佈局天下

——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

饒勝文　著

解放軍出版社

2006年5月

目錄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序

「在德不在險」（代前言）

第一章　棋盤型軍事地理格局

第二章　四角的軍事地理形勢

第一節　山河四塞，百二秦關——關中

第二節　上游之勢，臨馭六合——河北

第三節　龍蟠虎踞，東南形勝——東南

第四節　山川險固，天府之土——四川

第三章　四邊的軍事地理形勢

第一節　河東都會，用武之地——山西

第二節　依山憑河，戰守之衝——山東

第三節　樞紐江漢，砥柱江南——湖北

第四節　南北膠著，東西伸展——漢中

第四章　中原的軍事地理形勢

第一節　合天下之全勢

第二節　中原山川形勢

第三節　對中原局勢的判斷與經營的得失

第四節　攻取洛陽的成功戰例

第五節　中原地區東西之爭與南北之爭

第五章　統一與分裂

第一節　統一與分裂：政治與地理

第二節　統一與分裂：問題的轉換

第三節　分裂的型別

第四節　統一的軌跡

後記

關於

版權資訊

內容簡介

　　《佈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是一本歷史軍事地理著作。什麼是歷史軍事地理？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認為："軍事地理學研究軍事與地理條件之間的關係，是人文地理的一個分支，也是軍事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對指導軍事行動具有重要意義。瞭解古代的軍事地理是更好地認識當代軍事地理的重要條件，因此，歷史軍事地理又是歷史地理學，也是軍事地理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篇章。"（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譚其驤教授序》）饒勝文同志的這本書所論，是關於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雖然不是對古代軍事地理作詳細的考察，但其性質是歷史軍事地理著作，自無疑義。

　　本書把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形勢形象地概括為"棋盤型格局"。全書內容亦由此而展開。因有"棋盤型"，乃有"四角"的分析，即關中、河北、東南、四川；乃有"四邊"的闡述，即山西、山東、湖北、漢中；乃有關於"合天下之全勢"的中原的認識。全書從地理形勢、軍事成敗入手，最後落實到政治局面的變化，即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成因及其型別。

作者簡介

　　饒勝文，1969年生於湖北孝感，1999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現執教於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從事軍事歷史、軍事地理及戰略思想文化研究。讀史論史，自溺於一種「裁冰及剪雪，談笑看吳鉤」的趣味和情懷，留意興亡大略，潛心治亂興衰。

序

瞿林東

　　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佈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是一本歷史軍事地理著作。什麼是歷史軍事地理？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認為：「軍事地理學研究軍事與地理條件之間的關係，是人文地理的一個分支，也是軍事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對指導軍事行動具有重要意義。瞭解古代的軍事地理是更好地認識當代軍事地理的重要條件，因此，歷史軍事地理又是歷史地理學，也是軍事地理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篇章。」(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譚其驤教授序》)饒勝文同志的這本書所論，是關於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雖然不是對古代軍事地理作詳細的考察，但其性質是歷史軍事地理著作，自無疑義。

　　在中國古代歷史遺產中，論軍事地理大勢者，代有所出。言兵，論政，說地，也都與此有所關聯。從《孫子》十三篇，到賈誼《過秦論》；從諸葛亮《隆中對》，到杜佑《通典·兵典》；從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到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等等，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從軍事、政治、地理著眼，還是從某一區域性的發展進退著眼，抑或是從總攬全域性著眼，軍事地理大勢都是人們所關注的。唐人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序稱：「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遠古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徵鬼神，流於異端，莫切根要。至於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於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聖後之所宜周覽也。」李吉甫是中唐後期的一位名相，史家稱他「該洽典經，詳練故實」，「善任賢良」，乃「經緯之臣」(《舊唐書·李吉甫傳》)。他說的上面這段話，包括了政治、軍事、地理等幾個方面的含義，具有典型的意義。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是中國古代軍事地理的代表作，總攬「州郡之分合」，辨析「形勢之重輕」是其所長；詳論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所宜，以及興亡得失成敗之緣由，是其主旨，包含了豐富的知識和智慧，啟迪後人思考者多矣。

　　本書作者之所以更多的受到前賢在這方面的啟發，從而對考察古代軍事地理大勢產生興趣，並非偶然。這是因為，作者在大學讀歷史系本科和攻讀研究生時，有一個學術上的追求，即認為學習和研究歷史，一是要知天下大勢，一是要明歷代興亡。讀史而有此旨趣，可謂立意高甚。這使我想到朱熹教導他的學生讀史的方法：「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朱子語類》卷十一)可見，古今之人讀史，自有相通的路徑。問題在於，如何才能知天下大勢，怎樣才可明歷代興亡？作者尋覓到一個契機，即古代軍事地理大勢。這是因為作者在讀史中逐漸認識到，政治興亡常與軍事成敗相關，而地理又與軍事密切相關，故探討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對於深入認識中國歷史上歷代興亡，實為一個重要關鍵。重要的是，這一研究領域，不僅有學術價值，而且有現實意義。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的治史宗旨吧。經數載之功，幾十次修改、補充，作者終於把本書呈現在讀者面前。

　　本書的一個鮮明特點，是把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形象地概括為「棋盤型格局」。全書內容亦由此而展開。因有「棋盤型」，乃有「四角」的分析，即關中、河北、東南、四川；乃有「四邊」的闡述，即山西、山東、湖北、漢中；乃有關於「合天下之全勢」的中原的認識。全書從地理形勢、軍事成敗入手，最後落實到政治局面的變化，即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成因及其型別。概而言之，全書由地理而言軍事，由軍事地理而論政治得失。這樣一個結構，這麼重要的內容，在這本二十多萬字的著作中，不可能詳加論述，只能是「佈局」之梗概，「大勢」之要略。儘管如此，作者在一些具體論述上還是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如其論河北攻守的三個層次，論湖北的三個重心，論漢中東西伸展的特點，以及論四川的攻守之穩固的形勢，論東南何以形成保據之最佳態勢，等等，都是根據古代軍事態勢、攻守得失以及前人所論而經過認真思考提出來的。作者用力之勤，於此可見一斑。以上兩點，對於一位青年研究者來說是很難得的。

　　這裡，我想說一點感受：史念海先生是當今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他的《河山集》第四集是研究歷史軍事地理的力作。他在這書的《自序》中對歷史軍事地理之學有精闢的論述，並強調「當前而欲論述歷史軍事地理，自須多方吸取前賢已經取得的成果，若求文獻記載與實際地理形勢相結合，就需要改弦更張，而不能墨守成規。」史先生的研究所得，大多是文獻考訂與實地考察結合的結果，故格外為世所重。譚其驤先生懇切說過：「我希望歷史地理界的同志們，特別是具有足夠學力的中青年同志們，都能夠通過讀《河山集》第四集，引起研究歷史軍事地理的興趣，並學習筱蘇(史念海先生字筱蘇)文獻整理與實地調查結合的治學方法。」老一代學者的教誨和希望，正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文獻整理，無疑需要多年的積累；實地調查，則需要有明確的目的和堅忍的毅力，二者都是科學工作，都要付出艱辛的努力，才能不斷地有所創穫。我想，這也是本書作者的願望吧。

　　我不治歷史地理之學，對歷史軍事地理更未曾涉足。作者再三要我為本書的出版寫幾句話，盛意難卻，於是寫了上面這些或許是不得要領的文字。

　　是為序。

2001年1月31日序於

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

「在德不在險」（代前言）

　　吳起事魏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龍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在一本專門討論軍事地理的著作中，對於地理因素在政治興衰和軍事成敗中的地位，自然會將其單獨突現出來，作專門的強調。但這很可能會給人造成一種「地理決定論」的印象，似乎地理因素在政治興衰和軍事成敗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開始我們的探討之前，我先引述吳起的這番話。歸根結底，「在德不在險」。決定政治興哀和軍事成敗的根本性因素是政治、軍事本身上的積極進取，而不是地理因素。三苗氏「德義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紂「修政不德」，雖有險固的山河，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運。

　　天下沒有攻不破的險要。

　　潼關雖險，畢竟項羽曾入之，曹操曾入之，劉裕曾入之，安史叛軍亦曾入之。

　　瞿塘雖險，畢竟岑彭曾入之，桓溫曾入之，朱齡石曾入之，劉光義曾入之，湯和曾入之。

　　劍閣雖險，畢竟邢巒曾入之，尉遲迥曾入之，郭崇韜曾入之，王全斌曾入之。

　　長江雖險，畢竟晉師曾渡之，隋師曾渡之，宋師曾渡之，元師又曾渡之。

　　「險可恃而不可恃也。」中國古人對於地理險要與政治興亡的關係其實已有了比較科學的態度。險之不可恃，是因為決定政治興亡的自有更為根本的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得民心者興，失民心者亡。勤修德政，自可懷敵附遠，彌患於未萌。若不修德，則一舟之人盡為敵國。險之可恃，是在政治、軍事上積極進取的前提下，因地設險，防患於未然。險之不可恃是在戰略乃至政略層面上的，險之可恃是戰術層面上的。

　　在政治興亡和軍事成敗中，地理因素雖然重要，但並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為避免讀音在閱讀本書的時候形成「地理決定論」的印象，特於開篇垂懸下先賢的這一明訓：「在德不在險」。這是本書所有討論及所有結論的總前提。

第一章　棋盤型軍事地理格局

　　世有圍棋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其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1]——桓譚《新論》

中國古代軍事地理格局乃是一種棋盤型格局。

　　從軍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國的地理格局就像一個不規範的圍棋盤。在這個不規範的圍棋盤上，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是其四邊，中原為其中央腹地。

　　中國的地域雖然遼闊，但在歷代戰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卻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體上分佈在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和第三級階梯上。

　　這裡所說的起決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歷代戰爭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關係到天下的統一與分裂、關係到一朝一代的興與衰，或者，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中關係到中原政權的存與亡。

　　古人慣講「山川都會」。一般說來，在那些既有山地險要可以憑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戰略要地。

　　幾列東西向的山河與幾列南北向的山河縱橫交錯，將中國腹地分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區域。中國地勢三級階梯大體上呈東北——西南向分佈。其中，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的一系列山脈——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經嵩山山脈、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轉向鄂西、湘西山脈而接雲貴高原——為中國的東、西部之間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南北之間也分出幾個層次，其主要的分界線則為長江、黃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條山、大別山也起到了補充作用。

　　這幾列縱橫交錯的山河將中國腹地分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這些地理單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間容量，外圍有險要的山脈或者江河為之險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內外，既是這些地域內部流通的運輸線，又將不同的區域聯絡起來，這種聯絡乃是區域之間戰略關係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礎。

　　山脈和江河的戰略意義各相同。山脈的意義重在阻隔，而貴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義重在流通，而貴在有據點可以扼守。

　　一般說來，山地的斷層地帶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嶺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於作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關中四塞、太行八陘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幾條棧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為人力、物力運輸的交通線。以江河作為險阻，還須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與幹流的交匯處建立據點，以確保對這些江河的控制。如黃河的孟津和蒲津、長江的瓜洲渡和採石渡、淮河的潁口、渦口、泗口等處，便都伴隨著重要軍事據點的形成。

　　有山地險要可以憑恃，則易於在紛亂的局面中建立根據地，形成區域性的秩序，積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則便於向外部投遞力量，便於向外擴充套件，也便於介入全域性。上述九大戰略要地大都擁有這些條件。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九大戰略要地並不全是按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劃來劃分，而是主要是考慮到它們在軍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勢的原因構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它們在歷代戰爭中也的確顯示出了它們作為一個個獨立單元的地位。其中，關中主要是指陝西省的秦嶺以北部分；漢中地區則因其相對獨立，單獨作為一個戰略要地；東南主要是指江蘇、安徽兩省的中南部；中原則主要指河南。其它幾地則基本上同於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劃。在稱法上，關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稱法，因為這種稱法本身就極富戰略色彩。

　　在上述幾大戰略要地的外圍，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於位置的關係，這些地域險要的山川固然保護了自己，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它與外部的聯絡，妨礙了它對於全域性的全面介入，因此在歷代興亡中，對於全域性未能顯示出決定性的意義。當然，近代以後，中國的國防形勢發生變化，它們在軍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變化。

　　在這個棋盤型格局中，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分處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一般都有比較優越的山河形勢，有相對穩固的後方和可以憑恃的山川險阻，能夠一種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態勢；有優越的經濟條件，足以供養、支撐起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易於形成一定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勢力興起之初，佔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據地，從容經營，積累力量，為日後進取天下打下基礎。

　　關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嶺橫亙，西有隴山延綿，北有黃土高原，東有華山、崤山及晉西南山地，更兼有黃河環繞，可謂山川環抱，氣勢團聚。在地勢上，關中對東部平原地帶呈高屋建瓴之勢。關中四面有山河為之險阻，幾處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關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關扼崤函之險，控制著關中與中原之間的往來通道；武關控秦嶺東段之險，扼守著關中東南方向的進入通道；散關扼秦嶺西端之險，控制著關中與漢中、巴蜀之間的交通咽喉；蕭關扼隴山之險，守備著關中西北通道。四塞險固，閉關可以自守，出關可以進取。形勢有利，就出關進取；形勢不利，則閉關自守。從而使關中具備一種能進能退、可攻或守的態勢。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環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脈起著抗擊塞北遊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安全。居庸關、山海關、鬆亭關、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關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脈的幾條交通孔道。太行山脈為河北的右側翼的重要屏障。紫荊關、倒馬關、井陘關、滏口等關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脈的往來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東西向的河流，如拒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權抗擊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中，也能夠加以利用，建立河防體系。對於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區的意義就在於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地區與遊牧經濟的塞北聯絡起來。這種聯絡在他們的統治受到來自中原的挑戰時顯得為尤重要。

　　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託的多層次的防禦體系。南北對抗，南方主要是依託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下連吳越，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裡，上下游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對抗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系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游易渡之處有二，一是採石渡，一是刮洲渡，分處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強對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分別有京口（今江蘇鎮江）和採石，北岸分別有廣陵（今江蘇揚州）和歷陽（今安徽和縣），都置兵戊於守，立為重鎮。淮河與長江相表裡，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經營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戰略意義。歷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脣齒關係都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鎮，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鍾離（今安徽鳳陽）和壽春（今安徽壽縣），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江蘇淮安）和盱眙。壽春正對潁口（潁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潁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渦河之衝。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水運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控制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以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隨著南北力量的消長變化，其攻守之勢也隨著而變化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南北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前沿。

　　四川居長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都是崇山峻嶺，其防護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長江三峽是其與東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與北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兩個方向的往來孔道俱極險要。大抵東面為水路，行江道；北面為陸路，行棧道。這兩個方向又分別歸重於兩大重心：重慶和成都。由重慶東出，經三峽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節（古夔州）為其門戶，矍塘關（亦稱江關、捍關）即在此處；從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倉道可入漢中，另由陰平道可通隴上，大抵以劍閣為其門戶，劍門關即在此處。在重慶與成都之間，又有幾條江河水路相連通。

　　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四角地位得以形成，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條件，即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優越的自然條件。自然條件優越，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才能夠儲糧養兵，供養、支撐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關中腹地為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沖積平原，號稱「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古代河北的農業生產條件雖不如現在，但河北特別是河北北部擁有一種比較好的在內地與塞外之間、在農耕經濟與遊牧經濟之間進行貿易的條件。這種經濟特色跟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之間的一個重要銜接地帶的地位是相適應的。東南地區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比較優越，隨著江南的開發和發展，到南朝時，在《禹貢》中稱為「厥田下下」的東南揚州地區已呈現出相當繁華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時起，東南財賦便為關中所倚重。隋代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必仰仗東南，也經營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四川盆地在歷史上每被稱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長江及其眾多支流沖積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於農業生產；加上四川及其周圍地區物產豐富，因此，四川地區每被贊為「民殷國富」。

　　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業。但要統一天下，僅有地理條件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才能整合出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是進取天下的社會基礎。在分處四解的幾大戰略要地中，建立於關中和河北的政權都曾經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歷史上的全國性政權也大多定都於此二地；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對峙之局，而少有統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多為割據政權，而沒有一個政權曾統一過天下。究其根源，都可從這些政權所賴以建立的社會基礎中探尋一二。

　　一個地域能否興起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與這個地域的民風、社會文化特色及其發展水平有很大的關係。關中地近西戎，風俗勁勇，民皆習戰；自商鞅變法，秦人以耕戰為本，遺風流披，影響深遠，形成了與東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秦漢時期即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2]的說法；北朝後期，鮮卑軍事貴族與北方漢姓土族結合，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河北自戰國時起便一直是抗擊北方遊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勁悍習戰民風的形成與這一點有很大關係。自趙武靈王改制，胡服騎射，河北精兵，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權相當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遊牧民族所建，這些生長、生活於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於騎射，是天生的戰士，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據塞內的遊牧民族大都能夠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這樣，新興民族初起的銳氣、遊牧民族宜於征戰的天性和對於漢族先進文化的接受，幾個方面相結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軍事上令漢族難與爭鋒。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這樣，在東南地區與中原之間沒有那種地方文化與中心文化區之間的差距。中原先進的社會文化遂構成東南政權的重要基礎。在北方淪亡之後，喬遷到東南的政權大多能憑藉這一點整合南方社會，保有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此外，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歷代流民遷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喬遷政權本身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所以，立足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四川的政權大多為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是他們割據四川時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團與四川本土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為歷代據蜀者一直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權的內部力量。此外，四川優越的地理條件使歷代據蜀者易於養成一種政治上的「盆地心態」，安於偏霸，安於割據，不思進取。這大概是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從沒有完成過統一天下大業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分處四邊。四邊之地，一般也有比較險要的山河形勢，但這些地域綜合條件不如四角。它們都夾在兩角之間，彼可以來，此可以往，既是雙方聯絡的紐帶，又是雙方對抗時爭奪的焦點。其地形特點也與它們的地位相符，既有供雙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險要；而且，它們與中原之間有比較捷近的通道。興起於四角的政治勢力，要想擺脫割據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擴充套件，必先爭兩翼，控制夾該角的兩邊。

　　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具有樞紐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體是由東西兩側的山脈夾中間一系列珠狀盆地構成的。東面太行山脈構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呂梁山、中條山與黃河一道構成關中的東部屏障。山西境內山河分佈錯綜複雜，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狀盆地。這些盆地地形都相對封閉，成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在這些小區域內，分別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和重要關隘。它們分別面向不同的方向，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山西的山河形勢使山西具有一種極為有利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山西地勢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幾個交通孔道，多是利於外出而不利於入攻。這是山西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樞紐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礎。匈奴劉漢滅西晉之戰、北魏百年興亡的歷程和五代政權的頻繁迭興均能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山東地形的意義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顯得尤其突出。山東地形的主體是魯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東面為渤海和黃海所環抱。山東的一些重要軍事據點基本上分佈在魯中南低山丘陵的四側，大都依山臨河，控扼一方。黃河在北方地區東西縱貫，為東、西部之間的一條交通大動脈。大運河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縱貫，為南北之間的交通大動脈。大運河開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開鑿，便能連能長江和黃河，從而起到溝通南北的作用。山東便處在這兩條大動脈交匯的位置上。另外，膠東半島為古代海上運輸的一大中轉地。山東在南北之間尤居樞紐性地位。南北對峙之際，山東常是爭奪的焦點。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後，連線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南北交通動脈大運河，正處在山東的監控之下，所以山東地位舉足輕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佔山東而開啟大都門戶、「靖難之役」中朱棣以躍過山東而南下金陵，尤能顯現中國政治重心東移之後，山東在南北爭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長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間居樞紐性地位。湖北外圍有延綿的山脈為之險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從而形成它「用武之國」的戰略地位。從湖北沿長江上溯，穿越三峽，是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間對抗，則湖北可阻遏川中勢力之東出。湖北居東南之上游，立足東南的政權，無不恃荊襄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權內部，荊襄地區卻每每成為一個隱患。據上游之勢的荊襄地區常給東南構成很大的壓力。東晉南朝時期，據荊襄遊稱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從湖北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襄陽、武昌、江陵湖北境內的三大重心，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顧祖禹在談到它們的戰略意義時精闢地論道：「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3]南北對峙之際，荊襄每為強藩巨鎮，以屏護上游。自古未有失荊襄而能保有東南者。西晉滅孫吳、隋滅陳、北宋滅南唐、蒙古滅南宋，局面均自荊襄上游開啟。

　　秦嶺和大巴山脈夾漢水河谷構成漢中地形的主體，兩列山脈平行聳立，東西延綿，漢中便夾在它們之間。秦嶺東端有武關，西端有散關，另有三條穀道，可為漢中與四川之間的通道，它們是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在漢中與四川之間，也有兩條穀道穿越大巴山脈：金牛道和米倉道。漢中夾在關中和四川這兩個上游地區之間，利害關係的膠著程度遠非東部的淮河所能比擬。淮河南北尚有廣闊的地域可作迴旋，在漢中地區則沒有什麼迴旋餘地，南北雙方在漢中地區一時的得失往往足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從蜀漢開國到滅亡一前一後在漢中地區經營的得失，比較典型地反映出漢中在南北之間地位的輕重。

　　漢中地區南北利害關係如此膠著，東西伸展的天地卻非常廣闊。西漢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條由漢中通往隴西的比較平坦的通道。隴西地勢明顯高於關中、四川，自關中、四川仰攻隴西較難，而自隴西下攻關中和四川卻較易。這就給在漢中、關隴一帶的角逐者們提供了一個思路：與其在秦嶺南北爭一日之短長，不如取遠勢爭隴西，取得一種地理上的有利態勢。蜀漢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於這種思路。若由漢中地區向東南伸展，兩側地形呈現一種驚人的對稱。秦嶺向東延伸然後向北包轉，與熊耳山、崤山、華山等山相連，形成潼關險要；大巴山向東延伸然後向南包轉，與武當山、荊山、巫山等山相連，形成三峽險要。這些險要是川、陝二地形成「天府之國」的地理基礎，卻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川、陝勢力的東出造成了困難。這樣，當東、西方之間在三峽或潼關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時，西部勢力可以出漢中從側翼開啟僵局。出漢中從側翼撕開潼關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戰例是蒙古攻金之戰；出長江與出漢水相配合以開啟三峽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戰國時秦攻楚之戰。

　　無論是哪個角的政治勢力，在兩翼經營的得失，都足以決定其興衰，足以決定其能否擺脫偏霸格局，向外擴充套件。經營好兩翼，以守而言，可以鞏固其防守態勢；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進取天下。

　　對於關中來說，漢中和山西為其兩翼，尤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對於河北來說，山西和山東為其兩翼，亦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因為北方的爭雄常表現為關中與河北之間的爭雄，山西像一個楔子楔入關中與河北之間，雙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決定性意義。對於東南來說，山東和湖北為其兩翼；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游，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其中湖北以其據長江上游之勢而尤為關鍵。對於四川為說，漢中和湖北為其兩翼；必東據江陵，北守漢中，四川之險才稱穩固；據江陵可全據巫山之險，守漢中可人據大巴山之險。其中，漢中以其據地勢之上游而尤為關鍵。

　　中原處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勢。中原四通八達之地，為四方聯絡的樞紐。由中原趨周圍地域、由周圍地域趨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勢與周圍地域息息相關。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響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紛亂，則四方形勢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紛亂之初，因為中原四面皆可受敵，四方分崩的離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勢，而使中原成為一個動盪的交匯之地。動盪的洪流足以沖毀任何據守中原的努力。此時，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易，而據中原四戰之者難。

　　在歷史治亂、分合的交替變遷中，在從治到亂、從合到分的階段，據中原四戰之地者常難，據四角山川險這地者常易；而在從亂到治、從分趨合的階段，只有走出四角爭中原者才有機會爭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則終難擺脫偏霸局面。在任何全域性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爭之地。進取天下，中原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為控御中樞。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只有中原四通八達的地理條件，才能獲得控御八方的形勢。

　　就本身的地理形勢而言，中原地區大體上又可以分為四個區域，分別憑藉不同的地理條件，顯示不同的戰略意義。這四個區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游、東北河內地區。

　　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黃河橫亙，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陽城即位於其中。山脈環繞，形成險阻；河流上下週流，可與外部聯絡。洛陽周圍的關隘大都是依三川河谷的山川險阻而立：潼關拒其西，扼崤函之險；虎牢阻其東，扼嵩山北麓與黃河之間的通道；伊闕（今洛陽龍門）阻其南，扼嵩山與熊耳山之間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黃河渡口；另有廣成關（今臨汝西）控制經由汝河河谷的往來通道、轘轅關（今鞏義西南）控制由潁河方向來的通道。三川河谷為東西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在東西關係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關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以銜接東西。

　　南陽盆地像是關中、漢中、湖北與中原四者之間的一個旋轉門，四面都可進入，四面都可出擊。從全域性的角度看，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襄陽和南陽分處於盆地的南北兩端，這兩座重鎮的形成代表了南北雙方在這片地域內利害關係的對峙和膠著。南北對峙時，南北雙方往往各據襄陽和南陽而分享南陽盆地。在東西之爭中，無論是入攻關中，還是自關中東出，南陽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東南都可以憑恃的地理條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黃河與大別山之間，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渦河、潁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幹等河流成扇形展開。這些河流的源頭都深達中原腹地，下流匯入淮河，因而成為中原與東南之間的主要交通線路。南北相爭，這些河流每為雙方戰守之資，由中原趨江淮而臨東南，由東南出江淮而圖中原，都可藉這些河流為運輸線。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趨泗口，略淮東方向；由渦、潁二水南下，可趨渦口、潁口，略淮南方向。此外，這片地域南倚大別山，扼武勝、平靖、黃峴三關，屏護著中原的南側翼。

　　河內地區處太行山與黃河之間，北倚山，南阻河。山地關隘為往來孔道，黃河渡口為南北津要。太行八陘中第一陘軹關（在今濟源市西北），為山西西南部與河內之間往來必經之路；太行第二陘即秦漢時的太行道，上有天井關，關南即太行山之羊腸阪道，為山西上黨與河內之間的咽喉。河內與洛陽之間的主要通道則為黃河孟津渡口。河內地區在山西與河南之間、在關中與河北之間都是往來的要衝。在河內與山西之間，太行關隘是是攻守的要點；在河內與河南之間，河陽孟津是攻守的要點。河內地區在東、西部之間與是往來要衝。從河內入軹關、經蒲津可趨關中；從河內循太行山東進，可趨河北。

　　在整個棋盤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說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話，那麼，洛陽則是這個圍棋盤上的天元。歷史上，許多政權曾經洛陽為都城。洛陽雖號為四方之中，其形勢之間卻在外圍。所謂洛陽的外圍，可從幾個層次去說，第一個層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圍諸險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龍門等；第二個層次即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游、東北河內地區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險，這些地域是中原與其外圍四方的聯絡通道；若將視野再放大些，則其外圍可延及關中、河北、東南及荊襄等大的戰略要地。洛陽便處在這幾層外圍的包圍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原攻守形勢的特點。攻取洛陽，進取中原是一種由外向內的層層遞進；中原防守的經營則是一種以洛陽為中心、由內向外的層層輻射。

　　至於在一種大型對抗如東西之爭和南北對峙中，中原必定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東西相爭必有一條縱貫南北的軸線作為雙方爭奪的前沿地帶；南北對峙則必有一條橫貫東西的軸線作為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東西之爭的蹭軸線大致是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南北對峙的中間軸線是淮河至漢水上游一線。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與南北之爭的中間軸線的交匯地帶。因此，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對峙，中原都必定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

　　歷史治亂更替，天下大勢也隨之分合變遷。通常，一個統一的王朝因積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隨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歷史遂在混亂中醞釀新的統一。

　　逐鹿雖在中原，真正能參入逐鹿的群雄，卻多不起於中原，而趨於四角。歷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趨於四角。歷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起於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先據有一到兩個角，積累力量，繼之以向兩翼擴充套件，然後，向中原發展，進取天下。

　　秦、西漢、隋（隋因襲的層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的。由關中進取天下，以秦的統一開其先例，且其進取天下的歷程亦最典型，西漢、隋、唐的統一，大抵循秦之故轍：其根基在關中，擴充套件在兩翼，決戰在中原。

　　東漢劉秀則開創了由河北進取天下的先例。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帝自立，先據河北、河內作為根基，次取河南，據洛陽，立為都，然後，遣將四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後，也以河北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開創了由東南統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據有金陵，西平陳友諒，控制荊襄上游；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平定江南之後，興師北伐元朝，先攻山東，由山東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後，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驅逐蒙古勢力，統一天下。四川處西南之角，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在歷史上未見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這另有原因，後面會詳細討論。

　　據有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據一方，稱雄一時。當統一的條件不成熟時，據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區域性的秩序，成就一方霸業。以魏晉南北朝這段大分裂大動盪的歷史時期為例，這段時期內建立的割據政權大多是在關隴、河北和四川，尤以關隴、河北為多。建立於關中的政權，除去那些全國性政權如秦、西漢、新（王莽）、隋和唐外，還有綠林更始政權、赤眉政權、十六國時的前趙、前秦、後秦、夏（赫連勃勃）、北朝時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齊（黃巢）、明末的大順（李自成）等政權。此外，在喪亂之中，東漢和西晉政權也一度遷移關中。更不用說那些更小短暫割據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貞、元末的李思濟等等。

　　建立於河北的政權，除去那些全國性政權如元、明、清外，以燕、趙命名的政權就有多個。以燕命名的政權有戰國時的燕、秦末的燕（韓廣）、西漢初的燕（臧荼）、東漢初的燕（彭寵）、十六國時鮮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後燕、唐末的燕（劉仁恭）等等。以趙命名的政權有戰國時的趙、秦末時的趙（武臣）、楚漢之際的趙（趙王歇）、十六國時的後趙等等。此外，還有十六國時的魏（冉閔）、北朝時期的東魏和北齊、隋末的夏（竇建德）等等。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有春秋時期的吳、越、三國時的孫吳、東晉、南朝的寧、齊、樑、陳、唐初的吳（先後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吳）、宋（輔公祏）、五代十國時的南唐、吳越、南宋、元末的周（張士誠）、明（初期）和太平天國等等。

　　建立於四川的政權中，雖未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但是，沒有一個分裂動盪的歷史時期四川地區會不出現獨立的割據政權。在四川建立的政權有戰國時的巴和蜀、東漢初的成家政權（公孫述）、三國時的蜀漢政權（劉備）、西晉末的成漢政權（李雄）、東晉時的蜀（焦縱）、五代時的前蜀政權（王建）、後蜀政權（孟知祥）、北宋時的蜀（先後有李順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邊之地雖綜合條件不如四角，但紛亂之際也易於憑藉其地理形勢形成割據勢力，建立割據政權，而且，因其與周圍地區聯絡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響，尤其像山西、山東這樣的地方。山西處關中、河北之間，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數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響尤大。山西的割據政權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少數民族所建。歷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權傾覆中原政權者屢見不鮮，如匈奴劉漢之亡西晉、後唐之亡後梁、後晉之亡後唐，等等。山東地處南北之間，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後，更是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之間聯絡的銜接地帶，割據山東造成的影響也比較大。

　　隨著歷史大勢的演變，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是有變化的。中國政治重心自西向東的移動趨勢即說明了這點。政治重心處於關中的時代，關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後來，在經歷了一段搖擺之後，政治重心移至河北。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關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這一變化給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響，如在政治重心位於關中的時代，湖北是西北與東南之間銜接的紐帶，地位比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後，隨著關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東則成了南北之間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聯絡的樞紐，地位舉足輕重。

　　這是就大的趨勢而言。實際上，不管在什麼時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都並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當時政治、軍事整體形勢的不同而不同。

　　【註釋】

　　[1]　轉引自《史記》卷九十一黥布列傳集解

　　[2]　《後漢書》卷五十八虞詡傳

　　[3]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湖廣方輿紀要序

第二章　四角的軍事地理形勢

第一節　山河四塞，百二秦關——關中

一　關中的歷史地位

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1]司馬遷的觀點是對他之前歷史趨勢的總結；在司馬遷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歷史的演變仍在證明著這個觀點的有效。

　　用興自關中，會盟天下諸侯以滅商，代商而為天下共主，迄四百餘年。周室東遷後，秦自隴西徙居關中。秦居關中形勝之地，與東方大國爭霸，秦穆公躋身「春秋五霸」之列。戰國兼併戰爭興起，秦列名「戰國七雄」，東逼六國。蘇秦在組織合縱之前，先持連橫之策到秦國遊說秦王：「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2]秦以剛誅商鞅，排斥策士，未用蘇秦之策，蘇秦才東走六國，策劃合縱。到秦昭襄王時，范雎入秦，遊說秦王說：「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陂，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3]秦用范雎，採其遠交近攻之策，東侵六國，依次消滅六國，統一天下。自秦以關中為基礎，憑武力兼併天下，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關中的地位為經營天下者所首重。秦的統治不久即為農民起義所推翻。項羽以西楚霸王的名義號令天下，分封諸侯。有韓生建議項羽說：「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4]項羽未從，還都彭城（今江蘇徐州），而將關中封給章邯、司馬欣、董翳三降將，號為三秦。劉邦自漢中還定三秦，據有關中，遂以關中為基礎，東向以爭天下。歷時五年，卒滅項羽。劉邦統一天下，在選擇都城時，婁敬建議說：「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5]婁敬的建議得到了張良的支援。張良分析說：「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6]劉邦遂定都長安。劉邦計擒韓信後，田肯對劉邦慶賀說：「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屆高屋之上建領水也。」[7]

　　兩漢之際的混亂使關中破壞較大，故東漢、曹魏、西晉都洛陽而未都長安。但東漢行三京之制，曹魏行五京之制，均以長安為西京，西晉晉武帝則作石函之制，規定非宗室不得鎮關中，亦可見對關中的重視。在兩晉末年，匈奴劉漢大將劉曜入攻關中，俘晉愍帝，西晉滅亡。劉曜代劉漢而建前趙，徙移關中，定都長安。前、後趙在北方對峙。後趙統一北方，不久分崩。氐族人西行入關，建立前秦，定都長安。前秦在苻堅的時候統一北方。肥水之戰後，前秦瓦解．羌人姚萇略定關中，建立後秦，定都長安，改名常安。後秦覆亡後，關中又為赫連夏所據。北魏入主中原，統一北方。「河陰之變？」後，北魏陷入動盪，高歡繼爾朱榮崛起，欲召關西大行臺賀拔嶽？關中。賀拔嶽部下薛孝通勸嶽不赴召，說：「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為城，黃河為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而受制於人！」[8]賀拔嶽從其計，遂與宇文泰撫定關隴。後來宇文泰迎北魏孝武帝入關中，建立西魏，定都長安，與高歡建立的東魏對峙。北周代西魏，亦都長安。北周滅掉北齊，統一了北方。

　　隋代北周，仍都長安。隋滅陳，統一天下。隋末楊玄感起兵，問計於李密，李密以隋煬帝遠在遼東，主張長驅入薊，扼其咽喉，或者直取長安，他說：「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升，不足為意。個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9]楊玄感未從，兵敗被殺。後來李密、翟讓在中原起兵，卻遲遲未開啟局面。李密部下柴孝和建議說：「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強，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10]李密因顧慮重重而未行此策。果然，李世民建議李淵說：「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11]李淵從其計，西行入關，建立唐朝，平定關隴，剪除東方群雄，統一天下，定都長安，開創中國歷史上空前的盛世局面。

　　北宋初，趙匡胤西巡洛陽，隱然有遷都洛陽之意，群臣不同意。趙匡胤嘆息道：「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欲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12]看重的仍是關中優越的山河形勢。北宋末，金兵攻陷汁樑，擄徽、欽二帝北去。趙構重建宋室社稷，在選擇巡幸之所時，李綱建議道：「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又說：「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13]後來，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汪若海對張浚說：「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14]經營關中藉以恢復中原成為當時主戰派的一種共識，亦可見自唐以後，政治重心雖已不在關中，但中原紛亂之際，關中對於中原局勢的底定，乃至一朝一代的興衰，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直到明情之際，言天下大勢者，亦無不極言關中形勝。清代華湛恩曾言：「雍州勢居黃河上游，以一方阻三面，昔稱天府，亦天下之大都會也。」[15]

　　關中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緣於它得天獨厚的地理形勢。中國地勢西高東低，自西向東分為三個階梯。關中位於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背靠第一級階梯的高原山地，下臨第三級階梯的平原地帶。關中南有秦嶺橫亙，四有隴山延綿，北有黃土高原，東有華山、崤山及晉西南山地，更兼黃河環繞，可謂山川環抱，氣勢團聚。在古代，有用「百二秦關」來形容關中險要的說法，意思是以百萬之眾攻關中，二萬人足以拒之。以兩萬之師擋百萬之眾，所恃者乃在其地形地勢之險。關中對中原，在地勢上呈高屋建瓴之勢，四面有山河為之險阻，幾處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關以守之，從而形成能進能退、可攻可守的態勢。（見圖2-1-1）

　　關中腹地為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沖積平原，號稱「八百里秦川」。周人首營關中，對於八百里秦川開發較早。關中為古雍州之地。《禹貢》中稱雍州「厥田惟上」；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縱橫分佈，利於灌溉，秦、西漢又都曾著力經營關中的水利灌溉工程。鄭國渠、白渠、六輔渠的開鑿即是其表現。土地肥沃，灌溉便利，農業發達。在八百里秦川的西北外圍，畜牧業比較發達，《漢書》中稱其「畜牧為天下饒。」[16]關中物產豐富，「雩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17]關中周圍的山中富藏銅、鐵、金、銀等礦產資源。豐富的物產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而且，在古代社會，銅鐵、上好的林竹都是製造武器的好材料，屬重要戰略物資。歷代建都關中之時，出於強幹弱枝的考慮，又常遷徙人口以充實關中，故關中之地人口殷實。司馬遷描述當時關中的富裕，稱「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8]

　　以關中為政治重心的王朝為確保對國家的控制，勢必加強關中及其與外部交通的營建。周人營關中，關中道路暢通無阻。《詩經》中稱揚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19]秦統一後，還大治馳道，以咸陽為中心，輻射四方。秦漢時屢治棧道，穿越秦巴山地，以通漢中、巴蜀。立足關中的政權都曾利用渭水、黃河河道，經營漕運，轉輸東部地區的物資供給關中。唐代統治基礎擴大，關中糧食需要量大增，對於漕運的經營尤為倚重。暢通的交通對於關中經濟又能起到很大的補充作用。

　　關中地區開發較早，人煙稠密。自周人營關中以來。其民皆有周人遺風，好稼穡，務本業。關中地近西戎，風俗勁勇，民皆習戰。《漢書》中載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帶「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20]商鞅變法後，秦人以耕戰為本，努力事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力耕足以富國，尚戰足以強兵。遺風流披，影響深遠，遂使關中地區形成了與東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蘇秦、范雎遊說秦王時，都將關中民風與關中地利並提，視為秦國霸業的兩個重要條件。蘇秦看到秦國「士民之眾，兵法之教」，認為「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范雎則將「怯於私鬥而勇於公戰」的泰國百姓稱之為「王者之民」。秦漢時期流行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21]的說法。西漢時，（關隴）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出了不少優秀的將領。北朝後期，關隴軍事貴族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這是關中歷史地位的社會基礎。

　　山川環抱，可以作為險阻，是為關中戰略上的優勢；農業發達，可以儲糧養兵，是為關中經濟上的優勢；人煙稠密，民尚耕戰，是為關中地位的社會基礎。

　　自唐以後，中國政治重心東移，關中地位始漸衰落。關中地位的衰落可能與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首先是經濟重心的變化。在秦漢時期，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尚能大致重疊，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動盪之後，這種情況已經發生變化。秦漢時期，關中經濟堪為首翹。司馬遷在描述關中富裕時稱「量其富，什居其六。」魏晉南北朝時期，區域經濟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最突出的是江南地區的開發和繁榮。在《禹貢》中被稱作是「厥田下下」的楊州，到東晉時已成繁榮富裕之地。到隋唐時，東南財賦已為關中所倚重。與之相對應的是，北方經濟因戰亂頻仍而有所倒退。

　　兩漢之際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次動盪對關中經濟破壞很大。隋唐統治基礎擴大後，作為政治重心的長安物資需求也急劇擴大，僅靠關中地區早已不能保障供給，必須靠東部地區轉輸以保障供給。隋代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這方面的原因。特別是唐代，漕運在其經濟牛活中佔有突出的地位。從東部地區轉輸關中，飛芻輓粟，逆黃河西上，經砥柱天險（潼關附近黃河拐彎處），冉逆渭水而上，殊為不易。《新唐書》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22]自唐中期以後，中原地區又很不穩定，這條轉輸線屢被阻斷，一旦轉輸線被阻斷，關中的供給便很成問題。

　　其次，關中地位的衰落跟關隴集團的衰落也有很大的關係。隋、唐為加強中央集權，都曾致力於打擊門閥士族，特別是唐代，關隴集團受到沉重打擊。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關東地區一種新的勢力的崛起。安祿山戍范陽，士馬精強為天下最。安祿山的叛亂雖被平息，其歸降的部將卻搖身而為河北藩鎮，唐廷不能制。在唐末藩鎮割據局面中，河北藩鎮最為囂張。史稱「唐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23]唐中後期重用蕃將，在唐末藩鎮割據局面中，這些蕃將擁兵自重，驕悍難制。繼唐之後的五代政權的興衰都與這種勢力有關。

　　第三，隋唐以後，中國國防形勢有所變化，東北各少數民族陸續崛起。唐以後入據中原的少數民族大多自河北而來。河北一帶國防壓力增大，軍事重心不得不東移。經濟和軍事重心都已東移，政治重心仍集於關中，自有不相適應的地方。

　　基於以上諸方面的因素，中國政治重心遂漸漸東移，以適應變化了的歷史條件。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關中地位的相對衰落。

二　關中四塞

　　關中本是一個極富戰略色彩的說法，意為四塞之中。四塞是一種籠統的說法。關中周圍大小關塞甚多，歷代亦時有損益。但地位重要者，則確為函谷關、武關、散關和蕭關四座關口。這四座關口控制著關中地區幾個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閉關可以自守，出關可進取。形勢有利，就出關進取；形勢不利，則閉關自守。

　　函谷關，即後來的潼關，在今陝西潼關附近，經歷代多次營建，具體地點亦時有變遷，至東漢末始稱潼關。黃河自上游而來，納渭水後折而向東，南北兩岸有華山、崤山與中條山夾河而立。關中與中原之間的通道，穿越華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綿數百里，極盡險阻。函谷關即當道依險而立，控制著關中與中原之間的通道。

　　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來形容函谷關的險要一點也不過分。周慎靚王三年（公元前318年，楚、趙、韓、魏、燕五國聯軍攻秦，攻函谷關不下。秦兵出關反擊，聯軍大敗。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趙、魏、韓、衛合兵攻秦，進至函谷關，再次大敗而還。合五國之力，精兵、猛將、謀臣雲集，面對函谷關天險，卻無可奈何。秦末，劉邦率軍西伐關中，不從正面攻函谷關，而繞道入武關，不能不說是出於對函谷關天險的顧慮。東漢初，天水的隗囂謀割據隴西，部將王芫獻策：「請以一泥丸，東封函谷關，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24]欲恃函谷之險，割據關隴。東漢末，涼州諸將稱雄關中。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討漢中張魯，涼州諸將以疑懼而反。馬超率眾十萬扼守潼關，曹操頓兵關前，久攻不克。後來曹軍北渡黃河，從上游南渡出馬超軍後，歷盡艱險，才擊破馬超，略定關中。

　　東晉末，劉裕北伐後秦，取潼關、武關、蒲阪三路攻勢，後秦以重兵阻潼關。晉軍經過苦戰，才攻下關中，滅掉後秦。其後，劉裕留其子義真鎮守關中，自回南方謀代晉。赫連勃勃欲趁此機會奪取關中，其謀士王買德建議說：「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25]赫連勃勃依計而行，遂得關中。東、西魏對峙初期，東魏採取戰略攻勢，西魏只得閉關守險。東魏天平三年（536年），高歡發軍三路攻關中，以猛將竇泰攻潼關，另以軍攻武關，自率主力從蒲阪渡河。西魏宇文泰集中精銳擊破攻潼關的竇泰軍。攻潼關之軍敗，高歡只得全線退兵。

　　李淵自太原起兵，入關中後，當即遣世子李建成率兵把守潼關以備東方之兵，自己從容經營關隴，開創大唐基業。「安史之亂」時，安祿山率鐵騎自范陽南下，連陷河北、河南。唐洛陽守將封常清敗走陝城（今河南陝縣），對守陝城的唐將高仙芝說：「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26]高仙芝從其計，合兵守潼關。叛軍進至潼關，久攻不克。叛軍對關中的攻勢暫被遏止。哥舒翰代高仙芝守潼關，也一再挫敗叛軍的進攻。但唐玄宗急於求成，詔令哥舒翰主動出關尋戰。哥舒翰被迫出關與叛軍作戰，大敗，潼關亦隨之失守，叛軍遂得以侵入關中，玄宗被迫幸蜀。

　　縱觀戰史，東、西方爭戰，無不以潼關為爭奪的急所。潼關作為關中與中原之間的咽喉，扼之可以斷東、西方之間往來通道。潼關為關中所守，足以保障關中東部門戶，失之則關中必危。故歷代經營關中者，無不重視潼關的守備。

　　武關在今陝西省商州東南一百八十里。漢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東南穿越秦嶺東段山地，穿切開一條狹長的低谷地帶，成為秦嶺東段南北往來的一條通道。這條通道向西北上行，越秦嶺分水嶺後，可徑至陝西藍田，下臨長安；向東南下行，即至南陽盆地。武關則在其東南出口依險而立，扼守這條通道，為關中東南門戶。

　　春秋時期，陝東一帶均屬晉國。秦穆公之世，秦向東擴充套件，將晉逐出陝東，並與楚爭奪商洛一帶。秦穆公三十八年（公元前622年），秦攻鄀，迫其南遷，武關遂為秦有。此後，武關便成了泰國脅楚、攻楚的前進基地。蘇秦在策劃其合縱計劃時遊說楚威王說：「秦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27]指出了秦據武關對楚國構成的軍事壓力。戰國之世，秦以武關為前進基地，不斷打擊、削弱楚國，先後攻取楚漢中、南陽及漢北之地。楚懷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王誘楚懷王至武關，懷王到後，秦閉武關，劫懷王至咸陽，脅懷王割地。次年，秦軍出武關攻楚，取析十五城（今河南南陽地區）。秦亡後，楚漢相爭，雙方相持於滎陽、成皋之間。項羽以重兵攻劉邦，劉邦壓力很大，有轅生建議劉邦由出武關，屯軍宛、葉，以分楚軍之勢。劉邦採其議，南出武關，項羽南北弄走，漸至衰困。

　　論山川形勢，武關之險不及潼關，自東南一入武關。便可徑至藍田，下臨長安。且武關距長安道遠，有緊急情況，救援不及。所以關東勢力攻關中，也多取道武關。劉邦西伐關中，為避潼關之險，繞道南陽攻佔武關，進抵藍田，在藍田擊敗秦軍，進軍灞上，秦王子嬰出降，秦遂亡。劉邦自武關入秦開闢了入攻關中的一條路子。「七國之亂」時，吳王劉濞部將田祿伯獻計：「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28]惜劉濞未用。而奉命平叛的周亞夫則為避叛軍刺客在函谷關一帶狙擊，率軍自武關而出。兩漢末，關中形勢混亂，武關常為各路軍閥出入關中的重要通道。西晉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劉漢攻陷洛陽，西晉大臣閻鼎即奉秦王司馬鄴自武關入關中，重建西晉行臺。東晉永和十年（354年），恆溫北伐前秦，自武關進至灞上，兵壓長安。東晉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北伐後秦，除以主力沿黃河西進作正面攻擊外，另遣大將沈田子、付弘之趨武關作側翼進攻，當晉軍主力還在潼關之外苦戰時，沈田子早已攻入武關，進至青泥（今陝西藍田），牽制後秦大部主力，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面的進攻。東、西魏對峙，高歡以三路攻關中，除潼關、蒲阪兩路外，另遣大將高敖曹自武關入攻青泥。三路之中，只有攻武關的高敖曹取得一定勝利。

　　唐後期，藩鎮割據，東南粟帛轉輸之路被淮西李希烈所阻，遂改道荊襄，由武關入關中，成為唐王朝延喘的一條命脈。

　　散關，又稱大散關，在今陝西寶雞市西南五十里。秦嶺西端與隴山分界處為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帶，這是秦嶺西部南北往來的一條重要通道。散關即在此通道的北端當道依險而立。散關是關中與漢中、巴蜀之間的咽喉，為南北必爭之地。北不得散關，無以圖漢中、巴蜀；南不得散關，則無以圖關中。

　　漢王劉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劉邦還定三秦，即出散關出陳倉，擊敗章邯，迫降司馬欣、董翳，據有關中。東漢初，蜀中公孫述欲圖關中，遣將李育出散關，被東漢大將馮異擊破。東漢末，曹操討漢中張魯，大軍由散關南出。蜀漢建興六年（228年），諸葛亮北伐，率軍出散關，進圍陳倉。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魏與劉宋爭仇池（今甘肅成縣西北洛谷鎮），北魏遣佔弼督隴右諸軍自祁山南進、皮豹子督關中諸軍出散關西進，會攻仇池。宋軍不敵，北魏遂得仇池之地，控制隴西。樑承聖二年（553年，）蕭繹、蕭紀兄弟內訌，蕭紀從益州攻蕭繹，蕭繹請求西魏宇文泰出兵益州。字文泰認為「取蜀制樑，在茲一舉。」[29]派大將尉遲迥率軍出散關攻樑之益州，益州遂為西魏所佔。

　　「安史之亂」時，叛軍攻入關中，唐玄宗被迫幸蜀，亦取道散關。後唐同光三年（925年），郭崇韜伐蜀，率軍由寶雞入散關。郭崇韜見散關周圍地勢險要，指著山峰對大軍說：「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歸路！」[30]以兵入絕地激勵將士。後唐軍入蜀後，蜀軍望風潰退，蜀王王衍出降。

　　南宋初，張浚在關陝以五路兵攻金失敗後，集重兵扼守散關，以阻金人南出；金亦以重兵屯寶雞，以防南宋再出散關圖關中。後來，大散關成為金與南宋的分界線。蒙古攻金時，為避開金人重兵把守的潼關，遣使假道於宋，派拖雷率騎兵三萬，入大散關，經漢中、安康東出，趨金汴京。宋蒙對峙時，蒙古攻南宋，攻四川之軍每自散關進軍。明初，徐達略定關中後，分軍取蜀，亦自鳳翔出散關。

　　漢中與關中的通道還有子午谷、褒斜谷、儻駱谷（詳見漢中部分）。但三條通道都極盡深險，不利於人力物力的大規模通行。如曹操在與劉備爭漢中不利後多次感嘆「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31]歷代兵家輕易不敢出此。這樣，作為關中與漢中之間的必經之地，散關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蕭關，又稱隴山關，在今寧夏固原東南。隴山山脈橫亙於關中西北，為其西北屏障。自隴上進入關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涇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勢較險峻，而涇河方向相對較為平易。蕭關即在隴山山口依險而立，扼守自涇河方向進入關中的通道。蕭關是關中西北方向的重要關口，屏護關中西北的安全。蕭關一失，則西北勢力取道涇州（今甘肅涇川），下趨長安，便成高屋建瓴之勢。

　　關中西北方向的威脅主要來自隴西、河西及青藏高原上的遊牧民族。秦漢時期主要是匈奴，隋唐時期主要是突厥、吐蕃，北宋時主要是西夏党項。蕭關為關中抗擊西北遊牧民族進犯的前哨。漢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曾入蕭關，襲擾北地等郡，致使關中震動。漢武帝時，國力增強，重視北邊國防。漢武帝曾兩次出蕭關，巡視西北邊境，耀兵塞上，威懾匈奴。自北朝後期起，突厥稱雄塞外，中原政權頻受其擾。唐武則天時，曾任魏元忠為蕭關大總管，統重兵鎮守蕭關，以備突厥。北宋時，党項人建立的西夏稱雄西北。在宋夏之間近百年的對抗中，蕭關一帶為雙方對峙前沿。

　　除了四塞，還有一處渡口，亦為出入關中的重要通道，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鎮是蒲阪。蒲阪在今山西蒲州，西臨黃河。這裡是自山西進入關中的跳板，也是自關中進入山西的橋頭堡。通常蒲阪為關中所守時，退可以阻擋山西方向的入侵，進可以窺取臨汾、上黨；如蒲阪不守，則關中險塞不可謂穩固。

　　戰國初期，魏國佔有山西西南及陝西東部部分地區，成為泰國向東發展的一大阻礙。商鞅便曾對秦孝公說：「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居嶺隘之西，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指出了魏對秦霸業的阻礙，他建議秦孝公伐魏，迫魏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制諸侯。[32]經過長朗的戰爭，秦國終於迫魏國東遷大梁，盡佔晉西南之地，為秦向中原的擴張創造了很好的條件。西晉末，匈奴劉漢據平陽（今山西臨汾），不斷南下攻略中原。開始時蒲阪為西晉所守，劉漢勢力尚不能侵入關中。後來，蒲阪守將趙染以蒲阪降劉漢，劉漢大將劉耀遂得以由蒲阪入攻關中。晉建興四年（316年），劉耀攻破長安，晉愍帝降，西晉滅亡。

　　如果說潼關是關中的正門的話，那麼，蒲津關可說是關中的側門。東西方對峙，往往膠著於潼關，此時，東方的勢力便可從蒲阪這個側門找到機會以開啟局面。

　　東漢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擊馬超、韓遂，雙方在潼關陷入僵局。後來曹軍北渡黃河，再自蒲阪西渡，出潼關軍後，才大破涼州諸軍。北魏長孫稚討關中蕭寶寅時，又將曹操的這一策略重演了一遍。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蕭寶寅據關中稱帝，引兵圍馮翊。魏主遣長孫稚率軍討之。長孫稚率軍至恆農（今河南靈寶），部下楊侃建議說：「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阪，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漳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33]長孫稚從其議，遂克蒲阪、潼關，平定關中。

　　上述兩個戰例比較典型地說明了蒲阪與潼關的關係。從蒲阪渡河，已出潼關之西，可以徑趨長安，而使潼關的地位大為降低。故前人有言：「雍州之險在華嶽，與黃河交會在於潼關，然必東南有宛、洛，東北有晉、絳，而後可以為固。無宛、洛則武關、崤函之險可入；無晉、絳則臨晉之阻可入。」[34]臨晉之阻即蒲津關，秦時蒲津關名臨晉關。所以潼關雖號稱天險，但若無對蒲阪這個「側門」的控制，則天險也說不上保險。

　　關中四塞，可謂險固。但縱觀歷代興起於關中的政治勢力，凡政治上發奮有為者，都不以四塞為限，而採取更積極的態勢。相反，政治上無所作為，胸無大志，閉關自守，則雖有四塞之固，也只是作繭自縛。

　　若採取更積極的態勢，則武關方向當進取南陽盆地，蒲阪方向當進取晉西南之地，散關方向當進取漢中，蕭關方向當控制隴西，潼關方向，當進取河南三川河谷，盡控崤函之險。

　　這是以關中而爭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態勢。這種態勢猶如關中面向中原拉開的一張巨弓，其勢能之大，無以言喻。這種態勢，以守而言，是四方都有緩衝地帶；以攻而言，則是在後方穩固的前提下可以積極進取。

　　秦和西漢都是在這種有利態勢下統一天下的。秦在秦孝公的時代取得晉西南之地；在秦武王的時代，佔領宜陽，打通了中原三川通道；在秦昭王的時代，取得南陽、荊襄。到秦發動統一戰爭前夕，秦已據有極有利的戰略態勢，當時已有人談到秦對東方的這種態勢，說：「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鷹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35]

　　西漢的統一也基本上是循著這種態勢。楚漢相爭時，劉邦本人出函谷關在滎陽、成皋一帶與項羽相持，另遣韓信入山西，滅魏、平代，東下井陘，自己還不時由武關出南陽，以分楚軍之勢。後來這種態勢更發展成為：北面，韓信破趙、降燕、下齊；南面，促英布背楚歸漢，令漢之勢力延伸到淮南，從而形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

三　關中模式

　　中國歷史上的三次大一統局面中，有兩次是以關中為基礎完成統一的。秦漢和隋唐都是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從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到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我將其稱之為關中模式。

　　這種模式是以關中地形、地勢及其與周圍地區的關係為基礎的。我們可分析這種模式，以便進一步認識關中地理形勢及其戰略意義。

　　秦的統一開了關中模式之先河，並且就統一程序而言，這種模式也以秦的統一為最典型；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則以西漢的經營比較典型。這裡，我們便以秦的統一天下的程序和西漢統治天下的經營措置為例，來看看關中模式的具體內涵。

　　秦自商鞅變法之後，國富、兵強、卒練，開始走上兼併六國統一天下的道路。秦兼併六國的擴張之路，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三個階段又分別在關中的三個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進展。

　　秦孝公時期，秦國在商鞅的主持下，除了致力於關中內部的建設外，主要是向晉西南方向擴充套件，排除了秦向東方擴張的主要障礙。

　　當時形勢，魏國為中原霸主，又據河西及晉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險，成為秦東進的主要障礙。商鞅變法後不久，即向東方擴充套件。作為東進的一個步驟，周顯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自雍遷都咸陽。秦國與東方的齊國一起對魏的霸業發起挑戰。齊、魏馬陵之戰的次年，即周顯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建議秦孝公也趁機攻魏，他說：「秦之與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據嶺隘之西，都安邑。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徒，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36]秦孝公從之，使商鞅將兵伐魏，商鞅設伏襲虜魏軍上將公子卯？，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遣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求和。魏受秦之逼，遂自安邑徙都大梁。十年後，魏又盡獻上郡十五縣。秦的左側翼局面開啟，東進的門戶亦為之開啟。數年後（周顯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蘇秦開始組織合縱。

　　繼秦孝公而立的是秦惠文君，即後來稱王的秦惠王。秦惠王時，秦主要是在其右側翼取得突破性進展。

　　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蜀兩國相攻，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但顧慮蜀道險狹難至，又擔心韓國乘機來侵，以此猶豫未決。大臣中，司馬錯主張伐蜀，張儀則主張先攻韓。二人當面進行了一場辯論。司馬錯說：「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37]秦惠王最終採用了司馬錯的意見，起兵伐蜀，擊滅蜀國而並其地。史載：「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38]

　　時楚據漢中，對秦的右側翼構成了一定的威脅。秦取巴、蜀的四年之後，即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軍在丹陽大敗楚軍，奪取楚國漢中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又大敗於藍田，從此無力再爭漢中，這樣秦的右側翼的威脅解除了。

　　張儀在秦，一直有向正東方的三川河谷擴張的主張。早在與司馬錯辯論時，他就說過：「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週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39]秦惠王死，秦武王初立，他就對秦武王說：「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樑，齊必興師而伐樑，齊、樑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40]雖然張儀此議懷有自存之計，且此後不久他本人就死去了，但這一觀念深深地影響了秦武王。秦武王后來對甘茂說：「寡人慾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41]於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韓宜陽之戰，秦佔領宜陽，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是年，秦武王死，昭襄王立。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國名將白起在伊闕（今河南洛陽南龍門附近）之戰中大破韓、魏聯軍二十四萬，更擴大了秦在中原的勢力。

　　此時，秦已經具備了強大的實力和有利的態勢。我們從張儀組織連橫時有恃無恐地威脅六國君主們的言論中可看到這種態勢，從蘇秦、蘇代策劃合縱時對六國君主們的言論中亦可印證張儀的話並非空口訛詐。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楚國已經有人談到秦與東方各國之間的這種戰略態勢，他說：「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鷹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42]

　　當時之秦猶如一隻巨鷹，羽翼已成：左翼席捲山西，擊三晉在山西的戰略要地，右翼席捲漢中、巴蜀，擊楚之重心，正對中原，蓄勢待發。

　　這的確是一種很利的態勢。秦昭襄王將利用這種態勢，在兼併六國的道路上邁出在決定性的步伐。

　　這時，范雎入秦，進獻遠交近攻之策，選擇中原作為戰略進攻的主要方向。范雎建議昭襄王說：「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怯矣。齊怯，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43]昭襄王乃拜范雎為客卿，主謀兵事，對范雎言聽計從。范雎又進一步建議昭襄王說：「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綃。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蠢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並說：「王下兵而攻宜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榮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則霸事因可慮也。」[44]

　　昭襄王採用范雎的建議，將東進重點轉向中原的韓、魏。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東伐韓，拔少曲（今河南濟源東北少水彎曲處）、高平（今濟源南）；次年，築城於廣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陽（今河南修武），截斷太行道；次年，伐韓之野王（今河南沁陽），野王降秦，韓上黨地區與韓國都之間的通道被斷絕；韓上黨太守降趙，從而引發了秦、趙之間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戰。是後，白起分軍略定太原、上黨等地，盡佔山西全境。

　　在這期間，秦在南翼對楚的戰爭中也取得重大進展。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馬錯發隴西兵，從蜀地攻拔楚黔中，楚盡獻漢北及上庸地；次年，白起伐楚，取鄢、鄧等五城，又攻下楚都郢，置為南郡。楚被迫東遷於陳（今河南淮陽）。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略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到昭襄王末年，秦國已經取得了統一天下的有利態勢。從地理形勢來看，秦已控制了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的幾乎全部地域。東方六國的國都都處於第二級階梯以東，已無山河之險作為屏障。六國之亡已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秦始皇滅六國之戰只是這種態勢展開的一個很自然的結果。（見圖2-1-2）

　　秦在取得統一天下有利形勢的過程中，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又分別是在關中的三個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進展。秦孝公時主要是在左側翼山西方向開啟局面，秦惠王時主要是在右側翼漢中、巴、蜀方向開啟局面，秦武王和秦昭襄王時期則在中原方向沿黃河、太行山脊嶺一線取得突破性進展。

　　關中的山河形勢不光是在統一天下的程序中戰略意義重大，在統一完成之後，作為政治重心統治天下的格局中也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秦統治的時間很短，統治天下的經營措置，難以窺其全貌，也難以見其全效。西漢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我們可從西漢初婁敬、張良、田肯等人的言論中來看他們對於當時形勢的判斷和關中地位的認識。劉邦初定天下，在選擇都城時，婁敬建議入都關中：「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45]張良支援婁敬的意見，說：「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46]田肯說：「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47]

　　他們的分析在劉邦定都關中的決策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看出，他們在考慮建立新的統治秩序時，戰略上的考慮是主要的，將東方潛在的反叛視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力制天下」、「東制諸侯」的思路在後來西漢的統治政策中有著相當的烙印。漢文帝時，賈誼上書，念念不忘「山東之憂」，苦心積慮防備東方「大諸侯之有異心者」[48]；漢武帝時，還在武關、蒲津關設關官以譏行旅；漢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關東地區發大水，成帝下詔「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49]這則史料表明，這些關卡平時還起著限制東西部人口流動的作用。西漢時，已是「海內為一，開關樑，弛山澤之禁。」[50]對於東西部之間的人口流動尚有一定的盤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說了。

　　這種政策傾向顯示出秦、漢的統一中還包含著相當的脆弱性。東、西方之間的隔閡並未完全消弭，一有機會便顯現出來。西漢前期的異姓諸侯王叛亂、中期的同姓諸侯王叛亂便是這種隔閡的顯現。秦、西漢的統一主要是靠武力完成的，至於歷史更深刻的整合，則是在後世的歷史中不斷完成的。那麼，在這種整合最終完成之前，對於天下的統治，仍有藉武力加以控制的必要，也仍需憑藉關中的地理條件。

　　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關中模式即如張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51]在這一格局中，我們可以畫出兩條粗略的長線，一條是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的山地險阻，這一線即用來「獨以一面東制諸侯」的軍事防禦線，用以控制東部地區；另一條線是黃河－渭河一線，這條線是東、西部之間的交通運輸線，轉輸東部財賦以供給關中。

　　在以關中為政治重心的時代，在戰略上居樞紐地位的是一個以關中為重心、向兩翼展開的彎月形地帶。這個彎月的內側，北起燕山山脈與渤海的交匯處，向南循燕山山脈南麓、太行山、嵩山、方城山、大別山，接長江，直至東南的京口（今鎮江）；彎月的外側，循燕山山脈北麓、沿山西北部、接關中西北外圍高地、隴山、岷山、經四川盆地、轉過巫山、再沿長江南面的低山丘陵而抵京口。

　　中國古代的重要關塞基本上都位於這個彎月的內外兩側的邊線上。如燕山山脈的山海關、居庸關，太行山一線的，紫荊、倒馬。井陘、滏口、天井諸關塞，嵩山一帶的虎牢、伊闕、廣成、轘轅諸關隘，大別山上的武勝、平靖、黃峴等義陽三關，均處在這個彎月的內側邊緣線上；隴山北端的蕭關、南端的陰平關，四川盆地北部的陽平關、劍門關，巫山叢中的江關等，均處在這個彎月的外側邊緣線上。（見圖2-1-3）

　　這個彎月形地帶內側的戰略意義主要體現在控制東部平原地區方面；外側的戰略意義則主要體現在防禦少數民族入侵方面。在這個彎月型地帶的內部，又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作為交通通道，確保內部聯絡。

　　這片彎月形地帶戰略樞紐地位的形成，卻是以關中為基礎的，可以說是經營好關中地理形勢所輻射出的一種勢能。這片地域無論是在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的程序中，還是在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的格局中，都居樞紐性地位。

四　關中與西北

　　關中在中國棋盤型的地理格局中居其西北角；若將眼光向西北延伸；我們還可以看到一片更廣闊的天地，這片天地對於關中。乃至中原的安全也有著很大的影響。

　　中國地理梯級地勢的特徵非常明顯。自東往西，地勢漸高。關中往西，又可分為幾個層次，地勢更是一級比一級高。關中西面是隴山高地，隴山以西，有隴西地區，歷史上或稱隴右，自隴西由渭水河谷下關中、由西漢水河谷下漢中，由白龍江谷地下四川，都呈高屋建瓴之勢。

　　隴西再往西，祁連山以北、黃河以西，有河西地區，大體包括今河西走廊；祁連山以南，還有河湟河谷可通青藏高原，其地勢都高於隴西；在河西走廊玉門關以西，還有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

　　關中西北的這種層層漸高的梯級地勢，也給歷代經營西北者顯示出了一個層層遞推的邏輯：欲保關中之安全，必須控制隴西；欲控制隴西，必須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須撫定西域。

（一）關中西北高地與關隴軍事局勢

　　在關中與中原群雄逐鹿之時，其軍事要點在於幾處關隘所控制著的山川險要。可是，當關隴地區內部形勢混亂之時，關隴局勢的控制卻取決於對關中西北外圍高地的控制。關中西北高地為關隴地區的軍事重心，對於關中腹地局勢的底定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關中西北外圍高地，以隴山為主體，延及黃土高原之一部分，大致包括今甘肅天水、平涼、慶陽至陝西延安一線。這片地域地勢較高，足以俯瞰關中。自這裡徑趨關中腹地較易，而自關中腹地仰攻則較難。

