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译者

魏埙（1919—2004），河北安新人，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生前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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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Book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译者导言

《凯恩斯全集》总绪言

《全集》第七卷《通论》编者绪言

序

德文版序

日文版序

法文版序

第一编　引论

第一章　所谓通论

第二章　古典学派经济学的假设前提

第三章　有效需求原理

第二编　定义与观念

第四章　单位的选择

第五章　预期决定产量和就业量的作用

第六章　收入、储蓄和投资的定义

附录：论使用者成本

第七章　储蓄和投资的意义的进一步考察

第三编　消费倾向

第八章　消费倾向：I．客观因素

第九章　消费倾向Ⅱ．主观因素

第十章　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

第四编　投资引诱

第十一章　资本边际效率

第十二章　长期预期状态

第十三章　利息率的一般理论

第十四章　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

附录：论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及其他著作中的利息率理论

第十五章　流动性偏好的心理动机和经营动机

第十六章　关于资本性质的几点考察

第十七章　利息和货币的主要性质

第十八章　就业通论的重述

第五编　货币工资与价格

第十九章　货币工资的变动

附录：关于庇古教授的《失业论》

第二十章　就业函数

第二十一章　价格论

第六编　通论引发的几点简短议论

第二十二章　略论经济周期

第二十三章　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第二十四章　结尾短论：《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

附录一

附录二

重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导　读　重要书刊通信译名对照表

重要名词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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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刊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史称“凯恩斯革命”。

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

凯恩斯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敢于打破旧思想的束缚，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首次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的贡献极大。

■学术概要

凯恩斯发展了关于生产和就业水平的一般理论。其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主要有：

关于非自愿失业条件下的均衡：在有效需求处于一定水平时，失业是可能的。与古典经济学派相反，他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失业问题。

引入不稳定和预期性，建立了流动性偏好倾向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投资边际效应概念的引入推翻了萨伊定律和存款与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他的这些思想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凯恩斯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曾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

■凯恩斯小传

凯恩斯出生于一个大学教授家庭。他的父亲约翰 · 内维尔 · 凯恩斯曾在剑桥大学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讲师，母亲弗洛朗斯阿达 · 布朗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会改革的先驱之一。

他7岁进入波斯学校，两年后进入圣菲斯学院的预科班。几年以后他的天才渐渐显露，于1894年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第一个数学奖。一年后，他考取伊顿公学，并于1899年和1900年连续两次获数学大奖。他以数学、历史和英语三项第一的成绩毕业。1902年，他成功考取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时代周刊》封面上的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

■主要社会活动

凯恩斯不但是一位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实践家。他曾在英国印度事务部工作，任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经济学讲师，创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并因其最初著作《指数编制方法》而获“亚当 · 斯密奖”，任《经济学杂志》主编，任皇家印度通货与财政委员会委员，兼任皇家经济学会秘书，英国财政部巴黎和会代表，主持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出席布雷顿森林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百废待兴，凯恩斯代表英国政府出访美国以求得贷款协助重建。

1909年凯恩斯创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并因其最初著作《指数编制方法》而获“亚当 · 斯密奖”。

1906—1908年凯恩斯在英国印度事务部工作

1906年凯恩斯通过文职人员考试，到印度事务部工作。两年后，申请国王学院的研究员职位，但没有成功。不久，剑桥大学向他提供教授一般经济学的讲师职位。凯恩斯主讲的众多课程中有一门是每周一次的关于印度货币和金融方面的课程。不久，凯恩斯专门研究货币、信用和价格问题。这段时间，他也写了一些书，主要是在概率论方面，他的经济学方面的第一部著作是《印度的货币和财政》。

凯恩斯（油画）

像许多伟大的金融家一样，凯恩斯在大事上十分大胆，敢于冒险使用大量资金以支持一个论点，但在小事上却非常保守。

一次，凯恩斯和一位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因为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小孩们向他们扔石头。他的朋友建议他多给点钱了事，而凯恩斯，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却回答道：“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凯恩斯和他的妻子丽迪雅

1921年，凯恩斯陷入与俄国著名芭蕾舞演员丽迪雅的热恋。两人在1925年成婚，被认为是智慧和美丽的结合。据说两人的婚姻美满幸福，但没有子嗣。

凯恩斯和画家邓肯 · 格兰特

凯恩斯早年是一位同性恋者。作为对性持开放态度的布卢姆茨伯里派的热心成员，凯恩斯并不避讳他的性取向。他最为重要的爱侣是画家邓肯 · 格兰特。两人自1908年相识后就一直交往甚密，直到20世纪20年代，格兰特都在凯恩斯的感情和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主要思想理论

凯恩斯原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直至20年代末仍信奉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保护主义对于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甚至1929年同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就德国赔款问题论战时，还坚持国际收支差额会通过国内外物价水平的变动自动恢复平衡。直到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出版时，凯恩斯一反过去的立场，转而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保护政策如能带来贸易顺差，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最终导致经济繁荣。

1929年金融危机

竖立在汽车上的牌子写道：“100美元可买下这辆轿车。在股市上丧失了一切，急需现钞。”

1929年经济危机时的纽约街头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感觉到传统经济理论不符合现实，必须加以突破，于是便有了1933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部著作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很大的突破。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社会上普遍担心出现金融危机。作为货币问题专家，凯恩斯去财政部任职。他的首次努力是说服财政大巨劳合 · 乔治（1916年12月成为英国首相）保持黄金储备。到战争结束时，凯恩斯已在财政部树立了牢固的地位，并被派到国外处理一系列的金融问题。当和平会议在巴黎举行时，凯恩斯代表英国财政部参加了和谈。和谈结束后，凯恩斯从财政部辞职，撰写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这本书中描述了一些当时著名人物的事情。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理论突破

第一，突破了传统的就业均衡理论，建立了一种以存在失业为特点的经济均衡理论。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以萨伊法则为核心提出了充分就业的假设。认为可以通过价格调节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把研究资源利用的宏观经济问题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外。《通论》批判了萨伊法则，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正式把资源利用的宏观经济问题提到经济学研究日程中来。

第二，把国民收入作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通论》的中心是研究总就业量的决定，进而研究失业存在的原因。认为总就业量和总产量关系密切，而这些正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凯恩斯是一个最会把理论化为实践的人。在撰书的同时，凯恩斯也从事货币买卖。

第三，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来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

《通论》认为有效需求决定总产量和总就业量，又用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来说明有效需求的决定。在此基础上，他说明了如何将整个经济的均衡用一组方程式表达出来，如何能通过检验方程组参数的变动对解方程组的影响来说明比较静态的结果。也就是说，他总是利用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关系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决定和其他宏观经济问题。

英文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在《通论》一书中，凯恩斯谈到了他的投资哲学，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选美理论”：共有100幅候选美女照片，由公众从中选出4人。然而，人们并不投票给他认为最美的人，而是选择他认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最美的人。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影响了几代人，在目前的经济政策制定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将继续影响以后人们的经济思想。

第四，建立了以总需求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

凯恩斯采用了短期分析，即假定生产设备、资金、技术等是不变的，从而总供给是不变的。在此基础上来分析总需求如何决定国民收入。把存在失业的原因归结为总需求的不足。

凯恩斯在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发言

第五，对实物经济和货币进行分析的货币理论。

传统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分为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两部分，其中，经济理论分析实际变量的决定，而货币理论分析价格的决定，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二分法。凯恩斯通过总量分析的方法的把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生产货币理论。用这种方法分析了货币与利率的关系及其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从而把两个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

凯恩斯肖像漫画

除《通论》外，凯恩斯另外两部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是《论货币改革》（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和《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 1930）。这两部著作是其研究货币理论的代表作，但均未能脱出古典货币数量论的窠臼。

第六，批判了“萨伊法则”，反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明确提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主张。

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赞同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而凯恩斯却反对这些，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他论证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目标；他的这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思想后来成为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后来的宏观经济学就是建立在凯恩斯的《通论》的基础之上的。

凯恩斯与美国金融官员会谈

凯恩斯出席在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期间与妻子丽迪雅的合影

Book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
· 丛书总序 ·

黄顺基
（中国人民大学终身教授）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1]到17世纪，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先导，在世界历史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工业化运动，它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面貌，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直至意识形态，它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形成了一股时代的巨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世界名著，它们反映历史的新动向，适应社会变革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思想、新观念与新理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第二批选的十种，涉及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六个领域，它们从思想理论侧面反映了这场世界历史运动的基本脉络和某些重要的内容。

在政治学方面

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国家理论和法律理论都包含在政治学说中，政治学说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利问题。在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大变动时期，这里编选的两部名著是如何提出与论述这一事关人类命运的大问题的。

洛克的《政府论两篇》（1690年）。洛克是英国“光荣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在辉格党反对查理二世高潮之际，他写作的《政府论两篇》，试图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说明国家权力的起源及其与人民权利的关系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洛克提出：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但自然状态缺乏法律规范，缺乏权力裁判，因而是充满恐惧和危险的。因而如何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论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便成为《政府论两篇》的中心论题。

在《政府论两篇》上篇中，洛克首先集中批判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君权神授和王位继承的观点。然后在下篇中，论述了国家理论和法律理论。

在新社会即将来临的前夜，洛克此书担负了为第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的历史使命，对英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正是洛克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在君主立宪下，手工工厂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2]

洛克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精神，他的政治法律学说不仅对英国，还对18世纪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他提倡的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的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因而在资产阶级的历史文献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卢梭是18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之一。在资产阶级为了向封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本主义统治而做的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中，他也是从自然状态出发，去考虑国家权力的起源及其与人民权利的关系问题的。但时代前进了，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也发展了，卢梭考虑问题的角度是把自然和文明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是善的，而现存社会的人性是坏的，因此假如能为人造就新的、适合人性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人类就能在更高阶段上回复自然。这一基本观点构成卢梭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并成为指引他的社会政治学说发展的线索。

卢梭要阐明的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及其解决，这是《社会契约论》的主旨。其中阐述的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思想至今仍闪耀着光芒，照亮着人们前进的方向。

卢梭的政治理论在推动历史前进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它的锋芒是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特权的；第二，它为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都宣称：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三，它对后来的思想家如罗伯斯庇尔、杰佛逊、潘恩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卢梭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至今仍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中起着鼓舞作用，甚至“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3]

在伦理学与经济学方面

西方的经济学本来是与伦理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必然带来伦理关系的重大变动。由于工业生产力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分工的发展，长达千余年的自然经济在资产阶级私有制基础上发展为市场经济，商品生产成为“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4]市场“成为人类生活的巨大中心”。[5]

它一方面通过商品与服务的交换，把生产与消费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它使得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西方经济学从斯密到马歇尔，再到凯恩斯，正是围绕“如何维持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常运转，以保证它平衡发展不致崩溃”这一重大问题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

斯密的《道德情感论》（1762年）。18世纪后半期英国正处在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变的关键时刻，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适应反对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需要，提出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充分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以增长国民财富。该书就是以经济增长为主线，从伦理学（利己主义）与哲学（均衡论）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但是在《国富论》中，他只是指出：市场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的，市场参与者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因为自利是人的天性。

至于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观念的问题，他在《道德情感论》中作出了系统的论述。因而《道德情感论》可以说是《国富论》的姊妹篇。

《道德情感论》从道德的高度，从对个人与社会的福祉出发，阐述了以同情说为基础的道德评价论、德性论，其中包含道德准则和道德评价的共同标准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强调。在斯密的论述中，问题的关键是：作为道德基础的同情究竟指的是什么？斯密认为，关心别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的牵挂，这就是同情，同情是人的本性。斯密实质上是说，同情（利他）和利己同样是人的天性。因此，斯密认为，只有当全社会的成员都具有同情心，以此作为行为的准则时，社会才会有和谐、安定和进步。由此可见，《道德情感论》提出的问题是：以自利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必须用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来协调。《国富论》说的是经济人；《道德情感论》说的是道德人。

在建立与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上，《道德情感论》提出软的一手——道德自律（良心、责任心）。在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经济时，不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通过人的这两种天性来达到“利益的天然一致”。

边沁的《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1789年）。边沁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市场竞争的激烈使得“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个人的或国家的），都归结为商业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财产、物成了世界的统治者”。[6]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为了实行更广泛的自由竞争，以取得更大的利润，把功利原则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奉为最高原则，力图把国家制度与追逐私利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协调起来。边沁就是表达这种要求的最早的代表之一，他的主要兴趣和影响是在法律方面，而他的伦理思想则是为其法学理论的实践服务的。

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它服从因果规律。追求快乐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因而苦与乐是人的行为应该如何的标准，快乐就是善，痛苦就是恶。据此，他提出功利主义原则作为法理学的价值标准与人类行为的原因。他所谓的功利是指：外物有利于当事者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由于社会幸福或社会利益是组成社会的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而功利原则既要考虑个人利益又要考虑他人利益，这就产生如何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冲突的问题。法律就是利用人们避免痛苦的惩罚之心理；而道德则是利用人们追求快乐的赞赏之心理。

《论道德与立法的原则》的主旨，实际上是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的法律改革的任务，边沁把法律改革的理论基础放在道德哲学上，特别是以功利原则为指导。继斯密之后，边沁在建立与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上，提出硬的一手——法律他律（制裁、惩罚）。这就是说，在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经济时，人不仅要追求私利（快乐、幸福），而且要不侵犯他人的利益，否则便要受到惩罚（痛苦、祸害），通过人的这两种天性（快乐和痛苦）来达到“利益的人为一致”。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19世纪末，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市场流通成为重大问题。从生产向流通的转移，使得马歇尔的研究转向“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市场交换行为，并从微观方面研究市场参与者（居民户、厂商）的交换行为是如何进行的，从而明确如何维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并发挥其功能。

马歇尔从功利主义原则出发，把边沁关于人类的行为的两种动机，即“快乐”和“痛苦”换成了“满足”和“牺牲”。认为追求“满足”促进了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避免“牺牲”则制约了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由这两种动机支配的，但由于动机是心理因素，在市场交换中只能通过货币来衡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

所谓均衡价格，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看做是由供给（卖方）和需求（买方）所达到的均衡来决定的价格。由于买者的主观愿望是无法直接加以衡量的，于是马歇尔间接地用买者所愿意支付的货币数量即价格来加以衡量，从而把需求变成为需求价格，把“边际费用递减规律”变成为“需求价格递减规律”，得出所谓的需求规律，即：价格低则需求量多；价格高则需求量少。同样地，卖者的主观愿望则间接地用卖者所付出的生产费用，即货币生产费来衡量，并用货币生产费来说明供给价格，得出所谓的供给规律，即：价格高则供给多；价格低则供给少。

马歇尔就是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从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的假定出发，建立起市场均衡经济学，它刻画出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1）市场价格决定于供求（买卖）双方力量的均衡；（2）市场均衡通过价格调整来实现；（3）市场参与者只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

《经济学原理》的主旨，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的，它的重点在“均衡”，在如何通过市场交换，把人类的两种动机、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维持平衡，以便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转。马歇尔把市场经济的发展放在均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从功利原则出发，进一步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通过这只手来达到“利益的自然一致”。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进入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先后发生了多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企业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购买力下降，市场供求力量失衡，这一严重的现实使得新、旧古典经济学理论（自由竞争，通过价格机制调节供求关系，最终达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趋于一致）陷入“经济学危机”。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就是由于力图挽救这次“经济学危机”而被称为对传统经济学的“革命”的。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对此《通论》提出了以下的观点、理论与方法。

第一，在均衡原理上，用“有效需求”原理代替新古典派奉行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萨伊定律只适用于自然经济，不适用于市场经济。

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用宏观分析（总量分析）补充微观分析（个量分析）。宏观分析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为考察对象，研究其中的各个有关的经济总量（收入、投资、储蓄、消费、就业等）的决定及其变化。

第三，在利息论上，用货币的供给与需求趋向一致代替马歇尔的储蓄与投资趋向一致。认为，在市场竞争中利息是放弃货币流动性（人们以现金形式持有财富的愿望）的报酬，利息率则是测量人们对放弃货币的流动性的不愿意程度。其结果是储蓄大于投资。

第四，在政策上，用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政策代替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政策。认为后者必然会造成失业和经济波动。为了达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为了消除经济中的短期波动并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由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进行“需求管理”。

《通论》的主旨也是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把市场经济的发展放在均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的。它的重大意义在于维护与发展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这表现在它从下列方面研究如何维护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两种力量的平衡，补充了马歇尔的不足：（1）从微观到宏观；（2）从自由经济到国家干预；（3）从小于充分就业到充分就业。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巨大进步。

上述四部名著，从伦理学、法律学与经济学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论述。这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道德建设、法制建设和经济理论研究，是很有启发的。

在哲学方面

恩格斯指出：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7]工业革命以后尤其如此。当工业革命的浪潮波涛汹涌地从英国扩展到德国和美国时，在自然科学与工业的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在德国和美国先后出版了两部有重大影响的哲学著作，只是由于德国的哲学传统是理性主义，美国的哲学传统是经验主义，因而这两部著作提出的问题、论述的内容与代表的发展方向都不同。

海克尔的《宇宙之谜》（1899年）。海克尔是著名生物学家，但在德国哲学传统影响下写出了一部有巨大影响的自然科学哲学著作。他根据19世纪自然科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即生物进化论，用统一的观点（发展和进化），依据当时的科学成就，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科学地阐明了宇宙、地球、生命、物种、人类，以及意识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了生物发生律；论述了人类起源的历史，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因而这部著作一经出版，便立即“在一切文明国家中掀起一场大风波”[8]；它一方面受到广大读者的拥护，另一方面遭到了世界各国反动教授和神学家们的诽谤、诋毁和攻击。应该指出，海克尔在自然观上是自发的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是历史唯心主义，他不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区别，错误地把人类仅仅看成是一群“社会动物”，因而直接把达尔文关于动植物界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学说从自然界搬到人类社会，企图用生物学规律来解释社会问题，使得他沦为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然宣扬反动的种族主义，为帝国主义侵略进行辩护。这就昭示我们：为了抵御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自然科学家“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9]。

杜威的《哲学的改造》（1920年）。杜威从1903年后开始转向实用主义，在此后的整整半个世纪时期内，正是美国工业化运动蓬蓬勃勃进行的时期。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一书，从科学方法论的历史、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真理与人生价值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寻找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寻找他的哲学发展的生长点，并提出哲学改造的任务。他力图把他的哲学同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活与经验紧密联系起来，使哲学成为实用的哲学，这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对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要求，适应了资产阶级追求实际利益的需要。

为什么要对传统的、抽象思辨的哲学进行改造？杜威认为：第一，在科学方法论方面，培根的发现法代替了亚里士多德的证明法，加强了科学发现和工业应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使得科学在改造自然方面结出丰硕的成果。第二，在自然科学的发展方面，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加深和扩大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人们现在认为：世界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第三，在科学真理和人生价值之间的矛盾方面，科学的新观念与传统的旧观念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如果把价值问题和人的理智活动的问题联系起来，把价值与实践的后果联系起来，从行动的后果来判断价值的实效，那么，科学与价值的矛盾与对立就不复存在了。他正是在实用主义的经验论立场上，试图把哲学改造为与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相一致的经验自然主义、工具主义，并把它应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从而把社会历史观变成为应付各种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行为方法。

1919年，正当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杜威曾应胡适等人的邀请到我国讲学，他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在北京、上海、山东、山西等地做过多次讲演，对实用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语言学与心理学方面

W · 洪堡特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30—1835年）。语言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最初以语言形式和语义关系的哲学问题出现。19世纪，历史比较方法在语言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W．洪堡特的基本思想就是在这个学术背景中产生与形成的。洪堡特是一个怀有远大理想的人文主义者，他的目标是考察语言差异、民族划分与人类精神力量的创造活动的关系，所以，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他把语言学的研究从语法、语义、语音的角度，转向一个更高、更深层次的角度，即：语言与民族精神力量的形成的相互联系。洪堡特认为，我们如果不以民族精神力量为出发点，就根本无法彻底解答那些跟富有内在生命力的语言构造有关的问题，以及语言的最重大差别由何产生的问题。据此，他提出了：“语言决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这句一再被后人引用的名言。这个崭新的、独具慧眼的研究角度使得他远远超越同时代的人，在语言的本质和功能、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语言的文化内涵等重大理论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从而为现代语言学思想奠定了基础。洪堡特的语言学思想对20世纪的语言学产生了持久、深刻的影响，引起美国语言学革命的乔姆斯基就以洪堡特的学说的继承者自居。洪堡特当年提出的某些问题，至今仍是语言学家热烈讨论的中心问题。

冯特的《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讲义》（1894年）。心理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科学的心理学只是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的，冯特是它的创始人。在《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讲义》这部著作中，冯特集生理物理学大成，在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创造性地、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科学心理学的对象、方法、内容与体系等问题，认为：

第一，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意识，它是一种过程，可以区分为观念、感情和意志，现代心理学称之为知、情、意。

第二，科学心理学研究的方法是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它把传统的内省法变成实验内省法，然后在心理物理学的基础上，应用心理物理法对感觉进行测量，因为感觉是一切物理现象的基础。

第三，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意识的概念、感觉心理物理理论、视知觉理论、感情和意志及其与观念的关系、比较心理学等问题。

第四，科学心理学研究的体系包括实验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两大组成部分：前者研究个体的感知觉和记忆等简单的心理过程；后者研究群体的思维、想象等复杂的心理过程，它同人类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因而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哥白尼天文学革命使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天体运行论》是自然科学独立的宣言书，那么，冯特的心理学革命便是使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讲义》是心理学独立的宣言书。心理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在此后的100多年内心理学的学派林立，溯其源头盖出于此。

第一，科学心理学受化学的影响，把意识分成观念、感情和意志几个组成要素，冯特的学生铁钦纳提倡意识结构的概念，使结构主义成为科学心理学诞生后的第一个学派。

第二，詹姆斯与杜威创立的功能主义学派认为，心理学的目的不能像结构主义那样只限于分析意识的构成，而应该研究个体适应其生活环境时的心理或意识的功能。

第三，华生创立的行为主义学派认为，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都是把意识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主题。但这两学派的实验内省法所得到的意识经验并不是纯粹客观的，因而主张把行为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主题，认为，行为是可以客观观察和测量的，它可以用“刺激一反应”的公式来描述。

第四，苛勒与考夫卡等创立的格式塔心理学学派认为，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研究意识（主观的），行为主义研究行为（客观的），它们各自强调一方；但是，人们对分离零散的刺激产生的反应（知觉与意识）却是有选择的、有组织的，这说明物理刺激虽是客观存在，但在集知觉而形成的意识却是整体性的，这个整体性即“组形”（Gestalt）是心理组织的作用。因此，这一学派强调意识的整体性，强调意识的各个组成部分之和不等于整体，意识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第五，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论，研究非正常人（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在采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基础上，形成他的人性论的三大要点：（1）人格动力观，用潜意识、欲力、生之本能、死之本能等观念，解释人类行为的内在动力；（2）人格发展观，用口腔期、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性征期，以及认同、恋母情结等观念，解释个体心理发展的历程；（3）人格结构观，用本我、自我、超我三个观念解释个体的人格结构。

第六，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学派，一方面批评行为主义只以动物与儿童的实验为基础，是幼稚心理学；另一方面，又批评精神分析论只以对精神病患者的临床治疗为基础，是伤残心理学。认为，心理学应以正常人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复杂经验，如动机、欲望、价值、快乐、情感、责任、生命意义，以及爱情、嫉妒、仇恨等，它们是人性各个层面的问题。它主张心理学是健康心理学，应从人的需要出发去研究人性。

这次选出的十部著作，凝聚着思想文化史上大师们留下的心血。他们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响应时代的呼声，提出新观点、新理论，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加速了科学的进步；他们的作品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在理论上作出了崭新的概括，这是与时俱进的榜样。重新温读他们的著作，我们将从中吸取智慧、吸取勇气、吸取力量，为人类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译者导言

一

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20世纪前半叶世界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的创始者，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生于1883年，终于1946年。在凯恩斯在世的这半个多世纪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一般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内外矛盾的不断加深和尖锐化，在这不太长的年代里，爆发了1890、1900、1907、1913、1920、1929—1933、1937年七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就是在这个多事的、动荡不定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是凯恩斯生前最后的也是最出名、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这部著作正是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条件下，于1935年写成，1936年出版的。这次经济大危机延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深、破坏性之大都是空前的。它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使得当时占主流地位的、以凯恩斯的老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 ·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面对这场经济大灾难完全束手无策。于是，适应着时代的需要，凯恩斯的《通论》应运而生了。

《通论》的问世，被西方经济学家们视为经济理论上的一场革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 · 安东尼 · 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的门徒劳伦斯 · R．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为了说明凯恩斯理论与传统理论的不同，于1947年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就叫做《凯恩斯的革命》。他写道：“简单古典体系与凯恩斯简单模型之不相容清楚地表明革命意味着什么。”[1]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把《通论》同亚当 · 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并称之为经济学说史上同样伟大的三部著作。

二

《通论》对传统经济学的所谓“革命”，综合凯恩斯本人及其他学者们的说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理论方面

第一，在研究出发点上，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前提，而强调了《通论》中的“通”字。他写道：“古典派理论的假设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一般的情况。而且，古典派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特性，也不符合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现实。因此，如果我们试图应用其学说于实际，结果它的教义将会造成误导和灾害。”[2]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新古典经济学着重于个量分析，主要考察个体经济的运行和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构成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通论》则着重于总量分析，创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为国家干预和调控宏观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萨缪尔森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威廉 · D．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在他们合著的《经济学》中曾这样写道：“新古典经济学缺乏一套完善的宏观经济学和它的微观经济学相配合。面对经济大萧条，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此，经济学就不同于以前的经济学了。”③又写道：“20世纪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这可以引导人们更好地理解如何对付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刺激长期经济增长。面对大萧条，凯恩斯创立了自己的革命性理论，它有助于揭示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并提出了解决商业循环中最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的对策。”[3]

第三，在经济危机理论上，凯恩斯用他的“有效需求”原理代替了新古典派所奉行的“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按照“萨伊定律”，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供给同需求总是趋于一致，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凯恩斯则运用“有效需求”原理，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凯恩斯批判“萨伊定律”说，它混淆了物物交换经济与货币经济，是把鲁滨逊 · 克鲁索没有交易的经济中得到的结论，用错误类比法搬到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经济体系中来应用。[4]

第四，在就业理论上，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派就业论，该就业论认为，失业只有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没有“非自愿失业”；并且认为，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这种就业论只是一种特例，不是“通”例。按照“通”例，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因而还存在“非自愿失业”，即工人愿意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就业，但却找不到工作，从而也就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

第五，在利息理论上，凯恩斯用流动性偏好论代替了传统的利息论。他认为，人们对货币有一种流动性偏好，利息是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报酬。而传统的利息论则一直认为，利息是使用资本的代价，是资本的价格。此外，凯恩斯还否定了新古典派认为通过利息率的自发调节可以使储蓄与投资总是趋于一致的说法，而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趋向下降，消费不足，边际储蓄倾向因而趋向上升，储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边际效率有下降趋势，因而投资不足。结果储蓄大于投资，并不总是趋于一致。

第六，在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关系上，凯恩斯批判了传统经济学把它们二者完全分开而不融合起来的错误。他认为，经济学内容的正确的二分法应该是：一方面，是关于单个行业或厂商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关于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的理论。如果研究只限于单个行业或厂商，那么，可以不顾及货币具有重大作用的特点。而一旦研究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如何决定时，就需要把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融合起来的完整的货币经济（monetary economy）理论。[5]

（二）政策方面

传统经济学一向认为，市场自发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合理地、充分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一般均衡和经济和谐，因此主张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国家的任何干预。而凯恩斯则认为，完全任凭市场自发调节，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必然产生经济危机和失业。因此，就需要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用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辅助“看不见的手”的不足。主要是需求管理，提高有效需求以与总供给相适应，实行有调节的资本主义、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早在1926年，凯恩斯就曾提出过政府与市场作用界限的划分。他在其《自由放任的终结》一文中写道：“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去做那些人们已经在做的事，无论结果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而是要去做那些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曾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事。”[6]《通论》则更明确了政府所要实施的政策措施，并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

《通论》出版后不久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而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后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对1929—1933年那次世界经济大危机谈虎色变，仍心有余悸，并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时刻设法防止新的经济危机的发生，因而都极力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结果，取得了不小的积极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英、法、德、日等国受到战争摧残的经济得到了恢复，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又普遍得到很大的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发达的景象，称之为战后的一段“黄金时代”。当然，这并没有也不能根本消灭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不能根本逃脱经济危机，而且在50年代和60年代，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就发生了1948—1949年、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1961年、1969—1970年五次经济危机，只不过与1929—1933年大危机相比，延续时间缩短，程度减轻，周期变形、破坏性不那么大而已。到了70年代，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产生经济危机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又由于政府人为地实施反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结果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出现“滞胀”的局面。凯恩斯主义因而受到了挑战，出现了许多与之对立的流派，如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等。他们是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宏观经济干预。凯恩斯主义本身也有后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剑桥学派等之分的新发展。但是，凯恩斯主义的生命力至今仍然存在，仍然在各国反危机和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同一年凯恩斯诞生。这两人都是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理论家。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成了经济学上的革命。凯恩斯则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上作出了“革命性”的贡献。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必然为另一种社会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规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在于维护、延续和拯救资本主义于既倒，这是凯恩斯革命的实质。

三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通论》一直是很重视的。先后出版发行的中译本，就我所见到的，就有三种：一是，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1963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徐毓　先生的译本；二是，199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鸿业先生的译本；三是，2000年出版社出版的《凯恩斯文集》上卷（包括《通论》和《货币改革短篇》）中王利娜先生的《通论》译本。除去第三本没有说明是根据哪版原著译出的以外，前两本都说明了是根据第1版原著译出的。

最近，我得到了一部《通论》原著的新版本，是《凯恩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第7卷单行本。这套《全集》是英国皇家经济学会（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为了纪念凯恩斯而编辑并于1973年出版的。这个版本比起第1版来，有以下一些特点或优点：第一，有一篇《全集》编者的《全集》总绪言和凯恩斯为德文版、日文版、法文版写的三篇序言。第二，有三篇附录：一是，这个新版本对第1版的印刷错误所做的更正（勘误表）。在其下有一段文字说明还有很多错误没有改正，例如：本书正文上关于总供给、总需求的表述；本书上关于公式的推导。二是，重新刊印的凯恩斯发表在《经济学杂志》1936年9月号上的论文《美国净投资的波动》，以及一篇札记《公债发行的总额和净额》。三是，重新刊印的凯恩斯发表在《经济学杂志》1939年3月号上的论文——《实际工资和产量的相对运动》。第二篇附录是针对本书上的内容的。第三篇附录是针对本书上的内容的。以上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通论》都很有参考价值。所以，我根据这个新版本重译了。

对于以上所谈的这些变化，本书是这样处理的：《凯恩斯全集》总绪言以及凯恩斯给德文版、日文版、法文版写的序言都译出放在了英文版序的前面；“勘误表”没有译出，因为这个新版本都改正过了；其他错误的处理见本书的附录一；原版的附录2和附录3的处理见本书附录二。

四

这个新版本是我曾指导过的一位博士生方燚从英国购得的。此外，在一些参考资料的查找和错误的修正上，得到了南开大学经济系陈英副教授和我指导的陈瑞华、赵成博士生的帮助。这里一并向他（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南开大学龙兴里小区

[1]《凯恩斯的革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P.A.萨缪尔森和W.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英文版，麦格劳 · 希尔公司1985年国际版。

[3]P.A.萨缪尔森和W.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英文版，麦格劳 · 希尔公司授权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

[4]参见本书第二章。

[5]见本书第二十一章。

[6]转引自P.A.萨缪尔森和W.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英文版，麦格劳 · 希尔公司授权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篇头语。

《凯恩斯全集》总绪言

这部新标准版本《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全集》，是皇家经济学会为了纪念凯恩斯而出版的。凯恩斯用其忙碌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该学会的工作。1911年，他28岁时，继埃奇沃思之后成为《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两年以后，成为皇家经济学会的秘书。他担任这些职位没有间断地直到生命的最后。1919—1925年间，埃奇沃思又回到《经济学杂志》帮助凯恩斯一并从事编辑工作；1925年以后到1934年，麦克格雷格接替了埃奇沃思的编辑职位；1934年以后，奥斯汀 · 罗宾逊接替了麦克格雷格，帮助凯恩斯工作到1945年。但是，在这些年里，凯恩斯他自己担负着主要责任，由他决定哪些论文刊出在《经济学杂志》上。即使在1937年患重病期间，他对事务也未曾有过任何耽搁。1946年他逝世于伊斯特的仅仅前几个月，他被选为皇家经济学会的主席；把《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工作移交给了罗伊 · 哈罗德，把皇家经济学会的秘书工作移交给了奥斯汀 · 罗宾逊。

凯恩斯在主编和秘书这两个职位上，为皇家经济学会的政策拟定起着重要的作用。该学会的某些出版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创始——斯拉法的《大卫 · 李嘉图著作和通讯集》，斯塔克编辑出版的边沁的经济学著作，吉尔保德编辑出版的马歇尔的著作，以及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量出版物。

当凯恩斯于1946年去世时，皇家经济学会自然想要纪念他，而且很自然地会选择用出版他的全集的方式来纪念他。凯恩斯他自己一向欣赏好的印刷品，因而皇家经济学会就在麦克米伦作为出版发行者和剑桥大学出版社作为印刷者的帮助下，切望给凯恩斯的著作以永久的形式来纪念这位杰出的人物。

这个版本将尽可能多地发表经济学领域的著作，不包括任何私人和个人的通信或者属于家庭所有的信件。也就是说，这个版本是把凯恩斯当做一位经济学家来看待的。

在这里，凯恩斯的著作分为五大类：第一，作为著作来写和出版的书；第二，他一生写的论文集和小册子（劝说集和传记集）；第三，相当数量的未编辑成册的写作——给报纸写的论文、通信，以及未包括在论文集和小册子中的给杂志写的论文；第四，迄今为止尚未发表的著述；第五，与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学和公众事务方面的通信。

这套论著是想把凯恩斯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重要著作完整地记载下来。主要是想把以上所列的前四类的论著差不多全部加以发表。仅有的例外是几篇在不同报纸和不同国家发表的内容差不多相同的论文。它们的差别不大也不重要，选择的只是其中饶有兴味的。

凯恩斯有关经济通信是要有选择地加以发表。在他担任秘书工作的日子里，特别是在他作为一个如此活跃和忙碌的人的场合，发表他可能口授过的关于不很重要和短暂事件的报告的每一个片断，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收集和发表凯恩斯和他的同行经济学家们在论辩中反映他的思想发展的通信，以及当凯恩斯正处在处理公众事务当中的一些更重要的通信。

除去他发表的专著以外，为了准备这套论著可能的重要来源有二：第一，凯恩斯遗嘱指定的遗著保管人理查德 · 卡恩和他负责的经济论文。它们放置在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图书馆里，这个版本利用了它们。直到1914年，凯恩斯未曾有过秘书。他最早的论文主要是重要信件的草稿，是用他自己手笔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我们所持有的那个阶段的大部分通信是他收到的多于他写给别人的。1914—1918年和1940—1946年这两个时期，他在财政部任职。由于官方档案的公开，所以他写的许多论文是利用了它们的。1919年以后，在他有生之年，凯恩斯得到了他的秘书斯蒂文思女士的多年帮助。这样，在他生前最后25年的工作生涯中，我们所有的大多数是他所写的书信的打字副本，以及他收到的来信的原件。

当然，在这个时期，有的时候是凯恩斯他自己亲笔写的。在某些场合，由于他的通信者们的帮助，我们能够收集到他们双方全部重要的交往，并且得到证实通信双方是否已经把他们的通信全都发表了。

第二个信息的主要来源是被凯恩斯的母亲弗伦斯 · 凯恩斯（内维尔 · 凯恩斯的妻子）保存了多年的贴报簿。1929年以后，这些贴报簿包括有差不多所有凯恩斯的比较短暂的著作、他给报社的信件，以及很多不仅可以看到他写的是什么，而且还可以看到对他的著作的反应如何等资料。没有这些被认真保存的贴报簿，任何编辑和写凯恩斯传记的人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现在计划这个版本全部有25卷。前8卷是凯恩斯出版的著作——从1913年的《印度的通货与财政》到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外还有《概率论》。其次是第9卷和第10卷，即《劝说集》和《传记集》。这是凯恩斯自己汇集的两本论文集。这里的《劝说集》在两个方面不同于原来的本子：（1）这里包括论文或者小册子的全文，不像原版有省略；（2）增加了一两篇较晚些的论文，它们和凯恩斯自己原来汇集的文集中的论文具有相同的特点。至于《传记集》，我们增加了一两篇凯恩斯晚至1933年写的其他的传记。

再次，第11—14卷是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和通信。其中，一卷是关于社会、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著作。在这些卷里，我们把与论文紧密相关的凯恩斯的经济学通信也包括进去。

接下来，有9卷是关于凯恩斯从1905年开始公众生活到他逝世这些年的活动的。在每一个时期，我们打算如此区分资料：关于凯恩斯的短暂的著作，迄今为止尚未汇集起来的著作，有关他的活动的通信，有助于理解他的活动所必要的其他的资料和通信。这些卷是由伊丽莎白 · 约翰逊和登纳德 · 莫格里奇编辑的。他们的任务是追踪和充分地说明凯恩斯的活动，以便后代对资料能完全地有所理解。直到这项工作开展起来，还不能精确地说这些资料是否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分配于9卷之中，以及是否需要把它们分布在更多的卷中。最后一卷是文献和索引。

负责出版的有：卡恩勋爵，他既是凯恩斯勋爵的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又是其长期的亲密朋友；他能够做大量的解释以免有所误解；罗依 · 哈罗德爵士，他是凯恩斯的传记的作者；奥斯汀 · 罗宾逊，他是凯恩斯在《经济学杂志》时的副主编和皇家经济学会秘书的继任者。这部全集的最初的编辑任务是由伊丽莎白 · 约翰逊担任的。最近，她和登纳德 · 莫格里奇共同担负了这项任务。在不同时期，詹恩 · 蒂斯特尔梯维特和麦克登纳德女士曾充当过他们的助手。这二人最初负责凯恩斯论文卷宗的系统排序。朱迪斯 · 马斯特曼多年和约翰逊女士一起负责有关论文的工作。最近，苏珊 · 威尔舍尔、马格雷特 · 巴特勒和巴巴拉 · 洛代替了他们。

①《全集》共25卷。《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其中的第7卷。——译者

《全集》第七卷《通论》编者绪言

“我曾经极大地专注于，可以说，在我思想上从古典学派的立场进展到现在的观点的因果关系——和问题在我头脑中的发展顺序相一致。有些人认为是不必要争论的论调，对我来说却实在是重要的，因为有些是在我思想上所一贯相信的；转变的瞬间，对我个人来说却是启蒙的时机……除去从它隐含在乘数论之中这个范围内来谈以外，你不要谈有效需求，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要谈对总体产量的需求表。对于我，历史地认为，最不寻常的事是对总体产量需求与供给理论也即就业理论的消失不见。以后，它已成为14世纪在经济学中讨论最多的问题。在我的《货币论》发表以后，对于我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就是突然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它只是在我宣告了心理规律之后才发生的，这个心理规律是：当收入增加，收入和消费之间的间隙也将增加，对于我的思考有着广泛的重要性，但对任何一个别的人所表现的并不是明显的那样的结论。于是，在可觉察的后来，产生了作为衡量流动性偏好的利息的概念。当我每一想到流动性偏好时，在我头脑中对它是很清楚的。到最后，经过长时间的混混沌沌和许多构思草案之后，关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合适的定义就和其他的事情连接起来而得出了。”

凯恩斯在1936年夏就是用这些话告诉R.F.哈罗德的，他的思想就是这样向着《通论》发展的。[1]

《通论》的起源在于凯恩斯对他的《货币论》不满，甚至在该书出版的时候；[2]在于1929年以后国际经济萧条的连年延长；以及在于源于剑桥大学青年经济学者们“广场聚合”的刺激。这次聚会是在《货币论》出版后不久对它的讨论和仔细分析这两卷书而聚合起来的。理查德 · 卡恩把这个群体的讨论转述给了凯恩斯。这次讨论为《货币论》和《通论》之间演变的最初阶段提供了一定基础。[3]

紧随着这个阶段之后，凯恩斯明确许诺要修改《货币论》的理论基础，因为它只是偶然涉及产量的变动。因此，在1932年4月为日本读者写的《货币论》的序言中，凯恩斯表明：他认为，与其修改《货币论》，不如“出版一本简短的纯理论性的书，来扩展和更正显示在该书的第三、第四编中我的观点的理论基础”[4]。这个许诺在1932年秋季变得更清楚了。当时，凯恩斯把他的讲座从1929年以来采用的名称“货币的纯理论”改为“生产的货币理论”，直到1934年。这些讲座已经涉及了总体产量的变动，并开始使用了流动性偏好这个概念，虽然直到1933年秋季，他还没有使用过《通论》中的形式。

最初指示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之间思想方向的重要出版物出现在1933年，其形式有：短论《生产的货币理论》，小册子《达到繁荣的手段》，论文《乘数》（包括在美国版的《走向繁荣的手段》），以及T.R.马尔萨斯传略。[5]所有这些都转向总体产量方面，并反映出对常规理论的不满。

由此可见，《通论》的主要构筑板块从1931年以来就不断地在积累。到1934年春，除去资本边际效率这个思想以外，所有这些板块都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从那个时期起，理论构架的轮廓清楚了。并且在五六月份访问美国期间有了一份底稿。[6]然而，只是在1934年夏季期间，才完成了最后一页。到同年秋季，凯恩斯就以《就业通论》为题，根据校样进行讲座了。

然而，在《全集》出版以前，又经过了一年的热烈讨论和改稿。凯恩斯把书的校样在R.F.卡恩、琼 · 罗宾逊、R.F.哈罗德、D.H.罗伯逊和R.G.霍特里他们中间传看，并且对他们的评论和改进建议做了认真的笔记，对不同意和不采纳他们的意见的地方作了明确的说明。[7]这样，经过了五年认真的准备，该书终于1936年2月问世了。定价5先令，以鼓励在学生中间大量销售。

在《通论》出版以后，仍然有进一步的讨论和偶尔的争论。凯恩斯他自己鼓励这种讨论，正像他所指出的：[8]

比起我所体现的那些独特的形式来，我更喜欢作为我的理论基础的基本思想的比较；我并不企求我的独特的形式应该成为现阶段辩论的结晶。如果要简单的基本的思想成为大家所熟悉的和认可的，时间、经验和许多人的合作将会发现是表现它们的最好的途径。

本着这种精神，凯恩斯和他的思想的批评者、解释者和补充者们进行了相当的通信交流。[9]而且，随着辩论的进展，他自己的思想也在变化，到1936年8月，他写信给R.G.霍特里说道：[10]

我想指出：在来年我想写一本对我的前书（《通论》）来说可以称之为“脚注”的书，来处理各种批评和需要进一步扩展的观点。当然，事实上，全书需要重写和重新构筑。但是，我的思想还没有充分地变化到可以那样做的地步。另一方面，我能够对个别观点进行研究。

从这个时期起，我们得到了一份命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脚注”一书的目录草稿。这是一个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之后反映他的最初目录草稿的命名。[11]在1937年春，他还用这个命名在剑桥大学发表讲座，从中产生了两次讲座的草稿。[12]事实上，到那个时候，他向着走出《通论》的框框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在1937年4月，他告诉琼 · 罗宾逊说：

我正在使我自己逐渐走向那本书以外的立场，而且感觉到有了一种解释的方式。或许您会看到在即将到来的讲座中我的思想如何。

不幸的是，他计划的“脚注”从未超越讲座的一步，因为在1937年初夏凯恩斯受到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的侵袭。而且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他从来没有能够再按照老的步调做任何事情——当时他的精力被引向另一个方向。如果他能保持身体健康，将如何修改《通论》，是不可能猜想的。人们只能肯定他一定会修改它。

从1936年2月在英国出版后，《通论》已经在美国出版发行过（原始校样是在英国印刷的），曾译为德文、日文、法文、西班牙文、捷克文、意大利文、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文、芬兰文、罗马尼亚文、匈牙利文和俄罗斯文。紧随英文版序之后，德文、日文和法文版又都各有一篇外加的独自的序。这些序都加印在这里。

这个版本是在英文第一版第二次印刷之后的版本。它不同于英文版第一次印刷的地方在于：原在索引之后的一个错误后记在这个版本的正文改正了过来；此外，还有的错误更正。在附录1，我们列了一个对第一版第二次印刷版本的少数正文更正表。此外，在附录2和附录3，我们重印了凯恩斯的论文《美国净投资的波动》和《实际工资与产量的相对运动》，来分别对待本书上的错误。为了进一步探讨《通论》和它的创始，读者可以参考《全集》的第13卷和第14卷。

在排印这一卷时，我们把尽可能地使页码正好同原始版本相一致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围绕原版的正文产生了大量的详尽批评和分析的文献。我们希望那些文献对于这个新版本具有同样的参考意义。这意味着在标准印刷体裁上我们不能正好使之确切地和《全集》的其他卷一样。在我们看来，现有的参考文献的好处在于证实了这个作用。像在《全集》的其他卷那样，我们不再像凯恩斯的原始印刷商过多地考虑投资，但却激发了其现代化的眼光。

[1]凯恩斯给R.F.哈罗德的信，1936年8月30日。全信载于《全集》第14卷。

[2]见凯恩斯于1930年9月14日给他母亲的信，载于《全集》第5卷。

[3]关于“广场聚会”的记录和所有残存的论文，载于《全集》的第13卷。

[4]《全集》第5卷。

[5]《生产的货币理论》见《全集》第13卷，《达到繁荣的手段》见第9卷（6）1，《罗伯特 · 马尔萨斯：最早的剑桥经济学家》见第10卷第12章。

[6]这份底稿见《全集》第13卷。

[7]这方面的通信，是给《通论》的草稿与最后正文定调的关键所在，见《全集》第13卷。

[8]见凯恩斯的论文《就业通论》（1937），《全集》第14卷。

[9]这些通信的全部，见《全集》第14卷。

[10]这封信的全文，见《全集》第14卷。

[11]《条约的修订本》，《全集》第3卷。

[12]《全集》第14卷。

序

本书主要是讲给我的同行经济学家们的。希望其他的人也能理解它。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理论上的一些难题。至于这种理论对实际的应用则居于次要地位。因为，如果说正统经济学有错误，错误不在于逻辑前后一致精心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而在于它的假设前提缺乏明确性和一般性。因而，除非通过高度抽象的论证和许多论争，我就不能达到说服经济学家们批判地重新检查他们的某些基本假设的目的。我但愿这种论证和论争少些。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不仅要解释清楚我自己的观点，而且还要表明我的观点在哪些方面不同于现在流行的理论。我预料，那些和我称之为“古典学派的理论”已结下不解之缘的人们，不外在两种想法上徘徊：一是，认为我是十分错误的；二是，认为我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二者，抑或还有第三种想法，究竟谁是谁非要由第三者来判定。我争辩的目的，是为作出答案提供一些材料。为了使分歧鲜明，我的争辩不免过于尖锐。对此，我希求原谅。对于现在我所抨击的理论，我也曾坚信过多年。我想，我还不至于忽视掉它们的优点。

争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那么，如果我的解释是对的，则我必须首先说服的是我的同行经济学家们，而不是一般大众。一般大众，虽然欢迎他们参加讨论，但在这个论争阶段，在一位经济学家想把他同他的同行经济学家们的深刻意见分歧引向争论的时候，只能做旁听者。这些深刻的意见分歧，在现时已经几乎破坏了经济理论的实践影响。直到这些分歧被解决以前，这种破坏作用会继续下去。

本书与我五年前出版的《货币论》之间的关系，我自己或许比别人更清楚。在我自己看来，这本来是我经过数年追求的思想上的自然演进；而在读者看来，却往往感到是使人混乱的观点的改变。这种困难，并不因为迫于需要而在名词上做了些改动而减少。这些用语上的改动，我在下面的行文中会指出。至于这两本书的总的关系，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当我开始写《货币论》时，我还仍然沿袭着传统路线，把货币的影响看成是与供求论无关的东西。当该书完成时，我取得了一些进步，把货币理论推展成为一种总产量理论。然而，正是由于当时我尚未摆脱先入之见，因而未能充分探讨产量水平变化的后果。现在看来，这是该书理论部分（第三、第四两编）的显著缺点。我的所谓“基本公式”，不过是在既定产量假定下的倏息图。那些公式是想表明在这个假定条件下，为什么会有若干力量造成利润失衡，从而使产量非改变不可。但不同于倏息图的动态发展，则是不完全，而且非常混乱的。与此相反，本书则专注于决定总产量和总就业量变动的一种基本研究。至于货币，虽然它在理论体系中处于重要而且特殊的地位，但其技术细节则略而不论。我们将看到，货币经济在本质上是这样一种经济，在其中，对未来看法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就业的方向，而且会影响就业的数量。但在考虑到对未来想法改变的影响的前提下，我们分析现实经济行为的方法，仍然是以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这样，就和我们的价值论连接了起来，从而使我们达到了一个更一般的通论；把我们所熟悉的古典学派的理论作为一个特例包括在其中。

自辟蹊径撰写像本书一样的书的作者们，如果想要避免过多的错误，就要依靠批评和讨论。一个人如果长时间独自思考，即便是愚蠢的东西也会暂时相信。特别在经济学（以及其他伦理道德科学）方面更是如此。因为在这里，往往不可能对一己之见进行规范的或经验的检验。本书比我写《货币论》时，更加得力于卡恩先生的经常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本书的很多地方，如果没有他的建议，是不会达到现在的水平的。我还得到了罗宾逊夫人、郝特雷先生和哈罗德先生的很多帮助，他们校阅过全部清样。剑桥国王学院的本苏珊–巴特先生编纂了书末的索引。

本书的写作，对于作者来说，为了摆脱传统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是个长期奋力争斗的过程。如果作者对于这些传统的思想和表达方式的攻击是成功的话，则多数读者读此书时也会有同感。书中如此吃力地表达的思想，其实是很简单、很明确的。困难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对旧思想的规避。这些旧思想对于多数像我们这些由其哺育成长起来的人们而言，已经分散在我们头脑的各个角落。

J.M.凯恩斯
1935年12月13日

德文版序

阿尔弗雷德 · 马歇尔，所有当代英国经济学家都是由他的《经济学原理》培育起来的，特别强调他对李嘉图思想的继续。他的著作的大部分是在李嘉图传统的基础上移植边际原理和替代原理而来的。他的总体产量和消费的理论，不同于他的在既定产量下的生产和分配的理论，是从未分别阐述过。他自己是否感觉到了这样一种理论的需要，我不能确定。但是，他的直接的继承者和追随者们的确是不需要它们，而且很明显地也没有感觉到缺少它们。我是在这种气候下成长起来的。我自己也讲授过这些原理；而且，只是在最近的十年间，我才意识到它们的不足。所以，在我自己的思想和发展当中，这本书代表着一种反动，一种对英国古典学派（或者正统派）传统的背离。在以下许多地方，我强调这一点，强调我的观点与所接受的原理的分歧，在英国的一部分人中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争论。但是，由英国经济学培育起来的一个旧教徒，诚然是该信仰的一个教士，当他第一次变成一个新教徒时，如何能够避免某些争论的重点呢？

不过，我想象所有这些对于德国读者的感受可能有所不同。曾经在19世纪的英国居于支配地位的正统派传统，从未在德国人的思想中牢固地持有过。在德国，总是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们的不同流派，他们强烈地争论着古典学派理论在分析当代事务上的适用性。曼彻斯特学派和马克思主义都最终导源于李嘉图，——只是表面上惊人的一种结论。但是，在德国，总是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区分，它们既不依附于这一派，也不依附于另一派。

然而，几乎不能声称：这种思想派别已经建立起一套对抗的理论构造；或者它们甚至未曾企图这样做。他曾经是怀疑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抛弃了正常分析，满足于历史的、经验主义的方法和结果。在理论路线上最重要的非正统的讨论是关于威克塞尔的。他的书在德国是有效的（直到最近，在英国还不是如此）；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在德国写的。但是，他的追随者主要是瑞典人和奥地利人，后者把他的思想特别同奥地利人的理论结合起来以便发挥它们的作用，从而又向古典派传统倒退了。因而在德国，这门科学的大部分与它的习惯十分相反，已经有整个一个世纪满足于没有任何正式的主导的和一般认可的经济学理论了。

所以，或许我可能希望在提供关于总就业量和总产量的理论时，从德国读者比从英国读者会遇到较少的反抗。从这点可以看出，这个理论在许多重要方面背离了正统派传统。但是，我能够战胜德国人在经济学上的不可知论吗？我能够劝德国经济学家们说：正规的分析方法会对于解析当代事务和形成当代政策上作出重要贡献吗？毕竟德国人是喜欢理论的。生活了这么多年没有一种理论之后，德国经济学家必定感到多么饥渴！的确，对我来说，试图在这方面做点事是值得的。并且，如果我能在德国经济学家们准备丰富的膳食以适应德国不同情况的需要时，贡献点零散小吃，我也就满意了。因为我承认，本书举例说明和详细解释的，主要是以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的现有情况为参考背景的。

虽然如此，但本书所要提供的关于总体产量的理论对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情况，比起在既定产量下的生产和分配的理论对于自由竞争和广泛自由放任的情况来说，更容易采纳。关系到消费和储蓄的心理规律理论，借贷支出对价格和实际工资的影响，利息率所起的作用——这些仍然保留着作为我们思想体系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我愿借此机会感谢我这本书的德文译者海尔 · 维格的卓越工作（我希望他在卷末所附的单词集[1]可能证明比现时目的更有用），感谢我的出版发行人邓克尔和休姆伯洛特先生，他们的企业在16年前出版了我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使我有可能同德国读者维持接触。

J.M.凯恩斯
1936年9月7日

[1]本版没有印出（出版发行人）。

日文版序

阿尔弗雷德 · 马歇尔，所有当代英国经济学家都是由他的《经济学原理》培育起来的，特别强调他对李嘉图思想的继续。他的著作的大部分是在李嘉图传统的基础上移植边际原理和替代原理而来的。他的总体产量和消费的理论，不同于他的在既定产量下的生产和分配的理论，是从未分别阐述过。他是否已经感觉到了这样一种理论的需要，我不能确定。但是，他的直接继承者和追随者们的确是不需要它们，而且很明显地也没有感觉到缺少它们。我是在这种气候下成长起来的。我自己也讲授过这些原理；而且，只是在最近的十年间，我才意识到它们的不足。所以，在我自己的思想和发展当中，这本书代表着一种反动，一种对英国古典学派（或者正统派）传统的背离。在以下许多地方，我强调这一点，强调我的观点与所接受的原理的分歧，在英国的一部分人中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争论。但是，由英国正统派经济学培育起来的一个旧教徒，诚然是该信仰的一个教士，当他第一次变成一个新教徒时，如何能够避免某些争论的重点呢？

然而，或许日本读者将会既不要求也不反对我对英国经济学传统的攻击。我们很清楚日本人在阅读大量英国经济学著作，但并不十分了解日本人对它们的意见如何。最近一家值得称赞的企业代表东京国际经济集团再版了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为东京系列再版书的第一卷，这鼓励我去想：一部著作宁愿从马尔萨斯而不从李嘉图来追溯它的家世，是至少可以在某些方面得到同情的。

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东方经济学家》，因为它使得我有可能接近日本读者，而没有特别的外语障碍。

J.M.凯恩斯
1936年12月4日

法文版序

在100年或者更长的一些时间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曾被一个正统派所支配。那不是说，流行的是一种不变动的学说。相反，学说是有过演进的。但是，它的前提条件、环境背景、分析方法等却保持着令人惊奇的统一；通过所有变动可以观察到一种显著的连续性。在那种正统派的熏陶下，在那种连续性的转变中，我被哺育成长起来。我学习它，讲授它，撰写它。对于那些从外部看问题的人们来说，我可能仍属于那派。后来的学说史学家会认为这本书在实质上仍然是同一传统。但是，我自己在写到它的时候，在其他最近的著作中把话题逐渐引入它的时候，都感到我自己已经脱离了正统派，强烈地反对它，逃避了某些东西，得到了解脱。我心目中的任务是在本书中解释它的某些缺点，特别是某些交流中的争论的注释，以及它的更多地讲给特殊观点的持有者、更少地讲给世俗世界ad Urbem et Orbem也即普通人的风格。我正在想说服我自己的周围，同时我自己对于外部的意见并不用充分的率直献殷勤。现在三年后了，我已经习惯于我的新皮肤，同时忘掉了我的旧皮肤的气味。如果我要重新写的话，我应努力使我自己免除这个缺陷的影响，以更鲜明的态度来表述自己的立场。

我谈论所有这些，是要向法国的读者们，部分地解释、部分地道歉。因为在法国没有正统的传统，像在我自己的国家那样，作为同样的权威支配当代的意见。在美国则其情况更多地相同于英国。但是，在法国，像在欧洲其余的地方一样，自从20年前处于全盛时期的法国自由经济学家学派灭迹以来，就没有居于支配地位的学派了（该学派虽然活了如此大的年纪，但在它的影响消失了很长时间以来，于是责任落在了我的身上，这就是：当我最初成为《经济学杂志》的年轻主编时，我写了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死者传略——勒瓦瑟、莫利纳里、勒鲁瓦一博利厄）。如果夏尔 · 吉德获得了像阿尔弗雷德 · 马歇尔同样的影响和权威，那么，你们的立场就会和我们有更多的相似。因为你们的经济学家是折衷主义者，他们更多的人（我们有时这样想）在系统的思想上没有深厚的根基。这或许可以使他们更容易地理解我所要说的。但也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即：当我谈论“古典”学派的思想和“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时，我的读者有时会怀疑我在说些什么。有些英国的批评者认为这样说是语言上的滥用。所以，如果我试图简要地指出我的观点的主要差异何在，我想这对法国读者可能是有帮助的。

我称我的理论为通论，意思是说我涉及的是总体经济体系的行为——总收入、总利润、总产量、总就业、总投资、总储蓄，而不是特定行业、企业或者个人的收入、利润、产量、就业量、投资和储蓄。并且我要论证：扩大到总体经济体系所导致的重要错误在于，就孤立的局部而言就能正确地得到结论。

现在让我举例来说明我的意思是什么。我认为：就经济体系总体而言，收入中储蓄的量，意指不花费于现时消费的那部分收入的量，是而且必然是正好等于净新投资的量。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一种奇谈怪论，而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一点无疑地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得到解释，即：储蓄和投资相等的关系，是把经济体系作为总体来看时才得以成立，对个人来说是不能成立的。没有理由说明，究竟为什么我所进行的新投资无论如何都应该同我自己的储蓄量保持任何关系。我们认为，个人的收入独立自主地进行消费和投资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必须指出一点，就是这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的消费和投资的需求是另一些人的收入的来源。因而完全相反，收入对个人处置其花费和投资一般地并不是独立无关的；而且反过来，个人对花费和投资意愿的程度又取决于他们的收入；从而在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没有任何争执的可能而表示出正好和必然相等。想当然地看到这一点是一种平庸的结论。这是要有一连串伴随很多实质内容的思想活动的。一般说来，它被表示为：产量和就业量的实际水平不是取决于生产能力或者预先存在的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现时的生产决策，而现时的生产决策又取决于现时的投资决策和现在对现时和未来消费的预期。再者，一旦当我们知道了消费和储蓄倾向（像我所称呼的），就是说知道了个人如何处置其既定收入的心理倾向对社会整体造成的结果，我们就能够计算出具有一定投资水平的利润均衡中的收入水平从而得出产量和就业量水平；从这当中产生了乘数学说。而且，那会变得很明显，即增加的储蓄倾向，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会与收入和产量相契合；同时，增加的投资引诱会扩大它们。这样，我们就能够分析决定整个经济体系的收入和产量的各种因素；——在最确切的意义上，我们有一个就业理论。从这种推理产生了特别与一般财政和公共政策以及经济循环问题有关的结论。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利息率理论。在近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持有这种看法：现时储蓄率决定自由资本的供给，现时投资率支配对自由资本的需求，以及利息率可以说是由储蓄供给曲线和投资需求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要素。但是，如果总储蓄必然地以及在所有情况下都正好等于总投资，则很明显这种解释就崩溃了。我们必须到处寻求解决办法。我在思想上发现利息率不是保持新资本品需求和供给之间均衡的函数，而是货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均衡的函数，也就是说，对流动性的需求和满足这种需求的手段之间均衡的函数。这里，我又回到了老的学说，19世纪以前的经济学家们，例如，孟德斯鸠就曾相当明确地看待过这个真理；[1]——孟德斯鸠实际是与亚当 · 斯密齐名的法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在洞察力上大大高过重农主义者们，有清楚的头脑和良好的意识（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应具备的品质）。但是，我必须离开它回到这本书的正文上来，表明所有这些是如何详尽地完成的。

我称呼这本书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及它的第三个我认为值得唤起注目的特色是对货币和价格的讨论。下面的分析记录了我最后从数量说的混乱中脱离了出来，该学说曾迷惑过我，我认为，总体价格水平完全和单个价格以相同的方式来决定，就是说，在供给和需求的影响下决定。技术情况、工资水平、未被使用的设备和劳动的程度，以及市场的状况和竞争，决定单个产品和产品总体的供给情况；为单个生产者提供收入的企业主的决策，配置这种收入的那些个人的决策，决定需求的情况，价格——单个价格和价格水平——作为这两种因素之结果产生了。货币和货币数量不是这个活动阶段的直接影响因素，它们是在分析的较早阶段发挥作用的。货币数量决定流动资源的供给，以后利息率与其他因素（特别是信心）相结合决定投资引诱，投资引诱又反过来通过如此建立的供给和需求关系来决定收入、产量和就业量以及总价格水平（在每个阶段与其他因素相结合）的均衡水平。

我相信，一直到近期，经济学到处都被与J.B.萨伊的名字相联系的学说所支配，远远多于被理解。他的“市场规律”学说确实已经长时间被多数经济学家抛弃了；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从他的基本假设，特别是他的需求由供给创造这个谬论中摆脱出来。萨伊隐含地假设经济体系总是在充分能量的状态下运行，因而一种新的活动总是取代而不是额外加入某些其他的活动。差不多所有其后的经济理论，出于要求，又依赖于这同样的假设。然而，以此为基础的一种理论显然是不能胜任对付失业和经济循环问题的。或许我能够用这个说法向法国读者很好地表明我在这本书里所主张的，这个说法是：在生产理论上，它是一个最后对J.B.萨伊学说的背弃；在利息理论上，它又是对孟德斯鸠学说的回归。

J.M.凯恩斯
1939年2月20日
国王学院
剑桥大学

[1]我特别记得是在《论法的精神》（L’E sprit des lois）—书的第22编第19章。

第一章
所谓通论

我命名此书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着重点在“通”字。这一命名的目的在于，要把我的论点和结论与古典学派的理论[1][2]对于同类问题的想法和结论对照起来。古典学派曾在过去一百年里在理论和实践上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也哺育了我的成长。以下我将说明，古典派理论的假设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一般情况；它所假定的情况，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的极限点。而且，古典派理论所假设的特例的特性，也不符合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现实。因此，如果我们试图应用其学说于实际，结果它的教义将会造成误导和灾害。

[1]“古典经济学家”是马克思创造的名词，包括李嘉图、詹姆斯 · 穆勒和他们的前辈们。那就是说，指那些集大成于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创立者们。而我则习惯于把李嘉图的后继者们，即那些接受李嘉图的经济学并加以完善的人们也包括在内。这些人包括（例如）J.S.穆勒、马歇尔、埃奇沃思庇古教授。这样做，也许犯了用语上的错误。

[2]“古典经济学”这一概念，是马克思最早提出的。但是，在英国，它是指“从威廉 · 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亚当 · 斯密是其理论体系的创立者。詹姆斯 · 穆勒自称维护李嘉图学说，实际破坏了该学说，导致了李嘉图学说的解体。J.S.穆勒把19世纪初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一次大综合，形成了以他“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之义”。而西方经济学则称J.S.穆勒经济学为李嘉图传统的继承和延续，称李嘉图一穆勒体系为英国古典派传统。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在同类问题上的论点和结论加以对比，古典学派的理论经济学（包括埃奇沃思和庇古等人），把边际主义同所谓英国古典派传统结合起来，称之为“新古典派经济学”。——译者

第二章
古典学派经济学的假设前提

大多数论述价值理论和生产理论的论著，主要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定量的就业资源在不同用途间的分配；二是，在该定量资源就业的情况下，各种资源的相对报酬和它们的产品的相对价值的决定。[1]

关于可用资源的数量，例如：适合就业的人口的多寡、自然财富的规模以及已积累的资本设备等，这些论著又一向只用描述的方法来对待；至于什么力量决定可用资源实际就业量的纯理论，则很少详尽地予以研究。当然，说这种理论根本没有研究过，那也不合乎实际。因为，每一次关于就业量变动的讨论（这种讨论已经很多年了），都涉及该纯理论。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问题被忽略了；而是说，作为这种问题之基础的基本理论，被认为是如此简单明了，以至于顶多把它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2]

一

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虽然没有实际地讨论过，而我认为，是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前提，它们是：

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

就是说，一个就业人员的工资，等于减少一个单位的就业所蒙受的价值损失（减去因产量减少而避免的其他一切成本）。然而，这种相等是有条件的。按照一定原理，如果竞争和市场是不完全的，则这种相等就会受到破坏。

2．当劳动的就业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就是说，一个就业人员的实际工资是足以（按照就业人员自己的估计）诱使现有的实际就业量继续保持下去。类似于第一个前提受到不完全竞争的限制那样，如果可就业人员组织起来，从而竞争不完全，则这第二个前提也未必适用于每一个单个劳动者。在这里，负效用应该理解为：由于种种理由，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宁肯不工作，也不愿接受其效用低于某种最低效用的工资。

这第二个前提与所谓“摩擦性的”失业不矛盾，因为把这个前提应用于现实时，由于合理地调整不尽完善，从而不能有连续的充分就业。例如：由于计算错误或者需求的时断时续，以致专门化资源的相对量暂时失调；或者由于未预见到的变化而造成时滞；或者由于从一种行业转移到另一种行业需要若干时日，所以，在一个非静态的社会中，总会有一部分资源在“转业”中不能就业。所有这些都会造成失业。除去“摩擦性的”失业以外，还有与第二个前提并行不悖的“自愿的”失业。所谓“自愿的”失业，是指由于立法、社会习俗、为了集体谈判而结成一定组织、对变动反应迟缓以及人类的顽固性等等，使工人拒绝或者不接受相当于其边际生产率的产品价值的工资而失业。在古典学派的假定前提下，“摩擦性的”和“自愿的”这两类失业概括了一切失业，不承认有第三类失业的可能性。这第三类就是我将在下面谈的“非自愿的”失业。

在这些限制条件下，按照古典学派的理论，资源的就业量就是由这两个假定前提决定的。第一个前提给出了就业的需求表；第二个前提给出了就业的供给表。就业量就决定于边际产品的效用等于边际就业量的负效用这一点。

由此推论，只有四种方法可以增加就业量：

（a）改进组织结构，增强预见能力，以减少“摩擦性的”失业。

（b）降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以减少“自愿的”失业。劳动边际负效用的降低，用增雇一人可以得到的实际工资表示。

（c）在工资品工业中，提高劳动的边际物质生产率（采用庇古教授的便于应用的工资品这个名词。货币工资的效用取决于工资品的价格）。

或者（d）提高相对于工资品价格的非工资品价格，同时使非工资收入者的支出从工资品转向非工资品。

根据我的理解，这是庇古教授的《失业论》的要旨所在。这本书是对古典学派失业理论的唯一现存的详细说明。[3]

二

古典学派的失业理论能概括这个事实吗？即：总有些人愿意按照现行工资工作，而却没有那么多工作可做。一般承认，只要有劳动需求，在现行货币工资下，就可以有更多的劳动者就业。[4]古典学派把这种现象同他们的第二个假定前提调和起来。他们论证说，在每个人愿意在现行货币工资下工作而得到就业以前，对现行货币工资下的劳动需求可能得到了满足。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在工人中间达成了公开的或者默契的协议，低于现行货币工资就不工作。他们还论证说，只要劳动者全体同意降低货币工资，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就业。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则这样造成的失业，看起来似乎是“非自愿”失业，但严格说来不是，而应该包括在由于集体谈判等原因所引起的“自愿”失业。

这引起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点关系到工人们对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的态度，理论上并不重要；第二点则在理论上很重要。

让我们暂时假定：劳动者不准备为较低的货币工资而工作；现行货币工资水平的降低会引起罢工等现象。这些都会导致一部分现在就业的劳动者从劳动市场退出。那么，由此是否可以说，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可以准确地计量劳动边际负效用呢？不一定。因为，虽然现行货币工资的降低会引起劳动者从劳动市场退出，但如果由于工资品价格上升，现行货币工资所能购得的工资品减少，用工资品计量的货币工资的价值降低，就不一定有此后果。换句话说，情况可能是：在一定范围内，劳动者需要的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而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实际工资。古典学派一向暗中认定，这种情况对于他们的理论没有多大关系。其实不然。因为，如果劳动的供给函数不是以实际工资作为其唯一的自变量，则他们的理论就会完全崩溃，使得实际就业量十分不确定。[5]古典学派似乎没有理解到，除非劳动供给只是实际工资的函数，否则，他们的劳动供给曲线将整体地随着每一次价格的变动而变动。这样，他们的方法就与他们的假定结合在一起，而不能用来处理更加一般的情况。

通常的经验告诉我们，劳动者所要求的（在一定限度内）不是实际工资，而是货币工资。这种情况，并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是正常的通例。工人们虽然常常抵制货币工资的降低，但并非每一次工资品价格上涨就都退出就业。人们有时说，工人只抵制货币工资降低，而不抵制实际工资降低，这对工人是不合乎逻辑的。下面（第3节）我们将举出理由，证明这倒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不合乎逻辑；而且，像以后将看到的那样，还幸亏如此。不过，不管合乎不合乎逻辑，经验表明，工人们事实上是如此行事的。

再者，说作为经济衰退之特征的失业，是由于工人不接受货币工资的降低而引起的，这种论点显然不符合实际。宣称1932年美国的失业，是由于工人们坚持不肯让货币工资降低，或者坚持要求一个超过经济机构生产能力所能负担的实际工资，这些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有时，就业量变动很大，而劳动者们的最低实际工资要求，或者他们的生产率，却都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劳动者在不景气时也不比繁荣时更加蛮横无理——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的物质生产率在不景气时也并不变低。这些从经验而来的事实即足以构成确凿的理由，怀疑古典学派的分析是否合理。

