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水族館

我在北韓古拉格的十年

LES AQUARIUMS DE PYONGYANG：

Dix Ans Au Goulag Nord-Coreen

姜哲換、皮耶·李古樂(PierreRigoulot) 著

鐘玉玨 譯

衛城出版

作者姜哲煥與家人從耀德釋放一年後。最右邊是當時十九歲的作者，其他人由右至左分別為作者的四嬸、祖母、妹妹美湖以及四叔。

目录

平壤水族館

我在北韓古拉格的十年

LES AQUARIUMS DE PYONGYANG：

Dix Ans Au Goulag Nord-Coreen

目录

序 臺灣版

序 從個人經驗瞭解極權政體

序 揭露地獄中的地獄

序 新修訂版

引言 世上最後的史達林式政權——北韓

第一章 平壤的快樂童年

第二章 資本家與革命家攜手並進

第三章 隔年，在平壤！

第四章 九歳就進集中營

第五章 第十班

第六章 野豬老師：全副武裝，動不動就出手揍人

第七章 黑門士之死

第八章 玉米、蟑螂和蛇酒

第九章 面對死亡

第十章 倍受覬覦的兔子

第十一章 瘋狂如影隨形

第十二章 批鬥與自我撿討雙週會

第十三章 公開處決與死後投石

第十四章 耀德之戀

第十五章 山中逗留

第十六章 集中營十年：金日成，謝謝你！

第十七章 北韓天堂

第十八章 集中營威脅再現

第十九章 逃亡中國

第二十章 在大連小賣淫，大走私

第二十一章 抵達南韓

第二十二章 適應資本主義世界

後記 為北韓尋求援助

圖書CIP數據

序 臺灣版

姜哲煥

首先我要對臺灣出版社工作人員們致謝——他們將我被關押在北韓強制收容所經歷故事《平壤水族館》翻譯成中文，竭力讓臺灣與中國讀者們也能見到此書。我還要感謝楊虔豪先生，他催生本書中文版，並費心編修校訂內容。

另外，我也希望此書對還在北韓遭遇苦痛的我的朋友、家人及北韓同胞們，可以成為慰藉。朝鮮半島和中國是共同延續長久歷史的鄰國，比起世界任何國家都更具有能相互理解對方的同質性。近代時期，東亞地區隨著共產革命獲勝的中國之登場而經歷了巨變。

臺灣和中國處於分立，朝鮮半島上，南北韓也因意識型態的不同而被分割。北韓於一九五〇年六月挑起南侵戰爭，中共軍隊介入支援，催生了其後兩國長久的同盟關係。朝鮮半島南邊是南韓（大韓民國）政府，而北邊在受到中國防堵的情況下，金氏王朝得以在北韓內部消滅所有牽制勢力，樹立無所不為的絕對權力，與希特勒的納粹及史達林的恐怖政治並肩成為蠻橫的暴力政權。

中國人歷經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極端打壓，也應遠記得全國曾發生為數眾多百姓餓死的最慘烈恐怖時代。慶幸的是，因為鄧小平主席的改革開放，那個個人偶像崇拜與集體瘋狂的時代已消逝。中國雖然還達不到國際社會的水準，但已實現了相當程度的變革。

但北韓不為鄧小平主席的改革開放所動，反而為維持個人獨裁權力，更加極端地行使暴力及塑造個人崇拜，一九九〇年代後半還造成數百萬人餓死的大慘劇。在全國六個地方，現在還有數十萬政治犯被關押在近似於納粹集中營的監獄，屠殺、拷問或挨餓至死的慘況正反覆上演。

中國政府為極大化自身在東北亞、尤其是在朝鮮半島上的利益，一面力阻北韓崩潰，另一邊還將為躲避饑餓與暴政而出亡的可憐北韓同胞們強制遣送回北韓。以「孔子之國」自居的中國，卻助長鄰國國民受屠殺之勢，追究原由，僅是不符自己國家利益。對於力圖主導二十一世紀世界的中國而言，這樣的處理方式與其自身地位是全然不相稱的。

若中國更加自由化和民主化，我認為臺灣和中國將可重返「一個中國」。若自由與民主的中國嶄新誕生，那麼朝鮮半島上的金氏王朝也將宣告終結，並步上統一之路。

我認為臺灣和中國人都應該瞭解金氏王朝是怎麼樣的體制，以及他們是如何壓迫並虐殺可憐的老百姓。同時也必須透過臺灣人和中國人對袒護暴政的中國政府施加壓力，才能使它最終走上正途。

現在，中國為了讓北韓走向中國式的改革開放道路，正對其施加壓力中。北韓這個無藥可醫的暴力政權若不有所改變，就會像中東的利比亞或敘利亞一樣被人民的力量給換下來，這向來是歷史的真理。中國正處在該繁榮經濟還是要適切推進民主化的歷史性十字路口上。為了讓東北亞有更美好的未來，對於促進韓國、臺灣和中國國民守護人類自由與尊嚴，並營造更和平的世界等理相，我希望貢獻己力臺灣和大韓民國都是擁有自由民主主義體制的國家。使這份自由跨越中國，讓北韓百姓們也能一同享有，我認為這應當是身為人類的權利。

再次致上誠摯謝意！

（楊虔豪譯）

序 從個人經驗瞭解極權政體

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黃默

這幾年來，華文出現了一個新的字彙：脫北者。脫北者指的是從北韓逃亡出來投奔自由的那一群人。根據一篇《紐約時報》的報導，這一群人的人數在過去十年來增長了七倍，共計有兩萬三千人。{1}他們大多數逃亡到中國，再由中國轉往南韓。這裡推薦的這本書，作者姜哲煥就是一位脫北者。姜哲煥在平壤度過非常優渥、愉悅的童年。他的祖父在日本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祖母則深受社會主義的影響，多年來獻身社會運動，也是北韓勞動黨在日本的重要幹部。後來，他們一家人響應祖國的號召回到北韓。最早幾年姜哲煥的祖父位居要津，祖母在社會上也十分活躍。因為這樣，我們的作者有一個美好的童年。書名中的「水族館」，指的就是他童年時平壤家中的養魚缸。

好景不常，在姜哲煥九歲的時候，祖父受到政治鬥爭的牽連，被判叛國罪。一家人，包括他的祖母、父親、四叔與妹妹，都被送到耀德集中營，度過悲慘的十年。被送到集中營的時候，他緊抱著他的養魚缸。我們不難想像，到了集中營以後，他的魚都死了。

姜哲煥在這本書裡頭描述他在集中營的十年。集中營處於深山僻野，生活條件非常惡劣，幾乎說不上有什麼醫療設備；工作繁重，經常在饑餓狀況下過日子，又時常受到管理人員的懲罰。饑餓、懲罰、刑求和死刑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與此同時，雖然他們瞭解政府把北韓社會說成天堂，把領導人說成不世的偉大領袖，都只是一派謊言，但也只能身不由己跟著這樣說，在集會上高喊口號。他們一家人在十年以後被釋放出來，一九九二年姜哲煥逃離北韓，先到中國，然後再轉入南韓，現在是《朝鮮日報》的記者，這本書由他與一位法國記者共同書寫。

姜哲煥到了南韓，南韓政府為他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十分急於把他的遭遇說出來，為北韓的同胞仗義執言，呼籲南韓的社會關心他所經歷的暴政統治。然而，不幸的是，在記者會上他的說法受到懷疑。有些記者問他：「首爾情治單位有沒有幫你一起編造部分故事內容？」在他聽來，這是不可思議的問題，他不能瞭解為什麼南韓的同胞不關心北韓的集中營。後來他上了大學，在大學裡也受到左派知識分子的挑戰，認為他所說的情況只是個人經驗，不能證明北韓的暴政。這些左派知識分子都說些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大理論，但這些話都不是姜哲煥所能理解的。他只能對他們說：「去北韓吧，去了你們就不會再替金日成的失敗找藉口。自己去瞭解瞭解吧。」

姜哲煥在南韓受到的質疑和挑戰，帶出了一個十分難纏的問題，那就是個人經驗與普遍理論應該是怎樣的關係？本書作者雖然回答不了南韓記者與左派知識分子的質疑，但這並不表示個人經驗與普遍理論是毫無關連的。我們非常難以想像，只有個人經驗而沒有普遍的論證，我們對事物能有比較深刻的瞭解，但是只有普遍理論而少了個人經驗，那也十分容易流於空洞，無法與我們的生活產生關連。這樣的問題不但發生在我們對北韓的理解，也在二十世紀不同的社會一再地出現。譬如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運作期間，被害人證詞就引起這樣的爭論，不少人對於個別的人陳述他們在隔離政策下的遭遇都有或多或少的質疑。{2}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七〇年代赤棉政府在柬埔寨的滅種政策。{3}又，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分子針對勞改營所作的證詞，也受到同樣的質疑，即使在臺灣，也有不少人批評民運分子的證詞誇大了中國政府的惡行。我想我們或許能說這些極權或是專制政體都有他們共同的統治模式，那就是透過謊言與暴力的統治。對這個問題探討最透徹的，是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4}雖然這本書在五十年前問世，但迄今還沒有比鄂蘭的分析來得更深刻的了。二十世紀的極權專制的統治何其相似，集中營草菅人命的情況大同小異，個人悲慘的生活經驗也沒有什麼不一樣，我們能說個人經驗不可能反應社會與政治的現實嗎？普遍理論對個人經驗的瞭解沒有幫助嗎？

從另外的層面來看。逃往南韓的脫北者雖然在生活上得到政府的補助，減輕了經濟上的、壓力，但在認同上、在社會的競爭上，都面對十分嚴重的問題。譬如他們受到政府補助上了大學，但都難以與南韓學生競爭，退學率特別高，甚而有不少自暴自棄、酗酒的行為，這些問題已經開始得到南韓社會與政府的關注。{5}

近來北韓的政局與社會經濟政策似乎有了改變。雖然北韓還是一個十分神祕的國家，少有可靠訊息，但從種種跡象看來，在金正恩繼承父業成為北韓統治者後，統治高層可能有了嚴重的衝突，經濟發展也有鬆動的可能性，在經濟發展策略上向中國取經，同時也派遣數以萬計的勞工到中國工作。然而，實際上的情況如何發展，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序 揭露地獄中的地獄

楊虔豪

高中畢業的暑假，我讀完了《平壤水族館》英文版，當時開始有採訪脫北者想法的我，很希望這本書也能在臺灣問世。於是上了大學後，一直設法透過韓國記者與人權團體工作人員與姜哲煥聯繋，表達我想讓中文版也能問世的想法。可惜的是，先後約了幾次時間最終都因故無法碰上面。

二〇一一年夏天，《我們最幸福》與《這就是天堂》兩本記錄脫北者經歷的書籍在臺灣發行，皆登上暢銷排行榜，我也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或留言，可見臺灣人對於北韓與脫北者的好奇，想更進一步窺探北韓這神祕的國家。

在衛城出版社找上我為《這就是天堂》校訂內容並撰寫推薦序時，我立即向他們談及《平壤水族館》一書。這是第一本受到國際關注的脫北者著作，姜哲煥不僅向外人公開北韓政治犯收容所踐踏人權的慘況，更赤裸地揭露了這個極權國家的邪惡與恐怖。讀過《我們最幸福》與《這就是天堂》的人都應該在書中看到姜哲煥或《平壤水族館》被數次提及，可見其分量及影響力。但此書發行近十年，被譯成各國語言，卻遲遲等不到在華文世界問世，甚為可惜。

出版社也對此書感到興趣，在《這就是天堂》發行後，我們著手討論與計劃能讓華文讀者也能看到《平壤水族館》，我也終聯繋上了姜哲煥。直到取得版權，我告訴姜哲煥發行中文版之事，二〇一二年初，我們終於在首爾見了面，並邀請他為中文版撰寫新序。雖然我們已透過網路對話過數次，但見面時姜哲煥仍有些害羞。他跟我說其實去年底他已經來過臺灣，但因為停留時間不長而未與我聯繋。他有點沉默寡言，冷靜地聽完我講話，冷靜地回答，並沒有太大的情感表現出來。

在此同時，中國逮捕境內數十名脫北者並將其遣返北韓的消息曝光，美國與南韓政府公開要求中方停止遣返，並應將脫北者視為難民身分妥善處理相關問題，但中方維持一貫立場將脫北者視為經濟犯，拒絕妥協。宗教及人權團體遂聚集於中國駐南韓大使館前集會抗議，呼籲中方停止助紂為虐的行為。向來為脫北者發聲的南韓國會議員朴宣映也在使館前紮營絕食。瞬時，脫北者議題再度躍上南韓及國際媒體版面，獲得世人關注。

我親赴集會現場進行採訪，不只居住在南韓的脫北者，連許外國人都前往聲援。南韓記者也對於來自臺灣親臨現場的我感到好奇。在接受最大報紙《朝鮮日報》專訪時，我就一個外國人的觀察提出看法：脫北者並不單純只是人權問題，它同時牽涉到政治與經濟問題，但若要讓民眾瞭解脫北者議題，從政治與經濟切入都太艱深，一定要讓人體會脫北者的境遇，這問題才有可能被解決。只可惜，南韓還沒做到這一步。在北韓的資訊封閉、南韓的排外氛圍以及長期下來資本主義所衍生出的自利心態等多種因素結合下，形成了南韓社會漠視脫北者問題的情況。

或許是太具批判性，隔天有關我的報導，這番發言未被刊登。但我想，同樣對臺灣而言，從人權角度切入脫北者議題是最能促使大眾關心及瞭解的方式。尤其是當中國涉及遣送脫北者而引起爭議時，做為華文世界最具自由、民主與開放風氣的臺灣更應認真思考我們能夠扮演的積極角色。

《平壤水族館》道出北韓集中營囚徒們的慘境。他們可能被捲進政治鬥爭失勢或僅是單純批判政權，甚至沒犯下任何錯誤只是受家人牽連就被送入集中營。若將北韓比擬作地獄，那麼這些為了維護國家體制而肅清反對勢力所設置的恐怖營房就是地獄中的地獄。囚徒們無法做一個自然人有尊嚴地活著，他們受權力迫使而被奴役，面臨饑餓、暴力、性侵害與公開槍決等多重威脅。不只是姜哲煥所待過的耀德集中營，在北韓全境還同樣存在以「管理所」為名的六座主要集中營，估計有二十萬人被關押於此，集中營做為現在進行式正持續上演一齣齣殘暴恐怖的戲碼。

隨著《平壤水族館》中文版準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我和姜哲煥有更多的來往互動。為讓中文讀者更貼近書本內容，二〇二一年夏天我度赴韓與他見面，一起對書本全文進行最終校訂，並對若干艱深內容下標注釋。

也許是因為中文版即將問世，姜哲煥感到興奮。和他確認書中人事物時，他有說有笑，講話語氣不再像以往嚴肅，感覺放鬆許多。但當問到在北韓的親人近況時，他再度沉默下來，因為他的脫北，他許多在北韓的親友甚至官員幹部受到株連，有的被撤職，有的被送進集中營。他的身上似乎承受著無形卻沉重的負擔。

臨走前，姜哲煥問我：「臺灣和中國講的普通話和文字都一樣嗎？」我跟他解釋，兩方講的話幾乎雷同，只是一方是寫簡體字，一方是寫繁體字，但大致上都能溝通。姜哲煥聽得津津有味，似乎是對臺灣充滿好奇。我說，脫北者問題對中國官方相當敏感，但只要書能在臺灣和香港發行，中國讀者也有機會能讀到。好不容易盼到中文版到來，我們倆都期待著廣大讀者們能看到此書。

回想高中時還默默讀著《平壤水族館》的我，如今終於順利催生中文版問世，甚感欣慰。我希望此書能夠觸發大家進一步瞭解北韓實態，在脫北者已成特殊國際問題的當下，同樣身處東亞的我們必須思考並一起發揮影響力，未來才有改變的可能。

▲(原件)公開處決刑場等衛星圖片，圖片提供：美國北韓人權委員會

▲(原件)公開處決刑場等衛星圖片，圖片提供：美國北韓人權委員會

序 新修訂版

姜哲煥

身為南韓大報之一《朝鮮日報》的記者，二〇〇〇年以來，我開始主跑和北韓相關的新聞。我訪問並報導了約五百名北韓難民與脫北者的故事，這些人有的藏匿在中國，有的成功移居到南韓重獲自由。其中一個告訴我：「在一九九八年饑荒的高峰，我親眼目睹成堆的屍體橫陳在咸興（東北部靠海城市，也是咸鏡南道首府）車站前。由於民眾接二連三餓死，速度之快，連棺木都缺貨，多達數百人被草草埋在東興山的一個萬人坑。」

我訪問的所有北韓人，對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大饑荒的描述幾乎大同小異。老百姓拚命在森林與坡地上尋找任何可食用的草葉。沒多久連草也沒了，只好改吃煮過的樹皮與稻草稈，讓粗硬的纖維變軟好消化。這些種種讓我想起一九八七年之前，自己被關在北韓耀德古拉格（集中營，北韓官方名稱為耀德政治收容所或第十五號管理所）期間所經歷的可怕遭遇。我忍不住自問：「難道北韓整個變成一個巨大的古拉格了嗎？大大小小的集中營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跟我一樣被關在古拉格的人，如今得吃多少苦才能保住性命？」

一九九二年我冒著生命危險逃離北韓，尋求南韓的庇護，目的是要將北韓政權在政治犯集中營所犯下的髮指罪行公諸於世,。由於父母受祖父牽連被冠上罪名，我自九歲起，就被關咸鏡南道的耀德政治犯集中營，在此度過悲慘的十年。

我先逃到中國，然後在抵達旅程終點大韓民國重獲自由的那一刻，忍不住流下喜悅的淚。不過在隨即登場的記者會上，我被某些記者問得啞口無言，他們顯然只想從我嘴裡逼出他們想聽的答案——「首爾情治單位有沒有幫你一起編造部分故事內容？」原來，這荒謬的問題不過是個序幕，預告我將在這所謂的自由世界繼續受折磨。

不管我還是其他脫北者多麼努力地疾呼，多數南韓人對於北韓集中營的真相，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果韓國人把我們的話當耳邊風，我轉而期待國際社會似乎是過於天真。我們的話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迴響。

對於尋求政治庇護的南韓，我滿懷期待。而今這裡有愈來愈多民眾相信，唯有透過和解與合作才能和北韓和平共處。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漠視金正日迫害他的同胞百姓的殘酷行徑？面對距離首爾僅四十英里（約六十四公里）的邪惡，南韓人似乎不乏保持沉默的道理與理由。

有關金正日與他令人瞠目結舌的暴行，真相一再被扭曲。今日在南韓，如果你反對金正日，就會被貼上「反動分子」的標籤；如果你支持這位獨夫，就會被視為「進步的知識分子」。目睹這顛倒是非的怪誕現象，辛苦逃出金正日魔掌的一群人信心受挫，樂觀盡失。

不過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幾乎被澆熄的希望餘燼瞬間重燃，大批北韓難民越界逃至鄰國。

一夕之間，國際社會態度丕變，傾耳細聽重獲自由的北韓人指證歷歷。外國媒體爭先恐後採訪逃往中國的北韓難民，聽他們揭露北韓境內種種違反人權的暴行。二〇〇三年以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連櫝三年通過決議，每通過一次決議，措詞都更加堅定與強硬，譴責平壤當局違反國際人權。不可思議的是，儘管國際社會一片撻伐，多數南韓民眾卻無動於衷，繼續放任道德良心昏睡不醒。

聯合國對北韓人權決議案進行投票時，南韓當局不是選擇缺席（二〇〇三年），就是投下棄權票（二〇〇四與二〇〇五年）。為了合理化其無動於衷的行為，南韓當局聲稱若投票支持決議，可能影響南北韓透過對話所達成的和平共存。此說法等於自打嘴巴：根據大韓民國憲法，非軍事區(DMZ，Demilitarizedzone)兩邊的韓國人民皆屬南韓政府之管轄。

在鄰國日本，有關北韓的新聞收視率大體高於其他報導，脫北者的回憶錄也常打入全國暢銷書排行榜。反觀南韓，這類書籍始終逃不過在書架上積灰塵的命運，所以北韓人士的文稿在南韓出版社屢吃閉門羹也就不足為奇。

我常忍不住想，難道幫助北韓同胞掙脫枷鎖的夢想，注定要石沉大海？

我在南韓信了上帝，不過祂似乎鐵了心不理會我的祈禱。我問上帝：「為什麼他們必須吃這麼多苦？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得忍受這種磨難？」每個夜晚，當我思及同胞的苦難，心就再痛一次。「禰既然是永生神，為什麼放任邪惡政權荼毒這些寶貴靈魂？我的族人還要忍受這樣的煎熬多久？」

然後有一天，一件簡直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出乎意料地發生了。對於一個九歲便關在北韓集中營的男孩成功投誠南韓，我稱之為奇蹟。但當我聽到世界第一大國的總統剛讀完这本集中營回憶錄，而且想和該回憶錄的作者見面聊聊時，我的感受簡直無以名狀。那個作者就是我！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三日，我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和小布希總統整整談了四十分鐘。我對他道出北韓人民的苦難，然後我們針對如何幫助他們脫離苦海，交換許多誠摯的意見。

和布希總統會晤的當下，我豁然明白上帝的確永生不死，祂透過小布希總統，讓眼盲的國際社會看到北韓入民的處境。三百多萬死於饑荒與成千上萬命送集中營的北韓冤魂，原本被世人冷漠以對，而今上帝稍稍動個指頭之後，情況立刻有所改觀。

白宮一會之後，許多藏身在中國的北韓同胞紛紛捎來電子郵件替我加油打氣，也感謝美國總統對他們的關心。我確信，自己和小布希總統見面的消息一定也傳遍了北韓境內，讓苦等已久的兩千三百萬人民重燃了希望與勇氣。對關在北韓古拉格的二十名政治犯而言，這消息肯定就像見到救世主一樣振奮人心。從北韓境內傳出的消息透露，單單這個事件就足以抹殺北韓官方多年來的反美宣傳。在南韓，此事對年輕世代的影響尤其明顯。過去因為訊不足，導致他們對北韓同胞的苦難不聞不問。

白宮之行讓我個人的能見度大增，演講邀約不斷。此後，我持續為北韓境內的人權侵害問題發聲，力道與影響力是以前的百倍。

此外，我認識了幾位南韓國會議員，他們變得非常關心北韓的人權問題。國會議員金文洙甚至推出一系列活動，鼓勵南韓人民閱讀《平壤水族館》。

希特勒大肆屠殺猶太人之際，國際社會不想相信真有此事。沒有人願意想像日日夜夜隨風飄到自己村落的煙灰，竟來自焚屍毀跡的集中營。直到六百萬名猶太人慘遭屠殺，世人才終於正視這慘絕人寰的悲劇。

今日，「集中營」一詞已和當年希特勒的大屠殺密不可分。可惜我不知該怎麼解釋：才能讓世人明白，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同樣的悲劇（甚至比當年更不堪）仍不斷在北韓上演。共產主義的實驗已宣告失敗，而北韓則是這個實驗的殘遺。

在我的祖國，已有二十萬政治犯陸續在集中營慘遭殺害，而今每天還有不計其數的人被押送到集中營。一如希特勒的納粹黨，北韓勞動黨完全未給這些沉默的羔羊任何解釋，就直接將他們送往屠宰場。難道我們可以袖手旁觀放任歷史重演嗎？若耶穌門徒保持緘默，不敢勇於發出不平之聲，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6}

我相信，時機已然成熟，世人應發揮集體良心，對金正日（按：已於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過世）政櫂的蠻行發出不平之鳴。對北韓這個「暴政前哨站」祭出強硬立場，既不會惡化也不會延長北韓人民的苦難，反而會逼使金正日停止殺人如麻的暴行。我擔心，若我們再不盡快管束這位狂人，就會像當初放任希特勒胡作非為的那些人一樣，得為自己未善盡道德責任，再次接受上帝的審判。

謹代表那些尚身不由己的同胞，我想向小布希總統表達感激之意，謝謝他對我數百萬北韓同胞的痛感同身受，他們在被稱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龐大集中營裡，死於饑餓。我也要感謝本書讀者，願意和我一起承擔同胞的苦難。感謝那些我記不住、甚至是叫不出名字的幕後英雄，感謝你們鼎力協助，本書才得以順利出版。我祈求上帝，希望你們每個人收穫滿滿。我特別要感謝黛博拉·費克斯(DeborahFikes)，您的名字我永生難忘。然後，我要感謝太太尹惠蓮。

最後，我邀請各位加入祈禱行列，祈求北韓早日脫離暴政，早日獲得解放，早日轉型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二〇〇五年七月四日、首爾，南韓

*姜哲煥目前是「民主網絡對抗北韓古拉格」(www.nkgulag.org)的共同創辦人

引言 世上最後的史達林式政權——北韓

皮耶·李古樂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因為時差加上四小時採訪，我累得不想說話，任姜哲煥開車載我四處走。姜哲煥播放他最愛的歌曲，第一首是〈白鴿〉(Lapalomav)接著是配上〈黑眼睛〉(Yeuxnoirs)旋律的〈納塔莉〉(Nathalie)。{7}他調高音量，音樂從雨個黑色喇叭流洩而岀，讓他精神為之一振。這套汽車音響一定讓他荷包失血不少，音質一流。看著他面露笑容，流暢地換檔，我靜靜不哼一聲，以免壞了氣氛。

不知不覺車子來到狎鷗亭，在這區你會看見經濟寬裕過頭的青少年走進古馳、路易威登之類的精品店。

紅燈，車子停下。

行經戲院與繆斯餐廳時，天色漸暗。這家高檔餐廳標榜燭光晚餐、現場輕歌劇，不知怎地宣告歇業。姜哲煥換檔加速，駛往阿米加飯店。我倆的譯者宋五慶（音譯）就住在飯店幾百公尺外的公寓。

我們現在所在位置是首爾，是韓國歷史悠久的首都，居民一千四百萬。姜哲煥在這裡有電子郵件帳號，他上網；他去滑雪；他擔心現代集團股價的漲跌；姜哲煥說韓語，寫字是用道地韓文。韓文共有二十四個表音字母，其中十個是母音，十四個是子音，五百多年前由世宗大王發明。

總而言之，姜哲煥是不折不扣的韓國人，但他並非南韓人，而是來自於另外一個也叫韓國的國家。那裡看不到大宇汽車，也看不到車內安裝音響。在鄉下，老牛拉車倒是處處可見。那裡沒有網路，沒有印刷精美的時尚雜誌，看不到光鮮亮麗的女模照。報紙沒有百家之言，只有統一口徑。廣播電臺頻道乏善可陳，旋鈕從頭轉到尾，只聽得到唯二個官方頻道，別妄想有十個或二十個頻任君選擇。電視頻道只有一臺，當然也是官方經營。若想在北韓到處走，老百姓得先向勞動黨申請許可，然後知會工作單位主管。

姜哲煥來自北韓，亦即南北韓非軍事區以北的國家。將朝鮮半島一分為二的非軍事區寬四·五英里（七·二四公里），長一五〇英里（二四一·四公里），穿過朝鮮半島的心臟，烙下一道抹不去的巨大傷痕。非軍事區兩邊架起三百多英里的鐵絲網、圍籬、人員殺傷地雷，讓韓國一分為二，無法統一。

韓國人怎受得了？

當然受不了。他們多多少少對兩韓分裂心生反感。想像一下被鐵絲網一分為二的美國：若以北緯三十六度線為界，納許維爾(Nashville)和曼菲斯(Memphis)將分屬兩個國家；奧克拉荷馬市(oklahomacity)和土爾沙(Tulsa)將被迫說再見。北卡羅萊納州中部的羅利與德罕(Raleigh-Durham)以及綠鄉與溫斯頓一塞勒姆(Greensboro-winston-salem)，都將變成彼此遙望的邊城。

只有德國人能夠捉摸這種揪心的痛。人民為逃亡而遭射殺的痛；遭人為分割的兩個世界發自內心仇視彼此的痛。不過，兩德之間到底還保留了一些通道，允許若干交流；德東人民至少看得到德西的無線電視臺節目。反觀朝鮮半島，其分裂是徹底的：北方是韓國人，南方……也是韓國人。然而雙方互不往來，兩國之間也禁止通行。若你住南方，哥哥在北方，你再也不會聽到他的音訊。若你住這邊，而你母親在另一邊，你最好還是把她忘了吧。不過別擔心：兩國之間的非軍事區駐軍人數之多，可能堪稱全球第一。

一九四八年，南北韓各自立憲建國，正式分裂分治。因為美軍的兩枚原子彈，日本帝國垮臺投降，連帶結束對朝鮮半島為期約一個世代的殖民統治（一九一〇至一九四五年）。原本應該歡慶朝鮮半島自由獨立，但韓國人卻頹喪地看著國家沿著北緯三十八度線被一分為二。北方、被蘇聯部隊掌控，南方由美軍接收。

分裂(split)一詞也許不盡恰當。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南北各自成立臨時政府，按協議，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大選建立統一政府後，兩個臨時政府將交棒下臺。不過大選一拖再拖，從未舉行。南北臨時政府互不相讓，談不攏選舉日期、國會議員席次，也搞不定哪個政黨有資格出馬參選。雙方爭執不下，導致大選遲遲無法舉行，而這正合史達林之意，因為他完全無意讓蘇聯部隊盡早撤出北方。他在北韓扶植了一批親蘇聯的政治領袖，協助他們建軍，高調倡議農改運動，煽動貧窮農民對抗地主，該運動獲得全球左派政黨廣泛支持。最終，當史達林的人馬發現集體化（collectivization，集體生產、管理、擁有）時機已然成熟，根本沒費力實行農改。

與此同時，聯合國漸感不耐。很多次會面促成幾場會議，非難性公報也引起苦甜摻半的回應。總之一九四五年過去了，聯合國仍拿不出任何行動，一九四六年也是一樣。一波波難民從北方逃往南方。一九四七年，出亡愈來愈困難。蘇美部隊在二戰期間聯手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兄弟之情才落幕不久，如今卻彷彿昨日雲煙。冷戰已經開始。

三十八度線愈來愈像國界。在北方，「北朝鮮人民委員會」成立，開始研擬新國家的雛形。在南方，較不具野心的美國選擇建立龐大警察部隊，而不學對手蘇聯建立實力堅強的軍旅，無心在此創造心目中的理想政府，決定把執政大權交給日據時代一批與日本關係不錯的資產階級。儘管美國對南方的整頓乏善可陳，卻得到聯合國的背書與支持，他們不顧蘇聯反對，逕自在南方組織片面的全國普選。這次選舉根本稱不上普選，國會多達半數席次虛懸，然而「大韓民國」還是義無反顧地誕生了，由曾經對抗日本殖民、高風亮節的李承晚出任國會議長。這一切發生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北方政府立刻做出反應。次月，他們在北方最大城市平壤，宣布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由曾率隊在滿洲國抗日的地方游擊領袖金日成出任領導人。金日成領導的北韓是羽翼豐滿的國家，已經過徹頭徹尾的改造，軍警力量之完備健壯，足以讓蘇聯軍隊於一九四八年秋撤出。蘇聯一撤出，美軍就沒有理由續留南方，故在同年冬天亦撤出南方。

接下來的發展外人不甚清楚。直到一九九四年葉爾辛(BorisYeltsin)將前蘇聯相關文件公諸於世，外人才發現，金日成當時似乎等不及想立刻揮軍攻打南方。當時南方軍隊的陣容與實力都不若北方，經濟發展青黃不接，還得疲於應付由北方撐腰的游擊隊攻擊。史達林一向謹慎，觀望了幾個月後才發出許可。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儘管觀察家皆拍胸脯保證北方出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北方坦克終究穿越了沿三十八度線而設的非軍事區。短短三天，首爾便告淪陷。北方部隊一路南下勢如破竹，迅速擊敗李承晚政府規模不大的南韓部隊及其數百位美國軍事顧問。沒多久，朝鮮半島九成幅員落入北韓的掌控。

這就是韓戰的發端，一場充滿不可思議逆轉的軍事衝突。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Truman)迅速做出回應。他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言，譴責北韓莽撞的侵略行動，並呼籲聯合國這個年輕的國際組織祭出「所有可行的辦法」。由於蘇聯不滿聯合國接納蔣介石的「中華民國」進入安理會，遂長期缺席以示抗議，沒想到反而讓聯合國輕易表決通過參與韓戰的決議。六月二十七日，聯合國呼籲會員國軍援南韓。九月十五日，美國部隊在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下，出其不意攻北韓項背，北韓部隊不是四散奔逃，就是遭徹底殲滅。在聯合國的藍白旗幟下，如今土耳其、英國、法國、荷蘭等部隊也加入美國和南韓的行列，攜手解放了首爾，並繼續滲透北韓，攻占平壤，一路挺進至北邊的鴨綠江，即北韓西北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界。

毛澤東立刻動員數十萬志願軍加入戰局，導致聯合國部隊死傷慘重，不得不倉皇撤退。雙方一來一住，勝負再次逆轉。聯軍放棄平壤，撤到三十八度線以南，然後是首爾淪陷。經過五個月激烈交戰，前線趨穩。天平再次逐漸往另一邊傾斜：首爾二度收復，聯合國部隊又稍稍將戰線往北推了一步。

距離金日成對南韓發動奇襲三年、犠牲了一百萬人之後，停戰協議總算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即史達林過世後不久，於名叫板門店的小村莊簽署。

聯合國成功阻止北韓攻占南韓，但也沒能成功統一南北韓。

某天，我和一位剛投誠南韓不久、還未完全從震撼中恢復的北韓士兵聊天，他幾乎是以懇求的語氣，請我告訴他事情真相。

「韓戰到底誰臝誰輸？」他問我。「這裡的說法跟北韓版本完全相反！」

我該怎麼回答呢？

平手應該是公允的說法，畢竟雙方最終大致回到開戰時的位置，不過這種說法似乎過於油腔滑調，對方可是相當誠懇地提出這個問題。我該說雙方都是輸家嗎？這說法絕對不假，畢竟戰爭和成千上萬命喪黃泉的犧牲者帶來數不清的悲劇。然而，這個答案等於忽視了南韓接下來的發展，當初如果沒有把共產勢力逼回北方，南韓絕無今天的發展。

一九八七年落實民主化之前，南韓實際上屬威權統治——有時甚至到了獨裁的地步。儘管如此，南韓自一九六〇年起，在該政府主導下，出現前所未見的經濟榮景。三十年來持續不懈的努力將南韓經濟從孟加拉的水準，提升至與西班牙並駕齊驅。過去的首爾，泥土路上有小女孩賣髮變現，而今卻目睹林立的摩天大樓劃破天際線，街上車水馬龍。奔馳的汽車以銀灰色為主，幾乎每輛都配有立體聲音響和空調，而且標榜韓國製造。短短幾十年內，南韓已躍升為全球第七大工業國。

同一時間，北方四十公里的北韓，立起意識型態與軍隊的防禦營壘，時而接受毛澤東中國的庇蔭，時而接受布列茲涅夫蘇聯的保護，但有一個人對北韓的掌控是時時刻刻、無孔不入的，這個人就是金日成。他在一九八〇年代展開血腥清算，為自己兒子金正日的接班鋪路，打造全球第一個世襲的共產朝代。

北韓與「資本主義」南韓之間的政經交流始終未脫離「胚胎」狀態，然而另一方面，偶爾爆發的準軍事突襲持續悶燒升溫：一九六八年，北韓特工攻擊青瓦臺（南韓總統府）；一九八一年，南韓官員訪問團於參訪緬甸首都仰光期間遇襲；一九八七年，（南韓的）大韓航空噴射客機在半空中爆炸；一九九四年，北韓潛艇越界侵入南韓領海，之後又陸續偷襲挑釁；一九九九年，兩韓爆發海戰，諸如此類云云。

北韓人口兩千兩百萬，老百姓的一舉一動受到警方嚴密監控，旅行得獲上級核准，新聞播報得先檢查過濾。標榜獨立自足的主體思想成了唯一意識型態，即使向國際要求援助時，主體思想依舊牢不可破。監獄、集中營遍及全國。北韓經濟師法史達林轄下蘇聯的經濟模式——管控、中央極權、集體管理，在一九七〇與一九八〇年代搖搖欲墜，隨著蘇聯解體、中國實施改革、偉大的領袖金日成於一九九四年過世，北韓經濟也跟著徹底崩盤。

饑荒逐漸蔓延全國，據悉餓死的人數多達三百萬。今天的北韓彷彿一艘遇難的船，漸漸被大海吞噬。多虧國際伸出援手，北韓政府（其實是一個黨）才可保留原本該用來向國際市場購買糧食或民生用品的強勢貨幣。

北韓領導人偏好將他們僅有的資源用於發展先進武器。北韓將自製的飛彈賣給伊朗、敘利亞。北韓射程最長的飛彈再過不久可能足以涵蓋美國國土。與朝鮮半島有利害關係的國家或團體，當然不樂見朝鮮半島局勢危及亞太地區的穩定，因此想方設法拉攏金正日，深信可透過利誘或說服的方式，讓他看見民主制度與經濟自由化的諸多好處——真不懂他們怎會有這樣的想法。金日成熱愛電影的兒子金正日，在二〇〇〇年六月十二日他親自擔綱演出的大秀裡，笑容滿面、精神奕奕地和南韓總統金大中舉行高峰會，但這次高峰會並未改變任何基本現實。一如高峰會舉行前，北韓人民還是因饑餓而死，而且毫無政治自由可言。孩童發育不良，數以千計年輕女性被賣至中國。軍隊在平壤大街小巷巡邏，全力捍衛他們所幻想出的社會主義天堂。

有些人成功脫逃，姜哲煥是其中之一。他在一九九二年饑荒全面爆發之前逃離北韓。不像今天許多人因為饑荒而出亡北韓，他出走是因自己曾在十五號集中營吃過很多苦，擔心可能再次被捕下放勞改，這次的罪名是「偷聽地下廣播」。

他的遭遇終於在西方曝光，儘管姍姍來遲，但終究是第一位詳細闡述青壯年在當代北韓生活實況的過來人。這本鉅細靡遺描述北韓集中營親身經歷的著作，成為第一本在西方出版的相關書籍。{8}

我和姜哲煥第一次見面時，他才脫逃到首爾不久。當時我在國際人權組織{9}任職，因工作之故定期到南韓出差，訪問脫北者有關北韓對人民的壓迫。我深信，北韓政權之所以能夠為所欲為，不僅因為北韓老百姓對外界全無所聞，還因為國際社會對北韓政權施加於其人民的罪行與恫嚇一無所知，因此我建議姜哲煥現身說法，把金日成與金正日治下，北韓人的真實生活公諸於世。他點頭首肯，認為自己責無旁貸，應讓世人知道平壤當局的惡形惡狀，更重要的是披露北韓的集中營制度。

我們在首爾見了五、六次面，整天待在旅館房間裡形同閉關，只在中飯與晚飯時間休息。我們請了一位精通法國文學的南韓學者充當口譯，她的角色既重要又無可取代。她謙虛有禮，更幫助我迅速掌握了南韓這個國家的複雜底蘊，以及北韓對人櫂的蔑視。

因此本書來自三個人的心血，我們因合作而結為好友，一致希望透過本書提高國際社會對北韓的關注。所有和北韓打交道的人士，無論是外交官、政治人物、商業人士等，都該知道他們的對談者，是世上最後的史達林式政權，它監禁十五至二十萬人民於集中營，藐視信仰自由，用浮誇不實的文宣無情地對老百姓洗腦，也是二十世紀末史上最嚴重饑荒的罪魁禍首。對北韓最貼切的形容已有現成詞彙，請容我再次提出說明：這個政權是「ubuesque」{10}的，也就是荒誕可笑又暴虐。

閱讀本書就像踏出捍衛人權的第一步，讓北韓對人民的打壓成為全球人權衛士的心頭之憂。

第一章 平壤的快樂童年

一九六〇年代，北韓{11}的苦難與不幸尚未浮出檯面。就經濟表現來看，南北韓無分軒輊，而且北韓當局賴以炫耀國威的平壤，勞動黨不斷標榜的政績與承諾看似說到做到，並非信口開河。相信我，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絕非胡言亂語。我出生於平壤，也長於平壤。在「偉大的領袖」金日成與「敬愛的領袖」金正日守護之下，我甚至在平壤度過幾年的歡樂歲月。

我還小的時候，覺得金日成像個耶誕老人。每年他壽誕，我們都會收到他發送的蛋糕與糖果禮盒。我們敬重的大家長親自挑選禮物，展現和藹仁慈的一面，讓這些禮物嚐來別有一番滋味。除了蛋糕糖果，我們每三年還會收到他慷慨致贈的一套校服、一頂帽子和一雙新鞋。

母親們都說，這些聚酯纖維布料裁製的制服耐穿、好洗又免燙。至於鞋子，經時間證明為品質極佳。校服致贈儀式在緊臨學校的大禮堂隆重登場，特別布置的會場貼滿了標語和領導人肖像。校長、勞動黨代表一一上臺致詞，在座家長報以熱烈掌聲。接著學生代表上臺，以稚嫩的童聲由衷地感謝勞動黨，宣誓效忠「千里眼」(金日成)，並怒斥所有北韓的敵人，第一個被點名的總是美帝，「因為它的魔爪仍緊勒著一部分祖國（南韓）不放」。最後，學生代表受托保管這批貴重禮物，隔天再發放給其他學生。

其實金日成比送禮的耶誕老人更好。他似乎永遠都那樣年輕，而且全知全能。金日成與兒子金正日（據悉已被指定為金日成的接班人）對我們而言，不僅是會送禮的耶誕老人，更像是神。新聞、廣播、海報、我們的課本、我們的老師：所有人所有事，似乎都可以證明這一點。這兩位集宇宙寵愛於一身的傑出領導者，將我們朝鮮人獨有的智慧與不可撼動的共產革命理想聯姻，正在為我們打造伊甸園般的社會主義國家。難道不是金日成敏銳的政治頭腦和無人能及的智慧，締造了無數奇蹟？舉例來說，冷血無情的美帝侵略者，可不是被金日成打得顏面掃地落荒而逃？多年之後，我才瞭解那場戰爭真正的起因，以及後續發生的紛紛擾擾。我和其他幾百萬名北韓孩童都認為多虧有「偉大舵手」的軍事天才，以及來自中國不無小補的國際援助（北韓和中國團結猶如「唇齒」)，我們英勇的人民軍才能把美軍打得潰不成軍。金日成的稱號不勝枚舉，包括「人類天才的明燈」、「舉世無雙的天才」、「居高臨下的思想頂峰」、「指引人民的北極星」等，北韓對他的個人崇拜，程度之誇張足以和俄國的史達林、中國的毛澤東並駕齊驅，甚且有凌駕於這二者之上的態勢。一九九八年，北韓「最高人民會議」更做出驚人決議，推舉金日成為「永遠的主席」——此時距他逝世已有四年！

天真如我，以及我所有的玩伴，金日成與金正日在我們眼中是十全十美的一對完人，絲毫不受基本生理機能的玷汙。我們都堅信這對父子既不用排尿，也不會拉屎。誰能想像神做這樣的事呢？看著肖像中他們慈父般的臉龐，我從中得到安慰，以及庇蔭、仁慈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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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孩童一樣，我六歲開始上小學——照朝鮮人的公式計算，我應該已經七歲了。朝鮮人的一歲始於受孕，每年元旦再加二歲。(所以韓國和西方算出來的年紀最多可差到兩歲。)北韓官方一般傾向捍衛朝鮮傳統，卻廢除傳統的計算歲數方式，倒是民間私下仍廣為使用。

我們的小學叫「人民學校」。{12}金日成曾經來我學校參訪一次，讓校方臉面有光——這是件難得的大事，小孩在此就讀的家長無不感到殊榮備至。在這裡，我也擁有美好回億，尤其對羅青圭（音譯）老師念念不忘。她溫和可親、教學有方，總是能找到最適切的話來鼓勵我。儘管他們個個死守共產主義教學法，但幾乎每位教過我的老師都勤於教學，並以無比的耐性指導學生，就連在批鬥與自我檢討會議上也不例外。未曾生活在共產主義國家的人，看到小孩模仿大人的政治性口吻，痛斥自己和同學缺乏革命精神，或辜負偉大領袖金日成的信賴，想必會震驚不已。不過總結會議時，老師往會說些鼓勵性的話，而不是責罵我們，然後期望大家未來都能加倍努力。我不認為我們之中任何人的心靈不因批鬥會而烙下了無法抹滅的傷痕。

為讓孩童熟悉北韓講究軍銜制的共產主義，我們在學校都得接受分級。還不到七歲，我們的制服就開始掛上星星——兩顆或三顆，端視我們的位階而定。同學除了接受「政治領導」(班上的第一號領袖）的指揮，還得聽命於班代表，也就是班上的第二號領袖，班代表由老師指派並經全班投票認可。老實說，我對軍事紀律並不那麼當真：有一天，我慫恿班上十五位同學翹課去動物圜玩。十五位學生同時缺席，這種事沒兩下就穿幫了，然後在學校裡引起了大騷動。身為班代表，我不但遭到公開降級處分，同時被要求在自我檢討時，要懷著比平日更深沉的內疚感，而且行為舉止得更加謹慎守分。

學校課程的第一要務，是訓練將來可為革命服務的小戰士。如同其他國家的學生，我們學習讀寫文字，並且錯誤要愈少愈好；我們的學習科目包括算數、繪畫、音樂、體操表演等。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學習共產主義的精神，以及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革命史。由於後者的重要性凌駕於一切之上，所以我們得死記一堆問題的答案，諸如…金日成的生日與生辰？金日成對抗日軍時，有哪些豐功偉業？金日成在某一天的某一個會議上發表了什麼談話？我和同學一致認為死背這些重要事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而且頗有成就感。透過這樣的教育方式，學生對政治領袖的崇拜之情與感恩之心彷若泉湧，心甘情願為他們和祖國肝腦塗地。和班上所有同學一樣，我加入「紅小兵」。我們這些小毛頭肩上斜揹著假機關槍行軍，一副要上沙場征戰的模樣，多麼壯觀。儘管我們行軍時，大抵是學如何排隊形以及一邊唱軍歌，大家都很歡這類訓練，一聽到指令馬上立正站好，從不用師長下達第二次命令。我們當下覺得自己是金日成的小戰士。我們從來不被要求做超出能力的事，訓練內容已針對學童年齡做調整，主要是繞著操場齊步走幾圈，或是繞行街區。一直到高中畢業前兩年，才被要求做較高難度的活動，諸如登山、熟記緊急空襲指令、學習躲避敵機、幫助疏散民眾至最近的防空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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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時，我多半和街坊孩童在外玩耍。我最愛與同伴約在離家不遠的大同江畔垂柳下。這裡是我和朋友們的地盤，因為瞭若指掌，所以完全不用顧慮安全。每隔一陣子，我們會聽到附近響起鐘聲，響著響著，鐘聲逐漸和整個大地合而為一。天暖時，我們會玩水、抓蜻蜓和其他昆蟲。冬天也一樣開心。在十二月下旬的節慶期間，當局會用腳燈替金日成雕像打光，並在雕像上懸掛布條，祝賀全國人民新年快樂。寒假從十二月三十一日持續到二月中旬，當我和玩伴打雪仗打得厭煩時，我們會回到最愛的大同江，在那溜冰或比賽冰上曲棍球。

