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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之歌：追忆一九七○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郑鸿生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8

ISBN 978-7-108-04346-7

Ⅰ.①青…　Ⅱ.①郑…　Ⅲ.①青年运动-台湾省-现代　Ⅳ.①K2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8794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张　红　朱丽娜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8月北京第1版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26

字　　数　255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49.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郑鸿生作品”前言

郑鸿生

一

我在一九六三年秋天升上初中之后才真正开始上中国地理课。原因是台湾那时从小学升初中要通过联考，而且据说为了减轻学童负担，就只考国语与算术两科。于是有了这么一个效果：小学课程里的其他科目包括地理课的时间，几乎全部被学校挪用来加强国语与算术。尤其是五六年级时，我们整天都在上国语与算术两科，下课后的补习与回家的作业也全都是。

因此，在那个年代升上初中是个大解放，不仅不再需要补习，下午四五点就及早放学，课程也一下子多了起来，除了国、英、数之外，还有博物、理化、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工艺、体育，五花八门。而其中一开始就上的是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对战后婴儿潮的台湾新生代而言，这是完整的中华民族教育的真正开始。

中国历史从黄帝开始，接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讲下来。中国地理则从有着三十五省，还包括“外蒙古”的一张地图讲起。这张中国地图以其形似而被昵称为一叶秋海棠，而不是一只老母鸡，东北有九个省而非三个。然而这张地图上面的铁路线纵横不过数条，稀稀疏疏。可以说，这张地图是被凝固在一九四九年，甚至更早的年代，然而却是我们学生用以认识中国地理的基础。

我还记得，少年时候看着中国地图上稀疏的铁路线，比较着欧美日等国密集的铁路网，曾经就在这张秋海棠式的大地图上，想象着从这城市到那城市连起一条条的新路线来。那时铁路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交通建设，詹天佑是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这是初受民族教育的台湾少年的共同记忆。

其实，这类民族教育在年幼的时候就已陆续出现在小学的国语课本上，即使是零零碎碎的，效果还是蛮大的。我记得还是七八岁时，下着大雨的日子，下水道不通，尚未铺上柏油的巷子满是泥泞，我和邻居几个顽皮小孩在雨中玩起了“大禹治水”的游戏。“大禹治水”是我们从学校的不知什么课上刚学到的故事。

然而这样的民族教育有个明显的缺漏，那时两岸剑拔弩张互相对立，我们学到的中国历史与地理是在那触摸不到的“神州大陆”。这个触摸不到的感觉，这种对立，也是很早就知道的。也就在那玩儿“大禹治水”的日子，大约是念小一的一九五八年，学校有次举行防空演习——当得知敌机将要来袭时，学生要如何疏散躲避。我那时担任小排长，除了负责在班上收取坐同一排课桌同学的考卷外，就是在放学时将这排同学整队带出校门解散。演习是在上午举行的，我只听到老师突然说“敌机”来袭了，我们要疏散躲避。事出突然，我以为“敌人”真的来袭，就糊里糊涂地把这排同学整队带出学校解散回家了，大家都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其中有几个同学住得远，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可以玩耍，我就把他们带回家玩弹珠、看小人书，以为这就是“敌人”来袭时我们小学生该做的事。就在看小人书、玩弹珠的时候，我们竟也争论起“敌人”是否真的攻来了，因为我们也注意到街头巷尾的大人们一无动静。记得几个小鬼头还在为金门、马祖防御坚强、敌人是否过得了那一关而争辩。接着就是老师发现防空演习的结果是弄丢了一整排同学，赶忙派人四出到各家一一带回学校，继续上课。两岸的隔绝与对立在那幼年时刻就以如此的方式铭刻于心了。

国民党政府的民族精神教育对台湾战后婴儿潮世代的影响是如此重大，我读高中的六十年代末期，还有同学组织的地下社团取名“丹心会”，志在“恢复汉唐雄风”。丹心会之名自是取自文天祥《正气歌》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显示出民族教育的刻骨铭心。当然这样的教育方式也有其反作用，当年受过这种教育影响的我们这代人后来有不少却走上了台湾民族主义之路。然而无论如何，对活在当年庸俗、自利、谨小慎微的庶民社会中的台湾青少年而言，民族精神教育的确是生命成长的第一个启蒙力量，它鼓励的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

二

我们家住在台湾南部老城，是日本殖民政府曾经费大力气进行现代化改造过的地方，至今留下甚多类似于上海外滩的十九世纪欧式建筑，这些建筑现在已被定为“古迹”。在家里，我们不像外省人家庭，难得受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然而到了学校之后，我们这些战后新生代的学童却顺利地接上了那套民族教育，接受了五千年传承的历史与一叶秋海棠的疆域，以及两岸严峻对立的现实。

我们的父母辈是经受过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一代，而且是台湾的第一代现代化人，他们对周遭事物与文化的判断标准为是否现代化，追求的是现代化的产品，对传统文物则比较轻视，例如他们要听西方音乐，而不看台湾传统戏曲歌仔戏，这些地方民俗对他们而言代表着落伍。此外，他们所接受的现代化教育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其中基本没有中国历史与地理的位置，可说是一套断裂的教育；而光复后的“二二八”事件又让他们对“国府”离心离德，更不用说去接受“国府”的那一套民族思想了。

然而他们的子女却顺利地连接上了那断裂过的历史与地理教育，虽然现实上是再一次的分断。如今想来，这么一个重新连结也并非只是从上而下的灌输，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其实就有着诸多潜移默化的民族因素，例如街头巷尾的庙宇、在庙埕搬演的歌仔戏，还有那幸存的孔子庙的主体建筑。而那些没有被日本现代化教育严重影响的台湾人还大量存在着，包括算是前清遗老的我的祖父母辈，以及数量更多的农民、工匠、小生意人等中下阶层，这些人里面很多是不识字的。

我成长所在的台南城因为华南移民的缘故，庙宇林立。与我家隔几户就是一座妈祖庙，叫朝兴宫，往另一个方向走没多远又是一座小庙关帝厅。这两座庙宇在前清时代都在附近别处，而且规模大很多；是因为日本殖民政府要在传统格局的台南城里开辟现代马路，修筑现代建物，而被迫一再搬迁，最后幸存于被大马路围起来的传统小巷弄里。

这些偏处一隅的庙宇最热闹的活动就是节庆时的酬神野台戏了，主要是歌仔戏，也会有布袋戏（闽南偶戏）。小小庙宇五脏俱全，狭小庙埕里搭起临时戏台，提供周遭居民各种历史与神话故事的声光娱乐。为配合居民作息，演出一般都在晚饭后开始，直到深夜。锣鼓震天价响，唱腔如泣如诉，但似乎并没人家在意或抗议。只有隔天一早还要上学的小孩比较“苦恼”：往往一出戏正看得入神，却被家人抓回去睡觉！除了我们这些凑热闹的小孩外，大半观众就是我的祖父母辈，以及文化水平较低的市民。而父母亲那一代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人，是不会来看这些传统野台戏的。

一九六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年是郑成功“开台”三百周年，原来被限制的妈祖绕境活动利用这个时机争取开放了。台南市所有大小妈祖庙宇全部出动，“迎妈祖”的盛大队伍弯弯曲曲，绕着台南城里狭小的古老街巷，到每一家躲在里面的妈祖庙巡礼，其中当然也包括朝兴宫。巡礼队伍每到一处，都会把小巷弄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炮声震耳，硝烟迷漫。那真是盛况空前，野台戏连演了好多天。

在这次的野台戏盛会中，有个晚上竟然来了一班京剧团。不同于歌仔戏较为斯文的小生小旦，这次出场的竟是一群武生花脸。那些大花脸角色呈现出的各种京剧脸谱以及深厚的重低音，虽然未能让台下的老祖母们全了然，但戏台上的人物与故事倒也都是熟识的。而花脸们头顶上一堆晃动的小球球、背上插的一排飘舞的三角旗、手执的各色兵器以及铿锵的锣鼓声，更让小孩子兴奋不已。据说这场戏是特意为庙里喜欢看武戏的另一尊神祇“池府千岁”安排的，主事者为避免在这场盛会中冷落它，特别找了京剧团来搬演。后来我才了解，以前通常是找用官话演出的北管乱弹戏班来演的，只是因为前清时期在台湾盛极一时的北管乱弹大戏渐趋式微，六十年代的台南地区很难找到戏班，只好找一个唱官话的京剧团来代替。在地方民俗的层次，各地的不同戏曲曾经是那么彼此交融，互通有无。

我在童年时代就是看着这些野台戏长大的，而我祖母除了看这些野台戏外，也会带着我去仅存的传统戏园看戏。不识字的、全身老唐装打扮的她那一代妇女，就是靠着这些传统戏曲蓄积着她们的民族因素。她们或许不知道当代知名人物，但是戏曲舞台上的古代人物如关公、吕布、山伯、英台却都耳熟能详。他们与其他中下阶层的市民一样，是庙宇的忠实信众。或许就是靠着这些较不现代化的信众，庙宇及其民族因素才能躲过日据时期由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造大潮，以及光复后的严苛管制，而存活下来。

如此，战后新生代竟然与前清遗老隔代挂了钩。也许就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因素，国民党政府带来的一套现代民族教育遂能顺利地接榫。在战后台湾的特殊环境下，上层的现代民族国家教育与下层的传统地方民俗文化本是钟鼎山林，上下互不干涉，而我们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却能够游移其间。

然而，我们所接受的中华民族教育与我父母那代人所接受的日本殖民教育，虽说同属现代化范畴，却有着情感上的不投契。我父母那代人的现代化启蒙来自日本的殖民，没有经历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历史，光复之后又发生了悲剧性的“二二八”事件，以致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那套民族思想十分疏离。这种疏离感多多少少传染给了子女，但我们却通过民俗文化中的民族因素与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教育接上了线。这里似乎有个国家与文化的分合辩证关系。

六十年代的台湾青少年在这种错综矛盾的情境下成长，他们会寻找什么样的出路呢？

三

就在妈祖绕境“硝烟迷漫”的氛围，以及学校民族教育的灌输中，那时的青少年学生又开始感受到另一种文化景象的冲击。

在经历了五十年代的严厉气氛之后，台湾从六十年代开始有个出版的荣景：不仅冒出许多新的出版社，大量出版新书与丛刊；不少大陆迁台的老出版社也开始大批翻印他们二三十年代在大陆时期的老书，涵盖了当时的各种思潮与论战。这种景况有如一场思想的盛宴，带给当时台湾的青少年另一类重要启蒙。而这是我们父母辈未曾经历过的。

经历过六十年代的有心的青年学子，当还记得柏杨批判传统的“酱缸文化”、讽喻警察的“三作牌”这些攻击言辞，还有李敖追求青年个性解放、要求“老年人交出棒子”的呼喊。这些是当年众声喧哗中声音最大的，主要的诉求是反权威、反传统、追求个性。这些带着叛逆因子的主张正好投合了战后新生代进入反叛期的青少年的成长需求。

六十年代也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与思想在台湾重新演练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的重要一环，不仅经由翻印的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在台湾重新出现，还借着《文星》杂志的“中西文化论战”，让当年的中国现代化路线之争在台湾得到重演，这一切有若在为战后新生代补中国近代史的课。李敖等人当时以全盘西化派的姿态及泼辣的文笔挑战对手，他们的观点与视野虽没超过五四时期，而且其中也充满各自隐讳的政治意图，却无损于这是一次中国现代化议题的实质论辩，无损于这是一次台湾迟来的五四的重演。

但是这些补课与重演却都必须限制在当时亲美反共的思想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是读不到左翼阵营参加这些论辩的图书文字的，我们学习到的只能是五四丰富意涵中的有限面向。不仅如此，我们对日据时期台湾左翼前辈的活动也毫无所知，甚至连林献堂等人较为温和的抗日活动也不见诸当时的出版文字。

六十年代又是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开始全面影响台湾的年代，欧美青年那时对既有体制的造反行动和文化如反越战、民权、嬉皮、摇滚乐及新潮电影等，大量传入。台湾的文艺青年在经过“文艺复兴”洗礼的同时，也如饥似渴地接受全球青年造反风潮的感染。加上台湾是美国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前哨，驻台美军与来台休假的越战美军也带来一番美式风光。除了美国新闻处图书室成了学生朝圣之地外，全部英语广播的美军电台更是大家聆听“上国”之音的重要频道，而其中有不少是带着叛逆因子的西洋流行音乐节目。因此，欧美青年运动除了带来政治方面如反越战与民权运动的冲击之外，还有着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经由音乐、书刊、影像的传布，美国青年的“反文化”运动，从花童、嬉皮、摇滚乐到嗑药等等潮流，也感染了那个年代的台湾知识圈。这是来自盟邦“上国”而能穿透管制的一些左翼因素。而与此同时，“现代化”在年轻人心目中戴上了神圣光环，以美国为标杆的全球化思想基石“现代化理论”，也在台湾的知识圈开始发声。

于是只能间接感受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余威的台湾战后新生代，在接受民族精神教育之余，竟在六十年代台湾文艺思想的复兴风潮中汲取了另类的丰富养分。其中除了个性解放、现代化的理念外，也开始有一些左翼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虽然是以颇为隐讳的方式呈现。

四

台湾的战后新生代在五六十年代先后接受了民族精神的教育，以及五四运动的补课（虽说只是其中的一个片面），其中有一个核心的认识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这个身份对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青少年来说，像是呼吸空气那样的自然。在那冷战的严峻时代，台湾就是中国的代表，中国就在台湾。青少年的宏图大志是以全中国为范围的，如我的同学所组织的丹心会即志在恢复汉唐雄风。一叶秋海棠是我们筑梦的天地。

那时的知识青年写文章搞活动都是言必称中国人的，例如一九六三年发生的自觉运动。那年五月一个美国的“留华”学生狄仁华在回国前夕写了一篇文章《人情味与公德心》，登在报纸上引起极大回响。这篇文章讲的是中国人有很丰富的人情，却缺乏公德，普遍存在像自私自利、上车不排队、考试作弊等行为。很多青年学生的自尊心遭受打击，于是提出了“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颓废自私的一代”等诉求，并在台大发起了旨在“自我改造”的运动，该运动遍及了全台湾的大专院校以及一些中学。那时我读小六，正面临初中联考的压力，也天天密切注意报上的消息，深受感染。后来发起保钓运动的王晓波，那时还是高三学生，也同样面临联考压力，却奋不顾身地参与了进去。这个运动最后被命名为“中国青年自觉运动”，虽然只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台湾。

这种中国人的认同意识俯拾皆是，例如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时，台大学生报纸《大学新闻》上有篇评论白景瑞电影《新娘与我》的文章，标题是《给中国电影界的一帖药方》；另一篇《中国人要什么》的文章则主要在谈台湾社会的缺漏；某个学生社团请了外国留学生来座谈他们“对中国青年的感想”，有位学生则以《一个现代中国青年的平心而论》进行回应；而在一篇政治评论中，学生也以《谁是中国的主人》来自我定位。

这一切意味着，我们这些战后新生代在成长与受教育的时期，说出“我们中国人”是毫无心理障碍的。不管后来变成什么派，中国民族教育曾经是这代人成长时期接受现代启蒙的起点，革命救国的理念深植于心。即使自由派也是师承上一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在那匮乏的，一切都巴望着美国、日本的年代，中国的民族情怀是这代人青少年时期的精神初恋。

五

到六七十年代之交，台湾战后新生代在精神层次上既满怀丰沛的民族情怀，也渴求个性的解放，而在心理底层，则有着地方民俗与殖民遗留的潜流。在这样错综矛盾的心理状态下，战后新生代对现实环境是充塞着不满与批判的：一方面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启动，社会变动激烈；另一方面在美日的现代化标杆下，“国府”的统治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尤其在政治管制与行政效率上。如此便到了钓鱼台问题浮出台面的时刻。

在六十年代末，知识青年心目中的几个英雄好汉如殷海光、李敖、陈映真、柏杨等人，或者已经去世，或者身系囹圄。六十年代中期参与自觉运动的那批人也都毕业离校或出国留学，校园几乎一片沉寂。然而就在进入七十年代之际，美国宣布将琉球群岛以及钓鱼台列屿交给日本的计划，竟然就在太平洋两岸的校园同时触发了保钓运动。这场海内外有如惊蛰般的运动，可说是台湾战后新生代在累积了六十年代能量之后的一次爆发，也开启了台湾此后不同的政治走向。

一九六九年秋天，我从充满着地方民俗文化的老城台南来到台北上台湾大学，翌年加入有着批判传承的大学论坛社。一九七一年春天，我随着论坛社的弟兄卷入了保钓运动，也在随后两年的时间里被保钓的后续威力所拉扯，直到毕业离校。《青春之歌》一书即是我从六十年代高中时期到七十年代大学时代，以保钓运动为重心的一群台湾知识青年的记录。

我从一九九八年开始为《青春之歌》一书搜集资料，寻访老友，整理回忆，并着手书写，而在二○○一年定稿出版。那时距离书中故事已有三十年时光，虽说很多东西已经时过境迁，但更多的情境却是与书写时的当下现实息息相关。书写的那几年正是民进党取得政权的关键时刻，台湾在历经保钓运动的三十年后，竟然发生了如此的政权转换，而且上台的是一个对保钓抱着事不关己甚至敌意态度的政党。这当然也影响到我书写时的心情，于是将这个巨变回溯到三十年前台大学生在保钓之后的一场重要论辩“民族主义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局限于校园，并未带来立即的社会影响，却是代表着当时不同立场的战后台湾新生代知识青年对中国与两岸问题的第一次交锋。

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底的那场论战中，保钓派师生的中国民族主义立场受到了台独派、自由派以及国民党派学生的质疑与围剿。那时台湾正处在中国大陆重返联合国以及中美开始和解后的极度焦虑不安状态中，各种立场的人争相发言。接着就发生了台大哲学系事件，将两年多来的校园躁动画下了句点。

撇开统独立场，那场论战也代表着追求国家自主的反帝民族主义，与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这是三十年后我在写作此书时的重新认识，我也试图在书中厘清当时会有如此思想变局的历史与国际因素。

六

从李登辉真正掌权到陈水扁接续当权的那十多年，是台湾分离主义的最高峰，也大约就是我开始书写《青春之歌》到书写《寻找大范男孩》与《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的这段时期。台湾社会几乎所有的论述，包括传媒与教科书，无不望风披靡，卷入去中国化的潮流。而这段时间也正是苏东集团解体、美国独霸、新自由主义大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对于这场大潮两岸皆无能回避，相率竞逐其间。

在这大潮下，分离主义在其去中国化的论述中，也竭尽所能抬高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贡献，例如，纪念嘉南大圳的设计者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二○○八年五月八日马英九在当选而尚未就任之际，曾前往南台湾乌山头水库参加一场“八田与一技师逝世66周年追思音乐会”。翌年同一天，他以正式身份又去参加了67周年的追思音乐会。八田与一是谁？

八田与一是日据时期来到台湾参与并负责各项水利建设的工程师，他负责的水利工程中最有名的是乌山头水库及其引水灌溉嘉南平原的嘉南大圳。一九四二年日本攻占菲律宾，他以陆军专员身份被派遣去调查水利设施，因所搭船只遭美军潜艇袭击沉没而亡。八田与一作为一个爱国者，对日本帝国诚然尽心尽力，包括在日本帝国“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政策下，增产台湾的米粮来供应帝国所需，最后也算是战死沙场。他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建设官员对台湾也有贡献，毕竟那些绑在土地上的现代化建设在日本退出台湾时不会被带走，而留下来继续为台湾人所用。然而作为一个曾经八年浴血抗战的国民党的领导人，为何要去纪念一个战死的日本人？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在其殖民地干的都是同样的事，难道每个落后的殖民地都要追思纪念这类事情吗？

分离主义者用纪念八田与一来贬中扬日，自不在话下，陈水扁在其任上就颁布过褒扬令；然而老保钓马英九也亦步亦趋，这里就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了。最简单的说法是，他在为选票与和解考虑，然而这也正反映了前面提到的那个去中国化大潮。

日据之前的台湾并非缺乏水利建设，开辟水田一定要有灌溉渠道的，前清时期台湾南北就有不少，而且规模甚大，例如台北盆地的瑠公圳、中部彰化八卦山边的八堡圳、南部凤山地区的曹公圳等。然而这些先民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前现代水利建设，却没能得到他们后代子孙与给予八田与一同等规格的追思纪念。分离主义者不去纪念光复后的石门水库与曾文水库可以理解，因为那是“国府”的政绩。但连他们先人的劳动成果也一并忽略，就显示出不仅是在去中国化，也是在去台湾化，甚至不只在去台湾化，也在去自我化：即将前清时期的先人事迹从自己的历史中抹去，将现代化的起点当成历史的起点。这种心态除了基于政治的立场外，还有一种凡属前现代遗产都令人自惭形秽的自我否认心理。如此我们面临的就不再只是民族主义的问题，更是现代化带来的失去自我的问题。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台湾很多的“进步青年”将保钓运动看成不上道的东西了。

七

现代化是落后国家追求的理想，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德国、日本、苏联的国家模式都曾是这个理想的具体标杆。由于这些不同标杆的交错影响，落后地区的现代化之路遂呈现出各种复杂而矛盾的发展，很多冲突因此而起，如国共内战、台湾光复后的“二二八”事件等等。这是我在体会到现代化的问题后，再回头观看台湾时的新认识，等于是开启了一个重新理解两岸历史的新视野。

我在二○○四年写了《台湾的大陆想象》一文，企图以此新视野来重新审视百年多来的四代台湾人，如何在不同的现代化影响下面对大陆。在文章中我首次将台湾分离意识的问题放在两岸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冲突中来考察：从一八九五年割让给日本之后，台湾走上了与大陆不同的现代化之路。正当大陆的变法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大革命等中国人自主的现代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接续展开之际，台湾人却在民间武力抗日失败之后，在日本的殖民地改造计划下被迫现代化了。

台湾的现代化启蒙主要是日本殖民政权从上而下强加的。当然从二十年代开始，文化协会、民众党、农民与工人运动等活跃的抗日分子进行着台湾社会的自我改造，但在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势力进一步抬头之后，也一一被扑灭了。可以说，台湾的现代化是一种非自主的殖民式现代化。

台湾在日据时期的现代化虽然缺乏自主性，但因为是由一个现代化的先进国家所强加的，在现代化的排序上就有着较高的位阶。这样的处境在光复之后一直影响着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知识精英心目中的位置，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到二○○○年国民党的败选，其中都有这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在现代化大潮下的自主性与竞逐，成了我的关切所在。然而纯粹理论的探讨容易陷入现代化论述的漩涡，唯有重新去审视具体的社会变化，或许较有可能呈现真相。何况理论文章非我所长，回头审视自身的成长经历却是我较能掌握的。在这段时间我陆续写了些与此有关的文章，如二○○六年的《水龙头的普世象征——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以水龙头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来呈现发生在两岸的各种竞逐关系。此外，我更进一步去爬梳家族几代人在这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以为任何地方史都是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部分——起码这是我该做的。在这样的心境与动力下，我陆续完成了《寻找大范男孩》与《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二书。

这两本书都是以家族史的形式来呈现三四代人之间，在现代化大潮之下的不同反应与相互关系：从我的祖父母辈——精神上算是前清遗老，历经父母亲辈——接受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的第一代台湾人，最后到光复后接受中国民族精神教育的我这一代人，以及在全球化风潮下的下一代人。我在《寻找大范男孩》一书中描绘台湾这几代人历经殖民、回归、分断、疏离种种因素的交相作用后的生命情境与精神状态，试图在百年来改朝换代的不同现代化冲撞中，寻找如今当权的我这一代台湾男性的扭曲心理及政治表现的历史缘由。

当《寻找大范男孩》的题材构思与资料搜集大致完成时，《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一书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本书藉由洋裁这行业在台湾的兴衰，及百年来服饰的演变，来呈现台湾现代化对庶民影响的一个重要面向。先母生于台南一个经营小生意的传统家族，她在少女时代偶然接触到洋裁之后，即以此为志业终其一生，直到七十七岁退休。这整整一甲子的时光，经历了台湾社会从传统唐装到量身定做的洋装，再到如今满街名牌成衣的演变。此外，泛黄的老照片是不可少的，这些具象的历史资料正可弥补抽象概念之不足，尤其是对缺乏历史观、常以当下主流价值来评断一切的现代人而言。

八

这是三本由生命成长与社会变迁交织而成的书，不仅有关台湾，也有关两岸，记录了笔者从保钓的启蒙到重新认识两岸现代化落差的历程。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中，台湾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便有其特殊性，是解决两岸问题时需要特别重视的，这是我在完成《寻找大范男孩》时的想法。

然而当这本书在台湾出版的二○一二年，隔海远眺，香港竟然传来阵阵鼙鼓。其中有些香港青年的“呛声”竟让我想起台湾在光复之初那几年的景况，真令人有点惨不忍睹。台湾光复之后几十年来内部的种种冲突与磨合的历程，在香港九七之后好似被浓缩再现了，我惊觉到后殖民的同样处境与机制：香港与台湾一样，是曾被现代化先进国——英国与日本——长期统治过的中国地区，都在由上而下的模式中被现代化了。如果香港与台湾有着相同的处境与机制，那这个问题就不再只是台湾的特殊问题，而恐怕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诸多难题的一部分了。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陆续解放了生产力，经济高速成长。在新世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成长之轮仍继续滚动。放眼望去，不只一线城市有成片的摩天大厦，二三线城市也高楼成群。这种极为具象的高楼竞逐不免透露出复制欧美日大都会天际线的积极性，似乎也正走在台湾与香港曾走过的同一条现代化之路上。如果大陆百年来的现代化之路最后还是与被殖民过的港台同向而趋，那我原来以为的那个与港台有别的“自主”道路或许就该打上引号了。

当然现代化这件事不能在自主与否上二分看待，台、港的现代化也非完全被动，两地各有其复杂、特殊的际遇。反过来说，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在其自主性上也是充满着吊诡。这或许是包括港台在内的整个中国的共同问题，必须一体多面地来看，也就是说，两岸三地的问题不是个别的，而有着共同因素，也需要寻找共同出路。如今当京广高铁通车而我无须在中国地图上画铁路线的时候，或许我们应回到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方碰撞的起点，甚至更早时期中国自身的演变中，去开启一个不算新的视野来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这是此刻我这三本书在大陆出版时的心境。我当继续摸索，也期待读者一起来探索。

二○一三年元月十二日

台湾大学及周边地图

地图解说

①全成冰果室：1970年钱永祥以此为《大学论坛》的编辑室。

②台大校门：1971年4月12日德明校友会在校门口布告栏率先贴出第一章保卫钓鱼台海大字。1972年底康宁祥在校门外小广场举办竞选演说。

③农业推广系馆（洞洞馆）：1971年4月13日大学论坛社从屋顶上垂下一对“中国的人民”五四大布联。

④台大体育馆：1971年4月16日台大学生社团在此开会，宣布成立“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

⑤学生活动中心：主要的学生社团办公室都在这里。

⑥傅钟：台大校园重心，每堂课上下课都靠此钟。1972年5月14日台大代联会主席王复苏在此绝食抗议美国将钓鱼台移交日本。

⑦森林系馆：1972年12月4日晚，大学论坛社在此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并引发冯沪祥“职业学生事件”与“民族主义论战”。

⑧我们咖啡屋：1971年暑假，学生社团在此开会，成立半正式党外学生联盟，共同推出医科王复苏出来竞选下届学生代表联合会主席。

⑨清真牛肉馆：1973年2月18日傍晚华灯初上，郭誉孚在这家店拿了一把切肉刀，割腕后沿着罗斯福路走向台大。

⑩大学口：台大校门对面的一条大巷子口附近总称，聚集了不少摊贩。郭誉孚来到这里自刎明志，并书写“和平、统一、救中国”与“释放爱国学生钱永祥、周一回”两张大字报。

黄道琳租屋处：1971年4月，我们在这里制作保钓大布联。

作者租屋处：1973年2月的某一夜晚，作者在这里静听着吉普车声，却传来郭誉孚自刎明志的消息。

台湾师范大学：1970年代初周一回与郭誉孚从图书馆尘封的书箱里找到不少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

束连元家：1973年2月出事时，阿束家成了我们的联络中心。

楔子

那是个令人心神不宁的早春夜晚，我坐在小斗室里倾听着外头的车声，尤其是吉普车的声音，神经随着车声的渐近而渐远也跟着紧绷然后松弛，几天来都是如此提心吊胆、反复不已。

这个不到十米见方的小斗室，在摆上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一个小书架以及一个达新塑料衣柜之后，就没有太多转圜余地了。斗室虽小，但门户独立，一个离家北上求学的大学生住起来是相当舒适。这间租屋位于台湾大学实验农场边缘、靠近公馆的蟾蜍山脚下，一出门没几步路就是台大的实验农场。平常上课的日子，我就骑着脚踏车摇摇晃晃穿过一片片农田，再跨过基隆路（今天的舟山路）进到校园。不到学校的日子，我也可以窝在这里，到聚集在山脚下的小吃店解决口腹问题。

对于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这真是单纯而诗意的大学生活最后的时光。然而单纯的日子早就放弃，诗情画意离我更远，在最后一个学期开学前的那几天，我突然陷入一个无力抗衡的处境。几天来我的大学伙伴黄道琳、钱永祥、宋秩铭……，已经一个个被吉普车带走，我哲学系的老师陈鼓应与王晓波也随之步入后尘。而吉普车是从警备总部开出来的。

几天来每当我独处蟾蜍山脚的这间小斗室，对于外头传来的吉普车声就特别敏感。虽然盘算好警总抓人的下一波应该就轮到我了，心里头也似有所准备，但每当一辆吉普车声由远而近传来时，我的心神也不免跟着逐渐紧抽，直到车声远离。要命的是附近就有一个小军营，吉普车是一天到晚进进出出。

那天晚上读心理系的好友苏元良来到蟾蜍山脚陪伴我，正当我们陷入周遭师友多已“进去了”的茫然中，忽然听到他女朋友林主瑶的呼叫声从屋外不远处传来。我们冲出屋外就看到她和好友温惠兰在屋外小路上焦急地张望，她只知道我住在这一带，也猜想元良这时必在我处，居然就找对了地方。她们两位远从台大校门口跑来，见到我们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有一个人在那里引刀自刎，手上还拿着大字报写着要求释放钱永祥的字样。我们在惊诧之下也推想到，这位以自己的生命来抗议明志的勇者除了我们的老朋友郭誉孚外别无他人，于是急忙赶往台大校门口。但赶到时那里已经回复平静，郭誉孚已被送往医院。

这是1973年2月18日华灯初上之时，郭誉孚手上拿着的抗议海报写的是：

“和平、统一、救中国”

“释放爱国学生钱永祥、周一回”

…

郭誉孚送到台大医院后挽回一命，我也幸运逃过此劫，而进去了的师友也都陆续放了出来。但是在1970年代初期的台湾，庞然的党国机器这么猛然的一击，确实立即收到令人噤若寒蝉的效果。这是学校刚注完册还没开学的早春二月，距离我们在1971年春天介入引爆台大学生保卫钓鱼台运动，随后又卷进台大校园的民主抗争，还不到两年的时光。

在白色恐怖依然笼罩的1970年代之初，台大学生曾经不顾威权体制的高压，在保卫钓鱼台运动的带动下，掀起过一场学生民主抗争，包括言论自由、废除审稿制度、普选学生会长、全面改选“中央”民代，以及走出校园关怀弱势的“上山下乡”等等诉求[1]。这一连串的校园民主抗争，却在学生中的左右翼对民族主义问题的激烈争辩，并引来党国当局对左翼学生的严厉镇压之后戛然而止。这个校园民主抗争的热闹景象起于1971年春天的保钓运动，一直维持到1973年春天警总动手抓人后告终，前后整整两年。随后当局更于1974年以解聘13位老师的史称“台大哲学系事件”来肃清殷海光在台大的残余影响。

我们这群师生与台大哲学系有着或多或少的牵连，或者是系里的老师与学生，不然就是以哲学系学生钱永祥为中心聚到一起的各方好友。而我们在那几年的活动以及最后闯的祸，看似“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前奏，却应该倒过来看，“台大哲学系事件”其实是我们那几年狂飙般横冲直撞的必然结局。

在高压的威权体制下，我们这群学生从中学时代起就个别受到罗素、殷海光、李敖、陈映真等人反抗精神的影响。从高中到大学我们先是摸索着一条追寻个人之自由权利以及个性之全然解放的道路而成长，我们追寻的是一条个体的反抗之路。上了大学之后，大家因缘际会凑到了一块，并一起介入了历史性的保卫钓鱼台运动。而保钓运动却激发了我们原本就已深受感染的1960年代全球性叛逆激情。从此我们发现了一条另类出路，一条不只追求个人自由，并且也要求集体解放之路。我们不只是为了自我的个体而去反抗各种形式的压迫，也憧憬着一个集体的、全人类的解放前景。相对于党国的威压、专搞身份认同的族群意识，以及号称追求个体自由却又孳生出霸权行径的英美式民主等这些“右倾”势力，我们自认是选择了一条“左翼”之路，一条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抱着终极反抗态度的道路。我们于是怀着这样的激情介入了当时台湾大学的校园民主抗争，直到党国出手镇压为止。

这个台湾迟来而又短命的“1960年代”如今看似消逝得无影无踪，而我们的理想与奋斗也似一蹶不振。但台湾后来发生的一连串政治变化、牵涉到的议题理念、激荡出来的情怀，却都可在这里找到其原型或变种。这是“台湾民主化”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今天很多纠结难缠的理念、情结与意识形态都已在这里逐步成形并互相交锋。

30年之后，这些往事竟还历历在目，而其中的恩怨情仇更不时涌上心头，是以在这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奋笔写下这群热血青年一起走过的这段如火年华，正如于右任在民国元年（1911）写下的诗句[2]：

不信青春唤不回，

不容青史尽成灰。

1970年代初保钓运动期间的台大校门口，在罗斯福路与新生南路之交，傅园外的“博士书店”招牌隐约可见。这时台大校门口并无围墙，是党外竞选演说的好广场。

当年在傅园墙外沿罗斯福路有着一排违章建筑的小店，卖各色各样吃的用的，我们经常光顾其中一家卖生煎包子与酸辣汤的。最靠近校门转角的第一家就是博士书店，主要卖文具与畅销参考书。

1971年4月，从这校门口走进台大，马上可看见大学论坛社挂在农推馆侧墙、十分醒目的一对“中国的土地”与“中国的人民”保钓大布联。

1973年春天，郭誉孚沿着罗斯福路走来，在博士书店要了张纸，再走到对面的“大学口”以血明志，抗议情治单位的拘捕学生。

罗斯福路四段尽头，那座迷蒙的小山头即是蟾蜍山。我从大三起赁居北麓，南麓有条万盛街沿着瑠公圳支流而行。黄道琳等人曾在这条街上住过，是我们制作保钓大布联并激荡另类思想的所在。

当时，瑠公圳在新生南路部分并没有加盖，像条小河。往北走不远，台大侧门斜对面有家“全成冰果室”，是我们编辑《大学论坛》时混迹之处，也在这里看了不少黄俊雄电视布袋戏。（陈雪梨提供）

【注释】

[1]这段珍贵3历史详实载于洪三雄《烽火杜鹃城——1970年代台大学生运动》（自立晚报社，199年）。

[2]于右任于民国元年写的诗：“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低回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

第1章　前夜

认识钱永祥，是在1970年代之初，1970年的早春，我刚上大学的第一年。

下学期开学不久的一个雨夜，我照例在台大总图书馆读书。就像一般外地来的学生，我所住的八个人一间、灯光昏暗、拥挤不堪的男生宿舍并不适合做功课，只好经常来到图书馆。何况老图书馆里高敞而典雅的大阅览厅更提供了某种神圣的学术气氛，就成了我上台大之后第一个学期经常流连之处。

然而就在这个下雨的春夜，心理系的苏元良突然急切来到图书馆找上我，兴奋地说要我还有政治系的郑梓，同他一起加入大学论坛社，还说论坛社的钱永祥已经答应了。当晚我与元良一样兴奋，收起书本，同他一起憧憬着加入大学论坛社的种种前景。元良和郑梓都是同我一起从台南一中北上求学的好友，在高中时代我们就对号称台大最有思想深度的刊物《大学论坛》景仰万分。

就在不久前上学期即将结束之际，我才在总图书馆门口看到了一叠刚出炉的《大学论坛》第29期。这一份我素来崇拜的刊物，如今将近130页的厚厚一册让我捧在手上更是沉甸甸的，很有分量的感觉。它的整张封面封底是以新潮的骑马钉装订，上面印着一幅抽象表现派作品，布纹纸的材质更让整个图画有了立体感。翻开来黑色的封面里印着两行手写白字：“怀念消逝的六十年代，展望将临的一九七○”，感觉真是不同凡响。

大学论坛社两个名字，社长李潮雄与总编辑钱永祥，当时更是如雷贯耳了。翻开一看这期的内容，从邬昆如的存在主义与孙隆基的中西文化比较，到张照堂的普普音乐，曹永洋和但汉章的新潮电影与戏剧，可说涵盖了大半的前卫论题，而最后还有一长篇英格玛博格曼的经典名片《第七封印》脚本的全文翻译。这些内容可说是当时台湾文化圈的精英产品了，足以让我抱着崇敬之心详细拜读，而今元良居然有此胆识，拉着我们这些南部来的去加入这个文化精英群，心中自是十分雀跃。

大启蒙时代

这时的台湾，低云压境。曾在1950、1960年代位居台湾思想界风暴之心的台湾大学，正陷入青黄不接的低潮。台大学生在1963年发起的“中国青年自觉行动”已经烟消云散。从1950年代就撑起反抗党国威权大纛的哲学系教授殷海光，与在1960年代初大声要求“老年人交出棒子”（这里的“老年人”当然不是指一般的老年人，而是指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当权者），为年轻人发泄出满腔郁闷的历史系出身的李敖，以及他们个别参与甚深的《自由中国》与《文星》杂志，都早已陆续封笔或遭禁。而李敖联合殷海光的其他学生在1960年代中期延续“五四”论述，并用以攻击威权体制而挑起的“中西文化论战”，这时也不再是热门议题。原来炽热的论辩火花几乎灰飞烟灭，当年的参与者不是身陷囹圄，遭到封口，就是远走高飞，流散四方。年轻一辈曾经参与论战的殷海光的学生何秀煌、许登源、洪成完等人这时或已出国，或是偃旗息鼓了。

《大学论坛》29期目录

钱永祥在大二时主编的《大学论坛》第29期，内容从邬昆如的存在主义与孙隆基的中西文化比较，到张照堂的普普音乐，曹永洋和但汉章的新潮电影与戏剧，可说涵盖了大半的前卫论题，还有一长篇英格玛博格曼的经典名片《第七封印》脚本的全文翻译，可说是当时台湾知识圈的精英产品。（作者提供）

殷海光与李敖等人于1950、1960年代台湾的勇猛冲撞，为我们这些战后出身，活在反共教育与白色恐怖阴影下的知识青年，极为关键地引发了思想启蒙与精神解放的作用。当父亲还必须将《自由中国》杂志偷偷藏在衣柜深层的时候，读中学的我已经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比《自由中国》更有企图去挑战威权思想核心的《文星》杂志，以及主导这个挑战的李敖从《传统下的独白》开始的诸种著作。虽然殷海光与李敖的书多被查禁，但年轻的一代仍然可以在旧书店的角落或街角的书摊，偷偷买到翻版本。

殷海光对于当年陷于威权体制精神困境中的知识青年而言，除了是一位民主自由的斗士之外，更具威力的毋宁是他在思想方法上的论述。殷海光是当年逻辑经验论的引进者，这套西方显学成了他用来批判威权体制的强大武器，为青年学子“发挥相当重要的启蒙功能，打破了旧有的神话、传统与偶像”[1]。而最重要的是，殷海光为年轻人提供了独立思考、不盲从于既定秩序与主流价值的一个大丈夫威武不屈的精神典范。

沉思中的殷海光

196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自由精神的启蒙者，威武不屈的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先生，生于1919年，逝于1969年9月16日。当我听到了这个悲怆的消息时，正在台中竹子坑接受大专入学前的暑期集训。5年后的1974年，又是在军中服役时，我听到台大哲学系的大整肃，殷海光的影响遂被清除殆尽。

年轻而叛逆的李敖施展出来披荆斩棘的大动作，对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就别具意义了。他不从政治层面，而从文化与个体的层次来进攻威权体制，结果更有力地撼动了它的整个精神梁柱。当年学生所感受到的切身问题其实并不全在政治体制上，很大一部分来自整个教育体制的威权式管教、夜以继日的考试以及师长喋喋不休的虚伪道德教条。这时的党国威权体制号称继承了中华五千年道统，然而学生举目所见，看到的那些直接管教者，包括校长、训导处、教官与老师，以及地方首长与民代等那些政治人物，绝大多数配不上这个道统的标准，不少甚至与之背道而驰。当年的党国威权体制就是以这个“道统”之名来管教学生，开始追寻理想的年轻学子一方面亲身感受到教育体制的压迫与地方政治的糜烂，另一方面却又迷惑于高高在上的“道统”的神圣性，内心充满了矛盾。

李敖为我们这些迷惑的青年学子揭穿了这个“道统”的欺骗性。他并不直接攻击政权本身，而是挖其墙角，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墙角。《传统下的独白》一书所散放出来的反抗权威的精神，对一个处于叛逆期的中学生而言可谓正中下怀，胸中快感的发泄真是难以言喻。他也开始间接挑战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当他写到19[2]9年时，一些北大教授争先恐后抢搭飞机逃到台湾的种种丑态，令人极为惊讶，原来台湾那么多“德高望重”的大师，竟多是政权的共谋？而留在那里没走的倒还可能是有风骨的君子了？

在“中西文化论战”中，李敖与其战友进一步以“全盘西化”来全面进攻盘踞在台湾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各种“牛鬼蛇神”，等于是剥除了当年跟着“国府”来到台湾的那批学术思想大师的“神圣外衣”。这些都是对党国的反共意识形态的严厉挑战。虽然当局立即发现这些挑战者问题的严重，进而全面查禁他们的书刊，而这个文化论战的议题至今也未尘埃落定，但从此而后“西化”与“现代化”的信念遂取得了道德的优势，几乎成了受过这次洗礼的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归路。党国的“道统”在有理想的青年的心目中基本上一去不返，它在台湾苦心灌输的反共意识形态接着也在较有社会意识的年轻人心中开始动摇。

殷海光与李敖在这个时期的奋斗，有若让“五四”运动的历史在台湾重演了一遍，为战后出生的台湾青年补了一门重要的中国现代化之课。虽然当时环境与条件已经大为不同，有如傅大为所说的“脉络的断裂”4，却又吊诡地为其追随者铺上了“左倾反帝”的一条路，即使殷海光曾热心介绍过主张彻底利伯维尔场的哈耶克，而李敖提倡的则是彻底的个性解放。

但是到了1970年代初，这些起过深远影响的人物却不见踪影。李敖不只早已离开台大，也被全面封嘴，年轻的我们只能在地摊与旧书店偷偷寻找他的翻版书，浑然不知他已卷入谢聪敏、魏廷朝与彭明敏等人的政治案件。而高举台大抗议精神大纛的殷海光，则不仅早被禁止演讲与发表，甚至禁止教书，终至积愤成疾，而于前一年（1969年）9月16日以50岁壮年之龄辞世[3]。

与此同时，文学界却有一个深沉而动人的声音出现，这是充满着强烈社会意识的陈映真的小说。从《我的弟弟康雄》到《将军族》，再到《一张张凄惨无言的嘴》，他的短篇小说对他所谓“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我们这种人有着无与伦比的感染力。然而就在我们高中时代为他的小说感动不已时，他却因为要进一步去实践理想，而于1968年就身陷囹圄了。

这些前辈在中学时期赐予我诸多思想养分，让我热烈浸淫在他们的理想与激情之中，然而当我在1969年秋天怀着憧憬之情，从南部来到他们活动所在的台北，来到台大社会系就读时，哲人已渺，已不见他们的活动与身影。在入学前的大专暑训，我就从同营的消息灵通的元良那里相继听到陈映真已经入狱、殷海光也已辞世的消息，心中之落寞难以言喻。我虽然还怀着初上大学的喜悦之心与新鲜之感，却无法不感受到这种断裂的情境与沉郁的气氛，恍如一个尚待启蒙的黑暗时代，有人才刚点燃几支火把，倏忽间却被扑灭得干干净净。

寻觅殷海光的足迹

我于是在落寞与困惑中度过了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大半时间沉浸在老图书馆的学院气氛之中。然而就在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之际，这么一本丰厚的《大学论坛》又为我点燃起心中之火，让人重新看到希望之光。而紧接着元良又来拉人入伙大学论坛社，就更令人兴奋了。

这时候的大学论坛社社长是电机系二年级的李潮雄，总编辑是哲学系二年级的钱永祥。他们两人在就读建国中学时就是建中青年社的编辑伙伴，而《建中青年》在当时全台湾中学生的文艺青年心目中，则是最有学问与深度，最代表前卫、进步与叛逆的标杆，因此他们两位以及其他在刊物上留名的，也都成了我们胸怀大志的高中生敬佩的对象。如今他们又同在台大接编《大学论坛》，更是让人拭目以待。

在这缺乏导师的年代，可以突破威权体制对知识与消息封锁的任何人物，都是大家渴求赐教的对象，而钱李两人的大学论坛社也奋力扮演着这么一个校园火种的角色。1969年秋天他们上了大二，刚接手论坛社的这个学期，曾经办过一场谈“存在主义的希望概念”演讲会，刚上大学的我就在这一次讲演会上第一次“瞻仰”了他们。

演讲会的讲者是刚从德国慕尼黑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回到台大哲学系任教的邬昆如。邬昆如以他的学位与才识及其带来的德国学院风格，在当时人才有些凋零的哲学系自然马上受到器重，负责教授重要的“西洋哲学史”课程，也颇受学生欢迎。大学论坛社举办的这场讲演会，就由直接到欧洲取经的邬昆如来谈源自欧洲的存在主义，当然吸引力十足，演讲厅挤得水泄不通。

存在主义在当时是个流行却又危险的题目，被当局指称是与共产思想有着暧昧的关系，而来听演讲的学生也都怀抱着危险的期盼，希望听到一些另类的反抗讯息。邬昆如以其学识及口才虽能将这危险的题目讲得安然无恙，充满知性的深度，却难以完全满足学生压抑着的渴求，不免令人有些失望。然而演讲完后，他对着围绕周围不死心的学生又讲了一个回国时的小故事，终于弥补了这个心理距离。他说当他回国入关时，行李里头有一本《红楼梦》的英文译本，无知的检查人员只看到封面上那么一个斗大的英文“RED”字样，就当成“匪书”没收。这个故事让大家在失笑之余，也与他同仇敌忾起来了。

就在这次演讲会上，我初次见到了钱永祥与李潮雄，他们的样子却是大大超乎我原来所能想象。本就英挺的主持人李潮雄当晚穿着十分笔挺合身的全套深色西装，白衬衫上系着一条红领带，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英俊白皙的脸庞上戴着一副当年流行的黑框眼镜，散发着文士的风流倜傥。刚从南部来的我衣着神色皆不脱土气，所穿长裤还是从父亲旧西裤修改而来，完全没能想象一个大学生能有整套笔挺西装的打扮。

钱永祥的风采却又完全不同。我原来就听说他是蒙古族，因此想找出心目中那种能够驰骋大漠的模样，却是徒劳。我这天看到了一位愤怒青年，他那泛红的脸色、紧抿的嘴唇、拉长的脸以及满头卷曲凌乱的冲冠怒发，处处显露着他那满腔的不快，发散出的是对这时代的深切愤怒。在这之前我还曾听元良提起，他看到钱永祥悠闲地在椰林大道的草皮上晒太阳。这还曾让我惊奇一阵，心想台大的知识精英是如此过日子的。台大显然没能提供他追求知性的条件。后来才知道他这时正处于失恋心碎的状态，而这竟与这年夏天从美国回台探亲的郭松芬有关。

聚义全成冰果室

于是在雨夜的图书馆之约后一个晴朗的春日，钱永祥约了苏元良、郑梓和我三个人在新生南路台大侧门对面的“全成冰果室”见面。当年新生南路中央的瑠公圳尚未加盖，没有水泥化的水道像条小溪，溪旁还稀疏长着两排柳树，在台大新生南路侧门有一座桥通到对街，颇有小桥流水的味道。这天早上我们三个人兴奋而紧张地来到全成，看到钱永祥与李潮雄两人已经坐在那儿。钱永祥依然满头乱发，罩着满脸怒意，而梳着整齐亮发的李潮雄则不时露出一抹与英俊脸庞不太搭配的犬儒笑意。他们的心神显然被一件重大的事情盘踞，对我们三个小毛头的加入似乎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

他们两人猛抽着烟，相对无语。桌上除了茶水外还散放着一堆文稿，正是下一期论坛的稿件，编辑部原来就在这家冰果室。而后不久我们又发现，整个大学论坛社主要就是社长与总编辑这两个人，偶尔会出现一位商学系女生，但她主要负责的是拉广告。于是在全成冰果室见面之后，我们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尤其我课余没事就往那里探。当时全成是家传统的冰果室，制冰的设备与配饮料的工作台都放在店前，占掉前面大半店面，剩下的只能摆一排桌椅，中间一条走道通到里面较为宽敞却又阴暗的座位区。

钱永祥总是选择进门不远的亮处坐着，可以看到外面，我每次去就见到他坐在那里若有所思，眼睛瞪着外面，抽着闷烟，喝着热柠檬茶。有次我来到全成，看到他满脸郁闷地猛力将一张纸揉成一团丢到地上。我捡来打开一看，竟是一张入党申请书。他吐口烟，不悦地说教官找他去，给他这张表格，要他入党。

他常常不把每根烟抽完，甚至有时没抽几口就捏熄在烟灰缸里，好像点燃那根烟只是图几口之快。而且每根烟不管抽了多少，在还没放弃前就已被又抽又咬又捏得歪七扭八，尤其是滤嘴部分，最后又被用力捏熄在烟灰缸里成了一堆不像样的东西。他的不快随着吐出的烟雾弥漫在空中，又酸又苦的热柠檬茶则让满腔的愤怒化为酸涩。虽然我并不那么欣赏他抽烟的样子，但此后香烟与热柠檬茶遂成了我新学会的品味，一种饱含时代精神的品味。

当时为论坛社写稿的两位作者，外文系的黄道琳与法律系的卢正邦不时也会出现，他们都是钱永祥的建中同学。潮州人卢正邦小时候在香港长大，穿着是十足都会人模样，上下装总是十分合身，手里则提着一只不常见于校园的帅气的黑色007手提箱，走进全成后就大大方方地坐下来。他有着一张清秀的脸，唇上留着两撇胡髭掩饰掉几分稚气，于是小胡髭与007手提箱就成了他的标志。钱永祥调侃地介绍说“他从高中时代就会唱《国际歌》，而且是用德文唱的”，他傲然地“哼”了一声响应我们期待的眼神。钱永祥又说“我们都叫他卡尔，但是请注意，不是英文的Carl，而是德文的Karl，K开头的”，我们却一时无法体会其中底蕴。这个神秘的都会族总带着睥睨般的笑意，讲起时局一定从“话说天下大势”开始，显示超乎寻常的世界观。然而他终究不曾在我们面前唱过《国际歌》，显然还不认为我们与他一样上道，但这首歌曲背后所代表的那个神秘世界，隐隐约约在向我们展现，不再那般禁忌，那般恐怖。

当时已有博览群籍之名的黄道琳身躯瘦小，穿的衬衫总是让人觉得大了一号。他话不多，总是静静地抽着烟。相对于卢正邦的都会格调，他则有着小市镇知识分子的气质，甚至带点乡土气。他确实是来自屏东新园乡，并且从小就离家求学。先是小学五年级就北上到台南读书，初中毕业后又继续北上来到台北读建国中学，少小离家北上求学，让他有着历经沧桑的神情。对一个来自比台南更南、更乡下的他，在青春期一步步地来到作为文化霸权中心的台北，感受到的压力与挫折恐怕比我更大更深。这时他正为下一期的《大学论坛》翻译罗马尼亚剧作家尤内斯库（Eugene Ionesco）的荒诞剧《犀牛》。

除了卢正邦与黄道琳外，钱永祥哲学系同班的束连元与吴企平也不时会来闲坐聊天。又高又瘦像根竹竿的束连元是最不像“外省人”的外省人。从小开始，从台南来到台北，外省人给我的印象总是能言善道据理力争，而来自高雄冈山的他却比甘于沉默的黄道琳还要寡言而温和，缺乏台北男生的习气反而成了他突出的气质。台北长大的吴企平则让我初次见识到举止与谈吐上的绅士风格，他总是仪容整洁穿着文雅，言谈既不夸张也从不口出恶言。他们两人总是形影不离一起出现在全成冰果室，虽然没加入大学论坛社，然而往后几年的日子却无可避免地卷进了我们的“事业”。

这家全成冰果室如今还在，只是改名“台一牛奶大王”，格局变化不大而更加兴旺了，也还能看到当年老板娘的身影。

最后的建中青年

于是在钱永祥将全成冰果室当成他的编辑室的这段日子里，与他个人或大学论坛社有关的各方人马，就在这里进进出出。人少时大家围聚一桌，人多时就散到两三桌，全成于是又成了论坛社的会客室，而老板娘也不以为意。但是在人来人往之间，却少看到社长李潮雄出现，而且当他出现时与钱永祥的互动也很少，两个人总是烦闷地抽着烟对坐着，就像我们初次与他们会面时那样。随后我才知道李当时已经打定主意要离开论坛社，钱永祥十分气愤，认为大学论坛社扛在他们身上怎能说走就走。有一次我进去时恰巧碰上李正离去，而脸色涨得更红的钱永祥随后说他真想砸椅子，显然李潮雄已经向他表明离开论坛社的决绝态度。

李潮雄当年是考进台大电机系的系状元，在建中时代就以自修微积分闻名，同时也与钱永祥一样是建中青年社的伙伴，可谓文理兼备。他在上了大二后，与钱永祥一起接手大学论坛社，推出了那么有分量的第29期，并且显然在思想与生活上也与钱永祥打成一片。

一个工学院的学生竟然投入到要与党国威权体制以及主流社会价值对抗，却又找不到出路的，如此沉重抑郁的精神世界里，显然也就无心把电机系繁重的功课念好。他在电机系的课业已经撑不太下去，于是企图与论坛社一刀两断。有天晚上我还为此跑到台北后车站华阴街一带找到他家，那是一家看起来像台北老商号的店面，我同他谈了一个晚上，当然无功而返。我当时怎能理解到他心理的困境？

然后就在学期结束时，他突然来到蟾蜍山脚下的旧台大男生第七宿舍找我，想对后进有所交代。我们一起走在山边农田之间，他说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话，希望我们几个小子能把论坛社撑下去，听了令人惶惑不已。李潮雄离开论坛社后也无心念完电机系，后来就休学当兵去了。他现在当律师，显然是退伍后重新来过之事。这些复杂晦暗的精神处境，我们几个南部小子在当时真是难以想象，总认为这些头戴光圈的学长代表的是光明与希望的前景，是可以追随的时代先锋。

当时《大学论坛》对钱永祥与李潮雄都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份刊物代表着台大进步思想与抗议精神的一个重要传承。这个传承到了他们手上眼看就要断绝，一方面李潮雄因个人因素而想卸下这个不相称的重担，另一方面钱永祥还有着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包袱。他们是从周天瑞手上接下论坛社的，而论坛社的前辈还包括柯庆明、孙隆基、林添贵、郭誉先、胡卜凯、王杏庆、王晓波等人，他们或者出国、或者留下念研究所、当讲师，都影响着他们两人如何将《大学论坛》办下去的心境。李潮雄对我们有着“留得青山在”的期望，钱永祥却不认为我们几个南部来的小子能够接得下来，虽然他自己也是搞得很累的样子。我们当时真难以理解为何上个学期才出了一本精彩扎实的大学论坛，会突然间坠入青黄不接的境地。何况我们在高中时代是读着他们的《建中青年》成长的，建青时代的那股冲劲如今安在？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 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my friend，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Blowin' in the Wind —Bob Dylan

【注释】

[1]钱永祥与邱义仁5关于7台大哲7学系8事件的对话：《自由主义早到了》，刊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5年7月27、28日。

[2]傅大为，《科学实证论述历史的辩证——从近代西方启蒙到台湾的殷海光》，《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88年），11～56页。

[3]殷先生的生平与著作请参阅桂冠图书公司的《殷海光全集》。

第2章　1968　南一中与建中的邂逅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that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a hundred miles，

a hundred miles，a hundred miles，a hundred miles，a hundred miles，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a hundred miles...