　　這一帶主要是高原山地地形，關中腹地的幾條主要河流如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均源於這裡，而呈向心狀匯流至關中平原腹地。這些河流穿切而形成的山地低口，是西北地區與關中腹地之間的通道。經歷代經營，形成一些軍事重鎮，比較重要的有慶陽、平涼、固原、涇州（今涇川）、隴西、天水、隴州（今隴縣）。這些軍事重鎮一方面在抵禦西北少數民族對關中的壓力上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對於關中局勢的底定亦有很大的影響。

　　慶陽、平涼、固原地處涇水流域上游黃土高原，從這裡經涇水河谷下趨關中之路非常平易。自秦、漢至宋、明，這裡一直是抵禦關中西北少數民族進犯的重地。西漢時，這裡俱屬安定郡。郡以安定命名，寓意是：關中的安定繫於此地。《讀史方輿紀要》稱慶陽「南衛關輔，北御羌戎。夫慶陽有警，而邠寧以南，禍切剝膚矣，形援可或緩哉！」[52]稱平涼「山川險阻，控扼邊陲，屹為要會。」[53]稱涇州「山川環帶，水陸流通。嶺北有事，州實為孔道。「[54]在群雄爭奪關中的過程中，這裡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隴州和天水夾隴山東、西兩側而立，控扼沿渭水河谷穿越隴山之路。隴山本是關中的西部屏障，但若有一種勢力自隴西東逼關中，則關中形勢不利，所以隴州和天水對於隴山形勢的控制意義重大。《讀史方輿紀要》稱隴州「扼隴底之險，控秦、鳳之衝，為關中重鎮。」[55]稱天水「當關隴之會，介雍、樑之間，屹為重鎮。虞允文曰：關中，大下之上游；隴右，關中之上游。而秦州其關隴之喉舌歟」[56]

　　隴山以西，隴西（今隴西市）為一大重心。隴西在秦漢時為隴西郡，明代為鞏昌府。《讀史方輿紀要》稱其「翼蔽秦隴，控扼羌戎。蓋其地山谷糾紛，川原迴繞，其俗尚氣力，修戰備，好田獵，勤耕稼，自古用武之國也。誠於此且耕且屯，以守以戰，東上秦、隴，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階（今武都）、成（成縣），而樑、益之咽喉壞；西指蘭（蘭州）、會（今會寧），而河、湟之要領舉。鞏昌非無事之地也。夫欲保關中，先固隴右；欲固隴右，鞏昌豈非都會之所哉！」[57]

　　關中的正北方向，其防護的屏障有兩重，自延安、綏德至榆林一帶，西接寧夏，東界黃河而接山西，此為第一重；由此往北，隔河套地區而阻黃河，此為第二重。延安、綏德至榆林一帶，即秦漢時的上郡地區。秦、漢抗禦匈奴、北宋抗禦西夏、明抗禦韃靼，這裡都是防衛重地。

　　上面是關中西北外圍地理形勢的大致情況。這一帶均為高原山地地形，地勢高峻，為關隴軍事重心，對於關中的安全、關隴軍事局勢的控制意義重大。

　　兩漢之際，關中地區首次陷入空前的混亂。王莽敗亡後，先是綠林軍擁更始帝入長安。劉秀在河北建立政權後，正值赤眉軍西行入關，劉秀派鄧禹分麾下精兵，西爭關中。

　　鄧禹進入關中後，未採諸將「徑攻長安」的建議，而是引兵轉略長安西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他分析說：「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谷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谷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58]鄧禹的策略是意在先取長安外圍，利用關中西北高地「土廣人稀，饒谷多畜」，屯糧養兵，蓄精養銳，且暫避赤眉軍新勝之鋒銳，觀其後弊，待時機成熟，再乘勢取長安，略定關中。鄧禹以此一度佔領長安。後來，赤眉軍無糧，欲西犯隴上時，被隗囂在隴坻（今隴縣）擊還。赤眉軍無法在關中立足，出關後在宜陽被劉秀擊降，東漢遂定關中。

　　漢建武六年（30年），劉秀初步掃平東方群雄，興兵西討，以圖隴、蜀。這時隴西的隗囂己背漢自立，其部將王元東據隴坻（今陝西隴縣），伐木塞道，扼守隴山險要，以拒漢軍。東漢諸將仰攻隴坻不利，不得已引兵下隴分守關中各重鎮，改取守勢。次年，東漢將領來歙潛師襲據隴西戰略要點略陽（今甘肅莊浪縣西南）。隗囂隨即率軍全力反撲，來爭略陽，攻打數月，未能成功；漢軍這才透入隴上。不久，漢軍又攻克隴上重鎮高平第一城（今寧夏固原），並與河西竇融的軍隊會師，隗囂軍潰敗，關隴局勢遂定。從這場戰事的前後兩個階段看，隴山險要的控制實為關鍵。（見圖2-1-4）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戰亂頻仍，關隴地區也不例外。前秦統一北方的時候，曾將大批被征服的其它少數民族遷徙至關中。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慕容垂在河北背苻堅自立，被遷關中的十餘萬鮮卑慕容部人也在慕容泓的領導下起兵反前秦，屯駐華陰。苻堅派其子苻叡領兵征討，以羌人姚萇為其司馬。時慕容泓聞秦兵來攻，已作計出奔關東，恃勇輕敵的苻叡卻決心攔截打擊。姚萇勸阻道：「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59]苻叡不聽，結果兵敗被殺。鮮卑人反過來圍攻長安。姚萇因受苻堅之責，逃往渭北，被當地羌人豪族推為大單于、萬年秦王，建立後秦。

　　姚萇建立政權後，部下們都建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姚萇卻說：「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鹹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園，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60]嶺北即今慶陽、平涼地區。姚萇對關中的局勢和取長安的時機作了準確的判斷。他所面臨的形勢和採取的策略與當年的鄧禹頗有些類似。秦、燕相爭，如同兩虎爭鬥，自己避實就虛，移兵嶺北，屯糧養兵，蓄精養銳，坐待秦人困弊、燕人東歸的局面出現，冉輕輕鬆鬆地取下長安。局勢變化果如姚萇所料，燕人東歸，苻堅也被姚萇擒殺，姚萇坐取長安，略定關中。

　　前秦的殘餘勢力在苻堅孫子苻登的領導下，仍在隴西活動。對此，姚萇以長安、安定（今甘肅鎮原東南）、上邽（今天水）三地構成一個三角形戰略支撐體系：以太子姚興鎮守長安；讓勇猛善戰的姚碩德前出上邽，根據形勢變化以窺進取；以安定為軍事重心，親自坐鎮，以此撐開全域性，控制隴上形勢。在苻登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後秦軍頻遭失利，大局卻絲毫未受影響，正是得力於這種戰略佈局。幾年的時間內，姚萇及其子姚興逐次消滅了苻登、西秦和後涼，平定了關隴。

　　前秦瓦解後，從前秦控制下脫穎而出的還有匈奴人。東晉義熙三年（407年），匈奴人赫連勃勃建國大夏，攻掠關中西北地區，佔領高平（今固原）。部下們建議他建都高平，守險自固。赫連勃勃不從，他說：「吾大業草創，眾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併力於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61]此後，赫連勃勃不斷興兵擾掠後秦安定、平涼、卜邽等地。

　　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北伐，消滅後秦。隨後，留兵鎮守關中，自己回南方謀代晉。劉裕剛剛東歸，一直雄據隴上、虎視關中的赫連勃勃採用謀士王買德之謀，攻取長安，佔有關中。

　　赫連勃勃佔領關中之後，群臣們建議他建都長安，勃勃又不從，他說：「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荊吳（東晉）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東面的北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夏都統萬，在今陝西橫山）才數百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62]赫連勃勃仍都統萬，固築城牆。他將統萬城的南門名為「朝宋門」，東門名為「招魏門」，西門名為「服涼門」，北門名為「平朔門」，大有坐制形勝之地雄視四方之意。赫連勃勃認識到，在他那個時代，關中頻經戰亂，長安殘破，關中之重已不在長安，而在其西北高地。故赫連勃勃始終以統萬為都城，而以安定、平涼、上邽為重鎮。後來北魏伐夏時，取長安。未能動搖夏的基業；破統萬，夏猶有安定、上邽為之根本。直到北魏第四次伐夏，攻佔了安定、平涼等重鎮，夏人才被迫西走，為吐谷渾所滅。北魏控制整個關隴地區。

　　北魏收拾十六國的混亂局面，統一北方。北魏後期，六鎮流民起義；關隴地區也爆發起義。爾朱榮擊滅葛榮後，派爾朱天光、賀拔嶽、宇文泰等前往關隴鎮壓。爾朱天光奇襲安定，擊破平涼，擊敗起義軍主力，大體控制關隴局勢。

　　爾朱榮死後，高歡反爾朱集團，爾朱天光出關會攻高歡，留其弟爾朱顯壽及賀拔嶽守關中。宇文泰見天下將亂，建議賀拔嶽說：「今靈夏、河西，各擁部眾，未知所屬。公引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漠，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策也。」[63]賀拔嶽接受宇文泰的建議，引軍上隴，西屯平涼。果然，隴上各州郡紛紛來附，受賀拔嶽節度。

　　不久，賀拔嶽在高平被侯莫陳悅刺死，部眾散還平涼。候莫陳悅沒有乘勢進兵平涼，而是退保水洛城（今甘肅莊浪附近）。賀拔嶽手下共推宇文泰繼統賀拔嶽軍。時宇文泰在夏州（今橫山），僚屬們建議宇文泰「留以觀變」。宇文泰說：「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還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64]遂星夜馳赴平涼，安集部眾，進兵擊滅侯莫陳悅。然後，入據上邽，遣諸將分鎮原州（固原）、南秦州（仇地）、渭州（隴西）、秦州（天水），徵諸州之粟以給軍用，遂得以安集秦、隴，撫定關中。

　　宇文泰先是建議賀拔嶽西屯平涼，扼守要害，招附隴上各州郡；賀拔嶽死後，他又急據平涼，分遣諸將鎮守隴上各重鎮，遂得以控制關隴，成就大業。故而史稱「宇文霸業，集於平涼」[65]

　　北宋時期，西夏割據寧夏，不斷侵擾北宋關隴地區。宋夏之間時戰時和，交兵近百年。宋廷曾分陝西為四路以拒西夏，這四路是：鄜延路（今延安－富縣一帶）、環慶路（今環縣－慶陽一帶）、涇原路（今涇川－鎮原一帶）、秦鳳路（今天水－扶風一帶），置為重鎮，圍堵西夏。

　　這四路基本上是關中西北黃土高原及隴山一線的戰略要點，足以扼守西夏下衝關中之路。慶曆初年，朝廷以韓琦、范仲淹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總四路之事。范仲淹曾上書請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以韓琦兼領秦鳳路，自己兼領環慶路。涇原有警，則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經原之師為援。韓、範二人在涇州選將練兵，號令嚴明，愛撫士卒，名重西睡，夏人不敢犯邊。當時邊地之民傳誦一首歌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韓、範二人經營四路的時期，是北宋對西夏戰爭中形勢比較好的一段時期。

（二）隴西、河西與關中

　　如果說關中對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勢，那麼隴西對關中佔有高屋建瓴之勢。實際上，隴西不僅僅是據關中之上游，它對漢中、四川也擁有上游之勢。

　　渭水、白龍江、西漢水等河流均發源於隴西。渭水東流，經過關中；白龍江南流，經過四川；西漢水東流漢中。它們穿切高原地帶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隴西與關中、漢中、四川之間的往來通道。隴西地勢明顯高於關中、漢中和四川，自關中、漢中、四川仰攻隴西較難，而自隴西下攻卻較易。

　　因此，對於關中、漢中和四川來說，無論哪一方，如能取得隴西，便取得了一種地理上的有利態勢。三國時蜀魏在隴西的角逐、南北朝時劉宋與北魏對仇池氐人的爭取，都是出於上述思路。（詳見漢中部分）

　　隴西在關中之西，而河西又在隴西之西。如果說隴西對關中擁有地理上的優勢的話，那麼河西對隴西同樣擁有地理上的優勢。隴西足以制關中，河西則足以制隴西。以關中而欲圖隴西，可以聯結河西，利用河西對隴西的地理優勢，制隴西之後，夾擊隴西。劉秀之結好竇融、李淵之結好李軌，就是出於這種策略。

　　東漢初，兩方主要有三支勢力：隴西的隗囂、河西的竇融和益州的公孫述。隗囂表面事漢，實謀割據一方。其部將王元曾建議他說：「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跡，表裡河山。元請以一泥丸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66]竇融家累世在河西，知其風俗人情。更始初立，竇融對其兄弟說：「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因，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67]遂求出涼州。竇融出居河西的初衷不過是自保之計，但他在河西「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很得人心，東方流民避難者，歸之不絕，遂為河西諸郡所推，而據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五郡。公孫述則恃益州地勢之險，在益州帝制自為。

　　劉秀專心對付關東群雄之時，對於西方的處理策略是以隴制蜀。當他洞察隗囂的真實意圖後，轉而結好河西的竇融。與此同時，隗囂也在試圖拉攏竇融。隗囂派辯士張玄去竇融處遊說，宣揚其保境割據之謀：「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縱，高可為六國，下不失為尉佗。」[68]竇融與其部下傾向於劉秀，遣使至洛陽試探。劉秀禮遇來使，並以王者包容天下的氣概，賜書竇融，指明形勢：「今益州有公孫子陽（述），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縱，亦宜以時定。」[69]竇融等為劉秀的氣度、明見和誠意所感動，遂專心事漢。劉秀授竇融為涼州牧，專制河西。

　　劉秀略定中原後，興兵西討。竇融則率河西五郡太守，厲兵秣馬，耀兵河上，給隗囂很大壓力；後又親率步騎數萬，與劉秀會師於高平（今固原），合兵攻隗囂。隗囂窮蹙無計，投靠公孫述，不久敗亡。

　　在劉秀取隴定蜀的過程中，河西的竇融的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東漢諸將初攻隴西之時，隗囂部將王元據隴坻（今陝西隴縣），伐木塞道。諸將仰攻隴坻，大敗而還，不得已改取守勢。足見隴西在地理上對關中所據有的優勢。這也正是劉秀傾心結好竇融的原因所在。竇融擁河西歸漢，遂改變了東漢面對隴西的戰略態勢。

　　東漢時期，利用河西與關中、隴西的這種地理關係以安定西北的史實還有東漢中期平定羌亂過程中虞詡關於涼州的戰略策劃。

　　東漢中期，隴西的羌人爆發起義。漢軍鎮壓不利，羌族豪右乘勝深入關中、益州，進擊河東、河內，漢廷震恐。當時主持朝政的大將軍鄧騭打算「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70]，放棄涼州。

　　郎中虞詡聽說放棄涼州之議後，力反此議。他對太尉張禹說：「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日：'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兵所以推鋒執銳、蒙石矢於行陣、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日：'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同天下之飢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氐、羌以為前鋒，席捲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擋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者三也。」[71]

　　虞詡反對放棄涼州，戰略上的考慮是：若放棄涼州，則必以關中為西部前沿，以關中御隴西，形勢不利。更糟糕的前景是，放棄涼州很可能引起涼州的反叛，以「士風壯猛，便習兵事」的涼州，起而反漢，利用羌、胡鼓行而東，則關中亦必非東漢所有。以虞詡之意，不但不能放棄涼州，相反，還可利用涼州，以制隴西。他進一步建議：「收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闢數人，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72]在張禹的主持下，朝廷改取虞詡之議，安撫涼州。經過苦戰，東漢王朝終於平定羌人，保持了國家西部邊陲的完整。

　　西晉未，張軌統制下的河西也發揮過類似的作用。張軌在晉末「以時方多難」，懷著與竇融一樣的動機，「陰圖據河西」，於永寧初出任涼州刺史。張軌到河西后，討平了鮮卑的反叛勢力和各地的寇盜，遂「威著西州，化行河西」，遂霸有河西。

　　「永嘉之亂」時，北方紛亂。東羌校尉韓稚襲殺秦州（治天水）刺史張輔，欲以割據隴西。張軌自河西遣軍討之，韓稚被迫歸降。事後，張軌遣使報鎮守關中的南陽王司馬模，司馬模甚悅，以晉帝所賜之劍贈張軌，並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73]

　　洛陽陷沒後，秦王司馬鄴入關，重建西晉行臺，張軌遣宋配將步騎二萬至長安護駕。這時，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輿又據險斷使，欲割據隴西。張軌再命宋配率軍討破之。在西晉末年北方紛亂的局面中，關隴一帶稍稍安定，河西涼州更是流民避亂的一個樂土，其中，張軌在河西起的作用很大。

　　隋末紛亂時，關隴局勢又與東漢初年略略相似。李淵初入關中時，隴西有薛舉建立的西秦政權，河西有李軌建立的涼政權。李淵剛克長安，薛舉亦急謀東進以爭關中。唐武德元年（618年）六月，薛舉親率大軍在高墌城（今陝西長武縣北）擊敗李世民所率唐軍主力。唐軍與戰不利，被迫改取守勢。

　　李淵為挽救頹勢以圖強敵，也採取了跟劉秀一樣的策略，以河西制隴西。他遣使潛赴涼州，謀與李軌共圖秦隴。唐、涼聯袂，對西秦形成夾擊之勢。不久，西秦的臨洮（今甘肅臨潭）、枹罕（今甘肅臨夏）、饒河（今甘肅臨夏西）、西平（今青海樂都）四郡降唐，遂形成對隴西的包圍態勢。唐軍反攻，在淺水原大破西秦軍，不久，薛仁杲出降，西秦滅亡，關隴遂定。

　　河西對關中西北安全的鞏固意義重大。但從軍事地理上講，河西走廊並不是中國西部的天然極限。沒有天然的地理屏障來保障這個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權可以利用這片地域來屏護關隴，西北遊牧民族也可從這個走廊湧入，透入關隴，給關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壓力。從關中往西層層遞推的經營邏輯的西端應該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系列山脈才是中國西部邊疆的天然的相對極限。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稱為西域。只有經營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

　　前面說過，關中西北的層層漸高的梯級地勢給歷代經營西北者顯示出了一個層層遞推的邏輯：欲保關中之安全，必須控制隴西；欲控制隴西，必須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須撫定西域。這種層層遞推的邏輯在秦漢時期表現得最為典型。

　　秦在其東進的過程中，仍未忘拓邊西北，鞏固西北。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1年），秦西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盡並義渠之地為二十五縣，置為北地和隴西二郡。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又加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將關中西北的防禦推進到隴西。

　　秦末天下紛亂，著名的冒頓單于領導下的匈奴首次統一，稱雄塞北。西漢初年，國力尚弱，只得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以換取邊郡的暫時安寧和休養生息的時間。但和親政策只是緩和而未消除邊患。匈奴仍不時攻掠西漢邊地。

　　到武帝之世，西漢已歷半個多世紀的休養生息，國力達到鼎盛，遂對匈奴採取大規模的出擊。漢武帝前期的幾次大的戰役，除尋機直搗匈奴單于本部外，均以廓清關中西北外圍為重點。衛青、霍去病先後三次率軍予匈奴以殲滅性打擊。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率餘部降漢。這年，漢武帝在河西設定武威、酒泉二郡，後來又設定了張掖、敦煌二郡，史稱河西四郡。後之籌邊者，均以漢置河西四郡「斷匈奴右臂」[74]。四郡的設定加強了西漢對河西走廊的控制，使關中西北安全得到進一步鞏固。（見圖2-1-5）

　　漢武帝后期，西漢對西北的用兵又推進至西域。還是在大舉擊匈奴之前，漢武帝便派張騫出使西域，欲以聯絡月氏，夾擊匈奴。其後，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西域諸國震怯，紛紛遣使來朝。「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黎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75]到漢宣帝時，漢廷派遣官員，監護鄯善以西數國。起初，西漢還只監護西域南道，未能盡並北道，匈奴形勢已處不利。不久，匈奴日逐王叛單于降漢，漢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降，漢廷「乃因使吉並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都護治烏壘城，與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76]這便是西域都護的源起。西域都護的職責是「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77]

　　西漢西域都護的設定，開經營西域以固西北之先河。此後，東漢恢復設定西域都護、唐代設立安西都護府、明代設立哈密衛、清前期平定葛爾丹叛亂、後期平定阿古柏的入侵及設立新疆行省，也都是出於這種目的，以保障西北邊疆的永久安全。

　　【註釋】

　　[1]　《史記》卷十五 六國年表

　　[2]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3]　《史記》卷七十九 范雎列傳

　　[4]　《資治通鑑》卷九 漢紀一

　　[5]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6]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7]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8]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樑紀十一

　　[9]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二 隋紀六

　　[10]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三 隋紀七

　　[11]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三 隋紀七

　　[12]　《續資治通鑑》宋太祖開寶九年

　　[13]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李綱輔政

　　[14]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張波經略關陝

　　[15]　清代 華湛恩《天下形勢考》

　　[16]　《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17]　《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18]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19]　《詩經》小雅 大東

　　[20]　《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21]　《後漢書》卷五十八 虞詡傳 《漢書》中有類似說法「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22]　《新唐書》卷五十三 食貨志三

　　[23]　《讀史方輿紀要》卷六 歷代州域形勢六

　　[24]　《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達列傳

　　[25]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四十

　　[26]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二

　　[27]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28]　《資治通鑑》卷十六 漢紀八

　　[29]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五 樑紀二十一

　　[30]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 郭崇韜傳

　　[31]　《資治通鑑》卷七十 魏紀二

　　[32]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33]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二 樑紀八

　　[34]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三 陝西二 西安府

　　[35]　《史記》卷四十 楚世家

　　[36]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37]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38]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39]　《資治通鑑》卷三 周紀三

　　[40]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41]　《史記》卷五 秦本紀

　　[42]　《史記》卷四十 楚世家

　　[43]　《史記》卷七十九 范雎列傳

　　[44]　《史記》卷七十九 范雎列傳

　　[45]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46]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47]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48]　《漢書》卷四十八 賈誼傳

　　[49]　《漢書》卷十 成帝紀

　　[50]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51]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52]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七 陝西六

　　[53]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八 陝西七

　　[54]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八 陝西七

　　[55]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五 陝西四

　　[56]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九 陝西八

　　[57]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九 陝西八

　　[58]　《後漢書》卷十六 鄧寇列傳

　　[59]　《資治通鑑》卷一百零五 晉紀二十七

　　[60]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姚萇載記

　　[61]　《晉書》卷一百三十 赫連勃勃載記

　　[62]　《晉書》卷一百三十 赫連勃勃載記

　　[63]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六 樑紀十二

　　[64]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六 樑紀十二

　　[65]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八 陝西七

　　[66]　《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67]　《後漢書》卷二十三 竇融傳

　　[68]　《後漢書》卷二十三 竇融傳

　　[69]　《後漢書》卷二十三 竇融傳

　　[70]　《後漢書》卷五十八 虞詡傳

　　[71]　《後漢書》卷五十八 虞詡傳

　　[72]　《後漢書》卷五十八 虞詡傳

　　[73]　《晉書》卷八十六 張軌傳

　　[74]　《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

　　[75]　《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

　　[76]　《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

　　[77]　《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

第二節　上游之勢，臨馭六合——河北

一　山川形勢

中國古代政治重心的整體趨勢是自西往東移動，其中也經歷過一段搖擺。秦、西漢定都關中，西漢末年的動盪致使關中殘破，於是，東漢、曹魏和西晉定都洛陽。十六國北朝時期，統一北方時間較長的北魏後來也遷都洛陽。隋唐再度統一天下後，政治重心又移回關中。唐末的動盪又使關中破壞很大，於是，五代、北宋定都開封（惟後唐定都洛陽）。直到元朝重新統一後，政治重心才真正移到河北，並一直延續下來。長安、洛陽、開封、北京遂成為著名的古都。

　　前人在論建都之所時，比喻建都長安為建瓴之勢，建都洛陽、開封為宅中圖大之勢，建都北京則為挈裘之勢。[1]關中山河四塞，地勢高峻，居高臨下，故稱建瓴之勢；洛陽、開封處中原四通八達之地，可向四面擴充套件，故稱宅中圖大之勢；挈裘為提衣挈領之意。建都北京，是顧祖禹所說的：「據上游之勢，以臨馭六合。」[2]故稱挈裘之勢。《讀史方輿紀要》中稱燕京「滄海環其東，太行擁其右，漳、衛襟帶於南，居庸鎖鑰於北。幽燕形勝，實甲天下。」[3]

　　北京地處河北，位於中國地勢的第三級階梯，之所以也稱「據上游之勢」，不緣於它本身的地勢，而緣於它跟周圍地區的關係及由此而形成的在整個中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環抱，南面中原。東面是浩淼的大海，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延綿千里，環繞其西、北兩面。河北境內的幾條主要的河流均發源於這兩條山脈，切穿山嶺，形成交通孔道，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些險要關隘。（見圖2-2-1）

　　燕山山脈將河北與內蒙古草原聯絡起來。內蒙古草原歷來為北方遊牧民族馳騁之地。塞外遊牧民族強盛之時，常南下擾掠中原。河北為其南下的一個主要方向。塞外遊牧民族入據河北，又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自遼河流域而來，一是自蒙古草原而來。遼河流域與河北之間的往來通道是遼西走廊，山海關扼其咽喉，盧龍、遷安、樂亭、遵化等地為重鎮。蒙古草原進入河北的一條便捷的路線是出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進入大同盆地，再由桑乾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進入河北，居庸關（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四十里）、紫荊關（紫荊關在今河北易縣西北四十里）等關隘扼其咽喉，大同、宣化、懷來、張家口等地為重鎮。北京作為河北北部的一個重心，可以同時應接這兩個方向。在北京外圍環燕山山脈，還有鬆亭關、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關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脈的其它幾條交通孔道。

　　所以燕山山脈起著抗擊塞外遊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安全。秦漢經營漁陽（今密雲西南）、上谷（今河北懷來南）、右北平（今遼寧凌源西南），隋唐經營范陽（今北京）、平盧（今河北盧龍），明代經營宣府（今河北宣化）、薊鎮（今天津薊縣），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險阻，以御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五代失幽燕之地，喪失北方國防險要，到北宋時，朝廷念念不忘收復失地。呂中說：「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4]道出了這片地域對於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意義。

　　太行山脈則將河北與山西高原聯絡起來。北方的爭衡常表現為關中與河北之間的爭衡。山西高原如同一個楔子，楔入河北與關中之間。當河北與關中爭衡之時，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勢，常關係到河北勢力的成敗興衰。

　　在太行山山脈一線，有紫荊關、倒馬關（在河北定州西北二百五十里）、井陘、滏口（在今河北武安縣東南）等關隘扼其往來通道。其中，紫荊關和倒馬關主要是扼守自大同盆地經桑乾河谷而來的通道，此二關與居庸關共同屏護北京西、北二面，明代號為「內三關」；井陘關和滏口則扼守山西與河北中部、南部之間的往來通道，正定（古代常山、真定）、邢臺、邯鄲等地既依太行山地險要，又控上述關隘通道，遂得以成為一方重鎮。經營好太行山諸關隘，可保右翼的安全，且自山西南下中原或西入關中，都有高屋建瓴之勢。

　　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東西向的河流，如拒馬河、滹沱河等，在中原政權抗擊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中，也能夠加以利用，建立河防體系。漳河自太行山而下，從河北南部橫流而過，經山東北部注入大海，護衛河北南面門戶。這樣，河北的南面門戶實際上是夾在山西高原與山東低山丘陵之間。如果說河北在東、西之間的戰爭中必須重視山西的話，那麼，在南北之間的戰爭中，則必須重視山東。中國的政治重心東移後，南北關係重要起來，山東處南北之間，地位也隨著重要起來。特別是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山東處在監控大運河的位置上，地位更是舉足輕重。

　　這是河北對於中原政權而言顯示出的戰略地位，但要討論河北的戰略地位，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漢人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關係問題。在立足於河北的政權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塞外少數民族建立的。如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為羯族所建，前燕、後燕為鮮卑慕容部所建，北朝時期的東魏、北齊則是胡漢合流的產物，遼為契丹族所建，金為女真族所建，元為蒙古族所建，清為滿族所建。對於由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區的意義就在於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與遊牧經濟的塞外聯絡起來。蒙古入主中原，擇定都之所時，木華黎建議說：「幽燕之地，龍蹯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駐蹕？之所，非燕不可。」[5]塞外少數民族看重河北北部的意義，正是因為它「南控江淮，北連朔漠」的地理位置將中原與塞外聯絡起來。這種聯絡在他們的統治受到挑戰時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根基在塞外，形勢不利，還可退回塞外。

　　在形成河北地位的諸因素中，經濟因素並不是最主要的。這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有關。河北是農耕經濟的中原與遊牧經濟的塞外之間的重要銜接地帶，農耕經濟的漢族與遊牧經濟的少數民族在生產、生活方式上差異很大，從事戰爭所需要的經濟支援也不同。當河北為塞外遊牧民族所控制時，其戰爭策源地在塞外；而當河北為漢人政權所控制時，經濟上則主要依靠南方尤其是東南地區的供給。當然，無論是漢族還是塞外遊牧民族，當他們在河北建立起了全國性的政權時，其經濟上的供給則都須倚仗東南地區。元代重開大運河，還經營海運，就是為了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明、清兩代亦因循此例。

　　古代河北的農業生產條件的確不如現在，而且，河北東南部在歷史上頻遭黃河潰口之患。古代河北的經濟卻自有特色。司馬遷曾描述過西漢時的四大經濟區，其中，河北南部處於他所概括的山東經濟區內，河北北部則處於司馬遷所概括的「龍門、碣石以北」。「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並稱河北南部重心邯鄲「亦漳（漳水）、河（黃河）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當時鉅富郭縱即邯鄲人，「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蜀地鉅富卓氏，其先輩也是原趙國人，「用鐵冶富」。「龍門、碣石以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以畜牧經濟為主；燕薊「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有魚、鹽、棗、慄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6]這實際上是在中原與塞外、在農耕經濟與遊牧經濟之間進行互動貿易的一種比較便利的條件。這種經濟特色與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之間的銜接地帶的地位是相適應的。

　　據四角之地而興起的政權各有其獨特的社會基礎。立足河北的政權，其社會基礎也跟河北與塞外遊牧民族的關係有關。

　　前面說過，建立於河北的政權，有相當一部分是起於塞北的遊牧民族。這些生長、生活於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於騎射，個個都是天生的戰士。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打仗。他們的社會組織和生產活動方式都宜於征戰。那些能夠入據塞內的遊牧民族大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學習、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從而提高其社會組織上的效能。新興民族初起的銳氣、遊牧民族慣於征戰的天性和對於漢族先進文化的接受，幾個方面相結合，形成一種獨特的社會力量，這種力量至少在軍事上是中原漢人所難與爭鋒的。

　　他們建立的政權入據中原之後，往往又會面臨著如何適應中原農耕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如何處理民族關係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是否成功，常常決定著他們在中原的統治是否穩固、是否長久。

　　河北與塞外遊牧民族的這種密切關係對於河北地區勁悍習戰民風的形成也有很大影響。自戰國時起，河北便一直是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碰撞頻繁的地帶，是中原政權抗擊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的前沿重地。自趙武靈王改制，胡服騎射，河北精兵，為天下雄。西漢初，陳豨將赴河北，韓信欲結陳豨以反漢，遂向陳豨指出：「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7]東漢初，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政權自立，耿弇、吳漢發漁陽、上谷鐵騎以佐劉秀，漁陽、上谷鐵騎乃漢軍精銳。

　　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天下皆知。古代河北的民風，據班固記載，趙、中山一帶「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燕、薊一帶「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8]據《隋書》地理志所載，河北南部諸郡「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於遲重。前代稱冀、幽之士鈍如椎，蓋取此焉。俗重氣俠，好結朋黨，其相赴死生，亦出於仁義。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諺雲‘仕宦不偶遇冀部’，實弊此也。」北部諸郡「人性勁悍，習於戎馬。」並稱：「自古自勇俠者，皆推幽、並。」[9]

　　這是河北地理的大致形勢。擁此地理形勢，妥善經營，足可爭衡天下。戰國七雄中，趙為東方軍事強國。秦在兼併六國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最激烈的抵抗，當數趙國。東漢初，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帝自立，遂以河北為基礎，掃平群雄，統一天下。東漢末，袁紹割據河北，成為曹操在北方的最大勁敵。魏晉南北朝時期，河北地區先後建立過六個割據政權，他們是：後趙、魏（冉閔）、前燕、後燕、東魏、北齊。楊堅謀伐北周，尉遲迥據河北起兵反對。「安史之亂」起自河北，歷時八年，成為唐由盛到衰的轉折點。唐末藩鎮割據，河北藩鎮稱雄天下，最為囂張，故前代史家稱「唐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10]五代失燕雲十六州之地後，契丹、女真先後自河北南下，飲馬黃河，震動中原。也就是從那時起，遼、金、元先後入據河北，定都北京（或作為陪都）。明初，燕王朱棣以宗室強藩，坐鎮北平（今北京），抵禦蒙古殘餘勢力。「靖難之役」，朱棣自河北南下金陵（今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以後更遷都北京，外御蒙古，內製中原。滿清入主中原後，亦定都北京。北京作為政治重心的局面，一直持續到當今。

　　自唐以後，政治重心經中原而移至河北。遼、金、元、明、清幾代均以北京為都（或陪都），元、明、清為全國性政權，並且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盛世局面。政治重心的移動，自有歷史自身演變的邏輯。若單就地理形勢上來說，政治重心移至河北，是有其全域性上的需要。

　　確切地說，自唐以後，經濟重心在江南，而軍事、政治重心在河北。江南地區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開發，經濟上逐漸繁榮起來。自隋唐時起，江南的富裕已為天下所倚重。隋代開鑿大運河，元代重開大運河，併為明、清兩代所因循，都是為了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北方。大運河作為南北之間經濟資源流通的一條大動脈，縱貫於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相對於以前「飛芻輓粟」、逆行西上轉輸關中時的艱辛來說，大運河還算是一條比較容易的轉輸線路。

　　另一方面，近代以前，中國所面臨的軍事威脅主要來自北方，尤以河北為急。自隋唐以後，中國國防形勢有所變化，東北一帶各少數民族陸續崛起，河北方面國防壓力增大。唐以後南下中原的少數民族大都自河北而入。河北北部外圍山脈為抵禦塞外遊牧民族南下的主要屏障，中原政權出於保障安全的需要，對河北的經營不由其不重視。

　　這樣，政治重心集於河北，是一種能把政治、軍事上的需要與經濟上的供給相對完好地兼顧起來的格局。這種格局以明代為最典型。

　　在明朝統治天下的格局中，我們可以畫出兩條粗略的長線，這兩條長線在北京附近成交匯之形：一條是作為軍事防禦線的「九邊」長城一線，另一條是作為經濟運輸線的京杭運河線，兩條長線垂直交匯於河北北部。「九邊」一線東起遼東，西經山西而聯絡甘、陝，東西橫亙，屏護北方；京杭運河線作為南北之間經濟資源流通的一條大動脈，北起幽燕，南經山東而聯絡江南，縱貫於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連通南北，從而形成「以東南之糧，養西北之兵」的格局。這種格局能把政治、軍事上的需要與經濟上的供給相對完好地兼顧起來的。

　　對於元和清這樣的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來說，他們作為全國性的政權，同樣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運河這樣的運輸條件。但元、清兩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它們得以入據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後，其軍事上潛在的威脅存在於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兩代入主中原，對中原漢人始終懷著防範戒備之心，他們在中原的統治最終也的確是被中原漢人所推翻的。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的一個重要銜接地帶，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與遊牧經濟的塞外連繫起來，這種連繫在他們的統治受到挑戰時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根基在塞外，形勢不利，還可確保退回塞外。後燕受北魏侵逼，殘餘勢力即退回遼東，建立北燕；遼和金受到的則是塞外新興民族的侵逼，金在受到蒙古的侵逼時，大臣中猶有重返遼東故地之議；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順帝即率蒙古殘餘勢力退回塞北；清宣統帝退位後，清宗室耆善在出關時曾賦詩：「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也可說是滿人某種心態的流露。

二　河北的三個層次及其與太行山的關係

　　河北山河形勢，足為英雄憑資。天下紛亂之際，河北極易捲入爭雄逐鹿的行列。另外，河北又是塞外遊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一個主要方向。發生在河北地區的戰事不外兩種型別：一是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一是內地政權與塞北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戰爭型別不同，角逐的重點可能會不一樣，但角逐方向卻都是南北向的。這是由河北的地域形狀及其與其它地域的位置關係所決定的。

　　河北地區南北狹長，東、西山海夾峙。太行山既是其西部屏障，又是與其它地域產生重大利害關係的地帶。河北的這種地域形狀及其與太行山的關係，遂使得河北地區呈現出這麼三個層次來：以北京為重心的北部地區，以正定、河間為軸線的中部地區，以邯鄲（或邢臺、或鄴城）為重心的南部地區。

　　河北地區之所以呈現出這麼三個層次，與太行山兩側的地理形勢有很大關係。太行山與河北平行列峙，西側有大同、太原和長治等戰略要地與河北的三個層次之間平行對應，幾條交通孔道將他們聯絡起來，幾處重要的關隘又扼守這些交通孔道。

　　河北北部地區在上古為幽州，後或稱燕郡，或稱薊州。《讀史方輿紀要》稱這裡「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巨勢強形，號稱天府。」[11]這片地域的意義主要體現在河北與塞外的關係上。燕山山脈和太行山東北支脈構成其外圍屏障。對於中原政權而言，這裡是抵禦塞北遊牧民族侵擾的前沿。對於塞北遊牧民族而言，他們要透入河北，能否突破燕山和太行屏障是關鍵；而當他們透入河北之後並建立起了政權，這裡又是聯絡中原與塞外的一個銜接地帶。

　　與河北北部隔太行山而相對應的是大同。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為塞北遊牧民族的湧入提供了一個便捷的通道。遊牧民族湧入這片地域後，沿桑乾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向東，即進入河北，抵達宣化、懷來一帶，這一帶是燕山山脈與太行山脈交匯之處。這是一條比較平易的進軍路線。塞北遊牧民族若是到達這一帶，便已繞過了燕山山脈的主體，只相隔著太行山東北支脈而與燕京一帶相望。

　　幾處重要關隘扼守著它們之間的往來通道。沿桑乾河正東方向有著名的居庸關，南側則有飛狐口（在今河北蔚縣南）、紫荊關、倒馬關。居庸關一帶山勢較險，且地近燕京，歷代經營有素，防衛較重，不易突破；而紫荊關、倒馬關一帶山勢較緩，且隘口較多，易於突破。北京作為都城時，出這裡入侵造成的威脅更顯得嚴峻。

　　北魏拓跋珪伐後燕，自塞外入大同，然後，除自率主力由井陘東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東道出軍都（居庸關），襲後燕幽州。五代初，河東大將周德威自山西伐幽州劉守光，兵出飛狐口。北宋攻遼幽州，自山西進軍之一部曾試圖循周德威舊路，出大同出飛狐以趨幽州。蒙古攻金，先攻其西京大同府，然後以「勁卒搗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南扼其吭」，圍攻金中都。瓦刺也先侵明，也自大同湧入，在土木堡擊破明軍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鎮，然後挾明帝自紫荊關入，圍攻北京。明代以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為「內三關」，與雁門、寧武、偏頭「外三關」乎應，內、外夾峙，屏護京師西北。

　　中部地區以正定、河間為軸線。正定在漢魏南北朝稱常山，五代以後至明清稱真定。《讀史方輿紀要》稱真定「控太行之險，絕河北之要，西顧則太原動搖，北出則范陽震懾。若夫歷清河、下平原、逾白馬（渡口）、道樑、宋（南下中原），如建瓴水於高屋，騁駟馬於中達也。」[12]稱河間「北拱京師，南臨青濟，水陸衝要，餉道所經。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圖河間者。北不得河間，青、冀之禍未烈，南不得河間，幽平之患未深也。」[13]這片地域在河北南、北之間居樞紐性地位。無論是以北圖南，還是以南圖北，這裡的爭奪都具有決定性意義。

　　前燕攻後趙，中山（今定州）一戰最具決定性意義；北魏攻後燕，常山（今正定）一戰最具決定性意義。北宋先後與遼、金對峙，真定、河間、中山號為河北三鎮。金人南下，要求割讓三鎮之地。李綱說：「三鎮，國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國！」[14]陳東則沉痛呼籲：「曾不知無三關、四鎮（太原、河間、真定、中山），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15]北宋在失燕雲險要之地後，在河北依託三鎮，北守三關，西連太原而阻雁門，尚可勉強維持其國防線；捨棄三鎮，則北騎疾驅，可以直抵黃河而臨汴梁。

　　與河北中部隔太行山而相對應的是太原。太原不僅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個山西的重心，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井陘將太原盆地與河北中部地區連通起來。控制井陘對於太行山兩側的任何一方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無論哪一方，只要順利穿越井陘，便可進入對方腹地，而收執其中樞之效。相對而言，井陘對於河北的重要性有過於對於山西的重要性。山西地勢高峻，河北地處平原，自河北逆井陘仰攻山西較難，而自山西穿越井陘東下卻較易。

　　秦攻趙都邯鄲，王翦便率秦軍由井陘東下。楚漢戰爭時，韓信入山西后，滅魏、平代，然後由井陘東出，破趙、降燕，略定河北。北魏拓跋珪伐後燕，以一軍出居庸關以攻幽燕，自率主力由晉陽（太原）東出井陘，擊降常山。「安史之亂」時，唐將郭子儀、李光弼多次向井陘東出，打擊叛軍後路。朱溫與李克用相爭，井陘是雙方進出的一個重要通道。由河北入井陘進攻山西，歷史上也不乏其例。慕容垂伐西燕、高歡攻爾朱兆，均曾由井陘作輔助性進攻，配合由滏口進兵的主力部隊。

　　河北南部的重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變遷。大體上講，戰國秦漢時期在邯鄲，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鄴城（今河北臨漳），唐、宋時期在邢臺、大名。《讀史方輿紀要》稱邯鄲「西出漳鄴，則關天下之形勝，東扼清衛，則絕天下之轉輸。邯鄲之地，實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背哉！」[16]稱鄴城：「山川雄險，原隰平曠，據河北之襟喉，為天下之腰膂。」[17]稱邢臺：「西帶上黨、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東之藩蔽也。」[18]稱大名「西峙太行，東連河濟，形強勢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帶河南者也。」[19]重心雖因時代不同而不同，憑藉的地利卻大體相同，主要是西恃太行山脈，南阻衛、漳等大河，是為河北面向中原的門戶。

　　與河北南部隔太行山而相對應的是長治盆地。長治盆地地勢高峻，猶如一個堡壘，俯臨河北、河南。其上有長治、壺關等重要據點。從長治東下太行入河北之路主要是濁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關隘有滏口。滏口為太行八陘中的第四陘，山嶺高深，為太行山南端險隘。

　　當河北政權的重心位於河北南部時，長治盆地的控制對河北的意義尤為重大。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斷太行道，切斷了韓上黨地區與韓國都之間的聯絡，上黨太守降趙，從而引發了秦趙之間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戰。長平之戰後，白起分兵略定太原、上黨，盡佔山西全境，為日後東下太行兩路夾擊趙都邯鄲創造了有利條件。十六國時，前燕立都鄴城，西恃太行山為其屏障，壺關是其在太行山西側的重鎮。面對前泰的壓力，前燕大臣們提醒燕主加強壺關方面的守備，燕主未從；王猛伐前燕，一戰而克壺關，再戰而破晉陽，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軍事據點，又在潞川擊破燕軍主力，乘勢東下太行，進圍燕都鄴城。北魏末，葛榮合併河北多支義軍，圍攻北魏相州（即鄴城）。爾朱榮率軍自晉陽前往鎮壓，他迅速東出滏口，下太行山，葛榮猝不及防，被爾朱榮擊破。北周滅北齊，也是先擊破北齊在山西的軍事據點，然後自滏口東下，攻破齊都鄴城。這幾起戰例，都以太行山以西的來敵消滅河北南部的政權（或勢力）而告終，尤其是象趙、前燕、北齊這樣的政權，立都於河北南部，長治盆地正俯臨其地，因此，發生在長治地區的戰役都產生了決定性效果。

　　河北地區在其角逐過程中呈現出上述三個層次。在不同型別的戰爭中，這三個層次在攻守之勢中顯示出的意義也不一樣。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河北的局勢取決於從邯鄲、邢臺至真定、河間之間的爭奪；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戰爭中（有時是漢化程度已很深的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權與塞外新興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河北的局勢取決於自幽薊至真定、河間一帶的爭奪。

　　概要地講，主要還是從門戶到中樞之間的爭奪。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入爭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南而北，這樣，邯鄲、邢臺一帶是其門戶；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戰爭中，入爭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北而南，這樣，幽、薊一帶所控燕山險阻是其門戶。南部門戶的意義是對南而不對北；北部門戶的意義是對北而不對南。無論在哪種型別的角逐中，真定、河間一線都居樞紐性地位。這種地位一方面緣於它適中的位置，另一方面緣於它跟山西重心太原盆地的對應關係。無論在哪種型別的角逐中，自太原出井陘東下太行，都是很具吸引力的。

　　從內地入爭河北者，若既得南面門戶，又控河北中樞，則北部幽、薊雖險，也只是邊隅之地；塞外遊牧民族若既控幽薊北面門戶，又控中樞之地，則南部一馬平川，難擋其鐵騎衝貫。

　　對於這三個層次在不同型別的戰爭中顯示出的意義，我們可從歷代戰爭中去具體地探尋。

三　河北戰事的兩種型別及其攻守形勢

　　發生在河北的戰爭大致可分為兩種型別：一種是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一種是塞外遊牧民族與中原政權之間的戰爭。戰爭的型別不同，攻守形勢會有所不同，河北的三個層次所顯示出的意義自然也不一樣。

（一）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

　　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入爭河北者不外自兩個方向而來：一是自河南，一是自山西。自河南方向而來者重在爭門戶，自山西方向而來者重在爭太行屏障，其中，尤以山西方向來敵之患為劇，因太行屏障一失，則門戶、中樞盡失。

　　邯鄲、邢臺一帶為河北的南面門戶，前臨黃河，次阻漳水，西恃太行。自河南方向而來之敵，即使越過黃河、漳水等險阻，但若不攻克這些重要據點，也不敢繼續深入；不過，一旦攻克這些據點，便可漸次深入，攻略河北腹地。真定、河間一帶為河北中樞，在河北的南、北部之間具樞紐性地位，無論是以北圖南，還是以南圖北，這裡的爭奪都具有決定性意義。

　　太行山既為河北西部屏障，穿越太行山的幾處通道對於河北的安危至關重要。要確保太行屏障的穩固，重點在於確保對太行關隘的控制；而要確保對太行關隘的控制，卻有賴於對太行山以西幾處軍事據點的控制，如上黨、太原等地。它們若為河北所守，可鞏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臨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勢。

　　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河北的局勢取決於從邯鄲、邢臺至真定、河間之間的爭奪。控制了邯鄲、邢臺一帶，即控制著河北門戶；控制了真定、河間一線，則控制了河北中樞；而對太行山形勢的控制對於上述兩個層次中無論哪個層次的爭奪又都有著重大的影響。

　　秦和西漢統一天下的程序中，略定河北都得益於對山西太行山形勢的控制。秦在發起統一戰爭前即已奪佔魏之安邑、趙之太原、韓之上黨，盡控山西全境；南翼則已佔領河內及漳水流域部分地區。在秦滅趙之戰中，秦發兩軍以攻趙，一軍下井陘，攻邯鄲之北；一軍出河內，攻邯鄲之南。滅趙之後，秦軍北上，兵臨易水。易水一戰，大破燕代聯軍。燕殘餘勢力退至遼東。整個河北地區納入了秦的版圖。西漢略定河北則賴韓信率軍北上入山西滅魏、平代，並在井陘擊破陳餘所率趙軍主力，遂得以東下太行，平定趙國，迫降燕國。

　　劉邦統一天下後，採取措施消除異姓諸侯王。異姓諸侯王也多以疑懼而反。漢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代王相陳豨在河北起兵反漢。劉邦自將樊噲、灌嬰等將擊陳豨、大兵未集，劉邦即率諸將馳至邯鄲，見陳豨不守邯鄲、阻漳水以扼河北門戶，大喜道：「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20]遂在邯鄲徵趙民從軍，並以重金招降陳豨部將，然後進擊。陳豨敗走代北，被樊噲追斬，河北遂定。

　　曹操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對手是割據河北的袁紹。官渡一戰，曹操擊破袁紹主力。後又利用袁紹死後諸子相殘的時機，再攻河北，擊破鄴城，河北門戶遂開。此後，曹操更逐漸深入幽薊之地，完全控制河北。

　　十六國時期，後趙的建立者石勒先是依附劉漢，在劉漢攻西晉諸戰役中，一再率軍東下太行，攻略河北，為劉漢滅晉立下很大功勞，他自身的勢力也壯大起來。

　　晉室既亂，各地群雄各謀保境割據，屯兵淮南的石勒面臨著發展方向上的抉擇。謀士張賓建議石勒：「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21]石勒採納張賓的建議，率軍北上，長驅至鄴。

　　當時，河北鄴城為西晉幷州刺史劉琨之弟劉演所守，幽州刺史王浚則暗懷稱帝的野心。石勒諸將皆欲徑攻鄴城。張賓見鄴城險固，不易猝拔，建議石勒先建立一個根據地。他說：「（劉）演雖弱，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撥，舍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王浚）、劉越石（劉琨），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劉）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飢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並，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22]石勒從之，遂領兵先佔據襄國（今邢臺），作為根據地，建立後趙。（見圖2-2-2）

　　石勒剛在襄國站穩足跟，王浚即唆使段氏鮮卑的人馬來攻。石勒採用「突門」之計，大破鮮卑兵，生擒鮮卑猛將段末柸。但為瓦解王浚與鮮卑的聯盟，孤立王浚，石勒義釋段末柸。其後，石勒又用張賓之謀，卑辭厚禮，騙得王浚信任，然後輕騎北上，襲擒王浚，佔領幽州。在隨後的幾年裡，石勒以襄國為根據地，先後擊破幷州的劉琨、薊州的段匹磾、青州的曹嶷，盡佔幽、冀、並、青之地，統一北方。

　　後趙分崩後，慕容鮮卑自遼東入據河北，建立前燕；氐族人在關中建立前秦，前燕和前秦在北方對峙。前秦在苻堅、王猛的領導下，國勢蒸蒸日上，而前燕在太宰慕容格死後朝政日壞。面對前秦的壓力，前燕朝中有識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強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備。大臣皇甫真建議：「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另一名大臣申紹也建議：「移戍並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23]燕主未從；慕容垂投奔前秦後，前燕形勢更趨不利，但仍未採取措施加強山西、河南方面的守備。王猛統兵伐燕，先於東晉太和四年（369年）攻拔洛陽。次年，王猛再率大軍伐前燕。大軍臨發，苻堅面授機宜說：「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入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24]王猛長驅直入，一戰而克壺關（今山西潞城西），再戰而破晉陽（今太原），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軍事據點。然後，出潞川（今濁漳水）東下太行，在潞川擊破前燕太傅慕容評所率燕軍主力，乘勢進圍燕都鄴城。苻堅也親自率軍經河內從南翼直趨鄴城，與王猛合力攻破鄴城。前燕滅亡。前秦統一北方。（見圖2-2-3）

　　淝水之戰後，前秦帝國面臨瓦解。當時河北有苻堅之子苻邳鎮守鄴城，信都、常山、中山亦為前秦所守。慕容垂以安撫河北為名回到鄴城。丁零人翟斌圍攻洛陽時，苻邳遣慕容垂援洛陽，慕容垂遂正式脫離前秦。他收降翟斌的人馬，在榮陽稱燕王，建立後燕。他考慮到「洛陽四面受敵，雖攻取之，不足以自固。」[25]乃欲取鄴城而據之。於是引兵渡河直馳鄴城。苻邳堅守鄴城，甚至不惜向東晉請求援兵。慕容垂想盡辦法幾度強攻鄴城，但都未能破城。鄴城不下，河北其它地區亦不能定。苻邳堅守鄴城近兩年，一直到苻堅死後，苻邳謀歸關中，率眾西走晉陽，鄴城才為後燕有。鄴城一下，其它各地亦依次降燕。

　　北魏後期，河北、關隴爆發各族人民大起義。葛榮所率河北起義軍圍攻鄴城，聲勢浩大。爾朱榮率軍前往鎮壓。爾朱榮自晉陽率精騎七千，通道兼行，迅速東出滏口，直逼鄴城。葛榮準備不足，倉促應戰。爾朱榮大破葛榮部，生擒葛榮，檻送洛陽。爾朱榮部將侯淵又擊敗在幽州一帶活動的起義軍餘部，河北起義遂被鎮壓。

　　爾朱榮死後，高歡脫離爾朱集團。他先取得爾朱榮之子爾朱兆的信任，統領流入山西的原葛榮所部二十萬六鎮降民，以就食為名屯駐壺關。在河北大族的支援下，高歡自滏口進入河北，在信都起兵公開舉起反爾朱氏的大旗，率軍攻佔鄴城，又在鄴城外的韓陵大敗爾朱集團主力，並乘勝進兵洛陽，消滅了爾朱殘餘勢力。其後，北魏分裂為東、西魏，高歡擁立東魏，定都鄴城。

　　東、西魏分別被北齊、北周所代，北齊與北周繼續在北方對峙。經過苦戰，北周攻克北齊在山西的重鎮平陽（今臨汾），又進克晉陽，然後自滏口東下太行，攻破鄴城。北齊滅亡，北周統一北方。

　　北周末，楊堅謀代周自立。相州（治鄴城）總管尉遲迥在鄴城起兵反楊堅，河北地區也紛紛響應。楊堅派大將韋孝寬率軍討尉遲迥。韋孝寬自河內進軍，逼近鄴城，在鄴城外擊破尉遲迥主力，乘勝攻破鄴城。尉遲迥兵敗自殺。韋孝寬遣兵分討，其它各地亦悉數平定。平定尉遲迥之後，楊堅為根除東方之患，下令夷毀鄴城城垣，分相州置毛州、魏州（今大名），以分相州之勢，削弱鄴城的戰略地位。自漢末以來，數百年間，鄴城便一直是河北地區的一方重鎮，至此遭到削弱。

　　「安史之亂」前期，安祿山自范陽（今北京）南下，連陷河北、河南，佔領洛陽，欲西攻潼關，深入關中。這期間，發生在河北境內的兩場戰事對於打擊叛軍乃至最終平定叛亂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場戰事是顏杲卿據常山（今正定）起兵反安祿山。安祿山南下時，顏杲卿假裝歸順。安祿山攻佔洛陽，將趨關中。平原（今山東樂陵）太守顏真卿使人告顏杲卿說：「速起兵斷賊歸路，可以緩賊西進之謀。」[26]顏杲卿遂西連太原尹王承業，東連顏真卿，起兵反安祿山。一時，河北境內響應者凡十七郡，皆歸朝廷。附叛軍者僅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安祿山正欲西攻潼關，督率諸軍已至新安，聞常山有變，趕忙回洛陽，急派史思明率重兵攻打常山。顏杲卿起兵雖然很快就遭到失敗，但它的確起到了「緩賊西進之謀」的作用。顏杲卿起兵之所以有那麼大的影響，一方面在於此舉屬仗義討逆，故能得到廣泛的響應；另一方面在於他起兵的位置。常山地處河北中樞，聯絡南、北，依傍太行，西接井陘而連通太原。據此地起兵，確能起到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

　　第二場戰事是李光弼、郭子儀東下井陘之戰。史思明攻陷常山後，又壓服其它各郡，獨饒陽太守堅守不下。唐廷遂議派良將一人分兵出井陘以定河北，李光弼受命自太原東出井陘，逼近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叛軍守將以迎光弼。李光弼據常山，以逸待勞，伺機打擊叛軍，與史思明在常山一帶相持。後來，郭子儀率朔方精兵與李光弼合軍以攻史思明，大破叛軍。唐軍聲勢大震，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將而歸朝廷。叛軍交通線又告斷絕，叛軍家在范陽者無不搖心。安祿山大怯，議棄洛陽而還范陽。不過，就在這時，哥舒翰兵敗潼關，叛軍攻入長安，唐玄宗被迫幸蜀。戰局突變，郭李二人乃放棄河北，引兵還太原。

　　李郭二人在河北的戰果雖因局勢突變而前功盡棄，但此舉的意義已為唐最高決策層所認識。李泌在向唐肅宗陳平賊之策時說：「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今陝西大荔）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郭子儀勿取華陰（今華陰），使兩京之路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鳳，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裡，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覆命建寧（唐建寧王李倓）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可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27]

　　概括地說，李泌的平賊方案分為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讓李光粥出井陘，郭子儀出河東，分擊其首尾，使叛軍來回疲於奔命，以拖跨、削弱叛軍；第二階段，讓李光弼出井陘，建寧王李倓迂迴塞北，合擊范陽，先覆其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聚殲叛軍。在兩個階段中，李光弼出井陘這著棋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只是唐肅宗急於收復兩京，未能貫徹執行此策，致使平叛之戰多拖了幾年，而且，最終也未徹底肅清反叛勢力，導致了以後藩鎮割據的局面。（見圖2-2-4）

　　上述諸戰中，決定性的爭奪都發生在邯鄲、邢臺至真定一帶的河北中、南部地區。其中自河南方向而來進取河北的有五起：劉邦據邯鄲而平陳豨，曹操克鄴城而平袁氏兄弟，石勒據襄國而圖王浚，慕容垂下鄴城而逐苻氏，韋孝寬破鄴城而滅尉遲迥。在這類戰爭中，邯鄲、鄴城、邢臺等地的確顯示出了它們的門戶地位。這些地方一經平定，河北其它地區均隨之依次而定。

　　自山西方向東下太行進取河北的戰爭共有七起：王翦、韓信均以出井陘而定趙、燕，李光弼、郭子儀出井陘而河北返正，王猛出潞川而滅前燕，爾朱榮出滏口而破葛榮，高歡出滏口而據信都，北周出滏口而滅北齊。在這類戰爭中，太行山關隘的得失是關鍵。這七起戰爭中，以關中政權而兼併河北政權的有四起：秦、西漢滅趙、燕，前秦滅前燕，北周滅北齊。對於這四次戰爭，差不多可以用同樣的語言來描述：河北的政權先是丟失了他們在太行山西側的軍事據點，從而導致太行山關隘的防守失去依託，然後，關中勢力或自晉陽出井陘，或自上黨出滏口，東下太行山，以臨河北，而戰事發展到此階段，河北便可謂大勢已去。

（二）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政權之間的戰爭

　　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塞外遊牧民族一直給中國北疆以很大的軍事壓力。中原政權強盛之時，尚能主動出擊，如兩漢擊匈奴，隋唐擊突厥，明初討蒙古殘餘勢力，均曾前出塞外，深入漠北，窮追猛討。一般情況下，主要是扼守北部的一些山地險要，阻擋遊牧民族的鐵騎，基本上也能將遊牧民族的鐵騎拒之於長城一線所扼山地險要之外，偶爾滲透進來，也無關大局。若是中原政權衰弱，局勢動盪，塞外遊牧民族的鐵騎便有機會透過這些山地險要，擾掠內地，甚至建立政權，入主中原。

　　塞外遊牧民族入侵，河北是其南下的一個主要方向。河北北部燕山山脈一線遂成為中原政權抗禦遊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前沿地帶。

　　前面講過，在燕山山脈的外圍，又有兩個最主要的來路：一個是遼西走廊，通遼河流域；一個是大同盆地至桑乾河谷一帶，通蒙古草原。幾處重要的關隘便是扼守這些來路。山海關扼遼西方向的來路，居庸關、紫荊關扼大同方向的來路。以這些關隘所扼險要為依託，在這些關隘的內外兩側，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作為縱深，如大同、宣化、懷來、萬全、張家口、盧龍、遷安、樂亭、遵化等地。

　　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戰爭中，中原政權憑藉燕山山脈為險阻，扼守一些重要關隘，並以內側的重鎮作為縱深，可建立第一道防線。秦漢時期經營漁陽、上谷、右北平，隋唐經營范陽、盧龍，明代經營薊鎮、宣府，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險要。若燕山山脈諸關隘被突破，則堅守北京猶可作第二階段的抵禦；北京不下，則這些遊牧民族即使進入河北，也難站穩腳跟。契丹曾突入塞內，擾掠河北，但攻幽州不下，未能站穩足跟；石敬塘割幽雲十六州後，契丹遂在河北站穩足跟，並以此為基地，凌逼中原。蒙古攻金，也兩度透入河北，金人固守中都，蒙古只得邀利退兵；金棄中都南遷，蒙古遂克中都，據有河北，進逼河南。瓦刺也先也曾侵入河北，破明軍、俘明帝，卻未能克明都，最終只得撤兵而去。後金（清）軍五度迂迴入邊，但既未打通遼西走廊，也未能攻破北京，故未能在河北站穩足跟；待到吳三桂舉山海關降清，李自成棄北京而走，清才佔據河北，南定中原。若遊牧民族既突破燕山險要，又攻佔河北北部重心北京，便已在河北站穩足跟，中原政權就只能在河間、真定一線作被動的防禦；若是連這一線也守不住，則中原政權便可謂大勢已去。

　　因此，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戰爭中（有時是漢化程度已很深的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權與塞外新興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河北局勢取決於自幽薊至真定、河間一帶的爭奪。控制了幽、薊，即已控制了燕山險阻；控制真定、河間一線，即已控制了河北中樞。這一點可一一驗諸戰史。

　　塞外遊牧民族憑武力突破燕山險阻，入據河北，慕容鮮卑是其首例。慕容鮮卑在遼東崛起時，中原正值西晉末年的混亂局面。慕容鮮卑統一遼東，建立前燕。後趙一度統一北方。後趙主石虎死後，諸子相殘，局勢很不穩定，前燕遂謀伐後趙。

　　前燕慕容俊二年（350年）二月，前燕第一次南伐，兵分三路攻後趙：慕容霸（即後之慕容垂）率兵由東道出徒河（今遼寧錦縣）；慕輿？於自西道出蠮螉塞（今居庸關）；慕容俊親率主力自中道出盧龍塞（今河北遷安西北）。燕軍突破燕山險要，未遇到大的抵抗，便佔領薊城，又南擊後趙軍至清樑（今河北蠡縣）一帶。前燕將都城遷至薊城。次年，前燕第二次南伐，一舉攻佔河北中部重鎮中山（今定州）。不久，後趙大將冉閔代後趙自立，建立魏國，率眾遊食於常山、中山諸郡，前燕大將募容恪在常山附近的廉臺用鐵索連馬為方陣，大破魏軍，擒執冉閔，並乘勝進圍鄴城。圍攻數月，城破，魏亡。前燕又將都城遷至鄴城。是後，前燕又略取山東、山西之地，進圖河南，與關中的前秦、江南的東晉三足鼎立。（見圖2-2-5）

　　慕容鮮卑自遼東入據河北，一戰而克薊城，據燕薊之地；再戰而克中山，執河北中樞；三戰而克鄴城，擁河北全境。南進層次非常清晰。

　　前燕後來亡於前秦。前秦瓦解後，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後燕，定都中山。後燕滅掉山西的西燕後，與代北的北魏發生衝突。後燕攻北魏，大敗於參合陂（395年）。次年，慕容垂親征北魏，卻病死於出征途中。北魏從此轉入反攻。這年，北魏拓跋珪大舉伐燕，兵分兩路：一路從東道出軍都（今居庸關）以襲幽州；一路出馬邑、逾勾注山，以襲晉陽。東路軍攻佔漁陽（今密雲），南路軍攻佔晉陽。十月，魏軍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出井陘，直趨燕都中山。魏軍攻佔常山（今正定）後，河北諸郡縣紛紛降魏，惟中山、鄴城、信都三城為後燕所守。經過近兩年的圍攻，北魏攻克此三城。後燕主慕容寶率殘餘勢力逃往遼西故都龍城（今遼寧朝陽）。河北遂為魏有。

　　北魏滅後燕之戰，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常山的攻佔。常山地居中樞，常山一佔而其它郡縣紛紛降魏，後燕孤守三城，實是如魚在網，攻克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五代時期，中原戰亂不休，政權更迭頻繁。此時，契丹已在遼東崛起，統一遼東，建立契丹國。契丹見中原衰亂，遂積極謀求南進，連年襲擾平州（今河北盧龍）、鎮州（正定）、定州（定州）、雲州（大同）等地，但屢為後唐軍擊還。

　　後晉天福元年（936年），石敬塘在太原起兵叛後唐，以稱臣及許割幽雲十六州之地為條件，乞援於契丹。契丹國主耶律德光親自率軍南下雁門，援助石敬塘，大敗後唐軍。後唐滅亡。石敬塘自立為晉帝，契丹則盡佔幽雲十六州之地。契丹改國號為遼，在幽州置立南京析津府，在雲州置立西京大同府。中國北方國防屏障盡失。

　　契丹據幽雲十六州之地，盡奪河北北部險要，佔據有利的地理形勢，己能隨心所欲地興兵南下。後晉開運三年（946年），遼、晉交惡。遼發軍南下，攻陷汴梁，消滅後晉，並深入河南，縱兵肆掠。此後，遼一再地興兵大舉南侵。後周世宗時，遼主昏庸，周世宗遂謀恢復幽燕之地，但未獲成功。

　　北宋代後周後，亦積極謀求收復幽雲十六州。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在平北漢之後，揮師東下井陘，自鎮州（今正定）北上攻遼幽州城。遼將耶律沙率軍馳援。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門外）一戰，宋軍潰敗。其後，遼人乘戰勝之勢，先後三次發兵分山西、河北兩路進攻北宋，前鋒抵雁門、雄州一帶。

　　宋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北宋再次大舉攻遼，兵分三路：以曹彬、米信等率兵出雄州，以趨幽州；田重進率軍出定州，趨飛狐口；潘美、楊業等率軍出雁門，攻雲（今大同）、應（今應縣）諸州。大軍臨發，宋太宗向曹彬指示方略說：「潘美之師，但令先趨雲、應，卿等以十餘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小利而要敵。敵聞大兵至，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為援于山後矣。」[28]

　　宋太宗的戰略意圖是：以曹彬在幽州正面吸引、牽制遼軍主力，以潘美之師從左翼實施戰略迂迴，攻取雲、應諸州後，再自大同盆地東出，打擊幽州的側背，合攻幽州。此次作戰，重兵雖集於幽州正面，作戰的重點卻在於自大同盆地至桑乾河谷一帶諸戰略據點的攻取，以便控制太行山、燕山險要。執行此方略的要點是曹彬等幽州正面之軍持重緩行，成功地牽制住遼軍主力。但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曹彬違背了這一點。他貪功冒進，連太宗都「頗訝其進軍之速」。遼援軍到達後，在岐溝關（今啄州西南拒馬河北）大敗曹彬軍。正面之師慘敗，宋軍全線潰退。（見圖2-2-6）