否認我曾有過快樂的童年，實在有失厚道。但我生在少數家境優渥的北韓人家，我們家位於火車站附近敬臨洞的新社區，環境清幽、通風良好而且綠蔭夾道，雖不如權貴高官區豪華，但也算數一數二的高級住宅區了。在我的記憶中，我們的社區環境好比一座公圜，反倒不像都會區。我們家的房子相當寬敞，容納一家七口綽綽有餘：我的父母、小我兩歲的妹妹美湖（美麗的湖）、祖父母、我的四叔（根據朝鮮習俗，叔伯姑嫂會依年齡和輩分冠上數字），還有我。我們的生活安逸舒適就連其他平壤人都比不上，一般北韓家庭更是望塵莫及。我家有冰箱、洗衣機、吸塵器，甚至還有一臺人人稱羨的彩色電視機。我們用這臺彩色電視，收看劇情高潮迭起的政治犯連續劇《清正廉潔》（Clem Hands）。就連衣著上看起來也比鄰居體面，所以祖母會將我們不穿的衣物分送給鄰居。

我們住的社區沒有窮人，至少在大城市看不到貧窮現象。當時北韓尚未爆發大規模饑荒和能源不足的危機。配給制度在當時發揮了宏效，家家戶戶都在月初收到政府發放的配給券，用來兌換糧食和燃油。我們家更幸運，因為祖父在職司配給物資的單位擔任主管，家裡可說是要什麼有什麼，就連肉類都幾乎取之不盡。有幸認識祖父的人偶爾會到家中拜訪，只為在離開時，可多放些東西在他們的袋子裡，補充政府發放之管制物資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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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兒時記憶陸續重回我腦海。我家離蘇聯大使館只有幾步之遙，駐外使節的小孩有時會入侵我與同伴視為「勢力範圍」的地盤。我們帶著敵意，好奇地打量一群留金髮、說外國話的小孩，從我們的地盤穿過。我們會騷擾他們，試圖扯他們的頭髮，而他們有些會把我們推開，有些就腳底抹油閃人。不過說也奇怪，這些彆扭的挑釁鮮少爆發成群體鬥毆。然而，我們從不輕易放過任何和自己人打架的機會。我是個麻煩的小孩——固執、愛記仇、倔強，從不錯過和競爭者比試較量的機會。打架的時候，祖父會看情況介入。他超級疼我，每當看我居於劣勢就出面制止，罵我和對手是小流氓；但只要我占上風，他就放手不管，在旁驕傲地面露笑容。

在北韓，大人會鼓勵我們這年紀的小孩培養競爭精神。我記得那時每個班級的同學都被冠上一個數字，根據力氣大小決定名次高低。然後班與班之間會舉辦比賽，讓每班的第一名彼此對打，看看究竟誰厲害。韓國人有暴力的一面，但也堪稱多愁善感，只要聽抒情歌曲或看內容感傷的小說，就能哭得淅瀝嘩啦。所以，容我在此提及另一個兒時記憶，這記憶和一個六歲女孩有關。當時我七歲，覺得這女孩美若天仙。有個電影導演和我看法相同，相中她，安排女孩在他的電影裡飾演一角。我想她一定也同樣喜歡我，因為我們倆有好一段時間如膠似漆、形影不離。祖母還曾經開玩笑說「再不久就幫你們辦喜事好了。」

祖母的話讓她開心不已，卻激怒了我。我到底在生什麼氣呢？祖母可能不經意誤觸了敏感地雷。性在北韓的教育體制裡屬禁忌話題，在我的意識裡可能也是如此。也許我想用盛怒掩飾羞赧？不管理由為何，這段初戀對我和她而言，意義一樣重大：數年後，我人早已在集中營，就讀高中的她竟斗膽探聽，想知道我是否安好。終於獲釋後，我到她府上拜訪才知道一切為時已晚。這位人如其名的女子「具本玉」（貨真價實的寶石），早已嫁作人婦，搬離老家。我從未得知她身在何方。

我還有另一樁兒時戀情：水族箱裡的魚。在我的朋友之中養鴿子才是主流，但我對鴿子並無特別感覺。我愛魚，甚過一切。即使在教室裡聽講，我滿腦子想的都是魚。擔心少了我的陪伴，牠們會無聊；擔心魚缸的水溫不對；擔心壞人闖進家裡傷害牠們。我認識的小孩幾乎個個都有水族箱。不過我的家境比較好，所以房間裡共有十個魚缸沿著牆面一字排開。我運氣不錯，家附近就有一家商店專賣水生植物、彩色卵石，以及其他水族箱裝飾品。為了確保擁有全部最新商品，我每天一早就起床，趕到商店報到當第一個顧客。女老闆很喜歡我這個忠實小顧客，每次上門，她一定笑容燦爛地歡迎我，然後聽一個九歲小孩認真而嚴肅地要求她，務必在下一次進貨時，為他保留某某新魚種。

我想要擁有社區內最美、最大、最怪的魚。有一天我突發奇想，想試試抓幾條附近河裡的魚種，為我的水族箱增色。這招從來沒有人試過。所以我去抓了幾隻魚，迅速帶回家丟進水族箱，然後又跑出門邀請朋友來家裡欣賞我的新斬獲。可是等我和眾人回到家裡時，嗚呼哀哉，水族箱裡的新房客已悉數歸天。

如同比力氣大小，養水族箱的魚也是一場激烈的競賽。每次有人得到比我們自己擁有的還漂亮的魚，我們的心就被嫉妒啃嚙。有一次，我家附近一個男孩邀大家去他家看一條外國來的魚，說是別人送他的禮物。那確實是隻不同凡響的魚，一雙眼睛大又凸。不過，魚主人才一離開水族箱，受邀的一位男孩便猛地伸手到水裡，把那隻魚的一邊眼睛整個挖出來。這隻魚就是太漂亮了，所以不能住在別人的水族箱裡。

第二章 資本家與革命家攜手並進

我們家境比較富裕，不僅拜祖父母的社會地位所賜，也因為祖父母曾住過日本，而且在那裡發跡致富。祖母是家族裡出走日本的第一人。她出生於朝鮮半島最南端的濟州島，那裡不僅多風、多馬，女人也是出名地堅強。直到今天，還可在電視上看到她們穿潛水衣遁入海中尋找貝類的英姿，反觀丈夫則在家中照顧小孩。

翻閱較舊的地圖，這座島不叫濟州，而被稱作「奎爾帕特」(Quellepart)。之所以這樣命名，和一群初來乍到的法國傳教士有關，他們逢人就問「en quelle partie」亦即「在哪個地區」——我們登陸在朝鮮的哪個地區？{13}不論該島叫濟州島還是奎爾帕特島，總之它是諸多圍繞朝鮮半島的外島中最大的一個。近年更發展成重要觀光景點，是南韓新婚夫妻度蜜月的首選之地。

不過，一九三〇年代濟州島上生活不易：多數島民移居日本，到殖民帝國的精華地區尋求工作機會。朝鮮自一九一〇年起被日本帝國殖民統治。

祖母是家裡的三女兒，她的家境貧苦，三餐往往用蕃薯打發，偶爾能配幾口魚吃。十三歲那年，她離開濟州島前往日本。祖母是個聰穎過人的小孩，她笑著告訴我，小時候她的父親老愛對她說：「如果妳是男生肯定可以成為大人物。」

她獨自離家前往京都，希望能在當地的紡織廠工作。可惜她少長了一英寸。依規定，工廠老闆不得雇用十三歲以下的兒童，由於女孩並無身分證明，雇主只好以身高當作判定年齡的唯一依據。祖母比同齡女孩稍矮，因此對方要她長高點之後再來，但她不願就此放棄打道回鄉。有陣子她在街上乞討，同鄉的韓國女工人收留她，讓她在工廠宿舍暫時棲身。那時她吃的東西多半來自雞販施捨，雞販給她客人不要的雞頭。我隱約覺得她有所保留，並未把最糟的部分告訴我。她就這樣生活了一年，終於長高一兩英寸並獲得紡織廠的雇用。工作很辛苦，但她樂在其中。當收到生平第一份薪水時，她非常自豪，馬上回報了那些幫助她的女孩。不管剩下的錢多還少，她全都寄回老家。

那時正逢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崛起之際，尤以教師最為熱中。祖母在夜校指導老師的啟蒙下，初次接觸社會主義思想。祖母是個聰明的學生，專心、好奇、一學就通。幾位老師愈來愈喜歡她，並透過聊天討論，設法拉攏這位年輕正直的女孩，希望她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分子。

二十歲那年，祖母加入日本共產黨，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認識了也來自濟州島的男子，也就是她未來的丈夫。祖父家共有三個小孩，身為長子的他移居日本，是為了擺脫奉父母之命但並不幸福的婚姻。結婚時他才十五歲，女方也差不多年紀，兩人並不相愛，沒多久婚姻就失敗收場。祖父最後下定決心出走，留下妻子照顧父母。根據儒家傳統，已婚女子真正的依歸是夫家，即便離婚或分居，依舊是夫家的成員，現今韓國仍延續此傳統。因此祖父的元配若想回娘家，極可能被趕出家門。

祖父的日本行比祖母順利多了。抵日不久，他就在一家珠寶行找到工作，學習鍍金。以很快的速度精通鍍金技術出師後，他自立門戶開了家珠寶店，專門製作樣式新穎的首飾。大約在這個時候，他遇見了祖母。一個一心想致富的男子和一個滿腦子革命思想的女人，墜入了愛河並結為連理。我父親是兩人的第一個愛情結晶。一九三四年，他們搬回濟州島跟祖父的家人同住。這對西方人來說也許匪夷所思，但在韓國一點也不足為奇。祖父的元配只能忍氣吞聲，和丈夫的第二個老婆住在一個屋簷下。

祖父母在濟州島沒待多久便返回日本。但祖母返鄉期間並未閒著，在她積極奔走之下，共產黨連絡窗口在人數上終於有長足進展。此外，她也幫忙在濟州島上組織眾多的討論小組，並舉辦多場討論會。相較之下，祖父對革命理念興趣缺缺，他純粹是因為深愛祖母，愛屋及烏，才能夠忍受那些革命思想。祖母對革命的熱情不輸祖父在事業上衝鋒陷陣的拚勁，這股熱情或多或少引起他的共鳴。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追求相同的極致，不屑平靜無波、缺乏火花、隨波逐流、一帆風順的生活。難匿祖父對祖母神魂顛倒。當她提到「革命」，他聽在耳裡像「熱情」，彷彿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契合的伴侶。在祖父癡迷的眼裡，另一半對革命事業奉獻的心力，遠比革命事業本身重要。她對共產革命的熱情以及她的信念，使他對革命事業的意興闌珊顯得微不足道。他成全她，並為此感到開心。不過，祖父從不因富有而失去對人間疾苦的同理心。其實他對窮人慷慨解囊，因此常逗祖母說，就催生社會正義而言，他目前的貢獻可能遠甚於共產主義明日的成就。他也寄了很多錢接濟他的岳家親戚，若沒有他的幫助，他們可能還得繼續與貧窮奮戰。

祖父彷若一顆新星，社會與經濟地位不斷攀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結束珠寶事業，轉做獲利更豐的白米貿易。不久，他又突發奇想在京都火車站對面開設一間賭場，生意一鳴驚人。由於獲益極佳，祖父很快就開了第二家分店，接著又開了第三家。每間賭場都吸引大量人潮，客人長期絡繹不絕。

二戰期間，移民在日本的人數大幅成長，短短幾年內總數激增到兩百萬。除了祖父母這群較早到日本的移民，還有幾十萬男女在二戰期間移居日本（多半是被迫），以舒緩日本的勞力短絀。二戰結束後，不少朝鮮人選擇留下，但這些旅日朝鮮人嚴重分裂為兩派：一派支持蘇聯撐腰的北韓政府，另一派擁戴美國做後盾的南韓政府。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雙方陣營情緒沸騰，立場更為強硬。在日韓僑成立了兩個意識型態水火不容的組織，支持南方政府的僑民成立「民主陣線」，日文叫「民團」。支持北方政府的僑民則成立「旅日朝鮮人總聯合會」，簡稱「朝鮮總聯」（或「總聯」），該名稱一直沿用至今。當時朝鮮總聯在日本的民氣略勝民團一籌；南韓政府不僅無法順利轉動經濟引擎，還接納許多聲名狼藉的反動人士，並提供前親日走狗政治庇護。反觀北方，不僅經濟穩定成長，還展現堅定的愛國赤誠。

祖父母不知道當時北韓領導階層已淪為莫斯科的傀儡，一如當時歐洲大部分的民粹政府。

此外，曾力抗外國割據的共黨幹部正遭到北韓當局系統性地消滅。他們也不曉得北韓政府偽造統計數據，美化實際上僅勉強支撐的經濟，讓外人以為北韓經濟實力雄厚。

祖父跟著祖母以及其他朝鮮共產黨員一起加入朝鮮總聯。此外，絕大多數窮困的旅日朝鮮人也群集在朝鮮總聯的旗幟之下。祖父在組織中是個異數。他財力雄厚，但在組織的聲望和影響力卻不如祖母。雖然對總聯同志的愛國情操不至於無感，但他真正在意的是能夠參與祖母為之狂熱的運動。祖父持續經營自己的事業，同時也答應擔任總聯經濟部門的主管，甚至自掏腰包捐錢給總聯。就我所知，當時總聯京都分部之所以擴編神速，來自祖父的金援功不可沒。

一九四九年六月，原本隸屬於日本共產黨的朝鮮僑民集體轉移陣地，投效新成立的「朝鮮勞動黨」，其實就是北韓共產黨。一如全球各地的其他共產黨，勞動黨宣傳動員能力無人能及，以民主、開誠布公的方式吸引普羅大眾。婦女組織、捍衛文化與和平的團體、運動社團，以及其他五花八門的社團組織，幕後都有勞動黨在操盤指揮。祖母是勞動黨最活躍的幹部之一，後來成為京都區的總幹事。除了身為黨員的諸多本分，還要履行總幹事這份額外的責任。我確信，要是體能許可，她不屈不撓的積極行動力，一定會驅使她加入更多社團。

即便如此，祖母總是能夠擠出時間照顧她的孩子們，以她自己的方式將小孩拉拔長大。在京都的那幾年，祖父母住的是豪宅，位於漂亮的高級住宅區，周遭不乏古色古香的歷史建築點綴其間。每個孩子自己的房間：家裡的廚房有好幾個，個個空間寬敞。諸多怪事當中，尤屬祖父家中的僕役全是日本人最為弔詭——當時日本家庭請的家僕多半是韓裔。這一切奢華是祖父親手努力得來，祖母卻是對此感到心驚，深怕她和家人會被安逸的生活腐蝕。還有什麼比不必要的奢華更毒害一個人的正義感？她今天之所以能夠理解世界的需求，難道不是因為曾有過三餐不繼的苦日子嗎？這一切不是印證了共產主義的辯證法：壞事倒頭來變好事，黑不見底的愁雲慘霧昇華成高尚的自覺，曾經患難才能同甘苦！她曾跟我提及那段日子，聲稱「奢靡絕非鼓吹正義感的發酵劑」。

祖母因而選擇以窮苦的方式扶養小孩。父親跟我說過，儘管以祖父母的財力足以幫孩子購入穿不完的新衣，但父親和其他弟弟妹妹往往穿補過的襪子，衣衫襤褸。還有一件趣事可以證明父親與其他手足看起來不像「祖父的小孩」。根據日本學校慣例，教師會親自到學生家裡做訪問，就在父親的老師準備家訪那天，發生了一件非常滑稽的插曲。因為老師是初次拜訪，所以一路上由父親帶路。愈靠近家裡，老師就表現得愈驚訝愈不可置信。「你一定是走錯路了，」老師說道：「我們正朝高級住宅區的方向前進。」「不，我們沒走錯，前面轉角就是了。」父親答道。老師按捺不住心中訝異，不停地叨念著，但他們的確沒有走錯。當老師踏進京都首屈一指住宅區一幢美侖美奐的宅院後，依舊是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我後來在父親攜回北韓的家庭錄影帶裡見識過那幢別墅。那是一棟三層樓的別墅，附加游泳池和一座花園。

我不懂祖父母為何送小孩去一般的日本學校，而非朝鮮總聯所辦的學塾。許多父母不希望孩子與韓國之根脫節，把孩子送到這些力抗日本文化的防衛堡壘。至於父親、叔叔、姑姑為何沒機會讀這些韓校，永遠都會是個謎。

一九六〇與七〇年代，朝鮮總聯教育網在日本的勢力不容小覷，其轄下有從小學至大學、多達一百五十所的教育機構。不過，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由於七十多萬名朝鮮移民紛紛融入日本主流文化，朝鮮總聯教育網所招學生人數銳減。此外，北韓的公共形象漸走下坡，愈來愈多人對於變成「金日成將軍麾下驕傲的戰士」興趣缺缺。

雖然朝鮮總聯的影響力與光環大不如前，至今依然屹立不搖。一九九八年五月，朝鮮總聯召開第十八屆大會，堅定的老領導人韓德銖連任主席（後面還會有更多關於他的故事）。朝鮮總聯目前旗下還有二、三十家企業，並掌控十五家新聞機構。朝鮮總聯的獲利支撐了北韓的經濟，比邁阿密流亡社群金援古巴卡斯楚政權還有效。一九九八年，據悉從日本匯回北韓的資金有將近八千萬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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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後，儘管身為長子的父親理應繼承衣缽，接管家族欣欣向榮的博奕事業，但他決定進京都大學追求他的攝影夢。其他孩子在學業上也都有傑出表現，前途一片光明。大姑是藥劑師，二叔唸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後來當了記者，其他弟弟妹妹分別進入醫學或生物的領域。

朝鮮總聯的幹部極力鼓吹高學歷移民返回北韓，不斷營造「母國求才若渴」的印象，聲稱回到北韓，他們才能為國家和人民而不是美帝的爪牙日本服務。朝鮮總聯不滿足於號召朝鮮菁英，因此同時卯足全力促進各階層朝鮮移民的歸國。朝鮮總聯行動真正的幕後主事者是北韓政府。一九六〇年代，在金日成的指示下，北韓以統一兩韓以及維護國家地位的最後希望自居，企圖引誘朝鮮移民言下之意，南韓是反動的，而且是美國的傀儡政權。

韓國移民融入日本當地生活的過程並不順利，而且經常遭人歧視，因此北韓政府的宣傳成功引起海外朝鮮社群的共鳴，數千人因而受到金日成的感召，決定返國。像祖父母這樣生活優渥的朝鮮人之所以心動，是因為認同金日成政權的意識型態，加上前途一片光明：家鄉將提供他們管理高層的公職，漂亮的房子，他們的物質生活絕對無虞，而且子女可留學莫斯科。祖父對於返回北韓不以為然，祖母卻是百分之百的支持。接下來發生一連串沒完沒了的爭執，最後由祖母勝出。不久之後，祖父母一家便踏上返國之路回到北韓。

第三章 隔年，在平壤！

祖父雖同意回北韓，但卻遲遲不肯行動。就返回北韓的政治與經濟風險來說，促使他拿定主意的理由顯得有些不夠正經。在京都期間，祖父很快就與當地的山口組幫派老大結為好友。祖父對這個人激賞不已，相信他具備過人的智慧、勇氣、生意頭腦，而且正直講信用。祖父對他百分之百信任。在我看來，他們倆不僅是朋友，更像拜把兄弟，因此我推斷他們大概曾立誓義結金蘭。結拜在東亞十分普遍，兩人透過歃血或交換信物結為兄弟。歐洲人可能視若兒戲的舉措，在東亞人眼中卻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我確信，祖父與這位幫派老大都認定這是一輩子的約定。等到非下定決心不可時？祖父很自然地找上他，徵詢他的意見，而且黑幫老大確實也幫助祖父掃除最後的疑慮。他告訴祖父，回應祖國的召喚，幫助祖國成長繁榮並改變自己的人生，是祖父身為朝鮮人的義務。

我家人的命運就此拍板定調，我的命運也和他們分不開。每個人，不管願不願意都登上了回北韓的船。一行人中，祖母迫不及待想返鄉，爸爸和他的弟弟妹妹則走得心不甘情不願。即便抵死不從的二叔，最後也沒能脫身。有些核心家庭外的親戚力挺二叔，甚至有表親說願意收養他。為此，他和父母打了一場硬仗，不過要是最後占上風，被迫與父母分居兩國，恐怕也不是他能夠承受的結果。他解釋自己想繼續留下的理由，甚至表示願意接手家族事業，一邊經營管理，一邊完成大學學業。祖父斷然拒絕：既已決定回國，他打算和日本斷得乾乾淨淨。對二叔而言，一想到要離開成長、上學、父母相遇相戀的這個國家，就覺得難以忍受。登船時，他臨陣脫逃直奔親戚家，祖母趕來逮人。當二叔拒絕就範（當時小孩鮮少不聽父母的話），祖母摑了他一個大巴掌，強拖著他往碼頭去，最後在船離岸前及時趕到碼頭。

其實，二叔還有一個選擇：向日本當局申訴，表示父母的舉動有違其意願，據此要求日本政府的保護。當時日本政府已發現，朝鮮勞動黨及相關組織不斷向朝鮮裔家庭的一家之主施壓，鼓吹他們攜家帶眷返回祖國，因此日本當局在港口附近設了小型辦公室，裡面有一名官員以及數位紅十字員工，他們會在乘客登上駛往北韓的船隻前，詢問他們離開日本是否出於己願。

二叔舉棋不定直到最後關頭。一方面，他深愛父母，希望當個對父母百依百順的乖兒子；另一方面，他留戀現在的生活，對未來在異地的生活多所疑慮。或許他有什麼不祥的預感吧。就在拿不定主意時，他瞥見母親強勢、不容違抗的眼神，心裡似乎就踏實了。日本官員詢問他是否自願返回北韓，他回答，是的。於是乎，又一個人的命運被改寫。

上船後，期盼許久的美夢儼然成真。一路上，全家人受到無微不至的照料，被安排在豪華艙等，享用珍饌佳餚，反觀其他返國僑胞被當作一般乘客，祖父母一家大小所受的禮遇不輸共產黨高幹——甚至更好，猶如回國參加金日成壽宴大典的一群佳賓。祖母說，同船的還有一位名人，叫金永吉（音譯），是歌劇演唱家，在日本成名致富。當船駛近北韓沿岸時，他來到駕駛艙所在的船橋，面朝應許之地高歌〈我的太陽〉(O Sole Mio)，四周乘客的情緒頓時沸騰。這不幸之人。身為藝術家，他想和祖國人民分享上天賜與的稟賦，卻被冠上間諜罪名，在勝湖里集中營{14}服刑至死。據悉，勝湖里是北韓最殘酷無情的集中營之一。金永吉一回到北韓，當局以盛大排場隆重歡迎他歸國。金日成甚至授與他無限榮耀，握著他的手許久。在日本，金永吉享有國寶級地位，但這個人後來竟成為諸多歸鄉日本韓僑所共同經歷的悲劇的象徵。你可以說我無情，但我認為金永吉所代表的是愚蠢與無知。

他的故事，和我家人以及那些滿懷信心跳入深淵的人，說來大同小異。他們不約而同印證了一件事：人類做夢的影響力，以及幻想足以讓人盲目的驚人力量。之後我陸續看清，在其他地方、其他年代，信奉共產主義的政權與勢力都曾端出類似的空頭支票，讓老百姓買帳做舂秋大夢。許多民族因而步入悲劇：在法國、美國、埃及等國都出現過類似不幸，其中最為世人熟知的例子非亞美尼亞人莫屬。受到史達林宣傳的蠱惑，一九四七年葬身亞美尼亞的人多達數萬，他們還以為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一塊富饒的樂土。蘇聯當局事後承認，亞美尼亞百廢待舉，每個人必須捲起袖子苦幹，但蘇聯向返鄉移民承諾，當局會尊重當地的宗教與傳統文化，而且再過不久他們就會目睹下一代在社會正義的庇蔭下，虎耀龍騰、蒸蒸日上。

這些開心從日本西海岸港口新瀉出航的韓國人，一如早他們十五年從馬賽港離開法國的亞美尼亞人。離港前，亞美尼亞人將手上白麵包（全是政府配送的補給品），丟給岸上的親戚。數年後，他們不斷咒罵自己，也埋怨那些把亞美尼亞說成豐饒樂土的騙子。他們一再向法國當局求助，為離開亞美尼亞什麼都願意做。無奈一切為時已晚。同樣的際遇也在返鄉的愛國韓民身上重演。他們滿懷信心與希望離開日本，而且攜家帶眷，讓只熟悉日本生活的妻小一起返鄉。他們完全沒料到自己正一步步逼近懸崖，一旦掉落深淵，面對的將是隔離、窮困、嚴密監控，有時甚至是下放勞改的威脅。

船行十五小時後，祖父母一行人在朝鮮半島東北部的清津市上岸。四叔後來跟我透露抵達時的情景：「感覺這城市死氣沉沉，氣氛詭異之至。人們穿著破爛，在街上遊蕩漫無目的。空氣中瀰漫一股深沉的哀傷。不管什麼舉動，都看不出絲毫自發性。」陰霾景象與他原先所期待的人間樂土天差地遠，令他感到害怕。單調乏味的恐怖感受，證明出發前家中收到的警告絕非空穴來風。不過，他們何需聽信反動分子的胡言亂語呢？四叔低估了其中一件插曲的嚴重性，沒想到日後它如回馬槍般再次找上門。當乘客陸續下船時，幾個數週前從日本返國的僑民，把握親友重逢時的混亂場面竊竊私語，對這批新僑民返國的決定感到不可思議。

其中一個人問我四叔：「事情怎麼會這樣？我們委託朋友還寄了家書，警告人們別來，你們家為什麼不聽？」四叔臉色頓時發白。父親上前，代替四叔回答那個人的質問，並問他在北韓待了多久。他回答：「幾個月，不過已足夠看清事實了。」我父親堅稱，朝鮮總聯並沒有隱瞞任何關於重建北韓可能面臨的困難與挑戰。對方回應：「這只是統戰宣傳。你們不可能在這裡開創全新的人生。他們會搜刮你父母所有財產，然後任你們自生自滅。你很快就會發現這些北韓共產黨的真面目。」

這段偷偷摸摸的談話，令人禁不住背脊二涼。父親和叔叔想像的歡迎儀可不是這樣。不過話說回來，這些批評北韓當局的人才剛搬回祖國，像這樣的移居總需要時間適應。這些人抱怨是因為落腳北韓還不夠久。那位陌生男子為什麼找上父親和四叔呢？他們有沒有可能是密探？祖母事後分析，倘若他們意在說服我們回日本，那他們根本就挑錯時機與地點了。「我們踏上北韓時戴著美化一切的眼鏡。面對嶄新生活，我們的信心經過長時間培養，像吃了秤砣鐵了心，這些不祥警告絲毫無法撼動我們。」除此之外，到北韓追夢似乎仍有成真的可能：接待官員，將全家人照拂地無微不至。相較於其他僑民被火速安排至全國各城市安頓，我的家人則受到如共黨幹部般的禮遇。祖父的座車也上了船，跟大家一起抵達。這輛最新款的富豪汽車，可能是北韓唯一的一輛。官員建議全家人搭富豪前往平壤，家當則由緊跟在後的官方公務車載運。官方人士信任祖父一家，也努力讓他們有個美好愉快的抵達日。

頭幾週，祖父一家暫住在簡陋的公寓，等著搬進官方承諾的美麗宅邸。房子位於首都平壤，距中央車站不遠，非常靠近蘇聯大使館。儘管平壤不失繁榮，鄉間景致美麗壯闊，儘管平壤街道乾淨整潔，紀念碑雄偉壯觀，一股不自在的感覺卻油然而生。時間一天天過去，一家人漸感失寵。沒有官員來訪，沒有鄰居噓寒問暖，沒有來自中央高層的最新消息，他們總是說靜待上級進一步指示。

他們感受不到京都政治宣傳分子所標榜的兄弟情誼，同時，想要投注己力成為集體貢獻的一分子也不得其門而入——報效國家的過程難免遭遇障礙，必須有所犧牲，但同時也該充滿澎湃熱情與同志情誼吧。對於現況，祖父一家人滿頭霧水，覺得似乎缺了些什麼，但沒有人急著填補空白把話說明。我相信，他們抵達北韓不久就開始擔心自己是不是錯了。政治宣傳無孔不入，糧食短缺，層層通報的官僚作風效力不彰，連最基本的民生問題都搞不定：糧食到哪拿、電工、理髮匠、醫生哪裡找，以上種種無不加深他們的疑慮。為什麼連區區八加侖的汽油都難以取得？為什麼老是找不到住家所屬區域的勞動黨代表？為什麼一家人一心想為國奉獻，卻落得無所事事？一切都與他們的期待不符。小孩之中，沒有人想當第一個道出大家共同感受的：他們都覺得，也許（只是也許而已）父母帶他們走向了一條災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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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每個人都在枯等。爸爸和其他手足等著上大學，祖父母等著擔任一官半職，祖父覺得乾著急不是辦法，認為家人應該想辦法多暸解自己的國家。祖父決定苦中作樂，他用富豪汽車帶一家大小出門探索。這次外出度假的經驗，讓我的家人首次感受到政府滴水不漏的監控。祖父車子還沒開遠，人民保安部的成員（就是政治警察）就出現了，他們向祖父解釋：在北韓外出一定要事先申請報備。祖父和叔叔們對警察的告誡非常不滿，認為這是北韓愚昧官僚體系的具體表現。等了好久，祖母終於被召見，與「朝鮮民主女性同盟」的幹部見面。朝女盟與朝鮮總聯相同，一舉一動都受到勞動黨的嚴密控制。祖母受邀擔任朝女盟平壤分部的副會長。過沒多久，她獲選為最高人民會議{15}的代議員。這是有名無實的頭銜，但她仍感到十分榮幸，後來政府陸續頒贈的三面獎章也讓她驕傲不已。當祖父的人事安排終於水落石出，職位也正合他的意。他受聘為商業管理局副局長，該部門的業務之一是管理食品至平壤的流量。受惠於祖父的職位，我們家有吃不完的精選食品，還有動機不單純的官員頻頻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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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也生於移居日本的朝鮮人家庭。我外祖父來自大邱（位於今南韓境内），曾在日本替平壤政權擔任臥底的密探，後來被日本警方逮捕，死於拘留所。北韓政府追封他為革命英雄，並授與其遺族「英雄之家」的封號。誰不想回到視家夫為英雄的祖國呢？外祖母毫不猶豫，帶五個女兒從日本舉家回北韓，就在我祖父母回北韓後不久，外祖母一家六個女人落腳於南浦。南浦是西岸大港市。母親和她的么妹從南浦前往平壤，一個攻讀經濟，一個學醫，其他家人則待在南浦。透過媒人介紹，這五位姐妹花很快便陸續嫁作人婦。當時的男女都是以這種方式結婚。今日仍有高達四分之一的南韓人透過相親結婚，在理應具備革命思想的北韓，靠媒妁之言撮合的夫妻則多達半數，鮮少徵詢男女當事人的意見。我父母結婚也是靠媒人撮合，他們在一九六七年相識，並於當年完婚。

等到我出生的時候，我們家已漸漸習慣並適應北韓的生活。所謂我們家，指的是同住一屋一簷下的人，其中包括我的祖父母、父母，還有四叔。日常生活雖有諸多不如意，所幸祖父母的工作得天獨厚，加上日本親友持續寄包裹給我們，家中物質享受倒是不缺。朋友與玩伴總喜歡來我家裡，因為他們知道，在我家可以吃到冷盤、糖果與點心。然而，祖父的身分地位也宛若不定時炸彈，讓他不時提心弔膽，最終果然讓他賠上了性命。他的本業是商人，習慣自由市場機制下的做事方式。面對亂無章法的北韓官僚作風，他總讓喜怒形於色，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是不智之舉。儘管祖父批評北韓傑出的政治與經濟措施，「全為改善並提高國力」，但他的力求改革，不免和其他拘泥於公式的「同志」彼此碰撞。由於他堅持有話就說，拒絕當個無聲筒，同志對他的敵意不斷升高。對此，他只能默默忍受。雖然祖父母的地位讓家人臉上有光，並享有各式福利，但北韓生活水準未達家人期望。每個北韓人身上都緊箍著意識型態的伽鎖。警察的監控有時堂而皇之，有時鬼鬼祟祟，壓得孩子們喘不過氣。他們不滿這片「樂土」其實窮困潦倒，同時看不慣偏狹的智識與文藝生活。終於，他們忍無可忍，一股腦釋出按捺已久的怒火，「你們為什麼把我們帶來這個鬼地方？你們承諾，我們會有全新的生活。在這裡我們毫無自由可言。我們連在日本到處都買得到的基本用品都沒有。我們在這裡並不開心。你們也是，只是不願承認而已。」

祖父母聽了很難為情，神情慌張。第一個發現大勢已去的人，我想是祖父。曾經，只要他一出面就能消弭任何反抗念頭，而今我們的大家長日益消沉，愈來愈不像過去孩子口中的「虎父」。祖父桀驁不馴的自信神采不再，影響所及，兒子們對表達內心感受也沒了顧忌。反觀祖母，還裝作懷抱希望的樣子，相信形勢將有所改善，堅定地反駿任何對金日成的隱射性批評。

共產主義意識型態賦予她取之不竭的現成辯詞，而她總是毫不猶豫地使出渾身解數，指責孩子們：「毛毛躁躁！你們怎麼能奢望一個被美帝狠狠催殘的國家，在短短十年內就成為富國？一切都得從頭來過。你們該不會忘了，敵人們仍位居決策的權力中心？無產階級專政怎敢鬆綁統治大櫂？能夠追隨我們的偉大領袖是我們的榮幸，難道你們對他沒信心了嗎？」她的孩子們聳聳肩膀，不以為然。他們覺得，北韓人民待他們不像同胞，反倒更像外國人，而且是該為北韓現狀負責的外國人。北韓政權迫不及待想搜括旅日僑胞的財富，即便如此，亦無力扭轉在地人對返國僑胞的猜忌。

儘管叔叔姑姑未受外在氛圍影響，學業表現可圈可點，但他們對曾經近在眼前的赴莫斯科留學一事早已放棄，絕口不提。二叔在金日成大學主修哲學，畢業後成為記者；三叔自平壤醫學院畢業，主修腸胃科；四叔畢業於平山大學的自然科學系，之後成了生物學家。姑姑們的表現也不俗。大姑主修藥理學，畢業後在平壤一家製藥工廠擔任研究員；二姑主修醫學，畢業後隨即和一個年輕人步入禮堂，她的公婆也是從日本回國的僑胞。二姑的夫家不久前被送進集中營，祖母獲悉立刻展開救女行動，以免她受到反動派的影響。二姑已懷孕，祖母一方面勸她墮胎，一方面使用各種招數挑撥離間，希望二姑能離開二姑丈。可惜祖母並未如願以償，二姑和二姑丈的關係不受動搖。後來，換我們家被捕，蒙羞的祖母在集中營和二姑丈一家反動分子面面相覷，羞愧得無地自容。我父親在日本學的是攝影，後來在平壤最大的攝影公司「玉流」任職，一路平步青雲晉升為最高主管。由於公司屬半官方性質，父親的工作以拍攝公開儀式、沖印勞動黨領導幹部的肖像為主。

外人可能覺得我們家在北韓如魚得水、功成名就，不過實情並非如此。全家人將心裡的苦埋得很深。父親和其他手足很清楚，即便他們吵著想回日本，祖父母也不可能向當局正式提出返日要求。而且這麼做可能給全家帶來危險。祖父母鮭魚返鄉的錯誤決定是一條不歸路，他們都覺得自己是坐困愁城的囚犯。二叔自此不再和祖父母討論返鄉一事。二叔人高馬大，原本個性外向、活力充沛，如今一天比一天更沉默陰鬱。對漫畫的興趣高於官方文宣的三叔開始酗酒，也是一種無言的抗議。唯有四叔還能保持高昂士氣，因為鍾情植物與生物，外界政治的風風雨雨他一概不管。他收集植物與昆蟲，自製標本盤還收藏在博物館裡。說來諷剌，四叔竟是唯一被遣送到集中營的叔叔。其他兩個叔叔婚後搬離祖父母家，反觀四叔則繼續和祖父母同住，所以受到家族命運的折磨。

成長期間，我從來不知道叔叔們對金日成心存不滿：我年紀太小，壓根兒沒想到會有這種事。現在想起來，他們心境上的轉折其實有跡可循：一個緘默不語，一個靠酒精麻痺自己；父親則突然迷上了音樂。每個人都在逃避現實，避免說出非難政治制度的言論。更糟的是，他們有時會忍不住，差點為了自己被帶回北韓而責難雙親。父親熟背所有國際名曲，他知道〈納塔莉〉與〈白鴿〉，會高唱〈我的太陽〉逗我們開心。現在我才明白，這是他逃避軍歌與吹捧金日成頌歌的方式。

我稍早提過，父親娶了自日本舉家回國的女子。當時，移民家庭的子女互相通婚非常普遍，由此可見移民家庭要融入北韓社會有多困難。這些曾定居於日本的朝鮮人（尤其是年輕人），在截然不同於北韓的文化背景中長大，因此不易和土生土長的北韓人打成一片。鄰居與情治人員從不放過任何機會提醒他們，這裡不是日本，所以他們講話應該規矩點，應該對北韓的法律有更多尊重。

我的父母和其他曾定居日本的朝鮮移民一樣，因為留過洋見多識廣，難免覺得自己優於從未踏出北韓國門一步的同胞，但也因此被視為異類。朝鮮與日本糾葛的歷史恩怨也對我們不利。對許多人而言，重點是我們家曾移民日本，而不是我們決定返國。我們家衣食不缺亦招來鄰居不加掩飾的嫉妒。身為歸國移民的第二代，我一直覺得自己是真正的北韓人。然而，儘管當時年紀小，我能清楚感受到父母與鄰居之間的鴻溝。母親因為在日本居住多年，說韓語帶有日本腔調，經常逗得我朋友捧腹大笑。每次她下班回家叫我進屋時，朋友們總是模仿取笑她的聲音，讓我羞紅了臉。終於，我拜託她別再害我出糗。我想我傷了她的心，但她什麼也沒說。自此之後，每次她要我回家，就會走到我和玩伴嬉戲的地方，輕拍我的肩膀示意。

簡言之，就像從法國與美國返鄉的亞美尼亞人無法和蘇聯親戚打成一片，返鄉朝鮮人也和原鄉人格格不入。儘管日漸消沉，祖父偶爾會試圖掙脫枷鎖，拿著必要的通行文件，開富豪汽車帶全家到鄉下散心。所以我們去過知名風景區金剛山。最近該景點頻上南韓新聞，因為南韓現代集團支付平壤當局數百萬美元權利金，獲得經營南韓遊客赴金剛山旅遊的獨家代理權。{16}在當時，開著一臺象徵資本主義炫富行為的車前往金剛山，很可能被視為挑釁舉動。我們一家在反革命行動的邊緣游走！不過警方似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沒怎麼刁難就給了我們需要的通行證件，這多少跟祖父曾在「社會安全部」{17}與其他政府機關裡撒錢有關。

後來取得通行證件變得難上加難。有一天，警方向祖父提議，看是不是應把他視如至寶的富豪汽車轉讓給政府。提議變成建議，建議變成命令，最後祖父被迫屈從，將汽車轉讓。十之八九是讓給位居要津的警官或政府官員，這些人總想擁有一輛體面的汽車，想要趾高氣昂地呼嘯於大街小巷。當家裡的情況愈來愈糟糕，日本成了大家的避風港，滿載著理想回憶、令人懷念的影像，以及良善秉性。我們再次成為失根的移民家庭。懷念過去的情感仍盤旋在這個家，只不過懷舊對象隨著世代交替而有所轉移。祖父旅日期間，對家鄉濟州島念念不忘。父親移居北韓後，對日本念念不忘。至於我，當我在首爾回顧過往人生時，平壤的童年歲月深深折磨著我。

第四章 九歳就進集中營

祖父比過去更加不安與沉默寡言，但仍是全家的支柱。他的濃眉睿眼、宏亮嗓音，以及平壤勞動黨幹部對他的恭敬態度，全都讓我著迷不已。地位崇隆無損他和我之間的祖孫情。週日散步時，祖父會以神祕語調跟我透露過去在京都的生活：他為了準時完成第一筆訂單，在珠寶店熬夜到天亮；他坐鎮米倉，不讓對手有覬覦的機會，賭場事業的一鳴驚人；以及賭桌上的財富如何在幾分鐘內大起大落。這些故事有如源源不絕的驚喜。我聆聽祖父，被故事背後的推手與主角催眠。我深愛祖父，從沒想過祖孫間的對談與週日漫步，竟有劃上句點的一天。

一九七七年七月，祖父突然人間蒸發。某晚，他下班後沒回家。警方說他們什麼都不知道。祖母不斷打聽，祖父工作部門的幾個長官才鬆口，說他為了一件要事臨時出差。出差令由勞動黨直接下達，祖父獲悉後立刻就啟程了。他們再三向祖母保證：「妳下禮拜來，就會有新的消息。沒必要擔心。」

祖母對出差的說法持懷疑態度。她很瞭解祖父，他絕非出遠門不吭一聲的人。過了一週，政府當局要她繼續等待，但她忍不住，又跑去祖父的辦公室打探。辦公室的接待僅僅增加她的焦慮。每個人似乎光聽到祖父的名字就尷尬不已，對這件事情三緘其口。無論到哪裡，祖母得到的回應總是焦躁不安的靜默，讓她處處碰壁。

我父母懷疑，祖父神祕失蹤可能是「國家政治保衛部」{18}在背後搞鬼，但連他們自己都不敢承認。祖父失蹤前幾個月，父母有幾個朋友也是無緣無故就失蹤了，然而我們全家人（尤以祖母為甚）寧願往好處想，認為其他人不能和祖父相提並論，畢竟其他人消失一定是因為密謀策反，或者犯下了其他的滔天大罪。我們之中沒有人敢面對祖父可能被祕密警察帶走的可能性。我們心知肚明，祖父從來沒有辭不達意的困擾，而且時常火力全開地批評黨官僚及其管理方式。我們也明白他鮮少出席勞動黨會議或集會，但祖母出席的次數應該多到足以彌補祖父的分吧！再者，難道祖父一直以來沒有謹守本分做個誠實的好公民，將他的一切全託付給黨嗎？他從日本一返回北韓，難道沒有把鉅額財富全交給政府嗎？難道他沒把一切（包括他的富豪汽車）都交給黨嗎？

祖父失蹤後幾週的某天，我在大同江邊玩耍。幾個朋友來找我，告訴我有一群人正在我家。困惑的我趕忙起身，朝家裡跑去。

根據朝鮮傳統，進別人家前必須先脫鞋。不脫鞋，代表看不起或不尊重你的東家。我大吃一驚地發現客廳人滿為患，然而玄關前的鞋子卻跟平常一樣多。這是什麼意思？我想上前一探究竟，可是客廳人多到沒有我立足的空間。除了父親母親、祖母、妹妹之外，其他人我從未見過。四叔是唯一不在現場的家人。四叔未婚，跟我們住在一起，但那幾天他去咸鏡南道參加研討會。這些人到底是誰？我向爸媽用力揮手，平時見到我都很開心的他們，此時卻反常地保持距離，彷彿無暇理會孩子吵鬧的高傲大人。母親邊嘆氣邊反覆說道：「但我們到底怎麼了？但我們到底怎麼了？」（好像真有人會回答她一樣）我鑽進人群，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結果看到三名穿制服的男子翻箱倒櫃，旁邊還有第四個人在做筆記。這是什麼特別的大事嗎？他們怎能穿著鞋子在室內走來走去？這才是最令我感到不可置信的事，可是當我試著告訴母親這個情況時，她卻都不理我。

我們的公寓有四房一廳。最小的那間房裡，存放著這些年來祖父母託日本來訪親友幫忙帶的禮物。這些私藏的珠寶、服飾和手錶，是他們替四叔準備的結婚聘禮——儘管四叔何時會步入禮堂還是個未知。（在韓國，提早好幾年開始準備孩子的婚禮並不稀奇。）這間房裡也放著父親工作用的各式相機與暗房用具。四名保衛部人員看到這些寶物，見獵心喜。前陣子有人「鼓勵」我父母，將其中一臺相機當作禮物送給政府，但父母總能找到理由推三阻四。這次，四名保部人員肯定會不客氣地占為己有。後來，父親告訴我，這些人就在房間一角開祕密會議；父親也說他們發現結婚禮物時，臉上裝模作樣地義憤填膺（彷彿父母是走私或藏匿贓物的罪犯），還在心神不寧的父母面前明目張膽地瓜分戰利品，藏不住眼中因垂涎不已、大喜過望而迸發的火光。

接著他們走向家中其他地方，三人東翻西找，第四人依舊負責記錄。清點進度十分緩慢，眼看情況似乎與我沒太大關連（至少他們對我的水族箱興趣缺缺），我很快便感到厭煩，於是找妹妹美湖一起玩，懶得理會後續發展。,我和美湖跑來跑去，在被翻得亂七八糟的「廢墟」中嬉鬧。我開始在父母的日本大床上蹦蹦跳跳，還慫恿妹妹一起加入。父親雖看到我們在胡鬧，卻未出聲制止這項平日做不得的禁忌遊戲。得意忘形，我愈跳愈高，直到床因不堪折磨理所當然地壞了：我已記不得壞的是床墊裡的彈簧，還是床架。我和美湖當場愣住，知道自己闖了大禍，父親仍舊不發一語。我不曉得妹妹當時怎麼看待父親的放水之舉，但我感覺很不對勁。一切秩序全亂了套。我還不至於擔心，但開始感到某種說不出的不自在。關於不自在的形貌和原因，我還是摸不著頭緒，或許這就是我記憶老缺一塊的原因。

然而，初次聽到「耀德」的那一刻，我可是記得清清楚楚。母親看到其中一位保衛部人員翻揀自己的貼身衣物，而且丟得到處都是，忍不住提高音量。負責記錄的那位大發雷霆命令母親閉嘴，然後掏出一張紙，大聲唸岀上面的文字。根據該文件的說法，祖父犯了「最重的叛國罪」，後果就是祖父一家人——也就是所有住在這屋簷下的人，都得「立刻」送往耀德管束。我從未聽過耀德這地方。我身邊的人聽到耀德彷彿失了魂，好長一段時間說不出話，然後他們痛哭失聲，開始緊握彼此的手。為首的那位眼見自己恫嚇見效，忍不住沾沾自喜，命令其他人繼續抄家。他們將屋子翻天覆地搜了一遍，連床組、衣服、床墊、廚具都不放過。我看得一頭霧水，不解他們翻鍋碗瓢盆或我的玩具箱到底想找什麼。清點作業終於在凌晨三點告一段落。保衛部人員自訂了一套遊戲規則——少數戰利品歸政府，多數放進自己口袋。父親的攝影器材與歐米茄腕錶、母親與祖母的珠寶、四叔的結婚聘禮、日本製彩色電視機，全被這些人私吞了。實際進入國庫的品項不到十分之一。

那夜的其中一幕，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祖母與保衛部人員正面交锋，他們脅迫祖母簽署一份文件，但祖母執著地指著幾行文字，堅決不從。他們隨便說了幾個理由敷衍祖母，語調時而冷靜收斂，時而張牙舞爪。突然間，祖母伸手拿了一枝筆，在那份文件上簽名。接下來的事我看了大為震驚：祖母才一簽完，幾個大男人便抓住她，將她軟禁在一個房間裡！

破曉時分，我得知全家即將出發，前往那個讓父母聞風喪膽的陌生地點，而我並沒有那麼絕望。我把這一切當作搬家到鄉下，當作一場冒險，可為生活增添一點剌激的可能。老實說，我對這想法感到雀躍，唯一掛慮的是如何將水族箱的魚一併帶走。就某方面來看，下放耀德和搬家差不多。畢竟我們並非罪犯，而是罪犯的家屬，所以會得到多一些仁慈的對待。祖父是工作到一半被保衛部直接帶走，押至苦役集中營，連整理行囊的機會都沒有。他的命運和在蘇聯或納粹德國被捕入獄的許多人一樣，我後來透過閱讀知道這些人的下場。至於我們，起碼還獲准攜帶最低限度的家具、衣服，甚至還能帶食物。