500 Miles —Hedy West

红楼传奇

1968年前后，钱永祥一伙人在办《建中青年》时，李敖与《文星》皆已封嘴，不只《自由中国》的最后支柱殷海光遭党国全面封锁，继而悲愤以终，争辩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中西文化论战》也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尉天骢、陈映真等人所办的质疑现代主义的《文学季刊》，继续挑战当时的党国威权体制及社会主流思想。

台湾社会虽还处于党国如此全面威压的状态，然而这些前辈所播下的启蒙与反抗的星火却已散播开来。战后出生、没经历过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知识青年有若初生之犊，全力吸吮这么一个小小的文艺复兴所能提供的奶水。在此条件下，钱永祥这伙台北建国中学学生，包括徐铮、李潮雄、蔡传志、温肇东、张复、施智璋等上下两届，把《建青》搞得有声有色，不仅极为前卫叛逆，而且思想的视野与深度都远远超过一般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所办的刊物。虽然只是学生的东西，但在《文星》不再的情况下，它与台大的《大学论坛》一样，都被我们当作真正够水平的思想与文艺刊物来阅读了。与此同时还有一位他们的建中同学陈晓林在中央副刊发表了一篇极具深度、讨论琼瑶小说的散文《覆霄霄》，也风靡了全台湾的文艺青少年。

钱永祥在未加入建中青年社之前，就曾以一篇《自由的真谛》与校方辩论建中学生中午是否可以到学校对面的植物园散步的问题，随后即在《建青》上展露了极为早熟的知性心灵。他那时正从霸气十足、横扫古今哲学的英美显学《逻辑经验论》的浸淫中，转到神学与宗教哲学领域的探索。为此他在《建中青年》上翻译了艾耶尔（A.J.Ayer）探讨逻辑经验论思想起源的《维也纳学派史》；介绍了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神学/哲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思想；还从笛卡儿的本体论证谈起，发表了对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上帝观的思想整理——《大陆理性论者的上帝论》。这些文章陆续发表在这一年发行的《建中青年》43、44期。

在《建青》上谈论这些具有知性深度的内容的不只钱永祥一个人，还有例如张复讨论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的《人与世界论题》、施智璋翻译蒂利希小传《边境上的人》等等。这批建中青年显然已经超越陈映真当年十分轰动的小说《唐倩的喜剧》所描写的早前文艺青年的精神状态与格局，不再只是像1960年代“浮游群落”的前辈们泛泛而感性地套用西方的思想与教条，而想认真走进知性的领域。这种对知性的要求反映在建中校友郭誉孚给建中青年的呼吁《由建中青年到建中青年》一文上，登在《建中青年》44期。他期待建中青年：不再只会发出像“在希望中奋斗”这种“热烈而空洞的宣告”；不会在“批判琼瑶”与“讨论建中大学化”的谜团中，缺乏“所当具有的常识”；不能再像长辈的时代，“只是止于希望，幻想乌托邦，而缺乏对于人事物的了解”。最后他希望建中青年在了解与解决问题之前，“先能建立一个广泛而尽量坚实的知识基础”。这是一个企图从王尚义“失落的一代”走出来的呼声。

《建中青年》43期封面与目录

1967年出刊的《建中青年》43期散发着早熟的知性锋芒与敏感的社会意识，载有金戈戈令人感怀不已的《致友人书》与脍炙人口的“MANIFESTO”，还有张复、宋秩铭、李大维等人的作品，风靡了全台湾中等学校的文艺青年。（林载爵提供）

当然这批建中青年还是不能免于感性情怀，《建青》上的文艺作品以及谈文艺的文章还是占大部分。尤其在前卫的《剧场》杂志带动下，电影当时已经成了严肃而热门的艺术形式，法国的新潮导演特吕弗与戈达尔、意大利的费里尼与安东尼奥尼、日本的黑泽明等人的作品都极为打动当时文艺青年的心灵，比起晦涩的哲学思辨更易引起共鸣。这个剧场风潮也在《建中青年》上有着热烈回响，宋秩铭即是当年热心的作者。而与新潮电影一起进入台湾的，还有1960年代的西方叛逆与抗议青年的种种风潮，例如花童、Beatnik、Hippies等等，他们也同样在《建青》上屡有引介，后来成为外交官的李大维就曾写过《从尘世乐园到最后的大亨》，登在《建中青年》43期，以美国文豪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内涵来谈叛逆的1960年代。

金戈戈的呐喊

西方叛逆与抗议的1960年代风潮流入台湾最精英的高中生心里，其实并无太大障碍，然而西方当时的另一种叛逆与抗议——反越战，则显然因为台湾严重的政治禁忌与反共意识形态，而未能在《建中青年》上有所回响。然而在同属反共盟邦的美国与台湾，青年的心灵毕竟一脉相连，既感染了文化上的叛逆气息，政治思想上的连结与牵扯也就在所难免，何况当时的党国威权体制在道德基础上，已经被李敖与《文星》杂志的豪杰们切开了一条大裂缝。

1968年前后两届的建中青年社同学

1968年6月引领时代风骚的两届《建中青年》在毕业典礼之日留影：后排是应届毕业生钱永祥（右二）、李潮雄（左三）、徐铮（左二），前排是接棒的张复（右一）、萧堉真（右二）、施智璋（左三）、温肇东（左二）与蔡传志（左一）。（钱永祥提供）

在当年的《建中青年》上，我们也可发现多条透气的裂缝。其中钱永祥以金戈戈为笔名写了一篇《致友人书》（《建中青年》43期），娓娓叙述他对上帝存在的哲学论证的看法、逻辑经验论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以及存在主义在台湾的思想条件。他论说：我们的社会由于缺乏西方文化才有的存在主义的社会与思想根源，也就无由产生类似的焦虑、失落与委弃等时代感，从这个质疑出发，就导出我们必须为台湾青年的反抗另寻源头与出路。并由此引申到许南村（陈映真写评论时用的笔名）挑战性的理想主义所引发的争议，而最后，当提到不少读自然组的同学内心的痛苦交战时说：

我已不忍再提一些问题使他们发现自己何在，因为我担心他们会清醒而看清了四周的海市蜃楼。试想，如果我们一贯努力的目标一旦被证明为全无价值时，心灵会发生如何的激变？……我们赖以在逆境中求生的意志，我们人生已肯定的目标，能让我们积极活下去的原动力，一旦全被击碎时，吾友，你将不只痛哭罢！

钱永祥对周围处境如此深刻的质疑，又以宣言的形式在《建中青年》43期上面发表：

〈Manifesto… the last story of my childhood…〉

如果社会不再有任何些微的变动■我们就可保证我们的一切将很守成■无论是任何以诚实态度出现的观点都必会首肯的一些目标乃是在一极不稳固的端赖由人组成的群众的赞拥之下方有的基础上建立的■坏在由于对此种基础的有意地或无意地误解乃有Dogma之出现■由Dogma遂将原来由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因素造成的社会变动所造成的人类心智形式与或内容之改变横加阻遏■此种意义下的反动就须由有Bohemian风骨的人物——我说“例如”——老旧之Beatnik与/或Teddy Boy与/或Lost Generation或Contemporary之hippies与/或Flower People知性地不乱搅地不群众地加以毁灭——我说“毁灭”■即使此Dogma是以你本人的形式出现的。

上帝■阿爸■我的父神■你将我命定地赐给了命定地有罪的人类■命定地替他们赎他们命定的罪■你不觉得这是既无聊又矛盾又难堪的吗？

MANIFESTO IS TRUE BY DIFINITION，THUS SPOKE金戈戈

这篇极具挑战威权、隐含政治抗议的激进宣言当时脍炙人口、传颂一时，至今仍为同辈人所怀念。然而这种叛逆却也透露着两种力量之间无可调和的巨大矛盾，一端是能够触摸到17、18世纪欧洲理性论哲学家如何处理上帝问题的深刻知性心灵，另一端则是对1960年代末郁闷而充满压迫性的台湾现实处境的敏感神经，这个知性与感性之间的巨大差距有若万丈深渊。哲学思辨的这种知性顶峰，显然对台湾当年的现实环境无能为力，而钱永祥在一般人都还很青涩的高中生时代，却同时具备了这种深刻的知性能力，以及对与之完全不能匹配的压迫性社会条件的敏感神经。从高中到大学，钱永祥的这个知性能力与现实触觉间的巨大矛盾，及其所产生的知性追求与介入现实之间的心理冲突，在往后的日子里一直左右着他，也深深感染着他周围的几个朋友。当年陷此困境的知识青年都一样嗜读旧俄小说，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与《罗亭》，书中主角英沙洛夫、罗亭等人的生命处境更令人心有戚戚焉。

There is a house in New Orleans，

They call it Rising Sun.

And it'sbeen the ruin of many a poor girl，

And God，I know I'm on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然而远在南部的我们读到这几期《建中青年》时，并没能意识到这种心理冲突的意涵及其严重性，只是惊讶于《建青》作者的早熟与深度，心中充满崇拜与憧憬之情。因此当我们在1970年春天加入论坛社时，却发现钱永祥与李潮雄从《建中青年》到《大学论坛》的这一条火热线索，竟然面临断线的危机，而我们三个南部来的小子偏不巧在这个时候接上这段尾巴，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困惑。这机缘并非元良一时之兴而来的偶然，必得从1968年的台南说起。

火热的南台湾

1968年初，我在台南一中高二上学期即将结束之际，经过整个学期的心理挣扎终于决意从自然组转到社会组。在我出生的那种战战兢兢的台南小康之家，求学最好的出路是医学院，退而求其次理工科也行，但就是不要读文科，文科就是社会组里与商无关的文法科系之概称，那时虽然商学各系已渐流行，但尚未感染到保守的台南。在我父母辈所能接触到的有限世界里，读文科的出路不是贫穷潦倒就是成为贪官污吏。当然还有更可怕的事，就是去碰触那个禁忌的世界而可能引来的杀身之祸，甚至殃及族人。这一般的想法当然强烈影响学生的选择，台南一中在我们上了高二重新以联考分组来分班之后，一个年级20个班里头就只有一两班人文社会组，是被主流的自然组学生视为书读不好的边缘末流。

除了自命不凡外，或许是当时整个时代已经开始起变化，或许是因缘际会读多了课外书，我心中所充满的各种困惑与激情，很显然是不能在医科或理工科的道路上找到答案。而且正值年少反叛期，也不想心甘情愿走上一条平坦的主流之路。因此违抗了家人的意愿，决心在高二下学期转到社会组。当时转组需要家长同意，我径自找来父亲的印章盖上，没经他们同意就造成既成事实。没想到台南一中的社会组竟是个卧虎藏龙之处，陈水扁那时也同时从自然组转到社会组，这时社会组在高二只有两班，被排在最后面，我们同时转入20班，升上高三重新编班后我们又都编入18班。他这时给人的印象是用功读书、心无旁骛的乖学生。

这时高我一届喜好文艺的表哥林展义读的正是社会组，他本来就为我的转组起过不少催化作用，而在得知我的决定后，有一天在学校里他带了一位同班同学谢史朗来找我。这时谢史朗在南一中就颇有文名，他那老成的容颜、炯炯的眼神与锐利的嗓音也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他还带给我一本刚出版的《建中青年》第43期，更是让我受宠若惊。

他们是高我一届《南一中青年》社的一伙人，其中还有邱义仁与区超蕃。已是高三正面临联考压力的他们，这时正在寻找一个市区内的方便地点来成立图书室，并计划搞读书会。展义在得知我决心脱离主流之后，不仅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还大胆向谢史朗建议使用位于市中心的我家，令我极为兴奋。

来自高雄的谢史朗和一起在台南上学的几个弟弟在市郊租屋合住，他将几年来所累积的图书全部搬来之后，我才惊讶于他藏书之富与涵盖之广远超乎当年高中生的身份，其中包括几乎整套的《文星杂志》、《现代文学》、《剧场》与《文学季刊》，甚至还有早期的《笔汇》，都是当年最前卫的启蒙刊物。在这之前，当我听到谢史朗有志于哲学时，还问过展义“哲学到底是研究什么”，但也只得到支吾其词的答案。而今在他的藏书中就有诸如柏克莱与休谟关于经验论的经典翻译，让你见识到什么是哲学思辨。他的藏书马上为我在思想上开了眼界。

来了这么多书，原本不赞同我读社会组的父亲居然还为此特地去订做了一个角钢大书架，似乎书籍本身所代表的知识价值已足以超越内心的不安，让他也同感振奋了。然后大家又订了一套借书规则，由我当起图书管理员来。

于是下学期开学后，这个读书会就由谢史朗带头开张，每次总有男女生七八个。女生出现在中学生的私人聚会场合，对我而言可是第一遭。台南是个很保守的地方，青春期的少年男女互相之间既没有舞会，也没有一起郊游的机会，要能有所接触就只有两条公共管道，一个是台南市青年救国团所办的文艺创作活动，另一个就是长老基督教会的青年团契。谢史朗几年来在救国团里的文艺活动中，结识了多位女生，也拉来参加读书会。

虽然谢史朗志在哲学，但这个读书会所读的东西却大半是大家较易有所感受的文学作品，我们曾讨论过张爱玲的《留情》与陈映真早期登在《笔汇》上的《我的弟弟康雄》。谢史朗要我们不只把它们当作小说来读，而且要读出它们背后所蕴含的时代意义。我们不仅读书，也听Joan Baez、Peter Paul ＆ Mary以及Bob Dylan的抗议歌曲，开始汲取美国民权运动与反战的养分，而陈映真作品中极为浓厚的社会意识也在我们之间传播。我们也看法国的前卫电影，当时正放映《幸福》与《男欢女爱》[1]这两部法国名片，谢史朗还曾在《南一中青年》上写过深入的影评。而我除了反复咀嚼这些影评的理念，努力去掌握电影的深意之外，更惊讶于影片中没有剪掉的性爱场景。远离政治中心的南部电影院这时开始有“插片”，或是插些不相干的，或是插回原来被电检处剪掉的，《幸福》一片被剪掉的部分幸运地被电影院接了回去。而当时的这些艺术电影如今还在台南全美戏院放映。

南一中足球门前的谢史朗

1.读文组的南部高中生除了顶着文艺青年的光环外，也很重视强壮体魄。踢足球是当年高中生的普遍运动，谢史朗又是校内名脚。1968年暑假，建中青年南下串联时，还曾有一场南北足球对抗赛。（谢史朗提供）

2.《南一中青年》虽与《建中青年》形成不平等的南北对比，林瑞明、林载爵、郑梓、苏元良等人也在努力浇灌着这份南方的知性触角与文学心灵。与此同时，交棒了的高一届谢史朗、邱义仁等人则在毕业之前还以读书会来互相砥砺。（林载爵提供）

这个学期的读书会、谢史朗的书以及那几期《建中青年》，为我在思想上开启了一扇大门，给了我决定性的启蒙作用。

On a wagon bound for market，

there's a calf with a mournful eye.

High above himthere's a swallow，

wingin' swiftly through the sky

How the wind's laughin'，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lf the summer's night.

Donna，Donna，Donna，Donna...

Donna，Donna，Donna，Don...

Donna，Donna—Joan Baez

威权体制的触角

在我们搞读书会的1968年台湾，气氛抑郁而荒诞，台南的地方政治业已走上糜烂之途。早年台南市曾出过一位党外绅士叶廷珪，三次挑战国民党成功，当了第一、三、五届的市长。然而在他之后，整个台南的政治开始败坏，至今尤烈。叶廷珪之后历届政治人物大多粗鄙无文，最好的也只能砍树铺路，填河盖楼，大搞所谓地方建设。而1968年前后也开始有些令人咬牙切齿的事件，连记者也看不过去而揭发出来，例如有位副议长亲率保镖去追捕逃回台东的雏妓这类事。这种糜烂的情况在当时的青年学子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地方糜烂的情况也反映在柏杨当年脍炙人口的杂文里。他屡屡批评警察的作为，不直呼其名而谑称为“三作牌”——即“作之君，作之师，作之父母”之谓。而他用“酱缸文化”来斥骂传统，也像当时《文星》的全盘西化派一样，在青年学子的心目中引发了共同的回响。

台南一中的教育环境自然也高明不到哪里。几年来当局为了反制对岸的“文化大革命”而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致口号与教条竟日喋喋不休，从作文、演讲、朝会到满墙标语，简直无所不在。当时南一中的老师大多只能训练学生应付联考，少有传道解惑的。教导过我的南一中老师只有几位能不为联考所囿，如教国文的高三导师罗联络、教文化史的戴贞元等。那时报纸正宣扬刚到台湾的陈立夫及其《四书道贯》一书，罗老师对此只说了一句“他懂吗？”不屑之神情令人难忘。

有些老师甚至连帮学生应付联考都不可得，我们高一的国文老师除了国文程度比学生差外，还总是迟到早退，而且遇到白话文的课文时，还会将它当成文言文，再用他那不成章法的白话，企图从头到尾重讲一遍。有一位英文老师碰到太长的英文单字一时念不出来，就必须先在嘴里念念有词复诵数遍之后，才能脱口而出。高二时有一篇课文提到孔德（Comte），一位社会学先驱，而上课老师却多嘴解释说他就是康德（Kant），只是翻译不同。他也曾经在作文课上指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我见》这个题目，我将题目抄了十遍交卷，而这位孔德与康德分不清楚的老师竟也无可奈何。这样的教育环境自然让我极为不满。

当然台南一中并非没有我尊敬的老师。在我仍为读自然组还是社会组的前途犹豫未决的高二上学期，曾在每个星期的周记上抒发很多感想、意见与难题，不管内容多幼稚，我们的国文老师兼导师的岳华都会不厌其烦地给我详细的批语与回复，让我深受鼓励。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十分认真的军训教官，一位正人君子，每次上课总会讲些救国济民为人处世的道理。心思单纯的我听了很是受用，也因此自动报名入党（当时台南一中并未有强迫或诱使学生入党的情况），以为周遭所见虽然是荒诞的教育环境与糜烂的地方政治，但政府当局应该是有心改革的，而也唯有参与进去一起努力才能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何况在更年少的时候，蒋经国的《风雨中的宁静》还曾令我感动不已。

然而这竟然是个短暂的幻想，当正式党证在下学期发下之时，我已转入社会组许久，并且已经对这个党彻底失望了。这个幻想的急速破灭，除了谢史朗的读书会与藏书的影响外，那位我曾敬重的教官竟成了最大的因素。当我转入社会组时，他正好又是那一班的导师，于是我继续将他当成是可以沟通的师长，在周记上想与他讨论我正在咀嚼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观念。然而他并没有在周记上对我有所回应，反而是把父亲叫到训导处训诫一番。

本来转组的事就让我心怀愧疚，又闹出这件事更让我极为心痛。这在当时是很有效的一招，让惊惶的父母来哀求子女，此后我当然不敢在周记上写下任何心里头的话了。然后他又认定我是受到李敖的影响，竟在班会上大骂李敖是“失意政客”，如此却暴露出他既不曾读过李敖的东西，也不知李敖为何许人的无知，只是奉上谕认定李敖是大毒草。最后他又在训导处渲染说南一中出了个学生是“毛泽东第二”，更是离谱到令人啼笑皆非了。

这次事件有如当头棒喝，让我如梦初醒。同时又有位同学借了我一本旧书，封面已经不见了，内容却极精彩，是一位美国记者（不是斯诺Edgar Snow）在“二战”前后对中国战场的观察报道，对当年国府与国军腐败无能的情况毫无掩饰，马上可以对照台湾当时的情况，令人恍然大悟这竟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从此我就不再对党国寄予期望了。

教官在当时的中学生心目中是党国威权体制的象征，他们在学校的地位没人敢挑战。有一次我们在炽热的太阳下上军训课，我们教官照例要班长先把队伍带到操场边一处树荫下集合，而另一班上体育课的老师也同时看上这块树荫，于是两班学生在一起就显得局促了。当我们的教官走过来，发现必须和别班共享这块空地时，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语气严峻地整理队伍，大半同学都发觉气氛不对，战战兢兢按着口令动作，但就有一位不留神的没能跟上。教官将这位倒霉的同学叫出队伍，一个巴掌就打过去，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包括在旁边上体育课，还有些嘈杂的那班师生。那位体育老师自知不敌，随即默默将队伍带开，让我们班独享这块树荫地，我们教官立即露出和悦的颜色，而我们学生也松了一口气。

一般而言是整个训导体制在执行威权教化的功能，这里凝聚着各种荒谬与不堪。我们隔壁班上有位同学在期考前曾经准备好一张小抄，不料发现带着考卷走进教室是位以监考严厉出名的老师，于是将小抄揉成一团，随手丢到后面字纸篓，乖乖作答。然而学期结束不久却接到一张退学通知，令他莫名所以。原来那位监考老师不只紧盯着学生的作答动作，还在教室前后仔细搜寻，结果找到了那团可能因没丢进垃圾桶，滚到地上的小纸条。他默不作声，等考试完后回到办公室，将考卷一张张与那纸条比对笔迹，辨识出写小抄的这位同学，然后不问是否当场抓到作弊，就以这张捡到的小抄当证据，将全案移送训导处。而训导处居然不曾找来这位同学问清实情就缺席审判，轻率将他施以退学处分。显然只要他有犯意即属大逆不道，到底有无真正犯行无关紧要。必须在退学处分上签字的班上导师，既出于怕事，又抱着与训导处一样的心态，也是没找来学生问明缘由就签了字，以致事情无可挽回。面对这种荒谬的情境，学生与家长在当时毫无抗辩的余地，而我们知情的同学也只能在心中为他抱屈不已。而他的监考老师与导师这两人可都是台南本地人。

我们又有一位令大部分师生都很反感的校长，大家给他取了个金龟的绰号。他为了升学率从高一起就按数学成绩进行能力分班，每年都要重分一次。高一的时候除了按数学能力分班外，他又另外按照英文成绩再分一次，在全年级统一的英文上下课时间，大家背着书包赶着换班，搞得人仰马翻。我们又经常从老师口中听到他如何地威权与败德。每天早上升旗典礼时，排在后面队伍的我们原先总是颇为不解，为什么每当司仪喊出主席就位时，立正站好的我们必须等上良久才看到他站上司令台。后来才发觉，朝会开始时他并不等在司令台旁，而是站在很远的那棵大榕树下，直到司仪将队伍整好并喊出主席就位之后，他才从那里一步一步走过来。知道缘故后，大家更是有气了。

有一堵旧围墙被拆了盖新的，却在接着而来的台风中应声而垮。他又嫌旧司令台不够气派，还在操场另一边盖了一个新的司令台，题上“杏坛”两字，学生却将它读成“性坛”，然后将对面“坚强奋发”的标语倒过来念。沉不住气的还曾在实验大楼的白墙上漆了“金龟滚蛋”的大黑字，洗了很久之后污痕仍在。而到了毕业典礼，就会突然有一群金龟子在整个礼堂乱飞乱窜。南一中在他的治理下气氛十分沉闷，直到我们高三上学期结束时他才被迫退休，换来一位新的校长。

1969年春天，我高三下学期开学时来了位新校长，就是导演李安的父亲李升。他来到南一中的第一件事即是解放学生的头发，将南一中学生的光头传统扫进历史垃圾堆。新校长准许学生留平头，于是我们应届毕业生有人就此留长不剪了。然后每天升旗典礼时，我们也不需在烈日下苦等校长走上司令台，新校长在朝会一开始就已站到司令台旁了。

南北串联·1968

1968年的台南，地方政治尽管败坏，学校气氛尽管窒闷，联考压力尽管沉重，我们这群人却是反潮流而行，沉浸在读书会所启发的另类世界里。然而谢史朗、邱义仁他们都是应届毕业生，短短一个学期后毕业与大学联考接踵而来，是另一个人生阶段的开始。而就在他们即将上大学的这年暑假，南北两帮文艺青年有了一次会师的机会。

高中时期的钱永祥除了建中青年社外还结交了另一批人，包括读建中补校编过《建青》的宋秩铭与郭誉孚、景美女中的解秀峰与纪欣以及北一女的何美乡与陈雪梨，这些人都与《建青》有过各种因缘。宋秩铭家在罗斯福路一段路口，距离建中与北一女都不远，《建青》的这些编者与社友于是利用他父亲屡屡出差的机会经常进出其间，几乎将他家当成了编辑部。

1968年前后，钱永祥与宋秩铭、郭誉孚及陈雪梨几个人甚为亲密，在他高中毕业的这年暑假，这几个人联袂南下，路过彰化、云林、嘉义，最后串联到台南。这一南北串联可是当时这个圈子里的盛事。这群台北人先到彰化中学拜了陈忠信的码头，他当时也是建青的作者，正沉浸于数理逻辑的世界中，在《建中青年》45期写过一篇《也谈诡论》。然后这一伙人又在员林的柳桥边大唱《离家五百里》，在云林台西寻找钱永祥的一位老同学，又到嘉义找了宋秩铭的表哥，最后到达台南。

他们住到宋秩铭的台南老家，特别去拜访了宋秩铭的叔父宋泉盛，他当时是台南神学院的院长，曾因主张“台湾自决”而被情治单位密切关照。他们与宋泉盛讨论了解放神学与保罗·蒂利希。最后的高潮是与台南一中学生会师，在进行了一番志向与思想上的剖腹交心之余，身体壮硕的郭誉孚还提议大伙儿到南一中附近的胜利国校比赛足球，以示有志者的文武全才。而这伙无拘无束的台北少年男女在一路南下的旅程中，也逐渐体验到中南部的保守民风。

与他们会面的这批南一中学生涵盖了《南一中青年》社的前后两届人马。前一届就是谢史朗、邱义仁、区超蕃等人，他们在这之前的寒假就曾北上拜过建中青年社的码头，在宋秩铭家与钱永祥等人见了面，还去找了4个月后就与陈映真同案入狱，当时是台大人类学系一年级的丘延亮。丘后来表示，若再多一点时间互相接触，该案可能也会牵涉到他们。同时谢史朗除了曾与郭誉孚互赠诗文外，也才在《纯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讨论现代诗的文字，而令钱永祥折服不已。

南一中的另一批人马则是与我同届的苏元良、林载爵、林瑞明、郑梓、张文清等人。苏元良之兄与郭誉孚、宋秩铭相熟，这批台北人早先也曾到台南来开示过这些小老弟。1968年春天，就在谢史朗与邱义仁办读书会的同时，浪漫诗人林瑞明也带头在台南一中组织了一个“丹心会”，将当届南一中青年社的大半成员网罗旗下。

郭誉孚（左起）、钱永祥、陈雪梨与宋秩铭，四个人曾于1968年暑假联袂南下与南一中青年会师。这张照片摄于来年，此时钱已上台大哲学系，一副土样子的郭和宋正入伍当兵休假回北，而陈还在北一女读高二。此后世事倥偬，此景难再。（郭誉孚提供）

“志在恢复汉唐雄风”

林瑞明这个丹心会的名称自是取自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在这个地下社团的会员联络簿上题了一句“志在恢复汉唐雄风”，以展现他的远大志向，反映出当时青年学子对国家民族的浪漫情怀。他并以同盟会的成就自我期许，要大家“激进图强，勇往直前”。相对于大部分顺服于体制的学生，他们当然是激进的。

这个“同盟会”并非要推翻政府，诗人林瑞明这时其实十分忠党爱国。面对充满怀疑精神的其他成员在联络簿上对现状的质疑时，他屡屡为党国辩护，不时引述孙中山与蒋中正的言论。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同盟会”所要奋斗的对象并非当今政权，而是对岸的“共匪”。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幼稚，但是敢于承担起“统一中国”历史使命的这种志气，却也谱出了当时青年充满浪漫情怀的青春狂想曲，以及他们敢于触探禁忌的勇气。

大部分丹心会成员对党国那套意识形态都抱着怀疑态度。曾有长老教会团契经验而正处于反叛期的苏元良，自是不容易被另一套威权意识所驯服；在台东长大的林载爵则有着他一贯的对人文精神的坚持，不时要挑战林瑞明的爱国言论；而张文清则处于愤世嫉俗的犬儒阶段，不时发出冷嘲热讽。这些人遂在丹心会的联络簿上为那高高在上的党国意识形态，你来我往吵了开来。不过当时虽然有这种观念与态度的歧异，大家却都有颗一样诚恳炽热的心，有个一起创造一番事业的共识，并没有心灵上的龃龉。

丹心会联络簿封面与内页局部

1968年青年节前夕，读高二的林瑞明在南一中组织了“丹心会”，并在联络簿上题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内页则题“志在恢复汉唐雄风”，号召“关心国家兴亡之有志之士”参加，网罗当届南一中青年社大半成员。这个地下组织在林瑞明北上建中读高三后无疾而终。（林载爵提供）

而从海峡对岸来到台湾还没几年的郑梓，则自觉地不愿陷入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桎梏。1960年代初，郑梓在12岁那年由他的祖母带着，祖孙两人从老家福州买通人蛇集团，一路历经艰难经过香港辗转来到台湾，投奔到台南他的父母家。他父亲那时正在台南法院工作，而后他就在台南小心翼翼不漏身份，读完了忠义国校与台南市中，直到上了高中与我们混在一起之后，他才渐渐融入了同辈的圈子。1987年解严后，轮到郑梓将他老祖母送回福州，并在那里置屋让她安享晚年。2001年，他的老祖母以百岁高龄辞世，此时已年过半百的郑梓自谓他们祖孙两人是“百年离乱，半世恩情”。

1968年的台南，林瑞明的丹心会与谢史朗的读书会同时火热地进行，暑假时更与钱永祥那伙人有了一场南北会师的盛会。过了暑假，建青那帮人分道扬镳，钱永祥上了台大哲学系，宋秩铭与郭誉孚则因联考落第各自入伍当兵，而陈雪梨这时才升上高二。南部的谢史朗一伙人则都上了台北的大学，有志于哲学之路的谢史朗与邱义仁都如愿考上哲学系，读书会与图书室也就结束。父亲帮我找来一个大木箱将谢史朗的藏书装妥，并雇来一辆三轮拖车将这沉重的木箱拖到火车站，再托运到台北给史朗。

不善考试的谢史朗考上文化学院哲学系，邱义仁则上了辅仁大学哲学系。林展义先考上文化哲学系后休学重考，来年再考上东吴法律系，而区超蕃则如愿上了师大美术系。与我同级的林瑞明却因英文成绩太差，面临留级命运，就干脆北上插班到建国中学读高三，丹心会也因失去主导人物不再继续。不过留在南一中的我们这些人上了高三之后又聚拢在一起了，尤其是在一位朋友自杀未遂之后。上了高三，虽然没了这地下图书馆，但我在学校因而传出几分名声，多位学弟先后登门求见，因而认识了吴信元、刘德明、吴莲进、蔡建仁等人。来年林瑞明考上成大历史系，又回到台南来，而他的这群老朋友反而都离开台南北上求学了。

何处是指路明灯？

张文清在高二之后突然从原先的激昂变得犬儒。他原来对国家社会充满着恨铁不成钢的期待，有时甚至会诉说得痛哭流涕，如今却变成嬉笑怒骂的态度。在我们高三班上他爽朗的嬉闹笑声最是响亮，甚至谈笑风生向同学说起一项自我了断的计划。于是当有一天没看到他来上学时，有同学还笑说他一向效率不佳，不会执行那计划的。然而消息传来，他真的执行了。他夜半跑到安平海滩将自己用沙盖满，喝了甲醚加安眠药企图一睡不醒，然而到了天色泛白他的意识却依然清楚。虽然他自了未果，却严重损坏了视神经，此后便休学在家。我们去探视他，见到他依然犬儒般嘻笑，也接受命运的安排，活了下来。我为此极感困惑，在《南一中青年》上写了一篇《意识形态的桎梏》，以为人的不得自由总是因为某种精神上自我闭锁的困境。

对于心灵较为敏感的青年学子，当时教育体制的压迫性是极为令人难受的。我们当时处于没有导师的时代，而双亲那一辈基本上又是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失语的一代”，与我们在思想上几乎不能沟通。因此属于青春期敏感神经所产生的很多问题与困扰，在这种精神上与心理上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能自我摸索着前进。我们在思想与理念的层次，可以借着咀嚼罗素、殷海光、李敖的东西来自我提升，然而生命上与心理上的具体问题却难以找到指路明灯。

我转入社会组后，结识一位外省同学王志文，他在反对党国威权体制上与我甚有共鸣，因而惺惺相惜，还请我到他家吃饭，认识他的家人。他惊讶于本省子弟会有如此见识，而我倒惊讶于他身为外省军人子弟竟也会有如此反抗的念头。就本省子弟而言，反抗可说是顺理成章，然而对于一个外省军人子弟，对父兄辈的直接反抗却可能是个痛苦的折磨。上了高三之后，王志文寻到了另一条反抗的出路，他加入基督教的一个激越教派，然而一向抱着不可知论的我，并没能与他一样在神前激动地忏悔，后来我才知道他参加的是锡安山新约教会。

我这时所认识的外省军人子弟中，对党国威权体制的看法能有所共鸣的，当然不只王志文一人。好友江枫是高雄冈山来的四川子弟，他虽读自然组，却很有人文素养，与另一位吴建台是我中学时代听西洋古典音乐的知音。我与江枫几乎无所不谈，政治之外主要还是人文关怀，经常一起聆听西洋古典音乐，不知天高地厚地讨论贝多芬与布拉姆斯的异同。

就在1968年的某一天，江枫很兴奋地带着一张新买的唱片来到我家，正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一连串渐次升扬的喇叭与鼓声开场。原来这时名导演库布里克的经典作品《2001年太空漫游》正在上演，一开始就是以这乐曲的开头当配乐。虽然库布里克想要呈现的思想离台湾的现实远了点，但我们还是被电影所震撼，并兴奋地一起聆听作为电影配乐的这首交响诗。我们把音量开大，一起沉浸在那撼人心弦的鼓声巨响中，好似在预期着一个新世纪与新人类的诞生。

成功大学与台南一中只有一墙之隔，寄宿在学校附近的江枫也认识了一些成大学生，包括很前卫的∑（西格玛）社的人。他曾兴奋地向我描述过西格玛社的一次活动，一位成大学生扮演耶稣，扛着一副十字架绕着校区而行。我们这群南一中的学生当时虽然与意图承担人类苦难的西格玛社人没有交往，却没料到数年之后双方的发展竟也有些交集。

江枫有很多本省朋友，相处之间完全没有隔阂，大家还一起去冈山空军眷村他家玩。江伯母不仅热情招待，临走时还送了每个人一大罐冈山土产辣豆瓣。

古道热肠的江枫是张文清的初中同班，当我告知文清之事时，他不禁怅然良久，一语不发，竟只能将正在手上把玩的几枚铜板用力摔到地上，铿锵之声至今难忘。

相较于张文清与王志文的某种激越，我在升上高三之时，也曾一度与一位同班何姓好友沉浸于休学在家自习的念头。当然家中双亲的想法并不容许我如此自主，而且我自觉转组已经够背离他们的期待了，也没勇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我的何姓朋友就真的休学去了。

我于是无奈地升上高三，又被选上班长，不料却发生张文清的事情，把大伙人又拉到一块了。有次趁着转学建中的林瑞明回台南的机会，大伙儿聚到张文清家，他依然谈笑风生。大家在他的房间发现挂着一份裸女月历，在保守的南部很不寻常，我们处于那种尴尬的年纪，除了生理上的反应外，并不好意思多看两眼。然而浪漫的林瑞明却是大方地驻足欣赏，并且正经地给了个评语“真是太美了！”

我们在高三这一年便不时如此聚在一起相濡以沫，挨过联考前焦灼而苦闷的日子。

HeyJude，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

And any time youfeel the pain

Hey Juderefrain…

Don't carry the world upon your shoulder

For well you know that is afool

Who plays it cool

By making his world a little colder...

Hey Jude—The Beatles

***

1968这一年，越战打得正酣，越共发动春节攻势，代表着越战局势的大逆转。而几年来台南机场就不时有美军F-4鬼怪式战斗机与B-52轰炸机起降，后来传出可能还载有核弹头。它们飞过市区，飞过学校上空，震耳欲聋。台南机场位于市区正南边，起降线穿过市区上空。当震耳欲聋的军机起降时会低空掠过市区，于是全市师生的一致动作就是暂停讲课。这一年在美国，马丁·路德·金牧师与罗伯特·肯尼迪接连遇刺身亡，然而民权运动与反越战却已取得初步成果，迫使美国总统约翰逊放弃竞选连任。巴黎则爆发了学生与工人运动，几乎引爆整个欧美世界。苏联的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文革”的“破四旧”则进入高峰。当年渡海来台的红卫兵王朝天正巡回各个学校演讲，他那种毫无禁忌的言词，大令言语嗫嚅埋首联考的台湾中学生瞠目结舌。大概就是因为说话太无顾忌，王朝天后来就被长期软禁在绿岛。这些都有如来自远方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交响诗的鼓声与战号，令人好奇而迷惘，却又似春雷乍响，让人莫名地兴奋起来。而1968年暑假南一中与建中青年的这一次另类接触，也为后来我们在台大的种种发展，铺好了一条道路。

【注释】

[1]Unhomme et unefemme，Claude LelouCh导演，1966。

第3章　山雨欲来　最后的大学论坛

1969年夏秋之交，我在上大学前的大专暑训时听到了陈映真入狱及殷海光去世的消息，在10月中旬怀着既落寞又憧憬的心情北上台大注册。这一年大专暑训分两梯次，第二梯次从8月下旬到10月上旬，来到学校注册时，高年级都已开学上课了。

我拉着高分考到经济系的高中同班张锡峰，一起住进蟾蜍山脚下的男生第七宿舍，我们选了两个上下铺位，他慷慨地让我睡下铺。刚从暑训出来，大一的本地男生都显得又黑又土，希望头发长快点儿。张锡峰则相反，他继续留着平头好长一段日子。不仅如此，他还继续穿着高中时代的黄卡其布裤与蓝夹克，而且还背着台南一中的书包去上课。这在当时不仅反流行，还绝无仅有，因为大半南部来的学生都想尽快褪掉土气的标志，成为一个台北的大学生。然而张锡峰虽然反其道而行，却无碍于他得到同班台北女生的青睐。

乡愁的夜平快

男生第七宿舍住的是法学院与医学院的大一新生，八个人挤一个小房间。二层楼的宿舍楼梯在正中间，我与锡峰住进二楼靠边第二间，同寝室有四个医科生、三个法学院的，以及一个植物系的。

比起住八个人一间拥挤不堪的我们，隔壁最边间竟然只有两个人住。他们看来成熟老练，不像新生，询问之下才知已是研究所的学生，而其中一位就是正在读中文研究所，颇为清瘦的郑邦镇（当时难以想象一个中文系研究生后来会去担任建国党主席）。他们不愿住靠近学校却拥挤的研究生宿舍，而宁愿住到山边来享受宽敞空间，令我们这些新生欣羡不已。

自信满满的医科生在宿舍里声音最大，尤其是一位来自高雄中学，住在宿舍二楼另一头的王复苏。法学院学生方面经济系则是后起之秀，开学不久锡峰就兴奋地向我提起他们的系状元郭恒春，说他满腹经纶、胸怀大志，高中时就已经通晓俄语，是一位如何的奇才。认识郭之后，我更惊讶于他城府之深。他认为俄国能够在短短数十年内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霸主，必有可学之处，这是他学习俄语的动机。这么一位奇特人物也很快成了宿舍里的中心人物。考上政治系的郑梓住在他亲戚家，元良也自行在外租屋，都没住到宿舍来与我们凑热闹。在初次回南的一个晚上，我与郑梓约好他先到宿舍找我，一起去搭“夜平快”的火车南下，并且算好只要在午夜十二点最后一班发车前赶到即可。我第一次长期离家，又正得着感冒，当晚乡愁正浓，心情悲戚，在宿舍左等右等不见他踪影，无聊地听到电台播放着当时美国乐团传唱的古巴歌曲“Guantaramera”，直到十点半才看到他笑嘻嘻地出现。

蟾蜍山脚的台大第七宿舍，仍旧穿着高中校服的张锡峰（右）与作者于1969年秋天刚住进不久。

我们看看时间还多，就好整以暇往台大方向走，从那里搭公交车到台北车站。正走着，刚好后面来了一部空出租车，一时偷懒，挥手拦下车子。司机得知我们要去搭“夜平快”就抄近路飞快直奔车站，到达时才十一点还差几分，我们于是优哉悠哉走进车站买票。这时还是台北旧火车站，买票大厅直接看得到月台，就看到一列火车停在南下第一月台。然而票务员一边递给我们车票，一边却紧张地催促我们“赶快上车！这是最后一班了”。老天！原来我们搞错时间，最后一班“夜平快”是十一点，而不是十二点。还好阴错阳差，我们居然及时跳上了最后一班夜车，解我思乡之念。当夜，我怀着浓浓的乡愁，低吟着“Guantanamera，Guajila！Guantanamera，Guan-tana-mera……”的旋律，在晨曦初露时，看着成群的白鹭鸶飞越水稻田，回到台南。此后数年岁月，我就靠着午夜的“夜平快”来载我回家。

然而随着张锡峰反潮流的风格在他班上得到青睐的速度，我的乡愁也很快消失无踪。北上求学，脱离父母的羁绊，有着自由学风的台大遂很快让我如鱼得水。在初上大学第一个学期平静的日子里，除了当时一起住在士林，各有亲密女友的史朗与展义积极向我介绍女朋友而让人心动难抑外，我对就读的社会学系可谓胸怀大志。我常去老图书馆，不仅温习功课，还花了不少时间翻寻藏书卡片。打从中学时代起，中国对我而言就是个大谜题，因此借了不少有关中国社会的书，其中还包括英文原版的韦伯的《中国的宗教》与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1]，然后抱着英文字典辛苦地边查边读。老图书馆的学院气氛让我有着在学术上一展鸿图的向往，而这时的台大校园也极为平静。我于是在老图书馆安然读了一个学期的书，直到元良兴奋地找上我来的那个春天的雨夜。

元良当初曾在医科的路上痛苦徘徊过，最后联考填志愿时还是以台大为优先，考上心理系。我高中社会组班上当年考到台大的并不多，除了张锡峰、郑梓与我之外，还有考上经济系的黄望修与商学系的陈水扁。陈水扁在高中时是个认真读书谨守规矩的学生，并不跟我们这些想在教科书之外另寻出路的混在一起，上了台大之后也少与我们来往。后来就听说他为了转读法律系而居然休学重考，可说是典型的联考之子。而我们这几个人再加上心理系的元良，上台大后就经常凑在一起，第一个学期过得不算寂寞。

请借问播田（种田）的田庄阿伯啊，

人在讲繁华都市台北对哪去（往哪去）？

阮（我）就是无依倚（依靠）可怜的女儿，

自细汉（小时候）着来（就来）离开爸母的身边。

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事情），

阮想要来去都市，做着女工度日子，

也通（可）来安慰自己心内的稀微……

《孤女的愿望》——叶俊麟词，陈芬兰唱

Innocence Lost

1969年秋天，台大校园气氛平静，钱永祥与李潮雄两人升上大二时以其《建中青年》的狂气接办《大学论坛》。这年年底，他们出版了令人赞叹不已的第29期，近乎致命地吸引了我们几个南部来的大一新生，以致苏元良热切拉我与郑梓一起入伙。我们当时带着景仰崇拜之心入社，确实难以想象钱永祥与李潮雄他们的心境与难题，甚至会有办不下去的窘状。

来年春天我们加入大学论坛社，李潮雄也已离开，钱永祥遂带着我们三个人继续编辑下一期，不久又来了两位历史系的新生，颇为典型的台北女生。我们上台北不久，还带着下港人来到文化中心的自惭形秽心理，既感到台北女生高不可攀，又觉得充满挑战，然而钱永祥对她们两位却是爱理不理，这种态度令人惊奇。有一次提起李潮雄的文学院女朋友，他竟然不屑地哼了一声“花瓶”。我随后慢慢理解到台北都会女生在他心目中“附庸风雅”的形象，但对他的不屑态度还是觉得十分新奇。在旺盛的青春期从民风保守的台南来到台北，我似乎从没学会对待女生的这种高踞姿态。

这一年来台大的报刊也正热烈讨论男女关系的议题。刚上医科的王溢嘉曾在《大学新闻》上写了一篇《不要女人的男人》，引来一些女生反弹；又有一位女生写了一篇《台大女郎缺乏罗曼蒂克味儿？》也引发议论；最后更激起“恋爱问题”的笔战。这些争论触及年轻人的爱情问题，并未直接论及两性平权，却透露出台大男生对于女生的这种在男女关系上有所自主，并且“附庸风雅”地介入男生传统领域的企图，深觉不安。然而这种议论方式对我也是新鲜事物。

这时大学论坛社的主要工作就是出版下一期，我们几个新社员主要负责拿稿子送审，于是见识到校方审稿制度的颟顸无理。例如鲁迅的文章不准登，而周作人的则可以登，这本来就令人不满，然而他们却又将一段关于周作人的文字错当成鲁迅写的而删掉，因为分不清周作人与周树人（鲁迅）兄弟，所以你就必须费心解释，诸如此类。这些审稿人员基本上是怕事的一群，文章出了问题会怪到他们头上。钱永祥这时显然已没有耐心直接对付训导处了，就交由我们这些小鬼去冲锋，去磨炼与训导处审稿人员缠斗的功夫。

学校召开社团负责人座谈会，钱永祥也不屑参加，就叫我去代表论坛社与会。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听到各个社团负责人站起来侃侃而谈，尤其是大学新闻社社长宋元，我则结结巴巴讲不出什么话来。

然后四五月间，钱永祥把稿子收齐之后交到彰化一家印刷厂，那本十分风光的第29期就是在这儿印制的。或许是因为他曾在彰化度过小学到初中的岁月而有着特别的感情，就找到这么一家远离台北的印刷厂。于是在排版清样出来之后，他就带着我们前往彰化当场进行最后校对。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前前后后待了超过一个星期，吃喝玩乐居然全由印刷厂老板包了。然后又听钱永祥随口谈起台大有位刊物负责人卸任时身上多了一套西装。我当时并不知道一套西装代表的价值有多大，但台北的大学生这样的搞法，对我又是一次不小的文化冲击，素朴的天真很快就失去了。

在彰化我初次尝到槟榔的滋味，印刷厂老板和他负责管厂的弟弟经常满口红茸，也必以此待客，那种辛辣苦涩的异味尝来让我有如失去童真。我也初次接触到经济起飞年代台湾的劳动者。这个时期计算机还没影儿，印刷厂从排版到印刷一手包办，排版仍用铅字，需要人工检字。检字工人在检字房的铅字架前来回穿梭，一只手同时拿着原稿和一个木制的检字盘，另一只手将一篇文稿中的不同字型与大小的铅字，依序从铅字架上检出排在木盘里。最后再交由排版师傅一整页、一整版地排在可以上印刷机的大盘子上。我们来到印刷厂时，文章的初样已经印出，就等着我们校对。负责我们校对稿的检字工人是一位还没当兵的年轻小伙子，小学毕业就来印刷厂，检得一手飞快的好字。我们相处甚为融洽，还一起逛夜市吃宵夜，而他总是带着欣羡崇敬的眼神看着我们这些台北下来的大学生。

在彰化晚上无聊时，我们就听着从台北带下来的小收音机。有一晚钱永祥把收音机抓过去，开玩笑说“我们来听听‘祖国’的声音吧”，就顺手拨到有着强大电波的大陆电台，于是传来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乐声。在这种窒闷的年代，从对岸传来的无比雄伟的声音无疑总会令人好奇万分。而他将当时的“大陆匪区”戏称为“祖国”，听在我耳里却恍如小时候祖母口中的“唐山”。

我们在彰化如此磨蹭了一阵，做完整个校对工作之后却发现文章太多，超过上个学期的那本厚册，要当作一期来出实在太厚。于是当场拆成第30与31两期，又为多出来的那期临时设计了简单的封面，重新编好之后才算大功告成回到台北来。

这段与大学论坛社以及台北人的初次经验让我既兴奋又困惑，回到台北之后的一段日子除了赶紧补课之外，心中纯真的旧世界似乎就此粉碎，几度令我陷入迷茫的深渊。然而这个崭新的感性世界却以更大的力量在召唤，让我不由得卷滚进去。

今日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

路灯青青照着水滴引阮（我）的悲意

青春男儿毋知（不知）自己欲行哪位去（哪里去）

啊——漂流万里港都夜雨寂寞暝（夜）

《港都夜雨》——吕传梓词，杨三郎曲

布哈林的命运

1970年夏天，印刷厂早在学期结束前就将刊物印好，我们却发现论坛社没有足够的钱去领出来。学校对学生刊物的补助甚少——尤其像大学论坛这种反对派学生搞的异议刊物——因此必须自筹大半印刷费，主要是靠广告。然而由于这学期以来社务几近瘫痪，论坛社显然没去拉到足够的广告，何况一期拆为两期之后，临时多出来的那期更没有事先谈妥的广告收入了，而这些似乎也不在钱永祥原先的盘算之内。没有足够的钱去领，钱永祥只好任之摆在印刷厂的台北仓库徐图计议。结果这个学期我们虽然编印了两期《大学论坛》，却一期也没发行。

更不妙的是在过完暑假回到学校之后，我们又听到那家印刷厂已经倒闭了，整个仓库的东西包括这两期大学论坛的四千本，已被债权人扣押。这下子搞得我们更加灰头土脸，几乎没辙。后来钱永祥总算设法拿回了这两期。

然而事情却没能如此圆满下场，当我们把这两期新出的《大学论坛》依规定送到训导处时，训导处却暴跳如雷，威胁要处分我们，而这正是我从彰化的印刷厂回来后心中隐隐挂虑的。在这新出的其中一期里，我们强行刊登了一篇审稿没过的翻译文章《萨特论布哈林》，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这时被当局界定为“亲共”人物，而布哈林则是列宁当年的左右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及斯大林的死对头与受害者。萨特在这篇文章里以其存在主义的立场，探索革命者兼理论家的布哈林生命最后的存在情境与时代悲剧，对我们而言是一篇富有思想深度与严肃议题的文章，值得大家一读。然而训导处只要看到萨特与布哈林这两个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就会皱眉头，何况还将两人摆在一起。因此在这篇文章的送审过程中，我们就曾与训导处争执很久，最后他们还是不为所动，不准我们刊登。

而后在彰化的印刷厂校稿时，我却发现这篇审稿没过的文章还是排了版，显然钱永祥不顾一切准备刊登，这是我初次看到他压抑不住的愤怒与率性的发作。这可是一整篇文章，不是一段话或一个名字而已，非同小可。然而我不敢多言，却暗自兴奋，自忖着届时将有一场抗争的好戏，也就不计后果了。

果然训导处在拿到刊物，发现我们强行刊登这篇文章之后，勃然大怒，不仅不准我们发行，还威胁要记过处分。钱永祥带着我与元良到训导处去力争，却被训导长俞宽赐训斥一番。当时我们势单力薄，校园一片平静，心想这事即使闹开来我们也将毫无奥援，不仅当年的媒体不会对此事有任何只言片语，学校里的社团与刊物互相也无联盟，不敢出来声援。最后我们冷静下来，决定不想为萨特与布哈林两人去冒记过甚至退学的危险来强行发行，于是只好将拿到手的两期论坛，成堆地借放在学生活动中心的代联会办公室。这一届的代联会主席是新当选的政治系二年级李大维，他虽是钱永祥在建青时代的伙伴，也曾是个文艺青年，但这时已经志在成为一个外交官，而从台大代联会作为一个起点，开始了他正统的从政之路。

这两期《大学论坛》最后以撕掉萨特的这篇文章作为条件才得以发行，我们几个小鬼在代联会的办公室将这篇文章一本一本从刊物上撕下来，整个时代的荒谬都纠结在这些萨特与布哈林的断简残篇之中。

总之我们加入大学论坛社后出刊的这两期可谓命运坎坷，在那高压的气氛中，知性过于早熟、内心又满是冲突的钱永祥也只能跌跌撞撞挨着前行，隐约意识到纯粹用文字在刊物上进行思想论辩已经无啥用处，而我们要追寻的应该是一个付诸行动的场域，因此《大学论坛》作为一个台大学生思想上的前卫刊物的使命也应该可以结束了。确实他高中时代的盛产期似乎已经中断，这两年来不再写什么文字。

虽然在1970年代之交，台大学生在恋爱问题的争论之后，接着是对留学现象的反思，以及对学生冷漠于国家大事的嗟叹，似有破茧而出的蠢动之势。但是主流气氛还是文艺性的，这可从当时登在《大学新闻》上的如下文章看出，如邱彰《当我踏入台大时》、张晋城《日本爱乐交响乐团演奏会后记》、施信民《谈绘画艺术的演变》、黄荣村《春季小品》、杨庸一《爱的发展——从弗罗伊德谈起》、陈芳明《焚蝶》等等。在如此沉静的校园气氛中，行动的场域又在哪里？

为什么春天你要迟到，等得我好烦恼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再不来鸟儿也飞了……

《春天为什么要迟到》——庄奴词古月曲

费孝通的启示

1970年秋天，当我们一本本撕掉萨特论布哈林的文章时，我已从法学院的社会学系转到文学院的哲学系了。当初联考时我以社会学系为第一志愿主要缘于费孝通的两本书——《乡土重建》与《乡土中国》。费孝通这个名字在当时的台湾是个禁忌，而他的这两本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里程碑巨著，先后出版于中国甫一抗战胜利又陷入凄惨内战之际，由于作者的“附匪”身份，在台湾更属禁书之列。然而就在1968年，台湾居然有人偷偷将其印出，两本小书简单地用深绿色封面包着，上面印的作者名字是“费通”。

这两本书给了我不小的震撼，尤其是在历经了1960年代“中西文化论战”的洗礼之后。费孝通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考察后，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解释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传统人际关系。我在高中时读到这些论述，有若得到了解开中国之谜的钥匙，发现用我所了解的费孝通式社会学来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竟会是如此有力，远超乎“中西文化论战”的视野与深度。于是在大专联考的报名表上填写志愿时，只填上了当时台湾仅有的四个社会学系：台大、政大、东海与中兴，最后再加上一个文化学院的政治系以防万一。当时的大专联考在报名时就得先填志愿，大部分人都会把所有学校的上百个学系密密麻麻填在志愿表上，而我则死心眼地盯住社会学系。

作为西方“科学”的各种社会科学，在196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之后才真正大规模引进台湾，显然论战的成果为此铺了一条康庄大道。西方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行为学派影响下的心理学，随着西化派在论述话语上的胜利，以及哲学上的逻辑经验论在台湾思想界的得势，都以近乎显学的态势吸引着有志的青年学子。商学系虽然仍是联考丁组的最热门，但在学问上有企图心的学子，却是把眼光投注在这些新兴的社会科学上。

其中专搞数学模型、号称最“科学”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也已成为台湾经济学界的主流。我前后几届有志读经济系的可谓人才济济，在这时大一新生所住的男生第七宿舍里，除了医科学生外，经济系的最是志得意满了，经常在走廊上高谈阔论，而高几届的许嘉栋、梁明义等人已是他们出名的学长。

后起之秀的社会学这时还没有一个清楚的面貌。例如，我必须费心向迷惑的父母解释，在联考报名表上我只愿填写的几个社会学系是念些什么，但现今台湾社会学界的头面人物却几乎是这前后几届的学生。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些“科学”才是值得追求的真正学问，并没自觉到台湾的“学术”已经进一步被纳入西方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正如台湾的加工出口型经济在这同一个时期被纳入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环那样。

我如愿进了台大社会学系，然而不只校园里没有殷海光与李敖，系里也没能找到如费孝通的大师。而且年轻躁进的我也不能满足于仅对社会进行“科学性”的技术分析，在大一社会学概论的学期报告上，我拟了一个很大的题目，讨论传统的家庭制度，引了多位大师的著作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研究。然而朱岑楼教授却写下如此批语“你应小题大作，而非大题小作”，令我顿感挫折，原来科学化了的社会学所要处理的应该是有如自然科学实验室里的小题目。

不过我竟然在社会学原文教科书里读到了“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概念，社会像个科学实验室，是可以进行集体实验与改造的！这是个新颖而充满挑战的概念。

我在社会学课的挫折却在国文课里得到一些补偿。年轻的国文讲师梁荣茂曾经从《老子》书里找来一个“天道人道不相为谋”的作文题目，直扣正在纠缠着我的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让我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给了我高分。

当时任何更大、更高、更深、更远、更全面、更无所不包一网打尽、更贴近生命底层的东西，对我都更具吸引力。于是在大一下学期卷进钱永祥及大学论坛社的活动之后，哲学遂取代社会学成了要来回答我诸多生命疑惑的最高学问了。转读哲学系在这时水到渠成，而中国的谜题只好暂放一边了。

殷海光的传承

这时的台大哲学系颇为热闹，聚集了各方“英雄豪杰”。与我同时转入台大哲学系的还有谢史朗，他从文化学院哲学系降了一级转来，我们也就与曾是建青成员的张复同班了。邱义仁则早在前一年就从辅仁哲学系转进来与钱永祥同班。大四的郑南榕刚从暑假的大专暑训补训回来，还留着短短的平头以及晒得黝黑的皮肤，他的班上还有蔡祯文、张景森、莫一予等人。

台大哲学系的老师这时却是青黄不接，系主任洪耀勋刚退休，由在美国任教的中生代学者成中英回来接任。然而成中英似乎总是在太平洋两岸来回飞着，除了牵涉到一些争议性的事件外，并没能开展他所承诺的抱负。但是系里的年轻老师如陈鼓应、赵天仪、叶新云、林正弘、黄天成、胡基峻、李日章、杨树同等人却有着另一番气象，而王晓波与杨斐华则是研究生兼助教，虽然殷海光的其他学生如何秀煌、许登源、刘福增等人皆已出国留学。这些年轻老师在当时都是没出洋留学过的土产学术工作者，但是哲学系自殷海光以降的启蒙除昧与自由探索的精神，却多具现在他们身上，并深深感染到我们学生。

虽然殷海光引进的逻辑经验论在系里的年轻老师中声势不小，但他们真正的兴趣领域其实十分多元，林正弘专研数理逻辑，赵天仪倾心美学，陈鼓应、黄天成、李日章、王晓波则游艺于中国哲学的各个领域。重要的是这些年轻老师之间虽然有学术领域的不同，却少有研究上与人际间的敌对与疙瘩存在。在殷海光的精神与人格影响下，这时的台大哲学系是一个思想自由、风气开放、富有朝气的地方。逻辑经验论理论本身虽然霸气十足，然而对台湾的年轻学子所起的最大作用其实是在批判精神上面，在台湾当时的学院环境里是挑战各种御用与主流学术权威的武器，这正是台大哲学系承继殷先生精神之所在。

1969年，南部来的、有志于哲学的大学新生邱义仁（右）与谢史朗（左）在外双溪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此时才落成没几年，是各地学生必来顶礼膜拜之处.这时传统文化的菁华对谢邱两位都还有一定的吸引力。（谢史朗提供）

我在台大哲学系虽然一样没能碰上大师，但并不觉得有太多遗憾，因为这里自由精神就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了。大部分受到殷海光影响的年轻老师都与学生十分亲密，没有架子，在授课上也极为尊重学生的自主性。我修过陈鼓应的一门课，没去上两堂，只是用心地写了学期报告就得到高分。这种自由精神不只吸引了我们这些人，还吸引了后来的张锦焜、范良光、施智璋、孙庆余、罗其云、王瑞香、许仁图以及更多的青年学子。这时的哲学系馆还在古朴典雅的文学院后进，提供了充分的人文气息。

自由开放的气氛、年轻上进的老师、渴求真理的学生，这样的组合自是十分欢迎刚从德国回来的邬昆如以及美国回来的成中英，也都企盼着哲学系能因而开始重建思想上的前卫地位。在开学不久的一堂“西洋哲学史”课上，邬昆如问起我们学生“你们前两天有没有去参加殷先生的周年追悼会”。殷海光去世于前一年，这时正是周年祭，在新生南路的怀恩堂举行，邬昆如当然去了。我虽然因为消息不灵通而没去参加，但是听起邬昆如这么说，觉得很是窝心。

然而就在这种企盼的气氛中，却是谁也没能知觉到哲学系里已有一股暗流在酝酿，没能料到两年之后会有台大哲学系的大灾难，并导致殷海光自由与批判精神的断裂与失传。

山雨欲来风满楼

转到哲学系之后，我一边摸索着哲学思辨之路，一边跟着钱永祥继续编辑第32期的《大学论坛》。这一期是奥地利哲学家卡纳普（Rudolf Carnap）专辑，他虽然不属于流行的思想家之列，但却是逻辑经验论的重要理论大师。钱永祥这时自任社长，苏元良当总编辑，我为此翻译了一篇卡纳普的文章，阿束阿吴都过来帮忙。印刷厂则选在板桥，我们也没劲与学校作对，顺利将这期论坛出刊。卡纳普硬邦邦的理论难以被校方挑出毛病，而曾经作为挑战台湾威权思想的批判武器如今却显得有气无力了。而这时老钱关切的其实也不在逻辑经验论的议题上，而是本体论问题，他随身总带着一本关于圣安赛姆（St.Anselm）本体论论证的书。

这时那两位历史系的台北女生早已逃之天天，郑梓从政治系转到历史系之后找到了归宿，不再参加论坛社的活动，而元良则开始被校园里一个新兴社团“慈幼会”所吸引。这个以服务孤儿院为宗旨的社团是由化学系的江炯聪与历史系的林圣芬推动出来的。他们两人原本都在大学新闻社活动，在慈幼会十月正式启动之前，《大学新闻》还以社论《爱的呼唤》[2]给以全力支持。这个社团顾名思义是进行社会慈善服务，却有着走出校园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另一种意义。他们不谈政治，却深具活动能力，集结了校园不少社团如大学新闻社、登山社、晨曦社、校园团契等的支持，于是又有着跨社团活动的意义，不称“社”而称“会”。江炯聪在报道慈幼会成立的缘由时提到，为了不流于只是“间歇性的施舍”，为了能有“集中而长久的关照”，“先有组织的成立，而后有行动的展开，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途径”[3]，充分理解到组织对行动的重要性，这个面向影响此后台大学生活动的方向至巨。而元良也唤回了过去在长老教会团契活动的经验，让他如鱼得水，接受了慈幼会的召唤。