　　北宋經此慘敗，從此不敢再言北征，不敢再奢望收復幽雲之地，對遼轉取守勢。北宋在河北中部一帶自鎮州（今正定）至泥姑海口（今天津大沽口）的漫長戰線上沿滹沱河一線建立河防體系，以緩衝遼人鐵騎的衝力；山西方向則阻雁門諸險，以御遼軍。而遼人自此以後，先後六次大舉南侵，有時，前鋒直達邢州（今邢臺）、德州、大名，逼近東京。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宋遼「澶淵之盟」後，宋遼之間的戰事才暫告停息。

　　在宋、遼之戰中，宋一直處於被動境地，是有其軍事體制及將帥自身的問題，地理形勢無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遼據幽雲十六州之地，已控制燕山及太行險要；幽州以南，為平原曠野。這樣，遼人在形勢不利時，扼險堅守，以待援軍；形勢有利時，鐵騎南侵，馳騁於曠野，宋人難於爭鋒。

　　後來，金人聯宋滅遼。滅遼後，金將燕京及所屬六州（順、涿、易、薊、景、檀）洗劫一空，把幾座空城交給宋朝，而河北的平、營、灤諸州及山西的雲、應、朔、蔚等州則不交還。實際上，只有這些州才是控扼燕山及太行險要的關鍵。這樣，北宋雖然得到了它多年來一直夢想收復的燕薊之地，但燕薊所憑恃的地理險要卻並未得到。所以，宋人在繼長期受制於遼之後，再次受制於金。

　　遼滅亡後，宋、金在河北、山西形成對峙局面。宋人在河北以真定、河間、中山（宋徽宗時將定州升為中山府，瀛州升為河間府）為重鎮，以雄州（今雄縣）、霸州（今霸縣）、保州（今保定）為前沿據點，控守河北中部一線；在山兩以太原為重鎮，以蔚州（北宋蔚州寄治今山西靈丘）、代州（今代縣）、嵐州（今嵐縣）為據點，控守雁門險阻一線；以此建立起北部國防防線。

　　北宋宣和七年、金天會三年（1125年）十二月，金人兵分兩路南下侵宋：西路自雲州下太原，東路自平州入燕薊。金兵長驅直入。很快，東路軍便已抵汴梁，西路軍已抵太原。金兵圍攻汴梁。李綱負責指揮抗戰。金人攻城不下，遣使談和，要求北宋割讓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

　　宋欽宗打算接受。李綱反對，他說：「三鎮，國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國！」[29]宋欽宗及李邦彥為排除投降障礙，罷李綱之官，派使臣往金營答應金人所提條件。太學生陳東上書痛陳割地之非：「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太原、河間、真定、中山），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30]和談成後，楊時上疏：「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心腹，不數日可至京師。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31]

　　當時不甘心投降的人都認識到了河北三鎮對於北宋國防的意義。北宋雖失幽雲十六州之地，但在河北依託三鎮，聯絡太原，猶可重建雁門、三關防禦體系。割讓三鎮，則三鎮以南，一馬平川，金兵鐵騎可以長驅直入。苟安的宋王朝竟幻想以三鎮之地求金人之不攻。殊不知宋王朝的軟弱激起了金人更大的侵略野心。次年秋天，金兵再次兵分兩路，分別自保州、雲州大舉南下攻宋。在這次進攻下，北宋滅亡。（見圖2-2-7）

　　金滅北宋後，與南宋在江淮間形成南北對峙局面。後來，金建北京為中都，遼陽為東京，大同為西京，開封為南京，大定（今內蒙古寧城）為北京，統治重心逐漸移向中原。此時，蒙古在塞北崛起。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不斷向外擴張。

　　蒙古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軍攻金，攻佔其西京大同府，然後率軍東進，進逼宣德（今河北宣化），遊騎入居庸關至金中都城下。兩年後，成吉思汗再次攻金。金兵重戍居庸關以拒之。成吉思汗乃留兵一部屯居庸關外，自率大軍出紫荊關，破涿、易二州，再由南口反攻居庸關的背後。破關之後，會合關外蒙古兵，圍攻金中都。金人全力堅守中都，成吉思汗遂留精兵屯守城下，而分大軍為三道，大掠河北、山西、山東，連破金國九十餘郡。三路大軍會合後，又自大口進逼中都。金人納賂請和，蒙古軍才出居庸關退走。

　　經此掠擾，金主打算遷都汴梁。有人反對，認為一旦遷都汴梁，則北路都不可守；汴梁四面受敵，亦非長遠之計；遼東乃金人故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要遷都也應遷回遼東。金主不從，執意南遷汴梁。

　　成吉思汗聞金主南遷，即派木華黎攻取金北京大定府，又派大軍圍攻中都。金救援不及，中都陷落。幽燕之地遂落入蒙古控制之中。成吉思汗在河北建立行省，命木華黎經略太行以南。木華黎攻佔東平以後，又分建行省，經營山東，以逼金國。

　　金遷都汴梁後，以重兵扼潼關，戍守黃河，眾建城戍，專力守河南。蒙古借道於宋，經大散關、漢中，出南陽而趨汴京。金黃河防線遂被突破。金主又自汴京遷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宋聯合攻金，金亡。

　　金人放棄中都南遷，是其滅亡的開始。金主若能聽臣下之言，憑藉燕山險要，「聚兵積粟，固守京師」，或許還能勉力與蒙古抗衡。燕京一棄，河北門戶大開，沿黃河守河南狹長一線，夾在蒙佔與南宋之間，豈是長久立國之道！

　　蒙古滅夏、金、南宋，建立元朝，定都北京。元末政治腐朽，其統治在農民起義的衝擊下風雨飄搖。朱元璋建立明朝，並舉行了成功的北伐，將蒙古逐出塞外。蒙古退回塞北，殘餘勢力仍很強大，時常擾掠明朝北邊。

　　在朱元璋的時代，明朝北方國防採取的是塞前殲敵的防禦方案，集重兵於長城一線，依託塞前大寧（今內蒙古寧城西）、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等據點，以逸待勞，聚殲來敵於塞外。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又採取塞前出擊的方案，明成祖五次出塞親征，尋殲敵主力。明中期後，邊防削弱，只得依靠沿長城一線的九座重鎮作消極的防禦，號稱「九邊」。「九邊」中，在北京外圍扼燕山險要的重鎮是薊鎮、宣府和大同。（見圖2-2-8）

　　明初，燕山外圍本來還有大寧、開平、東勝（今內蒙古托克托）等重鎮作為燕山防線外圍藩籬。「靖難之役」時，朱棣將大寧故地並給兀良哈，將大寧都司遷往保定。大寧內遷，東勝孤懸難守，不久也遷於內地。宣德年間，又將開平遷往獨石（今河北赤城北獨石）。這樣，燕山外圍藩籬盡失，北京外圍只有燕山長城一線單薄的防禦，缺乏防禦縱深，一處被突破，北京便受到直接威脅。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領也先率軍自大同入侵。土木堡（今河北懷來附近）一戰，擊潰明朝五十萬大軍，俘明英宗朱祁鎮，隨後又以送還英宗為名大舉進攻北京：一部經宣府趨居庸關，一部經古北口趨密雲，也先自率主力出紫荊關，三路大軍分進合擊，進逼北京。明軍在於謙的領導下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瓦刺的這次入侵卻給了明廷以極大的震動，顯示出了明朝國防的脆弱。

　　明後期，韃靼興起。張居正秉政時，厲行改革，整頓國防。對韃靼「外示羈糜，內修戰備」，在西線以和議安撫韃靼，在東線則分別以名將戚繼光、李成樑為薊鎮、遼東二鎮的總兵，重點防守。其中，在燕山內側的薊鎮以守為主，在燕山外側的遼東則以攻為守。明朝北疆形勢遂得稍緩。

　　不過，這期間塞外的形勢又悄悄地發生了變化。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女真人正在悄悄崛起。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後金，嚮明朝的統治發起挑戰。經過撫順、薩爾滸兩戰，後金取得了在遼東的戰略主動權；又經過瀋陽、遼陽、廣寧諸戰役，盡奪明朝在遼東的軍事據點。明朝只能靠扼守山海關及寧遠（今遼寧興城）、錦州幾處據點控制遼西走廊。（見圖2-2-9）

　　努爾哈赤死後，其子皇太極繼位。他以武力迫降朝鮮，又徵、撫兼施，消火察哈爾部，切斷了明朝的左右兩臂，保障了自身兩翼的安全。然後，皇太極將進攻的矛頭指向了明朝。他避實擊虛，迂迴入邊，四次透過燕山山脈險要，攻入明朝腹地。

　　從明崇禎二年、後金天聰三年（1629年）到明崇禎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極先後四次率軍攻明。他避開明朝以重兵堅守的遼西走廊，從其西北迂迴，在大安口（今河北遵化東北）。龍井關（遵化北）、獨石口（今河北赤城北）、居庸關、青山關（今河北遷西東北）、牆子嶺（今密雲東）等處取得突破，毀牆入邊，大掠河北、山西、山東等地。但攻克北京和從山海關背後打通遼西走廊的企圖卻未能實現。

　　從這四次入邊作戰來看，明軍只要堅守首都北京，扼守河北與遼東之間的主要咽喉——山海關，清軍就算穿越燕山險要，透入河北，也不能站穩足跟。所以，這四次戰役之後，明、清雙方都加強了以錦州、山海關一帶的爭奪。明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清兩軍主力在松山會戰，洪承疇所率明軍主力全軍覆沒。這年十一月，清軍再次迂迴入邊，突入長城，大掠河北。這次入邊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戰爭潛力，動搖了明王朝的根本，為李自成進軍北京創造了條件。

　　當李自成攻陷北京的訊息傳來時，清攝政王多爾袞急率大軍西進，爭奪北京。他打算避開仍由明軍堅守的山海關，由薊州、密雲近京處入邊，直趨北京。這時，形勢急變。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降清，請求與清軍聯合進擊李自成的大順軍。多爾袞立即改變進軍路線，星夜兼程向山海關趨進。在山海關，清軍與吳三桂部協同，以優勢兵力擊潰了李自成所率大順軍主力，並跟蹤追擊。李自成退出北京，撤回關中。清軍佔領北京後，以進攻大順軍為重點，迫擊大順軍。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縣九宮山被地主武裝襲殺，大順政權覆滅。清軍又擊滅南明政權及起義軍餘部，統一了全國。

　　滿清入主中原，決定性的一步當數山海關的開啟。清興自遼東，進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是遼西走廊。雖然明朝在遼東的軍事行動頻頻敗北，但憑藉山海關及寧遠、錦州等據點，始終控制著遼西走廊。清軍雖然數度自西北迂迴入邊，但效果主要是擾掠性的。李自成進入北京後，沒有及時處理好對吳三桂的安撫和山海關的防禦等問題，吳三桂舉關降清，使清軍爭奪了幾十年夢想開啟的遼西走廊通道為之洞開，清軍遂得以長驅直入。農民軍無法抵擋清兵之鋒銳，一再敗退，中原遂落滿清之手。

　　明朝定都北京，卻單靠長城一線扼守燕山險要，這種防禦體系實在是過於單薄。清軍一再地突破長城防線，大掠河北，即證明了這種國防體系的弱點。明亡後，一批忠於明朝的知識分子如顧炎武、顧祖禹等對明朝的這種國防體系作了深刻的反思，對明廷放棄大寧、開平等燕山外圍藩籬更是提出了沉痛的批評。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寫道：「都燕京而棄大寧、棄開平，委東勝於榛蕪，視遼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無患，其可得乎！」他指出：「明代之都燕也，當法漢唐之成算，以開平、大寧、東勝、遼陽為河西、朔方之地。乃坐而自削，有日蹙百里之譏，無乃與都燕之初意相刺謬乎！」[32]這種批評相當中肯。燕山雖險，但實在過於單薄，一旦被突破，明統治重心即受到最直接的威脅。以顧祖禹之見，明朝定都北京，對於北京外圍的防禦，應當象漢、唐以河西、朔方等地作為關中外圍藩籬一樣，以開平、大寧、東勝、遼陽為北京之外藩，以加固燕山防禦體系。

　　在中原政權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上，河北和關中，猶如中原政權面向北方的兩臂。對於關中而言，早在秦漢時期，便已認識到了經營關中外圍對於關中安全的意義。秦漢、隋唐均曾致力於經營河套、隴西、河西乃至西域，以鞏固關中外圍藩籬，確保關中的安全。而河北則主要憑恃燕山山脈，扼險拒守，這種防禦格局卻顯得有些單薄。歷史上，憑武力強行透入河北並建立起政權的少數民族屢見不鮮，有時甚至是先已入據河北的少數民族政權又受到塞外新興遊牧民族的侵逼。前燕之滅後趙、北魏之逐後燕、金之滅遼、蒙古之滅金、清之取明，均以塞外侵逼河北，契丹據幽燕之地，更是影響了五代、北宋幾代政權的興衰。即使是在中原政權強盛的時期，由這裡發起的擾掠性入侵也是非常頻繁。所有這些，都與河北外圍屏障燕山防禦體系的單薄有關。

　　【註釋】

　　[1]　華湛恩《天下形勢考》

　　[2]　《讀史方輿紀要》直隸方輿紀要序

　　[3]　《讀史方輿紀要》卷十 直隸一

　　[4]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三 契丹和戰

　　[5]　《讀史方輿紀要》卷十 直隸一

　　[6]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7]　《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8]　《漢書》卷十八 地理志下

　　[9]　《隋書》卷三十 地理志中

　　[10]　《讀史方輿紀要》卷六 歷代州域形勢六

　　[11]　《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一 直隸二

　　[12]　《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四 直隸五

　　[13]　《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三 直隸四

　　[14]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15]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16]　《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五 直隸六

　　[17]　《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九 彰德府

　　[18]　《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五 直隸六

　　[19]　《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六 直隸七

　　[20]　《資治通鑑》卷十二 漢紀四

　　[21]　《資治通鑑》卷八十八 晉紀十

　　[22]　《資治通鑑》卷八十八 晉紀十

　　[23]　《資治通鑑》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24]　《資治通鑑》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25]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慕客垂載記

　　[26]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三

　　[27]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28]　《續資治通鑑》宋太宗雍熙三年

　　[29]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30]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31]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

　　[32]　《讀史方輿紀要》直隸方輿紀要序

第三節　龍蟠虎踞，東南形勝——東南

一　南北對峙與東南根本

南北對峙之際，南方政治重心必集於東南。這一局面的形成實有其地理上的基礎。

　　歷史上的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除孫吳與曹魏（西晉）之間短暫的對峙外，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其它南北對峙如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南宋與金、南宋與蒙古（元）對峙時，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所建。政治軍事上的對峙是以各自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為基礎的。

　　中國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氣候、環境及人的習性差異較大，遂使南北雙方軍事特長上也有很大差異。

　　北方少數民族以遊牧、射獵為業，男子皆精於騎射，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可謂兵民合一；在戰略戰術上，以遠端奔襲、騎兵野戰見長；注重發揮個人的積極性，人自為戰；生長北方，性習溫涼，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主要是在秋冬時節。秋冬時節，秋高馬肥，大地堅淨，利於騎兵驅馳。

　　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其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其治軍、用兵亦與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上的特點相適應。治軍以組織、秩序和紀律見長。歷史上的南方比較著名的軍隊如北府兵、岳家軍、戚家軍、湘軍都是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見長。在戰略戰術上，注重謀略，講究部伍陣法，善於利用城市作為據點防守，利用平原地區的江河水道來進行運輸。建立水師。南方對北方的主動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時節。春夏時節，正值中國東部季風區的雨季，江河水漲，便於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投送。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鑑於中原地區的氣候和地形上的特點，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利上都可謂利弊半參。利於南方者不利於北方，利於北方者不利於南方。雙方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

　　在南北對抗比較穩定的時期，雙方往往達成一種均勢。雙方之間的對抗在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某條中間線上穩定下來。任何一方只要越過這條中間線便會面臨大的困難，也會遭遇大的抵抗。這條中間線，在東部地區通常是淮河——儘管南方勢力偶爾能遠達黃河，北方勢力有時也能飲馬長江，但雙方大致在淮河一線穩定下來；在西部地區，則通常是以秦嶺為界。

　　黃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戰場。這一帶季節變化比較明顯，既有曠闊的原野，又有縱橫的江河水道。秋冬時節，大地堅淨，曠闊的原野宜於北方鐵騎驅馳，利於北方發揮其騎兵野戰的特長；春夏時節，江河水漲，利於南方發揮其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因此，無論從時機還是從地利上，雙方都是利弊半參，因而易於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長者無如東南。東南地處亞熱帶，雨水較多，河道縱橫。長江、淮河呈東西向流過，橫亙在南北之間，再加上它們的支流，遂形成一個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衝北方鐵騎的衝擊力。從阻擋北方鐵騎的衝力上來說，長江確是難以逾越的天塹。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在整個南方地區，沒有哪個地區能象東南這樣有這麼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溼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面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而發現自己陷入了棄其所長、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東南地區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長江下游太湖地區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區，人煙稠密。西漢時，吳王劉濞便以「鑄山煮海，國用富饒」，憑雄厚的經濟實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馬遷描述當時經濟形勢，稱「吳，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1]江南的開發本來相對晚於北方，但北方的歷次動盪都會導致大量的流民南遷，流民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往南方，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和江南經濟的發展。

　　東漢後期的動盪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遷高峰，「永嘉之亂」後，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遷。北方流民陸續南遷，促進了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到南朝劉宋時，在《禹貢》中被稱為「厥田下下」的揚州已呈現出相當繁華的景象。南朝沈約曾敘述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感嘆：「江南之為國盛矣！」他稱讚會稽一帶「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值一金，（關中的）雩、杜之間，不能比也。」稱讚揚州「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2]劉宋大明年間，揚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數倍，僅會稽一郡的人口即能與當時的荊、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時期，東南財賦為關中所倚重，揚州之富庶，常甲天下，當時號為「揚一益二」。隋開大運河、唐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仰仗東南，重新開鑿的大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東南江河水道眾多，交通運輸方便，匱乏之物，也易於得到補充，再加上海運，其交通貿易的範圍就更廣泛了。這些條件為東南的政治、軍事地位提供了經濟基礎。

　　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這也是立足東南的政權可以憑恃的條件。《漢書》地理志載東南風俗雲「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3]春秋時的吳越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爭霸、項羽率八千江東子弟而令秦人喪膽，都得益於東南地區勁勇好武的民風。《隋書》地理志述東南民風，謂淮南一帶「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京口一帶「其人本並習戰，號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為鬥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浙東及江西一帶亦頗與之同。[4]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歷代流民流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潛在的武裝力量。東晉時謝玄、劉裕曾率以屢破北方強敵的北府兵即是這種力量的顯示。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而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這跟東南政權的社會基礎也有很大關係。

　　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權喬遷東南之後，中原先進的社會政治文化遂構成其統治的重要基礎。在北方少數民族佔領北方地區之後，東南政權大多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過，這裡面還存在一個喬遷勢力與當地勢力結合的問題。孫吳立國江東，乃是淮泗集團與江東大族合流的產物；晉室南遷，也是中原王、謝、庾、桓等大族與當地顧、賀等望族相結合，才在江東立穩足跟。

　　自晉室南遷，中原士族和百姓紛紛避難江東，將中原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帶入江東，東晉南朝保據江南，抗衡北方數百年，喬遷士族是一個重要的穩定性因素。隨著女真和蒙古先後入主中原，趙宋王朝再度南遷，東南再次成為中原社會政治文化的薈萃之地。流風所披，影響深遠。明清及近代，東南人物之盛，令人矚目。

　　喬遷政權帶有上述的那些優勢，但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歷史上，立足東南的政權多以北伐、收復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立足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統一天下（僅明朝朱元璋為一例外），便跟喬遷政權的這種特性有關。

二　江淮防禦體系

　　整個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託的多層次的防禦體系。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多以建康（今南京）為政治重心。建康作為江南都會實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建康據險臨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荊襄，東接三吳，北面兩淮。巴蜀、荊襄足以屏護上游；三吳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援；兩淮地區為攻守進退之所，以攻以守，皆當以建康為根本。

　　建康本身「前據大江，南臨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古代南京城周圍山丘很多，如鐘山、覆舟山、幕府山。孫吳最初建都於此，諸葛亮稱「金陵，鐘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5]晉室南遷，亦建都於此，其後，宋、齊、樑、陳頻繁嬗代，但都不改舊轍；樑代經歷「侯景之亂」後，改都江陵，但很快亡於西魏。五代十國中的南唐也建都於此；明統一全國後，也定都於此，後雖遷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為陪都。在近代，南京還作過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的都城。

　　南方賴以對抗北方，主要是依託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見圖2-3-l）

（注：因淮河下游變遷頗多，今取南北對峙比較典型的劉宋時期為例）

　　長江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裡，再加上其支流，將一片遼闊的地域聯絡起來。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東連吳越，上下游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阻擋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孫吳，兵至廣陵，面對長江，不得不感嘆：「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6]次年，魏主再次大舉伐吳，見江水波濤洶湧，又感嘆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7]兩次親征，都只得引兵退還。苻堅伐晉，以為自己擁兵百萬，「投鞭於江．足以斷流」，但終不能越長江而滅晉。

　　淮河與長江相表裡，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顧祖禹總結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長淮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為險，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復保矣。」[8]如果說長江的防禦是純被動的，那麼，淮河則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意義。南方對抗北方，以守而言，則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廣大地區作為縱深；以攻而言，則出淮北可以進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於淮北，特別是泗水，稍經開鑿，即能連通黃河，從而使南方的力量能遠投到黃河流域；而單守長江，則一處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歷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脣齒關係多有論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如南宋呂祉言「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9]

　　長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維，淮河之守重在內外呼應。

　　南宋呂祉給宋廷上《東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論」、「江流上下論」、「江淮表裡論」三論，建議：立都建康以為興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陽、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勢；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表淮而裡江，如此則中原可復。

　　山東和荊襄猶如東南的兩翼，屏護著整個江淮防禦體系。山東足以屏護淮泗上游，荊襄足以屏護江漢上游。前人曾言「欲固東南者，必爭江漢；欲窺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游，國必危。」[10]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游，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

（一）長江防線

　　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系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游易渡之處有二，一是採石渡，一是瓜洲渡，分處建康的上下游。江北之敵欲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兩處。建康方面也加強對這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為重鎮，這就是京口（今鎮江）和採石。與此二地隔江相對的，東面是廣陵（今揚州），西面是歷陽（今和縣），北方鐵騎南下，往往東抵廣陵，西抵歷陽，故亦立重鎮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蘇鎮江市。最早孫權曾立都於此，號為京城，遷都建鄴後，立為京口鎮。自此以後，立國於東南者，均以京口為重鎮。東晉時，郗鑑經營京口以挫蘇峻之亂，遂建為雄鎮，號稱北府，與西府歷陽、南州姑孰一起拱衛京師建康。桓溫專擅朝政，視京口為眼中釘，曾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11]其帳下謀士郗超會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將京口讓給了桓溫。謝玄在淝水挫敗前秦苻堅大軍，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荊州東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將劉牢之舉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晉，劉裕、劉毅等據京口起兵反玄，因以滅玄。劉裕代晉後，有鑑於京口的戰略地位，曾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12]終劉宋一朝，無論是在對北敵的戰爭中，還是在內部政治鬥爭中，京口的地位都是舉足輕重。樑末，陳霸先鎮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陳霸先襲殺王僧辨，亦據京口而發，並最終建陳代樑。隋滅陳之戰中，賀若弼自瓜洲率先渡過長江，攻佔京口，與自採石渡江的韓擒虎合圍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興，亦自廣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東南，主戰派大臣力主經營建康、京口以圖中原，如陳亮曾上書孝宗皇帝說：「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力大略如虎之出穴。」[13]

　　採石即今之採石磯，隔江與橫江渡相對，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較好的渡江碼頭，是古代長江易渡之處。秦始皇巡視東南，即由此處渡江。孫策略取江東，也由此處渡江；後遂建為重鎮。西晉滅吳之戰中，吳丞相張悌率軍至採石，渡江迎戰晉軍，兵敗，晉上游諸軍遂長驅直入，直抵建業。晉永嘉元年（307年），陳敏據建業起兵，晉揚州刺史劉機由歷陽渡江討之。東晉咸和三午（327年），蘇峻據歷陽起兵，率軍自橫江渡江取採石，東逼建康。鹹康元年（335年），後趙石虎率軍南下，遊騎至歷陽，東晉急增戍採石、蕪湖、慈湖以備之。樑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樑，自壽陽趨歷陽，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並建議侯景說：「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採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能濟矣。」[14]侯景遂自橫江渡採石，襲據姑孰，東下建康；先是，臨川太守陳昕啟湊樑主：「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15]隋滅陳，韓擒虎兵出廬州，由橫江濟採石，陷姑孰，從右翼包圍建康；此前，陳將樊毅提醒陳主說：「水口、採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16]北宋開寶八年（975年），曹彬率軍伐南唐，在採石大敗南唐守軍，佔領採石，然後在採石架設浮橋，接應江北的宋軍，宋軍遂長驅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也試圖從採石渡江，被虞允文擊敗。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襲取和州，準備進擊江南，大軍渡橫江，奪佔採石，遂據集慶（今南京），開創大明基業。

　　京口與採石雖同扼長江渡口，但在唐以前，採石的重要性有過於京口。採石附近，江面較窄，京口一帶，江面較寬，且京口以北，河湖密佈，北騎驅馳不易；採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面中原，敵騎驅馳，容易抵達。北騎南來，趨採石較趨京口為易。故前人有言：「古來江南有事，從採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17]另外，採石除去扼長江渡口外，還與姑孰、東梁山一道起著阻遏上游來敵。屏護建康的作用。唐以後，形勢稍有變化，一方面由於泥沙沖積，瓜洲一帶江面稍稍變窄，另一方面，隨著大運河的開鑿和政治重心的東移，這裡是運河與長江、北方政治重心與南方經濟重心聯絡的銜接地帶，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當塗，地處建康上游，控御採石和東梁山二處險要，翼蔽建康。東晉南朝僑立豫州（或南豫州）於此，號為南州，與北府京口、西府歷陽一道拱衛建康。顧祖禹稱姑孰「控據江山，密邇畿邑，自上游來者，則梁山當其要害；自橫江渡者，則採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為必爭之地。」[18]東晉初，王敦專擅朝政，自上游移鎮姑孰；桓氏以荊州上游東逼建康，恆溫、桓衝先後移豫州鎮姑孰。劉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劉駿討劉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屬。因為，據姑孰即已奪梁山之險，撤掉了建康上游最後的屏障。梁山即東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里，擋建康上游陸路要衝。劉宋孝建元年（554年），劉義宣，臧質在上游起兵，東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謨等將拒之，叛軍兵至蕪湖，臧質建議義宣說：「今若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趨石頭，此上策也。」[19]義宣未用，而盡銳攻梁山，為王玄謨等所敗。齊永元元年（499年），陳顯達據江州起兵，齊東昏侯遣將軍胡鬆扼梁山以拒之。樑末，北齊蕭軌與樑降將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陳霸先立柵扼梁山以拒之。梁山與採石共扼建康上游水陸兩路，為建康上游最後的屏障。

　　與京口、採石二地隔江相對的是廣陵和歷陽，二地可謂兩淮根本。北騎南下，自淮東來者，最終必趨廣陵；自淮西來者，最終必趨歷陽。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則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結地，廣陵足以策應山陽、盱眙，歷陽足以策應鐘離、壽春。

　　廣陵即今之揚州，為淮東根本，翼蔽長江。北不得廣陵，則無以渡瓜洲；南不得廣陵，則無以爭淮北。大運河開通以後，廣陵扼長江與運河的交匯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漢時，廣陵為吳之國都，吳王劉濞據此，煮海為鹽，鑄山為銅，國用富饒，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漢。三國時，廣陵為曹魏所有，曹魏黃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親率水軍自壽春至廣陵，欲攻江東；孫權屢爭廣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屢出而無成，最終只得以長江為守。東晉時，廣陵為僑立兗州的治所，劉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徵發民丁，沿江數郡之兵俱集於廣陵。孝建年間，竟陵王劉誕受孝武帝猜疑，出鎮廣陵，劉誕遂營廣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發大兵攻之，始克。樑末「侯景之亂」中，東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盡入東魏，廣陵亦為北方所有。隋統一北方，謀並江南，先以揚州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平陳之戰中，賀若弼率先渡過長江，攻佔京口，從左翼包圍建康。隋統一全國，為加強南北聯絡，開鑿大運河，大運河在廣陵附近匯入長江。隋煬帝廢州置郡，以廣陵為江都郡，經常臨幸。隋末天下大亂，江都為李子通所據，李子通據江都稱帝，國號吳。唐末藩鎮割據，廬州刺史楊行密入據廣陵，自稱淮南留後，盡略淮南之地，建國吳，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吳後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為東都。後周顯德三年（956年），後周與南唐激戰於淮南，後周軍乘虛襲佔揚州，次年，南唐主請和，盡獻江北之地，南唐國勢遂弱。南宋建都臨安，江淮防線當臨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兩淮。揚州為淮東根本，趙範所謂「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皆不可無備。」[20]元軍突破荊襄防線，東下臨安，兩淮猶為南宋所守，李庭芝據守揚州。文天祥猶寄希望於兩淮，建議宋廷分境內為四鎮，將淮西併入淮東，建閫於揚州，截擊元軍之後，以圖恢復國勢，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揚州之與金陵，形勢又幾同於東晉南朝，後雖遷都於北京，但南北二京之間的聯絡、江南財賦的轉輸，都須藉大運河，而揚州扼運河之咽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歷陽即今之和縣。自淮西方向南下趨建康，必經歷陽。壽春、鳳陽以南，巢湖當其要衝；巢湖以西，地形複雜，不利大軍穿行；巢湖以東，山丘和河道較少，利於大軍通行，北方勢力南下，多出此途。歷陽當此衝要。顧祖禹言：「自昔國於東南，未嘗不以歷陽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21]南宋呂祉亦言：「歷陽，建康、姑孰之門戶。未有歷陽多故而江東得以安枕者。」[22]孫策據江東，由歷陽渡江。西晉滅吳，使王渾出歷陽，渡橫江。東晉時，蘇峻亦由歷陽渡橫江，襲姑孰而下建康。後趙石虎掠淮南，遊騎徑抵歷陽，江南戒嚴。樑末侯景叛亂，起自壽陽，並有歷陽，再出橫江而渡採石，遂入建康。隋滅陳之戰中，廬州總管韓擒虎由廬州趨歷陽，出橫江而渡採石。宋金對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徑抵歷陽。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歷陽渡江，克採石、下太平（姑孰）。

（二）淮河防線

　　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鎮，以扼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壽春（今壽縣）和鍾離（今鳳陽），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穎河和渦河。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壽春正對穎口，擋穎河、淮河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擋渦河之衝。南北對峙之際，鍾離與壽春俱為淮西重鎮。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這一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

　　壽春即今之壽縣。淮河主要支流穎河在其附近匯入淮河。穎河為中原與江淮之間的一條重要交通線，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壽春正對穎口。自穎河或淮河上游而來之敵，必經壽春。顧祖禹稱壽春「控扼淮穎，襟帶江沱，為西北之要樞，東南之遮蔽。」[23]另外，壽春一帶，為黃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於屯耕。故其地利足以為戰守之資。

　　戰國末，楚失鄢郢之地後，東徙淮南，一度以壽春為都。西漢時，壽春為淮南王國都。淮南國地大力強，值漢廷削藩之餘，怯不自安，遂謀起兵。伍被建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崛強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24]東漢末，袁術據壽春，帝制自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鄧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視陳、項以東，至壽春，上表建策，建議：「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歲豐常收，三倍於許。如此，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25]主政的司馬懿採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興屯田，廣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自是以後，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船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為以後西晉滅吳打下了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對峙於江淮之間，壽春擋南北之衝，為南北雙方爭奪的急所。司馬睿初定江東，應詹即建議說：「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26]東晉立足江東，但仍以收復中原為號召，故經營壽春，以守而言，可為淮西重鎮，以進取而言，可與中原形勢相呼應，且兩淮間為流民所集，招集安撫，意義亦大。晉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據壽春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時出兵救援，晉大司馬桓溫率軍擊破前秦援兵，攻破壽春，收復壽春。時參軍伏滔隨恆溫至壽陽，以淮南屢叛，遂著《正淮論》言壽春之重要曰：「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樑宋，平途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有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田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27]苻堅伐晉，前鋒已拔壽陽，但就在壽陽附近的淝水，謝玄所率晉軍擊破前秦軍隊，收復壽陽，前秦經此一敗，頓成崩潰之勢。東晉末，劉裕「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28]僑立豫州，治壽陽，作為北伐中原的一個前進基地。王鎮惡、檀道濟趨許洛之師即由此出發。劉宋時期，無論是北伐還是北伐失敗後收拾殘局，壽陽都顯示出了它作為淮西一方重鎮的地位。蕭道成代宋自立，北魏即發兵來攻，壽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蕭道成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鎮壽陽，他對垣崇祖說：「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鄙。壽春當虜之衝，非卿無以制此虜也」[29]蕭齊末年，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北魏，北魏發兵接應，壽陽並淮南之地遂入於北魏。樑趁北魏內亂，收復壽陽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亂」時，東、西魏趁利南進，壽陽及淮南之地又入於東魏。陳太建五年（573年），吳明徹北伐，收復壽陽，陳主為之下詔曰：「壽春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稱要害。」[30]吳明徹兵敗後，壽陽連同整個淮南又被北周攻佔，陳人不得不憑江而守，形勢極其不利。

　　五代時，後周世宗徵南唐，攻壽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後來南唐壽州守將以望斷援絕而降。壽州一降，江北諸州次第風靡。宋金對峙時，金兵南下江淮，壽州每為極衝。呂祉言：「淮西，建康之遮蔽，壽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壽春失，則出合肥、據歷陽，建康不得安枕矣。」[31]

　　渦河為中原與江淮間的又一條重要交通線。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鳳陽正對渦口，擋渦河之衝。南北對峙之際，鳳陽與壽春俱為淮西重鎮。鳳陽在南北朝時為鍾離郡。南朝劉宋失淮北諸州之後，只得憑淮河而守，鍾離正檔自許洛方向南下之衝，北魏每次南下，鍾離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樑末，鍾離與壽春俱入於東魏。宋金對峙，金人立劉豫於中原，欲以華制華。宋紹興六年（1136年），劉豫侵淮西，朝議欲棄淮保江。樞密使張浚力反之，說：「淮南諸屯，所以遮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則長江之險與敵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東宜於盱眙屯駐，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於濠、壽屯駐，以扼渦、穎運道。」[32]濠州即鳳陽。濠、壽二州分別控扼渦、穎二口，為扼守淮河的關鍵。紹興十一年（1141年），張浚、劉琦、楊沂中三大將之兵敗於濠州，宋廷遂決計議和。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經兗州、濟寧、徐州、宿遷，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河下游河道變遷很大，特別是黃河改道，奪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當年舊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西晉王濬攻吳，杜預曾寫信鼓勵他直搗建康以滅吳，然後，「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33]根據杜預書信中所提示的線路，王濬水師可由建業？直駛洛陽，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連通黃河、長江兩大水系應該是比較早的事；桓溫、劉裕北伐，都曾開通泗水水道；隋煬帝開大運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

　　淮河下游重鎮主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東晉南朝時為山陽郡，隋唐及宋代時為楚州，元明清時稱淮安。曹魏黃初年間，魏主曹丕親率水軍循蔡、穎、渦等水入淮而至廣陵，舟師即由淮安而南。東晉南朝均以淮安為重鎮，祖約、劉隗、荀羨等將先後鎮守其地。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將彭超建議苻堅說：「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棋劫之勢，東西並運，丹陽不足平也。」[34]苻堅從之，遂發兵攻淮陽、盱眙。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後，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百姓入城，築堤蓄陂水，欲待魏兵至時，決堤灌之。魏軍經過山陽，未敢攻城。劉宋泰始年間失淮北諸州，北魏將山陽、彭城一帶經營成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南朝再謀北進，形勢已很不利。陳代吳明徹北伐圍攻彭城時，周將王軌輕兵南進，襲據清口，切斷了陳軍歸路，明徹遂敗。宋室南遷，倚江淮以遮蔽東南，山陽的地位再次重要起來。吳表臣曰：「山陽控扼之地，失之則無以遮蔽淮東。」[35]徐宗偃亦曰：「山陽南北必爭之地也，我得之，可以進取山東；敵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36]大運河道經淮安，故元、明兩代均設重臣、置屯軍以經略之。元末農民起義時，元將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議元廷增戍淮安：「淮安為南北噤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為急務。」[37]

　　盱眙為淮東一方重鎮。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懷王的都城。東晉時，羌人姚襄在淮南擊破殷浩之軍，進屯盱眙，晉廷不能制。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將領俱難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戰後，東晉才收復盱眙；義熙年間，晉廷置盱眙為郡，劉宋時因之。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時，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處衝要，乃繕城浚隍，積材谷，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北魏南進時，淮河一帶郡縣守宰多棄城逃走，沈璞堅守盱眙；輔國將軍臧質軍潰後，亦率餘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堅守盱眙，魏主拓跋燾自瓜步北撤途中，親自指揮強攻盱眙三十餘日而未能破城，只得燒攻城器具而走，顯示出盱眙在淮東地區確為一方重鎮。北魏退去後不久，劉義隆即以其弟劉義恭為南兗州刺史、驃騎將軍，都督十三州諸軍事，移鎮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區殘破的防禦體系。次年，劉宋撒南兗州併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駐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

　　彭城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眾水彙集。泗水從彭城附近流過。泗水向西北上溯，開鉅野澤可入黃河，南流途中又匯納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匯入泗水。劉裕滅後秦之後南歸，舟師自渭入河，又開汴渠，自河入汴，遂歸彭城。雎？水則在邳州（今邳縣）附近匯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敗於雎？清口。

　　彭城可說是四戰之地，為歷代兵家所必爭。彭城在楚漢之際曾為西楚霸王項羽之都。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之際，徐州乃紛爭之地，陶謙、劉備、呂布、曹操都曾力爭徐州。孫權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呂蒙以徐州「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且地近許洛，雖攻取之，日後曹操也必全力來爭，不如襲取荊州，全據長江。[38]

　　南北對峙形勢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線的幾個層次中，長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長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區，實以彭城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間，水陸交通便利，可為戰守之資。蘇軾論彭城地位曰：「徐州為南北襟要，京東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樑宋，使楚人開關延敵，真若從屋上建瓴水也。」[39]

　　東晉隆安三年（399年），北魏滅後燕，後燕慕容德率餘部南走，謀先據一方，作為根據地，部下張華建議攻取彭城，尚書潘聰則力陳彭城乃晉之重鎮，爭之不易，他說：「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人之所長，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廣固而據之。」[40]潘聰是看到了彭城對於東晉的意義，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結論。劉裕和劉義隆都曾以彭城作為北伐的基地。劉裕北伐後秦，即以彭城為其前進基地；劉裕以北伐之功先後進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劉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為北伐的前進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時，長沙王劉義欣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謨為彭城太守，進策經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41]劉義隆遂以第三子劉駿為徐州刺史，鎮彭城，為北伐作準備。在這次北伐失敗後，劉駿與江夏王劉義恭堅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輕攻彭城。

　　劉宋泰始年間的內亂中，宋明帝繕後不當，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劉宋試圖奪回彭城而未遂。此後，北魏積極經營彭城，作為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北魏初據彭城，主將尉元上表請經營彭城：「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強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覦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42]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谷帛俱溢，非止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43]到陳代時，吳明徹趁北周與北齊相爭之機北伐，收復淮南，並試圖進爭淮北，收復彭城，但他在圍攻彭城時，兵敗被擒。南朝經略淮北的最後一次機會也失去了。

　　唐代藩鎮割據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今安徽宿縣北符離集）、渦口，一時南北漕運之路斷絕，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李泌建議唐德宗說：「江淮漕運，以甬橋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至！宜急建重鎮于徐州，使運路常通，則江淮安也。」[44]

　　邳州（今邳縣）可謂對徐州地位的一種補充。邳州也在淮泗水運線上，北近齊魯，南蔽江淮，為南北水陸交通的一大要衝。從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趨中原；自邳州向東北，正對沂水河谷，可趨山東。邳州與淮安俱為淮北與淮南的重要銜接點。南方爭淮北、北方爭淮南，都必爭邳州。劉裕北伐南燕，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縣）後，留船艦步行而進；滅南燕後，又欲「留鎮下邳，經營司、雍」；盧循東下建康，劉裕還師，兵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率精銳步騎歸建康。劉宋泰始年間，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經營彭城，曾上表請經略下邳、淮陽等地以挫宋軍：「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預，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宋人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預、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自克。」[45]沈攸之沿泗水北進，試圖收復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擊敗，淮北諸州遂不可復問。陳趁北方內亂遣吳明徹北伐，下邳一帶又成為爭奪的要點。五代初，淮南割據，抗衡中原，邳、徐一帶控淮泗之路，為南北爭奪的要點。朱溫以爭邳、徐而阻楊行密，後周則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這是東南地區江淮防禦體系的大致情況。大體說來，可以分為幾個層次：長江一線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線上有京口、廣陵、姑孰、歷陽等重鎮，守護江南；長江至淮河之間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壽陽、鍾離、山陽、盱眙等重鎮，守護淮南；淮河至黃河之間又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彭城、邳州等軍事重鎮，守護淮北。

　　這幾個層次基本上顯示出了南北雙方隨著勢力消長而表現出的攻守形勢。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河以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消極防守；南北雙方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的前沿。

三　南方的北伐

（一）北伐的政治問題

　　從東晉南朝到南宋，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舉行過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恆溫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謝萬北伐（359年）、謝玄北伐（384年）、劉裕北伐（400年、416年）、劉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蕭衍北伐（505年）、吳明徹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張浚北伐（1136年）、岳飛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從這些頻繁發起的北伐中，可以折射出一些政治上的問題。

　　對於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而言，北伐總是一面旗幟，一面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會的旗幟。

　　東南政權既然大多是喬遷政權，他們在北方少數民族佔領北方地區之後，大都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們整合南方社會的過程中，北伐、收復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面旗幟。

　　東晉、南宋南遷之初，北方為少數民族所佔，中原板蕩，百姓流離，人無定志。南遷的政權要收拾局面，穩定人心，憑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這麼一個身份。但他們又都是在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面的。東晉、南宋南遷之前，西晉、北宋政權都是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覆滅。東晉的建立者司馬睿、南宋的建立者趙構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這就是說，南遷到東南的政權並不是中原政權的原班遷移。這樣，新建立的政權要出來整合被衝擊得支離破碎的社會結構、社會秩序，對於自己的政權作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這麼一個身份尤須加以強調。

　　這時，北伐中原、收復舊疆便可以作為一面非常有用的旗幟。這面旗幟可以顯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權與中原政權之間的內在聯絡。這一點對於維繫人心、整合內部意義重大。也就是說，此時打出北伐中原的旗號，對於江南政權內部政治上的意義甚至有過於北伐本身的意義。

　　的確，北伐中原，驅逐胡人，收復舊疆，重返故土，對於振奮社會人心是很有號召力的，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項精神資源。王導在渡江士人們新亭對泣之時「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46]之語，何等感勵人心！岳飛「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壯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歷史上，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發起的北伐雖多，真正徹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卻很少。如果北伐僅僅只是作為收拾人心、整合社會的一面旗幟的話，那麼，社會整合的程度反過來也會影響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只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比較強大的力量；相反，社會整合不夠的話，就凝聚不出強大的社會力量，也就無法有成功的和比較徹底意義上的北伐。

　　東晉前期，皇權旁落，門閥政治比較典型。王、庾、桓、謝等大族先後執掌朝政，幾個主要的大族相互牽制，又相互維繫，從而使這種政出多門的局面得以維持。這種局面妨礙了封建統治秩序的全面建立；也妨礙江南社會的全面整合，所以，東晉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謝萬、謝玄北伐時，南方社會整合程度遠遠不夠，牽制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晉廷並未給予實質性的支援。而當祖逖剛剛在河南打下基礎，晉廷即派戴淵前往節制。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戴）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刁（協）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47]不久病死，北伐事業前功盡棄。褚裒北伐，「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而光祿大夫蔡謨則「獨調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48]當時各方的意圖及彼此矛盾非三言兩語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實已足可顯示褚裒北伐並沒得到江東社會的廣泛支援。

　　有時，北伐甚至成了門閥大族權力鬥爭的一個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這樣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晉廷為了抑制恆溫北伐的動議。而且，殷浩北伐時，出身江左第一高門的王羲之就曾遺書殷浩說：「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靡而已。」[49]對於北伐也並不贊成。殷浩北伐失敗後，桓溫趁機反擊，從而將北伐的資格據為己有，同時也將東晉的軍政大權握於己手。

　　桓溫北伐應該說是取得了一定的影響。但桓溫北伐的用意，並不全在收復北方。他兵臨灞上卻不採王猛之議徑攻長安，進抵枋頭而不採郗超之議直趨鄴城，從此中似可窺見他雖專兵在外卻意在建康的梟雄心態。正是這種梟雄心態妨礙了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桓溫長期專擅上游，遙制朝廷，雖王、謝大族亦無法予以裁製。

　　謝玄北伐時，正趁淝水之戰後南方空前高漲的士氣和北方紛亂的局面，本應取得較大的成就；但此時，謝安正以剛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馬氏的猜忌，謝玄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內藩朝廷」的建議甚至都不被朝議所允。

　　劉裕北伐時，至少算是事權歸一，受到的牽制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樹立個人威望的意圖，他最終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晉。劉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個仍以喬遷士族為政治主體的社會裡，以一個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門士族共同維繫百餘年的司馬氏政權而代之，必須取得這些高門士族的支援，這是劉裕造宋所面臨的主要政治問題。所以，他要在對北敵的疆場上建立起足以取信於朝野的功勳，以便為改朝換代作準備。這對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鞏固造成了很大影響。

　　劉裕北伐應該說是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是，儘管他平定了桓玄、盧循、譙縱，消滅了南燕、後秦，武功卓著，但高門士族對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雖然控制了軍政大權，但社會基礎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剛剛擊滅後秦、北伐功業如日中天之時，聽到他的重要謀士、留守建康的劉穆之死後，感到「根本無託」，遂從長安倉促東歸，致使關中旋得旋失，沒於赫連夏。在他死後，北魏趁喪南侵，河南又沒於北魏。而這點又影響了以後整個元嘉年間的南北關係。

　　本來，劉裕在晉末秉政的那段時間是整個東晉南朝歷史上南方實力最強、所據地理態勢也最好的時期，劉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經取得的成就是可獲得進一步鞏固的，但由於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當大的折扣。

　　劉宋時期，皇權得到加強，劉義隆北伐時，己能集中全部的國力從事北伐，但此時「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自劉裕代晉，這種觀念上的微妙變化便已初顯端倪。劉裕在劉穆之死後倉促東歸，已是置關中於不顧；削弱豫州（劉裕死前分豫州為南、北兩部，南重而北輕）則又是置河南於不顧；劉義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50]只圖河南，不問河北，已無收復北方舊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則又一改東晉時期「不與劉、石通使」的立場[51]。種種跡象表明，晉宋之際，「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對於「華夷」南北對峙的政治現狀已經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經根本沒有收復舊疆、統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時期的北伐則因趙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對統兵將領一貫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牽制。趙宋王朝為能苟安東南，甚至不惜自毀長城，殺掉岳飛這樣的名將。

　　上述北伐史實，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當政者的北伐意圖實際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進一步深究的話，又當追溯到整個喬遷政權本身政治上的弱點。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能夠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經非常滿足。這一點在東晉孫綽的上書中表現得比較典型。

　　時桓溫北伐收復洛陽，遂上疏請晉廷還於洛陽舊都，朝臣們以「北土蕭條，人情疑怯」，不樂北遷。這時孫綽上疏曰：「昔中宗（晉元帝）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桓）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怯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躕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僕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52]

　　孫綽之言，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很有代表性。江南喬遷之地，已成「安樂之風」；中原故土，反成「習亂之鄉」。能保有江南「安樂之國」已經非常滿足。歷史上，喬遷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收復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徹底的北伐少，跟喬遷政權的上述特性有很大關係。

　　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為整合南方社會的一面旗幟，本無足厚非。在北方淪亡，中原板蕩之際，北伐的口號對於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奮士氣、奠定江南立國規模的確具有重大的意義。此時的北伐實際上具有整合內部和對抗北敵這雙重的意義。

　　然而，北伐除了作為旗幟外，畢竟還應有本身的內涵。只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強大的力量，才會有真正徹底的北伐。此時，事權歸一，將帥用命，士氣振奮，社會組織、社會動員也都暢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會整合已經比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本來，當喬遷政權在江南根基已固，內部經營初具規模以後，是可以作進一步的進取的；但對喬遷東南的政權而言，北伐大多隻是停留在第一層意義上，僅僅只是作為一面旗幟，一個招牌，因而少有比較徹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較成功的北伐。

　　與東晉、南朝及南宋等喬遷政權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朱元璋雖然也是起自東南，但其政權的基礎並無上述喬遷政權的種種特性，並不需要拿北伐作為安定內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驅逐韃靼，恢復漢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也正因為徹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終的成功。

（二）北伐的地理背景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關。以東南而北伐中原，進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勢是其制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面已經說過，東南立國，主要是依託長江和淮河，其攻守、進退都是以它們為基礎。這是江淮防禦體系的正面。但無論以進以退，還須經營好東南的兩翼。山東和荊襄是為東南之兩翼，經營好此二地，進可以經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禦體系的穩固。山東可以屏護淮泗上游，荊襄地區可以屏護長江上游。北伐作為一種進取的態勢，尤須經營好兩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面太遠，其攻守往往失去依託，而山東、荊襄二地的山河形勢足以作為屏障，也足以作為進取的依託。

　　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內部政治因素的牽制外，北伐方略不當也是其北伐無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時，爭於河南，而河南當時正是混亂和動盪的交匯之地。褚裒北伐，師出泗口而趨彭城，結果大敗於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許、洛，但先是有張遇據許昌之叛，以致自壽春出兵的計劃受挫，後來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謝萬北伐，由渦水、穎水北趨洛陽，卻以燕兵勢盛而倉皇退兵，招致士眾驚潰，許昌、穎川、譙、沛諸城相次陷沒。謝玄北伐，由下邳進據彭城，遣軍渡河守黎陽，又遣劉牢之援鄴城，他上疏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53]的建議亦為朝議所不允。劉宋元嘉北伐，目標也只在收復河南，結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樑代蕭衍北伐，戰於淮南，與其說是進取，不如說是自保。陳代吳明徹北伐，是趁北方內亂，乘時進取，但也止於淮河南北。南宋張浚北伐，意在屏護臨安，其佈勢重在淮河正面，而在兩翼擔任主攻的岳飛、韓世忠二將則勢單力薄。端平北伐，短時間收復二京，也只是重複了劉宋收復河南四鎮的覆轍。

　　上述北伐方略上的不當，除了諸如戰爭指導之類的失誤外，對於東南所面臨的地理形勢缺乏整體的經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上述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面，爭於河南四戰之地，攻守形勢缺乏依託。這其中又以劉宋元嘉北伐收復河南之戰和南宋端平北伐收復三京之戰比較典型。這兩次北伐最能反映出東南政權北伐中原時地理上的弱點及其經營上的不當。

　　宋文帝劉義隆為收復河南，先後於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兩度大舉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軍趁春夏雨季北進，並迅速打到黃河一線，然後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佔領河南後還設立了河南四鎮：洛陽、虎牢、滑臺、碻磝，意在憑河而守。但是，等到秋高馬肥的時節，北魏鐵騎南下，劉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潰，所以兩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劉義隆戰爭指導有誤。這裡，值得分析的是劉義隆北伐目標的選擇問題。（見圖2-3-2）

　　劉義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復河南，但河南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軍攻佔河南後，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黃河雖險，卻並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堅合，可以無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北魏以山西為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虎視中原。那年，到彥之進兵之時，北魏正謀伐柔然，群臣們顧慮劉宋，崔浩斷言：「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54]所恃者乃在北魏對中原所擁有的地理上的優勢。劉義隆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應該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劉義隆北伐，每次都只圖河南，實非長遠之計。倒是劉宋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表所言進兵之策比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劉義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謀北伐，劉興祖上表言：「愚謂宜長驅中山（今定州），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入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渡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今居庸關），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55]劉興祖吸取了前兩次爭河南而無功的教訓，建議自山東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內。若河北底定，則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這的確是北魏為之擔憂的一種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時，北魏崔浩曾對太武帝分析說：「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今河北冀縣），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宋軍）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56]在崔浩看來，宋軍若在抵達黃河之後，進攻河北，北魏形勢就很危險，太武帝須親自率軍抗擊，刻不容緩。由此可見劉興祖所言進兵之策可謂極富膽略，且洞悉宋魏對峙的戰略形勢。不過，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劉義隆志望、見識均不及此，故未採納。

　　劉家的北伐均以失敗告終，還招致北魏的大舉反擊，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後，大舉南進，兵臨瓜步，飲馬長江。劉宋國力大損。

　　南宋端平北伐收復三京之戰幾乎是重演了一次劉宋元嘉北伐收復河南之戰。蒙古為滅金，遣使聯宋攻金。宋、蒙聯軍於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滅掉金國。根據協議，河南陳、蔡東南之地屬南宋，陳、蔡西北之地屬蒙古。開始南來對於這次聯蒙攻金還比較慎重，滅金之後，宋軍即馬上撤還，增戍江漢地區，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後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滅金之後，置一漢人為河南道總管，統領河南，蒙古大軍則於當年盛夏到來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溫涼之地避暑，遼闊的中原幾成軍事真空。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頓起僥倖之心。淮東安撫使趙範等人建議「乘時撫定中原，守河據關，收復三京（開封、洛陽、商邱）」[57]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都力贊此議。宋軍遂在戰爭準備並不充分的情況下於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進兵河南，佔領汴京和洛陽。蒙古窩闊臺汗聞訊，即命大將塔思率軍南下。蒙古鐵騎南下，宋軍一觸即潰，根本無法固守河南，迅速敗退而歸。和元嘉北伐一樣糟糕的是，南宋的軍事行動引發了蒙古軍的大規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軍兵分三路大舉南進。南宋兩川、江淮及荊襄均被殘破。幸賴孟珙、餘玠等名將苦心經營，南宋才得以在東南繼續偏安。

　　取得一定影響的北伐，都是從兩翼的經營著手。如恆溫北伐取得一定影響的都是自荊、襄出兵：桓溫先自江陵，經襄陽、入武關，進抵灞上，震動三輔；後又自江陵北進，出伊水，擊敗姚襄，迫降周成，收復舊都洛陽。岳飛北伐也是自荊襄出兵。岳飛自襄陽北進，相繼收復穎昌、鄭州、洛陽等地，乘勝進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鎮，準備渡河收復河北。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在佈勢上能體現出對東南地理形勢作整體經營的最典型的戰例是劉裕北伐後秦之戰。劉裕在東晉義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東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義熙八年（412年）派朱齡石統兵入蜀，平定焦縱，使四川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荊襄上游的安全，並將荊襄經營為日後北伐的一個前進基地。在國內，他鎮壓了盧循起義，消火了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等反對勢力。東晉政局穩定，事權歸一。

　　義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劉裕趁後秦國主姚興死後諸子內訌的有利時機北伐後秦。其進攻部署大致分三個方向：淮河、山東和荊襄。淮河正面，王鎮惡、檀道濟率步軍自壽山向許、洛方向進攻，沈林子、劉遵考率水軍溯汴水西進，作為後繼；荊襄方面北上之軍分為兩路：朱超石、胡藩率軍從南側進攻洛陽，沈田子、傅弘之率軍一部趨武關，作牽制性作戰；山東方面，王仲德督前鋒諸軍由彭城溯泗水，開鉅野澤入黃河；劉裕自統大軍待水路開通後，由泗水入黃河，再沿黃河西進。（見圖2-3-3）

　　這次作戰，佈局巨集大，幾個方向的進攻配合起來，足以撐開全域性。自荊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對洛陽的進攻；沈田子、傅弘之則率先自武關攻入關中，牽制大部秦軍，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面的進攻。山東方向，王仲德開鉅野澤，打通由泗水入黃河的交通線路，是晉軍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晉軍糧草裝備的運輸線；另外，劉裕主力入河後，針對北魏在黃河北岸屯兵十萬的嚴峻形勢，馬上在山東置立北青州，以向彌為北青州刺史，鎮守碻磝（今山東東阿西北），掩護由泗入河之路，且監視魏軍行動，保證後方的安全。由於劉裕處置得當，攻後秦之戰遂得以順利展開。這次北伐，一舉收復了關中和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

　　明初朱元璋北伐則是自東南發起的北伐中惟一徹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開創了以東南為基礎統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統治暴虐，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早已搖搖欲墜。朱元璋在掃平南方群雄、統一長江中下游地區之後，即舉兵北伐元朝。（見圖2-3-4）

　　在商議北伐方略時，將領們多主張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遮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矣。」[58]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為基礎，西平陳友諒，控制荊襄上游；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控制荊襄，保障了對長江形勢的控制；鞏固三吳，保障了大後方的穩固。元朝在經歷了劉福通起義的衝擊後武備不振，它所倚重的統兵將領如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擁兵關中的李思濟、張良弼等卻爭權奪利，各謀保境割據，相互攻伐，不相統一。這正好給了朱元璋各個擊破和直搗大都的機會。

　　元朝在失去對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後，正賴河南、山東作為南方藩籬，抵禦明軍北上。山東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監控著南北水路運輸的大動脈，在南北之間居於樞紐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遮蔽」。元朝失山東即已等於門戶大開，再無天然屏障以御明軍。明軍攻佔山東後，還可以利用大運河的北段，順流長驅。取河南則可保護北伐軍的側翼。至於攻取河南之後，止兵潼關而不攻關中，徑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擴廓帖木爾、李思濟、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可不戰而克。」[59]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勢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標在河北，攻關中會有漫長的側翼暴露。劉裕伐後秦時即冒著後路被北魏切斷的危險。明初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即王保保）為元朝最能征慣戰之將，所部亦為元軍精銳，若攻山西則必曠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漢而後收幽雲，結果屢攻北漢耗盡國家精銳，最終無力收復幽雲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後便徑攻河北，倒很似劉宋時劉興祖所言北伐方略。朱元璋的北伐構想符合當時的政治形勢，也符合南北相爭的地理形勢。

　　明軍北伐的作戰經過基本上循著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開。明軍首先攻佔山東，然後，向西旋轉，攻取河南，西抵潼關，阻遏關中元軍之東出。然後，進軍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驅逐山西擴廓帖木爾，進軍關隴、巴蜀，統一天下。

　　【註釋】

　　[1]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2]　《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史臣曰」

　　[3]　《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4]　《隋書》卷三十一 地理志下

　　[5]　《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 江南二

　　[6]　《資治通鑑》卷七十 魏紀二

　　[7]　《資治通鑑》卷七十 魏紀二

　　[8]　《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 江南一

　　[9]　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裡論

　　[10]　《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

　　[11]　《資治通鑑》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12]　《宋書》卷七十八 劉延孫列傳

　　[13]　《陳亮集》中華書局增訂本，卷一

　　[14]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樑紀十七

　　[15]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樑紀十七

　　[16]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六 陳紀十

　　[17]　《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 江南一

　　[18]　《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七 江南九

　　[19]　《宋書》卷七十四 臧質傳

　　[20]　《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三 江南五

　　[21]　《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22]　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裡論

　　[23]　《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一 江南三

　　[24]　《漢書》卷四十五 伍被傳

　　[25]　《三國志》卷二十八 鄧艾傳

　　[26]　《晉書》卷二十六 食貨志

　　[27]　《晉書》卷九十二 伏滔傳

　　[28]　《晉書》卷十四 地理志上

　　[29]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五 齊紀一

　　[30]　《陳書》卷九 吳明徹傳

　　[31]　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裡論

　　[32]　《續資治通鑑》卷一一七

　　[33]　《資治通鑑》卷八十一 晉紀三

　　[34]　《資治通鑑》卷一百零四 晉紀一十六

　　[35]　《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 江南四

　　[36]　《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 江南四

　　[37]　《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董博霄傳

　　[38]　《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39]　《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40]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三

　　[41]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七

　　[42]　《魏書》卷五十 尉元傳

　　[43]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五 齊紀一

　　[44]　《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45]　《魏書》卷五十 尉元傳

　　[46]　《晉書》卷六十五 王導傳

　　[47]　《資治通鑑》卷九十一 晉紀十三

　　[48]　《資治通鑑》卷九十八 晉紀二十

　　[49]　《資治通鑑》卷九十九 晉紀二十一

　　[50]　《資治通鑑》卷一二一 元嘉七年

　　[51]　《廿二史考異》卷一八 晉穆帝永和七年

　　[52]　《資治通鑑》卷一百零一 晉紀二十三

　　[53]　《晉書》卷七十九 謝玄傳

　　[54]　《魏書》卷三十五 崔浩傳

　　[55]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六 宋紀八

　　[56]　《魏書》卷三十五 崔浩傳

　　[57]　《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復

　　[58]　《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

　　[59]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第四節　山川險固，天府之土——四川

一　山川形勢

長江、黃河分別流貫中國南方和北方。四川和關中在南、北方都據上游之勢。誠如前人所論：「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為南北。故河北（黃河以北之地）、江南為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據長江上游，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陝西據黃河上游，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1]

　　在幾大戰略要地中，論山川險固，無如四川。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中國地形中東西向的山脈與南北向的山脈在這一帶縱橫交錯，形成封閉完整的盆地。青藏高原上一座座大型山脈東西延綿，至四川西部嘎然而止，成為四川西部屏障；秦巴山地橫亙其北，為其北部屏障，也是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線；巫山分佈於其東；折向西南，經大婁山而與雲貴高原相接。

　　在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都是重山峻嶺，層巒疊嶂，防護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四川的西、南兩面地形地勢險惡，在古代多屬羈縻之地；東、北兩面是其與外界的主要聯絡方向。（見圖2-4-l）

　　四川每被稱為天府之國。四川境內，長江及其支流呈向心狀匯入盆地底部，東流出川。江河沖積，形成肥沃的平原，宜於農業生產。四川地區物產豐富。《漢書》地理志載巴、蜀、廣漢等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偅，西近邛、笮馬旄牛。」[2]常璩也曾記載過蜀地的物產，稱「其寶則有壁玉、金、銀、珠、碧、銅、鐵、鉛、錫、赭、堊、錦、繡、犛、犀、象、氈、犛、丹黃、空青、桑、漆、麻、苧之饒。」[3]四川地多鹽井，獲利豐饒。

　　四川的開發比較早。戰國時，秦蜀守李冰營都江堰，灌溉良田千里。秦漢時期，蜀地富商聞名天下。東漢初，中原飢謹，而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履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4]諸葛亮隆中對策之時，稱益州是「天府之土」，「民殷國富」。唐宋時期，益州富裕與揚州相埒，賦稅為天下最。

　　昔人常稱蜀道艱難，實際上，這主要是說四川與外部之間的交通條件很差，而在四川盆地腹地成都平原，交通條件還是比較好的，所謂「浮水轉漕之便」主要是利用長江及其支流建立起來的江河水運系統。長江下通東南，主要支流氓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烏江、金沙江則通往盆地四周，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尤為盆地腹地的交通要道。涪江在歷史上通常謂之內水，岷江在歷史上通常謂之外水，沱江在歷史上通常謂之中水。三水皆為成都與重慶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成都和重慶是這個水運系統的兩大樞紐，分居其上下游。

　　四川與外部的聯絡主要是通過其東、北兩個方向。長江三峽是其與東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與北方之間的往來通道。兩個方向的往來通道俱極險要。大抵東面為水路，行江道；北面為陸路，行棧道。這兩個方向又分別歸重於兩大重心：重慶和成都。

　　由重慶東出，經三峽可入湖北，大抵以夔州為其門戶，瞿塘關（亦稱江關、捍關）即在此處；從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倉道可入漢中，另由陰平道可通隴上，大抵以劍閣為其門戶，劍門關即在其附近。

　　夔州即今奉節。《讀史方輿紀要》稱夔州「控帶二川，限隔五溪，據荊楚之上游，為巴蜀之喉吭。」[5]夔州扼守江關，為四川的東面門戶；從東面入川，不下夔州，便無可能；一下夔州，便已過三峽之險，而奪蜀之東面門戶。故王應麟稱夔州為「西南四道之咽喉，吳楚萬里之襟帶。」[6]

　　戰國時，巴楚相攻，楚置捍關以拒巴。東漢初，公孫述割據益州，遣將軍任滿下江州（今重慶），東據捍關，後又遣田戎出江關以攻夷陵；東漢大將岑彭攻益州，先破田戎，入江關，益州東面門戶遂開。三國初，劉備為收復荊州，率大軍出川攻吳，在夷陵慘敗之後，退屯白帝，扼守江關；劉備死後，李嚴屯白帝城，以備東方。西晉滅吳，王濬樓船之師自益州東下白帝，以攻吳之西陵。東晉時，恆溫討李勢、朱齡石平焦縱，也都由白帝逆江西上。南朝劉宋為控御三峽一帶的蠻夷，特設三巴校尉，治白帝城，以確保益州與東南聯絡的暢通。隋滅陳，楊素益州之師，亦由白帝而下。唐平蕭銑，李靖率軍自益州出夔州。五代時，王建、孟知祥先後割據四川，也都以夔州為其東面門戶。北宋平蜀，劉光義由歸州進克夔州，因以入川。明初，明升據蜀，傅友德從北面進攻，湯和從東面進攻，蜀軍固守翟塘，湯和百計攻之，才下夔州，遂與傅友德合圍成都。

　　川東地區雖以夔州為門戶，其形勢之重卻歸於重慶。三峽上下，兩岸皆崇山峻嶺，長江水道在這一帶猶如一個細長的瓶頸，東出宜昌，西出重慶，地勢才稍稍平坦，重慶便處在這個細長瓶頸的西端。在夔州與重慶之間，長江兩岸的山脈大體與長江平行，這樣，從四川經三峽東出，要想繞過重慶是很困難的。重慶一帶眾水彙集，北面的涪江、嘉陵江、渠江會合後，在重慶匯入長江，南面還有綦江、赤水河等發源於雲貴高原的河流。在蜀道艱難的四川，江河運輸是其最主要也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這樣，重慶在川東地區實居樞紐地位。

　　從三峽入川，到重慶後，可分幾個方向通往成都：循涪江北上，可至綿陽而出成都之北，歷史上通常謂之內水，合州（今之合川）為其重要據點；從重慶溯長江、岷江而上，可出成都之南，歷史上通常謂之外水，嘉定（今之樂山）為其重要據點；另由重慶西上，再由沱江北上而趨成都，歷史上通常謂之中水，滬州為其重要據點。

