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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纳博科夫文集第一辑（套装共11册）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译者：主万　等

责任编辑：陈飞雪　邹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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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玛丽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ISBN：9787532741151

译者：王家湘

责任编辑：陈靖翀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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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译者后记

献给薇拉

回忆起了往昔

令人神魂颠倒的爱。

普希金

前言

眼前这部小说的俄文书名《玛申卡》（Mashenka）——“玛丽亚”（Maria）的次派生昵称——几乎无法合理地音译出来（重音在第一个带“a”的、读音和在“ask”中的“a”一样的音节上，再加上一个像在“mignon”里的读音腭音化的“n”）。在寻找一个适当的替代名（Mariette？抑或May？）的时候，我决定用《玛丽》（Mary），这个名字似乎和俄文书名所具有的自然纯真最相匹配。

《玛申卡》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是在柏林开始写这本书的，那是一九二五年春我结婚后不久，到次年年初完成，由一家流亡者图书公司出版（斯洛弗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六）。两年后出了德文版（乌尔施泰因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八），我没有读过。除此之外，在长达四十五年之久令人难忘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现译本。

众所周知，初次进行创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作品的强烈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个替代者放进他的第一部小说中，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现成题材的吸引力，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我后可以去轻装从事更美好的事情。这是我接受的极少数的一般规则之一。我的《说吧，记忆》（始于一九四〇年代）的读者不可能不注意到，我的回忆和加宁的回忆之间有着某些相同之处。他的玛丽和我的塔玛拉是孪生姐妹，都有祖传的林阴道，奥列杰日河流淌在两本书中，今天的罗日斯特维诺的宅子的照片——非常漂亮地翻印在企鹅版（《说吧，记忆》，一九六九）的封面上——简直就是小说中“沃斯克列辛斯克”那座有廊柱的宅子的照片。当我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写自传第十二章的时候，并没有查看《玛申卡》；而现在当我查看了以后，这个事实让我着迷：尽管有添加上去的虚构成分（例如和村子里的小流氓打架，或在无名小镇萤火虫间的幽会），在浪漫化了的作品中，比在自传作者的一丝不苟的忠实叙述中，包含着更为浓烈的个人现实的精华。起初，我不明白怎么可能这样：在很不容易地安排情节和夸耀地虚构人物（甚至很笨拙地让两个人物出现在玛丽的信里）的同时，怎么还能保留住自己的经历中那激动人心之处，以及那悦人的气氛；我感到特别难以相信的是，文学中的模仿竟能和纯粹的真实相争。但是解释起来其实很简单：和《说吧，记忆》里的我相比，加宁距离他的过去，比我要近三倍。

由于俄国非同一般地遥远，由于思乡在人的一生中始终是你痴迷的伴侣，我已习惯于在公众场合忍受这个伴侣的令人断肠的怪癖，我承认自己对这部处女作在情感上的强烈依恋，丝毫不为之感到困窘。它的瑕疵是无知和缺乏经验的产物，任何一个评论家都能够很容易地开着玩笑就列出表来，但是对我（在这个案件和法庭上的惟一法官）来说，里面的几个场景抵消了所有的瑕疵（养病，谷仓音乐会，划船）；如果我当时想到了的话，就会把这些场景完整地移到后来的作品中去。与格伦尼先生的合作之初我就意识到，我们的翻译应该忠实于原先的文本，就和翻译不是我的文本时我会坚持的那样忠实。我在比如像把俄文原著英译成为King，Queen，Knave（《王，后，杰克》）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所使用的轻浮专横式修改翻新，在这里是无法想象的。我认为惟一需要作出调整的，仅限于在那么三四段中暗指俄国惯常事务的简短的词语（对于同为流亡者的人是很清楚的，但对于外国读者是无法理解的），以及把加宁按儒略历计算的日期改为按通用的公历计算（比如他的七月底是我们八月的第二周，等等）。

我必须以下面的嘱咐来结束这篇序言。正如我在《时尚》的一次采访（一九七〇年）中回答艾伦·塔尔梅提出的问题时所说：“一个作家的传记中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他的异乎寻常的经历的记录，而是具有他的风格的故事。只有从这个角度，人们才能恰当地评价我的第一个女主人公和最近的阿达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我不妨说，她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另外的话和仍旧在某些人士中受到吹捧的一个伪信条有关。尽管一个傻瓜会争辩说orange[1]是organe[2]的梦幻般的变换字母顺序的变音词，我还是劝维也纳代表团[3]的成员们，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分析本书第四章结尾处克拉拉做的梦上。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

[1] orange这个英文字义为“橘子”，而organe是法文字，是“器官”的意思，婉意为“阴茎”。

[2] orange这个英文字义为“橘子”，而organe是法文字，是“器官”的意思，婉意为“阴茎”。

[3] Viennese delegation，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理论的追随者；弗洛伊德是奥地利人。

▇

“列夫·格列沃。列夫·格列博维奇？这种名字足够把舌头给绕断的，亲爱的伙计。”

“是的，”加宁带着几分冷淡附和道，一面努力想在这一片突如其来的昏暗中分辨出对话人的面容。他们俩置身其中的可笑境地，以及不得不和一个陌生人交谈，使他心中甚为不快。

“你知道，我不是出于无谓的好奇才问你的名字和父名的，”对方的声音中没有一丝气馁。“我认为每一个名字……”

“我再按一下电钮试试，”加宁打断他说。

“按吧，恐怕不会有什么用。我刚才在说，每一个名字都具有自己的责任。列夫和格列博，我看看——这种结合很少有，而且有很高的要求。它意味着你必需干脆利落、坚决果断，还有点古怪偏执。我的名字比较谦和，我妻子的名字就是普普通通的玛丽。顺便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尔费奥洛夫。对不起，我想我踩了你的脚了……”

“你好，”加宁说，一面在黑暗中摸索着想握住那在他袖口旁捅来捅去的手。“你想我们会困在这里很长时间吗？该有人来想点法子。见鬼！”

“我们还是坐下来等着吧，”那使人讨厌的快乐的声音在他耳朵上面一点的地方又一次响了起来。“昨天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走廊里碰见过，晚上我隔着墙听见你在房间里清嗓子，从你咳嗽的声音我立刻就知道我们是同胞。告诉我，你在这里住很久了吗？”

“很久了。有火柴吗？”

“没有。我不抽烟。这个膳宿公寓[1]脏得很——虽说是俄国人开的。你知道，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我妻子要从俄国来了。四年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是的，先生。用不了几天了。今天是星期日。”

“黑咕隆咚的，真见鬼，”加宁嘟哝道，把手指节按得啪啪响。“不知道几点钟了。”

阿尔费奥洛夫大声叹着气，嘴里散发出一个上了年纪、身体又不特别好的人所特有的热烘烘的腐臭味。这股气味中带着几丝悲哀的成分。

“只有六天了。我估计她是星期六那天到。昨天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她把地址写得特别滑稽。可惜这里太黑，不然我可以拿给你看。你在那儿瞎摸索什么，亲爱的伙计？你知道，那些小通风口是打不开的。”

“我真想砸了它们，”加宁说。“好啦，好啦，列夫·格列博维奇，我们玩玩聚会时玩的游戏不好吗？我会一些很好玩的游戏，自己想出来的。比如说，想好一个两位数的数字。准备好了吗？”

“别算上我，”加宁说着烦躁地用拳头捶了两下墙。

“门房睡着好几个小时了，”阿尔费奥洛夫的声音在耳旁嗡嗡响着，“所以捶也没用。”

“可是你也得同意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吊上一整夜。”

“看来我们还不得不吊上一夜了。难道你不觉得我们这样相遇有点象征意义吗，列夫·格列博维奇？当我们踩在大地上时我们互不相识，而我们恰巧同一个时候回来，一起走进了这个玩意儿。顺便说一句，这东西的地板非常薄，下面就是黑洞洞的深井。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一起走了进来，还是谁也不认识谁，沉默着往上升，突然——停住不动了，一片黑暗。”

“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加宁阴郁地说。

“啊，我们停了下来，在这片黑暗中一动不动这个事实呀。还有我们在等待。今天吃午饭的时候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老作家——啊，对了，叫波特亚金——和我争论我们这种流亡生活的意义，这种永远的等待。你今天一天都不在家，是吧，列夫·格列博维奇？”

“是的，我出城去了。”

“啊，春天！郊外现在一定很漂亮。”

阿尔费奥洛夫的声音消失了片刻，当它再度响起时带着令人不快的欢跳，也许是因为说话人在微笑。

“等我妻子来了以后我要带她到郊外去，她最爱散步了。女房东是不是对我说过，你的房间星期六就空出来了？”

“是的，”加宁简短地答道。

“你要离开柏林吗？”

加宁点了点头，忘记了在黑暗中点头是看不见的。阿尔费奥洛夫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叹了一两口气，开始轻轻地用口哨停停吹吹地吹着一首甜甜的曲子。十分钟过去了，突然从上方传来了咔哒一声。

“这下好了，”加宁微笑着说。

正在这时头顶上的灯泡亮了，嘎吱作响的电梯厢里充满了黄色的灯光。阿尔费奥洛夫像刚刚醒来似的眨巴着眼睛。他身上穿着一件沙黄色的没个样子的旧大衣——是那种所谓的“季节之交”穿的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圆顶硬礼帽。他稀疏的金色头发微微有点乱，容貌中有着什么东西会使人想到一幅石印的宗教油画：那金色的小胡子、那瘦削的脖子的形状；他把围在脖子上的一条有鲜艳点子的围巾扯了下来。

电梯厢猛地一晃，在四楼电梯平台边上停了下来。

“真是个奇迹，”阿尔费奥洛夫打开电梯门，咧嘴笑着说。“我还以为有人按了电钮我们才上来的，可是这里并没有人。你先请，列夫·格列博维奇。”

但是加宁满脸不耐烦地轻轻推了阿尔费奥洛夫一下，跟在他后面走了出来，并使劲“砰”的一声关上铁门发泄了一下心中的不快。他还从来没有这样烦躁易怒过。

“真是个奇迹，”阿尔费奥洛夫重复道，“电梯上来了可是这里并没有人。这也具有象征意义。”

[1] 原文是法文pension。

▇

膳宿公寓是个既带有俄国特点，同时也令人讨厌的地方，主要讨厌之处是整个白天和大半个夜晚都能听到市郊地铁线上隆隆的火车声，有一种整座建筑物都在缓慢移动的感觉。门厅里挂着一面昏暗的镜子，旁边有一个放手套的壁架，还有一个栎木柜子，放的角度让人很容易把小腿磕在上面蹭破皮；从门厅再往里面去是一条光秃秃的十分狭窄的过道，两侧各有三个房间，门上贴着很大的黑色数字的房号，是从一年前的日历上撕下来的几页——一九二三年四月的头六天。左侧第一个门是四月一日，是阿尔费奥洛夫的房间，第二间是加宁住的，第三间是房东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多恩的房间，她是个寡妇，丈夫是个德国商人，二十年前从撒勒法把她带到了这儿，去年得脑炎去世了。右侧的三个房间——从四月四日到四月六日——住着年老的俄国诗人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波特亚金，有着引人注目的蓝棕色眼睛、胸部丰满的姑娘克拉拉，以及在过道拐角处六号房里的两个芭蕾舞演员科林和戈尔诺茨维托夫，两人都像女人一样爱格格傻笑，人很瘦，鼻子上搽着粉，有两条肌肉强健的大腿。过道第一段的头上是餐厅；面对着门的墙上挂着一幅《最后的晚餐》的平版石印画，另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只发黄的带角的鹿头骨，下面是一个球茎形的餐具柜，上面放着两只水晶玻璃花瓶，这两只花瓶曾是整座公寓中最干净的东西，可现在因罩上了一层绒毛般的灰尘而变得黯然失色。

过道在餐厅门外成直角向右拐去，在那可悲的臭烘烘的深处潜藏着厨房、女仆的小房间、一个肮脏的洗澡间和一间窄窄的厕所，厕所门上的标志是两个鲜红的○，这本是多恩先生台历上两个星期日的两页，现在别的数目字掉了，只剩下了这两个○。多恩先生死后一个月，矮小的、耳朵有点聋、稍稍有些怪癖的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就租下了一套空着的公寓房间，将它改成了膳宿公寓。在此过程中，她分配继承来的那点家用物件的方式表现出了她那古怪的颇使人有些害怕的独创性。她把桌椅、嘎吱作响的衣柜、凹凸不平的长沙发分放在打算出租的房间里。这些家具分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以后立刻显得陈旧，带上了被拆散的块块头骨那无所适从的丧气样子。她已故丈夫的书桌是个栎木制的庞然大物，上面镶着蛤蟆形的铸铁墨水池，中间那只抽屉深得像船上的底层货舱。这张桌子给放在了现在阿尔费奥洛夫住的一号房里。原先买来和书桌配套使用的转凳现在和书桌分开了，在舞蹈演员们的六号房里过着孤儿般的日子。一对绿色的扶手椅也给分开了，一只在加宁的房间里独自憔悴，一只是房东自己在用，或者由她的德国种小猎狗使用。这是一只黑色的胖母狗，鼻口部是灰色的，两只悬垂的耳朵，毛茸茸的耳朵尖像蝴蝶翅膀的边缘。克拉拉房间里的书架上点缀着一套百科全书的头几卷，而其余的分配到了波特亚金的房间里。带镜子和抽屉的惟一体面的脸盆架也给了克拉拉，在其他房间里只有一个矮墩墩的木头架子，上面放着一只白铁盆和同样材料的大水罐。不过多恩太太不得不买几张床，这使她感到非常痛苦，这倒不是因为她小气，而是因为在把原来的家具这样分配时她得到了一种美妙的激动，一种对自己节俭的自豪感。现在她已是寡妇了，她的双人床一个人睡太大了，她很气愤不能把床锯开成所需数目。她自己随意地清扫所有的房间，可是她向来应付不了做饭，所以她雇了一个厨子——是当地市场上一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一个壮硕的红发悍妇，每到星期五就戴上一顶鲜红的帽子启程去城北地区，用她红色的魅力去做交易。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怕进厨房，简直是个胆小、安静的人，每当她不利索的小脚发出嗒嗒的声音把她带到走廊上时，房客总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头发灰白的扁鼻子小个子女人根本就不是房东，而只是个走错了路进到别人公寓里的傻老太婆。每天早上她像个用碎布做成的玩具娃娃，腰弯得仿佛对折起来那样匆匆地把家具下面的灰尘扫掉，然后就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这是最小的一个房间，她在里面读破烂不堪的德文书，或翻看已故丈夫的文件，文件内容她根本看不懂。惟一走进她房间的另外一个人是波特亚金，他总是会抚摸她那只亲近人的黑色德国种小猎狗，挠挠它的耳朵和灰白的鼻口部上的疣，并且试图让狗坐直起来伸出那只畸形的爪子。他会和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谈到他老年之身的各种疼痛，谈到他如何在长长的六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想搞到去巴黎的签证，他的侄女住在那儿，那儿的硬皮长面包和红酒是那样便宜。老太太总是点着头，偶尔会向他询问别的房客的情况，特别是加宁，她觉得加宁和在她的膳宿公寓住过的所有别的俄国青年都很不一样。加宁在这里住了三个月，现在打算离开，甚至都说了下星期六就退房。不过他以前有好几次打算离开，但都改变主意推迟了行期。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从这位温和的老诗人口中得知加宁有个女朋友。问题的根子就在这儿。

近来他变得沉闷阴郁。就在不久前他还能倒立着用两只手走路，两条腿优美地直立着，像帆一般滑动，简直和日本杂技演员不相上下。他能用牙叼起一把椅子，能用二头肌的屈伸拉断绳子。他的身体里充满了要活动的欲望——跳过围栏或者拔起柱子，总之，像我们年轻时常说的那样，去“找刺激”。但是现在他体内有根螺栓松了，他甚至走路时弯起了腰，并向波特亚金承认自己“像个神经质的女人”那样为失眠所困扰。星期日到星期一那个晚上，他在卡住不动的电梯里和那个感情外露的家伙待了二十分钟以后睡得特别不好。星期一早上他光着身子，两只冰冷的手紧握在一起伸在膝盖之间，就这样坐了很长时间。一想到今天又是一天，他不得不穿上衬衫、裤子、袜子——所有这些浸透了汗水和灰尘的讨厌的东西——就让他感到可怕；他想象着一只马戏团的长卷毛狗，穿上了人的衣服以后显得是那样糟糕，可怜得让人恶心。他的怠惰部分是因为他目前没有工作。他在冬天存了一些钱，所以眼下并不特别需要去工作；不过，现在只剩二百马克了，过去三个月的日子花费很多。

去年他一到柏林就找到了工作，干过几种不同的活，一直工作到一月份。他懂得了在清晨一片朦胧的黄色中到工厂去干活意味着什么；他也知道在毕尔·戈罗伊饭店的桌子之间端着盘子每天曲里拐弯走上六英里之后腿痛的滋味；他也干过别的活，为获取佣金推销过能想象出的一切商品——俄罗斯小圆面包、润发油、普通的增亮剂。他干什么都不觉得是降低了身份，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像我们许多人做过的那样去出卖自己的影子。换句话说，他到郊区一个电影拍摄点去做拍群众场面的临时演员，那是在一个集市的大棚子里，那儿巨大的灯像大炮一样瞄准一群临时演员，灯中射出的强光充满了神秘的嘶嘶声，把他们照亮成一片惨白色。一连串凶残夺目的强光照亮了化过装的蜡人般一动不动的脸，然后咔哒一声熄灭——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些精心制作的灯具的玻璃上仍会呈现出逐渐消失的落日般的红光——我们人类的耻辱。交易完成了，我们无名的影子被送往世界各处。

他剩下的钱还够让他离开柏林的，但这意味着要摆脱柳德米拉，而他不知道怎样和她分手。尽管他给了自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而且告诉了房东他已最后决定星期六离开，加宁仍感到这个星期或下个星期都不会使事情有任何改变。与此同时，逆向的思乡，即渴望去到又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欲望在春天却愈加强烈起来。他的窗外是火车铁轨，因此离去的可能从未停止过对他的诱惑。每隔五分钟，一阵隐隐的轰隆声就开始传遍全楼，跟着是一团巨大的烟云在窗外翻滚，遮蔽了柏林白色的天光。然后烟云又慢慢消散，铁轨向远处伸展——把房子后面的黑色一片分割成几块——越远显得越窄，一切都笼罩在杏仁奶般灰白的天际下。

如果加宁住在走廊对面波特亚金或克拉拉的房间里，他会觉得自在得多。他们窗外是一条十分沉闷的街道，尽管一座铁路桥横跨这条街，但至少看不到灰白的远方的诱人视域。那座桥是从加宁的窗口能看得见的铁轨的延续，他总是摆脱不掉这种感觉，即每一列火车都不被看见地直穿这座房子而过。火车会从远处驶来，它那幽灵般的回响会使墙壁震颤，颠簸着穿过旧地毯，擦过梳妆台的玻璃，最后带着冷冰冰的哐啷声消失在窗外——紧跟着就是一团巨大的烟云在窗外翻滚，当烟云消退后，市郊地铁线的一列火车就会突然出现，仿佛是被这座建筑排泄出来的：草绿色的车厢，车厢顶上一排黑色的狗奶头，一个粗短的火车头挂在车尾，劲头十足地倒退着把火车拉向堵堵无窗墙之间的白色的远方，那些墙上的黑色不是块块剥落，就是被过期广告贴得像斑驳的壁画。那真像是有股强劲的穿堂风永远不停地吹彻整个房子。

“啊，离去！”加宁低声说着，无精打采地伸着懒腰，又突然立刻停了下来——柳德米拉怎么办？他变得如此优柔寡断，真是太荒唐了。他曾经（在他能倒立着用两只手走路或一下子跳过五张椅子的日子里）不光能控制自己的意志，而且还能考验自己的意志。曾经有一段时期他常锻炼自己的意志，例如让自己在半夜起床，好下楼去往邮筒里扔香烟头。可是现在他都不能让自己对一个女人说他不再爱她了。前天她在他的房间里待了五个小时，昨天星期日，他无法拒绝和她一起进行这次可笑的郊游，跟她在柏林郊外的湖上度过了整整一天。现在他觉得柳德米拉的一切都是令人反感的：她时髦地剪短了的黄色鬈发，脖子后垂着两绺没有剃去的黑发；她那没精打采的黑眼皮；特别是她那用紫红色唇膏涂得光亮亮的嘴唇。在他们一阵机械地做爱后，她穿衣服时会眯着眼睛——这使她的眼睛立刻带上了令人不快的粗重劲儿——说：“我特别敏感，你知道，所以你一旦不像原来那样爱我时我立刻就会感觉得到。”这时他就又厌倦又反感。加宁不答她，转身向着窗户，那儿升起一堵烟气的白墙。这时她就会从鼻子里窃窃一笑，用沙哑的声音低低叫他：“过来。”那一刻他真想绞手让骨节带着美妙的痛苦噼啪作响，并且对她说：“滚出去，娘们，再见了。”然而他却微笑着向她弯下身去。她就会用她尖利得像假的一样的指甲在他胸口来回抓挠，噘着嘴，扑闪着乌黑的眼睫毛，扮演着一个被怠慢的姑娘或一个任性的侯爵夫人的角色。他似乎觉得她用的香水有某种走了味的低劣陈旧的气味，尽管她本人只有二十五岁。当他的嘴唇轻轻擦过她小小的炽热的前额时，她便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像她的气味一样到处跟着她的虚伪，她虚伪的稚气的语言，虚伪的灵敏的感觉，虚伪的对某些想象中的兰花以及对她从未读过的坡和波德莱尔的热爱；她——忘记了自己所有做作出来的魅力：她时髦的黄头发，撩人的香粉，以及小猪样粉红色的丝袜——于是向后仰着头，把她整个无力的、可怜的、不为所需的肉体紧紧贴向加宁。

厌倦而羞耻的加宁，感到一阵无聊的柔情——爱匆匆经过后留下的一丝伤感的温情——因此他毫无激情地，吻着她向他伸出的像涂了色的橡胶般的双唇。不过这点柔情并未能压下一个平静而讽刺的声音给他的忠告：现在就努力把她推开！

他叹了一口气，温和地向她仰起的面孔微笑着。她紧抓着他的肩膀，用与平时带鼻音的低语很不一样的颤抖的声音哀求他，她的全部身心似乎都迸化成几个字：“告诉我——求你了——你爱我吗？”而这时，他却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但当她一注意到他的反应——那熟悉的阴郁神情，那不由自主的眉头一皱——便想起她应该用诗歌、香气和感情来使他消魂，于是立刻就表演起来，扮演出可怜的小姑娘或是难以捉摸的交际花的样子。厌倦再一次占有了加宁，他在窗户和门之间踱来踱去，为了打哈欠时不张开嘴，他把眼泪都差点憋了出来，她则往头上戴着帽子，一面偷偷地从镜子里看着他。

克拉拉是个胸部丰满、穿着黑色丝绸衣服的小巧的姑娘，她知道自己的女友来找加宁，每当柳德米拉对她讲述自己的爱情生活时她总感到苦恼和尴尬。克拉拉认为这样的感情应该更克制一些，不要有什么紫色的蝴蝶花和如泣如诉的小提琴曲。但更难忍受的是她的朋友会眯起双眼，鼻孔中喷着香烟烟雾，对她形容那些仍使她意犹未尽的、详细得可怕的具体细节。克拉拉听后会做可怕的、令她难为情的梦。近来她开始躲避柳德米拉，怕她的朋友最终会破坏自己那种巨大且总是快乐的感觉，这种感觉被优雅地称之为“幻想”。她爱加宁那轮廓鲜明的带有几分傲慢的相貌：他的灰眼睛，瞳孔特别的大，向四周辐射出明亮的箭一般的条纹；他粗而黑的眉毛，在皱起或专注地倾听时形成一道浓密的黑线，而当罕见的微笑使他短暂地露出那口晶莹漂亮的牙齿时，又会像柔美的翅膀般展开。克拉拉被他这些突出的特征所深深吸引，在他面前她就失去镇静，往往会说出不想说的话，或不停地轻轻拍打半遮住自己耳朵的栗色鬈发，或整理胸前的黑绸衣褶，这使她下嘴唇伸出，露出了双下巴。反正，她最多就是每天在吃午饭时见到加宁一次，此外只有一次她和他及柳德米拉一起吃晚饭，那是在他晚上经常去吃香肠和泡菜或冷猪肉的一家肮脏的小酒店里。在膳宿公寓沉闷的餐厅里吃午饭时她总是坐在加宁对面，因为女房东给房客安排的餐桌上的坐位和他们房间的顺序基本一致，这样，克拉拉坐在波特亚金和戈尔诺茨维托夫之间，而加宁则坐在阿尔费奥洛夫和科林之间。多恩太太古板而哀伤的黑色小身影坐在桌首，两边是两个芭蕾舞演员做作的、涂着粉的面对面的侧影，显得十分不协调和凄凉可怜。他们和她说话时举止像鸟一样突兀迅速。由于微微有些耳聋的影响，她自己很少讲话，只局限于留神体格魁伟的埃莉卡能适时端上饭菜、撤下盘子。她那像片枯叶一样小小的满是皱纹的手，会不时地伸向垂在一旁的拉铃的球形把手，然后如凋谢的黄叶又飘然落下。

加宁在星期一下午两点半左右走进餐厅时，其他的人早已就坐。阿尔费奥洛夫看见他便微笑着和他打招呼，并从坐位上站起身来。但是加宁并没有向他伸出手来，他心里诅咒着多事的邻居，默默地点了一下头在他身旁坐下。衣着整齐没有架子的老头波特亚金吃起东西来像牲口似的，正咕噜噜地喝汤，一面用左手挡着塞在领子里的餐巾免得掉进汤盘里。他从夹鼻眼镜上方扫了加宁一眼，含糊地叹了口气又接着喝起汤来。加宁一时坦率，曾对他讲了自己和柳德米拉间令人压抑的恋爱，现在很后悔。他左边的科林小心谨慎地递给他一盘汤，他如此讨好地看了加宁一眼，一双奇特的含而不露的眼睛冲他这么一笑，使加宁觉得浑身不舒服。同时在他右边阿尔费奥洛夫甜腻的男高音又接着唠叨了起来，对坐在他对面的波特亚金说过的什么话表示反对。

“你挑毛病是不对的，安东·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一个极为文明的国家，根本不能拿来和古老落后的俄罗斯相比。”

波特亚金的夹鼻眼镜温和地一闪，他转向了加宁。“祝贺我吧，今天法国人给我寄来了入境签证，我真想带上什么勋位的大绶带，去拜访杜梅格总统。”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柔和，高低度始终不变，音色圆厚。他的嘴唇下面有撮灰色的小山羊胡子，下巴向后缩的肥胖光洁的脸似乎整个均匀地蒙上了一层红棕色，安详而智慧的眼睛四周有和蔼可亲的扇形皱纹。从侧面看去他很像只巨大的灰毛豚鼠。

“我很高兴，”加宁说，“你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呢？”

但阿尔费奥洛夫不让老头回答，他习惯地抽动他那长着稀疏的金黄色汗毛和有着活动的大喉结的瘦脖子接嘴说道：“我建议你留在这里。这儿有什么不好？这里一切都是直截了当的，法国曲里拐弯，至于我们的俄国嘛——声东击西。我很喜欢这里——有工作，街道很适于散步。我能确定无疑地向你证明，如果一个人必须要住在一个地方的话……”

“可是，”波特亚金平静地打断他道，“那些如山的文件怎么说呢？那些棺材般的纸板箱，那无尽无休的档案、档案，更多的档案！架子被它们的重量压得嘎吱响，警官为了在案卷中查到我的名字差点没累断了气。你根本无法想象（说到‘想象’一词时波特亚金缓慢而悲哀地摇着头）仅仅为了获准允许离开这个国家一个人要受多大的罪。至于说我得填多少表嘛！今天我原本开始希望：啊，他们会在我的护照上打上出境签证了！根本没那么回事。他们打发我去照相，可相片要到今天晚上才能洗出来。”

“这很正常嘛，”阿尔费奥洛夫点点头道。“在一个治理有方的国家里，事情就该是这样。这里没有你们俄罗斯的低效率。比如说，你注意到了没有，在大门上写的是什么？‘绅士层专用。’这很说明问题。一般说来，我们国家和德国的区别可以这样说明：想象一道曲线，在曲线上……”

加宁停止听他讲话，对坐在他对面的克拉拉说：“昨天柳德米拉·鲍里索夫娜让我告诉你，下班一到家就给她打电话。我想是去看电影的事。”

克拉拉困惑地想道：“他怎么能这样毫不在乎地谈起她？毕竟他知道我知道他们的事。”

为了顾全面子，她问道：“啊，你昨天见到她了？”

加宁惊奇地抬起了眉毛，继续吃饭。

“我不太明白你的几何学，”波特亚金说，一面用餐刀把面包屑仔细地归拢起来拨到手心里。像绝大多数老年诗人一样，他酷爱清楚明白的人类逻辑。

“可是难道你不明白吗？这太清楚了，”阿尔费奥洛夫激动地大声说道，“只要想象一下……”

“我不明白，”波特亚金坚决地重复道，他把头往后稍稍一仰，把手里的面包屑倒进了嘴里。阿尔费奥洛夫摊开双手做了个表示毫无办法的手势，碰翻了加宁的杯子。

“啊，对不起！”

“是只空杯子，”加宁说。

“你不是个数学家，安东·谢尔盖耶维奇，”阿尔费奥洛夫唠叨个没完，“但我在那架高秋千上可荡了一辈子了。以前我常对妻子说，如果我是‘夏’，你一定是朵春天的五叶草花……”

戈尔诺茨维托夫和科林有礼貌地笑成一团，多恩太太一惊，害怕地看看他俩。

“总而言之，是一朵花、一个图案。”加宁冷冷地说。只有克拉拉微微一笑。加宁开始给自己倒杯水，所有的人都看着他这一动作。

“是的，你说对了，一朵最最脆弱的花，”阿尔费奥洛夫慢吞吞地说着，把明亮而茫然的目光转到邻座身上。“她经历了那恐怖的七年而幸存下来，这绝对是个奇迹。我敢肯定她到了这里以后一定会快活而青春焕发。你是个诗人，安东·谢尔盖耶维奇，你应该写写这方面的诗——写写女性、可爱的俄罗斯女性，如何比任何革命运动都要坚强，能够挺住一切而活下来——逆境、恐怖——”

科林低声对加宁说：“他又来了——昨天就是这一套——他张口闭口谈的都是他的妻子。”

“庸俗的小人，”加宁望着阿尔费奥洛夫抽动着的胡子，心里想道。“我敢打赌他的妻子一定很活跃。对他这样的人忠诚绝对是个罪过。”

“今天吃的是羊肉，”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突然生硬地宣布道，她生气地看着房客们吃这道荤菜时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不知因为什么阿尔费奥洛夫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说道：“你不以这个为主题是犯了个大错误。”（波特亚金微微地但坚决地摇摇头。）“等你见到了我的妻子也许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顺便说一句，她非常喜爱诗歌。你们俩应该看法一致。我还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

科林斜眼看着阿尔费奥洛夫，偷偷对他打着拍子。戈尔诺茨维托夫看着朋友的手指，不出声地笑得直抖。

“但主要的事情是，”阿尔费奥洛夫仍嘟哝着往下说道，“俄国不行了，完蛋了，她被抹去了，就像有人用一块湿海绵把一张滑稽的面孔从黑板上擦掉了一样。”

“但是……”加宁微笑道。

“我说的话让你觉得不舒服了吗，列夫·格列博维奇？”

“是的，让我不舒服了，但我不会阻止你这样说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你相信……”

“先生们，先生们，”波特亚金那平静、口齿稍有不清的声音插了进来说，“请莫谈政治。我们为什么非谈政治不可呢？”

“不管怎么说，是阿尔费奥洛夫先生错了。”克拉拉出其不意地插嘴说，同时使劲拍了拍她做好了的头发。

“你妻子星期六到吗？”科林在桌子另一端装傻地问道，戈尔诺茨维托夫用餐巾掩着嘴吃吃笑着。

“是的，星期六到，”阿尔费奥洛夫答道，一面把盛着他没吃完的羊肉的盘子推开。他的眼睛失去了好斗的光芒，立刻显出沉思的模样。

“你知道吗，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他说道，“昨天列夫·格列博维奇和我一起被困在电梯里了。”

“炖梨，”多恩太太答道。

舞蹈演员大笑了起来。埃莉卡推搡着用餐人的胳膊肘，开始把盘子收走。加宁仔细地卷好餐巾，把它塞进餐巾环里，然后站起了身子。他从来不吃甜食。

“真无聊，”他走回房间时心里在想，“现在我干什么呢？我想，去散步吧。”

这天和以前的日子一样，在一种枯燥乏味、无所事事的状态中慢慢地拖了过去，甚至连能使无所事事变得迷人的朦朦胧胧的期待也没有。现在，没有工作使他感到烦闷，但这儿确实没有工作可做。他把用一英镑在君士坦丁堡（流亡的第一阶段）一个英国中尉那儿买来的旧雨衣领子翻了起来，接着又把拳头使劲伸进口袋里，慢慢沿四月苍白的街道走着，街上雨伞黑色的圆顶来回移动、上下起伏。他在一家轮船公司的橱窗前长久地盯着“毛里塔尼亚”号精美的模型，以及一幅巨大的地图上联结两大洲海港的彩线。橱窗的背后是一张热带树丛的照片——米黄色天空衬托下的巧克力色的棕榈树丛。

他喝了大约一个小时咖啡，坐在一面巨大的玻璃窗旁看着过往人群。回到卧室后他企图读书，但他发现那本书的内容非常陌生，不适合他，结果一个从句仅读了一半就放下了。他处于他称之为“意志分散”的情绪之中。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拿不定主意该干什么：变化一下他身体的位置，站起来洗洗手，还是去开窗，窗外那阴冷的一天已进入了黄昏。这是种可怕而痛苦的状态，很像我们刚一醒来睁不开眼睛、好像眼睛永远粘在一起了时所具有的那种隐约不安的感觉。加宁觉得那逐渐渗入室内的阴沉的暮色也正在慢慢地穿透到他体内，把他的血液变成了雾气；他觉得他没有力量使黄昏不在他身上产生这种魔力。

他没有力量是因为他没有确切的欲望，这使他十分痛苦，因为他正徒劳地在寻求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产生欲望。他甚至无法使自己伸出手去打开电灯。从想法到行动这一简单的转换似乎是无法想象的奇迹。没有任何东西能缓解他消沉的情绪，他的思想漫无目的地滑来滑去，心跳微弱，内衣裤令人不快地贴在身上。他一会儿觉得应该立刻给柳德米拉写信，坚决说明到了该结束他们这死气沉沉的关系的时候了；可过了一会儿他又记起来那天晚上他要和她一起去看电影，不知怎的，让自己给她打电话取消这次约会比写信要困难得多，结果两件事他一件也没去做。

有多少次他对自己发誓说第二天就和她把关系断了，并且毫不困难地编造出了恰当的说法，但就是完全无法想象出他紧握一下她的手离开房间的那一刻。正是那个动作——转身走出去——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能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取得成绩、超过别人；但就是不会抛弃或逃跑——其实这是一回事。阻碍他这样做的是廉耻心和同情心。一个在别的情况下能从事任何创造性的事业、作出任何艰苦努力并会急切地甘愿着手一项工作、高兴地专心致志地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一切胜利的人，会被廉耻心和同情心削弱了他的意志。

他不知道什么样的外来刺激因素才会给他力量来中断他和柳德米拉间这三个月之久的私情，正如他不知道需要什么才能促使他从椅子里站起身来一样。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他真正爱上了她——在那种心境之下，柳德米拉似乎被包围在一层迷人的雾霭之中，他处于探索追求、意气风发、几乎超越尘世感情的状况之中，就像当一个人在做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如从桌旁走到吧台去付款，这时响起了音乐，使人简单的动作带上了内在舞蹈式的特性，将它变成了具有意义的、永恒的姿式。

那音乐声在一天晚上，当他在一辆幽暗的出租车的颠簸的地板上占有她那一刻起就戛然而止了，立刻一切就变得极端平庸——女人把滑到脖子后面的帽子戴好，灯光在车窗外闪过，司机的背在玻璃隔板那面像座黑色的山峰高耸在那里。

现在，他不得不为了那一夜付出代价：费力地欺骗以把那一夜永远继续下去，虚弱地、毫无骨气地屈从于它那逐渐蔓延的阴影，现在它已充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使家具变得一片朦胧。他模模糊糊地打起盹来，手掌托着额头，两腿直挺挺地伸在桌子下面。

后来到了电影院里，里面又热又挤。好长一段时间，大钢琴、衣服、香水的彩色广告纷纷无声地拥上银幕，终于乐队奏起了曲子，电影开始了。

柳德米拉特别高兴。她也请了克拉拉来看电影，因为她很清楚地感觉到克拉拉对加宁有好感，柳德米拉既想炫耀自己的私情又想表现出自己能加以掩饰的本事，希望以此给克拉拉同时也给自己带来愉快。克拉拉自己同意来，是因为她知道加宁打算星期六离开；同时她也很惊奇，好像柳德米拉不知道这件事——否则就是她故意不提，到时候好和他一起走。

加宁坐在她俩之间，感到非常恼火，因为柳德米拉和大多数她这种类型的女人一样，看电影时从头到尾都聊别的事情，身子探过加宁的膝盖和朋友聊天，每次都灌他一鼻子她那熟悉的、令人扫兴的、讨厌的香水味。电影拍得很好、很紧张，这使得加宁更不高兴。

“听着，柳德米拉·鲍里索夫娜，”加宁实在忍不住了，说道，“别咬耳朵了，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德国人开始生气了。”

她在黑暗中很快地瞥了他一眼，身子往后一靠，看看明亮的银幕。

“我什么也看不懂，电影糟透了。”

“你所有的时间都在咬耳朵，”加宁说，“难怪看不懂。”

银幕上晃动着发亮的、蓝灰色的人影。一个唱主角的歌剧女演员从前犯了过失杀人罪，当她在歌剧中扮演凶手时突然记起了这件事，她转动着大得可笑的眼睛，仰面倒在了舞台上。这时观众席逐渐浮现了出来，人们鼓着掌，包厢和正厅前排座位上的人也狂热地鼓着掌站了起来。加宁突然意识到他正在看着某个模糊然而熟悉得可怕的景象。他惊恐地回忆起那制作粗糙的排排木凳、椅子，包厢的栏杆漆成一种凶险的紫色，高处懒洋洋的工人像披着蓝衣的天使安闲地、若无其事地在一块块木板上走动，或者把弧光灯炫目的光束对准大群俄国人，他们一起被赶到这个巨大的布景台上，在完全不知道电影内容的情况下进行表演。他记得那些穿着做工考究但已十分破旧的衣服的青年人、脸上抹着紫红和黄色的化妆品的女人，以及那些被发配到远远的后面去填满背景的天真的流亡者、老头和相貌平常的姑娘。银幕上那个寒冷的大谷仓现在变成了一座舒适的大礼堂，麻袋片变成了丝绒，一群穷光蛋变成了剧场的观众。加宁拼命看着，带着深深的、令人打颤的羞耻感在那些按要求鼓着掌的人群中认出了自己，记起了他们如何必须看着前面一个想象中的舞台，那儿没有什么在歌剧中唱主角的女演员，而是一个红头发、没穿外套的胖男人，他站在泛光灯之间的平台上，拿着个喇叭筒发疯般地叫喊着。

加宁的幽魂也站在那边鼓着掌，旁边是那个留着黑胡子、胸前挂着绶带的、十分引人注目的男人。由于他的胡子和浆得笔挺的衬衫，结果总是给放在前排；中间休息时他吃三明治，镜头拍完后，他就在晚礼服外面穿上一件肮脏的旧大衣，回到离柏林市中心很远的家里去，他在那地方的一家印刷厂里做排字工人。

此刻，加宁不仅感到羞耻，同时也感到了人生之易逝。在银幕上他憔悴的身影、向上抬着的轮廓分明的脸和鼓着掌的双手与灰色的千变万化的别的身影融合在了一起；一会儿工夫，礼堂像只轮船摇晃着消失了，银幕上出现的是一个闻名世界的上了年纪的女演员，她以高超的演技扮演着一个死去的年轻妇女。“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加宁厌恶地想，这场电影他再也看不下去了。

柳德米拉又在和克拉拉咬耳朵了——说的是有关一个裁缝和做衣服的料子之类的事。电影演完了，加宁觉得压抑得要命。不久当他们推推挤挤地朝出口处走去时，柳德米拉贴近他低声说：“明天我两点钟给你打电话，亲爱的。”

加宁和克拉拉把她送回家，然后一起回他们的膳宿公寓。加宁沉默不语，克拉拉拼命想找到一个话题。“你星期六要离开我们了吗？”她问。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加宁阴郁地说。

他一面走，一面心里在想他的影子将如何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中彷徨，在一个又一个银幕上闪过，而他将永远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看到它，或者它将在世界上徘徊多久。当他上床后听着火车驶过这所住着七个俄国游魂的凄凉的房子时，他感到整个人生就像演一段电影，里面没有头脑的群众演员对于他们参与拍摄的电影的内容一无所知。

加宁无法入眠。两腿神经质地抖动，枕头折磨着他的头。而半夜时分他的邻居阿尔费奥洛夫开始哼起一支曲子来。透过薄薄的墙壁他听得见他拖着步子走过房间，先向他这边走来，然后又走开去，而加宁则满肚子火气地躺在那儿。每当火车隆隆驶过时，阿尔费奥洛夫的声音和火车声交融在了一起，然后又浮现出来——达的，达的，达的达。

加宁再也无法忍受了，他穿上长裤到走廊上，用拳头捶着一号房间的门。阿尔费奥洛夫这时恰巧转悠到门边，他猛地打开了门，加宁猝不及防，惊得一跳。

“请进，列夫·格列博维奇。”

他穿着衬衫和内裤，金黄色的胡子有点乱——想来是嘴里不断喷气哼歌的结果——浅蓝色的眼睛里洋溢着幸福。

“你在唱歌，”加宁皱着眉头说，“吵得我睡不着觉。”

“你进来呀，老天爷，别在门口待着，”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大惊小怪地说，一面好意而笨拙地用一只胳膊搂着加宁的腰。“真抱歉让你生气了。”

加宁很不情愿地走进了房间。屋子里没有多少东西，然而却十分凌乱。两把厨房用椅中的一把并没有放在书桌（就是那个上面镶有蛤蟆形铸铁墨水池的栎木制的庞然大物）边上，而似乎是在往洗脸盆方向去，但是停在了半路，显然是绊在了绿地毯翘起的边上。另外那把椅子是放在床边上当床头桌用的，现在埋在了好像是从亚拉腊山之巅重重落下而摔得不成形了的一件黑色上衣的下面。薄薄的纸张铺满了乱七八糟的木桌面，床上也到处是纸。加宁随意一瞥，注意到在这些纸上都是用铅笔画的轮子、方块，完全没有技术上的精确性，只是为消磨时间才涂抹的。穿着羊毛内裤的阿尔费奥洛夫本人——任何人，不管他有着阿多尼斯[1]之躯还是花花公子布鲁梅尔[2]之风度，穿着羊毛内裤都会显得非常难看——又开始在他房间的破烂中走来走去，偶尔用指甲弹弹台灯的绿玻璃罩或者椅子背。

“我真高兴你终于到我这里来了，”他说道。“我也睡不着觉。想想看吧——我妻子星期六就要到了。明天就是星期二了。可怜的姑娘，我能够想象她在我们那个应受诅咒的俄国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

加宁一直在闷闷不乐地企图破解一个画在纸上的国际象棋残局，这纸片和其他几张纸一起摊在床上，这时他突然抬起眼睛问道：“你说什么来着？”

“她快来了，”阿尔费奥洛夫夸张地一弹指甲，答道。

“不，不是那个，你把俄国叫做什么来着？”

“应受诅咒的。这是实情，不是吗？”

“我说不上来，只觉得这个形容词很奇怪。”

“我说，列夫·格列博维奇，”阿尔费奥洛夫突然在屋子中间停下来，“到了你该停止扮演一个共产党人的角色的时候了。你也许觉得这很好玩，但是，相信我，你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是时候了，我们都应该坦率地承认它完了，我们‘圣洁’的俄国农民结果只不过是些灰色的渣滓——顺便提一下，这本是预料之中的——我们的国家永远完蛋了。”

加宁大笑起来。“很对，很对，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阿尔费奥洛夫用手掌从上到下抹了抹他那发亮的脸，突然咧开大嘴，温柔地笑了。“伙计，你为什么不结婚，嗯？”

“没机会呀，”加宁说。“结婚有意思吗？”

“非常好。我的妻子可爱极了，浅黑色皮肤，你知道，眼睛特别有神。她还很年轻。我们是一九一九年在波尔塔瓦结婚的，一九二〇年我被迫移居国外。书桌抽屉里有相片——我拿给你看看。”他弯起手指抠着抽屉底下，把那个大抽屉拉了开来。

“那时候你在干什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加宁不无好奇地问道。

阿尔费奥洛夫摇摇头。“我不记得了。谁能记得上辈子是干什么的——也许是只牡蛎，也许是只鸟，比如说，也许是个数学老师？反正我们过去在俄国的生活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超自然的，你不管怎么叫它吧——不，这个词不怎么合适——对了，我知道了：是灵魂转生。”

加宁不怎么感兴趣地看着打开的抽屉里的相片，上面是一个头发蓬乱、快活地露着牙齿的年轻女人的脸。阿尔费奥洛夫在他肩膀后面探头看着。“不对，这上面不是我的妻子，是我妹妹，她得斑疹伤寒死在基辅了。她是个快乐的好姑娘，特别会玩捉人游戏。”

他拿出了另一张相片。

“这是玛丽，我的妻子。照得不好，但还是很像她。这儿还有一张，是在我们的花园里照的，穿着白连衣裙坐着的是玛丽。我已经四年没有见到她了，不过我想她不会有多大的变化。我真不知道怎么能活到星期六。等一等！你上哪儿去，列夫·格列博维奇？再待一会儿吧！”

加宁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正向房门走去。

“怎么啦，列夫·格列博维奇？我说什么让你生气的话了吗？”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剩下阿尔费奥洛夫独自站在房子中间。

“真是的！太无礼了，”他咕哝道，“什么事惹着他了？”

[1] Adonis，希腊神话中爱神阿芙洛狄特所恋的美少年。

[2] Beau Brummel，即乔治·拜伦·布鲁梅尔（George Bryan Brummel，1778—1840），英国纨绔子弟，英王乔治四世之友，上流社会时髦人物。

▇

那晚，和每天晚上一样，一个披黑斗篷的小老头沿着阒无人迹的长街的人行道费力地慢慢走着，他把一根弯弯扭扭的木棍的尖捅到沥青路面上寻找香烟头——金色的、软木的或普通纸的——和容易剥落成片的雪茄烟头。偶尔一辆汽车像马一样嗷嗷叫着一掠而过，或者发生点什么在城市里走路的人从来不会注意的事情：一颗星星会快如思绪轻如泪滴地落下。比繁星更炫丽更明快的是从一座黑色的屋顶上一个接一个喷射出来的火一样的字母，成单行展示后突然一齐消失在黑暗之中。

“这——可——能——吗，”字母在霓虹灯不引人注意的沙沙声中写道，然后被夜以柔和的一笔统统抹去。它们再度开始爬过天空：“这——可——能——”

黑暗再一次降临，但这些字会顽固地又一次亮起，最后，它们没有马上消失，而是根据广告公司和厂家的安排，亮整整五分钟后再灭。

可谁又说得清在房屋上方的黑暗中闪闪亮起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发光的商品名称，还是人类思想的光芒；一个标志，一种召唤；还是猛力抛入天空、突然得到一个宝石般光亮而狂喜的回答的问题？

在这深夜最后一家啤酒屋已关门歇业的时刻，这些街道现在如黑色的海洋般宽阔，闪耀着光泽。一个俄国人放弃了睡眠，没戴帽子，旧雨衣下连上衣也没穿，神情恍惚地以超人的视力在街上行走。在这样晚的时候，这些宽阔的大街上走过的是彼此完全陌生的世界中之人：不再是寻欢作乐者、女人或仅仅是个过路人，而是各自属于一个完全孤立的世界，各自都是奇迹和罪恶的总合体。五辆出租敞篷四轮马车停在大街旁巨大的圆桶形街头小便池[1]旁：五个穿着马车夫制服的困倦的、暖和的灰色世界；以及另外五个蹄子疼痛地站着的世界，它们已经睡着了，梦中除了燕麦带着轻柔的噼啪声涌出麻袋外别无其他。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一切都变得难以置信、深奥莫测，生活似乎让人害怕，而死亡则更糟。正是这种时候，当你迈着大步迅速走过黑夜的城市，透过泪眼看着灯光，从中搜寻着对过去的幸福的绚丽夺目的记忆时——一个女人的面孔会在多年单调无聊生活的湮没之下重新复活——在你狂热地前进时，突然一个过路人有礼貌地使你停下，问你到某某街该怎么走；这是一个普通的声音，但也是一个你再也不会听到的声音。

[1] 原文是法文pissoir。

▇

星期二早上很晚醒来时，他觉得小腿肚子有点酸痛。他把一只胳膊支在枕头上，叹了一两口气。当他记起晚上发生的事时，所感受到的快乐使他既困惑又吃惊。

早上外面一片温柔朦胧的白色。窗玻璃庄重地隆隆震动着。

他坚决地跳下床，开始刮胡子。今天刮胡子让他觉得特别愉快。刮胡子的人每天早上会变得年轻一天。加宁觉得今天他不多不少整整年轻了九岁。他紧绷的皮肤上的胡子楂在雪花般的肥皂泡沫下变软了，不断发出咔咔声断落在他安全剃刀小小的钢刃上。他一面刮胡子一面耸动着眉毛，当他站在澡盆里用一只大水罐中的冷水往身上浇的时候，他快活地笑了。他把湿漉漉的黑头发梳刷整齐，很快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除了那两个一般要睡到午饭时刻才起床的芭蕾舞演员之外，膳宿公寓里别的房客早上都不待在家里。阿尔费奥洛夫看一个打算一起做买卖的朋友去了，波特亚金去警察局搞出境签证，而克拉拉正在街角等有轨电车，胸前捧着一纸袋橘子，她上班已经晚了。

加宁十分平静地爬上了一座熟悉的房子的二楼，拉了拉门铃。一个女仆开了门但没有摘下门链，她向外窥探着，说鲁本斯基小姐还在睡觉。

“我不管，我一定要见她。”加宁说着把手从开着的门缝里伸进去，自己摘下了门链。

女仆是个脸色苍白且身材粗壮的女人，她气愤地咕哝着，但加宁坚决地把她搡开，大步走到半昏暗的走廊上，在一个门上敲了敲。

“谁呀？”传来了柳德米拉早上醒来时微带沙哑的声音。

“是我，开门。”

她光着脚啪哒啪哒地走过房间，转动了钥匙，没看加宁就跑回床边跳进了被子里。从她耳朵尖上可以看出她在笑，等着加宁走近她。

但是他停在了屋子中间，站了一阵，抖响着雨衣口袋里的辅币。

柳德米拉突然转身面朝上躺着，笑着伸开了光着的瘦胳膊。她早晨感到不适，脸苍白浮肿，黄头发根根直立。

“嗯，过来呀，”她恳求着，闭上了眼睛。加宁停止抖响口袋里的辅币。

“我说，柳德米拉，”他低声说道，她猛地坐起来，大睁着眼睛。

“出了什么事吗？”

加宁使劲盯着她，答道：“是的。我好像爱上了别人。我是来告别的。”

她眨着充满睡意的睫毛，咬住了嘴唇。

“就是这些，真的，”加宁说，“我很遗憾，但是没有办法。咱们现在就道别吧，我想这样要好一点。”

柳德米拉蒙住了脸，脸向下倒在了枕头上。她那天蓝色的被子开始向一旁滑落到毛茸茸的白地毯上，加宁拾起被子把它拉拉好，然后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次。

“女仆不愿意放我进来，”他说。

柳德米拉像死了一般躺着，把头埋在枕头里。

“她从来都没有真心地欢迎过我，”加宁说。

“该是关上暖气的时候了，已经是春天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他从门口走到白色的穿衣镜前，戴上了帽子。

柳德米拉依然一动不动。他在那儿又站了片刻，默默地看着她，然后发出低低的好像清嗓子一样的声音，接着便离开了房间。

他尽量放轻脚步迅速沿长长的过道走去，他开错了门，发现自己到了洗澡间里，里面伸出一只汗毛很重的胳膊并传出一声狮子般的怒吼。他陡地回转身子，和正在门厅里擦一个铜制半身雕像的矮胖女仆再度相遇，他开始最后一次走下那矮矮的石阶。平台上的大窗子敞开着，能看见后院，院子里一个巡演男中音歌手正用德语高唱着一首关于俄国伏尔加河的歌。

听着那像春天般充满活力的声音，看着那开着的窗玻璃上的彩色图案——一束立体的玫瑰和一个开屏的孔雀尾——加宁觉得自己自由了。

他慢慢地沿街走去，一面走一面吸烟。天亮堂堂的，有点冷；参差的白云从他面前建筑物的蓝色空间中升起。每当看见迅速飘动的白云他总会想起俄国，但是此刻他并不需要白云来提醒他，因为从昨晚以来他想到的只有俄国。

昨夜发生的快乐的隐秘事件，使他整个生命的万花筒转动起来，往事重上心头，使他不能自已。

他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坐下，一直跟随身后的他那温柔的伙伴，他灰色的青春的影子，立刻在他脚旁伸展开来，开始说话了。

现在柳德米拉已经离去，他可以自自由由地听了。

九年前，一九一五年的夏天，一所乡间别墅，斑疹伤寒。斑疹伤寒后养病愉快得令人惊奇。你好像躺在起伏的空气之上；确实，你的脾脏偶尔还痛，每天早晨一位特意从彼得堡请来的医院护士会给你擦去舌苔——刚一睡醒，舌头还发黏——用蘸葡萄酒的棉花擦。护士个子很矮，有着柔软的胸部和小而能干的手。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潮湿的、清凉的、老处女式的气味。她爱用带民间风味的讽刺妙语和在一九〇四年战争中学来的那点点日语。她有一个像捏紧的拳头那么大的农村女人的脸，鼻子极小，脸上有麻子。她的头巾下从来没有露出过一根头发。

你就像躺在空气之上。床的左边一道带波浪形曲线的黄褐色藤制屏风把床和门道隔了开来，在离他很近的右边的角落里放着圣像盒：玻璃后面是黑脸的偶像、蜡烛和一个耶稣钉在上面的珊瑚十字架。阳光从两扇窗子中较远的那扇直射进来。床脚带有铜雕的球饰，对准了窗户，球饰反射阳光变成了光泡，床头则好像在把自己从墙边推开出去；光泡似乎随时要穿过房间，飘出户外，融进深邃的七月天空，那斜挂着朵朵蓬松清亮的云彩的天空。另一扇窗子开在右侧的那面墙上，窗外是一片倾斜的浅绿色房顶：卧室在二层，所以窗外见到别墅单层侧翼的这个屋顶，屋子包括仆人住的下房和厨房。每天晚上，窗子从里面关上，漆成白色的折叠式百叶窗也关着。

屏风后的门通向楼梯，同一面墙的远处有一只发亮的白色火炉和一个老式洗漱台，带有一个贮水器和一个鸟嘴形的水龙头，你用脚踩一下铜踏板，一股细细的水流就会从水龙头里喷出来。正面那扇窗子的左边放着一个抽屉发涩的红木五斗橱，右边是一张小小的睡榻。

墙纸是白底带蓝色玫瑰花的，有时候当你神志不清时，会从这些玫瑰花上看出人的侧影来，或者眼睛上上下下在墙上漫游，尽量不要去碰到一朵花或一片叶子，要在花纹中找出空当挤过去、跑回来、陷进死胡同里，然后重新在那发亮的迷宫中开始你的行程。床的右边在圣像盒和侧窗之间挂着两幅画——一幅是一只玳瑁色的猫舐着碟子里的牛奶，另一幅上是在画出来的鸟巢上镶上了一只用真的欧椋鸟羽毛做的欧椋鸟。旁边窗框上安了一盏专会吐出一条黑色烟舌的油灯。屋子里还挂着别的画：五斗橱上方有幅袒胸的那不勒斯少年的平版画，洗漱台上方有幅在水中游动着、鼻孔大张着的马头的铅笔画。

从早到晚，床总是不断滑入炎热有风的天空，当你坐起来时，你能看见被从上方射下来的阳光染成金色的欧椴树尖、停落着雨燕的电话线，以及在红沙土车道和前廊联接处的木制天篷的一部分。从外面飘进来奇妙的声音——鸣啭的鸟叫、远处的狗吠、水泵的嘎吱声。

你躺在那儿，浮动着，想着你怎样很快便可以下床：苍蝇在一缕阳光中嬉戏；一团彩色的丝线球从你床旁母亲的大腿上跳到地下，像是有生命的物体慢慢地滚过琥珀色的镶木地板。

就是在加宁十六岁时养病的这个房间里孕育了那幸福，那个他一个月后在现实生活中相遇的姑娘的形象。一切都在那个形象的创造中起一份作用——墙上色调温柔的画、窗外小鸟的鸣啭、圣像盒中耶稣棕褐色的脸，甚至洗漱台上的小喷水池。这个嫩芽般的形象聚集、吸收着那个房间里一切明媚阳光所生的魅力，没有这它当然是不可能成长的。毕竟这只不过是个少年的预感，一层美妙缥缈的薄雾，但是现在加宁觉得，从来还没有这样的一种预感如此完完全全地得到过实现。星期二整整一天，他从一个广场溜达到又一个广场，从一家咖啡馆转悠到又一家咖啡馆，他的记忆不停地向前飞跃，如四月的云彩穿过柏林柔和的天空。坐在咖啡馆里的人以为这个目不转睛地死盯着前方的人一定有着某种深沉的悲哀；他在街上毫不在乎地撞在别人身上，有一次一辆疾驶的车子猛地刹闸，差点撞着他，开车人气得直骂。

他是一个神，正在重新建造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世界。渐渐地他使那个世界复活了，他要使那个姑娘快活，不到那个世界完全形成他不敢把姑娘放进去。但是她的形象、她的存在、记忆中她的影子都要求他必须使她复活，哪怕是到最后——而他故意把她的形象推开，因为他想要像九年前一样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去接近她。他害怕出错，害怕在记忆那明亮的迷宫中迷路，便十分小心地、多情地重建他的过去，时而回过头去拾起某个遗落的细节，但是从不过快地往前跑。在那个春天的星期二，当他在柏林街头徘徊时，他又重头康复了一次，感受到第一次下床时的滋味，觉得两腿发软。他在每一面镜子里照着自己，他的衣服显得非同寻常的干净，出奇地宽大，微微有些陌生。他慢慢地沿着从花园平台通向园林深处的宽阔的林阴道走着，这儿或那儿在叶影下显得发紫的泥土会突然向上拱起成一个个鼹鼠丘，看起来像一堆堆黑色的蠕虫。他穿着白色的裤子和淡紫色的袜子，梦想着会遇见什么人，但还不知道这人是谁。

他走到了林阴路的尽头，那儿一张白色长凳在深绿的枞叶间闪闪发亮。他转回身子，在前方从欧椴树的空隙间，可以看到花园平台的橘红色沙土和阳台上闪烁夺目的玻璃窗。

护士回彼得堡去了；她长时间地把身子探出车窗外挥动着她粗短的小胳膊，风吹拂着她的包头巾。宅子里很凉爽，地板上有着片片日光。两星期以后他已经在自行车上骑得筋疲力尽，晚上还和养牛人的儿子玩俄罗斯九柱戏。又过了一个星期，他一直等待着的事件发生了。“可现在这一切都在什么地方呢？”加宁沉思着。“那幸福、那阳光在哪儿？那些撞击、弹起得那么好的、粗粗的九柱戏的木柱在哪儿？我那辆前把手很低、有着大的转动齿轮的自行车在哪儿？似乎有一条定律，说什么也不会消失，物质是不灭的；那么我九柱戏木柱上击落的木片、我自行车轮上的辐条到今天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遗憾的是我永远不可能找到它们了——永远不可能。我曾在书上读到过‘永恒的回归’这种说法。但要是这个考验耐心的复杂游戏永远不再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让我想一想——我有点地方不明白——对了，是这样的：我死后肯定不会一切都消失的吧？眼下我孤身一人在异国的城市里。喝醉了。脑袋被加了法国白兰地的啤酒弄得嗡嗡响，我已经游荡够了。如果我的心脏现在就破裂，那么我的整个世界都随之破裂了？我不明白。”

他发现自己又一次来到了同样的广场上那个小小的公园里，不过现在空气变得更加冷飕飕的了，苍白的天空在暮色中渐渐暗淡下来。

“剩下四天了：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而我随时都可能死去。”

“振作起来！”他突然皱起阴沉的眉头咕哝道。“够了，该回家了。”

在走上膳宿公寓的楼梯平台时他遇见了阿尔费奥洛夫，他身子拱缩在肥大的外套里，专注地噘着嘴往电梯的锁孔里塞钥匙。

“我出去买份报纸，列夫·格列博维奇，愿意一起去吗？”

“谢谢，我不去，”加宁说着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但是当他捏着门把手时他停了下来。突然他无法抗拒这一诱惑。他听见阿尔费奥洛夫走进电梯，听见电梯吃力地单调地隆隆开下去的声音及到达底层时的哐啷声。

“他走了，”他咬着嘴唇想道。“见鬼，我冒一下险吧。”

五分钟以后，克拉拉敲响了阿尔费奥洛夫的门，想问他有没有邮票。这是命运的安排。阿尔费奥洛夫房门上半部的毛玻璃透出了黄色的灯光，表明他一定是在房间里。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克拉拉叫了一声，在敲门的同时把门推开了一道缝，“你有……”

她惊奇地突然停了下来。加宁站在书桌旁，正匆忙地关上抽屉。他四下里看了一眼，牙齿一闪，用臀部把抽屉使劲往里一推，站直了身子。

“老天爷，”克拉拉咕哝着退出了房间。

加宁很快跟着她走了出去，随手关上灯，又“砰”地关上了门。克拉拉靠在昏暗的过道的墙上，惊恐地看着他，两只胖胖的手紧按着太阳穴。

“老天爷，”她用同样低低的声音重复道，“你怎么可以……”

电梯费力地喘息着，发出隆隆声缓慢地再次上升。

“他回来了，”加宁神秘地低声道。

“啊，我不会给你说出去的，”克拉拉悲痛地说道，晶莹的泪眼盯在他身上。“可是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他并不比你宽裕呀！不，真像一场噩梦。”

“咱们上你的房间去吧，”加宁微笑着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向你解释。”

她离开墙，低着头带他走进了四月五日房间。房间里很温暖，有一股优质香水的气味；墙上挂着一幅勃克林[1]《死岛》的复制品，桌上有一帧装在相框里的相片——是经过了大大加工的柳德米拉的脸。

“我们吵翻了，”加宁朝相片点点头说道。“她如果来看你别让我过来，我们俩的关系结束了。”克拉拉坐了下来，把脚跷在长沙发上，往身上裹了块黑披巾。

“这一切很冒失，克拉拉，”他接着说，一面在她身旁坐下，身子倚在自己一条伸开的胳膊上，“你当然不会真以为我在偷钱，对不对？我当然也不会愿意阿尔费奥洛夫发现我在翻他的抽屉。”

“可是你究竟在干什么呢？还会是干别的吗？”克拉拉低声道，“我没想到你会这样，列夫·格列博维奇。”

“你真是个古怪的姑娘，”加宁说。他注意到她那双和蔼的有点突出的大眼睛稍稍过分明亮了一点，她的肩膀在黑色的披巾下起伏得过于激烈了一点。

“好啦，好啦，”他微笑道，“那好吧，姑且假设我是个小偷，一个闯入别人房间盗窃的人。可是这为什么会让你这么难过呢？”

“请你走吧，”克拉拉轻声说，把头转开了。他大笑起来，耸了耸肩。

他关上门出去了以后，克拉拉哇地哭了起来，哭了好久。巨大晶莹的泪珠有节奏地从睫毛间涌出，一长串一长串地流过哭红了的双颊。

“可怜的人，”她喃喃地说，“生活把他搞到了什么地步！我能对他说什么呢？”

靠芭蕾舞演员房间的那面墙上传来了轻轻的叩击声，克拉拉使劲擤了擤鼻子倾听着。叩击声又响了起来，像丝绒般柔和，具有女子气：显然是科林在敲墙。然后传来一阵笑声，有人在大声说：“亚历克，啊，亚历克，住手。”然后两个声音开始了低声的、亲密的交谈。

克拉拉想到明天她得和平时一样去上班，敲打键盘直到下午六点，看着一行行打出来的深紫色的字随着枯燥、断续的格格声落到纸上；或者如果没有事情可做，她就会把借来的、破得让人难为情的书支在她那台黑色雷明顿牌打字机上阅读。她给自己泡了点茶，无精打采地吃了晚饭，然后慢吞吞地脱衣上床。她躺在床上，听见波特亚金房间里传来了声音，听见有人进屋出屋，然后加宁用响得出乎意料的声音说着什么，波特亚金用抑郁的低声回答他。她想起了今天老头又去办护照了，他心脏很不好，生命正在一点点逝去。她星期五就满二十六岁了。隔壁的声音一直不停——克拉拉觉得自己似乎住在一所摇摆沉浮的移动着的玻璃房子里。尽管火车的声音在走廊对面的房子里更响，但在她的房间里也能听得见，她的床似乎也在升降摇摆。有一刻她眼前出现了加宁俯向书桌、露出光亮的牙齿、回头四下张望时的背影。后来她就睡着了，做了个无聊的梦：她好像坐在一辆有轨电车里，旁边坐着一个特别像她在罗兹的姑姑的老太婆，用德语很快地说着话；后来慢慢发现她根本不是她的姑姑，而是克拉拉在上班的路上从她那儿买橘子的快活的女商贩。

[1] Arnold Böcklin（1827—1901），德国画家，善作情调忧郁的风景画和不吉祥的寓意画。

▇

那天晚上，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有个客人。这是个上了年纪的绅士，蓄着英国式黄里带红的小胡子，一副堪可信赖的模样，他身穿礼服大衣和条纹花的裤子，非常干净利落。加宁进去时波特亚金正用美极鲜味浓汤在盛情款待他。空气因香烟的烟雾而带上了蓝色。

“加宁先生，库尼岑先生，”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喘着粗气，夹鼻眼镜闪烁着，轻轻把加宁推到扶手椅中坐下。

“列夫·格列博维奇，这位是我的老同学，从前替我写过作弊文章。”

库尼岑笑了。“没错，”他说话声音深沉圆润。“不过亲爱的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告诉我现在几点了？”

“还早呢，还有时间再坐一会儿。”

库尼岑站了起来，把背心往下拉拉直，说道：“不行，我妻子等我呢。”

“要是那样我就没有权利留你了，”安东·谢尔盖耶维奇两手一摊，透过夹鼻眼镜斜视着客人说，“请代我问候你的妻子，我未曾有幸见过她，但仍请你代我问候。”

“谢谢，”库尼岑说，“我很乐意。再见。我想我把大衣脱在门厅里了。”

“我送你出去，”波特亚金说。“对不起，列夫·格列博维奇，我马上就回来。”

加宁独自一人，便更舒服地在那张绿色旧扶手椅中坐好，沉思地微笑着。他来拜访这位老诗人，因为他可能是惟一能够理解他这时的纷乱心情的人，他想对他讲述许多事情——关于俄国一条大路上的日落，关于白桦树林。毕竟他就是诗作出现在《世界画报》和《评论画刊》这类杂志的过期合订本上、标题带小花饰的那个波特亚金呀。

安东·谢尔盖耶维奇面色阴沉，摇着头走了回来。“他侮辱了我，”他说着在桌旁坐下，手指敲击着桌子。“啊，他是怎样地侮辱了我！”

“怎么啦？”加宁问道。

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摘下夹鼻眼镜，用桌布边擦了擦镜片。

“他看不起我，就是这么回事。你知道他刚才对我说什么来着？他对我来了一个小小的讥讽的冷笑，然后说：‘你把时间都花在写蹩脚诗歌上了，我连一个字都没有读。我要是读了，就会把本可用来工作的时间浪费掉了。’这就是他对我说的话，列夫·格列博维奇。我问你——这是明智的话吗？”

“他是干什么的？”加宁问。

“天晓得。他很会赚钱。啊，咳，你知道，他是个……”

“这有什么可觉得受侮辱的？他有一种才能，你有另外一种才能。反正，我敢打赌你也看不起他。”

“可是列夫·格列博维奇，”波特亚金烦躁地说，“我看不起他不对吗？糟糕的还不是这个——糟糕的是像他这样的人竟敢要给我钱。”

他张开紧握的拳头，把一张团在一起的钞票扔在了桌子上。

“糟糕的是我拿了。你看一看，欣赏欣赏吧——二十马克，见鬼。”

老人似乎全身发抖，嘴一张一闭，下嘴唇底下小小的灰胡子一抽一抽的，胖胖的手指敲击着桌子。然后他带着痛苦的呼哧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彼得·库尼岑，是的，我还记得。他在学校时成绩很好，这坏蛋。他总是那么准时，口袋里放着一只表，上课时常常举起手指表示离下课铃响还有几分钟。中学毕业时得过金质奖章。”

“记起这些对你来说一定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加宁沉思地说，“仔细一想，连记得一些每天的琐事都很奇怪——尽管其实根本不是每天的事——也许是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

波特亚金敏锐而和善地看了他一眼。“你怎么啦，列夫·格列博维奇？你的脸看上去光艳照人，是不是又爱上谁了？是的，我们的记忆方式是有点不可思议。你笑得多让人愉快呀，见鬼。”

“我来看你是有原因的，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可我能给你的只有库尼岑。让他成为你的鉴戒吧。你在学校时过得怎么样？”

“一般，”加宁说，又笑了起来。“彼得堡的巴拉绍夫中学——听说过吗？”他继续说道，不知不觉间带上了波特亚金的口气，人们在和老人谈话时常常会这样。“我还记得学校的操场，我们常在那儿踢足球，在一个拱门下面堆放着木柴，球时不时地会碰掉一块木柴。”

“我们喜欢玩‘打了就跑’和‘哥萨克和强盗’，”波特亚金说，“而现在生活已经消失了，”他突然加了一句。

“你知道吗，安东·谢尔盖耶维奇？今天我想起了以前登你的诗的那些老杂志，还有白桦树林。”

“真的吗？”老人转向他，带着善意的嘲弄神色看了他一眼。“我多傻啊——为了那些白桦树，我浪费掉了全部的生命，我忽略了整个俄国。现在，感谢上帝，我已经不写诗了，和诗了结了，我甚至对填表时称自己是‘诗人’而感到羞耻。对了，我今天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那个官员甚至生气了，我明天还得去。”

加宁看着自己的脚，说道：“高年级的时候同学都以为我有个情人，那是什么样的情人啊——一个社交界的妇女。为此他们很尊敬我。我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是我自己散布的这个谣言。”

“哦，”波特亚金点点头，“你这人有某种精明之处，列维什卡[1]，我喜欢这一点。”

“事实上我贞洁得可笑，而且并不因此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这像个特殊的秘密，我感到很骄傲，但是别人全以为我经验丰富。你要知道，我绝不古板或怕难为情，我就是觉得那样生活、等待很幸福。而我的那些满嘴脏话、一听见‘女人’这个词就喘粗气的同学都是手心出汗脸上斑斑点点的肮脏家伙，他们的斑点使我看不起他们，他们关于自己在爱情奇遇上撒的谎让人恶心。”

“我必须承认，”波特亚金缺乏生气的声音说道，“我第一次是和一个侍女。她非常温柔甜美，有着一双灰色的眼睛。她的名字叫格拉莎。事情常常是这样的。”

“不，我等待过，”加宁柔声说道，“从青春期开始到十六岁，我等了大约三年。我十三岁时有一次玩捉迷藏，和一个与我年龄一样大的男孩一起躲在一个大衣柜里，在黑暗中他告诉我，有些妙极了的美人，给钱就肯脱衣服。我没听清他叫她们什么，我以为他说的是‘主女’——由‘公主’和‘有年轻女人的地方’合在一起的词，因此她们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种令人着迷的、神秘的形象。不过我当然很快就明白自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看不出那些在涅夫斯基街上走来走去、扭动着屁股、把我们这些男中学生叫做‘铅笔杆’的女人有什么吸引人之处。在我引以为豪的三年贞洁生活之后，等待结束了。那是在夏天，在我们的乡间别墅里。”

“是的，是的，”波特亚金说，“我能想象出来，不过是老掉牙的一套了：美妙的十六岁，林中的爱情。”

加宁好奇地看着他。“可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好呢，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啊，别问我，我也不知道，亲爱的伙计。我把应该放进自己生活的一切都放到了我的诗歌里，现在要从头开始已经太晚了。现在在我脑子里出现的惟一想法是，最终算账的时候，是个性情乐观的实干家要好一些。你如果非得喝醉不可的话，那就好好喝个醉，把那地方砸个稀烂。”

“也有这个因素，”加宁笑道。

波特亚金想了片刻。“列夫·格列博维奇，你刚才谈到俄国的乡村，我想你可能还会看到它，但我这把老骨头是要留在这里的了，如果不在这里那就在巴黎。我今天好像心情特别不好，请原谅。”

两个人都沉默了起来。一列火车驶过，在远远的地方一辆机车发出了一声凄凉而沮丧的尖鸣。在没有窗帘的玻璃窗外，夜色冷蓝，玻璃上映出灯罩和照得亮亮的桌子的一角。波特亚金躬着背坐在那里，灰色的头低垂着，手里转动着一只皮制香烟盒。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不可能知道：是关于过去的生活的沉闷；还是年老、疾病和穷困如同映照在夜窗上的阴影般，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中；还是关于他的护照和巴黎；还是在闷闷不乐地想，他的靴子尖正好与地毯上的图案相吻合；还是他多么想喝上一杯冷啤酒；还是客人已经待得太长了——天知道。但是当加宁看着他低垂的大脑袋、耳朵里因年老而长出的一撮毛，以及因长年伏案书写而圆拱着的双肩，他突然感到一阵悲哀，失去了谈论俄国的夏天、公园中的小径的任何愿望，更不要说昨天发生的那件令人惊奇的事情了。

“哦，我该走了。睡个好觉，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晚安，列维什卡，”波特亚金叹了口气道，“我们谈得很高兴。至少你不因为我接受了库尼岑的钱而看不起我。”

只是在最后一刻、在门口时加宁才停住脚步说：“你知道吗，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我刚开始了一段美妙的恋情，现在我要到她那儿去了，我非常幸福。”

波特亚金鼓励地点了点头。“哦，代我问候她。我未能有幸见到她，不过还是拜托代我问候她。”

[1] Lyovushka，列夫（Lev）之爱称。

▇

说来也怪，他已经想不起来第一次见到她的确切时间了。也许是在他父母田产边上一个谷仓里举行的慈善音乐会上，不过也可能在那之前他就看见过她。当地陆军医院（一场世界大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里的一个学生护理员对他讲起这个十五岁的“可爱而了不起”——这是那个学生的话——的姑娘时，她的笑声、她那温柔的容貌、浅黑的皮肤和头发上的大蝴蝶结不知怎地对他来说都很熟悉，而这次谈话是音乐会以前的事。现在加宁拼命搜索记忆也没有用，他就是想象不出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事实是，在那场斑疹伤寒以后极端快乐的日子里，他怀着如此的渴望等待着她，如此经常地想到她，结果是在他真正见到她以前很久就塑造出了她独特的形象。现在，多年以后，他感到他们想象中的相遇和在现实中的相遇已难以觉察地合在了一起，因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只不过是预兆中那个形象的延续。

在那个七月的夜晚，加宁推开了嘎吱作响的铸铁大门，走进了蓝色的暮霭。黄昏时自行车跑得特别轻松，车胎接触大路边硬土地上的每一个坑洼和凸起处时都发出一种沙沙声。当他滑行经过昏暗的马厩时，里面飘出一股暖气，一声鼻息和蹄子移动时轻微的落地声。再往前，路的两边都是白桦树，在黄昏中静悄悄的。然后，像在打谷场上闷燃着的火，在一片田地中间闪出微弱的光，黑色的人流带着欢乐的嗡嗡声向孤零零地站立在那儿的谷仓迤逦而去。

谷仓里已经匆匆搭好了一个台子，安好了排排凳子，灯光照亮了人们的头和肩膀，在他们眼中闪动。谷仓里有一股焦糖和煤油的气味。很多人都来了；后面满是村夫村妇，中间是住别墅的人，前面坐在从别墅的园子里借来的白凳子上的是村里陆军医院中的二十几个病人，他们一声不响，愁眉不展，圆圆的头上片片秃块使剃得很光的青灰色头皮斑斑驳驳。装饰着冷杉枝的墙的各处都有裂缝，裂缝中露出夜晚的星空和爬上高高的木堆向里张望的农村少年的黑色身影。

从彼得堡来的唱歌剧的男低音歌手是个马脸瘦子，他带着很强的共鸣音唱了起来；乡村小学的合唱队按音叉轻轻敲动的旋律一起唱起了副歌。

在一片炽热炫目的黄色灯光中；在以可见的形式——红色、银色头巾的皱褶，闪动的睫毛，夜风吹动时房梁上移动的黑色影子——表现出来的声音中；在闪闪发光的一切和流行音乐声中；在这巨大、拥挤的谷仓里的所有脑袋和肩膀之中，加宁只看得见一样东西：他看着前面一绺扎着黑蝴蝶结的棕色长发，蝴蝶结的边已经有点磨损了。他的眼睛爱抚着她鬓角旁那平滑的深色头发上一层少女特有的光泽。每当她侧过脸对坐在她旁边的女孩微笑着投去迅速的一瞥时，加宁还可以看见她红扑扑的面颊，亮闪闪的、鞑靼人式的眼睛的一角，和她笑的时候一张一缩的鼻孔的优美曲线。后来，音乐会结束以后，当地一个工厂主的大汽车送走了彼得堡来的男低音歌手，车灯在草地上投射出神秘的亮光，然后，强烈的灯光扫过一棵熟睡的白桦树和小溪上的一座小桥；度假者所穿的白色节日长外衣飘动着，人们在深蓝的夜色中穿过沾满露珠的苜蓿地散去，有人在黑暗中点香烟，两手合成杯状把燃着的火柴举到面前；这时加宁在孤独激动中步行回家，他推着车座往前走，自行车的轮辐发出轻微的嗒嗒声。

在庄园宅第的厢房，食品贮藏室和管家的卧室之间有一个宽敞的老式抽水马桶间；窗子朝着花园中荒芜了的一部分，那儿在一片铁皮屋顶的遮挡下，一口井上架了两个黑色的轮子，一条木水槽穿过三棵浓密的大白杨树露在地面的弯弯曲曲的树根。窗上装饰着一个留着四方胡子、有结实小腿的彩色玻璃骑士，骑士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发出奇异的光亮。这是一盏带马口铁反射镜的煤油灯，挂在粗重的丝绒拉绳旁。拉一下拉绳，从那栎木宝座的神秘深处就会传出隆隆的水声和沉重的咯咯声。加宁一把推开窗子，把自己连脚带人安顿在了窗台上。丝绒拉绳微微晃动着，白杨树间黑黢黢的星空让人想深深地长叹一声。那一刻，他郁郁地坐在厕所的窗台上，想着他也许永远永远都不会认识在纤柔的脖子后面扎黑色蝴蝶结的那个姑娘，他徒劳地等待着夜莺像费特[1]诗中所写的那样在白杨枝头鸣叫——现在加宁认为，在他整个生命中那是最重要最崇高的一刻，这是很正确的。他不记得下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了，究竟是第二天还是一个星期以后。那是日暮时分，在吃晚茶之前，他一甩腿骑上开裂了的皮车座，弓身趴在车把手上向着西天的红霞骑去。他总是选择同样的环形路线，穿过被松林隔开的两个小村庄，然后沿着公路、穿过田间，经过一个世纪以前雷列耶夫[2]歌颂过的奥列杰日河上的大村子沃斯克列辛斯克回到家中。他对这条路非常熟，它时而又窄又平，结实的边缘沿着一条危险的水沟伸展，时而是卵石路面，把他的前轮高高颠起，有些地方又刻上了道道需小心对付的沟辙，然后又会是平坦、坚实、透出粉红色的路面。他凭感觉和视觉像熟悉一个有生命的躯体一样熟悉那条路，他熟练地沿这条路骑着，踩着充满弹性的脚蹬子进入沙沙作响的空间。

夕阳把小松林中粗糙的树干染成道道火红；夏季别墅的花园中传来了槌球的撞击声；蠓虫不断飞进人的嘴巴和眼睛里。

有时在公路上骑的时候，他会在金字塔形的修路石堆旁停下，石堆上方露出的一条条发灰的、剥落痕迹的木头电线杆发出轻柔的、凄凉的嗡嗡声。他会靠在自行车上，越过田野看着那些只有在俄国才能找到的森林的边缘：遥远、呈锯齿形、黑蒙蒙，而在它的上空，只有一条长长的淡紫色的云将金黄色的西天断开，太阳光从这条云的下面射出，像一把燃烧着的扇子。当他凝视着天空，听着远处村子里一头母牛几乎是梦幻般的哞哞声，他试图去理解这一切的意义——那天空，田野，发出嗡嗡声的电线杆；他觉得自己正要明白的时候，头突然开始眩晕起来，那片刻的清醒伤感就变得难以忍受了。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可能遇见或赶上她，在哪个转弯处，是在这片还是下一片小树林里。她住在沃斯克列辛斯克，常常在无人的和煦黄昏、在和他完全相同的时候出来散步。加宁从远处看见了她，心口顿感凉意。她走得很快，穿着蓝裙子，双手插在白衬衫外面的蓝哔叽夹克衫口袋里。当加宁像阵轻风赶上她时，他看见的只是在她背上起伏的蓝色皱褶和像两只伸开的翅膀般的黑色绸蝴蝶结。当他滑行经过她身旁时，他看也没有看她的脸，而是装作一心骑车；尽管就在一分钟前，他想象着他们见面的情景时，曾发誓要对她微笑，和她打招呼。那时他觉得她一定有着一个不寻常的、响亮的名字，当他从同一个同学处得知她叫玛丽时，他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就好像他事先已经知道了似的——对他来说这个小小的简单的名字带上了新的声音和一层迷人的意义。

“玛丽，”加宁轻声说道，“玛丽。”他深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倾听着自己心脏的跳动。这时大约是凌晨三点钟，火车不开，因此房子似乎静止不动了。椅子上搭着他脱下来的衬衫，在黑暗中现出白色模糊的形状，两只袖子伸开着，像一个人在祷告中间突然僵在了那里。

“玛丽，”加宁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努力想在这两个音节中放进它曾经含有过的全部的动听的声音——风声、电线杆的嗡嗡声、幸福——还有另一个给这个名字以生命的秘密的声音。他仰面躺着，倾听着自己的过去。不久从隔壁房间里闯进了低低的、轻柔的突——突——突——突声：阿尔费奥洛夫正翘望着星期六的到来呢。

[1] Afanasy Afanasevich Fet（1820—92），俄国诗人，以诚挚而热情地描写大自然和爱情的抒情诗闻名。

[2] Kondraty Fyodorovich Ryleev（1795—1826），俄国革命诗人，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领袖。

▇

第二天，星期三的早上，埃莉卡那只赤褐色的爪子伸进了四月二日房间，往地上扔下了一只紫红色的长信封。加宁漠不关心地认出了那大大的、倾斜的、非常规则的笔迹。邮票贴反了，埃莉卡肥大的拇指在信封的一角留下了一个油印。信封弥漫着香水味，加宁顺带想到，往信上洒香水就像往靴子上喷香水然后过马路一样。他往嘴里满满吸了一口气，吐了出去，把没开封的信塞进了口袋里。几分钟后他又把信拿了出来，在手里翻了个个儿后扔在了桌子上，然后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次。

膳宿公寓里的门全都开着，早晨打扫房间的声音和趁穿堂风之便穿过所有房间的火车声交织在一起。加宁上午都在家，一般都自己打扫房间和铺床。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这已经是他第二天没有收拾房间了。他走到过道里去找扫帚和掸子。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提着个水桶像只老鼠般匆匆经过他的身边，她走过时问道：“埃莉卡把信给你了吗？”

加宁默默地点了点头，拿起放在栎木柜上的一把长柄刷子。在过厅的镜子里他看到了映出来的阿尔费奥洛夫房间的里面，因为房门大敞。在那间充满阳光的房间里——那天天气极好——一个光亮的圆锥形尘土柱斜扫过书桌的一角，加宁痛苦而清晰地想起了那些先是由阿尔费奥洛夫给他看、后来又被克拉拉撞见他独自如此激动地审视的相片。在那些相片里玛丽和他记得的一模一样，想到他的过去就躺在别人的抽屉里，这简直太可怕了。

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迈着小碎步嗒嗒沿走廊走去时“砰”地推上了门，镜中的映象消失了。

加宁拿着地板刷回到自己屋子里。桌上放着一个紫红色的长方信封。信封和镜子里照出的那张书桌唤起了他迅速的联想，使他记起了那些放在一个黑钱包里的信，钱包旁有一把他从克里米亚带回来的自动手枪，全放在衣箱底部。

他从桌上一把抓起那只长信封，用胳膊肘把窗子再推开一些，然后用他有力的手指把信横着一撕两半，接着又把每一半撕碎扔进风中。纸片像雪花般闪闪飞落到阳光照亮的深渊之中。有一张碎纸片飘到窗台上，加宁看见撕剩的几行字：

ourse，I can forg

ove. I only pra

hat you be hap

他从窗台上把纸片弹落到散发着煤气和春天气息的开阔的院子里。他宽慰地耸了耸肩，开始收拾屋子。

后来，他听见同住的房客一个个回来吃午饭，听见阿尔费奥洛夫高声大笑，听见波特亚金轻轻地咕哝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埃莉卡出现在过道里，沮丧地敲了一记开饭锣。

加宁在去吃午餐的路上追上了克拉拉，克拉拉害怕地看了他一眼。加宁笑得这样好看，这样和善，克拉拉心想：“就算他是个小偷又怎样——没有人和他一样。”加宁打开了门，她低下头走过他身边进了餐厅。别的人都已经在各自的位子上坐好了，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干瘦的小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勺子正在郁郁不乐地往外舀汤。

波特亚金今天又没办成；老头实在是没有福气。法国人已经同意他入境了，可是德国人却不知为什么不让他离境，而他剩下的钱只够他上路用。如果这种混乱再持续一个星期，他就不得不把钱花在维持生活上，那样钱就不够让他到巴黎了。他一边喝汤一边以沉重、生硬的幽默描述着他如何被从一个部门赶到另一个部门，如何无法说明自己的要求，以及最后如何被一个又累又气的官员骂了出来。

加宁抬起头来说：“明天让我和你一起去吧，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我有的是空闲时间，我帮你去和他们谈。”

他的德语确实很好。

“哦，谢谢你，”波特亚金答道，他像前一天那样又一次注意到了加宁那异乎寻常的欢快表情。“真够让人哭得出来的，你知道。我又排了两小时的队，还是空手而归。谢谢你，列维什卡。”

“我估计我的妻子也会遇到麻烦的，”阿尔费奥洛夫开始说，这时加宁身上发生了一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他感到一阵难忍的红晕慢慢布满了他的脸，使他前额发痒，好像醋喝多了似的。他来吃午饭时并没有想到这些人，这些他流亡梦境生活中的幽灵会谈到他的真正生活——谈到玛丽。怀着羞耻和惊恐，他想起前天午餐时由于不知情，他竟和别人一起嘲笑过阿尔费奥洛夫的妻子。而今天可能有人还会笑的。

“不过她很会办事，”阿尔费奥洛夫这时仍在说，“她能维护自己，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我的小妻子会的。”

科林和戈尔诺茨维托夫交换了一下眼色，咯咯笑了起来。加宁一声不响，绷着脸搓了个面包球。他差一点站起身走出去，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抬起头，迫使自己看了一眼阿尔费奥洛夫，这一看使他奇怪玛丽怎么可能嫁给这么一个有着稀疏的小胡子和发亮的胖鼓鼓的鼻子的家伙。想到他正坐在一个爱抚过玛丽、感知过她的双唇、她的玩笑、她的笑声、她的一举一动，而且现在正等待着她的到来的男人旁边，这简直太可怕了，但与此同时，当他想到玛丽是向他而不是她丈夫首先献出她那深情而独特的芬芳时，他也感到某种激动人心的自豪。

午饭后他出去散步，然后爬上一辆公共汽车的上层。街道在他下面流逝，小小的黑色人影在阳光照耀的柏油路上匆匆来往，公共汽车晃动着发出隆隆的声响——加宁感到在他眼前闪过的这个异国城市只不过是一场电影。他回到家里时看见波特亚金在敲克拉拉的门，而他觉得波特亚金也仿佛是个幽灵，无关紧要，毫不相干。

“我们的朋友又爱上什么人了，”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在和克拉拉一起喝茶时冲着门点了点头说，“不是你吧，是吗？”

克拉拉转开头去，丰满的胸部一起一伏。她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她很害怕，她怕那个搜劫别人书桌的加宁，然而波特亚金的问题仍然使她高兴。

“他不是爱上你了吧，是吗，克拉诺奇卡[1]？”他重复道，一面吹着茶，眼光越过夹鼻眼镜斜看了她一眼。

“他昨天和柳德米拉断了，”克拉拉突然说道，她觉得可以对波特亚金说出这个秘密。

“我猜就是这么回事，”老人点点头，津津有味地啜了口茶。“他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旧的去了，新的来了。你听见他今天是怎么对我建议的吗？他明天要和我一起去警察局。”

“今天晚上我会见到她，”克拉拉沉思地说，“可怜的姑娘，她在电话中听起来难过得要死。”

波特亚金叹了口气。“啊，年轻人。那姑娘会恢复过来的。没有什么损害。这样最好。至于我嘛，克拉诺奇卡，我不久就要死了。”

“天哪，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尽瞎说！”

“不，不是瞎说，昨天夜里我心脏病又发作了。我的心一会儿跳到嘴里，一会儿又落到床底下。”

“可怜的人，”克拉拉焦急地说，“你该去看医生。”

波特亚金笑了。“我说着玩的。其实正相反，我最近觉得好多了，没有犯过病。我是临时瞎编的，就为了看看你的大眼睛睁得更大。你要是在俄国，克拉诺奇卡，某个乡村医生或富裕的建筑师会追求你的。告诉我——你爱俄国吗？”“非常爱。”

“就是，我们应该爱俄国。没有我们流亡在国外的人对她的爱，俄国就完了。生活在那里的人没有哪个爱她。”

“我已经二十六岁了，”克拉拉说，“我整个上午都打字，一周五天，我一直工作到六点钟，我很累，我在柏林很孤单。你怎么看，安东·谢尔盖耶维奇——这种情况会持续很久吗？”

“我不知道，亲爱的，”波特亚金叹了口气道，“要是知道我会告诉你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也工作过，我在这里创办了一本杂志，可现在却没有任何成绩可言。我只求上帝我能到巴黎去，那儿生活要自由些、容易些。你怎么看——我会去那儿吗？”

“哎呀，当然会的，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明天一切都会安排好的。”

“显然，生活要自由些——而且也便宜些，”波特亚金说，他用勺盛起了一小块没有化掉的糖；心想这小小的多孔的糖块还真有点俄国的特点，有点像春天正在融化的雪。

[1] Klarochka，克拉拉之爱称。

▇

就生活常规这个意义而言，和柳德米拉断绝关系之后加宁的日子变得更空了，但是他并未因为无所事事而感到厌倦。他全神贯注在回忆之中，根本没有意识到时间。他的影子住在多恩太太的膳宿公寓中，而他本人则在俄国，他重温记忆中的一切，仿佛那是现实似的。对他来说，时间变成了回忆的进程，逐渐展开。尽管在那遥远的过去，他和玛丽的恋情延续了不止三天，不止一周，而是长得多，但他并没有感到具体的时间和他重温过去的时间之间的差距，因为他的记忆并不把每一个时刻都考虑在内，而是跳过那不值得记忆的段段空白，只照亮那些和玛丽有关的时刻。这样，在过去的生活和现实的生活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差距了。

似乎他的过去以那种已经达到的完美形式，像是一个常规的模式贯穿于如今他柏林的日常生活之中。无论加宁现在做什么，过去的另一种生活永远慰藉着他。

这不仅是回忆，还是一种比他的影子在柏林所过的生活更真实、更热切的生活。它是在真正柔情关怀下发展起来的奇妙异常的浪漫史。

在俄罗斯北部，到了八月份的第二周，空气中就有了一丝秋的气息。时不时会有一片小小的黄叶从白杨树上落下；收割后的广阔田野呈现出秋日的明亮与空旷。在森林的边缘，还未被晒干草的农民割掉的一片高高的青草在风中闪着亮亮的光泽。迟钝的野蜂在紫红色的斑驳的花丛中安眠。一天下午，在园林中的一个亭子里——

是的，亭子。它建在深谷之上，桩子已开始腐烂，两边各有一道倾斜的小桥通到那里，桥面落满杨树花絮和松针，很滑。

亭子小小的菱形窗框上镶着颜色不同的玻璃：如果你从一块蓝玻璃向外看，世界便仿佛凝固在月球的朦胧意境之中；从黄玻璃往外看，一切就显得特别欢快；从红玻璃往外看，天空是粉红色的，树叶颜色深得像勃艮第红葡萄酒。有的玻璃被打破了，蜘蛛网把锯齿形的破边联结了起来。亭子里的墙是粉刷过的；从自己的别墅违禁溜达进这私家花园的度假者用铅笔在墙上和折叠桌上乱涂乱写。

有一天，玛丽和两个长得很一般的女友也漫步到了这儿。他先是在沿小河的路上赶上了她们，而且骑得离她们非常近，以致她的女友们惊叫着跳到了一边。他继续环绕着园林骑，然后从中间穿过，在远处从树叶缝里看着她们走进了亭子。他把自行车靠在一棵树上，尾随她们走了进去。

“这儿是私人宅院，”他用粗哑的低声说，“大门上还贴着告示呢。”

她没有回答，眼睛淘气地斜着看他。他指着墙上一处模糊的乱涂的地方问道：“是你写的吗？”

上面写的是：“玛丽、丽达和尼娜七月三日在此亭躲避雷雨。”

三人全都大笑起来，他也笑了。他坐在窗旁的桌子上，甩着两条腿，生气地发现一只黑袜子在脚踝处被他钩了个洞。突然玛丽指着丝袜上露出了粉红色肉的洞说：“看——太阳出来了。”

他们谈论雷雨、住在别墅里的人们、他得的斑疹伤寒、陆军医院那个滑稽的学生护理员，以及那场音乐会。

她的眉毛灵活可爱，皮肤较黑，上面覆盖着一层极其纤细的有光泽的茸毛，使她的双颊带上了特别温暖的色彩。她说话时鼻孔张大，发出短促的笑声，嘴里嗍着一根草茎上的甜香。她说话快，略带粗哑的喉音，有时突然有深沉的胸腔音，裸露的颈上颠动着一个浅凹。

傍晚时分他送她和她的女友回村子去，他们沿着林中一条长满野草的绿色小径走到有张歪斜的长凳的地方，他绷着脸对她们说：“通心粉长在意大利，小的时候叫做线面。意大利语里通心粉——迈克罗尼——的意思是迈克的蛔虫。”

他安排好第二天带她们一起去划船，但是她独自来了。在摇摇晃晃的栈桥上，他解开了又大又重的红木划艇的啷作响的铁链，取下了盖舱布，拧上了桨架，从一只长盒子里拿出了桨，把舵栓插进了钢座中。

远处传来了水磨房旁水闸门处持续的轰鸣声；可以看得清泡沫四溅的高处落下的层层叠叠的水流和在那附近漂浮着的松木上的金褐色的光泽。

玛丽坐在船尾。他用船钩把船推离岸边，然后开始缓慢地沿公园岸划去。岸上茂密的桤木丛在水上投下黑色的眼状斑纹的影子，许多深蓝色的小蜻蜓在四周飞掠。后来他把船朝河中心划去，在锦缎般的水藻小岛间穿行，而玛丽则一只手捏着转舵索的两头，另一只手垂在水中企图摘下黄烁烁的睡莲。桨每一划动，桨架便发出一阵嘎吱声，当他前伸后仰划桨时，面对着他坐在船尾的玛丽便交替着离他一近一远，她的海军蓝夹克敞着，里面一件薄薄的衬衫随着呼吸一起一伏。

这时河中映出了左侧的红土河岸，河岸上长满了杉树和总状花序的植物。红色的陡坡上刻着人名和日期，一个地方有人十年前刻上了一个颧骨凸出的巨大的脸。右岸坡很缓，斑驳的白桦树之间是片片紫色的石楠。然后在一座桥下船被包围在阴凉的黑暗之中；头上传来沉重的马蹄声和车轮声；船从桥下轻轻驶出，耀眼的阳光照得桨尖闪闪发亮，眼前展现出正在通过这座矮桥的干草车，以及一片绿草坡上一座门窗用木板钉上的亚历山大式乡间宅第的白柱子。然后一片阴森森的树林一直伸展到两岸水边，小船在一片轻柔的沙沙声中驶进了芦苇丛。

家里没有人知道这事；生活继续按亲切的、熟悉的、夏季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几乎没有受到在遥远地方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战争的任何影响。这座灰绿色木质旧房屋与侧翼之间由长廊相连，房屋的一对阳台装有彩色玻璃窗，这儿正对着花园的边缘，以及镶在花木茂盛的黑土花坛周围的橘黄色呈纽结形图案的园中小径。在有着白色家具的客厅里，大部头的旧杂志合订本堆放在绣着玫瑰花的桌布上，框架是椭圆形的向前倾斜地挂着的镜子里现出黄色的镶木地板，每当那架竖立的白色钢琴丁丁冬冬地奏出活力时，墙上用达盖尔银版法摄制的相片就似乎在倾听。傍晚，穿蓝衣服的高个子男管家戴着线手套端一盏绸灯罩的油灯出来，把灯放在阳台上，加宁便回家在点着灯的阳台上喝茶、吞食奶油点心。阳台地上铺着蒲席，通向花园的石阶旁是黑月桂。

现在他每天都和玛丽在河的另一边见面，那儿绿色的小山上有一所无人居住的白色宅子，那儿有个比他祖居旁的园林更大、更荒凉的园子。

在那所宅子前面的欧椴树下，在一片俯瞰小河的大露台上，有几张长凳和一张圆铁桌，铁桌中间有一个让雨水流掉的洞。从那儿可以看见下面远处有另一座桥，跨越在漂着绿色浮物的河的转弯处，那条路通向沃斯克列辛斯克。这个露台是他们最爱来的地方。

有一次，当他们在暴雨后一个晴朗的黄昏在此相会时，他们注意到在那张圆桌上有人写下了肮脏的句子。村子里的什么小流氓用一个简短、粗鲁的动词把他们的名字联在一起，而且那个词还拼错了。字是用难以擦去笔迹的铅笔写的，已经被雨水冲得有点模糊了。桌面上还沾着树枝、树叶和白色蠕虫般的鸟粪。

既然这是属于他们的桌子，既然这桌子因他们在此相会而变得神圣，他们便平静地、一言不发地开始用一把把青草擦掉那湿的字迹。当整个桌面变成可笑的淡紫色、玛丽的手指好像刚刚摘完欧洲越橘似的时候，加宁转过脸去，眯着眼使劲盯着其实是欧椴树叶但此时是一片温暖的流动着的黄绿色的东西，向玛丽宣布说他爱上她已经很久了。

在恋爱的初期，他们接吻勤得玛丽的嘴唇都肿了，在蝴蝶结下十分温暖的脖子上留下了轻微的吮吸的痕迹。她是一个快活得令人惊奇的姑娘，她的笑是出于幽默感而并非出于嘲笑。她特别喜欢音韵铿锵的句子、口号、双关语和诗。一首歌会在她脑子里记住两三天，然后被忘记，由一首新歌取代。比如说在他们头几次会面时，她用粗哑的声音不断深情地重复唱着：

他们把万尼亚的手脚捆住

他在狱中长期受苦受辱

然后她会用低沉的声音沙哑地笑着说：“多好听的歌！”在那段时期，最后一批甜甜的经雨水滋润生长在沟渠里的野山莓正先后成熟起来。她特别爱吃野山莓，事实是，她几乎是永远在嘴里啜着什么东西——一根草茎、一片叶子、一块水果硬糖。她口袋里总散放着蓝令牌焦糖，全都粘在一起，上面还沾着毛绒和乱七八糟的废物。她用一种叫“泰戈”的廉价甜味香水。现在加宁努力想重新体验那和秋日园林中的清新气息混和在一起的香气，但是我们知道，记忆可以使一切重现，惟独无法重现气味；尽管只有一度与之相联系的气味才能使过去完全复活。

有那么一会儿加宁停止了回忆，心想他如何竟能这么多年没有想到玛丽而仍然活着——然后很快她又出现了：她正沿着一条幽暗的、沙沙作响的小路奔跑，奔跑中那黑蝴蝶结就像一只巨大的黄缘蛱蝶。突然玛丽停了下来，抓着他的肩膀，抬起一只脚，开始把满是沙土的鞋在另一条腿上方那挨着蓝裙子边的袜子上蹭。

加宁衣服也没脱躺在床罩上就睡着了；回忆模糊起来，变成了梦。这梦很怪但非常珍贵，如果不是黎明时他被一种像一串雷声似的怪声音惊醒的话，他本来是会记得这梦的。他从床上坐起来倾听。雷声原来是他门外一阵莫名其妙的呻吟和拖动脚步的声音；有人在蹭他的门。在昏暗的黎明中，微微闪现的门把手突然被按了下去又弹了上来，尽管门没有锁但并未被打开。加宁愉快地期望会有什么奇遇，轻轻下了床，左手捏成拳头以备不时之需，右手呼地一下拉开了门。

一个男人像个巨大的玩具娃娃一下子面朝下倒在了他的肩上。这简直太意外了，加宁差点给了他一拳，但他立刻意识到这个人之所以倒在他身上是因为他站不住了。他把他向墙推去，摸索着开了灯。

在他面前站着的是老波特亚金，他光着脚，穿一件敞开能看得见灰白胸毛的长睡衣，头靠在墙上，大张着嘴喘气。没有了夹鼻眼镜，眼睛光秃秃地什么也看不见，一眨也不眨，脸是干土色，巨大的肚子在绷紧的棉质睡衣下一起一伏。

加宁马上意识到老人又犯心脏病了。他扶着他，波特亚金困难地移动着他褐灰色的腿，踉踉跄跄地走到椅子前倒在上面，头往后一仰，灰白的脸上大汗淋漓。

加宁把毛巾在水罐里浸了一下，把又湿又重的毛巾折叠放在老人裸露的胸口。他觉得在这巨大绷紧的身躯中所有的骨头随时都会啪的一声折断。

波特亚金吸了一口气，吐气时发出了嘘声。这不只是一次呼吸，而是一种极大的满足，使他的五官马上恢复了活力。加宁鼓励般地一笑，继续把湿毛巾敷在他身上，并且揉他的胸和两胁。

“好——点了，”老人轻声说。

“放心吧，”加宁说，“一会儿就会好了。”

波特亚金喘息着、呻吟着，扭动着赤裸的、巨大的、歪歪扭扭的脚趾头。加宁给他裹上了一条毯子，给他喝了点水，把窗子开大了一些。

“喘不过——气来，”波特亚金费力地说，“走不进你的房间里来——太虚弱了。不想——独自一个人死去。”

“你就放宽心吧，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天马上就要大亮了，咱们去请大夫。”

波特亚金用手慢慢地擦了擦额头，呼吸开始平稳些了。“过去了，”他说，“暂时过去了，我的滴剂已经用完了，所以才会这么厉害。”

“我们会给你再买些滴剂的。你愿意挪到我床上来吗？”

“不啦，我再坐一会儿就回自己屋去。现在已经过去了，明天上午……”

“咱们推迟到星期五吧，”加宁说，“签证跑不掉的。”

波特亚金用粗厚的舌头舐了舐干干的双唇。“他们已经在巴黎等我很久了，列维什卡，我侄女没钱给我寄路费来，啊，天啊！”

加宁坐在窗台上（刹那间他琢磨起不久前他在什么地方也这样坐过——突然他想起来了：装着彩色玻璃的亭子，白色的折叠桌，他袜子上的破洞）。

“请把灯关掉，老朋友，”波特亚金请求道，“刺得我眼睛痛。”

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一切都显得很陌生：早班火车的轰鸣，扶手椅中巨大的灰色幽灵，泼洒在地板上的水闪出的微光。这一切比加宁生活于其中的永恒的现实要神秘得多、模糊得多。

▇

清早，科林在给戈尔诺茨维托夫准备茶。那一天，星期四，戈尔诺茨维托夫一早就得离开城市去会见一个芭蕾舞主舞女演员，此人想雇用一个芭蕾舞班子。因此当科林穿着一件肮脏不堪的小和服、光脚穿双破靴子、拖着步子走进厨房去弄热水时，公寓里别的人都还在睡觉。他那圆圆的、愚蠢的、长着个狮子鼻和一双倦怠的蓝眼睛的十分俄国式的脸虚胖发亮（他把自己看作是魏尔伦笔下的“半皮埃罗半加夫罗什”），他未经梳理的金黄色头发垂在前额上，散开的靴子带轻拍在地板上发出细雨般的声音。他像个女人那样噘着嘴，捣鼓着茶壶，然后开始热情地轻声哼起歌来。戈尔诺茨维托夫快要穿好衣服了：他戴上饰有圆点花纹的蝴蝶结领结，为一个刮胡子时碰破了的、现在正透过脸上厚厚的一层粉往外渗着脓血的疱发脾气。他五官端正，肤色较黑，长而卷曲的睫毛使他棕色的眼睛有种清澈天真的神情。他的黑头发剪得很短，微微有些卷曲。他像俄国马车夫那样把脖子后面剃得光光的，留着两道拳曲过耳的黑色连鬓胡子。他和同伴一样，个子矮，很瘦，腿部肌肉极为发达，但胸和肩狭窄。

他们成为朋友是比较近的事，曾一起在巴尔干某处的一家俄国歌舞酒吧跳舞，两个月前来到柏林，来碰碰演出上的运气。一种特殊的细微差别，一种古怪的不自然的态度使他们和其他房客不一样，但是说实话，谁也不能责备这幸福得像两只斑鸠一样、不伤害任何人的一对。

朋友走后，一个人留在他们凌乱的房间里的科林打开了一只放修指甲工具的盒子，低声哼唱着开始修剪起手指甲来。他尽管不算特别讲究卫生，却总是把指甲修剪保护得极好。

房间里散发着浓烈的芳香薄荷气味和汗臭味；一团梳头时掉下的碎头发漂在脸盆的水里。墙上是腾跳着的芭蕾舞演员的相片；桌上放着一把打开着的大扇子和一个上过浆的脏衣领。

欣赏过他指甲上的那层珊瑚红的光泽后，科林仔细地洗了手，往脸上和脖子上抹了些香得发腻的花露水，脱下了晨衣。他光着身子用脚尖走了几步，做了个跃起小腿剪式交叉的动作，接着很快穿好衣服，在脸上搽了些粉，做完眼部化妆后扣上了灰色紧身上衣的所有扣子，然后有规律地上下摆动着他那根花哨的手杖的尖，外出散步去了。

回家吃午饭时科林在大门口赶上了加宁，他刚给波特亚金买了药回来。老人感觉好一点了，他写了点东西，还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克拉拉同意加宁的意见，决定一天不许波特亚金出这所房子。

科林偷偷从后面走上来一把抓住了加宁的上臂。加宁回过身来。

“啊，科林，散步愉快吗？”

“亚历克出去了，”科林在和加宁并排上楼时说道，“我非常担心，希望他得到雇用了。”

“啊，当然，”加宁说，他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谈话。

科林笑了起来。“阿尔费奥洛夫又困在电梯里了。现在电梯坏了。”

他把手杖头沿楼梯栏杆滑动着，腼腆地笑着看了一眼加宁说：“我可以在你房间里坐一会儿吗？今天我觉得闷得慌。”

“别以为你闷得慌了便可以向我送秋波，”加宁一面打开膳宿公寓的门，一面在心里对他厉声说，但嘴里说的却是：“遗憾的是，我眼下有事，改天吧。”

“真遗憾，”科林慢吞吞地说着跟在加宁后面走进来，随手把门拉上。但是门没有关上，有人从后面伸进一只棕褐色的大手，响起了低沉的柏林口音：“等一等，诸位。”

加宁和科林回过头去，一个结实的满脸大胡子的邮差迈进了门坎。

“阿尔费奥洛夫先生住在这儿吗？”

“左边第一个门，”加宁说。

“谢谢，”邮差大声说着敲响了指点给他的那个门。

是一份电报。

“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阿尔费奥洛夫唠叨道，兴奋得不知所云，笨拙的手指拧动着电报。他激动得要命，所以一开始都没法看懂贴在上面的一条模糊不清的字母：“ARRIVING SATURDAY 8 A. M. ”突然阿尔费奥洛夫明白了：“星期六上午八时到达。”他叹了口气，在身上画了个十字。

“感谢上帝，她要到了。”

他满脸笑容，拍着自己瘦瘦的大腿在床上坐下，开始前后晃动着身体。他湿润的眼睛飞快地眨巴着，一道斜射下来的阳光给他屎黄色的小胡子镀上了一层金光。

“Sehr gut[1]，”他自言自语道，“后天！Sehr gut.瞧我这双鞋这么破，玛丽会吃惊的，不过我们总算幸存下来了。我们要租上一个便宜可爱的小套间。由她来决定。租到套间前先在这里住上一小阵子。谢天谢地，这两个房间之间有道门。”

过了一小会儿，他走到过道去敲了敲邻居的门。

加宁心想：“为什么今天他们不能让我安静会儿？”

阿尔费奥洛夫开始审视房间各处，他直截了当地说，“我说，格列博·列沃维奇，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加宁恼怒地看着他。“我的名字叫列夫，请你好好记住。”

“你打算星期六离开，对不对？”阿尔费奥洛夫说，一面心里琢磨道，“我们得把床放在别处，还得把衣橱从连着两个房间的门前挪开。”

“是的，我要走了，”加宁回答说，他像头一天午餐时那样，又一次觉得非常尴尬。

“啊，那太好了，”阿尔费奥洛夫激动地说，“对不起，打搅你了，格列博·列沃维奇。”

他最后环顾了一遍屋子，踩着重重的脚步走了。“白痴，”加宁咕哝道，“见他的鬼。我刚才那么开心地想的是什么？啊，对了——那夜，那雨，那白柱子。”

“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阿尔费奥洛夫那讨好的声音在走廊里大声叫道。

“简直摆脱不掉他，”加宁生气地想，“我今天不在这里吃午饭了。够了！”

柏油路面发出一层淡紫色的光泽，阳光交织在汽车轮子上。啤酒店附近有个修车库，从它大张着的昏暗的入口处传来一丝碳化物的气味，这偶然的气味使加宁更加生动地记起了俄国多雨的八月末九月初，那幸福的狂潮。他柏林生活的幽灵不停打断他的这份回忆。

他一走出那明亮的乡间别墅就会扎进黑洞洞的、响着汩汩水声的黑暗之中，然后点燃自行车灯柔和的火焰；现在当他吸进那碳化物的气味时，一切立刻又出现在记忆之中：拍打着他蹬动的腿和自行车轮辐的湿漉漉的青草；一圈吸入并消融一片昏暗的乳白色的灯光；灯光下出现的不同物体——时而是一个吹皱了水面的洼地，或是一颗亮闪闪的卵石；时而是布满马粪的桥板；最后终于是篱笆上的旋转栅门，他推车走进门去，被雨水淋得透湿的豌豆属树篱在他肩膀的晃动下让出一条路来。

不久，透过流动着的黑夜，在他自行车灯那不变的柔和的白光掠过时，可以逐渐看到柱子慢慢地依次出现；于是，在那陌生人家关闭的宅第的六柱门廊上，一片清凉的芳香——那是香水和湿哔叽混合的气息——迎接着加宁，那个秋雨中的吻是这样长久这样深沉，事后你的眼前飘忽起了巨大的光点，雨点打在枝繁叶茂的树上发出的沙沙声似乎具有了新的力度。他用雨湿的手指打开了那盏小小的灯的玻璃门，吹灭了灯。在黑暗中，一股潮湿的风扑向了这对恋人，玛丽高坐在油漆剥落的栏杆上，用冰冷的小手掌抚摸着加宁的鬓角，在黑暗中他能隐约看清她那湿透了的蝴蝶结的外形，以及她充满笑意的双眼中的光彩。

在旋转着的黑夜中，瓢泼大雨有力地冲刷着正对门廊的欧椴树，使箍着铁夹以获得支持的腐朽着的粗大树干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在秋夜的喧嚣声中，他解开了她衬衫的纽扣，吻着她炽热的锁骨，她依旧沉默着——只有眼睛闪着微光，裸露着的胸部皮肤在他嘴唇的爱抚和潮湿的夜风中慢慢变冷。他们很少讲话，天太黑了，没法说话。当他最后擦燃一根火柴看表时，玛丽眨着眼睛，把脸上的一绺湿头发拂开。他一只手搂着她，一只手放在自行车座上推着车，他们就这样慢慢地在黑夜中离开了那地方，这时雨已经只是淅沥地下着。他们先沿着小径下到桥上，然后在那儿告别，长久地、伤心地难舍难分，仿佛要别离很久似的。

在他开学回圣彼得堡的前一晚，一个暴风雨的黑夜，他们在那有柱子的门廊上最后一次见面，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可怕事，这也许是后来一切对他们爱情亵渎的不祥预兆。那夜雨声特别大，他们的相会特别充满柔情。突然玛丽大叫一声，从栏杆上跳了下来。借着火柴光，加宁看见开向门廊的一扇窗子的百叶窗打开了，一个鼻子压得扁扁的人脸紧贴在黑黑的窗玻璃内侧。它动了一下，一晃就消失了，但他们俩都认出了看门人儿子那红色的头发和大张着的嘴，这是个二十岁左右满嘴脏话的色鬼，在园林的林阴道上总是碰见他。加宁愤怒地纵身跳起扑向窗户，用背把玻璃撞得粉碎，闯进那冰冷的黑暗之中。在这股冲力之下，他的头撞上了一个结实的胸脯，那人被撞得倒吸了一口气。只见他们扭打在一起，在发出回声的镶木地板上打着滚，撞在罩着防尘罩的闲置不用的家具上。加宁腾出右手，把石头般坚硬的拳头向突然发现在他身下的湿脸猛击过去，直到被他压在地上的那个强壮的身躯突然一软开始呻吟时才站起来。他喘着粗气在黑暗中不断撞上柔软的物角，然后来到窗前爬出去回到门廊上，找到吓坏了的哭泣着的玛丽；那时他注意到他嘴里流出一丝温热的、有铁腥味的东西，手也被玻璃碴划破了。第二天早上他动身去圣彼得堡，在去车站的路上，他坐在关着门行驶的马车里，车子发出轻柔低沉的声音，透过车窗他看见玛丽和女友们一起在路边上行走。用黑色真皮做内衬的马车车厢很快就挡住了她，由于这辆双座四轮马车中还有别人，他没敢回头从车厢后面椭圆的小窗中向外看。

在九月的那一天，命运让他预先尝到了他将来别离玛丽、别离俄国的滋味。

这是一种需费尽心力对付的煎熬、一种神秘的预知力；那些结着火红果实的欧洲花楸树一棵又一棵地隐入一片灰暗的阴霾之中，景象有着一种奇特的伤感，他似乎无法相信明年春天会再度看到那些田野、那块孤零零的巨石，以及那些沉思着的电线杆。

圣彼得堡家中的一切都似乎新近清洁过，明亮而自信，人们刚从乡下回来时总有这种感觉。开学了，他上高二了，他根本不念书。下了第一场雪，铸铁栏杆、无精打采的马背、驳船上的木柴堆都盖上了一层薄薄的毛茸茸的白色。

玛丽直到十一月份才搬到圣彼得堡。他们在柴可夫斯基《黑桃皇后》中丽莎死去的那座拱门下见面。柔软的、特大的雪片垂直从灰蒙蒙的磨砂玻璃似的天空落下。他们在圣彼得堡的这第一次相会中，玛丽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也许是因为她穿了件毛皮大衣，戴着帽子。从那天起开始了他们被大雪包围的新的爱情时代。见面十分困难，在严寒中长时间的散步是痛苦的折磨，而想在博物馆或电影院中找到一个可以单独在一起的暖和地方则是最最痛苦的折磨。难怪在不能见面的日子里（他住在英国码头，她住在商队街），在他们之间频繁的、充满刻骨柔情的书信中，两个人在回忆起园林中的小径、落叶的气息时都认为这一切是难以想象地珍贵，而且是一去不复返了：也许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用带着苦涩的甜蜜记忆来激活他们的爱情，但是他们也可能真的意识到他们真正的幸福已经结束了。晚上他们互相打电话，询问写的一封信是否收到了，或者在什么地方、怎样见面。她那有趣的grasseyement[2]在电话中听来甚至更为吸引人；她常爱念些掐头去尾的小诗，热情地大笑，把送话器紧贴在胸口，他觉得自己能听到她的心跳声。

他们这样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那年冬天她穿了一件灰色毛皮大衣，使她看上去略胖一些，室内穿的单薄的鞋子外面套上了小山羊皮的鞋罩。他从来没有见过她冷得难受，她甚至从来没有显出过觉得冷的样子来。严寒和大雪只会使她更加生气勃勃。他会在寒冷的暴风雪中、在某条黑暗的小巷里把她的肩膀裸露出来，雪花逗弄着她，她睫毛湿湿的眼睛便含满笑意，她搂着他的头紧贴住自己，一场小小的雪就会从他的阿斯特拉罕羊皮帽上洒落到她裸着的胸口上。

这些在风雪严寒中的约会对他的折磨甚于她。他觉得这些无法尽兴的幽会使他们之间的爱逐渐磨损、消失。每一份爱都需要有不受干扰的二人天地、藏身之所、隐蔽之地——而他们却没有这样的隐蔽之地。他们两个家庭互不相识；二人间开始时如此美妙的秘密关系现在成了绊脚石。他开始觉得，要是她成为他的情妇，哪怕只是住在租来的有家具设备的房间里，一切也都会好起来——不知怎的，这个念头一直存在于他的心头，但和他的情欲并不相关，在他们少得可怜的接触所造成的折磨下，他的情欲已经越来越减弱了。

就这样，整个冬天他们到处转悠，回忆着乡间，梦想着再一个夏季，偶尔由于忌妒心起而争吵，在马拉的雪橇车上粗糙而窄小的盖毯下紧捏着对方的手。后来，新年刚过玛丽就被带到莫斯科去了。

很奇怪，对加宁来说，这次离别使他感到宽慰。

他知道，她计划夏天回到她父母在圣彼得堡省的田产上的一所小别墅去。起初他常想到这件事，想象着新的夏天、新的约会。他写给她同样刻骨柔情的信，但后来就开始写得少了，等他和家人在五月中旬搬到乡间庄园去住以后，他完全停止了写信。与此同时，他抽空和一个丈夫在加利西亚作战的优雅迷人的金发女士开始并结束了一段私情。

后来玛丽回来了。

她微弱的声音从很远的距离以外传来，夹杂着劈啪声，电话里有种像在贝壳里可以听见的嗡嗡声，有时还有串了线的更远的声音不断打岔，在第四维空间里和另一个人交谈着——他们乡间别墅里的电话是个老式手摇电话——而在他和玛丽之间隔着三十英里喧嚣的黑夜。

“我去看你，”加宁对送话器大声说，“我说的是我去，骑车去，要骑两个小时。”

“……不想再住在沃斯克列辛斯克了。你听见了吗？爸爸不肯再在沃斯克列辛斯克租夏季别墅了。从你那儿到这个镇子是三十……”

“别忘了把那些靴子带来，”一个冷漠的声音低声岔了进来。

然后透过嗡嗡声又可以听见玛丽细小的声音了，就好像她通过拿倒了的望远镜在说话似的。等她的声音完全消失后，加宁靠在墙上，感到耳朵直发烧。

他在下午三点左右出发，穿一件翻领T恤和足球运动短裤，光脚上穿一双胶底鞋。因为顺风，他骑得很快，在公路的尖石块之间选平坦的路面骑行。他记起了去年七月他连认都不认识玛丽时，怎样经常骑车从她身旁经过。

骑了大约十英里左右，他的后胎爆了，他坐在沟边花了很长时间补胎。百灵鸟在大路两侧的田野上歌唱；一辆灰色敞篷汽车载着两个戴猫头鹰般风镜的军人在一团灰色的尘土中飞驶而过。他补好车胎后打足了气又继续往前骑，意识到由于他没有留下修车的余地，已经晚了一小时。他离开公路沿着一个过路农民指给他的小路穿过一片小树林，然后又拐了一个弯，可是这次拐错了，往前骑了很久才回到了正道上。他在一个小村子里休息，吃了点东西，后来只剩下大约八英里路时他从一块尖石头上骑过去，还是那个车胎，它在发出一声尖啸后瘪了下来。

当他到达玛丽度夏的那个小镇时天已经快要黑了。她如约在公园门口等着他，但她从六点起就一直等在那儿，已经放弃了他来的希望。当她看见他时，激动得差点绊倒。她穿着一件加宁从未见过的透明的白连衣裙，黑蝴蝶结没有了，使她可爱的头显得小了。在她盘起的头发上插着蓝色的矢车菊。

那晚，在那陌生的、悄悄变得越来越浓的黑暗中，在那开阔的公园的欧椴树下一块深陷在青苔之中的厚石板上，加宁在一次短暂的幽会过程中对她爱得比过去更为强烈，同时也永远（当时是这样觉得的）失去了对她的爱。

一开始他们狂喜地低声交谈——谈到漫长的别离时间，谈到青苔中一闪一闪的萤火虫好似一盏小小的信号灯。她那双可爱的、可爱的鞑靼人的眼睛在他脸旁滑过，她的白连衣裙似乎在黑暗中闪着微光——还有，啊，上帝，她那特有的芬芳，难以捉摸，在世上独一无二！

“我是你的，”她说，“你愿意怎么做都可以。”

他的心狂跳着，默默地俯向她，双手在她柔软的凉凉的腿上来回抚摸。但是公园里充溢着古怪的窸窣声，总好像有人不断从树丛后走过来，厚石板又冷又硬，硌痛了他光着的膝盖；玛丽躺在那里，太驯服、太安静了。

他停了下来，然后发出短促尴尬的笑声。“我总觉得附近有人，”加宁说着站起身来。

玛丽叹了一口气，整理好衣服——一团模糊的白色——也站起身来。

他们沿一条洒落着斑驳月光的小径走回公园大门时，玛丽在草地上弯下身子捉起了一只他们刚才看到的那种浅绿的萤科昆虫，放在手心上弯腰细看着，然后大笑起来，模仿着村姑的有趣口吻说：“哎呀我的天，要不是一只冰冷的小虫子才怪呢。”

加宁又累、又生自己的气，薄衬衫让他冻得要命，正是在那一刻，加宁断定一切都结束了，他不再迷恋玛丽了。几分钟之后，当他在朦胧的月色中沿着街道灰白的路面骑车回家时，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来看她了。

夏季过去了，玛丽既没写信也没打电话，而他则忙于别的事情，别的感情。

他再一次回到圣彼得堡过冬，并参加了毕业考试——跟往常不同，这次提前到了十二月份——进入了米哈伊洛夫军官学校。第二年夏天，革命发生的那一年，他再度遇见了玛丽。

那是在傍晚时分，他正站在华沙火车站的月台上，载着度假的人去夏季别墅的火车刚刚进站。他一面等着开车铃响，一面在肮脏的月台上踱来踱去。他眼睛看着一辆破行李车，心里想着别的事：想着头一天涅夫斯基大道上的枪击，同时因为没能打通家里在乡下庄园的电话，他将不得不坐敞篷四轮马车从车站一点点慢慢往家爬，这令他很是生气。

第三遍铃响起后，他走向这列火车中惟一的一节蓝色车厢，开始走上车厢末端的通廊——就在那儿站着玛丽，正从上往下看着他。在过去一年中她有了变化，好像稍微瘦了一点，穿着一件陌生的系着腰带的蓝上衣。加宁尴尬地和她打了个招呼，缓冲器铿锵地响了起来，火车开动了。他们仍旧站在通廊上。玛丽肯定早就看见他才故意上了蓝车厢的，尽管她平时总是坐黄车厢。现在她手头虽是一张二等车票，却不愿走进隔间里去。她手里拿着一条布莱恩罗宾逊牌的巧克力，马上掰下一块来给加宁。

看着她，加宁觉得非常难过：她整个外貌上有着某种古怪和胆怯的东西；她笑得少了，不断把头掉向一边。她柔软的脖子上有乌青的痕迹，像是一条不十分清晰的项链，倒很适合她。他滔滔不绝地说些废话，给她看他长统靴上子弹的擦痕，谈论政治，而火车则轰隆隆地行驶于在落日黄褐色的光流中燃烧的泥炭沼泽之间；灰白色的泥炭烟轻轻在地面上飘动，形成仿佛是两道雾的波浪，火车就在其间劈浪而行。

她在第一个站下了车，他在车厢门口长久地注视着她离去的蓝色身影。她走得越远，他就越加清楚地感到他永远不可能忘记她。她没有回头看他。暮色中传来了总状花序类植物开花时的浓烈刺鼻的香气。

火车开动以后他走进车厢里面，那儿很黑，因为列车员认为在空着的隔间里没有必要点上灯。他脸朝上平躺在躺椅式座位的条子花纹椅罩上，通过开着的门和走廊上的窗子，他看着细细的电线浮现在燃烧的泥炭的轻烟和落日暗金色的余辉中。在这节空空的咯咯作响的车厢中、在灰色的烟流间旅行有点奇特怪异之处，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奇怪的想法，好像这一切都是过去发生的事——好像他曾和现在一样头枕着手躺在一片四面来风的、咔嗒作响的黑暗之中，而这同样的烟气缭绕的落日景象也曾气象万千地华丽地在窗前扫过。

他再也没有见到玛丽。

[1] 德文，太好了。

[2] 法文，沉浊的声音。

▇

声音越来越响，涌进了房间，一片灰白的云雾包围着窗子，脸盆架上一面镜子咯咯作响。一列火车刚刚驶过，从窗子里又可以看到铁路轨道扇形展开的广阔空间。四月的柏林，将近黄昏，柔和，薄雾迷蒙。

火车声显得比过去更为空洞的那个星期四的黄昏，克拉拉极度激动地来见加宁，带给他柳德米拉的口信。“告诉他，”柳德米拉说，“告诉他这一点：我不是一个男人可以说甩就甩的女人，是我甩别人。告诉他我不需要他的任何东西，我不提任何要求，但是我认为他不给我回信太卑鄙了。我想和他友好地分手，建议我们即使不再相爱还是可以做个朋友，可是他连个电话都懒得给我打。克拉拉，告诉他我祝他和他的德国姑娘好运，我知道他不可能如他所想的那样这么快就忘掉我。”

“她这德国姑娘的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当克拉拉眼睛不看他低声迅速地传完口信后，加宁一脸苦相地问道。“再说，她干吗要把你牵扯进来？真够烦人的。”

“你知道，列夫·格列博维奇，”克拉拉眼泪汪汪地看着他，突然爆发道，“你确实无情无义，柳德米拉想到的全是你有多好，她把你理想化了。但是如果她了解你的一切……”加宁友好而惊奇地看了她一眼，克拉拉尴尬地低下了头。

“是她要我给你带口信我才来的。”克拉拉低声说道。

“我必须离开这里，”一阵沉默后加宁说道，“这个房间，这些火车，埃莉卡的烹调——这一切都让我厌烦透了。再说，我的钱也快花光了，得尽快找份工作。我打算星期六就永远离开柏林，不回来了，往南去，到某个港口去。”