在慈幼会成立的同时，钓鱼台列屿的归属问题也开始浮现，校内外的报刊断续有着报道。杨升桥在《大学新闻》的一篇批判台大人冷漠的文章《不要做沉默的一群》上首次提到“关于钓鱼台列屿主权谁属的问题，在我们最高学府里头，到底有多少人去关心它、讨论它”[4]。随后就出现乐吾生《看钓鱼台的争执》[5]与康义《维护钓鱼台列屿的主权》[6]等几篇相关文章，在表面平静的校园气氛中，敲出了数响警钟。

然后在北台湾冬雨开始的11月底，日本发生了三岛由纪夫自杀事件。三岛由纪夫这时在台湾已颇有名气，志文出版社才出过他的一些小说如《金阁寺》，他的唯美倾向颇能触动当时台湾知识青年灰色抑郁的心灵。大学论坛社决定为此举办座谈会，请小说家钟肇政与历史系讲师李永炽上场。我们到台风社借来纸笔，老钱选了一张黑色的大海报纸，用白漆涂上《三岛由纪夫——其人，其文，其死》几个大字，贴在布告栏上非常醒目。

座谈会当天老钱托一位朋友开一部借来的小汽车，到桃园龙潭去接来钟肇政。这场座谈会居然十分成功，会场挤爆了人，大家关心的不只是三岛的文学，还有他对生命的严肃态度，及其所采取的激越手段，而对他极右翼的军国主义狂想既不了解也不太在意。在表面平静的校园里，这类有着严肃与激越态度的人物所带来的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诡谲信息。

当时远方确实正下着一场山雨。这年十一月间，接着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与台湾断交之后，在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权问题”相关议案的表决上，支持大陆的国家首次超过支持台湾的。由于这议案还是属于“重大问题”，必须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才算通过，因而“国府”的联合国代表权暂时保住了。但是这个信息却代表着一种无可挽回的趋势以及即将来临的巨变，虽然此事不曾在平静的校园里引起太多涟漪，却已在“忧国忧民”的学生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座谈会后我们发现录音机失灵，我奉命去桃园龙潭请钟肇政补写一篇。在一个潮湿的冷天，我搭公路局的车辗转来到龙潭找到钟肇政的老家。他手里拿着一个客家传统的暖炉，烧炭的小炉子放在一个精致的手提竹笼子里，很有耐心地即刻补写了一篇可以登在下期《大学论坛》的演讲稿。

何处安身立命？

这个时候大学论坛社虽然又开始走人，但在校园里还是光环依旧，不断有新生投效。当哲学系季小兰等几个新生加入之后，论坛社的活动几乎成了哲学系的活动了。上学期结束前季小兰在家里办了一场舞会，论坛社一伙人都去了，疼爱女儿的父母和颜悦色地招待女儿的同学，我则必须开始学习这套台北学生的社交方式，也要避免踩到舞伴的脚。这天晚上刚上外文系的陈雪梨也来了，这时她已准备赴美读书，而季小兰对老钱的痴情则开始显现。

黄道琳这时也从投稿者变成了亲密社友，开始与我们混在一起。有一天他与老钱一起找上我来。老钱说哲学系的林正弘老师要请我们吃西餐，我问为什么，他说去了就知道，我遂高兴地跟着他们来到台北大稻埕有名的“波丽露”老西餐厅。老师还没来，我们先坐下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上西餐厅，我东张西望一阵不见林老师踪影，就问说他怎么还没来，老钱遂说老师有事会晚到，要我们先点菜。我看着菜单不知所措，只能跟着他们点。菜来了，老师还是没出现，老钱又说老师交代我们先吃。我拿起刀叉不知如何下手，问老钱，他却白了我一眼说只要能把食物送进嘴里就行。我心里虽然偷骂他，还是学着他依样画葫芦，高兴地吃了我生平第一次西餐。杯盘狼藉之后还是没见林老师踪影，我开始怀疑，这时道琳才招说他刚领了一笔稿费，想请大家同乐一番。

道琳这时住在公馆过去景美万盛街里头一栋有院子的平房，整栋房屋隔成数个房间分租学生。万盛街这时只是一条沿着大水沟蜿蜒而行的小路，水沟上游好像有家染整厂，沟里的水总是五颜六色。开学后，转到台大的史朗与师大美术系的区超蕃及同班女友也一起住了进来，里面一间大房间成了区超蕃的画室。于是万盛街这里顿时热闹起来，成了我们经常驻足逗留之处，有如巢穴。这里原本住着一位土木系的郭耀楠，年龄与阅历都在我们之上，总是善解人意地听任我们这群小子胡闹。

道琳住在万盛街这栋房子最里头的一个小房间，简单的家具之外最醒目的就是占掉所有其他墙面的书架，其中大部分是英文书，透露着他对书籍与阅读的深度乐趣。他又是个极为整洁的人，书本文稿不管在书架或桌面上，总是排列堆放得整整齐齐。对于一个从小离家在外的年轻人，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令人感到疏离与挫败，这个小书斋，这个书本的世界，似乎还是最能让他安身立命的地方。

台北的繁华世界对一个少小离乡北上求学的小男生，既充满着挑战与诱惑，又是个令人却步伤心之处。道琳虽然学富五车文采灿然，却不善言词，既不能像台北男生那样夸夸其谈、高谈阔论，也进不去他们自我膨胀的世界，即令有着满腹的经纶与满腔的激情，不善孔雀开屏的他只能散放着内在的魅力。当然这种沉潜的魅力对台北的“花瓶女生”是绝缘的，即使有缘可结，对他而言也是难以捉摸，难以符合他放不下心的家乡父母的需求。在异性伴侣上，老钱似乎与他心有灵犀，两人时而为此对饮，谈着台北女人“圣女与娼妓”的两难，又为着感情上失去了的童真而伤怀，互相抚慰着难得红粉知己的怅惘。

1970年代初，黄道琳窝居的万盛街租屋是我们经常混迹之处，谢史朗与区超蕃，甚至更早的王晓波、吴敦义与曹兴诚都曾住过这里。保钓运动时我们在这里制作“五四”爱国口号的大布条，醉酒高歌之后我们也会以此为休息站；但大半日子是道琳坐拥书城的小天地。（黄道琳提供）

一言说出就要放乎（任令）不记得

旧情绵绵每日再想也是你

明知你是杨花水性，因何偏偏为你钟情

啊——不想你，不想你，不想你

怎样我又再想起昔日谈恋的港边……

《旧情绵绵》——叶俊麟词，洪一峰曲

在山雨欲来的这段日子，我开始与老钱和道琳两人凑在一块喝酒。来自台南小康之家的我，未见过饮酒作乐情事，家中长辈也都不善此物，因此台北大学生不管以酒浇愁或借酒装疯，对我而言都是新鲜事物。我初次见识到以灌醉对方为乐的台北喝酒文化，也只能舍命陪君子，生平第一次喝得东倒西歪。老钱又喜欢边喝酒边唱歌，当时还没听说过卡拉OK这玩意儿，也无此需要，我们不是和着饭店播放的电台流行歌，就是自己唱了起来。

此后饮酒高歌成了我们解闷泄愤的仪式，往往几杯下肚后就开始唱将起来，好似有着满腹的辛酸与悲愤。我们喜欢一起唱一首《昨夜梦醒时》，每每一举杯就唱出“记得昨夜——，醺醺酒醉——”。老钱最喜欢包娜娜的歌，尤其是《人儿不能留》，似乎还在怅惘于逝去的恋情；道琳的最爱则是洪一峰的《旧情绵绵》，这首老歌往往让他低徊不已，我则更喜欢乡愁满怀的《港都夜雨》。

有一次在碧潭的一家饭店楼上，不胜酒量的我几杯黄汤下肚之后，歌还没唱完，就得赶快把头往窗外一伸，哗啦啦全吐了出来，幸好窗外是隔壁屋顶而不是马路。而后三个人醉醺醺回到万盛街摆平。我与道琳都是出外人，家里管不着，而家住台北的老钱居然每次总能安然无恙回家报到。卡尔卢正邦这时出现在我们这个圈子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但几乎滴酒不沾的他，甚少参加我们的燕饮狂闹，更不曾在酒后唱出《国际歌》来。史朗则开始忙于筹组小家庭，也少参加我们的唱饮。

我们一伙人也会在中午上完课后来到邱义仁在温州街的租屋，他这时与吴乃德合住，那里有电视机可以观看中午的布袋戏。黄俊雄在搬演完《云州大儒侠》后，接着搬演《西游记》。他为戏中人物选取动听的配戏歌谣，并亲自填词，包括来自日本回肠荡气的《为何命如此》、好似南管古调的《相思灯》、带着岛屿悲情的《风雨断肠人》、民谣风的《偌好你敢知》、轻快的进行曲《水喷喷的美猴王》等等。这些布袋戏歌谣大家都能朗朗上口，唱上两句。道琳笑起来时露出的两颗突出门牙，为他带来了云州大儒侠丑角人物二齿的口头禅“哈麦”的绰号。大家一起饮酒时，又会学着二齿的搭档刘三，唱起“咱若是心头结规球，得来饮酒，湿一下，湿一下，偌好你敢知？”国语翻译就是：“我们若是心头郁结成一团，就来喝酒，咂一下，咂一下，你可知道有多好？”

饮酒高歌是郁闷年代的宣泄仪式，喝的是金门大曲，外加可乐。四对眼光一齐瞪着的是作者的清白胸膛。这是在苏元良与郑梓的租屋处，捕捉此影像的应该是郑梓。我在此第一次学打麻将，第一次读到尚属禁书的金庸武侠小说；外地生的租屋处常是多少人的各式各样的第一次的场所。（作者提供）

国台语流行歌是当时我们的最爱，老钱不屑地拒斥西方古典音乐，有如他拒斥“台北花瓶”。他也不太听西洋热门音乐，甚至连当时风行于台湾知识青年之间具批判意识的披头士摇滚乐，以及Bob Dylan与 Joan Baez等民歌风抗议歌曲，也都不太看得上眼，认为这些都不免带有“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品味，不能免于台湾中产阶级的附庸风雅。他还曾拒绝主持论坛社不知何故安排的音乐家林声翕的讲演会。当时李潮雄已离开论坛社，没能用上他的体面仪表，独撑大局的钱永祥又不愿主持，最后好像是苏元良，不知从何处借来一套西装上台充数。

然而在不愿“附庸风雅、追求品味”之后又能如何？当时就只有“到民间去”，好其所好，听其所听，与民同乐了。我从中学时代就听起西方古典音乐，那时赵琴的广播节目“音乐风”几乎是我每晚的心灵享受。于是一路来我从对西方古典音乐的沉迷，接着史朗读书会时的Beatles、Bob Dylan与Joan Baez之后，到了大学就跟着老钱唱起国台语流行歌，觉得这是更能贴近民间底层的声音。

这个时期的台湾流行歌虽然大部分还是日本流行歌曲的翻版，依旧回肠荡气，但作曲风格丕变，脱掉了1950、1960年代日本流行歌的悲情味道，而多了不少豪放气息。显然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新时代的日本流行歌作曲者也有了心境上的变化，凑巧投合台湾的情况。而台湾也开始有了新一代的作曲家，引入爵士与摇滚风格。何况当时台湾的填词者也颇高明，尤其黄俊雄为他的布袋戏人物所填之词更是精彩绝伦，例如苦海女神龙的《为何命如此》流传三十年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此外包娜娜、邱兰芬、欧阳菲菲等歌手成熟幽怨的唱腔，确实更贴近我们当年内心的情欲，更能发泄时代的集体郁闷。当时的歌手多唱得像历尽沧桑的男女，即令刚出道的邓丽君也要设法蜕掉小女孩的稚嫩，学着唱得像大人。这个时期并没能流行今日的“青少年崇拜”，所有的人都想要赶快长大，学当“大人”。

记得昨夜——醺醺酒醉——

只记得泪双垂，一路上模模糊糊街灯明灭

不知喝了多少杯，泪双垂到底是为了谁

又为谁夜半不归，闲了鸳鸯被……

《昨夜梦醒时》——游国谦词，船村彻曲

“等待何时咱的天”

我们“到民间去”的反品味倾向，也同我们原来知性与现实的矛盾纠结在一起，对学院与民间的距离甚为敏感。有次走在校园里时一架飞机低空飞过，震耳欲聋，阿束引述邬昆如的话说，德国的大学以其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是不会容许这种情况发生的。我与老钱却不约而同表示对德国学院高高在上的不以为然，认为飞机总要飞过什么地方，若不能飞过大学，难道只能飞过一般民居？在知性与现实、学院与民间的二分之间，我们浪漫地折向了“现实与民间”。于是畅饮高歌遂成了我们这些惨绿少年解忧发泄的仪式，在觥筹交错之际放怀悲歌，唱起吕泉生的《杯底不可饲金鱼》，当唱到“好汉剖腹来相见，……心情郁卒若无透，等待何时咱的天”时，更有若在等待着黑暗时代的天明了。

印着密密麻麻歌词的小歌本是饮酒高歌时的参考书。除了披头士的摇滚乐自有其致命的吸引力外，我们还喜欢唱黄俊雄电视布袋戏脍炙人口的歌谣，也喜欢包娜娜成熟哀怨的唱腔、欧阳菲菲热情奔放的嗓音。国台语流行歌是我们“与民同乐”的媒介。（作者提供）

这种意欲破茧而出的苦闷存在于我们周遭不少人身上，郑南榕就曾撂下狠话说他若不去赚大钱，就要当共产党搞革命了。当然他说这话时，并非真的相信共产主义，而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激越反应。

激越虽是年轻人对这种威压时代的必然反弹，“创业赚钱”这条现在的金光大道在这时也已隐然成形。这段日子，我们总是喜欢坐在椰林大道的草地上排忧解闷，尤其在冬天有着阳光的时候。经常与我们一道在那里晒太阳的是一位物理系的易富国，我们私下戏称他为野兽，因为他这时已有胡髭满面的潜力，而且不论冬夏都是短装打扮，露出毛茸茸的双腿。脱俗的易富国当然不会在那里一边晒太阳，一边想着创业赚钱。然而有一次我们在椰林大道的草地上却碰到一位也在晒太阳的失学青年，同他聊开来后竟然听他鄙夷说起“你们书读这么多有什么用？我在外面混几年赚的钱就比你们多多了”，我听了很不服气，而老钱则更快地回了他说“那又怎么样”！

当时台湾的经济发展已扣上全球经济之巨轮开始滚动，校园外创业赚钱也已形成一股社会趋势。而且一年来校园刊物上也屡有新科技的引介，大学新闻曾大幅报道电机系换装第三代集成电路CDC 3150型计算机的消息，并热心为同学介绍“何谓电子计算机”，连校门口的博士书店也张贴出补习计算机程序语言Fortran入门的广告。然而创业赚钱或追寻高科技的企图心毕竟从没在我们这伙人心中发酵过，我们选择了激越的抗争之路。

当我们走向激越之路时，邱义仁继续沉浸在哲学的世界里，一度还醉心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书架上摆着一套怀特海与罗素合作的巨著《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他又一心想去德国留学，努力学习德文，我们几个人的必修德文课都得靠他才能过关。心思深沉又喜戏谑的他有时也会加入我们，除了互吐时代悲情外，还经常以交换荤腥笑话为乐，当作一种对威权高压极为有效的发泄方式，他是此中高手。有天晚上，阿仁从他的哲学世界里脱出，和老钱与我三个人在台大校园谈得极为畅快，将苦闷倾泄得淋漓尽致。最后大家觉得有必要共同干一件事，以志此晚之投契。于是老钱带着我们兴奋莫名跑到长春路一带找到一家旅馆，不料旅馆女中却拒绝帮忙。然而我们还得付房间费，才发现三个人身上的钱根本不够，最后靠阿仁回去拿钱来解围。我们如此荒唐地折腾了一个晚上，无功而返，依旧回到苦闷的日子。而这样的折腾与其说是来自生理欲望，毋宁是对虚伪主流价值的叛逆与对郁闷压抑年代的宣泄。

在这段寻找安身立命的等待时光，生命似乎只能在荒诞与盲动的苦中作乐中度过。

身上穿着南部带来的素朴衣裤，手里拿着翻版的原文哲学书，哲学这时是邱义仁可以安身立命的认真志业。来到台大哲学系之后，他不仅沉醉于怀特海，还勤学德文，一心想去德国读哲学。然而他毕竟也是属于我们一群入世之辈，对现实的不公不义难以无感不觉，终于也上了梁山。（谢史朗提供）

饮啦！杯底毋通（不可）饲金鱼

好汉剖腹来相见，拼一步，爽快么（也）值钱[7]

饮啦！杯底毋通饲金鱼

兴到食酒免拣时（挑时间），情投意合上（最）欢喜

杯底毋通饲金鱼

朋友弟兄无议论，要哭要笑据在[8]伊（任凭他）

心情郁卒（抑郁）若无透（不畅），等待何时咱的天！

《杯底不可饲金鱼》——吕泉生词/曲

【注释】

[1]Ping-ti Ho，Ladder of Success in l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

[2]《大学新闻》第315期，1970年9月21日。

[3]《大学新闻》第317期，1970年10月5日。

[4]杨升桥，《不要做沉默的一群》，《大学新闻》第315期，1970年9月21日。

[5]乐吾生，《看钓鱼台的争执》，《大学新闻》第316期，1970年9月28日。

[6]康义，《维护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大学新闻》第317期，1970年10月5日。

[7]毋通：闽南语“不可”之意；么：闽南语“也”之意。

[8]据在：闽南语“任凭”之意。

第4章　校园惊蛰　保卫钓鱼台运动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 day

Oh，deep in my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 day...

We Shall Overcome —Charles Albert Tindley

等待火种

大学论坛社在1970年这一年的出版与活动从绚烂到荒诞，代表着只用言说方式来对抗党国威权体制的结束。从1950年代当局用白色恐怖手段来肃清左翼残余，并建构出一个美苏冷战下的“反共社会”以来，反抗的力量基本上只能以“自由主义”和“个性解放”的立场来发言，并且大半只能限于言说论述的范围。在这种高压统治下，1960年代的台湾青年学子只能从殷海光、李敖等人提倡的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论述中，吸收思想养分，求取心理慰藉。那几年，年轻人也曾如饥似渴读着罗素与萨特，相对于全面笼罩的反共意识形态，他们的著作算是十分前卫与解放了。

但是与此同时又有着另外一个历史动力在重寻生机。台湾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运动中发展出来的第三世界左翼传统，虽然在1950年代惨遭当局腰斩，到了1960年代却有了复苏的可能，这一条线索藕断丝连地表现在陈映真的小说与评论上。虽然陈映真一伙人的奋斗在1968年被当局迅速压制，然而火种已经散播开来，只等待历史的契机来再度点燃。

可以说在殷海光去世，而李敖与陈映真相继遭到牵制封口继而投狱之后，1960、1970年代之交，台湾的思想控制最是令人窒息。台大没有了殷海光，虽有一些年轻讲师秉承他的遗志，还是难以填补学生空虚的心灵，以致钱永祥与李潮雄合力出版的《大学论坛》，竟也算是一面摇旗呐喊的旗帜，令人雀跃。

同一个时期校园外虽然出现了一本倡议革新的《大学杂志》，但由于其国民党开明派的背景，并没有原来《文星》与《自由中国》的视野与火力。不过大学杂志虽然脱离不了反共意识形态，却以一种当时颇为新颖的观点来讨论台湾的社会结构。杂志的成员张俊宏、许信良、张绍文、包奕洪等人合作写了一本《台湾社会力的分析》[1]，轰动知识界，反映出台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新的分工角色、起飞中的经济发展、新的社会动力以及新一代政治人物的出现。

在这种抑郁荒谬但又开始松动与充满期待的时刻，1970年春天两名台独分子在纽约企图刺杀蒋经国的事件也就没那么出人意表。而同一年年底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双方势力的开始扭转，也正显示着山雨欲来的处境，整个台湾社会在这时进入一个转变的契机。

在我们加入论坛社经历了充满着等待与荒诞的这么一年之后，1971年春天开学之初，《大学论坛》的光环又吸引来几位大一新生，包括土木系的洪清森与经济系的瞿宛文，大家约在西门町峨嵋街上的一家咖啡屋“天才饮冰室”见面。西门町是当时台北知识青年经常流连的地方，也是台大学生进城玩乐最远的地点了，那里除了还留有1960年代台北文艺圈的种种痕迹外，咖啡屋文化也正在兴起。于是论坛社的社交活动开始升级，从台大附近的冰果室升级到西门町的咖啡屋。在那车马喧嚣的人群中，我也几度仿佛听到了林怀民的蝉声[2]。

洪清森是洪小乔的弟弟，洪小乔那几年在电视台主持一个很受欢迎的艺文节目“金曲奖”。她总是戴着一顶低垂的宽边帽，抱着吉他边弹边唱自己谱的曲子，没想到几年后这竟成为影响深远的校园民歌运动的起点。洪清森则既怀抱忧国忧民的抱负，也不脱工科学生的单纯心思。瞿宛文未出现前，老钱就跟我提起他在电话上听到了一位成熟女性的声音。当晚还留着长发的她落落大方出现了，为了过世不久的祖母，头上还簪着一朵白纸花。她发散着强烈的女性追求自我的气质，深深吸引了我。他们两位的加入，再加上先前哲学系的几位，编辑人手可谓不缺，然而老钱对大学论坛的编辑出版却已提不起兴致，心里头另有东西在酝酿，因而并无具体的出刊计划。

Michelle，ma belle.

These are words that go together well，

My Michelle.

Michelle，ma belle.

Sont les mots qui vont tres bien ensemble，

Tres bien ensemble…

Michelle——The Beatles

越洋召唤——海外留学生保钓运动

这段等待的日子毕竟不长，1970年入秋之后钓鱼台（大陆称钓鱼岛——编者注）列屿的问题已开始酝酿，并且出现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虽看不出会成为重大事件，台大的校园刊物也开始报道。然而到了年底这个问题居然在海外留学生中风起云涌，引爆成为保卫钓鱼台运动，不仅很快在来年春天冲击到台湾岛内来，并且竟然点燃了变革的火种。

钓鱼台列屿位于台湾与琉球之间，本来是个只有渔民才会来休憩避风的无人小岛。然而它又属于大陆礁层的范围，附近海域可能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石油，正是当时石油开采的新焦点，因而开始有了领土问题的敏感性。1960年代末，美国决定要将其战后一直管辖的琉球群岛交回冷战盟友日本，并且片面将钓鱼台列屿认定是琉球的一部分一并移交。琉球政府还在岛上立碑，并且驱逐台湾渔民。领土争议于焉开始。

钓鱼台列屿在日据时代就清楚地登记为宜兰县属岛，美日两国政府这种私相授受的作法自然令人想起帝国主义的行径，因此引起国内舆论的抗议，要求政府在这问题上要站稳立场。然而长期作为美日两国的“反共盟邦”，又是苟活在他们保护伞下的“国府”却是不可能站稳立场的，于是钓鱼台问题所引爆的民族主义风潮，反而让党国体制的正当性受到严厉挑战。

1970年9月日本警方拔走了《中国时报》记者搭船去插在钓鱼台上的国旗，并驱逐宜兰渔船。10月，还在读台大哲学研究所的王晓波在中华杂志上发表了《保卫钓鱼台》一文，这篇战斗檄文显然起了为海外留学生的保钓运动催生的作用。从这一年年底开始，一直到来年春天，台湾与港澳留美学生在美国各大城市到处串联聚会，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美日私相授受，侵犯我国领土钓鱼台”。而在1971年4月10日在美国华府的“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大游行达到最高潮，有两千五百人从北美洲各地赶来参加。这是留美学生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尤其能够聚集那么多人从广袤的北美大陆各地赶来参加，可以想见钓鱼台问题所引爆的民族主义热力与能量，影响了那整个世代的台湾港澳留美学生与学人，包括李远哲，而其后续威力则让国民党完全失算，节节败退至今。

这是一场事发突然的海外留学生爱国运动，国府派员远赴美国企图安抚，却完全无效，而且所使用的分化打击学生的伎俩，又使得这个原先可以成为政府对外交涉后盾的运动，转而变成反政府的风潮，越演越烈。于是海外留学生一面呼吁保卫钓鱼台，一面造国民党反的这些信息，就这样通过各种保钓小报与数据流回台湾，流到我们手上。

我们在台湾正处于高压与荒诞的气氛中，很自然被海外留学生的保钓运动所振奋。我们在台湾收到很多北美各地的保钓刊物与资料，其中不少来自在美国读核工的郭誉先，他是郭誉孚之兄，也是大学论坛社的前辈。这些海外各地的保钓数据也同时寄给台大以及其他大学的不少社团，显然是当局始料未及而未能防范于先的。这些鼓动民族感情，抨击党国对内威压对外屈膝的材料，一下子都在大家手上，令人热血沸腾。在此之前，我们在台湾所能读到的从殷海光到李敖的东西，都很少会如此赤裸裸地直接攻击党国威权体制。你可能偷偷读过旧书摊里找到的，甚或是手抄的《阿Q正传》，就像我在高中时读到的是初中的李洪伦老师师母的手抄本，如今你却可以在这些海外留学生小报上读到鲁迅当年抨击当权者的犀利文笔，真是大快人心。

因此，“美国政府将属于我们的钓鱼台送给日本”这种事固然会激起我们民族感情的愤慨，但是海外的保钓运动对当局的“对内腐败、对外无能”的严厉批判却更令人兴奋。在台湾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这种机会可以造这个威权体制的反，多少压抑着的闷气在这时就此倾泄而出，这其实才是台大保钓运动最大的动力所在。于是海外传来的“保卫钓鱼台”的呼吁，猛然震醒了整个台大校园久蛰的人心，党国在校园里建立起来的心防就此崩溃。

我们论坛社几个人反党国威权体制的信念，受到《自由中国》与《文星》的自由主义思想很大的启蒙与影响，而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海外保钓运动所带来的信息之所以会打动人心，我们心里很清楚是来自它反压迫的那一面。我们这一伙人本来就不是追求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者，反而更敏感于国家机器的压迫性。在知识还是极为闭塞的当年，有次曾听人言及大陆必然走上强国之路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嗤之以鼻，认为人民若不得幸福，国家强了又如何？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们而言除了个人心理层次的满足外，不必然带给人民实质的解放与幸福，而保钓运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信念所传递给我们的，正是在于弱势者反压迫的信息，不仅反抗国内的压迫者，也反抗外国的压迫者。这个观点让我们逐步接近素朴的、反压迫的、具国际主义性质的左派世界观。这个发展就殷海光自由精神的传承而言也是很自然的事，难怪殷海光的海内外弟子在这时已有多人不约而同走上了左倾的道路。

风云突起——“钓鱼台是我们的”

1971年春天，李敖与谢聪敏、魏廷朝等人被秘密逮捕下狱，他于3月19日被带走[3]，我们在台大校园当然浑然不知。到了4月初，美国的一个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大陆，是多年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美国民间团体，因而被称为“乒乓外交”。虽然这很清楚又是个巨变前兆，然而却不是困在校园里的大学生主要关切所在，倒是海外保卫钓鱼台的烽火却一波波传来，让人魂不守舍坐立难安。

4月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声明，将于明年将琉球群岛交给日本，钓鱼台列屿也包括在内。4月10日美加各地的台湾港澳留学生与侨界在华盛顿举行保卫钓鱼台大示威，这个消息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并不能立即传回台湾，但是4月上旬这几天，我们在台湾的心情已如箭在弦上，心想正是介入现实打破闷局的契机，此刻不行动更待何时？

我们论坛社找上了在《中华杂志》发表《保卫钓鱼台》檄文的王晓波，他又找来王杏庆等几位前辈，有天晚上大家聚在汀州街的一家小咖啡馆讨论该怎么办。王晓波曾经积极参加过“自觉运动”，年来对钓鱼台问题密切关注，收集了很多相关资料，这时都摊在桌子上。当然，我们还是活在白色恐怖的余威之下，并没敢马上打破禁忌串联社团，于是决定先以大学论坛社名义举办一场“钓鱼台问题座谈会”，再伺机而动。我们开始紧锣密鼓筹办这场座谈会，联络与会人士，然而没料到台大的一个侨生社团“香港德明校友会”率先行动了。

德明校友会不顾禁忌，率先贴出了台大保钓运动的第一张大字报，全文为“钓鱼台是我们的。我们坚决地抗议日本无理的要求、美国荒谬的声明。我们永远支持政府”。时为1971年4月12日，一个晴朗的春日。虽说侨生一向比较不受威权压制的影响，较少禁忌而能有此突破性的行动，但他们还是在海报上以“我们永远支持政府”的宣示来结尾，以示不与当局对立。不管如何，作为台大校园民主运动的导火线，侨生确是功不可没，而这张海报一出，整个台大校园久蛰的人心就此惊醒。当天台大侨生社也跟着贴出一份很长的大字报，将校门口的那个长海报架整个占满，这份大字报对钓鱼台问题提出了五点声明与立场，吸引了进出校门的学生的围观阅读。

德明校友会的第一张大字报冲破了我们本地生的自我心防，开启了台大的保钓风潮。这天一早我们来到学校看到这张宣示，大为振奋，觉得可以豁出去了。老钱更是整个亢奋起来，思索着如何以最耸动的方式来召唤台大同学。这时的党国当局就有如半个世纪前“五四运动”时的北洋政府，而民族主义的强烈诉求依然是动员学生的不二法门。

香港德明中学校友会在1971年4月12日清晨贴出台大保钓运动的第一张大字报，全文为“钓鱼台/是我们的/我们坚决的抗议/日本无理的要求/美国荒谬的声明/我们/永远支持政府”。

台大侨生社于1971年4月12日贴出来的保卫钓鱼台五点声明大字报。（周小宁摄影）

老钱于是想到罗家伦为“五四运动”所拟的一对标语，想到美术系的区超蕃可以帮得上忙，区超蕃则找来善于书法的同学。老钱又想到海报已不足观，大白布条更有震撼力。于是在买来白布条后，大家聚到万盛街区超蕃的画室，看着他的美术系同学用沉重的隶书体在一对有十多米长的大白布联上写下两排大黑字，并以“大学论坛社”落款：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美术系的同学将布条写得很专业，书写之前还先涂上一层肥皂，以免墨汁在白布上晕开来。隔天4月13日一早，我们爬到校门口三楼高的农经系馆（现为哲学系馆）屋顶上，把这对大白布条从侧墙高高挂下，极为醒目，任何人一进校门就可看到，如今已成了台大保钓运动的历史标志。

挂了几天之后，为应付校方要求拆下的压力，我们遂换上另外一幅。这次我们跑到新生南路上宋秩铭的家里去制作，他这时刚退伍在家，正准备参加大学联考，也兴奋地跟着我们跑来跑去。老钱为此自拟了另一副对联：

1971年4月13日，侨生贴出第一张保钓大字报隔天，大学论坛社在校门附近的农业推广系（洞洞馆）挂出这对大白布联，写着撼动人心的“五四”时代的爱国口号，挑动学生的保钓激情。这幅大对联成了台大学生保钓运动的历史性标志，把保钓运动与“五四”运动挂了钩。（王晓波提供）

流中国泪，起中国魂，誓死保我钓鱼台。

洒中国血，护中国土，前仆后继勿罢休。

用这些激励民族主义情感的标语来动员学生参与，其有效性毋庸置疑，而且我们对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也从未质疑过，对当时绝大部分的台大学生亦复如此。分离的族群意识从未在我们之间起过作用，不认为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当然这时“中国”所代表的意义与三十年后的今天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对当年台湾的学生而言，基本上毫无问题。我们自认是中国人，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例如，在《大学新闻》上一篇批评白景瑞《新娘与我》电影的文章标题会是《给中国电影界的一帖药方》，另一篇《中国人要什么》的文章则主要在谈台湾社会的缺漏；某个社团请了外国人来座谈他们“对中国青年的感想”，有位学生则如此回应：《一个现代中国青年的平心而论》；而在一篇倡议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的评论上，也以《谁是中国的主人》来质疑万年国会的不当；陈芳明在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日子，也写了一首嘲讽美国“中国通”的诗《听说有人骂中国》。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在这个时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却有个吊诡。对我们学生而言，炎黄以降的各个时代的人物是中国人，参与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八年抗战的人当然是中国人；本省人与流亡到台湾来的外省人是中国人，港澳人士、或留学在外甚至已转成侨民的当然也是中国人。但是有一种人处于模糊地带，那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那十亿人口。当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我们中国青年应当如何如何时，是不包括那十亿人口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在党国所建立的“反共意识形态”下，那十亿人口对我们而言是完全的模糊不清，不在我们的“中国人”意识里。可以说这个时候，台湾就是中国的主体所在。

破茧而出——台大学生保钓热潮

德明校友会的第一张大字报，加上大学论坛社气势磅礴的大布联，就此打破了校园的闷局，之后整个台大校园像似嘉年华会，到处贴满学生社团自发性的保卫钓鱼台的海报与标语，每棵椰子树上都贴上一张。那面很长的海报墙上面原来的社团活动海报被移下来，换上整面的台大侨生社抗议声明。学生们聚在海报前认真读着抗议檄文，三五成群议论着时局的林林总总，整个校园气氛丕变。甚至平常必须为繁重课业忙碌的工学院学生也站了出来，电机学会与工学院学生代表联合会都成了积极的参与者。不仅如此，社团之间也自发地串联起来，把学校当局甩在一边。

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参与者大多是读理工的，其中有名的林孝信（当时读历史系三年级的林圣芬之兄）出身台大物理系，他所推动创办的《科学月刊》的编辑联络网甚至成了发动海外钓运的网络。与林在台大物理系上下届的刘源俊与胡卜凯也都是海外保钓的热烈参与者。因此台大理工科的学生与社团也接到了不少他们的学长寄回来的保钓资料。

面对突如其来的学生保钓热潮，不仅当时的代联会主席李大维只能跟着走，学校当局也几乎无法应付。这一学年才由政治系系主任接任训导长的俞宽赐没办法处理，改由开明干练、毫无官架子的少将总教官张德溥来面对学生。当时的训导长就是今天的学务长，主管学生活动。张德溥是台湾第一个导弹营营长，于1970年1月承蒋经国之意接任台大总教官。在那年3月原训导长韩忠谟调任法学院院长时，他就曾代理训导长一职，直到8月底接任钱思亮的新校长阎振兴指派俞宽赐当训导长为止。这段期间他的作为就已颇得学生好感。

接着4月15日，侨生又有了突破性的行动，他们在韩国侨生杜学域的推动与组织下走出校园到美国与日本的大使馆去示威抗议，再打破了“学生活动不准走出校园”的禁忌。对本地生来说，这又是一项指标性的行动，此后几年台大学生的很多活动就不再局限于校内，“参与社会、走入民间”的理念不仅可以讲得理直气壮，也通过各种形式走出了校门。

经过这几天的校内串联，台大各学生社团得以在4月16日晚上联合举办了一场“保钓座谈会”。在原先只是“坐着谈”的座谈会上，经由王晓波、钱永祥与法代会主席法律系三年级的洪三雄等人的推动，确定成立“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洪三雄如此追忆当时情景：

我率先主张保钓运动有成立常设机构的事实需要。……钱永祥一个箭步跟在我后面上台，神采奕奕、慷慨激扬地支持我的建议。一时之间仿佛道出了与会同学的心声，……王晓波适时走上发言台，他高举着瘦小却充满悲愤和力量的拳头，声嘶力竭地高呼：“保卫钓鱼台常设机构委员会立刻成立！”[4]

他们所依循的即是“要有所行动，必先有所组织”的原则。洪三雄并为这组织起草了章程，踏出了他作为全校性学生领袖的第一步。而我们原来以大学论坛社名义筹备的“钓鱼台问题座谈会”，也顺理成章由这个全校性的保钓会接手主办。

4月20日晚上，“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在体育馆正式成立，由班代表及社团负责人二百多人选出15个常务委员，并公推年纪最大的研究生协会宋汉生担任主任委员，钱永祥与洪三雄则都高票进入常委会。其中台大侨生社的冯浩彬得票最高，大学论坛社的钱永祥第二，第三位又是侨生——华侨同学会的符和俊，接下来是法代会的洪三雄与大学新闻社的张晋城。港澳同学会的陈沛健与发动四一五游行的杜学域则分列第六与第七，侨生在台大保钓运动的角色可见一斑。这整个发展完全是学生自动自发的行动，学校当局几乎插不上手，而名义上是全校学生总代表的代联会主席李大维，得票数名列第10，只是15个常委之一。

台大保钓会这天晚上在体育馆正式成立之后，接着举行“钓鱼台问题座谈会”，会场坐满了台大师生，气氛极为火热。我与几位哲学系的年轻讲师叶新云、林正弘、黄天成等人坐在一起，每当听到精彩处，为了喝彩大家就兴奋地猛跺脚下的阶梯木板，发出声声巨响。当时不只是学生，年轻教师也在发泄着他们长久以来压抑的激情。这一年王晓波还是哲学系研究生，以学生身份成为台大保钓运动的灵魂人物。

1971年4月12日之后，台大校园出现大量保钓海报，学生们聚在海报前认真读着抗议檄文，三五成群议论着时局的林林总总，整个校园气氛丕变。政治系教国际关系的黄祝贵教授被学生包围询问钓鱼台问题。（周小宁摄影）

1971年4月15日，大学生第一次走出校园。在贴满大字报的保钓浪潮中，台大侨生突破禁忌，自发前往美日使馆抗议，这时正从椰林大道出发。侨生有侨生社团可以一呼百应；本地生因缺乏代联会的领导意愿，一直要到学生保钓会成立后，才能计划六一七大游行。（王晓波提供）

台大学生保钓会4月20日成立，除了举办一连串的座谈、演讲外，并筹划6月17日的保钓大游行。鼓励游行的海报强调行动就在今朝，并要求不喜着校服的台大同学，当天要穿校服参加。（王晓波提供）

台大保钓会成立之后的一连串活动，以6月17日到北门的“美国大使馆”与中山北路的“日本大使馆”的示威抗议达到最高潮，同时也告一段落。这段台大学生保钓运动的过程详载于洪三雄《烽火杜鹃城》与王晓波《尚未完成的历史——保钓二十五年》[5]等书。

保钓运动的烽火当然不限于台大，也在台湾的其他大学校园延烧，甚至连最保守的师大也有血书签名活动。然而保钓运动到了这时必须告一段落了，因为这时台湾整个社会条件、政治需求与历史进程都不能配合这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海内外的保钓运动至少让钓鱼台的主权问题在国际上悬而未决，甚至到今天，都没能让日本政府轻易得逞，也算是一桩历史性的功绩。

此外，台大保钓运动从头到尾都是在学校当局与党国威权体制的严厉防范与围堵下，自发地爆开来的，是学生自主的奋斗，不仅没有也无须任何师长来带头，更绝非校方当局所能指导。当时就读法律系一年级的陈水扁后来在1998年担任台北市长时曾对记者说，他在台大“参加过保钓运动，曾到中华路日本大使馆及中山北路美国大使官邸抗议过，不过那时是教官教学生参加的，不但有车子坐，还有便当吃”[6]。他是否参加过台大保钓运动无可考，但指保钓运动是校方指使，则完全不是事实，徒然暴露出一种歪曲保钓运动历史的颇有代表性的政治立场。学校当局当然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要围堵保钓运动，但就是因为来自学生自发自主的行动，其所引爆的动力遂能继续发威，展开此后两年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荣景。

打铁趁热——民主烽火延烧校园

1971年4月，当保钓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我们并没料到台大学生会有如此爆发性的反应，也没预期接下去会有一个校园民主抗争的前景。暑假过后下一学年开始的9月，首先就有一个竞争激烈的学生代表联合会主席选举，甚至造成国民党候选人的落选。然后来自彰化、文质彬彬的洪三雄，除了有支如椽大笔外，还具备了超乎一般学生的组织动员能力。他所领导的法学院学生代表联合会在保钓运动初试啼声之后，接下的一整年更以一连串的演讲、座谈与舆论的形式，展开一个1950年代以来台大校园前所未有的学生民主抗争局面。而已经成形的慈幼会在胸有成竹的江炯聪带领下，更展现出走向社会走向弱势的导向。可以说，当海外保钓运动的主力转化为中国统一运动时，台湾岛内保钓运动的动力则迅速激化了校园民主运动。当然海外保钓运动也并非全不介入台湾民主政治，例如林孝信等保钓人士随即在芝加哥成立“台湾民主运动支持会”；叶芸芸等人在美国东岸创办《台湾杂志》与《台湾与世界》等刊物，也得到保钓人士大力支持。他们夙夜匪懈地投身台湾民主发展十多年直到解严。

台大的保钓热火使得大学论坛社又成为焦点所在，也带来重振旗鼓的希望。老钱曾经找来一些论坛社的前辈如孙隆基、王晓波、王杏庆等人来社座谈，希望为论坛社指引方向。然而时局已变，1960年代文艺青年在抽象观念与感性层次论辩的那种风气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保钓运动之后整个校园的气氛急速政治化，政治议题成为关注焦点，如何行动才是重心所在。

《大学论坛》在这学期本就因卷入保钓运动而暂停出刊，在这种要求行动的气氛中，我们对继续办“思想性”刊物也就意兴阑珊，于是决定从下年度起交给洪清森与瞿宛文等人。

我们与大学论坛社的因缘纠葛虽然到此告一段落，然而保钓的星火已经燎原，威权体制的心防大堤在台大校园也告崩溃，窒闷的局面也已打破，并且还出现另一种全新的声音在召唤我们，因此并不觉得遗憾。

1.台大学生保钓游行从北门的“美国使馆”走到中山北路的“日本使馆”，医学院队伍里有不少女生，队伍两边则有不少便衣人员。（王晓波提供）

2.台大学生保钓会主任委员张台雄（电机学会）在“美使馆”门口宣读抗议书，两旁手持抗议书者为法代会的洪三雄与游行纠察组长韩国侨生李东原（左）。三人很凑巧地各有外省、本省与侨生的身份。保钓运动是一次没有族群内涵的运动，也反映出当时大学校园的一般情况。（王晓波提供）

3.当台大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前义正词严地宣读抗议书时，大门内戴着墨镜的美国官员双手叉腰，一副不屑的样子。洪三雄回忆道：三人一起进入“大使馆”……原本激愤难抑的心，在“大使馆”内却变得十分镇定得体，……一直激励着“我们不能失了里子，又丢了面子”。（王晓波提供）

1971年4月，全台湾各大学同时掀起保钓热潮，连管制最为严格的师大也不例外。图为师大学生踊跃以血在白布条上签名，抗议美日的荒谬无理。（周一回提供）

1.1971年4月，台湾大学掀起保卫钓鱼台运动，大学论坛社全力投入。正值赴美留学的陈雪梨也感染了论坛社的兴奋，在文学院前与老友合照：（右起）钱永祥、陈雪梨、黄道琳与作者。出国之后，陈先到柏克莱找上郭松芬与刘大任，并开始邮寄另类经典书籍回台湾给我们。（陈雪梨提供）

2.1971年4月间，宋秩铭（左）退伍在家，来台大凑保钓的热闹。老朋友李大维（中）是代联会主席，面对保钓风潮相当无奈。（陈雪梨提供）

【注释】

[1]《台湾社会力的分析》，署名张景涵、张绍文、许信良和包青天四人合写，1971年出版。

[2]林怀民，《蝉》，《现代文学》，1969年3月号与5月号。

[3]见《李敖回忆录》（商周文化出版，1977年），275页。

[4]洪三雄《烽火杜鹃城》，13页。

[5]王晓波，《尚未完成的历史——保钓二十五年》（海峡学术出版社，1996年）。

[6]《联合报》，1998年4月23日。

第5章　烽火杜鹃　台大学生民主抗争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Christ was born across the sea，

With a glory in his bosom

that transfigures you and me：

As he died to make men holy，

let us die to make menfree，

His truth is marching on…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Written by Julia Ward Howe

崩解的开始

1971年春天台大保钓运动促发了校园气氛的重大转折，国家政经大事搬上台面成了优势论述，杜鹃花城原有的文艺浪漫情调为之收敛，抒情与内省的话题虽不能说销声匿迹，至少不再热门。这种政治化倾向就学生社团活跃分子而言确是如此，甚至几位深具文艺气质的医科学生所聚集的大学新闻社，如今也将大半篇幅投注在国家兴亡与校园政治上面。《大学新闻》是台大最主要的学生报纸，每周一出刊，论述具有相当的指标性。于是政经大事几乎盘踞了有志青年的心思，真正反映了当时校园流传多年的顾宪成格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变化为有政治企图心的“平民”学生开启了一个另类的活动空间，可以不再经由校内的党团阶梯去追寻个人的政治出路，可以说为1980年代的“学运分子”铺了道路。

在这之前一两年来，台大学生先是沉浸于男女恋爱问题，而后又忙着对留学现象与知识分子角色进行自我检讨。1969年11月间，大学新闻社举办了一次“留学问题座谈会”，反省台湾刚开始的大规模留学现象，讨论延续数个星期；同时研究生协会也曾找来外国留学生举行“我对中国青年的感想”座谈会，引发了一些议论。而后《大学新闻》又在1970年间展开“自省的话”与“论青年的出路”等系列社论。在威权体制的高压下，学生无法自由议论国事，只能陷入自我批判的处境，家国社会的一切缺陷似乎都可归诸我们知识青年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气氛下，甚至学校配合政府来取缔“奇装异服”这种举措，也不曾在校园引发任何有形的抗议。1970年秋季开学后，学校发布公告，说为了配合政府维护善良风俗、确保治安，将对蓄长发的男生与穿“奇装异服”的学生严加取缔，并由校警负责执行[1]。对男生而言，蓄发是最大问题，那两年外文系教授王文兴因长发曾被警察当街抓去剪短，我也曾二次误经派出所门口，差点被抓进去剪发，幸好被另一只手拉着，没让警察得逞。台大校园多年来就一直弥漫这么一种自我贬抑的心态，直到保钓运动爆发。

然而引发这个校园变化的因素除了前所未有的保钓运动之外，还有一些更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接续发生。保钓之后的1971年7月，紧接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密访北京，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将于次年2月访问中国大陆，到了10月间，“国府”又在无甚预警的情况下失去了联合国席位。这基本上是延续着一年来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双方势力消长所反映出来的国际形势，然而在台湾却是个石破天惊的消息。

这个变局终于撼动了一向活在威权体制温床、以为天下太平的大部分学生。原本稳当可靠的威权体制突然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人心开始浮动，神话开始崩解，台湾此后不再有着一致统合的意识形态。这个崩解与重组的过程至今尚未完成，但1971年确是它开始崩解的重大时刻。在台大校园里，刚受到保钓运动所动摇的党国体制的正当性，此时更是雪上加霜，这虽然加深了“忠党爱国”学生的悲情意识，但对于历经保钓运动洗礼而有了政治启蒙的学生来说，除了庆幸威权体制的开始崩解之外，另寻出路也几乎成了一致的倾向。

夺取学生政权——“党外”学生初结盟

首先在1971年的暑假，慈幼会的江炯聪就已设法邀集参与保钓运动的各路人马，组成研讨会来为国家前途寻找出路。这个经常在罗斯福路上张晓风开设的“我们咖啡屋”举行的松散聚会，最后因客观条件并没能形成一个跨社团组织。但是大家经由这个串联讨论的机会形成了一个共识与协议，就是要在新的学年共同推出一个“党外”候选人来竞选学生代表联合会主席。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当时只有少数人会以“反共”立场来拥护党国体制，台大反对派学生都认为必须变革威权压迫才有希望，而这个变革必得先从校园做起。

于是在秋天的新学年开学后，这个在暑假时集结的校园“党外”学生联盟推出了医科三年级的王复苏出马竞选学生代联会主席，并且得到大部分社团与班代表的支持，以150票比37票大败被认定是校方支持的法律系二年级的傅昆成。另一位候选人政治系二年级的谢复生只得8票。

这真是台大校园前所未有的变局，国民党的“学生政权”居然和平转移了。在此之前代联会主席向来都是由“忠党爱国”的学生来担任，不会受到什么挑战，例如两年来的胡定吾与李大维。然而这个第一次来自“党外”的挑战居然就大获全胜，可以想象当时学生思变之心。并且这次选举虽然只有班代表才有投票权，过程却已有若今日之选战。

竞选期间校园贴满了竞选海报，三位候选人都使出浑身解数。王复苏提出了“代联会主席由台大全体学生普选”、“学生全面接管学生活动中心”、“学生有权参加校务会议”等在当时十分激进的政见。他更出奇制胜，在竞选正式开始的那天凌晨，动员助选人马将海报贴满了校园里所有最有利的位置，形成对学生的强烈召唤。国民党那种只会在班代表中运作的传统组织战法，在“党外”学生的这种新型文宣攻势下完全失效。

此外为了进一步对班代表拉票，除了有竞选演说外，还传出攻击王复苏的黑函事件，搞得代训导长张德溥在投票之前必须训示班代表，要大家不要受到黑函的影响。在这之前，上任不到一年的俞宽赐就突然宣布出国考察一年，很可能是因为他无法应付突起的学生运动。于是训导长一职就由张德溥名正言顺地代理，因为钓运以后的学生活动其实早已全部由他负责处理了。如此就有了一个新的训导长来应付新的学生联机。

最后还发生了一次戏剧性事件，投票前夕王复苏的竞选海报突然全部消失，隔天在校园里看不到任何一张，于是传出是国民党方面干的，当晚王复苏则以高票大败对手。后来却又传闻那些海报其实是王这边的人自己撕掉的，是藉以博取同情的苦肉计，然而真相如何已不可考。这些复杂诡谲的情况，有如后来选战经常上演的戏码。法学院的学生报《台大法言》用了这样的标题来报道选举结果：《三雄火并逐秦鹿，楚弓在握王复苏》[2]。

投票之夜，为着等待选举结果，“党外联盟”的一群学生在校外游荡。在火车站附近北门对面的台北老邮局前，台大青年社的林小鹏找来一批不知哪个学校的女生，大家一起来到法律系的陈玲玉家开舞会，等待选情揭晓。舞会进行到一半，电话传来了王复苏当选的消息，全场的台大学生顿时停下舞步，欢声雷动，兴奋地互相道贺，留下那群不明就里的他校女生，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然后舞会才又在胜利的气氛中继续。

王复苏当选代联会主席前后的所作所为已经有如今日政治人物的作风：善用竞选策略，善于打造品牌，善于造势。他宣扬学生参与社会与回馈社会的理念，大张旗鼓组织了一个“社会服务团”，于寒假期间走出校园上山下海，到穷乡僻壤去进行社会调查与服务。这些活动除了顺应当时台大校园“到民间去”的风潮外，也充满了现代化的政治技巧，可谓当今政治营销术的先行者，也成了此后台大学生政治选举的样板。

1.1971年10月4日法学院的学生报《台大法言》头条报道医科三年级的王复苏在三人激烈竞选中当选台大代联会主席。

2.社会服务团报到海报王复苏当选代联会主席后成立社会服务团，号召学生上山下乡，得到各社团支持。图为1972年1月10日报到海报。

“天听甚迩，人言曷病”——言论自由在台大

在学生破茧而出的这一新的学年，洪三雄领导的法学院学生代表联合会以一连串的座谈会以及《台大法言》的舆论，展开了台大学生争取校园民主的新页。他虽然在这一新的学年卸任了法代会主席，但接任的是他的爱人同志陈玲玉，他自己则转任《台大法言》社长。这对搭档在这一年主导了台大学生的民主抗争，他们连续举办“言论自由在台大”与“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以及“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辩论会，从名称就可看出他们步步为营的用心。应邀上台的陈鼓应甚至公开倡议“设立民主广场”与“开放学生运动”，结果引来党国当局藉《中央日报》以《小市民的心声》一文发动全国性的围剿，为此洪三雄他们还举办了一场批判《小市民的心声》演讲会来还击。

洪三雄在《烽火杜鹃城》里如此陈述这段历史：

一九七一年九月以降，台大校园里“钓鱼台”不再是热门话题，“保钓”的气氛也开始逐步销声匿迹。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以《台大法言》为前导、以“法学院学生代表会”（法代会）为主干的革新思潮，史无前例地席卷杜鹃花城。

陈鼓应则在为洪三雄的《烽火杜鹃城》一书所写的序里，回忆到这一连串民主抗争的由来时提到[3]：

保钓运动之后，台大法律系的洪三雄与陈玲玉打铁趁热，以法学院的法代会及《台大法言》为基地，领导台大校园的民主抗争，展开一连串的“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及“全面改选中央民代”辩论会，造就了第一批走出校园投身民主运动的青年学生。（洪三雄提供）

约莫在1971年7月，有一天，三雄、玲玉、永祥等同学来到哲学系我的研究室里聚会，谈谈我们能做点什么。我提议邀几位老师开个座谈会，讨论“言论自由”的问题——这是当时最能引起共鸣的问题，但这问题在当时是何等的敏感！……商量再三，决议后面加上“在台大”三个字，将“言论自由”这一迫切的论题限在校园内。

于是当秋天时节的新学年伊始，1971年9月5日出刊的《台大法言》上，洪三雄以《对学校开刀，向社会进军》为题写了编者之言[4]。他正气凛然地说“九百多年前，范仲淹就为言论自由打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旗帜，九百多年后的今天，争取言论自由已经不是时髦，要紧的是，我们如何来运用这份人权。《台大法言》的天地就是为此而开……”，如此为学生舆论定下了争取言论自由的基调。王复苏并且拿此标题来作为竞选代联会主席的标语，广贴在校园里。钱永祥则重拾椽笔，为这期《法言》上写了一篇《自由何在》，指出不少台大师生对自由抱着错误观念，以为“大新上有社论，[就]可以证明我们有言论自由？校内社团林立，[就]可以证明我们有结社自由？同学间舞者纷纷，[就]可以证明我们有集会自由？不穿制服不点名不朝会……等等，在在都可以证明我们有行动上的自由？”他以哲学论辩的方式驳斥这类“校内有自由论者”的谰言，为即将展开的抗争活动敲起战鼓。

下一期9月20日的《台大法言》又以开天窗的方式，抗议校方不准刊登胡卜凯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一文。胡卜凯是胡秋原的儿子，台大物理系毕业，大学论坛社前辈，当时留学美国，为海外保钓运动发动者之一。而开天窗即是将审稿未过的文章在版面上留白不印，既符合没刊登审稿未过文章的校规，又表示出对审稿的抗议。处在这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学生想要发言，尤其是对国事发言，然而这个发言的自由权却卡在学校当局不准学生演讲的规定以及对刊物的审稿制度上。当时校方有着各种荒谬绝伦的理由与说词，不准这个演讲，禁登那篇文章，因此争取校园的言论自由就成了学生民主抗争的第一个焦点。

9月22日陈玲玉接任法代会主席而洪三雄转任台大法言社长之后，即计划于10月15日举行他们在暑期就开始筹划的这场“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先是邀请两位积极的支持者——哲学系的老师陈鼓应与王晓波，以及两位同情学生的老师心理系的杨国枢与外文系的王文兴来参加。而这项活动被校方要求加上工学院院长金祖年与法律系教授苏俊雄之后，居然出乎意外通过了，显然开明的代训导长张德溥起了不小作用。这时校规是不准学生担任座谈会或演讲会讲者的，这一学年王晓波已经从研究所毕业，成为哲学系讲师，因此可以上台。

自保钓运动以来，前大学论坛社的我们这伙人就与洪三雄建立了亲密友谊，尤其是钱、洪两人本是彰化的小学与初中同学，保钓运动时才又重逢，可谓惺惺相惜，我们也就卷进他们举办的各项活动。钱永祥与洪三雄是彰化市中山国校的同班同学，初中时又一起上了彰化中学。洪三雄回忆说，小学时老钱曾经屡屡遭到一群本地同学骂外省猪并追着打，他曾为此挺身而出，出手相助。初二结束，钱永祥遭逢父丧，举家北迁。后来两人虽然同上台大，却要到保钓运动兴起才又重逢。

比起一年多前我们还在与校方的审稿制度孤军奋战的困境，保钓运动所打开的崭新局面真是令人振奋，抑郁的心情一扫而空。这时老钱与卡尔参与了洪三雄他们的密议，在座谈会前两天的10月13日，以座谈会宣传品不需送审的校规漏洞，没经校方审稿就出版了一张《快报》[5]，还印了一万份广为散发，来为这场座谈会造势。

快报总标题是《我们要说话的权利》，由洪三雄、陈玲玉、钱永祥及卢正邦四人执笔，要求学生言论自由权。钱永祥的文章登在头版，冠以《天听甚迩，人言曷病》的大标题，一起头便说“言论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至今最伟大的成果之一”。陈玲玉以法代会主席身份写了《“谈台大言论自由”的发端》，洪三雄的《民主真谛，言论自由，开放社会，公开论坛》与卢正邦的《言论自由在台大的实践意义》各从不同角度阐述言论自由的必要。这种突击方式引起校方极大不快，甚至当局的疑忌。警总曾以“匪谍嫌疑”为由，由保安处长亲持公函到学校来要求带走洪三雄，而被张德溥挡下[6]。此事虽然引发困扰，作为争取台大校园言论自由的行动却是达到了极大的宣传效果。

10月15日的座谈会当然盛况空前，不仅陈鼓应、王晓波、王文兴等老师辈大力支持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学生们也群起诉说各个社团刊物在言论上所遭受到的无理打压与迫害，而大家的焦点多集中在审稿制度上面。这是多年来台大学生首度公开而集体地站出来争取言论自由，虽然当时只能促使校方在审稿制度上做了一些让步，并开始允许学生上台演讲，但还是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何况学生虽然只在诉说校园的不自由，却很清楚地是在抗议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的威权压迫。

再接再厉——从校园民主到国会改造

接着10月26日，“国府”在一年来国际形势的接续变化之后，终于退出了联合国。这时全国陷入一片低迷气氛，“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成了此后多年到处可见的标语。整个台湾社会自是为此惶惶不安，然而台大学生经过保钓运动洗礼之后，却是处变不惊。早于一个月前的9月27日，正待改选的前一届代联会就曾为此即将来临的巨变，举办了“反对共匪混入联合国”座谈会，然而在偌大的体育馆里场面却是冷冷清清，参加学生只有160余人[7]。场面虽然冷清，一位大一新生的发言却是语惊全场。刚上台大农工系就读、才在这天中午当选大一代表会主席的林正义在座谈会上热切陈词，建议在联合国大会开会之前先在台湾发动一场全国示威大游行，但未得到大家的赞同。