　　東漢岑彭討公孫述，在江州（重慶）兵分兩路，遣臧宮行內水，自率主力行外水；劉備入成都，取道內水；東晉時，恆溫平李勢，取道外水；劉裕遣劉敬宣討焦縱，劉敬宣先從外水進攻，不利，後劉裕再遣朱齡石攻焦縱，密赦朱齡石以疑兵從內水進攻，仍以主力從外水取成都，另遣臧熹從中水取廣漢。

　　內、外水為重慶與成都之間的主要通道，內水涪江尤為重要。涪江中分益州，綿陽、合川分處其上、下游。綿陽即古涪城，居成都之北，入涪城即已奪成都之險。合川即古合州，三江彙集，「憑高據深，屹為險要」。蒙古蒙哥汗攻四川，即死此城之下。昔人保成都者，往往上戍涪城，下戍合州，以控涪水上下游。

　　川北門戶則無如劍閣。四川與漢中之間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倉道。金牛道最早為秦惠王伐蜀所開，其後，鍾會攻蜀漢，西魏尉遲迥取樑益州，後唐郭崇韜伐蜀，北宋平後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進兵。金牛道北起陝西勉縣，南至劍閣之大劍關口，中間越最高峰曰朝天嶺。劍閣為其門戶。

　　在劍閣縣北二十五里有劍門山，亦曰大劍山，其東三十里有小劍山。兩山相連，山勢絕險，飛閣通衢，謂之劍閣。大小劍山延綿兩百多裡，峰巒聯絡，延亙如城，下有隘路，謂之劍門關。因其山峭壁中斷，兩崖相嵌，如門之闢，如劍之植，故名劍門。

　　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來形容劍門關之險絕無誇張。三國末，鍾會率大軍入漢中，南下陽平關，將趨劍閣；姜維從沓中疾速回兵退屯劍閣，列營守險，以拒鍾會，鍾會大軍不能進。兩晉時，巴氐人李特率關隴六郡流民就食巴蜀，李特見劍閣之險，感嘆道：「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7]後來李特之子李雄割據益州，建立成漢。南北朝時，南北雙方爭益州，劍門關是其咽喉。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北魏大將邢巒攻取南朝蕭樑之漢中，並南入劍閣，樑軍退保涪城。邢巒上表魏主，請求增兵，乘勝取蜀，表中稱：「蜀之所恃，惟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瞻望涪、益，旦夕可圖。今若不取，後圖便難。……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8]樑承聖二年（553年），西魏大將尉遲迥率軍攻益州，樑將楊乾運以劍閣降魏，尉遲迥遂入劍閣，佔領益州。五代時，後唐軍攻孟知祥於益州，前鋒入劍門關，破劍州，但以大軍不繼，退保劍門，孟知祥聞訊，急遣軍赴劍州屯守，後唐軍再次來攻，敗還，孟知祥遂割據益州。後周王景攻後蜀，蜀主斂兵聚糧於劍門、白帝，為守禦之備，王景亦不能克。到北宋時，王全斌統兵伐後蜀，兵至益光（今昭化），蜀軍扼劍閣以御之，宋軍不能進。後有降卒向王全斌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守之，對岸有渡，路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店，與官道合，由此進兵，則劍閣之險不足恃也。」[9]王全斌採其議，遣奇兵循此路迂迴至劍門之南，夾攻劍門，才破劍門關。明初傅友德不攻劍閣而出陰平故道，亦屬避實擊虛，繞開劍閣之險。

　　在劍閣南北，又有綿陽和廣元夾峙劍門險要。廣元為歷史上的利州。自漢中由陽平關故道入蜀，遇到的第一道防護即為利州。由利州可西趨劍閣，也可向南迂迴閬中而出劍閣之後。以受敵次序而論，實以利州為首險。守利州可以同時屏護劍閣和閬中兩個方向。

　　綿陽為歷史上的涪城、綿州，為劍閣以南、成都以北的重要據點。自劍閣、陰平兩路趨成都，都必經涪城；且涪城扼涪江上游，控守自內水趨成都之路。諸葛亮死後，蔣琬主持蜀漢軍事。蜀漢延熙四年（241年），蔣琬請自漢中徙屯涪城，說：「涪水陸四通，惟亟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10]北魏邢巒、五代石敬塘攻蜀，前鋒均已破劍門關，蜀軍退守涪城，遂得以保蜀。邢巒在表請魏主增兵取蜀時說：「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臣之算意，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11]故守涪城，可以應接三路；涪城不守；則成都大勢已去。

　　四川北面另有陰平道可通隴上。陰平道以地居岷山之東摩天嶺之陰（北麓）而得名。由陰平（在今甘肅文縣）而南，經龍安、江油至綿陽，可出成都之北。在陰平東南有橋跨白龍江上，即所謂陰平橋頭。陰平道極險峻，平時惟樵獵可通。

　　蜀漢建興七年（229年），諸葛亮北伐，平定陰平、武都，謂「全蜀之防，當在陰平」，因而置戍；後因「流馬」小船發明，白龍江水運頻繁，因而開發成為川、隴之間的一條通道。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鍾會、鄧艾伐蜀時，屯田沓中的姜維聞訊提醒後主亟遣兵守護陰平橋頭，後主卻未在意。姜維迅速回軍扼守劍閣，扼鍾會大軍於劍門之外。鄧艾向司馬昭請示從陰平道進兵：「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鍾）會可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12]司馬昭從之。鄧艾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出劍閣姜維軍後，先登至江油，擊破涪城、綿竹，進逼成都。劉禪震驚，自縛出降。

　　自鄧艾以後，陰平遂成為取蜀之一捷徑，據蜀者亦多注重對陰平道的防禦。五代時，石敬塘攻兩川，西川帥孟知祥一面遣軍爭劍閣，一面派軍趨龍州（今龍安），扼守要害，以備陰平故道；石敬塘果然遣軍欲從陰平道進兵，因西川兵有備，敗還。明初傅友德伐蜀，揚言出金牛道，而潛引大軍循鄧艾陰平故道而趨成都。

　　這是川北的幾條交通孔道。因四川重心在成都，由金牛道進出最為便捷，故金牛道為川北要衝，劍閣為其門戶，為歷代攻蜀、守蜀者所重視。陰平道則以地形偏僻險惡、易被忽視而更隱蔽，由此進襲成都往往能收出奇制勝之效。從米倉道南下巴中可趨重慶，南北對峙之際，由米倉道進軍可威脅川中與東南之間的交通線。

　　這是四川東、北兩個方向交通孔道及其攻守要點的大致情況。前人有言「成都之險，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13]據蜀者必東據江陵，北守漢中，四川之險才稱穩固。據江陵可全據巫山之險，守漢中可全據大巴山之險。

　　相比較而言，漢中對於四川的意義又有過於江陵。漢中夾在關中和四川之間，漢中對四川擁有地理上的優勢，而對關中則只是共享秦嶺之險。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漢中的歸屬關係到南北均勢能否維持。自漢中越秦嶺北進較難，而越大巴山南進則相對容易。若漢中歸北方，雙方以大巴山為前沿，則地理上的優勢在北方。故守漢中是守四川之上游。而江陵居四川之下游，自江陵入翟塘，須逆江流而上。歷代攻蜀，從漢中入劍閣滅蜀者居多。所以前人有言「巴蜀之根本實在漢中。未有漢中不守而巴蜀可無患者也。故昔人謂東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漢中。」[14]

　　北守漢中，東據江陵，這種態勢不但守險穩固，以進取而言，亦較積極。據江陵可以東臨荊楚，守漢中可以北窺秦隴，且藉漢水東下，還可呼應兩路以出中原。歷史上，以公孫述全盛時期和劉備跨有荊、益、漢中之時為歷代據蜀者最好態勢，而以荊邯對公孫述的建議和諸葛亮的隆中對為經營四川的最好策劃。

二　四川在南北分合中的地位

　　四川據長江流域的上游，故歷代經營天下者無不汲汲於四川的上游之勢：以北方進取南方，取得四川便可順流長驅，直下東南；以南方對抗北方，確保四川可以屏護上游，確保江南形勢的完整。

　　在統一戰爭中，四川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四川地區在戰國時期為巴、蜀之國。巴、蜀分據兩川（川東、川西）。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趁巴蜀兩國相攻，遣司馬錯統兵伐蜀，擊滅蜀國而並其地。史載「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15]秦取巴蜀，不僅增強了其國力，且改變了對楚國的戰略態勢。巴蜀之地成了秦脅楚、攻楚的一個策源地。在秦與楚的外交鬥爭中，我們可一再看到諸如「一軍下黔中」、或者「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16]之類的威脅。秦據漢中、巴蜀，大大削弱了楚國的地位。西漢初，劉邦被封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巴蜀之地為其統一戰爭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援。

　　如果說四川的戰略意義在秦漢時期還是潛在的，那麼，秦漢以後，隨著南方地區經濟的開發和社會政治力量的興起，四川地區的戰略意義開始突現出來。

　　三國後期，鄧艾剛剛滅蜀，即上表建議經營蜀地為伐吳作準備：「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備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徵而定也。」[17]鄧艾雖死，但後有王濬在益州經營水師，圖吳上游。西晉代曹魏後，羊祜上表陳伐吳方略：「引樑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襪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18]後來西晉滅吳之戰，基本上按照羊祜等人的建議展開。（見圖2-4-2）

　　自此之後，「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的局面一再啟發著以北方圖江南者的戰略思路。前秦苻堅伐東晉之戰的進軍部署即與西晉滅吳之戰如出一轍。前秦建元九年（373年），前秦已攻取樑、益二州；建元十四年（378年），作為伐晉之戰的前奏，苻堅遣軍攻打襄陽，並欲親自出徵，涼州刺史樑熙諫阻苻堅出征，並陳伐晉方略：「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樑益之卒，東出巴峽。」[19]伐晉之戰拉開序幕後，前秦除以苻融、慕容垂分別率軍趨淮河和襄陽外，另以姚萇督益、樑二州諸軍事，率蜀地之兵順流而下；只是前秦戰爭準備不充分，以至淝水一敗而全域性崩潰，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魏晉南北朝時期長達三、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以隋滅陳而告終結。隋統一天下，所因襲的成資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時，尉遲迥就統兵入川，佔領南朝益州。隋開皇八年（588年）十月，隋滅陳之戰拉開序幕。其進軍部署亦與西晉滅吳之戰頗似，也是從下游、荊襄、益州三個方面同時進攻：蓋州方面，楊素率水軍出永安（今四川奉節），順流東下；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楊素夾擊據守西陵峽口等上游各地之陳軍；楊俊率水陸軍出襄陽，進屯漢口，切斷建康與上游的聯絡。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上起五層樓，高百餘尺，容戰士八百人。大舉之日，楊素率水軍東下，舳舮被江，旌甲耀日。楊素坐平乘大船，陳人嘆為江神。楊素、楊俊將上游陳軍悉數牽制在湖北境內。賀若弼、韓擒虎則率軍在下游強渡長江，合圍建康。陳後主陳叔寶被俘，陳亡。

　　蒙古攻南宋，每次都必攻四川。蒙古軍南下，往往兵分三路，分別向江淮、荊襄、四川發起進攻。蒙古窩闊臺汗時期，蒙古軍三次攻入四川，並試圖由重慶、萬州、夔州東下，出荊襄之上；蒙哥汗時期，蒙哥汗採用降將郭寶玉所建議的大包圍戰略，欲以迂迴南宋長江防線的後方，其進軍雲貴之戰亦以攻略四川為前奏；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發軍三路，傾國南下，蒙哥親率蒙軍主力入川，欲先攻佔四川，然後東出夔門，與其它兩路會師鄂州，再順流直下，攻取臨安。不過，戰事因蒙哥汗在合州（今合川）的陣亡而出現轉機，蒙哥汗陣亡後，蒙古軍北撤。到忽必烈汗時，蒙古軍將攻宋重點移至襄陽方向，但無論是攻襄陽期間還是後來東下臨安期間，蒙古軍都在四川發起牽制性作戰，以破壞宋軍上下游之勢的維繫。

　　歷史上，幾次南北對峙都以北方統一南方而終結。北方能統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於對四川上游的經營。

　　南北對峙時，四川對於南方的意義有過於北方。誠如顧炎武所論：「蜀居天下之上游。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僕從之。蜀為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並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為我敵，則危。王濬自巴丘東下、劉整謀取蜀以窺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之間，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20]

　　三國時期，魏、蜀、吳雖曰三足鼎立，但鼎立之勢的形成，實賴孫劉兩家結成聯盟以共同維繫長江上下游之勢。孫權襲荊州後急於與劉備和好，諸葛亮主政後也設法修復孫、劉聯盟，都是出於這種考慮。是後，蜀漢的北伐與孫吳的北伐東西呼應，從東西兩個方向牽制和分散了曹魏的力量，二國北伐功雖不就，但對三國鼎立局面的維繫無疑還是功不可沒。待魏滅蜀，控制四川上游，吳只得增戍荊州，甚至一度遷都武昌（今鄂州），以應付上游「受敵二境」的不利形勢。隨著名將陸氏父子的謝世，孫吳上游的形勢極其不利。如羊祜所言「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21]

　　東晉南朝時期，桓溫和劉裕分別以平李勢和焦縱而收復四川，使長江上游獲得屏護。西晉末年，四川即為巴氐人李特所據，李氏所建成漢政權一直延續到東晉。晉永和元年（345年），桓溫出任荊州刺史，江夏相袁喬建議恆溫伐蜀：「今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22]桓溫遂率軍伐蜀，收復益州。

　　苻堅伐晉之戰的前夕，前秦已攻佔漢中、益州和襄陽，準備從益州、荊襄、江淮三路伐晉，東晉上游防線面臨巨大壓力；東晉負責上游防禦的桓衝試圖以反攻襄陽和益州來破壞前秦的攻勢準備，但未獲成功。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桓衝趁勢收復益州。

　　東晉末年，益州又為焦縱所割據。劉裕先後遣劉敬宜、朱齡石兩度統兵入川，才收復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勢的完整。此後，南北雙方在樑益一帶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亂」後，西魏宇文泰趁樑蕭繹、蕭紀兄弟內亂，認為「取益制樑，在茲一舉。」[23]遣軍攻取樑朝益州及荊襄之地，南方遂漸趨不利，連維繫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與金對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陝－荊襄－江淮一線形成「常山蛇勢」，以四川與陝西相表裡，共同維繫上游之勢。四川既為東南上游屏障，又為甘陝前線的後盾。這種態勢一直持續到了南宋與蒙古對峙的時期。蒙古窩闊臺汗時期對四川的大舉進攻曾使兩川殘破，南宋實賴名將餘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游根本未被動搖。到了蒙哥汗時期，蒙哥意識到欲破南宋江防體系，必須從上游著手，遂親自統兵攻四川，甚至不惜親臨合州釣魚城下，指揮攻城，結果中炮石重傷身亡。蒙古軍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繼續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為一個單獨的割據政權所控制，東南的壓力相對還要輕一些。但是，作為長江上游的四川與作為黃河上游的關中靠得如此緊密，而四川與東南相距遙遠，中間又隔三峽險要，聯絡脆弱，以至四川地區出現的任何機會都很難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時，北魏邢巒攻取梁州後，上表請略益州，說：「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週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24]即是看到了立足東南的政權在四川的不利形勢。

　　因此，儘管四川居長江上游，對於東南意義重大，但在南北雙方對四川的爭奪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開始。這就是顧炎武所說的「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僕從之。」

三　試析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從未統一過天下的原因

　　在分處四角的幾個區域中，四川的地形最封閉，這使得四川比其它地域具有更大的獨立性。治亂交替之際，四川總會產生割據政權。兩漢之際，四川為公孫述建立的成家政權（25年－36年）所割據；東漢末年，四川先是為劉焉、劉璋父子所割據，後又為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221年－263年）所割據；西晉末，四川又為李雄建立的成漢政權（304年－347年）所割據；東晉末年，四川又為焦縱所割據（405年－413年）；五代時，四川先是為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權（907年－925年）所割據，後又為孟知祥建立的後蜀政權（934年－965年）所割據；元未，四川又為明玉珍建立的夏政權（1362年－1371年）所割據。

　　沒有一個分裂動盪的歷史時期四川地區不產生獨立的割據政權。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在那麼多建立於四川的政權中，沒有一個政權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當有多方面的原因。在這裡，我嘗試著作一些探討，提出幾個在我看來很有關聯也很重要的因素，並嘗試著作一些分析。

　　首先，當與一種跟險峻的四川盆地很難說沒有關係的政治上的「盆地心態」有關。歷代據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於偏安割據，不思進取。

　　在政治與地理因素之間的關係上，中國古代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在德不在險」[25]。廣義地講，德可代表一種政治上的積極進取，險可代表其可以憑恃的地理條件，「在德不在險」意味著：惟有政治上的積極進取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的興盛強大。四川天府之國，山川險固，物產豐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26]這本是據蜀者可以憑恃的有利條件，但歷代據蜀者幾乎一無例外地未處理好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安於偏霸，安於割據，不思進取。

　　公孫述據蜀，惑於圖讖，帝制自為，卻「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天下未定，就大擺皇帝派頭，「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他的同鄉馬援奉隴西魄囂之命出使益州，探查情況，以決定歸漢還是歸蜀，公孫述也是大擺禮儀。馬援當時即對其隨行者說：「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於是歸報魄囂說：「子陽（公孫述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議魄囂歸附劉秀。史載公孫述「又立其兩子為王。群臣多諫，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惟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27]

　　本來公孫述初起事時，「遠方士庶歸之者甚眾」川外那些失敗的豪傑也紛紛投奔公孫述，但公孫述的這種作派搞得他外則被群雄所孤立，內則為士庶所離心，所以劉秀在削平東方群雄之後，舉兵臨蜀，蜀便不能倖免於滅亡的命運。

　　在東漢末年的群雄中，劉備本以匡扶漢室為號召，與漢室的關係是他的政治資本。但他初定益、樑二州，便謀稱漢中王，臣下相諫，不惜尋隙殺之，割據之心，隱然可見。劉備死後，諸葛亮主政，仍以北伐中原、興復漢室為號召，力圖擺脫偏霸局面；諸葛亮死後，姜維繼承諸葛亮的遺志，北伐中原，但以劉禪之昏庸，姜維最後也只得屯田沓中以避禍。

　　公孫述和劉備在歷代據蜀者中還算是較有作為的，志望尚且如此，更不必說其他人了。據蜀者若安於割據，不思進取，則瞿塘雖險，畢竟岑彭、劉光義、湯和曾入其門戶，劍閣雖險，畢竟鍾會、鄧艾、邢巒、尉遲迥、郭崇韜、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險要，至於李勢、焦縱據蜀，東不過墊江，故桓溫、劉敬宣、朱齡石攻蜀時，入川之路暢行無阻。顧祖禹對此總結道：「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28]

　　其次，在四川的歷史上，一直存在著本土勢力與外來勢力之間的矛盾。四川的割據政權大多為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作為一種外來勢力，與四川本土勢力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四川內部的力量。

　　歷史上，四川本土未能成長起強大的政治力量。這跟古代四川的民風也有一定的關係。據《漢書》地理志載，四川「民食稻魚，亡（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隘。未能篤通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29]《隋書》地理志也記述了古代四川的民風：「其人敏慧輕急，貌多蕞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人多工巧，綾綿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於趨利。其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閒，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役夷、獠？，故輕為奸藏，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乎？」[30]《漢書》和《隋書》地理志的記載至少可以代表東漢和唐朝時期對四川民風的一種總結性描述，從這些描述中似可一窺蜀人不樂仕、不熱心政治的性格。

　　當然，蜀人不樂仕跟中原王朝政治上的抑制有關。宋人郭允蹈曾論及對蜀人的這種排抑政策：「自晉永和而元溫始平李氏，訖樑承聖而蜀乃盡入於周，跨歷四代，鹹撫而有。雖苻堅之侵陷，焦縱之盜竊，聲教暫阻而旋即討平，其職貢於江東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顯者，豈果無人！當兩漢之際，蜀人文章節義足以冠冕海內、柱石帝京，夫豈足用於兩漢而無用於晉宋齊樑者，失在於不能招徠也。」[31]除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中原王朝尚能獎掖蜀人外（如西晉滅蜀之後為招徠吳人曾在一定程度上重用蜀人），中原王朝大多在政治上抑制蜀人。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東南政權為確保上游之勢，對四川也是重在控制而輕於治理。

　　四川本土未能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歷代據蜀者中，除割據時間很短的焦縱是四川本地人外，其他據蜀者均系外地人。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個很獨特的現象。據蜀者並非蜀人，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個與四川本地人之間的關係問題。

　　歷史上，每逢動盪之際，四川周圍即產生大量流民，湧入在當時相對比較安定的四川，尋找生存機會。流民數量往往很大，又多依其豪帥，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置身於異地他鄉，內部也比較團結。這些流民往往就成為據蜀者的一項可以利用的資源。大量流民的湧入，又不可避免地會與四川本地人產生矛盾，如何處理這種矛盾遂成為擺在歷代據蜀者面前的一個突出問題。

　　最早據蜀者為公孫述所建立的成家政權。公孫述本是關中扶風茂陵人，其主要追隨者有延岑、田戎、呂鮪、荊邯等。延岑本是南陽人，最初起兵漢中，又擁兵關西，先附南郡秦豐，後歸公孫述；田戎本是汝南人，最初起兵夷陵，也先附秦豐，後歸公孫述；呂鮪本是眾多的「關中豪傑」中的一位，像他這樣的「關中豪傑」，「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公孫）述。」公孫述的重要謀士荊邯本是扶鳳平陵人。川外士庶則是成家政權兵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史載荊邯建議公孫述出兵後，公孫述「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可知「山東客兵」為其兵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主客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公孫述的戰略決策。公孫述本欲從荊邯之議，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並勢，但「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32]公孫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爭天下，雖有謀士規諫良策，卻不能付諸實施，這種主客矛盾造成的擎制當是其原因的一個方面。

　　東漢末，四川為劉焉、劉璋父子所據。劉焉本是江夏竟陵人，在黃巾起義後的紛亂局面中，以九卿之尊出任益州刺史。劉焉入川時，適值南陽、三輔流民數萬戶流入益州，劉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東州兵遂成為他在益州統治的基礎。劉焉入川后，「欲威刑以自尊大，乃佗（託）以他事，殺（益州）州中豪強十餘人。」於是，「士民皆怨。」劉焉統治期間，益州發生犍為太守任岐和校尉賈龍發動的叛亂。到了劉璋統治期間，情況更糟，「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於是，「舊士頗有離怨。」此間又有中郎將趙韙「因人情不輯，乃陰結州中大姓，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33]這次叛亂波及頗大，東州人害怕被殺，於是同心協力，為劉璋死戰，才擊破叛軍。諸葛亮在隆中對時所言「劉璋黯弱」，不能輯撫主客矛盾是其主要表現之一。

　　取代劉璋據蜀的是劉備。劉備本是河北涿郡人，其重要謀士諸葛亮乃山東瑯琊人，武將關羽、張飛為河東人，趙雲為常山人，馬超為涼州人。劉備入川之初，在緩和主客矛盾方面採取了一些措施，注意吸納益州士人蔘入到蜀漢政權中來。不過，這時候的益州士人，既包括益州本土士人，也有早先追隨劉焉、劉璋父子入川的外籍士人。故蜀漢時期主客矛盾造成的消極影響較小，但也影響了諸葛亮的許多政策。

　　西晉末，四川又為李特所據。李特本巴氐人，東漢末遷於略陽北。齊萬年在關中起義時，略陽、天水等六郡百姓數萬家流離遷徙，就食漢中、巴蜀。李特為其豪帥。大量流民的湧入影響了四川當地人民的生活。晉廷處置流民的政策也不盡恰當，詔令召還蜀地的六郡流民。流民大恐，並伴隨著大量的謠言。李特遂利用這種情勢，並採取了一定的策略，將流民組織起來，在四川起兵。李特初起兵時，既得流民擁戴，又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34]蜀地諸塢堡亦附李特，六郡流民遂分散各塢堡以就食。西晉益州刺史羅尚則設法離間蜀人與流民的關係，密約諸塢堡共襲流民軍，殺死了李特及其兄李輔等，李特兵勢大挫。後來李特之子李雄等領導流民繼續戰鬥，終於擊破羅尚，據有益州。不久，蜀地名士範長生依附李雄，李雄以範長生為丞相，此事對蜀人與流民的關係影響甚大，此後，蜀人遂附李雄，李雄遂稱帝於益州，國號大成。從大成政權建立的前前後後來看，蜀人的傾向對於其勢力的興衰有著很大的影響。

　　東晉末年的焦縱叛亂則是四川本土力量的一次顯現，但這次叛亂本身就是四川本地勢力與外來勢力矛盾的產物。前秦統一北方時，一度佔領益州，前秦瓦解後，東晉收復益州。桓玄叛亂失敗後，桓氏殘餘勢力在荊襄上游不斷製造事端。桓振在荊州起兵時，益州刺史毛璩發蜀兵東下以攻桓振。蜀人不樂從徵，益州參軍、巴西人侯暉等遂謀作亂，強脅巴西人焦縱為主起兵反晉，殺毛璩全家，據益州稱成都王。

　　關於此間蜀人與東晉之間的矛盾，從後來劉裕對伐蜀將領的選擇上可以看出來。劉裕遣朱齡石伐蜀，毛璩之侄毛修之固請從行，劉裕考慮到蜀人與毛氏之間矛盾，擔心毛修之入蜀後為了報仇而多所誅殺，遂不準；朱齡石平蜀後，對於繕後事務的處理亦頗合劉裕意圖，很注意緩和蜀人與晉之間的矛盾，平焦縱之後，所戮只焦縱一祖之後。此事也足見在此之前蜀人與外來勢力之間積怨之深。

　　五代時的前、後蜀和元末的夏政權也都是客籍集團所建。前蜀政權為王建所建，王建本許州舞陽人（河南），任利州（治所在今廣元）刺史，以兼併西川帥陳敬宣而據蜀；後蜀政權為孟知祥所建，孟知祥本邢州人（河北），後唐滅前蜀後，孟知祥為四川節度使，後來孟知樣兼併東川帥董璋而據蜀；夏的建立者明玉珍本隨州人（今湖北隨州），為紅巾起義首領徐壽輝別將，跟隨倪文俊入略蜀地，因而據之。

　　第三，四川建立的政權從未統一過天下，也跟四川本身的地理形勢有關。四川的地形固然限制了外部勢力的入侵，但也未嘗不妨礙了自身向外面的擴充套件。

　　任何一種勢力，在其積累階段可憑藉四角山川險固之地作為根據地，但要統一天下，則必須於完成積累階段後進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四川只有兩個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歷代據蜀者大抵東守夔門，北據漢中。自夔門東出而達荊襄，荊襄與中原之間尚有大別山、桐柏山相隔；自漢中北出，越秦嶺、隴山可達關隴，關隴與中原之間又有崤函之險相隔。這樣，在四川與中原之間有著雙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險要，致使川中勢力很難躋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這是四川易於產生割據政權同時又沒有一個政權統一過天下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在四川的歷代割據者中，公孫述為其始作俑者，其手下謀士對於蜀地經營的策劃也基本上成了後來據蜀者的一種模式。我們就以公孫述所建成家政權的興衰為例來看四川地理環境的這種雙重特性。

　　王莽代漢自立，綠林、赤眉起兵反莽，各地豪傑亦紛紛起兵。時扶風茂陵人公孫述為導江卒正（王莽時多改地名官名，導江卒正即蜀郡太守），他也在蜀郡起兵，據有益州，自立為蜀王，都成都。部下李熊對公孫述說：「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地方數千裡，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35]建議公孫述稱帝。公孫述遂自立為天子，並置文武百官，遣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漢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捍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這期間，東方群雄混戰正激烈，那些失敗的豪傑紛紛歸附公孫述。此前在漢中起兵的延岑、在夷陵起兵的田戎、在關中起兵的呂鮪都於此時投奔公孫述，公孫述皆予以重用。他遣李育與呂鮪出陳倉，欲以圖關中，遣任滿與田戎出江關，欲以取荊州，但都被東漢擊還。此時，東漢已初步略定關中、荊州。

　　東漢建武七年（31年），劉秀大致削平東方群雄，將圖隴、蜀。這年，隴西隗囂稱臣於公孫述。公孫述部下荊邯見東方將平，建議公孫述說：「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公孫述同意荊邯的意見，「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並勢。」[36]但蜀人及其弟公孫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堅決反對，述遂停出兵之議。次年，隗囂敗亡，蜀中震恐。公孫述這才按荊邯的建議採取行動，遣魄囂部將王元與領軍環安引兵上隴，拒河池（今甘肅徽縣西北），遣田戎、任滿引兵下江關，田戎拔夷陵，進據荊門。但此時外部環境已很不利，漢軍已經控制了關隴、荊州等地，因而蜀軍的行動沒有取得荊邯所預期的效果。

　　東漢建武十一年（35年），劉秀遣岑彭率荊州諸軍從東道由荊門西進；遣來歙率隴西諸軍自隴西南下，兩道鉗擊，會攻成都。東路岑彭軍強攻荊門，經過苦戰，攻拔荊門，並長驅入江關。田戎放棄三峽，退保江州（重慶）。北路漢軍則因公孫述派刺客暗殺來歙而止。劉秀又陸續遣吳漢、劉尚率軍增援岑彭。岑彭進至江州，留軍一部圍困江州，自引大軍直指墊江（今合川），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遂重點防禦東路漢軍。岑彭留臧宮率軍一部在墊江一帶與蜀軍相持，而自率主力溯長江、岷江而上，直逼成都；臧宮所部也擊潰蜀軍，進抵平陽（今綿竹），從北面直壓成都。這時，公孫述又派刺客刺殺了岑彭。吳漢受命指揮作戰。這年十一月，臧宮與吳漢會師於成都。城下一戰，公孫述重傷身亡，蜀地遂平。（見圖2-4-3）

　　李熊對公孫述所建議的「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是為公孫述起兵的第一階段的事，即完成割據，這一點公孫述做到了；至於第二階段，「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則是要謀求向外擴張，出兵的時機是「見利」。設使公孫述能及早就北與隗囂連衡，東面結好秦豐，那麼趁東漢尚未在關中和荊州站穩足跟，必能略定此二地，突破割據一隅的偏霸局面而發展到爭雄天下的階段。但公孫述大舉發兵向外攻略時，關中已被東漢馮異等略定，荊州已被岑彭等略定，秦嶺、巫山之險已為雙方所共，故公孫述所遣北上攻關中之軍每為馮異等擊還，東出攻荊州之軍每為岑彭等擊還。公孫述採用荊邯的建議充其量只能完成一種較好的防守態勢。

　　以公孫述所建成家政權為典型，歷代據蜀者大抵能利用四川的地理環境完成割據，但要擺脫割據而謀求更大的發展，則又反過來為四川的地理環境所限制。這是四川易於產生割據政權但又沒有一個政權完成過統一天下大業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四川惟有在一個整體的大棋局中，才顯示出其不可忽視的戰略地位。若僅為一種單獨的割據勢力所有，那麼，構成其割據基礎的地理因素同時便也構成了限制其向外發展的一個消極因素。

　　【註釋】

　　[1]　《讀史方輿紀要》陝西方輿紀要序

　　[2]　《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3]　《華陽國志》蜀志

　　[4]　《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5]　《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九 四川四

　　[6]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

　　[7]　《晉書》卷一百二十 李特載記

　　[8]　《魏書》卷六十五 邢巒傳

　　[9]　《宋史》列傳卷十四 王全斌傳

　　[10]　《三國志》卷四十四 蜀書 蔣琬傳

　　[11]　《魏書》卷六十五 邢巒傳

　　[12]　《三國志》卷二十八 鄧艾傳

　　[13]　《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七 四川二

　　[14]　《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六 四川一

　　[15]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16]　《史紀》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17]　《三國志》卷二十八 鄧艾傳

　　[18]　《資治通鑑》卷八十 晉紀二

　　[19]　《資治通鑑》卷一百零四 晉紀二十六

　　[20]　《亭林文集》卷六 形勢論

　　[21]　《資治通鑑》卷八十 晉紀二

　　[22]　《資治通鑑》卷九十七 晉紀十九

　　[23]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五 樑紀二十一

　　[24]　《北史》卷四十三 邢巒傳

　　[25]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26]　《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27]　《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28]　《讀史方輿紀要》四川方輿紀要序

　　[29]　《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30]　《隋書》卷二十九 地理上

　　[31]　郭允蹈《蜀鑑》卷六

　　[32]　《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33]　《後漢書》卷七十五 劉焉傳

　　[34]　《資治通鑑》卷八十四 晉紀六

　　[35]　《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36]　《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第三章　四邊的軍事地理形勢

第一節　河東都會，用武之地——山西

一　山川形勢

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居樞紐性地位。顧祖禹在論山西形勢時稱：「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關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蓋語其東，則太行為之屏障，其西，則大河為之襟帶，於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內險，於南，則首陽、底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皆吾門戶也。汾、澮縈流於右，漳、沁包絡於左，則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轉輸矣。且夫越臨晉、泊龍門，則涇渭之間可折棰而下也；出天井、下壺關，邯鄲、井陘而東，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勢，必有取于山西也。」[1]

　　山西的這種地位得益於它在關中、河南與河北三者之間俯瞰三面的高峻地勢。山西外有太行山、呂梁山及王屋、析城、中條等山構成其外圍屏障，西面還有黃河環繞；內有恆山、五臺山、管涔山、系舟山、太嶽山、雲中山、霍山、稷王山等山交錯分佈，構成其內圈險要；汾河、漳河、滹沱河、桑乾河等河流呈放射狀流向不同的方向。河流在山地之間沖積，形成了一系列珠狀盆地。

　　在山西的東、南面，太行山延綿千里。由於河流的穿切，形成了一些交通孔道，最重要的即歷史上所稱的太行八陘。太行八陘分別是：第一軹關陘（在今濟源縣西北）、第二太行陘（即天井關）、第三白陘（在今輝縣西北）、第四滏陘（在今河北武安縣東南）、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在今河北蔚縣南）、第七蒲陰陘（即紫荊關，在河北易縣西北）、第八軍都陘（即居庸關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太行八陘為山西與河北、河南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山西的西部則有管涔山、呂梁山等層巒疊嶂，西南方有黃河渡口蒲津，是山西與關中之間往來必經之路。

　　山西的山河形勢使得山西形成了一種極為有利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形勢有利，可以三面出擊，不利則可憑險而守。(見圖3-1-1)

　　在山西腹地，山河錯綜分佈，形成了幾個珠狀盆地，構成了幾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每個小區域都有交通孔道通往外部，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和重要關隘，面向不同的方向，從而使這些區域具有不同的戰略意義。

(一)大同與飛狐口

　　山西北部的大同盆地位於管涔山、恆山與蒙古高原南側之間。盆地北面山地低口為塞北遊牧民族的湧入提供了一個便捷的通道；桑乾河源自管涔山，經大同盆地，流入河北。這樣，塞外遊牧民族的鐵騎一旦進入大同盆地，便可沿桑乾河河谷低地向東進入河北，直叩居庸關前；還可由飛狐口逾太行山，迂迴至幽、薊的西南側。北京作為都城時，由這裡入侵造成的威脅更顯得嚴峻。

　　西漢初，冒頓單于即曾率匈奴大軍由此湧入，圍漢高祖劉邦於平城白登山(今大同東北採掠山)。漢初實行休養生息，在北方對匈奴實行戰略防禦，曾在此地屯兵，東連漁陽、上谷，西接雲中、五原，屏護北方。

　　東漢衰微，代北之地漸成荒塞。塞外遊牧民族次第湧入大同盆地，透入山西。「永嘉之亂」時，西晉幷州牧劉琨為討匈奴劉淵，請兵於鮮卑拓跋部首領拓跋猗盧。拓跋猗盧以功被封為代王。拓跋猗盧後更向劉琨求得代北之地，並建都於平城(今大同)。拓跋部以此日漸強盛。十六國時，拓跋部所建代國雖一度被前秦所滅，但前秦瓦解後，拓跋珪很快復國，建立北魏。北魏立都平城，以代北為基礎，東滅河北的後燕、遼東的北燕，西平關中的赫連夏、河西的北涼，北掃柔然，南奪劉宋河南之地，統一了北方。

　　此後，稱雄塞北的是突厥。突厥亦屢屢由此地入侵。北齊、北周、隋及唐初都深受其患，北方國防壓力很大。唐末，代北又為沙陀貴族李克用所據，李克用後更據有整個河東。朱溫稱雄北方，面對河東卻無可奈何。

　　在五代頻繁的嬗代中，對中國北部國防造成深遠影響的卻是石敬塘以幽雲十六州為代價引契丹入援，大同盆地與幽燕之地一併歸於契丹，中國北方國防險要喪失。由於喪失了地理上的險要，後周、北宋收復幽雲十六州的努力都未獲成功。北宋只得經營太原為重鎮，北阻雁門險要。

　　遼和金先後入據幽燕，以幽州為南京，而以大同為西京。他們都崛起於塞外，南遷之後，又為塞外新興的遊牧民族所逼。蒙古攻金，先下其西京大同府，盡收山北諸州。是後，蒙古兵兩度突破居庸關、紫荊關，大掠河北，圍攻金中都。金受蒙古侵逼，被迫南遷汴京。

　　明初，蒙古殘餘勢力活動在塞北，明朝除在北方長城沿線屯戍重兵外，另以親王典兵，鎮御重地。朱元璋以其子朱桂為代王，鎮守大同。明成祖遷都北京以後，大同更成京師肩背之地。明中期經營「九邊」，以大同、宣府與薊鎮東西夾輔，拱衛京師。瓦刺、韃靼入侵，大同是其進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也先所率瓦剌軍便是由大同盆地湧入，再沿桑乾河谷東進，在土木堡擊破明軍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鎮，然後挾明帝自紫荊關入，圍攻北京。明末李自成進軍北京，主力亦自大同東出，經宣府入居庸關而逼北京。

　　從大同進入河北，還可由飛狐口向東南逾太行山，迂迴北京的西南側翼。大同與河北之間交通孔道的爭奪在東、西方之間的角逐中也具有重要意義。

　　漢王劉邦三年(公元前204年)，酈食其為劉邦策劃重整東西對峙的戰略態勢，建議：「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2]其意圖是堵塞太行山諸關隘及黃河、嵩山一帶諸通道，以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飛狐口與其它幾處關隘一樣，為東、西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兩漢時期，飛狐口已成山西、河北之間的一條重要通道，兩漢都曾遣將屯兵，治飛狐道，以防匈奴對河北的透入。北魏拓跋珪伐後燕，除自率主力由井陘東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東道出軍都(即居庸關)，襲後燕幽州。北魏末，葛榮在河北起義時，山西爾朱榮曾籲請朝廷準其發兵出飛狐口，打擊義軍的側背。唐末，朱溫攻河東李克用，六路進兵，分進合擊，飛狐口是其進兵方向之一。後來，河東諸將欲兼併割據幽州的劉守光，議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如先取之，然後可以專意南討。」[3]晉王李存勖遂命大將周德威率軍伐燕。周德威率軍出飛狐口，攻破幽州城，力擒劉守光，略定幽燕。

(二)忻、代與雁門關

　　忻州盆地可謂對大同的一種補充。忻、代二州分峙盆地的南北部。忻州「翼蔽晉陽，控帶雲朔。」[4]代州「外壯大同之藩衛，內固太原之鎖鑰，根柢三關(雁門、寧武、偏頭)，咽喉全晉。」[5]特別是代州，扼雁門關，阻勾注之險，地位尤其重要。

　　勾注險要在《呂氏春秋》中被稱為「天下九塞」之一，晉《地道記》則將其列為「分別內外」的北方險要之首。這種評價可代表那個時代的觀念中用以分別「華夷」的一個決定性的界線。大同盆地因其北部山地低口易被透入而經常被少數民族佔領，此時，勾注山險要的屏障作用便顯得很重要；少數民族若再透過勾注險要，便很容易深入中原文化區的腹地。

　　自平城白登山之圍後，西漢在政治上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在軍事上則以防禦為主。文帝、武帝都曾遣將發兵，屯勾注，治雁門之險，以阻匈奴南侵。漢武帝大規模出擊匈奴前夕，也曾經營雁門，將這裡建成出擊匈奴的一個前進基地。東漢末，代北之地漸成荒外，曹魏、西晉均以勾注為山西北部國防險阻。從北朝後期起，突厥稱雄塞北，每每發兵逾勾注南侵，北齊、隋、唐都深受其患。

　　五代石敬塘據太原叛後唐，引契丹兵入援，後唐發兵進剿，卻未重視雁門險要，扼險阻截，契丹兵遂得長驅直入，擊破後唐兵。是後，契丹主耶律德光對石敬塘說：「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覘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6]

　　石敬塘割幽雲十六州之地在中古史上影響極其深遠。從此，大同盆地成為契丹、女真等遊牧民族南侵的一個策源地，忻、代盆地也就成了他們進逼中原的主要方向之一，這裡也因此成了中原政權在北方的國防重地。北宋未能收復幽雲之地，在山西方向的防務只得經營太原為重鎮，以忻、代為據點，北阻雁門。在北宋對契丹的戰爭中，名將楊業的英名與雁門關緊緊地聯絡在一起。明代京師西北的防務，以雁門、寧武、偏頭為外三關，居庸、紫荊、倒馬為內三關，其中紫荊、倒馬與飛狐內外夾峙，忻、代與雁門為脣齒之勢。

(三)蒲州與蒲津關

　　蒲州位於運城盆地，瀕臨黃河。蒲津關就在蒲州西門外黃河西岸，扼蒲津渡口，為關中與山西之間的重要通道。從山西方向來說，它是自山西進入關中的一個跳板；從關中方面來說，它又是自關中進入山西的一個橋頭堡；另外，經由蒲津和軹關，蒲阪在關中與河內、河北之間也是一個重要的往來通道。

　　戰國時，這一帶為魏國所有，魏國最早置關於蒲津。魏國建都安邑，跨有河西，南控崤函之險，成為秦向東方擴張的最大障礙。商鞅所說：「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居嶺隘之西，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7]指的就是這種態勢。秦經過長期的戰爭，奪佔魏國河西及晉西南之地，迫魏東遷大梁，為以後秦的東進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秦昭襄王時期，秦在東方沿黃河、太行山脊嶺一線發動一系列大規模攻勢。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在蒲津置河橋，以利人力物力的通行。秦時蒲津關名臨晉關。

　　楚漢之際，蒲州一帶為魏王豹所據。劉邦還定三秦，然後率兵東進，東向以爭天下。漢王二年(前205年)，劉邦親率曹參、灌嬰等自臨晉關(即蒲津關)渡河，迫降魏王豹，兼併其軍隊，又進兵河內，擊虜殷王卬，再南下洛陽，組織對彭城的進攻。劉邦自彭城敗歸後，魏王豹叛漢，劉邦又遣韓信率軍擊魏。時魏王豹盛兵蒲阪，以阻塞蒲津渡口；韓信在蒲津上游偷渡黃河，奔襲魏都安邑(今山西夏縣南)，俘魏王豹，悉定河東。

　　西晉末，匈奴劉淵在離石起兵，建立劉漢政權，進據平陽(今臨汾)，不斷遣兵東下河北，南略河南。此時，蒲阪尚為西晉所守，所以關中還未受侵擾。晉永嘉五年(3l1年)，西晉蒲阪守將趙染率眾降漢，漢主劉聰遂遣大將劉曜等與趙染由蒲阪攻關中，鎮守關中的晉南陽王司馬模投降，關中遂為匈奴劉漢所據。劉曜代劉漢而建前趙政權，遷都長安。劉曜一直致力於肅清隴西，屢率大軍征戰於隴上，而以蒲阪為重鎮，鎮御東方。東晉咸和三年(328年)，後趙石虎率軍自軹關西進，攻前趙河東重鎮蒲阪。劉曜聞訊，發中外精銳水陸諸軍，親自率領，馳援蒲阪。石虎大怯，率軍引退。劉曜不惜傾國出動，增援蒲阪，可見蒲阪對於關中的重要性。

　　後趙崩潰後，被遷河北枋頭的氐族人兵分兩路，西行入關，一路經由潼關，一路經由軹關、蒲津。氐人在關中建立前秦政權，蒲阪、陝城併為東方重鎮，俱遣宗室親王坐鎮。苻堅發動政變，廢秦主苻生自立。苻生弟苻柳等心懷疑懼，遂於晉太和二年(367年)分據蒲阪、陝城、安定、上邽等地起兵。苻堅急遣兵分討，以王猛、鄧羌率軍攻蒲阪，楊安、張蠔攻陝城。這期間，前燕國內有援蒲阪、陝城並乘勢取關中之議，燕主未用，前秦遂得以迅速平定叛亂，穩定局勢。

　　繼前秦之後，先後又有後秦和赫連夏割據關中。後秦和赫連夏均以重兵屯蒲阪，與潼關配合，戍守東方。劉裕伐後秦，部將沈林子、檀道濟引軍攻蒲阪，欲以迂迴出潼關之後，但後秦在蒲阪經營已久，城垣堅固，兵多糧足，不可猝拔，沈、檀二人只得又引兵南下，與王鎮惡合力強攻潼關。

　　北魏太武帝西伐赫連夏，遣大將奚斤攻蒲阪，夏蒲阪守將風聞夏都統萬已破，乃棄城西奔，奚斤遂克蒲阪，並乘勢進克長安。次年，夏人復據長安，太武帝又遣將急戌蒲阪以拒之。北魏神麚三年(430年)，魏主遣將南鎮蒲阪，以逼長安，自率軍大軍從北翼奔襲平涼、安定。夏長安孤懸，其守將驅眾西奔，關中遂入於北魏。

　　東、西魏對峙時，高歡兩度率大軍攻西魏關中，主力均自蒲阪而入，還在浦津架設浮橋，以利大軍通行。西魏大統三年(537年)，高歡大敗幹沙苑，退回東方。東魏秦州(治蒲阪)別駕薛善斬關獻城，投降西魏，宇文泰遣軍迎降，遂據蒲阪。此後蒲阪便成了宇文泰攻略東魏山西紛、絳地區的—個前進基地。自此以後，西魏屢屢東出，攻略河南、山西，變戰略守勢為攻勢。

　　隋代在蒲津架河橋以通河中，河北諸州租調轉輸關中的線路即取道蒲津。隋仁壽四年(604年)，漢王楊諒在太原起兵時，部下裴文安自請為前鋒，直入蒲津，並建議「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灞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8]後來楊諒改變主意，只斷河橋，遣軍守蒲州。楊素潛軍渡河，遂拔蒲州，進討楊諒。

　　唐初李淵自太原西行入關，也自蒲津渡河。唐代也在浦津架河橋，以通河東。「安史之亂」時，叛軍佔領河北、河南、關中，山西卻始終在唐軍的控制之下，監控著叛軍從范陽至長安的漫長戰線。在李泌謀劃的戰略反攻計劃中即充分利用了這一態勢：「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人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具四將也。」[9]河東郡治就在蒲州，自長安至洛陽經由崤函之險的狹長通道即處在河東的監控之下；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10]於唐至德二年(756年)率軍攻佔河東，並一度襲佔潼關，威脅叛軍長安與洛陽、范陽之間的交通線。唐大曆年間，在宰相元載等人的提議下，唐廷一度將蒲州建為中都。

　　唐末朱溫崛起，縱橫於中原，有取唐而代之之勢，惟河東李克用是其最大勁敵，也是他代唐的最大障礙。朱溫屢興大兵強攻河東。唐光化四年(901年)，朱溫發兵攻李克用，欲先攻取河中（治蒲阪），截斷河東與長安之間的聯絡，以困弊河東，乃召諸將謀曰：「我今斷長蛇之腰，諸將為我以一繩縛之。」[11]朱溫一面遣軍圍攻河中，一面親自率軍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今聞喜縣)，襲取晉、絳，派兵扼守，阻斷李克用自太原派來的援兵。河中遂陷，河東勢力被大大削弱。

　　金和蒙古攻關中，也都依託河中。金攻關中時，金將完顏訛可說：「河中揹負關陝，南阻大河，此戰守之要資也。」[12]

　　蒙古攻金時，大將石天應說：「(河中)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地五千餘里，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饋餉，則關中可剋期而定；關中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13]

　　若從中原方向來看，如果說潼關是關中的正門的話，那麼蒲津關可說是關中的側門。潼關依託崤函，地形險要，易於固守；蒲州與關中卻是隔河相望，除非平素經營已久，否則不易固守。東西方對峙，往往膠著於潼關，此時，東方的勢力便可從蒲阪找到機會。從蒲阪渡河，已出潼關之西，而使潼關的地位大為降低。東漢末曹操擊馬超、韓遂之戰和北魏長孫稚討蕭寶寅之戰中，便採取了這種策略(詳見關中部分)。所以，欲固關中之險，亦必加強對蒲阪的控制。

(四)長治與滏口、天井關

　　長治地勢高峻，猶如一個堡壘，俯臨河北、河南。其上有長治、壺關等重鎮。從長治東下太行進入河北的通道主要是濁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關隘有太行第四陘滏口；由下河內之路有太行第二陘天井關，秦漢時期也稱太行道。關南即太行山之羊腸阪道，極為險要。

　　河北恃太行山為其西部屏障，河北南部便處在長治盆地的俯瞰之下，當河北政權的重心處於河北南部時，長治盆地的戰略地位尤為突出。

　　前秦王猛伐前燕，即按苻堅的指示「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入鄴：」[14]克壺關、破晉陽，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軍事據點，然後，出潞川，擊破前燕軍主力，乘勢東下太行，進圍燕都鄴城。此前，前燕大臣皇甫真、申紹提醒燕主加強壺關的守備(詳見河北部分)，但燕主未從。

　　北魏爾朱榮自晉陽前往河北鎮壓葛榮起義軍，率軍東出滏口，下太行山，進攻在鄴城外的葛榮起義軍，葛榮猝不及防，準備不足，被爾朱榮擊破。北周攻北齊，先破平陽(今臨汾)，繼克晉陽，然後自滏口東下太行，攻破齊都鄴城，北齊滅亡。

　　在山西與河南之間的爭奪中，太行道是必爭之地，也是攻守的要點。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韓之南陽(今河南修武)、野王(今河南沁陽)，斷太行道，截斷了韓上黨地區與韓國都之間的聯絡通道，韓上黨太守降趙，從而引發了秦、趙之間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戰。白起殲滅趙軍四十餘萬，又分兵略定太原、上黨，盡佔山西全境。秦佔領河內、上黨地區，遂「折天下脊」[15]。

　　楚漢戰爭時，酈食其為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讓「天下知所歸」，建議劉邦扼守太行山諸往來通道，——「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16]其中，「太行之道」即天井關。

　　東漢初，劉秀南定河內，遣寇恂、馮異同守河內。馮異與更始帝所遣洛陽守將李軼通書，軼不復與異爭鋒。馮異遂得以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更始政權覆滅後，更始所置上黨太守田邑以上黨降東漢。劉秀藉以爭雄天下的根據地——河內地區遂得穩固。

　　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劉淵攻西晉洛陽、北魏爾朱榮、高歡先後據晉陽而制北魏洛陽，遣兵南攻之時，大軍每自太行道而下。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率軍救援王世亢，被阻虎牢。竇建德部下凌敬建議竇建德：「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逾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則鄭圍自解。」[17]其用意在於取河內、入天井關、攻上黨，以略李唐河東地區。建德不用，結果被李世民擊敗於虎牢。

　　朱溫與李克用角逐時，天井關是雙方出入的重要通道。後梁開平二年(908年)，李克用趁朱溫圍攻滄州之機，襲佔潞州(今山西長治)，大破樑軍的反撲，牢牢控制上黨地區。潞州(今長治)的攻佔遂成為雙方角逐的一個轉折點。此前，晉(後唐)的勢力基本上被遏制在山西以內，而自此以後，晉(後唐)完全控制了太行山，從而可以根據形勢隨時東出以攻後梁，東向而爭河北。

　　趙匡胤代後周而建北宋，後周昭儀節度使李筠在潞州(今長治)舉兵反趙匡胤，其部下邱仲卿建議李筠：「南下太行，自抵懷(沁陽)、孟(孟縣)，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18]李筠未採納，趙匡胤遣石守信等進擊李筠，並敕石守信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19]趙匡胤的部署可謂洞見雙方攻守的要點。石守信遂引兵疾趨太行，先扼天井關之險，阻李筠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澤州(今晉城)而敗。

(五)太原與井陘關

　　太原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個山西的重心，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太原的西側是呂梁山的層巒疊嶂，呂梁山外側更有黃河環繞，外部勢力從這個方向入侵的可能性不大；東面是太行山，有井陘關連通河北中部，卻極盡險峻，由河北仰攻殊為不易。在太原的其它方向則有其它區域及其重鎮作為遮蔽：北面是大同和忻、代，中隔雁門險要；西南是臨汾(古平陽之地)和蒲州，外有龍門和蒲津險要；東南有上黨，外有天井關和滏口等重要關隘。

　　太原盆地居山西之中，四面均有屏護，同時又足以應接四面，控扼四方。太原城址地勢形勝，依山臨水，攻之不易。歷史上，智伯攻趙襄子於此，引汾水灌城，不能破城。前秦王猛攻前燕，遣楊安攻前燕晉陽(即太原)，強攻之下，也未能破城，后王猛引兵來援，掘地道潛入城中，才得以破城。宋太祖趙匡胤攻北漢，三次率軍強攻太原，也採用了包括引水灌城之類的強攻手段，仍不能破城。所以，經營好太原，可以坐制山西，進而控制北方形勢。誠如顧祖禹所論：「太原為河東都會，有事關、河以北者，此其用武之資也。」[20]

　　戰國初，韓、趙、魏三家分晉，趙國據有太原。趙立都邯鄲，南阻漳水，西恃太原而守太行。這種態勢在後來對抗秦的侵逼時尤具意義。後來，秦奪韓之上黨、趙之太原，奪太行屏障，盡佔山西之地，趙之戰略形勢才漸趨不利；到秦發起統一戰爭時，秦之攻趙，常起兩軍：一路出河內而逼漳水，攻邯鄲之南；一路出井陘而下太行，攻邯鄲之北。

　　楚漢相爭，劉邦能夠改變雙方戰略態勢，亦賴韓信入山西，滅魏、平代，控制河東、太原，而後東下井陘，破趙、降燕、下齊，從北面完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

　　最早藉太原而坐制整個北方形勢的卻是北魏末年的秀容酋長爾朱榮。爾朱榮趁北魏末年的衰亂局面，崛起於開州，兩下河南而定洛陽之局勢，東出滏口而破葛榮百萬之眾，東面肅清燕薊，西面平定關隴。他在晉陽(即太原)建大丞相府，先後以柱國大將軍、大丞相的身份，坐鎮晉陽，遙制洛陽政局。

　　爾朱榮死後，代爾朱榮而起的是高歡。高歡消滅爾朱集團後，也以晉陽四塞之地，山川險固，乃效爾朱榮故智，在晉陽建大丞相府，親自坐鎮，遙控朝廷。北魏分裂後，東魏、北齊以鄴城為國都，與西魏、北周對峙，但是從高歡到高澄、高洋，都以晉陽為軍事重心，親自坐鎮。晉陽的地位不啻為陪都。

　　隋朝仁壽年間，漢王楊諒在晉陽起兵，遣兵四略，給隋的政局造成很大影響。隋末，太原留守李淵在晉陽起兵，西入關中，開建大唐基業。李淵入關不久，劉武周即引突厥兵南下，攻佔太原，佔據山西大部。李淵欲棄河東，李世民反對。他說；「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21]李淵遂遣李世民率軍入山西，擊敗劉武周，收復河東。後來唐行五都之制．以太原為北都。

　　太原「國之根本」的意義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叛軍初起，連陷河北、河南，但對山西的進攻卻被郭子儀、李光弼挫敗。郭、李二人以太原為根據地，屢屢率軍東出井陘，襲擾叛軍後路，使叛軍疲於奔命。

　　唐末，李克用以剿黃巢之功，得以專制河東，割據山西，成為朱溫代唐的最大障礙：李克用以太原為根本，充分發揮山西內線作戰的地位，對抗朱溫的優勢兵力。朱溫屢興大兵圍攻河東，但終不能一舉擊滅河東。李克用死後，其子李存勖繼續憑藉山西而與朱溫所建後梁爭霸，並終於滅掉後梁，建立後唐。後唐以洛陽為都城，建太原為陪都，號為北京。

　　後唐末年，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塘據太原起兵，並以許割幽雲十六州之地為代價，乞援於契丹。在契丹兵的幫助下，石敬塘自太原南下，擊破後唐兵，進入洛陽，代後唐而建後晉。

　　後晉失和於契丹，很快便為契丹所滅。後晉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見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稱帝，南下收拾中原局面，建立後漢。

　　後漢很快又為郭威所代。時後漢宗室、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位劉崇鎮守太原。郭威代後漢，劉崇遂在太原稱帝，建立北漢。後周周世宗和北宋宋太祖都曾屢興軍旅，進攻北漢，卻未能成功。直到宋太宗時，宋軍才攻破太原，平定北漢。

　　北宋先後與遼、金對峙，太原與真定、中山、河間並稱四鎮，成為北宋在北方的國防重鎮。金人以武力威脅要求割讓三鎮，李綱、張所等人以太原「國之遮蔽」、「國之根本」，堅決反對。

　　元末，元將擴廓帖木爾與元室不和，盤據太原，擁兵自重，割據山西，元廷不能制。明朝北伐，也是在攻佔大都之後，才攻打太原，驅逐擴廓。

　　自太原藉井陘通道可出河北中部，執河北之中樞。井陘為太行八陘之一，《呂氏春秋》稱「天下九塞，井陘其一」。控制井陘對於太行山形勢至關重要。相比較而言，山西地勢高峻，河北地處平原，自河北逆井陘而仰攻山西較難，而自山西穿越井陘東下太行卻較易。歷史上，自山西出井陘攻河北的成功戰例居多。王翦、韓信攻趙、拓跋珪伐後燕，主力均自井陘東出；「安史之亂」時，郭、李之軍亦屢東出井陘，打擊叛軍後路。而在那些從河北攻山西的成功戰例如慕容垂伐西燕、高歡攻爾朱兆，主力均自滏口進兵，只從井陘發起牽制性進攻。

二　山西在北方的樞紐地位

　　山西的幾個盆地分別面向不同的方向，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在山西面向外部的幾個主要方向都有重要軍事據點。由於地勢的原因，通向外部的幾個交通孔道，又多是利於外出而不利於入攻。自山西向任何方向出關進取都有高屋建瓴之勢，而由外部入攻山西則屬仰攻，易被阻扼，這都是山西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也是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得以形成的基礎。

　　歷史上，據山西起兵者大多能利用山西的這種地理形勢而充分發揮其內線作戰的優勢。其中，以匈奴劉漢滅西晉之戰、北魏的興亡和五代的迭興比較典型。

　　西晉時，匈奴人劉淵在山西離石起兵反晉，建立劉漢政權。其侍中劉殷、王育建議說：「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週，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眾席捲洛陽，如指掌耳。」[22]劉漢打敗西晉派來鎮壓的軍隊，然後遣將四略，東出井陘以略河北，南下太行以攻河南，西經蒲津以攻關中，掃蕩河南洛陽外圍，破壞西晉的戰爭潛力，孤立洛陽，直至最後滅亡西晉。劉漢攻西晉的戰略，正是充分利用了山西俯瞰三面的地理形勢。

　　北魏前期以山西為根本，縱橫四出，東平後燕和北燕，西滅赫連夏和北涼，北創柔然，南奪劉宋河南之地，掃平群雄，統一北方，並在與南朝的對峙中始終佔據優勢。北魏末年，爾朱榮以山西為根據地，兩下河南而定洛陽之局勢，東出滏口而破葛榮百萬之眾，東面肅清河北，西面平定關隴，然後，以晉陽(即太原)為根本，遙控北魏政權，實亦控制整個北方的形勢。繼爾朱榮之後，又有高歡以山西為根據地，控制北魏政權。高歡與北魏朝廷之間的矛盾最終導致了北魏的分裂。

　　在唐末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中，李克用割據山西，與朱溫爭雄於北方。李克用採取典型的內線作戰的方式，朱溫則採取典型的外線作戰的方式。山西與其外部聯絡的幾個主要方向，都曾是雙力角逐的戰場。朱溫攻河北，李克用遣兵東下太行，與朱溫大戰於邢、洛、磁一帶；朱溫攻關中，李克用則南下汾、絳，脅其歸路。朱溫多次發大兵進攻山西，其中最大的一次發兵六路，分別自天井關(今晉城南)、滏口、井陘、飛狐口、馬嶺關(今山西昔陽東南百里與邢臺接界處)、陰地關(今靈石西南)等山西四境的主要交通孔道進兵，分進合擊，會攻晉陽，試圖一舉消滅李克用。朱溫大軍一度合圍了晉陽，但以補給不繼而退兵，顯示出面對山西地理形勢時外線作戰的不利。直到朱溫代唐自立，也未能制服李克用。李克用死後，其子李存勖稱晉王。晉轉入戰略攻勢後，憑藉河東的地理優勢，根據形勢變化隨時東出以攻後梁。晉大將周德威或東出井陘，以攻趙州(今趙縣)，或北出飛狐口攻取幽州。李存勖所建後唐政權最終滅掉了後梁，大體統一北方。

　　後唐憑藉山西而崛起，也因山西而滅亡。後唐滅後梁後，遷都洛陽。後唐北京(太原)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塘以疑懼而反，據太原起兵，建立後晉，並引契丹入援。後唐軍進討不利，兵敗國亡。

　　繼後唐、後晉之後據山西而崛起的還有後漢。後晉亡於契丹後，後晉北京(太原)留守、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見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稱帝，建立後漢，號令四方，率軍南下，收拾中原殘局。

　　後漢很快又為郭威所代。郭威代後漢時，鎮守太原的原後漢宗室、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劉崇在太原稱帝，建守北漢。北漢割據山西，抗衡後周、北宋數十年。

　　縱觀五代迭興，竟有三代起自山西。他們興起的基礎都得益於山西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也顯示出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北魏百年興亡的歷程最能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地位。下面，我們以北魏的興亡為例，簡述其興亡的全過程，進一步考察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的樞紐性地位。

　　東漢南匈奴內遷後，鮮卑拓跋部自大鮮卑山(今大興安嶺)南徙至匈奴故地。西晉末，匈奴劉淵在離石起兵時，鮮卑首領拓跋猗盧應東晉幷州刺史劉琨之請，出兵相助。劉琨遂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率部落自雲中入雁門，並向劉琨求陘北之地(今山西寧武、代州一線以北)。劉琨欲倚之為援，遂將陘北之民內遷，將代北之地盡與猗盧，拓跋部遂入居代北，日漸繁盛。晉愍帝建興三年(315年)，晉廷進封拓跋猗盧為代王。十六國時，代國為前秦所滅。

　　前秦瓦解後的北方局勢更加混亂，姚萇在關中建立後秦，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後燕，山西一度為鮮卑慕容部的慕容永所據。拓跋珪在塞北復國，重建代國，改國號魏，史稱北魏。

　　在塞北復國的拓跋珪雄心勃勃，意欲進圖中原。慕容垂消滅了慕容永在山西建立的西燕。北魏因支援西燕而與後燕交惡。北魏登國十年(395年)，後燕遠征北魏。北魏在參合陂(今內蒙古豐鎮北)大破後燕軍主力。次年，拓跋珪大舉伐後燕，遣軍一路由東道出軍都(今居庸關)，以襲後燕幽州一帶，自率主力南下太原，然後東出井陘，攻後燕都城中山。經過近兩年的圍攻，中山、鄴城、信都等後燕重鎮被攻破，後燕殘餘勢力一部分北逃遼東建立北燕，一部分南逃山東建立南燕。後燕滅亡，河北納入北魏版圖。北魏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明元帝拓跋嗣時，北魏趁南朝劉裕新喪之機，發兵南下，奪佔劉宋河南之地。

　　太武帝拓跋燾時，北魏一面西攻關中的赫連夏，一面與劉宋在河南相持，並多次遠征漠北，重創柔然。拓跋燾四次發軍攻夏，先後攻破夏長安、統萬、安定、平涼。夏殘餘勢力逃往隴西，亡於吐谷渾，關中俱入於北魏。後來，北魏還消滅了遼東的北燕、河西的北涼等割據政權。劉宋為爭奪河南之地，曾兩度大規模北伐，但都被北魏擊敗，北魏在反擊劉宋的第二次北伐時，還乘勢南進，兵臨瓜步，飲馬長江，威震江南。在與劉宋的對峙中，北魏始終佔據著優勢。(見圖3-1-2)

　　這樣，起自代北的北魏，以山西為基礎，歷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東征西討，東滅後燕、北燕，西平赫連夏、北涼，南奪劉宋之河南，北創柔然，終於掃平北方群雄，統一了北方。北魏的興起可謂山西在北方樞紐性地位的顯示。我們從曾輔佐過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一代奇才崔浩在北魏不同時期戰略決策時的議論中可見其一斑。

　　明元帝時，代北遭遇災荒，有大臣建議魏主遷都河北鄴城，崔浩反對。他反對的理由是：「(遷都之後)舊都守兵既少，屈丐(赫連夏)、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國而來，雲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恆、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輕騎南下，布護林薄之間，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23]他反對遷都鄴城，實際上是反對以一時的災荒放棄代北根本之地，而使北魏在戰略上陷入被動。

　　劉裕北伐後秦，北魏群臣擔心劉裕名為西進，實欲北上，建議發兵阻擊。崔浩又反對。他判斷劉裕志在滅後秦，發兵阻擊只會交惡於劉裕，對北魏諸多不利。最後，他針對群臣們的擔心，斷言：「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24]

　　元嘉七年劉宋北伐前夕，北魏太武帝正謀劃遠征柔然，群臣們顧慮劉宋北進，不同意攻柔然。崔浩判斷劉宋的意圖只不過是想保住淮北。他針對群臣們的顧慮，又斷言：「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25]

　　崔浩的判斷後來都被證明是正確的。他之所以每次都敢作那樣的斷言，所恃者仍是北魏所據的地理形勢。北魏立足山西，建都平城，左據河北，右擁關中，虎視中原，居高臨下，威制四方。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統一北方半個多世紀之後，到孝文帝時，遷都洛陽。遷都洛陽之舉本是孝文帝進行漢化改革的一部分，對鮮卑拓跋部迅速完成封建化程序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孝文帝在推行漢化的過程中也留下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沒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到孝文帝死後，由這些問題演變出的動盪遂構成北魏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六鎮的問題。

　　還是在立都平城的時代，北魏為防備柔然，在沿北方邊境一線設守了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等六座軍鎮，恃為藩衛，鎮御北方。那時六鎮的地位很重要，鎮守者皆近宗勳臣貴戚，待遇優厚。遷都洛陽後，國家的重心改變，偃武修文，對外戰爭減少，並且主要是針對南方，六鎮地位漸漸下降。到胡太后秉政時，六鎮已形同流放之地，鎮民的地位更是悲慘。