从统计调查的结果来看，货币工资变动和实际工资变动的实际关系是很有意思的。[6]如果是某一具体的特定行业的变动，人们可能期望实际工资的变动大概与货币工资的变动同一方向。如果是一般工资水平的变动，则我想，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变动的方向，不仅远不相同，而且常常相反。那就是说，当货币工资上涨时，实际工资在下降；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在上升。这是因为在短期内，与就业量的减少相伴随，货币工资的下降与实际工资的上升各有其独自的理由。即当就业量减少时，工人们比较肯于接受货币工资减少；而当就业量减少时，如果产量减少，既定资本设备的边际报酬增加，则实际工资不可避免地会上升。[7]

如果现行实际工资确实是一个最低限度；低于它，愿意就业的人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大于现在实际就业的人数。这样，除摩擦性失业以外，不会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但是，如果假定情况一定是如此，是不合乎情理的。因为，即使工资品价格上涨，实际工资下降，从而愿意在现行货币工资下就业者通常会多于现在的实际就业人数。如果这是真的，则现行货币工资能够购得的工资品，就不能确切地代表劳动边际负效用，古典学派的第二个假定前提也就不能成立。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反对意见。古典学派的第二个假定前提来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工资协议。当然，他们也承认实际协议的是货币工资；甚至承认劳动者认可的实际工资也不是完全独立于当时的货币工资的。然而，他们仍然认为，劳资协议规定的货币工资决定了实际工资。因此，古典学派的理论认为，只要劳动者接受货币工资的降低，实际工资也就随之降低。实际工资趋于同劳动边际负效用相等这一假设前提，就意味着劳动者自己可以决定他可以接受并为之工作的实际工资，虽然不能决定在这一工资水平下的就业量。

总之，传统的理论认为，劳资双方的工资谈判决定实际工资。因而，假定在雇主间有着自由竞争，在劳动者间又没有设置种种障碍的联合组织，则只要工人们接受工资降低，就可以使实际工资等于在此工资下雇主们愿意提供的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使实际工资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趋于相等。

必须记住，古典学派的结论，并不只是意味着：一个单个劳动者，只要肯于接受他的同伴所不肯接受的工资削减，就能得到就业，而是要把它应用于劳动者全体。他们还设想，这些理论也能同样应用于封闭经济体系和开放经济体系，而独立于开放经济体系特点的影响，或者一个国家压低货币工资对对外贸易的影响。这些当然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他们的结论也不考虑较低的货币工资总支出对银行制度和信用状况的反作用所引起的某些间接影响，这些影响将在第19章详加考察。他们的结论只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在一个封闭经济体系中，货币工资一般水平的降低，无论如何在短期内，以及在很小的限制条件下，将伴随着某些实际工资的降低，虽然在程度上并不总是成比例。

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取决于劳资间的货币工资谈判，这个说法现在看来并没有明显的真实性。然而，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曾经试图证明它或者反对它。因为这个说法和古典学派理论的要旨很不一致。这个理论要我们相信：价格取决于用货币表示的边际直接成本，而边际直接成本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工资。因此，如果货币工资有所变动，按照古典学派的理论，价格将差不多同比例地发生变动，从而实际工资和失业水平大致不变。劳动者经受的任何些微的得或者失，由边际成本中的其他生产因素的失或者得所抵消，从而边际成本不变。[8]然而，看来古典学派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研究下去。这部分的是因为他们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劳动者可以自行决定其实际工资；或许部分地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偏见，认为价格取决于货币数量。而且，相信劳动者总可以自行决定其实际工资这一命题一经成立，就和另一个命题混淆在一起。这另一个命题是：劳动者们总可以决定何等实际工资与充分就业相适应。所谓充分就业，是指在既定的实际工资下，能达到的最大就业量。

综上所述，对于古典学派的第二个假定前提，有两点异议：第一点关系到劳动者的实际行为。这就是，当物价上涨，货币工资不变，而实际工资下降时，现行货币工资下的劳动供给量，一般不会低于物价上涨前的实际就业量。如果假定说会低，那就等于假定所有愿意在现行工资下工作而没有就业的人们，只要生活费用稍为提高，就不愿工作。然而，这种奇怪的假定明显地构成庇古教授的《失业论》的基础。它也是所有正统学派的成员所暗中[9]设想的。

另一个更基本的异议将在以后几章中展开。这个异议出自我们不同意古典学派的这个假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直接取决于工资谈判。古典学派的这个假定跌入了一个不正当的假定。因为，对于劳动者全体而言，可能没有可行的方法，使得货币工资的一般水平所能获得的与目前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相等；也不存在什么权宜之计，使得劳动者全体与企业主修改工资协议，使实际工资降低到一个特定水平。这是我们的论点。我们将尽力说明，决定实际工资一般水平的主要是某些别的力量。试图弄清楚这个问题，将是本书的主题之一。我们将说明，对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经济体系在这方面实际是如何运行的，有着一个根本的误解。

三

虽然个人或者集体间在货币工资上的争执，常常被认为是决定实际工资一般水平的一个因素；但是，事实上，争执涉及不同的目标。例如，由于劳动者流动性的不完善，以及工资并不趋向于不同职业的净利益的严格相等；所以，任何个人或者集体如果同意其货币工资相对于别人有所压低，则在实际工资上也会相对降低，这就构成了他们反对降低货币工资的一个充分正当的理由。再如，货币购买力的降低会同样地影响到所有工人，而要反对每一次由此而引起的实际工资的下降是不实际的；因此，除非由此而引起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也到了极端程度，一般是不予抵制的。此外，某些特定行业对货币工资降低的抵制，不会造成像全部行业对实际工资下降的抵制对总就业量增加所引起的同样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换句话说，对货币工资的争执主要影响的是实际工资总额在不同劳动者集团之间的分配，而不是每一个就业人员的平均实际工资。这个平均实际工资，像我们将会看到的，是由另一些因素决定的。一部分工人组织起来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相对实际工资。至于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则决定于经济体系的其他因素。

因而值得庆幸的是，工人们比起古典学派来，倒是无意识地、本能地更合理的经济学家。工人们抵制货币工资的降低，即使货币工资的现行实际等价物超过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也这样做。这样做很少或者从来就不涉及全体劳动者。相反，工人们却不抵制货币工资不变时的实际工资的降低，除非其降低的程度过大，使得实际工资低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这种降低总和总就业量的增加相联系。每个工会总会对货币工资的降低进行抵制，不论其降低的程度多么小。然而，工会并不想在每次生活费用稍为上涨时即举行罢工。所以，工会并没有像古典学派所指责的那样，对总就业量的增加设置障碍。

四

现在我们必须对第三类失业，即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下个定义。古典学派的理论不承认这类失业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所谓“非自愿”失业，并不单纯指一种未用尽的工作能力的存在。例如，我们并不因为人的能力可以每天工作10小时，而称8小时的工作为失业。我们也不认为，一个工人群体因为不肯接受少于一定实际报酬的工作而不就业，即是“非自愿”失业。再者，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也把“摩擦性”失业排除在“非自愿”失业以外。所以，我的定义如下：如果相对于货币工资而言，工资品的价格少许上涨，现行货币工资下愿意工作的劳动总供给量与总需求量，都大于现行的就业量。在下一章（第3章）将给出另一个定义。然而，二者是雷同的。

由此定义推论出，前述第二个假定前提所预想的：实际工资等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可以现实地解释为，相当于没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充分”就业。“摩擦的”和“自愿的”失业都是与如此定义的“充分”就业相一致的。我们将发现，这种解释和古典学派理论的其他特征相吻合。这种古典学派的理论，最好被视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分配论。只要古典学派的两大假定前提成立，则上述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就不能产生。所以，明显的失业一定是下列情况的结果：（a）“转业型”的暂时没有工作；（b）对于高度专门化资源的时断时续的需求；（c）工会对工会以外的劳动者采取排外政策。这样，那些接受古典传统的学者们，由于忽视了作为古典学派理论基础的特殊假设，就不可避免地得出完全合乎古典学派假定的逻辑的结论：显而易见的失业（除去所承认的例外以外），一定是归根结底由于未就业的生产要素拒绝接受一个相当于它们的边际生产率的报酬。一个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可能同情劳动者们抵制货币工资的削减；他也会承认，为了应付暂时的局面而同意削减工资是不明智的。但是，科学的忠诚迫使他不能不宣称，这种对货币工资削减的拒绝，无论如何，是问题的根源。

显然，如果古典学派的理论只适用于充分就业的情况，则把它应用于非自愿失业的问题上自然是错误的——如果事情是如此的话（谁能否认它呢？）。古典学派的理论家们，像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家处于非欧几里得世界里，发现在日常经验中两条平行直线会相交时，指责说：线为什么不能保持直——线保持直被看做是避免两线发生不幸冲撞的唯一办法。然而事实上，除了放弃平行原则或者制造一个非欧氏几何外，别无补救办法。今天的经济学也要求做类似的事情。我们需要推翻古典学派学说的第二个假定前提，建立一套经济体系的行为规则，在其中，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可能存在。

五

在强调我们不同于古典学派理论观点的同时，还不要忽视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因为，如同过去一样，我们还是维持他们的第一个假设前提的，只是使它受到和在古典学派理论中同样的限制条件。现在我们必须稍停一下，来考虑一下这个前提包含什么意思。

这个假定前提意思是说，在既定的组织、设备和技术条件下，实际工资和产量（也即就业量）之间是唯一相互关联的，即：在一般情况下，就业量的增加只能发生在相伴随的实际工资下降当中。我同意古典经济学家们（正确地）宣称的以下不可或缺的、有生命力的事实：在组织、设备和技术为既定的情况下，一个劳动者所赚到的实际工资同就业量有一个唯一的（相反的）相互关系。因此，如果就业量增加，则在短期内，每个劳动者所得到的用工资品计算的报酬通常必然会降低，而利润会增加[10]。其实，这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命题的反面，这个命题是：在短期内，假定设备等是不变的，由于各行业在正常运行中受到报酬递减的支配，因而当就业量增加时，工资品行业（支配实际工资）的边际产品必然减少。只要这一命题成立，则任何增加就业量的办法，一定会同时使边际产品减少，从而用这种产品计量的工资也必然降低。

但是，当我们推翻了第二个假定前提以后，虽然就业量的减少使劳动者必然得到一个较高的以工资品计算的工资，但这并不必然是由于劳动者需要较多的工资品，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也不必然能解决失业问题。在这里涉及的与就业有关的工资论，还不能充分地阐明。这要留待第19章及其附录来详细说明。

六

自从萨伊和李嘉图时期以来，古典经济学家都宣扬：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全部生产成本必然直接或间接地用于购买产品。不过，他们没有清楚地加以说明。

约翰 · 斯图亚特 · 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这个学说阐述得很清楚：

构成对商品支付手段的，只是商品。每个人用以支付其他人的产品的手段，就是他自己所拥有的商品。就字义讲，所有卖者必然也就是买者。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突然提高一倍，各种市场商品的供给应该增加一倍；同时，购买力也要增加一倍。每个人都会有加倍的需求和供给；每个人能加倍地购买，是因为每个人在交换中能够加倍地提供。[11]

作为这一学说的推论，可以设想，任何个人节制消费的行为，必然使得由于消费节制释放出来的同等数量的劳动和商品，不再用于供给消费，而用于生产资本财富的投资。下面出自马歇尔的《国内价值的纯理论》一书的一段引文，显示了传统的看法：

一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于购买服务和商品的。常说：一个人花费其收入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储蓄起来。但是人们熟悉的一则经济学公理说：一个人用他储蓄的那部分收入购买劳务和商品，也就是作为消费支出花掉的。当他从购买的服务和商品中得到现时的享受时，被称之为消费支出；当他使购得的劳务和商品用之于财富的生产，希望从这种财富中取得将来享受的手段，则被称之为储蓄。[12]

从马歇尔的后期著作[13]，从埃奇沃思或者庇古教授的著作中，找出类似的文句是不容易的。这种学说在今天从不再以这样简陋的方式出现。然而，它仍然是全部古典学派理论的基础。没有它，古典学派理论就要崩溃。当代经济学家同意穆勒可能有所踌躇，但对以穆勒学说为前提的许多结论却毫不犹豫地予以接受。例如，在庇古教授的差不多所有著作中相信：除去会引起若干摩擦以外，有没有货币没有多大差别；相信：生产和就业理论可以在以实物交换为基础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像穆勒那样），然后再敷衍塞责地把货币引进来——这就是古典学派传统的现代说法。当代经济思想仍然深深地沉浸在这种观念中，认为人们把他们的钱不是在这种途径上花掉，就是在别的途径上花掉[14]。战后经济学家确实很少能始终保持这种观点；因为今天他们的思想充满了很多反潮流的东西，事实和经验十分明显地和他们的旧观念不符[15]。不过，他们还没有引起足够深远的后果，也没有修改他们的基本理论。

在鲁滨逊 · 克鲁索的经济体系中，不存在交换；个人用于消费和保存起来的收入，实际是而且也只能是他自己生产活动的产物。古典学派把从鲁滨逊经济体系中得出的这个结论，用错误类比的方法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这可能是古典学派谬误的一种根源。但是，除此之外，全部产品生产成本总是可以由因需要而造成的销售收入来补偿，这个结论之所以似乎有理，是因为它和另外一个看来相似而又无可置疑的命题很难区分。这个命题是：社会所有分子从生产活动中所得到的收入总数，其价值必然恰好等于产品的价值。

人们还可以自然地设想：一个人致富而又没有明显地从任何其他人那里取走任何东西，也必然会使整个社会致富。因此（像刚才从马歇尔著作中的引文那样），一个人的储蓄行为必然会引起与之相对应的投资行为。因为，按照同样的道理，也可以不容置疑地说：个人财富净增加之和必然等于社会财富净增加的总额。

然而，这样想的人们是被一种视错觉欺骗了，即把两种本质不同的行为看成相同的了。他们错误地设想，节制现在消费的决定和准备将来消费有一种可以自行协调的关系。然而，决定后者的动机与决定前者的动机不是在任何简单的方式上相连接的。

于是，全部产品的需求价格等于它的供给价格的假设，被认为是古典学派理论的“平行公理”。承认这一点，则其他各点便随之而来，例如：私人和国民的节俭有益于社会；对待利息率的传统态度；古典学派的失业理论；货币数量说；自由放任在对外贸易上无条件的利益，如此等等。针对这些，以后我们将作为问题提出来。

七

在本章的不同地方，我们指出了古典学派的理论所依次依赖的假设条件：

（1）实际工资等于现行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2）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不存在；

（3）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意思是：不论产量和就业量的水平如何，总需求价格等于总供给价格。

然而，这三个假定可以说是一回事，因为它们的成立和否定都是连在一起的；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在逻辑上都牵涉到其他两个。

[1]这合乎李嘉图的传统。李嘉图曾明白表示，他对国民收入的数量毫无兴趣，而对国民收入的分配感兴趣。在这点上，李嘉图对他自己理论的特征正确地进行过评价。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却缺乏清晰的眼光，总是用古典学派的理论来讨论财富的本源。请看李嘉图于1820年10月9日给马尔萨斯的信中的一段话：“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的——我认为，它应该探究社会各阶级如何瓜分它们通过合作所产生的产品的规律。关于数量，无规律可言；关于分配的比例，则可以找出一个相当正确的规律。我愈来愈相信，探究前者是徒劳的，只有后者才是科学的真正的对象。”

[2]例如，庇古教授在其《福利经济学》（第4版）中写道（重点是我加的）：“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们可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资源没有按照其所有者的愿望而广泛地就业，除非明确指出情况不是这样。这样做，并不影响论证的实质，反而可以简化许多解释。”这样，在李嘉图明确放弃讨论整个国民收入的数量的同时，庇古教授却在一本专门研究国民收入问题的书中声称：不论是非自愿失业还是充分就业，同一理论完全适用。

[3]在下面第19章的附录中，将对庇古教授的《失业论》给予更详细的考察。

[4]参阅本章脚注中的庇古教授的引文。

[5]这一点，在下面第19章附录中，还要详加讨论。

[6]参阅附录3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讨论。——编者

[7]对这一段的进一步理解，见本书附录二①。——译者

[8]我认为这种说法确实包含有很多真理成分在内，虽然货币工资变动的全部结果更复杂，正像下面第19章将要说明的。

[9]参阅第19章附录。

[10]论述如下：设有n人就业，第n个人的增收量为一天1蒲式耳，则工资的购买力也为一日1蒲式耳。然而第n+1个人一天只增加0.9蒲式耳的收获量。所以就业量不可能增加到n+1个人，除非谷价相对于工资有所上涨，直到每天的工资有一个0.9蒲式耳的购买力。于是，工资总额以前是n蒲式耳，现在则为9/10（n+1）蒲式耳。这样，当就业量增加一人时，就一定会使以前工作的人员的所得转移到企业主手中。

[11]《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编第14章第2节。

[12]《国内价值的纯理论》。

[13]霍布森先生在其《工业生理学》中，引用了上述穆勒的一段话后指出：马歇尔最早在其《工业经济学》中即已对穆勒的这段话作出了下列按语：“人虽然有购买力，但不一定有选择地使用它。”霍布森先生接着说：“但是，马歇尔并没有抓住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并且似乎把这种行为限制在‘危机’时期才会发生。”我认为，从马歇尔的后期著作来看，这对马歇尔倒是一句公正的评语。

[14]参阅马歇尔夫妇所著《工业经济学》：“用不耐穿的材料做衣服，对商业是不利的。因为假设人们不把他们的交换手段用在购买新衣服上，他们会在别的途径上用于使劳动者就业。”请读者们注意，这里我又引用了马歇尔早期的话。马歇尔写《经济学原理》时，他对此已经变得有所怀疑了，因此行文谨慎，语多模棱两可。但是，旧观念从未从他的思想基本假设中剔除出去。

[15]罗宾斯教授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只有他一个人还能继续保持前后一致的思想体系。他的实际建议和他的理论属于相同的体系。

第三章
有效需求原理

一

开始时，我们需要提出几个名词。其精确的定义留待以后再详加叙述。在技术、资源和成本既定的情况下，企业主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者，要有两类的支出：首先，是要付给生产要素的（不包括付给其他企业主的），以取得它们的现实服务。我们称其为该就业量的要素成本。第二，是付给其他企业主以购买其产品的，以及因使用机器设备，不让它闲置，而招致的牺牲。这后者我们称其为该就业量的使用者成本。[1]由此所得的产品的价值大于其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之和的差额是利润，我们称其为企业主的收入。当然，要素成本是从企业主的角度看的，而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则是它们的收入。这样，要素成本和企业主的利润就构成了我们称之为该企业主提供的就业所产生的总收入（total income）。如此定义的企业主的利润应该是企业主在决定提供就业时努力使之最大化的一个量。因此，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从企业主的立场来看，由一定就业量所产生的总收入（aggregate income，即要素成本加利润），我们称之为该就业量的收益（proceeds）。另一方面，一定就业量产品的总供给价格[2]，就是企业主值得提供该就业量的预期收益[3]。

根据上述，在技术、资源和每单位就业的要素成本为既定时，每一企业、行业以及社会总就业量则取决于企业主预期从相应的产量所得到的收益量。[4]

企业主们总努力使就业量达到一定水平，从中使他们的预期收益超过要素成本的差额即利润尽量最大化。

设Z为雇用N人的产品的总供给价格，Z与N的关系，可写作Z=φ（N），称之为总供给函数[5]。同样，用D代表企业主预期从N人就业量所得到的收益，D和N的关系写成D=f（N），称之为总需求函数。

现在，如果N为一特定值，预期收益大于总供给价格，即D大于Z，则会刺激企业主增加就业，超过N。如果为了取得生产要素而同其他企业主竞争，要素成本提高，N的价值提高，直到Z等于D。所以，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之点。因为在此点，企业主的预期利润将为最大值。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之点的D的值称为有效需求。由于这是就业通论的实质内容，阐述它是我们的目的。以下各章大部分是用来探讨决定这两个函数的不同因素的。

另一方面，一向被明确地表述为“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而且仍在继续统治所有正统经济理论的这个古典派学说，则对这两个函数之间的关系作了特殊的假定。因为“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这句话，一定是说：对于N所有的值，也就是不论产量和就业量的水平如何，f（N）都与φ（N）相等；所以当相应于N的增加，Z[=φ（N）]也增加时，D[=f（N）]也必然与Z作同量增加。换句话说，古典学派在假定：总需求价格（或收益）总与总供给价格相适应。因而，不论N的值为何，收益D的值总等于相当于N的总供给价格Z。这就是说，有效需求不是只有一个唯一的均衡值，而是一个无限幅度的值。于是，就业量就成为不可确定的量，只有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给出了就业量一个最高限度。

如果这是真实的，则企业主之间的竞争将使就业量扩大到一点，在此点总产量的供给不再有弹性，也即有效需求的进一步增长不再伴随有产量的任何增长。显然，这就是充分就业。在前一章，我们用劳动者的行为给充分就业下了一个定义。现在有另外一个定义，虽然意义是相同的，但标准是：达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在这里相对于对产品的有效需求的增加，总就业量不再有弹性了。这样，萨伊定律：对所有产量而言，总产量的总需求价格等于总供给价格，这等于这样一个命题，即：达到充分就业不再有任何障碍。然而，如果说这不是有关总需求和总供给函数的真实定律，那么，经济学就缺少很重要的一章，没有它，总就业量的所有讨论就是无益的。

二

对于以下各章关于就业理论的论述做一个简短的摘要，在现阶段，对于读者或许是有帮助的，即使不可能有充分的理解。牵涉到的名词，以后将详加说明。在这个摘要中，我们将假设被雇用的每一单位的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和其他要素成本是不变的。但是，使用这种以后要放弃的简单化方法，只是为了说明方便。这种理论的重要特点在于，不论货币工资等是否有变化，论证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的理论纲要，可以表达如下：当就业量增加时，总实际收入也增加。而社会的心理是，总实际收入增加，总消费也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那样大。所以，如果全部增加的就业量都用于满足现实消费增加的需求，则雇主们将蒙受损失。因此，要维持任何既定的就业量，就必须有一定的现行投资量，足够吸收在该就业量之下总产量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部分。若投资量小于此数，则企业主的收入将不足以引诱他们提供该就业量。所以，假定社会的消费倾向为既定，则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决定于当前投资量。所谓的均衡就业水平，即在该水平下对雇主整体都没有引诱，他们既不想扩大也不想缩小雇用人数。当前投资量决定于投资引诱，投资引诱又决定于两股力量：一是资本的边际效率表，另一是期限不同、风险不同的贷款利率表。

这样，如果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为既定，则将只有一个与均衡水平一致的就业水平，因为任何其他水平将导致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与它的总需求价格的不相等。这个水平不可能大于充分就业，也即实际工资不可能小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但是，一般说来，没有理由可以期望均衡水平等于充分就业。因为，与充分就业相适应的有效需求是一种特例；只有当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相互处于一种特殊关系时，该有效需求才能实现。这种特殊关系，这种与古典学派理论的假设相一致的特殊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最适度的关系。但是，它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存在：由于偶然的巧合或者人为的设计，使现时的投资提供的需求量恰好等于充分就业所造成的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超过充分就业下的社会消费支出的差额。

这个理论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命题：

（1）在技术、资源和成本为既定情况下，收入（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取决于就业量N。

（2）社会的收入与社会愿意用于消费的量（用D表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的心理特征。这种关系称之为消费倾向。那就是说，当消费倾向不变时，消费取决于总收入，因而取决于就业水平N。

（3）企业主决定雇用的劳动者数N，取决于两个量之和（D）：一是D1，社会愿意用于消费的量；二是D2，社会愿意用于新投资的量。D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效需求。

（4）由于D1+D2=D=φ（N）[6]，其中φ代表总供给函数；又由于从上述（2）所看到的，D1是N的函数，我们可以写成x（N），x取决于消费倾向。由此推论，φ（N）-x（N）=D2。

（5）因此，均衡就业量取决于：（i）总供给函数φ；（ii）消费倾向x；（iii）投资量D2。这是就业通论的要点。

（6）在工资品行业中，每一个N值都有一个相应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它决定实际工资率。所以，（5）受到下列条件限制：N不能超过使实际工资减少到与劳动边际负效用相等的数值。这意思是说，并不是D的所有变化都和货币工资不变这个暂时假设协调一致。因此，为了对我们的就业理论给以充分的论述，这个货币工资不变的假定有必要取消。

（7）按照古典学派的理论，D=φ（N）适合于N的所有数值时，而在N小于其最大值的所有数值时，就业量都处于中性均衡状态。因此，企业主之间的竞争可以使N达到最大值。从古典学派的理论看来，只有这一点才是稳定的均衡点。

（8）当就业量增加时，D1将增加，但不像D增加得那么大；当我们的收入增加时，消费量也增加，但小于收入的增加。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心理规律上。根据这个规律，就业量愈大，相应产量的总供给价格（Z）与雇主们可以预期从消费者的支出中收回的部分D1二者之差也愈大。这时，如果消费倾向不变，则只有同时增加D2以弥补Z和D1之间逐渐增大的缺口，就业量才能增加。因此，除非真像古典学派的理论所作的特殊假设那样，即当就业量增加时，总有某种力量在发挥作用，使得D2增加足以填补不断扩大的Z与D1之间的缺口；否则，N在充分就业水平之下，即在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交点处的水平之下，经济体系就可能发现它自身处于稳定均衡状态了。

因此，就业量并不是由用实际工资计量的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的。在某特定的实际工资水平下，可能的劳动供给只决定就业量的最高水平。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二者才决定就业量。就业量又唯一地同一定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关联，而不是颠倒过来。如果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则实际就业水平下降，低于在现行实际工资下潜在可能的劳动供给；均衡实际工资将大于均衡就业水平下的劳动边际负效用。

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富裕中的贫穷自相矛盾现象的说明。因为，只要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就业量就可以而且常常会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以前终止增加。有效需求不足不顾劳动的边际产品在价值上仍超过就业的边际负效用的事实，常常阻碍生产的进行。

再者，社会越富，其实际产量和可能产量之间的差距越大，经济制度的缺点越明显和令人难以容忍。一个贫穷社会倾向于以它的大部分产品用于消费，因而一个很小的投资量即可达到充分就业。反之，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如果其富裕成员的储蓄倾向与贫穷成员的就业不相矛盾，就需要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如果在一个潜在富裕社会中，投资引诱较弱，那么，尽管存在潜在的财富，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将迫使该社会减少它的实际产量，直到不管其潜在财富如何，该社会会穷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产量超过消费的剩余部分会减少到正好与其微弱的投资引诱相适应。

但是更糟糕的是，在一个富裕社会里，不仅边际消费倾向[7]较微弱，而且由于其资本积累量已经很大，除非利息率以较快的速度下降，则进一步投资机会的吸引性就很小。这就牵涉到利息率理论，以及为什么利息率不会自动下降到适当水平。这将在第4编中进行讨论。

因此，对消费倾向的分析、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以及利息率理论，构成了我们现有知识中的三大缺口而需要加以弥补。当这一点达到了，价格理论就会降低到只是我们的通论的附属的合理地位。然而，我们将发现：货币在我们的利息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将试图揭示货币的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征。

三

总需求函数，这个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忽略的概念，是李嘉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它作为我们讲授的经济学的基础已经一个多世纪了。李嘉图的信念认为，有效需求不可能不足。马尔萨斯的确曾激烈地反对过这个教义，但徒然。因为他未能清楚地解释（只能诉诸日常观察到的事实）有效需求如何以及为什么会不足或者过度，也未能提出过另外的思想架构。李嘉图征服了英国，正像“神圣宗教法庭”征服了西班牙那样。他的理论不仅被实业家、政治家和学术界所接受，并且从此争论终止，其他的观点也完全消失了，停止了讨论。马尔萨斯曾为之格斗过的有效需求这个大难题，从经济文献中消失了。甚至在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的全部著作中，一次也没有提及过。在他们的手中，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得到了最成熟的体现。有效需求这个概念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卡尔 · 马克思、西尔维奥 · 格塞尔或者道格拉斯少校的地下社会中。

李嘉图胜利的完整性有点令人奇怪和神秘不可理解。这一定是由于这个学说同它所投入的那个环境具有完全的适应性。这个学说所得结论与普通未受教育的人所期望的有所不同。我想，这反而增加了它的学术威望。它的教义在付诸实践时，是严厉的和常常是可厌的，而却使它有优越性。它可以被采用来建立一个广大的、逻辑上首尾一贯的上层建筑，给它以美。这个学说把社会上许多不公正和十分残酷的事，解释为在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把企图改变这些事情解释为弊大于利。这使它受到了当权者们的称赞。这个学说为单个资本家的自由行为提供了一个公正的衡量标准，这又受到了当权者背后的主要社会力量的支持。

这个学说，虽然直到最近仍被正统经济学家们信而不疑。但是，它在科学预测上的显著失败，却逐渐极大地损害了它们实践者的声誉。马尔萨斯以来，职业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理论与观察到的事实不符而感到不安。这种连普通人都能看到的矛盾，使人们逐渐不愿意对待经济学家像对待其他科学家群体那样尊敬，因为其他科学家群体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实际时，被观察所证实。

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著名的“乐观主义”，使人们把经济学家们看成甘迪德一类的人物——离开现实世界去开垦他们的小园地，并告诉人们：只要听其自然，则在一切可能是最美好的世界中，一切都是最美好的。这种乐观主义，我想，可以归之于他们忽略了一点，即：有效需求不足会妨碍经济繁荣。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按照古典学派假设的乐观态度来运行，那就会明显地有一种向着资源就业最优的自然趋势。也许古典学派的理论代表了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体系应该运行的方式。但是，如果现实经济确实如此运行的话，那就等于把我们的困难都假设掉了。

[1]使用者成本的精确含义，将在第6章给出。

[2]不要把这里的总供给价格与通常意义上的一个单位产品的供给价格相混。

[3]读者会觉察，我是从一定产量的收益和总供给价格中减去了使用者成本，也就是说，这两个概念中不包括使用者成本。而产品的买者所支付的总额中，当然包括使用者成本。为什么如此处理是方便的，将在第6章中说明。重要之点是：不包括使用者成本的总收益（aggregate proceeds）和总供给价格能够独一无二地、明确地加以界定。反之，由于使用者成本显然与行业的联合程度和企业主之间相互购买的范围有关，因此，把使用者成本包括在内，则产品的购买者所支付的总额就不好加以界定。甚至对单个生产者而言，界定其普通意义上的供给价格，也有类似的困难。而且，全部产品的总供给价格更有着重复计算的严重困难。这些困难从来没有设法解决过。如果把使用者成本看做总使用者成本，则重复计算的困难就只能用这种办法克服，即：按照生产消费品或者资本品而把企业主分成不同的集团，然后根据他们一体化的程度作出特殊的假设条件。然而，对企业主们的这种区分本身也是不清楚的、复杂的、与事实不见得符合的。但是，如果总供给价格不包括使用者成本，那么，就不会产生这种困难。读者最好等到第6章及其附录再看详细的讨论。

[4]一个企业主在对他的生产规模作出实际决策时，并不单纯考虑一定产量的销售收益（sale - proceeds）为何的这一种预期，而是有几种具有不同程度的可能性和确定性的假设预期。因此，我认为企业主的收益预期是指这样一种预期，即：如果它具有确定性，则由此所产生的行为与企业主在含糊不清、诸多不同可能性的实际预期作出的决策，完全相同。

*“proceeds”（proceed的多数变成名词）这个词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或者译法。但仔细体会凯恩斯的意思，我觉得译为“收益”还是可以的。它不同于总收入这个词（total income或者aggregate income，即要素成本加利润），因为它是从企业主的立场看的；而且，根据凯恩斯所指出的，它是不包括使用者成本的，产品的售价或者买者所支付的总额则包括使用者成本在内，销售收益（sale - proceeds）倒可以译为售价。——译者

[5]在第20章，有一个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函数，称之为就业函数。

[6]值得考虑，见本书附录一①。——译者

[7]定义见后面第10章。

第四章
单位的选择

一

在这一章和下面的三章里，我们想用一定篇幅澄清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要考察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实质性意义。因此，这些章属于题外的话，占了我们探索主题以外的一些时间。之所以在这里对它们进行讨论，是因为在别处对它们进行处理不适合我特定研究的需要。

在写这本书时，有三个疑难之点妨碍了我工作的前进，因而直到我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以前，使我自己的想法未能畅达地表现出来。这三个疑难之点是：第一，因研究整个经济体系问题的量的单位的选择；第二，预期在理论分析中的地位；第三，收入的定义。

二

经济学家们通常用以表示单位的概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一）国民所得；（二）实际资本的存量；（三）一般价格水平。以下分别加以说明：

（一）国民所得。按照马歇尔和庇古教授[1]的定义，它是计量现期的产量或者实际收入，而不是计量产品价值或者货币收入的[2]。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取决于净产出；——即产品的净增加量，也即由于现期的经济行为和牺牲而取得的可用于消费或者留作资本的社会资源，减去本期开始时的资本设备在本期中的消耗之差。经济学家很想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量的科学体系。然而，这个定义要完成这样一个目的，有着严重的缺陷。因为，社会的商品和服务的产生是一个不同质的复合体，除去某些特例以外，是不能计量的。例如，特例之一就是一种产品的所有构成项目同比例地包括在其他产品中。

（二）为了计算净产出，就要设法计量资本设备的净增量；这困难就更大。因为，我们必须在这个时期所生产的设备的新项目与本期内耗损掉的旧项目之间的量的比较中找出一个共同的基础。为了计算出净国民所得，庇古教授[3]减去了“可以称之为‘正常’的衰退等。所谓‘正常’与否，要从实际检验中看损耗是否经常发生，虽然不能详尽但大致可以预料到”。但是，由于庇古教授所要减去的不是用货币计量的。这意味着他是在假定：物质虽然没有改变，而它的量却改变了。这就是说，他还是暗中引进了价值变化这个观念。不过，当生产技术变化，新资本设备与旧的不相同时，他还是不能想出满意的办法[4]来比较它们的价值。我相信，庇古教授所期待的概念是经济分析上正当的和合适的概念。但是，直到一个满意的单位体系被采用以前，要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事。要对一个真实产出与另一个真实产出做比较，然后用新设备项目抵消旧的、损耗了的设备项目，来计算净产出，实在是一个难题，可以确信地说是不可能的。

（三）一般价格水平这个概念，明白地含有人所共知而且不可避免的含糊不清的成分，使它不适合于因果分析，这种分析应该是精确的。

尽管这些困难正确地被认为是“难解的问题”，然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纯理论性”的，即：它们从来没有使经济决策复杂化，或者从来没有进入过经济决策，对经济事物的因果次序也没有什么影响。这些概念虽然在数量上不好确定，但经济事物本身却是界限分明和确定的。所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是自然的：它们不仅不精确，而且也不必要。显然，我的数量分析不能用在数量上含糊不清的表达方式来表示。诚然，一旦我们进行数量分析，那就很清楚，正像我希望指出的那样：没有它们，事情反而做得会更好。两摊没有共同尺度的各种事物本身不能提供数量分析的材料这个事实，当然不会阻止我们不依靠严格的计算而依靠大略的判断力作出大概的统计比较。这种统计比较，在一定限度内，可能具有重要性和真实性。但是，像净实际产出和一般价格水平之类的事物最好是放在历史的和统计的描述领域，目的是满足历史的和社会的好奇心。为了这种目的，完全精确——就像我们的因果分析所要求的那样，尽管关于数量的实际价值的知识并不完全或者准确——是既不普遍，也不必要。说今天的净产出大于、价格水平低于十年前或一年前，这是一个与一种说法性质相似的命题，即：维多利亚女王比伊丽莎白女王是个好女王，但并不是一个更快乐的女人——这个命题并非没有意义和兴趣，但不适合于充当微分的材料。如果我们试图用如此部分地含糊不清和非定量概念作为数量分析的基础，则我们的精确性就是假的。

三

在每一个特定场合，要记住，一个企业主总要作出在既定资本设备条件下，生产规模如何地决策。当我们说，预期需求增大，也即总需求函数上升，将会引导总产量增加时，实际意思是说，拥有资本设备的企业将被引致更大的劳动就业量。在单一企业或者分工生产同质产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产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但是，当我们把所有企业的活动总和起来，我们就不能确切地说产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除非用既定设备的就业量来计量。社会总产出和它的价格水平这两个概念在这里都是用不着的，因为不需要现实总产出的绝对数值，以便对该总产出的量与具有不同就业量的不同资本设备的产量进行比较。当为了描述和粗略比较的目的而论及总产量的增加时，就必须依赖下列一般假定：在既定资本设备下的就业量，是一个用来表示由它生产的产量的合适的指标；就是说，我们可以假定就业量和产出量这二者同时增减，虽然不限定为同比例的。

所以，在处理就业理论问题时，我倡议只利用两种量的基本单位，即：货币价值量和就业量。第一个量即货币价值量，是绝对同质的；第二个量即就业量，也可以使之成为同质的。因为，不同等级和种类的劳动者和领薪金的办事员享受或多或少稳定的相对报酬。这样，为了我们的目的，就业量就可以用下列办法来规定，即：取普通劳动者一小时的就业作为单位，对特种劳动者比例于他的报酬进行加权，也即特种劳动者一小时的报酬两倍于普通劳动者一小时的报酬，那么，就计为两个单位。衡量就业量的单位，我们称之为劳动单位，一个劳动单位的货币工资称之为工资单位。[5]这样，设E为工资（和薪金）支出，W为工资单位，N为就业量，则E=N · W。

单个工人的特殊技能以及他们对不同职业的适合性都有很大差异这个明显的事实，不足以推翻劳动供给同质性的这个假定。因为，如果工人们的报酬和他们的效率成比例，那么，这些差异就被我们认为单个工人在劳动供给上的贡献和他们的报酬成比例这个考虑给予解决了。同时，当产量增加时，如果一个既定企业所增雇的按照工资单位计算的劳动对某种特殊生产目的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小的效率，这也不过是在既定的用产量计算的资本设备条件下，当众多的劳动者被雇用时，造成报酬递减的诸因素之一。在这里，可以说，我们把同等报酬的劳动单位的不同质归因于资本设备了，也就是我们认为：当产量增加时，是资本设备越来越不适用于增雇的劳动者，而不是可用的劳动单位越来越不适用于所使用的同质的资本设备。这样，如果没有多余的专业化的或者有经验的劳动者，而由于使用不太合用的劳动者从而提高了单位产量的劳动成本，这意味着：当就业量增加时，来自于设备的报酬递减的速率更快于有多余的专业化的或者有经验的劳动者时的报酬递减速率[6]。甚至在极端的场合，即：不同劳动单位的专业化变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它们之间完全不能相互代替，这也不会不能加以解释。因为，这也不过意味着：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设备，当适合于它使用的可用的专业化劳动者已经被雇用时，它的产品的供给弹性突然下降为零。[7]因此，除非不同劳动单位的相对报酬十分不稳定，否则，我们假定劳动单位的同质性不会有什么困难。而即使是相对报酬不十分稳定，也可以通过假定劳动者的供给和总供给函数的形状都会迅速改变的办法来处理。

我相信，当我们讨论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时，如果把我们自己严格地限制于使用两个单位即货币和劳动时，许多麻烦都可以避免。但当我们单独地分析一家企业或一个行业的产量时，则可以保留使用产品和资本设备的特殊单位。当我们想做某些历史的比较时，我们就使用诸如总产量、总资本设备量以及一般价格水平等含糊不清的概念。历史的比较，在某种（或许是相当宽广的）限度内，无需精确，只要大概就可以了。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将使用在现有资本设备条件下所雇用的人数（不论是用于生产满足消费的，还是用于生产新资本设备的）来计量现行产量的变化。技术工人则比例于他们的报酬进行加权。我们无需对这个产量与由另一组工人和资本设备所生产的产量做量的比较。要预测拥有一定资本设备的企业主们对总需求函数的移动如何作出反应，没有必要知道所生产的产量、生活水平、一般价格水平与不同历史时期和另一个国家的同类事物如何比较。

四

不论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特定的企业、一个行业或者总体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不问产量，通常用供给曲线就可以表示供给情况；借助我们所选择的两个单位，利用总供给函数就可以处理表示产量和价格的关系的供给弹性。例如：一个既定企业（一个既定行业或是总体行业，也是如此）的总供给函数，可以写作：

Zr=φr（Nr）

其中Zr为预期收益（不包括使用者成本），它可以诱致一个就业水平Nr。所以，假定就业量和产量之间的关系为：就业量Nr可以导致产量Or，Or=φr（Nr）。则

这就是通常的供给曲线。其中，Ur（Nr）代表就业量为Nr时企业主的预期使用者成本。

因此，在每一个商品是同质的场合，Or=φr（Nr）具有确定意义，也可以用普通的方法来估量Zr=φr（Nr）。但是，如果商品不是同质的，则Or不能相加，∑Or不是一个数量；而许多Nr却可以相加。再者，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中，一个给定的就业量分配于各个行业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Nr为N的函数，问题就可以更简单化了。

[1]请读庇古教授的《福利经济学》全书，特别是第1编第3章。

[2]国民所得应包括一切实际所得。但为方便起见，这里只包括可以用货币购买的商品和服务。

[3]《福利经济学》第1编第5章，论“维持资本完整是什么意思”；他在《经济学杂志》1935年6月号一文中所加的修正（）。

[4]参阅哈耶克教授的批评。载《经济》杂志，1935年8月号。

[5]如果x代表用货币计算的任何的量，则常常为了方便起见，用货币计量的同一数量的工资单位可以写成xw。

[6]这是主要理由，用以说明为什么甚至当与现在使用中的类型完全相同的资本设备仍有剩余时，产品的供给价格仍随着需求的增加而上升。现在如果我们假设，多余的劳动供给形成一个蓄水池，均等地向所有企业主提供可能的劳动者；并假设为一定目的而被雇用的劳动者，至少部分的是按照努力的程度而不是严格地按照实际特定就业的效率来付与报酬（这在大多数场合，是一个合乎现实的假定），则被雇用的劳动者的效率的递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明：供给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不是由于企业内部的不经济。

[7]我不能说出，通常所用的供给曲线是如何处理上述困难的，因为使用这个曲线的人们没有作出清楚的假定。或许他们假定，为一定目的而被雇用的劳动者总是严格地按照其工作效率而给予报酬。但这是不符合现实的。把劳动者效率的不同归之于资本设备的主要理由，也许在于这个事实：由于产量增加所导致的增加的剩余产品，主要由设备的所有者获得，而不是给更有效率的工人们（虽然这些工人可以更经常地被雇用，以及较早地得到提升而得到好处）。那就是说，做同一工作而效率不同的人们，很少比例于他们的效率给以支付。而确实高效率高付酬时，我的办法也可以把这个事实考虑在内，因为在计算被雇用的劳动单位的数量时，单个工人比例于他们的报酬加权了。在我的假定下，当我们讨论特殊的供给曲线时，有趣的复杂性明显地发生了。因为这种供给曲线的形态取决于适用劳动者在其他方面的需求。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忽略这些复杂性是不符合现实的。但是，在我们讨论总就业量时，如果假定：某一既定的有效需求量只相应于就业量而分配于不同产品，我们不需要考虑它们。然而，这个假定不一定好，如果不问有效需求变化的特殊原因。例如，等量有效需求的增加，一是由于消费倾向的提高，一是由于投资引诱的增强。这二者可能面临的是不同的总供给函数。然而所有这些都属于这里提出的一般思想的详细分析的范围，不是我这里所要立即追求的目的。

第五章
预期决定产量和就业量的作用

一

一切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最后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然而，从生产者（把消费者考虑在内）付出成本到最后消费者购买产品之间，要经过一段时间——有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企业主（包括生产者和投资者之类的人物）必须形成最好的预期[1]：经过一段可能认为相当长的时期以后，当他准备提供产品（直接地或间接地）给消费者时，消费者准备支付的代价为何。如果他按照程序从事占用时间的生产，他就别无选择，只有被这些预期所引导。

经营决策所依靠的这些预期，分为两类：某些个人或企业专门进行第一种类型的预期；其他则专门从事第二种。第一种是关于价格的预期，即：一个制造业者，当他开始一个生产过程生产产品时，他期望从他的“制成的”产品能得到的预期收益为何。所谓“制成的”指的是（从制造业者看来）它准备被使用，或者准备出售给另一方的产品。第二种类型的预期，是关于未来收益的预期，即：企业主（或者制造业者）购买“制成的”产品作为增加其资本设备之用，希望由此获得的收益。我们称第一种为短期预期，称第二种为长期预期。

这样，每一单个企业决定其日[2]产量的行为取决于它的短期预期——对各种可能的生产规模的产品成本的预期，对产品销售收益的预期。当然，即使在增添资本设备和甚至销售产品给中间商的场合下，短期预期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方面的长期（或中长期）预期。企业提供的就业量正是取决于这些预期的。至于产品生产和销售实际实现的结果，只有它们能改变以后的预期，才会影响就业量。另一方面，原先的预期虽然使得企业购置了现有的资本设备，拥有了一批中间产品和半成品存货，企业主根据这些决定了第二天的生产，但是原先的预期与第二天生产的就业量无关。这样，雇主在每次决策时，虽然考虑设备和存货，但现时的预期还是根据未来成本和销售收益的预期而作出的。

一般说来，预期的改变（不论是短期的或者长期的）必须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对就业量产生充分影响。预期改变后的第二天的影响不同于预期改变后的第一天的影响；第三天又不同于第二天，如此等等；即使预期没有更进一步的改变也必是如此。这是因为：在短期预期场合，预期的改变不会很剧烈和迅速。如果预期的前景看坏，也不至于放弃全部生产过程，即使从修改后的预期来看，该生产过程的开始本来就是错误的。如果预期的前景看好，预期的修改较快，则就业量要达到看好的预期的水平，也需要一段准备时间。在长期预期的场合，如果预期前景看坏，则资本设备将不更新，继续提供就业量，直到耗损掉。如果预期前景看好，则一开始就业水平就可能较高，高于调整资本设备与新情况相适应后的水平。

如果我们假设，一种预期状态继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致使对就业量的影响发挥得如此充分，以至全部就业量，概括地说，都是根据维持不变的预期而产生的。如此达到的稳定的就业水平可以称之为相应于该预期状态的长期就业量[3]。由此可见，虽然预期可以如此频繁地改变，以致实际就业水平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达到与现行预期状态相应的长期就业量。然而，每一种预期状态都有相应于该状态的长期就业水平。

首先让我们考虑的是，在预期改变一次以后不再有任何进一步的改变相混杂和干扰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长期预期状态的过程。我们先假定，预期改变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新的长期就业水平大于旧的。一般说来，开始时将只有投入率受到较大影响，换句话说，也就是受到影响的只是新生产过程的早期阶段的工作量；而消费品的产量以及预期改变以前开始的生产过程晚期阶段的就业量，将保持在和以前一样的水平。如果在生产过程开始时有半制成品存货，则这个结论可能要加以修改。不过，初始就业量的增加比较温和，还可能是真实的。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就业量逐渐增加；而且，不难想象出一种情况，即：在某个阶段上，可能使就业量增加到比新的长期就业量还高的水平。因为在建立资本以满足新的预期状态的过程，可能导致此长期状态达到以后所能产生的更多的就业量和更多的现实消费。因此，预期的改变可以使就业水平逐渐上升，上升到一个高峰，然而又下降到一个新的长期水平。如果新的长期就业水平和旧的一样，如果预期的改变代表着消费方向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使现行的生产过程以及它们的资本设备不合时宜，则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如果新的长期就业水平低于旧的，则在过渡时期，就业水平可能暂时下降到低于新的长期水平应有的。因此，预期的改变本身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产生像经济循环运动同样形态的动荡。这就是在我的《货币论》中，讨论情况的改变对周转资金和流动资本的建立与消耗时的那种运动。

像上面那样的不间断地过渡到新的长期稳定状态的过程，细节可能是很复杂的。但是，实际的过渡过程更为复杂，因为预期状态是处于经常变动之中。在先前的改变充分发挥其影响作用的很长时间以前，一个新的预期又加进来了。于是，在任何一个给定时间，经济机器之中存在大量的交错重叠的活动。它们的存在是由于多种过去的预期状态。

二

以上所述，使我们明确了这种讨论对于我们现在的目的具有的现实意义。根据上述，显然在任何时间的就业水平，在一定意义上，不仅取决于现时的预期状态，而且还取决于过去某个时期内存在的许多预期状态。过去尚未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预期就体现在今天的资本设备之中。参照今天的资本设备，企业主要作出今天的决策。在这里，过去的预期只是在它体现在今天的资本设备的范围内影响今天的决策。由此可见，不管上述的影响如何，可以正确地说，今天的就业量取决于根据今天的资本设备而作出的今天的预期。

对现实长期预期的参照是很少能避免的，而对短期预期的参照却常常是可以忽略的。这是因为：在现实中，修改短期预期的过程是一个逐渐的和连续的过程，也都是依据实现的结果而作出的。因此，预期的和实现的结果交织和重叠在一起施加影响。这是因为，虽然产量和就业量是由生产者的短期预期而不是由过去的结果所决定，但最近的结果在决定这些预期是什么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每当生产过程开始就从头做一次预期，实在是太复杂的事，而且从第一天到第二天情况往往没有多大的变化，总改变预期也会徒然浪费很多时间。因此，除非有肯定的理由预期未来将有变化，企业主按照最近实现的结果能继续下去的假设来形成预期，是合理的。这样，在实际生活中，最近产量所实现的销售收益对就业的影响与期望从现行投入所得到销售收益对就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企业主对前景的预期会更经常地根据实现的结果而逐渐地加以修改，而不是根据由于预期到前景的变化而加以修改。[4]

虽然如此，我们不要忘记：生产耐用品的生产者的短期预期，是以投资者的现行长期预期为基础的。而长期预期的一个特点，是它们不能在短暂的时间间隔中用实现的结果来加以检验。由此，正如我们将在第12章看到的，在那里我们将对长期预期作更详细的考察，它们会受到突然的修改。因此，现行的长期预期这一因素甚至不能近似地被排除，或者不能被实现的结果所代替。

[1]关于如何把这些预期值转化成用销售收益计量的等值，见脚注③。

[2]这里所谓的“日”，是代表最短的期间。在此期间以后，企业可以自由地修订它提供多少就业量的决策。它可以说是经济时间的最小有效单位。

[3]长期就业水平不必然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长期情况不一定是静态的，例如：财富和人口的稳定增长可能构成不变预期的一个组成部分，预期不变的唯一条件是：现时的预期状态在很早以前就能充分地预见到。

[4]这里对作出生产决策时的预期的强调，我想，合乎霍特里先生的观点，即：在价格下落或者在出售产品受损反映出相对于预期而言的产出受挫以前，投入和就业受存货积压的影响，因为未销售的存货的积压（或者订货单的减少）很可能是使得投入发生不同与过去产品销售收益的单纯统计数字变化的这样一种事件。如果它们不加纠正地就根据统计数字投入下一个时期的生产，该事件将会表现出来。

第六章
收入、储蓄和投资的定义

一、收入

在任何一个时期内，企业主都要把他的制成品出售给消费者或者其他的企业主，收到一定数目的货款，用A来代表。他还要支付一定数目的款项用来购买其他企业主的制成品，用A1来代表。一期终了，他拥有一项资本设备，其项目包括半制成品存货或者周转资金，以及他的制成品存货，价值为G。

然而，A+G-A1的某一部分，不是来自本期的活动，而是来自企业主在本期开始时所有的资本设备。所以，为了得到我们所谓的现期收入，我们必须从A+G-A1中减去一定数额，代表它的那部分从前期继承下来的资本设备（从某种意义上）所贡献的价值。一旦我们发现了计算这个要减去的数额的满意的方法，收入的定义问题就解决了。

有两种可能的原则来计算这个要减去的数额，每一种都各有其某种意义：一个是与生产相联系，另一个是与消费相联系。让我们对它们分别进行考察。

（i）本期终了时资本设备G的实际价值，是企业主的一个净结果，是由于两方面所造成的一个净数值：一方面，他通过向其他企业主购买和他自己本身的工作在本期内对资本设备进行维修和改进；另一方面，用资本设备生产产品，从而使它们耗损和折旧。如果企业主决定不用它来生产产品，那么，他就会支出一个适度的款项来维修它和改进它。让我们假设，企业主支出B′用于维修和改进设备，其资本设备在本期末的价值为G′，也就是说，G′-B′是资本设备不被用于生产产品A时，而从前一期可能继承下来的最大的净价值。这一净价值超过G-A1部分，即：

（G′-B′）-（G-A1）

就是生产A所消耗掉的价值，也即A的使用者成本，写作U[1]。企业主付给其他生产要素作为它们服务的报酬的量，从生产要素来看，就是它们的收入，称之为A的要素成本，用F代表。要素成本F和使用者成本U之和称之为产品A的直接成本。

于是，我们就可以给企业主的收入[2]下定义为：本期制成品售卖的价值超过直接成本的价值。那就是说，企业主的收入等于一个量，这个量依赖于生产规模，企业主努力使之最大化。这个量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毛利。这个定义与常识相符。又因为社会其他人的收入等于企业主的要素成本，因此，总收入等于（A-U）。

如此定义的收入，是一个完全明确的量。而且，当企业主决定给其他生产要素提供多少就业量时，他努力使之最大化的正是他的收入超过他支付给其他生产要素的那个量。可见，这是一个对就业量具有重要意义的量。

当然，有时G-A1可以大于G′-B′，从而使用者成本会是一个负值。例如，如果我们选择时期正好是这样一种方式：在这个时期，投入一直在增加，但增加的产品还没有达到制成和销售阶段，投资是正数，而如果我们设想行业一体化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可以认为企业主为他们自己制造大部分设备，则使用者成本也将会是负值。既然只有当企业主自己制造资本设备时使用者成本才是负值，那么，在资本设备大部分由不同的企业主制造的现实经济中，就可以正常地认为使用者成本为正值。此外，很难设想出一个场合，在其中，与A的增加相联系的边际使用者成本即，竟然不是正值。

这里不妨提前把本章后一部分的内容提一提，即：对整个社会来说，本期的总消费（C）等于∑（A-A1），总投资（I）等于∑（A1-U）。而且，除去从其他企业主那里买来的设备以外，单就企业家自己制造的设备而言，U是单个企业主的负投资（-U是他的正投资）。这样，在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经济体系中（在这里，A1=0），消费=A，投资=-U，也即等于G-（G′-B′）。由于引入A1，而使上述情况有点复杂，只是为了期望对一个非一体化的生产体系提供一个一般性的方法。

还有，有效需求只是企业主们希望从他们决定提供的现行就业量中的包括他们将付给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在内的总收入（或者收益）。总需求函数把各种设想的就业量和它们的产量所能希望得到的收益联系起来。有效需求则为总需求函数上的一点，在该点，需求变为有效的。因为把供给的情况考虑在内，则该点相当于企业主的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就业水平。

这一套定义还有一个好处，即：我们能够把边际收益’（或者收入）与边际要素成本等同起来，从而得到和那些经济学家所述的同类的命题——把如此定义的边际收益与边际要素成本相关。不过，那些经济学家忽略了使用者成本，或者把它假定为零，从而把供给价格[3]和边际要素成本[4]等同了起来。

（ii）现在让我们转入上述第二个原则。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是在一个时期末资本设备的价值同时期开始时的价值相比较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于企业主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自愿决策的结果。此外，还存在有资本设备的非自愿的损失（或者增益），即由于（例如）市场价值的变动、折旧或者只由于时间的消逝所造成的损耗、战争或者地震造成的破坏等，非企业主所能控制，以及他的现行决策所不能顾及的种种原因所造成的损失。其中，有些固然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则并非不可预料的，例如：不管使用与否而完全由于时间的消逝所造成的损失，以及“正常”的老化。正像庇古教授所说：老化“完全可以有规则地预见。即使不是很详细地，至少也是大概地”。此外，我们还可以增加上那些对整个社会有规则的损失，一般称之为“可保险的风险”。现在，让我们暂时忽视这样的事实：预期损失的大小取决于预期的时期；把非自愿的但不是不可预料的资本设备的折旧，即预期的折旧超过使用者成本的部分称之为补充成本，写成V。我想不需要指出：这个定义不同于马歇尔的，虽然二者的基本想法，即表示那种不进入直接成本的那部分预期折旧是类似的。

所以，在计算企业主的净收入和净利润时，通常都把补充成本的估计值从他的收入和上面定义的毛利润中减去。因为当企业主考虑他的任意花费和储蓄时，补充成本和它从他的毛利润中减去对企业主的心理影响实际上是相同的。在企业主以生产者的身份出现来决定是否利用资本设备时，如上定义的直接成本和毛利润是重要的概念。但是在企业主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时，补充成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正如同它是直接成本的一部分一样。因此，如果我们给净收入下定义时，从产品销售款项中减去补充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从而总净收入就等于A-U-V。这样，我们就不仅最接近于一般的习惯，而且还能得到一个与消费的数量有关的概念。

由于未预见的市场价值的变化，特殊情况的老化或者灾祸的破坏所造成的设备价值的变化，既是非自愿的，也是未能预见的（从广义上说）；它们的实际损失，甚至在计算净收入和进入资本账目时都被忽视了，我们称之为意外损失。

净收入的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在于V的大小对现行消费量的心理上的影响。因为净收入是我们假定一个普通人当他决定将花费多少于现行消费时所要计算的可支配收入。当然，当他决定多少用于消费时，净收入并不是他考虑的唯一因素。例如，在资本账目上存有多少意外增益和损失，就会造成相当的区别。但在补充成本和意外损失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别，即：补充成本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影响同毛利润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影响正好是相同的方式。与企业主的消费有关的是现行产量的收益超过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之和的部分。然而，意外损失虽然也进入企业主的决策，但程度不同——一定量的意外损失和同量的补充成本并不具有相同的影响。

现在，我们必须再回过头来讲一讲补充成本和意外损失之间，也就是那些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应该记入收入账目的借方的损失和那些认为可以合理地进入资本账目的意外损失（或者增益）之间的分界线。这个部分地属于成规或者心理上的分界线，取决于计算补充成本的一般认可的准则。因为，没有能够建立计算补充成本的唯一原则，它的量取决于我们对会计方法的选择。当设备最初生产出来时，补充成本的预期值是一个具体的量。但是以后如果对它再估计的话，它在设备剩余寿命期间的量可能由于此期间我们预期的改变而改变。而资本的意外损失则是原先预期的U+V和未来一系列预期修改后的U+V之差额的折现值。它是一个被英国国内税务署当局所赞同并被广泛承认的商业会计的原则，即：当资本设备被购置后，便为补充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之和建立一个一定的数值。这个数值在设备的寿命期间维持不变，不论在此期间预期改变如何。在这个场合，任何时期的补充成本必然被认为是事先规定的这个数值超过实际使用者成本的部分。这种办法的好处在于，可以确保整个设备的生命期间意外的增益或损失均为零。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在任意一个会计期间（例如一年），在现行预期的基础上重新估量补充成本也是一个合理的方法。事实上，究竟采用哪一种方法，工商业者们是不同的。为了方便，我们可以把设备刚刚购置时的起始预期补充成本称之为基本补充成本；而把直到最近根据现行价值和预期重新计算出来的同一数量称之为现行补充成本。

这样，我们不能得到一个在数量上更加精确的补充成本的定义。这种成本包括一个典型的企业主在计算他所估量的净收入时从收入中减去的那些项目，以便根据净收入宣布股息的多少（在一个公司的场合），或者决定他现行消费的规模（在个人的场合）。由于记入资本账目的意外损失或增益不能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所以当对一个项目有怀疑的时候，最好是将该项目列入资本账目，只有很明显地属于补充成本的项目才算在补充成本之内。因为任何资本账目记入的项目很多，就可以通过改变该项目对现行消费率的影响而加以矫正。

可以看到，我们的净收入的定义与马歇尔的收入的定义很接近。在决定收入的定义时，马歇尔援用所得税司的实际事例，并且大致地把所得税司根据经验所核定的收入当做自己所认可的收入。因为，该司在这方面所做的决定可以认为是经过最审慎和最广泛的可行的调查的结果，用以解释实际上什么是通常所说的净收入。我们的定义也相当于庇古教授最近所定义的国民所得的货币价值[5]。

然而，净收入这个概念是建立在众说纷纭的含糊不清的标准之上，因而还不是十分清楚的。例如哈耶克教授曾指出过：一个资本品的个人所有者可能以保持他从其财产所得的收入不变为目的。因而直到他节省到足以抵消其投资收入不论任何原因所造成的下降趋势以前，他会感觉到他不能任意地把他的收入花费在消费上。[6]我怀疑是否有这样一种人存在。不过，显然在理论上提不出什么异议来反对这样一种减除可以作为计算净收入的一种心理标准。但是，当哈耶克教授推断储蓄和投资这些概念也含糊不清时，那他如果所指的是净储蓄和净投资才是正确的。至于储蓄和投资则正像以上已经说明的那样，没有这种缺陷；它们与就业理论有关，能够给以客观的定义。

因此，全力强调净收入而忽视（像过去通常那样）收入概念是错误的。净收入只是与消费决策有关，而且同影响消费的其他各种因素的分界线也很小。而收入却与现行生产决策有关，并且是一个颇不含糊的概念。

以上关于收入和净收入的定义，是想尽可能地接近普通用法。所以，有必要应该立即提醒读者：在我的《货币论》中，我曾在一种特殊意义上给收入下过定义，该定义的特殊性在于，它与总收入中属于企业主的那部分相关联。那部分的定义，我既没有采取企业主们从经营中实现的利润（不论是毛利润还是净利润），也没有采取当企业主们决定从事经营活动时预期得到的利润，而是采取具有某种意义的正常或者均衡利润（现在想来，如果我们允许产出规模有改变的可能性，则这种正常或者均衡利润的意义，也不能得到充分规定）。根据这个定义，后果是：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即为正常利润超过实际利润的部分。我想，名词的这种用法恐怕已经引起了相当的混乱，特别是在与储蓄相关的使用上更是如此。结论是（特别关系到储蓄超过投资的情况）：只有按照我的特殊意义来解释这些名词才是正确的。然而，这些结论经常在一般的讨论中被采用，好像这个名词在它们更熟悉的意义上被使用。由于这个理由，并且因为我不再需要我过去的名词来确切地表达我的思想，我已经决定放弃这些名词——并且为它们所造成的混乱深表歉意。

二、储蓄和投资

在名词使用上有很大分歧的混乱中，有一点是大家同意的。据我所知，每一个人都同意，储蓄是收入大于消费支出的部分。因此，对储蓄的意义的怀疑一定是来自对收入或者消费的意义的怀疑。收入已定义如上。而任何时期的消费支出一定是该时期内卖给消费者的商品的价值。这又把我们拉回到什么是消费者一购买者这个问题上来。任何划分消费者一购买者和投资者一购买者的合理的定义对我们都同等地适用，只要它是规定前后一贯遵守的话。这类问题，例如，购买汽车是否应被看做消费者一购买者，购买房屋是否应被看做投资者一购买者，过去经常加以讨论，我对此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区分的标准显然一定要相应于我们划分消费者和企业主的分界线。这样，当我们把一个企业主向另一个企业主购买的产品的价值定为A1，我们就在暗中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推论，消费支出可以毫不含糊地界定为∑（A-A1），其中，∑A为这个时期总销售量，∑A1为这个时期企业主之间的总销售量。在以后的论述中，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一律省略掉∑，用A代表一个时期的各种产品的总销售量，A1代表企业主之间的总销售量，U代表企业主们的总使用者成本。由于已经定义了收入和消费，则作为收入超过消费的储蓄的定义也就自然地得出了。既然收入等于A-U，消费等于A-A1，因而储蓄就等于A1-U，净收入超过消费的净储蓄就等于A1-U-V。

我们的收入的定义也可以使我们得到现行投资的定义。现行投资就是指对资本设备的现行增加。这是从本期的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很清楚，这等于我们所刚刚定义的储蓄。因为它就是本期收入中没有进入消费的那部分。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生产结束时，企业主拥有生产后价值为A的制成品；在考虑到从其他企业主那里购买的A1的情况下，拥有由于生产A而遭受耗损的、与A分开的资本设备，耗损用U表示（如果是改进，则用-U表示，即U为负值）。在这同一时期，制成品的价值为A-A1的部分将用于消费。A-U超过A-A1，也即A1-U的部分，即为这个时期作为生产活动之结果的对资本设备的增添，也就是该时期的投资。同样，在考虑到资本设备即使不使用也会遭受到资本设备价值上的正常损害，以及不计入资本账目的意外损失或者增益的情况下，A1-U-V就是对资本设备的净增添，也就是这个时期的净投资。

因此，虽然储蓄的数量是单个消费者集体行为的结果，投资的数量是单个企业主集体行为的结果，这两个数量必然是相等的，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等于收入超过支出的部分。而且，这个结论绝不取决于上述收入定义的微妙或特殊之处。只要同意：收入等于现行产品的价值，现行投资等于现行产品中不被消费的那部分价值，储蓄等于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所有这些都符合常识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们的传统用法——由此必然推论出储蓄与投资相等的结果。总之：

收入=产品的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收入-消费

所以：储蓄=投资

所以，任何系列的定义，只要能满足上述条件，就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只有否定其中的这个或那个的正确性，这个结论才能被否定。

储蓄的数量与投资的数量之间的相等，来源于交易的双重特点，即：一方是生产者，另一方就是消费者或者资本设备的购买者。收入是由生产者销售其产品所得到的价值超过使用者成本的部分建立的。但是，全部产品显然是卖给了一个消费者或者另一个企业主的；而每一个企业主的现行投资等于他从另一个企业主那里购买的资本设备超过他自己的使用者成本的部分。因此，从总量上看，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也即我们称之为储蓄的部分，不可能与资本设备的增添也即我们称之为投资的部分有差异。同样地，净储蓄和净投资也是如此。事实上，储蓄只不过是一个余留额。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在一起决定收入。假定投资决策成为现实，企业主们就必然因此减少消费或者扩大收入。这样，投资行为本身就不可能不使得这个余留额即我们称之为储蓄的部分，按相应的数量增加。

当然，人们在决策他们将储蓄和投资各自多少时可能如此不正常，以致不存在使交易实现的价格均衡点。在这个场合，我们的名词不再适用，因为产品不再有一个确定的市场价值。价格在零与无限大之间找不到一个静止点。然而，经验表明，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在现实中存在的一种心理反应习惯可以达到一种买的愿望等于卖的愿望的均衡。同时，产品所应具有市场价值正是货币收入具有一定价值的必要条件，也是储蓄者决定储蓄的总量等于投资者决定投资的总量的一个充分条件。

要想在这个事情上思路清晰，或许最好是从消费决策（或者抑制消费的决策）方面思考，而不是从储蓄方面思考。消费与否的决策确实属于个人的力量所能控制的范围，投资与否的决策也是如此。总收入和总储蓄的数量是人们是否消费或者是否投资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是，二者都不可能脱离有关消费和投资的决策而根据另外一系列的决策来得到独立于上述决策之外的数值。依据这个原则，我们在以后的论述中，将用消费倾向这个概念来代替储蓄的倾向或意向。

附录：论使用者成本

一

我认为，使用者成本对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却被忽视了。关于使用者成本，比起在这里有关的或者适当的谈论来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作为一种离题的话，我们在这个附录里多少对它作了进一步的考察。

根据定义，一个企业主的使用者成本等于

A1+（G′-B′）-G

其中，A1是一个企业主从其他企业主那里购买的产品的数量，G是期末他的资本设备的实际价值，G′是该企业主不使用其资本设备而又花费了适量的维护费和改进费B′的期末资本设备可能有的价值。那么，G-（G′-B′）就是该企业主的设备的实际价值超过从前期继承下来的净价值的增加价值，代表企业主在他的设备上的现行投资，可以写成I。这样，企业主的销售额A的使用者成本U，就等于A1-I，其中A1是该企业主从其他企业主那里购买的产品，I是该企业主对他自己的设备的现行投资。稍加思索可知，所有这些不过是一般的常识。企业主向其他企业主购买支出的一部分相当于他对其设备的现行投资的价值，其余的代表企业主因出售产品所遭受的除去支付生产要素以外的代价。如果读者试图用其他方法来表达这一内容，他会发现我们的方法的一个好处在于它避免了无法解决的（也是不必要的）会计问题。我认为，再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毫不含糊地对生产的现行收益进行分析了。如果行业完全一体化了，或者企业主不向其他企业主购买任何物品，则A1=0，使用者成本也只不过是使用其设备的现行负投资的等价。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好处，即：在分析的任何阶段，不要求把要素成本在出售的商品和保留的设备之间进行分配。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不论是一体化的还是单个的企业所提供的就业量，像是取决于一个单一的综合性的决策——这符合为现行出售的生产与总体生产之间实际存在的连接性的一种方法。

再者，使用者成本这个概念还可以使我们提出一个比通常采用的一个企业出售产品一个单位的短期供给价格更明确的定义，因为短期供给价格是边际要素成本和边际使用者成本之和。

现在，在现代价值理论中，有一种通常使短期供给价格单独与边际要素成本相等的做法。然而，显然只有在边际使用者成本为零时；或者供给价格就是特别定义的减去边际使用者成本以后的量，正像我曾经（脚注⑤）[7]把“收益”和“总供给价格”定义为减去总使用者成本的量那样，这种做法才是正确的。虽然有时为了方便起见，在处理社会总产量时可以减去使用者成本；但是，如果把这种做法习惯地（或者暗中地）应用于单个行业或者企业的产品时，就会使我们的分析完全脱离现实。因为它使得一种物品的“供给价格”脱离了它的“价格”的普通意义。同时，这样做只会产生某些混乱，似乎假定“供给价格”应用于单个企业的一单位可销售产品时，意义很明显，不再需要什么讨论了。然而，如何处理一个企业从另一个企业购买什么，以及该企业因生产边际产品而发生的自己设备的耗费，牵涉到与收入的定义有关的一大堆困难。因而，即使我们假设，由于增加销售一个单位的产品而引起的向其他企业购买的边际成本已经从单位产品的销售收益中减去，以便使我们明确我们所讲的企业的供给价格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仍然要考虑到由于生产边际产品而引起的企业自己设备的负投资。即使所有的生产都由一个完全一体化的企业来进行，把边际使用者成本设想为零仍然是错误的。也即由于边际产品的生产而造成的设备的边际负投资，一般地，也是不能忽视的。

