。

然而，这两种观点都不真实。没有一个观点指出正确的道路。我们宁可能够由于为自由而工作的决定而生活，但以不了解最终结局的谦卑，把这一决定本身作为一个因素。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的问题如此紧要:计划什么东西才是合理的?计划和制造的范围何在?

这就造成了不了解整体而去行动的必然性，因此也不了解我的行动的全部后果，同时不了解正在变成整体中的因素的这些行动，在整体中我期望自己的行动将促进真理和最佳的东西。

如果无论对我的认识还是作为可能的未来的真实类型，都不存在公正的世界组织，那么我必须放弃对本能理解的试金石，这一理解由公正的世界组织、完美和可理解的整体而构成。相反，我们必须以从每人各占其位的世界总体来考虑和行动。我们被整体所包围，必须计划和打算，然而，整体不是作为某种可知物，而是作为一种思想出现。

因此，对未来的开放性是自由的先决条件，而解释的自由是明确现在决策的先决条件。对未来的推测，准确地说，不是洞察明确的必然性，而是洞察可能性的开放范围。

(七)社会主义和总体计划

作为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由于满腔热情地为了拯救人类，它确信有把握，采取步骤以暴力去建造总体计划中的未来;作为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团体中奉行渐进思想的社会主义，与前者水火不相容。前者用以科学伪装出现的信仰，消灭了屈从于他的人;而把不信仰它的人，当作好象可以用暴力操纵的材料。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不以符咒迷人，生活在现实之中，要求理智的清醒和不断交往的人道。

在社会主义实现过程中，当社会主义超出界限时，只有头脑冷静才能有所帮助。举例来说是这样的问题，在任何既定时刻，有计划的工作组织能够并必须进行到何种程度，以及当它超越界线时，它会以什么方式去消灭自由。另一个类似问题是，在什么范围里正义是平等的条件，准确地说在什么范围内，正义是多种任务的条件，以及由任务所决定的生活的指导。正义不能只由数量和估算取得。除此而外，在性质不同的领域内，它是一个包括无数范围的任务。

当共产主义把社会主义最初的正确倾向绝对化时，人们可能把共产主义看作与社会主义性质不同的东西。通过绝对化，这些倾向变得狂热盲目，并在实践中不再起改造历史现实的作用，相反它们消散到绝对化的水平。试举几例。

首先，社会主义把自己封为个人主义的反对者。它以团体反对孤立的个人，反对个人意志、个人利益和个性。

这一片面绝对化了的反对观点意味着，它也并否认了个人的权利。鉴于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要给所有的人以实现其个性的机会，它通过把大家的水平拉平而变成个性的破坏者。

其次，社会主义确定其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它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这种观点绝对化之后，具有以下结果;它不是把问题限于大规模企业的机器技术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是一般地要求废除私人财产。财产是一种手段，日常用品、住所和精神作品通过这种手段构成环境，这些东西受个人支配，提供个人及其家庭以存在的基础，人们有了这些才能生气勃勃，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才反映出其个性，而这些都被废除了。这意味着人类被剥夺了其个人世界，剥夺了他历史地发展的存在的主要前提。

第三，社会主义确定其目的是反对自由主义。它想要计划人类事务，同时反对保持各种力量在竞争和自由市场中的相互作用，也反对在各种力量交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对恶的中立态度。

这一点绝对化以后，它意昧着，它不是目的有限的、其作用可保持在监督之下的计划，而要求全部的计划。对自由放任和自由通行的正当的自豪的反对，变成反对自由，而自由只能通过人们交往中的实验性的创造性，在对无法预测的可能性的开放中实现。

如果这些例子是相对的，那么人们会在每一种情况下开始赞同社会主义。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每当管理的迹象转变为排斥选择观点的绝对化观点时，不具体的假设便产生了。我们不要屈从于这种绝对化，宁可在每种情况下都问自己一些问题，例如：单个个人的领导必须进行到何种程度?命令和服从，公有制和私有制，合理的必要的计划，对贯穿人类自由创造性的不可测知的事件进程的信仰，都必须达到何种程度?

只要社会主义的要求是具体化的和深思熟虑的，它们便仍在界限之内。只有当具体现实从视野中消失，而人类幻想的天堂被假设为是可能实现的，其要求就变得抽象和绝对。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思想，而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它对于完全实现的要求实际上导致无法实现。沿着强制之路必然走向奴役。

并没有世界公正组织这类东西。公正是一种永不终止的任务。它不能在所谓建立世界公正组织的人类计划的粗暴规定中生存。因为哪里没有自由，哪里也不可能有公正。

然而，在仍然开放的历史之路上，所有人或个别人的专断意志的全部解放，也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它会导致不公正的增长，而自由没有公正是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保持着赞成一切人的自由和公正的思想。它避免绝对化。它是每个人通过领会可以接受的。它能联系一切人。一旦它变成狂热的信仰，并通过绝对化，变成教条和暴力，它就再也不可能保持其原先的优点了。

今天，社会主义已看到了所有人通过接受必要的控制的安排而实现共同自由的伟大任务，人们会以此方式增强其自由。这是一种例外的情况，在历史关系中新基础的奠定，似乎能在这种情况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存在的秩序是时代的未解决的巨大任务。社会主义是所有趋于秩序的倾向的代言人。这一目标只能以下面的方法达到，即不用暴力而达到一致，逐渐地沿着历史的路线前进，不再追求直接的总体实现，因而不会堕入历史终结的深渊，如果人类虽然发现了一切，却没有再次从人性深处发现新的途径，那么历史必定会终结。【12】我们不知道随着社会主义的出现，政治自由在世界上是否会增长，抑或是否会丧失。放弃了总体认识设想的任何人，都只知道，自由既不会自动来临也不会自动保持。因为它处于这样巨大的危险之中，只能在所有的人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以其整个存在每时每刻地期待它并为它工作时，它才能兴旺起来。对自由的冷漠以及认为拥有自由是当然之事，就是丧失自由的开端。

自由的思想是人性的真实的基本因素。但我们也看到人类中的其他因素的力量和自信，不自由存在的力量。我们的理解可能会令人吃惊，它在黑暗的时刻对自由的可能性给以很低的估价。然而，当我们唤醒我们的人性时，信仰会重新复苏。我们会更加信任清醒地认识危险的人，自由的人都能认识危险，只有那些把人性的无能看作是决定性的人，不理解自己处于蒙昧的活力与教条的野蛮的重负之下，才不能认识危险。

(八)总体计划的动机及其控治

浑浑噩噩会导致需要相信通过总体计划来获救。对于对科学的迷信来说，仿佛善能够从应该已存在于某处的更高的认识中获得。对这种能救助人类的认识的渴求，会表现为领袖或超人的形式，人们只须服从领袖或超人，而领袖或超人答应完成一切，这种渴求导致人自我引起的幻觉，他放弃启蒙，也不再为自己考虑。人们指望从不可能的根源中得到全部拯救。

无数的人把总体计划看作是脱离苦恼的唯一解救方法。他们不加怀疑地接受总体计划，认为它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对很多人已成为一个根本观点。他们相信强制性的组织将战胜匮乏和混乱，带来幸福。【13】然后，似乎人以事物整体的乌托邦观点，自己蒙蔽自己，在整体中真正发生的，只是要他在自己领会的狭窄的目的范围内，去完成权力强加于他的任务。但是他迟早必定会明白这种行动的错误。因为在为隐蔽的权力服务时，他仅仅是在造成自己的堕落。他的幻觉坚信他取得了成功，而那些成绩仅仅是通向他毁灭之路的阶梯。他不愿意直视戈更【希腊神话中的三个蛇发女怪之一，人一见其貌就会变成石头。—译注】，但他完全成为她的牺牲品。

经常由明显的唯心主义支撑的总体计划的错觉，怎样引导人们通过自己一步步的行动，越来越深地陷入恰恰他希望战胜的东西，陷入匮乏、不自由和无法无天，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只有当人们越过分界线，合理的计划转变为灾难性的计划，整体上能决定的特殊计划转变为全然决定的总体计划时，上述情况才会发生。

当人类假设他能综览总体，而非追求世界上具体的明确的目标时，他可说是把自己造成上帝，他丧失了自己与超然存在的联系，他蒙上了眼罩，在眼罩作用下，他不能洞察起源的经验和事物的基本原理，只喜欢外表:世界上的纯粹运动，建立一切时代的世界公正组织。他失去了上升的可能性，因为他屈从于恐怖和专政主义的机构，他把追求人性目标的显然是最崇高的理想主义，歪曲成浪费人类生命的非人性，歪曲成全部生活环境的转变，歪曲成前所未有的奴役，他消灭使人类前进的所有力量，当他失败时，他就绝望地给空前的令人憎恶的暴力行为的推动力让路。

总体计划决不会提供足够的帮助。还必须揭示另一个可能是出自人本身的根源。我们这里说的是社会精神中表现的先验地造成的基本态度，它指导了组织上的计划。对侵入的天良发现的控制，总体上是不能客观化的，这种控制总是阻止人们脱离更深的奴役，去解放人性的重建的意愿。

对于整体不可知性，可能会引出如下问题，无所作为不是最好的事吗?

浅薄的答复是，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行动，无所作为是一种幻想。行动本身是事件中的因素。

除此而外，我们听到一种令人怀疑的选择，要么选择生活在偶然事物的狭窄范围中的总体计划，即分享高深的认识，分享创造自己幸福的人类崇高，要么选择无效的消极被动的冷漠!

总体认识及其基础上的总体计划，在实践中有不可思议的结果。它不再需要研讨和反映。在痛苦时我们欺骗自己，为了给我们的行动以虚假的肯定，因为我们在必然要来临的东西中才感到自己的安全;或者我们因绝望而退却，那样我们就能放弃努力和在可能性范围内的无尽的忍耐。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走在趋于失败的错误道路上。

另一方面，生活在偶然事物的狭窄范围内，会轻率地剥夺具有参与历史的意义的生活，历史随着时间无穷无尽地流去，无人知其去向何方。

我们谦卑地从这种选择中挣脱出来，真理和我们意志的纯洁性，是由我们对认识和能力的范围的认识来决定的。

二、世界统一

技术使前所未有的交往和通讯速度变为可能，它造成了全球的统一。人类整体的共同的历史开始了。统一的命运控制着人类整体。全球四面八方的人们都能互相理解。

由于比起以前东亚对于中华帝国，或者地中海世界对于罗马来，现在通讯联系技术更容易到达世界各地，因此全球的政治统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其途径似乎是从民族国家，经由大陆区域管理，达到世界帝国或世界秩序。要求权力和统治的愿望，最终会强钊实行世界统一，根据一切历史类推来看，这种统治总是以在任何特定时刻达到的尽可能大的世界帝国为其多少自觉的目标，然后，又出于维持和平的意愿，寻求一种在世界秩序中摆脱优虑的生活。

因此，事实上各种各样的地区史，今天已成为一部大陆的历史。开始，普遍倾向是构成互相联系的巨大大陆区域生活。美洲大陆、东亚、俄罗斯帝国的范围，以及欧洲、近东和非洲的领土，不能继续毫无关联和互不关心地并列存在。它们不仅观察互相的存在，它们还实际上生活于物质和精神的交流之中，或者生活于增加紧张关系的自我封闭之中。

引 言

与轴心期末期的历史相似

人类的自我意识发展于轴心期。令人信服的精神概念和思想出现于向非神话的过渡时期，或至少不再是幼稚的神话时代。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在被强权政治分裂的世界的精神的自由斗争中展开。每种力量都唤醒和刺激了其他的力量。

然而，人类达到其最高潮之后，第一次体验到其全部痛苦，洞察了自己的不完美和不可能完美。其目标是得到拯救。

理性思维发展了，与此同时发展的还有讨论，在讨论中一个人把球抛给另一个人，产生了代代相传的持久不断的创造性的增长和意识的深化。有一种观点就会有相反的观点。从总体上说，一切都保持开放。人们开始意识到不安全。前所未有的不安攫住了人类。对于人类意识来说，全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

最后，发生了崩溃。从公元前200年以来，伟大的政治和精神的联合及教条主义形式已经占据了阵地。轴心期以巨大国家的形成而告终，大国以强力实现了统一(秦始皇帝统一的中华帝国，印度孔雀王朝和罗马帝国)。从多个国家到大帝国——世界帝国的伟大转变发生了。世界帝国指的是包括那时三个地区已知的整个世界进程，在那个时期，它们同时发生，而几乎完全互不了解。到处发生了值得注意的质变，精神的自由冲突似乎已变得停滞不前，其结果是意识的丧失。自轴心期过去之后，只有少数合乎时宜的思想可能性和精神杰出人物，被利用来传递精神的一致性、荣耀和与新国家当局的协调。帝国的思想以根据宗教造成的形式实现。由于出现了水平下降到群众文化，以及保守贵族的崇高的但不自由的精神，造成了大帝国的精神僵化的长期持久阶段。世界仿佛堕入了长达数世纪的昏睡，还伴随着巨大体系和木乃伊的绝对权威。

世界帝国广泛地扩展其版图。与希腊城邦国家和有限自治的部落和民族的联合体相比，这种帝国对于其绝大多数民族是外来的统治者。部落和民族联合体的自治，依赖于以贵族民主制的形式，具有共同的政治思想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正如它们曾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雅典和罗马一样。在过渡到巨大帝国的相同的伪民主的过程中(雅典在伯里克利末期的巨大扩张，以及罗马转向凯撒主义的总体变化)，这种民主便消失了。哪里参与政治活动最终给纯粹的服从与归属让路，哪里一切主权就会在本质上对个人意识、至少是对帝国绝大部分人的意识，变成外来统治。

因此，随着人类环境转变为扩张的帝国，人类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政治上的软弱无力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和生活。与大帝国似乎不可分割的专制暴力，使个人重新依靠自己，使他孤立，使他的水平下降。哪里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担责任和整体的干预，哪里所有的人就都是奴隶。这种奴役由过去自由时代的言辞和膺品掩盖起来。人们从来没有这么多地谈论过希腊自由，当胜利者最终摧毁自由以利于帝国政体时，他却不厌其烦地保证要给予自由。过去有些人曾坚持人们在共同存在时，还要为争取更好的秩序而不断进行内外斗争，这种秩序是从希腊城邦国家的实际存在秩序中产生的。现在在这些人中发生的一切已经丧失。然后，另一种极其不同的东西成了软弱无力者之间的联结物，即神性王国中的成员资格，信仰耶稣复活和赎罪(基督徒)。另一方面，在统治者中间(罗马人中)，极大地发展了负责以人类普遍利益领导国家的全面的意识，发展了管理世界范围权威组织的高度艺术。

这一类比也许能给说明未来以某种启发，尽管事实看来是非常不同的。同时，这对于希望人类自由的所有人都是一个警告。

世界统一将是怎样的?如果当前发展的不远的最初结局是世界国家，它也许表现为以征服赢得的帝国，并服从于一种统一的统治(也许是这样的政府形式，它实际上是集中的，但承认许多国家的虚假主权)，或者由于协议和条约的结果，表现为联合国家的世界政府，各国放弃其各自的主权，支持全人类的主权，它将以合法权力作为最高权威而开辟其道路。

通过这条道路走向世界统一的动机，一方面是渴求权力的意愿，今天这一意愿不会比任何其他时代更弱，并且这一意愿，以制服一切为目标，不达目标不会停止;另一方面，由于考虑到极可怕的危险和迫使他们达成协议的全球的巨大痛苦，以及在这二者之上的人类休戚相关的思想，没有一个大国敢于冒险以武力作出决定。

现在的一切现象都具有为建立全球秩序而开始决战的预备战的样子。当代世界政治正在寻求最终解决的基础，无论是用军事的或是用和平的手段达到。在这一目的达到之前，一切条件和权力关系都是临讨的。因此，现在似乎象是走向最终的全球秩序的过渡时期，尽管世界上首先发展了恰恰相反的东西，例如由于大部份人生活在独裁政体下，全球的交往急剧中断。现在我们将着手更详尽地分析从这一过渡时期向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世界帝国或世界秩序

问题在于，沿着什么道路才能达到统一的世界秩序。它也许会通过孤注一掷的暴力途径出现，正象俾斯麦所说的，德国的统一只能以“铁与血”取得。也可能由于相互理解的成熟，它通过协商造成的秩序而产生，正象18世纪的北美合众国发现的联合的方式一样，它以取消各洲的基本特殊主权为代价，支持了整体的主权。

在第一种情况中的秩序形态，是专制主义的稳定的和平，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是所有人的和平团体，但它容易在长期的民主骚乱和自我纠正中变形。因此当把可能性缩小到简单的对立时，问题就是在世界帝国之路和世界秩序之路之间进行选择。

世界帝国。这是通过单一权力达到的世界和平，这权力从地球上的某一点对所有的人实行强制。它运用暴力保护自己。它以恐怖和总体计划铸造了同一水平的群众。统一的世界观以一种简单的形态，由宣传强加于所有的人。审查制度和指令迫使精神活动在当时的计划中起作用，这一计划又随时都会改变。

世界秩序。这种统一除了由协商产生的共同决定提供的力量外，别无其它联合的力量。已经获得赞同的秩序，只有由经过固定法律途径作出的新决定才能改变。这一程序和多数票决定的至高无上性已被共同接受，它保证所有人的共同权利，它也保护暂时的少数，这些权利保护处于运动之中和进行自我纠正的人类秩序之中。

从一方对所有人的奴役，与每个绝对主权所有国放弃主权而达到所有人的秩序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必须经过自愿放弃绝对主权和权力，作为自由的前提，才能走上通向世界秩序之路。

哪里保留着一种总体上不是出于人类愿望的统治权，哪里也就保留着不自由的根源，因为它必须以暴力对抗暴力来维护自己。然而，武力组织、征服和由征服造成的帝国大厦，即使其起点是自由民主，也会走向独裁。因此在罗马，它从共和制过渡到凯撒主义。法国大革命也转化为拿破仑独裁。进行征服的民主最终会抛弃民主。与其他人保持友好关系的民主，为一切具有平等权利的人的联盟奠定了基础。对完全的统治权的要求植根于缺乏交往的坚持自己权利的劲头。在专制主义时代，当统治权概念确定时，人们已经在言行中意识到其无情的结果。

哪里的大国对共同投票的决定拥有否决权，哪里就仍会保留对绝对主权的要求。如果人们全都以所有人无条件需要的和平为其目标，他们必定会受到接受多数决定的协议的约束。这样做也保留了以下的可能性，即进一步做工作，使其他人相信决议是错误的，以及以新决定废除原来的决定。然而，决不容许使用否决权或者武力。

放弃否决权和统治权的动机，来自要求和平的人道主义，这种高瞻远瞩的观点认识到，个人必须与其他所有人结成联盟，否则自己的权力只会导致灾难，战争的损失将如此惨重，即使是对胜利的一方也是如此，这一灾难会压倒一切:无论是在精神斗争中和建设世界中相互承认的快乐，在平等状况下与人共同生活的快乐，还是在对被征服者和被奴役者统治之中的不快。

由于绝对主权的废除，世界秩序意味着废除国家的旧概念以利于人类。结果一定不是世界国家(那一定是世界帝国)，而是在协商和决定中不断重建的、在法律限制范围内自我管理的各国秩序，是一个包容各国的联邦制国家。

世界秩序必定是国内政治自由的延续化和普遍化。而二者都只有通过把政治秩序限制在存在的问题上才有可能。在存在的水平上，问题不是发展、铸造和总体上实现人性，而是或可能是所有人天生所共同的东西，它是超乎所有差异、信仰和世界观的分歧之上的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那就是普遍的人性。

自然法自很早以来一直寻求突出这一共同的联结。它是人权的基础，并在世界秩序中将建立一个权威，这个权威通过在人类主权下可能进行的有效合法活动，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方面的暴力行动的侵害。

人类有可能发展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对于确实成为人类的人是明智的(例如康德的永久和平原则)。自决权、权利平等、国家主权这些概念保留其相对的意义，但失去其绝对意义。总体国家和总体战争能被证明是与自然法相矛盾的，因为在它们中间，实现人性的手段和前提变成了最终目的，或者因为通过手段的绝对化，破坏了整体的意义和人类的权利。

自然法只限于安排存在，其最终目的永远是相对的存在的有序化，但它是从世界上真正的完全的人性的绝对最终目标的动机出发的。

世界统一的时代是不能预先描绘的，不管我们对它的兴趣可能多么强烈。然而，讨论未来的世界统一的可能性和范围，也许是可能的。

(1)一切事物现在将从“内部”产生。任何外来强国，任何野蛮民族，对于过去的世界帝国来说总是存在的，而现在却再也不可能有什么东西从外部闯入。再也没有莱米兹防城和中国长城(除非在过渡阶段，大片地区被分割开来，互相敌对)。世界统一将是单一的，包罗万象的，封闭的，因此并不能直接与早期帝国相比较。

如果哪里没有外部的新威胁，哪里便不再有对外政策，哪里便没有根据反对外来攻击的防卫需要而调整秩序的新需要。对外政策超乎于国内政策的首要原则将失去其意义，因为当外部威胁非常微小时(例如在英国，以及大帝国时代)，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在罗马和中国)，这原则的有效性总是在缩小。

这时候全部生产可能为了存在的利益而进行，而不是为了军事破坏。

在军事组织(反对外来威胁或为了征服的目的)、总体计划、武力和不自由之间的必然联系将被打破。但是，在建立在恐怖基础上和起世界帝国作用的国内，仍存在上述联系的可能性。然而，如果发生人类生活的总崩溃以及隐藏的混乱，那么整体不会象迄今为止那样，受外部威胁的刺激而活跃起来。

(2)那即将来临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作为一个已完成的整体产生，而是以自由的多种阶段出现。在这一秩序的发展过程中将有很多阶段。由于人们共同关切而把所有人联结在一起的东西，也许只限于几个因素，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必须夺去所有人的统治权，以支持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这一统治权可能被限制在基本的权力问题上——军队、警察、法律的制订，并且人类整体能以投票和合作参与这一统治。

然而，这一人类生活的秩序，一定比人类的包容一切的合法性丰富得多、它象在世界和平中一样，必须依赖于各有其历史渊源的秩序，生活的多种模式将由技术条件所强加于它的重建来决定。

在通向最终世界秩序途中的有限秩序，将变成人类在伦理考虑基础上形成的公众精神的出发点。

只有在没有总体计划的条件下(即使这唯一的计划所包括的法律和协议适用于一切人，也仍是不需要的)，在基本领域里自由的市场经济仍起决定性作用时，在自由竞争和精神竞赛中，在自由交往特别是精神领域内的自由交往中，世界统一的一切现象才会发生。

