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壹 ｜ 东方革命的召唤

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梅屋庄吉

日本女播音在中国反战

影响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最后命运

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史沫特莱

参加地道战的美国特工杜伦上尉之谜

难于评价的司徒雷登

胡志明与两位中国女子的爱情

毛泽东的第一位美国黑人粉丝

“飞虎队”后人推广飞虎精神

西方“红二代”的中国梦

贰 ｜ 用笔记录中国

莫理循：影响近代中国的英国记者

英国人曼尼克思虚构的李鸿章

我的老同事庄士敦

海伦·斯诺初见“朱毛”

宋庆龄纠正斯诺臆想未果

海伦与斯诺劳燕分飞

赛珍珠：为美国“制造”了中国人

赛珍珠与王莹的传奇交往

罗斯·特里尔：《江青传》写作前后

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交谈

《愚公移山》：“纪录片之父”伊文思的乌托邦

“我想回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最后的日子

西方作家眼中的中共领袖

叁 ｜ 最早的洋面孔

历史上第一位外籍太监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人陋病

《尼布楚条约》背后的大清“内鬼”

慈禧“英伦情人”的真面目

给慈禧画像的洋画师

壹　｜　东方革命的召唤

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梅屋庄吉

孙中山（中）与梅屋庄吉夫妇

交换盟约的日子

1895年3月，一个身材瘦削精干的中国人来到了梅屋照相馆。对这名男子，梅屋庄吉（1868～1934）并不陌生。两天前，他们曾经见过面。

这一次，孙中山是为请梅屋庄吉拍摄照片而来的。梅屋庄吉一边喝着红茶，一边开始和孙中山聊自己的想法。比如，在中国，治外法权被随意滥用，欧美诸国恣意扩张租界，任意扩大能够行使治外法权的地盘。面对这种霸道的行径，中国人为何要束手待毙呢？为什么我们亚洲人需仰视欧美呢？

梅屋庄吉的一席话，说到了孙中山的心坎儿上。梅屋庄吉希望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能够实现，并表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自己力所能及的就是提供资金援助。

梅屋庄吉这样说道：“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当时孙中山29岁、梅屋庄吉27岁。

二人之间这一天相交换的盟约，一生都未曾改变。

作为梅屋庄吉赖以开展各种活动的重要场所，梅屋照相馆是一个奇特的地方。“照相馆只是表面的招牌，总之这里成了革命志士云集、安营扎寨的梁山”。对金钱的淡漠，使梅屋庄吉把照相馆的所得收益毫不吝惜地用在了支援革命上。

来自日本的人力、物力、财力

在梅屋庄吉波澜起伏的一生当中，最期盼的日子可能就是1911年的“这一瞬间”。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成功波及全国各地。此时梅屋庄吉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

武装起义成功 请求资金援助 请求派遣萱野先生 陈其美

梅屋庄吉给萱野长知支付旅费等费用7万日元。梅屋庄吉在其后也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包括给萱野的7万日元，截至1912年，梅屋庄吉给革命军的援助共计45.6万日元，按现在的物价水平换算，高达11亿日元以上。

在战斗的最前线，在清政府军的猛烈反击下，革命军不断撤退，持续艰苦鏖战。

黄兴、宋教仁等从上海来到湖北省，萱野等人，还有北一辉、末永节等也从日本来到武汉。参加战斗的日本人在当地招募“敢死队”，组织夜间偷袭，也有人为此而丧失性命。支援革命的日本志士们不断来到中国，梅屋庄吉在送他们出发之际，都亲手发给他们每人一枚金戒指。那是因为在战乱中，戒指可以换钱活命。梅屋庄吉想尽一切办法支援革命。

被称为大陆浪人的日本志士们以最快的反应来回应革命军的行动。11月上旬头山满、小川平吉、古岛一雄等人组织了志愿团体“有邻会”。 梅屋庄吉向这个有邻会提供资金援助。头山满此行率医生6人和护士10人去上海。这个医疗救护队的一切费用都由梅屋庄吉负担。

梅屋庄吉还通过可靠的朋友，秘密地把军用资金送往革命军。负责完成这项危险的送钱任务的是梅屋庄吉的友人加同志井上秀次郎。和梅屋庄吉相识后，井上立志支援中国革命，卖掉旅馆，奔赴大陆，成为一个热血男儿。在中国，井上秀次郎除了开照相馆，在上海和青岛还经营电影院。井上秀次郎有一天郑重拜托住在日本的妹妹小系：“把电影胶片和照片的感光玻璃板带到上海来，多多益善。”小系按照哥哥的指示，从神户把装满35毫米的胶片盒和感光玻璃板的大箱子带到了上海。这样做不止一次，前后共计三次。

直到很久以后，小系才从井上秀次郎那里得知了真相。“那个大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胶片，而是给孙中山的钱。让你蒙受危险，是我不好。”梅屋庄吉还受上海的陈其美之托，印刷军票。所谓军票，就是军队在战地和占领地发行的代替货币使用的一种票据。在梅屋庄吉的资料里，有中华革命军最早发行的军票实物。仔细观察，正面有青天白日旗和革命军旗相交叉的图案，并写有“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五元”的字样。受陈其美委托，制作250万元军票送往上海。

在梅屋庄吉的资料中，还有来自陈其美的资金募集委任书和感谢信。

流亡——大义支持

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8月3日孙中山一行想经由上海、广州、福州逃往日本。

8月17日晚10点前后，孙中山一行乘坐的船到达了神奈川县的本牧海面。之后，又转乘日本老式木船在黑暗中安全抵达横滨。

在横滨码头，梅屋庄吉派来的两辆私家车早已等候多时。8月18日凌晨，汽车开进了位于现在的美国大使馆所在地——东京赤坂灵南坡的海妻猪勇彦的私宅。之后再改乘梅屋庄吉的汽车，汽车载着孙中山悄悄地驶向位于大久保百人町的梅屋庄吉的宅邸。

多年以后，《东京每夕新闻》（1929年3月3日）上这样登载道：“在老人（指梅屋庄吉）位于大久保的宅邸里，有一座葺有茅草屋顶的房屋，它保护孙中山躲过了官府的监视和刺客的屠刀，孙中山在里面居住了三年。黄兴也曾在这里藏匿过。国民革命的元勋几乎无人没来过这里，这里被当做中国革命的圣地。”

携孙中山像去中国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过于悲痛的梅屋庄吉深知不能就此永远消沉下去，于是为了重新振作起来，梅屋庄吉特意制定了一个计划。由于梅屋庄吉长久以来一直有志于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流传后世，他决定在中国的知名之地竖立孙中山的铜像。

梅屋庄吉之女千世子这样回忆道：“（父亲说）我如今退休赋闲，现在没有一次同时制作七个铜像的钱，所以想得到女儿你的帮助。”铜像高3.6米，重7吨，请有名的筱原雕金店（东京日本桥附近）来制作。铜像的制作费用以现在的货币价值来换算的话，大约高达1.5亿日元，这也许就是梅屋庄吉不得不挪用女儿悉心存下的资产的原因吧。1929年3月，梅屋庄吉作为中国的国宾，带着铜像从横滨港出发来到中国。

从梅屋庄吉和孙中山相识，到庄吉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为止，他把积累下来的大半财富都捐献给了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而他人生的大半时光也是在为亚洲和平而奔走。但是，梅屋庄吉却没有要求任何回报，更没希图借此来沽名钓誉。

关于中国革命，梅屋庄吉留下的话只有短短的一行：“在中国发生革命之际，与他国志士交往中，始终坚信要为一个信念而努力。”

（摘自《梅屋庄吉与孙中山——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小坂文乃著，吴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日本女播音在中国反战

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名叫绿川英子的日本女子追随中国丈夫来到中国，对自己祖国的侵华士兵做了大量的反战宣传工作。她被传说“反战威力大过一支集团军”。

绿川英子本名长谷川照子，1912年3月出生在日本山梨县。考入奈良女子师范学校后，她开始接触当地的进步文化团体。1931年“九·一八”事变令绿川英子产生了反侵略思想。不久，绿川就因“具有危险思想”和“共产党同情者”的罪名，遭到日本警视厅逮捕，获释后被学校开除。

1935年，绿川英子结识了在东京留学的中国东北青年刘仁。1936年，绿川与刘仁举行了婚礼。1937年，在刘仁先行回中国后，绿川英子搭乘轮船只身来到中国。绿川英子来到上海后，成为上海世界语协会会刊编辑，写下许多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文章。绿川当时和丈夫一起住在上海法租界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她不穿和服，穿着打扮尽量和中国妇女一样。

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后，绿川英子和丈夫前往广州，并与郭沫若结识。一天，绿川在广州街头遇到日军空袭。她边随着人群奔跑，边用红手绢擦汗。突然，几个国民党特务将她绑进拘留所，说她是“日本间谍”，舞动红手绢是在给日本飞机打信号。绿川英子从广州被强行遣送到香港。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终于准许她回到中国。此后，绿川英子来到武汉，在郭沫若的推荐下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对日宣传科。1938年7月起，绿川英子用柔和流畅的声音，向日本国民和日本士兵宣传反战思想。

此时，日本东京警视厅查明了绿川英子的真实身份，她的照片在报纸头版被登出，还被辱骂成“卖国贼和败类”。

武汉失守后，绿川英子撤往重庆，继续对日播音。绿川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两年多后，逐渐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不满，便辞职加入郭沫若负责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对日宣传与敌情研究的文字搜集和编写。1944年，绿川和丈夫接受当时中共的外围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的邀请，负责该会刊物的编辑工作。这一时期，绿川常去日本战俘营，向同胞宣传战争的罪恶，被日本士兵形容“反战威力超过一支集团军”。

日本投降后，绿川英子接受中共指示，前往东北工作。不久，她在接受人流手术时因感染而逝世。

（摘自2011年2月10日~2月16日《上海译报》，向清颖译）

影响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最后命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局风云变幻。为指导中国的革命，帮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十多位来自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国际代表，先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对于这些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人，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离开中国后的前途命运和人生结局。

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代表——维经斯基，安享晚年

维经斯基，1893年出生，德国人。1920年3月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的派遣，维经斯基率领3名俄籍人来中国，帮助创立中国共产党。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壮大，维经斯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维经斯基态度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跟他的合作关系也比较融洽。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了中国。回国后，维经斯基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尽管他从此以后慢慢淡出了政坛而转向教育工作，但仍然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1953年，维经斯基病逝于莫斯科，终年60岁。在众多共产国际代表中，他的晚景不错。

中共一大的参加者——马林，被德国法西斯处以极刑

马林，1883年出生，荷兰人。1920年5月，马林受邀从荷兰前往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他以马林的名字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21年，列宁委派马林为共产国际代表前往中国。

马林到中国后，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起，筹划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促成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曾称赞马林是一个由“共产国际派来的”、“精力旺盛和富有说服力的人”。1923年10月，马林被共产国际调离中国。1924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马林在莫斯科期间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意见不合，便辞职回国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林曾深有感慨地对熟悉的中国同志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1927年以后，斯大林大力反对托洛斯基反对派，马林因同情托派脱离了荷共并且自建革命社会党，后来他又拒绝参加托洛斯基的第四国际。荷兰沦陷后，马林奋不顾身地投入地下斗争，秘密编辑发行《斯巴达克》报号召人民反抗德军的占领。1942年，荷兰地下抵抗组织被破坏，4月马林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并处以极刑。

改组国民党组织的教练员——鲍罗廷，死于西伯利亚流放中

鲍罗廷，1884年出生，白俄罗斯人。1923年9月，接替马林的工作，鲍罗廷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苏联派驻国民党的代表。来到中国的鲍罗廷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的联系，一起筹划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并付诸实施。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改组国民党组织的教练员。孙中山逝世后，对于国民党右派的步步紧逼，鲍罗廷执行了一条步步“和解”的策略，即对蒋介石的要求不断妥协退让。退却的结果助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当年10月，鲍罗廷经蒙古回苏联后即被软禁。中共六大严厉批评鲍罗廷对大革命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共产国际也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1931年，根据美国作家斯特朗的要求，鲍罗廷被斯大林特赦。后来，他担任《莫斯科新闻》的主编，塔斯社代理负责人。1949年，苏联政府错误地指控美国进步作家斯特朗为“间谍”，并将她驱逐出境。鲍罗廷受到株连，于1949年7月被捕，1951年死于西伯利亚流放中。

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泄密人——罗易，病死故乡

罗易，1892年出生，印度人。1926年底，罗易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后，作为共产国际最高代表奉派来中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罗易为首席代表。1927年5月，共产国际发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为拉拢汪精卫，罗易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过目。“土地革命和建立军队”恰恰为汪精卫反共提供了口实，这件事迅速促成了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当时已受重创的中国共产党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罗易的鲁莽行为令共产国际十分不满，决定将其立即召回。罗易晚年表现对小资产阶级民主及共产主义失望，转为开始研究称为“新人民主义”的新主张，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1954年1月，罗易在印度寓所中病逝。

“无间断”革命理论倡导者——罗米那兹，神秘死亡

罗米那兹，1897年出生，格鲁吉亚人。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派罗米那兹到中国接替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的工作，罗米那兹筹备召开了八七会议，从组织上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主张进行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在罗米那兹指导下，中共中央农民部拟定了《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并根据罗米那兹的意见，决定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由于罗米那兹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认识，不断强调他的“无间断”革命理论，以及革命形势“高涨”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从右到左，在政策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也直接导致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在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罗米那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共产国际六大再没有选举罗米那兹担任任何共产国际领导职务。1930年12月，罗米那兹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随后，解除了其党内一切职务。1935年，在去车里雅宾斯克途中遭枪击身亡。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寓所中开枪自杀，原因是反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不过真相至今不明。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幕后推手——米夫，肃反运动中被迫害致死

米夫，1901年生，俄国人。1930年10月，为纠正中共党内李立三“左”倾错误，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参加了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米夫宣称，只有王明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能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因此，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就这样王明获得了中共的领导权。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在中共长达4年的统治，并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1937年，在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米夫是政治反革命，是托派分子，很快他被逮捕和关押。1938年，被秘密枪决，时年37岁。

中央苏区与红军的“太上皇”——李德，晚年撰文写书反华

李德，1900年出生，德国人。1932年秋，李德来到上海，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在军事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在苏区进行指挥，且作风粗暴，在军事指挥上排斥一切不同的意见，俨然成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太上皇”，从而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上，李德被撤职，离开了中央机关，随红一军团长征到陕北。1939年夏，李德在惴惴不安中被共产国际召回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对李德的处理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但从此共产国际不再重用他，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然而，晚年的李德不甘寂寞，随着60年代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垂暮之年突然不再遵守他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规定，重新“顾问”起国际事务，特别是中国问题来了。从所谓的“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揭发”和“深入批判”，其代表作《中国纪事》于1973年出版。1974年8月15日李德逝世，终年74岁。

驻中国的国际代表中，还有因被指控为日本间谍而被秘密处决的加仑将军，因“托派”问题开枪自杀的越飞以及拉狄克、尼科尔斯基、库兹涅佐娃、萨赫亚诺娃等等。总之，国际代表们在中国革命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留下了重重一笔。

（摘自《军事史林》2011年第7期，文：李向阳、李林）

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史沫特莱

1938年，周恩来和史沫特莱（左三）等国际友人在武汉

西安事变前夕，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正在西安，似乎碰巧遇上了事变，从而成为当时唯一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然而，从西安事变作为秘密战线一大杰作的角度来看，史沫特莱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岗位，绝不是偶然。

来华的背景

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从苏联进入中国。

1932年5月，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在上海从事活动的著名特工佐尔格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皮亚特尼茨基，“建议利用史沫特莱（女人）来做国际范围的报刊工作。”佐尔格显然看准了史沫特莱具有的新闻工作特长，因此建议领导部门让她利用女人的身份在中国专门开展共产国际的宣传舆论工作。

1933年5月，史沫特莱以养病为由从上海回莫斯科接受任务。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作出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共产国际显然采纳了佐尔格的建议。之后，史沫特莱辗转前往美国，进行赴华前必要的准备工作，并于同年秋从美国回到上海。从此，史沫特莱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华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舆论宣传工作。

安排史沫特莱去西安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

在西安隐蔽待命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提到了她到西安的原因：“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唯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横行霸道的打手们鞭长莫及的地方，我决定去西安养病。”这个理由今天看来比较牵强，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史沫特莱在西安受到了“蓝衣社打手们”的严重威胁。此外，作为一个美国记者当时她在上海，在冬季来临之际，养病哪有不去南方，反而直奔已经非常寒冷的北方的？且那里甚至连她日常需要的面包也买不到。

关于在西安的接待，史沫特莱说：“有一个红军代表在少帅司令部里未公开身份，他为我在西安15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寺安排了一个工作休息的地方。”

但有一本史沫特莱的传记却并不认同她的这些解释：“1936年秋天，史沫特莱接受了刘鼎的邀请，离开上海来到西安。史沫特莱在西安只住了几天，刘鼎就安排她到临潼去住。刘鼎把这次请史沫特莱到西安的目的作了说明：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秘密会谈获得成功以后，共产党相信争取与东北军和陕西的其他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抗日反蒋的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而这将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周恩来希望能有一位同情进步事业的外国记者对这一过程进行客观的报道。刘鼎安排史沫特莱避居临潼，不要公开露面，以免招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警觉。史沫特莱听了很兴奋，她很愿意有机会承担这样的任务。”这一叙述比较合乎逻辑。而这些关键内容，正是史沫特莱刻意回避的。

路易·艾黎在其自传中说，1936年9月他与一位中国中学生来到西安，最先就住在临潼华清池宾馆：“我住的那间房，后来艾妮格丝·史沫特莱也住过。再后来便由蒋介石住，他在西安事变中就从那里逃到山洞里藏身。”顺便指出，西安事变前海伦·斯诺也出现在西安，但刘鼎一直在敷衍她。

史沫特莱在临潼一直悠闲地住到11月底。对如何在11月底离开华清寺回西安的，史沫特莱说得很简单：“一小批身穿国民党中央军服的青年军官出现在临潼华清池并且命令一切人等马上搬走。”但史沫特莱的传记却是另外一种说法：“11月下旬，史沫特莱突然接到通知，立即离开临潼，回到西安，住进西京招待所。”这个通知应该来自刘鼎，因为他知道蒋介石即将到来并且一定会入住华清寺。