台大学生在这场座谈会所表现的冷漠，当然不表示对政治改革的退烧。新当选的代联会主席王复苏在这时发表了告全体同学书《这是该醒的时候了》，并举办“与闻国事”座谈会；《大学杂志》也在当年11月号发表《这是觉醒的时候了》一文，由15位知识青年联合署名，包括台大的王杏庆、王晓波、王复苏、洪三雄、钱永祥、卢正邦与林小鹏等人。相对于党国当局处变不惊的宣传，台大学生强烈要求进行改革，激励民心。王杏庆同时宣布放弃美国大学博士班奖学金，留在岛内以示“共赴国难”——他当时是台大森林研究所的应届毕业生。

在“国难当头”的气氛中，一代会主席林正义更于来年参加大专寒训之时“投笔从戎”，在下学期转读陆军官校，轰动一时。宜兰来的林正义就读台大农工系的这个学期正值国际局势巨变与学生民主抗争的交相冲击，洪三雄如此回忆这位大学新生：“他多次前来法代会相见，与我交谈甚欢，深刻的印象里，他是个慷慨激昂、忧世嫉俗之士，也是个天真、热情、敢爱敢恨的青年”。林正义的“请缨报国”对我们这些开始追寻左翼另类出路的人而言确是有些难以想象，然而更难以想象的却是他日后的惊人之举。（他在担任金门前线马山连长时投奔大陆，易名林毅夫，后来赴美取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主持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

1.钱永祥与洪三雄曾在彰化的小学与初中同学，一起打抱不平，却要等到保钓运动才又在台大重逢，一起主导了台大学生的保钓运动，并一起投入台大校园的民主抗争。两人合摄于台大社团领导人金门之行的船上，相较于洪三雄的单纯理想，钱永祥显出一副深沉而愤怒的神情。（洪三雄提供）

2.为了使“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在校园广为宣传，法代会发行这张未经审稿的快报，惊动了警总来到学校要求带走洪三雄，却被开明的代训导长张德溥挡下。钱永祥写的《天听甚迩，人言曷病》一文，开头就说“言论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至今最伟大的成果之一”。（郑梓提供）

1.1972年10月间，陈鼓应在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重头戏“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上发言。他不只促成这个座谈会，在会上还主张台大应设立“民主墙”，让学生在上面自由发挥。他的一连串民主倡议促使当局必欲除之而后快。（洪三雄提供）

2.在“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上最后发言的张德溥将军。他代理台大训导长两年多，保护学生的民主权利不遗余力。吊诡的是，他因开明干练而受蒋经国之命来管理台大学生的自由学风，却意外保护了台大学生的民族与民主抗争，并见证了战后台湾新生一代民主运动的发芽。（洪三雄提供）

与此同时，洪三雄他们也依据原订计划再接再厉，在11月25日推出了“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来宾除了代训导长张德溥与知青党部的马鹤凌外，也请来陈鼓应、林正弘、黄默、胡佛、洪成完等老师助阵。退出联合国所带来对党国体制信心的动摇，使得台大人在争取言论自由之后，要进一步争取学生的民主权利，即校务的参与权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治参与权。因此陈鼓应在这场座谈会上不仅谈到知识青年的参与感，建议在台大校园设置学生“民主广场”，还呼应《大学新闻》谈到的“开放学生运动问题”，支持学生走出校园，改造社会。在这种时局变动的气氛中，师生要求走出学校改造社会，毋宁十分自然，《大学杂志》在来年1月20日那一期还以“开放学生运动”的耸动标题刊登了陈鼓应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从争取校园的学生民主权利，到要求走出学校参与社会，这一个自然的发展很快在学生中形成基本共识，也很快带着大家进入“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的议题。

在保钓运动、尼克松宣布访问中国大陆、“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等一连串事件的发展下，“国府”的政权民主化问题也随着急迫起来。当局除了开始采用培养台籍精英的做法外，也必须为政权的法理基础重做打算。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自从“国府”撤退来台以后未曾改选的中央民意代表问题，遂开始出现在报章杂志上。为呼应这个形势，《台大法言》首先在11月15日发表《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社论，并在12月7日举办一场“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的辩论会，请来大学杂志社长陈少廷与政治学教授周道济代表正反两方进行辩论。在这之前，校园里的主要学生舆论多已表态支持对国会进行大规模改造的看法，也引起不少讨论，例如马英九（法律系四年级）与赵少康（农工系四年级）两人曾就此问题在《大学新闻》上发表不同意见[8]。当时是毕业生代表联谊会主席的赵少康就可能引发的实际问题，对全面改选提出质疑；而马英九则认为法律是人为的，对国会的新陈代谢问题持正面看法，甚至引述卜少夫对中央民代的呼吁，希望他们“本诸天良，懔于大势，自动声请终止职权”。

国民党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马鹤凌应邀参加台大法代会于1971年11月25日举办的“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洪三雄提供）

这场在体育馆举行的辩论会吸引了二千多人来参加，也在台大的报刊上引起热烈讨论。辩论全文先后刊登在《台大法言》与《大学杂志》上[9]。这本是社会媒体应该讨论的问题，却由大学生来带动，再从校园传播到校外，可以看出当时台大学生要求改革的动力。这个议题所以能够经过校方的重重关卡突围而出，除了学生本身的动力外，当局自保钓运动以来一时拿不定对付学生的主意，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后来也传出当时党国内部存在着开明与保守两派的斗争，但这就非我们学生能够管得到的事了。

党国反扑——“一个小市民的心声”

从保钓运动到呼吁全面改选中央民代，台大校园所展现出来的“党外”学生动力，显然不是校内“忠党爱国”的学生社团所能接战。就刊物而言，当时只有一个毕业生代表联谊会主席赵少康所掌握的《毕联会讯》在为党国孤军奋战。校方为此还大力补助，将其每期的发行量从三千五百份扩大为一万份[10]，不再只针对应届毕业生，而针对全校学生发行，扩大其影响力。

然而从开放学生运动到全面改选中央民代的这一系列要求，已不再局限于台大校园，更传播到《大学杂志》这一份全国性评论刊物上，这种棘手的情况已经不是台大校方所能对付的了，因此最后还是惊动了党国当局。

果然，经过了校园里一个学期的热闹，下学期开学后当局开始有了动作。《中央日报·副刊》从1972年4月4日开始连载以“孤影”为笔名的大文章《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洋洋洒洒四万多字，6天才刊完。作者以所谓“小市民”的身份，诉诸中产阶级追求安定生活的心理，反对支持学生运动的“某教授”。“孤影”听来既像“姑隐”又像“鼓应”，内容也主要在批判主张“开放学生运动”与“设立民主广场”的陈鼓应。而该作者虽以小市民自居，从行文立论来看却明明是学院中人与能文高手，只是至今对于他的真实身份仍有着诸多揣测，不过这种拟态却一向是党国文人的伎俩，当时并不稀奇。

“中央民代”全面改选辩论会传单

1971年，在保钓运动、尼克松宣布访问中国大陆、“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等一连串事件的发展下，“国府”的政权正当性问题也随着浮现。未曾改选的“中央民意代表”问题，遂开始出现在报章杂志上。为呼应这个形势，《台大法言》首先在11月15日发表《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社论，并在12月7日举办一场“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的辩论会，请来陈少廷与周道济代表正反两方进行辩论。（作者提供）

“学生运动”的提法今天看来或许有些粗糙，但在那种“杌陧不安”的年代，却是知识青年要求参与国事的象征。而《小市民的心声》这篇大作虽只针对学生运动与陈鼓应打转，实质上是在否定从保钓运动到争取校园民主，再到要求全面改选中央民代这一连串的学生抗争活动的意义，很清楚是当局苦心安排出来的第一波大反扑。这个“小市民心声”的反扑不仅有其他报章杂志的大量文章来呼应与配合，还印制成小册子，据说印了60万本，散发在所有机关、学校与军队中，几乎人手一册，简直是一场全国动员的文宣攻势。攻击的对象很清楚，不只是陈鼓应一个人，而是保钓运动所释放出来的学生要求改革的动力。

当局这一波攻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不再使用反共八股的老套，而是祭起中产阶级保守的价值观。在经济刚起飞的年代，所谓的小市民被认定是会为了安定与苟活，而宁可不要自由民主的一种人。在白色恐怖余悸犹存的环境下，用这种论述来恐吓中产阶级极为有效，而这大概也是台湾的当权者以中产阶级价值观来打击改革进步力量的第一次，这种搞法直到今天依然能派上用场。

当局如此大张旗鼓的围剿，目标直指陈鼓应，甚至扩及台大的进步学生。陈鼓应当然立即起而应战，他先在4月21日大学论坛社主办的“从存在主义谈起”演讲会上藉谈存在主义的机会反驳“小市民”的观点（这时论坛社已由土木系洪清森主持）。然后又在《大学杂志》五月号上写了一篇辩驳文章。台大校园则舆论哗然，《大学新闻》于4月24日刊出社论《吾心有“戚戚”焉？——＜小市民心声＞读后》，作为台大学生舆论驳斥“小市民”之先声。连续数个星期校园群情激愤，甚至年高德劭的法律系林纪东教授与经济系的新秀孙震教授，也都出来反对“小市民”的观念。林纪东接受《台大法言》专访，批评小市民之苟安思想。因当期《法言》遭校方查禁，遂也转载于《大学杂志》五月号。孙震则于参加文学院史学会举办的“小市民”座谈会上，批判“小市民”观念的保守消极。当时除了赵少康的《毕联会讯》依旧支持党国当局外，几乎所有校园刊物都唱了反调，清楚表明当时台大师生的民心向背。

在学生要求全面改选的舆论支持下，法代会在1972年底举办了这场空前的辩论会，参与辩论的两位为主张部分改选的周道济（左三）与要求全面改选的陈少廷（右二），站立者为主席陈玲玉。这场空前的辩论会在体育馆举行，吸引来满场的校内外人士。（洪三雄提供）

台大学生反击“小市民”的高潮集中在法代会于5月2日举办的“对《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的看法”联合演讲会上，邀来了黄默、王文兴及王晓波等老师。三个人一致批判《小市民心声》之欺骗性，王晓波甚至以其敏感的历史眼光，觉察到“小市民”也冲着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思想而来，于是再次强调保钓运动的正当性。当晚会场挤满了人，很多人只能在台前席地而坐，或者挤在门口站在窗外聆听。

参加这场座谈会的学生多充满悲愤之情，一年来总是学生主动出击，并顺利获取战果，如今这个正义之师却遭到官方的无耻污蔑，对学生而言这是一场自由保卫战，并且对手不只是校方，而是动员起来的党国文宣机器。面对这几乎是整个国家的文宣机器，学生一方面有着遭遇强敌的兴奋感，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无可逃避的悲观。难道要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去直接面对这部强大的国家机器？

保钓退潮——“又一个悲剧的开始”

我们的悲观是有道理的。这次反对“小市民心声”的座谈会几乎成了台大学生一年来抗争活动的最高潮，与此同时校方已经开始以各种小动作挖反对派学生的墙角了。首先，在4月28日校方以“报道不实”为由，申诫了陈玲玉与洪三雄，并将《台大法言》停刊一个月，而这时正是“小市民”之争的关头，《台大法言》等于失去一个言论舞台。接着校方又介入大学新闻社的年度改选，企图搅局。然后在暑假又以“攻击学校”为由，记了洪三雄一个大过、陈玲玉与卓垚龙（当时《台大法言》主编）各一个小过。最后在1972年秋天新学年开学后，以遭到记过处分为由，成功地阻止了卓垚龙竞选法代会主席。由于这时洪三雄已经毕业入伍，他在法学院建立起来的反对力量遂被校方瓦解。

1972年这年的5月15日，正当党国开始进行反扑，“小市民”之争还在延烧时，美国政府将琉球群岛连同钓鱼台一并正式移交给日本政府。经过一年多来的火热日子，保钓运动所引爆开来的学生民主抗争，到了这个学期结束前的春夏之交，似乎已经耗尽第一波动力，甚至连钓鱼台的移交也不再引发太大的骚动。尤其学校在这个时候又将较活跃的社团负责人藉名义集中到南投溪头去，以避免他们闹事。

代联会主席王复苏在企图发动示威行动不成后，于5月14日与4个代联会干部在傅钟之下进行绝食静坐；而台大保钓会则在发表一篇《告美国青年书》之后宣布解散，正如《台大法言》的哀悼文所题《钓鱼台任人断送，保钓会无疾而终——凭谁问吾辈小子今此何去何从》[11]。于是台湾的第一波保钓运动宣告结束，校园里的一张传单如此写着“又一个悲剧的开始”，一时之间它所释放出来的学生改革动力似乎就此后继无力。

从这一整年的活动可以清楚看出，反对派学生的主要诉求是争取学生的民主权利，民族主义并不构成问题，统独之争更是连个影儿也没有。陈鼓应与王晓波两位老师以及我们这些学生，都积极参与洪三雄领导的台大校园民主抗争，钱永祥不仅曾是这一年新创刊的《代联会讯》总主笔，他与卢正邦两人更为洪三雄的历次民主抗争活动出谋划策，并为《台大法言》执笔多篇文章。

龙蛇浮现——各方人物争露锋芒

这一年来台大学生民主抗争虽是由钓鱼台事件引爆的，但国际形势的变局所引发的“国府”政权危机及社会人心浮动，使得台大学生中的各种潜在力量都蠢蠢欲动，当局也一时难以采取严厉手段来对付，这是当时台大校园会有如此盛况的外在条件。

1台.大学生的保钓运动与民主抗争引来党国反扑，假“小市民”之名围剿支持学生最力的陈鼓应。为了保卫学生抗争的成果，法代会于是邀请黄默、王文兴与王晓波三位老师来批判《小市民的心声》。（洪三雄提供）

2.声讨“小市民”座谈会上，王晓波、黄默及主席陈玲玉聆听正在讲台上的王文兴的发言。在台大学生民主抗争期间，他们是少数敢于站出来支持学生的老师。（洪三雄提供）

1.校方只允许学生用教室办这场座谈会，却阻挡不了涌进的人潮，把这个法学院台阶教室里里外外都挤爆了。这一次的“小市民心声”可说是当局与现实脱节、极为失算的一次文宣攻势。（洪三雄提供）

2.很多校外人士都来参加这场盛会，包括前排坐着的（右起）张俊宏、张绍文、孟祥柯与包奕洪。“小市民”不仅攻击台大老师陈鼓应、也不仅攻击台大学生的进步运动，他们还攻击了整个社会要求革新的潮流，因此吸引来诸多社会人士与会。（洪三雄提供）

1972年保钓运动周年之际，大学论坛社印制了这张书签，在校园散发。到了5月15日，正值美国政府将琉球交予日本之际，代联会主席王复苏发动示威不成，曾率四名干部在傅钟下绝食静坐一天。这时台大学生的民族/民主抗争热力已陷低潮。（作者提供）

这一年来，不少新的人物开始登场。在法代会批判“小市民心声”的这场座谈会尾声，陈鼓应被热情的学生推出来讲了几句感言，造就演讲会的最高潮。然而就在主席即将宣布散会之际，有一个人突然站到台上强行要求发言，主席只好给他三分钟时间。他不仅呼应“小市民”的看法，并且当场批评王晓波与陈鼓应。在大半的发言权被反对派学生掌握的这一年，这种举动简直是个反高潮，遂引发听众的极大骚动，面对这样的情况主席也只得适时宣布散会。这个人就是冯沪祥，当时是哲学系研究生。

冯沪祥毕业于东海化工系，于保钓运动之后的1971年秋季考进台大哲学研究所。在“忠党爱国”学生面对风起云涌的校园民主抗争毫无招架之力时，冯沪祥的出现可真是为党国当局在台大校园平添助力。他在反对派举办的座谈会上，每每能够侃侃而谈攻击对手。即使是些歪理，他都能平心静气面不改色地说出，让反对派深感芒刺在背，以为让他占了上风，以为学生都要被他影响过去了，因而恨得牙痒痒的。尤其陈鼓应更是觉得冯每次都是冲着他而来，这种对立的状态终于导致后来民族主义座谈会上的当面冲突。

冯沪祥当时能够起这么大作用，那些论辩能够如此“理直气壮”说出，有个重要因素，就是台湾长久以来以反共为名的思想灌输。“反共意识形态”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就已开始，再经过冷战时期党国当局的苦心经营，几十年来在台湾拥有无上的正当性，不仅被绝大部分学生视为天经地义，后面还有个以白色恐怖为手段的国家机器在撑腰。冯沪祥以及其他“忠党爱国”学生的论点几乎最后都可归结到一点，就是任何学生的民主/民族诉求都是“共匪”的统战阴谋。在这里他的“辩才”能够那么无碍，确实是有着这么一个“反共环境”作为条件的，但也足以使得反对派师生咬牙切齿了。

台大保钓运动一周年何去何从

1972年4月台大保钓会在发表一篇《告美国青年书》之后宣布解散，《台大法言》则以《钓鱼台任人断送，保钓会无疾而终——凭谁问吾辈小子今此何去何从》的文章以及一张论坛社的保钓大布联来纪念。（郑梓提供）

1.1972年4月间保钓运动周年前后，学校党团方面将可能闹事的社团活跃分子带到南投溪头“开会”，这是坐在林中空地的洪三雄、钱永祥、杨庸一、卢正邦四人。（钱永祥提供）

2被校方安排到南投溪头“开会”的社团活跃分子在屋内合照：（后排右起）钱永祥、文荣光、洪三雄（抱着陈鼓应的儿子陈欣）、陈玲玉等，前面是卢正邦与杨庸一（右）。（洪三雄提供）

3.1972年6月，洪三雄（左一）与卢正邦（左三）毕业时与《台大法言》同仁摄于法学院大门，包括低一届的卓垚龙（左二）、陈玲玉与林嘉诚（右二）等人。法代会与台大法言社一年来的校园民主抗争成果丰硕，散播了台湾民主运动的火种。（洪三雄提供）

冯沪祥来到台大哲学系，同时给台大校园的民主抗争与哲学系殷海光的精神传承，投下一个巨大变数。然而开始并无任何征兆。刚到台大的冯沪祥与一位外校的英俊男生都各有个哲学系二年级的女朋友，四个人经常一起出现在文学院，两个男生陪两个女生上哲学课，还颇令人艳羡。他来到台大的第一年，除了后来在校园民主抗争座谈会的场合崭露头角外，系里头并看不出即将来临的风暴。

这一年还有不少人转到台大哲学系，包括二年级的孙庆余与张锦焜等人。中坜人张锦焜曾是附中青年社社长，在东海大学历史系时曾与周渝搞过东风社，与总教官吵了一架后，遂为台大哲学系的魅力所吸引，降了一级转了过来。他在哲学系出现时，给我一个属于郑南榕一类见过世面的成年人印象，似乎心思早就超越校园之外，但又很热情地跟大家混在一起，并带来不少热闹气氛。

从政治大学来的孙庆余，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年纪比同年级生大不少，当过兵的他似乎已经有过一番社会经验。他一出现马上令人瞩目，高瘦身材，满头卷发，加上浓眉深眼与高准，是当时所谓罗马人的轮廓，与胡定吾、马英九等人同属那一类高大的台北漂亮男生。张复在这一年担任哲学会会长，开学之初筹办了一场节目丰盛的迎新晚会，还编了一出维根斯坦与穆尔两位哲学家的对话剧，想拉我上台与他合演。在晚会开场前，新转来的孙庆余来到会场，见到站在门口接待同学的张复与我，寒暄两句后却抛下一句“我不会浪费生命在这种事情上的”，然后掉头就走，留下十分错愕的我们，让我以为是否初次见识到了台北漂亮男生的自恋？

这一年从我们手中接办大学论坛社的洪清森，却找来了孙庆余以及前一年就从政治大学转过来的历史系三年级杜念中等人入社，他们的观念显然与我们素朴浪漫的激进理想颇有差距，而与我们理念接近的瞿宛文在新的论坛社里则渐次遭到排挤。

瞿宛文曾在这一年负责主编第33期《大学论坛》，还拉了宋秩铭写了一篇谈论摇滚歌手Janice Joplin与 Jimi Hendrix的文章。然后又与孙庆余竞选下一年度社长，在得到多数社员的承诺下，她原先预估可以当选，但投票当晚牌一翻却让她傻眼，原先承诺的票竟然跑掉大半。这是她涉入校园尔虞我诈的男性政治的初次体验，当然是一场不愉快的经验。

对于一位敏感于自我成长的年轻女性，来到台大是一次身心的解放。虽然北一女在诸女校中已属十分开放，但仍然不能免于联考取向的沉闷校风及自我压抑的顺从气氛。台大的环境让瞿宛文有如初见世面，提供她寻找自我发展的出路，一个学期之后她就找上了大学论坛社。大学论坛社的传承——不管是对知性深度的追求或对既定秩序的挑战——皆深深吸引了她。作为一个女性，纵然在知性的发展上迟于这些头戴光圈的台大社团男生，但她既不愿屈从于“花瓶”角色，也不愿只是“附庸风雅”，就只能靠着追求自主的强韧心志向前探索。初进论坛社她就卷入保钓运动，然后又与洪清森匆促接下社务。然而当她企图进一步发展而参加社长选举时，渐次质变的论坛社却让她顿感挫折。

其实瞿宛文以她年轻时不甘顺从主流价值观的叛逆心灵，在当时台大仍是以男生为主的各种社团活动里都不会太愉快。不仅如此，她虽是成长于台北的外省女孩，对很多台北男生所具有的浮夸作风与党国心态却是极为不屑。因此上大学后，她先是在老钱的论坛社找到了叛逆的共鸣，高兴地结交了我们这一伙南部来的土男生，成了万盛街的常客。而后当她在新论坛社遭遇到一群台北男生的轻浮对待时，也就只有退出一途。此后的《大学论坛》遂不再前卫激进，退化成一般的流行思潮刊物。

这一年的大学新闻社则聚集了文荣光、杨庸一、王溢嘉、郑泰安等医科学生。他们是文武全才，不仅个个是文艺青年，在《大学新闻》上各有文艺专栏[例如“太庵”（郑泰安）的《浮生小记》、“阿一”（杨庸一）的《大王椰下》，以及王溢嘉以“无花”和“十三郎”为笔名写的“人行道上”等专栏]，还在校园民主抗争的舆论上与洪三雄的《台大法言》互相呼应。另一位医科生邱武义这一年从工学院的李振瀛与陈穗生手上接下台大青年社，然后又在期末交给了经济系的余任仰。他们怀抱着正在台湾成形的企业经营理念，将《台大青年》编印得有如后来《天下》杂志的雏形。他们对实际办事能力也很重视，在这一年学生自行于耕莘文教院召开的社团会议上，余任仰就曾因会议进行得缺乏效率，上台急呼大家必须自我检讨。

苏元良在这一年则继江炯聪与林圣芬之后接掌慈幼会，并准备竞选下一年度的毕业生代表联谊会主席。这一年农工系的赵少康领导的毕联会，在台大公开的政治社团中可说是唯一被国民党守住的堡垒，在对抗广大的反对派学生的社团联盟上，显得力不从心。

在这热闹的一年，台大校园可谓龙蛇混杂，当今不少人物在这时就已初露锋芒。

【注释】

[1]《大学新闻》第313期，1970年9月7日。

[2]《台大法言》革新第11期（1971年10月4日）。

[3]洪三雄，《烽火杜鹃城》，2页，1993年9月，自立晚报出版。

[4]《台大法言》革新第9期（1971年9月5日）。

[5]《台大法言快报》，1971年10月13日。

[6]洪三0雄，《2烽火杜鹃城》，108页；张德溥《折戟沉沙》，《传记文学》475、476期，201年1月。

[7]《台大法言》革新第11期（1971年10月4日）。

[8]《大学新闻》第356期，1971年11月29日。

[9]《大学杂志》1972年元月号。

[10]《毕联会讯》第5期（1972年3月13日）。

[11]《台大法言》革新第20期（1972年4月17日）。

第6章　另类出路　寻找左翼思想资源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That leads to your door

Will never disappear

I've seen that road before

It always leads me here

Lead me to your door…

Long and Winding Road—The Beatles

我们原大学论坛社的这一伙人，在1971年台大保钓运动后随即卷进校园民主抗争。在保钓运动与国际变局中党国神话开始崩解之时，我们感觉到党国体制不再那么难以撼动，而且又发现一条另类出路的可能，因此保钓运动前那段较为虚无萎靡的精神状态顿时烟消云散，对台湾社会充满了希望与期待，觉得可以有一番作为。这种振作的状态，与自觉有能力改变周遭世界的自信，不只发生在我们这群人身上，也是台大社团积极参与者的共同感觉。大家都在寻求出路。

一箱经典——越洋而来的新世界

对我们而言，这条另类出路的启示直接来自保钓时期海外留学生寄回来的各种书刊与资料。

1971年4月台大保钓运动爆发当时，几个积极带头参与的社团，如港澳侨生社团与我们的大学论坛社都收到了不少海外留学生寄来的刊物与资料。这些揭发党国腐败无能的报道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也提供了台大保钓运动充裕的弹药与动力。

海外留学生保钓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他们在这一年9月在北美洲密西根大学所在地的安娜堡（Ann Arbor）举行了一场“安娜堡国是会议”，之后海外保钓运动就往中国统一运动的方向发展。在海外钓运初起之时，《中央日报》就已经以匪字来称呼李我焱、刘大任、郭松芬与董叙霖等海外保钓积极分子了，报纸注销他们的名字时还是中间打个大叉的刘×任、郭×芬、董×霖。读了虽令人啼笑皆非，但这些原来熟悉的名字被如此打了大叉，对我们却是一种强烈的暗示，暗示着一种企图改变现状的旗帜在远方揭竿而起了。

郭松芬即是后来的郭松棻，当年在柏克利加州大学听过他保钓演说的一位留学生曾回忆说，“郭松芬小小的身材，讲起话来却像个巨人，极有煽动力”。他和刘大任两人在出国前就都属于与陈映真一样有着强烈社会意识的作家，在当年的知识青年中拥有不少读者，也是我们敬仰的前辈。我们在流入岛内的海外保钓刊物上，读到了这些前辈开始发展出来的批判帝国主义霸权的第三世界左翼立场，他们在思想上的激进发展自然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与鼓舞。他们在这些保钓刊物例如《战报》上面还大量引用鲁迅的批判文章，又如“打落水狗精神”，批判某个“国府”驻美官员。对于当年只读过《阿Q正传》，只知道鲁迅悲天悯人那一面的我们，很惊喜地又发现了他战斗气概的这一面。

海外保钓运动左转之后，寄来的书刊也开始有所反映。这些书刊从保钓运动的号角转为统一运动的法螺，同时出现了左翼的声音，以“第三世界vs.帝国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近代史与台湾的处境。这对我们是一种全新而令人震撼的视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左翼世界观的观照下，不再是传统的国家争霸场域，而是既要反抗帝国霸权，又须互相平等对待，最终消弭国家存在的新视野。虽然这个理想高峰在孙中山晚期的民族主义里也大致呈现了，但在台湾却是被躲在美国羽翼之下的党国威权体制拿来徒撑门面，对一般青年学子也就无何启发作用。反之，中共当时以其站在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立场发言，对我们而言却成了一种充满理想的另类视野，这个新视野很快让我们超越了诸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或“台湾人要独立建国”这类观念。

海外寄来的书刊还包括旅美“海外台湾左派”的东西与新起的环保运动的书籍如《寂静的春天》，最后竟来了一整箱简体字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毛泽东的原典。这些书其实是出国不久的陈雪梨寄给何美乡的一位清泉岗的美国友人，藏在何的天母老家，再辗转交到我们手里的，与海外保钓分子并无直接关系。早在钓运之前那个窒闷的年代，激进的陈雪梨就曾向老钱谈起，台湾需要一批shocking minority（引起震撼的少数人）才足以引发社会变革。这个想法虽然令人兴奋，但我们也只能当成渴望变革的冲动，并无理论上的理解。

台湾保钓运动爆发之前不久，陈雪梨的父亲陈逸松曾被情治单位拘禁一段期间，促使她提前了出国计划。她于是在保钓运动后去了美国，就读柏克利加州大学，原本浓厚的社会意识与对变革的渴望遂使她立刻与郭松芬等人接上线，而今这条线索所起的作用却以这么一大箱经典书籍的重量，越洋丢到我们身上来。当然在陈雪梨出国前，钱永祥就曾交代过她一定要设法传回台湾所需要的另类精神食粮。

这是在保钓运动后的1971、1972年间。与此同时，我们的左翼思想资源又有着另一个神奇来源。退伍了的宋秩铭在保钓运动之后考上淡水工商（现在的真理大学），他也是属于不善考试之辈，却有着含蓄的自信，而无碍于雍容魅力的流露，从保钓开始就与就读政大的女友黄爱惠两人经常来到台大公馆与景美万盛街一带与我们厮混。绰号“大头”、耿直热血的郭誉孚这一年刚退伍，本来想就业去了，但在老钱与秩铭的鼓励与支助下重新准备参加大专联考，不时来跟大家聚在一起取暖，接着也顺利考上师大公民教育系。老钱在高中时代的挚友如今又回到以他为中心的圈子。郭、宋两人在高中时代有个上学途中同车邂逅而成为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周一回，退伍后正就读师大英语系夜间部。这时居然从周一回那里传来了几本简体字的小册子，包括《矛盾论》、《实践论》与《毛主席语录》。

周一回在师大半工半读，晚上上课，白天在图书馆当管理员，并和一位同事蓝姓同学很谈得来，遂成知交。两人以图书馆为家，晚上就睡在那里。有一天蓝同学把他带到图书馆藏书库一隅，打开一个曾经上过封条的旧箱子，竟然从中拿出了一堆1930、1940年代的老书，包括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这些早就被列为禁书、装箱查封而不让学生接触的旧书，让周一回如获至宝。此后周蓝两人就在夜深人静时，在图书馆翻箱倒柜，将这些查封了的禁书一箱箱打开，拼命吸吮着三四十年代的精神奶水，还溢流到了大头这边来。

板桥蓝家有兄弟两人，都长得高大英挺，在师大图书馆工作的兄长毕业于职业学校，穷苦出身但满怀壮志与理想。在与周一回翻遍了这些馆藏禁书之后，蓝氏兄弟有一天给他带来了额外的惊喜，就是《实践论》那三本小书，据说竟是他们在板桥浮洲里捡到的大陆空飘物。他们兴奋地拿来与周一回分享，也随即从周之手传到我们之间。

这些书籍的流入都发生在我们如火如荼参与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时刻，然而这时实践的问题才是我们的主要关切所在，并不确知要如何来对待这些书，除了如《实践论》那几本小册子有令人大开眼界立即翻阅的冲动外，大部分的理论书籍还是放回箱子。周一回后来回忆说《矛盾论》与《实践论》对他往后的人生，即使是在商场都有很深的影响。

其中一份谢雪红的同志杨克煌以林木顺之名写的《台湾二月革命》的影印本，以人民抗暴的左翼观点叙述“二二八”事件，让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台湾历史。还有一份在海外的左雄与史明两人关于台湾革命是民主革命还是民族革命的辩论，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洪三雄拿了左雄与史明的这篇辩论去总图书馆影印。那时复印机才刚引进台湾不久，台大是在1970年4月间开始向新成立的施乐（Ⅹerox）台湾分公司租用两台复印机，分别放在总图书馆与台大医院，《大学新闻》还曾为同学专文介绍“电子复印机”[1]。刚启用的复印机十分宝贵，一般人不能自行操作。洪三雄只好将这篇文章小心翼翼地一页一页拿给操作员，并在操作员每印完一页后马上收回。终于印完了整份之后，他像是偷吃到了禁果，兴奋地拿来向我们炫耀。此外他又拿了一篇《新民主主义论》和一本小红书去看。我们其他人都各自拿了一些易于阅读的东西。卡尔拿了一本梅林（Franz Mehring）的名著《马克思传》，放在他的007手提箱里。他并没有洪三雄那么谨慎，拎着装有《马克思传》（以及不知还有其他什么书）的手提箱在社团间串门子。

有一阵子，我们在阿束的带领下去重新粉刷陈逸松在北投的一栋空房子。这是栋颇大的独立洋楼，我们一边粉刷房子，一边在这里开舞会，找来了台大社团的各路人马。马英九有一次也应邀参加北投的舞会，他是老钱与卡尔的建中同学，这时又是洪三雄与卡尔的法律系同班。在学生民主抗争风起云涌的这一年，他已不在代联会，也无其他校园社团的公开位置可以发挥，显得颇为无奈。在北投的这次聚会上，钱永祥与洪三雄曾与他有过倾谈，要他面对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这一国民党阻挡不了的历史趋势。马英九神情诚挚，并没回避问题，但也表示难以使力。他当时还以大拇指作出手势，自承仍会咬手指甲，来表示他自认不够强势的个性与当时无能为力的处境。

北投的舞会也有闲杂人士闻风而至，而卡尔仍旧拎着他的007手提箱来，那本《马克思传》就在这里丢了。我们当时所处的各个学生群中，确实有不少来自不同情治单位的各色各样的眼线，也经常风传这个或那个学生就是一个。从这个丢书事件来看，我们有“匪书”的事，难保不被哪个单位知道。当然取走那本书的人有可能只是出于好奇，而不为任何单位工作。总之这段日子我们有着漫不经心的兴奋与不知死活的愚勇。

保钓运动时海外流入的保钓信息比较可以公开，而且校园内很多社团也都收到了，因此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传阅。然而这箱书就不一样了，它带给我们的兴奋紧张远超过以前读过的禁书，有着近乎偷情的快感。然而它又是极其危险惹祸的东西，只能是个秘密。当时我们虽也兴起专研经典的企图心，但却没能付诸实行，毕竟在当时火热的台大校园，介入现实比知性探索更具致命的吸引力。

因此我们既无研读这些经典的计划，更没有将之扩散的意图。洪三雄、卡尔、道琳、一回、秩铭、大头、宛文等非台大哲学系的，由于互相间的关系，很快与闻其间，然而哲学系里却只有老钱、史朗与我知道，未卷入校园政治的阿吴、阿束与阿焜并不知情，虽然出事后他们多少牵涉到了。邱义仁当时一心寻求哲学之道，郑南榕则似乎已将校园的热闹视为小孩子的玩意儿，他们两人虽与我们十分投契，也一样不曾搅和进校园政治。与我一起北上求学的元良这时已全心投入慈幼会的社会服务，郑梓浸淫在史学天地之中，载爵则远在台中东海，鞭长莫及。他们对这箱书都未及与闻，而我们却很快出了事。

陈映真的召唤——“最牢固的磐石”

这一箱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固然足以令人大开眼界，然而在这之前，美国民权运动、反越战以及法国1968工运与学运所传布的观念与理想，在1960年代后期陈映真等人的引介下，就已经在台湾产生影响。

陈映真的小说与论述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我的弟弟康雄》开始，他笔下“市镇小知识分子”苍白而缺乏行动能力的自我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相互映照，一直在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敏感心灵里隐隐作痛，难以摆脱。这种陈映真式的内省，与殷海光、李敖等人对外在的压迫体制所进行的旗帜鲜明的攻击极为不同。在他们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猛烈攻击下，当时那种压迫体制的精神圣殿在知识青年的心中已然崩毁，然而在现实上，那个体制的牢不可破却又令人万分沮丧。知识青年由于行动上的受限转而自我批判的这种倾向，曾经强烈地呈现在保钓运动之前的台大校园刊物上。对于心中有所觉悟，但现实上却几乎无能的知识青年而言，陈映真的小说确实十分迷人。

陈映真所铺陈出来的，不仅触及当时知识青年的敏感心灵，还从生命层面去呈现主流社会的伪善及其精神上的欺罔。在他的诸多创作如《最后的夏日》与《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里，陈映真的锐剑挥向了在压迫体制下苟活，甚至有着某种程度共谋的有产者家庭，揭示了他们在压迫体制下精神的堕落，像本省的医生们。这些深刻的描绘强烈打动着本省子弟的心灵，对我们这些出生南部的，更是引发了万丈共鸣。

然而陈映真并没有耽溺在这种“苍白、忧悒”的境地里，他的小说不论是他自己所分割的1965年之前或之后的时期[2]，都传达给读者一种对卑微弱势者深刻的人道关怀。不论是对《凄惨的无言的嘴》里逃亡的雏妓、《将军族》里的两位卑微却庄严的男女主角，还是对《六月里的玫瑰花》里的黑人军曹与台湾吧女，甚至《最后的夏日》里那个失恋扭曲的外省教师裴海东，从陈映真笔下流出的总是充满着悲悯的关照，而且这种“哀矜勿喜”的关怀是普世的、超越族群的，既不分黑白，也不分本省人外省人。

我们当时并不清楚陈映真因何入狱，对他在1968年进行实践的内容也一无所知。然而陈映真的小说，以及更广义地说，同一时代的黄春明、王祯和、七等生以及后来被围剿的“乡土文学”，他们共同呈现出一种对卑微弱势者普世的人道关怀，共同传达出一种十分激进的讯息。对当时的知识青年而言这是对主流观点的质疑与批判，对中产阶级伪善价值的憎恶，对各种压迫的不妥协，对理想的认真与执着，并且超越自我本位去认识人间真相的一种激进观点。这种激进观点通过陈映真入狱前的一篇评论，阐述理想主义之伦理条件的《最牢固的磐石》[3]，表现得极为雄辩，而一直影响着初上大学的我们。

陈映真散在《笔汇》、《现代文学》与《文学季刊》的作品，在他1968年入狱后也就未能在台湾结集出版。为了方便捧读，我还搜集了他的主要著作，自得其乐地用钢笔字写了一份手抄本，在朋友间传阅。

越战启示录——站上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立场

越南战争更是一场活生生的当代启示录。那时除了台湾报纸的国际栏偶尔会透露美国政府在越南及世界各地扮演“帝国主义”角色的一些蛛丝马迹之外，外文杂志其实是我们获取信息更重要的管道。

王晓波曾以茅汉为名在《大学新闻》上写过一篇《谁是屠杀越南平民的凶手》[4]，谈到1968年发生的美莱村事件的凄惨，但并不敢明指美国政府，只能说战争是万恶之源。然而《生活杂志》（Life）上图文并茂的越战现场报道才真是惨不忍睹，台大新落成的研究图书馆楼上因有这份杂志，成了我经常造访之地。我在这里不只读到文字叙述，还看到大批惊悚的现场照片。关于美莱村事件，我读到了一排美军在搜寻越共不着而备感挫折与恼怒的情况下，排长卡莱（Calley）下令放火烧掉有窝藏越共之嫌的一个南越小农村——美莱村（My Lai），又由于青壮男子都已逃光，他竟然下令将留下来的一百多位老弱妇孺屠杀到一个不留（有说是三百多人，甚至五百多人的）。我也得知美军B52轰炸机对越南农村的地毯式轰炸，他们投下大量燃烧弹（Napalm），烧掉农舍，驱走村民。其中一位十岁左右赤身露体的越南女孩，惊惶万状奔离着火村舍的照片，让人以为那是人间地狱。

1970年代初手抄的陈映真小说。

我们又读到美军在丛林地带投下了大量橘红药剂（Agent Orange）的报道，图片呈现出一片浓绿的越南森林，上面有几架低空掠过的美军战机，在它们身后飘下了鲜艳的橘红色浓烟遍洒在森林上，橘红与浓绿十分美丽地搭配着。但是这些漂亮的橘红烟雾却是含有二恶英剧毒的落叶剂，目的是让整片绿色森林枯焦，以便让越共无处藏身。然而这种高科技的落叶剂也是有毒的致癌物，直到越战结束后几十年的今天还在继续毒害人间。据估计受害者超过一百万越南人，而且至今每年都还有大批的畸形儿出生，多年前从越南来台做颜面矫正的阿福就是其中一例。而美国政府造的这个孽，受害的不仅是越南人，也有不少美国大兵。这是因为在落叶剂摧毁了越南丛林之后，美军还是必须开进去扫荡，也跟着遭殃，至今仍有上万名因此而受害的美国越战退伍军人还在向他们的政府打集体官司。美国政府为了摧毁越共在农村的基础，在南北越南投下的炸弹总量竟然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投弹量，几乎将越南农村炸成焦土，其对环境的污染也至今遗祸无穷。

美国政府的这些作为令人瞠目结舌，受到罗素与殷海光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深刻影响的我们，原本抱着单纯的理想，却看到作为全世界自由民主的领导者、繁荣昌盛的美国，不是号称要去保卫可怜的越南人民，使之免于“共产暴政”吗？怎么会是在进行一种没有人性的焦土政策？在我们这时单纯的思想中，越南人民当然是反抗“共产暴政”的，美国军队怎么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屠杀，只为了要消灭共产党？这不正是我们一向指控党国当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枉纵一人”同样的心态？

越战带来的困惑接二连三，为什么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指使越南军方发动政变，杀掉文人总统吴庭艳？为什么随后的南越军人政权一换再换？为什么南越佛教徒那么激烈地反抗南越政权？为什么南越农村都变成了越共的温床，让美军寸步难行，以致要采取那么残暴的肃清手段？而美国政府应该是去当越南人的解放者的，为什么变成了他们的终结者？CIA在1963年指使南越军方推翻文人总统吴庭艳而开始操控南越政局的这种戏码，在保钓后的1973年又在智利重演了一次，这次CIA帮助军事强人皮诺契特推翻反美的民选总统阿连德。

于是我们继续追问，美国自由民主的理想哪里去了？难道那只是用来骗人的东西？于是我们又退一步想，美国应该还是在保卫自由民主的，但是他们只保卫美国的自由民主，或者说只保卫欧美先进国家的自由民主，而不管亚洲这些落后国家的自由民主？于是美国政府可能为了要达到保卫美国的自由民主这个目的，可以在落后国家不择手段地肃清共产党，甚至扶持腐败颟顸压迫人民的政权？我们试图如此犬儒地、马基雅维利地帮他们寻找理由，然而这却与我们年轻的理想性格完全扦格不入，何况我们这时又开始有了身处第三世界落后地区的自觉，面对的正是一个美国政府扶持的腐败的党国威权体制，而且保钓运动才刚揭发出美国政府在钓鱼台事件上所扮演的国际强权角色，以及两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从对越战的质疑开始，带出了更多的谜题与难题。

虽然在威权体制的全面封锁下，越战的真相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得知的，但是随着国际反越战运动的发展，还是一点一滴流入了信息封闭的台湾岛，使得这些谜题对于寻求真相的有心人而言，开始有了解答的可能。全球性的冷战结构，美国政府背后呼之欲出的军工综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资本主义政商体制、越南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奋斗、美国政府介入越南问题的真正本质等，似乎都可以串起来了。真相显然是，不管美国拥有多先进的民主自由，越战所展现的就是英勇的越南人民反抗自私自利的美国霸权的奋斗，是一场第三世界落后国家为求民族解放，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抗战。我们发现这样的立场与我们参与保卫钓鱼台运动的立场没有基本的差别。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sage，rosemary＆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

Tell her toreap it in a sickle of leather，

（War bellows，blazing in scarletbattalions）

Parsley，sage，rosemary＆ thyme.

（Generals order their soldiers to kill）

And to gather it all in a bunch of heather，

（And to fightfor a cause they've long agoforgotten）

The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Scarborough Fair—Simon＆ Garfunkel

老而弥坚——罗素出马审判战犯

越战打得火热的1960年代末期，作为英国贵族“最后的清品”、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九十高龄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就站出来严厉控诉美国政府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并曾在瑞典摆出擂台，公开审判“战犯”美国总统约翰逊。罗素的这些大动作还曾经使得受过1960年代台湾自由思潮极大影响的我们一时茫然不解，以为罗素必然已经老而昏聩。

罗素当年是殷海光心目中的大英雄，不只因为他是逻辑经验论的先驱，还因为他是提倡个性解放的自由主义者。倡议西化的殷海光是不过中国年的，但却会在罗素生日时放鞭炮祝贺，家里也挂着一幅这位老先生的肖像。在殷海光的大力引介下，罗素的思想理念与人格风范成了196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丰富的精神食粮。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库”出版了不少罗素的作品，《罗素回忆录》与《罗素传》等书都曾风靡一时，今天倡议教改的人士当年就曾深受罗素提倡个性解放教育的影响。

就因为罗素有着这么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形象，所以当他在1960年代激烈反对美国政府进行越南战争时，台湾有不少人都以为他是向共产主义“投降”了。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我，一方面受到他自由主义很大的启发，另一方面也因受制于党国的反共教育，而很讶异于他对越战所采取的立场，因此还曾梦想着能有机会去向这位可敬的老先生当面痛陈“共产暴政”的毒害。然而到了1970年代初，随着对越战真相的认识与越战谜题的破解，我们对罗素的困惑也就茅塞顿开了。

作为罗素私淑弟子的殷海光应该也是站在相同的立场。王晓波在《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5]这篇文章里谈到：

美国的越战打破了他对美国自由民主的幻想，他发现美军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就像当年大陆的剿匪清乡一样，他说那是打死一个无辜百姓就打出十个“共匪”，结果“共匪”愈打愈多，是大陆沦陷的原因。

又说：

他常常指着《时代周刊》或《新闻周刊》的越战报道给我们看，并说：“这是美国武器与越南人民的战争。”苏军镇压捷克的暴行曾使他义愤填膺，美军在越南的暴行也使他怒不可遏。有一次他拿一份《生活杂志》，指着上面的照片给我看，两个越南少年俘虏，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手铐铐在一起，傲首怒目。记得照片下的文字说明是：他们说“美国要代替法国来统治我们”。而殷先生义愤地说：“两个好漂亮的小伙子！”

1.1966年罗素设立公开法庭审判越战战犯美国总统约翰逊。

2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一个六十年代的反战场合演讲。

殷海光如此毫不压抑地展现了他的抗议精神。

这样，我们作为他的私淑弟子，去接上罗素反对美国霸权的道路，就一点也不突兀了，虽然他早在1966年就被剥夺教书的权利，早我一届的钱永祥、黄道琳他们就已没能上到他的课，而我在1969年上台北读书时他已去世，更无缘亲受殷先生的教诲。

当美国政府在越南的角色清楚呈现之后，它对外的帝国主义霸权性质也就昭然若揭。此外，我们也开始对美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提出质疑。在这之前美国的民权运动就已经与反越战合流，它揭发出美国的政经体制所内涵的种族与阶级问题，因此也早已替我们这批学生的左倾铺好了道路。于是我们开始质疑“反共”背后的东西，质疑西方“自由民主”的神圣面具所隐藏的真面目，认为这些观念都只是一种更庞大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最重要的是，这样也解释了党国威权体制为何能在台湾长期存在。

因此虽然我们没机会能在马列经典中寻求知性的答案，这些发生在真实世界有血有肉的具体事件，却是我们思想进一步激进化的触媒，让我们企图想要在西方资本主义主流之外，寻找一条另类出路。

重新认识中国的渴望

认识到了美国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之后，对台湾的这个党国威权体制的存在及其扮演的代理人角色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而原来对这个政权的不满与愤怒就有了更广泛而深刻的基础。由此而来，对中国近代史遂有了重新认识的必要，中国从太平天国开始的革命也有了全新的意义，而台湾作为日本与美国两个帝国主义凌辱中国的牺牲品，更有了其悲剧性的内涵。不管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与台湾就成了我们的必修课题。

中国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时对我们而言并无直接意义，而且在台湾所能得到的“文革”信息都只是片断，何况很多还是经由北美留学生转了一手，有如雾里看花。然而一个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企图走出一条另类道路的新中国，整个说毋宁对我们有着更致命的吸引力。何况“文革”对于在1960年代后半就读高中、与“文革”“老三届”差不多年纪的我们而言，是以对立于令人厌烦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面貌出现的。它号称的“破四旧”与打倒官僚，它的叛逆英雄形象与理想主义色彩，都还能与前不久李敖要老年人交出棒子、“全盘西化”以及反传统的叛逆精神隔海呼应。在这个背景下，经由保钓运动的发展，“文革”“反封建”与理想性的那一面越洋影响了留学美国的台湾子弟，再回过头来弹到台湾，撞击到我们身上。新中国不是以其追求强盛，而是以其对理想以及对新社会、新人类的追求吸引了我们。

尽管“文革”对我们只是一些理想性的模糊轮廓，但在越战与保钓这一连串事件所提供的新认识冲击下，美国帝国主义的角色对我们而言自是十分清楚，而其“喽啰”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也便“真相大白”，于是作为它对立面的中共就有了新的面貌与历史定位。总之，这是一种跳脱台湾的局限去重新认识世界的契机，让我们摆脱党国与“美帝”的长期“洗脑”来重新看待世界历史，尤其是中国大陆以及第三世界发生的事情，是一种令人兴奋紧张的另类挑战。这是从反越战到保钓运动很自然的思想解放过程，这个左倾过程在台湾的留美子弟中完成，也同样在岛内的我们之中完成。

虽然社会主义新中国充满着魅力，但我们也认识到任何的解放都必须是“自我解放”，而不能是外加的，就像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解放的典范那样。因此，我们当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台湾之路也必得是条自我解放之路。

可以说我们的左倾基本上并非因为对欧美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的了解深度，也不是来自台湾本身的阶级运动或我们的阶级立场，而是从第三世界落后地区素朴的社会正义理念以及对帝国主义霸权的不平情怀出发，在1960年代的各种影响下，自然走上这条道路的。在台大的这几年，我们基本上是满怀素朴的自由与正义理念，带着一点反国家的安那其思想，而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知识青年，至于走向左派思想核心的阶级观点则是后话了。我初学得这套观点，偶尔会将“小资产阶级”挂在嘴上自贬贬人，但总先遭来老钱白眼，阶级政治对我们而言其实还蛮遥远的。

当时去站一个反抗的位置比理念还要重要，钱永祥在与邱义仁关于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对话《自由主义早到了》一文里，曾如此回忆这段历史：

坦白说，当年的我与其说是个自由派，倒不如说是左派较符实情。……而不论是承接殷海光先生所代表的自由派传统，或中国“文革”以及西方学生运动予我的左翼影响，如何站稳反抗者的立场，才是我从未懈怠却也备感困惑的问题[6]。

当我们在1970年代初走向左翼世界观时，台湾的左翼传承早已被摧残殆尽，甚至最晚近的陈映真也已投狱。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海外流入的东西外，我们主要还是仰赖岛内能够找到的另类思想养分。郭誉孚与周一回除了在师大图书馆找到不少1930、1940年代的禁书外，也经常搜寻牯岭街的旧书店。台大的我们这些人则经常在台北的外文书店寻找，除了中山北路当时还是由罗小如经营的敦煌书局外，台大附近进口外文书刊的双叶书局与现代书局尤其是我们经常浏览之处。

当时英文原版书的价格极为昂贵，台大附近餐厅一顿客饭是5块钱，一本中文书约20元左右，原版书则多是三位数的价格。课堂上教授指定读的英文书当然都是远为便宜的翻印版，用今天的主导性话语来讲叫做“盗版书”或是“侵犯知识产权书”。原版LP唱片不论是西方古典还是热门音乐也远远超乎青年学子的购买能力，只能买满街都是的翻版唱片。当年台湾各个学科的青年学子只能靠阅听这些在今天被污名化的“盗版书”与“盗版唱片”而带来今天的发展。然而对我们而言翻版书的种类毕竟有限，大半是教授开课指定的书籍，因此为了吸取思想上的另类养分，我们还是必须忍痛花钱去买原版书。

那时我们与看顾现代书局的王小姐混熟了，看到想要的英文原版书一时没钱买就先拿下摆着，经常就堆满一整箱子，放在王小姐桌子底下，而属于道琳的总是最多。这时我的中国之谜重又唤回，为了重新认识中国，我买来周策纵的The May Fourth Movement （《五四运动史》），随手带在身边翻读，就像卡尔带着《马克思传》一样，如饥似渴地重新爬梳“五四”运动的历史；我还找到Schurmann与Schell合编的三册中国近代史导读The ChinaReader（Imperial China，Republican China ＆ Communist China）[7]，设法重新接合一套新的历史观；而能够找到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名著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以及Stuart Schram的MaoTse-tung（《毛泽东传》）来读，更是一大震撼。这些西方汉学界出版的历史名著虽非左派观点，但也相当如实地呈现了一个非党国观点的中国近代史，成了我企图重新理解那段历史的入门。

我们还找到1968年法国左派学运领袖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写的东西、非洲作家法农（Frantz Fanon）的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悲惨大地》），以及介绍古巴革命与格瓦拉（Che Guevara）的一些书，这些东西显然比起那箱子经典远为有趣易读而起着直接的启发与激励作用。此外我们还试图在一些电影里寻找讯息，设法去解读其中深意，如阿瑟潘（Arthur Penn）导演、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小巨人》（Little Big Man），让我们见识到美国这个国家如何从践踏美洲原住民的基础上打造出来。

这一年台大附近还出现了一位中文名为费洛仁的法国籍黑人，在国防语言学校教法文，有军用吉普来接他上课。他住在台大对面大学口附近，将自己的住处称作People's House（人民之屋），显然以世界上进步力量的代表自居，很神秘的样子，有时还会当街拦路找学生交谈。阿吴就这样认识了他，也带了一些人去过那里，阿仁还与他有过一次激烈争辩。此外还有一位来历不明、自称是台大外文系的女生与他过从甚密。有一次阿吴造访“人民之屋”，只有这女生在，这位超乎当年大学生成熟度的女生竟然直接教训阿吴说“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阿吴怀疑费洛仁可能是CIA的人，而这个女的则可能是台湾方面的反间谍？如今想来，在尼克松开始了破冰之旅，整个冷战局势与两岸关系开始巨大变化之际，若CIA的眼线真的布建到台湾的学生圈来，那也是不足为奇的。

东海因缘——大度山上的探索

这段期间，我们还几次乘赴台中找林载爵的机会，拜访了在东海大学附近开垦花园的杨逵。这时杨逵已经出狱多年，爱人同志叶陶也已过世，他一个人默默不为人知，在东海大学对面当时还是颇为荒凉的大度山上开垦一片“东海花园”。

杨逵在1970年代的重新现身有个林载爵的因缘。1969年我们从台南一中毕业后，元良、郑梓与我都来到台北，载爵则就读东海大学历史系，开始了他与东海的难解之缘。我高中的老朋友吴信元也在东海，因此那里成了我在南北往还途中经常路过的歇脚之处。

东海大学当时还是维持原来创校时的理想与风貌，通才教育，小班教学，学生只有一千六百人。在偌大的校园里，传统中国风格的建筑群很舒畅而不张扬地藏身于树林之间，令我们这些拥挤在台北都会区的学生视为世外桃源。他们的宿舍尤其令人羡慕，住的是干净明亮、四个人一间的宽敞房间，不像我们所住破旧的台大老宿舍，八个大一新生上下铺挤在一个小房间，又必须与蟑螂老鼠奋战。我住过的台大大一新生宿舍，每天熄灯之后老鼠就在天花板上开起运动会。一位同寝室读医科的日本侨生，长得白白净净，睡觉时却被老鼠咬了鼻子。我们猜想应是他睡前喜欢在漂亮的脸上涂涂抹抹的缘故。他因乡愁而经常听着当时风靡日本的《蓝色街灯下的横滨》这首歌。

这时要来到东海大学，必须在台中火车站搭公路局班车，往西走一出闹区尚未有今天宽广的中港路，而是往大度山蜿蜒而上的一条乡间小路，路旁多还是农田与果园。东海大学校门口对面，以公路局站牌为中心聚集了几家小店，有一条小路的路口还立着一个“东海花园”的竹制招牌，我们刚去造访东海时看到了并不以为意。

东海人在大度山上自成一个天地，他们除了由于人数少又独处山上远离尘嚣，而在学生之间与师生之间形成十分亲密的关系外，又有一个美国教会引进的劳作制度。这个制度推崇劳动神圣的观念，要求学生不仅将书读好，也要参与校园内的各种维护、清扫甚至是建设性的劳动。因此每个学生都分配有参与劳作的时间，分散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如厨房、图书馆。

载爵很喜欢东海的环境与制度。这里虽然远离台北，缺乏文化中心的前卫与喧哗，但却有着别于台湾其他校园的特殊风格与气氛，更适合他默默耕耘的沉静个性。对于我们这些老朋友在台北的热闹景象，他自是胸有成竹，并不特别欣羡，尤其东海校园之广阔与校风之脱俗，就已足够让一个喜欢寻寻觅觅多方求索的学子去深入探寻与发掘了。我初次来到东海，就由他带着沿文理大道上还长得不高的成排榕树，走访每个优雅的学院院落，再走到相思树林中的山沟里，几乎踏遍主要的校区。

然后在升上大三时，载爵被一位台北来的女生所吸引了。有一次我们来到东海，他一见面就兴奋地向我们倾吐满腔的情怀，描述他如何在图书馆发现了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历史系新生，而她的气质与美丽又如何让他一见钟情，坠入无边的幸福感里。此后文庭澍就成为他与东海40年之缘的伴侣。

后来，彰化的陈忠信也在服完兵役后来到东海就读数学系，我曾在载爵的宿舍初次见到了这位久闻其名的建青作者，他显然已经志不在数理，而跟我谈起哲学问题，之后才又得知他这时已经开始沉浸于熊十力与牟宗三的世界。我也因为瞿宛文的机缘认识了读东海大学的成令方与邱燕，他们都是她高中时代的老朋友，从台北都会南下的女生，特别被东海的泥土气味所感动。在东海人的亲密网络里，这些人就都凑到一块，包括文庭澍的室友、后来陈忠信的妻子唐香燕。

Something in the way she moves

Attracts me like no other lover.

Something inthe way she woos me

I don't want to leave her now.

You know I believe and how...

Somewhere in her smile she knows

That I don't need no other lover.

Something in her style that shows me

I don't want to leave her now.

You knowI believe and how.