(3)那种与世界秩序对抗的在世界帝国中侵袭人类灵魂和精神的质变，可由其与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的相似而推测出来。前所未有的人性的水平下降是很有可能的，象蚂蚁一样庸庸碌碌的生活，精神的僵化和枯竭，在具有权威的权力等级制中的保守性，那就是所有精神痕迹的丧失，虽然这些危险不可能在人类中变成绝对的。在帝国式的世界统一中，将有新的运动模式，有个性和革命的新的可能性，有从整体中向新的部分的爆炸，而这些新的部分将再次互相冲突。

(4)通过一种政治形式和有约束力的社会精神，合法的世界秩序是否能在全人类中存在呢?这一问题只能在未来答复，由在伟大的秩序中享受到一段时间的和平与创造的完成时代来答复。试图预知世界秩序，必定意味着从思想中创造它，而那是不可能的。人们对于初始真理将在新世界秩序的现实中起作用的期望，不会对于新世界秩序的内容有任何启示。因为将来能变成人类公共财富的共同社会精神，不可能产生于已被消灭的实体的重建中，而一定是从旧内容中重新点燃起来的无法预测的产物构成的。

关于建立在对话和共同决定的基础与作为自由的前提和结果的世界秩序是否可能的问题，必定只能这样答复说，它以前从未存在过。然而，关于这一可能性也没有相反的迹象。它类似于民主秩序中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演进过程，类似于由法律和正义来征服暴力，尽管正义还很少，而且始终未脱其不完善，然而它实际上已是成功的特例。发生于有限的国家内，因此在某一方面成为真实的东西，原则上对全人类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虽然此思想很容易被掌握，其实现却是极其困难的，困难到总是有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它是不可能实现的。

无论如何，这条道路在历史上经过了实际上的政治强国。

(二)政治强国

( 1) 通向世界秩序之路只经过拥有最高权力的国家，这些国家己经组织好其武力，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立即投入军事行动。它们通过谈判或战争，从紧张状态中解脱出来，达到互相理解的方法，将决定人类的命运。

国家实际情况的图景，也给我们显示出一幅世界政治局势的图景。那里有大国——美国和俄国，然后是联合起来的欧洲各国，然后是中立国，然后是战败国。后者的完全软弱无力与大国的完全拥有统治权是一致的。在两者中间是自主的但多少有点依附的，经常被迫看大国的眼色行事的国家。

从总体上观察形势，很显然，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世界强国包括若干个国家。欧洲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对于这样的世界强国来说是太小了。

今天，问题在于各国共同组成世界强国的方式，它们究竟是由一个民族来征服，还是在国家共同体中，作为平等存在的国家，找到彼此理解的方式并为此都牺牲自己的特殊的主权。出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政治原则，这一国家共同体反过来也许把自己称为一个国家，其中几个不同民族的成员达到互相融合。民族意识的意义，已经从种族方面转向政治方面，从天生的某种东西转向精神的原则。今天，由于还有往昔留存的幽灵，仍然存在甚至还在增强关于民族主义的谈论，然而它已不再是政治决定性事件中的因素。

今天，世界上有因工业发达造成其实力的大国，与现存大国并列的还有未来的强国。首先是中国。它凭借其原料，人口、才能、文化遗产和地理位置，也许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成为政治事件的中心。此外还有印度。它象一块分散的大陆，在其各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独特的精神遗产的基础上，它显示了一个发展中的强国的可能性，它尽管具有一切自由运动，事实上仍处于静止状态。

从历史总体内部来看，当代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俄国，是历史很短的年轻国家。几千年发展的文化变成了它们的文化，这是确实的。但好象是有某种外来的东西猛烈地推动它们。基督教传入了俄国，欧洲精神出现在美国。然而，如以原始的创世的文化来衡量，美国和俄国都是不行的，其特点是缺乏根基，因而同时也就具有伟大的开放的思想。对它们进行观察是特别的有益的，它使我们大开眼界，但也会使我们骇然失色。只有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我们的文化传统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传统，也只有对中国人和印度人才是唯一有价值的，当然方式不同。但在各种情况下，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他们，文化传统都给予人一种对起源的情感、安全感，并对我们提出了要求。相形之下，令人惊讶的是美俄这两个今日地球上的强国，怎样经常受到一种轻微的自卑感的压抑，它们以特殊的稚气和他们提出要求的恼怒掩盖起这种情感。

各种政治力量纵横裨阖，随着国家在权力机会的令人目眩的迷宫中的策略而改变，看透这些方法，弄清在变化中怎样保存某一些最主要的倾向，将是最为有益的事。因为关于政治秩序的理智的思想，只有经过在这场力量的相互作用中赢得权力的道路才能付诸实现、大量看来偶然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处于醒目的地位，一切反对更大规模组织的事物都会造成损害，例如绝对化了的民族要求，想要为自己取得特殊利益的一切特别的诡计，以及在大国之间挑拨离间希图坐收渔利的一切尝试。

( 2)全球二十多亿人，都被拖入到大国的相互作用之中。但是掌握指导和决策的人，相对于群众总体，只是无穷小的一部分、多数人是消极被动的。

自从历史开始以来就存在着原始的世界分布状态。但只是自16世纪以来，最初的分布状态才大规模地改变了，它关系到那些从前无人居住的地方，或由无力抵抗的原始民族定居的地方。白种人占有了美洲、澳洲和直到太平洋的北亚。这就造成了新的地球分布状态。

如果能避免暴力而走上世界秩序的道路，即将来临的世界联邦将从这一世界分布状态的现实开始。在暴力的道路上，民族的灭绝，放逐，整个种族的消灭，及以此对人性的否定，似乎都是可能的。欧洲人不可能永远统治已巍然屹立的中国和印度的广大人口或者远东民族，即使仅仅是指导它们也不可能。然而，巨大的困难在于，这一广大人口必须首先达到政治成熟，那将使他们有能力从暴力状态进入相互协商，并掌握作为生活方式的政治自由的特点。

这些强大的但仍然非常消极的大国提出了一个问题，意识到自由的至多为数几亿的人，是否能使其他二十多亿人相信自由的思想，并与他们一起进入一个自由合法的世界共同体?

(3)通往世界统一之路是从几个历史起源和数量上无穷少的人类开始的，世界秩序出自于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一样的动机，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只在世界上几个地方，在各不相同的历史进程中赢得，因为它们似乎形成了政治自由的学校，因此世界必然在大范围内实现那在小范围里示范过的东西。

将近700年前发生于英国的政治自由的传统的发展，至少给一切人提出一种思想倾向，并为许多人奉为楷模。在这种精神一政治的基本原则上，美国又重新创造了自由。在瑞士极小的范围内，以联邦制实现了自由，它看来象是欧洲和世界统一的可能的模式。

今天政治自由在战败民族中几乎消失了。当恐怖秩序机构宣布它正在保卫政治自由时，政治自由已经被摧毁了。

世界秩序之路经由在尽可能多的国家里唤醒和自我理解政治自由。这种情况与轴心期后过渡到早期世界帝国毫无相似之处。这种思想和任务在那个时代罕能认识，在那些开始建立统治权的大国中间，自由国家的现实是不存在的。

今天，如果世界秩序完全能实现，它将从已经获得自由的国家的联邦制开始。只有当它产生足够强的吸引力，让其他国家出于信服而追随它，并能和平地加入带来自由、财富、精神创造和丰富多样的人性潜力的世界秩序时，它才是成功的。

(4)如果全球统一由交往联系强加于我们，那么关键的因素是未来交往运动传播的关于世界和权力的观念。

几个世纪来英国通过其对海洋的控制，把从海洋开始的世界都看作自己的海岸线，这些海岸线仿佛把一切都封闭在一个控制海洋的隔绝的帝国之内。

今天又增加了空中交通，尽管它在完成载货和运人上，还不能与海上交通相提并论，然而其重要性已大大增加，以至于从政治观点着眼，世界从空中看也变成一个整体。

对于世界统一，制海权和制空权似乎比陆上的权力更重要，尽管在战争的最后一招中，陆上权力必然到处进行最后的决定战争胜负的行动。

受法律指挥的世界警察能够无处不在，人们极可能通过空运最迅速最安全地运用它。

(三)在通往世界秩序之路上的危险在形成可靠的世界秩序之前，存在着一个充满危险的过渡时期。诚然，全部人类存在在一切时代都是过渡。但现在人性的基础正摇摇欲坠，必须现在就奠定未来的根本基础。

我们希望能说出我们面临的过渡时期的特点。这是我们的迫在眉睫的未来，而那以世界秩序或世界帝国开始的一切，都将继这个最近的未来之后而发生。

世界秩序不可能直接实现。因此人们指望以无聊的热情、痛骂和计划，立即促进世界秩序的实现，仿佛它们能点石成金。

我们能看到通往世界秩序之路上的威胁性的危险，要比看到世界秩序本身清楚得多。通过人们的了解掌握，每种危险内部都孕育着一个可超越危险的因素。如果人类能根据其天性而获得自由，那么人类事务中就没有内部的致命的危险。

(l)急躁。只有积极的参与者拥有无限的耐心，这条道路才会达到其目的。

想要以自己承认是正确的东西去强迫别人，由于失败便拒绝进一步合作，固执地打断对话，以及求助于暴力或准备使用暴力，这都是致命的。

手执王牌者以武力相威胁或进行敲诈勒索，虽然获得一时的霸权，但在长时期内将被证明是软弱无力的，而且无论如何因其延长或阻碍了通向世界秩序之路而受到谴责。特别困难的任务是，在面临暴力时毫不畏惧，不忘以暴抗暴，但要把使用武力推迟到最后一刻。对于一个负责的政治家来说，没有理由为了自己的威望而使用武力，没有理由进行预防性的战争，也没有理由中断协商。在任何情况下仍用人类的语言表示自己的愿望，除非拥有足够力量这么做的一方打破它，以其他各方过去和现在一直保持着的耐心来衡量，打破和平的一方现在就是罪人。

现在还不能断定，将来会有什么东西帮助这一进程，什么东西会阻碍它。情况不断地在变化。不应该放弃尝试，那怕是涉及邪恶的和秘密的。必须把偏狭耐心地引导到宽容。我们必须依靠人性的唯一合法的力量，最后实现把一切无害的暴力都视为犯罪的目标。在此以前必须谨慎地耐心地对待巨大武力的拥有者(如果他使用武力，仅凭这种巨大的力量，就能确定他不是一般的罪犯)，以有可能赢得其友谊。如果这样做能够获得成功的话，只有其余人保持镇静，不放弃最微小的和解机会，这一切才能奏效。

渴望立即实现正义也许是一个错误，下面也许能提供一个实例。否决权本身是邪恶的。但其废除必须在所有有关方面都准备好的前提下，甚至在某种严峻的情况下，它们准备以其意志服从多数的决定，在它们的精神中确实已放弃了统治权，正如公民在一国之内一样。这就要求在交往的每一阶段建立根本的人类共同体。在此之前，废除否决权必定是毫无结果的。因为如果某个强国反对多数决定及其执行，这就意味着战争。

看到在参与政治谈判中，在使谈判公开化中，耐心是怎样找到一种语言，寻求道路，并通过不断闪现出新的灵感，再次激起了互相交流，是很令人兴奋的。而看到怎样在不断破坏对话中，反对一切理性，无视一切事实和动机，否决权粉碎了所有其他人寻求建立的一切东西，是令人沮丧的。

从历史研究，特别是英国、美国和瑞士的历史研究中看到，人类怎样具有耐心，克服自我，甚至在仇恨中，听从理性的支配，与对手达成妥协，并且在时机成熟时，又怎样找到和平实现革命转变的途径，是令人赞叹的。

耐心—倔强—坚定，这些对于积极的政治家是必不可少的。耐心取决于道德态度，即决不因个人的屈辱而受到迷惑，总是看到客观的总体，估价与识别根本性的与非根本性的东西。它存在于等待和表面无结果时仍长久不衰的警惕性中，好比守候的猎手，几小时地等候着，而当狐狸跃进林间小路的瞬间，他得举枪，瞄准，在一秒钟之内射击。这种不倦的警惕不错过任何东西，时时戒备，但不是为了一只野兽这类东西，而是为一切无法预见的良机。这种警惕性对于积极的政治家是不可缺少的。人类活动的最大危险在于急躁、精疲力尽和劳而无功的风气。

(2)一旦建立了独裁制，但不可能从内部把它消除。德国和意大利都是从外部获得自由的。一切从内部进行反抗的尝试结果都很悲惨。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是如果我们回想恐怖政权以总体计划和官僚政治手段行事的方法，那么这部机器几乎自动地保持它自己，一切从内部反对它的东西似乎都会被消灭，它是不可战胜的，这一点非常明显。只要事实上的统治者无情地使用它能支配的一切手段，现代技术手段就会给他以巨大的权力优势。推翻这种政权，正象监狱中的犯人要推翻监狱长和看守一样，是很少有机会的。当恐怖统治笼罩所有人时，其方法使不希望恐怖的人也因受到恐吓而变成恐怖主义者，他们去残杀是为了自己不被残杀，这时这一机器就达到了不可摧毁的顶峰。

迄今为止这类专制恐怖政权还是局部的。因此如果它不能从内部消灭，便可以从外部消灭。然而，如果各民族不能把这一情况吸收到他们的意识和对未来的关切中去，如果他们不知不觉地全部滑到以世界独裁形式出现的独裁制中去，那就再也没有自由的前景了。当人们感到远离恐怖的安全，例如，他们认为只有奴性的德国人才会发现自己处于独裁状况下，那么这种情况造成的危险就更加严重了。如果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世界其余部分，那就再没有从外部消灭恐怖政权的可能了。在总体计划中的整体僵化，恐怖所造成的稳定，一定会消灭自由，并越来越走上毁灭所有人的道路。

(3)绝对毁灭的危险。在通往世界国家的秩序之路上，在目标达到之前发生的事件，可能会把这种毁灭横加于人类，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想象历史的延续。一个悲惨的世界的残存可能会在地表上零散地生存着，然后象几千年前一样，全部从头开始。人们之间的联系将会扯断，技术会终结，生命依赖于那时局部的可能性，它刚够在极端匿乏中保存生命，同时要求年轻力壮者的精疲力竭的努力。如果一场战争造成了技术结构的毁坏，如果原料耗尽而未发现代用品，如果战乱不休而在周围地区形成似乎越来越多的仇敌，就象史前存在的不停的战争状况一祥，那么这一末日必定会出现。

战争的意义在历史过程中已经历一场质变。曾经有过那种战争，是贵族的勇武的运动，并且是根据比赛的原则进行的。也有过这样的战争，其目的是解决问题，并在所有准备好的力量投入前，也会及时收场。也有过灭绝战争。

有过民族间的国内战争和内阁战争，然而由于双方都是欧洲人这一事实，仍然会保留某种团结。还有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更加残酷的战争。

今天战争因其手段之广、后果之大，似乎有了转变。它取得了不同的意义。

(I)在各历史时代内已有预示的一切最极端的因素，似乎都已结合到这种程度，以至在战争中绝对不留有缓和的趋势。希特勒德国是技术时代第一个原则上走上这条道路的国家，其余的国家于是必然追随其后。现在我们正受到战争的威胁，技术时代和废除一切限制将使战争变得如此不同，以至于早期时代亚述和蒙古人在某种程度上实行的灭绝和放逐，实不足以形容这种灾难。

这一不受控制的总体战，连同其手段的毫不留情，部分是由于总体计划和总体战之间的相互关系造成的。总体计划推动了总体战。寻求达到至高无上的权力必定倾向于总体计划。然而，因为它减少了经济繁荣，所以就使军备达到了最高点。国内的发展把战争强加于国家，在继续和平条件下，发展一定会变得越来越低落。

在长时期中，财富、进步和活力是与自由相随的，然而在短时期内或一时之间，优势是由总体计划和恐怖暴力达到的，它可以把其人口的全部精力组织起来进行破坏性的赌博，可以毫无保留地孤注一掷。

世界之路似乎走向这样的灾难，其结果之混乱与悲惨难以描述。唯一的拯救是建立在法治和拥有维卫和平力量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对每一暴力行为都给以能剥夺其一切成功机会的优势力量的回击，并把它们作为犯罪来惩罚。

(2)如果战争不能避免，那么世界历史的关键间题在于什么样的人获得胜利，究竟是赤裸裸武力的代表呢，还是以精神和自由原则生活的人类。决定战争结局的因素是技术。于是我们只得正视这个不吉的事实，即技术是可以为任何人所用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技术，但一旦它被发现，连原始民族都能学会其方法，学会开机器、开飞机和坦克。因此技术掌握在没有发明它的民族手中，对于精神上具有创造性的民族，变成巨大的危险。如果发生战争，唯一的机会就是，具有创造性的民族将以新的发明手段获得军事优势。

确实，对于新世界秩序性质的决定，不能单从精神斗争中夺得。然而，如果通过技术媒介，能作出通往新秩序的道路的决定，那么技术在最后关头能被自由的创造的精神带往新的高度，其胜利也可能具有精神的意义。如果自由的观念被越来越觉醒的人们吸收，同时它又被胜利者本身加以培养，那么要求自由秩序的意愿会在敌对强国中流行，可能通过这种新秩序，同时导致世界的自由。

(3)技术以作为破坏手段的原子弹的形式，开辟了完全不同的前景。今天，每个人都意识到原子弹对人类生活的威胁。由于这个原因必定不再有战争。原子弹变成一个保护和平的动机，尽管迄今为止只是很微弱的动机，因为这种威胁一切人的战争具有巨大的危险。

确实，技术可能会造成仍然不能预测其范围的破坏。如果责备技术让自然力获得自由，并让它带来破坏性的效果，那么自从一开始人类学会取火时，技术就具有这种性质。今天，普罗米修斯的思想在原则上并未给技术增加任何新东西，只是在数量上把危险增加到无法度量的程度，以至我们要深思地球在宇宙中毁灭的可能性，这样普罗米修斯的思想也就发生了质变。

随着原子弹爆炸，一个太阳般的物体在地球产生。迄今为止只在太阳上发生的事情，现在在地球表面同样发生了。

迄今为止，核连锁反应用仅限于极其困难地从铀矿中提炼出来的物质中。人们担心这类原子分裂可能扩展到其它元素和物质本身，正象火扩展到一切易燃物质一样，物理学家已断言这种恐惧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并没有适用于一切时候的明确的界限。让一个人的幻想自由驰骋时，他可能会想象如下情况。

无法确定，超出什么样的分界线，爆炸将象一场大火一样，蔓延到其他元素和全部地球物质。整个地球必定会有意无意地爆炸。然后我们的太阳系将暂时燃烧起来，一颗新星将在宇宙出现。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历史仅仅延续了大约6000年，为什么在宇宙和地球开始以来的无法估量的时代以后，恰恰在现在产生了历史?在宇宙的任何其他地方，有没有人类或无论什么理性的生物存在?精神的自然的发展是不是能将其作用扩大到宇宙?为什么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得到通过辐射传来的宇宙的消息?从理性生物那里来的通讯是否在技术上远比我们的先进?因为高超技术最终会发展到生物以原子弹毁灭自己星球的地步，这是否可能?某些新盛是否可能是技术理性生物活动最后作用的结果?

承认这一危险的严重性，确实认真对待它，并采用一种人类的自我教育，不顾不断产生的危险，这一庞大的任务，是否能使人类避免这种末日?要克服危险，只有清醒地看到它，有意识地防止其威胁，并使它变为不可能。这只有在人类精神与这一任务相称时才能发生。它不能从技术上实现，因此技术上的人必须在保护自己创造的制度和制度的效力中变得可信可靠。

或者，也许我们面临着一种必然性?在它面前除了投降之外别无他法，那里伤感的幻想和不现实的要求都与人类不相称，因为它们剥夺了他的真实?不。即使这种必然性在世界上已经发生一千次，它无论如何还是纯粹的幻想，每一种新的情况都会重新提出防止灾难的任务，而且它会依靠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直接的办法。然而，因为这些措施本身都是不可靠的，它们须要在一切人的精神和宗教信仰中奠定基础。只有以这种方法，对原子弹的无条件的否定才会对这些方法给以支持，这些方法只有适用于每一个人时才有效果。

认为全球灾难无论其性质如何都是无可避免的人，必须在这个背景下，理解自己的生活，即什么样的生活必然走向这种末日?