他把拳头捏紧又松开，陷入沉思之中。

“我不知道，不过——有一个情况——你要是知道我刚刚想到了什么会惊奇的。一个奇特的、难以置信的计划！如果能够实现，我后天就离开这个城市了。”

“真是，他是个多么奇怪的人，”克拉拉想，心里有种因孤独而生的痛苦感觉，当我们所爱的人沉溺于一种我们在其间没有任何位置的空想中时，这种感觉就会压倒我们。

加宁呆滞的黑色瞳孔扩大了，浓密的睫毛使他的眼睛有种温暖柔和的神情，沉思时带着的宁静的微笑使他上唇微微翘起，露出了一片齐整、闪亮的白牙。他那黑色的眉毛使克拉拉想起小块的高级毛皮，忽而皱在一起忽而又分开来，光滑的前额上柔和的皱纹时隐时现。

加宁注意到了克拉拉的视线，他眨了眨眼睛，用手抹了抹脸，想起了他刚才打算对她说的话。“是的，我要走了，这样一切就结束了。就告诉她加宁要走了，希望她不要把他想得太坏。就这些。”

▇

星期五早上两个芭蕾舞演员传给其他四位房客这样一张字条：

由于：

一、加宁先生要离开我们了。

二、波特亚金先生也准备离去。

三、阿尔费奥洛夫的妻子明天到达。

四、克拉拉小姐将庆祝二十六岁生日，以及

五、下面签名者在本市找到了工作——由于以上所有原因，今晚十时将在第四月六日房间举行庆祝活动。

“他们真好心，”波特亚金和加宁一起走出公寓楼时微笑着说，加宁答应陪他去警察局。“你离开柏林后打算去哪儿，列维什卡？很远的地方吗？是的，你是只候鸟。我年轻时渴望去旅行，去吞下整个广大的世界。唉，真见鬼就这样发生了……”

他在清新的春风中缩起了背，把保存得很好的带巨大骨质纽扣的深灰色大衣领子翻了起来。心脏病发作后他仍感到双腿虚弱发软，但是今天想到这回他很可能了结他护照方面的麻烦，甚至会获准第二天就去巴黎，这使他得到一些快活的慰藉。

中央警察局总部巨大的紫红色大楼四面临街，是个极糟糕的哥特式风格的阴森森的建筑，有昏暗的窗子和一座公众不得入内的令人极其着迷的院子。大门口站着一个面无表情的警察，墙上画着箭头，指向街对面的一家照相馆，在那儿二十分钟你就可以得到一份蹩脚的照片：六张一模一样的面孔，一张贴在护照的黄页上，另一张进了警察局的档案，剩下的没准就分到官员们的私人收藏中了。

波特亚金和加宁走进了一道很宽的灰色走廊。护照部的门口有张小桌子，一个长着连鬓胡子的年老的官员在发号，偶尔从眼镜上方像老师一样扫上一眼那小小的一群操各种语言的人。

“你必须排队拿个号，”加宁说。

“我以前从来没那么做过，”老诗人低声说道，“我就是径直走进那个门去的。”

当他几分钟后拿到号时特别高兴，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像只胖豚鼠了。

在那间光秃秃的、不通风的、阳光充足的房间里，官员们坐在低矮的隔板后面的桌子旁，那儿又有一群人，他们到那儿去的惟一目的似乎就是瞪眼看那些阴郁的抄抄写写的人。

加宁推开人群走了进去，波特亚金信任地跟在他后面，急促地喘着气。

半个小时后他们交上了波特亚金的护照，走到另一张桌子前；又排队，人们挤挤搡搡，有的人口臭难闻。最后花了几个马克，他们拿回了那张黄纸，上面盖上了那具有神奇魔力的大印。

“现在咱们快去领事馆，”他们离开那令人敬畏而实际上十分阴郁的大楼时，波特亚金快活地咕哝道。“这回稳拿了，亲爱的列夫·格列博维奇，你怎么能够和他们这么平静地谈话？以前我来简直痛苦透了！来，咱们到公共汽车的上层去。多么让人快活啊——你知道，我真还急得出了一身汗呢。”

他先爬上那盘旋楼梯。上层的售票员用手拍得铁皮车身“砰砰”响，公共汽车便开动了。房屋、广告牌、阳光照耀下的商店橱窗在窗外飘然而过。

“我们的孙辈永远也不会明白关于签证的这一切无聊的事，”波特亚金一面说，一面虔诚地看着他的护照。“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一个简单的橡皮图章可以给人带来这样多的焦虑不安。你认为，”他担心地补充道，“法国人现在真会给我签证了吗？”

“当然会，”加宁说，“毕竟他们告诉过你已经批准了。”

“我想明天就离开，”波特亚金微笑着说，“咱们一起走吧，列维什卡，在巴黎会很好的。啊呀，看看我这相片照的。”

加宁眼光掠过他的胳膊看着角上贴着照片的护照。相片挺不一般：一张神色茫然且浮肿的脸浮现在一片灰色的朦胧之中。

“我有两本护照，”加宁微笑着说，“一本是俄国护照，是真的，但时间已经很久了；一本是波兰护照，是假的，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本。”

买车票时，波特亚金把黄色的护照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从手里的辅币中挑出四十芬尼，抬起眼睛看着售票员。

“Genug[1]？”

然后他侧眼看着加宁。

“你说什么来着，列夫·格列博维奇？假的？”

“当然啦，我的名字确实是列夫，可我的姓根本不是加宁。”

“这话是什么意思，老朋友？”波特亚金惊奇地圆瞪着两眼，突然一把抓住了帽子——刮了一阵大风。

“哦，情况就是这样，”加宁沉思着说，“大约三年前。游击小分队。在波兰。等等。我想突围进入圣彼得堡，掀起一场叛乱。现在有这本护照很方便，挺有意思的。”

波特亚金突然移开了视线闷闷不乐地说：“昨晚我梦见圣彼得堡了，列维什卡。我正沿涅夫斯基大道走着。尽管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知道它就是涅夫斯基大道。房子如未来派画家作品中画的那样都有斜角，虽然我知道是在白天，天空却是黑色的。行人都用古怪的眼光看我。然后一个男人穿过大街瞄准了我的脑袋。他在我脑子里作祟很久了。真可怕——啊，可怕极了——梦中的俄国从来都不像我们现实中知道的那么美好，总是怪异可怕——都是那一类的梦：天塌下来，让你感到世界要完了。”

“不，”加宁说，“我只梦见美好的事物。同样的小树林，同样的乡间别墅。有时一切都很凄凉，林中空地也是陌生的，不过这没有关系。咱们得在这儿下车了，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他走下盘旋楼梯，扶着波特亚金踏上人行道。

“你看看水面是怎样在闪烁着呀，”波特亚金吃力地喘着气，五指伸开指向运河说道。

“注意——小心自行车，”加宁说，“领事馆就在右手那边。”

“请接受我衷心的感激，列夫·格列博维奇。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是永远也不可能办好那一大堆繁文缛节的。现在我放心了。别了，德国。”

他们走进了领事馆。上楼时波特亚金开始在衣袋里搜寻起来。

“快点，”加宁说着回过身来。

但是老人仍继续搜寻着。

[1] 德文，够了吗？

▇

只有四位房客来吃午饭。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朋友这么晚还没回来？”阿尔费奥洛夫快活地说，“看来他们运气不好。”

他绝对散发着喜悦的期待之情。他头一天到火车站去了，查清了北方来的早班快车抵达的确切时间：八点〇五分。今天他清洗了衣服，买了一副新袖口和一束铃兰花。他的经济情况似乎有了起色，午餐前他和一个阴沉的、脸刮得很干净的先生坐在一间咖啡厅里，这位先生向他提出了一个无疑是能赚钱的建议。他那习惯于数字的头脑这时正全神贯注在一个带小数点的数字上：八点〇五。这就是命运暂时分配给他的幸福的百分比。而明天——他眯起眼睛，叹了口气，想象着明天一早他怎样去车站，怎样等在月台上，火车会怎样冲进站来——

午饭后他就不知去向了，那两个舞蹈演员也鬼鬼祟祟地出去买零食了，他们激动得像是两个女人。

只有克拉拉待在家里，她头痛，胖腿上的细骨头也在痛，这很不幸，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今天我二十六岁了，”她暗自想道，“而明天加宁就走了。他很坏，他欺骗妇女，而且还能做犯罪的事。即使他明知我看见他正要偷钱，他还能平静地看着我的眼睛。但是他特好，我的的确确整天都想着他。可是根本没有任何希望。”

她看着镜中的自己，脸比平时苍白，在前额下部一绺栗色头发底下起了一片轻微的皮疹，眼睛下面发黑。她无法忍受一天又一天穿在身上的那件发亮的黑连衣裙；她的黑色透明长统袜接缝处有明显的织补痕迹；一只鞋跟也歪了。

波特亚金和加宁五点钟左右回来了。克拉拉听见了他们的脚步声，向外张望了一眼。波特亚金大衣敞着，手里拿着领圈和领带，脸色苍白得和死人一样，他沉默地走过去进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房门。

“出了什么事？”克拉拉悄声问。

加宁啧啧着说：“他把护照给丢了，又犯了心脏病，就在楼门口犯的，我差点没能把他拽上楼来，倒霉的是电梯又坏了。我们满城到处找了。”

“我去看看他，”克拉拉说，“他需要安慰。”

起初波特亚金不让她进屋。最后他终于打开了门，克拉拉看到他那茫然迟钝的神情，发出了一声呻吟。

“你听说了吗？”他若有所思地一笑。“我是个老笨蛋，你知道，一切都办好了——可这时我非得……”

“你把它掉在哪儿了，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就是嘛，我把它掉了。诗的破格：省略了的护照。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一个糊涂的大白痴，那就是我。”

“也许会有人拾到的，”克拉拉充满同情地说。

“不可能，这是命。无法逃脱命运。我命中注定不该离开这儿。这是早就注定了的。”

他沉重地坐了下来。

“我觉得很不舒服，克拉拉。刚才在街上我喘得以为要死了。上帝，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许只知道一蹬腿了。”

▇

这时，加宁回到自己房间，开始收拾行李。他从床底下拉出两只皮箱——一只外面有方格花的箱罩，另一只是棕色的、没有箱罩，过去贴的标签在箱子上留下了浅浅的痕迹——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地上。然后他从晃晃悠悠嘎吱作响的黑洞洞的衣橱里拿出一件黑外套、一小堆内衣裤，以及一双装饰着铜钉的沉重的棕色皮靴。从床头桌里他拿出了不同时候扔在里面的各式各样的五颜六色的小东西：揉成一团的脏手绢，小孔周围锈迹斑斑的剃刀片，旧报纸，美术明信片，一些像马牙一样的黄色珠子，一只破短丝袜。

他脱下上衣，在这堆可怜的满是尘土的毫无价值的东西间蹲下，开始整理出什么是要带的，什么是要扔的。

他先把外套和干净的内衣裤放在了箱子里，然后放进了自动手枪和一条旧马裤，马裤的腿叉处已经磨得很厉害了。

他正琢磨再带点什么时，注意到在他把箱子里的东西倒出来时掉到椅子下面去的一个黑皮夹子。他拾了起来，微笑地想象着里面装的东西，就在想要打开时，他又对自己说得抓紧收拾行李，所以就把它塞进了裤子的后兜里。然后他开始快速把东西随手扔进开着的箱子里：糅在一起的脏内衣裤；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怎么弄来的俄文书；所有那些微不足道然而不知怎的又很珍贵的东西，这些东西看着摸着都十分熟悉，它们惟一的长处就是使一个被判不得不长期流浪在外的人，当他第一百次打开行李拿出这些他所喜爱的、脆弱的、充满人情味的无用之物时，会产生家的感觉，哪怕只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收拾好了以后，加宁把两只箱子锁好，并排放在一起，把旧报纸的残骸塞在废纸筐中，四面看了看空空的房间，然后去和房东清算房钱。

他进去时，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正直挺挺地坐在一只扶手椅中看书。她那只德国种小猎狗从床上溜下来，开始在加宁脚旁摇头摆尾，歇斯底里地大献殷勤。

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意识到这一回他真要走了，不免有些难过。她喜欢加宁那高高的无拘束的身影；一般说来她总是渐渐习惯于她的房客，而他们不可避免地离去时总有一种像是死别的滋味。

加宁付了一个星期的房费，吻了吻她轻得如一片枯叶的手。

他沿过道走回房间去时想起来那两个跳舞演员请他今天去参加晚会，于是他决定先不走；如果必要，即使在午夜以后他也总能在旅馆里找到房间的。

“明天玛丽就到了，”他在心里大声喊道，四下打量着天花板、地板和墙壁，一副狂喜又害怕的样子。“明天我要把她带走，”他思考着，因为同样的欣喜而心情激荡，在心底用了全身的力气同样地大声发出感叹。

他迅速地拿出了那只黑皮夹子，里面放着他在克里米亚期间收到的五封信。刹那间这使他记起了在克里米亚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整个冬天：沿雅尔塔海岸刮着的、夹杂着刺痛人的尘土的东北风；冲击防波堤涌到人行道上来的海浪；傲慢而惶惑的布尔什维克水手；戴着像铁蘑菇似的钢盔的德国人；鲜艳的三色V形臂章——满怀期待的日子，一个忧虑不安的喘息时机；一个剪着短发、有着希腊式侧影的瘦小的满脸雀斑的妓女沿海岸走着；东北风再一次把公园中乐队的乐谱吹得满地都是；后来——终于——他的连队开拔了：在鞑靼人小村中的部队宿营地，像以往一样，那儿小理发店里的剃刀从早闪到晚，某人的面颊上满是肥皂泡，而在满是灰尘的街上小男孩们像一千年前一样抽着陀螺。还有那疯狂的夜袭，你根本不知道哪儿在射击，也不知道是谁正越过倾斜的房屋阴影之间的摊摊月光。

加宁拿出那一捆信中的第一封——只有一页长方形的厚纸，左上角画着一个穿蓝燕尾服的青年，手在背后握着一束淡颜色的花，正吻着一个女士的手，这位女士和他一样高雅，脸旁垂着长长的鬈发，穿一袭粉红色高腰连衣裙。

这第一封信是从圣彼得堡给他转往雅尔塔的，是在那个无比幸福的秋天的两年多一点以后写的。

“寥瓦[1]，我到波尔塔瓦已整整一个星期了，真闷死人了。不知道是不是还会见到你，可是我非常希望你不要忘了我。”

字迹很小，圆圆的，看上去就像在踮着脚尖跑。为了清楚起见，在字母“ш”的下面和“м—”的上面都写有一划；每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母都猛地往右加了个小小的尾巴；只有字母“я”在词尾时那直道才动人地向下朝左弯，仿佛玛丽在最后一刻把这个字缩了回去；她的句号大而果断，但是很少用逗号。

“想想看，我一个星期都在看雪，冰冷洁白的雪。天气又冷、又糟，十分压抑。突然间，一个念头像只小鸟在心中掠过：在遥远遥远的地方，人们过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他们不像我在乡下，在一个小农场上过着死水般的生活。

“不行，这里实在是太枯燥乏味了，写信告诉我点什么，寥瓦，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也好。”

加宁记得收到这封信时的情况，记得在那个遥远的一月的黄昏沿着一条陡峭的石头小径走上去，经过各处挂着马的头骨的鞑靼人的尖桩围栏，记得他如何坐在一条许多细流湍急地流过平滑的白石头的小溪旁，透过一棵苹果树那无数纤细却惊人清晰的秃枝凝视着柔和的粉红色天空，那儿一弯新月像剪下的半透明的指甲闪闪发光，在月亮的下面一个尖角处颤动着晶莹的一滴——第一颗星星。

他在当晚就给她写了信——关于那颗星星，关于花园中的柏树，关于那头每天早晨从鞑靼人房后院子里传出它高昂叫声的驴子。他充满柔情、梦幻般地写着，回忆起通向亭子的滑不唧溜的小桥上湿漉漉的柳絮，正是在那座亭子里，他们初次相遇了。

那些日子，信在路上要走很长的时间——回信直到七月份才收到。

“非常感谢你这封美好亲切的‘南方’来信。你为什么要写你仍然记得我，不会忘记我？不会？多好呀！

“今天天气很好，雷阵雨后十分清新。就像在沃斯克列辛斯克——记得吗？难道你不愿意再在那些熟悉的地方漫步吗？我愿意——非常愿意。秋雨中在园林散步是多么美妙啊！为什么那时候坏天气不使人悲哀？

“我要先停会儿笔去散散步。

“昨天我还是没能写完这封信。我是不是很不像话？请原谅我，亲爱的寥瓦，我保证不再这样了。”

加宁垂下了拿信的手，一时间坐在那儿陷入了沉思。他多么清楚地记得她那些令人愉快的习性啊，她道歉时沙哑地一笑，那从伤感的一叹到充满炽热活力的神态间的转变！

她在同一封信中写道：

“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你在哪儿、情况怎样，非常担心。现在我们一定不能再割断联系我们的这条细线了。我有好多好多事要告诉你，要问你，可是我的思绪漫无边际。从那些日子以来，我经历了许多不幸。给我写信吧，看在上帝的分上写得勤一点、多一点。就此止笔，祝你一切顺利。我很想能更深情地说声再见，但是在这么久之后也许我已经忘记该怎么去说了。或者也许是有什么东西在阻碍我？”

收到这封信后很多天他都充满了使他颤抖的幸福感。他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和玛丽分手的。他只记得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秋天——其余的一切，所有的口角和折磨似乎都显得苍白而没有意义。那缱绻的夜色，晚上海面那惯有的光泽，柏树夹道的狭窄林阴路上天鹅绒般柔和的静寂，玉兰树阔叶上闪烁的月光——这一切只能使他感到压抑。

职责使他停留在雅尔塔——内战正在进行之中——但是有时候他真打算放弃一切，走遍乌克兰的农场去寻找玛丽。

他们的信件居然能穿过那时可怕的俄国，真有奇妙与感人之处——就像飞过战壕的卷心菜白蝶。他的第二封回信在路上耽搁了很久，玛丽根本无法理解是怎么回事，因为她相信在与他们的信有关的事情上，那些日子里通常具有的障碍不知为何统统不存在。

“尽管你不回信，我仍给你写信，你一定会觉得奇怪——但是我不相信，我拒绝相信你仍不愿给我回信。你没有回信，不是因为你不愿意，而只不过是因为——唉，因为你不能写，或者因为你没时间啦什么的。告诉我，寥瓦，记得你有一次对我说过的这话是不是显得很滑稽——你说爱我就是你的生命，你如果不能爱我你就不会活着了？是的，一切都会过去，事物都会变化。你愿意过去的一切重新发生一次吗？我想今天我有点太压抑了……

“但今天是春天，在各个角落

都有含羞草在今天出售。

我给你带一些去；它像个梦，很脆弱——

“可爱的小诗，可我记不得头、记不得尾，也忘记了是谁写的了。现在我要等待你的来信了。我不知道如何与你告别。也许我吻了你。是的，我想我吻过了。”

两三个星期以后她的第四封信到了：

“接到你的信很高兴，寥瓦。它是一封非常非常可爱的信。是的，一个人永远无法忘记他曾多么深多么热烈地爱过。你信上说你愿意用整个未来换取过去的一刻——但是最好能见面再验证一下自己的感情。

“寥瓦，如果你真来了，就给这儿的电话局打电话，要三十四号。他们可能用德语回答你：这儿有一个德国军医院。让他们找我。

“昨天我进城了，找了点‘乐子’。很愉快，有许多音乐和灯光。一个很有趣的、长着小黄胡子的男人挖空心思想吸引我的注意，叫我‘舞会上的女王’。今天真闷得慌，闷得慌。真遗憾日子这么愚蠢而无意义地过去了——而这本应是我们生活中最美好、最幸福的年头。我似乎很快就会变成个伪君子了——我的意思是多疑君子。不，不能这样。

“让我打碎爱的枷锁

让我尽力停止思索！

往杯中斟满、斟满美酒——

让我尽情喝它个够！

“相当不错，不是吗？

“收到我的信后马上给我回信。你会来这里看我吗？不可能吗？咳，太可惜了。不过，也许你能来？我都在胡说些什么呀：这么大老远的就为了来看我。多么自负！——你不觉得吗？

“刚才我在一本旧杂志里读到了一首诗：是克拉波维茨基的《我暗淡的小珍珠》。我非常喜欢。写信告诉我所有的一切。吻你。这儿是我读到的另一首诗——波特亚金写的：

“一轮满月普照着森林与小溪，

看那涟漪——闪烁得多么瑰丽！”

“亲爱的波特亚金，”加宁思忖道，“多么奇怪。天啊，多么不可思议。如果那时候有人对我说，世上这么多人我偏偏会遇到他！”

他一面微笑着摇摇头，一面展开了最后一封信。他是在出发去前线的前一天收到这封信的。那是一月份一个寒冷的黎明，他在船上，喝了橡树果实制的咖啡后一直觉得恶心。

“寥瓦，我亲爱的，我的欢乐，我是怎样盼望、等待着你的来信啊！给你写这样克制的信是多么困难多么痛苦的事啊。我这三年没有你怎么能够生活，我是怎样活下来的，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爱你。如果你回到我身边我将用吻困扰你。你记不记得：

“写信告诉他们

我尽情亲吻小儿寥夫，

说我打算将从利沃夫

带来的奥地利钢盔作他的生日礼物

但另写一信给我父——

“天哪，那遥远的、光明的、亲爱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像你一样，我感觉到我们将会重逢——但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我爱你。到我身边来吧。你的信使我这样快乐，我到现在还不能重新恢复对幸福的知觉——

“幸福，”加宁轻声重复说，把五封信折成平整的一叠。“是的——幸福。十二小时之内我们就要重逢了。”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满心只有秘密的、美好的思绪。他毫不怀疑玛丽仍旧爱他。她的五封信就躺在他手里。外面已经很黑了，他衣箱上的球形把手在闪着光，这间被遗弃的房间里微微有股尘埃的气味。

门外有声响，阿尔费奥洛夫不敲门就突然走了进来，而此时加宁仍在同样的地方坐着。

“啊，对不起，”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尴尬的神情，说道，“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加宁的手指玩弄着折起来的信，呆呆地瞪着阿尔费奥洛夫的小黄胡子。女房东出现在房门口。

“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阿尔费奥洛夫一面接着说，一面抽动着脖子以所有者的神态穿过房间，“让我们把这该死的东西挪开，好打开这道通向我房间的门。”

他使劲去挪衣橱，咕哝了一声，毫无办法地打着晃退了回来。

“我来，”加宁快活地建议道。他把黑皮夹塞进口袋里，站起身来，走到衣橱前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

[1] Lyova，列夫的爱称。

▇

黑色的火车隆隆驶过，震得公寓楼的窗子直响；像幽灵耸动双肩抖落重负一样，如山般的浓烟向上翻腾着，遮住了夜空。屋顶在月光下发出一片平滑的金属光辉；当一列黑色的火车隆隆驶过铁桥、发出的一条光之链照亮了整座桥时，铁桥下一个声音洪亮的黑影醒来了。咔哒的轰响和大团浓烟似乎在楼中直穿而过，楼在深渊和街道之间颤抖，深渊里线条般的铁轨像是月光照耀下的指甲划出来的，铁桥在等待着下一列火车的有规律的雷鸣声。街道上横跨着平展的铁路桥，楼房像个幽灵，你可以用手穿入其中并且扭动你的手指。

加宁站在舞蹈演员房间的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柏油路面发着幽幽的光，缩短了的黑色的人影走来走去，消失在黑暗中，然后又出现在商店橱窗反射出的倾斜的光带中。街对面房子里有扇没有拉上窗帘的窗户，从这明亮的琥珀色缺口里可以看见闪闪发光的镜子和镀金的框子。这时一个优雅的黑影放下了遮帘。

加宁转过身来，科林递给他满满一杯颤动着的伏特加。

房间里的光线暗淡而怪异，因为这两个鬼点子多的舞蹈演员用一块紫红色的绸子把灯包了起来。房间中央的桌子上，酒瓶闪着紫色的光，打开了的沙丁鱼罐头里泛着油光，还有用银色的纸包着的巧克力糖，各种香肠片，以及浇过糖浆的肉饼。

坐在桌旁的有波特亚金，他面色苍白，愁容满脸，巨大的前额上汗珠点点；阿尔费奥洛夫，炫耀地系着一根崭新的闪光绸领带；克拉拉身上仍是那一成不变的黑连衣裙，因喝了廉价的橘味烈性甜酒而满脸通红、神情倦怠。

没穿外衣只穿件开领脏绸衬衫的戈尔诺茨维托夫正坐在床边上，在一只他不知怎么搞来的吉他上调音。科林一直不停地在倒伏特加、烈性甜酒、莱茵白葡萄酒，他肥胖的臀部可笑地扭动着，而穿在紧身蓝夹克中的修长的躯体则几乎保持不动。

“什么——不喝酒？”他噘起嘴，抬起充满柔情的眼光看着加宁，老套地责问道。

“喝——干吗不喝？”加宁说着在窗台上坐下，从舞蹈演员颤抖的手里接过冰冷轻巧的小酒杯，一口喝了下去。他环顾坐在桌子四周的人，他们全都沉默着——就连因为八九个小时后妻子就要抵达而过于兴奋的阿尔费奥洛夫也不例外。

“吉他调好了，”戈尔诺茨维托夫调了一下一只链钮，拨了拨弦说。他拨动了琴弦，然后用手掌压住琴弦的震动。

“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唱呀？为庆祝克拉拉的生日，唱呀，‘像一朵香花……’”

阿尔费奥洛夫向克拉拉咧嘴一笑，举杯装出一副殷勤的样子，身子向后一靠——因为是一只没有靠背的转凳，他几乎摔倒——尽力用做作的假男高音唱了起来，但是没有人跟着唱。

戈尔诺茨维托夫最后拨了一记琴弦停了下来，大家都觉得十分尴尬。

“真是帮好歌手！”波特亚金沮丧地咕哝道，摇了摇用手托着的头。他觉得很懊恼：气短胸闷加上想到遗失了的护照。

“我不该喝，问题就在于此，”他阴郁地补充说。

“我告诉过你的，”克拉拉低声说，“你简直像个婴儿，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干吗谁都不吃不喝了？”科林问，一面扭动屁股用小碎步在桌子周围走来走去。他开始把空杯子斟满。谁也没有说话。显然聚会不成功。

到目前为止一直坐在窗台上、带着一丝含有沉思的冷嘲的笑意看着闪着紫红微光的桌子和照得十分古怪的面孔的加宁这时突然跳到地上，放声大笑起来。

“把杯全斟满，科林，”他一面向桌子走去一面说道，“再给阿尔费奥洛夫倒上点，明天我们的生活就变了。明天我不再在这儿了。来呀，干杯！克拉拉，别拿那受伤的小鹿的眼光看着我，再给她倒点那烈性甜酒。你也来点，安东·谢尔盖耶维奇——高兴点！为你那护照伤心一点用也没有，你会再得到一个护照的，比旧的还要好。给我们背点你的诗吧。啊，对了，顺便说说……”

“把空瓶子给我行吗？”阿尔费奥洛夫突然说道，快活而激动的眼中闪烁着一线淫欲。

“顺便说说，”加宁重复道，一面走到老人身后把一只手放在他肉乎乎的肩膀上，“我记得你的一些诗，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满月——森林和小溪’——是吧，对不对？”

波特亚金转过头来看着他，然后不慌不忙地笑了。“你是在旧日历上看到的吗？他们特别喜欢把我的诗印在日历页上，在下侧每日菜谱的上面。”

“先生们，先生们，他要干什么？”科林指着阿尔费奥洛夫大声说道，阿尔费奥洛夫打开窗子，突然举起了瓶子，指向蓝黑色的夜空。

“让他去，”加宁笑道，“他愿意就让他捣乱去吧。”

阿尔费奥洛夫胡子发亮，喉结涨起，鬓角稀疏的头发在夜风中拂动。他把胳膊向后一甩，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然后严肃地把瓶子放在了地上。

舞蹈演员大笑起来。

阿尔费奥洛夫在戈尔诺茨维托夫身旁坐下，从他手里拿过吉他，开始试着弹了起来。他是个很快就会喝醉的人。

“克拉拉这么一副严肃的样子，”波特亚金费劲地说，“像她这样的姑娘过去常给我写非常动人的信。现在她看都不愿看我。”

“请你别再喝了，”克拉拉说，心想她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苦过。

波特亚金强笑了一下，拉了拉加宁的袖子。“这儿是俄罗斯未来的救星。给我们讲个故事吧，列维什卡——你漫游过哪些地方，在哪儿打过仗？”

“我非讲不可吗？”加宁宽厚地苦笑着问。

“是的，讲吧，你知道，我觉得压抑得要命。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俄国的？”

“什么时候？喂，科林，来点那黏糊糊的烈性甜酒吧，不，不是给我——给阿尔费奥洛夫。对了，搀在他的杯子里。”

▇

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已经睡觉了。她不安地拒绝了舞蹈演员的邀请，正睡着一个老妇人睡得不沉的觉。过往火车像装满震响着的陶器的巨大碗柜，发出沉重的震动声，进入了她的睡眠世界，她偶尔会醒来，那时她就会模糊地听到六号房间中的声音。有一次她梦见了加宁，在梦中她无法理解他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真的，他的性格被包围在一片神秘之中。这也不奇怪：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的生活，他近年的行踪和历险故事——就连他自己从俄国逃出的记忆也仿佛是一场梦，一个像闪着幽幽的微光的海雾般的梦。

也许那时——那是一九一九年初——玛丽写了更多的信，他那时在克里米亚北部作战，但是即使她写了，他也没有收到。皮里柯普几经挣扎最后还是陷落了，加宁头部负伤，被遣送到了辛菲罗波尔，一周以后他又病又虚弱，和撤退到费奥多西亚的部队也失去联系，被卷进老百姓疏散的疯狂的、噩梦般的洪流之中。在因克尔曼高地的田野和山坡上，那儿维多利亚女王的士兵的红色军装曾在玩具般的大炮的硝烟中闪动过[1]，现在美丽而原始的克里米亚的春天欣欣向荣，乳白色的道路平缓地起伏着向前伸去，车轮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颠簸时，车子的敞篷咔哒哒地作响——诸种感受，比如关于速度、春天、空间和浅绿的小山的感受，突然统统融合成一种美妙的欢乐，使你有可能忘记这条无忧无虑的道路是远离俄国而去的路。

他到达塞瓦斯托波尔时仍然充满了欢乐，把箱子放在白石建造的基斯特饭店，那儿的混乱局面非语言所能形容。他沉醉在氤氲的阳光之中，头部仍隐隐作痛。他离开饭店，经过门廊上的灰白色多利斯式圆柱，走下宽阔的花岗岩石板台阶来到港口，长时间地凝视着大海那充满柔情的蓝色闪光，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出现过流亡的念头。然后，他重新爬上台阶，来到竖立着纳希莫夫海军上将灰色塑像的广场上，上将身穿海军长礼服大衣站立着，手拿小型望远镜。然后加宁沿着积满尘土的白色大街一直溜达到第四号阵地，参观了全景台。在一圈栏杆之外，货真价实的古老枪炮、沙袋、故意散布的尖利碎片和真正的竞技场般的沙滩，全都汇成了一片柔和的烟茫茫的蓝色，构成一幅密不通风的画，包围着观光的平台，以其不易捕捉的界限捉弄着人的眼睛。

塞瓦斯托波尔就是这样留在了他的记忆中——和煦且灰尘弥漫，为某种沉闷、恍惚的不安所支配。

夜里在船上，他望着探照灯空落落的白色筒状光束充满天空，然后又穿过天空消失；而黑黢黢的水面在月光下泛着光泽，远处在夜的朦胧中，一艘灯火通明的外国巡洋舰在那儿下了锚，停泊在自己漾动着的条条光柱的倒影中。

他乘上了一条破旧的希腊船；甲板上挤满了一排排身无分文、皮肤黝黑的耶夫帕托里亚难民，那天早上船在耶夫帕托里亚停靠过。加宁把自己安顿在军官餐厅里，那儿笨重的灯来回晃动着，长长的桌子上堆满了洋葱形的巨大包裹。

以后是在海上几天灿烂却令人难过的航行。迎面而来的泛着泡沫的浪花像两只漂动的白色翅膀拥抱着一切，拥抱破浪前进的船头；靠在船栏杆上的人的绿色影子轻轻掠过晶莹明亮的波面。生锈的操舵装置嘎吱作响，两只海鸥在烟囱周围飞翔，湿漉漉的鸟嘴在阳光下像钻石般闪着光。不远处一个大头希腊婴儿开始哭了起来，妈妈发了脾气，拼命想让他安静下来，便向他吐起唾沫。一名司炉有时到甲板上来，浑身发黑，眼睛周围一圈圈煤灰，食指上戴只假红宝石戒指。

留在加宁记忆中的就是这类琐事——而不是对离弃了的祖国的思念，好像只有他的眼睛仍充满活力，而他的头脑已经处于潜伏状态。

第二天，伊斯坦布尔隐隐出现在橘红色的黄昏中，慢慢地被追上轮船的黑夜吞没。黎明时加宁爬上驾驶台，斯库台模糊的深蓝色海岸线已逐渐变得清晰可见。月亮的反射光只有窄窄浅浅的一条了。在东方，蓝紫色的天空已变成金红色，微微闪着亮光的伊斯坦布尔开始从雾中浮出。海岸边一道细浪如丝带般闪闪发光；一艘黑色的划艇和黑色摩洛哥式小艇静悄悄地经过。这时东方转白，刮起一阵小风，带着咸味搔痒了加宁的脸。岸上传来了起床号声；两只黑如乌鸦的海鸥鼓动翅膀从船的上空飞过，一群鱼啪嗒啪嗒地跃出海面，声音好似小雨一般，片刻间水面上形成了一张圈圈点点的网。一艘驳船开到了旁边；它的影子在水中如触须般伸展收缩。但是只有当加宁上了岸看见码头旁一个穿蓝衣服的土耳其人在堆成小山样的橘子上睡觉时——只有在那时，他才清楚地、尖锐地感觉到他离开自己祖国那温暖的大地、离开他永远爱着的玛丽有多么远了。

现在这一切都在他记忆中展开了，它们互不连贯地闪过他的脑海，当波特亚金用了很大力气问他“你多久以前离开的俄国”时，一切又都缩成了温暖的一团。

“五年前，”加宁简短地答道；令人昏昏欲睡的紫色灯光照在屋子中间桌子的台布上，以及屋子中间不出声使劲跳着舞的科林和戈尔诺茨维托夫的笑脸上，加宁坐在灯光所照之处的一个角落里，心里在想：“多么幸福！明天——不，是今天了，现在已经过了半夜。玛丽不可能有什么变化的，她那双鞑靼式的眼睛仍像那时一样微笑、放光。”他要带她远走高飞，他会为她不辞劳苦地工作。明天他的青春、他的俄国就要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了。

科林两手叉腰，仰着头不断摇动，时而轻轻滑动、时而跺脚挥动手绢，正迂回地围着戈尔诺茨维托夫转，而戈尔诺茨维托夫正蹲着，灵巧而迅速地踢腿，他越踢越快，最后单腿蹲着旋转起来。阿尔费奥洛夫已经酩酊大醉，脸上带着一副慈祥的神情坐在那儿晃动着身子。克拉拉不断焦虑地看着波特亚金灰白色汗淋淋的脸；老头别扭地侧身坐在床上。

“你身体不好，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她低声说道，“你该去睡觉了，差不多一点半了。”

啊，一切会是多么简单：明天——不，今天——他就要重新见到她了，只要阿尔费奥洛夫醉得不省人事。只有六个小时了。现在她会在自己车厢的隔间里睡着了，电线杆在黑暗中飞过，松树和小山向火车迎面扑来——这两个家伙真吵，难道他们要跳个没完吗？是的，惊人的简单——有时命运的安排真有出众之处——

“好吧，我去躺一会儿，”波特亚金阴郁地说。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开始往外走。

“这位大人物到哪儿去？停一停——再待一会儿，”阿尔费奥洛夫开心地咕哝道。

“再喝杯酒，闭上嘴，”加宁对阿尔费奥洛夫说，然后很快和波特亚金一起往外走。“靠着我，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老人不明所以地看着他，做了个好像是拍苍蝇的手势，然后突然轻叫了一声，蹒跚着向前一栽。

加宁和克拉拉总算及时抓住了他，两个舞蹈演员则在一旁手忙脚乱地张罗。阿尔费奥洛夫舌头僵直，带着醉汉的麻木不仁喋喋说道：“看，看——他要死了。”

“别瞎转了，干点有用的事，戈尔诺茨维托夫，”加宁沉着地说。“扶着他的头，科林——托住这儿。不，这是我的胳膊——往上一点，别这么傻瞪着我。我说了，往上一点。克拉拉，把门打开。”

他们三个把老人抬回自己的房间，阿尔费奥洛夫东歪西倒地好像要跟着他们，但后来软软地挥了挥手在桌旁坐了下来。他用颤抖的手给自己倒了些伏特加，然后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只镀镍怀表，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

“三、四、五、六、七、八。”他把手指沿罗马数字划过，停了下来，头转向一边，坐在那儿用一只眼睛看着秒针。

走廊里德国种小猎狗开始激动地尖声叫了起来。阿尔费奥洛夫苦笑了一下。“讨厌的小狗。该让汽车轧死它。”

过了一会儿，他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支不褪色的铅笔，在数字八上面的玻璃上涂了一个紫红色的记号。

“她要来了，来了，来了，”他和着表的滴答声的拍子对自己说。

他扫了桌子一眼，吃了块巧克力，马上又吐了出来。一团黏糊糊的棕色东西啪地打到了墙上。

“三、四、五、七，”阿尔费奥洛夫又开始数了起来，并对着表面泪眼模糊地、狂喜地眨眨眼睛。

[1] 指克里米亚战争，一八五四年的因克尔曼战役是主要战役之一，战争以英、法、土等联军胜利、俄国失败结束。

▇

城市在夜里变得安静了下来。身上披着黑斗篷的驼背老人已经出动了，用棍子敲着地，每当棍子的尖头找到一个香烟头他就咕哝着弯下身去。偶尔一辆汽车驶过，更少见的是一辆行夜路的俄式敞篷四轮马车会伴着得得的蹄声颠簸而过。一个戴圆顶硬礼帽的醉汉在街角上等有轨电车，尽管末班电车已经过去了至少两个小时。几个妓女在街上走来走去，打着哈欠，和在街上游荡的竖着衣领的可疑人物答话。其中一个在科林和戈尔诺茨维托夫几乎跑向前来时过去勾搭，但当她内行地看了一眼他们苍白的、女子气的面孔以后就立刻转开了身子。

这两个舞蹈演员是去请一位认识的俄罗斯医生给波特亚金看病的。一个半小时以后他们真的和一个脸刮得光光的五官严峻满脸倦容的先生一起回来了。他待了半小时，嘴里不时发出吮吸的声音，好像他牙齿上有个洞似的，然后就走了。

这时没有开灯的房间里十分安静，这种特殊、沉重、阴郁的沉默常常出现在几个人围着个病人静坐时。黑夜已经快要过去，加宁面朝着床的侧影看上去像是用一块浅蓝色的石头刻出来的；克拉拉坐在床脚一张模糊地浮现在黎明之波上的椅子里，目不转睛地朝同一方向看着。稍远处，戈尔诺茨维托夫和科林挨着缩在一张小长沙发上——他们的脸像两抹灰白的色块。

医生已经跟着多恩太太的黑色身影走下楼去。她道歉说电梯坏了，身上的一串钥匙发出轻微的丁当声。到了楼下她打开了沉重的大门，医生举了举帽子示意，然后走进了微带蓝色的薄雾中。

老妇人小心地锁好大门，把身上黑毛线织的披肩裹裹紧，往楼上走去。楼梯灯光冰冷发黄，她的钥匙柔和地叮咚响着，她走到楼梯平台上，楼梯灯熄灭了。

在厅里她遇见了加宁，他刚从波特亚金的房间里出来，小心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大夫答应上午再来，”老妇人悄声说，“他现在怎样了——好些吗？”

加宁耸耸肩。“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没好，他现在呼吸的样子——那声音让人害怕。”

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叹了口气，怯生生地走进那个房间，克拉拉和两个舞蹈演员整齐划一地把微微闪光的眼睛转向她，然后又转回去看着床。一阵风把半开着的窗子的窗框刮得咯咯响。

加宁踮着脚尖沿走廊回到刚才聚会的房间，正如他所料，阿尔费奥洛夫仍在桌旁坐着，在黎明的晨光和那有着夸张灯罩的灯的光线下，他的脸显得浮肿发灰。他在打盹，时而打个嗝。他面前的表的玻璃上一滴伏特加在闪着光，酒滴下面，不褪色铅笔留下的紫色痕迹正在漾开。只有四个小时了。

加宁在这打瞌睡的醉鬼旁坐了下来，他皱起浓密的眉毛，捏紧的拳头顶着太阳穴，这使他皮肤紧绷了起来，把眼睛拉斜了。他就这样长时间地盯着对方。

阿尔费奥洛夫突然醒来，慢慢调过头来看着他。

“你不该去床上睡觉吗，亲爱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加宁清晰地说。

“不，”阿尔费奥洛夫困难地表示道，然后仿佛在解决一个难题似的想了片刻，重复说，“不。”

加宁把不必要的灯关上，拿出香烟盒来点燃了一支烟。不知是由于清晨的寒意还是香烟的气味，阿尔费奥洛夫似乎清醒了一点。

他用手掌揉了揉前额，四下里看了一眼，伸出一只相当稳的手去拿酒瓶。

手伸到一半停了下来，他摇了摇头，然后有气无力地对加宁一笑说：“不能再喝了，玛丽要来了。”

片刻以后他摇着加宁的胳膊说：“嘿，你，你叫什么名字——列布·列波维奇——你听见了吗，玛丽——”

加宁喷出一口烟，使劲盯着阿尔费奥洛夫的脸，他一眼看清了一切：那湿漉漉的半张着的嘴，那黄色的小胡子，不断眨巴着的水汪汪的眼睛。

“你听着，列布·列波维奇，”——阿尔费奥洛夫身子一晃，抓住了加宁的肩膀。“现在我烂醉如泥，憋得慌。他们让我喝，该死的家伙——不，不是这个——我是想告诉你我那姑娘——”

“你需要好好睡一觉，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有过一个姑娘，我告诉你。不，我说的不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很纯洁——可是我有这么多年没和妻子在一起了。因此不久前——不对，是很久前——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姑娘把我带到她住的地方。像狐狸样的一个小东西——真脏——可是妙极了。现在玛丽要来了。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你明白还是不明白？我醉了——不记得怎么说垂——睡——垂直——而玛丽很快就要到这里了。为什么一切都要像这样发生？嗯？我问你呢！你，你这个该死的布尔什维克！难道你就不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加宁轻轻推开他的手，阿尔费奥洛夫又打起盹来，身子向前趴在了桌子上；他的胳膊往下一滑，弄皱了桌布碰倒了酒杯。酒杯、一个小碟子和那只表滑落到地上。

“上床去，”加宁说着猛力拉他站起来。

阿尔费奥洛夫没有反抗，但是他根本站不稳，加宁简直没法让他向该去的方向走。

当他发现在自己的卧室里时，他咧开嘴瞌睡地一笑，慢慢倒在了床上。他脸上突然出现了恐惧的神情。

“闹钟——”他坐起身子含糊不清地说，“列布——在那边，桌子上，闹钟——定到七点半。”

“好吧，”加宁说着开始拧动指针，他给定在十点，然后改了主意，给定在了十一点。

当他再次看着阿尔费奥洛夫时，那人已呼呼熟睡，仰面朝天，一只胳膊古怪地伸着。

从前喝醉了的流浪汉就是这样在俄国的村庄里睡觉的。在热浪闪动令人昏昏欲睡的酷暑中，一整天都有装得满满高高的马车摇晃着驶过村落，在乡村大道上撇下星星点点的干草——流浪汉东倒西歪、吵吵嚷嚷地纠缠来度假的女孩子，拍着发出共鸣声的胸脯，声称自己是将军的儿子，最后把遮阳帽往地下一摔，横躺在大路上，直到一个农民从运草车上爬下来。农民把他拉到路边，继续赶车走了；这流浪汉把苍白的脸转向一侧，像个死人般躺在沟沿上；装满大堆青草的马车则摇摇晃晃地载着清香，穿过开花的欧椴树洒下的斑斑阴影从他身旁驶过。

加宁把闹钟轻轻放在桌子上，长久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个熟睡的男人。然后他抖动着裤子口袋里的辅币，转身悄悄走了出去。

厨房旁边昏暗的小洗手间里，在一块席子下面堆放着煤砖，狭小的窗子上的玻璃碎了，墙上有条条黄斑，金属的淋浴喷头从黑色的、外层开始剥落的澡盆上方的墙壁里像鞭子般弯弯伸出。加宁脱光了衣服，有好几分钟的时间伸展着他的胳膊和腿——结实的白腿，露出青筋。他的肌肉收缩鼓起，发出劈啪声，胸部均匀地深呼吸。他打开了淋浴龙头，站在冰冷的扇形水流下，这使他的胃部惬意地收缩起来。

他穿好了衣服，全身发热，努力不弄出任何声音地把箱子拖到厅里，看了看表。差十分六点。

他把帽子和大衣扔在箱子上，悄悄地走进了波特亚金的房间。

两个舞蹈演员相互靠着还在长沙发上睡觉。克拉拉和丽季娅·尼古拉耶夫娜正弯身俯向老人，他双目紧闭，颜色像干陶土样的脸有时因疼痛而扭曲。天已经差不多大亮了，火车带着睡意隆隆驶过大楼。

加宁走近床头时波特亚金睁开了眼睛。在不断向深渊落下时，他的心脏暂时得到了不稳固的支撑。他有那么多的话要说——说这下他永远见不到巴黎了，更见不到祖国了；说他的一生是愚蠢的、一无所成的；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或为什么即将死去。他把头转向一侧，茫然地看着加宁，轻声含糊地说：“你看——没有任何护照。”他嘴唇一扭，现出一丝微笑。他又眯起眼睛，那深渊再一次吞没了他，一阵剧痛刺进心口——呼吸似乎成了无法形容的、无法得到的最大幸福。

加宁白色有力的大手紧抓着床沿，看着老人的脸他又一次记起了那闪动着的朦胧的幽魂，那些临时拉来的充当群众演员的俄国人，每人十马克就出卖了，至今仍在天知道什么地方的银幕上映出。加宁突然意识到，不管怎么说波特亚金总还是留下了点什么，纵然只是那两首为他展现出如此热情永恒的生命的苍白小诗，就像一种廉价香水或一条熟悉的街道上的标志对我们变得珍贵起来了一样。加宁一时间看到了生命中绝望与幸福所具有的一切激动人心的美，一切都变得崇高、极度神秘——他自己的过去，沐浴在灰白色光线中的波特亚金的脸，窗框在蓝色墙壁上的模糊反光，以及一动不动站在他身旁的两个身穿黑衣的女人。

克拉拉惊奇地注意到加宁在微笑，她无法理解这一点。

他微笑着摸了摸波特亚金的手，放在床单上的这只手稍稍抽动了一下。加宁直起身子，转向了多恩太太和克拉拉。

“我现在要走了，”他低声说道，“看来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代我向两个舞蹈演员致意。”

“我送你出去，”克拉拉同样平静地说，然后补充道，“两个跳舞的在长沙发上睡着了。”

加宁走出了房间。在厅里他拿起了箱子，把雨衣搭在肩膀上，克拉拉替他打开了门。

“谢谢你，”他说，侧身走到楼梯平台上。“祝你好运。”

他停下片刻。头一天他已经有过这个念头，想还是向克拉拉解释一下为好，说他根本没有过任何偷钱的打算，只不过是在看旧相片；可是现在他已经记不得他当时打算说些什么了，因此他向她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地走下了楼梯。克拉拉握着门把手看着他离去。他提箱子像提着水桶似的，沉重的脚步踏在楼梯上像缓慢的心跳声。他在楼梯拐角处消失了很久以后她仍站在那里倾听着那平稳的、越来越小的嗒嗒声。终于她关上了门，在门厅里站立了片刻。她大声重复道：“两个跳舞的在长沙发上睡着了，”便突然大声而猛烈地抽泣了起来，食指不住地在墙上上下划动。

▇

钟表匠招牌上斜着突出来的巨大白色钟盘上，粗重的指针指向六点三十六分。在一夜过后仍未回暖的浅蓝色天空中，只有一朵小小的云开始变成粉红色，它那细长的外形神秘而优雅。那些一大早就得起床奔波的不幸之人，他们的脚步声在空寂的空气中特别清晰地回响着，远处有轨电车的轨道上颤动着肉粉色的光。一辆小车满装着用一块粗条子布半盖起来的大束大束的紫罗兰花，紧挨路缘慢慢地前进着，卖花人帮着一条大红毛狗一起拉着车。狗舌头伸在外面，使劲往前拉，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奉献给人类的每一块强健肌肉的力量。

一群麻雀从一些刚开始发绿的树的黑色枝桠上轻快地拍着翅膀飞起，落在一堵高高的砖墙的墙沿上。

商店仍在铁栅后沉睡着，只有房屋的上部才照到阳光，但绝不可能想象这是日落时分而不是清晨，因为影子的方向不对，习惯于黄昏时的阴影而对黎明时的影子不熟悉的眼睛会看到意想不到的组合。

一切都似乎是歪着的，变小了，像在镜子里变了形。正当太阳升得高了一些、影子分散到它们平时的地方时，在这没有了渲染的光线下，加宁生活其中的回忆世界变成了它实在的样子：那个遥远的过去。

他四下里张望，看见了街尽头那座楼房的被阳光照亮的一角，他在里面重温了他的过去，再也不会回到里面去了。一整座楼房离开了他的生活，这很有几分美丽神秘之处。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城市越来越亮，街道也苏醒过来，失去了其奇特的朦胧的魅力。加宁在人行道中间行走着，轻轻地摆动着装得满满的箱子，心里想他已经有多么久没有感到自己这样强健、这样乐于去对付任何事物了。他不断地用新鲜的、怀着爱意的目光注意周围的一切——赶往市场去的马车，一个穿着围裙的男人正在公用电话亭四周粘贴的彩色广告的半合着的纸页——这个事实意味着他的一个秘密转折点，一种觉醒。

他在火车站附近的小公园中停下，在不久前坐着回忆斑疹伤寒、乡间别墅以及对玛丽的预感的同一张长凳上坐下。再有一个小时她就要到了，她的丈夫睡得像个死人一般，而他，加宁，将要去迎接她。

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想起了他怎样去柳德米拉那里和她分手告别，怎样走出了她房间的情形。

公园后面正在建造一所房子；他可以看见黄色木梁的构架——房顶的架子，有些部分已经盖上了瓦。

尽管时间还早，他们已经开始干活了，在早晨天空的衬托下可以看见屋架上工人蓝色的身影。有一个工人在横木上行走，轻巧自由得像是马上要飞走。木屋架在太阳照耀下像金子一样发亮，两个工人在上面把瓦递给第三个工人。他们面朝上躺着，像在楼梯上似的一个比一个往上呈直线躺在那里，最下面的一个把像一本大书的红瓦越过自己的头传给在中间的工人，他接过瓦以同样的动作，即身子倒下、双臂伸直把瓦递给上面的工人。这个懒洋洋的有规律的动作具有一种奇特的镇静作用；新木的黄色光泽比过去任何最活灵活现的梦都更为生动。当加宁抬头看着幽静的天空中的房顶架时，他清晰而无情地意识到他和玛丽的恋情已经永远结束了。它持续了仅仅四天——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四天，但是现在记忆已经枯竭，他已经感到腻烦了；现在玛丽的形象和那行将就木的老诗人的形象一起都留在了幽灵之屋里，这屋子本身也已经成了记忆。

除了那个形象之外，玛丽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他等待着北方来的快车慢慢通过铁桥的时刻。它开了过去，消失在车站的背后。

于是他提起皮箱，招来一辆出租汽车，让司机把他载到城市另一头的另一个车站去。他选择了一列半小时后驶往德国西南部的火车，把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一用来买了一张火车票，怀着愉快的激动想着他将如何没有任何签证地跨越国境；国境另一边是法国，普罗旺斯[1]，然后是——大海。

火车开动时他睡着了，脸埋进挂在木头座位上方的衣钩上的雨衣褶子里。

[1] Provence，法国的一个地区。

译者后记

《玛丽》译自纳博科夫用俄语写的小说《玛申卡》的英译本Mary。《玛申卡》是这位文学巨匠的处女作。在英译本前言中，纳博科夫说到他为《玛申卡》寻找中意的英文名字颇费周折，最后决定用《玛丽》，因为他感到这个名字“似乎和俄文书名所具有的自然纯真最相匹配。”

在同一前言中，纳博科夫说不少作家的第一部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自己的影子，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具有倾诉自我经历的愿望，只有在这一愿望得到满足后，才可能放手去探索“更美好的事情”。纳博科夫本人就是这样。他在四十年代出版了自传《说吧，记忆》，对比此书和《玛丽》，可以看到《玛丽》中加宁的许多经历与纳博科夫的经历极其相似，玛丽则是塔玛拉的化身。据作者本人说，《玛丽》中沃斯克列辛斯克那所有廊柱的宅子和一九六九年企鹅版《说吧，记忆》的封面上的罗日斯特维诺的宅子如出一辙。作者在加宁身上糅进了自己早年的感情经历，因此老年的纳博科夫在谈到《玛丽》时说，“由于俄国非同一般地遥远，由于思乡在人的一生中始终是你痴迷的伴侣，我已习惯于在公众场合忍受这个伴侣的令人断肠的怪癖，我承认自己对这部处女作在情感上的强烈依恋，丝毫不为之感到困窘。”

《玛丽》的故事发生在十月革命后，在柏林一家小小的膳宿公寓中，时间跨度是从星期日到星期六的一周。女房东是俄国人，六个房客也都是俄国人，由于各种原因流亡柏林。主人公加宁原是沙俄军队中一个青年军官，一九一九年在克里米亚作战时头部受伤后辗转来到柏林，干过各种零工谋生。他在小说中正闲居，厌倦了和情妇柳德米拉的关系，却仍例行公事地和她幽会，因为他感到和她断绝关系比继续下去更为麻烦。老诗人波特亚金正在办去法国的手续，整个星期他为在护照上打上允许离开德国的出境签证而奔波，最后在星期五得到签证却丢失了护照。他年老体弱，最后心脏病发作。小说一开始和加宁一起被困于电梯中的阿尔费奥洛夫似乎是个商人，这时正处在高度兴奋之中，因为妻子玛丽将于星期六从俄国到达柏林，几年分别即将结束，六天中他张口闭口不离玛丽。克拉拉是个小职员，和柳德米拉是朋友，但却暗恋着加宁。另外两个房客是一对芭蕾舞男演员，显然是同性恋者，到柏林来找工作。公寓楼在铁路旁边，从早到晚火车不断隆隆驶过，增加了这一群流亡者、特别是加宁的躁动不安。因为妻子即将到来而激动难眠的阿尔费奥洛夫星期一深夜在房间里不停地哼唱、走动，使住在隔壁的加宁无法入睡，去兴问罪之师却被阿尔费奥洛夫让进室内，看到了玛丽的照片。当加宁意识到这个玛丽就是自己中学时代的情人玛丽时，初恋的一切一幕幕映过心头。第二天一早，他毅然步入柳德米拉的房间和她断绝了关系，此后四天加宁一直生活在回忆之中。柏林那灰色的现实和对在俄国的初恋的玫瑰色的回忆交织，构成了《玛丽》的故事和语言的难忘的、动人的美。

在玛丽到来的前夜，两位芭蕾舞演员在自己房间里为了波特亚金和加宁即将离去，为了阿尔费奥洛夫的妻子即将到来，为了克拉拉的生日以及自己找到工作举行了一次聚会。阿尔费奥洛夫喝得烂醉，加宁把闹钟给他上到十一时，打算自己八点钟前去火车站接玛丽后双双离去；波特亚金心脏病再度发作。加宁收拾好行李去了火车站。他坐在那儿等待北方来的列车载着玛丽到达柏林，看着附近有工人在盖一所新房子。此时纳博科夫笔锋一转，描写了加宁在这现实的场面下的顿悟：当加宁抬头看着幽静的天空中的房顶架时，他清晰而无情地意识到他和玛丽的恋情已经永远结束了。它持续了仅仅四天——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四天，但是现在记忆已经枯竭，他已经感到腻烦了；玛丽的形象和那行将就木的老诗人的形象一起现在都留在了幽灵之屋里，这屋子本身也已经成了记忆。

在加宁记忆中既模糊又栩栩如生的玛丽终于没有出现在这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小说中。小说以加宁独自去开创新生活结束。

正是在这出人意料的结局中表现了纳博科夫的非凡文学天才。

初恋是甜蜜的。那爱情的萌动、少男少女的遐想，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情感、完全陌生的异性接触、完全陌生的经历。在《玛丽》中，对初恋的回忆和对故国的怀念交织在一起，俄罗斯广袤的原野、秋阳、冷雨、白桦、冬雪，对于在异乡的流亡者来说，增加了些许凄迷的、不可及的、哀婉的美。故国不再，昔日的恋人已为他人妇，加宁终于从沉迷中醒来，意识到回忆虽美好终究不能替代现实，他也不能像老波特亚金那样在回忆中了却残生。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他必须义无反顾地迎接明天。

也许正是这种精神，使纳博科夫成就了他非凡的文学业绩。

版权信息

书名：王，后，杰克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

ISBN：9787532768882

译者：黄勇民

责任编辑：陈姝　吴炎

产品经理：邵明鉴

目 录

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一一

一二

一三

译者后记

献给薇拉

前言

在我所有的小说中，这部耸人听闻的小说是最出彩的。移居、赤贫、思乡都没有影响小说的精心策划和巧妙构思。小说一九二七年夏天构思于波美拉尼亚海滩，来年冬天在柏林形成框架，一九二八年夏天完稿，同年十月初由俄国流亡者出版社斯洛弗用《国王、王后、侍卫》书名在柏林发表。这是我第二本用俄语发表的小说。那年我二十八岁。我在柏林断断续续生活了六年。我与一些知识界的人士确信，之后十年的某个时刻，我们都能回到一个热情好客、悔过自新、榕花盛开的俄国。

同年秋天，乌尔斯坦出版社获得了德国版权。我深信不疑西格弗里德·冯·费格扎克的译文非常到位。记得，我是一九二九年初遇见西格弗里德·冯·费格扎克的，当时，我与妻子匆匆途经巴黎，用乌尔斯坦出版社慷慨预支的稿费，去东比利牛斯省进行一次捕蝶旅游。我们在他宾馆进行了采访，他患了重感冒，躺在床上，戴着单片眼镜，模样很狼狈；与此同时，其他美国著名作家正在酒吧寻欢作乐等等，正如人们经常传说的那样，美国人习惯泡酒吧。

人们也许很容易猜测，一个俄国作家选择清一色的德国人物（小说最后两章中我和妻子纯属访游），这为他自己制造了不可逾越的困难。我不会说德语，没有德国朋友，没有读过一本德语小说原著或译本。但是，艺术就像自然一样，一种引人注目的不利因素也许会成为一种微妙的保护手段。“人类的湿气”，chelovecheskaya vlazhnost，渗透了我的第一部小说，《玛申卡》（《玛丽》）一九二六年由斯洛弗出版，也由乌尔斯坦在德国出版，两种版本都非常出色，但是这本书在当时不再令我高兴（而现在这本书因为新的原因令我感到高兴）。我在那个展示柜里收集的移民人物非常易于识别，他们是那个时代关注的焦点，人们一眼就能分辨出他们背后的标识。幸运的是，那些标识上所说的事情不太清晰；但是，我不倾向于运用一种法国“人类档案”独特的手法，保存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该社区的一个成员如实描绘了该社区某种与激昂和枯燥的民族心理学略微相仿的东西，在现代小说中，这种东西经常让人感到抑郁沮丧。在一个逐渐解除内心束缚的阶段中，我还没找到或者还不敢运用重塑历史环境的非常特别的手法（十年后，我在《天赋》中运用了这种手法），这种在未知环境里感情介入的缺失连同固有的童话式的自由应答了我纯创作的梦想。我也许可以在罗马尼亚或荷兰上演《王，后，杰克》。但是，对柏林的地形和天气的熟悉决定了我的选择。

到一九六六年底，我儿子已经逐字逐句用英语翻译了这本书，我把译本放在我的讲台上俄语版本的旁边。我估计必须要做些修改，因为小说原稿是在四十年前写的，自从笔者（当时笔者比如今的修订者还要年轻）两次修改校样以来，我没有再次读过原作。很快，我敢断定，原作比我预想的要松散得多。我不想讨论我对原作所做的一些小小改动，以免毁了未来校对者阅读的愉悦。我只想说，我做这些改动主要是不想美化一具僵尸，而是想让一个依然在呼吸的身躯享受小说中某种天然固有的容量；在过去，因为缺乏经验，因为过于急切，因为构思草率，因为措辞疲沓，读者没法体会到这种天然固有的容量。在这部小说的结构里，那些各种各样的可能几乎都在呐喊，希望得到进一步扩展或梳理。我不无滋味地完成了对小说的修改。小说的“粗俗”和“淫荡”震惊了流亡者期刊我的那些最仁慈的批评家们，但那些章节还是保留了下来，不过，我承认，我还是无情删除和重写了许多蹩脚的零星段落，比如，在最后一章的一个关键过渡中，为了暂时不让弗朗兹出场，他不应该插手干涉（与此同时，格雷维茨旅游胜地的某些重要场景引起了作者的关注），笔者运用可鄙的权宜之计，让德雷尔差遣弗朗兹去柏林，给一个商人送一只必须归还的扇贝形香烟盒，笔者默许这位商人将那只烟盒遗忘在某处（我明白，在我一九六六年的《说吧，记忆》一书中也运用了相同的手法，运用得也相当贴切，因为烟盒的形状就是著名的《追寻逝去的时光》蛋糕的形状）。我不能说我感到我在一本过时的小说上浪费了时间。修改后的文本也许软化了那些毫无疑问出于宗教原因、原本对作者一本接一本地节略和冷酷重塑他所有旧作品持反对态度的读者，并使他们对小说产生了兴趣，与此同时笔者还在创作一部新小说，这部新小说迄今已花费了五年时间。但是，我确实认为，即便是一位不信上帝的作家也应该万分感谢他的早期作品没有利用一种在俄国文学史上几乎难以复制的情况，没有利用政府的遗忘，在他悲伤和遥远的国家里拯救出那些因有人恐惧而遭禁的书籍。

我还没就《王，后，杰克》的情节说过任何话。这部小说的情节从根本上说不是不熟悉的，事实上，我怀疑那两位值得尊重的作家，巴尔扎克和德莱塞，将会指责我严重模仿，但是，我发誓，当时我并没有读过他们那些荒谬的作品，甚至现在也不太知道他们在柏树底下说了些什么。毕竟，夏洛特·亨伯特的丈夫也不是那么清白的。

说到文学气氛和潮流，我必须承认我有点吃惊地发现，在我的俄文版本里，有那么多“内心独白”的段落——与《尤利西斯》毫无关系，当时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当然，自童年时代起，我一直读着《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中有整整一个场景，包括那些吟诵、一百年前的新伊甸园，如今都被广泛使用。另一方面，细心的读者不会不注意到我对《包法利夫人》亲切的小小模仿，这种模仿表示了一种对福楼拜深思熟虑的致敬。我记得在一个场景中，爱玛在黎明时刻沿着人们几乎不注意的僻静小巷，偷偷溜进情人的城堡，甚至仅仅为了郝麦点头同意。

像往常一样，我希望看到维也纳代表团像往常一样未受邀请（像往常一样，我喜欢的几个敏感的人会显得傲慢自大）。然而，如果一个坚定果敢的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设法偷偷溜了进来，那么我应该告诫他或她，在小说中这里或那里设下了一些残酷的陷阱。

最后，书名的问题。那三张人头牌，都是红心牌，我留下了，同时舍弃一个小对子。发给我的那两张新牌也许证明这场赌博是对的，因为在这场赌博游戏中，我总有象牙大拇指。势均力敌地、十分侥幸地、难分难解地穿过烟雾的刺痛，挤出一点优势。青蛙的心脏——正如他们在俄罗斯峡谷里说的那样。还有雪橇铃铛！我只能希望我那些出色的打牌老搭子，全都是一手满堂红和一手顺子牌，希望他们认为我是在用大赌注吓退对手。

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蒙特利尔

一

巨大的黑色时钟指针依然不走，不过，它每隔一分钟依然跳动指示一下；那种富有弹性的突然一跳会使整个世界都运转起来。钟面缓慢地转向一边，充满着绝望、轻蔑和怠倦；铁柱开始逐一走过，像一根根没精打采的男像柱带走车站的拱顶；月台开始移动，带走无名旅行的烟蒂、使用过的车票、阳光和唾沫的斑点；一辆手推行李车悄悄滑过，然而它的轮子却静止不动；接着来了一个书报亭，里面展示着各种性感的杂志封面——赤身裸体、珠灰色肌肤的美女；移动的站台上都是人、人、人，他们的脚在动，却仍在原地，大踏步地走动，但却在后退，仿佛处于一种令人痛苦的梦境之中，无论他们多么努力，仍然感觉恶心、腿肚子绵软无力；他们像潮水般向后退去，几乎跌得仰面朝天。

与平常一样，分别时刻女人总比男人多。弗朗兹的姐姐瘦削的脸上带着早起苍白的倦意，嘴巴里呼出空腹的臭味，身上围着花格子披肩，城里的姑娘从来不会围这种披肩；他的母亲个子矮小，身材肥胖，全身穿着都是棕色，像个身板结实的修女。你看，两人的披肩开始随风飘动了！

不仅母亲和姐姐在慢慢消失，而且她俩熟悉的笑容也在悄然逝去；不仅车站渐渐远去，而且还带走了它的书报亭、它的行李推车，以及一个卖三明治和水果的小摊，摊位上摆放着滚圆光亮多肉诱人的鲜红草莓；它们自信地吆喝着，诱人品尝；所有的瘦果都在吆喝，愿意亲近人们舌头上的味蕾——可是，天哪，此时此刻，一切都已远去；不仅所有这一切都已消失在身后，而且整个老城也都在它秋天玫瑰色的晨雾里移动：广场上赫尔佐克的巨大石雕、昏暗的教堂、商店的招牌——黑色大礼帽、一条鱼、一个理发师的紫铜脸盆。此时此刻，整个世界在一刻不停地运动。一间间房屋以磅礴的气势在面前经过，他家敞开的窗户里，窗帘帷幔在飘动拍打，屋里的地板有些裂缝，墙壁也破旧开裂；他母亲和姐姐正在快速流动的空气中喝着咖啡，越来越快的振动颠簸使家具也在颤抖，而且颤抖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神秘不可思议；越过房屋住宅，越过教堂广场，越过小街小巷。尽管此时，一块块耕地早已在车厢窗外展开，弗朗兹的骨髓深处依然能感觉到那个渐行渐远、那个他居住了二十年的小镇。在这节木质长凳的三等车厢里，弗朗兹的身边坐着两位身着灯芯绒套裙的老太太；一个肥胖、脸颊红扑扑的女人，她的双膝上显眼地搁着一篮子鸡蛋；还有一个白肤金发碧眼的男青年，身着棕黄色的短裤，结实瘦削，很像他自己的那个旅行帆布背包，帆布包被塞得鼓鼓囊囊，看上去好像是从黄石中雕凿出来的：他精力充沛，已经卸下背包，用力将其举起，放到了行李架上。门边坐椅上，弗朗兹的对面，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幅绝代美女的照片；过道的一扇车窗边，一位身着黑色大衣、身材魁梧的男士正背对着车厢站着。

此刻，火车越开越快。弗朗兹突然紧抓住自己身体的一侧，他惊呆了，以为自己丢了钱包！钱包内装着那么多东西：一张货真价实的小车票、一张陌生人的名片，上面记着宝贵的地址，还有一笔马克，可用来过上一个月体面的生活。不过，钱包还在口袋里，鼓鼓的，暖暖的。两位老太太开始坐立不安，窸窸窣窣地拆开三明治的外包装。走廊里的那个男人转过身来，稍稍一晃，向后退了半步，在左右摇晃的车厢地板上稳住身子之后，走进了隔间。

他的大部分鼻子没了，或者说从来就没有长出来过。鼻梁剩余部分的皮肤苍白，像仿羊皮一般，紧紧黏附着鼻子，令人作呕；他的鼻孔已经失去所有体面的感觉，面对着这个往后退缩的旁观者，他的鼻孔就像两个突然出现的洞眼，黑乎乎的，不对称；他的面颊和额头凹凸不平，有如广袤的地表阴影——黄的，粉的，油光发亮。他是否遗传了那种怪诞的脸谱？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疾病、什么爆炸事件、什么酸性物质毁坏了他的面容？他几乎没有嘴唇；由于没有睫毛，他的蓝色眼睛流露出一种受了惊吓的眼神。不过，这个男人穿着时髦潇洒，十分整洁体面，体格结实健美。他穿了一件双排纽扣的套装，外面罩了件厚实的大衣。他的头发像假发一样油光发亮。他随意坐下，将裤子的膝盖部分往上拉了拉，戴着灰色手套的双手打开了他留在座位上的那本杂志。

在弗朗兹肩胛之间来回传递的那种颤抖此时逐渐减弱，它钻入嘴中成为一种奇怪的感觉。他的舌头活生生地感到一阵刺激；他的硬腭感到极度湿润。他的记忆像开了一家蜡像馆，他明白，他明白在该馆遥远的尽头，一个恐怖房间正等待着他。他记得，一条狗曾在屠宰场的门槛上呕吐过。他记得，一个孩子，一个刚开始学步的儿童，费力地弯腰，年纪还小嘛，他拣起一样肮脏的东西，往嘴里塞，那东西很像婴儿的橡皮奶嘴。他记得，有轨电车里有个咳嗽的老头把一口痰吐到了检票员的手里。弗朗兹通常能克制住自己，但是这些丑陋的形象总是不断在他的生活中徘徊，常常歇斯底里大发作，以此去迎接任何与这些形象相似的新印象。在那些还算新近的日子里，在受到那种惊吓之后，他会一下子扑倒在床上，试图竭力摆脱那种阵发的厌恶感。他对学校的记忆似乎总在躲避与这个或那个伙伴肮脏的、有小脓包的、滑不溜秋的皮肤可能的或不可能的接触，这些人逼他参加游戏，或者急于向他透露某种令人厌恶的秘密。

那男人随意浏览着那本杂志，他那张丑脸与杂志迷人封面的结合怪诞无比，让人难以忍受。坐在这怪物身边的是个鸡蛋一般滚圆的女人，她脸色红润，昏昏欲睡，她的肩膀轻轻蹭着他。那个青年的帆布背包摩擦着他那个贴着乱七八糟广告的、油腻腻的黑色旅行袋。最糟糕的是，两个老太太全然不理睬她们丑陋的旅伴，只顾自己津津有味地啃着三明治，吮吸着橘子果囊，用废纸片包裹橘子皮，随后突然巧妙地将它们塞到椅子底下。这时，那个男人放下杂志，不脱手套就自顾自地开始吃起涂着奶酪的小圆面包，边吃边得意洋洋地环顾四周，弗朗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景象了。他快速起身，像烈士一样昂起苍白的脸，松了松身体，从行李架上取下蹩脚的箱子，拿起雨衣和帽子，笨拙地将箱子撞到了门框上，然后逃进了车厢的过道。

这节特殊车厢在前面一站挂到了这列快车上，因而车厢里的空气依然清新。他立刻感到一阵快慰。但是刚才那种眩晕还没有完全消失。车窗外闪过一排高高的柏树，阳光和阴影不断投来斑驳的色调。他开始试探着沿着车厢过道走动，双手紧抓着球形把手和其他可以抓的东西，朝各个隔间仔细张望。只有一个隔间还有一个空座位；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两个脸色苍白的孩子手上全是尘土，黑不溜秋的，他们不断地悄悄从座位上滑下来，滑到旅客脚边别提有多肮脏的地板上，在油腻的碎纸中玩耍，他们弓着肩胛，等着母亲在他们的后颈上狠打一巴掌。弗朗兹到了车厢尾端，他脑中突然浮现出一个不寻常的想法，顿时停住了脚步。这个想法是如此甜蜜，既大胆又令人兴奋，想到激动时，他不禁取下了眼镜，开始擦拭。“不，我不能这么做，绝不可以，”弗朗兹轻声嘟囔着，可他已经意识到，他没办法抵御这种诱惑。他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整理领带结，一边在一阵冲动的驱使下跨过了车厢之间摇晃的连接板，走进了下一节车厢，内心深处感到一阵微妙的恐慌。

它是一节二等schnellzug[1]车厢，对于弗朗兹来说，二等车厢色彩鲜艳，非常诱人，甚至让人有点负罪感，就像抿了一小口浓浓的白色甜酒，有一种过分强烈的奢侈感，或者就像吃了像人脑袋那么大的黄色大葡萄柚，在上学的路上，他曾经买过的那种水果。至于头等车的奢华，那恐怕连做梦也想不到——那种车厢专供外交家、将军们乘坐，还有几乎是神仙一般的女演员！二等车厢，不过是二等嘛，只要他能鼓起勇气……他们说他已故的父亲（一位没精打采的文书）曾有机会——很久以前，在战前——乘坐二等车厢！不过，弗朗兹还是犹豫不决。他在车厢过道入口处的告示牌边停住了脚步，告示牌标明了车厢的性质；此时，车厢外飞驰而过的不再是篱笆似的森林，而是广阔的草地牧场，壮丽恢宏；远处，与铁轨平行的是一条逶迤曲折的公路，路上一辆小人国的汽车急速飞驰。

就在此时，正在来回巡视的列车长帮他摆脱了困境。弗朗兹出钱补票，将他的车票提升了一级。列车钻进了一段短隧道，一片漆黑，隆隆的回声震耳欲聋。随后，光明再次来临，不过，列车长不见了。

弗朗兹进入了一个卧铺包厢，一声不吭，欠身致意。隔间里只有两位旅客——一位有着明亮眼睛的漂亮女士，一位留着黄褐色八字须的中年男子。弗朗兹挂好他的雨衣，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座位非常柔软；一个座位与另一个座位之间在太阳穴水平位置装有一个舒适的半弧形凸出物；墙上的摄影图片非常有浪漫色彩——一群绵羊、山岩上一个十字架、瀑布。他缓慢舒展两条长腿，又缓慢从口袋里取出一份折叠着的报纸，可是他静不下心来阅读，车厢的雍容华贵使他陶醉。他只是拿着展开的报纸，用报纸遮住面孔观察他的两位旅伴。哎呀，他俩真迷人。那位女士穿了一套黑色的衣服，戴了一顶迷你小黑帽，帽上有一只黑色的钻石小燕子。她神色凝重，眼神冷淡，上嘴唇之上有一些短短的暗色汗毛，闪闪发亮，那是富有激情的标志；一缕阳光映衬出她脖颈奶油般柔软的肌理，咽喉处有两条纤细柔和的横向纹理，仿佛有个指甲在上面轻轻勾画，一条线压着另一条线：按他的一位同学（一位少年老成的专家）的说法，也是所有各种奇迹的一种标志。那位男士一定是个外国人，他那柔软的衣领和花呢服装便是例证。不过，弗朗兹判断错了。

“我口渴，”男士带着柏林口音说，“太糟糕了，没有水果。那些草莓肯定渴望有人去品尝。”

“这都是你自己的错，”女士不高兴地回应，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我还是没法理解——那样做太愚蠢了。”

德雷尔瞥了瞥这个临时的天堂，没作回答。

“这是你的错，”她重复道，习惯性地拉了拉她的百褶裙，无意中发现有个举止笨拙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坐在了门角落里，他似乎对她丝绸般光滑的双腿极感兴趣。

“不管怎么说，”她说，“这不值得一谈。”

德雷尔明白，他的沉默惹恼了玛莎，而且难以用言语来表达。他的眼里流露出一种孩子气的表情，他嘴唇四周柔软的褶纹呈波浪形，因为他嘴里嚼着一块薄荷糖。刚才他惹恼妻子的事情实际上傻得很。八月和九月前半段时间，他俩在蒂罗尔[2]度假，此时正在回家的路上，途中在一个古老而又别致的小镇上逗留几天，办点事。他去拜访了他的表妹莉娜，年轻时他曾与她跳过舞，大约二十五年前。他的妻子断然拒绝陪他前去。如今的莉娜已是个矮胖的怪物，装了一副假牙，不过，还像以前一样说话滔滔不绝；她也发现岁月已在德雷尔身上留下了痕迹，不过比她想象的要好；她为他煮了香浓的咖啡，讲起了她的孩子，还说很遗憾孩子们都不在家；她问起了玛莎（她没见过玛莎）和他的生意（对此她了解很多）；接着，一阵虔诚的停顿之后，她问德雷尔是否可以给她出个主意……

房间里暖融融的，围绕着陈旧的枝形吊灯有许多灰色的玻璃小垂饰，就像肮脏的冰柱一般，苍蝇正围成平行四边形，每次都停落在相同的垂饰上面（不知怎的，他觉得这挺有意思），陈旧的椅子伸展着它们长毛绒的扶手，显得既热情友好又滑稽可笑。一只哈巴狗在绣花靠垫上打瞌睡。为了应答他表妹边叹息边期待的询问，德雷尔突然活跃起来，他笑着说：“嗯，你为什么不让他到柏林来见我呢？我会给他一份工作的。”他妻子不能原谅他的原因也就在此。她称之为“穷亲戚拖累事业”；不过，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一家穷亲戚能拖累任何事情吗？他知道莉娜会邀请他妻子做客的，但玛莎无论如何不会前往，于是他对表妹说了谎，他说他们当晚就要离开。而事实上，他和玛莎去逛了一个集市，还参观了一位生意伙伴超一流的葡萄园。一周后在车站，当夫妇俩已经在卧铺包厢里安顿下来时，德雷尔从车窗向外看，他瞧见了莉娜。他们没在城里某个地方撞见她可算是奇迹。玛莎想方设法避免让莉娜见到他们，尽管丈夫很想去买一篮水果，准备旅途中享用，但是他不敢将头探出窗外，不敢用哪怕是很轻的“嗨”声去招呼那位身着白色夹克的年轻摊贩。

德雷尔穿戴舒适，身体状况十分好，头脑里朦朦胧胧充满着各式各样模糊愉快的想法；他嘴里嚼着薄荷糖，双臂交叉着坐在座位上；他胳膊弯曲处衣服的柔软褶皱与他脸颊上柔软细密的褶子、他的短八字须的轮廓、成扇形向鬓角展开的眼角皱纹十分相衬；他的眼睛里透射出一种奇特的稍显顽皮的目光，从浓眉下凝视着车窗外掠过的绿色风景，凝视着玛莎被阳光勾勒出的身影和在门边角落里戴着眼镜读报的年轻人的廉价小提箱。德雷尔悠闲地打量这个年轻人，上下左右仔细端量。他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红绿双色的领带上所谓的“蜥蜴”图案，这条领带显然只值九十五芬尼。他还注意到年轻人衬衣挺括的衣领、袖口和前襟——顺便说一句，这种衬衫只抽象地存在，因为从其虚假的光泽来看，它所有可以被人看见的部分都是一块块浆过的质量低级的布片，不过，节俭的乡巴佬觉得这些浆过的布片很不错，将它们贴附在家里用没漂白过的布料制作的别人看不见的内衣上。至于那个年轻人的外套，它唤起了德雷尔内心一种微妙的愁思，他并非第一次考虑到每一种新款式可怜短暂的寿命：那种三扣窄翻领蓝色细条纹上衣，在柏林商店里至少已经消失了五年。

突然，眼镜片底下两只眼睛露出吃惊的神色，德雷尔立刻将目光移开。玛莎说：

“真是傻极了。要是你能听我的话就好了！”

她丈夫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她想继续往下说——她还可以说许多简短有力的责备话，但是她发觉那个小伙子正在倾听，欲言又止的她突然将胳膊倚靠在靠窗的桌子拼板上——用指关节扯动她脸颊上的皮肤。她一直那样坐着，直至车窗外树林轻轻颤动，变得令人厌烦；她慢慢伸直丰满的身子，显得那么恼怒和厌倦，随后，身子向后斜靠并闭上了眼睛。鲜红色的阳光穿透了她的眼睑，亮光闪闪的条纹（飞逝而过的森林所透射的幽灵一般的阴影）接连不断地掠过她的眼睑；她丈夫快乐的脸膛似乎也在慢慢旋转着朝她而去，与那闪动着阴影条纹的红润脸色交叠在了一起；她吃了一惊，于是就睁开了眼睛。然而，她丈夫坐在离车窗稍远的地方，正在阅读一本用紫色搓纹革包装的书。他正聚精会神地阅读，读得津津有味，完全沉浸在被太阳照亮的书页之中。他一边翻动着书页，一边环顾四周；窗外的世界是那么急切，像一条顽皮的狗等待着那一刻，然后欢快一跃，飞奔到他的跟前。但是，德雷尔充满深情地推开汤姆[3]，再次沉浸在他那本诗集之中。

对于玛莎来说，那种有点欢闹的光线只是晃动的车厢里闷热的空气。火车车厢应该是闷热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因而还好。生活应该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要反反复复、弯弯曲曲、起起伏伏。起居室的桌子上放一本精美的书籍就恰到好处。在车厢里，为了缓解无聊，人们可以翻阅无聊的杂志。但是，为了吸收和欣赏……读点诗歌，如果你喜欢的话……包装精美的诗集……一个自称商人的人不能、不必、不敢那样炫耀。但是他读诗集，也许，也许是故弄玄虚，故意来羞辱我。这仅仅是他炫耀的另一种怪招。那好，我的朋友，那你就继续炫耀吧！要是能把那本诗集从他手中抽掉，把它锁进手提箱该有多好！

就在这一刻，太阳似乎使她的脸蛋充分展露；阳光流溢，照亮了她光滑的脸颊，给她的眼睛增添了一丝不自然的暖意；眼睛的虹膜呈浅灰色，大大的瞳孔显得很灵活。一对可爱的眼睑稍有皱纹，宛如紫罗兰一般，闪动时充满着活力；她很少眨眼，仿佛始终在担心会错过重要的目标。她几乎没有涂脂抹粉——只有她丰满的双唇上出现的细微横向裂痕似乎是橘红色唇膏干裂的痕迹。

弗朗兹躲在报纸后面，沉浸在一种极其快乐的幻觉之中，沉浸在这两位旅行伙伴偶然的举止和只言片语之中；现在，他开始张扬自己，坦然地张扬，几乎有点傲慢地望着这位女士。

然而，仅仅片刻之前，他的各种思想总趋于各种病态的联想，与最近两件事情混淆了起来，混淆于其中一个虚假和谐的形象之中，那些形象在梦中是那么重要，可是当他回忆起这个梦时，却变得毫无意义。在他看来，从三等车厢（那个车厢被一个没鼻子的怪物一声不吭地占据了）转到这个阳光明媚、用长毛绒装饰的奢华车厢，就像从可怕的地狱，穿越炼狱般的走廊和车厢衔接处哐啷哐啷的撞击声，来到一个极乐小世界一样。刚才，年迈的列车长已经在他的车票上检票打孔，然后立刻销声匿迹，他有点像圣彼得那样谦恭和无所不能。孩提时期曾把他吓得要命的敬神通俗画像又浮现在眼前。他把列车长打孔检票的“咔嗒”声当作是钥匙开启天堂之门的声音。于是，一位脸上涂满油彩、装扮艳俗的演员在一出圣迹剧[4]中，穿越一个分成三部分的长舞台，离开恶魔之口，得到了天使的庇护。为了驱除昔时挥之不去的噩梦般的记忆，弗朗兹开始急切寻找人间平淡的生活迹象，去打破噩梦的束缚。

玛莎帮助了他。她一边斜着眼睛向车窗外面观望，一边打起了呵欠：他瞧见了她嘴巴红色的半阴影里舌头绷紧鼓起，看见了她的牙齿亮光一闪，随后她立刻举起一只手捂住嘴巴，以免失态；于是，她眨巴起眼睛，扇动眼睫毛驱除一滴使人发痒的眼泪。弗朗兹无法抵抗打呵欠的样子，尤其是那种不知怎么的有点儿像性感淫荡的秋季草莓那样的呵欠，他的家乡以盛产这种草莓著称。这时，弗朗兹无法克制嘴里涌起的那种味觉，他战栗着张开嘴巴。玛莎碰巧瞧了他一眼。他意识到玛莎知道了他一直在注视着她，于是心绪烦乱、哀伤。刚才他凝视玛莎神情放松的脸蛋时所经历的那种病态的狂喜，此刻演变成极度的尴尬。在她炙热而又漠然的眼神注视下，他紧锁起眉头，当她转过头去时，他开始盘算，仿佛他的手指已噼里啪啦飞速拨着一个秘密的算盘，计算在生命中他还需要多少天才能拥有这个女人。

包厢的门轻轻移开，一位激动的列车员探进头来，高声嚷嚷，好像在预告某种可怕的灾难；随后，他又冲向下一个包厢，大声叫嚷他的新闻。

从根本上说，玛莎反对吃那些骗人的敷衍了事做成的饭菜，铁路公司要价过高，而饭菜质量却不够好，从身体需求来说，这几乎是不必要的开支；同时心里还掺杂着这样的感觉：某个手头宽裕身体强壮的人想要骗她，以此证明自己非常强悍；如果不是饿坏了，她肯定不会摇摇晃晃走那么长的路去餐车吃饭。她隐隐约约有点嫉妒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伸手从挂在他身边的雨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三明治。她站起身来，用手臂夹着手提包。德雷尔在书中找到了那根紫罗兰丝带，用它标记他阅读到的那张书页；他似乎还不能马上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等了几秒钟后，他轻轻拍了一下膝盖，也站了起来，整个包厢顿时显得非常窄小。尽管他身高中等，胖瘦也适中，但给人的印象是格外魁梧。弗朗兹将双脚往后缩了缩。玛莎和丈夫摇摇晃晃着经过他的面前，走出了包厢。

此时包厢里宽敞多了，弗朗兹独自啃着他灰色的三明治。他一边津津有味地嚼着，一边凝视着窗外。远处一条绿色的河岸斜向而来，越来越高，直至映满了车窗的顶部。随后，为了解决一条钢铁弦杆的问题，一座桥梁从它的顶部一跃而过；那绿色的山坡瞬间消失了，迎面而来的是开阔的乡村——田野、杨柳、金色的桦树、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成片成片的卷心菜地。弗朗兹吃完三明治，舒适得有点烦躁不安，他闭上了眼睛。

柏林！在这依然不熟悉的大都市的名字里，在第一个音节的隆隆声中，在第二个音节的光环里，有着某种让他感到激动的东西，就像好酒和坏女人充满浪漫气息的名字一样。特快列车似乎已经沿着那条著名的大街加速行进，大街两旁参天的椴树成行，树底下衣着奢华的人群熙熙攘攘。列车飞速驶过那些郁郁葱葱的椴树林，它们的美丽程度远远胜过这条大街响亮的名字，（乘务员叮叮当当地摇着铃催促那些还在就餐的旅客），接着穿过一个装饰着珍珠母金属闪光片的巨大拱门。再往前，在迷人的迷雾之中，另一幅美术明信片宣传画在其基座上旋转，明信片所展示的是一座黑色背景映衬的半透明塔楼。塔楼消失了；在一个灯光璀璨的商场里，在镀金的人体模型、清晰的镜子以及玻璃柜台中间，弗朗兹身穿常礼服、条纹裤和白色鞋罩，四处溜达；他潇洒地挥动手臂，指引顾客前往他们想去的商品区。这不再是一种完全有意识的思想活动，也不再是一种梦幻；就在这一刻，那种梦幻几乎使他铸成大错，但弗朗兹恢复了自控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引导自己的思绪。他给自己许下诺言： 晚上要彻底放纵一下。他快速地做了个心理测试，他让刚才坐在车窗边的女人裸露她的酥肩（失明的厄洛斯会作出反应吗？笨拙的厄洛斯果真作出了反应，在黑暗中从皱褶中探出头来）；随后保留其光彩照人的酥胸削肩，幻想成别人的脑袋，用十七岁侍女的脸蛋取而代之，侍女已经带着一个几乎与她一样大小的银质汤勺消失了，厄洛斯还没来得及坦露他的爱慕；但是，那个脑袋也已被他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眼神大胆、嘴唇湿润的柏林美女的脸蛋，这种美女常在烈酒和香烟广告上见到。只有在这个时候，那种形象才逼真起来：那个袒胸露乳的姑娘将酒杯举到她绯红的嘴唇前，轻轻晃动杏白色丝绸般光滑的大腿，一只红色的无跟拖鞋慢慢地从她的脚上滑落。拖鞋掉在地上，弗朗兹弯腰去捡它，便不知不觉地坠入黑暗的梦乡。他张开嘴巴睡觉，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三个孔：两个闪亮的孔（他的眼镜）和一个黑色的孔（他的嘴巴）。一个小时后，当德雷尔与玛莎从餐车回来时，他注意到了弗朗兹脸上的这种对称性。夫妻俩悄悄地跨过一条一动不动的腿。玛莎将手提包搁在折叠式窗桌上，手提包镍扣上的猫眼宝石立刻活了起来，绿色的反射光仿佛开始在里面翩翩起舞。德雷尔取出一支雪茄烟，但并没点燃。

出乎意料的是，晚餐相当不错，尤其是那块维也纳炸小牛排；现在，玛莎对同意去餐厅吃饭不感到后悔了。她的脸色已经变得暖洋洋，美丽的眼睛湿润了，刚刚抹过唇膏的嘴唇闪闪发光。她笑了，是那种少许露牙的微笑，心满意足之后，珍贵的微笑在她的脸上停留了好几分钟。德雷尔懒洋洋地欣赏她，他的眼睛微微眯缝，细细品味着她的微笑，就像某人收到意外礼物时露出的笑容，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使他显露那种愉悦。当那种微笑消失时，他把脸转了过去，就像一个呆子看骑车人从地上爬起来，看街头摊贩把散落在地上的水果重新放回推车后，心满意足、漫无目的地走开了。

弗朗兹像一个极其懒惰和迟钝的人那样交叉着双腿，但他还没醒。火车开始刹车，刹车声刺耳。列车缓缓驶过一堵砖墙、一个巨大的烟囱和一列列停在支线上的货车。不一会儿，车厢暗了下来，火车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穹顶车站。

“亲爱的，我要下车走走。”德雷尔说，他想去车外空旷处吸烟。

玛莎独自留在包厢内，身子往后斜靠在角落里；她无所事事，于是就看着角落里那具戴着眼镜的“僵尸”，心里满不在乎地想到，也许这一站就是那个年轻人该下车的地方，他会坐过站的。德雷尔沿着月台悠闲地溜达，经过车窗玻璃时，用五个手指敲击车窗，但是他妻子没再露出笑容。他吐了口烟，继续往前走去。他悠然地闲逛着，双手背扣在身后，步履轻盈，嘴里叼着雪茄烟。他想，有朝一日要是能像这样，在前往安达卢西亚、巴格达或者下诺夫哥罗德[5]途中的某个偏远车站的玻璃穹顶下散步，该有多好！实际上，人们可以随时出发；地球巨大而且是圆的，他有足够的闲钱绕地球六圈。玛莎起初不愿意出来旅游，她喜欢整洁的郊外草坪胜过茂密的热带丛林。如果丈夫建议休假一年，她也只会嗤之以鼻。“我想，”德雷尔心想，“我应该买一份报纸。我想股票市场也是一个有趣和难以捉摸的领域。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两位飞行员——或者说这是某种绝妙的骗局？——是否已经设法反方向重新铸造了四个月前那个年轻美国人的光辉业绩。美国、墨西哥、棕榈滩。威利·沃尔德在那里，想让我们陪陪他。不，不能把她累垮了。喂，报摊到哪里去啦？那台陈旧的缝纫机，踏脚板破旧不堪，已经用棕色包装纸包裹了起来，此时此刻是那么清晰，然而再过一两个小时，我会把这一切永远忘掉；我会忘记我曾瞧过它；我会忘记一切……”就在这时，哨声响了，行李车厢动了。嘿，那是我的火车！

德雷尔一路小跑奔向报摊，在手掌里挑了个硬币，顺手抓了一份想要的报纸，报纸掉落了，他又重新捡起，然后奔回列车。他狼狈地跳上一级从面前驶过的列车脚踏板，但不能马上打开车门。在拼命赶车的时候，他丢了雪茄烟，但没丢报纸。他一边咯咯地笑一边气喘吁吁，穿过一节车厢，两节车厢，三节车厢。在倒数第二节车厢的过道里，一个身穿黑色大衣的大个子家伙正将车窗拉下关好，他挪动身子，让德雷尔通过。经过他身边时，德雷尔看见这家伙有一张成年人的脸，但却长着一个小猴子一般的鼻子，还在龇牙咧嘴地笑呢。“真稀奇，”德雷尔心想，“应该弄这样一个模特儿去展示某种有趣的商品。”在下一节车厢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包厢，他跨过那条一动不动的腿，定定心坐了下来，此时，这条腿已经成了一个习以为常的固定物体。玛莎显然已经进入了梦乡。他打开报纸，却发现玛莎的眼睛正盯着他看呢！

“疯狂的白痴。”玛莎平静地说，说完又闭上了眼睛。德雷尔乐呵呵地点点头，埋头读起他的报纸。

旅途的第一阶段总是那么精细和缓慢；到了中途，人就会昏昏欲睡；而最后一段旅程则会飞快结束。不久，弗朗兹醒了，嘴唇好像在咀嚼什么东西。他的两位旅行伙伴正在熟睡。映在车窗里的灯光已经暗了下来，不过，玛莎亮光闪闪的宝石小燕子却弥补了灯光的黯淡。弗朗兹看了看他的手腕，看了看金属网坚固保护着的手表表面；然而，许多光阴已从手表的牢房里悄悄逃逸了。他的嘴巴里有一股非常令人讨厌的味道。他用一块特别的四方小布小心翼翼擦拭他的眼镜，然后走出包厢，来到车厢过道寻找厕所。他站在厕所里，手扶着铁把手，心里觉得奇怪又可怕，他竟然会与一个冷冰冰的洞联系在一起！他的尿液闪着光亮，跳跃着从那个洞里流走，洞底下是飞驰的光秃秃的昏暗的大地，这么贴近，这么可怕。

一个小时后，德雷尔夫妇也醒了。服务员给他们端来了大杯的牛奶咖啡，玛莎抿一口挑剔一番。暮色越来越浓，田野越来越暗，一片片农田似乎飞奔得越来越快。雨点开始轻轻拍打列车的窗户：一条涓流弯弯曲曲从车窗玻璃的顶端往下流，犹豫地停住了，随后又继续弯弯曲曲往下淌。过道车窗的外面，黑色的雷暴云砧下透露出一道窄窄的橘黄色晚霞。不久，车厢里亮灯了。玛莎长时间照着一面小镜子，露出洁白的牙齿，噘起性感的上嘴唇。

德雷尔依然充满着小睡之后的愉悦和温情，他望着深蓝色的窗户，望着雨点，心想明天是星期日，早晨他要去打网球（他最近才开始打网球，而且人到中年，对此独有钟情），要是天公不作美，那可就遗憾了。他问自己打网球是否有所进步，并不由自主绷紧了右肩。他想起了他钟爱的蒂罗尔度假胜地美丽、整洁、阳光明媚的高尔夫球场，还有那个神话般的网球高手；网球高手前来参加当地举行的一场球赛，他身穿白色法兰绒外套，脖子上围着英格兰俱乐部围巾，腋下夹着三根球杆，不慌不忙，用职业球员的翩翩风度脱下那件外套、那块条纹围巾，还有外套里面的白色羊毛衫；随后，只见他一挥裸露的前臂，“嗖”的一声，第一个练习球懒洋洋很难看地飞了出去，这是给可怜的教练保罗·冯·勒佩尔的礼物。

“秋天，多雨。”玛莎边说边“啪”的一声合上她的手提包。

“噢，只是毛毛雨而已。”德雷尔温和地纠正她。

火车仿佛进入了大都市的磁场，此时正以惊人的速度行进。车窗玻璃已经变得漆黑一片——甚至分不清天空。一列特快列车像一道火焰朝着相反方向一闪而过，“呼”的一声永远消失了。这毕竟是一种幻觉——那趟飞向美国的航行。弗朗兹从梦中返回包厢，他突然紧紧抓住自己身体的一侧。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昏暗之中远远出现了一簇簇灯光，像钻石一般的一片片火光。

不久，德雷尔站起身来。弗朗兹一阵激动，也挺直身子站了起来。到站的一套习惯动作开始了。德雷尔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大包小包（他喜欢把这些旅行包通过窗口递给搬运工人）。弗朗兹踮起脚尖，也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小提箱。他们的后背相互碰撞了一下，德雷尔哈哈一笑。弗朗兹开始穿上雨衣，第一下手没能伸进袖孔，随后戴上深绿色的帽子，提起箱子磕磕碰碰地走进车厢过道。此时，夜色里出现了更多斑斑点点的灯火，突然，一条街道好像就在他的脚下，一辆灯光明亮的有轨电车在街上行驶；电车再次消失在屋宇墙壁的后面，很快，屋宇墙壁又为其他景物所取代。

“快，快点开啊！”弗朗兹祈求道。

一个小站一闪而过，车站上只有一个月台和一只半开着的珠宝箱；一切又都陷入漆黑一片，仿佛柏林并非近在几英里之内。终于，一盏黄玉色的泛光灯照亮了无数条铁轨，照亮了一排排被雨水打湿的火车车厢。慢慢地，自信地，稳稳地，列车驶进了铁穴般的巨大车站，列车立刻减缓速度，随后，一个趔趄，一切都静止了。

弗朗兹下了火车，走进烟雾迷漫、湿气浓重的车站。经过下榻过的车厢时，他看见那位留着黄褐色八字须的旅行伙伴正在放下车窗，高声招呼搬运工人。一时间，他有点依依不舍，心里不太愿意与那位可爱的、任性的、长着一双杏眼的女士永久分别。他与匆匆忙忙的人群一起沿着漫长的月台行走，不耐烦地把车票递给检票员，然后继续前行，经过数不清的广告海报、柜台、花店，超越肩扛手提各种不必要袋子的人们，朝着拱门和自由走去。

[1] 德语，快车。

[2] Tyrol，又作Tirol，奥地利西部一个州。

[3] 德雷尔家宠物狗的名字。

[4] miracle play，中世纪以《圣经》中圣母及圣徒们的事迹为题材的戏剧。

[5] Nizhni（y） Novgorod，1932—1990年称为高尔基，为俄罗斯西部下诺夫哥罗德州城市和行政中心。

二

金色的迷梦，松软的被褥。又一次苏醒，但也许还不是最后的苏醒。这种情况并非偶尔发生：你苏醒过来，看见你自己，比方说，正坐在一个典雅的二等包厢里，与一对高雅的陌生夫妇在一起；尽管这是一种假苏醒，但事实上，这仅仅是你梦幻的下一个层面，仿佛你从一个层面上升到另一个层面，但永远到达不了表面，永远不能进入现实。然而，你依然出神入迷地幻想，错把梦的每一个新层面都当成现实的大门。你相信这是真的，屏住呼吸，带着许多无法追忆的梦境，离开车站，穿过车站广场。你几乎没看清什么，因为雨雾蒙蒙，黑夜模糊，你的眼镜雾气朦胧，你想尽快穿过广场，到达广场对面那个糟糕的旅馆，到了那里，你就可以洗脸，可以更换衬衫袖口，然后沿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街道闲逛。可是，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件荒唐不幸的事情，现实仿佛突然失去了现实的刺激和辛辣。你的知觉受骗了：你仍在熟睡之中。断断续续的瞌睡使你的思维变得迟钝。随后出现了一种新的似是而非的瞬间：这个金色的迷梦和你的旅馆房间，旅馆名叫“蒙得维的亚”。一位你在家乡认识的店主，一位怀旧的柏林人，在一张纸上为你草草记下。然而，谁知道呢？这是现实吗？这是最后的现实，抑或只是一场新的骗人的梦？

弗朗兹仰面躺着，眯缝着眼睛，痛苦地用近视的双眼费力地看着天花板上蓝色的迷雾，然后侧目看着明亮耀眼的模糊，毫无疑问，那是一扇窗户。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依旧十分类似梦幻的朦胧，他伸手朝床边柜摸去，寻找他的眼镜。

只有当碰触它们的时候，或者更加确切地说，碰触到那块像裹尸布把它们裹起来的手帕时，只有在那个时候，弗朗兹才在梦的一个较低层面上想起那件荒唐不幸的事情。昨天晚上，他踏进这个房间，环顾四周，打开窗户（看到的只是一个昏暗的后院和一棵昏暗的呼呼作响的大树）；他先扯去肮脏的假领子，这个领子一直压迫着他的脖子，然后急急忙忙开始洗脸。他像一个低能的傻瓜，把眼镜搁在脸盆架的边上，脸盆的旁边。当他提起沉重的脸盆，想把盆里的脏水倒进桶里时，他不仅碰掉了脸盆架边缘的眼镜，而且还因为手里端着水来回晃动的脸盆，他笨拙不谐调地向侧面跨了一步，结果脚底下传来不吉利的“咔嚓”一声。

回忆起这一情景时，弗朗兹痛苦得扭曲了脸，嘴里发出阵阵呻吟。弗里德里希街上所有节庆的彩灯都被靴子一脚踩掉了。他不得不去修理眼镜：眼镜架上只剩了一块镜片，而且也已破碎。他触摸而不是重新检查这个伤残的家伙。从思想上说，他早该出门去寻找合适的修理店了。先得修好眼镜，然后才能去进行重要的、令人相当恐慌的拜访。他记得母亲反复叮咛，要他到达柏林当天早晨就去拜访（“这一天就像商人上门一样”），弗朗兹也记得那天是星期日。

他静静地躺着，舌头发出咯咯的声响。

复杂而又熟悉的贫困（没钱多买几套备用的昂贵生活用品），现在自然而然造成了惊慌。没有眼镜，他跟瞎子一样；然而，他必须开始穿越这个陌生城市的危险旅程。他想起了昨晚拥挤在车站附近的各种鬼怪幽灵，他们车子的发动机在隆隆作响，他们砰砰地使劲关车门；当时他戴的眼镜还是好好的，尽管雨夜已经使他视觉模糊，他还是穿过了昏暗的广场。踩坏眼镜之后，他便上床睡觉，没像原先日夜期盼的那样外出散步，没有在第一时间初次体验一下柏林的骄奢淫逸、光怪陆离和熙熙攘攘。相反，在痛苦的自我调节之中，就在到达柏林的第一个夜晚，他再次屈从孤独的生活习惯，而在出发来柏林之前，他已经发誓要改掉这种习惯。

但是，在冷冰冰的旅馆房间里、在模模糊糊的陌生生活用品中度过整整一天，无所事事，一直要等到星期一，饰有巨大蓝色夹鼻眼镜标记（要能看见才行！）的商店才会开门——这种前景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弗朗兹掀掉被子，赤着脚小心翼翼走到窗户跟前。

淡蓝色、柔和、灿烂的晨光迎接了他。院子的大部分空间都被深褐色的天鹅绒阴影所笼罩，那阴影好像是一棵树冠四展的大树；他只能依稀分辨大树顶端模糊的橘红色看上去好像是茂密的树叶。欣欣向荣的城市，真的是这样！室外一切都那么安静，与乡间灿烂的秋日一样超然宁静。

啊，原来吵闹的是这个房间！吵闹声包括令人烦恼的人类形形色色思想空洞沉闷的嗡嗡声，搬动椅子的哐啷声（椅子底下藏着一只找了半天没找到的袜子，可是近似瞎子的他却视而不见），流水的哗哗声，不知怎么从西装背心里滚出来的小硬币发出的叮当声，旅行箱被拖到远处角落里时发出的刮地声（搁在那里就不用担心再次绊倒），还有背景噪音——房间本身的嘎吱声和嘈杂声，就像放大了的海贝壳声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明媚的阳光、令人惊叹的宁静，就像置于院子阴凉地窖里昂贵的葡萄酒一样保存得那么完好。

弗朗兹终于克服了雾气造成的视觉上的斑斑点点，找到了自己的帽子，挣脱了怪模怪样镜子的拥抱，朝房门走去。只是他的脸上空空如也，也没戴眼镜。他摸索着顺利走下楼梯，楼梯上可爱的安琪儿正在一边擦亮楼梯扶手一边唱着歌曲。他给服务台接待员看了那张宝贵名片上的地址，知道该乘哪路汽车以及该在哪里等车等等。他犹豫了一会儿，搭乘出租车的想法像魔力一般强烈地吸引着他。但是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不仅因为车费昂贵，而且因为如果他抵达时风头十足，潜在的雇主会认为他铺张浪费。

来到街上，他立刻淹没在流光溢彩之中。他看不清物体的外形轮廓，色彩也没有实质意义。像女人飘逸的服装从衣架上滑落一样，这个城市亮光闪闪，层层叠叠，奇异荒诞，无牵无挂，变化斑斓的灿烂光辉倦怠地悬浮在蔚蓝的秋日天空中。广场珠光宝气的荒漠那边，一辆汽车正飞速地穿过，不时鸣响新都市的喇叭；一栋栋粉红色的大厦高高耸立，突然，一道太阳的光束，一道玻璃的闪光，刺疼了他的瞳孔。

弗朗兹到达了一个貌似真实的街角。经过一番忙乱，他眯缝眼睛斜看，终于发现了公共汽车站模糊的红色标柱，就像当你潜入公共浴场的池子，看见支撑浴场的柱子在水中荡漾摇曳。几乎与此同时，一辆公共汽车黄色的幻影进入了视野。他踩到了别人的脚，那只脚立刻在他的脚底消融了，一切事物都在消融，弗朗兹紧紧抓住扶手，一个声音——显然是售票员的声音——在他耳边吼叫：“快上车！”他还是第一次登上这种螺旋形的梯子（他家乡只有几趟老式有轨电车），公共汽车急剧一抖，开始向前行驶。惊恐之余，他瞥见柏油马路像一堵银色光亮的墙壁在升起，他赶紧一把抓住一个人的肩膀；汽车不可阻挡的拐弯力量带着他前行，在这过程中，整辆汽车似乎要颠倒过来，他急速登上最后几级楼梯，来到了汽车的顶层。他坐了下来，环顾四周，心里感到无助、愤怒。他正高高飘浮在城市的上空。脚底下的街道上，每当车流停顿，人们就会像水母一样游动。随后，公共汽车又动了，顺着街道行驶，街道一侧的房屋呈阴影般的蓝色，另一侧日光曚昽，就像云彩与柔软的天空融为一体，很难分清哪是天哪是云。弗朗兹第一次看到的柏林城就是这种样子——虚幻的色彩，虚无缥缈，与各种色调水乳交融，一点儿也不像他粗俗土气的梦境。

他乘对汽车了吗？售票员说，没错。

清新的空气在他的耳边呼啸作响，汽车的喇叭声此起彼伏，美妙动听。“呼”的一声，掠过几片枯树叶，一根树枝差点没刮着他。他问身旁一位乘客，他应该到哪里下车。结果得悉离这儿还远着呢。他开始数车站，以免再次问别人；他试图分辨交叉的街道，但没成功。汽车的速度，清新的空气，秋天的香味，世界上让人头晕目眩、镜子一般的特性，全都融为一种脱离躯壳的异样感觉；弗朗兹故意转动一下脖子，为的是感受一下领扣的硬头，在他看来，领扣硬头是唯一能够证明他存在的东西。

终于，他的那一站到了。他费劲地从陡楼梯上下来，小心翼翼地踏上人行道。渐渐远去的汽车高处，一个面孔模糊不清的旅伴朝着他高声叫喊：“在你右边！第一条街，在你的——”弗朗兹一边挥手致意，一边走到拐角处向右拐。寂静，孤独，金色的迷雾。他感到自己正迷失方向，融化在这迷雾之中；更糟糕的是，他看不清房屋的门牌号码。他感到腿脚发软，浑身冒汗。终于，他看见一个模糊的路人，便上去搭讪，问门牌五号在哪里。那个过路人离他很近，树影在他的脸上奇怪地晃动；突然，弗朗兹觉得他认识此人，前天他就是从他那里逃走的。人们几乎可以完全确信，这是阳光和树影斑点捣的鬼；然而，弗朗兹受到的惊吓不小，他赶紧避开目光。“穿过大街就是，你可以看见白色的篱笆，”那人轻松活泼地说，说完就继续赶路。

弗朗兹没有看见任何篱笆，不过发现了一扇边门，于是就摸索门铃按钮，按了下去。门发出一种古怪的嗞嗞呼叫声。他等了一会儿，又按了一次，小门又发出嗞嗞的呼叫声。没人来开门。边门里头是个花园，朦朦胧胧一片绿色，一栋别墅飘浮在那里，宛如一种轮廓模糊的映像。他想自己开门，但就是打不开。他咬咬嘴唇，再次按下门铃，而且将手指长时间按着门铃不放。还是同样单调的嗞嗞声。突然，他发现了开门的诀窍：揿按钮的同时将身体倚着门，门“嘎吱”一声猛地开了，他差点扑倒在地。有人对着他高声喊道：“你找谁？”他转向那个声音，分辨出是个女人，她穿着一件淡颜色的连衣裙，站在通往别墅的沙砾路上。

“我丈夫还没回家。”弗朗兹回答后，那声音停顿了一会儿说。

他眯起眼睛，勉强辨认出耳环闪动的亮光和光滑的黑发。她既不是个凶神恶煞的女人，也不是个花里胡哨的女人，由于他冒冒失失过分急切，想看得更清楚些，于是就凑上前去，离她十分近，以至于在荒唐的一瞬间，女主人以为这个鲁莽的闯入者想用他的双手捧住她的脑袋！

“我有很重要的事，”弗朗兹说，“是这样的，我是他的一个亲戚。”他站在她面前，拿出皮夹子，开始在皮夹里翻找那张著名的名片。

她觉得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他。他的耳朵在阳光下红红的，有点半透明；他稚嫩的前额上冒出了细微的汗珠，亮晶晶的，就挂在他乌黑短发的发梢。她猛地想起来了，像魔术师一样，将眼镜戴到那张倾斜的脸上，然后又马上摘掉。玛莎笑了。与此同时，弗朗兹找到了那张名片，抬起了头。

“在这里，”他说，“我是应邀而来的。要我星期天来。”

她看了看名片，又笑了。

“你舅舅去打网球了，会回来吃午饭的。不过，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Bitte[1]？”弗朗兹一边回答一边睁大眼睛看她。

后来，当他回想起这次会面、花园的幻景、那条似乎正在被阳光融化的连衣裙时，他感到十分惊讶，他竟然花了那么长时间才认出她！只相隔三步之遥，他至少能像正常人那样透过薄纱般的朦胧分辨清楚人的面容。他有点天真地对自己解释道，那之前从没见她不戴帽子，所以没想到她的头发是在中间分缝，后脑勺还打了个发髻（这是玛莎唯一不追求时髦的地方）；可是要解释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依然不那么简单，即便在那种模模糊糊、虚无缥缈的感觉中，也没有再次出现前天让他神魂颠倒的那种同样的兴奋、同样的魔力。打那以后，他似乎觉得，那天早晨他坠入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不能再现的世界，这个世界只短暂存在了一个周日，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那么微妙缥缈，那么光辉灿烂，那么摇摆不定。在这场梦幻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情况确实如此，那天早晨，弗朗兹躺在旅馆的床上，确实没有醒来，而只是进入了睡梦的下一个层面。在他的近视所导致的虚幻梦境中，玛莎根本不像火车上那位贵妇人，火车上那位贵妇人美丽如画，但打起哈欠却像只母老虎。他粗略见过、随后淡忘的她圣母马利亚一般的美貌此时此刻完美地出现在面前，仿佛这就是她真正的魅力所在，此时在他的面前容光焕发，没有半点掺杂，没有瑕疵，没有架子。他不能确切地说他是否认为这个朦胧的贵妇人妩媚动人。近视就是纯洁。再说，她是有夫之妇，他的整个前途都要仰仗她的丈夫，他受嘱咐要尽一切可能榨取她的男人。与前天那个美丽动人的陌生人相比，眼前的事实使这个女人比起初次相识那一刻显得更加遥远，更加高不可攀，他随玛莎沿着花园小路朝着他手指的那栋别墅走去，边走边不住道歉，说他身体瘦弱，眼镜碎了，眼镜店关门了，还不住惊叹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总之，竭尽全力想使她尽快喜欢他。

靠近别墅门廊的草坪上竖着一顶非常高的海滨遮阳伞，伞下有一张小桌子和几把柳条椅。玛莎坐了下来，弗朗兹咧着嘴笑，眨巴着眼睛在她身边坐下。她觉得她的这个花园已经把这个年轻人完全镇住了，花园虽小，却造价昂贵，里面有五个大丽花花圃、三棵落叶松、两棵垂柳、一棵木兰。她不愿去验证弗朗兹那双可怜的近视眼是否能够分辨遮阳伞和观赏树。如此高雅地auf englische weise[2]接待他，她感到非常得意，用梦想不到的财富使他倾倒；她还期待着向他炫耀那栋别墅，客厅里的微型艺术品，卧室里的东印度椴木家具，听听这个相当英俊的青年发出钦佩赞美的感叹。通常，她的客人都来自她自己那个圈子，她早就厌倦让这些人感到惊讶。现在来了这个乡巴佬，她有一种柔情似水的快感。这个青年戴着浆过的衣领，穿着紧身的裤子，给她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燃起她在新婚头几个月里所感受的那种自豪。

“这里这么安静，”弗朗兹说，“我以为柏林非常喧闹呢。”

“是啊，可我们几乎是住在乡下，”她回答。她感到自己年轻了七岁，她补充说：“那边那栋别墅属于一个伯爵，一个非常慈祥的老头，我们经常见面。”

“非常宜人——这个安静朴质的环境。”弗朗兹说。他稳步展开主题，并且已经预见到会走进死胡同。

玛莎看着他那只肤色苍白、指节粉红的手，细长的食指平坦地按在桌面上，其他细细的手指都在轻微颤抖。

“我经常在想，”她说，“我们对谁更加了解——每天在同一个房间里生活五个小时的人，还是一个月里每天只见面十分钟的人？”

“您的意思是？”弗朗兹说。

“我想，”她继续说，“真正的要素不是时间多少，而是交流多少——生活和生活状况的交流。告诉我，你与我丈夫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二个外甥，对不？你打算在这里工作，这很好，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要让你们多工作。他生意做得很大——我是说，我丈夫的公司很大。不过，我敢肯定，你一定已经听说过他那个著名的大百货商场。也许百货商场这个词夸大了，他的商场只卖男士商品，不过，男士商品应有尽有，包罗万象——领带、帽子、体育用品等。他的办公室在城市的另一端，他还从事各种金融活动。”

“万事开头难，”弗朗兹边说边用手指咚咚敲击桌子，“我有点害怕。不过我知道你丈夫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一个非常慈祥的人。我母亲敬重他。”

这时，不知从何处闪出一条狗的幽影，仿佛是来表达同情；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阿尔萨斯狼狗[3]。狗低下头，把一样东西叼到弗朗兹的脚边，然后，后退一点，暂不干扰他们，只是期待地候着。

“它叫汤姆，”玛莎说，“汤姆在狗展上获过奖，对不对呀，汤姆？”（她只在客人面前对汤姆说话。）

出于对女主人的尊重，弗朗兹捡起狗递给他的东西。那是一个湿漉漉的木质球，上面满是可触摸到的牙印。他一捡起那个球，把球拿到面前，狗影就一下子从模糊的阳光中跃出，变得生龙活虎，几乎把他撞离椅子。他赶紧扔掉那个球。汤姆消失了。

木球正好滚到大丽花圃中，不过，弗朗兹当然视而不见。

“好狗！”弗朗兹一边在磨擦轧光印花棉布的椅子扶手上擦拭弄湿的手，一边厌恶地说。玛莎正朝别处张望，汤姆在发狂似的寻找它的玩物，她担心狗把花圃胡乱践踏了。她拍拍手。弗朗兹也礼貌地跟着拍手，他把责备当成了喝彩。幸运的是，就在这时，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从门前经过，汤姆立刻忘记了木球，迅猛冲向花园的栅栏，沿着整条栅栏一边狂吠一边狂奔。随后，它立刻安静下来，一路小跑回来，在玛莎冷冷的目光注视下，躺在门廊的台阶边上，懒洋洋地伸出舌头，像狮子一样缩起一只前爪。

玛莎谈起了蒂罗尔，弗朗兹侧耳倾听，玛莎的嗓音响亮、任性，他正慢慢熟悉这种腔调，他觉得那条狗并没离得很远，也许随时都会把那个黏乎乎的木球叼回来。他怀旧地想起了一位龌龊老太的龌龊哈巴狗（与他母亲的宠物狗有亲缘关系，也是它的大敌），他好几次设法巧妙地踢了它。

“不过，不知怎的，你知道吗，”玛莎说，“人有受约束的感觉，会想象那些高山也许会在半夜里倒下来，砸在宾馆上，就压在我们的床上，把我压在下面，还有我的丈夫，压死所有的人。我们正在考虑去意大利，可是不知怎的，我没了兴趣。它非常笨，我们的汤姆。玩球的狗都很笨。来了位陌生的先生，在它看来，他是家庭的新成员。你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伟大的城市，对不？你觉得这里怎样？”

弗朗兹有礼貌地用一只粉红的手指指了指眼睛：“我像个瞎子一样，”他说，“在配好新眼镜以前，我没法欣赏任何东西。我看见的只是各式各样的颜色，这毕竟不太有趣。不过，总的说来，我喜欢这个城市。这里真安静，在这棵黄色的树下。”

由于某种原因，他脑海里闪过一种想象——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想象——在这一瞬间，他母亲正与动物标本剥制师的妻子弗劳·卡梅尔斯平纳一起从教堂回来。与此同时——奇观中的奇观——他在这阳光灿烂的朦胧中与这位看上去朦朦胧胧的女士进行着这一场困难而有趣的谈话。一切都非常危险，她说的每个字也许都会让他上当。

玛莎注意到他稍微有点结巴，还有紧张兮兮地不时吸鼻子的样子。“他头晕目眩，局促不安，可又是那么年轻，”她想道，心里的感受非常复杂，既瞧不起他又很可怜他，“热情、健康、年轻，易于摆布，可以随意操控塑造，直至使他变得让你满意。不过，来我家以前，他应该先把胡子刮一刮。”她试探地开了口，想看看他会如何反应：

“如果你打算在一家时髦商店工作，我的好好先生，那么你必须培养一种更加自信的风度，刮掉你那男人的下巴上的那些黑胡子！”

正如她所预想的那样，弗朗兹失去了他的矜持。

“我回去配一副新眼镜，我是说近视眼镜。”他解释说，或者说他局促不安，口齿不清地说。

她随他含糊不清地拖着声调说话，心里想这对他很有好处。一时间，弗朗兹的确感到非常不自在，但并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使他慌乱的不是她的进谏，而是她的语气突然变得粗俗刺耳，有点像在粗声地喊：“嗨！”好像在做示范一般，说“自信”两个字的时候，她的肩膀猛地往后一耸。

不和谐的插曲很快过去了：玛莎再次融入了他周边世界那种富有魅力的混沌朦胧，她恢复了她那种优雅的谈话方式。

“这里的秋天比你家乡的果园凉快。我喜欢甘美多汁的水果，不过我也喜欢清爽寒冷的天气。我皮肤的肌理和体温特别敏感，一阵轻风或者一股寒流就会刺激到它。天哪，我不得不为这一点伤神。”

“我家乡那边现在还能游泳呢，”弗朗兹评论说。他准备跟她说说那条著名的河流，河上有一座座拱形的桥梁，河水清澈透明如诗如画，流经他家乡的小镇，在玉米地和葡萄园之间蜿蜒流淌。赤裸着身子在河里游泳是多么惬意！花几个便士就可以雇一条“招手即停的筏子”，然后直接从筏子上跳入水中。就在这时，一辆汽车按着喇叭在大门前停了下来，玛莎说：“我丈夫回来了！”

玛莎的眼睛盯着德雷尔，心里琢磨着丈夫的外貌能否给这个年轻的外甥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忘了弗朗兹已经见过他，而且现在几乎看不清他。德雷尔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过来。他身穿一件白色的外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胳膊下夹着三个凸出的球拍，每个球拍的布袋颜色各不相同——褐紫红、蓝色、深紫红；他嘴上留着黄褐色的八字须，黄光闪烁，活像一片秋天的树叶。德雷尔奇怪的装束并没让玛莎感到恼火，但是她与弗朗兹的谈话被打断了，她不再独自与弗朗兹在一起，不再是弗朗兹唯一关注的人，不再是唯一使弗朗兹感到惊愕的人，这让她感到很生气。她对弗朗兹的态度不由自主地变了，好像“他们之间有了什么隔阂”，现在她丈夫来了，这使他俩的行为举止变得比较谨慎。此外，她当然不想让德雷尔明白，这位她以前曾经指责过的穷亲戚其实并不算太糟糕。因此，当德雷尔跟他们在一起时，她想用不显眼的手势向他表示：现在他来了，她终于解放了，不用再陪这位乏味的客人了。不幸的是，当德雷尔来到跟前时，他的眼睛始终看着弗朗兹，而弗朗兹则费力地眯缝起眼睛，慢慢聚焦斑驳朦胧的光亮，他站起身来，打算欠身鞠躬。德雷尔观察敏锐、自有一套，他喜欢玩一些记忆小窍门（他经常自己跟自己玩一种游戏，尽量回忆等候室里的各种图片，等候室是寒酸的图片拘禁地），已经从远处立刻认出了他们最近的旅行伴侣，心想，这家伙是否前来递送玛莎在旅途中遗忘的一封未打开的女帽设计商的信？不过，他突然想起另一件事，一件有趣得多的事情。玛莎已经习惯了丈夫脸上那种焰火般的表情，看见他剪短的八字须在抽动，他眼睛两侧鬓角处的皱纹在成倍地增加、颤抖。随后，他突然哈哈大笑，笑得那么剧烈，以至于在他身边绕圈跳跃的汤姆禁不住汪汪吠叫。德雷尔哈哈大笑不仅是因为这种巧合，而且因为他推测这位亲戚乘坐在同一个车厢里，也许听见玛莎说了亲戚的某些坏话。玛莎说了些什么，弗朗兹是否听见了，他已经记不起来了，不过，肯定说过一些不中听的话，这种撩人的难以确定的想法加剧了这种巧遇的幽默性。说起人情世故，他也想起——他外甥正忙着逗弄汤姆——有一次，当他正在稀里哗啦淋浴时，有个熟人给他打电话。玛莎隔着浴室门高声喊道：“那个老笨蛋瓦塞尔史卢斯来电话啦！”——五步以外，桌子上的电话听筒像闹剧里的偷听者那样窝起耳朵听着呢！

他一边与弗朗兹握手一边哈哈大笑，他坐进一把柳条椅的时候仍在大笑。汤姆继续吠叫。突然，玛莎冲上前来，用手背狠狠揍了一下汤姆，手上的几个戒指闪闪发光。汤姆一声呜咽，灰溜溜地跑了。

“真令人高兴，”德雷尔边说（他的高兴劲差不多已经消失了）边用一块丝绸大手帕擦眼睛，“这么说你就是弗朗兹——莉娜的儿子？经过如此巧遇，我们一定不要再拘礼节了——请不要称我先生，就叫我舅舅，亲爱的舅舅。”

“避免使用呼格语。”弗朗兹思绪飞速旋转。他开始感到轻松自如了。德雷尔在朦朦胧胧中擤鼻涕，他的模样看上去模模糊糊，有点滑稽可笑，像那些完全陌生的人一样毫无害处，像在我们的梦中模仿我们熟悉的人，像熟悉的朋友捏着嗓子跟我们说话。

“今天我身体不错，”德雷尔对妻子说，“知道吗，我饿了。我想年轻的弗朗兹也饿了。”

“过一会儿就开午饭。”玛莎说着站起身来，一下子消失了。

弗朗兹甚至感到更加轻松自如，他说：“很抱歉——我打碎了眼镜，几乎看不清东西，所以我有点糊里糊涂的。”

“你住在哪里？”德雷尔问。

“住在维的亚饭店，”弗朗兹说，“靠近车站。是个有经验的人介绍给我的。”

“好的。对，你是条好狗，汤姆。当务之急是找一间舒适的房间，离我们不太远，每月不超过四十或五十马克。你打网球吗？”

“当然打的。”弗朗兹回答，他想起了一个后院，一根二手的棕色球杆，那是他花一马克在一家小摆设商店里买的，它压在瓦格纳半身塑像底下；他还想起了一个黑色的橡皮球，一堵不配合的墙壁，重要的是墙上有个四方形的洞，洞里长出一朵墙头桂竹香。

“好！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在星期天打网球了。不过，你需要一套体面的套装、几件衬衣、柔软的衣领、领带，各种各样的衣物。你跟我妻子相处得怎样？”

弗朗兹笑了笑，不知怎么回答。

“好了，”德雷尔说，“我想午饭已经准备好了。工作的事我们以后再谈，在这附近一边喝咖啡一边谈。”

玛莎已经走出屋子站在门廊里。她冷冷地盯着她丈夫好一会儿，然后冷冷地点了点头，转身回到屋里。“他对下等人说话总是要用那种令人讨厌的、有损尊严的、和蔼可亲的口气，”她一边穿过乳白色的前厅一边想。前厅穿衣镜底下的小垫上周全地放着洁白的梳子和白背刷子。整栋别墅，从白粉刷过的露台到无线电天线都是那种样子——整洁干净，优雅好看，但总的说来，却不讨人喜欢，显得空空荡荡。别墅的主人认为这种说法只是开玩笑。至于女主人呢，她的品味既无审美情趣又无感情考虑；她只是认为一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柏林比较富裕的德国商人，应该有一栋完完全全像这种样子的别墅，也就是说，一栋和他商界朋友同一类型的别墅，那种位于柏林近郊的别墅。别墅具备各种便利设施，大部分都没使用过。比如，浴室里有一面面孔大小的旋转镜子—— 一面奇怪的放大镜，镜子上还有一盏电灯。玛莎曾经把镜子给丈夫用于刮胡子，但是丈夫很快就厌倦了它：每天早晨看着自己被照得铮亮的下巴肿胀到原来大小的三倍，还有一夜之间长出来的粗硬的胡子茬，让人实在难以忍受。客厅里的椅子很像时尚商店里展出的样品。写字桌上有一层完全没用的叠加台，台上安装了许多不必要的小抽屉，在放台灯的位置上放着一尊青铜雕像，雕像手里擎着一盏提灯。厅里有许多擦得一尘不染但不讨人喜欢的瓷器动物，它们的臀部被擦得透亮，以及各式各样的靠垫、坐垫，这些垫子还从来没人靠过坐过，还有相册——尺寸很大的冒充有艺术价值的东西，里面镶着哥本哈根瓷器、哈根克普家具的照片——这些相册只被那些最愚钝或最腼腆的客人翻阅过。别墅里的一切，包括田园般的厨房架子上放着各式各样的坛坛罐罐，上面贴了标签：糖、丁香、菊苣等，都是七年前由玛莎亲自挑选的，她丈夫把刚搭好的小别墅模型放在绿草皮覆盖的托盘上，赠给玛莎；别墅依然空荡荡的，随时准备款待客人。玛莎买了些绘画，在一位艺术家的指导之下，将它们分别布置在各个房间。在那个时期，这位艺术家非常吃香，他认为任何绘画都可以被接受，只要它丑陋无比和毫无意义，涂着各种黏稠的色团，越邋遢越烂糊越好。遵循伯爵的建议，玛莎也在拍卖会上购买了一些古老的油画。在这些油画中，有那幅恢宏的肖像画，画的是一位贵族气质的绅士，长着连鬓胡子，身着时髦漂亮的晨衣，拄着一根细细的拐杖站立着，犹如片状电闪映衬着华丽的棕色背景，熠熠生辉。玛莎买下这幅画的道理很充分。在这幅画边上，在餐厅的墙壁上，她挂了一幅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她祖父的照片；她祖父很早以前就逝世了，是一位煤炭商人，人们怀疑他在一八六○年左右谋害了第一任妻子，将她淹死在山中的小湖里，可是没有任何证据。他也长着连鬓胡子，穿着晨衣，拄着一根拐杖；他的照片靠近那幅奢华的油画（由海因里希·冯·希尔登布兰德签名绘制的），巧妙地将她祖父的照片转变成一幅家族的肖像画。“我祖父，”玛莎会边说边指着那幅真迹油画，然后缓缓地用手一挥画个弧形，弧形中包括了那个不知名的贵族，受骗客人的目光就会从他祖父的照片转移到那幅肖像画。