Something—George Harrison

1970年刚上东海大学的林载爵屡被这栋建筑所感动。东海令他感动的不止这教堂，还有他偶然发现、隐居在大度山上开垦“东海花园”的杨逵。杨逵在日据时代以民族解放的左派立场所写的小说《送报夫》，让载爵重新发现了台湾历史。（作者提供）

杨逵现身——连结台湾的左翼传承

当我们在台北把保钓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台湾各地的大学校园也都受到波及，东海自不例外。保钓运动在这里虽然规模小了些，但也像在台大一样，促成了学生心志上的重大转变。1971年4月16日，东海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召开钓鱼台事件临时大会，会中除发起全国大专学生一人一信致美国尼克松总统运动，及出版钓鱼台专刊外，并推派陈久芳、徐铮、金惠敏等人为代表，赴美国大使馆递抗议书。

如同台大学生，东海学生也开始发挥自主性，自觉到历史的使命感，自发地要能有一番作为，要改造家国社会。同时，东海大学当时也由于长期提供财务支助的美国联董会（全名为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改变方针，必须开始自辟财源，整个学校因而进入了蜕变阶段。原来东海建校的理念受到挑战，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风格遂不再能维持，全校师生开始为“东海何去何从”的问题激烈讨论，那时东海大学面临的具体问题是要不要扩增学生人数与成立夜间部，都与增加财源有关。而载爵当时主编的校园刊物《大度风》与《东风》也为此提供了各方意见的言论空间。

在这种求变的气氛中，载爵也困顿地摸索着求学的方向，与在台北的我们一样处于钓运之后的变局之中，1960年代的台湾启蒙前辈并未能提供令他满意的答案。这时他在东海校园周遭一贯的上下求索中，一个偶然的机缘走进了学校对面的东海花园，去认识了花园主人杨逵，并因而开启了我们重新认识台湾左派历史之门。

1972年间，正当我们在台北摸索着左翼的另类方向之际，再一次来到东海。载爵这次又兴奋地向我们说起另一个大发现，这次他发现的就是台湾的左派前辈杨逵，以及他所写的一部描写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小说《送报夫》。他兴奋地拿出手抄的《送报夫》来给我们看。我们读到这篇日据时期所写的小说结尾：

我满怀信心，从巨船蓬莱丸的甲板上凝视着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下的台湾的春日，那儿表面上虽然美丽肥沃，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见恶臭逼人的血脓的迸出。

这段话真是令人热血沸腾。我们又得知将日文原著翻译成中文的竟是三十、四十年代大名鼎鼎的胡风，心里更是有数了。于是载爵又带领我们越过马路到东海花园去拜访小说的作者。

杨逵这时住在花圃中的一个简单农舍，读小学的孙女杨翠陪伴着他，还有一位与他一起坐牢的农民同志在花园帮忙。他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的来访很感欣慰，每次总以台湾传统的米奶款待。他已安于归隐的园圃生活，对过去的历史并不多谈。然而我们还是从他这里触摸到一些日据时期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的风貌，而能将台湾放回第三世界的格局之中。

这可是我们一年来的另类摸索可以具体接得上的历史线索，而且是由杨逵这一位有血有肉的历史参与者来向我们呈现的。然后当得知他曾将大儿子取名为杨资崩，以期待资本主义体制的崩溃时，我们这些后进对于台湾左派前辈信念之强烈与情感之浪漫，更是感到万分的震撼与折服。

为了追寻前辈的足迹，载爵开始探讨台湾历史与文学，并挖掘杨逵的这段历史。他先为《东风》写了一篇《访问杨逵先生——东海花园的主人》，不获校方准许刊登，于是又再发心撰成《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一文，登上了台大外文系颜元叔教授主编的《中外文学》[8]，杨逵遂再度为台湾的知识界所知。杨逵被载爵挖掘出来之后，重新与当时台湾的文化知识圈挂了钩，他所代表的历史意义遂重被肯定。我们高中时代的朋友林瑞明还因此机缘，后来以林梵为笔名写了《杨逵画像》一书[9]。

不管如何，在左翼传承几乎完全断裂的当时，杨逵的重现代表着与此传承重新接轨的一丝希望。在这之前，我们曾通过陈映真的小说，窥探到一些台湾左派前辈对抗日本殖民政权的遗痕。我们又曾找来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与《无花果》来读，深刻感受到那种历史断裂的悲剧性。钟肇政的小说也在浏览之列。然而悲情意识及其较为保守局限的视野，毕竟满足不了我们试图超越族群观点去寻找另类出路的渴望。

1970年代在台中大度山上开垦东海花园的杨逵。

与此同时，叶荣钟的《台湾民族运动史》[10]才刚出版，这是一本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汉民族抗日史，书名应读成“台湾的民族运动史”，而非“台湾民族的运动史”，因为那时台湾并没有“台湾民族”的这种台独观念，不会有混淆。三十年后他的女儿叶芸芸遂将这本书改名为《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11]重新出版。

虽然作者宣称只涵盖“由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领导”的民族运动，而不包含左翼的抗日阶级运动，但这本书确实也给了我们不少台湾当年左翼活动的信息。同时海外流进来的杨克煌以林木顺为名写的《台湾二月革命》一书，以左派观点描述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让我们对“二二八”事件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这些书虽然让蒋渭水、连温卿、谢雪红、简吉等台湾左翼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但是毕竟需要真实人物如杨逵者的现身，才能让我们真正触摸到台湾过去的左派传承，才让这个断裂后的藕断丝连有了重新接合的可能。

载爵如此回忆在大度山上的这一意外发现：

1972年，在国际局势的冲激下，像大多数深受震荡的青年一样，我正处在感受强烈而思想混乱的状况。……就在思想苦闷的时候，我认识了杨逵。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平静温和地告诉我一些台湾近代历史的片段，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段历史，临走时还借了一本中日文对照的《送报夫》。我永远记得那晚读完这本小说后，心灵所受到的震撼，我不敢相信，那一段我完全陌生的历史中，会有如此优异的作品，通过小说中被压迫被侮辱的人群，历史之流奔腾而来，而历史之门也就这样敞开了，现实连结了过去，而过去归回了源头。脱节的一段年代被缝合了[12]。

1.1972年在杨逵的东海花园整理花圃的文庭澍。（林载爵提供）

2.1972年间，作者与瞿宛文几度来到东海，并跟着林载爵造访东海花园主人杨逵，为着能直接触摸到台湾的左派抗日前辈而感动不已，觉得可以重新接合一条断了的线索。当时文理大道的两排榕树尚未长成，抬头远望，越过钟塔，直眺天际。（吴信元摄）

3.1973、1974年间，林载爵（右）就读东海历史研究所时就住在杨逵（中）的东海花园，他不只跟着杨逵学习台湾的过去，还学到了园圃的乐趣。图为当时读台大历史研究所的林瑞明（左）来访时的合照，他还因此机缘写了《杨逵画像》一书。（林载爵提供）

另类典范——几个不同的光环

在追寻台湾左翼传承的努力中，王晓波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典范人物。他既不以理论来让人倾倒，也不像陈鼓应那样发散着自由精神与浪漫情怀的魅力，然而却有着素朴的草根气质。在保钓运动掀起了民族感情热潮之后的那段日子，他言行上所表现的毋宁与他经常言说的黑手劳动者有着更大的认同感。

王晓波由于家庭的不幸遭遇，从小就有过打工劳动的经验，也对劳动者抱着深切的了解与同情。这时我们只听说他的母亲因“匪谍”案被枪决，但他从未对我们提起此事。直到2001年他在为母亲平反，并于8月18日在台北新店溪畔的马场町白色恐怖纪念公园现场为母亲举行了追思会后，我们才得知全貌。在《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缘起》一文上，晓波如此自述：

先母章丽曼女士（1924—1953），在48年前的8月18日，因叛乱案经宪兵司令部处死刑，就难时年仅29岁，家父王建文先生，以明知为匪谍而不检举处有期徒刑七年。时我未满十岁，最小的妹妹学昭未满周岁，外婆章陆佩兰女士，带着我们兄妹四人住在台中，家破人亡，无分文之收入，嗷嗷待哺，孤苦伶仃。

48年后的2001年5月26日，“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基金会”为章丽曼女士平反，确认当年判决为“不当审判”。

在1970年代初期，台湾的经济已经基本上转为外销导向的加工出口型产业，工业化的速度和工厂灾变的频率同时与日俱增。这种劳动条件的恶化本应是劳工运动发展的良机，然而在一个左翼势力已被全面肃清的社会，我们只能看到知识分子基于良知而发的呼吁与抗议，当时一个最宏亮的抗议之声就是来自王晓波。在活埋42个人的七星矿场灾变事件中，王晓波写了一篇《为矿工请命》[13]，指出：

矿灾之所以不能戢止的原因何在？我们了解台湾矿业的人都知道，矿主们为了减少其投资和成本，基本上就不肯在不能赚钱的安全设备上花钱，而只想以廉价的工资及廉价的劳工生命来赚其大钱！这种十八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竟在我们这里发现，并普遍地存在。以廉价的劳工作为矿业的基础，已属不合理；以廉价的人命作为资本家发财的本钱，更是不人道！

一年之后发生了台湾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飞歌事件，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间，位于桃园的外商飞歌电子公司由于在工作环境中使用有毒药剂，造成多名女工罹患急性肝炎死亡。他也在《大学杂志》上振臂高呼，大声抗议。

王晓波如此为黑手劳动者的处境呼吁的声音，在台湾当时没有阶级与劳工运动的情况下，可算是最左翼的声音了。在这里他的民族主义情怀就有了个理直气壮的基础，他是为包括劳动阶级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不平而发言的，因而当他挥动着瘦小的拳头谈起黑手的哀歌时，总能振振有词令人印象深刻。此外我们有时也会从他那闪烁的言词中，感知到他对台湾断了线的那一脉左翼运动的了如指掌。偶尔，他也会透露出一些令人感慨的事迹，例如在1950年代初台北山区曾经有过左派游击队的活动。但这方面他基本上还是对我们保持一个距离，显然认为我们是少不更事的一群。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思想上与我们较为接近的陈鼓应与王晓波读过什么书，但却自认比他们前卫，就是说我们当时并不认为台大有老师能够带领我们。不过这时从美国回来了一位年轻的“海外台湾左派”——台大数学系黄武雄教授。说他是海外台湾左派，是因为他并非留美学界的保钓运动出身，而是属于1960年代的第一批受到反越战、“文革”及法国1968年学生运动影响而左倾的台湾留美学生（许登源、刘大任、郭松芬等人都算在内），这些人在1970年代初还组织过一个松散的“台湾人民社会主义同盟”，简称“社盟”，并发行过一本叫做《台湾人民》的左翼理论刊物。

黄武雄当时默默回到台湾，隐身学院，偶尔还会在报纸副刊上写一些析理精辟的文章，极有魅力。住在万盛街的工科学生郭耀楠，在观察过我们少不更事的这一帮人后，显然认为我还算稳重，有一天他认为应该是时候了，神秘地带着我到台大数学系去认识黄武雄。

这时候的黄武雄极不多言，炯炯而专注的眼神充满着决断力与意志力，让人觉得他对任何问题都已有了胸有成竹的答案，相对于我们这些毛头小子，他是何等人物，不禁让我涌起英雄崇拜之情。第一次见面我就向他报告校园政治的情况，并倾吐出满腹的困惑向他求教，即使没能得到具体的解答，心里也感到十分满足。我又带着宛文一道去见他，两个人一起仔细读着他在报纸上写的文章，一篇具有另类观点关于人的才能与发展的文章。

我去数学系馆找他多次，又去造访他在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宿舍。当时台北市忠孝东路只到四段，以东还没开辟，我搭着公路局班车沿着八德路与南港路摇摇晃晃来到他家。他带着我在当时还是整片稻田的南港乡间小路上散步，我突然冒失地向他问起打游击战的可能，想从他的眼神中寻找格瓦拉的影子，他却笑语支开，没有回应。我们还走到胡适墓园，我说笑着要在墓碑上撒泡尿，他听了呵呵大笑。他当时是我以为唯一可以追随的师长，然而他实在太不多言，行事又十分小心谨慎，并没显示要领导的意图，似乎只有被崇拜的份儿，我与宛文只能将他析理精辟的文章捧读再三。想从他的身上找到格瓦拉身影的不只我一个人，几年后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在陈雪梨那里与他重逢时，他还调侃我说，当时我的问题把他吓了一大跳。

在1972年夏秋开始的这段期间我们每隔一阵子就会去找他求教，但在来年春天出事之后，由于担心会有所牵连，就不敢再去找他了。

天边一颗星儿流，淡淡地云儿愁，怎舍得恩情付水流

泪儿是太难收，泪儿是太难收，人儿要走

我请你接受我一杯美酒，啊——

今夜离别后，怎样消除闲愁……

有人是不愿走，有人是不愿留，为什么不如意十常八九

你就是不肯留，你就是不肯留，一定要走

我请你记住我的一片情柔，啊——

今夜离别后，怎样消除闲愁……

《人儿不能留》——慎芝词，包娜娜唱

在纵欲虚无与豪情壮志之间

在1970年代初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这段日子，我们一边积极参与洪三雄领头的校园民主运动，一边又奋力追寻着一条另类出路，培育出一种激进的理想，自觉掌握到了一些真理。然而当时整个政治气氛还是深具压迫性，尤其对我们开始追寻的另类出路而言。我们不能满足于只在校园里争取民主自由，然而现实却不能容许有其他出路，这种挫折感难免带来生活上的一些虚无荒诞，除了思想上开始有所蜕变之外，我们因而还是延续着原来散漫的学生生活。除了偶尔会在西门町的后街进出外，群聚饮酒高歌仍然是我们发泄愤懑的仪式，于是我们又唱起了《杯底不可饲金鱼》，而且更大声地唱出“好汉剖腹来相见，……等待何时咱的天”，对于天之将明有着更大的憧憬。来自正经八百的法律系的洪三雄，有时也会受不了诱惑，加入我们这些浪漫的文科学生的狂饮，不善饮酒的他几度醉倒，必须被搀扶到蟾蜍山脚我的租屋处摆平休息。

洪三雄与老钱都是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毕业之前能在校园里鼓动风潮开创新局，自是充满豪情壮志，然而当时离开学校后的环境却也是前程茫然。洪三雄当然没想为学院所囿，因此入伍当兵是个必要的缓冲。卢正邦打算出国，也先入伍当兵。而老钱则决定继续待在学校，考上了哲学研究所。

然而极其荒谬的是，老钱在大四这一年居然因必修的体育课旷课太多而被当掉，以致不能毕业，连考上的研究所也不能算数。当掉他的是一位年届退休的老体育老师，住在温州街宿舍。我陪老钱几次来到温州街叩门向这位老先生求情，他都不为所动；老钱动员了母亲来说情，还是无效。为了补修体育课，他只好留下来读大五。结果就在他留下来的这一年，发生了一连串的风波与事件，直到出了事我们才停下了脚步。

而季小兰这一年来对老钱的痴情并未稍歇，对于老钱似有若无的大哥态度则渐失耐性，甚至还迁怒到他的这批朋友。有次在文学院教室，她不知从哪里听来我批评她是“小资产阶级”，居然用橡皮筋向我射了一颗纸弹。又有一次哲学系在中和的莫一予家办舞会，结束后老钱躲到万盛街道琳那里，不明就里的莫一予却跟着把季小兰带过去。这次遭殃的则是道琳的书，她把书架整个翻了，书籍散落满地，让道琳心疼不已。我们这些朋友在她看来显然只是拖累老钱的狐群狗党。但老钱毕竟没能因她而“得救”，还是为了体育课留级，并卷进一连串的漩涡。

季小兰推翻道琳的书架算是我们在万盛街巢穴最后的盛事了。史朗为了安置小家庭，早已带着待产的妻子先行搬出；画家区超蕃没考上预官，光着上身，用黑墨在胸膛上画了个大圆圈，圆圈里再写个“卒”字，潇洒地宣告他即将入伍当卒子了。道琳考上人类学研究所，颇思变换环境有所作为，也准备搬出万盛街。暑假时道琳就跟着史朗夫妇搬到远离台大、台北市北郊的天母，同时把那一箱书也带了过去。

这一年暑假之前，元良已经打定主意要竞选下届毕联会主席，大家都蠢蠢欲动。新学年开学后，我义不容辞帮元良竞选，跟着他骑着一辆借来的摩托车，到处去班代表家拉票，并准备接办《毕联会讯》。我怀着新学得的另类世界观初试身手，企图藉此发挥影响力，而道琳与史朗也都跃跃欲试，加入了编辑与主笔阵容，于是我们就有了“民族主义论战”的一个物质条件。

1972年夏天，（左起）吴企平、束连元、林良彬、钱永祥与潘梅林等哲学系毕业班同学郊游。图中四个男生都考上了哲学研究所，其中钱永祥却因体育课缺课太多未能及时毕业，没想到他也就此不再有机会上哲学研究所了。而由于哲学系的大整肃，上了哲研所的阿吴与阿束最后也都弃学从商。（吴企平提供）

【注释】

[1]《大学新闻》第302期，1970年4月13日。

[2]许南村，《试论陈映真》，《知识人的偏执》（远行出版社，1976年12月）。

[3]《文学季刊》，1968年。

[4]《大学新闻》第290期（1969年12月15日）。

[5]王晓波，《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殷海光纪念集》（桂冠，1990年）。

[6]钱永祥与邱义仁，《自由主义早到了》，《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5 年2月27日、28日。

[7]The China Reader.By Franz Schurmann and Orville Schell .Volume Ⅰ：lmperial China；Volume Ⅱ：Republican China；Volume Ⅲ：Communist China（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8）.

[8]林载爵，《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中外文学》1973 年12月号。

[9]林梵，《杨逵画像》，笔架山出版社，1978年。

[10]叶荣钟，《台湾民族运动史》（《自立晚报》，1971年9月）。

[11]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晨星出版社，2000年8月）。

[12]林载爵，《历史的篝火》，《杨逵画像》序。

[13]《代联会讯》第2期（1971年12月13日）。

第7章　斯土斯民　开辟左翼另类战场

If I had a hammer，

I'd hammer in the morning

I'd hammer in the evening，

All over this land.

I'd hammer out danger，I'd hammer out a warning，

I'd hammer out love between my brothers and my sisters，

All over this land.

……

It'sthe hammer ofJustice，

It'sthe bell of Freedom，

It'sthe song about Love between my brothers and my sisters，

All over this land.

If I Had a Hammer —Peter，Paul ＆ Mary

初试身手——接办《毕联会讯》

1972年秋天我们大学时光最后一年的开始，苏元良选上毕业生联谊会主席，以不同于前一届赵少康的面貌重新开张，并积极寻求各种活动的机会。我与谢史朗抱着延续校园民主抗争以及宣扬另类出路的理念接办《毕联会讯》，我当总编辑，他当总主笔。史朗这时终于把家事安置妥当，得以出来大干一番，而道琳也跃跃欲试，答应撰稿。

张锦焜也应元良之邀来负责毕联会的总务，以他超乎一般大学生的社会手腕，来毕联会算是大材小用。元良又从心理系、南友会以及侨生中找来大半帮手，侨生不仅占学生一定比例，并且能够提供必要的人力支持，而心理系同学与南一中/南女中校友则是元良的既有网络。郑梓的历史感让他清楚认识到台大保钓运动以来，学生民主抗争的历史意义，获得元良的支持在毕联会成立了《台大大事纪》的编撰小组，收集到不少这几年校园学生活动的刊物与资料。

毕联会主席的选举是在11月初，等到我们准备就绪，终于发刊新年度的第一期《毕联会讯》时已是11月20日。虽然学期已过一半，大家还是十分振奋。我们将报纸交给延平北路巷子里一家永茂印刷厂印制，他们也同时承印《台大法言》。中年的印刷厂老板是排版师傅出身，每次工人检完字让我们当场校稿，然后进入制版程序时，他都会亲自出马将版面排得很漂亮。印出第一份后，他总会很有兴味地读着我们这些学生报纸，有时也会评论两句，对洪三雄时期的《台大法言》则是赞誉有加。这是一份名义上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报纸型双周刊，但“应届毕业生”这名目对我们而言并无特别意义，何况前一届的赵少康已经把它办成全校性政治刊物。这时轮到我们，当然要办成一份反对派喉舌，继续台大学生的民主抗争。

史朗写了第一篇社论《诸位，是该觉醒的时候了》，呼吁即将离开校门的应届毕业生，既不能存有过去为君王服务的“士大夫心态”，也不该有工商社会的“个人投资心态”。他试图阐释“知识是社会长期累积所成而非私有”的观念。大学教育是社会群体所做的投资，而非个人的投资所得。因此作为少数社会精英的知识青年应该觉悟到，知识是社会集体分工所交予的任务，必须用来回馈社会。全篇文章都用平实语言来议论，并无半点社会主义的术语，显示着我们试图鼓吹左翼思想时不敢张扬的心理。

我在会讯上开辟了一个叫“回归线”的专栏，以当时所崇拜的拉丁美洲革命英雄格瓦拉的名字Che的译音“杰”为笔名——当时格瓦拉这个名字还不曾出现在台湾的媒体，我遂胆敢用此谐音。并为此专栏的开辟写了一篇《聆“校庆座谈会”有感》。这篇文章呼应史朗的社论，认为大学生应该无条件参与服务社会，通过献身的洗礼才得救赎。同时也在引申王晓波在大学新闻社所办的“校庆座谈会——理想中的台大人”上的发言。晓波在这段时期经常鼓吹“有奶便是娘，吃谁的奶便必须认谁做娘”的道理，而大学生的娘便应是整个社会，取之于社会就必须偿还于社会。王晓波遂在这次座谈会上说，因为大学教育的主要财源是国家的税收，而这些税收的百分之七十来自间接税，也就是来自中下阶层，而非阔气的财阀，因此大学生的娘便是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下阶层。我便从这里引申出知识青年应该经由“罪恶感”的洗涤来清除“优越心态”，回到所从出的人群，所从出的土地，寻回他的根源。这些都是很沉重的议论，但对我们这些初次接触到社会主义的青年，心灵的改造似乎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也是一种内心的自我表白。

我们战战兢兢试图宣扬左派理念，因此这些文字都裹着一层厚厚的道德包装。“回归线”这个专栏本是意指回归根源、回归真相、回归斯土斯民，然而又似另有所指，因为这时海外统运正在标榜“认同与回归”。我的心理顾忌还是太大，第二期以后就取消了。没有心理负担的阿焜则以张二呆为笔名写了一个包可华风格的“二呆呓语”专栏，对校园与社会现象极尽嬉笑怒骂，倒是有始有终，写到学年结束，甚至越界登到《大学新闻》与《台大法言》上面。心理系的余德慧也以华廋马为笔名经常为我们撰写校园现象的评论。

“上帝未曾许诺玫瑰园”——郭恒春事件

就在毕联会重又开张，《毕联会讯》全新出炉之际，却发生了郭恒春被击杀的事件。当时已是经济系四年级高材生的郭恒春，在法学院宿舍寝室里遭到一位精神异常的校外朋友莫名其妙从后面袭击头部。还在几年前，郭恒春刚上台大住在男生第七宿舍时，就以不凡的器宇、广博的见识以及在高中时代就熟稔俄文一事，在众多怀着经世济民抱负的法学院新生之中显得特别突出，而后在经济系也一直是明日之星。

这学期开学之初，郭恒春还曾为即将复刊的《台大法言》写了一篇《鼓翼起“飞”，引吭以高“歌”》，探讨前不久夏秋之间发生的“飞歌工殇事件”。他引用了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观点来看待这次事件，认为财富的累积必带有罪恶，国家的发展必带有压迫，经济的发展也必带有剥削，而这些都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因为“狼性并不优美，但上帝未曾许诺我们一个玫瑰园”。对我们这些热血青年而言，飞歌事件无疑只能令人义愤填膺，这时除了王晓波的大声抗议之外，台大校园刊物上也有多篇热血沸腾的相关评论。然而与我们同龄的郭恒春，却以兼具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及马基雅维利的冷眼来看待这场工殇事件，他的冷酷理性，对于与他同辈却又充满青春浪漫气息的我们而言，真是十分遥远。郭恒春于11月18日上午写就这篇文章，交给《法言》主编，当天下午就惨剧天降。1972年11月27日出刊的《台大法言》革新版第25期注销这篇文章，文后所附日期正是“六十一、十一、十八”。新学年的法言总编辑刘德明又在文前如此按语：“法言筹备复刊时，郭恒春允为法言主笔，11月18日上午郭同学交给编者此篇稿子，没想到，稿犹未睹，而惨剧天降。”

郭恒春是应届毕业生，因此元良认为毕联会应该积极介入此事。他总是很有效率，立刻准备动员社团，抗议校方对毕业生宿舍安全维护不力。这几天他颇为亢奋，我则跟着跑来跑去，不免深感不安，觉得这是纯属偶发的个人意外事件，与层次较高的学生民主抗争无关，但又不忍浇他冷水。最后，在探视过在加护病房陷入弥留的郭恒春后，我们两个人疲惫地坐在台大医院门口，元良终于冷静下来，决定不再继续追究此事，让他安静地离开人世。天妒英才，郭恒春就这样走了，令人不胜欷歔！

晚于《毕联会讯》一个星期复刊的新学年度《台大法言》，在第一期以大量篇幅报道此事，总编辑刘德明为此题了一副挽联：

哀本社主笔郭恒春无端遇害——

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点付浮沉。

爱国爱人都成梦，留得来生一恨吟。

早在学期之初，法学院在校方压制了洪三雄的人马[1]之后，找了一位较没色彩的法律系三年级黄正安来当法代会主席。台南人黄正安在同乡之间寻找帮手接办《台大法言》，最后找到了南一中的学弟经济系二年级的刘德明，刘则找来高他一年的瞿宛文当社长，自己当总编辑。其实黄正安原先安排当台大法言社长的是刚从系刊主编卸任的同学陈水扁，陈先接受了，后又反悔不愿出马，于是黄正安才找上刘德明。因此瞿宛文接到的社长聘书上面写的原是陈水扁，再涂掉改成她的名字。接手编务的刘德明胸怀大志，有他自己一套历史观，对我们的左翼观点并不服气。但他十分看重瞿宛文，在洪清森的论坛社时期曾支持瞿宛文选社长，失败后也一起退出了论坛社。《台大法言》的这样一个组合，虽然没能有洪三雄与陈玲玉时期的威力，但在当时台大校园的退潮气氛中，也算守住一个民主阵地。而当他们两人正在忙着筹备《法言》的复刊时，却碰上了这么一桩令人痛心的郭恒春事件。

1972年11月18日，经济系毕业班高材生郭恒春在台大法学院宿舍莫名遇害，震惊全校。就在当天上午，他才写就一篇关于飞歌工殇事件的文章，交给法言主编刘德明。这篇登在《台大法言》的遗稿，以马基雅维利的冷眼及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极为冷静地观察台湾经济发展的血泪事迹。（郑梓提供）

“打倒特殊阶级”——融融社风波

这一新的学年，校方不仅介入法代会的选举，也干预了大学新闻社的改组，而大学新闻社在遭受到校方一连串干扰动作后，还是被杨庸一、王溢嘉、林嘉诚等人所掌握。已是医科六年级的杨庸一从文荣光手上接任社长，由低他一届的王溢嘉担任总编辑。

就形势而言，《台大法言》、《毕联会讯》与《大学新闻》这几个报纸型校园刊物若能密切合作，应该也可以在这党国反扑的一年维持校园民主抗争的局面。然而，这时的台大校园已经失去前一年的抗争热力与焦点。一些重要的校园社团开始有了龙蛇混杂的状况，显然当局并未甘于已经失去一年的校园舆论主导权。何况原来的训导长俞宽赐在出国一年之后也回来复职，而开明的总教官张德溥反而去职，显示当局重又准备好要来收拾台大校园的乱象了。于是校方的小动作接二连三，在整肃了法学院的洪三雄余党并干扰了大学新闻社的改组之后，又为一件共同的审稿问题，把《毕联会讯》与《大学新闻》的两批人一起叫到训导处训斥一番并加以处分，杨庸一被记警告，我则被申诫。而学生这边在缺乏像洪三雄那样的火车头的情况下，开学以来推不出一个大动作，也不能依赖名目上的学生总代表——代联会主席，何况新当选的谢复生并不愿像王复苏那样与校方对着干了。

苏元良曾经想在郭恒春事件上有所发挥而未果之后，《毕联会讯》就只有一次与大学新闻的联合动作，就是一起批判当时台大的“贵族社团”融融社，抗争之失焦可见一斑。融融社在我们这些南部来的学生印象中，是当时台北权贵子弟组成的社团，经常举办我们认为很“贵族化”的活动，又不对全体学生公开，颇为刺眼。即使台大校园历经过一年多来民主风潮的洗礼，他们似乎还是不为所动，依然隐秘封闭。

于是在11月的一期《大学新闻》上，出现了一篇题为《特殊阶级》的小文章[2]，指出融融社“入社程序非同小可，必须由既有社员之介绍，然后经过严格审核才能获得通过”，接着以讽刺的语气提及其入社资格是“男孩子要是绅士，女孩子要是淑女，家里要有容纳会员的大客厅，要有优裕的家庭背景……”，作者最后自嘲说“凡俗如你，即使想替人贴海报当传达，都还有问题呢”！

融融社在后一期的《大学新闻》登了一则澄清启事，试图辩驳，自承是一小型社团，而绝无按家庭环境背景遴选社友等情事。这个启事并没能让争议止息，反而在接下一期《大学新闻》出现了北剑的一篇严厉的文章《打倒特殊阶级》。这篇文章指说“融融社择人入社，罪证昭彰，违反社团组织章程，20年来从未公开招收社员，入社需经既有社员认可的事实，了解融融社内幕的人，都以‘身无长物’而裹足，怪不得永久是那么一个‘小型社团’”。最后并说，“曲意自圆的说法，并不能抹掉台大人心中固存的印象。唯有……将一个‘小型社团’开放给所有台大人，不要将学院中的毒脓感染这苦难的国家”。

这样严厉的批判得到我们的声援，同一天出版的《毕联会讯》出现一篇题为《特殊阶级》的小文[3]，也以讽刺的语气响应融融社的启事，说“想当年老零三托四跪，亟欲混入此社，以使老生身价稍涨，不再怒目于校园飞车，不再自卑于台北淑女，不再耳聋于超级玩语，无奈……招绝于龙门之外。……如今阅报得知此一××社竟能响应政治革新，与民众亲，与凡辈游，否定自己是‘特殊阶级’，大令老零……死而无憾矣”。史朗接着在下一期《毕联会讯》写了一篇题为《特权学生·学生特权》的社论[4]，从台大所存在的特权学生现象，引申出对大学生整体作为社会精英分子所享受到的社会特权的批判。

融融社的负责人在遭到这些责难后，曾经很委屈地向苏元良抱怨，提说他们的父母“知道之后相当难过”！我们这些南部来的学生听了相当诧异，实在难以想象这种学生之间的争论居然会告状到父母那里去。我们在学校搞这种“课外”活动，只怕徒增家人困扰，是绝不会想让他们知道的，双方家庭背景差距之大可见一斑。这种差距是城乡差距，可能也是权力中心与边缘的差距。

有钱人讲话大声，万事拢占赢

无钱人踮在世间，讲话没人听

歹命人着爱打拼，不可互人惊，啊——

世间的，世间的歹命人为钱赌性命，

为钱赌性命

《为钱赌性命》——黄俊雄词

这种差距在台大校园民主运动之前甚少受到挑战。就在保钓运动爆发前的1971年青年节出刊的《大学新闻》上登了这么一则小消息：《访美学生代表马英九返台北》[5]，他在这年元月应美国国务院之邀，以我国杰出大专学生代表身份赴美访问两个月。这应该是他担任上一届代联会秘书长努力的收获。而当天举行的全国青年节大会则由政治系的傅昆成担任主席[6]，他即将在下一年度代表国民党出马竞选代联会主席（但败给了王复苏）。在这次大会上，胡定吾获颁优秀青年奖章，奖赏他在前一年台大代联会主席任上，代表我国参加世界青年大会，表现优异[7]。当局有着这么一个“学生领袖”赴美访问的传统，当届的李大维自不例外，他也于卸任后赴美访问两个多月[8]。李大维此时就已志在成为外交官，而且有路可循，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些台北人还在读大学就能讲好英语，参加英语辩论赛，甚至赴美访问，都是让我们南部来的心虚不已之处。这些有头有脸的“学生领袖”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权力中心人物，而融融社的内部活动则距离我们更加遥远了。

到了1972年秋冬之交，在校园形势开始逆转又无可着力的气氛中，《大学新闻》的北剑出手批判“贵族”社团融融社，《毕联会讯》也曾帮腔，引来对方抗议。这次小风波随即淹没在学生监票员活动及民族主义座谈会等波谲云诡的浪涛之中。由批判融融社事件引发，谢史朗在《毕联会讯》写了一篇题为《特权学生·学生特权》的社论，从台大所存在的特权学生现象，引申出对大学生整体作为社会精英分子所享受到的社会特权的批判。（郑梓提供）

没来到台北接触到这些人与事，不会感受到此等差距。我们这些人的双亲都是属于不会讲好“国语”的失语的一代，他们从不敢奢望我们会与权力中心挂钩。因此相对于台北的权贵子弟，来自南部的我们不免有股“边缘分子”的妒恨之气，而对融融社的攻击则无疑是这股不平之气的发作。

融融社受到批评之后，终于在年底举办了一场多年来唯一的“公开活动”，请一些老师来参加一场时局座谈会。这场争议在当时波谲云诡的校园气氛中显得微不足道，而我们也没兴致继续搞下去，因为与此同时有着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在发生。

“拥抱斯土斯民”——学生监票员活动

在郭恒春事件的迷惑与融融社风波的纠缠同时，我们其实被更大的一件事情所吸引，就是第一次“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这是在蒋经国政权民主化的方向下，“中华民国”几十年来所谓的“万年国会”的第二次局部改选，算是部分响应了前一年“全面改选中央民代”的呼吁。在这之前，台北市就曾选出黄信介来递补去世的台湾省籍立法委员，那部分还是“终身职”。而这次则是选举因台湾省人口增加而增多的名额，属于必须三年改选一次的部分，虽然名额不多，却是党外民主运动在这个层级进行持久抗争的绝佳机会。

这一次党外出来竞选台北市立法委员的，便是在台北市议会初露头角、接替黄信介的年轻市议员康宁祥。当时他的宣传车上写着闽南语对联标语，上联是“光复廿七冬”，用“冬”来称年，令人备感亲切。

这一次选举的每个候选人都可以推派监票员，名额不多，对于当时风闻的开票作业的黑暗面，起不了实质的监票作用，但却有着不小的象征意义。苏元良于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希望康宁祥带头提供监票员名额给台大学生，以作为学生参与民主政治的行动象征。

在保钓运动之后的台大校园民主抗争中，“走出校园，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走入民间”这些理念都已成为学生的诉求基调。江炯聪、林圣芬的慈幼会原来就是以慈善为名而行介入社会之实，王复苏的代联会更大张旗鼓搞“社会服务团”，也有着知青下乡的弦外之音。甚至接手的新任代联会主席谢复生虽然不属反对派阵营，也推出了类似的“百万小时的奉献”活动。“学生监票员”的企图则是更进一步想要在政治层面实际介入，在当时台大学生一心想要介入社会的心理下也是自然的发展。

我与元良两人在11月的一天晚上来到万华，一路问到康宁祥的竞选总部，发现是一处小民宅。我们进门后见到小客厅人进人出，充满战斗气氛，然后康宁祥在助选人群的簇拥中走出来。他虽然身材不高，却是气宇轩昂，在众人中相当突出。我们向他表明身份并说明来意，他即惊喜地说“实在难得！大学生愿意来参与我们的民主政治”。当下立刻爽快地答应把他的监票员名额全部交由我们来推荐。这是1972年底的第一次增额中央民代选举，投票日是12月23日，我们推动的监票员活动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1950年代之后，台湾的知识青年第一次公开集体跨出校园所参与的政治选举活动。

康宁祥豪爽的答应让大家很是兴奋，元良于是又去鼓动其他候选人。并且为广招徕，扩大宣传效果，我们重施故伎，在椰林大道靠近校门口处悬挂起大白布条，希望能为顿陷沉寂的台大校园注入一点活力。史朗想出了这么一句对联：“拥抱斯土斯民，参与民主选举。”大家对“拥抱斯土斯民”这句话极感满意，透露出我们当时浪漫的民粹倾向。史朗更是得意，在《毕联会讯》第二期写了一篇同名的社论[9]，除了鼓励同学参与民主选举之外，还延续上一期社论的论点，痛陈知识分子与斯土斯民疏离的错误。

在同一期《毕联会讯》上，道琳也以“黄罔市”为笔名，写了一篇《两个世界——知我者谓我心忧》来呼应。“罔市”乃闽南语“罔饲”的谐音，“姑且养之”之意，过去常是台湾农村女性之名。“黄罔市”劈头就说：

教育把我们从一个世界引导进另一个世界，以我们十几年来所受的教育言，我们很少被教导怎样去跟广大的人民群众接触、认同；教育愈高，则我们与“斯土斯民”之间的鸿沟似乎也愈来愈大。这是判然有别的两个世界形成的原因。

来自屏东农村小镇的道琳对于逐渐凋零的台湾农村深怀悲悯之情，自觉到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从乡间而城市，由南部而台北，由台北而美国……”一步步脱离了“斯土斯民”的现实，因而提醒同学：

我们在鸿沟这一边过的是多么安适。但是我们这是在厝火积薪上做的黄金美梦啊！让我们睁眼看看另一个世界，看看那些“治于人者食人”的同胞——农民。

1972年11月底，为了“增额中央民代选举”这个民主化过程的大事件，台大毕联会发起学生监票活动，第一次公开地“介入”全国性民主选举，并提出“拥抱斯土斯民”的口号来鼓励同学参与。谢史朗为此在《毕联会讯》上写了这篇社论，痛陈知识分子与“斯土斯民”疏离的错误。（郑梓提供）

几年来台湾加速的工业化所造成的农村问题逐渐恶化，成了我们关注的重点。而不管是参与民主选举，还是关切台湾农村问题，我们都设法以这个“拥抱斯土斯民”的视角来包装介入社会现实的左派理念，它成了我们《毕联会讯》前两期的旗帜。

谢史朗在《毕联会讯》第1期写了一篇批判知识商品化趋向的文章《你我的告白》，正在军中服役的邱义仁读后给他回信，我们也拿来登在《毕联会讯》上面[10]。阿仁在这信里回应史朗说：

知识分子是极端卑鄙而顽固的。我说“卑鄙”，因为他们能找出许多理由为自己辩护，而且坚持地这样相信。尽管你呼吁，你企望，除非能赋予强固的理论基础，他们是不会接受的。我们谈“社会”谈“民族”，但若不能道出为什么要爱国家、爱民族，他们实想不出为何不可“独善其身”，为何要“觉醒”。因此他们可分析你的告白为“情绪字眼”。看看目前“积极的虚无主义”的盛行，不正说明了哲学在这方面（价值判断）的无能，以及这问题的确实棘手？！……

邱义仁这时显然也如我们一样，陷入了知识青年在哲学思辨与实践问题之间的两难，于是他又说：

屡思及此，常有“激烈”的念头浮现心际……。阿束曾言：

有所改革总是好的，但愿我能像他那般乐观……

这是在1972年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我们将那两句动员学生参加监票作业的“拥抱斯土斯民，参与民主选举”的标语，横写在两张大白布条上。11月24日这天黄昏，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把它悬挂到靠近校门口的椰子树上。这时正是夕阳西下，就在我们大功告成，正在收拾准备离去时，突然走来了下了班的训导长俞宽赐，身旁跟着帮他提皮包的秘书。这时他见了我们所悬挂的白布条，勃然大怒，要我们立刻拆掉。我们当然不愿屈服，双方对峙在那里。元良试图辩解，而原本是来凑热闹帮忙悬挂布条的钱永祥则是义愤填膺，肝火上升，与训导长当场大声吵了起来。最后训导长见我们毫不屈服，掉头就走，抛下一些“你们等着瞧”之类的话。

训导长怒气冲冲走出校门，但是他那瘦小的秘书却步履踌躇，似乎想当和事佬，又似乎希望我们不要把他看成与他老板同伙。年轻瘦小的他一只手提着长官的皮制大公文包，另一只手伸出来，小丑般地对我们比划，紧皱眉头嘟哝说：“我没有power啦！我没有power啦！”说着同时，他那细瘦的五指也手心朝上做出手上无权的动作。他这个滑稽动作像是在帮长官缓颊，也像是在为自己站边求饶，令人不知如何以对。最后，他突然发现训导长已经走出校门好远，立刻丢下我们追赶过去。长官沉重的大公文包在他手上左摇右晃，比他急奔的身影还要显目。这件事当时不了了之，但这笔账显然已被记下，尤其是当面顶撞的钱永祥。

校门口的草根民主斗士

苏元良最后鼓动到了6位候选人来支持这项监票员活动，取得124个监票员名额。其中除康宁祥外，还有立委候选人罗建斌、舒子宽、陈清博、“国代”候选人黄天福与李鍂源等人参加。另外一个候选人临时反悔，致使原有的150人名额缩水。

监票员的征求也很快得到校园舆论的支持，例如《大学新闻》的社论《理想与实践——谈台大的监票员》[11]、《台大法言》的头条新闻《国事参与露曙光，百五好汉上选场》[12]，以及陈玲玉的《公正选举的见证者》[13]。同学们也热烈响应，总共有二百多位前来登记，最后必须抽签决定人选。与我们一起批判融融社的哲学系学弟、笔名北剑的范良光，这次不只报名参加监票员行列，选举完后还写了一篇《一个监票员的感想》[14]，提出他对民主实践的诸多观察。

康宁祥高兴地应邀来台大向这批学生监票员讲话，而他的选举活动更是热热烈烈地展开。当时台大校门口的广场并没有围墙，是候选人发表政见的理想的“民主广场”，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12月竞选期间的一天晚上，康宁祥将他的小宣传车开到台大校门口，停在靠近新生南路的一边，权充竞选演说的临时讲台，吸引来无数民众。康宁祥站上宣传车顶，面对傅园而背对着新生南路，虽然台下的群众里头台大学生并不算多，他还是以针对台大学生的口吻，用流畅的闽南语开口就说：

我今天真欢喜可以站在台湾大学的校门口跟大家讲话，这是我们国家的最高学府，各位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人才。

然后他左手一挥指向台大校园，继续说：

但是各位要知道，这个大学原来叫做台北帝国大学，它原本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要剥削台湾人民，为了要侵略东南亚，而设立的大学。它原本是一个为统治者与侵略者服务的大学。

这真是个扣人心弦的开场白。接着他除了阐述民主政治的理念外，还呼吁大学生要跳脱为统治者服务的角色，要关心社会，关心人民，不要关在大学的象牙塔里。

这种将台湾大学的位置拉回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来检视的视野，在1970年代初期可说相当令人震撼，尤其又是出自一位草根民主斗士之口。日本殖民政权设立台北帝大时就开辟了“椰林大道”，所植的高耸的大王椰当然不是台湾原有树种，而是为了装饰出一个南洋风貌。虽然大王椰也非南洋树种，而是原产中美洲，但却象征着也有很多棕榈科植物的南洋，象征着台北帝大一开始就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南进服务的，也因此台北帝大的主要招生对象是日本学生，而非台湾子弟。正在吸纳消化左派理念而且才重新发现杨逵的我们，听了他的这种宣示与召唤更是为之动容，让人直觉有如蒋渭水再世。

1.1972年12月的这期《毕联会讯》，头条报道了毕联会征求“增额中央民代选举”学生监票员的作业情况。康宁祥带头提供了监票员名额，来到台大校门口发表竞选演说，并顺利当选立法委员，从台北市议会的地方层级，站上了全国性的政治舞台。（郑梓提供）

2.1970年代初宽敞的台大校门广场，没有围墙，两排椰子树中间也没有任何障碍物，极为适合候选人进行政见演说。康宁祥在1972年底参加增额立委选举时，曾在这里发表了一场令人动容的演说。图中人物右为陈雪梨，左为黄爱惠。

康宁祥顺利当选了这一届增额立法委员，加入黄信介的阵容，将台湾草根民主斗争推上国会层级，并展开他全国性知名度的政治生涯，当时真是意气风发。

【注释】

[1]参见本书《烽火杜鹃》一章。

[2]耀，《特殊阶级》（《大学新闻》第380期，1972年11月20日）。

[3]零余人，《特殊阶级》，《毕联会讯》1972年度第2期（1972年12月4日）。

[4]《毕联会讯》1972年度第3期（1972年12月18日）。

[5]《大学新闻》第331期（1971年3月29日）。

[6]《大学新闻》“民国六十年青年节特刊”（1971年3月29日）。

[7]《大学新闻》第332期（1971年4月5日）。

[8]《大学新闻》第347期（1971年9月27日）。

[9]《拥抱斯土斯民》，《毕联会讯》1972年度第2期（12月4日）。

[10]阿仁，《短简一则》，《毕联会讯》1972年度第2期（1972年12月4日）。

[11]《大学新闻》第382期社论，1972年12月4日。

[12]《台大法言》第26期头条新闻，1972年12月11日。

[13]陈玲玉《公正选举的见证者》，《台大法言》第26期，1972年12月11日。

[14]《大学新闻》第387期，1972年元月8日。

第8章　变生肘腋　民族主义论战突起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 over me

Oh，yesterday came suddenly...

Yesterday —Paul McCartney

静夜暗流——突发的民族问题

钱永祥为了补修一个学期的体育课，不仅被迫留下来当大五生，考上的哲学研究所资格也被取消，难免沮丧。而且一年多来台大的民主抗争热火也已不再，更让他觉得百无聊赖。因此在1972年秋季，当我们正兴奋地以毕联会为基地准备大搞一番的时候，他每个星期乖乖来到学校上体育课，此外大半时间就躲在新北投山上家里。为了对负担家计的寡母有所交代，他于是又从系里的老师林正弘那里接来一件翻译逻辑教科书的工作。

不过他却不甘寂寞，不时会下山来到台大找这批老朋友凑热闹。11月下旬的某一天，他就碰上了我们为学生监票员活动热切张罗的时刻，也过来帮忙悬挂“拥抱斯土斯民”的白布条，却不料因而与训导长吵了一架。这一吵让他心情恶劣，回到山上翻译逻辑书去了。

然而校园里潜伏着的各种暗流，也在党国大反扑的这一年争相冒出水面，让人既难忽略也难捉摸。正当学生监票员活动热烈进行之际，我们得知了即将在12月4日晚上举办的“民族主义座谈会”这件事。

这场座谈会是大学论坛社主办的，而且还计划举办两场。这时的大学论坛社已由洪清森交到孙庆余与杜念中之手，孙庆余除了是大学论坛社的社长外，还是大学新闻社的主笔。12月4日当天的《大学新闻》就为这个座谈会登了头条新闻《唱论世局盱衡当代，论坛社举办座谈会——师生即将畅谈民族主义》，说“除[国民党]海外工作会主任陈裕清先生外，并有林正弘、王文兴、许信良、陈鼓应、韦政通、王晓波几位先生出席参加。此次座谈会除主题‘民族主义之意义’外，计有两个相关的主题：一、现阶段民族主义之内涵意义和发展，二、民族主义和中国之命运。这次座谈会是在激荡中寻求稳健的民族主义。论坛社表示：如何评断健全的民族主义，这是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题目。敬希关心中国问题的台大人踊跃参加”。

1972年12月初，《大学新闻》一方面以社论支持毕联会的监票员活动，一方面吹起攻击民族主义的战号。然而从这个头条新闻却闻不出有任何火药味道，《毕联会讯》在同一天也刊登了座谈会活动的消息，并没警觉到会是一场来势汹汹的对左翼力量的围剿。（郑梓提供）

这场座谈会无论就其预定的内容和邀来的座谈者而言都算合宜。然而对保钓运动出身的学生而言，民族主义本就不成问题，而且也与校园民主抗争不相龃龉，何况当局才在上个学期以“小市民心声”，从民主到民族各个论题对学生反对派进行反扑。不过我们并不以为意，以为任何有意义的题目都应该拿出来讨论，而且我们也希望学生能藉此认识到“正确的”民族主义，而非党国所灌输的右翼观点的民族主义。于是同一天的《毕联会讯》也登载了“大学论坛社谈民族主义”的消息，提到“论坛社鉴于目前海内外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得失并存，为寻求出路和当前知识分子的使命，以批评的观点兼论民族主义之内涵和将来之发展，敬邀国内有见解的人士，作一广泛性之讨论”。我们当时对这座谈会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

引爆现场——失控的民族主义座谈会

12月4日这天，钱永祥不甘寂寞下了山来，与我们一起去参加第一次民族主义座谈会。吃过晚饭后，我们来到森林系馆的会场林一教室。这个议题果然吸引来很多学生，把这个大型阶梯教室坐满了。我们坐在中间靠右的位子，有点居高临下，一向关心此一议题的郭誉孚也来了，坐到另一个角落。

这天晚上共来了六位与谈人，包括代表官方的国民党海外工作会主任陈裕清、中西文化论战时站在反传统一边的韦政通、文学上的现代主义者王文兴、年轻的国民党革新派省议员许信良，以及被认为代表民族主义的哲学系年轻老师陈鼓应与王晓波，而另一位哲学系老师林正弘则未参加。这六个人中陈鼓应与王晓波有着较清楚的左翼民族主义色彩，显然是这次座谈会主办者用来树立反面教材的箭靶，期望其他人能对这两人有所批判。我们好整以暇准备聆听这些人的高论，但并不期待会有特别精彩的见解出现，只是为着民族主义这个重要议题，我们不能缺席。

首先发言的陈裕清不出所料，以官方立场将反共八股的民族主义观点陈述一番。韦政通一方面肯定抗日战争的民族主义立场，一方面又质疑党国民族主义的欺骗性：既觉得反帝民族主义有其正当性，又对中共政权抱有疑惧。王文兴则一贯强调在文艺领域里不存在民族主义。而许信良并不直接处理民族主义问题，却以其英国的留学经验，强调英国青年在面对逐渐成形的欧洲联盟的“可怕趋向”中以小搏大的精神。对于陈鼓应与王晓波，保钓运动之后他们参加的公开演讲场合大半都与校园民主问题有关，所关心的基本上都是民主自由、个人人权、社会风气与弱势者处境的问题，因此这次座谈会可说是他们第一次将民族主义的观点作公开而完整呈现的机会。陈鼓应首先界定民族主义“是对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作一认同”，从而批评台湾建立在廉价劳工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腐化”的社会现象。然后又继续批评台湾知识分子，认为我们没有根，缺乏传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精神等等。他的这些发言并没超出当时广义的民族主义的言说范围，内容未必尖锐，但姿态却是不低，所用的修辞也颇刺人，尤其在对西化知识分子的批判上面，如此侃侃而谈，超过了时间还意犹未尽。王晓波则较严肃而理直气壮地陈述了一遍他的一套孙中山的民族主义[1]。

对我们而言，陈鼓应与王晓波当场并没能在左翼民族主义上面有太大的发挥。即使以陈鼓应的口才，他的反霸权言论在学生中所能引起的效应，更像后来党外人士在政见会上批判党国腐败的快感，是那种在党国威权体制下一吐闷气的快感，与其说是宣扬左翼民族主义理念，还不如说是在挑战当局的无能、高压以及亲美的主流意识。可以说内容本身不是要点，位置与气势才重要，这一点基本上延续了一年多来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各场座谈会的精神，也是后来党外煽动家在台上演讲的主要效应所在。

由于其他四个人没能高明到具有足以压倒陈王的气势，因此台上的演讲有着太多老生常谈，显得不够对立，并不很精彩，而后师生之间的答问也难以互相呼应。但是就在台上台下七嘴八舌的情况下，犹如半年前“批判小市民心声”座谈会在活动进入尾声时所发生的反高潮情况一样，这次从听众座位中又跳出了冯沪祥，引起大家一阵骚然。

冯沪祥再一次在活动已近尾声之际出来挑战陈鼓应。这次座谈会虽然以民族主义为主题，但他却未针对这个题目发言，而是一贯针对整个校园反对派，尤其是陈鼓应的反威权体制的言论。由于陈鼓应在当时校园民主抗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冯沪祥在这一年来的几次座谈会上可谓将他紧咬不放，而这次又是以其从容不迫的语调，运用党国的反共意识形态以及“小市民”的逻辑来攻击他，不仅让在场学生气愤不平，还让陈鼓应的忍受度达于极限。

将“反共”无限上纲来压制对方的作法，是很难让人平心静气讲道理来反驳的，因为当你为了自保而承认你也是“反共”时，气势即已输掉一大半了。于是按捺不住的陈鼓应虽然企图反驳冯沪祥，却不再能与他说理了，当场指着他说“大家都知道你是职业学生……”之类的话。陈鼓应的这个严厉指控，令全场哗然，然而冯沪祥仍然面不改色，语气沉稳，继续发言，更是令人难以消受。这时会场已如鼎沸，随时都要爆开。

结果这个爆发点落在钱永祥身上，他也按捺不住，面红耳赤，失去一向的论辩才华，站起来愤怒地喊出“大家不要听职业学生的话”！我坐在旁边，本来就已如坐针毡，这时更是心跳加速，觉得整个会场轰轰然炸了开来。

但是冯沪祥面对接着而来的这个斥责，居然又是冷静异常，企图继续发言。而主持人眼见原先的盘算已告失控，则企图赶紧收场，因此冲突没有进一步发展，以致座谈会随后草草结束。座谈会其实也该结束了，这时已近晚上11点。

冯沪祥异常冷静的反应令人瞠目结舌。陈鼓应在为此事而被校方要求提出的《说明》[2]一文中提起，散会后冯还走上前来寒暄，并问陈是听谁说他是职业学生的。之后大伙一起离开会场，为着这场意外的冲突，我们不安地走在椰林大道上，冯沪祥却好像没事发生一样，跟着大家出来，甚至还走过来跟我拍肩握手，状极友善，虽然他明知我是陈鼓应的学生，也是钱永祥的死党，搞得我不知如何以对，甚至有点胆战心惊。冯沪祥或者极有修养，或者极其压抑。然而压抑的也总要爆发，而且就爆发在一年后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上。谈到修养，还有另一件事，“民族主义座谈会”两个月后警总开始抓人时，苏元良见朋友有难，想发动学生社团相救，冯居然还陪着苏元良去向校方抗议学校没能保护学生！

老钱这次兴冲冲地下山，结果又闯了祸。不仅骂了一位忠党爱国的学生，而且还是当着一位党国要员的面，于是当晚他又闷闷不乐回山去了。

来势汹汹——《大学新闻》的突袭

民族主义座谈会的失控场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以我们当时单纯的心思，原本只觉得这个时候来检讨民族主义不太对劲，但并没能察觉到主办者的深沉用心，因此对这场座谈会曾寄予期待，期待藉此将民族主义阐释得更为有力，期待它能像保钓运动时所发挥的力量，成为反对派对党国威权体制的批判武器，因此对现场的搅局与冲突自是愤恨不平。然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在民族主义这个议题上要如何走下去，并没有要为此扩大议论的计划，何况我们的心思才被中央民代增补选及学生监票员活动所牵挂，而我们的意识则还关照在“拥抱斯土斯民”的理念上。因此，我们虽然隐约感觉到对手将不只是党国人马，却对座谈会主办者正在酝酿的一波文字突袭毫无所觉，直到一个星期之后。

座谈会过后一个星期的12月11日，我们拿到当日出刊的《大学新闻》，赫然发现除了内页一篇报道座谈会的纪要外，最后一版还有三篇谈论这场座谈会的评论，几乎占满整个版面：

胡主民：《冷眼看“民族主义座谈会”：一个台大人的感想》

穆谷：《记一次热烈但不成功的座谈会》

每周短评：《谈“民族主义座谈会”》

我们首先感觉到一种暧昧而令人不安的状况，一场大学论坛社举办的座谈会居然由大学新闻社来大肆宣扬，向我们透露着这两个社团在当时的亲密关系。我们一篇接着一篇读着，心情也随着逐渐紧绷，这些评论一篇又一篇让人讶异难解，最后竟在我们胸中凝成一股难以遏抑的愤怒。

这三篇来势汹汹的文章都很清楚地点名批判陈鼓应与王晓波两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这是首先令人感到不安与不解之处。并非基于学生不应该批评师长的传统伦理，这在台大的自由学风中，在殷海光的批判精神影响下，本就不成问题。问题在于，陈王两位并不是一般师长，而是过去一年多来勇敢站出来支持学生争取民主权利最卖力的两位老师，而其中陈鼓应尤其是当局的眼中钉，在半年前才被“小市民”围剿过。

当然民族主义是个大问题，就其争议性提出与陈王二位不同的见解，不能算突兀。然而大学新闻这些文章的问题并不在就事论理方面，而在于含沙射影对陈王两位进行的人格攻击上。这几篇文章不只批评陈鼓应与王晓波是“盲目排外的、情绪的民族主义”者，还以极不友善的口吻攻击他们，例如胡主民说陈鼓应与王晓波的“口号”让他发现一股“义和团”的歪风已逐渐蔓延：

在一片反常的声浪中，以陈鼓应、王晓波二先生的口号最为响亮，态度最为悲壮，声势也最为夺人。然而王晓波先生的“不知所云”、“言之无物”听起来颇令人痛心，以时下台湾的高级知识分子，竟作如是表现的确令人愕惋，愕惋之余，不得不对台湾知识界作一通盘之检讨，检讨之下，才发现一股“义和团”的歪风已逐渐蔓延……

又说王晓波“与义和团不识时务上则同，情绪用事上亦同，盲目排外上更无何不同”。而陈鼓应的思想则“以善变见长，经常悟‘今是而昨非’”，并说：

就以笔者所学的微积分、微方、高微，不能不承认其有效性，而如果具有这类知识的人便成为众矢之的，成了陈先生口诛笔伐的买办阶级，是任何稍具知识良心的人所不能苟同的。

如此扭曲陈鼓应会无理到认为学了微积分就成了买办阶级。 [3]

穆谷除了攻击陈鼓应话讲太多、不守时、欠缺风度外，居然说：

由于老师和学生之间都欠缺风度，以致讨论变成无谓的人身攻击。…我们不希望这种没有“民主修养”的“讨论”在台大校园内再度出现！

如此将陈鼓应对冯沪祥的反弹说成是“无谓的人身攻击”、“没有民主修养”，而不去考虑到一年多来，冯沪祥在历次校园民主抗争的座谈会上对陈鼓应的挑衅。于是他竟然得出如此结论，说陈鼓应与王晓波：

这些老师除了岁岁年年、年年岁岁重谈这些陈旧的老调外还有什么新颖？……一年多来不知道他们在现实问题的剖析上有了什么长进？他们做了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他们还准备把同样的话题重复几次？一年多来，“知识分子”的良心早已路人皆知，不必要时时再多余地忏悔；这并不会显现知识分子的威重，反而让人生厌。

如此一口气说出，发泄了对陈鼓应与王晓波两人的极大怨恨。到底是什么样立场的人才会对热烈支持过学生民主抗争的这二位老师，发出这般严厉而不屑的斥责？真让人纳闷万分。这些文章虽也批评冯沪祥，却温文有礼，除了批评冯的文化沙文主义与“只提反共而情愿牺牲民主自由”外，毫无人格攻击。

此外为了营造攻击条件，胡主民还自称是“区区工学院之学生，平日所接触者无非声光化电等壮夫不为之事，忽而听到国家、民族、人生等至为崇高之主题，遂迷惘而不知所措”。然而文章清楚透露这位仁兄绝非工科学生，而是人文社会学科的。这种拟态的攻击经常以营造自己的客观公正形象先行，胡主民假称自己是工科学生，就像“孤影”将自己虚拟为“小市民”一样，要读者相信他们是站在客观立场的。这种虚拟身份、轻佻夸张、扭曲事实制造攻击条件、进行人格攻击的文风，是台湾当时相当流行的文人笔法，半年前的“小市民的心声”已经给人鲜活的印象。

民族主义座谈会之后，《大学新闻》以第四版的大半版面发起对左翼民族主义的攻击，而焦点放在参与座谈会的两位哲学系老师陈鼓应与王晓波身上，不只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还恶质地扣起红帽子。由于来自同是反对派的学生群，遂一时让人搞不清是否又要来一次“小市民的心声”。（郑梓提供）

大学新闻的这些充满台北文人浮夸虚拟笔调的攻击文章，确实让我们十分难过与不平。但是在这些批评里最恶劣也最令人愤怒的却是这些文章开始“扣红帽子”。那个年代所谓扣红帽子就是指称或影射对手是“共匪或其同路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这是很凶狠的招数。例如，胡主民说“王晓波在座谈会中只提反帝不谈反共”，穆谷则说：