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这两个概念也能够使我们在长期供给价格和短期供给价格之间建立一个较明确的关系。长期成本显然必定包括一个数额以补偿基本补充成本和预期直接成本；二者应适当地分摊于设备的寿命年份，就是说，产品的长期成本等于预期的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之和。而且，为了获得一个正常利润，则长期供给价格还必须超过长期成本一个数额，其大小由与设备投资具有类似期限和风险的放款利息率乘设备成本之积来决定；如果我们喜欢使用标准的“纯”利息率，则在长期成本中还要加进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风险成本的第三个项目，以补偿未知的、有可能性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差异。这样，长期供给价格就等于直接成本、补充成本、风险成本和利息成本之和，也即长期供给价格可以分解为这几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短期供给价格就等于边际直接成本。因此，当企业主购买或者自己建造资本设备时，必然期望能从直接成本的边际值超过它的平均值的部分来补偿其补充成本、风险成本和利息成本。结果，在长期均衡中，边际直接成本超过平均直接成本的部分，就等于补充成本、风险成本和利息成本之和[8]。

边际直接成本正好等于平均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之和时的产量水平，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是这样一点，在该点上，企业主的交易账目收支相抵。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净利润等于零。而如果产量小于这个水平，则企业主的交易会蒙受净损失。

除去直接成本以外，补充成本所需弥补的程度，设备类型不同会有很大差异。下面是对两种极端场合的考察：

（i）设备维修的某些部分必须与设备的使用同时进行（例如，给机器加油）。这方面的花费（除去向外界购买）应包括在要素成本中。如果为了物质上的原因，现行折旧的全部数量必然按此方法补偿，则使用者成本的数量（除去向外界购买）将等于补充成本的数量，而符号相反；并且，在长期均衡中，边际要素成本将超过平均要素成本，其数量等于风险成本和利息成本。

（ii）设备的某些部分在价值上的降低，只有在使用上才发生。如果它没有因为使用而随时得到补偿，则这种成本即计入使用者成本。如果设备价值上的损失只是按照这种方法发生，则补充成本将会是零。

或许值得指出的是，企业主并不仅仅是由于设备的使用者成本低，而首先使用最老和最坏的设备，因为低的使用者成本不足以抵偿相对的低效率，也即高额的要素成本。这样，企业主会优先使用那部分设备，其每单位产品的使用者成本加要素成本为最低的设备[9]。由此可见，对该产品的任何既定产量都有一个相应的使用者成本[10]，但总使用者成本对边际使用者成本也即由于产品增加一单位而增加的使用者成本，并不保持统一的关系。

二

使用者成本构成了现在与将来之间的环节之一。因为一个企业主在决定其生产规模时，他要在现在就耗费掉他的设备还是留待将来使用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决定使用者成本数额的是现在的使用包含着多少未来利益的预期牺牲。这种牺牲的边际数量、边际要素成本以及预期的边际收益一起决定生产的规模。那么，企业主是如何计算其一次生产活动的使用者成本呢？

我们已经把使用者成本定义为：在考虑到设备维修和改进的成本以及向其他企业主购买的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与不使用设备相比，在价值上的减少。因此，要想得到使用者成本，就必须计算现在不使用设备，该设备所能得到的未来收益的折现值。这一数值至少等于该设备现在不使用，则其重置期会延迟，延迟购置所得到的利益的现值，也可能大于此数值[11]。

如果没有剩余或者过多的存货，因而每年会有更多的新生产出来的相同的设备，不是用于新增添，就是用于再置。那么，显然就可以看到：边际使用者成本可以参照设备被使用时寿命缩短或者效率降低的数值，以及现行重置成本，计算出来。然而，如果有过多的设备，则使用者成本还取决于在多余的设备通过耗损而被吸收殆尽以前这一期间的利息率和现行的（也即重新估计的）补充成本。在这种方法下，利息成本和现行补充成本间接地进入了使用者成本的计算之中。

当要素成本为零时，使用者成本的计量表现为一种最简单和好理解的形式。现以我在我的《货币论》一书第2卷第29章列举的原料铜有很多存货的情况为例。让我们列出一吨铜在未来不同时期的预期价值，这一系列铜的预期价值取决于多余的铜被消耗的程度，并随着多余的铜的减少而逐渐接近于铜的估计的正常生产成本。于是，多余的一吨铜的现在价值或使用者成本，将等于从估计的将来任何给定日期的一吨铜的将来价值中减去从那一个日期到现在的利息成本和现行补充成本后，可能得到的最大的价值。

以同样的方式，当一条船或者一个工厂或者一台机器这些设备有多余的供给时，它的使用者成本等于预期日期全部多余的设备被吸收完以前，此期间的估计的再置成本按利息率计算的贴现值和现行的补充成本。

以上我们是假定：设备是及时地用同样的物品所替换。如果当设备耗损了而不被相同的物品所更新，那么，它的使用者成本就要按照新设备的使用者成本的一定比例来计算。其数量由两种设备的相对效率而定。

三

读者应该注意到，设备并不是老化，而只是一时过剩，则其实际使用者成本与它的正常价值（也即没有过剩设备时的价值）之间的差别，会由于多余的设备被吸收以前预期的时间间隔的长短而不同。因此，如果设备的年龄分布比较均匀，以致每年都有一定量的报废设备，则除非过剩的数目不大，边际使用者成本不会降低很多。在存在普遍经济萧条的场合，边际使用者成本将取决于企业主预期萧条会有多长；这样，当萧条事态好转时，供给价格的上升可能部分的是由于他们的预期的修改而导致的边际使用者成本的急剧增加。

有时候，人们提出过与工商业者的意见相反的论点，认为：企业主们有组织地销毁过剩的设备，除非他们对全体过剩设备这么做，是不能有提高价格的影响的。但是，使用者成本这个概念表明，多余设备报废（譬如说）一半如何可以有立即提高价格的影响。因为缩短多余设备被吸收的日期，这种政策就会提高边际使用者成本，结果增加现行供给价格。这样，工商业者似乎在心中隐含地有使用者成本这个观念，显然他们没有把它明确地提出来。

如果补充成本数额庞大，则当存在剩余设备时，边际使用者成本就比较低。此外，当存在剩余设备时，边际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不可能超过它们的价值很多。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能具备，多余设备的存在很可能使得企业主的经营蒙受损失，也许是沉重的净损失。从这种事态到获得正常利润，不会突然发生转变，而只能发生在剩余设备被吸收完毕以后。当剩余设备甚少时，使用者成本将逐渐增加，并且边际要素成本超过平均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的部分也会逐渐增加。

四

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第6版）中，把一部分使用者成本，以“设备的额外耗损”的名义，包括在直接成本内，但是没有说明这个项目是如何计算的，以及它们的重要性如何。庇古教授在他的《失业论》里，明确地假定：由于边际产量引起的资本设备的边际负投资可以忽视。他说：“与产量的差异相联系的设备耗损的量以及所雇用的非体力劳动的成本的差异，可以被忽视。一般说来，它具有次要重要性。”[12]诚然，生产处于边际状态，设备的负投资为零的观念存在于大量现代经济学理论之中。但是，一旦认为有必要确切解释什么是单个企业的供给价格时，问题就随之而来了。

由于上面所说明的理由，闲置不用的设备的维修成本往往会减少边际使用者成本的量，特别是在预期会延续很长时间的经济萧条期间。虽然如此，边际的很低的使用者成本不是短期必有的特征，而是维修闲置设备成本很高的特殊情况和特殊设备类型的特点，也是以设备老化迅速和设备过多剩余为特征的非均衡状态的特点，特别是比较新的设备占有很大比重的情况下，该特点会更突出。

至于原料的场合，考虑使用者成本的必要性是明显的。一吨铜今天用完了，明天就不能使用。铜留待明天使用可能有的价值必须明确地要算作边际成本的一部分。但是，铜只是一个只要资本设备被用于生产就会发生的极端事例。而这一事实却被忽视了。把原料和固定资本要严格区分开来。对于原料我们必须考虑由于使用它们的负投资，对于后者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把它忽略掉。这种假设是不符合事实的。特别是在正常情况下，每年都有若干设备不堪使用而被替换，设备的使用会缩短更换的期限。

使用者成本、补充成本这些概念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们既可以应用于运营资本和流动资本，也可以应用于固定资本。原料和固定资本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它们对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的倾向性的不同，而在于这个事实，即：流动资本的回归是一次性的，而固定资本由于有耐久性和逐渐被消耗殆尽，它的回归包括一系列的使用者成本和在连续时期中赚得的利润。

[1]在本章的附录中，还有关于使用者成本的一些进一步的考察。

[2]要与下面将作解释的净收入区别开。

[3]我认为，如果忽略使用者成本的定义问题，则供给价格也就成为一个定义不完整的名词，这件事将在本章的附录中进一步进行讨论。在供给价格中排除使用者成本，有时对总供给价格的场合适合，但对单个企业的单位产品的供给价格问题就不适合。

[4]例如，我们把Zw=φ（N）或者另一种形式Z=W · φ（N）（其中，W为工资单位，W · Zw=Z）作为总供给函数。那么，由于在总供给曲线上的每一点，边际产品的收益等于边际要素成本，我们可得：ΔN=ΔAw-ΔUw=ΔZw=Δφ（N）。就是说，如果要素成本与工资成本之间有一个不变的比例，并且假定每一个企业的总供给函数（企业数不变）和其他行业雇用的人数无关，从而适合于每一单个企业主情况的上述公式的各项加起来可以表示全体企业主的情况，则φ′（N）=1。其意义为：如果工资不变，其他要素成本与工资总额保持固定比例，则总供给函数曲线就是线性的，其斜率为货币工资的倒数。

[5]《经济学杂志》，1935年6月号。

[6]《对资本的维持》，《经济》杂志，1935年8月号以下。

[7]即本书脚注③。——译者

[8]上述说法，依赖于一种便利的假定，即：由于产量的变化，边际直接成本曲线在它的全长都是连续性的。事实上，这种假设常常是不现实的；而且，可能有一个或者多个不连续的点。特别是当我们达到了一个相当于设备的充分技术能力的产量，在这个场合，边际分析部分地不再适用了。价格可能超过边际直接成本；在这里，边际直接成本是按照产量很小地减少计量的（同样地，常常有一种下降方向的，也即产量的减少低于某一点的非连续性）。当我们考虑长期均衡中的短期供给价格时，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那个场合，可能存在的相当于技术上充分能力之点的连续性，必须设想的是在运行之中的。这样，在长期均衡中的短期供给价格可能超过边际直接成本（用小小地产量的降低来计算）。

[9]由于使用者成本部分地取决于对将来工资水平的预期，因而被预期为短期的工资单位的降低将使得要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按照不同的比例移动，从而影响到设备的被使用，并且可以影响到有效需求的水平。因为要素成本可能与使用者成本以不同的方式决定有效需求。

[10]最先使用的设备的使用者成本未必与总产量无关（见下文），也即当总产量变化了，使用者成本可能沿着其曲线随处受影响。

[11]当预期在后来的某些日子里能够得到一个大于正常的收益，而这种情况又不会长久，从而不值得（或者没有足够的时间）生产新的设备，这时就会大于此数。今天的使用者成本是未来使用同一设备所带来的所有收益的折现值的最大值。

[12]霍特里先生（《经济》杂志，1934年5月号）曾经谈到庇古教授对供给价格和边际劳动成本的等同，并且认为庇古教授的观点会因此受到严重的损害。

第七章
储蓄和投资的意义的进一步考察

一

在前一章，关于储蓄和投资曾如此定义，以致从社会总体上看，它们必然在数量上相等。它们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然而，几位当代学者（包括我自己在《货币论》中）对这些名词曾经给出特殊定义，认为它们并不必然相等。其他学者的论著则建立在它们并不相等的假设上，但在讨论中并没有给出任何定义。所以，对这两个名词的不同用法进行分类，以便明确关于这两个名词的前述讨论与其他讨论的关系，恐怕对读者是有用的。

据我所知，每个人都同意，储蓄的意义在于它是收入超过消费支出的部分。如果储蓄的意义不是如此的话，那肯定是很不方便，并会引起误解。至于什么是消费的开支，各家意见也没有多少出入。因此，各家在名词用法上之所以不同，不是因为投资的定义，就是由于收入的定义。

二

让我们首先考察投资。在普通的用法中，投资的一般意义是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购买一件新的或旧的资产。这个名词偶尔限定在证券交易所购买一件资产。但是，我们所说的投资，例如，还包括投资于一座房屋，或者一台机器，或者一批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并且，一般说来，所谓新投资，区别于再投资，是指用收入来购买任何种类的资本资产。如果我们把一项投资的出售算作负投资，即投资的反面，则我的定义与普通用法相符。因为旧投资的交换必然相互抵消。诚然，我们必须照顾到债务的形成与偿付（包括信用或货币数量的变化）。但由于就整个社会而言，总债权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总是正好等于总债务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所以，当我们所讨论的是总投资时，信用和货币的复杂情况也抵消了。这样，假设通俗意义上的收入相当于我的净收入，则通俗意义上的总投资和我的净投资的意义完全一致。所谓净投资是指对所有种类的资本设备的净增加。这里考虑到了原有资本设备的价值变化，这种价值变化已经在计算净收入中扣除了。

如此定义的投资包括资本设备的增加额，不论它是固定资本，还是运营资本或者流动资本。如果投资的定义有重大差别（除去投资和净投资的差别以外），那是由于把上述三种资本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资本排除在投资之外了。

例如，霍特里先生认为，流动资本的改变，即未出售商品存货数量的意外增加（或者减少），有着很大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一个把这种变化排除在外的可能的投资定义。在这种场合，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实际与未售出商品存货量的增加，也即流动资本的增加，是一回事。霍特里先生没有说服我，为什么这是应该看重的因素，因为他把全部重点放在了对最初未预料到的改变的矫正上，而不是放在对预料到的（不论预料是否正确）改变的矫正上。霍特里先生认为，企业主制定今天的生产规模的决策不同于前一天的生产规模，参照的就是未售出商品存货的变化。这在消费品的场合，在生产决策上确实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我找不出理由来排除掉影响决策的其他因素。所以，我倾向于强调有效需求的总的变化，而不仅仅是反映先前期间未售出存货增减的那部分有效需求的变化。再者，在固定资本场合，未用能力的增加或者减少，在对生产决策的影响上相当于未售出存货量的增加或者减少。我看不出霍特里先生的方法如何处理这至少同等重要的因素。

奥地利经济学家所使用的资本形成和资本消费的概念，似乎可能既不等同于投资和负投资像上边所定义的那样，也不等同于净投资和净负投资。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资本消费被视为是在没有十分明显的像上面所定义的资本设备的净减少时发生的。然而，我还未能发现任何能把这些名词的意义解释清楚的著作。例如，当生产期间延长时，即有资本形成，这种论述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

三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由于收入的特殊定义以及因而造成的收入超过消费的部分所引起的储蓄与投资的不等。我自己在我的《货币论》中关于名词的用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为，正像我在前面第6章第1节末段所解释的那样，我在该书所使用的收入与我现在所使用的收入的定义不同。该书的定义是把企业主的“正常利润”（在一定意义上），而不是实际的利润作为企业主的收入。因此，所谓储蓄大于投资，我的意思是：产量的规模是处于如此的状态，以致企业主从他所拥有的设备得到了低于正常利润的收益。关于储蓄大于投资部分的增长，我的意思是：实际利润在下降，从而企业主规划产量的动机不高。

我现在认为，就业量（因而产量和实际收入）是由企业主决定的，其动机在于谋求他现在和将来的利润的最大化（需要扣除的使用者成本的大小，取决于他如何通过设备的使用在设备的寿命期间得到最大的收益）。与此同时，能使其利润最大化的就业量则取决于总需求函数。总需求函数由企业主在各种不同的假设条件下，预期分别由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之和所给出。在我的《货币论》中，投资超过储蓄的量的变化的概念，像在那里所定义的，是一种处理利润变化的方法，虽然我在那本书里对于预期的和实现的结果并没有加以明确的区分[1]。在那里，我论证说：投资超过储蓄的部分的变化，是支配产量变化的一种动力。因此，我的新论点（像在本书中所认为的），虽然更精确和有启发性，但基本上只不过是我的旧观点的发展。如果用我的《货币论》中的语言来表示，则我的新观点可述之如下：在过去的就业量和产量为既定，投资超过储蓄的部分的增长，将诱致企业主增加就业量和产量。我现在和过去论点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试图表明就业量是由企业主对有效需求的估计所决定。而我在《货币论》中所定义的投资相对于储蓄的预期的增加，是有效需求增加的一个准绳。但是，从这里的进一步发展来看，我在《货币论》中的说明，当然就是很含混不清、很不完整的了。

D. H.罗伯森先生曾经论证：今天的收入等于昨天的消费加投资，从而今天的储蓄，等于昨天的投资加昨天的消费高于今天的消费的部分。根据这个分析，储蓄能够超过投资，即昨天的收入（按照我的意思）超过今天的收入。这样，当罗伯森先生说有一个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他的意思和我说收入下降的意思实际上是一回事。按照他的意思说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正好等于按照我的意思说的收入下降的部分。如果现行的预期真的总是由昨天实现的结果来决定，那么，今天的有效需求将等于昨天的收入。因此，罗伯森先生的方法可以被认为是有别于我的方法的另一种具有相同目标的企图（或许是一种近似于我的方法）来对有效需求和收入加以区分，这种区分对因果分析是至关重要的[2]。

四

下面我们要进入考察与“强迫储蓄”这个名词有关的更含混的一些观念。在这些观念中，有任何明显的重要意义可以发现吗？在我的《货币论》中（第1卷，脚注），我提供了一些最早使用这个名词的参考文献，并且认为这些用法和我在该书中所说的投资与“储蓄”的差别有些接近。现在我不再肯定，这种接近事实上是否还像我当时所设想的那么大。无论如何，我确信：“强迫储蓄”以及最近使用的（例如哈耶克教授或者罗宾斯教授所使用的）类似的名词，和投资与“储蓄”间的差别没有确定的关系。这里所谓的投资与“储蓄”的差别，是我在《货币论》中所指的那个意思。虽然这些学者并没有确切地解释这些名词是什么意思，但是，关于“强迫储蓄”，他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是指在货币或者银行信用的数量变化中直接产生出来，并用以衡量的一种经济现象。

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动的确会引起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的变动；工资单位的变动又会引起借款者和放款者之间收入的再分配，以及用货币计量的总收入的变动；并且，不论就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所造成的后果而言，还是就工资变动所造成的后果而言，都将（或者可能）产生储蓄量的变动。因此，货币数量的变动通过对利息率的影响，会造成收入的量及其分配的变动（以后将会表明）。这种变动可能间接地引起储蓄数量的变动。但是，储蓄数量的这种变动所具有的“强迫储蓄”的性质，并不比其他由于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储蓄数量的变动所具有的“强迫储蓄”的性质更大。并且，除非我们规定在某种既定条件下的储蓄数量为正常值或者标准值，我们是没有方法来区分“强迫储蓄”与“非强迫储蓄”的。再者，像我们将看到的，从一定货币数量的变动所产生的总储蓄数量的变动是有高度的可变性。它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

因此，在我们没有规定一个标准的储蓄量以前，“强迫储蓄”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选择（可能是合理的）一个相当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储蓄量为标准，则上述的定义就变成：“强迫储蓄是实际储蓄量超过长期均衡中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储蓄量的部分。”这个定义是有意义的。但根据这个定义，“强迫储蓄”将是很少见的、很不稳定的一种现象。“强迫储蓄”不足倒是常态。

哈耶克教授的饶有兴味的文章《强迫储蓄学说的发展简论》[3]指出：事实上这是这个名词的原本意义。“强迫储蓄”或者“强迫节俭”本来是边沁提出的一个概念。边沁明确地说，他心目中所想的是，在“所有的人手都被雇用，而且是以很有利的方式被雇用”[4]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加（相对于货币可以购买的东西而言）的后果。边沁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收入不能增加，结果，发生在经济过渡中的追加的投资也会引起强迫节俭，“以国民生活水平的牺牲和社会正义的背离为代价”。所有19世纪的学者在涉及这个问题时，实质上都有同样的想法。但是，要想把这个十分清楚的想法扩大到低于充分就业的情况，是有困难的。当然（由于增加的就业应用于一定的资本设备时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任何就业的增加都会对已经就业者的实际工资有所牺牲。但是，要把这种收入的损失和可能伴随就业增加的投资的增长联系起来，是不可能有什么成果的。无论如何，我不知道对“强迫储蓄”感兴趣的现代学者们已经做过任何企图把这个思想扩展到就业正在增加的情况。他们看来似乎普遍地忽略了这个事实：把边沁的强迫节俭的概念扩展到小于充分就业的状态需要某些说明和限制条件。

五

在直截了当意义上的储蓄和投资能够相互有差异的思想的流行，我认为，可以用一种视角上的错觉来解释。这种错觉是把单个存款者和他的银行的关系看成是一方面的交易，而不把它看成是两方面的交易。实际上是两方面的交易。人们设想，存款者和他的银行能够设法在他们之间完成一种活动，通过它，储蓄能够消失在银行系统中，因此他损失掉投资；或者反过来，银行系统能够使投资成为可能，但却没有相应的储蓄。但是，没有一个人没有得到一项资产就能够储蓄。这个资产或者是现金，或者是债权，或者是资本品；反之，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一项资产而他以前没有拥有过，除非该资产或者是新生产出来的等价值的，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把与他过去所有的价值一致的资产脱手。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则会有一笔新投资；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则该另一个人必然是等量的负储蓄。因为他的财富的损失必然是由于他的消费大于他的收入，而不是由于一项资本资产的价值变动而造成的资本账目上的损失，因为那不是他遭受到他过去所有的资产价值的损失。这个人正当地取得了他的资产的现行价值，但没有以任何财富的形式保持此价值，也即他必然是花费在大于收入的消费上。再者，如果是银行脱手一项资产，则必然是某人脱手了一笔现金。由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上所有个人储蓄合起来的总储蓄必然等于现行新投资的数量。

那种认为银行系统创造信用从而有投资，但却没有相应的“真正的储蓄”的观点只看到了银行信用增加的结果，而没有看到其他的结果。如果在现有的信用以外，银行又让渡信用给企业主，使他能够增加投资（没有信用的转让，就不能有增加的投资），则收入必然增加，而且是一般以大于投资增长率的速度增加。再者，除去充分就业的情况以外，实际收入和货币收入都将增加。公众将进行“自由选择”来决定他们增加的收入按什么比例在储蓄和消费支出之间进行分配。而向银行借款增加投资的企业主不可能有效地实现他的意图：按照比公众决定储蓄更快的速度增加投资（除非这些企业主的投资被用来代替其他企业主会进行的投资）。此外，公众按其决策所进行的储蓄和任何其他储蓄一样，是实实在在的储蓄。没有一个人会被迫持有相当于新的银行信用的额外货币额，除非他愿意持有更多的货币，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财富。然而，就业量、收入和物价不能不沿着这个途径变化，以致人们在新的情况下，选择持有额外的货币。不能否认，在一个特定方向的未能预料的投资的增加可以造成总储蓄和总投资的不规则的变化，而如果没有充分地预见到，这种变化是不会发生的。也不能否认，银行信用的转让会造成三种趋势：（1）产量增加；（2）以工资单位计量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上升（在报酬递减率作用下，必然伴随着产量的增加）；（3）用货币计量的工资单位的上升（这经常伴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发生）。所有这些趋势可能影响实际收入在不同集团间的分配。但是，这些趋势是产量增加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如果产量的增加来自银行信用以外的原因，那么，三种趋势将会以相同的程度发生。它们只能通过避免任何能改善就业量的行为来避免它们的发生。然而，以上的大部分是预先料到的而尚未讨论得出的结果。

因此，储蓄总会引起投资这种老式的观点，虽然不完整而且会产生误导，但比起有储蓄而无投资或者有投资而无“真正的”储蓄这种新型的观点来，在形式上显得更健全一些。老式说法的错误在于进行似乎有道理的推论，即：当单个人储蓄就会等量地增加总投资。当然，一个人储蓄会增加他自己的财富，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他也会增加总财富的结论却没有考虑到一种可能性：一个人的储蓄行为可能影响到另一个人的储蓄，从而影响到另一个人的财富。

储蓄与投资恒等，而个人的储蓄又存在着明显的“自由意志”，即个人自由选择其储蓄，而不管他或者别人有无投资，投资干什么。这两方面的协调主要取决于储蓄和消费支出一样，也是一个两方面的事物。因为，虽然他自己储蓄的数量不太可能对他自己的收入有任何重要的影响，然而他消费的数量会反作用于其他人的收入，从而使所有的个人同时储蓄任何一定的数量是不可能的。每个人企图多储蓄而减少消费，将会影响收入，以致这个企图必然招致失败。当然，对整个社会来说，储蓄少于现行投资的数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企图，必然把收入提高到一个水平，从而使个人想要储蓄数量的总和正好等于投资的数量。

以上的论述与这样一个命题很相似，即如何协调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由来改变他想持有的货币数量；另一方面，各个人持有的货币量的总和又必须等于银行系统所提供的现金数量。在后一场合，两个货币数量的相等，是由于这个事实所造成，即：人们持有的货币数量不是独立于他们的收入，或者各种物品的价格（主要是有价证券的价格），而人们对物品的购买，又自然地成为持有货币以外的另一种持有财富的方式。这样，收入和价格必然发生变化，一直到新的收入和价格水平能使人们想要持有的货币数量的总和等于银行系统提供的货币数量时为止。诚然，这是货币理论的基本命题。

两个命题都不过是从这个事实推导出来的，即：没有卖者也就不可能有买者，或者没有买者也就不可能有卖者。虽然个人的交易量同市场的交易量相比显得十分微小，从而可以无所顾虑地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需求不是一方面的交易，但是当我们考察总需求时，忽视它就是荒唐的了。这就是总体的经济行为理论与个体的行为理论至关重要的差别。因为，在个体的经济行为理论中，我们可以设想，个人需求的大小不会影响他自己收入的高低。

[1]在那里我的方法，是把现行的已实现的利润当做决定现行的对利润预期的因素。

[2]参阅罗伯森先生的文章《储蓄和窖藏》，《经济学杂志》，1933年9月号。以及我和罗伯森先生、霍特里先生三人之间的讨论，《经济学杂志》，1933年12月号。

[3]《经济学季刊》，1932年11月号。

[4]《经济学季刊》，1932年11月号。

第八章
消费倾向：I．客观因素

一

在第1编终了时，为了处理某些关于方法和定义的一般性问题，打断了主题。现在又回到主题来了。我们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要发现什么决定就业量。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即：就业量决定于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交之点。总供给函数主要取决于供给的物质条件，包括几点我们还没有熟悉的考察。形式可能不熟悉，但其基本因素并不是新的。在第20章，我们将回到总供给函数，在那里，我们要讨论总供给函数的反函数，名为就业函数。但是，大致说来，总需求函数扮演的角色被忽视了。所以，在第3编和第4编，我们将专注于总需求函数的考察。

总需求函数体现着任何一定的就业水平与该就业水平预期能实现的“收益”的关系。“收益”是两个数量之和：一是，当就业在一定水平时，用于消费的数量；二是，用于投资的数量。支配这两个数量的因素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这一编，我们要考察前一个数量，即在就业水平为一定时，哪些因素决定花费在消费上的数量。在第4编，将进一步考察决定投资数量的那些因素。

由于这里涉及的是当就业水平为一定时，用于消费的数量为何。那么，严格说来，我们应该考察的是体现消费量（C）与就业量（N）之间的关系的函数关系。然而，为了更方便起见，我们用多少有点不同的函数关系来表示，即体现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消费（Cw）与相应于一定就业水平（N）的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Yw）之间的函数关系。这种做法会受到某种障碍，即：Yw不是N的唯一函数，而N则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相同的。因为Yw和N的关系可能取决于（或许在很小的程度上）就业的准确性质。就是说，一定的总就业量N有两种不同的就业量的分配（由于个人就业函数的形态的不同——这是要由下面第20章讨论的问题）可能导致Yw的不同的值。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对这个因素给以特殊的斟酌。但是，一般说来，认为Yw唯一地由N所决定，还可以说是一个近似准确的说法。因此，我们可以给消费倾向下定义为：用工资单位计量的一定收入水平Yw和该收入水平中用于消费支出的Cw之间的函数关系，用x表示，则：

Cw=x（Yw）或者C=W · x（Yw）

社会用于消费的数量显然：（1）部分地取决于社会收入的数量；（2）部分地取决于其他客观的附带情况；（3）部分地取决于主观需要、心理倾向以及人们的习惯和收入在个人中间分配的原则（当产量增加时，原则可能改变）。花费的动机是相互作用的。试图对这些动机进行分类难免有划分不当的危险。然而，从两大类别上分别对它们进行考察，还是能够使思路清楚的。这两大类别，我们称之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地加以考察，它包括人性的心理特征、社会实践与制度。后二者虽然不是不可变动的，但是，除非在不正常或者革命的情况下，在短期内，不会有较大的变动。在作历史的探究，或者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时，有必要考虑主观因素的变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但是，一般地，我们将在以后的论述中把主观因素当做既定的，我们设想，消费倾向只是取决于客观因素的变动。

二

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要客观因素如下：

（1）工资单位的变动。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相比，消费（C）显然是更多地以实际工资为函数（在某种意义上）。在技术、嗜好和决定收入分配的社会条件为一定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实际收入随着他所支配的劳动单位的数量，也即随着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的变动而升降，虽然当总产量变动时，他的实际收入将（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按照低于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上升的比例上升。所以，近似地说，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如果工资单位变化了，相应于既定就业水平的消费支出，将像价格一样按照相同的比例变动，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必须照顾到由于工资单位的变动所造成的一定的实际收入在企业主和食利者之间分割的变动对总消费的影响。除此以外，我们已经照顾到工资单位本身的变动，因为我们是根据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来给消费倾向下定义的。

（2）收入和净收入之间差额的变动。上面我们已经表明，消费量取决于净收入而不是收入。因为按照定义，一个人在决定他的消费规模时，他心目中基本考虑的是他的净收入。在一定情况下，收入和净收入之间存在着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这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和与之相应的净收入水平之间有一个唯一的函数关系。然而，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则在净收入中没有被反映出来的任何收入的变动都必须被忽略掉，因为它对消费没有影响。同样，没有在收入中反映出来的净收入的变动，则必须照顾到。然而，除去例外情况，我怀疑这个因素的实际重要性。我们将在本章的第4节充分讨论收入和净收入的差额对消费的影响。

（3）在计算净收入时没有计及的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动。这些因素在变更消费倾向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对收入的数量没有稳定的或者规则性的关系。财富所有者阶级的消费对于他的财富的货币价值的预见不到的变动有着异常的敏感性。这应该被列入能够造成消费倾向短期变动的主要因素。

（4）时间贴现率也即现在物品与将来物品交换比例的改变。时间贴现率和利息率并不是十分一样的。因为时间贴现率照顾到了货币购买力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变化，它还要考虑到一切种类的风险，例如，预料活不到能够享受未来物品，或者没收性的税收。然而，作为一种近似的估算，我们可以把时间贴现率和利息率等同起来。

这个因素对既定收入中消费量的影响，有着很多的疑问。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1]认为，利息率是对储蓄的供给和需求进行均衡的因素。据此，为了方便，可以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支出对利息率的变动会作出相反的反应，因而任何利息率的上升显然会使消费减少。然而，很久以来，人们认识到利息率的变动对愿意花费在现行消费的全部影响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其影响取决于相互矛盾的趋向。因为利息率上升可以使趋向储蓄的主观动机将很容易地得到满足，而同时又会削弱其他一些主观动机。在很长时期中，利息率的相当大的变化可能倾向于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社会习惯，从而影响主观的消费倾向。不过，除去根据具体的经验加以判别外，很难说影响的方向如何。然而，利息率短期波动的通常类型对任何方式的消费不可能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如果人们的总收入不变，不会有很多人因为利息率从5%下降到4%而就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里可能有较多的间接影响，虽然不见得是同一个方向。利息率的变动对收入既定而愿意从中消费的最主要的影响，或许在于利息率的变动使得有价证券和其他资产的价格升值或贬值。因为一个人享受到他的资本价值的意外增加，那他对工人们消费的动机自然地会加强，即使他的资本从赚取收入的能力来看，比以前并没有更好。如果他遭受到资本损失，那他的消费的动机就会削弱。但是，这种间接影响，我们在上面的（3）中已经顾及到了。此外，我想，经验所提供的结论是：利息率对个人从既定收入中用于消费的短期影响是相对不重要的，除非，或许，利息率有非同寻常的巨大的变动。然而，当利息率确实下降到很低的水平时，用一定金额可购买到的年金和该金额每年的利息之间的比例的增加可能提供一个负储蓄的重要来源，因为这种比例的增加可以鼓励人们购买年金以供年老之时用。

将来以及将来会带来什么极端不确定的发展，会严重影响消费倾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种不正常状态或许也应归入这个项目之中。

（5）财政政策的改变。既然引诱个人储蓄变化的是预期未来的收益，那么，很清楚，储蓄不仅取决于利息率，而且还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所得税，特别是有差异地对“不劳所得”的课税、资本利润税、遗产税以及其他类似的课税等等，都和利息率一样地影响储蓄。同时，财政政策可能变动的范围，至少在预期上，比利息率本身变动的范围要大。如果财政政策被用做均等收入分配的深思熟虑的工具，则它在提高消费倾向上的影响，当然会更大[2]。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政府的偿债基金对于总消费倾向的影响。偿债基金是政府为了偿付债务而设置的来源于普通税收的基金。这种偿债基金代表一种集体储蓄，从而一种相当大的偿债基金政策应该认为是在一定情况下对消费倾向的降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府从借债政策转向相反的设置偿债基金政策（或者反之）会对有效需求造成严重的萎缩（或者明显的扩大）。

（6）人们预期现在和未来收入水平关系的改变。为了形式上的完整，我们还须列入这个项目。它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个人的消费倾向。但从整个社会看，个人预期变化的不同可以相互抵消。由于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对消费倾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一定的情况下，只要消除掉用货币计量的工资单位的变动，消费倾向可以被认为是相当稳定的函数。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动可能改变消费倾向；利息率和财政政策的变动可以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其他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虽然不可忽视，但通常并不是重要的。

在既定的一般经济情况下，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消费倾向主要取决于产量和就业量。这个事实是把其他的因素综合在笼统的“消费倾向”函数之中的合理依据。因为其他因素固然可以改变（这一点必须不能忘记），但以工资单位所计量的总收入，一般地，是决定作为总需求函数组成部分的消费量的主要变量。

三

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从而一般地说，总消费量主要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都用工资单位计量），倾向本身的变动被作为次要影响来对待。那么，在承认这一切的前提下这个函数的正常形式如何呢？

不论从人类本性的知识来看，还是从经验的大量事实来看，我们持有很大的信心加以肯定的一个规律即基本心理规律。按此规律，一般地平均来说，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如收入的增加快。这就是说，如果Cw为消费的数量，Yw为收入的数量（二者都用工资单位来计量），ΔCw和ΔYw都有相同的正负号，只是在数量上ΔCw小于ΔYw，也即是正值，但小于1。

如果从短期来看，情况尤其是如此。例如，在所谓就业量周期波动的场合，在其中，习惯（有别于更永久性的心理倾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使它们自己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环境。因为一个人习惯了的生活水平通常首先对其收入提出要求要满足，而后倾向于把他的实际收入同维持其习惯的生活水平所需消费的差额储蓄起来；或者，如果他随着收入的变动而调整其支出，他将在整个短期内也不会做到完美。这样，上升的收入常常有增加的储蓄相伴随；下降的收入则有减少的储蓄相伴随，其规模从开始到其后越来越大。

但是，除去收入水平的短期变动以外，较高的绝对的收入水平，一般地会扩大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一个人及其家庭的即时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往往是比积累的动机更强的动机，只有当生活已达到相当舒适的程度以后，积累动机才会转强。由于这些理由，当实际收入增加时，一般地会有较大比例的收入被储蓄起来。但是，不管是否有较大的比例被储蓄起来，我们把以下作为任何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心理规律，即：当实际收入增加了，它的消费将不会按照相等的绝对数量增加，而是一个较大的绝对数量必然被储蓄起来，除非在此同时其他因素发生了大的不寻常的变动，正像我们以后[3]将说明的那样，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取决于这个规律的普遍实践。这意思是说，如果就业增加从而总收入增加了，并不是所有新增添的就业都将被要求满足新增添的消费需要。

另一方面，如果由于就业水平的下降引起收入的下降其程度很大时，甚至可能使得消费超过收入。这不仅是因为某些个人和机关用掉了他或它们在经济情况较好时积累起来的财政后备金，并且还因为政府很可能有意无意地陷入预算赤字，或者例如用借款来提供失业救济。这样，当就业量下降到一个低水平时，总消费量将比实际收入下降一个较小的数量。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个人的习惯行为，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可能的政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常常在波动有限的范围内，形成新的均衡状态。否则，就业和收入一旦开始下降，就可能继续下降到极端的地步。

我们将看到，这个简单的原理会引向一个与过去相同的结论，即：就业量只能伴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增加，除非消费倾向有变动。因为当就业量增加时，消费者的花费将小于总供给价格的增加。因此，除非有投资增加来填补这个差距，否则就业量的增加将证明是不利的。

四

我们一定不要低估上面陈述过的事实，即就业量是预期消费和预期投资的函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是净收入的函数，也即净投资的函数（净收入等于消费加净投资）。换句话说，在计算净收入时，被认为是必须要有的财政后备越大，证明一定的投资水平对消费从而对就业的有利影响越小。

当财政后备（或者补充成本）的整体实际上被现实地用来维修已经存在的资本设备时，它的作用不可能被忽视。但是，当这种财政后备超过用于现时的维修的实际支出时，由此造成的后果对就业量的影响并不总是被人们所了解。因为，这个超过的数额，既不直接引起现行投资的增加，也不可能用于消费。所以，这个超过额必须由新投资来抵补。而对新投资的需求与财政储备所形成的旧的设备的现行耗损几乎没有多大关系。结果，可能提供现行收入的新投资相应地减少。为了使得一定就业水平成为可能，对新投资更加强烈的需求是必要的。此外，许多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包括在使用者成本之内的耗损，只要该耗损实际上没有得到弥补的话。

现在以一座房屋为例。该座房屋直到被毁坏或者被放弃以前，它可以继续居住。如果从房客支付的每年的租金中提出一定数目作为折旧基金，房主既没有把它用于维修，也没有把它看做可能用于消费的净收入。这笔储蓄，不论它是U的一部分还是V的一部分，会在房屋的整个寿命期间，继续压低就业量。当这座房屋必须重建时，才突然把以往压低的就业量一次补足。

在一个静态的经济体系中，所有这些可能不值得一提。因为，每年旧房屋的折旧费正好被新房屋的建造费所抵消，每一年的新房屋又正好能代替在每年年终时结束其寿命的旧房屋。但是，这些因素在一个非静态的经济体系中，可能具有主要作用，特别是耐久资本设备投资异常活跃之后的一个时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大一部分的新投资项目被企业主为现存资本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所设置的巨大数额的财政储备所吸收。现存资本设备是逐渐磨损的。因此，财政储备在全部尚未花费掉以前是搁置在一边的。结果，收入不能升高，而只能处在一个恰与较低的总净投资相适应的低水平。这样，远在重置资本设备开支的需求（为了这笔开支才预先设置储备金额）发生作用以前，偿债基金等项目就会从消费者那里抽走花费能力，也即它们减少了现行有效需求，只有在资本设备实际进行重置时才会增加有效需求。如果这种影响被“财政稳健政策”——认为提出的资本设备折旧基金远远大于资本设备的实际损耗才是可取的——所加强，那么，累积起来的后果的确将会是十分严重的。

例如，在美国，到了1929年，由于前五年资本设备的急剧扩大，不需要重置的机器设备的偿债基金和折旧基金累积了庞大的规模，以致要有巨额的新投资才能吸收这些财政储备。然而，足够使一个富裕社会在充分就业下所提供的新储蓄能有出路的更多的新投资，差不多没有什么希望。只是这一因素就足以引起不景气。而且，甚至在不景气期间，“稳健财政政策”仍继续被一些有能力的大公司所推行，这又给经济的早日恢复造成了严重障碍。

现在再以现时（1935年）的英国为例。大战后以来，大量的房屋建筑和其他的投资造成的偿债基金数额大大超过了资产维修和更新的需要。这种趋势也被“稳健”的财政原则所加重。根据这个财政原则，地方当局和公共机关进行的投资常常要求在资产重置前就要有大量的偿债基金。结果是：即使私有者个人准备花掉他们的全部净收入，而面对着巨额的官方和半官方所设置的储备基金，这些基金又与新投资无关。因此，要达到充分就业是十分艰巨的。我想[4]，目前地方当局每年划出的偿债基金的数额已占到他们用于新发展上的花费的一半以上[5]。那么，当卫生保健部要求地方当局设置高额的偿债基金时，他们是否知道这可能使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增加多少！在建筑业协会贷款给个人帮助他们建造自己的房屋的场合，迅速清理债务的愿望大于考虑房屋的老化，从而可能刺激房屋所有者的储蓄大于房屋耗损所要求的数额；——虽然，这也许应该归入消费倾向的直接降低，而不是由于净收入的减少所致。从实际数字来看，建筑业协会抵押贷款的偿还额从1925年的20000000镑增加到1933年的68000000镑，而1933年的新抵押贷款为109000000镑。今天，偿还额可能更大些。

从产量统计数字中可以得到的是投资额而不是净投资额，这在科林 · 克拉克先生的《1924—1931年国民收入》一书中有力地和自然地体现了出来。他还表明，在正常的情况下，折旧等项目的数值占投资额的很大一个比重。例如，他估计，英国在1928—1931年[6]，投资额和净投资额的情况如下：他统计的毛投资的数或许多少比我统计的投资数额要大些，因为他的毛投资可能包括我所说的使用者成本，而他的“净投资”在何等程度上相当于我的定义还不清楚：

库兹涅茨先生在编辑美国1919—1933年的《毛资本形成》（也即我称之为投资的）的统计时，曾得出了极为相同的结论。产量统计中所包含的只能是毛投资，而不是净投资。库兹涅茨先生发现了从毛投资转向净投资的困难，他写道：“从毛资本形成转向净资本形成的困难，也即矫正现行耐用商品的消费的困难，并不只是由于材料短缺，而是能使用多年的商品的每年消费量的概念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所以，他只能“假设工商企业的账簿中所扣除的折旧和消耗的数量，正确地反映了工商企业所使用的现行耐用品消费的数量”；[7]另一方面，他全然不想从个人拥有的房屋和其他耐用品中扣除折旧。库兹涅茨关于美国的很有意思的统计结果可以概括如下：[8]

上表突出地显露出几个事实。1925—1929年五年净资本的形成很稳定，在上升阶段的后期只增加了10%；甚至在萧条阶段的谷底，企业主扣除的修理、维修、折旧和消耗等费用仍保留着一个很高的数目。但是，库兹涅茨先生的方法肯定会引向每年折旧等的增长很低的估计数额，因为他估计的折旧费等只相当于每年净资本形成的不到1.5%。尤其重要的是，1929年后，净资本形成一落千丈，1932年下降到1925—1929年五年中平均值的95%以下。

以上所述，在某种程度上，是脱离了正题的论述，但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个已经拥有大量资本设备的社会，要想得到可能用之于消费的净收入，就必须从社会的收入中扣除一定的量。因为，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我们就可能低估担负在消费倾向上的沉重拖累，这种沉重拖累甚至在大众愿意消费很大一部分净收入的条件下还是存在的。

消费——重复人所共知的——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和目标。就业的机会必然多少受到总需求的限制。总需求只能来源于现在的消费或者为将来消费的现在的储备。我们能够有益地事先做准备的消费不可能无限期地推延到将来。一个社会不可能用财政措施而只能用现时的物质产品来满足将来的消费。由于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和企业组织可以把为将来消费的财政储备同为将来消费的物质储备分开，从而为获得前者的努力并不必然也取得后者。正如许多例子所证实的那样，财政上稳妥的办法有可能减少总需求，从而损害社会福利。此外，我们预先准备的未来消费越大，我们就越难找到进一步预先做准备的某种可能，从而作为需求的一个来源而依靠现在消费越大。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收入越大，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额也越大。因此，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如果拿不出什么新颖的应急办法，那么就无法解决这个难题。于是，社会就必定有足够的失业使我们贫穷到如此程度，以致我们的消费小于我们的收入的数量不超过今天生产的供将来消费的物质储备的价值。

或者，事情也可以这样来观察，即：消费是部分地用现在生产的物品来满足，部分地用以前生产的物品也即负投资来满足。消费用过去生产的物品的满足达到一定程度，现时需求就要有一个收缩，因为达到那个程度，则现行支出的一部分就不能转变为净收入的一部分。反之，在一个时期中，每当生产一件物品是为了满足以后的消费，则现行的需求就会扩大。现在所有的资本投资早晚会以负投资的形式而告终。因此，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使资本投资超过资本负投资的数量大到足以能补偿净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额，就成为一个日益困难的问题。如果将来的消费支出预期增加时，新资本投资才能超过现行的资本负投资。每一次我们用增加投资的办法来取得今天的均衡，我们就在加重着取得明天均衡的困难。如果预期增加了的消费倾向在某一天会存在的话，则今天减少了的消费倾向才能使公众受益。我们不禁想起《蜜蜂寓言》对我们的提醒——明天的欢乐是今天刻苦的绝对不可缺少的理由。

有一件奇怪的事值得一提，即公众似乎只是对公共投资，例如修筑道路和建造房屋等造成的上面所说的最后困难，才有所意识。一般人们反对公共当局主办投资提高就业计划的理由，就是因为这种投资会给将来造成困难。人们问道：“当你们为将来不变的人口按照他们预期的要求已经建造了所有的房屋、道路、市政厅、高压电网和供水设备等以后，你们还将干什么？”然而，同样的困难应用到私人投资和私人产业的扩展上，就不容易被人们所理解，特别是对私人产业的扩展。因为对新厂房设备的需求比起住房的需求来，更容易得到满足，因为新厂房设备只从个人身上吸收很少的一点资金。

在这些例子中，关于对资本问题的许多学术讨论理解不清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这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资本是不能离开消费而自我存在的事物。恰恰相反，看做是永久性生活习惯的消费倾向的每一削弱，都必然会引起对资本的需求如同对消费的需求一样地削弱。

[1]参阅下面第14章。

[2]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财政政策对财富增长的影响曾经是引起重大误解的课题。因而没有第4编提供的利息率理论的帮助，我们是不能给以充分的讨论的。

[3]参阅以后第18章第3节。

[4]实际数字的意义不大，因为它在两年或者两年以上才公布。

[5]在1929年3月31日至1930年3月31日这一年中，地方当局花费于资本设备的款项为87000000镑，其中37000000镑是由偿债基金提供的。在1932年3月31日至1933年3月31日一年里，相应的数字为81000000镑和46000000镑。

[6]参阅所引克拉克一书的。

[7]这些资料取自〔美〕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公报》（第52号）提供的库兹涅茨先生将出版的一书的初步成果。

[8]需修正，见本书附录二②。——译者

第九章
消费倾向Ⅱ．主观因素

一

这里存在的第二类影响一定收入中消费量的因素是：在既定的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总收入和既定的我们已讨论过的客观因素条件下，那些决定多少用于消费支出的主观的和社会的诱因。然而，由于对这些因素的分析不会引起什么新颖的观点，因此，只要列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不必用更长的篇幅进行讨论，也就足够了。

一般地有八种具有主观性的、抑制个人从收入中支出的主要动机或者目标：

（i）为了防备未能预见的意外事故而建立一笔储备基金；

（ii）为了个人或其家庭能预料到的将来在收入和需要之间关系的改变而提供储备，例如，养老、家庭成员的教育或者对没有自立能力的人的抚养；

（iii）为了获得利息和财产增值而存储，因为觉得以后的较大的实际消费优于较小的现实即刻的消费；

（iv）使得开支逐渐增加，因为人们普遍有一种本能——希望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改善，而不是逐渐下降，尽管享受的能力可能减低；

（v）为了取得一种独立生活的意识和做一番事情的力量，虽然没有明确的想法和特定行动的具体意图；

（vi）为了进行投机或经营项目而积蓄本钱；

（vii）为了留下遗产；

（viii）为了满足纯粹守财奴的愿望，也即不合理地但却一贯地抑制消费。

这八种动机可以依次称之为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事业、骄傲和贪婪动机。同时，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个相应的消费动机表，例如：享受、短见、慷慨、失算、炫耀和奢侈。

除去个人积累起来的储蓄以外，还有巨额的收入，约占现代工业社会例如英国或者美国总积累量的1/3到2/3。它们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机构、企业公司等所抑制的。其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的动机相似，但又不完全等同。其主要动机有以下四种：

（i）企业动机——取得财力以进行进一步的资本投资，而不必举债或者在市场上筹资。

（ii）流动性动机——取得流动性财力，以应付意外事故、困难和经济不景气。

（iii）改善动机——取得逐渐增加的收入，可以附带地使得管理者们免受批评。因为，由于积累而带来的收入很少能够和由于效率而带来的收入相区别。

（iv）谨慎动机——为了财务上的稳健和渴望“处于正确地位”而建立财政储备使之超过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以致能在资本设备磨损殆尽和老化到不能使用以前（不是以后），清偿债务和抵消资产成本。这种动机的力量主要取决于资本设备的数量和特征，以及技术变化的速度。

和这些能使人们抑制收入中消费部分的动机，相应地，还存在着有时使消费超过收入的动机。上面列举的几种私人的正值储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有转变为负储蓄的倾向。例如，用储蓄供家庭开支之用，或者供养老之用。用借款来支付失业救济金认为是负储蓄的最好的例证。

所有这些动机的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想象的经济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取决于种族、教育、成规、宗教和流行的道德观念所形成的习惯，取决于现在的希望和过去的经验，取决于资本设备的规模和技术水平，以及取决于现行的财富分配办法和已经形成的生活水平。然而，在本书的论述中，除去偶然的几处题外话以外，我们并不关心社会变革的长远后果，或者长期进步中的缓慢影响。那就是说，我们把分别影响储蓄和消费的主观因素的主要背景当做是既定的。由于财富的分配取决于社会的多少有点永久性的社会结构，因而也可以算做一个长期中变化缓慢的因素，从而在本书现时的范围内也当做是既定的。

二

因此，由于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观和社会的动机的主要背景变化缓慢，而利息率和其他客观因素的短期影响又往往具有次要地位，因而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消费的短期变化主要取决于收入率（以工资单位来计量）的变化，而不取决于既定收入下的消费倾向的变化。

然而，我们一定要避免一种误解。上面意思是说，利息率有限的变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通常是很小的。但这不是说利息率的变化对实际储蓄和消费的数量只有很小的一点影响。完全相反，利息率的变化对实际储蓄的数量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与通常设想的是相反的方向。因为，虽然从高利息率所获得的较大的未来收入的吸引力使得消费倾向下降，而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利息率的升高会使得实际的储蓄量减少。因为总储蓄受总投资的支配，而利息率的升高（除非被相应的投资需求表的变化所抵消）都会减少投资。所以，利息率的升高必然影响到收入将降低到一个水平，在这个水平上，储蓄会减少到与投资相等的地步。由于收入将比投资减少一个比较大的绝对量，所以，当利息率升高时，消费量会减少，这诚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会有一个更大的差额作为储蓄，而是相反，储蓄和消费支出二者将同时下降。

这样，即使利息率上升会使得社会从既定的收入中储蓄更多，但我们仍然十分确信，利息率上升（假定在投资的需求表中没有有利的变化）将使实际总储蓄下降。类似的论证方法甚至能够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利息率上升多少会使收入降低。因为收入的下降（或者被再分配）必须正好是这样一个量，即在现行的消费倾向下使得储蓄减少的量，同利息率上升在现行的资本边际效率条件下使得投资减少的量相等。在下一章，我们将对这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考察。

利息率的上升将诱使我们储蓄更多，如果我们的收入不变的话。但是，如果较高的利息率阻挠投资，则我们的收入将不会或者不能不变。收入必定下降，直到储蓄的下降能足够抵消较高利息率对储蓄的刺激。我们越是有德行，越是致力于节约。在我们国家和个人的财务中越是坚持正统原则，当利息率相对于资本的边际效率上升时，我们的收入就会下降得更多。对此持顽固不化的态度，只能带来惩罚，而不能带来回报，因为上述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如此说来，实际总储蓄量和总消费量并不取决于谨慎、深谋远虑、精打细算、改善、独立、进取、骄傲或者贪婪，美德和罪恶都不起作用。在既定的资本边际效率下，一切都要看利息率对投资的有利程度[1]。不，这有点言过其实。如果利息率被控制到能维持持续充分就业，节俭的美德仍会恢复其作用，资本积累的速度还是要取决于消费倾向的微弱。由此可见，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们之颂扬节俭美德，是由于他们暗中有个假设：利息率总是被控制在能维持充分就业的水平。

[1]本节的某些段落，已经预先使用了要引入第4编的一些思想。

第十章
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

在第8章，我们确立了一点，就是就业量只能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现在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再前进一步。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收入和投资之间建立一个确定比例，称之为乘数。在某种简单化的条件下，又可以在总就业量和直接被用于投资的就业量（我们称之为初级就业量）之间建立一个也称之为乘数的确定的比例。这个进一步的步骤是我们就业理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它可以在一定的消费倾向下，在总就业量、总收入量和总投资量之间建立起一个精确的关系。乘数这个概念是由R. F.卡恩先生在他的论文《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载《经济学杂志》，1931年6月号）中第一次引入经济理论的。在这篇论文中，他的论点以这种基本想法为基础，即：如果把各种假设情况下的（以及其他一些条件）消费倾向作为一个既定量，并且我们设想国家的货币管理机关和其他公共当局采取步骤来刺激或者阻挠投资，则就业量的变化就成为投资量净变化的函数。该文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一般性原理来估算净投资的增加与总就业量的增加之间的数量关系。然而，在论述乘数以前，有必要介绍边际消费倾向这个概念。

一

在本书中所考察的实际收入的波动，是把不同的就业量（也即不同数量的劳工单位）应用于一个既定资本设备，从而实际工资随着被使用的劳工单位数量的增减而增减。像我们一般所假定的那样，当用于既定资本设备的劳工单位的数量增加时，会导致报酬递减，则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增加的比例会大于就业量增加的比例，而就业量增加的比例又大于用产品计量的（如果可能的话）实际收入增加的比例。然而，用产品计量的实际收入和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会一起升降（在短期内，资本设备几乎没有变化）。所以，由于用产品计量的实际收入不能有精确的数量计量，因此，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收入（Yw）往往被当做实际收入变动的实用的指标。在某些场合，我们一定不要忽视这个事实，即：一般地，Yw的增加和减少的比例大于实际收入增加和减少的比例。但是，在另外一些场合，它们总是同时增加和减少，因而使它们几乎可以相互代替。

我们的正常的心理规律是：当社会的实际收入增加或者减少时，社会的消费也将增加或者减少，但后者的增减不像前者的增减那么快。所以，能够被改写成——并不是绝对准确的，而是受到限制条件的约束，这些限制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很容易地以完整的形式加以说明——这样一个命题，即：ΔCw和ΔYw符号相同，但ΔYw>ΔCw。其中，Cw是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消费量。这不过是重复上面（8）[1]已经建立的命题。我们把称之为边际消费倾向。

这个变量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下一次产量的增量将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被分割。由于ΔYw=ΔCw+ΔIw，其中ΔCw和ΔIw分别为消费和投资的增量。所以，我们可以得到ΔYw=kΔIw。在这里，即边际消费倾向。

我们用k表示投资乘数，它告诉我们：当总投资量增加时，收入的增加量等于k乘以投资的增加量。

二

卡恩先生的乘数和这里的乘数有些不同。他的乘数我们称之为就业乘数，因为它计量的是总就业量的增量和与之相关的投资品行业的初级就业量的增量之间的比例。就是说，如果投资的增量ΔIw所导致的投资品行业的初级就业量的增量为ΔN2，则总就业量的增量为ΔN=k′N2。k′为就业乘数。

一般说来，没有理由设想k=k′。因为没有必要假定，不同行业的总供给函数的有关部分都具有这种状态，即：需求的增量和由其引起的就业量的增量的比例，各个行业都是相同的[2]。实际上，很容易想出这种比例不相同的情况。例如，当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的差异很大时，则和就很可能有一些差异。因为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投资品的需求各自变化的比例会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把这两类行业各自的总供给函数相关部分的状态可能的差异考虑在内，那么，把下面的论证改写成一般化的形式并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是，为了阐明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来讨论这个简单化的情况，其中k=k′，还是方便的。

由此推论，如果社会消费心理是这样的，即：人们把增加的收入的9/10[3]用于消费，于是乘数k即为10，假定不减少其他方向的投资，则（例如）由于增加公共工程所引起的总就业量将10倍于该公共工程本身所提供的初级就业量。这时，即使就业量和实际收入有所增长，而如果其消费量仍维持不变，则就业量的增加就只被限制在公共工程所提供的初级就业量。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设法把收入的任何增加全部用于消费，则经济不会有稳定点，价格将无限制地上升。在心理正常的状态下，只有当就业量增加且同时消费倾向发生变化时（例如，在战争时期，支持节制个人消费的宣传的结果），就业量的增加才和消费的下降相联系。而且也只有在这种事态下，投资品行业的就业量的增加才会与生产消费品行业在就业量上的不利反响相联系。

现在对读者来说已经显而易见的内容，这里用一般的语言把它们概括一下。除非公众愿意增加他们的用工资单位计量的储蓄量，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投资量的增加就不可能发生。而通常来说，公众是不会这样做的，除非他们的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总收入在增加。这样，他们消费其增加了的收入的一部分的努力会刺激产量，一直到收入（和分配）的新水平所提供的储蓄的增加额足够与增加的投资相当。乘数告诉我们，公众的就业量应该增加多少才使得他们的实际收入的增加大到足以诱使公众进行必要的额外储蓄，而且使乘数成为公众心理倾向的一个函数。[4]如果储蓄是药丸，消费是果酱，那么，额外果酱的多少必须与额外药丸的大小成比例。除非公众的心理倾向和我们所设想的不同，我们就可以建立一条规律，即：投资品行业增加的就业量必然会刺激生产消费品的行业，从而导致总就业量的增加，它是投资品行业本身所要求的初级就业量的一个乘数。

从以上推论，如果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接近于1时，微小的投资量的波动会导致大的就业量的波动。但是同时，比较小量的投资量的增加将导致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如果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接近于零时，微小的投资量的波动会相应地导致就业量的微小的波动。但是同时，它可能要求有一个巨大的投资量的增加以创造充分就业。在前一场合，非自愿失业会成为易于治疗的病症，虽然听其发展下去，将会造成问题；在后一场合，就业量的变化可能较小但却可能保留在一个低水平，并且，除非施以猛烈的治疗，否则这一低水平将顽强地保持下去。在现实中，边际消费倾向似乎处在这两极之间，虽然它接近于1而不是接近于零。结果，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两个最坏的情况俱在，即：相当大的就业量的波动，同时为了达到充分就业而要求投资量有很大的增加，大到难以筹措。不幸的是，就业量的波动使病症的性质不能显而易见，而其严重性则除非对病症的性质有所了解，就不能加以治疗。

当充分就业达到以后，不论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如何，任何使投资仍然进一步增加的企图，将会造成价格无限制地上升的趋势，也即我们达到了一个真正通货膨胀的境地[5]。然而，在达到这一境地以前，上升的价格与总实际收入的增加相伴随。

三

以上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投资的净增加量问题。如果我们想把以上论述没有限制条件地应用于（例如）增加公共工程的效果，我们就必须作出假定：（a）没有其他方面投资减少的抵消作用；（b）没有社会消费倾向的有关联的变化。卡恩先生在前面我们曾引述过的他的那篇文章中，主要探讨：（a）哪些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抵消作用而应该计及的；（b）设法对它们作出数量上的估算。因为在现实的场合，除去某些既定类型的投资的具体增加额以外，还有几种因素影响最后的结果。例如，假定政府在公共工程上雇用了10万名额外人员，并且假定乘数（像上面所定义的）为4，那么，设想总就业量增加40万人是不稳妥的，因为在该项公共工程中实行的新政策可能对其他方面的投资有不利的影响。

以下所列（依照卡恩先生），似乎是一个现代社会里最重要的而不容忽视的因素（虽然前两点是一直到第4编以后才能充分理解）：

（i）除非货币管理当局采取措施加以矫正，否则，对公共工程政策的金融支持以及由于就业量增加和价格上涨所造成的周转现金的增加，可以影响利息率的上升，从而阻挠其他方面的投资。与此同时，资本品的成本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投资者的资本的边际效率，也要求利息率的实际下降以抵消资本边际效率减少。

（ii）由于往往流行的混乱的心理状态，政府的公共工程项目通过对“信心”的影响，可以提高流动性偏好，或者降低资本的边际效率，这些都是会阻挠其他投资的，除非采取一些手段来抵消它。

（iii）在一个由于对外贸易关系而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投资增加的乘数作用的某些部分，将使外国得到就业量增加的好处。因为一定比例的消费的增加，会减少我们本国的顺差。从而，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对国内的而不是对世界的就业量的影响，那我们就必定要减少乘数的充分数值。另一方面，我们本国可以通过由于乘数的作用在外国增加经济活动的有利影响，回收一部分外漏的利益。

再者，如果我们考虑的是相当大的投资数量的变动，我们就必须计入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增变化；当边际的位置逐渐移动时，因而乘数也逐渐变化。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所有的就业量水平来说，并不是一个常数；而且，一般说来，当就业量增加时，边际消费倾向有减少的趋势；那就是说，当实际收入增加时，社会将愿意从收入中以一个逐渐减少的比例用于消费。

除去上面刚刚说明的一般规律的作用以外，还有可以引起边际消费倾向改变，因而乘数也改变的其他因素。而且，这些其他的因素似乎，一般说来，是加强而不是抵消一般规律的作用。因为：首先，由于短期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就业量的增加将趋向于增加归企业主得到的总收入的比例，企业主个人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可能小于整个社会的平均值。其次，在某些私人和公共组织中，失业似乎与负储蓄相联系，因为失业者可能是或者靠他们自己的和他们亲友们的储蓄，或者靠公共救济来生活。公共救济的资金部分地来源于贷款。结果，失业者的再就业将逐渐减少这些特殊的负储蓄行动，从而减少边际消费倾向，减少的速度快于在不同情况下，即使社会实际收入得到相等的增长，也会产生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减少。

在任何场合，投资的净增加量微小时的乘数值大于投资净增加量较大时的乘数值。因此，在我们考虑中的是投资的相当大的变化时，则我们必定以乘数的平均值为依据，而这个平均值不是以该范围内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平均值为基础。

卡恩先生曾经考察过在某些假设的特殊场合下，这类因素可能对乘数值造成的影响。但是，很清楚，不可能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人们只能说，例如，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从其任何增加的实际收入中可能趋向于消费不少于80%。如果它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它对失业者的消费补助只能来自其他消费者的消费部分的转移。这样，在考虑了相互抵消的因素以后，乘数不会少于5。然而，在一个国家，进口的消费品占其消费量的（比如说）20%；其失业者从贷款或者其他方式中得到的补助收入相当于他们就业时正常消费量的（比如说）50%，这时，乘数可能降低到2或者3倍于一个特定的新投资所提供的就业量。这样，在一个对外贸易占很大比重、失业救济金又在很大规模上来源于借贷的国家（例如，1931年的英国就是这种情况），其投资波动所导致的就业量波动的激烈程度远远小于这些因素不那么重要的国家（例如，1932年的美国）。[6]

然而，我们还是要依靠乘数的一般原理来解释：在国民收入中只占相对较小比例的投资数量的波动，如何能够产生总就业量和总收入量的波动，并且其波动的程度远远大于投资数量自身波动的程度。

四

到目前，这个讨论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的，即：总投资量的变动事先被充分地预见到，消费品行业和资本品行业的产量同时增长，消费品没有受到更多的价格的干扰，只是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引起了报酬递减。

然而，一般说来，我们必须考虑到变动是来自没有完全预见到的资本品行业产量的增加。显然这种变动只对一个时期的就业量产生充分的影响。然而，在讨论中，我发现这个明显的事实往往引起两个方面的混淆：一方面，是合乎逻辑推理的乘数理论本身，它总是在任何时刻继续不断地保持着有效状态，而且没有时间的滞后；另一方面，是资本品行业扩展的后果，有时间滞后，只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逐渐地发生作用。

这两方面的关系，通过以下指出的两点可以得到澄清：第一，资本品行业的扩展，未被预见到的或者被预见得不完全的，都不会在总投资量的变动上立即发生同程度的影响，但能使得总投资量逐渐增加。第二，可以使得边际消费倾向暂时同它的正常数值脱离，然后，随之再逐渐地回到它的正常值。

这样，资本品行业的扩展，使得在一段时间里，发生了连续的一系列总投资量的增加；同时在这个连续期间里，发生了一系列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的变动。这个数值不同于如果这种资本品行业的扩展被预见时应有的数值，也不同于社会已经确定了总投资量新水平时的数值。但是，在每一段时间里，乘数理论在以下意义上保持有效，即：总需求的增加量等于总投资的增加量乘以边际消费倾向所决定的乘数。

对这两种事实的解释，用一个极端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即：资本品行业的就业量的扩展是如此全然地没有预见到，以致在开始时消费品的产量毫无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在资本品行业新就业的人们从他们增加的收入中努力消费一定比例，从而会提高消费品的价格，一直到供给和需求达到暂时的均衡。这部分的是由于高物价使得消费后延，部分的是由于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储蓄者阶级。因为高物价造成了利润的增加，以及部分地还由于高物价造成了存货的减少。正是由于消费的后延而恢复了暂时的均衡，因而边际消费倾向暂时降低，也即乘数的数值本身暂时减少；正是由于存货的减少，则总投资量的增加暂时少于资本品行业投资量的增加，也即在计算乘数的影响作用中，被乘的数值并不由于资本品行业的投资的充分增加而增加。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消费品行业为了适应新的需求而调整自己，从而当被推延的消费得以实现时，边际消费倾向暂时升高到正常水平之上，以补偿它过去下降到低于正常水平时的差额，最终回到它的正常水平；同时，存货恢复到它们以前的数字，也会使总投资量的增长暂时大于资本品行业投资的增长（相应于较大产量的周转资金的增加也暂时有同样的影响）。

没有预见到的变化在一个时期以后才对就业量发生充分的影响这个事实，在某些场合下是重要的，特别是在分析经济周期时更是如此（像我在《货币论》中所遵从的那种思路那样）。但是，这一事实丝毫不影响本章建立的乘数理论的意义，也不会使乘数不适于充当预期从资本品行业扩展对就业量全部有利影响的指示器。此外，除非消费品行业的运营已经达到生产能力的极限，从而产量的增加不能只靠更加集约化地使用现有的设备，而必须增添新的厂房设备。在这种条件下，没有理由设想，只需要经过一个短暂的时间，消费品行业的就业量就可以和资本品行业的就业量同时增长，乘数就可以接近它的正常数值发挥作用。

五

从以上我们已经看到：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越大，因而对相应于既定投资变动的就业量的干扰也就越大。这一点似乎可能导致一个令人困惑的结论：一个贫穷的社会，储蓄占收入很小的一个比例，比起一个储蓄占收入较大比例因而乘数较小的富裕社会来，会遭受更猛烈的经济波动。

然而，这个结论忽视了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和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的区别。因为，虽然一个高数值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既定的投资量变动的百分比中具有较大相对影响，但是如果平均消费倾向也是高数值的，则其绝对影响就是微小的。这可以用以下的一个数字例子来说明。

让我们假设：一个社会的消费倾向是这样的：只要实际收入不超过雇用500万人利用现行资本设备所得到的产量，它消费其全部收入；额外增雇10万人，它消费其收入的99%；再额外增雇10万人，它消费其收入的98%；再额外增雇10万人，它消费其收入的97%；等等。雇用1000万人，代表充分就业。由此推论，当雇用5000000+n×100000人时，乘数的数值为，国民收入的用于投资。

这样，当雇用人数为520万时，乘数很大，为50。但是，投资却只占同期国民收入的很小部分，为0.06%；结果是：如果投资下降一个很大的比例，例如大约为2/3，而就业量将只下降到510万人，即只下降约2%。另一方面，当雇用900万人时，边际乘数比较小，为，但现在的投资却占现行收入的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为9%；结果，如果投资下降2/3，则就业量将下降到690万人，即下降19%。如果投资下降到极限为零时，在前一种情况下，就业量将下降约4%；在后一种情况下，就业量将下降44%[7]。

在上面的例子中，两个社会中的比较贫穷的那个之所以比较贫穷，是由于就业不足。但是，如果贫穷是由于低下的技巧、技术和设备，则论证只需略加修改，以上所说的投资可以提高收入的道理也可适用。由此可见，虽然在贫穷社会乘数较大，而在富裕社会，投资量的波动对就业量的影响较大，如果其现行投资在现行产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8]。

从上面的例子中，也很显然的是，在公共工程中，一个既定人数的就业量（按照例子所做的假设）当存在严重的失业时，对总就业量将会产生比以后接近充分就业时大得多的影响。在上面的例子中，当就业量下降到520万人时，在公共工程中又额外增雇了10万人，于是总就业量就上升到640万人。但如果额外的10万人是在就业量已经为900万人时被雇用于公共工程的，则总就业量只会上升到920万人。因此，即使这项公共工程的效用值得怀疑，但只要我们可以假定：当失业量较大时，人们在收入中还有一个较小的比例作为储蓄，则从减少救济金支出作为代价而论，在失业严重的时候，进行公共工程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也还是值得的。然而，当接近充分就业时，这项公共工程是否值得举办就成为疑问了。此外，如果我们所假设的，当接近充分就业时边际消费倾向将稳定地下降是正确的。那么，要想从进一步增加投资中得到进一步一定就业量的增加，就越来越成为难题了。

从日期连续的总收入和总投资的统计中（如果可能的话），编制一张经济周期每个阶段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图表，应该说是不困难的。然而，当今我们的统计数字并不是精确到足够（或者按照我们的这一特定目的而收集到充分的数字）使我们能够推论出高度近似的统计。据我所知，为了这个目的最好的统计，是库兹涅茨先生为美国所做的统计（上面已引用过），虽然这些数字还很不精确。这些包括国民收入在内的统计数字，比我们预测的要低些、稳定些。如果孤立地从单个年份看，结果有点不近情理。但是，如果把它们每两年编成一组，则乘数看来似乎小于3，并且很可能稳定在2.5左右。这意味着边际消费倾向不超过60% ~ 70%。这个数字对繁荣时期而言是很有可能的，但根据我的判断，对萧条时期而言，则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美国极端保守的公司理财制度中，也许会造成这一后果。换句话说，当由于对设备没有进行维修和更换而造成投资大幅度下降时，不管耗损如何，而仍然设置财政储备。则影响所及，会阻碍边际消费倾向应有的升高。我猜想，这一因素很可能在加重美国近来萧条的程度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个统计也可能多少有点夸大了投资的下降。和1929年相比，1932年的投资下降了75%以上，同时净“资本形成”下降了95%以上。这些数字的轻微的变动就可能对乘数的数值造成相当大的差异。