　　北魏是以消滅北方的其它少數民族政權而統一北方的，國中的民族成份和民族關係本來就比較複雜。北魏後期，政治腐敗，境內的民族矛盾遂漸趨尖銳。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終於由破六韓拔陵首倡，引發了六鎮軍民起義，進而引發了河北和關隴地區各族人民的大起義。北魏政局由此而混亂不堪。這種混亂的局勢卻給山西秀容酋長爾朱榮的崛起提供了機會。

　　爾朱榮的先祖爾朱羽健曾率部族助拓跋珪攻後燕有功，拓跋珪遂以秀容川(今山西忻州西北百餘里)周圍三百里地封之。爾朱氏世居秀容川，畜牧為業。到爾朱榮的父親爾朱新興時，秀容川牲畜興旺，馬匹以色別分群，漫山遍野，不可勝數。大量的馬匹在那個時代無疑是重要戰略資源。爾朱榮繼承他父親的位置時，也繼承了這筆雄厚的資源。這時，北魏各族人民大起義已經爆發，爾朱榮見四方兵起，遂利用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陰圖大事。

　　北魏鎮壓北方各族人民起義不利，爾朱榮卻趁機在山西迅速擴充其勢力，兵勢強盛，令朝廷憚之。爾朱榮上表朝廷，自請率兵赴河北鎮壓起義，被朝廷抑制。北魏孝莊帝永安元年(528年)，胡太后鴆殺魏主元詡，先詐立一女子為帝，又改立一名三歲的小孩，圖謀繼續控制朝政。爾朱榮聞訊大怒，遂與其從弟爾朱世隆、幷州刺史元天穆等密謀興兵入洛。這年二月，爾朱榮率鐵騎南下洛陽，立長樂王元子攸為帝，沉胡太后及幼主於黃河，並在黃河南岸聚殺北魏宗室及文武大臣二千餘人，史稱「河陰之變」。其後，爾朱榮將自己的心腹親信安置在洛陽朝中，自回晉陽，以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遙控朝廷。

　　這時，河北的葛榮兼併其他義軍，聲勢浩大，正圍攻鄴城。爾朱榮親率精騎七千前往鎮壓。他倍道兼行，迅速東出滏口以下太行，直趨鄴城。在鄴城外，葛榮猝不及防，倉促應戰，被爾朱榮擊破。爾朱榮生擒葛榮，檻送洛陽。自己復以大丞相的身份回晉陽坐鎮，繼續遙控朝廷。

　　「河陰之變」後，北魏宗室倖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蕭衍欲以魏圖魏，遂於樑大通元年(529年)派陳慶之率兵擁北魏北海王元顥轉戰北上，進入洛陽。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顥在洛陽登位。爾朱榮聞洛陽有變，當即火速南下，邊行邊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結，擁魏主進兵洛陽。爾朱榮縛材為筏，強渡黃河。元顥及陳慶之軍潰敗，元顥被殺，陳慶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陽，加爾朱榮天柱大將軍。爾朱榮仍回晉陽，遙制朝廷。

　　其間，爾朱榮還派大都督侯淵率兵平定薊城的河北起義軍餘部韓樓；派爾朱天光、賀拔嶽等平定關中万俟醜奴、蕭寶寅。河北、關隴悉定。這樣，北方各族人民大起義基本上被鎮壓下去了。爾朱榮在晉陽，一面遙制朝廷，一面以圍獵訓練士卒。爾朱榮控制北魏政權，實亦控制整個北方的形勢。從他在晉陽練兵時談其志向來看，大有澄清海內、統一天下之意。魏主不甘心受爾朱榮控制，設計誘爾朱榮入洛。爾朱榮在缺乏戒備的情況下被殺死。

　　爾朱榮帳下彙集了當時北力最優秀的將才，如高歡、賀拔嶽、宇文泰之屬。爾朱榮死後，這些人遂從其翼下脫穎而出。

　　爾朱榮曾稱高歡是惟一可代他統領其眾的人。爾朱榮死後，爾朱家族與北魏遂成水火不容之勢。爾朱集團叛魏，合兵攻洛陽，高歡遂謀脫離爾朱集團。他先取得爾朱榮之子爾朱兆的信任，統領流入山西的原葛榮所部二十萬六鎮降民，然後，以就食為名，東出滏口，來到河北信都。在當地大族的支援下，高歡舉起了反爾朱氏的大旗，奉立北魏宗室元朗為帝。韓陵一戰，高歡以少勝多，擊破爾朱集團主力，並乘勝進兵洛陽，改立平陽王元修為帝，是為孝武帝。高歡在朝中安置親信，控制朝政。北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年)七月，高歡由滏口、井陘兩道進兵，會攻晉陽。爾朱兆大掠晉陽後，北走秀容川，不久被高歡襲破。

　　高歡見晉陽四塞之地，爾朱榮憑此而控制北魏朝政，乃效爾朱榮故智，在晉陽建立大丞相府，親自坐鎮，遙控朝廷。

　　賀拔嶽、宇文泰等則控制了關隴地區。賀拔嶽初隨爾朱天光征討關隴，高歡反爾朱集團，爾朱天光出關會攻高歡，賀拔嶽在宇文泰的建議下，安撫關隴。賀拔嶽死後，部下共推宇文泰為首，宇文泰遂據關隴。

　　孝武帝不甘心作傀儡皇帝，對高歡不滿，聯絡朝中斛斯椿、關中賀拔嶽及荊州賀拔勝等文武大臣，欲圖高歡。永熙三年(534年)五月，孝武帝以伐南朝為名，徵集河南諸州兵馬，準備討高歡；高歡將計就計，興兵二十餘萬分道南下，向洛陽挺進。孝武帝見勢不妙，率諸王西奔關中。高歡進入洛陽，另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見為帝，並遷都鄴城。北魏自此分為東魏與西魏。北魏滅亡。

　　從北魏百年興亡的歷程看，其興、其亡均與山西息息相關。北魏在前秦瓦解後北方群雄割據、南與東晉南朝對峙的紛亂局面中，以山西為基礎，東滅河北的後燕、遼西的北燕，西平關中的赫連夏、河西的北涼，南奪劉宋河南之地，北創塞外的柔然，掃平北方群雄，統一了北方，開創了十六國北朝時期北方最興盛的局面，顯示出了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的樞紐性地位。

　　在北魏末年的衰亂局面中，由六鎮起義引發的北方各族人民大起義的狂瀾席捲了河北、關隴，遷都河南後的北魏朝廷風雨飄搖。爾朱榮以山西為根據地，兩下河南而定洛陽之局勢，東出滏口而破葛榮百萬之眾，東面肅清河北，西面平定關隴，然後，以晉陽(即太原)為根本，遙控北魏政權，實亦控制整個北方的形勢。繼爾朱榮之後，又有高歡以山西為根據地，控制北魏政權，並逼北魏孝武帝西奔關中，從而最終導致了北魏的滅亡，再次顯示出了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三　北方統一程序中的山西

　　歷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統一北方外，其它全國性政權都是以北方統一南方。一個政權能否統一全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統一北方。在北方的統一程序中，居樞紐地位的是山西。

　　在北方分裂的混亂局面中，關中和河北二地易於建立起區域性的秩序。爭雄北方的勢力大多起於這兩個地區。山西高原像一個巨大的楔子，楔入關中與河北之間，面向中原。無論是哪一方，要想兼併對方，統一北方，進而統一天下，都必須首先取得對山西的控制權，否則不可能開啟局面。能否取得對山西高原山地險要的控制對於雙方都是存亡攸關的事。控制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側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側翼的安全。

　　山西東西兩側的山脈分別構成河北和關中的屏障。東側太行山脈為河北的西部屏障；西側呂梁山、中條山與黃河一道構成關中的東部屏障。自關中東出之路不外三條：蒲津、潼關和武關。其中，經由潼關、蒲津的路線處在山西的監控之下。因此，對於關中來說，無論是出關進取，還是閉關自守，都須加強對山西的控制。河北的三個層次與山西的三個主要盆地之間平行對應，藉太行通道而相聯絡，這樣，山西的這幾個盆地連同太行山共同構成河北西部屏障，翼蔽河北右側翼的安全。

　　關中險要和河北形勝都須以對山西高原山地的控制為前提。當河北與關中對峙之際，雙方極易在山西陷入爭持的僵局。雙方決定性的爭奪往往發生在山西。在山西角逐的勝敗也往往會產生決定性的後果。

　　秦、西漢均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其統一程序都是從山西開啟局面的。戰國前期，山西為三晉諸侯所控制。魏據安邑，控制河西及晉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險，成為秦東進的主要障礙。秦欲出關爭利，歸路處在魏的監控之下。這一態勢早在春秋時的秦、晉崤之戰中已表現得很明顯。在那決戰役中，秦軍以在崤山險地中遭晉軍伏擊而全軍覆沒。商鞅在策劃秦的霸業時對秦孝公說：「秦之與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據嶺隘之西，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必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26]秦孝公遂採商鞅之議，令商鞅主持對魏的戰爭。秦經過長期的戰爭，終於迫使魏國遷都大梁。到秦惠王時，秦已盡奪魏河西之地。到秦昭襄王時，又在沿黃河及太行山脊嶺一線發起猛烈攻勢，奪魏之安邑、韓之上黨、趙之太原，盡佔山西之地，為以後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創造了極有利的戰略態勢。

　　西漢統一天下的程序差不多是循秦之故轍。劉邦還定三秦，率諸侯聯軍襲楚之彭城。自彭城敗歸後，劉邦在成皋、滎陽一帶與項羽相持，卻另派韓信率軍渡黃河入山西，滅魏、平代，然後東下太行，破趙、降燕、下齊，完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使楚漢對峙形勢徹底改變，為西漢在楚漢最後決戰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十六國初期，前趙據關中，後趙據河北，雙方在北方對峙。後趙石虎因爭前趙在河東的重鎮蒲阪而引發前、後趙在洛陽的大決戰，前趙劉曜一戰被擒而兵敗國亡。立足河北的後趙遂完成北方的第一次統一。

　　後趙的統一瓦解後，前秦據關中，前燕據河北，雙方在北方對峙。決定雙方國運的戰役發生在山西。前秦在苻堅統治時國勢日盛。面對前秦的軍事壓力，前燕朝中有識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強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備。大臣皇甫真建議：「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大臣申紹也建議：「移戍並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27]燕主未從。苻堅利用前燕朝政日壞的有利時機，派王猛率兵攻前燕。東晉太和四年(369年)，王猛攻拔洛陽。次年，王猛再次率軍伐前燕，大軍臨發，苻堅面授機宜說：「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入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28]王猛向山西長驅直入，一戰而克壺關，再戰而破晉陽，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軍事據點，後又在潞川擊破前燕太傅慕容評所率燕軍主力，乘勢進圍燕都鄴城，燕主出逃被擒，前燕滅亡。前秦又次第掃平其它割據勢力，統一北方。

　　在前秦瓦解後的混亂局面中，鮮卑拓跋部在代北建立的北魏政權入主中原，收拾十六國紛亂的局面，統—北方。北魏在北方的統一維持了半個世紀。北魏後因六鎮起義和「河陰之變」等一系列的衝擊而分裂。高歡擁東魏據河北，宇文泰擁西魏據關山，東、西魏再次在北方形成對峙之局。高歡有鑑於自爾朱榮以來山西在北方局勢中的地位，遂在晉陽建立大丞相府，親自坐鎮，指揮對西魏的戰爭。在高歡執政的年代，東魏擁有戰略上優勢。高歡死後，長子高澄、次子高洋先後執政，二人亦以晉陽為重鎮，親自坐守。

　　隨著東魏被高洋建立的北齊所代、西魏被宇文覺建立的北周所代，北齊和北周繼續在北方對峙。北周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國勢日盛；而北齊主高洋在其統治後期沉溺於酒色之中，搞得朝政紊亂，自此以後，政局一官不穩，國勢日漸衰落。

　　北周武帝時，北周開始興兵伐北齊，多次在河南鏖戰，但未能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大臣趙爽、鮑巨集建議周主改變攻北齊的戰略方向。趙爽說：「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29]鮑巨集也說：「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有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30]次年，北周再度興兵攻北齊。這一次，北周將戰略進攻的重點選在山西。出兵前，周主對群臣說：「前出河外，直(只)為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31]

　　山西素為高齊根本，經營已久。平陽在高歡的時代便是東魏與西魏對峙的前沿重要據點，後更建為北齊在晉西南的重鎮。北齊大臣盧叔虎曾建議齊主經營平陽以逼北周。他說：「宜守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彼若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資糧食，鹹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往來，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32]這的確是以山西逼促關中的一項良策。齊主頗採納之。

　　這次北周將進攻重點選在山西，平陽是其第一個需要克服的據點。北周軍進攻平陽，經過了相當激烈的爭奪戰，才攻佔平陽。是後，北齊帝高緯試圖奪回平陽，被北周軍擊敗，只得退回晉陽。北周軍又乘勢攻破晉陽，然後，揮師東出滏口，下太行，包圍齊都鄴城。高緯及幼主高恆出逃被擒，北齊滅亡。北周統一北方。(見圖3-1-3)

　　從以上幾場戰爭中可看出山西在北方統一程序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上述幾起戰爭都是以關中的勢力在山西的角逐中戰勝河北的勢力，進而兼併河北，統一北方。

　　這幾場戰爭，差不多是循著同樣的步驟：河北地區的政權先是丟失了他們在太行西側的軍事據點，從而導致經太行山下河北的幾座關隘的防守失去依據，然後，關中勢力或自晉陽出井陘，或自上黨出滏口，東下太行山，至此，河北西部屏障盡失，可謂大勢已去。

　　當關中的勢力與河北勢力在山西對峙之時，以關中圖河北易，而以河北圖關中則較難。關中和河北都須藉山西以屏護側翼。但河北藉以屏護右側翼的太行山河流穿切的穀道較多，由此造成穿越太行山的通行孔道較多。可以由上黨下滏口而出河北南部，可以由太原下井陘而出河北中部，還可以由大同出飛狐口、經桑乾河谷趨居庸關而臨幽燕。而關中的東面，南有崤函之險，北有呂梁山和黃河雙重蔽護，通行不易，不利於大規模進兵，只有蒲阪至龍門一段利於進兵。

　　這樣，關中、河北雖是每每分享山西地利，但關中藉山西為屏障，所備者一，其勢較專，對來犯者的戰略意圖容易判斷；而河北藉山西為屏障，所備者多，其勢較分，不易判斷來犯者的戰略意圖。

　　前、後趙在北方對峙時，後趙大將石虎自軹關入攻前趙在山西的重鎮蒲阪，前趙主劉曜當即親率大軍，傾國出動，馳援蒲阪，擊敗石虎。此戰在當時實已造成乘勝追擊並直搗後趙都城襄國(今河北邢臺)的態勢。只是劉曜在此戰之後決策失誤，未能利用此戰對後趙所造成的震盪性效果，直搗襄國，而轉鋒南攻洛陽，致使貽誤戰機，才鑄就了自己的失敗。前秦與前燕對峙時，前秦宗室苻柳等據蒲阪、陝城反苻堅，並向前燕請兵，前燕朝臣中有援苻柳並乘勢攻前秦的建議，前燕主未能抓住此時機加以利用，符堅卻迅速部署平定叛亂，穩定了東部局勢。東、西魏對峙時，高歡三次親統大軍入攻關中，都是受挫而還；後來，又攻西魏在晉西南的軍事據點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頓兵堅城之下，苦戰五十餘日，不能破城，最後高歡智、力皆困，以致發病，不久死去。此後西魏即轉入戰略攻勢。

　　另外，山西對於河北的屏障作用與對關中的屏障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換言之，河北與關中對山西屏障作用的依賴程度是不同的。

　　太行山對於河北的屏障意義可謂存亡攸關。以河北地勢之低，要仰爭太行，殊為不易。因此，要保障太行屏障的穩固，必須保障對太行山特別是穿越太行山往來通道的控制；而要保障對太行山往來通道的控制，卻又有賴於對太行山以西幾處軍事據點的控制，尤其是上黨、太原；上黨、太原地勢較高，均居高臨下，俯臨河北中、南部。它們若為河北所守，可鞏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臨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勢。所以，對於河北來說，若失去在山西的軍事據點，則太行山的形勢便迅速轉入西方：自上黨東下滏口足以奪其門戶，自太原東出井陘足以執其中樞，自大同出居庸、飛狐足以傾幽薊根本。

　　而對關中來說，山西只是其外圍屏障，即使丟失了在山西的據點，猶有大河可以憑恃，還可作第二階段的守禦。山西對於關中的屏障作用固然重要，但關中對它的依賴程度遠不及河北。

　　在山西這塊土地上，河北的勢力欲圖關中，比較困難，而關中的勢力欲圖河北則比較容易。因此，歷史上關中與河北的政權在山西的對峙，以關中兼併河北的居多，而以河北兼併關中的居少。

　　以上所談主要是山西在起自關中或河北的政權在統一北方的程序中的地位。至於本身就是建立於山西的政權，則更能利用山西內線作戰的地理條件，縱橫四出，威制北方。如起自代北的北魏，東滅後燕、北燕，西滅赫連夏、北涼，北掃柔然，南奪劉宋河南之地，統一了整個北方地區；北魏末年爾朱榮也以山西為根據地，控制北魏政權，實亦控制整個北方的形勢；五代時，後唐、後晉、後漢三代都是起自山西，大體統一北方，它們興起的基礎都得益於山西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註釋】

　　[1]　《讀史方輿紀要》山西方輿紀要序

　　[2]　《資治通鑑》卷十 漢紀二

　　[3]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七 後梁紀二

　　[4]　《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 山西二

　　[5]　《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 山西二

　　[6]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 後晉紀一

　　[7]　《史記》卷六十九 商君列傳

　　[8]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 隋紀四

　　[9]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10]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11]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12]　《金史》完顏訛可傳

　　[13]　《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石天應傳

　　[14]　《資治通鑑》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15]　《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傳

　　[16]　《史記》卷九十七 酈食其傳

　　[17]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1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

　　[1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

　　[20]　《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 山西二

　　[21]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22]　《晉書》卷一百零一 劉元海載記

　　[23]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九

　　[24]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四十

　　[25]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26]　《史記》卷六十九 商君列傳

　　[27]　《資治通鑑》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28]　《資治通鑑》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29]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30]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31]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32]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八 陳紀二

第二節　依山憑河，戰守之衝——山東

一　山川形勢

在中國地勢第三級階梯上，自太行山、伏牛山、大別山以東，幽燕以南，江淮以北，為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是為華北平原和黃淮平原。在這片大平原的東部，分佈著一片低山丘陵地帶，是為魯中南低山丘陵。這片低山丘陵的北，西、南三面都是平原，東面是山東半島，為渤海和黃海所環抱。魯中南低山丘陵由泰山、魯山、沂山、蒙山組成，構成山東地形的主體。黃河從這片低山丘陵的北側東流入海(黃河改道時則從其南側東流入海)，泗水則從這片低山丘陵的西側南流入淮。

　　山東的一些戰略要點，大多位於這片低山丘陵的四側，依山臨水，其形成即以這種山河形勢為基礎。(見圖3-2-1)

　　在這片低山丘陵的西北側有濟南。濟南南依泰山，北阻黃河。前人論濟南地位，稱「齊州當四達之衝。南不得齊州，則無以問河濟；北不得齊州，則不敢窺淮泗；西不得齊州，則無從得志於臨淄；東不得齊州，則無爭衡於阿鄄。是故山東有難，齊州常為戰守之衝。」[1]歷史上著名的歷下城即在濟南城西。戰國時，諸侯攻齊，每每戰於歷下。秦滅魏之後，揮師東進，屯兵歷下，兵壓齊境，齊王不戰而降。楚漢戰爭時，辯士酈食其遊說齊王田廣附漢，使齊罷歷下之戍，韓信遂得以透入齊境，略定三齊。南朝劉宋孝建年間，劉宋將青、冀二州州治移鎮歷城，垣護之為此解釋說：「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並鎮，此經遠之略也。(歷城)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主威。安邊上計也。」[2]劉宋泰始年間，宋室內亂，北魏乘機南下攻宋，大將慕容白曜率軍攻山東，劉宋青州刺史沈文秀以東陽詐降。魏軍司馬酈範說：「東陽未可輕也，不若先取歷城，克般陽(今淄川)，下樑鄒、平樂陵。然後按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3]慕容白曜從其汁，漸次攻破歷城、東陽(今青州)，略取劉宋山東青、冀二州。

　　在這片低山丘陵的西南側有兗州、濟寧，依山臨河，控守一方。濟寧城南即古之所謂亢父之險，蘇秦曾稱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4]古代南北水運交通動脈大運河即處在其監控之下。自此外出四略，地勢便利。「七國之亂」時，周亞夫屯昌邑(今金鄉)，遣輕騎擾略，絕叛軍淮泗水道。明初，徐達統軍北伐元朝，攻略山東，先以偏師攻下濟寧，切斷元軍自河南方向入援之路。「靖難之役」時，南北軍在山東形成對峙，朱棣一度派奇兵襲破濟寧，切斷屯駐德州的南軍運河餉道。

　　在這片低山丘陵的東南側是沂河和沭河二水沖積形成的河谷低地，夾在沂山、蒙山與琅琊山、五蓮山之間。這片河谷低地為山東腹地與江淮之間往來通道。春秋時，吳曾由此以侵齊、伐魯。越滅吳之後，稱雄中原，也曾由此出琅邪以覬覦山東。劉裕和徐達北伐，都由此路入攻山東。沂州位於這片河谷低地的南部，南連淮泗，北接三齊，為山東南面門戶。南北相爭，沂州為必爭之地。穆陵關在臨朐縣東南百里的沂山主嶺上，山勢高峻，路徑險惡，為齊南天險。穆陵關立關極早，管仲伐楚時即有「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5]之語。劉裕伐南燕，南燕公孫五樓建議燕主慕容超：「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南燕太尉幕容鎮也強調「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慕容超都不聽。大峴關隘即穆陵關。劉裕軍過大峴，見燕兵不出，大喜道：「虜已入吾掌中矣。」[6]劉宋初，北魏大將叔孫建攻劉宋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部下刁雍知劉宋檀道濟自彭城馳援東陽，建議叔孫建扼守穆陵關，阻檀道濟入援之路：「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請據險邀之，破之必矣。」[7]叔孫建不聽；檀道濟越險進至臨朐，叔孫建燒營而遁。唐末藩鎮割據，李道古以淄、青拒命，屢屢引兵出穆陵關擾掠淮北。

　　在這片低山丘陵的東北側有青州，附近即古臨淄，齊之國都。在山東諸要地中．論防護之固，無如臨淄。顧祖禹稱：「自太公建國以來，齊往往稱雄於天下，歷漢及晉，未始不以臨淄為三齊根本。」[8]臨淄東北對海，西北阻河，背靠山地，瀕臨淄水，有山川之險，有魚鹽之利。蘇秦組織合縱時，在臨淄對齊宣王說：「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漳水)，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9]司馬遷也稱「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10]十六國後期，北魏滅後燕，後燕慕容德率殘軍一部南走，謀取一地作根據地，尚書潘聰建議：「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為帝王之都。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11]慕容德採其策，遂據有山東，建立南燕。

　　山東低山丘陵以泰山為最高，其下有泰安。《讀史方輿紀要》稱「山東形勝，莫若泰山；泰山之形勝，萃於泰安。」[12]泰安北阻泰山，南臨汶水，介齊魯之間，為中樞之地，由此縱橫四出，掃定三齊，均成高屋建瓴之勢。

　　以山東為交點，有兩條河道，分別呈東西和南北向流過。它們在古代分別是東西部之間和南北方之間的交通大動脈，也是山東地位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

　　渭河自隴山下流，流經關中，匯入黃河；黃河向東，穿越河南，經山東低山丘陵的邊緣東流入海。渭河-黃河在古代起著溝通東西的作用。在政治重心位於關中的時代，轉輸關中的漕運系統必須憑藉這條線路，為東西部之間的一條大動脈。山東和關中分處這條大動脈的東西兩端。關中山川環抱，誠為形勝之地；自關中東出，歷崤函、嵩山之險，便可下臨東部平原地帶，無關山之阻；若再往東，便是山東低山丘陵，這是東部平原地帶少有的可以憑恃的地利。古代稱關中為「百二之地」，山東為「十二之地」，當有這方面的原因。

　　大運河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縱貫，連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為南北交通的一條大動脈。在運河開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本來就發揮著溝通南北的作用。泗水在黃河改道以前自山東南流，匯入淮河，稍加開鑿，便能起到溝通南北的作用。西晉時，杜預曾鼓勵王濬直搗建康，一舉滅吳，然後率大軍「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13]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連通黃河、長江兩大水系應該是比較早的事。桓溫、劉裕北伐，都曾開通泗水水道。山東所處的位置，正好監控南北水運交通的大動脈。

　　另外，膠東半島為古代海上運輸的一大中轉地。三國時，孫吳聯絡遼東的公孫淵，便經由此地。劉宋時，被北魏俘虜的朱修之取道遼東，泛海經東萊而逃回扛南。隋、唐伐高麗，從海路發起的進攻都是以這裡為前進基地。元代經營海運，轉輸東南財賦供給京師，這裡又是其一大中轉地。明代統制東北的遼東都指揮使司隸屬於山東布政司，海路是其往來的重要通道。

　　關於山東地形的戰略意義，顧祖禹曾作過中肯的評價：「山東以自守則易弱以亡，以攻人則足以自強而集事」[14]這一說法是有道理的。山東地形的封閉性不如其它邊角之地，三面均可能受敵，不易固守；且山東低山丘陵方圓不過幾百里，缺乏縱深，幾處險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擊穿。

　　天下紛亂之際，山東易成割據之地。如秦末的田儋、楚漢之際的田榮、田橫、王莽以後的張步、董憲、東漢末的劉岱、西晉末的曹嶷、段龕、十六國時期的幕容德、唐末的李道古、元末的田豐等，均曾割據山東。但上述諸人割據山東，都未能有所作為。一旦山東周圍局勢底定，這些割據勢力很快便灰飛煙滅。

　　戰國時，樂毅率五國聯軍攻齊之戰尤能典型地反映出山東地形的這種弱點。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樂毅率燕、秦、魏、韓、趙五國之師以伐齊。齊悉發國中之眾以拒之，與聯軍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是後，樂毅分遣魏國之師南略宋地，遣趙國之師北收河間，自率燕軍深入山東腹地，齊人大亂。燕軍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攻克齊都臨淄。佔領臨淄之後，樂毅分兵五路，攻取全齊：遣左軍渡膠水(今膠萊河)攻略膠東、東萊(膠東半島地區)；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取琅邪；右軍循黃河、濟水，進屯阿(今陽谷東北)、鄄(今鄄城北)與魏軍配合作戰；後軍沿北海攻取千乘(今高青東北)；中軍鎮守齊都臨淄。這種部署可謂切中山東地形的要點。燕軍勢如破竹，六月之間，連下齊城七十餘座，皆置為郡縣。齊僅剩即墨、莒城，齊國危在旦夕。(見圖3-2-2)

　　山東的地位只能放在東部大平原的背景上才能體現出來。山東低山丘陵的四周都是平原，不利於守，卻利於四出以攻人。以此為根據地，縱橫四出，足以有所作為。東漢末，曹操便是以充州為根據地，崛起於群雄之中，最終掃平群雄，統一北方。

　　山東既然處在監控南北之間的水路運輸線上，其地形地勢在東部大平原上又足以作為憑恃，因而在南北之間具有樞紐性地位。河北南面門戶須依託山東，東南淮泗上游也須藉山東為遮蔽。南北對峙之際，山東常是爭奪的焦點。

　　這種形勢在魏晉南北朝時比較典型。東晉末，劉裕滅南燕，收復山東，既屏護了南方江淮防禦體系，又保障了由江入淮、由淮入泗、由泗入河這樣一條連通南北的運輸線路的暢通，為他以後經略中原、北伐後秦打下基礎。劉宋與北魏對峙，劉宋置四鎮以守黃河，其中山東境內有碻磝(今荏平)。南北交兵，必在四鎮展開激烈的爭奪。山東若為北方所據，則南方江淮防線將承受很大壓力。南燕據山東時，便經常擾掠東晉淮北諸州。劉宋泰始年間，北魏趁劉宋內亂，攻取山東，後更進逼淮泗，南方形勢遂漸趨不利。

　　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後，南北關係變得更加重要。政治、軍事重心在北方，而經濟重心在南方。山東處在監控連通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動脈大運河的位置上，所以地位更是舉足輕重。

　　明初朱元璋從金陵北伐攻大都，山東為大都的南面屏障；「靖難之役」中，朱棣從北平南下攻金陵，山東為金陵的北面屏障。朱元璋以攻佔山東開啟大都門戶；朱棣則以越過山東而直趨金陵。這兩次戰爭，一次以南圖北，一次以北圖南，山東都是其關鍵之地，尤能顯現中國政治重心東移之後，山東在南北爭衡中的地位。

二　山東在東西關係中的地位

　　戰國秦漢時期，東西關係問題比較突出。自戰國中期始，秦的東進成為東方諸侯所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從那時起，歷秦的兼併戰爭、諸侯反秦戰爭、楚漢戰爭及漢初中央政權處理與東方諸侯王國的關係，數百年間，東西關係問題一直是中國政治舞臺上顯著的一幕。在東西關係中，山東地位舉足輕重。

(一)春秋戰國時齊的霸業

　　春秋戰國時期，整個社會都在經歷著深刻的變革。那些能順應歷史的潮流，變法自強的諸侯國常能稱霸諸侯。

　　那些能從諸侯之中脫穎而出的強國，除政治上變法自強外，還須有地理上條件。「春秋五霸」中，齊據山東，晉據山西，秦據關中，楚據江漢，都有地利上的憑恃。「戰國七雄」中，東齊西秦，南楚北燕，分立四方。山東低山丘陵東部的大平原上足以作為憑恃，所以，歷春秋、戰國之世，齊一直是東方強國。

　　山東在春秋時為齊、魯之地。大抵泰山、沂山以北屬齊，西南屬魯。召陵之盟上，管仲對楚國代表說：「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15]指出了齊國四境，也暗示出了齊國的地利。齊桓公時期，周室衰微，諸侯兼併，戎夷蠻狄侵入中原。齊桓公任用管仲實行改革。齊國兵強卒練，國威大振。齊桓公遂以實力為後盾，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多次會盟諸侯，北服戎狄，南威荊楚，尊奉周室，稱霸渚侯。齊桓公的霸業開「春秋五霸」之先，也奠定了齊作為一個大國的基礎。

　　戰國時期，兼併戰爭更趨激烈。田氏篡齊後，也積極謀求向外發展。周顯王十二年(公元前357年)，齊威王以鄒忌為相，改革政治，加強武備，齊漸成東方強國。差不多與此同時，西方的秦國在商鞅的主持下進行深刻的變革，漸成西方強國。

　　戰國初，魏為中原霸主。齊秦兩強崛起，對魏國的霸業構成挑戰。齊國迫使原來向魏國朝貢的泗上小諸侯向齊朝貢；秦則爭魏河西之地。魏國在齊秦兩強東西夾擊的不利形勢下，自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將注意力轉向東方，又與齊發生矛盾。魏因攻趙、攻韓而兩度與齊發生戰爭。齊軍在田忌、孫臏的率領下，先後於周顯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午)的桂陵(今河南長垣南)之戰和周顯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的馬陵(今河南範縣西南)之戰中大敗魏軍。西方的秦國也連年對魏展開進攻，魏軍連連敗績。魏的霸業從此衰落。

　　魏國衰落後，齊、秦兩強東西對峙。齊國濱誨，有魚鹽之利，故其經濟實力雄厚；其山川形勢足可為其軍事上的憑恃。蘇秦策劃合縱時對齊王說：「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漳水)，北有渤海，所謂四塞之國也。」[16]道出了齊作為一個強國的地理基礎。

　　這時期，中原局勢更加複雜，各國之間展開了合縱連橫的鬥爭。地處中原的韓、趙、魏夾在齊、秦兩強之間，有地緣上的弱點，只好採取合縱的策略，北連燕、南聯楚，而後，或東聯齊而西抗秦，或西聯秦而東抗齊。

　　秦在兼併義渠、巴蜀之後，東進意圖已非常明顯。但齊的地利和實力卻使秦的東進不能不有所顧忌。秦先是為攻楚而設法拆散齊、楚聯盟；又為攻韓、魏而拆散齊與韓、魏的合縱；後又為圖趙而試圖加強齊的聯盟，派人赴齊尊立齊湣王為東帝，自立為西帝，顯示出對齊國實力的顧忌。

　　但是，當齊因滅宋而成為眾矢之的時，秦又根據形勢的變化，出面組織合縱以攻齊。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樂毅率燕、趙、秦、韓、魏五國之師攻齊，半年之內，下齊七十餘城。齊國只剩即墨和莒兩地。後雖有田單破燕復國，齊國卻從此元氣大傷，在戰國末年僅能靠恭謹奉秦以圖倖存。

　　齊的衰落使秦兼併六園的程序為之加快。當齊、秦兩強東西對峙的時代，六國合縱抗秦，強大的齊國實為其他五國堅強的後盾，所以秦攻楚、攻韓魏、攻趙時，每次都以拆散齊與這些國家的聯盟關係來創造條件。但齊在它強大的時候，缺乏明確、長遠的戰略目標，且齊不與秦接壤，對秦的威脅缺乏深刻的認識，所以齊在複雜的外交鬥爭中一再讓秦國得逞。前人在總結這段歷史時，曾有這樣的評價：「韓、魏、楚、趙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心一志以逆秦，三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之者過也。」[17]

　　換個角度來看，山東的地理形勢雖然提供了齊作為一個大國的基礎，但反過來也構成了齊發展的限度。作為當時的東、西兩強，秦據關中四塞之地，能進能退，可攻可守，每一次軍事勝利之後，都能奪地或威脅諸侯割地，故能愈勝愈強；齊卻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山東地形的主體是魯中南低山丘陵，周圍都是平原，缺乏天然的屏障來鞏固其略地，自身也缺乏縱深，幾處險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擊穿；而且齊地近中原，與其他諸侯國的利害關係過於膠著，任何鯨吞蠶食的意圖都容易遭到其他諸侯國的反對，故齊強盛之時，雖有戰勝之名，卻未能略地拓境，後來滅一宋國，還遭到諸侯聯軍的圍攻，差點亡國。

(二)楚漢戰爭時期的齊地

　　秦兼併六國統一天下，卻以統治暴虐而很快敗亡。項羽以西楚霸王的名義主持分封。他將戰國時的齊和秦這東、西兩強都予以分割，分齊地為三齊：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田都為齊王，都臨淄；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今山東博平)。分關中為三秦，封給秦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徙劉邦為漢王，王漢中；項羽自都彭城(今江蘇徐州)。項羽分封堵侯，留下了許多矛盾。分封剛定，齊地即首先發難。

　　最先在山東起兵反秦的齊王田儋之弟田榮因未得封地，起兵反楚。漢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田榮發兵擊走齊王田都，又追殺膠東王田市於即墨，自立為齊王，佔有三齊之地；他還指使彭越襲擾楚地，幫助陳餘逼走常山王張耳。

　　田榮在齊地反楚，打破了項羽的分封秩序，且齊地鄰近楚都彭城，對項羽的統治構成很大威脅。項羽遂率軍北擊田榮。

　　項羽北征齊地，給了劉邦以東出的機會。這年八月，劉邦出陳倉，還定三秦。次年春，項羽在陽城(今山東鄄城北)大破齊軍，田榮敗死。但楚軍燒殺擄掠，引起齊民群起反抗。田榮之弟田橫乘機收集散兵數萬人，立田榮之子田廣為王，佔據城陽(今山東莒縣)一帶，繼續與楚軍相抗。(見圖3-2-3)

　　項羽陷入齊人長期抗戰不能自拔之際，劉邦又乘機自關中殺出，擴張勢力。這年四月，劉邦率諸侯聯軍五十六萬襲據彭城。項羽獲悉彭城失陷，親率三萬精銳騎兵疾馳南下。聯軍措不及防，大敗。但此時項羽主力尚被牽制在齊地，未能將這次戰役性勝利擴充套件成戰略性勝利。劉邦突出重圍後，沿途收集散卒。雙方戰事轉入相持階段，兩軍在滎陽、成皋一帶對峙。經彭城一戰，項羽亦謀自齊地脫身。田橫進攻項羽所立齊王田假，田假亡走楚。項羽殺田假而與田橫達成停戰。

　　彭城之戰後，彭越退兵河上，活動於定陶、陽城一帶為遊兵，襲擾楚軍後方，截楚軍輜重。彭越的游擊戰使項羽面臨兩線作戰，來回奔走，減輕了漢軍在滎陽、成皋一帶的壓力，使相持之局得以維持，亦使漢軍得以騰出手來，謀求從南北兩面形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漢王劉邦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韓信率軍北上，滅魏、平代、破趙、降燕；南方的九江王英布則在隨何的勸誘下，背楚歸漢。

　　這時，謀士酈食其對劉邦說：「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強，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於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18]劉邦遂遣酈食其往齊地遊說。齊王田廣聽信酈食其之言，遣使與漢連和，放鬆守備。韓信本已兵臨齊境，聞酈食其已說齊歸漢，打算停止進兵。辯士蒯徹對韓信說，將軍身經百戰才下趙地五十城，酈食其只是搖搖舌頭便下齊七十餘城，為將數年，功勞不及一儒生。韓信遂引兵渡河，襲破齊歷下(今濟南歷城)之軍，進至臨淄；齊向楚求援，項羽派龍且率軍援齊。韓信在濰水(今濰坊)擊破齊楚聯軍，乘勝追擊殘敵，虜齊王田廣，盡定齊地。

　　韓信定齊後，派人對劉邦說：「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19]在張良、陳平的建議下，劉邦遂立韓信為齊王。

　　此時的韓信已居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時形勢，東有齊，西有漢，楚居中間，三方大致勢均力敵，所以韓信的去就完全可以左右天下局勢。項羽派人遊說韓信與楚連和，三分天下，韓信以劉邦對自己信重而婉辭之；辯士蒯徹也對韓信說：「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強齊，從趙、燕，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慾，四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願足下熟慮之。」這一次，韓信不能說沒有一點動心，但終以劉邦對自己的信重和「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而拒絕接受蒯徹之計[20]。

　　楚漢相約以鴻溝為界後，項羽引兵東歸，劉邦則從張良、陳平之計，引兵東擊楚。韓信、彭越等都引軍合擊項羽，圍項羽於垓下。項羽兵敗自殺。

　　楚漢相爭之際，山東的局勢劉楚漢戰爭的程序和結局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由於山東靠近楚都城彭城，那裡的任何變故都可能影響西楚，所以項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對山東用兵，而這為劉邦還定三秦、出關東向以爭天下創造了機會。項羽擊田榮，劉邦乘機還定三秦；項羽擊田橫，劉邦得以出關中襲彭城；楚漢相持階段，彭越背靠山東，襲擾楚軍後方；決戰前夕，韓信定齊地，從北翼完成對項羽戰略包圍。項羽面對關中和齊地，一直處於兩線作戰，來回奔走，漸至困弱，終至滅亡。

(三)漢初政局中的齊地

　　項羽敗亡後，劉邦馬上奪了齊王韓信手中的兵權，並將韓信徒為楚王；次年十月，又用陳平之計擒執韓信。田肯對劉邦慶賀說：「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王齊者。」[21]

　　時天下初定，劉邦懲秦孤立而亡的教訓，遂大封同姓諸侯王以鎮撫天下，同時設法剷除戰爭期間所封異姓諸侯王。關中和山東均為形勝之地，項羽分封時曾將此二地分割，都一分為三。現在關中已成漢室政治重心，對於「十二之地」的山東自然也不能授之於人。所以，劉邦擊滅項羽之後，馬上奪韓信之兵，將其徙為楚王，將齊地七十二縣封於其子劉肥為齊王，並規定：「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22]擒韓信之後，劉邦又降韓信為淮陰侯，將其封地分為兩國，以淮東五十三縣封從兄劉賈為荊王，以淮北三十六縣封弟劉交為楚王。

　　在當時的諸侯國中，以齊為最大。齊在西漢初期的政局中發揮過很重要的作用。

　　漢高祖劉邦死後，呂后專權。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齊王劉肥入朝，與惠帝親密無間。呂后不滿，有殺齊王之意。齊王割讓城陽郡，才脫身歸國。惠帝死後，呂后臨朝稱制，違背劉邦「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23]的規定，封呂臺為呂王，呂產為樑王，呂祿為趙王，呂通為燕王。諸呂用事，權傾一時。

　　齊王劉肥死後，其子劉襄繼立，襄弟朱虛侯劉章宿衛京師。呂后死後，呂產、呂祿專兵秉政，陰謀作亂。劉章獲知後，暗中派人告其兄齊王劉襄，約齊起兵西向長安，自己作內應，誅滅諸呂，事成之後立齊王為帝，劉襄遂盡起齊國之兵攻呂國濟南，同時遣使致書其它諸侯王，宣討諸呂之罪。諸呂聞齊起兵，遣灌嬰將兵擊之。灌嬰率兵至滎陽，反與齊王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誅之。此時，長安城中，周勃、陳平設計捕殺諸呂，呂氏之亂遂定，齊亦罷兵。劉漢政權轉危為安。

　　西漢前期，大國諸侯已構成對西漢中央政權的潛在威脅。文帝、景帝之世，劉邦當年所封同姓諸侯王已成尾大不掉之勢，削藩之議由此而起。賈誼上《治安策》，將諸侯王強悍難制置為內憂之首；晁錯亦上書請求削藩。

　　齊國在諸侯國中是最大的，而且，在討諸呂時，劉章曾有立齊王劉襄之議，這也很使文帝心存忌憚。文帝遂採削藩之議，將齊地分為六國：齊、濟北、甾川、膠東、膠西和濟南。文帝還按賈誼的建議，增強自己兩個兒子的封地，將淮南之地盡封淮陽王劉參、將淮北至於泰山之地盡封樑王劉武，以制東方諸侯。根據賈誼的設想，這樣可使「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樑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24]

　　文帝的這些舉措只是權宜之計。齊被分割以後，吳成了東方大諸侯國。吳王劉濞「鑄山煮海，國用富饒。」[25]招致天下亡命之徒；漢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漢廷謀削吳，吳王劉濞遂發兵反漢。齊地的六國馬上響應吳王劉濞。後來齊王悔約，濟北王被部下劫持，不得發兵，齊地實際發兵的有膠東、膠西、甾川、濟南四國，並吳、趙、楚而為七國，史稱「七國之亂」。

　　吳王劉濞為這次起兵首領，他未採田祿伯出奇兵入武關之策，也未用青年將領桓將軍建議的「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26]之計，自統大軍攻城略地而進。漢廷令大將軍竇嬰率重兵屯於滎陽，另遣周亞夫率軍擊吳、楚。周亞夫臨行時請示景帝說：「楚兵剽輕，難於爭鋒，願以樑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27]景帝同意，這一點遂成周亞夫攻叛軍的作戰指導方針。周亞夫率兵出武關，而後北走昌邑（今山東金鄉），堅壁不出。吳軍西進，攻樑都雎陽（今河南商丘）不下，遂留軍圍攻之，大軍滯留不進。樑王一再告急，周亞夫仍堅壁不出，只遣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斷其糧道。吳楚軍糧絕退兵，周亞夫這才遣精兵追擊，大破叛軍。（見圖3-2-4）

　　齊地叛亂的四國，合兵圍攻悔約的齊王，頓兵臨淄堅城之下達數月之久，漢軍擊破吳、楚軍後，進擊齊地，四王兵敗。漢軍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便平定了叛亂。

　　平定「七國之亂」後，漢廷繼續推行削藩，武帝時，又實行「推恩令」。同姓諸侯王對中央政權的威脅才告解除。

　　在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分裂之後，隋唐重新統一後，仍都關中。隋唐兩代的農民大起義都是首先爆發于山東地區，而且都產生了全域性性的影響，這也與山東在整個東部地區的地位有很大關係。

三　山東在南北之爭中的地位

　　山東在南北之間具有樞紐性地位。這一方面是因為山東低山丘陵在中國東部大平原上可以作為憑恃，另一方面是山東處在監控南北之間水路運輸線的位置上，因而南北對峙之際，山東常是爭奪的焦點。

　　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如能佔據山東，便取得了很有利的態勢。對於南方而言，得山東，進可以問鼎中原，北臨幽燕，退可以翼蔽淮泗，鞏固江淮；對於北方而言，得山東，進可以南逼江淮，退可以翼蔽河北。

(一)劉裕北伐與宋魏對峙

　　山東和湖北猶如東南的兩翼。以南方而進取北方，出江淮正面，不如出兩翼。從江淮正面北出，出淮河一線太遠，其攻守便失去依託：而出兩翼則有比較有利的山河形勢可以憑恃。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荊襄上游對於東南的意義，自孫吳時起便為建康方面所重視，而經營山東以固東南、並藉以進取中原，則自劉裕始。

　　東晉末年，山東為後燕滅亡後慕容鮮卑殘餘勢力建立的南燕所佔據。南燕建都廣固(今山東青州)。桓玄篡晉之時，南燕國中有乘亂南進之議，謂縱不能廓清吳會，亦可盡佔江北之地。南燕雖未大舉南卜，卻也頻頻侵擾淮北之地。

　　劉裕在消滅桓玄之後，崛起於東晉。東晉義熙五年(409年)，劉裕以南燕頻頻侵擾東晉兗、徐二州，上表北伐南燕。這年四月，劉裕率軍北伐，大軍自淮入泗，至下邳(今江蘇邳縣)後，留艦船、輜重，率軍徒步取道琅琊(今臨沂北)北進。

　　南燕主慕容超聞晉軍來攻，召群臣計議。南燕徵虜將軍公孫五樓提出禦敵三策：「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日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敵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28]

　　公孫五樓的意見的確很有見地。他提出的上、中二策，晉軍方面已有人考慮到了，並深感憂慮。晉軍進軍途中，有人對劉裕說：「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劉裕料定燕軍「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正如劉裕所斷言的，慕容超未聽取公孫五樓的建議。南燕太尉慕容鎮也對慕容超說：「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就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慕容超仍不聽。劉裕軍過大峴，大喜道：「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虞，虜已入吾掌中矣。」[29]

　　劉裕取道琅琊進軍廣固的捷徑須越大峴山險。大峴山即沂山。山勢險要，為齊南天險；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不得並軌。因此，對於劉裕而言，突破大峴是其關鍵。對於南燕而言，抵禦晉軍之策，實不出公孫五樓上、中二策，尤其是上策，深得山東地形的要點：正面堅守大峴險要，阻擊晉軍；派輕騎循海南下，從東側翼襲擊晉軍糧道；以兗州(南燕兗州治樑父，在今泰安南六十里)之軍沿蒙山東出，襲擊晉軍之西側背。此策的關鍵也是扼守大峴。慕容超卻沒有聽取公孫五樓等人的意見，放棄大峴險要，洞開門戶，縱敵入門。南燕覆亡的種子也就由此而埋下。

　　劉裕率晉軍越過大峴以後，在臨朐擊破南燕主力，佔領臨朐，乘勝進圍廣固，盡銳攻城。次年二月，廣固城破，南燕滅亡。山東遂納入東晉版圖。(見圖3-2-5)

　　劉裕滅南燕後，欲留鎮下邳，籌備西擊後秦，卻因國內局勢變化而推遲了幾年。此後，他先後鎮壓了盧循起義、消滅了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等反對勢力、討平了割據益州的譙縱。東晉政局相對穩定，事權歸一，劉裕遂謀進一步北伐。

　　義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劉裕趁後秦國主姚興死後諸子內訌的有利時機北伐後秦。其進攻部署大致分三個方向：淮河正面，王鎮惡、檀道濟率步軍自壽陽向許、洛方向進攻，沈林子、劉遵考率水軍溯汴水西進，作為後繼；荊襄方面，朱超石、胡藩率軍從南側進攻洛陽，沈田子、傅弘之率軍一部趨武關，作牽制性作戰；山東方面，王仲德督前鋒諸軍由彭城溯泗水，開鉅野澤入黃河，劉裕自統大軍，待水路開通後，由泗水入黃河，再沿黃河西進。

　　這次作戰，佈局巨集大，幾個方向的進攻，配合起來，足以撐開全域性。山東方向，王仲德開鉅野澤，打通由泗水入黃河的交通路線，是為晉軍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晉軍糧草補給的運輸線路；另外，劉裕主力入河後，針對北魏在黃河北岸屯兵十萬的嚴峻形勢，在山東置立北青州，以向彌為北青刺史，鎮守碻磝(今山東東阿西北)，掩護由泗入河之路，且監視魏軍行動，保證後方的安全。由於劉裕處置得當，攻後秦之戰得以順利展開。

　　劉裕從北伐南燕到滅後秦，收復了整個黃河以南地區，是為東晉南朝時期南方歷次北伐中最成功的一次。劉裕一戰而平南燕，收山東之地，改變了江南政權面向中原的態勢。攻取山東，開創了恢復中原、進取關中、河北的有利局面。開山東鉅野澤，將泗水與黃河連結起來，使江南的人力、物力能夠便利地投送到北方地區，故山東一路對於此次北伐的意義尤其重大。

　　劉裕滅後秦後，急回南方，代晉建宋。劉裕南歸後不久，關中便被赫連勃勃奪佔。這樣，劉宋與北魏在東部大致以黃河為界形成對峙之局。劉裕死後，北魏乘喪南下，奪佔劉宋河南之地，並頻頻擾掠劉宋在山東的青、兗二州。

　　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後，有恢復河南之志。劉宋先後於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大舉北伐，兩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北伐經過洋見前面有關章節)元嘉北伐，聲勢浩大，卻以慘敗告終，每令後人扼腕長嘆。其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劉義隆戰爭指導有誤，特別是他的北伐目標很成問題。

　　劉義隆北伐只圖河南，卻不知河南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元嘉七年，北魏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北魏以代北為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虎視中原。實際上，劉義隆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三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被刺身亡，劉義隆又謀北伐。劉宋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表，言進兵之策：「愚謂宜長驅中山(今定州)，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固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渡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居庸關)，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30]

　　劉興祖吸取了前兩次只爭河南而無功的教訓，建議自山東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內；若河北底定，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當時北魏太武帝剛死，國內不安定，宋軍進兵時機也有利。此策可謂極富膽略，且洞悉宋魏對峙的戰略形勢。不過，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劉義隆志望、見識均不及此，故未採納。這次北伐又告失敗。

　　隨著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和宋文帝劉義隆的相繼去世，宋魏戰爭暫時告一段落。劉宋孝武帝時期對山東的防禦作了一定的調整。孝建三年(456年)，劉宋將青、冀二州州治由東陽(今青州)移往歷城。開始大家不同意，垣護之為此解釋說；「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敵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並鎮，此經遠之略也。(歷城)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主威。安邊上計也。」[31]

　　東陽和歷城地形都很險要，但在宋魏對峙的形勢下，東陽位置相對較偏，並非雙方對峙的正面；移鎮歷城，可直接抵禦魏軍來犯；北魏攻山東，每次必由碻磝一帶渡河；渡河而攻山東，必趨歷城；且歷城靠近河北，便於招附河北士民。移二州鎮歷城，是取能攻能守、可進可退的態勢。

　　孝武帝以後，劉宋內亂頻頻。泰始二年(466年)，晉安王劉子勳在尋陽(今江西九江)起兵，由此引發以宋明帝為首的孝武系諸王和以劉子勳為首的文帝系諸王之間的一次大火併。宋明帝雖平定了這次內亂，但善後不當，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乘機大舉南進。北魏大將慕容白曜率軍攻山東，連破歷城、東陽等重鎮。劉宋在山東的青、冀二州遂連同徐州、充州及豫州淮西之地盡失於北魏。

　　泰始年間的這次內亂及其引發的北魏南進之戰，在劉宋乃至整個東晉南朝歷史上都是一個轉折點。它打破了南北對峙的均勢。山東及淮北之地的丟失，不僅使南朝國力銳減，而且使淮河防線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北方的衝擊之下。從此，北魏南下，與南方直接戰於淮河一線。是後，南朝境況愈下，到陳代時，僅能守長江一線。隨著北方的再次統一，長江天塹以限南北的局面已經難以維持。隋滅陳，南北對峙的局面遂告結束。

(二)朱元璋北伐與「靖難之役」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統治暴虐，爆發了波瀾壯闊的紅巾大起義。元的統治在起義的衝擊下搖搖欲墜。朱元璋從起義軍中脫穎而出。他以集慶(今南京)為中心，崛起於東南，東平張士誠，西滅陳友諒，在掃平南方群雄之後，即舉兵北伐元朝。

　　在商議北伐方略時，將領們多主張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遮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矣。」[32]

　　朱元璋北伐前，河南、山東經過劉福通起義軍的打擊，社會秩序混亂，武備不振。元朝的地方將領們卻各謀保境割據，不服元室調遣。擴廓帖木爾盤據山西，李思濟、張良弼諸將擁兵關中，相互攻伐，不相統一。這正好給了朱元璋各個擊破和乘虛直搗大都的機會。元朝在失去對江淮以南廣大地域的控制之後，正賴河南、山東作為南面藩籬，抵禦明軍北上。山東是河北的南面屏障，屏護大都。對於元朝而言，失山東，即已等於門戶大開。自金陵北攻大都，戰線很長，直趨大都，有孤軍深入的危險，故宜先取山東、河南，以「撒其遮蔽」。

　　明軍北伐的序幕遂自山東拉開。元至正二十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在部署好淮河及荊襄方面的防禦之後，即令徐達、常遇春率軍由運河北進，進攻山東。

　　進軍途中，朱元璋曾寫信給徐達，討論具體進軍路線問題。徐達佔領沂州後，朱元璋遣使諭徐達曰：「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扼其要衝，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近，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郡既下，則益都以東勢窮力竭，如探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克矣。」[33]

　　益都(今青州)是徐達攻山東之戰的重心，元朝在那裡設有山東東西道宣慰使，掌理山東各路軍政。從南面攻益都，進軍路線不外兩途：一是取道沂山與琅琊山之間的河谷低地，越沂山而北進，是為劉裕攻廣固(今青州)之戰的故轍；一是沿泗水經魯西南北上，繞道泰山北麓再東進，是為朱元璋所說的進軍路線。因元朝沂州守將王宣先已對明軍輸誠，故徐達採取了第一條進軍路線。

　　徐達雖未取朱元璋以主力取濟寧、濟南之策，但對自己左側翼的攻防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在率軍抵達下邳(今邳縣)後，即命部將張興祖率兵一部由徐州北上攻取濟寧、東平；佔領沂州後，又派部將韓政分兵扼黃河(元末黃河決口，在開封以東向南流經蘇北注入東海)，韓政又分兵北略攻佔滕縣(今滕州)。這樣，徐達以兩路偏師切斷了元朝魯西及河南方向的援軍，掩護明軍的左側翼，確保了大軍後路及糧草補給上的安全，同時消滅魯西之敵，為日後進軍河南作準備。徐達主力遂得以向益都順利直進。

　　十一月底，明軍攻佔益都，又乘勝連下壽光、臨淄、昌樂等地。十二月初，徐達遣使招降樂安(今惠民)守將俞勝，以保大軍北側翼的安全，自率主力西進。沿途各縣皆望風款附。與此同時，張興祖在魯西連下東平、東阿、濟寧等地。十二月八日，徐達引兵至濟南，元守將以城降，附近各縣亦紛紛降附。是後，徐達遣軍略定膠東半島。山東各地遂為明軍所有。其間，元廷詔陝西張良弼、李思濟等東援，但張、李等都拒不奉命。

　　以後的進軍大都之戰基本上循著朱元璋既定的方略展開。明洪武元年(1368年)閏七月，明軍自山東臨清起程，循運河北進，順流長驅，元朝再無天然屏障以御明軍。十幾天的時間內，明軍便攻陷了大都。其後，明軍又平定了山西、甘陝、四川，北征塞外。明朝統一天下。

　　朱元璋北伐，創下了由南到北統一天下的先例。明朝成為歷史上惟一的起自東南而統一天下的政權。但明初的政治舞臺上，很快便上演胃了由北向南奪取政權的一幕，這就是「靖難之役」。

　　明初定都金陵，但強敵在北，朱元璋遂在北方屯戍重兵，命諸子以親王典兵，鎮守太原、大同、北平、大寧(今內蒙古寧城)等戰略要地。其中燕王朱棣統兵駐北平(今北京)。諸王權重勢大，朱元璋在世時尚能控制，但出於朱元璋算度之外的是太子朱標早死，引發一系列問題，致使明初政治重蹈樂歷史上藩王稱兵的覆轍。

　　朱標死後，朱元璋以朱標之子朱允炆為皇太孫，引起諸王暗中不滿。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朱允炆繼位，是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時年僅二十三歲，正是主少國疑之時。諸王相互煽動，一時流言四起。在兵部尚書齊泰、翰林院修撰黃子澄的建議下，建文帝遂謀削藩。建文帝元年(1399年)，朝廷即削黜了一批諸王。建文帝以燕王朱棣「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擅長用兵，又居北平形勝之地，士馬精強，恐難猝圖，而未急於削燕，但在北平外圍的開平、山海關、臨清、彰德(今安陽)、順德(今邢臺)等地部署兵力，以備燕王。朱棣見削藩已起，且朝廷對自己多方戒備，遂謀起兵。他招羅人才，祕密訓練士卒。這年七月，朱棣在北平起兵，打著「清君側」的旗幟，稱這次起兵為「靖難」。歷史上將這次戰爭稱為「靖難之役」。(見圖3-2-6)

　　「靖難之役」初起時，燕軍只據北平一隅之地，勢小力弱，朝廷則在各方面都佔壓倒性優勢。所以戰爭初期，朝廷擬以優勢兵力，分進合擊，將燕軍圍殲於北平。朱棣採取內線作戰，迅速擊降北平外圍的通州、密雲、薊州、懷來、永平(今盧龍)等地。在真定之戰中，朱棣大敗南軍統帥老將耿炳文。建文帝又任命李景隆代替耿炳文統兵攻燕。在北平城下及白溝河兩戰中，朱棣又大敗李景隆，並乘勝南追，攻陷德州，圍攻濟南。濟南城中軍民在都指揮盛庸、山東參政鐵鉉等督率下堅持固守，燕軍圍攻三月，未能破城。朱棣恐糧道被斷，解圍北去，盛庸收復德州。

　　南軍在幾個月的時間內連連敗績，損兵數十萬。建文帝遂採黃子澄之謀，遣使議和以求緩攻；又任命盛庸為平燕將軍，代李景隆統兵。盛庸屯兵德州，以遏燕軍南下。此後，雙方在山東一帶陷入相持。彼此攻伐，相互擾掠，互有得失。

　　到建文帝三年(1401年)底，戰爭已經進行了兩年半的時間，南北交戰主要在河北、山東。燕軍雖屢戰屢勝，但南軍兵多勢盛，攻不勝攻，燕軍所克城邑旋得旋失，能始終據守者，不過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燕軍基本上被擋在山東以北。

　　戰爭照這樣打下去，燕軍只會愈耗愈弱。燕王朱棣遂謀另闢途徑，以求開啟局面。這時，金陵有—被貶中官投奔朱棣，極言金陵空虛，可襲而取。朱棣手下謀士也勸朱棣勿攻城邑，越過山東，以迅速行動直趨金陵，金陵勢弱無備，必可成功。於是朱棣決定躍過山東，直搗金陵。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督師南下，連破東河、汶上、兗州、沛縣，繞過徐州，向南直進。燕軍已過徐州，山東之軍才南下追截。燕軍經宿州、靈壁、泗州幾戰，突破淮河防線，然後疾趨揚州，揚州城降。這時，朱棣之子朱高煦引番騎趕到，燕軍軍勢大振。六月初，燕軍自瓜洲渡江，鎮江守將以城降。朱棣率軍直趨金陵。十三日，朱棣進入金陵。建文帝自殺。朱棣即皇帝位，是為明成祖。

　　「靖難之役」歷時三年，前期作戰南軍連連敗藉。但自濟南保衛戰後，南軍主力屯駐德州，相機出擊，以遏燕軍。德州處在運河線上，南北交通便利，燕軍自河北南下，始終處在德州的監控之下。燕軍南攻時，南軍或自德州橫出斷其歸路，或襲擾其補給線，或乘虛北攻。所以，雖以朱棣之善用兵，南軍再未出現過戰爭初期的那種大的挫敗，燕軍勢力基本上被阻在山東以北。朱棣未克山東，故雖屢戰屢勝，激戰兩年半，卻始終未能開啟局面。等到他越過山東，直趨金陵，半年時間便奪取了政權。

　　不過，朱棣撇下山東，徑直南下，實屬鋌而走險。南北朝時，以北魏的國力和太武帝之雄才大略，在擊破劉宋黃河一線之軍後，長驅江淮，兵臨瓜步，飲馬長江，也未敢渡江以爭江南。朱棣的這種戰術也只能在那時特殊的形勢下才有可能成功。自明初朱元璋殺功臣後，明廷已無堪與朱棣相匹敵的將才，所以朱棣南下才有恃無恐。其次，「靖難之役」在那個時代的觀念中，純屬一家一姓內部之爭，所以建文帝雖一再下詔「勤王」，但真正勤王者少，而歸順燕軍者多。不然，朱棣孤軍南下，建文帝只需堅守金陵，坐待四方勤王之師會合，山東方面則截斷燕軍的補給線和退路，那樣的話，朱棣處境勢必極其危險。因此，換上另一人，換上另一種背景，則斷不敢冒險採取這種戰術，置山東於不顧。

　　「靖難之役」雖以朱棣成功、建文帝失敗而收場，但從戰爭的程序看，山東在南北之爭中的地位卻顯示出來。

　　【註釋】

　　[1]　《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一 山東二

　　[2]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八 宋紀十

　　[3]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二 宋紀十四

　　[4]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5]　《史記》卷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

　　[6]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七

　　[7]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8]　《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五 山東六

　　[9]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10]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11]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三

　　[12]　《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一 山東二

　　[13]　《資治通鑑》卷八十一 武帝太康元年

　　[14]　《讀史方輿紀要》 山東方輿紀要序

　　[15]　《史記》卷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

　　[16]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17]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 歷代州域形勢一

　　[18]　《資治通鑑》卷十 漢紀二

　　[19]　《資治通鑑》卷十 漢紀二

　　[20]　《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21]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22]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23]　《資治通鑑》卷十三 漢紀五

　　[24]　《漢書》卷四十八 賈誼傳

　　[25]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26]　《漢書》卷三十五 荊燕吳列傳

　　[27]　《資治通鑑》卷十六 漢紀八

　　[28]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七

　　[29]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七

　　[30]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六 宋紀八

　　[31]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八 宋紀十

　　[32]　《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

　　[33]　《明史紀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第三節　樞紐江漢，砥柱江南——湖北

一　山川形勢

在整個南方地區，主要的聯絡紐帶是長江。湖北居長江中游上通巴蜀，下達東南，在上下游之間居樞紐性地位。（見圖3-3-1）

　　從湖北沿長江上溯，穿越三峽，是為古代入川的兩大通道之一。東漢岑彭攻公孫述、劉備據益州、東晉桓溫滅成漢李勢、朱齡石平譙縱、北宋劉光義攻後蜀盂昶、明初湯和攻明升等戰役，都曾由此進兵。南方政權要控制四川，確保整個江南地區的完整，湖北是一大關鍵。

　　若是上、下游之間對立，則湖北還可阻遏川中勢力之東出。四川據湖北上游，自四川東出是為順流之勢，在湖北境內尚有險可扼，若其越湖北而東，則江面漸寬，其勢難與爭鋒。在四川與湖北之間出現對峙時，據上游者往往扼守夔州江關(亦稱捍關)，據下游者往往扼守西陵險要。歷代戰爭中，遏川中勢力之東出，做得最成功的當數陸遜、陸抗父子。陸遜在夷陵(今宜昌東)擊敗劉備，其後置立重鎮，以備蜀漢。陸遜曾上疏孫權說：「西陵，國之西門，雖雲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1]陸遜死後，其子陸抗繼其任。在陸氏父子鎮守荊州的年代，孫吳西境的安全得到保障。

　　湖北居東南之上游。立足東南的政權，無不恃荊襄為上游屏障。自古未有失荊襄而能保有東南者。相對而言，東南無四川尚可立國，若無湖北，則東南不可以立國。南北對峙之際，荊襄每為強藩巨鎮，以保障上游。明末顧炎武在詳考了立足於東南的吳、東晉、宋、齊、樑、陳、南唐、南宋八代政權的成敗興亡之後，指出了「厚荊襄」和「阻兩淮」為東南立國之本。[2]孫吳、東晉南朝均以荊、揚二州為江南重鎮，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以揚州為根本，委荊州以閫外」[3]成為六代在江南立國的模式。南宋與金、蒙古對峙，也倚重荊襄，屏護上游。從軍事上講，刑襄上游的意義甚至超過兩淮。對於東南政權來說，「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游，國必危。」[4]清末曾國藩、胡林翼等鎮壓太平大國起義，—改此前清廷以江南大營、江北大營在下游圍困金陵的作法，而從上游的武昌、安慶著手，拔太平天國之根本。

　　抗衡北方，東南政權要恃荊襄上游為屏障，但在江南政權內部，荊襄地區卻每每成為一個隱患。「據上游之勢」的荊襄地區常給下游建康方面構成很大的壓力。東晉南朝時期，據荊襄上游稱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如東晉時期的王敦、桓玄、劉毅、司馬休之，劉宋時期的謝晦、劉義宣、沈攸之、蕭齊時期的蕭衍，樑末的王琳等等。這使得江南政權對荊襄上游的政策往往表現出矛盾和複雜的傾向。

　　在湖北境內，就與北方的關係而言，漢水的戰略意義並不亞於長江。南北對峙，南方聯絡的紐帶是長江，其防守也主要是依託長江，但長江防線的穩固卻有賴於江北的一系列山河為其屏障。東段有淮河，西段有秦巴山地，中部湖北地段則主要是以大別山、桐柏山至鄂西山地一線的山脈為其屏障。在大別山和桐柏山的連線帶有武勝關、平靖關和黃峴關(三關在湖北廣水和河南信陽交界處)可為往來通道。但三關兩側地形險惡，不利於人力、物力的大規模運動。歷史上，南北對峙時爭三關最激烈的是北魏與南朝的齊、樑。但這一時期對三關的爭奪對雙方都未產生決定性影響。