如果民族主义只是为了激起悲愤的情绪，而不是作“建设性”的批评和监督政府从事地方上的兴革，那我们正是中了人家煽惑情绪的圈套！别以为打着民主自由招牌的人就不是别有用心的人！[4]

当年说人家政治上“别有用心”等于是在影射那人是“共匪或其同路人”，而陈鼓应与王晓波这一年来又正是争取校园民主的积极带头者，竟被说是“打着民主自由招牌”的人。

这期《大学新闻》除了有这些以扣红帽子手法来攻击陈鼓应与王晓波的文章外，还有一篇极为诡异的东西，第二版登了这么一篇《丘吉尔论共产主义》的小文章，要大家对共产党提高警觉。这种文章本身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文章的翻译者却是冯沪祥！更奇怪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当时并没标明翻译者，而在两期之后以一个小小的“本报启事”[5]来声明漏植。

除了以上这些文章之外，《大学新闻》又在下一期[6]刊登一篇追击文字：

逐客：《向前看》

这篇东西文如其名，认为大家应该向前看，而“不该为屈辱历史所逼迫”，“暂时遗忘是唯一选择的办法”，并暗示高唱民族主义的人是活在过去，不爱自由。上面这几篇文章就是大学论坛社与大学新闻社联合起来攻击陈鼓应、王晓波两位及其民族主义的第一波围剿。

搏命反击——左翼学生总动员

他们的恶劣攻击直接针对陈鼓应与王晓波两位老师，我们学生与陈王两位的关系虽不特别水乳交融，却是感同身受，就像半年前“小市民心声”对陈鼓应的围剿引起台大学生同仇敌忾之心一样。然而这里却有一个变相，在反击“小市民心声”的时候，我们同仇敌忾的对象是清清楚楚的党国体制，就像冯沪祥这类旗帜鲜明的忠党爱国言论，站在明处总是比较容易对付，但是这一次我们的对象却是模糊的，是属于我们一向以为同属反对派阵营里的人马。这种模糊性让人极为不安。

但是最令人胆战心惊的却是含沙射影扣红帽子的动作。这不只牵涉到做人的基本道理，在白色恐怖余威犹存的1970年代初，被扣红帽子除了会成为过街老鼠，有杀头坐牢的可能外，完全没有在论理层次为左翼思想抗辩的余地。面对这样的攻击，我们一方面涌起惊惶之情，一方面也爆发出难以压抑的义愤，因此除了“对号入座”跳起应战之外别无选择，即使这阵子我们正为“拥抱斯土斯民”的学生监票员活动忙着。于是我们在没有去找陈王两位商量的情况下，就自行动员起来，觉得这是我们学生自己可以处理的事，毋须劳驾他们。

这时除了老钱还躲在山上外，我们几乎倾巢而出，道琳、史朗、宛文与我四个人分配工作，每个人各写了一篇反击文章。史朗的一篇投稿到《大学新闻》，宛文那篇以浪漫的刘德明帮她取的武忆秋为笔名登到《台大法言》，道琳与我的则由《毕联会讯》来刊载，我因主编身份乃继续用杰为笔名。然后令人喜出望外，古道热肠的范良光以其北剑之威名，写了一篇以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立论的文章，拿到《毕联会讯》来相助。不管我们当时对所谓文化民族主义的认识与看法如何，有人拔刀相助，只要不是党国人马，都只有感激的份儿。如此拢拢总总居然凑出了五篇反击文章：

黄道琳：《冷眼再看民族主义座谈会》（《毕联会讯》，72/12/18）

谢史朗：《反对污蔑王晓波》（《大学新闻》，72/12/18）

杰：《民族主义的黄昏？》（《毕联会讯》，72/12/18）

北剑：《民族主义的根基及其他》（《毕联会讯》，72/12/18）

武忆秋：《义和团思想？一兼论贫血的台大人》（《台大法言》，72/12/25）

此外，我又节录陈映真1968年入狱前以许南村为名所写《最牢固的磐石》一文，重题为《理想主义的磐石》，以喃春之名登在毕联会讯上，还将其中一段话以黑体字印出：

因此除非有人能证明今天世界上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利用与玩弄的关系已不复存在，或认为提出及批评这种泛在罪恶已是过时的思想，那么民族主义的理想不但不曾过时得老掉大牙，而且具有无限生动的现实意义。

希望能够引为我们反击的基石。

这几篇反击文章的声势不可谓不惊人，然而在对方已经扣红帽子的情况下，我们除了搏命反击之外又能如何？浮夸的党国文风容易对付，黄道琳与谢史朗两文一一揭穿他们的这些伎俩，指出他们不就事论事的人格攻击作风，如骂陈鼓应思想善变，骂王晓波不识时务、情绪用事、盲目排外等；也指出他们曲解原意攻击对方的手法，如关于义和团的观点。

然而我们又能如何对付他们扣红帽子的手段？在这种急切的处境下，我们为了自卫基本上也只能将民族主义抓得更紧，甚至抬出三民主义来当“护身符”，就如胡主民指控王晓波那样，因为这在当时还有形式上的正当性。但是胡主民的错误在于，王晓波不论公开或私下的言论与主张，在当时确实没有超过孙中山的范围，说他拿三民主义来当护身符是不对的。而陈鼓应较为浪漫的民族主义倒是充满着自由与抗议精神，扣他红帽子更属恶劣。因此在这几篇反击文章中，除了范良光可以正大光明谈其文化民族主义的立论外，我们几乎全部退到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立场来自卫。

面对来自大学新闻的红帽子与人格攻击，虽然表面对象是陈鼓应与王晓波，我们一伙左翼学生却是感同身受，义愤填膺，遂一跃而起，进行自卫。我们振笔直书写就多篇反击文章，分登于各校园报纸，图为12月中旬《毕联会讯》刊登的部分。（郑梓提供）

1.《台大法言》也加入反击阵容。《如何看待义和团》是民族主义论战的关键问题之一，武忆秋此文尤其针对《大学新闻》将义和团污名化的作法提出严正反驳。这个关键问题当时并未有得到深入探讨的环境，如今似乎也还未有这个条件。谢史朗的一篇则直接投到《大学新闻》。（郑梓提供）

2.最牢固的磐石我节录了陈映真1968年入狱前以许南村为名所写《最牢固的磐石》一文，重题为《理想主义的磐石》，以喃春之名登在《毕联会讯》上，希望能够引为我们反击的基石。（郑梓提供）

对我们而言，受到1960年代全世界左翼思潮的冲击之后，当然自认已经超越孙中山。我们这些学生开始看到，第三世界落后与贫困的问题核心主要在于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这是颇正统的左派观点）。第三世界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只会陷入被帝国主义国家侵凌剥削以致万劫不复的境地，唯有另寻出路才能从此困境中脱出，而不论中国大陆或台湾都在这个问题意识里。然而在当时左翼思想不能明说的条件下，三民主义确实成了必要的护身符。

我们以三民主义为护身符并非表示对它抱着虚假的态度，当时我们认为就政治光谱而言孙中山的晚年思想是相当左倾的，而后来的党国背离了孙中山，只是顶着他的光环，将他摆在神龛上，所作所为却是背道而驰。就是说我们只是认为三民主义不够左，而非认为它不进步。而且面对台湾正逐步蜕变到资本主义体制，三民主义反而还有其进步意义。

于是黄道琳与谢史朗就以孙中山晚年的思想所隐含的丰富的左翼民族主义为立论基础，反击他们丢来的红帽子。例如黄道琳从大新作者举出的南越拒绝美国强加的停战安排的例子，引出“反帝国强权干涉的民族主义”，由此质疑说：

既然作者首肯了南越人民的民族主义，那么，当中国人民的领土被武力强权所侵占（钓鱼台事件），当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利被经济的强权所剥夺（飞歌事件），当中国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被文化强权所控制（思想强奸），请问中国人民怎么办？答案很简单、很沉痛：力行民族主义。[7]

总的说，我们的反击受到了当时论述环境的极大限制，一方面党国随时准备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大刑来伺候，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在亲美的国府政权的形塑下成了一个《反共社会》，左派成了过街老鼠。因此我们在理论上不能明白说出左翼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只能以孙中山为护身符；也不能明目张胆地介绍社会主义，只能诉诸素朴的社会正义，来质疑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

在这种限制下，我们搏命反击时所用的言语不免激越贫乏而充满修辞，甚至还不得不回扣对方各种帽子。而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虽然多是以民族主义为名的论争，然而台湾在1960年代的西化/传统之争后，这是进而将问题意识提升到左右之争的第一次。而且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会在此时拔刀相助，也是因为这个左翼力量里头有着反抗西方霸权的民族主义因素。

腥风血雨——第二波攻击与反击

我们在12月18日这一天的激烈反应着实让对方吃了一惊，穆谷因此又写出一篇要分两周才能登完的大文章来追杀，并且医学院的《台大医讯》也加入围剿我们，于是展开了论战的第二回合。后一周12月25日的《大学新闻》与《台大医讯》同时推出了如下追击文章：

穆谷：《戈登结上的一刀：真理的对质和争论的解消》（大学新闻）

星光：《谈自由民族主义》（大学新闻）

吹箫客：《也谈民族主义》（台大医讯）

穆谷的长文分两次在12月25日与元月一日发表，他除了更为盛气凌人卖弄文才之外，又欺着我们有难言之隐的弱点，耍弄出一套万无一失的反共逻辑来狠狠追击。而其中最恶劣的莫过于把我们这些人划成是属于一个“用心路人皆知”的“×××讯”集团：

那一次民族主义座谈会的记录与感想刊出后，收到了来自各方的反响，其中尤以“×××讯”长达三版的批评文字最为“热烈”，而余下一篇大新“读者论坛”的作者又据说也是“×××讯”的人。如此，则“×××讯”那几位朋友的用心也未免太良苦了！为了答谢他们的爱顾，为了使他们的用心“路人皆知”，我想在这里先就他们批评我们的部分提出答辩。[8]

好似在昭告天下《毕联会讯》是一个阴谋集团。

星光的文章更不加掩饰，干脆就将我们套了个“统战民族主义”的红帽子，说这种民族主义“往往渲染认同的重要性，有意避开社会制度的认同不谈，在含混其词中，企图以笼统的一体归属感，遂其鱼目混珠的目的”。最后还说“未来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才是我们全体人民应该努力以赴的目标”，一笔勾销保钓运动一年多来台大师生民主抗争的努力成果，让人搞不清楚他是反对派学生还是党国中人。

《台大医讯》的吹箫客则更是恶毒了，他如此逼问：

当中共的统战阴谋以民族主义做“羊头”，在海外卖他的“狗肉”时……，我们要问，你们如何让各位同胞相信你们所贩卖的民族主义不是统战阴谋的台湾版，不是有奶的毒娘？

这一波以穆谷为主的新的攻击有若腥风血雨，而且都是匿名，让我们读得毛骨悚然。但我们必须等到元月8日才能回应，因为原本两周出刊一次的《毕联会讯》碰上元旦而顺延一周。对方除了主将穆谷之外，显然也有不少能文打手，而我们这边只能得到北剑的义助，情况委实孤立。不像“小市民心声”所激起的几乎是全校舆论的同仇敌忾，这次我们被扣红帽子却几乎得不到任何声援。

当初我们感同身受一跃而起，完全是自告奋勇之举，并没想到要惊动陈王两位老师。座谈会后陈鼓应立即陷入校方指控他污蔑忠党爱国学生的纠缠之中，无暇他顾。只有王晓波为了摆脱对方扣他“不反共”的红帽子，不得不亲自出马，写了一篇辩驳文章投到《大学新闻》，在1973年1月1日刊出：

王晓波：《爱国才能反共》（大学新闻）

王晓波除了指出胡主民与穆谷的两篇文章“断章取义，极尽曲解及‘扣帽子’的能事”外，还是继续站稳他三民主义的立场，试图更理论性地来澄清帝国主义的性质、义和团意涵的多面性、三民主义的时代性等等，并声言“从未阅读和研究过共产主义理论的经典”，奋力抵挡对方丢来的红帽子。

《大学新闻》的编者对发表这篇文章似乎不太情愿，还在文前加了一段冗长的大字按语，声称大学新闻社的立场是“能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做毫不保留的热烈而虔诚的奉献”，或许是想弥补王晓波在他这篇文章里所指出来的，胡主民与穆谷两人乱扣帽子的作法所引起的读者对大新的不良印象。这时大学新闻社已由经济系三年级的林嘉诚接替王溢嘉担任总编辑，王则转任总主笔。

我们当然不甘示弱，在学期结束前又组织了几篇大小文章。我以《毕联会讯》主编身份写了《编者的几点声明》，抗议穆谷使用“×××讯”一词的不当；侠客北剑再度出手；在毕联会工作的阿焜则实在看不下去，写了一篇反击穆谷的文章，却又拉史朗与我，由三个毕联会干部一起挂名；史朗的社论也加入战局，而道琳的一篇则投到《大学新闻》。这些全部在1月8日刊出：

社论：《自由民主的真谛》（《毕联会讯》）

北剑：《中国的良心在哪里？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控诉》（《毕联会讯》）

黄道琳：《穆谷大刀与逻辑：民族主义的困境》（《大学新闻》）

张锦焜、郑鸿生、谢史朗：《告我的同胞穆谷》（《毕联会讯》）

为了反击对方污蔑我们不讲“自由民主”，史朗的社论试图阐述自由民主的平等基础：

自由民主的实现，就是对群体每个分子的各种社会活动，能够给予积极妥善的照顾，对每个分子所面临的困难，能够倾全体之力给予解决。

王晓波在这篇《爱国才能反共》文章里除了指出胡主民与穆谷的两篇文章断章取义及扣红帽子的能事外，试图更理论性地来澄清帝国主义的性质、义和团意涵的多面性、三民主义的时代性等等，并奋力抵挡对方丢来的红帽子。而《大学新闻》的编者对发表这篇文章似乎不太情愿，还在文前加了一段冗长的大字按语，或许是想弥补王晓波在他这篇文章里所指出来的，胡、穆两人乱扣红帽子的作法所引起的读者对大新的不良印象。

由此来反观

台湾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观，一直是狭隘的自由民主。……自认为群体中的优越分子，……他们汲汲营营所倡导的，仅仅是知识分子这一活动面的自由民主，他们一心一意所竭力争取的，只不过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权利。

因此知识分子

还有所谓肩负使命的话，……就不应该再是过往那种为自己打天下求特权的使命，而是争取群体中每一个分子所应享的自由民主；换句话说，这个使命，应该就是争取真正自由民主的实现。

史朗在妻子临盆前夕写就这篇社论，极力阐明我们当时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民主观。而他却也是我们当中最浪漫的民族主义者，很早就将儿女名字取好，生男叫汉威，生女叫唐美。于是就在论战仍炽，我们受困于围剿之火的年底，这个世上诞生了一位小唐美，带给我们一份新生的喜悦。后来史朗的确又得了一位小汉威。

北剑的文章针对星光与吹箫客两人而来，将文化民族主义更进一步地发挥。而我们其他人则只能继续与穆谷缠斗，无暇顾及其他放冷箭的。

张锦焜并不清楚我们这些人受到左派世界观的影响，纯粹是被穆谷文章的傲慢与扣帽子的手法所激怒，并无论战双方各自不可言说的包袱。因此他写来得心应手，以一个反对派学生的素朴正义感来反驳穆谷的栽赃指控。他在《告我的同胞穆谷》一文里写道：

一个身为台大名作家的你，始而参加讨论民族主义，继而扮起超然的姿态，来个什么戈登结的一刀，自比亚历山大，做出解消争论的样态，……[还]用“×××讯”来指涉我们，用“包藏祸心”等等帽子来要挟我们，来使我们的用心“路人皆知”。这不是运用职权上的方便强奸，是什么？！

当然张锦焜基本上也是个民族主义者，而当时能够让他觉得安稳的也只能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而这时我们都已知道穆谷就是主办民族主义座谈会的孙庆余了。

黄道琳的《穆谷大刀与逻辑：民族主义的困境》针对来势更凶的穆谷长文奋力应战。穆谷的反共意识形态框框，再加上对炫学的耽溺，使得他的文章漏洞百出。例如他要卖弄逻辑、却弄巧成拙说“对于这个假设句来说，如果前提不真，则结论断然为假”。对于一个假设句“若A，则B”，哲学系的穆谷居然导出“若非A，则非B”！又例如他说“民族未统一，还有什么民族主义可言”以及“勉强把‘同胞’和‘国家’分开来是没有意义的”。攻击这些弱点对道琳而言可说轻而易举，但是对穆谷一再地扣红帽子手段，却还是必须审慎对待。在这方面道琳也只能再次站稳反霸权的三民主义立场，并且也只好继续纠缠在“反共与否”的陷阱里，而不能进行深一层的论辩，从中可以看出对方以红帽子为武器的狠毒，以及当时我们这些学生的窘状。

在1月8日同一期的《大学新闻》上，编者还以学期最后一期为由，同时登了穆谷的响应文《敬答黄道琳君》以及更多的追剿文字，简直是紧追不舍：

穆谷：《敬答黄道琳君》

许怀哲：《爱国必先反共：也是一个台大人的感想》

艾斯：《空谷回音》

穆谷显然因为受到还击而恼羞成怒，这篇回应更见血腥，一开始就恐吓说：“我固然未把你们的用心说出来，但我却使某些人饱受一场虚惊，甚至恼羞成怒。……好话点到为止，黄君何不见好即收”，又说他“沉痛告白的对象”还该“包括那些假民族主义之名行‘统战’之实的海内外群丑”。除了这些恐吓外，他就只能再度炫学搬弄，并没超过他在《戈登结》长文所传递的观念与欲望。

如果每一个笔名都是不同的人，则对方人数之多真令人惊讶，我们根本无法一一对付，而且论战至此必须暂停，因为接下去就是期末考与寒假了。《大学新闻》在这学期的最后一期同时登了道琳的文章以及穆谷对他的回应，让穆谷掌握了最后的发言权。穆谷也在这篇回应的最后承认他就是筹办并主持民族主义座谈会的孙庆余，虽然对我们而言这已不是机密。

黄道琳的《穆谷大刀与逻辑：民族主义的困境》针对来势更凶的穆谷长文奋力应战。穆谷的反共意识形态框框，再加上对炫学的耽溺，使得他的文章漏洞百出，例如他要卖弄逻辑、却弄巧成拙。攻击这些弱点对道琳而言可说轻而易举，但是对穆谷一而再地扣红帽子手段，却还是必须审慎对待。在这方面道琳也只能再次站稳反霸权的三民主义立场，并且也只好继续纠缠在“反共与否”的陷阱里，而不能进行深一层的论辩，从中可以看出对方以红帽子为武器的狠毒，以及当时我们这些学生的窘状。（郑梓提供）

不知是谁笔名的许怀哲，他这篇大文章的题目《爱国必先反共》则清楚点明了关键所在，在冷战体制的敌我二分意识下，“反共”有着无上的优先位置，这个立场一站，对手只能望风披靡。而这一把反共大刀除了挥向我们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民族主义外，还将从殷海光开始、历经保钓运动到校园民主抗争的这条反对派传承给斩断了。

***

陈鼓应这时已深陷冯沪祥的纠缠之中，校方以此行文哲学系要剥夺他的导师资格，而被代系主任赵天仪拒绝，台大哲学系奋力对抗校方的无理要求[9]。然而学期尚未结束钱永祥就被校方，在没知会哲学系的情况下，迅速记了一个大过，理由是“言论荒谬，中伤同学”。陈鼓应以老师之尊指责系里的学生，不管是否骂得对，校方居然主动帮学生来处罚老师，真是难以想象的开明！而挑起民族主义论战的穆谷与胡主民两位学生，对院系里的陈鼓应与王晓波两位老师的人格进行扭曲谩骂，对他们进行政治性攻击，甚至恶劣到扣红帽子，但两位老师除了做口头与文字答辩外，不曾凭借学校之力以“污蔑师道”的罪名来加以处分。这两位年轻老师都是台大尤其是哲学系殷海光自由精神的传人，自是不会干这种事的。而校方的视若无睹却十足反映出，当局一再宣扬的尊师重道传统伦理在威权体制下只不过是些空话。

当然这时我们已是腹背受敌，被逼到墙角，除了深感对方龌龊之外，并未警觉到事态严重，还以为过完寒假后可以再来一番论辩，万没料到论战就此真的结束，万没料到那些围剿我们的文字可是真的血滴子。

Help！… I need somebody

Help！…not just anybody

Help！…You know need someone…Help！…

……

When I was younger so m uch younger than today

I never needed anybody's help in any way

But now these days are gone and I'm not so self assured

Now I find I changed my mind

I've opened up the doors

……

And now mylife has changed in oh so many ways

My independence seems to vanish inthe haze

But every now and then I feel so insecure

I know that I just need you like

I've never done before

Help！—Beatles

【注释】

[1]座谈内容整理自北剑《第一次民族主义座谈会纪要》，《大学新闻》第383期（1972年12月11日）。

[2]陈鼓应，《说明》，转载于赵天仪编著，《台大哲学系事件真相》，（花孩儿出版，1979年）18页。

[3]以上引文皆来自胡主民《冷眼看民族主义座谈会》，《大学新闻》，1972年12月11日第四版。

[4]以上穆谷引文皆来自《记一次热烈但不成功的座谈会》，《大学新闻》，1972年12月11日第四版。

[5]《大学新闻》第385期（1972年12月25日）。

[6]《大学新闻》第384期（1972年12月18日）。

[7]黄道琳，《冷眼再看民族主义座谈会》，《毕联会讯》第3期（1972年12月18日）。

[8]穆谷，《戈登结上的一刀》，《大学新闻》第385期，1972年12月25日。

[9]参见赵天仪编著，《台大哲学系事件真相》（花孩儿出版社，1979年），第一部分之二。

第9章　暗潮汹涌　历史伏线及其吊诡

I'd rather be a sparrow than a snail

Yes I would，if I could，I surely would

I'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a nail

Yes I would，if I only could，I surely would…

Away，I'd rather sail away

Like a swan that's here and gone

A man gets tied up to the ground

He gives the world its saddest sound，

jts saddest sound…

El Condor Pasa （If I Could）—Simon ＆ Garfunkel

这场“民族主义论战”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挑起，至今仍充满谜团，因为这课题就当时校园的民主抗争而言是极为离题的。一年多来台大校园的民主抗争才刚起步，而在当局抛出《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来攻击争取校园民主的师生才没多久而仍余波荡漾之际，孙庆余的大学论坛社和杨庸一的大学新闻社这两批人马却在这时转移议题来围剿民族主义，而前后两次围剿的首要对象又都是陈鼓应。

第一次全国总动员式的大规模围剿在台大校园彻底失败，于是第二次对陈鼓应及其所代表的抗议理念的围剿就采取缩小打击圈的策略，只针对其中的“左翼民族主义”部分，全面避开校园民主抗争的问题，而且打手不假外人，直接由校内学生担任。如果真是如此，这个策略果然奏效，就只有我们这些左翼学生以及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跳出来反抗，不像“小市民心声”那样引发了几乎是全校师生的反弹。

我们当时纯粹是因为被原以为是同盟者的那些人扣了红帽子，才愤然跃起的，并没能警觉到这样的攻击基本上是“小市民心声”的延续，是对陈鼓应所代表的校园民主抗争的第二波围剿。事情就在如此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发生了，而其内在的激情、阴谋与吊诡至今仍纠缠难解，需要我们来进行一番深层解读。

分歧伏线——不同的世界观

这个看似突兀的事件，若将当时台大校园的各种思潮与势力的源流作一回溯，或可找出一些人事上的线索。保钓运动之后，《台大青年》社的余任仰曾数天下风流人物般把当时的活跃学生划分为三大势力：洪三雄的法代会系统是一派，江炯聪的慈幼会系统是一派，而钱永祥的我们这些原大学论坛社人马又是一派。这样的划分当然过于粗糙，但洪三雄从钓运开始的学生领袖地位无可置疑，当时是他带着大家冲锋陷阵的。江炯聪的慈幼会则是一群重视社群工作的人，企图心既深且远。而钱永祥这边就是我们这几个基本上是称兄道弟的一伙人，而不是一个行动团体。我们对主流价值有着较为叛逆的共同观点，因而互相之间有着颇为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性曾让不少人羡慕，也让另一些人侧目。我们由于在思想与生活上的反主流，而经常陷入行动的困境，甚至连论坛社也办不下去，而且极其讽刺地拱手让给了倒过来反咬一口的一些人。我们曾经一整年没有掌握任何社团，可谓手无寸铁，被说成一派确是夸张。

然而钱永祥有其个人魅力，即使没什么兵卒可用也足以称尊。同时我们这些人是当时台大学生中唯一露出锋芒的左翼，虽然在民族主义论战之前从未大张旗鼓宣示过左派理念，但显然这种左翼气质在学生活动分子中相当凸显，我们又是那么缺乏警觉性，引人侧目。何况保钓时我们的大学论坛社就曾撑起过一面旗帜鲜明的民族主义反帝大纛，本就树大招风。因此我们这个小山头的声势其实与实力无关，而在于别人用什么眼光来看待。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左派理念虽然还在肚子里消化，而无太多外显行动，然而稍微泄露出来的锋芒却足以令一些人侧目了。我们学生的锋芒可能只会令人侧目，但两位哲学系的年轻老师陈鼓应与王晓波，他们较为鲜明的左翼民族主义锋芒则显然引发了对方极大的疑惧不安与危机感。民族主义座谈会本来就是冲着他们而来。

1972年台大学生保钓/民主学运期间，被归为钱永祥这一派的原大学论坛社钱永祥（前右）、卢正邦（前左）、黄道琳（后左）与作者（后右）四个人，有一天心血来潮去台大附近的老二照相馆拍了这张合照，还戏称“四大寇”。

在保钓运动引发的台大学生民主抗争的这一整年，陈鼓应与王晓波这两位重量级人物，是当时在台大公开露面加入学生争取校园民主的老师中，出力最多、旗帜最鲜明的两位。杨国枢、王文兴与黄默虽也经常上台助阵，但火力温和许多。他们发挥的力量的确很大，而也唯有他们的敢于挺身而出，才能有效遏止忠党爱国学生所起的反作用。从这个面向来看，所有积极参与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师生，在作为当局的反对派立场上是一致的。

但是若将视野拉大，我们便可看到其内部确实有个如今看来相当重大的历史性分歧。这个分歧至今仍是主导台湾政治的最大心理机制，就是在于如何看待美国政府的世界霸权角色。受到民权运动、反越战以及六八学潮影响的我们这些人，代表的是左翼反帝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台大学生中的再次萌芽，自然会认定美国政府代表的是帝国主义世界霸权的角色。而在台大民主抗争上出力甚多的陈鼓应与王晓波也都是左翼民族主义者，在大力争取学生的民主权利之余，不忘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霸权性质。

但是大学新闻社的一批人显然并未受到1960年代全世界抗议潮流的影响，似乎颇为安于党国的反共宣传，而且在台大学生的保钓运动上也非积极参与者，《大学新闻》在1971年4月台大爆发保钓运动之后的第一篇社论，曾颇为保守地呼吁学生要“冷静地思考，理智地行动”[1]。虽然后来也支持洪三雄的校园民主抗争，但基本上可说是亲美反中的右倾台独势力在台大校园的初次成形。“反中”的“中国”在这里是最广泛的定义，他们或许应该说是“脱中”，代表着脱离中国历史的倾向。洪三雄在《烽火杜鹃城》一书中则称他们是中间偏右。这个成型的动力显然也来自当时国际局势的巨变，如尼克松访问北京与“国府”退出联合国等事件所引发的危机感。

新大学论坛社的孙庆余与杜念中的背景远为复杂，他们都不是台大保钓运动的参与者，也未积极介入校园民主抗争。但孙庆余同时又是大新主笔，在亲美的世界观上与大新成员十分接近。此外，后来加入论战的医学院学生刊物《台大医讯》也是与大学新闻社的医科学生有着相同的背景与理念。台大医学院的学生从日据时期创校开始就是引领台湾进步运动的先锋，但在1950年代初郭琇琮与许强被党国扑杀之后遂蜕变成保守的大本营。

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民族主义座谈会与论战会由新的大学论坛社来发动，大学新闻社来配合，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也很自然地会在事后认为，民族主义座谈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引蛇出洞，让我们傻乎乎地从洞里爬了出来步入陷阱。真是一场充满荒谬与吊诡的混战。

而殷海光的哲学系，台大自由与批判精神的最后堡垒，也从其内部开始败坏，而后一发不可收拾，在一年后的台大哲学系整肃事件中黯然倾圮。

投石问路——从一篇暧昧的文章谈起

在民族主义座谈会一个星期前的1972年11月27日，《大学新闻》就先抛出一篇暖昧的文章：

尧旋：《我看民族主义——从一封远方的来信说起》

这篇文章如此起头：

自从尼克松与田中角荣分别访问中国大陆，相继发表“尼周公报”与“联合声明”之后，造成我国几乎承担不起的“震荡”以来，突然之间，“民族主义”的呼声像是决堤的洪水顿时澎湃汹涌起来……。

在这之前的9月29日，日本继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之后与台湾断交，再一次造成台湾社会的震荡。学生为此曾配合当局表面上一贯的反日宣传，有气无力地闹了一阵反日活动，如拒买日货与到日本大使馆示威游行之类。

这些反日活动带着党国民族主义的特征，当局其实并不真想反对日本这个一向的反共同盟，这种党国式动员只是用来强化受迫害的悲情意识（受到对中共妥协的“国际鸽派分子”的迫害），用以弥补人民对当局渐失的向心力。这种保守意识的动员在1970年代的台湾其实已渐趋式微，除了加强忠党爱国学生的悲情意识外，对一般学生并无太大作用。从台大的校园气氛来看，保钓运动之后校园中的党国势力大举衰退（此后也未再恢复），赵少康毕业后几乎只剩冯沪祥独撑大局，所能表现出来的党国式民族感情其实相当不振。

当时台大学生的抗议游行由代联会发动，虽有不少社团参与，也不免带着党国风格的爱国气氛，但学生最大的动机还是来自想走上街头的心理，以延续保钓运动以后抓住任何机会走出校园参与政治的路线。然而所能动员起来的气势与规模已经大不如一年多前的保钓运动。

不只是经过保钓与民主抗争洗礼后的台大学生已对这类动员抱着犬儒态度，整个社会的反应更是冷淡。台湾依赖美国与日本来发展经济，这时已经水到渠成，要人民在经济上一方面依赖美日，一方面反美反日，确实相当困难。我们的抗议队伍行经台北闹区，而街上的店面却摆满了台湾制造的日本品牌商品。我们学生拿着传单向店家宣传抵制日货，他们却多半抱着礼貌性的旁观态度，甚至不乏发出冷嘲热讽的。大半的台北市民除了惶恐之外，也多心里有数，知觉到这只是巨变的一部分。

尧旋的这篇文章正是从这些有气无力的反日示威谈起的，他认为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像是决堤的洪水顿时澎湃汹涌起来”，并接着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如果单单只是一种民族感情的发泄，那是极端没有价值的。因为民族主义不只是‘爱国’，民族主义是要‘救国’”。接下去整篇文章基本上就在指出这种民族主义的危险性甚至会危害到“民族生存”，他说“我们断不容让带有曲解性的国家民族主义来建构自己的思维架构”、“要紧的是不能关闭了胸襟，而让狭隘的情绪主宰了我们情感与理智”等等。

1972年9月17日，台大学生为抗议日本与台湾断交，在日本特使椎名抵松山机场时，前往示威，朔风野大，气氛苍茫。这些充满党国悲情意识的爱国动员，在台大学生中其实已是强弩之末，却被《大学新闻》的一位作者当成洪水猛兽，用来作为攻击民族主义的先声。（郑梓提供）

如果说党国式民族主义在学生中的影响已经一蹶不振，那尧旋又为何会如此恐慌？他在以理智与生存为由来反对民族情绪的同时也露出一条重要线索，文章话锋一转说：

生存的问题才是我们切身的要务，因此，在面对风云变幻无常的世局之际，我们所要深自思考的是，究竟什么样的行为对于我们才算构成压迫？究竟外国人压迫我们厉害？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压迫自己厉害？

原来这些问题才是作者最大的不安所在。

尧旋真正不安的是起于学生自发的民族情怀、真正澎湃汹涌的保钓运动，及其所引发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左翼民族主义。虽然这种新的倾向在当时的台湾还只在萌芽阶段，但就其发展的潜力而言，显然极为惊动了作者，以及大学新闻社与大学论坛社的一些人。这种左翼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台湾，除了陈鼓应王晓波在演讲时偶尔会露点锋芒外，是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写在纸上的。而且在与日本断交这件事上，左翼民族主义者更是不会有特别的反日情绪。

如果这篇文章发表在台大保钓运动期间，可就是一篇呼吁学生不要冲动的忠党爱国文章。虽然党国一向会以民族情感与受迫害情结来强化追随者的向心力，但其实是更担心民族情感的骚动，因此会用理智与生存的说法来降低民族情感的过度发作。这篇文章就形式而言符合了党国处理民族情感的一贯逻辑。只是如今时移境转，这篇文章竟然借着抗议日本断交的时机，披着党国对待民族情感的形式，来反对保钓运动所激起的民族主义。

这是一篇为即将举行的民族主义座谈会投石问路的文章，出现在座谈会一个星期之前的《大学新闻》上，相当呈现了论战时大学新闻社与大学论坛社的立场。其实在保钓运动之后民主抗争的这一年多来，台大的刊物就曾出现对民族主义的疑惧之声，例如文学院报纸《文讯》第2期（1972年3月6日）上面的孙庆余的《知识分子的十字架》与杜念中的《从自觉谈起》两篇文章都谈及并质疑民族主义，可说其来有自。

泄露的底线

民族主义座谈会在主办者的这种不安心态下举办。接下的两个星期，《大学新闻》发表了批判民族主义及攻击陈鼓应与王晓波两人的几篇文章，就更清楚说出他们对民族主义不安的原因了。

其中“每周短评”《谈“民族主义座谈会”》一文劈头就说：“当国外的留学生正在受所谓‘统一运动’和‘独立运动’等分解思想[原文如此]的干扰和宣传时，……”在这时谈民族主义当然是针对“统运”而发，因为这时台湾尚未有“台湾民族主义”的影子。在这里也一并提出“独立运动”，显然只是防卫性的自我表态，表示把统运与台独都一并批评，各打了五十大板。

虽然有此表态，批评的对象却主要是中国民族主义。作者攻击陈鼓应与王晓波两人“把讨论集中在对美、日的攻击，而竟忘记了现在究竟是：毛共压迫我们厉害？还是美、日压迫我们厉害？”这是与尧旋的问题“究竟外国人压迫我们厉害？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压迫自己厉害？”一样的“二分对立逻辑”，却更清楚地揭示出亲美反共立场，而且开始影射陈鼓应与王晓波二位“不反共”。这位大新主笔不仅不以论理的方式来批评民族主义，还企图扣陈鼓应与王晓波两位红帽子，开启了他们运用党国文人的伎俩来打击对手的作法。

在一年半来的台大学生自发的民主抗争中，陈鼓应王晓波所起的助力在台大老师中无人能出其右。而陈鼓应批评“崇洋媚外”与王晓波关怀“社会弱势”的发言，基本上都还在民主抗争的层次，并没有真正触及社会经济体制的问题，那时的环境与条件也没成熟到可以讨论基本的社会经济体制。王晓波的关怀弱势与反帝论述绝对不脱三民主义的范围，而陈鼓应对崇洋媚外与文化买办的批判也主要是针对党国体制的贪污腐化，以及来自他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立场（他的哲学专业是老庄哲学）。他们这样的言论有两个基本重点，一是反对美国的国际霸权，包括文化上的，一是对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质疑。这两个立场虽然在今天都还可以划归在广义的左派一边，却绝对到不了党国式“反共与否”的汉贼不两立层次，但是《大学新闻》这篇评论却将民族主义的问题推向了这个层次。向来是党国当局在“反共与否”的问题上逼人表态的，如今这批亲美派学生也有样学样，轻率地拿来指向两位反对派老师。

保钓运动以来台大校园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标，把所有的反对派团结在一起，以对抗共同的压迫者党国威权体制。如今其中却有一些人不加反省地采用党国的二分对立手法来打击同盟者，而这些滥用手段的都还是在校学生，也是令人纳闷的事！或许是有党国背景的学生背后鼓动，但事情并非如此单纯，这种手段的运用代表着学生中的一个重大分歧，牵涉到这些人的世界观与基本立场。

《大学新闻》这篇评论的一段话可以用来揭示这个基本立场：“南越在美国安排的和谈中悍然拒绝一面倒的政策，而坚强地要求尊重南越人民的生存权利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言下之意是当时有那么一个站在人民一边的坚强的南越政府，但是实情却完全不是这样。当时的南越政府是美国主导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较有自主意识的吴廷琰政府后，扶植起来的一连串军人傀儡政权，这批军人政客在1975年兵败如山倒之时还带着黄金逃之天夭。大新的主笔会如此观看越南战争，正显示着他并没受到1960年代“反越战”的影响，而基本接受了美国政府与“国府”对越战的观点，一个台湾社会的主流观点。

总的说，《大学新闻》这篇短短的评论揭露出两个重要面相。首先是他们会那么容易地使用党国手段来攻击对手，在基本心态上或许与党国人马有共通之处。再则，他们没有受到1960年代国际反越战、法国学生运动以及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不是六十年代的叛逆之子。事实上在一年多来的台大校园民主抗争上，他们也不曾是积极的带头者，而他们这次论战的其他文章的立场，基本上不超出这篇社论所泄露出的这两个面相。

如何看待义和团——如得其情，哀矜勿喜

更具攻击性的胡主民的《冷眼看民族主义座谈会：一个台大人的感想》一文，除了展现党国文人之笔外，虽然在立场上不超出那篇短评，却有多项深意，包括挑起了如何看待义和团的问题。

他将王晓波等同于在台湾教科书上一直恶名昭彰的义和团，认为“一股义和团的歪风已逐渐蔓延”。将反霸权的民族主义冠以义和团之名来打击，在当时甚至今天都依然十分有效，因为在台湾的教育下义和团只能代表愚昧无知与盲目排外，被扣上义和团帽子如王晓波者，就背上了非理性与反现代的罪名。

但是义和团是充满着吊诡的东西，在1970年代初对我们而言确实有着另外一种启示。王晓波不仅向来反对只将义和团看做是愚昧无知与盲目排外的一般看法，反而在整个事件中看到了反压迫的庶民抵抗精神。他还曾找出孙中山为义和团辩护的言论来，兴奋地拿给我们看，以证明三民主义的信徒是不会随便参与污蔑义和团的行列的。孙中山曾于1924年9月7日的《辛丑条约》签约纪念日，在他发表的《九七国耻纪念宣言》上如此说：“……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如何看待义和团？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还可能是个世界观上的重大分歧。对生活在台湾的党国教育下，又历经文星时代全盘西化派的洗礼，以及现代主义之熏陶的我们这整个世代而言，义和团很自然地只能是蒙昧落后令人羞愧的代表。对于追求现代化的国人而言，义和团的行径只能当成是愚民的暴行，其精神也只能等同于阿Q式的盲目排外；胡主民的观念正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台湾主流所代表的眼界与心胸。对后来的台湾意识论者而言，义和团就更进一步是愚昧落后的“中国人”的代表了，既无反帝民族主义的问题意识，更无同为第三世界的同情/同理心了。

当时对我们而言，义和团却是应该被同情地加以理解的，不仅中国的落后，所有第三世界的落后都应该被同情地理解。年轻的我们所抱持的理念是，落后与弱小不应成为可以凌辱践踏的理由，我们更不应该以列强的胜利者姿态，在精神上进一步凌辱践踏落后弱势的祖先，这是我们当时很素朴的正义观念。当然在我们接受左派思想的影响后，这个素朴的正义观就有了更深广的理论基础，义和团不只该被同情地理解，他们还是第三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义举，即使他们因认识不足“愚昧无知”兼手段失当“盲目排外”，以致惨败。

这样的观点其实并未超越孙中山，而孙中山基本上也是广义的左派，因而会在生命中最后几年采取了联俄容共的策略。我们历经1960年代台湾的自由派、西化派、现代派的影响之后，原本对被供在党国意识形态神龛里的孙中山思想采取着轻视的态度，如今我们却对不同于党国所灌输之版本的孙中山原貌，有了重新认识的必要，也对义和团有了新的看法。

穆谷的《记一次热烈但不成功的座谈会》这篇文章并没超出胡主民关于义和团的言说范围，他只能讥笑王晓波是阿Q，认为“这种无知仇外的愚行”只是“为了满足‘民族自尊’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对义和团的贬斥与胡主民一样，不能了解到我们对义和团的另类观点并非只是为了“民族自尊”。

面对他们对义和团的践踏，杰的《民族主义的黄昏？》与武忆秋的《义和团思想？—兼论贫血的台大人》两篇文章以比较感性的散文笔法来反击，重点在于对义和团与受侵凌的中国的态度上，以及“理性”的知识分子与“情绪”的弱势人民的对立上。

杰文首先点出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居然是经过“民主”的英国国会通过的，以此来呈现资本主义式民主所内涵的帝国主义性质，以及“民主进步的西方”压迫“封建落后的中国”所透露的矛盾与荒谬。杰以“上帝”代表西方帝国主义的霸权、“福音”代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铺陈中国受到侵凌摧残后的反应，包括西化之后对祖先与传承的自我否定，以及面对西方时的羞耻心与自卑感等情结，因此接受了“上帝福音”的东方知识分子就有了对义和团“愚昧无知、情绪用事、盲目排外”的鄙视态度。

杰文还进一步指出，这些人否定帝国主义的存在以及民族主义的意义乃是因为他们与现实隔绝，活在“理性、民主、自由”的观念中。作者试图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去触及义和团的多面意涵，指出问题不只存在于民族压迫，还有阶级压迫的一面：

所谓“民族自尊”只是知识分子的空泛情绪，而对于那些由愚昧无知的农民所组成的义和团，民族自尊这情感则太过神圣而高不可攀了。他们不是为了民族自尊这空泛情绪，而是为了切身的，不论肉体或心理的现实上的压迫。只有这种具体的、现实的压迫才会逼使那些“愚昧无知”的农民们走向悲剧，而这个过程不是那些养尊处优、言必尧舜的知识阶层所能体验的。……[因此]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面对义和团悲剧，如果不去细察它的历史背景，一味讥讽其为阿Q、盲目、歪风，此种心理何异于晋惠帝“何不食肉糜”之昏庸，与知识分子之狂傲、堕落。

这个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阶级来反省的观点，呼应着陈鼓应“买办阶级”的用词，年轻时代的我们虽不能免于言语上的粗率，但至少试图去抓住超越民族感情的一点现实的、底层的真相。

而这个现实的阶级观点不只来自左派世界观，也延续着台大学生两年来企图走出知识分子象牙塔、关怀社会、“拥抱斯土斯民”的趋势。当时不管是慈幼会的活动、代联会的社会服务团，还是毕联会的参与选举，都是超越知识分子论学说理的局限去关心社会底层的企图。因此在这里，对义和团的另类观点就不只基于民族感情，更是一个“到民间去”的社会关怀取向了。

由同样的理念引发出对台大学生的反省是武忆秋文章的重点。武忆秋指出大新的作者披着理性的外衣，

对于群众的愚昧与罪恶，不知从其环境和发生上去理解，却“超然地”口出辱骂之言……，难道他们根本没有与中国人民认同？他们只是认同于拥有“知识”与“理性”的“学术”尊严？

这里的“中国人民”当然不只是一种民族立场，这个概念所指涉的更是受帝国主义压迫侵凌的第三世界的基层人民。

武忆秋认为台大人追求知识“是为了使自己头戴光圈、鹤立鸡群。……他们没有认清学术是为了要服务社会大众的……”继而指出这是台大人的贫血现象，

到处都是附庸风雅之徒，躲在象牙塔中……，他们总是一本正经、貌乎神圣的讨论着一些自己一知半解的观念及思想。……说穿了，可怜的他们，除了拥有一些可供在嘴唇边玩弄的名词外，还有些什么？

这些确实已是超越民族立场而对作为知识分子的台大人的严厉批判了。当时这样的自我批判确实严厉，然而年轻的我们真是那么急切地想指出，学生如何被党国的教育灌输了错误观念，以至于会对义和团抱着如此负面的态度。

我们这两篇文章写得感性十足，但在感性之余也试图将争论推进一层，试图超越民族主义的局限，去挑战台湾所一向接受的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因此杰的文章如此结论：

民族主义是有其现实之根的，没有资本主义的扩张，没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就没有民族主义可言。它的涌现有其客观环境的需求，不是如“民主”、“自由”者只不过是此地的知识分子放在嘴唇边玩弄着的语汇罢了。

最后一句话虽然说得轻率，但以穆谷与胡主民等人会在客观上与党国体制形成同盟，来镇压刚萌芽的校园左翼力量的事实来说，他们难道不是只将民主自由挂在嘴上而已？

作为对方围剿首要目标之一的王晓波，在他亲自披挂上阵所写的《爱国才能反共》一文里，不只站稳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立场，奋力抵抗迎面而来的红帽子，也再一次为义和团问题提出了反霸权的另类历史观：“历史学家都是站在士大夫和白人价值中心的立场来写这段历史，来丑化义和团。”清楚点明怎么看待义和团不只是民族问题，也是阶级问题，是统治精英的历史观在丑化义和团。而关心阶级问题也是王晓波的本色，几年来他对“黑手”劳动者的关心并不亚于对民族问题的关心。这可是台湾左派在1950年代被肃清之后，台湾知识分子关心劳动者的滥觞。

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如同对越战的观点，显示了双方的重大分歧。本来在1972年的台湾，讨论民族主义是无须扯到这些的，然而《大学新闻》的作者或许以为可以用义和团的污名，来达到污蔑民族主义的效果，于是挑起了这个饶富深意的议题，可惜的是这议题在当时并没能有深入探讨的机会与环境。

如何割断历史脐带——二分对立的冷战观点

我们的论战对手都十分善用观念上“二分对立”手法。例如尧旋问道：“究竟外国人压迫我们厉害？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压迫自己厉害？”而每周短评则问道：“毛共压迫我们厉害？还是美、日压迫我们厉害？”以“外国人vs.中国人”或“美日Vs.毛共”的对立要读者二选一。一般人在长期反共教育的灌输下，当然会选择“中国人的毛共”压迫我们厉害，何况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我们也不能从另类观点去分析其历史情境。这是他们在整个论战过程中一再玩弄的伎俩，其他还有“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的对立、“义和团情绪”与“现代化理性”的对立。只要你主张反帝的民族主义，就表示你反对自由民主；只要你同情义和团，就表示你缺乏理性。

胡主民的文章不只以此二分对立逻辑为基础，还进一步将“中国人”而非中共政权当成我们的对立面，他说，“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黄发碧眼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是与我们同文同种在共产独裁政治统治下的‘中国人’”。又说两岸之间是“处于生活方式相对垒，思想形态相抗衡的两个世界中，笔者深深怀疑到单纯的民族主义是否已陷入了一种窘境”。胡主民不仅将原来党国的传统口号“反攻大陆，解救同胞”中抽象的“大陆同胞”（我们原来的解救对象），变成与我们有着不同生活方式与思想形态的中共政权的参与者与共谋者，也将这样的中国人当成台湾人的对立面来陈述，中国人成了在“生活方式相对垒，思想形态相抗衡的两个世界中”，与我们对立的另一个世界的抽象“他者”了。

以此延伸出来的二分逻辑是，只要你接受“中国”，就表示你不爱“台湾”。在“台湾意识”成为主流的今天，这样的论述俯拾皆是，但在党国意识形态笼罩的当时，却有着复杂而奇妙的意涵。这种将“中国人”与“台湾人”二分对立的公开提法或许是台湾内部的第一次，其实原来党国的“中国人”概念就已隐含这个因子了。党国原来的中国人概念是不包含“身陷匪区”的人的，大陆同胞只是个抽象名词，因此后来当具体的、活生生的“大陆同胞”如王朝天、凌耿等红卫兵来到台湾后，党国必须想方设法隔绝台湾社会与他们的接触。如今胡主民却是把这个二分对立的身份颠倒过来，将党国式的“中国人”身份奉送给抽象的“大陆同胞”。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何会那么凶狠地攻击王晓波的民族主义了。

这一篇顶着民主与理性光环却又十分党国笔法的文章，当然让我们愤恨不已。这个在今天已经成为政治主流的“中国/台湾”二分对立操作符码，在当时却是初次出现，也就成了批判的把柄。黄道琳与谢史朗二文于是在反击对方的扣红帽子之余，进一步批判他们将对岸中国人当成台湾人对立面的观念。道琳开门见山直扑这点：

胡文的民族主义把台湾跟大陆的同胞分成两个对立的“民族”，……这是什么荒谬思想，这是什么恶毒言论！照他说来，我们今天要把过去反抗帝国侵略的武器转而“面对”在共产统治下的中国人！……这不仅比“台独”分离思想更恶毒，简直是要我们与在共产统治下的七亿苦难同胞为敌了！

史朗则质问胡主民“与大陆七亿同胞面对才是识时务吗”？

就亲美反共的立场而言，将海峡两岸的人民对立起来看待其实是很现实的态度。我们以左翼民族主义的立场揭示了他们的这个观点，当然以为抓到了把柄，而以“台独”的帽子反扣回去，然而这却是在对方扣红帽子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的无奈手段，却也见到当年大家同样受到党国文风的恶劣影响。

我们这批受到反越战、六八学运、“文革”与保钓影响的学生，既不再盲目反中国，也不认为独立是条出路。然而我们这批学生之所以会在这个节点上拥护民族主义，并非为了反台独，而是要反对身兼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龙头的美国霸权。我们当时认为台湾最大的问题在于亲美的党国威权体制，“统独问题”并不存在，我们向来也没有本质论地去否定台独，还曾兴致勃勃传阅过左雄与史明关于台湾民主或民族革命的辩论文章，因此不仅没有对立的心理，反而抱着同情与敬意，认为是向党国威权体制抗争的盟友，遑论当成敌人了。但是我们的论战对手显然十分敏感于海外民族主义的反帝风潮，虽然这个风潮在台大其实只在一小群师生之间起作用。这本是党国密切在注意、随时会动手镇压之事，而我们的对手却为何如此过敏，如临大敌，以致要主动出手帮助擒杀？

逐客所写的《“向前看”》一文虽然不做人格攻击也较无党国文风，但也一样呼应两岸二分对立的观点，并对中国的历史意识提出了较有深度的挑战。他并不加入对传统中国的鄙视行列，不责怪义和团愚昧无知，也不正面否定民族主义的正当性，然而却提出了对历史意义的质疑。

逐客要我们抛弃中国的历史包袱向前看，文章开始就问：

是否年轻一代必须依赖一些历史事件（或更真确地说：历史神话）才足以成长自己的灵魂。没有北京大学、新青年、“五四运动”，就没有这一代的灵魂吗？难道我们已丧失了自我启发、自我丰富的能力，而要通过一些历史的传说来发现自己。

又说“当有历史困难、是非难分时，暂时遗忘是唯一选择的办法。‘向前看’是解决过去灾祸疑难的最佳办法”。为了挑战近代中国历史事件的意义，逐客甚至进一步去挑战历史一般的意义：“历史是历史，历史不是无上的道德真理，不是唯有通过它，才能发现意义”。

逐客虽对历史一般的意义也提出挑战，但是对中国历史却更显得不安：

我们不再能自由地问好的中国人、理想的中国该是什么？而只能问谁最能继承鸦片战争义和团的反帝精神？谁代表“五四”精神？因而我就属于谁？……我们不该为屈辱历史所逼迫，而交出自己良心的自由和所深信的价值。

显然他感觉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力量太大了，而这个力量所推动的方向却又不符合他所深信的价值观，例如说这个力量会导致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因此他只能提出用遗忘与向前看的方法来对抗。

然而不顾历史情境，不管是哪一类情境，而只依循“个人良心的自由”生活，在当时的台湾，甚至今天整个世界，都可能只是乌托邦的主张。这一点逐客并非毫无所觉，于是他又说：“很可了解的：追求成功，以抹拭掉不愉快的回忆是受屈辱民族感情上所难避免的。”显然逐客的困境并非在于历史一般本身，而在于中国近代史，在于惊觉到那个历史力量正推动着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然性”，因此必须割断中国近代史。为了割舍中国历史，逐客甚至提说那些事件是“历史神话”与“历史传说”。

逐客在呼吁割断历史意识之后，谈到民族主义。他说：

真正的民族主义分子不是只会吸收鸦片战争——天津教案——义和团——“五四运动”等历史营养的人。能提供中国新精神、新文明使中国富强康乐的人，不论他的工具是外来的或本土的，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这是一个吊诡的说法，当时海外不少留学生就是因为认定社会主义中国确实提供了新精神、新文明，并走向富强康乐的道路，才成为“统运”分子的，显然在这里作者又一次自陷困境了。

不管逐客如何努力要抛开“历史”与“民族主义”的困境而未能成功，他却清楚地提出了要对中国历史做一割舍的主张。这也是一个重要宣示，与胡主民将两岸人民对立起来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预示着脱离“中国”的走向。作者以“逐客”为笔名，就不知是“自我放逐之客”，还是“驱逐来客”之意了。

台湾意识论述的浮现

穆谷在他的第一篇攻击文字遭到驳斥之后，写了一篇万字长文《戈登结上的一刀——真理的对质和争论的解消》。文章一开始就含沙射影地说这篇答辩是为了使我们的用心“路人皆知”，然后在轻易封杀对手后，还是回到了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来。他的文章大半就缠绕在这个议题上，显然这才是最令他寝食难安的“盲目情绪”，扣红帽子只是个手段。

在质疑民族主义的当代意义时，穆谷继续发挥胡主民将对岸中国人当成台湾人的对立物来看待的二分对立观点，他说：

或许有人会再说谈论民族主义只是在民族同胞间造成情感交流，与政府无关，那么我必须再告诉你，那些你想造成情感交流的“同胞”正随时可能在共匪一声号令下血洗台湾；同时在世界各处默默进行孤立我们打击我们的也正是这些“苦难同胞”。对于敌对双方，勉强把“同胞”和“国家”分开是没有意义的……

这里更清楚呈现出“两个国家、两种人民”的二分对立论述。

在这种对立论述的前提下，穆谷接着营造初步的“台湾意识”，他指控与他有着“态度分歧、意识形态上根本差异”的我们只能“抽象思考”：

从一个观念过渡到另一个观念，……无视于一个抽象推理所能“牺牲”的实质条件；这个条件便是衣食他、温暖他、在绝望无依时给他安慰的母社会……他们口口声声“人民”、“社会良心”，然而，如果他们真正关心“人民”，真正存念“社会良心”，他们便该有“本末轻重”之分，不该……使被遗弃的孤雏含愤莫瞑……

穆谷在这里所说的“衣食他、温暖他、在绝望无依时给他安慰的母社会”就是他所想象的“台湾社会共同体”。在这里他用了很多二分对立的诡计来攻击我们，首先他将与他有着“态度分歧、意识形态上根本差异”的左派，与具体关怀的能力对立起来，对他而言左派只能做抽象思考，没有关怀具体事物的能力，因此左派也就不能关怀具体的“母社会”，而这个“母社会”却又只能是在他的二分对立论述下的“台湾社会”。他以这样二分对立的推论方式来得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左翼民族主义者，都是与他所想象出来的抽象的“母社会”、抽象的“台湾”对立的。

这里可以清楚看出，他为了抵制我们以左翼民族主义的立场讨论台湾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为了建构这套“台湾意识”论，竟然无视于左派有着深刻社会意识的具体事实，无视于两年来我们的介入校园民主抗争，也无视于我们正在宣扬“拥抱斯土斯民”理念，并鼓励学生参与中央民代选举的监票活动，更无视于陈鼓应对学生民主权利以及王晓波对台湾劳动者处境的大声疾呼。这种右派的抽象“台湾意识论”或“本土论”如今已是台湾的主流论述，玩弄着“爱”、“认同”与“台湾”这三个符码，以“爱不爱台湾”或“认不认同台湾”等抽象问题来界定一个人的“政治正确”，这种操作手段并不脱穆谷在这篇文章所运用的。

然后穆谷转而对付文化民族主义，认为“北剑的错误在于，他企图把文化置于更高的层次上来消解政治的分歧；而事实上并无所谓文化高于政治的道理”。他于是提出台湾独立论者的一贯论证：同文同种的美国与英国，当年由于实际利益的冲突，在政治上分成了两个国家，因此台湾与中国大陆是可以分成两个国家的。他并认为国家先于民族：

这个例子说明了国家先于民族的事实；对于独立的美国而言，传统英国式的民族主义已经不具任何意涵。

意思是说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是既不需要有个中华民族，也不需要有个台湾民族来做基础，反而有了台湾这个国家之后，台湾民族才有可能。他一手建构国家一手建构民族的这套论述可以称得上当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典范。这个论点虽然没进一步阐述，但在世纪之交的世界性民族主义风潮中，民族/国家/文化三者的关系却依然纠缠不清。

传统vs.西化战火未熄

面对两岸二分对立逻辑与台湾意识论述的出现，反弹最为强烈的莫过于文化民族主义者北剑了。相对于已经在论述上取得霸权的现代化派与西化论者，他们被认为是文化保守派，在政治光谱上被摆得较为右边。经过1960年代西化与传统论战之后，他们甚至被认定与党国有着瓜葛不清的关系。然而如今却有这么一位文化民族主义者来与左派结盟，毋宁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北剑对乱扣红帽子极为反感，在《民族主义的根基及其他》一文里首先指斥这种恶劣作法。他接着指出反民族主义的态度是根源于观念的误导，他将民族主义分成政治的与文化的，政治民族主义如日本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所衍生的问题，并不必然否定“每一民族追求文化理想与自求多福的愿望”，又说：“一个民族追求其文化理想是天经地义的趋向，不必扣一个罪恶的大帽子。”

在提出文化民族主义的天经地义之论后，北剑进一步说明：

中国民族主义从来都是源自文化意识的本位论，而且中国民族在四千六百年艰困的奋斗下，发展出异于世界上任何文化体系的思想精神；就同化力而非武力之浑厚而言，世无其匹，不仅此也，王道政治的理想是所有统治者共通的愿望。

这是他对“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认识，而且进一步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是这传统的继承，因此“所有辱骂1900年义和拳民的中国人，大概洋水喝多了”，“太作践自己的民族了”。

当然在反击对方扣红帽子手段时，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毛共崛起于国际社会，也许满足了一些中国人的安慰，但是，在文化的根基上和生活方式上，马列主义不是属于中国，也绝不适合于中国。……我们反共，不是反华，更不要数典忘祖把中国性埋葬！”这里他提出的“中国性”这概念，居然在二三十年后还在与西方的启蒙与进步等现代性概念混战不懈。

由这个文化立场出发，对于对方提出二分对立的陷阱式问题“毛共压迫我们厉害？还是美、日压迫我们厉害？”就有着简单的答案：前者厉害，但后者也不轻。而且如果只是企图躲在后者的保护下，前者的压迫就不可能消解。这在今天似乎还是一个铿锵有声的论证。