六

当有非自愿的失业存在时，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必然小于边际产品的效用，而且的确可能小很多。对于一个长期失业者而言，则从事一定量的劳动，不仅不会有负效用，反而可能有正效用。如果这是被承认的话，则上述的推理可以表明，“浪费式的”举债支出[9]如何在得失相抵之后还可以使得社会致富。如果我们的政治家由于受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教育影响至深而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那么，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也可能起增加财富的作用。

奇怪的是，为了设法避开古典学派所导致的荒谬结论，普通常识往往倾向于采用全部“浪费式”的举债支出，而不是部分的浪费式形式，因为部分的浪费式形式并非全部都是浪费的。它采用与否按照严格的“企业经营”原则来判断。例如，用借款来资助失业救济金比起用借款筹措资金来进行效益小于现行利息率的设备改进，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同时，像是开采金矿的在地上挖窟窿不但不能给世界的实际财富增加任何东西，反而会引起劳动的负效用。这是所有解决办法当中最容易被接受的一个。

如果财政部把钞票塞满用过的旧瓶子，并且把它们埋在废弃不用的煤矿的适当深度，然后用城市垃圾填平矿井，同时把它们留给私人企业，让它们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再把钞票挖出来（当然，要通过投标来取得在填平的钞票区开采的权利），则不再有更多失业的存在，并且在由此造成的反响的推动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比现在多出很多。确实，建造房屋以及这类的东西会是更加有意义的办法。但是这样做，如果遇到政治的和实际的困难，那么，上面讲的挖窟窿的办法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挖窟窿的办法和在现实世界中开采金矿的办法是完全相似的。在金矿的深度适宜开采的时期，经验表明：世界的财富在迅速增加；当适合于开采的金矿为数不多时，我们的财富就要遭受停滞或者下降。可见，金矿对于文明具有极大的价值和重要性。正像政治家们认为战争是大规模举债支出的唯一形式这种说法是无可非议的一样，开采金矿也是在地上挖窟窿的唯一借口，说是一种健全的理财方法。战争和开采金矿每一种行为都在人类进步中发挥过作用——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的话。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萧条时期，相对于劳动和原料的黄金价格的上升有助于经济的最终恢复，因为金价的上升增加了值得开采的金矿的深度，降低了值得开采的金矿的级别。

除去黄金供给量的增加可能影响利息率以外，如果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既可以增加就业量，同时又可以增加有用的财富的存量，而开采金矿就由于两个理由而成为一个高度现实性的投资形式：第一，由于开采金矿具有赌博的性质，因此它与利息率没有太密切的关系；第二，作为开采金矿的结果，黄金存量的增加并不像其他事物那样，具有边际效用降低的影响。因为一所房屋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所以，每增建一所房屋会减少进一步增建房屋所能取得的租金。从而，除非利息率以相同的比例下降，房屋建造的吸引力就会减少。但是，开采金矿的果实却不会遭到这种不利。抑制开采的条件只能来自用黄金计量的工资单位的上升。而这种条件不大可能产生，除非是并且一直到就业的情况大有改善。此外，黄金也不像其他耐久性较少的财富形式那样，具有由于支付使用者成本和补充成本而带来的负影响。

古代的埃及有双重幸运，它的神话般的财富无疑地即来源于此。因为它进行了两种活动，即建造金字塔和探索贵金属。这两种活动的果实能以不被消费掉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它们不会由于数量充裕而降低其效用。中世纪则是造教堂和做道场。对于死者而言，两座金字塔、两次弥撒带来的好处两倍于一座金字塔和一次弥撒。然而，在伦敦和约克之间造两条铁路则不是如此。由此可见，我们现在如此有理智地把我们自己训练得如此接近于一个谨慎的金融家的样子，为后代建造房屋时，事先要想好不要为后代增添更多的“财政”负担。所以，我们没有简便的办法来逃避失业的痛苦。我们必须承认失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把私人的“致富”之道应用于国家事务的结果。私人“致富”之道不过使私人能积累起大量的他们并不想在任何一定时期行使的享用权利。

[1]即本书（8）。——译者

[2]更精确地说，如果e′e和ee分别代表全部行业的就业弹性和投资品行业的就业弹性，N和N2分别代表全体行业雇用的人数和投资品行业雇用的人数，则：

所以

即

然而，如果没有理由认为，全体行业的总供给函数和投资品行业的总供给函数的形态会有任何显著差别，则：

所以，k=k′。

[3]我们的数量都用工资单位计量。

[4]虽然在更一般化的场合，乘数也分别是生产投资品和消费品行业的生产物质条件的函数。

[5]参阅下面第21章。

[6]关于对美国的估计数字，参阅下面。

[7]上面，投资的数量是用生产资本品雇用的人数计量的。这样，当就业量增加时，如果每单位就业者的报酬递减，那么，以上述尺度为基础的投资量的加倍将少于按实物尺度（如果可能的话）为基础的投资量的加倍。

[8]更一般地说，总需求量变动的比例和投资量变动的比例之比为：

随着财富的增加，会减少，但也会减少。由此可见，式中的分数值的增加或减少，取决于消费增减的比例是小于还是大于收入增减的比例。

[9]使用“举债支出”这个名词，既包括从个人借款来资助公共投资，也包括用这种方法来资助其他现行的公共支出，这往往是很方便的。严格说来，这后者应该被算作负储蓄，但是这种种官方行动并不受到像私人储蓄那样的心理动机的影响。因此，“举债支出”这个名词便可表示公共当局在一切账目上的净借款额，不论借款是用于资本账目还是用于弥补预算赤字。举债支出的运用形式：一是增加投资，一是提高消费倾向的数值。

第十一章
资本边际效率

一

一个人购买一件投资品或者资本资产，实际上是购买从该资产获得一系列未来报酬的权利。未来的报酬，是他预期在资产的寿命期间出售该资产的产品减去为得到该产品而支出的营业费用以后所得到的收入。假定该资产的寿命为n年，每年的预期报酬或者年收入为Q1、Q2…Qn，这一系列的年收入称之为预期收益。

与投资的未来收益相对应的是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这里所说的供给价格，不是指一件资产在市场上实际能够被买到的市场价格，而是指正好能引诱一个制造业者新近生产一个追加单位的同样资产的价格。它有时称之为重置成本。一件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和它的供给价格或者重置成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某种类型的资本增加一个单位的未来收益和生产该单位资本的成本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资本边际效率的概念。更精确地，我给资本边际效率定义为：它是一种贴现率，使得资本资产在其寿命期间预期的一系列年收入的现值正好等于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这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而不同边际效率中最大者即可认为是一般的资本边际效率。

读者应注意：这里的资本边际效率是限定由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和现行供给价格计量的。它取决于一笔钱如果投资于新近生产的资产由此预期可能得到的报酬率，而不是取决于一项投资的历史的结果，即当该投资的资产寿命终了时，回顾从记录中所看到的在原始成本基础上的收益。

如果在任何时期任何既定类型的资本的投资有增长，则该类型的资本的边际效率将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减少。这部分的是因为当该种类型的资本增加时，其未来收益将下降；还因为，一般说来，对生产该种类型的资本的设备造成压力，致使它的供给价格增加。在短期内，在形成均衡状态上，通常第二种因素显得更重要；然而，时间越长，第一种因素就越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为每一种类型的资本建立一个表或者曲线，表明在一个时期内，投资增加多少，它的边际效率下降多少。然后，把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本的表或者曲线加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表示总投资量与相应的一般资本边际效率之间的关系的表或者曲线。这个表或者曲线，我们称之为投资需求表或者曲线，或者称之为资本边际效率表或者曲线。

现在很明显，现行的实际投资量将被推近到一点，在该点，不再有任何种类的资本资产其边际效率超过现行的利息率；换句话说，就是投资量将达到投资需求曲线上的一点，在该点，一般的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市场利息率[1]。

同一事情还可以表达如下：设Q，代表一件资产在时间为r的未来收益，dr代表第r年时的1镑按照现行利息率折合的现值，则∑Q，d，即为投资的需求价格，投资将达到这样一点，在该点，∑Qrdr等于上面我们所定义的投资的供给价格。另一方面，如果∑Q，d，下降到低于供给价格，那就不会有我们所讨论的这类资产的现行投资。

由上可见，对投资的引诱，部分地取决于投资需求表，部分地取决于利息率。只有到第4编结论时，才有可能对决定投资量的各种因素根据它们的实际复杂性作出综合的考察。然而，我愿意要求读者立刻就注意到：既不是关于一件资产的未来收益的了解，也不是关于该资产的边际效率的了解，就能使我们推论出利息率或者该资产的现值为何。我们必须从其他来源确定利息率，然后再将该资产的未来收益按利息率加以资本化，求得该资产的现值。

二

上述关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与普通的用法有何关联呢？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或者边际收益或者边际效率或者边际效用，是我们经常使用的、熟悉的名词。但是，要想在经济学文献中找到有关经济学家们在使用这些名词时的清楚的表述，是不容易的。

至少有三个含混不清的地方需要澄清。第一是：这些名词所表达的，是在单位时间内由于增加一个物质单位的资本所引起的物质产品的增量，还是由于增加一个价值单位的资本所引起的价值产品的增量。前者涉及对物质资本的单位加以规定的困难。我相信，这种困难是不好解决的，也是不必要的。当然，可以这样说，10个劳动者当他们利用某些追加的机器时，可以在一个既定的土地面积上收割更多的小麦。但是，如果不引入价值，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把这句话的内容转换成人们所能理解的数学比例。然而，许多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主要关心的是某种意义上的资本的物质生产率，虽然在这方面，学者们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问题是资本边际效率是一个绝对量，还是一个比例。根据它在使用中的上下文以及实际上把它和利息率当做同一维度来看，资本的边际效率似乎应该是一个比例。然而，构成这个比例的两个名词究竟指的是什么，通常又不是很清楚的。

最后，由于无视了一种区别，从而造成了混乱和误解。这种区别是：在现行情况下，使用一个追加的资本量所能得到的价值的增加量，和在追加的资本资产的整个寿命期间所预期得到的一系列价值增加量；也即Q1和全部系列Q1、Q2…Q，…之间的区别。这会引起预期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的全部问题。多数关于资本边际效率问题的讨论，似乎对Q1以外的这个系列的任何成员都不大关注。然而，除非在一种静态理论中，这种不关注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静态理论中所有Q的数值是相等的。在通常的分配理论中，假定说，资本现在正在得到和它的边际生产率（在某种意义上或者其他）相等的报酬，这种说法只有在静态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资本的总现行报酬和它的边际效率没有直接关系，而在生产边际上，资本的现行报酬（也即产品的供给价格中包含的资本报酬）是它的边际使用者成本，这和它的边际效率也没有密切联系。

正像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关于这个问题明显地缺少清楚的说明。同时我相信，我在上面给出的定义和马歇尔曾经用过的该名词的意义相当接近。马歇尔他自己使用的名词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边际净效率”，或者另一种说法为“资本的边际效用”。下面的引文就是我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第6版）所能找到的对这个问题最有关系的说明的摘要。这段引文原本是不相连接的句子连接起来的，以便表达他的说法的要旨：

在某一家工厂，额外使用了价值100镑的机器，而没有引起任何其他额外的支出；而且扣除机器本身的耗损以后，每年为该厂增加价值为3镑的净产品。假定投资者尽先把资本投入到利益优厚的行业；而这样做以后，在达到均衡的状态下，仍然值得并且正好像上述那样有利的情况下值得使用该机器，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推测出年利息率为3%。但是，这种例证只表明决定价值的重要因素的一部分。它们不能适用于利息理论和工资理论，否则就会犯循环推理的毛病……假设无风险的证券的年利息率为3%，而制帽业吸收了100万镑的资本。这意味着制帽业能够善于利用这100万镑，以致愿意为了使用这笔资本而支付净年利息率3%，而不愿弃之不用。如果年利息率为20%，仍然有些机器可能被使用；如果年利息率为10%，将会有更多的机器被使用；如果为6%，会进一步更多；4%时，又更多；年利息率为3%时，该行业使用机器会进一步更多下去，最后使用机器的数量，其边际效用——即仅仅值得使用的那个机器的效用——为3%。

从上面的引文明显可见，马歇尔完全明白，如果我们试图沿着这种方式决定实际利息率的数值，会陷入循环推论。[2]从上面的引文来看，他表现出似乎接受了上面提出的观点，即：当资本的边际效率为既定时，利息率会决定新投资的数量。如果利息率为3%，这意味着没有人会用100镑来购买一架机器，除非扣除成本和折旧之后，该机器仍能为他的年净产量增添3镑的数值。但是，我们将在第14章看到，马歇尔在他的其他论述段落中并不是那么谨慎——虽然当他的论证使他处于令人怀疑的境地时，他仍然可能退回来。

虽然欧文 · 费雪教授在他的《利息理论》（1930年）一书中没有使用过“资本边际效率”这个名词，但他对他称之为“超过成本的报酬率”下过定义。他的定义和我的相同。他写道[3]：“超过成本的报酬率是这样一种数值，它被用来计算所有成本的现在值和所有报酬的现在值，并且使这两个值相等。”费雪教授解释说：任何方面的投资数量取决于超过成本的报酬率和利息率的比较。为了诱导新投资，“超过成本的报酬率必须大于利息率[4]”，“这个新的数量（或因素）在我们研究利息理论的投资机会方面起着中心作用”[5]。由此可见，费雪教授使用“超过成本的报酬率”这个名词，在意义上和目的上和我使用“资本边际效率”这个名词是完全一样的。

三

关于资本边际效率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最重要的混乱，来源于未能看清它取决于资本的未来收益，而不仅仅取决于资本的现行收益。这可以从以下得到很好的说明，即：指出来年生产成本的预期的变化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不管这些变化是预期来自劳动成本即工资单位的变化，还是来自发明和新技术。今天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的产品，将在机器设备的寿命期间，和以后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的产品发生竞争。而以后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可能由于生产它们的劳动成本较低，或者可能由于生产它们的技术的改进，从而它们的产品有较低的价格。同时，由于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的数量也会增加，因而它们的产品的价格还会下降，一直降到容许的较低的程度为止。再者，如果所有的产品更便宜地被生产出来，那么，企业主从旧的或新的机器设备得到的利润（用货币来计量）就会减少。只要这种发展或许被预见，甚至有可能被预见，则今天生产出来的资本设备的边际效率就会相应地缩减。

资本边际效率的降低是一个因素，通过它预期货币价值发生变化，影响了现行的产品数量。预期货币价值的降低，刺激了投资，从而一般地又会刺激就业量。因为这个预期提高了资本边际效率表，也即投资需求曲线。而对货币价值的上升有一种抑制作用，因为它会降低资本边际效率表。

这就是欧文 · 费雪教授原先称为“增值与利息”理论背后的真谛之所在——这个理论区分了货币利息率与实际利息率，经过货币价值矫正之后，后者等于前者。从该理论的表述中难以理解它的意义，因为它不明确货币价值的变化是或者不是被假定为可以预见的。这里避免不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情况，即：如果货币价值的变化没有预见到，则对现行事物没有影响；而如果被预见到了，则现行商品的价格会立即被调整到持有货币和持有商品的好处再次相等；而且对于货币持有者来说，无从因利息率的变化而有所得或者有所失，因为利息率的变化可以抵消货币价值在贷款期间的变化。庇古教授假定一部分人预见到了货币价值的变化，另一部分人没有预见到，这种处理办法并没有使他成功地躲过这个进退两难的情况。

这里的错误在于，假定货币价值的未来变化直接反作用于利息率，而不是影响既定资本存量的边际效率。现行资产的价格总是不断调整它们自己以适应货币未来价值预期的变化的。这种预期变化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它们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反作用来影响生产新的资产的积极性。预期价格上升的刺激作用，并不是由于它会提高利息率（用利息率的上升来刺激产量，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方法——因为利息率的上升会削弱这种刺激作用），而是由于提高既有的资本存量的边际效率。如果利息率随着资本边际效率的提高而同时相应地上升，那么，就不会有来自预期价格上升的刺激作用。因为对产量的刺激取决于既定资本存量的边际效率对利息率的相对地提高。诚然，费雪教授的理论最好用“实际利息率”这个概念来重写。实际利息率应该定义为：由于货币未来价值预期的变化而导致的需要加以管理的利息率。管理的目的在于：使这种预期的货币价值的变化不致对现行产量产生任何影响。[6]

值得注意的是：预期将来利息率的降低，会产生压低资本边际效率表的影响，因为它意味着今天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所产产品将在该机器设备部分寿命期间和甘心于获得较低报酬的机器设备所产产品进行竞争。这种预期并不具有很大的压制作用。因为预期将来不同期限的利息率会部分地反映到相应的今天利息率上来。然而，尽管如此，这当中仍然还有某些抑制作用。因为今天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所产产品将在该机器设备寿命终了期间，同很新的机器设备所产产品进行竞争。该新的机器设备由于较低的利息率而甘心于获得较低的报酬，因为今天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在其寿命末期利息率较低。

既定量的资本的边际效率依赖于预期的变化。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主要是这种依赖关系才使得资本边际效率具有相当剧烈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又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周期。在下面第22章，我们将说明：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的波动，可以用来描述和分析繁荣与萧条的连续交替发生。

四

有两种类型的风险影响投资的数量。一般对它们没有区分过。然而，对它们加以区分是重要的。第一种类型的风险是企业主或者借款者的风险。它来自他对所希望得到的未来收益可能性的怀疑。如果一个人用他自己的钱从事冒险事业，这只是和他自己有关的风险。

但是，在借贷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就要有第二种类型的风险了。所谓借贷制度，我的意思是指，贷出一笔款项要有动产或者不动产的担保。这就是可以称之为贷款者的风险的第二种类型的风险。这一则可能是由于道德不良故意不履行债务，或者可能是用合法的手段来逃避债务。再则也可能是由于担保不足，即不是故意不履行债务，而是由于预期未能实现而非自愿地拖延债务。还可能存在风险的第三种来源，即由于本位货币价值的相反变化而使得货币贷款不如保持实际资产安全。虽然这种风险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已经反映在因而也就被吸收在耐用实际资产的价格之中。

那么，第一种类型的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实际的社会成本，虽然这种成本通过平均化或者加强预见的准确性而可以减少。然而，第二种类型的风险则是对投资成本的一种纯粹增加额，因为如果借款者和贷款者是同一个人，这种增加额就不存在了。再者，这种增加额还构成一部分企业主风险的重复，即为了引诱投资获得最低未来收益而在纯粹利息率之上加上企业主原有的风险以外，又加进了这一增加额。因为，如果一项投资事业具有很大的风险，则借款者就要求预期收益和利息率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额，只有这样他才认为值得借款；同时，根据同一理由，也使得贷款者要求在他所索取的利息率与纯粹利息率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额以引诱他贷出（除非借款者如此强大和富有，以致处于坚固的地位而能提供更多的担保）。借款者总是希望能有一个有利的后果，这种希望固然可以消除借款者心目中的风险，但不会免除贷款者心目中的不安。

有一部分风险可能被重复两次，这一点，据我所知，从未被强调过。但在某些情况下，强调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在繁荣时期，一般对借款者的风险和贷款者的风险的估计易于作出不寻常的和轻率的低估。

五

资本边际效率表非常重要，因为主要是通过这个因素（比通过利息率这个因素的作用大得多），才能使人们对将来的预期影响现在。错误地认为资本边际效率主要用资本设备的现时收益来计量，这种只有在变化中的将来影响现在的静态状态下才是正确的想法，造成了把今天和明天之间在理论上割断了联系的后果。即使是利息率，它也主要[7]是一个现时现象，如果我们把资本边际效率也转变为同一种现行的状态，则当我们分析现时均衡时，就把我们自己割断了计及将来对现在的影响。

今天的经济理论常常以静态状况作为前提。这一事实使得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现实性。但是，引入了上面所定义的使用者成本和资本边际效率的概念，我认为，其作用是把经济理论又拉回到了现实，同时还把经济理论需要修改的地方减少到最小的必要程度。

正是由于有耐久性设备的存在，就把将来和现在在经济上联系了起来。所以，对将来的预期将通过耐久性设备的需求价格来影响现在。这种说法反映并符合我们思想的一般原则。

[1]为了叙述简便起见，我略去了这样一点，即：在资产的不同未来报酬实现以前，我们要对待的与不同长度的时间相适应的一系列的利息率和贴现率。但是，把包括这一点在内的论证予以重述是不困难的。

[2]当他假定工资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同样是循环推论，那他没有错吗？

[3]《利息理论》。

[4]《利息理论》。

[5]《利息理论》。

[6]参阅罗伯森先生的文章《经济波动和自然利息率》，载《经济学杂志》，1934年12月号。

[7]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利息率的高低一部分反映了将来的不确定性；再者，不同期限的利息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预期。

第十二章
长期预期状态

一

在前一章我们看到，投资规模取决于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表之间的关系。有不同规模的现行投资，就有与之相应的资本边际效率数值。而资本边际效率的数值又取决于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和它的未来收益之间的关系。本章我们将详细地考察决定一项资产的未来收益的某些因素。

作为考察预期未来收益之基础的，部分的是现存的事实，它们多少可以被认为是肯定的；部分的是将来的事件，这只能多少有信心地进行预见。在前者的现存事实中，可以指出的如：现有的各种类型的资本资产的存量、现有的资本资产的总量、目前消费者对物品需求的程度以及这些物品为了有效的生产而要求相对较大的资本量的帮助等等。在后者的将来事件中，可以举出的如：资本资产存量的类型和数量在将来的变动、消费者嗜好的改变、在投资品的寿命期间有效需求的强弱以及在资本品的同一寿命期间可能发生的用货币计算的工资单位的变动等等。我们可以把包括后者全部内容在内的心理预期状态称之为长期预期状态——以区别于短期预期。所谓短期预期，是指：如果一个生产者决定用现有的机器设备今天开始生产产品，他估计当产品生产出来将能得到多少好处。这个问题我们在第5章里已经考察过。

二

在形成预期时，把十分不确定[1]的事物看得很重是愚蠢的。因此，可以有理由地认为：预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感到比较有信心的事实，即使这些事实比起其他我们感到模糊不清和缺乏了解的事实来，对问题有较少的决定性的关系。因为这个理由，现时情况的事实就不成比例地进入长期预期的形成之中。我们通常的实践总是：掌握现时情况，然后引申到将来，只是或多或少有具体理由预期将来会有变化时，才对引申进行修改。

作为决策之基础的长期预期状态，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可能作出的预测，而且还取决于作出预测时的信心，取决于评价我们最好的预测变为十分错误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我们预期会有大的变化，但又不能十分确定那些变化将采取哪些确切的形式，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会减弱。

这就是人们所称谓的信心状态。它是务实的人们总密切关注和担心的一件事。但是，经济学家们从未对它仔细地进行过分析。而一般地总是满足于对它泛泛地讨论。特别是没有明确过它对经济问题的重大意义来自它对资本边际效率表的重大影响。有两种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关联的因素影响着投资量，它们就是资本边际效率表和信心状态。信心状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决定前者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资本的边际效率表又和投资需求表是一回事。

然而，先验信心状态，没有什么更多的要说的。我们的结论主要决定于对市场的实际观察和经营心理。这是为什么这里有些离题的话不同于本书大部分的抽象的分析。

为了论述方便，在下面关于信心状态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假设利息率没有变化；因而在下面的各节中，我们把投资品价值的变化认为只是由于投资品的未来收益的预期发生了变化，而不是由于把未来收益资本化的利息率的变化。然而，利息率变化的影响可以很容易地附加到信心状态变化的影响中去。

三

突出的事实是，我们对未来收益作出估计所赖以为基础的知识是极端靠不住的。我们关于支配一项投资几年后的收益的知识通常是很少的，而且往往根本缺乏了解。坦率地说，应该承认，我们关于例如铁路、铜矿、纺织工厂、有专利药物的信誉、远洋航线、伦敦城市建筑等投资项目赖以估计它们十年后的收益的知识基础很有限，有时一无所知，甚至对投资五年以后的收益的估计也是如此。事实上，企图认真进行任何这种估计的人为数往往很少，以致他们的行为不足以支配市场。

以往，当企业主要为创业者或者他们的亲友所拥有的时候，投资取决于足够多的具有活跃性格和事业动力的个人，他们把从事企业经营当做一种生活的道路；而不是真正依赖于对未来利润的精确计算。虽然最后结果在很大程度还要看经营者的能力和品质是在平均水平以上或者以下。但事情多少有点像买彩票，有的失败，有的成功。然而，即使在事后也没有人能知道成功投资的平均所得，是超过、等于还是低于流行的利息率。虽然，如果我们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垄断除外，投资的实际平均所得，即使是在前进和繁荣时期，也可能使得那些创业的人感到失望。经营者们是在玩弄技能和运气混合的游戏。终局之后，参加者们无从知道投资者的平均结果如何。如果人类的本性对于运气不感到有诱惑，对于建造一个工厂、一条铁路、一个矿井或者一个农场也不感兴趣，则只凭冷静的计算，恐怕不可能有更多的投资。

然而，在旧式的私人企业中，一经决定投资则决策一般是不能收回的。这不仅对于整个社会是如此，对于个人也是如此。而在今天，由于普遍流行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由于有组织的投资市场的发展，一种特别重要的新的因素产生了，它有时方便了投资，有时又对经济体系增添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在证券市场不存在的条件下，对我们承诺的投资反复地进行再估价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证券交易所每天都对许多投资进行重新估价。这种重新估价又经常向个人（虽然不向整个社会）提供修改承诺的机会。这像是一个农民，早饭后根据气象记录，于上午10时至11时决定把资本从农业经营中移走，并重新考虑在本周稍后是否还回到农业经营中来。但是，证券交易所的每天的重新估价，虽然能够为旧的投资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提供方便，却对现行的投资量不可避免地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建造一个新企业的成本大于购买一个类似的现存企业，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如果有一个新的投资项目，看上去要投入一个巨大的数额，但它的股票能在证券交易所卖出去，并且立即获得利润，那么，这项投资也是具有引诱力的。[2]这样，某些种类的投资与其说是取决于职业企业家的真正的预期，毋宁说是取决于由股票价格所显示的那些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人们的平均预期。[3]那么，那些具有高度重要性的每天甚至每小时对现行投资的重新估价是如何在实际中进行的呢？

四

一般说来，在现实中，人们之间有一种默契，都认可按照一条成规行事。这条成规——虽然实际做起来并不那么十分简单——在于：除非有明确的理由预期有变化，否则，总假定现存的事物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相信现存事物会永远继续下去。从大量的经验中，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项投资经过多年以后的实际结果很少和最初的预期相一致。我们不能由于这种论证而使我们的行为合理化，即认为：一个人处于无知状态就可以犯偏高偏低可能性均等的错误，以致只存在基于相等概率的预期平均值。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表明：对处于无知状态的事物赋予算术上相同概率的假设会导致荒谬的结果。这样做就等于假设：现行的市场评价，不论是如何达到的，却是唯一正确的数值。这个数值是同影响投资收益的现有知识相关的，而且它也只能比例于这种知识的变化而变化，虽然从哲学的观点来说，这个数值并不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现有的知识不能为我们计算出一个精确的预期值提供足够的基础。从事实的观点来看，所有在决定市场价值时所考虑的，与未来收益是完全无关的。

虽然如此，只要我们依赖这条成规能维持下去，则上述墨守成规的计算方法，倒可以使我们的事物保持相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因为如果存在着有组织的投资市场，同时如果我们能够依赖这条成规的维持，那么，一个投资者就可以有理由地用这种思想鼓励他自己，即相信他所承担的唯一风险是：在不远的将来，信息真的会有变化。因为在这条成规被遵守得很好的条件下，只有这些变化才会影响到他的投资的价值。至于变化的可能性，投资者会试图形成他自己的判断；而且即使有变化，变化估计也不会很大；他也不必因为不知道十年以后他的投资将值多少而失眠。这样，对个人投资者来说，在短期内，投资就成为“安全”的事情。而且，不论经过多少连续的短期，只要他仍然信赖该成规的遵守不会中断，并且改变时间不长，变化不大时，他有机会修改他的判断，改变他的投资，因而仍然是相当“安全”的。投资，从社会来看是“固定”的；从个人来看则是“流动”的。

我相信，我们的几个大的投资市场都是根据类似的思想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是，一条成规，从其随意性的绝对观点来看，它不免有弱点，正是由于它的不可靠性，因而给我们要取得充足投资这个当代问题造成了不小的困难。

五

加强这种不可靠性的几个因素，可简述如下：

（1）在社会的总资本投资中，由个人所拥有的股票所占比例日渐增加。这些人既不参加管理，也没有关于环境（现时的或将来的）以及经营的专门知识，其结果是：不论是已经拥有投资的人们，或者打算投资的人们，他们评价投资所需要的真实知识的成分严重地下降了。

（2）现存投资的利润经常波动。这种变动虽然明显地具有暂时的和无关紧要的性质，但是，对市场却有着全然过分的影响，甚至过分到荒谬的地步。例如，据说，美国的制冰公司在夏天卖高价，因而季节性的利润高于不需要冰的冬天。英国全国性的节假日多次出现，因而提高了铁路的市场价值，使英国的铁路系统多得了几百万英镑。

（3）因循成规所取得的估价，是作为大量无知个人的群众心理的结果而产生的。因此，它易于受到群众想法突然波动的剧烈变动的影响。影响群众想法变化的因素不见得与未来的收益有多大关系，而主要是由于对群众心理所造成估价缺乏坚信其能保持稳定的强有力的根基。特别是在非正常时期，即使没有明确的理由可以预见会有变动，但对现有事态无限期继续的假设也比寻常更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市场会遭到时而乐观情绪高涨时而悲观情绪又弥漫的浪潮的袭击。这种浪潮是没有理智的，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又是正常的，因为这是不存在合理计算的坚实基础。

（4）有一个特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人们可能认为：拥有的判断力和知识超过私人投资者平均水平的职业专家之间的竞争，会矫正听凭无知的个人他们自己去从事的妄想。然而，职业投资者和投机者的精力和技能却主要是用于其他方面。事实上，这些人们的大多数关心的不是对一项投资在其全部寿命期间的可能收益作出优等的长期预测，而是关心能在一般公众之前早一点时间看到以成规为基础的估价的变化。他们关心的不是像那些购买一项投资并想长期“保存起来”的人们所关心的该投资真正值多少，而关心的是三个月或一年以后，在群众心理的作用下，当时的市场给予的价值若何。再者，他们的这种行为并不是头脑怪僻的结果，而是沿着以上所描述的路线组织起来的投资市场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如果你相信一项投资根据其未来收益判断今天值30，如果你又相信三个月以后该投资的市场价值为20，那么，你花25去购买它就是毫无意义的。

这样，职业投资者就被迫在新闻和社会气氛中致力于预测即将到来的变化，而且是经验证明最能影响市场群众心理的那种变化。在一个着眼于所谓“流动性”而组织起来的投资市场里，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传统的理财准则中，肯定没有比崇拜流动性更不利于社会的了。而流动性崇拜则认为，投资机构把它们的资源集中于持有具有“流动性”的股票，是一种积极的善行。但是，它忘记了，对整个社会而言，没有什么投资的流动性。从社会方面看，高明的投资应该是能克服遮盖住将来的缺乏信息和时间等隐蔽的因素；从具体的私人方面看，今天最高明的投资就像美国人所表述的，是“赛跑时未听见发令枪响就起跑”（to beat the gun），即让群众上当，把坏的磨损了的半克朗钱传给别人。

只是预测几个月以后因循成规所决定的市场估价的基础的变化，而不是预测一项投资在以后几年中的收益。这种斗智不需要公众中的笨蛋来饲养职业投资者的胃口，而在职业投资者他们自己中间就玩弄这种斗智。在这种斗智中，不必要有任何人简单地相信成规的基础会长期适用。因为这种斗智好像是一种“叫停”（Snap）游戏，一种“传物”（Old Maid）游戏，一种“占位”（Musical Chairs）游戏——一种消遣，在其中，谁能在游戏过程中不早不晚地突然叫出“停”字，谁能在游戏未完以前把传递物传递给他的邻座，谁能在音乐停止时抢占一个座位，谁就是胜者。这些游戏可以玩得很有乐趣，虽然参加者都知道，一个人们都不要的东西在传递之中，在音乐停止时，总有些参加者会发现他们自己没有座位。

或者，稍微换一下比喻，把职业投资者可以比作报纸选美竞赛，即在报纸上登出100张照片，参加竞赛者从中选出六张最漂亮的来；谁选的六张最接近于参加竞赛者全体平均倾向的那六张，谁就得奖。可见，每一个参赛者所挑选的并不是他自己认为最美的那一位，而是猜想其他参赛者可能选择哪几位，所有的参赛者都同样地看问题。这里的挑选并不是根据每个参赛者尽其最大的判断力而选出他自己认为真是最美的，也不是具有平均判断力的人们所认为是最美的，而是运用智力推测一般人认为一般认为最美的。这是第三级推测，我相信，还会有第四级、第五级甚至更高级的推测。

如果读者插话说：一个高明的个人投资者，在长期中，不受流行的那种消遣的干扰，根据他能作出的最好的真正的长期预期而继续购买投资品，则他必然肯定地会从其他的投资者那里得到很大的利润，然而我们对该读者的回答是：

首先，这样严肃认真的人诚然是有的，而且他们有力的影响是否超过游戏的玩弄者，投资市场的情况会因而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必须补充说：在现代投资市场上，有几种因素能使得这种人的影响缩小。根据真正长期预期而进行投资，今天是如此困难乃至几乎不可能。凡是企图这样做的人，比那些试图以比群众更好的猜测力来猜测群众的行为的人，肯定会付出更大的精力，并且冒更大的风险。即使这两种人有相同的智力，而前一种人也会犯灾难性的错误。从经验中还找不出明确的根据表明：对社会有利的投资也就是获利最大的投资。要克服时间和我们对将来缺乏信息这些因素，比克服“赛跑时未听见发令枪响就起跑”，需要更多的智力。

其次，人生有限；——而人类的本性希望有快速的成果。在快速赚钱方面有着特殊的热情。一般人对于比较遥远的所得要大打折扣。对于任何一个毫无赌博本能的人来说，玩弄职业投资的游戏，固然会感到讨厌和紧张到难以容忍的程度。然而，对于有赌博本能的人来说，则要为此嗜好必须付出适当的代价。

再次，一个不顾短期市场波动的投资者，为了安全起见，就要有较多的资金，同时还不能用借来的钱从事大规模的经营。这是为什么在智力和资金存量为既定的条件下，从玩弄这种消遣游戏中能获得较高报酬的又一个理由。

最后，在投资基金由多数人的委员会、董事会或者银行所管理的任何地方，最能促进公共利益的长期投资者，也恰恰是在实际上最受批评的人[4]。因为他的行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本质上应是怪僻的、不守成规的、过于鲁莽的。如果他成功了，这只能证实一般人对他的鲁莽的信念；如果在短期内他失败了（很可能是这样），他也不会得到更多的同情和怜悯。世俗的智慧教导人们：在声誉上，守成规的失败比不守成规的成功要好。

（5）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心目中主要关心的是投机者或者投机投资者他自己的信心状态。这有可能使人们感到，我们已经暗中作出假设：只要投机投资者对前景感到满意，他就可以按照市场利息率借到无限制的贷款。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就必须将信心状态的其他方面考虑在内，即：贷款机构对向它们借款者的信心，有时也被称为信用状态。对资本边际效率带来灾难性反作用的股票价格的崩溃，可能就是由于投机信心或者信用状态二者中的任何一个的弱化所造成。但是，虽然二者之一的弱化足以造成经济崩溃，而经济复苏则要求二者同时恢复。因为信用的弱化尽管足以带来经济崩溃，但它的强化虽然是复苏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六

以上这些考虑都不能置之于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但对它们的观察应该有个轻重缓急之分。如果我用投机一词表示对市场预测的心理活动，用从事企业一词表示对资产在其整个寿命期间未来收益的预测活动，那么，实际情况绝不总是投机成分大于企业成分。然而，当投资市场的组织改进时，投机大于从事企业的风险就增加了。在世界最大的投资市场之一，即纽约市场，投机（在上述意义上）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在金融领域之外，美国人也是易于对发现什么是一般人相信的一般相信异常地感兴趣。这一整个国家的弱点就是股票市场对它所施加的报应。有人说，美国人投资很少像许多英国人现在仍然那样是“为了取得股息”，因为除去希望获得股票升值以外，美国人不愿意真正购买投资品。这不过是另一种方式说：美国人购买股票并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从股票得到未来收益上，而是寄托在股票市场价格（因循成规的价值）的有利可得的变化上。就是说，在上述意义上，他是一个投机者。投机者像是企业稳定发展洪流中的一个泡沫，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但是，当企业变成投机旋涡中的一个泡沫时，形势就严重了。当一国的资本的发展变成一个赌博夜总会活动的副产品时，资本发展这件事是做不好的。如果把华尔街当做一个机构，它的社会功能是直接把新投资引入用将来收益来计量的最有利的渠道，那么，它取得成功的方法，不能被认为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突出胜利之一——如果我认为，华尔街的好头脑已经事实上被导向另一种与社会功能不同的目标这种想法是正确的话，这是不足为奇的。

这些脱离社会功能的倾向，是我们成功地组织的“有流动性”的投资市场很少能够避免的后果。人们通常同意：“赌博夜总会”应该从公共利益出发使人们难以进入，或者使进入的代价昂贵。同样的话说给证券交易所或许也是对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顾客少于华尔街，其原因并不主要在于民族特点的差异，而在于一般英国人进入斯罗格英顿街比美国人进入华尔街，是非常困难和昂贵的。要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须付介绍费、高额经纪人费，向英国财政部交纳沉重的转手税，这些都可以减少市场的流动性（虽然每两周结账一次的办法，又增加了该市场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华尔街的交易的特点[5]。政府对一切交易施以相当高额的转手税，可能是最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以便在英国减少投机压倒企业经营的倾向。

现代投资市场的状况，有时使我产生这种念头：使购买投资成为永久性的，像婚姻一样，除去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原因以外，不能解约。这可能是医治我们当代弊端的有用办法。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投资者的心思转向具有长期远见。但是，稍加思考，这个办法又使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它向我们表明：虽然投资市场的流动性有时有害于新投资的产生，但往往对新投资的产生也有利。因为，每一个个人投资者自以为他投入的资金具有“流动性”（虽然对于投资者全体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而平静了他的神经，愿意冒险。如果个人投资者的投资不具有流动性，则只要对他来说有保持储蓄的其他方式，那就会严重地影响新投资的产生。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进退两难。只要个人能够用贮藏或者放款的方式来处理他的财富，则除非通过有组织的市场使他的投资资产很容易地实现为现金，那对实际购买资本资产就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那些不直接管理资本资产或者缺少这方面知识的人）。

医治影响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信心危机的唯一激进办法，是使个人在消费掉他的收入和经营特定的资本资产之间没有选择的余地，即使购置这些资本资产对他很难算作最有利的投资方式时，也应该这样做。可能的情况是：当他对未来处于异常疑虑状态时，疑虑可能使他增加消费和减少投资比重。即使这样做，也比当他处于疑虑状态时既不把收入用于消费也不用于投资为好。因为既不消费又不投资会对社会造成灾难性的、累积的、深远的影响。

那些强调窖藏货币有害于社会的人们，当然怀有和上述相类似的想法。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在其他条件下出现危害的可能性，即：即使窖藏货币数量不变，或者改变的数量不大，也会造成危害。

七

除去由于投机造成经济上的不稳定以外，人类的本性特征也会造成经济不稳定，因为人们的积极行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自发的乐观情绪，而不是来自冷静的数字预期。不管乐观情绪是出自道德方面的、享乐主义方面的，或者经济方面的，我们作出的积极活动（许多天以后才见其充分的结果）的大部分决策可能只是由于血气冲动（animal spirit）的结果——自发地急切地要活动而不是不活动，更不是用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以后得到的加权平均数所导致的结果。不论各个企业以何等坦率和真诚的态度来宣称，它们从事经营的主要动机已由它们创业时的组织章程所说明。然而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企业的活动以未来收益的确切计算为基础，不过比南极探险的根据稍多一点。因此，如果动物冲动有所减弱和自发的乐观情绪萎靡不振，以致我们只能依靠数学计算，则企业就会萎缩和衰亡——虽然怕损失的基础和过去希望利润的根据相比并没有更多的合理性。

可以有把握地说，倾注全力希望于将来的企业会有益于整个社会。但是，个人的主动性，只有当合理的计算有动物冲动作补充和支持时，才能充分发挥，以致把往往打垮先驱者们的最后不免受损（这是经验无疑地告诉我们和他们的）的思想被搁置到一边，就像一个健康的人把死的预期搁置到一边一样。

不幸的是，上述情况意味着，不仅萧条和衰退的程度会加深，而且经济繁荣高度依赖于对一般工商业者合适的政治和社会气候。如果说对于英国工党政府或者美国新政的恐惧会抑制企业经营的话，其原因既不在于合理的计算，也不在于有什么政治图谋，——它只不过是破坏了自发乐观的美妙平衡。因此，在估计投资的前景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决定自发活动的那些人物的胆略、兴奋程度，甚至消化如何以及对气候的反应。

由此，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一切都取决于非理性的心理浪潮。相反，长期预期状态常常是稳定的。而且，当它不稳定时，也会有其他因素发挥它们的补偿性作用。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提醒我们自己，人们影响将来的决策，不论是有关个人事务的，或者有关政治或者经济问题的，都不可能单纯取决于数学预期值，因为做出这种计算的基础是不存在的。而且推动社会车轮运转的正是我们内在的渴望活动的冲动，在多种可能性当中，尽我们的可能理智地作出最好的选择，能计算的就计算。但是，就我们的动机而论，又往往退回到依赖于我们的兴致、感情和机遇。

八

此外，还有某些重要的因素，在现实中，多少可以减少对将来缺乏了解的影响。由于盈利关系，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资本设备可能老化，因而有许多个人投资项目对其未来收益的考虑首先着眼于比较短期的回报是合理的。在最重要的一类长期投资场合，例如房屋建造业，其风险常常从投资者那里转移到住房户身上，或者根据长期契约而由他们双方分担。长期契约可以使住房户感到契约的连续性和有房住的保障所得到的好处大于冒风险的程度。在另一类重要的长期投资场合，如公用事业，其未来收益的相当大的部分实际上为垄断特权，并有权为取得一定差额而定价所保障。最后，还有一个日趋重要的由政府举办或者由政府承担风险的投资类别。在进行这类投资时，政府显然只考虑社会的未来收益，而不管其商业效益有多大波动，也不拘泥于使投资收益的数学期望值至少应等于现行利息率——尽管政府所要支付的利息率仍然会起着决定其财力所及的投资规模的关键作用。

这样，在对长期预期状态中短期变化（和利息率的变化相区别）的影响的重要性给予充分权衡之后，我们仍然有理由把利息率作为至少在正常条件下能影响投资的重大因素，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只有经验才能表明：在何等程度上，对利息率的管理能够持续地刺激投资，使它达到合适的水平。

就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对仅仅利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多少有点怀疑。我希望能看到处在这样一种地位的国家，它能从长期观点出发，并以一般的社会利益来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并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组织投资。因为根据我在上面叙述过的原则计算的不同类型的资本的边际效率市场估计的波动，看来似乎过大，以致任何利息率的实际变化都不足以抵消这种波动。

[1]我这里所说的“十分不确定”和“十分不可能”不是一个意思。参阅我的《概率论》第6章论“论证的权重”。

[2]在我的《货币论》中（第2卷）我曾指出：当一家公司的股票的市场价格很高，以致它能够以优惠的条件通过发行更多的股票来筹集更多的资本时，这和用低利息率借人一笔贷款有同样的作用。现在，我愿把这件事描述为：现行股票较高的市场价格像是利息率的下降，会引起相应类型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的提高（因为投资与否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的比较）。

[3]当然，这并不适用于那些其股票不准备上市或者没有与股票相似的转让工具之类的企业。属于这类例外情况的企业，过去是为数很多的，但从它们在新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来衡量，它们的重要性在迅速下降。

[4]一个投资信托部门或一个保险部门通常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不仅要常常计算所持有的有价证券的股息收入，而且还要计算资本的市场价值。这可以使人们趋于过分重视股票的短期价格波动。

[5]据说，当华尔街交易活跃时，股票买卖的至少一半以上属于投机者打算在当天买进又卖出，卖出又买进，快速流通。商品交易所中也往往是这样。

第十三章
利息率的一般理论

一

在上面第11章中，我们曾指出，虽然有种种因素使得投资量增加或减少从而保持了资本边际效率等于利息率，然而资本边际效率自身是与现行的利息率不同的东西。资本边际效率表可以说是为了进行新的投资而需要借贷资金的人所愿意支付的代价；利息率则是现行的提供资金的代价。因此，为了完整我们的理论，就需要知道，什么决定利息率。

在第14章及其附录，我们将考察到目前为止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将发现，这些答案一般说来，都把利息率作为资本边际效率表和储蓄的心理倾向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利息率是使得在一定利息率水平下进行投资对储蓄的需求与一定利息率水平下由社会心理储蓄倾向决定的储蓄的供给相等的一种平衡因素。但是，一旦当我们发觉，只是从储蓄的供给和储蓄的需求这两个因素不可能得出利息率时，那么，这些说法就崩溃了。

那么，我们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呢？

二

一个人心理上的时间偏好要想完全地体现出来，需要作出两种不同的决策：第一种是与我称之为消费倾向有关的时间偏好决策。即在本书第3编所述种种动机的影响下，消费倾向决定着一个人在他的收入中将有多少用于现时消费，有多少将在某种形式上被保存下来用于将来的消费。

当这种决策作出之后，还有另一种决策等着他作出，即从他现行的收入中被保存起来或者从他过去的储蓄中保存起来用于将来消费的部分将采取什么形式来持有。是采取即时的、流动的支配权形式（也即采取货币或其等同物的形式），还是采取另一种形式，即：准备在一个特定期间或者不确定的期限内，放弃即时支配权，而留给将来由市场情况决定，在必要的时候他能够按照什么条件把一种特定物品的延期支配权转换成一般物品的即时支配权？换句话说，就是他的流动性偏好的程度有多深？——在这里，一个人的流动性偏好，由他的用货币或者工资单位计量其价值的资源数量表来表示。这个资源数量表是他在不同情况下愿意以货币形式持有的资源数量。

我们将发现，被一般所承认的利息率理论的错误在于，他们企图从两种心理上的时间偏好中的第一种得出利息率，而忽略第二种。现在我们必须努力补救这个缺陷。

显然，利息率不能是储蓄或者等待的报酬。因为，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储蓄用现金贮藏起来，虽然他的储蓄和不用现金的形式贮藏起来一样多，但他却得不到利息报酬。相反，仅从利息率的定义本身就可以告诉我们：利息率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放弃流动性的报酬。因为利息率无非是一个反比例，分母是一定数量的货币，分子是在一特定时期内放弃对该数量的货币的控制权，换得相应数额的债权[1]，从而得到的报酬[2]。

正是由于利息率是放弃流动性的报酬，因此，利息率在任何时候都是衡量那些拥有货币的人们不愿放弃对其流动性控制的程度。利息率并不是使得投资资金的需求量与自愿放弃现时的消费量趋于均衡的“价格”，而是使得以现金形式保持其财富的愿望同可能的现金数量趋于平衡的“价格”；——这意味着，如果利息率较低，也即如果放弃现金的报酬下降，则公众想要持有的现金总量将超过现金的可能的供给量；如果利息率升高，则表示有一个没有人愿意持有的现金剩余额。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货币数量就是另一个因素，它和流动性偏好一起决定在一定条件下的实际利息率。流动性偏好是一种潜在的因素或者函数倾向，它决定在一定利息率水平下公众愿意持有的货币数量。这样，如果利息率为r，货币数量为M，L是流动性偏好函数，则我们可得M=L（r）。这表示一定数量的货币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进入经济系统的。

然而，让我们回过头来考虑一下，为什么像流动性偏好这类的东西能够存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关于货币用做现行交易的手段与用做财富贮藏手段的区别来加以说明。就这两种使用方式的第一种来说，显然可以看到，在一定限度内，为了流动性而牺牲一定数量的利息是值得的。但是，利息率从来不是负值，那么，为什么人们宁肯采取能带来很少的收益或者没有利息的形式来保持其财富，而不采取能得到利息的形式来保持财富呢？（当然，在这里，我们假设，对银行平衡表来说，不履行债务和债券的风险是相同的）对此充分的解释是复杂的，这要等到第15章才能加以说明。但在这里应指出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个必要条件，对货币作为保持财富的手段的流动性偏好就不能存在。

这个必要条件，就是存在着对将来利息率的不确定性，也即不能确定将来不同期限的利息率系列。因为，如果将来的利息率能够确定地被预见到，则一切将来的利息率就可以根据现在不同期限的债券的利息率被推算出来，而现在不同期限的债券的利息率又会根据关于将来利息率的知识而加以相应的调整。例如，假设1dr是r年以后1英镑的当年的价值，又知道ndr是从第n年算起，r年以后的1英镑在第n年时的价值。则我们可得

从上式可以看到：n年后的任何债券折算成现金的贴现率都可以从现行的利息率系列中的两个被推算出来。如果每一期限的债券的现行利息率是正值，则购买债券必然总是比以现金的形式贮藏财富更为有利。

相反，如果将来的利息率是不确定的，则我们就不能保证，当第n年到来时，ndr会等于。这样，在第n年到来之前，如果对具有流动性的现金的需求可能增加，那么，购买长期债券然后再把它转换为现金，和持有现金相比会有更大的遭受损失的风险。这时，按照现行概率计算出来的保险统计上的利润或者数学期望的所得——虽然能否如此计算尚未可知，但这里假定可以如此计算——必须足够补偿失败的风险。

再者，如果存在有组织的债券交易市场，则对将来利息率的不确定性的存在，还会为流动性偏好提出更多的理由。因为，不同的人对前景的估计有差异，市场价格表示的是主观意见，而一个人如持有与此不同的估计，则他会更有理由持有流动性的资源，因为如果他是对的，则现在各个1dr之间的关系就与将来的事实不符，他从中就可以谋利[3]。

这和我们在前面花了很大篇幅所讨论的与资本边际效率有关的内容很相似。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发现：资本边际效率不是取决于“最好的”看法，而是取决于大众心理所决定的市场评价。与此相类似，由大众心理所决定的对将来利息率的估计也对流动性偏好产生影响；——但是，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那些相信将来的利息率会高于市场所设定的现行利息率的人们，有理由保持具有流动性的现金[4]。而那些相信将来的利息率会低于现行市场利息率的人们，则会借入短期款项购买较长期的债券。这时，市场价格便决定于“空头”

卖出和“多头”买进相等之点。

在上面我们区分了的三种类别的流动性偏好，可以被认为是取决于：（1）交易动机，即由于个人或经营上的现行交易而引起的对现金的需要；（2）谨慎动机，即为了安全起见，把全部资源的一部分以现金的形式保存起来；（3）投机动机，即相信自己对将来要产生什么比市场上一般人有更精确的了解，从中获取利润。正像我们讨论资本边际效率时那样，要不要有一个进行债券交易的高度有组织的市场问题，使我们处于进退两难。因为，在无组织的市场情况下，由于谨慎动机所引起的流动性偏好将会大大增加；而当有组织的市场存在时，又会为由于投机动机所形成的流动性偏好提供广阔波动的机会。

为了说明这个论点，可以指出如下：假定由于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所形成的流动性偏好吸收一定数量的现金，这部分现金对利息率本身的变化（抛开它对收入水平的反作用）反应不太灵敏。因而，货币的总量减去上述被吸收的货币量的余额，可以用来满足由于投机动机所形成的流动性偏好的需要，利息率和债券的价格则会被决定在这个水平上，使得某些人愿意持有的现金（因为，在该水平上，他们对于将来债券的价格有“空头”的感觉，即看法）正好等于可以用来满足投机动机需要的货币数量。这样，每一次货币数量的增加都必然会把债券的价格提高到足以超过某些“多头”的预期值，从而促使他出售债券换取现金，加入到“空头”行列。然而，除去短暂的过渡期间以外，如果来自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是微不足道的，则货币数量的增加会立即把利息率降低到必要的程度，以致就业量和工资单位能得到充分的提高，使得增加的货币数量能够完全被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所吸收。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假设，体现货币数量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的流动性偏好表，是一个平滑的曲线，表明：货币数量增加，利息率即下降。有几个原因导致这个结果：

首先，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利息率的下降有可能使得更多的货币将被由于交易动机所形成的流动性偏好的需求所吸收。因为，如果利息率的下降使得国民收入增加，则为了便于适应交易动机而保持的货币数量将会多少比例于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而与此同时，保持充足的现金以取得这种方便的代价（用利息的损失来表示）也将减少。除非我们用工资单位而不用货币（在某些情况下比较方便）来计量流动性偏好，那么，如果利息率的下降所造成的就业量的增加而导致的工资的提高，即工资单位的货币价值增加，则交易动机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同样要增加。其次，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利息率的每一次降低都会增加某些人愿意持有的现金数量，因为他们所认为的将来的利息率不同于市场一般的看法。

虽然如此，但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即使货币数量大量增加，也只能对利息率施加相对较小的影响。因为货币数量的大量增加，会使得对将来的不确定性如此之大，以致由于安全动机所引起的流动性偏好会加强。同时，对于将来利息率的看法可能达到如此的一致，以致现行利息率的微小的变化也会造成大规模地转向持有现金。令人感兴趣的是：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及其对货币数量变动的敏感性，竟然如此的依赖于关于什么是不确定性的不同想法的存在。我们知道将来当然最好。但是如果不能，那么，如果我们想通过改变货币数量能够控制经济体系的活动，最重要的是看法不一致。因此，这种控制办法在美国比在英国难以见效。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倾向于在相同的时间持有相同的意见；在英国，则意见分歧更通常。

三

现在，我们已经第一次把货币引入我们的因果关系分析中，并且对货币数量的改变如何影响经济体系作了初步的窥探。然而，如果我据此就断言：货币是刺激经济体系活跃的酒，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自己，在酒杯和嘴唇之间还可能有几个容易被滑落的环节。因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货币数量的增加虽然可能预期利息率降低，但如果公众的流动性偏好的增加大于货币数量的增加，则货币数量的增加就不会使利息率降低。再者，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虽然利息率的降低可以预期投资量增加，但如果资本边际效率表的下降更快于利息率的下降，则利息率的下降就不会使投资量增加。又者，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虽然投资量的增加可以预期就业量增加，但如果消费倾向下降，则投资量的增加也不会使就业量增加。最后，如果就业量增加，则价格将上升，上升的程度部分地将取决于物质供给函数的形态，部分地将取决于以货币计量的工资单位是否易于提高。当产量已经增加，价格已经上升，这时，它们对流动性偏好的影响将是增加货币数量以维持既定的利息率。

四

虽然来自投机动机的流动性偏好，相当于我在《货币论》中称之为“空头状态”的东西，但二者绝不是相同的东西。因为在该书中，“空头状态”被定义为一种函数关系。它不是利息率（或者债券价格）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而是资产价格和债券价格一起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处理办法，会引起由于利息率变动所造成的后果与由于资本边际效率表的变动所造成的后果之间的混淆。我希望我在这里已经避免了这一点。

五

贮藏货币这个概念可以被认为是与流动性偏好这个概念的第一接近值。的确，如果我们用“贮藏货币倾向”代替“贮藏货币”，二者几乎是相同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贮藏货币”看做是实际现金持有量的增加，那么，它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和会造成严重误解的想法。因为，它会使我们把“贮藏货币”和“不贮藏货币”看成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交替物。因为贮藏货币的决策并不是绝对地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脱离流动性有什么好处的情况下作出的，而是权衡各种好处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它在另一方面还有什么好处。而且，只要我们把贮藏货币看成是实际持有的现金量，那么，实际贮藏的货币数量的变动就不可能是公众决策的结果。因为贮藏货币的数量必须等于那个货币数量（或者，按照某种定义，等于货币数量减去交易动机所要求的部分），而那个货币数量又不是公众所决定的。公众贮藏货币的倾向所能做到的一切，不过是决定利息率的水平。在这个利息率水平下，公众愿意贮藏货币的总量变成与现有的现金总量相等。忽视利息率与贮藏货币之间的关系的习惯，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利息率通常被当做不花钱的报酬，而实际上却是不贮藏货币的报酬。

[1]划分“货币”和“债权”的界限，要看对待具体问题如何最方便而定，这不会影响它们的定义。例如，我们把货币当做对一般购买力的支配权，而这一支配权在三个月内不会和货币所有者脱离。而作为债权，则是在此期限内不能复原成现金的支配权。我们可以用一个月，或者三天，或者三小时，或者任何其他的时期来代替“三个月”。我们也能够把在任何场合下都不是法定货币的东西排除在“货币”之外。但为了在实际上方便起见，我们往往把银行的定期存款，甚至有时把类似短期国库券的证券也包括在“货币”之内。作为一个成规，我还是和我在《货币论》中一样，把银行存款也看做货币。

[2]有别于对特定问题的讨论，在一般的讨论中，利息率最好是指不同期限的现行利息率系列，即对不同期限的债务的利息率。而在特定问题的讨论中，债务的期限是已知的。所以，利息率是对一定期限的债务而言的。利息率随着期限的不同而不同。

[3]这也就是我在《货币论》中所讨论的两种看法和“多头一空头”的处境。

[4]也许有人会认为，根据同样理由，相信投资的未来收益会小于市场预期值的人，将有充分的理由持有具有流动性的现金。但是，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个人会有充分的理由持有现金或者债券，而不是股票。但是，除非他也相信将来的利息率会高于市场预期的值，则他更倾向于购买债券，而不是保持现金。

第十四章
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

一

什么是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它是哺育我们所有这些人的，而且直到最近我们还无保留地予以承认的经济思想。然而，我发现，要想把它精确地陈述出来，或者在现代古典学派的主要论著中找到对它的明确的论述[1]，都是困难的。

然而，十分明确的是，古典学派的传统把利息率当做一个使投资的需求与储蓄的意愿彼此达到均衡的因素。投资代表对投入资源的需求，储蓄代表可投入资源的供给，利息率则是能使这二者相等的可投入资源的“价格”。正像商品的价格一样，它决定于对它的需求与对它的供给相等之点。利息率也必然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达到一点，使得在该利率下的投资量与储蓄量正好相等。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找不到像以上那样直截了当的说法。然而，他的理论似乎就是如此。它是我自己依以哺育成长起来的，也是我多年教育别人的。例如，从他的《经济学原理》里摘引下面的一段话：“利息，作为在任何市场上使用资本而支付的价格，趋向于一个均衡水平，即在市场上，在一定的利息率水平下，对资本的总需求量等于在该利息率下的资本的总供给量。”[2]又例如，卡赛尔教授在他的《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一书中解释说：投资构成“对等待的需求”，储蓄构成“对等待的供给”，而利息则是一种“价格”，其作用在于使二者相等。不过，在这里，我也同样找不到可摘引的词句。卡弗教授在他的《财富的分配》第6章里，清楚地设想利息是使等待的边际负效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达到均衡的因素。[3]阿尔弗里德 · 弗拉克斯爵士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如果我们一般讨论的内容是有道理的话，那就必须承认发生在储蓄和有利地使用资本的机会之间的自动调节……只要净利息率大于零……储蓄就不会没有有用的机会。”陶西格教授（《经济学原理》第2卷）画出了一条储蓄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后者代表“资本逐步增加时的生产力的递减”。在此以前（《经济学原理》第2卷）他还曾指出：“利息率最终会稳定于一点，在该点，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足以带来储蓄的边际增量。”[4]瓦尔拉斯在他的《纯经济学纲要》附录I（Ⅲ）中，讨论了“储蓄与新资本的交换”，在其中他明确论证：相应于每一个可能的利息率，人们将有一个储蓄总额和他们将投入新资本资产的投资总额；这两个总额彼此趋向于相等；利息率是使它们二者相等的变量；于是利息率就被决定在一点，在该点，代表新资本之供给的储蓄等于对该新资本的需求。因此，他是严格地沿袭了古典学派的传统的。

诚然，由传统理论哺育成长起来的普通人——银行家、公务员或者政治家以及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怀有这种思想，认为：任何时候，当一个人进行了储蓄，他也就完成了自动地使利息率下降的行为，从而又会自动地刺激资本的生产；认为：利息率的下降会正好达到如此必要的程度，致使由此导致的资本的产量的增长恰好等于储蓄的增长量；以及还进一步地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必要的特殊干预，或者没有货币当局的祖母般的关心下的自我调节过程。同样地——甚至在今天，这是一个甚至更一般的信念——每一次投资的增加必然地会提高利息率，如果没有储蓄倾向的变化予以抵消的话。

现在，根据前面几章的分析应该清楚了：以上的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我们要追寻意见分歧的根源。然而为此，让我们先从意见一致之处开始。

不同于相信储蓄和投资实际上是能够不相等的新古典学派，古典学派则接受了二者相等的观点。例如，马歇尔，虽然未曾明确地说出来，但他确实相信总储蓄和总投资是相等的。的确，大多数古典学派的成员把这一信念推进得太远了。因为他们坚持：一个人每次增加储蓄的行为都必然会造成投资的增加。在目前讨论的这个范围内，在我的资本边际效率表或者投资需求表与上面引用的古典学派经济学者心目中的对投资的需求曲线，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而当我们涉及消费倾向和与它相对应的概念储蓄倾向时，我们就开始有意见分歧了。这是由于他们把重点放在了利息率对储蓄倾向的影响上了。但是可以设想，他们不会否认收入水平也会对储蓄的数量有重要影响。而与此同时，从我这方面来说，也不会否认可能对既定收入中的储蓄量有影响（虽然影响的作用或许不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所有这些一致之处，可以概括为古典学派会接受而我也不会反对的一个命题，即：假设收入水平是既定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说，现行的利息率必须处于一点，在该点，相应于不同利息率的资本需求曲线与相应于不同利息率的既定收入的储蓄量曲线相交。

但是，正是在这点上，确定的错误的东西就慢慢进入到古典学派的理论中了。如果古典学派仅仅从上述命题作出如下推论，即：在对资本的需求曲线以及利息率的变化对既定收入中愿意储蓄的量的影响为既定的条件下，收入水平和利息率之间存在一种唯一的相互关系，则对此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而且，这个命题还自然地会引出另一个具有重大真理的命题，即：如果利息率、对资本的需求曲线以及利息率对既定收入水平下愿意储蓄的量都是既定的，那么，收入水平就必然是使储蓄量等于投资量的一个因素。但是，事实上，古典学派的理论不仅忽视了收入水平变化的影响，而且还包含有条理上的错误。

因为从上面多处的引文可以看到，古典学派的理论假设从其理论自身就可以进而考察（例如）资本需求曲线的移动对利息率的影响，而不必排除或者修改其关于既定收入决定储蓄量的假定。古典学派利息率理论的自变量是，资本的需求曲线和不同利息率在既定收入条件下的不同的储蓄量；而当（例如）资本需求曲线移动时，按照这一理论，新的利息率就由两条曲线的交点来决定：一条是新的资本需求曲线，另一条是体现利息率对既定收入中储蓄量的关系的曲线。古典派的利息率理论似乎假定：如果资本需求曲线移动，或者体现利息率对既定收入中储蓄量的关系的曲线移动，或者这两条曲线同时移动，则新的利息率就由这两条曲线的交点的新的位置来决定。但是，这是一个荒谬的理论，因为该理论所假定的收入不变和它关于两条曲线能够相互独立地移动的假设是矛盾的。如果两条曲线中的任何一条移动，那么，一般地，收入就会变动。结果建立在收入为既定这一假设之上的整个理论就要崩溃。这种处境只能用某种更复杂的假设来解救，即假定上述曲线移动时，工资单位会自动地变动，变动的数值恰好足以使它对流动性偏好的影响形成一个新的利息率，这个新的利息率正好抵消上面假定的曲线的移动，从而使产量仍保持在曲线移动前的水平。事实上，关于这种假设的必要性，在上述的学者当中找不到任何暗示。这种假设顶多只能适用于与长期均衡有关的情况，而不能形成短期理论的基础；甚至在长期中，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假设能够成立。真实情况是：古典学派理论并没有想到收入水平的变化所起的作用，或者没有意识到收入水平实际上是投资量的函数的可能性。

以上的论述可以用左下图形[5]来说明如下：

图中，纵坐标表示投资量（或储蓄）I，横坐标表示利息率r。X1X1′表示投资需求表或者曲线的第一次位置，X2X2′是这个表或者曲线的第二次位置。Y1曲线表示：当收入为Y1时，在不同利息率水平下的储蓄量；Y2，Y3曲线表示：当收入为Y2和Y3时的相应的情况。我们假定：Y1曲线是与投资需求表或者曲线X1X1′相协调的Y曲线，二者的交点即利息率为r1。现在，如果投资需求曲线由X1X1′移动到X2X2′，收入一般也会移动。但是，上图没有包含足够的资料告诉我们这个新的收入的数值是多少。而且，由于我们不知道哪一条是应有的Y曲线，所以，也就不知道新的投资需求表和应有的Y曲线相交的点在哪里。然而，如果我们引入流动性偏好的状况和货币数量，而二者又一起决定利息率r2，那么，整个情况就成为可以确定的了。图中与X2X2′相交于r2点的Y曲线就是应有的Y2曲线。由此可见，X曲线和Y曲线并不能告诉我们利息率r为多少，它们只能告诉我们收入是多少，如果根据其他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利息率水平如何的话。假设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都保持不变，从而利息率也保持不变，则与新投资需求曲线相交于Y1曲线与原有的投资需求曲线交点下方的Y2′曲线，就是应有的Y曲线，而Y2′就是应有的新收入水平。

这样，古典学派理论所使用的函数，即投资量对利息率的变动的反应与既定收入下的储蓄量对利息率的变动的反应，都不能为利息率理论提供所需要的材料。但是，它们能够被用来告诉我们：在既定的（从其他来源可以决定）利息率条件下，收入水平将如何；或者换另一种说法，即：如果收入被保持在一个既定的水平（例如，相当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利息率将如何。

古典学派的错误来源于把利息率当做等待的报酬，而不是把它看成不贮藏货币的报酬。正像包含不同程度风险的贷款或者投资的报酬率，不应该被当做等待的报酬，而应该被看成是甘冒风险的报酬一样。实际上，在这些报酬和所谓“纯粹”利息率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它们都是甘冒这一种或者那一种不确定性的风险的报酬。只有当货币仅仅被用来满足交易的需要，而不被用做贮藏价值的手段时，另一种不同的货币理论才是适合的。[6]

然而，有两个为大家所熟悉之点，或许能够使我们警惕古典学派的某些错误。首先，至少从卡赛尔教授的《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发表以来，大家都同意：当利息率提高时，对既定收入中的储蓄量是否必然增加并不确定。与此同时，没有人怀疑：对投资的需求表的各点会随着利息率的上升而下降。但是，如果Y曲线和X曲线当利息率上升时而一起下降，那么，就不能保证一条既定的Y曲线和一条既定的X曲线会有交点。这暗示我们，单独只有Y曲线和X曲线不能决定利息率。

其次，古典学派通常假定，货币数量增加有降低利息率的倾向，至少在短期内的初始阶段足如此。然而，提不出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货币数量的变动会影响投资需求表，或者在既定收入中愿意储蓄的量。这样，古典学派有着完全不同的两套利息率理论：第一卷是论述价值论中的利息理论；第二卷是论述货币论中的利息理论。他们似乎没有由于这个矛盾而不安，并且据我所知，也未曾企图在这两个理论之间搭个桥。而新古典学派由于企图在它们当中搭个桥，却把事情引向最糟糕的混乱之中。因为新古典学派推论认为：必定存在着两种供给的来源来迎合投资需求表，即：（1）正常储蓄，也就是古典学派所谓的储蓄，以及（2）由于货币数量的增加所带来的储蓄（某种对公众的征课，被称为“强迫储蓄”，或者类似的名称）。于是产生了“自然的”、“中性的”或者“均衡的”利息率这类想法。这也就是使得投资等于古典学派的不包含任何“强迫储蓄”的正常储蓄。最后，新古典学派得出一个最浅显的解决方案（假定他们的出发点符合正确的常规），即：如果在一切情况下，货币数量能够保持不变，则这些复杂情况就不会产生了。因为货币数量不变，设想的投资超过正常储蓄结果所设想的种种弊病也就没有存在的可能了。但是，就在这一点上，我们陷入了深渊。“野鸭已经潜到水底——达到它所能及的深度——并且拼命咬住野草、蔓茎以及水底的一切杂物不放，因而需要一只超常敏锐的狗潜入水中，把鸭子捞上来。”[7]

由此可见，传统的分析是错误的，因为它未能把经济体系的自变量正确地隔离出来。储蓄和投资是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因素，而不是决定经济制度的因素。它们是经济制度的决定因素所导致的后果。这些因素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表和利息率。这三个决定因素本身的确是复杂的，而且每一个因素都会由于其他两个因素的未来的变化而受到影响。但是，从它们的价值不能相互推算的意义上说，它们仍然是自变量。传统的分析知道储蓄取决于收入，但却忽略了收入取决于投资的事实。其形式是：当投资改变了，收入必然改变，改变的程度是能使储蓄的变化等于投资的变化。

那些企图使利息率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理论也并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功。在均衡时，利息率确实是等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因为，一直达到它们相等之点以前，增加（或减少）现行投资规模都是有利的。但是，想因此把它放入利息率理论，或者由此推导利息率，则会引起循环推理的问题。正像马歇尔那样，沿着这条解释利息率的思路，走到半路发现了这个问题。[8]因为，“资本边际效率”部分地取决于现行投资规模，而在我们能够计算出这个规模有多大以前，我们必须首先已经知道利息率如何。重要的结论是：新投资的产量将会推进到一点，在该点，资本的边际效率将等于利息率；而资本边际效率表告诉我们的不是利息率如何，而是在既定利息率条件下，新投资的产量将被推进到那一点。