表面上，我們不過是被政府下放至荒郊野外，但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鐵絲網、營房、營養不良與粉碎意志的工作，顯示著這裡是不折不扣的勞改集中營。集中營的編制以「家」為單位，足證即便在所謂的共產國家，儒家傳統依舊根深柢固。然而，該政策並不改變集中營的本質。政府把我們一家送到遠方，是希望透過工作和學習重新教育我們。由於和罪犯朝夕相處，受到反動意識型態的汙染，因此我們這些非罪犯，被監禁在專為「猶可救贖」案例設計的集中營。但一切都讓我措手不及。

搜索結束後，祖父辦公室的幾位同仁一早就來家裡協助父母打包，他們大概是接獲官員指示；保衛部人員一心只想盡早收工。祖父的前同事看似樂於伸出援手，但這份好心不太可能出自他們本意。向犯罪家庭釋出善意十分危險。確實，自保衛部人員登門後，僅一人鼓起勇氣到我家拜訪，一位和我們住在同一層樓的老太太。她敲敲我家的門，從打包箱子間挪進痩小的身軀。她對每個人微笑，也向保衛部人員禮貌地打招呼，盡可能低調地隱沒在人群中。然後，她不動聲色地挨近祖母，低聲對她說：「我的朋友，妳一定要堅強。拿出勇氣…絕不可輕言放棄。妳知道自己的丈夫清白無罪，所以千萬別自責。聽我最後一句勸：遇到難關時，想想兒子女兒、孫子孫女，妳一定會撐過去的。」

當全家的細軟依序塞進官方分派的五大木箱時，我瞥見妹妹手上拿著她最愛的洋娃娃，突然靈機一動：我拿了一個水族箱，匆匆放進幾條我最漂亮的魚，然後學妹妹緊抱著心愛的玩具不放。一位保衛部人員看到我，用下巴指著我的水族箱說想帶「那玩意兒」離開，門兒都沒有。陌生人憑什麼用這種粗魯的口吻命令我。胸中怒火頓起，我恣意地大吵大鬧，逼得他讓步。眼眶淚水漸乾，但沒帶走的魚兒還是讓我放心不下。起初被告知家裡來了陌生人時，幾個損友說我可能會被送到「很糟的地方」，最好將心愛的魚分送給死黨。當時我並未把他們的建議當真，現在就要離開了，我真後悔沒有照做。

一臺卡車停在我家前面。警衛依序把已裝箱物品，以及保衛部人員看不上眼的小型家具搬上卡車，包括一張矮桌、一些餐具、一包重約六十公斤的米——集中營容許的上限。卡車嘎嘎作響的引擎聲，幾個家人的嘆氣聲、此起彼落的命令聲，吵得鄰居不得好眠。周遭公寓紛紛亮燈。我看到有人倚窗盯著我們看，有些人則鼓起勇氣下樓，就近觀看發生了什麼事。逐漸聚攏的人群在安全距離外看著一切，警衛對這些圍觀者頗為感冒，盡可能加快搬運速度。父親想到幾件重要物品忘了帶，趕忙衝回家裡，在人群中引起一陣小小騷動。此景讓我想到自己最愛的漫畫書。和其他小孩一樣，我喜歡刺猬大隊的征戰故事，內容講述刺猬、松鼠同心協力，合力撃敗惡狼、老鼠、狐狸和老鷹等邪惡資本主義的象徵。我央求一位保衛部人員讓我回家找出這本漫畫書（應該是之前受不了我鬧聛氣而讓步的那位）。他受夠了我的任性，高分貝命令我上車。這次我真的嚇到，乖乖照辦。刺猬大隊就這樣離我而去。幸好我還有心愛的魚。

家人依序爬上卡車坐在後面的載貨區，我很驚訝媽媽仍站在人行道上，一個人孤伶伶的。我始終記得她臉上深邃的哀愁，淚流不止。「妳不一起來嗎？」我問道。「噢，不是現在，我的寶貝。媽媽很快就會跟你們會合。」急著想收尾，保衛部人員不耐煩地附和母親的話，然後吆喝眾人手邊的工作不要停。心安了之後，我緊緊抱著水族箱。為了避免水溢出來，我在水族箱上加蓋一塊木板。最後一次跟母親話別後，我的心思轉向搭卡車兜風的全新體驗，這可是北韓老百姓一生少有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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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的母親！這一切勢必讓她痛不欲生。儘管她非常努力，仍無法掩飾心中悲痛。而她九歲的兒子什麼都不懂，興奮地爬上卡車，胸前捧著心愛的水族箱。這位母親不知道今日與兒女分別，再見面已是多年後。身為「英雄之家」的女兒，她躲過下放勞改的命運，但她的丈夫和孩子將在那兒度過十年。我們被監禁後不久，保衛部強迫她離婚，切斷與「叛徒」之家的一切關連。從頭到尾，沒有人徵詢過她的意見，甚至沒要求她簽名。她苦不堪言，在我們被監禁期間思念著她失去的家人。我後來才知道，母親一再懇求保衛部，希望獲得被關進集中營的許可，只為和我們重逢。可是她的請求被認為有悖常理，每每遭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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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程時，天才破曉。我們搭的是蘇聯製卡車，馬力大，專門用來載運囚犯。北韓人稱它為「烏鴉」，是死亡的象徵。依據傳統，白色用於悼念，黑色用於喪禮。這是一臺有棚子遮蔽的卡車，旅程之初，我和美湖被命令不准向外偷看。直到車子駛進鄉間，警衛才允許我們自由欣賞外面的景色。卡車行駛在滿是輪胎痕的泥濘中，一路上搖晃顛簸。我還蠻撐得住的，只在意如何確保水族箱的水不要溢出，但美湖已開始嘔吐。祖母找了一個塑膠袋給她，然後在卡車地扳上鋪幾條毛毯讓她躺下。我們從家裡搬到車上的木箱與家具就在美湖躺下的「床」前。兩名備槍警衛則站在底部監視我們。

旅途中，祖母曾詢問警衛會怎麼處置她的么兒，也就是我家當時唯一不在場的成員。她說四叔是無辜的，他們沒有理由要逮捕他。警衛表示同意。現在回想起來，祖母一定是絕望到了極點才會病急亂投醫，她明知警衛無權做任何決定。她只是需要安慰，或許她的確從警衛口中得到一些慰藉。不過，當我們詢問營區所在位置時，警衛一律回說不知道。即便如此，他們曾試著提振我們的士氣，甚至釋放些許善意，但始終堅稱不知集中營長什麼樣子。其中一人表示：「我只知道那裡沒那麼糟，你們會平安無事的。」

警衛的職責顯然是讓我們保持鎮定。大家都知道，落入這種遭遇的人，有時寧願選擇自我了斷，警衛可不樂見。自殺是抗命行為，代表對勞動黨擘畫的未來喪失信心。警衛的加油打氣，不過是想趕在烏托邦神話破滅之前，將我們送達集中營。可惜這既止不住祖母的淚水，也無法讓父親脫離深陷的陰鬱沉默。他是不是在思念妻子？回憶京都的住所？與朋友學攝影的快樂時光？還是祖母當年毅然離開日本回祖國投入革命的決定？自從祖母做出他無從置喙的決定，生活的一切都變了調。在他眼裡，下放勞改肯定就像朝地獄又邁進了一步。

父親坐在我面前，雙眼空洞無神被思緒吞沒。又向前駛了一段路後，卡車停了下來，其中一位警衛跳下車。約莫一分鐘後，他護送一位和祖母年紀相仿的老太太上車。她衣著整齊，一身黑，連件行李都沒有。我們猜她應該是警衛的友人或親戚，順路搭個便車。起初她靜默不語，十五分鐘後終於開口，然後就再也沒停過。原來，她也要被遣送耀德。她的故事和我們大致相同，從決定離開京都返回北韓，到丈夫莫名失蹤被控為間諜。她沒有孩子，如今再沒人可以仰賴，無法理解為什麼自己要被帶走。她開始數落勞動黨，兩位靜靜站在一旁的警衛命令她閉嘴，但她不理會，降低音量繼續批評。警衛只想省麻煩，假裝充耳不聞。

「我在那裡沒有小孩和先生陪，要怎麼撐下去？」她反覆地問。

「若我們被送到同一個營區，妳可以仰賴我們。我們一起互相扶持。」祖母回道。

她向祖母致謝，緊繃的神經稍稍舒緩了些。她帶了二十顆水煮蛋在路上充飢，現在正把蛋分給車上的每個乘客，包括警衛在內。我撥開水煮蛋，壓碎蛋黃打算用來餵魚。可我還來不及把蛋黃屑灑到水族箱裡，祖母一巴掌用力打到我臉上，命令我把蛋黃吃掉——這是祖母第一次動手教訓我。我大受打擊，但還是乖乖聽祖母的話，吃掉原本要拿來餵魚的碎蛋黃。時間過得很慢。為了打發時間，我爬上木條箱子，透過半透明窗戶往車外瞧。不過，大部分時間我都坐著，震懾於祖母給我的那一巴掌，因為我的魚死了好幾隻而悲從中來。我好想放聲大哭，但還是努力不讓淚水流下。我再度用木板蓋上水族箱，緊緊抱在懷裡，眼睛直視前方，強迫自己放空腦袋。卡車繼續在滿是泥濘的小路左彎右拐。這條戰略道路是之前日本人為連貫北朝鮮東西部所建的，路況是出了名的危險。一路上不斷顛簸，九彎十八拐，連我也忍不住吐了。終於在接近中午時分，到了位於林線以上九百多公尺的「越王嶺」（位於咸鏡南道耀德郡的一座山嶺），北韓人慣稱「淚之山」，因為它是進入耀德的最後一段路。下午兩點，我們抵達營區邊界。卡車停下的那一刻，沒有一個大入願意向外看。長達幾小時的漫漫路程，他們多的是機會熟悉車外景色，但天知道現在往外看到的會是什麼。大人坐著不動，我也有樣學樣，於是我們全坐在那等待進一步指示。

第五章 第十班

兩名警衛跳下車。從卡車裡，我聽到他們和別人低聲交談。過了一會，一名警衛回到卡車上，向大人索討護照和孩童的出生證明。他收齊證件，又消失無蹤。二十分鐘過去了，眾人靜默不語。等兩名警衛回到車上時，卡車再次緩慢前進。我愈來愈好奇，起身透過篷子的小洞往外瞧，警衛並未阻止我。

卡車前方，警衛推開營區大門，拱形門楣寫著「朝鮮邊界巡邏站，單位二九一五」。當時我並未察覺其中蹊蹺，現在回想起來，才驚覺這又是連篇謊言的一部分。當局試圖杷集中營掩飾成軍營，藉此轉移外界的注意力。此瞞騙手法粗糙至極，因為耀德距離邊境甚遠。營區大門與水泥長牆相連，是營區唯一的進出通道，旁邊有兩個監視塔。長牆一直延伸到遠處，牆外緊鄰陡坡還圍著帶剌鐵絲網。這一幕景讓我想起以前在學校看的電影，內容講述日本人占領期間所蓋的囚營。

大門不遠處設有一崗哨，配置多門大炮。就在我四處張望時，卡車再度停下來。營區大門在我們身後關上，一群警衛往卡車方向走了過來。他們的制服讓人聯想到人民軍的穿著，只不過卡其色較淺，有四個口袋的外套長度及膝。卡車上的警衛把每個人的名字告知營區警衛後，車子又向前移動，過了一刻鐘才停下。此時車外傳來騷動聲，我聽到竊竊私語，似乎是前來歡迎我們的群眾。一個警衛跳下卡車，對著他們劈頭就罵，滿口髒話，窮凶惡極！他怎能如此出言不遜？他一邊下達命令也不忘叫囂罵人，我嚇得全身顫抖。父親見狀，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試圖安撫我。

警衛將罩在卡車上的帆布篷扯掉，所有人都起身。我懷裡還抱著我的水族箱，隱約覺得這將是關鍵時刻。扯掉的帆布彷彿提早拉開的劇場布幕。全新的布景，一場新戲碼已經上演，而身為演員的我們卻還手忙腳亂，尚未入戲。如果時光倒轉，我真希望有機會搞清楚該扮演的角色。但我還來不及詢問，圍繞在卡車四周的男人女人已湊向前就近觀察。他們全都汙穢得不堪入目，一身乞丐裝扮，打結的頭髮裡藏著土塊。恐懼又一次攫住我。這些人是誰？是剛剛引起騷動的同一群人嗎？剛才警衛粗言粗語咒罵的就是這些人嗎？我驚訝地發現，這些人當中有幾個竟和祖母相識，走上前來和她打招呼。才剛下車，一位應該是祖母舊識的老太太便跑來和她相擁。她們倆握著對方的手久久不放，長聲嘆息的同時眼淚也落下。

「妳不見了，我好擔心。」祖母說。

「沒人跟妳說？」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現在妳也到這兒來了，跟我一樣！我們為黨付出這麼多！」

我站在一旁看她們談話，有兩個男孩朝我走來。我以為他們和我年紀相仿，其實他們比我大兩歲。

其中一個男孩說「集中營不是讓人長高長壯的地方，很多小孩來到這裡以後就不再長了。」

大人繼續交頭接耳互換訊息，盡可能忍住不掉淚。衣衫襤褸、蓬頭垢面、邋遢汙穢的一群人，卻以和外表格格不入的有禮態度歡迎新人，好個強烈對比。要不是警衛打斷，這場歡迎會還能持續好一會兒。沒多久，警衛重整秩序，命令眾人返回營區，繼續工作。我也開始回神，注意力回到現實,以及懷裡無比重要的水族箱。唉，半數的魚已經死掉。不知所措的我，開始計算死了多少魚。仍逗留的幾個人挨近我，安靜地盯著這幕奇景：一個被送到集中營的孩子，捧著水族箱，為了肚子翻白的進口魚屍低聲飮泣。

過沒多久，看起來像集中營長官的男子穿過一小群人，大吼道：「那些東西肯定會熏死人。拿去扔了，愈遠愈好！」他轉向父母，指著約一百公尺外的小屋道：「你們以後就住那個地方。」作勢要我們跟他走。才走沒十步路，遠遠有個男人飛也似地朝我們跑來。是我四叔！他被送進營裡已有一個禮拜。保衛部直接到他參加學術研討會的地方帶人。在我們抵達之前，他都住在單身營舍（後面會再談到）。祖母原本祈求小兒子能逃過一劫，如今在營裡見到四叔卻給她帶來莫大的喜悅，當她親吻四叔時，溫熱的淚水不停從兩頰滑落。

我們走近指定的小屋。父親靜靜地推開木門。我們跟在他身後，目瞪口呆地看著室內景象。這就是我們要住的地方？幾片木板搭蓋的屋頂，乾燥土磚砌成的牆，泥地充當地板？警衛命令一些囚犯協助我們安置。整個過程要不了多久，因為我們只從家裡帶來兩張梳妝臺、一張矮桌、各自的衣服，以及一包重約六十公斤的米。這些家具滿載我們在平壤高級住宅的諸多回億，它們的存在令人心痛，大家靜默不語，眼光游移在代表過去的家當與眼前了無生氣的四壁之間。

這間營舍可容納四戶家庭。我們分配到其中最大的一間，有道隔板將整間房一分為二。隔板沒有完全延伸至天花板，所以吊在隔板正上方的一盞燈泡可同時照亮兩個房間。我後來才知道，隔板是為那些感情失和的家庭所設計的；想要拆除隔板是被允許的。耀德也有小一點的房，容納二至三人的小家庭。由於這些營舍屋頂低矮、彎著身子才能進出，所以被戲稱「口琴屋」。每個營舍周圍都有一塊用籬笆圈出的地，可用來栽種你想要的任何作物——更正確地說，應該是你有能力種出的任何作物。畢竟大家白天都在勞動，晚上除了睡覺，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和體力做其他事情。

耀德集中營的電力來自營區一間小型水力發電廠。這套發電系統的局限很快便顯露無遺：冬天水會結冰，夏天則水量不足，因此停電是家常便飯。我們在耀德的第一晚就碰上棘手問題如何不靠火柴或打火機生火。幸好鄰居教了我們幾招在集中營的基本求生技能。他們示範如何安全又迅速地砍樹，如何讓火在松木樹脂做成的燈芯上持續燃燒，如何用柴火烹煮玉米粥等等。營舍裡沒有水龍頭，日常用水都得從十分鐘路程外的河流汲取，回程可能比十分鐘稍久一些，畢竟盛滿水的水桶分量不輕。對一個吃得飽的人來說，挑水可能既無聊又煩人，但仍是一項可以克服的考驗。不過，淪為虛弱、營養不良的人之後，挑水的差事就足以耗盡我們所有氣力。除此之外，我們也沒有燃油。在平壤，我們用燃油生火，但耀德可沒有這種奢侈品，因此我們得四處撿拾乾燥的木柴。我們的房裡有二座暧爐，靠燒柴而非燃油，暖爐上擺個鍋子亦可充當炊灶。煮飯是每個家庭自己的責任。由於祖母年紀大，警衛指派她為我們家煮飯。幸好祖母從平壤帶了一些鍋具，因為集中營提供的，盡是破舊不堪的野戰錫罐。

除了木造營舍，耀德還有好幾間馬蹄形的大型建築，專門安置單身囚犯。四叔說，每間房睡五到六個人，一整棟大概可容納七十到一百人。和家庭式營舍一樣，可供種菜的小型耕地圍繞著單身建築，只不過耕地面積年年都在縮水。耕地上先是蓋了公用廚房和兩間茅厠，後來又增建專為拉車牛隻而設的牲口棚。警衛從每棟單身建築裡選出一名囚犯擔任營舍長，負責管理並監視其他單身囚友。除此之外，警衛還會選出四名囚犯負責廚房的工作，通常是三女一男，撿柴和搬柴等粗重一作大都交給那名男性。有些單身人士被下放耀德是受到家人犯罪的牽連，其他則是犯了些無傷大雅的錯，例如未參加官方遊行活動，對「偉大的領袖」欠缺熱情，或者對叛國者的抨撃力道不足。這些人通常不會被下放到專門關押重刑犯的監獄，可是一舉一動受到特別監視，而且入夜後不得離開營舍。

彼此最靠近的十間營舍構成我們口中所謂的「村落」，其實稱之為「村落」有點不恰當，畢竟村中的營舍不按秩序分布，分不出中心與外圍，既無街道，也找不到公家機關。這些聚落的正式稱呼是「班」，每個班都配有編號以利辨識。我們不喜歡這種冷冰冰又官僚的稱呼，想出一些較富詩意的名稱。第二班是「屏風村」、第三班是「豬舍村」、第四班是「栗樹村」，而我們所屬的第十班叫做「林山村」。

每個村落都由一特定類別的拘留者所組成。我們的村落建於一九七四年，專收從日本歸國的僑民與家屬。這套隔離政策不言而喻地揭示了僑民難以融入北韓社會的處境，同時有效地將「邪惡資本主義」杜絕於北韓之外。出於相同原因，我們不准和其他村落的囚犯有任何接觸，若違反禁令必受重罰。不過，我們在營內全體集會或上山採集藥草時，偶爾會趁警衛不注意交換資訊與小抄。話題往往繞著耀德的營地布局打轉，根據營中老鳥流傳下來的有限想象增補新知。我們互相打聽各村的人數、警衛把關的程度、食物充裕與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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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都是後來發生的事。進耀德的第一天，我們彷彿登陸荒漠島嶼的水手。儘管身上還烙著剛脫離世界的印記，但生活逼迫我們重新找回疏曠已久的本事：拿斧頭、砍樹、生火、炊食。我們得跟時間賽跑：夜幕很快就要落下黑暗中我們什麼也沒法做。四叔是家裡比較進入狀況的人，他主動請纓到林地砍下一棵小樹充作柴火。新鮮木柴的火苗小的可憐，而且還冒出大量的煙，我們的鄰居看不下去，送來一些存放多時的木柴，並建議我們開始囤積自己的薪柴。

解決了柴火問題，更艱難的挑戰才要開始：用無法控制火候的明火煮飯。由於煮飯從來不是個難題，所以祖母過去並未對此特別花心思。我還記得入營當晚所吃米飯的滋味：一半燒焦，一半沒煮熟。然而，有米飯可吃就足以讓營裡其他人稱羨不已。有個單身漢偷溜到我們營舍，表示願意用一整袋玉米換一碗幾乎難以下嚥的米飯。玉米看起來非常可口，我央求祖母接受這個交換，但被她拒絕了。雖然祖母希望這頓晚餐可以稍稍提振我們的士氣，但用餐時大家心情沉重。祖母隨即宣布，若我們繼續以這種速度消耗米飯，六十公斤的米很快就會吃完，所以大家必須省著吃。我們別無選擇。是夜，全家人發誓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團結在一起，務必盡我們所能幫助彼此。明天早上大家就會收到上級指派的工作細節，絕不會是輕鬆的差事，但只要我們相互支持一定能度過難關。我們不可能永遠被關在這裡吧！

我們之中真有人打心底相信未來的日子會如此單純嗎？光靠決心就可保護我們不受現實的摧殘嗎？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表現出篤定的模樣。樂觀態度和英勇決心的華麗外觀，當晚就開始剝落，大家紛紛在床墊上輾轉反側，夜不成眠。我們下定決心組成聯合陣線，但敵人是誰？隔天清早，我從窄窗看出去，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環繞四周的群山，山腳至山腰的斜坡覆蓋著茂密樹林。這裡景色絕美。現在回想起來，我簡直悠哉過了頭，年幼不懂事是我想到的唯一解釋。令人目瞪口呆的自然美景，讓我這城市鄉巴佬雀躍不已，難掩興奮，我步出營舍朝河邊去。鳥兒唧唧，冷冽的空氣中滿是新割乾草的香氣。終於來到河邊，我發現河水深不可測，呈美麗的藍綠色。我佇足看了一會兒，搜尋溪流有無游魚的蹤影，接著走回營舍。

當我回到營舍時，每個人都醒來了。我察覺出大家沒有歌詠田圜的心情，也知道自己最好把對美景的感受放在心裡。幾分鐘後，我跟著四叔一起去撿枯木。我們的收穫少得可憐：這項物資顯然非常搶手。

回程路上，我們遇到一個小男孩。我確信他跟我同年，但他發誓自己比我大兩歲。雖然昨天有人告訴我集中營的生活不利小孩發育，但我就是忍不住懷疑他。他叫吳正日（音譯），已在我們所屬的前日本居民村待了四年。聊著聊著，四叔脫口而出對這片美景的評論，指出：「至少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慰藉。」

「這叫慰藉？」男孩回嘴不客氣道。「你仔細瞧瞧四周，營區位於山凹處，地勢高低不平，但的確是個山谷，所以四周都是高山。你們抵達當天，應該看到入口兩邊各有一排帶剌鐵絲網吧？事實是，鐵絲網只需圍在天然屏障不具嚇阻之效的地段。總之，過於陡峭的坡地根本架不住帶剌鐵絲網。話又說回來，其實有沒有帶剌鐵絲網都沒差，畢竟營區四周全都拉起了金屬線路，只要有人碰觸馬上就會警鈴大作。為了更保險起見，每個山頭還設有警備崗哨，監視附近山坡的動靜。」

從我們所在位置看不到他說的金屬線路，線路大概是非常靠近地面。我們瞇著眼遙望遠方時，吳正日繼續滔滔不絕。

「除了帶剌鐵絲網與巡邏軍隊之外，他們還設捕獵野生動物的那種陷阱。他們派人在地上挖洞，把削尖的木棍成排插隹一洞裡，然後用樹枝掩蓋。這些僅供你們參考，」他咯咯笑說道：「免得哪天你們忍不住想逃跑。」

當局在犯人逃跑十二小時內還不會展開獵捕行動，這是逃亡囚犯的唯一優勢。營區每六小時點名一次，囚犯連續兩次點名未到，警衛才會有所行動。

「點名？什麼時候？在哪裡？」

「你們真的搞不清楚狀況。」他笑道：「耀德每天有三次點名，分別是早上五點半、正午與晚上六點半。點名時間一到，每個人都得到補給站前報到。補給站是各班接派工作任務的地方。點名大概要花半個小時，而且風雨無阻。除非持有生病證明，否則所有人都得參加點名，缺席或遲到都要受罰。」

接著他又繞回逃亡的主題，顯然對此談興不減。他僅一次聽過警鈴響起，目睹警衛組成多支搜索小隊，往山裡出發。雖然花了一點時間，最後還是成功帶著獵物下山。逃犯原本希望能翻過山頭重獲自由，可是才爬到半途就被逮了。那名逃犯被凌虐了一兩個禮拜，然後槍斃。

「逃犯被逮僅有死路一條。沒有例外。警衛會命令全村的人到場圍觀……想到上述種種，這些山對我已毫無美感可言。」

我們沉默以對，臉上表情肯定洩露了心裡的恐懼。男孩注意到了。或許是有點隗疚，他開始說些示好的话，並提供我們一些建議，可見他到底是個善良的孩子，依然充滿了人性。

「說真的，」他繼續說道：「那些腦筋壞掉的才想逃。話說回來，有時候你會覺得，選擇繼續待在這裡的才是不折不扣的瘋子，尤其如果你一個人無親無故。營裡的工作又累又苦，食物永遠不會多到能解除你的饑餓……你們必須團結一心，互相幫忙——還有，千萬記得，別相信任何人。」

「至於你，」男孩看著我道：「這裡的學校包準出乎你的想像。總之，祝你們好運。」

男孩旋即轉身離開，頭上乾草堆得像山一樣高，搖搖欲墜。我們花了太多時間聊天，得趕快回到營舍。警衛已通知我們，今天早上八點班長會來跟我們說明工作內容與行為規範。他特別強調全家人都得出席。我後來才明白，北韓集中營跟蘇聯及納粹德國一樣，負責監視的警衛不喜歡把工作全扛在自己肩上：他們指派營裡的囚犯當一部分群體的頭頭（有些是被迫的），幫助執行警衛鞭長莫及的職責。他們蒐集情報，而且有權力懲罰不順從者，最典型的懲罰是向上級告發這些忤逆之人。班長在營區指揮鏈中扮演要角，是營區高層與受刑人之間的樞紐。一個班長負責監控十個勞動組，勞動時數因此可以減半。

等我和四叔返回營舍時，班長已經在那兒了，身邊站著一名警衛，是他執行這些任務的工作夥伴。班長對我們報告耀德的工作規則。祖母是全家唯一不用勞動的人，負責在家替我們煮飯。我和妹妹每天早上上學，下午勞動。勞動的內容包括砍柴、搬柴、種玉米、拔草等，還有到山裡採野蔘。這是勞動黨不久前推出的運動，為了以示我們想要矯正自己的惡行，大家都對該計畫「銘記在心」。五個人為一單位，組成勞動組，每組的工作內容與生產配額各異。工作細項由上而下層層交辦，由班長、經組長、再下達至組員。班長直接對營區的囚犯督導負責，囚犯督導由高層指派，是全村的代表。督導毋須勞動，但得督導全村村民並撰寫報告。若工作量太大，超出負荷，上級會再指派另一個督導分擔工作。班長一一為我們解釋，卻不曾提上級挑選督導的標準，我後來自己歸納出幾點心得：督導必須人高馬大，光體型就足以讓人不寒而慄；而且一般傾向全心與營區高層合作。這些特質是出任督導之人性格中的核心，因此督導往往比警衛還嚴厲也就不足為奇，想當然耳，督導也比警衛更令村民痛恨。除了督導，其他和上級合作無間的人力網，還包括專門替警衛準備以及整理一作細項的代理人，兩位負責追蹤穀物收成、柴火存量的統計員；還有雨名總務，一個負責監督糧食、工具、制服的配給工作，另一個負責策劃典禮。

班長結束說明之後，警衛向前跨一步，開始發言。

「你們這些人不配活在世上，」他如此宣布：「但是黨和我們偉大的領袖決定給你們一次贖罪的機會。不准浪費這個機會，不准辜負領袖的期許。下一次集會進行批鬥與自我檢討時，再進一步跟你們討論這點。」

足堪欣慰的是，兩人旋即離開未再多說。我真的被那名警衛嚇壞了。我之後學會看人，知道誰是真正的狂埶分子，誰又是可傾吐的對象。前者靜待你的談話或眼神露餡，好揪出你家犯罪的把柄。這些警衛多半是未受教育的粗人，人品往往很惡劣。其中還是有少數例外。然而，這些人多半無法長期勝任，遲早會因受不了集中營的氣氛，要求轉調他處。

想在耀德這種地方擔任警衛，好的家世背景是首要條件——換言之，你得出身農家或貧窮的勞動家庭。再者，從你的血親到四等親都不可以有「反共產主義的罪犯」。最後才挑個人特質，其實就是看你夠不夠強壯，有沒有夠純正的政治血統。若以上條件均符合，就可參加派駐營區前的培訓。

警衛偕家人搬進耀德後，住在入口附近一個小營區，他們的小孩跟我們上不同學校。也是啦，「小麥」和「粗糠」怎能混為一談。警衛小孩念貨真價實的學校，整天都上課，而非只上半天；學校有貨真價實的老師，而非一群粗魯惡棍。他們受到和平壤市民一樣的待遇，教育品質絲毫不遜色。身為罪犯的後代，我們不得跟這些孩童接觸。不過，有幾次我曾瞥見他們的身影。我現在還記得第一次看到他們的驚訝。一九七九年九月，我在緊臨他們學校的田裡工作。我先是聽到歡愉的打鬧聲，一擡頭，發現他們在操場。我對這些小孩充沛的活力感到訝異，他們身上乾淨的衣服、紅潤的氣色，以及修得整整齊齊的頭髮，全都讓我覺得自己跟他們是不同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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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班長早上的指示，父親和四叔被分到農務組，必須在隔天早上六點到田裡報到，我和妹妹也要在同一時間去學校上課，剩下半天則得勞動，時間從下午一點開始。「半工半讀」的安排會持續到我們十五歲，十五歲之後，我們就是成年人，工作時數將調整為全職。明天正式上工之前，我們得先去補給站領制服。我們一家到補給站試穿舊衣改造的制服，選擇少的可憐。這個經歷讓我們覺得不甚光彩。換下身上的舊衣，彷彿尋常百姓的生活也離我們遠去，曾經我們打領帶、穿乾淨襯衫、內褲和舒適襪子。從這一刻開始，我們的衣物只有一件紫色外套與一條長褲，外套和褲子又粗又重，裁工草率馬虎。制服有很多鈕扣，很像後來我在電視和電影裡看到的中國囚服。第一次穿制服的感覺很怪，不過看父親和妹妹穿上制服感覺更怪。幾個禮拜後，天空降下一場大雨，我們又有新發現：這些制服只要一受潮就會縮水。這下不僅穿起來難受，外觀還很滑稽。似乎沒有任何資深囚犯介意到想對高層反應。我們在八月中旬領到這些制服，春夏秋冬全靠這套。一些囚友告訴我，營區對內褲和制服的分發有精確的明文規定。即便存在，但我在耀德的時候，這些規定總之是並未確實執行。我在耀德十年只領過兩次制服，即便穿沒多久就分崩離析散了，但那是我僅有的蔽體衣物——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陪著我上山、下田、採礦。

被監禁的那幾年，破爛布料是我們僅有的衣物。我們的外貌最終連警衛看了也不舒服，他們別無選擇，只得讓我們穿上從「外頭」帶進來的舊衣。這些衣服很快就變得又髒又破，和我們的制服沒兩樣。來到耀德幾個月後，我們變得跟其他人一樣，對身上的破布不以為意。保暧是唯一重點。每到冬天寒風剌骨時，我們把找得到的東西全往身上套，像傻子一樣巴望層層破布能給我們溫暧。我們無時無刻都在尋找偷衣服的機會。若被分配到殯葬組工作，我們一定不忘先扒光死人身上的衣服，再將屍體下葬。排在寒冬之後的第二號煎熬是內衣褲。營區供應的內衣褲非常粗糙，我們的皮膚往往被布料刮破，癢得難受，有的時候還會磨出開放性傷口。不一會兒，我們就決定乾脆別穿內衣褲。後來我想到一個絕妙的點子，把從家裡帶來的舊內褲裁成襯布，縫在營區發配的內衣褲裡。至於襪子，每人每年只發一雙，儘管祖母有鬼斧神工的縫補技術，襪子一再修補，仍撐不了太久。

晚上，大家簡單以玉米果腹，然後立即滾上床睡覺，想著明天就是我們在營區第一天上工的日子，勢必會很難熬。對我而言，這一切只能用可怕來形容。

第六章 野豬老師：全副武裝，動不動就出手揍人

太陽才剛露臉，祖母就喚我起床。到了耀德，鬧起床氣或裝睡都是絕對不被允許的。昏暗孤燈下，我掀開被子下床，先套上可怕的制服，囫圇吞下又一份玉米補充體力，便出門到指定的集合地點。我到的時候發現有些同學已等在那裡，每個人都睜大雙眼好奇地瞪著我。過了幾分鐘，一些同學（我猜應該是學生代表）指揮我們排排站好，命令我們邊朝學校行軍邊唱〈金日成將軍之歌〉。我在平壤的人民學校學習過這首歌。不過在校門口站崗的老師認為歌聲不夠宏亮，於是命令我們往回折返約十公尺，以更有朝氣的聲音唱歌行軍。

學校由兩楝面對面的校舍組成，開口由一道牆填補，形成方形格局。兩棟校舍間的中庭有花圃和草坪。教室沿用朝鮮傳統，以地板下的管線供應暧氣，可是氣溫低於攝氏零下八度才能開。每間教室的黑板上方掛著金日成及金正日的肖像。學校課桌椅都出自囚犯之手，以剩餘建材打造，搖晃得非常嚴重。北韓當局總是宣稱戰爭迫在眉睫，敵人無所不在，全國人民應時時保持警戒，也難怪我們的校舍需要全天候監控。為方便監控，校方在校舍後方增建了雨棟別館。其中一棟給值勤老師使用，另外一棟較大的供每十二小時輪班一次的十二位學生糾察員使用。更遠處是類似神龕的金日成紀念館，裡頭擺滿頌揚偉大領袖的海報、書籍、照片。別館後方是一排鐵籠，關著學校養的兔子。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開始唸人民學校的最後一年（北韓小學是四年制，中學則為五年）。耀德共有兩個班級，每班容納五十位學生，附近村落的孩童不論年級與程度隨機分配到其中一班。我們到校第一件事是掃教室、拖地扳。清掃工作約七點結束，接下來老師會發早自習作業給大家。第一堂課，學生分組複習前一天的課程。我因為是第一天上課，無事可做，只能坐著枯等。複習課之後，緊接著上韓文、數學、生物，最後是老師最愛的勞動黨政治學。勞動黨政治學全是我從小到大背得滾瓜爛熟的口號與教條，關於自立靠己之絕妙「主體」思想的優點，以及我們摯愛的偉大領袖如何以其精神意志，創造出獨一無二的北韓社會。這門課和其他課程的內容，我幾乎都學過。每節課五十分鐘，課間休息是十分鐘。十二點放學。

在耀德，有幾位老師十分認真地看待他們的工作。然而，多數老師擺明不在乎我們的學習成效，甚至讓我們趴在桌上打瞌睡，假裝是要我們學習自主規畫和自律。除了意識型態教學和北韓各地大同小異之外，耀德學童的生活完全無法和外頭的學子相提並論。

老師點名時口氣刻薄，用字粗俗不堪。他們不叫我們的名，也不稱呼我們的姓，脫口就喊：「喂，教室後面的！喂，第三排的白癡！喂，那個婊子生的！」老師打學生也是理所當然的事，這對我可是全新的體驗。我在平壤的老師們總是誨人不倦，有耐心，肯奉獻；反觀耀德，老師們簡直就是流氓地痞，一心只想消滅「反革命的毒瘤」——更精確地說應該是毒瘤的後代。在他們眼裡，這兩種人一樣可憎。

在集中營經常得面對各種煎熬的折磨：好友相繼死去、祖母生病、我的凍瘡、參與公開處決的義務。所幸我已具備某些經驗，有助於減緩這些折磨所造成的衝撃。意外、疾病或處決等事，不可能給人帶來好心情。然而，一個年僅十歲的小孩難免對學校滿心期待，希望朋友與師長會照顧他，協助他長新知，或是聽他說話，給他加油打氣。任何我所抱持的這類希望，都在上學的第一天被潑了冷水。老師的腰際佩帶一支左輪手槍，一個不高興便對我們破口大罵，動手動腳。

剛轉學進來的我尚不清楚如何應對進退，一心只想臝得老師的寵愛，亟於表現自己優於其他同學的一面。這間教室裡的小孩或許全都是老鼠屎，不過我絕對是例外。我的祖母曾是最高人民會議的代議員，我的祖父將財產全捐給了勞動黨。為了讓老師知道我是全日成優秀的子弟兵，我只要逮到機會，便不停地舉手發問，同時發表我的一點淺見。

我實在大錯特錯！當天老師提及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七日，金日成在南湖頭會議的精采演說，我發現老師將這事的來龍去脈，與大紅湍會議的內幕混為一談。我馬上舉手，提醒老師兩件事可能張冠李戴了。腰際配著左輪手槍的老師踏著重重步伐來到我面前，一巴掌狠狠朝我臉上打下去，全班爆出一陣哄堂大笑。那個新來的總算嚐到教訓了。我恐懼萬分。與其說是心裡受創，其實更多的是憤怒，滿懷怨慰。我決定竭盡所能讓那個自以為是老師的卑劣畜牲難堪。

我仿效其他同學待在座位上一言不發，用沉默對抗剛剛那段插曲揮之不去的痛楚，但事實證明這不過是個無力的自我掩飾。挨了那記耳光後，我才驚覺自己真时被下放到「很糟的地方」，一時間，平壤同志朋友的話言猶在耳。

我並未在抵達耀德的那一刻和外在世界斷線。某方面而言，這裡並非一無可取。有時候，身處鄉下的愉悅會讓我忘卻失去自由之苦。流水和遠山可以舒緩我的心情，給我心靈的慰藉。不過，在耀德上課的第一天永遠是我心中可怕的回憶。當下我覺得內心有某樣東西斷了——連結我和另外一個世界的某樣東西。自此，我面對特定老師總是感到懼怕，抵達集中營那天，我坐在卡車聽警衛怒罵爭睹新囚的群眾，心裡也是同樣的懼怕。過去所受的教育讓我相信（我的確也願意相信），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國家。我把金日成當神祇一般景仰。可這裡竟有佩帶武器的老師，毆打並辱罵他們所看照的學生。

在集中營期間，我受教於六位男老師與兩位女老師，兩位女老師都是警衛的妻子。八位老師中僅一位夠格被尊稱為老師。最可惡的莫過於我們口中的野豬，就是第一天上課因為南湖頭會議和我意見不合的那個。與他差不多兇狠的老師叫作朴泰洙（音譯），又名「老狐狸」。有時候為了處罰學生，他會命令學生脫光衣服、手放背後，在操場站上一整天。我們恨他入骨，有一次鼓起勇氣弄壞他的腳踏車。為了讓我們供出兇手，他將全班禁足，不准任何人踏出自家一步。發現這招無效後，他開始恐嚇並毒打我們，讓我們在晚上加班工作好幾小時，剝奪我們生活中唯一的渴望——睡眠。但我們始終沒透露半點口風。

打掃公廁是校方最常用來懲罰學生的手段之一。每天都有兩位糾察隊（均為囚友）站在校門口抓遲到的人。不準時的代價是連續打掃公廁一週，內容包括清掃廁間或清空儲糞坑。儲糞坑一年起碼要清空一次，若受罰打掃公廁的學生太少，老師便隨機挑幾個學生負責這門差事。

有一次，我在班上的一個朋友向大家吐苦水，說他已連續好幾次被老師點名。他埋怨道：「每次都是我，這些老師沒有其他事可以叫我們做嗎？他們大概喜歡吃屎吧！」一分鐘後，野豬怒氣沖沖地走過來，想必有人向他告密。他一手抓住遭人打小報告的同學，像野獸般對他拳打腳踢。男孩被打到失去平衡，一不小心跌落儲糞坑。他陷在糞坑好一陣子，既找不到立足點，也沒人願意伸手拉他一把。野豬似乎對自己的傑作感到滿意，沒興趣再看下去，旋即揚長而去。我朋友奮力掙扎，好不容易攀住茅坑邊緣爬了出來，可是他臭氣熏天，大家都不願意幫他清洗身子或包紮傷口。幾天後他死了。我們不太清楚始末，但這件事還有後續：幾天後，他母親來學校找老師，一邊以淚洗面，一邊要求他們把兒子還來。野豬冷冷地回應，聲稱她兒子說了一些造反的話，受罰是理所當然。至於她兒子的死，與他毫不相干，接著就把她趕出辦公室！

野豬待我們不像小孩，倒像是動物。他總不忘提醒我們，這已是他對我們莫大的寬容了：「你們的父母是反革命分子，所以他們該死。身為他們的小孩，你們也該死。你們是三生有幸，多虧仁慈的勞動黨和它寬宏大量的偉大領袖，賜你們免死令，你們才有機會贖罪。可是你們不知感激，反而做出更過分的冒犯！再繼續下去，你們就不會被原諒了！」我們總是低頭不語，心中詛咒他早日歸西。無論男孩女孩，都會遭到他一視同仁的暴力和他最愛的懲罰。他最愛命令學生當著全班的面四肢跪地，邊爬邊說：「我是狗……我是狗……」

我們的兩位女老師遠不及男老師冷血。其中一位年過半百、身形矮胖的女老師被我們戲稱為「大白菜」。老實說，她比大部分男老師還要壯，但她打人的力道輕多了。不過，她也有自己的強項：她手指一捏，我們的皮膚立刻出現大塊瘀青。她隨時都渴望展現自己的小小特長，我們吃了夠多苦頭懂得時時和她保持距離。另一位女老師較年輕，約莫三十歲上下。她心地不壞，但試圖擺出一副凶神惡煞的模樣。儘管她常對學生大吼大叫，你聽得出她是真心在生氣。她有時還會拿尺打我們的手，用以加強她咆哮的力道，可是她打人的力道還不如她的咆哮。只可惜，兩年後她離開集中營生孩子去了。除了對兩位女老師與另一位老師至今仍心存感激，在我眼裡，其他老師都是禽獸。野豬時常毆打學生，怒氣一發不可收拾，讓我們吃足苦頭。至於老狐狸，其凶殘程度可不輸虐待狂。他揍人講究辦法，猶如一位精通折磨術的專家，永遠都在尋找將痛苦最大化的辦法。舉例而言，當我們的手因剝核桃變得又黑又髒，他會叫我們把手放在粗糙的地面上反覆摩擦，藉此把手弄乾淨。要是我們磨得不夠用力，他就用靴子大力踩在我們的手背上。

在這種情況下，師生之間不可能建立互信。想起害我們朋友死掉的老師，我們的心中只有恨。我們受不了這些自稱老師之人的傲慢姿態。他們荒謬可笑、愛慕虛榮，喜歡騎著腳踏車在營區四處炫耀。我記得有年冬天，一位被我們稱作「菜鳥」的老師，騎著一輛全新腳踏車來到操場。他打算以甩尾式煞車炫耀新寵，結果車子打滑，他整個人飛起來掉進一灘爛泥中，我們忍不住捧腹大笑。這蠢蛋氣得臉紅脖子粗，依照慣例拿起一枝棍子追著我們跑。每個警衛都配有一輛海鷗牌腳踏車。海鷗牌腳踏車是身分的象徵，代表警衛的地位遠高於營裡的囚犯。身為囚犯，我們穿破舊鞋子，或是用破布裹著腳充當鞋子，在營區內往返奔波。輸城教化所{19}製造的海鷗牌腳踏車品質優良，不同於其他北韓製產品，甚至還能在國際市場與其他品牌競爭。海鷗牌腳踏車定價三千朝鮮圜（黑市價為四十美元，以官方匯率計算則十倍於黑市價格）。反觀中國製的腳踏車，單價二千圆，日本車款約一萬園上下。倘若輸城教化所的產量超過配額，多出來的腳踏車僅售一千五百圜。擁有第一順位購買權的是保衛部人員、集中營與監獄警衛的親戚。他們對腳踏車寶貝有加，所以我們才要破壞老狐狸的愛車，以洩心頭之恨。

這樣的惡作劇，和世界各地孩童的惡作劇相差不遠，但在耀德惡作劇可會讓自己深陷麻煩。有一次，野豬去開教師會議前，叫我們同學金彩渝（音譯）看管他的海鷗牌腳踏車。野豬一掉頭，所有人馬上央求金同學，讓我們騎這輛腳踏車繞幾圈。經過一番勸說，他終於點頭。排在我前面有四位同學，輪到我的時候，這輛腳踏車看起來已沒那麼拉風，但能騎著腳踏車四處遊蕩的確讓人覺得神氣活現。第一位同學才騎一分多鐘就摔倒在地，還把一片擋泥板弄歪了。我們用手扳回擋泥板，但凹痕仍清晰可見。第二位同學順利將車子騎回原處，但第三位同學弄斷了一根輪軸，而我們所有人碰到泥巴和積水時都不怎麼小心。就在大夥兒玩得肆無忌憚之際，野豬竟提前回來了。他立刻上前將金彩渝痛毆一頓，然後再用腳踹其他人。不過，真正的懲罰是整整一個禮拜的夜間加班。他命令我們挖土溝，挖好之後用石頭把溝填滿，接著挖新的溝，再將第一次挖溝所剩的泥土填滿溝槽。就這樣沒完沒了，宛如一場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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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午就放學，有一個小時可休息，吃從家裡帶來的玉米糊。休息時間結束後，老師會監督大家到戶外幹活。我在這裡學會如何種稻、種玉米、伐木。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和組員一起協助山中的伐木工。我們負貴將原木拖到山下的村子，村裡會有另一組成年工人，將原木鋸成約一公尺長的木材，堆放在卡車上。原木奇重無比，即便是兩個人合力拖行都很吃力，況且伐木地點距離村子有三、四公里之遙。為達到每日規定產額，我們必須來回走完十二趟，總路程約四十公里。最強壯的小孩做這份工作都會筋疲力盡，何況我是個都市小孩。生平第一次做如此吃重的苦力，對我而言，這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務。我搬到第三趟就累癱了，不得不央求夥伴歇個腳，讓我休息一分鐘，喘口氣。他牢騷幾句點頭同意，於是我坐下來。瞬間，一片黑幕從眼前落下，我摔倒在地。我昏倒近一個小時。當我恢復神智醒來時，其他組員將我團團圍住，每個眼中都充滿怒火。

像大人一樣，我們的勞動組也有五個組員。若有人生病或體力不足而放慢速度，整組的進度就會落後，而且可能因此受罰。所謂個別責任根本不存在：個人工作量僅僅被視為整組產額的一部分。只要該組未完成規定的產額，不管年紀多大、多疲憊、多病重，沒有任何組員能回到村裡。大家必須一起行動，直到完成規定產額。這套連坐法讓營囚彼此產生嫌隙，破壞任何形同精神慰藉的團結感；營區實施連坐法很可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警衛儘管放輕鬆，在室內翹著二郎腿：營囚被迫創造自我監督的系統，警衛只需偶爾干預，便能有效維持營區的秩序。

那天下午，同伴對我的不滿可想而知。有人指控我在演戲，甚至舉起腳來踢我，或佯稱他們的拳頭是為幫助我從昏迷中甦醒。隔天老師指派我一份較輕鬆的任務：記錄其他人搬了幾趟原木。可是過沒多久，老師覺得我體力恢復了，又命令我繼續做苦力。