然而，这一切都是思想的作用，其唯一的意义是要把实际的危险引入人们的意识，要鼓吹在法治基础上的世界秩序的观点:它会以决定一切的意义，唤醒人类的全部热忱。

(四)反对世界秩序之可能性的意见这一世界秩序的观念，是一种欧洲观念，是有争议的。它被人们看作空想。

人们被认为没有能力造成共同的秩序。人们认为只有通过一个发号施令的独裁者的权力，才能达到世界秩序。纳粹主义的先征服欧洲，然后以联合起来的欧洲的力量，征服世界，以把世界欧洲化的计划，被认为是善良的，作为一个理想也是可行的，只是具有这一思想的人是罪恶的。

情况并非如此。这种蔑视人类，祟尚最终总是诉诸恐怖主义的暴力的基本思想，是不可分割地与恶人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论点进一步认为，天生由领土、人口和原料的数量的优越造成的世界统治，就其只关心很少的幸运的民族来看，它归根结底会象独裁者一样更多地使用武力。顺着一条看来是和平的道路，某些人通过经济扩张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其他人。

如果把这种情况与战争的破坏相比，未免夸大了它的坏处。而且如果我们忘记原则上有纠正经济权力造成的不公平的和平手段，是错误的。经济权力也必须准备接受在法律下的自我限制，并使自己服从于环境，如果要把世界秩序的思想变为现实，经济权力也必须符合这一思想。

这一论点继续说，世界秩序根本不是所要达到的目标。如果它被固定下来，它可能造成所有人的总体认识和总体评价，造成自满自足和人性的末日，在越来越缺乏理解的平静的回忆中造成精神的昏睡，造成一种完成的状态，一种所有人需要的普遍性，而同时人们的意识减退，他们会变质为很难再称之为人类的生物。

所有这些情况也可能适用于世界帝国的主题，如果它延续成千上万年。但它肯定不适用于世界秩序。在世界秩序中保存着不平静的因素。因为世界秩序永远不完善，它总是在变化之中。它总是在召唤新的决定和事业。一种状况达到的方式将产生新的情况，这种需要掌握的新情况是无法预言的。永不自满自足将会探求新的突破和上升。

这一论点最后声明，世界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类总是人类，也因为从事物的性质来看，在这种状况下协议是完全不可能达成的，而只能由战争决定——“求诸天意”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是不知足的。他总是要求占有，因而总是感到短缺，他不顾他人，逃离秩序而进入混乱，然后进入毫无生气的权力斗争，他以“不能降低”的要求中断人们的交往而一意孤行，推动了破坏。

(五)世界秩序的观念

在反对对和平的、正义的和法治的世界秩序的否定中，对历史的观察和我们的意志都不断产生这样的问题，所有人汇集于一个和平王国中的新秩序会不会在某一天成为可能?在人们为了在自己当中创立秩序而建立国家共同体的最初之时，通往世界秩序的道路已开始闪耀。唯一的问题是这一和平共同体能达到的范围，在那里以武力解决争端变成犯罪，因而会受到惩罚。在这样大的共同体中，即使只是在有限的时期内和处于不断的威胁下，可靠性和支持法律秩序的观点已占优势。原则上说，努力扩大这类共同体是没有界限的，一直到它变成所有人的共同体为止。

因此准备放弃和妥协，准备互相作出牺牲，准备对权力实行自我控制，不仅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且也是出于对公正的认识，这种准备也象对暴力的欲望一样，是历史的一个持续不断的特点。这种态度的突出特点也许能在贵族的温和的有精神修养的人身上发现(如梭伦)，这种态度在一般人中较少，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这种态度在那些热衷于暴力的人中绝对没有，他们根本不准备达成任何妥协，而准备破坏协议。

从人类的差异性的观点看来，有理由怀疑，无论是在世界秩序的统一还是在世界帝国的统一中，将不会有永远的平静，不会比我们迄今看到的国家内更平静。在得到持久和平时的欢庆将被证明是幻想。重新铸造的暴力将采取新的形式出现。

从人类的局限来看，人类离不开基本的本能和抵抗。我们可能指望一种世界条件，其中一切人的自由是如此浑然一体，以至变成一种绝对权力，它最终能驱逐威胁自由的一切东西，包括对权力的有限的野心，有限的利益和自我意识;但本能和抵抗使这种指望变得不可能。我们宁可被迫依赖以新的形式重建的疯狂的热情。

然而，首先，个人在任何时候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而变化形成的，与政治秩序的共同体在历史过程中能变化形成的，有根本的不同。个人能变成存在，它有能力在时代表现形式中发现自己的永恒的意义，然而，人类集团和人类能变成一种秩序，它只有通过代代相传，才是历史的共同产物。秩序给一切人实现其潜力和表现其局限的机会。但是秩序只能通过精神才存在，由于有了精神，个人才能使存在生气勃勃，精神给一代代人打上其独特的烙印。所有的制度都依赖于由个人组成的人们。从要有很多或大多数个人来支持秩序而言，个人是一个关键的因素，然而同时作为一个人，他是软弱无力的。

所有的秩序，连同产生它们的精神，毫无例外都是脆弱的，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未来是不能肯定的。幻想与乌托邦当然是历史上的有力因素，但并不属于那种为自由和人性而建立秩序的思想。对自由来说，关键的意义更在于，在考虑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时，我们不应当规定关于未来的图景和任何设想的实体，把它们当作历史必定趋向的目标，我们自己把这目标吸收进来，变成人类的根本意志，认为随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历史将臻于完善。我们将永远不能完成历史，而只能看到它在每一个现在的现存表现。

历史可能性的界限在人性中有其深刻的基础。在人类世界中，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的最终状态，因为人类是不停地努力超越自己的生物，他不仅不完美，而且是不可能完美的。人类如果希望自己是人类，他就会在把自己限于自身之中，丧失人性。

然而，在历史中，如果我们要获得我们在共同体内生活的意义，我们可能也必须掌握思想。永久和平的计划或者对永久和平的先决条件的计划，仍然是真实的，即使这一思想作为具体理想是不能实现的，但它仍是一项超出把它变为现实的可能性的无限的任务。一种思想既不能与对可能的实体的预先想象一致，也不可能与实体本身一致，即使这思想就是在专为这实体作的计划中所包含的意义。

然而，思想的基础是一种无法解释的信心，即对信仰的确信，认为一切不会无用无效，不会单是从无到无的无意义的混乱。指引我们在世界通行的思想就表现出这种信心。对于这种信心，真理存在于以赛亚的观点里，这一观点的思想正变成象征的思想，这一世界和谐的观点即:“他们将铸剑为犁，改矛为剪，民族之间将不再以刀兵相见，他们将再也不知道战争”。

三、信 仰

引言

这个时代的主要倾向即社会主义和世界秩序已经意识到控制技术时代的任务，以利于人类中的特殊人性因素。

然而，把这些倾向建立在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基础上，还是很不够的。科技和文明并没有提供可靠的基础。它们既可有助于恶也可有助于善。人类本身必须根据一个不同的起源生活。因此今天我们对科学的信赖已出现了裂缝。对科学的迷信，被证明是靠不住的启蒙，以及科学要旨的崩溃，都产生了反对科学的证据。

甚至传到我们手中的伟大精神力量也不再支撑生活。人们再也不完全相信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似乎已脱离我们，仿佛根本不曾存在过。

群众再也不可能将全部信任寄于教会，因为当恶取得胜利时，教会是太软弱了。

科学、人道主义和教会对我们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永远不会放弃这些力量，这些力量仍是很不够的，在它们中也隐藏着恶的偏离，但是由于它们的潜力，它们对全球人类是必不可缺的先决条件。

今天的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回归到更深刻的起源，回到那所有的信仰一齐以其特殊的历史形态涌出的根源，回到那在人们准备要它时，它会喷涌而出的源头。当我们对世界上明显的和已有的东西的信赖不再支撑生活时，那么对于万物起源的信任就必须打下基础。迄今为止，我们仅仅感受到存在的任务，除此而外，毫无进展。在这方面，看来我们完全没有去完成这一任务。

问题在于，在技术时代和人类共同体的重新组织中，怎样把我们的文化传统的精髓保存下来?我们怎样才能保存个人的无限的价值，人类的尊严和权利，精神的自由以及几千年的先验的体验?

然而，未来以一切为条件，又包括一切，关于未来的特殊问题是，人类将怎样信仰，信仰什么。

我们不能用与讨论社会主义，总体计划的倾向与反倾向，世界统一，以及关于世界帝国和世界秩序的倾向一样的术语，去讨论信仰。信仰既不是关于意志的目标的问题，也不是变成目标的理性的内容。因为信仰不能主观促成，也不存在于我们必须作出选择的计划之中，信仰会避开计划。但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理解力，社会主义、政治自由和世界秩序必须凭借它才能找到出路，因为只是从信仰中它们才得到自己的意义。没有信仰就没有从人性根源中产生的指引，而只能堕落为凭空想象、妄加推测的产物的牺牲品，堕落为教条的牺牲品，而结果是堕落为混乱与毁灭。在任何方面都不能以确实的术语讨论信仰，但也许能够说些关于信仰的东西。人可以在自己的潜力中盘旋。我们将尝试这样做。

(一)信仰与虚无主义

信仰是一种至高的全面理解，即使当理解似乎独立时，信仰会来握住缰绳。信仰不是一种特殊的要义，也不是教义，教义可能是信仰采取的某种历史形态的表达方式，但它也可以是一种错觉。信仰是人们心灵深处正在完成和运动的因素，人类以此互相联结，以自己存在的起源超越自我。

信仰的不言而喻只能在历史类型中获得，但在所有的信仰者中间存在着隐藏的共同因素，任何一种真理因把自己看作是一切人的唯一的绝对的真理，同时就变得偏狭和虚假。唯一的敌人是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意愿中的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是没有信仰的沉沦。在虚无主义看来，人类作为生物界的一类动物，仿佛可以根据本能而直接生活。但是人不能这样。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他只能多少有点象动物。如果他否认这点，而寻求象动物一样凭其天性浑浑噩噩地生活，他只能走上与虚无主义意识联系的道路，因此只能与品德败坏或者迷途的预感联系在一起。人的玩世不恭和仇恨，消极的思想和行动，顽固的状况，显示出他在虚无主义中仍是人类而非动物。

人类不仅是具有本能的生物，不仅是理解的一个目标，而且似乎是一种能超越自我的生物。他并不因自己成为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对象就己被探究穷尽。他能在至高无上的理解中取得部分胜利，通过理解他首先真正地变成人。我们把这种理解称为思想，在这方面人类就是精神，我们把它称为信仰，在这方面人类就是存任。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而生活。因为即使是作为信仰对立面的虚无主义，也只有与可能的但是否定的信仰相联系才能存在。

今天在社会主义、计划和世界秩序的倾向中发生的事情，仅仅通过理性认识和人类的本能，不能变成现实，也不能从根本上发现其意义，要做到这点，基本上必须通过人们信仰的方式和信仰的内容，或者他们怎样虚无主义地反映信仰。

对事件发展过程很重要的事是，我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真正承认什么伦理标准，我们根据什么起源生活，我们热爱什么。

(二)现状之面貌

当罗马把整个古代世界拖入它的帝国时，它完成了自亚历山大以来一直前进的消除差别的工作。民族习惯的联系削弱了，地方的历史传统不再支持具有自发活力的自豪的生活。世界从精神上统一为两种语言(希腊语与拉丁语)和一套肤浅的伦理体系，因为这种伦理体系对于群众毫无影响，这就为个人享乐，为给奴隶、穷人和被征服者的令人绝望的痛苦造成了机会。个人最终的智慧是自己脱离这个邪恶的世界。个人坚持的哲学，无论是建立在教条还是怀疑论上，都毫无二致地给许多人提供了解脱，但不能渗入到群众之中。哪里没有真正信仰的东西，哪里旁门左道便占上风。各式各样伪装下的迷信，各种最稀奇古怪的关于拯救的教条，各种集团围绕着云游传道者、医生、诗人和预言家，在时尚、成功和遗忘的无穷困惑中，表现为一幅狭隘的幻想主义、野蛮的崇拜、热情的献身，以及机会主义、欺骗和流氓行为的五颜六色的图景。在这混乱之中，最妙的是看到基督教怎样最终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精神有机体尽管决不是明确的，但仍然是所有信仰中内容最为深刻的信仰。在当时以及继续流传的一切时代，它都以绝对诚挚为其特点，在它面前所有其它种类的信仰都消失了。这既不是人工计划的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计划与目的开始卷入基督教，是在康斯坦丁之后最后完成的，这时，当它被滥用以后，它已经脱离了其深刻的起源，它与起源的纽带通过一切歪曲和变形紧紧联结在一起。

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发现了很多与这一古代世界相似的东西，但巨大的不同在于，当代的基督教与那时的无法比拟，现在没有什么东西相当于那时的基督教。基督教在那时是新兴的和转变世界的，而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瓦解，因此比较只能在特殊现象方面才是恰当的，例如在巫术师，围绕着他们形成的团体，以及荒谬的拯救的教义方面的相似。

我们也许可以总体上不同的眼光，理解我们时代流行的信仰方式的图景。一种说法认为时代丧失了信仰，教会实际上软弱无力，没有作用，虚无主义是我们世界的基本特点。对这种说法的答复如下:这一毁灭的图景是以错误的标准描绘出来的，这一标准是从过去和无法回忆的过时的东西中派生出来的，今天，据说有一种强大的能移山填海的信仰从新的起源中派生出来。说到这一点，就要说到法国革命的雅各宾派，他们信仰德行与恐怖，由最激烈的暴力实行的理性。同样地，19世纪的伟大的自由运动也被称为自由的宗教(克罗齐【(Croce, 1866-1952 )，意大利哲学家，新黑格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译注】)。因此最后施本格勒宣布了根本理论的出现，它带有宗教特点，并作为文化的终结阶段，具有无法反驳的说服力。因此，西方的结局就是社会主义，正象印度的结局是佛教，古代世界的结局是禁欲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宗教推动着我们时代的人类群众前进。

总体计划、和平主义等等，似乎象社会的宗教。它们表现为无信仰者的信仰。人类不再生活在信仰中，而是生活在关于世界现实、未来和事物发展过程的幻觉中，在他的信仰中，他认为他了解这些。【14】从虚无主义出发证明其合理性的论点说，人类总是依靠幻觉而生活。历史就是变化着的幻觉造成的过程。与此相反，必须承认历史不仅经过许多幻觉，而且也经过许多追求真理反对幻觉的斗争。世所公认，没有力量的人特别倾向于幻觉，而今天个人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软弱无力。但是它也能抓住对软弱无力提供的唯一机会，无条件地为真理而斗争。

虚无主义者宣称，这又是一种幻觉。因为根本没有真理。因此他得出结论，一个人必须信仰，不管信什么，个人将从自己的活力中提取出必要的幻觉，这种幻觉可以这样表述:我不相信它，但是别人必须相信它。

如果我们从心理学上谈论信仰，而不去深究要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处理的便是各方面与宗教信仰相似的东西:对个人自己的真理的绝对有效性的要求，幻想主义，缺乏对其他任何事物的理解，把假设绝对化，准备牺牲和为事业而献生。

以求诸宗教象征而出现的形象，正如青年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想到的新人，这是以前从未存在过的真正的人，现在他将要觉醒，将打破自我隔离。或许今天，当管理机器的新人干活时，他忠实地服务而毫无个性，象戴着假面具一样冷酷，正为其统治权而骄傲呢。

然而，心理学的特征不能给信仰以宗教信仰的特点。这些特征更具有宗教代用品和反哲学的特点。在理性的影响下，在为了建立对科学的迷信而滥用科学中，关于世界可能完美，可能有世界公正组织的明显的荒谬思想，都被歪曲为信仰的内容。但这种歪曲是强有力的，它们在全世界起作用，把历史进程推入日益增长的毁灭的危险之中。事实上，这种信仰没有什么新内容，这一信仰的空洞更象是与人类失落自我相关联的。这种信仰的鼓吹者除了暴力与权力外什么都不尊重，这是很典型的。他们不再能倾听理性，真理的起源及其精神起源对他们都没有效力。

让我们再次提出一个原则问题:没有超然存在，信仰是可能的吗?人是否能被属于内心世界的目标攫住?这种目标具有信仰的特点，因为其内容属于未来，因此可以说它超越现在，并与现在的痛苦、不和谐和自我矛盾的现实形成对照。一个目标是否就象如此众多的宗教信仰一样，具有一种哄骗我们只关心现在，安慰我们并在非存在、非现在的东西中寻找代用品的倾向?而且它是否能够成功地号召人们为了虚幻的未来而自我牺牲和克制?

在这种信仰中，一切魅力全失，事物的透彻性也与超然存在一起被消灭了，这种信仰的结果是否将是人类精神和创造性的下降?是否将只剩下技巧，劳动的增强，正确解答的偶然的发现，对于技术和学习手工技巧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热情?或者道路将会从此通往存在的新的深处，我们看不到它，因为没有来自那里的语言告诉我们?

我们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更象是反对人类永恒起源的意识，以各种历史外貌出现的人类，其意识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信仰的要旨，把自己与其存在的母体联系起来。人类可能蒙骗自己及其起源，可能让它从意识中滑走，可能颠倒自我。但是他也可能重新确立自我。

在任何时代，这对人类都是可能的。从存在的自我发现之谜中，存在的深刻意识在他身上成长，它要求思想，发现了思想产品的传播性，人的存在的意识开始以爱肯定自身，存在的要义从爱中表现出来。在承认关心他人之中，在交谈、交往中的人与人的态度中，人们发展了对于真理的理解力，唤起了绝对。

概念、思想以及我们用以思考永恒的语言，都是产生又消失的。语言本身不会经历变化。语言就是语言。但没有人这样了解它。如果现在我们尝试去思考永恒的信仰，我们便不断地意识到这一事实，即这种抽象几乎是空洞的说明，而这些抽象的公式也穿上了历史的外衣。

(三)永恒信仰的基本范畴

我们将冒险以几个主题构成信仰的相互关系:对上帝的信仰，对人类的信仰，对世界可能性的信仰。

(1)对上帝的信仰。由人类产生的上帝的概念并不是上帝本身。但我们只能通过象语言一样的思想概念的中介意识到上帝。这种思想概念是象征，是历史性的，并且总是不充分的。

人类想方设法地去确信超然存在，它可能是任何东西的真空，但这个空无可能会突然变成富有和真正的上帝。

上帝是起源与目标，是心灵的宁静。那里有安全。

对人类来说，丧失了超然存在，人类便不可能成其为人类。

否定的言辞与思想的概念有关。它建立在上帝的意义深远的思想的存在上，或以无限遥远的无穷无尽的渴望为基础。

我们总是与象征一起生活。在象征中，我们体验和理解超然存在与真正的现实。它使这一象征变成世界上真正的存在时，以及把这一象征当作对感情的审美选择的指引中，真正的现实丧失了。

(2)对人类的信仰。对人类的信仰即对自由的可能性的信仰，如果人类的概念缺乏其存在的这一基本特征，那么人类的概念仍是不完整的，人类存在并不采取一种概念的形态，由上帝创造的人类，将因为他的发展而感谢或责备自己。

借助于历史的回声，我们尽可能地与我们的祖先交往，一直追溯到人类的起源，历史的回声即他们对自由的探索，他们实现自由的方式，他们发现和渴求自由的形式。我们以人们过去具有的能力承认自己，并以他们从其历史真实中告诉我们的东西承认自己。

比接触、契约、同情、利益集团和享受更高的真正的交往，属于自由。

自由与交往都逃避表现。哪里经验存在开始表现，哪里就没有自由和存在的交往。自由与交往都产生然后变为经验的对象的东西，这东西作为一种现象，不能充分说明。自由与交往并产生然后成为自由进展的指针，在此过程中，我们分享自由，自由本身是可以理解和令人信服的。

对人类的信仰，是信仰人类从自由中产生的潜力，而不是信仰在神化意义上的个人。信仰人类是以信仰上帝为前提的，人通过上帝而变为人。没有对上帝的信仰，对人类的信仰就会堕落到蔑视人类，不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其最终结果是，把异化了的人类生命冷漠地弃如敝履。

(3)对世界可能性的信仰。只有错误的认识才认为世界是自我封闭的，这种认识将世界限制在所谓可知的机械论中，或者限制在无限的无意识的全部生活中。

批判性的认识在其范围内所揭示的，以及与在这个神秘世界中的自我发现的直接经验体验一致的，是开放性，是整体的无限性，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对世界的信仰并不意味着把它当作自给自足的整体来信仰，而是牢牢掌握世界上的自我发现的根本之谜及其任务与可能性。

世界是任务的范围，它本身是从超然存在中派生出来的。在世界上产生了语言，当我们去理解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时，我们倾听这语言。

信仰(上帝、人类和世界可能性)的结果，对于社会主义和世界统一的道路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没有信仰，我们就会被遗弃在理解、机械的思考、无理性和毁灭之中。

(1)从信仰获得的力量【此处英文原文为Strength from ruin，与前面目录不符，目录中为Strength from faith,疑此处为印刷错误。—译注】。

只有信仰才发动了各种力量，它们控制人类的基本的动物本能，剥夺了本能力量的主宰地位，把它们转变为提高人性的动力。本能力量渴求统治的兽性的力量:以暴力、残忍为乐，渴求声望的空虚的意愿，对财富和快乐的追求，性欲的本能，只要一有机会，它们便竭力暴露出来。

制服赤裸裸的本能的第一步是伴随着恐怖和忧虑产生的永恒的力量，然后是宗教或社会禁忌的既定的间接力量，最后，人类了解了信仰指导下的行动的意义，控制了自己，人类通过信仰，产生了适应性的征服。

历史是人类通过信仰的培育而走向自由的进程。出于信仰，人们发明了制服暴力的法律，规定了合法性，没有它人们便不能依赖任何东西，人类通过服从绝对命令而变成了人类。

(2)宽容。只有宽容占上风时，世界秩序之路才能达到其目标。偏狭意味着暴力、排斥和征服。

然而，宽容并不含有冷漠的意思。毋宁说冷漠产生于个人独占真理的傲慢自大，并且是偏狭的最缓和的形式，秘而不宣的蔑视，让别人信奉他们喜欢的东西，这与我无关。

相反，宽容是思想开放，它了解自己的范围，并寻求把它合乎人道地结合成一个多样化的综合体，而不是把信仰的概念和思想减少为一个绝对的共同特征。

可能每个人都拥有所有的潜力，但只有一种有限的现实才是确实肯定的。它首先是由存在的有限性限制的。其次是因为在表现形式的起源中有历史的多样性，通过这一多样性，我们不仅保持了差异，而且同时得到了我们的天性和绝对性。人类在自己的表现形式中当然不应该属于一个类型，但他应该与以其全部多样性出现的自身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的根源超出我们历史地形成的特殊起源，而扩展为包括我们大家的唯一起源。这一起源即要求无限交往的根源，在表现出来的世界上，它是揭示真理之路。

因此对话不仅对于我们政治秩序的存在问题是必不可少的途径，而且在我们存在的每一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人类及其潜力的信仰，对指导一切人联合的上帝的信仰，以及信仰个人只有在变成其他自我时，才能变成我自己，只有这样的信仰，才能提供对话的动力和内容。

宽容与绝对偏狭之间是有区别的界限的。但是每个活人，无论表现得多么偏狭，在他身上都有宽容的可能性，因为他是人。

(3)一切活动的活跃。在社会主义、计划和世界秩序之路上，制度、著作、管理人类相互交往的法规和行为方式，无论哪一种变为现实，都将根据所涉及的人的类型而经受质变。人们的思想方法、信仰和特性，将决定上述事物实现的方式和进一步的后果。

理解所设想的一切，都被树为它的目标，或作为方法而采用，因为它们是由人们造成和经历的，这一切最终由理解所没有想到的动机指引的，这些动机可能是本能和激情，或是由信仰传递的推动力，或者是思想。

因此，人们寻求把意识全部投入理解的领域，这对于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样做时，意识以完全更隐蔽的形式服从于以上更基本的要素。

信仰以批判性的意识导致下列有限事物的自动调节:属于权力和暴力的东西，属于由理解设计的计划的东西，以及属于科学和艺术的东西。一切都处于信仰的范围之内，一种并非计划的指引扩展到一切之上。一种更有意义的秩序在信仰的启发中意识到自身，指引便从这秩序中产生。因此有限获得了灵魂，并仿佛是无限存在的方式。可以说，当有限不忘其有限时，有限变成了一种容器或一种语言，并通过它的作用.变成无限的存在的载体。

因此在制度中，在官僚统治中，在科学和技术中，也有诉诸于人的可能性，从信仰的思想中，在一切大大小小的转折点上，去发现把整体精神赋予表现形式的途径，在自我限制中，从无限中去产生意义和人道主义。政治家、文官、科学家，通过其权力的自我限制，证明了从至高无上的理解中产生的指引的存在，全都获得了地位和意义。

(四)未来的信仰

现在的面貌和永恒信仰的范畴在总体上如此不同，似乎它们是互相排斥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又使未来的问题更加尖锐:人类的信仰将以何种形式表现自己?