我想读者会很容易地了解到：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具有最基本的理论意义和头等的实践重要性，因为经济学家们赖以对实际问题提出建议的经济学原理，总是设想：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消费减少，利息率会趋于下降；投资增加，利息率会上升。但是，如果上述二者所决定的不是利息率，而是就业总量，那么，我们对经济体系运行机制的看法将会有深刻的变化。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把消费愿望的减退不当做增加投资的因素，而当做减少就业量的因素，这就代表着对消费愿望减退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分歧。

附录：论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及
其他著作中的利息率理论

一

在马歇尔 · 埃奇沃斯或者庇古教授的著作中，都没有关于利息率的连贯性的讨论——只不过是一些附带论及而已。除去上面已经引用过的以外，马歇尔关于利息率的重要提示，只能在他的《经济学原理》（第6版）第6编上找到。其要点见以下引文：

利息，在任何市场中，都是为使用资本而支付的代价。它趋向于一个均衡水平，即在该利息率水平下，市场上对资本的总需求量等于资本的总供给量。[9]如果我们所考察的市场是一个小市场，譬如说一个单个小城镇，或者在一个发展国家的单个行业市场。在其中，对资本需求的增加可以迅速地从邻近市区或者行业的供给量的增加得到满足。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的是全世界，或者一个大国的整体，像是一个资本市场，则我们就不能认为，该市场的总供给量会迅速改变，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受利息率变化的影响。因为资本的一般基金是劳动和等待的成果，而由于利息率的上升的刺激而追加劳作[10]和等待，与形成现有资本品总额的劳作和等待相比，不会很快地形成大量的资本品。因此，在短期内，普遍的对资本需求的大量增加，不会从增加的供给中得到满足，而可以从利息率的上升中得到满足[11]。当然，利息率的上升将使资本部分地从其边际效率最低的用途中撤出。它只能缓慢地和逐渐地增加资本的总量。

不能不反复指出：“利息率”一词对原有资本投资的适用性是有限的。[12]例如，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个国家的工商业资本按照大约3%的净利息率投资了将近70亿英镑于各个行业。这种说法固然方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是可以的，但是不精确。应该这样说：假设在那些工商业的每一个行业中新的资本投资（也即边际投资）的利息率大约为3%，那么，如果把投入各个不同行业的资本总额所得到的年总净收入乘以33（即按照3%的利息率资本化），则投资总额即还原为约70亿英镑。因为已经投入到改良土地、兴修建筑、建造铁路或者生产机器的资本的价值是它将来的净收入（或者准地租）贴现为现值的总额。如果它取得未来收入的力量下降，则它的价值也就随之减少。其数额应该等于减少了以后的收入扣除折旧后的资本化价值。

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中（第3版），庇古教授写道：“‘等待’服务的性质受到了很大的误解。有时，它被认为能够提供货币；有时，它被认为能够提供时间；根据这两种说法，它又被认为对国民收入不会作出任何贡献。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等待’不过是指人们把立即享受的消费推迟了，从而使那部分可能被消耗掉的资源转化为生产工具[13]……因此，‘等待’的单位就是一定量资源（例如劳动或者机器）一定时间的利用[14]。……更广泛点说，等待单位就是一个年价值单位，或者用比较简单但也比较不准确的卡赛尔博士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年英镑单位……一种更通俗的看法认为，在任何一年资本积累的量必然等于该年当中储蓄的量。对于这种看法应该审慎。因为事实并非如此。甚至把储蓄解释为净储蓄，即去掉一个人借款给另一个人用于消费的储蓄，或者略去未被使用的对劳务的支配权采取银行存款形式的暂时积累，事实也不是这样。因为，许多意欲变为资本的储蓄，由于错误地被引入浪费的用途而未能实现这一目的。”[15]

庇古教授关于什么决定利息率的唯一重要论点，我认为，可以在他的《工业波动》（第1版）里找到。在这里，他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由于利息率取决于实际资本的需求和供给的一般情况，因而利息率处于中央银行或者任何其他银行的控制之外。针对这一观点，他争辩说：“当银行家们为工商业者们创造出更多的信用时，实际是银行家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在第1编第13章作出的解释为条件[16]，为工商业者们向公众强制实行的一种实物征课，从而增加了工商业者们所掌握的实际资本流，降低了长期和短期贷款的实际利息率。总之，银行放款的利息率和长期的实际利息率有着机械的结合关系，这是真实的。但这种长期放款的实际利息率是由全然在银行控制以外的条件所决定，则是不真实的。”

以上我把各家随着引文所作的评论都放在了脚注中。我发现，马歇尔的观点的混乱，我认为，基本上是由于他把属于货币经济领域的“利息”概念引入不考虑货币的理论中了。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利息”一词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出现，——它属于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庇古教授引导我们（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中）推论，等待单位就是现行投资量的单位，而等待的报酬就是准地租。实际上他从未提到过利息，——这当然是应有的结果，因为这适合于他的另一种暗中假设。然而，这些学者所论述的并不是一种没有货币的经济（如果世界上果真存在有这样一种经济的话）。他们非常明确地承认，货币是要被使用的，而且存在着一种银行制度。此外，在庇古教授的《工业波动》（主要是对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的研究）或者他的《失业论》（主要是假使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条件下，研究就业量变动的因素）中，利息率所占的地位并不像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中所占的地位那样重要。

二

以下摘自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引文，可以代表他的利息率理论：

货币的利息率不是由银行贷款时的利息率所规定，不论它是5%、3%或者2%，而是取决于投资所能得到的利润率。而利润率和货币的数量与价值是全然无关的。不论银行贷出100万、1000万或者1亿，它们都不会永久地改变市场利息率，而只能改变这样发行出去的货币的价值。从事同一种经营活动，在一种情况下需要的货币量可能比另一种情况下需要的货币量大10倍或者20倍。因此，向银行申请借款的数量取决于运用这笔借款所能得到的利润率和银行贷款时所索取的利息率之间的比较。如果银行索取的利息率低于市场利息率，则银行可以贷出任何数量的货币；如果高于市场利息率，则只有奢靡浪费的纨绔子弟才借款了。

这段引文是如此明确，以致它比其后的学者们的说法能提供一个更好的讨论的出发点。其后的学者们虽然没有真正脱离李嘉图学说的实质内容，然而却觉得它十足的欠妥，而在含糊其辞中求得掩护。上面的引文，和往常对待李嘉图的其他著作一样，当然也要被理解为是一种长期的学说，着重点在引文中的“永久地”一词。那么，这里考察一下这种学说赖以证实的假设条件为何是有意义的。

所需要的假设条件仍然是古典学派通常的假设条件，即总是存在着充分就业。因此，如果用产品计量的劳动的供给曲线没有变化，那么，在长期均衡中就只有一个可能的就业水平。在这一假设条件下，再加上其他条件不变的通常假设，即除去货币数量的改变所引起的后果以外，没有心理倾向和预期上的变化。因而李嘉图的理论只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即：在上述假设前提下，只有一个利息率的数值符合长期充分就业状态。李嘉图及其后继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长期中，就业并不必然是充分的，而可能是多变的。从而相应于每一种银行政策，就存在着一个不相同的长期就业水平。结果，相应于货币当局的各种不同的利息率政策，就会有许多长期均衡所处的位置。

如果李嘉图满足于他的论点只适用于货币当局所创造的货币数量一定的情况，那么，在货币工资有伸缩性的假定前提下，他的论点仍然是正确的。那就是说，如果李嘉图的论点是：不论货币当局把货币数量固定在1000万或者1亿的水平，就不会使利息率作出永久性的变动，他的结论也就能够成立，但是，如果货币当局的政策是我们所指的货币当局增加或者减少货币数量的条件，也即：货币当局通过改变贴现数量或者公共市场业务以增加或者减少其资产时所要求的利息率——这也就是李嘉图在上面的引文中所表明的货币政策——那么，这既不是货币政策不起作用，也不是只有一种政策才符合长期均衡；如果有非自愿失业存在，失业劳动者之间为了就业而展开无益的竞争，从而假定货币工资无限制地下降，那么，即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也确实只有两种可能的长期均衡位置——充分就业的位置和相应于流动性偏好变得无穷大也即利息率低到无法再低时的就业水平位置（这时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假设货币工资有伸缩性，则由于流动性偏好无限制地吸纳货币而使得货币数量在长期内不发生作用，但货币当局改变货币数量的条件却成为经济体系内的一个决定因素。

值得补充的是，上面引文中的结尾几句表明，李嘉图忽略了随着投资量的变化而可能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化。但是，这可以再一次表明，这是在理论上和他的后继者们相比具有较大内在一致性的例子。因为，如果就业量和社会的心理倾向都被当做是既定的，则事实上就只会有一个可能的资本积累率，因而也就只有一个可能的资本边际效率的数值。李嘉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卓越的智慧上的成就，这个成就远非弱智者所能达到的。他把远离现实的假想世界当做现实世界，然后始终如一地生活在其中。而他的大多数的后继者们虽然顾及到常识，但却不能帮助他们破除他们在逻辑一致性上受到的损害。

三

冯 · 米塞斯教授曾提出过一个奇特的利息率理论，曾被哈耶克教授所采纳，并且我认为也曾被罗宾斯教授所采纳。该理论是说：利息率的变化就是消费品价格水平与资本品价格水平的相对变化[17]。这一结论如何得出的不清楚。但是，论证似乎遵从如下方式：通过某种极其简单化的方法，使资本的边际效率可以用新消费品的供给价格同新资本品的供给价格之比来衡量[18]。然后，把这一比例和利息率等同起来。这个事实使我们注意到：利息率的降低有利于投资，因而消费品价格与资本品价格之间的比例的降低，也就有利于投资。

通过这种办法，在个人储蓄的增加和总投资的增加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了。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个人储蓄的增加会使得消费品价格下降，而且很可能比资本品价格的下降大些。因此，根据上面的推理，这就意味着利息率的降低可以刺激投资。当然，某种特殊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的降低，从而整个资本品的边际效率表的降低，正好和上述论断设想的有相反的影响。因为投资既可以被资本边际效率表的上升所刺激，也可以被利息率的降低所刺激。作为把资本的边际效率与利息率相混淆的结果，冯 · 米塞斯教授和他的门徒们得出了正好与事实相反的结论。下面阿尔文 · 汉森教授的引文给出了一个类似的混淆的很好的例子：[19]“某些经济学家们认为，消费支出减少比消费支出不减少时的净影响，是降低消费品价格的水平。结果对固定资本投资的刺激也就趋向于减少。然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把（1）消费品价格的高点和低点和（2）利息率的变化对资本形成的影响，混淆起来了。消费支出的减少和储蓄的增加，其结果确实会使消费品的价格相对低于资本品的价格。但是，实际上，这意味着一个较低的利息率。较低的利息率会使那些利息率较高时无利可图的领域刺激其资本投资的扩大。”

[1]参阅在本章的附录中，我所能找到的摘要。

[2]参阅下面以及其后的有关这一段话的进一步论述。

[3]卡弗教授关于利息的讨论难以理解，因为：第一，他所说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是指“边际产品的数量”，还是指“边际产品的价值”，前后不一致。第二，他没有对资本的数量给出定义。

[4]在最近一次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中（F. H.奈特教授在《经济》杂志1932年8月号的他的一篇论文“资本、时间和利息率”中），对资本的性质曾进行了许多饶有兴味的和深刻的考察。他肯定了马歇尔关于庞巴维克的分析无用的传统观点的正确性。他所提出的利息理论也正好是传统的、古典的模型。按照奈特教授的说法，在资本生产领域的均衡意味着“这样一种利息率，在此利息率条件下，储蓄按照准确的相同的时速流入市场的量正好等于储蓄按照相同的净报酬率流入投资的量。这个净报酬率是利用储蓄而付给储蓄者的。

[5]这个图形是R. F.哈罗德先生建议给我的。也可以参阅D. H.罗伯森先生的部分类似的设计，《经济学杂志》，1934年12月号。

[6]参阅下面第17章。

[7]当代经济学家们的“中性的”利息率既不同于庞巴维克的“自然的”利息率，也不同于威克赛尔的“自然的”利息率。

[8]见本章附录。

[9]要注意：马歇尔使用“资本”一词，而不使用“货币”；使用“供给量”，而不使用“贷款”。然而，利息是为了借货币而支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资本的需求”应该解释为“为了购买一定量的资本品而对货币贷款的需求”。但是，使资本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的是资本品的价格，而不是利息率。利息率能使之相等的是货币贷款的需求和供给，也即债务的需求和供给。

[10]这里假设收入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利息率的上升如何导致“追加劳作”是不清楚的。难道是由于利息率的上升可以增加为储蓄而劳作的吸引力，从而把利息率的上升认为是一种类似实际工资的增加，从而可以诱使生产要素为了较低的工资而劳作吗？我想，这或许是D. H.罗伯森先生心目中对类似场合的想法。当然，“这不能很快地形成一个很大的数量”，而且企图用这个因素来解释投资量的实际波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的确是荒谬的。这句引文的后半部分我将重写如下：“如果由于资本边际效率表的增加，而普遍对资本的需求也大量增加，但这种增加没有被利息率的上升所抵消，则作为资本品生产增加之结果的就业量的增加额和收入水平的上升，会导致用货币计量的追加等待的数量正好等于现行资本品增加量的价值，从而正好提供给后者。”

[11]为什么不用资本品的供给价格的提高来满足呢？例如，假设“普遍对资本的大量需求”是由于利息率的下降造成的，我建议这段文字应改写为：“因此，从对资本品的需求大量增加而不能立即由增加的供给所满足而言，它必须暂时由资本品供给价格的上升所抑制，资本品的价格会有足够的上涨，以致使资本的边际效率等于利息率，而不需要投资的规模有较大的变动。同时（永远如此），适用于生产资本品的生产要素将会被用于生产在新情况下的资本边际效率最高的资本品。”

[12]事实上根本谈不到这一点。我们所能谈到的只是：为了购买投资的资本品，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或者为了其他目的）而借钱的利息率。

[13]这里的用语含混，因为它究竟是说，根据我们的推论，等待或者延迟消费会必然地使一部分资源转化为生产工具？还是说，等待腾出来的资源，根据情况，或者是闲置不用，或者是被用于投资呢？

[14]要注意：一定量的资源不是收入的所得可以消费但未消费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因此等待的报酬不是利息而是准租金。这句话似乎意味着，被腾出来的资源必然被使用，因为腾出来的资源不被使用，那么，等待的报酬是什么？

[15]在这段引文里，庇古教授没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略去使用不当的投资，而把“未被使用的对劳务的支配权采取银行存款形式的暂时积蓄”计算在内，则净储蓄是否等于资本的增加量。但在《工业波动》，庇古教授明确指出：这样的积累对于他所谓的“实际储蓄”并不发生影响。

[16]这里（前引书）包含着庇古教授的这一观点，即：银行创造的一笔新的信用可以为企业主增加可用的实际资金流。实际上，他企图“从通过信用创造所提供给工商业者的流动资本”减去“没有银行的地方用其他方法得到的流动资本”。减去以后，他的论点是非常晦涩的。一开始，靠利息收入为生的人们有收入1500，从其中他们消费500，储蓄1000。信用创造行为把他们的收入减少到1300。其中消费500-x，储蓄800+x。可是，庇古教授作出的结论认为，x代表信用创造的企业主可使用的资本的净增加额。那么，企业主的收入究竟被认为增加多少？增加额等于他们从银行借来的数额（减去上述企图减去的数额），还是食利者的收入减少的数额即200？在二者任何之一的情况下，是否认为企业主会储蓄其全部增加额？增加的投资是否等于信用创造额减去上述企图减去的数量？或者等于x？庇古教授的论证似乎停止在论证应该开始的地方。

[17]参见《货币与信用理论》以及该书的其他部分，特别是。

[18]如果我们处于长期均衡状态，或许可以引申出一种特殊的假设，使这种说法得以证实。但是，如果所论及的价格是萧条状态下流行的价格，则简单设想企业主在形成他们的预期时，会假定这些价格是永久不变的，这肯定会是一种错误的引导。而且，如果他真的这样假设，那么，现行的资本品存货的价格就会和消费品的价格同比例地下降。

[19]参见《经济复兴》。

第十五章
流动性偏好的心理动机和经营动机

一

现在，我们必须对第13章已经做过初步介绍的流动性偏好的动机进一步更详细地加以分析。分析的内容和有时在对货币的需求标题下讨论的内容实质上是相同的，它也和所谓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紧密相连；——因为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只是计量公众在他们的收入中选择有多大比例以现金形式持有。因此，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的增加可以被看成是流动性偏好降低的象征。然而，它们不是同一的事物。因为，个人在流动性和非流动性之间能够进行选择的，是就他已经积累起来的储蓄存量而言，而不是就他的收入来说。而且，无论如何，“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这个名词本身有一种错误的猜想，认为对货币总体需求的爱好对收入来说，总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或者有某种决定关系。然而，这种猜想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应该只适用于公众现金持有的一部分。误导的结果使人们忽视了利息率的作用。

在我的《货币论》中，我在三个标题下研究了对货币需求的总量，即：收入存款、经营存款和储蓄存款。在这里，没有必要重述我在该书第3章里的分析。然而，为了这三种目的的每一种而持有的货币都汇总成一个水池子，持有者不必要把它分成三个不漏水的舱，甚至在他们的心目中也没有严格区分的必要。而且，同一笔款项可能是主要地为了一种目的而持有，又次要地为了另一种目的而持有。因此，一般较好的或许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个人在一定情况下对货币的总需求当做单一的决策，虽然它是由许多不同动机综合成的结果。

然而，在分析动机时，在某种标题下把它们分开还是方便的。第一种类别大致相当于收入存款和经营存款的区分，后两种类别相当于储蓄存款。关于这些类别，我曾经在第13章以下的标题中简要地进行过论述：交易动机（这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收入动机和经营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

（1）收入动机，——持有现金的理由之一，是为了在两次取得收入的中间期间作为搭桥和支付之用。这种动机在诱使人们作出保持一定现金总额的决策的力量之大小，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以及收入和支付期间的长短。严格地说，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这个概念只有在这种场合才是适用的。

（2）经营动机，——同样，为了在经营开支和取得消费贷款之间搭桥也需要持有现金。经营者为了在购买和售出之间搭桥需要持有现金也属于这一类。这种需求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现行产品的价值（因而取决于现行的收入），以及产品售卖过程中转手的次数。

（3）谨慎动机，——为了应付需要突然支出的偶然事件，为了适应意外的有利的购买机会，以及为了保持用货币计量的价值不变的资产以便偿付未来用货币计量的价值不变的债务等等，也是持有现金的另外的动机。

以上三种类型的动机的强弱，部分地取决于取得现金的方法的代价和可靠性。有时因需要而采取暂时借款的形式，特别是有时采取银行透支或者类似的方式。当实际需要的时刻，如果能毫无困难地得到现金，就没有必要持有呆滞不用的现金来度过一个时期。这些动机的强弱程度也将取决于持有现金的相对成本。如果只有牺牲掉有利可图的资产的购买才能保持住现金，这会增加持有现金的成本，因而削弱持有一定量现金的动机。如果可以得到存款利息，或者持有现金可以免除银行索取的费用，这就会减少成本和加强持有现金的动机。不过，除非持有现金的成本有很大的变动，这可能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4）剩下的是投机动机，——这个动机比其他的动机需要一个更详细的考察。这一则是因为人们对这个动机缺乏充分的理解，再则是因为货币数量的改变导致的后果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在正常情况下，满足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主要是经济体系一般活动和货币收入水平的结果。但是，施加在投机动机上的货币数量的管理（或者，在不加管理的情况下，货币数量自行变动），则会对经济体系产生影响。因为，由于满足前两个动机而引起的对货币的需求，除去对一般经济活动和收入水平的变化的实际反应外，一般地不受其他任何影响。而经验指出：满足投机动机而引起的对货币需求的总量，却常常显示出随着利息率的逐渐变动而不断地变化。也就是说，有一条连续性的曲线，它表示出：满足投机动机对货币需求量的变动和由债券价格的变动和不同期限的债务所决定的利息率的变动之间的关系。

诚然，如果不存在这种关系，则“公开市场业务”就是不可能实行的。我已指出并陈述如上的经验表明的连续性关系的存在，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银行体系事实上总是能够在市场上通过稍微提高（或者降低）债券价格，来购买（或者出售）债券以换取现金。银行体系通过购买（或者出售）债券和债务证券来寻求创造（或者消除）的现金数量越多，则利息率的下降（或者上升）也必然越大。然而，在（例如在1933—1934年的美国）公开市场业务被限制在购买短期证券的地方，其影响当然也主要被限制在短期利息率上，对非常重要的长期利息率只会有较小的反作用。

然而，在讨论投机动机时，区分开利息率的不同变化是重要的。一是，在流动性函数没有任何变化的条件下，由于可能满足投机动机的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所造成的利息率的变化；另一是，主要由于影响流动性函数本身的预期的变化所造成的利息率的变化。公共市场业务通过这两种渠道确实能影响利息率，因为它们不仅能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能引起中央银行或者政府涉及未来政策的预期的改变。由于信息的变化所产生的预期的修改而导致的流动性函数本身的变化，常常是非连续性的。因此，它所引起的利息率的变化也相应地具有非连续性。只有当信息的改变被不同的个人作出不同的解释时，或者信息的改变对个人的利益影响不同时，则在——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债券市场上的交易活动才会增多。如果信息的改变对每个人的判断和要求的影响完全相同，则利息率（用债券和债务证券的价格所表示的）会立即被调整到与新情况相适应的地步，而不需要任何市场交易。

这样，在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并处在相同的地位的最简单的场合，境况或者预期的变化不会造成任何货币在人手之间的转移；——它将只是把利息率改变到这样一种必要的程度，即适足以抵消每个人在原先的利息率水平下，为适应新的境况和预期而改变持有现金量的愿望。并且，由于在境况和预期改变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改变其关于利息率的观念，从而导致他们在相同的程度上改变对现金量的持有，所以没有现金转手的交易。相应于每一种境地和预期的状态，就会有一个适当的利息率，而且不会有任何人改变其通常的现金持有的问题。

然而，一般说来，境况或者预期的改变，会造成个人在持有货币上的某些调整；因为，事实上这种改变对不同的个人在思想上会有不同的影响。其原因部分的是由于境况不同，保持货币的理由也不同；部分的则是由于信息和对新情况的解释不同。这样，新的均衡利息率会与货币持有量的再分配相伴而出现。虽然如此，而值得我们主要注意的是利息率的变化，不是现金持有量的再分配。后者是个人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现象，而实质的现象还是发生在最简单的场合之中。再者，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利息率的变动通常是对信息的变化所作出的最主要的反应。正像报纸所常说的那样，债券价格的变动，“与债券交易活动相比，大到不成比例”；——这正是应该出现的情况，因为人们在对信息的反应上，相似之处多于不相似之处。

二

虽然个人为满足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而决定持有的现金数量和为满足投机动机而持有的现金数量并不是完全无关的，但是，作为有把握的大体的说法，可以把这两组现金持有量看成是彼此完全无关的。所以，为了进一步分析的目的，我们就按照这种方式来加以区分，展开问题的探讨。

用M1代表满足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而持有的现金量，M2代表满足投机动机而持有的现金量。相应于这两种类别的现金，于是我们有两个流动性偏好函数L1和L2。L1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L2主要取决于现行利息率和预期状态之间的关系。这样：

M=M1+M2=L1（Y）+L2（r）

这里，L1是相应于收入Y的流动性偏好函数，它决定M1；L2是利息率r的流动性偏好函数，它决定M2。由此可见，有三件事物需要考察：（1）M的变化对Y和r的关系；（2）什么决定L1的形态；（3）什么决定L2的形态。

（1）M的变化对Y和r的关系。首先，它取决于M的变动是如何产生的。假设M由金币构成，那么，M的改变只能来自金矿开采者行为的成果的增加。金矿开采者属于我们考察的经济制度之内。在这个场合，M的变化首先直接与Y的变化相联系，因为新开采出来的黄金总会成为某些人的收入。如果M的改变来自政府为了满足它的现行开支而发行纸币，持有现金的情况也正好是相同的——在这个场合，新发行的纸币也总会首先成为某些人的收入。然而，新的收入水平不会继续保持在充分的高度，使得M1能吸收M的全部增加量，因为货币增加量的一部分会寻求出路，用以购买证券或者其他资产，直到r下降到如此水平，以致一方面使得M2的量增加，同时另一方面刺激Y上升到如此程度，以致新的货币既被M2所吸收，又被M1所吸收。这个M1相应于Y的上升而增加，Y的上升是由r的下降造成的。可见，这个场合只比另一个场合多了一步。这另一个场合是：要发行新货币，首先银行体系必须放松信用条件，以便诱使某些人向银行出售债务或者债券，以换取新现金。

所以，我们有把握地可以把后一种场合当做典型的场合。可以假定：改变r可以改变M，而且r的改变还会部分地通过M2的改变，部分地通过Y的改变，从而通过M1的改变引向一个新的均衡。从这个新的均衡位置，增加的现金（增加的M）在M1和M2之间的划分，取决于投资对利息率降低的反应，以及收入对投资增加的反应[1]。由于Y部分地取决于r，所以M的一定量的变化必然会使r有足够的变化，以致M1和M2分别变化相加等于该一定量的M的变化。

（2）究竟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被定义为Y对M的比例，还是Y对M1的比例，总是没有搞清楚。然而，我主张用后一个定义。这样，如果V代表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则：

当然，这里没有理由假定V是固定不变的。它的数值取决于银行业和工业组织的特点、社会习惯、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保持呆滞现金的实际代价。虽然如此，如果我们从短期的观点来看，并且能够有把握地假定，任何这些因素都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则我们可以把V当做一个常数来看待。

（3）还有M2与r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第13章我们已经看到：对利息率将来变化的不确定性，是关于为什么人们持有代表流动性偏好L2的M2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因此，一定量的M2和一定水平的利息率r之间并没有确定的数量关系；——在这里，人们所注意的不是r的绝对水平，而是r的绝对水平偏离被认为是r的比较安全水平的程度。比较安全的r的水平是运用概率计算出来的。尽管如此，还有两个理由认为：在任何既定的预期状态下，r的下降会同时伴随有M2的增加。首先，如果一般关于什么是r的安全水平的看法不变，则r的每一次下降都会减少市场利息率相对于“安全”利息率的数值，从而使得放弃流动性偏好的风险增大。其次，r的每一次降低会减少放弃流动性偏好的现行报酬，这种报酬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保险赔偿金，用以抵消资本账目蒙受损失的风险。减少的数额等于旧的与新的利息率平方之差。例如，如果长期债券的年利息率为4%，那么，只有在根据概率权衡得失的基础上，才能认为放弃流动性偏好而持有债券是可取的。显然，除非长期利息率的增长快于债券利息率（4%），假定快4%，即每年增长大于0.16%（4%×4%），则利息收入大于资本账目上的损失。于是不会放弃流动性偏好，否则，就宁愿放弃流动性偏好而获取债券的利息。而如果利息率下降到2%，则利息率的增长（2%×2%=0.04%）低于债券的利息率（4%）。于是就会保持债券，否则，就会保持流动性偏好而放弃债券。因此，可以说，现金M2持有量的变化取决于两种利息率的平方差，即（4%×4%）-（2%×2%）。这也许是使得利息率不能下降到最低水平的一个主要障碍。除非人们有理由相信为什么将来的情况会与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那么，一个已经降到很低水平的利息率（比如说2%），会使他们害怕利息率上升的心情大于希望利息率下降的心情。同时，这种低利息率所能提供的利息收入只能补偿很小程度的利息率的上升。

因此，很明显，利息率是一个包含高度心理活动的现象。我们将在以后第5编中发现：低于相应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的利息率不可能处于均衡状态。因为，当它低于充分就业水平时，真正的通货膨胀就会出现。结果，M1就会完全吸收掉经济增加前的现金量。但是，当利息率处在一个高于相当充分就业的水平时，长期市场利息率就不仅取决于货币当局的现行政策，而且还取决于市场对货币当局将来政策的预期。短期利息率是容易被货币当局所控制的。这是因为：一则，不难使人们相信，货币当局的政策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再则，除非利息收入接近于零，否则，利息收入总量大于资本的损失。但是，一旦当长期市场利息率下降到人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对将来货币政策的预期而普遍认为“不安全的”水平时，它便比较难于控制。例如，在一个同国际金本位连在一起的国家里，其利息率低于其他任何国家流行的利息率，会被认为是由于缺乏信心而造成的暂时现象。但是，该国国内的利息率却可以人为地提高到与属于国际金本位体制国家中流行的最高利息率平价的水平（除去风险以后）。这个水平远远和国内充分就业不相容。

因此，被公众认为具有试验性的，或者易于改变的货币政策，在实现其较大地降低长期利息率的目标上，可能是失败的。因为，当利息率r降低到一定水平以下时，M2则可以几乎是无限制地增加。而另一方面，同一政策如果被公众认为是合理的，有现实性的，合乎公共利益的，有坚强信心为根基的，被当局不断改进而不能轻易改弦易辙的，就可以很容易地取得成功。

与其说利息率是一个具有高度心理内涵的现象，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它是一种高度具有成规的现象。因为它的数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行的观点认为它应该是多少。任何一个利息率水平，有足够的信心被认为可能是持久不变的，就将会是持久不变的。当然，在一个变动中的社会里，由于种种原因，围绕着这一期望为正常的数值还是有波动的。特别是当M1的增长比M的增长更快时，则利息率将上升；反之，利息率将下降。但是，作为围绕其上下波动的那个利息率却可以在几十年内长期处在对充分就业来说十分高的水平。特别是，如果流行的观点认为利息率可以自行调节，因而由社会成规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被认为是客观原因比起社会成规来具有更坚强的根基，这样一来，在公众和管理当局的心目中，联想不到就业量未能达到最适度水平，是与利息率停留在不合适的水平有关。

至此，我想读者应该清楚了：要想把有效需求维持在足以保证充分就业的高度，其困难在于：一方面是由社会成规所决定而相当稳定的长期利息率，另一方面是高度不稳定的资本边际效率，二者的同时存在。

从乐观方面着想，能够给人们以鼓励的在于希望。正是由于社会成规并不是根源于确切知识，因而它对于货币当局的持续而一贯的有限度的政策并不总是过分地加以抵制。公众的想法能够相当地习惯于利息率的温和下降，从而社会成规对将来的预期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这就为货币当局进一步压低利息率铺平了道路——当然有个限度。英国脱离金本位后长期利息率的下降，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例子；——利息率的主要变动是在一系列不连续的跳跃的影响下实现的。这是当每一次利息率下降时，变得习惯了的公众流动性偏好函数，对信息和当局政策的新的刺激作出反应变得有准备了。

三

我们可以把以上所述总结成一个命题，即：在任何既定的预期状态下，在公众的心目中，存在有超过交易动机或者谨慎动机所要求的持有现金的潜在愿望。这种愿望是在一定程度的实际现金持有来实现它自己的。这种程度取决于货币当局愿意制造现金的条件。而概括在流动性偏好函数L2之中的就是这种潜在愿望。

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应于货币当局制造的货币数量，有着一个已被决定了的利息率，或者更严格地说，有着一个已经被决定了的不同期限的债券的利息率体系。然而，除去货币数量以外，经济体系中的任何其他一个要素单独出来，其变动也同样会影响利息率。因此，这里的特定分析只在这种情况下才有用和有意义，即：在货币数量的变动和利息率的变动之间有着某种特别直接和重要的联系。我们如此设想的理由是：有这样一种产生自这样一个事实的特殊联系，一般说来，这个事实就是：银行体系和货币当局都是货币和债券的买卖者，而不是资产或消费品的买卖者。

如果货币当局准备根据特定条件买卖所有期限的债券，或者更确切地说，准备买卖风险程度不同的债券，那么，在利息率体系和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就是直接的。利息率体系只是银行体系获得或者脱离债券的条件的表现。而货币数量则构成个人手中所拥有的货币——个人对一切有关情况加以考虑之后，宁愿持有具有流动性的现金，而不愿按照市场利息率所计量的条件，用现金去购买债券。在货币管理的技术上，最重要的实际操作的改进或许是，由中央银行按照规定的价格购买和销售一切期限的优质债券，而不是按照单一的银行利息率买卖短期票据。

然而，在今天的现实中，银行系统所决定的债券价格在市场上的“有效”程度，也就是从银行系统支配债券的实际市场价格的意义上说，不同的体制是有差异的。有时对债券价格的控制在一个方面比另一个方面更有效。就是说，银行系统可以按照某种价格购买债券，而不必按照与买价相差无几的价格（例如只加上一点手续费）出售债券。虽然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借助公开市场业务不能在买与卖这两方面都有效。不过，这里有一种重要的限制，即：一般地，货币当局并不是同等地对待不同期限的债券的。货币当局在现实中，常常倾向集中于短期债券，把长期债券的价格留给过时了的和反作用不完全的短期债券的价格去施加影响；——即使这里仍然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它们需要这么做。在这些限制发生作用的地方，利息率和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的方向会相应地受到影响。在英国，有意控制的领域似乎在扩大。但是，在应用这种理论于任何特殊场合时，必须顾及到货币当局在现实中所使用的政策的特点。如果货币当局只经营短期债券，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到短期债券现在和将来的价格对长期债券所施加的影响。

由此可见，货币当局对不同期限和风险的债券建立任何一套利息率体系，是有着某些限制的。这可以概括如下：

（1）来自货币当局自身的限制，因为货币当局只愿意经营某种特殊类型的债券。

（2）由于上面已经讨论过的原因，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利息率下降到某种水平后，从差不多每个人都宁可持有现金而不愿持有债券这个意义上说，流动性偏好变成几乎是绝对的，因为债券所提供的利息率太低。在这种事态下，货币当局可能丧失掉对利息率的有效控制。虽然这个极端的情况在将来可能变成一种重要的事态，但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具体事例。诚然，由于多数货币当局不愿大胆地经营长期债券，所以也没有更多的机会来对此进行检验。此外，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了，这就意味着政府本身可以低微的利息率向银行系统无限制地借款。

（3）由于流动性偏好曲线变成了一条水平线，利息率完全失去稳定性的最显著的事例，曾经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出现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俄国和中欧，都曾经历过通货危机或者人们逃避通货的现象。当时，不论以什么条件，都无法诱使人们持有货币或者债券，甚至很高的或者在上升中的利息率也赶不上资本（特别是囤积商品）边际效率在预期货币价值有较大下降影响下的增长。与此同时，在美国1932年的某些日子里，曾有过相反种类的危机——金融危机或者流动性危机。当时，很少有人在任何合理的条件下能够被诱使放弃他持有的货币。

（4）在第11章第4节讨论过的把有效利息率压低到一定数值的困难。这种困难在低利息率时代是有着重要作用的。这些困难有：把借款者和最后的贷款者拉到一起的中间成本，贷款者所要求的在纯利息率之上的风险费用，特别是道德风险费。当纯利息率下降时，并不表明上述的费用和风险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典型的借款者所必须支付的利息率下降的可能更慢于纯利息率的下降，而且通过现有银行业和金融组织的方法，也不能把利息率压到低于某种最小的数值。如果对于道德风险的估计相当高，这一点就特别重要。因为，如果风险是由于贷款者对借款者的诚实产生怀疑，则即使在借款者的心目中无意不诚实，也无法抵消取得借款的高额费用。这一点对短期借款（例如，向银行借款）也很重要。因为这种借款的费用是很重的；——即使贷款者的纯利息率接近于零，银行还会向它的顾客索取1.5%到2%的费用。

四

虽然这个主题属于下面第21章，但在这里先对上述与货币数量说有关的问题作一个简要的说明是有意义的。

在一个静态社会，或者在一个社会里没有人由于任何理由而感到对将来的利息率不能确定，那么，流动性偏好函数L2，或者贮藏货币的倾向（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一名词），在均衡状态时总是等于零。所以，在均衡状态下，M2=0，而且M=M1。从而，任何M的变动将使利息率发生波动，直到收入达到一个水平，在该水平，M1的变动等于所设想的M的变动。现在，M1V=Y，其中，V是前面已经定义过的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Y是总收入。这样，如果在现实中可以衡量现行的产量O和价格P，则我们会得到Y=OP，从而MV=OP，这和传统形式的货币数量论是大体相同的[2]。

从解释现实世界的目的而言，货币数量论的最大缺点是，它未区分：由于产量的变化而引起的价格的变化与由于工资单位的变动而引起的价格的变动[3]。这种忽略的解释，或许来自货币数量论的假设，即：假设没有贮藏货币的倾向，还假设充分就业总是存在。如果情况是这样，则O成为常数，M2为零。那么，假设V也是个常数，则工资单位和价格水平都会直接与货币数量成比例。

[1]关于什么决定新均衡状态的特点，我们必须推迟到第5编进行讨论。

[2]如果我们不把V定义为，而定义为，则货币数量论当然就是一个在一切情况下都能成立的真理，虽然它没有现实意义。

[3]这一点将在下面第21章中予以进一步论述。

第十六章
关于资本性质的几点考察

一

个人的储蓄行为——可以说是——今天不用餐的决策。但这并不是需要决策在一周以后或者一年以后用餐或者买一双皮靴，或者在任何特定的日期消费任何特定的东西。因此，它抑制准备今天用餐的营业，同时也不刺激准备将来消费活动的营业。它不是用将来的消费需求代替现在的消费需求，它是这种需求的一种净减少。此外，对将来消费的期望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现在消费的现行经验，以致现在消费的减少可能抑制将来的消费。结果，储蓄的行为不仅会压低消费品的价格，从而使得现行的资本边际效率不变；而且还会在压低消费品价格的同时，降低资本边际效率。这样，储蓄行为除了会减少现在的消费需求以外，还会减少现在的投资需求。

如果储蓄不仅意味着放弃现在的消费，而且还同时意味着对将来消费订单的搁置，影响是不同的。因为，在这个场合，从投资所得到的将来收益的预期会有所改善。并且从准备供给现在消费之用的资源中释放出来的部分可以转移到准备供给将来消费之用。不过，甚至在这个场合，准备供给将来消费之用的部分，在规模上并不必然等于释放出来的资源的数量。因为，愿意推迟消费的期间可能要求生产方法“迂回”到如此不方便的程度，以致为将来消费而生产的资本的边际效率低于现行的利息率。结果，为将来消费而预先订单对就业可能产生的有利影响不能立即实现，而要到以后的某个日期才能实现，因而储蓄的即刻影响对就业仍然会是不利的。然而，在任何场合，个人储蓄的决策，在现实中，并不包含为了将来消费而预先订单的搁置，而只是代表对现在订单的取消。由此可见，由于消费的期望是就业存在的唯一理由，因而，消费倾向的降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对就业产生压低的影响。对这样的结论就不会有什么困惑了。

所以，麻烦产生了。因为储蓄行为不包含某种特定的额外消费代替现在的消费。这种特定的额外消费为了它的准备而要求像是在价值上等于储蓄额的现在消费所要求的现时经济活动一样多的经济活动。但是，储蓄只是代表得到“财富”的一种欲望，只是为了得到在任何时间消费任何物品的一种潜能。有一种差不多普遍存在的错误看法认为，对有效需求而言，个人的储蓄行为和个人的消费行为一样好。这种错误看法来自一种貌似有理的谬论，即：持有财富的欲望的增加和持有投资品的欲望的增加是一回事。对投资品需求的增加必然会刺激它们的生产。从而，个人储蓄对现行投资的推动与现行消费的减少对现行投资的推动是同程度的。

从人们的心目中去掉这种谬论是困难的。这种谬论来自人们相信：财富的所有者固然希望拥有资本资产本身，而真实想拥有的则是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未来收益完全取决于对未来有效需求和未来供给情况之间的关系的预期。所以，如果储蓄行为无益于促进未来收益，它也就无益于刺激投资。而且，一个个人储蓄者要想达到他作为财富所有者的目标，不必非有新的资本资产品生产出来以满足他的愿望不可。个人的单纯储蓄行为，正像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具有两面性：一个人储蓄会强迫另一些个人要转移某些老的或者新的财富的物品给他。因此，每一次储蓄行为都包含着“强迫的”不可避免的财富转移给储蓄者，而该储蓄者反过来也会受到转移财富给别的储蓄者的遭遇。这些财富的转移不需要有新的财富的创造——诚然，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甚至它们还反而不利于新财富的创造。新的财富的创造完全取决于新财富的未来收益能否达到现行利息率所决定的水平。边际新投资的未来收益不会由于某人增加财富的愿望而增加，因为边际新投资的未来收益又取决于在某一特定日期对某一特定物品的需求的预期。

上述结论是不能用这样一种论证而规避的，即：财富所有者的愿望不是既定的未来收益，而是最好的可能的未来收益。因而，拥有财富的愿望的增加会使得新投资品的生产者所满意的未来收益减少。这种论证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拥有实际资本资产总是有不同的途径，例如，拥有货币和债券所有权。这就使得新投资品的生产者所满意的未来收益不能低于现行利息率所决定的水平。而现行利息率，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并不取决于持有财富愿望的强度，而是取决于持有财富是采取流动性形式还是非流动性形式各自愿望的强度，以及这两种形式的财富的相对供给量。如果读者他自己至此仍感到困惑不解，那么，读者可以问自己：当货币数量不改变时，为什么新的储蓄行为，在现行的利息率下，会降低以流动性形式持有财富的愿望。

当我们试图进一步探究为什么和理由何在时，会引起更深层的疑问，这将在下一章来考察。

二

我们说资本在它的寿命全过程中会有一笔超过其原来成本的收益，比说资本是生产性的为好。为什么一项资产在它的寿命中能提供一种服务而使其总价值大于它的原来供给价格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它是稀缺的。而它之所以能保持稀缺性，是因为要取得它所需的货币要有利息。如果资本变得较少稀缺性，超额收益就会减少，而它的生产性并没有减少——至少在物质意义上是如此。

所以，我同情古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即：认为每一件物品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再辅助以：（a）过去叫做工艺，现在叫做技术的事物；（b）自由取用的或者按照它们的稀少或者丰盛程度而付以代价或者租金的自然资源；（c）体现在资产中的，并根据其稀缺或者丰盛程度而支付代价的过去劳动的成果。所以，最好是把企业主及其助手们的个人服务包括在劳动中，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在既定的技术环境、自然资源、资本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货币单位和时间单位之外，我们把劳动单位作为我们经济体系中所要求的唯一物质单位。

在某些周期较长或者迂回的生产过程中，的确会显示出物质上的效率。但是，某些周期较短的生产过程也如此。有些生产过程并不是因为生产周期长而具有物质上的效率，有些（或许是多数）生产周期长的生产过程甚至缺乏物质上的效率，因为时间长而造成损坏或者浪费。[1]在劳动力的数量为既定时，体现在能够被用于有益于迂回生产过程的劳动数量是有一定限度的。除去其他的考虑以外，在被雇用于生产机器的劳动数量和被雇于使用这些机器的劳动数量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应有的比例。当生产过程越来越多地采取迂回的形式，甚至如果它们的物质效率仍然在增长，产品的最后的价值量，相对于被雇用的劳动者的数量而言，是不会无限地增加的。只有推迟消费的愿望强烈到足以产生一种情况，在其中，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投资量大到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具有负值时，一个生产过程才会仅仅由于它的时间长而成为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在物质上缺乏效率的生产过程具有足够的时间长度，以致能使推迟消费所带来的利益大于生产过程的缺乏效率，我们才应该采取这种过程。实际上，我们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在其中，短期的生产过程必须保持足够的稀缺性，以使它们的物质效率超过由于产品的早出产而可能遭受到的不利。所以，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在正反两个方面使用，即把相应于利息率是正值还是负值的资本边际效率的不同场合都能概括进去。我想，只有概述如上的稀缺性理论才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还有各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劳务和设备是稀少的，因而相对于包含在其中的劳动量而言，是昂贵的。例如，有臭味的生产过程必须支付一个较高的报酬，因为否则，人们就不会从事这些工作。有风险的生产过程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创造一个有臭味的或者有风险的生产过程的生产率理论。总之，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都是在同样令人满意的环境下完成的，均衡的条件要求在不太令人满意的环境下（以有臭味、有风险或者时间流逝为特点）生产出来的物品必须充分地保持稀缺以得到高价。但是，如果时间的流逝变成一种令人满意的环境——这是一个十分可能的情况，并且，许多人都已经这样看——那么，就像我在上面说过的，这就是必须充分地保持稀缺的周期短的生产过程。

在既定的迂回生产的适度数量中，我们当然要选择最有效率的迂回生产过程，我们可以使它达到所要求的总数。所谓适度的数量是指能够在适当的日期提供给消费者以满足他们已推迟了的需求。那就是说，在适度的情况下，生产应该如此的加以组织，以使生产在最有效率的状态下进行，并且能够在消费者的需求变成有效需求的日期交货。为在与此不同的日期交货而生产是没有用的，即使改变交货日期可以增加物质产量；——除去，打个比喻说，一顿丰盛的饮食可以引诱消费者提前或者延后用餐以外，如果听说在不同钟点开饭的饭食的全部特殊内容后，消费者决定在八点钟用餐，那么，厨师的职责就是要在那个钟点提供出佳肴来。然而，对厨师来说，如果不考虑具体时间，那么，不管是七点半、八点，还是八点半，都无所谓，都是合适的时间，他的唯一任务就是做出绝对的上等饭菜来。在社会生活的某种状态下，开饭的时间晚一点，我们可能得到物质上较好的饭菜；在其他状态下，开饭时间早一点，我们也同样可以得到较好的饭菜。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种理论必须能够适用于两种可能性。

如果利息率是零，则对于任何一个物品来说，在平均投入生产要素生产该物品的日期和平均的消费日期之间，有一个适度的期间间隔。所谓间隔期间适度，是指在此期间劳动成本是最低的；——实际过程短于这个期间间隔，可能是由于在技术上是低效率的；如果长于这个期间间隔，则由于储藏费用和物质陈腐而效率也较低。然而，如果利息率大于零，则会有一个新的成本因素加进来，并且将随着这个过程的长度而增加，因而这个间隔期间将被缩短；同时为了该物品的最后交货而现行投入的生产要素也必须被削减。直到该物品的未来价格上涨到足以补偿增加了的成本——这个成本的增加，一方面是由于支付利息，另一方面是由于生产方法的压缩而使效率降低。而如果利息率下降到低于零（假设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则情况正相反。如果未来消费者的需求为既定，则今天现行的投入，譬如说，就会和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即推后日期再投入发生竞争，结果，只有当推后日期的生产，由于较大的技术效率和未来价格的变化从而使得后来的生产比现在的生产有更大的廉价，但这个更大的廉价不足以抵偿从负利息率中所得到很小的报酬，那么，在这个时候，现在开始生产才是值得的。在绝大多数的物品的场合，如果在它们的未来消费以前的一个比适当时间还长的时间就开始投入，就会引起较大的技术上的缺乏效率。可见，即使利息率是零，提前生产是有利的，但对未来消费者的需求所占的比例也有个严格的限制。并且，当利息率上升时，为未来的消费需求而进行生产所占的比例还要缩小。

三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足够的稀缺性，以使其边际效率在资本的寿命期间至少等于利息率的水平。这个利息率是由心理的和制度的情况决定的。这对于这样一个社会会引起什么问题？这个社会发现它拥有如此好的资本设备，以致它的资本边际效率是零，而且当有追加的投资时，利息率还将是负数；同时，它有一个货币制度，使货币被“保持”起来，储放费几乎为零，而且安全可靠，以致在现实中利息率不能是负数，那么，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该社会会趋于进行相当大规模的储蓄吗？

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我们立足于充分就业，如果企业主们继续在利用现有的全部资本存量的规模上提供就业，则他们必然遭到损失。因此，资本存量和就业水平必须减少，一直到社会贫穷到总储蓄量等于零时为止。这时，社会上的某些个人或者集体的正储蓄为另一部分人的负储蓄所抵消。由此可见，对我们所设想的社会而言，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均衡就是这样一种均衡，在其中，就业处于足够低的水平，生活水平足够困苦以致储蓄为零。更可能的情况是，围绕这一均衡位置有一种周期运动。因为，如果社会上对未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经济活动也就有伸缩性。资本的边际效率有可能偶然地上升到零以上，从而把经济引向“繁荣”。而在继之而来的“萧条”中，资本存量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下降，下降到使得资本边际效率长期在零的水平以下。假定对将来的预见是正确的，那么，正好边际效率为零的处于均衡状态的资本存量必然要小于能够使得现有的劳动者充分就业的资本量，二者的差额会使得一部分人失业，从而能确保储蓄为零。

唯一的另一种均衡位置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这里，资本存量大到足以使边际效率为零，代表着财富的量也大到足以满足公众在充分就业和没有以利息为形式的红利的情况下为将来贮备的总愿望。然而，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巧合，因为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储蓄倾向，未必正好在资本存量达到其边际效率为零时得到满足。所以，如果这一比较有利的可能性作为补救，那么，它可能发生作用的不是在利息率为零之点，而是在利息率为零以前逐渐下降中的点。

前面我们曾假定制度因素使得持有货币的费用微不足道，从而可以阻止利息率不能成为负值。然而，事实上，是制度因素和心理因素一起使得利息率的下降限制在远远高于零的水平。特别是在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的，把借款者和贷款者弄到一起的费用以及对将来利息率的不确定性规定了一个利息率的底限。在目前情况下，长期利息率的下限或许是2%或者。如果这个说法证明是正确的，则财富量增长的难以实现的可能性，在自由放任之中利息率不可能进一步下降的条件下，在现实中很快就可以表现出来。此外，如果利息率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低水平明显地高于零时，则在利息率达到最低水平以前，满足积累财富的总欲望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战后英国和美国的经验提供了实际的例证，表明为何积累的财富如此之大，以致它们的边际效率的下降更快于利息率面对制度的和心理的因素的影响而可能有的下降。这一情况在以自由放任为主的社会条件下，妨碍了生产技术条件可能提供的合理的就业水平和生活水平。

由此可见，两个具有相同的技术和不同资本存量的社会，其中，资本存量较少的社会却暂时可能享受到比资本存量较大的社会较高的生活水平。而当资本较贫乏的社会赶上资本富裕的社会以后——可以设想，最终会做到这一点——于是这两个社会都会遭到希腊神话中那位贪财的祈求点物成金法术的迈达斯国王的命运。这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当然，取决于这种假设：消费倾向和投资量都没有从社会利益出发加以人为的控制，而是在自由放任的支配下自发地发展。

如果——不论何种理由——利息率下降的速度不如在一定资本积累率下的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的速度那么快，这个资本的积累率相当于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社会所选定的与资本边际效率相等的在一定利息率下的储蓄量；那么，即使把积累财富的愿望转向拥有实际上不能提供任何经济成果的资产，也会增加社会福利。以亿万富翁们为了寻求满足，在活着的时候建造巨大宅第以容其身，死后修筑金字塔以保护他们的遗体；或者为了忏悔他们的罪恶而兴建教堂，捐赠教会或者国外的布道使团而论，资本充裕损害产品充裕之日可以推迟。“在地上挖掘窟窿”，从储蓄中支付，不仅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增加由有用的物品和劳务构成的国民收入。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些偶然的而且往往是浪费的缓解有效需求不足之法以后，明智的社会还继续使用它们，就不合理了。

四

让我们假设，人们已采取步骤来保证利息率符合充分就业下的投资量的要求。让我们进一步假设，国家的行动已作为一种控制因素使得资本设备的增长接近饱和点，而且又使达到饱和点的速度不致对现时一代人的生活水平构成过分的负担。

基于这样的假设，我推测，一个运行良好、具有现代技术资源、人口的增长不很快的社会，在一个世代内，把充分就业时的资本边际效率降低到大致为零的地步，应该说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将达到一个准静止状态的社会，在这里，变化和进步将单纯来自技术、嗜好、人口和制度的变革；资本产品的售价体现着与需要资本较少的消费品价格确定的相同原则，即价格与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等等成比例。

如果我设想，使得资本品如此充裕以致资本的边际效率为零相对地说比较容易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可能是逐渐除掉资本主义的许多要不得的特点的比较明智的方法。因为稍加思索，就可以感觉到：已积累起来的财富逐渐丧失一定的报酬率将会导致多么大的社会变革！一个人仍然可以任意地为了以后的支出而积累起他所挣得的收入。但是，他积累起来的财富不会增值。他只能像波普之父那样，当他从工商业经营中退休以后，带着一箱畿尼[2]回到他的家乡特威克南，以此来应付他的家庭开支。

虽然食利者将会消失，然而，在估计未来收益方面，仍然有企业管理和经营技巧发挥作用的余地，当然意见可以有所不同。因为，上面所说主要是就把风险或者类似项目的报酬排除在外的纯利息率而言，而不是指把风险或者类似项目的报酬包括在内的资产的毛收益。因此，除非纯利息率被保持在一个负的数值上，则对未来收益有疑问的个人资产的有技巧的投资仍然会有正值的收益。如果人们都不太愿意承担风险，那么，从这类总资产中，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会有正数值的收益。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些人急于想从有疑问的投资中获得收益，结果这种投资的净收益的总和还可能是负数值。

[1]参阅马歇尔对庞巴维克所作的脚注，《经济学原理》。

[2]畿尼，旧时英国金币，合21先令。——译者

第十七章
利息和货币的主要性质

一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货币的利息率在对就业量水平的限制上，似乎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因为，利息率为资本资产必须得到的边际效率建立了一个标准，如果该资本资产是新生产出来的话。这个说法，乍一看来，很令人感到困惑。于是，人们很自然地会问：（1）货币和其他资产相区别的特殊性在哪里？（2）是否只有货币才有一个利息率？（3）在一个非货币经济中，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直到这些问题得到回答以前，我们的理论的全部意义是不会得到了解的。

我愿提醒读者，利息率不过是一定数量的货币，与根据契约将来（例如一年以后）得到的超过我们称之为“现货”（spot）的差额，或者与根据契约将来支付的一定数额现金的价格之间的百分比。所以，似乎可以说，对每一种资本资产而言，都存在一个类似利息率的东西。例如小麦，一年以后交货是一个确定的数量，它今天的交换价值也即“现货”交换为100夸脱小麦。如果一年以后交货的数量为105夸脱，则可以说，小麦的利息率为每年；如果一年后交货为95夸脱，则小麦的利息率为每年。这样，对于每一种耐久性的商品来说，都有一个用它本身计量的利息率；——如同小麦利息率一样；有铜利息率，房屋利息率，甚至钢厂利息率等等。

对于像小麦那样的商品，其“期货”和“现货”市场价格的差额，同小麦利息率保持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由于期货合同是以货币来计量将来交货的市场价格的，“现货”的市场价格也不是用小麦来计量，所以，这里就牵涉到货币利息率的问题，其中确切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让我们假设，小麦的现货价格是每100夸脱为100英镑，一年后交货的“期货”价格是每100夸脱为107英镑。同时假定货币利息率为5%每年。那么，小麦的利息率是多少？既然100英镑的现货能买到105英镑的期货，而105英镑的期货将买到夸脱小麦的期货。这就是说，100英镑的现货能买到100夸脱小麦的现货，而100夸脱小麦的现货只能买到98夸脱小麦的期货。这样，小麦的利息率就是-2%每年。[1]

由此推论，没有理由认为：不同的商品会有相同的利息率；——或者，为什么小麦利息率会等于铜利息率。因为，从市场上的要价来看，“现货”与“期货”合同的差别，对不同商品来说，显然是很不相同的。我们将发现，这会为我们正在寻求的东西提供一个线索。因为，线索可能是：各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我们如此的称呼各种商品的利息率）中，真正起作用的很可能是最高数值的利息率（因为，如果资本品要想新生产出来，资本的边际效率必须到达这个最高数值的自己的利息率）；线索又在于：有理由说明，为什么货币利息率是最高数值的（因为，像我们即将发现的，某些力量在减少其他资产的自己的利息率中起作用，但在货币的场合不起作用）。

可以补充的是：正像任何时候都存在有不同的商品利息率一样，从事货币经营者也熟悉这个事实：甚至用两种不同的货币，例如英镑和美元计量的利息率也不一样。因为用英镑计量的外国货币的“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差异，对不同外国货币来说，一般是不同的。

那么，每一种商品都可以像货币那样作为衡量标准来衡量资本的边际效率。因为，我们能够用我们选择的任何商品，例如小麦，来计算任何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的小麦价值；并且使得这一系列小麦年金的现在价值等于用小麦计量的资产的现在供给价格的贴现率，就是用小麦计量的资产的边际效率。如果预期可供选择作为衡量标准的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没有变化，于是不论用二者中的哪一种作为衡量标准，一项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将是相同的。因为得出边际效率这个分数的分子与分母是按同一比例变化的。然而，如果两种标准之一用另一种计量的价值预期有变化，则依照哪一种作为衡量标准，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就按其变化的同一百分率而变化。现在用一个最简单的情况来说明这一点。例如，作为两种衡量标准之一的小麦，预期其货币价值将稳定地按每年a%的比例上升，则假定一项资产以货币计量的边际效率为x%，换成用小麦来计量即为（x-a）%。由于所有资产的边际效率会按同一量值改变，因而衡量标准不论选择何种，它们的边际效率大小量的顺序是不变的。

如果有某种复合商品，严格地说它可以作为一个代表。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用这种商品计量的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做这个唯一的利息率和这个唯一的资本边际效率。当然，这样做会遇到和建立唯一价值标准同样的困难。

所以，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货币利息率同其他利息率相比，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和其他利息率处于完全相同的立足点上。那么，以前各章所赋予货币利息率在现实中具有支配地位的重要性，完全来自它的哪些特殊性呢？为什么产出量和就业量和货币利息率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小麦利息率或者房屋利息率密切联系在一起呢？

二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各种商品利息率在一个时期（譬如一年）对不同类型的资产可能发生的情况。由于每一种商品依次被当做衡量标准，所以每种商品的报酬也就必须用它自身的数量来衡量。

不同类型的资产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三种特质。它们是：

（1）通过有助于某种生产过程，或者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某种资产生产出一个用其自身计量的收益或者产量q。

（2）除去货币以外，多数的资产不管它们是否被用于生产一项收益，会遭遇损耗，或者仅仅由于时光的推移而引起某些费用（除去它们的相对价值的任何变化），也即它们会引起一种用它们自身计量的保管费c。它对我们现在的目的：画一条线来区别在计算q以前减去的费用和包括在c中的费用，是完全无所谓的。因为以后我们所关心的纯然是q-c。

（3）在一个时期内处置一项资产的能力可能呈现出一种潜在的方便感或者安全感。这对于不同种类的资产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些资产的原始价值相同。这种方便感和安全感是无形的，在期终时，可以说，也没有有形的产品表现出来。然而，它是人们愿意为它而支付某种东西的某种东西。人们愿意为资产处置权提供的潜在的方便和安全而支付（除去资产的收益或者保管费以外）的代价（用它们自身来衡量），我们称之为流动性升值l。

由此可见，在一个时期内，从资产所有权预期可以得到的全部报酬等于收益减去保管费加上它的流动性升值，即q-c+l。就是说，q-c+l是任何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其中，q、c、l是用它自身作为标准来衡量的。

正在使用中的工具资本（例如，一台机器）或者消费资本（例如，一座住宅）的特点，是在正常情况下，它的收益应该大于它的保管费，而它的流动性升值可能忽略不计。至于流动性商品的存货或者剩余闲置不用的工具资本或者消费资本的特点，在于承担用它们自身所计量的保管费而没有任何收益与之相抵消。与此同时，只要它们的存量超过有限的水平，它们的流动性升值通常也可以忽略不计，虽然在特殊情况下具有重要意义。至于货币，它的收益是零，它的保管费可以忽略不计，而它的流动性升值却是相当大的。诚然，不同的商品可能在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升值。货币可能承担某种程度的保管费，即安全保管费。但是，货币和所有（或者大多数）其他资产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在货币场合，它的流动性升值大大超过它的保管费；而在其他资产的场合，它们的保管费则大大超过它们的流动性升值。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假设：住房的收益为q1，保管费和流动性升值忽略不计；小麦的保管费为c2，收益和流动性升值忽略不计；货币的流动性升值是l3，收益和保管费忽略不计。那就是说：q1是住房利息率，-c2是小麦利息率，l3是货币利息率。

要决定不同类型的资产在均衡状态下的预期报酬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必须知道在预期的那一年各种资产相对价值的变化。用货币（只需要账面上的货币，小麦也可以同样使用）作为我们的衡量标准，又假定住房预期的升值（或者降值）的百分比为a1，小麦是a2。在前面，我们已经称q1、-c2和l3为用它们自己作为价值标准的住房、小麦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也即：q1是用住房计量的住房利息率，-c2是用小麦计量的小麦利息率，l3是用货币计量的货币利息率。如果用货币作为衡量标准，则a1+q1、a2-c2和l3，即转化为共同的货币价值标准后，而分别称之为住房折合成货币后的利息率、小麦折合成货币后的利息率以及货币折合成货币后的利息率。用这种符号，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财富所有者直接需要的是住房、小麦或者货币，要取决于a1+q1或者a2-c2或者l3何者为最大。这样，在均衡状态下，用货币计量的住房和小麦的需求价格将是：在各种财富之间的利益不分彼此，没有差异，也就是a1+q1、a2-c2和l3会是相等的。选择哪种商品作为价值标准，对上述结论无关，因为从一种标准换成另一种标准会使三项作出同等的改变，即改变的量均等于用旧标准计量的新标准预期的增量（或者减量）。

新生产出来的那些资产，其正常的供给价格小于其需求价格；而这些资产又是那些边际效率大于（在它们的正常的供给价格的基础上）利息率的资产（二者用相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不论这个价值标准是什么）。当资产的存量增加时，它们的边际效率即趋于下降（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前面已经有所论述），而开始时它们的边际效率至少等于利息率。因此，除非利息率同时下降，它们的边际效率的下降将会达到一点，超过这一点，就不值得生产了。当没有任何资产其边际效率能达到利息率水平时，则资本资产的进一步生产就会终止。

让我们假设（只是作为我们现阶段论证中的一种假设）：有某种资产（例如，货币），其利息率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当产量增加时，比其他商品的利息率更缓慢地下降）。这时，不同资产的地位将如何调整？由于a1+q1、a2-c2和l3必须是相等的，又由于根据假设l3或者是固定不变或者是比q1或者-c2缓慢地下降，因而a1和a2必然上升。换句话说，就是除去货币以外，其他每种商品的现在的货币价格相对于其预期的未来价格而言将趋于下降。因此，如果q1和-c2继续下降，将会达到一点，在该点，生产任何商品都是无利可图的，除非其预期的未来的生产成本会上升，高于其现在的生产成本一个量，这个量是足以抵偿把现在生产的商品保管到将来高价时出售所需要的保管费。

以前说过的货币利息率对产量起限制作用的说法，现在严格地说，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说：当资产的数量普遍增加时，有一种资产的利息率下降得最慢，以致最终使得其他资产的生产都无利可图，——除非，像刚刚讲过的，在现在的和未来的生产成本之间有着一种特殊关系的偶然情况下。因为当产量增加时，其他资产的自己的利息率会下降到一个水平。在这里，一种资产接着一种资产地下降到有利可图的生产水平以下；——直到最后，一种或者较多种资产的自己的利息率维持在高于任何一种资产的边际效率的水平。

如果货币只是作为价值标准，那就很清楚，造成困难的并不必然是货币利息率。我们不能仅仅通过一道法令用小麦或者住房代替黄金或者英镑作为价值标准来排除我们的困难（像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因为，现在的事态表现出来的似乎是：如果继续存在着任何一种资产，其自己的利息率当产量增加时而难以下降，则同样的困难仍然会存在。例如，黄金会继续在一个国家充当利息率下降相对缓慢的资产，而该国却早已实行不兑现的纸币本位了。

三

所以，在赋予货币利息率以特殊重要性时，我们却暗中假定着：我们已经习惯使用的货币具有某些特殊的特性，使得它用其自身所计量的自己的利息率比起任何其他资产用它们自己计量的自己的利息率来，当产量增加时，更难以下降。这种假设能够成立吗？经过思考，我认为，像我们所知道的，一般表示货币特性的以下的特点，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因为只要已经建立起来的价值标准具有以下特点，简要的说法——货币利息率是唯一重要的利息率——就能成立。

（1）趋向于上述结论的第一个特点是这个事实，即：不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不管货币当局的行动，而仅就私人企业的力量而言，货币的生产弹性是零，或者无论如何是较小的；——在这里，生产弹性[2]的意思是：用于生产货币的劳动量对单位货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增加的反应。就是说，货币并不能很容易地被生产的；——当用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的价格上升时，企业主不能任意把劳动转向生产货币。在一个使用不兑现纸币而实行通货管理的国家中，这个条件是严格地要求达到的。在实行金本位的国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大概如此，即：除非黄金采矿业是一个国家的主要产业，否则，能够被用于生产货币的劳动量增加的最大比例是很小的。

那么，在具有生产弹性的资产的场合，我们之所以假定它们的自己的利息率降低，是因为我们假定：随着产出率的提高，它们的数量会增加。然而，在货币的场合——暂时不考虑工资单位减少的影响，或者货币当局有意识地增加货币供给的影响——它的供给则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货币不能由劳动很容易地被生产出来的这一特点，给我们提供了初步的理由表明，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相对地说，是难以下降的；而如果货币能够像谷物那样生长，或者像一辆汽车那样能够被制造出来，经济萧条就可以被避免或者得以缓和。如果其他资产用货币计量的价格趋于下降，更多的劳动量就会转向货币；——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以采金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的情况那样，虽然就全世界而言，如此方式的最大转移量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2）然而，很明显，上述特点不仅为货币所具有，而且也是在生产上完全缺乏弹性的一切收取纯地租的生产要素或者商品所共有。所以，就需要第二个特点以区别货币和其他收取地租的生产要素或者商品。

货币的使它和其他生产要素或者商品相区别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有一个等于零或者接近于零的替代弹性，即：当货币的交换价值上升时，没有其他生产要素或者商品替代它的倾向。除去，或许，在微不足道的程度上，货币商品也被用于制造业或者工艺品的情况。由此可见，货币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的效用仅仅取决于它的交换价值，而货币的交换价值会和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同比例地上升或者下降，结果当货币的交换价值上升时，不像收取地租的生产要素那样，有用其他生产要素替代货币的动机或者倾向。

这样，当用劳动计量的货币的价值上升时，不仅不可能投入更多的劳动去生产货币；而且，当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时，人们不会像对其他收取地租的生产要素那样，减少对货币的需求，转而需求其他商品。所以，货币又是一个追求购买力的无底洞。

对这种情况的唯一限制条件产生在：当货币价值上升，对这种上升将来能否维持住产生了怀疑。在这种事态下，a1和a2会增加，这就等于商品折合成货币后的利息率提高，从而刺激其他资产的产量。

（3）第三，我们必须考虑上面论述的这些结论是否会被这个事实所推翻，这个事实是：即使货币的数量不能通过把劳动转移来生产它而增加，然而说货币的有效供给量固定得没有伸缩的余地，也不尽正确。特别是当工资单位降低时，一部分现金会从别的用途中腾出来以满足流动性偏好的动机；而且，当货币价值降低时，货币的存量在社会的财富总额中占有一个较高的比例。

我们不能从纯理论上证明，这种反应可以使得货币利息率有一个适度的下降。然而，有几点理由，它们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有力的论据来证实，为什么在我们所习惯了的这种类型的经济中，货币利息率往往难以作出适度的下降。

（a）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到工资单位的下降对用货币计量的其他资产的边际效率的反作用；——因为我们所关心的是由此所引起的边际效率和货币利息率之间的差额。如果工资率的下降的影响是产生一种预期它以后还会再次回升，那么，结果会完全有利于我们的论点；如果相反，影响是产生预期还要进一步下降，则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反作用可以抵消利息率的下降。[3]

（b）用货币计量的工资倾向于黏着不变，即货币工资比实际工资更加稳定。这个事实会趋于限制用货币计量的工资单位的迅速下降。再者，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则处境可能是更坏而不是更好；因为，如果货币工资容易下降，就往往会造成对资本边际效率有不利反作用的货币工资的进一步下降的预期。还有，如果工资被固定在某种其他的商品例如小麦上，则它们未必还将继续黏着不变。正是由于货币的其他特点——特别是使货币具有流动性的那些特点，所以被固定在货币上的工资才具有黏着不变的性质。[4]

（c）第三，在这里，我们进入了最基本的考虑，即货币满足流动性偏好的特点。因为，在某些会常常发生的场合，特别是当利息率低于某个数值时[5]，这一特点会使得利息率缺乏敏感性，甚至在货币数量与其他形式的财富对比大量增加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当货币数量的增加超过某一点时，货币由于流动性而得到的收益并不随着它的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即使下降，也达不到其他类型的资产当它们的数量同程度地增加时收益的下降。

在这方面，货币的低微的（或者可忽略不计的）保管费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保管费相当可观，则它们会抵消因持有货币而可能预期得到的好处。公众相对于比较小的刺激而愿意增加货币的持有量，就是由于流动性的好处（实际的或者设想的）用不着考虑抵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大量增长的保管费。除去货币以外的其他商品的场合，虽然它们微弱的数量可以为使用者提供某些方便，而且即使是较大的数量可能作为财富的稳定价值的储存的代表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也会被储存费、耗损费等所抵消。因而，当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必然会由于持有的数量较大而蒙受损失。

然而，在货币的场合，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情况并不如此，——这是由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即那些使得公众认为货币是最具有“流动性”的理由。因此，寻求补救之道的那些改革家们，企图为货币创造出人为的保管费，即要求法定通货必须定期缴纳一定费用加盖印章或者类似的办法来继续保持其货币的资格。这些人的思路是正确的，他们的建议也是有着不容忽视的实际价值的。

所以，货币利息率的重要性来自其特点的联合作用：第一，通过流动性偏好的作用，利息率可能不大和货币数量相对于以货币计量的其他形式的财富的比例的变化相适应；以及第二和第三，货币具有（或者可能具有）零值（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其中，第一种情况意味着，对财富的需求可能绝大部分集中于直接对货币的需求；第二种情况意味着，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劳动不能被用于生产更多的货币；第三种情况意味着，如果某些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低廉到足以很好地承担起货币的职能，但这也不能缓解对货币的需求。唯一缓解之法——除去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化——是来自（假设流动性偏好不变）货币数量的增加，或者来自——在形式上是一回事——货币价值的提高，从而使既定的货币数量提供更多的货币服务。