刚入住西京招待所二楼的史沫特莱尽管用了化名登记，还是很快被特务发现。西安的特务机构显然对史沫特莱的身份非常了解，对她在节骨眼上出现在西安非常怀疑。当晚，史沫特莱向刘鼎紧急“作了报告”，显然准备马上撤退。但刘鼎的态度出乎意料，史沫特莱说他“非常愤慨并指示我道：‘就在这里住下去，同蓝衣社特务对着干！他们如果对你下手，就会成为一起国际纠纷事件！’”由此看来，史沫特莱确实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刘鼎应该是一清二楚：史沫特莱与海伦·斯诺不同，关键时刻，岂能让史沫特莱就此离开西安。

对世界的发言人

据多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专门接见了她，向她说明这次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并为她提供一切方便。为了保证安全，英语电台就设在张学良的司令部里。此后，史沫特莱每天晚上从张学良的司令部里对外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涂作潮回忆：“我记得，周恩来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还接待过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他们交谈是用英语，没有翻译。”

史沫特莱用英语和德语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人来到西安，她还公开披露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秘密允诺，虽然违背了谈判规定的保密承诺，却使得蒋介石再也无法否认、拖延或改悔。而共产国际获悉史沫特莱公布了蒋介石的秘密承诺后，反应异常激烈。蒋介石与宋子文也“非常恼火”。

史沫特莱的广播持续了约一个月，她感到情况已经有些不妙：我知道我要是留在西安就会被捕，受到中国爱国人士一样的命运，一月十二日早晨我离开了西安。”其实，史沫特莱是奉命离开的。1937年1月初，一个秘密信使从延安潜入西安，交给史沫特莱一封正式邀请她去延安访问的信。而且此时，西安事变已近尾声，史沫特莱已经完成了任务。

（摘自《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文：孙果达、王伟）

参加地道战的美国特工杜伦上尉之谜

杜伦上尉在地道里的表情被定格

艾斯·杜伦上尉，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是抗战期间到达延安的美军观察团成员，1945年1月曾到冀中九分区考察八路军在华北的抗战情况。在本次行动中，这位美军军官于任丘敌后游击区遭到日军袭击，曾与八路军指战员共同经历了地道战的过程。红色新闻摄影家的先驱石少华在此战中拍下了自己的经典作品——“杜伦上尉在地道战中”。

被称为美军中参加地道战的第一人（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人），杜伦上尉在此后却杳如黄鹤。这位杜伦上尉是何许人也，他从冀中离开后的命运如何，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团。

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周邓燕经过认真考证，初步揭开了这位杜伦上尉的面纱。经过和《延安使命 1944～1947 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的作者Carolle JCater教授反复交流，并查找该书相关材料，周邓燕认为“杜伦上尉是美国实业家Brooke Dolan之子，费城自然科学学会成员。1942年初，杜伦·多兰（Brooke Dolan II）以陆军中尉身份，由美国战略情报局派往西藏拜访达赖喇嘛，考察中美关系……杜伦是1944年8月7日第二批抵达延安的使团成员之一。根据该书附录引用1978年杜伦一名同事的说法，杜伦在1945年自杀身亡，这是他始终不曾再有音信的原因。杜伦上尉本人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成员，在到达冀中之前，曾先去西藏活动。派遣他前往西藏的，就是美国情报界的巨头——“野牛”多诺万。

有一段记录提到多诺万和国民党特工王戴笠的交谈。当时戴笠表示不同意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在中美合作所范围外活动，多诺万说如果这样美国特工将自行行动。

戴笠耸耸肩，说那样的话我的人会杀死你们的人。

多诺万回道：如果这样我们会杀死你们一个将军抵命。

戴笠阴沉着脸道：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

多诺万再次回道：我就是这样对你说话。

多诺万派遣杜伦上尉（当时还是中尉）前往西藏，是为了调查中国试图通过西藏修建中印公路的情况。在美国与中国的情报合作中，最初是海军捷足先登，出身陆军系统的多诺万对此十分不满，这也是他和戴笠剑拔弩张的原因——戴笠是倾向于与美国海军合作的。

杜伦等在西藏的活动很不光彩，甚至有报道他们越权向达赖表达了美国将支持西藏获得国际承认的错误信息。正因为他们的报告，美国政府曾召见在华府活动的宋子文，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兵进藏区，因为“那里的边境已经平静了几百年”。这可以算是美国干涉中国西藏问题的最早动作了。难怪杜伦上尉刚到冀中的时候，他给当地干部的印象并不好。原冀中军区联络科科长高存信就曾描述杜伦“当时表现有些傲慢，对我敌后军民所进行的游击战争，抱着不好理解甚至怀疑态度。”

对杜伦上尉在地道中的脱险，笔者曾采访原冀中9分区第24团情报参谋刘居仁将军，刘老是杜伦上尉被困地道的真实目击者之一，恰好谈过这段历史：

“大家可能知道杜伦被困地道的事情，实际上根据老人讲述，他被困地道还是怪自己。因为杜伦没有在敌占区活动经验，敌人一来，大家都下地道，他把一个笔记本丢在炕上了。

为了这个笔记本，房东被酷刑折磨。老人回忆：“那个房东老大娘，日本鬼子用刺刀把她手指头都割掉了，就是说不知道。”

鬼子虽然无法查到地道，但就是不走（常规情况下，日军怕夜间中伏，出击后到傍晚都会回据点）。当时我军在那一带没有多少兵力，但是听说国际友人杜伦被困在地道里了，严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前去解救。笔者接触的大多数西方人，至今很难理解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是怎样的残酷和血腥。杜伦显然是理解的，所以他离开根据地的时候，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也许，这个曾经对中国有敌意的美国军人加特工，此后一直留在这个国度直到战争结束，本身已经表明了这种转变。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第21辑，文：萨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难于评价的司徒雷登

1949年8月，司徒雷登回到美国

50年前，司徒雷登在美国华盛顿逝世。作为燕京大学无可争议的创办者和灵魂人物，他在中美两国的外交史和教育史上都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司徒雷登在国内之所以妇孺皆知，却不完全是因为他创办燕京大学的经历，更多是因为毛泽东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因为创办燕京大学而在国际上获得极大声誉，司徒雷登被马歇尔看中，做了美国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也正因为大使生涯，司徒雷登在国共之争结束后被取得胜利的中共视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遭到毛泽东无情而又辛辣的讽刺。

传教士在中国

即使抛开政治因素，如何评价司徒雷登，依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在近代，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来到中国的，教会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在当时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得以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教会大学研究的使命就是要彻底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提高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中，西方传教士确实一直占据着强势话语。但是，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历史，正是这些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了的教会大学，把现代教育模式和女子教育带入了中国；也正是这些教会大学，对近代中国科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当时的教会大学中，没有哪所学校能够像燕京大学这样如此深地介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甚至外交的各个角落。另外，燕京大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其与中国的合拍及不合拍，也让评价这所曾驰名中外的大学的掌舵人显得困难重重。

就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而言，自首批传教士来华，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与外界处于一系列紧张的冲突之中，其一是种族和文化观念的冲突，其二又有民族冲突和国际冲突，在中共建政之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又成为首要的问题。燕京大学的发展过程，恰巧和中国与外界的一系列冲突合拍，这使燕京大学自诞生起就处于一系列的冲突当中。传教士一开始在中国举步维艰，义和团运动、反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等等，正是这一系列冲突的外在表现。而化解这些冲突，正是与燕京大学“合二为一、甚至互为代名词”的司徒雷登无法避免的历史任务。

1946年，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在美国大使馆

悲剧的替罪羊

有必要回顾一下司徒雷登的思想渊源，才可以了解他何以能够将这些冲突一一化解，并且使之成为燕京大学发展的有利条件。

司徒雷登出身于教育世家，在他之前，他的家族就已经先后独自或参与创办过五所学校，出了五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这可以说是司徒雷登选择从事教育的渊源所在，同时也让他较早地熟谙教育的基本规律。同时，司徒雷登的家族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从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算起，司徒家族五代人中，共有 13位长老会的传教士，其中不乏南长老会的重要成员，这样的传教士家庭，即使在传教活动一度十分盛行的美国也不多见。不过，出生于中国并在这里长大的司徒雷登在懂事之后，并不喜欢传教士的生活。同许多传教士家庭一样，司徒雷登接受的是基督教教育，祈祷是家庭中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课。但是当司徒雷登跟随父亲上街布道时，他看到围观的老百姓只是对他们的衣着和外表感兴趣，这让他对父亲传教效果的评价大打折扣。11岁之后，司徒雷登和弟弟被父母送回美国接受教育，而父母则回到中国继续传教。由于是传教士的儿子，在其他小伙伴无拘无束享受周日生活乐趣的时候，司徒雷登和弟弟却不得不步行几里路到城市另一头的教堂去做礼拜。尤其难以容忍的是，他和弟弟被告知禁止跳舞和去戏院看戏，这一切让司徒雷登对传教士生活感到厌倦和鄙视。

不过，在经历了犹疑与彷徨之后，成年的司徒雷登最终还是踏上了传教士之路。在司徒雷登来华传教的那段时期，美国教会中“现代主义”传教方式逐渐占据了上风，日益重视社会福音和对知识分子的传教工作，注重面向整个中国社会。同时，司徒雷登从父亲一生辛苦传教却无所作为的结局中看到了狭隘的老一辈传教士的不足，他认识到“基督教不是永不进步的，每一时代应当有一个时代的解释”，之后倾向于“现代主义”的他形成了笃信基督教义的世界观和崇尚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他看来，人们信仰基督教是为了获得人生的真谛，是为了使现世生活更有意义，因此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任务不是熟读经书、背诵教义或者遵守教条，而是使人获得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精神力量。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底色，使得司徒雷登在执掌燕京大学的岁月里面对一系列冲突时，毫不犹豫地实施了使燕大“中国化”、积极向中国政府注册等一系列措施，也才使得燕京大学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获得了极为迅速的发展。

正是燕京大学的成功，使司徒雷登成为当时各方政治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这最终导致了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这一职位。但是在教育领域游刃有余的司徒雷登，在政治领域却常常四处碰壁，最后竟然落得一个极为悲剧的收场。在美国，他成为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在中国，因为最后批评和反对国民党政府，他得罪了多年的老朋友蒋介石，以至于蒋在退守台湾之后对此依然不能释怀；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人，尽管他在职权之内对中共做出了最大善意的表示，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他依然无法取得中共的认同。

司徒雷登的妻子葬在燕园，这是燕园中第一个墓地。在司徒雷登生命的最后，他曾经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葬在燕园，并说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尽管司徒雷登的遗嘱执行人傅泾波及其后人经过诸多努力，但目前的结局证实了司徒雷登的担忧。

如何评价司徒雷登，依然是一个难题。司徒雷登好友、燕京大学早期核心人物之一的刘廷芳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有分歧，但必须用爱解决。或许，只有当我们心理真正强大之后，评价司徒雷登的困境才可以消除。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20期，文：陈远）

胡志明与两位中国女子的爱情

胡志明              曾雪明

流行的说法是，越南前国家主席胡志明终身未婚。但陈晓农记录了其父陈伯达的另一种说法：“胡志明年轻的时候是结过婚的。他的爱人是一个厦门人，但是很早就去世了。后来他很长时间是单身。越南革命胜利以后，他想再娶一个福建籍的女人为妻，但是越南的党中央不同意，他不能不服从越南党中央的决定，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再结婚。”这两位女性到底是谁，陈伯达没有细说。

第一位女性应当是曾雪明，她是客家人，1905年生。1925年在广州与化名李瑞的革命者结婚。1927年，李瑞赴苏联，夫妻失散。直到1950年，她在报上看到了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照片，意识到他就是李瑞。她设法与胡志明联系，未能如愿。1958年，广州医务卫生界有人质疑此事，事关重大，有关部门致函全国妇联主席蔡畅。蔡畅复函广东省委，肯定李瑞是胡志明的化名，证实了这段婚姻。曾雪明的情况可能并未告知胡志明，让胡以为曾已去世。其实曾雪明活到86岁，不曾再婚。

第二位女性应当是林依兰。1930年，胡志明在越南遭到追捕，无处容身，通过联络员向处于地下的中共广东省委求助。陶铸安排女共产党员林依兰和胡志明假扮夫妻，并叮嘱一定要保证胡志明的安全。

胡志明时年40岁，感觉林依兰特别像已经牺牲的恋人阮清玲，他在日记中写道：“她的言谈举止、性格爱好和清玲完全相同。在那目光相撞的瞬间，我发觉自己已不再是个纯粹的无神论者。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天意。”

林依兰无微不至地照料胡志明的生活起居。但不久胡志明被捕了。临别时，他取出日记本交林依兰说：“我把我的心留下来陪你，收下吧！”三天后，胡志明被营救出来。他问林依兰：“看过我的日记了吧！我相信心中的兰花永远不会枯萎。”林依兰情不自禁地扑到胡志明的怀里。

上世纪50年代，林依兰已是高级干部，仍然孤身一人。陶铸关心她的婚姻时，她才说，还爱着胡志明。陶铸问：“他爱你吗？”答：“他让我等他。”

胡志明50年代访问中国，要求和老友林依兰见面。毛泽东立即让陶铸、林依兰来北京。就在胡志明即将登机回国时，林依兰向他走来，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起飞前，林依兰取出日记还给胡志明，他轻轻挡回去：“身边没有你，我很久没写日记了，还是留给你作个纪念吧！”

1958年，68岁的胡志明邀来访的陶铸一起垂钓。他说：“我和依兰相恋20余载，因为革命事业耽搁了青春年华。如今年事已高，想尽快和依兰团聚。请你回去后询问一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看法，倘若他们赞成，我想把依兰接到河内秘密举行婚礼，了却多年的夙愿。”

陶铸向毛泽东、周恩来转达了胡志明的意思。毛泽东说：“我们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过事关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不能掉以轻心。”而越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开会讨论，反对意见超过了赞成意见。表面的理由是胡志明说过越南不解放就终生不娶，不能自毁形象。更深的原因恐怕是：“国父”要娶的妻子不是越南人，而是中国人。

胡志明无奈，只好给林依兰去信：“亲爱的依兰，咱们无缘再会。你听说过柏拉图的精神恋吗？就让我们彼此心灵永远融为一体吧！”

林依兰回信：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1968年，林依兰病逝，临终前托人将日记还给胡志明。一年后，胡志明去世，弥留之际还念叨着林依兰的名字。

（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7期，文：丁东）

毛泽东的第一位美国黑人粉丝

罗·威廉与毛泽东

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一位黑人朝毛泽东走了过去，他拿出《毛主席语录》，请求毛泽东为他签名。毛泽东愉快地为他签了名。他成为了自《毛主席语录》发行以来，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得到毛泽东签名本的人。

他叫罗·威廉，是个出生在美国的地地道道的美国黑人，是美国民权领袖之一，作家。美国上世纪60年代初，种族歧视现象十分严重时，他就积极倡导美国黑人团结起来，并鼓动黑人拿起武器进行自卫。

极具传奇色彩的是，罗·威廉的奶奶年轻时是个黑奴。这位老太太把一支来福枪交给罗·威廉，告诉他这支枪是他爷爷留下的传家宝。爷爷年轻时，受到无数白人的歧视。但他永远不服，买了这支来福枪，在必要时进行自卫。后来，爷爷走上政治道路，参与竞选活动，主持出版报纸，并命名报纸为《人民之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已经被毛泽东实践。所以，当罗·威廉的故事被介绍给中国人听后，他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也就不无道理了。

罗·威廉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一直感到十分钦佩。只是在美国，他不能随意开枪，有时则不得不借用比枪更好用的东西——法律，来帮助黑人取得受损害的权利。

1958年，罗·威廉打赢了后来世界闻名的官司：“亲吻案”。有两个黑人男孩，因亲吻一个白人女孩，受到指控入狱。后来查明，是那白人女孩主动吻了其中一个黑男孩的脸颊。这案件轰动美国。最后结果是，无罪释放两个黑人男孩。

罗·威廉受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影响，更喜欢把黑人武装起来。他组织了一个“黑人武装卫队”，旨在保护黑人社区免受包括三K党等种族歧视者们的骚扰。他认为，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是行不通的。当面对“白色种族恐怖”时，最好的回答，就是拿起手中的枪。

后来他受到了美国FBI追捕，逃出美国后，先到古巴，然后一路跑到中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摘自2010年12月26日《羊城晚报》，文：张放）

“飞虎队”后人推广飞虎精神

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成员资深顾问麦克尔·白安格（左）、前大陆航空公司机长马汀展示飞虎队队员当年的军服和飞机模型

30年前，宋庆龄女士就邀请麦克尔·白安格访问北京并设家宴招待。如今，他已经在中国进行投资和慈善事业30余年。年逾七旬的他虽早已家财万贯，但依然奔波着，而最为卖力的当属为“飞虎队”赢得认可。因为在美国，知道飞虎队的人并不多。

这支部队就是被中国百姓誉为“飞虎队”的美国志愿航空队

让更多人了解飞虎队的历史

我从小就在飞虎队的故事和飞机模型中长大。我的叔叔Thomas Bianco少校是飞虎队的成员。他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还是名律师。叔叔送给我一架战斗机的模型，我非常喜欢。所以我决定要做一名飞行员，并接受了飞行培训。18岁的时候，我已经有飞机驾驶证了。

二战对叔叔的创伤很大，甚至影响了他一辈子，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叔叔很少主动说起那些“飞虎队”的往事，因为每次回忆起那些都会让他非常难过，当然也有一些快乐的、令人感动的故事。

过去60年来，还健在的飞虎队员每年都会聚会，带上老婆和孩子，但是他们都八九十岁了，所以聚会的规模越来越小，现在只剩下4个人了。我见过这4个人并和他们交谈过，他们都以身为飞虎队员而骄傲。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深爱着中国！那段经历让他们刻骨铭心。