最初我们听到激烈的悲观主义的说法:在巨大的痛苦中，一切都将消失，信仰也随文化一起消失;什么都不会留下，除了无思无虑的灵魂和精神的麻痹;因为这一痛苦已经降临到肉体破坏的过程中。这种说法包含着无情的真理。因为看来，在巨大的痛苦中，从灵魂深处产生的启示的契机仍然对世界没有影响，没有联系，或者它们对于互相最接近者之间的最密切的联茶的世界来说，已经消失了。一旦人们战胜了痛苦，未来的信仰问题，就几乎可以得到答案。在信仰被消灭之外，就是一片寂静。可怖的寂静来自于海市蜃楼似的东西，正向我们逼近，但还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

然而，如果在未来，信仰将继续存在、传播，把人们联结在一起，那么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能做任何事去计划信仰的未来的实体。我们只能准备接受它，不断加强自己的准备，以这种方式生活下去。我们不能把自身的转变作为我们意志的目标，它必定更象是天赐于我们的，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就能体验这一赠予。对此，似乎更恰当的是对未来的信仰保持沉默。

但是，如果信仰存在于任何时代是真实的，那么即使把“上帝已经死了”的观点接受为信仰真理的舆论，也不能完全消灭永远存在的信仰。那时信仰的残余，或信仰的萌芽，将寻求它自己的语言，而且哲学可以设想这一领域，其中这种语言是可能存在的。它来自两个动机。

(1)有信仰者不管在哪儿相遇，都会相爱。正如自由追求的是把它周围的一切变为自由，信仰追求的是把一切变为人们历史的信仰。它不是有意义的强制，也不是强迫，而是通过无论如何都能证明超然存在的语言，去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信仰范围内，我们确实不能互相给予决定性的帮助，只能互相接触。如果超然存在能帮助人们，它只是以人格来帮助个人。然而，在对话中我们能互相鼓励，互相展开每个人出于天性的东西。

(2)纵使计划的工作永远不能产生一种信仰，它却能够设计信仰和也许为了信仰而从信仰中创造出可能性。

以下事实对于未来是不可避免的:精神之路与人类命运都要经过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没有吸收的东西极少有机会幸存。象以往一样，崇高的展现与创造将是贵族化的。但这些东西的根基和简单的基本原理，一定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变成现实，一切由精神产生的东西都与这原理有关，或者以没有表达出来的渴望在探索它。

在此过程中，以前昏睡和不起作用的群众，学会了读书写宇，不管他们现在实际上在读什么，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很多世纪以来，《圣经》是每个读者从小到老仔细体会的书。今天这种传授文化传统和教育的方式，似乎在大部分人中将消失，人们更喜欢个人进行阅读。报纸，还有思想质量很高和由当代最伟大的智囊撰写的著作，对每个当代人是必不可少的，但当这些读物只供那些蜻蜓点水般阅读，随后立即遗忘的人们所用时，它们就变成一种危险。预言什么样的读物将占据人类的生活，并在未来对人类的教育起作用，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取决于所有的人，如果他们确实洞察了人们的心灵，而不仅仅是造成宗派组织，那么他们的努力对于揭示人类整体的未来有优先决定权。造成宗派组织的人，因为没有在人们的心灵里扎根，面对真正的灾难时会立即垮下来，正象以前己知的被批准的、以一种麻痹作用而存活的法西斯主义伪组织一样。

没有人能预言，如果教会恢复青春，会发生些什么。我们能看到从基督教信仰中发射出来的力量，这种力量以个人形式出现，属于强烈的绝对。但今天我们全然看不到伟大的有广泛影响的表现形式。

基督教信仰表现于概念、思想、教义之中，它变为信念。信念可以忘记其起源，并能把信仰与其特殊内容和具体表现一致起来，那时它必然失去信仰的力量。但信仰也需要这一覆盖物来保存其遗产。

多数人似乎必然信仰某种可感知的实体。当一切其他东西似乎都不能在群众中扎根时，要求凌驾于人民之上，同时又帮助每一个人的惯例，总是精明地表现为对可以感知的实体和明确的宗教教义的渴望。

与此相反的是有别于基督教会的信仰方式的质变。意识到个人自由的人类，以一种无法表达的普遍性的意义，听任其信仰悬而未决;而在他的历史性中，在他的个人生活的决定中，是具有决定作用的。他检验自己，使自己保持开放，并把全部历史遗产的典籍当作自己的基础。问题在于，首次教会全体居民读书写字的时代，是否能由此提供自由信仰的新的可能性，这种信仰的信条不是教条，而且不减少其真挚性和绝对性。迄今为止，此类信仰的方式在一切时代都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响应。

因此，习惯于固执己见的教条式信仰的官员，把上述信仰蔑视为私人的和软弱无力的，而这些官员由于具有强大组织的成员资格，在权力意义上是可靠的，他们在世界上是强有力的，并且不时具有广泛的无上权威。然而，归根结底，由于群众由分散的个人构成，因此私人生活的因素具有无处不在的影响。这些对信仰的明确的援助，哪怕是以迷信的形式出现，在自身中是否能产生某种东西，对于事件进程是至关重要的。那东西即在崇高的发展中，在个人从人类起源中得到的，在他的直接面对上帝的生活方式中能认识到的东西。

如果对于当代教会及其变革能力的怀疑，并不总是给它们有利的可能是错误的预测，这种怀疑决非必定适用于基督教。很可能未来的信仰将继续在轴心期的基本观点和范畴中运动，《圣经》宗教正是从那里发源的，因为对于我们的总体历史观来说，起源时期的这几百年的崇高精神极其伟大，因为科学与技术连同它们产生的要义，不能与信仰的崇高精义和起源中产生的人性相匹敌，因为现代思想的瓦解已经不能从本身的根源中提供任何真实的内容去战胜起源，因为深奥的简单没有以任何新形式存在，如果真的出现了新形式，而它没有保留原来的精髓，那就几乎不能宣布它是新形式。

因此，今天看来最有可能的是，通过重建《圣经》宗教而造成一场变革。与当代的分离、封闭和集团狂热(同由总体计划观产生的封闭的范围相一致)的时代倾向相反，树立起伟大而朴素的真理基础上的兼收并蓄的倾向。

但是谁能以个别案例揭示，什么是今天已根本过时的，什么仍徒劳无益地依附于已经失去的理由，什么是根本的能够支撑生活的东西！

然而，作为最后一着，对于我们西方人的未来的决定，存在于我们的信仰与《圣经》宗教的关系之中，似乎是肯定的。

我们可能认为，《圣经》宗教的转变不再可能，它似乎已在僵化的教义中死亡(它不再象过去的年代一样，穿着保护服而保持自己的活力)，因此只可能在即将来临的政治灾难中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人类仍然只能是人，其起源中某些不同的东西一定会出现。我们完全不了解新的表现形式，而新的表现形式会使《圣经》宗教消亡为纯粹的回忆，就象我们现在看待希腊神话一样，甚至这种回忆也可能会丧失。《圣经》宗教也许会有漫长的过程，象今天同样处于变化无常的地位中的儒教一样悠久，但不会象古埃及的宗教一样久远。

这一新的表现形式，不会通过某种建立世界帝国暴力统治的行动诞生，它肯定只能通过外来的机会实现。如果它确实控制了人们，某种类似新轴心期的东西一定会开始超越。那时人类的无拘无束将会显示出，在精神冲突的交往中，在绝对精神的约束中，在了解上帝启示的新过程的福音中，什么会发展起来。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在即将来临的几个世纪中，也许会产生这样的人们，他们得到轴心期起源的支持，将宣告我们时代的认识和体验的真理，这些真理将真正得到人们的信仰而富有生命力。人类必定再次极其诚挚地体会上帝是什么这一事实的意义，并将再次了解推动生活向前的精神。

然而，期待这种情况以上帝的新启示的形式出现，看来是错误的。启示的概念绝对属于《圣经》宗教。启示已经发生并且完成。启示的思想仍与《圣经》宗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我们对世界的洞察中，一个以自称新的神性启示，出现的预言，也许总是会造成疯狂的印象，错误的预言，或者迷信的印象。这个预言一定会在几千年前发生的唯一伟大而真实的预言前失败。但是，谁知道呢?

无论如何，任何这类新启示都将以纯粹的盗用和坚持声称其绝对唯一性而变得虚假。由于以上原因，信仰的真理存在于其历史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之中，存在于通过越来越深刻的交往而产生的多样性的自我冲突中，它是近几个世纪来的领悟与体验，是颠扑不破的。这一体验一因其起源而不可能是错误的。

然而，从专制世界帝国的可能性及其相应的专制教条真理的观点来看，留给生活在从轴心期直到今天，从中国直到西方的无数个人的唯一希望，是保持哲学之川，无论它可能变得多么狭窄。与超然存在相关的从人类最深刻的内心存在中产生的摆脱国家和教会的独立牲，即人类的精神自由，在与伟大的文化遗产的对话中汲取勇气，它仍是人类最后的庇护所，正如它以前在罪恶的过渡时期经常表现的一样。

如果人们相信，世界秩序没有信仰的统一将不可能发展，我冒险要断言:正相反，只有当信仰的多样性的内容在其历史交往中保持自由，而没有客观的普遍适用的教条主义内容来统一时，才有可能把世界秩序的普遍性施于所有的人(这与世界帝国形成对照)。与世界秩序相关连的一切信仰的共同因素，只能是每个人都要求存在基础的秩序化，在世界共同体中，在这种秩序化中，他有机会以精神的和平手段去发展。

因此我们决不能指望上帝绝对地宣布适合全人类的新启示。另外某种东西是可能的。也许我们可指望通过以今天看来可靠的预言表现出的类似启示的东西(在用预言这个词时，我们非常不精确地用属于过去的范畴来谈论未来)，它会采取多种形式，不然就通过哲人和法典制订者(再次用轴心期的范畴)，使人类可能上升到思想高尚的、虔诚的、深刻的、纯粹的人性。我们身上仍有不足之处，有某种类似等待和准备的东西。如果哲学不准备滑入荒谬的话，我们必须继续意识到这一事实，即哲学是不完善的。我们徘徊在对未来的朦胧无知之中，警惕真理的敌人，我们不能放弃自己思想的无知去顺从伪知识，但最重要的是，当完成的象征和卓越的思想再次照亮生活之路时，要去倾听和观察。

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哲学探讨无论如何将完成一项基本的任务。它将从思想上报答我们，使我们能去抵挡荒谬、歪曲和堕落，以及独占历史真理的要求和盲目的偏狭。哲学引导我们沿着这条路，达到爱在现实交往中获得其深刻性的目的。然后由于交往的成功，在这样的泛爱之中，哲学可以向在多种历史起源中的最疏远的人，揭示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真理。

今天，个人是具体可知的。愿意生活在开放的非组织的也不可能组织的真正人类存在的共同体(我们过去将其称为看不见的教会)中的人，今天实际上是在与地球表面分散的其他个人的联盟中生活，这是一个劫后余生的联盟，一种并非由任何条约或特殊的命令规定的可靠性。这样的人生活于不足之中，但是生活在共同的不足之中，他与其他人一起，执着地在世界内而不是世界外探求正确的道路。这些个人互相接触、规劝和鼓励。他们否定现代的偏执的信仰要义与虚无主义实在论实践的结合物。他们知道，人类所承担的任务要在这个世界上完成，而人类也有可能完成它。这种可能性不是单一的唯一的。但是每个人必须知道自己身居何处，他将为什么而工作。每个人都仿佛在上帝的指挥下工作，并为了无限的开放性、真正的理性、真理、抚爱和忠诚而生活，无需求助于暴力。暴力是国家和教会的象征，而我们现在还不得不生活在国家和教会之中，但我们希望去反对国家和教会的不足。

第三篇

历 史 的 意 义

绪论 历史观的意义

世界性的历史观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为了理解自己，我们希望从整体上理解历史。对我们来说，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我们不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份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了的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

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产生于历史观创造的领域。我们所描绘的历史画面成为我们意志的一个因素。我们思考历史的方式决定我们潜力发挥的限度。它或者用暗示支持我们，或者引诱我们脱离现实。甚至在无懈可击的客观性方面，历史认识也不是不掺进感情色彩的事实，而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为了政权的利益而利用历史知识进行宣传，无异于历史的谎言。从整体上查明历史是个重大的任务。

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对历史重大事件的内心沉思，认识我们的历史基础。过去曾是楷模的东西，现在仍是我们的楷模。我们曾通过它而得到发展，我们依靠它而提高自己，于是伟大人物所处的时代成为无足轻重的时代。一切仿佛都依赖于唯一的、永恒的、正确的水准。于是可以说，历史遗产是非历史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或者我们可以通过事件的时间顺序有意识地、历史地仔细观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探询“何时”“何地”。整体通贯时间，时间再被细分。一切并不永远存在，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重大事件。过去有其意义的高峰和低谷。有平静的时代，它们包含的东西似乎将永远持续下去，它们觉得自己是不可更改的，也有变动的时代，它们在极端情况下经历的大动荡似乎要诉诸人性之根源。

因此，历史意识本身与历史一道变化。在我们的时代，危机意识决定了历史意识。一百多年来，危机意识一直在滋长发展，并于今天成为几乎所有人的普遍意识。

在黑格尔眼里，欧洲世界已经显露其落日之照。“智慧女神的鸱鸺只在黄昏才展翅飞翔。”——他是如此理解自己的哲学能动性的，但不是以没落的意识，而是以完美的意识。

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里，危机感在思想认识上达到顶点。自他们的时代以后，认为我们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和现存意义上的历史末日的认识，认为我们正目睹人类的根本变化的认识，一直在四处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显露出落日之照的不再是欧洲，而是世界所有的文化。人们能感到人类的末日，感到无论是毁灭还是再生，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人能免于这场彻底改造。这还不是末日本身，但是对末日可能迫近这一危险的认识变得盛行起来。人们不是充满恐怖地体验这预期的末日，就是极冷静地对它进行解释——一方面从自然主义—生物学方面或社会学方面解释它，另一方面把它当作先验—实体的过程。比如说，在克拉格斯、施本格勒及阿尔弗雷德·韦伯之间，氛围完全是不一样的。终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实危机奠定了所有各种氛围的基础，这一点可能是无疑的。

在这场意识的危机中，对历史的沉思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处境。

有一样东西看来能永远坚定不移:人性及其在哲学活动中的自我反思。甚至在崩溃的时期，仍可能存在高级的哲学，历史向我们显示了这一点。

根据世界性的历史观进行自我理解的意愿也许是这种哲学活动的一个范例。它坚定不移，并在寻找其基础时，不是预言式地而是确确实实地，不是灰心丧气地而是信心十足地展望未来。

我们不可能使我们的历史记忆追溯得足够深远，也许我们最容易通过界限的划分得知历史整体的意义。体验这些界限，要靠与非历史的东西相对照，要靠与史前和未来相对照。为了更加深刻更加清楚地领会界限，就要在广阔的界线上对具体的历史事物进行深刻的分析。

可是，我们并不能从对历史整体意义的探询中得出最终答案。不过，各种探询和为寻找答案而不断加强的努力，却有助于我们反对那种轻易获得的伪知识的短促循环，它们来得快也消失得快;反对那种只不过诋毁自己时代的倾向，使自己时代丧失名誉是很容易的，（现在微博等就是这样）反对那种彻底失败的宣言，我们今天觉得它是老调重弹;反对那种要完全从头开始、另起炉灶的要求，那是此刻就要拯救我们的创新，它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和尼采的整个发展路线一笔勾销，与他们统统处于对立状态。人的思想、贫乏内容的附属物获得了奇迹般的提高(在仿效尼采的极端、但理由充足的关于意识的阐述时)。然而，这种空洞的否定和肯定的自负行为并不是人自己的真实存在。人只有当他保持力量来源时，才可能过一种靠与某种事物战斗的激情为生的伪精神生活。

历史中的非历史因素包括简单的物质基础和千篇一律地周期性发生的、有规律的因果关系。

在事件的波流中，特殊的历史事物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它是有根有据的遗产，并且在此范围内，是通过记忆与过去发生联系的。它是在意识上获得了连贯性意义的现象演变。

历史意识显示了某种不能恢复其原形的存在，它是我们不能用任何普遍价值来解释其正确性的个别，是在时间上拥有短暂形式的实体。

历史的事物虽然已一去不返，但却在时间中永存。它是历史，因此不永远贯穿所有的时间，这正是那种存在的标记。因为与纯事件中普遍形式和法则简单重复自己的情况截然不同，历史是在自身中超越时间、取消时间、占有永恒的事件。

为什么有历史?因为人是有限的、不完善的并无法完善的，他必须在其贯通时间的变化中逐渐认识到永恒，他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达到这一步。人之不完善与其历史性是同一桩事情。人之限度排除了某些可能性。世界上不可能有理想的状态，没有公正的世界组织，没有完人。只有完全倒退为纯粹的自然事件，才可能是永恒的终止状态。由于历史的永远不完善，事物就必定永远变得不一样。历史不可能由于自己的作用而终止，它只有因精神的崩溃或宇宙的灾祸才可能终结。

不过，什么是历史中特殊的历史事物仍是个问题。尽管这问题促使我们在历史事物完成其永恒赋予的任务时去发现它，然而我们依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和盖棺定论地判断一个历史现象。因为我们不是进行判决的上帝，而是为了获得一席历史地位而发展自己意识的人。所以，我们越是全心全意地寻求历史事物，我们就越加理解它。

历史既是曾经发生的事件，同时又是关于该事件的意识，它既是历史，同时又是历史认识。历史好比被各个深渊所包围。如果落入其中的一个，它就不再是历史。对于我们的意识来说，历史既可消失在其自身之中，又可被发掘出来。

首先，历史具有将它从其它各方面的实体、自然和宇宙划分开来的分界线。历史周围是一般存在的无限空间。(第一章)其次，历史通过个别事物的纯实体和纯瞬态(the purely transien)的变化而具有内在结构。它仅因统一了全体与个别才成为历史，但以这种方式，它展示出的意义，即一种独一无二的普遍性。（第二章)最后，历史由于这一问题而变成一个整体的思想:历史的统一在于什么？(第三章)各个深渊:历史之外的自然，是火山似的历史母体，历史之内出现的实体，是历史的短暂变迁；永远可疑的统一，要从无穷无尽的分散中寻求实现自己——有意识地看看这些深渊将如何增强我们对特殊历史事物的感情。

第一章 历史的界线

一 自然和历史

我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地球上生命历史的极微小的一部份。从时间的观点看，动植物完全占居了地球的历史画卷。与动植物的历史相比，人类历史是非常短暂的(最多从第三纪形成时起，也许更晚);与持续了数十万年的、漫长而非历史性的人类历史相比，我们所知道的六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是极短暂的。

这个看法并非错误，但它没有提示是什么构成真正的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并不象自然，它是存在于自然的基础之上的，而自然是历史之前无法计量的永世万古，是现在，它支撑着我们的一切。

诚然，我们谈到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二者在时间中一起构成不可逆转的过程。可是这二者的性质和意义是根本不相同的。

自然的历史不是自然的自我意识。自然是纯粹的事件，它不认识自己，却首先被人认识。意识和目的不是这种事件发生的因素。

按照人的标准，这一历史是非常漫长的时期，按照人类生活的标准，它最引人注意的方面是相同事物的重复。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是非历史的。【157】因此，当我们根据自然进程来以此类推地看待历史本身时，我们用自然范畴迸行思考的习惯就把我们引入歧途：(1)我们描绘了一幅无休无止地来来去去和消亡、重复的画面。在无限的时间里，有发生一切事物的机会，却没有贯通时间的意义。在这样一幅画面里，没有真正的历史。

(2)生命的发展进程造成了一种动物即人类的起源。人类遍布地球表面，就同其它某些生命形式一样，但不是同所有生命形式都一样。

(3)人类整体是一个生命发展进程。它成长，旺盛，衰老，死亡。我们不仅把它描绘成人类独一无二的发展进程，而且也把它描绘成人类文化相互接替和彼此共存的重复而多样的发展进程。文化是历史的躯体，它从蒙昧的人类杂乱无章的原材料中生长出来，其进程服从于各项法则，有生命的各阶段，有开端和终结。可以说，文化是有机体，它们从自身来源中获得生命。它们互不相干，但因彼此接触而受到扰乱和更改。

可是，这种被自然进程的范畴束缚的观点，并未揭示什么是特殊的历史事物。

二 遗传和传统

我们人类既是自然，同时又是历史。遗传揭示我们的自然，传统揭示我们的历史。自然生物通过遗传获得的稳定，向我们显示了成千上万年的一致性，它与我们濒临危险的传统形成对照。意识可能会消失，几千年的精神获得不是可靠的占有。

由于遗忘，由于在历史上获得了的东西会消失，历史进程会走向终结。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从习惯和毫无疑问的信仰中产生，它在公共环境的总条件下，日积月累地形成。它看上去根深蒂固，但是当那个总条件改变时，甚至几乎是无意识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稳定变得动摇了。于是，生活每天从传统中逃脱，在历史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精神结束了，生活方式解体了，完全不可靠的东西发展起来。极端分裂的人类成了一大团模糊的非历史的生命结块。可是，它是混乱骚动和忧虑不安的人类生命。生存的生命力遮盖了人类生命，无论是公开还是隐蔽，它都继续生存着。

总之，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不是遗传，而往往是传统的内容。人类在遗传方面拥有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毁灭的，在传统方面拥有的东西却可能会失落。

传统被追溯到史前的母体之内，它包含的一切在生物学上是不可遗传的，但却是人类的历史本质。

漫长的史前，短暂的历史——这个区别意味着什么?