因此，货币利息率的提高会抑制对利息率有弹性的一般商品的生产，而没有可能刺激货币的生产（根据假设，货币的生产是完全无弹性的）。货币利息率，通过领先于所有其他商品利息率，妨碍着所有其他商品生产的投资，而不刺激货币本身生产的投资，因为根据假设货币是不能生产的。此外，由于投机动机而对货币的需求富于弹性，因而支配着这种需求的条件的少许变化，不会对货币利息率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由于货币的生产缺乏弹性（除去官方行动以外），因而要想通过自然调节作用影响货币的供给以降低货币利息率，也是不实际的。在普通商品的场合则不是如此。由于对普通商品流动性存量的持有缺乏弹性，因而对它的需求的稍微变动，就会使它的利息率急剧上升或下降。而同时，它的较大的供给弹性，又会阻碍它的现货价格不致高过期货价格太大。这样，对于普通商品而言，如果听其放任自流，则“自然力量”也即市场的一般力量，将倾向于降低它们的利息率，直到充分就业出现，使得商品的供给普遍缺乏弹性，正像我们所假定的货币的正常特点那样。这样，在不存在货币和不存在——当然，我们必须如此假设——任何其他商品具有设想的货币的特点的情况下，各种利息率只有在充分就业时才能达到均衡状态。

这就是说，失业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人们需要的是像月亮那样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当人们渴求的对象（也即货币）是某种不能生产以及对它的需要不能轻易被抑制的东西时，就不能被雇用。补救之道只能是劝说公众相信纸币也是货币，而且要有一个由政府控制的制造纸币的工厂（也即中央银行）。

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意味的，即：传统地假设黄金最具有适合充当价值标准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供给缺乏弹性。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使得它成为困难的根源。

我们的结论可以用最一般的形式（假定消费作为既定）表述如下：当所有现存的资产的自己的利息率中最大者等于所有资产的边际效率中最大者的时候，投资量的进一步增加是不可能的（用自己的利息率最大的资产来计量）。

在充分就业状态下，这个条件是必须要满足的。但是，如果有某种资产其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都等于零（或者相对地较小），[6]而且当其产量增加而利息率的下降更慢于用自身衡量的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的下降时，这个条件也可以在充分就业达到以前得到满足。

四

在上面我们已经表明，一个商品是否作为价格标准，并不是该商品的利息率是否具有重要意义的利息率的充分条件。然而，考察一下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即：像我们所知道的使得货币利息率成为有重要意义的利息率的那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与货币被用做债务和工资的衡量标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契约关系用货币标准加以固定，用货币计量的工资通常又比较稳定。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在使得货币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升值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持有的资产和将来偿还的债务的衡量标准是相同的，以及用这一标准来计量将来的生活费用可以期望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时，则持有这种资产的方便之处是明显的。同时，如果作为价值标准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弹性的商品，则对将来产品的货币成本相对稳定的预期可能不含有更大的信心。此外，像我们所知道的货币的低微的保管费，在使货币利息率成为有意义的利息率当中，起着和高度流动性升值一样大的作用。因为在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流动性升值与保管费用之间的差额。而且，除去金、银和银行券之类的资产以外，大多数商品的保管费至少要和作为契约和工资的价值标准的商品通常所具有的流动性升值一样高。从而，即使把目前（例如）英镑所具有的流动性升值转移到（例如）小麦上，小麦的利息率仍然不可能上升到零以上。由此可见，虽然契约和工资以货币为价值标准来加以规定这一事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高了货币利息率的重要性，然而这一事实还不足以造成货币利息率的明显的特点。

要考虑的第二点是很微妙的。人们正常预期：以货币计量的产品价值比以任何其他商品计量的产品价值会更稳定。这一点当然不取决于工资以货币来规定，而是取决于工资是以货币来计量从而具有黏性。那么，如果不以货币而以某一种或者多种商品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从而更具有黏性（即更加稳定）时，情况将如何呢？这样一种预期不仅要求所涉及的商品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成本是相对稳定不变的——不论生产规模是较大还是较小，不论生产期间是短还是长——而且还要求超过现行按成本价格需要的剩余产品被存放起来而又没有额外的费用，也即它们的流动性升值大于它们的保管费用（否则，由于没有希望从高价中得到利润，那么把该商品存放起来就必然会有亏损）。如果能找到可以满足这个条件的商品，则该商品就肯定可以被用做货币的代替品。由此可见，从逻辑推理上看，并不是不可能有一种商品用它来计量产品的价值比起用货币来计量产品的价值预期更稳定。但是，这种商品似乎不大可能存在。

所以，我的结论是：一种用它来计量工资预期最具有黏性的商品，不可能不是其生产弹性最低的商品，也不可能不是其保管费超过流动性升值的最小数额的商品。换句话说，预期用货币计量的工资的相对黏性较大，是货币的流动性升值超过其保管费用的差额大于任何其他资产的这种差额的必然结果。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共同使得货币利息率成为最重要的利息率的各种不同的特点，以积累的形式相互发生着作用。货币具有低微的生产弹性、替代弹性和保管费用这个事实趋向于提高预期认为货币工资将会相对地稳定；而这个预期又会增加货币的流动性升值；并且会阻碍货币利息率和其他资产的边际效率之间形成密切的相互关系。如果存在这种关系，则货币利息率将会失去其重大作用。

庇古教授（还有其他人）已经习惯于假定：人们有一种设想认为实际工资比货币工资稳定。但是，这种假设只有在设想就业量比较稳定时才能成立。并且，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工资品具有高额的保管费用。的确，如果人们企图把工资固定在工资品上以稳定实际工资，其影响只能是用货币计量的价格发生剧烈的波动。因为，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很小的波动，就会使得价格在零和无限大之间剧烈波动。货币工资应该比实际工资更稳定，是经济体系保持内在稳定性的一个条件。

由此可见，认为实际工资相对稳定的见解，不仅不符合事实和经验，而且在逻辑上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假定我们所考察的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即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变化很小，则不会造成价格的剧烈波动。这与实际工资相对稳定的见解是相矛盾的。

五

作为对上面所述的一个脚注，值得强调的是：上面论述过的“流动性”和“保管费用”都是个程度的问题；而且，“货币”的特征只是流动性升值相对地高于保管费用。

例如，我们考察的一种经济体系，在其中，没有一种资产其流动性升值总是超过其管理费用。这是我给所谓“非货币”经济体系下的最好的定义。这就是说，在该体系中，除去各种消费品和资本设备以外，别无他物。资本设备大致按照它们能够生产或者有助于在一个较长或者较短的时期内生产的消费品的特点相区别。所有这些物品，都不像货币那样，如果它们被储存时会造成耗损或者引起开支，其价值大于它们所具有的流动性升值。

在这种经济体系中，资本设备在以下几方面相互区别：（a）所能帮助生产的消费品不同；（b）它们产品价值的稳定性不同（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包的价值比时髦物品的价值更稳定）；以及（c）体现在它们当中的财富能够“流动化”的速度，即生产产品的速度，出卖产品的金额能够购得其他不同形式的财富的速度。

于是，财富的所有者要对以下两方面进行权衡，以便决定持有哪种财富：（1）各种不同的资本设备在上述意义上的“流动化”的能力；（2）作为一种扣除风险以后获得最好的可能的实际估计的未来收益的手段。这一点将会观察到：流动性升值同风险费用有点相似，又有点不同——相当于我们能够作出的最好的或然率估计和进行这种估计时我们所有的信心之间的差异的不同。[7]当我们在较早的一些章中讨论对未来收益的估计时，没有详细地论述估计是如何作出的；而且为了避免论证的复杂性，我们也没有区分在流动性上的差别和在风险本身上的差别。然而，明显的是：在计算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时，二者都必须顾及到。

很清楚，“流动性”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只有流动性程度的大小。在估计持有不同形式的财富的相对好处时，除去该财富的保管费用和使用它的收益以外，还要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升值。至于什么有助于“流动性”是一个部分地含混不清的概念，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它取决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然而，在财富所有者的心目中，在任何既定时间，对流动性所表现出来的偏好情绪是确定的；是我们分析经济体系运行时所要求的最重要之点。

可能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在财富所有者的心目中觉得拥有土地具有高额流动性升值的特点。因为土地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很低，在这一点上与货币相似。[8]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情况：持有土地的愿望和保持利息率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曾经发挥过和现代货币所发挥的同样的作用。要想把这一作用量化是困难的，因为土地没有能与货币债务的利息率严格相比较的用土地自身表示的期货价格。虽然如此，我们有时却可以找到非常类似的东西，例如把土地作为抵押品时的高利息率。[9]抵押土地时的高利息率往往高于开发土地所可能得到的净收益。这是许多农业经济中所常有的现象。禁止高利贷法主要就是反对这种债权的特点，而且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在早期的社会组织中，现代意义上的长期债券是不存在的。如果土地抵押借款的利息率很高，会妨碍对现行生产新的资本资产的投资，从而阻碍财富的增长，就像现代长期债券的高利息率所起的作用一样。

经过几千年坚持不断的个人储蓄之后，世界在资本资产的积累上还如此贫乏，按照我的意见，这既不能用人类不注意节约的倾向来解释，也不是由于战争的破坏，而是由于过去对土地所有权所赋予的和现在对货币所赋予的高额流动性升值所造成的。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老的观点，这种观点被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用异常肯定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每个人都知道，财富的积累之所以受到抑制，利息率之所以能维持住，其原因在于，人们中的大多数都偏爱现在欲望的满足，而不是留待未来对欲望的满足。即在于他们不愿意进行“等待”。

六

在我的《货币论》中，曾对我意念中的唯一利息率称之为利息的“自然率”，并下过定义——用我在我的《货币论》中使用过的名词来说，即能使储蓄量（像在那里所定义的）等于投资量的利息率。我相信这个定义是对威克赛尔的“自然利息率”的发展和明确化。按照他的说法，自然利息率是一种能使某种物价水平保持稳定的利息率。至于究竟是什么物价水平，他没有明确地加以规定。

然而，我在当时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任何一个既定社会里，在每一个假定的水平下，根据这个定义，都有一个不同的自然利息率。而且，同样地，对每一个利息率而言，都有一个使该利息率成为“自然利息率”的就业水平。这意思是说，在该利息率和就业水平下，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可见，谈论这个唯一的自然利息率，或者认为不论就业水平如何，而根据上述定义，都可得到唯一数值的利息率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当时，我还不懂得在某种条件下，经济体系能够处于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自然”利息率这个概念，先前对我们似乎是一个很先进的思想，现在我不再这样看了。它对于我们的分析不那么有用和那么重要了。自然利息率只不过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利息率，而且一般说来，我们对于维持现状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

如果有任何这样一种唯一的和重要的利息率，那么，这种利息率应该是我们可以冠以“中性”[10]利息率这个名称的利息率。即在经济体系中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一系列上述意义的自然利息率中与充分就业相符合的那个自然利息率。虽然这个利息率表述为适度利息率或许更好些。

中性利息率还可以更严格地定义为：在产量和就业量达到整个经济体系的就业弹性为零时的均衡状态下的利息率。[11]

以上的论述告诉了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是：要使古典学派的利息率有意义，应该具备什么假设条件。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既假定实际利息率总是等于我们刚刚下过定义的那种意义上的中性利息率，又假定实际利息率总是等于能把就业量维持在某一不变水平的利息率。如果传统的利息率理论如此的来解释，则我们对它的结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异议。古典学派的理论还假设：银行当局或者市场的自然力量可以使市场利息率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这个或者那个条件；并且，它所考察的是在这一假设条件下，什么规律支配着社会生产资源的利用和报酬。由于这种假设条件的限制，产量就只能取决于假设为不变的就业水平以及当时的设备和技术。那么，我们就安全地置身于李嘉图的世界之中了。

[1]这一关系首先是由斯拉法先生指出的。《经济学杂志》，1932年3月号。

[2]参见第20章。

[3]这是将在下面第19章要更加详尽地考察的一个问题。

[4]如果工资（和合同）固定在小麦上，则小麦可能得到某些货币的流动性升值。到下面第四部分，我们还要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5]见上面。

[6]零弹性是比必然要求的更严格的条件。

[7]参阅上面的脚注。

[8]“流动性”的属性绝对不能独立于这两个特点的存在之外。因为，如果一种资产的供给量可以轻易地增加，或者对这种资产的需求可以通过相对价格的改变而轻易地被转移到其他资产上去，那么，在财富所有者的心目中，这种资产就不大可能被认为是具有“流动性”的属性。如果货币的未来供给预期会有急剧的变化，那么，它自己也会很快地失去“流动性”属性。

[9]土地抵押借款以及借款的利息固然都用货币规定，但抵押者也可以用交割土地的办法偿还债务——如果到期不能用货币偿还时，就必须用土地来偿债——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使抵押制度近似于一种利用土地的期货来偿还土地的现货的契约。也有的地主根据契约制度把土地出售给佃户，这更接近于期货和现货的交易。

[10]这个定义并不相当于近来学者们关于中性货币所给出的任何定义，虽然这个定义或许与这些学者们心目中所想的内容有些关系。

[11]参阅下面第20章。

第十八章
就业通论的重述

一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我们论证的思路加以综合的地步。首先，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是有用的，即：在经济体系中，有哪些因素我们通常把它们作为既定的，哪些是经济体系中的自变量，哪些是因变量。

通常我们作为既定的是：现有的技能和可用的劳动量，现有的可用的设备的质量和数量，现有的技术水平，竞争的强弱程度，消费者的嗜好和习惯，不同强度的劳动的负效用以及监督和组织活动的负效用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包括下面所列举的各个变量以外的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各种力量。作为既定的意思并不是说假设这些因素是固定不变的，而只是说在我们所涉及的范围内，不考虑或者不计入它们的变动所造成的影响和结果。

我们的自变量，首要的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表和利息率。这些变量前面虽然已经有所论述，但还是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的。

我们的因变量是：以工资单位计量的就业量和国民收入（或国民所得）。

我们作为既定的那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自变量，但并不完全决定它们。例如，资本边际效率表部分地取决于作为既定因素之一的现有的资本设备量，部分地取决于不能根据既定因素加以测定的长期预期状况。但是，还有某些其他因素完全由某些既定因素所决定，因而也可以把这些被决定的因素看成是既定的。例如，既定因素可以使我们推断出相当于任何既定就业水平的用工资单位计量的国民收入的水平为何，从而在我们当做既定的经济体系的框架内，我们可以说，国民收入取决于就业量，也即取决于用于生产的现行的劳动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国民收入和就业量二者之间有着唯一的相互关系。[1]再者，既定的因素还可以使我们推断出总供给函数曲线的形状，这个曲线体现着不同类型产品的供给的物质条件；——即相应于用工资单位计量的任何既定的有效需求水平而致力于生产的就业量。最后，既定因素还为我们提供了劳动（或者努力）的供给函数，从而告诉了我们，尤其是在哪一点上整个劳动的就业函数[2]就不再具有弹性。

然而，资本边际效率表部分地取决于既定的因素，部分地取决于不同种类的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与此同时，利息率部分地取决于流动性偏好的状况（也即取决于流动性函数），部分地取决于用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数量。这样，我们有时可以认为，我们的最终的自变量包括：（1）三个基本的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对流动性的态度，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2）雇主和被雇用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所决定的工资单位；（3）中央银行的行动所决定的货币数量。因此，当上述因素具有既定数值时，这些变量就决定国民收入（或者国民所得）和就业量。但是，这些变量可能再一次地加以分析，因为它们并不是各自独立的最终因素。

把经济体系的决定因素区分为两组即既定的因素和自变量，从任何绝对的观点来看，当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区分必须完全以经验为基础，以便于一方面把那些变动似乎很缓慢或者对我们研究的问题关系不大，以致短期内的影响相对微不足道的因素归人既定因素一类；另一方面把那些在变动时对我们研究的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归入自变量一类。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发现在任何时候什么决定一个既定经济体系的国民收入和（几乎是同一事物）它的就业量。这意味着在像经济学这样复杂的研究中，我们不可能希望作出完全精确的一般性结论，而只想找出那些其变动对我们的问题起着主要决定作用的因素。我们最终的任务在于，在我们实际生活的这种经济体系中，选出那些中央当局能够慎重地加以控制或者管理的变量。

二

现在让我们试图把前面各章的论证作一个提要。在进行提要时，各个因素出现的顺序和它们在本书中介绍时出现的顺序相反。

投资引诱推动新的投资量增加到某一点时，使得每种类型的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达到一定的数量，并和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一起使得总的资本边际效率大致等于利息率。就是说，资本品工业中的供给的物质条件，对预期收益的信心状态，对流动性偏好的心理态度以及货币数量（最好用工资单位计量）在一起决定新的投资量。

但是，投资量的增加（或者减少）会带来消费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因为公众行为的特点，一般说来，是只有人们的收入增加（或者减少）了，他们才愿意扩大（或者缩小）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消费之间的差额。就是说，消费量的变化，一般来说，和收入量的变化是同方向的（虽然在数量上前者小于后者）。一定的储蓄的增加量和与之相伴随的消费的增加量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边际消费倾向来表示。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的投资的增加量和与之相应的总收入的增加量（二者都用工资单位计量）之间的比例，可以用投资乘数来表示。

最后，如果我们假设（作为初步的接近值）就业乘数等于投资乘数，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投资乘数去乘由前面已经说过的诸因素所决定的投资的增加量（或者减少量），来推知就业的增加量。

然而，就业量的增加（或者减少）会提高（或者降低）流动性偏好表（或者曲线）。这样，就业量的增加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量。这可以有三条途径：第一，当就业量增加时，即使工资单位和价格（用工资单位计量）不变，产量的价值也将增加；第二，当就业量增加时，工资单位本身会倾向于提高；第三，由于短期内的成本的增加，产量的增加会引起价格（用工资单位计量）的上升。

因此，上述这些关系的反应可以影响均衡的位置，而且还有其他关系的反应。此外，在上述各种自变量中，没有一个不是可以随时改变而又不显示出改变的预兆来的；同时，这些改变有时还是很大的。因此，事态的实际进行是极端复杂的。然而，把这些变量各个孤立出来，对问题的分析还是有用的和方便的。如果我们沿着上述框架的线路来考察现实问题，就可以使问题更加容易处理。而且，这样还会减少单凭对现实的直观（直观所考虑的事实比起一般原理所能处理的复杂得多）所能出现的难以处理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各种变量赖以发生作用的。

三

以上是《通论》的提要。但是，经济体系中的实际现象由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表和利息率的某些特点而有不同的特色。关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经验中有把握地概括出来。但是，这在逻辑上不是必然的。

特别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虽然在产量和就业量方面有剧烈的波动，但就整体看它并不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似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停留在一个次正常的慢性状态上；没有任何显著的趋向，既不走向复苏，也不走向完全崩溃。此外，实际例证表明，充分或者甚至接近于充分就业是很少见的，是短时存在的现象。波动开始时是很活跃的，但是在没有达到极限以前，似乎把自己消耗殆尽，于是呈现一种中庸情景：既不绝望，也不满意，成为一种正常状态。正是基于这个事实，波动在没有达到极限以前就把自己消耗殆尽，最后又反过来波动，因而建立起已经发现呈规律性状态的经济周期理论。价格也有同样的情况。价格在对出现的干扰作出反应以后，似乎可以找出一个能够暂时停留的相当稳定的水平。

现在，由于从经验中得来的事实没有逻辑上的必然，那么，我们就必须假设，现代世界的境况和心理倾向必然有产生这种后果的特点。因此，有必要考虑，何种假想的心理倾向会把经济体系引向稳定。以及根据我们关于当代人类本性的一般知识，再考虑这种倾向能否有道理地归之于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能够解释所观察到的结果的稳定条件如下：

（1）边际消费倾向应该是这样的，即当一个既定的社会其产量由于有更多（或者更少）的劳动就业量应用于它们的资本设备而增加（或者减少）时，体现产量和就业量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的乘数大于1，但不是很大。

（2）当资本的未来收益和利息率有变化时，资本边际效率表（或者曲线）必须是：新投资量的变化和前两个因素的变化不会过于不成比例，也就是：资本的未来收益或者利息率的温和的变动不会引起投资量的很大变动。

（3）当就业量变动时，货币工资趋向于同方向的变动，但和就业量的变化不会过于不成比例，也就是：就业量的温和的变化不会引起货币工资的很大的变化。这是物价而不是就业量的稳定条件。

（4）我们可以补充第四个条件。这个条件与其说是经济体系稳定的条件，不如说是经济体系的波动向着一个方向变动到适当程度后自行扭转方向的条件；即：一个时期的投资量高于（或者低于）前一个时期；如果这种情况在一个时期（用年来计量）还继续的话，就会对资本边际效率产生不利的（或者有利的）反作用，但不是很大。

首先，关于上述的我们的第一个稳定条件，即乘数大于1，而又不是很大——作为人类本性的一个心理特征好像是很有道理的。当实际收入增加时，现在需求的压力会减退，而超过已有的生活水平的差额会增加。实际收入减少时，则结果会相反。由此可见，当就业量增加时，现行消费自然地会扩大，但少于实际工资的全部增加量，无论如何，这是社会的一般情况。此外，对个人一般来说是真实的，对政府来说也可能是真实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年代，失业的累进增加通常会迫使国家从借入的资金中给以救济，情况就更是如此。

但是，不论这一心理规律是否被读者根据先验的理由认为是可信的，但可以肯定，如果该规律不能成立，则实际经验就会大不相同。因为在那种场合，投资的增加，不论如何小，也会引起有效需求的累积增加，一直达到充分就业的位置为止；当投资减少，将引起有效需求的累积减少，一直到全然没有一个人被雇用。然而，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一般的是处于一种中庸的地位。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不稳定事实上占上风的范围。但是，即使有，也可能是很狭窄的，而且在范围之外，不论是在上升或者下降的哪个方向，我们的心理规律必然毫无问题地发生作用。再者，还十分明显的是，乘数虽然大于1，但在正常情况下，它并不很大。因为，如果它是很大的话，那么，一定的投资量的变化，会引起消费量的巨大变化（只受到充分和零值就业量的限制）。

其次，在第一个稳定条件之下，投资量的温和的变动不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无限的巨大变动。而在第二个条件下，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或者利息率的温和变动，不会引起投资量的无限的巨大变动。现实情况可能是：由于用现有的设备大幅度地扩大产品的生产，因而成本递增。诚然，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存在有大量的生产资本资产的剩余资源，那么，在一定范围内就可能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但是，当这些剩余资源已大部分被利用，则这种不稳定性就不再存在了。此外，这个条件还对由于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迅速变动所造成的不稳定给予限制，这种未来收益的迅速变动来自工商业心理上的剧烈波动，或者来自划时代的新发明——虽然，或许限制更多的是向上而不是向下波动的方向上。

第三，我们的第三个条件符合我们关于人类本性的经验。因为，正像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维持货币工资的斗争基本上是维持高额相对工资的斗争。当就业量增加时，这种斗争可能在每个个人场合得到加强，这是因为：一方面，是由于工人的谈判地位有所改善；另一方面，是由于每个劳动者的工资的边际效用递减，以及由于劳动者改善了的金融余裕使得他愿意甘冒风险。然而，尽管如此，这些动机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发生作用；而且工人们也不会在就业条件改进时企求最大的货币工资，或者宁肯让工资有较大的减少，也不愿遭受任何完全失业。

在这里，我们再次面临和上述相类似的问题，即：不论这个结论能否根据先验的理由而认为是可信的，但经验表明，这样的心理规律必然在实际上是成立的。因为，如果在失业者工人之间的竞争总是引向货币工资的大幅度减少，则在物价水平上会引起剧烈的不稳定。此外，除去充分就业以外，不可能有稳定的均衡位置。因为工资单位可能无限制地下降，一直达到如此的水平，在该水平下，以工资单位衡量的货币数量的巨大变动在压低利息率上的作用足以恢复充分就业。这样，除了充分就业以外，没有其他稳定不变的休止点。[3]

第四，我们的第四个条件，不是关于稳定的条件，而是关于为什么经济萧条和经济复苏会交替存在。这个条件不过是以这个假设为基础的，即：资本资产属于不同的年代，因时间而耗损，并不是所有的都是长寿命的。因此，如果投资量下降到低于某一最小的水平时，则只要其他因素没有大的波动，资本边际效率就会上升到足够的程度致使投资量恢复到最低水平以上，只是个时间问题。同样，如果投资量上升到比前一个时期还高的数量，那么，除非其他因素作出补偿性的变动，资本边际效率会下降到足以导致一次萧条的发生，这也是个时间问题。

由于这些理由，那么，在其他三个稳定条件的限度内所发生的复苏和萧条，如果它们的程度能够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而又不受其他因素变动的干扰，就可能会造成相反方向的逆转运动，一直到同样的因素使其再次发生相反方向的逆转运动。

这样，我们的四个条件一起足以解释我们实际经验中的突出特点，即：我们的经济体系在避免了就业和物价极端严重的状态下，围绕着一个中间性位置波动，这个中间性位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处于充分就业之下，而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处于最低就业之上，如果再低于这个最低水平，这个经济体系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但我们不能由此而作出结论，认为这种中间性位置是由“自然的”趋势所决定，即决定于只要没有改正的措施而就会持续下去的那种趋势，从而也就认为这种中间性状态是由于必然性的规律造成的。事实上，上述四个条件的不受阻挠的统治，不过是对现实世界所观察到的现在和过去的状况，而不是不能改变的必然的原理。

[1]在现阶段，我们略去了当不同产品的就业函数曲线，在有关的就业量的范围内，具有不同的曲度所产生的某些复杂性。参见下面第20章。

[2]在下面第20章中给出了定义。

[3]工资单位变动的影响将在第19章详加考察。

第十九章
货币工资的变动

一

如果货币工资变动的影响能在较早的章节中加以讨论，会是有好处的。因为，古典学派的理论一向设想经济体系自动调节的特点，就是依赖于他们所假设的货币工资的自由伸缩。而当货币工资一旦呈现为刚性时，他们又把不能自动调节的过失推到工资刚性身上。

然而，直到我们自己的理论充分展开以后才有可能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货币工资变动的后果是复杂的。正像古典学派的理论所设想的，货币工资的减少很可能刺激产量，我和古典学派理论的分歧主要在于分析方法上的不同。因此，读者还没有熟悉我的方法以前，是不能说清楚这个分歧的。

根据我的理解，一般地被接受的解释是十分简单的。它并不依靠像我们在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迂回反复，它的论点不过是：货币工资的减少，会通过制成品价格的降低而刺激需求，并因而增加产量和就业量直到一点，在该点，劳动者同意接受的货币工资的减少正好抵消随着产量的增加（设备为既定的）而带来的劳动边际效率的降低。

从古典学派理论的最粗陋的形式来看，这无异于假设货币工资减少时，对产品的需求不变。可能有一些经济学家会认为没有理由说这种需求会受到影响。他们主张总需求取决于货币数量乘以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并且争辩说，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货币工资的减少会减少货币数量或者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或者他们甚至争辩说，由于工资降低，利润必然上升。但是，我认为，更普遍同意的观点是：货币工资的减少通过减少工人的购买而可能对总需求造成某些影响。但是，那些货币收入并没有减少的其他生产要素却由于价格的下降而受到刺激；而且，除非由于货币工资的流动而导致的对劳动的需求弹性小于1，否则，工人们自己的总需求，很可能由于就业量的增加而增加。这样，在新的均衡状态中，会存在比以前较多的就业量，除去或许在现实中不存在的非寻常的极端情况。

我根本不同意这种类型的分析；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不同意似乎处于如上观察背后的分析。因为，虽然以上论述相当准确地代表了，我想，许多经济学家们的所说和所写的观点，但他们很少把这些观念背后的分析方法详细地用书面写下来。

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似乎可以表述如下：任何既定的行业中，有一条体现产品出售的数量和价格的关系的需求曲线（或者表）；我们还有一系列体现以不同成本为基础的出售的价格和相应的产量之间的关系的供给曲线（或者表），这些曲线（或者表）在一起导致出一条新的曲线，这条曲线在其他成本不变（除去产量改变所引起的成本改变以外）的假定条件下，代表该行业对劳动的需求曲线，它把就业量和相应的工资水平联系起来。在任何一点的曲线的形状表示对劳动需求的弹性。于是，这一概念在未经实质性修改的情况下，被转用于行业全体；并且设想，根据相同的理由，我们还有一条全行业的对劳动的需求曲线（或者表），把就业量和不同的工资水平联系起来。这里的工资指的是货币工资还是实际工资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们所认为的是货币工资，那么，我们当然要对货币价值的变动加以矫正。但是，由于价格的变动肯定不会和货币工资的变动正好保持相同的比例，从而使论证的一般倾向性不会改变。

如果这是他们论证的根据（如果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们论证的基础是什么），那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一个特定行业的需求曲线（或者表）只能建立在对其他行业的需求与供给曲线（或者表）的性质以及总有效需求量不变的假设基础上。所以，把有关个别行业的论点转用到所有行业整体上去是错误的做法，除非把总有效需求量固定不变的假设也转用到所有行业总体上去。然而，这个假定会使得这种论证变成用歪曲对方的观点来驳斥对方。因为，虽然没有人会反对伴随着总有效需求不变而货币工资减少相应地就业量增加的命题。但是，这里所争论的问题恰恰是：减少货币工资能够还是不能够改变用货币计量的总有效需求；或者争论的问题至少是：减少货币工资能够还是不能够使总有效需求的减少不与货币工资的减少完全同比例（也即，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总有效需求多少要大一些）。但是，如果不允许古典学派理论用类推的方法把特定行业的结论扩大到整个行业全体，那么，该理论就完全不能回答货币工资的减少对就业量有何影响的问题，因为它不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分析方法。在我看来，庇古教授的《失业论》从古典学派的理论中得到了所能得到的一切，结果是：该书成了一个显著的事例说明，该理论应用到什么决定整个社会的实际就业量问题时，毫无用处。[1]

二

那么，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分析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问题可以分成两部分：（1）其他条件不变，货币工资的减少是否具有直接增加就业量的倾向性？所谓“其他条件不变”，这里是指：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表和利息率，就整个社会而言是不变的。（2）货币工资的减少通过它对上述三个因素的某些或者可能的影响，是否会对就业量在特定方向上有某些或者可能的影响？

关于第一部分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前面几章做了否定的回答。我们曾经指出：就业量和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有效需求具有唯一的相互关系；还曾指出：由于有效需求是预期的消费和预期的投资之和，如果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表和利息率三者都不变，则有效需求也不变。在这三个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主们还要从总体上增加就业量，则他们的收益就必然小于他们的供给价格。

货币工资减少会增加就业量，“因为它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这是一个粗糙的结论。如果我们用假定对这个观点有利而追寻事物进程的方法来分析和说明问题，或许有助于反驳这个结论。即：企业主们开始时可能希望货币工资减少有此后果。诚然，单个企业主在开始时不是不可能看到他自己的成本的降低而忽视货币工资减少对他的产品的需求的反作用，而按照能取得一定利润的前提下卖出比过去更多产品的设想行事。然而，如果企业主全体都如此行事，那么，实际上他们还能够成功地增加他们的利润吗？不能。除非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从而收入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之间没有任何差额；或者，除非投资量增加，并且正好弥补收入增量与消费增量之间的差额。而投资量的增加又只能在资本的边际效率表相对于利息率有所增加时才能发生。这样，除非边际消费倾向等于1，或者货币工资的减少使得资本边际效率表相对于利息率有所增加，从而投资量增加，否则，企业主们对从产量的增加中所实现的收益将感到失望。而且就业量又将降到以前的数值。这是因为，当企业主们根据他们的产品能卖掉的价格而提供一定规模的就业量时，会给公众一笔收入，使得公众从这笔收入中的储蓄大于现行投资的数量。二者之差额就构成企业主们的亏损。这种情况，不论货币工资的水平如何，都会绝对地存在。因而，企业主们顶多只能推迟他们失望日期的到来，在此期间，用周转资本代替投资来填补储蓄大于投资的差额。

由此可见，除去通过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表和利息率的影响以外，减少货币工资对增加投资没有持久的趋向。所以，除去追寻对这三种因素可能的影响以外，再没有分析货币工资减少的后果的方法。

在现实中，对这三种因素的最主要的影响可能如下：

（1）货币工资的减少会或多或少地降低价格。所以，它会引起两方面的实际收入的再分配：（a）收入从工资劳动者那里转移到进入边际直接成本中的那些报酬未被削减的生产要素那里；（b）收入从企业主们那里转移到获取租金和利息的食利者们那里，食利者们的货币收入由于契约的规定是固定不变的。

这种再分配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的影响如何？收入从工资劳动者那里转移到其他生产要素那里，可能会降低消费倾向。至于收入从企业主们到食利者们的转移就成问题了。但是，如果食利者们从总体上看属于社会的富有者，他们的生活水平很少变动，那么，这种收入的转移也会降低消费倾向。考虑了各个方面的平衡以后，净结果为何，我们只能猜想。或许很可能的是消费倾向降低而不是提高。

（2）如果我们所研究的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而且货币工资的减少又是相对于外国货币工资的减少（两种货币工资的减少均以相同的单位计量）而言，那么，这种变动显然有利于投资量，因为它会趋向于增加贸易顺差。当然，假设这种有利之处不会被关税、限额等方面的变动所抵消。认为减少货币工资是增加就业量的一种手段，这种传统的信念在英国比在美国具有更大的力量。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英国而言，美国是一个较封闭的经济体系。

（3）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货币工资的减少虽然可以增加贸易顺差，但也可能恶化贸易条件，从而将会降低实际收入。而这除去新被雇用的人以外，又会降低原有就业者的实际收入，从而可能提高消费倾向。

（4）如果货币工资的减少是预期相对于将来货币工资的减少，则这种变动将有利于投资。因为正像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它会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而且与此同时，由于相同的理由，它还可能有利于消费。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减少导致预期的或者甚至有极大可能性的进一步的货币工资的减少，那么，它会有更准确的反面影响。因为它会降低资本边际效率，并且使投资和消费都会迟延。

（5）工资总支出的减少，再加上物价的某些降低以及货币收入的普遍减少，会减少为取得收入和企业经营的目的对现金的需求，因而会按照这个缩小量来降低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偏好表（或者曲线）。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这会降低利息率，从而有利于投资。然而，在这个场合，对将来的预期与刚刚考察过的第（4）点会呈现相反的趋向。因为，如果工资和价格预期以后还会上升，则对长期贷款的有利作用远比对短期贷款者为少。此外，如果工资的减少引起大众的不满而扰乱政治信心，则由于这个原因所引起的流动性偏好的增加可能大于实际流通中对现金需求量的缩减所能抵消的部分。

（6）由于货币工资的局部减少总是有利于单个企业主或者行业，于是货币工资的普遍减少（虽然它的实际影响各不相同），也可能在企业主们的心中产生一种乐观情绪，因而可以打破对资本边际效率作出的过分悲观估计的恶性循环，使得事态再次按照预期的更加正常的基础来进行。另一方面，如果工人们像他们的雇主们那样对工资的普遍减少作出了同样错误的估计，则劳资纠纷可能抵消这一有利因素。除此以外，由于通常没有一个在所有行业中使得货币工资同时间和同量地减少的手段；而且，由于所有工人们的兴趣首先在于反对他们各自特殊场合的工资的减少，所以，使得一切行业的货币工资的减少非常困难。事实上，雇主们想在货币工资的劳资谈判中把工资压低的行动遭到了远比由于物价上升使得实际工资逐渐地和自动地下降强烈得多的反抗。

（7）另一方面，债务的巨大负担对企业主们造成的压抑影响，可以部分地抵消由于工资减少而带给企业主们的高兴心情。的确，如果工资和价格下降到很大程度，则负债沉重的那些企业主的财务困难可能很快达到破产的地步——这对投资具有极为不利的影响。此外，较低的价格水平对国债从而对赋税的实际负担的影响，可能对企业经营的信心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以上所述，并不是在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减少工资的可能的全部影响。但是，我认为，也还是概括了通常所认为的最重要的一些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论证限制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以内，并且假定实际收入的重新分配对社会的消费倾向没有多大影响，即使有，也只是起相反的即不利的影响。因而，我们必须把对减少货币工资有利于就业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投资的改善上，而投资的改善既可能由于第（4）点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增加，或者由于第（5）点的利息率的降低。现在让我们对这两种可能性作进一步详细的考察。

有利于资本边际效率增加的情况是：相信货币工资已经达到了最低点，因而进一步的变动只能预期是向上的方向。最不利的情况是：货币工资会逐渐慢慢下降，而每一次的削减都会降低将来是否能维持住工资的信心。当我们进入一个有效需求衰弱时期，如果货币工资突然很快地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以致没有人相信工资的下降会无限制地继续下去，这种事态会有利于加强有效需求，但这只能出之于政府法令。而且在一个自由工资谈判的制度中，也是很少能做得到的。既然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对工资严格加以固定，而且使人们相信工资不会再有多大变化，远比伴随着货币工资逐渐下降趋势的萧条状态为好。因为在萧条状态下，工资进一步的轻微下降，会被人们当做一个信号表明：失业又增加了，譬如说，1%。如果预期工资在来年要下降2%，它的影响大致相当于在同一期间应付的利息率上升2%。在经过相应的修正后，同样的观察也适用于经济繁荣状态。

根据以上所述，在当代世界的现实实际和现实制度之下，以货币工资固定不变为目标的政策，比起随着失业量的变化而伸缩货币工资的政策来更有利——这是就资本边际效率而言，政策应该如此。但是，当我们就利息率而言时，这个结论是否还能成立？

所以，很明显，那些相信我们的经济体系能够自我调节的人们不能不把他们论证的重点放在工资和物价的下降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上，虽然我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这样做了。如果货币数量本身是工资和物价水平的函数，那么，按照这一思路，他们也就没有希望取得成果。但是，如果货币数量几乎是固定不定的，那么很明显，它的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数量就会由于货币工资足够的降低而无限制地增加。同时它的数量同国民收入的比例一般地也能够大大增加。增加的限度取决于工资成本在边际直接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以及边际成本中的其他因素对工资单位下降的反应。

因此，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用两种方法造成对利息率的相同的影响：一是，降低工资，而保持货币数量不变；二是，增加货币数量，而保持工资水平不变。因此，削减工资和增加货币数量作为得到充分就业的手段，都受到同样的限制。上面列举的限制货币数量的增加能够使得投资量增加到适度水平的种种理由，经过相应的修改后，也适用于工资降低。如果货币数量只是温和地增加，那么，它对长期利息率的影响可能不够大；而如果货币数量增加很多，则又可能通过干扰信心而抵消它在其他方面的有利影响。同样，温和的货币工资的降低，也可能难以产生什么影响；而大量的降低，即使能行得通，也会动摇信心。

所以，没有理由相信，一种伸缩性的工资政策能够维持充分就业持续的状态；——正像没有理由相信，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的货币政策，在没有其他辅助方法的情况下，也能达到这个结果一样。货币工资的伸缩性政策和改变货币数量的政策，二者都不能使经济体系发挥自我调节的功能。

诚然，如果劳动者总是处于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的地位（并且也这样做的话），则一旦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劳动者们便一致行动，减低货币工资到所要求的程度，即以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数量多到使得利息率下降到符合充分就业的水平。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让工会而不是让银行系统去从事旨在实现充分就业的货币管理。

伸缩性的工资政策和伸缩性的货币政策，在理论分析上，虽然同样都是可供选择的改变用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数量的手段，但是，在其他方面，二者之间当然有着天壤之别。现在我提出四个值得突出考虑之点供读者回忆：

（1）除去社会主义社会用法令规定工资政策以外，没有手段能使每一阶层的劳动者能够得到统一的工资削减。工资削减只能通过一系列逐渐的和不规则的工资变动来达到。这些变动不是以社会正义和经济利益为准则，而且可能只是通过浪费的和灾难性的斗争才能完成。在斗争中，那些处于谈判最弱地位的人们相对于其余的人们来说会遭受到最大的损失。另一方面，货币数量的变化却早已进入多数政府的权限之内，例如公开市场政策或者类似的手段。考虑到人类的本性和我们的制度，除非有人能指出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优于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否则，就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偏爱前者。此外，一种相对容易应用的方法，应该优于一种可能实行起来有困难的政策。

（2）如果货币工资是非伸缩性的，那么，一部分价格的变动（即除去“被管制”的价格或者由边际成本以外其他的考虑所决定的垄断价格以外）将主要相应于现行设备由于产量的增加而下降的边际生产率。这样，在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将保持一种实际上最美好的关系。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报酬是由契约用货币规定的，特别是食利者阶级和那些在永久性企业、机关或者政府里领取固定薪金的人们。如果主要阶级的报酬在任何场合都是用货币加以固定，从而所有生产要素的报酬用货币计量没有什么伸缩性，那么，这就是最合乎社会正义和社会权宜之计的。考虑到大批人的收入用货币计量是比较没有伸缩性的，那就只有无正义感的人才会喜欢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而不是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除非他能够指出前者具有后者所没有的优越之处。

（3）通过降低工资单位来增加用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数量的方法，会按比例地加重债务人的债务负担；然而用增加货币数量同时保持工资单位不变的方法，会得到相同的货币增加量，但影响却相反。考虑到许多类型的债务的加重，只有缺乏经验的人才会选择降低工资的方法。

（4）如果利息率的下降是通过降低工资水平的办法取得的，那么，由于上面已说过的理由，这会从两个方面压低资本边际效率，从而也就构成双重理由来推迟投资，延缓经济复苏。

三

所以，由此可见，如果劳动者相应于就业量逐渐减少，而在货币工资逐渐减少的条件下提供劳务，这一般地不会引起实际工资的下降，甚至还可能通过对产量的相反的影响而增加它们。这种政策的主要后果是造成价格的巨大的不稳定性，有时甚至如此的剧烈，以致在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依靠企业核算才能运行的社会中，企业核算成为多余的事情。把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当做一个自由放任经济体系所应有的正确的、合理的附属品的设想，是与真实情况相反的。只有在一个高度集权社会中，突然、巨大和全面的变革，一切都依靠法令来规定，只有在这种社会中，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才能成功地实行。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政策在意大利、德国或者俄国可以运行，但在法国、美国或者英国却不可能。

像在澳大利亚，如果企图用立法来规定实际工资，与这种实际工资相适应地就有一个一定的就业水平。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实际的就业量就会在该就业水平和完全没有就业之间剧烈地波动。而实际的就业量取决于投资量是否符合相应于该就业水平的投资量。当投资量符合相应于该就业水平的投资数值时，价格就处于非稳定的均衡状态；当投资量低于这个投资数值时，价格急剧下降为零；当投资量高于该投资数值时，价格会上升到无穷大。在这当中，要想找出一个稳定的因素，这就是那些控制货币数量的因素。货币数量的决定总是与某种货币工资的水平相联系。在该货币工资的水平下，货币数量要能在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使得投资量保持在恰到好处的水平。果真如此，则就业量不变（相应于法定实际工资水平），而货币工资和价格急速变动，达到正好维持恰到好处的投资量所必要的程度。在澳大利亚的实际情况中，之所以逃避了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当然部分的是由于立法手段总是难于完全达到既定目标，部分的还由于澳大利亚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其货币工资水平本身就是一个对外投资水平的决定因素，从而也就是决定总投资量的一个因素。与此同时，贸易条件对于实际工资也有着重要影响。

根据以上这些考虑，我现在的意见是：在权衡各种考虑的得失之后，维持一个稳定的一般货币工资水平，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来说，是一个最可取的政策；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这个结论也适用，如果该国同世界其余国家通过外汇的波动而能够达到国际收支均衡的话。在某些特定的行业中，工资具有一定程度的伸缩性是有好处的。它有助于从那些相对衰落的行业到那些相对扩展的行业的转移。但是，货币工资的总体水平应该尽可能地维持稳定，至少在短期内应该如此。

这个政策会使价格水平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至少比起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来，能有更大的稳定性。除去“管制的”物价或者垄断价格以外，一般价格水平，在短期内，只能在这个限度内变动，即反映着就业量的变动对边际直接成本的影响；在长期内，则只能在这个限度内变动，即反映着由于新技术和新的或者增加了的设备所造成的生产成本的变动。

虽然如此，实情是：如果就业量有大的变动，价格水平也将随之而有相当大的波动；但是，像我在上面已指出的，其波动要小于执行伸缩性工资政策下的波动。

这样，在执行刚性工资政策下，在短期内，要价格稳定，就必须避免就业量的波动。另一方面，在长期内，我们仍然有两种政策上的选择：一是，随着技术和设备的进步而允许价格缓慢下降，但同时保持着工资的稳定；另一是，允许工资缓慢上升，但同时保持物价稳定。总的说来，我偏向于后一种政策的选择。这是因为：（1）预期将来的工资较高比预期将来的工资较低更容易使实际的就业量保持在充分就业的一定范围内。（2）有以下社会利益：逐渐减少债务人的债务负担；从衰落的行业到兴旺的行业的调整有较大方便；货币工资温和上升的趋向可能在心理上给人们以鼓舞。这些考虑涉及不到经济学的主要原理，而且对这两种政策详加论述也超出我现在的目的和范围。

附录：关于庇古教授的《失业论》

庇古教授在其《失业论》中，称就业量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1）工人们所要求的实际工资率；（2）对劳动实际需求函数的形状。该书的中心章节是关于该函数形状的决定问题。工人们所要求的并不是实际工资率而是货币工资率。这个事实该书并未忽视，但是，它假设，货币工资率除以工资品价格就可以计量实际工资率。

《失业论》的给出了两个方程式。按照庇古教授的说法，该方程式是对劳动实际需求函数的“研究的出发点”。由于有几个暗含的假设影响着他的分析的应用，这些假设一开始就混入他的论证之中。因此，我愿首先对他的处理方法直到争论的关键之点做一提要。

庇古教授把工业区分为“从事制造满足国内需要的工资品和制造出口品销售后换回国外的工资品”的行业，以及“其他”行业。为了方便起见，可以分别把它们称之为工资品行业和非工资品行业。他假设，雇用于前一行业的为x人，雇用于后者的为y人；他用F（x）来表示x人生产的工资品产品的价值，用F′（x）来表示该行业的一般工资率。这种做法，相当于假设：边际工资成本等于边际直接成本，[2]虽然他在行文中并没有加以说明。进而，他还假设x+y=φ（x），也即总就业量是被雇用于工资品行业的人数的函数。于是，他又表示对劳动总量的实际需求弹性（此弹性可以显示出我们所寻求的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的形状）可以被写为：

仅就符号来论，他的和我的表达方式没有重大区别。如果我们能够把庇古教授的工资品和我的消费品等同起来，把他的“其他物品”和我的投资品等同起来，那么，他用以表示由工资单位计量的工资品行业的产品价值，就和我的Cw是相同的。此外，他的函数φ（在工资品等同于消费品的限度内）是我称之为就业乘数k′的函数，因为

Δx=k′Δy[3]

因而，

由此可见，庇古教授的“对劳动总量的实际需求弹性”，是一个和我的某些概念相似的复合概念。它部分地取决于工资品行业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像他的函数F所表示的），部分地取决于工资品的消费倾向（像他的函数φ所表示的）。以上所说，当然，总是要限制在一个特殊场合，即边际劳动成本等于边际直接成本。

为了决定就业量，庇古教授把他的“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同一个对劳动的供给函数联合起来。他假设劳动的供给只是实际工资的一个函数，而不包括任何其他的变量。但是，还像他所假设的，实际工资是就业于工资品行业的x人数的函数，这就等于假设按照现行工资的劳动的总供给是x的一个函数，不包括其他任何变量。这就是说，n=X（x），n是实际工资为F′（x）时的可能的劳动供给量。

这样，把所有复杂的情况清理掉，庇古教授的分析是企图从以下两个方程式中找出实际就业量：

和

这里，有两个方程式和三个未知数。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规避这个困难的办法是使n=x+y。这样做相当于假设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也即在现行的实际工资下，所有可能的劳动者实际上都就业了，在这个场合，x具有满足这个方程式的价值：

φ（x）=X（x），当我们如此得出的x的价值等于（譬如说）n1时，则y必须等于x（n1）-n1，总就业量n就等于X（n1）。

这里值得稍停片刻，以便考虑一下这一切的含义。其含义是说，如果劳动的供给函数发生变动，则在一定的实际工资水平下，劳动的可使用量增多（于是满足方程式φ（x）=X（x）的x的价值，现在成为n1+dn1），对非工资品行业的产品的需求要达到如此程度，以致这些行业的就业量的增加能使得φ（n1+dn1）和x（n1+dn1）二者保持相等。能使总就业量可能发生变化的唯一另一种方法，是分别改变购买工资品和非工资品的倾向，以致y增加伴随着x较大的减少。

n=x+y这一假设当然意味着劳动者总是处在能决定其自己的实际工资的地位。而劳动者处于能决定其自己的实际工资的地位的假设，又意味着对非工资品行业产品的需求要服从于与上述方程式有关的规律。换句话说，这等于假设：利息率按照如此的方式来自行调节它与资本边际效率表的关系，以保持住充分就业。没有这个假设，庇古教授的分析就会崩溃，提不出决定就业量将如何的办法。诚然，奇怪的是，庇古教授竟设想他能提供一个失业理论，而根本不涉及就业量的变化（也即不涉及非工资品行业的就业量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由于劳动的供给函数的变化，而是（例如）既由于利息率的变动，又由于信心状态的变化。

所以，他的书名《失业论》有点名不副实。他的这本书实际上并没有论及这个主题，而论述的是：当充分就业的条件得到满足，在劳动的供给函数为既定时，就业量将是多少。劳动总量的实际需求弹性这个概念的目的，是表明相应于劳动供给函数的一定的移动，充分就业将上升或下降多少。或者，用另一种或许更好的说法：我们可以认为，他的那本书不过是一种非因果性的考察，考察相应于任何既定的就业量水平，决定实际工资水平为何的函数关系。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决定实际就业水平，并且也没有直接涉及非自愿失业的问题。

如果庇古教授否定我在前面定义过的那种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则仍然难以看出他的分析如何能够被应用于现实。因为，他疏忽了关于什么决定x和y之间的联系的讨论，也即工资品和非工资品行业各自就业量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致命伤。

此外，他同意在一定限度内，劳动者事实上所要求的不是一定的实际工资水平，而是一定的货币工资水平。但是，在这个场合，劳动的供给函数就不是单独F′（x）的函数，也还是工资品货币价格的函数，这样一来，他以前的分析就崩溃了，并且一个追加的因素被引进了，但却没有一个追加的方程式来解决这个追加的未知数。一种虚假的数学方法除去使得每一件事物只是单一变量的函数，并假定所有的偏微分都不存在以外，不可能在问题的分析上有什么进展。对这种潜在的危险，没有比庇古教授的分析更好的说明了。因为，后来承认事实上还有其他许多变量，却仍然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研究，对已经完成的成果不做修改，这种承认是没有用处的。因此，如果（在某种限度内）劳动者所要求的是货币工资，那么，除非我们知道什么决定工资品的货币价格，则即使我们假定n=x+y，我们仍然会感到资料不充分。因为，工资品的货币价格取决于总就业量。所以，直到我们知道工资品的货币价格以前，我们不能说出总就业量是多少；同时，直到我们知道总就业量以前，我们也不能知道工资品的货币价格。这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们缺少一个方程式。然而，暂时假设货币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具有刚性，也可能使我们的理论更接近于事实。例如，在英国1924—1934年动荡、不确定和物价广泛波动的十年期间，货币工资稳定在6%的波动幅度内，而实际工资的波动幅度在20%以上。一个理论，除非它在货币工资固定不变（或者在一定范围内不变）或者在改变的场合都能应用，才能称得起是通论。政治家们有资格抱怨货币工资应该具有高度的伸缩性。但是，一个理论家则对于货币工资具有不具有高度伸缩性问题应该是毫无偏袒地进行处理。一个科学的理论不能要求事实迎合它自己的假设。

当庇古教授专门处理货币工资减少的影响时，他再次引入了显然（在我心目中认为如此）很少的资料以得到任何具体的答案。他一开始就反对这样一个论点（《失业论》），即：如果边际直接成本等于边际工资成本，则当货币工资减少时，非工资劳动者的收入将和工资劳动者的收入同比例地变化。他反对的理由是：如果就业量不变，这个论点才能成立——就业量是否不变，正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到下一页（《失业论》），他自己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假定：“在开始时，非工资劳动者的货币收入不变”；而他刚刚说过，如果就业量并非保持不变，这一点才能成立；就业量是否保持不变，正是要讨论的问题。事实上，除非有其他因素加进我们的资料中，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还有答案。

事实上，劳动者所要求的是一定的货币工资量，而不是一定的实际工资量（只要实际工资不下降到某一最低点以下）。承认这一点，就会影响整个分析。那就是：如果承认这一点，则作为大部分论证之基础的那个假设就会崩溃。这个假设，即：只有实际工资较高，更多的劳动量供给才成为可能。例如，庇古教授用以反对（《失业论》）乘数理论的假设是：实际工资率是既定的，也即既然已经达到了充分就业，则即使实际工资较低，也不会有追加的劳动量。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庇古教授的论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段落中，庇古教授批评的是关系到实际政策的一种方案，即在一个时期中，英国的失业统计超过了200万人（即有200万人愿意在现行货币工资下工作），而庇古教授竟假设，只要生活费用相对于货币工资有所上升，不管它多么微弱，也会使得工人退出劳动市场，而且退出的人数还会超过200万人。这种假设离事实过远，简直是想入非非。

重要的是应着重指出这样一点，即庇古教授的整个这本书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相对于货币工资的任何生活费用的上升，不论上升的程度如何温和，都会使得为数比现行全部失业量还要大的大量工人退出劳动市场。

此外，庇古教授在同一段落中（上引书），还没有注意到，他提出用以反对作为公共工程之结果的“第二轮”就业的论点，也可以用来反对在相同的假设条件下，同一种政策导致的“第一轮”就业量增加的论点。因为，如果在工资品行业中一般的实际工资率为既定，则除非非工资劳动者减少他们的工资品的消费，就业量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增加。因为，新参加“第一轮”就业的人们会增加工资品的消费，从而会降低实际工资，因而又会（按庇古教授的假设）导致原来在其他地方已经就业的人们退出劳动市场。然而，庇古教授显然承认第一轮就业量增加的可能性。第一轮就业与第二轮就业之间的分界线，似乎成了庇古教授心理上的严重之点，在该点，他的良好的常识见解不再能驯服他的坏理论。

由于假设条件和分析方法的不同而导致的结论上的差异，可以用庇古教授概括其观点时的下列一段重要的文句来表明：“在工人们之间存在着完全的自由竞争和劳动者的完全的流动的情况下，这种关系（即人们所要求的实际工资率和对劳动的需求函数之间关系）的性质是很简单的。对工资率总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发生作用，使得它和对劳动的需求如此相联系，以致每个人都得到就业。因此，在稳定的状态下，每个人都实际被雇用。其含义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失业，其原因完全在于需求状况继续在改变，而摩擦力使得工资不能及时地调整。”[4]

他总结说（《失业论》）：失业主要是由于一种工资政策，这种政策不能把工资本身调整到足够的程度，以适应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的变动。

由此可见，庇古教授相信，在长期中，失业能够通过工资调整来解决[5]。而我认为，实际工资（只有它的最低水平才由就业的边际负效用来决定）的水平，主要并不是由“工资调整”来决定（虽然调整也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反应），而是决定于这个经济体系的其他因素。其中某些因素（特别是资本边际效率表和利息率的关系），庇古教授未能纳入他的理论框架之中，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话。

最后，当庇古教授论述“失业的原因”时，他确实像我那样谈论过需求状况的波动。但是，他把需求状况和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等同起来，从而忘记了，按照他的定义，后者是如何狭小的事物。因为，按照他的定义（像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仅仅取决于两个因素，即：（1）在任何既定情况下，就业的总人数和必须就业于工资品行业的为他们提供消费所需的人数之间的关系；（2）工资品行业的边际生产率状况。然而，在他的《失业论》的第5编中，“对劳动的实际需求”波动的状况都被置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对劳动的实际需求”被认为是一个容易大幅度短期波动的因素（上引书，第5编，第6—12章）；并且，似乎认为，“对劳动的实际需求”的摆动与工资政策未能对这种摆动作出敏锐的反应结合在一起，是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对读者来说，乍一看来，所有这一切似乎是合理的，是人们所熟悉的。因为，除非他又回到原有定义上去，否则，“对劳动的实际需求的波动”在他的心目中似乎具有和我所说的“总需求状况的波动”类似的含义。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庇古教授的“对劳动的实际需求”的定义上去，则庇古教授所说的这一切就不能令人信服了。因为，我们会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一因素难以发生剧烈的短期波动了。

根据定义，庇古教授的“对劳动的实际需求”仅仅取决于F（x）和φ（x）。前者代表工资品行业的生产的物质条件；后者代表总就业量和与之相应的工资品行业中就业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除去在长期内逐渐地变动以外，很难找到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函数中的任何一个会有变动。可以肯定，没有理由设想它们可能在一次经济周期中会有波动。因为，F（x）只能慢慢地变动，而且在一个技术进步的社会中只能向前方变动；而φ（x），则除非工人阶级突然倾向于节俭，或者更一般地说，消费倾向突然有变动，它将保持稳定。所以，我预期，在整个经济周期中，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几乎会保持固定不变，我再重复一次：庇古教授在他的分析中完全抹杀了不稳定的因素，即投资量的变动，而这一变动常常是就业量波动现象的根源。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批判庇古教授的失业理论，并不是因为对我来说，他比古典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更值得批判，而是因为他的理论，据我所知，是唯一试图精确地把古典学派的失业理论书写出来的。因此，对这种理论提出反对是我义不容辞的。这种理论是一种高级的最难以对付的陈述。

[1]在这一章的一个附录中，将对庇古教授的《失业论》给以详细的批评。

[2]把边际工资成本和边际直接成本等同起来的错误或许来自边际工资成本的意义含糊不清。我们可以把它意指为：追加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如果除去追加的工资成本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追加的成本；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意指为：在现有的设备和其他未被雇用的生产要素的辅助下，用最经济的方法生产追加一个单位的产品所引起的追加的工资成本。在前者场合下，不可能在追加劳动的同时也追加任何企业经营能力或者经营资本或者劳动以外的会增加成本的任何东西；甚至不可能让追加的劳动比较小的劳动力所能做到的那样更快地损耗设备，因为在前一场合下，不容许劳动成本以外的任何其他成本因素进入边际直接成本，这样，边际工资成本当然就等于边际直接成本。但是，根据这一前提所得到的分析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应用价值。因为它依以为基础的假设在现实中很少能实现，因为在现实中，我们不会愚蠢到如此地步，以致不把追加的劳动和适当追加的其他的生产要素（如果它们在现实中存在的话）一起使用。所以，只有假设除去劳动以外的所有生产要素都已经被使用到最高限度，那个假设的前提条件才能成立。

[3]疑有误，见本书附录一②。——译者

[4]参见《失业论》。

[5]他并没有作出暗示或者提醒，这一结果是来自利息率的反应。

第二十章
就业函数[1]

一

在第3章，我们曾给总供给函数Z=φ（N）下过定义，它表示就业量N和与之相应的产量的总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就业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在作用上是后者的反函数，而且是用工资单位来规定的。就业函数表示的工资单位计量的有效需求的数量与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说明：当一家厂商或者一个行业或者行业全体面临一定的有效需求时，将提供多少就业量才能使其产量的供给价格恰好等于该一定量的有效需求。这样，如果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有效需求的数量为Dwr，一家厂商或者一个行业与此相应的就业量为N，则就业函数即为N，=Fr（Dwr）。或者更一般地说，如果我们可以假设Dwr是总有效需求Dw的唯一的函数，则就业函数就是Nr=Fr（Dwr）。那就是说，当有效需求为Dw时，则在r行业中的就业量即为Nr人。

在这一章，我们将发掘就业函数的某些特性。但是，除去这些特性可能具有的任何感兴趣的事以外，有两个理由说明为什么要用就业函数代替普通的供给曲线同本书的方法和目的是一致的：第一，就业函数是为了用我们自己所限定的单位来表示与我们研究的主题有关的事实，而不引入任何在数量上含糊不清的单位。第二，就业函数比普通的供给曲线，它本身更适合于分析总体行业或者产量的问题，以有别于在既定环境下，单个行业或者厂商的问题。其原因如下：当我们为一种特定的商品画一条普通的需求曲线时，总是假定公众成员的收入为一定；成员的收入变动了，则需要重新画出另一条需求曲线。同样，当我们画出某一种商品的供给曲线时，总是假定整个行业的产量为一定，整个行业的产量变动了，该供给曲线也要变动。因此，当我们考察单个行业对总就业率的改变的反应时，我们必然涉及的不会是每个行业的单个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而是相应于总就业量的不同假设的两组曲线。然而，在就业函数的场合，要得到一个反映总体就业量变动的总体行业的函数，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让我们（首先）假设，消费倾向是既定的。同样，上面第18章中作为既定的其他因素也仍然是假定的，并且还假设，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是投资量的改变所引起的就业量的改变。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每一个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有效需求的水平将有一个与之相应的总就业量，而且这个有效需求按照一定的比例分解为消费和投资。此外，每一个有效需求水平都相应于一定的收入分配。因而，进一步作出如此假设是合理的，即：相应于既定的总有效需求水平，存在着一个唯一的该有效需求在相同行业中的分配。

这使我们能够决定，相应于一定的总就业量水平，各个行业的就业量如何。就是说，它可以告诉我们相应于每一个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总有效需求水平，在各个特定行业的就业量，从而，上面所定义的行业的第二种形式的就业函数，即Nr=Fr（Dw），所要求的条件得到了满足。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利之处，即：在这些条件下，单个就业函数在这个意义上是添加剂，就是说，相应于一定水平的有效需求的整个行业的就业函数等于各个单个行业的就业函数的总和，也即：

其次，就是给就业弹性下个定义。对于一个既定行业而言，就业弹性是：

因为就业弹性衡量预期用于购买一个行业的产品的工资单位的数量发生变动时，受雇于该行业的劳动单位的数量作出的反应，总体行业的就业弹性可以写成：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衡量产量的某种充分令人满意的方法，那么，给出所谓产量弹性或者生产弹性的定义也是有用的。该弹性衡量任何一个行业所面临的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有效需求增加时，该行业的产量的增加率。即：

只要我们假设价格等于边际直接成本，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其中，Pr为预期利润。[2]由此可见，如果eor=0，也即：如果该行业的产量完全缺乏弹性，那么，以工资单位计量的全部有效需求的增加量会被当做利润而归之于企业主，即ΔDwr=ΔPr；如果eor=1，即产量弹性为1，则在有效需求的全部增加量中，没有任何部分成为利润，全部被进入边际直接成本的因素所吸收。

此外，如果某一行业的产量是该行业雇用的劳动者数量的函数φ（Nr），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3]

其中，Pwr用工资单位计量的单位产品的预期价格。由此可见，eor=1这个条件意味着φ″（Nr）=0，也即随着就业量的增加，其报酬保持不变。

至于古典学派理论，它假定实际工资总是等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并假定就业量增加时，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也增加，从而，如果实际工资减少，其他条件不变，则劳动供给将下降。这实际上等于假设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支出的增加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是真实的，则就业弹性这个概念就没有应用的领域。此外，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可能通过用货币计量的支出的增加来增加就业量。因为货币工资会随着货币支出的增加而成比例地上升。从而，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支出不会增加，结果就业量也不会增加。但是，如果古典学派的假设不能成立，那么，就有可能通过增加以货币计量的支出来增加就业量，一直到实际工资下降到等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在该点，根据含义，就是充分就业。

当然，在通常情况下，eor的价值总在0与1之间。所以，当货币支出增加时，用工资单位计量的价格将上升的程度，也即实际工资下降的程度，取决于产量弹性对用工资单位计量的支出的反应。

用e′Pr表示预期价格Pwr反应于有效需求Dwr变化的弹性，即。

这就是说，价格和产量反应于有效需求（用工资单位计量）变化的弹性之和等于1。有效需求的作用，按照这个规律，部分地在影响价格上，部分地在影响产量上。

如果我们所讨论的是整体行业，并且假定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能计量整体产量的单位，则运用同样论证可得e′P+eo=1。其中，符号的右下方没有r记号，是指对全社会的行业而言。

现在，我们用货币代替工资单位来计量价值，并且把如此得到的结论推广到行业全体。

如果用W代表一个单位劳动的货币工资，p代表用货币计量的一个单位总体产品的预期价格，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反应于用货币计量的有效需求的变化的货币价格弹性写成ep，把反应于用货币计量的有效需求的变化的货币工资弹性写成。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地表明：

ep=1-eo（1-ew）[4]

正像我们将在下一章所看到的那样，这个方程式是货币数量论一般化的第一个步骤。如果eo=0，或者ew=1，则产量不会改变，价格将与用货币计量的有效需求同比例地上升。否则，价格将以较小的比例上升。

二

让我们再回到就业函数。在前面我们曾假定：相应于每一水平的总有效需求，该总有效需求在各个个别行业产品之间只有唯一的一种分配方式。但当总支出改变时，用于单个行业产品的相应的支出一般地不会同比例地变化——这部分的是因为个人当他们的收入增加时，用于购买各个行业的产品的数量不一定同比例地增加；部分的是因为购买不同商品的支出增加时，不同商品的价格会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

由此推论，如果我们承认，增加的收入可以有一种以上的方式花费掉，那么，迄今为止我们依次进行分析的假设：就业量的变化仅仅取决于因工资单位计量的总有效需求的变化，只不过是一个第一接近值而已。因为我们设想的总有效需求的增加在不同商品间的分配方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就业量。例如，增加的有效需求大量被引向具有高就业弹性的产品，则总就业量的增加会大于有效需求大量被引入具有低就业弹性的产品。

在同样的方式下，如果有效需求改变的方向是向着具有相对低的就业弹性的产品，则没有任何总有效需求的变动，就业量也会下降。

以上这些考虑，当我们考察的是短期现象时更是特别重要。所谓短期是指时间短到无法预见有效需求的量和方向的改变。某些产品的生产需要时间，因而，增加它们的供给实际上不可能太快。这样，追加的需求突然引向它们，则它们会表现出一个低的就业弹性，即使情况可能是：如果给予充分准备时间，它们的就业弹性可能接近于1。

我发现生产时期这个概念的主要意义正在这里。一种产品，依照我的说法，[5]如果对它的需求需要有n个时间单位为既定的准备时间，而且如果这样它提供的就业弹性是最大的，那么，就说该产品的生产时期为n。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品作为一个整体显然就具有一个最长的生产时期。因为它们总是构成每一个生产过程的最后阶段。这样，如果对有效需求扩大的最初冲击来自消费的增加，则它的起始就业弹性低于最后均衡水平时的数值，更低于有效需求扩大的最初冲击来自投资增加时的起始就业弹性低于最后均衡水平时的数值。此外，如果增加的需求是具有相对较低的就业弹性的产品，则需求增加的大部分将会增大企业主们的收入，较小的部分增加工资劳动者和其他直接成本因素的收入。其结果，将对支出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企业主可能比工资劳动者从增加的收入中储蓄更多。然而，对这种情况不宜过分夸大，因为它们的反作用大体上是相同的。[6]

将来需求的变动事先预告给企业主的时间不论有多长，反应于一定投资量增加的起始的就业弹性不可能和最后的均衡数值一样大，除非在生产的每个阶段都有剩余的存货和剩余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剩余存货的消耗也是一种负投资，因而对于投资量的增加会构成一种抵消。如果我们设想，初始时在生产的每个阶段都有过剩存货，初始的就业弹性可能接近于1；当存货已经被吸收完毕，但在较早生产阶段生产的产品按照适当的速度形成供给增加到来之前，就业弹性将会下降；而当接近新的均衡位置时，就业弹性又重新上升趋向于1。然而，这会遇到某些限制条件，因为当就业量增加时，租金因素可能吸收掉更多的支出额；利息率提高也会有同样后果。由于这些原因，那么，在一个处于变动中的经济体系中，价格的完全稳定性是不可能的。除非有某种特殊机制，使得消费倾向暂时作出适当程度的波动。但是，由此引起的价格的不稳定性不会导致一种利润刺激，从而造成多余的生产能力。因为，价格不稳定性造成的意外收益将完全归那些拥有相对最后生产阶段的产品的企业主们获得，而那些不拥有适当种类的特殊资源的企业主们不可能把这种意外收益吸引到他们自己手中。这样，由于变动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价格不稳定性，不可能影响企业主们的行动，但只是把既成事实的意外财富投入幸运人们的怀抱（当设想的变动为另一方向时，后果只需加以相应的修正）。这个事实，我想，在当代目的在于稳定价格的实际政策的讨论中被忽略了。不过，在一个易于变动的社会中，也不能完全取得成功。但是，也不能由此而认为，价格每一次微小的暂时的不稳定，就必然造成累积的非均衡状态。

三

我们已经指出过，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就会有这种意义上的就业不足，即：人们愿意接受低于现行实际工资的工资而工作，但却失业。结果，当有效需求增加时，就业量也增加（虽然所得到的实际工资等于或者小于现行实际工资），一直到这样一点，在该点，不再有多余的劳动者愿意接受当时现行的实际工资，也即：除非货币工资的上升（在该点之后）快于物价的上涨，没有更多的劳动者（或者劳动时数）愿意从事劳动。那么，下一个问题要考虑的就是：这种状态达到以后，支出仍继续增加，将会如何？

在达到这种状态之前，使用更多的劳动者于既定的资本设备所造成的报酬递减被劳动者愿意接受的递减的实际工资所抵消。在达到这种状态之后，则要增雇一个单位的劳动，就要有其报酬相当于产品增加量的等价作为引诱（即提高实际工资率）。而增雇一个单位的劳动，却又会带来产品数量的递减。所以，在该状态之后，严格的均衡状态的条件，要求工资和物价以及利润，随着支出的增加都作同比例的增长。而包括产量和就业量在内的以实物量计量的“实际”均衡位置仍保持不变。就是说，这时，我们达到了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内，粗略的货币数量论（把货币流通速度解释为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完全适用，因为产量不变，两物价却和MV以完全相同的比例上升。

然而，要把以上结论应用于现实，还必须记住以下一些限制条件：

（1）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物价的上涨会使得企业主们迷惑于增加就业量，乃至超过能使他们获得用产品计量的最大利润的水平。因为，他们如此习惯于认为，用货币计量的上升的销售额当做扩大生产的信号，以致当这种政策事实上已经对他们不再有利了，而他们还仍然继续这样做。也即他们可能在新的价格环境中，低估了他们的边际使用者成本。