在中国，或许“飞虎队”人人皆知。但是在美国，人们更多是可能把二战的胜利归功于欧洲战场，很少有人会感谢在中国战场上反抗日本侵略的人。为了让飞虎队在美国得到承认，我们真的很努力。我的任务就是教育更多的美国人，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我所在的“飞虎队历史委员会”是一个志愿者组织，有两百多个志愿者，他们坚持工作了七年多，而且一分钱报酬都没有。他们中有的是“飞虎队”的后人，也有很多就是希望为这个事业做出贡献的普通美国人。但他们知道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为了让“飞虎队”得到更多的认可，我去议会找到了国会女议员Jackie Speier。2010年9月23日，我们得到了议会的表彰，她邀请我们去华盛顿领奖。我们见到了很多参众议院的议员，抓紧机会和他们讲了“飞虎队”的故事。

10月26日，中国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高占生设晚宴招待我们，我们也将与飞虎队有关的历史文物清单送交给了他。来自中美两国的媒体都对这次交接仪式争相进行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对飞虎队产生兴趣，吴宇森导演也在筹备拍一部有关“飞虎队”的电影。

家族遗传让我爱上了中国

中国人常说感谢飞虎队，但飞虎队员们常说的却是感谢中国人！我从叔叔口中听到了很多有关中国人的故事，所以我一直梦想着去中国。

我还从母亲那里遗传了一份特别珍贵的礼物，那就是爱中国。从小，母亲就带我去纽约的唐人街，11岁我就能很熟练地使用筷子。母亲经常去那儿购物，她跟我讲，当时唐人街有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男子，她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她觉得那个中国人其实很友好，他们渐渐地开始聊天，成为了朋友。所以，她对中国人一直很友好，这也感染了我。

10年前，我和我的香港朋友一起创办了曙光儿童基金有限公司，这个慈善组织帮助了一些3～18岁的孤儿和体弱多病的贫困孩子。最开始只有五六个孩子，现在已经有100多个了。我们为他们盖宿舍、盖学校。等他们长大后，我们还会资助他们去美国。

上世纪70年代我进入摩根大通银行。我的第一个老板是洛克·菲勒，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而且也乐于助人。为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对我影响很大。

我进入摩根大通银行时，他们让我选择去哪个国家，我说我要去中国，他们说不行！因为那时候中美还没有建交。有一天，我的老板告诉我：“你的梦想要成真了！你可以去中国台湾了。”1970年，我去了中国台湾，并一直等着中美建交。终于，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访华了。1978年，我搬到了广州，我和中国台湾的关系很好，在开拓内地和台湾之间的贸易上做了很多努力。

后来，宋庆龄女士听说了我，并邀请我去北京。她是位非常优雅的女士，在家中宴请了我，因为她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所以英文很流利，书法很好。我至今还留着她给我写的一封信。

1980年，我开始在内地做生意，我见证了中国30年的变化和重大历史事件。我希望中美两国的关系能够越来越紧密，贸易往来更频繁，在一些全球议题如气候、金融、教育等方面有更广泛的合作。如果要问我为什么做这一切，我想都是因为我喜欢中国。

（摘自《北京青年周刊》2010年第46期，文：杨菲）

西方“红二代”的中国梦

左：爱泼斯坦与养女艾颂雅；右：阳早、寒春夫妇与子女们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90年的风雨历程中，有一群特殊的人为了追求信仰，从五湖四海来到中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后来的经济建设大潮中，这些西方人的身影一直参与其中。

如今，斯人已逝，他们的子女也已迈入高年，他们被赋予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西方“红二代”。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构成两代特殊的群体命运，其中有坚贞的信仰，也有暂时的挣扎；有身份的迁徙，也有最终的回归；有主动投奔，也有被动选择。无论甜蜜和凶险、激昂和失落，都随着时间的流逝静静发生，直至被正在急遽前行的中国悄然遗忘。他们是中国记忆的另一层切片，有时候，谈论他们，就是谈论并面对我们自己。

东方的召唤

波兰人爱泼斯坦，美国人马海德、寒春和阳早、李敦白，加拿大人白求恩，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德国人汉斯·米勒，英国人克鲁克夫妇，印度人柯棣华……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不同国家，走不同的途径，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了。不是命运的玩笑，也不只是青春的冲动，而是一次选择，一次召唤，一次解放。他们之间曾经毫无相关点，但因为在同样的时间段内选择同一个目的地，他们的身上，便多了这样一个标签：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事实上，在这隐性的共同点之后，还有一个人，是他们相互之间不多的切点，这个人是宋庆龄。

无论是查阅资料还是与当事人交谈，你都会发现，在这些外国人前往中国、前往延安，前往共产主义信仰的途中，宋庆龄无一例外地扮演着引荐人或者是领路人的角色。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其中白求恩、柯棣华等人更是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而斯诺访问陕北后则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如此说来，于当时的中国革命而言，“宋庆龄的国际眼光和世界影响曾起到巨大作用”这一说法，并非夸张(遗憾的是，由于这些西方人相互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联系，随着宋庆龄的逝世，关于当年到华外国人的具体数字，并无定论)。

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最终中国的解放，在中国的西方人渐渐有了不同的方向。一批人离开，投入西方世界，而另一批人选择留下，投身新中国建设。

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大部分都在革命时期加入了共产党(马海德、寒春、汉斯·米勒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加入中国籍，而他们的子女，也因此拥有中国身份。

复杂的心路

北京北海，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联合国”，三代9口人，祖父汉斯·米勒是中国籍的德国人，祖母中村京子是中国籍的日本人，女儿米蜜及女婿是瑞士籍，儿子米德华是美国籍，孙女米安琪是英国籍……

汉斯·米勒，前文中提到的来中国的外国人之一，如今他的家庭组成方式，也成为大多数西方“红二代”的写照。

其实，大多数西方“红二代”或者其家人，都过着更为国际化的生活。阳和平（寒春与阳早之子）的弟妹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小女儿在西班牙；周幼马的女儿在美国，爱泼斯坦的女儿艾颂雅在美国；李敦白的儿子李晓明在美国……但留在中国的“红二代”，则大多数在身份上倾向于中国。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就认为，除了加入共产党，自己在思想上没有第二条路。而阳和平，则在经历了长期美国生活并度过“信仰危机深渊”后，选择回到中国。事实上，与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或者习惯与否相比，更大的困难或许在于——身份的抽离和搁置何方，信仰的归属和重新寻找。

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西方“红二代”的人生和心灵，都注定比其他人承载更多。美国人李敦白曾在中国生活35年，但其中16年因“间谍风波”而蒙受牢狱之灾，获释后，他携全家回到美国。因为父亲人生的种种变故，儿子李晓明的童年遭受歧视，更是曾厌恶自己有一半美国血统， 而对于中国的情感也因此复杂几分，他对父亲的理解更是迟到多年，“我是在看完了他的自传后才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的”。

另一种人生

尽管最初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缘于政治理念的吸引，但真正留在中国后，无论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国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都与政治相去甚远。他们所最终停留的领域，多为医学、农业或钢铁等技术性强且非常具体的工种，而即使是做文字通讯，分工也多是翻译、写作等较为务实的类别。解放后，除了马海德继续坚持身体力行消灭性病和麻风病，寒春阳早夫妇主动提出不做文职继续建设农场和养牛之外，沙博理因为热心翻译而被安排在外文局，汉斯·米勒成为医院院长，爱泼斯坦则参与宋庆龄《中国建设》杂志(即现在的《今日中国》)的工作。

而自从马海德向胡耀邦建议后，这批中国籍的外国人一部分得以担任政协委员，这也许是他们参与中国政治事务最深入的地方。

此外，与早期延安近距离参与革命相比，“文革”则不啻是他们人生中的另一重洗礼。据周幼马介绍，“文革”时期，一批外国人也曾成立战斗队“白求恩延安”，“文革”早期，他们曾经非常辉煌，坐主席台，喊革命口号，旁边坐着叶群、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是“文革”后期，这批人先后受到冲击，能够幸免者鲜矣。

而父辈的命运落差，反应在后代身上可能是数倍的放大。也许因着信仰的无以为继，也许是身份的暧昧，西方“红二代”的人生，或多或少在日后显露出早年受到影响的痕迹，例如，包括米德华、艾颂平(爱泼斯坦之子)、阳和平等人在内，都经历了一次或多次婚姻的变动。

每个人拥有的都是不同的人生。2005年爱泼斯坦逝世，在其遗体告别仪式上，其女艾颂雅曾公开表示，父亲生前的愿望是“希望我们儿女都好，特别希望我弟弟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艾颂雅的弟弟艾颂平今年56岁，因为没有机会受到很好的教育，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所以爱泼斯坦惟一的愿望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事实上，据周幼马介绍，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养子，在爱泼斯坦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艾颂平与父亲并未有太多的交流，艾颂平曾在长城饭店当门童，后来又开出租车，加上又经历多次婚姻，导致人生相对落魄，“这也是另外一种人生”。

（摘自2011年6月3日~9日《国际先驱导报》，文：杨梅菊）

贰　｜　用笔记录中国

莫理循：影响近代中国的英国记者

驻京记者的不二人选

1895年2月15日，一位刚从中国游历回来的年轻人，携带着自己的游历记手稿《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抵达伦敦。当年4月，英国《大地》杂志社的霍拉斯花了75英镑买下了这份手稿，并在不久之后出版，很快引起了《泰晤士报》高管们的注意。这个年轻人便是莫理循，于1862年2月4日出生在澳大利亚。他自小喜欢冒险，中学辍学，青年时当了医生，32岁时游历昆明和东北。

1895年4月17日，此时的清朝政府刚刚签订完《马关条约》，英国需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来“盯住”北京的各种动向，而对中国风土人情非常了解的莫理循就成了《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的不二人选。1897年3月，莫理循开始了驻京记者的新闻生涯。

与李鸿章“相互利用”

莫理循想方设法接近高层权贵。他初到北京，没有自己单独的房子，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帮莫理循买下了紧邻肃亲王府和赫德海关税务司的一处房子。而莫理循经常把自己的藏书送给毕德格，并邀请他到家中做客。一来二去，二人关系逐渐密切。毕德格经常有意无意地向他透露一些线索，其中很多有关俄国的消息。

莫理循为了保护英国的在华利益，把俄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在1897年俄国强占旅顺、大连之后，就开始积极鼓动英国政府进行强硬的对抗。而李鸿章此时也不希望俄国在中国做大，但苦于弱国无外交，无法提出正式抗议，只能在列强之间挑唆矛盾，让中国“渔翁得利”。莫理循正是李鸿章最“中意”的人选。

1898年3月5日，莫理循受李鸿章的邀请登门拜访。李鸿章想让莫理循写一篇报道，透露沙皇对中国东北的野心，并要求莫理循不要透露消息来源。两天之后，莫理循有关俄国对中国提出要求的报道发表，立即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引起恐慌。由于英国此前有意向中国提供贷款，还准备发行中国贷款公债，如果莫理循的报道属实，俄国的势头一旦压过英国，提出自己对华贷款条件，那所谓中国贷款公债发行量恐怕会非常惨淡。果不其然，中国后来接受了俄国提出的所有要求。

推崇“政坛新星”袁世凯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庚子国变之后的清朝政府大力推行比戊戌变法还要激烈的制度变革。从这时起，莫理循所写报道基本都与“新政”有关。他加强了对政府中改革派官员的报道，其中特别注意袁世凯的动向。

1902年3月2日，莫理循前往直隶保定拜访了袁世凯。随后，两人交往频率逐渐增多。莫理循对袁世凯的大力推崇，也得到了大多数列强政府的支持。各国政府纷纷发表正式或非正式的表态，相信只有袁世凯才能救中国。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统正式颁布退位诏书。较早前，莫理循就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毫不掩饰他激动的心情：我们都非常兴奋，逊位诏书将会公布。恐怕莫理循的兴奋并不仅仅是自己喜欢的政治人物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因为莫理循已经答应6个月后，应袁世凯的邀请与民国北京政府签约，同意担任中华民国政府的顾问。但很快莫理循就遭遇到身份上的尴尬，对英国人来说，他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政府的顾问，自然会疏远他；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他始终是个英国人，由此心存戒心。

帮助袁世凯摆脱“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下午，日本驻华公使直接越过外交部，把一份标有“最高机密”的文件放在袁世凯面前。这就是后来骇人听闻的日本“二十一条”。袁世凯向莫理循求助，并对莫理循表示“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

2月4日这天是莫理循53岁生日，收到的“大礼”则是“二十一条”的部分内容。第二天下午3点半，袁世凯又一次召见莫理循，把“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一五一十地向莫理循和盘托出。目的就是想通过莫理循之口把消息有技巧地透出去，能在舆论上赢回主动权。

2月7日，莫理循找到接替自己岗位的《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端纳，上演了一出“什么也没说”的把戏。当端纳见到莫理循时，还没开口问清楚莫理循着急见自己的目的，就被莫理循一句“我知道”打断了。莫理循站了起来说：“对不起，我得去趟图书馆。”端纳马上注意到莫理循整理了一下书桌上的一大堆文件，并故意在中间一摞文件上多按了一下。端纳心领神会，在莫理循走出房间后，迅速把被按的文件塞进大衣口袋。

几天后，有关“二十一条”的新闻几乎占据了世界所有报纸的头版，日本吃了哑巴亏，在沉默了一个月之后，宣称只提出了十一条要求。与此同时，英国还说服了日本收回第五部分中较为野蛮的条款。在袁世凯心中，接受修改后的条款虽说不能算是胜利，但却不是最坏的结果。

鼓动中国参加“一战”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三天后，莫理循来到黎元洪家拜会他的“新雇主”，提出自己对于日本图谋中国的担心，莫理循建议中国要尽早加入协约国参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际地位以便更好地制衡日本，最关键的是还要说服日本不要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

莫理循提出了他谋划已久的游说计划，黎元洪当即批准。8月，莫理循拜访了与他相识17年之久的日本前外相加藤高明，想借由加藤高明在日本外交界的影响力，为中国参战造势。莫理循向加藤高明摆出了“血淋淋”的事实：德国现在正利用中国的中立国角色大肆扩张商贸势力范围，而这些地区本应属于日本，在中国最“肥”的海关系统中，德国人至少占据118个核心职位，如果中国加入协约国打败德国，日本人就有可能分享这些“肥肉”。

原计划一个小时的谈话竟从上午持续到下午，到最后加藤高明终于发问：“如果我把您的观点交由日本内阁大臣讨论，您不会反对吧？”莫理循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1917年3月13日，中国宣布与德国断交，5个月后，中国正式向德国宣战。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3期，文：胡元）

英国人曼尼克思虚构的李鸿章

1913年，一本书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轰动欧美。这便是号称从多达160万字的李鸿章手稿和日记中节选编译而成的《李鸿章回忆录》（Memoirs of Li Hung Chang）。该书的主编曼尼克思在前言中介绍说，李鸿章并不注意保管自己的日记，当他去世后，他的一个侄子经多方努力，从汉口、广东、上海、南京、苏州、北京、天津等地，将他的手稿收集在一起。1911年，经过大清帝国政府的许可和李鸿章后人的同意，由李鸿章的秘书罗伯斯上尉担任翻译，在北京的王某（Drs Wang）和广东的“老秀才”（Hsiu-Tsai the Elder）协助下，这套《李鸿章回忆录》得以出版。

此书出版前，为了审慎起见，出版社将书稿交由科士达审阅。科士达在1892～1893年间任哈里逊总统的国务卿，1897年中日谈判期间，他曾受中国政府邀请担任李鸿章的顾问，与李鸿章建立了良好的私交。科士达阅读后，认为这本书是真实可信的。

继1896年李鸿章访美后，这本书又在全美上下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和李鸿章热。曼尼克思也成为美国当红的中国问题专家。

监狱中的“李鸿章”

曼尼克思的中国情缘其实很短。1900年，作为美国第九步兵团的一名普通士兵，他随部队参加了八国联军的行动，在中国待了短短的几个月。1901年4月，曼尼克思回国后退伍，之后再也没有去过中国。

半年后，李鸿章走完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不久，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毕德格也因病去世。毕德格跟随李鸿章 20多年，保存了李鸿章大量官方和私人文件，装了整整一大箱。但这只珍贵的文件箱却在毕德格死后失踪。若干年后，当曼尼克思的《李鸿章回忆录》引起轰动时，不少人都怀疑正是他偷走了毕德格的那箱文件。但曼尼克思于1901年4月退伍后，5月份就有人在旧金山见过他，可见他根本不具备偷窃文件的“作案时间”。

退伍后，曼尼克思到处流浪，还开始酗酒。1912年，他在夏威夷檀香山冒用他人名义开了张数额仅几美元的支票，被银行毫不客气地送进了监狱，判了一年监禁。

曼尼克思的人生到了最低谷。然而，他并不气馁，甚至兴致勃勃地计划好好利用这段时间。他请朋友们从夏威夷图书馆和教会借了大量有关中国和日本的书籍；监狱长专门给他配了一张书桌；夏威夷总督福瑞尔与他有点老交情，送来了一台旧打字机。曼尼克思便在安宁的牢房中，将自己想象成伟大的东方政治家李鸿章，开始了“回忆录”的创作。每写完一部分，就将稿件寄给报刊。

轰动和虚构

“李鸿章日记”被纽约和伦敦的报刊争相刊载，曼尼克思获得了高额稿费和巨大的名声，总督福瑞尔干脆下令给他减刑，他实际只在监狱中呆了8个月。出狱后，经济上大为宽裕的曼尼克思开始专心写作。

但就在此时，《李鸿章回忆录》遭到了严厉的质疑，问题出在书中李鸿章访问欧美的部分。

该书在英国出版后，一些英国汉学家就发现了李鸿章访问欧美的一些细节有问题，但真正的挑战发生在美国，挑战者是大名鼎鼎的波士顿人杜维德。他在大清海关任职多年，精通中文，与李鸿章关系很深。李鸿章1896年访美期间，他全程陪同。

杜维德对这本书作了细致的勘对，发现了很多问题。他断言，这本书至少有一部分是伪造的。倍受压力的出版社决心彻查，但这时，曼尼克思却突然“不见”了。据他的“代理人”莱昂纳德说，曼尼克思正在中国访问，与李鸿章的继承人们商谈要事。在给出版社的回信中，这位忠诚的“代理人”对杜维德进行了嘲讽，认为杜维德虽然在中国服务了20多年，但显然并不熟悉李鸿章的很多活动。“代理人”说自己已经请曼尼克思做三件事，以便澄清谣传:一是从李鸿章家族手中获得一份相关的声明；二是提供中国政府批准查阅和翻译李鸿章日记的批文；三是从中国的“文化部长”那里取得对全书的认可。他在信中还宣布，《李鸿章回忆录》被回译为中文后，得到了中国高级官员们的一致赞赏，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还准备授给曼尼克思勋章。