　　為歷代南北往來要衝的是漢水河谷低地，其樞紐即為南陽盆地。這裡，四面都可進入，四面都可出擊。沿漢水主幹下行，由襄陽經大洪山與荊山之間的河谷低地可至江漢平原，並可進入長江；沿漢水主幹向西上行可至漢中，直抵甘肅東南邊緣；漢水支流丹江穿切秦嶺，成為關中與南陽盆地之間的通道，「關中四塞」中的武關即設在此通道上；循淅川等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進入伊洛河谷；其它支流如唐河、白河則伸向河南腹地。這樣，由漢水及其支流形成的南陽盆地，成了關中、漢中、中原與湖北四者之間的一個旋轉門，任何一方勢力到達這裡後均可縱橫四出。

　　漢水和長江把東西三、四千里長的地域連綴起來，南北對峙之際，南方對抗北方的軍事防禦線通常從東南的長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肅的東南部。位於盆地南部的襄陽便處於這條漫長防禦線的銜接樞紐的地位。襄陽和南陽這兩座重鎮代表了南北雙方在這片地域內利害關係的對峙和膠著。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不久，便一再親自統兵來爭南陽，以保障新都的安全。但是，當孝文帝取得南陽後繼續向南深入，來爭襄陽時，便遭到了南方最激烈的抵抗和反擊，因為這已觸及到了南朝在荊襄上游的整個防禦體系。

　　講湖北的地理形勢，不能不講湖南。從地形上講，湖北與湖南天然地連為一體。湖北的東、北、西三面是山地，南面敞開，湖南的東、南、西三面是山地，北面敞開，兩省地形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盆地。兩省境內的大小河流，均成向心狀匯入長江。但在歷史上，湖南的地位只能是對湖北地位的一種補充。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湖南的開發相對較晚；二是湖南的位置相對較偏。

　　戰國、秦漢時期，湖南為貶黜放逐之地。西漢初年，劉邦所封異姓諸侯王除長沙王外，其他的都被削除。長沙王得以儲存的原因主要是「地小力弱」，不足以對漢王朝構成威脅。英布起兵反漢時，故楚令尹薛公在回答劉邦問策時將英布「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5]歸入下策。後來英布果因取下策而敗。

　　就其與其它戰略要地的關係而言，湖南的位置相對較偏，其周圍的山川形勢亦妨礙其縱橫四出，左右伸縮。南朝劉宋初年，朝廷為解除荊州上游強藩巨鎮對建康的威脅，曾分割荊州置立湘州，治長沙，欲以制衡荊州。但首任湘州刺史張邵上任之初即對湘州能否發揮這樣的作用表示過懷疑，他認為「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署妨人，乖為政要。」[6]東晉南朝置立湘州的另一個目的是加強對嶺南的控制。這一目的也未見得能達到。東晉末年，盧循、徐道覆自廣東進攻建康，分遣一軍攻長沙，主力則取道江西，沿贛江、入長江，順流而下，前鋒直抵建康附近的淮口。由嶺南進軍建康，取道江西更為便捷，那麼藉湘州控制嶺南的作用便要大打折扣了。

　　直到五代特別是南宋以後，湖南才逐漸發展起來。但以湖南的位置，在南北關係中，地位仍不如湖北。南宋呂祉曾說過：「守長沙不足以固江陵，守江陵則足以蔽長沙。」[7]欲以湖南介入全域性，無論是北出，還是東下，其便捷的通道都須經山湖北，其出入咽喉如岳陽等處都易被阻扼。蒙古攻南宋時，曾試圖自四川、雲貴迂迴湖南，欲以出南宋荊襄防線之後。但蒙古兵經此迂迴，兵勢已成強弩之末，未能產生決定性效果，最後撤兵北返還是忽必烈從湖北遣兵至嶽州接應。清初，吳三桂起兵反清，自雲貴進兵湖南，但自始至終吳軍未能北出湖南一步，未能對清朝的統治造成致命的威脅。

　　當然，這麼講並不是說湖南的地位就無足輕重。湖南對湖北起到了一種補充作用，有了湖南，湖北的形勢才是完整的。湘東、湘西山地將江西、四川與兩湖隔開，湖北在長江上游與下游之間的樞紐地位才突顯出來。另外，隨著中原王朝統治區域的不斷擴大湖南對於控制兩廣、雲貴等地還是有一定意義的。湘江、資水上游穿越五嶺，沅江等河流上溯雲貴高原，是兩廣和雲貴地區與內地之間的重要交通線路。近代以後，中國國防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湖南的地位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二　湖北的三個重心

　　顧祖禹在論湖北形勢時說：「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8]指出了湖北地區的三個重心和各自的戰略意義。

　　這三個重心得以形成，緣於歷代的經營，而歷代的經營是以地理形勢為基礎的。湖北主要是通過東、北、西三個方向與其它戰略要地發生關係的。這三個方向均有延綿的山脈為之險阻，將湖北相對完整地圍起來，長江和漢水向這三個方向延伸至境外，成為它與外部的往來孔道，從而形成能進能退、可攻可守的態勢。這三個重心分別面向三個主要的方向。對於進取來說，存在一個前進基地的問題；對於退守來說，存在一個門戶的問題，以進以退，都應經營好這幾大要地。

　　作為一方重鎮，襄陽的地位具有全域性性的意義。在中國地理格局的大形勢中，襄陽既是東西之間的一個聯絡樞紐，又是南北之間的一個重要接觸部。

　　襄陽所處的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之爭，南陽盆地都是必爭之地。襄陽地處南陽盆地的南部，依託湖北，通過漢水和長江，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由南陽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關中，還可經漢中而聯絡隴西。南北對抗時，南方的軍事防禦線東西延綿三四千裡，襄陽便處在這條漫長戰線的東南段與西北段之間的連線點上。因此，襄陽作為湖北境內的一大重心，實已超出了區域性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域性性的意義。

　　無論是對於南方還是對於北方，襄陽的歸屬與經營的是否得當，足以決定其在戰略上是主動還是被動。南方如欲向北方進取或抵禦北方的進逼，勢必重視襄陽的經營。經營好襄陽，足以協凋整個戰線。襄陽戰區可在東、西戰區之間左右伸縮，配合呼應，協同作戰。桓溫、劉裕、岳飛、吳拱等都曾藉襄陽而有所作為，李綱、陳亮等人也曾建議當政者經營襄陽，收復中原。對於北方來說、控制襄陽則可獲得兩個決定性的效果：一舉截斷南方漫長的防線；控制長江上游之勢。西晉滅吳、隋滅陳、蒙古滅南宋都是大大地得益於對襄陽的控制和經營；曹操、苻堅、拓跋巨集也都曾試圖爭襄陽而圖江南。

　　就湖北與東南的關係而言，則武昌是一大關鍵。以武昌為中心的湖北東部地區是為長江中、下游之間的結合部。長江中游的主要支流大多在這一帶注入長江，武昌遂成為長江中游的一個水運交通中心。

　　由於長江兩側地形地勢的緣故，長江上下游之間，除長江一水可通外，並無其它暢通大道；長江出湖北以後，江面漸寬，無險可扼。這種客觀的自然情況遂使上下游之間產生一種微妙的關係：東南地區必須倚荊襄上游為屏障，荊襄地區對東南卻具有一種天然的離心力。在對抗北方時，荊襄地區常常是作為一個單獨的戰區，具有相對獨立性，形成相對獨立的力量中心，而一旦形勢變化，這種相對獨立的力量中心便往往容易構成對下游地區的壓力。東晉南朝時期，據荊襄上游稱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蕭衍甚至自襄陽舉兵東下，取南齊而代之。荊襄地區地位的這種雙重的特性遂決定了立足東南的政權力圖在對荊襄地區的政策上體現出雙重的意圖：既要使其發揮可靠的屏障作用，又要將其威脅下游的消極意義降至最低。加強對上游地區的控制是其最終宗旨。

　　在加強對上游地區的控制以實現這一雙重意圖上，以武昌為中心的湖北東部地區作為長江中、下游之間的結合部無疑能發揮重要的作用。東南的勢力能否延伸到湖北，或者延伸到湖北後能否保持持久的控制，取決於它對武昌及其周圍地區的控制。孫策擊敗黃祖於沙羨(今武漢市西南)，勢力才延伸到湖北東南部，才有了日後的赤壁之戰和襲關羽、據荊州。孫吳為鞏固上游，兩度遷都武昌(今鄂州)。劉宋元嘉年間，荊、湘二州時分時合，便是試圖在這二個意圖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劉宋孝建年間，乾脆分割上游的荊、湘、江、豫諸州，另置郢州，治夏口(今武漢市漢口)，確保對上游的監控。

　　若就兩湖盆地的內部形勢而論，其重心則在江陵。江陵地處江漢平原，交通便利，經由長江可以連通東西萬里。以江陵為中心，北據襄陽，南控湖湘，東連武昌，西守西陵，足以撐開兩湖形勢，足以應接四方。

　　東漢初，公孫述據益州，部下荊邯建議公孫述發國中精兵，遣將東出，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9]劉表初到荊州，荊州名士蒯越也建議他「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10]諸葛亮在隆中對策時對劉備分析荊州的地位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四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這種分析在一千年後的南宋仍得到迴應。呂祉在上宋廷《東南防守利便》書中說：「不守江陵則無以復襄陽，不守江陵則無以圖巴蜀，不守江陵則無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則無以固長沙。」[11]歷代兵家看重江陵，正是看重江陵在兩湖地區的中心地位。

　　這三個重心得以形成跟湖北自身的地理形勢也有關。湖北地域形狀呈三角形，大洪山屹立於湖北腹地，將湖北分隔成三個相對獨立的區域。襄陽、武昌、江陵分處這三個區域。在這三個區域之間的往來通道上分佈著幾處軍事要點。從襄陽向南，沿漢水河谷穿越大洪山與荊山之間的空隙，可趨江陵；鍾祥、荊門扼其咽喉。從襄陽向東，穿越大洪山與桐柏山餘脈之間的空隙可通武昌，隨州處其襟要。武昌與江陵之間則以長江為往來通道，巴陵(今湖南嶽陽)是其咽喉，另可沿漢水一線往來，則天門、沔陽(今湖北仙桃)處於俯瞰這條線路的位置。

　　西晉羊祜經營襄陽，智取石城(今鍾祥)，控制漢水河谷兩側的山地險要，也就控制了襄陽與江陵之間往來的咽喉，孫吳屢屢北攻以爭襄陽，卻未能獲利。「侯景之亂」時，侯景軍佔領郢州後，逆江西上，欲攻荊州，蕭繹急派王僧辨率軍戍守巴陵，扼守武昌與江陵之間往來的咽喉，侯景攻巴陵不下，只得引軍東還，樑軍則乘勢東下以平侯景。顯示出這三條通道上諸軍事要點的地位。

　　在經營湖北時，對這三個區域及控扼其往來通道的軍事要點予以全盤考慮的典刑例證是劉宋孝建年間郢州的設立。劉宋孝武帝為控制荊湘上游，分割上游諸州，置立郢州，治夏門(今漢口)。孝建初年的郢州八郡包括原荊州的江夏、竟陵(即鍾祥)、隨(即隨州)、武陵、天門，原湘州的巴陵(即岳陽)，原州的武昌，原豫州的西陽。其中，竟陵、隨、天門、巴陵即處於監控這幾條通道的位置。襄陽、武昌、江陵在湖北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所以顧祖禹說「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南宋呂祉在《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論》中說：「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為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謂荊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故庾翼以謂襄陽西接益、樑，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轉輸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游者也。沅、湘眾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於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吳大帝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樑、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溢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晉之所謂尋陽北撫群蠻，西連荊、郢，亦藩任之要者也。

　　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並而為一，則東南之守亦固矣。」

　　呂祉所言，是著眼於南宋與金對峙的形勢。他建議宋廷經營江陵、襄陽、武昌和江西九江，以固長江上游之勢，而後，「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資於蜀，調兵於陝，以天下之半而與敵爭，庶乎可以得志矣。」[12]其經營規劃可謂充分認識到了湖北的這幾大重心在上游的戰略地位。

　　不同歷史時期，天下大勢不同，控制湖北的勢力在湖北經營的重點也不一樣，致使這三個重心的輕重關係亦隨時勢的變化而變化。

三　歷代在湖北的經營

　　最早藉湖北而有所作為的是春秋戰國時的楚國。楚立足鄢郢，北恃漢水、方城山等山川險要，抗衡北方諸侯，參與中原爭霸戰爭。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的召陵之盟上，楚大夫屈完在答齊桓公的武力威脅時說：「君若以德綏堵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13]顯示出楚國對自己國力和所憑地利的自信。周定王六年(公元前601年)，楚軍在邲之戰中大敗晉軍。楚的霸業達到頂峰，楚莊王因此得列「春秋五霸」之一。

　　當歷史進入戰國時，楚又得列「戰國七雄」之一。蘇秦策劃合縱時對楚王說：「楚，天下之強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裡，此霸業之資也。」[14]

　　楚擁有的實力和地利的確可為「霸業之資」，無論是在「春秋五霸」還是「戰國七雄」中，楚國一直是面積最遼闊的國家。但戰國後期的楚國政治卻再也沒有顯示出早期的那種蓬勃向上的勢頭，致使楚國在戰國時期複雜的政治、軍事和外交鬥爭中一再受挫。自張儀以連橫破合縱之策、秦兩誑楚懷王並乘勢取楚漢水上游及黔中、巫郡之地後，楚國賴以立國的國防險要喪失，最終為秦所滅。

(一)三國鼎立與荊州的爭奪

　　東漢王朝經歷了黃巾起義和董卓之亂後，皇權旁落，中國大地紛亂再起，逐漸演成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在割據的群雄中，劉表據有荊州。

　　劉表出任荊州刺史後，在南郡名士蒯良、蒯越等人協助下，迅速平定當地宗賊，然後將荊州治所移往襄陽，鎮撫郡縣，悉定荊州八郡。蒯越曾建議劉表說：「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15]

　　劉表本是漢末「黨錮之禍」期間的「八俊」之一，很有清譽，加之北方紛亂而荊州相對穩定，因此北方流民及學士歸之者甚眾。但劉表只是清議政治中的名士，並無治國安邦的雄才大略，「不見事變，多疑少決。」[16]袁紹與曹操在北方對峙，劉表與袁紹結盟，但袁、曹大戰，劉表卻未能趁機有所作為。劉備在北方戰敗，投奔劉表，劉表有利用劉備之意，卻又心懷猜忌。故劉表雖擁荊襄形勝之地，但其志望不過是「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17]劉表既無用荊州之志，又無用荊州之才，覬覦荊州者卻大有人在。

　　在司馬徽、徐庶的推薦下，劉備三顧茅廬，延請諸葛亮於襄陽隆中。諸葛亮感念劉備的謙遜和誠意，遂向劉備闡述了當時天下形勢和今後的立國大計。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非惟天時，亦抑人謀也。今操已擁有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慧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18]

　　諸葛亮建議劉備先取「用武之國」的荊州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為日後進取天下的基礎。等到時機成熟，以荊州之軍趨宛、洛，益州之軍趨關中，進圖中原，統一天下。劉備後來的發展基本上循著這條思路展開。

　　差不多與此同時，巴郡人甘寧投奔孫權，建議孫權奪取荊州：「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晚於曹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19]甘寧之議，是欲趁劉表懦弱，先取荊州，屏護江東上游，然後進圖巴、蜀。魯肅初輔孫權之時，就對孫權說過：「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20]於是孫權在初定江東之後，將注意力轉向了西面的荊州。

　　這時，曹操已初步掃平北方群雄，也把眼光投向了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鄴城鑿玄武池訓練水軍，為進軍江南作準備。

　　這年五月，孫權率軍西上，擊斬劉表所置江夏太守黃祖，佔據沔口(今武漢市漢口)。曹操聞訊，即率大軍南伐，直取荊州。這時，劉表病死，次子劉琮繼位。劉琮幼弱，僚屬們懾於曹軍聲勢，皆言降曹。於是劉琮舉襄陽迎降曹操。曹操在當陽擊敗劉備，乘勝佔領江陵，打算順江而下，席捲江東。在魯肅、諸葛亮等人的謀劃下，孫權與劉備結成聯盟。孫劉聯軍在赤壁(今湖北嘉魚東北)用火攻大破曹軍。曹操留兵一部戍守襄陽、樊城，自己退回北方。（見圖3-3-2）

　　赤壁之戰後，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原荊州八郡為三家所分據：曹操據有襄陽、南陽，孫權佔有南郡、江夏，劉備則據有江南的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孫、劉兩家在有關荊州的問題上存在著矛盾，差點兵戎相見。後來，雙方達成協議，孫權把南郡（治江陵）交給了劉備，劉備則將湘水以東的長沙、桂陽二郡交給孫權。

　　這樣，在天下三分的大背景下，孫、劉、曹三家在荊州地區形成了一個小三足鼎立的局面：曹操佔據荊州北部，孫權佔據荊州東南部，劉備佔據荊州西南部。曹操籍襄陽、南陽以屏護中原許、洛之地；孫權欲以荊州翼蔽東南；劉備則按隆中對策時的既定方針，打算把荊州作為日後北伐中原的一個策源地。

　　三家中以孫權方面對這種現狀最不滿意。周瑜、呂蒙等人認為鎮守荊州的關羽「居國上游，其勢難久。」[21]主張攻取荊州，全據長江上游。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關羽利用孫、曹兩家在淮南發生衝突、曹操諸州兵馬東調之機，留部分兵馬守江陵、公安，自率主力北攻襄陽、樊城。關羽擒于禁、斬龐德，水淹曹軍，乘勝圍攻樊城、襄陽。聲勢浩大，威震華夏。曹操感其威逼，打算遷都以避其鋒。司馬懿諫阻道：「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22]曹操採納了司馬懿的建議。孫、曹開始暗中勾通，荊州局勢亦由此出現轉折。(見圖3—3—2)

　　關羽主力北進，呂蒙即認為這是襲取荊州的有利時機。他推薦當時並不知名的陸遜代他鎮守上游，以麻痺關羽，自己卻在暗中做好了襲取江陵的準備。這年十月，呂蒙率軍西上，襲佔公安、江陵。關羽聞江陵失陷，即撤軍南走。十二月，關羽在西歸益州的途中被吳軍擒殺。

　　這樣，原來劉備佔據的荊州各郡遂為孫權所有，荊州由原來三家分據的局面遂改為孫、曹兩家所分據。劉備試圖武力奪回荊州，發大軍東進，被陸遜擊敗於夷陵。其後，陸遜、陸抗父子先後鎮守荊州，與曹魏對峙，直至三國末期。

　　對孫權襲荊州之戰，歷來評說很多。我認為孫權襲據荊州的做法是符合孫吳的實際情況的。孫劉兩家雖曰聯盟，但聯盟通常都是特定形勢下的產物，時勢變易，各方的利害關係和戰略意圖都會隨之而變。從雙方的戰略意圖看，劉備至少是聲稱以復興漢室為己任，孫吳的意圖則是保據江東，因此，要想孫、劉雙方長期共享荊州相安無事是很困難的。關羽北攻襄、樊時的形勢也不同於兩家以湘水為界平分荊州時的形勢。關羽若攻取襄陽、樊城，蜀漢大舉擊吳的可能性固然很小，但日後蜀漢打一場有限戰爭、據有荊州全境的可能性卻不能說沒有。若蜀漢據有荊州全境，則孫吳在江東立國的基礎便受到了極大的削弱，孫吳將處於東面受制於曹魏，西面受制於蜀漢的被動境地。荊州對於孫、劉雙方的意義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荊州對於蜀漢今後的發展固然很重要，但還不是存亡攸關，對於孫吳則可以說是存亡攸關了。無荊州，孫吳幾不可以立國。襲關羽、據荊州，這樣可以「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23]這對於孫吳保據江東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孫吳此後屢爭襄陽而未得，致使荊州上游形勢仍不完整，留下了日後羊祜、杜預經營襄陽圖吳下游的機會。

　　對於劉備集團來說，失荊州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究其根源，則不得不歸咎於關羽擅啟兵釁。劉備初入川時，諸葛殼及關、張、趙諸將都留守荊州，對荊州的守備不可謂不重視。後來，形勢變化，諸葛亮和張飛、趙雲等也統兵入川，只留關羽鎮守荊州。以當時形勢，在三足鼎立的大背景下，孫、劉、曹三家在荊州維持一種小三足鼎立的靜態對峙的局面，誰先打破這種靜態的對峙，誰就會陷於不利境地。曹操南進只會加固孫劉聯盟，曹操本人深諳「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24]的謀略，不會再輕易南進；孫權所據荊州部分在地勢上相對不利，不足特別有利的時機也不敢輕易打破僵局；劉備勢力最弱且最不穩定，荊州地區靜態對峙的局勢對他來說是最有利的，這可使他有足夠的時間安定益州和漢中，待益州和漢中安定好了之後，再才可以根據形勢變化在荊州作其它打算。關羽本當慎之又慎，並處理好與孫吳的聯盟關係，守住荊州，為蜀漢以後的北伐保留一個重要的基地。而他處理與孫吳的聯盟關係如同敵國關係，讓孫吳感到了下游的威脅，從而汲汲以襲荊州全據長江為念；他擅啟兵釁，也不符合諸葛亮隆中對時所說的條件。關羽北攻，既不是「天下有變」，也不是西線戰場的需要，完全只是見利而動。這一動輕率地大破荊州地區靜態對峙的局面，從而置劉備集團於不利境地，致使劉備集團丟失了荊州。丟失荊州，使蜀漢政治打上了偏處一隅的底色，破壞了諸葛亮隆中對時的既定規劃，使蜀漢後來的北伐變得更加艱難。

　　孫權襲取荊州後，當然重視對荊州的經營，恃為上游屏障，甚至一度遷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孫權正式稱帝后，定都建業(今南京)，但派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孫登留守武昌。蜀漢滅亡後，上游形勢嚴峻，孫吳又一度遷都武昌。吳、魏在荊州一帶互有攻伐，但彼此得失都不大。直到西晉初年，羊祜、杜預經營襄陽。

　　西晉泰始五年(269年)二月，晉武帝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為攻吳作準備。羊祜至襄陽後，撫懷百姓，很得人心；對吳人布以信義；他減省巡守邊境的士兵，用以屯田，墾田八百餘頃。他剛上任時，軍無百日之糧，經過幾年的經營，軍中已有十年之積。與此同時，王濬在益州造舟艦器杖，訓練水師。

　　西晉泰始八年(272年)八月，吳西陵督步闡以疑懼降晉。晉軍馬上策應迎降。吳鎮軍人將軍陸抗急令西陵諸軍築壘圍攻西陵，並自率大軍親赴西陵。他的顧慮是：「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25]在陸抗的指揮下，吳軍攻拔四陵，平定了步闡之叛。

　　步闡西陵之叛給了陸抗很大刺激，他對荊州上游的防禦形勢憂心忡忡。兩年後，陸抗病逝。他在病逝的前夕上疏吳主說：「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雲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御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26]陸抗在上疏中著意強調了荊州上游的重要性和當前的弱點，建議吳主加強那裡的守備，但並未引起吳主的重視。吳建平太守吾彥偵知晉有攻吳之計，也請求吳主增兵防備，吳主仍未從，吾彥乃造鐵鎖橫斷江路。

　　果然，陸抗死後兩年，羊枯即上疏晉武帝，言伐吳方略，建議：「引樑、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27]羊祜伐吳方略，是以巴蜀、荊襄、淮南三路齊舉，而以上游的突破為重點。

　　羊祜之議，深得晉武帝讚許。但朝中重臣支援伐吳者惟杜預和張華二人。晉咸寧四年(278年)正月，羊祜因病還朝，再次向晉武帝面陳伐吳之計。十一月，羊枯病死。根據羊祜舉薦，晉武帝以足智多謀、有「杜武庫」之稱的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繼續經營襄陽。次年四月，杜預上書晉武帝，籲請即刻伐吳。他說：「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28]晉武帝遂決計伐吳。(見圖2—4—2)

　　晉咸寧五年(279年)十—月，晉軍開始部署伐吳，基本上按照羊祜生前所建議的戰略展開，東西齊舉，上下呼應。其中晉軍在湖北境內的行動是：建威將軍王戎自豫州(州治在今河南汝南)出武昌(今湖北鄂州)；平安將軍胡奮自荊州(州治在今河南新野)出夏口(今漢口)；鎮南大將軍杜預自襄陽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和巴東監軍唐彬自巴蜀順江而下。以賈充為大都督，駐節襄陽節度諸軍。

　　次年正月，伐吳之戰拉開序幕。二月，王濬的水師自益州東出，順流而下，破壞了吳人在長江要害位置所設定的攔江鐵鎖和鐵錐，連下西陵、荊門、夷道等城。與此同時，杜預派兵奇襲樂鄉(今鬆滋縣東)，乘勝攻克江陵；胡奮部則攻佔公安。於是，沅、湘以南各郡縣望風降附。杜預杖節稱詔，綏撫新附。此後，晉軍調整部署。杜預、王戎、胡備分軍配合王濬攻克夏口(今漢門)、武昌(今鄂州)。至此，晉軍略定荊州。是後，王濬率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順流長驅而下，直抵建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赴王濬軍門請降。吳國滅亡，三國鼎立的局面結束。

　　吳國的滅亡，首先應歸結於它政治上的腐敗。孫吳末年，吳王孫皓統治暴虐，窮奢極欲，又兼嫡庶爭立，宗室、大臣也是爭權奪利，相互殘殺，吳國上下離心離德，所以，吳雖有長江天塹，卻再也不能如孫權時那樣，令北方「武騎千群，無所用之。」[29]這也是前人立國明訓「在德不在險」[30]的又一例證。

　　若從軍事上看，孫吳決定性的失敗是在荊州上游。客觀地講，孫吳荊州上游的形勢本身就有不完整之處。孫吳的荊州基本上只是荊州的江南部分。在湖北境內，由於地勢的原因，以襄陽圖江陵容易，以江陵圖襄陽則難。孫吳前期荊州上游防禦之所以穩固，一是有蜀漢與之為盟，上游的壓力較小；二是有堪稱名將的陸遜、陸抗等無形的長城作為支柱。隨著蜀漢的滅亡和陸氏父子的謝世，孫吳荊州上游的弱點馬上就暴露出來了。陸抗此前曾提醒孫皓加強上游的防禦，孫皓卻未聽取。西晉巴蜀之軍東出、襄陽之師南下，孫吳荊州上游的防禦頃刻為之崩潰。而一旦上游失守，下游便再無險可扼。

(二)東晉南朝在荊襄地區的經營

　　西晉統一不久，即遭「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而滅亡。中國歷史又進入了一個空前的大分裂時期，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長期對峙。

　　這段時期，南方面臨的矛盾比較複雜。一方面是與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的南北對峙，另一方面是中央政權與地方之間的矛盾。在這一大背景下，居建康上游的荊州地區無論是在南北關係還是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北方軍事壓力比較大時，建康方面要倚重荊襄上游，對抗北方，防止「王濬樓船下益州」的局面重演；而一旦南北關係緩和，南方內部矛盾上升時，荊襄上游又每每給建康方面造成很大壓力，甚至舉兵東下，直壓建康。

　　因此，對於江南政權來說，荊襄地區在不同矛盾關係中的意義可能不一樣，但其地位之重要卻自始自終不容忽視。

東晉

　　東晉時期，荊襄上游抗擊過北方大的入侵一次，即前秦苻堅伐晉之戰。苻堅伐東晉的設想借鑑了西晉滅吳的經驗，計劃東自淮河、中自荊襄、西自巴蜀，三路齊舉。作為前奏，苻堅遣其子苻丕率軍攻佔襄陽。此前東晉方面感到了前秦統一北方後給南方造成的壓力，開始調整部署，防備前秦進攻。晉太元元年(376年)，晉孝武帝任命謝安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負責長江下游及淮水前線的防禦；任命桓衝都督江、荊、樑、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負責長江中游及漢水方面的防禦。晉太元八年(383年)五月苻堅大舉伐晉前夕，桓衝率眾十萬攻襄陽，企圖收復襄陽，重建襄漢上游防禦體系。苻堅遣兵援救。桓衝怯於秦軍聲勢，只得退還。這年八月，前秦大舉伐晉。荊襄方面，慕容垂率軍自襄陽東下攻鄖城(今安陸)。十月，攻拔鄖城。這時，局勢突變，苻堅在淝水大敗，諸軍潰散。慕容垂只得率軍北返。東晉乘機收復失地。東晉荊襄上游防線遂重新得以完整。

　　北方只有在實現統一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大舉南侵。但在那個時代，統一的條件尚未成熟，北方通常在一次短暫的統一之後陷入更加混亂的分裂狀態。當時的東晉尚以恢復中原為號召，北方統一崩潰後的混亂局面給東晉以北伐的大好時機。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北伐是在桓溫和劉裕主持下進行的。

　　桓溫於晉永和，七年(345年)出任荊州刺史、都督荊、司、雍、益、樑、寧六州諸軍事。那年，前任荊州刺史庾翼病死。庾翼死前上表朝廷請以其子繼其位。朝議中，中書監何充說：「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麵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31]雖然有人擔心桓溫難制，桓溫還是得以出鎮荊州。

　　桓溫果然不負所望。在他出鎮荊州的第二年十一月便自江陵率兵入川，消滅了割據四川的成漢政權，使益州回到東晉的版圖，也使荊州地區的上游獲得屏護。晉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溫率步騎四萬自江陵出發，經襄陽、入武關，進抵灞上；關中震恐，三輔郡縣紛紛來降。後晉軍以乏食而退兵。晉永和十二年(356年)八月，桓溫又率軍自江陵北進，在伊水北岸擊敗羌人姚襄，迫降割據洛陽的叛將周成，收復舊都洛陽。(見圖3-3-3)

　　杭溫北伐，取得一定影響的，都是自荊、襄出兵。只是桓溫北伐的用意，似不全在收復北方。他兵臨灞上卻不採王猛之議徑攻長安，進抵枋頭而不採郗超之議直趨鄴城，從此中似可窺見他雖專兵在外卻意在建康的梟雄心態。正是這種梟雄心態妨礙了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桓溫長期專擅上游，遙制朝廷，雖王、謝等大族亦無法予以裁製。

　　東晉自荊襄發起的另兩次北伐是劉裕主持的。劉裕在晉義熙八年(412午)消滅荊州劉毅後，派朱齡石統兵入蜀，平定焦縱，使益州回到東晉的版圖。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北伐後秦，採取三路進攻的部署：山東、淮河和荊襄。其中，自荊襄北上之軍分兩路：朱超石、胡藩率部從南面進攻洛陽；沈田子、傅弘之率部入武關牽制關中秦軍。沈田子、傅弘之的行動後來被證明發揮了很大作用，他們率先攻人關中，牽制了大部秦軍，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面的進攻。劉裕這次北伐，一舉收復了關中和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

　　東晉政治是為典型的門閥政治。門閥士族把持朝政，他們或入主中樞，或出為外藩，或內外呼應，保持對中央政權的控制力。在這種背景之下，據建康上游的荊州(晉初荊州所轄範圍很大，包括整個兩湖及河南南陽盆地。)勢必為他們所矚目。東晉時，出鎮荊州上游者常被譽為居「分陝之任」，由此可見建康方面對荊州上游的倚重和荊州地區在東晉政治中的影響力。

　　東晉時期，荊州治所屢屢遷移，從此中似可一窺歷任荊州刺史據荊州時的意圖。荊州治所本在江陵，晉室南遷後，治所遷徙不定。「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陽，後治武昌，王廙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進襄陽，後還夏口，桓溫治江陵，桓衝治上明，王忱還江陵，此後遂治江陵。」[32]王敦意在控制建康，故治武昌，王敦後來還舉兵東下；陶侃意圖微妙，故先治沔陽(今湖北仙桃)，後治武昌；庾亮出任荊州刺史時，正值庾、王兩家相爭，庾亮圖制下游的王導，故移治武昌。

　　在門閥士族謀求家族權力的過程中，荊、揚二州形成對峙格局。一般情況下，這種對峙並不體現為刀光劍影。但矛盾如果發展到不可調和，則仍不免訴諸武力。晉永昌元年(322年)的王敦之亂便屬這種情況。桓玄起兵則乾脆取司馬氏而代之。

　　桓玄自江陵舉兵東下建康，逼晉安帝禪位於己。劉裕、劉毅等人在京口起兵，平定了桓玄之亂。劉裕以此開建大功，他又北滅南燕，南平盧循起義，威權日重。與劉裕同舉義兵的劉毅對劉裕不滿。晉義熙八年(412年)，劉毅出任荊州刺史，欲藉荊州上游以圖劉裕。這年九月，劉裕先發制人，率軍西上，擊滅劉毅。此後，劉裕分割荊州十郡，置立湘州，以分荊州之勢，防止他人再藉荊州對抗下游。

　　儘管劉裕在荊州採取了此類措施，但繼劉毅之後出任荊州刺史的東晉宗室司馬休之頗得荊州民心，又為劉裕所忌。晉義熙十一年(415年)二月，司馬休之起兵拒劉裕。雍州刺史(寄治襄陽)魯宗之與其子竟陵(今湖北鍾祥)太守魯軌起兵響應休之。劉裕發兵西上，攻佔江陵，休之兵敗，逃奔後秦。劉裕驅除司馬休之後，以其弟劉道憐為都督荊、湘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荊州刺史，控制荊州上游。至此，劉裕已基本掃清代晉道路上的障礙。宋永初元年(420年)六月，劉裕逼晉恭帝禪位於己，東晉滅亡，劉宋建立。

宋

　　劉宋建立後，採取措施，加強皇權。但劉宋在荊州問題上面臨的矛盾處境並沒有多少改觀。劉宋時期，上游建置幾度變遷，便是這種矛盾在政策上的具體體現。

　　劉裕有鑑於東晉時期荊、揚對立的格局，遂採取措施，削弱荊州上游。劉裕代晉前就已分割荊州，置立湘州；宋永初二年(421年)三月，他下詔「限荊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33]劉裕死前，又「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強，遺詔諸子次第居之。」[34]

　　劉裕的這些措施並沒起多少實際的作用。劉裕死後，奉遺詔輔政的徐羨之、謝晦等人廢黜少主，另立劉義隆為帝，即宋文帝。為保住自身，徐羨之違背劉裕遺詔，以謝晦為荊州刺史，「令居外為援。」[35]宋文帝為鞏固皇權，殺徐羨之等權臣，併發兵西征荊州，討滅謝晦。上、下游之間再次兵戎相見。

　　元嘉七年(430年)，劉義隆因北伐失敗，北方壓力大增，於是，將劉裕分立的湘州撤除，合併入荊州，以加強荊州上游力量；元嘉中期，發生劉義隆與劉義康之間的「主相之爭」，於是劉義隆於元嘉十七年(440午)再次分割荊州，復置湘州，並以其次子劉濬出任刺史。加強對荊州上游的控制。

　　劉宋孝武帝時，荊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在江州刺史臧質的煽動下起兵反孝武帝。孝武帝在平定這次起兵之後，對荊州上游採取了大的措施。他「分荊、湘、江、豫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今武漢市漢口)。」[36]置立郢州，主要是由於戰略上的考慮，是為制衡荊州，控制上游。孝武帝為制衡荊州採取的另一措施表現在上游方鎮的安排上是輕荊州而重雍州(元嘉後期，劉宋授雍州以實土，治襄陽)。孝武帝一改此前以荊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諸軍事的慣例，而以雍州刺史都督雍、樑、南北秦四州及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以雍、郢二州聯合制衡荊州。此後十年之中，荊州刺史再未兼過都督上游八州諸軍事之職。劉宋後來的歷史證明，這種安排對於制衡荊州確曾發揮過很大的作用。宋升明元年(477年)，荊州刺史沈攸之為反對秉政的蕭道成，在江陵起兵。此前，蕭道成已安排其子蕭賾為郢州長史，行郢州事，暗中防備沈攸之；另以親信張敬兒出任雍州刺史，制荊州之後。沈攸之率大軍東下，沒有聽從部下「順流長驅、直指建康」[37]的建議，而盡銳攻郢城，頓兵堅城之下，三十餘日不拔，致令大軍潰敗；雍州方向，張敬兒乘虛南下，襲據江陵城，攸之敗無所歸，自殺身亡。自設郢州，荊州的地位便大大降低了。後來，上游的雍、荊、江等州均為蕭道成的勢力所控制，成為他代宋的一個步驟。

　　劉宋政治的另一個主題是北伐。劉裕死後，北魏乘喪南下，奪佔劉宋河南之地。宋文帝為收復河南，搞了幾次北伐。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時，採取東西齊舉的戰略，東路由淮、泗北進，西路由雍州刺史隨王劉誕率領，由襄陽進攻弘農(今河南靈寶)。此前，宋文帝為籌備這次北伐，採取措施加強襄陽方面的實力。史載：「(劉義隆)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人臺租稅，悉給襄陽。」[38]這次北伐，東路軍大敗，西路軍卻進展順利。柳元景等將攻佔了弘農、陝城、潼關，關中豪傑紛紛響應。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宋文帝又將湘州併入荊州，以加強上游。這年，北魏太武帝被刺身亡，宋文帝遂謀乘喪北伐。這次北伐，西路仍由襄陽北上以趨潼關。只是這次北伐準備倉促，又值新敗之餘，故未能成功。次年，宋文帝被太子所殺。隨著北魏太武帝和宋文帝的相繼去世，南北戰事暫時告以段落，雙方內部矛盾上升，劉宋再未舉行過北伐。

齊

　　南齊統治時間較短，但這期間，正值北魏遷都洛陽，北魏為保障新都的安全，遂致力於肅清與中原比較接近的淮、漢上游地區的南方勢力，南進勢頭很猛。雙方在漢水上游和淮河流域展開過激烈的爭奪。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義帝剛剛遷都洛陽，便以南齊蕭鸞廢海陵王自立為藉口，率大軍南進，攻南齊襄陽、義陽(今河南信陽)、鍾離(今安徽蚌埠)、南鄭(今陝西漢中)等地。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孝文帝又親率二十萬大軍南攻。這次南攻的重點是襄陽方向。北魏軍強攻南齊赭陽(今河南葉縣)、宛(今河南南陽)、新野等城。次年正月，北魏軍攻佔新野，於是沔北動搖。南齊湖陽、赭陽、舞陽、南鄉等地守將相繼南逃。二月，攻克宛城。三月，又大敗崔慧景、蕭衍於鄧城(今河南鄧縣)，乘勝圍攻樊城。這時，齊將裴叔業在東線發起進攻，北魏不得不將大批軍隊東調。南齊在襄陽方向的壓力才稍有緩解。七月，齊明帝病死，孝文帝以「禮不伐喪」，下令退兵。

　　齊永元元年(499年)正月，齊試圖收復雍州諸郡，恢復襄漢上游防線，遣太尉陳顯達督崔慧景等軍擊北魏。齊軍屢破北魏軍，並北上攻北魏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三月，北魏孝文帝親自率軍救援。他一面遣騎兵五千往救順陽，一面遣軍南下斷均門(丹江與漢水的交匯口)，截齊軍歸路。齊軍敗退，北魏軍追至漢水而還。

　　這年四月，孝文帝病死，北魏南進步伐暫停。雙方在襄漢上游仍維持對峙狀態，南方則因內部矛盾演至改朝換代。

　　南齊在齊明帝死後，善後不當，留下很多矛盾。在南齊統治的最後幾年裡，先後有會稽太守王敬則、平西將軍崔慧景起兵反齊，豫州刺史裴叔業降北魏。這時，蕭衍在襄陽崛起。蕭衍見南齊政局動盪，遂萌異志。

　　時蕭衍為雍州刺史，其兄蕭懿掌郢州。蕭衍派張弘策往郢州對蕭懿說：「郢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張巨集策進一步對蕭懿說：「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為反掌，此桓、文之業也。」[39]蕭懿不從。後齊帝蕭寶卷以疑忌而殺蕭懿，並遣軍西上，擬合荊州之軍以襲蕭衍。蕭衍遂與荊州長史蕭穎胄合謀，舉兵討蕭寶卷。齊中興元年(501年)三月，蕭衍擁荊州刺史蕭寶融為帝，殲滅蕭寶卷所派齊軍，擊降郢城，乘勝東下建康。次年，蕭衍在建康自立為帝，改國號樑。

　　值得一提的是，蕭衍舉兵東下時，北魏將帥有乘虛南下之議。北魏鎮軍將軍元英上書魏主：「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惟有孤城，更無重衛，此乃皇天授我之口，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北魏揚州治壽陽，徐州治彭城)聲言俱舉，建鄴窮蹙，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為一。」[40]自請率軍攻佔襄陽，進拔江陵，然後東下建康，平定江南。車騎大將軍源懷也上書建議：「東西齊舉，廓清江表。」[41]只是北魏正處於孝文帝死後政局不穩的狀態之中，二將之議未被採納，北魏失去了一個南進的大好時機。

樑

　　蕭衍在穩定內部局勢之後，也舉行過北伐。雙方在淮河南北展開激烈的爭奪，互有得失。其後，北魏發生內亂，分裂為東、西魏，後來，東、西魏又分別被北齊、北周所代。北方的動盪給南方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在北齊代東魏的前夕，東魏大將侯景叛魏附樑。樑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起兵叛樑，史稱「侯景之亂」。

　　「侯景之亂」期間，坐鎮上游荊、雍、湘、郢諸州的樑室諸王卻各懷異心，相互火併。荊州刺史湘東王蕭繹藉口湘州刺史河東王蕭譽不從討侯景，發軍擊湘州，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則自襄陽率軍攻江陵以救湘州。蕭繹一面急攻長沙，一面派大將柳仲禮進逼襄陽。蕭詧退還襄陽，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西魏，請為附庸。西魏宇文泰正欲經略江、漢，遂以楊忠率軍援蕭詧。楊忠攻拔義陽、隨郡(今湖北隨州)，進圍安陸，並擊敗柳仲禮軍，於是漢水以東之地落入西魏之手。蕭繹被迫送子為質，向西魏求和。大寶元年(550年)四月，蕭繹攻克長沙，執斬蕭譽，又逼走郢州的邵陵王蕭綸，阻止益州刺史武陵王蕭紀出兵東援建康，欲以專平亂之功。

　　樑承聖元年(552年)十一月，蕭繹即位於江陵，是為梁元帝。這年，蕭繹平定「侯景之亂」，樑朝經此—亂，元氣大傷。侯景亂樑期間，西魏攻佔漢中及湖北境內漢水以東之地，北齊則盡略長江以北之地。

　　「侯景之亂」剛平，蕭繹、蕭紀兄弟之爭又起。蕭紀已於這年四月在成都稱帝，並遣兵東下，欲圖蕭繹。蕭繹軍主力尚在下游，聞蕭紀東下，甚怯，又請兵於西魏，西魏宇文泰認為：「取蜀制樑，在茲一舉。’[42]派大將尉遲迥率軍入蜀。蕭紀兩面受敵，兵敗被樂，西魏佔領益州。

　　梁元帝蕭繹坐穩了皇位，決定留都江陵，不還建康，只遣大將王僧辯、陳霸先分鎮下游的建康、京口。議都之初，武昌太守朱買臣對蕭繹說：「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43]但蕭繹群臣多荊州人，眷念本土，蕭繹本人也認為「建康凋殘，江陵全盛」[44]，遂決定定都江陵。

　　蕭繹此時都江陵而不還建康實為失策。西魏已先據漢北之地，又奪佔漢中、益州，且襄陽還有附庸於西魏的蕭詧，江陵兩面受敵，如何能為一國之都？承聖三年(554年)五月，散騎郎庾季才還提醒蕭繹說：「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建康)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荊、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45]蕭繹也已意識到了江陵所處形勢不利，卻未採取行動。

　　西魏宇文泰久有圖樑之意，併為攻樑作了充分的準備。這年十月，宇文泰遣於謹、宇文護、楊忠率兵五萬攻樑。長孫儉問於謹：「為蕭繹之計，將如之何？」於謹說：「耀兵漢、沔，席捲渡江，直據丹楊(東還建康)，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46]於謹推斷蕭繹只會採取下策。

　　西魏軍渡漢水後，於謹派精騎先據江津，斷樑朝東面援軍來路及蕭繹東歸之路，然後合圍江陵。樑朝能征善戰之將如王僧辯、陳霸先已出鎮下游，王琳被遷於廣州。蕭繹下詔徵兵勤王，但勤王之兵未至，西魏軍便急攻江陵。江陵城不支，梁元帝蕭繹在絕望之中出降。西魏殺蕭繹，而立蕭詧為樑帝，以荊州三百里地給蕭詧，並以助防的名義，駐兵江陵，控制蕭詧。次年，蕭詧稱帝於江陵，為西魏藩屬，史稱後梁。下游方面則有北齊介入，王僧辯與陳霸先為立新帝發生矛盾，陳霸先襲殺王僧辯，擊退北齊兵。樑太平二年(557年)，陳霸先廢樑帝自立，樑朝滅亡。

　　樑朝滅亡，在地理經營上應歸因於蕭繹一手造成的兩大失誤。第一個失誤是為爭權而失上游險要。蕭繹與蕭譽、蕭詧相爭，失襄陽及漢北之地；蕭繹與蕭紀相爭，又失益州。襄陽居江陵的陸路上游，益州居江陵的水路上游。失此二地，荊州形勢實已殘破，由此而生產了蕭繹造就的第二個失誤。蕭繹在平定「侯景之亂」後，不圖深根固本，謀國家之長治久安，卻懷苟安之心，定都江陵。在江陵外圍險要俱失的形勢下定都江陵，無異於委身虎口，西魏發兵南下，蕭繹便束手無策，坐取滅亡。而下游地區經過「侯景之亂」的破壞後，民生凋弊，又無宗室重鎮，所以一旦蕭繹敗亡，樑室便不能振，陳霸先所為不過是收拾殘局而已。

陳

　　陳的實力和版圖處於東晉南朝以來的最低點。儘管這一時期北方變故頻仍，陳亦積極謀求北進，但到楊堅建立隋朝時為止，陳的疆域北境仍不得不以長江為界。陳以長江為界，緣江戍守，戰略上極其不利。昔日南方與北方抗衡，大體上雖說是依託長江，但那時長江下游有淮河作為屏障，上游有荊襄作為屏障。現在江北屏障盡失，數千里長江隨處可渡，顧此則失彼，顧彼則失此。尤為致命的是，巴蜀、荊襄一失，則長江之勢已歸於北方。北方據有巴蜀、荊襄，也可建立水師，且資上游之勢，沿江順流直驅。這樣，長江之勢反倒是有利於北方而不利於南方了。

　　隋代北周的當年，楊堅便有吞併江南之志，群臣亦爭相進獻平陳方略，隋遂為滅陳積極準備。隋開皇八年(588年)十月，隋滅陳之戰拉開序幕。其進軍部署亦與西晉滅吳之戰頗似，也是從下游、荊襄和益州三個方向同時進攻。(見圖3-3-4)

　　隋軍在湖北境內的行動部署是這樣的：楊素率水軍出永安(今四川奉節)，順流東下；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楊素夾擊據守西陵峽口等地的陳軍；楊俊率水陸軍出襄陽，進屯漢口，切斷上游陳軍與建康之間的聯絡；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南趨豫章(今江西南昌)。楊素、楊俊將下游陳軍悉數牽制，賀若弼、韓擒虎率軍分別自瓜洲渡、採石渡強渡長江，擊破京口、姑熟(今安徽當塗)，合圍建康。陳後主陳叔寶被俘，陳亡。

　　自晉室南遷以來，南北雙方經歷了二百七十餘年的對峙。其間，南北雙方力量消長不一，彼此攻伐，互有得失。隋滅陳成為南北對峙的終結。大致說來，這個過程經歷了兩個轉折點。第一個轉折點是劉宋泰始年間的內亂。這次內亂使南方失去了山東、淮北及淮西豫州之地，打破了南北雙方的力量平衡。在此之前，南方尚有實力和機會問鼎中原，而在此之後，南方便再無問鼎中原的實力和機會了。第二個轉折點是「侯景之亂」及其帶來的樑室內亂。這次動亂使南方失去了巴蜀、襄漢上游及淮南之地。在此之前，南方尚能憑藉地利維持偏安之局，而在此之後，南方連偏安之局都難以維持了。南方之所以又維持了三十多年的偏安局面，主要是北方受制於自身內部的矛盾，故未謀求進一步南進。北方經歷了北周代西魏、北周與北齊激戰、北周滅北齊、隋代北周等一系列鉅變。陳的偏安局面是在這種背景下才維持住的。一旦北方統一，兵鋒南指，南方便既無對抗的實力，又無憑恃的地利，其敗亡之迅速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三)荊襄地區在南宋國防中的地位

　　南宋淳熙戊戌(1178年)正月，陳亮上書宋孝宗，建議經營荊襄以圖恢復中原。其論荊襄地區之形勢曰：「(荊襄之地)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洩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47]

　　陳亮上此書時，南宋建立已有五十餘年，金兵大舉南侵的勢頭已過，宋金之間的軍事對抗在東起淮水西至大散關這一線穩定下來。時南宋君臣大都習於偏安之局，而陳亮慨然以經綸天下為己任，志存恢復。他建議經營荊襄以圖中原。

　　在另一篇上書中，他詳論了具體經營之道。從南宋的角度看，齊、秦二地猶如南宋之兩臂，「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河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當時齊、秦兩地為金人所據，金人重戍齊、秦而緩於荊襄，則南宋經營好荊襄實可維持一種可攻可守的態勢：若金人攻淮南，則宋兵自荊襄北出，趨金兵之後，可減輕淮南方面的壓力；若金人以重點壓荊襄，則以東西兩面之軍牽制其後；若時機成熟，令荊襄之兵北上，持重緩進，示形於唐、鄧之間，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則金人齊、秦二地之勢分；齊、秦二地之勢分，則可以四川之軍北攻關隴，以水師經海道與山東豪傑配合以取山東。這樣，以荊襄與東西兩翼之軍配合，無論戰爭形勢如何變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戰爭的主動權。[48]

　　陳亮本人一直沒有北伐中原的機會，但他對當時天下形勢的分析卻是至為透徹，對荊襄地區地位的分析和經營荊襄的建議，亦可謂獨具慧眼。

　　南宋社稷重建之初，有識之士們便根據當時形勢對南宋國防的重建提出過積極合理的建議。李綱建議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使金人難於選擇戰略目標；張浚也言「中興當自關陝始，如金人先入陝、寇蜀，則東南不可保。」汪若海則言：「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49]

　　這些建議都是針對當時軍事形勢而提出的比較積極的方案。金人自東北方向而來，其戰爭策源地遠在遼東。自關隴、荊襄至東南這條西北-東南向的斜線與金兵打擊方向即東北-西南向的斜線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險，可確保南宋王朝暫時規避在金人打擊的鋒銳之外。這條斜線延綿數千裡，聯絡紐帶是長江和漢水，長江東連吳會，西通巴蜀，荊襄居其中。漢水自漢口上溯，遠達甘肅東南邊緣，是為關隴與東南聯絡的捷徑，襄陽處在這條聯絡線的銜接部位。這樣，襄陽在南宋國防線上的重要地位實是不言自明。如果說自關隴至東南這條國防線猶如一條巨大的弓弦的話，那麼，自襄陽出兵北進便屬如箭在弦。其勢能之大，無可言喻。陳亮《中興論》中所言進取之策即是充分利用襄陽的這種勢能。在宋金對峙中，利用這種勢能經營襄陽較善者有二人，一為岳飛，一為吳拱。

　　岳飛於宋紹興四年(1134年)擊敗叛將李成，收復襄陽及鄧州、唐州、信陽等地，遂將襄陽經營為上游重鎮。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自襄陽大舉北進，相繼收復潁昌(今許呂)、淮寧(今淮陽)、鄭州、洛陽等地，乘勝進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鎮，與金軍對壘，準備渡河收復失地，河東、河北人民大受鼓舞，紛紛響應，襲擾金軍後路。這時，宋高宗與秦檜正謀棄淮河以北之地以向金人求和，急詔岳飛班師。岳飛被迫退兵，所復諸州再次喪失。宋高宗殺岳飛，自毀長城，也毀掉了岳飛北伐的成就。南宋以屈辱的代價換得了暫時的和平，這就「紹興和議」。

　　紹興和議之後，宋金之間相安尤事近二十年。金皇統九年(1149年)，金完顏亮弒金熙宗自立，是為金海陵帝。海陵帝自立後不久，便謀大舉南侵。

　　宋廷聞金人有意敗盟南侵，亦謀戰守之策。歸朝官李宗閔上書建議三策，其中第一條曰「嚴守備」，建議加強襄陽的防禦：「方今天下根本在吳、蜀，其勢若手足之相應，荊州據其中，為心腹之地，襄陽扼荊州之衝，又足以為荊州重輕。今重兵皆駐武昌，而荊襄之間，所以自衛者未固。且襄陽在今為極邊，去荊州四百五十里，無重山峻嶺長江大河之險，敵人馳輕騎，不兩日至城下。萬一荊州為其所據，吳、蜀首尾不能救。朝廷雖以劉琦鎮荊州，然無兵以自固。至襄陽之兵，不過幹餘人，又皆疲懦，不能以備緩急。宜令劉琦將二萬人，分屯荊州要害，使久歷戰陣之田晟以副之。更令不斷召募，日夜訓習，張聲勢，嚴斥堠。襄陽則遣一智勇兼備之將，分武昌之兵萬人，比歲更其戍守。襄既有備，吳、蜀乃可安枕。」[50]宋高宗頗採其議，從四川調吳拱戍守襄陽。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兵在江淮、荊襄、川陝三個方向同時發動進攻。向荊襄方向進攻的金兵連陷蔣州(今河南潢川)、信陽、羅山。宋廷傳令：如襄陽不可保則退守長江。吳拱急上書朝廷：「荊南為吳蜀之門戶，襄陽為荊州之藩籬，屏翰上流，號為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具藩籬電。況襄陽依山阻漢，沃壤千里。設若侵略，據山以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荊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荊州，自合以襄陽為捍守之計。」[51]朝廷遂準吳拱固守襄陽之計。十月，金兵攻樊城不下，引兵它去。此間，金海陵帝親自率領的東路軍已經渡過淮河。宋廷遂急命湖北諸軍亟取攻勢，以牽制渡淮之金兵。宋軍發動反攻，連復荊州、新蔡、蔡州、鄧州。十一月中，金兵實施反牽制作戰，向襄陽趨進，亦被宋軍挫敗。這時，金海陵帝被殺，主事者與宋議和退兵。兩年後，和議達成，史稱「隆興和議」。此後，宋金之間未再發生大的戰事。

　　在宋、金之間時和時戰的相持中，蒙古在塞北崛起，並連年對金展開用兵。金受蒙古促逼，國勢日趨衰微，先是齊燕京而遷都於汴梁，後又遷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紹定六年、蒙古窩闊臺汗五年(1233年)，蒙古遣使聯宋攻金。次年正月，聯軍攻破蔡州，金滅亡。根據協議，河南陳、蔡一線東南之地屬南宋，陳、蔡一線西北之地屬蒙古。宋金對峙遂一變而為宋蒙對峙。

　　南宋這次聯蒙古攻金，跟上次北宋聯金攻遼已有所不同，整個軍事行動比較慎重，滅金之後，宋軍撤還，增戍江漢地區，防備蒙古南侵。不過，此後形勢的變化改變了由宋君臣的初衷。那年盛夏到來之前，蒙古大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溫涼之地避暑，遼闊的中原幾成軍事真空。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頓起僥倖之心。淮東安撫使趙範建議：「乘時撫定中原，守河據關，收復三京(開封、洛陽、商邱)。」[52]宋理宗和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都力贊此議。宋軍遂於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進兵河南，佔領汴京和洛陽。蒙古窩闊臺汗聞訊，命大將塔思率軍南下，宋軍敗退而歸。南宋收復三京之戰幾乎是重演了一次劉宋元嘉北伐收復河南之戰。和元嘉北伐一樣糟糕的是，南宋的軍事行動引發了蒙古軍的大規模南侵。

　　次年六月，蒙古窩闊臺汗命將南征，兵分三路，分別自江淮、荊襄、四川發起大規模進攻。宋軍抗戰形勢仍如「常山蛇勢」，東西呼應：東恃江淮、中拒江漢、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荊襄戰區為抗戰重點，配以重兵，除在唐、鄧一帶屯田備邊外，又以孟珙為襄陽都統制，訓練精銳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鄧之間。

　　進攻荊襄的蒙古軍山窩闊臺三子闊出統率。蒙古軍在鍾祥、京山、安陸一線遭到了宋軍頑強的抵抗，遲遲打不開局面。端平三年(1236年)三月，宋襄陽北平主將王旻以襄陽降於蒙古。一方重鎮，未經戰鬥，即為蒙古所有，此事在荊襄乃至整個宋廷造成極大的震動。宋左司諫李宗勉上書言：「襄陽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恃。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危亡之憂。」[53]這年，蒙古軍連陷隨州、郢州(今鍾祥)、棗陽、德安(今安陸)，並圍攻江陵，大有席捲江漢之勢。

　　這時，孟珙赴臨安樞密院稟議剛回，在黃州得到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援江陵之令，乃馳赴江陵。他命令部隊不斷變易旌旗服色，迴圈往來，夜間則沿江列炬，以示宋軍聲勢之盛。爾後，遣軍出戰，連破蒙古二十四砦，奪還被俘人口二萬，江陵之圍遂解。次年，蒙古東路軍之一部自光州(今河南潢川)下復州(今湖北沔陽)，又轉攻黃州、蘄州、安慶府，當地守臣皆棄城走。孟珙率軍還救，擊退蒙軍。

　　由於孟珙智勇善戰，南宋在江漢地區的不利形勢得到扭轉。宋廷遂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命其恢復郢州、荊門，以固江陵北面屏障。宋嘉熙三年(1239年)三月，孟珙率軍反攻，三戰皆捷，遂覆信陽、樊城、襄陽。

　　是後，孟珙上書朝廷，建議加強襄陽地區的守備力量：「取襄陽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繫於事力之不給耳!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事也。」[54]在盂珙的主持下，襄樊地區的守備得到了加強。他派兵焚燒了蒙古軍在順陽(今河南淅川)、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帶的造船木材和屯糧，破壞蒙古軍的攻勢準備。他還在京湖地區大興屯田：選壯士雜於官軍教之，百姓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以戰。由於盂珙經營有方，南宋荊襄戰區遂得鞏固，還能不斷抽調兵力配合四川和江淮方面的作戰。盂珙經營荊襄的成就不僅顯示於當時，在此後，荊襄地區幾乎成了南宋延續國脈的支柱。

　　蒙古蒙哥汗時，鑑於南宋長江防線不易突破，乃用降將郭寶玉所建議的大迂迴戰略，命兀良哈臺進軍雲貴，征服大理，欲以迂迴由宋長江防線之後。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發三路大軍攻宋：西路由蒙哥汗親率蒙軍主力，計劃先攻佔四川，然後出夔門；中路由忽必烈率領，南下襄、鄂；南路命兀良哈臺從廣西引兵北上。三路大軍合擊荊襄，會師鄂州，再東下攻取臨安。這次蒙古大軍南攻，在宋廷引起極大恐慌。不過，戰事因蒙哥汗在合州的陣亡而出現轉機。蒙哥汗死後，西路軍北撤，中路軍攻鄂州、下東南的計劃也因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而受阻。忽必烈顧慮北方的形勢和蒙古汗位的爭奪，引兵北還，遣兵一部南下嶽州接應兀良哈臺軍北撤。

　　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後，移都燕京，積極謀求南進。忽必烈有鑑於蒙軍前幾次南下都是分兵過廣而未能一舉滅宋，且雙方交戰的三大戰區中四川地勢險遠、江淮河道縱橫，均不利於蒙古騎兵優勢的發揮，決心改變進攻南宋的戰略。

　　忽必烈的謀士們多主張從荊襄尋求突破。杜瑛認為：「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搗其背，大業可定矣。」[55]郭侃建議：「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荊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56]忽必烈所信重的南宋降將劉整獻伐宋方略曰：「襄陽吾故物，棄而勿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由漢入江，再取荊楚，定江淮而迫臨安，以亡宋室，掩有華夏。」[57]於是，忽必烈將進攻重點選在襄陽方面。作為準備，忽必烈遣使於宋，開榷場於樊城，並築土城於襄陽南，外通互市，內築堡壘，置軍戍守，遏宋軍南北之援。

　　蒙古至元四年、宋鹹淳三年(1267年)，忽必烈命都元帥阿術與劉整督率諸路兵馬，攻略襄陽；另在四川發起牽制性作戰，阻四川宋軍東援。蒙、宋雙方遂在襄陽展開了長達五年的、對於雙方都可謂艱苦卓絕的攻守戰。(見圖3-3-5)

　　戰爭的前四年，蒙古軍主要致力於對襄陽的圍困和阻截宋軍對襄陽的援救。蒙古軍截斷了進入襄陽的所有水陸通道。襄陽被圍，宋廷方面卻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宋廷本應從宋金、蒙宋之間的前幾次交兵中認識到襄剛在南宋國防中的地位。然而，襄陽被圍三年，宋廷方面都沒有作出認真的反應，僅進行過規模不大的救援。當權的賈似道一直向宋度宗隱瞞實情，謊稱「北兵已退」。新任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左丞相江萬里、起居郎王應麟都屢請增兵援襄陽，但都為賈似道所阻。賈似道一方面欺瞞朝廷，另一方面為私心所使，只讓其婿范文虎統兵援襄。范文虎兩度率軍援襄陽，但都大敗而歸。其間，李庭芝募民兵自襄陽西北的青泥河下舟援襄陽，轉戰一百二十里，衝破重圍，進入襄陽；但自襄陽接應郢州(今湖北鍾祥)方向援軍的計劃則被蒙軍挫敗。至此，襄陽待援的最後一線希望也破滅了。

　　蒙古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忽必烈下令加緊對襄陽的圍攻。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軍攻破樊城。二月，元軍將攻城戰具移往襄陽城下，將攻襄陽。襄陽久困援絕，又懾於元軍巨炮的威力，人情洶洶。元將阿里海牙至襄陽城下，宣元主招降詔，並折矢與盟，於是襄陽守將呂文煥率眾出降。

　　元軍攻下襄陽後，阿術、阿里海牙向忽必烈建議乘勝滅宋。阿里海牙說：「荊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58]忽必烈遂令大舉伐宋：以丞相伯顏與阿術率主力沿漢水攻鄂州，再順長江東下以趨臨安；以左丞相合答與劉整率兵一部由淮西進取揚州，牽制兩淮方面的宋軍；另以少數兵力牽制四川的宋軍。元軍南下，一路勢如破竹。宋廷沿福建、廣東沿海一路奔逃。至元十三年(1279年)二月，元軍攻破南宋最後的據點厓山，大臣陸秀夫抱幼主投海，南宋滅亡。

　　若單從軍事上檢討南宋的滅亡，則襄陽的陷落實具決定性意義。襄陽的陷落使南宋的整個國防體系受到動搖。南宋國防主要是依靠江淮、荊襄和川陝二大戰區形成「常山蛇勢」，相耳配合，東西呼應。三大戰區中，荊襄居中，尤其能在東、西兩大戰區之間左右伸縮，積極配合。荊襄戰區中，襄陽是其北面門戶，依山傍水，控扼經漢水河谷南下兩湖的通道。襄陽在基本上沒有什麼有效救援的情況下，抗擊蒙軍優勢兵力的圍攻達五年之久，顯示出了一方重鎮在南宋國防體系中的支柱地位。一旦襄陽陷落，荊襄上游門戶大開，上游防線即失去支柱。

　　蒙古不惜用了五年多的時間來圍攻襄陽，正是認識到了襄陽的這種地位。那些向忽必烈進獻攻襄陽建議的降將們可謂深知南宋國防的要點。如向忽必烈首建取襄陽之策的劉整認為：「攻蜀不若攻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唾手下也。」[59]攻取襄陽，可一舉斬斷南宋國防的常山蛇勢，切斷長江上、下游之間的聯絡，取得對東南的上游之勢。蒙軍攻佔襄陽後，取得的正是這種效果。

　　【註釋】

　　[1]　《資治通鑑》卷八十 晉紀二

　　[2]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形勢論》

　　[3]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四 歷代州域形勢四

　　[4]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

　　[5]　《史記》卷九十一 鯨佈列傳

　　[6]　《宋書》卷四十六 張邵傳

　　[7]　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論》

　　[8]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湖廣方輿紀要序

　　[9]　《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10]　《後漢書》卷七十四下 袁紹劉表列傳

　　[11]　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論》

　　[12]　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論》

　　[13]　《左傳》僖公四年

　　[14]　《史紀》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15]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16]　《三國志》卷六 魏書六 劉表傳

　　[17]　《三國志》卷六 魏書六 劉表傳

　　[18]　《三國志》卷三十五 諸葛亮傳

　　[19]　《資治通鑑》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20]　《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21]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22]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23]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24]　《資治通鑑》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25]　《資治通鑑》卷七十九 晉紀一

　　[26]　《資治通鑑》卷八十 晉紀二

　　[27]　《資治通鑑》卷八十 晉紀二

　　[28]　《資治通鑑》卷八十 晉紀二

　　[29]　《資治通鑑》卷七十 魏紀二

　　[30]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31]　《資治通鑑》卷九十七 晉紀十九

　　[32]　《宋書》卷三十七 州郡志

　　[33]　《宋書》卷三 武帝下

　　[34]　《宋書》卷六十八 武二王傳

　　[35]　《宋書》卷四十四 謝晦傳

　　[36]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八 宋紀十

　　[37]　《宋書》卷七十四 沈攸之傳

　　[38]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七

　　[39]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齊紀八

　　[40]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齊紀十

　　[41]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齊紀十

　　[42]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五 樑紀二十一

　　[43]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五 樑紀二十一

　　[44]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五 樑紀二十一

　　[45]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五 樑紀二十一

　　[46]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五 樑紀二十一

　　[47]　《陳亮集》增訂本 中華書局1987年版 卷一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48]　《陳亮集》增訂本 中華書局1987年版 卷二 中興論

　　[49]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張浚經略關陝

　　[50]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二

　　[51]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四

　　[52]　《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復

　　[53]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八

　　[54]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九

　　[55]　《元史》卷一百九十九 杜瑛傳

　　[56]　《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郭侃傳

　　[57]　《元史》卷一百六十一 劉整傳

　　[58]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阿里海牙傳

　　[59]　《癸辛雜識》別集下

第四節　南北膠著，東西伸展——漢中

一　山川形勢

在南北對峙比較穩定的時期，雙方往往達成一種均勢。雙方之間的對抗在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某條中間線上穩定下來。這條中間線，在東部地區通常是淮河；在西部地區，則是漢水上游。通常是，當漢中地區為南方所控制時，雙方以秦嶺為界；當漢中地區為北方所控制時，南方只能憑大巴山險要以作抵抗。

　　漢中作為南北雙方的一箇中間地帶，它夾在關中與四川之間。關中為北方地區的上游，秦嶺為關中的南面屏障；四川為南方地區的上游，大巴山脈為四川的北面屏障。漢中就夾在秦嶺和大巴山之間。