第七章 黑門士之死

剛到耀德的頭幾個月最苦：我得適應與舒適絕緣的生活，習慣個人時間有限，忍受體力被使用到極限，以及不熟悉的食物。基本上，這些我都一個人面對，因為友誼、歸屬感在耀德全是奢求。

對關押在耀德的人而言，我們的到來可是件大事，是他們重新和營外世界產生聯繋的機會。和新囚說話，就像感受由自由世界吹來的一縷清風。剛開始，我不敢和其他營囚靠得太近，因為他們相貌嚇人、缺牙、蓬頭垢髮、骯髒得像動物。比外表更讓人退避三舍的，莫過於他們全身毛孔散發出的虛弱氣息。他們對外表自暴自棄，似乎是出於疲勞和失意，當然還有營裡無所不在的絕望氣氛，但這點他們倒是掩飾的很好。沒有一個人會將心思放在外表儀容上。他們洗澡的次數——如果還有次數可言的話，肯定是屈指可數，這點無庸置疑。洗衣的工作，也經常是交由雪和雨代勞。

在耀德的頭幾天，我遇到一個穿黑襪的小孩。至少一開始我以為他穿了黑襪，後來我才意識到「黑襪」其實是灰塵和汙泥日積月累的傑作。有一天，我也會穿上這樣的「黑襪」，變得跟他們一樣。我始終很感謝祖母，只要還有一丁點時間與體力，她總會逼迫我們洗手洗腳。藉由保持清潔，我們得以對抗強加在身上的處境，以及隨之而來的疲憊與自暴自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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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四叔、妹妹美湖，似乎都和我一樣疲憊不堪。每晚回到營舍，全家人圍著矮桌吃玉米時，幾乎都不說一句話。吃完飯，我們便趕緊上床睡覺。本能告訴我們，若想活下去，必須盡可能保存一切體力。

不過上床睡覺前，我會花幾分鐘檢視水族箱的魚。現在水族箱似乎太大了，畢竟裡面僅三、四隻魚還在苦撐。雖然我勤於換水，趁工作空檔抓昆蟲給牠們吃，似乎仍無濟於事。魚兒和我一樣，在耀德過得很辛苦。最後只剩一隻還活著：一隻習慣有什麼就吃什麼的黑魚。即便十一月溫度驟降，牠仍展現無比韌性；接下來更冷的十二月也撐過了。為避免水族箱結冰，我用破布包覆水族箱，並拜託祖母，只要有開火，就把水族箱移到爐灶旁。然而冬日漫漫，每過一天，我就更絕望一些。室內溫度很快便降到零度以下，晚上睡覺時，每個人都躲在棉被裡不住地打顫。

我竭盡所能地呵護牠，但黑鬥士還是撒手歸西。在夏日將近尾聲的最後幾週，我抓蟑螂、蜻蜓、蠶寶寶，和任何其他能充當魚飼料的昆蟲，把牠們拿到太陽下曬乾、磨成粉。黑鬥士乖乖吃著我做的飼料，卻不敵天寒地凍。看著牠毫無生氣的身體漂在水面上，我悲從中來，但並未一蹶不振。此時此刻，怎麼活下去就讓人傷透腦筋了，我實在沒有多餘的精力悲秋傷春。我眼前凝視的，是過往生活最後的瓦解：一扇門自此緊閉。黑鬥士代表我在平壤的生活，看著牠，偶爾會想起以前我去水族用品店買的東西，包括造景石頭、砂礫、摺板等等。隨著黑鬥士的逝去，熟悉的往日世界已離我遠去。

除了黑鬥士，母親不在身邊亦彰顯了另一世界的撤離。剛到耀德的時候，我很少想到她，我們白天工作滿檔無暇思念任何人，到晚上已筋疲力盡，連母親的名字都懶得提。回憶不會自己蹦出來，我也不想去吹皺一池春水。不過日子一天天過去，美湖和我愈來愈思念母親。每次跟祖母討答案，她都說不知情，父親則要我們耐心等待，不過他卻像個對自己的話失去信心的人。

公開抱怨在耀德的日子，我覺得於心有愧。沒錯，有愧，因為耀德絕非北韓最無情的集中營——等而下之者多的是，但它們披著神祕面紗，導致長久以來沒人能準確地描繪。在耀德，關於其他集中營的謠言始終沒停過，可是第一手資料少之又少。這些集中營的囚犯多半罪不可赦，被判終生監禁。不過，還是有少數例外，而他們有時會被移監到耀德。根據他們的說法，耀德和其他集中營相比就像天堂。這說法令人難以置信，所以我們會要求這些稀有動物多講點細節。他們說，其他集中營的警衛對囚犯的監控滴水不漏，逼迫他們做牛做馬，而且肩上揹著卡拉希尼柯夫突擊步槍（Kalashnikov，即AK47），只要囚犯透露任何挑釁跡象，立刻開槍制伏。在耀德，警衛只佩帶左輪手槍，而且手槍鮮少離開皮套，在監視方面也不會過於緊迫盯人。耀德警衛絕不讓工作累到自己，唯一在意的是我們每天的收成與產量是否達到目標，鮮少為了騷擾而騷擾。

和耀德罪不可赦的囚犯一樣，關押在其他苦役集中營的囚犯多半是坐擁土地的財主、資本家、美國或南韓的情報員、基督徒、被認定是國家毒瘤而遭整肅的黨員分子。不管犯了什麼罪，這些囚犯受到的待遇一律相同。在耀德，倘若天候惡劣，罪行輕微的囚犯可以早點收工，但不管炎夏或寒冬，罪不可赦之人的工時都一樣長。此外，罪不可赦者男女不同營，並根據健康和體力分組，最強壯者得承擔最操勞的工作。跟我在耀德不值一提的水準相比，他們子女所受的根本稱不上是教育。小孩上不到三年中學就被當成大人，日以繼夜地做苦工。在耀德，罪不可赦的子女和我們唸不同的學校，同時不得和我們有任何接觸。他們的衣服也比我們寒酸、破舊、骯髒。最後，他們的頭髮被剃成特殊模樣，顯示其終生監禁的身分，就算成功逃離也無法混入人群，佯裝一般老百姓。

耀德和其他苦役集中營倒是有些相同之處，首先是密告者無所不在。剛到耀德，父親和四叔備感壓力不僅因為體力不勝負荷，他們也擔心自己隨時可能受罰。即使微不足道的差池，都可能換來額外的苦工或被關禁閉。他們很快就發現，這種恐懼肇因於營中無所不在的密告者。他們就在你身旁。沒有人可以傾吐，因為不知道對方是敵是友。有時候，營裡的老鳥會嘲笑父親和四叔，認為他們提出的問題過於天真幼稚，讓他們心情更加沮喪。他們從囚友口中得到的唯一良言是耐心等待：過不了多久，他們就會分得出誰是密告者。在那之前，別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想法便是了。營囚們廣為信奉的保命智慧還真管用。短短幾個月內，我們都有了自己的第六感——或可稱為密告者雷達，用以分辨誰是可信之人，誰又是密告者。然而，密告者不一定是壞人，反而經常是被警衛指派而不得不為，高層並未事先徵詢他們的意願，因此大部分時候，他們也對這份「殊榮」感到無福消受。

耀德和其他苦役集中營的另一個相似之處，是營區的布局與配置。很多人會不由自主地想像集中營是一封閉區域，周圍環繞著帶剌鐵絲網和瞭望臺。其實耀德位於占地廣闊的環境保育區，原野、河流、山丘取代了人為的看守與駐防。一九五九年啟用之後，耀德一直是北韓最大的集中營。建集中營的靈感來自一位國防部長，當時他視察耀德一帶，對此處的地形留下深刻印象。過沒多久，當局載來一車車囚犯，著手興建一些永久設施，包括崗哨、警衛及其家眷下榻的房舍、作坊、學校，然後用剩餘木板拼裝囚犯營舍，組成一個個村落。完工後，最後一步就是封鎖山谷的入口、我住的「村子」距離山腳（營區的盡頭）有一天腳程，約四十公里左右。我之所以能估算距離是因為曾獲派到山邊矮坡出任務。後來，諸多指派工作成為我拼湊營區大致布局的機會。然而，由於鮮少做大範圍移動，所以我對平日工作區域之外的耀德所知甚少。

我若吹噓自己很瞭解耀德，無異於說謊。明明是住了那麼久的地方，我卻一知半解，對此我到今天還覺得懊惱。

孤立是生活常態，而且我們知道，所有營囚不分年齡都覺得自己被隔離。不同於其他監獄，耀德的囚犯不能收外界寄來的任何郵包（我在耀德未曾收過一個包裹）。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孤立無援，甚至連營裡還住著哪些人，耀德所在地理位置都摸不著頭緒，這樣的感受似乎極為殘忍。這不僅是將我瞞在鼓裡的方式，更是對我身分認同的打撃。在耀德十年，我對這座集中營的認識就只有：十個村子中，四個容納罪行輕微者，另外六村則是罪不可赦者或政治犯。

這六村戒備森嚴，與我們所在之處相隔好幾個山丘，其所在山谷四周架著一排又一排的帶剌鐵絲網。

罪不可赦之人（被關在「完全統制區域」）全是終生監禁服刑者。他們知道自己將永不得自由。無論他們的呼吸和心跳持續多久，都不可能重獲自由公民的身分。他們的子女命運也如出一轍。官方宣傳從不厭煩於提醒我們，務必將「反革命的種子根除，統統殲滅，一個也不留」。北韓當局使用的字眼，正是「殲滅」。這些囚犯被扔進理論上不存在的鬼魅世界，這裡不存在任何希望，當局甚至不要求這些人在家裡懸掛金日成與金正日的肖像，不要求他們學習金日成革命偉業，也不要求他們參與批鬥與自我檢討的聚會。儘管最後這項活動痛苦又荒謬，但被要求參加等於得到當局拐彎抹角的認可，代表你是還值得再教育的公民。這些人曾偏離了黨的路線，但還有機會重回正途。相反的，罪不可赦者與這一切無緣。對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而言，這些人等於不存在，提供勞動至死是他們最大的剩餘價值。這種人在耀德約占七成。

北韓政府甚至將罪不可赦之人也加以分類。我從來沒搞懂其分類標準，但有些營囚透露，特定的罪不可赦者被懲罰從事的工作既艱苦又殘酷，往往不久就命喪黃泉。這些可憐人多半被送到大型的隱密工作地點，在絲毫沒有漏洞的保密偽裝下，興建軍事基地，或組裝飛彈、炸彈等精密武器。在北韓，這類作業從不交付給一般公民，也不指派給有朝一日可能離開集中營的服刑者。軍事機密最好交辦給罪不可赦之人，因為祕密將跟著他們進墳墓。這套做法為國家節省不少資源：不僅保存了處決用的子彈，又有只消耗少量食物的不支薪勞工可利用。

營裡有各種謠言，稱罪不可赦之人曾發動亡命之徒般的野蠻抗爭。這到底是真實故事？抑或是幻想出來的復仇記？根據一個最廣為流通的版本：我們下放耀德的前幾年，一群罪不可赦者拿著斧頭、鋤頭、乾草叉殺了幾名警衛。這些人還沒來得及脫逃，被召來的武裝部隊已將營區團團圍住。據說，當局對男性囚犯毫不留情。也許，這就是我們抵達耀德時，高度戒備區幾乎只見老弱婦孺的原因。

和一些罪不可赦者接觸後，我對上述以及其他叛變傳聞本來還抱有的一絲懷疑，瞬間煙消雲散。這些囚犯的精神狀態極度扭曲，和常人大相逕庭。在我所屬營區，被監禁者依然抱著有一天將重獲自由的希望。他們咬緊牙根，把苦水往心裡吞，讓自己不被擊倒。即使心裡已變得消極，希望還是緊緊抓住他們的身體。不過那些住在高度戒備營區的囚犯，早已放棄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他們還能找到什麼保持耐心的理由呢？他們大概心想，自己就像馬克思口中的無產階級，窮到只剩身上的枷鎖可丟棄。生活如此殘忍，死亡是唯一近在眼前的未來。

第八章 玉米、蟑螂和蛇酒

在耀德的第一個冬天日子非常辛苦，尤其是一九七八年的一、二月。最難熬的並非上學——因為精通金日成生平而挨巴掌之後，我學會把嘴巴牢牢閉上。我也漸漸習慣放學後伐木和搬木的勞動，不認為有什麼問題。沒錯，現在最困擾我的其實是營養問題。我總是吃不飽，而且儘管吃的不多，消化卻老是出問題。每天吃的食物千篇一律讓我反胃。祖母發現我的毛病，偶爾會打破一成不變的飲食，用我們所剩的米幫我煮一餐。不過她打定主意，得讓我們少少的存糧撐愈久愈好，因為那是我們對抗極端匱乏狀況的緩衝食糧，她從來不因我吵著想多吃點米飯而心軟。

我們餐餐離不開玉米。有時祖母會叫我們摘些藥草放進去提味；有時我們就吃原味，有時會和橡實糊一起煮，但橡實糊跟玉米一樣淡而無味。製作橡實糊首先得煮熟橡實，把橡實搗成泥，然後把泥放進方型模子凝結成塊。要吃時先切成小塊，搭配水跟鹽一起煮。從原料到成品，整個製作過程要好幾天，曠日費時。

我們也創造出獨家版本的「玉黍蜀飯」，混合玉米和米飯的傳統料理。我們到營區磨坊把曬乾的玉米壓碎成米粒大小，然後把碾碎的玉米粒放進熱水烹煮。偶爾，由乾燥蔬菜製成的湯會取代平日的玉米餐，至於魚，則是久久才吃一次。我們抓魚都是趁衛兵不在的時候，因為耀德有禁止釣魚的規定。警衛一如往常板著臉，說設這條規定是為了保護環境。不過，某些厲害的營囚就是有辦法弄到一整套釣具，包括浮標、鉛塊、魚鉤等。在營區乏善可陳的黑市裡，一條不錯的魚線得用九百克的玉米交換，這價錢不算離譜，因為魚在我們心目中是相當珍貴的食材。營裡的配給從來都不足以讓人吃飽。我們每次吃飯宛若餓虎撲羊！從不交談，只發出稀哩呼嚕的吞食聲，就像一群忘記用餐禮儀的野蠻人。

我們從平壤帶了些廚具來耀德，不過它們很快就破的破，壞的壞，沒辦法只好改用營區配給的野戰錫罐。這些錫罐和明火直接接觸，不僅凹凸不平還嚴重焦黑，殘破至極。但我們還能怎麼辦呢？只能盡量延長它們的壽命，用手邊僅有的材料將鍋子的洞補滿，或到營區的焊接工廠把掉落的零件重新焊接起來。我們所擁有最好用的器皿是一種葫蘆形容器，可輕易背在身上，最適合用來裝白天抓到的青蛙或蠑螈。在田裡工作時若成功偷到一些玉米，就可以拿葫蘆做為烹煮容器。為防止警衛發現，我們生火都使用木炭，因為木炭燃燒不會起煙。將玉米磨碎煮成的巧達湯是我們的最愛。如果我們勞動組有人趁守衛不注意時，成功溜進玉米田，其他組員便會在他偷玉米時更賣力的工作，彌補因人員脫隊而落後的生產量。脫隊小孩只會摘幾穗玉米，然後便替大家準備玉米湯。我十歲的時候，是組裡個頭最小的，偷玉米的任務往往落在我頭上。我頗善於此道，連續多次成功摘到玉米。不過，有天我被逮個正著。幸好警衛覺得痛罵一頓就算有給我教訓了，而且他並未分派更多勞動任務給我。但我還是被列入監管名單。後來我又被組員指定負責偷玉米，宛若驚弓之鳥的我竟嚇得全身發抖。就發生了這些事，至今我還深深懷念那道玉米巧達湯的滋味。離開耀德之後，我也喝過好幾次玉米巧達湯，但始終找不到當年在營裡嚐到的美好滋味。我最後一次喝是在某個時髦的百貨公司，可惜味道令人失望，然後我就沒再嚐過玉米巧達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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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區有兩件事會讓大家精神為之一振：下大雨以及全新的思想改造課程。兩者都意味著暫時擺脫做牛做馬的生活。學習金日成思想的活動通常在村裡的大空房舉行。課程內容通常包括一位勞動黨幹部大聲朗誦《勞動新聞》（勞動黨機關報）的一篇文章，中間穿插幾條簡短的釋義，勞動黨幹部視之為評論。課程的用意是希望鼓動我們，激發出更高昂的政治熱忱。

當雨大得不適合戶外勞動時，我們會被派到商店修補工具或編織籃子。這種時候我們不會工作得那麼累，覺得自己比較像個人。晚餐時候，依稀有種回到往日美好時光的感覺，父親和四叔會關心我們的健康，想要瞭解我們工作的所有細節。接著他們倆會聊起在平壤不曾碰觸的話題：在日本的過往歲月。我記得有次父親提到他曾用自己養的信鴿贏了賽鴿比賽，我和妹妹聽得下巴差點掉下來。然後他降低音量向我們解釋，在日本，人們可以暢所欲言不必擔心害怕，可以買到任何想要的東西，包括鴿子飼料——只要你知道門路。

「那可不是無關緊要的小事。」祖母嘀咕道。

進耀德的第一年，我不記得誰說過任何北韓政府或領導人的壞話。家人們只要講起兒時回憶，就能感到開心。有時候他們兩兄弟會輕聲吟唱古老的日本歌謠，父親最愛唱〈給母親的歌〉給祖母聽，感謝她努力烹煮可下嚥的食物給我們吃。這首歌描述一位慈愛的母親坐在椅子上編織手套，因剌骨的寒風加上疲累，導致雙眼紅腫。歌詞雖然少了點詩意，卻打動我們的心，而且祖母聽了總是淚流不止。將全家人捲進災難的禍首是她，但支撐我們熬過逆境的也是她。她用無比的關愛、鼓勵和膽量支撐我們活下去。我能活到現在都要感謝她，妹妹也一樣。這可憐的小女孩需要她所能得到的一切照顧和關愛。當外人得知我年紀輕輕就被送進耀德，每每露出一副不可思議的表情，但我告訴他們美湖那年才七歲。我不知道她在集中營是否面對跟我一樣的艱難處境，我們白天幾乎見不到彼此，晚上的她和所有人一樣疲累，總是倒頭就睡。

集中營也剝奪了我們的手足之情。而今想到她，我總感到無比的懊悔與激動。她能活下來是因為她非常堅強——異於常人的堅強。儘管有祖母的支持，她總還是必須一個人面對密告者、保衛部人員、疲憊，以及饑腸轆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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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進入一九七九年春天。這是我在耀德的第二個春天，據營中前輩表示，剛度過的這個冬天還算溫和。對下放耀德的人而言，春天不僅難熬，而且還是最難熬的一季。很多人咬牙撐過了寒冬、卻熬不過萬物重生的春季。其中小孩和老人最容易在春季倒下。營囚稱舂天為「黃色的季節」，因為只要稍微勞動過度就會體虛、生病，感到頭暈目眩，情況最嚴重者會看到黃色的天空，而非藍色。那些沒在春季來臨前幾個月開始準備的人難逃一死。關鍵在於善用秋天，趁還找得到水果蔬菜之際，像準備冬眠的熊一樣卯起來填飽肚子。一定得吃得多，先熬過寒冬，繼而撐過大地回春的季節。這是我在學校學到最重要的一課。想當然爾，這並非出於老師指點，而是同學好心的告知，其中一些已在耀德將近三年。他們解釋說，一個人想要活下來必須學會偷玉米和黃豆，而且要偷得有方法，有系統。秋天時，能吃盡量吃，吃剩的就存起來，為後面更艱困的季節做準備。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我們的玉米配糧少得可憐：從日出工作到日落的大人，每日只配到五百公克，其他人則只有四百公克，包括小孩等。集中營不提供蔬菜，我們吃到的甘藍菜和蘿蔔都是自個兒在營舍四周的小耕地上好不容易種出來的，分量根本不夠一家人吃。因此大家甘冒被抓的風險，能偷則偷。我們溜到菜田、保衛部人員家的菜圜或玉米田。有時我們也會趁上山伐木之便採集野莓，因為村子附近的野莓早就被採得一乾二淨。被監禁在集中營的人們宛若山羊，什麼都吃。任何沒有立即吞進肚子裡的食物，他們會風乾當作冬天的存糧；若有任何動物不小心栽進他們手裡，他們也會拿來祭五臟廟。

儘管做了這麼多預防措施，每年村裡還是有逾百人死亡，而全村不過兩三千人。很多自日本返回北韓的僑民在一九七六、七七年被送進耀德，我們家也是。就我印象所及，那段期間和緊接著的幾個月死亡人數之多，是耀德最致命的時期之一。初來乍到的犯人往往最快被死神帶走。不過若能熬過適應期，就代表你很有希望再多活個十年。營養不良比警衛的虐待更難以招架。營區通常不會爆發重大疾病，但我輩身體孱弱，一個小感冒便足以奪走性命。另外，心理因素無疑也扮演重要角色。曾旅居日本的僑民已習慣舒適、現代化的生活，因此心理上比其他人更難調適。對他們而言，要適應一般北韓人的生活已經夠困難了。突然深陷勞改囹圄之際，他們許多人甚至還沒度過上一階段的調適！被捕對他們而言是殘暴的震撼教育，是對他們精神上的一記重撃。這些人原本將一切希望皆寄託於金日成和他所主張的共產主義，沒想到一夕之間，情勢丕變，他們竟被下放至集中營，背負著叛國賊或罪犯之子的標籤，所受待遇宛如最低下的奴隸。這一切，他們許多人都無法承受。

剛進耀德的前幾個月我差點丟了小命，主要是因為玉米之故。儘管祖母不厭其煩地讓玉米餐變更可口，但我還是到了極限，再也消化不了一口玉米。我不是唯一有此毛病的人：每個人都有消化上的困難，不過女性情況總是比男性好一點，這點原因不明。在耀德，我所認識的男性至少都犯過一次嚴重的腹瀉。這項試煉大概持續兩、三個月，到頭來總會讓人變得消痩而虛弱。腹瀉又因公廁令人毛骨悚然的骯髒惡臭，更加難以忍受。那汙穢非言語所能形容。我對平壤住家亮潔白皙的廁所還記憶猶新，光是看一眼飄出惡臭的小茅房都足以讓我噁心反胃。營區只設置七處戶外廁所，每間廁所僅四個坑，卻得供全村兩三千人使用。我們上廁所只能用蹲的，盡可能速戰速決。廁所當然不會有衛生紙，每個人必須自備夠大的葉子。豆類和芝麻的葉子最好用。每到七月雨季，茅坑就有滿溢之虞；但冬天更糟，結凍的排泄物會一路堆積到坑口，營囚只好用鶴嘴鋤敲碎堆積如山的排泄物，或是趁半夜四下無人偷挖個洞就地解放。若選擇後者，最好記下解放的位置，或許日後可以將糞挖出來充當菜圜的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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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家而言，一九七九年比前一年更難熬。我們成功度過攸關生死的頭幾個月，但隨之而來的疲憊、營養不良和絕望就快把我們打敗了。我還是沒什麼朋友，經常被勞動組的組員們責怪，他們說我故意偷懶，其實我是體力差，跟不上大家的速度。幾個月到幾年的光景，集中營就把他們變成了野蠻的小大人，其中幾個孩子嘗試對我挑釁，或者給我下馬威，想要我臣服於他們的淫威之下。不過他們自幼在營區長大，全都身材矮小，我並沒有讓他們騎在我頭上。

胃痛絲毫沒有好轉的跡象，我感覺自己體力一天不如一天，偏偏每天還要腹瀉三、四次。母親的缺席同樣令人難以忍受。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對她的思念不減反增。祖母從來不說明母親為什麼沒跟我們同行，不過我終究還是在一九七九年得到答案。某天，一名保衛部人員當面告知父親，宣稱母親已訴請離婚且獲當局批准。父親懷疑整個離婚程序並非出於母親自願，但真相亦無從得知了。半信半疑的不確定感讓他更傷心焦慮。至於我，那時還不瞭解什麼是離婚，可是祖母說，這表示母親永遠不會來看我們，我最好把她忘了。

儘管美湖年紀還小，卻從未崩潰失態。她總是非常冷靜，甚至有點沉默寡言。她個性內向，不曾情緒失控恣意造反，在學校從沒被老師打過，也鮮少因受罰而多做額外的勞動。在集中營期間，我跟她碰面的機會不多，但我知道她有顆善良的心。我在營區認識的每個人，凡見到食物莫不撲向前，狼吞虎嚥，美湖卻常把她的配糧分給她認為比自己更饑餓的人。即便如此，她工作賣力的程度亦不輸任何人。每晚結束勞動回到營舍，她的肩膀因疲累而蜷縮，灰頭土臉且毫無生氣，令我心疼又愛莫能助。而今美湖還留在北韓{20}，我依然幫不了她。她總是出現在我的睡夢中，在我身後苦苦追趕，但從不像夜間來訪的四叔老是對我怒目相視，露出責備的神情。

獲悉會有好一陣子、甚或永遠見不到母親時，我表現得比美湖還懦弱。我傷心欲絕。當時我剛滿十二歲，猶記得恨不得立刻去死。一切變得令人難以忍受，我頓時喪失生存的鬥志。我很氣祖父，心想他一定是罪大惡極才害全家人淪落到如此悲慘的地步。祖母試著提醒我別忘了祖父的好，也別忘了他曾多麼愛我，但我確信，她說這些只是想替祖父諉過。

我們只一次獲悉關於祖父的消息，那時距離他無故失蹤已整整三年。原來他被送到勝湖里，距離平壤約四十公里的一座集中營。據知情者透露，勝湖里對待營囚出奇地殘酷，不過由於位於軍事管制區，一般北韓民眾鮮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我有個朋友的父親曾在那裡看見祖父。他被移監耀德可謂極不尋常，也是少數活著走出勝湖里的人。只可惜，他除了表示曾看見祖父，也沒其他消息可提供。不過，他確實有很多關於勝湖里的經驗可和大家分享。他說那裡的政治犯被派到煤礦坑工作，其工作量之重、條件之惡劣，沒人能保有回歸正常生活的希望——若北韓人民的生活還能算正常的話。他說，有好幾個囚犯曾目睹一群囚友被當局殲滅。目撃囚犯當時在山路上工作，眼見一輛卡車正要經過，警衛便命令他們向後轉。他們違背了命令，看著卡車在稍遠處停下來，接著一群囚犯被拉下車，沿著溝邊排成一列，然後被槍斃。沒有人知道他們犯了什麼罪。勝湖里最後被迫關閉，因為「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International)揭露了該營中發生的事。耀德在海外也備受抨撃，我希望有一天「十五號營」在歐洲和北韓都一樣廣為人知；但惡名遠播就真的有幫助嗎？縱使北韓政府樂於擺脫汙名，但耀德監禁的囚犯實在太多了，重要得不能關閉，連藉由搬遷來渾淆視聽也有困難。反觀勝湖里，儘管出奇殘酷但規模小得多，無法和耀德相提並論。

另一個勇平苦役集中營{21}位於耀德的營區之內，其受刑人工作量更重，晚上不得自由行動，獲得的配給食糧更少。勇平位於耀德「完全統制區域」，專門關押罪不可赦者。其所在位置是供應警衛糧食的稻米生產區。罪猶可赦者若犯下某些過分的罪行，也可能被轉送到勇平。這就是我朋友崔勉鎬（音譯）一家人的遭遇，就在他父親用石頭猛砸一個警衛的頭之後。勉鎬的父親曾是勞動黨高層幹部，一進耀德就被指派到石膏採石場工作。這工作非常辛苦也非常危險，工人每天得開採好幾十輛卡車的石膏。有個特別殘暴的警衛，因動不動就鞭打犯人而惡名遠播，勉鎬總是被他挑釁激怒，飽受折磨。勉鎬的父親因看見那個警衛朝他兒子臉上吐口水，忍無可忍之下，抓起一塊石頭便朝警衛的頭敲下去。那個警衛不支倒地，當場死亡。勉鎬的父親被捕之後，在舊邑遭處決示眾（耀德一共兩個公開處決場，舊邑是其中之一），然後他們全家就被移監到勇平。

一九八〇年才過了幾個月，難得的開心事竟降臨我家。四叔被轉調到集中營的酒廠。獲悉四叔大升官，全家人都興奮不已。四叔再也不會因田間勞動而疲憊不堪，偶爾還可以藉由轉賣多餘庫存賺些外快。集中營酒廠是大家最覬覦的工作。以辛苦度和危險度而言，石膏採石場和黃金礦坑排名第一。相較之下，血汗工廠已是輕鬆差事，妹妹就在那裡工作。生鮮農產品店也是肥缺，警衛會到兒採買乳酪、豆腐、油和鹽。（假使店鋪供過於求，剩餘的貨產會送到營外販售。）銅器店與工藝品店也都是好差事，父親曾被派到工藝品店擔任工匠助理。不過最棒的職缺首推辦公室工作。坐在不受冬寒侵襲的溫暖辦公室裡，是我們所能想像最棒的事。幸運被選上擔任祕書工作的囚犯，負責記錄追蹤重要事件：營囚死亡與抵達日期、進出集中營的貨品數量、配給糧食的數量，諸如此類等等。辦公室工作輕鬆、人性化，而且免受風吹日曬之苦。

我雖然被分配到農務組，但偶爾會從田裡被借調到營裡其他單位，幫忙生產進度落後的組別，有時也會去幫忙採石場的工作。有那麼幾次，我被派到營建工地充當臨時工，其中好幾個工地都是小型水壩。每隔幾個月，上級就會興沖沖地端出「一起為金日成多掙些銀子」的最新活動。旨在讓大家以熱烈的心情，開採珍稀原木、蒐集野蔘，或生產勞動黨認為能從自由市場賺些外匯的任何產品。

回到酒廠的話題。酒廠生產三種不同的白蘭地，前兩種分別由玉米與橡實蒸餾而成，做為出口買賣之用。第三種白蘭地的成分裡有蛇，是保留給我們營區警衛的獨家享受。放入白蘭地浸泡之前，蛇會先被活活餓死，大概需要等上一個月，藉此排淨蛇的毒液。就我記憶所及，這款酒沒有正式名稱。在耀德，大家習慣稱之為耀德露蛇酒或屏風酒。耀德附近標高一五二四公尺的屏風山生產珍貴藥材，最遠銷至日本。營囚們自信滿滿地誇讚營內生產的蛇酒品質絕倫，但我懷疑有誰喝過一口。少數進到酒廠的囚友都是滴酒不沾之人，即便能喝也堅持不喝。我在耀德十年期間，從未看見哪個囚友沾上一滴耀德特產的玉液。

我四叔在酒廠擔任首席技正前後共七年。過去從沒人能守住該職缺達如此之久，其享有的特權不輸警衛辦公室、單身營舍伙房等肥缺。為謀一份肥缺，營囚必須先取得警衛的庇護，無論用的是什麼方法，四叔總之是辦到了。他的晉升之路始於被點名擔任密告者，一個令人相當不快的「驚喜」。四叔並未因前景看好而得意忘形，同時又不敢拒絕。他很清楚，倘若上呈的密告缺乏可利用價值，沒多久就會被拔除該職責。事實證明，四叔的報告還不賴，但也不具殺傷力。這份副業讓他賺到了幾包香菸，以及額外的糧食，更重要的是讓他有了和警衛建立交情的機會，後者的美言幫助四叔成功轉調至酒廠。四叔大學主修生化，具備勝任酒廠工作的能力，毫無疑問這也是上層做決定時的考量之一。自從成了酒廠的主事者，四叔在營裡簡直是呼風喚雨、備受尊崇，不過擔任該職務其實危機四伏，一個不小心就會深陷險境。老是有保衛部人員上門叨擾四叔，希望能偷拿一瓶美酒，讓他左右為難。若四叔不肯配合，這些保衛部人員不乏報復的辦法，如果屈從，他可能在下一次進行盤點時，惹來大禍。

四叔的工作，由分派至酒廠的一位保衛部人員負責監視，他對不規矩的情事毫不寬恕。四叔必須施展手腕，一方面滿足那些暗著來的伸手牌，一方面得讓帳面數字不斷增加。面對好幾名警衛的施壓——其中有些彼此不合，四叔經常夜不成眠。有一天，他被叫到營區官員的面前，要四叔承認曾私下送酒給管理酒廠的一位同仁。四叔堅決否認這項指控，猜想這次的盤問可能只是基於謠傳與個人揣測。他的猜測是對的。然而，那位官員並不容易打發，還一度威脅要祭出禁閉室，幫助四叔「恢復記憶力」。禁閉室差點讓四叔嚇得招供，但仔細想想，吐實只會讓自己提早到禁閉室報到，而且是以罪證確鑿之罪犯的身分，而非嫌疑犯。更有甚者，因招供而被拖累的警衛，肯定會變成四叔不共戴天的死敵，屆時他要付出更高代價。況且一旦承認，他可能被移監到勝湖里，或是任一其他集中營，永無脫身之日。於是他決定三緘其口。接近凌晨三點，拷問的氣氛改愛了。官員突然起身，異常地冷靜，領著四叔走出辦公室。到了門外，他轉身對四叔說：「你的緘默值得肯定，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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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禁閉是我們認為最嚴厲的懲罰之一。哪怕是雞毛蒜皮的小小過錯——看在外人眼中荒謬透頂的罪名，都可能遭到關禁閉室的懲罰，對此大家莫不時刻掛記在心。我說「大家」是有點言過其實：禁閉室不適用於孩童。不過家裡只要有一個人被關進禁閉室，全家都會膽戰心驚，不知心愛的家人能否活著出來。偷三穗玉米、對警衛的指令反應不夠熱烈、一次點名未到（儘管缺席並非蓄意或惡意），這些都足以構成被抓進禁閉室的理由。可是這些「過錯」任何人都可能犯，而且為了生存，經常是非犯不可。

禁閉室位於警衛小屋旁，靠近營區出入大門。禁閉室也算是個小屋，不過比警衛小屋窄小許多，而且沒有任何開孔。活著出來的人形容那像是監禁亨利·查萊爾{22} (Henrichange，綽號「蝴蝶」)的囚牢，我真慶幸自己從來沒受過這種折磨。禁閉室伸手不見五指，關在裡面的人只有少少的配糧，整天食不飽餐，所以總是有什麼吃什麼，而淪為他們盤中飧的往往是捉摸不定的一隻蟑螂或蜈蚣。

我在營中認識的囚犯當中，有一個是知名的前國家足球代表隊隊員。他在耀德之所以出名，是因為被關在禁閉室好長一陣子還活著出來。據謠傳，他的求生寶典是吞下每一隻他抓得到的昆蟲。不管是真是假，總之他臝得了「蟑螂」的封號。他的本名是朴勝人，年輕時參加一九六六年在英格蘭舉行的世足賽，曾風光一時。當年北韓國家代表隊在小組賽中，以一比〇擊敗實力強大的義大利隊，奇蹟式地打進八強。為慶祝臝球，選手們狂歡作樂豪飲不止，當晚結束時，被外人目撃與一些女孩公然調情。直到兩天後的下一場比賽，球員們精力仍未完全復原。即便如此，一開賽，北韓隊仍舊來勢洶洶，以三比〇領先葡萄牙隊，但他們後繼無力，最終被葡萄牙隊以五比三逆轉勝。

在平壤，國家代表隊在酒吧的失態之舉，被當局判定為有產階級的、反動的行為，是受到帝國主義和不良觀念腐化後的結果。全隊才剛返抵國門，就馬上被送進集中營，慶功派對當晚因腹痛被迫留在旅館的朴斗益除外。可憐的朴勝人，直到在建材行（他工作的地點）偷鐵釘與水泥被逮，才發現名氣在耀德根本派不上用場。他否認所有過錯，並對指控其罪行的警衛大聲咆哮，最後被罰關禁閉室三個月。我下放到耀德時，他已在營裡待了近十二年，我離開時，他還繼續關在那裡，身體大不如前。

最強壯的體格都熬不過禁閉室的折磨。儘管有機會活著出來，但往往要賠上殘廢或永久後遺症的代價。禁閉室只能用駭人來形容：營養匱乏，密閉監禁，犯人必須蜷縮跪地，雙手置於大腿，動彈不得。囚犯的臀部會因緊壓腳跟而整片瘀青。幾乎沒有人能用自己的雙腳走出禁閉室。若他需要「解放」必須舉左手；若生病了，則必須舉右手。嚴禁做出其他姿勢。不許有任何動靜。不許說話。若在禁閉室外來回踱步的獄警沒發現囚犯舉了手，那只能算他倒楣。他必須繼續安靜地等候。若他敢開口，一定被揍；若他敢動一下，照樣是一頓打。即使沒被揍，也會有特別處罰等著伺候他：被迫蹲在化糞坑口半個鐘頭，雙手放背後，鼻子往下探。其悲慘程度，只有懲罰性強迫勞動可與之相比。就某方面而言，兩者不相上下又相互對立。從事強迫勞動，一刻也不能停下來，開挖堆積如山的土，將厚重原木搬上卡車，以地獄般的步調忙個不停。即便沒有要事可忙，多的是無意義的工程等著你：鑿個地洞或土溝，然後馬上將它補平。

耀德的老鳥表示，懲罰性強迫勞動與禁閉室真正重要的差異在於，後者會自動加上五年的刑期。

第九章 面對死亡

我們每天仍得上學，課程內容無聊到令人麻木，前所未見。興趣缺缺，害怕挨揍，加上身體疲憊不堪，導致我們全都成了反應遲鈍的呆子。至於作業，像是「概述偉大領袖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三日的演說，並且牢記在心」，無法引起我們想探索知識的好奇。畢竟，好奇心從來不是重點。只要我們看似專心聽講，老師也樂得讓我們坐在位置上，彼此相安無事到下課。

可是，下午我們就不能繼續發呆裝死，從事戶外勞動不僅辛苦還需要全神貫注。為確保囚犯的肌肉和腦袋都保持警戒，我們翻土和除草時總有警衛在一旁監視。警衛全都配有武器，一旦遇到生產目標未達成的狀況，就對囚犯施加肢體懲罰。警衛的注意力偶爾會溜走，但大部分時候會逼著我們做牛做馬。我全心專注於勞動，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和精神想念母親——連去想都很難得。但我心裡有數，我明白生活之所以逐漸被絕望籠罩，和她不在身邊大有關連。

夜晚返回營舍，我感受不到家的慰藉。我們拿著一碗碗玉米，四周的氣氛是如此陰鬱而悲涼。我們似乎被擊倒，被榨乾，再也不抱任何希望。全家人都正在經歷一個艱苦的階段，而非只有特定哪個人。家裡話最多的祖母，在大家面前哀嘆她的命運多舛，並責怪自己拖累了全家人。她還時常提及祖父，時間一天天過去，她益發替祖父感到憤慨，認為他是遭勞動黨內無意義的鬥爭所害。

「為什麼不是我？」她不斷問道：「為什麼受到牽連的是他不是我？」

我們從其他營囚那裡得知，祖父被捕只是更大規模伏擊行動的一部分，與他批評這個國家沒效率無關，也不是因為他的論點坦率冒犯了人。祖父被捕顯然和朝鮮總聯日本高層內鬥的韓德銖事件（見第十一章内文）有關。許多已歸國的前旅日僑民，直接或間接地介入衝突。祖母對政治一向熱中，也讓自己被捲入這次的論戰，但祖父對此一點興趣也沒有。「他從來不碰政治，」祖母接著道：「但被抓的卻是他。」我心想，她大概恨不得和祖父交換命運吧。家族的牢獄之災和她丈夫所受到的非難，成了祖母心裡永遠擺脫不掉的包袱。可憐的女人。她將一切奉獻給共產主義，捍衛其思想長達十五、六年，深信自己正在摯愛的祖國實踐夢想。但祖國不僅奪走她心愛的男人，還把她和家人送進集中營。她自責不已，不斷地請求我們原諒她。然而，使我們打心底感到震撼的，是這些苦水與懊悔竟來自一位曾經堅強而剛毅的女子。

在這段黑暗時期，四叔首次坦承自己曾動念尋短，那是他被關耀德的第一週，在我們一家尚未抵達耀德之前。我記得祖母靜靜地聽完他的故事後，僵坐在椅子上良久，表情既受挫又心碎。好不容易心情平復後，她雙眼瞪視四叔，沉痛、嚴肅且不容任何反駁地說：「這裡若有任何人得先死，那也應該是我。記住，是我，不是你。絕不可再有自殺的念頭。」她不確定這番話是否成功說服了四叔，鍥而不捨地告誡，其實更像是哀求：「如果你死了，我怎麼活得下去？」

隔年，四叔又試圖想要一了百了，這次還拉著父親一起。當天我下工回家後，祖母說父親與四叔上山去了，他們想在那裡找棵樹上吊自殺。我全身抖個不停，然後把自己埋進床榻裡，全心全意地想著他們，口中不斷喃喃低語著：「回來，回來。」不知這樣過了多久，終於聽到咿呀的開門聲。他們回來了！我喜極而泣。父親與四叔本以為他們已準備好徹底遠離集中營的一切：饑餓、恥辱、髒臭毒打。最後，只是因為知道自殺將給家人帶來麻煩，而打了退堂鼓。

在集中營，自殺時有所聞。我們村裡有不少人就選擇走這條路離開耀德。他們通常會留下遺書，痛批當局，或者起碼也會點名批判保衛部。這是莽撞輕率的行為，形同確保遺言之主的家人將被送到比耀德更可怕的地方。實情是，無論自殺者是否留下批判性文字，家屬都會受到形式不一的懲罰。勞動黨認為自殺是試圖擺脫黨的掌控，若懲罰不到以身試法者，至少也要找到其他人瓜代，以達殺雞儆猴之效。有些自盡者為了減輕家屬可能遭受的懲罰，會在遺書裡強調自己的清白，並重申他們對共產主義和由備受愛戴的偉大領袖所掌舵的政權堅信不疑。這招的確會讓一些保衛部人員做出從寬量刑的決定，僅給家屬增添五年的刑期。不過話說回來，沒有誰知道自己的本刑究竟是多少年。

父親和四叔熬過低潮期之後，輪到他們替祖母加油打氣。祖母擺盪於日漸高漲的憤懣與絕望之間。父親和四叔如今用祖母曾提出的論調，試著激勵她撐下去：有朝一日這個家還是有機會獲釋；這個家必須團結一心，我們就像一個五人小組，個人命運的好壞和小組的整體命運緊緊相依。

我們的確團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儘管祖母不像以往樂觀開朗，至少重拾平衡。於此同時，她的政治觀也漸漸改變。我們剛到耀德時，她總認為一定是執法上出了烏龍，當局應該很快會做出更正。但時間一天天過去，她的重心漸漸轉移到集中營本身，她認為集中營對共產政權毫無用處可言。若北韓境內的反對者和抗議者不滿共產體制，將他們趕出去不就得了。成立耀德這種集中營是不符人道精神的罪行。最終她更加激進地認為，儘管北韓仍高舉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已失去共產主義的靈魂。我想直到那時，她才明白自己被要了。幾年下來，她不再哀嘆自己命運多舛也不再自責內疚，不過她對當局的批判從未停止，批評後來轉化為怒與恨。在她眼裡，北韓當局早就和馬克思、列寧擘劃的共產主義分道揚鑣，反而更像是希特勒的世界。她從未拋棄純正的共產主義理想，即使今日這些理想似乎已遙不可及。

祖母也是我們之中第一個染上重病的人。她得了「糙皮病」，過去曾在北美印第安部落之間廣為流傳，原因是玉米占飲食成分比例過高。這種病的症狀很容易觀察，患者的皮膚會變粗、指甲脫落、眼睛周圍出現許多深刻的皺紋，看起來就像戴著眼鏡一樣。營裡的人稱之為「眼鏡病」，又因謠傳吃狗肉保證可不藥而癒，所以又名「狗肉病」。不過我想，不管吃什麼肉應該都會痊癒吧。一旦患者長時間吃不到肉，他們會慢慢失去感官知覺，為免病情惡化，他們對食物來者不拒，有什麼就吃什麼。有時候，這麼做的確能改善病情，但仍有很多人病重不治。

一九八一年春天，我被派去幫忙掩埋屍體，對象是前一年冬天過世的囚犯。冬季因地面結霜導致土壤過硬，即時下葬有所困難。一如其他任務，這份工作也是在放學後執行；可是，因為被視為特別差事，所以每個入除了原本配給的玉米，還可額外配到一些麵條。光看在麵條的分上，就足以讓埋屍成為搶手工作，但埋屍還有另外一個實用的好處。埋屍組的成員可扒除死者身上的衣服，有些人會將衣服回收再利用，有些則拿去交換其他生活必需品。不過，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根據朝鮮喪葬傳統，死者必須葬在高處而非平地，所以我們必須把屍體扛到山上或是小丘的最高處。兩相比較，我們自然偏好把屍體葬在營區中心的山丘，而非營區邊陲那座山的陡坡。這項地利之便，為我們省去數十公里的跋涉之苦。但營區中心的小丘最終「屍」滿為患。長官某日突然宣布，我們不可再將屍體葬在那裡。

起先我們以為命令是出於衛生考量，過不久便發現自己大錯特錯。某天傍晚，結束了山上採藥的工作，我和同組組員一起走回村裡，突然間我們聞到陣陣撲鼻惡臭。我們愈往山下走，臭味就愈重，最後終於發現臭味的源頭。一群警衛正用怪手開挖我們埋葬死者的那座山丘。他們竟敢染指死屍，甚至不怕打擾亡靈！對他們而言，和種出更多玉米相比，褻瀆遺體根本就是小事一樁。當怪手對土壤開腸剖肚時，殘屍碎骨離開了最後的安息地。手臂、大小腿、腳（有些甚至還穿著襪子）在挖土機掀起的土浪中翻滾。我嚇壞了。我一個朋友吐了。然後，我們拔腿逃之夭夭，用衣袖掩住口鼻，盡可能將腐屍的惡臭抵擋在外。警衛挖出一條溝，命令幾個營囚把地上看得到的屍體和屍塊丟進溝裡。三、四天後，這片整好的地，已準備用來栽種新玉米。村裡我認識的人，有不少被分派到那塊地栽種玉米和除草。毋須贅言，那是非常恐怖的工作。畢竟，第一次整地時丟掉的，只是比較大塊的遺骸，後來在田間耕作的工人時常發現屍塊。詭異的是，連續好幾年，那塊地種出來的玉米都長得特別好。

現在想到那一幕，我的感受比過去還要害怕。當時的我面對駭人畫面，總是能保持一定的冷靜，或許這是我在營中變得麻木不仁的最佳證據。暴行看得愈多，與死亡愈親近，不計代價活下去的慾望反而愈強烈。或許我不至於變成密告者，也不擅長背叛朋友，但我卻失去了對他人憐憫與同情的能力。我培養出求生的原始意志，而且對周遭人的命運置之不理。我學會在警衛面前控制自己的情緒，主要是為了保護自己。欺騙耍詐成為我生活的重心，我藉此取得糧食、捉老鼠、偷玉米、讓混水摸魚看起來像認真工作，並且和密告者保持良好關係。

個性丕變的不只我一人。怪手毀屍事件之後幾週，我看到一群和我同村的村民圍繞著一個女人，她正放聲地發洩心中的悲與愁，原因不明。待我加入人群才知道，原來她正在哀悼親人的過世，死者的屍體顯然還在屋裡。「啊！你為什麼這麼早死？」她不斷哭道。「你為什麼就這樣離開這被詛咒的世界？」這位傷心的女人肯定沒注意到人群中有個眾所周知的密告者，以及一位班長。她站在一旁的兒子，意識到事態危險，費勁地朝母親使眼色。過了一會兒，她終於看到兒子的暗示，態度徹底大翻轉。「喔！」她不動聲色地繼續哭喊：「這世界在『偉大領袖』英明的領導下，是如此幸福，你為什麼就這樣離開了呢？」在場沒有一個人敢笑，但聽完這句，也沒有人哭得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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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腹瀉毛病經服藥後漸漸改善，多虧四叔替我張羅的藥方，裡面主要成分是鴉片，很可能是四叔用一瓶酒換來的。而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就像前一年春天一樣，不只是死了更多人。這是農事勞動最不得喘氣的季節，我們手上永遠握著鋤頭或鏟子。大部分農具破的破，壞的壞，若工具不敷使用，警衛就命令囚犯徒手翻土。