可惜不管玛莎如何巧妙地把弗朗兹的注意力引向客厅魅力无限的摆设油画，弗朗兹既看不清照片油画，也看不清瓷器。他只能模模糊糊感觉到颜色的微妙融合，感觉到鲜花盛开，感觉到脚下地毯的柔软，因而也隐约感觉到这栋别墅室内陈设所缺乏的品位；但是，就玛莎而言，这些陈设都是必不可少的，她为此花费不少：一种奢华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中，当第二杯淡金色的葡萄酒下肚之后，他开始慢慢感到晕乎乎了。德雷尔又给杯子斟满了酒。尽管弗朗兹没有吃早饭，可是他不敢举起叉子去分享第一道神秘的食品，此时他感觉到两条腿也好像完全融化了似的。他两次错把女佣赤裸的前臂当成了玛莎的前臂，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玛莎坐得离他很远，像个金色葡萄酒般的幽灵。德雷尔也像个幽灵，但是看上去比较温和，脸色红润。他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两三年前在一次恶劣的风暴中他乘飞机从慕尼黑去维也纳的经历，飞机如何上下颠簸左右摇摆，他如何想去嘱咐飞机驾驶员“一刻也不能停止操纵飞机”，他偶然遇见的旅伴如何继续镇静地玩纵横填字游戏。与此同时，弗朗兹正遇到难以置信的困难，他不知如何吃鱼肉香菇馅饼和接下来的甜食。他有一种感觉：再过片刻，他的身体就会完全融化，只剩下他的脑袋，嘴巴里塞满了奶油泡芙，开始像气球一样在房间里飘浮。咖啡和库拉索酒差点让他醉倒。德雷尔像一个用人的手臂取代辐条的风火轮，在他的面前缓慢旋转，他开始谈论弗朗兹将要从事的工作。他注意到了这个可怜家伙的精神状态，于是就没有细说。不过，他说了：弗朗兹很快就会成为一名出色的销售员，飞机驾驶员的主要敌人不是大风而是浓雾；刚开始工资不会太高，他要设法支付房租；如果弗朗兹愿意每天傍晚过来串门，那么他会感到很高兴的；如果明年欧美之间建立航线，他不会感到惊讶的。弗朗兹脑袋里像旋转木马在一刻不停地旋转，他的扶手椅也在房间里转圈滑翔。德雷尔对着他慈祥地微笑，他估计这样狂饮会遭到玛莎的斥责，可他还是不断向弗朗兹的脑袋里灌输巨大丰饶角[4]里的各种东西，因为不知怎的，他得酬谢弗朗兹，与弗朗兹的意外相遇给他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他不仅应该酬谢弗朗兹，而且还应该酬谢莉娜，感谢她脸颊上的那个疣，感谢她的发髻，感谢那把装有绿色香肠形颈靠的摇椅，颈靠上还绣着传奇故事“仅短短半小时”。最后，弗朗兹嘴吐酒气，口说谢谢，跟舅舅道别。他小心翼翼走下台阶来到花园，小心翼翼挤出大门，手里依然拿着帽子，消失在拐角处；这时，德雷尔心想，这可怜的年轻人回到旅馆房间睡个午觉该有多香啊！随后，他自己也乐而忘忧睡意浓浓，上楼去卧室休息了。

玛莎身穿宽大的橘黄色晨衣，赤裸的双腿交叉着，扎得很低的乌黑浓密的发髻映衬出光滑柔软的洁白脖颈——她正坐在梳妆台前磨光手指甲。德雷尔在镜子里看见她光滑的束发带、她紧锁的眉毛、她少女般的乳房。一股粗野但不合时宜的冲动驱散了他的睡意。他叹息了。这不是第一次他因为玛莎认为午后做爱是一种颓废的变态行为而感到遗憾。既然她连头也不抬，他明白她生气了。

他轻声地说——他想把事情搞得更加糟糕，那样就不会再感到遗憾了：“吃过午饭你怎么不见了人影？你至少应该等到他离开。”

玛莎连眼皮都没动一动，她回答说：“你是知道的，今天我们应邀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时尚茶会。你也赶紧梳妆打扮一下吧。”

“我们还有大约一小时呢，”德雷尔说，“事实上，我觉得还可以睡个午觉！”

玛莎依然一声不吭地用擦拭软皮磨光指甲。他一甩手扔掉了他那件所谓的诺福克夹克衫，一屁股坐在长沙发边缘，开始脱掉他那双沾着红沙子的网球鞋。

玛莎的身子弯得更低了，她唐突地说：“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竟然没有一点点尊严感！”

德雷尔嘟哝了一下，悠闲地脱掉他的法兰绒裤子，接着又脱掉了白色的丝袜。

过了大约一两分钟，玛莎对着梳妆台玻璃台面咕咕哝哝了一阵，她说：“我倒想知道那个年轻人现在对你的看法。不拘礼节，叫我舅舅……闻所未闻。”

德雷尔笑着扭动了一下脚趾头。“在公共网球场打球已经玩腻了，”他说，“明年春天，我要参加一个网球俱乐部。”

玛莎猛地转身朝向他，一只胳膊撑着椅子的一个扶手，下巴搁在她的拳头上，一条腿交叉着压在另一条腿上轻轻晃动。她仔细端详着丈夫，看到他的眼神里一副半开玩笑半色眯眯的样子，不由得怒火万丈。

“你如愿以偿了吧，”她继续说，“你照顾了你宝贝的外甥。我敢打赌，你已经给他作了许许多多的许诺。请你遮掩一下好吗，赤裸裸的，真恶心！”

德雷尔穿着晨衣，舒适地躺在大花型瑰丽印花装饰布沙发上。他心里琢磨，如果他现在说了下面这些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有你的怪癖，我亲爱的，比起你丈夫赤身裸体，你的一些怪癖是比较难以原谅的。旅行时，你不坐一等车厢，而坐二等车厢，因为二等车厢的条件和一等车厢的差不多，但可以节约一大笔钱，能省二十七马克六十芬尼，数额惊人哪！否则，这些钱早就落入那些设计一等车厢的骗子们的口袋了。你踢了可爱的、能够表达爱意的狗，因为狗不应该大声发笑。那好吧——我们假设这一切都是对的。不过，请允许我也来玩一把——别管我外甥的事情……

“很显然，你不想跟我说话，”玛莎说，“嗯，那好吧……”她回头继续擦拭她宝石般的指甲。德雷尔心想：如果你想放纵一回，那好吧，来吧，来点健康有益的活动，或者好好哭一场。完事之后，你肯定会感觉好多了。

他清了清喉咙，准备说话，但是就像以前不止一次发生过的那样，到了最后一刻，他决定什么也不说了。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他希望用沉默，或者用洋洋自得的懒散来激怒她，或者也许他在无意识地担心，那样做会给他想维护的某种东西以致命一击。他身体往后倾斜，靠上那只三角靠垫；他的双手深深插进晨衣口袋，继续沉思冥想：玛莎为什么不吱声？不久，他的目光移至妻子那张宽大的卧床，床上罩着白色的床罩，上等细亚麻布，四周整整齐齐镶着网眼花边，可以洗涤，长和宽都是九十英尺，离开他的卧床很远；他的卧床也铺着花边床罩，床边有个床头柜，柜子上摊手摊脚地躺着一个腿细长、脸漆黑的布娃娃。这个布娃娃，还有床罩和炫耀的家具，既有趣又招人厌。

他打着哈欠，用手揉揉鼻梁。也许，马上更衣，然后去露台上阅读半个小时，更为明智。玛莎一下脱掉了橘黄色晨衣，弯曲胳膊去调整项链，她赤裸裸的天使般可爱的肩胛骨聚拢在一起，就像收起的翅膀。他愁眉苦脸地想：她还要过多长时间才能让他亲吻那两个肩胛；他犹豫了，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不去惹她，他穿过走廊，前往他的更衣室。

他出去后门刚无声地关上，玛莎就一下子站起来，猛地一扭，怒不可遏地把门锁了。这完全不像她的性格，是她无法解释的一时冲动；更加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因为她马上需要女佣，她还得马上打开门锁。很久以后，又过了许多个月，当她试图重新回忆那天的时候，她记忆最深刻清晰的就是这扇门和这把钥匙，好像一把普通的门钥匙碰巧就是打开那通往不太寻常的一天的钥匙。然而，用力扭动锁颈并不能驱除她的怒气。这是一种困惑不解、骚动紊乱的怒火，无处发泄的怒火。她非常生气，因为弗朗兹的拜访给了她一种奇怪的愉悦，为了这种愉悦，她不得不感谢她的丈夫。他们争论是否邀请穷亲戚，结果证明她是错的，而她刚愎自用、古怪乖僻的丈夫是对的。因此，她尽量不承认这种愉悦，那样她丈夫就继续是错误的一方。她明白她会很快再次体验到这种愉悦，她也明白，她敢断定，她的态度会使丈夫不再接待弗朗兹，也许她不该说刚才说过的那些话。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她还是第一次体验到某种她从未预想到的东西，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在他们蜜月令人失望的惊诧之后，这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不能像合法的方块那样揳入他们生活的拼镶图案。于是，因为一点琐事，因为偶然在一个荒唐偏僻的小镇逗留了一下，结果某件事情便开始发展，变得那么令人高兴，那么无可挽回。世界上没有一种真空吸尘器能使她头脑里所有的空间立刻恢复到以前那种一尘不染的状态。她的各种感觉能力变得含糊不清，人们很难通过逻辑去推断她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笨拙热切的乡下青年；他细长的手指有些颤抖，眉宇之间有些丘疹，所有这一切都使她感到非常困惑，以至于她打算咒骂放在扶手椅上的那件新买的绿色连衣裙，咒骂正在五斗橱底部抽屉里仔细翻找东西的弗丽达肥大的臀部，咒骂镜子中她自己阴郁的样子。她看着一件珠宝首饰，首饰冷冷地反映着一个纪念日，她突然想起几天前自己三十四岁生日刚刚过去，一种奇怪的焦虑涌上心头，她开始在镜子里寻找皱纹的迹象，寻找皮肤松弛、眼袋显露的痕迹。不知何处传来一声轻轻的关门声，接着是楼梯嘎吱作响的声音（楼梯是不应该嘎吱作响的！），随后丈夫走调的口哨声渐渐远去，超出听力所及的范围。“他跳舞很蹩脚，”玛莎心想，“也许他网球打得不错，可他跳舞一直很差劲。他不喜欢跳舞。他不知道如今跳舞有多时髦。时髦而且必不可少。”

玛莎暗暗记恨无能的弗丽达，她将头伸过连衣裙柔软皱缩的圆领，连衣裙绿色的影子由上往下掠过她的眼睛，她从圆领里钻出脑袋，挺直身子，弄平臀部周围裙子的皱褶；突然，她感到自己的灵魂暂时受到了这条凉凉的翡翠色连衣裙的约束。

楼下，四方形露台的地面是水泥的，宽宽的栏杆上攀爬着紫色和粉色的植物，德雷尔坐在一张花园小桌边的一把帆布椅子里，大腿上搁着一本打开的书本，眼睛凝视着花园。栅栏外一辆豪华的“伊卡洛斯”牌黑色轿车已经在等候。新司机胳膊肘撑着栅栏，隔着栅栏与花园里的园丁闲聊。一缕后晌冷冷的日辉穿透了秋日的空气。幼树清新蓝色的影子沿着洒满阳光的草坪舒展，所有的影子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延伸，仿佛都争先恐后看谁先到达花园白色的侧墙。远处，大街那边，公寓大楼草绿色的外墙非常醒目，一个身着衬衣的光头小个子男人神情忧郁地倚靠在挂在窗台上的红被子上。花匠已经两次提起手推车，可每次刚提起推车又转身朝向司机。随后，他俩都点燃了香烟。一缕烟雾清晰地冉冉飘起，沿着轿车铮亮的黑色侧面飘然浮动。树影似乎已经又往远处延伸了一点，不过，阳光依然灿烂地从右侧照耀着大地，从伯爵别墅的角落后面照来；伯爵的别墅处于较高的地势，四周的树木也较高大。宠物狗汤姆沿着花圃懒洋洋地溜达着，它怀着一种责任感开始追逐一只飞得很低的麻雀，不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随后，在手推车边上躺下，鼻子搁在爪子上。一提到露台两字——多么宽敞，多么凉爽！一只蜘蛛织成的漂亮的蜘蛛网从露台栏杆角落里的鲜花连接到旁边的桌子上。洁净如洗的淡蓝色天空中有一部分地方飘浮着一些碎云，像一缕缕鬈发，非常滑稽，就像海平线上的云彩一样，都是一个模样，柔和纤细，飘浮在一起。该听的都听了，该说的都说了，花匠终于推起手推车走了，在沙砾小路的交叉路口精确地拐弯，汤姆懒洋洋地起身，跟在花匠后面向前走去，像装了发条的玩具，花匠拐弯，它也拐弯。在德雷尔膝盖上躺了很久的俄国作家所著的《死魂灵》[5]滑落到了露台的石板地上，他也懒得弯身将它捡起。太舒适了，太自在了……毫无疑问，第一个完蛋的将是那边的苹果树。司机坐进了汽车的驾驶座位。此时此刻，他在思考什么，了解一下会很有意思。今天早晨，他的眼睛曾奇怪地眨动。是不是因为他喝了酒？是不是因为司机尖叫了，酗酒了？两个戴着黑色大礼帽的男人从花园前走过，他们可能是外交官或企业家。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只红纹丽蛱蝶，停在了桌子的边缘，展开它的翅膀，开始慢慢扇动，好像在喘息；它黑棕的茸毛底色多处露出伤痕，鲜红色的条纹已经褪色，翅膀的边缘也已磨损——可是这个小生命依然那么可爱，那么喜庆……

[1] 德语，您说什么。

[2] 德语，用英国人的方式。

[3] Alsatian，产于德国，适合于看家、导盲或作警犬和军犬用。

[4] cornucopia，象征丰饶的角，源于希腊神话，常为满载花果、谷物的羊角。

[5] 俄国作家尼古拉·果戈理所著的长篇小说。

三

星期一，弗朗兹挥金如土了：他买了一副眼镜，眼镜店老板拍胸脯担保它是美国货。眼镜架子是玳瑁壳做的——众所周知，海龟经常被人用各种方式嘲笑，毫无疑问，原因也就在此。装上合适的镜片之后，他戴上了新眼镜。弗朗兹心里和耳根处立刻有一种舒服和平静的感觉。视觉模糊消失了。宇宙杂乱的各种色彩再次回归它们各自的空间和细胞。

为了在这个全新显赫的世界里确立自己、证实自己，他还得去做一件事情：他得为自己找一个栖息之地。他想起德雷尔前天许诺过，愿意为他购买许多奢侈品买单，弗朗兹开怀大笑，颇为得意。德雷尔舅舅有点古怪，但非常具有利用价值。舅舅说得非常对：弗朗兹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怎么行呢？不过，我们先要寻找住处。

今天没有太阳。低沉灰色的天空中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寒气。柏林的出租车颜色呈深绿色，车门上有一个由黑白条纹组成的格子图案，简洁利索。这边那边零零星星分布着蓝色的邮箱，为了与秋天的色调匹配，这些邮箱刚刚重新油漆过，看上去特别闪亮黏乎。他发觉这个区域的街道安静得令人失望，事实上，大都市的街道是不应该这样安静的。有意思的是记住它们的名字，记住那些有用的商店和办事处的地址——药房、食品杂货店、邮局、警察局。德雷尔为什么坚持住在离市中心那么远的地方？这里有那么多空地，那么多小公园和铺着草皮的广场，那么多松树和桦树，还有正在建造的一栋栋别墅和一个个菜园子，他感到沮丧。这一切都使他过多地想起边远落后的家乡。一个胖乎乎的不太漂亮的女佣正在遛狗，他觉得这条狗有点像汤姆。儿童们正在玩球，或者在柏油马路上抽打陀螺。他也曾这样玩过陀螺。只有一件事情使他觉得自己处在大都市里：一些悠闲散步的人们穿着时髦漂亮的衣服！比如，灯笼裤，膝盖以下非常宽松，那样可以使穿了羊毛长筒袜的胫部显得修长漂亮。他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款式，尽管他家乡的男孩们也穿膝下扎紧的灯笼裤。还有那些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身着双排纽扣的夹克衫，肩部非常宽，臀部非常紧，裤腿简直像大象的鼻子，裤腿的翻边几乎盖住鞋子。帽子也非常奢华，领带相当艳丽；当然还有姑娘，到处都是姑娘。慈悲的德雷尔！

他一边摇头一边慢慢地行走，舌头还发出咯咯的声响，每时每刻都在环顾四周。那些秀色可餐的轻佻女子，他几乎边想边说出声来！他透过咬紧的牙齿“咝”地吸了一口气。多么漂亮的小妞！多么性感的屁股！足以让人发疯！

在家乡，走在轻车熟路、令人腻烦的街头，他当然已经有过许多次同样痛苦的反应，这种难以捉摸的诱惑实在撩人。不过，在过去，病态的羞怯使他不敢明目张胆、目不转睛地看姑娘。到了这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成了一个陌生人，这些姑娘是可以接近的，（他又“咝”地吸一口气），她们习惯色眯眯的窥视，她们喜欢这样的目光；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位搭讪，开始与她们进行欢快淫荡的交谈都是可能的。他会这么干的，不过，先得找一个房间，在那里迅速脱去她的衣服，并占有她。四十至五十马克，德雷尔说过的。这意味着至少要花五十。

弗朗兹决定有条不紊地开始行动。每隔三四栋房子，门上就有一块小告示牌，标明供出租的房间。他查阅了一张新买的柏林地图，再一次估算了从舅舅的别墅到此地的距离，发现距离很近。有一栋外表崭新漂亮的房子，绿色的大门很好看，门上贴着的一张白色卡片吸引了他，他轻快地按了按门铃。只有当他按了门铃以后才发现，那张白色卡片上写着“油漆未干”！可是已经太晚了。他右侧有扇窗户打开了。一位留着短发、身着黑色背带衬裙、光着肩膀的年轻姑娘探头张望弗朗兹，她把一只白色的小猫紧紧抱在胸前。看着这赤裸的景象，他的嘴唇干了。这姑娘真迷人：毫无疑问，是个做针线活的姑娘，不过，很迷人，希望别太贵了。“你找谁？”她问。弗朗兹哽住了，只是傻呼呼地笑，相当厚颜无耻地说：“也许找你，呃？”说完，他立刻感到很尴尬。

她好奇地看着他。

“嗨，别装蒜了，”弗朗兹笨拙地说，“让我进去吧。”

姑娘转身对房间里的某个人说：“我不知道他想干啥！你最好自己去问他。”这时，姑娘肩膀的上方探出了一个中年男子的脑袋，他的牙齿间叼着一个烟斗。弗朗兹压了压自己的帽檐，急忙转身离开，继续往前走去。他发觉自己依然在傻笑，并发出一声轻轻的悲叹。“真是胡来，”他怒气冲冲地想，“不过，这不算什么。别把它放在心上。”

他花了两个小时在四个不同街区探访了十一处房间，严格地说，它们中的每一个房间都非常可爱，可是，每个房间也都有一点小小的瑕疵。比如，有个房间还没有打扫干净，当他看见那个服丧的女人目光呆滞，回答他的提问时带着一种倦怠绝望的神色时，弗朗兹猜测她丈夫一定是在那个房间去世的，而她正不遗余力骗他租下。另一处房间有个更简单的缺点：比德雷尔提出的租金贵出五马克，否则那个房间完美无缺。第三处房间的墙壁上有着棕色的污迹，墙角里有个老鼠夹。那第四处房间紧连着臭气熏天的厕所，而且那个厕所也可从走廊进入，邻居家的人也可使用。第五处房间……一时间，这些房间连同它们的优点和缺点搅得弗朗兹脑袋晕乎乎的，唯一一处完美无缺别具特色的房间是那个租金五十五马克的房间。他突然感到没有必要继续寻找，他无论如何不会自己贸然下决定，因为担心作出糟糕的选择，以致错过许多其他的好房间；可是转念一想，很难想象还有比那个他喜欢的房间更好的住处了。那个房间位于一条环境宜人的小街上，街上有一家熟食店。房东说消息已经传得满城风雨，街角处将建造一个电影院，这会给周边地区带来生气和活力。卧床上方有一幅画像，画的是一个裸体姑娘，倾身向前，在雾气朦胧的池塘里冲洗双乳。

“好吧，”他想了想说，“现在是十二点三刻，该吃午饭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到德雷尔家吃饭，问问他们，在作决定的时候，我应该特别注意什么，如果他认为多出五马克不是问题的话……”

弗朗兹聪明地使用他的地图（他附带着给自己许下诺言，要紧的事一办完，就马上乘地铁去这个杂乱无章的柏林城最奢淫的地方），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舅舅的别墅。别墅的外墙粉刷成颗粒状的灰色，给人一种坚固紧凑，也许甚至可以说是诱人的外观。花园里，树龄不长的果树上沉甸甸地挂满了一簇簇红色的苹果。他沿着小路嘎吱嘎吱地走着，这时，他看见玛莎正站在门廊的台阶上。她头戴帽子，身穿鼹鼠皮外衣，抬头仰望风云变幻的白色天空，正犹豫是否打开她的雨伞。看见弗朗兹到来，她脸上也没有露出笑容。

“我丈夫不在家，”她边说边用她那对漂亮的冷冰冰的眼睛注视着他，“今天他正在城里吃午饭。”

弗朗兹看了看她手臂底下夹着的手提包，看了看她外衣大领子上别着的人造紫堇花，看了看那把手柄发亮、短而粗的雨伞，意识到她也正要出门。

“对不起，打扰你了！”他说道，心里暗暗诅咒自己运气不佳。

“噢，没关系。”玛莎说。他俩一起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弗朗兹心里琢磨，下一步该怎么做——跟她道别？继续跟在她身边向前走？玛莎一脸不快，眼睛继续盯着前方，她丰满温暖的嘴唇半启半合。随后，她快速舔了舔双唇，说：“真倒霉，我还得步行。昨晚我们的汽车撞坏了。”

的确，昨晚喝完茶、跳完舞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他们在不适当的时候试图超越一辆卡车，司机先撞了正在维修的有轨电车轨道木护栏，然后突然猛地转向，与卡车侧面碰撞，“伊卡洛斯”轿车转了个圈，撞毁在一根电线杆上。在这起可怕车祸发生的过程中，玛莎和她的丈夫在车里翻来转去，身体经受了各种想象得到的姿势，最后发现自己躺在了地上。德雷尔关切地问她是否受了伤？惊吓，寻找项链上的珠子，呆头呆脑围观的人群，撞毁车辆惨不忍睹的外观，满口脏话的卡车司机，盛气凌人的警察（德雷尔无论开什么玩笑都无法讨好警察）——所有这一切都使玛莎受到极大的刺激，她不得不服用两片安眠药，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

“我没被撞死可算是个奇迹，”她郁闷地说，“可是，甚至连我们的司机也没受伤，这实在遗憾。”她慢慢伸出手，帮助弗朗兹开边门，因为弗朗兹无论怎么推，边门就是不开，只发出格格声响。

“毫无疑问，汽车是危险的玩物。”他态度不明地说。现在绝对是应该离开的时候了。

玛莎注意到了他的犹豫，并露出赞许的神色。

“你走哪条路？”她边问边把她的雨伞从右手换到左手。他戴的那副眼镜非常漂亮，看上去像电影《印度学生》中的男演员赫斯。

“我自己也不知道，”弗朗兹说着傻乎乎地开怀一笑，“其实我只是来征求舅舅对租房的意见。”这第一声“舅舅”叫得不那么自信，他决意在一段时间内不再重复这种称呼，让这种称呼在嫩枝上慢慢生长成熟。

“我也能帮忙出出主意，”玛莎说，“告诉我，遇上什么麻烦啦？”不知不觉地，他俩开始移动脚步，此时正沿着宽阔的人行道慢慢行走，人行道上四处散落着破碎的栗子和一踩就碎的瓜形树叶。弗朗兹擤了擤鼻子，开始向玛莎叙述起找房子的经过。

“嘿呀，这真是闻所未闻！”玛莎打断他的话说，“五十五马克？我敢肯定，你可以砍砍价。”

弗朗兹心头流过一阵初战告捷的喜悦，不过他决定不仓促行事。

“房东是个吝啬的怪老头，魔鬼亲自前去也没法让他减价。”

“这样吧，”玛莎突然说，“我愿意去那里，亲自与他谈谈。”

弗朗兹欣喜若狂。太幸运了！更别提能与这样一位身着鼹鼠皮外衣、嘴唇鲜红的美女并肩溜达，真是美极了！秋天刺骨的冷空气，轮胎沙沙作响——这才是生活！如果再穿上一套崭新的西装，系上一根艳丽的领带——那么他的幸福就完美了。

“今天‘汤姆先生’在哪里？”他打听，“我还以为能看见它散步呢。”

“你见不到它，它被锁在园丁的工棚里了。它是条好狗，但有点神经质。我常常说，狗如果干净，是可以被接受的宠物。”

“猫比较干净。”弗朗兹说。

“噢，我讨厌猫。你骂狗时，它们明白，但是，猫就没治了——无法与人类交往，不懂得感激，啥也没有。”

“在家乡，我们射杀了许多流浪猫，我和一个同学干的，尤其在春天，沿着河流。”

“我的左脚后跟有点问题，”玛莎说，“需要你扶一把。”她一边朝身后和脚下看了看，一边将两个手指轻轻搭在他的肩上。没有一点分量。她用雨伞的末梢刮去一片粘在她鞋底上的枯树叶。

他们来到了广场。透过面前的脚手架，至少可以看见拐角处未来新影院的两个楼层。

玛莎用她的雨伞指了指，说：“我们认识为电影公司经理合伙人工作的那个人，他在那里建造电影院。”

新影院要到明年某个时候才能建成。工人们正在劳动的景象像梦中的场景一般。

弗朗兹绞尽脑汁，试图想出某种更富有成效的话题。那次火车上的意外相遇！

“我仍然没法忘记我们在火车上的相遇是多么奇怪，简直不可思议！”

“是啊，是一种奇遇。”玛莎说，心里却想着自己的心思。

“听着，”当他们开始攀登五层楼陡峭的楼梯时，她说，“最好别让我丈夫知道我帮助了你。不，这不是什么秘密，只是我不想让他知道。”

弗朗兹鞠躬表示谢意。这倒不关他的事，然而他心想，她说的话是奉承呢还是侮辱。很难说。此时，他们已经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人回应门铃。弗朗兹再次按了按门铃，门“呼”的一下开了，一个身着背带裤、无领衫的小老头从里面探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他一声不吭地把他俩让进了屋里。

“我又来了，”弗朗兹说，“我能不能再看一次房间？”

那老头快速打了个招呼，拖着脚步引路穿越一条昏暗的过道。

“天哪，多么阴暗肮脏的地方！”玛莎心想，她简直要呕吐了。她该来这里吗？她能想象丈夫那种嘲弄般的讥笑：你责怪我，可现在你自己却在帮助他。

不过，房间却还过得去，明亮，干净。左侧靠墙放着一张也许会嘎吱作响的木床、一个脸盆架，还有一个炉子。右侧搁着两把椅子和一把故作奢华、被虫子蛀得千疮百孔的长毛绒扶手椅。房间中央有一张小桌，墙角置放着一只五斗橱。木床上方挂着一幅图画。弗朗兹看着这幅画，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在市场上出售的袒胸露乳的奴隶姑娘，三个犹豫不决的好色之徒正色眯眯地斜睨着。它甚至比九月沐浴的仙女更具艺术魅力。她一定在某个别的房间里——对，一定是的，在那个散发着臭气的房间里。

玛莎按了按床垫。床垫很坚实。她脱去一只手套，摸了一下床头柜，然后看了看手指表面。屋外某处传来了《黑眼睛的娜塔莎》，这是她喜欢的流行歌曲，从不同楼层上的两个不同的收音机里传来的，歌声飘荡，与建筑工地乐曲般的叮当声和谐地融汇在一起。

弗朗兹满怀希望地看着玛莎。玛莎用雨伞指着右侧墙壁，眼睛看着老头，用中立者的声调询问道：“你为什么要搬走长沙发？很显然，以前这里摆放过某样家具。”

“长沙发开始下陷了，正在修理。”老头把头一歪回答说。

“以后你把它放回原处。”玛莎说。突然，她打开了电灯，眼睛向上看去。老头也向上方看去。

“好吧，”玛莎边说边再次拿雨伞指着，“你提供床单，对不？”

“床单？”老头惊讶地重复道。随后，他把头歪到另一边，噘起嘴唇，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是的，我们可以找出些床单。”

“那么服务和清洗呢？”

老头拍了拍胸膛。

“一切全由我来做，”他说，“我包揽一切。我一个人。”

玛莎走到窗户跟前，看了看街上一辆装着板材的卡车，然后折回。

“你开价多少？”她冷冷地问。

“五十五马克。”老头警惕地回答。

“包括电费和早晨的咖啡？”

“这位先生有工作吗？”老头边问边朝弗朗兹的方向点头。

“有的。”弗朗兹立刻回应。

“五十五马克包括一切费用。”老头说。

“这太贵了。”玛莎说。

“不贵的。”老头说。

“贵极了。”玛莎说。

老头笑了。

“那好吧。”玛莎耸耸肩膀叹息道，她转身朝房门走去。

弗朗兹意识到这个房间即将永远打水漂了。他使劲挤压拉扯他的帽子，试图引起玛莎的注意。

“五十五。”老头忧心地重复道。

“五十。”玛莎说。

老头张开嘴巴，然后又倔强地闭上。

“那好吧，”他最后说，“不过，晚上十一点必须熄灯。”

“那是自然的，”弗朗兹顺着他说，“当然——我非常理解。”

“你希望什么时候搬进来？”他的房东问。

“今天，现在，”弗朗兹说，“我只需到旅馆取我的手提箱。”

“付点定金吧？”老头狡黠地笑着提议。

房间本身似乎也在微笑。回想起他年轻时凌乱的阁楼，这一切显得多么不可思议！当他试图入睡的时候，母亲还在烧毛机上忙碌。他怎么能够忍受如此长的时间？当他俩再次走上街头的时候，他的意识中残留着一种温暖的空虚，这空虚仿佛是因为他新租的房间陷入的一个由许多微不足道的小印象形成的温柔的混乱局面。当玛莎在拐角处与他道别时，她看见弗朗兹眼镜背后闪动着感激的泪花。她朝照相馆走去，去冲洗一些在蒂罗尔拍摄的快照，回想起刚才的对话，她心里理所当然地涌起一股自豪。

天上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一个个花店敞开大门，以吸收水分湿气。此时，雨真的下大了。玛莎找不到出租车，雨点不知怎么进入到雨伞的下面，洗去了她鼻子上的脂粉。一种焦躁不安取代了得意洋洋。昨天和今天都是新奇和荒唐的日子，当然很难让人理解，不过别具韵味，混沌之中透露出清晰的轮廓。就像这朦朦胧胧昏昏暗暗的景色，此刻高山的景色飘浮其中，变得越来越清晰，这场雨，这种多雨清新的湿润，在她的心灵中慢慢变成一幅幅闪烁的映像。有一次，一位被雨水浇透、热情、强壮、眼睛碧蓝的小伙，一位她丈夫在休假时结识的朋友，利用采尔马特的一场大暴雨，唬她进入一个门廊的凹处，紧紧挨着她，气喘吁吁地倾诉他炙热的感情，他的不眠之夜，她摇头拒绝，他在记忆的角落里消失了。又一次，在她的起居室里，那个愚蠢画家，一个手指甲肮脏不堪、没精打采的无赖，将他的嘴唇紧贴在她裸露的脖子上，她等了一会儿去弄清自己的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于是就用她的肘部猛击他的脸膛。还有一次——这是最近的一次映像——一位富有的商人，一个头发蓝灰色的美国人，上嘴唇长长的，一边玩弄她的手一边小声说她肯定会去他宾馆的房间，她笑了，含糊其词抱歉地说他是个外国人。与这些萍水相逢、令人恐惧的幽灵相处，被他们用冰冷的手迅速抚摸之后，她回到家里，耸耸肩膀，随随便便就将他们抛在脑后，就像她将打开的雨伞撂在门廊里晾干一样。

“我是个白痴，”她说，“怎么啦？我到底错在哪里？干吗要担心？这种事迟早要发生。这是不可避免的。”

她的心情又一次变了。她痛痛快快地狠狠训斥了弗丽达一顿，因为那条狗不知怎的又进了屋，在地毯上留下了肮脏的脚印。喝茶的时候，她狼吞虎咽吃了很多小三明治。她打电话给车库，探听德雷尔是否遵守诺言，租了汽车。她给电影院打了电话，预订两张星期五首场公映的票子；随后，她打电话给丈夫；接着，给年迈的赫特维希夫人打电话，结果得悉那天德雷尔会很忙。德雷尔的确很忙。他全神贯注于另一家公司意外提供的机会。一连串谈判和各种应酬，他忘掉了弗朗兹，或者说他会在错误的时候想起他——在齐脖子深的温水里休息的时候、开车从办公室到工厂的时候、在床上抽烟的时候。弗朗兹会出现在他大脑望远镜错误的一端，在那里拼命做手势；德雷尔会在脑中答应马上去关心他，可是一转眼又开始思考其他事情了。

对于弗朗兹来说，那不是一种安慰。当一开始乔迁之喜的兴奋感过去之后，他问自己，下一步他该怎么走？玛莎已经记下了他房东的电话号码，可是打那以后，没有任何动静。他自己不敢打电话，也不敢贸然拜访德雷尔夫妇，他不相信侥幸；上次的侥幸那么神奇，改变了他不合时宜的造访。他必须等待。很显然，迟早他会得到召唤的。但他并不享受这种等待的滋味。入住后第一天早晨七点半，房东给他送来一杯味道很淡的咖啡，装咖啡的杯子黏乎乎的，还有一个茶碟，里面放着两块糖，一块糖的一角是咖啡色的。房东用告诫的口气说：“上班别迟到了！喝了它，赶紧穿好衣服。抽水马桶放水冲洗别太用力！记住别迟到了！”

弗朗兹觉得他别无他择，只好整天离开这栋房子，去从事这个老头为他虚构的工作，在外面一直待到傍晚五六点钟，在城里吃点东西，然后回家。于是，他只好在城里，或者说在他看来似乎是这个城市最具大都市气派的区域四处游览。这些短途游览具有被迫的性质，因而新奇感荡然无存。到了傍晚，他已经精疲力竭，没法再实施自己的计划，他蓄谋已久的辉煌计划，从容地沿着性感诱人的街道闲逛，第一次好好地看一看那些真正的娼妓。可是，怎么去那里呢？他的地图好像很奇怪，有点误导游人。有一天万里无云，他四处游荡，走得够远了，突然发觉自己来到一条宽阔沉闷的林荫大道，街上有许多轮船公司的办事处和艺术品商店，他看了看指路牌，意识到这就是那条世界著名的街道，是他心向神往的地方。街道两旁矮小的椴树正纷纷扬扬飘落着树叶。街道一端尽头羽翼状的拱门被脚手架覆盖了。他横穿空阔的柏油马路，沿着一条运河溜达：有一个地方，水面之上有一块彩虹般的油斑，还有一股令人陶醉的蜜糖香味，这使他想起了童年；香味是从一艘驳船上飘来的，身穿粉色衬衫的工人们正在船上卸下一堆堆小山般的梨子和苹果。在一座桥上，他看见两个女人正在肩并肩地游泳，她们头戴闪闪发亮的游泳帽，故意呼呼地喷着鼻息，并且有节奏地挥动双臂。他在古物博物馆度过了两小时，仔细观看了令人惊叹的雕像、精美的石棺，还有驾驭双轮战车、棕色皮肤的士兵们反叛时的形象。他在破烂不堪的酒吧里、在大型公园相当舒适的长凳上长时间休息。他进入地铁深处，在红色的皮质座椅上栖息，呆呆地看着那些闪闪发光的柱子，柱子快速反射着各种金色的映像；他焦虑地等待着漆黑的哐啷作响的黑暗最终被奢华和邪恶的极乐世界所取代，那个世界一直在躲避着他。他也非常想找到德雷尔的大型百货商场，在他的家乡，只要一说起这个商场，人们就会肃然起敬。然而，厚厚的电话本里只列了他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很显然，商场一定还有某个其他名字。弗朗兹还没意识到，柏林城的中心已经迁移到西部，他郁闷地在城市中心和北部的一条条街道里游荡，以为柏林最时髦的商店和最活跃的贸易点一定在这些街上。

他不敢购买任何东西，这使他十分痛苦。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已经花了不少钱，现在德雷尔消失了，不知怎的，一切都变得难以预料，一切都使他充满了焦虑。尽管房东那么坚持整天把他赶出屋子，但他还是试着跟他交朋友。可是房东老头寡言少语，鬼鬼祟祟，一直暗藏在他那个小套间无人知晓的深处。然而，第一天夜晚，老头在走廊里遇见了弗朗兹，他再次提醒弗朗兹，拉抽水马桶的拉绳应该非常轻柔，否则会坏掉；他还给弗朗兹详细解释了该区警察局的种种神秘，并给了他一些表格，弗朗兹必须在表格中填写名字、婚姻状况和出生地。“还有一件事情，”老家伙说，“就是你那个女朋友。她不能来这里探访。我知道你很年轻。我自己也曾年轻过。我倒是准备允许你这样做，可还有我的妻子呢，明白吗——她碰巧暂时不在家——但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允许这种探访。”

弗朗兹脸红耳赤，急忙点头同意。房东的臆断让他受宠若惊，激动万分。他幻想她看上去芳香温暖的嘴唇，她奶油般光滑细腻的皮肤，但立刻打消了这种习惯性念头的膨胀。“她不适合我，”他郁闷地想，“她孤高而冷漠。她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有一个非常富裕、依然精力充沛的丈夫。如果我变得野心勃勃，那么她会让我卷铺盖回家的，我的前程就会被毁了。”再说，不管怎么说，他也许会为自己找到心上人的，她也会体态均匀，身材苗条，皮肤光滑，嘴唇丰满，头发乌黑。想到这里，他决定采取一些行动。早晨，当房东给他端来咖啡时，弗朗兹清了清喉咙说：“听着，如果我额外再给你些钱，你会……我可以……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招待任何我想招待的人吗？”

“那要视情况而定。”老头说。

“额外多给几个马克。”弗朗兹说。

“我明白。”老头说。

“每月再多给五马克。”弗朗兹说。

“你太慷慨了！”老头说。他边说边转身离开，然后又用狡黠告诫的口吻补充说：“不过，注意上班别迟到啰！”

结果玛莎讨价还价全都成了瞎忙活。弗朗兹十分清楚，他决定偷偷额外付费，实在是太轻率了。他的钱正在像冰雪融化一样逐渐消失，可是德雷尔依然不打电话过来。连续四天，他八点准时气鼓鼓地离开屋子，然后在夜幕降临时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他已经完全厌倦了那条著名的大街。他给母亲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是勃兰登堡门[1]风景照，他在信上写道：他一切都好，德雷尔舅舅非常好。没有必要让母亲担惊受怕，尽管她也许应该为他的处境担忧。只有在星期五晚上，当弗朗兹躺在床上惊恐万分时，他才会自言自语，说大家全都把他忘了，他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孤单无助。不过，他心里却有着某种邪恶的喜悦：他不再对光华照人、他梦中的情人玛莎忠贞不移，他让房东老头，卑鄙的恩里希特，允许他在套房肮脏的澡盆里洗个澡，然后带他去最近的妓院。就在这时，恩里希特用懒洋洋的嗓音招呼他接听电话。

弗朗兹十分激动，急忙套上裤子，赤着脚冲进走廊，朝着走廊尽头发亮的电话奔去，膝盖在一个大箱子上猛地撞了一下。也许因为他还不习惯听电话，一开始他辨认不出在耳中鸣响的声音。“马上到我家里来，”他终于听清了那个声音，“你听见了吗？请赶快来！我在等你。”

“噢，您好，您好吗？”弗朗兹含糊不清地说，可电话那头已经挂了。德雷尔炫耀似的放下话筒，继续飞快记下他明天必须要做的事情。随后，他看了一眼手表，想起此时此刻妻子随时都有可能从电影院回来。他轻轻擦了擦前额，随后带着诡秘的微笑，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串钥匙，还有一个香肠形状的手电筒，手电筒上有一个凸出的眼孔。他依然穿着外套，因为他刚回到家里，还没来得及脱去外衣；他大踏步径直走进书房，当要急忙记下某件事情或者给某人打电话时，他总是这样。此时，他重重地将椅子往后挪动，开始一边脱去他那件宽松的骆驼毛大衣，一边走到前大厅，将大衣挂在那里。他将钥匙串和手电筒放进大衣宽大的口袋里。躺在门边的汤姆直起身子，用它柔软的头磨蹭德雷尔的脚。德雷尔走进浴室，大声地关上门，浴室刷得雪白的墙上冬眠着几只老态龙钟的蚊子。一分钟后，他放下袖子，扣好手腕处的袖口，迈着另一种悠闲舒坦的步子，朝餐厅走去。

餐桌上已经摆好供两人就餐的餐具，一个盘子中间摆放着深红色的威斯特伐利亚熏火腿，四周是各色各样的香肠薄片。挂在花瓶边缘的硕大葡萄串闪耀着绿色的光芒。德雷尔摘下一颗，将它投进嘴里。他斜看了一眼萨拉米香肠，但决定等玛莎回来。镜子里映照出他穿着灰色法兰绒衣服的宽厚背影，以及梳得溜光的一缕缕黄褐色头发。他突然转身，仿佛感到背后有人注视着他，然后离开了餐厅；镜子里只留下餐桌白色的一角，边柜闪烁的晶莹微光穿透了漆黑的背景。他听见寂静的远处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声响：一把小钥匙正在那寂静之中寻找一个敏感的小孔；它找到了，插入了那个孔，清脆地转动了一下，随后一切都苏醒了。德雷尔饥饿万分，围着餐桌踱步，他灰色的肩膀在镜子里穿过去又穿过来。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玛莎走了进来。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用一块散发着香奈尔香水味的手帕使劲地擦鼻子。狗彻底醒了，它跟在玛莎身后也进了餐厅。

“坐下，坐下，亲爱的。”德雷尔欢快地边说边打开精密电器加热茶水。

“电影太好看了！”她说，“赫斯太棒了，尽管我更喜欢他在《王子》中的表演。”

“在哪部电影中？”

“噢，你记得吗，那个海德堡学生装扮成印度王子？”

玛莎笑容满面。事实上，最近她经常微笑，这使德雷尔非常高兴，简直难以用言语表达。她处于一种愉快的心情之中，就好像得到了别人的许诺：在不远的将来会给她一个神秘的惊喜。她愿意等待一段时间，因为她心里明白，这种惊喜一定会到来。那天，她请了几位油漆工，让他们把露台南面的墙壁粉刷一新。电影中盛宴的场景刺激了她的食欲，此刻，她打算违反减肥的饮食规定，大吃一顿，然后钻进被窝，也许会满足一下德雷尔渴望已久的欲望。

前门的门铃叮当作响。汤姆起劲地吠叫起来。玛莎吃惊地竖起柳眉。德雷尔咯咯地轻声一笑，边咀嚼食物边起身去前厅。

玛莎坐着转身面朝餐厅门，手里端着杯子。德雷尔开玩笑似的用胳膊肘轻推弗朗兹，两人一起走进了餐厅；弗朗兹咔哒磕了一下鞋跟，随后快速走到玛莎跟前。玛莎笑得那么美丽开怀，她的嘴唇显得那么热忱，那么闪闪发亮，以至于在德雷尔的灵魂中，一股巨大的欢愉似乎要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迸发出来，他想玛莎笑得如此开怀，一切事情都会顺利进行：玛莎会像从前那样，上气不接下气给他详细讲述整部愚蠢的电影，这是百依百顺甜蜜恩爱的前奏和代价；星期天，他就不会再去打高尔夫球，而是与她一起骑马，在树叶沙沙作响、阳光斑驳、橙黄暗红色彩斑斓的公园里策马而行。

“首先，我亲爱的弗朗兹，”他边说边为他的外甥拉上一把椅子，“吃点东西。来点樱桃白兰地吧！”

弗朗兹机械地伸出一只手，越过台面，去接递给他的矮脚小口大肚白兰地酒杯，结果不小心碰倒了一个细长花瓶，瓶里插着一朵深褐色的玫瑰（“早就应该把这个花瓶撤了！”玛莎心想），溢出的水在桌布上蔓延开来。

弗朗兹大惊失色，那是必然无疑的。首先，他没想到会遇见玛莎。其次，他以为德雷尔会在书房里接见他，跟他谈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必须马上去处理。玛莎的微笑使他目瞪口呆。他想弄清自己惊讶的原因，就像托钵僧在地里埋下假种子，施以疯狂魔法，只想种子里马上长出一棵活生生的玫瑰树来。玛莎要求他别让德雷尔知道他俩不谙世故的租房冒险——当时，他对她的请求几乎毫不在意——而此时此刻，在她丈夫的面前，这种请求惊人地膨胀，正在变成一种秘密的性爱契约。他也记得房东老头恩里希特有关女朋友的一番话，那些话证实了这一点，仿佛它是一种福祉也是一种羞辱。他试图摆脱这种魔咒——但是，一见到她那种让人几乎难以招架的热辣辣的目光，他立刻垂下眼帘，尽管德雷尔试图推开他的手，弗朗兹还是茫然不知所措地继续用自己的手帕轻轻揩干弄湿的桌布。此前不久他还躺在被窝里，而现在，他却坐在这里，在这间金碧辉煌的餐厅里，像在梦中一样忍受煎熬，因为他无法阻挡盐瓶四周暗色的小水流；在盘子边缘的掩饰下，溢出的水流正在努力流向餐桌的边缘。玛莎依然微笑着（反正桌布明天是可以更换的），她的目光移至弗朗兹的双手，移至他皮肤绷紧的指关节轻柔的动作，移至他汗毛浓密的手腕，移至他修长的摸索着的手指，奇怪的是她突然想到今天晚上她身上没有穿任何毛料的服装。

突然，德雷尔站起身来说：“弗朗兹，这样做也许有点怠慢，但是没办法，时间不早了，你我该出发了。”

“我们俩出发？”弗朗兹一时摸不着头脑，他一边将潮湿的手帕塞进自己的口袋一边问。玛莎冷冰冰地看着丈夫，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德雷尔说，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探险的亮光，玛莎对这种亮光再熟悉不过了。“真讨厌，”她怒气冲冲地想，“他想干什么？”

在前厅里，她把他拦住了一会儿，快速低声地问道：“你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我要你告诉我你去哪里？！”

“痛痛快快地玩一下。”德雷尔回答，希望能激起她又一次灿烂的微笑。

她皱眉蹙眼，表示反感。德雷尔伸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脸蛋，随后离去。

玛莎慢慢走回餐厅，站在弗朗兹离去后空出的座位后面陷入沉思。接着，她掀起刚才被水溢湿的桌布，一个盘子在桌布下滑落，盘底朝了天。辛苦工作了一个晚上的镜子映照出她绿色的礼服、白净的脖子、乌黑浓密的发髻，以及闪闪发亮的翡翠耳饰。她依然没有注意到镜子的关注，当她缓慢地四处走动，放好水果刀时，她的身影不时在镜子里再现。过了一会儿，弗丽达来了。随后，餐厅里的电灯啪嗒关了，玛莎轻轻咬着项链，上楼去她的卧室。

“我敢打赌，他想让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可他没开玩笑。我敢打赌，事实肯定会是这样的，”她心想，“他会为弗朗兹找个肮脏的妓女。那就全完啦！”

宽衣时，她感到她快要哭了。你等着吧，你就等着瞧吧，等你回来再说！尤其是如果你打算愚弄我。这是什么作风，什么作风！你请来个穷小子，然后很快带着他走。而且是在深更半夜！真丢脸！

像以前许多次一样，她再次回忆起丈夫的许多过错，她似乎把这些过错件件记在心里。实在是太多了。然而，每当妹妹希尔达从汉堡来看望她，她还是向她已婚的妹妹信誓旦旦地说她很幸福，她的婚姻很美满。

玛莎的确真的认为她的婚姻与其他人的婚姻没什么两样，夫妻之间吵架是很常见的，妻子总会与丈夫争争吵吵，与丈夫的种种古怪行为作抗争，反对丈夫偏离常规，所有这一切都等同于幸福的婚姻。不幸福的婚姻就是丈夫贫穷，或者因为干了某种见不得人的事而进了监狱，或者包养情妇挥霍钱财。因此，玛莎从不抱怨自己的处境，因为一切都很自然，很平常。

母亲过世时，玛莎才三岁——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不久，第一位继母也死了，不过，这种事情有些家庭也发生过。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继母不久前才去世，她是个可爱的女人，出生高贵，人们都非常喜欢她。她父亲当马具商起家，最后经营人造革工厂破了产，绝望之中，他盼望女儿嫁给“轻骑兵”，出于某种原因，他选中了德雷尔。一九二○年，当德雷尔向她求婚的时候，玛莎对他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与此同时，妹妹希尔达与一艘普通大西洋轮船上的小个子胖事务长订了婚。德雷尔奇迹般地变得越来越富裕。他富有魅力，但是古怪，让人难以捉摸；尽唱些傻乎乎的曲调，而且一唱就走调，还给她买些傻乎乎的礼物。玛莎睫毛长长，双颊红润，教养有素，她说等德雷尔下次来汉堡时，她再下决心。德雷尔离开汉堡前往柏林时，送给她一只猴子，而她讨厌猴子；幸运的是，一位年轻英俊的表兄教会猴子点火柴，结果猴子身上的紧身套衫着了火，他们不得不处理掉这只笨手笨脚的动物。她与这个表兄的关系已经走得相当远，后来表兄成了妹妹希尔达早期恋人中的一员。一星期后，德雷尔回来了，玛莎允许他亲吻她的脸颊。在聚会上，可怜的老爸兴奋过度，把小提琴手痛打了一顿，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遭遇了许多厄运。婚后，丈夫取消了一个重要的公务旅行，决定去挪威度荒唐的蜜月——世界上有那么多好地方，为什么偏要去挪威？——一些疑问开始困扰她，不过，格吕内瓦尔德[2]的别墅很快驱散了这些疑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是些不太有趣的回忆。

[1] the Brandenburg Gate，柏林的标志性建筑，建于1788年到1791年。

[2] Grunewald，柏林夏洛滕堡－威尔默斯多夫（Charlottenburg—Wilmersdorf）区的一部分。

四

出租车（不幸的“伊卡洛斯”仍在修理，租来的替代车是辆古怪的、不那么讨人喜欢的“金黄鹂”）里黑乎乎，德雷尔依然神秘兮兮，一声不吭。要不是他的雪茄烟还在有节奏地发光燃烧，别人还以为他睡着了。弗朗兹也默默无声，心里不安地琢磨自己会被带到哪里去。车子拐了第三或第四个弯之后，他完全迷失了方向。

到目前为止，除了他居住的安静的住宅区以外，他只探访了城市另一端的椴树大街以及它的周边地区。介于这两个富有活力的绿洲之间的是空白的未知地区。他的目光投向车窗外面，昏暗的街道渐渐获得了某种光亮，随后又一次昏暗，又一次充满光亮，又一次变得暗淡，又一次大放光明，直至黑暗孕育出成熟，昏暗的街道突然迸发出神奇的五彩光芒，宝石般的瀑布，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一座有尖塔的教堂在红棕色天空的映衬下悄然掠过。不久，汽车在潮湿的柏油路上轻微颠簸几下，在人行道的路缘处停了下来。

只有到了此时，弗朗兹才明白了。宝石蓝的字母嵌着一颗钻石闪闪发光，最后一个元音拉得长长的，一个闪闪发光的四十英尺标志牌拼出了字母D*A*N*D*Y[1]——现在他记起来了，以前曾听人说起过，他真是个傻瓜！德雷尔拽着他的手臂，领着他走到十扇灯火通明的橱窗中的一扇。宛如温室里盛开的热带花朵，领带和袜子千姿百态竞相争艳，各种衬衫被折叠成长方形，或者在镀金树枝上随意地挂着；橱窗深处，一个直挺挺站着的东方之神穿着一件乳白色的睡衣，他是那个花园的神仙。但是，德雷尔不让弗朗兹在那儿浪费时间沉思遐想。他带着他巧妙地穿过其他橱窗：光洁奢华的鞋子，海市蜃楼般的服装，层层叠叠的典雅帽饰、手套和拐杖，活泼可爱的体育用品天堂，依次在他面前闪亮登场；随后，弗朗兹突然发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昏暗的通道，那里站着一个老头，他身上披着黑色的斗篷，头盔的面甲上有一枚徽章，老头身边站着一个双腿修长、穿着毛皮衣服的女郎。他俩都注视着德雷尔。警卫认出了德雷尔，举手至帽檐处行礼。那个眼睛炯炯有神的妓女朝弗朗兹瞟了一眼，收敛地让开了道路。弗朗兹跟在德雷尔身后，消失在院子的昏暗处，他们一走，女郎又开始与警卫交谈起来，谈论风湿病及其治疗方法。

院子在没有窗子的墙壁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死巷。巷子里有一股潮湿的味道，夹杂着尿味和啤酒味；一个角落里有样东西，它不是被人弃置的东西，就是一辆辕杆朝天的大车。德雷尔从口袋里取出手电筒，一道暗淡的光束浮光掠影，勾画出一个门窗花栅的轮廓，下行的楼梯上人影晃动，还有一扇铁门。德雷尔稚气十足，欣喜不已地挑选了那个最神秘的入口，打开了门。弗朗兹躬身跟着德雷尔进入了一个昏暗的石头通道，通过手电筒移动的圆形光束辨认出那是一扇门。如果试图不按规矩开这扇门，门就会疯狂鸣响。不过，即便对于这扇门，德雷尔也有一把小巧玲珑、声音很轻的钥匙，弗朗兹再次躬身进入。在他们经过的阴暗的地下室里，可以依稀分辨出东一堆西一堆的麻袋和柳条箱，脚底下踩着窸窸窣窣的某种东西，有点像稻草。转过活动横杆又是一个角落，然后又是一扇门。进门就是一架楼梯，光秃秃的没铺地毯，楼梯向上伸展，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他们拖着脚步攀登石头的阶梯，就像在探索一个被掩埋遗弃的庙宇。他俩如痴如梦，不久突然进入了一个巨型大厅。手电的灯光穿越大厅，在一些金属挂架上晃了晃，随后沿着层层叠叠的纺织品、巨大的衣柜衣橱、晃动的镜子、熊腰虎背的黑影移动。德雷尔停住脚步，放好手电筒，在黑暗中轻声地说：“注意！”弗朗兹听见德雷尔的手在摸索，突然孤零零一个梨形强光灯泡照亮了一张长长的柜台。整个大厅——一个无边无际的迷宫——其余的部分依然沉浸在一片漆黑之中，弗朗兹觉得有点阴森怪诞：一盏强光灯单单照着这个角落。“第一课。”德雷尔严肃地说，随后炫耀似的走到柜台后面。

值得怀疑的是，弗朗兹是否从这次荒诞的夜间课程中学到了什么——一切都太奇怪，德雷尔扮演了售货员的角色，而且过于怪诞。然而，尽管标新立异、荒谬绝伦，这种一个角落光照耀眼、四周犹如鬼怪深渊的布局，有着某种含义；在这个深渊里，白天被弄了又弄、模糊不清的纺织品，此时都疲惫不堪，千姿百态地静静休息着，这种景象长久地留在了弗朗兹的记忆中，富有某种昏暗奢华的色调，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在这种基本的背景之下，他当售货员每天忙忙碌碌，这种辛劳日后开始粗略勾画出平凡、复杂、经常是疲惫不堪的生活状态。德雷尔安排这个晚上向弗朗兹示范如何销售领带，不是依据个人的经验，也不是依据对遥远岁月的回忆（尽管他确实在柜台后面干过），而是他不切实际，想入非非。他所示范的不是真实生活中销售领带的方式，而是如果售货员既是艺术家又有超凡洞察力，那么他可能这样销售领带。

“我要一条蓝色平纹领带。”弗朗兹在德雷尔的提示下用呆板的学生腔说。

“当然可以，先生。”德雷尔轻快地回答，同时从一个货架上轻捷地取下好几个薄纸板箱，敏捷地在柜台上打开箱子。

“你觉得这条怎样？”他不无忧虑地问，手里将一条有花纹的黑红两色领带打了个结，举着它离开一段距离，就像一个有主见的艺术家那样欣赏这条领带。

弗朗兹一声不吭。

“一种重要的销售技巧，”德雷尔改变语气解释说，“来，看看你是否掌握了要领。现在，你到柜台后面去。这边这个箱子里有一些纯色领带。他们价值四五马克。这边是时髦领带，我们通常说‘花色领带’，价值八马克、十马克，或者甚至十四马克，愿上帝宽恕我们！好了，现在你是售货员，我是个年轻人，一个笨蛋，抱歉——缺乏经验，犹豫不决，容易上当受骗。”

弗朗兹很不自然地走到柜台后面。隆起肩膀，眯着眼睛，好像近视眼一般。德雷尔用颤音高声说：“我要一条蓝色平纹的……呃，别太贵了！”“要微笑。”他低声提示说。

弗朗兹弯腰打开一箱子，笨拙地取出一根蓝色平纹领带。

“哎呀，我知道你会这样！”德雷尔开心地说，“我知道你没有明白，要不然你就是色盲！那就再见啦，各位！你干吗一定要把最便宜的领带递给我呢？你应该按我刚才的做法行事——先用一条奢华的领带把那个傻瓜弄得昏头昏脑，别管它是什么颜色。但所展示的那条领带一定要华丽昂贵，或者昂贵典雅，那样也许会迫使他‘心头咯噔一下，多花一个先令’，就像他们在伦敦说的那样。来，拿着这一条，在你的手上打一个领结。等一等，等一等——别那样匆忙。在你的手指上晃一圈。就这样！记住，节奏稍有迟疑，顾客的注意力瞬间即逝。你快速翻转领带，使他神志迷乱。你必须在那个白痴的眼前使领带艳丽生辉。不，你打的不是领结，是肿瘤。看着，手伸直了。我们来试试这根昂贵的血红色领带。现在我们假设我在看这根领带，可我依然不受诱惑。”

“可是，我还是要一根蓝色平纹的，”德雷尔高声说——随后，再次低声说：“啊呀，不是这样——继续将那根血红色的领带伸到他愚蠢的面孔前面，也许你会瓦解他的抗拒力。看着他，观察他的眼睛——如果他看着那根领带，那么你已经初步成功。只有当他根本不看，开始皱眉头，清他该死的喉咙——只有在那种时候，你明白吗，只有在那种时候，你才给他他想要的东西——当然啰，一定要选择三种平纹蓝领带中最贵的那种。不过，即便你顺从了他粗俗低级的要求，你还是要稍微耸耸肩，明白吗，现在看我的——带点轻蔑地微笑，好像在说‘这一点儿也不时髦，坦率地说，这是给农民的，给赶大车的车夫的……不过，如果你真想要它的话’——”

“我要这根蓝色的。”德雷尔用滑稽的声调说。

弗朗兹越过柜台面无表情地把领带递给他。德雷尔一阵狂笑，在大厅里引发了一阵强烈的回声。“不，”他说，“不，我的朋友。根本不对！首先，你应该把领带摆在你的右侧，然后问他需不需要其他什么，比如，手帕，或者某些时髦的饰纽，只有当他想了一会儿，摇摇他笨拙的脑袋时，只有在那时，你才拿出这支自来水笔（这是礼物），在小纸条上写下价格，让他拿去给收银员。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常规的了。不，留着它，我说。这一部分明天皮夫克先生还会给你演示一遍的，他非常迂腐。好了，我们继续吧！”

德雷尔撑起身子，颇沉重地坐到柜台上，于是投下了一个清晰的黑影，黑影的脑袋在前，逐渐延伸，融入黑夜之中，黑夜似乎越来越浓越来越静。他开始在纸箱里摸索丝绸制品，并指导弗朗兹如何用手触摸，如何观察色彩色调去记住各种领带，如何培养一种——换言之（弗朗兹听蒙了）——色彩和触觉的记忆，如何从艺术觉悟和商业感觉出发从脑中抺去已经销售一空的款式和样品——以便让头脑腾出空间记住新的款式和样品，如何在瞬间用马克确定价格，随后在价格标签上添加芬尼。他好几次跳下柜台，怪模怪样地做手势做动作，模仿被他推销技巧所惹恼的顾客；粗野的顾客还没开口问价，就被告知价格，因此表示反感，对圣人一般的顾客来说，价格不是问题；还有为孙子买领带的老太太、波茨坦[2]的消防员，或者无法说清任何事情的外国人—— 一个法国人要买cravate[3]，一个意大利人想买cravatta[4]，一个俄国人和气地恳求买一条galstook[5]。德雷尔会立刻自问自答，手指轻轻压着柜台，每次都发明一种风格不同的特别语调和微笑。然后再次坐到柜台上，轻轻晃动一只脚，脚上穿着擦得铮亮的皮鞋（他的影子也在晃动，在地板上映成一个黑色的翅膀），他谈论了一个售货员对于人类制造的东西应有的疼爱和喜欢的态度。他承认，有时人们会对过时的领带和淘汰的袜子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因为它们依然完好如初，可是却完全没人要了；八字须下他古怪、梦幻般的笑容挥之不去，他眼角处嘴角边的皱纹一会儿皱起一会儿展开——与此同时，相形见绌的弗朗兹倚着一个衣柜，呆呆地听他说教。

德雷尔停顿了——弗朗兹明白：课程结束了。他禁不住贪婪地看了一眼此时散落在柜台上的真实生活中色彩缤纷的神奇商品。德雷尔再次掏出手电筒，关了墙壁上的电灯开关，领着弗朗兹走过一大块暗色地毯，进入到大厅幽冥昏暗的深处。他边走边掀去一张小桌子上的帆布，将手电光聚焦在袖口链扣上，链扣在它们蓝色的丝绒衬垫上像眼睛一样闪闪发光。再往前走几步，他若无其事、嬉戏似的倾斜一个浮水气球，使之从支架上滑落，无声无息地滚进黑暗之中，很远，很远，一直滚入波美拉尼亚[6]湾，以及海湾柔软的白沙滩上。

他们沿着石头通道往回走，在锁最后一道门时，德雷尔不无愉悦地回想起他留在身后的那一片令人费解的狼藉，他没想到的是也许某个其他人要为此承担责任。

他俩一走出昏暗的院子，进入灯光闪烁的潮湿街道，德雷尔就叫了一辆路过的出租车，主动提出让弗朗兹搭车回家。

弗朗兹犹豫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生机勃勃的林荫大道上的欢闹景象（终于见到了！）。

“你是不是，和一个”（德雷尔看了看手表），“睡眼蒙眬的心上人有约会？”

弗朗兹舔了舔嘴唇，随后摇了摇头。

“随你便，”德雷尔笑着说。分手时，他从出租车里伸出头来高声说：“明天去商店，九点整！”

光滑的黑色柏油马路蒙上了薄薄一层暗淡斑斓的色彩，马路上不时有清晰的裂缝和椭圆形的凹坑，雨水形成了一个个水潭，在深处映照出逼真的五颜六色的倒影—— 一条朱红色的对角斜线，一个钴色的楔形物，一条绿色的螺旋线——疏疏落落，组成了一个潮湿的颠倒的世界，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宝石的几何图形。万花筒似的效果似乎在暗示，有人在人行道上不时抖动万花筒，以变换无数彩色玻璃碎片的组合图案。与此同时，生命的辕杆和涟漪从身边掠过，记录了每辆汽车行程的印迹。商店的橱窗放射出耀眼的灯光，将亮光向外散发、喷射、泼洒，使之融入丰富的黑夜。

每个角落都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幸福象征，每个角落里都站着一个穿着发亮丝袜的妓女，他根本没时间去细看她的相貌：另一个妓女已经在远处招手，在她之后，还有第三个。弗朗兹心里十分清楚，那些亮着的神秘信号灯会把人们引向何方。每盏路灯都像穗状星星伸展着它的光环，每处玫瑰色的光辉、每阵金色光芒的迸发、恋人们的侧影相互紧挨一起搏动，每个门洞和过道的凹处都有成双成对的恋人，那些抹了口红的半启着的嘴唇在他的面前一闪而过，黑色、潮湿、温柔的柏油马路——所有这一切都正在获得一种特殊的意义并正在寻找一个名字。

弗朗兹像梦游者一样慢慢地走着，汗流浃背，陶醉得浑身倦怠乏力，皱巴巴的温暖的枕头召唤他回去，他又钻进了被窝，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是如何重新踏入住宅、踏入自己的房间的。他舒展身子，用手掌抚摸自己毛茸茸的双腿，心烦意乱，不能自主；睡梦几乎即刻向他鞠了个躬，递给他梦乡的钥匙：他明白所有这些电灯、声音，以及各式各样香水的含义，一切都融汇成一种独特的让人乐而忘忧的景象。此时此刻，他似乎置身于一个四周布满镜子的大厅，奇妙的是，大厅开了一扇门，通向一个有水的深渊，在最意想不到的许多地方水光粼粼：他途经一辆完美可靠的摩托车（房东老头正在用他红色的鞋后跟发动那辆车子），朝一扇门走去，弗朗兹打开那扇门，心头不由得涌起一阵预料之中的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狂喜，他看见玛莎站在床边！他急切地想接近她，可是汤姆不断地碍手碍脚，玛莎哈哈大笑，把狗轰走。于是，他已经相当清楚地看见玛莎光洁的嘴唇，她的脖子因喜悦而变得更加丰满，他也开始忙乱，解开衣扣，从狗嘴里扯下一根带血的骨头，心中升腾起一种难以克制的甜蜜；他即将紧紧抱住她的屁股，可是突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沸腾的激情。

玛莎叹了口气，睁开了眼睛。她以为自己是被街上的噪音惊醒的：他们家的一个邻居有一辆噪音极大的摩托车。可事实上，那只是她丈夫在纵情地打鼾。她记得自己没有等他回家就上床睡觉了，于是，她就尖声叫他；随后，又伸手越过床边柜，开始狠劲弄乱他的头发，只有这一招最管用。他停止了打鼾。他咂了一两次嘴。床边柜上的台灯亮了，映照着她那只粉嫩的手。

“狮子醒啦。”德雷尔边说边像孩子一样用拳头揉眼睛。

“你们去哪里啦？”玛莎瞪着眼睛问道。

他睡眼蒙眬地望着她乳白色的肩膀，望着她一个裸露乳房玫瑰色的乳头，望着落在她脸颊上的一缕乌黑的长发，他温和地呵呵一笑，慢慢向后倚靠在一摞枕头上。

“我领他去参观了‘花花公子’百货商场，”他谨慎小心地嘟哝道，“给他上夜课。现在他能够在他爪子或尾巴上系领带了。非常有趣，非常有教育意义。”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玛莎感到一阵宽慰，多么高尚的行为！她几乎想主动……可她也太困了，困乏但非常高兴。她一言不发便关了电灯。

“星期天我们去骑马，怎么样？”黑暗中一个温和的声音低声问道。可是她已经进入了梦乡。三个好色的阿拉伯人为了得到她正和一个古铜色躯体的英俊奴隶争论不休。德雷尔用更加温和、更加商量的口气再次提问。一阵令人沮丧的沉默。他翻转枕头，寻找比较凉快的凹面，他叹了口气，很快鼾声又起。

早晨，德雷尔匆匆享用了一个煮得半熟的鸡蛋，外加黄油吐司（人间最美味的一餐），随后急匆匆赶往商场，弗丽达告诉他汽车修好了，在门口等候。德雷尔记得，在过去几天里，尤其是最近一次撞车之后，他头脑里反复出现一个有趣的念头，可是不知怎么的，一直没有结论。不过，他必须小心从事，用委婉的手法。直接提问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个无赖会敌意地一瞥，否认一切。园丁会知道吗？即便知道，他也会庇护他的。德雷尔把咖啡一饮而尽，他眨了眨眼睛，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当然，也有可能弄错了……

他抿掉了最后一滴甜甜的咖啡，把餐巾往桌子上一扔，急匆匆出门而去；餐巾从桌边慢慢掉落，软绵绵地落到了地板上。

是的，汽车已经修好了。新喷了一层黑漆，前灯换上了铬钢边框，散热器护栅顶上的装饰性标识是一个长着蔚蓝色翅膀的银色男孩，一切都熠熠生辉。司机有点尴尬地一笑，露出了难看的牙床和牙齿；他摘下蓝色的帽子致意，并打开了车门。德雷尔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

“哈罗，哈罗，”他说，“这么说我们又在一起啦！”他扣上了外套所有的扣子，然后继续说：“这一定花了点小钱吧——我还没有看过账单。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甚至愿意花更多的钱，只要开心。说真的，那次经历真是够刺激的！不幸的是，我妻子和警察都没看出其中的奥妙。”

他试图再想点其他事情说说，但就是想不出来，于是就再次解开外套的纽扣，钻进了汽车。

“我仔仔细细看了他的面相，”伴随着汽车发动机轻轻的旋转声，他略有所思地说，“但还不可能作出任何结论。当然，他的眼神有点躲闪，当然，他的眼睛底下有两个小眼袋。不过，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正常的。下一次，我要好好观察他一下。”

按照两人的约定，今天早晨他去商场，把弗朗兹介绍给皮夫克先生。皮夫克先生身材高大魁梧，举止庄重，衣着考究。他的眼睫毛呈金黄色，肤色稚嫩，说句保守的话，从侧面看去，他既像人又像茶壶，肥肥的耳垂上戴着一颗次等的钻石。他尊重弗朗兹，因为他是老板的外甥，而弗朗兹却对他笔挺的裤缝和表袋里露出的那块透明的手帕感到十分羡慕和惊叹。

德雷尔甚至没有提及昨晚的课程。在德雷尔的完全赞同下，皮夫克没把弗朗兹分配到领带柜台，而是指派他去体育用品部。他用极大的热情教导弗朗兹。他的训练方法与德雷尔的手法大相径庭，因为他们做了许多演算，比弗朗兹预想的还要多。

弗朗兹也没想到，长时间站着，他的脚会那么酸痛，还要长时间机械微笑，他的脸也感到酸痛。与往年秋天一样，商场的体育用品部要比其他部门安静得多。各种健身器材、乒乓球拍、条纹毛围巾、装有黑色防滑钉的足球鞋，以及白色鞋带卖得很好。对游泳衣持续不断的少量需求是因为公共游泳池的存在，但是上述体育商品的旺销已经过去，而冰鞋冰刀、滑雪板、滑雪橇旺销的季节还没来临。因此，没有蜂拥而来的顾客，也就不会妨碍对弗朗兹的训练，他完全有空闲时间学习销售技艺。他的主要同事是两个姑娘，一个红头发尖鼻子，另一个金发碧眼胖乎乎、精力充沛、狐臭熏人；还有一个身材像体育运动员一样健美的年轻男子，戴着与弗朗兹一样的玳瑁眼镜。他漫不经心地告诉弗朗兹他在游泳比赛中赢得的各种奖励，弗朗兹非常羡慕他，因为他自己也是个游泳好手。在施维默的帮助下，弗朗兹为两套泳装挑选了布料，还出售了一些领带、衬衫和袜子。也是在施维默帮助下，弗朗兹懂得了销售行业的一些小诀窍，施维默的销售技巧比皮夫克还要精到，皮夫克的主要作用是在商场四处巡察，妥善安排顾客和销售员之间的洽谈。

开始几天，弗朗兹头昏眼花，茫然不知所措，在别人面前很不自然，他只能克制自己不要颤抖（他的部门通风好得过了头，房间会自然形成穿堂风），他只是站在角落里，尽量避免引起注意，极力模仿同事们的一举一动，记住他们专业的举止和语调；随后，突然，他忍不住清楚地想起了玛莎——她用手摸发髻的样子，或者瞧她的指甲和翡翠戒指的模样。不过，很快，在施维默同意和关注下，弗朗兹开始独立销售。

他永远记住了他的第一个顾客，一个胖老头，他要买个球。一个球。这个球立刻在他的想象中弹起，变成许多球向四处散开；弗朗兹的头变成了商店里所有球类的运动场，小球、中球、大球——分片缝制起来的黄色皮球、印有制造商紫色标志的白色绒毛球、石头一样坚硬的小黑球、供休假使用的橘黄和天蓝两色超轻球、橡皮球、赛璐珞球、象牙球，它们都向各个方向滚去，只剩下一个球，在他的脑海里闪闪发光。顾客平静地补充说：“我要给我的狗买个球。”

“你右侧第三个货架，耐咬！”施维默立刻低声提示，弗朗兹宽心一笑，可眉毛上早已急出了汗水；他开始打开箱子，开错了一个箱子，又开错了一个箱子，最后终于找到所需的那个球。

大约一个月左右，弗朗兹已经完全适应了他的工作；他不再慌乱紧张，敢大胆叫发音不清的顾客重复他们的请求，敢用居高临下的态度给那些懦弱和腼腆的顾客提出建议。他肩膀相当宽厚，身材修长但不是皮包骨头；他愉快地观察着自己的身影，在一排镜子前、在显然对他非常痴迷的女店员们的注视目光中、在他胸前三个银色弹簧夹子的闪闪亮光中：舅舅的自来水笔和两支铅笔，铅笔是丁香味铅质的。的确，要不是一些细节露出破绽，他也许已经可以被当作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非常平常的售货员，那些细节也许只有天才侦探才能察觉——鼻孔和颧骨有一种破坏性的僵硬感，嘴巴四周露出一种奇怪的怯懦，似乎他总是上气不接下气，或者好像刚刚打过喷嚏，那对眼睛，那对眼睛，戴了眼镜也很难掩饰，焦躁不安的眼睛，悲伤的眼睛，既残酷无情又茫然不知所措，有一层不纯的绿色阴影，虹膜四周有一些赤红如火的血丝。但是，他身边唯一的侦探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她总是提着同一个小包，她并不费神前来巡察体育用品商铺，而是常去检查领带领结销售部。

弗朗兹遵从皮夫克精心构想、毫无瑕疵的建议，学会了奢靡的个人卫生习惯。一个礼拜他至少要洗两次脚，几乎每天更换浆过的领子和袖口。每天傍晚，他都用刷子刷套装和皮鞋。他使用各色各样高级美容液，闻起来像春天的花朵和皮夫克。他几乎从不错过周六的淋浴。每星期三和星期天，他都要穿上干净衬衫。他十天内至少一定换一次厚实的内衣内裤。他想，如果母亲看到他的洗衣账单，她一定会吓一跳的！

他欣然接受工作的单调乏味，但是他极度讨厌必须与其他职工一起就餐。他曾希望，他会在柏林逐渐改掉青少年那种病态的过分谨慎，但是，这种小心谨慎不断寻找机会来折磨他。吃饭时，他坐在那个金发胖女人和游泳冠军之间。每当胖女人伸手到面包篮拿面包或取盐瓶时，她的胳肢窝就会飘来一阵阵恶臭，这使他想起学校里一个令人讨厌的老处女教师。坐在他另一侧的冠军有另一种缺陷——那就是，他一说话就溅唾沫星子。弗朗兹发现自己又重拾了学生时代的习惯，他用他的前臂和肘部遮挡餐盘，防止唾沫落入。他只陪施维默去了一次公共游泳池。泳池里的水太凉而且非常肮脏，他同事的室友，一位用强光灯将皮肤照成棕褐色的年轻瑞典人，举止很不自然。

不过，从根本上说，百货商场、亮光闪闪的商品、与顾客（顾客似乎像不断改变嗓音和更换面具的同一个演员）轻松或文雅的交谈，所有这一切日常工作都只是肤浅的小事，翻来覆去老一套，感觉也大同小异；它们对他的触动甚微，好像他是那些时装模型中的一员，蜡质或者木质的脸，身上穿着用定型熨斗烫得笔挺的衣服，在它们的临时支座和舞台上，处于色彩缤纷的腐败状态；像在一出滑稽剧中，它们的手臂半曲半伸，有着乡村田园般的魅力。年轻的女顾客、奔跑如飞留着短发来自其他部门的姑娘售货员几乎根本不能激起他的性亢奋，她们像家具或皮具的静止彩色广告一样，在好看的电影开映之前，长时间一个接一个地在银幕上亮相，没有音乐伴奏；他工作的所有细节像这些广告一样既必不可少又无关紧要。六点左右，一切工作全都突然停止。随后音乐就会开始播放。

几乎每天晚上——在那个“几乎”中潜藏着多少可怕的忧思——他都会去看望德雷尔夫妇。只有星期天他才会在他们家吃饭，而且也不是每个星期天都吃。在工作日里，他会在同一家他吃午饭的廉价餐馆里匆匆吃一点，然后乘公共汽车或步行去他们的别墅。二十多个夜晚过去了，一切照旧：边门蜂鸣器嗞嗞的欢迎声，漂亮的灯笼照亮了常青藤一般弯弯曲曲的小道，草坪散发出的潮湿气味，沙砾路嘎吱嘎吱的声响，在屋子里回响、召唤着女佣的门铃声，突然亮起的灯光，弗丽达温和的脸，突然——屋里充满了活力，收音机里的音乐声温柔地回荡起来。

她通常独自一人。德雷尔是个古怪但守时的人，他会分秒不差准时回家就餐（弗朗兹称之为晚饭），还有晚茶；如果他认为自己会迟到，他总会打电话告诉一声。有他在场，弗朗兹感到很不自在，几近麻木，因此，在那些日子里，弗朗兹慢慢养成了某种冷冰冰的亲近，以应对德雷尔自然流露的快乐。不过，当独自与玛莎在一起的时候，他常会有一种感觉，在他脊椎顶端的某个地方会产生一种倦怠的压力；他的胸部堵得慌，他的双腿软弱无力，他的手指会长时间感受到与她握手所产生的那种轻快的力量。当玛莎在房间里四处走动或跷着腿坐着时，他能在半英尺距离内估算出她大腿裸露的确切程度，他不用细看她绷紧的亮光闪闪的长筒袜，几乎也能感觉到她左腿鼓出的腿肚子压在右腿的膝盖上；她裙子斜向的皱褶柔软、富有弹性，男人会很乐意将脸埋在其中。有时，玛莎站起身来，经过他身边，走向电唱机，灯光照射的角度恰到好处，可以透过她裙子轻薄的布料映出她大腿的曲线；有一次她的长筒袜出现了梯状抽丝，她就舔了舔手指，飞快地轻轻涂抹丝袜。有时，倦怠感过于沉重，弗朗兹就会利用玛莎眼睛张望其他地方的机会，在她的美貌中寻找某种小瑕疵，一旦找到，他就能让头脑清醒一点，思想冷静一点，运用这种办法去平息他各种感官的骚动。偶尔，他的确有这样的感觉：他得救了，他找到了她的瑕疵——嘴边一道深深的皱纹，一边的眼眉之上有一个凹痕；从侧面看，丰满的嘴唇有点过于凸出，嘴唇之上有一小撮软毛的黑影，脂粉掉落时尤其引人注目。不过，只要她一转动脑袋，或者少许改变一下表情，她的脸蛋马上又有了那种可爱的魅力，于是他就会再次陷入甚至更深的秘密深渊。通过那些快速瞥视，他把她彻底审视了一番，他的眼睛追随、预测着她的一举一动；当她后脑勺圆发髻上的小梳子的一端松动时，他就预测她那只举起的手的动作，动作很普通，可对他来说却别具魅力。最要命的是，她赤裸白净的脖子、她细腻圆润的皮肤肌理、她轻薄短裙下偶尔露出的胴体，是那么优雅那么具有魔力，他为之倾倒。每一次新的拜访都会在他的玛莎魅力合辑里加上一笔，回家之后当他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时，他就会心满意足地回味这些记忆，选择其中一个任自己胡思乱想，尽情玩味。一天傍晚，他发现她的手臂上有个极小的棕色胎记。还有一次，她从座椅上弯腰去拉平翘起的地毯一角，他窥见了她的乳沟，当黑色丝绸连衣裙上身绷紧时，他才松了口气。还有一天晚上，玛莎正准备去跳舞，他看见了她的两个胳肢窝，它们是那么光滑和白净，像雕塑一般，看得他目瞪口呆。

她问起了他的童年、他的母亲，这是个枯燥的话题，还有他的故乡，这是个更加乏味的话题。有一次，汤姆将鼻口部捂在弗朗兹的大腿处，然后打起了哈欠，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味道扑鼻而来——一股腐烂发臭的鲱鱼味，腐尸的味道。“我的童年就是这种味道，”弗朗兹一边推开狗头一边嘟哝。玛莎没有听见或者不理解他的话，于是就问他说了些什么话。不过，弗朗兹没再重复。他谈到了自己的学校，谈到了灰尘和无聊，谈到了他母亲让人难以消化的馅饼；他还谈到隔壁肉店的老板，一位身穿白色西装背心的绅士，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家伙每天来吃晚饭，他吃羊肉的样子既专业又令人恶心。“为什么令人感到恶心？”玛莎惊奇地打断他的话。“天哪，我唠唠叨叨在胡说些什么呀！”他心想。他上百次呆板地描述了家乡的河流、划船、跳水潜泳、在桥下喝啤酒。

玛莎会把收音机从歌曲调至演讲，他会毕恭毕敬地聆听西班牙语课程，聆听有关体育运动益处的讲座，聆听施特雷泽曼[7]先生调解的演说，随后——又把收音机调回到某种奇怪刺耳的音乐。她会给他详细讲述一部电影的情节，讲述在通货膨胀的岁月里，德雷尔幸运投资的故事，讲述一篇去除水果斑点的论文的要点。在讲述的整个过程中，她始终在想：“他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有所行动？”与此同时，她感到很有意思，甚至有点感动：他是那么不自信，没有她的帮助，他也许永远不会开始。然而，慢慢地，苦恼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十一月就这样耗费在了一些琐事之上，就像你陷在某个乏味的小镇里无依无靠，金钱无为地浪费在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玛莎模模糊糊有点怨恨，她记得妹妹接二连三早已有了至少四五个情人，威利·沃尔德年轻的妻子同时有两个情人。然而，玛莎已经年过三十四岁，应该是立刻行动的时候了！不过话又说回来，玛莎已经奉父亲之命嫁了人，有了漂亮的别墅、古董银器、汽车，她单子上的下一个礼物就是弗朗兹。然而，这件事并非那么简单，有一股异样的微风、一种特别的激情、一种多疑的软弱闯入……

弗朗兹怎么睡也睡不着，于是就打开了窗子。时光正值秋冬之交，夜间的天气变化多端；突然，不知从何方飘来一股温暖湿润的空气：夏天迟到的叹息！弗朗兹身穿黑白条纹睡衣，站在窗前，手扶窗框；随后，身子向外倚靠在窗上，他心情忧郁，长长地吐了口唾液，静静地听着，等着唾液溅落到人行道上。不过，他住在五楼，不像在家那样住在二楼，因此什么声音也没听到。“咔嗒”一声，他关上了窗户，又钻进了被窝。那天晚上，像一个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患了绝症那样，弗朗兹意识到他认识玛莎已有两个多月，毫无用处的胡思乱想正在慢慢耗尽他的激情。他对着枕头，用半下流半夸张的语言，装模作样自言自语地说：“没关系——毁了我的前程总比等着脑袋开花好。明天，对，明天，我要抓住她，把她摔倒在沙发上、地板上、餐桌上、破碎的陶器上……”发疯的弗朗兹！

第二天到了。下班后，弗朗兹回到家里，换了袜子，刷了牙齿，系上了新的丝绸围巾，怀着必胜的信心，大踏步地朝公共汽车站走去。在路上，他不断说服自己：她一定喜欢自己，她只是出于高傲才掩饰自己的感情，这太可惜了。只要她能朝他倚靠过来，好像是不经意的，在模糊的细纹唱片之上，用她的脸颊蹭他的鬓角；或者就像那天晚上一样，她故伎重演——如果，在一瞬间，在前厅的镜子前面，她将背靠着他的背，一边转过她香气袭人的脑袋一边说：“我比你高一英寸，”或者如果——不过他振作起精神，默默地对公共汽车售票员说：“这是软弱，我不应该软弱。”就算她今晚比平时更加冷静——不管怎样——就是现在，现在，现在！……按门铃的时候，他的头脑里闪过一丝胆怯的希望：也许，德雷尔碰巧已经回家？德雷尔没有回家。

弗朗兹穿过前面两个房间，心里想象着如何能立刻推开那边那扇房门，进入她的卧室，她身着黑色低领长裙，脖子上系着翡翠项链；他立刻抱住她，紧紧地抱住，抱得她骨头嘎吱作响，抱得她昏厥过去，抱得她口吐白沫。他的想象力是那么丰富，一瞬间，他眼前浮现出自己渐渐远去的背影，他看见了自己的手，看见自己打开了那扇房门；那种感觉是对未来的一种短暂遐想，而对未来是不可以胡思乱想的，因此他很快就得到了惩罚。首先，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他脚下一绊，把那扇房门一下子撞开了；其次，玛莎称之为“闺房”的房间里空无一人；第三，玛莎进来时身上穿着一条米色套裙，是高领的，还有一长串纽扣！第四，熟悉的胆怯又死灰复燃，他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于是，他只希望自己说话还能利落。

玛莎已经下了决心，今天晚上他可以第一次亲吻她。这是她做事的特点：她选择了月经期的一天，以防自己过快屈从，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屈从，屈从于一种渴望，对于这种渴望她已经无法再抗拒了。她期待那种谨慎的克制的拥抱，因此没有立刻在沙发上靠近他就坐。她按照习惯打开了收音机，拿来一小包银色盒子的Libidettes（维也纳香烟），重新整理一下窗帘的皱褶，打开了乳白色灯光的台灯，关掉了吸顶灯，随后（选择了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话题）开始告诉弗朗兹，前天德雷尔如何启动了某个新的神秘项目——希望这是个盈利的项目；她捡起一块粉红色的毛料方巾，将它盖在一把椅子的背上，到这时她才在弗朗兹身边坐下，不太自然地弯曲起一条腿，将之压在屁股底下，随后整理了一下裙子的褶裥。

不知是何原因，弗朗兹开始称赞起舅舅，说他诚惶诚恐非常感激，他是如何越来越喜欢他等等。玛莎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他一会儿抽烟吐烟，一会儿手持香烟至膝盖附近，卡纸烟头掠过裤腿的布料。香烟的烟雾像幽灵牛奶一样依附着裤子布料上的绒毛游动。玛莎伸出一只手，笑着触摸他的膝盖，仿佛在玩弄这烟雾形成的幽灵恶魔。他感到了她手指的压力。他饥渴了，出汗了，完全阳痿了。

“……知道吗，我母亲每次来信都向他致敬、致意、致谢。”

烟雾散开了。弗朗兹仍在用鼻子嗅着，特别紧张的时候，他总这样。玛莎站起身来，关掉了收音机。他又点燃了一根香烟。此时，她把那块粉红色的方巾披在了肩上，就像有着老派浪漫情调的女人那样，坐在中型沙发的另一端，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他木讷地一笑，开始详细描述昨天报纸上刊登的一桩趣事。就在这时，一脸沮丧、皮毛油光发亮、无可奈何的汤姆用爪子轻轻推开门进来了，弗朗兹竟然第一次对着这条受惊的狗说话。终于，感谢上帝，受人爱戴的德雷尔回家了。

弗朗兹回家时大约十一点。当他蹑手蹑脚沿着走廊，朝恶臭的小盥洗室走去的时候，听见房东屋里传出一阵咯咯的笑声。房门半开着，于是在经过时，他朝房里窥探了一下。老恩里希特身上只穿着衬衫式长睡衣，正手脚并用撑在地上，他满是皱纹、汗毛灰白的屁股正对着一面明亮的穿衣镜。他深弯着腰，脸部充血，脑袋四周白发苍苍，活像《印度王子》滑稽剧里那个教授的脑袋，他正在透过自己两条赤裸的大腿形成的拱门向后费力地张望自己的凄惨的屁股。

[1] 英语，花花公子，纨绔子弟。

[2] Potsdam，德国东部城市。

[3] 法语，领带。

[4] 意大利语，领带。

[5]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领带。

[6] Pomerania，中北欧波罗的海沿岸一历史性地区，现分属波兰和德国。

[7] 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德国政治家，曾任德国总理、外交部部长，192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五

德雷尔的新项目的确有一种神秘色彩。项目是在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三开始的，当时他接待了一位难以形容的陌生人，这个来访者有个大都市人的名字，但没法确定它的来源。他也许是捷克人，犹太人，巴格利亚人，爱尔兰人——完全要靠个人解读了。

德雷尔正坐在办公室（办公室宽敞安静，但窗户宽大而不安静，屋里放着一张宽大的写字台，还有几把宽大的皮质扶手椅）里。这位难以形容的先生穿过一条橄榄绿过道，经过一间间宽大的玻璃房（房里传出打字机旋风般噼噼啪啪的声音），被人引领着进了办公室。他没戴帽子，但却穿着一件轻便大衣，戴着厚厚的手套。

几分钟之前，他的名片已经被递了进来，他的名字下面印着“发明家”的头衔。这一时期，德雷尔非常喜欢，也许过分喜欢发明家。他用不容拒绝的手势，将他的客人安置在一把豪华的加厚皮质扶手椅里（椅子的一个扶手上安着一个烟灰缸），他一边玩弄一支红蓝两色铅笔，一边侧面对着来访者。此人的眉毛浓密，弯弯曲曲像两条黑色的毛毛虫，他那张哭丧脸刚刚刮过胡子的部分呈深青色。

发明家从很远的事情说起，德雷尔也同意他这样做。处理商务事情都应该这样有的放矢，小心谨慎。发明家压低嗓音娓娓道来，从客套话一直讲到实质性问题。德雷尔放下铅笔。这个马扎尔人——或者是法国人，或波兰人——温文尔雅、非常详细地介绍他的发明。

“那么，你是说，它与腊毫无关系？”德雷尔问。发明家举起一个手指。“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我将之称为voskin，一个商品名，明天所有的词典都会收录此词。它的主要成分是一种有弹性的、无色的产品，类似肉。我尤其强调它的弹性，它的柔韧性，它的波动性，恕我直言。”

“尽管直说，”德雷尔说，“那么，那个‘电驱动’是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比如，用‘收缩传动’？”

发明家故弄玄虚地笑了笑。“啊，这是关键所在。显然，如果我给你看蓝图，你就会明白许多；但是，很显然，我还不能那样做。我已经解释过你能如何申请我的发明专利。现在，主要看你能不能为我提供制造第一台样机的经费。”

“你需要多少经费？”德雷尔好奇地问。

发明家作了详细的回答。

“难道你认为，”德雷尔说，他的眼睛里露出一丝若有所悟的调皮的亮光，“你的想象力会值那么多钱吗？我非常尊敬和尊重其他人的想象力。比如，如果一个人来到我面前说：‘我亲爱的Herr Direktor[1]，我愿意梦想一番。你愿意为我的梦想支付多少钱？’随后，也许，我会开始与他谈判。而你，我亲爱的发明家，你可以马上提供某种实用的东西，工厂产品之类的。谁管现实呢？我有义务相信一种梦想，并且相信那种梦想能够成为现实——呸！”（这是德雷尔的口头禅之一）。

起先，发明家并不明白，随后，他明白，他受了很大的羞辱。

“换言之，你就这么简单地拒绝啦？”发明家沮丧地问。

德雷尔叹了口气。发明家用舌头发出咯咯的声音，往后靠进了他的座椅，双手一会儿捏紧一会儿松开。

“这是我毕生的作品，”他最后说，眼睛茫然地看着前方，“我像赫丘利斯[2]一样，与梦想的触角争斗了十年，这是程式化了的动画，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

“你当然可以这样说，”德雷尔说，“我甚至要说，这比——应该怎么说——‘波动性’好？告诉我，”他边说边再次拿起铅笔——这是个好兆头（尽管发明家不可能注意到这一细节），“你有没有向其他什么人兜售过这种玩艺？”

“嗯，”发明家装出一副十分真诚的样子说，“坦白说，这是第一次。事实上，我刚到德国。这是德国，对不？”他补充问道，眼睛环顾四周。

“听说是的。”德雷尔说。

一阵富有成果的停顿。

“你的梦想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德雷尔忧虑地说，“很有吸引力。”

发明家做了个怪相，突然发火了：“别老提什么梦想，先生。它们已经梦想成真了，变成现实啦！而且不只是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尽管我是个穷人，没法建成我的伊甸园和实现我的理想。你有没有读过伊壁克里托斯[3]？”

德雷尔摇摇头。

“我也没读过。不过，我的确有机会证明我不是个江湖骗子。他们告诉我，你对这类发明感兴趣。想一想吧，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件事！一件多么添彩的事！一种多么令人震惊的，请允许我说，甚至是艺术上的成就！”

“你用什么来向我担保？”德雷尔问，他对这家伙的表演津津乐道。

“用人类的精神担保。”发明家犀利地说。

德雷尔哈哈大笑。“这才像话！你回到我原先的观点上来了。”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补充说：“我想我要把你的提议在脑袋里过一遍。谁晓得呀，也许在我下一个梦中，我会看到你的发明。我的想象必须沉浸其中。现在我不能说同意也不能说不同意。那就快回去吧！你住在哪里？”

“蒙得维的亚饭店，”发明家说，“一个十分愚蠢、让人误解的名字。”

“不过也是个很熟悉的名字，尽管我记不清了。维的亚，维的亚……”

“我看见了，你有我朋友的‘普古威兹自来水过滤器’，”发明家指着走廊里的水龙头说，言语中有一种伦勃朗[4]指出克劳德·罗兰[5]一幅绘画的神态。

“维的亚，维的亚，”德雷尔重复道，“不，我不知道。好吧，考虑一下我们的谈话，然后决定你是否真想把这个设想卖给工厂，而毁掉一个能给人带来快乐的梦想。一周或十天以后，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对不起，请允许我略为提一下——我希望你更善于交际些，更信赖别人些。”

发明家离开后，德雷尔坐着一动不动，两只手深深地插在裤兜里。“不，他不是江湖骗子，”他想，“他至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骗子。为什么不找点乐子呢？如果他说的全是真的，那么结果也许真会很稀奇。”电话机发出一阵轻轻的嗞嗞声，一时间，他忘掉了那个发明家。

然而，那天晚上，他对玛莎暗示：他将开始一个全新的项目。玛莎问这个项目是否有利可图，他眯缝起眼睛点了点头：“噢，非常非常赚钱，亲爱的。”第二天早晨，当他一边淋浴一边喷鼻息时，他决定不再接待那个发明家。午餐时刻，在一个餐馆里，他愉快地想起了那个发明家，认为他的发明是某种非常独特和不可抗拒的东西。回家吃晚饭时，他对玛莎随意地说新项目泡汤了。尽管屋子里相当温暖，玛莎身上还是穿着米色薄斜纹呢套裙，肩上披着粉红色方巾。德雷尔认为弗朗兹是个有趣的傻瓜，和平常一样易受惊吓，情绪低落。他很快就回家去了，推说自己烟抽多了，有点头痛。弗朗兹一走，玛莎马上上楼去睡觉。在她的卧室里，沙发边有个三角桌，桌上有个敞开的银盒子。德雷尔从盒子里取出一支Libidette香烟，然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收缩传动！动画般的灵活！不，他不可能骗人！我觉得他的想法非常吸引人。”

当他也上床睡觉的时候，玛莎似乎已经睡着了。隔了很长时间，床头柜上的台灯熄灭了。玛莎马上睁开眼睛，倾听着。丈夫已经鼾声如雷。她仰面躺着，眼睛凝视着黑夜。一切都让她感到烦恼——那鼾声、那黑夜里的微光，也许是镜子的光亮，也许是她自己身上的光亮。

“今天的手法是错误的，”她心想，“明晚我要采用激烈手段。明天晚上。”

然而，第二天傍晚，弗朗兹没有露面，星期六也没来。星期五他去看电影了，星期六与同事施维默去咖啡馆了。在影院里，一位女演员嘴唇像黑桃，眼睫毛像雨伞的辐条，正扮演一个假扮成可怜的办公室职员的富有女继承人。咖啡馆昏暗乏味令人失望，施维默不停地讲述夏令营里男孩子中间发生的那些不正当的事情；有个娼妓嘴唇上抹了口红、嘴里镶着一颗令人讨厌的金牙，一边盯着他们俩看，一边晃动着她的大腿，她每次掸掉香烟灰时都要朝弗朗兹微微一笑。

弗朗兹心想，事情原本很简单：在她摸我膝盖的时候，我只要一下抱住她就行了。痛苦啊……也许我应该等一段时间，几天不去看她？可是那样的话，生活就不值得一活了。下一次，我发誓，对，我发誓。我对我母亲和妹妹发誓。

星期天，房东照例在九点半给他端来咖啡。弗朗兹没像工作日那样马上穿衣剃须，而只是在睡衣外面套了件晨衣，然后在桌边坐下，写他每周一封的家信：“亲爱的妈妈，”他歪歪扭扭地写道，“你好吗？埃米好吗？也许……”

他停住笔，划去最后两个字，陷入了沉思。他一边挖鼻孔，一边看着窗外的雨天。也许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去教堂的路上。下午可以享用咖啡和掼奶油。他想起了母亲胖胖的红润的脸颊和染色的头发。她关心他什么呢？她总是更喜欢埃米。他十七八岁，甚至十九岁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去年，母亲还打他耳光。有一次复活节，他年纪还很小，但已经戴上了眼镜，母亲命令他吃掉一块已经被妹妹舔掉很多的巧克力兔子。埃米舔了巧克力，母亲只在她背后轻轻拍了一下，可是对于他，因为拒绝碰那块黏滑可怕的棕色巧克力，母亲反手狠命抽了他一个耳光，打得他从椅子上跌落下去，脑袋撞到餐具柜，失去了知觉。他对母亲的爱从来就不太深厚，但是，尽管如此，这也是他第一次不幸的爱，或者说，他把母亲视作第一份爱的粗糙演习；尽管他渴望得到母亲的爱，因为学校的故事书（《我当兵的男孩，汉纳回家了》）告诉他，从远古时代起，母亲总是溺爱儿女；可实际上，他无法忍受母亲实实在在地出现他的面前，她矫揉造作的言谈举止，以及她显示出的精神力量、她皮肤和衣服叫人非常非常沮丧的熟悉味道、她脖子上臭虫般褐色的脂肪胎记、她用一根编织针抓挠她令人倒胃口的栗色头发分缝的做法、她水肿的大脚踝，以及她在厨房里做的各种表情，他一看就能准确地猜出母亲在准备什么饭菜——啤酒汤，或者牛睾丸，或者那种令人讨厌的当地美味Budenzucker[6]。

也许——至少回想起来——母亲的冷漠、刻薄、阵发的脾气对他来说还不算什么受罪，让他更加难以忍受的是，母亲在客人面前假装疼爱他，用手捏他的脸颊，通常是在隔壁肉店老板面前，或者当肉店老板在场时，逼迫他亲吻妹妹的同学克里斯蒂娜，而他是暗中喜欢克里斯蒂娜的，可他母亲还愚蠢地乐在其中。如果克里斯蒂娜曾经注意到他的话，弗朗兹愿意为这些糟糕的时刻向克里斯蒂娜道歉。也许，尽管如此，母亲此刻依然想念他？她难得写一次信，信中也从不提及她内心的想法。

不过，为自己感到可怜依然挺有意思，这会让人热泪盈眶。埃米——她是个好姑娘。她将嫁给肉店老板的帮工。他是城里最好的屠夫。这该死的雨天。亲爱的妈妈。其他还有什么？也许描写一下房间？

他把右脚的拖鞋重新套在脚上，右脚的拖鞋比左脚的拖鞋磨损得快，当他悬着脚晃动时，它总从脚上掉落。他环顾四周。

“我以前给你写过，我有个非常不错的房间，不过，我从来没有给你好好描述过。房间里有一面镜子和一个脸盆架。卧床上方有一幅美丽的绘画，画的是东方仕女。墙纸画有淡棕色的花朵。我正前方的墙角处有一个五斗橱。”

就在此时，传来了一声轻轻的敲门声。弗朗兹转过头去，看见房门开了一条缝隙。老恩里希特探进头来，眨眼示意，然后缩回脑袋，对房门外的人说：“是的，他在家。进去吧。”

她穿着她最漂亮的鼹鼠毛皮外套，门襟敞开着，里头是一件薄如轻纱的连衣裙；从出租车到屋子入口处，雨点借机打湿了她珠灰色头盔似的帽子，留下了点点黑色的湿斑。她站着，穿着杏黄色丝袜的双腿紧紧地夹着，好像是在列队游行。她依然站着，同时将手伸到背后，把房门关了。她脱掉手套，一脸严肃，目不转睛地看着弗朗兹，仿佛她是意外见到他的。弗朗兹用手捂住喉结，说了长长一句话，但是惊讶地发现，好像没有说出一个字来，好像他是用打字机打了这句话，但忘记装色带了。

“对不起，我就这样贸然闯入了，”玛莎说，“不过，我是担心你病了。”

弗朗兹的心在突突地跳，眼睛不住地眨动，下嘴唇耷拉着，他开始帮她脱去外套。外套的衬里是鲜红的，像嘴唇和剥了皮的动物一样鲜红，香味极美。他把她的外套和帽子放在床上，在所有其他想法都已散去之后，在他的意识风暴中，他成了最后一个坚定的小小观察家，他注意到这就好像一个乘火车的旅客在他即将占有的座位上做个记号。

房间很潮湿。玛莎在连衣裙里除了长统吊带袜外几乎没穿什么，她浑身颤抖。

“怎么回事？”她说，“我以为见到我你会很高兴的，可你一句话也不说。”

“噢，我在说话。”弗朗兹回答，他尽力大声说话，以压住耳边低沉的嗡嗡声。

此刻，他俩面对面站在房间中央，站在未写完的家信和未铺好的卧床之间。

“我不太喜欢你的晨衣，”她说，“不过，我喜欢你的睡衣。很漂亮，”她继续说，并且用拇指和另一个手指在靠近他敞开的衣领处揉擦，“瞧，他睡觉时表袋里还放着笔呢，地道的小商人。”

他从她的双手开始，将他的嘴巴埋在她温暖的手心里，抚弄她冰冷的指节，亲吻她的手镯。她轻轻摘去他的眼镜，好像也瞎了一样，摸索着寻找他的晨衣口袋，弄得他快疯了。此时，她的脸十分凑近他的脸，是那么鲜活逼真，足以让他迈出下一步。弗朗兹双手抱住她的屁股，将舌头伸进她微微张开的活泼的嘴中；她放开了，因为担心他年轻没耐心，也许过早发泄自己，他亲吻她柔软脖子的深处。

“可以吗，”他小声细语，“可以吗，我求你了！”

“傻瓜，”她说，“为什么不行，当然可以。不过，你得先锁好房门。”

他朝门奔去，习惯性地重新戴好眼镜，在她面前，在地板上，撂下了他那只右脚的拖鞋，以表明他会马上回到原处。随后，他的欲望暴露了，厚厚的镜片后面露出了他那对充满淫欲的眼睛，他试图把她推向卧床。

“等一等，等一会儿，我亲爱的，”她说，与此同时，一边用一只冰冷的手拥住他，一边用另一只手在她的手提包里慌乱摸索，“喏，你一定得戴上这个，我来帮你戴，你这个冒失粗野的宝贝！”

“现在可以了，”她利索地帮他戴好阴茎套之后大声喊道；她裸露大腿，甚至不愿麻烦躺下，陶醉于他的笨拙，她引导着他向上插入，直至抵达深处；霎时间，她的脸部表情丰富，脑袋后仰，十个指甲深深抠入他的臀部。

完事之后，玛莎摇摇晃晃一屁股坐在床沿之上（她正站在床边）。一切都是那么美妙，她没有立刻意识到屁股下坐着的是她第二喜爱的仿鳄鱼皮手提包。

弗朗兹想立刻继续，但玛莎说，她得先脱了裙子袜子，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她的外套和帽子被转移到椅子上。玛莎称之为“你的拉皮条”的东西用清水漂洗了，又重新套上。弗朗兹和玛莎相互倾慕。她的乳房有点让人失望，小了点，但匀称可爱。“我根本没想到你会这么精瘦多毛，”她一边抚摸他一边说。弗朗兹变得更加少言寡语。

很快，卧床摇晃了起来。它像快车驶出梦幻般的车站，卧铺车厢一路滑行，嘎吱嘎吱，谨慎小心。“你，你，你，”玛莎每喘息一次就轻轻夹一下双膝间的他，湿润的双眼追随着天花板上舞动手帕的天使的影子，天花板正在快速离去，越来越快地离去。

此时此刻，房间似乎空空如也。东西四处散落，立着的，坐着的，挂着的，无牵无挂，姿态各异；人类不在时，人造的东西就是这种样子。仿鳄鱼皮手提包躺在了地板上。因为需要给自来水笔再次灌满墨水，刚从小墨水瓶上取下的淡蓝色软木瓶塞犹豫了一下，滚了半圈，滚到铺着油布的桌子边缘，又犹豫了一下，随后跳下桌去。风随雨势，试图吹开窗户，但未能如愿。摇摇晃晃的衣柜里，一根黑点蓝色领带像蛇一样扭扭歪歪从树枝上滑落。五斗橱上一本翻开的平装本小说急速翻过了几页。

突然，镜子发出了信号——警报似的微光一闪。镜子里映出一个蓝色的胳肢窝，一只赤裸的可爱的手臂。那只手臂舒展开——然后有气无力地落回去。慢慢地，卧床从伊甸园回到了柏林。楼上收音机突然音乐声大作，迎接卧床回归现实，那音乐声立刻变成了激奋的演说，随后演说又变回原先的音乐，不过此时的音乐声渐去渐远了。玛莎闭着眼睛躺着，微笑在她紧闭的双唇两侧形成了两个月牙形的酒窝。原先浓密整齐的一缕缕黑发此时从她的两鬓向后散开。弗朗兹躺在她的身边，用肘部支撑侧倚，他凝视着玛莎柔嫩赤裸的耳朵、她清秀的额头，他终于又在这张脸上找到了三个月前他已经发现了的圣母马利亚般的某些美貌，他对这些相似之处感到心满意足。

“弗朗兹，”玛莎闭着眼睛说，“弗朗兹，这简直太美妙了！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一个小时后，她离开了，她答应她可怜的宠物：下次她不太会采用残酷的避孕措施。离开前，她彻底仔细地查看了房间的每个角落，捡起了弗朗兹的睡衣，从它的表袋里取出自来水钢笔，将它放在床边柜上，移动了椅子的位置；她注意到弗朗兹的袜子破了，纽扣掉了，她说房间需要好好整理一番——也许需要一些绣花小垫，沙发上需要两三个漂亮的靠垫。她提醒房东老头（她发现老头在走廊里蹑手蹑脚来回踱步，很显然，他在等待时机进屋清扫，收拾咖啡杯碟）要把沙发放回原处。老头一会儿朝着她笑笑，一会儿朝着弗朗兹笑笑，搓着手，发出沙沙声响。他说，妻子一回来，沙发马上物归原处。事实上，他根本没去修理任何沙发（原先放沙发的空地方，被前面一位房客放了一台竖式钢琴），他十分愉快地回答了玛莎提出的细节问题。头发花白的恩里希特穿着带搭扣的毛毡便鞋，总的说来，他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意，尤其自从那天他发现自己有杰出的才能，可以把他自己改变成各种各样生物——马、猪，或者头戴水手帽的六岁女孩。因为事实上（不过，这当然是个秘密），他是著名的空想家、魔术师。

玛莎喜欢老头彬彬有礼的样子，但是，弗朗兹告诫她，老头有点怪。“哎呀，我亲爱的，”她在下楼梯的时候说，“这再好不过了，比起唠唠叨叨的丑老太婆，这个安静的怪老头要安全多了。Au revoir[7]，我的宝贝。你可以吻我一下——快点吻一下。”

他那条街绝对肮脏不堪。也许，那个“影城”完成后，面貌会有所改观。在一个要道口，面对人行道的一个木框里贴着一张特别宣传画，描绘了梦幻般的未来—— 一幢高耸入云的大楼玻璃幕墙亮光闪闪，超然屹立在广阔的蓝天之中，尽管事实上，许多丑陋的出租房蜷伏着，一直延伸至它正在慢慢升起的墙壁根。规划中的影城之上造了一半的楼层四周搭着脚手架，据说楼里将包括一个供出租的展览大厅、一个美容院、一个摄影馆，还有其他许多吸引客人的设施。

街道的一端是个死胡同，另一端通向一个小广场，那里有个不大不小的露天市场，周二、周五开市。露天市场还有两条岔道向外延伸：左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每逢政治欢庆日，小巷里常常红旗招展；右边有一条长街，街上行人如织，人们会注意到那里有一家大型商店，店里每件商品，不管是席勒的半身像，还是厨房平底锅，都只售两角五分。她感觉很冷，但心情很愉快。街道毗连一个石头柱廊，蓝色玻璃上有个白色的U字，那是个地铁车站。随后，人们就会左转，来到一条相当漂亮的林荫大道。至此，普通房屋也到了尽头，零零星星地正在建造一些别墅，一片荒地被辟成一个个菜园子。随后，房屋又出现了，崭新的大房子，粉红色的，淡草绿色的。转身经过这最后的区域，玛莎便来到她的街道。她家的别墅那头，是一条宽阔的马路，路上行驶着两路有轨电车，一一三路和一○八路，还有一条公共汽车线路。

她沿着通往门廊的沙砾路疾步行走。就在此时，太阳扫过白云的稀薄之处，找到一条缝隙，一下子将灿烂的阳光透射出来。小路两旁的小树立刻做出反应，树上湿润的雨珠亮光闪闪。草坪也亮光闪闪。一只麻雀从头上飞过，晶莹的翅膀透着光亮。

玛莎进屋时，在前厅相对的昏暗之中，粉红色的光斑飘浮在她的眼前。餐厅里，餐桌还没有摆好。卧室里，突然露面的阳光已经照在地毯和蓝色沙发上。她开始更换衣服，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样子，笑容满面，万分感恩，美美地叹息。

过了一会儿，她身着深红色连衣裙，站在卧室中央，两鬓光滑，仅仅抹了一点点脂粉。她听见汤姆在楼下傻乎乎地狂吠，接着传来了一个陌生人的高嗓门。在楼梯拐角处，她遇见了那个正在上楼的陌生人。陌生人从她身边快速经过，一边吹口哨一边用他的骑马短鞭敲击着楼梯扶手。“嗨，我亲爱的，”他脚不停步地说，“十分钟以后我会下楼的。”他重重地一大步跨越了最后的二三节梯级。他兴高采烈地咕哝了一声，朝下瞥了一眼她远去的束发带。“快点！”她头也不回地说，“请你把那些马臊臭弄弄干净。”

午餐时刻，闲聊和刀叉叮当声——那是一种半玻璃半金属的奇怪叮当声，与人类进餐的方法格格不入——玛莎依然认不得这栋屋子的主人，他蠕动的短八字须，他快速往嘴里投食物的方式，一会儿投一块萝卜，一会儿塞点卷饼，他一边说话一边在餐巾上揉捏那块卷饼。这倒不是她受到了什么特殊的约束。她不是埃玛，也不是安娜。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她已经习惯于奉承她那位有钱的保护人，而且技巧熟练，深谋远虑，身体力行，行之有效，以至于她以为自己已经成熟，通奸的想法早已发展成为准备随时淫乱。

在她的右侧坐着一个长相有点粗俗的老头，他有一个动听的头衔；她的左侧是胖乎乎的威利·沃尔德，双颊宽大红润，后脖颈肥肉均匀三叠。胖威利身边是他咋咋呼呼的母亲，他母亲也很肥胖，外凸的黑色眼睛同样湿润，非常惹人注意。她粗嘎刺耳的声音不断突然夹杂在浑厚的咯咯笑声之中，她的笑声与说话截然不同，瞎子听了会把她当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坐在老伯爵身边的是年轻活泼的沃尔德夫人，她涂脂抹粉过度，脸色像死人一般苍白，眉毛弯曲得很不自然，据估计，她能供养三个面首。在他俩中间，玛莎的对面，坐着完全多余的德雷尔先生，他一会儿被肉质的大丽花挡住，一会儿被水晶台面遮住，不过，他一边说话一边哈哈大笑。除了他，一切都不错：菜肴，尤其是鹅肉、慈祥秃顶的胖威利侧影、有关汽车的闲聊、伯爵的风趣诙谐，他说了一段老明星整容的趣闻，说整容之后，女明星的下巴多了一个酒窝，而这个酒窝原来是她的肚脐眼！有关肚脐眼之事，是伯爵私下悄悄对玛莎说的。玛莎言语不多。但是她的沉默是那么充满生气，那么应和，笑容那么生动，湿润闪亮的嘴唇半开半闭，显得格外能说会道。德雷尔禁不住在肉质大丽花粉红的角落后面欣赏她。他感觉到与他生活在一起，她毕竟是幸福的，这种感觉几乎使他宽恕她难得的抚慰。

“他的抚摸使人感到恶心，这怎么可能让人去爱他。”在他俩后来一次幽会时，玛莎对弗朗兹说。弗朗兹坚持要玛莎告诉他，她是否爱她的丈夫。

“那么我是第一个？”他急切地问，“第一个？”

她露出亮晶晶的牙齿，在他的脸颊上慢慢捏一下作为回答。弗朗兹紧紧抱住她的双腿，抬头看着她，摇晃着脑袋，试图把她的手指含在嘴里。玛莎正坐在扶手椅中，已经穿好衣服准备离开，但是她没法起身，因为弗朗兹跪着依偎在她的面前，头发蓬乱，镜片在白色的新眼镜架上一闪一闪。他刚刚帮她穿好外出的鞋子，因为，在与他幽会时，她会穿上绯红色的绒球室内拖鞋。我们的恋人们把这双拖鞋（他朴实无华但考虑周密的礼物）藏在三角橱底部的抽斗里，因为生活常常会模仿法国小说里的情节。此外，那个抽斗还藏着一些避孕工具，那是玛莎逐渐积累起来的。结婚第一年玛莎就流产了，此后她染上一种恐惧怀孕的病态心理。当他把漂亮的拖鞋放好，以备下次再用时，他心想所有这一切给这个房间增添了多么美好的女人味！从其他角度来看，房间也因此变得更具魅力。桌子上放着三朵大丽花，花朵插在一个深蓝色的花瓶里，花瓶投射出一个长方形的影子，大丽花已进入花期的最后阶段。花边小垫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不久，期盼已久的沙发终于被费力地搬进了房间，玛莎已经购买了两只孔雀沙发靠垫。赛璐珞肥皂盒里放着一块紫罗兰米色圆香皂，那是给玛莎用的，同时也装饰了脸盆架。弗朗兹原来使用的化妆品已经被一瓶香水和贴着麻脸商标的护肤液所取代。他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检查过和清点过，他的内衣内裤绣上了可爱的交织字母；一个令人难忘的早晨，玛莎悄悄溜进商场，要求店员给她展示店里存货中最精美的领带，选了其中三条，然后拿起领带就不见了人影；她走过他的部门，在许多镜子面前轮流欣赏，陶醉其中，可她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这给那种水晶般的幽会增添了一种奇怪的火花。那三根领带现在还挂在他的衣橱里，像战利品一样；慢慢地，玛莎又有了成熟的令人陶醉的计划：一套男士无尾礼服！

恋情帮助弗朗兹成熟起来。这第一次恋情就像人们引以为豪的毕业文凭。他整天受到那种欲望的煎熬：渴望向销售部的同事们炫耀，但还是谨慎小心地克制住自己，甚至不敢暗示这件事情。大约五点半（皮克夫让他比别人早一点下班，认为这样做会讨好老板），他会飞快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房间。不久，玛莎就会到来，随身带着从附近熟食店购买的两份三明治。相当滑稽可笑但惹人喜爱的鲜明对比是，他身体精瘦，而鸡巴虽短，但格外粗大，它会使他的情人低声哼哼，赞美他的男子汉气概：“胖子嘴馋！哎哟，嘴馋死啦！……”或者她会说：“我打赌（她喜欢打赌），我跟你赌一件羊毛衫，再干一次你就不行了。”不过，时间不是恋人的朋友。七点刚过，她就得离开。她的守时跟她的激情一样强烈。九点左右，弗朗兹通常会去他舅舅家吃晚饭。

温暖，温暖的幸福感充盈着弗朗兹的全身，他的手腕和太阳穴都在搏动，他的胸膛在剧烈地跳动；在商店里，他不小心戳破了一个手指，流出了一滴红宝石一样的鲜血：他经常在他的商铺里摆弄饰针（尽管没有校准裁缝科腾曼摆弄得多，科腾曼像荒废的童年时代那条偏僻河流里发现的鲇鱼一样，嘴巴胡子拉碴，围着用粉笔做过记号的顾客团团转）。不过，总的说来，现在他的双手已经变得更加灵巧了，摆弄轻型盖子和平薄纸板箱时，他不再像头几个星期那样笨拙了。那些私下的速成训练，在某种程度上为他用手做其他动作和接触其他物品打下了基础，他的手也变得十分敏捷灵巧，弄得玛莎愉悦得嗬嗬直叫，她尤其喜欢他的双手，最喜欢它们接连不断地狂热地抚摸她乳白色的身体。于是，商店的柜台变成了无声的键盘，弗朗兹在柜台之上操练他的幸福。

但是，玛莎一离开，晚餐时刻就马上来临，他不得不面对德雷尔，一切都变了。就像在梦中一样，一件完全无害的东西会使我们感到恐惧，因而，每次梦见它，我们就会感到害怕（尽管真实生活也有着令人不安的色彩）；因此，德雷尔的存在对弗朗兹来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折磨，一种无法容忍的威胁。第一次与玛莎幽会之后，当他走过从花园大门到别墅门廊这短短的距离（他神经紧张地打着哈欠，边走边摘眼镜），第一次偷偷摸摸成了这栋别墅女主人的情人时，他不以为然地看了看毫无察觉的弗丽达，跨过门槛时搓了搓被雨淋湿的手，一股怪异的感觉涌上心头；汤姆在客厅里突然摇头摆尾格外热情地迎接他，在害怕和困惑之中，他对准汤姆踢了一脚。弗朗兹迷信得很，在等候男女主人的时候，他在靠垫亮光闪闪的孔眼里寻找灾难的征兆。在感情方面，他是个十分敏感卑怯的懦夫（这样的懦夫是双倍的可怜，因为他们十分明了自己的怯懦，并且恐惧这种怯懦）。当随着一股骤起的气流，两扇门砰地关上，玛莎和德雷尔同时从两个不同的房间进入客厅时，弗朗兹禁不住奉承起来，仿佛登上了一个照明灯光过于刺眼的舞台。他立刻摆出立正的姿势，有了这种姿势，他感到自己在渐渐上升，穿过天花板，穿过房顶，进入黑棕色的天空；而实际上，他十分空虚，他与玛莎、与德雷尔一一握手。他退出了那个昏暗的虚拟世界，从那些未知的、相当愚蠢的高处退缩回来，在房间的中央坚实地着陆（安全，安全了！），德雷尔用食指划了个圈，在弗朗兹的肚脐上戳了一下，弗朗兹假装倒抽一口气并咯咯地傻笑起来；玛莎像往常一样冷冷地旁观但却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弗朗兹的恐惧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暂时退潮：一次不慎的一瞥，一个富于表情的微笑，一切都会露馅，无法想象的灾难就会毁了他的前程。此后，每当他踏入这栋别墅，他就会想象那种灾难已经发生——玛莎已经被发觉，或者一阵精神错乱或者由于宗教上的自我牺牲，已经向丈夫承认了一切。客厅里的枝形吊灯一直用一种不祥的光耀迎接他。

他会掂量德雷尔的每一个笑话，嗅闻它的含义，忐忑不安，寻找其中的含沙射影，但却没有发觉任何蛛丝马迹。幸运的是，对于弗朗兹来说，他那个具有明锐洞察力的舅舅对任何事物都感兴趣，活的或死的都感兴趣，他能立刻把握或者自以为能够把握它们不同的特点，得意洋洋，老奸巨猾；然而，这类事物如若日后再次出现，他对它们的兴趣就会逐渐减弱。明锐的洞察力成了司空见惯的抽象之物。天性如此的人会花费足够的精力，运用所有的思想武器和战舰，去对付各种被迫接受的存在印象，感激在新奇和它的消费者之间很快形成的那层亲昵的中立薄膜。认为事物也许会自然而然改变并且形成意想不到的特点是十分乏味的。那就意味着你不得不再次欣赏它，而他已经不再年轻。他欣赏那个穷光蛋的单纯和粗俗，火车上的第一次萍水相逢，几乎就有这种感觉。因此，从第一次正式相互认识开始，他把弗朗兹视作一种意外巧遇、颇有意思的一类人：腼腆的乡巴佬外甥就是这类人，他们思想平庸，胸无大志。同样，玛莎与他结婚迄今已有七年多，但还是那样冷漠、节俭、拘谨；她的美貌偶尔也会光芒四射，她会用天堂般的微笑迎接他，就像初恋时那样。这些形象基本上没有一点改变，它们只是变得更加坚实，充满着各种各样适应环境的特点。因此，一个经验丰富的艺术家只看这一点，看与他原来的观念相一致的那一点。

另一方面，如果一下子得不到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如果那东西不能俯首帖耳，让他有机会夺得它，那么德雷尔就会有一种耻辱和心痒痒的感觉。车祸发生后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他有时间起草遗嘱，因为他一直打算在五十岁生日（上帝啊，她多么冷酷，作为他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她竟然让他的五十寿辰悄然过去，没有一点欢庆的迹象）时完成；而且他仍然傻乎乎的，没有下决心去处置他的司机，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迟早一定还会发生另一起事故。他抽动一下鼻孔，就会闻出那人的烟味是否更香；当他迈开弓形腿绕汽车转圈的时候，他就仔细看那人。在最危险的时刻——星期六夜晚——他会突然地召见他，就一些琐事勉强交谈，在谈话的过程中，他会观察那人的举止是否过于放纵。他希望，有一天，他会被告知，哎呀，那个人一塌糊涂，来不了啦，但是，天哪，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有时，在他看来，好像伊卡洛斯[8]父子正在依次飞翔，比平时飞得快了些、欢乐了些。也许，正是在这一天，在突然偏离方向自由飞行的时候，事情才特别有趣：年内第一场真正的雪在傍晚降落了，现在已经融化成一片滑溜溜的烂泥浆；透过窗户，他注意到一个没戴帽子的男人，看上去完全像关节装了铰链似的，扭扭捏捏迈着小步穿越街道。这使他想起与那个亲切的发明家的谈话。到达办公室后，他立刻给蒙得维的亚饭店的发明家打电话，当秘书萨拉·赖希告知发明家马上就到时，他感到格外高兴。然而，德雷尔、赖希小姐以及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料到，那个孤独思乡的发明家碰巧也入住弗朗兹到达柏林那晚投宿的同一个房间。从房间里可以看见窗外有一棵参天白蜡树，此时已经掉光了树叶；房间里，如果十分仔细看，你就能看见一些极小的玻璃碎片，嵌进了脸盆架旁的油地毡的缝里。很有意思的是，世界上房间那么多，命运却安排他住进那个房间。这就是弗朗兹走的路——命运突然发威，追逐起这位无名小卒，这家伙对自己的重要使命当然还一无所知，而且永远不会发现有关这事的任何细节，至于踩碎眼镜的事情，没有其他任何人知道，甚至连恩里希特老头都不知道。

“欢迎！”德雷尔说，“请坐！”

发明家坐下。

“考虑得怎么样啦？”德雷尔边说边玩弄他那支心爱的铅笔。

发明家擤了擤鼻子，小心翼翼地拿手帕包好，花了很长时间将那块手帕——早就应该换一块新的——塞进他的口袋。

“我来找你，还是为了上次那个发明。”他终于开口说话。

“有没有新的补充细节？”德雷尔一边提醒他，一边用铅笔在记事本上画同心圆。

发明家点点头，准备开始叙述。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德雷尔朝着发明家微微一笑，精神抖擞地将话筒搁在耳朵上。“是我。我忘了——你说过今晚不回来吃晚饭？”

“是的，我亲爱的。”

“回家很晚吗？”

“半夜以后。董事会会议，还有一些庆祝活动。你与弗朗兹一起去餐馆吃吧。”

“我没主意。也许吧。”

“那太好了，”德雷尔说，“再见。噢，等一等——如果你需要汽车——喂？”她已经把电话挂了。

发明家假装没在偷听。德雷尔注意到这一个细节，于是含糊其词地傻笑着说：“我的小女朋友。”

对此，发明家呵呵虚伪一笑，随后继续对他的发明进行解释。德雷尔开始新一轮同心圆的绘制，赖希小姐拿来一叠信件，随后悄悄走了。发明家继续解释。德雷尔将铅笔一扔，慢慢后仰靠进扶手椅里，他着迷了。

“那是什么意思？”他打断了发明家的话说，“梦游者行进的优雅慢动作？”

“对，如果有需要，”发明家说，“或者从另一个极端来说，康复病人有节制的敏捷动作。”

“继续说，继续说，”德雷尔闭上眼睛说，“这是纯粹的巫术！”

[1] 德语，经理先生。

[2] Hercules，罗马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他是宙斯和阿尔克墨涅的儿子，力大无比，完成十二项有名的苦差。

[3] Epicritus，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和古希腊诗人、牧歌的创始人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前300—前260）名字的结合。

[4] Rembrandt（1606—1669），荷兰画家，擅长运用明暗对比，讲究构图的完美，又善于表现人物的神情和性格特征，作品有群像油画《夜巡》、蚀版画《浪子回家》、素描《老人坐像》等。

[5] Claude Lorraine（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革新古典风景画，追求理想境界，开创表现大自然诗情画意新风格，主要作品有《罗马近郊的风景》、《海港》等。

[6] 德语生造词，大概意思是“家庭制作的糖或甜点”。

[7] 法语，再见。

[8] Icarus，希腊神话中发明家代达罗斯之子，与其父双双以蜡翼贴身飞离克里特岛，因为伊卡洛斯飞得太高，蜡被太阳融化，坠爱琴海而死；伊卡洛斯也是德雷尔家汽车的牌子。

六

离弗朗兹居住地不远，有一家不起眼的沉闷的小餐馆。三个男人正静悄悄地专心玩斯开特牌戏[1]。其中一个男士的妻子怀孕了，脸色像牛犊一样苍白，睡眼惺忪地看着他们打牌。一个长相平平的姑娘不时神经质地抽搐，她正在翻阅一本过时的画报，在一个被填得一塌糊涂的没被解开的填字游戏处，她停住了：擦不掉的铅笔痕迹贪婪地填满了填字游戏纵横的大多数空格。身着鼹鼠毛皮衣服的女士（这给餐馆女老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戴着玳瑁眼镜的年轻男子，小口抿着樱桃白兰地，相互凝视着对方的眼睛。一个酒鬼戴着一顶看上去像失业者戴的帽子，轻轻叩击着那块厚玻璃，厚玻璃后面成堆的硬币形成了一根金属香肠——它们是向投币口投硬币的人们所遗失的，那些人曾扳动手把去激活小锡球，闪亮的小球就会沿着弯弯曲曲的沟槽滚动。柜台式长桌被啤酒泡沫弄得冰凉，发出鱼一般的光泽。女老板胸前挂着两个羊毛织成的绿色足球来充数，她一边打哈欠一边朝一个昏暗的角落看去；屏风后，隐约可见餐馆的服务员正在那里大口吞食一大堆土豆泥。女老板身后的墙壁上，一对鹿角的上方挂着一只木头雕刻的布谷鸟自鸣钟，鹿角旁边有一幅石印油画，油画描绘的是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会面时的情景。三个玩纸牌人的窸窣声变得越来越小。此时已经完全停止了。