但实际上，种种证据表明，这位“代理人”只是曼尼克思虚构出来的一个人。

李家人的表态

《李鸿章回忆录》的真实性在西方陷入论争时，遥远的中国正处于民国初肇的混乱中。对于这本书，李家一直保持着沉默。至少，在民国各色政治人物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将李鸿章妖魔化为“卖国贼”的时候，这本有着赝品嫌疑的书，却很好地描绘了李鸿章内心的孤独和苦闷。

李家自始至终都没有对该书作任何公开评论，只有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在一封写给自己的英文教师、原美国驻中国使馆的中文秘书、北洋大学总教习丁家立的私人函件中提及，父亲的秘书班子中从来没有一位“罗伯斯上尉”，而且父亲从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坚信，这整本书都是伪造的。

曼尼克思后来曾向一位狱友宣称，写作《李鸿章回忆录》主要参考了他哥哥约瑟夫的著作。他说，在义和团时期，约瑟夫是刊物编辑，写了一系列有关李鸿章的文章，还因此获得麦金利总统的赏识，准备任命他出任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最后约瑟夫没能当成外交官，而是被美国国务院派到中国进行一些调查工作。约瑟夫在广东待了六星期，多次见到李鸿章。

曼尼克思还向这位“难友”说，他在中国服役期间，曾经和毕德格深谈过几次，但毕德格从未提供任何文件给他，只是安排他采访了李鸿章一小时。

这次曼尼克思又将所有人狠狠地忽悠了一把。出版社根本查不到叫“约瑟夫·曼尼克思”的编辑，也查不到那一系列研究李鸿章的文章。而且，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中，忙于应对列强的李鸿章，怎么可能抽空接见一位普通的美国士兵，并且畅谈一小时呢？

从史实到小说

无奈之下，出版社只好用了最笨的一招：将《李鸿章回忆录》与曼尼克思坐牢时借阅的书籍进行比对，结果发现，曼尼克思的大作中绝大多数材料都来自那些书籍，但都用李鸿章的口气作了十分巧妙的编辑处理。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李鸿章回忆录》的确是一本伪造的历史书。而换个角度看的话，曼尼克思本人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有天才的历史小说作家，《李鸿章回忆录》是一本堪称伟大的历史小说，它比任何严肃的传记都更为贴切和传神地写出了李鸿章：一个高尚的、孤独的、无奈的先行者！

费尽心机发掘出真相的出版社也没吃亏。这本书被当作真实史料时，为他们赚进了大量的美元；待到这本书被确定为小说后，他们只是增加了几十页有关该书真实性调查的文字，反而更为畅销了。2011年5月，该书中文版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

关于中国的想象

西方人虽然一直瞪大了双眼关注中国，却往往将种种虚构的镜像当作了真实。在那些被广泛误读为真实史料的“中国学”经典中，《李鸿章回忆录》既非空前，也非绝后。

巴克斯的《慈禧外传》和《太后与我》这两本书已被西方学者确证为虚构“小说”。在这两本书中，慈禧不仅是个女独裁者，还是个堕落的性变态，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慈禧的丑闻，几乎都是发端于此。尽管有不少在中国生活过的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商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出版了有关中国及慈禧的著作或文章，而且这些著作十分严肃可考，但西方读者似乎更乐意于传播关于慈禧变态、谋杀、投毒的描述，这些伪造的“史书”将中国的话题演绎为西方的一种大众娱乐。

（摘自《看历史》，文：闻声）

我的老同事庄士敦

庄士敦访问孔府时，与衍圣公孔令贻合影

我任教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先后有许多中国文化人执教。老舍是第一个，此后有英语散文家蒋彝、藏学家于道泉、作家萧乾、文艺理论家刘若愚、台湾戏剧家马森等，都是中国文化界耳熟能详的名人。而在此校执教的历代英国教师，名声就很难超出“汉学”的小范围。可能只有两个例外：一是译笔极受文学界赞赏的韦利，另一个就是庄士敦了。

撺掇溥仪到英国留学

无论中国读者还是西方读者，都不太知道庄士敦的“后传”。庄士敦开始担任溥仪的英语教师是在1919年4月，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的军队逐出皇宫，小朝廷解散，从合同上来说，庄士敦已经被中国政府解职，但是他继续参与溥仪周围那些密议。当时，下台军阀政客经常出国“考察”以准备东山再起。溥仪才19岁，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国留学。溥仪本人对留英颇感兴趣。庄士敦多少年来极力撺掇溥仪到英国留学，而且一定要选他的母校牛津大学马格达林学院。

但是皇帝身份不由人，他首先必须逃出北京。

1924年底，溥仪装病，由庄士敦陪同躲进德国医院，庄士敦立即到不远的东交民巷英国公使馆接洽，竟然久久不归。赶到德国医院的罗振玉径自到日本兵营接洽，对方同意“保护”溥仪。等到庄士敦赶回医院，溥仪早就躲入日本人的羽翼之下。就溥仪生平而言，这是关键的一着错棋。原来英国公使马克雷与庄士敦争吵起来，他对庄士敦试图让英国卷入阴谋迭出的中国政治十分愤怒。庄士敦见到溥仪，只说英国使馆“地方太小，不便招待”。从现在能看到的英国外交文件，对驻华使馆的指示相当明确：“英王陛下政府对溥仪朝廷没有任何兴趣”。

此后庄士敦与英国外交部关系糟到极点，在溥仪的圈子里，也不再有参与决策的权力。次年他改任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1927年任威海卫英国殖民地长官，直到1930年威海卫租借地归还中国。庄士敦与小皇帝虽然还不断联系，却已经无法“指导”溥仪的政治动向了。

在东方学院歇歇脚

1931年庄士敦应聘到东方学院任教，回到英国。此时庄士敦57岁，已经离开英国33年。

庄士敦不是学院出身，没有受过“汉学”训练。他年轻时在剑桥学习英国文学。按现在的学院规则，不可能让他担任中国学教授。但是英国早期的汉学家，几乎全是前传教士、前外交官、殖民地官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远东问题才刺激了中国学的正规训练，这门学科也开始学院化。庄士敦可能是最后一批这种“归国中国通”汉学家。

当时东方学院看中庄士敦，可能并非“帝师”名声，而是看中庄士敦与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胡适、丁文江等知识界中坚分子的长期关系。实际上庄士敦上世纪20年代与北京知识分子组织“文友会”，是有他本人扶植溥仪的政治意图。等到溥仪投靠日本军方，引起中国人的普遍反感，庄士敦对中国知识分子就轻视有加。他声称胡适只是“浪得虚名”。在联络中国知识界方面，他没有给学院做出任何贡献。

另外一件东方学院没有想到的事，是庄士敦对教学与行政工作无法提起兴致。东方学院只是他的一个“歇脚地”，自己当教授，却把这些事务工作尽可能推给与他竞争失败的前女传教士爱德华兹女士，甚至愿意自己掏钱请人（例如蒋彝）代课。

英国的教授，是终身长俸。但是1935年6月，对庄士敦意见太大的同事，竟然举行政变，要褫夺他的教授称号。当时庄士敦刚出版他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虽然后来中国历史学家在书中发现许多错误，但当时此书颇有影响。褫夺称号一事，最后由聘职委员会投票，庄士敦险胜。他坐稳教授座位后，立即请假半年，说是“皇上”已经邀请有两年之久，他不能继续让皇上失望。他说学校有事还是可以找他，地址写“满洲新京皇宫大内长官”即可。

“胡写书急着卖几个钱”

英国外交界的习惯，是不信任“喜爱外国者”。担心事件临头时，这些人可能不会照看帝国利益。庄士敦来东方学院前，曾活动想担任香港总督未果，想担任香港大学校长，也未果。这次去满洲，他预先问英国外交部，他有什么可以代为效劳或询问的事，外交部一干二脆地请他少管闲事。据说这次对他声色俱厉，是为他的安全着想，因为1935年英日冲突的局面已经相当明显，日本人一起疑，立即会把他当作英国间谍抓起来，外交部麻烦就大了。

在庄士敦心里，真是祖国不爱我，我何必爱祖国，庄士敦爱英国远远不如爱他的皇上。他到长春后，对溥仪重新当“皇帝”相当高兴，4月溥仪刚去过日本，“国家元首”规格的接待，使他飘飘然，这是溥仪与他的日本主子短暂的蜜月期。因此庄士敦也接受日本政府邀请，到东京访问，庄士敦、溥仪、润麒、溥杰在御花园得到日本副外长宴请。而他也告诉日本驻英大使，《紫禁城的黄昏》中有哪些段落，对日本颇有宣传价值。果然此书日文本在1935年出版。

他没有料到的是，就是他得意地给日本人看的其回忆录中的那几段，成为溥仪被定有战犯罪的重要根据：1930年11月，中国外长宋子文急召庄士敦，说有情报证明日本将劫持溥仪到东北，他请庄士敦立即到天津去劝说溥仪不要与日本人合作。不料庄士敦傲慢地回答说他与溥仪一直有“直接联系”，如果溥仪需要他，“说一个字就会赶过去”，不是溥仪说话，他就不便干预云云。对溥仪出逃，庄士敦在书中几乎用诗一般的语言，说他终于回到他的老家，他的祖先的广袤土地上（庄士敦自己回到苏格兰高原，似乎是仿效溥仪），说溥仪如何雄才大略，如何洞察先机，读来是他利用日本人实现自己的政治宏图。在东京法庭上，起诉官狠追这几段，急得溥仪乱喊“此人胡写书急着卖几个钱”。庄士敦的效忠，差一点儿把他的皇上送上绞刑架。

庄士敦这次满洲行，使得向来不管教师学生政治倾向的英国学院，也十分头痛。一年多后，1937年6月，庄士敦向东方学院请辞得准。

庄士敦是同性恋吗

最后说几句或许不是无所谓的小事：溥仪虽然妻妾众多，明显对女人不感兴趣。现在有人猜测溥仪的性倾向，是因为庄士敦“错误的性启蒙”。看来庄士敦对女人的兴趣也不是很大，几乎打了一辈子光棍。他对溥仪，倒也真是很动感情。贾英华新作《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尚未出版，国内报上就已经透露了作者的声明：“庄士敦是个同性恋者，作者访英时已找到佐证。”

（摘自《那些人那些事》，文：赵毅衡，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海伦·斯诺初见“朱毛”

海伦·斯诺(1907～1997)

1937年5月5日下午，海伦乘坐卡车抵达延安。

卡车徐徐驶进延安的古老城门停了下来。海伦一下车，就看见身着一身红军服的“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在北平时的老朋友黄华出现在她的面前，他已经在这里迎候多时了，海伦高兴得不顾自己满身黄尘，就同黄华来了一个热烈的拥抱。

5月6日清晨，正忙着召开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毛泽东和朱德就前来看望海伦。

一见面，毛泽东同海伦握手，亲切地说：“我是毛泽东，欢迎你到延安来。”

“我早就从照片上认识您了。”海伦从手袋里取出笔记本里夹着的毛泽东头戴红星帽的照片，双手递给毛泽东，她风趣地说：“这是我丈夫在保安为您照的相。我在西安跳窗户逃出来时，身上只带两件东西：一件是您的照片，这就是我来见您的介绍信；另一件是一盒口红……”这几句风趣的话，引得毛泽东和朱德都笑了。毛泽东接过照片端详，自言自语地说：“没有想到，我看起来还挺精神咧！”

“您的这张像拍得真好！我丈夫说，这是他的得意之作。”海伦说：“它在报刊上一发表，就吓坏了蒋介石，轰动了全世界。”

“哦，没想到我的照片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毛泽东说，“斯诺先生让世人看到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并不是红毛绿眼睛，杀人放火的‘土匪’，我们感谢他。”

“在中国我头一次听说你们的时候，有人说‘朱毛’、‘朱毛’，我以为是一个人呢，后来才知道你们是两个人——朱德、毛泽东。你们的名字，按汉语的意思‘朱’就是‘赤’，也就是红色的，代表革命，‘德’就是有道德，朱总司令是有革命道德、德高望重之人；而毛泽东，代表着您是要把自己的一生，泽及东方的人民，这是多么伟大的抱负呀！简直像耶稣基督一样，要为人类献身。”海伦不停地说。    “斯诺先生近来好吗？”毛泽东问道。

“他正在北平赶写关于你们的故事。您的生平事迹堪称经典，它将影响每一位读者。所以，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亲自来访问你们。我丈夫要我从您这里获得最后一章。”海伦说。毛泽东和蔼可亲地点点头。

海伦对朱德说：“去年，我丈夫在保安时，您还在长征途中，他未能见到您甚为遗憾，我要采访您的传奇故事。”

40多年后，海伦回忆起初次会见毛泽东、朱德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她写道：

毛泽东在那座古老的砖地小院里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访问的时候，他举止随便，态度冷静，谦虚好问。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却不是。朱德走得很远很远（指早年赴欧洲探寻真理），而毛泽东却按照他自己的条件，以一种若有所悟的独立性，呆在他自己的那个省区里。当朱德在一张破旧的方桌后面谦逊地坐下时，双手放在两只袖筒里，帽子仍然戴在他留的平头上。毛泽东从方桌跟前把他坐的椅子拉到一边，脱掉他那顶软绵绵的红星军帽，一束浓密的黑发垂到耳际。他交叉着他那异常健美、强悍的双手，显示出真正的力量。毛泽东的手，完全不像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手，也不像工人阶级的手。毛泽东的身材在中国人里是异乎寻常的高大、体魄健壮，两只手，是同他的体格相称的。

毛泽东教养有素，精神支柱铁铸钢打，不怕高压，是由坚韧的组织构成的……我喜欢毛泽东，同他很融洽，就像埃德从一开始就喜欢他，同他很融洽一样。

关于朱德在海伦心目中的形象，她写道：

我发现他和传统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不是一个挥舞红缨大刀，率众杀敌的凶猛战士。实际上，他很慈祥和善，说话安静，尤其是他为人谦虚，甚至到了宁愿默默无闻的地步。他属于那种决不肯为自己写自传的人，因为对于他来说，脱离了他的工作，他个人就不存在。

从外表上看，朱德身高和普通人差不多，非常结实健壮。最突出的特点是他那双清澈的眼睛总是透着慈祥的目光。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他从心眼里是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这在中国是很少有的；尤其少见的是，他是个军人，却并不以战争为职业，而把它做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他无疑是个感情丰富宽宏大量的人。朱总司令是个头发灰白的50岁的老战士，至少有半生岁月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仿佛写下了中国没完没了的内战中多次战役的悲惨故事。他的嘴巴老是带着忧愁与严肃的表情，可是，他一笑起来，满脸笑容，令人心醉……他的动作并不粗鲁，而是温文尔雅，缓慢从容。他仿佛像沉思的佛爷那样安详恬静。

在我的心目中，我总是把朱德看作中国人称的那种“君子”，或者说是“完美的绅士”。

海伦认为：朱德与其说是个有权威的指挥官，还不如说是个受群众爱戴的领袖。他的天性和习惯都是民主的，一点也不矫揉造作。

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曾向海伦讲过一些关于朱德的故事。她说：我认为他的主要特点是：天性非常善良。其次，对一切大小事都十分负责。第三，他喜欢跟普通战士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时常爱和他们谈天。”

“军中的群众打心眼里爱他，因为他过的是普通战士的简朴生活，必要时，也和他们干同样的活儿。他的绰号叫‘伙夫头’，因为他像个普通战士。1927年开始有了这个绰号，那时他在湖南茶陵。一天晚上，国民党军队搞突然袭击，朱德正和一个警卫员在一所小房子里，敌军来了，追问：‘朱德到哪儿去了？’朱德马上站起来指着街那头说：‘他不在这里，我是伙夫，我知道朱德还在街那头呆着呢’，当敌兵慌忙去找他时，朱德乘机逃走了。”

“朱德对部下讲话非常朴实无华，他们都能听得懂。他不太忙的时候，就帮农民种庄稼，他常把谷子从山下挑到山上去。他结实，健壮，喜欢打篮球，看田径赛。他不挑食，除了爱吃辣椒外，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因为他是四川人。晚上，不到十一二点钟他不睡觉，可是总在五六点钟就起床了。”

“他喜欢运动，但是也很好学。他仔细订出读政治学、经济学的读书计划，现在每天都复习德文一小时，同时还在红军大学教书。他也喜欢和朋友们聊天，并不总是一本正经，虽然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幽默。”

“一般说来他没有脾气，我从来没和他吵过架，在战场上他却是会发怒的。打仗时，朱德总是在前线指挥，但是没有受过伤。”

（摘自《海伦·斯诺与中国》，武际良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宋庆龄纠正斯诺臆想未果

宋庆龄（左三）、廖承志(左一)会见埃德加·斯诺（右一）、爱泼斯坦夫妇

1958年，美国兰登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的《复始之旅》。书中详细记述了他与宋庆龄、甘地和罗斯福等人的交往，穿插了一些回忆和思考。

然而，1959年宋庆龄在阅读过此书以后，对书中关于她的一些描写非常不满，她不止一次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及此事，认为斯诺在一些地方错误地引用了她的话，对她的有些描述既不诚实也不友好。关于此事，斯诺曾于1960年8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宋庆龄，表明不经过宋庆龄的同意，不应该发表这样的论述，对于由此给宋庆龄造成的任何不愉快和不方便，表示深深的歉意，并且希望能想出什么方式进行弥补。宋庆龄通过多方努力，想纠正书中的这些谬误。可惜都未有结果，这些内容至今依然存在，成为宋庆龄一个未能了却的心愿。

《复始之旅》中有关宋庆龄的不实描述

《复始之旅》中对宋庆龄的不实描写，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她如何离开家赴日本与孙中山结婚的问题。