（2）由于企业主们必须把他们的利润的一部分用货币规定下来作为租金付给租金领取者，因而价格的上升，即使没有任何产量的变化相陪伴，将会使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企业主而不利于租金收取者，这种收入的再分配有可能反作用于消费倾向。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只有当充分就业已达到时才开始的——随着支出的增加，这个过程将会在所有时间内稳定地进行。如果租金领取者比企业主较少倾向于花费，那么，实际收入从租金领取者那里逐渐地抽出将意味着，和相反的假设（企业主较少倾向于花费）相比，只有较少的货币量的增加和较小的利息率的降低，就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当充分就业已经达到之后，如果第一种假设事态（租金收取者较少倾向于花费）继续存在，则物价的进一步上升将意味着利息率多少要上升以阻止物价无限制地上涨，意味着货币数量的增加将小于支出增加的比例。而如果是第二种假设事态（企业主较少倾向于花费）继续存在时，则情况会相反。如果租金领取者的实际收入减少，其减少达到某一点，作为其相对贫困的结果，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从上述第一种假设事态转变为第二种假设事态。这个转折点可能出现在充分就业达到以前或者以后。

四

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明显的非对称性，或许使人们感到有点困惑。因为，有效需求收缩到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水平以下，会压缩就业和物价。而有效需求膨胀到高于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水平，则只会影响到物价。然而，这种非对称性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反映，即：虽然劳动者总是处在一种地位，反对在实际工资低于一定就业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的情况下工作，从而使该就业量不能实现。而当实际工资不低于一定就业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时，劳动者又不是处在一种地位，被强行就业，以使该就业量得以实现。

[1]那些不喜欢（正当地）代数的人们，可以把本章的第一节省略掉，而不会有多大损失。

[2]因为，如果Pwr代表用工资单位计量的单位产品的预期价格，则：

[3]因为，由于

[4]因为，由于P=Pw · W，D=Dw · W，我们可以得到：

[5]这与通常的定义不同。但似乎对我来说，体现了该概念的意义之所在。

[6]关于上述主题的进一步讨论，可见我的《货币论》第4编。

第二十一章
价格论

一

只要经济学家们论及什么是所谓的价值论时，他们总是习惯于说：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状况；而且，特别是边际成本和短期供给弹性的变化起着重大作用。但是，当他们进入第2卷，或者进入另一类更经常的理论即货币和价格理论时，我们就再也听不到这些家常而易懂的概念，恍若进入另一个世界，在这里，价格取决于货币数量，取决于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取决于相对于交易量而言的流通速度，取决于货币贮藏，取决于强迫储蓄，取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如此等等。很少或者根本不再试图把这些空泛的名词同以前的供给和需求弹性的概念联系起来。那么，如果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受到的传授，并且设法使之合理化，则较简单地讨论一下，那就像是供给弹性必然变为零，需求与货币量成比例地变动；而更深奥地讨论一下，则我们就像是堕入云里雾中，什么都不清楚，什么都可能。我们大家都变得习惯了，有时发现我们在月亮的这边，有时又在那边，不知道把这两边连接起来的道路是什么，就像是我们的清醒和睡梦生活的关系。

前面一些章的目的之一，在于避开这种双重生活，并且把价格理论与价值论从总体上密切结合起来。经济学把一方面是价值论和分配论，另一方面是货币论这样的区分，我认为，实在是一种错误的区分。我主张正确的二分法应该是：一方面，是关于单个行业或者厂商的理论，研究一定量的资源如何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以及它们的报酬如何；另一方面，是关于社会总体的产量和就业量的理论。如果我们所研究的仅限于单个行业或者厂商，并且假定就业资源的总量固定不变，其他行业或者厂商的情况也不变，那么，的确我们就可以不必涉及货币的重要特性；但是，一旦我们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决定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种货币经济的完整的理论。

或许，我们也可以按照静态均衡理论和移动均衡理论来划分。后者意指某一种经济体系的理论，在该经济体系中，对将来看法的改变会影响现在的事态。因为，货币的重要性主要来自它是联系现在和将来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先考虑一个我们对将来的看法固定不变，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可靠的世界，在其中，在正常经济动机的影响下，资源如何在不同用途之间分配才符合均衡状态；然后，再对经济体系作进一步的区分：一是，完全没有变动的；二是，有变动的，但一切从一开始就都可以预见的，或者可以从简单化了的基础知识进入研究现实世界的各种问题。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我们以前的预期很可能不应验，而现在对将来的预期可能影响我们今天的行为。正是当我们作出进入现实世界的转变时，货币作为连接现在和将来之环节的特性就必须进入我们的考虑了。虽然移动均衡的理论必须依靠货币经济来探求，但是它仍然保存着价值论和分配论，而不是独立的“货币论”。货币的最主要的特质是联系现在和将来的一种微妙的手段；除去利用货币，否则，我们就甚至不可能开始讨论变动中的预期对现行活动的影响。我们甚至能取消黄金、白银和法定偿付工具，也不能取消货币。只要存在着耐久性的资产，它就有可能具有货币的特质，[1]因而也就会引起货币经济所特有的问题。

二

一个单独的行业，它的特有的价格水平，部分地取决于进入它的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的报酬率，部分地取决于产量的规模。当我们转向考察整体行业时，没有理由修改这个结论。一般价格水平部分地取决于进入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的报酬率，部分地取决于总体产量的规模，也即（在设备和技术为既定的条件下）取决于就业量。当我们转向整个社会的总产量时，真实的情况是，任何行业的生产成本部分地取决于其他行业的产量。但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更重要的变动是，需求的变动对成本和产量这二者的影响。当我们讨论的是总体需求，而不再是假设总体需求不变条件下考察孤立对单个产品的需求时，正是在需求方面要引入新观点。

三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假设进入边际成本的不同生产要素的报酬率都按照相同的比例变动，即随着工资单位作同比例的变动。这样，一般价格水平（设备和技术为既定）就部分地取决于工资单位，部分地取决于就业量。因此，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可以认为是两种影响之总和：一是，对工资单位的影响；二是，对就业量的影响。

为了说明其中的观点，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简化我们的假设，假设：（1）所有未就业的资源在生产所需要的产品的效率上都是同质的，是可以互换的。（2）进入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多余的未就业的，它们就不会要求增加现行的货币工资。在这些假设条件下，只要存在有任何失业，货币数量的增加对价格就没有任何影响；并且，就业量将与货币数量的增加所导致的有效需求的增加作同比例的增加。与此同时，充分就业一旦达到，则从那以后，与有效需求的增长作同比例增长的是工资单位和价格。由此可见，只要有失业，供给就会有完全弹性；而充分就业一旦达到，供给就完全无弹性。又假设，有效需求与货币数量同比例地变动，则货币数量论可以阐明如下：“只要有失业存在，就业量将和货币数量同比例的变动；而当充分就业存在，价格将和货币数量同比例地变动。”

然而，通过引进了足够数量的简单化假设，使我们满足了传统，使货币数量论得以成立以后，我们还要考虑在现实中可能影响事态的复杂因素：

（1）有效需求和货币数量不作同比例的变动。

（2）由于资源不是同质的，因而当就业量逐渐增加时，它们的报酬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递减的。

（3）由于资源在生产中不能互换，因而某些商品已达到供给缺乏弹性的状态，而其他商品的生产，还仍然可能有未就业的资源的存在。

（4）在充分就业未达到以前，工资单位可能趋向上升。

（5）进入边际成本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并不都同比例地变动。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考虑货币数量的变动对有效需求量变动的影响。而有效需求的增加，一般说来，会部分地使就业量增加，部分地会提高价格水平。这样，实际后果不是有失业存在情况下的价格固定不变，也不是在充分就业情况下的价格与货币数量同比例上升，而实际上是价格随着就业量的增加而逐渐上升。也就是说，价格理论既然是分析货币数量的变动与价格水平变动的关系，着眼于决定价格对货币数量变动的弹性，所以，它就必须研究以上所列的五种复杂因素。

我们将依次对它们进行考察。但是，这样做绝不意味着它们是严格地互相独立的。例如，有效需求的增长在影响产量增加和价格提高上的比例分割，可能影响货币数量同有效需求呈相关联的方式。又如，生产要素的报酬不同比例的变动也会影响货币数量同有效需求量的关系。我们分析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种机械的或者盲目操作的方法从而能给出万无一失的答案，而是为我们提供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系统的和有秩序的思想方法。而且，在我们对复杂的因素孤立地一一进行分析得出暂时的结论之后，我们又必须回过头来尽我们的可能顾及到这些复杂因素之间的可能的相互关系。这就是经济学思维的性质，应用我们思想的正式原则（没有这些原则，我们就会茫然无所适从）的任何其他的方式都会把我们引向错误。正像在本章下面的第6节所要说明的那样，用虚假的数学方法把一个经济分析体系加以公式化和形式化，其最大的弊端即在于，它明确地假设所包含的各个因素之间是严格地相互独立的；如果这些假定一旦不能成立，那么，这种方法就会完全丧失其说服力和权威性。而在通常的论述中，我们并不是盲目地推导，而是在任何时候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文字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必须保留的、限制条件和以后我们必然调整的都“保存于我们的头脑之中”，但不能用这种方法，即把偏微分所简化掉的复杂关系保存在几页代数的“背面”，而在这几页代数的推导中，又假设这些偏微分的导数都等于零。近来的“数理”经济学只不过是混合品，其不精确如同它们所依赖的初始的假设条件那样。其作者则在自命不凡和毫无用处的符号的迷雾中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置之于不顾了。

四

（1）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于有效需求量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它对利息率的影响实现的。如果这是唯一的反作用，则在数量上的作用可以从三个因素中推演出来：（a）流动性偏好表。它告诉我们，为了使新增加的货币量被愿意持有者所吸收，利息率将必须下降多少。（b）资本边际效率表。它告诉我们，一定的利息率的下降会使投资量增加多少。（c）投资乘数。它告诉我们，一定量的投资的增加会使整个有效需求量增加多少。

但是，这种分析虽然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程序和方法，但是，如果忘记了（a）（b）和（c）这三个因素本身也是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尚未考察的（2）（3）（4）和（5）诸复杂因素，则这种方法似乎简单到不可信的程度。因为流动性偏好表本身取决于有多少新增加的货币数量被收入和工业流通所吸收，而这种工业流通的大小又取决于有效需求量增加多少，以及有效需求的增加量对价格上升、工资增加和产量等就业量的变动诸方面的影响又如何分割。此外，资本边际效率表又部分地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增加所造成的事态对将来货币诸方面预期的影响。最后，投资乘数又会受到由于有效需求的增加而产生的新收入的增加量在不同消费者阶层中的分配方式的影响。以上所列，当然不是可能的相互影响的全部。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能掌握全部事实数据，我们就可以有足够多的联立方程来求得确定性的成果。例如，我们会得到一个有效需求量的确定的增加量。这个增加量在照顾到各项事物之后，将与货币量的增加量相适应，并且与之处于均衡状态。此外，只有在异常例外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加才会与有效需求量的减少相联系。

有效需求量与货币量之比，和我们通常所称呼的“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很相当；所不同的在于：有效需求相当于能使得生产动起来的预期的收入，而不是实际实现了的收入；是总收入，而不是净收入。但是，“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只是一个名词，什么也解释不了。没有理由认为它是一个常数，因为正像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所表明的那样，它取决于许多复杂的和可变的因素。使用这个名词，我想，会掩盖真正的因果关系；而且，除去造成混乱以外，不会引向什么有意义的结果。

（2）像我们在上面已经表明的那样，报酬递减和报酬不变的区分，部分地取决于工人们是否严格地和他们的效率成比例地得到报酬。如果是与效率成比例，则当就业量增加时，我们就会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劳动成本（用工资单位来计量）。但是，如果一定等级的劳动者，不管个人的效率如何，其工资是统一的；那么，不管设备的效率如何，我们将有一个上升的劳动成本。此外，如果设备不同质，则使用它的某一部分会造成单位产品的较大的直接成本。这样，在劳动成本的增加所造成的成本增加之外，还有另一个使边际直接成本持续增加的因素。

因此，一般说来，当既定设备的产量增加时，供给价格就会增加。这样，不论工资单位是否变动，产量的增加总会伴随着价格的上升。

（3）在上面的第（2）中，我们曾仔细考虑过供给曲线不完全有弹性的可能性。如果在专业化的未就业的资源各个数量之间保持着完全平衡的关系，那么，各种未就业的资源会同时达到充分就业。但是，一般说来，对某些劳务和商品的需求会达到一个水平，超过它，它们的供给可能暂时地会完全没有弹性，而在其他方向上，仍然有大量多余资源没有就业。这样，当产量增加，会陆续地出现一系列“瓶颈”。在这里，某些商品的供给不再有弹性，它们的价格必然上升到必要的程度，以使需求转向其他方向。

只要存在有各种类型的可以利用的有效的、未就业的资源，那么，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就有可能不像产量的增加那样大。但是，产量一旦增加到足够的程度开始接近“瓶颈”时，某些商品的价格就可能急剧上涨。

然而，在本项以及在第（2）项中，供给弹性部分地取决于时间的长短。如果有足够的期间使得设备本身的数量也可以变动，则供给的弹性最终无疑会较大。这样，在失业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有效需求的温和变动可能使价格的提高很小，主要是使就业量增加；而如果有效需求变动很大，而且是没有预见到的，则会造成某些暂时的“瓶颈”，使得价格上升，而不是就业量增加，这种后果的程度开始时比后来大。

（4）在充分就业达到以前，工资单位就可能趋向上升，这是无需多加评论或者解释的。由于每个工人群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从他们自己的工资增加中受益。于是所有的群体自然地会在提高工资上造成压力。而企业主们在营业较好时，也愿意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有效需求任何增加的一部分就有可能被为满足工资单位的向上趋势所吸收。

因此，充分就业有一个最后的临界点，在该点，相应于用货币计量的有效需求的增加，货币工资应该充分地和工资品价格的上升同比例地上升。但在此最后的临界点以前，还有若干连续的较早的半临界点，在该点，增加着的有效需求倾向于提高货币工资，虽然不是充分地与工资品价格的上升同比例。有效需求减少时，情况类似。而在实际经验中，用货币计量的工资单位并不是相应于每一次有效需求的很小的变动即连续地变动；变动是不连续的。决定这些临界点的不连续性的是工人们的心理以及雇主和工会的各项政策。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上述工资单位的变动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工资成本的变动。而在经济周期中，甚至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内，工资单位的变动也意味着相对于预期的将来工资成本的变动。因此，这些不连续的半临界点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当经济体系处于这些点之上时，用货币计量的有效需求的进一步增加会造成工资单位的不连续的上升。这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被看做是半通货膨胀状态。它和绝对的通货膨胀有某些类似之处（虽然是很不完全的）。所谓绝对的通货膨胀，是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有效需求再增加必然造成的一个后果。此外，这些半临界点还具有很大的历史重要性，只是在理论上难以加以概括。

（5）我们首次的简单化包括一种假设，即：进入边际成本的不同生产要素的报酬都按照相同的比例变化。但是，在事实上，不同生产要素的用货币计量的报酬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刚性。而且相应于货币报酬的改变，还具有不同的供给弹性。如果不是这样，则我们可以说，价格水平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工资单位和就业量。

在边际成本中，或许最重要的因素是边际使用者成本，它可能同工资单位作不同比例的变动，而且波动幅度也较大。因为，当就业状况开始改进时，如果（情况可能是如此）增长着的有效需求使普遍的对于设备必须重置的日期的预期有迅速的改变，则边际使用者成本可能急剧增加。

虽然为了许多目的，假设进入边际直接成本的所有生产要素的报酬随着工资单位的改变而同比例地变动，这不失为一种有用的第一接近值的做法，但或许更好的是对边际直接成本中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采取加权平均的办法，并称之为成本单位。这个成本单位，或者上面的第一接近值——工资单位，可以被认为是根本的价值标准，在技术和设备既定的情况下，价格水平将部分地取决于成本单位，部分地取决于产量规模。因为按照短期内报酬递减的原理，产量增加时，价格水平上升的比例大于成本单位增加的比例。当产量增加到一个水平，在该水平，诸生产要素的作为代表的一个单位的边际产品，等于足够生产该产量的生产要素所要求的最低报酬。这时，我们就有了充分就业。

五

当有效需求量的进一步增加不再进一步增加产量，而全部作用在使成本单位随有效需求的增加充分成比例地上升时，就达到了一种可能接近于真正通货膨胀的情况。直到这个点以前，货币数量的扩大完全是程度问题，没有那么一个点我们可以在那里画出一条分界线并宣称通货膨胀已经到来。在此以前的每一次货币数量的增加就其对有效需求量的增加而言，可能是部分地作用于成本单位的提高，部分地作用于产量的增加。

所以，事情表现为：在真正通货膨胀到来以前的临界水平的两边有一种不对称的现象。因为，当有效需求缩减到这个临界水平以下时，它的用成本单位计量的数量就要减少；而当有效需求扩大到这个临界水平以上时，一般来说，将不会使得它用成本单位计量的数量有所增加。这个结果来自一种假设：生产要素，特别是工人们，总是倾向于抵制他们的货币报酬的减少，而对于货币报酬的增加则没有相应的抵制的动力。然而，这个假设显然具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即：如果货币报酬的变动不是普遍性的，则某些特殊的生产要素将因其报酬的向上而受益，因其向下而受损。

相反，每当就业量有小于充分就业的趋向，货币工资会无限制地下降时，不对称的情况就会消失。但是，在这个场合，在充分就业水平以下就没有稳定的状态，一直到利息率不可能进一步再降或者工资成为零为止。事实上，我们必须有某种生产要素，它的用货币计量的价值，即使不是固定的，也至少是刚性的，以使我们在货币经济体系中有一个价值的稳定。

认为任何货币数量的增加都是通货膨胀（除非通货膨胀仅指价格上涨）这个观点，是与古典学派理论的基本假设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假设是：我们总是处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当生产要素的实际报酬减低时，它们的供给将减少。

六

借助在第20章所引入的符号，我们可以用符号形式来表示以上的论述。

让我们写出MV=D。其中，M代表货币数量，V代表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这个定义在某些次要方面不同于上面已指出的通常的定义），D代表有效需求。那么，如果V是个常数，则只要，价格就和货币数量同比例变动。如果eo=0，或者如果ew=1，那么，ep=1的条件就可以得到满足（见上面）。ew=1意味着用货币计量的工资单位和有效需求同比例地提高，因为意味着产量不再对有效需求的任何进一步增加作出反应，因为。产量在这两种场合的任何一种场合下都不会改变。

其次，V不是常数。讨论这种情况，引进了另一个弹性概念，即有效需求反应于货币数量的弹性，写成：。

这使我们得到：

[2]

因此，

这里，右下方没有符号的，作为金字塔的尖顶，衡量货币价格对货币数量变动的反应。

由于上面最后的公式告诉我们，价格反应于货币数量改变的成比例的变动。所以，它可以被认为是货币数量论的一个一般的表述。我自己对于这种推导方式并不赋予多大的价值；并且，我愿重复一下前面我曾提出过的警告，即：这种推导和普通的谈话一样，暗含着把变量当做自变量之类的假设（偏微分全然被忽视了）。我怀疑这种推导比普通谈话能使我们前进多少。当我们想用郑重其事的态度来表示价格和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时，用推导的公式把它们写下来，其最好的目的或许是，这样可以把这种关系的极端复杂性表现出来。虽然如此，但指出这样一点，即：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价格的影响取决于ed、ew、ee和eo这四项因素，还是值得的。ed代表流动性偏好因素，决定在每种情况下对货币的需求；ew代表劳动因素（或者，更严格地说，代表进入直接成本的诸生产要素），它决定当就业量增加时，货币工资提高的程度；ee和eo代表物质因素，决定在现有的设备上增加劳动者就业时的报酬递减率。

如果公众以固定比例的货币持有他们的收入，则ed=1；如果货币工资固定不变，则ew=0；如果规模收益在全部生产过程中不变，从而边际收益等于平均收益，则eeeo=1；如果劳动或者设备都处于完全就业状态，则eeeo=0。

现在，如果ed=1，ew=1；或者如果ed=1，ew=0，eeeo=1；或者，如果ed=1，eo=0；则e=1。很明显，还有一些不同的其他特殊场合下，e=1。但是，一般说来，e并不等于1；并且，或许不妨作出这种概括：在关系到现实世界似乎有道理的一系列假定下，以及除掉“脱离开通货”的情况，在其中：ed和ew变动很大，则e一般地总小于1。

七

以上主要是讨论在短期内货币数量的变动如何影响价格。但是，在长期内，二者的关系是否会比较简单些呢？

这是一个历史的概括而不是纯理论的问题。如果历史上，流动性偏好的状态有某种长期一致性的倾向可以衡量，并采取其在悲观时期和乐观时期一起的平均值，则在国民收入和为满足流动性偏好所要求的货币数量之间就有某种粗略的关系。例如，在长期内，可能有某种相当稳定的比例的国民收入在货币形式上存在着，而公众又总是不愿意长期以呆滞差额的形式保持在手中。那么，除非利息率超过某种心理上的最低水平，否则，前者就不会大于后者。因此，如果超过活跃的流通所要求的货币数量大于上述的那个国民收入的比例，则利息率就会有早晚下降到临近那个最低水平的趋势。利息率的下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会增加有效需求；有效需求的增加会达到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半分界点，在该点，工资单位表示出不连续的上升趋向，伴随着对价格的相应的影响。如果多余的货币数量占有国民收入的一个很低的比例，则会发生相反的趋势。这样，在一个时期内，利息率波动的净影响在于形成一个平均数，以适合于国民收入与货币数量之间的稳定的比例。公众的心理会使这个比例早晚恢复原状。

这些趋势在经济向上时比向下时所遇到的阻力要小。但是，如果货币数量很长时间存在十分不足的状态，其解决之法通常是变革货币本位或者货币制度以提高货币数量，而不是强行压低工资单位，从而增加债务负担。因此，从很长的时期来看，价格差不多总是向上的。因为，当货币相对充裕时，工资单位上升；当货币相对地短缺时，某种手段就会被发现未增加有效的货币数量。

在19世纪，就平均每十年（譬如说）而言，人口的增长、新发明的迭出、新地域的开发、公众信心的状态、战争的频繁等等，和消费倾向一并足以建立起一个资本边际效率表，容许合理的满意的平均就业水平与高利息率（高到财富所有者在心理上能够接受）相协调。有资料证明：在差不多150年的时期中，大金融中心的长期典型利息率大约是5%，信用可靠的证券的利息率在3% ~ 3.5%；并且证明：这些利息率是低微的，足以促进一种投资量同一种平均低得不是不堪忍受的就业量相协调。有时，工资单位，但更常常是货币本位或者货币制度（特别是通过银行货币的发展）会受到调整，以保证用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数量能充分满足正常的流动性偏好，而利息率又不是低于上面指出的标准利息率太多。通常工资单位的趋势，总的来说，是稳定地向上的；但是，劳动的效率也是增加的。这样，力量平衡的结果使得价格保持相当的稳定——根据索贝克物价指数，在1820年到1914年之间，五年平均的最高值只比最低值高50%。这不是偶然的，它被正确地解释为，是由于那个年代力量均衡的结果。当时，单个雇主群体的力量很强大，足以能阻止工资单位的上升远远快于生产效率；并且，当时的货币体系同时既很灵活又很保守，提供了一个用工资单位计量的平均货币供给量，使得银行的利息率处于财富所有者在他们的流动性偏好的影响下所能接受的最低平均水平。这时，平均就业量水平，当然低于充分就业很多。但是，还没有低到难以忍受从而引发革命的程度。

今天和预料中的将来，由于种种原因，资本边际效率表低于19世纪时的很多。所以，我们当代问题的尖锐性和独特性起因于这种可能性，使合理的平均就业量水平能够存在，又使财富所有者不能接受的较低的平均利息率水平仅靠控制货币数量是不能很容易地建立的。只要能保证用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的适量供给，就能够得到10年、20年、30年平均过得去的就业水平。那么，甚至在19世纪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这是我们现在仅有的问题——如果足够程度的通货贬值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则今天，我们也肯定会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然而，在我们当代的经济中，到目前为止，将来也可能是最稳定、不容易变动的因素是财富所有者一般能够接受的最低利息率。[3]如果一个过得去的就业水平要求的利息率大大低于19世纪的平均利息率，是否只是通过控制货币数量就能够达到就很值得怀疑了。资本边际效率代表借款者从借款中所预期得到的百分比的收益，从中还需减去：（1）把借款者和放款者拉拢到一起的费用；（2）所得税和附加税；（3）放款者需要补偿其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扣除。从收益中减去这些项目以后的剩余是净收益。它能诱使财富所有者牺牲他的流动性偏好如果在过得去的平均就业水平条件下，这个净收益低微到不足道的程度，则久负盛名的办法也证明无效了。

回到我们眼前的主题。国民收入和货币数量的长期关系取决于流动性偏好；长期价格的稳定与不稳定取决于工资单位（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成本单位）向上趋势的力量与生产体系的效率的增加率之比。

[1]参阅前面第17章。

[2]疑有误，见本书附录一③。——译者

[3]巴杰霍特引用的19世纪的一个谚语：“约翰牛（英国）可以经受得住许多事情，但却经受不住年息2%。”

第二十二章
略论经济周期

前面各章表明，我们研究的主旨是探索在任何时期什么决定就业量。如果我们是对的，那么，我们的理论就必然能够解释经济周期现象。

如果我们详细考虑任何一次经济周期的实例，我们将发现它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在我们分析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要求给以完整的解释。特别是我们会发现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以及资本边际效率等等的波动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但是，我认为，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特别是使我们称之为周期的时间顺序和期限长短的有规则性，主要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波动的方式。我想，经济周期最好被认为是以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变动为诱因，虽然这是很复杂的，并且常常由于伴随着经济体系的其他重要短期变量的变动而恶化。要展开论述，需要写成一本书，而不是一章所能完成的；而且还需要对大量事实详加考察。但是，以下的这个略论还是能足够指明根据前面的理论所暗示的考察路线的。

一

所谓周期运动，是指：当经济体系前进，譬如，向上发展时，最初是力量集合起来推动其向上，而且这些力量还相互影响累积而增强；后来，它们的力量逐渐丧失，一直到某一点，而趋向于被相反方向的力量所代替；相反方向的力量最初也是集合起来，并相互影响而加强，一直发展到最高度，于是也逐渐衰退，而让位于相反的方向（即向上的方向）。然而，我们所谓的周期运动不只是说，向上和向下的趋势一旦开始，不会在同一方向持久地继续下去，而是到最后走向其反面；而是还指：在向上和向下的运动中，在时间顺序和期限长短上有着一定明显程度的规则性。

然而，我们称之为经济周期的还有另一个特征在我们的解释中也必须包括在内的，就是危机现象——事实是：向上趋势被向下趋势所代替时，转折常常是突然的和剧烈的；而向上趋势代替向下趋势时，却一般地没有一个激烈的转折点。

任何投资量的变动，如果没有相应的消费倾向的变动与之相抵消，当然会造成就业量的波动。由于投资量受高度复杂的影响，所以，不论是投资本身或者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根本不可能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一个具体的与农业波动相联系的特殊事例，将在本章的后一节单独加以考察。然而，我认为，肯定是有某些确定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在19世纪的环境下，在一次典型的工业经济周期的场合，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居然具有周期性的特点。这些理由，不论是它们本身，或者用来解释经济周期，都绝不是生疏的。在这里，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把它们和前面的理论连接起来。

二

我最好是从繁荣阶段的后期和“危机”的来临开始谈起。

我们从上面已经知道，资本边际效率[1]不仅取决于现有的资本品的充裕或者稀缺，以及资本品的现时生产成本，而且还取决于对资本品未来收益的现时预期。所以，对耐久性资产而言，对将来的预期在决定新投资的适当规模上起着主导的作用，这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但是，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预期的基础是靠不住的。由于预期的依据捉摸不定，所以它们面临的是突然和剧烈的变动。

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在解释“危机”时把着重点放在由于交易和投机目的对货币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的利息率的上升上。有时，利息率上升这一因素的确起着使事态恶化，或许偶尔起着导火线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对危机的最典型的而且往往是有力的解释，是它基本上不是起因于利息率的上升，而是起因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

在经济繁荣阶段的后期，是以对资本品未来收益的强烈的乐观预期为特征。这种乐观预期强烈的程度足以置资本品日益膨胀充裕、资本品生产成本日益提高、利息率上升等于不顾。这是属于在购买者和投机者们影响下的有组织的投资市场的性质问题。这些购买者们大都不清楚他们在购买什么；这些投机者们更关心的是预见市场情绪的下一步变动，而不是合理地计算资本品的未来收益。结果，当幻灭降临过度乐观和过度购买的市场时，投资量就会突然甚至灾难性地下降。[2]此外，沮丧和对将来的不确定伴随着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自然会使流动性偏好急剧增加，因而利息率上升。这样，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就和利息率的上升相联系，从而严重地恶化了投资的降低。然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本质因素还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特别是在以前阶段大量新投资中曾对经济繁荣出过力的那些类型的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崩溃。至于流动性偏好，除去与交易和投机的增加相联系的那部分以外，只有到资本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才会增加。

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的确使得经济萧条难以对付。经济萧条延续一段时间以后，利息率的降低对经济复苏会大有帮助，也许是必要的条件。但是，现在，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可能到了如此全面的地步，以致没有利息率的实际可行的降低就不足以使经济复苏。如果能证明利息率降低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医治经济萧条的办法，那么，就不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金融当局多少直接控制的手段，就可以达到经济复苏。但是，事实上，通常并不是这样。而且，恢复资本边际效率不是容易的，因为它决定于不能控制的和不顺从的工商世界的心理状态。用普通的语言来说，在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信心的恢复是无法控制的。经济萧条的这方面的特点倒是能够正确地为银行家和工商界的人士们所强调，而却为经济学家们所低估，因为他们相信“纯粹货币”的救治办法。

这把我引向了我的论点。即关于经济周期时间因素的解释。关于为什么在经济复苏以前必须要经过一段时期的解释，要从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恢复的那些因素中去找。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向下运动的持续时间不是偶然的，不是在这次为一年，下次为十年之间波动，而是有规则性的，可以说是三年和五年；这两个理由是：第一，在一个既定时代，与正常增长率相关的耐久性资产的寿命长度；第二，多余存货的保管费。

现在让我们回到经济危机时发生的情况。只要经济繁荣继续，很大一部分新投资就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收益。幻灭感的到来，一则是由于人们对未来收益的可靠性突然产生了怀疑；再则或许是由于随着新生产的耐久品存货的稳定增加，现行收益呈现出一种下降的征兆。如果现行的生产成本被认为是高于以后的数值，则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又会多一层理由了。怀疑一旦发生，就会迅速扩大。这样，在萧条开始时，可能有大量的资本设备其边际效率变得微不足道，甚至成为负值。但是，在不足的资本设备通过使用、衰朽和老化造成明显的稀缺足以增加边际效率以前，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是一定时代资本设备平均寿命的多少稳定的函数。如果时代的特征变了，标准的时间间隔也就会改变。例如，从一个人口增加的时期转向一个人口减少的时期，则经济周期的过分萧条阶段就会拉长。但是，在上面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实质性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萧条阶段的长短与耐久性资产的寿命和一定时代正常的经济增长率有着确定的关系。

第二个时间间隔稳定的因素，是由于多余存货的保管费。它迫使存货在一定时期里被吸收，这个时期不太短也不太长。危机以后新投资的突然停止，可能导致半成品多余存货的积累。这些积累的多余存货的保管费很少少于每年10%。因此，这些存货的价格必须下降，以便造成一种限制，限定在一定时期里，譬如说三年或者五年左右，把它们全部吸收掉。吸收存货的过程代表一种负投资，而这又会进一步损害就业。只有这种吸收过程完毕以后，就业才会明显地改善。

另外，在经济运动向下的阶段，产量减少，周转资本也会减少，这是负投资的又一个因素。它的数量可能很大。一旦衰退开始，巨额的周转资本的减少，会加强经济的向下发展，在典型的经济萧条阶段的早期，可能有针对存货增加的投资来抵消周转资本上的负投资；在下一个时期，可能在存货和周转资本上同时出现短期的负投资；等到经济运行经过最低点以后，可能有进一步的存货的负投资抵消周转资本的再投资；最后，当复苏已经很好地在发展途中，这两个因素又同时有利于投资的增加。在这种背景下，耐用品投资波动的扩大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必须加以考察。当这种类型的投资引发了周期波动的运动，则一直到这种周期运动已经部分地完成了它的进程以前，对这类投资的恢复将会有很小的促进。[3]

不幸的是，资本边际效率严重地下降也趋向于对消费倾向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它会引起股票交易所证券市场价值的剧烈下跌。对在股票交易所投资很感兴趣的人们，特别是如果他们是用借来的钱投资，那么，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下跌自然会使人们产生消沉的影响。这些人在他们愿意用于消费的支出上，受到他们投资价值涨落的影响，甚至大于受到他们收入情况的影响。具有“股票头脑”的公众，像在今天的美国，一个上升的股票市场可以说差不多是令人满意的消费倾向的一个主要条件。这个一直到近来还一般被忽略的情况，显然会在资本边际效率的低落上进一步恶化消沉的影响。

当经济复苏一旦开始，它喂养和积累自己的方法是明显的。但是，在经济发展向下的阶段，当固定资本和原料存货都处于多余状态，同时周转资本又在减少，则资本边际效率表可能下降如此低的程度，以致很少可能被利息率的实际降低所改正，未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新投资量。这样，在像今天市场有组织和容易受影响的情况下，市场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估计可能有很大幅度的波动，以致不能足够地被相应的利息率的波动所抵消。再者，正像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股票市场的相应的运动可能压低消费倾向，当它是最需要的时候，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没有投资市场心理的深远的变化，就不可能避免就业量的大幅度波动。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可以预料有此深远的变化。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现时投资量的职责安全可靠地放在私人手中。

三

前面的分析似乎与有些人的观点一致，他们主张过度投资是繁荣阶段的特征，避免过度投资是救治萧条的唯一可能的办法；他们还认为，虽然由于上面提供的理由，萧条不可能被低利息率所阻止，然而繁荣却可以通过高利息率而避免。诚然，高利息率对付繁荣比起低利息率对付萧条更加有效，这种论断是有力量的。

然而，要从我的分析中推论出他们的结论，那是对我的分析的误解；而且，按照我的思路，这还包含着严重的错误。因为，过度投资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可以指预期注定要失望的投资；或者指在严重失业情况下没有用处的投资；或者指一种状态，在该状态下，每一种资本品都如此充裕，以致没有预期的新投资；甚至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没有一种资本品能够取得超过其重置成本的收益。严格说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是过度投资，即任何进一步的投资都是对资源的浪费。[4]此外，即使在这个意义上的过度投资是经济繁荣的一个正常的特点，而救治之法也不在于依靠高利息率，因为高利息率可能妨碍某些有用的投资，并且可能进一步减低流动性偏好；救治之法在于：采取果断的步骤，用收入再分配以及其他办法来刺激消费倾向。

然而，按照我的分析，只有在前一种意义上，才可以说过度投资是繁荣的特征。我所指的繁荣阶段的典型情况，不是在其中资本已经如此充裕，以致整个社会不再有任何更多的合理的使用，而是在那里，投资决策是在不稳定和不能持久的情况下作出的。因为投资是由预期所推动的，而预期注定要失望。

当然，可能是这种情况——的确很可能是如此——繁荣的幻觉使得某些特殊类型的资本资产的生产如此过于充裕，以致其产品的一部分不论用任何标准来看，都可以视之为资源的浪费；我们可以补充说，即使不是在繁荣阶段，资源的浪费有时也会发生。就是说，繁荣会把投资引向不正确的方向。但除此之外，繁荣阶段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充分就业情况下，投资在事实上能获得，譬如说，2%的收益，但却按预期收益为6%作出投资的决策，并以此为根据来估算投资项目的价值。但当幻灭来临，这种预期又被相反的“悲观错误”所代替。结果，在充分就业情况下的投资实际上可以有2%的收益，而预期却是负收益。这样，我们就等于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住房短缺，却没有人能住进住房。

可见，医治繁荣之法不是高利息率，而是低利息率。[5]因为低利息率可以使所谓的繁荣继续下去。正确的医治经济周期之法，不是取消繁荣，这会使我们永远处于半萧条状态；而是除掉萧条，使我们永远处于准繁荣状态。

所以，注定要走向萧条的繁荣是由于利息率和预期状态结合起来造成的。在正确的预期状态下，利息率对于充分就业来说可能已经太高；而在误导的预期状态下，只要这种预期状态继续下去，就会阻碍利息率充当抑制物价的作用。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利息率是高的；而过度乐观则会战胜利息率，不觉得它高，这就是繁荣状态。

除去战争期间以外，我怀疑我们是否有过任何繁荣如此强盛以致能够引向充分就业的近来经验。在美国1928—1929年间的就业，按照正常标准，是很令人满意的。但是，或许除去少数几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人群体以外，我还没有见到过劳动力不足的证据。某些“瓶颈”现象虽然出现了，但是产量总体上还仍然能够进一步扩大。从以下意义上说，没有过度投资：拿房屋建筑来说，住房标准和建筑设备都已达到如此充足的程度，以致每个人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都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住房，房费是在房屋整个寿命期间除去补偿重置成本以外没有多余地支付任何利息；再拿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和农业改良等方面来说，这些事业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追加投资就得不到合理预期的收益，甚至不能补偿它们的重置成本。完全相反，如果认为美国在1929年就存在有严格意义上的过度投资是荒谬的。当时的真实情况有其不同的特点。在过去五年期间的新投资在总量上已经达到了如此巨大的规模，以致再追加投资的未来收益，冷静地考虑起来，会迅速地下降，正确的预见可能使得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除非长期利息率很低，并且能够避免把投资误导向有过度开发危险的特殊方向上去，否则“繁荣”是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继续下去的。然而，事实上，除去那些由于投机刺激的影响而处于过度开发特别危险下的特殊领域以外，利息率已经高到足以阻止新投资的进行。高利息率虽然可以克服投机刺激，但同时却又会遏制各种合理的新投资。由此可见，用提高利息率作为医治由于长期不正常的大量的投资所引起的事态的办法，无异于用杀死人的办法给人治病。

在像英国或者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里，很可能的是：延续若干年份的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假设在现行的消费倾向下，会与大量的新投资相联系。如果这个新投资的量大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最后会引向一种充分投资的状况。这里所谓的充分投资是指任何类型的耐用品投资的增加，在合理计算的基础上，总毛收益不再能大于再置成本。而且，这种情况可能比较迅速地达到——譬如说25年或者还少。不要因为我曾说过，严格意义上的充分投资状态甚至昙花一现都未曾出现过，就认为我否定它的可能性。

再者，即使我们假设，当代经济繁荣有可能与严格意义上的充分投资或者过分投资的货币情况相联系，而认为较高的利息率是适当的医治方法，仍然是荒谬的。因为，如果这一假定真的成为现实，那么，这也就是那些把病因归之于消费不足的人们所振振有词的了。真正救治之法在于，利用各种方法，例如收入的再分配或者其他增加消费倾向，从而使得一个较小的现时投资量就可以维持一定的就业水平。

四

在这里，谈论一下一些重要的思想派别可能有便利之处。这些思想派别从不同观点出发，都认为当代社会之所以有就业不足的长期趋势，要从消费不足方面去追究；就是说，由于社会习惯和财富分配造成了过低的消费倾向。

在现行情况下，或者至少在直到最近以来存在的情况下，投资量是没有计划和控制的，而是受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支配的。前者由人们的无知或者投机的私人判断所决定，后者很少或者从未降低到成规的水平以下。用这些思想派别的主张作为实际政策的指导，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其他的办法把平均就业水平提高到一个更满意的水平。如果实际上不可能增加投资，则显然除去增加消费以外，就无法取得一个较高的就业水平。

在实践上，我和这些思想派别想法的不同只在于，当增加投资仍可以得到许多社会利益的时候，而他们却多少有点过于强调增加消费。然而，在理论上，他们值得批评的地方在于，他们忽视了有两种途径来扩大产量的事实。即使我们决定最好是慢慢地增加资本，努力集中于增加消费，我们也应该放开眼光，在认真考虑了可供选择的各种途径之后，再作出决定。我自己深深感到，增加资本存量对社会有很大好处，一直到它稀缺时为止。当然，这只是个实际判断，而不是理论上非此不可。

我完全同意，最聪明的办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控制投资量，以逐渐降低资本边际效率；同时，我也支持增加消费倾向的各种政策。因为，在现行的消费倾向下，不论我们怎样在投资上下工夫，恐怕充分就业也不可能维持。所以，有充分的理由同时并行两种政策——促进投资，同时又促进消费；不只是在现行消费倾向下，提高消费水平以与增加了的投资相适应，而且是提高消费倾向，以使消费达到更高的水平。

如果——为了便于说明问题，采取整数的办法——今天产量的平均水平比连续充分就业下可能有的产量水平要低15%；如果在今天的平均产量中有10%代表净投资，90%代表消费；进而再假设，在现行的消费倾向下，要达到充分就业，投资必须增加50%。这样，当产量从100上升到充分就业的115时，消费从90增加到100，净投资则从10增加到25。那么在双管齐下的政策下，我们也许可以改变消费倾向，使得充分就业的消费从90增加到103，净投资从10增加到12。

五

另一派思想认为，要解决经济周期问题，既不在于增加消费，也不在于增加投资，而在于减少寻求就业的劳动者人数；也即不增加就业和产量，而在于现有的就业量的重新分配。

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时机不成熟的政策——比起增加消费的计划来显然更不成熟。有那么一天总会到来，那时每个人会权衡增加闲暇时间和劳动而增加收入何者更有好处。但是，就现在而论，我想，似乎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增加收入，而不是增加闲暇时间。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可以强迫那些愿意增加收入的人们去享受更多的闲暇时间。

六

有一派思想是很不寻常的，该派思想认为，要解决经济周期问题，最好是用较高的利息率遏制经济繁荣于其初期阶段。能发现认为这种政策是正确的唯一论证来自D.H.罗伯森先生。他实际上是假定充分就业是不现实的理想，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是比现在极大稳定的就业水平，平均来说或许比现在的水平稍高些。

如果我们把影响控制投资或者消费倾向的政策的主要变化排除掉，并且假定现有事态一般来说会继续下去。那么，我认为，通过足以抑制甚至最盲目的乐观情绪而总是在繁荣阶段一开始就能防患于未然的银行政策，可能造成最有利的平均预期状态，这是可以商讨的。以预期的落空为特点的萧条阶段会导致如此巨大的损失和浪费，以致如果事先加以抑制，有用的投资的平均水平可能会高一些。这种看法，在其自己的假定的基础上，确定其是否正确是困难的，因为这是要由事实加以判断的，而且需要大量例证。但是，可以说，它忽视了消费的增加对社会带来的好处，即使它往往伴随着证明方向完全错了的投资。而即使这类的投资，也比没有投资好。不过，面对着像美国1929年那样的繁荣状态，手中的武器又只有联邦储备制度所拥有的那么几种，则即使是最明智的货币控制也会感到棘手。并且，在它的权限以内的各种办法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不论它是怎样，这种观点似乎对我来说，是一种危险的和不必要的失败主义的想法。它劝告我们，或者至少假设，应该永远多多地承受我们现存经济体系中的弊端。

只要就业水平的上升明显地高于譬如说前十年的平均水平，就要用高利息率立即加以遏制，这是一种严酷的看法。然而，这种看法却通常受到了除去上面提到过的罗伯森先生以外更多的论点的支持。这些论点除去思想混乱以外，毫无根据。在某些场合，这个论点来自这种信念，认为在繁荣时期，投资会超过储蓄；并且认为，较高的利息率一方面抑制投资，另一方面刺激储蓄，使二者恢复均衡。这意味着储蓄和投资可以是不相等的。所以，除非这些名词规定为某种特殊含义，否则，这一说法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有时，有人提出另一种观点认为，伴随着投资增加而增加的储蓄是要不得的和不公正的，因为一般说来，这会引起价格的上升。但是，如果事情真的如此，则现行的产量和就业量的任何向上变动都要受到谴责。因为，价格的上升主要不是由于投资的增加——价格的上升是由于这个事实，即在短期内，供给价格通常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这一方面是因为物质上的报酬递减；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产量增加时，用货币计量的成本单位有上升的趋势。如果情况是供给价格固定不变，那当然价格就不会上升。然而，当投资增加时，储蓄还是会增加的。是产量的增加产生了储蓄的增加，价格的上升只是产量增加的副产品。如果没有储蓄的增加，而消费倾向增大，价格也会上涨。没有人有合法的既得权利用压低产量的办法来低价购买。

有人说，货币数量增加，利息率降低，从而投资增加，这是一种祸害。然而，先前的利息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功效，新增加的货币也并不“强迫”任何人接受——新货币的创造是为了满足流动性偏好的增加。流动性偏好的增大，是与低利息率或者交易量的增大相适应的；而且这些新货币是被那些人持有的，那些人宁肯持有货币也不愿在低利息率下放贷出去。更有人说，经济繁荣是以“资本消费”为特征的。所谓“资本消费”大概指负净投资而言，也即过度的消费倾向。除非把经济周期现象同战后欧洲通货崩溃期间发生的通货逃避相混淆，否则，事实完全相反。而且，即使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降低利息率比起提高利息率来好像是更有道理的医治投资不足的办法。总之，我从这些思想派别中找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内容，除去，或许，提供了一个暗含假定，即总产量不能改变，但是，假设产量固定不变的理论是不能用来解释经济周期的。

七

在早期对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中，著名的是杰文斯用季节关系影响农业的波动，而不用工业波动的现象来解释经济周期。根据上述理论，这种解释像是对经济周期问题十分有道理的探讨。因为，甚至在今天，农产品的存货在一年和另一年之间的波动还是造成现时投资量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杰文斯写作的时代，特别是他的大多数统计数字能适用的时期，这一因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

杰文斯认为，经济周期主要是由农业收获量的波动所造成。这一理论可以重新表述如下：当某年谷物特大丰收时，通常留给后来一些年份的谷物也可以有相当数量。这些额外增量的售出所得加在了农民当年的现时收入中，被他们视之为当年收入。不过，这对农民来说是收入增加了，但对社会其他阶层的收入支出量却没有影响，该部分谷物的售价等于一种储蓄。就是说，该年谷物的追加是等于该年现时投资量的追加。即使价格急剧下降，这一结论仍然可以成立。而当某年歉收时，则留给下年供现时消费之用的谷物就只能取自谷物的存货，从而消费者的相应的一部分收入支出不构成农民的现时收入，就是说，从谷物存货中取走的部分构成相应的现时投资的减少。这样，如果其他方向的投资不变，则在一年贮存供下年用的谷物数量很多，在另一年这种谷物数量很少，这两年的总投资量相差可能很大。在一个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社会中，影响这种流转的谷物数量的增减的原因，压倒地大于通常影响投资波动的任何其他因素。这样，我们就自然地找到丰收年是向上的转折点，歉收年是向下的转折点，关于使得丰收和歉收呈有规则性周期变动的物质原因的进一步的理论，当然是和我们这里的论述无关的另一回事。

近来，又有人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对工商业有利的，不是丰收，而是歉收。这或者是因为，歉收时，人们愿意为了微薄的实际报酬而工作；或者是因为歉收所造成的购买力的再分配有利于消费。不用说，以上把农业收成情况的描述用来解释经济周期，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理论。

在现代世界，农业情况作为经济波动的原因，重要性不大，原因有二：第一，农产品在总产品中占有很小的比例；第二，来自两半球的大多数农产品世界市场的发展，把好季节与坏季节平均起来，则世界农作物数量波动的百分比远远小于单个国家农作物数量波动的百分比。但在过去，当一个国家主要依靠它自己的农业收成时，则除去战时以外，很难找到能与农产品留归下年使用的量的变动相比的导致投资变动的原因。

甚至在今天，密切注意原料存量的变动在决定现时投资上的作用，仍然是很重要的。这里的原料包括农产品和矿产品。我认为，从萧条到复苏，当达到转折点之后，其速度仍很慢，主要是因为过多的存货量减少到正常水平所造成的紧缩的影响。在繁荣阶段破灭以后，起初，存货量的积累缓和了崩溃的速度，而其代价则是使得后来复苏的速度衰减。有时，必须在存货的减少完成以后，才有复苏的势头。因为，当在存货上没有现时的负投资以抵消投资，则在其他方向的投资量足以产生一次经济向上的运动。而如果在存货上有负投资，则该投资量便达不到足够使经济向上运动的程度。

我想，我们已经在美国“新政”早期的情况中看到一个显著的例子。这就是：当罗斯福总统大量举债支出开始时，各种存货，特别是农产品，仍然处在很高的水平，“新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通过削减现有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方法，大力减少这些存货。存货减少到正常水平，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一个必须忍痛的步骤。但是，只要它持续譬如说大约两年，它就会对用于其他方向的举债支出形成一个很大的抵消作用。只有当存货减少完了，较大规模的复苏才算完成了准备工作。

最近美国的经验也为制成品和半成品的存量——现在通常称之为“存货”——的波动在经济周期的重要运动中引起较小振动的作用方面，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这就是：制造商为预期几个月以后一定规模的消费作准备而安排各行业进行生产时，往往作出程度不大的错误估计，估计一般地是有点超越现实的。当他们发现其错误时，便在短期内收缩生产到低于现时消费的水平，以使得过多的存货被吸收掉。这种先是超越而后又收缩的步伐证明足以影响现时的投资量。这种影响在美国完善的统计上十分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1]往往为了方便，在引文中如果不会引起误解，“资本边际效率表”就写成“资本边际效率”。

[2]我已经在上面（第12章）表明过，虽然私人投资者他们自己很少直接负责新投资，而直接负责新投资的企业主虽然掌握了许多投资知识，但也要迎合市场，因为这样做在经济上是有利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3]在我的《货币论》第4编中，部分的讨论与此有关。

[4]然而，在关于消费倾向在时间上的分配的某些假定下，收益为负值的投资可以是有利的，因为对整个社会而言，它可以使满足最大化。

[5]见下面（）关于能够促进相反方面的论点，因为，如果我们不可能对我们现在的方法进行大的改变，那么，我可以同意，在某种情况下，在繁荣期间提高利息率，未尝不是两害就其轻的办法。

第二十三章
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一

大约有200年左右，经济理论家和实践家们都深信不疑，贸易顺差对一个国家有特殊好处，逆差则有严重危险，特别是有贵金属外流时更是如此。但是，在过去100年里，有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政治家和实践家，在持相反意见的发源地——英国，有一半的政治家和实践家，他们都仍然忠实于古老的学说；而差不多所有的经济理论家都坚持：除去从非常短期来看，担心外贸逆差是绝对没有理由的。由于外贸机制是能够自行调节的。企图对它进行干扰不仅是无用的，而且会使那些实行这种干扰的国家极大地变得贫困。因为该国会失去国际分工的利益。为了方便起见，按照传统，我们可以把那个比较旧的意见称之为重商主义，把那个比较新的意见称之为自由贸易论。这两个名词都各有广义和狭义的意义，因此必须根据上下文来加以解释。

一般说来，现代经济学家们不仅坚持认为，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好处，一般地会大于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所可能得到的好处；而且认为，重商主义的论证是建立在彻头彻尾的思想混乱的基础上的。

例如，马歇尔[1]提到重商主义时，虽然不能说毫无同情，但是他从不关心重商主义的中心理论，甚至从未提到过重商主义含有的真理成分。关于这种真理成分，我将在下面加以考察。[2]同样的态度也存在于现代自由贸易论者。在当代，例如，关于鼓励幼年工业和改善贸易条件的论战中，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让步对重商主义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本世纪最初25年当中，有关财政政策的论争中，我不记得有一个经济学家对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增加国内就业量的主张作出过任何认可。引用我自己写过的东西作为例证，或许是最公允的了。迟至1923年，当时作为一个古典学派的忠实信徒，毫无保留地相信所学和所接受过的重商主义，我写道：“如果贸易保护主义有一件做不到的事，那就是不能医治失业……有一些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证是基于它有可能得到但又不可能实现的利益，对此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宣称可以医治失业却是保护主义谬论的最赤裸裸的和最粗劣的形式。”[3]关于早期的重商主义理论，找不到有用的文献，我们是在这种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重商主义比胡说好不了多少。古典学派的统治就是如此绝对地压倒一切和完整。

二

现在首先用我自己的术语来陈述一下，对我来说似乎是重商主义学说中的科学成分。然后，再把这种看法同重商主义者的实际论点相比较。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利益是就一国而言，而不是就整个世界而言。

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在迅速增长时，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这种令人高兴的状态可能遇到对新投资的诱导不足的阻碍。假如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决定消费倾向的国民特性为既定的，则一个前进国家的幸福，由于前面解释过的原因，取决于这种诱导的充分。这些诱导来自国内投资或者对外投资（后者包括贵金属的积累）。它们二者一起形成总投资。在总投资量单独由利润动机所决定时，国内投资的机会，在长期中，取决于国内利息率；而对外投资必然取决于对外贸易顺差的大小。因此，在一个社会里，在国家的保护下进行直接投资，则政府的经济目标理所当然地要关注国内利息率和对外贸易的差额。

现在，如果工资单位相当稳定，没有自发的较大的变动（这是一个总是能得到满足的条件）；如果流动性偏好的状态，就短期平均波动而论，也是相当稳定的；以及银行业所遵守的成规变化也不大，则利息率趋于受用来满足社会流动性偏好需求的贵金属的量（以工资单位计量）所支配。同时，在很少实行大量对外放款和在国外拥有财富所有权的年代，贵金属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主要取决于对外贸易的顺差或者逆差。

因此，正像事情发生的那样，政府当局关注外贸顺差为的是双重目的，而且为了促进它们也只有这种方法：一则，当政府当局不能直接控制国内利息率，或者对国内投资的其他诱导时，则增加外贸顺差就成为政府增加对外投资的唯一直接手段；再则，增加外贸顺差，贵金属内流，这又是政府降低国内利息率从而增加国内投资诱导的唯一间接手段。

然而，这种政策的成功要受到两种限制不容忽视。一则，如果国内利息率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致投资量的增加足以刺激就业量提高到冲破使工资单位上升的若干临界点的水平；工资单位上升，国内成本水平提高，对外贸差额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增加外贸顺差的努力做得过了头而招致自身的失败。再则，如果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利息率而言，国内利息率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致刺激对外贷款达到与外贸顺差不相称的程度，从而引起贵金属外流，足以使得以前得到的外贸顺差逆转。当贵金属的现行产量相对地规模微小，一个国家的贵金属流入就是另一个国家的贵金属流出，那么，在此条件下，如果过分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则一个国家越大，国际地位越重要，上述限制的作用所产生的风险越大，因而国外成本的下降和利息率的上升加重了国内成本的上升和利息率的下降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西班牙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的经济史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过多的贵金属对工资单位的影响会摧毁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英国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份的情况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说明：如果一个国家过分地对外放款和在海外购置财产，常常使得国内利息率不能下降到国内充分就业所要求的程度。印度的整个历史又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一个国家的流动性偏好强烈到如此程度，以致即使长期地有贵金属流入也不足以使利息率下降到与实际财富的增长相吻合的水平，因而蒙受贫困。

然而，如果我们考虑的社会具有比较稳定的工资单位，具有决定消费倾向和流动性偏好的国民特性，以及具有与贵金属的存量和货币的数量有着固定联系的货币体系，则为了维持繁荣，政府当局应该密切注视外贸差额的状况。因为外贸顺差，只要不是太大，就会极大地刺激经济增长；相反，外贸逆差则会很快地造成持久性的萧条状态。

这并不是说，限制进口越严，外贸顺差就越大。早期的重商主义者非常强调这一点，并且常常反对贸易限制，因为从长远来看，贸易限制是不利于贸易顺差的。诚然，那是无可争辩地认为，19世纪中叶在特殊环境下的英国，差不多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导致了贸易顺差的大量发展。战后欧洲外贸限制的当代经验，提供了多方面的例证说明：对自由贸易的拙劣的限制本来是想促进贸易顺差，而事实上却恰得其反。

由于这样那样的理由，关于我们的论点会导致什么实际政策，读者不要过早地下结论。对于贸易限制，除非根据特殊理由予以辩护，否则，它的一般特点是非常专横的。国际分工的利益是真实的，而且是很大的，即便古典学派对它过分地加以夸大。并且，本国从贸易顺差中所得到的利益，往往是其他一些国家同等的不利（重商主义者很了解这一点）。这不仅意味着克制是必要的，以免一个国家所得到的贵金属数量超过公平合理的限度；而且还意味着不加节制的政策，会导致毫无意义的国际竞争。都追求贸易顺差，结果大家受损。[4]最后，限制贸易政策也是一种不可靠的达到公开目标的手段。因为，私人利益、行政无能以及任务本身的困难，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

因此，我批评的重点直接指向我曾被哺育成长，并且曾多年讲授过的自由放任学说的不适当的理论基础——反对的是关于利息率和就业量可以自动调节到最优水平，从而关切贸易差额是浪费时间的看法。我们的经济学家同事们犯了一个专断的错误，把若干世纪以来管理国家的主要目标当做无聊的盲目信念。

在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下，伦敦金融界渐渐地制造出了一套维持这样一种臆想的均衡的最危险的技术，即：一方面让银行利息率随意涨落，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刚性的外汇平价。这样一来，就把维持国内利息率水平与充分就业相符合的目标完全排除了。由于事实上不可能忽视国际支付差额，于是形成了一套控制它的办法，这个办法不仅不能保护国内利息率，反而把国内利息率牺牲在盲目力量的作用之下。近来，讲求实际的伦敦银行家们得到了很多经验。人们几乎可以希望：在英国，在可能造成国内失业的条件下，银行利息率的方法将永远不再作为保护贸易差额的手段。

古典学派理论在关于单个厂商理论和在既定数量资源的产品分配理论方面，对经济思想曾经作出过无可责难的贡献，没有这种理论作为人们思想工具的一部分，是不能很清楚地思考这类问题的。当我提请人们注意该学派忽视了他们前辈们有价值的思想时，我并不是怀疑该学派的贡献。然而，16和17世纪早期经济思想的先驱者们，作为对管理国家的一种贡献，关心整个经济体系，并取得这个体系的全部资源的最优就业状态，显示了这种实际智慧的方法，却首先被李嘉图的不现实的抽象方法所遗忘，并继而被抹杀。重商主义者们通过禁止高利贷法（在本章的稍后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保持国内的货币存量以及阻挠工资单位的上升等办法强烈地致力于压低利息率，是明智之举；如果国内货币数量，由于不可避免地向国外流出，由于工资单位的上升，[5]以及任何其他的原因，而明显地不足，则重商主义者们，作为最后的一着，不惜用货币贬值的办法来恢复货币的存量，这也是他们的明智之举。

三

早期经济思想的先驱者可能是偶然地获得了些实践上的明智，而对于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并没有太多的认识。所以，让我们对他们提出的理由以及提出的建议作一个简要的考察。这是不难做到的，因为有赫克舍尔教授的巨著《重商主义》作参考。在该书中，两个世纪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第一次可供一般经济学的读者参考了。以下所引，主要录自该书。[6]

（1）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从来没有设想过，有一种自动调节的趋向使得利息率处于一个适当的水平。相反，他们强调的是不适当地过高的利息率是财富增长的主要障碍；而且他们甚至还清楚利息率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和货币数量。他们所关心的，一方面是流动性偏好的降低，另一方面是货币数量的增加。他们中的有几个人明确指出，他们之所以致力于增加货币数量，就是由于希望降低利息率。赫克舍尔教授综合他们这方面的理论如下：

比较敏锐的重商主义者的立场，在这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在某种限度内，是十分清楚的。对他们来说，货币是——用今天的名词——生产的一种要素，与土地处于同等地位。他们有时把货币当做“人为的”财富，以区别于“自然的”财富；资本的利息是租用货币的支付，如同租用土地的地租一样。就他们试图发现利息率高度的客观理由来说——他们在这个时期越来越这样做——他们找到的这个理由是货币总量。从现有的大量资料中，只选出最典型的例子，来首先证明这个观念是如何历时持久、如何根深蒂固以及如何颠扑不破的。

1620年早期，在英国一场关于货币政策和东印度贸易的论战中，论战双方的主角对于这一点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杰拉德 · 梅林斯对他的主张给出了详细的理由，说道：“充足的货币可以减少高利贷的价格或者利息率”（《商法》和《维持自由贸易》，1622）。他的凶恶的、相当肆无忌惮的对手爱德华 · 米赛尔丹回答时也说：“医治高利贷之法可能是货币充足”（《自由贸易或者使贸易兴旺之法》，1622）。半个世纪以后的一位重要著作家、东印度公司的万能领导者并最善于为之辩护的柴尔德，在讨论（1668）法定利息率最高如何时，他强调要由国家拟定最高利息率，并且认为这将是荷兰人把“钱”从英国提走的结果。他发现医治这种令人担心的不利的办法，是使用容易转让的债券。他说：如果用债券作为通货，“将肯定有一半全国使用的货币得到弥补”。另一位与利息争论完全无关的著作家配第和别人一样，也同意：利息率之所以“自然地”由10%降至6%，是由于货币数量增加（《政治算术》，1676）；并且建议，用放款取利的办法来医治一个国家的“铸币”太多（《货币略论》，1682）。

很自然，这些想法决不仅限于英国。例如，几年以后（1701年和1706年），法国的商人和政治家们抱怨高利息率，并认为其原因在于流行的铸币稀缺。他们渴望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来降低高利贷式的利息率。[7]

洛克在他与配第的争论中，或许是第一个用抽象的词句来表述利息率和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的人。[8]他反对配第的最高利息率的建议，认为这同对土地规定一个最高地租额是同样地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在他看来，“货币的自然价值，就像它每年得到利息收入，取决于与王国的贸易总额（即所有商品的总销售量）成比例的当时王国流通中的货币总量”[9]。洛克解释说，货币有两种价值：（1）由利息率所给出的使用价值。“在这方面，具有和土地相同的性质。不过，其收入一者称之为地租，另一者称之为利息（Use）而已。”[10]（2）交换价值。在这方面，具有和商品相同的性质。因此，货币的交换价值“只取决于货币的多少比例于商品的多少，与利息率无关”。可见，洛克是两种货币数量论的鼻祖。第一，他认为，利息率取决于货币数量（考虑流通速度在内）与贸易总价值之比。第二，他认为，货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货币数量，同市场上货物总量之比。但是，一只脚踩在重商主义世界，另一只脚踩在古典学派世界[11]的他，把这两种比例关系混淆了，而且一并忽视了流动性偏好波动的可能性。然而，他是急于要解释降低利息率对价格水平没有直接影响，“只是当利息率的变动在贸易上导致货币或者商品的进口或者出口，以致在英国二者的比例不同于以前时”；也就是说，只有降低利息率导致现金出口或者产量增加时，才会影响价格。但是，我想，他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综合论述。[12]

在重商主义者的心目中如何比较容易地区分开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这可以从洛克所引用的《给朋友的一封关于高利贷的信》中的一段话表示出来：“高利息率有损于贸易。如果从利息得到的利益大于从贸易得到的利润，则富有的商人们就会放弃贸易，把他们的资金用于获取利息，不富有的商人则破产。”福特雷在《英国的利息和改进》（1663）中，也提供了另一个强调用低利息率的手段来增加财富的例子。

重商主义者们并没有忽视这样一点，即：如果过大的流动性偏好导致从流入的贵金属中抽出进入窖藏，则对利息率的有利之处就会丢失。然而，在某些场合，有的人（例如，孟）[13]为了增强国家的力量，主张由国家积累金银；而别的人则坦率地反对这种政策。

例如，施勒特使用通常的重商主义论点绘制出了一幅惊人的画图，描述一个国家通过极大地积累财富，如何使流通中的货币会丧失殆尽……他还得出了一个认为寺院积累金银与出口剩余贵金属在逻辑上是完全相同的事物的结论，而后者在他看来是可以想象得出的最坏的事物。戴芬南特根据金银“停滞在王子们的钱库里”的事实，来解释许多东方国家的极端贫穷——他相信这些国家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有更多的金银。如果国家窖藏金银顶多也只能被认为是值得怀疑的一种福利，而且还往往具有很大的危险性。那么，私人窖藏就是像瘟疫那样应该躲避的了。它是被无数重商主义著作家所谴责的倾向性。我想不可能找到持有不同意见的声音。[14]

（2）重商主义者们清楚价格低廉的弊害，以及过度竞争不利于一国贸易条件的危险。因此，梅林斯在他的《商法》（1622）中写道：“不要为了增加贸易而削价出售，以致损害本国的利益。因为商品价格低贱，贸易量不见得增加，这是由于低贱的价格来自需求的微小和货币的稀缺。它们二者使得东西便宜。相反，当货币充裕，对商品的需求增加，商品变得昂贵时，贸易量增加。”[15]赫克舍尔教授把重商主义思想的这个组成部分总括如下：

在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观点一再地用这种方式被系统地表达出来：一个有相对较少货币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必定是“贱卖贵买”。……

甚至在《公共福利的谈话》的初版中，即在16世纪中叶时，这种态度就已经明显了。海尔斯曾说：“如果外国人愿意用我们的商品交换他们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让他们提高他们的东西（其中还包括我们从他们那里买来的）的价格，而把我们的商品的价格定得很低呢？这样，由于他们卖得贵而购买我们的商品便宜，从而我们遭受损失，他们得到好处。结果，他们致富，我们贫苦。然而，我宁肯当他们提价时，我们也提价，这样虽然可以造成一些受损，但受损的人数比不这样做要少。”几十年以后（1581年），这一点得到了该书编辑者的赞同。在17世纪，这种态度再度出现，并且基本上没有重大变化。因此，梅林斯相信，这种不幸处境的产生，是他最担心的外国贬低英国外汇的结果……以后这种观念继续出现。配第在他的《哲言》（1665年写作，1691年出版）一书中表示相信，“只有当我们比我们的任何邻国（从来也没有很小过）无论在绝对上和相对上确实拥有更多的货币”时，猛烈增加货币数量的努力才会停止。在《哲言》写作和出版期间，库克曾宣称：“如果我们的金银比我们的邻国多，则是否我们拥有我们现有的金银的1/5，我也不在乎。”（1675年）[16]

（3）重商主义者们是把“惧怕外国货物”和货币稀缺当做失业的原因的创始者。这在两个世纪以后，被古典学派认为是荒谬的：

用失业作为禁止进口的理由的最早的例证之一，出现在1426年佛罗伦萨……英国关于这种事件的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455年……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国在1466年的法令，形成了里昂丝织业的基础。并且在以后变得很出名。但由于它不是为直接反对外国货而颁布的，所以并不令人感兴趣。但是，它也曾提出要给上万的失业男女以工作，可见，这种论点在当时是如何的风行了……

几乎和所有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一样，对这个问题的第一次大讨论，发生在16世纪中叶或者更早一些的英国亨利第八和爱德华第六两个朝代。与此相联系的，我们只能提出一系列其写作时间大概不晚于1530年的著作名称，其中有两种相信应该是出于克莱蒙特 · 阿姆斯特朗的手笔……例如，他简洁陈述如下：“由于每年大量的外国商品和货物进入英国，因此不仅造成了货币短缺，而且摧毁了所有手工业，从而使得大量靠工作赚得货币来支付食物和饮料的平民，不得不闲散无业，以乞讨和偷窃度日。”[17]

据我所知，有关这种事态的典型重商主义讨论的最好事例，发生在1621年英国下议院关于货币短缺的一次辩论。当时，萧条已开始，特别是布匹出口更是如此。很有影响的英国议会议员之一爱德文 · 桑迪斯爵士把当时的情况描述得非常清楚说：农民和手工业者差不多到处都在遭受苦难；纺织机由于需要货币而闲置不用，农民被迫撕毁合同，“不是因为——感谢上帝——地球出产不足，而是由于缺乏货币”。这种情况导致人们详细地查问如此严重需要的货币究竟到哪里去了？大量的攻击直接指向了那些人们：被设想为从事出口贵金属（出口多余的）的；或者在国内从事某些相应的活动而使贵金属消失的。[18]

重商主义者们意识到他们的政策，正像赫克舍尔教授所指出的，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国家可以出清不受欢迎的、会成为失业根源的过剩货物；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货币存量得以增加。”[19]结果，取得了利息率降低的好处。

在研究了重商主义者们从他们的实际经验中得到的许多观念之后，不能不感觉到：在人类历史上，储蓄倾向总有强于投资引诱的长期趋势。投资引诱的薄弱是各个时代的经济问题的关键。今天投资引诱之所以微弱，主要是因为现行资本积累的数量太大了。以前，各种风险和意外灾难可能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其结果是一样的。个人从节约消费以增加其财富的渴望大于企业主雇用劳动者从事耐久性资产的建设以增加国民财富的引诱。

（4）重商主义者们对他们的政策具有国家主义色彩，并且有可能引发战争，是意识到了的。他们承认，他们的目标在于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力量的相对增强。[20]

我们可以批评他们以显然漠不关心的态度接受一种国际货币制度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在理智上，他们的现实主义远远优于当代人们的混乱思想，这些人主张实行国际固定金本位制，在国际借贷上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他们相信只有这些政策才能促进和平。

因为在一个使用货币契约和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大致不变的习惯的经济体系内，国内的货币流通量和利息率主要取决于国际收支状况，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英国那样。在那时，除去以牺牲邻国为代价而力争出口剩余和进口货币金属以外，政府当局没有正统的办法来对付国内的失业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国际金本位（或者，以前，为银）那样更有效地使得一国的利益与邻国的利益相对立的办法。因为这个办法使得一国的繁荣直接取决于市场和对贵金属的追逐。当意外的幸运，金和银的新的供给比较充裕时，这种夺取争斗可能有所缓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减低，这种争夺又会变得日渐两败俱伤的激烈程度。由于矫正其错误逻辑的常识不足，正统经济学家们最近的行为所起的作用大都是灾难性的。因为，当某些国家在它们盲目地斗争寻求出路时，为了取得自主的利息率而抛弃了金本位下的种种义务，而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却教导这些国家说，恢复先前的金本位的桎梏是走向一般经济复苏的必要的第一步。

相反的做法才是对的。采取不受国际关系影响的自主利息率政策，并实施一项能直接使国内就业达到最优水平的国家投资计划，这倒是既有利于本国同时又有利于邻国的双重受惠之道。如果所有国家都同时采取这种政策，则无论从国内就业水平或者国际贸易量来计量，国际的经济健康和力量就能得到恢复。[21]

四

重商主义者们察觉到了问题的存在，而却未能把他们的分析推进到能解决它的地步。古典学派则根本忽视这个问题，因为根据他们的前提条件，这个问题不存在。结果，在经济理论的结论与常识的结论之间造成了割裂。古典学派理论的不平凡的成就在于，它克服了“平常人”所相信的东西，而同时自己又是错误的。正像赫克舍尔教授所说的：