“你选了个好地方——肯定不会有人在这里撞见我们！”

他在桌面上抚摸她的手：“是的，不过时间已经很晚了，亲爱的，也许该离开了吧。”

“你舅舅要到半夜或更晚些才回家。我们有时间。”

“请原谅，我把你拖到这样一个肮脏的地方来。”

“不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你选了个好地方。我们来想象一下吧，你是海德堡大学的学生。你戴学生帽看上去该有多帅！”

“那么你是隐姓埋名的公主？我希望我们喝香槟酒，身边一对对恋人翩翩起舞，还有美妙的匈牙利乐曲。”

她用肘部撑着桌子，用拳头将她脸颊上的皮肤往后撑。一阵沉默。

“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我觉得你越来越瘦了。”

“噢，没关系的。出生以来，我一直不开心。现在好了，有你和我在一起。”

玩纸牌的人们纹丝不动地看着他们的牌。那个胖女人精疲力竭，倚靠在她丈夫的肩膀上。那个姑娘已经陷入沉思，她的脸停止了抽搐。画报的书页软不邋遢，像无风天气里的旗子。寂静。麻木。

玛莎先微微动了一下，弗朗兹也动了一下，试图摆脱那种奇怪的倦怠；玛莎眨眨眼睛，拉住弗朗兹西服的翻领。

“我喜欢他，可是他很穷。”她开玩笑地说。突然，她的脸部表情变了。她想象她也是一贫如洗，这里，在这个破旧的小酒店里，在烂醉如泥的劳工和放荡低级的妓女中间，在这极其安静的环境里，只有那台时钟在嘀嗒嘀嗒地响着，两人面前各自放着一个黏糊糊的玻璃酒杯，在一起消磨星期六的夜晚。

她恐怖地想象：这个温柔的穷光蛋真是她的丈夫，她年轻的丈夫，她永远，永远不会放弃他。打着补丁的长筒袜，两套简朴的衣服，一把断了几个齿的梳子，房间里挂着一面模糊的镜子；她的双手因洗衣做饭而变得粗糙不堪，在这家小酒店里花一马克喝个酩酊大醉……

她越想越害怕，她的指甲深深抠进了他的手里。

“怎么啦？亲爱的，我不明白。”

“起来，”她说，“买单，我们走吧。这里太闷了，我喘不过气来！”

夜晚的冷空气是那么的真实，她深深吸了口气，顿时她又感到自己非常富有，于是就紧紧依偎着他，很快调整脚步，与他步伐一致；他摸索着，在她层层叠叠的毛皮衣服里找到了她温暖的手腕。

第二天早晨，玛莎躺在自己漂亮明亮的卧室里，微笑着回想起她想入非非的恐惧。“我们还是现实一点吧，”她安慰自己，“事情非常简单。我只是有个情人。那只是使我的生活锦上添花，别把事情想复杂了。事实也真是如此—— 一种愉悦的添枝加叶。如果，一旦意外——”可是，很奇怪，她找不到思绪的方向，弗朗兹的街道一端是个死胡同，因此，她的思绪也常常走到尽头。她没法想象，比如，弗朗兹不存在了，或者其他某个爱慕者手持玫瑰从薄雾中浮现，因为每当那个爱慕者走近时，他总是弗朗兹。今天，就像今后所有的日子一样，这一天因为她对弗朗兹炙热的情感而变得丰富多彩。她试图回忆往事，回忆那些她还不认识弗朗兹时难以忍受的往事，但是回想起的都不是她自己的往事，而是他的往事：他的那个小镇，她碰巧在回家途中停留了一下，那个小镇在她的脑海里变得越来越大；薄雾中浮现出弗朗兹家绿瓦白墙的房子，在现实生活中，她从来没有见过那种房子，只是听他说过很多次；还有拐角处砖砌的校舍，以及那个身体虚弱、戴着眼镜的小男孩。弗朗兹跟她说起他那些童年的往事，比其他任何她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还重要。她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与自己争辩，试图抵触那种侵入她习惯和清晰意识中的想法。

尤其痛苦的是那种内心想法的不一致，她不得不照料一些家务，或者考虑购买一件重要物品，而这些事情与弗朗兹却毫无关系。比如：在一些奇怪的时刻，购买一辆新车的想法会不断在她的脑海中闪现；然后，她会对自己说，这与弗朗兹毫无关系，他是局外人，不知怎的，他是受骗的。尽管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梦想买一辆某种型号的时髦轿车，取代那辆有些破旧的伊卡洛斯，但是这种购车的所有乐趣都会因此而荡然无存。她为弗朗兹而穿的裙子、星期天的晚餐她为弗朗兹准备喜欢吃的菜——这些事情截然不同。刚开始，所有这些担忧和愉悦对她来说都是怪怪的，仿佛她年轻了十岁，正在学习用一种新的方式生活，并且需要时间熟悉这种生活。

另一种迷茫源于这样的事实：她越来越喜欢她的房子，因为弗朗兹几乎已经成了他们家的一员，但是这个宅子里除了她和弗朗兹，还包括了另外某个人；他在那里，活生生的，个子高大，黄褐色八字须，脸色红润，与她在同一张餐桌吃饭，睡在她身边的床上，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要求她给予关注。在已经相当遥远的那一年里，她甚至更关心他的财政情况；当时，通货膨胀的热气球抛下了许多压舱物，它们源源不断涌入他的口袋，炼金术般的梦想实现了——外汇。跟过去一样，德雷尔对她很少说起钱财上的事情。她并没有把对丈夫商业投机活动的兴趣与她新的、刻骨铭心的、呻吟的、令她心脏剧烈跳动的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她感到没有银行和卧床的如此交融，她就没法得到完美的幸福；然而，她不知道如何取得和谐，如何消除冲突。丈夫曾经给她看过一张纸条，他在纸条上为她用整数计算了他的财富：“这些钱够了吗？”他笑着问，“你觉得如何？”汉堡的保险柜里存放着暂不动用的七十万美元。股票市场里有另一笔财富。此外，还有一些相当可观的流动资产易于周转，是他做生意的命脉。最近，他立了遗嘱，为了这份遗嘱，她辛苦了两个晚上，努力做爱；谢天谢地，遗嘱里最终没有列入南非一位讨厌的弟弟，她怀疑，他的这位兄弟一直对他的遗产份额虎视眈眈。

“这么说，我们几乎是百万富翁啦！”她说，其语气的欢快实属罕见。看到她如此开心，丈夫随时准备给她更多：“正在努力，正在努力，亲爱的，”他回答道。

她想，不管在交易所或在他那些不太重要的商务交往中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足够的钱过许多年悠闲的生活——直至，比如，她六十岁，或者，比如，五十八岁，到那个时候，弗朗兹还只有四十五岁。不过，只要德雷尔先生还存在，他一定要继续挣钱。因此，她从热情满怀转而焦虑满脸，她劝德雷尔在汉堡积聚更多钱财，在柏林少冒险投资，然后冷淡地把那张纸条还给他。夫妻俩正站在写字台旁，写字台上亮着由帕西发尔[2]擎举的台灯，别墅里笼罩着一种沉寂的氛围，人们可以听见户外正大雪纷飞，昏暗、昏暗的白色正窒息着花园。这一年的十二月比往年更加寒冷，气温格外低，新闻界那帮健忘的老家伙们急于报道这一现象，几年来，他们都一直老调常谈，胡侃持续不变的天文现象。德雷尔焦虑地瞥了一下手表。他们三人打算去观看一场杂耍表演。他像个孩子，担心迟到了。玛莎伸手拿起桌子上放着的报纸，浏览了一下广告和当地新闻，读到有一栋别墅售价五十万马克，有一辆汽车翻了，车主死了，是著名演员赫斯，他开车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妻子。“我的天哪，”她惊叫道，“这真是骇人听闻。”邻近卧室里，弗朗兹百般无聊，听着收音机里播音员用雄浑的声音报道这起车祸的详细情况。

恢宏的剧场里观众坐得满满当当，巨大的舞台上幕布还没拉开。他们挤进一个格外狭窄的包厢，在这种包厢里，人们才深切体会到，人类的那两条腿是那么不舒服、那么复杂、那么疼痛！个子瘦长的弗朗兹尤其难受。可是好像还不够烦人似的，他的下肢还奇怪地长长了，玛莎严格遵守了通奸的每一条清规戒律，将她柔软光洁的膝盖一侧紧贴在弗朗兹难受弯曲的右腿上，而德雷尔就坐在弗朗兹的左侧稍靠后些，轻轻倚着弗朗兹的肩膀，他不断用自己那份节目单的一角轻轻拨弄一个耳朵。可怜的弗朗兹，他一面担心玛莎的丈夫会发现什么，一面高兴地享受柔软光洁的火花迅速流遍全身。

“剧场真大啊！”弗朗兹小声咕哝，他轻轻挪动了一下肩膀，以便摆脱德雷尔那只令人讨厌的长着金色汗毛的手，“我可以想象他们每晚可以赚多少钱。让我来看看——大约有两千个座位——”

德雷尔一边第二次或第三次浏览节目单，一边大声叫嚷：“啊，太好了，自行车特技车手！”

灯光慢慢暗了。玛莎膝盖的压力肆无忌惮地增强了，不过，当管弦乐队开始演奏《拉美莫尔的卢西亚》[3]集锦曲（这首乐曲在这种氛围中演奏是相当合适的，尽管我们的观众却不知其中的奥妙）时，这种压力放松了。

他们观看了很多有趣的节目。玛莎觉得这些节目非常符合她的口味，德雷尔也认为这场演出非常出色，弗朗兹更是赞不绝口。一个头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男子杂耍假瓶子，一边耍一边往头上加帽子；四个日本人在嘎吱作响的高空秋千上有节奏地来回飘荡，在表演惊险动作的间隙，他们还相互投掷一块艳丽的手帕，他们用这块手帕过分讲究地擦手；一个小丑宽松的裤子好像总要掉落似的，在舞台上到处突然猛地跌倒，倒地之前，他在脸上重重一拍，嘴里一声尖叫，同时滑行一段距离；一匹马那么白，一定是用白粉涂抹过了，它优雅地随着音乐踏步起舞；一个疯狂的自行车特技家族充分运用了自行车车轮的各种特性，人类在车轮上可能做的动作全做了，不可能做的也做了；一只黑色光亮的海豹像即将淹死的游泳者那样，发出沙哑的叫声，然后顺溜地滑行，仿佛涂了润滑油似的顺着一块板，滑入一潭绿色的水中，水池里有个半赤裸的女郎在海豹的鼻子上亲吻一下，欢迎它的到来。德雷尔不时高兴地发出咕哝的声音并用胳膊轻推弗朗兹。海豹得到了它最终的犒赏，一条活的鲭鱼，它跃向空中，一下吞食了肉质美味的佳肴，随后摆动它的鳍急速游离。接着，幕布落下，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让观众休息一会儿；当幕布再次开启时，一位女演员脚上穿着一双银色鞋子，身上穿着一套缀满亮晶晶饰片的晚礼服，站在暗淡舞台的中央，沐浴在聚光灯下，手持一把发亮的小提琴，用闪闪发光的琴弓开始拉琴。聚光灯煞费苦心，一会儿粉色，一会儿绿色，将她照得浑身上下五彩缤纷，她额头上的一根头带也闪烁着亮光。她的演奏舒缓倦怠，美妙无比，令玛莎心神荡漾，曲调是那么精美那么悲伤，玛莎缓缓合上眼睛，在黑暗中摸索弗朗兹的手。弗朗兹正经历着同样的感受——极其销魂，非常适合他俩此时此刻偷情的心绪。音乐所创造的变幻无常的幻觉（节目单上这个节目就用了这个名字）激发出火花，令人心醉神迷，小提琴琴声委婉曲折，粉色、绿色，夹杂着蓝色和紫色——可是德雷尔再也忍受不了了。

“我已经闭上了眼睛，捂住了耳朵，”他哭丧着低声说，“这恶心讨厌的节目结束时，对我说一声！”

玛莎吓了一跳，弗朗兹以为偷情全都露馅了，以为德雷尔看见他俩相互手握手。与此同时，舞台的灯光又暗了，剧场里响起了排山倒海的雷鸣般掌声。

“你对艺术一窍不通，”玛莎冷冰冰地说，“你只会打扰其他人聆听。”

德雷尔嘟哝着舒心地叹了口气。随后，他故弄玄虚，快速抖动两道眉毛，像一个急于忘却烦心之事的人那样，在节目单上寻找下一个节目。

“啊，这才像话！”他说，“‘贫民窟里的栖息者’，不管他们是什么人，然后成为世界闻名的魔术师。”

“真险哪，”弗朗兹心里在想，“当时真险哪。唷！……我们得格外小心才是……当然，这多有意思！坐在这里，我知道她是我的人，而他坐在我们身边，却全然不知。可是，这实在太危险了…… ”

演出结束后放映了一部电影，自从第一部“电影”作为吊胃口的旷世珍品放映以来，马戏场和音乐厅通常都是这样安排节目的。舞台现场表演以后，闪烁的银幕显得格外平坦，影片里一只黑猩猩穿着带有侮辱性的人类衣服，做出人类的动作，这对动物来说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玛莎开怀大笑，说：“瞧，它多聪明！”弗朗兹也惊讶地用舌头发出咯咯的声音，而且非常认真地坚持说，它是侏儒乔装打扮的。

他们走出剧场，来到寒冷的街上；剧场的各种电子招牌和广告像又一场演出，把大街照得灯火通明，尽职的伊卡洛斯牌轿车带着小丑般的热情驶到面前。德雷尔责怪自己最近忘了注意留神司机的行为举止，此时此刻恰好可以做一番观察。司机急急忙忙戴上防护皮手套，德雷尔试图嗅闻司机嘴里呼出的热气。司机遇上了主人的目光，他露出一口蛀牙，竖起眉毛，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好冷啊，好冷啊，对不？”德雷尔赶紧说。

“还好，”司机回答，“还好！”

“酒喝得还不算太多，”德雷尔心想，“不过，我敢肯定，他在等候的时候……脸色发红，眼神欢快。好吧，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驾车的！”

司机车开得非常平稳。弗朗兹毕恭毕敬地坐在这辆豪华轿车边上两个折叠座位中的一个位子上，倾听着汽车快速平稳行驶的嗡嗡声，仔细端量他们那个银质花瓶里的人造菊花、挂在钢钩上的对讲器、独自计时的旅行时钟，还有一个放着金色末端的烟蒂的烟灰缸。雪夜，路灯光环闪耀，从宽大的车窗边飞速掠过。

“我在这里下车，”弗朗兹说，他认出了一个广场和一尊雕像，“从这里只要走一会儿就到我住的地方了。”

“噢，我送你到家门口，”德雷尔打着小哈欠回答，“你的确切地址是什么？”

玛莎盯着弗朗兹的眼睛，摇摇头。弗朗兹明白了。每天傍晚，德雷尔已经习惯在家里送别外甥，所以从来没有操心去询问他到底住在哪里，于是这事就在沉默中顺利掩饰了过去。弗朗兹清了清嗓子说：

“不用了，真的，我想活动活动手脚。”

“那就随你的便。”德雷尔打着哈欠说，一边倾身越过弗朗兹，用拳头敲敲玻璃隔板。

“干吗敲玻璃？”玛莎生气地说，“对讲器就是派这种用场的，不是吗？”

弗朗兹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荒凉的白色广场上。他竖起雨衣领子，双手插进口袋，耸起肩膀，匆匆朝他的住地方向走去。要是在星期天，在城市西区优雅的街道上，他就会穿上新大衣，走起路来样子也会相当不同。不过，现在不是潇洒的时候——寒气逼人。大城市周日的散步不是那么容易模仿的。那种散步需要昂首挺胸，步履极其缓慢，伸长双臂，在大衣最后一粒纽扣底下双手交叉（一副高级手套是必需的），仿佛为了使大衣保持笔挺，每走一步，脚趾需要向外踢。选帝侯该死的纨绔子弟就是这样招摇兜风的，有时候会成双成对，有时会回头看姑娘，但双手不改变姿势，只是目光猝然、少许回顾。

尽管天寒地冻，弗朗兹还是情绪高涨，有看完一场表演后的那种感觉，他甚至开始吹起口哨。“让她丈夫见鬼去吧！人应该勇敢些。这种艳福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她现在在干什么？她一定到家了，正在宽衣解带。那只黄毛猪猡！毫无疑问，正在纠缠她。让他见鬼去吧！现在，她正坐在床上，正在脱去长筒袜。我再走过三四栋房子，她就会赤条条的了。我要给她买一件花边睡衣。把它与我的睡衣放在一起。当我走到那盏路灯时，她的头就会靠到枕头上。我穿过街道，她就会关灯。他们睡在一个卧室里。不，他越来越老了，他不会去碰她的。再走一个街区，她已经睡着了。这就是我的街道。了不起的小提琴家——演奏得那么美妙，真有点出神入化了。魔术师也很棒。戏法很简单，这是毫无疑问的：靠骗人赚大钱！现在他已经熟睡。她在梦中见到了我的住处，听到了那神奇的小提琴乐曲。这该死的钥匙！一开始总像以前从没开过这把锁似的！楼梯灯又坏了。如果不小心绊一下，你真会跌个头破血流。这把钥匙也在闹情绪了！”

在昏暗的走廊里，房东老头恩里希特站在他灯光稍亮的房门口，不赞许地直摇头。

“哎呀，哎呀，哎呀，”他说，“半夜以后才上床睡觉！真不要脸！”

弗朗兹刚想继续往前走，老头一把抓住他的袖子。

“今晚我不生气，”他动情地说，“今晚我很高兴：老婆回家了！”

“祝贺你！”弗朗兹说。

“不过，欢乐并不十全十美，”恩里希特抓住弗朗兹的袖子不放，继续往下说，“我的小老太婆病着回来了。”

弗朗兹同情地叹息了一声。

“她在那里，”房东高声说，“坐在那边的一把椅子里。去看看吧。”

他把房门开大了些，弗朗兹在椅子靠背的上方瞅见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脑袋，头顶上用饰针别着某样白色的东西。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老头用闪亮的眼睛凝视着弗朗兹说，“好啦，晚安！”他补充说，随后悄然溜进屋里，关上了房门。

弗朗兹继续往前走。但是，他突然停住脚步往回走。“嗨，”他隔着门说，“那只沙发呢？”

屋里传来沙哑拘谨、老太婆似的回答：“沙发已经放在你房里了。我把自己的沙发给你了！”

“两个老古怪！”弗朗兹心想，并厌恶地做了个怪相。那是一只破旧的硬沙发，色调灰暗，图案是勿忘草。尽管如此，这还是一只沙发。第二天，玛莎来了一看，便皱起鼻子，不住地皱起。她按了按沙发的填充物，发现有一个弹簧坏了，沙发边缘破烂不堪已经隆起。

“咳，算了，没治了，”她最后说，“我不想跟他的老婆吵架。可惜她回来了。又多了两只耳朵。把那两个靠垫放到那边去，这样看起来舒服些。”很快，他俩就习惯了这个沙发，习惯了它朴素的颜色，习惯了他俩疯狂做爱时它发出的有节奏的讨厌的嘎吱声。

然而，它不仅是一只给弗朗兹的房间增添色彩的沙发。有一次，德雷尔心血来潮发起善心，从西装背心口袋里额外掏出一些现金（真正的绿背美元！），给了弗朗兹。两周后，正逢圣诞节，弗朗兹的衣橱里出现了一个新房客：期待已久的无尾礼服！

“这太好了，”玛莎说，“不过，这还不算什么。你还得学会跳舞。明天晚餐后，我们在留声机上放一张好听的唱片，我来给你上第一课。让你舅舅看我们跳舞，那太有意思了！”

弗朗兹穿着崭新的餐服来了。玛莎责备他没有必要穿得这么整齐，不过觉得礼服非常合身。时间是晚上九点。德雷尔随时都可能回来。在这方面他非常守时，总会打电话来说早到几分钟或晚来几分钟，因为他特别喜欢在电话里听妻子温柔、流利、一本正经地说话——她的声音有一种早期佛罗伦萨人的味道，与平淡无味的现实是那么的不同。每次他打电话来说无关紧要的早或晚个几分几秒，玛莎都会非常惊讶，尽管她也非常守时。就她丈夫的守时而言，她感到非常纳闷和恼怒。今晚，他还没有打电话，而且已经晚到半个小时。出于对每条神圣的裤缝真心的尊重，弗朗兹不愿坐下，而是绕着房间转圈，绕着玛莎的扶手椅转圈，但不敢亲吻她，因为女佣就在附近。

“我饿了，”玛莎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还不回家。”

“我们开始放唱片吧。我们一边等待，你一边教我跳舞。”

“我没心思。我说过了，晚饭以后。”

又过了十分钟。她噌地站起来召唤弗丽达。

吃了美味多汁的煎蛋饼和一些猪肝，玛莎精神来了。“把它关了，”她指着弗丽达离开后敞开的门对弗朗兹说。弗丽达有个牙齿坏了，整天痛不可言。当弗朗兹回到座位时，玛莎已经对着他满脸堆笑，爱意浓浓。碰巧，今晚是她和弗朗兹第一次单独在家吃晚饭。是的，他的餐服再帅不过了。她一定要给他一些漂亮的袖口链扣，不要用那些大头钉似的难看的纽扣。

“嗨呀，我亲爱的大甜心。”她柔声细气地边说边越过桌布朝他伸出手臂。

“当心啊。”弗朗兹环顾四周低声说。他不信任墙上的照片——身着长披风的老男爵瞪着两只疑心重重的眼睛向下凝视着，准备随时猛扑过来。那个闪光发亮的餐具柜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帷幕层层叠叠之中躲藏着披斗篷的窃听者。著名的恶作剧者柯歇斯·德雷尔森也许就蹲伏在餐桌底下。幸好至少汤姆还在前厅里。女佣随时可能回来。在这座豪宅里，你是不可以随心所欲胡来的。然而，她微笑的欲望是无法抗拒的，他抚摸起她光滑的手臂。她慢慢地用手指抚摸他的鼻子，笑容满面，用舌头湿润着她的嘴唇。他害怕极了，德雷尔很可能会在这个时刻突然从帷幕后站出来：开玩笑的人变成了刽子手。

“吃吧，喝吧，我的阁下，我们在自己家里呢。”玛莎笑着说。

她穿着一件黑色薄纱连衣裙，她的嘴唇抹了唇膏，绿色的耳环亮光闪闪，她的头发分缝精确，油光发亮，比平时更具有黑榴石的光泽，头发是她宝贵的美貌之一。一盏橘黄色灯罩的矮台灯照射出一种性感的光芒。弗朗兹的眼镜闪烁着崇拜的光亮，他一边享用着冷鸡腿，一边窥视着玛莎。玛莎朝着他倾身向前，从他手中夺过那块被啃了一半的油光光的鸡腿，只用两只眼睛微笑，优雅地拿着鸡腿，开始津津有味地啃了起来；她的小手指弯曲着，她的睫毛呼扇呼扇，她的嘴唇变得越来越丰满晶莹。“你真令人销魂，”弗朗兹低声说，“我爱慕你！”

“要是我们每天晚上都能像这样吃晚饭该有多好，就你和我。”玛莎说。她突然一抬头，驱除瞬间的愁容，用稍许变调的嗓音高声说：“你能为我倒些那种珍贵的白兰地吗？我们来为我们的结合干杯！”

“我想我不能喝。我担心喝了酒就学不会跳舞了。”弗朗兹边说边小心翼翼地倾倒细颈小酒瓶。

可是她并不在意跳舞……她渴望留在这个椭圆形的光池里，感受这种确定性，确信明天还会这样，明天晚上还会这样，直至他们生命的终结。我的餐厅、我的耳环、我的银器、我的弗朗兹。

突然，她一把抓起左手腕，转动她那块手表的小表面，手表总是滑落到手腕另一侧青筋交叉的地方。

“已经晚了一个小时。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请你按铃——在那边，就在你的上方。”

这让弗朗兹感到很恼火，她丈夫晚回家会让她紧张。丈夫晚回家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他不回来更好。她根本不应该那么吃惊。

“一定要我按铃吗？”他边说边将双手插进了外衣口袋。

玛莎瞪大了眼睛。“我想我说过了，请你按电铃。”

在她的目光的威逼下，他像往常一样让步了，并按了铃。

“如果你吃饱了，我们就去客厅吧。不过，吃些葡萄吧。来，这一串。”

他开始吃起了葡萄，葡萄硕大，看起来很昂贵，可远不如他家乡样子难看的克莱姆斯葡萄好吃。电铃在它的电线上来回晃动，影子映照在桌布上，就像幽灵的摆锤。弗丽达进了屋，脸色苍白，茫然不知所措。

玛莎问：“我外出时，我丈夫有没有来过电话？”

弗丽达愣了一下，随后紧紧捂住双鬓。“天哪，”她惊呼，经理先生八点左右的确来过电话——说他刚刚动身回家，让你们先吃饭。对不起。”

“一个牙齿脓肿了，”玛莎说，“不应该让你失去理智！”

“对不起。”女佣无奈地重复。

“真是疯了！”玛莎说。

弗丽达一声不吭，不住地眨巴眼睛，让人好生怀疑，她开始收拾用过的餐盘。

“过一会儿再收拾。”玛莎厉声说。

女佣急急忙忙走了出去，忍不住抽泣起来。

“令人不可思议的女人！”玛莎生气地嘟哝，将胳膊肘搁在餐桌上，双手交叉握紧拳头，支撑她的下巴，“难道她没有看见我们在餐桌边坐下？难道她不是亲自端来煎蛋饼？等一等——我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是她端来了煎蛋饼。”玛莎发亮的手指指了指，“再按铃，快点！”

弗朗兹顺从地举起一只手。

“不，别按了，”玛莎说，“她睡觉以前，我要跟她好好谈谈。”

玛莎一下子变得格外激动。

“除非我的手表和那台时钟跟她一样都疯了，现在已经是十一点半啦！你舅舅开车回家可真从容啊！”

“一定有事把他给耽搁了。”弗朗兹闷闷不乐地应和道。她的焦虑深深刺伤了他的心。

玛莎关了餐厅电灯。他们进了客厅。玛莎拎起电话筒听了听，随后砰地挂了。“电话没有故障，”她说，“我只是不明白。也许我应该给他打电话——”

弗朗兹双手在背后紧握着，在客厅里来回踱步。这位可怜家伙的眼睛感到剧烈疼痛。他心想他是否最好离开，走后把门砰地关上。玛莎快速地翻阅电话簿（“整整齐齐放在电话底下，收录着五百个电话号码”），找到了她丈夫秘书的家庭电话号码。

萨拉·赖希刚刚进入梦乡，于是今晚第一片安眠药算是废了。

“这就怪了，”她回答道。“我亲眼看见他离开的。对了，乘坐伊卡洛斯。时间——等一等——对了，大约八点——现在是半夜了……我是说，几乎半夜了。”

“谢谢。”玛莎说，电话支架发出丁零当啷的声响。

她走到窗户跟前，拉开蓝色的窗帘。夜色晴朗。前天夜里，冰雪已经开始融化，随后再次结冰。那天早晨，有个走在她前面的瘸子在一块光溜溜的冰上滑倒了，他的木头假肢朝天竖起，人傻呼呼地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真是滑稽透了。玛莎没张嘴巴就突然前俯后仰地大笑起来。弗朗兹以为她在抽噎，于是就困惑不解地走到她的身边。她紧紧抓住他的肩膀，用她的脸颊蹭他的脸。

“小心——我的眼镜。”弗朗兹咕哝着——在过去几周里他不是第一次这样说了。

“开始放音乐，”她一边放开弗朗兹一边高声说，“我们跳舞吧，我们自娱自乐。别担惊受怕的——只要我乐意，任何时候只要我想对你说悄悄话，我就会说——你听见了吗？”

弗朗兹恭敬地转动留声机大漆盒的曲柄，这玩艺一定很昂贵，可能要比它播放的所有唱片还要值钱。当他抬头张望时，玛莎正坐在沙发上凝视着他，一副奇怪阴郁的表情。

“我以为你也会来选一张唱片的。”弗朗兹说。

她转身走开。“没有，我根本没心思跳舞。”

弗朗兹深深叹息了一声。他已经见识过她的各种不同情绪，但这次有些特别。

他来到沙发跟前，在她身边坐了下来。远处传来“砰”的一声关门声。弗丽达上床睡觉啦？他一边依然专心倾听，一边亲吻玛莎，首先是头发，然后是嘴唇。她的牙齿在嗒嗒打战。“把披肩递给我。”她说。他从角落的跪垫上捡起粉色毛披肩。她看了看手表。

弗朗兹突然站起身来。“我要回家了。”他说。

“你要什么？”

“回家。我得比那些老秘书和胖姑娘们早起床很多。”

“你留下。”玛莎说。

他把她的话仔细想了想，隐约意识到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玄机。可是，是什么玄机呢？

“你知道吗，我刚才想起了什么？”玛莎突然说，弗朗兹拉了拉裤子的膝盖处，又坐回沙发。“我想起了那个粗鲁的警察写车祸报告的情形。把你的小红本子给我。还有铅笔，在那里！”她一边继续说，一边站起身来，挺直身子。“警察就是这样把笔记本拿在胸前的。气得发抖，同时还在本子上写字。”

“什么警察？你在说什么呀？”

“噢，对了，你不在现场。我已经习惯把你当作家庭成员之一，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回想起发生过的任何事情，都把你算在里头。”

“别说了！”弗朗兹说，“你吓坏我了。”

“我不在乎你是否吓坏了。事实上，我不在乎——请原谅我，亲爱的，我在胡说八道。我想，我只是过分心急了。”

她再次在沙发上坐下，膝盖上放着那个笔记本。她心不在焉地在一页纸上画了几条线。接着，写了她的姓，然后慢慢地把它涂掉。她不以为然地看着他，用硕大的字体再次写了“德雷尔”几个字，眯缝起眼睛，将它涂黑。铅笔尖断了。她将笔记本和铅笔扔还给他，然后站起身来。

时钟“嗒嗒”而不是“嘀嘀”地响着，咔嗒咔嗒。玛莎站在他面前，好像要对他催眠似的，把简单的想法转移到他年轻木讷的头脑里。

前门砰的一声，打破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寂静，汤姆一下子欢快地吠叫起来。

“我的赌咒没能灵验。”玛莎说，怪诞的抽搐扭曲了她美丽的面孔。

德雷尔没像平时那么轻松愉快地进门，见面也没有跟弗朗兹开玩笑。

“为什么这么晚回家？”玛莎问，“你为什么不打电话？”

“正好碰巧了，亲爱的，正好碰巧了。”他想笑，但笑不出来。他盯着外甥的衣服看，外甥的裤子太窄了，西装的翻领太亮了。

“噢，我该走了。”弗朗兹嗓子沙哑地高声说。

弗朗兹吓傻了，他记不清自己后来是如何道别、如何穿上大衣、如何走上大街的。

“你没说实话，”玛莎说，“一定发生什么事了。是什么事情？”

“说来很乏味，亲爱的。我杀了个人。”

“又开玩笑了，总开玩笑！”玛莎不满地说。

“这次没开玩笑，”德雷尔轻声地说，“我们撞上了一辆电车，高速撞上去的。七十三路电车。我只丢了顶帽子，还重重地撞上了什么东西。碰到这种情况，司机的下场总是最惨。救护车上的人员简直是天使。司机当时还活着，我们就把他送进了医院。他死在那里。真正的天使。别盘根问底！”

他们在餐厅里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德雷尔吃了剩下的冷鸡。玛莎脸色苍白但光洁发亮，嘴唇上细小的黑色汗毛上有些汗珠；她用手指按住太阳穴，眼睛死死盯着雪白、雪白，白得让人难以忍受的桌布。

[1] skat，一种用三十二张牌通过争叫决定定约权的三人纸牌戏。

[2] Parsifal，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英雄人物。

[3] Lucia di Lammermoor，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葛塔诺·多尼采蒂所谱曲的三幕歌剧。该剧故事内容为英国苏格兰安妮女王时代，互为世仇的两大家族之间发生的爱情悲剧。

七

当那次不可避免的爆炸（不知怎的，在它发生之前就已经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即将打断一场非常有趣但很不连贯的对话，一场与蓄须的马扎尔人[1]或巴斯克人[2]有关如何用几桶血来给一只海豹的尾巴做外科手术，以便使它能够直立行走的对话时，德雷尔突然回神，回到了人间冬季的早晨，回来得那么不顾一切，那么匆忙，好像他刚才在玩弄地狱里的机器，一下按住即将引爆的定时钟。

玛莎已经人去床空。他左手臂上的刺疼感就像一只电子蜂鸣器将昨天与今天连在了一起。走廊里，软心肠的弗丽达一边拖着脚步走路，一边大声抽泣。德雷尔叹息着查看自己厚实肩膀上那一大块紫色的瘀伤。

德雷尔躺在浴缸里，听见玛莎在隔壁房间里气喘吁吁，嘎吱嘎吱，噼噼啪啪地锻炼身体，这在那年是很流行的。他匆匆吃了点早饭，点上一支雪茄烟，忍痛笑着穿上大衣，然后出门。

园丁（也是警卫）正站在栅栏旁边，德雷尔心想，即便有点晚了，倒还不如用直接提问的方式，解决困扰他已久的神秘之事。

“不幸，真不幸哪，”园丁神情严肃地评论说，“想想吧，身后他还在村里留下一个年纪还不算大的父亲和四个小妹妹。在冰上滑了一下，就完了！他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开大卡车。”

“是呀，”德雷尔点点头说，“他的颅骨裂了，他的胸腔——”

“是个快乐的好人哪！”园丁动情地说，“可是现在死了。”

“听着，”德雷尔开始调查说，“你有没有碰巧注意到——嗯，我非常怀疑——”

他犹豫了。一件小事——动词用什么时态——让他打住了。不应该问“他喝酒吗”，而是必须问“他过去喝酒吗”，这种时态上的变化会造成逻辑上的动摇。

“……我是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客厅大窗户的窗闩有点毛病？我的意思是，窗闩不太起作用，任何人都能从外面进入？”

“结束了，”他坐在出租车里若有所思地想，他的一只手拉着安全带。“生命结束了，玩笑也结束了。我要卖了那辆伊卡洛斯，不再修了。她不想再买一辆车，我想她是对的。最好还是等一段时间，让天命忘了这件事。”

玛莎不想买车的理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一个星期里不用自己的汽车外出两三次，似乎有点奇怪，有点让人怀疑，因为后半晌午，她得去上韵律操和仪态课（“弗洛拉，请接受这些百合花”或者“让我们迎风展开我们的面纱”），她之所以不能用车是因为用的话，她就得贿赂司机，让他别透露她的真实去向。因此，她不得不采用其他交通方式，采用各种最常用的交通方式，甚至包括地铁，地铁可以非常便捷地把人们从城市的任何一地（绕个圈子至关重要，尽管这段路步行也只要十五分钟）运送到某个街角，那里正在慢慢建造一栋相当了不起的大楼。她经常对德雷尔说，只要有机会，她喜欢乘公交车或者电车，因为慷慨大方的城市提供这么廉价、极其廉价的交通方式给人们随心所欲地搭乘，不利用它是很傻的。德雷尔说，他是个慷慨的公民，喜欢乘出租车或私车。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之后，玛莎相信，没人会想到她换乘了车子，减少或完全没去参加那些快乐的健美操，与其他光脚丫的贵妇人们一起身穿滑稽的紧身衣，抛撒看不见的花朵。

那天，报纸的新闻版上简要刊登了商人德雷尔，“花花公子”百货商场老板和他的司机车祸消息。玛莎比平时早一点到达弗朗兹的住处。弗朗兹还没下班。她在长沙发上坐下，摘下帽子，再慢慢脱去手套。那天，她的脸格外苍白。她穿着高领米色套裙，胸前有些小纽扣。当弗朗兹熟悉的脚步在走廊里响起，随后进屋（突然进门，不拘礼节，就像我们走进自己的房间那样，以为屋里没有人）时，她没有微笑。弗朗兹又惊又喜，高声叫了起来。他连帽子也没脱，就开始像阵雨降落一般，快速亲吻玛莎的脖子和耳朵。

“你已经知道那件事啦？”她问。她的眼神怪怪的，他希望别再看到这种眼神。

“那当然，”他一边回答一边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脱掉雨衣和条纹围巾，“百货商场里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他们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昨天晚上他进门时，脸色那么阴沉，我真是吓坏了。多么可怕的事情！”

“可怕什么，弗朗兹？”

他已经脱去了外衣和衣领，正在稀里哗啦洗手。

“你想想吧，所有那些锯齿形的碎玻璃刺向你的脸，金属和骨头嘎吱作响，还有鲜血，一片漆黑。我不知为啥要把这种事情描述得那么清楚。真让我想呕吐。”

“你紧张了，弗朗兹，紧张了。到这边来。”

他贴近她坐了下来，假装没看见玛莎正沉浸在自己遥远可怕的思绪之中。他轻声问：

“今天不玩毛球啦？”

她没有听见这甜蜜的委婉语，或者似乎没有听见。

“弗朗兹，”她一边说一边抚摸和捏紧他的手，“你明白吗，这简直是个奇迹！昨天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结果没有应验。”

“咳，又谈这件事！”他心想，“她老是担心他，真让我厌烦，这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他转过身去，想吹口哨，但是吹不出声音来，于是就继续嘟着嘴唇沉思。

“你怎么啦，弗朗兹？别像个傻瓜似的。今天我关门修理。”（又一句甜蜜的委婉语。）

她搂住他的脖子，将他拉近她的身子；他犟着不靠近她，可是她钻石般明亮的目光像利剑一般刺向他，他全身一下子软了，眼泪也落了下来，就好像孩子的气球一样可怜兮兮“吱”的一声瘪了！忿忿不平的泪水模糊了他的眼镜。他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我不能这样下去，”他哀诉道，“昨晚我已经在怀疑你对我的感情是否是认真的。为我那个老舅舅担心！这意味着你在乎他！啊，这太痛苦了——”

玛莎眨了眨眼睛，明白了他的误会。“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她拉长调子哈哈一笑，“哎呀，亲爱的，你真傻。”

她双手抱住他的头，专心严肃地看着他的眼睛，随后她慢慢地半张嘴巴，好像要轻轻咬他一口似的，凑近他的脸，含住他的双唇。

“真丢脸！”她边说边慢慢放开他，“真丢脸！”她点了点头重复道，“没想到你这么傻！不，等一等——我想让你明白，你有多傻。不，等一等。你不能碰我，但我当然可以碰你，啃你，如果我愿意，甚至把你整个人都吞了。”

“听着，”过了一会儿，她说。她的那种举动对弗朗兹来说相当新鲜，之后，两人又言归于好，“听着，弗朗兹，如果今天我不必离开这里那该多好！今天，或明天，或永远。当然，我们不能像这样蜗居在一个小房间里。”

“我们要租一间更大更亮的房间。”弗朗兹自信地说。

“对，让我们来憧憬一番。更大的，亮得多的。甚至有两个房间，你觉得怎么样？或者也许三个房间？当然要有个厨房。”

“有许多漂亮的餐刀，”弗朗兹说，“切肉刀，干酪切刀，烤猪肉切片刀，不过，你不用炒菜做饭。你的手指甲太珍贵了。”

“对，那是自然的，我们会有个厨师。我们怎么决定的——三个房间？”

“不，四间，”弗朗兹想了一会儿说，“卧室、客厅、起居室、餐厅。”

“四间。很好。一个普通套房。带厨房的，还有浴室。我们要把卧室全装饰成白色的，对不？其他房间蓝色的。要有一间接待室，里面摆上很多很多鲜花。楼上还应该多一个房间，以备用，比如来了客人，嗯……一个很小的客人，也许吧。”

“你说‘楼上’是什么意思？”

“噢，当然啰——那应该是别墅。”

“啊，我明白了。”弗朗兹点点头。

“我们继续吧，亲爱的。嗯，一栋独立的别墅，有漂亮的门厅。我们进了屋。地毯、图画、银器、绣花被单，对吧？还有花园、果树、木兰花。对不对呀，弗朗兹？”

他叹了口气，“所有这一切至少得花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挣足够的钱让你跟他离婚，那得花很长时间。”

玛莎沉默不语，仿佛她不在屋里。弗朗兹微笑着转向她，准备继续憧憬，但是微笑慢慢消失了：她正眯缝眼睛看着他，牙齿咬着嘴唇。

“十年！”她苦涩地说，“你这个小傻瓜！你真想等待十年？”

“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弗朗兹回答，“我不知道。也许，如果我非常幸运的话……拿皮夫克先生作个例子吧，商场开业时他就在了，现在你知道需要多少时间了吧。而且，他生活非常俭朴。他一个月的收入不足四百五十马克。他的妻子也工作。他们夫妻俩只有一个小套房，家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盒子和其他东西。”

“天哪，你还挺明白的！”玛莎说，“听我说，亲爱的，人不能把希望存在银行里。希望不是可以信赖的证券，它们不会带来任何红利。”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弗朗兹惊恐地说，“你是知道的，我准备马上娶你。没有你，我没法活。没有你，我就像一只空袖子。可是，我甚至买不起一块我们商店里出售的漂亮的新地板垫，更不用说地毯了。当然，我得去寻找另一份工作——我啥也不会（他皱起了脸），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那就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们不得不住在潮湿破旧的小房间里，节衣缩食。”

“是呀，不再有舅舅的任何帮忙，”玛莎冷冰冰地说，“根本没有舅舅。”

“这整个想法都让人难以相信。”弗朗兹说。

“绝对难以置信。”玛莎说。

“你为什么跟我生气？”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像我应该对什么事负责似的。真的，这不是我的过错。好吧，如果你想的话，我们继续做梦吧。只是不要生气。我要像舅舅那样有十七套衣服——要不要我给你描述一下？”

“十年以后！”她哈哈一笑说，“十年后，我亲爱的，男人的时装式样基本上会全变的。”

“你看，你又生气了！”

“是的，我很生气，但不是跟你生气，而是跟命运生气。你知道吗，弗朗兹——不，你不会明白的。”

“我会明白的。”弗朗兹说。

“那好，听我说，人们通常会制订各种各样的计划，非常好的计划，但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种可能：死亡。好像人永远不会死去。唉，别看着我，好像我在说什么不吉利的话似的。”

此时，她的脸部表情与昨晚一模一样，怪怪的，好像要模仿警察似的。

“我该走了。”玛莎皱了皱眉头说。她站起身，在镜子里照了照自己。

“街上已经开始出售圣诞树了，”她说着举起胳膊戴上帽子，“我想买一棵圣诞树，一棵巨大的非常昂贵的冷杉树，树下放上很多礼物。请给我四百二十马克，我手头没钱了。”

“你也真令人难以忍受！”弗朗兹叹息道。

他陪着玛莎走下昏暗的楼梯，来到广场。建筑工人们已经开始装修新影院的临街门面。人行道非常滑，路灯下冰雪发出耀眼的光亮。

“你知道吗，宝贝？”在拐角处道别时她说，“今天我可能会深切悼念的，可能性非常大。我没哀悼那也只是碰巧了。想一想吧，我的小外甥。”

她希望看到的情景确确实实发生了：弗朗兹看着她，张开嘴巴，突然哈哈大笑。她也笑得前仰后合。有位绅士牵着一条猎狐梗[3]，正在附近等待狗对路灯作出判断，他用赞许和嫉妒的目光看着这对快乐的恋人。“哀悼？”弗朗兹笑得说不出话来。玛莎点点头，哈哈大笑。“哀悼。”弗朗兹说着用手掌捂住爽朗的狂笑。牵狗的绅士摇摇头，继续向前行路。“我爱你。”弗兰兹低声说，他眼睛里含着泪水，长时间凝视着玛莎。

然而，当玛莎转身往家走的时候，她的脸色又变得凝重起来。与此同时，弗朗兹用手帕擦拭眼镜，一边继续暗自发笑一边慢慢离去。“是啊，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如果车主坐在司机身旁，那结果会怎样呢？只要假设他坐在司机身边！那么，今天她就是—— 一个寡妇了。一个有钱的寡妇，一个可爱的情妇，一个绝妙的妻子。她说得多有意思：你的是蜜糖，他的是毒药。咳，又来了，谁最需要这种煞费苦心的笑话。毕竟汽车事故不一定是致命的，大多数事故中受害者都活了下来，只是受伤、骨折、撕裂划破，别想入非非，作不切实际的期望：就那样，求你了，让他脑浆喷射。还有其他可能，比如疾病。也许他的心脏不好，自己又不知道。看看那些患感冒而死的人吧。随后我们开始真正的生活。百货商场将继续营业。金钱滚滚而来。不过，更有可能的是，他的寿命比妻子长，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不是吗，报纸上有条新闻说，有个土耳其人活到一百五十岁，而且还生孩子，肮脏的老淫魔！”

他就这样模模糊糊、赤裸裸地沉思冥想，他没有意识到他的思绪正沿着玛莎引导的方向延伸。结婚的念头也源于她。啊，多好的想法！玛莎一周三四次在一小时之内满足他两次，他从中得到如此愉悦，那如果她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他身边，她将会给他带来多少各色的狂喜！他运用这种方式，放纵地胡思乱想并计算着幸福，就像一个贪婪的小孩梦想大地上的泥浆都是巧克力奶油，乡间的雪都是冰淇淋一样。

在那些岁月里—— 一个非常年迈、病入膏肓的人，就好比犯了比当舅舅还要糟糕的罪孽，回想起来，他轻蔑地一笑——年轻的弗朗兹显然忘了，他这样得意忘形地梦想德雷尔突然亡故，在道德品行上是伤天害理的。他陷入了一种谵妄，一种漠然随意的胡思乱想。此后他与玛莎的幽会表面上似乎与以前所有的幽会一样自然和温馨，但是就像他那间普通的小租房一样，其家具简朴陈旧，过道十分昏暗，它的一个或几个主人表面上不像疯子，却也病入膏肓，此时他俩的幽会潜藏着某种奇怪的东西——开始有点怪异和恬不知耻，但已经非常刺激，极具动力。不管玛莎说什么，不管玛莎笑得多么迷人，她说的每个字，她投来的每一瞥，弗朗兹都从中感觉到一种无法抑制的含沙射影。他们就像灯光暗淡的客厅里坐着的继承人，卧室里，垂死的普鲁托斯恳求医生，赌咒祭司；他们可以谈论琐事，谈论圣诞节的来临，谈论百货商场里滑雪板和羊毛织品的紧张销售活动；他们也可以谈论任何事情，尽管与以前相比，比较冷静了一点——因为他们听对方说话的时候变得紧张兮兮，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不断变化的光亮；他们等啊等，当神情严肃的医生轻手轻脚走出卧室，意味深长地叹息时，一种隐隐的焦躁让人心神不宁，透过卧室的门缝，他们瞥见了牧师长长的背影，他代表了威力无比的慈悲的教会，倾身俯看着洁白洁白的病床。

他俩的守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守候。玛莎十分清楚，丈夫甚至似乎没有一点牙疼或感冒。她对此感到特别烦躁，而就在节前，她自己受了寒，可怜的她渐渐开始干咳嗽，患上支气管炎，呼哧呼哧气喘，夜间盗汗，整天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被一种所谓的流行性感冒弄得头昏目眩，头重脚轻，耳朵嗡嗡作响。圣诞节来临时，她的病情仍然不见好转。不过，那天傍晚，她穿了一件火红颜色的连衣裙，背部袒露；服用阿司匹林之后人感到昏昏沉沉，她极力想依靠意志力驱除疾病，亲自监督潘趣酒[4]的调配、餐桌的摆放，以及脸色红润、烟瘾很重的厨师的活动。

客厅里，圣诞树银色的顶冠触及天花板，树上满满当当装点着轻薄闪光的金属箔，点缀着还没点亮的红蓝彩色灯泡，那是一棵枝叶茂盛的冷杉，它巍然屹立，全然不顾它身上点缀的各色各样滑稽的装饰物。在客厅和门厅之间不太舒适的角落里，有一处明亮但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地方，不知是何缘故，被称作接待室。接待室的柳条家具之间摆放的仙客来、七盆矮脚仙人掌、一盆叶子色彩鲜明的椒草等盆栽植物枝叶茂盛。接待室里的电子壁炉发出橘黄色的暖光，但是很难抵挡从玻璃窗外吹来的冷空气。德雷尔身着夜礼服，一边坐着阅读一本英文书，一边等候他的客人。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卡普里岛[5]，他阅读的时候嘴唇开开合合，不时查一查厚厚的词典，词典在他的大腿和配有玻璃的桌子之间不断地像梭子一样来回移动。在第一声门铃鸣响之前漫长而又短暂的寂静里，玛莎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她只是坐在离德雷尔稍远的一把长靠椅上，将一只脚抬离地面，从每个角度仔细端详她的尖头皮鞋。这种寂静让人难以忍受。德雷尔不小心掉落了词典，弄得他那件上浆考究的衬衫发出轻微的窸窣声，他就弯腰去捡词典，眼睛没有离开书。内心那么压抑，那么沉重，她该怎么办？单单咳嗽不能减缓内心的痛苦，只有一件事情能够使整个世界时来运转：这个自鸣得意、眉毛如狮、双手满是色斑的肥胖男人突然完全彻底地消失。她的憎恨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一时间，她出现了幻觉，觉得他的椅子里已经空了。可是，当他合上词典的时候，他的袖口链扣发出一道弧光，他微笑着安慰她：“天哪，你感冒多重啊！我能听见你气管里越来越响的呼哧呼哧声，简直像管弦乐！”

“省省你这些比喻吧，收起你的书！”玛莎说，“客人们马上就要来了。还有那本词典。没有比椅子上的词典更加肮脏的东西了。”

“好吧，我的宝贝。”他用英语回答，然后拿着书本走了，头脑里悔恨自己尽管用词确切，但发音不准。

那只温暖壁炉旁的椅子现在空无一人，但是这样并不能缓解她内心的压抑。她的整个身心都感受到他的存在，那里、门背后、隔壁、再隔壁、再隔壁；整栋房子因他而使人感到窒息：时钟费力地嘀嗒嘀嗒，喜庆的餐桌上摆放着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折叠好的冰冷餐巾，每个花瓶里都插着被绞死的玫瑰——但是，如何能把他咳走？如何能再次自由呼吸呢？在她看来，现在一切也就总是这个样子了。新婚开始的日日夜夜里，她被锁在白雪覆盖的萨尔斯堡宾馆里，他像野兽一样，不断用爪子玩弄她，用舌头舔她，她恨他，但无法摆脱。现在，他挡了她的路，在她平坦笔直的道路上挡住了她的去路，像一个坚固的障碍物，应该用某种办法将其清除，让她重新过上简单纯朴的生活。他怎敢把通奸的复杂情况强加于她呢？他怎敢在队伍里站在她的前面呢？我们最残酷的敌人并不那么令人憎恨，倒是这个身材高大的陌生人令人讨厌至极，他平静的后背挡住了去路，不让我们挤到售票窗口或香肠商店柜台前。玛莎来回踱步，敲击窗户，摘去一片害了病的仙客来叶子，她感到她随时都可能窒息。就在那时，门铃响了。玛莎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发式，快速走向——不是前门，而是回头走向起居室的门，为了从远处优雅地出来迎接客人。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中，门铃接连不断地鸣响。首先到达的必然是沃尔德夫妇，夫妇俩乘着他们的德布勒豪华高级轿车而来；随后是弗朗兹，寒冷的天气冻得他浑身颤抖；接着，几乎同时到达的是捧着一束普通粉色鲜花的伯爵以及造纸业老板与他的妻子；紧随其后的是两位大声嚷嚷、穿着裸露、缺乏教养的姑娘，在比较幸福的日子里，她们的已故父亲曾是德雷尔的合伙人；跟在后面的是“天命保险公司”的经理，他鼻子扁平、面容消瘦、沉默寡言；还有脸色红润的土木工程师三人成行——也就是说，他还带了妹妹和儿子，滑稽的是他们长得跟他一模一样。这一大帮人渐渐热络融洽起来，形成了一个单体多肢但不过分复杂的怪物，它大声欢闹，狂饮周旋。只有玛莎和弗朗兹没能融入这群生机勃勃、脸色绯红、激动万分的人们，但在欢乐的节日里，他们无论如何应该与客人们水乳交融。玛莎注意到，弗朗兹对那两个像双胞胎似的粗俗年轻姑娘毫无兴趣，尽管她们穿着十分裸露，魅力十足；她们细细的手臂令人讨厌，腰肢婀娜多姿，欠揍的屁股小了点。生活就是不公平——十年后，她们还要比我现在年轻一点，事实上，到那时他们三人都还很年轻。

玛莎不时与弗朗兹交流眼神，即便不看对方，他和她也总能清楚地感觉到对方的位置以及在不同位置上彼此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端着一杯潘趣酒，斜穿客厅，去找艾达或伊索尔达——不，找年迈的沃尔德夫人——玛莎正在客厅的另一端，把一顶窸窣作响的纸帽子戴到威利的光头上；弗朗兹坐了下来，开始听听那位脸蛋粉红、长相平平的工程师妹妹有什么要说的，玛莎采用了斜线和直线相结合的办法，从威利处走到门口，随后又走到餐厅的餐桌边，餐桌上摆满了各种开胃小吃。弗朗兹点燃了一支香烟，玛莎在盘子里放了一只柑橘。于是，一位下盲棋的象棋大师感觉到他陷入困境的象和他对手万能的王后之间形成了无法间断的关系。在这些关系的协调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模糊的有规律的节奏，而且一刻也没被打断过。她，尤其是弗朗兹，感受到了这种隐形几何图形的存在。他俩是在这个几何图形中运动着的两个点，这两个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任何特定时刻都能被标定；尽管他们似乎都在独立运动，但是他们被这种几何图形无形的、不容更改的线条牢固地束缚在一起。

镶木地板上到处都是乱扔的五彩废纸，有个人打破了一个玻璃杯，伸着黏糊糊的手指，站在那里哑口无言。威利·沃尔德已经喝得醉醺醺，他头上戴着一顶金色的帽子，脖子上挂着一个彩纸花环，睁大了率真的蓝眼睛，正在对态度生硬的老伯爵讲述他最近访问苏联的情况，热情称赞克里姆林宫、鱼子酱和人民委员[6]。此时，德雷尔已经脱去了外衣，满脸红光，手里拿着一把厨师刀，头上戴着厨师帽，把威利拉到一边，开始跟他悄悄说话，与此同时，肤色红润的工程师继续在给其他客人讲述三个戴面具的人的故事：圣诞节的一个夜晚，这三人破门而入，盗窃了整个公司。隔壁卧室里留声机突然乐声大作。德雷尔开始与两个漂亮姐妹中的一位跳起了舞，随后又纠缠住另一位，两个姑娘咯咯地傻笑；当德雷尔试图同时与她们两人一起跳舞时，背脊赤裸的两个姑娘扭动起柔软的腰肢。弗朗兹站在厚厚的窗帘旁，他很懊恼，迄今还没时间学跳舞。他看见玛莎将一只洁白的手搭在某人黑不溜秋的肩上，接着见到了她的侧影，随后又见到了她左肩胛下的胎记和胎记上某人的大拇指，随后又是她美妙的侧影，又是乳白色肤色上的那点葡萄干色的胎记；她丝绸般光洁的双腿，短裙的裙摆下裸露出膝盖以下的光滑秀腿，短裙左右飘动，那两条腿似乎（如果人们只看她的双腿）属于某个不知所措、焦躁不安、充满期待的女人的：她的舞步时快时慢，这边一步，那边一步，突然转身，再次迈步，显得极度不耐烦。玛莎机械地舞动着，感觉不到音乐的节奏，而却能感觉到她与弗朗兹之间几何图形般的位置变化；弗朗兹叉着双手，站在窗帘边，转动着眼睛观望。玛莎看见德雷尔穿过帷幕，他一定是去把窗户开大点，让房间凉快点。玛莎一边舞动，一般继续注意弗朗兹的位置：他在那里，亲爱的哨兵，她用目光搜索她的丈夫，德雷尔已经离开房间，她对自己说，正是由于丈夫离开，她才突然头脑清醒和心旷神怡。她飘然靠近弗朗兹，用那种熟悉的意味深长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使弗朗兹慌乱不堪，只好朝着工程师傻笑，工程师一个旋转，突然舞动到他的面前。留声机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音乐，在许多双普通的大腿之间，闪动着健康、优美、迷人的大腿；喝了葡萄酒，舞者们的旋转使弗朗兹感到头晕乎乎的，他可怜的脑袋开始意识到某个舞蹈女神的疯狂舞姿，仿佛他所有的思想都在学习狐步舞。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正在跳舞的伊索尔达高声喊道：“嗨，看哪！窗帘！”

每个人都抬头张望。的确，窗帘在奇怪地抖动，它的皱褶形状变了，慢慢鼓了起来；与此同时，电灯熄灭了。黑暗中，一束椭圆形灯光开始在房间里转动，窗帘分开了，在晃动的微光中，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突然出现。他身穿一件旧军装，手里握着一个吓人的手电筒。艾达发出一声尖叫。黑暗中传来了工程师平静的声音：“我想这恐怕是我们和蔼可亲的主人！”留声机继续在黑暗中尽职地播放音乐，接着，一阵奇怪的安静之后，传来了玛莎悲伤的声音。她的叫喊如此悲惨，以至于那两个姑娘和老伯爵都朝着大门（兴高采烈的威利挡住了出口）猛地冲去。那个戴面具的人嘶哑地叫了一声，将电筒的亮光对准了玛莎，步步逼近。两个姑娘可能真的吓坏了。几个男人开始怀疑这仅仅是场恶作剧。玛莎继续高喊“救命”，突然发现站在她身边的工程师狂喜而又冷静，他将手伸进礼服，从后裤兜里取出某样东西。玛莎明白她这么尖叫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导致她这样尖叫，这样尖叫会造成什么后果；明白了行为的前因后果，她尖叫得更响了，使劲地呼叫，大声地喊。

弗朗兹再也忍不住了。他比任何人都靠近那个闯入者，看见那人穿着裁缝定制的礼服裤子，于是就立刻认出了他。他用灵巧的手指扯去了闯入者的面具。与此同时，“天命保险公司”先生终于克服气喘吁吁，打开了电灯。德雷尔站在客厅中间，身上穿着强盗披风和军装，放声哈哈大笑，一会儿左右摇晃，一会儿蹲在地上，满脸通红，头发蓬乱，用手指着玛莎。玛莎很快决定此时她应该如何解除伪装的恐惧，她转身背朝丈夫，重新整理了一下赤裸肩膀上的那根吊带，平静地走到声音颤抖的留声机跟前。德雷尔急忙冲上前去，一边依然哈哈大笑，一边紧紧抱住她亲吻。“哎呀，我早就知道是你！”她说——当然，这是千真万确的。

好一阵子，弗朗兹一直努力克制涌上心头的恶心，但此时此刻，他简直要呕吐了，他急急忙忙离开房间；身后，喧闹声依旧。主人客人都在哈哈大笑高声喊叫，也许正簇拥着德雷尔，用力挤他，紧紧抱他，挤压他和玛莎，玛莎扭动着身子。弗朗兹用手帕捂住嘴巴，朝前厅走去，猛地扭开厕所门。老太太沃尔德夫人像一枚炸弹一样飞奔出来，消失在墙壁拐角的后面。“我的天啊，我的天。”弗朗兹小声呻吟，他蜷缩起身子，发出可怕的声音，嘴巴里断断续续如洪流般呕吐出乱七八糟的食物和饮料，就像地狱里的罪人重新品尝他一生所犯下的罪孽。他喘着粗气，用一点手纸十分小心地擦拭他的嘴巴。他等了一会儿，拔掉了厕所的门链。在回大厅的路上，他在门厅里停了一下，侧耳倾听。透过门缝，一面镜子映射着不祥的灯光璀璨的圣诞树。留声机再次响起了音乐。突然，他看见了玛莎。

她迅速走到他跟前，边走边像话剧中的阴谋家那样扭头张望。他俩单独在灯光明亮的前厅里，门那边传来了喧闹声、欢笑声、束手待毙的猪猡的尖叫声、受尽折磨的火鸡的颤叫声。

“没有运气，”玛莎说，“对不起，亲爱的。”

她锐利的目光立刻闪现在他的眼前，审视着他的全身。随后，她开始咳嗽，用手紧捂住身子的一侧，一下子坐进一把椅子。

他问：“你是什么意思——没有运气？”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在一阵阵咳嗽的间隙，玛莎嘟哝着，“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唉，你看看你自己——脸色苍白得像个死人。”

屋里的喧闹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巨大圣诞树上所有的彩灯似乎都在咆哮。

“……像死人一样。”玛莎说。

弗朗兹感到又一阵恶心，各种声响往上涌；满头大汗的德雷尔匆匆忙忙从身边经过，他正在躲避沃尔德和工程师，他们后面紧跟着其他人，狂笑着胡扯着，关在车库里的汤姆正在拼命吠叫。这种相互追赶的噪声似乎在追逐弗朗兹，弗朗兹在空旷的街道上呕吐，摇摇晃晃地往家走。广场的一角，脚手架像蚕茧一般缠绕着未来的影城，影城大楼的顶端装饰着一棵灯光明亮的圣诞树。从德雷尔卧室的窗口，也能看到这棵圣诞树，不过只是繁星点点的天空中的一个小小的模糊的彩色影子。

“两个姑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给好老弟弗朗兹当娇妻。”德雷尔一边宽衣一边说。

“这是你的想法！”玛莎边说边瞪眼看着梳妆台的镜子。

“艾达当然比较漂亮，”醉醺醺的德雷尔继续说，“不过，伊索尔达头发色浅松软，别人对她说笑话时，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

“那你为什么不去尝尝她的味道？或者两个一起品尝一下？”

“我只是好奇。”德雷尔若有所思地边说边脱掉他的内裤。他哈哈大笑，并且补充说：“亲爱的，今晚品尝一下你怎么样？今天是圣诞节呀！”

“不行，谁叫你说那些无聊的笑话，”玛莎说，“如果你淫欲来了纠缠我，我就拿了枕头去客房！”

“我只是好奇，”德雷尔一边重复一边上床，并且再次哈哈大笑。他从来没有试过与两人一起玩，那也许很有趣！他只玩过两次，与两人分开玩的：玩艾达是三年前的事情，纯属偶然，一次野餐期间，在施潘道[7]的林子里；伊索尔达稍晚一些，在德雷斯顿一家旅馆里。两人都是没有希望的、蹩脚的速记员。

弗朗兹从来没有清晨四点半上床睡觉。下午醒来时，他感到饿了，身体又恢复了原状，他很高兴。他开心地想起一下撕去那个面具的快感。像噩梦一样追逐他的那个喧闹的黑夜变成了一种欣快，现在他沉浸在这种愉悦之中。

他在附近一家小酒店吃了晚饭，然后回家等候玛莎。七点十分，她还没来。七点四十分了，他知道她不会来了。他要不要等到明天呢？他不敢给她打电话：玛莎禁止他和她通电话，她担心这会成为一种甜蜜的习惯，这种习惯可能导致被不怀好意的人偶然听见一两句不小心说漏嘴的亲热话。先不说喝了葡萄酒吃了鲜鹿肉，又是音乐又是恐惧的，他想知道她的感冒是否好转，他更想告诉她现在他感觉身强力壮、精神很好。

当他到达舅舅家的那条街时，一辆空载出租车超越他，在别墅前停了下来。他觉得自己的来访不合时宜——他们也许准备外出。他在花园的栅栏边停住了脚步，等着他们夫妇出现，她穿着可爱的皮大衣，他穿着驼毛绒衣。随后，他改变了主意，急急忙忙朝入口处走去。

前门虚掩着。弗丽达正拽着汤姆的项圈往楼上拉，汤姆几乎被勒个半死。在门厅里，弗朗兹见到一只豪华真皮提箱，还有一对精致的山核桃木滑雪板，他们商店不出售这种滑雪板。夫妇俩在客厅里面对面站着。他说话很快，她像天使一般微笑着，静静地点头。

“啊，弗朗兹，你来啦！”他说着转身抓住外甥的垫肩，“你来得正是时候！我要离开大约三个星期。”

“那边那些滑雪板派啥用处？”弗朗兹问，他吃惊地意识到德雷尔不再令他害怕。

“是我的。我要去达沃斯。拿着这个。”（五美元。）

他吻了吻妻子的脸颊。“好好养好你的感冒，亲爱的。圣诞节期间玩得开心点。让弗朗兹带你去看戏。别因为把你留在家里而生我的气，亲爱的。雪是专门为男人和单身姑娘下的。你没法改变它。”

“你赶火车要晚啦！”玛莎眯缝起笑盈盈的眼睛说。

德雷尔瞥了一眼他的金表，假装惊慌，急忙提起旅行包。出租车司机帮他拿起滑雪板。舅舅、舅妈和外甥一起穿越花园。霜冻过去之后，天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玛莎没戴帽子，身上穿着鼹鼠皮外衣。她懒洋洋地扭动着屁股，悠闲地走到边门前，她的双手紧握，缩在两个笼起的袖筒里。把长长的滑雪板安放在出租车顶部费了很长时间。终于，车门砰地关上了。出租车疾驰而去。弗朗兹机械地留意了它的车牌号：22221。在许多“2”之后，这个意外的“1”显得怪怪的。他们沿着嘎吱嘎吱的小路慢慢走回屋子。

“冰雪又开始融化了，”玛莎说，“今天我咳得不太厉害了。”

弗朗兹想了一会儿说：“是的。不过，以后还会有寒冷的日子的。”

“有可能。”玛莎说。

当他俩回到空空的屋里时，弗朗兹觉得他们是刚参加完葬礼回来。

[1] Magyar，匈牙利的基本居民。

[2] Basque，欧洲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区的古老居民，绝大多数居住在西班牙北部，是欧洲保存本民族风俗、服饰最多的一个民族。

[3] fox terrier，体小灵活，过去用以驱狐出穴，今主要供玩赏。

[4] punch，一种用酒、果汁、牛奶等调和的饮料。

[5] Capri，位于意大利西海岸。

[6] 1946年前苏联政府部长的称呼。

[7] Spandau，德国柏林十二个区之一。

八

她开始固执地、热情地教他。

经过初级阶段的尴尬、跌撞和茫然，弗朗兹渐渐开始懂得玛莎传递给他的信息，几乎不用言语解释，完全靠形体和手势，就能学会。他集中全部精力注意她，注意那悲哀的乐曲声，那时而高昂、时而低沉、始终伴随着他的乐曲声；在那种声音中，他已经感悟到种种节奏的呼唤、一种强烈的内涵、均匀的间歇和节奏。玛莎要求他做的原来那么简单。一旦他吸收消化了，她就会默默点头，带着专注的微笑长时间看着他，仿佛在追随一个线条已经清晰的影子，追随它的各种动作和成长过程。开始那种折磨他的愚笨动作，那种一瘸一拐的感觉——都很快消失了；相反，身子笔挺、姿态悦目、舞步美观，她教他的所有这一切都让他如痴如醉：现在，他已经掌握了舞蹈的神秘之处，要他不合节拍都不行。眩晕成了一种习惯和愉悦的心境，一种自觉自愿的梦游般的倦怠，他存在的法则。玛莎暗暗感到欣慰，用鬓角紧贴着他的鬓角；她心里明白他俩是心贴心的，他会在适当时候做出适当的事情。在教他跳舞的时候，玛莎克制住自己焦躁的情绪，弗朗兹也曾注意到她的这种焦躁，在她那两条秀腿忽隐忽现的舞动中注意到的。此时，她站在他面前，用大拇指和另一个手指撩起褶裥裙，用慢动作重复刚才的舞步，以便让他看清脚趾和脚跟转动的细节。他试图趁着托起动作顺便摸她一下，但是她“啪”的一声打掉了他的手，并且继续授课。借着她手掌的有力推动，他学会了如何转身，如何旋转；终于，他的舞步跟上了她的舞步。偶尔，她朝镜子瞥一眼，发现笨拙的舞蹈课已经变成了步调一致的舞蹈；随后她加快了舞步的速度，兴奋地甩头，快速地高喊，表达了她对他活塞般协调舞步的极度满意。

他开始明白四周全是包厢的巨大舞厅里的镶木细工地板有多昂贵，昂贵得让人头昏目眩；他将胳膊肘倚靠在低矮挡墙的长毛绒上，擦去她在他肩上留下的脂粉；他在众多的镜子里看见了她和他自己；他从她丝绸的黑色钱包里取钱支付那些巧取豪夺的侍者；他的马金托什雨衣和她钟爱的鼹鼠皮衣在昏昏欲睡的衣帽间女服务员的守护下，在挂得沉甸甸的许多衣架间的黑暗中，连续数小时相互拥抱在一起；所有时髦舞厅和咖啡舞厅的响亮名字——热带舞厅、水晶舞厅、皇家舞厅——对他来说都变得非常熟悉，熟悉得就像他对前世曾经居住过的小镇的街道名字那样熟悉。此时此刻，他俩正坐着休息，放弃下一个舞曲，他们仍在气喘吁吁，在他肮脏昏暗房间里的邋遢沙发上肩并肩地坐着。

“新年快乐！”玛莎说，“我们的新年！给你母亲写信，说你过得很开心，我当然想认识她。想一想吧，以后她会多么惊讶……以后……当我见到她的时候。”

他问：“什么时候？你确定最后期限了吗？”

“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哎呀，我们不能再拖延了。”

她身子向后，靠到垫子上，她的双手枕在脑袋后面。“一个月——也许两个月。我们得非常小心地策划，我亲爱的。”

“没有你，我会发疯的，”弗朗兹说，“一切都会使我心烦意乱——这墙纸、街上的行人、我的房东。他的妻子从不露面。太奇怪了！”

“你一定要更加镇定。否则，一切都做不成。过来，到这里来……”

“我知道这事会圆满解决的。”他紧紧压着她说，“只是我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稍有疏忽……”

“咳，我身强力壮的弗朗兹，你怎么能怀疑呢？！”

“不，当然不怀疑。天哪，不怀疑！啊，我的上帝，我不怀疑。只是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万无一失的办法。”

“要快，亲爱的，越快越好——难道你没听见那种节奏？”

他俩不再在沙发上做爱，而是在一家咖啡馆灯光明亮的地板上，在亮光闪闪的白色餐桌间，跳起了狐步舞。乐队在演奏，在喘着大气。跳舞人中间有一个高个子的美国黑人，他和他那位金发碧眼白肤的舞伴被一对满怀激情的舞者撞到了，黑人宽容地笑了笑。

“我们会找到办法的，我们一定要找到办法，”玛莎急促轻声地继续说道，她的声音与音乐声合拍，“我们毕竟有权这样做。”

他望着她甜蜜、炽热、深邃的目光，望着她光洁的束发带下天竺葵似的耳垂。要是他能像一根活塞杆在愉悦的真空中永远来回滑动，永远，永远不离开她，那该多好……但是，百货商场还存在着，在那里，他像一个快活的玩偶弯腰鞠躬、旋转身体；还有晚上，他像死了的玩偶，仰卧在床上，不知自己是熟睡着还是苏醒着，那是谁，在走廊里拖着脚步走路，在跳二步舞，在低声私语，那只闹钟为什么老在他的耳边丁零零作响？不过，让我们假设我们是醒着的，浓眉老头恩里希特端来了两杯咖啡——为什么是两杯？地板上那两只破丝袜多令人扫兴！

这样一个朦胧的早晨，一个星期天，他和身着米色连衣裙的玛莎一起在洒满粉末般白雪的花园里一本正经地散步，她默默地递给他一张刚从达沃斯寄来的快照。照片上德雷尔笑容满面，身着斯堪的纳维亚滑雪衫，双手紧握滑雪杆，雪橇平衡得非常优美，四周白雪皑皑，人们能在雪地上分辨出摄影者窄小的身影。

当摄影者（滑雪伙伴和英语教师维维安·巴德洛克先生）按下快门，直起身子时，德雷尔仍在微笑，同时滑动雪橇向前滑行；然而，他站的姿势有点儿倾斜，雪橇比他计划的还要向前多滑行了一点，他用力一挥滑雪杆，便重重摔个仰面朝天，与此同时，两个姑娘正好飞似的从他身边滑过，她们尖声大笑。好一会儿，他无法将那该死的交叉在一起的雪橇松开，他的手臂不断陷进雪中，直至胳膊肘。当他站起身来时，他已经被雪弄得面目全非；他戴上冻成硬壳的连指手套，小心翼翼地开始往山下滑，脸上神情凝重。他曾梦想过滑出各种各样的挪威式转弯和弓步式转弯，顺着下坡路段飞一样地滑下山，在一片雪尘中急速转弯——可是，天意显然不允许他这样潇洒。不过，在快照中，他看上去像个真正的滑雪运动员，他非常欣赏这张照片，于是把它放进了信封。但是，那天早晨，当他穿着黄色睡衣站在窗前，望着绿色的落叶松和钴蓝色天空时，他突然想起来滑雪场已有两星期了，可是他的滑雪技术和英语甚至比去年冬天更糟糕。此时，雪蓝色的大路上雪橇铃声叮当作响，伊索尔达和艾达正在浴室里咯咯傻笑，但是要适可而止才好。一阵快乐的剧痛之后，德雷尔想起了那个发明家，他一定已经在为他建立的实验室里工作了，他也想起了其他一些与“花花公子”百货商场扩展有关的娱乐项目。德雷尔考虑了所有这一切，看了看白雪覆盖的山坡、山坡上纵横交叉布满了亮晶晶的滑雪轨道，决定提前回家，让两个女友自己去玩那些滑雪器械，这是不可忽视的；还有一种有趣的想法，他故意把这种想法藏在自己脑海的深处：意外提前回家会很有意思，出其不意地捕捉玛莎的心灵，看看她会不会意外露出惊讶灿烂的微笑，或者在见到他时还是那样阴阳怪气，如果提前告知他的归程，她肯定会冷嘲热讽。尽管德雷尔有很强的幽默感，但是他太天真，太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不会明白突然回家会如何被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语所利用。

弗朗兹把照片撕成碎片，碎片随风散落到潮湿的草坪上。

“愚蠢！”玛莎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如果我把它在相册里拼粘起来，他肯定要问我的。”

“总有一天，我也会把相册也撕了。”

热情的汤姆朝他们奔来：它想弗朗兹也许会扔个球或小圆石什么的，但是，快速搜寻一遍后，什么也没发现。

两天后，弗丽达得到允许，可以回家与她兄弟的家人一起过周末，她兄弟是波茨坦的一个渔民，在她阴暗的生活中，兄弟就像伦勃朗作品里的人物一样，是最亮的一线希望。汤姆被迫在花匠的房间里待上比平时更长的时间，花匠的屋子紧贴着没有汽车的车库。玛莎和弗朗兹沉醉于他们日思夜想的欲望，要找回属于自己的权利，要自由，要享受两人世界；于是就决定，即便只有一个晚上，也要按照他们渴望的方式去生活：它将成为他俩未来幸福生活的彩排。

“今晚你是这里的主人，”她说，“这是你的书房，这是你的扶手椅，如果你想阅读的话，这是文件：市场已经止跌回升了。”

他把夹克衫一扔，从容游遍了所有的房间，好像经过长时间艰苦旅行之后，回到了他自己舒适的房子里，到各个房间巡查一遍。

“一切都还好吗？主人高兴吗？”

弗朗兹伸出一条胳膊，搂住她的肩膀，他俩肩并肩站在镜子前面。那天夜晚，他胡子刮得不太干净，也没穿上西装背心，而是穿了一件深红色的羊毛便装，玛莎也穿得很朴素。刚刚洗过的头发看上去并不柔顺。她穿了一件羊毛女套衫，不太好看，但不知怎的相当合身。

“布本多夫先生和夫人[1]。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像这样肩并肩站立过，我以为你会第一次吻我，可你没吻。”

“我又长高了一英寸，”他笑着说，“瞧，我们几乎一样高。”

他深深坐进那个皮椅，她坐在他的大腿上。她的体重增加了，臀部相当厚实，这使一切更加舒服。

“我喜欢你的耳朵。”他说的时候像马一样皱起鼻子，将她的一缕头发轻轻撩起。

隔壁房间里，时钟开始轻轻奏起悦耳的报时声。弗朗兹轻声笑了。

“想一想吧，如果现在他突然进来——就像那样。”

“谁？”玛莎问，“我不明白你说的是谁。”

“我是说他。如果他突然回家，他会鬼鬼祟祟开门吗？”

“噢，你是在说我已故的丈夫，噢，我明白了，”玛莎用沙哑的嗓音说，“不，我那个已故的丈夫一直是个非常守时的人。他会让我知道回来的确切时间——不，不，弗朗兹，不会现在回来，吃过晚饭，也许会吧。我想，他想成为他娇妻的榜样，他年轻的妻子也许会突然去看他——我说不会的——不会事先打招呼，去他那个有长沙发的小房间，位于他办公室的后面。”

一阵静默。婚姻的快乐。

“已故的，”弗朗兹咯咯地轻声笑了，“已故的。”

“你还记得他吗？”玛莎细声细气地说，用鼻子蹭他的脖子。

“记忆很模糊。你呢？”

“他肚皮上的红毛，还有——”

她用骇人听闻、轻蔑鄙视、相当不精确的词语描绘了已故者的隐私处。

“呸！”弗朗兹说，“别恶心我了。”

“弗朗兹，”她说，她的眼睛在微笑，“没人会知道！”

至此，他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想法；此时此刻，他已经相当驯服，甚至敢动手杀人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一种麻木在渐渐侵入他的下肢。

“我们干得非常利索非常干净，”玛莎边说边眯缝起眼睛，仿佛在模糊地回忆，“没有引起丝毫的怀疑。一点也没有。为什么，先生？因为命运在我们一边。不可能有别的结果。还记得葬礼吗？皮夫克的郁金香？伊索尔达和艾达从街头乞丐处买来的紫罗兰？”

他又一次默默应和了。

“那事发生在去年冰雪融化的时候。我们在凸窗上放了连翘。还记得吗？我仍在咳嗽，但好多了，喉咙顺滑湿润，不是干咳了。啊，终于吐掉了那最后一口浓痰！”

弗朗兹脸部抽搐一下。又一阵沉默。

“哎呀，我的膝盖有点累。不，等一等，别起来。稍微挪动一下就行。对，就这样。”

“我的宝贝，我的宇宙，”她高声叫喊，“我亲爱的丈夫。我根本没想到我们的婚姻会这样美满。”

他将双唇印在她温暖的脖子上，说：

“我们是不是该躺一会儿啦？”

“要不要来点冷切肉和啤酒？不要？好吧，完事之后我们再吃。”

她站起来，身子紧贴着他。随后，她舒展身子。

“我们上楼去吧，”她心满意足，边打哈欠边说，“去我们的卧室。”

“那样没关系吗？”弗朗兹问，“我以为我们在这里做。”

“当然没关系。嗨，走吧，快起来。已经十点多啦！”

“你要知道……我还是有点害怕那个去世的人。”弗朗兹咬着一片嘴唇说。

“咳，他要再过一周才回来呢。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什么好害怕的？小傻瓜！难道你不想要我？”

“噢，我想的，”弗朗兹说，“可是你必须把他的床罩起来，我不想看见它。它会使我心慌意乱。”

她关了客厅里的电灯，他跟随她顺着内楼梯上楼，内楼梯短小，走起来嘎吱嘎吱响；接着，他们穿过一条淡蓝色的走廊。

“你为什么走路蹑手蹑脚的？”玛莎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大声说话，“难道你不明白——我们结婚了，结婚了！”

她领他看了她做印度柔软体操的练功房、她的更衣室、他和她的浴室，最后是他们的卧室。

“那个死了的过去常常睡在那边那张床上，”她说，“不过，当然，床单已经换过了。我来把这个虎皮地毯盖在上面。好啦！你要不要洗洗？”

“不，我在这里等你。”弗朗兹说，他的眼睛在仔细端量床边柜上一个柔软的玩偶。

“好吧。快点把衣服脱了，到我床上去。我如饥似渴呢！”

她让浴室的门半开着。她的百褶裙和羊毛衫被撂在了一把椅子上。过道那边，盥洗室里传来了持续不断、急速的给浴盆放水的哗哗声。流水声停了。玛莎走进了浴室。

突然，他感到这间冷冰冰的、充满敌意的、白得让人难以忍受的卧室里的一切都让他想起那个死了的人。他没法脱去衣服，更不要说做爱了。他厌恶地恐惧地盯着旁边那张卧床。

随后，他竖起耳朵仔细听。他觉得听见楼下“砰”的一声关门声，然后传来了蹑手蹑脚的脚步声。他飞快地奔到过道。与此同时，玛莎从浴室里走了出来，全身赤裸裸的。

“有情况！”他凑近了低声说，“我们不是屋子里仅有的人！听那个声音！”

玛莎皱起眉头。她穿上宽大的晨衣，走到过道里，停住脚步，侧耳倾听。

“我跟你说了嘛！……我听见声音了。”

“我也有一种怪怪的感觉，”玛莎低声说，“我理解，亲爱的，你非常失望，不过，我们最好不要再像这样疯狂。这样不能长久。你最好离开。明天我会像平时一样去你那儿。”

“可是，我会不会在楼下遇见什么人？”

“楼下不会有人的，弗朗兹。来，拿着我的钥匙。明天还给我。”

她陪着他一直走到主楼梯，耳朵依然在仔细倾听。此时，玛莎与弗朗兹一样纳闷和心烦意乱。

听！楼下大厅里回响着刺耳的砰砰声。弗朗兹停住脚步，双手紧紧抓住楼梯扶手，可玛莎突然宽心地哈哈一笑。

“我知道是什么声音了，”她说，“是楼下厕所。有时夜间风大，如果你没关紧门，它就会发出砰砰的声音，”

“我承认我有点吓坏了。”弗朗兹说。

“我也一样，你还是走吧，亲爱的。我们没有必要冒险。经过厕所时把那扇门关紧了，好吗？”

他拥抱她。她拉开晨衣的花边，让他在赤裸的肩膀上亲吻，这是离别时的奖赏。她继续站在用夸张的蓝色灯光照明的楼梯口，直至他一摇一晃地离去。

一股清新的强风迎面而来。沙砾小道在他的脚下是那么让人感到愉快和安全。弗朗兹深深吸了口气，随后又咒骂起来。她是那么邪恶那么美丽！她让他再次感到像个男子汉。他为什么那么懦弱？想想吧，一个幽灵、一具尸体，将他逐出了那栋房子，而他，弗朗兹，才是那里真正的主人！他一边走着一边小声嘟哝（后来他经常这样），他沿着昏暗的人行道飞快行走，随后，也不左顾右盼，便开始沿对角穿越大街，回家时，他总这样过街。

一辆出租车的喇叭声尖锐刺耳，吓得他猛地往后一退。弗朗兹绕过了街角，口里依然嘟哝着。与此同时，出租车突然刹车，摇晃着在路边停下。司机下了车，打开车门。“你说几号？”没有回答。司机弯身钻入黑暗的车里，摇摇乘客的肩膀。乘客终于睁开了眼睛，倾身向前。“五号，”他回答司机，“你有点开过头了！”

卧室的窗户里灯亮了。玛莎正在梳理头发，准备睡觉。突然，她呆住了，柳眉倒竖。这时，她相当清晰地听见一下哐当声，好像掉落了什么东西。她飞奔着下了楼梯。楼下大厅里传来一阵阵哈哈大笑的声音——熟悉的笑声，天哪！是他在笑，因为肩上扛着长长的雪橇，他转身非常笨拙。一根雪橇从肩上滑落了下来，另一根雪橇碰掉了那把白色的刷子，刷子像小鸟一样从镜架上飞落下来，接着他被自己的手提箱绊倒了。

“I am the voyageur[2]，”他尽力用标准的英语高声说，“I half returned from shee-ing[3]！”

接着，他感受到了完美的幸福。玛莎的脸上笑容灿烂。啊，毫无疑问，他的模样健美，皮肤被晒成了棕褐色的，地球引力让他身材苗条了，体重至少减轻了五磅（好像玛莎和弗朗兹已经开始摧毁他了）；但是，玛莎并没有看他，她的目光注视着他脑袋上方的某个地方，她不是在欢迎他，而是在庆幸如此轻易而诚实地避免了一场赤裸裸的、荒唐的、可怕的、突如其来的灾难。

“上帝创造的奇迹救了我们，”事后她对弗朗兹说（因为人们通常对奇迹不以为然），“不过，我们要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教训。你自己也能看明白了：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可能侥幸逃脱一次，侥幸逃脱两次，随后——被当场逮住。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假设他同意我离婚，假设我甚至当场捉住他与一个速记员通奸，可是，如果我再婚了，他就不必供养我。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就跟你一样贫穷。我在汉堡的亲戚不会帮助我的。”

弗朗兹耸了耸肩膀。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她说，“他的遗孀可以继承一笔财富。”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够充分的了。我非常清楚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透过他闪光的眼镜，她看透了他那对绿色眼睛里流露出的困惑；她明白她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已经完全成熟，动手的时候到了。她是对的。弗朗兹不再有自己的主意，他最多只能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反映她的意愿。两个融汇在一起的梦想在他看来已经很容易了，因为那是各种感觉非常简单地相互作用而成。至此，德雷尔已经被谋杀和埋葬了好几次。这不是一种未来的幸福，而是一种未来的回忆，在一栋昏暗和空无一人的别墅前、在一个空舞台上进行彩排。尸体不知从何处回来了，像一个活动的雪人走来走去，而且开始说话，好像他复活了似的，这真让人感到震惊和意外。不过，那又怎么样呢？现在要对付这个冒名顶替的家伙，要把这具僵尸再次变成尸体很容易，而且一点儿也不可怕，这一次要把它永远消灭。

讨论谋杀方式成了他俩日常的话题。没有丝毫不安，不感到丝毫羞耻，没有赌徒所感受到的那种暗暗的激动，没有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在家庭报纸上读到毁灭另一个家庭血淋淋的细节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舒坦的恐惧感。“子弹”和“毒药”等词语开始听起来就像bouillon[4]或pullet一样正常，就像医生的bill或pill一样普通。密谋如何杀害一个人是那么镇静，就好像在讨论烹调书中的食谱一样。毫无疑问，玛莎首先想到的是毒药，因为那是女人一种天生的家庭爱好，一种对调料和药草、对健康和有害食物生来就有的灵感。

他们查阅了一本二流百科全书，了解了各种各样令人恐惧的卢克蕾西娅和洛库斯塔[5]事件。弗朗兹苦恼万分，满脑子都想着空心钻石戒指里装满五彩毒液。晚上，他会梦见一次奸诈的握手。半睡半醒时，他缩紧身子，不敢动弹：他身子底下某个地方，在床单上，那个多刺的毒戒指刚刚滚过，他吓坏了，担心戒指会刺伤他。但是，到了白天，在玛莎平静目光的注视下，一切又变得简单。托法娜，一位西西里姑娘，谋杀了六百三十九人，用小瓶出售她的“水”，瓶上贴的标签是一位圣人率真的形象。莱斯特伯爵手法更加老练：被他杀害的人摄入少量致命的鼻烟就会快乐地打喷嚏。玛莎不耐烦地合上百科全书P至R卷本，打开另一卷本。他们在不经意中获悉，毒血症会引起贫血，罗马法律认为故意下毒既是谋杀又是背叛。“深邃的思想家。”玛莎一边哈哈狂笑，一边用力翻着书页说。不过，她还是不得要领。嘲弄般的“参见”一词让她去查阅某种被称作“生物碱”的东西。另一个“参见”导致她去查阅百脚的毒牙，注意，是放大的毒牙。弗朗兹不习惯使用大型百科全书，越过她的肩膀看书累得他直喘粗气。他们费劲地解读十分艰难的公式，花了很长时间阅读有关吗啡的各种用途，经过艰难曲折，最后终于读到一个特殊的肺炎病例。玛莎突然明白，讨论中的毒药属于家用品种。翻阅到另一个字母时，他们发现士的宁[6]会使青蛙抽搐，会使某些岛上居民发出一阵阵狂笑。玛莎即将发怒。她不断从书橱里粗野使劲地抽出一本本厚厚的巨著，随后又硬把它们塞回去。有时她快速浏览一下整版的彩色插画：各种军用勋章、各种埃特鲁斯坎[7]花瓶，五彩缤纷的蝴蝶……“看，这个很像，”玛莎说。她用低沉严肃的口气朗读道：“呕吐，情绪低落，耳鸣——请你别那样喘粗气好不好——全身皮肤瘙痒，瞳孔收缩到针头那么小，睾丸肿胀，像橘子一样……”弗朗兹记得，青少年时期，他曾在学校一本小得多的百科全书里查过“手淫”词，结果一直担惊受怕，几乎禁欲了一个星期。

“宝贝儿，”玛莎说，“这些都是医学上的胡说八道。谁会去臭烘烘的尸体屁眼里寻找治病的方式或砷的痕迹？！我想，我们需要一些特殊著作。这边圆括号里提到一篇论文，可那是一篇十六世纪用拉丁文写的著作。我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使用拉丁文。打起精神来，弗朗兹——他回来啦！”

玛莎不慌不忙地把书放回书橱，不慌不忙地关上书柜的玻璃门。德雷尔从古老的阴间回来了，一边走来一边吹着口哨，狗在身边跳跃着。但是，她没有放弃下毒的主意。早晨独自一人时，她又一次在百科全书里寻找那些难以找到的文章，试图找出那种她日思夜想的、普通简易的、历史上没用过的、不引人注意的、比较实用的毒剂或毒粉。纯属巧合，在某一页的末尾，她读到一则貌似现代著作的简略文献目录。她征求弗朗兹的意见，问他们是否应该设法找到目录中的一本书。弗朗兹茫然地看着她，不过他说如果必要，他会去买一本的。但是，她说她不放心让他独自去买。书商可能会对他说，这本书必须订购，或者这套书碰巧有十卷，每卷价值二十五马克。他也许会因为慌张不安而愚蠢地留下自己的地址。如果她陪他一起去，他当然会举止得体——自然随意，仿佛他是个医学系或化学系的学生——可是，两人一起去买书非常危险，绝对不能去公共图书馆借阅的理由也在于此。一旦你一门心思想弄书，开始在一家家书店之间来回奔波，那么谁知道会有什么样乌七八糟的事情接踵而至。此时此刻，她在脑海里温习以前学到的以及她从犯罪手法中挖掘出来的一点知识。她弄清了两件事情：第一，每种毒药都有它的对应物——一种解毒剂；第二，突然暴毙会导致过分好奇的调查性尸检。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弗朗兹（这个曾经相当独立、毕恭毕敬的宝贝已在街头书摊上买了《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正传》）俯首帖耳全力合作，玛莎继续玩味着这种想法。最具吸引力的毒药似乎是氰化物。这种化学物质有某种令人振奋的成分，但不含任何不切实际的噱头：一只普通的老鼠只要摄入微不足道的一克，不出三十英尺，它就会倒地死亡。她见过氰化物，它是一种无色粉末，可以将它神不知鬼不觉地与糖块掺在一起倒入一杯茶中。“书上说，在某些案件的尸体中发现不了氰化物。在哪些案件中？快告诉我们！天哪，这样就简单了，”她对弗朗兹说，“傍晚我们一起喝茶，吃那些‘门策尔’公司生产的可口的小巧克力泡芙，他会狼吞虎咽地吃掉他的甜茶和奶油——你是知道他喝茶吃泡芙的那种速度的——突然——噗！”

“那好，我们就去弄那种毒粉，”他回答，“如果我知道怎样、在哪里能够搞到它，那我就去弄。我去药房或者其他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玛莎说，“我在一部侦探小说里读到，在一些小酒吧里，人们能遇到可卡因贩子。可是，那离我们所需要的药还相差甚远。恐怕不能考虑用毒药了，除非我们设法贿赂医生，让他别解剖尸体，但那样做太危险。不知怎的，我绝对确信毒药肯定有，那些绝对安全的毒药。如果没有，那多傻！弗朗兹，你没在学医，真是很遗憾啊；如果学医，你就能找到办法，就能作出决定。”

“我准备做任何事情，”他绷紧嗓子说，因为说话时他正弯腰脱鞋——这双鞋子是新的，紧得脚疼，“我愿意策划任何计谋。”

“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玛莎叹息道，“当然，我不是科学家。我只是个女人。”

她小心翼翼地在一把椅子上叠好刚脱下的衣服。二月的风吹得窗玻璃咯咯作响，脱掉短衬裤时，她冷得浑身发抖。冬天时刻，玛莎来与他幽会时，她已经开始穿上保暖的内衣内裤，可是他不喜欢她不时髦的样子：身穿米灰色的紧身裤，与他自己身上穿的一样，又长又乏味，脱起来很麻烦，让她的臀部和胸部看上去就和货运电梯对面商店里圆乎乎的人体模型的一样，显得格外讨厌和愚蠢。过了一段时间，除了贴身穿他喜欢的褶边衣服外，她不穿其他任何衣服，冻得她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学习毒药得花很多很多年，”她一边说一边有条不紊地卷下脚上的长筒袜，她想放好，不想扯坏它们。“没希望了，没希望了，”她一边拉松被子一边叹息（躺在被子里会暖和些，尽管她明白他喜欢沙发），“当你胡子长了白了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名化学天才，到那时，我们终于能够给他递上一杯那种茶了！”

与此同时，弗朗兹从夹克衫里取出皮夹、小笔记本、自来水笔、两支铅笔、钥匙和他忘了寄给母亲的信，将它们放在桌子上，皮夹里只有一张五元美钞，价值七马克六芬尼的邮票，接着很随意地将衣服挂在一个特殊的宽衣架上（从商店偷回来的）。弗朗兹沉思默想，全身赤裸，神情阴郁，他用鼻子闻了闻一个胳肢窝，一下子将他的贴身内衣朝着脸盆架底下扔去。内衣落到了橡胶脸盆边的地板上，脸盆里放着玛莎很令人扫兴的随身物品。他一脚将内衣踢到一个角落里——过了明天，她就能为他洗内衣了，连同袜子一起洗，袜子还比较干净呢。好吧，干活吧，老兵！他甚至做爱还要戴着眼镜，这使她想起他俩一起观看的那出俄国芭蕾舞剧，剧中有一个英俊、汗毛浓密的年轻潜水采珠人，他随时准备从玫瑰色贝壳里撬出珍珠；或者想起百科全书M卷倒数第二页上的那幅海螺图。弗朗兹脱去手表，放在耳边听了听，随后将它放在床边柜的闹钟附近。剩下的时间还不到半小时，他们讨论氰化物的时间太长了。

“亲爱的，快点。”玛莎在毯子底下催促。

“天哪，我长了这么大个鸡眼！”他一边嘟哝一边将他的一只光脚丫搁在椅子边上，仔细检查小脚趾上那块黄色的硬块。“可鞋子尺寸正好啊！我也不明白，也许我的脚还在长！”

“弗朗兹，快来呀，亲爱的，你可以完事之后再检查鸡眼嘛！”

事实上，他确实适时彻底检查过他的鸡眼。玛莎匆匆冲了个澡之后，再一次躺进被窝，淫欲正旺。那个老茧碰上去像块石头，他用一个手指按了按它，随后摇摇头。他做每个动作都伴有一种倦怠严肃的神情。他板着脸，挠了挠头顶。随后，他用同样倦怠严肃的神情开始仔细查看另一只脚，这只脚显得比较小，味道也不同。他想不通，为什么鞋子尺寸是对的，但却夹疼了脚。鞋子就在那里放着，这两个捣蛋鬼，肩并肩的，美国式样，鞋尖成球形，红棕色，很漂亮。他带着怀疑的眼光打量它们——买这双鞋花了很多钱，打折之后仍然很贵。他慢慢取下眼镜，嘴巴鼓成一个小写的o的形状，对着镜片吹气，随后用床单的一角擦拭镜片。随后，他用同样缓慢的速度把眼镜戴上。

玛莎看着时钟。咳，该穿好衣服离开了！

“今晚你一定要来吃晚饭，”她边说边穿上长筒袜，“咔嚓”扣好吊袜带，“如有客人，我倒不太在乎，但是单独与他坐在一起——我再也忍受不了了……穿上你那双旧鞋子。明天你去把这双新鞋撑撑大。当然是免费的。每一天都是珍贵的，啊，多么珍贵呀！”

弗朗兹坐在床上，双手紧抱双膝，眼睛凝视着脸盆架上细颈盛水瓶上的一点光亮。他长着圆圆的脑袋、招风耳朵，在她看来是那么特别，那么可爱。他的态度、他凝视的眼神中有一种催眠般的静止。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此时她只要说一个词就能使他站起身来，跟着她走——他是那么率真，像小男孩一般——走下楼梯，穿过街道……此时此刻，她的幸福感达到了一种相当光明的程度；她的想象是那么丰富逼真，想到除掉丈夫之后她与弗朗兹的共同生活轨迹就会正常有序、计划周全、光明正大。她不敢打扰弗朗兹那种静止的样子，那种未来幸福的定格。她很快穿好内衣，套上外衣，拿起帽子，快速吻了他一下，随即起身离去。前厅里，在一面比她情人房间里那面镜子稍好一点的镜子前，她往自己的鼻子上抹了点粉，随后戴上帽子。她的脸颊绯红，多么好看！

房东从厕所里出来，朝她深深鞠了个躬。

“你妻子身体如何？”她问候道，一边握住球形门拉手一边回头看。

他再次鞠躬。

她心里想，这个男巫似的怪老头一定知道某种毒死人的方法。她很好奇，他们，他和他那个隐形的老女人，是如何毒死人的。连续好几天，她没法摆脱梦见可以瞬间溶解在死亡的虚无之中各种神奇的毒药，尽管她已经知道这种梦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那是一种复杂、危险和过时的方法！对，是这样——过时了。“在上世纪中叶，每年平均调查五十起下毒案，数据表明，在现代——”对，这是关键！

德雷尔将杯子举到嘴边。弗朗兹不由自主地看着玛莎的眼睛。雪白餐桌的中心有个水晶花瓶，它慢慢形成了一个圆影。德雷尔放下喝剩半杯茶水的杯子，餐桌上的圆影停止了转动。

“……那里的光线不太好，”他继续说，“天气很冷。回声极大。每次弹起都会形成回响。我认为那个地方过去曾是个骑兵学校。当然，这是坚持训练的唯一方法。那样，即便在冬季，发球技术也不会生疏。不管怎么说（他喝下最后一口茶水），感谢上帝，春天就要来了，很快就可以到户外去打球了！四月份，我的新俱乐部就将建成使用。届时，我会邀请你的。好吗，弗朗兹？”

前天早晨九点，他在体育用品部露面，造成了小小的轰动，因为他很少在冬天去那里。弗朗兹在一根拉毛灰泥柱后面看见德雷尔停下脚步，与毕恭毕敬鞠躬的皮夫克交谈。女店员和施维默先生都立正站着。一位早来的顾客想再给他的宠物狗买一个球，那刻却被撂在一旁。“向你的同事们问好！”德雷尔神秘而又快活地对皮夫克说，随后走到柜台前，与此同时，弗朗兹溜到了柜台后面，假装全神贯注整理垫子和铅笔。

“工作，工作，我的孩子，”他心不在焉和蔼可亲地说，他对外甥说话时总是这种样子，在脑海里，他早已把外甥归入“蠢货”一类，还掺杂了“无男子汉气概的人”和“令人喜爱的”的情感。他幽默地向那个无反应的彩木年轻男子人体模型伸出了一只手，他最近被换上了网球服。店里的姑娘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罗纳德”。

德雷尔久久站在那个身穿红运动衫的蠢人面前，轻蔑地看着他的姿态和橄榄色的脸，心里稍许激动地想着那位幸福的发明家正在努力完成的任务。从罗纳德握球拍的方式来看，他显然一个球都击不中——甚至连他那个木头世界里的抽象球也击不中。罗纳德收紧腹部，脸上露出一副空洞愚蠢、自我满足的表情。德雷尔惊讶地注意到罗纳德系了一根领带。鼓励人们系着领带打网球！

他转过身来。另一个年轻的男店员（多少有点活力，甚至还戴了副眼镜）毕恭毕敬地倾听着老板的教诲。

“嘿，弗朗兹，”德雷尔补充说，“把最好的球拍拿给我看。”

弗朗兹遵命照办。皮夫克在远处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他感动了。德雷尔选了一个英国球拍。他用手指轻轻地“嘣嘣”弹了几下琥珀色的弦，把球拍放在一个手指上作平衡，看看哪边重一些，球拍的框子还是把手。他挥了一下球拍，尽可能模仿优秀网球选手的反手击球。这是舒适的十三点五度。

“把衣服熨平了。”他对弗朗兹说。一阵情绪涌上心头，年轻的弗朗兹的眼睛湿润了。

“感情的标志，朴素的礼物。”德雷尔轻快地解释说。他最后很不满意地看了一眼俗气的罗纳德后走开了，皮夫克跟在他身边一路小跑。

尽管严格地说，这根本不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弗朗兹抱住木头僵尸罗纳德，开始帮他解掉领带。在解领带的时候，他不得不碰触到他僵硬冰冷的脖子。接着，他解开了一个扣得很紧的纽扣。衬衣的领子敞开了。这具僵尸呈棕绿色，上面还有更加深色的红斑和较浅色的变色点。因为衣领敞开了，罗纳德僵硬俯就的微笑变得更加粗俗和不雅。罗纳德的一个眼睛底下有一道暗棕色的污斑，好像被人用力打过一拳似的。罗纳德的下巴上有斑纹，鼻孔里塞满了黑色的尘土。弗朗兹努力回忆以前究竟在哪里见过这张可怕的脸。对了，是的——很久很久以前，在火车上见过。在同一辆火车上，他见到了一位头戴黑帽的美丽贵妇人，她的帽子上别着一只钻石小雨燕。冷冰冰，香喷喷，好像是个有钱的太太。他努力回忆她的相貌特征，可是再也回想不起来了。

[1] Mr. and Mrs. Bubendorf，女主人公借以比作她与弗朗兹俨然是一对夫妻。

[2] 英语，我是伐木工人。此处应为德雷尔的用词错误，他想说的应该是I am the voyager（我是旅行者）。

[3] 英语，英语中没有shee-ing一词，这里作者可能想描写德雷尔英语不好，还偏要炫耀英语，结果说错。shee-ing可能是see-ing，sight-seeing或者skiing等，意思是：“我旅游半途回来啦！”

[4] 法语，牛肉、鸡肉等的清汤，与前面的bullet（子弹）谐音，产生幽默效果，后面的pullet（小母鸡）、bill（账单）和pill（药丸）也是同样的用法。

[5] Locusta，罗马帝国时期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6] Strychnine，也称马钱子碱，一种中枢兴奋药。

[7] Etruscan，意大利埃特鲁里亚地区古代民族。

九

此刻，雨下得意味深长、欢天喜地，有一种兴奋的冲动。雨点不再毫无目的地洒落；它们呼吸，它们说话。像紫色的水晶，像浴盐一般，融化在雨水之中。水坑里盛的不再是泥浆，而是清澈透明的颜料，描绘出美丽的图画，映照出房屋的正面、路灯、栅栏、蓝天白云、一只赤裸的足背、一个自行车的踏板。两个胖乎乎的出租车司机，一个系着浅黄色围裙的清洁工，一个金色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女佣，一个赤脚穿着亮晶晶橡胶套鞋的白人面包师傅，一个手里提着饭盒、胡子拉碴的年迈移民，两个牵狗的女人，以及一个身穿灰色衣服、头戴灰色博尔萨利诺帽[1]的男人，他们拥挤在人行道上，抬头看着街道对面一栋公寓大楼的角楼，那边一群燕子叽叽喳喳尖叫着往一处聚集。随后，那个身系浅黄色围裙的清洁工将他的黄色垃圾桶滚上卡车，两个司机回到了他们的车里，面包师傅重新跳上他的自行车，漂亮的女佣进了文具店，两个女人跟在她们的宠物狗后面走了，狗因闻到新气味而兴奋不已；最后离开的是那个身穿灰色衣服的男人，只有那个带着饭盒的年迈的大胡子外国人和一份俄文报纸仍然留在那里发呆，抬头凝视远方图拉[2]的房顶。身着灰色衣服的男人慢慢地走着，他眯起了眼睛，因为驶过汽车的挡风玻璃突然折射过来几道曲折刺眼的亮光。空气中弥漫着某种东西，产生了一种让人感到晕乎乎的有趣感觉，暖流和寒流交织着传遍他丝绸衬衫里面的身体，一种有趣的变化无常，一种缥缈的激动不安，一种身份、姓名、职业的丧失。

他刚吃过午饭，从理论说应该回办公室，然而，在这春季的第一天里，“办公室”的概念已经悄悄蒸发了。

一位身材苗条、留着短发的女郎沿着大街洒满阳光的一侧朝他走来，她身穿卡腊库耳大尾绵羊毛皮外套，身边有个四五岁的男孩，身着蓝色水手装，骑着一辆儿童三轮脚踏车。

“埃丽卡！”男子惊呼道，他停住脚步，展开双臂。

男孩使劲蹬车从他身边驶过，孩子的母亲停了下来，在阳光中眨巴着眼睛。

此时此刻，女郎显得更加高雅，她那张生动、聪明、小鸟般的脸蛋似乎比过去更加清秀。但是，她昔日魅力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和光泽已不复存在。他们分手时她二十六岁。

“八年中我见过你两次，”她说，声音是那么熟悉、刺耳、急速、细小，“一次你开着敞篷轿车，一次我在剧场里看见你——你与一位高个子黑皮肤的女郎在一起。她是你的妻子对吗？我坐在——”

“对，对，”他边说边快活地哈哈大笑，同时用他的大手掌掂量她戴着绷紧的白手套的小手，“今天我压根儿没想到会见到你，不过，这种天气遇见故人是最令人开心的了。我以为你回维也纳了。那次看的戏名叫《王，后，杰克》，目前他们正在把它改编成电影。我也看见你了。你怎么样——结婚了吗？”

她也同时在说话，所以他俩的对话难以记录下来。五线谱纸需要两种谱号。当他在说“我压根儿没想到”……时，她已经在继续说：“……离开你大约十排。你一点没变，库尔特。你现在只是肌肉松弛了。对，这是我的男孩。不，我没有结婚。对，大部分时间在奥地利，对，对，《王，后，杰克》。”

“七年了，”老库尔特说，“我们在这里走一会儿吧，”（他引导兴高采烈的小男孩踏着小三轮车进入一个公共小花园）“你知道吗，我刚刚看见第一——不，没那么多——”

“……数百万！我知道你收入有数百万。我自己也过得不错”（“没那么多，”库尔特插话说，“不过，告诉我——”）“……我非常幸福。与你分手后，我只有过四个恋人，不过为了弥补那段情感，他们四个人一个比一个有钱，现在我生活非常稳定。他有个肺痨的妻子，一位将军的女儿，她住在国外。事实上，他刚离开，去达沃斯与妻子待一个月。”（“天哪，圣诞节我就在那里。”）“他上了年纪，却非常时髦。他非常喜欢我。你呢，库尔特，你幸福吗？”

库尔特笑了，轻轻地推了推穿蓝色衣服的男孩的车子，小孩到了几条小路的分岔口：男孩瞪着圆圆的眼睛抬头看着他；随后嘴巴发出嘟嘟的声音，继续往前骑去。

“……不，他父亲是个年轻的英国人。瞧，他的头发跟我的头发一模一样，但颜色较红。那时候要是有人告诉我就好了，当时我们站在那架楼梯上——”

他听着她喋喋不休，脑海里回想起上千件琐事：她喜欢反复朗诵的一首旧诗（《我是海布尔戈尼的男侍》）；喜欢酒心巧克力（“不，这块巧克力里又加了杏仁——小埃丽卡总拿到杏仁口味的——我喜欢库拉索酒心的或者至少是樱桃白兰地的”）；喜欢动物园里月光石上大腹便便的国王，在春天的夜晚里国王们显得那么威严；喜欢丁香在弧光下开出了绒毛状的灰色花朵；喜欢白色楼梯上移动的图案。啊，那么芳香的味道，上帝啊……那短暂幸福的两年，埃丽卡是他的情人，他把她视作这一连串意外琐事中的一件：情景包括她家前厅那巴掌大的地方，她在沙发上上下跳跃的样子，或者坐在双手上的样子，或者突然在他脸上轻轻快速拍打，她特别喜欢的《放荡不羁的人》，乡间的旅行，他们在露台上喝果子酒，她在露台上丢了饰针……所有这些随风云掠过的记忆，那么琐碎，那么可怜，当埃丽卡用极快的语速跟他描述她的新套房、她的钢琴、她情人的生意时，这些往事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不管怎么说，你幸福吗，库尔特？”她再次问。

“记得——”他答非所问但满怀感情地说，“Mi chiamano Mimi[3]……”

“噢，我不再漂泊不定了，”她摇了摇头，哈哈大笑，“可你还是老样子，库尔特，那么（她的嘴皮子不再快速运动，做状要接着说下去，但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那么缺乏常识。”

“那么笨。”他说着弯下腰又推了一下童车；他想抚摸一下孩子长着鬈发的脑袋，但孩子已经离开太远了。

“你还没有回答呢，你幸福吗？”埃丽卡逼问，“告诉我，说吧，求你了！”

那首诗轻快的节奏不住在他的脑海里闪现，他诵咏了出来：

她的嘴唇苍白，

可在接吻的时候却那么鲜红，

如果有人想猜测结局，

我依然不能说出藏在心里的话：

关于王后爱抚的话。

“难道你忘了吗，埃丽卡？你会一边行屈膝礼，一边朗诵这首诗，哎呀，难道你忘了吗？”

“我当然没忘。不过我问你，库尔特，你妻子爱你吗？”

“嗯，怎么说呢。呃……她不是一个你称之为充满激情的女人。她不会在公园长凳上，或者在阳台上像燕子一样做爱。”

“她对你忠诚吗，你的王后？”

“Ihr’ blasse Lippe war rot im kuss[4]...”