在历史的开端，仿佛存在着从史前获得的人性的资本。它在生物学上不能遗传，然而是历史本质，是可以增长或浪费的资本。它是某种真正早于一切思想的东西，它不可能被伪造成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东西。

经过在历史中发生的精神运动，这个本质首先变得成熟和清晰了。在此运动中，它经过了种种变质。各种新起源或许在历史中显现，它们是依次成为先决条件的现实。最初的例子是轴心期。可是，这一切并未就此在全体人类中存在，而只有处在顶峰的个人才能获得。他们盛极一时，又被遗忘、误解和丢失。

历史有一种要从那种作为先决条件的本质中解放出来、要脱离传统和趋于纯思想的倾向，好象从这种非本质的理性工作中可以产生出某种东西似的。这是转换方向的启蒙。它不再启发任何事物，却通往虚无。

三 历史和宇宙

我们为什么恰好居住在无限空间的这一点上，在仿佛是宇宙偏僻角落的一粒微尘上完成我们的历史:这为什么恰好发生在无限的时间里的现在?是什么碰巧造成了历史的开端?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使我们觉得有一个谜。

我们存在的基本事实是，我们在宇宙中似乎是孤立的。在万籁俱寂的宇宙里，我们是唯一能说话的理性生物。在太阳系的历史中，地球上产生了一个为期无穷短暂的条件。人类在这个条件里演变，并完成对自己和存在的认识。只有在这里，才能发现这种自我理解的本质。我们至少不了解任何其它现实存在的本质。在无限的宇宙内，在一个小小的行星上，在数千年短短的时间里，某种东西产生了，仿佛这个行星是包容一切的，是可靠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上，上帝因人类而醒来。

可是，宇宙是全面综合存在的不明之物。我们在它之中、从它那里、经过它而变成这个样子。人的起源是连起源自己也不理解的。那个不明之物的整体只向我们显示其迟缓变化过程的最靠近我们的部份，这已被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所查明。对我们来说，那些庞大得难以置信的迟缓变化体，又仿佛只是房间里被太阳光忽然照亮的一团灰尘，宇宙一定比这调查得到的真相即最靠近我们的部份更加广大无边，一定比开始显露自己的即我们人类历史现象造成的东西更加深刻。

不管怎样，我们的陆地存在者又到达了一个深渊。随着地球整个地通行可达，空间道路关闭了。在此以前，人一直能够漫游，能迁移到闻所未闻的远方，并居住在以那些远方为背景的地方。当远方吸引人向前驱进时，人的脚步可继续无止境地通往远方。现在，我们生存的住宅关闭起来了。我们准确地知道它的大小，可以为了计划和行动的目的对它进行整体描绘。然而，这个整体被彻底隔离在宇宙中。由于这种现实处境，人类世界仿佛凝缩在地球上，其外部是一个精神上似乎完全空空如也的宇宙，看起来人类世界好象永远不能进入宇宙之中。在这种孤立中，人类世界所剩下的一切就是纯粹涉及自己的自我理解之现实。在宇宙中的孤立是历史的真正界线。直至目前，只有无实在意义的观念和无法实现的潜力以徒劳无益的问题越过了这界线:宇宙的其它地方有生命、精神和理性生物吗?

给予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是:

(1)宇宙处处散布着彼此相距遥远的白炽团。在这几乎是空白和凝固了的宇宙里，出现生命所必需的前提是个巧合。在我们太阳系的其它星球上，生命要么完全不可能存在，要么只是以植物生命的低级形式而存在。虽然说其它太阳系也包括有与地球同类的行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因为必须恰巧造成这样结果的环境的机率的缘故，这未必是可能的。(爱丁顿【(Eddington, 1882-1944,)英国天文学家.一译注】)(2)根据从犹太—基督的天启教产生出来的深奥理论，人类特点具有独特性。上帝的创造物唯有一个，人类是上帝的写照。不可能有许多“世界”(基督教和黑格尔也这么讲)。由于启示，人类在其渺小和伟大中理解自己，由于天生倾向，人类觉得自己是中心和独一无二者，启示和天生倾向导致上述结论。

还有给予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

(1)虽然那可能是巧合，可是无穷无尽的世界为这种同时发生或按时间顺序发生的巧合提供了大量的空间。实际上，在银河系亿万个太阳中间，在除了我们银河系之外的无数个银河系中间，与其环境相联的巧合可能发生好几次。

( 2)人类始终设想，除了自己而外，世界上还存在其它理性生物:恶魔，天使，星神。他用神话关系来如此圈住自己。世界并不空洞。随着世界转变为纯粹的呆滞团块的机械结构，那种空洞变成了完善。一旦我们在世界的所有暗示中想象到完善，那么世界上只有人类在思考和拥有意识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巨大的世界只不过为人类而存在吗?我们甚至不能理解地球上与人类有关的所有生命的存在。一切事物为自己而存在，地球的悠久历史是没有人类的生命。

(3)假如人类并非是独一无二的，有人可能会说，在无穷无尽的年代里，世界上任何具有精神的生物都有大量的机会来证实他们的存在:某个地方或许早已“发现”了世界，宇审里永久存在的联络共同体或许把任何进化中的新理性生命都立即给吸收了。

可是，对此我们完全能予以圆满的答复:那个联络体的波束就象无线电波一样永远围绕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接收器，我们就监测不到它们。我们还没先进得足以察觉出那些波束。它们不断地通过宇宙扩散开来，从一个早已实现了的宇宙共同体那里发射出来。地球上的我们只不过刚刚启程。醒悟的时刻开始了。我们为什么不在某一天发现这事实上已充满世界的语言，首先不理解地吸收它，然后译释这如同埃及象形文字一样的语言?我们要直到耳朵里灌满了世界上理性生命联络的信息，并变得能够进行答复时，才这样做么?

所有对这个思想的进一步描述，就象这思想本身一样，都是无的放矢，例如就象按光年计算的遥远距离会对可能的交流所产生的后果那样。

直至目前，所有这类推测只有一个意义，即保持潜在可能性的敞开，并表明人类在地球上的孤立地位。对于我们来说，只要宇宙里没有理性生命的真正痕迹，就什么结果也不会产生。我们既不能否定可能性，也不能推算现实。然而，我们可以逐渐意识到令人惊异并永远令人焦虑的尖锐事实，即在无穷无尽的时空里，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人类只是在最后6000年期间才在我们称之为哲学探讨的探询和认识中苏醒过来。

这个思想意识和贯穿人性的奇妙的历史现象，完全是宇宙中昙花一现的事件，它实际上完全是转眼即逝的现存的新开端。然而对它自己来说，从它内部来看，仿佛它了解到宇宙有多长久，它就有多长久。

第二章 历史的基本结构

人类历史拥有全部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因此在世界上鹤立鸡群。在各门学科中，有一种特殊的认识与人类历史相一致。我们将选出两个基本的历史特征。

一 普遍与个别

如果我们用普遍法则理解历史(用因基关系、形态定律、辩证的必然性)，这种普遍原则决不会将历史本身赐于我们，因为个别发生的历史是某种仅根据其事实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是客观的，它发生在时空里的一个特殊位置。然而，所有现实都是如此。虽然原则上各自然学科拥有构成所有自然事件发生基础的普遍法则，但它们没有认识这样一些事情，如为什么西西里发现了硫磺积聚物。凡是涉及物质在空间实际分布的原因，它们都不知道。自然科学的认识限度是个体化的实体。个体化的实体只能被描绘，不能被理解。

可是，所有这些现实的标记——在时空中定位，成为个体——并不足以识别历史的个性。那种被重复的个别，那种被另一个个体取代的个体，那种相当于普遍原则的一个实例，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不是历史。要成为历史，个别必须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和唯一的。

至于我们，这种独特的样式只存在于人类及其创造之中，存在于所有其它仅仅与人类有关和成为人类的手段、表达及意图的现实之中。人类不是自然存在的历史，而只是精神存在的历史。

在历史中，我们易于理解作为自身的自己，但在我们的基本特征中，我们不易理解作为调查对象的自己。确实，我们也可以作为自然，作为普遍原则的一个实例和真实的个体，成为我们自己的调查对象。可是在历史中，我们作为自由、存在、精神、诚挚的决心和对整个世界的独立而同我们自己相遇，在自然中并未向我们表露的在历史中向我们表露了。神秘向自由飞跃，上帝在人类的意识中显露。

我们的理解尤其倾向于把思考和想象的东西看作是上帝本身，仿佛要在设想出来的那个东西里把握上帝。这在具有个性的历史中也是这样，个别只在涉及普遍时才被我们所思。

可是，单单根据事实，即因其在时空中的位置而被称之为现实的存在，个体未必就是历史的;在那种作为普遍法则、典型形式和普遍有效价值的个体中出现的普遍也未必就是历史的。我们每次堕入陷阱时，都以为我们在这种普遍中看到了历史事物本身。

历史事物不是真实的个体，而是被特殊的历史个性渗透、毁灭和改变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个体，它不是被当作普遍的容器或普遍原则的代表的个体，而是首次使普遍原则生气勃勃的现实。它是和一切存在之起源有密切关系的自我存在，它在其意识之母体中充满信心。

历史的个体只是被爱和在爱之中生长的洞察力与直觉力所披露。只有在爱之中才存在的唯一的个体逐渐向被爱所引导的求知欲无限敞开。展现个体的现象也无法预言地变得迥然不同。作为历史个体，它是真实的;然而对于纯粹的认识，它又并非是这样的实体。

在我们倾注对历史个体的爱之际，它所附属的存在之母体同时变得可领悟了。在所爱个体的无限中，世界变得一览无余。因此，真诚的爱通过自身而经历了膨胀和强化。它扩展到在历史上存在的一切事物，成为爱之起源的存在之爱。这样，通过爱去领悟存在，即唯一的庞大个体在世界上是如何成为历史的，就变得容易理解了。不过，这只是在个体对个体的爱的历史性之中才会显露出来。

历史认识的特殊性符合历史的存在。历史研究在真知灼见中创造了前提。通过这些前提或前提的边缘，我们渐渐明白了一种东西。研究本身再也不能理解这种东西，但可以在选题和区别本质与非本质事物方面得到它的引导。在经由永远是我们认识的普遍对象的路途中，已接近这一普遍对象的研究证明，不可替代的历史个体永远不是普遍的。发现这种个体使我们在一个只有通过认识才能获得、但又超越认识的水平上同它联系起来。

我们以历史上的特殊性的形式造就我们的特性，这一特性使我们能够走向关于一个唯一个体的全部历史，所有历史都根植于这一广博的历史性的母体之中。

二 历史的变迁

自然仍每时每刻在历史中存在。支撑重复和永久的是现实，它象所有自然一样，仅仅很缓慢和无意识地变化着。但是，只要出现精神的地方，就有意识、反省和不停的运动，它们存在于对精神的研究、同精神一起进行的研究和永无止境、毫无限制的可能性之中。

举世无双的唯一性越明确，同一的重复越少，历史就越可信。一切伟大之物都是变迁中的现象。

如果历史是存在的表现形式，那么真理就始终在历史中存在，然而它绝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永远在运动之中。当我们认，为真理变成了最终的占有时，它就丧失了。运动越激烈，真理显示的深度可能就越伟大。因此，最伟大的精神著作就是那些在跨越时代分界线的变迁中产生的著作，举若干例子:希脸悲剧处在由神话到哲学的变迁中。尽管事实上是悲剧诗人从原始根源中获得其直觉，然而他们以发问和解释为主，他们依旧从原始的传统本质中创造神话，并用比喻使神话更加深刻。他们提高了神话的内涵，并走在通往神话之消亡的路上。他们是意义最为深刻的神话构造的创造者，同时又是结束了囊括真理的神话的创造者。

爱克哈特【(Eckhart,约1260-1327/1328),莱茵兰神秘主义派创建人，德国新教教义、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存在主义的先驱。—译注】的神秘主义因为符合教会信条和自由的新理性的起源，所以非常大胆和不受约束。它还没有堕落到滥用谬论、大放厥词的地步。它还没有危害性的冲动。它由于那些思想奔放、视野最为开阔的人的潜力而存活，所以它打开了通往最深刻的见识和瓦解传统的道路。

从弗希特和黑格尔到谢林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处在由宗教信仰到无神论的变迁中。歌德时代在对精神的所有深刻理解的绚丽光辉中，全心全意地体验了美学的宗教。以往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养育了歌德时代，接着又被其继承者丢失。

同样地，也要根据变迁来理解柏拉图、莎士比亚和伦勃朗。在这个意义上，变迁适用于全部时代，首先适用于公元前609一300年达数世纪之久的轴心期。

然而，永远有变迁。变迁运动的深刻性使上帝和真理达到最高度的清晰，而减弱为一个个显然是持久环境的变迁则使意识与时间观念一道衰退，使人类陷到表面重复的昏睡、习惯与自然之中去。

人类精神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现象是终结和开端一齐发生的变迁，它们是处在新旧之间的真理。这些真理只不过在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上，于最初之际才是有效的，接着它们就成了保留在记忆中的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也是不能重复和模拟的。人类的伟大似乎要以这样的变迁为条件。所以，人类的作品虽然以永恒的构造超越了时间，然而对子孙后代来说，它决不等于真理。如果我们被它所发动，因它而激奋，我们也并不能变得同它完全一致。

我们渴望在历史某处看到完美无缺的真理，看到清晰而易于理解的生命从上帝深处一跃而出。然而，当我们认为我们看到它时，我们就成为幻觉的牺牲品了。

浪漫主义把远古想象为人类和上帝生活在一起的顶峰。我们没有关于远古的记载，可以解释的遗迹追溯不到它，它于我们是死一般的沉默。那时有真理。当真理之火熄灭时，我们捕捉到了最后的火花。从这一高度看，整个历史就象丧失了最初的资本。可是，在经验研究发现作为远古的废圩残迹之处，并没有找到对这种梦想的确证。它发现的原始时代是无情的，人类完全是孤立无援的，而又是依赖于人的。通过成为精神和可交流的东西，我们第一次易于理解人性。

不过，甚至在我们拥有历史资料和实际认识的现象序列中，我们也永远找不到尽善尽美(除非在美术中，而那是在表现和符号中)。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变迁，确切地说，是用其意义和目的记载不朽的永恒的变迁。在圣·托马斯的思想体系和但丁的诗篇里，达到完美的中世纪的精神创作仍然是宗教信仰的产物，是对当时人们思考的事物的写照，是对已经结束和不可恢复地毁灭了的事物的写照。在变迁期间，人们依旧在垂死的世界里生活,但却处在新时代的危胁之下。他们记下了他们对那个世界的想法，并使它永远安然无恙，因为在这种形式里，它决不是现实。

没有人性的永久持续。也许在期望它的地方最没有这种持续。由于存在变得有意识，真理在时间里显现。通过这显现，短暂的时间在瞬息之中获得涵义。因此，一方面，本质的重复是从现存的起源中诞生的生命，现存的起源与过去的生命相联，是通往一切事物之唯一起源的道路;而另一方面，空洞的重复是模仿现象的纯粹重复，它没有从本身起源中获得变质。进步只存在于对理解的认识中。理解是其自身内部的一项运动，它仅仅是一种机会，其结果既可能使人类更具有深度，亦可能使人类更加肤浅。它也是在时间里不停的运动的一个因素，但不是运动本身的意义。

历史中所有的本质，都是人们能够用来记忆，并因此而能保存为未来之因素的东西。对于人类来说，时间获得了唯一的历史性意义，而自然的存在却是同样事物的永久重复。经过非常漫长的时间，自然存在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只不过是无意识的变化。至于这是什么原因，我们仅略有所知，或者根本一无所知。

因时间而延续的永恒，无论是秩序井然还是秩序混乱，都直接失去历史含意。时间对于它是无意义的。

可是，真正的真理的每一种现象都与其起源及永恒相连。这永恒并不是时间的持续，而是抹掉了时间的不朽。自我只是在现存和自己的变迁中、在理解中而不是在旧现象的同样反复和模仿中同真理相遇。

在历史上，每一次变迁也都是特殊的变迁。问题在于:什么变迁正好使这种存在的表现方式成为可能?我们可以求教的，只有这种使存在的表现方式成为可能的过程，它们与过去各伟大变迁时期相关联。

所以，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历史是变迁这一事实本身。本质上持久的东西并不代表历史。一切持久的事物是历史的基础、材料和手段。下述观念与以上特征是分不开的:人类或历史迟早要终结，因为它曾经有开端。这开端既是开端，也是终结。它实际上离我们是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察觉不到它，但一个超越一切的标准却从它那里产生出来。

第三章 历 史 的 统 一

导 言

从一开始，人类的历史性就是多样化的历史性。可是，多样性从属于至高的整体的专制性，即是要成为唯一的一个历史性和支配所有其它历史性的排它要求。但它作为至高的整体的绝对历史性，必须为了与历史的多样性相联系的意识而发展。

它是人类历史的统一，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似乎都与它有关。但是，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个人类历史的统一呢?

首先，经验似乎作出不利于统一的证明。历史现象无边无际地分散，有许多民族，许多文化，每个民族和文化又有由特殊历史事实组成的无限多样性。地球表面上一切可能生存的地方，就有人居住下来，并且作出其特殊表现。好象有一种多样性，它同时而相继地产生和消灭。

根据这个线索来看待人类，就意味着要对人类进行分类描绘，就象处理植物界的多种形式一样。人是众多里的偶然。他是一种展现了某些典型的基本特征的“人类”。在这点上，人象所有生物一样，在一个可供可能性表现的区域内展示出偏移。然而，任何这种人类的自然化都使人类当中特殊的人性丧失殆尽。

尽管现象是人类分散在四面八方，本质却是人们彼此关切。他们无论在何处相遇，都相互感到兴趣，相互同情或厌恶，相互交流和学习。当他们相遇时，仿佛每个人都在他人身上认识自已，同时又使自己独立于那个他当作自我来认识的他人。在这种相遇中，人认识到，他无论怎样特殊，都与以同一事物为基础的所有其他人有关。尽管他既不知道也不拥有这个事物，它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指引他，或者常常用无孔不入的神秘灵感攫住他。

这样看来，在历史的分散之中的人类现象是走向至高的整体的运动，它也许起源于一个唯一的母体。无论如何，它不是用多样性的分散来显示其最终性质的存在。

一 表明统一之事实

(一)人类天性的统一

我们具有某种关于历史的人性的通俗观念:人类的天生倾向是全体性。在一切特定时刻和特殊环境里，人类实现了其能力、天赋及情感冲动的各个部份，而同时其它各部份却沉睡不醒，然而，既然人在潜力上永远是相同的，那么所有部份始终都有可能发生。人类各部份多样化地展开并不是性质的不同，而是表现的不同。由于共同潜力不同程度的发展，全部人性在核对所有表现时，首次被揭示。

对于人类特性在几千年历史中是否改变了，或人类本性在全部这段时期是否保持不变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说，没有任何事实可用来证实任何这种改变、我们毋宁按照人性中已经存在的精选部份来理解任何发生了的变化。由于多样化的选择使用，在人类基本构成中获得永恒和稳定的东西，在不同的时代于完全不同的方向出现。在任何一种时候，那些个人品质满足了当时社会及形势的特殊条件的人，都逐渐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于是人们趋之若鹜。他们所培育的人类特性类型会形成环境的特点。随着环境的改变，选择变化了，原先隐藏着的、被否定的选择长期抑制和减少到很少数量的特性类型，现在涌现出来。随着各种不同的选择，同样性质的各种表现在更加形形色色的前提下被揭示出来了。

不过，必须对这一连串想法进行反驳，即绝不能把整个人性描绘为全部人类的天生倾向。没有任何人等于或能够等于一切人，这在现实里或在关于这个人的思想规划中都办不到。

必须进一步提出的异议是，个人天生具有的特性的本质不同是基本因素。尤其当我们考察在幼年就已出现的个人品质和性格特性时，天生气质采取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就变得一目了然了。这些品质和特性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造成了差别的鸿沟。

上述那些观点以及对它们的异议，都包含了真理的因素，但它们都没有把人解释清楚。

为了达到历史上显露的人性的统一，我们必须超出生物学——心理学的思考水平。

使我们相互间的理解和我们的一致完全成为可能的，唯有人类持久的本性。它存在于什么之中?统一屡屡受到怀疑，因为全部历史中有人的认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变换，有精神潜力的产生和消失，有疏远和最终的不理解。这当中还有统一吗?无论如何，有全面理解的无限意愿。

如果因为我们不能在生物学领域里探讨各种统一的含意，所以就不能把统一理解为源于生物学构架的存在，那么它一定另有某种基础。起源不是生物学的构成和同根的衍生，而是出于更高起源的统一的人性。这只有用宗教信条，用上帝创造出酷似他的人和人类之堕落的思想，才能栩栩如生地加以想象。

这个起源把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推动我们相互接近，促使我们推测统一并寻求它。因此，我们不可能了解它，也不可以期待之。它并不是峙立在我们面前的有经验根据的现实。

在生活中，各个个人和各个民族的天性之间显著的先天差异引起相互排斥，它们似乎是根本分裂的根源。反对统一思想的异议就是以它们的这种迹象为根据的。假如这种异议想要断言，人类内在本质的多样性存在是一直通到那种要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最终根源的话，那么它是虚妄的。尽管我们在多样性的表现中大大地体验到了分裂的深渊，尽管那些不同本性间的冲突和人类相互忽略的冷漠是巨大的，然而潜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各因素同样是超乎寻常的。它们潜伏在深处，它们不可以被忽略。至高无上的全面理解综合始终在现实、首先是变成了特殊的现实之上。任何人都决不能预言，在新形势下、新环境里会产生出什么来。没有人能对一个人划定界限，仿佛他可以推测这个人可能变成什么样，又不可能变成什么样。仍没有什么民族和时代可以被最后限定。各民族各时代能够造成的特性并不永远是完全有效的，因为始终有其它可能性存在。人们决不需要全体采纳个人或小集团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也决不必成为民族及其整体文化的一个特点，然而却构成它的一个部份。就象阿门内莫普【(Amenemope )，古埃及人，著有《阿门内莫普的教海》一书，可能撰于新王国后期。此书内容辑录有关生活行动的格言和诫词，与大多数早期规镶炸品相似。—译注】的智慧和神圣的宗教信仰在埃及是无效的一样，阿里斯塔克斯【(Arisiarchus),公元前三世纪时的希腊天文学家。—译注】的天文学(哥白尼宇宙说)在希腊也是无影响的。最高成就常常这么旁遭冷落，无人理解，难以传播。它们要么因当时偶然的特殊原因而获得无用的声望，要么在误解和歪曲中奏效。除了一个虽然壮观、但却狭隘的精神潮流外，柏拉图在希腊或康德在德国有什么真正的影响是大可怀疑的。

因此，如果人类真正成为历史的人类的话，那么人类生活走向统一所具有的基础就不可能在生物学起源的统一之中，它只能在更高级的起源中;它使人类逐渐摆脱了上帝的直接控制。这个起源的统一不是现状的继续，而是历史性本身。以下各点将阐明这一论点:（1)人类在其变质运动中的统一不是各持久特性的静止统一，它们完全是交替实现的。人类通过并非其自然构成的运动变成了历史的人类。作为自然的存在，人类在可供其特性作各种表现的领域里获得其特性，作为历史的存在，人类伸展到那个自然材料之外。人类必须从那一起源向联系一切的统一推进。这是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统一，就不可能理解，那些不同的本性之间就要有严重分歧，就不可能有使人理解的历史。

( 2)个人的表现是其特殊现实中的自我排他性。个别的人，例如英雄和圣人，不可能把他从本质不同的各起源中所认识的东西统一起来。

人类，甚至个别的人，虽然从初始起就相当于潜在的一切，但在现实中是个别的事物。不过，人不是有限的个体，而是历史的角色，是他自己的起源。在关于联系一切的唯一历史基础的意识中，这个起源变成另一个历史起源。