這工作倒是有一項好處，但卻往往緩不濟急，幫不到我們之中體力最弱的人。在田裡，有時我們會抓到青蛙，這個季節的，青蛙源源不絕。抓到青蛙後，可以剝了皮現煮現吃，也可放在太陽下曬乾，稍後再食用。青蛙蛋也很搶手。除了青蛙之外，我們也在甘甜的泉水邊抓蠑螈，打打牙祭。我從來沒有真正喜歡蠑螈的滋味，但據說牠們非常營養，一天三隻便足以讓人維持體力，就像吃濃縮維他命，雖然我不知道這是出於科學證據，抑或只是迷信。吃蠑螈的訣竅是抓住牠的尾巴，然後趕在牠分泌有臭味的液體之前一口吞下肚。我常抓蠑螈給祖母，希望她能保持健康，但她老是抓不到吞食的訣竅。只有我們這些小孩能輕而易舉地吞下蠑螈。任何會動的東西我們都吃，再怎麼不挑食的大人，和我們一比較都顯得挑剔。等到一群營囚結束耕作勞動時，田裡什麼動物也不剩。就連蚯蚓都算不錯的野味。當我們窮盡大地之母的恩賜，大自然往往需要好幾季的休養才能恢復生氣，再度提供我們所需的糧食。但饑餓卻不曾中斷，剌痛、榨乾我們的胃。

第十章 倍受覬覦的兔子

那一年我換了數個工作，沒有一樣是輕鬆的差事。不過，集中營孩童的生活單調乏味，對任何變化都樂見其成。我的工作包括在玉米田耕種、掩埋屍體、到山上採集草藥。多虧有戶外工作抑制我的糙皮病，使之未能全面病發。當時我剛出現一些初期症狀，包括聲名狼藉的皺紋眼鏡，以及失控發狂的食慾。在山上工作的時候，我抓青蛙，也用熱水煮蛙卵來吃，藉此擊退了糙皮病。

我也被派到金礦坑工作了幾週，礦坑位於營區北邊山丘的緩坡。日據時代尾聲，該礦坑經分析被認定已不具經濟價值，因而關閉。現在有了一群免費勞工，先前的計算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礦場有七、八百名工人，一如營區其他工作的分組方式，每五人成一小組。他們進入礦坑坑道時，身上並未穿戴任何安全裝備，連頭盔都沒得戴，而且只能用一支手電筒或有玻璃罩的油燈，照亮前面的路。

有天，營區下達臨時動員令。動員令是為了增產國內黃金量，幫金日成累積足夠的外匯。為達到指定產能，營區警衛將幾個農耕小組調到金礦坑應急，我們這組也被點名，幸好不必下到礦坑最深處做太艱難的工作。礦坑深處的工作需接受額外訓練，動員期間，這種訓練被視為浪費時間，我們因此得救。我這組的任務是協助資深礦工，堆集並搬運他們挖出的礦砂。我的工作相較之下並不危險，但這地方鬼氣森森使我神經緊繃。所有坑道皆缺乏安全設施，就連深達數百公尺的坑道也是如此。坑道坍塌的意外層出不窮，導致不少礦工終生癱瘓。氣氛詭譎令人害怕，大家都認為這礦坑已受到咒詛。據營內傳聞所言，只要風雨來臨，這裡必定會打雷閃電，幾位老一輩的礦工透露，曾有幾個人（包含一位警衛）慘遭雷撃，當場喪生。

採礦不僅危險，也是體力上的一大考驗——我們沒有手推車，只好將一礦砂背到坑口，放進牛車裡。含金粉的礦砂緊接著運到水池區，其他營囚在此用盆子淘洗，分離沙子和黃金。傳聞流經營區的小河也含有金礦，因此動員時期，營區成立了特別小組，組員必須站在河裡淘金。

儘管危險重重，當礦工還是有一些好處——營區為彌補艱苦的工作環境，會多配一些食物給採礦工人，包括少量的油。由於警衛不敢下礦井，所以礦工的耳根相對清靜些，沒有人在一旁對他們吆喝與辱罵。不過，密告者無所不在，光是他們在場便足以維持紀律，以及穩定的產能。為避免受罰多做額外的晚班，礦工們早上六點一直賣命到中午，下午一點再繼續上工，至晚上七、八點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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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礦場工作期間，是我集中營生活的新階段。我意識到，原來有人比我更不幸，至少我不必整天與地底灰塵與黑暗為伍。不只如此，我還熬過了「黃色春天」、戰勝糙皮症，甚至擺脫難纏的腹瀉。我終於領悟營區的內部運作，掌握必要的求生之道。我懂得例行工作的功能，瞭解工作項目的組織方式。我還摸透警衛將勞動組重新洗牌、更改命令與標準以及指派小組長的機制。每次當局推出特別動員運動，我已有心理準備毫不畏懼——臨時動員頂多撐個一至兩週，結束後，我便能與家人團聚。

我也弄懂了營內無所不在的間接監控模式，這套模式使勞動組而非警衛，成為主要的監控管道。官派的保衛部人員只會緊盯新來的人，大抵是為了讓他們及早適應營裡的生活。囚犯一旦上了軌道，警衛白天便不再緊迫盯人直到傍晚盤點當日產量是否達到標準時，再次端出架子。這才是他們發威的時候。若我們的勞動生產量未達標準，照理應該加班，可是如此一來警衛就得和我們一同忍受寒風，因此等回家等得不耐煩的某些時候，他們也會對產量不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發現這一點之後，我的無力感大幅下降。集中營的適應期短至數月長至數年，因人而異，而我算是挺過來了。我現在十二歲，再也沒想過自尋短路，甚至開始發展出每個囚犯都具備的密告者雷達。如今我知道密告者跟我都是體制下的受害者，不過當時的我，視他們為自甘墮落的報馬仔。

來到集中營幾個月後，上級挑中我們這夥人的一個小孩負責通風報信。他一接獲消息，立刻跑來通知我們，以玩笑口吻警告大家，從今起在他身邊說話最好小心點。不幸的是，我們就是忍不住把他的話當真，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大家對他愈來愈提防。只要他在場，我們既不批評警衛與老師，也不埋怨工作。這個不幸的孩子日漸被眾人孤立，終於被我們踢出小團體。他的情況確實是在故意作對，最終成為他當個不折不扣抓耙子的強大動力。

我和朋友一直活在隨時可能遭舉發的陰影裡，所以對這些密探恨之入骨。我們打心底看不起他們，一心只想報復他們的出賣，不管他們在進集中營前有何偉業，或年紀大小。我們那位同學才十二歲，但趙炳日（音譯）已是年過六十的長者——這年紀在營裡堪稱人瑞，理應受到大家的尊敬。他曾在日本擔任朝鮮共產黨幹部，而今成了本營最令人聞風喪贍的密探。因為他，許多囚犯的工作量大增，甚至有好幾個被關進禁閉室。在耀德，他為眾人所痛恨，其中又以小孩最瞧不起他。他的禿頭、圓臉都成為無數戲謔嘲弄的攻擊目標。有天，我們經過他工作的大豆加工廠時，他忍不住朝外探頭探腦，竊聽我們的對話。我們看著他的頭彷若月亮從窗戶冉冉升起，個個捧腹大笑。此後好長一陣子，光是提起那一幕，就足以讓我們笑到人仰馬翻。我相信人緣差、健康走下坡，勢必讓趙炳日感到愁雲慘霧。他跟我們其他人一樣有營養不良的毛病，最後還大小便失禁，對此，營區的醫院根本不打算替他治療。最後他的下場既駭人又淒慘。他始終獨來獨往從不和其他單身漢打交道。有一天，幾個因為他打小報告而受害的囚犯，將他反鎖在屋裡，活活讓他餓死。當局知曉此事後，什麼也沒做，畢竟趙炳日又老又病已不具利用價值。

我還記得有另一位密告者專愛找小朋友的碴。我們決定挑一個他每天來回必經好幾次的地點設陷阱，以報一箭之仇。我們曾在山上發現一個獵捕逃犯的陷阱，於是在他必經之處挖了個類似的陷阱。原本陷阱底部鋪的尖木條，被我們換成公廁的糞便。這個惡作劇看似無關痛癢，百分百會成功，誰知偏偏是惡名昭彰的「野豬」先掉進陷阱，雙踝深陷糞屎之中。我們躲在一旁目睹整個經過，心想絕不可敗露行跡，可是看到怒不可遏的野豬無法從屎尿中抽身，終於克制不住，紛紛笑到飆淚。一分鐘後，我們一個個被揪著衣領拖出來，外加一頓令人畢生難忘的毒打。發完飆之後，野豬命令我們每個人徒手舀出糞便，拿到鄰近的菜圜充當警衛夏日蔬食的肥料。我們花了幾天才完成這噁心之至的苦差事，有些人的手甚至冒出奇形怪狀的膿痘與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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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那年秋天野豬被暫調至其他營區，由我至今還念念不忘、在耀德唯一敬愛的老師取代之。幸虧有他，我在耀德的生活又轉了個彎，漸入佳境。

這位老師才來不久，就叫我到教師下榻的小屋，親切地問我一些問題，諸如我叫什麼名字、為何會來耀德、何時來等等。接著，他問我多久沒吃糖了？

我答道「自從我到這兒之後，半顆糖都沒吃過。」

他問我：「想不想吃一顆？」說罷，便給了我一顆糖。我不假思索，立刻把糖塞入嘴裡。我含著糖時，他叫我千萬別將這事洩露出去。

在課堂上，他以正常的語調口吻講話，稱呼大家的名字，而非一些不雅的綽號。終於來了一位有人性的老師，大家都感到很幸福，但也受寵若驚，所以剛開始仍不敢卸下心防。他在營裡只待了一年半，但因為他對我的呵護與打氣，讓我獲選為養兔員。

如同北韓每所學校（首都平壤的學校除外），耀德的學生得擔負養兔子的責任。這項規定的用意不在教導解剖學，或是學習嚼齒動物的生理構造，亦非灌輸學童善待動物或熱愛大自然的觀念。養兔子純粹是為了供應皮料給軍方製作冬衣。每個班級約養兩百隻兔子，由各班選出的糾察隊負責照料。在北韓，養兔可是一件馬虎不得的事，養出品質優良的兔群能給二位老師帶來好名聲。每位老師都巴不得上呈最漂亮且數量最多的兔子，以便提供最大量的兔皮給軍方。為了養出全校最棒的兔子，耀德有位老師甚至私下慫恿學生偷摘玉米，餵給「我們」的兔子吃。

養兔員是搶手的肥缺，因為養兔工作可以取代下午的勞動。養兔員的工作主要是每週打掃兔籠兩次，這工作對我而言輕而易舉，因為兔糞會自動落在籠子下方的托盤。兔籠這樣設計，是為了讓兔子的四肢保持乾燥，因為兔子很脆弱，一不小心就會生病。其他同學得去野外替兔子採收草食，我負責將他們採集的兔糧秤重，然後報告老師。若我心儀的女生帶回的兔糧不足，我會睜隻眼閉隻眼在報告上寫下規定的三十二公斤，讓她們蒙混過關。除此之外，我還負責替校舍旁邊的警衛室與金日成紀念館（專供金日成革命研究的特別室）的暖爐添柴火。我們和我們的父母凍死了也不足惜，但金日成的遺物、海報、肖像絕對有必要保持溫暖。

這份工作比較困難的地方在於誘捕野鼠，以免牠們乘夜鑽進籠子裡把兔寶寶吞下肚子。我們的因應之道是祭出捕鼠木箱，但受困野鼠往往能啃穿木箱，成功脫逃。唯一的可行之道是在兔籠旁站崗。對十二、三歲的孩童而言，守夜絕非易事，不過也讓我們有機會偷摘預留給警衛的蔬菜水果。這些兔子可說是我們的盟友，掩護我們敗露偷吃行跡的果核和果皮，多虧有這些兔子，我才吃到三、四年來的第一口甜瓜。

由於老是吃不飽，我們偷菜的行徑終究失控了。負責看守菜園的警衛，老是在值勤的前幾個小時夢周公。這誘惑大得難以抗拒。儘管我們未曾被逮個正著，但已紙包不住火，老師明白告訴我們，偷菜賊最可能就是學生。他引述損失的菜量，鄭重警告我們若這股歪風持續下去，後果自負。聽見此話，我們進退維谷，必須審慎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走。除了老師的警告，我們還得考慮另一個更迫切的危機。菜圜來了一個新警衛，和前任警衛相比他比較少打盹，反應更機敏。然而，偷菜行為若斷然停止，等於是不打自招——如此一來，我們的下場大概只有上帝知道。最終我們決定應該再偷一陣子，盡可能趁著月黑之夜，利用新警衛如雷的鼾聲當掩護，偷偷潛入菜圜。最後，我們每每得逞，甚至對他總是被上司斥責一頓略感虧欠。

致了秋天，我們會宰兔、剝皮、在生長最盛期製作皮裘。至於兔肉，則是保衛部人員及其家屬獨享的特權。這些人來領兔肉時，我們像肉販那樣詢問他們要如何處理兔肉：要不要清掉內臟？要全兔還是切塊？要不要兔頭、兔肝、兔腎？若他們不屑地看著兔肺或兔心，對我們說：「你們留著吧！」對我們而言，可是無比地開心！

然而他們拒收內臟，並不光是嫌兔子的內臟噁心。根據文化習俗，無論出於慷慨或鄙視，朝鮮人習慣將一部分食物送給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藉此建立某種程度的優越感，彷彿向人說「我才不需要這些東西」，或者「這東西配不上我，給你就剛剛好」。即便在集中營，誰若壞了這規矩，在他人面前會很沒面子，而這正合我們這些囚犯的意。屠宰日結束後剩下的內臟就任由營囚瓜分，然後我們會用最快速簡單的水煮方式汆燙。那真是我所嚐過最豐盛的珍饈美饌。有時候小孩子因餓得發慌，等不及內臟煮熟便直接拿起來生吃。

這種好日子少得可憐，而暗地裡偷一隻兔子絕非易事。上級會派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清點兔子總數，哪怕只短少一隻也會立即被發現。儘管如此，在我喜歡的那位老師離開後不久，我成功施展偷兔詭計若干次。那時我已卸下養兔員的工作好一陣子，可是對整個運作體系仍記憶猶新，包括養兔場的布局、巡視一回所需時間、各個工作人員的習慣等等。某晚，我所屬勞動組未完成規定的伐木配額，被留下來加班，終於讓我等到偷兔的大好時機。未達目標不能怪我們。工作地點距離村子太遠，來不及回家吃中飯的後果，就是根本無法補充勞動所需的體力。等到夜幕低垂，我們潛入附近的田裡偷了幾根玉米。不料，玉米下肚不但沒填飽肚子，反倒令我們食慾大開。有人於是提議偷隻兔子，結果大家皆舉雙手贊成。我發誓，我看到滿心期待的每個人眼神閃閃發亮。大家推派由我潛入養兔場，黃容洙（音譯），、裴宗哲（音譯）兩人則負責把風。不到幾分鐘，我成功從籠子裡抓出一隻兔子，隨即動手宰殺、剝皮、去內臟，然後將兔腸埋在土裡。我們當下只擔心煮兔肉的香氣會讓東窗事發。於是我們派一人到安全距離之外煮肉，其他人則回原處繼續工作。這道兔子餐是我生平吃過最美味的一餐。在此之前，我已六個月不知肉味。而今，我偶爾會懷念當晚的情景，希望還能再見他們一面。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們是離開集中營的時候。黃容洙先走，接著是我，再來是裴宗哲。我們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告別……他們或許也記得那一晚，想到我們冒了多大風險時，或許還會不可置信地搖頭吧。想想北韓後來鬧饑荒，他們搞不好還後悔離開了耀德，連偷兔肉的機會都沒有了。

我若想攝取更多營養，同時又想供應家人夠吃的肉食，較可行的辦法就是抓野鼠。一位待在營裡多年的老鳥同事，不僅是對我推銷鼠肉的第一人，甚至還教我正確烹調鼠肉的方法。雖然我對鼠肉敬而遠之，但烤鼠肉的香味令人難以抗拒。我不騙你，鼠肉真的是一道美食。無所不在的野鼠大多體型極小，所以捕捉不易。另一個挑戰是如何重複使用捕鼠器，因為被捕的野鼠會在籠子裡留下味道，警告其他老鼠敬而遠之。反覆實驗後，我終於找到解決辦法，發現只要將捕鼠器放在火上烤一烤，便能去掉前一隻老鼠的氣味。不過想到這招時，我另外也設計了一款最新的捕鼠陷阱。我將鐵絲橫懸在鼠窩的洞口，老鼠一離開鼠窩，先被鐵絲套住，再活活被勒死。我這款捕鼠裝置在一九八二年發明完成，多虧它，野鼠愈抓愈多，我才能替家裡少得可憐的配糧加菜。

美湖第一次吃鼠肉比我鎮定許多。沒錯，我一開始騙她這是其他動物的肉，但她知道真相後一點也不覺得噁心反胃。可憐的美湖餓壞了。她飽受糙皮病所苦，吃鼠肉可能是求生的最後機會。在我力勸之下，全家人終於開始吃起鼠肉，其中四叔最難被說動，猶豫了幾個月。有一天他肚子餓得受不了，終於妥協，自此我再沒見過他拒烤鼠肉於千里之外。老實說，耀德的老鼠品種優良，勝過任何我在首爾抓到的，而且由於牠們繁殖快速，是營裡唯一供過於求的食物。

在耀德，我不是唯一抓鼠的營囚，還有其他許多捕鼠愛好者，而且大家各有各的獨門捕鼠技巧與保存配方。我發現，有個朋友竟然把自家小屋整個變成養鼠場。幾個孩子和我注意到這位朋友總是身強體壯，而我們即使偶爾打野食，仍是一副面黃肌痩的模樣。他是不是有在偷食物？還是誰送食物給他？深怕我們懷疑他已經與警衛勾結，這個男孩請我們去他住的營舍，以解開大家的疑惑。他和我一樣是住有兩個房間的營舍，但全家人擠在其中一間，另一間則留給老鼠當窩。為了誘捕老鼠，我朋友從附近的田裡偷摘玉米，然後把玉米粒撒在地上。他的計謀成功奏效，鼠窩的數量以倍數成長。接下來只需每隔幾天撒些玉米，就能維持鼠窩的數量。肚子餓的時候，只要隨手抓個鐵絲編的網子，就可釣到老鼠。這可真是名副其實的糧倉，也是他保持強健體魄的獨門祕方。

營裡另一位捕鼠獵人，充分利用自己擔任糧倉看守人的優勢。儲存玉米的糧倉四周均架設鐵絲網，約放置有一百個小型的金屬榖桶。每天工作結束時，大家得把收割的農作物倒進桶子裡。營囚雖可自由進出糧倉，不過離開時得接受警衛從頭到腳的搜身檢查。看守人的工作人人稱羨，尤其此人身材又肉又圓，幾乎稱得上胖，更令人不禁好奇他都吃些什麼。據傳他的錫盒便當裡經常都有肉。營裡大部分囚犯不僅認定他身兼密告者，還懷疑他偷糧倉的玉米。各種馬路消息終於傳到保衛部人員耳中，遂派警衛去他住的營舍搜查,結果他們在這人家中發現一個塞滿鹽醃鼠肉的大型容器。警衛非常滿意此人的巧思，以及他阻止老鼠偷吃玉米的滿腔熱血。原本不利於他的流言蜚語反倒成為他鞏固地位的基石。

鼠肉成了三餐以及額外營養補品之後，我對牠們的印象也逐漸改觀，開始視牠們為有用、甚至珍貴的動物，和雞、兔的地位不相上下。當時我感謝牠們的存在，而今亦然對未見識過饑餓的的人而言，也許聽來荒繆，但我真的對老鼠產生一種相連的感應。還記得某個晚上，我在營舍裡與一隻老鼠的交遇。我睡在床墊上，一擡頭看見牠正透過雨片夾板之間的夾縫盯著我瞧。我們倆視線相交，似乎對看了好長一陣子，直到綁住我們的神奇魔咒破滅，牠才嚇得溜走。來到耀德之前，我覺得老鼠恐怖又令人噁心。而今在我眼中，牠們是溫馨又善良的動物。

把感性擺到一邊不談，緊接而來的那個冬天異常嚴酷，所幸我偶爾抓到老鼠，對五臟廟不無小補。大雪紛飛，鄰近群山全被白雪覆蓋，唯有異常陡峭的山峰才能擺脫厚雪的吞噬。大自然似乎藉此告訴我們，若想逃離耀德，非成為世界頂尖的登山者不可——我們所有人都不夠格聲稱的一個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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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溫度高於攝氏零下二十五度，我們就得照常工作。大家不妨想像一下，一身破衣的孩子們費勁地砍樹，只為提供最新一波「一起為金日成多掙些銀子」活動所需的樹油。我們下半身埋在積雪中，必須挖一條逃命路徑，以免樹木不按計畫倒向自己。許多成人就是這樣喪命或淪為殘障。一旦樹倒下來，我們會砍掉樹枝，然後把樹幹扛上肩運到山腳。結束一天工作返回營舍（天哪，我差一點說成「回家」），我們雙手雙腳都被凍僵，整個人累到虛脫。

某個特別冷的冬日，我回到家發現雙腳異常剌痛，於是將腳泡在微溫的水裡，結果剌痛不減反增。泡冷水是唯一舒緩疼痛的方式。隔天早上起床，發現腳趾甲全變成黑色，根本無法走路。警衛那天遂讓我在室內工作。根據學校教的方式用柳條編織籃子。腳趾甲後來整片整片地脫落，但我奇蹟似地逃離細胞壞死，躲過原本不可避免的截肢命運。

每隔兩年我們會收到配給的新鞋，由於品質過於粗糙，加上我們的工作相當粗重，每次穿不到一年就報銷了。為防止長凍瘡，我們用破布和曬乾的鼠皮層層包住腳趾。碰上大寒，就用破爛舊衣包住頭與臉，只露出眼睛。儘管做出種種禦寒措施，還是應付不了山上從攝氏零下二十幾度往下降的氣溫。不想凍僵唯有持續活動，但並非每個人都有這種體力，於是每一年，總有許多老人因受凍而死。

每次我去滑雪，遠眺白雪皚皚的山和黑色險崖時，都會想起在耀德的這段回憶。我試著向南韓的朋友傳達我的感受，但往往徒勞無功。在他們眼中如夢似幻的景色，在我眼中是耀德的天然屏障，一個為孕育人類悲劇而生的地方。而今，耀德的陰影仍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第十一章 瘋狂如影隨形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的情況有長足改善。我終於交到第一個朋友。營裡又來了兩個人，簡直是來自太空的外星人，超凡的穿著與容貌在在讓我想起自己遠離已久的世界。一位是戴墨鏡的高雅女士，另一位是她衣著帥氣的兒子。兩人細緻白皙的皮膚令人嫉妒，與我們受風吹、雪凍、日曬摧殘成硬皮粗革的肌膚形成強烈對比。我們一看見這兩人，下巴都掉了。

不消幾個月，兩人身上精心裁製的衣服已失去光彩。女士不再戴墨鏡，母子倆看起來和營裡其他人沒兩樣。下放耀德不到一年，這位名叫李思奉（音譯）的男孩生了重病，雙腳動彈不得，幸好他只是暫時癱瘓。一開始，我連和他溝通都有困難，因為他在日本長大只懂一點韓語。但他有學習語言的天賦，很快就能用韓語向我解釋自己被送進耀德的始末。他年紀比我大一點，全家人本來住在日本京都。朝鮮總聯最具影響力的海外支部就在京都。當平壤勞動黨高層指派韓德銖為日本朝鮮總聯主席後，京都支部發出抗議。他們認為，韓德銖是空降部隊，從沒為日本的事業打拼過。當反抗者聽說這項充滿爭議的人事安插來自金日成的旨意，只好讓步成全，不過此時得到偉大領袖撐腰的韓德銖，已下定決心要實行徹底報復。京都支部許多會員最後被送進集中營，因為反對韓德銖等於違逆了金日成的意志，此等罪孽絕不容許輕易饒恕。

就像許多京都支部的幹部不知即將大難臨頭，李思奉的父親竟決定舉家遷回北韓。他打算自己先回北韓，之後再將妻子、三個兒子、一個女兒接過來。孰料他。一踏上北韓土地，就被當作間諜逮捕關進了苦役集中營。幾個禮拜過去，音訊全無，於是李思奉和他的母親來北韓打探父親的下落。消息還沒打聽到，已經被逮捕並遣送耀德。

我愛聽李思奉述說日本的故事。他說日本有世界各地進口的不同啤酒品牌，以及身材高大的黑人美軍在街上走動，聽得我著迷不已。聽他提起法國、英國、德國，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我的想像力馳騁狂奔——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引發的好奇尤甚。大塊多汁的牛排用刀叉切食，我聽得津津有味，想知道牛排怎麼煎、佐以何種醬料、配菜又有哪些選擇。無從想像番茄醬的滋味讓我苦惱，浪費食物（包括毫不在意丟棄還剩一半的餐點）則令我氣憤難平。最不可思議的是，我這位朋友辯稱雜貨店一年四季都賣水果，我幾乎準備要戳穿他的謊言。我只能選擇當他是個騙子，或者承認日本真的是個天堂。雖然父親和四叔也對日本讚不絕口，但關於日本是天堂的可能性，我依舊覺得難以置信。

李思奉是真正介紹我認識日本的人。我經常跑去煩他有關學校、交通、電影、百貨公司的細節。有一次他提到汽車裝配線，聲稱機器人只消幾分鐘就能組裝完成一輛車，聽得我瞠目結舌。不過最令我吃驚的是馬桶：日本人竟然有可以坐著的馬桶，如廁時不僅能看報紙還可喝咖啡。對我而言，這簡直超出常理。可想而知，李思奉第一次在耀德上廁所就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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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至八三年的冬天還算溫和，可是在耀德除了冰和雪，致人於死的兇手還有意外事故——慘絕人寰的意外事故。就像我出特別任務時，在泥土採集場親眼目睹的那場意外。一群孩子得在一個下午挖出一公噸細土，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當時沒有大人在旁指導，也沒有施工架支撐。他們在懸崖底端鑽了一個只容小孩進出的地道。我那天負責把挖出來的土搬到運送的卡車上。才剛搬完一趟，就聽到遠處傳來的轟隆聲與尖叫。我趕忙跑到地道口。那是一次地道塌陷，有一群小孩受困。我拚命挖土幫助救援，卻聽到老師和警衛在一旁開玩笑。

老師驚嘆道：「了不起啊，這群兔崽子！又進去把地道弄塌了。一群蠹蛋！我想他們這下應該絕子絕孫了！」

我們奮力拉出五、六位同伴，其他人則回天乏術。我記得他們的死狀，全身青紫但尚未僵硬。我心痛不已。這些孩子和我同齡，卻比我倒楣，他們根本就不該被派來做這種工作。不幸的是，故事還沒結束。一番痛斥後，老師命令每個人回到工作崗位——大概是為了維持紀律吧。顫抖不已的孩子們哀求隔天再繼續上工，老師卻不為所動，他對大家拳打腳踢，直到大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就是他們剛才挖出同伴屍體的那個地方，而等待移至營區醫院的屍體就躺在視線之內。

每個村都有一所醫院——所謂「醫院」不過是有兩個房間、聞起來滿是消毒劑味道的辦公室。囚犯的身體能否工作就由這裡決定。房裡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一張破床。醫生也是囚犯，甚至連一件白袍也沒有，他唯一的醫療器材是聽診器，有一位護士協助看診，但醫院除了少許的消炎藥，其他什麼都沒有。醫生的主要職責是開立病假單，證明病人無法出席點名。遇到極嚴重案例時，醫生偶爾拿得到抗生素與注射劑，但這種情況少之又少。

需要立刻開刀的病患，例如盲腸炎或截肢，會被送到營裡唯一的真正醫院，通常這裡只服務警衛和他們的家屬。營囚總是盡可能避開這間醫院，因為手術之後沒有人照料，病人往往因二度細菌感染而死。若病患需要的不只是基本手術，就只有等死一途。

有肺病、肝病的人不少，一律隔離，送到一棟永久建築物裡。傳染病比比皆是，尤其是跳蚤傳染的流行病，如疥癬、傷寒。以前有位老師非常害怕被傳染，於是命令學生統統離開教室，把衣服脫光，用手指捏死身上所有跳蚤再進教室。一發現有傷寒病例，患者會立刻被送到隔離區，和他同村的村民則受到嚴密隔離。全村的村民都會被送上山，直到傳染病潛伏期結束。在那之後，村莊必須焚毀，由存活下來的村民重建。

永久建築物的隔離病房分成兩個區，一區收容高傳染性病患，一區收容精神病患。兩區都不提供藥物治療，病患只能靜候身體康復。撐不過去只能自認倒楣，撐過去就會被送回工作崗位。營裡有許多精神出問題的人，往往置自己和家人於極大險境中。瘋子說話毫無顧忌。若瘋言瘋語是在美言金日成，病患的家屬不會遭殃，如果是不當發言，病患可能會為自己和親人招來殺身之禍。集中營的氣氛恐怖肅殺，加上大家吃不飽又睡不好，所有人無時無刻都瀕於精神錯亂的邊緣，陷入瘋狂者不分老少，亦不分新人或老鳥。精神有問題的人照樣得工作，只不過他們是根據付出勞力按比例領取配糧，做得少就吃得少。要是完全沒工作，那就等著餓死。

我看過許多人發瘋的樣子。有一位學生，被老師毒打後變得神智不清，為此請假一個月。我有一位好朋友也發瘋了。他的父親曾是金日成的歷史老師，同時貴為教育部部長。他們一家人跟我家差不多同期來到耀德，我和他分在同一班。有天，課上到一半，他突然胡言亂語，停頓了一會兒之後竟放聲大笑。我問他什麼事那麼好笑，他回答說，前一天哥哥給他吃了非常美味的食物。只見他左顧右盼眼神怪異，回應我們的話總是牛頭不對馬嘴。最後，老師要他回家。我們再見到他已是六個月後的事。那時他看起來似乎正常多了，但說話更保留，人也更沉默完全變了一個人。

第十二章 批鬥與自我撿討雙週會

一九八四年，我十五歲。我身材痩小，就連同齡營囚的標準都趕不上，不過體力和耐力倒是優於他們。我可以負載重物輕鬆快走好幾小時，對照第一次扛木頭累到昏倒，表現可謂大有進展。新來的孩子，無論體格比我健壯多少，沒有一個跟得上我的腳步。在耀德，光有體力還不夠，更重要的是習慣、訓練和耍詐。進入耀德時年紀尚輕，我有充足時間培養這些能力。

耐力使我贏得囚友們的敬意，就連不好與人方便的警衛，也未曾把我視為「搗蛋分子」特地找麻煩，或費心讓我的日子難過。

所以，我是否有勇氣承認？一種難以理解的連結將我和耀德繋在一起。我聽過一句活，說甘願接受自己命運的奴隸最可悲。我不是這種人。我並不甘願。耀德是個大牢籠，我在這裡成長，在殘酷環境中累積了生命的智慧。它是我的牢籠。即便我是一個饑腸轆轆的囚犯，衣衫襤褸，我還是學會愛上隨春風而來的撲鼻香氣、新生嫩芽的鮮綠，太陽下山之前天邊的最後一抹粉色霞光。每次和朋友被派到山中採集野蔘或其他藥草時，我看著群山，沒有一次不被感動。我總是會想起，有一次我們不小心和熊正面交鋒，嚇得一路衝下山；我們把抓到的蛇做成美味佳餚，我們摘的野莓滋味香甜。關於友誼和患難與共的回憶，對我而言相當珍貴。這些在耀德是難能可貴的事，所以我才緊握不放。這些回憶給我力量，不像舊日時光的回憶，每次想到，只是徒增痛苦，使人軟弱。儘管有時還會想起我的水族箱，但我現在認為它們屬於另一個世界——被遺棄的平壤世界，那個世界是關於被貼上「犯人」標籤的祖父；是關於被迫和我們分開並與父親離婚的母親，是關於那些在四叔和父親故事中栩栩如生的日本。我的新生活裡容不下這些回憶。無論是我或其他任何人，在耀德都必須硬起心腸。

我就是這樣漸漸長大成人。不過就集中營的立場，成年是一個瞬間發生的轉變，彷若法國小說《最後一課》（La Derniere Classe）{23}的翻版。老師一針見血地指出成年的意義：「從以前到現在，不論你犯什麼錯，就算再嚴重也不會被槍斃。但從現在開始，從這裡走出去之後，你就是得為自己所作所為負責的成年人，犯錯可是會被槍斃的，別說我沒警告大家。」在死刑證明我的新責任到底有多大之前，我已在滿十五歲的隔天淺嘗了在耀德成為大人的滋味：從早晨工作到晚上，調漲的每日生產量，偶爾分到的劣等菸草，批鬥與自我檢討大會等等。

批鬥與自我檢討大會不是什麼新鮮事。北韓全國上下各級學校都開這種大會，耀德也不例外。只不過在營外，這類意識型態練習通常平和，而且性質上比較像是做做樣子。批判力道不夠狠毒或過於嚴厲都沒關係。但在耀德，批判不當的風險可不小。懲罰可以是夜間連劈好幾小時的木柴，哪怕是年僅十歲和十三歲的小孩也不例外。

批鬥會氣氛緊張，你可以感受到房間裡滿載恐懼和仇恨。小孩不像大人善於控制情緒。大人瞭解保命之道就是接納與忍受一切批判，反正批鬥只是例行公事，不代表他人對自己真正的想法。被批評的人，很快就會上臺攻訐剛剛批評他的人。規定就是這樣，與私人恩怨毫無關連。但是小孩很難容忍同儕的糾正，尤其當他們認為指控有失公允時，很容易就會動怒、爭辯、一再打斷彼此。每週三的小型批鬥會只有二十分鐘，不至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場面；但週六的批鬥會長達兩小時，氣氛遠比週三更活絡且劍拔弩張。若學校有突發狀況，也會召開臨時特別會。小孩彼此批鬥時，內容基本上與成人版無異，不外乎：「我工作時不夠謹慎……我昨天遲到，因為我漫不經心，諸如此類……」兩者最大差異在於小孩的批鬥對象是同班同學。

至於成人批鬥會，各個勞動組可自行決定週三批鬥會的地點。等週六的批鬥會到來，所有勞動組會聚在一間牆上懸掛金日成和金正日肖像的大廳。大廳最深處有個講臺，講臺上擺了張桌子，囚犯就坐在桌子後面進行自我檢討。桌子旁站了兩名警衛以及一名囚犯代表。大廳裡沒有其他椅子可坐，囚犯和所屬勞動組的成員每五人為一單位，自成一個小圈子圍坐在地。召開批鬥會的大廳總是人滿為患，有些營囚低頭打瞌睡，有些人則因空氣中瀰漫的體臭而噁心暈眩——都怪耀德營裡沒給肥皂。

有時我們會先召開小組會議，準備週六上臺報告的內容。每組五人，其中四人討論一週來的不當行為，然後由第五個人負責記錄。之後，討論內容將上呈營區幹部，由他選出「最有趣」的十組上臺向全村做報告。雖然每次開場方式略有不同，活動的主要內容卻是一成不變。做錯事的人站上講臺，低著頭，以一套儍瓜公式進行自我檢討，諸如「我們偉大的領袖曾對我們指示」，或者「我們偉大的領袖曾教導我們」。接著，犯錯者引述一段國家元首的偉大「思想」，主題可以是文化、青年、勞動或學習，端看他做錯了什麼事。一篇典型的自我檢討內容大致如下：

我們偉大的領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一場著名會議上說過，我們的青年不論工作態度或學習精神，都應是世界之最。而我竟然對我們可敬的金日成同志說過的至理名言充耳不聞，點名的時候遲到兩次。我為遲到行為負起全責，我顯然忽略了我們偉大領袖的真知灼見。從現在開始，我每天會提早半小時起床，不辱偉大領袖對我的期許。我會改頭換面，成為金日成與金正日最忠實的革命戰士。

接著，主持會議的保衛部人員會裁示這段自我檢討是否令人滿意，若順利過關，這名囚犯就可以繼續下一階段：批鬥另外一個人。若他的批評有所不足，保衛部人員會從觀眾中指定一個人，針對剛剛的發言加以補充與延伸。若受批判者繼續自我辯解，就會有第三乃至第四個囚犯接下攻擊棒子。反擊絕非明智之舉，因為在囚犯承認過錯之前，批鬥不會停止。唯有囚犯俯首認罪，才能進行下一個事先挑選的案例。批鬥會通常持續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從晚上九點至十一點，但兩個小時不一定總能聽完十個案例。如果保衛部人員發現時間不夠，就會把整組或者其中好幾位成員的過錯濃縮成單一報告，由有汙點組別的其中一位成員，代表其他相關人員發表自我檢討。

批鬥大會是如此老套且拘泥形式，很難讓人嚴肅看待，雖然全場在警衛的嚴厲瞪視下鴉雀無聲。我們彷彿一群提不起勁的學生，認為上課內容毫無意義可言，一點點風吹草動傳出，我們就一陣騷動。有好幾次，臺上進行自我檢討時，臺下聽眾忍不住放了響屁。諸如此類的小事便足以破壞會場肅穆的氣氛，讓警衛暴跳如雷。有時警衛會假裝沒聽到，有時又會堅持找到罪魁禍首。他們會高聲吼道：「誰放屁？放屁的人起立！」如果沒人承認，警衛就會命令我們坐在原地，直到揪出放屁的人為止。然後他會被叫到臺上，為剛剛放的屁向大家道歉。最後，這個人通常會被罰多做一個禮拜分量的勞動。

我們痛惡這些無端壓縮寶貴睡眠時間的大會，這些裝模作樣的騙局是不可能認真以待的，無奈營區幹部可不是這麼想。他們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我們：「光是勞動不足以根除你們腦中腐敗的思想毒瘤，你們需要自制。」他們指的是思想控制，堅稱這是我們的責任之一。因此，我們一滿十五歲就會收到三本筆記本，用以追蹤思想改造的過程：「勞動黨政治學筆記」，「金日成與金正日革命史筆記」，以及「生活評活筆記」。每次批鬥大會我們都得攜帶這三本筆記，方便記錄當天學到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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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強化精神啟發與再教育，我們每週還要上另外兩堂課，學唱革命歌曲，並加深對金日成生平及思想的認識。課程（通稱「教導」）主要就是聽警衛大聲唸出《勞動新聞》的幾篇文章。配給辦公室每週會收到三份《勞動新聞》。我們不能自行看報，這是保衛部人員才有的權利。讓我們這群惡棍直接閱讀未經篩選的報導，是非常危險的事，更何況就算是篩選過的文章，也須由保衛部人員向我們闡明。我們腦中充滿意識型態毒瘤，很可能會曲解了文章的本意。說「闡明」實在是太給保衛部人員面子了，他們不過是用偉大領袖最無聊的陳腔濫調再三給我們洗腦。「我唸這篇文章給你們聽，是要讓你們知道，美國人和他們在首爾的傀儡再度威脅對我們動武。美帝征服的野心對和平造成威脅，唯有武裝強化意識型態，才能抵抗。」

我不知道這些警衛相不相信他們自己說的話，但聽到可能會爆發戰爭，有些人便開始神經緊張。有人一再告訴我們，若「美帝和他們的走狗」入侵北韓，耀德的警衛會在敵軍抵達之前將我們誅殺殆盡。我對活著走出耀德還抱著希望，怎能在開心目睹警衛倉皇逃命之前，就被他們槍斃呢？這類威脅令我寒毛直豎，不過資深囚犯對這種言論幾乎毫無反應，他們的座右銘是該來的遲早會來，所以無論營外發生什麼，都不關他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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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保衛部人員會藉著意識型態再教育的名義，命令我們反覆唱頌〈金日成將軍之歌〉，考驗我們對金日成的赤誠與忠心。有一句是這麼唱的，「朝鮮處處降臨著春光」。「pang-pang kok-kok」的意思是「到處沒有例外」。我記得有位上了年紀的旅日歸國僑民，說韓文總是帶著濃重口音，有次唱到「處處」時，他不小心唱成「yogi chogi」，這四個音節意思是「不規則地散落各處」，通常給人髒汙和垃圾的負面聯想。一聽到這個錯誤發音，其他人不禁捧腹大笑，有些人甚至狂笑到淚流不止。他因此被貼上「意識型態反動分子」的標籤，不僅慘遭批鬥，還差點被關進禁閉室。

每年元旦，保衛部人員會廣播金日成長篇大論的新年演說。在為期兩天的荒謬背誦活動當中，這篇演說是一切的焦點。這還算幸運的。一月的室外氣溫往往低於攝氏零下十七度，我們因參加活動窩在溫暖的屋子裡，不必到戶外受凍。第一天，我們將金日成的演說抄在筆記本上，謄寫時警衛會來回巡視，確保我們沒有偷懶。第二天，我們得努力將演說牢記在心。對我們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偷打盹而不被抓到。警衛不過期待我們學習金日成的思想，記下幾句他說過的名言罷了。為確保我們不摸魚打混，他們會挑一些犯人上臺背誦幾句，驗收學習成果。背誦大賽前三名可以得到豐碩的獎品。以我們的生活條件來看，每樣都是大獎。冠軍的獎品是外套一件，亞軍是襪子一雙，季軍是手套一副。小孩的背誦大賽在課堂上舉行，第一名可從例行勞動中短暫抽身。

這些演說的內容已模糊不清，但我記得開場白總是在細數前一年農業、工業、軍備等方面的成就，結尾則是羅列一連串的「未來目標」。中間會提到旅居日本的朝鮮人，稱他們在洞燭先機的韓德銖帶領下，在敵境的心臟勇敢奮戰。此外，演說也免不了提到南朝鮮同胞，稱他們被迫與摯愛的祖國分離，在美帝走狗的壓榨下受苦受難。

許多其他領導人的生日非同小可，成為官方藉機宣揚教化或暫停日常公務的假日。在這些特殊的日子，國家會分送糖果給全國小孩，有時就連營裡的孩子也有分。我還記得一九八二年金日成的七十大壽，我一拿到糖果，立刻跑回家跟祖母獻寶。此時的她對勞動黨早已死心，「哼，是啊，我們把一切都給了他們，但看看我們得到的回報，竟是被關在集中營多年，外加幾顆廉價的糖果。果真是值得慶祝的大事啊，孩子！確實要好好感謝金日成哪！」總之，我還是把禮物吃了，這糖果是我這麼久以來吃過最美味的東西。

其他壽誕或紀念日就沒這麼慎重其事，因此禮物也較陽春，但只要有東西大家還是非常感激。每年元旦、金正日生日（二月十六日）、朝鮮建國日（九月九日）和勞動黨黨慶（十月十日），營裡會集合所有囚犯，觀賞教化性電視節目或革命影片。當天大家可以提早收工看片子，可是有時候我們因為工作太累，沒多久就睡著了。

我記得有部講述金日成生平的電影，片中的男主角長得幾乎和金日成本人一模一樣。電影裡，他帶領部隊跋涉冰天雪地的滿洲平原。金日成游擊隊抵抗日軍與吃盡日本人苦頭的際遇，理應激勵我們同仇敵愾的心，結果卻剛好相反。我們在耀德的日子，辛苦程度不輸雪地跋涉的金日成游擊隊，影片完全呼應了我們的生活現況。畫面出現的地牢、暴行、殘苦的警衛，以及微乎其微的配糧，完全無法觸動我們。我們每天面對的就是這種生活，只不過讓我們淪落悲慘際遇的並非敵人，而是我們的國人同胞！

我記得另一部電影，主角是一個登記參加日本預備部隊的男子，名字叫「加平（音譯）」。包括耀德在內，這部片每個北韓小孩至少看過十次以上，片中臺詞都能倒背如流。影片中，加平替日本人工作是迫於生活必須，同時也是因為缺乏政治意識。然後他遇到了金日成，大受啟發，搖身變成真正的愛國者。接著他唱了一首歌，哀嘆他受「法西斯分子」統治時所吞下的羞辱。在平壤，每次演到這個段落，電影院的小孩都會跟著影片哼唱。在耀德，我們也會跟著影片哼唱，只不過唱到副歌的時候，我們將「可憐的加平」換成自己的名字。

這些文宣荒謬可笑，加上教導方式粗糙落伍，讓我們打從心底抗拒。耀德的學校和北韓所有學校一樣，會空出一個房間，做為學習金日成革命事蹟之用。房裡有一面牆懸掛巨幅金日成肖像，而金日成各階段的照片也貼滿整間房，細數他英勇的一生。進這間房的時候一定不能赤腳，得穿上襪子，而且還不是隨便的襪子。遇到這個場合，我們得穿上金日成壽誕那天國家發送的襪子——專門為參觀一些聖地而存在的襪子。平時我們只能用破布包覆雙腳，碰到寒冬，腳受凍，碰到下雨，腳泡水。穿金日成紀念襪去勞動無異是對偉大領袖的褻瀆，勞動黨行為準則規定，無論我們平日多麼需要這雙襪子保暧，唯有參觀金日成紀念廳時才能拿出來穿。

有天到了學校，我猛然想起野豬當天要帶我們參觀金日成紀念廳，而我腳上卻穿著平時的襪子，到處是破洞，要不是祖母替我縫補十多次，襪子可能早就支離破碎。野豬叫「意外」穿錯襪子的人把手舉起來，當時我緊張得半死，一幸好我不並不孤單，班上三分之二的同學都舉了手。老師這下氣炸了。他命令我們這些豬腦袋出列站成一排，然後火冒三丈地全力猛踹我們，他腳穿帆布軍靴，使勁地朝我們身上飛踢。體罰時，我們通常會誇大痛苦的表情以博取同情，但這次我們完全沒有誇大的空間了。每一聲哀號都貨真價實。我腹部被踹到的那一下力道之大，痛得我當場暈厥過去，半小時之後才醒來。

孩子只要在營裡待上兩三年，便會徹頭徹尾變了一個人。集中營成立的初衷是改造我們成為「偉大領袖」及其政權堅定不移的支持者。倒頭來，我們學會反叛，忍不住對任何沾染權威氣息的東西冷嘲熱諷。一旦下放勞改，不出一兩年，營囚對勞動黨的敬意就會蕩然無存。我們的不屑一顧就像壞疽，剛開始僅針對警衛，然後緩慢冷酷地向上蔓延，最後就連偉大領袖也成了輕蔑的對象。

集中營也從心理上改變了我。小時候，我個性外向活潑，永遠靜不下來。而今認識我的人，覺得我有所保留，冷淡而疏遠。在集中營，我學會封閉自己的心靈，努力讓自己波瀾不興。在那裡，我認識了受苦、挨餓、暴力、謀殺。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非常不能諒解祖父，直到一九八三年才明白害我吃苦受難的不是祖父，而是金日成及其政權。他們才是集中營的推手，是把無辜百姓推向痛苦深淵的元凶。小時候，我視金日成為神。在營裡待了幾年後，我的迷思不藥而癒。我和營裡其他囚犯彷彿走失的羊隻，而剝削至死就是勞動黨把我們引回正途的方式。勞動黨總是讚揚北韓是人類妁天堂角落，這樣的政治宣傳令我反感至極。