“我敢打赌她欺骗了你。”

“可是我告诉你，她冷若冰霜，理智，有自制力。情人！她都不知道‘通奸’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

“你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证人，”埃丽卡笑着说，“在我情人的未婚妻给你打电话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我欺骗了你。嘿，我能想象你是如何对待你妻子的。你爱她，但并不注意她。你爱她——疯狂地爱——但不在乎她内心是怎么想的。你吻她，但依然不注意她。你总是粗心大意，库尔特，从长远来看，你会永远是这个样子，非常幸福自负的人。唉，我已经把你看透了！”

“我也是。”他说。

于是勃艮第高地的男侍说

他挽着王后的拖裙，

哒嘀嘀，她的嘴巴，她的嘴巴哒嘀，

在大理石柱的台阶上。

“你知道吗，库尔特，坦率地说，有时候你让我感到非常难受。我明白你的爱只是——浮在表面。你把一个人安置在一个小货架上，以为她会永远那样一直坐着不动。但是，知道吗，她会坠落下来，你还以为她仍然坐在那里，甚至她消失了，你也不会叫一声。”

“完全相反，完全相反，”他打断她的话说，“我非常善于观察。你头发的颜色过去是金黄色的，而现在是浅红色的。”

她跟过去一样假装恼怒地轻轻拍了他一下。

“我早就不跟你生气了，库尔特。希望不久后我们能一起喝咖啡。他要到五月中旬才回来。我们好好聊一聊，回忆一下过去的时光。”

“好的，好的。”他说。突然，他感到很无聊，他心里十分清楚他是根本不会再与她一起喝咖啡的。

她递给他一张名片（几分钟后，他把名片撕碎了，塞进了出租车的烟灰盒里）；分别时，她跟他握了许多次手，依然像机关枪似的喋喋不休。埃丽卡可真有意思……那张小脸，不停扇动的眼睫毛，翘鼻子，语速极快、嗓音嘶哑的唠叨……

骑着三轮童车的男孩也举手告别，随后立刻骑车走了，他的膝盖快速上下运动。德雷尔边走边回头张望，好几次挥动他的帽子，不小心撞上了路灯柱子，他说了声对不起，戴好帽子，继续向前走去。总的说来——这是一次不必要的相遇。现在我对埃丽卡的记忆永远不会是从前那种样子了。二号埃丽卡将永远影响他对她的看法，她是那么衣冠楚楚，那么一事无成，身边还有个骑着童车毫无用处的小维维安。现在，她推断我过得不幸福，这样做对吗？我怎么不幸福啦？为什么要那样说话？我为什么要在家里养一个热辣的小娼妓？也许，妻子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她的冷冰冰。毕竟，一时真正的幸福之后是应该有一阵冰冷的哆嗦。她就是那种寒气。染了头发的埃丽卡没法理解王后的冷漠就是最好的保证、最好的忠诚。我不应该像那样回答。此外，四周的一切，那些晶莹闪亮的水坑——面包师傅们为什么赤脚穿橡胶套鞋？我不明白——但是，每日每夜，每时每刻，我四周的所有这一切都在笑，都在闪光，恳求人们看它们，爱它们。整个世界像一条狗一样站着，乞求人们逗弄它。埃丽卡忘了上千条格言和歌曲，忘记了那首诗歌，还有她粉色帽子上的咪咪二字，果子酒，初次幽会时那条长凳上的月光斑点。我想明天我要与伊索尔达幽会。

第二天，德雷尔特别开心。在办公室里，他向赖希小姐口授了一封信，写给一家历史悠久、声望很高的公司，这封信绝对难写。傍晚，在有着诡异古怪的照明的工场里，一个奇迹正在慢慢变为现实，他拍了拍发明家的背，拍得那么重，发明家都躬起了身子。他打电话给家里，说回家吃晚饭会晚一些；晚上十点半他回家时，调侃弗朗兹，考查他的销售技巧，问他一些非常荒唐的问题，比如：如果我妻子去你的销售部，当着你的面偷走罗纳德，你该怎么办？弗朗兹对于幽默，尤其是德雷尔的幽默，反应很慢；他睁大了眼睛，摊开了双手。这把德雷尔逗乐了，他很容易被逗乐。玛莎玩弄着一把小匙，不时用它敲击玻璃杯，然后用一个冰冷的手指抑止杯子震动的声音。

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和弗朗兹研究了几种新的谋杀方法，像以前一样，她说这说那都十分简洁，因此弗朗兹没感到恐惧或不舒服，他的内心正在进行着一种奇怪的感情重新组合。德雷尔已经一分为二：一个是危险的令人讨厌的德雷尔，他到处走动、说话，他在折磨他，他在狂笑；第二个纯粹是简图式的德雷尔，他与第一个德雷尔分离了——一张格式化了的扑克牌，一种纹章图案——这就是要予以毁灭的。不管计划用什么方式毁灭它，那也仅仅指毁灭这种简图式的形象。巧妙处理这个二号德雷尔是非常方便的。他是二维的，不动的。他就像那些近亲的照片，用剪刀沿着人物的轮廓剪开，然后用薄板纸加固，放在书桌上，人们喜欢这种廉价的效果。弗朗兹并没意识到这种无生命人物的特质和格式化的显现；因此，他没有停下来思考，为什么讨论这些罪恶的行为那么容易和无害。事实上，玛莎和他谈及两种不同的个人：玛莎想处置的目标绝对震耳欲聋，强悍活跃得让人难以忍受；他用男性生殖器威胁她，并且已经在她身上留下了一个几乎是致命的伤口。他用一把银色的小刷子梳平他下流的八字须，他夜间鼾声雷动，像凯旋时那样久久回响；而弗朗兹的眼中那个男人毫无生气，平淡无味，可以烧掉或者扯掉，或者像一张撕坏的照片一样随手扔掉。当玛莎拒绝使用毒药，认为下毒是“用不适当的方式谋害人命”（在那本被翻烂了的百科全书里详细阐释了一些令人难以捉摸的合法性），是某种与许多现代实用谋杀方法水火不容的东西时，这种难以表述的重复讨论又开始了。她开始谈论使用武器。天哪，她冷酷的理智与鲁莽的无知结合到一起，产生了相当怪诞的效果。她潜意识里从记忆最深处招募力量，无意识地回忆一些蹩脚、无聊小说中描述的一些精心策划却荒唐可笑的枪杀细节，由此抄袭罪恶的行为（该隐都避免使用的谋杀行为）。玛莎提议采用下述方法：首先，弗朗兹去购买一把左轮手枪；然后（“顺便提一下，我知道如何射击，”弗朗兹插话）——那太好了（“尽管你知道如何射击，亲爱的，你仍然应该练习一下，在某个僻静的小胡同里”）。计划是这样的：她设法把德雷尔留在楼下，直至深夜（“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别打断我的话，弗朗兹，女人知道如何留住男人”）。半夜里，当德雷尔喝着香槟，为玛莎突然百依百顺而兴高采烈时，玛莎就走到隔壁房间的窗户前，拉开窗帘，在那里站一会儿，手里举着闪闪发光的笛形细长酒杯。那就是信号。弗朗兹处在靠近花园栅栏的位置，从那里他能清晰地看见玛莎站在炉火很旺的矩形凹处。玛莎让窗开着，然后重新回到客厅卧榻德雷尔的身边。德雷尔也许坐在那里，已经衣冠不整，喝着香槟，吃着巧克力。弗朗兹立刻在黑暗中跳过栅栏门（“跳过栅栏门很容易。当然，门上有尖铁，可你是那么优秀的运动员”），迅速穿过花园，小心翼翼地走，别留下任何泄露秘密的脚印，从落地窗进屋，她会让落地窗半开着。客厅的门也会开着。弗朗兹从客厅门槛处连开六枪，就像美国电影那样。为了造成假象，在离开前，他应该从死者身上拿走钱包，也许还要从壁炉架上拿走两件法国古董银质蜡烛架；随后，从原路返回。与此同时，她奔上楼去，宽衣就寝。这就是整个行动过程。

弗朗兹点点头。

另一个计划是这样的：她单独与德雷尔去乡间。两人进行一次长途跋涉。他喜欢徒步旅行。她和弗朗兹事先选好一个绝好的僻静处（“在树林里，”弗朗兹说，他想象自己在一个昏暗的松树和橡树林里，想象树林覆盖的山上有个古老的地牢，童年时他经常想起这些地方）。他提着左轮手枪等候在大树后面。当他们再次把他杀死时，弗朗兹就朝她的一只手上开一枪（“对，这是必要的，亲爱的，都是这样干的，必须看上去像我们遭到了强盗袭击”）。弗朗兹应该拿走钱包（事后他应该把皮夹连同蜡烛架一并还给她）。

弗朗兹点点头。

这两个计划是基本的。其他计划仅仅是这一主题的变异形式。那么多小说家相信，如果细节设计周密，那么情节和人物就会水到渠成。玛莎小心翼翼策划夜袭别墅计划和树林抢劫计划（不幸的是，这两个计划经常会混淆起来）。结果弗朗兹被证明是意想不到的最幸运的礼物：他能够图解似的清楚想象他的行动，还有玛莎的行动，事先还得将这些行动与那些时间、空间、事由等概念协同考虑。在这清晰明了和灵活机动的计划中，只有一件事始终不变，不过，玛莎对该漏洞却视而不见。其盲点就是受害者。受害者在遇害之前没有显露出任何生命的迹象。如果还有哪一点事先没有想到，那就是在安葬尸体之前，必须要移动和处理它，它似乎比活着的时候更加活跃。弗朗兹的思绪围绕着这一固定点像杂技演员那样展开敏捷的思索。所有必要的动作以及它们的后续发展都一一作了周密考虑。那个目前叫做“德雷尔”的东西与未来的“德雷尔”之间的不同就像一根直线与一根横线的差异，一种角度和视角的不同——仅此而已。玛莎并非故意鼓励弗朗兹朝着这些抽象概念去思考，因为她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德雷尔事先不会察觉，没有时间捍卫自己。至于其他细节，她展开了非常生动、现实的想象：想象外甥用枪瞄准她丈夫时，德雷尔会如何耸起眉毛，如何开始哈哈大笑，以为手枪是玩具，如何带着笑声进入另一个世界。为了消除一切危险，她把德雷尔想象成一种商品，已经包装好，捆扎好，随时准备发送。她并没意识到这样做会使弗朗兹下手方便得多。“聪明的孩子，”她哈哈大笑，在他的脸颊上亲吻一下，“机灵，你真机灵，亲爱的。”在玛莎赞扬声的鼓励下，弗朗兹提供了一份估算单（不幸的是这份估算单后来不得不被烧毁了）：从栅栏到窗户的步数，走这段距离需要多少秒，从窗户到客厅大门的距离，从大门到扶手椅的距离（在他们的计划中，在某个时刻要让德雷尔从沙发移至扶手椅），从悬空举起的左轮手枪到恰当安置的那颗脑袋背后的距离。当德雷尔真的坐在那把扶手椅中，在四月阳光的照耀下阅读周日的报纸时，玛莎的发髻里插着一把梳子，身穿一套高级定制的粉红色新衣，与不穿外套的弗朗兹忙着在花园里来回踱步，汤姆跟在他们后面，口里叼着一个黑球。他俩沿着别墅的围墙一直走到客厅的窗前，然后回到边门，边走边数着步子，记住步数，演练前进和撤退的方法。德雷尔双手叉腰，走出客厅，来到露台，随后立刻来到花园，加入他们一起散步，帮助他俩讨论怎样重新铺设石板路，怎样重新设计花圃；其实，玛莎和弗朗兹也在煞费苦心地计划花园小路和花圃的重新规划。

当他俩单独在那间乏味但钟爱的小租房里时，他们继续计划着，卧床上方还挂着那幅没有售出的大乳头奴隶姑娘画，以及一把装在框子里的崭新、昂贵、闲置的网球拍。是时候考虑弄手枪了！刚到这一阶段，他们就遇上了一个荒唐的障碍。他俩确信，为了购买左轮手枪，必须弄到特许证。玛莎和弗朗兹都根本不知道如何弄到这张特许证。他们必须得打听，也需要去警察局，这也许意味着不得不填写并签署申请单。很显然，现在比起武器被派上用场，弄到武器的可能性要渺茫得多。玛莎不能忍受这种自相矛盾的荒谬说法。她不把弄武器当作一回事，却在执行这个计划时遇到了各种同样不可逾越的困难。比如，那个花匠——他也是个警卫（可以收买？可以施以麻醉药？）——是个头脑冷静、身强体壮的老恶棍；他目光锐利，一眼就能识别入侵者，他捏死毛毛虫的方法很特别，他用长着铁指甲般的食指和大拇指那么特别可怕地一捏，毛毛虫就会尖叫一声，流出不少黏液，弗朗兹第一次亲眼目睹那种绿色绞刑，他像女孩一样尖声高喊。还有那个警察，他经常沿街巡视，好像在散步一样。森林计划中也出现不少错误估计和漏洞：短途去格吕内瓦尔德旅行之后，弗朗兹报告说，那里野餐的人比松树还多。柏林市郊还有许多其他树林，但是得想出办法把德雷尔弄到那里去才行。妥善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之后，获得武器的问题也似乎不再那么难以解决：柏林北部也许有些友善的枪支经销商，他们不在乎有没有许可证。一旦有了枪，机会肯定就在他们一边，他们的目标就会在恰当的时刻处在恰当的位置。于是，玛莎很满意，因为她传达了自己对各种正确关系的感觉（“要紧的事情先做”、“如果你有两个鼻子，那么你应该满足于只有一个眼睛”，这些都是她特别喜爱的谚语）。

于是，获得一支可靠的小型左轮手枪的时候到了。她想象弗朗兹如何——动作缓慢、身材修长、生性腼腆的弗朗兹——穿梭于各个枪支商店，热情的销售员如何突然开始问他一些需要谨慎回答的问题，那个白痴店员日后如何记得弗朗兹的玳瑁眼镜和他细长、洁白、幼稚的双手做出的各种解释性的手势，那支枪被使用和埋掉之后，如何被某个爱管闲事的侦探查获……那么，如果她去购买武器呢？……也许，她认为汤姆患了狂犬病，她想杀了它，事实上只是练练枪——女人也能学会精确射击。突然，一个新异的形象在眼前浮现、停顿、转身、继续向前浮动，就像商业电影广告中那些能自己移动的逗人喜爱的东西那样。她意识到为什么那支左轮手枪会在她脑海里有着这样清晰的形状和颜色，尽管她对枪一无所知。威利的脸从她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他笑起来是那么张扬，他弯腰去看某样东西，他挡住汤姆不让它靠近，汤姆以为那东西是它的玩物。她再努力回忆，于是就想起德雷尔坐在他的书桌前，向威利展示——展示什么？一把左轮手枪！威利把枪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哈哈大笑，狗汪汪直吠。她再也记不起更多了，但是，那已经足够了。她大为惊愕，她高兴地发现，几年来，她的头脑里是如何煞费苦心和未雨绸缪地保存着那种一闪即逝但必不可少的印象的。

又是一个星期天。德雷尔牵着汤姆外出散步。别墅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阳光舒坦地照射到每个房间平时很难照到的角落。露台上，微风吹乱了一本四月刊杂志的书页（已经旧了），杂志上刊登了一张照片，拍摄的是新近发现的维纳斯非常可爱的双臂。首先，玛莎彻底翻查了书桌的抽屉。在蓝色文件夹中，她发现了几根金色封蜡棍、一个电棒、三个金币、一个先令、一本写有英语单词的练习簿、他龇牙咧嘴微笑的护照（谁会在正式场合龇牙咧嘴？）、一个坏了的烟斗（是她很久很久以前送给他的礼物）、一本陈旧的夹着褪色快照的小相册、一位姑娘最近的快照（如果照片中的她身上没穿时髦滑雪衣的话，那么她很像伊索尔达·波茨）、一盒图钉、几根带子、一块手表的玻璃表面，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不值钱的东西，保存这些琐碎的东西总让玛莎火冒三丈。这些东西中的大部分都被玛莎扔进了废纸篓，包括那本习字簿和冬季体育用品广告。她猛地推回抽屉，离开那张被震昏的书桌，朝卧室走去。在卧室里，她在两个白色五斗橱里仔细翻寻，在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找到了一个实心球，球上留下了汤姆的牙印，天知道这个球怎么会跑到橱里来的，橱里整整齐齐放着两排共十双丈夫的鞋子。她把球从窗口扔了出去。她飞奔下楼。经过更衣镜时，她发现自己鼻子上的脂粉掉了，两个眼睛明显憔悴。她应该去看肺科医生呢还是心脏医生？或者两科都看？她在各个房间又翻查了一些抽屉，她责怪自己都在一些荒唐的地方翻找；最后，她认为枪要么藏在保险箱里（她没有保险箱的钥匙，保险箱里藏着遗嘱、金银财宝，还有未来！），要么藏在办公室里。她再一次搜查了那张该死的书桌。书桌卑躬屈膝，屏住呼吸，任她气势汹汹地翻找。抽屉开始像抽耳光似的噼啪作响。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里没有！在一个抽屉里，她注意到一个棕色的公文包。她生气地提起公文包。她发现在公文包底下的抽屉深处有一把珍珠母手柄的小左轮手枪！与此同时，周围传来了她丈夫的声音，她急忙放回公文包，关好抽屉。

“天气太好了，”德雷尔欢快地说，“简直像夏天。”

玛莎阴郁地说，连头也没回：

“我在找药片。你的书桌里有氨基比林[5]。我的头快要裂开了。”

“我不知道。今天天气这么好，谁的头还会裂开？”

他坐在一把椅子的皮扶手上，用手帕擦了擦额头。

“知道吗，我亲爱的，”他说，“我有个想法。听着——弗朗兹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给他打个电话，我们一块儿驾车去网球俱乐部。是个好主意吧？挺有吸引力吧？”

“你想什么时候吃午饭？他会来吃午饭的。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其他人，然后吃过午饭去打网球呢？”

“现在才十点。我们可以在一点半吃午饭。浪费这样的好天气真是可惜了。你也去，好吗，好吗，好吗？”

她同意一起去，只是因为她明白让弗朗兹单独与德雷尔去该有多难受。“我来给他打电话。”她说。

房东问她是谁，为什么要跟他的房客通话，玛莎让他少管闲事。弗朗兹颇感意外，穿着平常的衣服就来了，脚上简单换了双帆布胶底运动鞋。德雷尔很不耐烦，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他担心天空中随时会形成雷暴云。他急急忙忙推着弗朗兹上楼，给了他一条法兰绒裤子，这是他两年前在伦敦购买的，现在穿起来太紧了。他站在那里，双手叉腰，眼睛鼓鼓的，脑袋侧着，留心看着弗朗兹更换衣服。可怜的弗朗兹像山羊一般腥臭。这样的天气还穿着厚厚的长内裤！不管是谁，在内裤上绣了那个交织字母就不是个专业的——至少不是个专业的女裁缝。弗朗兹尴尬得不知所措，他完全意识到，他的内裤非常难看；他很荒唐地担心，这整个换衣服的过程也许会暴露许多通奸的肮脏秘密。当一个脚一个脚地换裤子时，他变得非常笨拙，伸出一条腿，另一条腿单足跳跃；他努力劝说自己，这只是一场噩梦。德雷尔也开始两腿交替站立。这种难受的情形痛苦乏味地延续着。裤子似乎太长太大，在这套袋赛跑[6]的过程中，一阵痉挛，弗朗兹倒在一个破损的行李架上，这个破行李架是不该放在梳妆室里的。德雷尔做了个含糊的动作，好像要出手拉他一把似的。扣好裤纽对他来说更是噩梦一场，德雷尔让他自己扣好。之后，试衣匠用两个手指灵活地拎起裤腰，调整边带，内行地将一根皮带围到对方僵硬的腰部，跪下一条腿，用皮尺去丈量裤腿，像人们舞动毒蛇那样将皮尺挂在身上。最后，他咯咯地轻轻一笑，表达出一种宽慰和认同；随后，他在弗朗兹的屁股上重重拍了一下。这一拍让可怜的弗朗兹的屁股刺疼了很长一段时间，与此同时，他格外拘谨地弯着双腿向前走，裤子夹在屁股里。甚至坐进出租车后，屁股上的刺痛还在持续。从出租车下来时，德雷尔又重重拍了弗朗兹一下，这一次是用弗朗兹的球拍，因为他差点把球拍遗忘在车上。“Aber lass doch[7]，”玛莎对粗俗的丈夫说。

在赤褐色的球场上，白色的人影奔来冲去，雇来的球童飞快地捡球。四周，高高耸立着铁丝网，外面还套着绿色的纱网。俱乐部会所前放着白色的桌子和柳条扶手椅。一切都非常干净，井井有条。玛莎与一位双腿白里透红、有着浅色眼睛、身穿白裙的漂亮女人闲聊了起来，那女人的裙子跟纸灯罩差不多大。她俩点了饮料——一种咖啡色的美国冰镇混合饮料。德雷尔进会馆去换衣服。穿黑衣服的玛莎和穿白衣服的女士大声地说话，可是弗朗兹一个字也没有听清。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球弹跳着从他面前飞过，落到了一张桌上，然后再弹到椅子上，再落到草皮上。他捡起球，仔细看了看：球相当新，上面有一个公司的紫色商标，这家公司在“花花公子”百货商场里可是名声显赫。弗朗兹把球放在桌子上。又有两个赤裸着手臂和双腿的年轻女子从身边经过，她俩穿着丝绸花边、红色鞋底的白鞋子（“墨丘利”牌的——不，“爱情”牌的）走在草坪上相当平坦，好像是在赤脚走路。她们的眼睛里充满着幸福，她们的嘴唇鲜红。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童年的梦想和欲望，早已烟消云散。她们错把他当作某个其他人，朝他暧昧地微笑，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再往远处看，一个球场边上有个裁判模样的人，或者是赛场警卫，坐在一把梯凳上，注视着球飞过落球网；他像一个自动装置，有节奏地晃动脑袋——不行，不行，不行，你不是玩网球的料。德雷尔一身白色网球装，从会馆的黑色大门里走了出来，耀眼炫目。“我们走吧！”他高声说。他脖子上围着一块松软的毛巾，迈着轻松的步子，一个手臂下夹着两把球拍，另一个手里拿着一盒新球，朝着六号球场走去。玛莎告别了那位女士，在一把椅子里坐下，观看两人打球。在球场上，德雷尔像刽子手行刑时准备垫头木那样仔细周到，正在用他的球拍丈量落球网的高度。弗朗兹站在球场边缘，靠近他的情人，抬头瞭望一架从头上飞过的飞机。玛莎用挑剔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她恋人弗朗兹充满朝气的脖子、闪光的眼镜和漂亮的网球裤（裤子的臀部太宽松了些，否则很合身）。德雷尔完成了他邪恶的摆弄之后，慢慢跑到网球场他一侧的底线。弗朗兹依然站在他那一端的长方形球场中央。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姑娘满是雀斑的脸上毫无表情，她从盒子里取出一个球，把球弹向他。球猛地弹起，击中了他的阴部。他试图用球拍把球往下打，但是，球从他的两腿之间穿了过去。女孩又掷给他一个球，他又没抓住。不过，这次他跟在球后面追逐，最后终于在毗邻球场一个球员的脚下把球捡了起来，那个球员漏接了球，生气地朝他瞪眼睛。弗朗兹饶有兴趣，把球放进口袋跑了回来，又站到了他原先的位置上。德雷尔宽容地朝他笑了笑，挥手示意他往后站，作为热身活动，他发了一个低手球，动作还算正确，是从俱乐部教练朱波夫伯爵那里学来的。弗朗兹挥手接球，作为初次上场的人，他运气不错，尽管动作并不标准，但他用力猛击，使球飞到远远超过德雷尔接球的范围。玛莎禁不住鼓起掌来。德雷尔又发了个低手球。弗朗兹“嗖”地用力挥拍，但是连球的皮毛都没有碰到，网球直直地落到了他身后的小女孩附近。弗朗兹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拿出网球，伸直手臂，估算高度，将球抛起，试图使球弹起。结果他又一次没击中，却踩到了球，差一点跌倒在地。他一阵小跑，来到网前，结果，球卡在网上了。德雷尔叫他多往后退一些，继续接连给他发球。弗朗兹一会儿弓步向前，一会儿急忙转身。但是，他大多数击球依然是徒劳的挥拍。那个小女孩看得津津有味，不停地跑来跑去，用她的小手接住每一个球，冷漠但精确地滚球或将球掷还给德雷尔。

“别碍手碍脚的！”玛莎对着这个不懂礼节的接球小女孩高声喊道，但是，女孩要么没有听见，要么听不懂她的话。她的一个手指上戴着一个黄铜戒指。她也许是个肮脏的小吉卜赛人之类的。

这种煎熬仍在继续。最后，弗朗兹在一阵绝望之中终于“啪”的一声击中了球，球“呼”地高高飞起，越过了会馆的屋顶。

德雷尔慢慢走到网前，向弗朗兹招招手。

“我赢了吗？”弗朗兹气喘吁吁地问。

“没有，”德雷尔说，“我只想作些解释。我们不是在玩美国棒球，也不是玩英国板球。这种游戏叫做‘草地网球’，因为刚开始时人们是在草地上玩球的。”他总是发不好lawn[8]这个字，好像老要与down[9]混淆起来。

随后，德雷尔缓慢地、遗憾地回到他的底线。同样的情形再次上演。玛莎再也忍不住了，她从就座的地方高声嚷嚷道：

“够了，够了！你很清楚，他不会——”

她想高喊“不会打球”，但是，一阵春风把最后两个词给吹没了。弗朗兹故意停下来检查球拍的弦。一个年轻人，也是身材细长、戴着眼镜，一直不怀好意、嘲弄似的看着他俩打球；这时，他走上前来，鞠了个躬。德雷尔用球拍指了指弗朗兹，示意他可以走了，同时，兴高采烈地迎接那个新来的家伙，他知道那人的球艺很棒。

弗朗兹走到玛莎跟前，在她身边坐下。他的脸色苍白憔悴，汗珠闪亮。玛莎对着他直笑，而他则擦擦眼镜，眼睛不朝她看。“亲爱的。”她低声说，试图吸引他的目光。她捕捉到了他的目光，可是他沮丧地摇摇头，紧咬着牙齿。

“没关系的，”她柔声地说，“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我跟你说件事，”她更加轻声地补充说，“听着，我找到它了！”

他的目光游离了，但她坚定地重新捕捉到了它。“……在书桌里找到的。过几天你去拿就是了。明白了吗？”

他眨巴着眼睛。“你这样会感冒的，”她说，“有一股凉风吹来。穿上你的毛衣和外衣，亲爱的。”

“别说得那么响，”弗朗兹低声说，“求你了！”

她笑了，朝四周看了看，耸耸肩。

“我必须解释一下……不，听着，弗朗兹——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计划。”

德雷尔刚打出一次漂亮的削球，球贴着网飞了过去。他朝妻子瞟了一眼，看见妻子正看着他，心里很高兴。

“嗨，”玛莎低声说，“我们走吧。我必须把一切给你解释清楚。”

德雷尔未能截击一次空中球，摇着头回到了底线。玛莎把他召唤到身边，说她头痛更加厉害了，让他吃午饭别迟到了。德雷尔点点头，继续打球。

他们没能叫到出租车，不过没关系，快点走也就是几分钟的路程。他们穿过一个公园，公园里，幸福的恋人们站在去年的枯树叶上相互紧紧地拥抱着，她一边走一边开始解释。

这个计划没有危险，这很令人高兴：计划从他的英语学习展开。有时他会让她给他做些听写。她认识的英语词汇不如他多，但是她的发音也许比他好些，或者至少与他的发音不同。比如，她发的lawn与own[10]近似，不是与down谐音，她跟他说过很多次，发成down是很可笑的，说她的倔丈夫是个蠢蛋。过去，他常常在一本练习本里记录她口授的词汇。随后，他就拿自己记下的与原文对照。永久的幸福就是依存于在一个私人花园里进行这样的听写。他们会拿一本陶赫尼茨[11]小说，在书中找一个适当的句子，比如I could not have acted otherwise[12]或者I am shooting myself because I am tired of life。[13]剩下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你在场的时候，”她说，“我向他口授这个挑选好的句子。当然，他一定不可以听写在练习本里，而是写在一张空白的信纸上。事实上，我已经撕毁了那本练习本。他一听写完那个句子，还没来得及抬起头，你就接近他，非常靠近，在他身后一点，好像你想越过他的肩膀看，随后非常小心地——”

[1] borsalino，一种男式宽檐软毡帽。

[2] Tula，俄罗斯西部一州，位于中俄罗斯高地。

[3] 意大利语，我叫咪咪。

[4] 德语，她苍白的嘴唇在亲吻的时候变得通红。

[5] pyramidon，一种降热镇痛药。

[6] 颈或腰部以下套上袋子后的一种跳跃式赛跑。

[7] 德语，别闹了。

[8] 英语，草地。

[9] 英语，向下。

[10] 英语，自己的。

[11] Tauchnitz，德国印刷出版社。

[12] 英语，我别无他择。

[13] 英语，我用枪了结生命，因为我厌倦了生活。

一○

自从发明家（此时在德雷尔的头脑里它的第一个字母已经是大写的了）制造出他称之为“自动人体模型”第一批样品那个难忘的日子以来，已经近三个月过去了。因为那些无灯罩高支光照明灯，他的工作室简直像个医学实验室，的确，过去这里曾是医学实验室。示范表演在一个没有陈设的大房间举行，这个房间曾经用来存放尸体以及身体器官，爱开下流玩笑的学生（他们中一些人，并非所有人，如今已是受人尊敬的老外科医生了）经常来这里进行各种各样的纵欲活动。发明家和德雷尔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观看。

在灯光明亮的房间中央，一个约一英尺半高的胖乎乎的玩意，全身用棕色粗麻布紧紧捆束着，只露出两只血红的短脚。两只短脚是用某种橡胶和轮胎似的东西做的，穿着装饰着纽扣的儿童靴，来回走动，动作非常自然，很像真人；它神气活现地迈着小步，每走十步就转身，转身时会轻轻叫一声，听起来介于hep和help之间，其实是为了掩饰它机械装置发出的轻微嘎吱声。德雷尔双手紧抱着肚皮，怀着柔情观看着，就好像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客人关注着一个孩子——这孩子也许是他自己的小杂种——孩子第一次蹒跚学步，自豪的母亲在深情地观望。发明家留了胡子，现在看上去像个穿便服的东方神甫，他的一只脚一直不停地轻轻叩击，与小人的一举一动合拍。“天哪！”德雷尔突然高声惊呼，好像多愁善感的眼泪会随时夺眶而出。事实上，戴着风帽的侏儒的确走得非常引人入胜。它身上裹着的棕色布头只是为了体面。事后，当机械装置停止转动时，发明家解开裹在他的样品身上的布头，暴露出它的活动机件：关节和肌肉的精密系统，三节小而相当沉重的电池。即便在这第一个粗糙的样品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发明的一个特色：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那些电子神经系统和有节奏的电流输送，而是这个机器侏儒轻快而富有弹性、饶有风格但非常逼真的步态。可笑的是，机器侏儒在地板上来回踱步，与其说它像个树林里的侏儒，还不如说它像个沉思冥想的数学家。这种动作的秘密在于“沃斯金”——一种非常特别的物质，发明家用这种物质取代了真人的骨头和肌肉——的灵活程度。这个原创“沃斯金侏儒”的两条假肢看上去像真的一样，这不是因为它们（机械“散步侏儒”毕竟不罕见，它们像兔子一样，在复活节或圣诞节前后的人行道上常可以见到）能迈开步子走，而是因为材料本身，由所谓的“生物电流”驱动，会一直保持活动状态——扭动、绷紧、放松，好像人体器官在活动，或者甚至有意识，双重波纹变为三重斑纹，像水中反射那样平稳。它行走时不会出现抽搐现象——神奇之处就在于此。德雷尔最欣赏的就是这一点，他对神秘的技术方面的反应却相当冷淡。狡猾的发明家先告诉他密码，然后再用编码方式给他解释密码。

“它的性别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当那个棕色小人在他面前站住时，德雷尔问。

“还没有区别开来，”发明家回答，“不过，一两个月后，就会有两个男的，一个女的，身高五英尺。”

换言之，侏儒必须长大。这不仅需要创造一种类似人类的腿，而且需要创造类似人类的优美身体和富有表情的脸。然而，发明家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解剖学家。因此，德雷尔为他找到了两个帮手：一个老雕塑家，他的作品十分逼真，比如，可以表现急性舞蹈病的特征；再比如，可以表现刚要打喷嚏的样子。另一个是生理学教授，为了解释众所周知的在自我设定的时间里苏醒的能力，他写过一篇长篇论文，文章首次描述了肌肉的“自我觉醒”，配以漂亮的彩色插图，除此之外，什么也没解释清楚。很快，这个工作室开始看上去好像那些医学院的学生又在用马驮着肢解的尸体四处走动。这个解剖学教授和那个古怪的雕塑家非常成功地协助了发明家。他们一位身体精瘦、脸色苍白、神经紧张，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还有个硕大的喉结；另一位神情安详，头上光秃秃的，戴了一个浆过的高领圈。他们的到来给德雷尔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因为第一位是教授，第二位是艺术家。

此时此刻，他能够清晰地想象到这个成熟、完美、衣着高雅的机器人在商场凸形橱窗里来回走动，在盆栽植物中间走动，然后悄悄消失，在幕后更换衣服，又悄悄回来，逗得客人们乐翻了天。这是一种诗意般的幻想，毫无疑问，是一种赚钱的买卖。五月中旬，他从发明家那里买下了专利权，价格相对低廉。现在，他在心里盘算——下一步怎样做比较好——按原计划将这些机器人在库达姆大街[1]巡回展出制造轰动呢，还是将发明卖给外国辛迪加：前者比较炫耀有趣，后者比较安全盈利。

正如许多商人一生中经历过的那样，一九二八年春天，德雷尔开始觉得自己的事业不知怎的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生存。他的部分资本处于一种持续盈利的运转状态，势不可挡，发展太快了；他似乎正在失去对自己财富的控制，似乎不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停止这个大金轮的转动。他的一半财富尚且安全，但是，另一半财富是他在某一年奇特多变的运气中创造的——那一年需要运气（尽管是小运气）和他特殊的想象力——现在变得太活跃，太流动。他天生是个乐观主义者，希望这只是暂时失控，他一刻也没有想到资本的这种加速运转也许会把幸运轮改变成运转微光；如果他用手停止了轮子的转动，那就证明这个轮子啥也不是，相反那只是它自己金色的灵光。但是，此时的玛莎比以往更加讨厌丈夫的古怪轻率和变化无常（尽管这种性格曾经帮助他富裕起来），她不禁担心，在她能够除掉他并且亲自阻止轮子的随意转动之前，丈夫也许就会这样轻而易举地陷入财政灾难。

商场依然生意兴隆，但是利润却没有理所当然地稳步累积起来。最近，股票市场突然震荡。他赌了一把，但是输了，现在他又在赌。在所有这一切之中，玛莎预见到一种充满厄运的警示。她也许愿意准予他缓期受刑，以换取某种体面的交易，因为她承认她“相信他的嗅觉”，但是，玩弄股票实在是太危险。当每过一个月就意味着财富进一步缩水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拖延将他处以死刑呢？

在那个阳光灿烂、糟糕可怕的早晨，一从网球俱乐部回来，她就领着弗朗兹去书房看那把左轮手枪。她在门槛处朝房间尽头的那个书桌快速递了一个眼神，并同时令人几乎难以察觉地耸了一下肩膀示意：就在那里，在一个抽屉里，躺着他们实现幸福的工具。

“你马上就会见到它。”玛莎低声说，随后轻手轻脚地朝书桌走去。就在这时，汤姆大大咧咧、欢快地进了屋。“把这条狗弄走！”弗朗兹说，“有这条狗在这里，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出去！”玛莎大声吆喝。汤姆耷拉着耳朵，向前伸了伸它温和的灰色鼻子，鬼头鬼脑地钻到一把椅子的背面。“不行，把它弄出房间！”弗朗兹咬紧牙关浑身颤抖着说。玛莎拍拍手。汤姆钻入椅子底下，又从另一边跑出来。玛莎做一个吓唬的手势。汤姆及时往后一跳，带着委屈的神态舔了舔嘴，快步朝门小跑去。在门槛处，它回头张望了一下，随后举起一只前爪。不过，玛莎朝它逼近。狗屈服了，乖乖离开了房间。玛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一股强风“呼”的一声震响了窗玻璃。“现在可以了。我们快一点，”她有点恼火地说，“你干吗绷着脸站在那里？过来呀！”

她飞快地打开抽屉，拎起公文包。公文包底下，一样散发着微光的东西出现了。弗朗兹呆呆地伸出一只手，将它拿在手里左看右看。

“你有把握吗？”他漠然地说。

他听见玛莎气愤地哼了一声，便抬头望去。她冷冰冰地笑了一下，走开了。

“把它放回原处。”她站在窗前一边敲击窗玻璃一边说。怪不得威利要笑他呢。

“我说了，把它放回去！你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打火机。”

“对，当然啰。可它真的很像一把小左轮手枪。相当时髦，对不？我想我在商店见过几个。”他轻轻地关上抽屉。

那天，玛莎想到了一件伤心事。直到那时，她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她一生中所做过的或想要做的事情中最聪明的。此时，她看见某种可怕的梦境正在接近她人生的航图。新手的自信也许可以原谅——但是那种可以原谅的阶段出现过而且已经远去。好吧——她根本就不应该同意嫁给那个手里捧着臭钱的小丑；咳——她不应该受到金钱的诱惑，她不应该年轻无知，希望把那个小丑变成一个平常、高尚、顺从的丈夫。不过，她至少为自己安排了想要的生活方式。将近八年的恐怖挣扎。如果她愿意的话，他可以不买这栋典雅的别墅，而想把她带到锡兰[2]或佛罗里达去。她需要的是一个坐得住的丈夫，一个顺从、严肃的丈夫。她需要一个死人般的丈夫。

好几天休息的时候，她好像陷入了自己最荒凉的精神沙漠，检讨自己的错误，鼓起所有勇气，专心投入谋杀计划，以便不再重犯以前的错误。精心计划的组合行动，错综复杂的详情细节，华而不实的虚假武器——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摒弃。从现在开始，座右铭将是：简单和常规。所追求的谋杀方法必须绝对自然，绝对纯净。必须规避中间人物。毒药是老鸨，手枪是男妓。他们都可能出卖她。必须停止购买有关博尔吉亚家族[3]的小说。不可能用香烟打火机杀人，而有些人显然认为她曾作过这样的考虑。

玛莎一本正经地说，随着她话题的转变，弗朗兹有时摇头有时点头。小房间里充满着阳光。弗朗兹坐在窗台上。窗格已经敞开并用三角木固定。尽管是假日，建筑工人们仍然坚持工作，丁零当啷东敲西凿，房子越建越高。有个姑娘从下面一个窗口高声叫喊着什么，另一个姑娘从大街对面的一个阳台上回应，嗓音更加甜美。在家乡，这是在河上乘着筏子弹奏吉他、在柳树的阴影下轻声歌唱的季节。

他的背开始感到热乎乎的。他滑下窗台，站在地板上。玛莎的双腿紧紧地交叉着，裙子下露出一段胖乎乎的大腿，她侧坐在桌边。无情的太阳照得她皮肤显得比较粗糙，她的脸似乎比较宽，也许这是因为她用拳头支撑下巴的关系。她湿润的嘴角下垂，她的眼睛向上看着。在弗朗兹的意识中闪过一个念头，她完全是个陌生人，很像一只癞蛤蟆。玛莎动了动脑袋，又回到了现实之中。一切又都变得那么压抑、黑暗、无情。

“……掐死他，”她含糊不清地说，“如果我们能简单地掐死他。我们就赤手空拳地干。”

两年前，伟大的赫兹医生告诉她，她的心电图显示出一种值得注意、不一定危险，但一定是不治之症的反常情况，这种病情他只在另一位妇女身上见过，一位霍恩措伦[4]妇女，她仍然活着，快四十岁了。现在，在玛莎看来，她的心脏会爆裂，没法承受德雷尔一举一动、一声一息在她心中所引起的那种仇恨的感觉。有时夜间，他温情脉脉、嬉皮笑脸接近她时，她会感到一种冲动，想用双手掐住他的脖子，使劲扼勒，用尽全身力气扼勒。相反，最近有一次，她迫使他作出许诺，不用荒唐的价格出售他三处套房中最好的一套，那么低的价格是威利提出的。作为慷慨的补偿，她主动让他短暂抚摸，可是让她意想不到的是，他缺乏男性的反应，这与他的挑逗一样，让她大倒胃口。她意识到，在这些情况下，要想符合逻辑地分析，形成简单、平稳、精巧的计划是多么困难，因为她心里的一切都在尖声呐喊，都在怒火肆虐。然而，如果她必须活下去，那么她就必须采取某种措施。德雷尔像恶魔一样展现在她的面前，就像电影里的一场大火。人的生命就像大火，很难扑灭，不过，如果把人的生命比作大火，那么，扑灭烈火般的生命就一定得，简直必须得，有某种能被普遍接受的自然方式。德雷尔那么庞大，头发黄褐色，因打网球皮肤被晒成棕褐色；身穿亮丽的黄色睡衣，张开血盆大口打哈欠，散发着热量和健康活力，发出各种各样叽里咕噜的声响，正如没法控制自己粗俗肉欲的男人醒来舒展身子时会发出的响声。德雷尔塞满了整个卧室、整栋房子、整个世界。

从情人房间里得意洋洋地出来，玛莎再也不计后果，而且越来越频繁。弗朗兹在商店工作的时候，她甚至也会光顾；高空建筑工地上震耳欲聋的噪声掩盖不住身边收音机里的播音声，她会边听边织补袜子，她紧锁黑眉，满怀自信和合法的温柔等候弗朗兹下班归来。没有他顺从的嘴唇和年轻的身体，她连一天都活不下去。在他们幽会的时刻，当他们还能感受到渐渐消融的愉悦涟漪时，她会睁开眼睛，她感到一切似乎很奇怪，情人性交时一次次猛烈的插入怎么还没能摧毁德雷尔。很快，她会试着诱惑性功能不足的弗朗兹重新振作起来，她费了一番周折才达到目的（商店里的那份工作让这只可怜的宠物累坏了！），她会再次感到德雷尔正在完蛋，每次猛力的插入都会更加深深地伤害他，最后他在极端痛苦中瘫倒了，凄厉地嚎叫，体液横流，在她难以忍受的极度愉悦中融化了。

然而，好像一切都没发生似的，他又复活了，闹腾着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兴高采烈，饥渴难忍，坐在她对面用餐，用餐叉刺住一片火腿，然后将其折叠起来，嚼食物时胡子作绕圈运动。

“救救我吧，弗朗兹，天哪，救救我吧！”有时，她会摇动他的肩膀，细声细气地说。

擦得十分干净的眼镜片后面，弗朗兹的眼神完全是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然而，他却想不出任何办法。他的想象完全受到她的控制，随时准备为她服务。是她必须得给他的想象提供推力和食粮。在过去几个月中，他的外表改变了很多：他的体重减轻了，他的颧骨突出了，看上去更像一个饥饿的印度人，一种奇怪的虚弱感使他视觉模糊，仿佛他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却是很不情愿地活着，他很乐意随时回到动物般麻木不仁的生活状态。白天，他按部就班，但是他的夜晚杂乱无章，充满恐怖。他服用安眠药了。早晨，闹钟把他从睡眠中猛地惊醒，就像一枚硬币落入投币式自动售货机。他起床，拖着沉重的脚步去臭气熏天的盥洗室（盥洗室本身就是一个黑暗的小地狱），然后再拖着脚步回屋，洗手，刷牙，剃胡子，抹去耳朵上的肥皂沫，穿上衣服，步行去地铁车站，登上一节禁止吸烟的车厢，阅读头顶上同一张旧广告，听着地铁咔嚓咔嚓有节奏的噪音到达目的地，攀爬石阶，眯着眼睛瞟一眼地铁出口处，那里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大花圃里色彩斑驳的圆三色堇。他穿过大街，完成商店里他该干的活，以同样的方式回到住处，然后再次完成所有希望他做的所有事情。她离开后，他会花大约一刻钟时间读报，因为读报已经成了习惯。随后，他会步行去舅舅的别墅。晚饭时刻，他有时会重复在报上读到的内容，一字不差地复述每一个句子，奇怪的是，他在复述过程中经常会混淆事实；不过，德雷尔会先怂恿他，随后再纠正他，并以此取乐。十一点左右，他离开别墅，沿着同一条人行道回家。一刻钟后，他宽衣，然后关灯睡觉。

他思想的特点就跟他的行动一样单调乏味，它的顺序与他一天的顺序一模一样。他为什么不喝咖啡了？抽水马桶的拉绳每次脱落，那么就不能放水冲洗啦？刮胡子刀片钝了。皮夫克在公共厕所里戴着衣领刮胡子。这些白短裤不实用。今天是九号——不，是十号——不，六月十一号。她在阳台上。赤裸着双臂，被晒干了的老鹳草花。每天早晨，地铁越来越拥挤。用Dentophile牌牙膏刷牙，你每分钟都会微笑。那些把座位让给身强力壮的胖女人的人都是傻瓜。用Dentophile刷牙，用你的微笑清洗这一分钟。我们鱼贯而出。

在这些每天常见的思绪背后隐藏着黑暗，就像写在玻璃板背面的词汇一样，这是一种人们不该偷窥的黑暗。然而，人们总会受到陌生人的偷窥。有一次，好像有个满嘴奶酪味的警官，手臂下夹着一个公文包，坐在对面座位上带着怀疑的目光盯着他。他母亲的来信有些含蓄的批评，比如说他拼错了一些字，或者说他没有把一些词拼写完整。在商店里，用来取悦游泳者的橡胶海狮的脸开始像德雷尔的脸；当罗贝街一号的施特勒夫人让他把橡胶海狮包装好给她送去时，弗朗兹非常高兴。他闻到一股椴树的香味，这使他怀念起了家乡的校园，在玩捉人游戏时，他们要碰触椴树的树皮。一次，有个乳房有弹性的年轻姑娘差一点撞入他的怀抱，她手里拿着一串钥匙，他觉得她像学校里一位工友的女儿，很多年以前他就开始暗恋她。那些只是短暂闪现的感觉，他会立刻回到恍恍惚惚的现实之中。

到了晚上，他服用安眠药后昏昏入睡，某件更加意味深长的事情会突然在脑海中闪现。他会与赤身裸体的玛莎一起在公共厕所里用锯子锯掉皮夫克的脑袋，尽管首先他很难分辨皮夫克与德雷尔已经死去的司机，而且，梦语中皮夫克被叫成德雷尔。恐怖和无助的厌恶感带着某种非人世间的感觉出现在这些噩梦之中，只有那些刚死去的人，或者那些看穿红尘之后突然发疯的人才会体验到的感觉。于是，在一个梦中，德雷尔站在梯子上，慢慢摇动一台红色留声机，弗朗兹明白，很快那台留声机就会叫喊那个解决整个宇宙的词，之后，存在的行为将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儿童游戏，就像一个人每走一步，他的脚都踩在每面旗子的边缘上。留声机会低声播放一首有关一位伤心的黑人和黑人爱情的熟悉歌曲，但是，从德雷尔的面部表情和贼头贼脑的眼神来判断，弗朗兹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阴谋诡计，他不知不觉受骗了；他明白了歌中就隐藏着那个不能让人听见的词，他会尖叫着醒来，他没法分辨远处一个光线暗淡的广场，渐渐地，那个广场变成了黑暗中一扇暗淡的玻璃窗；随后，他的脑袋再次落到枕头上。突然，玛莎，脸色可怕——蜡黄，光滑，下巴宽厚，因年老而布满皱纹，头发花白——会冲进屋里，抓住他的手腕，将他拖到高高悬在大街上空的阳台上，阳台底下的人行道上站着一个身前拿着某样东西的警察，警察慢慢变大，直至他的脸够到阳台，原来，他手里拿着的是一份报纸，他对着弗朗兹高声宣布他的死刑。

弗朗兹在体育用品部的同事——运动员似的施维默和他没有男子气概的瑞典朋友（他现在专卖泳装）——有一天碰巧注意到他脸色苍白，建议他星期天到格吕内瓦尔德湖去做日光浴。但是，弗朗兹却一脸冷漠倦怠的样子，一小时休闲就意味着要与玛莎一起度过一小时。不过，玛莎却把弗朗兹的郁郁寡欢错当成他像她一样患了忧郁症，是因为心里老想着谋杀，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德雷尔在场时，弗朗兹有时会攥紧和放松拳头，拗断火柴，玩弄盐瓶，这使玛莎十分高兴。她觉得她发出的关于死亡的光线已经清清楚楚地穿透了他，她只要用那种光刺他，他紧张的幼小灵魂（禁锢的死亡形象就隐藏在他的灵魂里）就会爆炸，在爬行的大黄蜂身上印上巨大的弗朗兹印记。相反，当弗朗兹进行解释时，她反而十分恼怒。听到他嘟嘟哝哝说不清楚的时候，她就会耸耸肩膀。

“难道你不明白吗——他精神不正常，”弗朗兹会反复说，“我知道他精神不正常。”

“胡说八道，不是精神不正常，而是有点怪。这甚至是个有利因素。身体别扭来扭去的，好不好！”

“可是，这太可怕了，”弗朗兹坚持说，“他不再给我送咖啡了，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随后，他突然端来一碗红色的牛肉汤。”

“好啦，别说了！谁在乎？他确实没有害处。他有个患病的妻子。”

弗朗兹不住地摇头，“我们从来没见过她。我敲了数千次厕所门，让他快点出来，可厕所里的总是他，不是她。我讨厌这样！”

“傻瓜！嘿，我告诉你，这倒是个有利因素。不会有人打探我们。我感觉我们在这方面非常幸运。”

“天知道他们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弗朗兹叹息道，“有时那个房间里会发出非常奇怪的声音。不是笑声，而是母鸡的咯咯声。”

“够了，别说了。”玛莎平静地说。

他不再说了，赤身裸体地坐在床沿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地板。

“哎呀，亲爱的，亲爱的，”她阴郁急躁地说，“这有关系吗？难道你不觉得岁月正在消逝，而我们则在漫无目的地瞎谈，不知从何下手？难道你不明白，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按捺不住，某个晴朗的日子，我们会就这么简单地猛扑到他的身上，将他撕成碎片？我们不能像这样生活下去。我们必须想出某种办法。你知道吗，最近他变得生龙活虎，好让人害怕。他的力气比我们两人大吗？他比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更加有活力吗？”

不过，她是对的，她是对的！那个老家伙生龙活虎，浑身是劲。他还年轻，他打网球反手击球与正手击球一样有力，他的消化能力简直让人羡慕；明年冬天他将去巴西或者桑给巴尔[5]。伊索尔达花钱大手大脚，而且不忠诚；可是，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在一处为她姐妹俩租用的漂亮小套房里发泄一下他的淫欲（不过，艾达很快被一个嫉妒的情人一阵风似的带走了）；在卢森堡商务领事举行的一次社交聚会上，个子高挑的玛莎穿着黑色丝袜，袒露漂亮的削肩，挂着翡翠耳坠，使所有其他女士都黯然失色。他决定暂时不将自己的特殊计划告诉她，等待适合的时机，尽管他确实在三四个场合暗示过要进行一个新的非同寻常的计划。可是问题又来了，他该如何向她解释这个对他来说很有吸引力的计划呢？这是不可能的。她会一口否决，把它视作一种毫无意义的怪念头。搞什么机械人体模型！下一步搞什么，皮格马利翁[6]？你的伽拉忒亚[7]？不行，这个计划毫无希望！她会说：“你在浪费时间，想出这种垃圾计划！”话是不错，但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垃圾计划！一想到这里，他笑了，她也有她自己古怪的地方。睡觉时，她会把冰凉的玫瑰水抹在脸上。几乎每天都做柔软体操。他用拐杖在栅栏的尖板条上连续刮动，使之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他俩正沿着街道洒满阳光的一侧散步。与他一起走的是那个黑胡子发明家，发明家不停地暗示穿过大街到对面有树荫的人行道上去散步也许不错。但是，德雷尔听不进去。如果他喜欢阳光，那么其他人也一定要喜欢阳光。“还有很长一段路啊！”发明家叹息道，“你很肯定吗，你确实想散步？”“那要得到你的允许才行呀。”德雷尔心不在焉地说，并且越走越快。充满活力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比如，现在这位黑胡子天才正带他去看某样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如果他叫住一位路人，问他：“猜猜看，朋友，我现在去看什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看它？”路人根本答不上来。好像这还不够似的，街上所有来去匆匆的路人，在电车站候车的人们——那么多的秘密、那么多让人惊讶的职业、那么多令人称奇的回忆。比如，那个家伙，拄着拐杖，留着正统的英国黄色八字须：谁知道呀，也许在战争期间，他曾被分配去执行单调愚蠢的任务，改制所缴获的各种各样的敌人军装，为国家所用；但是，两年之后，这种军装布料开始逐渐减少，他又被派往前线，在前线，他至少感受到了在一个村庄的废墟上参加一场恶战的兴奋，那个村庄曾经以它的啤酒和猪肉著称，于是，敌对情绪暂时缓解了，最后一名士兵是被飞机空投的一麻袋停战宣言传单砸死的。但是，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回忆告诉陌生人呢？那边长凳上坐着的老头还很年轻——噢，我不知道——也许，是个著名的杂技演员；那个黑胡子外国人，那个乏味的同路人（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而已），也许搞出了一项惊人的发明。一切都是未知数，任何结果都有可能。

“在右边，”乏味的同伴气喘吁吁地说，“在那边，那栋有雕塑的大楼。”

在法院的增建楼里，警察举办了一个犯罪展览会。一位受人尊敬的市民突然毫无理由地肢解了一个邻居家的孩子，还在他的套房里发现了一个人造女人。她能够行走，能够扭动双手，能够小便，现在放在警察博物馆里。受专业焦虑的驱使，发明家想去参观一下。在一个退役警官的引导下，他俩参观了那个女人，德雷尔贿赂了警官，让那个机器女人动起来。结果，他们发现那个可怜的女人造得非常粗糙，报纸上所说的那种神秘材料，天哪，只是古塔胶[8]。驱动她活动的能源也被夸大了。一种发条装置使她能够闭上她的玻璃眼睛，展开她的双腿，两条腿可以注满热水。她身体上的毛发是真的，披在肩上的棕色头发也是真的。综上所说，这个机器女人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仅仅是一个粗俗的玩偶。发明家立刻不屑一顾，高兴地走了，不过，德雷尔总怕错过什么有趣的事情，悠闲地浏览了所有的展厅。他仔细看了那些罪犯的脸，放大了的照片：耳朵、乱七八糟的指印、厨房用的各种刀具、绳子、褪色的衣服碎片、满是灰尘的罐子坛子、肮脏的试管——上千件被误用了的不值钱的小东西——又是一排排的照片，身体肮脏、穿着邋遢的凶犯苍白的脸，以及那些受害者浮肿的脸，受害者死时倒很像罪犯；一切都是那么破破烂烂，那么愚蠢，德雷尔禁不住笑了起来。他想，这是个多么没才华的人！谋杀自己邻居的人是个思想多么肤浅，多么歇斯底里的蠢蛋！展品死一般的灰色，罪行的陈腐平庸，资产阶级的家具，让人惊恐万分的慰藉：找到了血印，榛子的果仁注入了士的宁，纽扣，锡盆，又是照片——所有这一切垃圾都表明了犯罪的本质。那些傻瓜失去了多少美好的东西！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每天生活的乐趣，单纯的生存的乐趣，而且也像这个展出的案例那样，失去了怀着好奇心去观看原本枯燥乏味之事的能力。还有最后一件乏味的事情：黎明，脸色苍白、头戴黑色大礼帽的都市父亲们顾不上吃早饭就开着车去看处决。天气寒冷，雾气茫茫。早晨五点戴着黑色大礼帽，那种感受该有多难受！死囚被押进监狱的院子里。刽子手的助手求他文明一点，别挣扎。啊，行刑的斧子！说时迟那时快——砍下的头颅立刻示众。看着砍下的头颅，一个身穿礼服的公民该做什么呢——对它同情地点头？指责地皱眉？微笑着鼓励？仿佛在说：“瞧，砍头多么简单利索！”德雷尔发现自己心里在想：拂晓时刻醒来，彻彻底底刮好胡子，吃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穿好条纹囚服去外面的放风场，适当开个玩笑，摸摸胖刽子手的肌肉，朝众人友好地挥挥手，最后再好好地看一眼官员们苍白的脸，那也许很有意思……对，所有的脸都异常苍白。比如，这里有个年轻的家伙，把他的父母都砍死了：他的耳朵真大呀，脸上的小脓包真多呀！这里有位郁郁寡欢的绅士，他把装有他未婚妻尸体的箱子留在车站里。这里是吉隆廷博士的发明——噢，不，那是中世纪瑞士的发明，一模一样——木板，木项圈，两个垂直构件，中间的刀片。吉隆廷先生，你是个骗子！啊，美国牙医的椅子。牙医戴了面具。病人也戴了面具，面具上有两个洞眼。他们在裤腿的腿肚子处撕了个口子，用于连接电极。啊哈！接通电流。一跳一跳的，就像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多么郁郁寡欢的傻瓜们！这里就是白痴般的脸和受折磨的物件的集合。

室外真好，暖风拂面。路人的鞋底在洒满阳光的柏油马路上留下了银色的足迹。多美啊，蓝色的，芳香的，我们的柏林已经进入了夏季。在海边也会感觉不错。那些云彩灿烂——假日的云彩。工人们懒洋洋地修理着人行道。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他想，仔细追寻那些工人的脸、那些路人的脸该多有意思，因为他刚刚看过无数照片中的脸部表情。让他吃惊的是，在他遇见的每个人的脸上，德雷尔都能认出一个罪犯，过去的，现在的，或者将来的罪犯；很快，他完全沉浸在这种游戏之中，他开始为每个人虚构一宗特别的罪行。他注视着一个肩膀滚圆的男人提着一个可疑的箱子，他走上前去借个火。那人掸掉香烟上的烟灰，很平常地将两支香烟轻轻对接，不过，德雷尔注意到那人的手颤抖得多么厉害，他很遗憾自己亮不出侦探的警徽。一张张脸从面前掠过，眼神躲闪，在那些胖乎乎、慈母般的家庭妇女身上也发现了谋杀的迹象。于是，他走着，像螺旋桨那样转动着手杖，一时间感到相当开心，还不由自主地对着陌生人咧嘴而笑，他开心地注意到，那些人都时不时地表现出局促不安。随后，他厌倦了这种游戏，感到饿了渴了，于是就加快了脚步。但他走进门口时，他发现妻子和外甥在花园里。他们正一动不动地并肩站着，注视着他渐渐走近。德雷尔终于看到两张熟悉的、完美的具有人性的脸，他感到愉悦和宽慰。

[1] Kurfurstendamm，又译选帝侯大街，柏林著名的商业街。

[2] Ceylon，斯里兰卡的旧称。

[3] the Borgias，定居意大利的西班牙世袭贵族一家族，在十五至十六世纪出过两个教皇和许多政治及宗教领袖。

[4] Hohenzollern，德国一地区，原为普鲁士的一个省。

[5] Zanzibar，坦桑尼亚东北部一地名。

[6] Pygmalion，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钟情于阿佛洛狄忒女神的一座雕像。据罗马诗人奥维德在他的《变形记》里的说法，雕刻家皮格马利翁创造出一座表现他的理想女性的象牙雕像，并爱上了自己的作品，将“她”取名为伽拉忒亚，维纳斯女神应他的请求赐予雕像生命。

[7] Pygmalion，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钟情于阿佛洛狄忒女神的一座雕像。据罗马诗人奥维德在他的《变形记》里的说法，雕刻家皮格马利翁创造出一座表现他的理想女性的象牙雕像，并爱上了自己的作品，将“她”取名为伽拉忒亚，维纳斯女神应他的请求赐予雕像生命。

[8] gutta-percha，一种类似橡胶的热塑性物质。

一一

“求你了，我亲爱的，”威利·沃尔德说，“别这样。你已经偷偷看了两次手表，然后又看了你丈夫。真的，时间还早。”

“再吃点草莓。”威利的妻子说。

德雷尔说：“我们必须再待一会儿，我亲爱的。因为我想不起我的故事了。”

“请尽量回忆。”威利说，他深深窝在扶手椅里。

“……也许再喝点烈酒？”沃尔德夫人用疲倦悦耳的假嗓音说。

德雷尔用拳头捶捶前额。“我想起了故事的开始和中间部分。我的商场作为结尾！”

“别着急，会想起来的，”威利说，“如果你继续担心，你妻子会感到更加无聊的。她是个严厉的女人，我怕她。”

“……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将在去巴黎的路上。”沃尔德夫人打起精神说，但是她的丈夫打断了她的话。

“她要带我去巴黎！我知道那是个生气勃勃的城市，可我从来不喜欢那个城市。不过，我还是要去的，我要去。顺便提一下，你还没告诉我你自己的暑期计划呢。我听说有个家伙想不起一个有趣的故事，结果爆了一根血管！”

“我倒不是因为想不起那件事而感到伤心，那不是事实，”德雷尔伤感地说，“让我感到伤心的是，我们一分开我就想起来了。我们还没决定，对不，我亲爱的？我们还没决定？”（转向威利），“事实上，我们根本还没讨论过那件事。我知道她不喜欢阿尔卑斯山。她对威尼斯毫无兴趣。真是非常难啊！最后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了，真有意思……”

“别说了，别说了，”威利喘着气说，“你怎么还没决定？已经六月底啦！是时候啦！”

“也许是吧，”德雷尔嘲弄似的看了看妻子说，“也许我们可以去海边。”

“海水，”威利点点头，“浩瀚的蓝色海水。那很好。我也想去，非常想去。可是，我被拖去巴黎了。我潜水特棒，不过，你可能不信。”

“我甚至还不会游泳，”德雷尔郁闷地回答，“我不擅长某些体育活动，也不擅于滑雪。我好像总停留在同一个点上：甩臂，技巧，平衡，就是学不会。我想是不是那副新滑雪板不适合我？亲爱的，我明白你讨厌海滨，可我们还是再去一次吧！带上弗朗兹和汤姆。我们可以泼水玩水。你和弗朗兹去划船，晒成和奶油巧克力一样的咖啡色。”

玛莎笑了。这倒不是因为她感觉到何处飘来了一股湿润的新鲜空气。想象中神奇的幻灯插入了一张彩色的片子——一九二四年他们曾去过波罗的海长长的海滩，白色的凸式码头、鲜艳的旗子、彩色条纹的小房间、上千个有着彩色条纹的小房间——不过，如今它们稀少了，破败了；在杜鹃花和海水之间，向西延伸着数英里沙滩空荡荡的白色。海水。你用什么扑灭大火？婴儿也能告诉你。

“我们去格雷维茨。”她转身对威利说。

她变得格外活跃。她光滑的嘴唇开启了。她那对杏仁般的眼睛像宝石一般闪亮。红扑扑的脸颊上出现了两个镰形酒窝。她开始激动地对埃尔莎说起一个小裁缝（这些人前面总添加个“小”字）的故事，她发现了他。她欣喜地夸奖埃尔莎的香水。德雷尔正在吃草莓，他注视着玛莎，心里感到很高兴。她从来不笑，只有去探望沃尔德夫妇（“他们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时，她才喋喋不休，显得那么漂亮。

“我们得认真谈一谈，”在回家的路上她说，“有时，你的确想出些好主意。这样，明天你写信去‘海景酒店’预订两间毗连的房间和一间单人房间。不过，狗要留在家里——它只会添麻烦。你得赶紧，否则就订不到房间了。”

德雷尔有点喝醉了，他将嘴贴到她温暖的后颈上。她将他推开，相当和蔼地说：

“我看你不仅是个好色之徒，而且专门说谎。”

他突然显得很着急。“你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她说，“你对我说过——什么时候说的？一年前？——你要去弗赖巴德学习，现在你游起泳来会像鱼一样。”

“说大话了，不可饶恕，”他回答说，心里宽慰多了，“一条糟糕的鱼，真的。我可以浮在水上三米，然后就会像一根圆木沉入水中。”

“可是圆木不会沉入水中。”玛莎开心地说。

必须抓紧！不过此时的抓紧倒是轻松愉快的。四周全是海浪和阳光，呼吸、谋杀、做爱，多么容易！“海水”单单一个词语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尽管玛莎不懂数学问题，也不懂精确验证的愉悦，但是她立刻意识到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那么简单和清晰。这种和谐平淡、简单得体的解决办法使她为自己原先胡乱的摸索和粗俗的幻想感到羞耻——她也许应该对此感到羞耻。此时，她极想见到弗朗兹，或者至少采取某种行动——立刻给他发电报，告诉他暗号；不过，目前的电文暂时是这样的：半夜出租车招呼站雨水大门前厅楼梯卧室请停下好的赶紧晚安。明天是星期天——你觉得怎么样？！她告诫过弗朗兹，如果天气没有好转，她将不去见他，因为德雷尔不打网球。不过，现在由于她又有了信心，即便是这种耽搁（这种耽搁曾气得她大发雷霆）也似乎只是小事一件。

她比平时晚醒了一点，她的第一个感觉是，昨晚发生了某件极好的事情。露台上，德雷尔已经喝完了咖啡，正在读报。当她容光焕发，身穿淡绿色绉绸衣服下楼时，他起身吻了吻她冰凉的手，星期天早晨见面时，他总这样亲吻她，不过这次亲吻，他格外和蔼可亲，眼睛里闪烁着感激的神色。银色的糖碗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强光，然后慢慢暗淡，接着再次发出耀眼的光芒。

“球场会不会还是湿的？”玛莎说。

“我打过电话了，”他回答，说完又接着看报，“它们都湿透了。一位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了一座古墓，里面有玩具和蓝色的蓟，有三千年历史。”

“蓟不是蓝色的，”玛莎边说边伸手去拿咖啡壶，“你有没有写信预订房间？”

他点点头，连头也没抬一下，并且一边读报一边继续更加缓慢地点头，一边点头一边高兴地提醒自己明天去办公室口授电文。

好吧，继续点头吧……继续骗人吧……现在没啥关系了。他是个一流的游泳好手——这可不是打网球！她也出生在大河岸边，可以浮在水面上连续几小时，几天，永远！

她习惯仰面躺在水面上，流水会轻轻拍打摇晃她，那么惬意，那么凉快。你赤裸着身子与赤裸的同岁男孩一起坐在勿忘草间，令人心旷神怡的微风沁透着你！这些思绪来得一点不费力气，她不用挖空心思去想，只要展开在脑海里业已存在的概要。她的心上人将会多么高兴！她要不要给他挂电话，只说一个字：“Wasser[1]？”

德雷尔窸窸窣窣折叠报纸，好像在用它包装一只小鸟。他说：“我们去散散步，好吗？你觉得怎样啊？”

“你去吧，”她回答，“我得写几封信。我们得打发希尔达，知道吗？”

他想，要是我请求她，温柔地，非常温柔地求她，她会去吗？今天早晨没什么事情。我们又成恋人了。

可是，表达强烈情感从来就不是他的特长，他什么也没有说。

一分钟后，玛莎从露台上看见他手臂上挽着雨衣，朝大门走去。他打开边门，让汤姆像女士一样先出门，然后从容不迫地漫步走了，边走边点燃了一支雪茄烟。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糖碗一会儿发出耀眼的光芒，一会儿光芒暗淡。突然桌布上出现一个灰色的小斑点，随后在它的边上又出现一个小点。一个雨点落到了她的手上。她站起身，朝天空望了望。弗丽达开始急急忙忙收拾盘子碟子和桌布，同时也不时朝天空看去。天边雷声隆隆，一只受惊的麻雀停落在栏杆上——然后突然猛地飞走了。玛莎进屋去了。过道里厕所的门在砰砰作响。弗丽达衣服已经湿了一半，她怀里抱着桌布，边笑边喃喃自语，从露台朝厨房奔去。玛莎站在格外昏暗的客厅中央。此时，屋外的一切都在发着汩汩声、淅淅沥沥声，都在呼吸清新的空气。她心想是否应该先给他打电话。可是她过于急躁——费事打电话是浪费时间。她窸窸窣窣穿上马金托什雨衣，顺手抓起一把雨伞。弗丽达从卧室里给她取来帽子和手提包。“你应该等雨停了再出去，”弗丽达说，“这只是常见的阵雨。”玛莎呵呵一笑，说她忘得干干净净，在咖啡馆与贝亚德夫人和另一个女士有约会，那个女士是位节律性呼吸专家。（“混合性呼吸。”弗丽达说，她了解的事情比她应该知道的还要多，整个早晨她一直不停地喷鼻息。）雨点开始像打鼓似的落在雨伞紧绷的丝绸伞面上。边门砰的关上，雨水溅到了她的手上。她沿着明镜般的人行道迅步急行，急急忙忙朝出租车招呼站走去。太阳光照在长长的雨帘上，使得一串串珍珠般的雨线似乎斜着落下，不一会儿，雨便成了金黄色的、寂静无声的。阳光一次又一次照射下来，被阳光击碎的雨水四处飞溅，成为火焰般的一个个雨点；柏油马路映射出彩虹的紫色，一切都变得那么明亮、那么热烈，德雷尔的头发淋湿了，他边走边脱去雨衣；雨淋之后，汤姆的皮毛变得更加深色，它梳理自己的毛皮，追逐一只棕色的腊肠犬。汤姆和那只腊肠犬在一个地方绕起了圈子，说准确些应该是汤姆绕着圈子，与此同时腊肠犬不时突然转身，两条狗搅在了一起，直至德雷尔吹口哨。德雷尔慢慢地走着，左顾右盼，想找到前天晚上威利提及的那个新建的电影院，结果发现自己来到一个他很少光顾的街区，尽管这里离他的家不远。他转入一个公园，想让狗再多活动活动；随后，他抄近路穿越一片荒地，荒地连接着一条陌生的林荫大道。再往前走一程，穿过一个广场，他看见下一条街的拐角处有一栋大楼，大楼四周已经拆去了脚手架：一层楼装饰了一幅巨大的广告，宣传七月十五日晚首场上映的那部电影，电影是根据戈尔德马的剧本《王，后，杰克》改编的，好几年前这部戏剧曾轰动一时。广告由三张巨大的看似透明的扑克牌组成，很像彩色玻璃窗；晚上如果电灯一亮，效果也许非常好：国王身穿一件褐紫红色的晨衣，杰克身穿一件红色圆翻领毛衣，王后则穿着一套黑色的泳装。“明天千万别忘了预订房间。”德雷尔想起了玛莎的嘱咐，他将口授另一封重要的短信，忠诚可靠的赖希小姐会在她的署名之上写下：艾尔博士必须离开这个城市，很遗憾，他不能继续支付那个套房的费用，因为你坚持在那个套房里接待其他白痴，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他刚要转身往回走，突然汤姆短促沉闷地吠叫起来：弗朗兹从一家小餐馆出来，边走边用指关节擦嘴巴。

“哎呀，哎呀，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你，”德雷尔惊呼道，“喝点烈酒开始一天？”

“我的房东不再供应我早餐了。”弗朗兹说。多么糟糕的意外相遇！他俩肩并肩地走着，地上一个个闪光的水坑都在注视着他们。

他们还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德雷尔此时才意识到，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可以交谈的事情。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试图弄清这种奇怪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每隔一天，弗朗兹就会来别墅吃晚饭，但总有玛莎在场。在那些场合，弗朗兹都能自然融入，占据着长久以来给他留出的位置；除随便开个玩笑外，德雷尔从来不跟他单独交谈，从不寻求任何信息，从不表达任何情感。他信任弗朗兹，像对待其他熟悉的东西和人一样对待他，用毫不相干的话打断弗朗兹对玛莎说的那些愚蠢和无聊的事情。德雷尔早就意识到他不愿公开承认的腼腆性格，意识到他没有与在冷酷的机缘下遇到的人们进行直率、严肃、坦诚地交谈的能力。此时此刻，对于楔入他与弗朗兹之间的沉默，他既感到担忧又想哈哈大笑。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问他去哪里？他清清喉咙，睨了弗朗兹一眼。弗朗兹边走边看着地面。

“你去哪里？”德雷尔问。

“我住在附近。”弗朗兹做了个含糊的手势说。德雷尔不无友好地看着他。就让他看吧，弗朗兹心里想。生活中的一切都让人难以理解，这种散步也是一样。

“好啊，好啊，”德雷尔说，“我想我从来没到过这里。我抄近路，穿过一片荒芜的菜园，随后突然发现我周围全是建了一半的房子。顺便问一下，那个——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看你租的房间？”

弗朗兹点点头。一阵沉默。很快，他指了指右边，两人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至少他们可以完成一个并非是毫无目的的行为——右拐。汤姆也显得很无聊。它不太喜欢弗朗兹。

“多傻呀，”德雷尔心想，“我一定得找个话题说说。我们不是跟在灵车后面。”他心里琢磨是否要告诉他有关电动模特儿的事情。这种事情年轻人可能感兴趣。事实上，这个话题太有趣了，所以他不得不克制自己，不在家里过分动情地说这件事。最近，发明家叫他别去研究室，说他在准备一个惊喜；随后，几天前，发明家面露得意神色，邀请德雷尔前去视察。那个雕塑家看上去像个科学家，那个教授看上去像个艺术家，他们似乎也特别洋洋得意。在商场工作的两个年轻人，默里茨和马克斯，他们无法掩饰地咯咯笑。发明家拉了拉一根细绳，一帘黑色的幕布开启了，这也是一种创新，一个身穿无尾礼服、脸色苍白、神色威严的绅士从左侧边门里走了出来，他的纽孔里插着一朵康乃馨；尽管走起路来像梦游一般，但是他非常逼真地穿过房间，从右侧边门退场。默里茨和马克斯在幕后抓住机器模特儿，给他换衣服，与此同时，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青年手臂下夹着网球拍，接着走过演示厅；一号梦游者立刻跟在白衣青年后面再次出场，现在他穿着一套灰色衣服，配以典雅的领带，手里提着公文包。他心不在焉，离开时，把公文包遗忘在了舞台上；不过，默里茨捡起公文包，跟在他后面退场。与此同时，那个白衣青年又出现了，这时他身穿一件鲜红的运动装，身后跟了个年纪稍大的男子，身上矜持地穿着一件雨衣，走路从容不迫，神情如梦，忧郁沉思。

德雷尔觉得这场表演绝对引人入胜：机器人不仅穿了制作精良的裤子，双脚穿上了鞋子，走起路来风度翩翩、魅力十足，以前的机械玩具从未达到如此精美的程度；而且他们的脸与手一样，用了同样像蜡一样的材料，经过精心处理，显得非常时髦。当粗俗的青年马克斯紧随可爱的年轻机器模特儿最后一次出场，学那个年纪较轻的机器模特儿的样子，昂首阔步、趾高气扬地走路时，没人会怀疑，两个角色中哪一个更具人类的魅力，尽管一个发明家比另一个经验丰富得多。不一会儿，那个成年机器绅士最后一次走过舞台，它的创造者设计了独特的表演方式：让那个重新穿上无尾礼服的机器模特儿（只是康乃馨插错了地方，插到了某个化身的身上）停在舞台中央，轻轻抖动双脚，像在展示某种舞步，然后继续朝着出口退场，他的一个手臂弯曲着，好像在护送一位隐形女士。“下一次，”发明家说，“会制作一个女人。美貌很容易造就，因为美貌的基础就是对于美貌的造就。不过，我们还在加工她的臀部，我们想让她的屁股抖动起来，这很困难。”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要告诉弗朗兹吗？如果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那就没意思了，如果一本正经说，弗朗兹也许不相信，因为在过去德雷尔经常开他的玩笑。突然，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化解困境的念头。弗朗兹还不知道他将应邀去海滨，当然，这是个好消息；同时，德雷尔回想起那则趣闻的结尾，前天夜里他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了。他先告诉弗朗兹去海滨旅行的消息，最后再说那个趣闻。弗朗兹含含糊糊地说，他非常感谢德雷尔的照顾。德雷尔给他解释去旅行应该买些什么，一切费用都由舅舅买单，selbstverständlich[2]！弗朗兹精神振作了一些，他再次千恩万谢。

“你考虑过婚事吗？”德雷尔问（弗朗兹像小丑配角碰上难题时那样，做了打趣的手势），“因为我也许可以为你找到一位柔情似水的新娘。”

弗朗兹笑了。“我太穷了，”他回答说，“如果我工资涨了，也许会考虑。”

“这个想法不错。”德雷尔说。

“我们快到了。”弗朗兹说，汤姆停住了，他几乎被绊了个跟斗。

德雷尔决定等一会儿再说他的趣闻——这个趣闻确实非常好笑——等他们进了弗朗兹的房间：讲故事的时候，做一些激烈的手势，说一些放肆的观点。推迟说这个趣闻是至关重要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这时，他们来到弗朗兹租屋的门前；另一个有趣的故事正在成形，有植物学思维的民俗学家们称之为“正在作叶状展开”。汤姆又停了下来，抬头看看，又回头看看。“往前走，往前走呀。”德雷尔边说边用膝盖推动聪明的猎狗。

“我住在那里。”弗朗兹指着五楼说。

“那好，我们进去看看吧。”德雷尔说。他扶住门让汤姆进去，汤姆一下子蹿上楼去，激动得呜呜吠叫。

“天哪，我一定要为他另找一个住处。我的外甥不应该住在一个贫民窟里。”德雷尔一边爬楼梯一边想。楼梯上的地毯非常粗劣，离木头地板很远的梯级上已经没有地毯覆盖。当他俩在爬楼梯的时候，玛莎补完了袜子上的最后一个洞，她正坐在心爱的破旧的长沙发上，倾斜着身子专心干针线活；她闭拢双唇，像在自己家一样幸福地噘动着嘴巴。房东说了，弗朗兹随时会回来。弗朗兹突然外出去吃早饭，去吃一顿比生病老太太准备的要丰盛得多的早餐。玛莎起身将袜子放回抽屉。她已经换上了有象征意义的拖鞋，而且已经摆出了那个橡胶小盆，上面卖弄风情似的盖了一块干净毛巾。突然她停住了，半躬着背，屏住呼吸。“他回来了！”她心想，愉快地叹了口气。接着，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非人类的脚步声，随后响起一阵可怕而熟悉的狗叫声。“安静，汤姆，别胡闹！”这是德雷尔欢快的声音。“你右边第三扇门。”这是弗朗兹的声音。玛莎冲向房门，想去转动钥匙锁上门，但钥匙在房门外面。“这里？”德雷尔问，门把转动了。她用尽全身力气抵住房门，同时用她强有力的手握住门把手。只听见钥匙往这边转又往那边转。汤姆激动地用鼻子嗅闻房门的底部。门把手又一次试图转动。此时是两个男人与她较劲。她滑了一下，掉了一只拖鞋。这种事情在另一世里已经发生过。“怎么回事？”德雷尔的声音说，“你的房门开不开。”她能干的情人正在帮着推门。“两个白痴！”玛莎冷冰冰地想。她脚下又开始滑动了。她用力耸起一侧肩膀顶住房门关紧。弗朗兹嘟哝道：“我实在弄不懂了。也许这是我房东开的一个玩笑。”汤姆拼命吠叫。明天要把它杀了！德雷尔咯咯地笑，建议弗朗兹去叫警察。“我们把门踢开吧。”他说。玛莎觉得她再也顶不住房门了。突然，一阵寂静。寂静中一个尖细的抱怨的嗓音说出了魔力般的反开门咒：“你的姑娘在房里！”

德雷尔转过身来。一个身穿晨衣的老头。他手里紧攥着水壶，对着这个年轻的笨蛋直摇他又粗又长的花白胡子；弗朗兹用双手捂住了他的脸。汤姆正在嗅闻老头。德雷尔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拉住狗的项圈，开始往外走。弗朗兹陪着他一起走到门厅，在一个水桶上绊了一下。“哈哈，原来你有一套啊。”德雷尔说。他眨了眨眼睛，用胳膊肘轻轻推了推弗朗兹的胃窝，随后离去。汤姆回头张望了一下——随后跟着它的主人走了。弗朗兹呆若木鸡，两脚都有点站不稳了。他沿着走廊往回走，打开了此时毫无阻力的房门。玛莎满脸通红，头发蓬乱，气喘吁吁，好似打了一架，她正在寻找自己的拖鞋。

她鲁莽地拥抱住弗朗兹。她微笑、大笑，她亲吻他的嘴唇、鼻子、眼镜，随后让他与她一起并肩坐在床上，递给他一杯开水。弗朗兹无力地颤抖，将头枕在她的大腿上；她轻柔地、抚慰地抚摸他的头发，向他解释唯一的、与水有关的、美好的解决办法。

她比丈夫早到家。丈夫回家时，汤姆疾步跑到她跟前，她恐慌不安、嘲弄地看了它一眼。

“听着，”德雷尔说，“我们的小弗朗兹——不，想象一下吧——”他气急败坏，直摇脑袋，过了很长时间才告诉她。他闷声不响、笨头笨脑的外甥爱抚一个高大粗壮的心上人的样子简直滑稽得难以形容。回想起弗朗兹穿着肮脏的内裤、一只脚跳着换裤子的情形，他的笑声越发爽朗。“我想你是嫉妒了。”玛莎说，他试图拥抱她。

弗朗兹前来共进晚餐时，他聪明的舅舅开始嘲弄起他。玛莎在餐桌底下用脚踢她丈夫。“我亲爱的弗朗兹，”德雷尔边说边挪动身子，远离她脚能踢到的范围，“也许你不喜欢去遥远的海滩，也许你在城里就已经完全知足了。你可以坦率说。毕竟我也年轻过。”

他间或转向玛莎，随意地观察着：“你知道吗，我雇了个私人侦探。他的工作就是确保我的职工过一种苦行僧的生活，不喝酒，不赌博，特别不能——”说到这里，他用手指按住嘴唇，好像说话太多似的，随后瞟了一眼弗朗兹。“当然啰，我是在开玩笑，”他继续嘲弄似的含糊说道；接着用细细的假惺惺的嗓音补充，好像是在改变话题：“天气真是太可爱了！”

离计划中的旅行只差几天了。玛莎是那么高兴，那么平静，现在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她：她丈夫的俏皮话很快就要终结了，就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他的雪茄烟、他的古龙水、白色露台上他的身影以及书本的影子。只有一件事——“海景宾馆”的经理厚颜无耻，利用节日游客蜂拥而来的状况，给房间开出了天文价格——只有这件事情仍能令她心绪不宁。的确，很遗憾，除掉德雷尔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尤其是现在，当然他们不得不节约每一个铜板，因为她说，他可能会在那最后几天中一转眼就失去他全部的财富。这样的忧虑确实有些根据。但是，她同时也经历着某种奇怪的满足感，因为此时此刻，她想到了那一瞬间，德雷尔将在她的眼皮底下死去，他似乎已经耗尽了卓越的商业想象力，耗尽了冒险企业家的才华，也正是因为他卓越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他已经准备了一笔财富，留给他并非不感恩的遗孀。

她并不知道，荒谬的是，在那个衰落和懒惰的时期，德雷尔已经悄悄开始代价非常昂贵的机器模特儿的研制。问题是：对于柏林单调乏味的中产阶级商店，它们是不是过分炫耀、过分浪费、过分新颖和奢华？另一方面，他一刻也不怀疑，如果能够让潜在的顾客倾倒入迷，那么这项发明将会获得十分可观的收益。美国商人里特先生喜欢时髦玩意儿，他不久就会来到柏林。德雷尔心想，我要把机器模特儿卖掉，甚至卖掉整个商场也行！

暗地里他明白，他从商纯属偶然，他的奇特想象并不能卖钱。他的父亲曾想当个演员，曾在一个巡回马戏团里当化妆师，曾试图设计舞台布景和漂亮的天鹅绒戏装，最后成了一名普通的裁缝。童年时，德雷尔曾想当个艺术家——任何形式的艺术家——可是阴错阳差，却在父亲的裁缝店里干了许多年枯燥乏味的工作。他所获得的最大艺术乐趣来自通货膨胀时期他的商业冒险活动。不过，他非常清楚，他更能欣赏其他艺术，其他发明。是什么东西阻止他纵览世界？他有办法——但是，他与每个向他招手的梦想之间都有着某种致命的隔膜。他是一个有着漂亮冷酷妻子的单身汉，一个无物可收藏的狂热业余收藏家，一个不知会死在哪座高山的探险家，一个对无营养书籍如饥似渴的读者，一个幸福健康的失败者。他没能从事艺术和冒险活动，而是仅仅满足于生活在柏林近郊的一栋别墅里，满足于在波罗的海旅游胜地度过单调乏味的假期——即便是那种旅游，也会使他异常激动，就像当年低级马戏团常引得他温和笨拙的父亲如痴如醉那样。

事实上，这次去波美拉尼亚海湾的短途旅游对于每个相关人员都相当有益，包括机遇之神（卡策尔蒂或者斯卢奇，或者不管他的真名叫什么），只要你把上帝想象成小说家或者剧作家就行，就像戈尔德马在他最著名的作品里所写的那样。玛莎有条不紊，乐而忘忧，热情满怀地为去海滨作准备。她躺在弗朗兹的胸膛上，懒散地舒展四肢趴在他的身上；她壮实沉重，因为天气炎热，身上有点汗水黏糊。她对着他的嘴巴和耳朵低声私语，说他的烦恼会很快平息。她买了——没在她丈夫的商场里购买——噢，不能在那里买——各种各样喜庆俗丽的服装，一套黑色的泳装，一件蓝绿两色之字形条纹的海滨浴衣，法兰绒宽松长裤，一架新照相机，还有许多色彩鲜艳的衣服；对此，她笑着责怪自己胡乱挥霍，因为她很快就要服丧了。德雷尔从商场里拿了一个硕大的沙滩充气球和一种新式的双翼形充气浮袋。

玛莎的妹妹希尔达曾试探着征求过意见，希望夏天她俩一起度假，所以她写信给妹妹说今年的暑期计划还没确定，他们也许会去海滨玩几天，也许哪里也不去，如果确定去海滨并想待得时间长一些，那么她会写信的。她允许弗丽达仍然住在阁楼里，但是不允许她在那里接待客人。玛莎告诉园丁，歇斯底里的汤姆咬了她，不过她不希望打搅她丈夫，希望在他们前往格雷维茨后，那只畜牲能尽快被处理掉。园丁似乎有些顾虑，她把一张五十马克的钞票塞进他诚实、沾满毛虫黏液的手里，年迈的士兵耸耸肩同意了。

出发前夕，她查看了别墅内所有的房间、家具、餐具、画像；她低声对自己、对所有这些物品说，她会很快回来的，回来时，她就是一个幸福自由的人了。那一天，弗朗兹给她看了一封他母亲的来信。母亲说埃米很快就要结婚了。“一年后，”玛莎笑着说，“一年后，亲爱的，还会举行另一场婚礼。哎呀，振作起来，别挖你的肚脐眼！一切都安然无事。”

他俩正在那间破旧的租房里最后一次幽会。房间已经有一种忧伤怪异的氛围，当一间提供家具的租房与它的房客永远分离时，它就会这样。玛莎已经把红色拖鞋拿回家，藏在一个箱子里，可是她不知道如何处置那些装饰桌布、两个漂亮的靠垫，还有那个充满回忆的精致小玩意。她怀着沉重的心情建议弗朗兹把它包裹起来，寄给他妹妹作为考虑周全的结婚礼物。小小的租房似乎意识到有人在议论它，于是就露出一副越来越紧张的神态。下流的出价人正在对大奶头、戴着古铜色手镯的奴隶姑娘作最后一次估价。墙纸上的图案——一连串有规律、图案重复的棕红色花束——从三个方向汇拢到房门，随后再也无处延伸，它们没法离开房间，就像人类的思想一样，尽管也许井井有条，但还是逃脱不了它们地狱般幽僻范围的限制。两只小提箱搁在角落里，一只是崭新的棕色人造革箱，漂亮的小钥匙仍然插在锁里，这是情人的礼物；另一只是黑色纤维板箱，一年前在商场的一个摊位上购买的，箱子仍然很有用，只是箱子上的一把锁有时不去碰它也会弹开。所有在十个月里带进这个房间的东西，或者说在房间里积聚起来的东西，全部装进了这两个箱子，次日将离开这里——永远离开。

那最后一个夜晚，弗朗兹没有外出吃晚饭。他关好空空的五斗橱，环顾四周，打开窗子，靠坐在窗台上，他必须得用某种方法熬过这个夜晚。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动不动，不作思考，就这么坐着，听着远处汽车的喇叭声，凝视着墨蓝的天空，遥望远处的一个阳台，橘黄色灯罩下一盏台灯正闪烁着亮光。两个幸福率真、无忧无虑的人正在下棋，聚精会神于那张幸福桌子上的灿烂绿洲。对于弗朗兹来说，人类的第三种意识，那种对未来的憧憬，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一个黑暗的牢笼，充满许多可怕明天的牢笼，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堆在一起。玛莎作为首选的、现实的、有逻辑的解决办法，解决他们所有问题的办法，只会给他正常的理智以最后致命的一击。事情会按照她所说的那样发展吗——或者说计划会成功吗？他内心激起一阵恐慌的颤抖。也许现在还不算太晚……也许他应该写信给母亲，或者写信叫姐姐和她的未婚夫来柏林把他带走。上星期天，命运几乎拯救了他，命运也许会再次拯救他，对——发个电报给家里，说自己患了斑疹伤寒，病倒了；否则，再往前一点，他也许就会滑落早已准备就绪的贪婪引力的怀抱之中。但是，心房的颤动消失了。一切都会按照玛莎的指令进行。

他赤着脚，不穿外衣，双手抱着双膝一动不动，长时间坐在窗台上，尽管窗台上的一个球形突起物硌得他生疼，一只蚊子正准备袭击他的太阳穴，他连大腿的姿势都没有改变一下。此时，厄运降临的房间里已经相当昏暗，可是没有人去开灯，即便他从窗台上坠落下去，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一扇接一扇，或者两扇接两扇，甚至三扇接三扇，所有的窗户都变黑了。很快，他就感到身体僵硬，手脚冰凉，他费劲地慢慢摸回房间，钻进被窝。半夜某个时刻，房东无声无息地沿着走廊经过房间，查看弗朗兹房门底下是否还有一线灯光；他低头倾听，然后再回自己的房间。他十分清楚弗朗兹不在房门背后，他熟练运用自己敏捷的想象力对弗朗兹胡思乱想。然而，这种臆想必须有某种正常的结局。用价格昂贵的电或者试图用剃刀割开喉管的办法去凭空臆想虚构是很傻的。此外，老头恩里希特越来越讨厌他这个奇怪的房客，该是让他滚蛋的时候了，找个新房客取代他。他灵机一动，作出了这样的打算：今晚就是这个捉摸不定的房客的最后一晚，明天一早就让他滚蛋——让他像其他房客一样厚颜无耻地留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吧。因此，他假设明天是下个月的第一天，房客自己希望离开——事实上，他已经付清所欠房费。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于是，老头恩里希特（别名法辛）想好了必要的结局，不愉快地回首往事，又添油加醋了一些过去发生并且一定会导致这种结局的情节。因为，他十分清楚——至少在过去八年里已经弄清楚——这整个世界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诡计，所有那些人——八个从前的房客，医生、警察、垃圾工人、弗朗兹、弗朗兹的女朋友、那个带着一条汪汪直吠的吵吵嚷嚷的绅士，甚至他自己的，法辛的，老婆，一个戴着花边帽子的安静的小老太太，还有他自己，或者可以说是他隐秘的室友，一个年纪稍大的伴侣，八年前是个数学教师，他们的生存全靠他的想象力、他的建议以及他灵巧的双手。事实上，他自己随时可能变成一只捕鼠器，一只老鼠，一只旧沙发，一个被出价最高的竞拍人带走的奴隶少女。这样的巫师应该当皇帝。

时钟敲响了起床的时刻。弗朗兹尖叫一声，双臂护住脑袋，从床上一跃而起，朝着房门冲去；到了门前，他停住了，他浑身颤抖，模模糊糊地环顾四周。他已经意识到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现在是早晨七点，天气雾蒙蒙的，温暖宜人，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一个半小时后，一列快车即将离站。

昨晚，他穿着白天的衣服睡觉，出了很多汗。他的干净内衣内裤都已装进了箱子，无论如何都不值得再找麻烦更换衣服了。脸盆架上空空如也，只留下曾经置放一块紫罗兰香味的米色肥皂的痕迹。他花了很长时间，用手指甲刮起粘在残留肥皂上的一根头发；头发形成不同的曲线，很难弄掉。他的手指甲里聚集起不少干肥皂。他开始洗脸。现在那根头发粘到了他的脸颊上，随后粘在了他的脖子上，弄得他脖子痒痒的。前天，他已经把房东的毛巾装进了箱子。他停顿下来思索——用床单的一角擦干自己。没有必要刮脸了。他的梳子也被装进了箱子，不过，他口袋里有一把小梳子。他有头皮屑，头皮有点痒。他扣好被弄得皱巴巴的衬衣的扣子。没关系。没有任何事情值得大惊小怪。他尽量不去理会讨厌的皮肤接触，他戴上柔软的衣领，衣领马上就像一块冷敷布，紧紧挤压着他的脖子。他的一个手指甲破了，钩住了他的丝绸领带。他第二好的裤子放在它脱下来时置放的床脚处，裤子上已经积聚起一些不知名的绒毛。衣服刷子也打包了。最后的灾难发生了：他穿鞋时，鞋带断了。他不得不将鞋带的末端含在嘴里吮吸，然后将它慢慢穿过小孔，结果两端很短的鞋带头很难系成一个结。不仅是动物，即便是所谓无生命的东西也害怕和憎恨弗朗兹。

终于一切就绪。他戴好手表，把闹钟放进口袋。对，该出发去火车站了。他穿上雨衣，戴好帽子，对着镜子里自己的样子耸了耸肩膀，提起两个箱子，撞上了门框，好像他是高速奔驰的火车上一名笨拙的乘客；他走出房间，来到走廊。他残存在房间里的肉体痕迹也就是洗脸盆底部的一点点脏水和房间正中心的夜壶里满满一罐子尿液。

他在走廊里停住了脚步，一种不愉快的想法使他愣住了：出于礼貌，他应该跟老房东恩里希特告别一声。他放下提箱，急忙敲了敲房东卧室的房门。没有回应。他推开房门，走进房间。从未照过面的老女人背对着他坐在她常坐的椅子里。“我走了，我想说声再见。”他边说边朝扶手椅走去。根本就没有什么老女人——只有粘在一根棍子上的一顶头发花白的假发和一块针织披肩。他一下把这个灰尘覆盖的怪玩意儿打倒在地。老恩里希特从一扇屏风后面走了出来，他浑身赤裸，手里拿着一把纸扇。“你滚吧，弗朗兹·布本多夫。”他用扇子指着门，冷冰冰地说。

弗朗兹欠了欠身，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在楼梯上，他感到头昏目眩，顺手把箱子搁在一个梯级上，双手紧抓着楼梯扶手站在那里。随后，他俯身于扶手上，就像俯身于船边一样，他大声呻吟，想要呕吐。他流着眼泪，提起旅行箱，再次按回弹出的箱锁。下楼时，他不断磕磕碰碰。终于，租房敞开大门，把他放了出去，随后又紧紧关上。

[1] 德语，水。

[2] 德语，理所当然的。

一二

当然，主要的景观就是大海：蓝色的海水略带灰色，海平线朦朦胧胧；紧贴着海平线，一连串碎云组成一条纵列，仿佛沿着一条笔直的车辙在悄悄滑移，一切都很相似，一切都隐隐约约。随后映入眼帘的是弯弯的海滨浴场和许多有着彩色条纹、岗亭似的棚屋，成群成簇的，尤其集中在凸式码头的附近；凸式码头伸向大海深处，两侧系着许多出租划艇。如果从格雷维茨最好的“海景酒店”向外眺望，你就能不时看见，棚屋群中一个小屋突然向前倾斜，慢慢朝一处新的地点爬去，就像一只红白两色的圣甲虫。海滨陆地上有一条石头铺成的海滨步道，道路两旁种植着两排刺槐树；大雨过后，刺槐黑色的树干上蜗牛苏醒了，从它们圆圆的壳里伸出一对对敏感的黄色小触角，使弗朗兹同样敏感的肉体直起鸡皮疙瘩。再往内陆走，就可以看见一排规模较小的临街宾馆、膳宿公寓和礼品商店。德雷尔一家套房的阳台上挂着宾馆的店名招牌。弗朗兹的房间景观比较沉闷，面对着小镇的一条街，与海滨步道平行。远处是一片二等宾馆，随后是另一条平行的小胡同，其周边簇拥着三等膳宿饭店。离海滨越远，价格越便宜，仿佛大海是舞台，宾馆是一排排座位。这些宾馆的名字都想方设法体现大海的存在。有些宾馆明确自豪地把大海写入它们的名称，另一些宾馆喜欢用比喻和象征。不时，人们会见到充满女人味的名称，比如“阿佛洛狄忒[1]”，没有一家膳宿店能够像这个店名那样真正名符其实。有一处别墅要么是出于讥讽要么由于地形上的谬误，把自己称作“赫尔维西亚[2]”。随着离海滨越来越远，宾馆名称也越来越富有诗意。随后，与大海相关的名称戛然而止，变成了“中央酒店”、“邮政酒店”，当然不可避免会有“大陆酒店”。几乎没有人租用凸式码头附近可怜兮兮的划艇，这不足为奇。德雷尔，一个蹩脚的海员，无法想像他或者任何其他游人会愿意划船出海，到那片荒凉的海域上去，因为海滨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比如呢？可以晒日光浴；可是，太阳光对他黄褐色的皮肤有点太残酷了。在咖啡馆里坐坐吧，不太惬意，而且也会使人感到过于疲乏。有一家“蓝色露台”咖啡馆，他认为那里的烘烤糕点非常棒。那天，当他们在那里吃冰镇巧克力的时候，玛莎至少在就餐人群中发现了三个外国人。其中一个，从他阅读的报纸判断，是个丹麦人。另外两人较难辨认：姑娘试图引起咖啡店宠物猫的注意，但猫不理睬她，那是一只黑色小猫，正蹲坐在一把椅子上舔着一只后爪，它僵硬地举起后爪，很像一块肩胛；她的同伴是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家伙，他抽着烟，嘴角上扬。两人在说什么语言？波兰语？爱沙尼亚语？他俩附近靠墙放着某种网袋：一只淡蓝色的网纱袋，网袋系在一个固定在一根轻金属杆上的圆环里。

“捕虾人，”玛莎说，“今晚我想吃虾。”（她舔了舔门牙。）

“不，”弗朗兹说，“那不是渔民的捕鱼网。那是捕蚊网。”

“捕蝴蝶的。”德雷尔伸出食指说。

“谁想捕捉蝴蝶？”玛莎说。

“啊，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消遣活动，”德雷尔说，“实际上，我想，热衷于某件事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快吃完你的巧克力。”玛莎说。

“好的，”德雷尔说，“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会在非常普通的人们身上发现一些秘密。这使我想起：皮夫克——对，对，粉红肤色的胖皮夫克——收集甲虫，是个非常出名的甲虫专家。”

“我们走吧，”玛莎说，“那些高傲的外国人正盯着你呢！”

“我们去痛痛快快散步吧！”德雷尔建议。

“我们为什么不租条船呢？”玛莎反建议说。

“我不去。”德雷尔说。

“算啦，我们去其他地方吧。”玛莎说。

经过猫占着的那把椅子时，她倾斜椅子，说了声“嘘！”猫神奇地伸出了四条腿，从座椅上滑下，消失了。

德雷尔独自闲逛去了，把他的妻子和外甥留在了另一个露台上。这是他第二或第三次浏览当地的橱窗。古玩礼品。风景明信片。他们最经常嘲笑的对象是人们的肥胖，以及肥胖的对立面，就像汉堡的马其欣夫妇那样一胖一瘦。穿着紧身泳衣，屁股大得吓人，结果被一只红蟹（在被煮的时候死而复活）咬了一口，但是那个穿紧身泳衣的女士满脸笑容，认为那是爱慕者之手。水面上那个红色的穹顶是一个仰着浮在海面上的胖男人的肚子。还有“日落亲吻”，留在沙滩之上的一对巨大的臀形压痕最有象征意义。皮包骨头、两腿像绕线杆的丈夫们穿着短裤，身边陪伴着乳房像南瓜似的妻子。德雷尔被许多照片打动了，这些照片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同样的海滩，同样的大海，但是女人们穿着宽肩短上衣，男人们戴着草帽。想一想吧，那些穿衣太讲究的小孩现在都是实业家、政府官员、阵亡战士、雕刻大师、雕刻大师的遗孀。

海风吹得凉篷碰撞，发出噼啪声响。一个个粉红色的小麦斯林纱袋里装满了海贝壳——或者是水果硬糖？男女厕所形象的晴雨表，根据不同的天气显示不同的性别，一时间让他感到惊讶，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家男士用品的平价店贴出广告，正在进行清仓大甩卖。当地的海景画家们描绘了暴风雨中颠簸的轮船、浪花飞溅的岩石，还有深蓝的海水映出一轮黄色的月亮。不知何种缘故，德雷尔突然感到非常悲伤。

一位巡回摄影师在海滨游泳人们临时筑起的一个个防御沙堆围墙间迂回穿行，急急忙忙朝着乌有之地走去，为的是通过匆忙走路来证明他的商品多么热销；他带着他的相机四处溜达，懒洋洋的人群对他毫不在意，而他却迎风高声呐喊：“艺术家来啦！上帝器重的艺术家！der gottbegnadete[3]艺术家来啦！”

在一家出售东方物品——丝绸、花瓶、偶像（在海滨，谁需要这些东西？）的商店门口——站着一个皮肤未被晒黑的小个子普通男子，他黑色的眼睛随着那些散步的人们移动，与此同时，白白等待顾客的来临。他长得像谁？对，像可怜的老萨拉生病的丈夫。

不久，他又在咖啡馆里与我们两位可笑的阴谋诡计家聚在一起。服务员给玛莎送错了糕点，她气得火冒三丈，她向那个劳累过度的服务员（他还仅仅是个孩子）高声叫喊了很长一段时间，与此同时，那块糕点（一块相当精美、渗着奶油的巧克力泡芙）躺在盘子里，孤独，卑贱，多余。

近一周的时间过去了，德雷尔已经好几次感到柔情的惆怅。的确，他以前也有过这种感觉（“一个自负者的伤感，”埃丽卡曾经这样描述这种感觉，然后她补充说，“你能伤害别人或者羞辱他们，能够打动你的不是瞎子而是瞎子的狗”）；但是，最近，这种惆怅变得不那么柔情，或者说这种柔情变得更加温情脉脉了。也许是太阳软化了他，也许他越来越老了，也许正在失去某种东西，以某种模糊的方式开始像那个摄影记者，没人需要他的服务，孩子们都在嘲笑他的高喊声。

那天晚上上床之后，他没法入睡——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前一天，阳光看似温和，结果却晒伤了他的后背，因此，他渴望天气能够阴凉一段时间。他们玩扑水游戏：站在水里，让水淹没到臀部，玛莎、弗朗兹、其他两个男青年，其中一人是位舞蹈教师，另一人是个大学生，莱比锡一位皮货商的儿子。那个舞蹈教师掷球将弗朗兹的蓝色眼镜碰落到水中，眼镜近乎沉没了。之后，弗朗兹和玛莎向深海游去。德雷尔在沙滩上站着观望，他责怪自己游泳技术不行。他从一个挺好说话的十岁陌生孩子那里借来一架望远镜，好长一段时间，他透过单筒望远镜的圆孔妒忌地看着两颗黑脑袋在蓝色安全圆形的世界里并排上下颠簸。他想，后背一痊愈，就开始在宾馆的泳池里学习游泳。哎哟，真疼！没法找到一个后背不疼的姿势。还是睡觉舒服！他闭上眼睛躺下。他看见游人们一直在挖沙，筑造圆形城壕，以便使他们的沙滩小屋更加舒适；他看见弗朗兹一条肌肉绷紧汗毛浓密的腿，他也在附近挖沙；随后，他躺在阳光下，想阅读带来的诗集，书页被阳光照得亮光闪闪，根本无法阅读。啊呀，真是疼呀！玛莎曾担保灼伤的后背明天就会痊愈，绝对不会再痛了。对，当然啰，皮肤会越长越结实的。不管皮肤是好是坏，明天我一定要赢。愚蠢的打赌！女人估算距离能够精确到厘米，裙子上面，袖子里面，但却不能精确估算海水的里程，或者沙滩的英里，或者虚掩房门垂直缝隙里透进的强光。他转动身子面朝墙壁，为的是能够让自己睡着（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困倦，尽管此时垂直的强光照射到他的肩膀之间），他开始在脑海中回忆他们散步去罗克角的情形。玛莎喜欢赌博和划船。她坚持认为划船去罗克角比男人步行去那里速度快——即便那个男人后背火烧火燎，左侧右侧朝天趴着四种睡姿都疼痛的男人也一样。他换成原来的睡姿，面朝她的房门，开始朝西走去，但这次独自一人——她在另一个卧室里，还没有关掉她的电灯。如果你朝西走，太阳光线照着你的眼睛，你就会发现左边低矮的灌木丛与右边大海之间的狭长沙滩会渐渐变窄，直至讨厌的乱石堆挡住了你前进的道路。我想我应该回头走了……天哪……

如果不沿着海湾凹进去的边缘走，而是像我现在那样走一条少许靠近陆地的中轴小路，那么就可以，我想，二十分钟或者不到二十分钟走到罗克角，我们就来重新安置一下我们的左臂吧……睡觉时没有手臂该有多舒服……这里就是那条路，从宾馆荒凉的背面一直通向西面。我穿过一个小村庄，继续穿过一个山毛榉树丛，大约走了两公里。多么安静，多么柔软……他停下来，在树林里的一张床上休息，突然他猛地一惊，他又看见那道火烧火燎的垂直光线。

他继续打赌步行。啊，他得加快步伐。是不是他的计步器慢了？是不是那片阿司匹林终于起作用了？他走出树林，进入杜鹃花丛，不一会儿，小路拐向右侧，在一个叫作罗克角的山鼻子处再次连接海岸线。在这里，你可以停下来，等待玛莎正在拼命划的滑稽可笑的小船，并且欣赏美丽的风景。他喜欢这里的风景。他听见自己发出河马一般的鼾声，并且又恢复了知觉。罗克角是一处荒凉的小海角，不过如果他赢了这场赌博，她就会睡到他的床上，睡在他的右侧。……他翻身朝向右侧，于是不再听见自己的鼾声。这好多了。阿司匹林由sperare，speculum，spiegel[4]构成。此时，他能够看见海滩的大弯，它与刚才他走啊走、走啊走、走啊走的小路并行。那边，那种闪烁的微光，在一个山头小岛的那边，往东三英里，那个杂技演员飞翔的方向，就是格雷维茨海滨我们的那一片区域，有一簇簇方糖似的宾馆。那艘黑色的小船上坐着身着黑色晚礼服的玛莎，她的耳环闪烁着炫目的光辉。当然，小船得从那个黑色小岛的外缘绕行，其实，从几何图形上来说，这段海路是比较近的，这段弓弦，这根海湾的刺，即便如此，即便是一个疲惫的步行者……

当丈夫终于鼾声持续均匀的时候，玛莎从床上起来，关好房门，回到她不舒服的床上——床太软，离敞开的窗户太远：远处响起一阵持续不断的轻轻的噪声，好像黑色的花园是一个正在放洗澡水的浴盆。天哪，那不是澎湃的海涛声，而是下雨声。没关系，下不下雨都没关系。让他带顶伞吧。

她熄了灯，不过根本无法入睡。她与弗朗兹一起踏进了那艘致命的小船，他摇船把她送到那个海角。为了等待丈夫睡着，在这整个过程之中，她一直保持着清醒。淅淅沥沥的雨声与她耳朵里的嗡嗡声混杂在一起。两个小时过去了——这段旅程比任何人所预料的还要漫长得多。她从床边柜上拿起手表，看着手表上闪闪荧光所指示的时间沉思起来。太阳还在西伯利亚呢！

七点半，弗朗兹动了起来。玛莎叫他七点半准时起床。时间不早不晚刚好七点半。百科全书记载，一位毒倒整个堂区教徒的面包师傅对正在给他剃去脖子上毛发的理发师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睡得这么香。弗朗兹足足睡了九个小时。到目前为止，他自己对这次谋杀的贡献是精确估算从陆路和海路到罗克角的距离。受害者必须在小船抵达前几分钟到达海角。他会非常疲惫，用船把他渡运回去，他会非常感激。

弗朗兹打开窗户，窗户朝南，看不到任何海景，但是从窗口至少可以看见下一楼层的一个小阳台，在那个阳台上，连续三个下午的午休时间，他看见一个酒吧女招待仰面躺在一块浴巾上，伸展四肢晒太阳。阳台地面黑乎乎的很潮湿。如果太阳出来，中午以前地面也许会干，她就可以午休做日光浴了。“到今天傍晚，一切都将结束。”他呆呆地想。他没法想象那天晚上或者第二天的事情，因为人是无法想象来世的。

他咬紧牙齿，船上冰凉潮湿的游泳裤。他浴衣的口袋里全是沙子。他走出房间，轻轻关上房门，沿着白色长廊出发了。他网球鞋的足尖部也有沙子，穿上去有一种硌脚的感觉。他的舅舅和舅妈已经坐在阳台上喝咖啡了。天空是灰色的，没有太阳；大海也是灰蒙蒙的，海风凄凉。玛莎舅妈给弗朗兹倒了一些咖啡。她也在泳装外面穿了一件浴衣，深蓝色绒毛上设计了绿色的图案。在把杯子递给弗朗兹的时候，她用一只不拿咖啡壶的空手挽住宽宽的袖子。

德雷尔身穿色彩鲜艳的上衣和法兰绒裤子，他正在阅读这个旅游胜地的客人名单，不时大声读出一个滑稽的名字。原来他打算戴一根精美的淡柠檬色中国领带，价值五十马克，但是玛莎说看样子要下雨了，会糟蹋了这根领带的。于是，他就换了另一根，一根淡紫色的旧领带。在这类小事方面，玛莎常常是对的。德雷尔喝了两杯咖啡，吃了一个小圆面包，面包周边滴上了可口透明的蜜糖。玛莎喝了三杯咖啡，但没有吃任何点心。弗朗兹喝了半杯咖啡，也没有吃任何干点。一阵海风拂过阳台。

“Swister[5]的克利斯特教授，”德雷尔说，“对不起说错了。Swistok的利斯特。”

“如果你用完早餐了，那我们就走吧。”玛莎说。

“布拉夫达克·维诺莫利，”德雷尔得意洋洋地大声念道。

“我们走吧。”玛莎边说边将浴衣收紧了些，试图不让牙齿打颤，“赶在再次下雨之前。”

“时间太早吧，我亲爱的，”他拉长了调子说，同时偷偷瞟了一眼那盘点心，“为什么家里没人把黄油弄成这种波浪形状的？”

“我们走吧。”玛莎站起身来再次催促。弗朗兹也站了起来。德雷尔看了看他的金手表。

“反正我能赢你，”他欢快地说，“你们两个先走吧。我让你们先走十五分钟。我甚至可以再多让你们一些时间。”

“好啊。”玛莎说。

“我们来看看谁能赢得比赛。”德雷尔说。

“我们等着瞧。”玛莎说。

“要么你们的桨赢，要么我的腿肚子赢。”德雷尔说。

“闪开，我走不出去了！”她边厉声嚷嚷边用膝盖推开德雷尔，同时仍然摸索着将浴袍裹紧身子。

德雷尔挪动了他的椅子，玛莎穿了过去。

“我的背好多了，”他说，“可是，弗朗兹有点晕船。”

弗朗兹眼睛没有看他，只是摇摇头。他平时的近视眼镜外面戴了一副太阳眼镜，身上穿了一件鲜红的浴袍，看上去像布拉夫达克·维诺莫利。

“别淹死了，布拉夫达克。”德雷尔说完开始吃起第二个小圆面包。

玻璃门关上了。德雷尔嚼着面包，舔着手指上沾染的蜜糖，心里不赞成到那个灰蒙蒙的浩瀚大海上去。从阳台上可以看到一点海滩，还有彩色条纹棚屋，这些棚屋东一个西一个乱七八糟地散落着，还有点歪歪斜斜。他并不羡慕那些吃苦耐劳的游泳者。租船处还要再往西一点，靠近凸形码头，从阳台上没法看见。一个衣服穿得像戏剧中船长的老头负责出租划艇。没有太阳，一切都那么冷飕飕、湿漉漉，没有一点意思。没关系。走起路来会使人感到轻松活泼、心旷神怡。就像昔日，很久以前的昔日，玛莎同意与他玩一会儿，在最后一刻没有拒绝，因为天气很坏，是那种他暗中担心的坏天气。

他再次看了看手表。昨天和前天，就是这个时候，他的办公室打来电话。今天更有可能，萨拉会再次来电。晚些时候，他会给她回电。不值得等候。

他用力擦了擦嘴唇，掸掉大腿上的面包屑，起身朝浴室走去。他一直讨厌冷水淋浴，不过现在他感觉很好。他在镜子前面停顿了一下，用银质小刷子左右刷了刷他的英式八字须。传来一声敲门声。

办公室设法逮住了他。德雷尔拍了拍口袋，急急忙忙走到电话跟前。通话很简洁。他犹豫了——要不要带雨伞呢——他决定不带，从宾馆后门出去。

他们昨天遇见的两个年轻人正侧身坐在一条长凳上下棋。两人都跷着二郎腿。穿白衣的家伙把一只手插在左腿膝盖和右腿腿肚子之间，右腿少许悬荡着。穿黑衣的家伙在胸前抱着双臂。他俩跟德雷尔打招呼时，目光都离开了棋盘。他停留了一会儿，欢快地提醒白衣青年，黑衣青年的马准备用之字形进攻叫吃白衣青年的王和后。玛莎喜欢赌博，但认为这两个青年不体面，曾叫他别告诉任何人他们打算在罗克角短暂相聚，所以他一点消息也没透露，独自继续上路。“老白痴。”黑衣青年小声咕哝了一下，棋盘上他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

德雷尔沿着一条普通的林荫道行走，接着是一条小路，随后穿过一个小村庄。在村庄里，他看见开往斯维斯托克的公共汽车正驶离邮电局，他看了看手表。公共汽车要去赶开往柏林的特快列车。他向右转，又遇见了海岸线，他看了一眼大海，远处模模糊糊能看见一艘小船的黑点。他认为自己辨认出两件鲜艳的浴衣，但还吃不准，于是就加快脚步，几乎一路小跑，进入了山毛榉树林。

弗朗兹默默地划船，一会儿冷冰冰地低着头，一会儿在一阵绝望之中将小船划得船头朝天。玛莎掌握着舵轮。租船以前，她下海泡了一会儿，她认为这样会使自己暖和起来。这是个错误。原先太阳似乎要露面，但后来还是没有钻出云层。现在，冰冷的泳装紧贴着她的胸膛、屁股和两胁。不过，她太激动太高兴了，根本不在意这些小事情。令人高兴的听话的迷雾遮住了渐渐远去的海滩。小船开始绕过岩石小岛，那里海鸥是唯一的目击者。桨架嘎吱嘎吱发出沉重的声响。

“你不想问什么了吗，你记住一切了吗，亲爱的？”

弗朗兹往后划桨，身体向前倾斜，他点点头。他一边用力推拨富有弹性的海水，一边再次仰望空旷的天空。

“……听我发令，一定要听我发令——记住啦？”

又一次冷冰冰地点头。

“我们快点绕过小岛——好吗？你留在船头——”

桨架嘎吱吱地响着，一只好奇的海鸥在他们头顶上盘旋，一个浪头将小船举起，去仔细看看那只海鸥。弗朗兹弯腰作为回答。他不想瞅一眼发疯的舅母，而是盯着小船潮湿的船底，船底搁着第二对划桨，或者用眼睛盯着幸福的海鸥。然而，他的整个身体都能感觉到玛莎，甚至不用眼睛也能看见她的橡胶帽子、她宽颌可怕的脸、她剃了汗毛的胫、她沉重的加冕皇袍。他十分清楚谋害的所有步骤，玛莎会如何高喊口令，两个划船手将如何同时站起来交换位置……小船会摇晃起来……两人不容易交换位置……小心……再走一步……靠近一点……下手！

“……记住——只要重重推一下，用你全身的力量。”玛莎说。弗朗兹又慢慢地弯腰向前倾身。

“你必须把他推得飞出去，翻倒入海，脸朝前方，然后你就拼命地划船。”

这时，一股潮湿的寒风吹透了她的身躯，然而，兴奋的情绪依旧。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凹形的海岸，凝视着岸边树林的边缘，凝视着一片淡紫色的欧石南，寻找那个地方，靠近一块尖尖的岩石，他们将在那里靠岸。她看见了。她拉紧船舵左边的绳子。

弗朗兹使劲地往后划桨，嘴里发出一声呻吟。他听见玛莎嘶哑的笑声、清嗓子的咳嗽声，咳嗽，又哈哈大笑。一个大浪卷起了小船。他暂时停止划船。尽管天气寒冷，但是汗珠从他的鬓角处渗出。玛莎站起来，一个浪头过来，她倒在了船里，浑身哆嗦，岁数不饶人哪，她灰色的脸像橡胶一样闪着光亮。

她正在注视突然出现在那块荒凉凸地上的一个小小的黑影。

“快点划，”她一边说一边浑身发抖，同时又拉了拉冰凉的贴在身上的泳装，那泳装好像是一条裹尸布，她正在死去，“哎呀，天哪，他已经在等待！”

弗朗兹放下桨，慢慢摘去两副眼镜，用他的浴袍慢慢擦了擦两副眼镜的镜片。

“我叫你快点划嘛！”她高声喊道，“你不需要这些愚蠢的眼镜。弗朗兹，你听见吗？”

弗朗兹把太阳眼镜放进浴衣的口袋，将另一副近视眼镜举向天空，他透过眼镜看了看云层；随后慢慢重新戴好眼镜，拿起划桨。

那个黑影变得越发清晰，它的脸看上去像一个玉米。玛莎前后挪动身躯，也许在模仿弗朗兹的划船动作，也许试图以此加快船的行进速度。

此时，蓝色的夹克衫和灰色的裤子已经清晰可辨。德雷尔叉开双腿稳稳地站着，他的双臂叉着腰。

“这是个关键时刻，”玛莎说，她已经在低声说话，“如果他现在不上船，那么他将永远不会上船。尽量显得高兴点！”

她旋动手中船舵的绳子末端。海岸越来越靠近。

德雷尔站着注视着他们，满脸堆笑。他手心里放着一块扁平的金表。他比他们早到八分钟。小船名叫“林迪”。好听！

“欢迎你们！”他边说边把手表放进口袋。

“你一定一路奔跑！”玛莎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一边环顾四周。

“没那种事。我是慢慢走的。甚至一路上老停下来休息。”

玛莎继续环顾四周。沙滩、岩石，再往前看，欧石南丛生的山坡和树林。没有一个人影，甚至狗都从来没来过这里。

“上船吧。”她说。

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小船，小船从来没有像这样轻轻地摇晃。弗朗兹没精打采地故意忙着摆弄第二对划桨。

德雷尔说：“噢，我要原路返回。在树林里走路非常惬意，我已经跟松鼠交上朋友了！我们在‘汽笛咖啡馆’会面！”

“上船！”玛莎厉声重复，“你可以划划船。你越来越胖了！你看，弗朗兹多累啊！我一个人划不动啊！”

“真的，我亲爱的，我根本不想划船。我讨厌划船。我的后背又在剧烈疼痛。”

“好吧，”她说，“这是打赌的一部分，如果你不立刻上船，我就不玩了，打赌结束了！”

玛莎用手掌拍打舵绳。德雷尔的眼睛朝上翻转，他叹了口气，开始笨拙地、小心翼翼地登上小船，尽量不让海水弄湿双脚。“莫名其妙，很不公平。”他说，一下子重重地跌倒在中间的座位上。

第二对桨已经上了桨架。德雷尔脱去上装。小船出发了。

此时，玛莎内心感到一阵极度的愉快和平静。计划灵验了，梦想成真了！空无人烟的海滩，不见人影的大海，蒙蒙大雾。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应该再向外海划一段距离，离开海岸北侧。她的胸口和头脑里感到一阵奇怪的、凉凉的但并非不愉快的空虚，仿佛那海风直接穿透了她的身躯，洗净了她的内脏，祛除了所有的垃圾。透过那冰凉的颤动，她听到德雷尔无忧无虑的声音。

“弗朗兹，你老是干扰我划桨——你不应该这样划船！我猜想，你一辈子从来没划过船吧？当然啰，我能理解，你的心思不在这里……瞧，又来了！你一定要注意一点我划桨的动作。一起划，步调一致！她没有忘记你。但愿你给她留下了你的地址。一，二。我敢肯定，今天会有你的信，说她怀上孩子了！节奏！节奏！”

弗朗兹望着德雷尔结实粗壮的脖子，粉色头皮上一缕缕稀疏黄色的头发，紧紧裹着他后背的白衬衫一会儿紧紧裹着他的后背，一会儿被海风吹得鼓鼓的，像一只气球。不过，他看清了一切，像做了一场梦似的。

“啊，孩子们，在森林中真是太舒服了！”德雷尔说，“那些山毛榉，那种昏暗，那些缠绕植物。保持划桨步调一致！”

玛莎眯缝着眼睛，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张脸，最后一次看这张脸。她的身边放着他的上衣，里面放着金表、银胡刷和鼓鼓的钱包。她非常得意，这些东西不会丧失。一笔额外的收入。不知怎的，她没有想到，在那种时刻，夹克衫连同它口袋里的东西也必须一起扔到海里去。这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只有在主要问题解决之后才出现。此时，她的思维运转得很慢，几乎没有活力。对来之不易幸福的期待使她走火入魔。

“我得承认，我以为这样乘船会使我的后背生疼，可是我错了。亲爱的，你说过的，今天我的背会痊愈的，果然，现在好多了！记住，我打赌我赢了。我划船要比身后那个捣蛋鬼强上一百倍。我的衬衫不断摩擦后背发痒的地方，感觉很好。我想我要解下领带。”

此刻，他们已经离开海岸足够远了。天开始下起蒙蒙细雨。一些白色的观众[6]已经回到它们位于黑色小岛上的座位。领带与外衣一起飘了起来。小浪在小船四周撞得粉身碎骨，形成白色的泡沫。

“事实上，这是我的最后一天。”德雷尔用力地划船。

这种悲剧般的告白并没能打动弗朗兹，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他感到震惊。然而，玛莎好奇地看了丈夫一眼。是预感？

“明天一早，我得回城去，”他解释说，“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

雨越下越大。玛莎看了看四周，随后看着弗朗兹。他们可以动手了。

“听着，德雷尔，”她轻轻地说，“我想划一会儿。你去替代弗朗兹，弗朗兹掌舵。”

“不。等一等，我亲爱的，”德雷尔说，他试着与弗朗兹步调一致划船——使他的桨与海面平行，反手划时像燕子一样，“我才刚刚热身呢。弗朗兹和我已经节奏协调一致了。他划船的姿势正在改进。对不起，亲爱的——海水溅到你了！”

“我很冷，”玛莎说，“请你起来，让我来划吧！”

“我再划五分钟。”德雷尔边说边试图使桨叶与海面平行，可是又没成功。

玛莎耸了耸肩。力量的感觉是神奇的，她愿意延长那种感觉。

“再划八下，”她笑着说，“我们结婚的年数。我来数。”

“得了，别扫兴！一会儿我们就让你划。毕竟，明天我要离开这里了。”

他很伤心，对于他为什么必须离开，她不感兴趣。她一定认为这只是例行公务旅行，某种普通业务。

“一次意外的惊喜。”他漫不经心地说。

她挪动着嘴唇，注意力非常集中。

“明天，”他说，“我将一下子赚进十万美元。”

玛莎已经数完八下。她抬起了头。

“我正在出售一项特别的专利。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这种生意。”

弗朗兹突然放下桨，开始擦他的眼镜。由于某种原因，他认为德雷尔是在对他说话；他擦去汗水和雨水，点点头，清了清喉咙。实际上，他已经处于一种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中，人类的话语除非代表一种命令，否则毫无意义。

“你们不觉得我很聪明吗？”德雷尔说着也停止了划船，“只能猜一下——想一想吧！”

“我想这大概也是你的一个笑话吧。”玛莎皱起眉头说。

“我用名誉担保，”他伤心地说，“我是一项神奇发明的唯一拥有者。我将把它卖给里特先生，你们认识他的。”

“什么专利——某种裤腿褶线熨斗？”

他摇摇头。

“与体育，与网球有关的某样东西？”

“这可是绝密的，”他说，“你们不相信我可就是笨蛋啦！”

玛莎转过身去，咬了咬她冷得皲裂的下嘴唇，长时间凝视着漆黑的地平线。地平线上一条狭窄光亮的天空映衬着灰色的雨云。

“你敢肯定是十万美元吗？那么肯定吗？”

并不那么肯定，可是他点点头，又摇动船桨，同时听见他身后的划船人也开始划桨。

“你不能再向我透露一点情况吗？”她问，她的眼睛依然看着别处，“你敢肯定这事不会拖延？你会在几天之内得到这笔钱？”

“为什么不呢，是的，我希望如此。我会再回到这里来的，我们再一起划船。弗朗兹将教我游泳。”

“这不可能，你骗我。”她高声嚷道。

德雷尔开始哈哈大笑，不理解她为什么不相信他。

“我会带着一大袋金子回来，”他说，“就像中世纪的商人从巴格达坐着毛驴回来。我相当肯定，明天我能搞定那笔交易。”

雨一会儿间歇一会儿倾盆，似乎在演练。德雷尔注意到他们已经离海岸线很远了，并开始划右桨调转船头。弗朗兹机械地用左桨划水。玛莎坐着陷入了沉思，一会儿用舌头舔舔一颗大牙的填充物，一会儿用舌头舔舔嘴唇。不一会儿，德雷尔主动让她来划船。她默默地摇摇头。

此时，雨一刻不停地倾泻下来。透过衬衣粗糙的丝绸，德雷尔感到雨水有一种镇痛安抚的凉爽。他感到精神倍增、非常激动，这真是太有趣了，他越划越好。迷雾中渐渐显露出海岸，隐约可以看见彩旗和彩纹棚屋；长长的凸式码头开始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瞄准他们小船这个移动的目标。

“这么说，你星期六回来？不晚于星期六？”玛莎问。

透过德雷尔湿透的衬衣，弗朗兹可以看见他身上一块块肉的颜色，一会儿看见这边，一会儿看见那边，粉红色的，像地图一样丑陋难看，究竟是哪个国家贴到了皮肤，那完全取决于划船的动作。

“星期六或星期天。”德雷尔兴致十足地说，一个激浪打来，他抓到了一只螃蟹。

雨猛烈地下着，湿透的浴袍紧紧裹住了玛莎的身体，弄得她肋骨生疼。她还在乎神经痛、支气管炎、心律不齐吗？她完全沉浸在那个问题之中——她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对，她是对的。对，太阳还会出来的。他们还会再出海划船，因为他发现了这种新的乐趣。她的目光不时越过丈夫去看弗朗兹。他一定感到疑惑不解，非常失望，可怜的宝贝！他累了。他张开了可怜的嘴。我的宝贝！没关系，我们会很快回来的，你休息，我给你端来白兰地。我们把房门锁好。

“林迪”完好无损地归还了。我们的三个度假人在倾盆大雨里低着头，穿过湿透黑色的沙滩，走上溜滑的阶梯，来到空无一人的海滨步道。当他们终于到达宾馆套房时，玛莎惊讶地发现她的房门开着，心里非常不快。两个她最讨厌的女佣，一个是小偷，另一个是妓女，正在忙碌，非常忙碌地整理她的房间。她已经告诉过她们一定要在十点整整理房间，可现在几乎十二点了。但是，一种奇怪的漠然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她什么也没说便走进德雷尔的卧室等候。她在那里脱掉了沉重的浴衣，深深坐进了扶手椅。她感到太累，不想脱去泳装，不想去浴室里取一块毛巾。她丈夫在浴室里，她透过敞开的盥洗室门看见了他：赤裸裸的，肤色红润，充满活力，身体好几处赘肉横生。他正在用力擦干自己，每次碰到有红斑的肩膀，他都要大骂“该死的”。一位女服务员敲门说夫人的房间准备好了，玛莎不得不打起精神，准备长途跋涉回隔壁房间去。

她洗澡穿衣——不时无精打采停下歇歇。昨晚——还是前晚？——在海滨散步时，弗朗兹借给她的一件圆翻领红毛衣看上去有点太男子气，但这是她能找到的最暖和的衣服。然而，它几乎裹不住一阵阵折磨她身体的寒战，与此同时，她的头脑却享受着如此的平静、如此的欣快。当然，她做了正确选择，彩排进行得很完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德雷尔隔着门说，“我希望你跟我一样饿。十分钟后我们在烧烤店吃午饭。我会在阅览室等你。”

她想要一杯清咖啡，再来点白兰地。丈夫走后，她穿过走廊，敲响了弗朗兹的房门。门没锁，房间里没人。他的浴衣乱七八糟地扔在地上，地板上还有其他邋遢东西，可是她没有力气帮他打理。她在休息厅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一个精瘦、打扮成金发女郎的酒吧女招待正在烦他，跟他聊天。

与此同时，雨还没停。圆柱形紫色气压表上的指针获得了神圣的意义。海滨步道的人们接近它，就像接近水晶球一样。走廊里气压表的竞争对手，一只传统的晴雨表拒绝人们用祷告或指节敲击的方式去抚慰它。有人把一只红色的小桶忘在了海滩上，雨水已经溢出水桶的边缘。摄影家闷闷不乐，餐馆老板笑逐颜开。这会儿，你在一家餐馆里可以看见所有熟悉的面孔，待一会儿，你在另一家饭店里又看见这些相同的面孔。临近傍晚，雨小了，随后停了。德雷尔在撞球进袋时屏住呼吸。消息传开了，说气压指针上升了一毫米。“明天天气晴朗！”一位预言家说，表情丰富地用他的拳头猛击手掌。晚间现红霞，水手的喜悦。尽管空气凉爽，许多人在公共阳台上进晚餐。傍晚的邮件到了：这是一件大事。海滨步道上，许多人晚餐后在湿雾笼罩的灯光下开始拖着脚散步。kursaal[7]有舞会。

下午，玛莎盖着一条被子和两条毯子躺下睡觉，但是，寒战依旧。晚餐她只吃了一块酱瓜和两个淡颜色的煮樱桃。这时，在舞蹈沙龙里，周围是冰冷的噪声，她有一种人地生疏的感觉。她薄如轻纱连衣裙上的黑色花瓣似乎不合时宜，似乎它们随时都会凋谢一般；丝绸袜子紧贴着她的腿肚子，赤裸大腿上那根吊袜带的接触简直像地狱一般。大量抛撒的五彩纸屑有不少粘在了她赤裸的后背上，与此同时，她的四肢和脊椎好像不属于自己似的。一种疼痛是另一种音乐，比肋间神经更痛，或者如一位大心脏病学家告诉她的那样，这种奇怪的疼痛源于一种“心脏阴影”，与管弦乐队一起痛苦地折磨她。舞蹈的节奏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使她平静或使她高兴，反而沿着她皮肤的表面勾画出一条有尖角的线，她高烧的曲线。她的头一动，一种密集的疼痛就会像保龄球一样从一侧太阳穴滚到另一侧太阳穴。她坐在大厅里位置最佳的一张桌子边，右侧邻座是舞蹈教练，一个著名的年轻人，整个夏天，他在各个旅游胜地飞来飞去，简直像一只天鹅绒蝴蝶；她的左侧邻座是施瓦茨，一个黑眼睛的学生，莱比锡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桌子底下的拖鞋显然是她踢掉的。她听见玛莎·德雷尔提问，提供答案，对雷鸣般舞厅的恐怖进行评论。香槟酒嘶嘶作响的小泡沫有点刺激不太听使唤的舌头，也没能温暖她的血液或者缓解她的口渴。她用一只无形的手拽住玛莎的左手腕，触摸她的脉搏。然而，手腕上似乎感觉不到脉搏，脉搏似乎在她的耳朵背后或者在脖子上，或者在乐队微笑的乐器里，或者在坐在她对面的弗朗兹和德雷尔那里。四周，跳舞人们手中的气球正在膨胀，亮闪闪的蓝红绿色气球在长长的牵线上上下快速摆动，每只气球都映出整个舞厅、枝形吊灯、桌子和她本人。狐步舞男女间的紧紧相拥并没有引发她体内的激情。她注意到玛莎也在跳舞，手里高举着一个绿色的世界。她的舞伴阴茎完全勃起，顶住她的大腿，气喘吁吁地引用某本下流书中的一些句子以表白他的爱慕。酒杯里香槟酒的气泡渐渐地往上冒，气球又开始上下快速摆动，玛莎的大部分大腿又一次处在魏斯的胯下，当他的脸颊贴着她的脸颊时，他的嘴里发出了呻吟，他的手指在她裸露的后背上摸索。

她又一次坐到桌边，红的、蓝的、绿的斑点在弗朗兹的眼镜前飘忽。德雷尔正在粗野地狂笑，他倾身向后，用手掌拍击桌子。她在桌子的底下伸出一只脚，用力压了一压。弗朗兹吃了一惊，站起身来，向她鞠躬。她将一只手搭在他亲爱的瘦削的肩膀上。在小说头几章的节奏里，在如同狂舞托钵僧般旋转狂舞的人们中间，在翩翩起舞的奴隶姑娘的图画底下，他们是多么幸福！在神魂颠倒的一瞬间，音乐穿透了她私密的迷雾，将她完全笼罩。一切又都完好如初，因为这就是他，弗朗兹，他羞怯的双手，他的呼吸，他颈背处柔软的茸毛，在她的手指甲下，那些她教会他的珍贵可爱的动作。

“搂紧一点，搂紧一点，”她细声说，“让我感觉温暖些。”

“我累了，”他低声回答，“我累死了。请你别再做那些动作，求你了！”

乐队最后高昂地吹响了小号，随后戛然而止。弗朗兹跟着她回到桌边。她周围的人们都在鼓掌。舞蹈教练带着一个亮丽的黄皮肤姑娘悄悄从她身边经过。胡桃般棕色的维诺莫利先生，他眼白里的虹膜含情脉脉，正在向她欠身鞠躬，引诱她。她看见玛莎·德雷尔紧紧依偎着他，开始跳起了探戈舞。

舅舅和外甥依然独自坐着。德雷尔正在用一个手指打着节拍，眼睛注视着跳舞的人们，带着一种惊叹的神色，倾听着歌女响亮的歌声，等待他妻子的绿色耳环反复在他面前晃过。太严肃，太沉闷，她使劲地叫喊，随着音乐的节拍舞动：“《蒙得维的亚》，‘我的狮子’舞厅不适合演唱《蒙得维的亚》。”她被其他跳舞的人们推搡着前进；她无休止地重复着选择那首震耳欲聋的歌曲。一个身着无尾礼服的胖男人、她的舞伴，对着她尖声建议，让她选择某首其他歌曲，因为没人喜欢正在演唱的歌曲。德雷尔在昨天和前天已经听过这首《蒙得维的亚》，他内心又一次充满异样的忧愁，他为那个可怜的矮胖姑娘感到尴尬，她的嗓子唱到某个音节时就哑了，但是她勇敢地笑了笑，继续歌唱。弗朗兹坐在他的身边，并肩坐着，似乎也在观看人们跳舞。他有点喝醉了，因为早晨拼命划船，他感到肌肉酸疼。他觉得好像让自己的前额掉落到桌子之上，落在一个塞满烟蒂的烟灰缸和一只空瓶之间，而且将永远保持这种姿势。一只爬虫，一条灵活的龙正在煞费苦心、骇人听闻地折磨他，将他的内脏掏出来——而且这种折磨永无休止。一个人，他毕竟是个人，是不应该继续忍受这种压迫的。

这时，弗朗兹就像手术台上一位麻醉不充分的病人那样恢复了知觉，醒来时，知道自己的胸腔被打开了；如果不在醉生梦死的舞厅里，那么他就会可怕地嚎叫。他环顾四周，玩弄系在一个酒瓶上的气球牵绳。他在一面洛可可式镜子里看见了德雷尔和蔼的后脑勺的映像，他的头正随着音乐声有节奏地晃动。

弗朗兹朝其他地方看去；他的目光在跳舞人们的腿部中间停住了，他绝望地盯住一条蓝色的裙子。那个身着蓝裙的外国姑娘与一位身着老式礼服的英俊男子跳舞。弗朗兹注意这一对舞伴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似乎不断在他的面前闪过，就像不断闪现的梦中形象或者深奥难测的主导主题——一会儿在海滩，一会儿在餐馆，一会儿在海滨步道。有时，那人拿着一个捕蝴蝶的网。那姑娘的嘴唇抹得非常精美，灰蓝色的眼睛温情脉脉；她的未婚夫或丈夫身材修长，虽然秃顶，但秃得典雅。除了那姑娘，他对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屑一顾。他正自豪地看着她；弗朗兹有点嫉妒这对非同寻常的恋人，他是那样嫉妒，以至于感到内心压抑，我们遗憾地说，甚至变得更加苦涩。音乐停了，跳舞的人们纷纷从他跟前走过，他们大声地说话，他们说着一种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你舅母跳起舞来像个女神。”那个学生一边在他身边坐下一边说。

“我非常累，”弗朗兹答非所问地说，“今天我划船划了很长时间。划船是一项非常健康的运动。”

与此同时，德雷尔眨着眼睛奉承地说：“我也希望有可能请你跳个舞。我保证不会踩你的脚！”

“带我离开这里，”玛莎说，“我感觉身体不舒服。”

[1] 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2] Helvetia，古罗马一个地区，今瑞士的西部和北部。

[3] 德语，天才的。

[4] 这三词都是德雷尔的梦呓。

[5] 应该是德雷尔的口误，Swister和后面的Swistok都是不存在的地名。

[6] 可能指白色的海鸥。

[7] 德语，疗养院。

一三

德雷尔睡眼蒙眬，依然还眨巴着眼睛，他黄色的睡衣没有扣上，露出了粉红色的肚皮。他走出房间，来到阳台。湿漉漉的树叶闪烁着刺眼的光亮。大海一片白花花蓝兮兮，波光粼粼。隔壁阳台上晾晒着他妻子的泳装。他回到自己昏暗的卧室，急忙穿上衣服，出发前往柏林。八点钟有一班公交车，花四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斯维斯托克以及它的火车站；如果乘出租车，那就用不了半小时就可以赶早一班火车。淋浴时，他克制着不唱出声来，以免影响隔壁邻居。他在阳台上对着一面用螺丝固定在栏杆上的绝对稳定不易破碎的新式镜子，高高兴兴地刮好胡子。他奔回昏暗的卧室，轻快地穿上外衣。

他非常轻声地打开毗邻卧室的房门。床上传来玛莎语速很快的声音；“我们去凤尾船上玩‘翻筋斗’赌戏[1]。请你快点。”

睡梦中她经常含糊不清地念叨弗朗兹、弗丽达、东方绝技。

德雷尔拍了拍身体两侧，看看合适的口袋里是否已经放好了一切必需的东西；他笑了，说：“再见，我亲爱的，我走了，回城去了。”

她用苏醒的嗓音嘟哝，随后清晰地说：“给我一些水。”

“我急着要走，”他说，“你自己弄，好吗？你该与弗朗兹一起去游泳了，晴空万里的早晨哪！”

他弯腰倾向卧床，闻了闻她的头发，然后穿过他自己的卧室，进入通向电梯的长走廊。

他在库尔豪斯露台喝了咖啡，吃了两个黄油蜜糖小圆面包；他看了看手表，又吃了第三个面包。在海滩上，你可以看见身披艳丽浴衣的早起游泳者。大海变得越来越波光粼粼。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跳上一辆门卫叫来的出租车。

大海被抛在了身后。到了这个时刻，绿蓝交织的大海上星星点点又多了一些海浴者。每个阳台都发出清脆的丁零当啷的早餐声。弗朗兹机械地用手臂夹了一个讨厌的水球，沿着走廊来到玛莎的房门前，他敲了敲门，没有应答。房门是锁着的。他敲了敲德雷尔的门，推门进去，发现舅舅的房里乱七八糟。他正确判断：德雷尔已经离开饭店前往柏林了。等待他的是可怕的一天。通向玛莎房间的门虚掩着。屋里很黑。就让她睡吧。这样很好。他开始蹑手蹑脚地离开，可是，黑暗中传来玛莎的声音：“你为什么不给我水？”她没精打采地坚持说。

弗朗兹找来一个细颈盛水瓶和一个玻璃杯，然后朝卧床走去。玛莎慢慢起身，伸出一条赤裸的手臂，急切地喝了起来。他将水瓶放回梳妆台，想再次偷偷溜走。

“弗朗兹，过来！”她用同样倦怠的声音招呼道。

他在她的床沿坐了下来，讨厌地估计她会命令他完成一项任务，自从他们来到这里，他一直设法避免这项任务。

“我想我病得很重。”她忧虑地说，她的头没有从枕头上抬起。

“我来摁铃，让宾馆送咖啡来，”弗朗兹说，“今天是星期天，而且这里很昏暗。”

她又开始说话：“他用完了所有的阿司匹林。去药房给我买一些。叫他们把那根桨拿掉——它一直硌疼我。”

“桨？那是你的取暖瓶。你怎么啦？”

“求你了，弗朗兹，我不能说话。我很冷，需要很多毯子。”

他从德雷尔的房间里取来一块毯子，笨手笨脚地、随随便便地盖到她身上，心里很烦恼，觉得这是女人一时的怪念头。

“我不知道药房在哪里。”他说。

玛莎问：“你买来啦？你买了什么？”

他耸了耸肩，出去了。

他毫不费力地找到了药房。除了阿司匹林，他还买了一罐剃须膏和一张海湾风景明信片。邮件安全到达了，不过埃米上次来信担心：他的头没事吧？他记得自己回了信，要她别瞎担心，尽管放心等等。在沿着阳光明媚的海滨步道回宾馆的路上，他停下脚步俯瞰整个海滨。他将阿司匹林的包装盒与剃须膏分开，剃须膏放进了口袋。突然，一阵轻风吹来，吹走了那个装两样东西的小纸袋。这时，一对让人迷惑不解的外国夫妇超越了他。他们两人都穿着海滨浴衣，走路飞快，边走边用他们神秘的语言快速交谈。他觉得他们看了他一眼，然后暂时停止了交谈。超越他以后，又开始交谈；他觉得他们是在议论他，甚至说到了他的名字。这让他感到尴尬，让他火冒三丈：这个该死的幸福的外国人带着他皮肤棕褐色、头发浅黄色的可爱女友，急急忙忙前往海滩，竟然对他的尴尬处境知道得一清二楚，也许十分怜悯，而且说话时并不是不带某种嘲弄的口吻：一个诚实的青年被一个老女人诱奸了，私自占用了，尽管她衣着华丽、脸上涂脂抹粉，但依然像一只白色的大蛤蟆。通常来说，在这些一流时尚的旅游胜地，游客总爱打听别人的隐私，他们嘲弄别人，是一些很刻薄的人。他感到羞耻，自己汗毛浓密的身子几乎袒露无遗，那件浴衣也是冒牌货。他咒骂海风，咒骂大海，手里紧攥着那个药片盒子，走进了宾馆大堂。他那个被风吹走的薄纸袋沿着海滨步道飘起，落下，又飘起，轻轻飘过那对幸福的恋人，随后朝着露台栏杆孔眼里边的一个长凳飘去，长凳上坐着一个晒太阳的老头，他正在用拐杖的末梢略有所思地刺破它。接下来纸袋会有什么结果，那也就不得而知了。那些急急忙忙赶往海滩的人们没有追踪它的命运。木台阶连通沙滩。人们都急于投入大海缓缓的晶莹的层层浪潮。白色的沙子在脚下发出阵阵歌声。在上百个相同的彩色条纹棚屋中间，人们很容易认出自己的棚屋——不仅依靠棚屋上印着的号码：那些出租物品已经习惯迅速熟悉它们的偶然租用者，它们成了游客生活的一部分，简朴而可靠。三四个棚屋以外就是德雷尔家租用的棚屋，此时它空关着——德雷尔、他妻子、他外甥都不在那里。棚屋四周有一堵高高的防御土墙。一个身穿红色短裤的小男孩正在攀爬那堵土墙，沙子慢慢地流下来，闪闪发光，不久，一整块沙墙溃塌了。德雷尔夫人不喜欢看见陌生孩子毁了她的堡垒。堡垒里面和四周不安分的家伙们已经有机会留下乱七八糟光脚丫子的脚印。没人能分辨出德雷尔粗壮的脚印和弗朗兹狭窄的脚底印。过后不久，施瓦茨和魏斯来到此地，他们惊讶地发现棚屋里还没人来。“有趣、可爱的女人。”他们中一人说，另一人的目光越过海滩，瞭望海滨步道，瞭望步道那边的宾馆，回答说：“噢，我断定几分钟后，他们会下来的。我们去游一会儿，过一会儿再来。”那间棚屋和它的城壕依然人迹罕至。那个小男孩已经奔回到他姐姐的身边，他姐姐已经提来一桶蓝色的玩具水；经过一番魔术般操弄和轻轻拍打，从水桶里小心翼翼摇晃出一个已经成形的完美巧克力沙子圆锥体。一只白蝴蝶迎风飞过。彩旗迎风招展。摄影家的喊叫声越来越近。游泳的人们进入浅水区，像没有滑雪杆的滑雪者那样移动着他们的双脚。