个别的人永远不是理想和完善的人。完人原则上不可能存在，因为他所代表和实现的一切都是开放的。它们都可以再度突破，它们都再度得到了突破。人不是完美无缺和停止发展的存在。

(3)历史上，那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的东西在各个独一无二的创造、突破与实现中显现。因为无论如何都不能从因果关系来想象这些创造性步骤，不能把它们演绎为必然性发展，所以它们象是某种根源的显示，而不单单是事件发生过程。可是它们一旦产生，就奠定了以后的人性基础。从这些基础中，人类获得其意志和认识，原型和对范(antitypes)，标准和信条，思想方式和精神世界。它们是走向统一的步骤，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自我理解的精神，它们着眼于全体。

(二)普遍

相似的基本宗教特点、思想方式、社会形态及工具在全世界出现。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表现了人类的统一。尽管人类有多样性，但也非常简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事实是那种能在所有地方进行的比较。我们可以注意到大量的规律性，它们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里证实了人性的基本结构。然而，正是通过对共同因素的观察，无论是从人类天性的特殊类型，还是从历史形势和历史事件来理解，不一致的东西都变得清楚了。如果我们注意观察普遍，我们就会在本质的东西中找到和谐，就会理解依附于时空的局部的特殊。

可是，恰恰就是这普遍不能构成人类的真正统一。情况截然相反。如果我们转而凝视那表现出来的深刻真理，我们就会在特殊中找到历史的伟大，而不是在普遍、普通和非历史的永恒中找到它。特殊性如同是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多变的媒介。

假若有一个共同的所有物在相距最远的文化间形成了人性的基础的话，那么凡此种种就十分特别地令人惊异:在我们以为我们已找到了绝对普遍的地方，总是同时有分歧存在，在某处是某种失落缺少的东西，在他处则成了人类的典型。还有，绝对普遍总是具有抽象性秘一致性。注意到这些情况是很重要的。

按照普遍的尺度，完全特殊化的事物可能恰怡就是真正历史性的实现。人类的统一只能扎根在这些历史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之中，它们不是本质上的歧异，而更象是明确的原始内容；不是普遍的实例，而是在人类同一的、全面综合的历史性中一个个环节。

(三)进步

知识和技能的道路一步步地向前发展，致使人类能够获得以同样形式流传并成为全体人类的财富。结果，一条增长学识技能的发展路线贯穿了个别文化和所有文化的历史。然而，这只是非个人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和一般意识的能力。

在这个领域里，可以把世界历史设想为一条上升发展的路线。它确实有倒退和停顿，但在整体上却永远增长着各民族及个人为之作出贡献的财富。这财富对所有人都生来易于获得，它也就变成了全体的财富。我们站在当代的最高点，我们能历史地查看这种进步的各阶段。然而，那只是整体中的一条路线。人性本身，人类精神，人类智慧和精华，并没有进步。诗歌和艺术固然为全体所理解，但不是全体的典型;它们是与每一个达到独一无二和不可超越的高度的民族及其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在知识、技术和实现人类新可能性的先决条件中是有进步的，而在人性本质中却没有进步。事实否认本质的进步。达到最高水平的民族屈从于次于它们的民族。前者夭折了。野蛮人毁灭了各个文化。人的最高级类型被民众的现实压迫从肉体上消灭是一种历史的基本现象。毫无思想的大众增长着，人口发展最快的普通百姓仅仅通过其全体的存在，不用交锋就胜过了精神水平较高者的发展。在诸如狡诈和残酷总是有指望得益的环境里，经常有那些社会地位低下者进行相反的选择。有人赞同这种意见:草贱者昌，高贵者亡。

在这种一般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指出伟大事物的再现，即使它们保持无声无息达几世纪或更久。可是，这种持久力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可疑和不明确!

据说那只不过是挫折和意外的毁灭，从长远看，有理由相信本质的进步。然而无论如何，这些偶然性和破坏恰恰是处在引人注目的地位，是压倒一切的基本历史事件。

据说事物不必再保持它们的原样，现在该由我们来更好地指导事件的进程。然而，那是认为可以人工制造一切的乌托邦思想。尽管“教育”的原则适用于人类王国，但人类永远不可能了解、通观和控制目标。

据说毁灭是罪孽的结果。如果我们只是偿赎我们的罪过，证实自己生活纯洁，情况就不一样了。固然，自从古代先知们以后，这一直是一种告诫。但是我们并不懂得，世界良好秩序的益处将根据什么路线、什么时候及如何从道德纯粹的生活中产生出来。我们也许并不否认，在现实中，善行决不是成功之母，行善也不是为了谋取成就。不过，承担成功和后果之责任的善行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进步确实将导致可知性的统一，但不是人类的统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之统一只有在科学技术中才出现;我们无论在何处发现它，它都在无止境的前进过程中保持原样。这个能做到无所不达、无人不晓的真理不是人类的统一，这种真理只向理解表述。进步促成理解的统一，它用理解把人们联系起来，以使他们理性地进行相互讨论，但它也把相同的技术武器交给人们，让他们能相互残杀。因为在整体上，理解只联系理解而不联系人，它产生不出真正的交往和一致。

(四)时空的统一

在自然的土地上的共同生活(星球的统一)和在唯一的时间里的共同存在造成了人类的统一。

在历史过程中，交往和挫折一起发展。多样性的自然赠予和多样性的民族、国家相邻而不相联地长久存在。交往是把它们联系起来的道路。交往促使部落合并为民族，民族合并为民族群，国家合并为大陆，然后再陷于分裂。它使不同民族的成员互相发现，然后又互相忘却，直到一切事物之间的意识联系和事实联系开始为止。那时无论是在真正的完美中，还是在战争的冲突中，交往都变得连续不断。由于在交往的统一中永远彼此交流，人类历史开始了。

很久以前，人类在成千上万年的迁徙过程中占据了除两极地区，沙漠和高原山脉以外的地球表面，人类永远是流动的。令人惊异的旅程在历史之初开始了。北欧人来到格陵兰岛和美洲，波利尼西亚人渡过了整个太平洋，马来亚人到达了马达加斯加。黑非洲和美洲的每种语言相互间关系都如此密切，因而表明了在这些大陆内的不断往来。在早期历史时代，发明、工具、思想和传说总是在短短的阶段里传到远方，传遍全球，仿佛易如反掌。只有澳大利亚，也许还有美洲，才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孤立，但即便连它们也不是完全孤立的(在东亚和墨西哥之间有惊人的类似）。孤立不等于是没有一个外国人曾经乘船抵达它们的海岸，而是它们从未遇到什么可觉察得到的外国影响。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大帝国形成了，它们一时增强了其版图内人与人的接触。接着，各大帝国又瓦解了，交往之路被切断，各种关系遭破裂，人们把对其他存在的认识遗忘了。经常有诸如埃及、日本和中国等民族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关闭。但是每一堵竖起来的墙最终又被突破。

在最后500年间，欧洲人把全球拽入其交往之网。他们将欧洲的文明带到世界各地，并为自己带回欧洲所没有的文明货物。他们带来家畜，有益的植物，武器，制造品，机器，习惯，信仰及欧洲世界的所有邪恶;他们拿走土豆，玉米，奎宁，可可，烟叶，吊床，等等。是他们第一次造成了有意识的、有系统交往的、持久和可靠的全球统一。

这种各民族间的交往意味着人类不断地共同发展，意味着由于整个地球对于人们的意识、最终是对于人们的行动来说成了一个整体，统一诞生了。

不存在任何关于历史最悠久的文化发展是从地球上同一地点传播开来的统一的迹象。经验的目光所能看到的，倒是人的分散。我们看到许多努力以及刺激是由这些因素提供的:人与人之间和各文化之间的接触，由各种随征服而产生的重迭的文化和民族所引起的发展，以及重要的种族混合。这些因素要么造成拉平水准的效果，要么产生出优异的成就。交往总是使事件获得历史性。这是向统一的强行推进，但不是从一个原始的既定统一开始的过程。

然而，通过同一个地球的地面和时空中的共同封闭而达到的统一是最表面的统一，它当然不可等同于历史的统一。它是所有现实的共同统一，而不是单单人类这一部份的共同统一。人们仅仅在人所占满的、封闭的地球表面上的共存并不自动地构成人类的统一，交往才使这个统一成为可能。可是，统一决不是交往本身、而只是在交往中所产生的后果。

我们扫视全球，一眼就看到那产生出当今一切名符其实的精神事物的狭窄地带，而且它在好几处被切断(它从地中海地区伸展到中国)。地理的历史平等权是没有的。

(五)特殊的统一

对我们的认识来说，在人类事件的运动中，有许多互相分离后来又相遇的发展路线，有许多虽然典型地重现、但并不是整体本身的特殊路线，它们只是整体的特征。

因此，有一组特殊的文化现象的限定序列。几代人从其开始至分裂，在典型风格的序列或思想发展方面都是连贯一致的。

有各种文化的统一，它们事实上是各种生活方式、各种气质、各种思想和各种信仰的各个共同的世界。它们是:按起源、语一言和命运组合的各种民族，作为“世界宗教”的各种宗教，它们在广泛地区抽象地传播在社会精神、信仰和对事物看法方面所形成的生活态度，作为权力单位的各个国家，它们铸造成除上述各种文化而外的一切。

这些统一缺乏普遍性。它们是与其它统一并列的个别统一，是与文化并列的文化，有许多民族，宗教和国家。它们相互都有关系。各文化在悄悄的交往中发生关系，各国家在战争和相互的政治认可中发生关系，各宗教在传教和争辩中发生关系。它们全都经历变化，互相渗入，没有最终固定。

历史展现出各个巨大而真实有力的统一领域。可以说，各文化是运用非暴力来塑造人的秘密传播，各民族是无意识的史前运动;各宗教是“世界宗教”，尽管它们始终范围有限;各国家是帝国。

所有这些统一都惯于彼此交叉迭盖。所有统一的一致性在中国建立了大一统帝国之后达到了顶峰。文化、宗教和国家全体一致。对于中国人的意识来说，整体是一体的人类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帝国。在此之外，只有边境上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在精神上已被并入帝国，是帝国的潜在部份。倘若把“中央帝国”与罗马帝国相比，差别是相当大的。罗马帝国是个较为短暂的现象，尽管其思想的强大影响结果持续了上千年。在它境外是日耳曼人和帕提亚人，他们是一支从未被征服的真正的军队。异教尽管有广大无边的宗教统一，但就象在中国那样，它不能把这种统一扩散到各个民族。异教的产生反而引起了基督教的同时发展。基督教突破了异教。

二 通过内涵和目标而达成的统一

如果相当于统一或指明统一的种种事实并不足以构成历史的统一，那么可能就有不同的起点。统一不是事实，而是目标。在至高的整体思想、唯一的真理和精神的世界中，人们互相理解的能力也许能创造出历史的统一来。所有事物开始无论怎样互不相容，但在内涵上都相互联系和共同属于这统一。

历史发展方向的内涵造成了统一，这一内涵使那些若没有它就在分散中依旧毫无价值的事物获得了重要性。

这个目标是一种隐蔽的内涵，它可能会显露出来。没有人想要设计这个内涵，但观察者尝试把这个内涵解释或理解为有意识的目的和统一的意志。我们将历史目的的内涵表达如下:(1)目标是人类的文明和博爱。可是，除了存在的有序化之外，它会是什么样子是决没有明确限定的，那本身就是历史的。然而作为存在的有序化，目标是合法的世界秩序，历史之路从分散中走出来，仅仅经过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实际接触，才通往以法治获得真实统一的世界共居。这个统一通过存在的有序化给人类心灵和精神的潜力以发挥的机会。

( 2)目标是自由和自由的意识。应把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解释为试图获取自由。

可是，将向我们展现自由是什么的进程没有结束。

世界法律秩序的意志没有直接造成其目标的自由，而只是造成了政治自由，它给人类存在以可能实现所有真正自由的机会。

(3)目标是共同环境中的杰出人物、精神创造和文化生产，它是创造能力。

强烈的欲望是最清晰的意识。当人类在极端情景中提出最深刻的问题，变得最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时，统一的内涵就产生了。这时，他找到了指引其生活、赋予生活以独特烙印的创造性答案。这个崇高人性的统一不存在于知识和工具的传播中，不存在于帝国权限和征服的范围之中，不存在于那种置人于死地的禁欲主义和对近卫军进行强迫训练的极端产物之中，不存在于制度和决定的稳定与持久之中，而存在于最清晰深刻的意识和显示本质的光彩四射的瞬息时刻之中。

这个最本质的因素还可能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栗。但它在全部事件中开始发酵。或者，它会不起作用地保存在记忆中，继续准备生效，是一个对未来提出的问题。或者，它会在世界上曲高和寡，难觅知音，它仅仅为超然才存在，它未被人类记住就转眼即逝。

这种登峰造极在我们看来具有不可替代的宝贵价值。它们依赖于这一事实，即它们属于统一的范围。我们永远对这统一进行假设，我们永远不能真正了解这个统一。若没有统一作为历史的起源、目标和依据，就没有历史。

(4)目标是上帝在人类中的显现。在目标深处感知到的存在就是上帝的表现形式。

这样的目标能在一切现存中获得。人类的确获得了这样的目标。它们在贬值和丧失的永久过程中复得。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它们。

可是，这并不等于获得了唯一的、总体的历史目标。想象中的未来目标反而有助于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回到决不能放松的现存。

对内涵的任何解释都揭示不了历史统一本身，每一支系统阐述之矢即使碰巧击中了最高目标之的，也是歪打正着，至少从下述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依旧未对准至高的全面理解综合，即为了把统一的目标揭示出来，以便仔细查看这唯一的历史意义，所有其它的目标就要都能够从一个特殊的概念中派生出来。因此，如果人们渴求所有这些假定的目标并对之确信不疑，那么它们就的的确确成了历史中的因素，不过它们决不是掩盖历史整体的东西。

每一种内涵都作为具有多种形式的被期待的意义而出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在内涵中，我们人类将自己拔高到至高的整体那里，而没有使内涵成为听由我们摆布的认识内容。

可是。人们要求知道唯一的内涵并相信它是始终得到满足的、独一无二和包罗万象的热望。如果每一种绝对化了的内涵都必然遭到失败，那么就轮到新一代人通过他们的哲学家来立即寻求那已经支配、并正在支配历史的囊括一切的内涵。他们一旦把它想象出来，就同样可以把它当作指南，当作预期的内涵而吸收到自己的意志中去(就象在基督教的历史哲学、黑格尔和孔德等的哲学中那样)。

这个统一成了解释性历史整体观的观点。

三 为思考整体观念而达成的统一

领悟历史的统一，即从整体上思考世界历史，是寻找历史最终意义的历史认识的推动力。

因此，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就探询了把人类合成一体的统一。人们居住在全世界，但他们散布各地，互不知晓，面目各异，操上千种语言。在古代，思考世界历史的人由于其见识短浅，就靠限制事物来构筑统一。例如，我们中有的人就把自己限于西方，中国人则把自己限于中央帝国，除此而外的历史便与其毫不相干，它们被认为是野蛮人和原始民族的生活:那无疑是人种学之兴趣所在，而不是历史的对象。统一存在于对趋向的臆测中。这种趋向就是要导致世界上所有仍默默无闻的民族一步一步地加入到整体的——即整体所有的——文化中来，把他们带到整体所有的秩序井然的领域里来。

如果信仰预先假定了一项基本原则和一个目标，那么思想就试图在现实历史中认识它们。对于统一之认识的各种设想，就是创立整体的人类历史的尝试。它们要么易于为理性所理解，要么从神启中获得。

在西方，由于上帝的一连串行动，上帝穿越历史的踪迹变得显而易见。他从创世开始，经由逐出天国，通过由先知们宣布其意志和在时代转折点亲自显身的赎罪，到达预言末日审判的终点。那被犹太先知们最先想到，接着通过圣·奥古斯汀而采取了基督教形式的东西，那由约阿基姆·菲奥雷【(Joachim Fiore,1130/1135－1201/1202)，意大利神秘主义者、神学家、圣经注释家和历史哲学家。－译注】至博塞特【(Bousset, 1865－1920)，德国宗教史家和评论家。—译注】进行重复和变形，并由莱辛和赫德至黑格尔加以世俗化的东西，始终是这种对唯一的整体历史的认识。一切事物在此之中都有其位置。一系列人类存在的基本原则出现了。人们在这些基本原则深处了解和领悟所发生的真实事物。

可是，这样一个被信仰了整整2000年的宏伟观念崩溃了:(1)如果我知道整体，那么每一种人类实体在整体中都有其位置。这种存在不是自管自的，它们是一条道路。它们并不紧靠超然但却通过时间位置的媒介与超然最接近，这使它狭隘，使它成为局部。每一种人类实体，每一段时期，每一个民族，都居于中间位置。在此情况下，至高无上的全面理解综合的无限性反叛了，它与上帝有本源关系，它在任何时候都是整体。

(2)在认识整体时，大部份人类实体，即各个民族、时代和文化，由于无足轻重，都遭到忽视。它们仅仅是或然性和自然发生过程的附带产品。

(3)历史并不是封闭的，它不显露其根源。可是对上述观念来说，历史是封闭的。开端与终结是以所谓的启示形式虚构出来的添加物。实际上，两个彼此排斥的历史基本观念相互遭遇了。

要么历史是一个明显的整体，是具有开端和终结的可认识的统一发展。我自己和我的时代就处在特殊的位置上，可以把它看作是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低点或最高点。

要么对我的意识来说，历史实际上是不封闭的。我使自己坚持向未来开放。这是期待和寻求真理的态度，是虽然还不知道那甚至已经是真理的东西，但却要只从未来的高度去充分理解它的态度。按照这种基本态度，甚至往事也并不终了:它们依旧留存，它们只是相对的而不是完全的最终结果，并可以对往事进行修正。过去的东西仍然能够重新解释，已经明确的事情似乎再次成为疑问，显示过的事物仍不得不向我们展现。过去不是躺在那里毫无生气的残余，往事里的东西比至今从中客观地、理智地汲取的东西要多。思考者本身仍处在历史即发展之中，而不是结束。因此，他的位置不是在世界山岳上，从那里万物都可以一览无余，他的位置是在视野有限的小丘上，从那里他知道可能存在的道路的方向，而不知道整体的起源与目标。

所以，历史于我们仿佛是实验的领域。统一消失在无限的可能性中。永恒的基本态度是探询整体。宁静是整体和万物统一的概念的伟大象征，它忘却了时间。由于它，古往今来只不过是时间中静止的空间，而不是已知真理的定局。

假如历史不是要分裂为偶然的分散、漫无目标的来来往往，以及许多虚假途径的绝路的话，那么，历史之统一的思想就是必然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领悟它的方式。

我们起草了一份长长的否定命题单:人类的认识将理解不了历史的统一；我们不可以把历史的统一解释为人类生物学根源的统一，地球表面的统一和现实时间造成的共同封闭仅仅是外在的统一，我们不可能证实包罗万象的统一目标，关于世界法律秩序的思想所引向的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不是历史内涵本身，这一思想仍有疑问，通过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一致性相关联并不能理解统一，因为统一只与理解发生联系，统一不是通向目标的进步和不断走向无限的进程。它并不存在于最清晰的意识中，也不存在于崇高的精神创造中;它没有包含在关于一切事件或应该发生事件的意义中，也不要把它当作连结人类整体的有机体。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意义上，历史整体并不真正体现为具体概念。

然而，不赞成把包罗万象的历史的理解综合傲慢地设想为统一的人却将在所有这些对统一的奋力追求中看到真理的破碎。如果把特殊置于整体上，那就变得谬误了。整体作为象征和符号而保持真实。

每一条发展路线，每一种典型形式，所有统一的事实都是历史内部的简化物。当我们把它们当作在历史整体中彻底认识历史的手段来使用时，历史就变得荒谬了。重要的事情是要去领悟这些路线、形式和统一的多样性，多样的现象在整体中发生。但我们要对超出多样性的整体保持开放，对人类和永远是现存的人性整体保持开放。这个人性包含一切。它在自身中孕育的奇迹不管有多么宏伟壮丽，永远只是其它现象中的一个现象。

仍有统一的思想继续提出的要求，我们面临着世界历史的任务。

(1)至少，仍可对全世界一切人类事件进行概览。当在分散的孤立和本质的集中之间进行抉择时，我们对这两个极端都不接受，而是寻求贴切的、经过解释的历史分类。即使对历史统一的每一种解释都总是在认识上造成极其无知的感觉，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的分类方法仍是可行的。

(2)其次，这个统一得到地球的封闭性的支持。地球的土地和空间是一体的，能控制的。并且，统一还得到同一时间年表的精确性的支持，哪怕只是抽象的精确性。此外，统一还得到人类统一的起源的支持。人类是同一种类，这是一个表明共同起源的生物学事实。

(3)统一的主要根据是人们在普遍都能理解的同一个精神内彼此相认这一事实。人们在一个无所不包的精神中相互发现。尽管没人从整体上理解它，它仍然包容一切。在关于唯一的上帝的表述中，统一找到了其最明确的表达方式。

(4)统一的思想具体出现在关于普遍可能性的意识中。随着查看事物而产生的开放性，使下述这种要求增强了，即每一样事物都因一切事物而获得重要性，每一样事物都单单通过其存在之事实就涉及到一切事物。我们生活在一个空间意识中，其中没有一样事物是无关紧要的。这个意识展开了关于我们的一系列遥远的追忆和展望，同时，因对将要选择的道路作出决定而指导了当前。由于我们放眼那永远追溯不到起源的最早开端，由于我们放眼那永无止境的未来，我们在并非无所不包的整体中逐渐认识了可能性，所以整体的统一表现在完成世界历史任务的现存的确定性中。

( 5 )假如完成对整体的无懈可击的描绘是人类力所不及的，那么仍有不时揭示整体概念的各种形式。这些形式是:以价值层系、历史的起源和历史的关键阶段来理解历史。真实被划分为基本的真实与非基本的真实。

历史处于被我们称作上帝，后来又被我们想象为法则的整体之下。虽然整体采取的具体形式是错误的，但整体的思想却将继续是一个极端的观念。我们不理解这个观念，却在它的范围内进行理解，我们不能对它进行规划，却必须在它的范围里执行它的规划。整体的历史是独一无二的，是特殊的历史事物而不是纯粹的自然事件。关于整体秩序的思想继续存在，一切事物在此之中都各得其所。这不是纯粹偶然的多样化，而是合并所有偶然事物之特征的唯一的、巨大的基本历史特征。

就我们而言，我们因为对统一进行解释，就设计了一个世界历史纲要。在今天，它似乎与开放、统一和经验的现实最为一致。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解释试图从整个人类共同所有的轴心期中推知历史的统一。

轴心这个词并不是要表示一种隐蔽的内在性质，各种现象引人注目的部位始终都围绕着这一内在性质转，也不是要表示一种要素，这种要素本身是永恒的，它延伸到所有时代，但却完全被现存的尘云封蔽。我们宁愿将轴心称号赠予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一个时代。在它之前的一切事物似乎都是为它的准备，在它之后的一切事物事实上都联系到它，而且经常是意识清醒地联系到它。人类的世界历史从这一时期获得结构。它不是一个我们会宣称是永恒的绝对和独一无二的轴心，然而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生的短短的世界历史的轴心。在所有人的意识中，它可能相当于他们一致认识的历史统一的基础。于是，这个现实的轴心将成为理想的轴心的化身。人类在现实轴心围绕理想轴心的运动中聚拢在一起。

总 结

我们以整体的概念来领悟历史的统一，整体以根据经验建立的结构来表明人类本身的历史性。在经验的结构中，基本事实向未来和短暂的开端保持无限的开放:我们正在开始。历史在事实上进入未来，在解释中又是过去，它是各种内涵互相关联的、开放的无穷世界。总之，各种内涵关系似乎经常汇合到一个发展中的共同内涵中去。

主题:它不是那些普遍类型中的一个类型，不是各历史规律中的一个规律，而是以其真实的、在领悟方而是假定的，独一无二的形式对历史的探询。这个形式不是法则，而是历史奥秘本身，我们把它称之为历史结构。我们必须在人类精神现实的时空定域中对它进行解释。

对历史的解释性思考成为人类意志的决定，统一成为人类的目标。对过去的思索联系到这个目标，目标就变得有意识了。例如，通过法律制度而实现世界秩序的世界和平，目的就在于解脱贫困，将幸福尽可能地赐予每一个人。

可是，这个目标只与所有人都可能共同获得的实体之基础有关。的确，实现人类全部可能性之前提的统一是极其重要的，不过那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依次使用的手段。

我们在全世界人类存在和创造的较高水平上寻求统一。由于记住这一点，我们强调那涉及所有人和对一切人都是基本的东西，我们由此而推导出过去历史的统一。

可是，只有在共同生活的运动中，什么是历史的统一才能变得明确起来。对无限制交往的要求以潜在的理解证实了所有人的一致性。不过，我们所了解、塑造和指望的东西本身既不构成统一，也不构成目标的概念，只有当它们全都进入到人与人的交往中时，它们才构成统一。于是，最终问题是:人类的统一存在于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一致性、被全人类共同认为是真实的客观性、以及全球性权威所建立的一个永恒真理的机体之中吗?