第十三章 公開處決與死後投石

成年之後（耀德的標準是十五歲），依規定必須參加一些活動，儘管我寧願缺席。在耀德，我們能做的選擇少之又少，愈是醜陋恐怖，愈是不得拒絕。耀德的公開處決行之有年，過去我因未成年，故不能看。兩位好奇心旺盛的朋友曾偷窺執法過程，回來後形容給我聽。聽完他們的敘述，我整個人彷彿被掏空般，而且噁心反感——每次父親與四叔從公開處決的場合回到家後，就是這副模樣。他們會不吃晚飯，呆坐著，閉口不談所看到的一切。若我進一步詢問，他們只會搖搖頭說「耀德不是人住的地方。」

我目睹的第一個公開處決，罪犯是一名脫逃不成的營囚。為了要我們出席行刑，當天下午營方命令大家提早下工。當時下著雨，天色灰暗——記憶中行刑日好像都是如此。公開處決的地點在「立石」，位於河彎處，景致優美，每逢大雨就會淹成一座孤島。立石在韓文有「高聳的巨石」之意，貼切地形容了那塊位於河岸的巨大石塊。

那兒放了三張長桌？分別供營長、村長、軍隊警衛使用。在場的村民則坐在桌前的地上。遠處有輛卡車停在樹下，據說死刑犯就在裡面。我心裡七上八下。老鳥們坐在地上聊天，其中有幾個揣測死刑犯的身分，但多數人談論處決以外的事，另外還有許多營囚四處採摘草藥。見過幾次公開處決後，大家對此已習以為常。

終於，營長起身宣讀死刑犯的罪狀：「勞動黨有意原諒這名罪犯，給他機會到耀德改過自新，但他選擇背叛黨的信任。為此，死刑是他罪有應得。」話講完，眾人靜默，我們依稀可聽到死刑犯在卡車裡破口大罵：「混帳東西！我是無辜的！」叫罵聲突然打住，恢復一片寂靜。兩名保衛部人員押著犯人走下卡車，一人各攙著他一隻手臂。這個人想必很久沒有進食了，痩骨如柴，彷彿被兩名警衛架在半空中漂浮。當他經過在場營囚面前，有些人閉上眼睛，有些人低頭以示禮貌，還有些人——特別是年輕人，睜大雙眼，瞪著這副不成人形的軀體，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位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可憐生物已不屬於人類。披頭散髮、滿身的瘀青與乾涸血塊、雙眼暴凸，一不小心會誤把他當成未經馴化的野獸。然後我注意到他的嘴巴塞滿石頭，原來他們是用這方法讓他閉嘴的。警衛現在正用三條繩子將他固定在柱子上，分別綁在眼睛、胸膛、腰部三處。他們退開後，指揮官旋即走到行刑隊旁邊。「瞄準祖國的叛徒……開槍！」按照慣例，行刑隊會從一點五公尺外對囚犯開三槍。第一槍打穿綁在眼睛處的繩子，死刑犯瞬間斃命，腦袋瓜往前垂下。第二槍打穿胸膛的繩子，死囚身體再往前傾。第三槍打穿纏繞腰部的繩子，屍體順勢掉進面前的洞，這就是他的墳墓。多省事的下葬方式。

不幸的是，這並非我在耀德所見最怵目驚心的公開處決。一九八六年秋天，不知是填塞不足，還是他成功吐出石頭，有一名死刑犯開始高聲強調自己的清白，放聲大罵金日成是「小狗」——在韓國，罵人小狗是再糟糕不過的髒話。為了讓他閉嘴，其中一名警衛抓了塊大石頭往那男子嘴裡塞，敲斷他的牙，讓他血流滿面。

一九八五年十月，有兩名營囚遭絞刑而死，受害者來自菁英軍事單位，成功逃出北韓國界。他們訓練有素，而且很熟悉耀德一帶的地形。遭中國公安逮捕遣返北韓之前，其中一人甚至已逃到中國丹東，靠近鴨綠江口的地方。兩人脫逃後，北韓當局展開全面搜索，連營裡也不放過。耀德動員全體囚犯整整兩週，每天下午，我們都得投入營區搜捕行動。我們為連日來的午後休工，由衷地感激這兩名逃犯。他們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他們的成功逃脫，讓不可能成為可能。所有人的心都向著他們，希望他們能夠把耀德的惡行告訴全世界。可惜天不從人願。

某天早晨，我們被召集到「立石」，這才知道他們倆已落網。更令我們意外的是平常立著行刑柱的地方，竟換上一座絞刑臺。兩名英雄頭戴白色頭罩，由警衛領到絞刑臺上，以絞索套住脖子。第一名逃犯簡直就是一副骷髏，至於逃到中國丹東的那位，似乎還保有多餘精力。但他反而死得比較快。另一位則拚死掙扎，垂在半空中像隻困獸瘋狂扭動。那真是很可怕的景象。眼見尿液緩緩從他們的褲子裡流出，我心裡有種奇怪的感覺，彷彿正被一個天地翻轉的世界吞噬。

當兩人終於嚥氣，旁觀的二、三千人接獲指令，每個人都得撿一塊石頭往屍體砸去，邊砸還要邊喊：「打倒人民的叛徒！」我們聽命行事，卻藏不住眉宇間的不認同。多數人選擇閉上眼或低頭，避看形容不堪的屍體湧滲黑血。一些新入營的囚犯——多半是最近從日本回國的同胞，對此極為反感，說什麼也無法朝屍體丟擲石塊。另外有些營囚視之為出頭、受長官器重的絕佳機會，選了特大塊的石頭，用力砸向屍首。死囚的臉被砸得血肉模糊，身上的衣服已淪為血淋淋的碎布。輪到我時，絞刑臺底下石頭堆積如山。當晚，屍體就掛在絞刑架上，由警衛看守，確保沒有人能幫他們收屍。隔天早上，站崗警衛為保暖而生的火還冒著餘煙，幾隻烏鴉盤旋在了無生氣的屍體上方。這晝面糟透了。極度病態。

是誰決定以絞刑架取代行刑隊？狡刑犯垂死前的痛苦顯得無比冗長，向屍體丟擲石頭更是野蠻人才會做的事。然而，絞刑所引發的恐懼絕非沒有目的性。當局就是要我們一想到逃跑就不寒而慄，同時對曾經短暫逃脫其魔掌的兩名逃犯施加報復。搜捕行動還在進行的時候，當局祭出獎賞，給第一個抓到通緝犯的人。同時派出搜捕人員，命令他們不准空手而歸。警衛身心倶疲，一待犯人落網便迫不及待要讓他們賠罪。

在耀德，我共目睹十五次公開處決。除了一位是因偷竊約三百公斤的玉米，其他都是逃跑失敗的囚犯。不管看幾遍，我就是無法習慣行刑的場面，無法在等待時若無其事地採藥草。我不怪其他營囚冷血無情地做自己的事，挨餓的人自顧不暇。有時候，他們連自己的家人都無力去管。饑餓會粉碎一個人想幫助同胞的意志，我曾看見有些父親偷吃自己孩子的午餐盒。大啃玉米的當下，他們受制於一股強大的慾望：平撫那難以忍受的生理需求，哪怕只是一下下也好。

跟動物一樣屈服於饑餓：這是教授、工人、農夫都會做出的事。我親眼見證這些區別的微不足道，也見證饑餓如何徹底瓦解一個人的理智。就要餓死的人會毫不遲疑地抓起老鼠往嘴裡塞。一旦他稍稍恢力氣，自尊也會跟著抬頭，心想身為一個人類，我怎能墮落至此？這種高貴情操無法持久。饑餓終究會回來啃嚼你——逼得你再次設下老鼠陷阱。就連祖母為糙皮症所苦時，我非得啃掉幾隻兔子頭，才有餘力想到為她帶上幾碗湯。無論我為她帶回什麼剩食，祖母總是狼吞虎嚥，把所有碎肉啃得一乾二淨，直到吃飽後才會關心我吃過了沒。祖母病癒後重拾過去的自己，在為家人準備餐點時，自制地壓抑「餓魔」。

因為戰勝死亡，我和家人有了新的勇氣共同對抗糧食不足，以及多餘的猜忌與憤恨。但在耀德，憐憫與同情鮮少超出家人的圈子。在耀德，到處是凶狠的警衛，以及等著打小報告的密告者。當我的勞動組獲命掩埋一位人人恨之入骨的密告者，我們全都低聲暗罵。擡那個混帳東西？門兒都沒有——對我們來說，他大可躺在原地腐爛發臭。無奈警衛拿懲罰當作脅迫，我們只好扛著他的屍體上山。我們愈走愈不高輿，心想這樣的爛人何需費力下葬。為了速戰速決，我們挖一個特小號的洞，先是拗折屍體，然後再用腳死命地把他踩進去。五個開心的孩子，將一具屍體踢進他的墳塚——這一幕，旁入看了會做何感想。他生前的所作所為跟一隻狗無異，死後理當落得跟禽獸一樣下場。可是我們這麼做不也是禽獸嗎？我們怎麼會變成這樣？

同理心淪喪導致許多更惡劣的行為。我看過全身虛弱不堪、病痛纏身的父親，好不容易從集中營獲釋，卻被他們的孩子拒於門外，因為他們是只剩一張嘴的廢物。這些被拋棄的父親只能在路邊等死，死亡是他們的唯一出路，是家人清洗汙名，重新回歸正常生活的希望。制度的設計似乎旨在消滅人性寬厚的最後痕跡。

關於那些極度冷血的警衛和密告者，我以為我永遠放不下對他們的憎恨，揮不去想要報復他們的慾望。誰知道，當我終於離開耀德，竟只想著把回憶當髒衣服丟掉。不過這是我的狀況，也有人的憤怒不曾減弱，就像金成治（音譯）。復仇的慾望支撐他度過監禁期。以前，他曾是勞動黨在日本分支的核心幹部。外表高大英俊，他有冷面笑匠的幽默感與強烈的異性吸引力，多年來緋聞不斷。一九七四年，五十五歲的他被送進耀德，在營裡撐了十五年之久。以一個沒有家庭做後盾的人來說，這是絕無僅有的紀錄。他一向謹慎低調，處處留意不給別人添麻煩，而且堅守不假外求的原則。金成治絕不被饑餓感駕馭，我從來沒見過他狼吞虎嚥的吃相。我離開時他還在耀德，不久後，我聽說他也被釋放了。重返外面的世界，他發現妻子早已離婚並再婚，子女則視他為人民的敵人，鄙視他的存在。這一切又加倍了他的復仇之火。在耀德，大家稱他作「基督山伯爵」，如今他將證明自己絕對不辱封號。據說，他找到當初逮捕他的保衛部人員，先把他們殺了，然後自盡。

一九八五年底，我們家出現一個極為迫切的新危機。懂化學的四叔在酒廠工作期間給家裡帶來莫大好處，現在竟遭無預警革職。難道有人在報復他？還是想藉此提醒，他始終只是個一無是處的囚犯？無論原因為何，有一天他突然被轉往營內的苦役區。耀德眾多懲罰之中，苦役大概是最可怕的一種，倖存者屈指可數。苦役勞動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囚犯早點向閻王報到。在嚴密的武裝監視下，四叔被逼著日夜工作不得休息。苦役區位在集中營遙遠的一角，遠到四叔晚上也沒時間回營舍休息，只能就地睡個三、四小時。聽說在這種情況下，苟活三個月已是極限。四叔撐了整整四十五天，直到營裡某位保衛部人員出面替他說項——四叔口風很緊，對這名保衛部人員走私酒品的行徑未曾洩露隻字片語——四叔才逃過一劫。

第十四章 耀德之戀

耀德禁止囚犯有性關係。情侶遭人舉發，男性會被關進禁閉室。警衛仗其權威非禮女受刑人，也要比照辦理。若活著走出禁閉室，該名男子將移監其他集中營。女性不用受禁閉室的折磨。她們的懲罰是接受公眾羞辱，被迫站在全村村民面前重述親熱的過程。警衛總是嫌她們的故事不夠生動，令人失望，然後命令她們仔細描述自己如何撫摸另一半，男方又做何回應。警衛想知道，他們的雙手與舌頭到底做了什麼，以及他們纏綿的姿勢。人群裡總會傳出小朋友神經兮兮的笑聲。這就是我們的性教育，內含高劑量的窺視癖好。我們的心情五味雜陳，既熱烈又羞赧。警衛狂喜的臉孔滿載愉悅與恫嚇，女人的表情既陶醉又感到丟臉，圍觀群眾則暗自竊喜：三者形成一幅相當謊異的畫面。

曾任集中營警衛、後來逃往南韓的安明哲{24}透露，他在營中曾目睹警衛以野蠻刑罰，對付與人發生性行為的女子。有一位懷孕的女子被綁在樹幹上遭人鞭打，有一位胸部被切除，甚至有位女子被圓鍬柄性侵至死。我本人只見過女子公開認罪。

在耀德性關係被禁止，是怕囚犯孕育出新一代的反革命分子。北韓政府篤信優生學，血統或背景不良者應該從世上消失，最起碼也該杜絕其繁衍。有一次，我看見一名保衛部人員逼迫孕婦脫掉衣服，當眾露出便便大腹，然後開始對她辱罵動粗。

「妳這個反革命分子，膽敢生小孩？」警衛一邊揮拳不忘痛斥。「妳這個賣國賊家庭生的。我連提都覺得汗顏！」

不幸被發現懷孕的女子通常會被迫墮胎，負責操刀的是一位當過醫生的受刑人。墮胎得在無麻醉、缺乏適當手術器材的情況下進行，想到就令人冒冷汗。即便少數女子成功避人耳目，十個月後順利生產，最終下場也跟墮胎沒兩樣。嬰兒一出生馬上就會被警衛擄走，從此音訊全無。耀德有兩位媽媽成功保護孩子躱過死劫。其中一位媽媽很後期才被發現懷孕，產後始終拒絕交出新生兒。在眾人圍觀下，她告訴警衛，如果他們想殺了她，悉聽尊便，但她絕不會交出自己的孩子。她說他們無權奪走一個無辜孩子的性命。

這位女子哭喊道：「你們這樣違背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我們偉大的領袖若是知情，他一定會非常地不高興。」她還說，她打算與孩子的父親結婚，不會讓孩子成為私生子。出乎我們意料之外，警衛竟躊躇不決，最後就這麼放過了她和孩子。

我記得這名女子，因為她是我一位朋友的姊姊。她的父親是駐日勞動黨幹部，也是金日成忠心的追隨者，曾因在京都市政廳大門前懸掛朝鮮國旗被捕。搬回北韓後，他拒收朋友從資本主義日本寄來的禮物。這樣一個留著共產黨血液的人，竟也難逃被捕的命運，被當作密探連同親屬一起下放勞改。

他的女兒體格健壯過人：我曾看她在田裡工作，比許多男人都還有力。但愛情毫無道理可言，她竟與營裡一位警衛墜入愛河。她的孕事被人發現後，那名警衛坦承犯錯被關進禁閉室，靠著愛人偷塞給他的野鼠與青蛙，勉強熬過折磨。他重見天日時形容枯槁，一百七十八公分的身軀四十公斤不到。他連站都站不穩，只能躺在擔架上被人擡出。女子不僅幫助他恢復元氣，同時還不可思議地一邊撫養小嬰孩，一邊照常工作。這孩子確實也安然長大了。我後來得知，一八九年這對情侶獲釋且結為連理。耀德的戀情不是悲劇收場，就是曇花一現，長期營養不良會改變一個人的慾望。

儘管阻礙重重，但愛苗不滅，甚至還造就了幾名英雄。有位男子在一九八六年被遣送至耀德，時年三十。他長相英俊且身形魁梧。據營內傳言，他至少與二十八個女人有過親密關係。他花名在外亦無損行情，或許身價還因此水漲船高。然而，享樂是得付出代價的——風流情史讓他三進三出禁閉室，每次長達三個月。從沒有營囚熬過這麼多次的禁閉懲罰，而且他每一次都安然無恙地離開，甚至毋須他人攙扶，彷彿這是小事一樁。我們封他為「鋼鐵人」。韌性與誘人的魅力，使他成為耀德最出名也最令人佩服的受刑犯，就連警衛都甘拜下風，對待他與別人不同。

我不曉得他是否還健在。如果是的話，我相信他還在第十五號營，因為每進出一次禁閉室，就延長五年刑期。

第十五章 山中逗留

我在耀德的最後兩年不像前八年那麼辛苦。一九八五到一九八七年期間，我很幸運被轉調到營區的偏遠地帶，負責較不吃力的勞動。在那裡，我比較有時間獨處，讓自己擺脫弔詭又殘酷的例行公事。弔詭在於警衛的蠻不在乎，在於他們變得興趣缺缺，最終無心看管我們的工作表現，以及我們習慣用黑色幽默面對悲慘命運的憤世忌俗。殘酷在於懲罰和意外事故。不過生活偶有奇遇，有些甚至樂趣十足，我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好玩。

五月的某天，我們參加名為「支持偉大領袖，為黨多掙些銀子」的活動，十幾個年輕人上山採摘野蔘，意外撞見一隻熊。有個朋友到一旁解放時，看到黑色、會移動的龐然大物，為了說服自己安全無虞，他撿起一塊石頭丟過去。那隻熊發出怒吼，開始追著我們跑。我從來沒想過這樣的巨型動物能夠跑得這麼快！所幸牠很快便失去興致。我們又再跑遠些，然後停在一塊田中間。氣喘吁吁的我們，突然發現四周長滿了野蔘。那隻熊竟成了我們的嚮導！

托某些善心警衛的照顧，我和另外兩位營囚幸運獲選為牧羊人。這項任務不如大家想像中容易，得負責照顧幾百隻羊，而當局總是再三盤點羊隻數目。不過這份工作比較自由，而且還有羊奶可喝，對我的日常飮食不無小補。如果我的陷阱告捷，偶爾還會捉到一些嚼齒動物或蛇。一九八六年四月到八月，我得到一份更好的差事，擔任助理養蜂人。警衛的信任給我帶來不少好處，他們常背著上司偷採蜂蜜。

熟悉山上的一切以後，警衛往往命令我協助掩埋屍體。在我記憶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金秀羅（音譯）。這個年輕女孩死於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六日，那天正好是金正日的生日。她是家裡五個小孩中唯一的女孩，長得很漂亮，但長期為肺結核及營養不良所苦。為了參加敬愛領袖的慶生活動，她用僅存的精力盛裝打扮。這個年度慶典通常也是當局宣布釋囚名單的時候。她希望她家能雀屏中選，卻在抵達典禮現場時倒地不起，再沒醒過來。我們都很愛她，認為她應該有尊嚴地下葬。為此，我們拿鄰近鋸木廠的廢棄木板，拼湊出一具棺木。當我們扛著她的棺木上山時，還能從木頭縫隙看到她的遺體。到了埋葬地點，從地面往下約六十公分的土都結凍了，因此在開挖墓地之前，還得先升火給土壤解凍。隔年春天，地基稍稍移位，她的遺體開始暴露在表土之外。我重新覆蓋墓地，好讓女孩依然能有個像樣的安息之所。

一個人在山上能脫離警衛的魔掌：諸如毆打、強迫勞動，以及種種做牛做馬的苦工。在官方認可的處罰方式中，並沒有毒打這一項，但它卻是營裡最常見的處罰方式。無論大人或小孩，都可以因為任何雞毛蒜皮的小事而遭毒打。例如，南韓政府使用氣球向北韓撒傳單，營囚發現這類傳單應交給警衛，否則也不該讀而是直接撕掉。不過傳單能充當衛生紙使用（雖然既粗又厚）。有一天，一名剛來不久、還不瞭解狀況的囚犯發現一張揉成一團的傳單，趕緊交給警衛。警衛起先很得意，但在打開那張紙的瞬間表情大變。原來那張傳單已被人用過。那名倒楣囚犯被怒不可遏的警衛痛打一頓，幾天無法走路。

好運氣讓我一再躱過這種毒打，而且避開營裡最危險的工作。並非所有孩子都那麼幸運。

一九八六年春天，三名同學被送到金礦坑工作，負責安裝和引爆炸藥。他們必須先點燃引信，然後再跑去找掩護。他們那天一定是累壞了，人還沒跑遠炸藥就引爆了。他們之中有兩人遇難，另一個跑到隧道轉彎處，在部分掩護下，半邊臉部遭炸毀。可憐的孩子！警衛對於如何分派小孩的工作絲毫無顧慮。事實上，他們也比較喜歡讓小孩做這份差事，因為他們體型嬌小且手腳敏捷。在耀德，礦坑意外是繼營養不良之後的第二大死因，造成的死亡人數比倒下的大樹還多。此外，崩塌及工具使用不當亦導致數不清的傷亡。

像我這種細皮嫩肉的都市小孩，能活著離開算非常走運。然而，我能保住小命，都要感謝嚴酷的生活條件和永無止盡的勞動工作，因為這使我沒有多餘時間去哀嘆自己的處境。我的每分每秒都被占據。在殘酷無情的威脅下，有許多教訓要學習，許多樹要砍，許多袋黃金礦砂要扛，許多兔子要照料，以及許多玉米田要收割。努力求生存和遵守命令是我生活的全部。幸好我能將自己的處境看作命運。我若看清自己身處地獄，肯定只會讓自己陷入更悲慘的絕境。沒有什麼比胡思亂想更能加深一個人的憂鬱。

可我並非總是能夠擊退不幸的感覺。例如，我曾夢見自己或別的囚犯被倒下的大樹壓死，或像那些不幸遭絞刑的囚犯被人擲石鞭屍。夜晚，我力圖從記憶中抹除的景象又重回腦海：痛苦的呼喊、扭曲變形的臉、被打斷的肢體。當我閉上雙眼，每一扇抵擋恐懼和記憶的門全都打開了。平壤偶爾在夢裡出現，那給我帶來一種莫名無用的痛苦；有時候，我在想究竟集中營和平壤，哪個才是夢。我有點像莊子，夢醒時自問：「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死亡不僅在夜夢中糾纏我，有時也現身白晝，攪亂我求生存的強烈慾望。和周遭地獄般的惡劣環境相比，死亡似乎更可親；但只要一想到要被冰冷潮濕的泥土吞噬，我又有了活下去的動力。

多年過去，另一種感覺開始攪擾我的日常生活：不公平的感覺。每當我想到所受教育與真實生活之間的差異，不公平的感覺就愈衣愈強烈。我和祖母一樣，對事情的看法轉變甚大——我們先是詫異，後來覺得一切太不公平，這感受最終轉化為反感和沉默控訴。一直以來，我們被教導不論思考或說話，都得符合偉大領袖不容反對的至理名言，警衛的所作所為卻一再違背這些原則。我幾乎能背出整篇《給鍾愛朝鮮兒童的一封信》，這是金日成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為慶祝兒童節所寫的文章。「兒童就是國家和未來的寶藏……」然而我卻要為祖父所犯的罪行付出代價。我不再是金日成眼裡的寶貝。我是一名囚犯：骯髒、衣著襤褸、饑餓、筋疲力竭。金日成的嘉言美句遭人侮辱，卻沒有任何人因此受罰。

為什麼我們得與世隔絕？假如我們毫無機會重新融入一般北韓生活的世界，為什麼要將我們貼上「猶可救贖」的標籤？所有嘗試與外界溝通的行為，都將受到嚴懲。某個囚犯有一些生活寬裕的親人住在日本，他賄賂一名警衛與親戚取得聯繋，當營內高層發現有此一事，該警衛也成了階下囚。就連我們盼望已久的獲釋，也是到最後一刻才得到通知。

第十六章 集中營十年：金日成，謝謝你！

結束惡夢的這天終於到來。最近，警衛對我們的態度與以往不同。不過，我們並未多做聯想，改變似有若無，而且用意無從得知。有些警衛，特別是協助我四叔逃離苦役區的那位，讓我們知道保持低調、加倍努力，對自己才最有利。不過這類叮嚀屢見不鮮，上頭經常為了激勵我們辛勤工作，用一些不實希望吊人胃口。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六日，村裡所有囚犯被召集到一處大會堂，齊唱頌歌慶祝金正日的生日。營裡的保衛部首長著全套軍服與會，發表演說盛讚我們敬愛的領袖仁慈寬厚。演講結束，囚犯在指揮下合唱著名的〈金日成將軍之歌〉：

長白山綿綿山嶺，沾滿血印。

鴨綠江曲曲蜿蜓，飄著血痕。

今日自由朝鮮光榮的花環上，

放射著燦爛的神聖光芒。

啊，那令人懷念的名字！我們的將軍！

啊，那光輝的名字！金日成將軍！

保衛部首長接著宣布我們當中有人獲得特赦。當官員準備宣讀名單時，群眾先是一陣騷動，而後鴉雀無聲。每年一月十六日都會公布特赦名單，出乎意料的是，這次我們家中獎了。聽到我們家被點名，一時間有點反應不過來。坐在我旁邊的四叔非常緊張，極力按捺內心的喜悅，不形於色。耀德有效地糾正了我們錯誤的意識型態，又是如此徹底地浸淫在金日成思想中，為離開此地感到開心可是不恰當的舉動。後續宣布的名字，我們已無心再聽下去；四叔靠過來，在我耳邊輕聲道：「我們還是可能出得去！我們還是可能出得去！」

我不敢想太多。這消息意義非凡又令人相當不安。我想跟祖母和父親討論這個消息，但那天他們生病，沒辦法參加慶生活動。營長隨後解釋，金日成主席和他的兒子——我們敬愛的領袖金正日，做此決定，是因上述犯人證明他們在思想上已有進步，因此給予他們在耀德之外報效祖國的機會。其餘犯人應謹記，這證明了我們的領袖對我們照顧有加。

簡短的評論之後，兩名犯人代表走上前，對眾人發表演說。第一位是即將獲釋的囚犯，第二位則要繼續留下。在極機密情況下，他們被祕密告知獲釋名單，以便準備講詞。即將離開耀德的那位代表先發表演說。他隱藏對黨殘存的任何不滿，一再誇讚我們的領袖英明有遠見，感謝黨的寬宏大量：「儘管我們曾犯罪，但在偉領袖金日成同志的恩賜下，我們將得到釋放。我們由衷地感謝黨，將竭盡所能不辜負黨的決定。我們還要感謝耀德營區的諸位領導，用最純正的愛國主義和革命精神，協助我們瞭解所犯過錯的嚴重性，對我們和我們的家庭進行再教育，並供養、照顧我們……」

接著由續留營囚的代表致詞。他在耀德已待了十年，也很希望能夠離開，但始終無法如願，而且沒有人能告訴他為什麼。然而他還是得準備一篇講詞，感謝黨和偉大領袖所做的英明決定，讓尚無法以一般百姓身分加入革命志業的囚犯繼續留在營裡。「黨給我們機會繼續改善自己。我謹代表留在這裡的每一個人感謝黨，並承諾從現在起我們會更努力，好讓我們有一天也能獲釋。」典禮在大家恭祝偉大領袖金日成健康長壽的頌讚聲中結束。四叔和我趕緊跑回營舍，家中兩個病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祖母似乎掉了幾滴眼淚，又或者是父親。美湖始終安靜，但整個人容光煥發。

第二天，獲釋的家庭被召集到村裡的保安辦公室，在那裡我們簽署了一份文件，承諾絕不透露有關耀德的任何訊息，或關押期間曾目睹的一切。我們瞭解，只要吐露關於耀德的隻字片語，就會得到「適當的懲罰」，好比遣返耀德或下放到更糟的地方。我們在文件上蓋指紋，並等候下一步指示。獲釋家庭約十戶，總的來看，這件事在耀德帶來的淚水和痛苦遠多於歡樂。有許多家庭跟我們同時來到集中營，甚至早在我們之前，但他們至今仍未獲釋。難道他們將死在這個受詛咒的地方？和那些人眼神交會時，我隱約有一種罪惡感。我不敢看他們，不敢面對那絕望中時而摻雜憎惡的表情。留下的囚犯中，有個女孩年紀比我大一些。我們曾經一起工作過幾次，因此成了朋友。當她聽說我要離開時，淚流不止，傷心我們就要分別，也哀悼自己的命運。我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她。我能說什麼？當抱持希望的唯一理由被無限期地一拖再拖，她還能期盼什麼？要和李思奉與他的日本趣事分離，也讓我感到非常難過。還有其他營囚給了我友誼和度過難關的勇氣。我和他們一起分享烤鼠肉，一起咒罵「野豬」；和他們一起安葬那位美麗的女孩，一起拿那個密告者的屍體出氣。我曾經在革命電影進入具教化意味的片段時，因為聽到一名犯人放屁忍不住笑了出來，也曾經頂著滂沱大雨在山裡發抖。過去十年所發生的點點滴滴從我心中掠過。我想我其實有點害怕離開那個地方，害怕再也看不到群山環繞。在內心深處，我已愛上它們。它們是我監獄的鐵欄、生活的框架。它們是我的苦難和人生，兩者牢牢地結合在一起。我最深刻的記億都和這個讓我受苦最多的地方有關。那是一種奇特、複雜的感覺，畢竟耀德依舊是泯滅人性的地獄。

我當然很高興獲釋，但離開這個待了這麼久的世界，讓我充滿焦慮。十年，占了生命的一大塊！我出去後會遇到什麼事？除了快樂，我也感到有些鬱悶。我曾在早先離開的犯人身上見過這種複雜情緖，我天真地認為自己會不一樣，這一定寫在我臉上，蓋過一切其他情緒。而今，輪到我重獲自由，我的思緒和情感卻和那些人一樣困惑。我是靠吃鼠肉和青蛙長大的，我心想這就是我的生活，而事實的確如此，我早已習慣過這樣的生活。對我而言，突然轉換到另一個世界的感覺很奇怪。大人的反應不一樣，因為他們有其他生活經驗可供參照。但他們也並未因而喜笑顏開。舉例來說，祖母就完全無法坦率面對。「喔，看樣子我是不會死在集中營裡，」她面無表情地說道：「所以我終究還能見見其他的孩子。」我當時並不瞭解她其實是多麼憤怒，對於在耀德浪費的十年生命，以及重拾圓滿生活的渺茫希望，她和父親與四叔都滿心憤恨。

我會想念這裡的景致、村民、友誼，以及共度的時光。但在十五號集中營日復一日求生存的掙扎，激不起任何懷舊情感。我在這裡沒有學到太多。有些在蘇聯古拉格待過的人，把集中營說成是他們的大學，但那不是我的大學。我在耀德學到的唯一教訓是，人有作惡的無限潛能。除此之外，集中營裡不存在社會身分的分野。我曾相信人跟其他動物不一樣，但耀德讓我發現事實不然。在營中，人跟野獸沒有兩樣，除了非常饑餓的人會去偷自己小孩的食物，而動物或許不會。我看過許多人死在集中營，他們死後看起來跟動物差不多。

在離營之前，我們把工具當作臨別贈禮送給朋友和鄰居。這些生鏽變形的器具是少數我們可擁有的私人物品。

解放日終於來到。那是一九八七年二月底的事。幾名營囚陪在我們身旁，直到必須揮手道別為止。那是非常悲傷的一幕。我們曉得我們很可能再也見不到他們，但仍試著安慰，說他們有朝一日也會獲釋，所以務必保重。儘管希望渺茫，而且這番忠告很可笑，他們還是同意地點點頭。我們搭上和十年前來集中營一樣的卡車離開。車子發動時，我回想起我們離開平壤時的情景，想起母親臉上掛著兩行淚，漸漸消失在遠處。這影像給我出乎意料的衝撃——因為我幾乎已忘了母親的存在。關於她的記憶已變得斑駿而遙遠，感覺好不真實。現在，隨著卡車搖晃起動，她的樣子又閃過我腦海。一瞬間，我發現離開集中營使一家團圓成為可能，從現在起，我又可以想她了。我將不再為思念母親感到痛苦，或自覺愚蠢。這回憶以及它可能代表的意義，占據了我的心。

開了約四十公里後，卡車進到一個村子。在獲得固定住所以前，我們將暫時住在這裡。在北韓，每個「道」底下包含了幾個「郡」，一個「郡」又分成許多「區」（或里、邑）。從現在起，我們不能離開所在區，這個區歸耀德郡管轄。所有剛獲釋的犯人都受這項限制。我們頭一晚是在一間破爛的小旅館度過。在那裡我夢見自己還在營裡，一覺醒來，我還是覺得自己在營裡，直到瞥見白色地板才想起我人在「外頭」。在集中營，我們每天早晨五點會被鈴聲叫醒。這裡沒有鈴聲。我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又過了好一陣子，才全然接受自己已來到一個不一樣的世界。這裡四面都是田野。我們首先被派到郡內某農業區，在集體農場生活、工作了一段時間。如今我們恢復自由身，吃得比過去豐盛很多，三餐常有米飯、豆腐和銀鳕。這是一九八七年的事，饑荒尚未在北韓生根蔓延。

我們在農場工作沒多久，四叔便獲准前往平城。在平城，他可以發揮其生物化學專長。我們其他人則繼續留在耀德郡工作，直到四月才離開。

北韓每個區都是由兩個委員會管理：一個是行政委員會，一個是黨委員會。當我們重返平民生活，保衛部便把我們交給由前者掌控的「工作部門」，由他們分派我們到集體農場工作。當然，我們被貼上獲釋犯人的標籤。在北韓，身分證都會注明公民最近的職業，我的載明我曾在二九一五部隊工作。這對一般民眾意義不大，不過保衛部人員一看就知道眼前的人曾是政治犯。在住家附近和工作場所，我們時刻受到保衛部人員和密告者監視。營外的密告者普遍程度可不輸營內。當然，北韓每一個人都受到監視，身為獲釋犯人，我們受到的監視更密集與頻繁。怪的是，他們根本毋須監視我，因為我的腦子裡就住著一名警察。集中營把我訓練得很好，導致每次遇見保衛部人員，我就會不由自主地對他們九十度鞠躬。這常逗得我那些新朋友哈哈大笑，也因為這樣，我才慢慢改掉這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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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和我不想待在鄉下，但公民想離開所屬郡治，必須得到他的工作大隊、警察，以及地方保安辦公室的批准。獲釋犯人還需額外取得保衛部的批准。幸運的是，我們有許多親戚躲過下放勞改的命運，其中很多人都樂意伸出援手，尤其是父親的兩個妹妹和我二叔。身為政治犯的親戚，他們許久以前就被趕出平壤，散居到其他小城鎮和村莊。（我的一位姑姑後來搬到長津。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麥克阿瑟率美軍撤退時在這個山中村落慘敗。）

不過，我的親戚們和北韓其他民眾享有相同程度的自由。透過賄賂，二叔得以將父親這邊的親戚全聚到茂山郡。就在那裡，他遇到我們過去在耀德的一位鄰居，獲悉我們獲釋的消息。

二叔迅速安排全家人搭長途火車，風塵僕僕來到我們所在的耀德郡。那次團聚非常感人。起先，二叔、三叔認不出我和美湖，但一陣沉默之後，我們互相投入彼此的懷抱。他們一直沒有我們的消息，已做了最壞打算。歡笑與淚水交織著那個夜晚。

親戚來訪前，我們穿的是離開集中營時保衛部人員配給我們的衣服。獲釋犯人拿到的衣服都一樣，雖比集中營的制服體面，但剪裁、樣式相同，絲毫不具備高雅氣息，導致我們看起來和營囚沒兩樣。多虧親戚們帶來日本製衣物和內衣褲，我們瞬間由乞丐變成有錢人。二叔和兩位姑姑跟我們住了將近一星期，竭盡所能地為我們打氣。老天，我們何時需要別人打氣了！

一起工作的農民並不同情我們的遭遇。對他們來說，獲釋的反革命犯人就是有問題的壞人。他們當然知道耀德的存在，就像每個北韓人都曉得國內有個集中營網絡。可是他們不清楚集中營的總數，到底囚禁了多少犯人，或是犯人下放後的遭遇。但大部分北韓人善良而真誠；後來，這些農民漸漸瞭解遭下放勞改，不必然代表我們就是壞人。隨著距離的拉近，我們愈來愈能夠和他們分享一些心路歷程，但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從不透露細節。最後，我認為他們真的對我們產生好感，也打心底憐憫我們的遭遇。

集體農場生活總是由全體大會揭開一天的序幕，提供我們日常所需的政治洗禮。主持集會的黨書記通常僅重述金日成最近的一些演講，或宣讀《勞動新聞》的一篇社論，不過若受到最近發生事件的啟迪，他也能滔滔不絕地說上一個半小時。演講結束後，接著由一名黨幹部負責點名，要大家前往辦公室領取指定工作。在冬天，大部分農工會轉調室內維修工作。北韓農民不曉得休假的意義。他們為掙點微薄工資而辛勤工作，有時還沒辦法拿到現鈔，只領到糧票。糧票可在任何地方兌換金錢，但到了一九九〇年後，在許多地區也變得一文不值。

多虧叔叔，以及他四處發送的人情禮物，我們一家很快便搬到本區工業中心的鄰近小鎮，在那度過三年，從一九八七到一九九〇年。工作也由繁重的農務，變成在較不費力的商店和工廠上班。離開農場也讓我們不致被歸類為農民，永世不得翻身。在北韓，農民的子女一定還是農民，無法晉升到更高的社會階層，除非從軍或透過層層賄賂——而後者若沒有海外關係絕不可能辦到。過去，農民還能藉由與城市居民結婚，以脫離下層社會。可是一九八八年修法之後，農民與城市居民結婚，後者的社會階層會被下調，除了遷居鄉下別無選擇。

第十七章 北韓天堂

我們從集中營獲釋，對改善父親的健康並無太大助益。他已經病了很久，我們還在平壤時，他就沒去治療他的潰瘍。一旦進到耀德，動手術更是不可能。說真的，以北韓醫院的條件與設備，我不確定他能否活著離開。從好的方面來看（假如可以這麼形容的話），在耀德，他因健康不佳且身體虛弱，而免於從事苦工。父親手巧，很幸運被分配從事木工。他平靜、沉默寡言，認命而不發牢騷。和美湖一樣，父親生命中最大的資產也許是低調不受矚目。在耀德的時候，他從來不打別人的小報告。他在營囉度過的十年，無疑是失落的十年——滿布艱辛且飽嘗念妻之苦，但這段日子卻也出奇地平靜。然而，他的命運太過坎坷。他的藝術夢碎，妻子不見人影，只能製造凳子和掃帚度過漫漫長日：忍受這些刻骨銘心的痛楚和折磨，究竟是為什麼？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底，他的病情惡化。儘管疼痛不比過去幾次發病來得厲害，如今他已臥病在床。我記得父親臨終那天。他閉著雙眼平靜地躺在床上，突然間身體鬆了一下。他輕輕地做了個手勢，嘴角泛出微笑，我後來才瞭解那是他最後的道別。他就這樣嚥下最後一口氣，我們當下甚至沒發覺。那一幕改變了我對死亡的看法。過去，死亡總是戴著一副恐怖的面具，我沒想過它能如此平靜。我從此不再害怕死亡。父親讓我明白，死亡可以是一瞬間的微笑。

接下來兩天，我們按朝鮮傳統為父親守靈。親友們聚在一塊兒喝酒、吃麵和玩牌，鄰居也過來幫忙打理準備工作；北韓政府給了我們三十公升的酒，這是公民死亡所能領到的配給。透過賄賂，這三十公升酒後來增加到一百公升，接近一場像樣喪禮所需的分量。我把父親葬在山上一處風景優美的地方。朝鮮人相信，墓地挑選得宜能為死者的子孫後代帶來幸福。有時我認為自己後來的好運都與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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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離世前都未再見到母親。事情按理不該如此。我們行動雖受到限制，但她可以向當局申請通行許可來探望我們。真正的阻礙在於，我們根本不曉得她在哪裡。在西方，若要尋人，可查找電話簿和警察確認，或在報紙刊登廣告。不過北韓沒有這些門路。後來我們重聚完全是靠運氣。母親的么妹住在南浦，她遇到一位從耀德獲釋的囚犯，此人與過去在集中營的獄友還保持聯絡，其由一些人知道我們的下落。透過他們，我們得到阿姨的住址，但這天上掉下來的好運卻讓我明白自己對重聚毫無準備。我非常想見到母親，但對於她到底在什麼情況下跟父親離婚仍存有疑慮。這些揮之不去的疑慮，主要是源自於祖母。祖母直言無諱的影射可能影響了父親，導致他不向過去認識的朋友打探消息。而這些人或許能幫他重新與妻子取得聯繋。還有什麼事讓我對見母親一面感到猶豫？過去十年，祖母養育我們、支持我們、保護我們。我們已成了她的小孩。我是不是擔心與母親團聚，會讓她覺得失去了我們？不管理由為何，直到一九八九年祖母去世之前，我都沒循著那個地址去找母親。

我們獲釋後兩年，祖母身體依然硬朗。她大多待在家裡，有時下田從事一些簡單的農務，好比除草或採集野菜餵兔子。一九八九年初夏，天氣異常炎熱。六月二十五日，為了祖母準備的午餐，我和她起了一場無謂的爭執。後來我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慚愧，決定早點回家向她道歉。我回到家，發現家裡空無一人，接著鄰居跑來告訴我，說祖母倒在田中央。我拚了命跑到田裡，發現她躺在那裡動也不動。我們將她擡回家，遺憾的是，她已沒了氣息。祖母大概是死於腦溢血。對妹妹和我來說，這是個沉重的打擊。我們和祖母相依為命，多虧她，這個家才不至於支離破碎。如今美湖和我再無依靠了。一直到後來，我想起她時才能少一點絕望。六十歲以前，祖母始終貌美如花，可是進入集中營短短一年，便成了白髮蒼蒼、滿臉皺紋的癟嘴子。糙皮病和內出血也在她的身上留下痕跡。可是，身為濟州島的女兒，她戰勝了每一個考驗。

祖母去世後幾個星期，妹妹和我寫信給南浦親戚，詢問母親的消息。一九九〇年一月，我們獲准前往平壤，探視住在那兒的母親。她流淚描述我們離開後這十三年悲慘歲月裡所發生的事。輪到我們訴說自己的遭遇時，她坐在椅子上目瞪口呆地聆聽，完全沒有插話打斷我們。不過，她也不敢吐出任何冒犯政權的話。難道她對國家仍死心塌地？她僅勉強說道：「你們運氣真是不好，這都是命……」我們被下放耀德後，她相信自己很快會被當局約談訊問，然後送進集中營跟我們關在一起。但保衛部人員始終沒有出現，最後她乾脆自己找上門。她希望當局准許她跟我們同進退，但保衛部人員懂得讓她知難而退。「妳真的想要被判刑治罪？」他們問她：「妳要曉得，我們可能連妳所有的兄弟姐妹，連同他們的小孩都一起送走。」

母親以為她再也見不到我們。保衛部人員連一點希望也不留給她，跟她保證我們會在耀德待到命喪西天為止。她什麼也不能做。回到家中，她把準備帶進耀德的食物和衣服全拿出來。之後好長一段時間，她獨自一個人住，心情沮喪且病痛纏身。

她住在平壤市中心的小公寓，有一間主臥房、廚房和小洗衣房。每次我們去家裡拜訪，她會花好幾小時為我們準備豐盛的餐點，對於能夠重溫母親的職責感到開心。有一度她考慮離開她的公寓，搬到離我們更近的地方，但我勸她不要。她很幸運才能住在平壤，而且還在便利服務委員會工作。便利服務委員會是負責配銷消費物品的政府機關。我承諾我們會盡可能常來看她。在耀德期間，我曾對她沒加入我們感到憬怒。我當時不瞭解她的處境。我不曉得國家不僅能將父母親分開，也能強迫他們離婚。如今，我希望母親不要因為我離開北韓而對我生氣，我也希望她能瞭解我，勝過我對她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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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自有安排。祖母去世後幾個月，美湖和我搬到平城和四叔住在一起。不久之後，四叔娶了老婆。美湖決定進護理學校念書。如今我們離開集中營，我終於有機會好好瞭解我的妹妹。在耀德，勞動讓我們沒時間相聚：我從事的是戶外勞動，美湖所有時間都待在營裡的紡織廠，回家只是吃飯和睡覺。獲釋之後，我才發覺她的變化有多大。她現在十八歲，美若天仙。在集中營，制服、塵土、長期營養不良，讓所有人都其貌不揚。如今重獲自由，美湖的美貌很難不讓人注意，那些意亂神迷的朋友們向我稱讚她的魅力時，我總是感到非常驕傲。她追求者眾多，多到連我都受不了，尤以一位北韓人民軍軍官追得最勤。他似乎是個不錯的人，體格強健，曾在一次跆拳道全國比賽中獲獎。為了巴結我，他常從軍營裡偷渡一些米和燃油給我，讓我覺得有點厭煩。現在回想起來，他其實是個很古怪的人。身為師團將軍的司機，他見到街上的狗就想輾死牠們。這個癖好為他帶來災難。有天他狂追一隻速度很快的狗，不料煞車失靈，將軍的車子直接衝進田裡，最後他被判刑一年，自此我再也沒見到他。

老實說，我享受與他的談話。他消失了以後頗令我懷念。我離開耀德時，也離開了我僅有的朋友。我後來跟其中幾位重新取得聯繋，這種關係往往堅若盤石。我和過去在耀德的一位隊友就是這種拜把關係。獲釋後，他靠旅居日本的姊姊寄錢維繫生活。按照北韓的標準來看，他算是有錢人，財富帶給他極大的權力。舉例來說，財富讓他得以和父親安排的媒妁之妻離婚。送個「小禮」給行政官員，擱置了幾個月的檔案便不可思議地出現在他眼前。後來他用同樣的方法擺平毆妻案（第二任妻子）和新歡之間的齟齬，以及二度離婚所衍生的各式法律問題。只要一點油水就能把事情壓下來。在北韓，事情的運作方式往往如此。金錢和暴力取代了法律與秩序。我們甚至有句俗語形容這種狀況：「法律遠在天邊，拳頭近在眼前。」政府不厭其煩地抨擊資本主義，卻創造了一個金錢獨大的社會，其嚴重程度超越我走訪過的任何資本主義社會。發現自己不該從日本返國的北韓僑民，唯一的長處就是行賄。他們唯有靠錢，才能對付北韓同胞對他們的不信任，以及警察露骨的敵意。警察總是懷疑他們從事間諜活動，而且一天到晚想破壞大眾治安。

暴力隨處可見。這個國度不容許一絲一毫的同情和憐憫。每個人都威脅別人，也被人威脅，打人，也被打。有了在耀德上學的經驗，我也變得很暴力，對傷害別人不會感到不安。一直到我離開北韓，才再次表現得像個正常人。記得有一次，我在四月十五日金日成生日當天遭人攻撃。每次國定假日，大部分人就在市區裡閒逛、喝酒、找人吵架。在北韓，打架本來就是違法的行為，但在金日成壽誕這麼莊嚴的日子，打架可是犯了政治罪，會被送去勞改。我們和另一幫人錯身而過的時候，我正和一群友人在路上溜達。叫囂幾句之後，雙方人馬直接開打。有一度，我被好幾個人壓在地上，然後開始胡亂揮拳。有一拳直接打在一名前陸戰隊員的眼睛，而他是那幫人的首領。他痛得縮了回去。我利用他遲疑的空檔，拔腿就跑。我跑得正是時候。過沒多久，幾名保衛部人員來到現場，逮捕了一些人。那天傍晚，坐在門外和妹妹的男朋友聊天時，我見到那幫死敵從街的那頭走來。他們一幫人大約二十個，有些揮舞著斧頭和鐵鏟。這次我真的嚇壞了。不過妹妹的男友挺身而出：「假如你們要傷害姜哲煥，得先把我殺了！」還好有他介入，我和被我揮拳打傷的幫派領交談。我向他道歉，他則稱讚我：「你很強壯，姜哲煥。這是第一次有人這樣揍我。」我們化敵為友，從此我成了他庇護的對象。街上的幫派秩序還是維持原樣，而我已沒什麼好怕了。