斯诺是这样写的：宋庆龄说：“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去日本，想把我锁在屋子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宋庆龄赴日本和孙中山完婚的戏剧化过程，大多来自于斯诺的这本书，包括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而对于这样的说法，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里面驳斥说这是斯诺自己虚构的：“我的父母也不是那么愚昧、冷酷！可怜的埃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制造这样的谎言，就为了给他的书制造轰动”，“但是他们从没有‘把我锁起来’！我离开家乘轮船，在一个同志和他女儿的陪同下去日本。那时是早晨6点我父母还没醒。那才是事实！”众所周知，这里陪同宋庆龄去日本的是孙中山的秘书朱卓文和他的女儿，英文名字叫“慕菲雅”。

第二，关于蒋介石曾向她求婚的问题。

斯诺写蒋介石在孙中山去世以后通过一个中间人来向宋庆龄求婚，“她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拒绝了”。宋庆龄对斯诺的这一描述非常恼火：“好像如果是‘爱情’的话，我就会接受他的求婚一样！这是对我多么卑鄙的论断啊！”

宋庆龄的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蒋介石没有向宋庆龄求过婚，所以也无所谓接受不接受；另一种理解是蒋介石托人向宋庆龄求过婚，她拒绝了，但拒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蒋求婚的目的不纯。从宋庆龄对蒋介石一贯的态度来看，宋庆龄的这句话中，更多要表达的意思是“即使他是因为爱情而向我求婚，我也不会接受”。宋庆龄曾说过，自从认识孙博士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忠实于他，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依然忠实于他。

那么，蒋介石到底有没有向宋庆龄求过婚呢？从宋庆龄给友人的另外一封信中，笔者找到了答案：“我们从没有这种事，更不要说我们政治上是对立的了。”（1972年8月9日致好友邓文钊之子邓广殷的信）

第三，关于孙中山是否希望举行基督教仪式的葬礼问题。

斯诺以对话形式写宋庆龄说“举行基督教葬礼是孙中山的愿望”，宋庆龄对此予以否认。宋庆龄在1975年7月30日给邓广殷的信中说：“这不是事实。他在宗教信仰方面是different （不同的）。其实是孔祥熙坚持这一点，因为他是葬礼的‘主持人’。他还跟我商量过孙博士喜欢什么样的圣歌，尽管这不是我的意思。”

关于孙中山的宗教信仰和葬礼问题，早在1966年4月13日，宋庆龄在给爱泼斯坦的一封信中就写道：孙中山“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曾经有过一种谣传，说孙中山在弥留时要求把他葬在一处基督教公墓并由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孙科听了许多朋友的话，曾坚持要在协和医院小教堂举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礼拜，藉以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可见，当时在协和医院教堂里做的是礼拜，并没有行宗教葬礼。

第四，关于宋子文为她筹划一小笔年金的问题。

斯诺在书中说“蒋介石和共产党破裂后，宋子文动摇了，尔后支持了蒋介石，但他依然是宋庆龄在宋家的一位忠实的朋友。他为她筹划了一小笔年金，偶尔也在政治上帮助她”。这一点宋庆龄也不同意。其实是斯诺自己认为宋子文设法给了她一小笔钱为生活之用。事实是孙中山死后，国民党知道她没留下分文，送了10000元（广东币）给她做生活之用，后来还给了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同样一笔钱。宋庆龄说：“子文从来没有提出要给我钱，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收他的或是我家任何一个成员的钱。我弟弟尊重我，尊重我的意愿。”宋庆龄动身去欧洲的时候，孙科认为宋庆龄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收入不够她在国外生活的，曾经给她一张支票。宋庆龄立刻把支票还给了他，说她会和那里所有的学生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当时宋庆龄在柏林图书馆读书，“住的是从房东那里租的有家具的房间，每天只花50芬尼（50分）在一家中餐馆吃一餐，所有的食物也就是面包、茶和果酱，跟其他在那里的学生一样。邓演达、叶挺、章克（雷娜·普罗梅的秘书）等同志还有几个四川的女孩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

第五，关于所谓的她对大姐宋霭龄的冒犯之辞。

斯诺在书中写宋庆龄用极轻蔑的又钦佩的口吻对他讲了宋霭龄在金钱交易上的手腕，是这么描述的：“霭龄聪明极了，她从不冒险，只有当她预先从财政部的同伙那里得到政府财政政策变动的情报后，她才决定买进或卖出。”宋庆龄对于斯诺这样的说法也很有意见。首先，是斯诺自己告诉她说宋霭龄是怎么利用告诉人们何时买入，何时卖出股票的内幕消息获得的金融交易的知识，通过投机生意赚钱的！宋庆龄称自己一直讨厌数学，完全不懂金融方面的事！都是斯诺告诉她的！第二，她从来没有像斯诺说的那样叫大姐的名字，“姐姐”是她从儿时起对大姐的唯一称谓。

宋庆龄未能如愿

宋庆龄与斯诺夫妇久别后的重逢是在1970年，也是斯诺夫妇最后一次访华。1970年底，斯诺夫妇离开中国。但是，让宋庆龄失望的是，不知是因为斯诺正受癌症的折磨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斯诺没能履行他对宋庆龄的承诺。1972年2月，斯诺因为癌症去世。

1975年，宋庆龄通过邓广殷与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斯诺接洽，要求纠正书中的错误描写，还就此事写信给廖承志，请他咨询外交部新闻司正式处理此事。据邓广殷回忆，这其中的过程极为复杂，最终也没有能够将这些内容纠正过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摘自《世纪》2011年第2期，文：郑培燕）

海伦与斯诺劳燕分飞

海伦与斯诺

1941年，回到美国东海岸不久，海伦和斯诺在康涅狄格州濒临大西洋的麦迪逊市郊买下一幢白色木制小农舍安家，是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版税购买的。

1942年，斯诺应聘担任《星期六晚邮报》双周刊的第一位特派战地记者（后来又担任了该刊副主编）。在以后几年里，他在苏德战场、西欧战场、北非战场到处奔波采访，还去了印度、东南亚、中东等地访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还去了一趟日本和朝鲜，他要重访中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其间，斯诺几度回到麦迪逊的家里，也只是埋头写作。海伦也一直忙于帮助中国“工合”（工业合作协会）的事情。海伦和斯诺过着离多聚少的日子。尽管他们的婚姻在表面上还未决裂，但是在感情上日渐疏远。

斯诺写道：“我同尼姆在美国重逢时，爱情的影子已经从我们的眼睛里消失了。互相违约而不是互相信任，是问题的焦点；我们见面时，不再是情投意合，而是反目相眦，重温旧好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

斯诺这样讲，对于海伦也许有失公允。他哪里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在欧洲战场上采访，“出入枪林弹雨之中”的那些日子里，海伦“总是提心吊胆”地牵挂着他。

1945年末，斯诺和海伦正式分居。

在苏联莫斯科访问期间，斯诺曾结识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女朋友。她的名字叫伊莲娜，莫斯科大学学生，21岁，她非常漂亮，热情洋溢，一双天蓝色的眼睛无比动人，令斯诺久久不能忘怀。但斯诺和海伦分居后并没有离婚，他不希望在莫斯科招来任何麻烦。

斯诺同伊莲娜频繁来往，甚至还到她家里拜访过几次，只是彼此不曾表白过心迹。直到有一天，伊莲娜的母亲带着伊莲娜拜访斯诺。她十分礼貌地问斯诺知不知道伊莲娜的学习受到多大影响？这个学期快结束了，如果她的分数继续下降，就会失掉“奖学金”，美好的前程也会因此葬送掉。伊莲娜的母亲还表示，她个人是喜欢斯诺的，完全了解情况，伊莲娜也了解。但是，从政治上来说，他和伊莲娜发展关系是不合适的。伊莲娜的母亲又问斯诺知道不知道伊莲娜退出了共青团？她退了出来，因为“没有时间”去开会。也许这一点与斯诺无关。但共青团组织知道这一点吗？她否认她受到过官方的警告，作为母亲替女儿操心是很自然的，也完全是非政治性的。

伊莲娜的母亲强调说，像伊莲娜那样的一个女孩子，如果与党疏远，就会一辈子遇到麻烦。她在政治上还是一个孩子，她很聪明，但很任性，感情用事，不顾后果……

伊莲娜坐在一旁眼泪汪汪地听着母亲向斯诺诉说。

听着她母亲的讲述，斯诺意识到，在现实条件下，他也不可能让伊莲娜放弃任何无法挽回的东西——上学、工作、事业，伊莲娜的整个前途都岌岌可危了，他提供不了任何适当的东西作为补偿。

斯诺慨然应允伊莲娜母亲提出的要求，答应以后再不同伊莲娜见面。

斯诺与第二任妻子洛伊斯及两个孩子

伊莲娜性格倔强，她一边流泪，不同意母亲要他们一刀两断。母女俩又哭又吵，激烈地辩论着，斯诺插不上嘴。这种局面僵持了有一个钟头。伊莲娜又破涕为笑，容光焕发。母女俩拥抱起来，达成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伊莲娜答应努力提高学习成绩，争取再次在班上名列前茅。她答应在获得学位之前暂时不再同斯诺见面。

最后，斯诺拿出了一瓶俄国白兰地，举杯庆祝他们三人达成了协议。伊莲娜母女告别时，面带微笑。但斯诺知道，他在莫斯科这段罗曼史结束了。之后，伊莲娜再也没有来找斯诺，他也没有去找她。不久，斯诺告别了寒冷阴沉的莫斯科，到英国伦敦去采访英德大空战，再也没有回去。

然而，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叶，麦卡锡主义在美国肆虐的时期，斯诺的莫斯科爱情故事却受到美国参议院的关注。

1946年春，在纽约的一些演员、艺术家和作家为战后的苏联难民募捐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斯诺邂逅了年轻美貌的女演员洛伊斯·惠勒，之后他们经常见面。洛伊斯在几年前读过《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给她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认识斯诺的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在纽约，他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当斯诺又去欧洲采访时，洛伊斯又赶去同他相聚，一同旅行，他们已经双双坠入爱河，难舍难分了。

1947年2月的一天，斯诺从国外采访归来，他提着旅行箱回到麦迪逊。当他悄悄地站在小农舍的后门口时，听见屋里传出海伦正在埋头写作，飞快地敲击着打字机键盘的咔哒、咔哒声，他犹豫着，几次举手想敲门，却又放了下来。最终，斯诺迈着沉重的步子悄然离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斯诺觉得洛伊斯的性格和气质与海伦完全不同，不争强好胜，待人温柔体贴、随和，容易同人相处，是他“最理想、最合适的女人”，能够使他过上温馨安宁的家庭生活。斯诺返回纽约，急于同洛伊斯结婚，但是他同海伦的离婚诉讼拖了两年，直到1949年5月17日才办完了离婚手续。9天之后，斯诺和洛伊斯举行了婚礼。

对于他们的离婚，斯诺曾写道：如果说，结婚开始的时候双方是愚蠢的，那么结束时往往是比较理智的。我们开始时是愚蠢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比较明智了。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弄懂的，这就是生活本身比学校都重要。一旦看清楚了婚姻生活的创造性已经枯竭，其结局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这种婚姻就不可能，也不应当继续保持下去。人们常说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这个成语用来描述我和尼姆·威尔斯的婚姻生活的开始和结束的感情是十分恰切的。

海伦在同萧乾谈到她和斯诺离婚的缘由时说：我有一种理论，即婚姻应当成为一种力量。埃德也吃到了我这种理论的苦头。我认为，两个人一道携手工作，效率不是双倍，而是高出许多倍，两个人可以互相帮助，从而还可以换一换口味。直到我们 1949年离婚为止，埃德和我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磁场。离婚是因为埃德想在生活中另起一个篇章，而他也确实另翻了一页。

可以看出，海伦对斯诺没有丝毫怨言，她对他们的婚姻是眷恋的。但是海伦对离婚并不后悔，为了“自由自在，独身一人，撰写自己的著作”，她说：“我需要离婚。”

海伦离婚后没有再婚，她和斯诺没有生下儿女，但她一直保留着“斯诺”这个姓氏。

（摘自《海伦·斯诺与中国》，武际良著，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出版）

赛珍珠：为美国“制造”了中国人

引发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

1926年，赛珍珠第一部长篇小说《东风·西风》出版，她由此认识了后来的第二任丈夫、出版商理查德·沃尔什。尽管这本书略显青涩，但理查德的敏锐嗅觉告诉他，这是一位极有潜力的作者。他鼓励赛珍珠继续写自己熟悉的中国题材。

1929年，赛珍珠开始在南京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一边教书，一边写小说《王龙》，仅仅3个月后就脱稿了。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王龙的发家史。

这部初名《王龙》的小说，在理查德的建议下改名为《大地》，堪称点睛之笔。两人在爱好和事业上的默契日渐明朗。1931年《大地》一出版，随即在美国引起了轰动。这部小说堪称农民的史诗，无意之中也与时代的节奏不谋而合：恰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劳工神圣成为一句全球性的口号”，《大地》讴歌生生不息的劳动，更能让人产生共鸣。《大地》在当年便卖出了180万册，连续22个月荣登美国畅销书榜首，并于次年一举赢得普利策奖，赛珍珠已然是文坛叫好又叫座的耀眼新星。

1935年，赛珍珠与第一任丈夫布克办完离婚手续的当天，便和理查德举行了婚礼。这一年，她离开中国，与理查德定居美国。

《大地》之后，赛珍珠相继写出《儿子们》《分家》，组成了《大地》三部曲，关注的视野涵盖军阀混战、革命起义、洋为中用等众多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议题。1938年，赛珍珠接到一个远方的来电：她因此书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成为当时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但赛珍珠的获奖在当时的美国文坛却遭到围攻。她的作品虽然畅销，但其书写的中国，时至今日也仍然算是边缘题材。按资历也轮不上她，而赛珍珠的女性身份也让当时相当一部分男性作家大为不满。比如威廉·福克纳就不无酸意地说，自己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同“赛中国通夫人”为伍，但11年后他得到获奖通知时，一刻也没有推辞。

1938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为赛珍珠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水浒传》经她译为英文版《四海之内皆兄弟》后闻名全球

写完《大地》后，赛珍珠萌生出念头：将自己自儿时起就极为喜欢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翻译成英文，推荐给西方读者。她先请来金陵神学院的龙墨乡老先生，为她一一详细解释《水浒传》里的风俗、服饰、兵器等古代专有的名词。又请来中国作家朋友的妻子，为她朗诵《水浒传》，她一边听，一边翻译。翻译工作前后持续了4年。赛珍珠觉得书名按照原意“在水边”直译过去毫无味道，最后取孔子的一句名言，将书名定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即《All Men AreBrothers》）。1933年出版的英文版《水浒传》，一下蹿上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的排行榜。作家林语堂曾对赛珍珠说：“多亏你的译本，使这部名著全球闻名。现在国外甚至有人将施耐庵比作荷马，称赞中国也有《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的作品。”

不遗余力支持中国作家

赛珍珠和徐志摩流传很广的绯闻其实只是传言而已，但她对中国作家不遗余力的支持确是实实在在的。林语堂便是赛珍珠一手发掘的。他在赛珍珠的鼓励下写出《吾国与吾民》，并被她推至全美畅销书作家行列。老舍访美时，赛珍珠大赞《骆驼祥子》，全国遍撒推荐信帮他出书，最后使老舍成为当时作品被翻译出版得最多的中国作家。赛珍珠和丈夫在1941年买下快倒闭的《亚洲》杂志，在夫妇俩的主持下，一批中国左翼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萧红等人的作品，被翻译过来相继刊登，而斯诺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也是在《亚洲》上首次发表后结集成书的。

支持中国的抗战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赛珍珠公开发表了著名政论《日本必败》。她应宋庆龄之邀，出任“保卫中国同盟”的荣誉委员，号召美国文化界新闻界成立了“美国中国救济事业联合会”，说服罗斯福总统夫人出任该会荣誉主席，为援华筹集了大量的资金。1943年她主动请缨到美国众议院发表演说，推动排华法案当年被废除。

在赛珍珠的时代，上至政治领袖下至清洁工，无一不读她的小说。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她为一代美国人‘制造’了中国人。”“尽管政治气候在不停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看待中国人。”

晚年访华申请被拒绝

尽管赛珍珠对中国抱有深挚的情感，但在中国，她却有点两头都不讨好。早在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就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但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仍奉命拒绝参加颁奖仪式。1943年，宋美龄访美，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恳求美国进一步军事支援。罗斯福总统夫人在演说结束后咨询赛珍珠，她径直指出“宋的致命弱点在于她与中国的普通人民大众如隔千山万水”。林语堂后来议论：“她从未到台湾来过，我想台湾也不欢迎她。”这种结果不难想见。

赛珍珠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土地改革和联系群众等问题上曾撰文称赞过共产党人，她在美国一度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嫌疑分子”，但她始终和共产党“保持一定距离”，1943年周恩来邀请她访问延安，最后未能成行。

她后来写文章“批评毛泽东的集权主义”，新中国后被扣上“美国反动文人”的帽子。小说《大地》也被指责没有写出“那时中国革命正处于高潮”，而表现“农民安静地种地”，批为“封建主义”的典型。

自1942年后，赛珍珠再未回过中国，思念日益刻骨铭心。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已是80岁高龄的赛珍珠兴奋不已，随即申请访华签证。但当年5月，她的申请被驳回，理由是她在创作中对中国人民和领袖抱着“歪曲、中伤和诽谤”的态度。赛珍珠一生致力于文化的交流，但最终成为文化隔阂的受害者。即使打入另册，她仍痴痴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12期，文：黄薇）

赛珍珠与王莹的传奇交往

青年时代的赛珍珠

赛珍珠是美国著名女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父亲是在华的美国长老会牧师，在镇江布道多年。赛珍珠6岁就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37年之久，是个“中国通”。她曾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大）执教。

王莹1913年3月8日出生于安徽芜湖，她俩年龄相差20余岁，但相知相交，关系密切。

初识

1942年初夏，王莹来到纽约留学。她经国内友人介绍，拜见了林语堂。7月的一天，林语堂在一家中国餐馆请客，王莹、赛珍珠同时出席了这次宴会，宴会结束，王莹与赛珍珠彼此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当时赛珍珠所主持的东西方协会主办了一档《美国对中国讲话》的广播节目，赛珍珠写了一个美国农妇的故事，东西方协会邀请王莹为这个故事配音。节目录制好后，送到赛珍珠的乡间寓所，她和丈夫听了以后被深深地打动。经过这次合作，赛珍珠对王莹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关注这个来自中国的女演员。