或者，我们人类唯一能真正获得的统一，是通过历史上多种起源的交往而达到的统一?是彼此相关但又不在思想和符号的表现中变成同一的统一?是听任至高的整体隐蔽在多样性中的统一?至高的整体只有在无限交往的意愿中才能保持真实，这是对实现人类可能性永无止境地进行试验的永无止境的任务。

在人性最深刻的要求面前，所有断言人与人绝对相异、人类永远不可能相互理解的主张都只剩下了一副无精打采和无可奈何的失败表情——这种主张把暂时的不可能性夸大为绝对的不可能性，从而扼杀了人类的内在准备。【16】历史的统一将永远不以完成人类的联合而达到顶点。历史位于起源和目标之间，统一的思想在历史中活动着。人类沿着伟大的历史大道前进，但永不因意识到历史的最终目标而终止历史。更确切地说，人类的统一是历史的目的地，即获得圆满的统一将是历史的终结。在统一及统一的思想和观念指引下，历史保持运动。

例如，下述这些观念包含了统一人类来自一个起源，他从这个起源发展为无限的分裂，并力求重新统一分裂了的人类。可是，同一起源的周围是一片模糊。凡是我们遇见人类的地方，人类就已经处于个人和种族的差异与分散之中了。我们看到好几个文化发展和多种多样的开端，在此之前，一定已经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类进化。指引我们的统一是关于一个有机体的观念，它在多数人的共鸣中正在趋于完善。然而，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模模糊糊的。

假如我们把统一的观念不仅仅看作是象征，那么它们就会欺骗我们。统一的目标是无止境的任务，因为对我们变得明显起来的所有统一都是特殊的，都只不过是可能统一的前提，要不它们就是拉平水准的过程，在它们后面隐藏着深不可测的相异、排斥和冲突。

甚至在思想领域，也不可能对完善的统一系统地进行清楚一致的描述。这个统一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统一，它既不可能变成完善的人类，也不可能变成公正的世界组织或最终的、相互渗透和开放的理解与一致。毋宁说，至高的整体是无比遥远的参考点，它是融为一体的起源与目标，是超然的上帝。因此可以说，它不可能受束缚，不可能成为作为真理本身而强加于全体的一种历史信仰的独占物。

如果整个世界历史是从至高的整体出发而又进入到那里去的话，那么它就是通过伸展在这两个终极之间的、我们可理解的一切事物而达到的。其中有统一的形成，有对统一的热情追求，然后又有统一的激烈破碎。

因此，要把这个最深刻的统一提高到无形的宗教、精神的王国以及与灵魂相和谐的显现上帝的秘密王国。然而，历史上仍有运动，它永远在开端与结束之间，从未达到、将来也仍然无法达到它所真正表示的东西。

第四章 我们现代的历史意识

我们在历史认识的巨大遗产中生活。自古以来的伟大史学家，历史哲学的整体观念和诗歌艺术充实了我们的历史想象。近几个世纪里又增加了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它在19世纪成为一种彻底的方式。任何时代都从未拥有如此之多的关于我们自己过去的信念。我们手头掌握的各种出版物、修复后的遗址、收藏品和书籍编目等是前辈们所完全没有的。

今天，我们的历史意识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正在保存和延续科学的历史研究的伟大成就。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弄明白，这个材料将怎样获得崭新的形式?它在虚无主义的熔炉中精炼以后，可以怎样足以成为永恒起源的独一无二的、奇妙的语言?历史将不再是纯粹的认识领域，它又一次成了一个关于存在之意识和生命之意识的问题，历史将不再是关于审美修养的事情，它成了认真的聆听与应答。我们考察历史的方式再也不是无害的。我们在整体中认识自己的方式决定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我们以这种方式从整体中获得了历史的基础和目标。

也许我们能描绘几个将要产生的历史意识的特征:(1)调查研究手段的普遍性和精确性。新特征就是研究方法的多面性和精确性，是通过与因果关系完全不同的分类、形态结构、法则内涵和理想的典型结构，来探知极其复杂的原因要素组织和客观化。

诚然。我们仍乐于阅读简明的叙述说明，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寻求以概念来充实我们内部直觉的空间。可是，如今由于在社会学这个术语下作出的分析，直觉第一次成为我们认识的基本事物。马克斯·韦伯及其著作以清晰、多维的概念在历史解释的最广泛领域里体现了这一点。他坚持不以一个总观念来固定历史解释。今天，任何开始了解这样思想的人对兰克的著作都几乎读不下去，因为他的观念很模糊。透彻的全面综合要求各种各样的广泛的专业知识，并要求把这些专业知识所阐明的问题系统地揉合在一起。在此过程中，陈旧的比较方法由于重新获得敏锐性而促使唯一性越发明显突出。对特殊的历史事物的全神贯注使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唯一性之谜。

(2)克服整体思想。今天，认为历史是可总览的整体的观念正在被克服。没有一个独此一家的历史总概括仍能使我们满意。我们得到的不是最终的、而只是在当前可能获得的历史整体之外壳，它可能再次破碎。

并且，在历史上我们找不到绝对真理的局部显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我们应该一致重复的东西。真理存在于永不知晓的起源之中。从起源的高度来看，一切特殊事物都不过是起源的表现形式。我们知道，凡是我们发现自己正行进在通往历史绝对化的道路上的地方，总有一天要有谬误暴露出来，而虚无主义的痛苦报应将使我们获得免于追求新的独创思想的自由。

然而，虽然我们并不拥有关于历史整体认识的记忆，但我们始终寻求它。我们置身于历史整体中唯一的瞬间时刻。无论在什么特定时候，都是整体概念将其视野赋予我们的意识。

今天，在关于不幸事件的意识中，我们不仅倾向于了解过去个别发展的相对封闭性，而且还倾向于了解迄今正在圆满结束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似乎结束了往事，它无可挽回地被丢失了，某种新东西取代了它。下列各项终结声明渐渐使我们感到习以为常了:有关哲学的终结声明以其前辈和历史学家之思想的详尽阐述者的资格向我们告别.，有关艺术终结的声明表现为重复以往风格并接近死亡的绝望，以及任性、私欲和替代艺术的基本技术形式，有关历史终结的声明是完全在迄今公认的意义上作出的。在最后时刻，我们可以运用理解力构成一幅关于往事的图画。过去对我们已越来越陌生，它不再是、也永远不再是它的本来面目了。我们可以再一次说，它将很快被彻底遗忘。

这种主张一点也没有说服力，其结果永远是导致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为某种我们说不清楚的东西鸣锣开道，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用更为狂热的词语谈论这种东西。

与此相对照，现代方法要使包括前文所述的否定观念在内的所有整体观念都成为暂定观念，并要使我们想象出所有可能产生的整体观念，以检验它们与事实相去多远。这个过程迟早将导致综合的观念，其余观念在此过程中都是个别的因素。我们将以这个观念来生活，构成关于我们自己的现存意识，认清我们的处境。

实际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把各种整体的历史观化成公式。假如这些整体历史观化为可能正确描述的历史纲要的话，那么就在我们把整体观念当作对整体的实际认识之际就在我们以整体的必然性来理解其发展过程之际，我们就把整体历史观的意义歪曲了。只有在调查那些无限扩展的特殊因果关系而非整体因果关系的范围之内，我们才能获得真实。然而，我们沉思凝视，在历史中看到了人类创造的飞跃，不期而至的意义启示和一代代人的自我改造。

我们今天所说的每一个整体观念的构造都必须在经验上得到证实。我们不接受对事件和状态的纯属猜测的观念。我们如饥似渴地、四处寻求传统的实体，非真实之物再也不能苟活。此话含意可以用一极罕见的事例来说明，即谢林都仍深信不疑地墨守6000年前发生创世的理论，而今天却无人怀疑，残骸发掘物证实了地球上人类生命已存在了不止10万年。确实，历史的编年尺度的效果纯粹是浅表的，但却不能遗忘，它对意识有影响，因为以往历史的简短性是很清楚的。

历史整体是个开放的整体。与此整体相比，经验的方法意识到其实际认识的狭小范围，它总是准备吸收新事实，哲学的方法则统统抛弃所有完全是世俗的内涵。如果经验主义和哲学彼此互助，那么思考的人类就是与可能性领域、并因此而与自由同在。对这样思考的人类来说，开放的整体是无始无终的，历史终点不可能进入其认识范围。

彻底认识自身的整体思考方法仍然是可能的。它包括下列因素。

它着手处理事实，就好比是把事实拿起来敲击一下，听听它们发出什么声音，以得到关于它们可能具有的意义的暗示。

它在所有方面都把我们引导到极端，以便让我们获得最开阔的视野。

从上述那种视野中产生出对我们的要求。反作用使历史的观察者重新依赖自己及其现存。

(3)克服纯审美的历史观。对历史纯粹的审美思考已被废除。面对历史认识浩如烟海的材料，如果人们认为回忆一切是值得的，这不过因为那是由审美态度而产生的非选择性，是弄清无穷无尽的事实真相的不偏不倚的精神。对这种审美态度来说，一切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看作是刺激与满足好奇心的手段:物物皆美。这种不负责任的历史主义，无论是科学的或审美的，都导致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即由于一切事物都变得价值相等，一切事物也就根本不再有任何价值。然而，历史现实并非是没有责任的。我们对历史的真正探讨应是与其角斗。历史与我们有关，其中涉及我们并使历史成为人类迫切重要问题的东西正在不断扩大。历史获得日益迫切的重要性，它作为纯美学欣赏对象是较不重要的。

(4)与人类统一相协调一致。在比先前更加全面而具体意义上，我们与人类的统一相协调一致。当我们凝视唯一的人类起源时，我们懂得了那种从人类起源大量枝节现象中所获得的深深的满足。正是从这个领域起，我们第一次重新依靠自己的历史性。通过意识，这一历史性本身变得更为深刻，它对所有其它历史性和人类唯一的全面的历史性变得更为开放。

这不是一个关于“人类”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类消失于其中的抽象观念，它毋宁说是我们历史意识产生出来的关于人类的抽象观念。关于人类的思想只有在现实历史中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变为具体的感性观念。可是，由于先前提供安全感的所有思想习惯都遭到了破坏，由于我们在灾难之中变得茫然无知，不知所措，孤立无援，上述观念就成了产生正确标准的避难所。起源提出了在意义上不受限制的交往要求，它在异己者和遍及所有民族的人类共同性中传遍共鸣的愉悦，它所显示的目标将无止境的可能性交付给我们对共同性的渴望和在共同性中生活的意志。

世界历史看起来就象是偶然事件的一片混乱，它们在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就象是漩涡里纷乱旋动的水。这个漩涡转啊转，从一团混乱到另一团混乱，从一次灾祸到另一次灾祸，尽管有幸福的短暂闪光，尽管有短时间存留的防洪岛，但这个漩涡却一直转到把它们也都淹没为止，总之，用马克斯·韦伯的比喻来说，世界历史就象是魔鬼用毁灭了的价值铺砌的一条街道。

用这种眼光来看，历史并不具有统一性，因此也没有结构。历史的意义与在自然过程中也存在的数不胜数的因果连接和因果结构所包含的意义没什么不同;只是在历史中，它们要不精神得多。

可是，历史哲学就意味着寻求这样的统一、意义和世界历史结构，它可能仅与整体的人类有关。

(5)历史与现存对我们变得不可分割。历史意识处在一个极点，我回顾历史，我所遇见的历史无论巨细都象整整一串遥远巨大的山脉。或者，我渐而意识到整体的现存即现在，它和其中的我正处在加深它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历史于我成了我本身之现存。

历史的客观性就是甚至没有我，其它事物也存在;现在的主观性就是没有这种主观性，其他事物对我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两者都是必需的，它们互以为生。它们无论是作为向中性选择敞开的无穷无尽的客观认识内容，还是作为漠视认识内容的主观意识，每一方都不能独自使历史生效。

然而这二者是如何联系的?这不是由任何理性的方法、而是由这二者依靠同时刺激对方来控制对方的运动才能做到的。

这个历史意识的基本情形决定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使我们确信整体的历史结构。

摒弃主观性是不可能的;那样的话，历史简直要不受控制地、无意识地占有我们的眼界。然而，为了系统地阐述历史，就要使历史成为一项暂定的认识，同时，在我们对于存在的意识中，历史依旧是一项因素。

当探索和存在同它们对存在的意识一起在相互间的作用力中达到完善时，探索本身就在当前的整体和细枝末节间的作用力中居存。历史整体意识与密切贴近特殊性的爱一起，把人类可以生存的世界设想为人类及其母体。向历史广度的敞开，与现存的自我同一，把历史看作整体的观念，以及来自现存起源的生命，这些作用力可能使追溯绝对历史性的人类苏醒过来。

普遍历史观和个人的现存意识彼此支持。由于我见到了过去之整体，所以我体验到了现存。我从过去中获得的基础越深厚，我对现存事件发展过程的参与也就越明显。

在历史的镜子里，我第一次认识到我属于何方，我为何生存。“一个不能说明3000年历史的人等于处在没有里程碑的黑暗之中，他只能一天天混日子。”这句话描绘了对意义的意识、对空间的意识(方位)，以及最重要的是，描绘了对本质的意识。

现存可能从我们这里烟消云散，我们可能丢失现实，因为我们回避完完全全的现存，总是生活在现存之外，就如同在幻想和历史中生活，这是个不能不令人惊异的事实。

然而，把这一事实与只不过是瞬间的现存相对比，把它与缺乏回忆或未来的现在的生活相对比，那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生活是人类潜力在变得越来越空洞的现在中的丧失。从永久的现存中产生出来的丰富的现在没有给这种生活留下任何东西。

历史意识永远解不开已结束了的现在之谜，而是将使它加深。现在之深度只有与过去和未来，与记忆和我正在实践的那种思想相联合，才能变得明显起来。在这联合中，我通过历史形式和穿戴历史外衣的信仰而对永久的现存确信不疑。

难道我能躲避历史，从它那儿逃入到永恒之中去吗?

第五章 战胜历史

我们进行了回忆:历史尚未完成，事件隐匿在其无限的可能性中;凡是当历史呈现为一个已知整体的形态时，这个形态就被突被，被人类铭记在心的东西就通过新的资料数据揭示迄今未观察到的真理，被抛弃了的非本质之物就获得了最重要的本质;历史似乎不可能终结，它从无限进入无限，只有外部的灾难才能以与这整个过程的意义不相容的方式突然打断它。

我们充满了对历史的不满情绪。我们想要在每一方面强行突破历史，到达高于所有历史的史前，到达存在之母体。在存在之母体面前，历史整体就成为在自身中永远不能是“正确”的现象。我们想要努力达到与创造共同承担认识、完全不再受历史摆布的境地。

可是对我们来说，已知的中心点决不可能处在历史之外，我们永远在历史之内。如果这个中心点能够具有客观认识的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在强行闯入那存在于史前或相反地存在于所有历史之后的东西时，我们在竭尽全力闯入那包含一切的东西、闯入存在本身时，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实体中和超然存在中寻求这个中心点的本来面目。

(1)我们通过诉诸大自然而超越历史。面对着海洋，山脉，风暴，朝霞，雨后彩虹，无生命的冰雪极地世界和原始森林，凡是在与人类不相容的自然对我们有所表述的地方，我们就会体验到一种解放的情感。对无意识生活的返归，对清澈而无生命的自然力更深入地返归，可以把我们带入到寂静、狂喜和无痛苦的统一之中去。但是，如果这一切不只是对自然存在之神秘的短暂体验，那就是骗局，自然的存在保持总体的沉默，它超越了一切我们称之为善与恶、美与丑、真与伪的事物，它无情无义地弃我们于危难之中。如果我们真的在自然那里找到了圣殿，那么我们就逃离了人们和我们自己。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战胜自然的瞬息体验，当作是指出那超越一切历史而并不显现的东西的无声迹象，那么它们就因为不阻碍我们并且推动我们向前而保持真实。

(2)我们超越历史，进入到永远无误的境界之中，进入到不依赖全部历史的真理之中，进入到数学和一切无以反驳的知识之中，进入到每一个普遍的和普遍有效的形式之中。无论是否被人们承认，它们都依靠整体变异而保持不变，我们会因理解这种明晰的正确性而充满热情。我们拥有一个固定点，即持续的存在。不过，要是我们依附于它，就又误入歧途了。这个正确性也是一个符号，而不怀有存在的含意。它让我们旁遭冷落，它在自己不断深入的发现中被揭示出来。它基本上是正确性的形式，不过它的内容却永不与存在本身、而与无穷无尽的大多数实体相一致。只有我们的理解而非我们本身，才在此欣赏某种永久的安宁。可是，这种正确性是独立地存在、不受全部历史影响的事实，又一次成为对超时限事物的一种暗示。

(3)我们超越历史，进入到历史性的母体，那是世界整体存在的历史性。一条道路从人类历史通入发源地，本身是非历史的自然整体从这发源地中进入历史性的光照之中。然而，只有对沉思来说，在人类自己的生物支柱、自然场景和自然事件中的某些东西，才会从自然中走出来与人类的历史性相会，因为沉思成了历史性的语言。开始，这些东西在内涵上是完全不相容的，它们没有确定的结果，它们是灾祸或无关紧要的实体;接着，仿佛是历史授予它们灵魂似的，它们成了从共同的根基中萌生出来的统一。

(4)把我们领入这个历史性的母体的，正是我们自己实体的历史性。从这一点起，在我们无条件地采纳和选择道路的过程中，在我们无条件地以爱本身来赠与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世界上的自己;必从这一点起，我们由于历史性而变成了超越时间的存在。历史的历史性由于我们交往的媒介而获得了光明，我们的交往在经过可知的历史材料时碰见了实体。在此，我们超越历史而达到永久的现存，由于在历史中历史地存在，我们超越历史。

(5)我们靠进入无意识而战胜历史。人类精神是有意识的，意识是媒介。对我们来说，没有它就既没有认识和经验，也没有人性和对超然的联系。被称作无意识的事物是没有意识的。无意识是个否定的概念，其中的含意永远不明确。

我们的意识被引向无意识的事物，那是我们在世界上所遇到的一切与我们没有内在联系的东西。我们的意识被无意识的事物所孕育，它不断从无意识的事物中生长出来，又不知不觉地陷回到无意识的事物之中。可是我们只能通过意识获得关于无意识事物的体验。在我们的生命迈出有意识的每一步中，尤其是在精神创造的每一次活动中，我们都得到我们内部无意识的援助，纯意识一事无成:意识就象是浪峰，是挖掘出来的又深又宽的下层泥土的尖顶。

承载我们的无意识具有双重意义。无意识的自然本身永远是个谜，而无意识的精神胚芽竭力要变得明显起来。

假如我们通过进入到在意识现象中变得明显起来的无意识的实在而战胜历史的话，那么这个无意识绝非自然，而是用语言、诗歌、艺术作品和自我描绘的外表符号以及反思揭示出来的无意识。我们活着，不仅从它而来，而且朝它而去。意识使它显得越清楚深刻、丰富广博，它就越成为实际的本身，因为在它内部，胚芽被意识唤醒，它的觉醒提高并拓宽了意识自身。贯通历史的精神之路不仅毁灭了早于实体的无意识，而且产生了新的无意识。关于整体的无意识，渗透它的不仅有精神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还有高于历史、处于所有史前和史后的存在。可是，这两种表达方式都是错误的。

不管怎样，无意识的特点是完全否定。如同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 1869-1923),德国哲学家，著有三卷本的《潜意识哲学》、八卷本的《哲学休系概论》等。—译注】在实证主义思想领域里白白寻求一样，用这种观念得不到存在的密码。无意识事物只有在它达到呈现意识的程度时，才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就不再是无意识的了。意识是现实与真实。我们的目标是使意识而非无意识事物得到提高。确切地说，我们通过进入无意识事物而战胜历史是为了增强意识。

向无意识的推进是虚幻的，无意识总是在逆境中控制我们人类。不管是巴比伦的神以“我要睡觉”的言语来寻求结束世界的喧闹，还是西方人渴求回到他吃智慧果之前的伊甸园，不管西方人认为最好永远不曾被生下来，竭力寻找回到所有文化之前的自然状态去的道路，还是认为意识是灾祸，把历史整体看作是错误的轨迹，希望把它结束——这永远是多种伪装下的同一件事情。这不是对历史的战胜，而是对历史和在历史中每个人自身存在的逃避。

(6)当人类在其最崇高的成果中向我们呈现时，我们就超越历史。通过这些成果，人类仿佛能够发觉运动中的存在，并使它变得能够传授。人们让自己沉醉于永恒的真理之中。真理虽然披戴历史外衣，却通过这些人而变成语言。他们在此所完成的成就是超越历史的，这种成就通过历史而变成语言，它带领我们沿着穿越世界厉史的路线而进入先于所有历史的地方。在那个国度里，再没有来处和去处、进步和未来的问题，但是在时间里，有某种不再完全是时间的东西，它于我们成了超出全部时间的存在本身。

历史本身成了通往超历史的道路。在思想领域、行动和创造的领域里，在对伟大事物的沉思冥想中，历史作为永久的现存而发射出光芒。它不再满足好奇心，而是成了令人鼓舞的力量。作为崇敬对象的伟大的历史成就，将我们同超越所有历史的母体联结在一起。

(7)从整体上对历史的领悟导致超越历史。历史的统一本身不再是历史，掌握这个统一就是通过超越历史而进入统一的母体。由于这个母体，统一成了能使历史变成整体的统一。不过，这种超越历史而达到历史统一的努力仍是历史内部的一项任务。我们并不在历史认识中生活，然而就我们依靠统一而生活来说，我们超历史地在历史中生活。

如果我们放弃历史，那么对历史的每一次超越就都成了幻觉。事实上，只有在这个世界之内，我们才能超越这个世界地生活。超出历史的历史意识重复我们存在的基本矛盾。世界周围没有道路，历史周围没有道路，而只有一条穿越历史的道路。

(8)掠视一下年代漫长的史前与短暂的历史，问题就产生了:鉴于几十万年的史前，历史不是昙花一现的现象吗?实际上，除了一般观点外没有其它答复:纵然历史持续几百万年、几十亿年，有开端就也有终结。

可是，这个答案于我们的经验认识是做不到的，于我们对存在的意识是没必要的，因为即使我们的历史观可以根据我们看到的无穷无尽的过程或是极限的阴影而大幅度调整，本质的事情仍是整体的历史认识而不是最终的认识。要求现存成为时间的永恒是多么要紧!围绕历史的是更加广阔的地平线，在此之中，现存是住所，验证，决策和实现。永恒的事物好似时间的判决。对于存在的超然意识来说，历史在永久的现存中消失了。

然而在历史本身的范围内，仍有关于时间的观点:也许人类历史将在如今变为一体的地球上继续很长很长的时间。于是在这个观点的范围内，对于每个人的问题是:他将位于何处?他将为何而效劳?