　　這樣，處在兩個上游地區之間的漢中所體現著的南北利害關係的膠著程度遠非淮河所能比擬。淮河南北尚有廣闊的地域可作迴旋，漢中地區則完全沒有迴旋餘地；南北雙方在淮河一線一時的得失不足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漢中地區一時的得失即足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見圖3-4-1)

　　形成漢中地位的地形主要是秦嶺和大巴山脈。兩列山脈平行聳立，東西橫亙，將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截斷成差異明顯的南北兩部分。秦嶺西抵隴山，東連熊耳山、伏牛山；大巴山延綿於川、陝、鄂邊境，與武當山、荊山、巫山等山相連。一般稱任河以西為米倉山，以東為大山。秦嶺高峻險拔，足以為關中南面屏障；大巴山渾厚綿長，足以為四川北面屏障。幾條穀道穿越山嶺，成為南北通行的孔道。

　　秦嶺東端有武關，西端有散關(兩關詳細情況見關中部分)，另有三條穀道穿越秦嶺中部，可為漢中與關中之間的通道。它們是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

　　褒斜道南口曰褒谷，在今陝西褒城北十里，北口曰斜谷，在今陝西郿縣西南三十里，穀道全長四百七十里。戰國時，司馬錯攻蜀，即由此道進兵。東漢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劉備奪佔漢中，曹操統兵來爭，即由斜谷進臨漢中，與劉備相持數月，後以補給困難而退兵。蜀魏在關隴一帶對峙，雙方都曾由褒斜道進兵。蜀漢建興六年(228年)，諸葛亮出兵隴西，而以趙雲率偏師，揚言出斜谷取郿，牽制曹魏關中之軍；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最後一次北伐，統大軍出斜谷，屯兵渭南。曹魏太和四年(230年)，曹真攻蜀，也曾由斜谷進兵；景元四年(263年)，鍾會統兵伐蜀，大軍由褒斜、儻駱、子午諸道並進。後來，北魏攻南齊、唐平四川之叛、後梁攻前蜀，均曾由斜谷進兵。五代以後，斜谷作為一條軍事通道漸被廢棄，南北往來均以散關為要衝。

　　褒斜道主要是沿褒水和斜水河谷而行。河谷深險，懸崖壁立，通行不易。故歷代多治棧道於褒斜道。秦治棧道於褒斜，以通漢中、巴蜀。劉邦就封南鄭時曾燒燬；後又予以修復。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退兵時，趙雲又燒燬一段；諸葛亮最後一次北伐兵出斜谷，又曾修復；諸葛亮死後，又被魏延燒斷。此後或修或毀，增損不定。

　　儻駱道南口曰儻谷，在今陝西洋縣北三十里，北口曰駱谷，在今陝西周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穀道全長四百二十里。其中越秦嶺主峰一段，盤山路曲折迴旋八十餘里，共八十四盤，行軍不易，易受阻塞。三國後期，魏蜀雙方都曾試圖由駱穀道進兵，但均為對方守險所扼止。鍾會伐蜀時，駱谷是其進兵路線之一。唐武德年間，復開儻駱道，以通漢中、巴蜀。唐後期，關中變故頻仍，唐帝每幸漢中、巴蜀以避難，駱穀道是其往來通道之一。五代後，駱谷亦漸荒廢。

　　子午道南口曰午谷，在今陝西洋縣東一百六十里，北口曰子谷，在長安南百里處，穀道全長六百六十里。王莽時修通子午道，東漢時廢子午道而通褒斜道。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延自請率奇兵五千出子午谷以襲長安，諸葛亮未準。後來鍾會攻蜀，子午谷是其進兵路線之一。東晉永和十年(354年)，桓溫入武關伐前秦，另遣司馬勳出子午道襲長安。宋金對峙時，南宋除了在散關屯戍重兵外，還在子午谷口置立堡塞，以備金人進襲。

　　三條穀道連通關中與漢中。但以秦嶺之高峻，每條穀道都曲折迴旋，幽深險峻，不利於人力物力的大規模運動，尤其不利於糧草補給的運輸。曹操在爭漢中而未得後多次感嘆「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1]利用這些穀道出奇兵還可以，大規模進兵則不利。南北交爭之際，多以散關為要衝。

　　漢中與四川之間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倉道。金牛道北起陝西勉縣，南至劍閣之大劍關口，中間越最高峰曰朝天嶺，劍閣為其南端咽喉。金牛道最早為秦惠王伐蜀所開，其後，鍾會攻蜀漢、尉遲迥取樑益州、郭崇韜攻前蜀、北宋平後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進兵。

　　米倉道以越米倉山而得名。自南鄭向南循山嶺經喜神壩、渡巴峪關，越山嶺之後沿南江河谷至巴中，是為米倉道。由漢中入三巴，此為捷徑。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討張魯，張魯即由米倉道南逃巴中。曹操擊降張魯後，留夏侯淵督張邰、徐晃等將屯漢中。夏侯淵曾遣張郃率軍由米倉道入爭巴中，進軍至宕渠(今四川渠縣)，被張飛擊還。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親自率軍攻南宋四川上游，主力由金牛道趨劍閣，另遣宗王木哥率偏師由米倉道趨巴中。

　　就漢中與四川的關係而言，因四川的重心在成都，故自金牛道進軍要比米倉道捷近；若是南北對峙之際，四川與東南相連，則由米倉道進軍，入三巴，趨重慶，可威脅四川與東南的交通線。

二　漢中在南北之間的地位

　　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漢中對於南方的意義比起對於北方的意義來要重大些。這一方面是由於嘉陵江和漢水的原因，漢中與南方的聯絡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嶺之險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漢中越秦嶺北進較難，越大巴山南進卻較易。雙方以秦嶺為界，可共享秦嶺之險；若以大巴山為前沿，則地理上的優勢在北方。

　　從蜀漢開國到滅亡一前一後對漢中地區經營的得失及其影響，可比較典型地看出漢中在南北之間地位的輕重。

　　劉備初定益州，曹操即率大軍入漢中討張魯。劉備部屬黃權恐曹操趁勢侵蜀，對劉備說：「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2]曹操擊降張魯，略定漢中。司馬懿建議曹操乘勢取蜀，曹操未從，留兵屯守漢中，自回北方。蜀漢法正建議劉備攻取漢中，他說：「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也；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3]

　　按黃權、法正的看法，取漢中是一舉數利的事。若能取得漢中，今後無論是進取天下，還是退保益州，都是一種有利的形勢。劉備遂引軍北爭漢中。其間，劉備馳書留守成都的諸葛亮請兵增援。諸葛亮問從事楊洪，楊洪回答說：「漢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機，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4]建議火速發兵增援。劉備擊斬夏侯淵，奪佔漢中；曹操引軍來援，不利而退，劉備遂據有漢中。

　　至此，三國鼎立局面形成。蜀漢重戍漢中，以保益州。蜀漢自丞相、大司馬至大將軍皆屯漢中。魏將曹真、曹爽等先後引兵來攻，均為蜀漢扼險所拒。諸葛亮矢志北伐，親自坐鎮漢中，把漢中建為北伐的前進基地。

　　諸葛亮死後，蔣琬主持蜀漢軍事。蔣琬屯漢中，一度設想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今陝西安康西北)、上庸(今湖北竹溪)，以規中原。蔣琬後來徙屯涪城。其間，曹爽、夏侯玄率軍自駱谷入攻漢中。時蜀漢漢中守兵不足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城援兵，賴蜀將王平全力主張，據守興勢城，扼險以拒之。漢主也遣費禕率軍馳救，魏軍失利而退。是後，費禕復屯漢中。

　　姜維主持蜀漢軍事時，對漢中的防務作了變動。此前，蜀漢對於漢中的防禦方略主要是靠置立軍事據點，扼守險要，控制秦嶺諸穀道，拒其出口，使敵不得出險。姜維改變防禦戰略，撤去諸圍守兵，聚屯漢、樂二城，堅壁清野，試圖縱敵入平地，待敵兵疲糧乏之際，再擊其惰歸。這一變動後來被證明是一種失策。若姜維專守漢中，那麼，以姜維的戰術才能，此策倒不失為一種積極的防禦方案，它實際上是將蜀漢攻關中時「千里負糧以邀一日之戰」的不利形勢交給魏軍來承受。但姜維對魏用兵的重點卻遠在隴西，這樣，撤掉扼秦嶺谷口的諸圍守兵便實在是一種失策。後來，姜維避禍，屯田沓中(今甘肅臨潭西南)，漢中方面的防禦仍未調整過來，這便鑄成了致命的錯誤。(見圖3-4-2)

　　司馬昭滅蜀的戰略佈署便是充分利用了姜維的這些錯誤。司馬昭的伐蜀方略是：「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5]曹魏伐蜀之戰基本上是按這一構想展開的。鄧艾、諸葛緒等將在隴西牽制姜維，斷其歸路；鍾會率大軍穿越秦嶺諸穀道直趨漢中。鍾會大軍能夠順利穿越秦嶺諸穀道，坦行至漢中，便得益於姜維自棄險要。鍾會至漢中後，迅速越陽平關而趨劍閣。姜維這時倒是表現出了他傑出的戰術才能，擺脫牽絆，迅速回軍，退守劍閣，以拒鍾會大軍。鍾會大軍被拒劍閣險要之外，一時無計可施；鄧艾卻出其不意，偷渡陰平道，出姜維軍後，直趨成都。姜維回救不及，後主劉禪投降，蜀漢滅亡。

　　從蜀漢開國到滅亡，一前一後對漢中經營的得失可看出漢中地區對於南方的重要程度。漢中對於蜀漢來說可謂存亡攸關。蜀漢立國四川，軍事重心卻盡在漢中。以守而言，蜀漢自丞相、大司馬至大將軍皆屯漢中；以攻而言，漢中又是蜀漢北伐的前進基地。若漢中不守，則四川門戶洞開，蜀漢幾不可以立國。所以黃權把曹操取漢中比作「割蜀人股臂」、楊洪強調「若失漢中，則無蜀矣!」自姜維改變北伐的戰略重點，又改變漢中的防禦方略，蜀漢的國防遂出現嚴重缺陷；曹魏滅蜀則及時地利用了這種缺陷。

　　姜維在漢中防禦的失策還影響到了三國鼎立局面的結束。蜀失漢中開啟蜀漢滅亡之機，而蜀的滅亡又開啟了王濬在四川經營水師圖孫吳上游機會。

　　南北朝對峙的結束差不多是循著同樣的順序。儘管北朝經歷了從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的嬗代，但北方進取南方的戰略是連貫的。西魏宇文泰乘樑之弊，遣達奚武入南鄭，奪南朝漢中之地；後又趁蕭紀內亂，遣尉遲迥入川，奪南朝益州之地。這樣，在隋滅陳之戰中，才有了楊素率益州水師東下圖陳上游的局面。

　　蒙古蒙哥汗時期，蒙古攻宋，亦將用兵重點放在上游，試圖由漢中入蜀，然後出三峽順江而下。只是此戰略因蒙哥之死中斷。

　　漢中的得失對南北分合的影響之所以這麼深遠，主要還是在於它在南北地理大勢中的地位。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南方真正的上游當在漢中地區。

　　南北對峙之時，南方政治重心常在東南。四川地區據長江上游，荊襄地區據其次。東南政權常藉四川以屏護上游，但由於四川與東南相距遙遠，加上三峽地區地形之險，四川地區常脫離東南，這時荊襄地區的上游之勢便顯得格外重要。東南無四川猶可立國，無荊襄則斷不可立國。四川和荊襄在江南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四川和荊襄在江南都居上游之勢，而漢中則對四川和荊襄同時擁有上游之勢。漢中對四川的上游之勢緣於地勢，漢中對荊襄的上游之勢則緣於漢水。漢水連貫漢中與湖北，漢中居其上游。蘇代在策劃合縱時，曾談到秦自漢中下漢水擊楚郢鄢之地的便利：「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6]東南政權無論是恃四川還是恃荊襄作為上游屏障，都須藉漢中以作進一步的鞏固。所以說南方真正的上游是在漢中地區。

　　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從全域性的角度認識到漢中的地位並加以經營的，當數南宋張浚。南宋初，一個迫切的問題是宋高宗趙構「巡幸」之所的選擇。當時，金兵攻勢正盛。金兵南下，常起三路：東越山東而趨江淮，西越山西而攻關中，中路越中原而趨荊襄。漢中、隴西尚處二線，四川則是大後方。南宋君臣們所要做的是既能暫避金兵之鋒銳，又能保持一種不失時機地進行反攻的態勢。大臣們建議巡幸建康、武昌、四川、關中的都有。張浚建議巡幸漢中。他上疏宋高宗說：「漢中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南宋在關中之軍)，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7]

　　張浚對漢中的經營規劃充分利用了漢中與周圍地區的關係。漢中的地理位置，既背靠四川大後方，又能左右伸縮，聯絡隴西、荊襄，流通戰爭資源，呼應關中、中原等前線地區的戰事。這樣，漢中在南方的上游地區實居樞紐性的地位。張浚之議雖未被採納，不過，由於張浚對漢中的經營，南宋以川陝、荊襄、江淮呼應作戰的一字長蛇之勢卻得以形成。

三　漢中地區東西伸展的特點

　　漢中地區南北利害關係如此膠著，東西伸展的天地卻非常廣闊。漢水與長江連通，使得漢中與整個長江流域都聯絡起來了。立都建康的劉宋能與北魏遠爭隴西，靠的便是漢水的這種連通作用。西漢水河谷低地則提供了一條由漢中通往隴西的比較平坦的通道。這樣，漢中地區東四伸展的限度是東起吳越，西達隴西。

　　隴西地勢較高，渭水、西漢水和白龍江等河流發源於這裡。渭水東流，經關中注入黃河；白龍江南流入川，注入長江；西漢水東下經漢中，匯入嘉陵江。它們穿切高原地帶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自隴西通向關中、四川和漢中的通道。隴西地勢明顯高於關中、四川二地。自關中、四川仰攻隴西較難，而自隴西下攻關中和四川卻較易。自漢中穿越秦嶺穀道較艱險，而自漢中溯西漢水河谷低地以趨隴西卻相對較為平易。這就給漢中、關隴，一帶的角逐者提供了一個佈勢上的思路：與其在秦嶺南北爭一日之短長，不如取遠勢爭隴西，取得一種地理上的有利態勢。

　　諸葛亮北伐，多出祁山，正是出於這種思路。他認為魏延出子午穀道的建議太冒險，不如出隴西「安從坦途，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8]諸葛亮北伐多出隴西實是一種可進可退的戰略。諸葛亮出隴西，從策略上講，是避難就易，越秦嶺穀道較難而趨隴上卻較易。出兵攻隴西，順利的話，可佔據隴西，取得隴西的地理優勢。隴西對關中的地理優勢，可用以進取，為日後進一步北伐創造有利條件；隴西對四川的地理優勢，則可用於防守，翼蔽自隴入蜀之道，確保蜀漢國防上的完整穩固。這是諸葛亮北伐多出兵隴西的現實目的，也是自漢中向隴西伸展的一個很自然的結果。

　　利用漢中與隴西的這種伸展關係以期在川、陝之間取得一種有利的態勢，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劉宋和北魏對仇池氐人的爭取(有時甚至是爭奪)。

　　南北朝初期，仇池(今甘肅成縣西北洛谷鎮)氐人成為隴西的一支舉足輕重的勢力。南北雙方都試圖爭取這支勢力。當時，北魏已滅赫連夏，勢力深入關中；劉宋則恃樑(今漢中地區)、益二州為上游屏障。仇池就這樣夾在南北雙方之間。

　　仇池氐人以自己距雙方都很遙遠，遂在南北之間兩相依違，同時接受雙方冊封，時機有利就發動侵擾性戰爭。南北雙方也試圖利用仇池的這種反覆無常，鼓勵氐人攻擊對方的戰略要地，以期開啟南北雙方在秦嶺—帶的僵局。

　　通常，仇池氐人攻劉宋時，往往得到北魏的支援；攻北魏時，往往得到劉宋的支援。仇池攻劉宋，或自陰平襲擾益州，或下漢中以擾梁州；攻北魏則襲上邽(今甘肅大水)。這都涉及到了南北雙方利害攸關的地區。劉宋失益州，則失上游之勢；北魏失上邽，則關中形勢將趨不利。

　　仇池的這種反覆無常的做法，終於將劉宋和北魏捲入了直接交兵。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2年)，劉宋發荊、雍(僑立於襄陽)二州之兵，會合樑、秦二州之軍，山漢中進攻仇池。氐王楊難當不敵，逃奔上邽，宋軍佔領仇池。

　　北魏迎楊難當至平城。同年七月，北魏宣稱為楊難當報仇，發軍會攻仇池。次年二月，宋軍被魏軍擊敗，餘眾退還漢中。北魏佔領仇池。此後數年間，劉宋還試圖奪回仇池，但都未能成功。北魏據仇池，完整控制隴西，南朝西部形勢漸趨不利。

　　若由漢中地區向東伸展，兩側地形呈現一種驚人的對稱。秦嶺向東延伸，然後向北包轉，與熊耳山、崤山、華山等山相連，形成潼關險要；大巴山及向東延伸，然後向南包轉，與武當山、荊山，巫山等山相連，形成三峽險要。這些險要是川、陝二地成為天府之國的地理基礎，卻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川、陝勢力的東出造成了困難。換句話說，東部勢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這些險要阻擊川、陝勢力的東出。戰國初，魏立都安邑，控崤函之險，秦即被遏關中，不得東出。金遷汴京後，扼潼關、守黃河，蒙古亦不得規中原。三峽方面，孫吳和陳都曾扼西陵峽險要以阻擊益州之師的東出。

　　大巴山脈和秦嶺分別向南、北包轉，形成三峽和崤函險要，而在大巴山和秦嶺巴之間，漢水東流，出秦、巴山地之後，到達南陽盆地。這裡卻是一片可以縱橫四出的開闊地：可以北上三川河谷，可以東出中原，可以南下兩湖。這樣，當東、西方之間在潼關或三峽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時，西部勢力可以出漢中從側翼開啟僵局。

　　自漢中東出、從側翼開啟潼關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戰例是蒙古滅金之戰。

　　金遷都汴梁後，遣重兵扼潼關，守黃河，企圖作最後的頑抗。金人恃險築邊堡城池以御蒙古；蒙古軍的優勢在其騎兵野戰，而視攻城為畏途。成吉思汗此前曾指示伐金方略說：「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9]成吉思汗死後，蒙古滅掉西夏，兵鋒直指金國。窩闊臺汗三年(1231年)，蒙古開始籌劃滅金。拖雷獻計，述成吉思汗遺意：「金主遷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黃河、潼關之險耳!若出寶雞，道漢中，不一月，可抵唐、鄧。餘人失險，首尾不相顧，我取之如探囊底物矣。」[10]窩闊臺大喜，遂定下假道於宋以襲金側背之策。(見圖3-4-3)

　　這年六月，拖雷率騎兵三萬，入大散關，連破鳳州(今陝西鳳縣)、洋州(今陝西洋縣)、興元(今漢中市)，然後，浮漢水而下，取金州(今陝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縣)，將出南陽。果如成吉思汗所料，金主聞蒙古兵自漢中東出，急調潼關守兵步騎十五萬南下，屯唐、鄧之間。這年十二月底，蒙古軍在鄧州附近的禹山擊敗金軍。拖雷留軍一部牽制退守鄧州的金軍，自率主力北進，直趨汴京。金軍聞拖雷軍主力北上，亦悉數往汴京靠攏。潼關一帶的金兵南調，蒙古軍主力趁機自河中渡過黃河，與拖雷軍會合，在禹州西南之三峰山圍殲這支金軍。次年三月，蒙古軍圍攻汴京。金被迫遷都蔡州(今河南汝南)。窩闊臺汗六年(1234年)，蒙宋聯軍攻克蔡州，金亡。

　　南方三峽方面的形勢也是一樣。自漢中下漢水可以配合自四川東出，開啟三峽正面僵局。戰國時秦脅楚、攻楚便利用了這一態勢。楚立都於郢，西守江關以扼秦軍自三峽東出之路。秦已先擊滅蜀國，佔有四川，又攻取楚漢中六百里地，置為漢中郡。這兩個地區遂成了秦脅楚、攻楚的前進基地。蘇代策劃合縱時，曾向楚王指出過秦由此二地擊楚郢鄢重心的便利：「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11]這是自漢中下漢水與自四川出長江配合開啟三峽正面僵局的—種態勢。

　　【註釋】

　　[1]　《資治通鑑》卷七十 魏紀二

　　[2]　《華陽國志》卷六 劉先主志

　　[3]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4]　《華陽國志》卷六 劉先主志

　　[5]　《資治通鑑》卷七十八 魏紀十

　　[6]　《史紀》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7]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六 陝西四

　　[8]　《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魏紀三

　　[9]　《元史》卷一 太祖本紀

　　[10]　《蒙兀兒史記》卷三十三 拖雷傳

　　[11]　《史紀》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第四章　中原的軍事地理形勢

第一節　合天下之全勢

自古興衰更替，天下之全勢必取決於中原。進取天下，中原為必爭之地；安定天下，中原為控御中樞。天下統—，形勢集中於中原；天下分裂，形勢分散於四方。從治到亂，形勢由中原分散四方；從亂到治，形勢由四方彙集中原。治亂興衰固然不全由地理因素決定，但在地理上體現出的軌跡卻是這樣的。

　　中原可以合天下之全勢。中原處四方之中，為四方聯絡的樞紐，由中原趨周圍地域，由周圍地域趨中原，都很便捷。中原有事，必影響四方；四方有事，必波及中原。

　　在任何全域性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爭之地。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只有中原四通八達的地理條件，才能獲得控御八方的形勢。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能安定；若中原紛亂，則四方形勢必致散裂。不經營好中原，則無以問鼎天下；不經營好中原，則無以謀天下之長治久安。

　　但天下紛亂之初，因為中原四面皆可受敵，四方分崩的離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勢，而使中原成為一個動盪的交匯之地。動盪的洪流足以沖毀任何據守中原的努力。此時，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易，而據中原四戰之地者難。

　　天下紛亂之時，中原每成群雄逐鹿的局面。然而，逐鹿雖在中原，但真正能參入逐鹿的群雄，多不起於中原，而起於四角。先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因天時，據地利，得人和，從容經營，積累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業。不過，這只是在完成積累階段，若要統一天下，則必須於積累階段完成之後進取中原決於對中原的經營。

　　在從治到亂、從合到分的階段，據中原四戰之地者常難，而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常易；而在從亂趨治、從分趨合的階段，只有走出四角爭中原者才有機會爭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則終難擺脫偏霸局面。

　　秦、西漢和唐都是以關中為基礎進取天下。秦自商鞅變法之後，經數世的積累，到昭襄王時，已具備統一天下的實力，但秦屢攻齊、楚，而獲利不大。範睢入秦，建遠交近攻之策，範睢認為：「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1]秦用範睢之謀，大大加快了東進的步伐。杜牧作《罪言》，以秦得韓為「折天下脊」[2]。西漢統一天下，大抵循秦之故轍：其根基在關中，擴充套件在兩翼，而決戰在中原。唐起於河東，先入據關巾，撫定關隴之後，即出關攻王世充，爭河南。李世民攻洛陽之戰，一舉殲滅王世充和竇建德兩支勢力，北方粗定。

　　東漢劉秀則開創了由河北進取天下的先例：劉秀先據河北、河內作為根基，次取河南，據洛陽，立以為都。然後，遣將四略，東平張步、董憲，南定秦豐、田戎，西滅隗囂、公孫述，北掃彭寵、盧芳，統一天下。

　　西晉和隋都是以北方平定南方而統一天下，他們所憑的基業卻都因襲了前代的成資。西晉滅吳而統一天下，其基業因襲了曹魏時期積累下來的成資。曹操據中原，東征西討，南征北戰，統一北方，為西晉日後統一天下打下基礎。隋滅陳而統一天下，所因襲的成資卻可由北周一直追溯到西魏。西魏宇文泰在東魏高歡兩攻關中不利之後，即反守為攻，出關爭河南，雙方多次激戰於洛陽一帶，後又趁侯景叛東魏之機，奪佔河南大部土地；至北周時，雙方又多次激戰於洛陽一帶。

　　明朝朱元璋開創了由東南進取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據有金陵，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平定江南，然後北伐元朝，先攻山東，由山東包卷河南，直抵潼關，控制中原之後，再才北上攻大都，驅逐蒙古勢力，統一天下。

　　進取天下之日，中原為必爭之地。天下既定，控御四方，安定四方也取決於對中原的經營。我們可從歷代都城的建置來看它們對於中原的重視。

　　西漢立都關中，卻以三河(河南、河內、河東)與弘農俱屬司隸校尉部。司馬遷說：「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3]漢文帝時，又按賈誼的策劃，增強地處中原的樑和淮陽兩大封國，以備東方同姓諸侯王。按賈誼之議，「樑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4]

　　東漢定都洛陽，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南陽為南都。三京成鼎足之勢。

　　曹魏也定都洛陽，但立五都之制，以譙(今亳縣)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遺蹟、鄴為王業本基，均建為陪都，與洛陽一道，號為五都。實則譙、許昌、長安和鄴城分峙洛陽四面，足以控御四方。曹魏還根據三國鼎立的形勢，營合肥、襄陽、祁山為重鎮，對抗吳、蜀。魏明帝曾說：「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必破之三城之下。」[5]

　　隋、唐都立都關中，但都以洛陽為東都。隋煬帝時，還環繞中原腹地挖長塹以備禦東方，長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今新鄉東北)，渡河，至俊儀(今開封)、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6]唐代陪都之制變易頗多，大抵前期以長安、洛陽為東西二京，後期又曾以長安為上都，洛陽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

　　五代、北宋立都中原，也都設陪都之制。後梁以開封為東都，洛陽為西都；後唐以洛陽為洛京，長安為西都，太原為北京；後晉以開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後漢和後周也都設兩京之制，同於後晉；北宋建都前期同於後周，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宋真宗時又建宋州(今商丘)為南京，宋仁宗時又建大名府為北京，號為四京。

　　明初以應天府為南京，開封府為北京，鳳陽府為中都。遷都北京後，以北京為京師，南京為陪都，中都仍不變。

　　大抵立都關中時，必資河南以控御東方；立都河南則本身就是一種「中天下而立」的氣勢。洛陽和開封都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古都。秦觀曾經說過，「長安四塞之國，利於守；開封四通五達之郊，利於戰；洛陽守不如雍，戰不如樑，而不得洛陽，則雍、樑無以為重，故自古號為天下之咽喉。夫據洛陽之險固，資大梁之沃饒，表裡河山，提封萬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揮燕趙；南陽、汝寧，足以控扼秦楚；歸德足以鞭弭齊魯，遮蔽東南，中天下而立，以經營四方，此其選矣。」[7]

　　經營中原以維繫四方，控御四方，這只是一個帝國體系的經營中樞，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在由中樞向四境的層層輻射中，對於那些潛在著不安定因素的地域仍當作重點的防備。如秦、西漢立都關中，匈奴已成北方最大隱患，秦、西漢遂致力於肅清隴西、河西，重戍河套、漁陽、上谷；立都河南，對於關隴、幽燕這些形勝之地則必嚴加控制。如曹魏定都洛陽，立五都之制，還根據三國鼎立的形勢，置合肥、襄陽和祁山為重鎮。

　　如果是分裂的潛在因素並未完全消彌，真正的統一併未完全實現，四境之患依然存在，那麼，中原四面受敵的隱患便也一直存在。此時，問題便已超出地理上的經營措置。如五代、北宋均立足於中原，但這幾代政權並未完全統一天下，政權頻繁更迭，很不穩定，因而先受制於山西，後受制於河北。

　　還是在唐末，割據山西的李克用便一直是朱溫在北方的最大勁敵，朱溫直到建立後梁政權也未能平定山西。後梁立足河南，一直為山西所擾，並最終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的後唐政權所覆滅。後唐末，石敬塘又據山西起兵，並引契丹兵入援，後唐遂重蹈了後梁的覆轍，也亡於起自山西的勢力。自後晉失幽雲十六州之後，河北國防險要喪失，河北形勢實已殘破，立足中原的政權便一直受到自河北而來的塞外遊牧民族的侵逼。後晉與契丹交惡，契丹鐵騎南下，後晉很快滅亡。北宋時，河北受遼侵擾，關隴受西夏侵擾，西南還有大理政權，四境之患並未根本消弭，北宋的積貧積弱與之有很大關係。像上述的這幾種情況，地理上的經營措置只能是稍挽其頹勢，而不能作根本的解決。

　　【註釋】

　　[1]　《史記》卷七十九 範睢傳

　　[2]　《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傳

　　[3]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4]　《漢書》卷四十八 賈誼傳

　　[5]　《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魏紀四

　　[6]　《隋書》卷三 煬帝紀

　　[7]　《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六 河南一

第二節　中原山川形勢

中原處四方之中，就中原本身的地理形勢而言，大體上可分為四個相對獨立的區域：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游、東北河內地區。這四個區域分別憑藉不同的地理條件，面對四個不同的方向，顯示不同的戰略意義。（見圖4-2-1）

一　三川河谷

　　三川河谷低地在河南西北部，處中條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嵩山之間，由黃河、伊河和洛河三條主要的河流沖積形成。洛陽城即位於其中。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只有北面稍嫌敞開，不過，黃河橫亙，作了一定的彌補，也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

　　三川河谷所憑藉的地利既有上述諸山脈的環繞形成險阻，又有河流上下週流，作為與外部聯絡的途徑。洛陽周圍的關隘大都是依這些險阻而立。潼關拒其西，扼崤函之險；虎牢阻其東，扼嵩山北麓與黃河之間的通道；伊闕（今洛陽龍門）阻其南，扼嵩山與熊耳山之間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黃河渡口；另有廣成關（今臨汝西）控制由汝河方向來的通道，轘轅關（今鞏義西南）控制由潁河方向來的通道。這些關隘營建於不同時期，歷代廢置不一，時有變遷，但它們控扼之處卻足三川河谷周圍的險阻。

　　利用三川河谷的山川險阻，在洛陽周圍眾建關隘、置兵戍守，以東漢末年的八關校尉為最典型。八關為：函谷、廣成、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平津。（見圖4—2—2）

　　周人經營洛邑，即是看重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勢。周武王對周公說：「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伊洛。」[1]成王時，周公復營洛邑，說：「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2]

　　戰國時，張儀相秦，一直有向河南三川河谷方向擴充套件的觀念。他曾建議秦惠王伐韓，說：「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週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3]秦武王即位後，他又建議秦武王伐韓：「……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4]這一觀念對秦武王的影響很大。張儀死後，秦武王對甘茂說：「寡人慾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5]於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韓宜陽之戰，秦佔領宜陽，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的伊闕之戰則更擴大了秦在中原的勢力。

　　三川河谷處長安與開封之間，洛陽位於其中，為東、西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在東、西關係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關中，往往籍三川河谷為控制東方的前沿；立都河南，則往往藉三川河谷以銜接東、西。故秦觀言「洛陽守不如雍，戰不如樑，而不得洛陽，則雍、樑無以為重。」

　　利用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勢以殲強敵的典型戰例是劉秀擊降赤眉軍之戰。時東漢已定都洛陽，並已先後遣鄧禹、馮異入爭關中；赤眉軍先已入據關中，有眾二十餘萬，鄧、馮二人歷經苦戰，亦不能定；但赤眉無糧，劉秀料其必將東出，遂在三川地區作好將其殲滅的部署，並戒鄧禹等勿與赤眉爭鋒。建武二年（26年）十二月，劉秀遣破奸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截擊赤眉東出之路。劉秀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6]關中的馮異領悟劉秀這一部署的要點，他對鄧禹說：「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邀）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7]馮異在崤山底下挫敗赤眉軍，驅其東走。赤眉軍東走宜陽，忽見漢軍嚴陣以待，驚震不知所措，遂降。

二　南陽盆地

　　南陽盆地處於秦嶺西麓、伏牛山、方城山、桐柏山、大洪山和鄂西北山地之間，由漢水支流丹江、淅川、唐河、白河等河流沖積形成。

　　南陽盆地象是關中、漢中、中原與湖北四者之間的一個旋轉門，四面都可進入，四面都可出擊。以盆地腹地為中心，向西沿漢水乾流上溯，可以進入漢中地區；西北入武關可進入關中；由襄陽下漢水則可進入兩湖地區；由淅川河谷上溯可入伊洛河谷；其東面山地罅漏甚多，可以透入中原腹地。

　　對於南陽的這種地理形勢，李綱曾有很好的論述。他說：「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谷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8]李綱所論是著眼於南宋抗金作戰的形勢所需，但對南陽盆地的地理形勢及其與周圍地區的位置關係透析甚深。

　　隨著歷史的變遷，有些地域的地位會有所變化，但南陽地區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春秋戰國時期，南陽盆地的方城山、漢水本是楚國賴以對抗北方諸侯的國防險要。戰國時期，秦據武關，攻取南陽盆地之後，這裡遂成了秦脅楚、攻楚的一個前進基地。秦末，劉邦下南陽、入武關，率先入關。楚漢戰爭時，雙方在成皋一帶相持，漢軍形勢吃緊，劉邦也曾由武關出宛、葉，吸引楚軍南下，減輕成皋一帶的壓力。七國之亂時，也有人提議由江漢趨武關，入攻關中。王莽時，劉伯升、劉秀兄弟起於南陽，昆陽一戰，擊破王莽主力。東漢末，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曹操提議袁術率南陽之軍，屯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曹操平定北方後，略取荊州，即由南陽下襄陽。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後，關羽則曾試圖攻襄陽以趨宛、洛。東晉時，桓溫北伐，先自襄陽入武關，進抵灞上，震動關中；後又自襄陽北進，在伊水北岸擊敗羌人姚襄，收復洛陽。劉裕北伐後秦，自荊襄北上之軍入南陽後兵分兩路：一路趨伊洛從南面進攻洛陽，一路入武關牽制關中秦軍，配合潼關正面的進攻。劉宋元嘉北伐，也曾循劉裕舊轍，遣軍由襄陽經南陽北上，入三川河谷，攻弘農、潼關。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不久，便一再親自統兵攻取南陽、進趨襄陽。東西魏對峙時，東魏高歡發軍三路攻關中，遣高敖曹率軍山南陽入攻武關。唐初，朱粲割據南陽，唐擊破的朱粲，並由此南下平定了割據荊州的蕭銑。宋金對峙時，岳飛自襄陽北出，收復潁昌、鄭州、洛陽等地。金海陵帝南侵時，吳拱先是固守襄陽，後又由襄陽北出，向河南發動反攻，連復新蔡、蔡州、鄧州等地，以牽制從淮河方向南侵的金兵。蒙古攻金，拖雷率軍從南宋借道，由漢中出南陽以趨汴京。蒙古攻南宋，中路軍往往自南陽而下荊襄，後更不惜以五年的時間攻襄陽，以動搖南宋國防根本。

　　前面章節中也已說過，從全域性的角度看，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無論是在南北之爭還是在東西之爭中，南陽都處在其對抗的前沿。

　　南北對峙之際，南方對抗北方的軍事防禦線通常從東南的長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肅的東南部，南陽盆地南部的襄陽便處於這條漫長防禦線的銜接樞紐的地位。襄陽和南陽這兩座重鎮代表了南北雙方在這片地域內利害關係的對峙和膠著。北魏與南朝在南陽與襄陽之間的角逐比較典型地反映了南陽盆地在南北關係中的地位。南北對峙時，南北雙方往往各據襄陽和南陽而分享南陽盆地。

　　在東西之爭中，南陽盆地又是關中與東部地區之間的交爭之地。潼關地勢險要，猶如關中的正門，武關之險不及潼關，且距長安路途偏遠，猶如關中的側門，山三川河谷入攻潼關較難，而由南陽盆地入攻武關較易，故東部勢力入攻關中，多不忽視由南陽入武關這條途徑。由關中東出，出潼關即進入三川河谷，出武關即進入南陽盆地，三川河谷空間較小，易於陷入膠著的對峙，而南陽盆地空間較大，可以縱橫四出，而鮮有陷入僵局者。因此，無論是入攻關中，還是自關中東出，南陽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三　淮河上游

　　河南東南部地區為平地地形，比較鬆散，其所憑恃的地理條件主要是淮河上游及其支流。大別山以北，黃河以南，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渦河、潁河、汝河等淮河支流及淮河上游主幹等河流成扇形展開。這些河流的源頭都深達中原腹地，下流匯入淮河，又經邗溝而通長江，因而起著溝通南北的作用。南北相爭，這些河流每為戰守之資，雙方都可藉這些河流為運輸線。

　　南方在這些河流下游與淮河主流的交匯處如潁口、渦口、清口等地形成了壽陽、鍾離、泗州、淮安等重鎮，這些重鎮既是南方賴以抗擊北方的據點，又是進圖北方的前進基地。北方在這些河流的上游也形成了一些重鎮。自北向南，依次有開封、商丘，分據汴水之上下游；亳州，據渦河上游；項城、淮陽，分據潁河南北；汝南，據汝河上游；信陽，既據淮河上游，又南倚大別山，扼武勝、平靖、黃峴三關。

　　古代汴水河道變遷頗多，但在南宋以前，其南通淮河這一個方向是不成問題的。西晉時，王濬率樓船自益州東下攻吳，杜預曾寫信鼓勵他直搗建鄴以滅吳，然後，「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9]根據杜預書信中所提示的線路，王濬水師可由建鄴直駛洛陽，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連通黃河、長江兩大水系。隋煬帝開大運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北宋大體統一南北，立都開封，對開封周圍包括汴水在內的河渠運輸系統的經營尤其重視。宋室南遷之後，汴河水道才漸漸荒廢。黃河改道南流後，汴河水道遂不復存其舊貌。

　　開封在戰國時為魏都，張儀說魏哀王曰：「魏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樑之地勢，固戰場也。」[10]楚漢間，酈食其說漢王曰：「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11]開封成為定都之地，一個有利的條件是它便利的河渠運輸系統。開封地近黃河、汴水，周圍又多人工河渠，建都於開封的王朝，又都很重視開封周圍河渠的疏浚，南宋以前，開封一直是南北水運系統的中心。

　　商丘在戰國時為宋國，兩漢時為樑之封國，唐以後，又稱歸德府或宋州。漢文帝時增強梁和淮陽二國，廣其封地，使「樑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12]七國之亂，樑王堅守睢陽（即商丘），牽制叛軍西行，使周亞夫得以襲其後路，擊破叛軍。「安史之亂」時，唐張巡、許遠守睢陽之戰也顯示出睢陽在南北大局中的地位。叛軍南下河南後，主力西進，另遣一部圍攻睢陽。張巡、許遠力戰死守，守城極為艱難，左右謀棄城而去。二人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13]時北方殘破，唐廷及平叛諸軍的補給都依賴江南地區，張巡、許遠守睢陽，阻遏了叛軍向江淮方向深入，保證了江南的完整。

　　自汴、泗南下，可趨泗口，略淮東方向；自渦、潁二水南下，可趨渦口、潁口，略淮南方向。在渦水、潁水上游，有亳州、睢陽、項城等軍事重鎮、曹魏黃初五年（224年）八月，魏主曹丕親御龍舟，率水軍自許昌循蔡水、潁水，入淮水至壽春，九月，至廣陵，臨長江，將以伐吳；次年，曹丕又親率大軍自渦水入淮而至廣陵。曹魏正始四年（243年），司馬懿為鞏固江淮防線，以為攻守之資，欲廣田蓄谷楊、豫間，使鄧艾行視淮河南北。鄧艾巡視陳（淮陽）、項（項城）以東，至壽春，上表建策曰：「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並水東下。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歲豐常收，三倍於許。如此，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14]司馬懿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興屯田，還根據鄧艾的建議，廣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自是以後，資食有儲，而無水害，且每逢東南有戰事，大軍泛船達江淮，為以後西晉滅吳打下了基礎。前秦苻堅伐東晉，苻堅親至項城以督軍，苻融率前鋒徑抵穎口而臨壽陽。唐建中二年（781年），魏博節度使田悅、成德節度使李惟嶽、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樑崇義拒命，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今安徽宿縣北符離集）、渦口，樑崇義阻兵襄鄧，一時南北漕運之路斷絕，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次年，淮西帥李希烈叛，又絕汴渠餉道，於是東南轉輸之路皆不敢由汴渠而改道蔡水西上。唐元和十一年（816年），唐廷為討伐割據淮西的吳元濟，設淮潁水運使，運載東南米粟自淮陰溯淮水入穎水，至項城入殷水，輸於郾城，以供饋討伐淮西的諸路大軍。五代時，後周攻南唐，遣水軍自閔水沿潁水入淮河，唐人震恐；後又導汴水入蔡水，以通潁水漕運。北宋對於大梁附近的汴、蔡、閔、潁等河道運輸的經營也非常重視。

　　南方北伐，也可藉這些河道而北進。東晉時，殷浩、謝萬北伐，皆資渦水、潁水水道。桓溫北伐前燕，開鉅野澤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即泗水），連通黃河。劉裕北伐割據山東的南燕，率大軍自淮人泗，以臨燕境；北伐後秦時，遣王鎮惡、檀道濟自淮水、淝水以趨許、洛，沈林子、劉遵考自汴水入黃河，主力則自泗水開鉅野澤入黃河。劉宋元嘉北伐，均自淮河由泗水入黃河。陳代吳明徹北伐，進取淮北，大軍亦自泗水北進。

　　南北交兵都可藉這些河道，卻各有重點。北方南進，多自渦、潁二水；而南方北進，多自泗水。東南與中原，各自重心不同，戰爭準備和防禦重點也不一樣。且北方出渦、潁，為順流長驅；東南出渦、潁，屬逆流而上。南方出淮泗，可爭山東，取得山東之後，可以改變雙方態勢。

　　在潁河與淮河主幹之間有汝水，汝南城據其上游，為淮河上游一大重鎮。汝南在淮水、潁水之間，足以左右應接，在河南的大平原上縱橫四出。南北朝時，汝南曾為司州寄治之地，城名懸瓠。北魏南下，多次激戰於懸瓠城下。劉宋大明年間，懸瓠沒於北魏，南朝淮西之地遂不可復問。唐中後期，汝南為蔡州，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先後割據於此，以蔡州為根據地，擾掠河南大部，江淮漕運幾度中斷，唐廷徵天下之兵，歷時數十年，才予以平定。金人受蒙古之逼，遷都於此，欲倚蔡州城垣險固，負隅頑抗。

　　最南面的信陽據淮河上游，南依大別山，扼武勝、平靖、黃峴三關，地處南北衝要。顧祖禹稱「義陽（即信陽）南可以制全楚，北可以爭許、洛，西可以出宛、鄧，東可以障淮西。」[15]北魏遷都洛陽後，對南方的用兵集中在淮、漢上游，每次南下，懸瓠、義陽都是必攻之地。北魏在義陽、三關一帶與南方展開過激烈、反覆的爭奪。齊末蕭衍自襄陽東下建康，北魏元英、源懷、田益宗等上書請乘虛南進。田益宗上表言：「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泛漲，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足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其時。」[16]北魏遂興軍南攻，取義陽及三關。其後，樑人來爭，一度收復義陽及三關，侯景之亂時又失於東魏。

四　河內地區

　　河南東北部太行山與黃河之間的地域，在漢代屆河內郡，河內這一稱法概括了這一地區的地理特點，所以，我們不妨仍稱它為河內地區。

　　河內北倚山，南阻河，太行關隘為往來孔道，黃河渡門為南北津要。河內在山西與河南、關中與河北之間都是往來要衝。

　　太行八陘中有兩處重要關隘位於這一帶。太行第一陘軹關，在今濟源市西北，為山西西南部東出太行之路；太行第二陘太行陘，亦稱天井關，關南即太行山之羊腸阪道，極為險要，為山西上黨地區南下所必經。河內與三川河谷之間的主要通道則為黃河孟津渡口。

　　范雎入秦，建遠交近攻之策，欲攻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乃建議秦王說：「王下兵而攻宜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17]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陽（今河南修武），斷太行道；次年，又伐韓之野王（今河南沁陽），野王降秦，韓上黨地區與韓國都之間的通道被斷絕；韓上黨太守降趙．而引發秦、趙之間長平之戰。

　　楚漢戰爭時，劉邦與項羽相持於滎陽、成皋之間。漢王劉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劉邦數困於滎陽、成皋間，欲棄成皋以東，退屯鞏、洛，酈食其建議劉邦說：「願足下急復逃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守門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天下知所歸矣。」[18]酈食其建議中說到的「太行之道」即是太行第二陘天井關，「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實即扼守太行山諸往來通道，促成一種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讓「天下知所歸」。

　　東漢初，劉秀南定河內，而河南洛陽有更始帝所遣大軍屯守，山西也不安定，劉秀想擇一良將使守河內。鄧禹推薦寇恂，說：「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19]劉秀遂拜寇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並對寇恂說：「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勵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20]更始帝所置洛陽守將朱鮪聞劉秀北征，遣軍渡河攻溫（今溫縣），寇恂說：「溫，邢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21]遂馳赴迎敵，大破之。同守河內的還有大將馮異。馮異與洛陽另一守將李軼通書，軼不復與異爭鋒。馮異遂得以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後來更始兵敗，更始帝所置上黨太守田邑以上黨降漢。馮異還率軍自河內南下河南，攻取成皋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為以後劉秀攻取洛陽打下了基礎。

　　東漢安帝時，羌人反漢，朝歌賊寧季乘機作亂，州郡不能制。時為朝歌長的虞詡謁河內太守馬稜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22]時關隴已被羌人殘破，寧季若能按虞詡所說的，「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皋，」則河北與河南的聯絡也被截斷，若河北阻斷，則大局必致糜爛，故虞詡謂之為「斷天下右臂」，這也顯示出河內地區在當時局勢中的地位。

　　十六國北朝時期，北方紛亂，河內地區在東西之間、南北之間，每為往來通道。西晉「永嘉之亂」時，匈奴劉漢攻洛陽，大軍每由太行道南下。後趙大將石虎率軍攻前趙河東重鎮蒲阪，取道河內越軹關而進。後趙瓦解後，被遷河北的氐人入關中建前秦，兵分兩路，其中一部由河內、經軹關自蒲津而入；後來苻堅攻前燕，除以王猛自河東進軍外，又親率主力自河內從南翼趨前燕國都鄴城。後燕慕容垂攻西燕慕容永，慕容永盛兵屯軹關、天井關以備之，而慕齊垂自滏口入滅之。北魏爾朱榮、高歡先後據晉陽遙制洛陽，專擅朝政，其由下洛陽，每自太行道下。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竇建德率軍救援王世充，被阻虎牢，竇建德部下凌敬建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逾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眾，形勢益強；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為今之策，無以易此。」[23]竇建德妻曹氏也建議說：「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24]二人都主張採取「圍魏救趙」之計，自河內北上略河東、逼關中，迫使李唐退兵。竇建德不用，被李世民擊敗於虎牢。

　　五代朱溫與李克用相攻，天井關是其出入通道。北宋初，李筠在潞州（今長治）舉兵反趙匡胤。其從事閶邱仲卿建議李筠說：「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依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南下太行，直抵懷（沁陽）、孟（孟縣），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至上也！」[25]李筠未能用。趙匡胤遣石守信等將率軍攻之，並敕石守信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26]石守信遂自孟津渡河，經懷州而疾趨太行，先扼天井關之險，阻斷李筠南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澤州（今晉城）而敗。

　　河內與河南之間的交通要道則為黃河孟津渡口。孟津即周武王會盟天下諸侯之處。史載：「（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27]自黃河以北圖河南、趨洛陽，孟津是其必由之路。

　　東漢初，馮異協同寇恂守河內，劉秀拜馮異為孟津將軍，南備洛陽；東漢立都洛陽，在羌亂、宦官之亂等歷次內亂中，孟津皆備禦所急；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以黃巾起義爆發，漢廷置八關都尉官，戍守洛陽四周要點。其中，孟津和小平津守備孟津渡口來路（孟津關在舊孟津縣，而小平津關在今孟津縣）。

　　四晉也立都洛陽，根據杜預的建議，西晉在孟津渡門架設河橋。「八王之亂」時，孟津河橋尤為鄴城（今河北臨漳）與洛陽之間往來孔道。北魏遷都洛陽後，又在孟津渡口架設河橋，並在黃河北岸築兩城夾守河橋，謂之中北城。中北城為洛陽北面防守重地，扼河橋而屏護洛陽。爾朱榮自晉陽南下，胡太后遣將守河橋及中北城以拒之，都督李神軌棄河橋遁還，爾朱榮遂長驅入洛。「河陰之變」後，南朝蕭衍遣陳慶之擁北魏宗室元顥入洛，魏主北走。爾朱榮聞訊自晉陽南下；元顥遣陳慶之守中北城，自據南岸，以拒爾朱朵。爾朱朵縛材為筏，強渡黃河，元顥遂敗。後來，爾朱氏叛魏，周旋於洛陽一帶，河橋的得失攸關洛陽之安危。東魏時又在河中間的渚地上築中彈城，在橋南筑南城，三城呼應，共守河橋。西魏宇文泰爭洛陽，屢攻河橋，東魏均扼守河橋以待援軍之至。後來，河橋為北周燒斷。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於洛陽，先遣軍襲佔孟津河橋，斷敵軍入援之路。「安史之亂」時，九節度使之師會攻史思明，敗於鄴城。史思明乘勝西攻鄭州，李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眾議洛陽不可守，請留兵於陝（今陝縣），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潞澤，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裡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28]乃率軍退守河陽（今孟縣），扼河橋以拒叛軍。叛軍攻河橋不克，雖據洛陽城，但憚於光弼兵威，不敢遠出擄掠。

　　五代立足於中原，其興衰均取決於河南與山西、河北之間的角逐。在河南與山西、河北的角逐中，河陽孟津為雙方所必爭。

　　【註釋】

　　[1]　《史記》卷四 周本紀

　　[2]　《史記》卷四 周本紀

　　[3]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4]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5]　《史記》卷五 秦本紀

　　[6]　《資治通鑑》卷四十 漢紀三十二

　　[7]　《後漢書》卷十七 馮異傳

　　[8]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李綱輔政

　　[9]　《資治通鑑》卷八十一 武帝太康元年

　　[10]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11]　《史記》卷九十七 酈食其傳

　　[12]　《漢書》卷四十八 賈誼傳

　　[13]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14]　《三國志》卷二十八 鄧艾傳

　　[15]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 信陽州

　　[16]　《魏書》卷六十一 田益宗傳

　　[17]　《史記》卷七十九 范雎傳

　　[18]　《史記》卷九十七 酈食其傳

　　[19]　《後漢書》卷十六 鄧寇列傳

　　[20]　《後漢書》卷十六 鄧寇列傳

　　[21]　《後漢書》卷十六 鄧寇列傳

　　[22]　《後漢書》卷五十八 虞詡傳

　　[23]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24]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2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

　　[26]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

　　[27]　《史記》卷四 周本紀

　　[28]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唐肅宗乾元二年

第三節　對中原局勢的判斷與經營的得失

高明的戰略家，其戰略眼光無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為審時，一為度勢。審時而知歷史的發展階段，度勢而知天下大勢。

　　治亂交替之際，中原總是一個獨特的舞臺，一批批英雄在這裡崛起，一批批英雄在這裡敗亡。其成敗興衰均與其在中原經營措置的得失相關，而經營中原的得失又與他們對中原局勢的判斷密切相關。

　　中原的局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原的地理形勢造成的。中原四戰之地，四面均能受敵，所以紛亂之初，中原註定是一個四方交爭之地，也是混亂、動盪和種種不穩定因素的匯聚之地。從治到亂，形勢由中原分散四方，此時，據中原四戰之地者常難，而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常易；從亂到治，形勢由四方彙集中原，此時，則須走出四角，擺脫偏霸局面，進取中原，以爭天下。

　　這是逐鹿中原的一條規律。

　　對於歷代在中原逐鹿的那些或成或敗的英雄，我們都可在這條規律下檢討其成敗得失之由。下面，我將從不同歷史時期在中原逐鹿中或成或敗的英雄們中間選取一些比較典型的例子，分析他們在中原經營的成敗得失與他們對中原局勢的判斷，以使我們對中原地理形勢及其戰略地位能有一個更深入的認識。

　　在經歷了秦末農民戰爭和楚漢戰爭之後，西漢再度統一天下，漢高祖劉邦欲定都洛陽，手下群臣多山東人，主張立都洛陽，說：「洛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倍(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1]

　　這時，齊人婁敬謁見劉邦，說，陛下欲都洛陽而與周室比隆，但是，陛下取天下與周室不同，周積善累德十有餘世，國人爭隨之，諸侯自歸之，遂以滅商，「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而漢取天下，是靠武力征戰，天下傷痍至今未復，不能與周室相比，因此，不如入都關中。「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2]

　　張良認為「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3]支援婁敬立都關中的建議。劉邦遂未都洛陽而入都關中。此時天下實已粗定，婁敬、張良等人對中原洛陽的看法尚且如此，若天下紛亂，則中原更不足恃。

　　西漢的統一後來果然受到前期異姓諸侯王、中期同姓諸侯王的挑戰，西漢政權均能轉危為安。從西漢幾次平叛的情況來看，西漢都關中，的確收到了「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4]的效果。

　　東漢末，四方群雄割據，曹操據中原。曹操立足中原，東有呂布、陶謙，西有馬超、韓遂，北有袁紹、公孫瓚，南有張繡、袁術、劉表、孫權。實賴曹操縱橫捭闔之才，東征西討，南征北戰，歷盡艱險，苦心經營，才掃平群雄，統一北方。曹操據中原以經略四方，著實不易，與他同時代的諸葛亮就曾經說過：「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5]

　　自西晉的統一瓦解後，歷史經歷了幾百年的動盪，其間，英雄迭起，逐鹿中原，每一方的力量消長、政權更迭或彼此征伐攻戰，都會波及中原地區。這期間，北方地區也完成過幾次短暫的統一，但每一次的統一瓦解之後，局勢都會變得更加複雜，中原地區的局勢也變得更加混亂，更加動盪。

　　滅亡西晉的是匈奴劉漢。晉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劉漢攻克洛陽。劉漢大將王彌率先進入洛陽，他對後到的始安王劉曜說：「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6]劉曜認為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遂不用王彌之策，焚洛陽宮室而去。劉曜不贊成王彌徙都洛陽的建議，固然有他與王彌矛盾的因素，但也的確出於他對中原形勢的判斷，後來他代劉漢而建前趙，即徙都關中。王彌不知此，罵劉曜：「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7]他本人屯兵項關(今河南項城附近)，盤桓中原，欲以「徐觀天下之勢」[8]不多久便被石勒兼併。

　　石勒所建立的後趙政權完成了十六國時期北方的第一次統一。後趙的統一不久就瓦解了，北方地區又發生動盪。後趙強盛時曾將隴西的氐、羌十餘萬戶遷至河北，其中，氐人苻洪率其族人據枋頭(今河南浚縣西南)，羌人姚弋仲率其族人據灄頭(今河北棗強東)。石虎死後，河北大亂，苻、姚等人均有自立之志。晉永和六年(350年)苻洪擊敗了前來進犯的姚襄，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他對博士胡文說：「孤率眾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俊，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9]苻洪軍師將軍、原後趙降將麻秋對苻洪說：「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敢敵之？」[10]洪深然之。麻秋欲兼併其眾，趁飲宴之機鴆殺苻洪。苻洪中毒將死，對其子苻健說：「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11]

　　苻洪死前對於中原局勢的判斷對於以後前秦的發展很有意義。當時，在後趙紛亂的殘局上，冉閔和石祗正殊死拼殺；在北方，鮮卑人所建立的前燕已透入河北北部，正積極謀求南進；南方的東晉也正謀北伐，收復中原；西部關隴地區也有脫離後趙後圖謀割據一方的勢力。所以苻洪得出「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的判斷，叮囑苻健「我死，汝急入關」，搶先佔據相對薄弱的關中。苻健遵父所囑，西行入關，擊敗割據長安的杜洪，據有關中，建立前秦。前秦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北方。

　　同樣被遷於河北的羌人則錯失時機和地利。姚弋仲死前囑其子姚襄歸附東晉，姚襄附晉後卻為東晉主政的殷浩所忌。姚襄襲敗殷浩，屯兵淮南，後進佔許昌，欲以經略中原。姚襄率軍圍攻洛陽，攻城數月，未能破城；其長史王亮諫襄曰：「不可損威勞眾，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姚襄卻說：「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12]未採王亮之議，繼續圍攻洛陽。不久，桓溫北伐；與姚襄戰於伊水北，姚襄大敗，洛陽被東晉收復。此時，前燕已在河北站穩足跟，前秦已在關中站穩足跟，南方的東晉正值梟雄桓溫主政，屢屢北伐。姚襄既已無法立足於中原，環顧四周，這才決定趁秦主苻健新死之機西爭關中。姚襄入關中後，在三原兵敗被殺，其弟姚萇率餘眾降於前秦。

　　氐人和羌人一成一敗，均與其對中原地區的局勢判斷有關，苻洪及早地得出了「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的判斷，叮囑苻健搶先入據關中；而姚襄卻在中原盤桓數年，以至坐失時機，一無所成。

　　從後趙統一瓦解到前秦統一前夕的十餘年時間內，洛陽城數易其主。後趙瓦解後，洛陽先是被周成所據；晉永和十二年(356年)，洛陽被東晉桓溫收復；晉興寧三年(365年)，洛陽又被前燕慕容恪攻佔；晉太和五年(370年)，洛陽又被前秦王猛攻佔。從這段時間內洛陽歸屬的頻繁更易，我們也可窺見中原局勢之一斑。

　　前秦完成了十六同時期北方的第二次統一，但統一時間也不長。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北方又分裂，姚萇據關中建後秦，慕容垂據河北建後燕。

　　慕容垂正式脫離前秦，是在他受苻丕之命進援洛陽之時。時丁零人翟斌正聚眾欲攻洛陽的苻暉，慕容垂受命自鄴城前往救援。路上，他殺掉了監視他的苻飛龍，正式自立。翟斌見慕容垂來攻，即率眾降垂，並勸垂稱帝。慕容垂考慮到苻暉仍據守洛陽，且「洛陽四面受敵，雖攻取之，不足以自固。」[13]乃欲取鄴城而據之，於是引兵而東。他在滎陽稱燕王，建立後燕，然後渡河長驅向鄴。經過幾年征戰，後燕終於在河北站穩足跟，恢復了前燕舊疆。

　　慕容垂能夠復國，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他對中原局勢的判斷。前秦雖然瓦解，但殘餘勢力猶存，關中還有鮮卑人、羌人也背秦自立，鮮卑拓跋部也正謀復國，東晉則乘勢北上，謀求收復中原；力量相對薄弱的只有河北。所以他認為「洛陽四面受敵，雖攻取之，不足以自固」的判斷和進兵河北的決策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從前秦統一瓦解到北魏統一前夕的幾十年時間內，洛陽城又是數易其主。前秦瓦解後，苻暉棄洛陽西歸，東晉乘勝北上，收復洛陽(384年)；其間，西燕、後秦曾爭洛陽而未果；後秦在姚興時向東擴充套件，奪佔洛陽(399年)；劉裕北伐，又收復洛陽(416年)；劉裕死後，北魏趁喪南侵，奪洛陽及河南之地(423年)；劉宋元嘉七年北伐中，曾攻佔洛陽及河南之地(430年)；不久又被北魏奪回。

　　隋統一時間不長，即因農民起義而崩潰，中原又成群雄逐鹿之勢。楊玄感起兵於黎陽，問計於李密，李密示上、中、下三策，以上策長驅入薊，中策西行入關，至於「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14]將攻洛陽列為下策。楊玄感卻說：「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15]玄感未用李密之計，而盡銳攻東都洛陽，但久攻不克，而隋救兵益至，玄感見攻洛陽之策不能奏效，這才尋思入關，卻為追兵所及，遂敗。

　　李密後又依翟讓起兵，擊敗張須陀，取興洛倉，在中原又興起燎原之勢。隋將王世充、宇文化及先後自江都來攻，與李密戰於洛陽一帶。王世充後來在洛陽自立，稱鄭王，與李密相持。李密在中原奮戰多年，但遲遲未能開啟局面。部下柴孝和建議李密先取關中作為基礎，再東向以爭天下，李密說：「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為上策。但昏主尚在，縱兵猶眾，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群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16]李密後期兵勢屢敗，遂率餘眾入關降唐。

　　楊玄感、李密二人均興於中原，也敗於中原。二人之興與敗皆與所據之地為中原有關。隋都關中，但隋煬帝親率大兵遠征高麗，中原空虛，故楊玄感起事於中原，易於造成影響，招附士眾；但他所利用的只是一時的特定形勢，天下雖然怨隋，但隋力量依然強大。因此，在造成一定的聲勢之後，獲取一個穩固的根據地是當務之急。楊玄感有勇無謀，視李密下計為上策，盡銳攻隋經營已久的東都洛陽，經久不拔，使隋遠在遼東的大軍得以回撤，形勢遂由有利轉為不利；形勢不利之後，再求入關中已不可得。李密在楊玄感起事時，能看清形勢，但到他自己起事時，也沒有擺脫同樣的處境。雖然他所憑藉的力量與楊玄感有所不同，有所顧慮；但這是可以用別的辦法解決的。他與王世充相持於中原，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也消耗了隋的力量，使李淵得以入關，從容經營關隴，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再東出以爭中原。

　　【註釋】

　　[1]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2]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3]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4]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5]　《三國志》卷三十五 諸葛亮傳引注

　　[6]　《晉書》卷一百 王彌傳

　　[7]　《晉書》卷一百 王彌傳

　　[8]　《資治通鑑》卷八十七 晉紀九

　　[9]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苻洪傳

　　[10]　《資治通鑑》卷九十八 晉紀二十

　　[11]　《資治通鑑》卷九十八 晉紀二十

　　[12]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姚襄載記

　　[13]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慕容垂載記

　　[14]　《隋書》卷七十 李密傳

　　[15]　《隋書》卷七十 李密傳

　　[16]　《隋書》卷七十 李密傳

第四節　攻取洛陽的成功戰例

中原地理形勢決定著中原的攻守形勢。中原的不利之處在於其四戰之地，最易受到來自周圍地域的侵擾和挑戰。不利既來自外圍，經營中原時，亦當從其外圍著手。我們可以洛陽城的攻取為角度，來看中原地區攻守的要點。

　　歷史上，有不少攻取洛陽的成功戰例。其中，以匈奴劉漢攻西晉洛陽之戰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比較典型，其成功之處也頗有相通的地方。

　　西晉末年，劉淵在離石起兵反晉，建立劉漢政權，然後遣將四略。晉永嘉三年(309年)十月，劉淵遣劉聰、劉曜、王彌等率精騎五萬攻洛陽，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漢軍強攻月餘，未能破城。劉淵遂改變戰略，召劉聰還平陽，而以王彌侵掠兗、豫二州，收其兵谷，以圖再舉；使石勒攻略冀州，藉以掃蕩洛陽外圍，破壞西晉的戰爭潛力，孤立洛陽。

　　次年，劉聰繼立漢主之位，十月，劉聰再遣劉粲、劉曜及王彌、石勒等將率眾四萬攻洛陽。攻城不利，遂又採取前次的戰略，命劉粲出轘轅，掠樑、陳、汝、潁間；石勒出成皋關攻陳留太守於倉垣，後更攻陷宛、襄陽，橫行江漢間；王彌侵掠襄城諸縣。中原經此擾掠，洛陽飢困日甚。

　　時西晉軍隊的主力為東海王司馬越所部。司馬越見洛陽困弊，欲自保實力，乃率部出許昌而轉項城。司馬越後以憂疾而卒，所部為石勒所殲。

　　晉永嘉五年(311年)五月，劉聰再遣大將軍呼延晏率軍攻洛陽，並令劉曜、王彌、石勒俱引兵會之，圍攻洛陽。六月，漢軍攻破洛陽，俘晉懷帝。(見圖4-4-1)

　　匈奴劉漢攻洛陽之戰比較成功。劉漢在兩攻洛陽不利之後，均能改變戰略，掃蕩洛陽外圍，打擊洛陽外圍的援兵，也破壞西晉的戰爭潛力，孤立洛陽，司馬越所率西晉主力也以困弊出走而被殲，最後洛陽實已成孤城一座，既無力戍守，外援又絕，猶如瓜熟蒂落，其攻取易於反掌。

　　唐初，北方主要有三支勢力：唐據關中，王世充所建立的鄭政權據中原，竇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權據河北。

　　唐武德三年(620年)，唐準備進取中原，攻洛陽。王世充聞之，也開始準備洛陽的防守，遣宗室諸王分鎮洛陽外圍各重要據點。他遣魏王王弘烈鎮襄陽；荊王王行本鎮虎牢；宋王王泰鎮懷州；另以太子與其它諸王共守洛陽諸城，並選諸州鎮驍勇者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世充自將戰兵總三萬人以備唐。

　　這年七月，李淵詔令李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李世民率軍至新安，即部署對洛陽的圍困。他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回洛城；自率大軍屯於北邙，連營以逼洛陽。鄭軍出戰，均被擊還，洛陽與外部的聯絡遂被切斷。

　　這年九月，鄭尉州刺史時德睿率所部杞、夏、陳、隨、許、穎、尉七州降唐；十二月，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唐；次年正月，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二月，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洛陽形勢更趨不利。唐軍加緊了對洛陽的圍困。

　　圍困洛陽的行動耗時較長，唐軍將士俱感疲弊，有思歸之意，劉弘基等請求還師，唐廷亦有班師之議。李世民說：「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惟洛陽城孤，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1]決計圍攻洛陽。

　　王世充被困洛陽，遂請援於竇建德。武德四年(621年)初，竇建德率大軍西進援王世充。唐諸將皆請避其鋒銳。郭孝恪建議「宜據武(虎)牢之險以拒之，伺機而動，破之必矣！」[2]薛收也建議「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3]李世民遂分麾下精兵。使屈突通等將與齊王李元吉繼續圍攻洛陽，自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趨武牢，以拒竇建德。這年四月，竇建德戰敗被擒，世充無計可施，遂降。(見圖4-4-2)

　　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前後兩階段的佈勢，都可謂切中中原形勢的要點。前期圍困洛陽城的同時，分兵扼洛陽外圍諸險要，切斷洛陽與外部的聯絡。王世充求戰不得，外援無望，所據州郡遂紛紛降唐，洛陽頓成孤城一座。後期有竇建德來援，則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建德軍入洛陽之路，使其不得入險，建德戰敗被擒，洛陽更是勢孤。李世民攻洛陽之戰，用兵佈勢，蔚然可觀，為歷代攻洛陽之戰中不可多得的典範。

　　匈奴劉漢攻洛陽之戰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有共通的地方。其攻取的目標雖在洛陽，但其著手卻自洛陽的外圍起。