筹建“中国剧团”

1944年年初，王莹转入耶鲁大学戏剧系。但该系在演员表演方面的教学水平却很低，有着长期舞台演出经验的王莹深感失望。赛珍珠知道后，告诉王莹，她打算组建一个“中国剧团”。 王莹很高兴，表示愿意参加，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此后，两人书信往来讨论剧团的筹建工作。但筹建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有一次，赛珍珠函告王莹，已聘请一位日本人芬能为剧团主任兼导演，希望王莹同芬能面谈。王莹便去纽约会见了芬能，但在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中，芬能对剧团的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和演剧事务一字不提，只说些不切实际的计划。王莹知道芬能不是行家，难以共事。

1945年元旦刚过，芬能便通知王莹到纽约去参加排演，却不说明排什么戏剧，分配她担任什么角色。王莹和赛珍珠夫妇第一次观看了芬能排演，此时才知道芬能所雇的演员几乎全是日本人。排戏时，场面呆板，秩序混乱，令赛珍珠夫妇大为失望。

王莹觉得事已至此，难以改观，回校后便给赛珍珠写信表示，暂不参加这次演出。赛珍珠在复信中叙述了筹建“中国剧团”的种种艰辛，特别说到聘请中国演员极为不易，对王莹不参加演出流露出失望情绪。王莹顾及赛珍珠的好意，同意参加演出。

帮王莹把《放下你的鞭子》演进白宫

1945年3月初，赛珍珠函告王莹，她已经同罗斯福总统夫人商定，“中国剧团”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将在华盛顿白宫举行，请王莹一定参加。王莹回信说：愿意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3月15日晚，“中国剧团”在白宫东厅正式演出。罗斯福总统因为临时有重要事务未能出席，华莱士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夫人、白宫高级官员、各国驻美国使节等人观看了演出。

1945年在白宫演出后，王莹（右）同罗斯福总统夫人合影

演出有三个节目，第一个节目古装戏占去了太长的时间，导演芬能决定取消《放下你的鞭子》，改演另一出戏，并开始向观众介绍日本演员。这时，赛珍珠从观众席上站起来大声说：“我们今晚要看中国抗战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赛珍珠还拉着王莹的手走到前台，向大家作了介绍。这戏剧性的一幕让演员们心情分外激动，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剧终时，观众掌声不断，有人请王莹来到观众席，与每一位观众握手见面，时间长达40分钟。芬能感到颜面大失，唯恐大权旁落，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将剧团改为以日本女舞蹈家为主的歌舞团体，这样就可以将王莹和《放下你的鞭子》排除在“中国剧团”之外。

重建“中国剧团”

演出后，赛珍珠约王莹到住所说：“请芬能主持剧团是个错误。现在我和东西方协会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希望由你来主持剧团。”王莹思索良久，知道担子不轻，但盛情难却，最终答应下来了。赛珍珠立即打电话通知东西方协会总干事，然后又函告芬能，特别指出：“王莹并无主持剧团的欲望，请她主持，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王莹接手“中国剧团”之后，又被聘为东西方协会理事。她退出了耶鲁大学，一心一意重建“中国剧团”。

经过一个半月的紧张筹备，1945年5月22日至23日，“中国剧团”正式公演了。东西方协会租借了纽约的一座上等戏院，公演获得了成功，《放下你的鞭子》最受欢迎，《纽约华侨日报》还刊发了热情洋溢的文章和剧评。

（摘自《名人传记》2012年第4期，文：孙栋华）

罗斯·特里尔：《江青传》写作前后

年轻时的罗斯·特里尔

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写江青传，北京官员和海外驻华大使劝阻我，其中有人说，为什么你对坏女人如此感兴趣呢？要写好女人！”

确实如此，北京的有些反对也是很合理的。我知道江青在政治上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也不是一些西方女性所谓的女权主义英雄。但我认为不能忽略她在中国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她和中国封建残余的关系。对江青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不仅要描写她的机会主义和主观主义，还要书写她作为一个女人不得不面对的艰难处境——我相信，比起对她的简单抨击，这样将对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产生更大的影响。

我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没有在中国的调查，我写江青的书就只能依靠中国境外的资料，这将是一个遗憾。据你自己所言，我知道你喜欢认真调查和实事求是。这也是我的追求。”当然，邓小平日理万机，没有给我回信。1980年8月他告诉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对江青的明确评价。法拉奇问他：“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邓回答：“零分以下。”

《江青传》的写作带来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发现”。在雅加达，苏加诺总统遗孀给我看1962年她和毛泽东、江青的合照，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和江青首次跟外国政要一起公开亮相。在瑞士，埃德加·斯诺遗孀洛伊斯找出了延安时期斯诺和江青的照片，从斯诺的文件夹中也找到一些之前尚未公开的关于毛泽东、贺子珍和江青的文件。

已86岁高龄的俞大维在台北的家中接待了我。俞大维曾任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政府“国防部”部长，他是俞启威和京剧名角俞珊的伯父，在江青去上海前，俞启威曾在青岛与她“结婚”。老先生191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那年本科最高留学奖学金。哈佛大学校长给俞先生颁奖时说：“你是第一个获得哈佛最高奖学金的中国学生。”1932年俞启威作为左翼分子被捕后，他伯父暗中做工作使堂侄获释。新中国成立后，俞启威（后改名为黄敬）与记者范瑾结婚，任天津市市长。但是，似乎俞大维与他失去了联系。

在旧金山，我遇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大晚报》的一名文学编辑崔万秋。崔万秋是在排演易卜生《玩偶之家》改编的话剧时经制作人洪深介绍认识蓝苹（江青）的，他与江青是同乡。崔万秋回忆，戏演完后，崔万秋遇到蓝苹，蓝苹说，“我想去拜访崔先生，向您请教请教，聊聊家乡。”蓝苹给《大晚报》崔万秋负责的文艺副刊写过几篇文章。崔说：“每千字我付她3元钱，像郭沫若和夏衍那样的明星都是拿每千字10元钱的稿酬。”

崔万秋是中国青年党成员，他同蓝苹的政治观点不一致。“我们讨论了胡蝶和阮玲玉的优缺点，”“蓝苹说胡蝶是一个‘木制的美人，就像个雕塑’。她更喜欢阮玲玉，”阮玲玉是一个有骨气的姑娘，当她感到被当做玩物而沮丧时自杀了。蓝苹讨厌女人被描绘成梅兰芳戏剧中“天女散花”的模样。“她们多愁善感，”蓝苹跟崔万秋悲叹道，“弱不禁风。”

唐纳曾担任上海《大公报》文艺记者，他在信中告诉我：“明确地说，我不愿谈我的私生活，然而，如果你来巴黎不单单只是为了见我，我会很高兴见你。”唐纳在法国开了一家餐馆，名为天桥饭店。他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艺界重要人物，也是蓝苹的其中一任丈夫。

尽管在法国待了多年，唐纳仍旧俨然是一位放浪潇洒的上海人，穿着白色的西服，头发梳得平光光的，嘴里叼着烟，胳膊不停比画着。他出生在天津，由大婶抚养成人。其父亲是一名铁路职员，因误服了外用药而英年早逝。唐纳妻子陈润琼是国民政府时期前外交部部长的女儿。当我和唐纳用法语、汉语和英语混着聊天时，她也在场。

唐纳钦佩的是赵丹，而不是郭沫若。唐纳说，郭沫若写过一首赞美江青的诗，后来又谴责自己的行为。“我写过诗赞美赵丹，”唐纳说，“他坚持原则。”我跟唐纳提到，郭沫若告诉我，关键时期他在日本待了10年，对此感到很“惭愧”。唐纳说：“理当如此。”

陈润琼去卫生间时，我偶然提到女演员王莹。唐纳明确地说：“蓝苹没有王莹那么有学识和经验。”他马上补充说，蓝苹是他忌讳谈的“家事”。整个晚上，就只有这一次提到蓝苹这个人。就在我开始准备走回旅馆时，他跟我说：“明晚再来。”

次日晚上，唐纳妻子不在。我们喝了点红酒后，唐纳说，1935年他在《大公报》上对易卜生“玩偶之家”中蓝苹扮演的角色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后，见到了蓝苹。这位年轻演员跟剧评家唐纳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革命者”。多年后唐纳回忆起那惊人的瞬间：“令我感到非常兴奋的是，这位富有魅力的山东新演员，就在淮海大道上对我说，她是坚定的革命者。”

“我想蓝苹怎么对我的，后来就怎么对毛泽东，”唐纳说，“她妩媚迷人，又说自己是革命者——就是这迷住了男人。”“蓝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她最恨夏衍，那是因为他让王莹出演历史爱情故事《赛金花》的主角，而不是她。”

1945年毛蒋谈判时，唐纳没有跟毛泽东握手，对此唐纳解释道：“我不想被拍到，或是留下什么记录。”

第四个晚上，我们继续聊。陈润琼有时会加入。唐纳说：“你只是为了解蓝苹才来看我。”我回答道，我想写篇关于他和他妻子的文章。陈说：“华文记者快把我逼疯了，他们问我江青会不会烹饪，喜不喜欢大蒜……他们写道，我们之前的餐馆有个密室，专门用来放蓝苹的画……”陈说法国人知道这是编造的，因为他们亲眼看过我的餐馆，但是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人们就信以为真。

唐纳深有感触地说：“我看你不是来攫取些无聊花边新闻的记者，是能分清黑白的学者。我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聊过我的私生活——不知怎么地，你是一个例外。”

1984年《江青传》出版后，我接到白宫的两封来信。一封是总统夫人南希·里根的，信中说她计划1984年4月访华前阅读这本书。副总统布什在亲笔信中说：“我刚看完《江青传》。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引人入胜。”布什是美国北京驻华联络处前负责人，后来成为了总统。他继续说道：“我当年见过一两次江青。因为我常看到唐闻生和王海容，所以，对我而言，这本书有着特殊的意义……我想知道江青会出来吗？”我给副总统布什回信中写道：“只要邓小平的现代化顺利进行，我想江青就仍会被关在监狱，缝布娃娃，写政治声明。”

前总统尼克松送了我一本他1982年出版的书《领袖们》，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丘吉尔、戴高乐和其他人作了生动的描述。尼克松在他的书里引用了我的《毛泽东传》。作为回赠，我送给尼克松一本《江青传》。在《领袖们》中，尼克松很少提到江青，完全没有把她当成领导人。某晚在剧院尼克松坐在江青旁边观看戏剧，后来尼克松写道：“我觉得她很粗鲁，缺乏幽默感，完全没有女性的气质，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冷酷无礼的人。”

（摘自《我与中国》，[美]罗斯·特里尔著，刘庆军、许道芝译，萧延中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交谈

江青（左一）与维特克夫人（右一）

一见如故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夫人访华。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维特克夫人。

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公民，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和会见，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她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便提出了会见江青的要求。

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的呈文上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总理的批示后说：“一位政治家如果想在国内有牢固的政治地位，没有国际舆论的支持是不行的。”她立即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请他到钓鱼台10号楼，研究会见维特克夫人的事。

他们研究后，江青对我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精神还好，见见维特克夫人为好。我建议也请文元同志参加，请总理安排时间。”

8月12日下午3点钟，江青由姚文元陪同，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了维特克夫人。江青和维特克夫人一见如故。

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是，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谈妇女运动。我可不一样，我可以给你讲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文化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你写我，你就是第二个斯诺。”

江青的潜台词是：斯诺写了一本关于毛主席的书，一举成名。维特克夫人写一本有关江青的书，也会一举成名。

胡诌一气

1972年8月25日，江青约维特克夫人到广州远郊老虎洞林彪原来的别墅继续会谈。新闻司副局长张颖凑到江青身边，低声说：“维特克夫人对战争没有兴趣。周总理叫我转告你再谈一次就够了，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维特克夫人的签证是28号，不要再延期了。”江青对总理的意见置之不理。

会谈进行了5个多小时，江青盛宴招待维特克夫人。宴罢，江青接着谈战争：“撤离延安的时候，所有的女同志都离开了作战部队，先过了黄河，只有我一个女的始终留在西北战场，继续参加战斗……我时时为毛主席作参谋，我们共同指挥，一直到胡宗南的军队被消灭。”

维特克夫人几次表示：“我对战争没兴趣，想听听江青私人的故事。”外交部的同志把维特克夫人的话翻译给江青时，江青说：“我当然会给她讲的，忙什么？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你应该告诉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

江青用手理了理额头的一缕发丝，继续讲她的经历：“我的原籍是山东省诸城县，1914年出生。哪一天出生我不说，保密，因为说出去，怕大家给我祝寿。1929年，我们村里有一个地主看我有出息，主动出钱把我送到青岛艺术学校学习。之后，他还常给我捎钱去。后来，应一个朋友的邀请，我到上海搞艺术工作。1937年，我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我是挺着胸、昂着头进延安城的。”

江青停顿了一下，闭了一会儿眼睛，继续说：“在上海，一个电影明星，物质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心情郁闷得很呀！到了延安，一看到红旗就激动得潸然泪下呀！”

江青揉了揉眼睛，又指了指维特克夫人，说：“你没有我那种经历，是体会不到我那时的心情的。30年代，我在上海，虽然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主要是做革命工作，领导文艺运动。那时候，鲁迅是革命文艺的旗手，了不起呀！鲁迅对我是很欣赏的，不仅对我演的戏，对我的文章，对我个人，都是很欣赏的。鲁迅说这是个真正的革命的女性……”

在广州，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第一天，就给我们下了命令：“我跟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非常重要，你们每天都要坐在那里认真听，认真学习，好好受教育。”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意听她胡诌乱侃。

领袖干涉

回京后，江青忙着组织人整理她与维特克夫人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稿。文稿送给周总理以后，周总理非常慎重，并郑重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记录没有必要送给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会后，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我，问：“江青同志跟维特克女士的谈话录音带有多少？”我回答：“这些录音带是用装电影片子的铁桶装的，有两桶。”周总理又问：“有人借走过吗？”我说：“没有。我怕丢失，在广州上飞机以前就用密封条封好了，到现在密封条都没有撕掉。”周总理说：“这些录音带请你保存好，绝对不能丢失和外传。先放在你那里，如何处理，以后再说。如果有人要借，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经我批准后方可。主席那里除外！”

维特克夫人虽然未能得到记录稿和录音带，但在回国以后还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开始写江青传记。

1974年5月3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了江青跟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情况。5月10日，周总理叫秘书赵茂峰给在江西“五七”干校的我打电话，询问江青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录音放在何处。后来我才知道，中央领导看到美国的报道以后，正在调查处理此事。

（摘自《党史博览》2010年第10期，文：杨银禄）

《愚公移山》：“纪录片之父”伊文思的乌托邦

1972年3月，世界知名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来到北京。这位被称作“纪录片之父”的荷兰人，是应周恩来之邀来拍摄一部反映文革的纪录片。

74岁的伊文思与中共一直保持良好交情。早在1938年，他来中国拍摄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时，就结识了周恩来。离开中国前，他秘密将一台摄影机和两千尺的胶片送至延安，中共领导人才得以留下在延安的早期影像。伊文思的纪录片历时6年才完成。影片原名《第二次长征》，后取毛泽东的一篇文章的名字《愚公移山》为片名。他相信“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他想向西方观众呈现“文革”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新面貌。

喀什噩梦

1972年4月，伊文思的摄制组首先来到了山西大寨。

之前，周恩来告诉伊文思：用不着遮遮掩掩，中国是个穷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地域辽阔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用不着拍一部粉饰太平的片子，中国是什么样就怎么拍。

但第二天，伊文思发现，大寨领导人陈永贵一个人扛着锄头在山上挥汗如雨。“伊文思的镜头从不对准领导，只对准人民。”翻译陆颂和说。伊文思在大寨草草拍了几天就离开了，最终也没在纪录片中采用大寨的素材。

如果说这些伊文思还能忍受，那么在喀什的经历则被他称为“喀什噩梦”。

在喀什，伊文思提出到每周五的巴扎(自由市场)去拍摄。地方政府专门给居民发了红绿黄三色上街票，用不同颜色规定了上街的时间、地点、着装，甚至表情。居民们服装鲜亮、笑意盈盈；自由市场商品琳琅满目，顾客们排队购买，在柜台另一边再退掉。

伊文思对此很生气，决定立刻停机。摄制组撤回北京，伊文思怒气冲冲地给时任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写信，希望能配备一个懂电影和历史、且能说服地方政府服从中央的人来负责摄制组。两个月后，廖承志派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钱李仁来负责摄制组工作，叶式春协助他工作。

被选择的真实

《愚公移山》全长12小时，由12部独立影片组成。《上海第三医药商店》是其中一部。从1973年1月至4月，伊文思一直在上海第三药店，观察店员们的生活，与他们交朋友。

影片中，店员们的表情动作真实自然。其中一组镜头是在女店员包涵家拍摄的。“一回家，小包往沙发上一躺，闭着眼听收音机。然后镜头转到院子里，小包爱人吭哧吭哧洗衣服。”陆颂和回忆。

回宾馆后，摄制组和伊文斯的女友，也是合伙人玛斯琳发生了争论。陆颂和等中方人员认为，这段素材不好。中国妇女虽然解放了，但也不能压迫男人，这体现了男女不平等。但包涵不认为这是男女不平等。“这只是分工不一样。上海的家庭都这样。”她说。

伊文思坚持在影片中采用了这一段。影片后来在巴黎公映时，伊文思和玛斯琳守在影院门口听观众的反馈。当他们听见有法国女子感叹中国妇女的解放，而埋怨男友在家不做家务时，乐了。

但伊文思自己清楚，很多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经过选择的“真实”。“在西安拍摄时，我们看见当时有批斗的游行车来了，汽车司机立刻拐到另一条街上。”陆颂和回忆。

陆颂和曾经让玛斯琳把要向拍摄对象提的问题先给她，以免当场翻译得不准确，但玛斯琳回答她：“不行，若给你了，你会偷偷告诉他们，他们会有准备地回答，那不是我们想要的。”