北剑只是单纯的文化民族论者吗？显然不是。在谈论义和团时，他充满着“同情小老百姓”的社会正义感，并进而说：

为广大生黎打抱不平的肝胆，有什么可以忏悔的？……帝国主义绝不压迫全部的殖民地人民，他们让知识分子养尊处优，在佳肴美酒高薪出路就可以安定，……文化买办的阴影，永远盘踞在学术神龛上……

这些话有若呼应陈鼓应的浪漫激情，也延续着他对融融社严厉批判的气势。

这是北剑的初次反击，随后他显然又被对方的西化派论调激怒，再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中国的良心在哪里？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控诉》，将“文化民族主义”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他说：

七十年代在台湾的中国青年，居然斗胆宣布中国民族的讣闻，意图割断民族大慧命的根母，以一种厌恶的情绪对中国民族下毒药，播野种，废弃民族文化，美名为“建设现代化”，这种心理除了无知幼稚外，就是中了白色愿望的毒。

虽然充满激情，却指出了如今已经内化为台湾意识论者深层心理的“嫌恶中国”情结。

北剑也试图铺陈文化民族主义的论点，认为西方文化是“重力文化”，中国文化是“重德文化”，以力服德是以刀叉吃人肉，中国因此吃亏太大。又说西方所谓“进步”的观念“伴随着帝国主义（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而来，则是破坏东亚文化的主力”，他如此挑战进步观念，颇有“后现代”的意味。当然他并不否定科学与民主，而是强调文化的“主体性”这东西，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世的失调是因为没有适当的时空来发展[科学与民主]，就给白色人种搅了局”，又说“自由民主在历史文化根基深厚的民族实行起来，较有正面积极的肯定价值，较能收到恒久而丰富的成果”。

对文化民族主义者北剑而言，这论战有如1960年代“传统与西化”之争的延续。对方亲美反中的心态以及对“中国属性”的嫌恶情节当然不是他可以忍受的，这应是他作为《大学新闻》主笔居然会加入我们这边的原因。而这个原以为已经被《文星》的全盘西化派于1960年代击垮的文化民族主义派，在这次论战中居然还冒出头来扮演一个角色，而且还与左派结盟，与我们一样站到了反霸权/反威权的立场，可说出人意表。

右派大联盟的必然

总之，我们的对手从《远方的一封来信》开始就显示出对反霸权的民族主义有着极大的不安，对反美的言论极不认同。1960年代世界上发生的几个挑战美国霸权与西方资本主义既定秩序的重要运动，对他们基本上没有影响。对于二战后形成的冷战局势，他们简单地接受了美国与党国的观点，就是说“反共”成了他们的最大关切。这种亲美反共的意识形态对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左翼民族主义极为敏感与恐慌，然而并不是对民族主义本身，而是对其中反帝反美的左翼思想，这里就显然存在着思想上深刻的左右之分了。这种左右之分深刻到让他们不顾一年多来校园民主抗争的左右结盟，轻易抛弃了民主抗争的成果，转而来挑起围剿左翼民族主义的战火。

对文化民族主义者北剑而言，这论战有如1960年代“传统与西化”之争的延续。对方亲美反中的心态以及对“中国属性”的嫌恶情节当然不是他可以忍受的，这应是他作为《大学新闻》主笔居然会加入我们这边的原因。（郑梓提供）

一方是刚接触到马克思，有着左派自觉、站上第三世界弱势立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学生，另一方则是亲美反共、认同资本主义体制，并开始营建“台湾意识”的学生。我们这边的一个异数是文化民族主义者范良光。左派当然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而右派学生里头的“台湾意识”论者则不会去反美帝，反而必须以美国为靠山，以“自由民主”来挑战党国威权统治。右派学生里也有着与当局关系暧昧的成分，以国民党开明派立场来攻击反美反帝的左翼学生。可以说，对方是“自由民主”派、亲美台独派、国民党开明派，在“反共”旗帜下的大联盟，在这点上他们清楚显示出与党国保守派同流的右派属性。几乎从对方的每一篇文章都可读出“反共”是他们共同的obsession（执迷）与结盟的基础。而这个“反共”的具体内容并无关乎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意义与具体内涵，而是在冷战结构下凝结而成的“反左/反中共”，最后蜕变成“反华/反中国”的一套“反共意识形态”，甚至到今天它还阴魂不散，成了台湾意识论者的思想桎梏。

虽然当时我们将民族主义往上直溯到列强侵华与孙中山的革命，而且又与保钓运动挂了钩，因而有了立论上的正当性。但是这种正当性却可能召唤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同情，进而威胁到反共的心防，这是这个“反共联盟”为何要反对民族主义的最大心理机制。这也是民族主义在台湾的转折，它原本是党国的反共思想武器，却转化成同情中共的情怀。而且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左翼民族主义不仅反抗亲美的党国威权体制，更挑战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有着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连结。这种第三世界的反帝民族主义同时打到了这两个势力，让他们得以结盟。因此对方除了藉由现代化的诉求，将左翼民族主义诋毁为愚昧无知、情绪用事的义和团思想外，也祭出白色恐怖手段，扣我们红帽子，如此就更加反映出他们的右派实质了。

他们的右倾亲美心态在许怀哲《爱国必先反共》这篇文章里毫无遮拦地展现出来。谈到“帝国主义”一词，他说这是“共产党徒用来称呼敌人、污蔑西方国家的惯技”，而帝国主义“并非实有其物，有之，也是上半个世纪的产物”。又说“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与其说是政治、思想的，倒不如说是经济的；西方帝国主义随着经济自由而扩张。由于在本质上是个人主义，因此它并不以消灭别国政治、思想为目的，而是，消极地防范”，而现在仍然大行其道的是“共产主义的帝国主义”。这种西方资本主义本位立场的宣示，莫非是1960年代台湾西化派的努力浇灌，在1970年代之后的大丰收？

这种左右之分又深刻到让他们开始把对岸的中国人当成台湾的对立物来对待，当然这种观点至少承认了当时中共政权与中国大陆人民互相之间并非敌我二分，而可能是一体两面的现实情况，远高明于当时党国“解救大陆同胞”的说法。他们甚至产生了割断“中国历史”的主张，可以看出这个新兴的“台湾意识”在其初起之时就已同时包含着深刻的右倾性格了。

党国修辞的背后

有着这么一个右倾实质，这些文章会呈现党国风格的语法与修辞，会充满台北的流气品味，这些作者会使用党国作风的攻击手段，或许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里也隐藏着一个台湾南北与城乡差距的因素。我们这边积极参与这场论战的几个学生，除范良光是桃园客家人外，黄道琳、谢史朗与我都是来自南部的福佬裔本省人，中小学教育主要都在南部完成，来到台北都不免会为自己的“乡巴佬”举止自惭形秽。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还带着南部人的土直与单纯，极不屑于台北学生那种夸夸其谈的流气。在我们看来，台北学生不管本省外省在言谈与论说上的那种虚矫浮夸，是与接近政权与文化中心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的对手基本上就是一群“台北人”。这次论战无关省籍，而我们这几个南部人会被激怒，部分也是由于他们的攻击文字所充斥的那种浮夸的台北流气。这种愤怒不可避免地含有台湾南部人对台北人的妒恨情绪。

语法与修辞上最严重的莫过于几乎在他们每一篇文章里俯拾皆是的扣红帽子手段了。从这里引申出的问题是，这些号称要保卫“民主自由”的学生到底受到台湾大学自由与抗议精神多少熏陶？从运用白色恐怖手段这件事来看，这些学生即使真的没有党国背景，却显示出他们对自由的认识极为贫乏，也可算是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堕落了，如此谈“民主自由”不就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反而他们所攻击的陈鼓应王晓波却都继承了台湾的自由启蒙者殷海光的精神。

如此“民主”、“自由”与“理性”等符号也就成了神圣图腾，一方面他们自称是在追求民主、自由与理性，并诬指陈鼓应与王晓波二人的民族感情是非理性的情绪发泄，是反民主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又很敌视陈鼓应与王晓波两人一年多来以实际行动支持校园民主抗争的信誉，不得不说陈鼓应是“高谈民主自由的人”，又说他们是“打着民主自由招牌的人”。从这里我们倒是可以看出“民主、自由、理性”等观念，已经在1970年代的台大校园建立了意识形态的“正当性”霸权，也反映出党国威权体制在理念上的霸权地位已在台大校园溃败。这或许也可解释为何这些台大学生不再继续追求校园里实质的民主程序，转而攻击对美国式“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提出强烈挑战、并反对美国世界霸权的左翼世界观了。

最后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全部用笔名发表。除了穆谷最后被迫承认就是孙庆余外，其他一概隐名。相对于我们大半亮了名字（黄道琳、谢史朗、郑鸿生、范良光以及张锦焜），他们这种隐讳性代表着什么？

我们这边也充满着激越的言语，并且大半只能一边以孙中山为护身符，一边诉诸“民族感情”，诉诸当时还未受到强烈挑战的“中国人”的一体观，甚至因此以台独帽子来反击对方扣红帽子的手段。但那是由于受制于白色恐怖，同时也缺乏理论训练，因而这些基本上都是用来反击与自卫，为了撇清“为匪宣传”的罪名。言语看似激越，然而在左派理念不能宣扬，中国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台湾已是强弩之末，而我们又只有挨打的份儿的处境下，心里其实十分愤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浪漫的激情不免有些泛滥，并投向对代表被压迫底层人民的义和团与飞歌厂工人的同情，与对高谈民主自由与理性的知识精英的不屑，所有这些在缺乏社会运动的当时显然也是无可避免的。

几个历史的吊诡

多年之后我们回头来看这场论战，还可发现其中所充满的多种历史吊诡。

首先，当时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是左派，而右派却是反民族主义的。1970年初，海外的史明已经提出台湾民族的观点，但还没在台湾流播。因此大学新闻社与大学论坛社的这些人只能以亲美反共为诉求，来攻击左翼民族主义。

左翼学生这一边的民族主义自是绝非党国式民族主义，而是为了反对美国的霸权。在台大学生中，这样一个左翼民族主义思想启动于1971年的保钓运动，那时钓鱼台的问题揭露出“美国政府将属于台湾的钓鱼台私相授受交给日本”这么一个霸权行径。“反美帝”在当时还有着一个全球性的意义，即是反对当时还在进行的越战，以及美国政府为了自己利益在第三世界的恶行劣迹。而且很重要的是，当时我们只能用民族主义作为“护身符”，来传递左翼世界观的理念，那时左翼民族主义包含了反美帝、反越战、反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同情社会主义中国、同情第三世界等等意涵，可以说隐含着一个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当然我们在这时并不充分认识到这个立场的全部内涵，我们的对手也未能清楚左翼民族主义的意义，但他们实际表现出来的却是集结了几乎所有左派的对立面：亲美台独派、“自由民主”派、党国右翼分子、文学上的现代主义者（后来延烧成乡土文学论战）等等。显然在当时一个左翼民族主义的声音，即使十分微弱也很令他们惊慌。

其中又可引申出“本土”一词的吊诡。相对于我们的对手令人莫名其妙的“戈登结”，我们的“黄罔市”可是十分“本土”的。相对于对方在文艺上的“附庸风雅”，我们的最爱可是很“本土”的流行歌。相对于对方“高唱民主自由与理性”，我们可是要到民间去“拥抱斯土斯民”的。

当时反民族主义而崇尚现代化的台独右派，如今却发展成必须靠标榜“本土性”的台湾民族主义来撑腰，这是第一个历史的吊诡。几十年后极为西化的李登辉居然号称代表“本土”，也算是这种“本土错乱”的极致表现。就像当年我们祭起中华民族主义的大旗就可理直气壮，攻击对方买办崇洋，如今只要讲起“爱不爱台湾，认不认同台湾”，就可垄断“政治正确性”，到处整人，以明示或暗含的“台湾民族”之名骂人卖台。当然这种台湾民族主义的右派渊源很清楚是承继了几十年来忠党爱国者以“反不反共”来整人的党国心态。这里前后一贯的情况却是，三十年后的今天，号称解严的台湾依旧是一个受限于冷战结构下的反共社会，在这点上他们遂成了党国的忠实继承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少狂热的台湾意识论者竟然出身于原来的右派的党国体系，甚至曾是热烈的拥护者，也就很自然了。而左派的东西都只能躲在后面，不能旗帜鲜明，或许这是这个吊诡的基本因素吧！

第二个吊诡是，当时与亲美台独阵营联手打击左翼民族主义的忠党爱国者如冯沪祥等人，如今却成了反台独的狂热分子。冯原本狂热反共，当年用来攻击陈鼓应与王晓波的罪名都是“为匪张目”之类，也是在这个立场上他当年会加入打击左翼民族主义者的行列。当年他不仅反共，还反自由主义，反学生民主要求，完全是党国体制的忠实护卫者，如今他却成了“保卫民主”的反对党。当年他跳出来反对台大保钓运动衍生出来的校园民主抗争，如今他却成为当今的保钓分子。

第三个吊诡是，身为中国现代革命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国民党竟然自我斩断了这个传承。我们在台大校园“下保钓运动半旗”的同时，也下了“五四”的半旗，下了中国现代革命在台湾的半旗。1970年代初的保钓运动可说是中国现代革命历史在台湾的最后一桩大事件，它是承继辛亥与“五四”的革命历史而来的，从台独派从头到尾未曾介入保钓运动来看，这个属性清楚显现。然而就在党国机器镇压了我们这群左翼抗争者之后，这个传承划下了句点。而作为这个中国革命进程很重要一环的中国自由主义也随之断送，这点在钱永祥与邱义仁在1995年的有关对谈中也有清楚的陈述。而中国国民党的这个自我断根显然也为后来所谓的“国民党本土化”铺了路。

第四个吊诡是文化民族主义者与左派的合流。文化民族主义者当年不仅没加入攻击左翼民族主义的行列，反而站到这边来。按照过去的讲法，以继承中华文化传统为职志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基本上是被划为右派的“封建余孽”，是“文革”“破四旧”的对象。然而在台湾当年的时空环境中，他们却能与左派结盟。

当年在台大校园的优势思潮中，传统派经过1960年代西化派的批判后几乎一蹶不振，台大的校园刊物难得看到谈文化传统的，顶多是“打落水狗”、继续追击的东西。当时有一位喜好传统戏曲的教官，不时会为台大国剧社与昆曲社的演出撰写剧评登在《大学新闻》上，在充满现代文艺思潮的大新上，这类文字算是末流了，而我们这些反对派学生对此也总会嗤之以鼻。有一天大新社长杨庸一就很得意地向我表示他们已经拒绝再刊登这位教官的戏曲评论了，我听了也表赞同，以为他干得好。对我而言，当时的教官与“国剧”都是威权与传统的代表，处于校园民主抗争热潮的气氛下，这些东西皆属落伍之类。但是我并不确定大学新闻社的拒斥“国剧”文章是因为它属于传统的并与威权体制有关，还是因为它属于中国，或者两者对他们而言已是分不开了。不管如何，中国传统在当时已属末流，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背后有着蒋经国影响的大学杂志社，集结了社会上各方面的改革人士，预示着台湾直到今天的走向，而其中也没有一个是传统派或文化民族主义者。可以说在196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传统”已经在反对派学生中，甚至在主导台湾走向的改革派政治人物中，失去了“正当性”。可能正因如此，这个“文化传统”开始有了与党国政权脱钩后的生机，开始有了社会批判的意识，提供了反对党国体制的年轻文化民族主义者一个新的空间。如今在左右与统独纷扰不休的混局里，他们俨然自成一股势力。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他们确实对左右双方不同的现代化方案都提出了严肃的质疑。

***

这些历史的吊诡在民族主义论战当时都是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大学新闻》在这个学期关于论战的最后一篇文章《爱国必先反共》将这场论战作了一个最后的定性。寒假期间，我在台南家中思索着如何脱出这个定性所强加的意识形态枷锁，却没料到已经时不我与。

这是发生在1970年代初期台湾的一次思想上的论战，这场论战将“左右”、“统独”、“传统与现代”等观念搅和在一起，而这些观念的纠缠在30年后的今天似乎仍看不出有解消的迹象，或许这正显示出这些观念已经穷尽了现实上的有效性，不再能为我们提供前瞻的视野。

【注释】

[1]《大学新闻》第334期，1971年4月19日。

第10章　风雨如晦　国家机器动手之日

Hello，darkness，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Tenthousand people，maybe more

People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And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Sound of Silence —Simon ＆ Garfunkel

征兆连连——来自各方的监视

1973年初随着寒假的来临，民族主义座谈会及其论战的热火在学生之间暂时冷却下来，余烬却在当局有关单位升温，酝酿着另一场风暴。然而我们毫无所觉，各自放假回家。在台南家里，我心有未甘，计划着开学后要如何继续辩论这个议题。开学前回到台北注册的这一天，大家才又重新碰头。钱永祥上学期的体育课安然过关，总算修完他可以毕业的学分，但因学制关系，他还是要多留一个学期，所以也来注册了。这是2月14日星期三的上午。

这天上午台北的天气从晴朗转为阴郁。我们在台大体育馆注完册后，几个人包括老钱、阿束、阿焜和我又凑在一起来到阿束家，而住到天母去的道琳与史朗这天却从早就不见人影，阿吴则注完册回家去了。这一年阿束与阿吴一起上了哲学研究所，而他家也因父亲调职到台北而举家北上住在邮局宿舍。那是在距离台大不远的和平东路与安东街（现瑞安街）之交，如今已被辟为建国南路的那一带，是个有院子的老平房。

这时已是正午，大家先张罗午饭，随意下了面吃。饭后正在闲扯，突然电话铃响，是史朗打来的。他很神秘地约老钱到台北火车站旁的公路局西站见面，说有要事见面再谈。老钱抓着我陪他一起去，其他人则仍留在阿束家。

我们搭着零南路线的公交车去公路西站，途中甚感纳闷不安，于是我就跟老钱开着玩笑说“是不是道琳被抓了”。在论战中遭到狗血淋头般围剿之后的这一阵子，我们偶尔会互相开这种玩笑，有着被监视的感觉，也隐约觉得什么时候会出事，但又逞着年少的英雄豪气，漫不经心，不太当一回事。

早在论战方酣之际，在台北经商的四姑丈有一天突然来到台大文学院找我，而我这时恰好在文学院上课。姑丈一见到我，就说是台南家里托他来看看我是否还平安健在，因为情治单位在台南调查起我来了，把家人吓了一大跳。他见我平安无事，就回去回话了。原来是某个情治单位到父亲工作的银行秘密调查家里和我的情况，银行的人事部门向父亲泄露消息，才引起家里极大恐慌。我住的地方没有电话，家里一时联络不上我，也不敢打电报，才打电话动员台北的亲戚找我弄清楚情况。住在吴兴街的三叔曾错跑到基隆路的台大宿舍没能找到我，而双城街的四姑丈则找到文学院来，恰巧我在文学院上课，而不在一向流连的活动中心毕联会办公室。我于是托朋友向他在情治单位工作的兄长打听情况，他说这种事应该只是“例行调查”，我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其实自从保钓运动以来，情治单位在台大校园的活动就大为频繁，社团之间也经常有着某某同学是眼线之类的传言。当然侦测系统不只布建在学生中，也布建到各个角落。毕联会办公室所在的学生活动中心有一位退役的老工友，我们没事就会与他聊天。有次听他说起如何来到台湾的悲惨故事：年轻时他在家乡结婚没多久，正在田里工作时，却被路过的军队“拉夫”一路来到台湾，此后不曾再见到新婚妻子与爹娘。这么一位流离失所的老工友显然也奉命执行任务，有一天我们很早来到办公室，碰巧撞见他一边清扫房间，一边检查垃圾桶里的纸条。当然他不会找到任何东西，因为我们不会在人来人往的办公室收藏什么。除了有一次大家一时兴起，在办公室白墙上将原来有人写上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改成“海浅逼鱼跃，天低迫鸟飞”，阿束还笑说我们在题反诗。我们其实并不觉得这位老工友能够带来什么麻烦。

1973年2月间，民族主义论战因寒假而暂歇，我们回到台南过年，苏元良、林载爵与笔者一起拍了这张过年照。我还在思索着开学后如何继续论战，没想到隔几天回到台大注册时就出了事，2月12日警总开始抓人，先是卢正邦，接着黄道琳、钱永祥也都陆续进去。（作者提供）

但是现在想起来会不寒而栗的，却是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前个学期苏元良刚接手毕联会不久的一个晚上，一位自称老李的本省籍中年人来到他租屋处，说是在警备总部服务，带来两瓶金门高粱，想与元良交个朋友。更令人惊讶的是，陪他来的竟然是台大一个重要社团的前任负责人，当时还在读医科的邱武义。元良深感不安，觉得一个人应付不来，就把我拉了去。此后我们四个人就多次在台大对面大学口的火锅摊一起喝酒吃宵夜，而老李所谈大半言不及义，不脱对现实发牢骚，我们也跟着小心应和。每次与他们吃喝时，我与元良总是战战兢兢，邱武义则颇为自己的角色尴尬，但也每次都来作陪，而这位老李则满怀鬼胎不露声色。直到有一次他向元良表示“有志青年应该一起来干革命”，想邀元良参加，把元良吓得此后不敢再接受他的火锅邀约。多年之后听说邱君在当兵时莫名其妙被抓去关了好几年，以他当年有着台大医科学生的光明前程，为何会与警总的人扯上关系，甚至卷入牢狱之灾，令人费解。

初生之犊不畏虎，我们对这些四面八方，甚至迎面而来的监视并不特别恐惧，不以为意。

党国出手——“道琳进去了”

1973年2月14日这天下午，接到史朗的神秘电话后，我与老钱在开往公路西站的零南路线公交车上，以“道琳是否被抓”的疑问互相开着玩笑，却也压不住内心的不安，两个人都神经质地笑着。这时心里确实浮现了阴影，因为这种约会的方式不是史朗的一贯作风，而我们整个早上又都没有见到道琳与史朗他们两人。

我们来到台北火车站旁公路西站天桥边不安地等着，而史朗一出现就以一向严肃而镇定的神情说“道琳进去了”，证实了我们的预感。史朗说他一大早就出门来到学校注册，并没看见道琳，而在注完册回到天母后，却碰上警总的人来搜查道琳的房间，并贴了封条，才得知道琳已经进了警总。我们又急切想知道那一箱书的状况，史朗却说书还安在，没被搜走。

道琳其实在前一天就从屏东回到台北来注册了。他趁着开学时从家里带来的钱比较宽裕，注册后就去现代书局王小姐那里，把积存多时的一批原版英文书“赎出”，然后去基隆路（现在属于校园一部分的舟山路）上的台大研究生宿舍找老朋友刘石吉，晚上就睡在那里。隔天他起个大早，算算身上还有余钱，是还债的好时候，就先到罗斯福路巷子里元良住处把旧债还清，又觉得不想与我们这批狐群狗党厮混，于是决定回天母去。他心情轻快地抱着那堆刚买的新书，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回到了天母，这时史朗却早已出门到台大注册，因此两人并没碰上面。他们住的地方是栋四周还有农田菜园的平房，位于天母东路靠近中山北路七段的一条巷子里，当年这地方还有不少农舍，是处还保存着乡土气味的台北庄脚。

他抱着书回到住处，一进门就发现有两个陌生的年轻人等在客厅。他们问明是黄道琳正身后，竟然出示一张警总传票，要他去部里谈一下。那两个人原先是向当时也住在这里的史朗父亲佯称是道琳的屏东同乡，才得以进入屋内的，而史朗的父亲让他们进来后则自顾自回房睡觉去了。

道琳起初不以为意，以为去谈一下就可回来，但来人似乎十分紧迫，马上将他带上吉普车，连他买回来的那堆新书都来不及收拾，只好丢在门边。警总派来抓他的人员都很年轻，应是专修班出身的低阶军官。车子开出路口，带头的那位还下车打公用电话回部里报告（这时离移动电话的时代还早），他对着话筒大声说了句“人，有了”，像是出征搜刮了一项战利品，又像是出猎抓到了一头野猪。道琳坐在车上故作镇静，还拿出烟来请他们抽，直到进了警总大门。

车子一到警总，道琳马上被带到一间询问室，里面有六七个中年人一字排开。然后各个声色俱厉，轮流质问他有无“通匪”阴谋，要他从实招来。这个突来的震撼才让他如梦初醒，意识到事态严重。接着他就被关进一间囚室，吃睡侦讯都在那里，直到释放。

警总的人先来带走道琳，再回来搜书并查封房间。在他们再次回来搜查之前，史朗已经注完册回到家，正为着那堆放在门边来不及收拾的书百思不得其解，他不知道道琳已经回来过又被警总带走的事，而从睡梦中醒来的父亲也只记得有两个从屏东来找道琳的年轻人，不知其他。

史朗回家后，警总的人在里长的陪同下回来搜查房间了。他们把道琳房间里的所有抽屉与垃圾桶都翻过一遍，也把他书架上摆得整齐的丰富藏书整个翻过一遍，书籍散落满地，结果搜走了所有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英文书，却留下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东西。然后又去搜查史朗的房间，拿走了所有旧俄小说，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他们除了带走这些不相干的书籍外，还找到了一张道琳无聊时在纸上涂鸦的“反动言论”的纸屑，以及两位旅美学人的演讲稿与录音，此外并没能搜到什么。他们带走这些“物证”之后就关上道琳的房门，并贴上封条。

牵连到的这两位华裔旅美学人就是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与逻辑学家王浩。王浩与殷海光同是金岳霖的学生，一个走学术路线成为世界知名逻辑学家，一个来到台湾成了台湾青年自由精神的启蒙者。警总在道琳房间搜到的“物证”就是这两位旅美学人不久前访问中国大陆回美后的演讲录音带与讲稿，这些东西都是从陈鼓应与王晓波那里借来的，陈省身的演讲录音带据说还是源自张俊宏，从而成了我们师生之间有所牵连的唯一“罪证”。一年后的1974年暑假，国民党青工会在发给国建会归国学人的参考数据上这么说：“陈[鼓应]供承曾于1972年9月取得留美数学家陈省身访匪后演讲宣传录音带，播放给黄道琳、钱永祥……等收听。王晓波于去年‘保钓运动’期间，获得海外同学黄树民寄来王浩访问匪区返美演讲，宣传匪区进步繁荣之油印讲稿一份；交陈鼓应研究参考……”，陈鼓应还曾半公开地在研究室将此录音放给一些学生听。

我们的那一箱经典书籍当时则是放在史朗夫妇的床底下，没被搜走，警总的人走后，史朗马上将它移到屋后竹林掩埋。两天之后，警总才又根据招供回来向史朗索取。这次警总派来的阵仗十分惊人，十多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年轻彪形大汉一拥而入，史朗无奈地从竹林中挖出那箱书缴出，于是就成了我们真正的罪状。那份青工会参考数据上说：“该等均曾涉嫌为匪宣传，及阅读匪书，思想左倾，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六、七条之罪嫌，经于1973年2月14日依法传讯钱永祥、黄道琳二名到案，并在其住所搜获匪党理论书刊73册……”

史朗在14日当天碰到警总来查封房间时才得知道琳已经被抓走了，就急着四处打电话找我们，终于在阿束家找到。这天下午我们来到公路西站，听了史朗的报告后一时傻眼不知所措。老钱顿然想起，这天早上出门下山的路上，有人向他询问翠岭路九号的位置，而他家则是十九号。那是在新北投的一个山腰上，周遭还颇荒凉，没太多房舍，走到山脚则有一段路程。他也记起看到一辆吉普车就停在山腰，方位正可观察到他们那一片房舍的出入情况。由此他推断那个问路的人以及那辆吉普车应该就是来抓他的，警总显然打算这天一早就将老钱与道琳两人一并抓走，却不巧让他成了漏网之鱼。这时他能想到的是立刻回家销毁可能带来麻烦的所有文件与书籍，于是在公路西站当下就告别我们赶紧搭车回家。史朗也在向我们传达了这个恶讯之后回天母照顾妻小去了。而我则再次搭乘零南公交车，茫茫然回到阿束家报告这个坏消息。

这天早上在翠岭路上问路的那个人终于找对了门号，也发现了他要找的人刚巧和他错身而过，就火速下山企图拦下开往台北的公交车抓人，但还是迟了一步，让老钱懵然无觉地来到台大注了册。根据一位住在附近的台大同学描述，她恰巧也在同一时段在新北投搭公交车到学校，车子没开多久却被一辆军车拦住，一个年轻人上车在乘客中搜寻一回，没找到目标而怏怏下车。于是警总的人只好折回山腰，继续监控翠岭路上的房舍。

这天下午老钱在公路西站与我们分手回到新北投后，在下车处搭乘载客摩托车绕过山腰处警总的吉普车哨摸回家里，立即找出一些书籍与信件要弟弟永和拿到附近的林子里去烧掉，然后自己绕小路躲过吉普车哨走下山，再次搭车来到台北。老钱先到西门町漫无目的地走着，想起多少先行者已经一去不返，多少人仍身系囹圄，想着这不是革命的时代，没有革命组织可以投靠，没有媒体舆论可以求援，他望着西门町的茫茫人海，个人像沧海一粟般无助。最后他决定去石牌找老政治犯孟祥柯，处于这种无所遁逃的困境，孟祥柯于是帮他联络上警总，然后陪着他到新生北路的一个警总单位去。当天晚上警总的人押着他回到新北投家搜查，也拿走了一些不相干的东西。虽然警总的人员对待军属遗族的家庭客气许多，早年丧偶的钱妈当场还是把来人骂了一顿。

风声鹤唳——令人惊心的吉普车声

这天下午我回到阿束家向他们报告这桩紧急事件，对于我们藏有一箱“匪书”之事他们并不知情，我当场也没再多说，心想我们在民族主义论战时被扣上的红帽子就足以罪该万死，有没有这箱书应不是最要紧的事了。阿束和阿焜听了之后都跳了起来，决定赶快分头去通知其他朋友。阿焜曾试图计划一个救援行动，但一群手无寸铁的书生还能做什么？

当天晚上，在不知老钱下落的情况下，我小心翼翼打了电话到老钱家找他弟弟永和，不敢多问，只约他隔天早上在景美施智璋处见面。见面之后，永和向我描述了老钱被抓的大概情形，并没提老钱对我们有何交代，除了一张要阿束设法代为赎回的打字机当票。

阿束虽不曾加入老钱的大学论坛社，也没与我们一起卷入校园民主抗争，或跟我们饮酒唱歌，但老钱要找他帮什么忙，他总会来，是个很可信赖的人，因此找他帮忙不会出错。1970年底我们编辑最后一期论坛，就不在全成冰果室，而是在一栋他帮人看守的房子里。后来老钱包来北投陈家老屋的油漆工事，也是由阿束带着我们一批人一起去粉刷的。他性情温和，少有成见，系里系外都有不少朋友，我当时住在公馆蟾蜍山脚的租屋即是他介绍的。而警总抓人这一天，我们正在他家，于是他家在白天就自然成了我们的联络中心。他虽然不知道我们这帮人干了什么事，难免会为警总出手而胆战心寒，然而为我们东奔西跑却是不遗余力，也是我这几天的心理支柱。

秩铭和大头在接到我们通知后都赶来了，他们那边也察觉到风吹草动，毁掉“罪证”是大家要赶紧进行的（紧张情况当然远超过2001年春天成大宿舍MP3事件时，学生忙着藏匿计算机硬盘的狼狈样）。大头于是拿来他多年苦心搜集到的禁书到阿束家院子里烧掉，也拿到秩铭家在景美的一栋房子里烧过，阿吴则自己在家里把一些海外保钓刊物烧了。我们也赶快去通知陈鼓应与王晓波，但显然他们已是泥菩萨过河，安抚不了我们。阿束和我又去找在文工会工作的张俊宏，希望搞清楚怎么回事，进去的人又如何了，但也是徒劳。而不知我们有此左翼牵连的元良在接到我的告知后，隔天以毕联会主席的身份带了一队学生社团人马，去向校方抗议警总抓学生，当然只能得到嗫嚅的响应。这几天我们就每天神色仓皇地在阿束家进进出出，交换最新消息，询问其他朋友状况，幸好他家人白天都上班或上学去了，不知有这么一回事。

老钱与道琳进去之后都被隔离审查，并不知道谁在里头谁在外面。道琳有天发现卢正邦就在他隔壁两个房间。卡尔仍保持着他一贯的平常心，还会吵着没肥皂之类的；有一次提讯回押经过道琳房门时，还探头向他不屑地说声“乱搞”！有一天道琳的隔壁来了一位炸鱼被抓来的，之后又听到了王晓波的大嗓门。我们后来才知道服役中的卡尔，在道琳、老钱进去两天前就从部队受训中被押到警总。洪三雄当时也从部队被押到台北六张犁营区审讯了一整天。

还在外面的我们一伙人并不确定他们抓人的线索，只能猜测大概与我们在民族主义论战中的左倾言论有关，何况老钱与道琳（再加卡尔）这几个进去的人，正是一年多来我们这批学生中最露锋芒的。我自己盘算着如果抓人的范围在台大学生中扩大，就要轮到史朗与我了。因此除了睡觉外，这几天大半时间我都逗留在外头，不愿回到蟾蜍山脚下的租屋。早晚在那里时，也总觉得风声鹤唳，提心吊胆，尤其对吉普车特有的那种“咻、咻、咻、咻”的引擎声特别敏感，听到外头的车声总会心头一紧，仔细听着，直到车声远离。偏偏附近就有一个小兵营，军用吉普整天来来往往，令人神经紧张。陈鼓应回忆说，有天我和他约好早上八点在哲学系研究室见面，到了九点还未出现，他们紧张起来以为我也被抓去了，到处找人，结果发现我只是因为失眠而迟起。有天晚上我干脆就赖在新生南路的秩铭家过夜了。

就在这几天，由于搞不清楚状况，心里已经准备好随时都有进去的可能，于是有个晚上我就与宛文来到当年有名的一心餐厅吃了一顿西餐。西餐在当时可是高级享受，我心想进去前要好好享受一顿，既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情怀，而面对着宛文，却又有着万分的悲切与不舍。

……好梦由来最易醒，好梦由来最易醒

好梦易醒，独有阮（我）梦未醒

心海情波滚未停，噫——滚未停……

良人何时上归程，今夜独对相思灯，

对相思灯，断肠对相思灯

《相思灯》——黄俊雄词

多方株连——扑朔迷离的案情

2月17日早上，我在秩铭那里过夜的隔天，我们一起来到阿束家交换情报，到了中午秩铭就先行回家了。然而当我下午再打电话找他时，却是他父亲接的，而且说秩铭也被警总带走了。原以为只限于台大的案子，如今终于扩大到也把校外朋友牵扯进来了。秩铭当时与民族主义论战扯不上关系，那就可能真的是那箱书的缘故了，我如此心神不宁，胡思乱想一通。

秩铭这天中午回到家，发现身后有两个人跟着进门，说要找他父亲，秩铭让他们在客厅等着。直到下午两点左右他父亲回来后，那两个人却亮出传票将他带走。抓秩铭的动作，显然因他父亲的社会地位而较为客气。他被带到新店一个地方审讯，当天下午又有人到他家搜查，除了他父母房间外都搜过一遍，带走整整一箱书。他被侦讯了一整天之后，在隔天2月18日下午被放回家，搜走的书只还了半箱。真会有问题的书秩铭都早已处理掉了，而被扣下的却多像是加缪的《叛徒》这类书。秩铭带着那半箱书回到家后跌坐地上，大声骂出“干你娘膣屄”这种他平常不会说出口的闽南语脏话，发泄出满腔的愤恨，把站在一旁端庄的父母亲吓了一跳。

这时不只宋秩铭被抓，郭誉孚也进去了，而周一回则在郭宋两人之前就已先被带走，只是我们并不知道，以为他们这两天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周一回进去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单位，侦讯人员好整以暇并不多言，要他自己说出为何会被抓来。这是个残酷的逼供，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牵连的余裕，周一回顿时陷入心理困境。他能想到的是几个可能出事的原因：首先是他与蓝家老大在师大图书馆偷读禁书的事，再来可能是他将那几本空飘过来的书交给我们传阅，甚至还曾给了一批成大学生。但是他不知道有谁已经进来，审讯的人掌握到了什么，因此不知道该说到什么程度，也不愿说多了牵连无辜。他最后只能从师大图书馆说起，然而面对国家机器如此威压，只身一介的个人如何能挡？

后来宋秩铭才从父亲那里得知，抓他们的是调查局而非警总。他父亲曾因他叔父台南神学院院长宋泉盛的自决主张惹了麻烦，而与警总有过往来，在他被带走之后，一时没搞清状况就先向警总打听，才得知原来是调查局办的案子。

周一回他们牵涉到的固非我们台大这边的活动，也非师大图书馆的禁书，而有可能是发生在1972年的“成大共产党案”[1]的余波。一位也读过那几本空飘经典的成大郑姓同学是周一回高中的同窗好友，很想介绍一批志同道合的成大同学给周一回。有一天他们就在师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见了面。周对这批成大学生的清纯理想印象深刻，也将那几本书给了他们。或许这些成大学生出了事？……

我们事后才知道是两个单位分别下手的两件不同案子。但为何会凑巧碰在一起至今仍不得其解，只能猜测他们可能彼此竞争，一方动手抓学生了，另一方也要有些绩效，却不巧都落在我们这伙人身上。

17日这天在得知秩铭也被抓走之后，当晚我与阿束一起来到汀州街找王晓波，要告知他又有学生被抓的新状况。结果我们还没上楼就在门口被晓波的朋友拦住，向我们说晓波刚被带走。我们搭出租车火速奔往景美育英街陈鼓应住处，通知他这件事。陈鼓应这时还安然无恙，听到我们向他报告晓波已被抓走时甚为镇定，似乎对事态的发展已是胸有成竹，珊珊也没惊慌。接着邱立本与晓波的朋友也共骑一辆摩托车来报讯，而这时候警总的吉普车已经等在门外头多时了。

我们正谈着就有人来敲门，正是他们。一批人闯了进来，带头的穿中山装，看起来是个校级军官，对待陈鼓应还算客气。他要陈鼓应跟他去警总“走一趟，谈一谈”，也没提要谈什么。陈鼓应夫妻俩同他争辩，珊珊甚至气愤地骂出警总是“强盗集团”。这时住在对面的一位大学杂志社的同仁过来打圆场，意思是陈鼓应还是跟他们去最好。

我与阿束两个人站到一边，噤若寒蝉。在一天之内经历过这么一连串朋友与师长被带走的事件后，我心里嘀咕他们会不会当场发现了我是谁，也把我一并带走。警总带走陈鼓应之后还留下人来守着，不知是否要看住珊珊，还是想有什么后续行动。珊珊则暗示我从后门溜走，免得生变。后来陈鼓应的好朋友张俊宏来了，当晚珊珊带着儿女投奔到张俊宏家去。

这时我一面担心当场被带走，一面却也感觉到或许不会被抓了。因为他们在抓了几个带头的学生之后，接着就往上抓老师，所以整个案件可能是为了抓老师才先抓学生的，而非倒过来，因此应该不会往下发展抓到我来了。这是我当时最乐观的想法，而这一夜可能是几天以来睡得最好的一次。

以血明志——郭誉孚整个生命的抗议

2月18日下午郭誉孚也和宋秩铭一样被放出来，我们之中最为热血的他出来之后胸中愤恨自是难平。当晚华灯初上之时，大头向他母亲要了一笔钱，来到师大附近和平东路上靠近罗斯福路的那家清真牛肉店，走进店里丢下这笔钱，拿走一把锐利的切肉刀，走到罗斯福路的大马路上。他视死如归地割了手腕，一路滴着血走到了台大校门口。这时他虽然已因失血而感觉晕眩，仍在转角的博士书店要了白纸，然后走到对面大学口，当场引刀自刎，以示对这个令人窒息的威权压迫的终极抗议，一时血流满身。这时人群聚拢，他将白纸铺在地上，用鲜血写下两张大字报：

和平、统一、救中国

释放爱国学生钱永祥、周一回

他手里举着这两张大字报，摇摇晃晃走在罗斯福路上。周遭人群骚动，救护车及时赶到，把他送到台大医院。

据说救护车是住在附近的老朋友解秀峰叫来的，她也通知了宋秩铭。刚被放出来的秩铭不顾家人反对赶到台大医院，这时病房门禁森严，有警察把守，去探望的人必须签名。他找到了急救医师，医师向他说“这个人命不该绝，像他这种割法通常救不回来”。苍天有眼，大头的命保住了，但喉咙严重受损，从此失去原来厚重的声音，至今说起话来仍带着沙哑的伤痕。

郭誉孚后来在他撰写的《自惕的主体的台湾史》里如此回忆当时的心境与情景：

是1973年寒假，那时所谓“白色恐怖”的暗影仍深沉地笼罩在我们的土地上。

读台大哲学系的好朋友陆续被约谈了，令人窒息的氛围日夜都附着在我们的四周。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是比较勤于思索、生活，比较喜欢探究问题的大学生。我们热切于了解我们社会里种种奇怪的现象，探究使我们愤懑于执政者显然的欺蒙；我们相信人应该有探索真相与追求理想事物的权利，因而不甘心被摆布在粗率矛盾的格局里。我们各自四出搜集可以找到的信息：由《文星》杂志、《自由中国》到《观察》杂志和“二二八”史料；由存在主义、逻辑实证论、系统神学到社会主义；甚至及于当时被禁止传教的统一教与一贯道的经典。我们阅读、写作，也演出戏剧。曾经参加热情的自觉运动、保卫钓鱼台运动……我们真的不甘心把自己束缚在显然破绽百出的官方求知体系里。为什么要泯灭年轻人主动探索社会和追求知识的深切欲望？不准，就是不准。

……在巨大的暗影下——那阵子，真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除了烧书——我们把自己辛苦搜集到，可能“有问题的”书籍和数据全部焚毁。然后，我们先后都进了调查单位。在刺眼的灯光和耳边不时传来的哀嚎声里，每个人都被要求去出卖别人的询问方式，实在是最令人难耐的酷刑。更不合理的，是要求事后不能把约谈内容泄露出去。这是一个关怀社会的青年，应该要承担的代价？沉闷呀，事情会如此发展，知识青年的愤懑何时才会结束，我们的社会何时才能走出它悲剧的命运？

终于，萌发了一个意念。与其默默地，静候可能的宰割；那是极可能被诬蔑、被扭曲、被丑化的存活；宁可来一次明火执仗的抗议——理智而坚决的。是的，以生命和鲜血演出一个真诚追求真理的戏码吧——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表现真诚，并且不是一时的冲动。其次，是要有不让事情失败的良好工具。前者，用颈部和腕部两个致命的伤口来呈现抗议的坚决意志和爱；以大字报表达对社会国家与好友的关怀。后者，看中了和平东路和罗斯福路口附近牛肉店里足够锐利的工具。时间是1973年2月18日。出发前备妥一笔应该足以购得那工具的钞票，以免牛肉店平白失却他谋生的工具。[2]

事情发生时，苏元良的女朋友林主瑶和好友温惠兰正在当场，目睹了整个过程。她们不认得郭誉孚，但认得钱永祥，心想必与元良有关，就急切地要告知他。这时元良正来到蟾蜍山脚下找我，我们两人面对着两位老师与多位老友都已进去，秩铭与誉孚又命运未卜的情况，正在屋内相对无语，这时忽然听到主瑶的呼唤声从不远处传来。

我们冲出屋外看到她们在屋外小路上焦急地张望。原来主瑶在找不到元良的情况下，猜想他这时必在我这里，她又没来过我住处而只知道我住在这一带，就远从校门口赶来，居然就找对了地方。她见到我们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有一个人在台大校门口引刀自刎，手上还拿着大字报写着要求释放钱永祥的字样。我们在惊诧之下也根据她转述的大字报内容推断，这位以自己的生命来抗议明志的勇者别无他人，就是我们的朋友郭誉孚，于是急忙赶往校门口。但赶到时那里已经回复平静，誉孚已被送往医院，除了地上的残血，路上行人依旧匆匆，了无抗议踪影。

这时心头纷乱而胆战的我并不敢马上跟去台大医院探视，只好赶快打电话给阿束报告情况，他却回说刚得知陈鼓应与王晓波两位老师被放出来了，顿时令人忧喜参半。

黯然收场

2月18日这天晚上，郭誉孚在台大校门口以血明志之后，又传来放人的消息，我与阿束遂一起赶到陈鼓应家。来到时那里已经坐满了人，除了陈王两家人外，大多是大学杂志社的人马。我激动地向他们报告郭誉孚的事情，并急切想知道老钱与道琳他们的情况，但在座的人似乎更关心陈王两位以及他们自身的处境。我们颇为无奈地离去，但也感觉到老钱他们应该很快会出来了。

果然隔天2月19日老钱与道琳就被放了出来，卡尔则是被送回部队，至此大家才稍松了口气。当台大校长阎振兴的秘书奉命去警总将学生保出来时，警总还当场在桌上摆出那箱书作为罪证给校方看。

事后不久，老钱找了阿束、宛文与我陪他一起去训导处缴交从宛文那边拿回的几本书。训导长看到我们来“缴械”，面露得意的笑容。后来在当局散发的诋毁文宣上也指名道姓罗列了这件事，在1995年间台大为哲学系事件召开的平反会议上，有人散发一份叫做“台湾大学陈鼓应、王晓波、卢正邦、钱永祥、黄道琳案情数据”的东西，上面提到“2月22日钱永祥、郑鸿生、瞿宛文、苏元良等4人，又亲持匪书16本呈缴台大校本部”。不过这份印发单位不详的数据却把束连元误为苏元良了，真不知道是否由于我们在举办学生监票员活动悬挂白布条一事，遂将元良的老账一并清算，趁机落井下石？

这次警总抓人并未能找到陈鼓应与王晓波两人的罪证，最严重的顶多是在道琳那边找到的那卷张俊宏从美国带回来的陈省身演讲录音带，以及王浩的演讲油印稿，拿这两位国际知名学者的言论来当罪证也未免太可笑了。当局可能企图先从学生下手，以找出可以牵连陈王两位的罪证？没想到学生方面的思想资源并非来自他们，而是另有管道从海外直接进来。但不管如何，当局显然把老师与学生看成一体，台大校园这几个月来出现的左翼言论，让他们怀疑背后必定有什么阴谋在进行？而且在民族主义座谈会上，他们的忠党爱国学生又当面受到斥责与羞辱，然后又衍生出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论战，让左翼的声音“肆无忌惮”地传播，更让他们觉得事态严重了？

警总或许原先并不知道我们学生中有着这么一箱书，以为这些学生是受到陈王两位老师的影响，以为这两位老师一定提供了什么问题书刊来煽动学生？或许他们知道有些东西在学生中流传，但以为是来自老师，因此想从学生中找到这些罪证，以便用来构陷老师？结果“匪书”是找到了，却难以用来罗织成老师的罪状。

然而他们又为何从轻发落学生？国民党青工会在1974年发给暑期国建会归国学人的参考资料上如此陈述：“据警总表示陈鼓应、王晓波二名，已构成为匪宣传行为，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罪嫌，依法可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卢正邦、钱永祥、黄道琳三名，思想倾匪，并传阅匪书，已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八条一项二款，依法可裁定感化三年”。在这里老师是“为匪宣传”，学生则只是“传阅匪书”。

若说原来重点是在老师，既然老师办不下去或整够了，就饶了学生？或许他们是看到我们其实并没干出什么造反的事？就在我们出事之前，南部的成功大学也出了事，一批学生被抓而且被判刑关了起来，其中吴荣元与蔡俊军两位“主谋者”先被判了死刑，后又改为无期徒刑，其他则有15年徒刑与3年感化教育的。南北两批学生遭遇如此不同？或许成大那些学生已经进入组织与行动的阶段？还是因为他们没有知名老师挡在前面？或许就因为郭誉孚这么奋力一搏？这些疑惑如今恐怕已经随着警总数据的湮灭而不得其解了。

***

医院里的郭誉孚双手被铐在床侧，因为

……送至台大医院时，我强烈地要拔除身上一切的管线……；因“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有想永久休息的感受；否则，康复后是怎样难耐的存活呀……。直要到“二二八”那天，偶然，看到当天《中央日报》的头条，标题竟是“政府特别重视改善沿海渔盐农民生活”，我极意外地悸动起来，那正是我在调查单位强烈陈述的主题呀。含着泪水，唤来父母，不用再为我的生命意志担心了，解开我两手的捆绑吧，我的努力似乎竟还能有助于这块土地与它的人民……我要努力地活下去……[3]

当其他人都已释放，而郭誉孚也日见康复之际，周一回却迟迟未见出来，反而传来了周的寡母自尽身亡的事情。周一回是遗腹子，他的母亲在如此白色恐怖的威压下，最后或许是抱着以生命换取生命的悲愤意念，而采取了爱子心切的行动。这毋宁是整个事变中最令人悲恸之事。

我接到秩铭的通知，在周母出殡之日，一早赶到周一回在新店的老家。却不知何故，在新店山边交错的田畴与合院中找不到地方，最后怅然返回台大。

当局羁押了周一回一个多月，一直对他隐瞒母亲过世之事，直到放出来之日。而周一回的大女儿也恰巧在这段羁押期间出生，面对如此难以承受之生命情境，周只能靠着意志力及刚出世的小生命，咬着牙关度过这场煎熬。

When you're weary，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when times get rough

And friends just can't bef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I will lay me down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I will lay me down

……

When you're down and out，when you're on the street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I will comfort you

I'll take your part，when darkness comes

And pain is all ar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I will lay me down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I will lay me down

……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Simon＆ Garfunkel

【注释】

[1]涉案者邓伯宸自述《那个大雾的时代》，《自由时报》，2001年2月26日。

[2]郭誉孚，《自惕的主体的台湾史》之（序（三））（汗漫书屋，1998年）。

[3]录自郭誉孚前引书之《序（三）》。

第11章　边缘战斗　女性主义初试啼声

When I find myself in times of trouble

Mother Mary comes to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 let it be

And in my hour of darkness

She i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let it be

Let it be…let it be

Let it be …yeah，let it b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 let it be

Let It Be —The Beatles

余火未熄

1973年春天2月惊变之后，我们心有余悸地回到学校，不敢再谈民族主义问题。但是对方似乎不愿放弃机会，开学后第一期《大学新闻》还以社论的方式继续攻击。这篇社论题为《重振理想主义的精神》，却是在攻击我在论战时节录自陈映真《最牢固的磐石》而改题为《理想主义的磐石》，登在前一年12月18日《毕联会讯》的那篇文章。陈映真在那篇文章里说的是真理是有伦理条件的，而“真理的伦理条件……便是理想主义得胜的最牢固的磐石”。这位主笔显然不愿放过在狱中的陈映真，给他安了一顶“思想的暴君”的帽子：“他所谓的‘理想主义的磐石’不过是他个人的磐石，他的理想成为别人的歪论，他的磐石成为别人的绊石，而他自己则成为思想的暴君。”[1]我们每个男生都像斗败的公鸡，不敢再以“歪论”成为他的“绊石”，不再回应。校园也继续出现攻击我们及左翼民族主义的文字，像《代联会讯》的《民族主义与木马》[2]，依旧玩弄扣红帽子的伎俩，而我们也不敢再有所回应。

这个学期大家草草度过，陈鼓应请我们学生到他家吃了顿压惊饭。我亟思搬离蟾蜍山脚，免得再听到令人胆战心惊的吉普车声，于是又经由阿束介绍，向系里的韩国研究生金容沃分租了在新店建国路九十巷公寓的一个房间。我住在那里的大学最后一个学期，不只学吃了韩国人的辣椒餐，经常以生辣椒沾辣椒酱当小菜吃，还第一次见识到同属发展中国家的韩国人所拥有的恢弘眼界与无畏志气。金容沃如今是韩国很有名的哲学大师，他在1972年间来到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跟方东美读中国哲学，他的妻子崔玲爱当时则在中文系博士班。

那段日子正巧晓波与宋元夫妇俩也从汀州街搬到附近，在毕业前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三不五时就会走两步路去找他聊天，每次他都拿出老米酒“晃头仔”，斟满两个碗公，一人一碗，我陪着他大口大口往肚子里灌。保钓以来两年的火热时光猛然结束，如今又回到郁闷无边的日子。

事变后的这个学期，毕联会除了举办诸如毕业生拱猪大赛与醉月湖划船比赛这类热热闹闹的余兴节目外，不再搞政治性活动。这时台大校方刚把一个原来虫草茂盛的野池整修成人工湖模样，毕联会率先利用办了一场划船比赛，郑梓与苏元良并为此取名“醉月湖”。这学期第一次出刊的第五期《毕联会讯》上，我也乖乖地只报道与毕业生有关的预官考选事务。

但我心有未甘，继续寻找较为边缘较不敏感的议题，如台湾农村渔村的问题。早在民族主义论战乍起之前，苏益仁就曾写过一篇《一个农家子弟的心声》[3]，呼吁同学关心工业化过程中被牺牲的台湾农村。于是从第六期起我又蠢蠢欲动，先是刊登了陈映真《知识人的偏执》一文的节录，又找来大一时与我睡上下铺、对台湾经济问题进行深刻思考的张锡峰，为我们撰写一连串经济问题的文章，包括一篇《台湾农业问题之我见》[4]；瞿宛文则在《台大法言》上以《呼吁成立台大农家子弟协会》[5]来回应。在同一期，我又因应李镇源新任台大医学院院长所遭逢的问题，写了一篇社论《从台大医院的革新谈起》，批判沉疴已久的台湾医病关系。

此外，苏元良也为了男生毕业后的兵役问题提出了“社会役”的建言。他在《毕联会讯》上写了一篇社论《寓预官役于劳务》[6]，建议将刚延长为两年的役期改为“一年兵役，一年劳务”，一方面纾解男生入伍当兵的压力，一方面也延续台大学生这几年“上山下乡，服务社会”的导向。这项建议竟然引起一些讨论，国防部也来表示会慎重考虑。

女性主义初试啼声

虽然我们男生都像斗败的公鸡，气几乎全瘪了。然而女性毕竟较为坚韧，瞿宛文并不因挫败而气馁，继续进行她持续关心的妇女解放议题。紧接着开学后，她就在3月1日为法代会办了一场“男性中心的社会该结束了吧”的座谈会，请来的主讲者便是吕秀莲。吕秀莲才回国不久，担任行政院的咨议，又在杭州南路上台大法学院对面开了“拓荒者之家”咖啡馆，开始提倡“新女性主义”，为台湾的妇女运动点燃了火苗。

1973年新学期，我们不敢再谈政治与历史问题，改谈农渔村等民生问题。

稍后出刊的《台大法言》以如此头条标题“新女性主义当‘男’不让，向传统挑战‘女’非弱者”来报道吕秀莲演讲座谈的空前盛况：“该晚男女同学参加皆极踊跃，闻风而来的社会名流亦不在少数，会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会中先由吕秀莲女士做45分钟之专题演讲，大声呼吁男性中心社会之结束，尽速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这个标题显然又是刘德明的杰作。受邀参与座谈者还包括李蓝、施叔青、汪莹、邓维桢等人。余光中夫妇也来听讲，吕秀莲并请他们发言。在校园民主运动显已夭折的气氛中，妇女运动的抗争性引来无数学生的关注，吕秀莲以其迷人的口才演讲完毕之后，随即展开热烈的讨论，座谈在欲罢不能的情况下直到晚上十点才结束。

吕秀莲的这次演讲主要在挑战社会偏见，并宣扬作为基本人权的男女平等理念。她主要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呈现男女平等的观点，认为女性在台湾“既与男子同享教育之机会，她就有义务还报社会以同等之服务”。吕秀莲并提出当年经合会的调查数据，指出在“台湾受过大专以上程度教育的[人口中]，妇女竟占了36％”，这个比率在当时比起先进国家应是不遑多让。这样重要的资源，国家必须好好加以利用才能发展，因此在“把女生赶出校门，或让太太走出厨房”的选择中，答案应该很清楚。这个男女平等的论点虽很清楚，但在当时却仍充满争议。座谈会上于是有男士提出，他理智上可以同意吕秀莲所说的，但感情上却不以为然，并强调他找的对象就不会是女权运动者，这种相当主流的看法在会场上颇引起一些情绪波动。瞿宛文随即发言强调女性自我觉醒的重要性，她认为女性应该全面自我觉醒，不需要去等待男性让与权利，“权利是要我们自己去争取的。若到时候，每一个女性皆是女权运动者，那男人在找对象时也就没有选择余地了”[7]。

瞿宛文在1973年3月1日请了吕秀莲来法代会主讲“男性中心的社会该结束了吧”座谈会。《台大法言》以如此头条标题《新女性主义当“男”不让，向传统挑战“女”非弱者》来报道座谈会的空前盛况。（郑梓提供）

在这段期间，女性的自我成长问题一直是瞿宛文关心之所在，作为我们这群激进学生中唯一活跃的女性，这两年来的社团活动经验确是让她深刻体会到女性独立自主的必要。为此她又在下一期的《台大法言》上写了一篇《女性的自觉——女权运动成败之关键条件》[8]，指出《女人唯有在了解自己不平等之地位时，才可能有真正平等之出现》。

大半年来，我们在推动《拥抱斯土斯民》理念并卷入民族主义论战的同时，瞿宛文就以“罗莎”和“罗琼”为笔名，在《台大法言》与《毕联会讯》上撰文。罗莎之名来自波兰革命女杰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罗琼之名则来自深具独立批判精神的英国女经济学家琼·罗宾森（Joan Robinson）。

她用这两个笔名写了多篇呼吁女性自觉的文章，尤其关心到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心理上的深层机制。女性应该“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和男性平等的人，对自己赋予信心，潇潇洒洒地去爱”，而不要做一个以为是在“将自己的命运交在他人手上”的“怨女”[9]。她对只将女性看成性目标的那种男性眼光尤其嫌恶，看到同学也在参加选美活动，禁不住愤然指出“说穿了就是一套卖肉的把戏，……女孩不把自己当做一个‘人’看待，只把自己看做是一块肉，一个性的目标”（《尊严何在？——谈选美》）[10]？当青年党的张淑真破天荒不以妇女保障名额，也不靠家世背景，高票当选1972年底的增额立委选举时，她兴奋地“谈女性参与选举”[11]，认为女性应有参与政治的自觉，因为投身政治乃是“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最彻底、最有效的办法”。对于要女性留在家里的社会主流观点，她则指出只有“使女性参与公共事务，为人类共同的幸福而努力，因而使女性有丰富的生活、健全的人格发展，如此才能有真正和谐的家庭和健全的夫妇和子女。‘相夫教子’[12]不应再是女人逃避社会责任的借口”。

1973年2月惊变之后，不顾政治镇压的噤声效应，瞿宛文在《台大法言》继续探讨妇女解放的问题，并于3月中邀请回国不久的吕秀莲到台大法学院阐述“新女性主义”的主张。这时男女平权的主张在台大校园尚属不入主流的异类与边缘，受到的待遇只能是讥讽。（郑梓提供）

如何不再是弱者——《台大女生的剖析》

作为一个台大学生，瞿宛文对女性同学的处境既同情也不满，于是整理了几年来的观察与体会，为《台大青年》写了一篇《台大女生的剖析》[13]，以妇女解放的观点，对台大女生的基本心理特质与处境进行深入探索，延续多年来台大校园对大学生男女关系尴尬状态的讨论。