与此同时，火车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向南行驶，德雷尔的脑海里舒舒服服地回想起这些海边的景象——层层叠叠的绿色海浪波光粼粼，他乘坐的柏林快车离开大海越远，这些景象就越发持续不断地唤起他的关注。一想到他正在再次被转化成一个有着商人计谋和幻想的商人时，城里等待着他的那件已经预先尝到滋味的事情变得有点淡然无味；而在那里，在海边，在真正现实的白色沙滩上，他正在把自由留在身后。他越接近大都市，那闪光的plage[2]对他来说就越发引人入胜，从罗克角看去很像海市蜃楼。

回到家里，园丁告诉他汤姆死了：他认为狗是被一辆卡车撞死的，发现时已经昏迷不醒，他说它死在他的怀抱里。德雷尔给了他五十马克作为安抚，他悲伤地想到，除了这个老大粗的士兵之外，没人真正喜爱那条可怜的狗。到了办公室，他得悉里特先生不打算在阿德勒霍夫宾馆的大堂见他，而是改在“皇家”酒吧。去那里之前，他给伊索尔达挂了电话，她在施潘道[3]她母亲的家里。他百般奉承，求她晚上短暂约会一次，但是伊索尔达说她很忙，建议他明天或后天再给她打电话，带她去看电影《王，后，杰克》的首场公映，然后看情况再说。

他的美国客人是个和蔼可亲、教养有素的人，铁灰色的头发，下巴三叠。他问候了玛莎，两年前他见过她。德雷尔失望地发现，那次令人愉快的聚会以来他所学的英语不足以应付里特先生的鼻腔发音——里特先生很有礼貌，他改成用老式德语来交谈。等待德雷尔的另一个失望是那个“实验室”。原先许诺他有三个机器模特儿，而现在只有两个可供演出——一个是最初的那个老绅士，身着德雷尔蓝色运动上装的复制品；另一个是表情僵硬、头戴古铜色假发的女士，她颧骨高高的，下巴粗壮像个男人，身上穿着绿色的裙子。

“你是否应该把她胸部再填充得鼓一点？”德雷尔责备地建议说。

“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发明家说。

“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德雷尔说，“有点像男扮女装！”

“如果你喜欢，可以填充可塑性混合物。我们遇上了一些麻烦，一根肋骨没能正常起作用。毕竟，我需要更多的时间，要比上帝给的多，经理先生。但是，我敢断定，你会喜欢她屁股的扭动。”

“还有一件事，”德雷尔说，“我不太喜欢那个老家伙的领带。你一定是从克罗地亚或者列支敦士登买来的。不管怎么说，领带不是我商店出售的。事实上，我记得上次他戴的那根领带；它很漂亮，淡蓝色的，像你戴的这一根。”

默里茨和马克斯吃吃笑了起来。

“我坦白，”发明家镇定地说，“为了这个重要时刻，领带是借来的。”他开始担心起他窸窣胡须下高领的饰纽，不过在饰纽绷开之前，德雷尔已经“嗖”地摘去了他自己的蓝灰色领带，敞开衣领，在人们所知道的他在场的剩余时间里一直保持这种姿态。

里特先生在“剧场”的椅子中打瞌睡。德雷尔大声咳嗽，他的客人惊醒了，像孩子一样揉揉眼睛。表演开始了。

那个机器女人扭动着尖屁股穿过舞台，与其说像个梦游者，还不如说像个拉客妓女。她后面跟着个醉醺醺的放荡人。不一会儿，她穿着貂皮外套又一次抽搐着走过，打了个趔趄，然后恢复正常，完成她令人感到痛苦的舒展身子；这时，厢房里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她潜在的客户没有出现。一阵长时间停顿。

“你请我的那顿饭确实不错，”里特先生说，“明年春天你和太太来迈阿密探访我时，我会报答你们对我的款待。我有个西班牙厨师，在伦敦一家法国餐馆工作过好几年，所以你们一定会吃上一顿丰盛的大都会菜肴。”

这一次，机器女人踩着四轮旱冰鞋慢慢飘然而至。她穿着黑色的晚礼服，双腿僵硬，侧面看上去像个骷髅；她的露肩上衣泄露了里面罗纹织物上的污迹，那是制造者匆忙制造时留下的。她的两个合作伙伴在幕后没能抓住她，“嘭”一声不祥的撞击声，她短暂的生涯结束了。又一阵停顿。德雷尔心想，自己怎么会一时冲昏头脑，接受这种歪歪斜斜、摇晃不定的机器模特儿，更不要说赞赏他们了。他希望表演的高潮能够来临，但是里特先生和他都没能看到最精彩的表演。

那个老家伙登场了，他身着晚礼服，手戴白手套，一只手举到高顶黑色大礼帽的帽檐处，看上去兴高采烈、精神十足。他在观众面前停了下来，开始摘下帽子，过程复杂，过分复杂地致礼。某种机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停！”发明家镇定自若地嚎叫一声，迅速朝这个机械疯子奔去，“太晚了！”帽子在炫耀的挥动之中掉落了，手臂也掉落了。

一位摄影师慈悲地按下了黑色的快门。

“How have you liked？”[4]德雷尔用英语说。

“非常有意思，”里特先生边说边起身离开，“过几天我会答复你的。我必须作出决定，明白吗？资助两个项目中的哪一项。”

“另一个项目跟这个相同吗？”

“噢，不。天哪，不！另一项有关豪华宾馆的自来水。使水发出人们能听懂的曲调。字面意思是‘水的音乐’。水龙头交响曲。听着威尼斯船夫曲洗手，听着罗恩格林[5]沐浴，一边听德彪西一边漂洗衣物。”

“或者在一首巴赫乐曲中淹死。”德雷尔一语双关地说。

傍晚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家里度过，想读一部英语剧本，名叫《坎迪德》，可是头脑不时陷入倦怠的思绪。机器模特儿已经尽了全力。天哪，它们被逼得太甚了。蓝胡子浪费了他的催眠力，现在它们已经失去了所有意义，所有活力和魅力。他很感激它们，有点含糊不清地感激，因为它们完成了魔幻般的任务，那种激动，那种期待。可是现在它们只会让他倒胃口。

他又费力地阅读了一场戏，每当遇到生词，就尽量翻阅词典。明天他给伊索尔达挂电话。他要雇用一个漂亮的英国姑娘教他萧伯纳和高尔斯华绥式的英语。他会再次把发明兜售给蓝胡子。啊，绝妙的主意！只要象征性的十美元！

屋子多么安静！没有汤姆，没有玛莎。她不肯轻易认输，可怜的姑娘！突然，他明白了，为什么屋子显得格外死气沉沉，安静得让人难以捉摸：家里所有的钟都停了！

十一点刚过，他从舒适的椅子里起来，刚要上楼去卧室，电话响了，电话像一只冰凉的手拽住了他的肩膀。

此时，他正乘着一辆豪华高级出租车奔驰在路上，司机熊腰虎背，驾车穿梭在夜色茫茫的浩瀚树林、田野和北部小镇之间，焦急的黑夜将它们的地名全都搞混了——瑙萨克、乌斯特贝克、普里茨堡、内布科[6]。车子驶过时，这些地方微弱的灯光胡乱地在他面前闪过，汽车抖动着，摇晃着，他们给他许诺过，五小时便可到达，但是他们没有做到。他到达斯维斯托克时，灰色蒙蒙的早晨已经来临，自行车闹哄哄地穿行于慢慢费劲爬行的大卡车中间；从斯维斯托克到格雷维茨还有二十英里。

服务台的接待员是个黑头发的年轻人，面颊瘦削，戴了副大眼镜；他告诉德雷尔，宾馆的一位客人碰巧是国际著名的利斯特教授，他昨晚去探望夫人，现在与她在一起。

德雷尔朝他的套房走去。医生是个高个秃顶的老头，身穿一件朴素的晨衣，手臂底下夹着一个棕色小包，从玛莎的房间里出来。“真是闻所未闻！”他对着德雷尔低声抱怨说，甚至不愿费劲与他握手，“一个得了肺炎的女人，高烧发到一百零六度，竟然没人去关心她！她丈夫就让她这样留在这里，独自外出旅行了！她的外甥是个傻子。如果昨晚女佣不叫我，你也许还在柏林寻欢作乐呢！”

“病情严重吗？”德雷尔问。

“严重吗？呼吸五十下。心律不齐。二十九岁的女人心脏这种样子是不正常的。”

“三十四岁，”德雷尔说，“她的护照上弄错了。”

“三十四岁也一样。不管怎么说，应该马上把她送到斯维斯托克诊疗所去，到了那里，我就可以对她进行适当医疗。”

“好的，马上送去。”德雷尔说。

老医生生气地点点头，然后拂袖而去。玛莎讨厌的三个女佣之一，三天里至少偷了三块手帕，现在穿成了护士模样（冬天她曾在诊所里工作过）。

身着棕色平纹衫还是混色花呢衫？弗朗兹坐在咖啡馆的露台上，正打着哈欠。医生一阵风似的走过，想在回斯维斯托克之前再快速下海游一阵。棕色平纹衫。看着这个年轻的家伙神情沮丧，格鲁夫·利斯特禁不住有些伤感，他在海滨步道上对着弗朗兹高声喊道：“你舅舅来啦！”

弗朗兹上楼去德雷尔的房间，他站着倾听隔壁房间里阵阵呻吟和含糊不清的嘟哝声。命运会不会让她泄露他俩之间的秘密？他非常轻声地敲了敲门。德雷尔从玛莎的房间里走了出来，看见弗朗兹心烦意乱的样子，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不一会儿，他们从阳台上看见救护车开进了宾馆的专用车道。

玛莎坐在白色的小船上，漂浮在海浪之上，小小的尖尖的海浪，浪头随着她的呼吸卷起回落；德雷尔和弗朗兹掌舵。弗朗兹越过德雷尔低垂的脑袋朝她微笑，她看见自己色彩鲜艳的阳伞在他的眼镜里幸福地闪动。弗朗兹穿着衬衫式长睡衣，一件属于他父亲的长睡衣；他继续期待地朝着她微笑，小船随着波浪回落，吱嘎作响，像安在弹簧之上一样。玛莎说：“时间到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德雷尔站起身来，弗朗兹也站起身来，两人都站立不稳，一起爽朗地哈哈大笑，不由自主地拥抱在一起。弗朗兹的长睡衣在海风中轻轻飘动，此时，他独自一人站着，依然在哈哈大笑，依然在摇晃，突然从海里伸出一只手。“拿桨打他！”玛莎高声喊道，她笑得噎住了。弗朗兹稳稳地站在海水的蓝色玻璃之上，举起了桨，那只手消失了。此时，在船上只有他们两人，那不再是艘船，而是一家咖啡馆，里面只有一张大理石的大桌子。弗朗兹正坐在她对面，他奇怪的服饰不再是个问题。他们喝着啤酒（她多么口渴啊！），弗朗兹分享她那杯摇晃不定的啤酒，与此同时，德雷尔不断用他的钱包击拍餐桌，招呼服务员。“现在，”她说，弗朗兹对着德雷尔的耳朵说些什么，德雷尔起身，哈哈大笑，他们两人都离开了。玛莎等着椅子升起和回落，这是一个浮动的咖啡馆。弗朗兹独自回来了，手臂上挂着她已故丈夫的蓝色夹克衫；他意味深长地对着她点点头，将夹克衫扔到那把空椅子上。玛莎想亲吻弗朗兹，但是，桌子隔离着他们，大理石边缘刺疼了她的胸膛。咖啡送来了——三壶咖啡，三个杯子——她花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意识到咖啡多了一份。咖啡太烫，她想既然天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最好还是让雨水稀释咖啡，但是雨水也太烫；弗朗兹指着路对面他们的别墅，不住地催她回家，德雷尔脸色苍白，满脸是汗，开始穿上他蓝色的夹克衫。这让她心绪不宁。这是不诚实的，这是非法的！她无声地做了个愤怒的手势。弗朗兹明白了，他坚定地责备德雷尔，开始把德雷尔领开；德雷尔摇晃着寻找他上装的袖孔。弗朗兹独自回来了。但是，他刚一坐下，德雷尔就从另一个方向出现了，鬼鬼祟祟地回来了，他的脸好恐怖，几乎认不出来。他斜眼看了她一下，摇摇头，一声不吭地坐到卧床的舵跟前。玛莎再也按捺不住了，床刚开始移动，她就尖声叫喊起来。新船沿着长长的走廊移动。她想站起来，但是一把桨挡住了她的去路。某种预感告诉她，并非一切都顺利。她记得——那件夹克衫！那件蓝色的夹克衫撂在小船的底部，它的袖子看上去是空的，但是背部却不够平坦，事实上，是鼓鼓的，像个驼峰，叫人怀疑。现在，两个袖子正在鼓起来。她看见那东西试图靠四肢撑起身子，于是就一把抓住它，弗朗兹和她将它来回荡了几下，把它抛出了小船。但是，那东西不沉入水中，它在浪间滑动，仿佛活着。她用一把桨轻轻推了推它，它一下子抓住桨，试图爬上船来。弗朗兹提醒她，它还有手表，那件衣服，因为海水，此时成了一件蓝色的雨衣，它开始慢慢下沉，有气无力地挪动它疲惫的袖子。他们看着它渐渐消失。现在好了，事情办成了，她沉浸在一阵巨大紊乱的快乐之中。现在呼吸顺畅了，他们给她喝的那杯饮料是一种神奇的毒药，本尼迪克特甜酒和胆汁，她丈夫已经穿好衣服，说：“快点，我带你去舞会，”但是弗朗兹不知把她的首饰放到哪里去了。

送玛莎去医院之前，德雷尔叫弗朗兹代为管理有关事务，他们几天以后就会回来。也许，玛莎的神志失常与她情人的思想状态基本上没多大差别。有一次，在学校考试前夕，为了避免留级，弗朗兹非常希望能够及格。有个聪明狡猾的男孩对他说，有一个窍门，如果你知道如何运用它，百试百灵。你必须十分清楚，运用你所有的脑力，攥紧拳头，想象不是你想得到的东西，不是那个及格的分数，不是她的死亡，不是自由，而是其他可能：失败，及格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以及一个健康、淫欲无度、残酷无情的玛莎回到她寻欢作乐的海滨地狱，迫使他执行他们推迟的谋杀计划。但是，根据那个男孩建议，那样还不能满足要求：那个窍门最难掌握的部分就是别去理会成功，而且要做得彻底自然，好像脑海里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念头。弗朗兹想不起来在那次学校考试中自己是否成功运用了那个窍门（他最终考试及格了），但是他明白现在他没有能力运用那个窍门了。不管他如何清晰地想象他们三人又坐在马莫拉酒店的露台上，重新打赌，再次把德雷尔骗到小船上，他从眼角处也能察觉小船没有载上他们就漂走了，德雷尔正从医院打电话来说：她死了。

他走另一个极端，让自己危险地胡思乱想那种自由，让自己为等待着他的自由而狂喜。随后，在那种可怕的骄奢淫逸的幻想之后，他用其他方式卜算扑朔迷离的命运。他数了数出租的游船，然后将游船数加上海滨露天咖啡馆里的人数，他跟自己说，如果总数是奇数，那就意味着死亡。总数是奇数，不过他心想，他数数的时候是否有人离开或到来？

前天，他决定利用独自一人的机会，买些东西，要是在平日里，买这些东西德雷尔也许会风趣地嘲笑他；在他们生活中的这种关键时刻，玛莎认为这种做法是轻浮的。他一直梦想买条运动裤。他在好几家商店里逛了好几个小时，差点买下一条，然后转念一想，决定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棕色或紫色的花呢上装。此刻，他回到那家商店，试穿那条平纹棕色裤子，结果裤腰好像有点太大。他说如果在打烊前他们能够价格优惠点，那么他就买下了。他们答应了。他还买了两双棕色羊毛长筒袜。然后，他去海里游泳；游泳结束后，他去酒吧喝了三四杯白兰地，等待那个漂亮的金发女郎摆脱两个老头笨拙下流的挑逗，结果白费心思。突然，他想到自己选择比较保守的色调就意味着自己想象到了死亡，不是生活，衣服上的五彩斑点使人联想到生活。不过，当他回到裁缝店的时候，运动裤已经准备好，他没有勇气改变自己订购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弗朗兹穿上崭新的运动裤和高翻领羊毛套衫，一边喝着午餐后的第二杯咖啡，一边望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雨水。这时，服务台接待员——据小丑舅舅说，这个接待员长得很像他——给他送来了消息。德雷尔打电话来说，夫人需要她的翡翠耳坠——弗朗兹立刻想到，是否玛莎想跳舞？不像马上要死的样子！接待员解释说，德雷尔经理先生叫他外甥去他舅母的梳妆台里取珠宝首饰，然后马上乘出租车去斯维斯托克。显然，她轻微的感冒已经很快痊愈，医生允许她当晚外出。弗朗兹苦涩地想，他预想了那么多各色各样的不测事件，但就是没有特别想到这件事。消息是一份电报，是通过电话收听的，然后由懂多种语言的服务台工作人员译出：Wisch Tu Clynch Deel Muss Have That Drunk Stop Hundred Oakey Ritter。看不懂它是什么意思，不过，谁管它呀！他一边咒骂利斯特，那个创造奇迹的人，一边与假弗朗兹一起乘电梯上楼，一个肥胖的锁匠，嗓子粗哑，满口啤酒味。锁匠开始打开梳妆台的锁。他擦擦鼻子，一个膝盖跪在地上，然后双膝跪地。假弗朗兹和或多或少是真的弗朗兹肩并肩地站着，眼睛盯着锁匠肮脏的鞋底。

抽屉终于开了。弗朗兹打开一个黑色的首饰盒，把翡翠给神情沮丧的宾馆工作人员看。

半小时后，他到达了医院——一幢白色的新楼，位于小镇郊外一片松树林中。出租车司机要求给小费，弗朗兹摇摇头，司机生气地砰的关上车门。一位兴高采烈的护士又递给他一条消息。她满脸幸福地微笑着说，他舅舅在小客栈等着他——下高速公路约一英里就是小客栈。弗朗兹左手按着身体左侧，那里放着鼓鼓囊囊的首饰盒，步行前往客栈，首饰盒和他的手在大腿之间稍许有些摩擦。接近客栈时，他看见玛莎轻快地从店里走出来；她一个手指搁在雨伞的扳扣上，抬头仰望天空。她快速看了弗朗兹一眼，沿着他刚才过来的那条路走去。她比玛莎年轻，嘴巴也不一样，但是她的眼睛和走路的样子与玛莎一模一样。这意味着在斯维斯托克一家小客栈里他们将愉快地重新团聚。舅舅，外甥和两个舅妈。

他在客栈大堂找到了德雷尔。德雷尔正在仔细欣赏一个银镴装饰器皿，甚至当弗朗兹把黑色首饰盒和电报塞到他面前时，他还继续看那玩意。德雷尔看也没看就把两样东西塞进了口袋，然后把银镴器皿放回到挂钩上。

他转身面对弗朗兹，这时弗朗兹才看清此人不是德雷尔，而是一个精神错乱的陌生人，身穿一件皱巴巴的衬衫，敞开着门襟；他眼睛肿胀，黄褐色胡子拉拉碴碴，下巴在颤抖。

“太晚了，”他说，“戴上它去参加舞会太晚了，不过戴上它仍不算太晚——”

他拉弗朗兹的袖子，力量那么大，弗朗兹几乎失去了平衡，但是德雷尔只想领他去服务台。

“带他上楼去。”他对客栈老板的遗孀说。随后他回头对弗朗兹说：“我们得在这里住到明天。过一会儿，最讨厌的俗套程序就要开始了。现在去你的房间吧。希尔达刚从汉堡过来。两小时后她会来带你回去。”

“是不是——”弗朗兹十分惊讶地问，“是不是——？”

“是不是一切都结束了？”新德雷尔哭泣着问，“天哪，一切都结束啦！现在走吧。”

弗朗兹试图抓住他恩人的手，深切哀悼似的猛力摇动他的手；但是德雷尔把这种隐约暗示的握手错当成拥抱的开始，沾满泪水的粗硬短须轻轻蹭了蹭弗朗兹发烫的脸颊。

她的遗言（用他从没听见过的甜蜜超然的语气写的）是：“亲爱的，你把我的翡翠拖鞋放到哪里去啦——不，我是说耳环？我需要它们。我们将一起跳舞，我们将一起死去。”随后——用她平常熟悉的严厉尖刻的语气说：“弗丽达，那只狗为什么又在这里？它被杀了。它不可能再出现在这里。”

傻瓜们说不存在什么洞察力。

弗朗兹跟着那个老太太上了楼。她带着他走进一间昏暗的房间。她一下打开百叶窗，打开床头柜底下的层架，看看夜壶是否在里头，然后就离开了房间。

弗朗兹走到敞开的窗户前。德雷尔穿过大路，在一棵树下的长凳上坐下。弗朗兹关上窗子。此时，他独自一人。透过薄薄的墙壁，他听见隔壁房间有个女人，一个可怜的流浪者，一个被旅行推销员抛弃的情人，听起来好像几个寻欢作乐者在同时说话，放肆大笑，相互打情骂俏；年轻人的欢乐，又一次发疯似的狂笑。

[1] 尤指在游乐会上进行一种从旋转着的鼓中抽彩票的抽彩给奖法。

[2] 德语，痛苦。

[3] Spandau，德国柏林第五区。

[4] 英语，大意是：“你觉得怎样？”德雷尔想炫耀自己的英语，但不地道，一般应该说：“How did you like the show？”

[5] Lohengrin，德国神话中的圣杯骑士。

[6] 这些地名都是生造的，作者故意将一些地名混淆，以表示主人心切和黑夜所造成的混乱。

译者后记

《王，后，杰克》是纳博科夫用笔名弗·西林（V. Sirin）于一九二八年在柏林用俄语创作的一部小说，同年十月出版；四十年后的一九六八年再由他的儿子德米特里·纳博科夫译成英语，并由他作了大量修改润色。小说的英文名字是“King, Queen, Knave”，很多年来，有人把它译成《老K，皮蛋，钩儿》《国王，王后，侍从》《国王，皇后，侍卫》《贵人，女人，小人》《王，后，杰克》等，本书选择了《王，后，杰克》作为书名，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纳博科夫有一种贵族情结，因此选择有封建贵族社会象征意义的符号、词汇作为书名比较适合，国王、王后和杰克（男侍）是封建社会的典型象征，选用这种称谓可以传达纳博科夫的本意。纳博科夫贵族出身，祖父是沙皇时代的司法部长，外祖父是金矿主和百万富翁，舅父曾遗赠他两千英亩的庄园产业，青少年时期过着养尊处优、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革命剥夺了他所有一切，他被迫四海漂泊，潜意识中憧憬着贵族生活，心底里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恢复贵族身份。书名《王，后，杰克》反映了他的这种渴望。在小说中，他多次运用贵族人物（尽管这些人物的形象在小说中不太起眼），多次提及各种贵族头衔，比如：德雷尔家附近住着一位伯爵，“……阳光依然灿烂地从右侧照耀着大地，从伯爵别墅的角落后面照射来；伯爵的别墅处于较高的地势，四周的树木也较高大。”他家餐厅的墙上挂着一幅“身着长披风的老男爵”照片；玛莎买了一幅油画，挂在她祖父肖像的旁边，祖父“的照片靠近那幅奢华的油画……巧妙地将她祖父的照片转变成一幅家族的肖像。‘我祖父，’玛莎会边说边指着那幅真迹油画，然后缓缓地用手一挥画个弧形，弧形中包括了那个不知名的贵族，受骗客人的目光就会从他祖父的照片转移到那幅肖像画上。”第八章提及百科全书时，也说到杀人老手莱斯特伯爵：“莱斯特伯爵的手法更加老练：被他杀害的人摄入少量致命的鼻烟就会快乐地打喷嚏。”还有第九章引用了德雷尔前女友埃丽卡喜欢的一首旧诗，诗歌的名字就叫《我是海布尔戈尼的男侍》，这位前女友还怀疑德雷尔的妻子对他不忠，她问德雷尔：“她对你忠诚吗，你的王后？”事实上，纳博科夫就是把玛莎比作王后，这在小说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请看第九章中德雷尔的一段独白：“我为什么要在家里养一个热辣的小娼妓？也许，妻子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她的冷冰冰。毕竟，一时真正的幸福之后是应该有一阵冰冷的哆嗦。她就是那种寒气。染了头发的埃丽卡没法理解王后的冷漠就是最好的保证，最好的忠诚。”可见纳博科夫使用King, Queen, Knave确实是暗指德雷尔、玛莎和弗朗兹。

其次，纳博科夫酷爱玩牌下棋，据说在流亡期间，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国际象棋的排局布阵，还在俄语移民报上发表了《诗歌与排局》，公开了他研究过的十八个棋谱。此外，King, Queen, Knave分别代表了扑克牌和国际象棋中的国王、王后和侍卫。据查，在扑克牌中，黑桃K象征着大卫，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王国的首任君主，红桃K代表查理大帝，方块K代表恺撒大帝，梅花K代表亚历山大大帝，是马其顿王国的国王；Queen和Knave也有类似的象征。纳博科夫在小说中曾多次提及下棋，比如小说在第七章中说道：“一位下盲棋的象棋大师感觉到他陷入困境的象和他对手万能的王后之间形成了残酷无情的关系。”在第十二章中作者有这样的描述：“他们昨天遇见的两个年轻人正侧身坐在一条长凳上下棋……他俩跟德雷尔打招呼时，目光都离开了棋盘。他停留了一会儿，欢快地提醒白衣青年，黑衣青年的马准备用之字形进攻叫吃白衣青年的王和后……棋盘上他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当然，在这第二段引文中，作者是想用两位青年下棋的局势来烘托德雷尔处境的危险，玛莎和弗朗兹试图谋杀他的险情近在眼前，而德雷尔却还乐呵呵的全然不知，就像白衣青年的王、后棋子已经被叫吃，他还蒙在鼓里一样。作者力图借此暗示读者：人生宛如下棋，过河的卒子身不由己，前进路上坑坑洼洼，陷阱四伏，险象环生，危险迫在眉睫是常有的事情，世人必须时刻小心谨慎才行。

再则，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德雷尔、玛莎和弗朗兹分别代表了现代生活中典型的King, Queen和Knave。西方社会喜欢用King来比喻某个阶层或行业的巨头、大亨等。德雷尔是个大商人，还涉足金融股票等行业，身缠万贯，在工商金融界中，他就是个大王或国王，而小说中的他一举一动都很像贵族王爷，衣着考究，出手宽裕，打球滑雪，挥金如土，情人簇拥，潇洒倜傥。玛莎是大亨的法定妻子，没有子女，丈夫已经立下遗嘱，准备把万贯家产遗赠给她，她就是“花花公子王国”的王后，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依然年轻漂亮，像许多中外的王后一样，其美丽外表的背后隐藏着阴险刻薄，贪得无厌，心狠手辣；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她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起念谋杀她的丈夫，简直就是一只毒辣的母老虎，其实丈夫德雷尔就把妻子视作母狮，在宠爱她的同时也非常害怕她。下面的对话活龙活现地展现了王与后之间的微妙关系：“‘狮子醒啦？’德雷尔边说边像孩子一样用拳头揉揉眼睛。‘你们去哪里啦？’玛莎瞪着眼睛问道。”国王与王后之间的关系如此这般令人唏嘘，妻子就像凶恶的母狮，丈夫则像乖巧的孩子，这样的感情如何能够得以维持，如何能够天长日久呢？Knave在英语中有“（扑克牌中的）杰克，男仆，出身低微的人”等意思，既然弗朗兹是“花花公子男士用品商场”里的一名职位低微的职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德雷尔王国”中王后的侍从或“面首”，而且纳博科夫有希望借用扑克或象棋棋子的形象影射三位主人公的意图，那么将Knave译成“杰克”比较适中，它比“钩儿”典雅，比“侍从、男侍、小人”委婉，因为“杰克（Jack）”在英语中可以指“仆人、侍者、男孩”等，这正好与扑克牌中“杰克（Knave）”以及小说主人公之一弗朗兹的身份相吻合。弗朗兹出身卑微，穷困潦倒，到柏林舅舅的商场里谋取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苟且偷生。他整天庸庸碌碌，恍恍惚惚，无知不仁，愚笨麻木，不学无才却渴望奢淫，为了从舅舅舅母那里获得更多的利益，不顾廉耻，与舅母勾搭成奸，以致发展到玛莎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叫他做爱他就做爱，叫他杀人他就积极准备，竟然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活脱脱一个封建王国的男仆形象！其实他只是王后的宠物，玛莎也确确实实把他当成一只宠物、一个玩具，请看：“……很快，她会试着诱惑性功能不足的弗朗兹重新振作起来，她费了一番周折才达到目的（商店里的那份工作让这只可怜的宠物累坏了！）……”第五章中有：“一个小时后，她离开了，她答应她可怜的宠物：下次她不太会采用残酷的避孕措施。”还有：“擦得十分干净的眼镜片后面，弗朗兹的眼神完全是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然而，他却想不出任何办法。他的想象完全受到她的控制，随时准备为她服务……”一家现代企业的“王后”如此荒唐，如此不知廉耻，跃然纸上，值得深思。

另外，这部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纳博科夫在小说中多次提及戏剧和电影《王，后，杰克》，如在第十一章里他描写道：“一层楼装饰了一幅巨大的广告，宣传七月十五日晚首场上映的那部电影，电影是根据戈尔德马的剧本《王，后，杰克》改编的，好几年前这部戏剧曾轰动一时。广告由三张巨大透明似的扑克牌组成，很像彩色玻璃窗；晚上如果电灯一亮，效果也许非常好：国王身穿一件褐紫红色的晨衣，杰克身穿一件红色圆翻领毛衣，王后则穿着一套黑色的泳装。”在第十三章里，他描写德雷尔与年轻情人约会时的情景：“他给伊索尔达挂了电话……他百般奉承，求她晚上短暂约会一次，但是伊索尔达说她很忙，建议他明天或后天再给她打电话，带她去看电影《王，后，杰克》的首场公映，然后看情况再说……”很多年前，这部电影译成中文时其译名就用《王，后，杰克》，从约定俗成的角度看，不另辟蹊径为上策。

综上所说，译名采用《王，后，杰克》比较简洁委婉达意，符合作者的原创意图并尊重前人的贴切译法。

纳博科夫是多才多艺的，他既是大学教授又是昆虫专家，既是文学家又是翻译家，既是诗人又是学者，既是批评家又是剧作家。他一生勤奋写作，发表了十七部长篇小说、五十二篇短篇小说、九个剧本、四百余首诗歌、一部传记、三部文学专著。为此，他获得过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奖、美国文学院荣誉奖章等多种奖励。他精通英语、俄语、法语、斯拉夫语和罗马尼亚语等多种语言，翻译了许多经典名著，将莎士比亚、罗曼·罗兰、歌德、缪斯等介绍给俄罗斯人民，把莱蒙托夫、普希金等译成英语，架起了英语世界和俄罗斯民族之间文学交流的桥梁。

纳博科夫是国际性的，他生于俄国，流亡德国，就读英国，移居美国，死于洛桑。因此他的作品有着“联合国”的味道，小说经常涉及欧美各国的风土人情、文化典故。因为纳博科夫家族在家里就同时说俄英法三种语言，他又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斯拉夫语和罗马语，可以说是个语言专家，所以这种语言专长在他的小说中都得以充分展现，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出没于欧洲、美洲等世界各地，主人公们在交谈中时不时会冒出一句外国话，《王，后，杰克》非常典型地显示了这一特点。

流亡常常是纳博科夫作品主人公的经历，这与他本人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布尔什维克革命打破了他的生活，他中学毕业就逃离俄国，逃亡克里米亚，此后在西欧、北欧、北美的许多地方流亡，有着丰富的流亡生活经历，因此很多作品写流亡者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比如《玛申卡》写的是一个名叫加宁的流寓异乡的俄国青年军官；《绝望》描写的是商人赫尔曼偶遇流浪汉费利克斯；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后，杰克》写的就是穷小子弗朗兹流亡柏林的故事。

谋杀也是纳博科夫小说的一大特色，这也许与他父亲的暴死有关：一九二○年他全家因革命侨居柏林，他父亲在那里创办了一份移民报纸《舵手》，一九二二年三月，父亲为了保护一位政宪民主党领袖被俄国君主主义者误杀。父亲的暴死对他的一生影响甚大，因此他的作品反复出现谋杀情节，比如《绝望》写了商人赫尔曼谋杀流浪汉费利克斯，以骗取高额人寿保险；《微暗的火》中谢德被误杀；《王，后，杰克》则描写了“王后”玛莎为达到与情人弗朗兹永久苟合，策划谋杀丈夫德雷尔……

死亡是纳博科夫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主题之一。在他的最后一部俄语长篇小说《天赋》中，年轻人雅沙和鲁道夫同时爱上女主人公奥莉雅，而奥莉雅也同时爱上这两个年轻人，于是三人决定集体自杀；在《洛丽塔》中，夺去洛丽塔贞洁的剧作家奎尔蒂被亨伯特以洛丽塔父亲的名义枪杀了；在《王，后，杰克》中，女主人公谋杀亲夫未成，于是焦急郁闷，急火攻心，风寒入骨，不幸患病死去。《王，后，杰克》中直接或间接提及死亡的情节、句子、词汇比比皆是，比如：在第七章中，送德雷尔乘出租车去达沃斯度假后回到别墅，玛莎和弗朗兹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当他俩回到空空的屋里时，弗朗兹觉得他们是刚参加完葬礼归来。”

伤感又是纳博科夫小说的一大特色，他远离故土客居他乡，柏林、布拉格、巴黎、戛纳、芒通、昂蒂贝、弗雷瑞斯……不管事业如何发达，纳博科夫的内心总是灰色的，总是悲酸郁闷的；尤其是当一个养尊处优衣食、无忧生活十全十美、继承了宏大庄园的贵族子弟被革命剥夺了所有一切，被迫流亡海外，父亲死后不得不自食其力打工谋生（有时兼任好几份工作）的时候，其郁闷痛苦的心情、伤心欲绝的情绪可想而知。这些情绪在纳博科夫的不少小说中都有体现。所以，《王，后，杰克》的基调是灰色的，请看小说《王，后，杰克》对穷光蛋弗朗兹初到柏林时的窘迫境况的描写：“弗朗兹觉得他别无他择，只有整天离开这栋房子，去从事房东老头为他虚构的工作，在外面一直待到傍晚五六点钟……到了傍晚，他已经精疲力竭，没法再实施自己的计划，他蓄谋已久的辉煌计划，从容地沿着性感诱人的街道闲逛，第一次好好地看一看那些真正的娼妓……他在破烂不堪的酒吧里、在大型公园相当舒适的长凳上作长时间休息。他进入地铁深处，在红色的皮质座椅上栖息，呆呆地看着那些闪闪发光的柱子，柱子快速反射着各种金色的映像；他焦虑地等待着漆黑的哐啷作响的黑暗最终被奢华和邪恶的极乐世界所取代，那个世界一直在躲避着他……他郁闷地在城市中心和北部的一条条街道里游荡……”尽管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精彩纷呈，可对于贫困的弗朗兹来说，这些都不属于他，他的内心是苦闷的灰色的，为了省下几块租金对房东谎说自己已有工作，房东为了节省电费，每天逼着弗朗兹早早离开房间去干他并不存在的工作……没有亲身经历过类似的艰难困苦，没有真正品尝过流亡者一贫如洗生活的人是难以写出如此生动逼真的情节的。

有人说纳博科夫是色情作家，他的名著《洛丽塔》曾一度遭到法国、比利时、新西兰等国的禁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也有道理，因为不伦之恋是纳博科夫小说的又一特征。《洛丽塔》中继父占有继女、《王，后，杰克》中的舅母与外甥的通奸并企图谋杀亲夫都是例证。然而，如果读者想在小说中寻找色情细节，那会非常失望，因为在他的小说中人们找不到真正称得上色情的情节。不过，他描写的恋情非常独特，常常是有悖社会伦理的不伦之恋。比如：他的男女主人公的岁数常常相差很大，是种种异端怪癖的恋情，《洛丽塔》中三十七岁的继父亨伯特邂逅十二岁的少女洛丽塔；《王，后，杰克》里中年的舅母爱上了二十来岁的外甥……这些畸形变态、违反伦理的恋情可能就是引起批评家们鞭挞、西方社会一度禁售的原因，但是如果往深里探究，它们也有可能是纳博科夫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是纳博科夫饱读经典、深受西方文学名著影响的结果，是西方世界穷途末路和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体现。

纳博科夫非常喜欢在小说中运用德国文学中活人的幽灵的写作手法。在《王，后，杰克》中，他通过发明家创造的男女机器人来表达这种理念。第一次表演的男机器人神气活现，表现出色，它代表了德雷尔；第二次表演时，那个骷髅一般的僵硬女机器人“砰”的一声结束了短暂的生命，它预示着玛莎的死亡；第三个笨蛋一样的机器人没能完成预定的表演，它实际上是弗朗兹命运的象征。

纳博科夫是运用比喻、意象、双关、含混、镜像、典故、时空交错等写作手法的大师，他运用自己的广博知识把作品编织成迷宫一般，借以激发读者积极参与，使阅读成为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智力游戏。在《王，后，杰克》中他使用了镜子意象，数十次提及镜子。比如第二章：“浴室里有一面面孔大小的旋转镜子—一面奇形怪状的放大镜，镜子上还附加了一盏电灯。”再如第三章：“……镜子里映照出他穿着灰色法兰绒衣服的宽厚背影，以及梳得溜光的一缕缕黄褐色头发。他突然转身，仿佛感到背后有人在注视着他，然后离开了餐厅；镜子里只留下餐桌白色的一角，边柜闪烁的晶莹微光穿透了漆黑的背景。”还有：“辛苦工作了一个晚上的镜子映照出她绿色的礼服、白净的脖子、乌黑浓密的发髻，以及闪闪发亮的翡翠耳饰。她依然没有注意到镜子的关注，当她缓慢地四处走动，放好水果刀时，她的身影不时在镜子里再现。”第四章：“此时此刻，他似乎置身于一个四周布满镜子的大厅，奇妙的是，大厅开了一扇门，通向一个水汪汪的深渊，在最意想不到的许多地方水光粼粼……”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使穿戴端庄齐整；以史为镜，可知存亡兴替；以人为镜，可观本身得失。镜子是旁观者，它对小说中三位主人公的一举一动以及他们的丑行、恶行洞若观火，纳博科夫用此意象旨在告诉读者：玛莎与弗朗兹的恋情不是爱情而是滥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玛莎的死证明了这一道理，人们应该引以为戒，以免重蹈覆辙。

纳博科夫的作品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俄裔美国作家的创作手法和小说风格，也能使国人从一个独特的视觉加深对西方社会的理解。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陈姝和吴炎小姐，没有她们的真诚帮助和认真编辑，此书的问世是不可能的。

黄勇民

二○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版权信息

书名：防守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ISBN：9787532747184

译者：逢珍

责任编辑：陈姝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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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前言

这部小说的俄文书名是Zashchita Luzhina，意思是“卢仁防守”，指的是国际象棋中的一种防守技巧，这种技巧可以说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创造的主人公卢仁大师发明的。卢仁这个名字的发音，如果把“u”拖长一些发成“oo”，就和“illusion”[1]一词同韵。早在一九二九年春，我就开始写这部小说了。当时我在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的一个温泉小镇勒布鲁疗养，常在那一带捕捉蝴蝶。同年在柏林完成创作。当时的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晰，长满荆豆和冬青的山间有一块斜面岩石，这部小说的主题构思最初就是在那儿形成的。假如当时认真地多想想的话，说不定会有进一步的奇思妙想。

Zashchita Luzhina刊登在俄文流亡者季刊Sovremennye Zapiski[2]（巴黎）上，用的是我的笔名“弗·西林”，之后立即由流亡者主办的斯洛弗出版社出版（柏林，一九三○年）。纸面平装本，二百三十四页，长二十一厘米，宽十四厘米，纯黑色的护封，烫金书名。这个版本现在很难见到，可能会越来越少。

可怜的卢仁不得不等待三十五年才出了一个英文本。不错，三十年代后期有个美国出版商对该书表示过兴趣，刮了一阵要出英文本的风。但是后来证明，这位出版商原是那种梦想控制作家艺术灵感的人。他建议我用音乐取代象棋，把卢仁写成一个发狂的小提琴家，这样我们短暂的合作也就草草收场了。

今天重读这部小说，重温其故事情节，我颇有点安德森[3]回顾他那盘得意棋局的感觉。他向时运不济而又高傲的基耶塞里茨基连弃双车，基耶塞里茨基在后世无数的棋谱里带着永远的疑问反复遭此弃子攻杀。我的故事不好写，但我非常乐意利用这样或那样的形象和这样或那样的场景，为卢仁的生活构建一种致命的模式。我写了一座花园，写了一次旅行，还写了一系列的无聊琐事，都带着技能比赛的味道。尤其是最后几章，用一着正规的象棋攻杀的形式，瓦解了那个可怜人最深处的一点理智。说到这里，我想为那些为赚钱而写评论的人省些时间和气力。这些人看书一般都是边看边念，遇到一部对话不多的小说时，只要能从《前言》中捡到够用的信息，就别指望他们认真读完全书。所以我不妨提醒他们注意磨砂玻璃窗意象（这个意象与卢仁的自杀有关，更确切地说是与他的“自将”有关），它要到第十一章时才首次出现。或者请他们注意我笔下这位闷闷不乐的大师回忆他下棋之旅时的感伤方式，他想起的不是浅橘红色的行李标签和幻灯演示片，而是不同的旅馆卫生间和走廊公共盥洗室里的瓷砖——那些呈蓝白相间的方格的地面，他坐在宝座般的坐便器上，垂眼一望，想象中便出现了酣战中的棋局；要么是铺在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和房门之间的亚麻地毯上故意排得不对称的图案，市场上称为“玛瑙彩”，按着马一步三彩格的样式在这里或那里破坏着地毯灰色的底色，不然还是挺规则的方格；要么是一些又大又光的黑黄色相间的长方形，它们的H形纵列被热水管这条黄褐色垂直线无情地截断；要么是那个豪华卫生间，他从漂亮的大理石地板上认出了一个完整而朦胧的棋局，布局和多年前一天夜里他拳头支着下巴沉思过的一模一样。不过我设置的象棋效应不光出现在这些独立的场景中，在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的基本结构中也能找到象棋效应的连锁反应。于是在第四章快结束时，我在棋盘的一角走出了意想不到的一步，十六年的岁月用一段文字一笔带过，卢仁突然长成一个邋遢的中年人，到了德国的一个旅游胜地。读者在一张花园小桌旁发现了他，他正用手杖指着一扇他想起来的旅馆窗户（不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块玻璃方格）同一个人说话。从放在铁桌上的坤包可以断定这是个女人，但直到第六章我们才会见着她。这时从第四章开始的往事回忆逐渐集中在卢仁已故的父亲身上，第五章中专写他的过去。写到他时，读者可以看出他一面回忆儿子早期的象棋经历，一面在自己头脑中将其程式化，好把它编造成一个青少年感伤故事。到第六章，我们转回库尔豪斯，发现卢仁还在摆弄那只坤包，还在同他那位读者尚未看清的伙伴说话。这时读者看清了她，她从他手中拿回坤包，说了老卢仁的去世，她也就成为小说布局的要紧部分。这三个中心章节的整体部署使人想起——或者说应当使人想起——某种象棋难题，其要点不仅仅是通过这么多步将死对方，还要有一个被称为“逆向分析”的过程，其要求是根据当前态势图进行复盘研究，证明黑方刚走的这一步不可能是王车易位，或者肯定是吃了白方的过路兵。

在这篇只作初步介绍的《前言》中，没有必要多谈棋子和攻防策略方面更为复杂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在我的所有俄语书中，《防守》包含、散发着最大的“热情”——鉴于想象中象棋是种玄而又玄的东西，说“饱含热情”也许不合常理。事实上，即便是那些对国际象棋一窍不通的人或者对我的其他作品一概憎恶的人，也素来认为卢仁很可爱。他笨拙、邋遢、不合时宜——但正如我笔下那位温柔的小姐（一位当之无愧的好姑娘）很快注意到的那样，尽管卢仁皮肤灰白粗糙，深藏的天赋不为人知，但他的确有不可貌相之处。

我的俄文小说陆续出了一些英文版本（还会再出一些），在我最近为这些英文版本写的前言中已经形成了一条规则，那就是对维也纳学派说几句鼓励的话。手头这篇前言也不会例外。我希望，精神分析学家和接受精神分析的人都能欣赏卢仁精神崩溃后接受治疗的具体方法（比如暗示疗法，即暗示棋手把自己的“后”看成妈妈，把对方的“王”看成爸爸）。弗洛伊德学派的小后生将开锁的玩具装置当成了解读小说的真正钥匙，他们毫无疑问会继续把我的父母、我的情人和一连串的我自己漫画化，并将我笔下的人物和这些漫画形象等同起来。为了让这些侦探进展顺利，我不如现在就承认，我把我的法语女家教、我的袖珍象棋、我的好脾气和我在自家有围墙的花园里拾到的桃核统统赋予了我笔下的卢仁。

弗·纳博科夫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于蒙特勒

[1] 英语，幻觉。

[2]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现代纪事》。

[3] Karl Ernst Adolf Anderssen（1818—1879），德国著名国际象棋棋手，号称无冕之王。一八五一年在伦敦执白对莱昂内尔·基耶塞里茨基，中局连弃双车取胜，后世将此局誉为“安德森的不朽之局”。基耶塞里茨基（Lionel Adalbert Bagration Felix Kieseritsky， 1806—1853）为爱沙尼亚著名国际象棋棋手，一八三九年赴法国教授象棋并以下收费棋谋生。

献给薇拉

▇

令他最感震惊的是从星期一开始他就叫卢仁了。他的父亲—那位真正的卢仁，老卢仁，写了好多书的作家—搓着双手（手上已经抹上了透明的润肤霜，准备睡觉），笑眯眯地离开育儿室。他穿着一双绒面革拖鞋，迈着晚间悠闲的步子，缓缓回到卧室。他的妻子躺在床上。她略微抬起身子，说：“怎么样？”他脱下灰色睡袍，答道：“我们搞定了。平静接受。哎哟……真是肩头卸下了一副重担。”“太好了……”他的妻子说道，缓缓拉起蚕丝被盖住全身，“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这的确是卸了个大负担。整整一夏—短暂的乡村夏季大体上由三种气味组成：紫丁香花的气味、刚割下的青草的气味、干树叶的气味—整整一夏他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即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向他讲明。这样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八月底。他们也曾故意绕个大圈，再一点一点朝那个话题靠拢，但他只要一抬起头来，他父亲就已经在假装饶有兴趣地轻轻敲击着晴雨表表盘，上面的指针总是指在暴风雨的位置上。他母亲这时则会溜开，躲到家里最隐秘的地方，让各房间的门都开着，一大捆零乱的长梗圆叶风铃草放在钢琴盖上也忘了收拾。又矮又胖的法语女家教常给他朗读《基督山伯爵》，读着读着老会停下来深怀同情地喊一声：“可怜的、可怜的邓蒂斯[1]！”她向他的父母提出建议，由她来对付这头小公牛，尽管她非常害怕他。可怜的、可怜的邓蒂斯没有唤起他的同情心，看她满怀教化之心地叹气，他只是眯起眼睛，用橡皮把画纸都擦破了。原来他在画她肥胖的上半身，画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许多年后，有一年没想到他神志清醒，心情特好。花园里的索索响声唤醒了他的记忆，正是在高兴得有点发晕的心境下，他记起了在阳台上听女家教给他读书的时光。往事充满阳光，散发着甘草枝浓郁香甜的气味。女家教常用小刀把甘草枝削成小块，劝他含在舌下。有一次他在注定会吱嘎作响地迎接她那肥臀的柳条椅上放了几枚图钉，这几枚图钉和阳光和花园中的索索响声一道进入他的记忆。同时进入记忆的还有一只蚊子，叮在他皮包骨头的膝盖上，心满意足地鼓着血红的肚子。十岁的小男孩对膝盖上的任何情况都很清楚—那个发痒的肿块已经挠破流血了，晒黑的皮肤上有指甲留下的白色抓痕，还有划痕、擦痕，都是沙粒、小石子、尖细的树枝留下的签名。他想拍死蚊子，蚊子总是飞开，让他拍不着。女家教总是要求他不要乱动。在一阵发狂般的抓挠过程中，他露出了不整齐的牙齿—一位圣彼得堡的牙医在上面安装了矫正牙齿的铂丝—垂下顶着一头螺丝鬈的脑袋，五根指头一齐用上，在蚊子叮过的地方又挠又搓。女家教越看越害怕，缓缓朝打开的图画本探身望去，望见了那张她不敢相信的漫画。

“不，还是我亲自给他讲，”老卢仁答道，对她的建议没有把握，“回头再说，现在让他安静下来听写吧。”“‘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难以忍受，’”老卢仁一字一板地念道，边念边在教室里来回踱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难以忍受。”他的儿子写着，差不多躺在桌子上，龇牙咧嘴，露出了箍在牙上的金属支架。“出生”和“忍受”两个词干脆空下没写。算术做得好一些。一个费劲找出的多位数长数字，经过多次尝试后，总会在关键时刻被十九除尽，不剩余数。这个过程中含有神秘的甜蜜感。

俄罗斯帝国的创始人是平淡无奇的希努斯和特鲁弗[2]，俄语单词表里列着字母“yat”，还有俄国的主要河流，老卢仁担心儿子知道这些事情都不容否定的时候会像两年前那样发一通脾气。那一次正好是法语女家教初次露面，她缓慢而沉重地出现在楼梯和木地板吱吱嘎嘎的响声中，震得家里的箱子移了位，整座房子都充满她来了的气氛。不过这一次没有发生发脾气的事，他平静地听着。他父亲说了好多别的事情，把最有趣、最能引起他注意的细节挑出来说，中间插着说了他长大了，要像大人一样用姓氏来称呼他了。儿子脸一红，眨起眼睛来，然后仰面躺倒在枕头上，张着嘴晃脑袋。父亲注意到他迷惑不解，也看到了他眼里噙着的泪水，便担心地说：“别这么乱晃。”但他没有流出泪来，一翻身把头和脸埋在枕头里，嘴唇冲着枕头吹出声来。突然他坐起身来，垮着身子，情绪激动，两眼闪着泪光—马上问在家里大家会不会也叫他卢仁。

于是到了这个沉闷、紧张的一天，他们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到火车站去赶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一路上老卢仁坐在妻子旁边，看着儿子，随时准备在儿子那张顽固地扭向一边的脸转过来朝向他时马上露出笑容。他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这孩子突然变得这么“倔”，这个“倔”字是他妻子说的。他坐在前排座位上，面对着他们，披一件深色羊毛粗花呢斗篷，戴一顶水手帽。帽子戴歪了，但眼下世上无人敢把它扶正。他扭头看着路边粗壮的桦木树干飞驰而过，那些树长在一条沟边上，沟里落满了桦树叶。

“你不冷吗？”他母亲问。这时路朝河拐过去，一阵风吹得她帽子上的灰色羽毛现出轻柔的涟漪。“是啊，冷，”儿子看着小河说。母亲发出一声轻轻的响动，正要伸出手整整他的斗篷，但一见他眼中的神情，飞快缩回手来，只是在空中捻弄着手指示意：“把斗篷拉高些，裹紧点儿。”儿子没有动。她不停地噘嘴唇，好让面纱不贴在嘴上—这是她的一种惯常动作，和面部痉挛差不多—望着丈夫，默默地求他相助。他也披着一条羊毛斗篷，戴着厚手套的双手放在一条花格呢旅行毯上，毯子从他身上缓缓地下了个坡，形成一个小谷，然后又轻轻地上坡，直盖到小卢仁的腰部。“卢仁，”他父亲强装快活地说，“哎，卢仁？”用盖在毯子下面的腿亲切地碰碰儿子。儿子往后缩缩膝盖。经过了些农民的小木屋，屋顶上厚厚地长着绿油油的青苔。马车又经过了那个熟悉的旧路标，上面刻的字（村子的名称和村民的数目）基本上看不清了。接着又经过了村里唯一的那口井，井边有吊桶，有黑泥，还有个双腿雪白的农妇。在村子的那一边马儿在慢吞吞地往小山上走，它们后面的下方出现了第二辆马车，车里坐着女家教和女管家，平时两人一个恨一个，现在紧紧挤在一起。车夫双唇“啪”地咂了一声，马儿又小跑起来。阴郁的天空下，一只乌鸦缓缓飞过残茬地。

火车站距庄园约一英里半，眼下这条路带着回响，平稳地穿过一片枞树林之后，在火车站这里和圣彼得堡公路交叉后继续向前延伸，越过铁轨，从一道栅栏下面钻过去，伸向无人知晓的地方。“想玩的话，可以玩玩木偶，”老卢仁讨好地对儿子说。儿子跳下马车，眼睛盯在地上，活动了一下斗篷刷痒了的脖子。他默默地接过父亲给他的十戈比硬币。女家教和管家一左一右笨重地从第二辆马车里爬下来。父亲摘下手套。母亲撩起面纱，注意着胸部发达的行李搬运工，他正在收拾他们的旅行毯。突然一阵风吹得马鬃竖起来，车夫深红色的衣袖也随风鼓了起来。

卢仁见月台上就他一个人，便朝摆着五个木偶小人的玻璃柜走去。小木偶的光腿被吊着，只等有硬币投入，便可活蹦乱跳起来。但今天它们的期待落空了，因为机器坏了，硬币白投了。卢仁等了一阵，然后转身走到铁轨边。他的右边有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大捆行李上，手托着胳膊肘吃一只青苹果。他的左边站着一个男人，打着绑腿，手握马鞭，望着远处树林的边缘。几分钟后那里会出现火车来了的信号—冒起一股白烟。他的正前方，铁轨的另一侧，有一节黄褐色的二等车厢，没有车轮，已经在地上扎根，变成了一处住人的固定居所，一个农民正在旁边劈柴。突然，眼前的一切被一片泪水的雾气模糊了，他的眼皮发烫，不可能再看即将发生的情况—父亲手中的车票呈扇形展开，母亲用眼睛清点行李，火车冲进站来，搬运工把踏脚板搭在火车车厢门口，这样往车上上行李时轻松点。他四面张望着。小女孩还在吃苹果，打着绑腿的男人还在定睛望着远方，一切都很平静。他好像散步一样走到了月台的尽头，然后快速跑起来。他跑下几级台阶，那儿有一条人踩出来的小径，火车站站长的花园，一道围篱，一个边门，枞树林—然后是一道小沟，紧接着是一座茂密的树林。

一开始他一头钻进了树林，身子刷过索索作响的羊齿草，淡红的欧铃兰叶子在脚底打滑。他的帽子耷拉在脖子后面，只用松紧带拴着。为进城他专门穿上了羊毛长袜，这会儿膝盖热乎乎的。他边跑边喊，小树枝划过额头时，就嘟嘟囔囔地骂几句小孩子的气话。最后，他总算停住了，喘着粗气蹲下来，斗篷遮住了双腿。

直到今天，他才意识到父亲说过的那个变化带给他的极大恐惧。这一天是他们一年一度从乡下返回城里的日子，这样的一天从来就不会快活。家里到处是出出进进的人，你非常羡慕花匠，他哪里也不去。和今天相比，往年秋天回城算是快活的了。他每天清晨和女家教一起散步—总是沿着同样的几条街，沿着涅瓦大街，然后取道河堤回家。这样的散步今后再也没有了。快乐的散步。有时候她建议先从河堤上开始，但他总是不同意—不是因为他喜欢从小习惯了的散步路线，而是因为他怕死了彼得保罗要塞上的那尊大炮，害怕雷鸣般的打炮声。打炮时引起的巨大震动震得家里的窗玻璃哗哗响，能震破人的耳鼓—所以他总是设法（通过觉察不到的步速调整）在中午十二点打炮时到达涅瓦大街，尽可能远离大炮。要是变了散步路线的话，炮声就会在他刚到冬宫附近时袭击他。同样一去不返的是午餐后舒舒服服盖着虎皮毯躺在沙发上的沉思。时钟敲响两点时，盛在银杯里的牛奶味道特别可口。敲响三点时，就乘敞篷马车出去兜风。现在这一切都被新事情取代，这些新事情他不熟悉，所以觉得可怕。那是一个他觉得不能忍受、无法接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要上五节课，还有一群小男孩，比他最近遇到的袭击他的小男孩更可怕。那是七月的一天，就在乡下那座桥上，那群小男孩围住他，用玩具手枪瞄准他，朝他射击。他们使坏，把玩具子弹头上的橡皮吸盘拔掉，小棍一样的玩具子弹就直接打在他身上。

林中寂静潮湿。他喊够了后，逗着一只小甲虫玩了一阵，小甲虫不安地动它的触角。然后他把小甲虫压在石头下碾碎，听到一声带汁的破碎声。他想再听听刚才的破碎声，便颇费了些时间碾那只小甲虫。又过了一阵，他发现下起了毛毛雨。于是他从地上站起来，找到一条熟悉的小路，跑起来，树根不时绊得他跌跌撞撞。他隐隐产生了报复的想法—返回庄园去，藏在那里，在那里过冬，靠吃储藏室里的奶酪和果酱活命。小路弯弯走了十来分钟，出了树林，下到河边，河面上全是雨点打出来的圈圈。五分钟后，锯木厂进入视野，厂里的人行小桥上锯末可以没过脚踝。小路又蜿蜒而上，再穿过光秃秃的丁香树丛，就到家了。他顺着墙悄悄走过去，看见客厅的窗户开着，就贴着排水管爬上去，爬到油漆剥落的绿色窗楣上，再翻过窗台。一进客厅，他停下来听。一张他外公的银版相片—络腮黑髯，手握小提琴—垂目盯着他。可当他从一侧看相片时，它就完全消失了，化入了玻璃里—他觉得很有趣，也有点伤感，每次进客厅都躲不开这种感觉。想了片刻后，他动了动上嘴唇，箍在上牙上的铂丝跟着上下动。他小心地打开门，听到有回声，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主人才刚离开，空落之声就忙不迭地占领了这房子。他沿着走廊飞奔过去，冲上楼梯，跑进阁楼。阁楼很特别，有一扇小窗户，往下可以看见楼梯，可以看见闪烁着褐色光泽的楼梯扶手曲线优美，盘旋而下，消失在楼下阴影里。整座房子里极其安静。过了一会儿，楼下他父亲的书房里传来低沉的电话铃声。铃声时断时续响了很久。然后又是一片寂静。

他在一个盒子上坐下来。旁边有一个差不多的盒子，不过是打开的，里面有书。一辆女式自行车，后轮的绿色辐条断了几根，倒立着放在角落里。自行车的一边靠墙放着一块没有刨光的木板，另一边是一只特大的衣箱。几分钟后，卢仁觉得很扫兴，就像一个人围好了法兰绒围巾却不让出门那样扫兴。盒子因为开着，里面的书上落满了灰尘，他摸了摸，书上面留下几个黑印。书旁边有一个只剩下一根羽毛的羽毛球、一张大照片（军乐团的）、一张裂了的棋盘，还有别的一些不太有趣的东西。

就这样一个钟头过去了。突然他听到说话声，正门也发出嘎嘎响声。他警惕地从小窗向外一望，只见下面是他父亲。他像个小伙子一般跑上楼来，但还没跑到楼梯平台，又转身飞跑下去，膝盖朝两边甩动。楼下的人声现在听得清楚了，有男管家，有车夫，有守卫。一分钟后楼梯又恢复了生气，这一次是他母亲提起裙子快步上来了。但她也是没到楼梯平台就停了下来，只是靠住楼梯扶手朝上望望，然后张着双臂，快步下楼去了。又过了一分钟，他们终于结成一队上来了—他父亲的秃脑门闪闪发亮，母亲帽子上的鸟翎像凫在浪涛上的鸭子一般来回摇摆，男管家的灰白小平头一上一下地动着。后面的人不时靠在扶手上，有车夫和守卫，不知为何挤奶女工阿库丽娜也来了，最后是水磨磨房来的一个黑胡子农民，一个未来经常出现在他噩梦中的人。一行人中数这农民最强壮，所以就由他把小卢仁从阁楼上抱下来，放进了马车。

[1] Edmond Dantès，《基督山伯爵》的主人公，即后来的基督山伯爵。

[2] Sineus and Truvor，希努斯和特鲁弗是俄罗斯帝国形成初期北部和西部两个小国的王，留里克大帝的兄弟。八六二年留里克大帝开始号令诸侯，两年后希努斯和特鲁弗同时去世，留里克遂成为俄罗斯的统治者。

▇

老卢仁，写书的卢仁，经常思索他的儿子会长成个什么样子。他写了好多书（其中有一部被人遗忘了的长篇小说，书名为《烟雾》，其余的都是写给男孩子、青少年和中学生看的，出版时配有结实的彩色书皮），在这些书里常常闪现着一个金发少年的形象，“倔强”，“郁闷”，后来成为了一位小提琴演奏家或画家，整个成长过程中从未失去道德美。他的儿子与所有那些在他看来注定会长成碌碌之辈（假定确有碌碌之辈的话）的孩子存在着几乎察觉不到的特质差别，他把这种特质解释为天才的隐秘表现。他已故的岳父生前是作曲家，虽然是个有点枯燥的人，而且即使是在他创作成熟的时期，其水平也曾遭人非议。老卢仁牢牢记着岳父是作曲家这回事，竟然不止一次地做一个像石版画一样的美梦，梦见自己夜里端着一支蜡烛下楼来到客厅，客厅里有一个W焠derkind[1]，穿着一件拖到脚跟的白色睡衣，正在弹奏一架巨大的黑色钢琴。

他认为人人都应该明白他的儿子非同寻常。他觉得外人也许比他自己更明白这一点。他为儿子挑选的学校尤其因关注学生所谓的“内心”生活而闻名，也享有对学生关怀备至、体察入微的名声。据说在该校创建初期，课间长休时老师们就陪着男孩们一起玩：物理老师一边回头张望，一边把一堆雪团成一个雪球；lapta[2]（俄式棒球）比赛中，数学老师在逃跑躲避中被小硬球击中了肋骨；就连校长本人也来了，欢叫着为比赛加油。如今这样的游戏场景不再有了，但师生同乐的名声仍在。他儿子的班主任是教俄罗斯文学的老师，作家卢仁的老熟人，同时也是个不错的抒情诗人，曾出版过一部模仿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风格的诗集。“顺便来坐坐，”卢仁第一次带儿子到学校时他对卢仁说，“每个星期四十二点左右都行。”卢仁果真去了。楼梯上无人上下，很安静。他穿过大厅向教师办公室走去，隐隐听见一阵嘈杂的大笑声从二班教室传出来。接着又是一片寂静，长长的大厅中只有他的脚步声响在黄色的镶花地板上，沉重而响亮。教师办公室里有一张铺着台面呢的大桌子（令人联想起考试场面），班主任正坐在桌旁写信。

自儿子入学之后，他还没有和班主任说过话。现在是时隔一月后拜访他，他满怀兴奋的期盼，也有点忐忑不安—这样的心情他曾经感受过一次，当时他还是个身穿大学校服的年轻人，去见一位文学评论杂志的主编，前不久他给他寄去了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此刻和当年一模一样，他没有听到他暗暗期盼的惊喜之词（那种期盼就像你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醒来，仍然闭着双眼，心中暗暗期盼着一个非同寻常的灿烂清晨），也没有听到那些他希望从别人嘴里最终会说出来的话，假如不是怀有这样的一丝希望的话，那些话他自己倒会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他听到的都是些冷淡枯燥的话，证明这位老师对他儿子的了解比他还少。关于深藏的天赋的话题，一个字未曾提起。是这位老师先说话，侧着长着胡子的苍白脸庞，他从鼻子上小心地摘下卡得紧紧的夹鼻眼镜，鼻梁两侧留下两道粉红色的凹槽，又用手心揉着眼睛。他说这孩子可以表现得比现在更好些，又说这孩子似乎和同学们相处不好，课间休息也不爱活动……“这孩子无疑是有能力的，”这位老师终于揉完了眼睛，“但我们注意到他缺少点活力。”这时楼下响起了铃声，接着铃声响上楼来，又在全楼响成了一片，尖厉刺耳，令人难以忍受。铃声响过后，有两三秒钟完全寂静的时刻，然后一切突然恢复了生机，爆发出一片嘈杂声。书桌盖砰砰响，大厅里充满了说话声和脚步声。“这是课间长休，”老师说，“要是愿意，我们就下楼到院子里去，可以看孩子们玩耍。”

孩子们下楼下得飞快，抱住楼梯扶手，便鞋底蹬在楼梯的边沿上，刷的一下滑下去，楼梯边就这样给磨得很光了。他们在楼下挤满衣架的暗影里换鞋，有几个坐在宽宽的窗台上，一边咕哝着说话，一边匆匆系鞋带。突然他看见了他儿子，正弓着背很不雅观地从一只布袋中往外掏他的靴子。一个浅黄色头发的男孩跑得太急，一下撞在他身上，卢仁往旁边挪挪，突然看见了他父亲。他父亲冲他笑笑，托着他的羊羔皮无檐帽，用一只手的掌边在帽顶上压出那道应该有的褶子。卢仁眯眯眼睛，转过身去，好像没看见父亲似的。他蹲在地板上，背对着他父亲，埋头摆弄他的靴子。已经换好鞋的孩子从他身上跨过去，推他一下，他就往里缩缩，仿佛要躲进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去。最后他总算出来了—穿着一件灰色长外套，戴着一顶羊羔皮小帽（这帽子被同一个高大的男孩屡次三番摘下来）。这时他父亲已经站在院子另一头的大门旁，满怀期待地朝卢仁的方向望着。老卢仁的身旁站着那位文学老师，这时被孩子们当足球踢的那只灰色大皮球恰好滚到文学老师脚边，他本能地想发扬学校迷人的传统，拉开架势要踢球，却只笨拙地这只脚换那只脚，还险些掉了一只长统套鞋。他开怀大笑，老卢仁抓着他的胳膊肘扶住他。小卢仁乘机溜回门厅。门厅里这会儿一片寂静，只听见看门人隐在衣架丛中舒舒服服地打着哈欠。透过门玻璃，在星状嵌框的铁条之间，他看见他父亲突然摘下手套，匆匆和老师握手告别，走出大门消失了。小卢仁这才又悄悄走出来，小心地绕开玩耍的孩子们，往左边走向拱廊下堆放木柴的地方。在那儿，他拉起领子，在一堆圆木上坐下。

就这样，约有二百五十个课间长休他都是坐在柴堆上度过的，一直到他被带往国外的那一年。有时候老师会从某个角落突然拐出来，说：“卢仁，你怎么老坐在柴堆里？你应该和别的孩子一起玩玩。”一听这话，卢仁总会从柴堆上站起来，想找个离这会儿玩得特别起劲的三个同学不远不近的地方。谁要是砰地踢过球来，他就赶紧躲开。确信老师走远后，他就又回到柴堆上。他上学的头一天就选好了这地方。那是阴沉的一天，他发现周围都是对他的仇恨、嘲笑和好奇，致使他的眼睛里自动燃起了怒气，他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很不幸，人长眼睛就得看东西—都遭受到莫名其妙的视觉变形。带有十字形蓝边的书页变得模糊不清，黑板上的白色数字忽而缩小，忽而增大。算术老师的声音好像越来越远，越来越虚，越来越听不明白。他的同桌是个两腮刚长出胡须的阴险家伙，常得意而又不露声色地说：“现在他就要哭了。”但卢仁没哭过一次。有一回在厕所里，他们几个联手把他的脑袋按进一个冒黄泡的便池里，即使这样他也没哭。“先生们，”老师在最初的一节课上说，“你们的新同学是一位作家的儿子。你们要是还没读过他的作品，那现在就该读了。”他在黑板上大大地写下一行字，劲儿使得太足，粉笔在他的手指下嘎扎嘎扎地断成了几截。这一行字全用大写字母写：《托尼历险记》，希尔维斯托洛夫联合出版公司。往后两三个月里，同学们都叫他托尼。那个两腮刚长胡须的家伙故作神秘地把那本书带到课堂上，上课期间偷偷传给别的同学看，还不时意味深长地瞥一眼他那位受害者。下课后，他就从书的中间部分朗读起来，故意读得前言不搭后语。彼得利什契夫从前面回头看，想往前翻回一页，结果这一页撕破了。克莱布斯抢着说：“我爸爸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二流作家。”格罗莫夫大喊：“让托尼读给我们听！”“最好每人发一页，”班上的那位小丑兴致勃勃地说。一阵激烈的厮打后，他占有了那本漂亮的红皮金字的书。书页在教室里散落一地。其中一页上印有图画—一个眼睛明亮的学童站在街道拐角上拿他的午餐喂一只邋遢的狗。第二天卢仁发现这幅图画整整齐齐地钉在他的课桌桌盖里侧上。

不过很快他们就不再惹他了。只是他的绰号会时不时响起，但他坚持不应声，最后也就没人再叫了。他们不再注意卢仁，不同他说话，就连班上唯一的一个文静男孩（每个班里都会有这种类型的学生，就像每个班必有一个胖男孩，一个壮男孩，一个机灵鬼一样）也躲着他，怕沾上他的晦气。正是这个文静的男孩，六年后一战伊始，因完成了一项极其危险的侦察任务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后来在内战中失去一臂。在一九二○年代，他努力回忆卢仁上学期间是个什么模样时，只能想起一个背影。在班上要么坐在他前面，长着两只招风耳，要么一直退到大厅的尽头，尽可能远离吵闹声。再就是坐着雪橇回家，双手插在衣袋里，背着一个黑白相间的书包，天在下雪……他想跑上前去看看卢仁的脸，却只见风雪迷茫，纷纷扬扬、无声无息的雪，给他的记忆盖上了一层昏暗的白雾。这个从前的文静男孩，如今不安定的流亡者，看了报上登的一张照片后说：“想想看，我死活想不起他的模样……死活想不起……”

不过老卢仁每天下午四点左右透过窗户往外瞧，总会看见远远驶来的雪橇和儿子像个小白点一样的脸。儿子一般是直接来他的书房，脸颊碰一下父亲的脸颊，对着空气亲一下，转身就走。“等等，”他父亲总会说，“等等。告诉我今天怎么样？叫你上黑板了吗？”

他热切地望着脸扭向一边的儿子，总想抓住他的肩膀摇摇他，给他几个响吻，吻他苍白的脸颊，吻他的眼睛，吻他柔软凹陷的鬓角。在刚上学的那个冬天里，患贫血病的小卢仁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心酸的大蒜味，这是按医嘱注射了砷化剂的后果。他的铂丝牙箍已经取下了，但出于习惯他还是继续龇牙咧嘴。他上身穿一件诺福克上衣，下身穿一条膝盖下方钉着纽扣的灯笼裤。他站在书桌旁，重心偏在一条腿上，沉着脸就是不说话，这样他父亲也不敢乱说乱动。小卢仁走了，书包一直从地毯上拖了过去。老卢仁刚才正在伏案撰写他计划中的一个故事，故事都写在学生用的练习簿上（这是他一时兴起，将来给他作传的人也许会欣赏这种写法）。现在他胳膊肘支在书桌上，听着隔壁餐厅里的独白，那是他妻子的声音，在劝沉默的儿子喝杯可可饮料。真是令人可怕的沉默，老卢仁心想。这孩子情况不好，内心有什么痛苦之事……也许不应该送他上学。可话说回来，他得和别的孩子相处，学会适应……谜一样难，谜一样难啊……

“那就吃块点心？”隔壁的声音还在伤心地继续，接着又是沉默。有时候会出现点可怕的情况：突然，没有一点明显的原因，另一个声音会回击，沙哑刺耳，然后门砰的一声响，仿佛被狂风刮得关上了一般。这时老卢仁会跳起身来，直奔餐厅，笔仍握在手中，像握着一只飞镖一般。他妻子正在抖着双手收拾打翻了的茶杯和茶碟，看看上面有没有裂纹。“我刚才问他学校的情况，”她说，没有看她丈夫，“他不想回答，然后就—像个疯子……”他们两人都注意听儿子的动静。秋天里法国女家教回巴黎了，现在就没人知道他在他的屋里做什么。他屋里的墙纸是白色的，靠上部是一道蓝边，上面画着灰色的鹅和姜黄色的小狗。一只鹅对着一只狗，全屋一圈下来共有三十八对这样的。一个板架上面放着一个地球仪和一个松鼠标本，这一套东西是在棕榈主日[3]从凯特金市场[4]上买来的。一辆绿色的发条玩具火车从扶手椅的落地花边下露出来。这是一间舒适亮堂的房间。鲜艳的墙纸，快乐的物品。

屋里也有书。他父亲写的书，红底金字的压花封面，第一页上是一行手书题词：我真诚地希望我的儿子永远像托尼一样善待动物和人类，后面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有的题词是：我写这本书是为我儿你的将来着想。这些题词在他心中激起了一种隐隐约约以父为耻的感觉，因为这些书就像柯罗连科的《盲音乐家》或冈察洛夫的《战舰巴拉达号》一样枯燥无味。还有一大卷普希金诗集，从来没有打开过，封面上画着一个厚唇卷发的男孩。不过也有两本他终生喜欢的书，是他的姨妈送给他的。这两本书牢牢印在他的记忆中，就像放在放大镜下那么清晰。这两本书对他的人生影响如此强烈，以至二十年后重读它们时，他看到的只是索然无味的释义，一个缩略本，这两本书好像已被他心中留存的那个不可重复的永恒形象所超越。不过既不是对远游的渴望让他身不由己地紧跟在斐利亚·福格[5]身后，也不是小男孩对神秘历险的向往引他关注贝克街[6]的那所房子。在那里，身材瘦长、长着鹰钩鼻子的大侦探给自己注射一针可卡因后，便如痴如梦般地拉起小提琴来。很久之后他才在脑子里理清了是什么使他对这两本书如此着迷，原来是精致的情节展开模式，叫读者欲罢不能。斐利亚戴着大礼帽，面对复杂的情况从容应对，钱财该舍就舍。他忽而骑着花百万英镑买下的大象，忽而乘坐非得烧掉一半的大船。夏洛克让逻辑推理带上幻梦般的魔力。他写了一篇专论，研究所有已知的各种雪茄烟的烟灰。单凭一点烟灰，就像得了闯入神奇迷宫的法宝，由此进行各种可能的推理，得出令人叹服的结论。他的父母在圣诞节这一天请来魔术师表演，表演中魔术师不知怎么的把福格和福尔摩斯暂时融会于一身了。这一天卢仁感受到了新奇的快乐，本来对表演的不满全都消失了。有时候老卢仁提出—提得很谨慎，也不经常提—“把你的同学请到家里来玩”，但从来不见动静。有鉴于此，老卢仁联络了两家熟人，这两家的孩子也在小卢仁的这所学校上学。他相信这样做既热闹，也管用。他还请了一位远房亲戚的几个孩子，有两个文静柔弱的小男孩和一个脸色苍白、黑头发梳成一条大辫子的小女孩。请来的男孩都穿着水手服，头发上有发油的气味。小卢仁惊恐地认出来其中两个，原来是三班的博申涅夫和卢申，两人在学校里总是穿着邋遢，举止粗野。“好，人都到齐了，”老卢仁说道，高兴地扶住儿子的肩膀（这肩膀缓缓地从他手底下滑走了）。“现在我走了，你们自个儿玩。互相认识一下，玩一会儿—回头再叫你们，会给你们一个惊喜。”半个钟头后，他过去叫他们。屋子里一片寂静。小女孩坐在角落里翻着评论杂志Niva[7]（《田野》）的附录，找图画看。博申涅夫和卢申腼腆地坐在沙发上，红着脸，头发油光闪亮。两个文弱的外甥在屋里晃悠，毫无兴趣地看看墙上的英国版画，看看地球仪，看看松鼠，看看放在桌上坏了好久的一个计步器。小卢仁自己也穿着一套水手服，胸前挂着一只拴着白绳的哨子，坐在窗户附近的一把硬椅子上怒目凝视，咬着拇指指甲。不过魔术师补救了这一切。第二天，博申涅夫和卢申恢复了他们令人讨厌的本来面目，在学校大厅里走到他跟前，向他深深鞠躬，发出一阵粗俗的哄笑，然后匆匆离开，挽着胳膊，一摇一摆地走着。即使是这样嘲弄，也没能打破魔术师的魔力。在他脸色阴沉的请求下—如今他不论说什么，眉毛都痛苦地锁在一起—他母亲从小商品市场上给他买了一只漆成红褐色的大盒子和一本魔术技法书，封面上画着一位身着晚礼服、胸佩奖章的绅士，正抓着一只兔子的耳朵把它提起来。大盒子里有几个带假底儿的小盒子；一根裹着闪亮彩纸的魔术棒；一副做工粗糙的纸牌，其中带人形的牌半面是杰克或老K，半面是穿着制服的羊；一顶带夹层的可折叠礼帽；一根两头拴着两块小木块的绳子，不清楚是干什么用的。还有色彩艳丽的小纸袋，里面装着可以把水变蓝、变红、变绿的粉末。这本书要比其他书好玩得多，卢仁毫不费力就学会了几套扑克牌把戏，站在镜子前对着自己表演了好几个钟头。当一个把戏练到得心应手时，他从中体验到一种神奇的快乐，隐约觉得尚有更多的快乐潜藏其中。不过仍有一些还没有学会的东西，比如凌空一抓，变出一枚卢布来；让观众从一副牌中任意抽出一张，看好是几但不作声，魔术师从不知所措的卢申耳朵后面抽出一张牌来，正是观众抽出的梅花七。其中的奥妙魔术师显然成竹在胸，但他还没有掌握。书中描写的复杂道具让他不快。他追求的奥秘是一种简单，和谐的简单，这样的把戏远比最复杂的那些更能引人称奇。

他的学业报告在圣诞节送来了，写得极其详细。“总体评价”几个字是醒目的红色，老师在这一栏下不厌其烦地细说他如何嗜睡，如何冷漠，如何懒散，如何愚钝。成绩栏里用评语代替分数，俄语成绩是“不满意”，其他课程里有三四门是“勉强满意”—数学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就在这时候，卢仁却异乎寻常地迷上了一本叫做《趣味数学》的难题集。他被稀奇古怪地胡闹的数字、任性乱窜的几何线条所吸引，对所有这些学校课本里没有的事物着迷。一条斜线，像辐条一般移动，沿着另一条竖的直线向上滑行—这个证明奇妙的平行原理时出现的情形，让他产生了又惊又喜的感觉。那条直线和所有的线一样没有终点，这条斜线也没有终点，它沿着直线滑动，角度越小升得越高，这样它注定要永无止境地运动下去。因为它不可能离开直线，它们的交点以及他的灵魂便跟着这条线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小径向上滑去。不过他借助尺子把两条线强行分开：他只是重画了一下，让两条线平行。这使他感觉到，在遥远的无穷之处，当他强行使斜线跳起时，发生了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一个无法解释的奇迹。于是他倘佯在这些神奇线条的天堂中，人间的线条全然不在心上了。

有一阵他又在智力拼图游戏中找到了迷人的乐趣。这些拼图刚开始只是儿童玩具，由几大块拼板组成。拼板的边上有圆形的齿，像小小的奶油甜饼一般，相互紧紧咬合在一起，这样整块拼图拎起来各个小块也不会散开。但那一年从英国传来流行一时的成年人拼图游戏，在彼得堡那家最好的玩具店里大家管叫它“拼图机”。这东西做得独出心裁，异常精妙，拼块呈各种形状，从一只简单的圆盘（拼起来后是蓝天的一部分）到各种最复杂的形状，应有尽有。有隅角、海角、地峡，还有各种精巧的凸状物，让你难以辨明它们本该装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要填补基本上拼好了的黑白相间的奶牛皮？这块绿底黑边的长条是不是牧羊人的手杖投下的影子，在另一块形状比较明显的拼板上能清晰地看出牧羊人的一只耳朵和头的一部分。拼板的左边渐渐显出奶牛的腰，右边在一些绿叶衬托下，出现了一只握着牧笛的手。当上方的空间用天蓝色堆积出形状，那块蓝色圆盘便顺顺当当地嵌了进去。这些五颜六色的小块精确地结合起来，最终构成一幅明晰的图画，这让卢仁感到无以名状的激动。这类智力拼图中有些价格昂贵，由几千个小块组成，都是他那位年轻的姨妈买的，一位快乐、亲切、长着红头发的姨妈。他总是伏在客厅的一张牌桌上，花好几个钟头琢磨这些拼块。每一块先用目测，然后再试试可以填这个空还是那个空，还试图根据一些不易看出的迹象提前断定拼出来是一幅什么性质的图画。从隔壁充满客人吵闹声的房间里总是传来他姨妈的央求声：“看在上帝的分上，任何一块都别弄丢了啊！”有时候父亲会进来，看看拼图，朝桌子伸出一只手，说：“你看看，这块肯定要放在这儿的。”卢仁哪里也不看，只会喃喃说：“废话，废话，别瞎搅。”父亲则小心地用嘴唇碰碰儿子头发蓬乱的头顶，然后离去—走过几把镀金的椅子，走过宽大的镜子，走过名画《弗莱恩沐浴》的复制品，走过钢琴—一架沉默的大钢琴，垫着厚玻璃，盖着一块织锦布。

[1] 德语，神童。

[2]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

[3] Palm Sunday，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为纪念耶稣受难之前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据《新约》记载，当时耶路撒冷的民众手捧棕榈树枝欢迎耶稣。后世教会规定这一天进行庆祝活动，教堂大都用棕榈树枝装饰。

[4] Catkin Fair，复活节前一周被称为棕榈周（Palm Week），也称凯特金周（Catkin Week），凯特金市场是这期间的一个集市。

[5] Phileas Fogg，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的小说《八十天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中的主人公。

[6] Baker Street，指伦敦贝克街二二一号B，是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塑造的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住所。

[7]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

▇

直到四月，复活节假日期间，卢仁命中注定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整个世界突然昏暗下来，仿佛有人拉了电闸。黑暗中只有一样东西仍然闪闪发亮，那是一个新生的奇迹，一个闪亮夺目的小岛，他的全部生命将注定倾注在它上面。他抓住的幸福长存下来，这个四月的一天永远冻结了。四季在另一个层面继续更替，城里的春天，乡村的夏天，各有特色—都是一些暗流，对他几乎没有影响。

事情发生得很简单。老卢仁在纪念岳父去世周年的那一天在寓所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他本人不懂音乐，但对歌剧《茶花女》怀着一种隐秘的、不好意思的喜爱之情。平时在音乐会上，钢琴演奏他只听个开头，接下来看着钢琴演奏者映在黑亮漆影里的那双手也就满足了。但这场音乐会他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办，因为晚会上要演奏他已故岳父创作的作品。其实他去世后，报纸已经沉默良久—遗忘是彻底的，压抑的，无可奈何的。他妻子反反复复地说这都是阴谋，阴谋，阴谋，脸上带着怯懦的笑容，还说她父亲在世时别的作曲家就嫉妒他的才能，如今又想压制他死后的名声。她穿着一件黑色开领晚礼服，戴着一条高级的钻石项链，臃肿而苍白的脸上永远是一副呆滞的和气模样。她平静地迎接客人，没有兴奋地尖叫，对每一位客人只快速、柔和地低语几句。不过她心里很怯场，老四下张望，找她丈夫。他这时正装模作样地迈着小碎步前后张罗，浆过的衬衣前胸从马甲背心里鼓出来，像女人的文胸一样—一位和气、谨慎的绅士，在文艺圈里首次拘谨亮相。“又是一丝不挂的裸体，”一家美术杂志的主编走过《弗莱恩沐浴》时看了一眼感叹道，那幅沐浴图在强烈的灯光照耀下格外生动。就在这时，年轻的卢仁从画上人物的脚下站起身来，头碰在画上。他往后缩缩身子。“他长这么魁梧啦，”一个女人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他躲到一个人的燕尾服后面。“你说什么？这不行，”他的头上方雷鸣般的声音吼道，“不能对我们的出版社提出这种要求。”就他的年龄而言，他根本不算魁梧，倒是很瘦小。他在客人中间走来走去，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有时候会有人抓住他的肩膀，问他几个傻问题。客厅里由于摆着一排排的镀金椅子而显得特别拥挤。有人小心翼翼搬着一个乐谱架走进门来。

卢仁不引人注意地转了几圈后，往父亲的书房走去。书房里很暗，他在屋角的一只长沙发上坐下来。从远处的客厅里隔着两间屋子传来小提琴轻柔的呜咽声。

他昏昏欲睡地听着，紧抱双膝，望着松松拉起来的窗帘中间露出的一道带着花边的灯光，窗帘外大街上的一盏汽灯闪着淡紫色的白光。时不时有一道微光闪过天花板，划出一个神秘的圆弧。书桌上落下一个忽明忽暗的光点—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反光，也许是那个沉甸甸的球形水晶镇纸的一侧在反光，也许是书桌上压相片的玻璃在反光。他打着盹快要睡过去了，突然书桌上响起了电话铃声，吓他一跳，同时马上清楚了那个反光点原来是电话机。男管家从餐厅来到书房，边走边打开一盏只照亮书桌的灯。他将听筒放到耳边，又小心地将听筒放在皮面记事簿上，走了出去，没有注意到卢仁。一分钟后他陪着一位绅士回来，这位绅士一走进灯光照亮的小圈之中，马上从书桌上拿起了听筒，另一只手摸索着桌边椅子的后背。男管家出去随手关上了门，切断了远远传来的音乐声。“喂，”绅士说。卢仁从暗处看着他，不敢动，也对一个纯粹的陌生人如此自在地靠在他父亲的书桌旁感到很不安。“不，我已经演奏过了，”他看着上方说，一只白皙的手闲不住，在书桌上乱翻。一辆出租马车从木板人行道上驶过，传来空荡荡的马蹄声。“我觉得是这样，”绅士说。卢仁能看清他的侧面—象牙色的鼻子，黑头发，浓眉毛。“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把电话打到这里来，”他平静地说，手继续摆弄桌上的什么东西。“如果打电话只是想核实……你这傻瓜，”他笑起来，一只穿着漆皮皮鞋的脚也颇有规律地一前一后晃起来。接着他非常熟练地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一面时断时续地回答着“是的”、”不”、“也许”，一面双手捧起他刚才在书桌上一直摆弄着的那东西。那是一只精美的小盒子，是几天前别人送给小卢仁父亲的礼物。小卢仁还没有机会看盒子里是什么，所以他这会儿好奇地盯着绅士的双手。可是绅士没有马上打开盒子。“我也是，”他说，“很多次，很多次。晚安，小姑娘。”他挂上听筒，叹口气，打开小盒子。但是他转过身去了，卢仁从他的黑背影后面什么也看不见。卢仁小心地动了动，可是一只沙发垫滑到了地板上，绅士迅速转过身来。“你在这儿做什么？”他发现了躲在暗处的卢仁，问道，“哎呀，偷听可不好！”卢仁还是不吭声。“你叫什么名字？”绅士和气地问。卢仁从长沙发上溜下来，走近了一点。一套雕刻群像一个紧挨着一个装在盒子里。“漂亮的棋子，”绅士说道，“爸爸下棋吗？”“我不知道，”卢仁说。“那你自己下吗？”卢仁摇摇头。“真遗憾。你应该学。我十岁就是个好棋手了。你多大了？”

门轻轻地打开了。老卢仁走了进来—踮着脚尖。他已经准备好看见小提琴家还在打电话，便想好了要低声说一句得体的应酬话：“接着打，接着打，但是等您打完了，观众们还很希望能听您再演奏几曲。”于是他机械地说着“接着打，接着打”，一见儿子，想好的话打断了。“不，不，我已经打完了，”小提琴家站起来说道，“漂亮的棋子。你下棋吗？”“随便玩玩，”老卢仁说。（“你在这儿做什么？你也过去听音乐吧……”）“下棋好啊，下棋好，”小提琴家说道，边说边轻轻地关上盒子。“一招一式像和谐的乐曲。你看，我都听得见棋子走动了。”“依我看，下棋需要高超的数学才能，”老卢仁说道，“在这方面，我……他们正等你演奏呢，大师。”“我倒想下盘棋，”小提琴家笑着离开屋子，“神奇的游戏。无限的可能性。”“非常古老的发明，”老卢仁说。回头看看儿子，又说：“怎么回事？跟我们一起走吧！”可是还没走到客厅，卢仁便设法逗留在餐厅里了。餐桌上摆满待客的点心果品，他拿了一盘三明治，端着它回了自己的房间。他边吃边脱衣服，然后钻进被窝里吃。他母亲往里看时，他已经关了灯，她过来俯身看他，脖子上的项链在灰暗的房间里闪着光。他假装睡着了。她走了，用了好长好长时间才关上门—为的是不弄出声响来。

第二天他一醒来，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激动。四月的早晨阳光明媚，凉风习习，木板人行道上闪烁着一层紫罗兰色的清辉。冬宫拱门附近的街道上方一面巨大的红蓝白三色旗迎风招展，衬着三色旗的那一块天空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颜色：淡紫色、深蓝色、淡蓝色。假日里他和父亲总会出去散步，但如今散步已不同于童年时的散步了。正午的炮声不再惊吓到他，父亲的谈话难以忍受。他以昨晚的音乐会为由借题发挥，不停地暗示学音乐是个好主意。午饭有复活节剩下的奶油奶酪（现在成了一个塌下来的小圆锥状，圆尖上隐隐发灰），还有一个没有动过的复活节蛋糕。他的姨妈，还是那位可爱的红发姨妈，他母亲的第二个表妹，特别快活，一边给大家分蛋糕，一边讲她花了二十五个卢布，让拉瑟姆答应用他的安托瓦尼特号单翼飞机带她飞一圈。他们定好第五天试飞，可到那一天飞机无法飞离地面，而沃森一坐上，情况就正好相反，飞机在机场上空像钟表一样一圈一圈地转。而且它飞得那么低，斜飞过看台时，大家都能看见飞行员耳朵里塞着的脱脂棉球。卢仁因特殊原因对那个早晨和那顿午餐记得格外清晰，就像你对长途旅行的前一天记得格外清晰一样。他父亲说午餐后驾车去涅瓦河那边的岛上玩是个好主意，那里的林中空地上长满银莲花。他正说着，年轻的姨妈把一块蛋糕准准地塞进他嘴里。他母亲一直沉默着。第二道菜上来后，她突然站起来，想要遮住因控制泪水而扭曲了的脸，屏住气连连说：“没事，没事，一会儿就过去了。”说着匆匆离开餐厅。父亲把餐巾往桌上一扔，跟了出去。卢仁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他和姨妈沿走廊过去的时候，他听见他母亲屋里传出压抑的抽泣声，还有他父亲辩白的声音，他反反复复高声说着一句话：“没有的事，胡思乱想。”

“我们到别处去吧，”姨妈低声说，神情紧张而局促不安。他们进了书房，一束阳光射在加有厚实软垫的扶手椅上，光束里飞旋着灰尘的微粒。她点燃一支香烟，缕缕轻柔透明的烟雾开始在阳光中缭绕。这是唯一一个和他待在一起让他不觉得拘束的人，此时此刻尤其愉快：家里静得出奇，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嗯，我们找啥玩玩，”姨妈急急地说，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他的脖子，“你的脖子多细呀，一只手就能抓住……”“你知道怎么下棋吗？”卢仁悄悄地问，脑袋从姨妈手中脱开，脸颊刷过姨妈漂亮的淡蓝色丝绸袖子。“玩呼‘同’牌戏[1]比下棋好，”她心不在焉地说。什么地方传来砰的一声门响。她惊得一缩身，朝门响的方向转过脸去听。“不，我要玩象棋。”卢仁回答。“象棋很复杂，亲爱的，一会儿工夫学不会的。”他走到书桌旁，找到那个盒子，它被立起来放在一张桌面相片的后面。他姨妈站起来取烟灰缸，反复低语她思考得出的结论：“那样的话就糟了，那样的话就糟了……”“这是棋，”卢仁说道，把盒子放在一张土耳其风格的嵌花矮桌上。“还得有棋盘，”她说，“你看，不如我来教你下跳棋，跳棋简单些。”“不，象棋。”卢仁说，说着打开了油布棋盘。

“先把棋子摆好，”他姨妈叹口气，开始摆棋子，“白棋摆这边，黑棋摆那边。王和后并排。这里的是军官。这些是马。每个角上的是大炮。现在……”她突然怔住了，一个棋子举在半空，望着门。“等等，”她担心地说，“我好像把手帕落在餐厅里了。我去去就来。”她打开门，却马上又回来了。“不管它了，”她说，重新坐下，“别，这些棋子我不在时你别摆，你会摆错的。这个叫兵。现在来看怎么走棋。马当然跳着走。”卢仁坐在地毯上，一只肩抵着姨妈的膝盖，看着她那只带着白金细手镯的手把棋子一个个拿起又放下。“后是最灵活的，”他满意地说。这枚棋子没有站在方格的正中央，他伸出手指动了动它。“这就是一个子怎样吃另一个子，”他姨妈说，“好似把它推出局，占它的位置。兵斜着吃子。如果你能吃掉王，但它又能跑掉，就叫将军。如果王无处可逃，就叫将死。所以你的目标就是吃我的王，我则吃你的王。你看看，所有这些解释起来要用多长时间啊。也许我们可以另找时间玩？”“不，现在就玩，”卢仁说道，突然一低头吻了吻姨妈的手。“真是好孩子，”姨妈轻柔地说，“我从来没指望受到如此亲切的对待……你终究是个讨人喜欢的小男孩。”“求求你我们玩吧，”卢仁说，跪在地毯上的双膝往前挪了挪，挪到矮桌旁。但这时她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起身太猛，裙子扫过棋盘，碰掉了几个棋子。门口站着他父亲。

“回你屋里去，”他说，扫了儿子一眼。卢仁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被人赶出房间，惊讶之下，跪着没动。“你听见了没有？”他父亲说。卢仁脸一红，开始在地毯上找跌落的棋子。“快点！”父亲的声音像雷鸣一般，以往他从没有用过这样的嗓门。他姨妈急忙拿起棋子胡乱往盒子里塞。她双手颤抖。有一个兵怎么也放不进去。“那就拿着它，拿着它，”她说。卢仁缓缓地卷起油布棋盘，又拿起盒子，因觉得受了伤害，脸沉了下来。他两只手都拿着东西，无法从身后关上房门。他父亲一个箭步过来，砰的一声关上房门，使劲太大，震得卢仁手中的棋盘掉在地上，展了开来。他只好放下盒子，再将棋盘卷起来。书房的门里面先是一阵沉默，然后是扶手椅在他父亲的重压下发出吱吱响声，再就是他姨妈屏住气的低声质问。卢仁心烦地想，今天每个人都疯了，这样想着回自己屋去了。一到自己屋里，他马上把棋子按姨妈给他演示的样子摆好，对着棋子沉思良久，想琢磨出点门道来。然后把棋子拿下，整整齐齐装进盒子里。从那天起这副象棋就留在了他那里，过了好久他父亲才发现象棋不见了。从那天起他的屋里就有了一个引他着迷的神奇玩具，它的玩法他还没有学会。从那天起，他姨妈再也没来看过他们。

约莫一个星期后，第一节课和第三节课之间出现了一节空堂：地理教师患了感冒。上课铃响过五分钟后，仍然没人进来，紧接着便是一种快乐的预感。似乎如果这时玻璃门突然打开，地理教师像平时那样跑步一般冲进教室，几十颗即将获得快乐的心就将破碎。只有卢仁无动于衷。他正低低地伏在书桌上削铅笔，想把铅笔头削得像针一样尖。兴奋的嘈杂声在他周围膨胀。看来我们的狂喜肯定会实现。然而有时候是难以忍受的失望：代替生病老师的会是特爱上课的小个头数学老师，他总是蹑手蹑脚地走进教室，悄无声息地关上门，带着一脸奸笑从黑板底下的壁架里捡出几截粉笔来。可今天整整十分钟过去了，还没人出现。嘈杂声越来越大。有人高兴过头了，砰的一声盖上书桌盖。班主任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绝对安静，”他说，“我要求绝对安静。瓦伦廷·伊凡诺维奇病了。你们自己找点事做。但必须保持绝对安静。”他走了。窗外闪动着大块松软的云彩，有东西汩汩地流淌滴落，麻雀喳喳叫。快乐的时刻，迷人的时刻。卢仁无动于衷地又削起一支铅笔来。格罗莫夫正扯着沙哑嗓子讲故事，兴致勃勃地说着一些稀奇古怪的污言秽语。彼得利什契夫央求每一个人给他说说是怎么知道两个直角之和的。突然卢仁清清楚楚地听到身后有一种很特别的声音，是木头的咯吱咯吱声。这声音听得他全身发热，心漏跳了一拍。他小心地转过头。克莱布斯和班上唯一的那个文静男孩正灵巧地把又轻又小的棋子摆在一个六英寸的棋盘上，棋盘放在他二人坐的板凳中间。两人侧身坐着，很不舒适。卢仁忘了把他的铅笔削完，走到他们跟前去。两位棋手没有注意到他。那个文静男孩多年后努力回忆他的同学卢仁时，根本记不起那一盘在一节空堂课上随便下的棋。过去的日子全混起来了，他只隐隐约约有个印象，卢仁曾在一场全校比赛中夺冠。这点印象在他记忆中像一块痒痒之处，想挠却又够不着。

“走塔楼了，”克莱布斯说。卢仁望着克莱布斯走棋的手，心里一抖，突然有点慌乱，原来姨妈没有把棋子的名称给他讲全。不过这里讲的“塔楼”看来就是“大炮”的同义词。“这不行，我没看出来你能吃掉它，”另一个说。“那好吧，你悔一步，”克莱布斯说。

卢仁看着他们对弈，既羡慕得钻心般难受，又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挫败感，努力想从中看出那位音乐家说过的和谐之美。他隐约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比这两个人更理解对弈，尽管他眼下根本不懂如何对弈，不懂这一步为什么好，那一步为什么差，不懂怎样才能不受损失而直捣对方王城。有一种棋步让卢仁看得非常高兴，步步相连，很有意思。克莱布斯的王向他称做塔楼的一个棋子滑过去，这个塔楼一跳躲开了王。然后他看见另一个王从几个兵后边出来（其中一个兵已经出局了，像拔掉一颗牙齿一般），发疯般地前后走动。“将军，”克莱布斯说，“将军。”（被盯上的这个王就跳到一边去。）“你这儿不能走，这儿也不能走。将军，我要吃了你的后，将军。”这时他自己损失了一个子，便闹着非要悔棋不可。那个班霸在卢仁脑后轻轻弹了一下，同时伸出另一只手把棋盘打翻在地。这是卢仁有生以来第二次注意到象棋是多么不稳定的东西。

第二天早晨，他还躺在床上，便做出了一个从来不曾做过的决定。他通常是乘出租马车上学，对马车的牌号总是仔细研究，用特殊的办法把牌号加以分解，便于储存在记忆之中，在需要的时候完整地调出来。但今天他没有坐到学校就下车了，兴奋之中忘了研究马车牌号。他在卡拉万纳亚街下了车，担心地四下看看，绕了一大圈，躲开学校的地盘，来到塞吉夫斯卡亚街。路上意外看见地理老师，只见他胳膊下夹着一个公文包，迈着大步朝学校方向奔去，一边走一边又擤鼻涕又吐痰。卢仁赶快转过身去，转得太急，书包里的一件神秘东西重重地响了一声。当地理老师像阵乱窜的风一般从他身边刮过去后，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站在一家理发店的窗子前，三个长着卷发和粉红鼻孔的脸色苍白的小姐正盯着他看。他深吸一口气，沿着潮湿的人行道飞快地走。他下意识地调整步伐，好让脚后跟每次都踩在两块铺路石板之间的接缝上。但石板宽窄不一，害得他走不快。为了不受接缝的诱惑，他下了人行道，在车道上走，沿着人行道的边趟着泥水前进。他终于看到他要去的那座房子，酱紫色，塑着几个赤裸的老头使劲托着阳台，正门上装着染色玻璃。他走到大门跟前，拐了进去，走过一块绘有白鸽的石壁，悄悄溜过内院，院里有两个人正挽着袖子在擦洗一辆亮晃晃的马车。他走上一段台阶，按响门铃。“她还睡着呢，”女仆说，吃惊地看着他，“在这儿等着，好吗？我这就去给夫人通报。”卢仁非常老练地一斜肩滑下书包，放在了他身旁的桌子上。桌面上嵌着一个瓷制的墨水池，放着一个珠子饰边的吸墨纸盒，还有一张他父亲的照片。这张照片他不熟悉，父亲一只手捧着一本书，另一只手的食指按向鬓角。他这会儿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便数起地毯的颜色来。他以前只来过这个房间一次，是去年圣诞节—在父亲的建议下，他给姨妈送来一大盒巧克力。其中的一半他自己吃了，剩下的他重新整理了一番，免得别人看出破绽。就在前不久，他姨妈还天天来他们家，但现在不来了。家里有种难以捉摸的阻力在阻止他问姨妈的事。地毯上的颜色数到九种后，他又将目光转向一个绣着灯心草和白鹤的丝绸帘子上。他刚想看看帘子的另一面是否也有白鹤，这时他姨妈终于来了—她的头发还没有梳，穿着一件华丽的和服式女晨衣，衣袖就像一对翅膀。“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她惊叫道，“学上得怎么样？你这孩子可真好玩……”

两个小时后他又出现在街上。他的书包现在已经空了，轻轻地在他的肩头跳动。他不得不磨磨时间，磨到平时回家的那个时间。他信步进了塔夫利柴斯基公园，书包轻飘飘的，渐渐让他烦恼起来。首先，他正因为怕弄丢了才放在姨妈那里的那样东西说不定在他下一次去之前就弄丢了，其次，那东西不放在姨妈那里的话他就可以每天晚上在家里随时玩。他决定以后想个别的法子。

“家里有事，”第二天老师不经意地问他前一天为什么没来上学时他答道。星期四他早早就离开了学校，接下来一连三天没见人，后来解释说他嗓子痛。星期三他故技重演。星期六第一节课他迟到了，尽管他这天离开家的时间比平时还要早。星期日他宣布说他受到邀请要去一位同学家，他母亲听了大为诧异，结果他一去就是五个钟头。星期三学校早早放学（每年四月底都有这么美妙的几天，天色阴沉沉、灰蒙蒙的，期末已在眼前，人心松散），他到家却比平时晚得多。后来整整一个星期他都没上学—心醉神迷的一个星期。老师电话打到家里，问这是怎么回事。他父亲接的电话。

下午卢仁四点左右回到家时，他父亲脸色阴沉，瞪着两眼，他母亲喘着气不说话，好像没了舌头一般，然后一反常态，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还连哭带喊。乱了一阵后，父亲一言不发，领着他进了书房。他两手交叉抱在胸前，要求卢仁做出解释。卢仁胳膊底下夹着沉重而宝贵的书包，眼睛盯着地板，心里在想姨妈会不会抖搂出来。“好好说，给我个解释，”他父亲又说了一遍。她不会抖搂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她怎会知道他被逮住了呢？“你不说？”他父亲问。再说了，她似乎还喜欢他逃学。“现在听着，”父亲突然态度一软说，“让我们像朋友一样谈谈。”卢仁叹口气，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眼睛依然盯着地板。“像朋友一样，”他父亲更加缓和地又说一遍，“我们证实你已经逃过几次课了。现在我很想知道你都去了哪里，都做了什么事情。我甚至能理解，比方说，天气好，人就有冲动想出去散散步。”“对，我有冲动，”卢仁漠然说道，烦了起来。他父亲想听听他到底去哪里散步了以及这种散步的需要是不是由来已久。接着父亲提醒他，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责任，做公民的责任，做家庭成员的责任，做士兵的责任，也有做学生的责任。卢仁打了个哈欠。“回你屋里去！”他父亲绝望地说。儿子离开后，他在书房中央站了好久，望着房门，不明所以地恐惧。她妻子一直在隔壁屋里听着，这时走了进来，坐在沙发边上，又开始痛哭流泪。“他在骗人，”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就像你骗人一样。我被骗子包围了。”他只是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心想生活多么可悲，一个人要尽好自己的责任多难啊。不能再见面，不能通电话，不能去他无法抗拒实在想去的地方……现在又有了儿子这桩麻烦事……这么古怪，这么倔……事到如今，可悲，太可悲……

[1] Snap，一种儿童玩的简单牌戏，玩者各自将手中的牌一张张发放桌面，抢先认出两张相同者即呼“同”（snap），桌面所有的牌便统归先呼者。

▇

外祖父生前的书房，即使在一年中最热的日子里，也是他们那座乡下房子中最潮湿的一间。不论他们开窗多勤，还是那么潮湿。原来窗户外面正好是一片昏暗阴沉的枞树林，枝叶繁茂浓密，相互交织，以至不可能分辨一棵树哪里到头，下一棵树从哪里开始。这是一间不住人的屋子，书桌上什么也没有，只立着一个拉小提琴男孩的铜像。屋里有一个没有上锁的书橱，里面放着厚厚几摞杂志，全是同一种带插图的杂志，现在已经停刊了。卢仁经常飞快地翻动书页，翻到印有象棋棋盘的那一页。棋盘的一边是一首科林弗斯基的诗，配有一幅竖琴形状的小插图，另一边是一个杂学知识栏，内容有不稳定的沼泽地、美国怪人以及人的肠子有多长等等。卢仁的手一页一页地翻了好多卷，没有一张图画能吸引他停住—不论是有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还是饥饿的印度儿童（骷髅一般瘦小，鼓着个大肚子），或是谋杀西班牙国王未遂事件。世上的生活随着一阵哗哗的翻书声匆匆过去，然后忽然停了下来—停在那张珍贵的棋盘图上，那是布局、开局，一盘完整的对局。

暑假刚开始，他已经十分想念他的姨妈和那位捧着一束鲜花的老绅士—尤其想念老绅士满身的香气，有时是紫罗兰香，有时是铃兰香，这要看他给卢仁的姨妈带来的是哪一种花。他通常来得恰是时候—正好是卢仁的姨妈看看表离开屋子之后一两分钟。“没关系，让我们等一会，”老人总这么说，边说边取下包花的湿纸。卢仁总会给他搬来一把扶手椅，放在已摆好棋子的桌子旁。这位送花老先生的出现使卢仁有了办法摆脱本来已颇为尴尬的局面。三四次逃学之后，他已经看得出姨妈实在没有下棋的天资。战局一开，她的棋子总是拥堵不畅，乱得毫无章法，那只王在没有掩护接应的情况下会突然冲将出来。但这位老先生棋艺出神入化。第一次是他姨妈戴上手套匆匆说道：“很不巧，我得出去一下，不过你别走，和我的外甥下棋。感谢你送我这么漂亮的铃兰。”老先生第一次坐下来，叹口气说：“我已经很久没摸棋子了……好吧，年轻人—你要左边还是右边？”—正是在这第一次，几步棋之后，卢仁的耳朵开始发烫，他全盘被动，无着可进。在卢仁看来，老先生仿佛在下另一种棋，和姨妈教他的棋全然不同。棋盘沐浴着花香。老先生把军官模样的棋子称做象，把城堡模样的棋子称做车。每当走出一步会置对手于死地的棋时，他总会马上退回去，好像把一个昂贵的器械拆开，展示其构造原理，以此让对手明白应该怎么出招才能转危为安。他不费吹灰之力赢了最初的十五盘棋，走子如飞，毫不思索。但到第十六盘时，他突然开始思考，赢得困难一些。在最后那一天，他送来整整一车紫丁香花，多得无处可放。孩子的姨妈在卧室里踮着脚尖乱窜，后来可能是从后门出去了。就在这最后一天，一场惊心动魄的持久厮杀后，老先生泄露了从鼻子里出粗气的习惯。卢仁有所感悟，好像内心有个结突然除去，天地豁然开朗，一直遮住他识局慧眼让他痛苦的智力障碍消失了。“好，好，和了吧。”老先生说道。他把他的后来回走动几次，就像摆弄一架破机器的杠杆一般，又说了一遍：“和了吧。长将为和。”卢仁也试了试那杠杆，看是否管用。他搬搬它，再搬搬，然后端坐不动，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棋盘。“你前途无量，”老先生说，“只要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定会前途无量。你进步神速！如此神速前所未见。……对，你大有前途，大有前途啊……”

正是这位老先生给卢仁讲解了简单的象棋记谱法，卢仁把登在杂志上的棋局逐一重走了一遍，很快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从前他羡慕的才能。这才能是他外公特有的，他父亲常在餐桌上给客人讲述，说他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岳父能一连好几个钟头读乐谱，目光掠过音符的同时，头脑中就能听到各种各样的音乐演奏声，时而微笑，时而蹙眉，有时还会返回去重读，像读小说的人一样回到前面核实某个细节，如人名、故事发生的时间等。他父亲说过：“能欣赏音乐的自然状态肯定其乐无比。”现在卢仁能顺畅地浏览代表不同棋步的字母和数字，他开始体验到的快乐正是类似他外公读乐谱的快乐。起初他学着重走那些从前大赛中留下的著名棋局—迅速瞥一眼着法记录，然后默默地在棋盘上走子。时不时棋谱中有这一步或那一步带着感叹号或问号（感叹号表示妙着，问号表示劣着），这样的一步后面往往用括号标出好几种后续着法。那一步妙着就像一条渠一样分出众多支渠，人们必须将每一条支渠追溯到底，然后再回到主渠那里去。这些可能的后续着法说明了原来的那一步失误之举或先见之明的根本所在。渐渐地卢仁不再从棋盘上一步一步地复演这些后续着法，而是在头脑中将那些符号和标志进行排列，感受由它们组成的美妙音乐。与此相似的是，他能够不使用棋盘“读”出曾经见过的一局棋。这更令他高兴，因为他不必一面摆弄棋子一面注意听门口的动静，老担心有人进来。门其实是锁上的，但来人把铜把手拧了好几次后，他就会不情愿地过去打开门—来的是老卢仁，要看看他儿子在这间无人居住的潮湿房间里做些什么。他会发现儿子两耳通红，烦躁愠怒，书桌上摆着装订起来的大摞杂志，这时老卢仁会心生疑惑，儿子会不会是在杂志里寻找女人的裸体画片。“你为什么把自己锁起来？”他总是这么问（小卢仁总是缩起头来，心里又怕又清楚，父亲只要往沙发底下一看，就会发现那副象棋）。“这儿的气息果真冰凉冰凉的。这些旧杂志有多大意思呢？我们走吧，看看枞树下有没有红蘑菇。”

是啊，果然有蘑菇，可以食用的红色牛肝菌蘑菇。蘑菇帽呈淡淡的砖红色，绿色的针叶扎在上面，有时一片草叶会在其中一个蘑菇帽上面划下一道长长的细痕。蘑菇帽的暗面有许多小孔，偶尔会有一条黄色的鼻涕虫坐在孔里。老卢仁每采下一朵蘑菇，都要用他的折叠小刀从长着厚厚灰斑的蘑菇根部刮净苔藓和泥土，然后放进篮子里。他儿子在后面拉开几步跟着他，像个小老头那样背着手。他不仅不找蘑菇，甚至拒不欣赏他父亲带着欢声笑语挖出来的蘑菇。有时候臃肿肥胖、面色苍白的卢仁太太会穿着并不适合她的一身单调白衣出现在林荫道的尽头，接着朝他们匆匆走来，一会儿走在阳光中，一会儿走在阴影里，北方树林中一年四季从不消失的枯叶在她白色高跟拖鞋有点歪斜的鞋跟下沙沙作响。七月的一天，她在阳台台阶上滑了一跤，扭伤了脚，之后卧床许久。这期间她不论在她遮得很暗的卧室里，还是在阳台上，都穿一件粉红色的长睡衣，脸上厚厚地涂了脂粉，身边的一张小桌上总是放着一只小银碗，里面放着一些boulesdegomme[1]。脚很快就好了，但她仍然躺着，好像认定这就是她的命，她一辈子准准就是这个命。这年夏天不同寻常地热，蚊子不让人安宁，一整天都会听到在河里洗澡的农家姑娘的尖叫声。在这样一个既压抑又充满情欲的一天，一大早牛虻还没有开始折磨那匹受到刺鼻药膏保护的黑马，老卢仁就登上折篷轻便马车去了火车站，要在城里度过这一天。“你起码要讲点道理，我必须去见见希尔威斯特洛夫，”他前一天晚上对妻子说，穿着老鼠一般颜色的晨衣在卧室里大步转悠，“真是的，你太怪了。你就不明白去一下很重要吗？我自己也不想去。”可是她躺着不动，脸埋在枕头里哭，哭得肥胖的后背止不住地颤动。不管怎样，天一亮他还是走了。他儿子站在花园里，看见马车夫的上半截身子和父亲的帽子沿着那排小枞树闪了过去。那排树长得高低不齐，作用是把花园和道路隔开。

这一天小卢仁情绪低落。旧杂志中的所有棋局都研究过了，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无奈他只好跟自己对弈，但这样对弈的结果不可避免地是双方子力交换殆尽，成为毫无意思的和棋。天气热得难以忍受。阳台在明亮的沙地上投下一个三角形的阴影。林荫道上满是太阳投下的斑驳亮点，如果你眯起眼睛细看，就会看到一副规则分布的明暗方块图。一条花园长凳下平平躺着一片格子一般整整齐齐的密实阴影。花坛四角的石头基座上都立着水罐，沿对角线相互威胁着。燕子飞向天空，像是剪刀飞快地剪出一个图案来。小卢仁不知道该做什么，便沿着河边的人行小道走去。河对岸传来发狂的尖笑声，还有裸体闪动。卢仁悄悄躲到一棵树后面，偷偷看那些闪动的裸体，心怦怦乱跳。一只鸟在枝头扑扑乱动，他一惊之下匆匆离开河边回去了。他一个人和管家一起吃午餐。管家是一个寡言少语的黄脸老太太，身上总有股淡淡的咖啡味。饭后他懒洋洋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打着瞌睡听各种各样的细微声音。一只黄鹂在花园里鸣叫，一只大黄蜂飞进了窗户，嗡嗡乱叫，从母亲的卧室里端出来的碟子在托盘上碰得叮当响。这些清晰的声音在他的沉思中奇怪地变了形，变成了昏暗背景下一些鲜艳精致的图案形状。他想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想着想着睡着了。他母亲打发女仆来叫他，脚步声将他惊醒……卧室里昏暗沉闷，他母亲把他往身边拉，但他死命顶住，拒不过去，她只好放开他。“过来，跟我说会儿话，”她柔声说道。他耸耸肩，一根手指轻轻敲击膝盖。“你难道不想告诉我点什么吗？”她问得更加柔和。他看看床边的桌子，把一枚糖球放进嘴里，吮吸起来。然后又放进了第二枚、第三枚，一枚接一枚，直到嘴里塞满了翻来滚去的糖球。“再吃点，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她喃喃说道，一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来想摸摸他，爱抚他。停了一会儿后她说：“今年你一点没晒黑。不过也许晒黑了，只是我看不出来罢了。这儿光线太暗，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发青。请把那威尼斯百叶窗拉起来。算了，别过去，等会儿再拉。”他把一嘴的糖球吃光了，便问可不可以走了。她问他现在想做什么，想不想去车站接坐七点的火车回来的父亲。“让我走吧，”他说，“这里有股药味。”

他想顺着楼梯滑下去，就像学生们在学校里下楼那样—他在学校里倒是从未那样下过楼。可是这里的楼梯太高了。楼梯底部有一个壁橱，他一直没有仔细检查过，于是在里面找起杂志来。他翻出来一本，发现有跳棋专栏，例图是棋盘上点着笨拙的圆点，但没有象棋专栏。他继续翻找，老是碰到一个讨厌的植物标本簿，里面夹着干枯了的高山火绒草和紫红色的叶子。说明用淡紫色墨水写成，稚嫩的书法，笔画很细，同他母亲现在的笔迹截然不同。写的是：一八八五年于达沃斯[2]；一八八六年于加特契纳[3]。他来了气，一屁股坐在扔了一地的书本丛里，把干枯的叶和花扯了下来，细尘呛得他直打喷嚏。这时楼梯下面已经很暗了，他又翻起那本杂志来，书页开始变得朦胧不清。有时候一幅小图片会忽悠他一下，因为天色越来越暗，图片看上去就像一盘象棋棋局。他把书本胡乱塞回抽屉，漫步进了客厅，无精打采地想这会儿肯定早过七点了，因为伙食管家正在点煤油灯。他母亲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睡袍步履沉重地走下楼来，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扶着栏杆，一脸的恐惧神色。“我不懂你父亲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她边说边艰难地走出客厅，走到阳台上，开始朝下面两排枞树之间的路上张望，夕阳给枞树干箍上了鲜艳的红铜色。

他十点钟左右才回来，说误了火车，一直忙得不可开交，还和他的出版商一起吃了饭—不，不要汤，谢谢。他又说又笑，声音很大，吃饭的声音也很响。卢仁觉得很奇怪，因为感觉到他父亲一直在看他，好像见他在这里颇为惊讶似的。饭吃完后又接着喝晚茶。母亲胳膊肘支在桌子上，默默地眯起双眼看着她那盘树莓，丈夫的故事越讲得眉飞色舞，她两眼眯得越细。后来她站起身，平静地走了，卢仁觉得所有这一切似曾发生过。他一个人留在阳台上和他父亲在一起，不敢抬头，老觉得那种搜寻的目光一直盯在他身上。

“你怎么打发时间的？”他父亲突然问，“都在做什么？”“没做什么，”卢仁答道。“那您现在打算做什么？”老卢仁依然用强装欢快的语调说，学着儿子口气，改用了正式尊称“您”，“想去睡觉，还是想陪我在这儿坐坐？”卢仁拍死一只蚊子，非常小心地抬头仰望，然后侧目溜了他父亲一眼。他父亲的胡子上粘了一点面包屑，眼睛里闪着令人不快的嘲弄神情。“你会什么？”他父亲说，胡子上的面包屑掉了下来。“你会什么？让我们玩个游戏。比方说，我来教你下棋如何？”

他看儿子的脸慢慢变红了，心生怜悯，立即补了一句：“要不玩魔术—那边桌子的抽屉里有一副纸牌。”“可是没有象棋，我们家没有象棋，”卢仁哑声哑气地说，又小心地溜了父亲一眼。“那副精致的象棋还在城里，”父亲平静地说，“不过我想阁楼上会有旧的。我们去看看。”

父亲高高举着灯，灯光照耀之下，在一个装各种杂物的箱子里，卢仁果然找到了一个棋盘。这时他又一次觉得这一切好像从前发生过—箱子是打开着的，一枚钉子从侧面钉了出来。那些书落满灰尘，那个木头棋盘正中间裂了道缝。一个滑盖小盒映在灯光里，盒子里装有小型的棋子。就在他找象棋以及找到后拿着它下楼回到阳台这整个一段时间里，卢仁都在猜度，他父亲是偶然提起象棋呢，还是注意到了什么情况—最明白的解释他想不出来，正如破解象棋难题，有时候破解的关键其实是看似不可能的意外一步。正因为这一步看似不可能，就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众多的可能着法之外。

这时棋盘已放在了灯光照亮的桌面上，就放在灯和树莓之间，棋盘上的灰尘用一张报纸擦掉了。他父亲的脸上不再露着嘲笑，卢仁也忘掉了自己的担心，忘掉了自己的秘密，一想到现在只要他愿意，就能展示他的棋艺了，心里顿时充满了又自豪又兴奋的快感。他父亲开始摆棋子。少了一个兵，便用一个可笑的小瓶形状的紫色东西代替。还少一个车，便用一枚跳棋棋子代替。马都没有了头，盒子倒空后（留下了一个小骰子和一枚红色的筹码），找到一个马头，却和哪一匹马都不配。一切就绪后，卢仁突然下了决心，喃喃说道：“我已经会下一点了。”“谁教你的？”他父亲问道，并没有抬头。“我在学校里学的，”卢仁答道，“有几个男生会下。”“噢！很好，”他父亲说，接着（引用普希金笔下难逃厄运的决斗者的话）又说道：“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开始吧。”

老卢仁从年轻时起就下棋，不过下得不勤，棋艺也不精，碰上谁就和谁下。在宁静的夜晚，在伏尔加河上的汽船甲板上下过，在他哥哥多年前去世的国外疗养院里也下过。在这一带的乡下，就和那位乡村医生下。医生不善交际，每隔一段时间就不来他家了。所有的棋都是随便下下，因而错漏百出，没什么奇思妙想。对他来说，下棋无异于一种放松运动，或只是陪人说话越说越少时体面地保持沉默的一种办法。一种不复杂的简便游戏，既不显示雄心壮志，也不表现灵感，所以他开局总是同样的套路，不管对手的招法。尽管他对输赢看得很淡，但他私下里自认为绝非低劣棋手。如果输了棋，他会认为那是因为他心不在焉，好心让招，或是为了活跃盘上气氛涉险冒进。他认为，只要勤奋努力，就可以不凭理论知识破解棋谱上的任何弃子开局法。他儿子对象棋的爱好令他如此惊奇，似乎太出乎意料—同时也是如此不可避免和命中注定的。现在坐在灯光明亮的阳台上，周围是漆黑的夏夜，他儿子坐在对面，一低头看棋，他那绷紧的前额似乎就变宽变大。这一切太奇怪了，太可怕了，以致老卢仁无法想棋。他假装集中精神思考，心思却拐向了别处。先是模模糊糊地想起在圣彼得堡鬼混的这一天，留下的羞愧至今挥之不去，最好再不深究，然后又回到眼前儿子走这个子或那个子时悠然自得的手势。才下了几分钟时间，他儿子就说：“你要是这么走，王就会被将死。要是那么走，你就会丢后。”他迷惑不解，悔了这一步，重想妥当之着，头先向左歪了歪，又向右歪了歪，缓缓地向后伸出手指，又迅速缩了回来，好像烫了一下似的。这时他儿子平静地把已经吃掉的棋子整整齐齐地摆进盒子里，纹丝不乱。终于老卢仁走出了导致自己局面被毁的一步，便干笑几声，把王碰倒，以示认负。就这样他连负三局，并且意识到再弈十局，结果都会一样，但他欲罢不能。第四局刚一开始，卢仁把父亲刚刚走过的棋子挪了回去，摇摇头，用不像孩子的自信口气说：“败着，齐戈林[4]建议改走吃兵。”这一局他又输了，失败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毫无办法。他又笑笑，伸出一只颤抖的手往一只平底雕花玻璃杯中倒牛奶。杯底里有一个树莓核，牛奶倒进去它就浮了上来，绕着杯口打转儿，不愿意被拣出去。他儿子收起棋盘和棋盒，放在屋角里的一张柳条桌上，冷冷地随口道声晚安，轻轻带上门走了。

“好啊，原来如此，我早该想到这一层，”老卢仁边说边用手帕擦指尖，“他下棋不是图好玩，是在搞一种神圣的仪式。”

一只毛茸茸的胖飞蛾两眼闪闪发光，撞上油灯后落在桌上。一阵微风轻轻吹过花园，客厅里的挂钟发出悦耳的打点声，响了十二下。

“不对，”他说道，“愚蠢的胡思乱想。年轻人中优秀棋手多了，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事从头至尾是我多虑了，仅此而已。都怪她—不应该鼓励他。算了，无论如何……”

他沮丧地想到马上他还要去编谎话，去抗议，去安慰她，而现在已经是半夜时分了……

“我要睡去了，”他说道，身子却坐在椅子上没有动。

第二天一大早，在花园后面浓密的灌木林里光线最暗、苔藓最多的一角，小卢仁埋下了他父亲那盒珍贵的象棋，认为这是避免麻烦的最简单的办法。因为家里还有另外的象棋，他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它。他父亲按捺不住对儿子下棋的关心，便去见了那位阴郁的乡村医生，此人棋艺比他高得多。晚饭后，他把儿子和医生拉到阳台上，安排在柳条桌旁坐下，自己又是搓手又是笑，竭力不去想这样的安排有失妥当—但其中原委他不能讲—他自己摆好棋子（为那枚紫色的代替棋子表示了歉意），坐在两位棋手之间，热切地观起棋来。医生拧起两道浓眉，用长着毛的大拳头揉搓肥大的鼻子，每走一步都要思考许久，还时不时向后靠到椅背上，好像离棋盘远点能看得更清楚。他时而睁大眼睛，时而上身沉重地往前倾，双手支在膝盖上。他输了—气得直哼哼，动静太大，连柳条扶手椅都有了反应，吱吱作响。“你看看，你看看！”老卢仁叫道，“你该这么走，就全有救了—甚至会反占优势。”医生压低嗓音吼道：“你没看见他正在将我的军吗？”然后开始重新摆子。老卢仁陪着医生出来走进黑暗的花园，一直把他送到路上。路往下通到桥边，两边飞着萤火虫。一路上他听到了他一度特别渴望听到的话，然而现在这些话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倒不如干脆没听到。

医生开始每天晚上都来。正因为他是一个一流棋手，所以屡战屡败反而其乐无比。他送给小卢仁一本象棋手册，但是建议他不要过度沉湎其中，不要累坏了身体，要在户外阅读。他说起他曾经偶然见过的几位象棋大师，说起最近一次的锦标赛，也说起象棋的历史，还说起一位来历不明的印度王公，以及了不起的菲利多尔[5]，此人同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音乐家。有好几次，他面带阴沉的微笑交给小卢仁一样他称为“小糖果”的东西—原来是从期刊上剪下来的一盘巧妙棋局。卢仁凝视片刻，总会找出拆解之法。这时他脸上会露出异常神情，眼里放射出喜悦，颤声感叹：“太精彩了，太精彩了！”不过他没有产生过自己设计棋局的念头。每当医生长毛的手抽搐着把他的王越撤越远，最后点点头，盯着棋盘端坐不动时，卢仁就隐约觉得，设计疑难棋局对于他感受到的内心的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力量是种毫无意义的浪费。每次对弈，老卢仁必定观战，总是盼着出现奇迹—他儿子输一盘，可他儿子就是不败。每次他儿子获胜，他又害怕又高兴（这种复杂的心情令他痛苦）。他往往握着一个马或一个车，大喊尚未全盘皆输，有时候甚至亲自上阵，把医生已经回天无力而投子认负了的棋坚持下到底。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从阳台上一个个对弈的傍晚到圣彼得堡一家杂志上登出卢仁照片的那一天，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般。既没见有乡村蒙蒙秋雨落在紫菀花上的事，也没有返回城里重新上学的事。那张照片出现在十月的一天，是他在一家象棋俱乐部参加了难忘的第一次比赛之后不久。发生在返回城里和登出照片之间的所有事情—毕竟有两个月之久—变得模模糊糊，混杂不清，以至于后来回想这一段时，卢仁无法准确地说出一些事情发生的时间。比如那次学校的联谊晚会是什么时候的事—就在那次晚会上，在一个同学几乎都没注意到的角落里，他平静地赢了学校的地理老师，此人是有名的业余高手。再比如有位头发花白的犹太人是哪一天应他父亲之邀来家里吃饭的。那是个上了年纪的象棋天才，曾在世界各大城市战无不胜，如今无所事事，眼快瞎了，心脏也有病，贫困潦倒，当年的热情、果敢和好运永远消失了……不过有一件事情卢仁记得相当清楚—那就是他在学校里经历的恐惧感，害怕大家会得知他的天赋而后嘲笑他。后来，在这点不会出错的记忆引导下，他推断就在那次联谊晚会上弈过一局后，他肯定再没有去上学。因为一想起童年时的可怕遭遇，他就不敢想象第二天早晨要走进教室，去迎接那一双双好奇的、洞悉一切的眼睛的可怕感觉。但他又记得好像是在他的照片登出后，他就拒不上学了。在他的记忆中，联谊晚会和那张照片纠缠在一起，打成了死结，说不清哪件事在先，哪件事在后。是他父亲给他拿来了那本杂志，上面登的那幅照片还是前一年在乡下照的：花园里的一棵树，他站在树旁边，一片树叶挡在前额，微微垂下的脸上露出闷闷不乐的神情，穿着一件嫌窄的白色短衬衣，平时总是不扣前襟纽扣。他父亲以为他见了照片会高兴，不料他什么话都没说—不过他的确偷着乐了：现在可以借此不再上学了。整整一个星期，全家人都求他去学校。他母亲当然还哭了。他父亲威胁说要收回他那副新象棋—特大的棋子，摩洛哥山羊皮的棋盘。突然一切自行解决了。他离家出走了—穿着秋衣，因为他的冬装在他前一次出走未遂之后被藏了起来。他不知该去哪里（天正下着冰冷刺骨的雪，雪落在屋檐上，风一刮，将积雪吹掉，接着又积，又吹掉，如此一遍遍地重复这种小小的暴风雪）。他信步游荡，最终荡到他姨妈家，春天过后一直再没见过她。她正要出去，他碰上了。她戴着一顶黑帽子，捧着一束用纸包起来的鲜花，准备去参加一个葬礼。“你的老棋友死了，”她说，“和我一起去吧。”他很生气，气没有让他进去暖暖身子，气还在纷纷扬扬下着的雪，气姨妈面纱后面闪着多情的泪花。于是他猛一转身，扬长而去。又转悠了一个钟头后，动身回家。回家的具体情形他不记得了—更为奇怪的是，过去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还是那样发生的，他全都说不准了。也许他的记忆力后来加强了不少，原来因神经错乱而有所减弱—因为他错乱了整整一个星期，极其虚弱，容易激动，医生断言他很难康复。那不是他第一次生病，后来回想起这次生病的情形，他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另外一些生病的情形。他的童年充满了生病的记忆，记忆尤为清晰的是他还很小的时候，总是独自一个人玩，把自己包在虎皮地毯里，孤苦伶仃地演国王—扮演国王是最美好的事情，因为他想象中的王袍保护他抗住了发烧时的阵阵寒冷。他们会又是摸他的头，又是量他的体温，然后要把他裹得严严实实放在床上。他则想尽可能拖延，让这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晚些到来。其实没有哪一场病能同十月里那场因下棋而起的病相比。曾经战胜过齐戈林的那个头发花白的犹太人、躺在鲜花中的那位爱慕姨妈之人的尸体、父亲拿来那本杂志时狡猾而快乐的表情、被突然将死而惊呆了的地理教师、象棋俱乐部那间充满烟草气味和烟雾的房间（在那里他被紧紧地围在一大帮大学生中间），还有那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音乐家，出于某种原因把电话听筒像夹小提琴那样夹在脸颊和肩膀之间—这一切都出现在他错乱的神志中，像是在一张怪异的、摇晃的、不断崩裂的棋盘上下着一盘魔鬼棋局。