我的行為是漸漸改變的。在集中營，我挨打卻不能還手；現在我重獲自由，只要被打一定反擊。然而，我排斥暴力。我打架，卻對自己動手打人感到惱火。而且無論我再怎麼努力去避免，暴力老是找上我。有一次，某幫派拿瓶子猛打我，我沒有嘗試反撃，而是跑去找附近一位警察幫忙。這名警察曾收過我的小禮物。他循線逮到攻擊我的人，把他們關了起來。然後他把我找去。「如果你想，可以進去牢房痛打他們一頓。但我不想惹麻煩，所以別把他們打死了。」我動手揍了其中一人，然後自覺慚愧不已，便收手，離開牢房。

經過這件事後，我參加了跆拳道課程，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也阻止別人找我麻煩。耳語傳開後、沒有人再來騷擾我。北韓的流氓與幫派，看不起重獲自由的政治犯。許多幫派分子都坐過牢——這是每個北韓人民的權利，不過他們家人不會受其拖累而入獄。這些惡棍認為，政治犯在耀德的悲慘遭遇，跟他們在獄中的經歷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他們在監獄面對的恐怖待遇，完全是另一個層次。對他們而言，「十五號營出來的小笨蛋」過的可是舒服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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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後在郡轄下的配送辦公室擔任送貨員。由於工作地點在崎嶇的山間，卡車又不夠，我們經常得用牛車送貨。（為美化貧困的窘況，金日成曾撰文稱頌這種運輸方式。）我喜歡這個工作。因為送貨員一出現，總是帶著他人等候多時的生活用品，所以人們很高興見到我們，張開雙臂歡迎我們，有時還給我們小費。更重要的是，藉由利用平壤和鄉間的價格差異，我們還能額外經營副業。一雙鞋從平壤工廠以五到十園的價格出廠，到了鄉間可用八至十倍的價錢賣出——幾乎是一般工人半個月的薪水。

起初，我工作非常認真，可說全心全力投入。耀德把我訓練得很好！我的同事和上司很欣賞我的努力，而且我曾提供稀有的木材給地方黨書記，和他建立了交情。為表謝意，他常把最輕鬆的路線派給我，讓我有多點時間休息。久而久之，我逐漸對工作失去熱忱。沒有警衛從旁監視，我何苦做得比其他同事賣力。我想到其他地區探路，看看是不是有生意可做。因此，在買通黨書記並取得通行證件後，我開始前往其他各郡購買商品，透過卡車運送，或私下請人搬運。我買野蔘，拿酒換鞋子，販賣熊膽汁和麝香貓臍——對中風病患顯然有神奇療效。我並沒有發大財，但生意很不錯。不久，我決定和牛車和糞肥車說再見，專心拓展我的買賣生意，並得到友善黨書記的支持。

便利服務委員會有兩個功能：一，安排配送生活用品給交通不便的民眾；二、採購並分發配給系統無法供應的用品，平衡系統效率不足造成的缺口。這些用品包括洗髮產品、糕餅、鞋子、衣服、麵包、自行車等，應有盡有。勞動黨的主要配送網效率愈來愈差，幾近癱瘓，替代網就變得不可或缺，儘管它笨拙又時常中斷。例如，我們若需要皮革或汽油，必須去找軍隊，軍中負責管理儲油槽的人，其權限比他的總司令還大！我曾經以一支精工錶換得一年份的汽油。如今，這類平行運作的配送網反而比較活躍，提供做事業的人大撈一筆的機會。雖然規模不算大，但這就是我在做的事。我每個月進帳一千圜，在北韓足以晉升富裕階級。不過，大部分民眾的經濟情況愈來愈糟，跌落谷底。最後甚至連糧票這種最基本的交易貨幣，也成了沒人要的東西，因為商店空蕩蕩，看不到食物、衣服、清潔用品。

系統崩潰是突然發生的。最明顯的指標是北韓人習慣掛在住家外牆晾乾的銀鳕：從一九八八年起，銀鳕數量明顯減少，是國家經濟陷入重大危機的前奏。到了一九九〇年，戶外牆上的晾魚已完全絕跡。同年，國家稻米配送也出現嚴重管理疏失。這場饑荒當中，還有一個未引起足夠重視的面向。除了缺乏勞動誘因、肥料不足、沒有堪用的曳引機，導致生產出問題。其實配送也出了問題。例如，耀德郡直到一九九〇年都還有剩餘農產，但沒有火車能將剩糧運出耀德。唯一可用的替代運輸是老舊不堪的卡車車隊，但這些卡車動不動就在石子路上拋錨。城市亟需的稻米在鄉間腐壞，而鄉間民眾所需的製造類產品，也離不開城市。

情勢持續惡化，農民開始飼養羊和狗，不再把全副精力放在集體農場的工作上。這也是情非得已，誰叫他們每月的薪水僅一百到一百五十圜，能買的東西少之又少。反之，一隻狗可賣三百園、一隻羊四百圜、一罐蜂蜜一百五十園。為免挨餓，農民開始在集體農場看不上眼的坡地與丘陵耕種，把鄉間大部分地區變成當年先占先贏的「大西部」開墾。農民所展現的勇氣和韌性，與我後來在首爾南大門地區見到的商人一樣。他們往往在集體農場工作了一整天後，繼續在晚間耕作新占的土地。在無能、腐敗官僚的指揮下，農民白天打瞌睡，意興闌珊地幹活。可是一入夜，為了延續家人的生計，他們彷彿中邪般瘋狂耕作。不幸的是，私人開墾成為一九九六至九七年洪水成災的主因，因為濫砍山坡地容易造成土壤流失，導致山崩、河床淤沙堆積。黨極力反對土地做為私人用途，但農民運動勢力之大，逼迫黨不得不讓步。黨從未正式修法，只是不情願地容忍私耕行為，且僅甘願於提醒農民，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沒有任何土地屬個人所有，誰要是私占土地，就得冒被沒收的風險。由於這類行為太普遍，黨只能出面整治最離譜的土地霸占行為。這對北韓的現況頗具啟迪作用，說明北韓一定會從共產主義倒向資本主義。

土地私有化（或稱之為私占）的潮流來勢洶洶，說明了農民為何比住在小城鎮的工人，更容易取得食物。最嚴重的饑荒現象都發生在小城鎮。但農民在衣著上卻很匱乏，他們必須向遊走各地的非法售貨員購買衣物。這些商人從城鎮的黑市或僅存的一些血汗工廠進貨。有時衣物從中國走私進口。一九九〇年代初，我尚未逃離北韓時，交易的條件對農民相當不利。他們要用兩公斤玉米才能換得一雙四十圜的尼龍襪。一顆雞蛋只能賣一圜，一瓶油賣十至十五圜；一隻雞六十圜；但要買足夠的布料縫製一套衣服，需要一百到一百五十圜；一條日本製的褲子要價四百圜；一百到一百三十圜能買一件中國製的短袖襯衫，若是日本製的要二百五十圆。因此，從日本回來的韓僑有親戚來北韓時，總帶著滿箱的襪子、衣服和酒。這些東西的交易價格可是天文數字。

在日親人的慷慨解囊，對我們的生活當然大有幫助。我們因而有錢買通警衛和巡邏員，並慢慢愈搬愈靠近平壤。按照法律，出獄的犯人不准離開被指定的居住區，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只要賄賂就可搞定一切。我們寫信向親戚求助，小心翼翼掩飾真正的意圖，以免驚動信件審閱人員。北韓人民可以寫信到國外，但內容不可批評或抱怨當局。十年音訊全無，突然收到我們的來信，日本親戚大致能夠想像我們的遭遇。在我們消失的那幾年，他們好幾次試著要來北韓探視我們，但每次都被警察打發，說我們休假去了。於是在日本，那些突然去「休長假」的北韓人引起關注。此項議題的請願不斷擴大。在日本的北韓人紛紛上電視，談論他們親戚失蹤的故事。這些行動或許是促成我們獲釋的因素之一，不過，祖父的死應該才是整件事情的關鍵。我們大概永遠無法得知祖父真正的下場，但一般人相信，當局總是等到政治犯死了之後，再釋放他的家人。

有錢能使鬼推磨，我們幸運逃離北韓窮鄉僻壤的可怕生活。想打個電話？你必須先接通接線人員……保持連線狀態……打到日本，更是一連串關卡。當然，理論上與日本通話毫無問題。其實，只有特定（亦即具備監聽裝置）的電話中心才能打到日本，而且他們只接受外幣。想出去逛逛？全郡只有一家電影院。雖然票價低得可笑，但電影內容不外乎歌頌北韓、北韓軍隊、抗日游撃隊等等。每個人都辛苦度日，那些缺乏其他資源的人，生計有賴出售塑膠瓶、尼龍襪和軍隊多出的鞋子和衣物。軍用物資因耐用而受到青睐。這些「多出」的物資便成了軍官們經營黑市交易的基礎。黑市的存在，導致低階北韓步兵只能穿破舊制服，和根本不能防雨的帆市靴。

為取得離開所住地區的許可，我們必須打通每個環節。買通一個地方關卡，可能只需一包香菸和少量的酒，但獲准搬到平壤地區的許可，成本可就遠不只如此。我們努力很久卻始終原地踏步，但親戚的來訪改變了一切。保衛部人員原本對我們的請求漠不關心，一副看不起人的模樣，突然間關心起我們的生活狀況。他們開始願意跟我們說話，甚至在街上欄住我們，跟我們握手！看來雙方討價還價的時機已成熟了。靠著幾樣頗為奢華的禮物清理障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臺日本製彩色電視機——妹妹與我獲准搬去平城和四叔同住。平城距平壤約三十多公里。平城的科學研究中心，要求四叔重回他下放前的工作崗位。他以第一名的成績從理工大學畢業，才識廣受眾人肯定。離開耀德後，他重拾化學研究，並於一九九一年取得博士學位。因為他是研究院的員工，地位和平壤市民相當，擁有不錯的社會地位。一名前政治犯能繼續攻讀，並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可能令某些人感到驚訝。不過，由於工作領域的關係，他其實受到高層的嚴密監控。他還受益於難以置信的好運：研究院的副院長是他大學室友。而這位室友的舅舅，則是耀德的管理高層，他告訴他的外甥，說四叔被捕的理由屬次要情事，而且個人檔案很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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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平城，我離母親更近了些，更能夠經常去探望她。有時候我跟妹妹一起去，但更常自己一人前往。我們每次見面都很開心。媽媽會為我煮一些家常菜，為我買衣服。但有些事開始讓我感到不安。由於取得進入平壤的通行許可很困難，我去平壤經常是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明顯觸犯法律。社區治安首長是一名女性，只要我給她一些好處，就對我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在她動手取締前，這樣的違法行為還能持續多久？我不僅自己冒險，同時還陷母親於險境。最後，我決定減少走訪的次數。

我也必須開始為將來做打算。四叔希望我上大學，這一直是我父親的心願。現在選擇上大學，就等於順從父親的遺願。我參加入學考試，送禮給試務委員會的成員，考進咸興市一所輕工業大學。我當然想進平壤大學，但身為一名前政治犯，我被錄取的機會趨近於零。我到咸興上了幾個月的課，卻始終覺得格格不入。問題之一，是我寄宿在一個跟我毫無關連的家庭。問題二是，咸興排外風氣重，當地人不但不喜歡來自其他地區的「陌生人」，甚至連「陌生人」踏入此地都不歡迎。更糟的是，咸興流氓橫行，害我常在街頭跟人打架。我考慮轉到平城的大學念書，但是平城不比平壤的大學好進入。一九九一年秋，我決定放棄學業，搬回我們在平城的公寓。

不念大學，我必須找一份差事。在考慮何去何從的時候，日本親友的援助讓我不致窮困潦倒。在西方，人們瞭解古巴的情況，一部分古巴人靠住在美國和歐洲的親友寄來的物資過活。在北韓，類似的接濟則來自日本。隨著北韓配送系統進一步惡化，來自外僑的資助更是不可缺。一九八〇年代末至一九九〇年代初，替經有一段時間連糧票也不發了，更何況是領取配糧。取得物資的唯一辦法，就是發送禮物，所幸我們在日本的親戚，有錢到足以收買道黨書記和政府領導的善意。從日本寄來的包裹和信件，每個月一次，由日本新潟出發，歷經十五小時船運送到北韓元山。當然，每個包裹都會受到檢查，但只有南韓的產品會被查禁。甚至連錢也可以進來。不過我們最需要的是藥品和二手衣物。

至於該不該開放外國訪客入境，當局拿不定主意。一方面，他們樂見訪客帶著強勢貨幣前來，又擔心訪客可能將北韓政經陷入困境的消息散布出去。因此，每當有日本家庭到訪，當局會下令整個郡必須打掃乾淨，讓門面看起來漂漂亮亮。每一個有可能映入眼簾的村莊和房舍都得加以清理、整修。有時當局會採取更誇張的措施：事先安排我們住進一間寬敞的兩房屋子，屋子後院還加蓋小屋，好讓我們扮演更像樣的東道主。親戚抵達前一刻，我們會接到保衛部人員指示，不能提及集中營，也不能抱怨任何事。我們可以聊天，但不准提任何可能令政府遭受批評的事。為了確保我們乖乖聽話，保衛部人員全天候監聽我們的談話。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在日本由朝鮮總聯帶頭的抗議下，當局決定將監視行動限縮於白天。其實這根本不是問題。我們若想和親戚坦率地交談，只需給保衛部人員一點錢，請他出去散散步即可。總之，當局實在不需擔心那些來訪的親戚，他們清楚若出去亂講話，會給自己親人帶來什麼樣的危險。

第十八章 集中營威脅再現

大約這時候，我和朋友李永茂（音譯）重新取得聯繋，就是曾經在課堂上錯亂發狂的那個男孩。他們家比我們早四年獲釋，但現在的情況是，他們似乎很快就要二度下放勞改。保衛部已開始傳喚、審訊他父親，有時也把我朋友叫去。我們非常要好，時常見面。他告訴我他的種種不安，並發洩他對政權的不滿。身為獲釋犯人，我同樣受到政府監視。與他為友可能給我帶來麻煩。一九九一年春天，永茂的父親被控批評金正日，全家又被送回集中營。從那時起，我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他是否還活著？他一直是骨痩嶙峋，我擔心發生最壞的情況……他常常突然間昏倒，然後在無意識的狀況下冒出一身冷汗。我喜歡他這個人有想法。他是我最好也最忠實的朋友。除了家人以外，我最想念的就是他。有一陣子，我擔心他若遭拷打可能會供出我們之間的反革命談話。在北韓，每個政治犯都會受酷刑折磨：永茂曾批評金正日，唱南朝鮮歌曲，他肯定會為此遭到拷打，並被剝奪食物與睡眠。

若不是被控非法收聽南韓電臺廣播，我也許還安然無恙地住在平城。我收聽的內容包括歌曲、關於黨幹部不為人知的消息，以及北韓的情勢分析。有個節目專門訪問叛逃者，另一個節目報導全球新聞。我就是聽廣播才知道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推翻處決，還有南韓和俄羅斯建交的消息。尼可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resescu）的垮臺最令我印象深刻。他是金日成的老友，曾多次來訪。我好想告訴別人這個消息。我是不是太輕率了？或許吧。但我認為自己真正的錯誤是太頻繁並且跟太多人一起收聽這些節目。我感覺保衛部逐漸加強對我的監視。那位經常照料我行政需求換取禮物的保衛部人員，開始對我敬而遠之，更糟的是，他不再接受我的饋贈。難道現在收我送的禮物會危及他的人身安全？有一天，我逼他告訴我實情。「你被盯上了，」他坦承：「你一個兄弟去告密，說你收聽南朝鮮廣播。」在我答應他絕不透露消息來源後，他告訴我是誰告的密。我震驚不已，那個人我當他是朋友！我完全看不出他會出賣我。

保衛部人員最開心的事莫過於抓到慣犯，將他們送回集中營。要這些人高擡貴手，唯一的辦法就是送禮，到了這個節骨眼，送的禮不但要貴重而且還要愈多愈好。我痛恨這些人。成功逃到南韓之後，我毫不猶豫，竭盡所能要讓這些人日子難過。每次接受訪問，我就會提自己被告發之後，驚訝地發現長期和我稱兄道弟、一同收聽廣播的兩位同伴，竟是我的審訊官。我要報復！那些齷齪小人常把別人送去勞改，他們後來可能淪落到相同的地方。我想，他們如今已贖清自己的罪，如果讓我做決定，我願意放他們自由。

一九九〇年代初，鮮少北韓人膽敢收聽南韓廣播。現在比較多人收聽了。我的兩臺收音機來自平城一間商店，在那裡你可以買到任何東西：香菸、啤酒、衣服、鞋子。這間店獨缺南韓製產品。當然，他們只收強勢貨幣。連外國人也在那裡購物。由於販賣收音機所受監視不如預期中嚴密，我買了一臺有註冊登記的，然後再付一筆封口費，帶上第二臺。收聽南韓廣播要極度謹慎。大部分北韓房舍的隔音不佳，很容易露陷。為避免隔牆有耳，我和一起收聽廣播的同伴，會帶著收音機，一次三、四個躱進被窩裡聽，只有天線露在外面。

另一項挑戰是避開靜電千擾。晚間十一點到隔天早晨五點，訊號最為清晰。我們喜歡收聽「韓國放送公社」（KBS）的基督教節目，那些愛與尊重自己同胞的訊息，好像蜂蜜一樣甜進我們的心裡，迥異於我們習慣收聽的節目。在北韓，國營廣播和電視、報紙、老師，甚至連環漫畫，都在教導我們要憎恨帝國主義者、階級敵人、叛徒，以及天曉得還有什麼。我們也可以收聽「美國之音」，瞭解我們被隔絕許久的國際新聞。我們渴望聽見粉碎壟斷謊言的論述。在北韓，一切真相都經過單一思維篩檢過濾。藉由收聽廣播，我們找到表達心中不滿的詞彙。每個節目，每一項新發現，都有助於我們點滴掙脫封閉的欺騙網絡。知道有一個與官方說法針鋒相對的觀點存在，已經是某種程度的逃脫，使人又興奮又不知所措。舉例來說，聽到韓戰其實是由北韓開啟戰端，證據確鑿，我們的感受很難以筆墨形容。畢竟一直以來，我們所知的韓戰是由美帝挑起。

南韓電臺讓我們對金日成政權的批評更為尖銳。我們老早就曉得它的種種缺點，從貪汙到鎮壓，集中營到糧食短缺，從它對人民工作倫理的強行侵犯，到肆無忌憚的無度揮霍，為我們的偶像父子檔舉辦豪奢壽誕慶祝時尤其不知節制。我們不乏可用來審判這個政權的證據，而且是嚴厲的審判。廣播提供給我們的，正是我們所欠缺的：把所有證據綁在一起的連結要素。這些節目讓我們對整個北韓體系有全面的認識：它的起源，它目前陷入困境的原因，它誇耀自給自足卻向國際乞求援助的荒謬。我認為，我和朋友們都因知道真相而自豪。我巴不得把一切發現告訴四叔，但我不敢。我知道他一定會喜歡南韓的歌曲，但我擔心他會禁止我收聽廣播。

即便四叔不知情，我的所作所為仍有可能陷他於險境。為了大家好，我應該盡可能避開危險。我的朋友安赫（音譯）住在鄰郡。他也聽到保衛部在調查我的風聲。根據他的消息，保衛部人員正緩慢地進行布線，希望能將從事非法收聽的人一網打盡。安赫也收聽南韓廣播，他的處境跟我一樣危險。我們已走投無路：看是等著被保衛部抓走，或者嘗試逃亡。兩條路同樣危險，但第二條路還有一絲希望。安赫有一次曾偷溜到中國，可是在回程被逮到，以非法越界的罪名被送到耀德，在那裡待了一年半。我們就是在那時認識的。獲釋之後，我們透過書信往返保持聯繫。他在一封小心編碼過的信件中透露我們已陷入麻煩，必須見面詳談。我們的編碼既簡單又有效把真正所要說的話，徹底反轉。

在那封重要來信裡，安赫反覆提到「一切真的都很好」、「情況正在好轉」等等。他還宣稱「我們朋友的婚禮」即將到來。關連雖不明顯，一但我看了心知肚明。我們聚在一起，對情勢做了評估，都認為逃走是唯一希望。可是，要逃去哪兒？南韓並非我們的首要目標。無論去哪兒，我們只是不想再被送進集中營。我曾懷抱移居海外的想法，為此準備了一些錢。該是動身的時候了。這件事攸關生死。假如逃跑不成被逮住，我們就會被送進苦役集中營。

計畫要成功就必須保密。既然連家人都不能知道，告訴朋友更是免談。幸好，因為我的工作是配送大豆和玉米，人們對於我每次出城好幾天早就習以為常，因此，我們的離開不會立刻引發質疑或關切。當然，問題最終還是會浮上檯面。只希望那個時候，我們已逃之夭夭。

對我來說，逃跑是非常艱難的決定。我必須丟下家人，還有一位我深愛的年輕女孩。我在耀德與這個女孩相識。與我們家同一時間獲釋，她和家人全依賴旅日祖母的援助。離開集中營後，她搖身變成一個美麗女孩，我一直想念著她；但是生性害羞，加上不斷搬家，導致我很難與人維繋一段感情，而且我從未向她表明心意。在北韓，要跟女生成為固定情侶並不容易，因為社會不鼓勵這種親密關係。因此，我甚至不能將計畫告訴她。要是她其實反對叛逃，或是把這件事告訴別人，那該如何是好？

安赫過著相對快樂獨立的生活已好一段時間，離開個幾天，還不致被他的父母發現。和他一起離開讓我充滿希望。我們是朋友，像兄弟一樣彼此信任。有他在身邊，這場冒險似乎沒那麼不可能。他不是早就去過中國了嗎？沒錯，他回來時是被兩個邊防警衛架在中間，但那次經驗必定讓他學到一些教訓。此外，他的友人曾成功脫逃。根據那個人的經驗，一旦踏進中國，所有事情都會變得容易許多。

身為同夥，我的貢獻在於熟悉鐵路體系，以及通往邊境區的路線。離開集中營後，我有陣子常搭乘往返平壤和茂山的火車，去探訪住在北方的家人。身分證登記我是耀德的獲釋囚犯，為避免麻煩，就必須賄賂那些列車員。當列車員要看我的證件時，我會告訴他我沒有任何證件，可是我的父母是日本人，而我的皮夾裡有些日圓。「我需要到外地，」我解釋道：「如果您通融的話，需要什麼我都會給您。」我們會一起回到他的車廂，聊天，抽我的日本菸。我一向穿得無懈可撃，全身上下都是日本製，也知道如何吊對方的胃口：「您還需要什麼？」我問道：「我下次帶給您。」簡直易如反掌。然而，還是有一些規矩必須遵守。我不會輕易把禮物送出去：必須以細水長流的方式經營，這樣受禮的一方才會銘記在心，並經常想起自己渴望的禮物。

我曾給某位列車員一臺日本製錄音機。他非常開心，接著我們便像老朋友一樣聊天。當他威脅一名挾帶物品的女子時，我出面替她緩頰。「她看起來真的很窮，」我說：「您就放她一馬……」他真的放過對方了。我跟另一位列車員訴說遭勞改的故事，他聽了我家受苦的原由後，勃然大怒。但我要他別那麼想。這可是很危險的。我說，那只是我們「運氣不佳。如今，好好過生活才最要緊」。

整體而言，列車員是很腐敗的一群人，但那給了他們人性的一面。他們渴望我們送禮，所以我們可以仰仗他們。他們會提供絕佳的建議，告訴我們哪幾位列車員樂於幫忙，能在哪一班列車第幾節車廂找到他們，我們又該從哪幾個車站通過。精工錶是最搶手的熱門禮物。我在日本的親戚買了十支給我，已足夠我滿足好幾位列車員。我甚至和他們的主管成了朋友，他會事先告訴我應該搭乘哪一班列車。然後他會通知屬下，確保我不會遇上任何麻煩。列車員不但不會查我的票，還經常邀我去他的車廂一起喝酒。假如我們想吃點什麼，他就會出去打劫食物。他會走到鄰近車廂，然後問道：「這個包裹是誰的？」總有一名顫抖不已的乘客會舉起手來。「打開！」

包裹往往有從中國走私進來的食物。

「您就當作沒看到，列車員同志。給自己拿些去吧。」

列車員會收下這份禮，帶著食物回到我們所在車廂，繼續我們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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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日本親戚寄來的錢，儘管當局堅定不移地死守共產路線，它讓我瞭解北韓終究只渴望一件事：生活能像日本一樣好。當北韓國力還未淪落到現在這步田地時——例如在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的北韓，人們最關心的事情是接近權勢，以及戴一只精工錶。然而，權勢在今日的北韓只是個空洞概念。因此，儘管精工錶還是很重要，大部分的人寧可要金戒指或金牙，而不在意權勢了。我所描述的腐敗其實不算什麼，癥結在於這個現象無所不在，而且腐敗的情形，愈往上愈是小巫見大巫。我曾遇見一名前政治犯，全家大小都被送進集中營，命運和許多富裕的日本歸僑如出一轍。他的父親死在營裡。由於他的母親是某富商鉅子的唯一後代，後來獨自繼承了大約四十億日圓的財產。這筆錢被存進屬於朝鮮總聯的銀行裡，大部分流入北韓國庫，但剩下的錢仍足以改變這家人的處境，並為他們移除了一般北韓人民會遇上的種種障礙。這位母親簽下一紙文件，勸日本親戚不要對朝鮮總聯採取法律行動，她和家人因而獲釋。

他們再也不必擔心取得通行證件這類事情，因為保衛部人員會直接幫他們送到家門前。保衛部人員想盡辦法飛奔到他們跟前，希望能獲得一點好處。我朋友在南浦的房子，具備你所能想到的任何日本用品。他們雖不被允許住在平壤，但卻有兩輛豐田汽車供他們開到平壤一遊。我朋友曾以一百一十幾公里的時速，不慎輾過一群士兵，他雖遭逮捕並被判處死刑，但只在監獄裡待三個月就重獲自由！在多臺電冰箱、彩色電視機，以及塞滿鈔票的大紅包協助下，他成功買通法官，使案子得以撤銷。此後，他變得憤世嫉俗、目空一切，不能容忍自己有任何慾望被剝奪。即便如此，他還是把我當成朋友，成為帶我認識可口可樂的人。那第一口的滋味真是美得冒泡，當時正感冒的我，幾乎是立刻痊癒。

第十九章 逃亡中國

我告訴家人我會出門幾天。然後，在離開前夕告訴女友，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們將有一陣子不能見面。我上了車，從稍微打開的車窗伸手握住她，幾乎落下淚來。我欺騙了她，我就要離開這個國家，而她還以為我會回來，真教人難以忍受。我相信她一定對我用這種方式離開，打心底痛恨我。但我別無選擇。

我按計畫與安赫會合，然後我們搭上開往惠山的火車。我們送出少許禮物便收買了最先遇到的幾名列車員，可是隨著邊界愈來愈近，管控工作也變得更嚴格更頻繁。地勢也對我們不利：火車在經過北部山區時速度變慢，且較不顛簸，列車長有更多時間檢查身分證和通行證件。對我們來說，最安全的做法是在到達惠山之前下車，改用徒步。那時正值冬天，地面積雪至少九十公分。我們跳下火車時沒受傷，但厚雪也減緩了我們前進的速度。我們在惠山停留三天，住在安赫一位獨居的女性友人家。安赫是運動選手，在全國各地都有熟人，大部分是在運動倶樂部認識的。他有一個哥兒們是拳撃選手，就住在惠山。他從事走私，也是幫派老大，安赫希望他能充當仲介，為我們找一位跨境嚮導。在沒有任何指引或建議的情況下獨自穿越邊境，是非常危險的事。即便我們成功抵達中國，也不曉得下一步該怎麼辦，屆時只會被中國警察逮捕，並遣送回北韓。

這位叫鷹臉仔的拳擊手在我們到達惠山後，負責照應我們，但對幫我們找嚮導一事沒興趣。他花了近一週的時間勸我們放棄計畫：「安赫曾經越過邊界，他應該知道累犯的下場。一旦落網，他就會被送回集中營。」他眼睛狹長、明顯歪斜，確實很像老鷹。這傢伙給我的感覺像個流氓壞蛋，我不太喜歡他，但我小心掩飾自己對他的不信任。他認為我值得信賴，是可以打交道的對象。原來讓他有所顧忌的人是安赫，但我不可能拋下他這個朋友，自己離開。我們經常跟鷹臉仔聊天，有時繞著我們擔心的問題打轉，這樣下次才可以更直搗核心。最後，鷹臉仔終於不敵金錢、啤酒和香菸的誘惑。某晚，他坐在椅子上，試圖趕走狂飲後的濃濃睡意，終於稍微讓步道：「找一天，我們去中國走走。」他信守承諾。次日，他買通幾位邊界警衛，帶著我們短暫來回中國一趟。我們去見了他的朋友，也就是嚮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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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步行跨越鴨綠江。抵達中國那頭之後，再多走幾分鐘，就來到了那位男子家。我們希望他能帶著我和安赫走出危險的邊境區。經過一番商量，他同意接受我們的要求，並邀請我們和他一起吃飯，那是一頓豐盛的肉食大餐，他的生活水準明顯優於我們。他很年輕，年紀在二十二到二十五歲之間，是朝鮮族中國公民，從事跨邊境貿易，他由北韓進口鹿茸和人蔘，再把襪子、毛線衣和絲巾出口到對岸。這是獲利豐富的行業，因為中國產品在北韓很貴。他對自己的事業感到驕傲，還對我們說他已存了五萬元人民幣，另有五萬元託付給一位關係良好的北韓商人，那個人負責敲定任何有利於他的好交易。我們這位嚮導不做明目張膽的非法交易，據實申報他的商品，而且盡可能取得北韓官方核發的通行許可證件。令人意外的是，北韓對進口產品不收關稅。邊界警衛會搜查違禁品，包括鼓動顛覆的書籍或色情書刊，但不對一般貨品課稅。我不知道北韓還能靠什麼撐下去。除了黨幹部穿日本製服飾，其他人只要付擔得起都穿中國製衣服。至於進入中國的貨物要課稅，但只要拿酒、香菸或衣物賄賂帶頭的邊界警衛，這些都可以免了。為了禮尚往來，警衛會讓你不必過橋{25}，循別的途徑入境。走私的情況其實非常公開。北韓每個邊城都有中間商，他們「進口」的商品總是讓火車超載，導致意外事故頻傳。這些商人甚至不需證件就能穿越邊界，因為少許金錢就可代替通行證件。事情很清楚：北韓全然是個騙局。北韓官方禁止私人企業，可是私底下卻任由它們發展。由於幾乎沒有（政府許可的{26}）市場可言，商人將他們的中國產品存放在家裡，然後賣給鄰居和熟人。唯有靠這種鬧劇，才能避免北韓國家破產，全體民眾陷入赤貧。

我們在指定時辰回到北韓這一岸，目睹鷹臉仔買通的邊界警衛不可思議地朝反方向走去，就像事先計畫的那樣。我們在河岸待了一會兒，觀察警衛的崗哨位置，以及他們換班的時間。嚮導說，這些警衛會在特定時間離開崗位，給各式各樣商人和走私客過界的機會。我們在北韓又待了幾天，住在鷹臉仔一位友人家。這位友人熱情歡迎我們，但主要是因為他想和我做連襟。然而，結婚是我目前最不考慮的事。我們在約定好的那晚出發，前往鴨綠江。

那是凌晨兩點，一個沒有月亮星辰的漆黑夜晚。我們找到我們要走的路，但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很難前行。好不容易，我們來到江邊。此時氣溫約為攝氏零下十七度，鴨綠江結了厚厚一層冰。當我開始過江時，情緒澎湃起伏，這跟害怕沒有關係。家人闖入我的腦海：我看見母親、妹妹、姑姑們和叔叔們。腦中瞬間冒出好幾個問題：我還會再見到他們嗎？我還可能回到這個國家嗎？焦慮不安的感受突如其來。現在流過我面前的是一條訣別之河……。我暫時停下腳步，隨後低著頭繼續前進。

過江所花費的時間並不長，大約兩分鐘。橫越結冰江面時，我們盡可能不發出聲響。我依然清楚記得當時的五味雜陳。其中當然包括恐懼，對於被捕，以及等候在另一頭的未知——但我也感到悲傷。我所拋下的東西無法用言語表達，而它正在責備我的離去……在結冰江面那兩、三分鐘，時間彷彿凍結成永恆。

那地方應該有人看守，但我們卻一個警衛也沒到。時至今日，要跑步穿越邊界比過去更加容易：愈來愈多人等在起跑線，警衛也抓得比任何時候都還要寬鬆。只要給一些錢或一包上好的香菸，他們就會讓你通過。可是一九九二年的時候，假如他們發現有人逃亡，會大叫：「站住！」然後開火。{27}

我們抵達嚮導家時相當疲憊，上氣不接下氣。我們看見他穿著南韓製的夾克和褲子，這肯定要花上北韓工人一個月的工資。這個人滿腦子計畫，他的頭號計畫是存足夠的錢，然後搬到南韓定居。「從北韓直接前往南韓，絕不可能。」他強調，試圖誘我們上勾。但我們不動聲色。我們已事先警惕自己，絕不能告訴他北韓當局在通緝我們。這位嚮導樂於協助人前往中國從事小小的「商務之旅」，但他可不想違反重法。為了確保他不會將我們越境的事張揚出去，我交給他一疊厚厚的鈔票，這其中包括他替我們安排前往延吉的貨車。延吉是中國朝鮮族自治州的首府。頭一晚坐著閒聊時，這位嚮導說了一些令我們震驚不已的事。例如，我們得知他其實是一名中國共產黨員。這簡直令人摸不著頭緒。北韓的共產黨員是一群堅守意識型態的死硬派——至少他們會在表面上裝模作樣一番，而眼前這位中國共產黨員卻驕傲地炫耀他的財富！

第二天傍晚那餐與前一天同樣豐盛。嚮導的妻子稱那是家常便飯，但對他們而言普普通通的一餐，對我來說卻像滿漢全席餐桌上有許多不同菜色，其中很多道還有肉！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感覺自己像是受邀與黨幹部一起吃飯。在北韓，酒非常昂貴；平均一瓶要賣十圜，相當於工人月薪的四分之一。最受歡迎的白酒來自中國，每瓶要價六十圜，只有特殊場合才會拿出來宴客。如今它被倒進我們的杯子裡，當作搭配便飯的普通飲料！想掌握北韓生活水準的概況，不妨看看黑市匯率：一百五十圆可買到十一美元（官方匯率是十五圜兌換一美元），相當於普通工人一個半月的薪水，剛好夠買一包萬寶路香菸。根據以上參考基準，中國簡直就是天堂，我開始察覺自己所知和真實存在的世界，隔著一個巨大鴻溝。

接下來還有更多令人吃驚的事。晚餐過後，我們的主人提議一起步行前往鄰村的夜總會。我們接受邀請。但我不禁納悶，難道這些人隔天都不用工作嗎？那時已接近午夜，而我們才正要出門！終於，我鼓起勇氣問道：「你們明天難道不必早起？」他的回答讓我目瞪口呆：這我們「再看看吧」！不過，他的下一句話才更教我心服口服。「不管怎麼說，」他說：「重要的不是工作，是享受生活。」我啞口無言。

我們走到鄰村，那裡屬長白縣。主要大街上，人們站在自家門前聊天嘻笑。大街小巷燈火逋明，霓虹燈閃爍。河的對岸，北韓那頭一切靜悄悄，籠罩在黑暗之中。這條河分隔著兩個世界。北韓那邊，誠如我們在這兒所說的，「像地獄般安靜」，另一邊則是喧鬧、明亮的樂圜。我們走進一棟建築，裡頭的人站在一個舞池周圍喝酒，一些人成雙成對握住彼此的手，隨著音樂緩慢搖擺。我瞪大眼睛看著。我確信自己看起來一定格格不入。這並不是說，我看起來神情憔悴、瘦小、穿著破爛。今天，人們在那村子裡所見的不幸叛逃者都是這副模樣，因為他們是逃離饑荒的人。反觀我離開的時候準備周全，穿著日本製服裝，看起來比周圍大部分中國人還體面。一名年輕女子上前邀請我跳舞。我因為不好意思，婉拒了她的邀請，還向她說明我不會跳舞。「那沒關係，」她微笑說道：「我可以教你。」我繼續推辭。她大失所望，在我不及改變心意之前便離開了。我竟來到一個女人會主動邀約男人的國家？事情的變化快得讓我無法跟上。沒有一個北韓女孩敢提出這樣的邀約。那位年輕女子非常漂亮，與她共舞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之所以拒絕，不僅是因為不會跳舞，也是因為受寵若驚。我看著她晃到附近另外一桌，一名男子接受了她的邀舞。他們跳著舞，我在一邊觀望，後悔自己笨拙又膽小。

我又喝了一杯酒，試著放鬆自己。安赫和我們的嚮導聊得正起勁。一股莫大的喜悅忽然掠過我的心頭，一種近似希望的情緒。生活就在眼前……我有一股衝動想要一把抱住它。擁抱生活，就像我應該抱住那名年輕女子。我確信我會好好活下去，會遇見更多機會。我的腦袋輕飄飄，感覺有個遲鈍而笨重的東西在體內興風作浪。我們離開夜總會時已接近凌晨一點。嚮導帶我們在村子裡四處逛逛，向我們介紹當地貿易最近的變化。我們甚至談及整體經濟情況。我簡直不敢相信在北韓，這樣的言論自由難以想像。北韓百姓覺得他們經常受到監視——大部分情況下，確實如此。北韓的監控是鋪天蓋地的，他們不是檢查你的身分證，就是要檢查你的通行證件。「在中國，」我們的東道主說，「只要你不公開跟黨唱反調，或行跡太過可疑，你愛怎樣就怎樣……」

那天夜裡，我許久未能入眠。腦海中，北韓及家人的剪影一幕幕劃過，中間穿插邀我跳舞的年輕中國女子。我好奇自己是否有機會再見到她，以及什麼時候才能克服我的害羞。我好想放聲大笑：逃出北韓的第一晚，我居然在這裡煩惱著如何在舞池裡表現自己！我所想像的逃亡可不是這樣。

★

隔天晚上，我們和嚮導去了延吉一趟。我們開車翻越山路直到凌晨時分。儘管已是三月，氣溫仍低，約零下一一十度左右，不過這在山區算很尋常，因為許多隘口的高度都超過一千八百公尺。我們到達目的地時全身都凍僵了，嚮導帶我們到他妹妹家。她和丈夫、婆婆住在一起。這一家人也是朝鮮族，他們熱情歡迎我們，並提供我們暫時棲身之處。

即便如此，我們開始對自身安全感到憂心。我愈來愈懷疑我們的嚮導。畢竟，他始終是個努力經營合法事業信譽的共產黨員。不過，我們也決定向屋主坦承來中國的真正原因，因為他們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晚餐時間，我終於把實情說出。

「我們有重要事情告訴你，」我說道：「我們不是遊客也不是商人。我們正在逃亡，沒有回北韓的打算。那裡的生活非常艱苦，而且我們因為收聽南韓廣播，正被警方通緝。」

他們問我們下一歩打算去哪兒。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我說：「日本，也許美國。」

「為什麼不去南韓？」他們問道：「我們聽說那裡的生活不錯。」

確實，有何不可，但我們該怎麼去？而且，我們一出生就被灌輸種種政治宣傳，我們對南韓與生倶來的恐懼又該怎麼對他們解釋？不過，雖然是另一個有待突破的禁忌，卻很誘人。而且，幾個主人視南韓優越性為理所當然的態度，讓我們心中根深柢固的抗拒大受動搖。可是，嚮導知道我們越過鴨綠江的真正原因後，就再也不想跟我們打交道了。

「我不要蹚這攤渾水，」他怒斥道：「你們如果不立刻回北韓，我會告發你們！」

他的幾位親戚替我們打圓場，要他冷靜下來。我先後兩次給了他五十美元——按中國人的標準算相當多了，我認為他這樣很不知感激。由於還在氣頭上，他調頭就走，回家去了。直到今天我都不曉得他有沒有告發我們。

安赫跟我都嚇壞了。我們當晚就想趕快離開，但能去哪裡呢？我們不會講中國話，甚至不曉得自己身在何處。不過，情況還不到絕望的地步。我們有招待我們的主人，以及嚮導的一位朋友是——延吉的一位富商，他邀我們出門去卡拉OK店。

「來嘛，不會有危險，」他告訴我們：「從來沒有人被檢查證件。夜總會有給公安薪水，他們不會找任何人的麻煩。」

這是我第一次到那樣的地方。安赫和我怯生生地坐下，渾身不自在。為我們奉上飲料的中國年輕女孩，個個都很會放電，我緊張地微微顫抖。中國男人的舉動也令人吃驚。他們怎能在眾人面前親吻、撫摸這些女孩，而完全不感到尷尬？我對這個願意出自己洋相的中國感到震驚。越過鴨綠江還不足以沖掉我們多年來被灌輸的思想。我在想，究竟北韓當局對資本主義在中國造成邪惡影響的擔憂，是不是能夠成立。但我想，我感到害怕的，其實是享受人生的可能性。我自小宣誓效忠的那些觀念，工作、紀律、對黨及其指導忠貞不二，正起身做最後的抵抗。

我身旁的人都歡笑著，觥籌交錯，女孩們親切而不粗俗；我漸漸放鬆自己。不久我們便和、幾個女孩一起暢飲和高歌，她們還以為我們是南韓來的。為了讓我們開心，她們點播來自首爾的歌曲，並以南韓暢銷曲〈你不會懂的〉，結束了她們今晚的私人表演。這是作曲家土屋潤與南韓歌手PettiKim離婚後，寫給剛出道的惠恩所唱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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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OK之夜後數日，那位商人說我們的嚮導嚴詞建議他，要他把我們丟到一邊去，還說這樣對他最好，除非他想動搖自己的社會地位。那個人顯然喜歡我們，但如果我們能離開，他肯定會鬆一口氣。我們當然要避免另一個被告發的可能。因此，我們決定進行下一步計畫。

幾天後，離開了那個殷勤招呼我們的家。離開的頭一晚，我們睡在星空下，但我們不能永遠這樣。遊蕩的時間久了，肯定會引起別人懷疑。所以隔天我們去拜訪嚮導的另一位親戚，那位婦人的家位在延吉郊區，是絕佳的藏身地點。起先，她擔心我們的出現可能給家裡帶來麻煩，但她被我們的真誠說服，對我們的處境感到同情，最後還是答應了我們的請求，允許我們在她家住一、兩個晚上，剛好給我們足夠時間去購買前往瀋陽的火車票。瀋陽在清朝又叫奉天，安赫有個朋友住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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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延吉到瀋陽的火車大約十小時，一路上我們膽戰心驁，既脆弱又孤單。當一位列車員走向我們，我嚇得全身發白。我擔心他是在向我要通行證件；但其實不是。鄰座的乘客會說韓語，向我們解釋他是要查票。我們把票遞給他，身體仍不住發抖，直到他離開前都緊張得忘了呼吸。不同於北韓，我們正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旅行。在北韓，光是語言不通就足以讓一個人立即成為被猜疑的對象。我曾聽說在中國人們有遷徙的自由，但真正體驗這樣的自由，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鬆了口氣並重拾信心，於是安然入睡。

我們在凌晨時分抵達瀋陽，天還沒亮。我們凍得發慌，感到前所未有的緊張與憂心。我們孤零零地走在一個地理位置不明的城市，語言不通，而且不瞭解當地公安的行事作風。在韓語通行的省分，除了卡拉OK那段插曲之外，我們有時會忘了自己身處國外。現在，我們真的感覺自己來到另一個世界，就連建築物看起來都不一樣。這個富饒的大城市令我們恐懼，我們彷彿越過又一道看不見的邊界。我感到焦躁不安，我覺得自己被丟棄在無邊無際的世界，始終都是個孤兒。現在就算我死了，也沒人會知道。還好我們有兩個人，幾個幼稚笑話便足以振奮我們的精神。然而，我們真正該做的，是停止在街頭徘徊。那樣太危險，公安四處巡邏，偶爾會檢查行人的身分證件。我們成功避開他們，後來決定進電影院待到天亮會更安全。我們看到的第一家戲院正在放映一部香港功夫片。入座後，疲累不堪的我們，幾乎是立刻睡著。電影結束後，我們終於找到前往安赫朋友家的路，這個人是安赫第一次造訪中國時認識的。我們在早上七點至八點間來到他的住處。他開門時仍睡眼惺忪，幾乎無法相信他的眼睛。

「安赫，你怎麼會在這裡？」

他們互相擁抱，那名男子請我們進去。然後我們被嚇了一跳：他跟一名女子同住。

「你結婚了？」安赫問道。

「不，她只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住在一起。」

在北韓，未婚男女不可能同居。那位年輕人談起戀愛大道理，但安赫與我覺得很尷尬，迅速轉移話題。我們把自己的遭遇告訴他。他同意讓我們暫住一陣子，然後陪同我們去位在北京的南韓領事館。經過一個月的多次延期，我們終於出發，搭七小時火車前往北京。

中國首都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其中國風貌，而是它西化和資本主義化的程度。最令我驚訝的是那些大宇、三星和樂金的廣告看板，上頭中、英文並列。我心想，南韓雖然是個小國家，但它在中國似乎非常吃得開。多麼令人傻眼的景象。在我們成長過程中，南韓被描述成一副末日光景——到處有人罷工，大量貧窮的工人在一波波經濟危機中掙扎求存……。北京寬闊整潔的街道也令我印象深刻，這個城市比瀋陽更具活力，而且更現代化。

在大型建築和商業廣告的表象之下，傳統中國的某些樣貌仍牢不可破。以公共廁所為例，我還記得第一次的經驗：當我打開門，發現人們一個挨一個蹲著，邊上廁所邊聊天看報，我趕緊關上門。我在夢嗎？沒隔間，沒有沖水設備。即便在集中營，我們的廁所也有隔間和迴轉門，給我們最基本的隱私。逗留中國期間，公廁成為我們最不適應的事情之一。我們上過的所有廁所，基本上都是這種格局。當我非得上廁所不可的時候，我會在出口處耐心等待，直到廁所裡差不多沒人時再進去。

我們來北京的目的不是觀光旅遊。我們離開車站，迅速攔了一輛計程車。上車之後，安赫的朋友不假思索地對司機說：「到韓國領事館。」我們於十五分鐘後抵達目的地。就在踏出計程車時，我們才發現司機誤會大了。我們居然站在北韓大使館門口！我們調頭就走，招了另一輛計程車。南韓領事館是在一棟外觀平凡的建築物二樓。一進領事館，迎接我們的是位年輕女士，她坐在接待櫃臺對我們微笑。

「您好，」我說：「我們是從北邊來的。」

她的嘴角突然垮下來，急忙轉身往後頭去，將我們的到來告訴某人。她帶著一名男子出現，這人很禮貌地邀請我們到一間大辦公室，辦公室裡有面牆懸掛著南韓國旗。我的心情糾結不已我面對的是惡魔般的南韓，卻也是我逃亡旅程所渴盼的終點。整個世界都顛倒了。我們把境遇告訴那名男子，他只是做筆記，既不評論，也沒問任何問題。他表現得過於平靜，令我訝異。我努力不顯露自己的感受，但憤慨阻斷我的思緒：我們長途跋涉，經歷各式各樣的艱險，但對這個人來說似乎全然不值得重視。他不僅對我們所受的苦難無動於衷，似乎還懷疑我們故事的真實性。我原來希望領事館能藏匿和保護我們，沒想到這是不可能的事。那位外交官給了我們一些零用錢，祝我們好運，要我們過幾個星期再去見他。這段期間，他會看看能為我們做些什麼…我們還不及回應，就被帶往樓梯間。兩週後再次拜訪，我們又一次被勸說要有耐性。我感到愈來愈孤單，發現我的人生不應依賴任何人，即使是我希望入籍的國家的駐外代表，也不能依賴。