她发现台大女生多半来自都会区尤其是台北地区，地位虽然优越，但在当时的成长环境下却与现实隔离，缺乏社会意识，在社团活动中也无太大发挥空间。她们多半紧抓传统的“爱情、丈夫、家庭”的道路不放，然而在寻求丈夫与家庭的爱情之路上却又充满焦虑与难关。一方面她们自视太低，潜意识中总认为婚姻意味着抹杀自我从属丈夫，因而在爱情“定下来”的过程中就充满着非理性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她们又因家庭出身而自视过高，自我阻绝了很多交往机会。由于认定了她们的前景在家庭之外别无他途，爱情问题遂成了女生成长的焦虑所在。

因此台大女生缺乏自我、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缺乏社会意识等因素遂互为因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男性中心社会的各种力量又在帮助维持这恶性循环的每个环节。不过她还是认为“恶性循环并不太可怕，最可怕的是完全放弃作自己主人的念头”，她对女性的自主意识充满信心，进行如此的检讨剖析也是为了能够超越与再出发。

这篇文章被张俊宏拿去《大学杂志》转载，并找来林瑞明写了篇回应。在这之前瞿宛文也认识到，谈自觉基本上是女性知识精英才有的空间，其他阶层的妇女并不一定会有同等条件。因此她在呼唤台大女生自觉意识的同时，也怀着跳出这个局限去认识台湾各阶层妇女实际情况的企图心，为《大学杂志》写了一篇《属于台湾各阶层妇女的女权运动之真义》[14]。

这些都是自我成长与挣扎的深刻体验，并没借助任何理论来启发或引导。在我们将左倾当成一种知识分子的觉醒过程并认定自我改造的必要之后，妇女解放的观点当然也带给她感性经验的提升，更认识到知识女性的觉醒与自我改造的必要了。因此就在我们这些男生受到国家机器的镇压而意志消沉之时，瞿宛文在这个学期却能精神振奋地宣扬妇女解放。当时台大女生虽有多人参与校园民主抗争的活动，但在充满霸气的台大社团活跃分子之间，有勇气提出妇女解放主张的却几乎只有她一个人，自是感到十分孤单。

这时的台大校园政治，女权是个极为边缘的问题，认真对待的文章除了在《台大法言》与《毕联会讯》之外，基本上不会在主流刊物上出现。《大学新闻》几乎只有李荣武《女权问题》一文对男女平权抱着同情的态度，他认为女性的问题是社会制约而来的，“长久以来，整个社会法律的拟定，教育、心理或宗教系统，婚姻、家庭与经济的结构，都把女人看作为一种廉价、易驾驭的佣人，或商业上的奴隶、管家婆”。[15]

吕秀莲的座谈会前后，不少相关文章都采取戏谑态度，有篇《由“女权运动与一百万小时”谈起》的文章如此起头：“最近热门的话题真多，先是女权运动闹得满城风雨，有人叫好，有人喊打，有人笑脸观变，有人如沐春风，有人紧张莫名，如受切肤之痛……”[16]；有人担心星火燎原：“笔者日前曾于法学院亲见数位积极热心之女同学，讨论激动，大有‘负我至此者！男人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乎’之趋势，此则走火入魔矣。星火可以燎原，慎勿变质”[17]；更有人嘲弄女权运动是失败女人的运动：“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女权运动者的心态，我们不难发现包藏在她们动机里的祸心与苦衷。这些女权运动者对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她们没有一般女人所具有的优点，不见容于女人的阵营，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成群结队闯进男人的阵营中来打家劫舍。男人看穿了她们这一点，因此也一直对她们采取谅解与隐忍的态度”[18]；连张锦焜的《二呆呓语》也有过一篇《关于女才运动的笑话》[19]，因为吕秀莲曾从发挥女性才智的观点，自称她所提倡的是“女才运动”；而最多的则是把妇女解放的问题当成是“两性之间的战争”。当年活跃在校园社团的男生可以大剌剌地摆出这种看笑话的态度，而无须像今天那样有任何“政治正确性”的包袱。在这种十分压抑女性自主的环境中，瞿宛文可谓特立独行。

因此当吕秀莲带回欧美妇女运动理论，配合国家发展观点宣扬新女性主义时，瞿宛文遂以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热烈支持。第一次女性主义座谈之后，她再接再厉计划续办一场“女人不再是弱者——如何促使男性中心社会的结束”座谈会，再度邀请吕秀莲登场，希望进一步讨论妇女运动之实践与手段。但这场座谈会却因法代会内部的不同意见，虽然公告已经发出，还是被迫取消。

无情的太阳，可恨的沙漠

逼阮（我）满身的汗流甲澹糊糊（流得湿漉漉）

拖着沉重的脚步，欲走千里路途

阮为何，为何流浪江湖，为何命如此……

讨厌交男子，欢迎女朋友

讨厌文雅幼秀（秀气），欢喜学风流……

毋愿（不愿）作女红妆，偏扮作女红妆

醉茫茫，怎样醉茫茫，无奈的女郎……

《苦海女神龙》——黄俊雄词

下保钓运动的半旗

这些“边缘”议题诚可稍解闷气，到了5月中旬，正值美国政府将钓鱼台交给日本的一周年，台大校园却异常平静。阿焜不知死活，提议说要找来千面国旗，遍插校园以示抗议，没人敢附和。但我们还是鼓起余勇组织了一些文章，不只为两年多来台大学生民族与民主抗争活动的结束做一哀悼性的纪念，还将保钓运动与“五四运动”进行历史性的连结。

《毕联会讯》与《台大法言》合作编撰了一份《钓鱼台的历史回顾》，涵盖从明朝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记载此岛开始，直到1972年5月22日台大学生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宣布解散为止的历史事件。然后分成上下两篇，上篇从明永乐元年开始，到1970年底留美学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座谈会决定发起示威游行为止，登在《毕联会讯》上面，冠以标题《钓鱼台沉沦凭谁问，“五一五”国耻今未了，保钓运动销声匿迹，如今小子何去何从》[20]。以如此第一条目开始：

明永乐元年《顺风相送》航海图云：“福建往琉球。太武放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求木山，北风东涌开洋，用甲辰取蒙家山，用乙卯及单卯取钓鱼屿……。”

涵盖台大学生保钓运动时期的下半篇则以《台大法言》头版头条《满腔激愤慷慨悲歌，保钓运动烟消云散》的形式出现[21]，刘德明并以其浪漫的民族情怀，为此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社论《祖国啊祖国！你何时才壮大》。

郑梓的《台大大事纪》编撰工作这时也适时推出《台大保钓运动专刊》，详细条陈从1970年9月乐吾生在《大学新闻》上发表《看钓鱼台的争执》一文开始，台大校园两年多来保钓运动的大事记，分两期在《毕联会讯》上刊出。我同时写了一篇社论《从“五四”、“五一五”到社会服务》，企图阐释从“五四”运动开始知识分子与民众力量结合的意义。对于台大学生在保钓运动之后所推动的一连串走入民间的活动，从慈幼会、社会服务团到百万小时的奉献，尤其寄予深切的期盼，即使这时台大保钓运动已黯然落幕，而民主/民族抗争也惨遭镇压。算是我在毕业之前，余气尚存之下的一点乐观想头。

1973年3、4月间，台大学生保钓运动两周年将届，镇压后的校园，除了我们在安排文章纪念一个时代的结束外，了无两年前烽火硝烟景象。《台大法言》总编辑刘德明设计了这张浪漫的大书签发给同学，却反讽地成了一个时代的追忆。（作者提供）

1973年5月，《台大法言》与《毕联会讯》联合纪念台大保钓运动两周年，刊出自明永乐年间开始，直到台湾学生保钓运动为止的钓鱼台历史大事记。两份刊物都企图阐述保钓与“五四”的历史联系，由此我们在下保钓运动半旗的同时，也下了“五四”运动在台湾的半旗。（郑梓提供）

瞿宛文也在同期的《台大法言》上写了一篇《保钓运动对台大人的意义与影响》，回溯保钓运动让台大学生开始热烈参与，并从争取校园的言论自由到参与全国性的民主选举，以各种方式走入社会；同时也以社会服务的方式来拉近知识分子与社会的距离。最后“尽管目前由盛而衰，……但保钓运动已将觉醒的种子带入了台大，这是变的因子……”，如此表达了同样乐观的看法。

同时刘德明为了反驳当时已经开始的一种将“五四运动”与中共划上等号的论调，不只整理了一份“五四事件”的纪实《五十四年前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五四”事件纪实及余波》，还写了一篇《我们对“五四运动”应有的认识与态度——澄清对“五四”的若干误解》，力图澄清。

当我们将当期的《毕联会讯》与《台大法言》的大半版面都用来纪念“五一五”这一天，算是对台大保钓运动黯然落幕的历史交代时，相较于我们如此大张旗鼓，《大学新闻》保持了相当的低调，只在当期最后一版登了一个《国土虽丧，心终不灰》的新闻稿[22]，而其中主旨却是《退此一步，即无死所》，竟然表现出与党国观点平行的视野。同一版面的“每周短评”也在要求“每一位青年，必须真正深切体认‘退此一步，即无死所’的实质意义”。

苏元良接掌这一届毕联会时，深具历史意识的郑梓即刻成立了《台大大事纪》编撰小组，记录了这两年来的学生运动与校园活动。保钓运动是其中完成的部分，率先登在1973年5月21日纪念台大保钓两周年的《毕联会讯》专刊上。瞿宛文则为文阐述保钓运动带给台大学生的深刻影响。（郑梓提供）

不只如此，后一周的“每周短评”还继续对保钓运动所释放出来的民族情怀投以强烈的疑惧与敌意：

就海外留学生而言，民族主义的狂热心态正中毛共“回归”、“统一”的下怀，强大祖国的憧憬使他们不视民主、自由的真谛而囫囵吞枣似地胡乱“认同”一番。就国内情况而论亦有少许人乱发狂言，不能实事求是，掩饰事态后果而欲掀起国人盲目冲动。诸如此类我们不但有责任口诛笔伐，以正视听，我们更有义务分析事实，晓以大义。[23]

这位大新主笔在台大保钓运动已经烟消云散的1973年5月15日这一天，对它的长远影响仍是极为惴惴不安，以致发出这种与党国观点极为搭调的言论，对我们“少许人”的“乱发狂言”，要“口诛笔伐”与“晓以大义”一番。但是这些却已是马后炮了，不需他来“口诛笔伐”与“晓以大义”，国家机器早就动员来收拾过我们了。而我们如今像龟孙子一样，不敢再对这位主笔有所回应，让他舒舒服服清扫战场，捡拾最后一项战利品。

二十多年后，这项战利品居然还有剩余价值！1995年孙庆余在《自由时报》写了一篇《台大哲学系事件另一现场》，不仅歪曲很多事实，还继续玩弄乐此不疲的扣帽子伎俩。他在该文中说，“就1971年‘国府’退出联合国以来‘急统’气势的弥漫台大而言，民族主义座谈会又是‘急统’与‘反急统’交锋的‘另一现场’……”，这次他扣的是一顶时下最流行的新帽子“急统派”。然后他又自吹自擂说，“这次民族主义论战，也意外迫使‘急统’的扩张受到严重挫折，统派至少十年无力为祸台湾……”，如此向当道的新势力表功，而忘了当年直接让我们惨遭“严重挫折”的可是警备总部，而不是他。不过他这个独白倒可作为当年与党国形成实质联盟的一个旁证。

如此，在这凄零黯淡的1973年5月天，我们下了台大保钓运动的半旗。不仅如此，台大学生也下了“五四运动”在台湾的半旗，就像《大学新闻》在发动攻击陈鼓应、王晓波，并挑起民族主义论战的那一期上面用来补白的标语“打破继承北大观念，发扬现代台大精神”那样。只是他们在斩断“五四”传承的同时，也把台大的自由精神一并践踏，留下的只是空洞的“台大精神”。校方配合当局整肃台大哲学系时，出身北大的台大历史系教授李迈先曾当面向阎振兴抗议说，“北大是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扬弃了北大的精神资源，台大精神剩下什么？

最后的哲学系——台大哲学系事件

面对事后还被这样当落水狗打而无能还手的处境，我们学生自是十分郁闷。然而对于陈鼓应与王晓波，日子就不只是郁闷而已了。当局对台大哲学系的整肃行动已经提上日程表，即使他们并没能找到陈鼓应与王晓波的把柄。

民族主义论战方酣之际，校方已经借着座谈会的“职业学生”事件记了钱永祥一个大过，并且行文哲学系要剥夺陈鼓应的导师资格。二月惊变之后，有关单位马上对台大哲学系展开进一步处置，首先在四月中旬正值报名之日，校方奉教育部的命令，以“师资不足”为由，停办当年哲学研究所的招生。这显然是担心若我们这批学生考进哲研所，会影响到他们即将进行的哲学系整肃计划。接着冯沪祥又借着“逻辑零分事件”[24]在系内引发不小波澜。

我毕业的这年暑假，当局开始第一步的整肃行动，解聘了陈鼓应与王晓波两位老师，并从美国找来一位孙智燊当代系主任，取代不听话的赵天仪，以便展开进一步的动作。解聘是实质的效果，官方的名称是“不续聘”。当年当局管束老师的办法是一年或二年一聘，当你没接到下一年度的聘书时，就是解聘的意思了。后来不知是哪个层级改变了主意，在1973年夏天先只解聘陈鼓应，让王晓波继续任教。然而他还是逃不过下一年的大整肃。

诞生于民族主义论战热潮中的小唐美，在1973年6月12日，由父亲抱着一起来参加毕业典礼。史朗早已为儿女取好名字：生男叫汉威，生女名唐美。后来史朗果然又得了一位小汉威。（作者提供）

1973年秋天，空降的孙智燊执掌台大哲学系，配合当局的旨意对哲学系的老师开始进行一整年风雨如晦，充满着欺瞒、错乱、迫害，又极其荒谬的整肃行动。最后在1974年夏天达到高潮，解聘了包括王晓波、赵天仪、胡基峻、李日章、陈明玉、梁振生、黄天成、郭实渝、钟友联、黄庆明、杨斐华与游祥洲等12位哲学系的年轻老师和助教，加上前一年就已解聘的陈鼓应总共13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被当局认定是“殷党”的年轻教师，甚至波及美国请来的客座教授马乐伯（Robert Martin）夫妇。在成中英时期就应邀来教语言哲学的马乐伯教授这时竟被诬指为“匪谍”，不准再入境，而他的人类学者的妻子也因此被迫中断正在台湾进行的田野调查工作，改变了她一生的学术路程。如此造成哲学系大失血，史称“台大哲学系事件”[25]。

当党国进一步整肃哲学系的时候，我们这几个造反的学生都已入伍当兵。我们这些学生虽然没有几个人，但闯下的祸却影响到了整个台大哲学系的最后存活，而其中多位遭到株连的老师助教却是十分无辜。在1970年代之初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那两年中，哲学系的老师真正投入政治性抗争的其实只有陈鼓应与王晓波两位，其他人则是在当局“肃清殷海光余孽”的阴谋下成了牺牲品。这件历史沉冤要到20年后的1995年才得以平反。

赵天仪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事件20周年回顾》一文里对此事件如此回顾：

蒋经国时代的“台大哲学系事件”，除了台大哲学系本身的内斗之外，事实上，也成了国民党上层内部斗争的牺牲品。于今思昔，从1972年到1975年，台湾尚在白色恐怖的时代，所谓台湾的党外运动也尚未崛起，所以，当年“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难者在血滴子所罗织的红色大帽子之下，既未受到法律公平的审判，也未受到合理的教权与人权的申诉之机会，竟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受到围剿批斗，在一阵乱棍之下，被“电”、被修理，毫无反击之力，而这样地含冤了20年的岁月……[26]

自由精神的命运

台大师生的民族/民主抗争从保钓开始到警总抓人为止，两年不到戛然而止。而后学生四散，陈鼓应与王晓波连同其他许多无辜的年轻老师接着被赶出台大。此后台大校园一片沉寂，甚至连亲美反中的台独右派一时也无事可干，要到1980年代中期解严之前，才又热闹起来。

党国当局在1970年代之初的多事之秋，成功地压制了台湾大学校园里的躁动，然而校园外的民主运动却已势不可挡。1972年底的增额“中央民代”选举，康宁祥的当选成功地挑战了党国当局，开启了党外民主运动的新页。此后大学师生反而不再受困于校园，而是直接参与政治活动。邱义仁弃（哲）学从政（治），并介入党外运动，即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然而，除了左派另类选择的可能性再一次被镇压外，自由主义在台湾也是命运多舛。当年攻击左翼民族主义的对手，打的是“自由民主”的旗号，实质上却参与了党国整肃台大哲学系的阴谋。1950、1960年代在殷海光的带领下，台大哲学系曾经是一个自由精神与进步意识的策源地，也成了党国的心腹大患，视为台大的乱源。当局终于在1970年代之初，接着“小市民心声”与“民族主义论战”的两次围剿，最后动用了警总来拔除最露锋芒的师生，包括殷海光的两位最有抗争精神的弟子陈鼓应与王晓波，以及我们这些私淑学生。之后台大哲学系所存续的自由精神与进步意识顿失屏障与斗士，遂被党国当局里应外合策动“台大哲学系事件”来轻易收拾，如此当局清算殷海光影响的计划才算大功告成。

钱永祥在回顾这次事件时曾经痛切指出这是整个社会的巨大损失，包括：

一，把哲学当作学术的认真态度被抹杀了；

二，哲学作为启蒙、开放功能的作用被歽丧了。[27]

此后不只台大哲学系本身换掉一大半人，武功全废，成了主要是教导“人生修养”的道场，台湾大学也不再能找到自由精神与进步意识的凝聚，等于说它作为前卫思想的领导地位被成功地阉割掉，以后出身的台大学生也就少有当年的理想性格了。

吴企平提出一个可以与此接轨的观点：殷海光过世后，当局即开始在哲学系布置起来，准备进行清算与接收。在老师方面甚至可能从成中英接系主任就已开始，他可能不自觉地成为一颗棋子，其他一些老师也可能成了收编的对象。这现象不仅发生在老师方面，保钓运动之后进来的哲学系学生也开始起变化，最显著的除了冯沪祥考进研究所与孙庆余从政大转学过来外，1970年度入学的这一届学生也开始出现清楚的忠党爱国的声音。这或许全是巧合，但却前所未有，而台大哲学系学生的自由与批判精神也几乎就在这一届之后中断。这段期间，系里师生双方的变化遂提供了党国进行整肃的条件。从这一观点来看，哲学系里被整肃的其他年轻老师其实并不冤枉，因为他们也是台大哲学系自由精神与进步意识传承的一部分，而党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斩草除根，并非只限于陈鼓应与王晓波二人。

邱义仁在回顾此事件时则说：

哲学系事件之后，自由主义的传统也跟着烟消云散。……似乎相隔了五年以上的时间，校园里较活跃、具异议特质的社团才又再现。……因为自由派传统在哲学系事件后就戛然中断，所以本土性的诉求很快就攫取他们的向心力……。[28]

多年之后才得以复苏的新一代反对派学生，失去了1960年代台大自由精神与进步意识的熏陶，就只能在无需知性论辩、只要诉诸狭隘的“我族”情绪的族群政治权力斗争中吸取养分了。钱永祥在同一对谈中进一步说：

哲学系事件是台湾思想史的一个分水岭，一个在1960年代萌芽的启蒙批判传统，在逐步紧缩的政治压力中宣告夭折。

可以看出当时为了肃清左派进步意识的影响，右派反共大联盟包括台独倾向的亲美反中派，竟不顾自由主义之夭折，一并清除了《自由中国》与《文星》一系下来的自由主义在台湾的最后堡垒。今天自由主义在台湾声音如此微弱，恐怕部分源自这个断裂。

历史意识的断裂

然而断裂的不只是自由主义，也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传承。断裂的是雷震、殷海光等人从大陆带到台湾来的“中国自由主义”传承。

断裂的不只是“中国自由主义”，也是中国的现代革命传承。断裂的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所激荡出来的革命意识。

断裂的不只是“中国现代革命”，也是“中国”的意识。断裂的不只是党国当局在台湾重建起来的“中国”意识，也包括本省人从父祖之辈传承下来的传统历史意识。

最可笑的是中国国民党竟然参与执行了这项对中国历史意识的绞杀。

台大校园经过这么一个精神上的断裂，剩下的空间只有让执迷于族群意识的反共亲美势力趁势崛起，引为风潮，甚至连我们之中一起走过这段历史的一些老朋友，也不免卷入这个新起的潮流里，难以自拔。仔细考察我们当时的对手在民族主义论战时与党国联手围剿我们的情况，这个转折对后来台湾的政治发展确实有着相当的启示性。

【注释】

[1]《重振理想主义的精神》，《大学新闻》第388期社论，1973年2月26日。

[2]文彦，《民族主义与木马》，《代联会讯》第15期，1973年4月9日。

[3]《大学新闻》第380期（1972年10月20日）。

[4]《毕联会讯》1972年度第6期（1973年3月19日）。

[5]《台大法言》第31期（1973年4月16日）。

[6]《毕联会讯》61年度第7期（1973年4月9日）。

[7]以上演讲报道与发言引自《台大法言》第29期（1973年3月12日）所刊登之座谈会新闻与记录。

[8]《台大法言》第30期（1973年3月26日）。

[9]罗莎，《怨女》，《毕联会讯》1972年度第1期（1972年11月20日）。

[10]罗琼，《尊严何在？——谈选美》，《台大法言》第27期（1972年12月25日）。

[11]罗琼，《责任与平等——谈女性参与选举》，《台大法言》第28期（1973年元月12日）。

[12]罗琼，《相夫教子？》，《毕联会讯》1972年度第7期（1973年4月9日）。

[13]《台大青年》第70期（1973年）。

[14]《大学杂志》，1973年5月。

[15]《大学新闻》第391期（1973年3月19日）。

[16]莫翔，《由“女权运动与一百万小时”谈起》，《台大法言》，第31期（1973年4月16日）。

[17]鱼客，《旁观新女性主义运动有感》，《代联会讯》第15期，1973年4月9日。

[18]十三郎，《也谈女权运动》，《台大医讯》第30期，1973年3月26日。

[19]二呆呓语，《关于女才运动的笑话》，《毕联会讯》1972年度第6期，1973年3月19日。

[20]《毕联会讯》第10期（1973年5月21日）。

[21]《台大法言》第33期（1973年5月14日）。

[22]《大学新闻》第398期（1973年5月14日）。

[23]《大学新闻》第399期（1973年5月21日）。

[24]详见赵天仪编著，《台大哲学系事件真相》（花孩儿出版社，1979年），第一部分之四。

[25]有关台大哲学系事件，详见赵天仪前引书，以及台湾大学《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报告》（1995年）。

[26]赵天仪，《台大哲学系事件20周年回顾》，《自立早报》1993年5月13日。

[27]钱永祥与邱义仁，《自由主义早到了》，《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5年7月27、28日。

[28]钱永祥与邱义仁，《自由主义早到了》，《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95年7月27、28日。

第12章　尾声

1973年2月惊变之后，台大哲学研究所停止招生，堵了我们一条出路，只好先去当兵再说。这年夏天，老钱、史朗与我各自入伍，我考上预官，不善考试的他们两人只能当大头兵。然后在服役中传来哲学系大整肃的消息，令我心中黯然良久。虽然哲学研究所在来年恢复招生，但我们都不想回被清洗了的台大哲学系。

随后在等着退伍的1975年4月，我准备出国读书，却传来南越政权兵败如山倒的消息，越战终于真正结束了。我拿着美国的《时代周刊》，翻阅战事的最后场景，一位预官同僚看到其中的照片顿时目瞪口呆。他看到的是几张南越村民以灿烂的笑容迎接越共部队进入村庄的照片，有如“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景象，令长期接受反共教育的他难以置信。处在如此蒙昧的环境，回想两年前我们被围剿追杀的景况，也只能泰然处之了。

***

史朗毕业前就有妻小家计必须承担，当完兵后直接进入斯土斯民的世界，尝试过各种有赢有输的商机，同时也卷入了党外民主运动。大概是当老大的代价，老钱在部队里受到密切监视，退伍出国时不仅遭遇不少麻烦，在英国留学时还继续受到关注。据他说在英国留学时，有一位拿中山奖学金的台大旧识还负责打他的报告，而此君当年在民族主义论战时据说也参加了对我们的围剿，算是当年论战时“亲美反共联盟”的一个具体旁证。他甚至在申请回来到中央研究院工作时也历经一番波折，后来是在中研院院士经济学家陈昭南所长的坚持下才得以回来工作。卡尔当完兵后出国，没听说有问题，后来他完全放弃政治，当起加州律师来了。我在退伍后刚到美国不久，卡尔曾从旧金山寄来一张大陆出版的中国地图给我，并题曰：“江山如此多娇，代有人才起——鸿生惠存。正邦，1976年元月，周恩来过世之日”。道琳回到人类学研究所，而后出国继续攻读，然而我们之中最博览群籍的他，似乎已经走过了生命中最战斗的时刻。而当年最被我们看重的洪三雄，毕业后却几乎不涉政治，如今与陈玲玉一起成了收藏家。当年介入台大校园民主运动的几个带头人物，如今都不在政治圈。开创社会服务社团慈幼会的江炯聪，也与洪三雄、钱永祥一样，毕业后处处受到党国掣肘围堵，最后走向企管专业。当然这里又有着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境，当年介入民主运动的青年学生并非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是出于理想与热血，政治权力本非我们所憧憬的。

正在读哲学研究所的阿吴与阿束两人，身处凋零破败的哲学系，也先后弃学从商。阿吴在我毕业前夕与我们班上的周赞定订了婚，随后见天下纷纷，索性入伍去了。两年后复学时哲学系所已遭整肃，人人噤若寒蝉，竟然连找论文指导老师都被互踢皮球，于是离开了哲研所从事贸易。阿束则先卖了一阵子音响，再转入传播业，默默工作多年之后，如今也闯出名号。阿焜一向是最具纵横商场潜力，离开学校后进入出版界发展，然而却还保持着对理念的执着以及对人世的愤恨。阿仁那时正在服役，听到了这些老朋友出事，终于下了决心放弃哲学，放弃怀海德，也放弃德国，退伍后改考台大政治研究所，并同时介入新兴的党外民主运动。郑南榕退伍后与这些老同学在商场上混了一阵，最后也介入了党外民主运动。而他生命最后的那柱火炬，就有如我们整个世代的窒闷与愤怒的最后猛爆。

张复本来在大学后期就已逐渐脱离哲学而修起数学系的课程，哲研所取消招生对他影响不大，退伍出国后就直接攻读数学方面的博士，毕业后在美国东岸的贝尔实验室一边研究计算机网络，一边写起小说来，每写完一篇就寄来芝加哥给我们分享。他最后也回到台湾的学术单位，并展现他写小说的才华出了小说集[1]。施智璋在毕业后弃文从商之前还开过一家“花孩儿出版社”，帮赵天仪出版了《台大哲学系事件真相》一书。莫一予在研究所之后移民美国，近年来除了沉浸于绘画外，还在台湾的网络文学上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宛文升上大四后不再涉入社团活动，认真读起书来，并于经济系毕业后考上研究所，走上经济学专业研究之路。秩铭继续读完淡水工商，在淡水地区搞出一个活动圈，并在毕业之后展开他的广告事业。一回出来后咬紧牙关，也进入商界发展。大头喉咙受损，但还是回去完成师大的学业，毕业后带着案底记录到国中教书，最后由于不满于教育界的环境，毅然退出，成为一位热心研究台湾史的民间学者，写了《自惕的主体的台湾史》一书[2]，并不时在报刊上为文，戮力澄清台湾历史的种种迷雾。何美乡在居间传递那箱经典之后也随即出国读书，一年后在美国得知老朋友出事，黯然不能自已。她当时出国读的就是生物医学方面，多年后也回到台湾的相关研究机构。我们出事时，陈雪梨正准备结束柏克莱的学业回到台湾来，得到消息后曾动员《纽约时报》记者登了这个消息。她认识到这种情况下回台希望渺茫，遂隐姓埋名重新出发，而在企业界另图发展。

元良毕业后考上预官，退伍后与主瑶一起出国留学。他先去读老本行心理学，然后在一连串转读之后，最后拿到的竟是工业工程博士，而在回到台湾来大展宏图之前，也曾在贝尔实验室修炼过一段日子。载爵留在东海读历史研究所，研一的时候就住在东海花园里，从杨逵那里不只学习到台湾的过去，还学到了园圃的乐趣，十多年后他更将所住的东海教职员宿舍前后院开辟成大度山上最美丽的小花园。我在大学毕业后等着当兵的日子，曾陪着他一起来到台南佳里镇，寻到日据时代台湾文学工作者吴新荣医师的故居，找到吴的家人探询台湾文学史料。载爵这时已经全心投入台湾历史与文学的研究，研究所毕业退伍后还去主编过刚起的《夏潮》杂志，也开始在东海大学历史系任教。郑梓则带着未完成的《台大大事纪》数据来到东海读历史研究所，与载爵二度同窗，也开始了与台湾省议会的不解之缘，并投入台湾地方自治与党外民主运动的历史研究。载爵与郑梓两个人遂在1970年代中期，一起在东海大学展开了研究台湾历史与文学的先锋工作。这时陈忠信还在东海大学，几个人形成一个小圈子。刚下部队的老钱，英雄气短，百无聊赖，还曾多次在休假时来到东海与他们厮混，遂又击出另一番火花。

我在记录上显然不受影响，据说在警总的记录是“民族主义者”。凭着高中时迷糊加入的党籍，入伍后还当了政战官，出国留学也没问题。1975年夏末，我在退伍之后与宛文相偕赴美留学。出国前夕我来到松山永吉路巷子里的一栋公寓一楼，找到阿束他们道别。我一进门，在弥漫的烟雾与昏暗的灯光下，只见几个人围坐一桌，麻将打得正酣，正是阿束、阿焜与南榕等人。这时哲学系大整肃已经结束，这几个人也都不在系里了，日子过得显然颇为落寞虚无。阿束在开门让我进来之后，回座打牌，几个人头也不回，继续鏖战方城。我坐在一旁默默看着他们郁闷的牌局，最后南榕终于开口问起我出国念什么，而在得知我将继续读哲学时，他头也不抬说“你出去可要为我们哲学系争一口气”。我突然有种即将抛弃他们的歉疚感，稍坐一会之后，悄然告别。

有多少知心朋友还能长聚首

有多少美丽时光还能再回头

还记得你曾说过韶华不为少年留

谁能够叫它不走

《韶华不为少年留》——翁倩玉唱

我们前后几期的同学多人先后放弃了哲学，像吴企平、束连元、邱义仁、张复、施智璋、徐政平、莫一予、郑南榕、张景森、蔡祯文等人。我到了美国之后不久，为求温饱也改习计算机，在美国求学与工作了13年之后，才又回到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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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南部台湾，我结识了谢史朗以及《南一中青年》的一伙人，又从《建中青年》上认识了钱永祥那帮人。那是个1950年代白色恐怖之后，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启蒙年代，我们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启蒙的理念，培育出各种叛逆激进的念头，从罗素，从殷海光，从李敖，从陈映真。我们这一群人从台南经过台中聚到台北，原本只是臭味相投，却没料到会有一个钓鱼台事件，将我们卷进历史的漩涡，将我们变成保钓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急先锋，再将我们推上台湾左翼传承的连接点上。

1970年初的海外留学生保钓运动演变成统一运动，然后在“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后，无疾而终。台湾的保钓运动却触发了台大的校园民主抗争，开展出台湾迟来的“六○年代”，然而才短短二年，却在反共亲美派学生与党国当局连手镇压反对派学生中的左翼之后，台湾这个短暂的“六○年代”也提前黯然收场。钓鱼台事件在太平洋两岸都是历史潮流中的一个触媒，而当年卷进这潮流的我们这些师生，也算是真诚地扮演了我们的历史角色。殷海光先生当时若还在世，恐怕也会陪着我们一道走过这场历史的盛会吧！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 for ever and a day.

We'd live the life we'd choose，

We'd fight an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Those Were the Days —Gene Raskin/Mary Hopkin

【注释】

[1]张复，《高塔》，九歌出版社，2000年。

[2]郭誉孚，《自惕的主体的台湾史》，汗漫书屋，1998年。

后记

闯了这个祸，恍如做了一场噩梦，事后当事者都不愿多谈，而后各奔东西，直到25年之后。那是1998年的初春，一群台大哲学系的老同学重聚在“寂寞圣贤”。这家躲在台北市伊通公园旁的欧式西餐小店是高我两届的张景森经营的，老同学重聚，相濡以沫，阿束突然提起“今年是25周年了”！大家先是面面相觑，然后我就想起他指的是什么了。

1973年2月惊变之后，多少年来我们这群老朋友互相之间很少谈及此事，即使有人提起，也都三言两语带过，尤其是牵涉较深的几个人，恍若当年所作所为是件很不堪的窝囊事。阿束、阿吴、阿焜几个人当年对我们到底干了什么，没有多问一句，事后我们也没多做交代。即使牵涉较深的几位，互相之间也多因避谈此事，而不曾有过一个全貌。然后各奔东西，自寻生路。即使在几年前的1995、1996年间，因台大哲学系事件之平反而闹得风风雨雨，我们也都漠然以对，似乎不在意这段历史的遗忘。

然而阿束这么一提却触到了大家的痛处，心里头那堵压抑之墙瞬即崩溃，整整沉积了25年的那股郁闷之气就此倾泄而出。大家七嘴八舌重回现场，重温旧梦，也触动了我将这段历史书写出来的冲动。我于是走访了多位老友，让他们重启记忆之门，很多细节都已流失于记忆之河，很多关键却又重新串起。我言简意赅很快写出一份两三万字的初稿在老朋友间传阅，勾起不小的涟漪与回馈，也抚慰了多年来难言之痛，等于进行了一次集体治疗。

我又把这份简短的回忆给了台社[1]诸君看，除了得到应该公之于世的鼓励外，光兴也认为民族主义论战的部分极具历史意义，应该加以深入解读。因此几年来我一边参考更多数据，包括洪三雄的巨著《烽火杜鹃城》，一边也从自己的以及老朋友的记忆深处挖掘出更多陈年老账。这份追忆也就越写越厚，涵盖的层面也越来越广，甚至超出回忆录的一般界线了。而我自己也在重新活过这段历史的同时，进行了一场自我疗伤与思想整理。到了第二稿完成之时，我很清楚这已不只是一本个人的或集体的回忆录，也不只是30年前关于台湾知识青年的一段历史记载。这里承载着台湾在历史的交错点上的诸种意识原型与时代精神，而这些东西至今仍然主导着我们目前的历史进程。秩铭曾经建议写成小说，以对人事物能有更大的挥洒空间，描绘出更宽广的时代背景，然而以我的文才与想象力，对时代背景只能做到尽力交代，对人事物则尽力如实呈现，无法成就一部小说，诚为憾事。

第二稿完成之后，我终于从郑梓老家的旧藏中找到了当年台大的旧报纸，也从洪三雄的收藏中补足一些缺漏，并取得不少精彩照片。这些宝贵的旧报刊，加上读过第二稿甚至第三稿的朋友所提供的意见与数据，构成了我从头到尾进行最后增删修订的基础，不少人物的场景得以铺陈，事件的细节得以圆满。这些加油添醋并非为了凸显个人，而是为了更能真切地交代出当年的时代背景与生命情境。

最后的修订过程也帮助我把整个时代的历史意义重新思索一遍，定稿之日虽然已近呕心沥血，但回首一望却发现过去已经不再是噩梦，而我所完成的也不只在集体疗伤，不只在清算几笔陈年老账。我能感觉到昨日之怒已经化成了一首首充满希望的青春之歌，在这个历史的断裂点上重又发声高唱，寻找重新接合的可能。

这确是充满青春歌唱的一段历史，在完稿过程我逐一想起当年我们一群人喜爱的时代歌谣，遂选择其中一些加在章节起承之处，希望更能呈现这段时光的如歌气氛。

我们当然不是1960、70年代之交，唯一追寻左翼另类出路的热血青年，当年台湾各地都有着更为可歌、更为可爱的惊蛰故事在发生，只是多年来一直埋没不为人知。在这里说出我们这群人的这段如歌往事，也是希望能抛砖引玉，期待一部大合唱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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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虽是有关一群人的故事，资料也是众人粒积而成，但所抱持的视野与观点难免会有我个人角度的局限。首先，本书未能完全写出每个老朋友个别的心路历程，这点特别要请诸位老友谅解。再则，“左翼”的界定从来就极有争议，本书呈现的当然只是我极为包容的“左翼观点”，也请读者包容。最后，台大哲学系本具多种面向，而其师生也是龙蛇混杂，面貌多端，本书呈现的只是其曾战斗过的一面，疏漏之处尚请当年师长与老同学见谅。是以，这本书所表白的时代观点与历史解读基本上是我个人的，其中的是非对错自然是我个人要来负责的。此外，书中人物除了少数因为各种因素姑隐其名，包括张文清、季小兰、郭耀楠、邱武义等人之外，都是真实姓名。

这本书的完成非我一人之力，首先感谢的当然是现身书中的诸位老友，感谢他们与我一起走过这段历史，也感谢他们大方地成为我书中的角色，无以回报，仅将此书献给他们。作者也感谢读过初稿二稿乃至三稿，提供很多宝贵意见、数据与图片的朋友，没有他们的回馈、批评与鼓励，这本书不可能有如今之面貌。而与我相遇于那火热年代，并一起走过这30年岁月的宛文，几年来容忍我如此不务正业，更是我特别感激的。

2001年10月28日

2001年12月19日与钱永祥的《纵欲与虚无之上》共同举办新书发表会后，参加的老朋友们合影。

【注释】

[1]《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社。《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是一本立足于批判观点的民间学术期刊。

跋　青春歌声里的低调

钱永祥

郑鸿生兄将我们少年时代共同度过的一段经历写成了文字，并且邀请我攀附书后，发表一些感想。本书的内容虽然属于严肃的历史-实践反思，不过书中难免涉及那些惨绿岁月的一些旧事、私事，其中不堪回首者居多。而占用公共场所曝晒“婴儿时代的鞋子”（或者其他本应属于私人、私室的事务），更令我觉得失措而尴尬。可是鸿生容许我在他的故事之后续貂，于我乃是三十几年共迎风雨、相濡以沫所换来的莫大荣幸，我不能不郑重其事。郑重之道，莫过于不要打扰他叙事的思路蜿蜒和情绪起伏，而是设法自行提供一个“入戏观众”的若干思考，说说我在年过半百之后，是如何理解、感叹那段经历的。

其实，三十几年以来，我对于自己成长的那些年头、那些人与事，不敢回首之外始终也有难舍的眷恋——那是一群活得认真的朋友、一个自信不平凡的时代、一段丰富而狼狈的经历。眷恋之余，自然也思索过其间的“意义”，尤其是超乎个人而较为客观层面的意义。这样做，势必需要将个人的经历联系到历史、联系到自己当时身处的时代与社会脉络。可是每每我会发现，自己的回忆与今天台湾社会所提供的历史记忆有些枘凿。无庸讳言，我们一批老朋友，与当前台湾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有相当距离的。不过我本以为，与自己社会的“主流民意”维持一段距离，乃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并不足以为奇。可是一旦距离居然造成了极为不同的历史回忆，便构成了一个有着相当反思余地与个人兴趣的问题，值得作为反省的出发点。

在今天，提到解严之前的台湾，流行说词好用“威权压制”与“争取民主”之类的二元字眼撑起一套架构，叙述其间的种种。这套故事有一种更为简化的版本，甚至认为台湾的反对意识、反对运动的历史，可以总结为国民党与党外（民进党）、或者外来政权与本土意识的冲突史。一旦在内容上如此简化，则时间上也必须截流。于是美丽岛事件虽然不能不供奉在开纪元的地位，毕竟属于史前时代；真正正统、体面的历史，还是要从1980年代后期起算，也就是要从本土论述成熟，民进党和李登辉（以及无数攀附在周遭的青年、中年、老年“本土派”）出场之后，台湾才算有了值得承认的民主反对运动。至于美丽岛事件之前的几十年，以及着眼点超越本土的其他反对论述，恐怕就要到侏罗纪公园去寻找遗迹了。

这类“抢”历史的景观，说来有趣而并不令人意外。偶尔见到解严之后才拨冗露脸的反对派学者，在公开场合畅谈他们心目中的反对理念，我总是难禁同为刍狗的同情之感。我深知，历史是要今用的，而使用权当然首先属于今天的强者、得势者、胜利者。他们占有历史的方式，自有他们的考虑和理路。身非历史学者，我从来不觉得有侧耳弯腰喋喋争论的必要。

可是从比较严肃的伦理-政治角度来说，这种诠释台湾的反对运动历史的方式，由于忽略了“反对”这个概念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却又不能不一争。“反对”这个概念的庸俗化，比其他事物的庸俗化都更残忍，因为这代表对抗庸俗化的最后防线也告失守。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反对”何指？这个态度可以指受支配的“我们”设法推翻当权的“他们”、指企图“取而代之”。不过反对还有一层意义不容一时潮流侵蚀淹没，那就不仅是在两个集团之间的相对权力位置上着眼，而是追问反对者与当权者之间是否代表着迥异的价值取向？二者所呈现的价值理想，究竟应该如何比较与定位？在什么意义上，反对者的价值理想，代表着社会趋于公道和人心稍形宽厚与敏感的可能性？反对者的理想，是否可以让更多的人——无论他们有没有势力——活得更像人？显然，这种意义下的反对，关心的首要不是谁在统治、统治得好不好，而是当前的体制、价值观违逆了什么重要、基本的做人道理[1]，结果令一些人遭受践踏和侮辱，让社会生活的方式扭曲而人性必须变态，令残忍、趋附、冷漠和作戏成为司空见惯。对这种反对立场来说，统治者与统治方式不是不重要，可是反对他们的理由，需要由关于社会价值的陈述与坚持来提供内容。反对也不是对人无所认同，不过被压迫者之所以需要同情和解放，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选民式的特殊质量或者身份，而是因为体制在他们身上所造成的剥夺与痛苦，不是价值的普遍性要求所能容忍的。“取而代之式”的反对，乃是政治人物和政治势力的责任。“价值冲突式”的反对，则是每个有实践自觉的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取消了价值冲突，代表受苦者注定瘖哑、代表超越现状的可能性已经熄灭，从而改变与进步也就不再是人们心里的向往和动力。这种情况之下，政治式的反抗也就不免是纯粹的权力游戏，当事者乐在其中，对外人却不会有太大意思。

回到台湾，流行的“威权/民主”提法，当然不是没有价值的自觉、对比与坚持；毕竟，民主——无论你如何理解——并不是一个在价值上中立的概念。它预设了每一个个人的道德平等与决定一己生活方式的平等权利，以及这两项价值的许多严峻要求。可是这种价值涵蕴，随着台湾环境的特殊性，却始终没有得到经营开展。民主沦为一些形式主义的口号、一些肤浅的立场认定。在政治行动全无可能的年代，既然缺乏行动的机会，仪式性地重复这类口号或许有它的一定意义。可是到了局面开放，政治实践有其可能的时候，由于苍白贫血的民主概念无力抗拒政治势力的挟持，考验就临头了。

在党外运动出现之前，台湾不是没有个人或者团体有意识地采取反对的态度，并且付出可观的代价。一系列刊物以及背后的同仁组合，在那个年代就是反对行动的上限了。这些刊物以及言论，均有相当明确的针对性，那就是企图松动国民党的控制，为台湾培养出一种较为自主、开放、讲理、踏实的社会雏形和文化取向。在这方面，我个人对这些先行者的勇气和视野，一向相当尊敬。

可是让我们正视台湾环境的特色。从1950年代以降，台湾的公共文化、台湾人的集体意识，便一直相当贫瘠破碎。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由于统治者的更迭和镇压、国际冷战大环境作祟、以及党国引导从封建地主体制向资本主义快速蜕变的结构性原因，台湾不容易见到较成体系的公共价值论述。在台湾，保守者没有自信，无能发展出以精英的稳定传承为取向的公共价值，于是倾向于小市民化（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由派缺乏由社会斗争所激荡出来的价值自觉，不识个人尊严这项要求的激进涵蕴，于是仅能以符号式的反威权自恃（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而受压迫者找不到明确、具体的正义概念作为自卫屏障，所以社会意识往往被迫求助于各种反现代导向的族群主义、以及对“民间”这个反动意味浓烈的领域的崇拜（社会运动者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几种较有可能经营出一套社会理想的基本价值，在台湾都没有发展、深化的内在动力。这种情况之下，反对者往往只能仰仗个人的道德资源、道德感受。可是，个人岂真有能力展开一个道德世界？从这种紧张、素朴的资源所衍生出来的反对姿势，表达对于当政者的不屑态度可以，却没有办法构成更新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系统论述；对于社会上许多感到挫折与压抑的人们刺激有余，却不会发出持久的感动、鼓舞力量。台湾人的政治言行，不时会流露出几许流气、痞气（党国领导人、政治人物、学者、新闻记者都不例外），原因或许即在于他们始终找不到一套具有道德意义的语言，足以将长期的挫败感升华成历史的进步故事？

大环境使然，莫怪乎台湾在以多数族群为名扫除威权体制以后，“反对”仅剩下“反对国民党”的意思，而反对的理据也会萎缩到“台湾意识”的底线本能。在这个论述界域里，价值理想——无论保守、自由或公义取向的——居于从属、边陲的位置。有人会说，自决、认同乃至于对于自己土地和“乡亲”的归属感，为什么不算是价值？我的答复很简单，但是也实在很沉重：这些诉求都是个人的权利，不容剥夺；可是诉求的权利并不涵蕴诉求内容的价值。这些概念太简单、太单薄、太保守、太具有欺罔性了，不仅无足以暴露本土/民间生活里头的多重压迫实相、无足以分辨头上支配者的统治方式是否合理，更无足以支撑起一套关于整个社会的合作应该如何进行的理想远景和制度思考[2]。在一套泥沙俱下而价值意识扁平的“本土”意识笼罩之下，反对不免沦为“取而代之”，而民主也就流为政治动员的操作技术。这时候，宪政体制的原则、社会整合的途径、公共政策的利害、公共议题的先后选择等等，由于找不到一套说得出是或者非、对还是错的标准，也就很难在价值理念的引导之下展开公共讨论。

把台湾在世纪之交的荒芜景象，归因到反对者的价值意识之贫乏，论者或会讥以为是笔者个人的乖僻成见。不过即使如此，我仍必须在此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往者已矣，新一代的实践者若要摆脱陈年窠臼的纠缠，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而鸿生这本书，由于生动叙述的正是这个问题在三十余年前的雏形预演，将会有助于重新开启这方面的思索和讨论，迫使年轻一代中仍以反对的可能性为念的人，三思自己的承诺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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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我们少年时代的焦躁、愤怒、彷徨、狼狈，又何尝不是上述价值贫瘠情境的产物？机缘使然，我们当年从多个方面接触到了一些揭发性质的批判，启发了我们对于现状的不安、怀疑、甚至抗拒。这一方面，我们一圈朋友与零星散布在各地的不少同一代人并无二致。可是在这种“不满现状”的情绪加温之余，出路却无处可寻。现状必须对抗，可是要用什么理想来对抗它？环顾四周，我们找不到思想上的投身之处。

不过，除了这种对于台湾现实的一般性的不满之外，1960年代末与1970年代初，我们周遭还存在着一些当日台湾比较陌生的思想趋向。这类思想角度，最后在台湾烟消云散，没有留下堪为悼念的遗迹。可是借着它们的启发，“反对”这个概念，却有可能——虽然到今天为止，仍然仅属于封闭在琥珀中的可能——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内容。

从今天的回忆重建当年这些零散的思想氛围，许多细节已经模糊了。不过在那个年代，历史的大局面处处反映着这些思想趋向。我指的，在岛外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西方由反越战所引发的学生运动；在岛内，则是一圈又一圈或可泛称为“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文化骚动。这些事件如何交错作用、直接间接地进入那一代人的意识而发酵，必须列为台湾思想史研究的专题，才能整理出其间头绪。举例而言，岛外的事件，会与陈映真的文学评论交互发生作用，而现代派的圈子里，则可以见到逻辑实征论与萨特式存在主义的成份并存。不过，混乱归混乱，今天回顾起来，1960—1970年代之交的整个思想氛围，包括西方学运、中国的“文革”以及台湾内部的思想取向，确实可能让“反对”这个概念，取得一些特殊的形貌。这番转折，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不过即使对于战后到冷战年代的西方社会意识而言，1960、1970年代的浪涛也不能不算是新生事物。

在这个忆旧的场合，我并不觉得有资格对这个“反对”的新概念有所论述。不过，若是能设法指出当年感动过我们的是什么，那么鸿生书里描绘的许多情绪和冲动，以及迄今我们还在悼念、向往的是什么，也会变得较为容易索解。让我试着从回忆里的点滴整理出一些线索吧。首先，那是一种认知有人在欺侮别人、并且愿意向被欺侮者认同的反对：所有的社会科学都企图抹煞人间的这个基本事实，所有的规范性理论都企图开脱你面对这个事实时的责任，可是新的反对概念，在试图颠覆当日的社会理论与规范理论之余，正好要问体制为什么系统地造成这项事实。其次，那是一种国际主义式的反对：国家/国族是一个统治/动员的单位，却不是一个支配与反对支配的单位；如果支配者的运作正以区域、以全球为范围进行；如果被欺侮者的苦痛并不因国界线而有不同的道德分量，你怎么会仅以一国作为实践思考的范畴？第三，那是一种必须取社会议题作为论述着眼点的反对：如果压迫主要寄身在各种社会关系上，如果财产、出身、学历、职业、性别、族群、肤色在在决定着你能欺侮人还是被人欺侮，你怎么会只以政党政治为念？第四，那是一种牵涉到文化与价值的反对：如果体制安排好了各种欺侮与被欺侮的系统位置，而整个体制又需要特定的价值观来加以正当化，你怎么能不将问题扩展到文化与价值的领域去？第五，那是一种以普遍价值为诉求的反对：局限于第一人称——无论单数抑或复数——的诉求，不可能取得充足的道德保证，也不会以平等的关怀与尊重为不容逾越的最高原则。为着第一人称的主体而发动的反对，当然只能是取而代之式的反对。

这份清单有意地漏掉了几个重要思路（例如国家作为压迫机器的概念、例如第三世界的概念、例如情欲解放的概念），清单的内容也难免事后聪明之讥。不过我相信，若是这些基本的方向有机会汇流，形成较为具体的反对意识，这种反对的着眼点会比较深广、比较全面，它的价值意识会比较清爽，所以它的怀疑取向也就比较强：它确实比较“激进”，对现状的警惕、抗拒也较为彻底。某个意义上，整个1960年代世界的骚扰动荡，可以看作这样一套反对意识的难产过程。最后，它不幸胎死腹中，不过还是遗留下来了一些犹有发展可能的理想。说来值得注意：近代世界见过的革命虽然难以计数，可是对于什么叫做“反对”，却仍然需要由一代又一代有实践自觉的人持续摸索[3]。

无论如何，这种对于“反对”比较复杂、深入的理解，在台湾更找不到土壤去扎根生长。除了大家可以想象的外缘原因之外，当时台湾文化的贫瘠自然是首要的理由。我们一些学生虽然有所感动，可是完全没有思想的资源与能力去将感动化为观点。学界正在崭露头角的一代新秀，行将开始领导台湾“自由派”风骚垂20年，却一心套用美国式社会科学和冷战式的价值观去“革新保台”，对这些造反式的东西嗤之以鼻犹不及，自然无所感受。而校园中的一些独派同辈，则对这套“左”味扑鼻的东西忌之如蛇蝎，不惜协同国民党分子扣以红帽子。鸿生书里仔细地分析了这段令人伤感而扼腕的故事，读者可以参照。

可是，多年来观察周遭不少自诩居于反抗位置的人，我不能不说，当年偶然感受到的那星星点点思想启发，确实相当独特。这种独特的影响有什么具体结果，我尚不敢有结论。毕竟，我们当年对这些独特的倾向并没有清醒的自觉，日后的经营发展也成事不足。其实，这套看事情的方式，需要对于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坚实丰厚的人性理念与社会价值有所认定，而这种认定更需要一套立足于社会史的反对传统来滋润和维系。这些，却都是当年乃至于今天的台湾所付诸阙如的。换言之，我们接触到了一种思考的角度，在切身环境里却找不到任何实质内容放进去。这套思考方式提醒我们从事追求，环境却只容许滋生怀疑。诚实地说，怀疑与追求岂是容易结合的？这中间的挣扎与撕扯要能够妥当地处理，在理知与道德两方面都需要极大的能量。这样的处境，对几个小青年，造成了莫大的难题。到今天我都在好奇，靠什么机缘庇佑，我们居然没有在这片泥沼里没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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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为了要替鸿生的书写这篇小文章，我静气平心，试着追想当年的情景与气氛。为了灵感，我趁便翻读一些当年曾经感动过我的书——陈映真、殷海光、郑学稼，还有其他一些人。结果，还是屠格涅夫——这位早时好几代人着迷过的旧俄作家——最令我重新感受到当年的困局，特别是他在1860年发表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4]一文。我清楚记得，当年曾经想到过、谈到过、甚至于自诘过一个问题：“若是哈姆雷特想当堂吉诃德，会是什么结局？”读者千万不要误以为我们如何博学深思，会想到这么有学问、这么做作的问题。其实当年我不曾见过这篇文章；回想起来，多半是在某一本谈论屠格涅夫的书里瞥到了这个题目 （我估计是郑学稼所写或译的某一本书），于是在极为真实、切肤的感受启发之下，抓住了这个对比的意象。当年的我们，岂不正是渴望拥有堂吉诃德般的果决斗志，去向邪恶的风车挑战，却偏偏如哈姆雷特一般，由于缺乏信仰所带来的力量，连风车代表什么都还要再三、再四琢磨？这两个典型的对衬，岂不正代表着行动与犹豫、信仰与怀疑的对立吗？

到我真正读过了屠格涅夫的文章，才发现问题比我想象的要复杂。他笔下的哈姆雷特，以怀疑多思为特色，故而没有行动能力，也无法完成任何事业；对比之下，堂吉诃德具备毫不动摇的信念，故而有理想、敢牺牲、能追求。在这个部分，屠格涅夫大体只是在叙述通行的理解，毋庸争议。可是到了评价的时候，屠格涅夫中意堂吉诃德而排斥哈姆雷特，原因在于他所肯定的乃是革命者与战士，认为哪怕是疯狂的信仰者，由于可以“推动人们前进”，也要强过犹豫迟疑的怀疑者。

这种评价，我今天很难同意。其实，看看屠格涅夫笔下怎么处理几位反对人物（《前夜》的英沙罗夫、《父与子》的巴扎罗夫、《罗亭》的罗亭）的性情与命运，你就会知道，他对于“反对”作为实践模式的看法相当暧昧、游移。他自己对于行动的理解，其实也一直在怀疑与追求之间时进时退[5]。今天我会强调，信仰不是来得容易的事，也通常不会“推动人们前进”。我反而比较会认同哈姆雷特的典型，特别是如屠格涅夫所细细说明的，这个典型所怀疑、所否定的，并不是“善”本身作为一种理想，而是“善”在这个时代里的现身、实现，究竟能有多少“真实”和“真诚”。照我稍嫌犬儒精神的理解，“真实”和“真诚”之所以成为问题，倒不是因为某种浪漫主义意义下的本真已不复可求，而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理想主义已经不能以正面形式出现的时空环境里，诚实而不自欺欺人的人知道，能做的事情不是去实现善，而是警惕善的每一次现身都有欺罔的成分。在1860年或者在1968年，据说信仰犹可望直通“善”、信仰者还说得出来“善”有什么实质内容。一旦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消逝，诚实的反对者有什么理由奢谈“善”的现身？在这种现实条件之下，哈姆雷特的态度，岂不是仅存的反对态度吗？它能排斥人工孵育出来的信仰，敢鄙视权势所散布的幻景，也杜绝了与现状和好的诱惑。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充其量要在虚无、现实和假信之间游移的环境里，这才是真正的“反对”态度。1960、1970年代的人多少识出了这一点，却没有弄清楚其中所涵蕴的反对实践应该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有的人投身左派政权，多数人奔向无政府主义的盲动，尽兴之后再回到主流社会安度中、老年。今天回顾起来，我似乎稍微窥出了其中的一点头绪。

可惜我们当年不晓得这中间的复杂道理。我们时而陷入虚无与彷徨，时而企图抓住什么坚固不移的磐石。外人会以为这是青春期的阴晴发作，多少也是实情。不过，我相信那个时代的思想局面——世界的、台湾的，本土的、外在的——部分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这种命运，一如哈姆雷特的阴郁、愠怒心情之无聊与无力，当然注定既不快乐、也成就不了什么事业。到今天，这个局面仍未改变，并且看起来也不会改变。

2001年9月写于南港/汐止

【注释】

[1]“基本的做人道理”一词其来有自，在鸿生这本颇有同学录意义的书里正好留下记录。1980年代我读到奥韦尔（George Orwell）用common decency一词形容社会主义的理想，不知如何翻译，黄道琳（‘Habei’）一本他的奇才，应询随口告诉我当如此翻译。道琳与我的学谊起自高中、酒谊起自大学、然后一起受惊、而后又参商多年，萍聚之时总能作多闻之友，在此不能不记一笔。

[2]要透视“本土”这个概念的欺罔性格，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切入角度，就是拿它和19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的“乡土”概念作对比。这两个概念看起来相像，其实它们不仅问题意识迥异，默认的价值迥异，对立面迥异，使用者在社会、经济、政治上的身份和位置迥异，自许的使命迥异，连所指的“土”，当然也不是同一回事。从乡土到本土的论述转变，乃是台湾思想史里面必须澄清的一个关键问题，可是讨论者好像还不算多。请读者参见林载爵，《本土之前的乡土》，《读书》260期（北京：2000年11月），3—11页。

[3]摸索当然有难有易，随时势有异。我自己通常不太愿意称呼1970年代初的保钓运动为“学生运动”，因为运动里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成分与其他诉求并没有机会区分清楚，而钓运相应于1970年代初期世界局势的深一层诉求，也无法明火执仗地拿出来讨论。不过比我们年轻许多的一辈学生精明早熟，也就比较没有顾虑。对他们而言，1990年的中正堂集会乃是地道的学生运动，并且及时地铸造了“学运世代”一词巩固这场运动的人脉资产。不像迟钝的前辈，这个世代便不需要在无助与迷惘之中摸索。对他们来说，世界（主要由台湾所组成）简单极了：打倒国民党保守势力、配合李登辉、依附/接收民进党，就构成了“反对”的大体。台湾本土民主运动发展至今，论述的深广与议题的开拓，始终无法超越美丽岛世代所曾达到的高度，除了要指责新一代领导人将政治操作化、技术化的倾向之外，部分也要归咎于1980年代校园自由派教授的保守自满，以及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这个学运世代的视野太过简单。好在这批教授已经开始退场，而学运世代中的一部分人，也势必会开始整理他们自己的《青春之歌》。

[4]张捷译，收在刘硕良主编0，《屠格涅夫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1卷，180—20页。

[5]这并不是我强做解人。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自由主义者伯林（Isaiah Berlin）与站在他左边的豪依（lrving Howe）的深入议论。

《青春之歌》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