61条修改意见

1975年，伊文思和玛斯琳带着已完成的7部影片回到北京。有一天晚上，时任副总理的张春桥突然通知审片。

影片中有一段，伊文思在大渔岛跟船下海，采访船长：“你理解文革吗？”船长如实回答：“不理解。”伊文思认为这体现了人民对于“文革”的思考，但审片者却给予了严厉指责，要求删去这一段。

除此之外，修改意见还包括：不要把作为颂歌的《东方红》与上海落雨、群众打伞的画面连接；公园里推儿童车的小脚女人的镜头应剪掉，或加一句解说，说明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只有60岁以上的妇女才有小脚，诸如此类，共61条。

伊文思沉默以对。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政局巨变的前夕。病床上的周恩来托人给伊文思带话：把这些影片带上，能尽快走就尽快走，暂时不要再回中国来了。

失业十年

1976年3月，《愚公移山》在巴黎公映，之后影片在多国上映或播出。

1976年，在西方纷纷猜测时，伊文思公开在电台宣称，“中国政局稳定”，中共和中国政府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然而仅几个月后，“四人帮”被捕。伊文思一夜之间名誉扫地，背上一连串的污名：骗子、宣传家、中国疯子、盲目的共产主义者、无人性体制的宣传家、荷兰的里芬斯塔尔(纳粹电影制作者)……《愚公移山》也被认为是伊文思与中国政府共谋的结果，是为“文革”涂脂抹粉、欺骗西方观众的，遭到一致抵制。

1977年1月，伊文思带着《愚公移山》的12部影片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饭店，他对前来看望他的摄制组成员大发脾气，怪他们没有将“林彪事件”告诉他。陆颂和说：“他当时说了一句：你知道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朋友在国外有多难吗？”1977年2月，叶剑英接见伊文思，邀请他和玛斯琳来中国安度晚年，但伊文思谢绝了。

《愚公移山》后，伊文思租住在巴黎简陋的公寓里，失业10年。“只能依靠我们驻法使馆给他解决一些经济和生活问题。”陆颂和说。但晚年的伊文思和玛斯琳仍然相信，《愚公移山》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一部虚伪的作品。玛斯琳曾说：“我相信当时的中国人的确是在努力实现这个乌托邦，他们自己也是相信这个乌托邦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5期，文：杨敏）

“我想回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最后的日子

在相濡以沫的近60年里，杨宪益、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他们相依为命，一同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宝库，也一同走进生活的快乐、满足、苦难、遗憾。

1999年底，戴乃迭因病去世。从她重病住院到去世的几年间，杨宪益仿佛失去了生活的热情。戴乃迭走了，杨宪益自己说，他的生命也等于走了。他们一同走过的日子，在心中……

2008年11月25号，杨宪益因淋巴癌住进北医三院。

第二天我前去探望。我在众多一模一样的房间中找到5号，老人双目半合，静卧在白色病床上。这是一个双人房间，邻床是一位做了喉癌手术的老人，在我探望宪益先生的20分钟里，护士进来两次为喉癌病人从塑料套管处吸痰或清洁护理。

夜间，双人病房就变成了男女混杂的四人房。喉癌病人陪床的妻子和宪益先生的护工再展开两张折叠床，填满病房的剩余空间。

后经过家人的多方努力，终于在煤炭总医院为老人找到了干部病房的单间。

2009年10月5日，老人做了放射性粒子植入微创手术。术后颈部肿块迅速缩小，同时老人也随之失声，无法吞咽。

最后一次听到宪益先生的声音是11月2日。前一天北京下了罕见的初冬大雪，我拍了许多美丽的雪景，带到病房与老人共同欣赏。病房中难得的欢声笑语。

“我也看到下雪了”，老人手指窗户说。声音微弱，却也足够清晰。这使我想起老人常常会提到户外天气的变化，时常会说，“要下雨了”；或者“雨停了”；或者“起风了”等等。

住进煤炭总医院的杨宪益给了医生护士们一个惊喜。他们的病人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位享誉国际的文化老人。“你是我们的国宝，”主治医生在Google了“杨宪益”之后对老人说，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您！”

“我想回家！”老人说。尽管声音微弱且沙哑，但字字清晰。两天后我再去医院，老人刚刚有所恢复的声音又不见了；“我想回家”是老人留下的最后的声音，至少是我所听到的最后声音。11月23日，杨宪益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当我赶到医院时，老人已换上了自己的衣服——白衬衣、深灰暗格粗花呢西服、铁灰色西裤；裤子上还有烟头烧的小洞。多富有老人的个性啊，我心想。除了脸色煞白，老人就像在睡觉，安详地睡着。

当外文局有关领导赶来时，他们同家属商量后事。根据老人生前和家属愿望，仪式从简。一个小型告别仪式安排在了星期五，11月28日。

一两天后，告别仪式又改为29日，星期六。据说国际媒体与外国使馆对杨宪益去世倍加关注，有关方面认为后事不可太低调。

我心里纳闷，告别仪式提高规模，意味着什么呢？

11月29日，杨宪益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厅举行。并没有谣传的政要出席。但摆在东厅从前主席江泽民的花圈开始一一排开，几乎所有现任政治局常委都送了花圈。

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结婚照（1941）

我常常回味宪益先生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回家”。这恰好是乃迭晚年失忆后常说的一句话。她常常是沉默的，但有时会突然蹦出一句“我想回家”。守在一边的宪益会慢声细语地用英文说：“这就是你的家啊，亲爱的！”

1990年代，乃迭身体渐衰。1994年夏，外文局把杨宪益夫妇搬进了外国专家居住的友谊宾馆。但乃迭不同于那些短期来华的外国专家，她生在中国，她嫁给中国，她在中国生儿育女、安家落户。也许友谊宾馆对她来说不像是家。“我想回家”是她的一种怅惘。

或许，在她病魔缠身的晚年，不再抑制潜意识里对家乡英格兰的思念。她在1966年圣诞节前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多么期望也能加入你们的家庭圣诞聚会。”但这种思乡之情她是极少流露的。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处处拆旧建新。乃迭在给英国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大院真可谓满目疮痍，楼房拆了，管子挖了，建筑材料满地都是，走在院子里都让人感到危险。院外的大街上则交通日益拥堵，事故频发。我真嫉妒你在威尔士乡村的静谧生活。”（此信写于1986年11月2日，当时杨宪益夫妇住在外文局大院的宿舍楼）

这样的抱怨与怅惘只是在乃迭的晚年渐渐出现。在1987年7月的另一封信中，乃迭写道：“由于缺乏锻炼，我越来越胖了。但我真不想挤公交车，去友谊宾馆游泳。我们居住的一带越来越拥挤，甚至没有一条可以散步的路。”

乃迭这一年68岁，身体尚健康，渴望锻炼。大概没有人会想到，一个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付出了毕生心血的英国友人，竟没有一个游泳池在附近可游泳，找不到一条安静的小路可散步。

戴乃迭于1940年随杨宪益来到战乱中的中国，在大后方颠沛流离，以教英文和翻译为生。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乃迭对未来充满信心；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努力让他们放心。“我们现在比从前更富有了（或者说不像从前那样穷了）；如果政治局势稳定，我们的生活条件会渐渐改善。瞻望未来，那些都快被遗忘的物质享受——黄油、巧克力、浴缸、盥洗室、电影、外文书籍等等等等，都会给我们带来纯真的喜悦。”这是乃迭在战后对一种安定美好的生活的展望。那时他们的儿子已经3岁，大女儿也即将出世。“宪益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为自己建一个书房；我的梦想还有点遥远，我想拥有一栋带着大花园的房子，花园里有我们的孩子们在玩耍。”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梦想；一种当今许多人，尤其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都习以为常的生活。然而它却是乃迭一生都未能实现的梦想；宪益在他生命的尽头也没能“回家”，一个他深深热爱的家，一个他无倦无悔为其付出毕生精力的家，一个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从未想过遗弃的家。

（摘自2010年11月22日《经济观察报》，文：范纬丽）

西方作家眼中的中共领袖

中国领导人的传记由外国人来写，已渐成传统。而西方作家写的中国领袖传记，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几乎必火。

比如，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Mao）在中国获得了数百万的销量，可以说是毛泽东传记里影响力最大的一本。而罗伯特·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仅出版后几个月的时间，就印行了数百万册。

许多国内研究者对此曾说，西方作者不一定在史料功底上强于中国研究者，很多人还受困于对文化和国情了解不够，用一个研究者的说法，他们的作品受到追捧，纯粹是由于中国读者“天然地相信外国人更加客观而已”。

但另一个没有被说出的原因是，翻阅外国作者书里的毛、邓、江，无异于在翻阅另一个经过外国作者审视的中国。

关于新中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毛泽东的数量肯定是最多的，除了其影响力，这也是因为他的资料相对翔实，毛泽东本人也高调健谈，并喜欢接触西方学者和作家。

很多人认为埃德加·斯诺是写毛泽东传记的最佳人选，以至于江青曾经和美国女历史学家露克珊·维特克表露，希望她成为自己的传记作者，成为“我的斯诺”。

不过，因为健康和年龄，斯诺最终没有写一部毛泽东传（虽然他的作品是所有毛泽东研究者都绕不开的），美籍澳大利亚学者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则成为影响最大的作品。

有读者评论特里尔笔下的毛泽东：与其说他像一个政治人物，不如说他像好莱坞电影中的男主角。那本书比较平易近人和艺术化，着重在于还原作为人的毛泽东，倾向于他性格的塑造。

可以看出，作者试图用精神分析法来解剖这个创造了红色中国的领袖。于是读者们可以看到一个叛逆青年的冲突与矛盾，挣扎与苦痛。这是过去中国读者不可能接触到的。

尽管特里尔的著作充分发挥了西方人写书惯常的新角度、新切点的优势，但当数年后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问世后（特别是其简体中文版在中国内地推出后），更是引发了新的关注。很多人为其大胆辛辣的批评而吃惊。

总结起来，特里尔观点和写法新颖，是典型的西方人物传记式写法，而肖特的资料翔实，更多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角度进行解剖。

肖特毕业于剑桥大学，做了2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驻外记者。他专注于各国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如西哈努克、勃列日涅夫及波尔布特。作为一个资深政治记者，肖特将毛泽东串联进中共无数政治史事件中，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历史学家的角度，将毛泽东“去浪漫化”和“去神秘化”：这个湖南年轻人最终能领导一场革命，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是扎实地交融于近现代中国历史大潮的无数客观事件当中的。所以，读特里尔的毛泽东，读者是跟随着毛泽东走过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而读肖特的作品，读者更多是从天空中俯瞰处于不同历史事件中的毛泽东。

因此，一定要给肖特的作品起一个解剖型的冗长副标题的话，那就是“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如大革命、抗战、文革）中的角色和地位”。

长期以来，很多人为那些勤奋的西方汉学家（比如费正清）未能出版一本经典的关于中国领导人的人物作品而遗憾。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多少填补了这个空缺。当然，确切来说，诚如本书的名字，傅高义此书并非纯粹的人物传记，更多是一部学院派的政论。最经典的地方是不赞同将邓小平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而称为“总经理”。

从傅高义的书中可以感觉到，邓小平的第一考虑并不是改革，而是在他接手的烂摊子上为中国社会做一点实事。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的愿望为他提供了行动的动力，而是行动的愿望为他提供了改革的动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赓武认为，“这是一部关于‘变革’与‘适应’的多层次研究，其核心是讲述一个人面对一场复杂而危险的革命时作出的反应。这个人的核心事业围绕着历史上最庞大的政治实验的巨变——从一个混乱、绝望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今天的工业与制造业巨人。在这本书中，傅高义以出色的工作使邓小平的视角变得可信，使中国的迷局变得可解，甚至那些次要角色也变得栩栩如生。”

无疑，傅高义更看重邓小平在中国诸多历史事件中的行为和角色，这点类似肖特。他并不试图在说邓小平的故事，而是在展现他如何以自己的智慧和技巧，根据历史环境作出最合适的抉择。

相比于其他人，江泽民的传记作家罗伯特·库恩的最大优势在于，他有许多机会和江本人会见，这是其他许多人不曾有的优势。很多人会议论，库恩与江泽民的私交是否会影响他的写作，但实际上，大部分西方传记作家和传记对象都是有亲密交往的，很多名人也会指定自己的传记作家，从首相到球员概不例外，这种担忧并没有过多必要。

库恩笔下的江泽民是三重立体的，即作为爱国者的江泽民、作为技术工程师的江泽民和作为爱妻爱家的江泽民，这三点基本概括了江泽民的前半生与后半生，他的公务与家庭。

作者有意强调，江泽民并非一位天生的政治领袖，他更多的是一位工程师，技术和科学在他的灵魂与血液中，扮演着和思想政治同等重要的角色。书中写道：“江泽民接受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但对他来说却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种是西方科学与工程的教育；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当江完成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时，他已变得既‘专’又‘红’，这对他在共产党的权力机构中漫长而稳定的晋升尤为有用。”

作者看重这种特性，认为其对于江泽民后来的政治道路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正是这种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实用主义精神，带领中国在邓小平时代之后走向了一条腾飞的道路。

谈及写作动机，库恩说，“我感觉西方对中国乃至江泽民本人存有太多的偏见，因此我真正的原动力就是想把关于江泽民和中国的真实信息展现给大家。”

当然，喜欢围观“领袖”是一回事，能否准确表达又是一回事。尽管难题一直存在，不过，相对于本国的作者而言，外国的作者更能突破某些限制，秉持独立的立场，最大限度还原“领导者”的形象，让他们“走下神坛”，成为真实可感的普通人，而这或许也是中国读者最为期待的。

（摘自《博客天下》2012年第16期，文：林锐）

叁　｜　最早的洋面孔

历史上第一位外籍太监

朴不花（资料图）

太监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畸形产物，这是一种极不人道的做法，也体现出封建王朝的极端残忍。他们是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群。但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多位位高权重的太监，像赵高、李辅国、魏忠贤、李莲英等人，都受到了皇上的宠爱而权贵无比。但是你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曾有过外国籍的太监吗？

据史料记载，在元代时期，中国就曾有过一位外国籍的太监，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国籍的太监，名叫朴不花，高丽人，生于元朝文宗时期。朴不花在中国的皇宫内与奇洛皇后关系十分亲密，所以官职一升再升，连朝中大臣们都要巴结他，看他的眼色行事，真可谓是权倾朝野。

在朴不花7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净了身，于是便被送到元朝的皇城内做了一名专门斟茶倒水、扫地擦桌子的小杂务。与他同时进宫的还有一位名叫奇洛的小姑娘，她是朴不花儿时的玩伴，奇洛在皇宫里只是做一些针线活之类的工作。闲着没事的时候，两个孩子常在一块聊天，诉说思乡之苦。一转眼二人都已长大，奇洛出落得越发娇嫩可爱。元文宗的儿子妥欢帖木尔在游玩时发现了美丽的奇洛，并把她收进了自己的府邸。奇洛不仅人长得美，而且非常乖巧温柔，深得妥欢帖木尔的宠爱。不久，妥欢帖木尔登基，是为元顺帝，元顺帝封奇洛为二皇后。

奇洛虽然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但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同乡好友朴不花，她把朴不花调到自己的兴圣宫，并迁升他为荣禄大夫，加资政院使。资政院是元朝专门管理全国财政的部门，是个可以捞银子的肥差事。朴不花的贪污行为一向都十分小心、巧妙，所以朝廷并未有所察觉，再加上朴不花非常懂得为人处世之道，经常把一些贪占的财物送给朝中的权贵及皇亲国戚们，使得宫内宫外的人都说朴不花人好心好，赞扬声比比皆是。

渐渐地，财富已经不能满足朴不花的欲望了，他开始觊觎朝中的权势。巧的是元顺帝也十分宠信朴不花，经常会派他去做一些私访或是赈灾之类的工作，这也为他进军政界打开了便捷之门。奇洛二皇后的儿子被立为皇太子后，朴不花又把全部的心思都扑在了太子身上，太子的吃喝玩乐全由朴不花一人亲自打理。正当元顺帝厌倦了政务、只喜好声色时，皇上不但把国之大权交给了太子，而且还任用了朴不花推荐的搠思监为宰相。这时候的朴不花早已经是权倾朝野的人物，不管是官吏的升免，还是国策的制定，全都由朴不花一人来决策，朴不花把朝中那些与自己不和的官员一一贬职查办，不断地排除异己。

由于元顺帝放任朴不花、搠思监等人在朝中的胡作非为，朝野内外开始动荡不安，国内的军阀势力也开始趁机起兵造反。此时的太子也早有登基称帝之愿，见国家局势动荡不安，便想趁机逼迫父皇退位。此时的朴不花、搠思监、奇洛二皇后也完全赞同太子的做法，几人便开始了策划颠覆造反的活动。就在他们依计划行事时，元顺帝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下旨把朴不花、搠思监打入大牢。平日与他们有仇的孛罗帖木儿趁太子出京之际，斩杀了这两个乱国臣子。此时军阀混战的局面还没有彻底解决，南方的朱元璋早已经开始向元大都进攻，直接威胁着元朝存亡。元顺帝见国家即将倾覆，不由得潸然泪下，万分懊悔，这一切都是他对朴不花等人的放任所致。朴不花死后不久，元朝就灭亡了。

（摘自《历史密码：揭秘历代悬案疑案》，何忆、孙建华编著，工人出版社出版）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人陋病

利玛窦与徐光启

在为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而推出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这位“明代白求恩”在批评中国的陋病时，尽管总是“小心翼翼用谅解的词句提出自己的论证”，但我们还是能从这位“世界公民”的中国札记里，读出他者之眼对中国人劣根性的犀利观察。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利玛窦就强烈感受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论，“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顾及素来秉持天圆地方说的中国人“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在献给明代皇帝的世界地图中，利玛窦特意把中国置于世界中央，照顾了一下中国中心论的虚荣心。

在利玛窦看来，正是这种中国中心论，导致中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而据他的观察，“与他们国家（指明帝国）相邻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

据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发现，在向明朝纳贡的国家中，“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他进而一针见血道：“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中国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使节，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是中国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如果说朝贡体制从制度层面支撑了中国中心论，那么中华文化优越论则从精神层面满足了中国中心论。利玛窦说：“总的说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中国历代正史的《蛮夷传》与《外国传》，可以为利玛窦的观察提供充足的证据。