康复后，他长高了，比从前瘦了。父母把他送到国外。先在亚得里亚海岸，躺在花园的花坛上晒太阳，脑子里一盘盘地下棋，这样下棋是谁也禁止不了的。后来又到德国的一个疗养胜地，父亲常带着他沿着两边有山毛榉编成围篱的小路散步。十六年后故地重游时，他认出了放在花坛之间装有胡须的陶制小矮人。那家旅馆变大了，也更漂亮了，门前彩色石子铺成的花园小径他也认出来了。还认出了小山上阴暗潮湿的树林和五颜六色的油漆路标（一种颜色表示某一条道路的方向），每个交叉路口都配备了这样的标记，画在山毛榉树干上或岩石上，这样散步的人就不会迷路了。山泉附近的几家商店里在廉价出售和十六年前一样的镇纸，镇纸上印有深翠绿的风景图，配有装在凸面玻璃下的珍珠贝。在公园看台上演奏歌剧杂曲的无疑还是当年的乐队，那几株枫树仍然为那些小餐桌遮出可爱的阴凉，人们坐在桌旁喝着咖啡，吃着切成楔形、涂着掼奶油的苹果馅饼。

“看，看见那些窗户了吗？”他用手杖指着旅馆的侧厅说，“正是在那里我们进行了那场小小的比赛。有几位最受敬重的德国棋手参加了。我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得了第三名，对，第三名。”

他把两只手重新放到粗手杖的弯头上，做了个悲伤的、略显老气的手势，这样的手势如今他做起来已经很自然。然后低下头，好像在听远处的音乐。

“什么？戴上帽子？你说太阳晒得厉害？我说这阳光无力。你何必计较阳光如何呢？我们是坐在阴凉里的。”

然而他还是接过了小桌那边递过来的草帽，弹了弹帽子底部，那里有一个不太明显的黑点遮住了帽子制造商的名字。他苦笑一下，戴上了草帽。那是不折不扣的苦笑：右边脸颊和嘴角微微抬高，露出烟草熏坏了的牙齿。他只会这么笑，再没有别的笑容。单凭外貌，谁都不会说他才四十出头。他的鼻子两翼延伸着两道松弛的深皱纹，前胸佝偻，整个身子给人一种不健康的沉重感。当他猛然站起，抬起胳膊肘驱赶一只叮他的黄蜂时，可以看出他个头相当矮—当年的小卢仁身上没有任何朕兆预示现在这身慵懒、病态的肥肉。“它怎么老缠着我，”他尖着嗓子高声抱怨，不停地抬胳膊，另一只手努力掏着手帕。那只黄蜂完成了最后一圈盘旋后飞走了，他的目光跟在它后面，望了许久，同时机械地抖开了手帕。然后他把他的金属椅在石子地上放得稳当一些，拾起掉在地上的手杖，又坐下来，沉重地喘气。

“你笑什么？黄蜂是极其讨厌的小虫。”他皱起眉头，眼睛盯着桌面。他的香烟盒旁放着一个手提包，半圆形，黑丝面料。他神情恍惚，伸手够着手提包，开始咔嗒咔嗒地摆弄包上的锁。

“锁扣不好，”他说道，也不抬眼，“说不定哪一天包里的东西会全掉出来。”

他叹口气，把手提包放在一边，用和刚才一样的语调接着说：“对，有几位最受敬重的德国棋手。还有一个奥地利人。我已故的爸爸运气不佳。他原以为在这地方不会有人真的对象棋感兴趣，不料我们刚到就赶上了一场比赛。”

旅馆经过重建，原来的一切都乱了，侧厅现在已面目全非。当时他们住在侧厅的二楼，定好住到年底再回俄国—他父亲不敢提起的上学幽灵又隐隐欲现。他母亲早在夏初时就回去了。她说她想俄国的乡下，都想得快疯了。那“疯了”一词拖长了音调，说得伤心痛苦，其实在卢仁的记忆中，这样的音调就是他母亲唯一的音调。她实在不知道自己是该走还是该留，但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去了。早在很久以前，她就有了和儿子形同陌路的奇怪感觉，好像儿子已经飘向远方，她疼爱的儿子不是眼前这个长大了的男孩，不是这个报纸上正在大写特写的象棋天才。他该是从前那个激烈的、不听话的小孩子，稍不如意，就会躺在地板上闹，又是尖叫，又是用脚敲地板。如今她看见什么都觉得伤心，一切都变得无所谓—火车站花园里稀有的非俄国品种的紫丁香，北方快车[6]的卧铺车厢里郁金香形的灯，还有她胸口下垂沉闷的感觉。那是一种接不上气的感觉，也许是心绞痛，也许如她丈夫所说，只是神经过敏。她走了，没有写信来。他父亲心情好了起来，换了一间小点的屋子。后来就是七月的一天，小卢仁从另一家旅馆往回走—他那些性格古怪的年长棋友中有一位就住在那里—在明亮的斜阳下，他突然望见他父亲站在山路边的木头护栏旁。他身边还有一位女士，正是从圣彼得堡来的他那位红头发的年轻姨妈。他大为惊讶，又不知为何觉得羞耻，便没有跟父亲说话。几天后的一个大清早，他听见父亲急速地沿着走廊朝他的房间走来，好像在哈哈大笑。门突然被推开了，他父亲拿着一张纸走了进来。他把那张纸不停地往外甩，仿佛要扔掉一般。泪水滚下他的脸颊，顺着鼻子往下淌，好像他脸上刚被洒了水似的。他不停地抽泣、喘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错了，他们弄错了。”手仍然在不停地往外甩那封电报。

[1] 法语，弹性润喉糖球。

[2] Davos，位于瑞士东部，是欧洲海拔最高的城市。冬天气候寒冷，是有名的滑雪胜地。

[3] Gatchina，位于圣彼得堡以南五十公里处，是沙皇保罗一世的行宫和军事要塞。

[4] Mikhail Ivanovich Chigorin（1850—1908），俄国国际象棋领军棋手，最早的俄国象棋大师，创建俄国棋派，称为齐戈林派，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称霸世界棋坛。

[5] Fran ois-Andr？Danican Philidor（1726—1795），法国国际象棋大师。音乐上也极有建树，享有“棋王音乐家”之誉。

[6] Nord Express，一八九六年由比利时国际铁路公司开通，区间西起巴黎，东止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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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圣彼得堡、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基辅[1]、敖德萨[2]等地参加比赛。这时出现了一个叫瓦伦提诺夫的人，既当教练，又当经纪人。老卢仁戴了个黑臂章—悼念他的妻子—对当地记者说，要是没有一个天才的儿子，他绝不能把自己的祖国如此全面地游览一遍。

在这些比赛中，卢仁杀遍了俄国最优秀的棋手。他经常同时应对二十位业余棋手。有时候他还下蒙目棋。多年后老卢仁计划写一部中篇小说，就写这样一个下象棋的小男孩，由他父亲领着（在小说中是养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参加比赛。想当年他并无此打算，那时他投给流亡者报纸的每一篇稿件在他看来似乎都是绝笔之作—天知道他投了多少充满抒情情调和打字错误的绝笔之作。一九二八年他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是在出席了流亡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回家之后，其实出席那次会议的就他一个人。写这部小说的想法来得很突然，也很清晰，当时他正坐在柏林一家咖啡馆的会议室里等开会。他像平常一样来得很早，见咖啡桌没有摆在一起准备开会，觉得奇怪，就叫服务生赶快摆好桌子，要了茶水和一小杯白兰地。房间里很干净，灯光明亮。墙上挂着一幅静物写生画，画的是一个切掉一小块的西瓜，四周围着几只饱满的桃子。一块干净的台布轻轻地抖起，稳稳地盖在摆在一起的桌子上。他往茶里放了一块方糖，看着气泡冒起来，把他那双没有血色的、总是冰凉的手放在玻璃杯上暖和。附近的酒吧里，小提琴和钢琴正在演奏歌剧《茶花女》的选段。美妙的音乐、白兰地、雪白洁净的桌布，这一切惹得老卢仁好不伤心。如此伤心却又很惬意，致使他不想动。于是他就这么坐着，一只胳膊肘支在桌上，一根手指压在鬓角上—一个面容憔悴、眼睛通红的老头，穿着一件针织背心，外罩一件棕色的夹克衫。音乐在演奏，空房间灯光四射，西瓜的切面上红光闪闪—看来没有人前来开会了。他看了好几次表，但后来茶和音乐令他陶醉，便忘了时间。他静静地坐着，想这想那—想他买的一台二手打字机，想马林斯基剧院，想很少来柏林的儿子。后来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那儿坐了一个钟头了，桌布仍然雪白，上面空无一物……灯光这么亮，人却只他一个，他觉得怪诡异的。桌子摆好了要开会，会却没有开成，他独坐在这样的桌子旁，很快断定那久违了的文学灵感已经重新造访他了。

到该总结总结的时候了，他边想边环视这个空房间—桌布、蓝色的墙纸、静物写生画—那样子就像是在看一个大人物出生的房间。老卢仁心里暗暗邀请了未来给他写传的人（此人在时间概念上离他越来越近，但奇怪的是，这个人越来越虚，离他越来越远），来仔细看看这间令人意想不到的屋子，中篇小说《弈子开局》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完成构思的。他一口喝光了杯中剩下的茶，穿上外套，戴上帽子，从服务生那里得知原来今天是星期二而不是星期三。他微微一笑，觉得自己如此走神并非是坏事一桩。一回到家里，他立即移开了打字机上黑色的金属盖子。

呈现在他眼前最清晰的景象是这样一些回忆（由作家的想象作了少许润色）：明亮的大厅，两排桌子，桌子上放着棋盘，每张桌子旁都坐着一个人，每个坐着的人身后都站着一群伸长脖子观战的人。这时桌子之间的通道上匆匆走来一个小男孩，眼睛不看任何人—穿着一件优雅的白色水手服，像个皇子一般。他依次在每张桌子前停一下，迅速走出一步棋，要么垂下长着栗色头发的脑袋略加思考。旁观者要是不懂这就是一人同时多盘对弈的话，会对眼前的情景大惑不解。只见那些年长一些的人身着黑衣，脸色阴郁地坐在棋盘后面，棋盘上密密麻麻布满奇形怪状的木刻小矮人，对面则是一个衣着整齐的机敏少年，也不知是何方神圣，迈着轻盈的步子挨桌走过去。大厅里静得出奇，气氛紧张，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只有这个少年独行在他们中间……

作家卢仁自己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回忆实质上是程式化了。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赋予儿子的特征更像音乐天才，不太像象棋天才。结果就变成既病态又可爱的模样—眼睛奇特，朦朦胧胧，头发拳曲，脸色白得透亮。不过现在他面临一些困难：儿子的这个形象，所有的不良因素都去掉了，温顺已经到了极限，但他必须有一些常人的习性。有一点他能肯定—他不想让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不想把他转化成如今这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个人偶尔到柏林来看看他，问什么都只答个只言片语，双目半闭地坐一阵，然后就走，在窗台上留下一个装着钱的信封。

“他会早死的，”老卢仁大声说，边说边在屋里焦躁不安地转悠，然后又绕着移开盖子的打字机转，字盘上的输入键都瞪着反光的大眼睛盯着他看。“对，他会早死的，死得必然，死得感人。他将躺在床上下着最后一盘棋死去。”他对这个想法很迷恋，恨不能此书开篇伊始就从结局写起。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就不能从结局写起呢？可以试一试嘛……他开始引导着自己的思路从后往前走—从主人公感人的、不同寻常的死倒叙到他尚未明确的身世。但过了一阵儿后，他改变了念头，在桌旁坐下来重新构思。

儿子的天赋是在战后才得以充分发展的，也就是战后神童变成了大师。一九一四年大战一触即发时，他已经带着儿子又一次出国了，这一回瓦伦提诺夫也去了。那场战争老是干扰他的回忆，害得他理不顺故事情节。小卢仁应邀赴维也纳、布达佩斯、罗马等地参加比赛。因为那些棋谱上留下大名的高手中有一两位已经败在他的手下。这个俄国小男孩的名望上升得很快，以至他父亲本来一般的文名也偶尔在国外报上被提及。奥地利大公被杀时他们三个都在瑞士。出于一些相当随机的想法（如有人认为山区空气对他儿子有益……瓦伦提诺夫说俄国现在不是下棋的时候，而他儿子只有靠下棋才能维持生计……也考虑到战争不会旷日持久），他一个人返回了圣彼得堡。过了一两个月，他忍受不住，便写信叫儿子回来。瓦伦提诺夫写来一封回信，告知他说他儿子不想回来。这封信写得很怪，夸夸其谈，和它辗转各地、迂回送来的经历倒也相配。老卢仁又写了一封信，回信还是那样古怪，不是从塔拉斯普[3]来的，而是从那不勒斯来的。他开始讨厌瓦伦提诺夫。有些日子他痛苦万分。说来可笑，现在通过账户转钱也很麻烦。不过瓦伦提诺夫在他后来的来信中有一封提出孩子的一切费用由他承担—以后他二人再结算。时间过去了。他意外地做了一回战时通讯员，去了一趟高加索。痛苦再加痛恨瓦伦提诺夫（此人来信倒也勤快）的日子总算过去了，接着便是心平气静的日子。因为他觉得国外的生活对他儿子有利—比在俄国好（这一点已从瓦伦提诺夫那里准确地得到了证实）。

如今十五年过去了，战时的岁月变成了回忆往昔时的烦人障碍。战争年代好像侵犯着创作自由，凡是描写某个人成长过程的书都免不了要提到那场战争。即使是主人公年纪轻轻就死，也无法摆脱这样的困境。围绕着他儿子的形象有不少人物和情景。说来不幸，这些人物和情景只有放在那场战争的背景下才真实可信，没有战争背景的话，这些人物和情景也就不可能存在。至于那场革命，就更烦人了。一般认为，那场革命影响了每一个俄国人的人生轨迹。作家不可能让笔下的人物不饱受煎熬安然无恙地经历革命，躲是躲不开的。这才真正是对作家自由意志的践踏。据实而论，那场革命怎么会影响他儿子呢？在一九一七年秋天期盼已久的一天，瓦伦提诺夫出现了，和从前一样又说又笑，穿戴阔气。他后面跟着一个矮胖的年轻人，留着刚蓄不久的小胡子。刹那间他感到伤心、尴尬、大失所望。儿子很少说话，老是斜眼看窗子（“他是害怕有流弹打进来，”瓦伦提诺夫低声解释）。这一切起初像是一场噩梦—不过任何事情时间一久就适应了。瓦伦提诺夫口口声声说欠他的账以后肯定会在“朋友圈子里”结清的，后来发现他在做什么重要的秘密生意，欧洲盟国的所有银行里都藏有他的存款。小卢仁开始常去一家非常僻静的象棋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是在国内动乱闹得正凶的时候兴旺起来的，值得信赖。春季里他和瓦伦提诺夫一起消失了，又去了国外。在此之后是一些不期而至的回忆，纯属个人性质，他写书用不着—挨饿、被捕等等，突然又是合法流亡、惨遭驱逐、干净的黄色甲板、波罗的海的微风、和瓦西连科教授讨论灵魂不死问题。

所有这些油然而生的凌乱思绪从他记忆的各个角落跌跌撞撞地涌出来，粘在他的笔头，损害着他对往事的每一段回忆，挡住了自由思想的去路。他躲避不开，不得不仔细地、一点一点地进行梳理，好让全书有个整体感。经过梳理后，他理出了关键人物—瓦伦提诺夫。这是一个绝对有才的人，连那些往后要说他坏话的人也如此认为。一个怪人，什么行当都能干的万金油，组织业余演出少不了这样的人。他还是个工程师，一流的数学家，象棋迷和跳棋迷，自命为“最风趣的绅士”。他有一双迷人的褐色眼睛和极具魅力的笑声。食指上戴着一枚骷髅形戒指，让人明白他一生中有过多次决斗。曾有一段时间他在小卢仁的学校里教健美操，有一件事不论学生老师都印象深刻：一位神秘女郎经常乘坐豪华轿车前来找他。他工作之余发明了一种神奇的金属铺路材料，曾在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离喀山大教堂不远处试用。他曾编排过三四种高明的象棋棋局，是所谓的“俄式棋局”的开山鼻祖。宣战那一年他二十八岁，没有任何病痛。毫无活力的词语“逃亡者”有点不适合这位乐天、健壮、机敏的人，然而也找不出别的适合他的词。战争期间他在国外做了些什么，至今无人知晓。

于是作家卢仁决定充分利用此人。只要他一出现，任何故事都会生动起来，带上点历险意味。但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尚未落实。迄今为止，他拥有的各种素材都是天然色彩—生动活泼，这没有疑问，但相当凌乱，他还得找出一个确定的方案，一条清晰的主线。这是作家卢仁第一次不知不觉地以色彩开篇。

这些素材在他头脑里越是鲜活，他越是不敢坐到打字机旁开写。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夏天开始了，他仍然把他看不见的主题包在最欢快的色彩中。有时候他觉得这本书已经写出来了，排版他都看得一清二楚。校样都看过了，书页边上打着红色的校对符号。接着样书来了，摸上去崭新清爽。再往远处看，便是一团神奇的雾。尽管有失败，尽管名声沉浮不定，但终成正果，令人欣喜。他拜访了众多故友，絮絮叨叨地、津津有味地给他们讲自己即将问世的这本书。一家流亡者报纸登了一条消息，大意是他沉寂文坛很久之后目前正在创作一个新故事。这条消息是他自己写的，自己送去的，登出来后他激动地念了三遍，还把它从报上剪下来，放在自己的钱包里。他开始更为频繁地出现在文学界的晚会上，认为人人见了他肯定都怀着好奇与尊敬。一次，在一个变化莫测的夏日，他去郊外树林里找牛肝菌。菌没找着，突遇大雨，浑身淋透，第二天便卧床不起。他孤苦伶仃地病了没多久，就很不平静地走了。流亡作家联盟理事会为他默哀一分钟，以示悼念。

[1] Kiev，Odessa，均为乌克兰的城市，小说写作时属俄国。

[2] Kiev，Odessa，均为乌克兰的城市，小说写作时属俄国。

[3] Tarasp，瑞士东南靠近奥地利边境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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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样东西都会掉出来，肯定会掉出来的，”卢仁说，又一次拿起手提包。

她迅速伸出手，把包远远移开，然后砰的一声把包放在桌子上，好像以此强调不许动她的包。“你总是闲不住，非要摆弄个什么，”她温和地说。

卢仁看看自己的手，指头展开，又合拢起来。指甲被尼古丁熏得发黄，四周长满粗糙的硬皮。密密的皱纹遍布在指关节上，靠近指根处稀稀落落长着毛。他把手放在桌子上，靠在她的手旁边。她的手指白皙光滑，看上去很柔软，指甲修剪得又短又整齐。

“很遗憾我不认识你父亲，”她停了片刻后说，“他一定非常和气，非常真诚，非常喜欢你。”

卢仁沉默不语。

“给我多讲点—你当年在这儿怎么过的？你当年真的是个爱跑爱闹的小男孩吗？”

他将双手重新放在手杖上。看他脸上的神情，看他沉重的眼皮困得直耷拉，看他微微张开的嘴仿佛要打呵欠一般，她得出了结论：他已经烦了，厌倦回忆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冷冰冰地回忆了过去。他丧父仅仅一个月，现在就能不含泪水地看着这座他童年时代父子二人共同住过的旅馆，这让她感到困惑。不过，在这种冷漠中，在他笨拙的话语中，在他灵魂的沉重颤栗中（他的灵魂仿佛昏沉沉地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她想她看出了一些感人之处以及一种魅力，很难界定清楚，但从他们相识的第一天起她就感觉到他身上的这种魅力。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显然很淡，但他还是准准地选择了这个度假胜地，准准地选择了这家旅馆，好像期盼着从那些似曾相识的物体和景观中感受到一定要靠外力才能获取的激动感。这显得多么神秘啊！他的到来就非同小可。那是下着毛毛细雨的一天，天色灰暗，草木翠绿。他头戴一顶很不体面的粗呢黑帽，脚蹬一双过大的橡胶鞋。当他笨重地从旅馆汽车里走下来的时候，她从窗户里望见他的身影，感觉到这个她不认识的新来者是个相当特别的人，和住在这个旅游胜地的任何人都不一样。当天晚上她知道了他是谁。在餐厅里，每个人都在关注这个神情忧郁的矮胖子。他吃饭吃得多，吃相也不雅观，还时不时陷入沉思，一根手指在桌布上不停敲击。她不会下象棋，对象棋赛也不感兴趣。但是不知为何，她觉得他的名字听起来耳熟，它早已在不知不觉间牢牢印在她的记忆之中，只是她已经记不起第一次听见它是在什么时候。有位德国制造商，长期遭受便秘之苦，也喜欢谈论这种病。他是个一根筋的人，不过脾气很好，待人亲切，穿着也颇为讲究。他和她在回廊上正喝着保健水，他突然忘了说他的便秘，对她讲了那位忧郁先生的一些令人称奇的情况。当时那位先生正站在嵌入一根大圆柱里的小橱窗前，观看摆在里面展销的手工小制品。他已经换掉了他那顶粗呢帽，现在戴着一顶旧的硬草帽。“你这位同胞，”制造商眉毛一抬，示意是在说他，“是一位著名的棋手。他从巴黎来，准备参加两个月后在柏林举办的棋赛。如果他胜了，将向世界冠军挑战。他父亲去世不久。这些情况报上都有。”

她想认识这位同胞，跟他说说俄语。在她看来，他的笨拙举止，他的忧郁神情，还有不知为何使他看上去像个音乐家的大翻领，都十分引人关注。他没有注意她，也没有像旅馆里的所有其他单身男人那样设法找个借口跟她攀谈，这一点让她快慰。她长得并不特别漂亮。五官娇小端正，就是缺点什么—仿佛造物主最后关头漏了决定性的点睛一笔。假如补上这一笔—五官原样不动，但加一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韵味—她就是个美女了。现在虽说不算漂亮，但芳龄二十五，时髦的短发整齐可爱。她有个转头的动作，无意间显露出有可能达到的相貌完美，只是有望达到的完美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了。她的衣着极其简单，剪裁得极其合身，胳膊和脖子露在外面，像是在炫耀它们散发的温柔清新气息。她很富有—她父亲在俄国失去了财产，在德国又重振家业。她母亲定好了很快就要到这个旅游胜地来。自从卢仁出现后，她一想到母亲来了会不停地唠叨，就很不开心。

在卢仁到来的第三天，她就结识了他，结识的办法是传统小说里或电影里常用的那一套：她掉下一块手帕，他捡了起来—唯一不同的是两人互换了角色。卢仁沿着一条小径在她前头走，不停地往地上掉东西：一块方格大手帕，不同寻常地脏，上面粘着衣袋里各种各样的碎屑；然后又掉出一支折断了、压扁了的香烟，里面的烟草已经没了一半；还有一只坚果和一枚法国法郎。她只捡起了手帕和硬币，继续往前走，缓缓地跟上他，好奇地看会不会再掉下东西来。卢仁右手拄着手杖，每经过一棵树和一条长凳，都要轻轻敲一下。左手在口袋里摸索，摸到后来终于站住不走了，把衣袋从里向外翻过来，又掉出一枚硬币，他这才开始检查衣袋里子上的大洞。“漏光了，”他用德语说，从她手里接过手帕。（“这也是掉了的，”她用俄语说。）“可怜的东西，”他接着说，没有抬眼看，既没有改说俄语，也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示，好像他的东西失而复得是非常自然的事。“不，别把东西放回衣袋中去，”她说道，突然大笑起来。直到这时他才抬起头来，愁眉苦脸地瞥了她一眼。他那张肥大的青灰色脸没刮好，双颊上留下剃刀划下的伤痕，表情奇特，一脸困惑。他有一双非同寻常的眼睛：细长，甚至稍微有点斜，耷拉的眼皮底下好像粘了灰尘一般。不过透过这层松软的灰尘，闪着一缕水汪汪的淡蓝色微光，里面蕴含着狂乱和迷人的魅力。“再不要这么掉东西了，”她说道，说完就走开了，觉得他的目光望着她的背影。那天晚上她走进餐厅的时候，远远望见他就忍不住冲他微笑，他也忧郁地、似笑非笑地回应她。有时候旅馆里的那只猫悄无声息地在地板上从一张桌子跑到另一张桌子时，他也会投去这么一笑。第二天，在旅馆花园里的岩洞、喷泉和陶制小矮人丛中，他朝她走过来，为捡起手帕和硬币的事向她致谢，声音低沉忧郁。（从那时起，他隐隐约约、几乎无意识地老是观察她，看她会不会掉东西—好像要暗中和她扳平似的。）“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她答道，还说了许多类似的话—都是些空泛的话。这样的话不知说了多少，为了应付眼前无话可说的困窘，就匆匆地暂时说上一通，都是可以不说的废话。这样的废话说了，又觉得这么说一通有点小乏味，于是就问他喜欢不喜欢这地方，是不是住了很久了，做没做矿泉疗养。他回答说喜欢这地方，在这里住了好长时间了，也做了矿泉疗养。这时她完全明白这么问问题太傻，却又身不由己，停不下来，就又问他下棋有多长时间了。他没有回答，转过身去。她觉得太尴尬，便畅谈起天气来，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气候特征开了个详细的清单。他继续沉默，她也陷入了沉默。然后她开始翻她的手提包，边翻边使劲地找话题，结果只从包里找出一把破梳子。他突然转过脸来对她说道：“十八年三个月零四天。”他这么一开口说话，总算让她体面地摆脱了困境。再说他回答得那么详尽，日子算得那么精准，她甚至觉得颇受抬举。不过接下来她开始有些气恼了，问题都是她来问，他一个也不问，好像对她一点都不在意。

一位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她望着他那沉重的侧影、肥胖弓着的身子、粘在总是湿漉漉的前额上的一缕黑发，心中常这样想。也许正是因为她根本不懂象棋，所以在她看来，象棋不仅仅是一种室内游戏或业余娱乐，而是与所有受到认可的艺术不相上下的神秘艺术。她从来没有密切接触过那些艺术家，所以没人拿来跟他比。除了那些有灵感的怪人，一些音乐家和诗人，他们的形象说清楚也清楚，说模糊也模糊，就像罗马皇帝、宗教法官或者喜剧中的吝啬鬼的形象一样。她的记忆中有一条光线比较昏暗的画廊，里面依次摆着所有曾引起她注意的人。这里有她学校生活的记忆—圣彼得堡女子学校，正门前有一条不走车的、满是尘土的短街道，学校房子临街的一面长着少许不同寻常的常春藤。地理教师—他也在一所男子学校教书—是一个大眼睛男人，额头很白，头发蓬乱，据说有结核病。传说他爱上了一个高年级的女生，是那位白发蓝眼的女校长的侄女。女校长的小办公室很整洁，贴着蓝色的墙纸，支着白色的荷兰烤炉，十分舒适。她记忆中有个蓝色的背景，周围是蓝色的空气，地理教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留在了她的记忆里。他总是急急忙忙的样子，风风火火地冲进教室。后来他在她的记忆中融化了，消失了，让位于另一个在她看来也是与众不同的人。这个人出现之前女校长有一番冗长的告诫，千叮咛万嘱咐大家不要笑，见了此人无论如何不要笑。那是苏维埃政权的头一年，班上的四十名学生中只剩下十七个了。每天碰着老师时，他们都要问：“今天上课吗？”老师则一成不变地回答：“我们还没有接到最后指示。”从普通教育人民委员部[1]来的那个人到了时，女校长下令严禁失笑。不管他说什么，也不管他行为举止如何，都不准笑。他来了，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印象，是个格外有趣的人。他是个瘸子，但活泼好动，眼睛不停地快速眨巴。女孩子们挤在静悄悄的大厅里，他在人群前面来回走动，瘸腿走得灵活轻快，转身像猿猴一样敏捷。他那只跛脚穿着双层底的鞋，走动时轻松地拖着跛脚，右手在空中比划，把空气切成整齐的块，要么就做抚摩布料一般的动作。他说话飞快，最后又讲了讲他打算要讲的几场社会学讲座，还说了说学校马上要与一所男子学校合并的事情—大家强忍住笑，忍得下巴痛，嗓子难受。后来就到芬兰了，这个国家留在她心中的印象是比俄国还俄国，这也许是因为木头别墅、枞树林、湖上的白色小船、松林倒影遮暗了的湖面等都是独特的俄国风光，在芬兰这远离前线的地方这种俄国风光太难看到，令人格外珍视。当时的芬兰还可以作为度假胜地，在那里她的圣彼得堡生活仍在继续。有几次她远远看见一位著名作家，是个脸色非常苍白的男人，留着惹人注意的山羊胡，总是仰望敌机已经开始侵犯的天空。他总以某种奇怪的方式站在一位俄国军官的身旁。后来内战期间，那位军官在克里木失去了一只胳膊—当时他还是个极其内向腼腆的男孩，夏天里她经常和他一起打网球，冬天里一起滑雪。和这种有雪的记忆一起再一次浮现的是夜晚背景下那位著名作家的别墅，作家本人后来就是在这幢别墅中去世的。电灯照亮了已经清扫过的小径和还在风中飞舞的雪，昏暗的雪地上闪着道道幽灵般的条纹。这几位不同职业的男人每一位都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各自独特的色彩（蓝色的地理教师，卡其色的教育官员，作家的黑色外衣，一个穿着白衣白裤的年轻人，用网球拍高高挑起一颗枞树球果），他们之后便是一些一闪即逝的图像：在柏林的流亡生活、慈善舞会、支持君主制的会议、许多一样的人—这些记忆都挨得太紧，她回想起来时无法准确定位，不知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再说现在也没有时间对这些记忆逐一甄别筛选，太多的记忆空间被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占据，他谜一般神奇，是她所认识的男人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他的艺术，以及他那种艺术的所有表现形式和标志都显得高深莫测。她很快就得知，他每天晚饭后开始工作，一直要工作到深夜。不过他的工作超出了她的想象能力。没有什么东西把他的艺术连接起来，既没有画架，也没有钢琴，而这样的艺术象征物正是她头脑中所追求的。他的房间在一楼，叼着雪茄烟在花园的夜色中散步的男人们有时会瞥见他的台灯和低头沉思的脸。后来总算有人告诉她，他坐在一张空棋盘旁工作。她想亲自看看，于是在他们第一次谈话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她沿着夹竹桃树林中的小径走到他的窗前。可是她突然觉得这样做很唐突，便从窗下径直走了过去，没有往里看。她走出树林，来到大路上，能听见娱乐馆那边传来的音乐声。后来她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又返回去，走到他的窗前。不过这一次她故意把铺路的石子踩得咯吱咯吱响，好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前来偷看的。他的窗户开着，百叶窗没有放下来，在房间明亮的中部，她看到他脱掉夹克衫，绷紧脖子上的肌肉，打了个哈欠。他的肩头缓慢而有力地动着，这个样子就在她穿过黑暗朝灯光照亮的旅馆露台匆匆走去时还继续一起一伏地在她眼前晃动。他的工作她不得而知，但那肯定是不可思议的劳累工作，她能想象到经过这种工作后表现出的巨大疲劳。

卢仁真的累了。最近他下棋过于频繁，也没有个统筹安排。尤其是下蒙目棋太累，但蒙目表演报酬高，他乐意下。他也乐在其中：不必去走动那些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棋子了。棋子稀奇古怪的形状和木头材质往往扰乱他的心神，他总觉得象棋的力量博大精深，是看不见的，棋子不过是暂且承载棋力的粗糙外壳而已。下蒙目棋时，他才能感受各个棋子不同的原始而纯洁的力量。那时他既看不到雕刻的马鬃，也看不到兵光滑的头—但他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想象中棋盘上的这个格或那个格被某种凝聚起来的明确力量所占据。所以他把每一个棋子的移动想象成一次放电，一次冲击，一道闪电—整个盘上战场被震得发抖，他则是这种强大力量的主宰。这里他凝聚起电能，那里再释放出去。就这样，他一次同十五个、二十个、三十个对手同时开战。一次下多少盘当然有影响，因为盘数多费时就多。不过体力上的疲劳比起心神上的疲惫来就算不得什么了—下棋本身有压力，也有喜悦，遭到的报应就是心神疲惫。他一下棋便进入一种仙境，在那样的境界中，他使用的是无形的精神力量。他在这些蒙目比赛中也找到了某种慰藉，因为最近几年里他在国际赛事中一直不走运，搞蒙目赛则总是大获全胜。国际赛事中出现了一个幽灵般的障碍，挡住他夺冠的去路。瓦伦提诺夫过去就偶然预言过这一点，那是在他们分手前不久“。趁你能发光就赶快发光，”他在那次难忘的伦敦棋赛后说。那是战后的第一次国际棋赛，他这位二十岁的俄国选手脱颖而出。“赶快发光，”瓦伦提诺夫诡秘地又说一遍，“因为你做少年天才的日子不会很长了。”让他赶快发光，这一点对瓦伦提诺夫来说非常重要。他对卢仁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卢仁是个奇人，一种反常现象，有点不正常，却令人着迷，就像达克斯猎狗又短又弯的腿那样，反常却又吸引人。在和卢仁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他自始至终从不间断地鼓励他开发天赋，不曾有过一秒钟把他当个人来看待。好像是不但瓦伦提诺夫没有把他当人看，就连现实生活也忽略了他是个人。瓦伦提诺夫把他展示给有钱人，就像展示一个有趣的怪物一般。他通过他来构建对他有用的关系网，组织了无数次的棋赛，只是当他开始怀疑这个象棋天才正在变成一个普通的青年棋手之时，他这才带他回到俄国他父亲那里。后来，他像带一件贵重物品一样，又把他带走，心想也许送他回来是犯了一个错误，这个奇人说不定还有一两年的油水可榨。等这一两年耗尽之后，他送给卢仁一些钱作为礼物，就像人们打发一个已经厌倦了的情人那样，然后就消失了，在电影业中找到了新的乐趣。那是一门神秘的占星学行当，他们的任务就是读剧本，找明星。他离开卢仁，加入到一伙衣着时髦、口若悬河、自以为是的骗子中间。这伙人的行话是银幕哲学、大众口味、摄影机下的私密镜头，他们同时也有相当丰厚的收入。他跳出了卢仁的世界，这对卢仁来说是个解脱，一种奇怪的解脱，就像你从一场不幸福的恋爱中解脱出来一般。想当年他和瓦伦提诺夫是一拍即合—早在他还在俄国巡回比赛的时候。后来，他对瓦伦提诺夫的感情就像一个儿子对待一个轻浮、冷漠、油滑的父亲那样，对一个这样的父亲，谁都不会说爱他有多深。瓦伦提诺夫仅仅把他当做一个棋手来关心。有时候他还充当教练的角色，这种角色就是围着运动员转，用无情的严厉手段给运动员建立一套明确的生活制度。瓦伦提诺夫以这种教练的角色断言棋手吸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象棋和吸烟都带有东方色彩），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喝酒。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在大旅馆的餐厅里（战时无人入住的大旅馆），在吃便饭的餐馆里，在瑞士的酒吧里，在意大利的trattorie[2]里，他一成不变地给小卢仁点矿泉水。他为他挑选的食品也是清淡的，这样他的头脑就能自如地工作。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也许还是因为同“东方”有一点朦朦胧胧的联系），他对卢仁爱吃糖的习惯大加鼓励。最后他还发明了一个特别的理论，那就是卢仁象棋天赋的发展与他的性需求的发展有联系，在他身上，象棋代表着他的性需求在朝特殊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卢仁处于内在的紧张状态是有益的，如果通过自然方式得以放松，恐怕会浪费了他身上宝贵的能源。出于这样的担心，他不让卢仁接近女性，对卢仁守身如玉的孤僻性格暗自高兴。这一切之中不乏下作之处。卢仁回忆这段时光时，吃惊地发现他和瓦伦提诺夫之间竟然连一句关心体贴的人情话都不曾有过。尽管如此，后来俄国变成了令人不快的地方，他们最终离开了那里，三年后瓦伦提诺夫消失时卢仁还是产生了一种空虚感，觉得失去了靠山。而后他承认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叹了口气，转过身去，重新对着棋盘沉思起来。战后国际棋赛多了起来。他在曼彻斯特比赛，迎战已至暮年的英格兰老冠军，激战两日后，打成平手。在阿姆斯特丹，他输了关键的一局，原因是超时判负。对手高兴得发出一声低吼，砰的一掌打停了卢仁的赛钟。在罗马，图拉提得意洋洋地弈出了他的成名局。还有许多其他城市，对他来说千篇一律—旅馆、出租车、咖啡馆或俱乐部的大厅。在那些城市中，灯光朦胧的街灯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向后闪过，然后突然向前围住广场中的一匹石马。所有这些东西像木头棋子和黑白相间的棋盘一样，都是日常习惯了的又可以不要的身外之物。他接受这样的外在生活，只当它是不可避免却又毫无趣味的事情。同样，他在穿着方式上，在日常生活习惯中，做事出于什么动机，极其模糊，他会停下来想些有的没的，很少换内衣，夜里无意识地给手表上弦，用同一片剃须刀片刮脸，一直用到它根本刮不动了为止。吃饭没有个固定时间，吃得也很简单。出于某种说来感人的惯性原因，他现在进餐时仍和过去一样会要矿泉水。矿泉水在他的嗓子眼里轻轻冒泡，引得眼角处发痒，像是在为消失了的瓦伦提诺夫流泪。只有在很少见的情况下他才会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比如说喘不上气的时候—这是对他身躯沉重的报复—就不得不在楼梯上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再比如说犯了牙痛病的时候。或者在夜深人静时，他正在思考棋局，伸手取过火柴盒，摇摇，没听见里头有火柴响动，这时那支好像由别人趁他没注意塞进他嘴里的香烟就会凸显出来，固体的、静态的、没有灵魂的香烟，于是他的全部生活浓缩为一个简单的愿望，那就是吸烟，尽管天知道他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吸掉多少支烟了。总的说来，他的生活马马虎虎惯了，无须他自个儿操心，所以到如今往往好像是有个人—一个神秘的、看不见的经纪人—在继续带着他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棋赛。不过偶尔也有反常的时刻，比如四周一片寂静，你从房门朝走廊望去，所有的房门口都放着鞋、鞋、鞋，这时孤独会在你耳中轰鸣。父亲在世时，卢仁一想到他要来柏林，一想到必须见他，帮助他，跟他说话，就心里发沉—这个乐呵呵的老头，穿着手工编织的毛背心，笨拙地拍他的肩头，令他难以忍受。这就像一段羞于示人的记忆，你眯紧眼睛，从牙缝里直哼哼，想要与之彻底了断。他没有离开巴黎去参加父亲的葬礼，主要原因是害怕尸体、棺材、花圈，还有与丧事有关的人情世故。不过他后来还是去了，直接去了墓地，冒雨在墓园里乱转，胶鞋上粘了厚厚一层泥。结果没有找到他父亲的墓，他看见几棵树后有个管理员模样的人，可是一种懒得问人、不好意思问人的奇怪心思害得他没有过去打听。他拉起衣领，沉重地往回走，走过一块荒地，朝等着他的出租车走去。父亲的去世没有影响他的工作。他当时正准备参加柏林的国际棋赛，此行目标明确，就是要找到对付意大利棋手图拉提精妙开局的最佳防守着法。图拉提是柏林大赛预计参赛棋手中最令人生畏的一位。他是象棋最新流派的代表，开局先出动两翼子力，棋盘中间空着，不用兵去占，却从两侧造势入局，令对方中军险象环生。他看不起王车易位的稳妥着法，善于独辟蹊径，在各子之间形成最出人意料的互动关系。卢仁已经会过他一次，败下阵来。他对那次失败特别耿耿于怀，因为图拉提从性格上、下棋的风格上和对奇异布局的偏好上来看，都堪称一位智力上和他旗鼓相当的劲敌，只是图拉提已经走得更远了。卢仁早年刚出道时，就以前所未有的果敢和看似置象棋基本规则于不顾而震惊棋坛，但现在和图拉提光彩夺目的极端着法相比，显得有点过时了。卢仁目前的困境有点像一位作家或作曲家的困境：崭露头角时吸收了最新的艺术成果，以手法新颖轰动一时，后来突然发现，他周围的情况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又有别人不知从哪里冒出，使他新近尚且领先的手法落到了后面。这时他觉得自己遭了抢劫，只认为异军突起、超越了自己的艺术家都是拾他牙慧，还不怀感激，却很少认识到应该反省自己。其实正是他自己的艺术僵化了。他曾经有过创新，但从此以后再无进展。

回顾十八年多的象棋生涯，卢仁看到最初他是节节胜利，后来便是奇怪的停滞，间或这里那里侥幸取胜，但一般情况下多是让人气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和棋。正因为和棋下得多了，他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有着谨慎、保守、平庸的名声的棋手。还有奇怪的事。他的想象越大胆，休赛期间进行秘密研究时创新越活跃，开赛后无可奈何的感觉反而越强烈，出招也就越发小心谨慎。他早就位居世界级大师之列，名满天下，所有的棋谱里都要说到他，也是五六位争夺世界冠军称号的顶尖高手之一。他的崇高威望应归功于他早年的出色表现，那时的他罩在一种朦胧的光辉中，是天降英才的光环，登峰造极的云霞。父亲的死对他来说是衡量他象棋旅途的一个界碑。回头一看，他才发现近年来棋艺进展那么缓慢，不由得大吃一惊。明白过来后，他狠下心来埋头钻研新招，要发明一种令人称奇的防守体系，而且已经隐约感到所需着法内在的和谐。那天去了一趟墓地后，他在一家柏林旅馆下榻，晚上觉得身体不适：心悸，胡思乱想觉得脑子麻木了，涂了一层清漆似的。早上去看病，医生建议他休养，去某个安静的地方。“……去一个到处是绿色的地方，”医生说。卢仁取消了答应好的蒙目表演赛，动身去了这个现成的地方。当时医生一说绿色，它就马上浮现在他的眼前。事实上，他暗自庆幸，多亏了那么一段往事，这才轻而易举地给他点明了应该去的疗养胜地，省去了所有的麻烦，让他住进了一家只等他来的现成旅馆。

在这里的绿色美景中，他的确觉得好多了。风景可算中等，给人一种安全平静的感觉。突然之间，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谁也不知从何而来的人，好似地摊市场上一个摊位的彩纸幔子哗啦一声破成个星星状，里面冒出个笑眯眯的人脸一般。这个人既出现得突然，又好像熟悉。这个人说话的声音似乎在他耳畔无声地响了大半辈子，现在突然从平时的暗处站到了明处。他想弄明白自己头脑里怎么会留下一个这么熟悉的印象，想来想去想出了一张毫不相干却又清清楚楚的脸。那是一个露着肩膀、穿着黑色长统袜的妓女，在一个不记得名字的小镇上站在一条昏暗小街上的一个亮着灯的门廊里。说来可笑，他觉得现在遇上的这个人就是那个妓女。如今她穿戴整洁端庄，不如从前那么漂亮，好像洗掉了妖媚的脂粉，不过正因为如此变得更容易接近了。这是他看见她时的第一印象，当时他还惊奇地发现她实际上已经同他讲起话来了。根据散落在他昔日记忆中凌乱而又模糊的评价标准来判断，她不像他心目中想象的那么漂亮，这一点他一想就烦。后来他也就不计较这一点了，也开始渐渐忘了她模模糊糊的原来模样。跟他说话、花时间陪他、冲他微笑的是个真实存在的大活人，这让他觉得安心，还挺自豪的。那一天在花园平台上，颜色鲜亮的黄蜂不停地落在铁桌上，晃动着它们低垂的触须—也就是那一天，他开始谈他小时候曾经在这家旅馆住过。卢仁以一系列的隐秘着法开始，他自己只隐约明白其含义，原来这就是他表达爱情的特殊方式。“接着说，再讲点，”她一遍一遍地说，尽管已经注意到他忧愁苦闷地陷入了沉默。

他身子倚在手杖上坐着，心想如果用马步走动阳面山坡上的那棵欧椴树，就可以吃掉斜对面的电线杆。与此同时，他又竭力回忆刚才到底说到哪里了。一位服务生跑离旅馆的侧厅，弯曲的手指头上挂着一打空啤酒杯。卢仁松了口气，想起了他刚才在讲曾经在那间侧厅里举行过的一场棋赛。他变得燥热不安起来，帽箍紧紧压住两鬓，为什么不安尚不明白。“我们走，”他说，“我带你去看看。现在那边肯定空着。也凉快。”他迈开沉重的步子，拖着的手杖沿着石子路刮过去。手杖一弹，上了门台阶，他先进门。她心想不请女士先进，修养太差，不由得连连摇头。接着她责备自己做了个错误的注解—他的行为举止跟教养是毫无关系的。我想应该往这“到了，边走。”卢仁说道，推开了一扇侧门。炉子里的火在熊熊燃烧，一个身穿白衣的胖男人正在喊着说话，有人抱了高高一摞盘子跑了过去，盘子堵住上身，只见两条腿在跑。“不对，再往远处点儿，”卢仁说道，沿着回廊往里走。他又推开一扇门，差点摔下去：门那边有几级下去的台阶，底部有一些果汁甜酒，一堆垃圾，还有一只恐惧的母鸡，见有人来，连跳带蹦地跑开了。“我记错了，”卢仁说，“可能在右边。”他感觉到额头上聚起滚烫的汗珠，便摘下了帽子。唉，那间凉爽、空旷、宽敞的大厅印象那么清晰，可怎么就是找不到呢！“让我们再试试这个门，”他说。试了一下，门锁着。他把门把手往下拧了好几下。“谁啊？”一个粗哑的声音突然说道，还传来床的吱吱响声。“错了，错了，”卢仁喃喃说道，继续往里走。这时他回头一看，停住脚步：只剩他一个人了。“她现在去了哪儿？”他大声说，拖着脚这边转转，那边转转。回廊。朝着花园的窗。墙上的信箱，每个分箱上编有号码。一阵铃响。一个分信箱中突然冒出一个歪歪斜斜的数字来。他惊呆了，不知所措，好像在噩梦中迷了路一般。他急忙往回走，边走边不停地低语：“胡开玩笑，胡开玩笑。”他出得门来，没想到进了花园。长凳上坐着两个人，好奇地看他。突然他听见头顶上传来一阵笑声。抬头一看，她正站在她房间的小阳台上大笑，胳膊肘支在围栏上，手掌托着脸颊，摇着头，一副淘气地责备他的神情。她看着他宽大的脸，又看看他脑袋后面的帽子，等着看他现在怎么办。“刚才我赶不上你，”她喊道，直起身来，张开胳膊做了个解释的动作。卢仁低下头，进了楼。她以为他马上会敲她的房门，便想敲了也不让他进来，就说屋里乱。可是他没有敲门。她下楼吃晚饭的时候，他不在餐厅。他生气了，她这样判断，就比平时早一些上床睡觉了。早上她出去散步，看看他是不是和平时一样坐在花园里的长凳椅上读报等她。他不在花园，也不在回廊，她就独自一人散步去了。晚饭时他仍然没有出现，他的桌子被一对老早就盯上这张桌子的老夫妇占领了。她到办公室问卢仁先生是不是病了。“卢仁先生今天早上去柏林了，”办公室的小姐回答说。

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行李回到了旅馆。门卫和大厅服务生带着事不关己的冷漠把早上搬出去的行李又搬了进来。卢仁从车站步行回来—一个满面愁容的矮胖先生，热得萎靡不振，鞋都让灰尘染白了。他一路上见长凳就休息，还有一两次采了黑莓吃，结果酸得龇牙咧嘴。沿着公路走时，他注意到一个金发小男孩迈着小步跟在他后面，手里拿着个空啤酒瓶，有意落在后面，用小孩子那种专注的神情盯着他，让人受不了。卢仁停下来，他也停下来。卢仁走，那孩子也走。卢仁忍不住来了脾气，挥着手杖吓他。对方一怔，咧嘴一笑，惊喜交集的样子。“我要……”卢仁低声说，朝他走过去，手杖也举了起来。小男孩一跳，转身跑掉了。卢仁嘴里咕哝着，鼻子使劲地喘气，继续往前走。突然，一块瞄得极准的小石子击中了他的左肩胛。他大叫一声，转过身去。没有人—只有空荡荡的路、树林、石南灌木丛。“我要宰了他，”卢仁用德语高叫道，加快步伐赶路，同时拐来拐去地迂回前行，嘴里还反复叨叨要宰了他。他曾经在哪里看到过，说要是怕背后中弹，就这么拐着走。快到旅馆的时候，他累得筋疲力尽，喘着粗气，几乎要哭了。“改主意了，”他走过办公室的铁格子窗时说，“我要住下来，改主意了……”

“她肯定在她房间里，”他一边上楼一边说。他冲进屋里找她，仿佛用头撞开了房门一般。他隐隐看见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衣服斜靠在沙发上，便匆匆说道：“你好—你好，”然后在房间里大步转悠起来，以为事情就这么轻松、愉快、风趣地搞定了，与此同时又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接着刚说的说下去，我不得不通知你，你即将成为我的妻子。我求你同意了吧，我已经绝对不可能离你而去。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会美妙起来。”说到这里，他在暖气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双手捂住脸大哭起来。然后他把一只手撑开一些，让这只手捂住脸面，腾出另一只手摸手帕。透过手指间抖抖索索的湿缝儿，他又一次隐隐看见那件粉红色的衣服，此刻声响很大地朝向他走来。“好啦，好啦，不哭了，不哭了，”她不停地说着安慰的话，“都是大人了，还这么哭。”他抓住她的胳膊肘，吻到一个又硬又凉的东西—她的手表。她摘了他的草帽，抚摸他的前额—同时往后闪，避开他想抓住她的笨拙动作。卢仁对着手帕大哭，哭了一阵又一阵，声泪俱下。后来他擦了眼睛，擦了脸蛋，擦了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靠在暖气片上，湿润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这时她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男人，不管你喜不喜欢，已经是一个不可能从你生活中推开的人了。他已经在你的生活中牢固地、坚实地坐了下来，而且似乎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不过她也困惑，不知如何带他去见她的父母，不知如何让他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一个生活在另类世界中的人，形体相貌都很特别，与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格格不入。

刚开始，她想着这样那样的办法让他适应她的家人，把他放在她家的周围环境中，甚至放在她家寓所的室内陈设中：她想象着卢仁走进她家，同她母亲交谈，吃她家自制的Kulebiaka[3]，影子映在从国外买来的昂贵的俄国式茶壶上—这些想象最后总是以一场巨大的灾难告终：卢仁笨拙地晃了晃肩膀，一下子就把房子撞塌了，就像碰倒了一件摇摇晃晃的舞台布景，地下升起一声尘土的叹息。他们的寓所很豪华，设施一应俱全，位置在柏林一栋公寓大楼的一楼。她的父母再度富裕起来后，决定开始严格按照俄国生活方式过日子。不知为何，他们的俄式生活总是与装饰性的斯拉夫语古书，画着伤心的旧时贵族女仆的明信片，印有华丽的三马雪橇或火红鸟烙画的清漆匣子，印制精美、绝版已久的画刊等相联系。那些画刊上登的照片都非常漂亮，照的是旧时俄国的庄园和瓷器。她父亲常对他的朋友们说，在和那些出身不明的人进行商务会谈后，沉浸在真正的俄式家居环境中，吃一口真正的俄式饭菜，那是一种特别的享受。他们家的仆人本来是一个地道的俄国勤务兵，从柏林附近的一家流亡者避难所雇来，可是在没有什么明显原因的情况下，他变得非同寻常地粗鲁，于是就换了一个德国—波兰裔的女仆。她的母亲是一位仪态端庄的夫人，胳膊长得丰满，常满怀深情地称自己“童言无忌”，一个“哥萨克人”（这是她看《战争与和平》时记下的话，结果记得不准，走样了）。她当俄式家庭主妇绝对一流，爱好通神论，贬斥无线电广播，说那是犹太人发明的。她非常善良，不工心计，真挚地热爱着她在周围草草构筑起来的这个简易的、人造的俄国。不过有时候她会心烦，令人难以忍受。她自己对心烦的原因有个说法：她不知道自己亲手营造起来的俄国到底缺了些什么。女儿对这个华而不实的公寓住所一点不感兴趣，它和他们平静的圣彼得堡老家根本不同。在老家，家具和别的东西都有自己的灵魂。在老家，圣像供奉柜凝聚着令人难以忘怀的深红色光泽，神奇的圣诞树挂满了金橘。在老家，一只扶手椅的丝制靠背上绣着一只聪明的肥猫。在老家，还有上千样小东西，上千样气味和上千样变化的色彩，所有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构成了令人陶醉的环境，想来伤心，又无可替代。

来柏林拜访他们的俄国青年认为姑娘人不错，但不是很有情趣。她母亲则说（压低声音，带一点嘲笑）在这个家里女儿代表“知识阶层和先锋派文学”—这么说是因为她能背诵几首从《诗歌读者》上看来的“象征派诗人”巴尔蒙特[4]的诗，还是另有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她父亲喜欢她的独立精神，喜欢她的文静，喜欢她微笑时垂下双眼的特别样子。然而，至今没有人能挖掘出她最动人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她最动人的魅力是她的灵魂深处所具有的一种神奇的能力。她能在现实生活中感知曾在她童年时代（童年时代正是灵魂的本能不会出错的时代）吸引过她、折磨过她的事情；她能找到高兴的、动人的事情；她能对那些无助和不幸的生灵经常产生一种难以自制的怜悯柔情；她能遥遥感到在几百英里以外的西西里岛上有个地方一头肚子上长着毛的瘦腿小驴正在遭受毒打。无论何时，只要碰到正在遭受伤害的小生灵，她就会经历一场传说中的日食—传说中一有日食，就会莫名其妙地降下黑暗，尘土飞扬，鲜血出现在墙上—好像是她如果不能马上出手施救，不能马上制止别人对生灵的残害（在一个如此向往幸福的世界上，竟存在残害生灵的事，这是绝对无法解释的），她就心不得安，不如一死了之。因此，她生活在无穷无尽的、人所不知的焦虑之中，老是期待着新的惊喜或者新的怜悯。传言说她很喜欢狗，随时愿意解囊助人—她听这些俗气的传言，就像小时候做游戏那样的感觉。那种游戏是你到屋子外面去，别人在屋里议论你，你得猜测谁说了你什么。在玩这种游戏的人当中，在你去隔壁待了一会儿后再加入其中的那些人当中（你坐在隔壁等着叫，你故意唱唱歌，以免偷听之嫌，不唱歌的话就翻开碰巧放在手边的一本书—就像从玩偶匣子里冒出个玩偶那样，书中突然冒出一段文字，是一段看不明白的对话末尾），在那些她必须猜测其意见的人当中，现在又有了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这个人定了主意很难改变，而且旁人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关于她的事情。她怀疑他对她的社会背景或者她的生活环境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概念，这样的话，就难保他失口说出什么可怕的话来。

她觉得自己离开大厅时间已经很久了，于是把手轻轻地移到自己脑后，往下抚了抚头发，微笑着返回大厅去了。卢仁和她母亲正坐在一棵盆栽扇叶矮棕榈树下面的柳条椅上，她刚刚介绍他们认识的。卢仁眉头紧锁，翻弄着放在他大腿上的那顶很不雅观的草帽。就在此刻，她也害怕起来，原因是既想起不知卢仁正在用什么词语说她（如果他真的在说她的话），又想起卢仁会给她母亲留下什么印象。前一天她母亲刚刚到达，刚开始抱怨窗户朝阴、床头灯不亮时，女儿就说起她和著名棋手卢仁成了好朋友的事，所有的词语都尽量保持在同一种语调上。“毫无疑问是个假名，”她母亲说，边说边在她的盥洗用具袋里翻找，“非常“真名是鲁宾斯坦或者艾布拉姆森。”非常著名，”女儿继续说，“人也非常好。”“你还是帮我找找香皂吧，”她母亲说。现在，她已经给他二人做过了介绍，自己借口去要些柠檬汁，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返回大厅的时候，她产生了一种灾难已至、回天无力的恐惧感，不由得大老远就大声说起话来，结果在地毯边上绊了一下。她笑着挥挥手，以保持平衡。他毫无反应地摆弄着他的平顶草帽，没人说话，她母亲眼里闪着惊讶的神情，这时她突然想起了那天他胳膊搭在暖气上抽泣的情形—所有这一切令她实在难以忍受。不过这时卢仁突然抬起头来，嘴一歪露出了那个熟悉而忧郁的笑容—她的恐惧立即消失了，可能的灾难似乎是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一切都没有改变。好像是等着她回来再告辞一般，卢仁哼了一声，站起身来，使劲地点了一下头（“乡巴佬，”她高高兴兴地想，把他点头的模样翻译成她母亲的口头语），然后朝楼梯走去。中途遇上了用托盘端着三杯柠檬汁的服务生。他拦住他，从盘中拿起一杯，小心地端到眼前，眉毛随着饮料表面荡漾的波纹一上一下地动，就这样缓缓地上了楼梯。他在楼梯转弯处消失后，她开始极其小心地剥包着饮料吸管的那层薄纸。“好一个乡巴佬！”她母亲大声说道。女儿听了有一种满足感，和你在字典中查一个外国词，发现那意思就是你已经猜到的意思时产生的满足感一样。

“他不是个正常人，”她母亲接着说，又困惑又生气，“他是干什么的？肯定不是个正常人。他叫我女士，就这么称呼我，好像个售货员。天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敢打包票，他是持苏联护照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就是个布尔什维克。我像个白痴一样坐在这儿。听他那通闲聊！顺便说一下，他的袖口相当脏。你就没有注意到吗？又脏又破。”

“什么样的闲聊？”她问，低垂的眉毛下闪着微笑。

“‘对，女士。不，女士。’‘这里气氛很好。’气氛！这也算个词？我问他—总得说点话吧—是不是离开俄国很久了？他就是不吱声。然后他评论起你来，说你喜欢喝冷饮。冷饮！大傻瓜，大傻瓜！不行，不行，这种人我们还是离远点……”

为了继续玩那种猜别人对自己有何看法的游戏，她加快步伐朝卢仁房间走去。在他匆匆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原来的房间给别人居住了，于是给他又分了一间比原来楼层高一点的房间。这时他正支着胳膊肘坐在桌旁，好像苦闷极了，烟灰缸里半截没有完全掐灭的香烟还在挣扎着冒烟。桌子上和地板上扔满了凌乱的纸张，上面都是铅笔写下的东西。有那么一秒她想那是他的账单，不知共计多少。开着的窗吹进风来，她一开门，风便穿堂而过。卢仁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从地上捡起纸张，整整齐齐地叠好，冲她笑笑，挤挤眼。

“怎么样？进行得怎么样？”她问道“到。赛场上就成形了，”卢仁说，“我现在只是草草记下几种可能的着法。”她产生了一种开错门了的感觉，好像走进了她本不想进去的地方。不过这个她意想不到的地方很美妙，她不想再去那间玩猜人看法游戏的房间。但卢仁不再继续谈论象棋，他连椅子带人一起朝她挪了过来，伸出两只激动得发抖的手搂住她的腰。他不懂怎样才算亲热，便想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她伸出双手顶住他的肩膀，转过脸去，假装看桌子上的纸“。这是什么？”她问。“没什么，没什么，”卢仁说，“都是各种比赛的记录。”“放开我，”她尖叫着命令道“。都是各种比赛的记录，记录……”卢仁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使劲把她往自己身边拉，眯起眼睛仔细看她的脖子。一阵突如其来的痉挛抽歪了他的脸，片刻间他的眼睛失去了所有神情。接着他的五官奇怪地松弛下来，双手也自动松开了。她从他身边走开，很生气，却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也觉得奇怪，他竟然放开了她。卢仁清清嗓子，贪婪地点燃了一支烟，带着令人猜测不透的顽皮神情看着她。“对不起，我这一来，”她说，“首先，打扰了你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卢仁答道，出人意料地快活，还拍打膝盖。“其次，我来是想知道你对我母亲的印象。”“一位上流社会的夫人，”卢仁答道，“一眼就能看出来。”“听着，”她喊了起来，非常恼火，“你上过学吗？你在哪里上的学？你从没跟人见过面，谈过话吗？”

“我周游各地，”卢仁说，“这里那里。到哪里都会住一阵儿。”

“我这是在哪儿？他是谁？接下来该怎么办？”她扪心自问，环视了一下屋里。桌上乱扔着纸张，又皱又乱的床，洗脸盆—上面扔着一片生了锈的剃须刀片—一个半开的抽屉，从里面像蛇一般爬出半截带红点的绿色领带。在这团悲凉的杂乱之中，坐着一个最深不可测的男人，一个沉迷于一种诡异艺术之中的男人。她想就此打住，她想抓住他所有的缺点和怪毛病，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明白这个男人不是她的如意郎君—然而与此同时，她仍然在清清楚楚地为他操心：不知他在教堂会有怎样的表现，穿上燕尾服又会是何种模样。

[1] Commissariat，苏联一九四六年以前政府各部的称谓。

[2] 意大利语，小吃店。

[3]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俄式色拉。

[4] Konstantin DmitrieyevichBalmont（1867—1942），俄国象征主义诗人，在十九世纪末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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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约会当然还在继续。那位可怜的夫人心中恐惧，开始注意到她的女儿和这位极不可靠的卢仁先生看来是难舍难分了—他二人之间有谈话，他二人有对视的目光，还散发出一些她无法准准地确定其含义的信息。这一切在她看来太危险了，以至她克服了自己对卢仁的反感，决定尽可能不离卢仁左右。这么做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对他有个彻底的了解，但主要目的还是不让女儿动不动就不见了踪影。卢仁以下棋为业，真是无聊，荒唐……这样的职业也只有用如今这倒霉时代的话语才能解释得通。现在的人好创个毫无意义的纪录（比如飞上太阳的飞机、马拉松赛、奥林匹克竞赛……）。想当年在她年轻时的俄国，一个男人不干别的，光下棋，那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即便在当今时代，这样的男人也是相当奇怪的。她不由得心生疑窦，也许下棋只是个掩人耳目的幌子，卢仁真正干的完全是另一码子事。她想到了那种暗中犯罪的活动—也许他是共济会的，吓得她发晕。原来他是这种奸诈歹徒，摆出一副痴迷于一种单纯的业余爱好的样子，背后隐藏着犯罪活动。不过这样的怀疑一点一点地消失了。你怎能指望这么一个大傻瓜干得出奸诈阴损的勾当呢？再说，他有名，那也是不掺假的。一个许多人都熟悉的名字，她却根本不知道，这叫她有点吃惊，也多少有点恼火。倒是从前偶然听到过这个名字，一位远房亲戚认识一个叫卢仁的圣彼得堡的庄园主。卢仁这个名字中带有外国人很难发准的“咝咝”音，但住在这家度假旅馆里的德国人都能克服发音上的困难，念起他的名字来充满敬意。她女儿给她看了一家柏林画刊的最近一期，在专登棋局测验和纵横词谜的栏目中，出于某种原因刊登了卢仁最近获胜的一场棋赛的精彩棋局。

“可是一个大男人真的能全身心地搞这种雕虫小技？”她心烦意乱地望着女儿叫道“，为这样的雕虫小技浪费一辈子的光阴？……你看看，你以前有个舅舅，他各种游戏都玩得好—象棋、扑克、台球—可他无论如何有一份工作，有一份职业，生活中啥都不缺。”“他也有职业，”女儿答道，“再说他真的非常有名。你对象棋没兴趣，不能怪别人。”“装神弄鬼的巫师也可能很有名，”她生气地说。不过思忖一番后，她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卢仁的名气也部分地说明了他这种人自有他存在的道理。可是他的存在叫别人觉得压抑。尤其惹她生气的是，和他坐在一起时，他总是设法背对着她。“他甚至用脊背说话，”她向女儿抱怨说，“总是背对着人。不像正常人那样与人交谈。我告诉你，这里头肯定有极不正常的事。”卢仁没有向她提过哪怕是一个问题，眼看着无话可谈了，他也不想丁点儿办法补救。忘不了在阳光斑驳的小路上一次次的散步，沿途在这里那里的宜人树荫下，不知哪位思虑周全的天才安放了那么多长凳。之所以说是难忘的散步，是因为一路上卢仁的每一步在她看来都是对她的侮辱。尽管卢仁又矮又胖，喘气吃力，可他还是动辄突然加快速度，步子快得惊人，把他的两位同伴远远落在后面。这位母亲咬紧嘴唇，看看女儿，咬牙切齿地暗暗发誓，要是这种破纪录的奔跑还再继续下去的话，她就立即—立即，你明白吧—扭头回家。“卢仁，”女儿总会喊他，“卢仁？慢点走，这么快会累的。”（女儿用卢仁这个姓来喊他也使她不快，她说到这一点时，女儿却笑起来，答道：“屠格涅夫笔下的女主人公们都是这样喊的。她们喊得，我就喊不得吗？”）卢仁走着走着会突然转过身来，苦笑一下，扑通一声坐在一条长凳上。长凳旁边立着个铁丝篮，他总是一门心思地翻腾衣服口袋，掏出一片又一片纸，整整齐齐地撕成碎块，扔进铁丝篮里，然后嘿嘿傻笑。这就是他开小玩笑的最佳范例。

尽管他们三个经常一起散步，但卢仁和她女儿还是找时间单独幽会。每一次幽会过后，这位愤怒的夫人都要问：“好啊，你们俩接吻了吧？接吻了吧？我敢肯定一定接吻了。”女儿只是叹口气，假装不耐烦，说：“唉，妈妈，你怎么能说这种事情呢……”“是长时间的热吻吧，”她断言道，于是给她丈夫写信，说她现在很不痛快，特别担心，原因是他们的女儿正在谈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恋爱—和一个阴郁而又危险的家伙。她丈夫劝她回柏林或去另外一个度假胜地。“他不懂事啊，”她暗自思忖，“唉，算了，没关系。这一切会很快结束的。我们的这位朋友会自动离开的。”

突然，就在卢仁去柏林的前三天，发生了一件小事情。这件小事虽然没有使她彻底改变对卢仁的态度，但让她有所感动。他们三个出去散步。那是一个宁静的八月黄昏，落日壮观，像一只挤出了最后一滴汁的榨汁橙子。“我觉得有点儿凉，”她说，“给我拿点能穿的东西去。”女儿点点头，从衔着一截草茎的嘴里“嗯”地答应一声，快步离开了。回到旅馆门口时，还朝这边轻轻地挥手。

“我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是吧？那双小腿多美。”卢仁欠身赞同。“这么说你星期一就走？比赛完后返回巴黎？”卢仁又欠欠身。“不过你不会在巴黎住很久，对吧？又会有人邀请你到别的地方比赛？”就在这时候，那件小事发生了。卢仁往四周望望，伸出他的手杖。“这条小路，”“看看这条小路。

他说，那一天我正沿着它向前走。想象一下我遇到了什么人。我遇到了谁？是一位神话中的人物。丘比特。不过没有带弓箭—带了一块小卵石。我被击中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惊奇地问。“别走，请听我讲，”卢仁叫道，伸出一根手指，“我非得找个人说说。”他走近她，很奇怪地半张着嘴，这使得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烈士殉道那样不同寻常的表情。“你是一位善良而敏感的女性，”卢仁缓缓地说，“我很荣幸，很荣幸，求你把她嫁给我。”他转过身，好像在台上做完了讲演一般，然后开始用手杖在沙地上挖，挖出一个小图案来。“给你披肩，”后面传来她女儿喘息的声音，一条披肩搭在了她的肩头。“哦，不要了，我这会儿热，不需要了。我要披肩干什么……”那天晚上他们散步时话特别少。她头脑里全想着她非要跟卢仁讲一讲的话—要暗示他说说钱财方面的事。他有可能并不富有，他在旅馆里住的是最便宜的房间。她还要和女儿认真谈一谈。一桩不可思议的婚姻，一场白痴般的冒险。尽管想了这么多，见卢仁如此真诚地用传统方式将婚姻大事先向她禀告，她还是有受宠若惊之感。

“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恭喜恭喜，”那天晚上她对女儿说，“别摆出这种啥都不知道的样子，你心里全明白。我们的朋友想要娶你。”

“很遗憾他告诉你了，”女儿答道，“这只是他和我之间的事。”

“你初恋就遇着一个骗子，也就答应他了……”这位窝火的夫人开始数落。

“你说话注意点，”她女儿平静地说，“这事与你无关。”

本来像是不可思议的一段冒险婚姻开始以令人惊奇的速度进展起来。卢仁在离开的前夜穿着长睡衣站在他房间的小阳台上，望着从黑沉沉的树叶之间抖抖索索露出来的月亮。这时他正在想如何应对图拉提的攻势，局面有了意外的转机，于是一边想着棋，一边听着仍然回响在他耳中的声音。这声音把他分割成了长长的线条，占据了各处要害。这声音是他和她刚才谈话的回声。她又坐在他的大腿上，答应—答应过两三天就返回柏林，即使她母亲不走，她也要自个儿回去。把她抱在自己的大腿上，也觉得不踏实，不能和她要跟着他、永不消失的承诺相比。他怕她像梦一般突然消失—闹钟的闪亮拱顶哗哗地在梦中震响，美梦立马破灭，烟消云散。她一只肩膀抵在他的胸前，小心翼翼地用一根手指把他的眼睑向上微微拨开。眼球受到这么一点轻微的压力，他觉得一道奇怪的黑光在眼前跳动。像是与图拉提交手时他跳出的那匹黑马，如果图拉提在第七步走兵，他的马就会不假思索地吃掉它，和他们上次交手时一样。当然黑方也会失去这匹吃了兵的马，但弃子得势，反守为攻，黑方占尽先机。后这一翼有虚弱之处，这不假，或者说不是虚弱之处，而是有点小小疑虑，怕一切都是幻觉，都是焰火，一放即完，不能持久。心也不能持久，也许响在他耳朵里的声音在欺骗他，不会常留耳畔。不过月亮从尖尖的黑色末梢后面浮现出来，一轮圆圆的满月—一种稳操胜券的生动写照。卢仁最终离开阳台，走进自己的房间时，屋里的地板上落下方方正正一大块月光，他自己的影子又落在这一大块月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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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未婚妻听到这个消息竟然无动于衷，这让卢仁产生了别人无法想见的感想。他在打败了一个十分顽强的匈牙利棋手，得到第一分后，便立即赶往那家有名的公寓，公寓里连空气似乎都带着装模作样的民间文化色彩。当时比赛进行到第四十步棋后封盘，这不假，但再战下去的形势卢仁已完全明了。他朝看不清脸面的出租车司机大声念了写在明信片上的地址（明信片的内容是：“我们到了。Zhdyom vas vecherom[1]—盼今晚见到你。”），然后不知不觉地越过了一段昏暗而又起伏不平的距离，他小心翼翼地拉响了衔在狮子嘴里的门铃。铃声立即引来了行动：门呼的一声打开了。“什么，没穿外衣？我不让你进来……”但他已经迈过了门槛，正在挥胳膊，晃脑袋，要渡过喘不上气来的难关。“噗，噗，”他大口地喘着气，同时做好准备要来一个热烈的拥抱。突然他注意到，他已经伸向一边的左手握着一根多余的手杖，右手握着钱夹，这东西显然从他付过出租车车费后就一直这么握在手里。“又戴着那顶黑怪物般的帽子……好啦，干吗还站在那儿？这边走。”他的手杖稳稳地插进了一个花瓶模样的容器里，钱夹塞了两次后，找到了装它的上衣口袋，帽子也挂在了一个衣帽钩上。“我来了，”卢仁说，“噗，噗”地喘气。这时她已经走开去，远远站在门厅的最里头。她推开一扇边门，裸露的胳膊沿着门侧的墙壁伸开，歪着头欢快地望着卢仁。门上方，就在门楣正上方，挂着一幅画面生动的宽幅油画，引人注目。卢仁通常不注意这类东西，但今天却打量起它来，因为它在电灯的照射下显得油光发亮，色彩让他发晕，像中暑一般。画上面是一个乡村姑娘，一条红头巾一直裹到眉毛处，正在吃苹果，映在篱笆上的影子正在吃一个稍微大点的苹果。“是个俄国baba[2]，”卢仁津津有味地说，然后大笑起来。“好啦，进来，进来。别碰翻桌子。”他走进客厅，笑得全身发软，笑得肚子在那件出于某种原因每逢比赛总会穿上的丝绒背心底下晃晃悠悠地抖。他头顶上那盏带有淡白色半透明垂饰的枝形吊灯应着他的笑声，发出一种奇怪而又熟悉的震动。扶手椅都是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流行的款式，椅子腿映在黄色的雕花地板上。钢琴前的地板上铺着一张白色的熊皮，熊掌摊开，好像在地板闪亮的深渊里飞翔。数不清的小桌子上，书架上，落地支座上，都摆着各种各样的节日小摆设，一个橱柜里摆着一些颇像卢布那样的东西，又大又沉，银光闪闪。一面穿衣镜的镜框后面插着一根孔雀翎。四面墙上挂着许多画—更多的包着花头巾的乡村姑娘，一个骑着白色役马的bogatyr[3]，一间小木屋，屋顶上盖着蓝色羽绒般的雪……所有这一切对卢仁来说，都汇成了动人的色彩之光，从中会突然冒出一个别的东西来—比如一只瓷驼鹿，或者一幅黑眼睛的肖像—然后又是他眼睛中的欢快波光和那块北极熊熊皮。他在上面绊了一下，把熊皮的一边翻了过来，原来底下是一层圆齿边的红色衬里。他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在俄式家里住了，现在突然进了一个尽展俄国之豪华的人家，他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小孩子那样的兴奋，乐得想拍巴掌—他有生以来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舒适自在过“。复活节剩下的吧，”他很有把握地用小指指着一枚绘有金色图案的大木头蛋说（这个木头蛋是在一个慈善募捐舞会上玩“翻筋斗”赌戏得的奖品）。这时，一个双扇的白色房门突然打开，一位身板笔挺、留着平头、带着夹鼻眼镜的绅士快步走进屋来，一只手老远已经伸了出来。“欢迎，”他说，“见到你很高兴。”说着，就像变魔术一般，他打开了一个手工制作的香烟盒，盒盖上印着亚历山大一世的鹰徽标志。“带烟嘴的，”卢仁斜眼瞅瞅香烟说，“我不吸这种烟。不过你看看……”他开始翻腾他的上衣口袋，掏出了一些粗烟卷，是从一个纸制的烟盒里掉出来的。有几支掉在了地上，那位绅士敏捷地捡了起来。“宝贝儿，”他说，“给我们拿个烟灰缸来。请坐。对不起……呃……不知尊姓大名。”一个水晶烟灰缸放在了他俩中间，两个人同时伸手弹烟灰，两个烟头碰了一下“。J.adoube[4]，”棋手和气地说，把他弹弯了的烟卷弄直了。“没关系，没关系，”另一位连忙说，两只鼻孔突然一收，从中喷出两股细细的烟来。“好啦，你到了我们的好地方老柏林。我女儿告诉我你是来参加比赛的。”他解开一只浆过的袖口，一只手放在屁股上继续说，“顺便问一下，我总是觉得奇怪，象棋里有没有保你常胜不败的着法呢？不知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不过我的意思是……对不起……你的尊姓大名？”“我明白你的意思，”卢仁说，然后认真思考了一会儿，“你看，我们有静着和强着之分。强着嘛……”“啊，对，对，正是它。”绅士点点头。“强着就是这样一种着法—”卢仁兴致勃勃地大声往下说，“一步之后立即稳占优势。比如说双将，或吃掉一个大子，或兵升变为后，等等，等等。而静着……”“我懂了，我懂了，”绅士说，“这次比赛大约持续多久？”“静着暗藏玄机和杀机，错综复杂，”卢仁说，既想让主人高兴，又想切中事情的要害，“我们不妨布局为例。白方……”他盯着烟灰缸沉思起来。“说来不巧，”主人不安地说，“我对象棋一窍不通。刚才只是问问你……不过没关系，一点没关系。一会儿我们就去餐厅。告诉我，宝贝儿，茶好了吗？”“对了！”卢仁大叫一声，“我们可以用比赛中的残局为例，从今天封盘时的局面开始。白方：王在c3，车在a1，象在d5，兵在b3和c4。黑方……”“象棋，一种复杂的事物，”绅士插话道，说着一跃而起，想阻住这些一说黑方便必然要洪水般涌来的字母和数字“。现在我们设想，”卢仁沉重地说，“黑方走出了在这种形势下的最佳着法，从e6到g5，对这一步我的应着就是一步静着……”卢仁眯起眼睛，声音近乎耳语，噘起嘴唇，像要小心地亲吻一般，没有说出话来，也没有说出具体着法来，而是发出了一点极其亲切、极其柔弱的声音。第二天他把这步棋落在棋盘上的时候，脸上也是这样的温柔神情—一个人从婴儿脸上轻轻吹掉一根小羽毛时的神情。那位匈牙利棋手，因一夜未眠而脸色灰黄，对着棋盘陷入了苦苦沉思。在这未眠的一夜里，他已经将所有的变招拆解一番，无论如何都是和棋，不料单单没注意暗藏玄机的这一步。卢仁煞有介事地轻咳一声，深情地在一张纸上记下了自己的这步棋。匈牙利棋手很快倒子认负，卢仁又坐下来和一位俄国棋手对弈。一开局很有意思，不一会儿观棋的人就在他们的棋桌周围密密实实地围了一圈。人群中有好奇的情绪，有挤来挤去的压迫感，有活动关节的嘎吧声，有参差不齐的呼吸声。所有的声音中更多的是低语声—低语声中又不时响起比较响、更烦人的“嘘嘘”声—周围的一切都在频繁地折磨着卢仁。只要他没有深深地沉入棋局的无底洞之中，这些关节的嘎吧声、人群涌动的索索声，还有热烘烘的人体气味，总是严重地影响着他。他从眼角往外一瞟，这时看见观棋人的一双双小腿。让他特别生气的是，在清一色的深颜色的裤子丛中，竟然发现了一双女人的脚，穿着亮闪闪的灰色长统袜和浅蓝色的鞋。这样的一双脚显然对象棋一窍不通，不知为何要上这儿来……这双有横带之类东西的尖头鞋最好踢踏踢踏地响在人行道上……离这儿越远越好。每当他打停赛钟，草草记下一步棋，或者把吃掉的棋子放在一边时，他就斜眼瞟一下那双一动不动的女人的脚。一个半钟头后，他赢了这盘棋，站起身来，向下拉了拉背心，这时他才看清那双女人的脚原来是他未婚妻的。原来她一直在看着他赢得胜利，他不禁产生了一阵强烈的幸福感。他迫不及待地等着棋盘消失，闹哄哄的人群散去，他好尽快地过去拥抱她。可是棋盘没有立即消失，甚至当明亮的餐厅和明亮的俄式大茶壶出现时还没有消失。白桌布上还隐约闪现出规则的方块，还有类似的方块—巧克力色和奶油色相间的方块，不容置疑地出现在挂着糖霜的蛋糕上。未婚妻的母亲见他时摆着长辈溺爱晚辈的架子，骄傲又略带点嘲讽。她前一天晚上见他时就是这样的神情，正是她的出现结束了那场关于象棋的谈话。和他谈话的那个人显然是她的丈夫，现在这个人开始给他讲他在俄国曾经拥有一所堪称典范的乡村别墅。“我们到你的房间去，”卢仁低声对未婚妻说，声音沙哑。她咬住嘴唇，一副吃惊的样子。“我们走，”他又说了一遍。但她机灵地往他端着的玻璃盘子上放了一点好看的木莓果酱，这种红得耀眼的、带黏性的甜东西像粒状的火苗漫过舌头，带着甜香粘住了牙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Merci，merci[5]，”他盘子里又添了些果酱时他欠身致谢，接着在死一般的沉默中又开始咂嘴，还不停地舔刚从烫茶水里取出来的小勺子，生怕这迷人的糖浆漏掉一滴。最后他总算如愿以偿，和她单独待在了一起，却不是他想的那样在她的房间，而是在华丽的客厅里。他把她拉到跟前，自己重重地坐下，握住她的手腕，但她默默地挣脱开了，转了一圈，然后坐在一个草垫上。“我还没有最后决定嫁不嫁给你，”她说，“这一点你要记牢了。”“一切都定了，”卢仁说，“他们要是不同意，我们就强迫他们签字。”“签什么字？”她吃惊地问“。我不知道……不过我们似乎需要一种签字之类的东西。”“愚蠢，愚蠢，”她一连说了好几遍，“愚蠢到不可理喻、不可救药的地步。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会跟着你采取什么行动？……你看你多累啊！比赛太多了，肯定对你的健康不利。”“Ach wo[6]，”卢仁说，“一两场小赛罢了。”“你整夜都在思考。你不能这样下去了。你看现在已经很晚了。回家去。你需要睡觉，睡觉是你现在唯一的需要。”但他仍然坐在带条纹的沙发上不动。她回想他们之间进行过的谈话，不由得心灰意冷—总是这里摸一下，那里拍一下，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时至今日，他也不曾像模像样地吻过她，一切都是古怪的，扭曲的。搂搂抱抱时的举动也没有一次和正常人一样的。可是他眼中那种孤苦伶仃的执着，当他聚精会神地盯着棋盘时焕发出的那种神秘光彩……第二天她又身不由己地要去那些沉默的赛场看看，地点在一条狭窄吵闹的街道上，安排在一家大咖啡馆的二楼。这一次卢仁马上就注意到了她，他正低声和一个肩膀宽阔的男人说话。此人脸刮得很干净，剪得很短的头发好像紧贴在头上，朝前梳下来，在前额处留了个小尖。两片厚厚的嘴唇包着一支已经熄灭了的香烟，不停地舔。一名报社派来的画家坐在他旁边，正在飞快地画他叼香烟的侧面像，脸一抬一低地动，像一个脑袋可以活动的小铜人。她从旁边走过时扫了一眼他的画簿，看见在这幅刚开笔画出了轮廓的图拉提像一旁是一幅已经完成了的卢仁像—手法夸张，阴沉的鼻子，打上暗影的双下巴，还有鬓角处那缕熟悉的头发，她称之为卷毛。图拉提坐下来同一位德国特级大师比赛。卢仁朝她走过来，神情忧郁，带着一丝歉疚的笑容，又长又笨地说了一通。她吃惊地意识到他说这番话是想让她离开。“我很高兴，post factum[7]”“可是眼下……眼下非常高兴，卢仁央求着说，不知为何老是干扰我。”她顺从地从两排象棋桌中间撤离，他目送她走了后，用力点点头，朝已经坐好了新对手的棋桌走去。这位新对手是个灰白头发的英国人，下棋一贯沉着冷静，却总是输棋。这一次他照样不走运，卢仁又赢了一分。第二天卢仁下了盘和棋，接下来又赢了一盘—到这时候他不再清楚地感觉到棋和他未婚妻家的界限，好像运动加速了，最初好像是线条交替的东西现在成了模糊闪动的一片。

他和图拉提同步前进。图拉提得一分，他得一分。图拉提得半分，他也得半分。就这样他们在各自的比赛中同时领先，仿佛在爬等腰三角形的两个边，到最后关头势必在顶点相遇。

每个夜晚不知为何变得曲曲折折。他强迫自己不想棋，可就是办不到。尽管他觉得很困，睡眠却找不到进入他头脑的通道。睡眠在寻找大脑中的漏洞，好乘虚而入，可是每一个入口都有一个象棋哨兵把守。他痛苦地感到睡眠就在那里，离他很近，却在头脑外面，就是进不来。在房间里疲倦地转悠着的卢仁在沉睡，但眼前晃动着棋盘的卢仁却醒着，他无法让这两个卢仁美满地合二为一。更糟糕的是—每次大赛之后，他都发现要爬出象棋概念的世界比以往更加困难，甚至在白天也开始出现令人难受的分裂感觉。一盘棋三个小时，下完后他莫名其妙地头痛。不是整个头都疼，只是部分地疼，像是棋盘上的黑格疼，白格不疼。有一阵子他找不见门，门被一个黑点遮住了。他甚至记不起那座可爱房子的地址。幸好上衣口袋里还放着那张旧明信片，对折起来，顺着折缝已经开了点口子。卡上写的字“……vas vecherom—”和“盼今晚见到你”正好让折缝口分开了。当他走进那座满是俄国玩具的房子里时，他仍然感到快乐，然而这种快乐现在也打了折扣。有一天没有比赛，他来得比平时早一些，家里只有那位母亲一个人。她决定把那天黄昏时分在山毛榉树林里进行过的谈话继续谈下去。她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能力受到盛赞（这一点来他们家拜访的年轻人都知道，认为她聪明绝顶，非常怕她），于是她高估了自己，拿卢仁开涮，先就在花瓶里，甚至在四肢展开摊在地板上的白熊下巴里发现的烟头教训他一通，然后建议他就在这个星期六晚上，等她丈夫做完他每周一次的沐浴后，在他们家洗个澡。“你恐怕不经常洗澡，”她直言不讳地说，“洗得不太勤吧？承认了吧。”卢仁阴沉沉地耸了耸肩，眼睛盯着地板，地板上正在发生着轻微的变化，一种阴影的可恶的变化，只有他一个人看得出来。“总而言之一句话，”她接着往下说，“你必须振作精神，焕然一新。”看来这句话把她的听话人调整到了正确的心态，她便言归正传，“告诉我，我看你已经把我家小姑娘彻底带坏了吧？像你这样的人都是大色狼。可我的女儿是正派人，不像如今的姑娘。告诉我，对不对？”夫人，”你是个好色之徒，“不是，卢仁叹口气答道，然后皱起眉头，迅速地将一只鞋底拖过地板，抹掉了一组已经相当清晰的着法演变。“说来也是，我根本不了解你，”洪亮的声音快速地继续着，“所以我必须问问你的情况—对，对，问问情况—看看那些特殊的疾病中你染上了哪一种。”“气短，”卢仁说，“还有点风湿病。”“我说的不是那回事，”她恼火地打断他，“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你显然自认为已经订婚了，所以你就常来这里，和她单独在一起。可我认为眼下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谈及结婚的事。”“去年，卢仁没精打采地说。我还犯过痔疮。”“听着，我在跟你谈极其重要的事情。你可能想今天就结婚，马上结。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结婚后她就会挺着大肚子走来走去，你马上就会粗暴地对待她。”卢仁在一个地方用脚踩出一块阴影，又绝望地发现远处又有一组着法正在地板上形成，离他坐着的地方很远。“如果你对我的意见还有一点点兴趣的话，那么我必须告诉你我认为你们两个配成一对着实荒唐。你也许以为我丈夫会支持你。承认吧，你的确是这么想的，对吧？”“我现在处境很困难，”卢仁说，“我不需要什么。一家杂志请我主编象棋专栏……”说到这里，地板上那些烦人的影子变得像黄铜一般刺眼，卢仁不由自主地伸出一只手把阴影一方的王挪走，以摆脱光亮一方兵的威胁。从那天起，他就避免坐在客厅。客厅里刨光木制小摆设太多，你盯着看久了，它们就会变成非常明确的棋子形状。他的未婚妻注意到，比赛每过一天，他的状况就糟糕一分。他的眼睛周围出现了一圈暗紫色，厚厚的眼皮也又红又肿。他脸色过于苍白，所以看上去总像是胡子没有刮干净一般，其实在未婚妻的督促下，他每天早晨都刮脸。她极其不耐烦地等着比赛彻底结束，一想到每次他必须付出对身体极其有害的巨大努力才能获得一分，她就非常痛心。可怜的卢仁，神秘的卢仁……在整个秋季里，她每天上午和一个德国女友打网球，或是听一些她早已不感兴趣的艺术讲座，或是在她的房间里翻阅各种破旧书籍—有安德烈耶夫的《海洋》，克拉斯诺夫的一本小说和一本书名叫《怎样练瑜珈》的小册子。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清楚地意识到此时卢仁正沉浸在他的象棋着法拆解之中，正在苦苦挣扎，正在受罪—她却无法分担他遭受的这种艺术折磨，心里好不难受。她无条件地相信他的天才，她也相信只是下棋，决不会耗尽他的天分，无论下棋多么令人入迷。棋赛期间的狂热一旦过去，卢仁就会冷静下来。他会休息，他体内某种尚未得知的力量会开始发挥作用，他会面目一新，把他的才华显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她父亲把卢仁称为狭隘的狂想迷，但又说他无疑是个非常天真、非常值得尊敬的人。她母亲意见正好相反，她坚持认为卢仁正在丧失理智，不是一天一天地丧失，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丧失，这样的疯子法律上是禁止结婚的。她不让所有的朋友知道她有这么一位不可思议的未来女婿。刚开始瞒着他们还不难—他们以为她和女儿度假未归—可是后来，常来他们家拜访的那些人很快又来了。其中有一位很有魅力的老将军，他总是认为我们这些流亡人士所遗憾的不是离开了俄国，而是失去了青春，青春。有一对俄裔德国人，有奥勒格·谢尔盖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斯基—一位神智学家，也是个酒厂老板。有几名前白军[8]军官，几位年轻女士，歌唱家渥兹维申斯基夫人，阿尔费奥洛夫夫妇。还有上了年纪的渥玛诺夫公主，大家称她为黑桃皇后（模仿一出著名的歌剧）。正是她第一个见到了卢仁，听了这家女主人仓促难懂的解释后她推断出卢仁同文学有某种关系，同杂志有某种关系—一句话，他是个作家。“那种事情，你知道吗？”她问道，礼貌地提起了一个文学话题，“从奥普柯金—新派诗人中的一位……有点颓废……关于黄色和红色的矢车菊……”斯米尔诺夫斯基不失时机地要和他下一盘棋，但不巧这个家里没能找出一副棋来。这些朋友中的年轻人都说他是傻瓜，只有老将军待他最为真诚热情，最终还劝得他去动物园看了刚刚出生的长颈鹿。家里自从有这些客人来拜访后，就每晚都有人来，以不同的组合出现。这么一来，卢仁就不能和未婚妻单独待上哪怕片刻工夫。他同他们做斗争，要努力穿透这厚厚的人群去接近她，这种斗争立即带上了象棋的色彩。但斗争后证明不可能战胜他们，他们人总是越来越多。他不由得胡思乱想，正是这些不计其数的、不识尊容的客人在他比赛时密密实实、热烘烘地围在他的周围。

所有这一切在一天上午即将得到一个解释。当时他坐在他的旅馆房间正中间的一把椅子上，试图集中心思只想一件事：昨天他已积至十分，今天他必须击败莫泽。突然他的未婚妻走了进来。“倒真像个小偶像，”她笑着说，“坐在屋子中央，等着礼品供奉上来。”她掏出一盒巧克力递给他，突然间笑容从她的脸上消失了。“卢仁，”她喊道，“卢仁，醒醒！你怎么了？”“真的是你吗？”卢仁不相信地轻声问道。“当然是我。你这是要干什么？把椅子放在屋子中央，一动不动地坐着。你要是不马上醒过来，我就走了。”卢仁顺从地振作起来，动了动肩膀和脑袋，然后转移了地方，又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一种不太自信、不太稳定的幸福感在他的眼睛里闪烁、游动。比赛什么时候结束？”她问道，“告诉我，“还要赛几场？”“三场，”卢仁答道。“我看今天的报纸上说你一定会在这次大赛中夺冠，说你这一次表现异常出色。”“可是还有图拉提，”卢仁说，抬起一根手指。“我觉得胃里难受，”他伤心地说。“那就不给你吃糖了，”她连忙说道，把装糖的小方盒塞到胳膊低下，“卢仁，我去叫医生来。再这样下去，你就没命了。”“不，不，”他昏昏沉沉地说，“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叫医生。”“吓死我了。这意味着一直要到星期五，到星期六……遭这份罪。家里的情况很不好。每个人都同意妈妈的观点，说我不能嫁给你。你为什么觉得胃不舒服？是吃了什么东西还是另有原因？”“已经过去了，全过去了，”卢仁喃喃低语，头一低靠在她的肩膀上。“你就是太累了，可怜的孩子。你今天真的还要去比赛吗？”“三点钟。对手是莫泽。总的说来，我表现得……他们怎么说来着？”“异常出色，”她笑了。靠在她肩膀上的脑袋又大又沉—一套宝贵的装置，构造复杂神秘。一分钟后，她注意到他已经睡着了，便开始考虑现在如何把他的头移到某一个沙发垫子上。她极其小心地一点一点移动，总算移过去了。他现在半躺在沙发上，很不舒适地蜷着身子，枕在枕头上的脑袋蜡黄蜡黄的。霎时间一阵恐惧袭来，他会不会突然死去？她甚至摸了摸他的手腕，手腕倒是柔软温暖。她直起身来，肩膀上感到一阵疼痛。“好沉的头，”她望着熟睡的人低声说，然后悄悄地离开了房间，带走了她没有送成功的礼物。她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女服务员，便吩咐她过一个小时后叫醒卢仁，然后悄无声息地走下楼梯，走过洒满阳光的街道，朝网球俱乐部走去—一路上竟然还那么小心翼翼，尽量不弄出响声或做剧烈的动作。女服务员没有必要去叫醒卢仁—他自己醒过来了。醒来后马上做出艰苦的努力，回忆他睡着时做过的美梦。他根据经验知道，梦醒后如果不马上回忆，稍后点就再也记不起来了。他梦见他奇怪地坐在屋子中央，突然—是梦中常见的那种突然，荒诞却又幸福—他的未婚妻走了进来，拿出一个系着红带子的小盒子。她的穿戴也是梦中风格—白色的衣服，走路没有声响的白鞋。他想拥抱她，但突然觉得不舒服，头晕目眩。与此同时，她说起了报纸把他写得天花乱坠，但她母亲仍然不让他们结婚。也许还有更多的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可是他的记忆赶不上正在从记忆中消退的东西。他想无论如何不要让他好不容易从梦中截下来的回忆消散掉，便小心地动了动，往下捋了捋头发，摇铃叫服务员送饭，饭后还要比赛。这一天象棋展示了可怕的力量。他一口气下了四个小时，取得了胜利。可是他坐上出租车，车开了之后，他忘了这是要到哪里去，也忘了给司机看的是哪一张明信片，于是他索性等着看车会在哪里停下。

不过他还是认出了那所房子，房子里又是客人，客人—但在这里卢仁觉得只是回到了刚做的那场梦中，因为他的未婚妻悄声问他：“你怎么样了？病好些了吗？”—现实生活中的她怎么知道他梦中的情形？“我们生活在一场美梦中，”他对她轻轻说道，“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他四处望望，看见了桌子，看见了坐在桌子旁的客人面孔，还看见了这些面孔在大茶壶上的投影—在大茶壶上映出很特别的样子。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这么说这里的一切也是梦？这些人也是梦？这……这……”“轻点，轻点，你胡说什么呀？”她着急地低声说。卢仁却认为她说得对，不应该这么乱说把梦吓跑，让他们坐在那儿吧，让这些人暂且坐在那儿。可是这个梦最不寻常之处是周围显然都是俄国的东西，做梦的人离开那里已经很多年了。梦中的人物都在高高兴兴地喝茶，操着俄语交谈，那只糖碗也和他许多年前用过的糖碗一模一样，那是一个血色夏日的黄昏，他在阳台上用小勺从碗里往外舀砂糖。卢仁饶有兴趣而且有点喜悦地注意到他重返俄国了。尤其让他高兴的是，这种重返故国的感觉就像某一套象棋着法饶有趣味地重演一遍一样—这种情况一般是这样发生的：比如一套仅限于棋局测验的着法，理论上创立很久之后，突然在实战棋局中以惊人的相似面目又出现了一次。

然而，这场梦中自始至终都闪现着他真实的象棋生活，有时模糊，有时清晰。最后梦过去了，现实中只是旅馆里的夜晚，为象棋思考，为象棋无眠。他已经发明了一套应对图拉提开局的防守之策，着法凶悍，还在深思熟虑。他毫无睡意，思路清晰，心中排除了一切杂念，知道除了象棋，万事不过是美梦一场而已。梦中一位美丽的少女，眼睛清澈，露着双臂，她的形象渐渐模糊，化为乌有，就像月亮散去金色的光晕一般。当与周围他不能完全理解的世界接触时，他的理智之光常常会散去，由此失去了一半的力量。既然周围的世界已经变成了虚幻的梦境，再不用为它担惊受怕，他的理智之光便聚集起来，越来越强。真正的生活，象棋生活，有条不紊，层次分明，富有冒险色彩。卢仁颇为自豪地注意到，在象棋生活中，他轻车熟路，驾驭起来多么轻松，凡事都服从他的意志，听从他的安排。他在这次柏林大赛上弈出的一些棋局被行家们誉为不朽之作。有一局是在接连弃后、弃车、弃马之后取胜的。另有一局，他把一个兵放在一个要害部位，使它获得了绝对怪异的强大力量，还不停地发展壮大，就好像在棋盘上最细嫩的地方长了个疖子一般，害得对手吃尽了苦头。最后还有一局，他走出了貌似荒谬的一步，在周围观棋人中引起了一阵窃窃低语。哪知这是他给对手精心设计的圈套，待到对手察觉为时已晚。在这几盘对局中，在这次令人难忘的大赛上他弈出的其余对局中，他展示了惊人的清晰思路和冷酷无情的逻辑推理。不过图拉提也表现出色，也是一分接一分地取胜。他大胆的想象让对手有点像被催眠了一样迷迷糊糊。他屡屡凭棋运获胜，可以说他的棋运自出道至今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与卢仁一战将决定谁能夺冠。有些人认为卢仁的思路清晰机敏，会打破那位意大利人不可一世的幻想。也有些人预言攻杀凌厉、有饿虎扑食之势的图拉提会击败谋略深远的俄国棋手。他们相遇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卢仁醒来时发现自己穿戴齐全，甚至连大衣也穿好了。他看了看表，连忙起身，拾起掉在屋子中央的帽子戴上。这时他心神一定，环视一下屋里，想搞清楚他到底是躺在什么地方睡的觉。床上不皱不乱，长沙发上的丝绒也十分平整。他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从无法回忆的时刻起他一直在下棋—在他昏暗的记忆深处有一个聚光点，如同两面镜子反射着一根蜡烛，光点中卢仁坐在棋盘旁，接着又一个卢仁坐在棋盘旁，只是这一个小了一些，然后再一个，更小一点，就这么一个接一个，无穷地小下去。可是现在他晚了，他要迟到了，他得赶快动身。他迅速打开房门，又疑惑地停下了脚步。根据他对东西摆放的已有概念，棋赛大厅、他的棋桌和等候比赛的图拉提就应该在这里的。他没有看见这些东西，只看见一条空走廊和走廊尽头的楼梯。突然，楼梯那边出现了一个匆匆跑动的小个子男人，他看见了卢仁，伸出双手喊道：“大师，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等你，他们在等你，大师……我给你打了三次电话，他们说敲了门，你没有反应。图拉提先生已经入座好久了。”“他们把棋桌挪走了，”卢仁恼怒地说，抬起手杖指指空空如也的走廊，“我怎么不知道所有的东西要挪走？”小个子男人开始“你要是不舒服的话……”说，伤心地望着卢仁泛着白光的脸。“好，带我去那儿！”卢仁尖声叫道，手杖砰的一声捣在地板上。“好的，好的，”那人心烦意乱地低声说。卢仁紧盯着跑在他前面的那件竖起领子的小外套，开始征服这个搞不清楚的空间。“我们步行过去，”他的向导说，“一分钟就到。”卢仁认出了咖啡馆的旋转门，感到松了一口气，然后上楼梯，最后终于看到了他在旅馆走廊里一直在寻找的那些东西。一进门，他马上感到生命、镇定、清晰、信心等全都有了。“要大获全胜了，”他大声说道，黑压压的人群往两旁分开，让他过去。图拉提用法语低低念叨：“Tard，tard，très tard.”[9]这时卢仁才突然看清他的模样，还看见他一个劲地摇头。“Avanti，”[10]卢仁也用法语笑着说道。一张桌子出现在他二人中间，桌面上放着一张棋盘，棋子已经摆好，只等开战。卢仁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心不在焉地点燃。

就在这时，一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图拉提尽管执白先行，却没有摆出他著名的攻杀开局，卢仁想好的防御之策也就根本派不上用场了。不管是因为图拉提事先料到卢仁会有防御之策，还是因为他知道卢仁在这次大赛中表现了从容镇静的实力后决定谨慎行事，反正他今天用了最平常的开局着法。卢仁见自己的功夫白下了，一时间颇觉遗憾，不过他无论如何还是高兴的：这样开局给了他更多的应对自由。更让他高兴的是，图拉提显然怕他。另一方面，图拉提选择简单幼稚的开局着法，其中毫无疑问暗藏玄机，卢仁也决定特别小心地应对。起初局面进展得非常轻柔，非常轻柔，像装了弱音器演奏的小提琴。两位棋手谨慎地运子谋势，向前走走这个，再走走那个，彬彬有礼，没有一点威胁对方的迹象。即使有点威胁意向，那也完全是例行着法—更像是给对手发出暗示，让他最好在那里做好防御。对手则会微微一笑，仿佛每过一招都是无足轻重的玩笑，然后他加强一下那个地方的阵形，再徐图进展。突然在毫无朕兆的情况下，一根琴弦轻轻拉响。这是图拉提的一个子控制了一条斜线。不过卢仁一方立即也自动响起一丝轻柔的旋律。有一阵子，神秘的变招可能性在微微抖动，然后局面又归于平静：图拉提退了回去，深藏不露。又有一阵，双方好像无心进取，各自只顾清理自己的地盘—仿佛在家里喂喂孩子，搬搬东西，整理整理一般—突然间局面又一次紧张起来，声音急速地组合：两股小部队遭遇，双方马上同归于尽。随着手指熟练而短暂地一动，卢仁从棋盘上取下了已不再是无形的力量而只是一个沉甸甸的黄颜色棋子的小兵，放在棋桌上靠他这一边。图拉提的手指在空中一闪，一个不起作用的黑色小兵头顶闪闪一亮，也落下来放在了棋桌上。取掉了这两个突然变成两块木头的棋子之后，两位棋手似乎恢复了平静，忘记了刚才短暂的火力交锋。然而刚才吃子时引起的棋盘本身的颤动尚未完全平息，眼看着棋局又风起云涌……不过刚才的响声没有成功地奠定理想的局面，另有一个深沉、昏暗的音符在别的地方响起，两位棋手放弃了仍在颤动的区域，对棋盘上的另一部分发生了兴趣。不过在这一块，几经较量仍未见分晓。棋盘上最有分量的几个子相继冲锋三四次，发出号角般的响声，然后又出现了一次子力交换，又有两枚棋子变成了涂着清漆、闪闪发亮的雕刻木偶。接下来是一次长考，持续了好长时间，这期间卢仁从棋盘上的一个点算起，算了十来套变着，等于头脑里下了十来盘棋，结果盘盘皆输。然后他的手指摸索起来，终于找到了一套迷人的、稍纵即逝的、水晶般透明的着法。图拉提刚应了一步，他这一整套着法便轻响一声，顷刻土崩瓦解了。不过图拉提走完这一步后也难有作为，双方便为抢时（时间在象棋世界里是残酷无情的）而重复走了两步相同的着法—一攻一守，又一攻一守—不过与此同时，双方一直在思考与这几步机械走法完全不同的最为狡猾的变着。图拉提终于决定冒险一搏—棋盘上顿时掀起了音乐的风暴。风暴中卢仁坚持不懈地寻找他需要的那个细微而又清晰的音符，好在他出招时将它放大、增强，化为雷霆之声。现在棋盘上的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一切都集中在一个想法上，局面越来越紧张。两个棋子从棋盘上消失，局势暂时缓解了，然后又动荡起来。卢仁的思想在神奇而又可怕的迷宫里游荡，时不时与图拉提焦虑的思想相遇，他和卢仁在寻找同样的东西。两人同时意识到白方注定不能按自己的计划进展下去了，他眼看要奏响败局之音。图拉提连忙兑子求和，棋盘上的子力数目又一次减少。新的变着可能性出现了，但仍然没人敢说哪一方占优。卢仁准备发动攻势，为此他首先需要在变着的迷宫里探索一番，每探一步都会引起惊险的回声。于是他开始长考：看起来他好像有必要作最后一搏，他将会找到通向胜利的神秘着法。突然，在他体外发生了什么事，一阵烧灼疼痛—他大叫一声，甩一甩被一根火柴的火焰烫了一下的手。原来他刚才点燃了一根火柴，却忘了用它去点烟。疼痛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在这冒火的瞬间他看到了无法忍受的可怕事情，看到了象棋这个无底洞深处的恐怖景象。他扫了一眼棋盘，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困得脑子都萎缩了。但是盘上的棋子没有怜悯之心，仍抓住他不放。这里面有恐惧，但也有唯一的和谐乐声。世上除了象棋还有什么呢？只有雾，不可知的、无形的雾……他注意到图拉提不再坐着，他站着伸懒腰。“封盘了，大师，”身后传来的一个声音说，“记下你的下一步棋。”“不，不，现在还不能封盘，”卢仁央求道，眼睛在找说话的人。“今天就到这里，”那个声音继续说，还是从身后传来，是一种旋转的声音。卢仁想站起来，但站不起来。他看到自己已经连同椅子一起退到了后面，观棋的人群迫不及待地扑向棋盘，那里是他倾注了全部生命的地方。他们又是争吵，又是喊叫，还快速地把棋子往这里挪挪，往那里摆摆。他又一次使劲站起来，可还是站不起来。“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他伤心地说。人群黑沉沉的后背错落出一些窄缝，他想透过这些窄缝看清棋盘。那些后背越缩越小，最后消失了。棋盘上的棋子现在都混在了一起，胡乱挤在各处。一个鬼影走了过去，停下来，“彻迅速地将棋子装进一个微型棺材里。底结束了，”卢仁说，说着扭着身子使劲从椅子上站起来，挣得他连连呻吟。几个鬼影仍然站在附近，讨论着什么。天很冷，也相当黑。几个鬼影正在往外搬棋盘和椅子。变了形的、透明的棋子形象在空中游荡，你往哪里看都能看见它们。卢仁意识到自己卡住了，迷失在他最近冥思苦想的一个着法中。他苦苦挣扎着想解脱出来，找一个地方求得解脱—哪怕失去自身的存在。“我们走，我们走，”有人喊叫着，在砰的一声门响后消失了。就他一个人还没有走。他的视线越来越模糊，大厅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模糊不清，每一样东西都在将他的军。他必须躲开将军，便移动一下，结果整个肥胖的身体颤抖起来。他根本想象不出该怎么做才能离开一个房间—应该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才对。突然，一个白胸脯的黑影开始在他身旁移动，递给他外套和帽子。“为什么要穿衣戴帽？”他喃喃低语着，把胳膊伸进衣袖里，又同那个照顾他的鬼影一起从旋转门里转出去。“这边走，”鬼影轻快地说，卢仁便向前迈步，走出了那个可怕的大厅。一看见楼梯，他就开始往上走，但接着又改变主意往下走，因为下楼要比上楼轻松。他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乌烟瘴气的屋子，里面坐着吵吵闹闹的鬼影。屋子里到处都在展开攻杀—他推开桌子，推开一只桶，桶里冒出一个镀金脖子的玻璃小兵；还推开一面鼓，一个弓背浓鬃的马形棋子敲得鼓咚咚响。他开出一条路来，通向一个缓缓旋转、闪闪发亮的玻璃门。他停下了脚步，不知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屋里的人拥了过来，想帮他一把。“走出去，走出去，”一个沙哑的声音反复说。“可是去哪儿呀？”卢仁说，哭泣起来。“回家，”另一个声音讨好一般地低声说，同时有什么东西抵在他的肩头。“你说什么？”他又问道，突然不哭了。“家，家，”那声音重复道。闪闪发亮的玻璃门接纳了卢仁，一转把他甩进了阴冷的黄昏中。卢仁笑了。“家，”他轻柔地说，“这就是拆解难题的关键着法。”

必须赶快回家。每耽搁一分钟，这些进展神速的棋步会重新将他包围。他现在被围在黄昏昏暗、厚重、棉絮一般的空气之中。他问身边闪过的一个鬼影，去他家乡下的庄园怎么走。鬼影听不懂他的话，走了过去。“等一下，”卢仁说，但已经太晚了。于是他摆动两条短胳膊，加快了步伐。一束淡淡的光束飘过，刷地哀叹一声化成了碎片。在这种捉摸不定的雾气中，很难、很难找到回家的路。卢仁觉得应该一直朝左边走，然后会有一大片树林，一旦进了这片树林，他就会很容易地找到回家的路。又一个鬼影闪过。“树林在哪儿？那片树林呢？”卢仁迫切地问。他看这个词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就换个同义词试试：“森林？林地？”他喃喃说道。“公园？”他不甘心地又问了一句。这时鬼影指指左边，就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卢仁暗暗怪自己走得太慢，时刻觉得有人在追赶他，于是迈开大步朝鬼影指的那个方向走去。果然是树林—他突然被围在树木中间，羊齿草在脚下发出被踩裂了的响声，四周安静、潮湿。他沉重地瘫在地上，坐着起不来，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泪流满面。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从膝头拿掉一片湿树叶，绕着几棵树干转了一阵儿后，找到了那条熟悉的小径。在走过那片泥泞地面时，卢仁不停地念叨：“Marsch，marsch，”[11]为自己加油。他已经走了一半路了。很快就会是小河和锯木厂，然后庄园的房子就会从光秃秃的灌木丛后面显露出来。他要藏在那儿，靠吃大大小小的玻璃罐里面的东西生活。神秘的追赶已经远远甩在了后面，你现在抓不着他了。是抓不着了。但愿喘气容易点，那该多好。要是两边太阳穴不这么疼了该多好，这钻心的疼痛……小径弯弯曲曲地出了树林，上了一条横向的公路，再远处是一条河，在黑暗中闪现。他还看见了一座桥和桥那边一堆黑沉沉的建筑物。起初的一会儿，他还以为那边映衬在黑暗天空下的建筑就是他所熟悉的庄园三角形屋顶，上面装有黑色避雷针。但他马上意识到这是象棋众神布下的妙局，因为原来桥上的栏杆组成了几个巨大的女人形状，在雨中闪闪抖动，河面上有一个奇怪的倒影在跳舞。他沿着河岸走去，想找到另一座桥。那座桥上铺着厚厚的锯末，你踩上去双脚就会陷进去。他找了很久，终于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找到了一座狭窄、寂静的小桥，心想从这里无论如何可以平稳地过去。不过河对岸一切都很陌生，灯光闪来闪去，黑影到处滑动。他知道庄园就在这一带的什么地方，就在附近，只是他正在从一个不熟悉的角度向那里走去，一路上找得多艰难啊……他的两条腿，从屁股一直到脚后跟，都密密实实地灌满了铅，如同象棋棋子底部灌上铅，掂起来沉甸甸的。灯光渐渐消失了，鬼影也稀少起来，一阵黑暗如巨浪铺天盖地而来，将他吞没。借助最后一点反射出来的光线，他认出了一个前门的花园和两簇圆形的灌木丛，他觉得也认出了磨坊主的房子。他朝着篱笆伸出了一只手，但就在这时，不可一世的疼痛从天而降，直压他的头顶，将他彻底击垮。他恍惚觉得自己越变越扁，平瘫在地，然后无声无息地耗散殆尽。

[1]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

[2]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女孩。

[3]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俄国中世纪英雄。

[4] 法语，我摆正棋子。国际象棋术语，在摸棋子之前说“我摆正棋子”，以防对手利用摸哪个子就必须走哪个子的规则强迫他走那个触摸了的棋子。

[5] 法语，谢谢，谢谢。

[6] 德语，一点也不。

[7] 拉丁文，事后。

[8] WhiteArmy，苏联建国初期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间的内战中反对苏联共产党的军队，主要由支持沙皇的保皇党、军国主义者、自由民主分子和温和社会主义者组成，与红军对立。

[9] 法语，来迟了，来迟了，太迟了。

[10] 法语，幸会。

[11] 德语，前进，前进。

▇

人行道打滑，突然高起形成一个直角，又突降下去。冈瑟直起身，沉重地喘着气。他的同事扶着他，也摇摇晃晃的，不停地说：“冈瑟，冈瑟，尽量往前走。”这时冈瑟站得很直了，经过这次短暂的停顿（这样的停顿不止一次了），两人沿着这条夜里空无一人的街道继续往前走。街道交替地先是缓缓向着星星的方向上坡，然后又下坡。冈瑟是个结实健壮的大块头，酒喝得比他的同事多。他的同事名叫库尔特，全力扶着冈瑟，尽管啤酒正在他脑袋里打雷一般地闹腾。“在哪儿……在哪儿……”冈瑟使劲问道，“其他人都在哪儿？”一会儿前，他们围坐在一张橡木桌旁，有三十来个人，都是头脑清醒、工作努力的快乐小伙子，唱着歌儿，叮叮当当地碰着酒杯，庆祝他们中学毕业五周年。然而现在，他们开始四散回家，马上发现他们被反胃、昏暗和这条人行道令人绝望的坎坷不平所包围“。其他人在那边，”库尔特答道，胳膊伸展开来比划了一下。这个讨厌的动作竟然让最近的那面墙有了生命。只觉得那墙先往前倾斜，又缓缓直立起来。“他们走了，都走了，”库尔特伤心地解释着。“不过卡尔在我们前面，”冈瑟说，说得又慢又清楚。一阵有劲的风带着啤酒气味吹来，吹得两个人同时拐到一边。他俩站住脚，倒退了一步，又继续往前走。“我在给你讲，卡尔在那边，”冈瑟不高兴地又说了一遍。果然人行道边坐着一个人，头低垂着。他俩没有估计准自己走动的冲力，一下子走过了头。好不容易走近那人，那人咂咂嘴巴，缓缓朝他二人转过身来。对，是卡尔。不过这是个怎么样的卡尔啊—一脸茫然，目光呆滞！“我只是歇会儿，”他说道，声音呆板。“一会儿接着走。”这时一辆打着空车旗形标识的出租车突然从空无一人的柏油路上缓缓开了过来。“拦住它，”卡尔说，“我要它拉我。”车开到了跟前。冈瑟想扶卡尔站起来，但老被卡尔绊倒，库尔特则使劲地拽一只套着灰色鞋罩的脚。出租车司机从驾驶座那一头好心地鼓励他们加油，然后又爬出来施以援手。那个胡乱扭动的瘫软身体总算从打开的车门中塞了进去，车立即开走了。“我们差点儿也上车走了，”库尔特说。站在他旁边的人叹了口气，库尔特扭头一看，竟是卡尔—这就是说刚才出租车拉走的不是卡尔，而是冈瑟“。我来帮你一把，”库尔特歉疚地说，“我们走。”卡尔斜靠着库尔特，孩子般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两人同时挪动脚步，开始穿过起伏不平的柏油路，到对面去。“这里又有一个，”库尔特说。一个没戴帽子的胖男人蜷缩成一团躺在人行道上，就在一个花园的篱笆旁“。可能是普尔沃玛彻，”库尔特喃喃说，“你知道这几年他彻底变了个人似的。”“他不是普尔沃玛彻，”卡尔答道，挨着那人在人行道上坐下来，“普尔沃玛彻是秃顶。”“不是他没关系，”库尔特说，“这个人也得送回家去。”于是他们抓住那人的肩膀想把他拉起来，结果他俩差点摔倒。“别碰坏了篱笆”卡尔提醒说。“得送他回去，”库尔特又说了一遍。“他也许是普尔沃玛彻的兄弟，也住在那边。”

这个人显然睡得香极了。他穿着一件黑色外套，翻领上有丝绒饰带。肥胖的脸面，沉重的下巴，肿胀的眼皮在街灯的灯光下显得又光又亮。“我们等出租车吧，”库尔特说，学着卡尔刚才的样子盘腿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这一晚总会过去的，”他非常自信地说，然后望着天空又说，“它们是怎么转动的？”“你是说星星？”卡尔说。两人一动不动地坐着，仰望着奇妙的、淡淡的、星云浩渺的夜空，星星汇成拱形的河“。普尔沃玛彻也在看，“不，”一阵沉默后库尔特说。他在睡觉，”卡尔反对道，瞥了一眼那张一动不动的胖脸。“是在睡觉，”库尔特也同意。

一束光掠过柏油马路，还是那辆好心地把冈瑟送到某个地方的出租车，这时轻轻地驶过来，停在人行道旁。“又一个？”司机笑道，“他们刚才可以一起走的。”“可是去哪儿呀？”卡尔问库尔特，要睡着了一般。“肯定有地址之类的东西—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找找……”库尔特含含糊糊地回答道。两人摇摆着身子，还不由自主地点着头，朝那个一动不动的男人俯下身去。那人的外套没有系扣子，这倒给他们提供了方便，好进一步搜索搜索。“丝绒背心，”库尔特说，“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就在第一个口袋里，他们发现了一张对折起来的明信片，拿到他们手里，就裂成两半了。其中写着收信人地址的一半掉了下去，消失得无踪无影。不过在剩下的那一半上，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地址。这个地址从明信片的一头写到另一头，下面还画了一道粗粗的加重线。明信片的另一面只有一条直线，靠左的一头断了。不过，即使把掉下去找不着了的那半面找了回来，和现在这半面拼在一起，那条直线的意思照样是搞不明白的。库尔特把上面的俄语当成拉丁文念了念，这倒情有可原。他们将明信片上的地址告诉给出租车司机，然后又得把那个一动不动的沉重躯体抬进车里，司机这一回又施以援手。出租车的车门上印着很大的棋盘方格—这是柏林出租车的装饰图案—在街灯的照耀下很显眼。最后，塞得满满当当的出租车终于开走了。

卡尔在路上都睡着了。他的身体，那个不认识的人的身体，还有坐在座位下边的库尔特的身体，每逢拐弯时，都轻轻地、不由自主地相互碰撞。后来库尔特挤到了座位上，卡尔和不认识的那个人的大半个身子掉在了座位下边。车停了，司机打开门，猛一下还数不清车里到底坐了几个人。卡尔马上醒了过来，但那个没戴帽子的男人还和刚才一样一动不动。“我很好奇你们现在要拿你这位朋友怎么办，”司机说。“他家的人说不定正等着他呢，”库尔特说。司机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而且今晚拉了足够多的重量，于是竖起棋形标识报车费。“我来付，”卡尔说。“不，我来付，”库尔特说，“我先看到他的。”这条理由说服了卡尔。费了很大的气力出租车总算空了下来，开走了。三个人还在人行道上，其中一个人躺着，头靠在一级石头台阶上。

库尔特和卡尔叹着气，摇摇晃晃地走到街中央，然后对准房子里唯一一个亮着灯的窗户扯开嗓子喊起来。没想到马上有了反应，洒满灯光的百叶窗微微抖动，拉了起来。一个年轻的女人向窗外张望。库尔特不知该怎么说起来由，只是嘻嘻地笑。然后他回过神来，鲁莽地大声喊道：“小姐，我们带回了普尔沃玛彻。”女人没有回答，百叶窗哗啦一下放了下来。不过可以确定她还在窗子旁边。卡尔拿不准她还在不在窗子旁，便朝着窗子说：“我们在街上发现了他。”窗帘又拉了起来“穿一。件丝绒背心，”库尔特觉得有必要作此说明。窗户旁没有人了，不过一会儿后房子前门后面的黑暗消失了，透过门玻璃出现了灯光照亮了的楼梯，从底部到第一个楼梯平台都是白色大理石砌成的。不等这段新出现的楼梯在灯光中完全定型，就有两条飞速跑动的女人小腿出现在楼梯上。钥匙在门锁里焦急地转动，门打开了。人行道上躺着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矮胖男人，脊背靠在台阶上。

与此同时，楼梯上还在不停地产生出人来……一位绅士穿着卧室里穿的拖鞋，黑裤子，浆过的无领衬衣。他后面是一个脸色苍白的矮胖女仆，光脚穿着拖鞋。每一个人都俯下身子去看卢仁，两个完全喝醉的陌生人一个劲地解释着什么，边说边不好意思地咧嘴笑。其中一个一再出示那半张明信片，像出示请柬似的。五个人抬着卢仁上楼梯，他的未婚妻托着那颗沉重、宝贵的头颅。突然楼梯上方的灯灭了，未婚妻叫了一声。黑暗中一切都在摇晃。有撞击声，有拖脚走动声，有喘气声。有人往后退了一步，用德语念了一声上帝。灯又亮了时，两个陌生人中的一个正坐在一级楼梯上，另一个则压在卢仁的身子下面。楼梯稍高处，就在转弯的平台上，站着那位母亲，穿着华丽的刺绣睡袍，瞪着一双突出来的明亮眼睛打量着那个一动不动的身躯。她的丈夫正在托着这个身躯，一边呻吟，一边咕哝，那颗可怕的大头颅压在她女儿的肩膀上。他们把卢仁抬进了客厅。两位年轻的陌生人双脚一碰，并拢起来立正好想做自我介绍，同时躲开摆满瓷器的小桌子。很快所有的房间他们都去过了。他们无疑是想离开，却又没找到去前厅的路。所有的沙发他们都坐过了，浴室也去过了，过道里的衣箱上也坐过了，还是没有办法摆脱他们。他们到底是几个人现在不清楚了—数字在变动，模模糊糊。不过一阵儿后他们消失了，女仆说她领出去了两个，其余的肯定还散落在附近。她还说酗酒能把男人毁掉，她姐姐的未婚夫也喝酒。

“恭喜恭喜，他喝醉了，”女主人望着卢仁说。卢仁像个死尸一样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衣服脱掉了一半，盖了一条膝毯。“恭喜恭喜。”奇怪的是，卢仁喝醉了她反而高兴，让她对卢仁产生了一种热情。在这样的纵酒狂欢中，她探出了正常的人性，甚至是一种勇敢，一种气魄。这是一种境界，她认识的人，好样的人，快乐的人，会在这种境界中找到自我（。为什么不放纵呢？她推论起来：在这混乱的时代，人遭受磨难失去了平衡，所以我们的俄国小伙子时不时喝些酒，在绿色飞龙[1]中寻得安慰，醉生梦死，又有何奇怪。）可是最后发现卢仁身上根本没有散发出伏特加或葡萄酒的气味，他睡得也很怪，一点不像个醉汉，她颇为失望，也责怪自己竟然指望卢仁身上会出现什么正常的人性迹象。医生天亮时来了，给他做检查，这时他脸上发生了一点变化。他的眼皮抬了抬，昏暗的眼睛从眼皮底下朝外张望。直到这时候，他的未婚妻才从失魂落魄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从看见卢仁躺在门前台阶旁时，她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其实她早就预料到要出事，但事态如此可怕，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昨晚卢仁没有像平常一样来拜访他们，她给那家象棋咖啡馆打了电话，对方回答说比赛已结束很长时间了。她又往旅馆打电话，答复说卢仁还没有回来。她出门到街上去，心想卢仁也许正等在上着锁的门口。然后又往旅馆打电话，还问她父亲是否应该通知警察。“胡说，”她父亲果断地说，“他身边肯定有很多朋友。他参加聚会去了。”但她分明知道卢仁根本没有朋友，到处不见他肯定出了想不到的事。

此刻她望着卢仁宽阔苍白的脸，心里充满了怜悯，又痛苦，又担心，好像她心里要是没有这样的怜悯之情，她的生命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个与世无争的人四肢伸开躺在大街上，软绵绵的身体被一帮醉鬼搬来搬去，这真是不能想象的事情。他神秘地晕倒在地，人人却都以为是寻欢作乐之人烂醉如泥、当街而卧，还盼着从他无可奈何的静睡中传来旁若无人的鼾声。一想到这些，她就无法忍受。如此可怜，如此痛苦。他身上这件过时的、奇怪的背心，谁看了都要掉泪。还有那可怜的卷发，那白净的脖子，像个孩子的脖子一样全是褶皱……这一切都怪她……她没有照顾好他，没有照顾好他。她应该寸步不离地陪伴在他身边，不让他下那么多的棋……幸亏没有汽车从他身上碾过去，多悬啊。这么下棋会把他累垮、累瘫的，她怎么就想不到呢？……“卢仁，”她微笑着说，好像他能看到她笑似的，“卢仁，一切都好了。卢仁，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卢仁被送到疗养院后，她马上去旅馆取他的东西。起初他们不让她进他的房间，这就引起了一长串的解释，一个无礼的旅馆雇员还往疗养院打了电话。然后她还得付卢仁上个星期的旅馆费，身上的钱不够，又要费一番口舌。她觉得人们对卢仁的嘲笑和愚弄似乎还在继续，想到这里要忍住眼泪太困难了。房间部的女服务员过来帮忙，她嫌她手脚太笨，打发走了。她开始自己动手整理卢仁的东西，怜悯的心情达到了极点。他的东西中有一些肯定是他随身带了多年的东西，平时不予理睬，却又舍不得扔掉—都是些用不着、想不到的东西：一条帆布腰带，装有一个S形的金属扣，侧面有一个皮制口袋；一把表链上用的微型小刀，上面镶有珍珠母；一套意大利明信片—上面都是蓝天、圣母像、维苏威火山上方笼罩着淡紫色的薄雾。还有一些毫无疑问是圣彼得堡的东西：一个装有红白算珠的小算盘；一本翻页台历，翻到一九一八年，这一年开始完全不用旧历了。所有这些东西都随意放在一个抽屉里，和一些很干净但压皱了的衬衣放在一起。衬衣带有彩色条纹，袖口都是浆过的，让人想起久远的岁月。在这些东西中，她又找到了一顶在伦敦买的可折叠歌剧帽，里面放着一个叫瓦伦提诺夫的人的名片……卫生用品实在太差了，她决定扔在那儿不要了—还决定买一块新的橡胶洗澡海绵代替那块让人无法相信的丝瓜络。还有一副象棋，一个装着象棋记录和图表的硬纸盒，一堆象棋杂志。这些东西她单独打了一个包：他现在不需要这些了。旅行袋和小箱子装满了，也锁好了，她再一次检查了各个角落，从床下取出一双没有鞋带的棕色鞋，破旧得令人吃惊。卢仁就是用它当卧室拖鞋用，她小心地给推回到床底下去了。