在从十字军东征到18世纪这个时期，人们对货币和制造货币的贵金属材料的基本态度没有改变，那么，这表明这种观念实在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包括在这个时期的500年之外，这种同样的观念或许仍然延续着，只不过没有达到“惧怕货物”的同等的程度……除去自由放任时期以外，任何时代都没有摆脱这种思想。只有无比的理智上顽强的自由放任主义才一时克服了“平常人”的这方面的信念。[22]

要清除在货币经济中“平常人”的“惧怕货物”这种最平常的态度，要求对自由放任学说具有无条件的信仰，自由贸易理论否认这些表现明显的因素的存在。从而，一旦自由放任学说不再能维系昔日信徒们的人心时，该理论就在街头平常人的眼中被宣判为不被信任了。[23]

我回忆起波纳 · 劳面对经济学家们的那种愤怒和困惑交织在一起的态度，因为他们否认明明白白存在的事实。他对此不得其解而深受困扰。人们可以把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力量同某种宗教的力量之间进行对比，似乎前者比后者强些，因为让人们凭思想的力量来排除活生生的现实，比起让人们信奉虚无缥缈的东西更难一些。

五

还存在一种类似的但有所不同的学说。这种学说，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以来，开明的社会舆论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但古典学派却斥之为幼稚的说法。现在应该恢复其名誉，受到尊重了。我所说的学说指的是，利息率不会自动调节到对社会有利的水平，而是经常趋于上升到很高的水平，因而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通过法令、习俗甚至道德制裁来加以抑制。

反对高利贷的法令要算是有记载的最古老的经济实践之一了。在上古和中古世界里，过高的流动性偏好，破坏了投资引诱，成为阻碍财富增长的主要的、突出的祸害。而且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因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风险和意外事故，一方面会减少资本的边际效率，另一方面又会增加流动性偏好。所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人都觉得不安全，除非该社会使用各种方法加以抑制，否则利息率将会上升很高，以致不能形成一个适当的投资引诱。

哺育我成长的教育使我相信，中世纪教会对待利息率的态度是固有的荒谬的；并且相信，当时旨在区分货币放款所得报酬与实际投资所得报酬的绝妙讨论，只不过是耶稣会教士们试图为摆脱那种愚蠢的理论而寻找的一条实际出路而已。但是，我现在则把这些讨论看成是一种诚实的学术上的努力来把古典学派理论无法解脱的混淆分解开。这种混淆即把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相混淆。因为，现在似乎很清楚：学者们研究的目的在于直接阐明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这个方案一方面容许资本边际效率表可以较高，另一方面利用法令、习俗和道德制裁来压低利息率。

甚至亚当 · 斯密对禁止高利贷法的态度也是极端温和的。因为，他很清楚，个人储蓄可以用于投资或者放债，而现实却不能保证他们能找到投资的出路。因而，他赞成用低利息率来增加储蓄寻求新投资而不是放债的机会。所以，他为温和地使用禁止高利贷法而辩护。[24]而为此，他受到了边沁的严厉责难。[25]边沁批评的主要理由是：亚当 · 斯密的苏格兰人的谨慎对待“企业创始者”未免过于严厉了；因为最高的利息率将给合理的有益于社会的风险事业留下很小的报酬差额。边沁所理解的“企业创始者”，是指“所有那些追求财富或者甚至任何其他目标的人；他们在财富的帮助下，努力打入有任何发明的渠道……对于这些人，不论是哪个行业，其目的在于进行改良……总之，高利息率对这些人是个打击，打击人类智慧能力的利用，在这当中需要有财富的帮助”。当然，在反对妨碍进行合理风险事业的法令上，边沁是正确的。边沁还继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不必抉择创办计划的优劣，因为他根本不想创办什么。”[26]

以上边沁所说是否是亚当 · 斯密的原意，或许值得怀疑。难道我们从边沁那里听到的竟然是用19世纪的英国的声音（虽然引文出自1878年3月写的《克里乔夫在白俄罗斯》）向18世纪说话吗？因为，只有在投资引诱最充沛的年代，人们才有可能在理论上看不到它的不足的可能性。

六

这里顺便提一下古怪而又被人们过分忽视的先知——西尔维奥 · 盖赛尔（1862—1930）。他的著作包含有若干真知灼见，只是未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在战后年份里，他的信徒们把他的著作像连珠炮似的寄给了我；然而，由于他的论点的某些明显的缺陷，因而我完全没有发现它们的长处。正像常常未经认真分析而只有直觉的场合那样，我对它们的重要性，也只是在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得出我自己的结论以后才明显起来。同时，像其他学院的经济学家们一样，我把他深刻的探求当成是一种异想天开。我想本书的读者很少能熟悉盖赛尔的重要性，所以我这里愿意多给他一些篇幅。

盖赛尔是一位成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商的德国商人。[27]1880年晚期的经济危机在阿根廷特别严重，这导致他对于货币问题进行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币制改革是走向社会国家的桥》，189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他的关于货币基本思想的书以《事物精华》为名，在同年同地出版。此后一直到他退休，又出版了许多著作和小册子。1906年，他退休到瑞士。这时，作为一个相当富有的人，能够把他生命的最后一二十年致力于只有不靠工作赚钱而生活的那些人才有的两种最愉快的职业：著述和实验农场。

他的代表作的第一部分，1906年在瑞士日内瓦出版，名为《全部劳动产物权的实现》；第二部分，1911年在柏林出版，名为《利息新论》。这两部分的合订本，在大战期间（1916）在柏林和瑞士两地同时出版，生前一共出版了六版，名为《经由自由土地和自由货币达到的自然经济秩序》，其英译本（由菲利浦 · 派先生翻译）名为《自然经济秩序》。1919年4月，盖赛尔参加了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内阁，任财政部长。后来受到军法审判。在他生前的最后十年是分别在柏林和瑞士度过的，致力于宣传工作。盖赛尔取得了半宗教式的热情拥护，而这种热情拥护以前是集中在亨利 · 乔治身上的。他成为一个教派的受人尊敬的先知，拥有几千名信徒，遍及全世界。1923年，瑞士德国自由土地自由货币协会以及其他来自许多国家的类似组织在瑞士巴赛尔城举行了第一次国际会议。自从1930年他去世以后，他的学说所激发的特殊类型的热情转移到了其他先知（在我看来，不像盖赛尔那么卓越）。布希博士是该运动在英国的领袖，但其文献又似乎是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城分发出来的。该运动的主力现在美国。美国欧文 · 费雪教授是美国学院经济学家中唯一认识到其重要性的。

尽管他的信徒们把他装扮得像一个先知，但盖赛尔的主要著作还是用冷静、科学的语言写成的，虽然全书充满了崇尚社会正义的狂热与情感，有人认为这似乎与一个科学家不相称。他从亨利 · 乔治那里派生出来的那部分内容，[28]虽然无疑是该运动的力量的重要源泉，但它的意义是属于次要的。他的那本主要著作从总体上看，其目的可以被认为是要建立一种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一种反动。他的理论基础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第一，他否定而不是接受古典学派的假设前提；第二，他主张解除对竞争的束缚，而不是取消竞争。我相信，人们将来会从盖赛尔那里学到的要多于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如果读者参阅《自然经济秩序》一书的序言，就可以从这里看出盖赛尔的道德品质。我想，沿着该序言的思路也可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盖赛尔对货币和利息理论的贡献可以述之如下。首先，他对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作了明确的区分；并且论证是利息率限制了实际资本的增长率。其次，他指出，利息率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利息率的重要性来自货币的特点，即：货币的所有权作为储藏财富的一种手段使得持有者不需要支付保管费；以及，像商品存货需要支付保管费之类的财富形式之所以能得到报酬，是因为货币树立了一个模范，也可以有报酬。他引用了利息率在各个时代相对稳定的资料，证明利息率不能取决于纯粹物质因素，因为物质因素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化必然会远远大于可观察到的利息率的变化。就是说，（用我的名词来表示）取决于不变的心理因素的利息率经常保持稳定；而决定资本边际效率表的极大波动的因素，决定的不是利息率，而是在多少既定的利息率条件下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

然而，盖赛尔的理论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他所要表明的是：如何只是由于货币利息率的存在，所以借出一批商品存货时才能得到收益。他用鲁滨逊 · 克鲁索和另一个陌生人的对话[29]来说明这点。这个对话是一个绝妙的经济寓言——不逊于已有的任何这类的寓言。但是，在他给出了理由说明为什么货币利息率不像多数商品利息率那样不能是负值之后，却完全忽视了为什么货币利息率是正值的解释。并且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货币利息率不受生产资本的收益所规定的标准的支配（像古典学派所主张的那样）。这是因为他没有流动性偏好这个概念，所以他只建立了半个利息率理论。

他的理论的不完备，无疑是他的著作被学术界所忽视的原因。尽管如此，他还是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了实际建议。这些建议在形式上虽然行不通，但在本质上却是符合需要的。他论证说，货币利息率抑制了实际资本的增长；如果这个抑制器被去掉，则在现代世界中，实际资本的增长将会如此迅速，以致货币利息率下降为零才可能是合适的。当然不可能是立即，而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首要的是降低利息率；而要降低利息率，他指出，就要让货币像其他无收益的商品存货那样支付保管费。这导致他开出了著名的处方——“加印”货币。他由此而知名，也为此而受到了欧文 · 费雪教授的赞扬。按照他的建议，流通钞票（虽然要包括几种形式的货币，至少包括银行货币）像保险单那样，每月必须加贴印花才能保持其价值，印花可到邮局去买。至于印花的费用，当然可以被规定在任何适当的数值上。按照我的理论，费用应该大致等于货币利息率（不包括印花费）超过与充分就业相协调的相应于新投资量的资本边际效率的差额。盖赛尔实际所建议的费用为每月0.1%，等于每年5.4%。在现实条件下，这个数值可能太高。但正确数值到底是多少，它是不时变动的，只能从试验与错误中得来。

加印货币背后的思想是健全的。它也真可能是找到的在小规模上付诸实施的手段。但是，有许多困难盖赛尔未曾面临。特别是，他不了解货币不是唯一具有流动性升值的资产，只不过在程度上不同于其他许多物品。货币的重要性就是来自它比任何其他物品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升值。这样，如果用加贴印花的制度去掉流通钞票的流动性升值，则会有一个很长系列的代替品将穿上货币的鞋子——例如，银行货币，即长期债券、外国货币、珠宝以及一般的贵金属等等。正像我在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在过去，有时也会出现拥有土地的渴求，而不论其收益如何。它会提高利息率——虽然在盖赛尔的体系中，这种可能性将会由于土地国有化而消失。

七

上面我们考察过的各种理论，实质上都是直接针对有效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这个组成部分取决于投资引诱的充分。然而，把失业归咎于另一个组成部分即消费倾向的不足，并不是新鲜事物，而也是由来已久的。但是，对当今经济弊端的这另一种解释——同样的不为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们所赞同——在16和17世纪的思想中发挥了很小的作用，只是在晚近以来才相对地逐渐得势。

对消费不足的指责，在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中虽然只是其非常次要的方面，但赫克舍尔教授还是引用了大量的例子说明“奢侈有利，节俭有害”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节俭，在事实上，被认为是失业的原因，其理由有二：第一，相信不进入交换的货币数量会减少实际收入；第二，相信储蓄会使得货币从流通中撤出。[30]1598年，拉斐马斯在《置国家于繁华的金银财富》一书中，对反对使用法国丝织品的人们大加谴责，理由是：所有购买法国奢侈品的人可以为穷人创造生计，而吝啬鬼则会使穷人贫困至死。[31]1662年，配第为“宴会、华丽的粉饰、凯旋门等等”辩护，理由是：这些费用还会流回到酿酒师、面包师、裁缝、鞋匠等等的口袋里去的。福特雷为“过度的服饰”辩护。冯 · 施勒特（1686）反对取缔挥霍浪费的法令规定，并宣称希望服饰及其他更讲究一些。巴邦（1690）写道：“挥霍浪费是一种罪恶，它对个人不利，但对商业却并非如此……贪得无厌是一种罪恶，它对个人和商业都不利。”[32]1695年，卡里争辩说：如果每个人花费多，则所有的人都会得到更大的收入，“因而生活得会更富裕”[33]。

巴邦的见解，主要是通过伯纳德 · 曼德维尔的《蜜蜂寓言》一书的渲染而广为流传。该书在1723年被英国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大陪审官们宣判为伤风败俗。在人类道德科学史上以声名狼藉著称。据记载，只有一个人为它说了点好话，即约翰逊博士。他声称：该书并没有使他迷惑不解，而“却使他对于现实生活大开眼界”。该书的邪僻的性质，由莱斯利 · 斯蒂芬在《本国人名辞典》中对该书的提要很好地表达了出来：

曼德维尔该书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反感。书中一套冷嘲热讽的道德观，由于巧妙的似是而非的论点而引人注目……他的认为经济繁荣是通过支出而不是通过储蓄而得以增加的学说，可以列入许多现时尚未绝迹[34]的经济谬论。他一方面接受了禁欲主义者们的假设，认为人类欲望本质上是一种邪恶，所以产生了“私人罪恶”；另一方面又接受了普通的观点，认为财富是一种“公共利益”。由此，他会很容易地表示出：一切文明包含有邪恶倾向的发展。

《蜜蜂寓言》是一首寓言诗——“鸣不平的蜂群，或者无赖变为诚实”，内容描绘的是一个繁荣的社会令人吃惊的状况；在其中，所有的公民突然心血来潮，为了储蓄，放弃奢侈生活，国家削减军备：

现在不能再认为是光荣，
那种花费掉全部收入的生活类型；
出租车代理商的制服挂置一旁，
他们离弃马车为了一声歌唱；
为了还债而卖掉成批的骏马，
和高楼大厦；
虚荣的费用当做道义上的诈骗而避开，
他们不驻扎军队在海外；
笑对外国人的尊敬，
和从战争得到的空虚光荣；
他们作战只是为了国家，
以正义或者自由作为孤注一掷的代价。

那个高贵的克罗依：

缩小她昂贵的过日子的清单，
让她全年穿着那套耐用的衣衫。

那么，结果如何？——

现在注意一下这个光荣的蜂群，看看诚实和贸易如何一致；

炫耀已经走开，并且迅速变得稀薄，

而且看起来完全是另一种面貌。

因为走开的不只是炫耀，

而且还有每年大量的开销；

但是，依以为生的众多大众，

每天被迫做着同样的事务，

一旦徒然无益，就转往他途； 、

所有行业都有过多的存货，

土地和住宅的价格下落；

令人惊叹的宫殿的墙，

像希腊古城庇比斯的墙，只有在戏剧中才竖立。

听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建筑业将会受到极大损伤；

工匠们不被雇用，

画师不因其艺术而闻名，

石匠和雕刻匠也都不再有名声。

那么，“寓意”是：

只有品德不能使国家生活

在昌盛状态。唯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恢复到黄金时代。

对橡子和对诚实应同样对待。

在寓言诗之后，附有评语。这里摘录两段可以表明以上寓言所说，并不是没有理论基础的：

由于被某些人称之为储蓄的这种节俭经济，是私人家庭增加财富的最肯定的方法，因此有些人设想，不论一个国家是不毛的或者肥沃的，如果普遍追求（他们认为是实际可行的）这同样的方法，就会使整个国家达到同样的后果。例如，如果英国人像其某些邻国的人那样节俭，则英国人可能现在更富。我认为，这是错误的。[35]

相反，曼德维尔的结论是：

使一个国家康乐和我们称之为繁荣的伟大艺术，是向每一个人提供就业机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政府应该：第一，促进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类智慧所能发现的制造业、艺术和手工业；第二，鼓励农业和渔业深入到它们所有的各个分支，使整个地球被迫和人一样出力。国家的伟大和幸福必须寄希望于这种政策，而不是关于挥霍和节俭的琐碎的规定。因为不论让金银的价值上升或者下降，全社会的享受总是取决于地球的果实和人们的劳动；二者结合在一起，比起巴西的金或者玻利维亚波托西的银来，是更肯定、更取之不竭和更真实的财富。

难怪这种邪僻之说，在两个世纪中，一直受到道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抨击。他们感到他们所持有的苦行学说是非常合乎道德的。该学说认为，除去个人和国家实行极度节省和经济以外，其他没有任何健全的救治之道。配第的“宴会、华丽的粉饰、凯旋门等”让位于格拉德斯通主义[36]的锱铢必究的理财方法；让位于一种国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不能举办”医院、广场、高贵建筑，甚至保护历史纪念物，更不用说壮丽的音乐和戏剧了。所有这些都托付给私人慈善事业或者不顾将来的个人的高尚行为去办。

这个学说在另一个世纪没有在上层人士圈子里再出现过。一直到马尔萨斯的晚年，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才取得了作为失业的科学解释的确定地位。我在我的论马尔萨斯的论文中[37]，对此已经充分地有所论述，而为了更充分地说明问题，这里再重复摘录在我的论文中已经引用过的足以代表其思想特征的一两段：

在世界的差不多每一个部分，都能看到大量的生产能力未被利用。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由于缺少一种生产品的合理的分配方法，所以继续生产缺乏适当的动机……我认为，要很快地进行积累，则非生产性的消费必然要相当地减少，从而大大地损害了普遍的生产动机，过早地抑制了财富的增长……但是如果企图很快地进行积累，使得劳动者的收入和利润的划分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致破坏了将来积累的动机和能力，结果破坏了维持和雇用增加着的人口的能力，那么，我们还能够认为这样的积累，或者储蓄太多，对国家就无害吗？[38]

问题是：生产增加了，而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没有一个适当的比例，从而造成了资本停滞，以及随后对劳动的需求的停滞，这难道对国家不会造成损害吗？如果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自始就与社会的自然剩余成比例，从而生产动机不受干扰，避免了对劳动的非自然的需求在先而突然需求减少在后的情况，这样，国家所得到的幸福和财富会比前一种情况更少吗？然而，如果情况是如此，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说，节俭可能对生产者不利，而对国家却不能不利呢？或者，我们怎么不可以说，地主和资本家的非生产性消费的增加，有时并不是对生产动机消失的有效的救治之策呢？[39]

亚当 · 斯密曾说过，资本可以由节俭而增加，每一个节俭的人是有益于公众的，财富的增加取决于生产高过消费的差额。这些命题在很大范围内是真实的，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很明显的，它们又不是在无限制的范围内都是真实的。而且，储蓄的原则强调过度就会损害生产的动力。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简单的食品、最破旧的衣服和最简陋的住房，则可以肯定就不会再有其他的食品、衣服和住房存在……这是显而易见的两个极端。在二者之间必然有一个点，在该点，如果把生产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都考虑在内，则对财富的增加会产生最大的鼓励。不过，政治经济学还不能确定出该点。[40]

在我所遇见的由才华横溢之士提出的所有意见中，萨伊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最直接与正确的理论对立的，也是与经验相矛盾的。他的意见是说：同样或者毁掉一件物品，等于堵塞一条出路。然而，从这种新的学说直接得出，商品只是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中——而不是从商品与消费者的关系中来考察。那么，我倒要问，如果除了面包和水以外，所有消费都停顿半年，则对商品的需求会变成什么样子？商品累积！出路何在！这种情况会引起多么巨大的市场！[41]

然而，李嘉图对马尔萨斯所说充耳不闻。这场论战的最后反响见之于约翰 · 斯图亚特 · 穆勒关于他的工资基金说的讨论中。[42]这个学说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用来驳斥马尔萨斯晚年的思想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穆勒在这场讨论中也成长了起来。穆勒的后继者们否定他的工资基金说，但却忽视了穆勒反驳马尔萨斯全凭此说的这个事实。穆勒的后继者们否定的方法，是把这个问题排除在经济学的主体之外，不是解决它，而是不提它。它完全在论战中消失了。近来，凯恩克劳斯先生想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二三流人物当中寻求这个问题的踪迹。[43]但是发现的很少，甚至或许比预期的还少。[44]消费不足说一直蛰居着，直到1889年在J. A.霍布森和A. F.穆迈利合著的《工业生理学》一书中又出现了。这本书是许多著作中的第一和最重要的一本。在这些著作里，霍布森先生用了差不多50年的时间，投身于不懈的但无用的热情和勇气，来反对正统经济学。今天，虽然已经被人们完全遗忘了，但该书的出版却是经济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45]

《工业生理学》一书是和穆迈利合著的。霍布森先生叙述其写作的缘起如下：[46]

差不多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经济学异端思想开始形成。虽然亨利 · 乔治反对土地价值的游说，早期各种社会主义团体反对对工人阶级看得见的压迫的鼓动，以及两位布斯先生对伦敦贫困状况的揭露，这些都对我的感情造成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它们并没有损害我对政治经济学的信心。信心的破坏来自一次偶然的接触。当我在埃克塞特城的一所学校教书时，我同一位名叫穆迈利的商人发生了个人交往。此人在当时和以后作为一个登山运动员而知名，他发现了一条登上麦特浩恩山的新路，不幸于1895年攀登著名的喜马拉雅山的南加帕拔特峰时遇难了。不用说，我同他的交往不是建立在这种运动的基础上。他是一位在精神上攀登高峰的人。他具有天赋的发现自己道路的眼光和傲然藐视学术权威的态度。此人和我纠缠在有关储蓄过多的论争之中。他认为，储蓄过多是贸易不利时期资本和劳动就业不足的原因。在很长时间里，我想用正统经济学的武器来驳倒他的论点。但是，最后他说服了我；并且，我和他一起在1889年出版的名为《工业生理学》一书中，阐述了过度储蓄的观点。这是我在邪说生涯中公开走出的第一步。当时，丝毫没有想到这一步的重大后果。因为，正是在那时，我辞去了中学的职务，开始一项新的工作旅途——在大学附设的函授班教经济学和文学。第一次对我的打击是伦敦大学函授部不让我教政治经济学课程。据我所知，这是由于一位经济学教授的干扰。他读过我的那本书，认为那本书的荒谬程度相当于证明地球是平的。既然储蓄的每一部分都可以用于增加资本结构和工资基金，那为什么对有用的储蓄在数量上还有限制呢？头脑健全的经济学家对于想抑制储蓄这个工业进步的源泉的观点，不能不感到吃惊。[47]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我个人的经历使我感到好像有什么罪过。虽然伦敦大学不让我教经济学，而牛津大学的函授运动却给了我更大的宽容，允许我到乡下去讲学，不过限于只讲有关工人阶级生活的实际问题。当时，有一个慈善事业协会正在计划搞一套以经济为主题的讲座，并且邀请我讲一门课程。我表示很愿意接受这一新的讲课工作。然而，突然地没有任何解释，聘书就撤销了。甚至当时，我几乎没有觉察到，对无限制的节俭德行表示了点怀疑，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在这本早期的著作里，霍布森和他的合作者对古典学派（他也是由这派学说哺育起来的）的直接评论多于他以后的著作。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这是他的理论的第一次表达，所以我将从该书引用一些段落，以表明作者们的批评和直觉是如何的重要以及具有很好的基础。他们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他们攻击的结论的性质如下：

储蓄使个人和社会富有，花费使个人和社会贫困；这句话可以一般地被确定为一个论断，即：有效的对货币的珍爱是一切经济福利的根基。它不仅使节俭的个人自己致富，而且能提高工资，给失业者以工作，幸福遍及各方。从报纸到最近的经济学论著，从教会讲坛到下议院，这个结论反复被讲解和陈述，直到它似乎成为一种神圣不可怀疑的东西。然而，知识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支持下，直到李嘉图的著作的出版，都尽力否定这一学说。它之所以最后被人们接受，只是由于他们不能反驳工资基金说。这个学说在逻辑上赖以存在的论证还残存着，这是因为主张此学说者具有发号施令的权威性。经济学的批评只攻击该学说的枝枝节节，而害怕触及其主要结论。我们的目的在于表明：第一，这些结论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储蓄的习惯趋于过度是可能的；第三，储蓄过度使社会贫困，造成劳动者失业，压低工资，把衰退扩散到商业界，呈现经济萧条状态。……

生产的目的是为消费者提供“效用和方便”。生产过程是从开始处理原料到最后作为效用或者便利可以消费的时刻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资本的唯一用处在于帮助这些效用和便利的生产。因而，资本被使用的总量必然由于每天或者每周消费的效用和便利的总量的不同而变化。储蓄在增加现有资本总量的同时，会减少被消费的效用和便利的数量。因此，任何这种储蓄习惯的扩大会使得资本积累的扩大超过所要求的。这种超过将以一般的生产过剩的形式存在。[48]

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显示出了霍布森的错误的根源。即：他设想，过度的储蓄使得实际的资本积累超过了实际需要的数量。事实上这只是一个仅仅由于错误的预期而产生的次要的祸害。主要的祸害在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储蓄倾向大于所需要的资本的数量，因而除去预期的错误以外，这使得充分就业不能实现。然而，在一两页以后，在我看来，他非常精确地说明了问题的一半。不过，他仍然忽视了利息率和工商业信任状况的改变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他大概把这两个因素当做是既定的了。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自从亚当 · 斯密以来，所有经济学的教导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每年的产量决定于该社会的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的总量，实在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从来不可能超过这三种因素所规定的限度的产品数量，可以而且实际上已经由于过多的储蓄以及随之而来的过多的积压产品，已经被减少到这个限度所规定的最大产量之下。对生产施加了限制；就是说，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正常情况下，消费限制了生产，不是生产限制了消费。[49]

最后，霍布森还注意到了他的理论对正统的自由贸易观点的正确性的影响：

我们也注意到，正统经济学家经常地斥责我们的美国兄弟和其他保护主义社会在商业上的愚蠢无知。现在这种斥责不再被任何迄今所引用的自由贸易论点所保持了，因为这些论点都是以“过度供给不可能”的假设为基础的。[50]

霍布森在此以后的论点，应该说是不完整的。但是，它是这个事实的第一次的明白陈述，即：资本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储蓄倾向，而是由于需求，需求又是实际的和将来的消费的结果。下面分散在多处的引文，可以表明这种思路：

应该很清楚，一个社会的资本没有随之而来的对商品消费的增加，是不会有益地增加的……储蓄和资本的每一次增加，为了有效，都要求就要到来的将来消费的相应增加[51]……并且当我们说将来消费时，并不是指从今以后的10年、20年或者50年，而是指离现在很近的将来……如果节俭和谨慎的增加诱使人们在现在储蓄更多，那么，他们就必须答应将来消费更多[52]……在生产过程中的任何一点，没有比为现时的消费提供商品所需要的更多的经济合算的资本存在[53]……很清楚，我一个人的节俭，并不影响社会的整个节俭，只是决定整个节俭中的某一部分究竟是由我进行的，还是由别人进行的。以后我们将表明，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的节俭如何会迫使另一部分人的生活开支超过他们的收入[54]……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们都否定，消费有任何不足的可能。我们能够找到一种经济力量可能引起社会消费不足吗？如果有，则经济机制能够提供有效的抑制吗？我们将表明：第一，在每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中，总有一种力量在发生作用，会自然地导致节俭过度；第二，经济机制所提供的抑制力量，不是完全不发生作用，就是其作用不足以遏制这一严重的经济祸害[55]……李嘉图对马尔萨斯和查尔莫斯的论点的简短答复似乎已经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并认为很充分的了。李嘉图称：“生产品总是被生产品或者服务所购买，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的媒介。因此，生产品的增加总是伴随着相应地得到它和消费它的能力的增加。没有过度生产的可能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56]

霍布森和穆迈利知道，利息除去作为使用货币的支付以外，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57]他们还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论敌会说：“利息率（或者利润）会下降到一定程度，来抑制储蓄，从而恢复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适当关系。”[58]对此，他们回答说：“如果利润下降诱使人们少储蓄，那也必然是通过两种途径之一来运行，即：或者是诱使他们花费更多，或者是诱使他们少生产。”[59]关于前者，他们认为，当利润下降，社会的总收入减少时，“我们不能设想，当平均收入正在下降时，个人由于节俭所得到的补偿会相应地减少，而被引诱增加他们的消费量”。至于后者，他们说：“我们完全无意否认由于过度供给而造成的利润的下降会抑制生产，而承认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正是我们的论点的核心所在。”[60]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缺乏完整性。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利息率理论。结果，霍布森先生过分强调（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消费不足导致过分投资（过分投资指的是无利可图的投资），而未能解释相对微弱的消费倾向之所以引起失业，是因为微弱的消费倾向需要而又得不到充分的新投资量以资补偿。虽然有时，由于错误的乐观态度，这种新投资可能暂时出现，然而，一般说来，由于预期利润下降到利息率所规定的水平以下，从而阻碍了这种新投资的发生。

大战以来，泛滥起了消费不足的异端理论。在其中，道格拉斯少校的理论最有名。道格拉斯少校的主张的力量，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正统的学说对他很多的毁灭性的抨击没有作出有力的反驳。另一方面，他对经济时弊的详细诊断，特别是所谓有A+B定理，不过是大量的故弄玄虚。如果道格拉斯少校把他的B项限定在企业主提出的尚未用于相应的再置和更新设备支出的折旧准备金，则他会更接近一些真理。但是，即使在这个场合，也必须考虑到这些准备金被其他方向的新投资以及消费支出的增加所抵消。道格拉斯少校相对于他的正统学派的某些论敌而言，有理由宣称，他至少没有全然遗忘我们这个经济体系的突出问题。但是，他几乎没有建立起和他的主张相等的级别——在一支勇敢的异端者的军队中，或许是一名小卒，而不是一名少校——很难和曼德维尔、马尔萨斯、盖塞尔和霍布森相比。这些人凭借着他们的直觉，宁肯对真理作出模糊的和不完整的认识，也决不坚持错误的说法。而那些来自简单逻辑推理的错误说法，固然清晰，前后一致，但却是建立在不符合事实的假设前提之上。

[1]参阅他的《工业和贸易》，附录D；《货币、信用和商业》；《经济学原理》，附录I。

[2]在他的《经济学原理》第1版的脚注中很好地总括了他对重商主义的看法：“在英国和德国对中世纪关于货币和国民财富的关系问题曾作过很多研究。总的说来，它们被认为是由于对货币职能的理解不清而造成的混乱。它的错误倒不在于慎重假定的结果，这个假定认为，一国净财富的增加只能受贵金属储存量增加的影响。”

[3]载《民族与图书周刊》，1923年11月24日。

[4]同样理由，如果工资单位是有弹性的，则用降低工资的办法来作为医治经济衰退之法，也将是损人利己的。

[5]至少从梭伦年代以来（如果有统计资料，时间还可能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经验表明：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使我们相信，在长时期内，工资单位有一种稳定上升的趋势；而只有在经济社会的衰败和解体当中，它才会减少。可见，除去社会进步、人口增长等原因以外，货币数量的逐渐增加是必要的。

[6]所综合的这个理论更适合于我的目的，因为赫克舍尔教授本人，总的说来，就是古典学派理论的追随者，对重商主义理论比我更少同情心。因此，他选择的引文避免了我要表明重商主义者们的明智而被认为怀有偏见的危险。

[7]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本书（《通论》）略有节略。

[8]《关于降低利息率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的一些考虑》（1692），但写作是在几年以前。

[9]他加了一句：“并不单纯取决于货币数量，而且还取决于流通的快慢。”

[10]“Use”，当然是老式英语的“利息”。

[11]稍后，休谟一只半脚踩在古典学派世界；在经济学家中，他开始强调均衡状态的重要性，这种状态是相对于趋向于均衡的总量变动的过渡状态而言的，虽然他仍然是一个足够的重商主义者而不忽视这个事实：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现实是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他写道：“只有在取得货币之后和物价上升之前这个期间，或者是处于中间性状态时，增加金和银的数量大有利于工业的发展……不论货币是多是少，与一国的国内幸福没有多大关系。行政长官不能只是保持货币数量，如果可能的话，使货币数量不断增加，才是好的政策，因为这样可以使一个国家的工业保持活跃精神，可以增加劳动数量，这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真实力量和富有。一个货币数量在减少中的国家比货币数量虽然没有更多但却有增加趋势的另一个国家较衰弱和贫困。”（《论货币的论文》）

[12]这里表明：重商主义的观点，即利息意指对货币的利息的观点（这个观点我现在认为毫无疑义是对的），已经完全被人们抛弃了。赫克舍尔教授作为一个地道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以这样的按语来综合洛克的理论——“如果利息真是借贷货币的价格的同义语，洛克的论点是不容非议的……；然而利息并非如此，所以他的论点与所讨论的问题无关”。（《重商主义》，第2卷）。

[13]托马斯 · 孟（Thomas · Mun，1571—1641）英国晚期重商主义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贸易差额论的倡导者。——译者

[14]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

[15]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

[16]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

[17]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

[18]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

[19]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

[20]“在一国之内，重商主义追求的完全是动态目标，但重要的是，这种动态目标却和世界上经济资源总额的静态概念连在一起，造成了基本的不调和，从而导致了无休止的商业战争……这是重商主义的悲剧，中世纪的普遍静态理想和自由放任的普遍动态理想都避免了这种后果。”（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

[21]最初由艾尔伯特 · 托马斯，后来由H. B.巴特勒领导下的国际劳动局始终赞成这一真理。这在战后成为为数众多的国际机构的卓越的宣告。

[22]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

[23]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

[24]《国富论》第2编@@@，第4章。

[25]边沁：《给亚当 · 斯密的信》，附录于他的《为高利贷辩护》。

[26]虽然这里引用了边沁的这段话，但我还必须向读者介绍其更美好的一段话：“工艺事业是企业创始者走出来的康庄大道。它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广阔的或者无边际的平原，在其上布满陷阱。每一个陷阱要求一个人类的牺牲者落入，然后关闭，变为平地。但它一旦关闭，即不再张开，于是对于后来者就安全了。”

[27]出生于德国邻近卢森堡边境的一个地方。其父是德国人，其母是法国人。

[28]盖赛尔与乔治的不同在于，盖赛尔主张土地国有时应该给予补偿。

[29]《自然经济秩序》及以下。

[30]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

[31]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

[32]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

[33]赫克舍尔：《重商主义》第2卷。

[34]斯蒂芬在他所著《18世纪英国思想史》书中，在提到“图曼德维尔而出名的邪说”时，说：完全驳倒该邪说需要这种学说：对商品的需求不是对劳动的需求——很少有人能理解它，以致对它的完全的理解，或许是考核一个经济学家的最好的办法。

[35]和古典学派的先驱者亚当 · 斯密相比较，亚当 · 斯密写道：“反对每一个私人家庭行之有效的行为，对一个大的国家来说，很少能成为蠢事的。”这可能是针对上面曼德维尔的引文而说的。

[36]威廉 · 尤尔特 · 格拉德斯通（1809—1898），英国政治家，于1868—1894年曾四度任英国首相。——译者

[37]《传记集》。

[38]1821年7月7日，马尔萨斯给李嘉图的信。

[39]1821年7月14日，马尔萨斯给李嘉图的信。

[40]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序言〉》。

[41]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脚注。

[42]约翰 · 斯图亚特 · 穆勒：《政治经济学》第1篇第5章。在穆迈利和霍布森合著的《工业生理学》一书（及以下）中，对穆勒的这方面的理论，特别是“对商品的需求不是对劳动的需求”这个学说，进行了重要而且深刻的讨论（马歇尔在他关于工资基金说的很不令人满意的论述中，努力为这个学说辩解）。

[43]《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物与投资》，载《经济史》，1936年。

[44]在他所举出的著作中，以富拉顿的小册子《论对通货的管制》最感兴趣。

[45]J. M.罗伯森：《储蓄的谬误》一书，于1892年出版，拥护穆迈利和霍布森的异端邪说，但该书的价值或者意义都不大，完全缺乏《工业生理学》一书的洞察的直觉知识。

[46]见霍布森1935年7月14日星期日在康维大礼堂对伦敦伦理学会的演讲词。讲题是“经济学异教徒的自白”。此处转载，曾得霍布森的允许。

[47]在《工业生理学》上，霍布森用不恭敬的语气写道：“节俭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一国越节俭，就越会变为富有。这差不多是所有经济学家普遍地都如此教导的。他们之中的为数众多的人宣扬节俭的无穷尽的价值时，用的是道学家的庄重语调。在他们的阴沉的歌曲中，这是为公众所爱听的。”

[48]霍布森和穆迈利：《工业生理学》。

[49]霍布森和穆迈利：《工业生理学》。

[50]霍布森和穆迈利：《工业生理学》。

[51]霍布森和穆迈利：《工业生理学》。

[52]霍布森和穆迈利：《工业生理学》。

[53]霍布森和穆迈利：《工业生理学》。

[54]霍布森和穆迈利：《工业生理学》。

[55]霍布森和穆迈利：《工业生理学》。

[56]霍布森和穆迈利：《工业生理学》。

[57]霍布森和穆迈利：《工业生理学》。

[58]霍布森和穆迈利：《工业生理学》。

[59]霍布森和穆迈利：《工业生理学》。

[60]霍布森和穆迈利：《工业生理学》。

第二十四章
结尾短论：《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

一

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突出缺点是：第一，未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专横和欠公平。本书的理论对于第一个缺点的态度是明显的。但是，对于第二个缺点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也是很有关系的。

自从19世纪末以来，通过直接税——所得税、超额所得税和遗产税——在消除财富和收入的巨大差异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特别是在英国，许多人愿意看到这个进程推向更远，但有两点考虑使他们踌躇不前：一是，他们害怕逃避税收之风兴起，以及害怕减少冒风险的动机。但是第二，我想，主要的考虑是，他们相信，资本的增长取决于个人储蓄动机的强弱，而且大部分的资本的增长取决于富人们的过剩的金钱的储蓄。我的论证不会影响第一种考虑；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修改对第二种考虑的态度。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达到充分就业这个点以前，资本的增长并不完全取决于低微的消费倾向，而是恰恰相反，消费倾向低会抑制资本的增长；只有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低微的消费倾向才会有助于资本的增长。而且，经验表明，在现行情况下，公私机构以及通过补偿基金的储蓄已经超过适当的数量，因而，如果采取措施，再分配收入，提高消费倾向，肯定会有益于资本的增长。

现在，在公众的思想上存在着一种混乱，即普遍相信遗产税可以减少一个国家的资本财富。实则，假设国家把这一税收所得用于通常开支，因而对收入和消费征收的税额会相应地减少或者豁免，那么，高额遗产税的财政政策，无疑会增加社会的消费倾向。然而，由于习惯性的消费倾向的增加，一般（即除去充分就业的情况）会同时增加投资引诱。结果，普遍的推断恰与真理相反。

这样，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在当代条件下，财富的增长远远不取决于富人的节欲，像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反而很可能受到这种节欲的阻碍。因此，对财富可以有巨大差异的社会辩护的主要理由之一，不能成立了。我并不是说，再没有别的理由可以为在某种情况下的财富不均做辩护，而不受上述理论的影响。但是，这些理论确实去掉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们才一直认为必须谨慎从事。这一点特别影响我们对遗产税的看法。因为，对某些收入不均等的辩护，不能适用于遗产的不均等。

就我而论，我相信有社会的和心理的理由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均等辩护。但是，像今天存在的如此巨大的不均等，就无法辩护了。有许多有价值的人类活动，要求有发财的动机和私人财产所有权这个环境，才能使之充分有效。而且，有些危险的人类癖性，由于发财和私有财富的机会的存在，也能被疏导到比较无害的渠道上去。这种癖性如果不能用这些方法得到满足，它们就会在残暴、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权力和权威以及其他形式的自我夸张等方面寻找出路。一个人对他的银行存款实施强横霸道比对其同胞实施强横霸道好得多。有时前者被谴责为不过是到达后者的一种手段，有时至少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替换物。但是，为了刺激这些活动和满足这些癖性，玩这种游戏不要像今天这样下这么大的赌注。一旦参加游戏者习惯了，低很多的赌注也同样可以很好地达到目的。不要把改变人性与管理人性混为一谈。虽然在一个理想的国家中，人们由于教育感悟和生计的关系，对赌注并不感兴趣。但是，只要一般的人，或者甚至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强烈地热衷于发财的爱好，那么，允许人们在规则和限制之内玩发财的游戏，这不失为聪明稳健的政治家风度。

二

然而，从我们的论证中，有第二个更基本的、与财富不均等的将来有联系的论断，即我们的利息率理论。到目前为止，认为有必要保持一个适当高度的利息率，因为这样可以对储蓄提供充分的引诱。我们曾经表明，有效储蓄的限度必然决定于投资规模，而在充分就业限度内，投资规模又是由低利息率所推进。因此，对我们最有利的是，相对于资本的边际效率表，把利息率降低到一点，在该点达到了充分就业。

无可怀疑，这个准则会使利息率远远低于迄今为止实际存在的利息率。就人们所能臆测的相应于资本数量增加的资本边际效率表而论，如果要或多或少继续维持充分就业的情况，则利息率就可能要稳定地下降——除非总消费倾向（包括国家在内）确实有一个极大的改变。

我觉得肯定的是，对资本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有着严格的限度。即：资本存量不难增加到一点，在该点，资本的边际效率已经下降到极低的数值。这并不意味着，使用资本设备几乎不支付任何代价；而只是说，资本设备的收益除去补偿折旧及老化费用以外，其差额再偿付风险及行使技能和判断所必要的代价，所剩无几了。总之，耐用品在其整个寿命期间的总收益，像非耐用品一样，刚刚能抵偿生产的劳动成本加上风险的扣除以及使用技能和监督的费用。

现在，虽然这种事态同某种程度的个人主义很协调，但这意味着食利者阶级的消亡，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家利用其资本的稀缺价值来扩大其压迫力量的消亡。今天，利息并不是真正牺牲的报酬。资本的所有者得到利息是因为资本是稀缺的，正像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是因为土地是稀缺的一样。然而，土地的稀缺性有与其固有的特性相关的内在原因，资本的稀缺性则没有这种内在原因。资本作出了真正牺牲因而得到了利息形式的报酬，这种意义上的资本稀缺性的内在原因，从长期看，是不存在的；除非在资本尚未十分丰裕以前，个人的消费倾向使得充分就业下的所得都作为消费之用，故而没有净储蓄；这时，资本的稀缺性才有了理由。但是，即使是这样，仍然有可能由国家举办集体储蓄，使储蓄维持在一定水平，从而使得资本的增长达到一点，在该点，资本不再稀缺。

所以，我把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食利者阶级看成是一种过渡现象，它完成了其使命以后便消亡。食利者阶级一经消亡，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将会有重大的改变。此外，我的主张还有另外一个极大的好处，即：食利者阶级和毫无用处的投资者的消亡，不是骤然的，而只是一个逐渐地，不过把我们看到的最近英国的情况继续延长而已。所以不需要革命。

因此，在政策实践上，可以建立两个目标（都是实际上可以达到的）：（1）增加资本数量，直到不再稀缺为止，从而毫无用处的投资者不再能坐收利益；（2）建立一个直接税体系，使得理财家、企业主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他们非常热爱他们的职业，以致用比现在便宜得多的代价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劳务）的智慧、决策和行政技能，在取得合理的报酬下，为社会服务。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经验才能表明，体现在国家政策之中的公众意愿在多大程度上应该被导向增加和补充投资引诱；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安全地被用于刺激平均消费倾向，而又不妨碍我们在一两个世代内消除资本稀缺价值的目标。它的结果可能是，消费倾向将会很容易地由于利息率下降的作用而加强；以致比现有的稍高一点的积累率就能够达到充分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对高额收入和遗产征收较多的赋税可能会遭到这样的反对，认为这样，充分就业所要求的积累率会减少到比现有水平相当低的程度。我并不必然地否定这种后果的可能性，甚至它的或然率。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很难预测一般人如何对环境的改变作出反应。然而，如果用比现在稍大一些的积累率，就可以很容易地取得一个大致的充分就业；那么，当代突出的一个问题至少就得到解决了。至于应该以什么样的正确和合理的规模与手段，要求活着的一代限制他们的消费，以便在一段时期中，为他们的后代建立起一个投资充分的境地，是一个仍然存在另做决策的问题。

三

在某些其他方面，上面理论的含义是相当保守的。因为，虽然本书指出，现在仍主要听任个人支配的事物应建立某种由中央控制的重大意义，但现在仍存在着广阔的领域，其中的活动不能受到中央控制的影响。对于消费倾向，国家应该部分地通过赋税体系，部分地通过限定利息率，以及或者部分地通过其他途径，来施加引导性的影响。此外，单靠银行政策对利息率的影响似乎足以决定一个适度的投资量。因此，我感觉到，投资的某种程度的综合社会化，将证明是取得大致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虽然，这并不排除政府当局和私人主动性合作的一切折中的和遗赠的形式。但是，除此之外，没有明显的论据可以依以实行包罗社会大部分经济生活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设想的重要的并不是生产工具的国家所有制。如果国家能够决定用于增加生产工具的资源总量，并且能决定生产工具所有者们的基本报酬率，那么，国家就完成了它所必须做的一切了。而且，实行社会化的必要手段要逐步地引进，不要打破社会的一般传统。

我们对已被接受的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批评，倒并不更多地在于发现它分析上的逻辑错误，而是指出它所暗含的假设条件很少或者从来没有被满意过。因而，它不能解决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不过，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使总产量相当于实际可以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这可以作为古典学派理论自身从此开始前进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假设产量为既定的，也就是由古典学派思想体系以外的力量所决定，那么，对古典学派关于以下这些方面的分析，是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的。这些方面是：私人利己的生活方式决定生产什么；生产要素按照什么比例结合起来进行生产；最后产品的价值如何在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配；等等。又者，如果说在节俭问题上我们与古典学派的看法不同，但对于现代古典学派关于分别在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和社会利益一致的程度的理论，则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因此，除去中央控制机构对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进行调节的必要性以外，比过去提不出更多的理由来实行经济生活的社会化。

更具体地来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现行的经济制度对正在使用中的生产要素严重地使用不当。当然，预期是有时失误的。但是，这种失误在中央决策下也不可避免。在1000万个愿意而且能够工作的人中，有900万个人被雇用了。那么，有什么证据说，这900万个人被误导了？我们对现行制度的抱怨，不在于这900万个人应该提供被雇用到不同的任务上，而在于为其余的100万个人应该有可能的任务。现行制度的缺点，不在于实际就业的方向，而在于实际就业的数量。

因此，我同意盖赛尔的意见，认为要弥补古典学派理论的缺点，不在于废除掉“曼彻斯特制度”，而是要指出经济力量自由运行所要求的环境的性质。如果它要实现全部生产潜力的话，保证充分就业所必要的中央控制，当然会扩大政府的职能，而且，现代古典学派的理论本身也要求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情况，在其中，经济力量的自由运行需要加以限制或者引导。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着发挥私人主动性和尽其职责的广阔天地。在这广阔的天地里，传统的个人主义的有利之处会仍然保持着。

现在，让我们花点时间提醒一下我们自己，传统的个人主义的有利之处究竟何在？部分的好处是有效率——管理不集中和利己的好处。决策不集中和个人负责对于效率的好处，甚至或许比19世纪还大些；而且，反对求助于利己的好处可能走得更远。总之，如果把个人主义的缺点和滥用去掉，那它就是个人自由的最好的保障。所谓个人自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即：和任何其他制度相比，这里大大地宽广了实施个人选择的领域。它还是生活多样化的最好的保障，因为生活多样化正是来自个人选择领域的扩大；缺乏生活多样化是生活单调一致和集权国家各种损失当中最大的损失。因为这种多样化既保存了体现以往各代人的妥善的和成功的选择的传统，又由于想象的形形色色而增添了不少现实的色彩；并且，由于它是经验、传统和想象的结晶，因而它又是美好未来的最有力的工具。

所以，虽然对19世纪的政论家和当代美国的理财家而言，由于调节消费倾向的投资引诱的任务而使得政府职能的扩大，被视为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而与此相反，我却为政府职能的扩大进行辩护，认为：这不仅是避免现存经济形式完全被摧毁的唯一可行的手段，而且也是个人主动性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条件。

因为，如果有效需求不足，那么，不但资源浪费所引起的公众的反对情绪可能达到不堪容忍的地步；而且试图运用这些资源的个人企业主们的行动也会遭到沉重的打击。人们玩弄的冒险的赌博游戏，具备有许多空位。如果参加者们有精力，而且希望玩一遍纸牌，因而参加者总体将是输家。实际上，迄今为止，世界的财富增加量落后于个人正储蓄的总数；二者之差是由那些人造成的，那些人虽然有胆量和主动性，但是缺乏超常的技能和异常的好运，所以亏损了。但是，如果有效需求很充分，则只有一般的技能和一般的好运气，就足以了。

今天，集权国家的制度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却是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代价。可以肯定：世界上不能长久地容忍失业现象。这种失业现象，在我看来，除去短期的过度兴奋所造成以外，还是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和当今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相联系的。不过，通过对问题的正确分析，还是能够医治这种病症，并且保留了效率与自由。

四

我曾经顺便提到过，新体制可能比旧体制更有利于和平。这里值得重述和强调一下这个方面。

战争有种种原因。独裁者和其他这类的人物认为，至少是希望，战争会给他们带来愉快的兴奋；感到比较容易地利用人们的好战心理。但是，除此以外，协助他们煽起群众烈火的，是战争的经济原因，即人口的压力和市场的争夺。它可能是在19世纪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第二个因素，并且将来还可能如此。因此，在这里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是恰当的。

我在上一章曾指出，在19世纪后半叶国内自由放任和国际金本位如此正统的制度下，一国的政府除去向外争夺市场以外，在国内没有办法借以缓解经济苦痛。因为，在这种制度下，除去改善国际往来账目上的贸易差额以外，一切有助于解决长期的或者时断时续的失业问题的办法都被排除了。

因此，当经济学家们习惯地颂扬流行的国际经济体制，说它既可以提供国际分工的好处，同时又可以调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的时候，在其中却隐藏着不那么仁慈的作用；那些政治家们则基于常识和对事务的正确理解，相信一个富有和古老的国家如果忽视对市场的争夺，则其繁荣将低落和失却。但是，如果各个国家懂得通过它们的国内政策来为它们自己提供充分就业（必须再加上一句，如果它们也能保持人口发展趋势的均衡），那么，就不会再有什么重要的经济力量使得一个国家的利益同其邻国的利益相对立。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存在着正当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借贷活动的余地。但是，这里不再有紧迫的动机迫使一个国家把它的商品强加于另一个国家，或者迫使一个国家拒绝接受邻国的商品，强行向外推销商品和拒绝接受外国商品，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国家能够支付它愿意购买的商品所必要的，而是为了打破国际收支平衡取得贸易顺差的公开目的。国际贸易将不再是现在这样，即作为维持国内就业量的不顾一切的权宜手段，强力向国外市场推销商品，限制向国外购买。这个办法如果成功，也不过是把失业问题转嫁给在斗争中受到损害的邻国。而在新的体制下，国际贸易将是在互利的条件下，根据意愿和不受阻挠地进行商品和劳务的交换。

五

实现这些思想，是一种空想吗？这些思想制约政治社会演进的动力有着不充分的根基吗？这些思想所压制的利益是否比它们所效劳的利益更强有力和明显呢？

我不想在这里作出回答。回答需要一本与这本书不同特征的书，才能甚至是提纲挈领地指出这些思想逐步实施的实际办法。但是，如果思想是正确的——作者本人必须作出这种假设，以便以之为基础进行写作——那么，我敢预言，对它们的今后一个时期的权威作用提出质疑，将是错误的。目前，人们都异常渴望有一个更加基本的诊断；准备更特别地接受它；而且，只要有道理，就急于试着付诸实施。但是，即使撇开当代的这种情绪不说，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管是对的时候还是错的时候，其力量之大都超乎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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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新版原著编写者在其一篇附录中，对第一版原著的一些印刷错误给出了一个勘误表，同时还指出了其他一些错误，但没有改正，这里分析改正如下：——译者

①本书正文D1+D2=D=φ（N），新版编者认为其中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表述不能令人满意。这可能指的是D1+D2=D不能等于φ（N），因为φ（N）是总供给函数，它代表的是Z（总供给价格）与雇用工人数N的关系，是Z=φ（N），而不是D=φ（N），因为D不是总供给，而是总需求，D=D1（消费需求）+D2（投资需求），D与（N）的关系，即总需求函数，写成D=f（N），从均衡关系来看，是Z=D，φ（N）=f（N），它们均衡时，或者相交时的D为有效需求。

这一点，徐毓枬先生的译本（以下简称徐译本）、高鸿业先生的译本（以下简称高译本）和王利娜先生的译本（以下简称王译本），都没有指出说明这一点。

②本书公式Δx=k′Δy，疑有印刷错误，应为Δ（x+y）=k′Δy，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推导出。推导如下：

前面假定：x+y=φ（x）

等式两边同时对x求微分，则

也即

由于Δ（x+y）=k′Δy

两边除以Δy，

将其代入

所以

（近似地）

这一点，徐译本只是把Δx=k′Δy改正为Δ（x+y）=k′Δy，但没有说明为什么。高译本不仅改正了，而且作了推导和说明。王译本则根本没有译出第19章附录。

③新版编者指出，本书上的公式推导有问题，但没有说明问题何在。问题有二：一是，同本书上的公式相比，多了一个ee；二是，式中的ee · eo改为ee · e′o这两点，三个译本都作了处理。王译本完全和徐译本相同。徐译本和高译本相比，译者认为前者比较合理。即把eo′定义为产量对于就业量变化的弹性，即。根据这一定义，可以将产量对有效需求的弹性eo分解，即eo=ee · eo′，也即产量对有效需求的弹性可以分解为产量对就业量的弹性与就业量对有效需求的弹性的乘积。这样，就可以在分析中将就业量对有效需求的弹性ee引入公式中。

附录二

《通论》这个新版本（《凯恩斯全集》第七卷）的编者在其《绪言》中写道：“在附录2和附录3，我们重印了凯恩斯的论文《美国净投资的波动》和《实际工资与产量的相对运动》，来分别对待正文本身的错误。”这里，我把上述附录2和附录3合并为本书的附录二，分为（i）和（ii）来处理。凯恩斯的两篇论文都很长，没有必要全文译出，只是简要地说明其错误之所在如下：——译者

（i）凯恩斯在论文《实际工资与产量的相对运动》中摘引了原版也即本书的一段话说：

从统计调查的结果来看，货币工资变动和实际工资变动的实际关系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是某一具体的特定行业的变动，人们可能期望实际工资的变动大概与货币工资的变动同一方向。如果是一般工资水平的变动，则我想，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变动的方向，不仅远不相同，而且常常相反。那就是说，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在上升。这是因为在短期内，与就业量的减少相伴随，货币工资的下降与实际工资的上升各有其独自的理由。即当就业量减少时，工人们比较肯于接受货币工资减少；而当就业量减少时，如果产量减少，既定资本设备的边际报酬增加，则实际工资不可避免地会上升。

引文之后，凯恩斯在该论文中写道：这个说法需要重新考虑。一位邓洛普（J. G. Dunlop）先生在1938年9月号《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实际和货币工资率的运动》，称：根据英国统计调查，认为货币工资上升，实际工资通常也上升；而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并不可能上升多于下降。另一位塔希恩（L. Tarshis）先生在1939年3月号《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评，根据美国近年来的情况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因此，凯恩斯认为，上述引文的看法是没有认真地核对事实；并且说：“我现在承认那个结论是过于简单了。……但是，我还是仍然保持论述的主要结构。我相信，它需要修正而不是抛弃。”又说：“我迫切要求：在修正时不要过于匆忙；要有进一步的统计资料以为再建我们的理论打下坚实的事实基础。特别是我们需要知道：第一，在短期内，实际小时工资不仅相关于货币工资，而且相关于实际产量对最大产量的百分比，是如何变动的；第二，当产量变动时，工业货币工资用其自己的产品所计量的购买力是如何变动的；第三，每单位产品的毛利润在：（1）货币成本变动时，（2）产量变动时，是如何变动的。”

（ii）凯恩斯在其论文《美国净投资的波动》中写道：在我的《通论》第八章（本书——译者）上，我基于科林 · 克拉克先生对大不列颠的计算和库兹涅茨对美国的计算，曾概要地试图用图解说明净投资波动的广度。但是，从根据库兹涅茨先生的数字所列的统计表来说，就未曾十分明确地告诉读者：第一行有关毛资本形成中所包括的资本品远较第二行“企业主的折旧等”所包括的资本品的种类要多。结果，这个表没有相当充分地显示出我所要描述的现象的力量。现在，根据和库兹涅茨先生的一些通信，使我能够更充分、更清楚地来解释这些重要的数字了。库兹涅茨先生把他的美国总毛资本形成分为若干种，主要是：（1）消费者的耐用商品；（2）住宅建筑；（3）企业固定资本；（4）企业存货；（5）公共建筑和借用；（6）国外投资；（7）总净投资。

重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A

 艾尔斯  |  Ayres 
 安吉尔  |  Angell 
 阿姆斯特朗 · 克莱门特  |  Armstrong. Clement 

B

 巴邦  |  Barbon 
 巴奇霍特  |  Bagehot 
 巴稀  |  Bassie 
 比恩  |  Bean 
 本尼昂  |  Bennion 
 边沁  |  Bentham 
 本苏珊–巴特，D.M.  |  Bensussan - Butt，D. M. 
 贝弗里奇  |  Beveridge 
 布劳格  |  Blaug 
 布思  |  Booth 
 庞巴维克  |  Bøhm - Bawerk 
 博纳  |  Bonar 
 博尔丁  |  Boulding 
 布雷迪  |  Brady 
  伯恩斯，A. F. |  Burns, A. F. 
 巴特勒，H.B.  |  Butler, H. B. 
 布希  |  Büchi 

C

 卡赛尔  |  Cassel 
 卡里  |  Cary 
 卡弗  |  Cover 
 凯恩克罗斯  |  Cairncross 
 查默斯  |  Chalmers 
 察尔德  |  Child 
 克拉克，科林  |  Clark，Coin 
 克拉克，J.M.  |  Clark，J.M. 
 克鲁索 · 鲁滨逊  |  Crusoe. Robinson 

D

 达维南特  |  Davenant 
 迪拉德，D.  |  Dillard，D. 
 道格拉斯  |  Douglas 
 邓克尔  |  Duncker 

E

 埃奇沃思 
 Edgeworth 

F

 费尔纳  |  Fellner 
 费雪，欧文  |  Fisher，Irving 
 弗勒克斯，阿弗里德  |  Flüx，Alfred 
 福特雷  |  Fortrey 
  弗兰德 |  Friend 
 福拉顿  |  Fullerton 

G

 乔治，亨利  |  George, Henry 
 格赛尔，西尔维奥  |  Gesell, Silvio 
 吉德，夏尔  |  Gide, Charles 
 吉尔保德  |  Guillebaud 

H

 霍特里，R.G.  |  Howtrey, R.G. 
 哈罗德，R.F.  |  Harrod, R.F. 
 哈耶克，F.A.  |  Hayek, F.A. 
 汉森，阿尔文  |  Hansen, Alvin 
 赫克舍尔  |  Heckscher 
 亨德森，H.D.  |  Henderson, H.D. 
 霍布森，J.A.  |  Hobson, J.A. 
 休谟，D.  |  Hume, D. 
 休姆伯劳特  |  Humblot 

J

 杰文斯  |  Jevons 
 约翰逊，伊丽莎白  |  Johnson, Elizabeth 

K

 卡恩，R.F.  |  Kahn, R.F. 
 凯恩斯，弗伦斯  |  Keynes, Florence 
 凯恩斯，内维尔  |  Keynes, Naville 
 奈特，F.H.  |  Knight, F.H. 
  库兹涅茨 |  Kuznets 

L

 拉费马斯  |  Laffemas 
 勒瓦瑟  |  Levasseur 
 勒鲁瓦–博利厄  |  Leroy - Beaulieu 
 林特纳  |  Lintner 
 洛克  |  Locke 

M

 麦克格雷格  |  MacGregor 
 麦克米伦  |  Macllian 
 莫格里奇，登纳德  |  Moggridge，Donald 
 马尔萨斯，T.R.  |  Malthuas，T.R. 
 曼德维尔，伯纳德  |  Mandevill，Bernard 
 马歇尔，阿弗里德  |  Marshall，Alfred 
 马歇尔，玛丽  |  Marshall，Mery 
 马克思，卡尔  |  Marx，Karl 
 马克卢普，F.  |  Machlup，F. 
 马林斯，杰拉德  |  Malynes，Gerard 
 米赛斯，冯  |  Mises，Von 
 穆勒，詹姆斯  |  Mill，James 
 穆勒，约翰 · 斯图亚特  |  Mill，John · Sluart 
 米赛尔顿，爱德华  |  Misselden，Edward 
 莫迪利阿尼，弗兰科  |  Modigliani，Franco 
 莫利纳里  |  Molinari 
 孟德斯鸠  |  Montesqieu 
 穆默利  |  Mummery 

P

 配第  |  Petty 
 庇古  |  Pigou 

R

 雷德韦  |  Reddaway 
 李嘉图，D.  |  Ricardo，D. 
 罗宾斯  |  Robbins 
 罗宾逊，奥斯汀  |  Robinson，Austin 
 罗宾逊，琼  |  Robinson，Joan 
 罗伯逊，D.H.  |  Robertson，D.H. 
 罗森斯坦–罗丹，P.N.  |  Rosenstein - Rodan，P.N 
 罗斯福  |  Roosevelt 

S

 桑迪斯，爱德文  |  Sandys，Edwin 
 萨伊，J.B.  |  Say，J.B. 
 施米特  |  Schmidt 
 施罗特，冯  |  Schrølter，Von 
 沙克尔  |  Schackle 
 斯密，亚当  |  Smith，Adam 
 梭伦  |  Solon 
 施皮特霍夫  |  Spiethoff 
 斯拉法  |  Sraffa 
 斯塔克  |  Stark 
 斯蒂芬，莱斯利  |  Stephen，Leslie 
 斯蒂文思  |  Stevens 

T

 陶西格  |  Taussig 
 托马斯，艾尔伯特  |  Thomas，Albert 
 蒂斯特尔梯维特，詹恩  |  Thistlethwaite，Jane 

W

 威克赛尔  |  Wicksell 
 维格，海尔  |  Waeger，Herr 
 瓦尔拉斯  |  Walras 

导　读
重要书刊通信译名对照表

《A letter to his mother，14 September 1930》

《给他母亲的一封信，1930年9月14日》　凯恩斯

《A letter to R. F. Harrod，30 August 1936》

《给R.F · 哈罗德的一封信，1936年8月30日》　凯恩斯

《A letter to R. G. Hawtrey，31 August 1936》

《给R.G.霍特里的一封信，1936年8月31日》　凯恩斯

《A letter to Joan Robinson，20 April 1937》

《给琼 · 罗宾逊的一封信，1937年4月20日》　凯恩斯

《A letter to Marlthus，9 October 1820》

《给马尔萨斯的一封信，1820年10月9日》　李嘉图

《A letter to Ricardo，7 July 1821》

《给李嘉图的一封信，1821年7月7日》　马尔萨斯

《A letter to Ricardo，16 July 1821》

《给李嘉图的一封信，1821年7月16日》　马尔萨斯

《A letter to a Friend Concerning Usury》

《给一位朋友有关高利贷的一封信》　洛克

《Distribution of Wealth》

《财富的分配》　卡弗

《Essays in persuasion》

《劝说集》　凯恩斯

《Essays in Biography》

《传记集》　凯恩斯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Peace》

《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

《Essay on Money》

《论货币的论文》　休谟

《Economics of Industry》

《工业经济学》　马歇尔

《Economics of Welfare》

《福利经济学》　庇古

《Element of Pure Economics》

《纯经济学大纲》　瓦尔拉斯

《Economics Journal》

《经济学杂志》

《Economica》

《经济》杂志

《Fable of the Bees》

《蜜蜂的寓言》　伯纳德 · 曼德维尔

《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8世纪英国思想史》　斯蒂芬

《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

《印度的通货与财政》　凯恩斯

《In Defence of Usury》

《为高利贷辩护》　边沁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工业波动》　庇古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赫克舍尔

《National Income，1924—1932》

《国民收入，1924—1932》　科林 · 克拉克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Interest》

《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　卡赛尔

《Oriental Economist》

《东方经济学家》

《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y》

《论通货的调节》　富拉顿

《Political Arithmetic》

《政治算术》　配第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李嘉图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原理》　马尔萨斯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原理》　J.S.穆勒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经济学原理》　马歇尔

《Pure Theory of Domestic Values》

《国内价值纯理论》　马歇尔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经济学原理》　陶西格

《Physiology of Industry》

《工业生理学》　霍布森和穆默利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经济学季刊》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关于利息下降和货币价值上升的一些考虑》　洛克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全集》　凯恩斯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1937）

《就业通论》　凯恩斯

《Treatise on Money》

《货币论》　凯恩斯

《Treatise on Probability》

《概率论》　凯恩斯

《Theory of Unemployment》

《失业论》　庇古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货币和信用原理》　米赛斯

《The Theory of Interest》

《利息理论》　费雪

《Wealth of Nations》

《国富论》　亚当 · 斯密

重要名词译名对照表

 Aggregate demand price  |  总需求价格 
 Aggregate supply price  |  总供给价格 
 Aggregate demand function  |  总需求函数 
 Aggregate supply function  |  总供给函数 
 Animal spirit  |  血气冲动 
 Austrian school  |  奥地利学派 
 Bear  |  空头 
 Between-Jobs  |  不同工作间的往来变动 
 Bottle neck  |  瓶颈状态 
 Bubble on a whirl-pool of speculation  |  投机旋涡上的泡沫 
 Bull  |  多头 
 Business Cycle (trade cycle)  |  经济周期 
 Business motive  |  营业动机 
 Carrying costs  |  保管费 
 Classical school  |  古典学派 
 Closed-shop  |  排外政策 
 Closed system  |  封闭的经济体系 
 Commodity’s rate of interest (Own rate of interest: wheat rate、copper rate、  house rate… money rate of interest) |  商品的利息率（自身的利息率：小麦、铜、房屋……货币的利息率） 
 Cost unit  |  成本单位 
 Critical point  |  临界点 
 Demand function for labour  |  对劳动需求函数 
 Dependent variables  |  因变量 
 Effective demand  |  有效需求 
 Employment function  |  就业函数 
 Euclidean geometry  |  欧几里得几何 
 Expectation  |  预期 
 Factor cost  |  要素成本 
 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  贸易顺差 
 Fear of goods  |  旧货 
 Financial Provision  |  财政准备金 
 Financial Prudence  |  财政谨慎政策 
 Fixed capital  |  固定资本 
 Flexible wage policy  |  灵活工资政策 
 Flight from the currency  |  通货逃避 
 Forced saving  |  强迫储蓄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  摩擦性失业 
 Full employment  |  充分就业 
 Game of snap  |  叫停游戏 
 Gill-edged securities  |  金边证券，信用可靠证券 
 Gold (silver) standard  |  金（银）本位 
 Gross profit  |  毛利润 
 Gross capital formation  |  毛资本形成 
 Hoarding  |  贮藏现金 
 Holy Inquisition  |  神圣的宗教法庭 
  Income motive |  收入动机 
 Income velocity of money  |  货币收入流通速度 
 Independent variables  |  自变量 
 Inducement to invest  |  投资引诱 
 Internal diseconomies  |  内部不经济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  非自愿失业 
 Labour unit  |  劳动单位 
 Laissez-faire  |  自由放任 
 Liquid capital  |  流动资本 
 Liquidity motive  |  流动性动机 
 Liquidity preference  |  流动性偏好 
 Liquidity premium  |  流动性升值 
 Marginal disutility  |  边际负效用 
 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  |  资本边际效率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  资本边际生产率 
 Market rate of interest  |  市场利息率 
 Mathematical expectation  |  数学期望值 
 Mercantilism  |  重商主义 
 Money wage  |  货币工资 
 Monetary economy  |  货币经济 
 Monopoly price  |  垄断价格 
 Musical chairs  |  抢占位子游戏 
 Multiplier  |  乘数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国家经济研究局 
 National dividend  |  国民所得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  |  自然利息率 
 New classical school  |  新古典学派 
  Neutral money |  中性货币 
 Neutral rate of interest  |  中性利息率 
 New Deal  |  新政 
 Non-monetary economy  |  非货币经济 
 Old Maid  |  传物游戏 
 Open market operation  |  公开市场业务 
 Orthodox economic theory  |  正统派经济理论 
 Portfolio demand  |  金融资产组合需求 
 Precautionary motive  |  谨慎动机 
 Prime cast  |  直接成本 
 Proceeds  |  收益 
 Propensity to consume  |  消费倾向 
 Propensity to save  |  储蓄倾向 
 Prospective yields  |  未来收益 
 Psychological law  |  心理规律 
 Purchasing-power of money  |  货币购买力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  货币数量说 
 Quasi rent  |  准地租 
 Real wage  |  实际工资 
 Real income  |  实际收入 
 Recovery  |  复苏 
 Rentier  |  领年金的人，靠债务利息、地租、房租生活的人 
 Replacement cost  |  重置成本 
 Rigid wage policy  |  刚性工资政策 
 Risk Cost  |  风险成本 
 Round-about production  |  迂回生产 
 Royal Economic Society  |  （英国）皇家经济学会 
  Sale proceeds |  销售收益 
 Say’law (Say’s law of market)  |  萨伊定律（萨伊市场定律） 
 Schedule (or curve) of liquidity preference  |  流动性偏好表（或曲线） 
 Schedule (or curve) of the 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  |  资本边际效率表（或曲线） 
 Securities  |  证券 
 Shifting equilibrium  |  移动均衡 
 Sinking funds  |  偿债基金 
 Solon Age  |  梭伦时代 
 Speculative motive  |  投机动机 
 Stamped money  |  加印货币 
 Sticky wage  |  黏性工资 
 State of bearishness  |  空头状态 
 Stationary equilibrium  |  静态均衡 
 Stock  |  存货、股票 
 Supplementary cost  |  补充成本 
 Supply function of labour  |  劳动供给函数 
 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 (demand is created by supply)  |  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需求由供给创造） 
 Supply price  |  供给价格 
 Time-lags  |  时间间隔 
 Transaction motive  |  交易动机 
 Trial and error  |  试验与错误法 
 Uncertainty  |  不确定性 
 Unclosed society  |  非封闭的社会 
 User Cost  |  使用者成本 
 Un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  贸易逆差 
 Voluntary unemployment  |  自愿失业 
 Wage bill  |  工资法案 
  Wage goods |  工资品 
 Wage unit  |  工资单位 
 Wall Street  |  华尔街 
 Wear-and-tear  |  磨损 
 Windfall loss (gain)  |  意外损失（得利） 
 Working capital  |  运营资本 
 Yields  |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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