　　洛陽號為四方之中，其形勢之重卻在其外圍。從對洛陽與其外圍關係的認識中，已足可蠡清攻取洛陽的時機與地理要點。所謂洛陽的外圍，可從幾個層次上講。第一個層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圍諸險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龍門等；第二個層次即為河南的四境，如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游、東北河內地區再加上洛陽城本身所在的三川河谷西北陝城、潼關一帶，這些地域的一些戰略要點是中原與其外圍四方的聯絡通道；若將視野再放大些，則其外圍可延及關中、河北、東南及荊襄等大的戰略要地。四方之中的洛陽便處在這幾層外圍的包圍之中。

　　所謂從外圍著手，有一種自外向內層層遞進的意味。對於最外圈的經營，實已涉及對於中原大的局勢的判斷，由此產生的主要問題即為經略中原、攻取洛剛的時機。前面第三節中已作專門論述，大體以紛亂之際，先據中原外圍四角山川險固之地，積累力量，待時勢有利，再相機進取中原。

　　時機成熟，進取中原之時，要控制中原局勢，其要點卻又在於河南四境形勢的控制。河南四境為中原與其外圍四方的聯絡通道，控制四境可以控制中原與其它地域的聯絡，即已大體控制中原局勢。

　　中原局勢大體控制，則洛陽自然落入掌握之中。但從萬全計，對於洛陽城所在的三川河谷周圍險要，仍當於以控制，以防困獸猶鬥；此時，洛陽便如瓜熟蒂落，其攻取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匈奴劉漢攻洛陽之戰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都是先從洛陽的外圍著手。劉漢在兩攻洛陽不利之後，改變戰略，掃蕩洛陽外圍，打擊洛陽外圍的援兵，也破壞西晉的戰爭潛力，孤立洛陽，也困弊洛陽，西晉主力以困弊出走而被殲，最後洛陽變成孤城一座；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前期圍困洛陽時，分兵扼洛陽外圍三川河谷諸險要，切斷洛陽與外部的聯絡，王世充所據州郡遍及河南大部，因為失去與中樞的聯絡，紛紛降唐，洛陽遂成孤城一座，後期針對竇建德來援，則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其入洛之路，使其不得入險，建德敗則洛陽勢孤，望斷援絕，不戰自降。這兩場戰例的成功都在於其切中中原形勢的要點，故雖以洛陽曆代營建之都，而不必費力強攻，頓兵堅城之下。

　　【註釋】

　　[1]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2]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3]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第五節　中原地區東西之爭與南北之爭

東西之爭和南北之爭是中國歷史上的兩個突出的現象。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之爭，中原都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這是中國地理的基本形勢所決定的。

　　東西相爭，必有一條縱貫南北的軸線作為雙方爭奪的前沿地帶；南北對峙，則必有一條縱貫東西的軸線作為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大致是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南北之爭的中間軸線是淮河至漢水上游一線。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與南北之爭的中間軸線的交匯地帶。同此，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之爭，中原都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

一　東西之爭

　　從地理上看，東、西之爭主要是在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與第三級階梯之間進行的，其爭奪的關鍵是兩級階梯之間的邊緣地帶。

　　在第二級階梯的東部邊緣地帶，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經嵩山山脈、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轉向鄂西山脈一線，為東、西之間對抗的前沿。這一列南北向的山脈分隔中國的東、西部地區。

　　在這一線上有一些重要隘口，為東西方交通要道，也是東西方爭奪的急所。沿太行山一線，有飛狐口、井陘關、天井關，在嵩山南北又有成皋、太谷、轘轅、廣成、魯陽等關，在洛陽附近還有黃河重要渡口孟津，扼東西方往來通道。

　　東、西關係問題在戰國秦漢時期比較突出。春秋末期禮樂崩壞，兼併戰爭興起。秦自隴西徙居關中，經過歷次改革，發展成一個以耕戰為本的強國。秦自商鞅變法之後，東進意圖日益明顯，當時秦國以關中、漢中、巴蜀為基礎，東逼六國。合縱連橫遂成為當時政治舞臺上的主要內容。但所謂合縱，主要是東方諸侯因感西方強秦的威脅而試圖進行一場縱貫南北的大聯合，西拒強秦；連橫則是作為合縱的對應物產生的。秦經過幾代的努力，其東進已取得重大進展。到昭襄王時，秦已侵佔南陽、三川及山西西南部，正處於積極東進的良好態勢之中，東方六國的國都都處於第二級階梯以東，已無山河之險作為屏障。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頃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楚國有賢人與楚王談當時天下形勢，談到秦與東方各國之間的戰略態勢，說：「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鷹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翮，方三千里。」[1]這可說是對於當時東、西對抗形勢的一種很好的概括。秦滅六國，基本上是循著這種態勢所表現出的勢能進一步發展，後世的東、西對抗也基本上不出這種態勢。

　　秦亡後，楚漢相爭，楚據彭城，漢據關中，雙方在滎陽、成皋之間展開激烈的拉鋸戰。漢王劉邦三年(公元前204年)，劉邦困於滎陽、成皋間，欲棄成皋以東，退屯鞏、洛以拒楚。酈食其建議劉邦說：「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2]

　　酈食其的建議旨在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他說到的幾處關隘所扼守的一線，基本上就是前面說到的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的東部邊緣。澄清東西對峙的態勢對於以後劉邦的戰略決策很有幫助。如果說酈食其的建議在當時主要是維持一種守勢的話，那麼，韓信略定山西后東下太行、劉邦自武關南出宛葉以分楚軍之勢、促英布背楚歸漢等重大舉措都可謂以酈食其所描畫的東、西對峙態勢為基礎的，是這種態勢的延伸。

　　西漢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為其統治天下的重心，「力制天下」、「東制諸侯」的思路在其統治政策中有著相當的烙印。賈誼上書，念念不忘「山東之憂」，苦心積慮防備東方「大諸侯之有異心者」[3]。漢武帝時，還在武關、蒲津關設關官以譏行旅。漢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關東地區發生大水，下詔「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4]這則史料表明，這些關卡大部分時候是限制東、西部人口流動的。西漢時，已是「海內為一，開關樑，弛山澤之禁。」[5]對於東、西部之間的人口流動都有一定的盤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有說了。故秦漢的統一中包含著相當的脆弱性，東西方之間的隔閡並未完全消彌過。一有機會，這種隔閡便顯現出來。西漢前期的異姓諸侯王叛亂、中期的同姓諸侯王叛亂便是這種隔閡的顯現。

　　漢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布反，漢廷大驚。故楚令尹薛公對劉邦分析說：「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東取吳，西取楚，並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東取吳，西取楚，並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6]

　　英布起兵於淮南，薛公所說的上、中二策，實際上是以兼併東部平原地帶而與西漢形成東西對峙的態勢。英布乃驍勇之將，自韓信、彭越被誅後，漢軍中已無堪與匹敵的將領。統兵打仗、衝鋒陷陣，無人能敵，而長算遠略則非其所長。因此，對於英布來說，或許薛公所言中策更合適些。採取中策，略取吳、楚，然後「並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以決勝負於中原，是將再現原楚漢戰爭的局面。此時，東部形勢比原項羽時有利，而劉邦所處形勢則較從前不利。因此，單純從戰爭的角度來說，英布採取中策，或許有一線的取勝希望。英布終因取下策而敗。

　　英布並未採取薛公所言上、中二策，但薛公的分析卻是對西漢時期東、西方形勢的一種很具代表性的判斷。後來「七國之亂」時，吳王麾下桓將軍建議吳王說：「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樑楚之郊，事敗矣。」[7]

　　桓將軍所言除了出於步兵與車騎二者利弊的戰術性考慮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卓著的戰略眼光。他所說的「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可謂薛公所言中策的翻版，其大旨仍在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態勢的形成。形成這種態勢的關鍵卻在於搶佔成皋一帶的山川之險，據有洛陽一帶的糧倉和武庫。吳王未從桓將軍之議，而盡銳攻樑之睢陽(今河南商丘)，終為周亞夫所敗。

　　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進行過一場未遂的謀反。史載劉安日夜與屬下研究天下形勢，「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他問計於伍被，敘述其起兵的打算，並說到吳王的失誤。他說：「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邀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如何？」[8]

　　看來劉安是看到了吳王劉濞的失策的關鍵。「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是言漢廷平叛大軍順利通過成皋之口東出，迅速展開，足見成皋在當時地位之重要。所以他計劃先「邀成皋之口」，然後「塞轘轅、伊闕之道」、「守武關」、「據三川之險」，控扼東、西方之間往來通道，以與西漢形成東、西對峙之勢。劉安以謀洩而敗，其計劃未及施行。

　　東漢末，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董卓一面徙漢獻帝於長安，一面遣兵戍守洛陽。時關東諸將屯河內、酸棗、南陽等地。曹操建議諸將說：「諸君聽吾計：使勃海(袁紹)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袁術)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討逆，可立定也。」[9]

　　當時董卓所率乃涼州精兵，而討董卓諸將皆關東人，從人事組成上來看，這種對抗已帶有東西矛盾的色彩。董卓據洛陽，虜掠財物俱運關中，隱然已有西歸之意。董卓西遷，司空荀爽便說過：「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10]雙方都認識到了當時東西對峙的態勢，曹操之議更是深知東、西對峙的形勢和爭奪的關鍵。但諸將不聽，終至食盡兵散，漢末局勢遂不可收拾。

　　十六國時，前後趙在北方對峙。前趙據關中，後趙據河北，雙方在山西、河南對抗。後趙大將石虎攻前趙河東重鎮蒲阪，從而引發前、後趙在洛陽的大決戰。前趙主劉曜盡率國中精銳馳援蒲阪，擊敗石虎，然後揮兵南下，圍攻後趙洛陽。後趙主石勒親自率兵自襄國(今河北邢臺)馳援洛陽。進軍途中，石勒偵知劉曜仍在圍困洛陽，大喜道：「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11]劉曜若能扼守成皋關，或阻洛水而守，拒敵於險要之外，石勒縱有千軍萬馬也無可奈何，洛陽自可不戰而下；成皋、洛水棄而不守，縱敵入險，實為劉曜的重大失策，這種失策鑄就了劉曜的失敗。

　　後來前秦、前燕在北方對峙時，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陽之戰的形勢與前、後趙洛陽之戰有些類似。但王猛攻洛陽，先派軍扼成皋之險，以斷前燕援軍入援之路，洛陽遂成甕中之鱉，不戰而下。

　　東西方對峙，大體上以太行山諸關隘、黃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帶諸關隘為對抗的前沿地帶，尤以成皋一帶為爭奪的關鍵。成皋處於東西對抗的中軸線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東西之間通行的捷徑，劉安所言「人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當是那個時代流行的看法。

　　從中國地理大勢來說，這種對抗卻是西方居地勢之利，而東方則處相對劣勢。西方地勢較高，面對東方，居高臨下，若是能據成皋一線，即已取得一種非常有利的攻勢態勢；而東方據成皋一線，至多隻是取得一種比較好的守勢態勢，失成皋一線則全失地利之險，故歷史上的東西之爭以西方勝利者居多而東方勝利者居少。

二　南北之爭

　　南北之爭也是中國歷史舞臺上的又一個突出的現象。東漢末年政治秩序的崩潰導致了統一帝國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經西晉短暫的統—，又因「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而演成南北對峙之局。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對峙，並持續了近三百年。十二世紀起，隨著女真和蒙古的先後南下，金、蒙古(元)與由宋之間再度形成南北對峙之局。

　　南北對峙之際，雙方的角逐本是在一個更廣闊的舞臺上展開，若單考察在中原這片地域內的爭奪，則不能不先考察這片地域的南北兩邊的地理形勢。隨著雙方力量的強弱變化，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在淮河與黃河之間有所擺動。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別山、桐柏山屏護長江上游，東部江淮之間，水道縱橫，屏護長江下游；在黃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環繞著的山西高原，東部是河北平原。

　　在前面章節已經說到，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北方之人，長於騎兵野戰，性習溫涼，不耐暑熱，利在秋冬時節；而南方之人，長於水戰與守城戰，利在春夏雨季。中原地區的地形和氣候特點使得南北雙方各享一半的利弊。南方之人多趁雨季而北進，但若是越過了黃河而向北繼續深入，便會面臨很大的不利；北方之人多趁秋冬時節而南進，但若是越過了淮河而向南繼續深入，也會面臨很大的困難。因此，在南北對峙比較穩定的時期，無論哪方主動用兵，其結果都只不過是在淮河與黃河之間來回拉鋸。

　　在漫長的南北對峙史上，南北交兵非常頻繁。其中，以劉宋元嘉北伐和南宋端平年間收復三京之戰最能反映出南北雙方在中原的攻守形勢。(詳見東南部分)

　　實際上，以攻而言，南北雙方還可說是平分秋色。南方攻河南，可以趁雨季利用泗水、汴水等淮河支流作為交通線，迅速北上。到彥之、王玄謨、陳慶之等人在最初的攻勢作戰中都是迅速地打到了黃河南岸；北方攻河南，則可利用冬季河冰堅合或河水潦縮的時機，發鐵騎迅速南下。

　　但說到防守，則南方比北方被動。北方之人由於自己的特性，不宜於久處南方，北方的統治者也多能認清自己在南方作戰的時間上的利弊，而能於不利的季節主動北撤，等到有利於發揮自己騎兵優勢的時節，再大舉南下；再說，北方鐵騎本來就宜於遠端奔襲，能給北方勢力造成困難的只是時間季節，而不是空間距離。所以，北方極少在河南作硬性的防守，守河南從未成為北方的負擔。對於南方則不然，守城戰雖是南方之所長，但南方守河南勢必沿千里黃河全線置守，兵力難免單薄，與南方策源地之間的交通線也是迂迴而漫長。因此，對於南方來說，攻河南不難，而守河南難。對於北方來說，只要撇開守河南的包袱，便能只享其利而不受其弊。

　　從地理形勢上來看，中原地區南北兩邊的地理形勢也是北方比南方有利。自河南圖黃河以北，比較困難。黃河以北，戰略樞紐在山西。山西地勢高峻，仰攻不易。倒是黃河以北足以制黃河以南。北魏開始立都平城(今大同)，據山西之險，俯瞰三面，威制北方，所以面對劉宋在河南的軍事行動崔浩能有「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的自信。北魏遷都洛陽之後，形勢發生逆轉，反為山西所制。爾朱榮和高歡先後據山西控制北魏朝政。至於五代時期，後唐代後梁、後晉代後唐、後漢代後晉，都足以山西制河南。即使是像金這樣本身是起自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在遷都河南之後，也是被蒙古這樣後起的北方遊牧民族所制。

　　自河南圖南方則比較容易。取山東足以制泗水上游，攻南陽足以制漢水上游，爭汝南足以制淮河上流。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對峙的終結即是循著這條邏輯。在南朝劉宋時期，北魏即已奪佔山東；南齊時期，則一再爭南方南陽、義陽(今信陽)等淮漢上游之地；到樑末，南方東失淮南之地，西失襄漢上游，南方遂再無問鼎中原的機會，而只能恃長江作被動的防守。

　　不過，南方在中原地區也並非完全沒有機會。在中原地區，南北形勢雖是南不如北，但東西形勢卻是西足以制東。河南地形的特點是東部為平原，西部為山地。東部平原地帶利於北方騎兵而不利於南方步兵，但在西部山地地帶卻是有利於南方步兵而不利於北方騎兵。西部山地地區又可分為南北兩部，都具有樞紐性地位，北部三川河谷在北方具有樞紐性地位，南部南陽盆地則在南方具有樞紐性地位。

　　這樣，由南陽盆地北出遂成為南方進圖中原的一個機會。位於南陽盆地南端的襄陽本是南方恃以屏護江漢上游的一大重鎮。自襄陽北上，循淅川等漢水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進入伊洛河谷，而後，或東取洛陽，或西攻關中，都可揚長避短而有所作為。東晉南朝時期的幾次比較成功的北伐都是利用這一地理形勢。桓溫北伐，由襄陽北上，出伊川，敗姚襄，執周成，收復洛陽；劉裕北伐後秦，攻洛陽之戰，也曾派兵從襄陽經南陽盆地北上，攻洛陽的南翼；劉宋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東路軍潰敗，西路軍卻取得很大進展，柳元景、薛安都等將連克弘農、陝城、潼關，並取得關中豪傑和百姓的響應與支援。

　　在南北之爭中，南方爭河南若只是想以黃河作為南北之間的分界線，則終難改其劣勢地位。南方可以取河南作為進一步經營天下的憑資。明初朱元璋北伐可以作為南方經營河南的一個成功的例子。(詳見東南部分)畢竟中原四戰之地，不利於防守，卻利於作為進取的憑資。

　　【註釋】

　　[1]　《史記》卷四十 楚世家

　　[2]　《史記》卷九十七 酈食其傳

　　[3]　《漢書》卷四十八 賈誼傳

　　[4]　《漢書》卷十 成帝紀

　　[5]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6]　《史記》卷九十一 鯨佈列傳

　　[7]　《史記》卷一百零六 吳王濞列傳

　　[8]　《漢書》卷四十五 伍被列傳

　　[9]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10]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11]　《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晉紀十六

第五章　統一與分裂

第一節　統一與分裂：政治與地理

治則合，亂則分。歷史治亂更替，天下大勢也隨之分合變遷。

　　歷史治亂分合的演變有其自身的邏輯，地理環境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統—首先必須以社會政治方面的凝聚力、向心力為基礎，其次才是地理上的經營措置；分裂也首先是社會政治方面出現離心力，然後地理上的離心力才顯現出來。

　　若單從地理因素來看，中國的地理環境的特點是整體的統一性和區域性的獨立性並存，既存在有利於統一的因素，也存在著離心的因素。[1]

　　中國現有版圖所包括的這片地域基本上是中國歷史展開的舞臺。由於地形地勢的緣故，這片地域的東、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險峻的山脈，北面是大漠。地理環境相對封閉，相對獨立，自成一統。秦和西漢相繼建立起了大一統的帝國，併為確保帝國的安全而進行了積極的拓邊，帝國的疆域基本上達於這片地域的天然極限。統一的觀念隨著統一帝國的建立而逐漸深入人心，併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天下紛亂之際，逐鹿的群雄也大多懷著重新統一天下的抱負。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演變中，統一的大局基本上得以維繫，這種跟中國地理環境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廣泛深入人心的統一的觀念乃是一個最基本的因素。

　　另一方面，中國的版圖如此遼闊，境內的山河分佈縱橫交錯，又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各地域之間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會風俗等諸方面的差異很大，要實現真正的統一，必須對上述各方面進行一種深度的整合，否則，上述諸方面的差異在一定的條件下便可能表現為潛在的離心力，在特定的情況下就有可能被誘發出來。

　　在中國版圖內的各區域之間，既存在促進彼此聯絡的有利條件，也有將彼此相對隔絕的天然屏障。如長江和黃河這樣的大江大河，在東、西部之間就是一種聯絡的重要紐帶，在南、北方之間卻是一種天然的限隔。像太行山、秦嶺、大別山等大的山脈，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的確就是一種天然的限隔；但這些山脈的斷層地帶或河流穿切而形成的河谷低地卻又提供了可供穿行的交通孔道。

　　至於地理因素究竟是發揮出促進聯絡的積極作用，還是發揮出離心的消極作用，則視當時社會、政治的整合程度和中央政權經營措置上的得當與否而定。

　　當一個王朝強盛的時候，它的統治者往往能夠以一種王者包容天下的寬廣胸懷，推行比較積極的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和文化政策，而且，所推行的政策也往往能收到比較積極的效果，從而將中國地理中有利於統一的積極因素發揮出來，將潛在的離心力降至最低，使其並不發揮實際的消極作用，統一的局面因此得以維繫。

　　而王朝衰弱，往往積弊太深。它往往會在潛移默化中積累下許多的矛盾和問題。在積弊中醞釀著廣泛的矛盾，在積弊中滋長著各方面的離心力。隨著社會上廣泛的矛盾和離心力的滋長，地理上的離心力也開始顯現出來。這種離心力增長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破壞統一，形成分裂的局面。

　　在治與亂的更迭、統一與分裂的交替過程中，地理因素是在社會、政治等其它更為根本性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之下才發揮出來的。

　　【註釋】

　　[1]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一卷 導論 第二章《歷史發展的地理條件》

第二節　統一與分裂：問題的轉換

治亂更替，統一和分裂也隨著交替變遷。王朝衰弱，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通常普遍而且廣泛；當其積弊難返之時，矛盾和問題往往就集中在某幾個主要的尖銳的問題上。這時候，稍有契機，矛盾便迅速地激化，而形成燎原之勢。這種契機在歷史上通常表現為週期性出現的嚴重的自然災害、窮兵黷武不能自拔的對外戰爭、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等等。一旦出現這種局面，統治秩序便隨之迅速崩潰，統一的局面也迅速解體，而出現群雄逐鹿的局面。

　　在舊的統治秩序和統一局面解體之後，歷史常常藉分裂和動盪而醞釀新的統治秩序和新的統一局面。中國歷史上經歷了三次比較長時期的分裂。三次長時期的分裂是春秋戰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及宋夏遼金先後並存的時期。在這三次長時期的分裂之後，分別完成了三次大一統的局面。這三次大一統分別為秦漢、隋唐、元明清。在每次大一統期間，又都經歷過短暫的震盪。從秦到西漢、從西漢到東漢、從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換代的過程都經歷過短暫的震盪。每一次大分裂之後的統一都比以前的統—更深刻、更廣泛，社會的整合程度也更高。

　　舊的統治秩序解體通常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社會矛盾激化，社會離心力滋長，統一的中央集權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獨立性突出出來，地理上的離心力也開始顯現山來，從而使天下呈現出分裂的局面。

　　要重建新的統治秩序，重建新的統一局面，就必須先整合各種社會矛盾，消弭各種政治上的離心力，才有可能消除地理上的離心力，結束分裂，重建統一。只要社會上廣泛的矛盾和問題依然存在，政治上的離心力並未消除，地理上的離心力就會繼續存在，統一局面的重建便很困難。

　　歷史上，那些率先起來反對舊的王朝統治秩序的人往往不能夠重建新的統治秩序，重新統一天下。

　　秦統治暴虐，率先起來反秦的是陳勝、吳廣起義。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天下遂有風起雲湧的響應，四方豪傑起而亡秦。秦亡之後，更廣泛範圍內的爭奪才剛剛開始。王莽統治暴虐，天下怨之久矣，率先起來反王莽的是綠林、赤眉起義，四方豪傑繼之而起。王莽滅亡，更廣泛範圍內的爭奪又才剛剛開始。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向漢王朝的腐朽統治發起挑戰，黃巾起義未能覆滅東漢王朝。黃巾剛平，諸侯割據、軍閥混戰的局面才剛剛開始。西晉以「八王之亂」而衰，率先起來反晉的是匈奴劉淵，劉淵所建立的劉漢政權消滅了西晉。西晉滅亡，五胡十六國的序幕才剛剛拉開。隋末統治暴虐，率先起來反隋的是王薄等農民起義和楊玄感起兵，各地豪傑也紛紛起而反隋。隋朝滅亡，群雄逐鹿的局面才剛剛開始。唐後期社會矛盾積累深重，黃巢起義向唐的統治發起挑戰，這次起義未能滅掉唐朝，還加劇了「安史之亂」後形成的藩鎮割據——唐不亡於起義，而亡於尾大不掉的藩鎮。元統治暴虐，率先起來反元的是韓山童、劉福通領導的紅巾大起義。紅巾大起義確曾沉重地打擊了元朝的腐朽統治，但滅掉元朝並統一天下的卻是從起義軍中蛻變出來的朱元璋。明末，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起來反抗明的腐朽統治，明朝亡於李自成起義——但統一天下的不是李自成，而是自關外進來的滿清。

　　治亂交替之際之所以呈現出上述現象，是因為舊的統治秩序的解體通常是矛盾激化的產物，而新的統治秩序和新的統一局面的重建則必須以整合各種矛盾、消弭各種離心力為前提。整合各種矛盾、消弭各種離心力卻通常要經歷一個複雜的過程。

　　從舊的統治秩序、舊的統一局面解體，到新的統治秩序、新的統一局面建立這一段時間內，天下的紛亂和爭鬥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矛盾趨向於激化，後一階段矛盾趨向於消弭。這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問題的重心是絕然不同的。

　　舊王朝最終滅亡之前，它往往是各種矛盾匯聚的焦點，這時，它還可以作為一個臨時的維繫各種離心力的工具，也就是說，此時的離心力主要是針對舊的王朝統治秩序而呈現的，這時候，鬥爭雖然尖銳，但形式和範圍倒還簡單，矛頭所指也比較集中。首先起事者為了推翻舊王朝的統治秩序，必須憑藉、利用普遍存在的矛盾，甚至採取一定的策略推動矛盾的普遍激化，來擴大其影響，獲得廣泛的支援。

　　一旦舊的王朝最終滅亡，矛盾失去一個可以彙集的焦點，依舊存在的矛盾遂離散為比較廣泛範圍內的矛盾，離心力也顯現為一種普遍的離心力。這樣，在舊的王朝滅亡之後，形勢的變化提出了新的問題。問題的核心已變為：在舊的統治秩序完全破壞之後，再憑什麼資源來重新整合天下，整合各種社會矛盾，消弭各種離心力，以便重建新的統治秩序和新的統一局面？這才是第二階段問題的癥結。

　　廣泛的矛盾是首先起事反對舊秩序者們的憑資，卻不是重建新秩序和新統一局面的憑資。在第一階段的鬥爭中，為了達到推翻舊的統治秩序的目的，可以也應該推動矛盾的普遍激化。但是到了第二階段，這種做法就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了，因為這與第二階段重新整合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在第二階段，需要的是消弭矛盾進而整合各種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天下紛亂之際，形勢錯綜複雜。在紛亂的旋渦中，有多少人能夠認清形勢的變化、適應新的形勢、調整自己的政策、改變運動的方向？有時，即使個人有這種清醒的認識，但要糾正實際上是由歷史所醞釀出的力量在推動著的整個運動的方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西晉末年，匈奴人劉淵起兵反晉時，民族矛盾非常尖銳。劉淵本欲效法漢高祖，滅司馬氏政權後一統天下，所以他很注意處理胡漢關係。他建立政權都是打著漢家的旗號。劉淵遣大將劉景率軍攻洛陽，劉景驅殺漢族百姓三萬餘人沉於黃河，劉淵聞訊大怒，曰：「景何面目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1]顯示出他的確有一種包容天下的胸懷，很想化解胡、漢矛盾，而不是激化胡漢矛盾。然而，數百年積累下的矛盾，又豈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在他的末年，他也不得不妥協於現實，設立單于臺，實行胡漢分治。讓歷史積澱下的矛盾在歷史中去化解。

　　歷史的運動錯綜複雜，它要求運動的參與者要有多方面的素質。最關鍵的是要有一種救民於水火之中的濟世情懷，以天下的黎民百姓、蒼生疾苦為念，在舊的秩序被破壞之後，以重新澄清天下、安定天下、重建統一為己任，而不是為一己之私念，稱王稱霸，貪慾恣肆，嗜於殺戮。

　　可通常的情況卻是，舊的社會秩序一經解體，社會中潛藏的各種能量都被釋放出來，參加運動的人素質參差不齊。有多少人能夠抱有救民於水火之中的濟世情懷呢？如憑藉綠林起義而崛起的更始諸將，在他們建立政權之後，天下尚未平定、百姓瘡痍未復，便耽於個人享樂，貪慾恣肆，全不以蒼生疾苦為念。如果連這點基本的情懷都沒有，那就更談不上會有兼濟天下、統一天下的雄才大略了。

　　推翻舊的統治秩序，需要憑藉一定的政治資源，採取一定的政治策略，推動矛盾的普遍激化；重建新的統治秩序，同樣需要憑藉一定的政治資源，採取一定的政治策略，緩和、消弭矛盾，消除各種離心力，重新整合天下。做到這兩者都需要雄才大略。

　　不同的歷史時期，具體的社會問題不同，可以憑藉的政治資源可能不同。我們以秦漢之際的分合變化為例，來看從舊的統一局面的解體到新的統一局面重建這段時間內社會問題重心的變化。

　　當歷史經歷了春秋戰國數百年的紛爭之後，統一確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但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這種趨勢也可能走一些曲折。

　　秦建立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但這個統一的帝國卻是跟它的暴虐統治、橫徵暴斂、嚴刑峻法等聯絡在一起的。儘管秦始皇採取了許多鞏固統一的措施，但天下之人慾反秦、裂秦者仍不在少數。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隕石墜於東方，有人就在那隕石上刻字：「始皇死而地分。」[2]足見反秦、亡秦、裂秦的闇火已在地下燃燒。這些人中既有像張良、項梁那樣的前六國貴族殘餘勢力，也有像陳勝、吳廣那樣對秦暴虐統治不滿的下層民眾。

　　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而起，天下能有風起雲湧的響應，即是當時廣泛矛盾的顯現。陳勝、吳廣遂利用了這種潛在的力量，迅速擴大其影響。

　　陳勝佔據了陳之後，打算自己稱王。張耳、陳餘曾勸其不要急於稱王，而應利用六國後裔渴望報仇、復國的願望，派人復立六國之後，以便增強反秦陣營的力量。張耳、陳餘對陳勝說：「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勿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如此，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3]陳勝不聽，依舊率先稱王。但他並未能夠阻止別人自立為王的趨勢。他遣武臣略地河北，武臣羽翼已豐後，便脫離陳勝自稱趙王；武臣再遣韓廣略地，韓廣羽翼豐滿後，又脫離武臣自立為燕王。

　　陳勝敗亡後，在江東起兵的項梁脫穎而出。范增懷著同樣的認識建議項梁說：「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4]項梁遂為楚國擁立懷王，又採張良之議扶立韓王，後又立魏豹為魏王。這樣，項梁所擁立的楚國成了反秦的中堅，在陳勝敗亡之後，掀起了反秦鬥爭的又一個高潮。

　　對秦的仇恨乃是東方諸侯反秦的一大動力，張耳、陳餘、范增等人建議的策略都是旨在推動當時矛盾的普遍激化，擴大反秦陣營，從而達到迅速滅亡秦朝的目的。

　　秦亡之後，東方人與秦人之間的矛盾、東方人對秦人的仇怨卻並未馬上消失。這種仇怨影響了秦亡之後的天下形勢。項羽在新安坑殺秦降卒二十萬在很大程度上即是這種仇怨的產物。那些在秦強盛時受盡秦人欺凌的東方人現在終於可以反過來報復秦人了。項羽入關後，誅秦王子嬰、火燒阿房宮，拍手稱快的絕非項羽一人。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王朝連同它暴虐的統治一起被埋葬了。反秦之時，天下之人亡秦、裂秦的呼聲構成反秦的主要動力，主導人心者實際上是一種分裂的趨勢。可是，當秦亡之後，要重新統一天下，又憑什麼來整合天下？這是秦亡之後產生的新的問題的癥結。

　　秦亡之後的天下局面以項羽主持下的分封諸侯而收場。項羽憑在反秦戰爭中的功績而被尊為諸侯霸主。項羽行分封制在後來受到不少指責，被認為是開歷史的倒車；他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也受到後世的不少批評。

　　實際上，項羽行分封制在當時恐怕是不得不行之的一條辦法。他分封的原則，有維護自己霸主地位的意圖，如徙劉邦王漢中、將戰國時的東西二強齊國和秦國都分割為三部分等等；另外，還力圖以在反秦戰爭中的功勞大小為原則。儘管如此，他在當時就遭到韓信、田榮、陳餘等人的不滿。韓信說項羽「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5]田榮、陳餘等人更是以未獲封王而首先舉兵反項羽。這些人反項羽的直接原因是自己未獲分封。

　　至於項羽不都關中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項羽所率領的軍隊是反秦戰爭中的主力。戰爭往往會使仇恨加劇，使矛盾更加尖銳。項羽在新安坑殺秦卒更是加劇而不是消弭了秦人與東方人之間的矛盾。所以，即令項羽立都關中，關中也不會是他的天府之國，而只會是他的肘腋之患。

　　以這層認識為背景，我們才好理解劉邦入關後與秦人約法三章的積極意義。劉邦入關後，即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6]這三條約法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恢復戰亂之後的社會秩序，保境安民，更重要的是防止東方人與秦人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因為，以當時形勢，最有可能出現的恰好是那些懷著復仇心理入關後的東方人趁機燒殺擄掠，報復秦人。劉邦此舉深得秦人之心，為他以後還定三秦打下了基礎。

　　在暴秦已經滅亡之後，當項羽還在加劇秦人與東方人之間的矛盾時，劉邦卻已在注意化解秦人與東方人之間的矛盾了。

　　劉邦在後來統一天下的過程中，還有幾處大手筆，都可謂切中當時問題的癥結。首先是他還定三秦的時機。劉邦被徙封漢中時，蕭何建議他接受這一現實，然後，「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7]以當時形勢，劉邦勢單力薄，兵逃將亡，一般人都會覺得首先應該蓄精養銳，整軍經武，積累力量，然後再出爭天下。但是劉邦拜韓信為大將後，並沒有像蕭何當初所建議的那樣，而是迅速出兵還定三秦。僅憑這一點，劉邦就收到了至少兩個方面的好處。

　　首先是時機上的好處。所謂人心動則難靜，靜則難動。設使項羽咸陽罷兵之後，天下能有數年之安，則數年之後，諸侯各安其地，百姓各安其業，諸侯林立的分裂局面將成定局。再過幾年，冒頓統一下的匈奴南下，有資格率中原諸侯反擊冒頓的惟有項羽。那時，不管項羽個人是否有意，都會產生進一步整合中原社會的需要；何況「攘夷」歷來就是中原霸業的一面有力旗幟。項羽若只做諸侯霸主，憑他在反秦戰爭中的功績就夠了，若要進一步整合天下，則須憑藉新的政治資本，而領導中原諸侯反擊匈奴正好提供了這種政治資本，藉以進一步整合天下。若是如此，則天下之勢必將重歸項羽，那時劉邦再出爭天下，形勢就很不利了；即令能爭，以當時嶽峙之群雄十數輩，逐一掃平，事亦難矣。其次起到了以患了打回東方去的動力。這就是韓信所說的「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8]

　　劉邦的大手筆之二是在洛陽為義帝發喪。劉邦東出到洛陽後，有三老董公建議劉邦說：「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師出無名，事故無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劉邦為義帝發喪，併發使遍告諸侯說：「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9]

　　義帝即項梁擁立的懷王，本是復立的楚國之後，在秦亡後被尊為義帝，已可算是當時名義上的、比較鬆散意義上的天下諸侯的「共主」。項羽本可以挾此「共主」作為招牌以號令天下，但他連這塊招牌也扔掉了。劉邦撿起了這塊招牌。儘管義帝已死，他已不能利用一個活著的「共主」來’號令天下，卻借這個死掉的「共主」而為天下人樹起了一個「共敵」。為義帝發喪旨在為自己「正名」，同時樹項羽為天下人之「共敵」，「明其為賊」，再借此「共敵」以摶聚人心，重新整合天下。

　　若非如此，劉邦憑什麼名義東出？他還定三秦，項羽及其他諸侯還可接受張良的解釋，相信他只是想取得本該屬於他的東西；也要出關，「東向以爭天下」，那麼不光是項羽會視他為敵，其他諸侯王也會視他為一大威脅，那樣的話，形勢就會複雜得多，他統一天下的阻力也會大得多。而為義帝發喪這一策略則把自己統一天下的行動變成了一個其他諸侯王可以接受的、為天下人除殘去暴的義舉。

　　就這樣，在短短的時間內，項羽就由天下諸侯尊奉的霸主變成了天下人的「共敵」，劉邦卻因此而聯合起諸侯聯軍共五十六萬人，把原本複雜的形勢、矛盾和問題都變得簡單化了。

　　後來，楚漢雙方在成皋一帶相持。劉邦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食其建議劉邦派人復立六國之後，為楚國增加敵人。張良聽說這事後，大叫「陛下事去矣!」，連論此議之八不可。乍看之下，酈食其的建議很像當初張耳、陳餘對陳勝的建議。實際上，二者所面臨的形勢和最終的目的都是完全不同的。

　　陳勝起兵，志在滅秦。陳勝初起時，秦國還很強大，派人復立六國之後，可以利用前六國對秦的仇恨和復國的願望，迅速擴大反秦的隊伍，從而達到滅秦的目的；而此時，劉邦已經聯合了大部分的諸侯，造成了重新整合天下的有利形勢，此時復立六國之後只會造成潛在的分裂勢力，這跟重新統一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

　　劉邦還把「統一戰線」工作做到了項羽陣營的內部，先是策反英布，後又反間鍾離昧、亞父，項羽更加孤立。

　　後來，酈食其又建議：「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10]

　　這卻是一個建立在地理大勢基礎上的恰當的戰略策劃。在基本上以善和惡為標準把自己跟項羽在天下人面前區分開來之後，再造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確實可以起到使「天下知所歸」的效果。後來劉邦又布項羽十大罪，更強化了項羽作為天下「共敵」的形象。通過樹項羽這一「共敵」而使天下之視線聚於一，滅一項羽而天下頓成席捲之勢。

　　秦與西漢交替之際的紛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反秦戰爭是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滅秦是主要目的，矛盾趨向於激化，所以，張耳、陳餘對陳勝的建議、范增對項梁的建議是符合當時形勢需要的，都是旨在推動矛盾的激化，擴大反秦的隊伍，從而達到滅秦的目的。楚漢戰爭是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重新統一天下是目的，為這一目的，應該緩和、消弭各種矛盾，消除各種離心力，所以，酈食其復立六國之後的建議與當時形勢的需要是背道而馳的，而為義帝發喪、布項羽十大罪等策略則把本應非常複雜、分散的矛盾加以簡化，使問題變得簡單，從而加快了重新整合天下、統一天下的程序。

　　【註釋】

　　[1]　《資治通鑑》卷八十七 晉紀九

　　[2]　《資治通鑑》卷七 秦紀二 秦始皇三十六年

　　[3]　《資治通鑑》卷七 秦紀二 二世元年

　　[4]　《資治通鑑》卷八 秦紀三 二世二年

　　[5]　《資治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帝元年

　　[6]　《資治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帝元年

　　[7]　《資治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帝元年

　　[8]　《資治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帝元年

　　[9]　《資治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帝二年

　　[10]　《資治通鑑》卷十 漢紀二 高帝三年

第三節　分裂的型別

王夫之曾論及王朝衰亡的兩種形式：一種是土崩，一種是瓦解。他說：「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勢以異。瓦解者，無以施其補葺，而坐視其盡；土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蜂起，不數年而社稷夷、宗枝斬，亡不以漸，蓋瓦解也。棟本不固，榱本不安，東西南北分裂以墜，俄頃分潰而更無餘瓦，天下視其亡而無有為之救者；蓋當其瓦合之時，已無有相浹而相維之勢矣。隋、元亦猶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於秦；漢之屢危，而後受篡於魏；唐之京師三陷，天子四出，而後見奪於樑；宋之一汴、二杭、三閩、四廣，而後終沉於海。此則土崩也。或支庶猶起於遐方，或孤臣猶守其邱隴，城陷而野有可避之寧宇，社移而下有逃祿之遺忠；蓋所以立固結之基者雖極深厚，而齧蝕亦歷日月而深，無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數百年而繼以瓦解，瓦解已盡而天下始寧。」[1]

　　王夫之描述了兩種王朝衰亡形式所表現出的特徵。大體說來，瓦解意味著全面的混亂和無序，持續的時間通常比較短，重建新的統治秩序通常也比較快；土崩則意味著在整體的秩序崩潰之後尚有區域性的秩序儲存，其衰亡往往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新的統治秩序和新的統一局面的重建也往往要經歷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秦、新、隋和元的滅亡便屬於瓦解，東漢、西晉、唐和宋的衰亡則屬於土崩。

　　至於為什麼會出現這兩種不同的形式，原因當然是複雜的。下面，我試著從社會權力結構的角度提供一種解釋。

　　一般說來，那種專制程度比較高的朝代在統治秩序解體之後，容易出現瓦解的局面。這種朝代高度專制的統治往往製造了一個權力結構單一的社會，在最高統治層與最下層民眾之間，缺少與皇權分享權力的中間勢力。其暴虐的統治遂在最高統治層與最下層民眾之間造成了最直接的矛盾。徐樂在上漢武帝書中說：「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2]說的實際上就是這種最高層與最下層之間最直接的矛盾。因為缺少與皇權分享利益的社會階層，也就缺少可以緩衝和分散矛盾的中間力量，一旦它的統治因某種原因而削弱，稍有導火線，即可導致矛盾的普遍爆發，結果其皇權遭到的是普遍的反對。所以，它在整體的秩序解體之後，連區域性的秩序也沒法維持，因而出現王夫之稱之為瓦解的那種普遍的動盪和混亂。

　　秦、新、隋和元在這方面比較典型。這些朝代大多統治暴虐，高度專制，橫徵暴斂，輕用民力。這樣的王朝在皇權削弱後，逐鹿的群雄往往大大小小數以十計。但在經歷了時間並不長的一段動盪和混亂後，大多灰飛煙滅，天下重歸一統。

　　而那種專制程度不高、或是其專制因某種原因受到削弱的王朝，在其統治秩序解體之後，容易出現土崩的局面。這種朝代的統治秩序中存在與皇權分享權力的中間勢力，這種中間勢力既是削弱皇權的力量，也是維繫皇權的力量。在皇權受到挑戰時，這種中間勢力可以起到緩衝和分散矛盾的作用。這樣的朝代，即令整體的秩序解體了，但那些中間勢力尚可維持或建立區域性的秩序。這種勢力作為政治上的離心力，若與地理上的離心力結合起來，往往導致分裂割據的局面。

　　東漢、西晉和唐的衰亡就屬於這種情況。東漢的皇權本已受到宦官和外戚的削弱，在經歷黃巾大起義的衝擊之後，權移州牧、刺史。後來割據四方的軍閥大多便是這些州牧、刺史。東漢末年的軍閥割據最終演變成了魏、蜀、吳三足鼎立的局面。

　　西晉懲曹魏之亡而重用宗室，重行分封制。「八王之亂」中，導致西晉衰亂的是這些宗室藩王，「永嘉之亂」中，負責維持地方秩序的也是這些藩王，重建司馬氏社稷、保有江南半壁江山的司馬睿也是藩王出身。在西晉的統一「土崩」之後，出現的是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長期對峙的局面。

　　唐經「安史之亂」後，權移藩鎮，漸漸演成藩鎮割據的局面。導致唐室衰弱的是這些藩鎮，最終取唐而代之的是藩鎮；但在唐最終滅亡之前，負責維持地方秩序、使唐的統治在「安史之亂」後衰而不亡又得以維繫了百餘年的也是這些藩鎮。唐亡之後，五代十國的建立者們實際上也是這種勢力的演變。

　　作為王朝衰亡的兩種形式，瓦解是全面的混亂和無序，無跡可尋；而土崩尚存區域性的秩序，有跡可尋。

　　政治上的離心力與地理上的離心力通常是相互聯絡、相互影響的。政治上的離心力與地理上的離心力結合在一起，遂使土崩型的局面易於趨向分裂的局面。從地理的角度考察，分裂的局面又表現出以下幾種型別：有南北對峙或東西對抗(二分型)、有三足鼎立(三分型)、有四分五裂(四分型乃至更廣泛的分裂)。

一　南北對峙

　　歷史上的南北對峙與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有密切的關係。淮河至秦嶺一線為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線。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為南、北方的主要區域。南、北方內部各區域之間的聯絡比較緊密；南北之間跨度很大，南北氣候、環境、生產方式、社會文化乃至生活習性等方面的差異也較大。這是南北對峙的地理基礎。

　　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中國歷史上的南北對峙，除了孫吳與曹魏(西晉)之間一度出現的短暫對峙為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外，其它的南北對峙均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西晉衰亡後的十六國北朝與東晉南朝之間的對峙和北宋衰亡後的金、蒙古(元)與南宋之間的對峙時，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

　　北方少數民族以遊牧騎射為業，男子都是天生的戰士，長於騎兵野戰，這使他們在軍事上佔有一定的優勢。這些少數民族在進入中原之後，多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中原先進的文化，從而提高其社會組織上的效能；但他們久居北方，性習溫涼，而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宜於秋冬時節。

　　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其治軍以秩序和紀律見長，經過嚴格訓練；其作戰講究部伍陣法，長於水戰和守城戰，多能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故其對北方的作戰宜於春夏時節。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南北之間、黃淮一帶地形和氣候上的特點，又使得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利上各自利弊半參。這一帶既有曠闊的平原，又有縱橫分佈的江河水道，寒暑季節變化明顯。利於南方者不利於北方，利於北方者不利於南方。雙方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這種天時和地利上的特點，也使得南北雙方在黃淮一帶易於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南北軍事對抗一般以黃淮平原為主戰場，而以淮河至秦嶺一線為對抗線，這條對抗線隨著雙方力量的消長變化而在長江和黃河之間有一定幅度的擺動。

　　淮河以南，有較長的雨季，江河水道縱橫，形成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衝北方鐵騎的衝擊力。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另外，南方雨季溼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也削弱了北方鐵騎的衝力。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面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但是在淮河以北，情況就不一樣了。淮河以北的河流，雨季相對較短，氣候乾燥，河流水流量有限，冬季又有封凍現象，容易渡涉，不足以阻擋北方的鐵騎。南方勢力若是越過淮河向北深入，則會面臨補給線過長的困難。這樣，作為中國地理上南北分界線的淮河不期而然間也成了南北對抗的一個分界線。

　　北方遊牧民族每每趁中原政權的衰弱，憑藉軍事上的優勢，透入中原，控制北方地區；而南方漢人政權在失去對北方的控制之後，多能憑藉中原先進的社會文化整合南方社會，併發揮南方漢人社會的特長，保有江南半壁江山，從而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

二　東西之爭

　　二分型的大型對抗除了南北對峙外，還有東西之爭。東西之爭在戰國、秦漢時期比較典型。秦的兼併及統一戰爭、楚漢戰爭、西漢時東方諸侯對西漢中央政權的挑戰、東漢末關東州郡討董卓之戰，都是一種東西之爭的態勢。不過，東西之爭作為一種二分型的分裂，通常只是一種臨時狀態，既不持久，也不穩定。

　　東西之爭一般在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與第三級階梯之間進行，而以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的東部邊緣地帶為對抗前沿：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經嵩山山脈、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轉向鄂西山脈一線，為東西之間對抗的前沿。這一列南北向的山脈分隔中國的東、西部地區。

　　在這一線山脈上有一些山地隘口，為東、西方之間的交通孔道。在燕山山脈有居庸關，沿太行山一線，自北向南，依次有飛狐口、紫荊關、倒馬關、井陘關、滏口、天井關等關隘，在嵩山山脈周圍又有成皋、太谷、轘轅、廣成、魯陽等關隘，扼守東、西方往來通道；在洛陽附近還有孟津，為黃河重要渡口。因此，上述一線為雙方爭奪的急所，尤以成皋一帶為爭奪的關鍵。成皋處在東西對抗線的中軸線上。

　　從中國地勢的大體形勢上來說，這種對抗卻是西方居地勢之利，而東方則處相對劣勢。西方地勢較高，面對東方，居高臨下，若是能控制成皋一線，即已取得一種非常有利的攻勢態勢；而東方控制成皋一線，至多隻是取得一種比較好的守勢態勢，失成皋一線則全失地利之險，故歷史上的東西之爭以西方勝利者居多而東方勝利者居少。

三　三足鼎立

　　三足鼎立，一般人自然都會想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實際上，這只是三足鼎立的一種型別，但不是最典型的一種型別。

　　魏、蜀、吳三足鼎立是整個北方與四川、東南這三地之間的鼎立。魏、蜀、吳雖曰三足鼎立，但實際上是南方的蜀、吳二國結成聯盟，合力對抗北方的曹魏；若真是這三地構成單純的三足鼎立，那麼，這種鼎立是不均衡的，北方在實力和地利上都佔有明顯的優勢。魏晉南北朝時期，(統一北方時的)後趙、成漢與東晉三者之間的鼎立也是這種型別，也是整個北方與四川、東南三地之間的鼎立。

　　在中國地理格局中，最典型的三足鼎立應是關中、河北與江南這三者之間的鼎立，也是最經常出現的三足鼎立。

　　若以秦嶺至淮河一線劃分南北，那麼，北方在地利和實力上佔有優勢。南方的政權只有在北方分裂的情況下才能長期儲存。北方的分裂和對峙要能穩定並持續長久，則北方的分裂和對峙又必須是勢均力敵的。北方經常出現的分裂和對峙是關中與河北之間的對峙。這種對峙大體上是勢均力敵的。關中地利上較優，而河北實力稍勝。綜合起來看，關中、河北與江南這三者之間基本上構成一種大體的均衡。

　　關中、河北與江南這三者之間的鼎立也是歷史上出現得最多的三足鼎立。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過六次三足鼎立，除去上面說到的那兩次是北方、四川與東南三者之間的鼎立外，其它四次都是關中、河北與江南之間的鼎立。他們是：前秦、前燕與東晉，後秦、後燕與東晉，東、西魏與樑，北周、北齊與陳。

四　四分五裂

　　天下四分是三足鼎立的延伸。在關中、河北與江南三地鼎足而立的基礎上，若是四川出現了單獨的割據政權，便成了天下四分。這也正是中國地理上棋盤型格局中的四角之間的分峙：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

　　如十六國東晉初期，前趙據關中，後趙據河北，東晉據東南，成漢據四川。又如南北朝時期，北朝因爾朱氏之亂而分裂成東、西魏，南朝也因蕭繹、蕭紀內訌而分裂，遂出現西魏據關中、東魏據河北、蕭繹據東南、蕭紀據四川的局面。

　　不過，這種天下四分的局面一般並不穩定，維持時間也不長。十六國時期的四分很快就因後趙兼併前趙、東晉消滅成漢而演變成南北對峙，南北朝時期的四分也因西魏趁利南進兼併蕭紀而演變成三足鼎立。

　　在三足鼎立或天下四分的基礎上，若是周邊外圍地區也建立起了其它割據政權，那就變成了五分乃至更廣泛的分裂。通常隴西地區、河西走廊和遼西地區容易脫離中原而建立起割據政權，如後趙、成漢與東晉三足鼎立時，河西存在前涼政權，遼東的鮮卑慕容部就脫離東晉建立起了前燕政權。

　　戰國時，七雄並列，這也是一種比較廣泛的分裂。戰國七雄從春秋時期眾多的諸侯國中脫穎而出，並立時間也較長久，這是有其地理上的基礎的。戰國七雄中，秦據關中「百二之地」，齊據山東「十二之地」，楚據方城、漢水，並有著遼闊的疆域，燕據河北北部，南阻易水。四雄分峙東、西、南、北四方，背靠邊角，有著穩固的後方，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韓、趙、魏三晉諸侯國處於中央，分隔四雄，他們的強大來自他們之間的團結，合則強，分則弱。等到秦的勢力已經非常強大，東方六國感到其威脅，這才出現合縱。不過，這已經是一種東西對抗的態勢了。

　　【註釋】

　　[1]　《讀通鑑論》卷三 武帝之八

　　[2]　《資治通鑑》卷十八 漢紀十

第四節　統一的軌跡

歷史由治趨亂、由合趨分有其自身的邏輯；同樣，由亂趨治、由分趨合也有其自身的邏輯。若從地理的角度看，地理形勢在新的統一局面的重建過程中也發揮著一定的作用。

　　由亂趨治、由分趨合的過程實際上是由分裂到重建統一的過程，這一過程在地理上依稀呈現出這樣的軌跡：在普遍的動盪和混亂中往往先澄澱出區域性的秩序，再經由這些區域性的秩序而趨向全面秩序的建立和統一局面的形成。

　　中國歷史上的三次長時期的分裂基本上都是土崩型局面的結果。在三次大一統期間，又都經歷過短暫的震盪。從秦到西漢、從西漢到東漢、從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換代的過程都經歷過短暫的震盪。在這短暫的震盪中呈現出的基本上是一種瓦解的局面，即社會秩序的全面解體。

　　分裂與統一交替變遷。分裂的型別不同，統一的型別也隨之而有所不同。

一　土崩型局面的統一軌跡

　　在土崩型的分裂中，比較複雜的分裂局面往往先趨向比較簡單的分裂格局。

　　三足鼎立是土崩型分裂中經常出現的局面。上面說到，關中、河北與江南三者之間的鼎立，是最經常出現的三足鼎立，這種三足鼎立通常是結束四分五裂乃至更廣泛的分裂局面的結果。關中的政權強盛時，往往能控制隴西、河西；河北的勢力則往往控制華北大平原，並常常延伸至遼西；四川則通常並於東南。

　　每一次三足鼎立的局面最終都演變成了南北對峙。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出現過六次三足鼎立的局面，六次三足鼎立最終都歸結於南北對峙。魏、蜀、吳三足鼎立最終以曹魏滅蜀、西晉代曹魏而演變成了西晉與孫吳之間的南北對峙。十六國時期後趙、成漢與東晉的三足鼎立以東晉滅成漢而演變成南北對峙。前秦、前燕與東晉的三足鼎立也以前秦滅前燕統一北方而演變成南北對峙。後秦、後燕與東晉的三足鼎立則因北魏入主中原統一北方、劉宋取代東晉而演變成了北魏與劉宋之間的南北對峙，並一直持續到北魏分裂的前夕。東、西魏與樑，北周、北齊與陳這兩次三足鼎立，在經歷了各自內部的演變之後最終以北周滅北齊統一北方、隋代北周而演變成了隋與陳之間的南北對峙。北宋、夏、遼並存，就其政治、軍事上的關係而言，也算是一種三足鼎立的局面。雖然當時在西南還有大理政權，但由於地理的原因，它與中原之間的聯絡，特別是利害關係遠無上述三國緊密。三國鼎立的時間比較長，最終也因蒙古入主中原統一北方而演變成了蒙古與南宋之間的南北對峙。

　　二分型的對抗乃是新的統一完成前夕最基本的格局，即東西對抗或南北對峙。中國歷史上的三次大一統——秦漢、隋唐和元明清——都是結束長期的分裂而完成的。在每次大一統完成的前夕基本上都是一種二分型對抗的格局。

　　秦以兼併六國而結束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分裂，在秦統一天下的前夕，基本上是一種東西對抗的態勢。在秦漢與隋唐之間，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分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分裂局面以隋與陳的對峙而走到盡頭。在隋唐與元明清之間，經歷了五代十國和宋、夏、遼、金先後並存的局面，這一時期的分裂又以南宋與蒙古(元)的對峙而走到盡頭。

　　在東西對抗和南北對峙這樣的大型對抗中，論地理上的優勢，是東不如西，南不如北。在秦統一的前夕，秦居西方，佔有地勢上的優勢，秦以此而兼併東方六國。每次南北對峙則都是以北方兼併南方而統一天下。西晉與孫吳的對峙以北方的西晉消滅南方的孫吳而歸於統一。南北朝時期的南北對峙以北方的隋消滅南方的陳而歸於統一。蒙古(元)與南宋的對峙以元滅南宋而歸於統一。

　　上述幾次北方兼併南方的統一戰爭在佈勢上又表現出一定的相似性，都是東西齊舉，上、下游並進；但局面的開啟則都是從上游著手的。西晉滅吳，以王濬下益州，杜預等下荊襄；隋滅陳，以楊素下益州，楊俊等下漢水；蒙古則以攻克襄陽而取得上游之勢。這是由南北對峙的基本地理形勢所決定的。南方賴以對抗北方的依託和聯絡內部的交通線主要是長江，長江上下游之勢在戰略上表現出的利弊非常鮮明，北方奪上游之勢即足以控制長江形勢，取得戰略上的主動權。

二　瓦解型局面的統一軌跡

　　至於瓦解型的局面，雖因形勢的複雜而難尋其跡，卻也看得出地理條件在重建統一過程中的重要性。

　　在中國棋盤型地理格局中，幾大戰略要地都有其獨特的山河形勢、經濟條件和社會基礎。一種政治勢力若能植根於這些因素之中，以之為基礎，往往能建立起區域性的秩序，進而形成力量中心。像關中、河北、東南、四川這樣的地區就因其優越的地理形勢而容易首先建立起區域性的秩序，進而形成力量中心。這種力量中心對周圍地區輻射出一定的控制力。隴西、河西地區大都因其割據政權被關中的政權所滅而納入關中的控制範圍，如十六國時期的前涼被前秦所滅，後涼被後秦所滅，南涼亡於西秦，而西秦則被赫連夏所滅，唐初隴西的西秦政權和河西的涼政權也都被唐所滅。河北的政權則往往能控制整個華北平原，有時還延伸至遼西。東南政權則通常能控制長江中下游地區。四川則通常跟漢中連成一體。

　　在天下紛亂之初的混亂局面中，先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往往能建立起區域性的秩序，建立起穩固的根據地，積累力量，為日後進取天下打下基礎。秦亡之後，群雄逐鹿，劉邦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王莽敗亡之後，逐鹿的群雄數以十計，劉秀以河北為基礎統一天下；隋亡之後，逐鹿的群雄也是數以十計，李淵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元亡之後，逐鹿的群雄又是數以十計，朱元璋以東南為基礎統一天下。

　　上述幾代重建統一的程序，雖都以四角之地為基礎，但還有所區別。秦、西漢和隋、唐都是既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作為統治天下的基礎。東漢雖以河北為墓礎統一天下，但統一完成之後政治重心卻不在河北，而在河南；明朝雖以東南為基礎統一天下，但明的政治重心不久即移至河北。他們統一天下的基礎與統治天下的基礎並不是重合的；而秦、西漢和隋、唐朝統一天下和統治天下的基礎是重合的，其基礎都是在關中。因此，在眾多的統一形式中，以關中為基礎完成的統一有其獨特的特點，我將其稱之為關中模式。

　　以關中為基礎進取天下之時，關中四塞之地的地理條件確為進取的憑資。關中的山河形勢使其具備相當的勢能，它猶如一隻巨鷹，舒展兩翼，左翼席捲山西，右翼席捲漢中、巴蜀，兩翼展開，即足以包卷中原，進取天下。

　　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關中模式誠如張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1]

　　在這一格局中，我們可以畫出兩條粗略的長線，一條是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的山地險阻——北起燕山山脈，向南循太行山脈、經嵩山、方城山、接桐柏山、大別山——呈南北向橫亙。這一線即用來「東制諸侯」的軍事防禦線。中國古代的重要關塞，基本上位於這一線上，如太行山一線的居庸、紫荊、倒馬、井陘、滏口、天井諸關塞，嵩山一帶的虎牢、伊闕(今洛陽龍門)、廣成(今臨汝西)、轘轅(今鞏義西南)諸關隘，大別山上的武勝、平靖、黃峴等義陽三關。隋唐時期，「獨以一面東制諸侯」的防禦線已向東有所推進，如隋煬帝掘長塹，已圈至河南東部，這是因為這時的政治重心也已向東有所推進，而不僅僅是關中。另一條線是黃河—渭河一線，呈東西向縱貫。這一條線是東、西部之間的交通運輸線。當政治重心位於關中的時代，對於這條交通線都曾著力加以經營，作為漕運動脈，轉輸東部地區的財賦以供給關中。

　　河北曾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三個全國性政權的政治重心，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大一統局面的統治重心。明雖不起自河北，但其政權建立後不久即遷至河北，元和清兩代都起自塞外，他們入據中原都是從河北開啟局面的。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我將其稱之為河北模式。

　　河北模式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對於像元、清這樣的由塞外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和對於明朝這樣的由中原漢人建立的政權來說，所呈現的格局是不一樣的。

　　在明朝統治天下的格局中，我們也可以畫出兩條粗略的長線，兩條長線在北京附近成交匯之形：一條是作為軍事防禦線的「九邊」長城一線，另一條是作為經濟運輸線的京杭運河一線。兩條長線垂直交匯於河北北部。明代遷都北京，在長城一線特設「九邊」重鎮，「九邊」一線東起遼東，西經山西而聯絡甘、陝，東西橫亙，屏護北方。這一線是農耕經濟的中原與遊牧經濟的塞外之間的接觸帶。塞外遊牧民族往往以越過這一線而擾掠中原，歷代中原政權都曾經營這一線，建為軍事防禦線。大運河作為南北之間經濟資源流通的一條大動脈，北起幽燕，南經山東而聯絡江南，縱貫於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相對於以前西行逆黃河——渭水而上轉輸關中時的艱辛來說，京杭大運河還算是一條比較平易的轉輸線路。明代因襲元代，經營運河，連通南北，從而形成「以東南之糧，養西北之兵」的格局。這種格局能把政治、軍事上的需要與經濟上的供給相對完好地兼顧起來。

　　對於元和清這樣的由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來說，作為全國性的政權，他們同樣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運河這樣的運輸條件。但元、清兩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他們得以入據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後，其軍事上潛在的威脅存在於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兩代對中原漢人始終懷著防範戒備之心。因此，對於他們來說，長城一線的意義就不大了。這樣，運河一線畫到河北北部後，不是垂直折成東西向，而是以其它方式繼續向北延伸，以使河北作為農耕經濟的中原與遊牧經濟的塞外之間的一個銜接地帶，能夠確保中原與塞外之間聯絡的穩固。這種聯絡在他們的統治受到挑戰時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根基在塞外，形勢不利，還可確保退回塞外。元、清兩代在中原的統治最終也的確是被中原漢人所推翻的。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順帝即率蒙古殘餘勢力退出塞北；清帝退位後，清宗室耆善在出關時曾賦詩「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也可說是滿人固有心態的一種流露。

　　【註釋】

　　[1]　《資治通鑑》卷十一 漢紀三

後記

　　入門讀史，便一直膺服司馬遷關於治史宗旨的那段名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以自己的資質，「究天人之際」的事大概做不了，「通古今之變」或可勉力一為。因此，十餘年讀史，我便一直帶著這樣一個基本的想法，認為讀史至少須通兩個方面作為基本功：天下大勢和歷代興亡。歷代興亡更替之際，往往群雄輩出。他們興衰起落，或成或敗，看似風雲變幻，又似有跡可尋。探尋決定政治興亡和軍事成敗的那點「蹤跡」，對我構成一種持久的牽引。這也正是歷史學不衰的魅力所在。

　　我選擇軍事地理作為楔入點，是因為軍事戰略、軍事地理與我所認為的治史基本功的那兩個方面實有相通之處。戰略運籌不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為審時，一為度勢。審時而知歷史發展階段，度勢而知天下大勢。對天下大勢的洞察是制定正確的政治、軍事決策的前提。當然，對古代軍事地理大勢的考察，也是考察歷史興衰大勢的一個方面。因此，在讀史的過程中，對歷代興衰交替之際的攻取大略頗為留意，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興起的種種勢力所採取的戰略及其與他們所處時勢之間的關係，多所揣摩。些許心得，便是本書的一些基本想法。

　　我確信這個課題是非常有價值的。英國地理學家霍爾迪奇曾說過，「由於對地理的無知而付出的代價是絕對難以計算的。」

　　中國的地理環境是中國歷史展開的舞臺。歷史上的一幕幕興衰成敗的大劇都是跟這個舞臺緊密聯絡在一起的。縱現歷代戰爭，雖曰時勢不同，但地理形勢所蘊含著的攻守要點作為最基本的形勢卻是發揮著一以貫之的作用。歷史上，有多少英雄豪傑，因不懂天下大勢，雖稱雄一時，而終歸於失敗。

　　這個課題在當代的更積極的意義應體現在如何鞏固統一方面。洞察中國地理大勢，通過加強國土整治，克服地理上的天然限隔，加強區域間的經濟、文化聯絡，加強整個國家的一體化程序，消弭潛在的離心因素，弭患於未萌，從而達到鞏固統一的目的。

　　本書的探討主要是建立在歷史考察之上的。我相信，歷史學的研究旨趣和方法能為戰略研究提供一種獨特的視角。麥金德的陸權理論和馬漢的海權理論便都是建立在歷史考察的基礎之上的。他們的理論又反過來深深地影響了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況且，中國傳統史學歷來就重視對政治興亡和軍事成敗的總結。

　　歷史學給人最大的收益莫過於歷史感的養成。歷史感就像下圍棋者的棋感，與其說是一種學問，不如說是一種修養。它是基於對歷史這一凝重、雄渾而又巨大的動態過程力求作一種動態的把握而磨礪出的一種眼光。它直觀、深厚而又犀利，能透過紛紜的表象把握歷史大勢，在錯綜複雜的歷史運動中把握轉瞬即逝的時機。而戰略運籌的核心，實無出於此。

　　不過，這裡面還須有一種至深的用世情懷。有用世的情懷，有用世的抱負，視史事若時事，視人之事若己之事，身在寧靜的書房，心繫歷史的風雲；與古人同歷其難，共謀其事，才能與古人斟酌成敗得失，商議治亂興衰。如此反覆揣摩，沉吟把玩，才能達於歷史之智慧，然後才可以談謀略；含此而談謀略，必落下乘。

　　當然，這只是我努力的方向。本書的寫作也只是在把握某種勢的東西方面作一次嘗試。現在，這本書就要出來了，我心中卻不免有些惶恐。我知道，以我現在的學養來談這個話題肯定是不夠格的。我只有拿兩點理由來鼓勵自己，這也是我寫此書的兩個主要的動機：一是就算它招致全面的非議，我也將視為對三年勞動的肯定。因為寫此書本來就是想引起這方面的專家對這個問題的重視，從而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寫作本書的動因是我覺得這本應是中國古代軍事遺產中非常寶貴的一部分，而當代對這一遺產的整理和總結似嫌不足，在這方面尚未見專門的和系統的論著面世。所以才撇開自身水平的顧慮，將自己未盡成熟的想法公諸同好。二是我相信前賢的一句話：「如果你想把某個問題搞透，最好是為此寫一本書。」三年來，埋首於卷帙浩繁的史籍之中，神遊於廣袤的神州大地，思越千年，神馳萬里，讓沉寂的史籍說話，讓大地的意義凸顯，對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的認識，比當初構想時的確有所深入。寫作過程本身達到了我練歷史學基本功的目的。

　　本書得以完成並出版，首先要感謝我的導師陳琳國先生。跟隨先生讀書數年，情同家人，日受薰陶，獲益良多。那些對談移時、縱論古今的日子，亦良足追憶。其次要感謝北師大史學所的瞿林東先生。先生對歷史學的執著、對後輩不遺餘力的獎掖和緣自深厚的治史功底而表現出的自信對我都是一種巨大的激勵。還要感謝解放軍出版社的陳濟康先生。當初，我以一個在校學生的身份與陳先生談我對本書的一些基本想法，先生當即從學術上充分肯定本書的價值，亦成為寫作本書的直接契機。正因為有了他們的教益和激勵，我才敢以一種「小子何敢讓焉」的勇氣，在上研期間即開始本書的寫作。

饒勝文

2001年7月于軍都山下

版權資訊

書名／佈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

作者／饒勝文

出版／解放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年5月

開本／880×1230毫米　A5

頁碼／316

字數／203,856字　印數： 4001~8000 冊

ISBN／7-5065-4143-2

定價／21.00元

類別／歷史

製作時間／2012-10-10 2:27 PM

更新時間／2012-10-10T16: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