在利玛窦看来，这种超过阈度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使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

他批评中国人，“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与中华文化优越感如影相随的，就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抱有盲目的疑惧与反感，以致“从不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正如《中国札记》所说，“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利玛窦发现，正是出于这种超阈度的文化优越感，“中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在他看来，这种对外来文明的顽固拒斥，使得“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

利玛窦来华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反超中华文明的关键时期。由于拒绝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以推动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中国在世界之林中的地位自此以后日渐低落，利玛窦也成为中华帝国文明夕照的最后目击者之一。他在华28年，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这里列举的，只是他对明朝人中国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的细微观察，已让400年后的国人有入木三分的感慨。

《中国札记》英译本序言指出：“古老的文明可能走到一定的尽头，但是无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或者强加给它什么样的政体，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的。”这一论断，褒贬俱有。

（摘自2011年1月16日《南方都市报》，文：虞云国）

《尼布楚条约》背后的大清“内鬼”

《尼布楚条约》签约现场模拟场景图：谈判桌左边是戈洛文，右边是索额图

中国使团中的两个洋人

中俄尼布楚谈判，俄方派出的是一个由全权大使费多尔·阿列克谢维奇·戈洛文率领的队伍，而中方派出的则是索额图和康熙皇帝的舅舅都统佟国纲率领的使团。不过，在这个中华帝国历史上首次派出的外交谈判使团中，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两位谈判代表，而是大清使团中两位高鼻梁蓝眼睛的西洋人——葡萄牙人 ThomasPereira（中国姓名徐日升）和法国人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中国姓名张诚）。徐日升和张诚的共同身份，是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谈判前双方制定的方略

在前往尼布楚谈判的使团即将出发时，康熙指示，“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与清方的慷慨大度相反，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沙俄当局制定了三套中俄边界的划分方案。第一套，也就是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即并吞整个黑龙江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方案要求以牛满江或结雅河（精奇里江）为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纵然是所谓最低要求的第三方案，俄国也坚持占领已经在清军的长期围困下朝不保夕的阿尔巴津（雅克萨），并在精奇里江一带保留中俄共同的渔猎场。戈洛文受命“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一切”。

1687年9月，从莫斯科匆匆出发的信使赶上了戈洛文使团，送来了沙皇当局对谈判的第二份训令，指示“为了同清朝皇帝保持最牢固的友谊”，可以拆除雅克萨的俄国堡寨以换取中国开放通商。同第一份训令中的杀气腾腾截然相反，第二份训令向戈洛文强调“除非他们（清朝）采取极不友好和蛮横无礼的行动，决不要发动战争和造成流血事件”。1688年7月，俄国外务衙门的一名书吏又给戈洛文带来了第三份训令，谕令在退出雅克萨后中方仍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以以退出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达斡尔地方”的最后方案来签约。

传教士卖身戈洛文

1689年8月22日拂晓，期待了三年之久的中俄谈判终于开始了。在正式谈判前，张诚和徐日升两位传教士作为中方代表前往俄营拜访戈洛文，虽然有清朝官员陪同前往，传教士仍然肆无忌惮地用清朝官员听不懂的拉丁语与戈洛文打了招呼。徐日升和张诚的正式身份是大清使团的顾问，但在实际谈判中，他们两位还充当了另一个更基础的角色——翻译。

会说拉丁语的戈洛文表示：“希望从耶稣教的愿望出发，能够倾心于全权大使（指他自己）。”而传教士们回之以“按自己的信仰，有责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中，对基督教徒给予帮助”!随后传教士们甚至瞒着他们的护送给戈洛文送来一封信，索要价值不菲的“貂皮、银鼠皮、玄狐皮和上等酒”，作为回报，传教士们允诺提供关于清朝使团意图的情报。他们的要求立即得到俄方的满足。

两次谈判均不欢而散

会议伊始，戈洛文就污蔑清方“置两国之间的友谊于不顾，制造流血事件发兵来犯沙皇陛下臣民”，要求将“（清朝）军队以武力新占领的地方，归还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不然的话“由沙皇陛下勇敢的将军率领的军队准备敉平敌人！”如此贼喊捉贼的倒打一耙理所当然地被中方严词驳回。

索额图以无可争辩的史实回顾了俄国哥萨克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斑斑劣迹：在“当地居民多次向皇帝控告这些哥萨克”的情况下，清朝才被迫进行自卫；在第一次攻克雅克萨后，清军释放了全部俄国俘虏，但俄军头目领托尔布津却又背信弃义挑起第二次雅克萨战争。双方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就在戈洛文陷于理屈词穷而狼狈不堪的窘境时，“吃人嘴软”的传教士出来为他解围了。徐日升以貌似公正的姿态，建议双方停止“无休止的争论”，立即讨论划界问题。戈洛文马上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立即表示赞成并抛出了第一个划界方案，即沙皇训令中的最高要求：以阿穆尔河（黑龙江）至海为界。这个方案大大超过了康熙指令给清朝使臣们的底线，因此被断然拒绝。而清方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中俄国界的建议也不被戈洛文接受。两国使团的第一次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便告散会。第二天，中俄双方开始第二次谈判。由于戈洛文继续漫天要价，谈判同样无果而终。

谈判桌下耍阴谋

清朝使团准备中止谈判回国，这下轮到戈洛文伤脑筋了。于是，当天夜里，戈洛文就急急派出俄方拉丁语通译跟耶稣会教士进行密谈，允诺给他们珍贵礼物。8月25日，应戈洛文的要求，两位传教士来到俄国营地，将康熙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盘托出。

徐日升说，中国皇帝对收回雅克萨这一点是不能让步的，因为中国人已经用武力收回过雅克萨，而且完全有能力再次收回。这两个中国使团的“顾问”随后又向俄国谈判代表建议“自己应当判断，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何处可以满意地划作两帝国的边界”。传教士所说的这一切令戈洛文大为满意，他立即给传教士们送去40张貂皮、100张银鼠皮和1张玄狐皮。

8月27日深夜，俄国信使来到清朝使团的营地，带来了俄国决定放弃雅克萨的消息。对于戈洛文来说，放弃雅克萨早已是沙皇训令中已有的内容，并不是什么痛苦的让步，相反通过将边界定在额尔古纳河，使得俄国可以获得“有银矿、盐湖，并且耕地甚多”的额尔古纳河西岸地区。

对于中俄《尼布楚条约》，近代历史学家陈复光在他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中不无遗憾地评价道：“以当时俄方在西伯利亚军力之单薄，加以沙皇密令费要多罗（即戈洛文）避免重启战端……俄方不得已，未必不有所让步也。”

但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俄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在领土方面，只需要退出原本就保不住的雅克萨，就得到了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整个外贝加尔边区，而对于它最为看重的远东的经济利益也在《尼布楚条约》中轻易获得了。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6期，文：郭晔旻）

慈禧“英伦情人”的真面目

一本名为《太后与我》的书在香港出版，书封面上写道：“清朝末年寓居中国的‘北京隐士’巴恪思爵士回忆录六十八载首见天日！”全书以自传的口吻，叙述他与慈禧太后的情感故事，对于男女之事描写大胆。其实自2008年以来，慈禧的英伦情人的故事便在网络流传。

闯荡东方

所谓巴恪思爵士，即埃德蒙·巴克斯，1873年出生于英国，其父是银行家。巴克斯自小性格暴躁，行为出格。但他很有才华，有着极强的语言天赋。1892年，巴克斯进入牛津大学就读，在那里，他追逐酒色，挥霍无度，债务一度高达2.3万英镑，终因没钱还债而宣告破产。

债务丑闻使得巴克斯没法在国内待下去。1898年，他决定去遥远的东方碰碰运气。他的父亲给朋友写信，希望能照顾自己的儿子，这位朋友便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赫德对通晓俄文、日文和中文的巴克斯十分欣赏，把他介绍到英国使馆。

巴克斯的语言才能使他结识了《泰晤士报》远东头牌记者莫理循。在北京的莫理循其实不懂中文，巴克斯为他提供中文情报，将中文报刊、诏书的内容译成英文。

1898年戊戌政变爆发时，莫理循正在外地旅行，《泰晤士报》只好让巴克斯替莫理循报道消息，巴克斯的生花妙笔让《泰晤士报》和莫理循声名大涨。但70多年后，英国历史学家休·罗珀经过研究后郑重宣布，这一时期《泰晤士报》的报道绝大多数是巴克斯的杜撰。

站稳脚跟的巴克斯很快又迎来一个发财机会。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巴克斯跟一个英国朋友带人组建了一个抢劫小分队。凭借中文功底，巴克斯专门出没于王公大臣府邸，让他们交出藏书、古玩等等。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番抢劫一共搞到600多件青铜器、玉器、书法作品和2万多卷书籍。

出版著作

1910年，由巴克斯和《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合著的《慈禧外传》（又称《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出版，该书可以说是面向西方读者的、关于慈禧的一部性传记，出版后风靡一时。书中大量引用“独家资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景善日记》。据巴克斯说，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他在一个名叫景善的中层官员家中发现这部日记。它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一直记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对于义和团运动时北京的情况记载得很详细，而且还记录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宫廷秘事。

学界相当重视这部日记，比如英国著名外交史家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就对其多加引用，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编撰义和团资料时也将其收入。当然，从日记被巴克斯和濮兰德拿来使用那天起，日记真伪就一直存在争议。身为作者之一的濮兰德也没有见过中文原稿。后来濮兰德将《慈禧外传》英文稿本赠送给英国博物院时，被要求提供《景善日记》的中文原稿。结果巴克斯回信说，自己因为经济困难已经将中文原稿卖了。总之，除巴克斯外，世界上再没第二个人被证实见过《景善日记》的中文原本。后来不少汉学家和中外历史学者认为，该日记乃伪造之作。

巴克斯在北京生活得很不错，因为出书和收藏的关系，还获得了汉学家之类的称号，一度在京师大学堂担任教授。但对于巴克斯而言，衣锦还乡是他的梦想，于是他将自己这些年或抢劫或购买的中文图书捐赠给英国，希望能获得母校牛津大学汉文教授一职。

1913年7月，巴克斯捐赠的第一批图书抵达伦敦，他也被伦敦皇家学院选为汉文教授。但因为他本人没有学位，没有出名的专著，他期待的牛津大学汉文教授职位到死也没有获得。

隐居北京

心灰意冷的巴克斯回到北京过起隐士生活，吃饭穿衣等完全中式。到1944年临死前，他已经为世人所遗忘。在好友霍普利医生的建议并资助下，巴克斯写就了自己的两本回忆录，一本写自己的年轻岁月，名为《往日已逝》；一本写自己的清宫遭遇，尤其是与慈禧的情感往事，名为《太后与我》。霍普利1973年去世前，将回忆录复制多份，分赠伦敦英国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等处。

巴克斯是慈禧的英伦小情人吗？巴克斯自称从 1902年开始便与慈禧有着亲密关系。从时间上看，慈禧的确在那时经常开展夫人外交，与外国的一些公使和公使夫人多有往来，中文上佳、背景显赫的巴克斯随着公使等人出入宫闱是可能的。这一年，慈禧68岁，巴克斯29岁。巴克斯用了很多篇幅来叙述慈禧的魅力，称慈禧也十分喜爱自己，让他了解很多宫闱秘事，还曾经送给他礼物。当然，鉴于巴克斯一贯的表现，他所写秘事的可信度有几分，令人怀疑。

2011年3月30日，在《太后与我》即将发行前，《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评论说，“在事业的巅峰期，巴克斯在东方学领域是位受人尊敬的专家……但他的一些资料来源以及说法后来被证明是欺骗性的。关于他为西方理解中国人生活所做出的贡献有多大或者是否重要，历史学家们分歧严重”。

（摘自2011年5月17日《环球时报》，文：成之北）

给慈禧画像的洋画师

华士·胡博

他的师弟是凡·高

1855年，华士·胡博出生于荷兰的一个普通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上面有两个哥哥，父亲是一名旅行推销员。

童年时，华士就喜欢画画，梦想成为一名画家。上学后，父亲去世，家境一下变得窘迫起来。华士和哥哥一样，辍学打工，贴补家用。但他并没有放弃画画，去了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的一家美术学校学习。学业有成，华士被吸纳为比利时皇家水彩画家协会会员。不久，他前往法国，师从法国著名历史画画家费尔南德·柯尔蒙。当时，他有一个师弟，默默无闻，名叫凡·高。

和凡·高相比，华士幸运多了。拜柯尔蒙为师不久，他参加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组织的“当代大师作品展”，有两幅作品获得金奖。

华士的事业开始突飞猛进，他成为英国画家艺术家学会的一员，并给很多名人，包括当时的荷兰女王威廉敏娜画过肖像。

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开幕。华士参加了荷兰政府代表团，前往美国。这块生机勃勃的新大陆吸引了华士，他决定留在美国，四处游览，留下了大量画作。

在夏威夷旅游期间，他娶了夏威夷公主凯克拉尼（当时夏威夷尚是土著王国，在一位女王的统治之下）。

1897年，华士和新婚妻子开始了周游世界之旅。

华士的“野心”

1898年，华士在澳门稍做停留，来到了中国内地。他的第一站是上海。在随后到的天津这个港口城市，他遇到了挪威军官诺曼，两人成为要好的朋友。

诺曼在两年前来到中国，是一个“中国通”。他参加过甲午战争，当时在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中当军事顾问，负责训练骑兵，设计军服。在诺曼的引荐下，华士见到了袁世凯。

袁世凯待华士为座上宾，甚至每天早晨腾出一点时间，给他当模特。袁世凯的肖像油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画成的。

事实上，华士的“野心”很大，希望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以及更多的朝廷大员成为他的模特。但当时有一种迷信观点，面貌被人如实绘制，会有无妄之灾，而且紫禁城戒备森严，外人很难进入。

在袁世凯的介绍下，华士认识了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并成功说服他成为自己的模特。

华士还为晚清重臣李鸿章画过像，但李鸿章是否亲自给他做过模特无法查证，因为和其他画像比，李鸿章的画像尺寸要小很多。有一种说法是，这幅画像可能为华士参考照片绘制的临摹之作。

1899年6月，华士夫妇离开中国，前往朝鲜，为朝鲜高宗李熙画像。同年12月，他和妻子回到纽约，并于次年加入美国国籍。华士带回的这批东方人物画像，引起了轰动。

“不要皱纹”

1905年，华士接到一个特殊的邀请。邀请来自清朝外务部（前身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他为外务部官员画像。华士并不情愿，故意开了一个高价。没想到，外务部竟一口答应。同年6月，华士到达北京。等待他的，是一个更大的惊喜。当时的外务部侍郎伍廷芳悄悄告诉他，这次的油画模特是71岁的慈禧太后。

事实上，1903年，慈禧曾做过一位美籍女画家的模特。那位女画家画的肖像画后来赠给了美国政府，现藏于华盛顿国家博物馆。此次，据说是慈禧看到了华士为奕劻绘制的画像，怦然心动。

慈禧像（华士作品）

1905年6月20日，华士第一次觐见慈禧，地点在紫禁城的西苑。华士赞美了慈禧的面容：“亲切美丽，流露出坚定的意志，我立即就喜欢上了她。”

慈禧提出了很多“要求”——面部不能出现阴影；眼睛要画大一点；嘴部要显得丰满，不能下垂；双眉要直，鼻子不着任何阴影……“总之，不要阴影，也不要皱纹！”华士在信中向亲友抱怨。慈禧给他的时间也颇为苛刻，只有四次，每次近一个小时。

华士先按慈禧的样貌画出了肖像小样，而后在寓所完成细节。最难得的是牌匾上的几个中国字，据说华士画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发誓说，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相信是他画出这些字的。

两个多月后，画作终于完成，由于各种苛刻的“要求”，慈禧太后被“成功地绘成一个30岁的妇人”。华士得意地说：“我的名字将会重复出现在中国的史籍里。”

如今，这幅油画藏于颐和园，画中的慈禧坐在硬木靠椅上，面目平静，神态安详。

慈禧非常满意，但还是“鸡蛋里挑骨头”，提出了几个小意见。华士一气之下，于当年11月离开了中国。3年后，慈禧去世。

（摘自2011年12月22日《周末》，文：李诚）

索引

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梅屋庄吉（《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10期总第194期）

日本女播音在中国反战（《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5期总第189期）

影响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最后命运（《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8期总第192期）

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史沫特莱（《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10期总第194期）

参加地道战的美国特工杜伦上尉之谜（《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期总第185期 ）

难于评价的司徒雷登（《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12期总第208期）

胡志明与两位中国女子的爱情（《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11期总第195期）

毛泽东的第一位美国黑人粉丝（《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3期总第187期）

飞虎队后人推广飞虎精神（《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2期总第186期）

西方“红二代”的中国梦（《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8期总第192期）

莫理循：影响近代中国的英国记者（《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3期总第199期）

英国人曼尼克斯虚构的李鸿章（《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8期总第192期）

我的老同事庄士敦（《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4期总第200期）

海伦·斯诺初见“朱毛”（《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1期总第197期）

宋庆龄纠正斯诺臆想未果（《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6期总第190期）

海伦与斯诺劳燕分飞（《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2期总第198期）

赛珍珠：为美国“制造”了中国人（《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8期总第204期）

赛珍珠与王莹的传奇交往（《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6期总第202期）

罗斯·特里尔：《江青传》写作前后（《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2期总第186期）

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交谈（《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期总第185期）

《愚公移山》：“纪录片之父”伊文思的乌托邦（《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7期总第191期）

“我想回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最后的日子（《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2期总第186期）

西方作家眼中的中共领袖（《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8期总第204期）

历史上第一位外籍太监（《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6期总第202期）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人陋病（《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4期总第188期）

《尼布楚条约》背后的大清“内鬼”（《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5期总第201期）

慈禧“英伦情人”的真面目（《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8期总第192期）

给慈禧画像的洋画师（《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2期总第198期）

版权信息

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洋面孔

作者：赵毅衡、武际良等

出品方：作家出版社&中作华文

品牌：中作华文

本书内容由《作家文摘》授权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投稿及出版事务请发邮件至：history@zuojia.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