從人權的角度來看，我的案例令人吃驚。然而，有多少人真正關心一個難民在中國的際遇？和世上每個政府一樣，南韓政府也是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辦事。即便處理難民問題也不例外。不過，為了國家利益而不去考慮難民的困境，亦等同於忽視人權。多年後，我在首爾遇見這名冷淡接待我們的外交官。「請您務必瞭解，」他致歉道：「我們努力了好長一段時間才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我們不能做出令中國在面對其盟友北韓時，會感到難堪的事……」

★

自南韓領事館空手而返，我們和安赫的朋友一起回到瀋陽。可是這位朋友的態度已有所改變。他對我們愈來愈冷淡。當他提出向中國當局陳情的建議時，我們更加倍懷疑其居心。他宣稱，這麼做或許能讓我們獲得居留許可，如此一來，就不必擔心被公安攔下時，沒有證件。似乎有理，但當時大家都知道，北韓政府會對遣返北韓逃亡者有功之人報以豐厚謝禮——其中包括彩色電視機。只要有人向平壤控制的「瀋陽朝鮮族協會」的領導密報，我們就會被逮捕，然後押回北韓。為了爭取一些時間，我們認為拿一疊日圓鈔票給安赫的朋友，同時讓他以為日後還會再給，會是明智的做法。三天後，我們動身前往大連，那是離南韓最近的一個中國港口。

第二十章 在大連小賣淫，大走私

星期日，我們佯稱要出門散散步，留下若干隨身物品，好讓我們的謊言有些許可信度。我們搭火車去大連的路上沒出現意外，然而除了躲避公安盤問和吃東西，我們沒想到什麼明確計畫。與此同時，混進人群找點食物吃，似乎是個不錯的主意，於是我們往市場走去。那時大約是午後一點，街上人來人往，但遺不到擁擠的程度。大連要到傍晚才開始熱鬧起來，這時市區街道搖身變成一個巨大市集，到處都有人賣吃的和穿的。我們像觀光客一樣漫步穿過市場，盤算著下一步該怎麼走，突然間，我們聽見有人講韓語。一旁有三名女子聊得正起勁。彷彿一件救生衣向我們丟來、我想都不想便把它抓住。其中一位特別友善，她大約三十歲，穿著入時。「大姐，」我問道：「您是朝鮮人嗎？」

她用另一個問題回答我的問題。

「你哪兒來的？」

我決定據實回答。

「北韓，」我告訴她：「我們遇到困難。您能幫我們嗎？」

她草草打量了我們一下，請她的朋友先離開，然後帶著我們去附近一家餐廳，為我們點了韓式燒烤，配米飯和啤酒。

「好吧，」當我們坐下後她說道「說說你們的狀況。」

她坐著聽我們講了許久，時而點頭示意要我們說下去。看得出來她很感動，不過講完之後，她只願透露她的父母也來自北韓，而她不贊成金日成的所作所為，這點我們很確定。用完餐後，她邀請我們去家中暫住。她的公寓大而凌亂。令我們困惑的是，那裡居然住了十五名年輕女子，大部分約在二十歲上下，其中有幾位是朝鮮族。外人很容易就看出她們是妓女，接受我們剛認識的這位大姐的保護。在那裡借住的，還有她視如己出的外甥女。

在我人生最關鍵的時刻之一，這些女子全都是我的恩人。我們之間的共鳴與日倶增。我們的女主人，我姑且叫她李小姐，最後提議與我結拜為姐弟。我深受感動，立刻答應。從那時起，我們將無條件友愛對方，至死方休。正式結拜之後，這位活力充沛的女子讓我知道，她除了開應召站之外，還經營另一項生意，一門需要更小心保密的生意。原來，她大部分收入來自將蛇走私到南韓。在南韓，蛇是珍饈美饌，價格不斐。我曾在耀德吃過蛇肉，但那是因為我肚子餓得發慌。就我所知，南韓並沒有食物短缺的現象呀！李小姐笑我太天真。她解釋，許多醉心於重振男性雄風的南韓人吃蛇，認為蛇肉和鰻魚、人蔘、鹿茸、熊膽汁以及海豹鞭一樣，是絕佳的壯陽補品。

李小姐跟當地一群抓蛇的山寇進貨，把蛇暫放在離公寓不遠的一個倉庫，再透過她的人脈將蛇送上開往南韓的船隻。整個過程中最困難之處，是確保蛇被送上船之前都牢牢關在籠子裡。蛇就是會鑽，只要有小小縫隙就能逃脫。警方曾接獲嚇壞的鄰居報案，奉命前往抓蛇，後來李小姐靠送錢和提供小姐招待，才把事情擺平。李小姐以不到百元的價格買進一批蛇，再以每條十美元的價格賣給特定交易商。每月出貨兩次，每次一千條，是獲利相當豐厚的一門生意。

為了安全起見，我和安赫都盡可能不外出。我們的女主人建議我們保持低調，不過她也擔心我們被某位手下員工告發。原來，有個女孩的父親正是「大連朝鮮人協會」的會長。李小姐大可不必擔憂：那位女孩不僅是眾人當中最漂亮的一位，而且還最慷慨。她已經和安赫墜入愛河。有一回安赫生病，她無微不至地照顧他。她還會毫不猶豫地自掏腰包幫助我們。由於客人中有幾位是平壤的幹員，她甚至承諾若發現任何風吹草動，一定警告我們。我信任她，甚至把自己的真名告訴她。假如她要告發我，就隨她了。這樣做也許很儍，但我總是認為，女人會保護我免受命運的捉弄。

在大連待了一個月，我告訴李小姐我願意為她做事，我不想一直白白接受她的恩惠。她起先拒絕，說只要在中國一天，我就是她的客人；將來總有一天她也會需要我幫忙。不過我非常堅持，後來她讓我在放蛇的倉庫附近做些零工。過沒多久，她正好需要一位謹慎可靠的助手，便點名讓我去幫忙。至於那些女孩，通常待在公寓裡消磨時間，跟我們打情罵俏，直到客戶上門。晚上她們去碼頭，當遇到不排斥溫存的對象，會向對方討個小禮物。

有天夜裡，其中一個女孩告訴我，港邊停了一艘北韓海軍軍艦。這時的安赫與我已不像過去那樣膽小，我們決定去看看，於是帶了四名女孩一同前往。來到碼頭後，我們遇見好幾名水兵，佯裝驚訝地看著他們制服上的金日成徽章。

「你們從北韓來的？」我用韓語問道：「我們是朝鮮族中國人。我甚至在北韓住過一陣子。」他們很高興遇見我們這些「半同胞」，每個都來跟我們握手。這情況讓我感到有趣。他們想買東西，當我們表示樂於從旁協助時，每個人聽了都非常開心。一位陪同他們的保衛部人員（這種人從老遠就得認出來），並未表示反對。安赫、幾個女孩和我，成了他們的口譯和講價幫手。我們帶他們在市集的大街小巷穿梭，讓他們覺得有我們陪伴真能得到折扣。整件事令我覺得非常好玩，我欣喜無比，好像什麼事都辦得到。我甚至有種跟這些水兵談論北韓國家大事。

「我不認為金日成有你們講的那麼好，」我斗膽說道。他們紛紛跳出來替他辯護。

「你怎敢這樣說？」他們問道：「你憑什麼說他不好？」

我把評論局限在北韓的經濟困境。他們回應說這些麻煩只是暫時現象，是因為俄羅斯背叛共產主義，切斷與北韓之間的經濟關係。他們確信北韓很快就會重新站起來，就跟他們偉大的領袖金日成所說的一樣。但是，一等那名保衛部人員去上廁所，其中一名水兵私下坦承同意我的說法。他佩掛金日成的徽章是因為他必須戴，並不是因為他支持他的政權。

「你和朋友若摘下那些徽章，對你們絕對有好處。」我告訴他：「至少在買東西時不會被敲竹槓。中國人認為北韓人好騙，會故意把售價提高……」

安赫和我天花亂墜地唬弄道。

這些水兵聚在一塊竊竊私語»聽從了我的建議。這些可憐的傢伙！他們每個人身上不過只有一、兩美元，光看他們一眼都令人難過。我甚至不記得那天花了多少錢幫他們買襪子、皮帶和其他小玩意。琳瑯滿目的商品讓他們對中國讚不絕口。最後，我對他們提出另一項建議。

「假如你們還剩點錢，我可以為你們安排漂亮的小姐。」

「要多少錢？」他們問道。

「兩百元人民幣。」

「這樣，」他們說：「那就下次吧。」

他們對穿迷你裙的女孩著迷不已。我剛開始也跟他們一樣反應，如今習以為常，已不再大驚小怪。

幾星期過去，然後是幾個月。李小姐多次建議我乾脆在大連定居。她說，她的外甥女很願意嫁給我。我們很談得來是事實。我在大連過著愜意的生活，這點無庸置疑。李小姐的外甥女名叫金容純（音譯），她全心全意地伺候我，還帶我去見她的家人，後來他們經常邀請我去家中做客。沒多久，我就被他們當成準女婿對待。李小姐是個出色的媒人，常安排我們外出遊玩。我們有時搭乘渡輪前往大連外海的小島，在那裡品嚐淡菜，接著散步談心。那是一段美麗的回憶，它讓我明白，原來我也能和身邊的人一樣享受生活。

李小姐的提議很誘人，但我覺得我的旅途尚未走到終點。如今，南韓比以往更加吸引我。我在大連期間，對這個國家有了更深入的瞭解。我聽說它比中國更富裕，且民主程度非中國所能比擬，這令我非常好奇。而且在耀德待了十年，我覺得自己虧欠還留在那裡的人，有義務揭露這些集中營存在的事實，譴責北韓禁錮、監視、動輒用重刑對待人民的作為。我必須把祖父的故事說出來，南韓最可能讓我完成這些任務。

此外，我仍有理由擔心被公安攔下，然後被遣返北韓。儘管我相當滿意當下的生活，但是時候離開了。李小姐的走私事業證明，航行至南韓並非不可能。我也許可以跟幾條蛇換換位子，藏身於這些珍貴的壯陽藥，潛入南韓。李小姐對這項提議一笑置之。經我一再央求，她同意幫我找潛逃南韓的門路。我們不讓金容純知道此事。她必定會哭鬧著要我帶她一起去，而這是不可能的。我現在想到此事都會難過，我覺得那樣做很對不起她，尤其是有次在大連開往北京的火車上，她幫我躲過公安的盤查。

一九九二年七月底的時候，李小姐開始打探是否有船隻能載安赫與我前往南韓。她所接洽的船長中，泰半認為這麼做風險太高，不願為了我們跟中國當局過不去。遭無數次拒絕後，終於有位船長被打動。她曾與這位船長做過生意，他也是她旗下小姐的常客。然而，錢的總數尚不足以解除他所有擔憂。他的船懸掛宏都拉斯國旗，因為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國與南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之前，往返兩國的船隻只能來自第三國。他那艘大型貨輪載運各式各樣貨物，諸如穀物、芝麻、大豆和乾魚貨等，船貨中通常不包括人員。由於他根本不認識我們，他希望李小姐能打消他的疑慮。

「我這麼做，究竟是好是壞？」他問道。

「對國家有好處，對和平也有好處，最重要的是，你將拯救兩個年輕人的性命。」

交易就這麼談定了。

第二十一章 抵達南韓

我們把離開的時間定在九月十四日。船長對每件事做出詳盡的規畫，因為這趟行程要成功並不容易。上船的時候，我們得走過跨越海面的一道橋。橋上中國公安和海關人員一字排開。幸運的是，他們對待「宏都拉斯」船員較為寬鬆，查看證件時馬馬虎虎。當船長的屬下上了船，並在舷側開始喝酒時，他向他們借了兩張身分證件，交給安赫和我，並為我們拿來幾件水手服。現在該我們上船了。

船長走在前面，我們緊跟在後。我直視前方，努力擠出笑容，但我的心抨抨直跳，雙腿發軟好似橡膠。過橋只需三十秒，但彷彿一輩子。我迅速亮出我的證件，盡可能裝作若無其事，其中一名公安彎身向前，顯然想看清楚些。我幾乎昏過去，我知道我正在生死之間擺盪。我看不見前面的旋轉欄杆，感覺自己進入一部慢動作電影。不過，可能是思緒受到打擾，這位公安出乎我意料地直起身來，看向別處。我顫抖的雙腿重拾步伐，腦袋整個空掉，失去重量……如今回想起來，我確信那位公安對我或照片一點興趣也沒有。在當時，我卻以為一切都完了。

上船後，下一步就是找地方躲藏。在船啟程航向其他國家前一小時，中國公安會上船檢查是否有偷渡客。他們會計算船員人數，再次核對證件，並且從船首搜到船尾。為避免被發現，安赫與我躲進油槽，臀部以下全浸在滑溜溜的液體裡。只有船長和他的副手知道我們在船上。我們在油槽待了三小時，忍受嘈雜機器聲，吸進不少有毒氣體，直到船離開中國海域。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淋浴，洗去一身油味，然後走上甲板。我們正朝旅途的終點邁進。就像越過鴨綠江時，我又一次陷入關於家人和北韓的回憶。我擔心日本或南韓報紙會報導我們的案例。屆時我的家人會不會受到連累？我試著安慰自己，不管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可能早就造成了。此時已無回頭路，但我至少能在兩件事上取得勝利：我現在安全又健康，而且我將把北韓集中營的生活告訴全世界。

當我們終於到達國際海域時，船長向附近所有南韓船隻發出通報。他知道無線電通報有被北韓船艦攔截的風險，但認為這遠比讓我們在日本港上岸安全。日本是他的第一個停靠港。訊息發出之後不久，一艘軍艦朝我們駛來。那時已入夜，很難辨識船國籍標誌。來者究竟是北韓還是南韓軍艦？我們心裡七上八下。在兩船距離只剩幾十公尺的時候，軍艦突然打開探照燈，照向我們。接著有人用擴音嘲叭要求我們停船，並表明身分。那是我們呼叫的南韓船艦！

幾名水兵獲邀登上我們的船，與船長私下交談。雙方談完之後，南韓水兵示意要我們跟著上軍艦。我們情緒激動、熱淚盈眶，向幫助我們偷渡的船長道謝。這個人救了我們。

來到軍艦後，南韓艦長問了我們幾個簡短的問題：年齡、姓名、職業。他把我們的回答寫下，透過無線電回報給首爾方面。接下來，我們被帶到一間像飯店豪華客房的船艙，裡面甚至有彩色電視機。整個晩上，官兵陸續前來和我們打招呼，說些鼓勵打氣的話，詢問我們有什麼計畫，這樣的熱忱接待令我們受寵若驚。儘管很久沒被灌食北韓製造的謊言，「美帝傀儡」所展現的親切依然令我們難以理解。當天稍晚，艦長又來探視我們，他想進一步瞭解我們的逃亡路線，曾住在哪些地方，擔任的工作與職業訓練。過後，我們聽從他的建議，試著休息並放鬆心情。生平第一次，我們打開電視收看南韓節目。

突然間，我們收看的節目被一則快訊打斷：兩名北韓年輕人經由「第三國」，正在前往南韓的路上。第三國通常指的就是中國。驚喜過後，我們津津有味地觀賞不設監控的電視，不停更換頻道觀賞各式各樣節目。跟我們一起待在船艙的還有一名警衛，是個正在服兵役的年輕人，他的存在卻沒給我們任何壓迫感。這次航程相當愉快，風平浪靜，天色蔚藍。有人會送食物到艙房，正餐之間還提供啤酒和糕點之類的小點心。

軍艦一度停止航行達數小時。我猜是在等候首爾方面指示下一步動作。三小時後，指令終於下來。隨著夜幕降臨，我們抵達離首爾不遠的仁川軍港。碼頭上有許多士兵等著我們，還有幾個穿便服的人，顯然是南韓的保安人員。他們拉著安赫和我的手臂，把我們分別送進兩輛車內。我坐在後座中央，左右各有一名魁梧的護衛。我們被載往首爾，來到一棟外觀普通的獨棟房舍。房裡的餐廳擺了一桌佳餚，在切入正題之前，我們獲邀先大快朵頤一番。隨後，安赫與我被帶往不同房間，進行長時間審訊，保安人員顯然想對照我們的說詞是否一致。他們反覆地詢問同一個問題，後來，審問我的那位官員說：「你看，這個問題我用不同的方式問了你三次，每次你都給我一模一樣的答案。假如你在說謊，那麼你非常高明！」他遞給我一張紙，要我畫一張耀德的地圖。我乖乖照做，試著回想每個細節，特別是刑場立石，還有周圍環繞的群山。審訊官員似乎有點驚訝。他端詳了我半晌，然後從桌子抽屜拿出一張照片。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那就是我的集中營！看到我住的營舍，我放聲痛哭。官員低下頭，開始相信我講的一切。我接著幫他指認其他建築物：單身營房、釀酒廠……就這樣過了好一陣子。我把我知道的每件事都告訴他。自審問開始到現在，整間房裡的氣氛已完全改觀。那位保安人員卸下心防，他本來刻意裝作親切，現在已打心底為我感到開心，我對他則是完全信任。盤問持續了一週，由兩名官員輪流進行，每隔兩小時換一次班。我如果需要休息，可以到隔壁房睡覺，睡醒之後再繼續，這些官員跟我一樣整天待在房子裡。

那週結束之後，我獲准進出這間辦公樓。審訊令人感覺被榨乾，頭昏眼花，但我瞭解當局為什麼對我的經歷感興趣，也認為他們想確定我所言不假是合情合理的事。審訊結束後，我繼續住在同一棟屋子裡，與保安人員和他們的上司一起用餐。第一個星期結束，保安部門的頭頭上前和我握手。

「你已清除第一道障礙，」他說：「不過將來還會有其他障礙。你大老遠來到這裡，你知道的……」他停頓了一下，接著以相當誠摯的語氣說道：「我見過的所有脫北者中，你受的苦最多。」

隨著時間過去，我和保安人員之間的互動愈來愈不拘謹，審問程序也比較沒那麼緊湊。整個過程持續了將近六個月，接下來的審訊——其實根本可以稱之聊天，愈來愈短，愈來愈不密集。問題從集中營轉移到我在耀德郡居住的那些年，以及我所從事的配送工作。我開始接受許多訪問並學習英文，藉此打發時間。第一階段審訊結束後，我終於獲准和安赫見面。我們坐著閒聊、抽菸、閱讀當天的報紙。審訊進入第四個月的時候，我和安赫搬進同一間房當室友。

我們不再像剛開始那麼緊張——住進南韓安全單位的辦公樓，對一個在北韓度過二十五年的人，可不是件小事。性情平和的幹員總是教我難以置信。他們跟我在北韓遇到那些保安人員截然不同。負責審訊的其中一位幹員似乎對我產生好感，他常帶書或一些名產給我，還給我零用錢。即便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但我們的交情是真實的，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交情。到今天我們仍是朋友。後來我得到離開審訊中心的許可——當然，必須有人陪。他帶我參觀首爾許多著名景點：市政廳、南大門、漢江河畔、公園、梨泰院。有天傍晚，我們登上首爾塔，俯看整個首爾在我們底下發亮，那景象真是非奇妙。

然而，最令我感動的是人們生活的方式。每個人似乎都能做他們想做的事，不受任何體系或組織的安排與支配。我必須承認，起初我還真有點擔心，這樣的社會怎麼可能持久，這樣根本無法面對危機。我後來才瞭解，這只是看似沒有秩序，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其實依循一套普世邏輯。雖然人人為己的原則占絕對優勢，但這裡的人很誠實，懂得為他人著想，而且享有共同的價值觀。首爾處處是車流，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車輛，得知大部分是南韓自製生產的汽車時，我非常驚訝。我在北韓從未聽說此事。我還記得獲悉此事時心中的驕傲，是我第一次為南韓感到驕傲。最後我愛上了這座不斷擴張的城市，數以百萬計在這裡討生活的居民、林立的現代化高樓、擁擠的交通、忙亂繽紛的生活和夜生活。

★

每當有脫北者來到首爾，就會召開記者會，我們也不例外。我們抵達南韓一個月後，被帶到首爾新聞中心接受數十位記者的採訪。他們首先問一些典型的問題，好比我們如何逃到南韓，集中營裡的生活，諸如此類。但接下來，他們轉向保安人員，詢問發現我們的時間與方式，記者會前對我們做了哪些指示，是否准許我們暢所欲言。我聽了震驚不已。我經歷了這麼多可怕的事，而今這群一輩子無憂無慮的人，竟輕蔑地質疑我的故事。無庸置疑，我的說法對北韓不利。針對集中營與平壤政權鎮壓異己的行為，我所提出的證詞，顯然有助南韓宣稱自己才是朝鮮民族的合法政權。這又如何？難道唯有和政府作對的說詞才是實話？難道我該宣稱自己受到南韓保安部門的操控？難道奉行資本主義的南韓必定一無是處？

《韓民族新聞》{28}的記者特別令人氣憤。他到底想質疑受害者什麼？幾百萬的百姓正因饑餓和死神搏鬥，全國上下人民的自由被剝奪，而他卻只在乎我們證詞的可信度。我們冒著生命危險逃出北韓，在集中營差點丟了性命，我們還需要證明什麼？保安人員未曾在我們耳邊提示過一個字。當我反問他們，記者會上該如何應答時，其中一位建議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只不過，你可能不想把一切都告訴他們，」他補充道：「而他們也許不會相信你。」我們根本沒有受到操控。記者的質疑和暗諷令安赫深深受挫，他和幾位保安人員眼裡都泛著淚，一點也不像是以宣傳為目的記者會。在座甚至有幾位記者也被打動了。

我決定開口講幾句話。

「假如你們不願意相信我們，就去北韓吧！你們認為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就為了來這裡說謊？」

記者會上人相當多。我這輩子從來沒在這麼多人面前說話。面對眩人的攝影機和鎂光燈，我只說我想說的一小部分。第二天，我們的故事刊登在所有報紙上。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紛紛來電安排採訪，日本和美國的媒體也很感興趣，後來我們漸漸習慣講述自己的經歷。只不過，頻繁地重述這些故事，有時候讓我覺得自己正把個人經歷，轉換成一個不再完全屬於我的故事。

第二十二章 適應資本主義世界

審訊工作告一段落之後，我們無所事事，等候別人告訴我們下一步該做什麼。我們是不是該去工作？能否回學校念書？生活開始變得無聊。保安人員提議租錄影帶給我們看。

「你們想看動作片，還是情色片？」他們問道。

「什麼是情色片？」

他們解釋情色片基本上就是含蓄描寫性愛情節的軟調色情電影，三點全露的硬調色情電影在南韓是違法的。我們選擇了情色片，而且一連看了四部！在北韓循規蹈矩拘謹了一輩子，一個晚上似乎還不足以彌補。我們來到一個仙境，幾乎不敢相信我們的眼睛：哪一種演員會扮演這種角色？他們怎麼有辦法在鏡頭前裸身？我們想到過去有關南韓各種傷風敗俗的描述。例如，南韓梨花女子大學與其說是專門給女孩念的學校，不如說是妓女學校，而且這些妓女還跟美國大兵睡覺——簡直是墮落到了極點！在北韓，叫男人嘗試勾引女人簡直匪夷所思。浪漫戀情更是天方夜譚。不僅電影如此，現實生活裡也一樣，男人要用最直截了當的方式採取主動。求愛與追求被認為是舊時代的殘渣，愛情根本不重要！儘管如此，男人強迫女人接受他們獻殷勤，卻被視為是正常。

和先前一樣，我們在有人陪同的情況下進市區。脫北者剛到南韓，南韓當局都會留意並掌握他們的行蹤，此舉也是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一九九六年，一位與金正日有親屬關係的北韓叛逃高官{29}遭平壤間諜殺害，證明南韓當局確有必要保持警惕。此外，我們也需要他們的協助。在這個巨大的城市裡穿梭，與公家機關打交道，乃至找工作……對那些在「隱士之國」（誠如外界對北韓的稱呼）生活了幾十年的人來說，都不是容易的事。

經過六個月持續的戒護，南韓保安人員准許我在城裡租一間公寓，並派一名當地警察照應我的生活。當我需要外出的時候——可能是參加記者會或接受訪問，去買臺冰箱或簽租約——便打電話給對方，請他陪同前往。兩年後，我才獲准自己打理生活。大體上，保安人員的存在助益多於累贅。雖然我常對我的「護衛天使」感到不耐煩，但他卻是我的大恩人，替我安排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會面。他介紹我認識一位北韓出身的商人，這位富商從報上讀到我的故事，決定提供每月二十萬南韓圜（約兩百美元）讓我上大學。我的護衛天使還買了一臺電腦給我，並幫我付清電腦學費。更重要的是，他教我如何面對新世界的種種困難。

此外有一位保安部門的行政官員，介紹我參加一間基督教會，至今我還去那裡聚會做禮拜。在物質和情感上，首爾的基督教會都給我極大支持。宗教對脫北者非常具有吸引力。從小在北韓近似宗教崇拜的氛圍裡長大，只是我們親近宗教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每個脫北者對溫情和愛都充滿渴望。我不曉得自己是否夠虔誠，但我想要受洗。

我還有幸獲得一家銀行提供就學獎學金。除此之外，我接受訪問、偶爾寫些文章，也都有收入進帳。物質方面，我沒什麼好擔憂的。

然而，唯有透過謀取穩定收入，才可能正式融入南韓社會。為此，我前往漢陽大學就讀。這所大學的創辦人金連俊積極提倡北韓人權。許多脫北者都進他的大學念書，我也不例外。我選國際商業做為我的主修。同學都比我年輕許多，但他們把我當做兄長一樣對待。他們挺喜歡我，也盡其所能地協助我，特別是英語方面，因為我的英語很糟。儘管我們關係不錯，但我也看不慣他們的許多作為。他們三不五時就到咖啡店、餐館聚會，好像去販賣機買瓶汽水躺在草地上還不夠舒服一樣。他們實在太揮霍了！北韓的生活讓我變得比較勤儉刻苦。每當有學生在我面前翹著二郎腿抽菸，我很難不嘮叨他們幾句；晚輩在長輩面前這樣做很不禮貌。北韓是極度傳統的國家。異性之間交友是踰矩行為。男性與同齡女性說話時可用一般口吻，但女性對同齡男性說話則得畢恭畢敬，人與人之間的階級層層分明。至於南韓，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有些女學生充滿自信，我跟她們講話，她們幾乎都沒在聽。

我最終習慣了這一切。大學生活給了我許多美好回憶，即便左派學生常常把我惹惱。他們一直試要我看清南韓政府體制的缺失，聲稱北韓至少不會搶破頭、沒完沒了地追逐利益！儘管我找不到反駿他們的理論依據，我也沒有被他們說服。「去北韓吧，」我告訴那些和我立場相斥的人：「去了你們就不會再替金日成的失敗找藉口。自己去瞭解瞭解吧。」

某天，我和校內左派組織「韓總聯」一位學生成員在討論事情，愈談彼此火氣愈大。他用階級支配及帝國主義等知識性論述對我大肆轟炸，還引用皮耶·布赫迪厄(PierreBourdieu)等人的說法做後盾。圍觀者聚攏在我們四周。他們站在那一邊？與我對談的學生，指稱我的觀點帶有主觀論色彩，我的個人經驗不宜做為全球用來譴責北韓政治的基礎，圍觀群眾同意這說法嗎？有幾位學生後來告訴我，多數旁觀者聽了我遭囚禁與逃亡中國的經歷感觸良多，我聽了很高興：那份沉默就像一股巨大而無形的力量。左派學生應該好好思考那份沉默的意義。

★

不過，我最在意的是自己的前途。雖然同學很幫忙，我的英文還是不好。為了回饋，我提供金錢資助給不少同學。說來諷剌，一個北韓流亡人士竟成了手頭寬裕的學生，享有免費教育，受惠於政府的慷慨補助，還可靠寫文章與演講賺外快。相較之下，許多來自南韓鄉下的學生只能勉強蝴口。他們住出租小房間，到超市當收銀員或在餐館打工，等著家裡寄來微薄零用錢。我常請他們吃飯，甚至幫好幾位同學繳清費。對我來說，這是一種道謝的方式。

因為手頭寬裕，我開始過著一種奇怪的生活，幾乎迷失自己。有人說要在首爾高級的清潭洞，幫我租一間兼具工作室與住家功能的住辦型公寓。我決定搬進去。在這個不可思議的世界裡，金錢來去如流水。公寓外，多的是寶馬轎車，名車的車主不是醫師，就是名媛或電影明星。我沒有寶馬轎車，但我揮金如土，被金錢所帶來的權力迷得神魂顛倒，醉心於自己的成就。過去我是一名囚犯，曾被迫拿鼠肉和蠑螈充飢，而今我卻與鄰居們飮酒作樂，在他們開的餐館吃飯。過去被年輕中國女子邀舞而尷尬不已的那個我，現在總是大方邀請美女與我共舞。

而我還只是個學生，我的夜生活和學業格格不入。動動口就能賺進大把鈔票，我幾乎被金錢寵壞。我拋棄最初的立場，所作所為連自己都難以認同——某幾個清晨，我感到有些羞愧。

★

我後來和糜爛生活一刀兩斷。除了麻痺悲傷，我還有其他更強烈的慾望：我想為自己創造穩定的生活，想向全世界揭露北韓的情況，想協助不幸的難民，以及娶個能攜手共度餘生的妻子。然而，對一個脫北者而言，追求這些可謂困難重重，在官方統計數據裡看不出蛛絲馬跡，也不是金錢能夠解決。不久前，我愛上一位首爾女孩，我很想跟她結婚，但婚姻在韓國社會裡不是兩個人說了就算，而是兩個家庭的結合。我的家庭在哪兒？是生是死，還是無限期下放勞改？沒有家庭就沒有婚姻。除此之外，她的家人怎能不對一個北韓人起疑？儘管我和家人曾因不與北韓政權妥協而付出沉重代價，但這無法替我加分。消除家庭偏見，難如登天。

南韓民眾應正視他們在接納難民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脫北者出亡不是為了逃避某些事；他們要很努力才能適應新環境，才能忘記過去曾經歷的苦難。我至今仍會夢見自己在鴨綠江或山區奔逃，而北韓保衛部人員就尾隨在後。夢到自己就要落入魔掌，驚醒後，發現自己一身大汗。口頭支持統一還不夠，人們必須用行動證明。高談統一是一回事，人們對待北韓流亡者的態度又是另一回事。我並不質疑南韓民眾對統一的渴望，即便許多人確實對南北韓的命運蠻不在乎。根據個人切身遭遇，我想指出的是南韓對脫北者層出不窮的偏見。脫北者生活貧困、經濟上居劣勢，常被視為是本性低劣使然。我自己就曾被誤會：當我打扮得較為高雅，人們會滿臉狐疑地看著我，我的行為不符合他們對脫北者的期待。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工作上。金錢在南韓是如此重要，導致我一直認為，除非能夠賺很多很多錢，否則我永遠不可能得到平等對待。

南韓有幾個北韓流亡組織。其中有個組織是由前北韓駐薩伊（今天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外交官高英煥所成立。我感覺該組織主要的協助對象，是已調適得不錯的富裕脫北者。處於光譜另一端的，則是一九九七年二月逃離北韓的前勞動黨理論家黃長燁，他所成立的協會反對金氏獨裁政權，並試著提供協助給所有難民。該協創辦者表示，他們的任務是將金正日在北韓犯下的罪行公諸於世，這件事遠比抵抗日本侵占更為重要。黃長燁的目標就是打倒金氏政櫂。這個協會也募款，支援和保護在中國邊境徘徊的脫北者。

有待完成的事還很多。過去十多年來，北韓的情勢持續惡化。難民從鴨綠江乃至更東邊的圖們江越界逃往中國，向世人揭發北韓境內種種可怕的情況。南韓佛教團體「好朋友」(GoodFriends)蒐集的目擊者證詞令人痛心。許多北韓民眾被迫吃草、樹皮，形容枯槁的孩童四處遊蕩，他們皮膚泛黑或因感染疾病而潰爛。只要寒流來襲，他們會死於傷寒或霍亂。許多家庭支離破碎，父母往往拋棄最年幼的小孩，希望他們能被生活條件較好的善心人士收養。民眾在沒有工具、沒有任何保護的情況下嘗試越界。每當我聽到這些故事，便想到我曾擁有的優勢條件。金錢讓我能夠搭乘火車抵達邊境，還雇用了一名嚮導。

今天，抵達中韓邊界的難民大多筋疲力盡，因為他們已跋涉好幾天乃至好幾週的路程。邊界警衛對待他們非常無情。不送禮？門兒都沒有！難民遭毒打，被關進環境惡劣的監獄，諸如此類的故事不勝枚舉。就算他們能避開警衛，這些不幸的人越界後，也不可能像我當年那麼幸運，受邀吃飯還去唱卡拉OK。中國公安對非法入境者往往視而不見，但遭遣送回北韓的人數也不少。基督教社團在中韓邊界從事相當了不起的工作，他們拯救「花燕子」（即流浪孩童），提供他們糧食和棲身之所。這些團體也致力對抗人口販賣：在中國靠近北韓的區域，兩千到五千人民幣，就能買到一名北韓新娘。

我嘗試幫助新來的脫北者融入社會。有時候，有人會請我協助藏匿在中國的難民。一九九九年十月底，一位在中國經商的南韓商人告訴我，他把我的電話給了兩名自稱認識我的脫北者。幾天後，我接到一通從中國打來的電話。「姜哲煥同志，」對方說道。「同志」一詞令人懷念，過去我常聽也常使用這個詞。來電者是我在耀德一位女鄰居的弟弟。我們曾在他姐姐的住處見過一面。他一開口便向我吐露妹妹美湖的消息。他最後一次見到妹妹，是我叛逃兩年後。「當然，她遭到審訊，生活看起來非常貧苦。當局知道你逃走後似乎很擔心，怕你會講出營裡的事。我們村子上晨課時，你的案例一再被提出來討論。黨書記告訴我們，所有人必須保持警惕，確保這類脫逃事件不再發生，若聽到任何人想逃走的消息，務必舉發。」

我得知幾位老朋友，以及一些受我脫逃牽累的黨幹部，已經被送進集中營。其中包括地方書記李長浩，社會安全部部長金正南。其他人，諸如保衛部主任、行政部門總書記以及黨組織書記，則遭撤職。對於別人因我而遭殃，我覺得很難過。同樣令我難過的是，妹妹的生活因我而飽受威脅。然而同時，我也為我的逃亡為整個郡帶來希望感到驕傲。至於那位打電話給我的北韓難民，關於他的遭遇，我講愈少愈好。不過，為了讓大家更瞭解脫北者所面對的困境，我還是要提一下他的中國仲介，這位仲介威脅要把他交給警方，並恫嚇將他的年輕女伴賣給人口販子，除非我寄錢給他。所幸，那位居中牽線讓我們取得聯繫的南韓商人，想到了讓中國仲介改變主意的辦法……

後記 為北韓尋求援助

當前，我想要替那些意圖逃脫壓迫和饑荒的人做點事。我們所有人，包括政府在內，必須更積極。我們看似骨肉手足，但我們的姐妹卻在邊界被人賤價買賣。我們還要隱忍下去嗎？北韓出現嚴重糧食、能源和醫藥荒。根據記者的小道消息，受害民眾多到數不清。估計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在一百萬到三百萬之間。確切數字無從得知，因為沒有人能深入北韓進行充分研究。若曾親眼目睹身邊人餓死的慘況——像我就是過來人，不會浪費時間辯論糧食援助北韓的利與弊。唯一的問題在於分配。誰知道有多少援助會被挪去支援軍隊？我們常聽到這類反對意見，甚至連那些希望提供更多糧食給北韓的人，也不乏這種聲音。

的確，在北韓，一切以軍隊為優先。但那不是一支跟其他民眾毫不相干的專業軍隊，而是完全由一批又一批志願者組成的軍隊，要求參軍的人數往往超過軍隊缺額。志願兵的出身背景說明了他們的渴望，他們許多都是農民子弟，他們想加入勞動黨，參軍是第一步。最貧窮的家庭會讓子弟去當兵，因為他們在那裡可以得到糧食和衣服。軍隊也提供在社會上高升的機會：軍人退伍之後，百分之三十會進大學念書。

此外，反對提供北韓糧援者聲稱，就算援助不被軍隊挪用，卻也讓北韓政權得以省下外匯，將原本該用於購買穀物的錢，拿來購買武器和舉辦奢華慶典。每當我們想要救助因為政經體制而飽受饑荒之害的民眾時，就得面對兩難局面：援助北韓民眾意味維護金氏政權。

糧食或其他援助並非首要考量。最該優先處理的反倒是接納逃出來的人，並給予他們法律保護。另有待加強的，還有將北韓人民的處境公諸於世，以及讓北韓人民認識外面的世界。國際輿論和世界各國領袖應該更關切北韓的悲劇，迫使金正日改變行為，否則將面臨國際法庭治罪。

許多南韓民眾對南北韓不久前舉行的高峰會（按：指二〇〇〇年六月南北韓元首首次會談）感到無比興奮，我卻一點也不熱衷。大家若認為金正日展現的笑容及友善，代表這個獨裁程度無人能出其右的政櫂已在改變，無疑是過於天真。數十年來，北韓民眾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金正日是真的在笑，那是因為他確信自己大權在握。儘管開了歷史性高峰會，但他將繼續蔑視最基本的人權，誠如他的一貫作為。

我獨排眾議，試著解釋金正日展現的善意是出於算計。我在《月刊朝鮮》雜誌七月號的一篇文章中特別點明，金正日佯裝想要開放，其目的和他多年來有計劃地搞神祕如出一轍，就是深化和擴大他自己的神話地位。此外，我也解釋為什麼跟現在的北韓談統一是不可能的事。南韓是民主國家，櫂力屬於人民。在北韓，民眾受勞動黨和大櫂在握的金正日主宰，悲慘度日。統一的先決條件是讓北韓民眾自由，活得像個有尊嚴的人。他們現在就算餓得半死，也無權吐露絲毫不滿，基本人權徹底遭到體制踐踏。

有人告訴我們，踐踏人權、集中營、綁架南韓公民、綁架日本公民等等，全都是芝麻蒜皮的小事，並非南韓目前該關切的重點，最好留待日後再來處理。他們還說應該等到北韓民眾的命運有所改善，兩韓再來協商統一。殊不知，到那個時候，他們應該都死光了！

統一勢在必行，但唯有在平壤政櫂停止折磨、控制人民之後，才可能成真。當大批北韓孤兒越過鴨綠江和圖們江前往中國尋求避難，我們怎能袖手旁觀？當北韓父母賤價賣女求糧，我們怎能坐視不管？我不願再看見任何骨痩如柴的小孩驚恐地張大雙眼，也不願再看見任何小孩被送進集中營，而他們的父母被迫離婚。我希望他們的祖父能陪在他們身邊，說故事給他們聽，希望他們在大同江畔開心戲水時，不會被保衛部官員的到訪打斷。

圖書CIP數據

平壤水族館：我在北韓古拉格的十年

LES AQUARIUMS DE PYONGYANG:DixAnsAuGoulagNord-Coreen

作者 姜哲煥、皮耶·李古樂（Pkm Rigoulot)

譯者 鐘玉玨

總編輯 莊瑞琳

責任編輯 葉品岑

企畫 沈小西

美術設計 洪伊奇

排版 洪伊奇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版 衛城出版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14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3號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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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法律事務所蘇文生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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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 三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2年9月

初版二刷 2012年10月

定價 300元

封面、內頁圖片由姜哲煥先生提供有著作權·翻印必究（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Editions Robert Laffonr, Paris 2000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cions Robert Laffoncrhrough Baron-Chincsc MediaAgnccy TraditionalChineseedition©2012 Acropolis,animprint of Walkers Cultura JEnterpris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1}

Martin Fackler, “Young North Korean Defectors Struggle in the South.”New York Times, Jul 12, 2012. http://www.nytimes. com/2012/07/13/world/asia/young-north-korean-defectors-struggle-in-the-south.html?pagewanted=all

{2}

Antjie Krog, Country of My Skull: Guilt, Sorrow, and the Limits of Forgiveness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Johlannesburg: Random House, 2002). Antjie Krog是一位南非有名的詩人，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運作期間，擔任新聞報導，事後寫了這本書。

{3}

Francois Bizot, The Gate(London: Vintage Books, 2004). Bizot 是一位法國學者，在柬埔寨從事佛教研究，一九七一年遭赤棉逮捕，在一個勞改營中度過三個月，被釋放後多年寫成這本書。

{4}

Hannah Aren'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5}

Martin Fackler, “Young North Korean Defectors Struggle in the South.”New York Times, Jul 12, 2012. http://www.nytimes. com/2012/07/13/world/asia/young-north-korean-defectors-struggle-in-the-south.html?pagewanted=all

{6}

編注：典故語出《新約·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四十節.，「耶稣說：『我告訴你們，若是他們閉口不說，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

{7}

編注：皆是胡立歐(JulioIglesias)的歌曲。

{8}

編注：事實上，第一本在西方出版的北韓集中營相關資料是由國際特赦組織於一九七九年六月所發行，內容記錄委內瑞拉籍西班牙語翻譯阿里·拉邁達(AliLameda)在北韓的囚禁生活。至於第一本在西方出版的脫北者陳述，則是李順玉（音譯）所著《無尾動物的雙眼：一個北韓女性的監獄回憶》(EyesoftheTaillessAnimals:PrisonMemoirsofaNorthKorean)，一九九九年出版

{9}

編注：此處所指機構不明，但李古樂有自己成立的人權團體，名為「法國援肋北韓人民協會」(French.CommitteetoHelpthePopulationinNorthKorea)

{10}

編注：ubique出自法國劇作家賈利(AlfredJarry)一八九六年演出的《烏布王》(H.)烏布是個醜陋、貪婪、邪惡的角色。

{11}

編注：北韓自稱「朝鮮」，並稱呼南韓為「南朝鮮」，南北韓說法是南韓與親西方陣營的立場。文中敘述使用臺灣習慣的南北韓翻譯，但如果是北韓政府的政令宣傳，則沿用北韓說法。此外，一九四八年「分裂」前，朝鮮半島上的國家亦稱「朝鮮」。又，「朝鮮」二字亦有非政治性用法，主要指涉文化習俗與族裔，例如朝鮮人（幾乎與韓國人無異，依語境不同交替使用），朝鮮族、朝鮮傳統等等。

{12}

編注：北韓的教育體制為幼稚園一年，人民學校（二〇〇二年改名為小學校）四年，中學六年，共十一年義務教育。之後可透過考試進入綜合大學或專業大學。

{13}

李古樂注：該名首次出現於十七世紀荷蘭水手哈梅爾(Hanlel)的日記，他曾在朝鮮住過一陣子，不過他的拼法是/ouelpaert，有些地圖沿用他的拼法。

{14}

編注：又名「第二十六號管理所」，位於北韓首都平壤，為北韓最高層級的政治犯收容所，收監許多被整肅的政府高官或勞動黨幹部，全境屬「完全統制區域」(終生監禁區域)。在國際特赦組織於一九九〇年公布有關勝湖里收容所的報告書後，該處於一九九一年關閉。

{15}

編注：北韓立法機關，負責制定法規及選舉政府相關人員，但實際上角色相當於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屬「橡皮圖章」性質單位。現在最高人民會議設有六百八十七席，一任五年，規定由全國人民直選，但其實是勞動黨事先決定各選區候選者，由民眾投票行使同意權，每回投票與贊成率都接近百分之百。未參與投票或投下不贊成票者會成為當局監視對象，近來北韓更利用代議員選舉行戶口普查之實。

{16}

編注：金剛山旅遊區位於北韓，它是南韓對北韓施行「陽光政策」期間，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由韓國現代集團創始人鄭周永與北韓合作營運的金剛山旅遊項目。二〇〇八年，一名南韓遊客遭北韓軍人射殺，南韓決定中斷金剛山旅遊項目，迄今尚未重啟。

{17}

編注：一九七二至二〇〇〇年間稱為「社會安全部」，掌管一般警察事務，包括區域通行核准，為北韓內政警務系統兩個機關之一。另一機關為多次更名的「保衛部」(詳細執掌與沿革見第四章內文注釋)。

{18}

編注：一九七三年從「社會安全部」分出來，專門揭發並肅清反體制人士（政治犯），以及控管遣送脫北者的國家部門。最初稱作「國家政治保衛部」，一九八二年改為「國家保衛部」，一九九三年又更名為「國家安全保衛部」。一九七七年，姜哲煥祖父失蹤應該是「國家政治保衛部」(一九七三至八二年）在幕後操弄。書中還有多處提到該單位及其人員，後文均簡單稱呼為「保衛部」及「保衛部人員」。讀者欲知確切名稱，可另外估算、指涉年分對照此注。

{19}

編注：又名「第二十五號管理所」，位於咸鏡北道清津市，雖然「教化所」一般囚禁殺人犯，但根據南韓統一研究院訪談脫北者所做成的《二〇〇九北韓人權白皮書》，輸城教化所實際上只收監政治犯。因設有機械，能夠生產自行車。

{20}

編注：根據南韓《朝鮮日報》引述「防止北韓反人道犯罪行為國際聯盟」(ICNK)今年四月初所得到的消息，二〇一一年五月留在北韓的美湖疑又被送進耀德。今年八月十八日，本書推薦人楊虔豪先生當面向姜哲煥詢問此事，他也回應「似乎是出了什麼事情」，但亦不清楚詳細情形。

{21}

編注：耀德政治犯收容所分為勇平、立石舊邑、大淑平田五個營區，從耀德收容所自一九五九年設立至一九八六年這段期間，舊邑和立石兩營區為犯人有機會被釋放的「革命化區域」，其餘營區則為「完全統制區域」。一九八六年後改制，現在僅大淑為「革命化區域」。

{22}

編注：法國人（一九〇六—一九七三)，二十五歲時被誣告謀殺，獲判終生監禁，在法屬圭亞那魔鬼島監獄內度過十三年，綽號來自胸前的蝴蝶剌青。他成功逃獄，並把經歷寫成回憶錄《蝴蝶》(popllion)，一九六九年發表。改編電影《惡魔島》於一九七三年上映。

{23}

李古樂注：姜哲煥借用法國小說家都德(Alphonse Daudet)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描述法國戰敗，亞爾薩斯省割讓給德國（普魯士），當地學生上最後一堂法文課時，卻迫不及待歡迎德文老師，反觀法文老師，一夕之間被打入冷宮。日據期間，朝鮮人亦有過類似經驗，因此該書在南韓享有高知名度。

{24}

編注：一九九五年脫北後定居南韓。一九八七到九四年間，安明哲先後在第十一、十二、二十二、二十六號管理所任職，來到南韓後，他揭露了管理所的暴行以及詳細運作體系。

{25}

編注：指橫越鴨綠江的「中朝友誼橋」，即兩國官方進出通道。

{26}

編注：直到一九九七年嚴重饑荒之後才開放小規模貿易。

{27}

編注：本書法文版是於二〇〇〇年出版，自二〇〇八年以後，邊防控制愈趨森嚴。二〇一一年金正日死後，更加強了中朝邊界的戒備管制，以防止脫北行為。

{28}

編注：南韓最有影響力的左派報紙。

{29}

編注：指一九九七年脫北的金正日妻子成蕙琳的侄子李韓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