注释选登

【3】(第5页)汤因比对此很注重。他以基督教的观点突破或超越了自己的理论。在他看来，一种文化不断存在而不消亡是基本可能的，它并不属于生物学生老病死的盲目的必然性。将要发生的事情同样依赖于人类自由，并且上帝可能会进行帮助。

施本格勒自称他在方法论上以一个天文学家所确信的必然性，系统阐述了历史预言，他认为这样做是第一次。他预告西方的没落。许多人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了自己思想状况的确证，他们就是带着这种思想去阅读他的著作的。

施本格勒摆弄种种关系的高明理论忽而专横武断，忽而似是而非，它的傲慢的必然性大体上遭到了两种见解的反对。首先，施本格勒比较和类推的解释常常适宜于对一种“精神”和一种环境进行特征化描绘，但这属于全部外观的限定性。外观限定就是，它不包括对实体的方法论的认识，但包含了根据可能性而无限扩展的解释。在此过程中，关于事件之“必然性”的专横思想变得混乱了，形态的形式顺序被作为事件的真实必然性而当作在因果关系方面的理性根据。在对现象不止作出特征描绘的地方，施本格勒在方法论上就站不住脚。如果真正的问题很经常地隐藏在他的类比之中，那么只有在不是简单地用那种观相术的观点、而是依靠调查研究在因果关系方面特别地来检验他的陈述时，这些问题才可能显露。必须把总是在特殊性中想象自己举手之劳便可得到整体的不严肃的探讨，改变为限定性和可证性，这就要求否认人们能洞悉整体的观点。

于是各文化整体的实体化或具体化就要停止了，于是将只有关于相对精神整体的思想和那种理想典型结构的思想纲要。它们能通过运用各项原则理出大量多样化现象的来龙去脉，然而，它们总是保持在全面理解综合的整体之内，它们没有能力在整体上把握那种仿佛是限定体的整体。

其次，在反对施本格勒对毫无联系的并列文化的彻底分离时，我们必须指出在经验上可证实的接触、传递和适应(中国的佛教，西方的基督教)。虽然对于施本格勒来说，它们只有导致干扰和假象，但实际上它们是共同基础的象征。

这个基础的统一是什么，那依然是我们认识和实际贯彻的任务、诸如生物学构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性思考，人性的共同属性，没有一种被限定地解释的统一等于统一本身。设想全世界的人都是千人一面的潜在物，恰恰与其相反的设想,即认为全世界的人都是面目各异、一直分化为个人加特殊性一样，都是正确的。

无论如何，理解力属于统一。施本格勒否认这种能力：各种文化国度形形色色，互不相容，互不理解。例如，我们就不理解古代希腊人。

理解和兼容的可能性及其部份的实现，否认了这种永远相异的并列共存。无论人们想什么、做什么和创造什么，都与其它文化有关；不管怎样，它最终包含同样的东西。

【5】(第64页)阿尔弗雷德·韦伯系统闸述了类似的观点。他把埃及和巴比伦的古代文明，作为属于初级文化的相同类型，与依然存在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相提并论，把仅仅在西方产生的中级文化，与仍是非历史的、完全神秘的初级文化参照对比。

我们发现，这种区分一方面特别不适用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又特别不适用于它们与西方之间的差异。一旦我们开始意识到轴心期的精神范围和深度，我们就不会维持这种比较，与埃及、已比伦、印度和中国的全部文化比较起来，耍把具有希腊一犹太基础的西方文化看作是唯一的新文化；相反，轴心期在印度和中国的世界里也非常明确地拥有一席之地。

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和印度诞生于轴心期，它们不是初级文化而是中级文化，它们在精神上达到了跟西方一样的深度，这种情况既没在埃及和巴比伦发生，也没在印度和中国的土著文化中发生(新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后者的存在。然而，这并不足以使我们能象描绘埃及和巴比伦那样，描绘一幅土著印度和土著中国的广阔画面)。因此，不应该把中国和印度在整体上与初级文化的埃及和巴比伦相提并论。在它们最早的发展阶段，它们是能与初级文化比较的，但是随着轴心期的突破，它们变得与西方的中级文化相类似了。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类似只适用于其事实上的同时性。不能再把从轴心期起的中国和印度看作是古代文明的类似物，它们只有同西方的轴心期才能进行合理比较。埃及和巴比伦没有产生什么轴心期。

下列这项原则支撑着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历史大厦:“在关于全过程的思考框架中，我们必须描绘封闭的文化整体的成长和解体。”因此，他显然放弃了对各世界性时代的研究，他把它们看作是“空洞的景象”。不过，他的非教条的探讨和敏锐的历史眼光看到了我们所看到的相同事实。在他的著作里，我们找到了一段话，它就象另一座历史大厦的碎片，也许能把它引用为我们解释的主要证据。下文引号内都是他的原话:“自公元前9世纪至6世纪，世界上同时形成了三个文化区域—近亚的希腊、印度和中国。它们显然相互独立，并以显著的同时性开始宗教和哲学的追求、探询以及走向普遍原则的决心。从琐罗亚斯德、犹太先知、希腊哲学家、佛陀和老子那个世界同步时代的起点起，他们逐渐形成了那些对世界的宗教和哲学的解释及思想态度。在相互的精神影响下，他们又发展、、改造、合并、再生、改革和革新了那些解释和思想态度，它们构成了人类的世界宗教的信仰准则，以及人类的哲学解释的准则。自从这段时期结束以来，即自从16世纪以来，宗教方面基本上没有增加什么新东西。”

阿尔弗雷德·韦伯关于游牧民族作用的解释指明了西方中级文化(我们称之为轴心期)起源的原因，不过，这同时是中国和印度精神剧变的原因，然而他把它们归为初级文化一类。

阿尔弗雷德·韦伯实际上描绘了印度和中国的深刻分界线，最初它们相当于西方的本质变化:佛教起源于印度，这一神秘的玄学在印度由耆那教和佛陀、在中国由佛教转变为伦理主义。可是，他相信重建神秘是极其重要的，笼罩中国和印度的蒙布是永恒而不可改变的，其变化是“表面的”而非“根本的”。把亚洲同西方区别开来的应该是对不可更改的至高状态的控制。

在这方面真的有根本区别吗?在这方面相反也没有一项可以称之为是我们全体的永恒危险的共同因素吗?它也就是向非神秘、人性和理性上升的冒险，是向高于恶魔的上帝上升的冒险，是我们最终可能又陷于神秘和鬼神学的冒险?

【6】(第107页)参见我的著作，《笛卡尔与哲学》(Descartesand die Philosophie)，柏林，1937年版，法文版( Descarteset la Philosophie)，巴黎，1938年版。

【7】(第141页)阐明这种倾向，等于是论证那实现范围依旧不明确的可能性。把从整体上真正了解了的工业技术世界当作人性之新英雄形象的表现，还是当作恶魔的作品，那是两码事。于是，工业技术的鬼怪论被具体化为某种真正的恶魔。由于这种解释，劳动的意义要么得到提高，要么完全被否认;技术世界的工作要么得到颂扬，要么被否定，二者都产生于技术劳动的内在可能性。可是，这对立的可能性在其绝对化中都是谬误的，这就是于恩格尔【欧内斯特·于恩格尔(Ernest Jtlnger, 1895-）德国作家、批评家、哲学家，著有《内心体验的战争》、《太阳城》等;F·格奥尔格·于恩格尔(F·Georg Ringer, 1898-)，德国哲学家，所著《技术的完结》( 1946年)一书曾引起争议，他采取实存主义观点。—译注】兄弟在其给予读者以强烈印象的著作中用以描绘它们的方式。

欧内斯特·于恩格尔〔见其著作《工人》(Der Arrbe:iter)，第三版，汉堡，1932年版]概述了工业技术世界的幻景:劳动是在设备技艺的战斗中达到顶点的总动员;工人的形象如青铜器一般，硬如铁石，无血无肉，意识是虚无主义的、漫无目标的和具有内在破坏性的。于恩格尔把“工人的形象”描绘为未来的世界霸主，他是无人性无个性的，是野蛮状态和芸芸众生。工作是他的生命形式，他知道他在整个工作系统中是有责任的。工业技术把一切事物都具体化为力量的手段。通过它，人类逐步掌握自己和世界。作为这种工人形象的新人，人类产生了一种具有刻板僵硬的特征的面部表情。他不再问:为什么和为什么目的?他不管这种意志和信仰所赋予他的旨义，他笃信不疑，义无反顾。

另一方面，F·.格奥尔格·于恩格尔〔见其著作《论技术的完善)))(fiber die Perfektion der Technik)，法兰克福，1944年版」描绘了一幅凄凉绝望的工业技术景象:工业技术迫使自然元素在工业技术内部精确地扩展。在自然力中，理念本身非常可怜。它虽然在此发动了巨大的自然力，但却是通过强迫，依靠敌对的、强制的手段。“工业景象具有某种工业火山似的东西”，所有火山爆发的现象都在其中再现:“岩浆，火山灰，烟气，尘雾，大火照亮的夜云和一片荒芜”。

F·G·于恩格尔指责那种认为技术减轻人的劳动、增加人的闲暇的论点。他正确地指出，今天的劳动量无疑是减少了。但是他说从整体来看，一切外表工作的减少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工作为代价而得来的，则肯定是不正确的。当他坚持技术增加财富的论点时，他是由于跳入了“财富”的不同意义才这样争辩的。根据这种意义，财富是存在，而不是拥有。当于恩格尔错误地把合理化归因于它想要反对的(完全由于军事破坏造成的)贫乏时，那也不是对技术的苛责。他对这种贫乏体制的主题描绘才击中了要害:体制虽然并不创造财富，但它是一无所有的匾乏时代的分配过程。经济经营亏本的分配体制在毁灭中保持不可侵犯，它发展得越有力，贫困就变得越厉害。只有当分配之物一无所余时，分配体制才崩溃。这种叙述显然与技术无关，而与由战争引起的可怕现象有关。我们今天碰巧经历过了战争，它被错误地解释为工业技术的必然结果。

于恩格尔兄弟两种系统阐述的对立符合于他们估价工业技术的一般论调，但在思想方式方面他们是彼此相似的。这近似于神话幻想:它不是认识，而是比喻;不是分析，而是梦幻的描绘。但是，由于现代思想范畴的媒介，因而读者会认为他是在与理性认识打交道。

所以有片面和热情。没有对证据的详察细审，没有引证对立的例子。它们除非在下列情况下才被选用，即发言者通过毁灭它们而提高自己演讲的水平。

没有清醒的认识，却有感情主义。无论是准确地系统阐述的清醒行为，还是傲慢专横的观察和评价的冷静气氛，都不能战胜感情主义。首先从精神产品的快乐中汲取营养的正是审美态度。就欧内斯特·于恩格尔而言，感情主义确实导致了具有最高文学价值的作品。

认真讲起来，虽然这种思想里没有真理的因素，可是正是根据过于现代的水准，根据丧失了反省、放弃了方法认识、抛弃了基本认识和对基本认识的毕生探求的情况，它是诱惑人的。因此，主要权威的语调缺乏读者能理解的真实关系。更改内容、甚至整个态度和气氛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思想方法照旧，主题、看法和目标却改变了。

【12】(第217页)沃尔特·李普曼和F.A.海克提供了关于总体计划问题的基本解释。根据李普曼，可用几句话来系统概述总体计划的后果:灵活性和适应力随着计划范围的扩大而减少。

通过总体计划控制贫乏和无秩序的道路实际上加剧了这二者。想要克服混乱的强迫不折不扣地引起了混乱。

强制机构被加强到恐怖的地步，因为只有不断增强的强制才能防止在强制之下日益增长的不满的爆发。

总体计划与军备和战争携手并进，它是打断自由交往的冷战。

总体计划一直要指挥到最小的团体。在这方面，一种树立障碍和借助政治力量无情冲破种种独立主义(Particuiarism)的倾向发展起来。

甚至没有计划经济积极参与者的要求，这些计划经济的倾向自己也会强行突破。它们之所以发展，是因为它们必然如此。除此而外，计划经济包括改变人类整体实体和精神状况的倾向，包括唯心主义的计划斗士们对自己隐蔽起来的倾向。海克令人信服地对它们的特征进行了描绘:(1)计划经济毁灭民主。如果民主是行政管理和通过议会、讨论和多数决定实行的政治控制，那么只有在国家任务只限于某种范围的地方，民主才可能实现。这种范围同大多数人沿着自由决定之路所达成的决议连在一起。可是，议会永远不能控制总体计划，它宁愿通过所谓的权力代表解散自己。

(2)计划经济毁灭宪政国家。宪政国家靠各项法律存活，法律甚至面对多数党的专政而保持有效，因为多数党不能直接废除它们，而只有使多数人能被其它多数人控制的费时的合法程序才能废除它们。可是，总体计划要求通过安排、管理和各权力代表团体碱获得的统治权，它们等于所谓的合法性，但却依赖于不受控制、随心所欲的官僚政治和那些被授予权力的人，它们可被任意改变。

宪政国家提供预防多数党任意统治的保证，多数党对绝对合法性的唯一权利依赖于这一事实，即他们是民主选举程序的产物。然而，这样的多数党可能象个人一样，是任意的、辩证的。防止政府权力为所欲为的是政府权力的限度而不是政府权力的起源。各固定准则的方针规定了这种限度，它们在宪政国家里对国家权力也是有效的。然而，总计划导致直接诉诸于群众的多数党。群众投票选举，却对他们将要决定的问题毫无想法。

(3)计划经济趋向于绝对的整体性。设想官方的指导可限于经济问题是个幻想。没有纯粹的经济目标。总计划的极限是废除货币即自由的工具。“假如所有奖赏不是以货币来酬付，而是以社会荣誉和特权、超过别人的权力地位、较好的生活条件和食物、以及旅游或教育的便利等形式来分发的话，那么这就完全意味着受奖者被剥夺了选择权，负责安排奖赏的人不仅决定奖赏的级别，而且决定奖赏的具体形式。”问题是，“决定什么较为重要和什么较为次要的应是我们，还是计划当局。”

(4)总体计划产生出精选的领导人，其中低级的特性占居优势。极权主义的纪律要求一致，这最容易在较低的精神道德水平上获得。最小公分母包含着最大的人数，最高权位掌握在顺从者和轻信者手中。他们思想糊涂，很容易被领导，他们的激情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在仇恨与妒忌中最容易获得统一。

特别有用的是勤勤恳恳、遵守纪律、精力充沛和冷酷无情的人，他们具有秩序感，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对官方保持绝对服从。他们以乐于牺牲和有勇无谋为特征。另一方面，无用的是那些具有公民勇气的人。他们宽容，精神上独立，尊重别人及别人的意见。他们哪怕反对上级长官，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总是照顾体弱病残者，蔑视并放弃纯粹的权力，因为他们靠个人自由的古代传统而生活。

(5)总体计划需要宣传，它使得真理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充当工具的人们必须相信他们正被其利用的目标。因此，指导性宣传对极权主义体制是极其必然的。新闻和意见是预备好的。对真理的尊重、甚至是对真理的感情都必须加以摧毁。指导性教条的目的在于不断地自我辩护，它拒绝倾听其它学说，它必然麻痹精神生活。总体计划的思想以理性和将其提高到绝对统治权的目标而开始，但却以消灭理性而结束，因为它掌握不了理性发展所依赖的过程，即具有各种各样认识和看法的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6)总体计划毁灭自由:“依赖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唯一适合于通过分散化而把人对人的权力减小到最低程度的社会经济制度”。“依靠把总是受到限制的权力转变为束缚一切的整体，经济力量转变为政治目的。”总体计划为了在其灾难的轨道上维持自己，就不得不毁灭一切危胁它的东西!真理，即自由的科学和作者的自由誉界，公正的法律裁决，即独立的司法制度，公开讨论，即出版自由。

李普曼和海克似乎证实了相互关系，很难用有力的反驳去反对其必然性。每一个积极负责的人都应该想象这一观念。至少作为一种可能性，它是由我们时代的经验和典型思想的解释混合而成的。

【13】(第218页)试图靠暴力直接实现正义导致的状况是，在这种状况下，甚至最基本的正义也实行不了。托落茨基(海克所引用)指出，从正义的观点看，俄国和美国的收入区别一点也不有利于俄国:在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间，俄国的比率与美国的比率一样，大约是1：50。俄国占总人口11%或12%的上层人物得到国民收入的大约50%;美国国民收入的大约35%归之于10%的上层人物。

【14】(第247页)关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种族主义理论，参见我的((时代的精神状态》(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柏林，1931年版;《格兴丛书》(Sammlung Goschen)，第1000卷，旧6版，柏林，1948年版，第135页起。

我把这本早期著作看作是对此书的补充。早先那本是非历史地表达出来，眼下这本是历史地表达出来。两本书都与现存有关。

【15】(第270页)可是在自然历史中，甚至是可逆的、定形的、独特的东西，也不具有在人类中我们称之为“历史性”的东西。

人类历史首先从“实体”的“历史性”中获得一项本质意义。人类历史的基础无疑是一个与自然过程相似的过程。然而，这个基础不是它的本质。

自然过程的客观化范畴并不适用于由实体和精神构成的人类本质，根本不同的客观化范畴对于理解体验人类本质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历史性”，参见我的《哲学)))(Phi.losophie)，柏林，1932年版，第2卷，第118页起，1948年第二版，第397页起。

（完）

Table of Contents

目 录

译者序

序

第一篇

绪论

第一章 轴心期

一、轴心期之特征

二、自轴心期以来的世界历史结构

三、对轴心期论点的查审

第二章 世界历史纲要

第三章史前

一、历史和史前

二、我们对史前的看法

三、史前的时间纲要

四、史前发生了什么?

五、史前之全貌

六、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的构成部份吗?

第四章 古代历史文明

一、概要

二、什么事件开创了历史？

三、古代文明之间的相似性和多样性

第五章 轴心期及其后果

一、轴心期前的世界历史结构

二、轴心期后的世界历史结构

三、印欧语系民族的重要性

四、西方历史

第六章 西方的特殊性

第七章 东方和西方，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

第八章 世界历史的又一纲要

第二篇

第一章 本质更新:科学和技术

导 言

第一节 现代科学

第二节 现代技术

第二章 世界现状

导 言

一、现状之特征

二、什么造成了现状?

三、总 结

第三章 未 来

第一节 目标:自由

第二节 基本倾向

第三篇

绪论 历史观的意义

第一章 历史的界线

一 自然和历史

二 遗传和传统

三 历史和宇宙

第二章 历史的基本结构

一 普遍与个别

二 历史的变迁

第三章 历 史 的 统 一

导 言

一 表明统一之事实

二 通过内涵和目标而达成的统一

三 为思考整体观念而达成的统一

第四章 我们现代的历史意识

第五章 战胜历史

注释选登

Table of Contents

目 录

译者序

序

第一篇

绪论

第一章 轴心期

一、轴心期之特征

二、自轴心期以来的世界历史结构

三、对轴心期论点的查审

第二章 世界历史纲要

第三章史前

一、历史和史前

二、我们对史前的看法

三、史前的时间纲要

四、史前发生了什么?

五、史前之全貌

六、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的构成部份吗?

第四章 古代历史文明

一、概要

二、什么事件开创了历史？

三、古代文明之间的相似性和多样性

第五章 轴心期及其后果

一、轴心期前的世界历史结构

二、轴心期后的世界历史结构

三、印欧语系民族的重要性

四、西方历史

第六章 西方的特殊性

第七章 东方和西方，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

第八章 世界历史的又一纲要

第二篇

第一章 本质更新:科学和技术

导 言

第一节 现代科学

第二节 现代技术

第二章 世界现状

导 言

一、现状之特征

二、什么造成了现状?

三、总 结

第三章 未 来

第一节 目标:自由

第二节 基本倾向

第三篇

绪论 历史观的意义

第一章 历史的界线

一 自然和历史

二 遗传和传统

三 历史和宇宙

第二章 历史的基本结构

一 普遍与个别

二 历史的变迁

第三章 历 史 的 统 一

导 言

一 表明统一之事实

二 通过内涵和目标而达成的统一

三 为思考整体观念而达成的统一

第四章 我们现代的历史意识

第五章 战胜历史

注释选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