离开旅馆后她又去了象棋咖啡馆，因为她记起一直没看见卢仁的手杖和帽子，也许是他忘在了象棋咖啡馆里。比赛大厅里有许多人，图拉提正站在衣架旁得意洋洋地脱外套。她意识到现在正是比赛即将重开之时，这里还没人知道卢仁病了的消息。没关系，她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想。让他们等着去吧。她找到了手杖，但到处找不见帽子。她怀着仇恨的心情瞥了一眼已经摆好棋子的小桌子，又看了看肩膀宽阔的图拉提。他正搓着双手，像男低音歌手一样深呼吸清理嗓子。她飞快地离开了咖啡馆，重新钻进出租车。车顶上架着卢仁的棋盘花格小箱子，箱子的绿颜色引人注目。然后她返回了疗养院。

昨晚的年轻人又出现在她家时她不在。他们是为了昨晚深夜贸然打扰来道歉的。这次他们穿戴整齐，行了后退一步再躬身的大礼，然后询问了他们昨晚送回来的那位先生的情况。他们受到了感谢，感谢他们送他回来。出于礼节，又告诉他们他昨晚和朋友们聚会狂欢，今天睡过了头，不知为何还没醒。昨天是他的订婚大喜，他的同事们聚会为他庆贺。两位年轻人坐了十分钟后，满意地起身告辞。大约就在同时，一个和棋赛组委会有某种关系的小个头男人来到了疗养院，他心烦意乱。他没有得到允许见着卢仁。接待他的是一位沉着镇静的年轻女士，冷冷地通知他说卢仁疲劳过度，不知何时才能重回棋桌边。“太可怕了，难以置信，”小个子男人悲伤地说了三四遍。“一盘没下完的棋！如此精彩的棋局！向大师转达……向大师转达我焦急的问候，最诚挚的祝愿……”他无可奈何地挥挥手，摇着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

报纸上登了一则通告，称卢仁此次大赛的关键一局没有下完便精神崩溃病倒了。据图拉提所讲，此局黑方必输，因为f4位上的兵是全局弱点。各家象棋俱乐部的专家们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双方形势，对每个子可能的后续走法一一探寻，注意到白方的弱点在d3位上，不过没有人能够找出毫无争议的取胜途径。

[1] green dragon，一种在烈性酒（一般是伏特加）中加入从大麻叶中滤取的某种物质混合而成的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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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终于来临了。长久以来的怨言终于爆发了出来。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争吵，不顾体面地高声吵，也吵不出个结果。当时她刚刚从疗养院回来，正在饥肠辘辘地吃热荞麦麦片粥，边吃边说卢仁已有好转。她父母交换了一下眼神，风暴就此开始了。

“我希望，”她母亲接着她的话音说道“，你已经放弃了你疯狂的想法。”“再来一盘，”她说，将盘子伸向前来。“摆脱让你踌躇不决的感情，”她母亲继续说，这时她父亲迅速接过火把。“对，”他说，“摆脱踌躇不决的困境吧。这些天来你母亲闭口没提这事，如今你朋友的状况稳定下来了，你必须听听我们的意见。你自己明白，我们的主要愿望，担心，目的，总而言之……都是为你好，希望你幸福，等等。可眼下这事……”“这事放在当年我身上，我父母一句话就禁止了，”母亲插话道，“就这么简单。”“不，不，这种事情哪能简单地一禁了之？你听我说，宝贝儿。你现在不是十八岁，而是二十五岁了。再说我看不出所发生的这一切有什么迷人之处或有什么诗意。”“她就是故意气我们，”她母亲又一次打断她父亲的话，“这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噩梦……”女儿终于开口“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了，从低垂的眉头下冲他们微笑。她把两只胳膊肘轻轻地支在桌子上，先看看父亲，然后又看看母亲。“我们在实话实说，现在是你停止犯傻的时候了，”她母亲叫了起来，“实话实说，嫁给一个身无分文的怪人是胡闹。”“唉，”女儿感叹一声，伸开胳膊放在桌子上，把头靠在胳膊上。“我倒有个主意，”她父亲又说开了，“你不如去意大利湖区，和妈妈一起去。那里有天堂般的美景，你都想象不出有多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伊索拉·贝拉……”她乐得肩膀乱晃，使劲控制着没笑出声来。然后她抬起头，还在轻轻地笑着，眼睛也没睁开。“你到底想怎么着？”她母亲问道，砰地一拍桌子。“首先，”她答道，“你别嚷嚷。其次，等卢仁彻底恢复健康。”“伊索拉·贝拉的意思是美丽的岛，”她父亲连忙说，同时意味深长地向妻子做了一个鬼脸，暗示这事由他一人来处理，“你想想……蔚蓝色的天空、暖洋洋的天气、木兰花、斯特雷萨的高档宾馆—当然还有网球、舞会……我特别记得—你怎么叫它们来着—那种能发光的小虫……”“行啦，接下来怎么办？”母亲欲知下文，强行插话问道。“接下来嘛，就是你们那位朋友—如果他不死的话……”“死不死是他的事，”女儿说，尽量说得平静，“我不能抛弃他。我也不愿意抛弃他。句号。”“那你就和他一起进疯人院—疯人院就是你的归宿，我的孩子！”“疯还是没疯……”女儿带着颤抖的微笑开始说。“难道意大利吸引不了你吗？”父亲叫道。“这孩子疯了。你不能嫁给这个棋呆子！”“你自己才是呆子。只要我愿意，我就嫁给他。你是个心胸狭窄的坏女人……”“好啦，好啦，好啦，再别吵了，再别吵了，”她父亲咕哝着说。“我不许他再迈进这个家门，”母亲喘着粗气说，“就这么定了。”女儿开始不出声地哭，离开餐厅，走过餐具柜时在一个柜角上碰了一下，气得骂了一句：“该死！”餐具柜被她这么一碰，发出了一阵经久不息的震荡。

“这也有点太严厉了，”她父亲低声说道，“当然我不是护着她。不过你知道，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那个男人太累了，所以崩溃了。也许经此打击之后他倒真的变好了。你注意点，我想我该去看看她在做什么。”

第二天，他同一个著名的精神病专家进行了一次长谈，卢仁现在就住在他的疗养院里。这位专家蓄着一大把亚述人的黑胡子，在听他的谈话对象讲话时，湿润、亲切的眼睛总是不可思议地一闪一闪。他说卢仁不是癫痫病，也不是越来越严重的瘫痪病，他现在的情形是长期高度紧张所致。一旦有可能和卢仁进行理智的交谈，就应该马上让他铭记盲目地热爱象棋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他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放弃他的职业棋手生涯，过一种绝对正常的生活“。这样的人能结婚吗？”“为什么不能呢—只要他不是阳痿，”教授亲切地笑道，“再说了，结婚对他有好处。我们的病人需要关怀，需要照料，需要分散注意力。目前只是理智暂时被遮蔽，现在正逐渐好转。就我们推断所及，他彻底康复指日可待。”精神病专家的话在家里引发了一场小小的轰动。“这就是说象棋玩完了？”母亲满意地说，“那么他还剩下什么呢—纯粹精神病？”“不，不，”父亲说，“没有精神病的问题。他会恢复健康。魔鬼不像画家画的那么黑。我说‘画家’—你听见吗，宝贝儿？”然而女儿没有笑，只是叹了口气。说实话，她觉得累极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疗养院里，那里的环境难以置信地累人。她周围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夸张的白色，身着白色的护士们悄无声息地走动。卢仁一动不动地躺着，脸色仍然十分苍白，下巴上的胡须越长越长，身上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衣。有时候他会在被单下面抬抬膝盖或轻轻动一下胳膊，脸上掠过一丝表情变化，还有时候眼睛里会露出几近于理智的光辉。这些现象都不假—但是，眼下不论说什么，有一条不容置疑，那就是他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一种令人烦恼的静止不动，盯着它，要从中找出一丝生命迹象，真是太累了。要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也是不可能的—这么一个淡黄的额头，时不时随着神秘的内部运动而皱动一下，目光太想穿透它，刺破那团费力抖动的迷雾。这团迷雾之所以那么抖动，也许是为了释放自己，好凝聚成独立的个人思想。对，有动静，有动静的。没有形状的雾渴望形成轮廓，渴望具体形状。有一次黑暗中出现了点什么，一道镜子那样的闪光，卢仁在这昏暗的光线中看到了一张脸，蓄着带卷的黑胡子。这是一个熟悉的形象，一个孩提时噩梦中常见的人。昏暗的小镜子中的那张脸越来越近，突然间清晰的空间模糊起来，一片雾蒙蒙的黑暗，还有缓缓消散的恐惧。就在过完不知多少个黑暗的世纪后—一个仅有的人世间的晚上—那道光又出现了，突然间有什么东西迸发出耀眼的光亮。黑暗分开了，虽然没有消失，但只呈现出一个慢慢淡去的阴影框的形状，框的正中间有一扇闪亮的蓝色窗户。小小的黄色树叶在那片蓝色中闪动，在一棵白色的树干上投下了斑驳的阴影，树干靠下方的部分被一棵枞树深绿色的爪子遮住了。突然眼前的景象充满了生机，树叶开始抖动，斑点爬满了树干，绿色的爪子在摇摆。卢仁不能承受这一切，闭上了眼睛，然而光亮仍然在他闭起的眼睑下闪动。我曾经在这些树底下埋过什么东西，他快活地想。就在他似乎正要想起树下究竟有什么的时候，他突然听到头上方传来簌簌响声，还有两个人平静说话的声音。他开始听，想弄明白自己这是在哪里，为什么他的额头上放着柔软冰凉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眼睛。一个身穿白衣的胖女人正伸开手掌放在他的额头上—窗户里闪耀着同样欢快的亮光。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正巧看见了别在她胸前的一只小表，便舔了舔嘴唇，问现在几点了。他周围立即开始动了起来，女人们低声说话，卢仁吃惊地发现他能听懂她们的语言，甚至自己也会说这种语言“。Wie spŠt ist es—现在几点了？”他先用德语说，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上午九点，”其中一个女人说，“你感觉怎么样？”他往窗子外看，要是略微抬起身子，就能看见一道树篱，上面也有斑驳的阴影。“显然我这是回家了，”卢仁沉思着说，又将他觉得又轻又空的头落到枕头上。有一阵他听见低语声，还有玻璃制品轻轻的叮当声……正在发生的这一切都很荒唐，但其中有叫人高兴的事。令人惊讶的好事情就是躺着一动不动。就这样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醒来时又看见了俄国秋天的蓝色光辉。不过有些情况变了，有个不熟悉的人出现在他的床边。卢仁转过头来：床右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身穿白衣的男人，蓄着一大把黑色胡子，笑眯眯的眼睛关切地看着他。卢仁隐隐觉得他长得像磨坊里的那个农民，不过这人一说话，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马上消失了。[1]他和气地问。卢仁用德语问。“Karasho？”“你是谁？”“一个朋友，”这位先生答道，“忠实的朋友。你病了，不过现在已经好了。听见了吗？你已经全好了。”卢仁开始思考这些话，但那人没容他想完又充满同情地说，“你必须静卧。休息。多睡觉。”

就这样，卢仁经历了一次长途旅行回来了。一路上丢失了大部分行李，现在要回想起都丢了什么太麻烦了。恢复的最初几天既平静又顺利：身穿白衣的女人们给他吃好吃的东西，那位迷人的大胡子男人来给他说好玩的事情，用玛瑙一般的目光看他，看得卢仁全身沐浴在温暖之中。不久卢仁开始注意到屋里还有别的人—一种扑扑跳动的、难以捉摸的存在。有一次他醒来的时候，那人悄无声息地匆匆走开了，又有一次他半睡半醒，那人极其轻柔、显然熟悉的低语声开始在他身边响起，接着马上又停了下来。暗示开始闪动在那个大胡子男人的谈话中，涉及什么神秘的、快乐的事情。它充满在周围的空气中，充满在窗外秋天的美景中。它在树后面的什么地方抖动—谜一般难解的、不容易捉住的快乐。卢仁渐渐意识到，他透明的思想飘浮在美妙的天空中，空荡荡的空间正在从四面八方充实起来。

他得到预告，说即将发生一件奇妙的事情，迫在眉睫，于是他透过床头围栏盯着白色的房门，等待着它打开，预言变成现实。可是门没有打开。突然，在他视野之外的一边，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一个大帘子底下站着一个人，正在笑。我来了，“我来了，稍等片刻，”卢仁喃喃说道，从被单里抽出双腿，瞪着鼓鼓的眼睛在床边的椅子底下寻找可以穿在脚上的东西“。你哪里都不去，”一个声音说道，接着一件粉红色的衣服突然间填满了整个空间。

他的生命首先从这一边照亮，这个事实使他的回程变得容易了一些。在接下来比较长一点的时间里，这些严厉的大人物，他生命的众神，仍在暗处。一个亲切的视觉幻象发生了：他返回生命，不是从原来他离开生命的那个地方返回的。最初迎接他的那种奇妙的快乐承担了重新分配他的记忆的工作。建筑他生命的这块工地总算彻底整理出来了，突然，随着一堵墙的轰然倒塌声，图拉提出现了，和他同时出现的还有那次象棋大赛以及以前所有的象棋大赛。迎接他的快乐能够除去图拉提抗议的形象，也能够取代装在棋盒里急着要出来的棋子。棋子一旦恢复了生命，盒子盖就啪嗒一声赶快重新关上—棋子与盒子的斗争没有持续很久。在医生的帮助下，他宝石般的两只眼睛闪烁起动人的光。他说起他的眼睛所到之处全是充满光明和自由的世界，象棋则是一种冰冷冷的娱乐，它使人的头脑枯竭、腐败，一个痴迷的棋手和幻想发明perpetuum mobile[2]的狂人或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数卵石的疯子一样荒唐可笑。“你要是开始想象棋，”他的未婚妻说，“我就不再爱你—我能看清你的每一个想法，所以你要好好表现。”“恐惧、苦难、绝望，”医生平静地说，“这些就是这种耗人的棋赛带来的后果。”他向卢仁证明说卢仁本人完全明白这一点，证明卢仁想起象棋的时候总是感到痛苦。卢仁现在眼里闪着动人的光，处于快乐的放松状态中，觉得他说得有点神秘，却也新鲜，同意他的推理。在疗养院散发着芳香的大花园里，卢仁穿着软皮做的新拖鞋到处散步，对大丽花表现出赞赏。他身旁走着他的未婚妻，不知为何她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书里讲的是一个学童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他带着一只他救下的小狗离家出走，一次发烧（这么安排对作者方便）使所有的困难得以解决—不是斑疹伤寒，也不是猩红热，仅仅是“发烧”而已。他的继母很年轻，他一直不爱她。她对生病的他关怀备至，致使他突然对她心怀感激，愿意叫她妈妈了。一滴热泪滚下她的脸颊，一切都美好起来。他小心地俯身闻一朵有可能会刺他一下的花，她看着他笨重的侧影（一个比拿破仑肥胖的侧影），带着微笑说：“卢仁好了，卢仁好了。卢仁出来散步了。卢仁好可爱。”“这花没香味，”卢仁说，声音又粗又小。“大丽花本来就没有香味，”她挽起他的胳膊答道，“所以不能指望大丽花发出香味。但可以看看那边的白花—那是夜来香先生—他夜里发出很浓的香味。我小时候经常吸花冠里的汁，现在不再喜欢吸那个了。”“在我们俄国的花园里……”卢仁开始说，瞥了一眼花坛，沉思起来。“这里的这些花我们当年都有，”他说，“我们的花园很有展示性。”“是紫菀类植物，”她解释说，“我不喜欢这类植物。它们长得很粗俗。如今在我们的花园里……”

总的来说，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童年的话。那位教授也大讲童年，问卢仁童年时的情况“。你父亲有自己的土地，对吗？”卢仁点点头。“土地，乡村—真是太棒了，”教授继续说，“你们大概有马有牛吧？”卢仁又点点头“。让我想象一下你家的房子—周围全是参天古树……房子宽敞明亮。你的父亲打猎归来……”卢仁想起了有一次他父亲在一条水沟里发现了一只刚刚长毛的小鸟，又胖又脏。“是的，”他回答得不是很有把握。“说详细点，”教授温和地引导他，“说详细点，我求你了。我对你小时候都是怎么忙活的很感兴趣，你怎么玩？我想你肯定有一些白铁做的兵人儿……”

可是在这样的谈话中卢仁很少活跃起来。不过从另一方面看，经常问到他童年的情况，就刺激着他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童年的天地中。现在要他把想起的往事用话语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没有成人的话语能适合表达他童年稚嫩的印象。即使偶尔说到童年的什么事情，他也说得断断续续，很不情愿的样子—快快地说个大概，往往只提一个字母，一个数字，像是象棋中一步复杂的着法，蕴含着各种可能性。他上学前的情况，接触象棋之前的情况，他以前是从来不想的，偶尔想起时也是有点害怕，便赶快从脑海里驱走，免得从中发现原来不曾察觉的恐怖事情和受到的羞辱。可如今童年变成了神奇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可以纵情畅游，有时候会让他极其快乐。那位肥胖的法语女家教的裙子一侧有三个骨质纽扣，无论何时只要她巨大的臀部落在扶手椅中，那三个纽扣都会挤到一起，这个形象过去是那么令他反感，如今却让他胸口产生一丝轻柔的压迫感，这是为什么？卢仁自己无法理解这样的激动从何而来。他想起在圣彼得堡他家里，令她喘气的肥胖症害得她常到电梯间乘坐水力发动的老式电梯，电梯管理员常常要在电梯门前用杠杆撬，电梯才能动起来。“我们走了，”电梯管理员在关上她身后的电梯门时总是这样一成不变地说。沉重的电梯冒着气，抖抖索索地顺着它又粗又光滑的电缆缓缓向上爬去。爬过一段后，从电梯的玻璃门向下望去，可以看见掉皮的墙，墙上有各种昏暗的地理图形。那是潮湿和年久失修留下的印记，就像天上的浮云一般，最常出现的是澳大利亚和黑海的轮廓形状。有时候小卢仁会同她一起乘电梯上去，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待在下面，听电梯的动静，听它升起了，隐到墙后面了，挣扎着上去了—这时候他总会想，电梯会在中途卡住的。小卢仁真的这么想，这样的事情还经常发生。电梯的响声会突然停止，从墙壁之间不可知的空间里传出呼救声。于是下面的电梯管理员就要扳动杠杆，吭哧吭哧地费好大劲，电梯门这才会朝着一片黑暗打开，他抬头仰望，快快地问一声：“动了吗？”最后有什么东西抖了一下，又晃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后，电梯会下来—里头空空如也。电梯空着。天知道她出了什么事—也许她已经扶摇而上去了天上，连同她的气喘病、甘草糖和拴着黑绳子的夹鼻眼镜一起留在了那里。现在卢仁回忆时往事也是空空如也，也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往事到底都去了哪里？他的童年变成了什么？阳台漂流到了什么地方？那些在林中沙沙作响的熟悉小径都爬向了何方？

信念不由自主地一动，他开始在疗养院的花园里寻找那些小径。可是花坛各有各的形状，桦树的排列也各不相同，黄褐色的树叶之间的空隙里填满了秋天的蓝色，这和他记忆中的树叶间的空隙全然不同。他记忆中的树叶间的空隙是蓝天剪成了碎块填充起来的。看样子那个遥远的世界仿佛是不可重复的。在那个世界里飘荡着他如今已完全可以接受的父母的形象，时间的迷雾使他们变得和蔼可亲。可以上发条的玩具火车带着锡皮车厢，车厢漆成了拼接木板的样子。它在扶手椅的荷叶饰边底下吱吱响着行驶，天知道这样行驶会对那个木偶司机产生多大影响。司机太大了，火车头里放不下他，就放在了给机车供煤供水的车厢里。

这就是卢仁如今很愿意在自己的思绪中去游历的童年时代。童年过后是另一个时期，一段漫长的象棋时代，医生和他的未婚妻把这段时期称为迷失的岁月，一段“精神失明”的黑暗时期，一种危险的错觉—找不回来的迷失岁月。它们不堪回首。像恶鬼一般隐藏在迷失岁月里的是瓦伦提诺夫的形象，不知为何非常恐怖。好的，我们都同意，就用这么个名称—迷失的岁月。已经远远离去了—记不起来了—从生活中注销了。既然迷失的岁月被彻底排除了，那么童年的光辉便直接同当前的光辉融合在一起，光辉流动，形成了他的未婚妻的形象。凡能从他的童年记忆中提取到的所有善和美现在都由她代表了—好像昔日零零散散洒在庄园小径上的光点现在汇聚起来，形成了一束温暖的射光。

“觉得快活吗？”她母亲看着她充满活力的脸，没好气地说，“我们很快要举办一场婚礼了吧？”“很快，”她答道，把她的灰色小圆帽扔在沙发上，“再过一两天，他无论如何就出院了。”“这要花掉你父亲一大笔钱—大约一千马克。”女“我刚刚走遍了所有的书店，”女儿叹口气说，“他绝对读过儒勒·凡尔纳和夏洛克·福尔摩斯，但看来从没读过托尔斯泰。”“这很自然，他是个农民，”母亲喃喃说道，“我从来都这么说。”“听着，妈妈，”她说，用手套轻轻地拍了拍捆在一起的几本书，“让我们达成一个协议，从今天起不再这样争吵了。这么吵很愚蠢，有损你的身份。最重要的是，这么吵毫无意义。”“那就别嫁给他，”母亲说道，脸在抽动，“别嫁给他。我求你了。唉，只要你答应—我就给你下跪了—”说着一只胳膊肘支在扶手椅上，吃力地弯下腿去，宽大的身体发着嘎吱吱的轻响，缓缓下降“。你会把地板压出个洞来的，”女儿说道，提起那捆书，走出了房间。

卢仁用两天的时间读了福格的游记和福尔摩斯的回忆录，读完后说这两本书不是他想读的—这是缩略本。说到另外几本书时，他说喜欢《安娜·卡列尼娜》—尤其喜欢有关地方自治机构选举和渥伦斯基订下晚餐的那些章节。《死魂灵》也给他留下了一定的印象，而且在书中某一处他意外地认出了一整段文字，在他童年时曾经对这段文字做过一次漫长而又痛苦的听写。除了这些所谓的经典作品之外，他的未婚妻还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法国消遣小说。只要能转移卢仁的注意力，任何书都是好书—甚至那些有争议的故事，尽管他读时不好意思，但读得蛮有兴趣。另一方面，诗歌（比如里尔克的一本小诗集，她在书商的建议下买了回来）让他陷入一种剧烈的困惑和忧伤心境之中。教授这时也相应地禁止给卢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书。用教授的话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人的心理有压抑作用，像是一面可怕的镜子—

“噢，卢仁先生并不会沉浸在书中，”她高兴地说，“他理解诗歌很差，因为不懂诗韵。诗韵拖了他的后腿。”

说来够奇怪的，尽管卢仁有生以来读的书要比她有生以来读的书少得多，中学也没有上完，除了象棋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可她仍然从他身上感觉到一种文化气质，这一点正是她所缺乏的。有些书名和书中人物的名字，不知为何，是卢仁非常熟悉的词语，尽管这些书他从来没有读过。他的话语很笨拙，充满没有固定形态的可笑词语—不过其中有时会抖抖索索地露出一种神秘的语调，暗示着一些其他类型的词语。这些词语是存在的，含义捉摸不定，但他说不出来。尽管他无知，尽管他的词汇很贫乏，但他心中深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感应，那是他曾经听到过的声音蒙在他心头的阴影。

那一天以后她母亲再没有说过他的粗俗或他的其他缺点。正是那一天，她屈膝跪在地上，脸颊贴在椅子的扶手上，把一肚子的苦水全都哭了出来。“只要她真的爱他，”她后来对丈夫说，“任何事我都能理解。能理解，能原谅。可是怕就怕……”“不，你的话我不完全赞同，”她丈夫打断她的话说，“起初我也认为这完全是发疯。但她对他生病的态度令我相信她绝非胡闹。当然了，这种结合是危险的，她也可以有个更好的选择……他虽说出生于古老的贵族之家，但他从事的职业接触社会太少，这在他身上留下了一定的印记。记得做了演员的艾琳娜吗？记得她做了演员后来看我们时变化多大吗？我对他也这么看，不论他有多少缺点，他总归是个好人。不信你瞧着吧，他现在会从事某种有用的职业。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是不能再出面去劝她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振作精神，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

他快速地说完这番话，最后挺直腰板，不停地摆弄烟盒盖。

“我只感觉到一件事，”他的妻子又说道，“她并不爱他。”

[1]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你好吗？

[2] 拉丁文，永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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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外套基本做成了，还少一只袖子，正在恢复中的卢仁侧身站在穿衣镜前试衣。秃顶的裁缝不是在他的肩头和后背用粉笔画下记号，便是往他身上别大头针。大头针都含在他的嘴里，好像天生就长在嘴里一般，他一根一根地取出来，手法之敏捷令人惊讶。所有的布料样品根据颜色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厚簿子里，卢仁已经从中选出了一种暗灰色的方格布料。他的未婚妻摸着和样品相对应的那卷布料，摸了很长时间，然后裁缝将它扔在柜台上，发出一声空洞的巨响。他闪电般地将布料卷打开，拿起料子贴在他鼓起的肚皮上，仿佛他没穿衣服，拿料子遮挡一下似的。她发现这种料子很容易起褶，于是，一大堆卷得紧紧的布料卷放满了柜台，裁缝在他的下嘴唇上蘸湿手指，一卷一卷地打开。终于选中了一卷，也是暗灰色的，不过比较柔软，有弹性，甚至有点粗糙。现在，对着穿衣镜的卢仁被分割成小块，按部分分别对待，像是指导他进行视觉表演（……一会儿是一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胖脸，一会儿又是这张脸的侧面，一会儿是他本人很少能看得到的部位—他的后脑勺，头发剪得很短，平平整整，脖子上堆起肉褶，两只耳朵略微朝外突出，光线照过后，呈粉红色……）。他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又看看身上的布料，没认出它就是刚才那一整块未经剪裁的光滑、厚实的料子。“我认为前面需要再往窄收一点，”他的未婚妻说。裁缝退后一步，目光在卢仁身上滑动，带着一丝彬彬有礼的微笑嘀咕说这位先生有点发福，然后又忙于找出几个新款翻领，扯下这个，别上那个。与此同时，卢仁摆了个大家都觉得非常独特的姿势。他伸出一只胳膊，伸得离开身体稍远一点，否则胳膊就会在胳膊肘处打弯。然后他看看手腕，试着习惯那只袖子。裁缝伸手顺便在他的胸口用粉笔使劲点了一下，表示这里会有个小口袋。然后他毫不手软地扯下了那只看样子已经做好了的袖子，又开始迅速地取掉别在卢仁肚子上的大头针。

除了一套很好的正装外，他们还给卢仁做了一套晚礼服。在卢仁的衣箱底发现的旧式礼服也由这位裁缝改造了。他的未婚妻不敢问他以前为什么要有一套礼服和一顶可折叠的高顶礼帽，害怕一问会勾起他对象棋的记忆，所以她就永远不知道在伯明翰举办的一次盛大晚宴，就是在那里瓦伦提诺夫意外地……唉，算了，祝他好运。

对卢仁外表的改造并没有到此为止。衬衣、领带和袜子出现了，卢仁轻松愉快地一概接受，显得颇有兴趣。他的未婚妻在她家住的那幢公寓楼的二楼租下来一个小房间，出院后他就搬进去了，里面贴着色调欢快的花墙纸。搬进去的时候，他的感觉和他小时候从乡下搬回城里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每一次从乡下回到城里，感觉都是怪怪的。你躺在床上，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夜深人静之时，木头人行道上总会恢复几秒钟的生机，响起慢悠悠的马蹄声。窗帘比庄园的窗帘布更厚重，更豪华。虚掩的房门里透进一丝亮光，把屋里的夜色微微冲淡了一些。黑暗中知道屋里的家具摆设都在什么地方，它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温暖起来，经过漫长的夏季别离后还没有彻底恢复原来的亲切。当你醒来的时候，窗外是素净的灰光，太阳滑过天空中一团乳白色的云雾，看上去像是月亮。突然远处响起一阵军乐：驾着橙色的声波传来，时而被急促的鼓声打断。很快一切都归于平静，取代军号高奏声的又是不紧不慢的马蹄声，还有圣彼得堡又一个清晨尚未放开的喧闹声。

“你忘了关上走廊里的灯，”他的女房东、一位德国老太太笑着说，“你忘了晚上关你的房门。”她也经常向他的未婚妻抱怨—说他像个老教授一样心不在焉。

“你感觉舒服吗，卢仁？”他的未婚妻总是这么问，“你睡得好吗，卢仁？不好，我知道睡这里不舒服，不过很快都会好起来的。”

“没必要再拖了，”卢仁喃喃说道，伸出胳膊抱住她，手指交叉起来放在她的屁股上，“坐下，坐下，没有必要再拖了。我们明天就办吧。明天。最合法的婚姻。”“对，就办，就办，”她回答道，“但不可能一天就办完。还要再找一个地方，在那里把你和我的名字在墙上挂两个星期，这期间你的妻子将从巴勒莫[1]回来，看一眼墙上的名字，然后说：不可能—卢仁是我的了。”

“想不起来地方了，”当她问母亲她的出生证放在哪里的时候，她母亲这样回答道，“我把它收拾起来了，忘记了放在什么地方。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了。一点想不起来。”然而证书很快就找到了。无论如何，现在要警告、阻拦、制造障碍都已为时太晚。婚礼准备得非常顺利，不可能停下来的—就像一个人站在光滑的冰面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一把。她只好屈服了，开始想有什么办法能美化美化她女儿的未婚夫，让他能拿得出手，不至于在人前丢人现眼。婚礼上她只好鼓起勇气面带微笑，还要扮演称心岳母的角色，赞美卢仁为人诚实，心地善良。她也在计算在卢仁身上已经花了多少钱，还要再花多少钱。她竭力从想象中驱走一幅可怕的画面：卢仁脱去衣服，燃烧起类人猿一般的情欲，她冰冷、冰冷的女儿一味地顺从。就在她如此想象的同时，装这幅想象之画的相框也准备停当。一套不是很贵但装饰雅致的公寓在附近租了下来—在五楼。楼层是高了点，但不要紧—有电梯，不用担心卢仁喘不上气。再说楼梯也不陡，而且每个楼梯平台处都有一把椅子，放在染色玻璃窗户的下面。宽敞的门厅里按惯例挂着几幅黑框素描肖像画，这样一进门显得生机勃勃。门厅左边的一扇门通向卧室，右边的一扇门通向书房。门厅右侧再往里去，就是通向客厅的门。客厅隔壁是餐厅，因占了点门厅显得长了一点，门厅受此影响，倒变成了一个走廊—这个变化被一个用圆环挂起来的长毛绒门帘轻轻遮掩过去了。门厅的左边是浴室，然后是用人的房间，顶头便是厨房。

这套公寓未来的女主人喜欢这房间的布局，家具倒不太合她的口味。书房里摆着几只棕色的天鹅绒扶手椅，一个书架，书架顶上是一尊宽肩瘦脸、戴着泳帽的但丁雕像。还有一张桌面空荡荡的大书桌，它的过去和未来都无人知晓。一张小沙发，旁边立着一根黑色的螺旋形支架，托着一盏摇摇晃晃的灯，灯上盖着一个橘黄色的灯罩。沙发上不知谁忘下了一只浅黄色皮毛的玩具熊和一只胖脸玩具狗，狗的脚掌很宽，粉红色，一只眼睛上方有一个黑点。沙发上方挂着一幅仿制的哥白林挂毯，上面画的是一群跳舞的乡下人。

从书房望去—只要将滑动门轻轻地推开一点—家里的整个情景就展现在眼前。客厅地上是拼花地板，过去是餐厅，餐具柜从远处看变得小了一点。客厅里一株棕榈闪着绿色的光泽，几块小地毯散放在地板上。最后看到的是餐厅，餐具柜这时恢复到了它的正常大小，柜壁上挂着盘子。餐桌上方低垂的灯上悬挂着一个孤独的、毛茸茸的小精灵玩具。餐厅里有一个凸窗，从窗边可以望见一个小公园，公园街道尽头有一个喷泉。她回到餐桌旁，从客厅看过去，往远处的书房里望，现在轮到哥白林挂毯变得小点了。然后她从餐厅出来，进了走廊，穿过门厅，进了卧室。卧室里有两张绒毛状的床，紧挨着放在一起。卧室里的灯是毛里塔尼亚风格的，窗子上挂着黄色窗帘，早上容易让人误认为是阳光。两个窗户之间的墙上挂着一幅木刻画，画的是一个天才儿童，穿着拖过脚面的睡袍，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前演奏，他的父亲穿着灰色晨衣，端着蜡烛，一动不动地站立一旁，门还半开着。

还得补充些东西，有些东西得搬走。女房东祖父的画像从客厅里取掉了，书房里一张镶嵌着珍珠母棋盘的东方式样的小桌子也被匆匆清理出去了。浴室的窗户下半截是闪亮的蓝色磨砂玻璃，上半截却是透明玻璃，还有裂缝，所以上半截还得换上一块新玻璃。厨房和用人的房间里，天花板是刚刚粉饰过的。一台留声机放在客厅棕榈树的阴影下。但是总的来说，当她仔细观察并布置这套公寓房时—她父亲开玩笑说这套房是“看了好久却草率租下的”—她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房子里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毫无疑问，有必要带着卢仁离开柏林，让他到别的国家休养。将来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不过有时候需要一种特殊的模糊，好像有另外一种力量协助命运保持它本来的沉默，将这种有弹性的模糊之雾扩散开来，让人的想法从中跳跃出来。

不过这些天来卢仁表现得多么温文尔雅啊！他穿着新衣服坐在茶几旁，系着灰褐色的领带，显得多么舒适自在啊！谁和他说话，他都礼貌地点头称是，尽管点头不总是点得恰到好处。他未来的岳母告诉她的熟人，说卢仁已经决定放弃象棋了，原因是象棋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不过他自己不愿意说起弃棋的事—如今奥勒格·谢尔盖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斯基不再邀请他参加棋赛了，而是带着发光的眼神向他透露共济会的各种密谋，甚至许诺送他一本非同一般的小册子让他读。

他们去了有关机构，告诉官员说他们打算结婚，在那里卢仁的举止完全像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亲自带着所有的证件，填表时又恭敬，又细致，又深情，把每一个字母都写得清清楚楚。他的字写得很小，呈圆形，特别工整。他带着一支新的自来水笔，花了不少时间旋下笔帽，还有点故作姿态地将笔朝一边甩了甩，然后才写起来。他尽情地欣赏了金笔尖在纸上的滑动后将笔插回到胸前的衣袋中，笔帽夹露在衣袋外面，闪闪发亮。他陪未婚妻逛商店，非常开心。她决定婚礼过后才让他看他们的新房，他便等着给他来个别有情趣的惊喜。

他们的名字挂在墙上公示两周，在这两周里，各种各样闻风而动的公司开始向他们提供服务。有时候为未来的新郎服务，有时候为未来的新娘服务：有婚丧专用车辆（有一张画，画着两匹奔马拉着一辆马车），有出租的礼服、高顶礼帽、家具、红酒，有出租的大厅，还有配制药品的设备。卢仁认真地看了一遍这些配有插图的服务项目手册，然后把它们存放在他的房间里，全然不懂他的未婚妻为何对这些有趣的服务如此不屑一顾。还有另一种服务，卢仁称之为“小聚会”，和他未来的岳父聚会，是一次愉快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未来的岳父提出要在一家企业里给他找一份工作—当然是以后的事，不是马上就找，先让小夫妻俩平平静静地过上几个月。“生活，我的朋友，是这样安排的，”这是在谈话中说的，“一个男人一秒钟的花费，往最少处估计，要四百二十三分之一芬尼[2]，这也就是乞丐的生活而已。可你要养活一个一定程度上过惯了奢华生活的妻子。”“对，对，”卢仁眉开眼笑地说，竭力要从头脑中排除掉这位谈话人如此迅速而精确地计算出来的复杂数字“。如此算来，你需要的钱会更多一点，”后者继续说，卢仁则屏住呼吸等他变出新花样。“你一秒钟的花费……会更高些。我再说一遍：我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比方说，第一年—我会对你慷慨解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听好了，找个时间到我办公室找我，我会让你见识一些有趣的事。”

就这样，卢仁周围的人都尽可能以最讨人喜欢的方式美化卢仁生活的空虚。他听任别人哄骗他，惯着他，逗他好奇。他的灵魂卷成个圆球，接受着从四面八方拥抱他的让他备受宠爱的生活。在他看来，未来隐隐约约像是让幸福的阴影长久地、默默地抱在怀里。有了这样的未来，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上的一切便都是过眼烟云，光辉灿烂一阵，然后消失，欢笑着、摇晃着离去。不过，在完婚之前的一些无法避免的孤独时刻，或在深夜，或在黎明，总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空虚感，恰似桌布上彩色的七巧板图案被证实含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空白点。有一次他梦见图拉提背朝他坐着。图拉提支着一只胳膊在沉思，但从他宽阔的背部后面无法看见他正在对着什么东西思考。卢仁不想看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也害怕看明白，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越过图拉提的黑色肩膀向下望去。他看见图拉提面前放着一碗汤，他并不是支着一只胳膊沉思，只是正往领子里塞餐巾。卢仁是在十一月的一天做的这个梦，第二天他就结婚了。

卢仁和他的新娘被领进一间大房子里，在一张铺着桌布的长桌子旁坐下，奥勒格·谢尔盖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斯基和一位波罗的海国家的男爵做证婚人。一位官员脱下他的夹克衫，换上一件已经磨损的教士服，宣读了结婚证书。这时全体起立。然后这位官员带着职业的微笑，用一只潮湿的手同新婚夫妇握手，向他们致意，仪式就全部结束了。门口站着一个胖胖的看门人，向他们鞠躬，盼得到一点小费。卢仁和蔼地向他伸出手，他接住这只手放在他的手掌上，一开始还没有明白过来，这是一只人手，而不是给他的施舍。

就在这同一天，还有一个教堂也在举行婚礼。卢仁上一次去教堂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是在他母亲的葬礼上。进一步向往事的深处探寻，他记起了在凯特金之夜回家的情景。他端着一支蜡烛，烛焰在他手心里晃来晃去。这支蜡烛刚从暖和的教堂端进陌生的黑暗中就发了疯，到大街拐弯处，一阵风从涅瓦河[3]上吹来，蜡烛终于心力交瘁而死。普塔姆茨卡亚街上的一个小教堂里常有忏悔仪式，脚步落在教堂黄昏的空旷中，发出一种特别的回声。椅子伴着清嗓子的声音移动，等候忏悔的人一个坐在一个后面，时不时从那个用帘子神秘地遮起来的角落里会突然发出一声低语。他记起了复活节期间的那些夜晚：教堂执事用哽咽低沉的声音念经文，然后仍然哽咽着一挥手合上了福音书……他记起了那位消瘦的牧师用希腊语说“pascha（复活节蛋糕）”一词时，声音在空洞的肚子里响起，那么响亮，那么有穿透力，竟然在他的上腹部引起一阵收缩的声响。他还记起了拜香炉的情景：当香炉里冒出的烟晃晃悠悠地对准你而不是对准你身边别的人时，你就要抓紧时机躬身下拜，好让你这一拜准准地冲着香炉里冒出的烟，要做到这一点总是很难很难的。有香炉里发出的香味，有蜡烛掉下一滴滚烫的油，落在某个人的手关节上，还有等着人来吻的圣像，闪动着蜜黄色的昏暗光泽。无精打采的回忆，昏暗的环境，时断时续的微光，散发着香味的教堂空气，还有别裤腿的大针小针。现在在这一切中又加了一位蒙着面纱的新娘，还有一顶在他头上方悬空抖动的花冠，看样子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他斜着眼睛小心地朝上看了看花冠，有一两次觉得有个人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捧着花冠，递给了另一只同样看不见的手。“是，是，”他匆匆地回答牧师的问题，还想补充几句，说每一样东西都很美，很奇特，很动人。然而他只是激动地清了清嗓子，眼睛转了几下，眼里隐隐闪着光。

这一切完了后，大家围着一张大餐桌坐下，这时候他的感觉和晨祷后回家坐在节日的餐桌旁一样。桌子上有黄油做的金角公羊、火腿，还有用酸牛奶做的复活节干奶酪，没人动过，仍然是光滑的尖锥形状。这样的奶酪你恨不得马上享用，把火腿和彩蛋先搁置一旁。环境又热又吵，好多人坐在桌旁进餐，他们刚才肯定也去了教堂—没关系，没关系，就让他们暂且待一会儿吧……卢仁太太看看她丈夫，看看他的卷发，看看他那身剪裁得体的礼服，看看他一见菜上来时露出的似笑非笑的不自然表情。她的母亲浓妆艳抹，穿着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衣服，露出了两乳之间深深的乳沟。她过去就爱这么打扮，像十八世纪的妇女一样把双乳高高地垫起来。她今天勇敢地经受住了考验，甚至同女婿说话时用了法语里的亲切称呼“你”，以至卢仁起初没搞懂她在跟谁说话。他总共喝了两杯香槟酒，结果一股舒适的倦意开始一浪一浪地朝他袭来。他们出来到了街上。漆黑多风的夜轻击他的胸口。他的礼服马甲不抵事，护不了前胸，他的妻子便让他系上外衣的扣子。她的父亲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在微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默默地举杯—举到和眼睛一般齐。这是他从一位外交官那里学来的旧时风气，那人常举杯齐眉，还要故作风雅地说声“sk.l”[4]。这会儿他举起一串房门钥匙，钥匙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像是一个告别标志。他仍然在微笑，但只是眼里含笑。她母亲肩上披着一件貂皮披肩，卢仁往出租车里爬时她尽量不看他的背。客人们都有点醉意，他们向主人告辞，也相互道别，笑着小心地站在出租车周围。出租车终于开走了，这时有人大喊了一声“乌拉！”一个夜里过路的行人转身对他的女伴赞叹道：“zemlyachki shumyat[5]—咱们的同胞在聚会。”

卢仁在出租车里很快睡着了。车外反射进来的闪闪白光呈扇形展开，照得他的脸上现出生气。他的鼻子投下的一个轻柔的阴影绕着他的脸颊缓缓移动，接着又移过嘴唇，然后暗淡下来，直到又一道光闪过。这一道光从卢仁的手上掠过，在黑暗恢复之际，好像滑进了一只隐秘的衣袋里。接着又连续过来几道明亮的闪光，每闪一道，都会使他白色领带后面的一个朦朦胧胧的蝴蝶图案显露出来。这时他的妻子小心地整理了一下他的围巾，因为十一月夜晚的寒气甚至能穿透关着门的汽车。他醒了，眯起眼睛，没有马上明白自己在哪里。不过这时出租车正好停了下来，他的妻子温柔地说：“卢仁，我们到家了。”

他站在电梯里又是笑，又是眨眼睛，有点发晕，但一点没有醉。他看着电梯里的一排按钮，他的妻子按下了其中一个。“上得好快啊，”他说，抬头望望电梯的天花板，好像盼着看到他们这趟旅行的顶点似的。电梯停了。“哦，”卢仁说，暗自笑了起来。

新来的用人在门厅里迎接他们—一个胖乎乎的少妇，立即向他们伸出一只发红的手，手掌大得不合比例。“你为什么等我们呀？”他的妻子说。女仆快速地说了祝贺的话，恭敬地接过卢仁的高顶礼帽。卢仁带着神秘的笑容向她展示怎么把帽子一下子压扁。“真有意思！”女仆惊叹道。“你可以走了，睡觉去吧，”他的妻子不耐烦地又说了一遍，“我们会锁好门的。”

灯依次在书房、客厅、“这灯像望远镜一样可以伸缩，”餐厅亮起。卢仁瞌睡地咕哝道。他看什么都不合适—他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他已经往餐厅走去了，突然发现自己正抱着一只粉色脚掌的长毛绒大狗。他把它放在桌子上，挂在灯上的那只毛茸茸的小精灵突然像个蜘蛛一样落了下来。各个房间黑了下来，像望远镜伸展开来的望筒全部合了起来，这时卢仁发现自己又在亮着灯的走廊里“。去睡觉，”他的妻子又一次朝着远处的一个人喊叫，那人在那边，向他们道晚安。“那边是用人的房间，”他的妻子说，“浴室在这儿，往左边。”“解手在哪儿？”卢仁低声问道。“在浴室，都在浴室，”她答道。卢仁小心地推开门，确信找对地方后，便迅速地把自己锁在了里面。他的妻子穿过门厅来到卧室，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看着铺上绒毛毯的床，真想睡了上去。“唉，我累了。”她笑了笑，盯着一只缓缓飞的大苍蝇看了许久。苍蝇绕着那盏毛里塔尼亚的灯飞，无望地嗡嗡乱叫，后来就不见了。她听到卢仁在门厅里拖着脚犹犹豫豫地走，便叫道：“这边来，这边来。”“卧室，”他满意地说道，双手往后一背，各处看了一阵。她打开衣橱，他们的东西她前一天就放了进去。她踌躇一下后转身对丈夫说：“我去洗个澡，你的东西都在这里头。”

“等等，”卢仁说，突然张大嘴巴打起哈欠来。“等等，”用上腭音又说了一遍，话音之间吞咽了好几个可长可短的哈欠。不过她没有等，拿起睡衣和卧室拖鞋，迅速地走出了房间。

水从水龙头中喷涌出来，形成一道很粗的蓝色水流，开始注入白色的浴缸中，轻轻地冒出热气。随着浴缸里水面上升，水流的潺潺声调也在变化。她望着喷涌的水光，不无忧虑地想，现在已能看出，她作为女人，就要受制于女性的局限，有一个领域不是她能够左右的。她把身体沉入浴缸，看着小水泡聚集在她的皮肤上，聚集在浸了水收缩起来的海绵上。她往下沉，水淹到脖子处，她透过已经泛起一些肥皂沫的水看自己的身体，身体很瘦，几乎是透明的。这时一只膝盖恰好露出水面，这块闪闪发亮的圆形粉红色陆地不知为何好像不该长在分明是长它的肉体上。这不是我管得了的“说到底，事，”她说道，从水里抬起一只闪着水花的胳膊，把头发从前额上向后拢了拢。她又打开了热水，温暖的水浪跳跃着从她肚皮上流过，令她陶醉。她终于跨出了浴缸，引得浴缸里掀起一阵小小的风浪，然后不慌不忙地擦干身上的水。“土耳其式的美，”她说道，只穿着丝睡裤站在微微出汗的镜子前。过了一会儿，她说：“整体来说体形相当好。”她一边继续看着镜子里边的自己，一边开始缓缓地穿睡衣。“屁股有点大，”她说。浴缸里的水一直在往下排，突然吱汩汩地尖响了一声，一切恢复了平静。现在的浴缸已经空了，只在下水孔处残留着一个带有肥皂沫的小小漩涡。突然间她意识到自己这样穿着睡衣站在镜子前是在故意磨时间—不禁觉得胸口一阵发抖。就像你等着看牙医一样，翻着去年的旧杂志，知道再过一秒钟，就一秒钟，门就会打开，牙医就会出现在门槛上。

她大声吹着口哨向卧室走去，不过口哨声随即停了下来：卢仁躺在床上，两只手拢起来压在头底下，发出低沉的鼾声。鸭绒被拉开盖到腰部，浆过的衬衣前胸松了，凸胀起来。硬领挂在床脚上，裤子乱扔在地板上，裤背带也散开了。礼服倒是挂上了一个挂衣架，但卷了一下，扔在了沙发上，一片后衣摆卡在了沙发底下。她平静地捡起所有这些东西，放在了一边。上床之前她将窗帘拉开，看看百叶窗是不是放下来了。果然没有放下来。在黑暗的院子深处，夜风吹动灌木。有什么东西在不知从何处飘过来的昏暗光线中闪动，也许是环绕草坪的石头小路上的一个小水坑。在另一个地方，有几处栏杆的影子时隐时现，后来看不见了。突然间一切都黑暗下来，唯有一道昏黑的深渊。

她原以为一上床就会马上睡着，可结果恰恰相反。身旁呼呼的鼾声、一种奇怪的忧郁心情，还有这个昏暗陌生的房间，使她不得安生，不让她静下心来入睡。不知为什么，“姻缘”一词屡屡浮过脑海—“般配姻缘”，“为自己找个般配姻缘”，“姻缘”，“姻缘”，“一段没有结果的姻缘”，“如此精彩的棋局”，“请向大师转达我的担心、担心……”“她本可以有个美满婚姻的，”她母亲清清楚楚地说，声音在黑暗中飘过。“让我们干杯，”一个亲切的声音低语道，她父亲的眼睛出现在玻璃杯的边缘上，啤酒的泡沫越冒越高。她的新鞋有点紧，教堂里太热了。

[1] Palermo，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

[2] pfennig，德国以前的货币单位，一百芬尼等于一马克。

[3] Neva，是俄罗斯西北部的一条河流，由拉多加湖流经圣彼得堡到芬兰湾。

[4] 瑞典语，干杯。

[5]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

▇

去国外长期旅行的计划推迟到了春天—这是卢仁太太对她父母做出的唯一让步，她父母希望他们至少婚后头几个月里不要出远门。卢仁太太有点担心，怕柏林生活对丈夫不利，因为柏林生活事实上是和象棋往事纠缠在一起的。然而后来证明，即使是在柏林，想让卢仁高兴起来也是不困难的。

去国外长期旅行，多次谈起这事，还说到具体的旅行计划。卢仁现在特别喜欢书房，他们在书房的一个书架上找见了一本精美的地图册。世界最初展现为一个固体的圆球，被经线和纬线组成的网紧紧地捆起来。然后它又铺平展开，一分为二，再分成几个部分。像格陵兰那样的地方，起初只是一个小块，仅仅是个附属物，但世界展开的时候它却膨胀起来，差不多有附近那个大洲那么大。在北极和南极，有一些白色的秃块。海洋平稳地展开，呈蔚蓝色。即使在这个地图上，水也总是充足的。比如说，洗手的水总是有的。有这么多水，这么深、这么广阔的水，那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卢仁指给他的妻子看他从小喜欢的各种地图形状—波罗的海像一个跪着的女人，意大利像只长统靴，锡兰像印度鼻子里掉下的一滴鼻涕。他认为赤道运气不好—它的道路基本上都穿洋过海。它穿过了两个大洲，这不假，但它与亚洲无缘，亚洲往上提了一下，偏离了赤道的路线。赤道还对它成功穿过去的地方形成了挤压—其中有一两个地方的顶端，还有一些凌乱分布的岛屿。卢仁知道最高的山和最小的国家。他看着北美、南美的相应位置，发现两个美洲之间的联结有点演杂技的味道“。不过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本可以安排得更有趣一些，”他手指着地图说，没有意义。”“现在的安排没有目的性，他甚至有点生气，因为他看不出所有这些复杂图形能表示什么意义。他花了好几个钟头看了又看，和他小时候一样，要沿着河流纵横交错的迷宫找出一条从北海通往地中海的线路，要么在山脉的布局中探究出某种理性的模式。

“现在我们将去哪儿呢？”他妻子呵呵笑道，就像大人们开始同孩子一起做游戏时经常做的那样，向孩子表达他们愉快的预期。接着她大声地报了一串很有浪漫色彩的地名“。首先顺着这儿下去，到里维埃拉[1]，”，”她建议道，“再到蒙特卡洛[2]、尼斯[3]，或者，去阿尔卑斯山脉。”“然后，往这边来一点儿，卢仁说，“克里米亚的葡萄十分便宜。”“你在说什么呢，卢仁？愿上帝保佑你，我们不可能去俄国的。”“为什么？”卢仁问，“他们邀请我去。”“胡说，请就此打住，”她说。她生气倒不是因为卢仁在谈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是因为他隐隐约约提到与象棋有关的事情。“往下看这儿，”她说，卢仁顺从地将目光移到地图上的另一个地方。“比如说这里，这里是埃及，金字塔。这里是西班牙，西班牙斗牛的情景很恐怖……”

她知道他们有可能去的地方其中不少卢仁也许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了，所以她没有列举大城市，免得勾起往事，对他不利。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卢仁那个时候游历过的世界并不反映在地图上，所以她要是列举了罗马或伦敦，那么从她嘴唇上发出这些地名的声音判断，再从地图上标注出的那个大圈判断，他都会想到那是个全新的地方，以前从没有见过。他无论如何不会由此想到那种光线昏暗的象棋咖啡馆，那种地方不论在罗马还是在伦敦都是一个样子。她觉得尼斯不会引起有害联想，便放心地说了，其实在尼斯，象棋咖啡馆也是一个样子。她从铁路部门拿来了不计其数的旅游小册子，看了这些小册子后，他巡回赛棋的世界同现在这个旅游新世界似乎更加鲜明地区别开来了。在这个旅游新世界中，旅游者穿着白色套装漫步，胸前挂着望远镜。玫瑰色的夕阳下挺立着几株黑色的棕榈，还是这几株棕榈，又倒立在玫瑰色的尼罗河里。有一道海湾，蓝得几乎不近情理。有一座旅馆，白得像糖一般，上面挂着一面彩旗，迎着地平线上一艘轮船冒出的烟飘扬。还有白雪皑皑的山顶、悬索桥、荡悠着小船的湖面、数不清的古老教堂、大鹅卵石铺成的窄巷、两边驮着两大包货物的小毛驴……每样东西都引人入胜，每样东西都妙趣横生，每样东西都让这些宣传册的无名作者备受赞扬……音乐般动听的名字，无数的圣人，包治百病的神水，古城墙的悠悠沧桑，头等、二等、三等的旅馆—所有这一切如涟漪出现在眼前，每一样都那么美好，到处都在等着卢仁去看，它们用雷霆般的声音召唤着他，它们好客得都要发疯了。它们不经请示主人，就把它们的阳光四处挥洒了。

在婚后的头几天里，卢仁到他岳父的办公室去拜访。岳父正在口授什么事情，可是打字机却我行我素—只听见快速地咔嗒作响，打出来的是一个重复的单词。响声像是这么个声调：突，霍屯突，突突突，不要突突突—然后会砰的一声跳过去，接着往下打。岳父给他看了好多表格、账本，每页上画有之字形的线，一些书脊上带有小窗口的书，几卷极厚极厚的《德国商务指南》，还有一个计算器，非常聪明，非常好使。然而在所有这些东西中，卢仁最喜欢打字机的声音，词语飞快地流出来，落到纸上，整整齐齐地排成淡紫色的字行，太神奇了—还一次能打出好几份来“。不知我是不是也……不会就要学，”他说。岳父点头称许，于是一台打字机出现在卢仁的书房里。岳父向他建议，让他办公室的职员中来一位给他讲解如何使用打字机，他却拒绝了，说自己能学会。果真如此，他很快就弄清了打字机的结构，学会了安装色带和往滚筒上卷纸，并同所有的小杠杆部件交上了朋友。后来证明，要记住字母的分布更困难一些，所以字打得非常慢。他根本打不出那种“突突”的快速声响，还不知何故—从打字的第一天起—感叹号就缠着他不放，这个符号总是在最不想要它的地方跳将出来。起初他照着一张德语报纸打，打了半篇专栏文章，然后自己编了一两样事情。一则简短的笔记写成了，内容如下：“你涉嫌谋杀，受到追捕。今天是十一月二十七日。谋杀兼纵火。日安，亲爱的夫人。现在是需要你的时候，亲爱的，感叹号，你在哪里？尸体已经找到。亲爱的夫人！今天警察会来！！”卢仁又从头读了三四遍，将纸重新放进去，摸索着找对字母，略带跳动地打出了落款“布索尼牧师”。这时他觉得厌倦了，事情进展得太缓慢。不知为何，他想必须把写成的这封信派上用场。他在电话号码簿中寻找一番，找到了一位叫路易莎·奥特曼的夫人，然后用手写上她的地址，把他的作文寄给了她。

留声机也给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消遣。棕榈树下，留声机巧克力色的机柜常用天鹅绒般的嗓音唱歌，卢仁一只胳膊搂着妻子，坐在沙发上听，心里在想很快就是夜晚了。她总是站起来去更换唱片，将唱片举起来迎着灯光，唱片的一个部分总会发出丝绸一般的微光，宛如月光照在海上。然后那个机柜又会重新流淌出音乐。他的妻子会重新坐到他身旁，将下巴一低，托在交叉起来的手指上，眨着眼睛听。卢仁记住了那些旋律，甚至想哼唱出来。有各种舞曲，呻吟的、哇啦哇啦说话的、嚎叫的。有一位极其温柔的美国人，压低声音唱。还有一整套歌剧，由十五张唱片组成—《鲍里斯·戈东诺夫》[4]—其中有一处响起教堂钟声，还有些地方有预示不祥的停顿。

他妻子的父母常过来看看，来得很勤，还定下了一个规矩：卢仁夫妇每星期必须要和他们共进三次晚餐。母亲试了好几次，想从女儿那里了解一点他们婚后生活的具体情况，总是好奇地问：“你怀孕了吗？你肯定快要有个孩子了吧？”“不是一个，”女儿答道，“我怀了双胞胎。”她仍然是平时那个文静的她，仍然是那样双眉低垂地微笑，仍然用卢仁的姓和“您”称呼卢仁。“我的可怜的卢仁，”她总是这么说，说时轻轻地噘起双唇，“我那可怜的、可怜的人。”这时卢仁总是将脸颊靠在她的肩上摩擦，她也隐约觉得比起怜悯带来的快乐，可能有更大的快乐，然而更大的快乐与她毫不相干。她活在世上，唯一关心的就是一分钟接着一分钟地唤起卢仁对象棋以外的事物产生好奇心，从而使他的脑袋保持在那摊黑水上方，能够自如地呼吸。每天清晨她都要问卢仁做了什么梦，用炸肉排或英式橘子酱增进他的早餐食欲，然后带他去散步，陪着他在商店橱窗前溜达。晚餐后给他高声朗读《战争与和平》，和他看着地图神游，念些句子让他练打字。她领着他去了几次博物馆，让他看她最喜欢的画，给他解释说佛兰德斯地区多雨多雾，画家们常用亮色，西班牙是个阳光充足的国家，所以色彩最沉郁的大师就生在那里。她还说那边那幅画的作者善于鉴赏玻璃制品，这边这幅画的作者喜欢画百合花，喜欢画在天堂着了凉，因感冒而微微发红的娇嫩面孔。她引导他注意《最后的晚餐》，饭菜简陋的窄餐桌底下有两只狗正在熟练地找饼屑。卢仁点点头，认真地眯起眼睛，用了很长时间研究起一幅巨大的油画来。画面上画家描绘了罪人们在地狱里遭受的各种折磨—细致入微，令人称奇。他们还去剧院和动物园，也看了电影，直到那时才发现卢仁以前从未看过电影。剧情进展到白热化的程度，最终那个姑娘—这时已是个著名演员—经过多次历险后，返回父母家中。她在门口停了下来，屋里她那位灰白头发的父亲正在同一位医生下象棋，还没有注意到她。这位医生是他们家的忠诚朋友，多少年来对她家的感情不曾有过丝毫改变。黑暗中突然传来卢仁的笑声。“在这种局面下，这些棋子绝对无法继续走了，”他说。不过就在此刻，银幕上的情景全都变了，他的妻子松了一口气。只见那位父亲越变越大，朝观众走来，拼尽全力表演了一番：眼睛睁得好大，接着一阵轻轻的颤抖，眼睫毛扑闪扑闪，又抖了一阵，脸上的皱纹徐徐舒展开来，越来越和蔼，一丝无限亲切的笑容缓缓出现在脸上。那脸还在颤抖—可是诸位须知，这位老人当年曾诅咒过女儿……不过医生—医生站在一旁，开始回忆。这位可怜的医生，谦恭的医生—影片刚开始时，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隔着篱笆向他扔花，他当时躺在草地上读书，见有花扔过来，便抬头观看，看见的只是篱笆。不过突然间一个梳着分头的女孩头在篱笆的那一边冒了出来，接着又出现了一双眼睛，越睁越大—唉，太调皮了，太贪玩了！追过去，医生，跳过篱笆去—她朝那边跑了，可爱的仙女，她就藏在那几棵树后面—抓住她，抓住她，医生！可是如今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她低垂着头，双手也无力地垂着，一只手握着一顶帽子，这就是如今的著名影星（一个堕落的女人，唉！）。那位父亲还在颤抖，慢慢张开双臂，她猛一下跪在他的面前。卢仁开始擤鼻子。他们离开电影院时，他两眼通红。不过他清清嗓子，不承认刚才一直在哭。第二天早上喝咖啡时，他一只胳膊肘支在餐桌上，若有所思地说：“很好，很好—那部影片。”他又想了一会儿，补充道：“可是他们有所不懂。”“什么意思，他们不懂什么？”他妻子惊讶地问，“他们都是一流的演员。”卢仁斜看她一眼，又马上移开目光，这话会说到她不喜欢的事情上。她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开始暗自思量怎样让卢仁忘掉电影中那盘倒霉的棋。那个导演真笨，竟然认为象棋适合营造“气氛”。不过卢仁倒显得马上忘了这事一般—他正全神贯注地品尝岳母送来的地道俄式面包，而且他的眼睛又变得清澈起来。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那一年的冬天是白色的冬天，像圣彼得堡的冬天。她给卢仁做了一件棉外套，把他的一些旧物品送给了贫困的俄国难民—其中有一条产于瑞士的绿色羊毛围巾，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樟脑丸气味，人一闻就闹心。门厅里挂着一件已判定不宜再穿的夹克衫。“这衣服穿着非常舒服，”卢仁恳求道，“舒服极了。”“别碰它，”妻子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来，“我还没有看过呢。说不定满是蛀虫了。”卢仁脱下晚餐时穿的短上衣，他总是穿着它试肥瘦，看看他在过去的这个月里是不是胖了许多（他胖了，的确胖了—明天有一个盛大的俄国人舞会，搞慈善募捐），然后深情地拿起那件被判了死刑的夹克衫，将胳膊溜进袖子里。一件可爱的夹克衫，没有一点虫蛀的样子。只是衣袋里有一个微小的洞，但还不是像有时候衣袋兜底彻底扯开了的样子。“妙极了，”他高声叫道。他的妻子手里拿着袜子，从卧室探出头来向门厅里张望。“脱掉它，卢仁。又破又脏的，天知道放多久了。”“不脱，不脱，”卢仁说。她从各个角度检查起它来，卢仁站在那里伸手拍拍下摆，意外地感觉到衣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他伸手进去一摸—没东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洞。“太旧了，”他妻子皱着眉头说，“不过可以当劳动服穿……”“我求求你，”卢仁说。“那好吧，照你的意思办—等会脱了交给女仆，让她好好拍打拍打。”“不交，本来干净的，”他自言自语道，决定把它挂在书房里，挂在哪个不起眼的地方，像文职官员那样脱了衣服挂起来。脱的时候他又一次感觉到衣服的左边稍稍重一点，但他记得衣袋都是空的，便没有查看一边重是什么原因。至于那件晚餐短上衣，现在已经变得有点紧了—对，绝对有点紧。“舞会，”卢仁说，暗自设想了许许多多成双成对转圈的人。

舞会是在柏林市一家最好的酒店里举办的。衣帽间附近围着拥挤的人群，服务员接过客人的衣物，再像抱着睡着了的孩子一样抱走。他们给了卢仁一个干干净净的金属号牌。他和妻子走散了，不过马上又找着了她：她正站在一面镜子前面。他将金属号牌贴在她施了脂粉的光滑后背上微微凹下去的软肉上。“哎呀，好凉，”她惊叫道，动了动肩胛骨。“挽臂，挽臂，”卢仁说，“我们必须挽臂进去。”于是他们就挽着臂进去了。进去后卢仁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的岳母，看上去年轻了许多，面色红润，戴着一顶珠光宝气的头饰—俄国妇女常戴的kokoshnik[5]。她正在宣传潘趣酒[6]，一位年长的英国人（他刚刚从自己的房间走下楼来）很快就喝醉了，一只胳膊肘支在她摆酒的桌子上。另一张桌子离一株挂满彩灯的枞树不远，上面放了一堆抽奖奖品：有一把很有气派的俄式茶壶，朝着枞树的一边反射出树上的红色和蓝色的彩灯。有穿着无袖短上衣的玩具娃娃，有一台留声机，还有各种酒（斯米尔诺夫斯基捐献的）。第三张桌子上摆着三明治、意大利色拉、鱼子酱—一位漂亮金发女郎正在叫一个人：“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他们怎么又把它拿走了……我早就说过了……”附近一“祝您晚上格外愉快！”个人说道，卢仁太太抬起一只拱成天鹅形状的手。再往里去，隔壁房间里有音乐声，跳舞的人在桌子之间的空地踩着节拍转圈。一个人后背砰的一声全速撞在了卢仁的身上，他哼哼着连连后退。他的妻子早就不见了，他举目搜索一番后，又回到第一个房间里。这里的赌彩抽奖游戏又一次吸引了他。每支付完一马克，他就伸手入箱摸出一张纸卷成的小圆棒。他又是吸鼻子，又是噘嘴巴，每一次都花很长时间打开纸卷，里面没见有数字的话，就把纸翻过来看看靠外的那一面有没有—这么看是不管用的，但也是人之常情。玩到最后他抽到了一本《咪咪猫》之类的儿童读物，不知怎么处置，便放在了桌子上。桌子上有两杯斟满的酒，正等着一对跳舞的男女回来。人群拥挤，走来走去，动辄还乐声大作，他的神经受到刺激，而且又无处可躲。也许人人都在看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跳舞。舞曲间歇期间，他的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找他，可每走一步就有熟人叫住她。有很多人来参加这场舞会—其中有一位外国领事，是费了好大周折才请到的。还有一位著名的俄国歌唱家，两位女影星。有人给她指了两位女影星的桌子，两位女士脸上挂着装模作样的微笑，她们的男伴是三个膘肥体壮的制造商型大汉，不停地用舌头发出咯咯的声音，还弹响指，冲着脸色苍白、大汗淋漓的服务生发脾气，嫌他动作太慢，效率太低。这三个人中有一个似乎令她尤为讨厌：此人牙很白，棕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打发走服务生后，又开始大声说起别的事来，俄语中夹杂着最常见的德语词语。突然间她觉得很失落，人人都在关注那两位影星，关注那位歌星，关注那位领事，似乎没人知道出席舞会的还有一位象棋天才，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几百万份报纸上，他弈出的对局已经被称为“不朽之局”了。“说来好怪，同您跳舞一点不费劲。这里的地板很不错。对不起。太挤了。舞会的收入肯定可观。这边的那位男士来自法国大使馆。说来好怪，同您跳舞一点不费劲。”一般一说这句话谈话就结束了，他们跟她跳舞，却不知到底对她说些什么好。一位长得相当漂亮的女士，却了无生趣。还有那场和一个不成功的音乐家的婚姻，或者类似的事情。“你说什么—是个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什么？玩家？玩牌的？你拜访过他们吗，奥勒格·谢尔盖耶维奇？”

与此同时，卢仁已经在楼梯不远处找到了一只很深的扶手椅，这会儿正从一根柱子后面望着人群，吸着第十三支烟。旁边还有一只扶手椅，一个留着小胡子、皮肤黝黑的绅士过来先询问了椅子是否已有人坐，然后坐了下来。附近仍然人来人往，卢仁渐渐害怕起来。他目光所到之处遇到的都是好奇的眼睛，可恨的是他非得看个什么地方不可，只好将目光盯在邻座那人的小胡子上。此人显然也是烦到处吵闹，为躲无谓的应酬坐到这里来了。他感觉出卢仁在盯着他看，便朝他转过头来。“我很久没有参加舞会了，”他和气地说，咧嘴笑笑，摇摇头。“要紧的是啥也不要看，”卢仁闷声闷气地说，伸出手比划眼睛眨巴的样子。“我大老远来到这里，”这人解释道，“一个朋友硬要拉我来。说实话，我觉得累。”“觉得累，也觉得沉重，”卢仁点头称是，“谁知道搞这一套有什么意思？超出我的理解能力。”“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在巴西一个种植园干活，就更不能理解了，”这人说。“种植园，”卢仁紧跟着重复说道，像他的回声一般。“这里的生活方式很古怪，”陌生人继续说，“世界四通八达，这里的人却在极其有限的一小块地板上猛跳查尔斯顿舞[7]。”“我也要出远门了，”卢仁说，“我已经拿到了旅游手册。”“没什么能和自由自在相比，”陌生人感叹道，“信步漫游，一路顺风。去过了多少美好的国家……我曾在里奥内格罗[8]边远的森林里遇到一个德国植物学家，也曾和一位法国工程师的妻子在马达加斯加岛上住过。”“我也肯定会拿到这些地方的旅游手册，”卢仁说，“很有吸引力的东西—那些小册子。每样事情交代得非常详细。”

“卢仁，原来你在这儿！”突然间他妻子的声音响了起来，她正挽着父亲的胳膊匆匆走过“。我马上就回来，我这就过去给我们找一张桌子，”她回过头来喊着说，然后就不见了。“你的名字是卢仁？”绅士好奇地问。“对，对，”卢仁说，“但这无关紧要。”“我过去认识一位卢仁，”绅士说，眼睛眯了起来（因为记忆都是近视眼），“我过去认识一位。你莫非在巴拉舍夫斯基学校上过学，上过吧？”“可能上过吧，”卢仁答道，心里起疑，觉得不快，便仔细打量起同伴的脸来。“那样的话我们就是同班同学！”对方惊叫道，“我是彼得利什契夫。记起我来了吗？嗨，你当然记得了！多么巧呀。凭你的脸我是绝对认不出你的。告诉我，卢仁……你的第一个名和你的父姓是什么来着？……啊，我好像想起来了—托尼……安东……接下来是什么？”“你弄错了，弄错了，”卢仁抖了一下说。“是弄错了，我记性差，”彼得利什契夫接着说，“好多名字我都忘了。比如我们班那个文静的男孩，你还记得他吗？他后来在弗兰格尔岛战役中失去了一只胳膊—就在撤退之前。我在巴黎见过他上教堂。嗯，他叫什么来着？”“为什么非要说这些不可？”卢仁说，“为什么还要说这么多？”“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彼得利什契夫叹了口气，很舍不得地把手掌从额头上移开。“不过再举一例，有个叫格罗莫夫的，他如今也在巴黎，好像日子过得很舒坦。可是别的同学如今都在哪儿呢？他们都在哪儿呢？都散了，化成烟消失了。想起来真是奇怪。那么卢仁老同学，你的情况如何，你的情况如何呢？”“还行，”卢仁答道，从健谈的彼得利什契夫身上移开目光，突然间认出了老同学当年那张脸：小脸盘，粉红色，挂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嘲笑。“想当年真是美好时光啊，”彼得利什契夫叫道“，你还记得我们的地理老师吗，卢仁？记得他经常飓风一般飞进教室，手里还拿着一张世界地图吗？还有那个小老头—唉，我也忘了他的名字—还记得吗？他经常全身发抖着说：‘好好玩吧，哼，好你个大傻瓜。’美好时光啊。我们经常飞奔下楼，冲进院子，你还记得吗？还记得那次学校晚会上意外发现阿布佐夫会弹钢琴吗？平时根本没见他练过，记起来了没有？我们给他起了个谐音外号—‘何不醉乎’，记起来了吗？”“不要回应他，”卢仁飞快地暗想道。“如今这些美好时光全消失了，”彼得利什契夫继续说，顺“现在我们相逢在舞会上……噢，便问一下，我好像记得……你离开学校时从事了什么专业，是什么专门行当？是什么来着？对了，当然是—象棋！”“不，不，”卢仁说，“你究竟为什么非要……”“噢，对不起，”彼得利什契夫和善地说，“那么是我搞混了。对，对，正是搞混了……舞会跳得正欢，我们却坐在这里大谈过去。你知道我已经游遍了世界……古巴的女人多美啊！要不再举一例，那次在丛林里……”

“一派谎言，”那人身后响起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他根本没去过任何丛林……”

“你为什么凡事都要败兴？”彼得利什契夫回过头拖长声音说。“别听他的，”一个瘦长的秃顶男人接着说，他就是刚才那个懒洋洋的声音的主人，前天才是他第一次离“革命后他一直住在法国，开巴黎。”“卢仁，允许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彼得利什契夫笑着说。然而卢仁匆匆离开了，脑袋缩进肩膀里，由于走得太快，身子又是晃，又是抖，样子很奇怪。

“走了，”彼得利什契夫诧异地说，随后又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话说回来，也许是我认错了人。”

卢仁撞了一路的人，他用含泪的声音不停地喊叫：“对不起，对不起！”就这样还是老往别人身上撞，只好避而不看他们的脸。他到处找他的妻子，终于看见了她，便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肘。她吓了一跳，转过身来。可是他一开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喘得太厉害了。“怎么了？”她焦急地问。“我们走，我们走，”他喃喃说道，仍然抓着她的胳膊肘。“请镇静，卢仁，不必这样，”她说道，轻轻地把他推到一旁，这样旁边的人就听不见他们说的话了，“你为什么要走？”“那边有一个男人，”卢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和他谈话太不爽了。”“……是你以前认识的人？”她平静地问。“对，对，”卢仁点头称是，“我们走吧，求你了。”

卢仁半闭着眼睛，这样彼得利什契夫就不会注意他。他挤过人群来到前厅，开始在所有的衣袋里翻找他的金属号牌。经过三四次各持续了几十秒钟的慌乱和绝望后，他终于找到了它。管衣帽间的服务生像个梦游人一样寻找他的衣物，而他焦急地拖着脚这边那边地来回走动。……他是客人中第一个穿好衣服的，也是第一个走出门的，他妻子匆匆跟在后面，边走边裹紧她的斜纹厚绒布外套。一直到进了汽车后，卢仁的气这才喘得顺畅起来，脸上烦乱愠怒的表情也退去，变成了不好意思的似笑非笑的模样。“亲爱的卢仁碰到了一个讨厌的人，”他的妻子抚摸着他的手说道。“一个中学同学—人品可疑，”卢仁解释说。“不过现在，亲爱的卢仁没事了，”他妻子低声说，吻了一下他柔软的手。“现在都过去了，”卢仁说。

然而事情并非完全如此，留下了后遗症—一个谜，一根刺。他开始一夜一夜地思索为什么这次碰到个同学会让他如此不自在。这里头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因素，想起来令人不快—彼得利什契夫上学期间曾经欺负过他，这一回又隐隐提到一本撕烂了的书，写的是小托尼的故事。还有，一个本来充满异国魅力的旅游世界，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吹牛人满嘴的胡言乱语，这就使将来再也不可能相信旅游宣传册了。不过可怕的还不是碰上了同学这样的事情本身，而是由此引发的另外一些事情—这次碰到同学含有隐秘的意义，他得好好探索。他开始夜里冥思苦想，像福尔摩斯习惯于对着烟灰冥思苦想一样。渐渐地，解开此事奥秘的密码似乎变得复杂起来，远非他起初料想的那样。碰上彼得利什契夫仅仅是什么事情的继续，所以有必要深入考察，有必要回到过去，把他的生活从生病之日一步一步重新推演一遍，直到这次舞会为止。

[1] Riviera，法国与意大利之间地中海海岸著名度假胜地。

[2] Monte Carlo，摩纳哥公国城市，世界著名赌城。

[3] Nice，法国南部城市，在地中海沿岸。

[4] Boris Godunov，俄国著名作曲家穆索尔斯基（1839—1881）于一八六九年根据普希金的著作自编脚本完成的歌剧，于一八七四年二月在圣彼得堡首演。

[5]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鸡冠帽。

[6] punch，一种用酒、果汁、香料等调和而成的饮料。

[7] Charlestons，一种流行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舞蹈，特点是快速运动侧小腿。

[8] Rio Negro，阿根廷中南部省份，西部为一系列湖泊和茂密森林。

▇

浅蓝灰色的滑冰场（夏季就变成若干网球场）上薄薄盖着一层雪，当地的人们在上面小心翼翼地玩乐。卢仁夫妇早上散步经过这里的时候，滑冰人中身手最矫健的那一个，一位穿着毛线运动衫的年轻人，正好来了个荷兰式的花样，结果重重地坐在了冰面上。再远一点是个小公园，里面有一个穿着一身红衣服的三岁小男孩，迈开穿着羊毛裤的小腿摇摇摆摆朝一块马镫石走去。附近有一点雪积成了个小山包模样，诱人胃口，小男孩伸出一只看不见指头的小手刮下点雪来，送到嘴边。这情形立即招来了背后一只手一把抓住了他，还在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唉，你这可怜的小人儿，”卢仁太太回头望望说。一辆公共汽车驶过白色的柏油路面，留下两条又粗又黑的道儿。一家卖留声机和游戏机的商店里传出微弱的音乐声，有人过来关上了门，免得音乐患上感冒。一只达克斯猎狗穿着一件蓝布拼接起来的小外套，摇摆着低垂的耳朵，停下来嗅了嗅地上的雪，卢仁太太正好趁机摸了摸了它。这一阵一直有白色的东西打在他们脸上，很轻，却很尖利，当他们抬眼凝视空旷的天空时，发现有亮晶晶的微小颗粒在他们眼前飞舞。卢仁太太脚下滑了一下，她责备地看了看她那双灰色雪靴。在俄式食品店附近，他们碰上了阿尔费奥洛夫夫妇。“这天气突然就冷了，”阿尔费奥洛夫感叹道，黄胡子一抖一抖地动。“别吻手了，手套脏了，”卢仁太太说，笑眯眯地看着阿尔费奥洛夫太太总显得生气勃勃的迷人脸庞，问她为什么不来他们家做客。“你正在发胖，先生，”阿尔费奥洛夫大吼一声，顽皮地斜眼瞟了瞟卢仁的肚子，此刻他的肚子在棉大衣下面显得格外大。卢仁可怜巴巴地看看妻子。“记住，永远欢迎你们来，”她点点头说。“等等，玛丽，你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吗？”阿尔费奥洛夫问“，你知道？那好。就这样，再会—咱们用苏维埃俄国的告别语。向你母亲转达我最诚挚的敬意。”

“他这个人很小气，也很可怜，”卢仁太太说，挽起丈夫的胳膊，变换着脚步，好和他的步子协调一致，“不过玛丽……多么可爱的人，多么漂亮的眼睛啊……别走那么快，亲爱的卢仁—路很滑。”轻盈的雪不再飘落，一小块天空暗淡地闪着光。太阳浮出脸来，没有血色，像一只扁平的盘子。“你猜怎么着，我们今天从右边走，”卢仁太太建议道“，我们从没有从右边走过，“看，我敢肯定。”橘子，”卢仁说道，觉得很馋，并想起了他父亲说过的话：你用俄语说“leemon[1]（柠檬）”这个词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拉长面孔，但说“apelsin[2]（橘子）”一词时，就会一脸笑容。卖东西的小女孩敏捷地打开纸袋口，将几个冰凉的、长着小浅坑的红色球体挤着塞了进去。卢仁拿出一个橘子，边走边剥皮，料想橘子汁会溅进眼睛里，不由得紧皱眉头。他将剥下的橘子皮放在衣袋里，这是因为扔在雪地上会太显眼，说不定还会有人把它踩成酱泥。“好吃吗？”他妻子问。卢仁咂吧着嘴嚼着最后一瓣橘子，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他正要伸手重新挽住妻子的胳膊，突然停下不走了，四处张望。想了片刻后，他回头往街道口走去，看了看街道的名字，然后又快步赶上妻子，伸出手杖指向最近的一幢房子。那是一幢普通的灰色石头房，铁栏杆后面有个小花园，把房屋和街道隔开。“我爸爸从前常住这儿，”卢仁说，“门牌35A。”“35A，”他妻子跟着他说了一遍，不知道接下来说什么，便抬头望望房子的窗户。卢仁继续往前走，用手杖将栏杆上面的积雪捣下来。一会儿后，他又一动不动地站在一家文具店前面。店里有一个蜡像小人，长着两副面孔，一副悲伤，一副欢快，不停地将夹克衫的左右衣襟轮换着打开。夹克下穿着一件白色马甲，马甲左口袋里别着一支自来水笔，夹克左襟一打开，水笔便往白色马甲上喷洒墨水，而别在右边口袋里的自来水笔却没有任何动静。卢仁非常喜欢这个双面人，甚至想把它买下来。“听着，卢仁，”等他在窗子边上看够了后，妻子说话了，“很久之前我就想问问你—你父亲去世后难道没留下什么东西吗？留下的东西现在都放在哪儿呢？”卢仁耸耸肩。“曾有一个叫克拉什钦科的人，”过了一会儿他喃喃说道。“这我就听不明白了，”他妻子有点怀疑。“他在巴黎给我写了一封信，”卢仁不太情愿地解释道，“讲了去世和安葬的事，已故父亲的遗物由他保管着。”“唉，卢仁，”她叹口气说，“你看你怎么使用语言的。”她沉思片刻后又说，“你父亲的遗物不关我的事，我只是觉得那些原来属于你父亲的东西由你留着才好。”卢仁沉默不语。她想象着那些没人要的东西—也许是老卢仁写书时用过的钢笔，这样那样的文件、照片之类—她伤心起来，暗暗怪丈夫心肠冷酷。“不过有一件事情非做不可，”她决断地说，“我们必须去墓地看看他的坟，确保它不受冷落。”“天冷，路也远，”卢仁说。“那我们过一两天去，”她做出了决定，“天气肯定会有变化的。请小心—有辆汽车过来了。”

天气变得更糟了，卢仁想起了那块令人压抑的荒地和墓地上的冷风，便请求将扫墓之行推迟到下一周。另外，天气冷得出奇，滑冰场关闭了。这个冰场总是运气不好：去年冬天它一化再化，最后冰场化成了一个水潭。今年又冷得像着了魔一般，连学童们都不来滑冰了。公园里冻死的小鸟挺着胸脯躺在雪地上，两只爪子竖在空中。温度计在周围寒冷环境的影响下，无可奈何地一降再降。就连动物园里的北极熊也发现为它们加强了防冻措施。

现在发现卢仁夫妇的公寓是那些幸运公寓之一，装有神奇的中央供热系统。住在这样的公寓里，人坐着不动时不必非穿上皮大衣、裹上毛毯不可。他妻子的父母冻得快要发疯了，所以极其乐意到有中央供热系统的公寓做客。卢仁穿着那件没有被毁掉的短上衣坐在桌前，正在用心地画放在他面前的一个白色立方体。他的岳父要么在书房里四处踱步，边走边讲述一些非常体面的长篇趣闻轶事，要么拿着一张报纸坐在沙发上，时不时先深深吸气，再清清嗓子。他的岳母和妻子坐在茶桌旁。从书房里穿过昏暗的客厅望过去，可以看见餐厅里明亮的黄色灯罩。餐具柜形成一个棕色的背景，上面映出他妻子明亮的轮廓和裸露的双臂。她的胳膊肘支在桌子上，离开她眼前好远，头斜靠在一只肩上，十指交叉。要么突然平稳地伸开一只胳膊，碰碰桌布上某个闪亮的物体。卢仁将他正在画的立方体放到一旁，取出一张什么也没画的白纸，准备好一只装着水彩块的铁皮盒子，匆匆画起远处的这个景象来。他借助一把尺子吃力地勾画轮廓线，这时远远的那一头发生了一点变化。他的妻子离开了明亮的长方形餐厅，灯灭了，随后灯又在近处的客厅里亮了起来，远处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平时他很少用水彩，倒是喜欢用铅笔画画。水彩潮湿，老是弄得画纸起皱，令人不快，湿了的颜色还会淌到一起去。普鲁士蓝黏力特强，往往粘上取不掉—你刚在画笔尖上蘸上一小点，它就在颜料盒光滑的搪瓷内壁上粘得到处都是，打好的底色也叫它吞掉了，玻璃杯里的水也叫它染成讨厌的蓝色。有些装着墨汁和铅粉的粗软管，可管子盖儿无一例外地全丢了，所以管子的颈口就完全干了。他挤管子的时候用力过猛，管子就会从底部爆裂，于是下面会爬出一条黏糊糊蠕动的胖虫子。他这种胡涂乱画画不出什么结果来，就连最简单的东西—比如画个插着花的花瓶或临摹介绍里维埃拉的旅游宣传册里的一幅落日图—也会画得斑斑点点，看得人讨厌恶心。不过画画总归是好事情。他画了他的岳母，画得岳母生了气。他画他妻子的剪影，妻子说她要是长那副模样的话，他就没有理由娶她了。不过另一方面，他岳父浆过的笔挺衬领却画得很好。卢仁对削铅笔和用铅笔量眼前物体的比例很有兴趣，眯起一只眼睛，举起铅笔，大拇指抵住笔杆。画错了要擦掉时也会小心翼翼地在纸上移动橡皮，一只手掌压住纸。他根据经验知道，不压住的话，纸就会擦得哗哗响，出现褶皱。他会非常细心地吹掉纸上的橡皮屑，生怕用手去抹会把画好的画弄脏。他最喜欢的是他妻子最初建议他画的那些物体，后来就反反复复地画—白色的立方体、角锥体、圆柱体，还有一小块塑料装饰品，这东西让他想起在学校里上图画课的情形—这是他唯一画得来的东西。那些细细的线条让他感到安慰，他画了又画，足有上百次，终于达到了最高程度的清晰、精确、纯正。打阴影也是极爽的事，轻轻地、工工整整地打，不能压得太重，线条分布均匀。

“画完了，”他说，举起画纸，拉开点距离，眯起眼睛，透过眼睫毛观看他画好的立方体。他的岳父戴上夹鼻眼镜，看了许久，连连点头。他的岳母和妻子从客厅过来，也看起他的画来。“立方体还投下一小块阴影呢，”他妻子说，“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立方体。”“画得好，你是一位真正的立体派画家，”他岳母说。卢仁咧了咧嘴的一边，微微一笑，拿着画打量起书房的四面墙壁来。书房门旁边已经挂着一幅画—一辆火车行驶在一道横跨深渊的桥上。客厅里也有一样东西：电话号码簿上放着个骷髅头。餐厅里有一些画得特别圆的橘子，人人见了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西红柿。装饰卧室的有一幅木炭做成的浅浮雕，还有一幅圆锥体和尖锥体密谈图。他走出书房，眼睛环顾四面墙壁，他的妻子叹了口气说道：“不知亲爱的卢仁会把这幅画挂在哪里。”

“你还没有屈尊告诉我，”她的母亲开始说，抬起下巴指指摆在桌子上的那一堆花里胡哨的旅游小册子。“可我自己也不知道去哪儿呢，”卢仁太太说，“很难定夺，每一个地方都很美。我想我们会先去尼斯。”“我建议去意大利湖区，”她父亲说，合上报纸，摘下夹鼻眼镜，开始说起那些湖泊有多么美丽。“我们老是大谈旅行，他恐怕已经听厌了，”卢仁太太说，“找个晴朗的日子，登上火车出发就是了。”“不过四月以前不能走，”她母亲恳求道，“你答应过我的，你知道……”

卢仁回到了书房。“我把一盒图钉放在什么地方了，”他说，看看桌子，又拍拍衣服口袋（他又一次，不是第三次就是第四次，感觉到左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但不是那盒图钉—没有时间仔细检查了）。图钉在桌子上找见了，卢仁拿起盒子，匆匆走了出去。

“噢，我都忘了告诉你。想象一下，昨天上午……”她开始告诉女儿，昨天一个女人给她打来电话，没想到这个女人会从俄国来到这里。想当年在圣彼得堡，这个女人还是个年轻姑娘时，常到她家做客。三四年前她嫁给了一个苏联商人，要么是个苏联官员—要准确断定其身份是不可能的—她和丈夫要去一处温泉疗养胜地休闲养生，中途在柏林停留一两个星期。“你知道，苏联公民到我们这里来，我就有点不自在，可她硬是要来。她打电话也不害怕，这我就觉得奇怪了。怎么说呢，苏联的人要是得知她给我打过电话……”“噢，妈妈，她也许是一个非常郁闷的女人—她暂且摆脱郁闷，享受自由，便很想见见人。”“那好，我把她转交给你，”她母亲说道，松了一口气，“特别是你这里比较暖和。”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那位女士出现了。卢仁因头一天晚上没睡好，这时还在酣睡。有两次他醒过来，想喊却没喊出声来，做噩梦噎住了。卢仁太太如今也不知为何不大喜欢接待客人。客人来后才发现是一位身材苗条、生动活泼的女士，妆化得恰到好处，梳着漂亮的短发，穿戴和卢仁太太一样，东西简约，价格昂贵。她俩大声抢着说话，都说对方一点也没变，要说变也许都变得更漂亮了。两人走过客厅进了书房，书房里比客厅更舒适一些。来人暗自吃惊，这位卢仁太太十一二年前是个活泼漂亮的小姑娘，现在变得又白又胖，也更文静了。卢仁太太则发现这位从前常来他们家拜访的年轻女士如今变成了一位非常风趣自信的夫人。想当年她是个寡言少语的端庄淑女，爱上了一个大学生，后来那个大学生被打死了。“这么说这就是你柏林的家……衷心感谢你。我都快冻死了。国内在列宁格勒[3]要比这里暖和，真的比这里暖和。”“圣彼得堡现在怎么样？肯定变化很大吧？”卢仁太太问道。“当然变了，”来人得意洋洋地回答说。“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吧，”卢仁太太若有所思地点头说道。“嗨，瞎说！根本不是那样的。国内大家都在工作，搞建设。连我的儿子都工作了—怎么，你不知道我有了儿子？—对，我有，我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连他都说，国内在列宁格勒‘大家都工作，在柏林，布尔乔亚什么也不做’。总的来说，他发现柏林比国内差多了，他甚至啥都不想看。他善于观察，你知道，很敏感……不，认真讲，孩子说得对。我自己也感觉到我们已经超过了欧洲。就拿剧院来说。怎么说呢，你们在欧洲没有剧院，剧院压根不存在。我这么说根本不是，你要理解，根本不是赞美共产党。不过你不得不承认一件事：他们向前看，他们搞建设，集中精力搞建设。”“我不懂政治，”卢仁太太缓缓地说，有点伤心，“不过我只是觉得……”“我只是想说一个人得思路开阔，”来者连忙说道，“举个例子，我一到这里就买了一份流亡者报纸。当然，我丈夫说，你知道的，开玩笑地说—‘你为什么把钱浪费在这些垃圾上—我的女孩？’他的原话比我说的还难听，为了不伤大雅，让我们称之为垃圾—但我却说：‘不算浪费。各样东西你都得看看，要绝对不带偏见地了解各种事情。’想象一下—我打开报纸读起来，上面印的全是诽谤之词，谎话连篇，说什么都那么粗野。”“我很少看俄文报纸，”卢仁太太说，“比如妈妈从塞尔维亚订了一份俄文报纸，我相信—”“那都是阴谋，”这位女士继续说，“除了谩骂什么都没有，没人敢为我们说一句好话。”卢仁太太心“真是这样吗？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烦意乱地说，“我说不明白，说这类事情我很不擅长，不过我觉得你搞错了。如果哪一天你想和我的父母谈谈这种事情的话……”（说到这里，卢仁太太心中想象她母亲瞪着眼睛尖叫的模样，反倒有一丝快感。）“算了，你还是没有长大，”这位女士宽厚地笑笑，“讲讲你现在做什么，你丈夫做什么，他是干什么的？”“他以前下象棋，”卢仁太太答道，“是个出色的棋手。但后来劳累过度，现在正在休养。请你一定不要对他谈象棋。”“对，对，我知道他是一名棋手，”来人说，“但他是什么身份？反动派？白匪？”“我真的不知道，”卢仁太太笑道。“我听说过他的一两件事情，”来人继续说，“你maman[4]一告诉我说你嫁给了一个叫卢仁的人，我马上就想到是他。我在列宁格勒有一个老熟人，她给我讲过—讲起来那么自豪，你知道，太天真—讲她怎样教她的小外甥学象棋，后来小外甥成了一名出色的……”

就在谈话说到这一点的时候，隔壁房间里传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好像是有人撞上了什么东西，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等一下，”卢仁太太从沙发上跳将起来，正要轻轻推开通向客厅的房门，却又改变了主意，穿过门厅去了客厅。在客厅里她看到一个完全出乎她意料的卢仁。他穿着睡衣和卧室拖鞋，一只手里握着一块白面包—不过令人吃惊的当然不是这一点—令人吃惊的事情是他的脸由于激动发抖而变了形。只见他两眼圆睁，目光闪亮，额头看上去凹凸不平，青筋暴起，一见妻子，先好像不理睬她，只管张大嘴站着继续朝书房张望。不一会儿她看明白了，他这是因高兴而激动。他高兴地冲着妻子磕牙齿，又笨重地转了一个圈，险些将棕榈树碰倒，还甩掉了一只拖鞋。拖鞋像个活物一样滑进了餐厅，餐厅里可可茶正在冒蒸气，他紧跟着拖鞋快步走了过去。

“没事，没事，”卢仁诡秘地说，像个发现了什么秘密而欣喜若狂的人，拍拍膝盖，闭上眼睛，晃起脑袋来。“那位女士从俄国来，”他妻子试探着说，“她认识你的姨妈，你这位姨妈—对，就是你那些姨妈中的一位。”“好极了，好极了，”卢仁说，突然笑得喘不过气来。我这是在担心什么？她心想。他就是觉得开心罢了，睡醒后心情好，也许想……“想开个不让别人知道的玩笑，卢仁？”“对，对，”卢仁答道，总算找着了个搪塞的办法，便接着说，“我刚才想穿着睡衣去做个自我介绍。”很好嘛，她笑着说，“那样我们会觉得很开心，”“吃点东西，穿好衣服。今天上午好像要暖和一点了。”卢仁太太将丈夫留在餐厅，自己立即返回书房。她的客人坐在沙发上看一本旅游小册子里的一些瑞士风光图片“。听着，”她一见卢仁太太进来，便说道，“我要利用利用你。我要买点东西，可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地方最好的商店都在哪里。昨天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站了整整一个钟头，就站在那儿想，也许还有更好的商店呢。再说我的德语也不够用……”

卢仁一直坐在餐厅里，时不时拍拍膝盖。真的有重大事情值得庆祝。自从上次舞会以来，他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开往事奥秘的密码，这密码刚才突然间自己显示在他面前，全亏了从隔壁房间里飘来的一句意想不到的话。刚听到那句话的几分钟里，只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兴奋感，自己原来是个棋手，这让他感到自豪、欣慰，产生了艺术家都很熟悉的快意人生的生理反应。他又做了好一些小动作后，这才意识到这一非同寻常的发现所具有的真正意义。他喝完了可可茶，刮了胡子，把装饰纽扣换到一件干净的衬衣上。突然间快感消失了，别的一些感觉压倒了他。打谱学得的一些着法可以在实战中隐约重现于棋盘之上，同样道理，现在一种熟悉的生活模式也连续不断地重现于他当前的生活之中，这种现象日益明显。他断定这种重现确是事实后，特别高兴，但这最初的高兴刚刚过去，他刚刚开始仔细反思他的发现时，吓得发起抖来。他注意到他童年的种种意象一步一步重现出来（乡下的房子……城市……学校……姨妈），这个过程既可怕，又高雅，还捉摸不定，他隐隐觉得美，又隐隐觉得怕。不过他仍然不太理解为什么这种密码式的重现会在他的灵魂深处激起如此强烈的恐惧。有一件事情他觉得真真切切地存在：那就是他很恼怒自己过了这么久都未发现这一连串狡猾的着法。现在想起了某些细节—还有许多细节时不时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以致刚开始时的那种重现现象几乎隐匿不见了—卢仁暗自生气，恨自己没深思，没有采取主动，只是盲目地听任密码自行展现。那么从现在起，他决心提高警惕，密切注意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有进一步发展的话—还有当然，当然，要确保他的发现成为牢不可破的秘密，人要表现得快活，不同寻常地快活。然而从那天开始，他就不得安闲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必须设计一道防线，来抵御这种自行展现的密码，彻底摆脱它。为此他必须预见到它的终极目标，它当前的走向，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做到这一点。一想到那种重现很可能还会继续，他就惊恐万分，以至于恨不能停止生命的时钟，让重现像那局棋赛一样永远封盘，永远凝固。与此同时，他又注意到自己还继续活着，某种准备还在进行中，事情在爬行一般缓慢发展，他没有能力阻挡这种运动。

他的妻子假如这几天和他多待些时候的话，也许就会很快地注意到他的变化：阴沉沉的表情中时不时显出木愣愣的快活样子。可是说来不巧，恰好就在这几天里，那位从俄国来的女士纠缠不休，她只好按原先说好的让她利用利用。这位女士拉着她转商店，一个接一个地转，一转就是好几个钟头。她不慌不忙地试帽子，试衣服，试鞋子，然后到卢仁家坐着不走。她还是像以前那样口口声声说欧洲没有剧院，还是冷腔冷调地把圣彼得堡说成列宁格勒。出于某种原因，卢仁太太觉得她很可怜，便陪她去咖啡馆，还给她的儿子买了些玩具。她儿子是个神情忧郁的小胖子，在生人面前说话能力就丧失殆尽，给他送那些玩具时他非常害怕，不敢接受，于是他母亲一口咬定这里没有他喜欢的任何东西，他只盼赶快回国，回到他那些少先队的小伙伴中去。她也拜访了卢仁太太的父母，但遗憾的是，讨论政治的谈话没有发生，他们回忆了一番以前的熟人。这期间卢仁则默默地、聚精会神地给小伊万喂巧克力，伊万默默地、聚精会神地吃，后来脸涨得通红，被匆匆带出屋去。这几天天气也暖和起来，有一两次卢仁太太对丈夫说，等这个不幸的女人带着她那个不幸的孩子和那个不便抛头露面的丈夫彻底离开后，当天他们就去扫墓，决不再拖延。卢仁满脸堆笑，点头称是。打字机、地理、画画，全都置之脑后，因为他现在明白了，所有这些只是密码的一部分，解码之策全都积淀在童年时期，会通过现在的这些活动错综复杂地重现出来。这几天也真过得荒唐：卢仁太太觉得她对丈夫的情绪关心不够，有什么事情正在悄悄地脱出控制，而她还在彬彬有礼地继续听着那位来访者的无聊话语，把她的要求翻译给商店售货员。特别不愉快的事情是，一双已经穿过一次的鞋子后来发现不合脚，她只好陪着她又去那家商店。女士气得脸色发紫，用俄语大骂商家，要求换鞋。完了她还得安抚她，还得设法把她那番尖酸刻薄的骂人话用德语翻译时做相当程度的降温处理。在她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她带着小伊万来告别。她把伊万留在书房里，和卢仁太太一起去了卧室，这已经是她第一百次看卢仁太太的衣橱了。伊万坐在沙发上挠膝盖，尽量不看卢仁，卢仁也不知道该往哪里看才好，思量着如何让这个不爱动的孩子动起来。“电话！”卢仁终于大叫一声，伸出指头指指电话，故作吃惊地大笑起来。可是伊万闷闷不乐地顺着卢仁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又移开了目光，下嘴唇拉了下来。“火车和悬崖！”卢仁又喊了一声，伸出了另一只手，指着墙上一幅他自己画的画。伊万的左鼻孔里满满地垂下一团闪闪发亮的鼻涕，他往回一吸，无动于衷地看着前方。“《神曲》的作者！”卢仁低声吼道，抬手指向但丁的半身像。沉默，轻轻地吸鼻子。卢仁被自己这番体操般的动作折腾累了，也沉默起来。他开始琢磨餐厅里会不会有糖果，要么是不是去客厅玩玩留声机。可是沙发上的小男孩就这么坐着，好像给卢仁施了魔法一般，要离开是不可能的。“有个玩具就好了，”他自言自语道，然后看看书桌，估摸裁纸刀能引起孩子的好奇。一看这东西还是引不起孩子的好奇，他绝望之下翻起衣服口袋来。这一次和以前好多次一样，他感觉到左边口袋尽管空空如也，却隐隐装着什么东西，具体是什么不得而知。卢仁心想这种空袋有物的现象能引起小伊万的兴趣，便挨着伊万在沙发边上坐了下来，诡秘地眨眨眼睛。“变个魔术，”他边说边让他看看口袋是空的。“这个小洞跟魔术没有关系，”他解释道。伊万无精打采，恶狠狠地看着卢仁的举动。“口袋虽空，里面还是有东西的，”卢仁兴高采烈地说，又眨眨眼睛。“在衣服衬里里面，”伊万轻蔑地说道，耸了耸肩扭过头去。“对！”卢仁叫道，故作惊喜状，一只手从小洞里插进衬里，另一只手托住衣服的底襟。最先露出来的是什么东西的一个红色的角，紧接着露出了整个东西—是一个皮面笔记本形状的东西。卢仁竖起眉头打量它，捧在手里翻转过来，拉出塞在皮面夹缝里的一个小翻盖，小心翼翼地打开它。它不是笔记本，是一个摩洛哥山羊皮做成的折叠式小棋盘。卢仁马上想起来，这是巴黎的一家俱乐部送给他的—参加那次象棋大赛的所有棋手都得到了这么一个小东西—不仅仅是俱乐部送的纪念品，也是某个商家的广告。折叠后的棋盘形成一个小盒子，表面画有棋盘方格，里面摆着明胶做成的小棋子，像指甲盖的模样，每一枚上画着一个棋子的对应图形。棋子底部呈尖形，走棋时插在方格底边处的一个小缝里，这样画着对应棋子图形的圆形面就平躺在棋盘方格上。这样摆开后效果非常工整美观—谁见了都忍不住要赞叹这个红白相间的小小棋盘，指甲盖般的光滑的明胶棋子，还有压印在棋盘边上的记谱标识，横边上是金色的字母，竖边上是金色的数字。卢仁乐得张大了嘴，开始往棋盘上插棋子—先沿着第二道格插了一排兵—但接着改变了主意，用指尖将那些可以插入的小棋子从方格里拔了出来，开始摆他同图拉提比赛的那盘棋弈至封盘时的局面。棋局几乎一下子就摆好了，紧接着事情的整个物质层面消失殆尽：躺在他手掌上面的小小棋盘变得没有了形体，没有了重量，摩洛哥山羊皮化成了一团粉红色和奶油色相间的烟雾，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那盘棋局，复杂、激烈，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变着。卢仁一根手指顶住太阳穴，陷入了沉思，因此没有注意到伊万。他无事可干，已经爬下了沙发，开始摇晃落地灯的黑色支柱。灯柱一斜，灯灭了，卢仁在一片漆黑中回过神来，一时间不知道他这是在哪里，也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远处有个看不见的人咕哝着在忙活，突然橘黄色的灯罩又亮了起来，发出透明的光，一个面色苍白、剃着光头的小男孩正跪在地上，整理灯线。卢仁吃了一惊，砰的一声合上棋盘。俨然一个小时候的他，一个小卢仁，跪在地毯上，爬了过去，刚才就是为了他才摆开棋子的……这一切从前曾经发生过……他又一次迷惑了，不明白一种熟悉的事情反复重现，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片刻之后，一切恢复了正常：小伊万吸着鼻子，爬回到沙发上，橘黄色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光线稍暗，朦胧中浮现出卢仁的书房，还轻轻晃动。红色的摩洛哥山羊皮笔记本无辜地躺在地毯上—不过卢仁知道，这只是一个花招，密码还没有全部解开，很快一次新的、可怕的重现会不请自来。他迅速弯腰拾起那个物质东西，塞进上衣口袋里。它象征着一种占领他想象的力量，刚才又一次发作，既给他极大的快感，又令他毛骨悚然。他正想把它藏在哪里更为保险，就在这时传来了说话声，他的妻子和他们的那位客人走了进来，双双朝他游过来，好像穿过香烟的烟雾一般。“伊万，起来，该走了。对，对，亲爱的，我还有许多东西要收拾，”这位女士说，然后走到卢仁跟前，开始向他道别。“认识你非常高兴，”她说道。就在这句话寥寥几个词语之间，她竟然想起了她在此之前不止一次想起过的话：好笨的笨蛋，好怪的怪人！“非常高兴。现在我能告诉你的姨妈我见过她的小棋手了，如今长大了，出名了……”“回来的时候一定来看我们，”卢仁太太急忙大声打断她的话，第一次带着仇恨的目光看着这个女人微笑的淡红色嘴唇和无情的愚蠢眼睛。不用说也会来“那是当然，的。伊万，起来，说再见！”伊万很不情愿地说了，几个人一同走进了门厅。“在柏林送客人出去总是兴师动众的，”她见卢仁太太从窗前矮几上拿起钥匙，便讥讽道。“不，我们有电梯，”卢仁太太答话不沾正题。她极不耐烦地盼这位女士赶快离开，眉毛一挑示意卢仁拿来她的海豹皮外衣。卢仁却只把孩子的外套从衣帽架上取了下来……不过这时幸好女仆过来了。“再见，再见，”卢仁太太站在门口说，即将离开的两位客人在女仆的陪同下进了电梯。卢仁越过妻子的肩膀看见伊万爬上了一个小凳，但这时电梯门关上了，铁笼子里的电梯沉了下去。卢仁太太跑进书房，脸朝下趴在了沙发上。卢仁挨着她坐下，内心深处却开始吃力地制造、黏合、缝补一个笑容，准备妻子回过头的时候马上献给她。他妻子转过头来。他的笑容出来了，完整而又成功。“唉，”卢仁太太叹口气，“我们终于摆脱他们了。”她一把抱住她丈夫吻起来—吻他的右眼，又吻下巴，再吻左耳—遵守着他曾经认可的一套严格顺序。“好了，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她连说两遍，“那位夫人现在走了，消失了。”“消失了，”卢仁顺着她说，叹了口气，吻了吻正在拍他脖子的那只手。“多么温柔，”她轻声说，“啊，多么甜蜜的温柔……”

到上床睡觉的时间了，她去脱衣服，卢仁转遍了所有三个房间，寻找一个可以藏起那副袖珍象棋的地方。任何地方都不可靠。那些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每天早上都会遭到贪婪的吸尘器那个大鼻子的入侵。藏个东西太难了，太难了：别的东西都牢牢把持着各自的地盘，对一个无家可归、逃避追赶的东西自是猜忌，不予欢迎，决不会让给它一丝缝隙的。所以那天晚上他没能藏好那个摩洛哥山羊皮笔记本，因此便决定索性不去藏它了，扔掉算了。然而事实证明扔掉也绝非易事，于是它继续待在了他的衣服衬里中。直到几个月后，所有的危险已过去很久很久，这个袖珍棋盘才重见天日。到了那时候，它来自何处再也无人知晓。

[1]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

[2]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

[3] Leningrad，即圣彼得堡，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后命名为列宁格勒，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恢复圣彼得堡旧名。

[4]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妈妈。

▇

卢仁太太心下承认那位俄国女士到她家访问三周，不可能没留下任何痕迹。那位客人的看法虚假、愚蠢—但如何才能证实呢？她吃惊地发现近几年来她对流亡运动一点不感兴趣，只是被动地接受父母说得天花乱坠、似是而非的观点。移民政治会议曾一度是她经常关注的事情，但是现在在会议上听到的讲演她从不注意。她忽然想到卢仁有可能也对政治产生兴趣—兴许会迷上政治，就像千百万的聪明人迷上政治一样。对卢仁来说，忙上一件新事情是十分必要的。他变得很奇怪了，从前熟悉的那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情形又出现了。他的目光中常有一种躲躲闪闪的神情，好像他有事瞒着她。她担心他还没有找到一个能令他完全入迷的爱好，她也怪自己思维狭窄，没能找到一个领域、一种想法、一种目标，好为卢仁暂停不用的天赋提供用武之地和精神食粮。她明白她必须加紧行动，卢仁生活中没有被占据的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被幽灵钻了空子。对浪漫的富翁而言，旅游是治他们愁闷病的关键药物。但对卢仁而言，在去风景胜地之前有必要为他找到一种有趣的游戏，然后才能求助于旅游这种安慰剂。

她从报纸着手。她订了Znamya（《旗帜》）、Rossianin（《俄国人》）、ZarubezhnyGolos（《流亡之声》）、Obõyedinyenie（《联合》）和Klich（《号角》）等报，买来了最近几期的流亡者杂志，还买来了一些苏维埃报纸和杂志，以资比较。她决定每天晚饭后他俩都要读报纸给对方听。她注意到有些报纸有象棋专版，起先考虑是否要把这些象棋部分剪下来毁掉，又担心这么做是对卢仁的侮辱。卢仁的老游戏以趣味棋局的方式出现过一两次。这令她不快，也很危险。她不能藏起登有象棋专版的报纸，因为卢仁要把报纸收集起来，以便往后装订成册。每当他打开一份登有黑乎乎的象棋棋局的报纸时，她就特别注意他脸上的神情，但他感觉到她的目光，就会匆匆跳将过去。她不知道他是怀着怎样的负罪而又期待的心情盼着象棋版面出现的星期四或星期一，她也不知道他趁她不在时怀着怎样的好奇心仔细观看那些登在报上的棋赛。只要报上登有棋局测验，他就会斜眼瞥一下棋局图，只凭这一眼，便记住了各个棋子的位置，也马上记住了要测验的问题，然后就在妻子给他念社论的时候心里暗暗解起这个难题来。“……整个活动形成了根本的转变和增益，这是计划用来保障……”他的妻子用平稳的语调读着。（真是一盘有趣的棋局，卢仁心想。黑方的后完全自由。）“……在他们的重大利益上形成明显分歧，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压手段有其致命之处，注意这一点并非多余……（”对白方在h7形成的攻势黑方显然有防御之策，卢仁心想。他妻子突然停住不念了，低声说道：“我不明白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这时卢仁机械地笑了笑。）“如果在这一方面，”她又往下念，“毫无顾忌的话……”（啊，太棒了！卢仁暗暗喝彩，找到了难题的解拆之法—原来是一着高妙无比的弃子攻杀法。）“……灾难迫在眉睫，”他妻子读完了文章，叹了口气。现在的情况是，报纸读得越仔细，她越觉得没意思。报上用的词语、隐喻、假设和争论如云似雾，都是用来遮蔽事实真相的。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她总是有所感觉，但从来说不清楚。当她转向另一个世界的报纸—苏联的报纸时，没意思的感觉便漫无边际地扩大起来。这些报上有阴沉清冷的会计室，肮脏沉闷的办公室，这样的办公室让她想起了一个小官员毫无生气的面孔。当时是为了办个什么微不足道的文件，她和卢仁不得不去一个办事机构，那个单位打发他俩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那个小官员是其中一个办公室的，衣衫破旧，动辄发脾气，正在吃糖尿病人专用的面包卷。他可能拿着一份极低的薪水，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孩子全身长满了皮疹。他们当时没有、又不得不有的那份文件，在他看来，具有宇宙般的重要性，整个世界都悬挂在那张纸上，一个人要是没有了它，世界就会无可奈何地倒塌在地，化为尘埃。事情还不止如此：后来证明，卢仁夫妇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得到这份文件，绝望空虚几千年再说吧。要减轻这种Weltschmerz[1]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地写申诉状。那位官员怒斥可怜的卢仁，因为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吸了烟。卢仁吓了一跳，忙把烟蒂塞进口袋。透过窗户可以看见一座正在修建的房子，到处搭着脚手架，细雨斜斜落下。屋子一角挂着一件黑色的小夹克衫，那位官员上班期间就脱下它，换上一件发亮的丝织衫。他的办公桌给人的整体印象是紫墨水颜色和那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感。他们一无所获，走了出来，她觉得好像在和一个又老又瞎的永恒老头斗，实际上这个永恒老头已经打败了她，轻蔑地把她战战兢兢奉上的俗气贿赂—三支香烟—扫到了一边。在另一个机构里，他们马上就拿到了要办的文件。后来卢仁太太颇为恐怖地想，把他们支走了事的那个官员可能在想他们会像孤魂野鬼一般在真空中游荡，也可能在等他们无计可施哭着返回他的办公室。她不明白为什么一拿起一份莫斯科报纸，那位官员的样子就清清楚楚地浮现在她的眼前。这也许是同样的厌烦和怜悯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对她来说还远远不够，她心里并不满足于此—突然间她明白过来，她也在寻找一种模式，一种能真正代表感觉的东西，所以现在的感觉根本不中要害。各种流亡报纸表达的意见都是模糊不清的，她的思想无法理解各报之间复杂的争斗。这种意见的分歧尤其令她吃惊，常使她沮丧地认为任何一个与父母想法不一致的姑娘想问题都会像当年学校里曾给一群咯咯傻笑的女孩子大讲社会学的那个跛子一样可笑。后来发现意见的分歧极其细微，但其中包含最阴险的敌意。如果这一切对思想来说过于复杂，那么感情开始比较明确地抓住了一件事情：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别处，人都在折磨别人，或者极想折磨别人，只不过那边的折磨和人想折磨人的欲望都要比这里厉害一百倍，所以还是这里好一些。

轮到卢仁读报时，她会为他选一篇幽默文章，要么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他读得结结巴巴，很滑稽，把有些词的音发得很怪，经常跳过句号，要不就是不到句号处就停下来，声音用升调还是用降调也没有任何逻辑依据。她不难看出，报纸引不起他的兴趣。任何时候她引导他就他们刚刚读过的某篇文章谈起话来时，他就连忙同意她所有的结论。有时候为了检验他是否说心里话，她就故意说所有的流亡者报纸都在撒谎，他竟然也表示赞同。

报纸是一回事，人是另一回事。听听大家的谈话也许不错。她想象着具有不同倾向的人—比如她母亲所说的“一小撮知识分子”—聚集在他们的公寓里，卢仁听到大家针对新事情各抒己见、热烈争论时，他即使不立马精神焕发，至少也会暂时消遣消遣。在她母亲的所有熟人中，最有见识的当属奥勒格·谢尔盖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斯基，她母亲甚至带点调情意味地断言他是“左派”。然而当卢仁太太请他领一些有趣的、思想自由的、不仅读《旗帜》也读《联合》和《流亡之声》的人到她家里来时，斯米尔诺夫斯基却回答说，她应该理解，他如今已不在这样的圈子里走动了，而且已开始谴责与这些圈子来往的人。他还急匆匆地解释说他如今在别的一些需要他走动的圈子里走动。卢仁太太听得头开始发晕，就像过去在游乐场里坐转盘时那么晕。这次失败后，她开始从她记忆库的各类小小库房中搜寻她曾经偶然遇到的、现在可能对她有帮助的人。她想起了一个俄国女孩，当年她在柏林应用艺术学校上学时的邻桌同学，是某个民主团体中一个政工干部的女儿。她想起了阿尔费奥洛夫，他去过许多地方，爱讲一位老诗人死在他怀中的故事。她想起了一个不受赏识的亲戚，他在一家自由主义俄文报报馆工作，这家报纸的名字每天晚上都会被那个在街道拐角上卖报纸的胖妇人用喉声高唱一番。她还挑选了一两个其他人。她也想到许多知识分子可能还记得作家卢仁或者认识棋手卢仁，因此会乐意来她家做客。

卢仁真的介意这一切吗？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莫名其妙地深陷其中的复杂精巧的棋局。他无可奈何地苦苦寻找象棋重现的迹象，想知道它会朝什么方向发展。然而他不可能总是保持高度警惕，总是集中精力。他的心力会暂时衰弱，登在报上的棋局会让他无忧无虑地快乐快乐。快乐一阵后，他又会绝望地注意到他太大意，他的生命棋局又移动了精妙的一步，无情地延续着那些致命的密码。于是他决定加强戒备，把握好他生命中的每一秒钟，因为陷阱无处不在。最使他觉得压抑的是无法发明一道理性的防线，因为他的对手的意图仍然深藏不露。

就他的年龄而言，他身材太胖，体力太弱。他在妻子为他选来的客人中间走来走去，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从头至尾都在看，都在听，琢磨下一步的线索以及这场比赛如何进展下去—比赛并非由他开局，而是由可怕的针对他的力量指挥着。说来也巧，常会出现下一步怎么走的暗示，也会有所进展，但密码的整体意义仍未揭示明白。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很难—大家向他连连提问，他得把问题暗自重复几遍才能弄懂它们的简单含义并找到简单的回答。三间互不相连的屋子里灯光很亮—没有一间不开灯的—人有的坐在餐厅里，有的坐在客厅不太舒适的椅子上，有的坐在书房的无靠背长沙发椅上。一个穿着灰白色法兰绒裤子的人试了好几次，坐到了书桌上，为图坐得舒服，把颜料盒和一堆拆开了的报纸挪到了一边。一个年长的老演员坐在了沙发椅上，他的面部因演过多种角色做了处理，嗓音极其浑厚。就是他，曾穿着毛毡拖鞋演了他最成功的几出戏，演的几个角色需要低吼、呻吟、装神弄鬼、用低沉圆润的声音念台词。挨着他坐着的是记者巴斯肥胖的黑眼睛妻子，曾经做过演员，他便和她一起回忆他们在伏尔加某镇同台演出的美好时光，当时演的是情节剧《爱情之梦》。“你还记得高帽子引起的混乱吗？我手段巧妙，轻松圆了场，”老演员兴致勃勃地说。“无休止的热烈掌声，”黑眼睛女士说，“大家给了我那么热烈的掌声，我永生难忘……”他们就这样抢着说话，各说各的回忆。那个穿灰白色法兰绒裤子的人第三次向沉默的卢仁要了“一支小烟卷”。他是个刚刚起步的诗人，热情洋溢地念着自己的诗作，念得像唱歌一般，还轻轻地一扬头，遥望长空。平时他的头也高高扬起，结果他那个动来动去的大喉结极为显眼。他这一次再也要不到烟了，因为卢仁心不在焉地走进了客厅。诗人尊敬地望着他那肥胖的颈背，心中感叹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棋手，盼着有朝一日能和经过休养恢复过来的卢仁谈谈象棋，因为他也是个狂热的棋迷。后来他从门缝里看见了卢仁太太，便暗自思量值不值得追求她。卢仁太太正微笑着听满脸麻子的高个子记者巴斯说话，边听边在想让这些客人都围着一张茶桌喝茶太困难了，以后干脆给他们坐着的地方端去茶水岂不更好？巴斯说得非常快，好像是非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曲折的意思表达出来，还要带上所有的附加内容和油腔滑调的套语，以求支持、调整他的整体意思。听他说话的人要是意外地用心听了，就会一点一点地明白过来，他这一套快速话语的迷宫逐渐显示出一种令人吃惊的连贯性。他的演说偶尔重音不准，带点报刊气，却突然发生变化，好像从他表述的思想中获得了某种典雅和高贵。卢仁太太看到了她丈夫，将一个盘子往记者手里一塞，走过他进了书房。那个盘子上放着一只剥开皮的橘子，橘子皮剥成了好看的花样。“注意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说道，他从头至尾听了记者刚才的一席话，很是赞赏“，注意了，丘特切夫[2]笔下的夜晚很凉，天上的星星是圆的、潮湿的、发光的，不只是些小亮点。”他不再多说，因为他总的来看说话很少，看样子说话少并不是出于谦恭，而是出于某种担心，怕抖露了什么本不属于他、只是托他代管的贵重东西似的。卢仁太太突然间非常喜欢他，原因恰恰是他衣着朴素，相貌平平。此人有点像装满稀有的神圣物品的泥土花瓶，里面装的东西太珍贵，以至瓶表面涂上油彩的话会有亵渎神圣之嫌。他叫皮特洛夫，没有一点出众之处。他没有写过任何东西，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但从未对任何人谈过自己的情况。他活在世上只有一样功能，那就是恭敬而专心地管好他受人之托代管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管好，务必分毫不差地保持原貌，保持原有的成色。为此，他连走路时都小心翼翼地迈着小碎步，尽量不撞上任何人。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他在和他谈话的人身上发现了亲人般的关怀时，他才把他深藏不露的巨大宝物暂且露一点点—就一点点，娇嫩、细微，却无比珍贵：一行普希金的诗，或一种野花的乡下称谓“。我记得这家男主人的父亲，”当卢仁的背影退入餐厅时记者说道，“他脸不像他，不过肩膀长得很像。他是个好人，人品不错，不过作为一个作家……什么？你真的发现那些油印石版画插图的儿童读物……”“请，请，请大家去餐厅，”卢仁太太说道，陪着她在书房中找到的三个客人走了出来，“茶已经上好。来吧，有请了。”已经坐在餐桌旁的人都坐到桌子一边去了，另一边坐着一个孤零零的卢仁，神情忧郁地低着头，嚼着一块橘子，搅着杯中的茶。阿尔费奥洛夫和他的妻子坐在一起，旁边是一个黑皮肤的盛装女孩，黄鹂鸟画得极好。还有一个秃顶的年轻人，戏称自己是印刷工人，骨子里却渴望当政治领袖。另外两个女人是两位律师的夫人。坐在餐桌旁的还有一个讨人喜欢的瓦西里·瓦西列维奇，怯生、健壮、心地单纯，留着一缕金黄色的山羊胡，穿着一双老年人常穿的厚呢布鞋。在沙皇统治时期，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又流亡国外。一九一七年刚刚回国，一眨眼就赶上了革命，随后又遭流放，这一次流放他的是布尔什维克。他认真地谈论他的地下工作，谈论考茨基[3]和日内瓦，一见卢仁太太便不由自主地充满深情，因为他发现她长得很像当年那些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他一道工作的目光清澈、怀抱理想的少女。

和往常这样的聚会一样，所有的客人到齐围着餐桌坐定后，大家反而都不说话了。静得出奇，就连女仆上茶时的呼吸声也听得清清楚楚。卢仁太太不由自主地冒出个荒唐想法，想了好几次：何不问问女仆，她为什么如此这般地喘粗气，难道不能喘得轻一点？这个矮胖的乡下姑娘，总的来说不是很麻利—尤其是接电话，简直就是灾难。卢仁太太听着女仆的喘气声，猛然想起几天前女仆接电话闹出的笑话。我把号“是一个法什么……弗什么……弗尔蒂先生。码写下了。”卢仁太太拨通了这个号码，结果一个人厉声答道这是一家电影公司的办公室，根本没有什么弗尔蒂先生。事情搞成了一团糟，无计可施。她正想批评批评这个德国的女仆，以此打破座间的沉默，忽然发现谈话已经展开了，大家说起了一本新小说。巴斯口口声声说这部小说写得精致巧妙，一词一句都可见作者彻夜不眠的推敲功夫。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不对哎，它读起来挺容易的。”皮特洛夫朝卢仁太太斜过身去，低声引了茹科夫斯基[4]的一句名言：“写时下工夫，读时才容易。”诗人把某个人的话拦腰打断，使劲发出了一个带卷舌的喉音，高声说茹科夫斯基是一只没有头脑的鹦鹉。瓦西里·瓦西列维奇没有读过这部小说，听了这话摇头反对。他们到前厅像彩排节目一般相互道别，因为到街上他们又再道别了一次，尽管大家要去的是同一个方向。就在门厅里道别的时候，那位面部经过巧妙处理的演员突然伸手一拍前额：“亲爱的，我差点忘了，”他对卢仁太太说，每说一个词都要捏一下她的手，“前一天一个来自电影王国的人向我要你的电话号码—”说到这里故作惊讶之状，松开了卢仁太太的手，“怎么，你不知道我如今在拍电影吗？对啊，对。尽演主角，好多特写镜头。”就在这时，他被诗人一肩膀挤到旁边去了，卢仁太太也就无从知道演员所说的是什么人了。

客人都走了。卢仁斜身坐在餐桌旁，桌子上是剩下的茶点，还有空了的和没喝尽的玻璃杯，固定成了各种各样的姿势，就像果戈理《钦差大臣》尾声中的各种人物一样。他的一只手摊开重重地压在桌布上。他半垂着又一次肿胀起来的眼皮，盯着一根发黑的火柴头，刚刚离开他的手指，正痛苦地扭曲着。他那张大脸微微发亮，鼻子和嘴角一带布满了松弛的皱纹。脸颊上刮了又长、长了又刮的胡碴儿在灯光下闪着金黄色。深灰色的套装摸上去很松软，把他裹得比从前更紧了，尽管做的时候留有很大的余地。卢仁就这样坐着，一动不动，盛着糖果的玻璃盘子闪着微光。一只茶匙静静地躺在桌布上，远远离开任何杯子或盘子。一小块奶油松饼，看上去并不特别诱人，但真的很好吃，不知为何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这是怎么了？卢仁太太看看丈夫想道。天哪，这是怎么了？她产生了一种回天无力、毫无希望的痛苦感觉，就好像接受了一份太困难、她干不了的工作一般。任何办法都不管用—试了能想到的娱乐活动，也请来了有意思的客人，可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她尽力想象自己领着这个又一次闭着眼、拉着脸的卢仁在里维埃拉到处游玩，但她能想象到的全部情景只是卢仁坐在他的房间里，盯着地板发呆。她突然心生邪念，想透过命运的锁眼窥视一下她的将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全都一个样，没有任何变化，同样的卢仁，沉着脸，弓着背，沉默，无望。可耻的邪念，不能这么想！她的精神马上重新振作起来，她满脑子又是熟悉的形象和牵挂的事情：到睡觉的时候了，下次最好不要买那种脆松饼，皮特洛夫真不错，明天上午他们得去看看护照办得怎么样，扫墓之事看来又要往后拖了。乘上一辆出租车，开向郊外，直奔一片荒地之中的那个俄式小墓地，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然而总是横生枝节，害得他们去不了。不是卢仁牙疼，便是办护照的事，要么就是别的什么事—反正都是些预料不到的小障碍。不知还会有多少新的烦心事啊……卢仁绝对得去看牙医。“牙又疼了吗？”她把手放在卢仁的手上问道。“啊，是啊，”他歪歪脸说，把一边脸颊往里一吸，噗地响了一声。其实他是前天为了解释他的低沉情绪和寡言少语而发明了牙疼。“明天我就打电话叫牙医，”她果断地说。“不必了，”卢仁喃喃说道，“请别叫，没有必要。”他的嘴唇在发抖。他觉得好像要哭出来了，每样事情现在都变得这么可怕。“是什么没有必要啊，嗯？”她温柔地问，末尾的问号用闭嘴轻轻发出的一声“嗯”表示出来。他摇摇头，又不失时机地吸了吸牙齿。“没必要去看牙医吗？不，卢仁肯定要去看牙医的。谁也不能忽视这一点。”卢仁从椅子上站起来，托着腮进了卧室。“我会给他一片药，”她说，“我要做的就是给他一片药。”

药片没有起作用。卢仁在妻子睡着之后仍久久不能入睡。如实讲，夜里的几个钟头，在安全、封闭的卧室里失眠的几个钟头，才是他平静思考的几个钟头，不必担心拆解怪物般的密码时遗漏新招。一到夜里，尤其是当他躺下，闭上眼睛，一动不动时，是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的。这时他会尽可能小心冷静地把已经冲他而来的所有杀招细细过一遍，但只要他开始推测他过去的情况将会以什么形式重现时，他就马上迷惑起来，害怕起来，害怕不可避免的、无比可怕的灾难带着无情的精确性朝他压来。这天夜里，面对这种缓慢、高雅的进攻，他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感到无奈。他想干脆别睡了，把这个夜晚，把这种静静的黑暗尽可能地拖长，让时间停留在半夜。他的妻子睡得悄无声息，简直就像没睡在那里一般。只有床头柜上的小闹钟发出嗒嗒响声，证明时间仍然存在。卢仁听着这微弱的心脏跳动声，重新陷入了沉思，接着又惊醒过来，发现小闹钟的嗒嗒声停止了。他觉得这个夜晚似乎永远停了下来，现在没有一丝声音显示时间的流逝。时间死了，万物安然无恙，一片天鹅绒般舒适的寂静。睡眠不知不觉间利用了这种幸福和解脱，然而这会儿睡着了，仍然不得安宁，因为睡眠是由六十四个方格和一个巨大的棋盘组成的，他就站在棋盘中央，一丝不挂，浑身发抖，有一个小兵那么大，望着各子所处的大概位置。只见那些棋子或戴王冠，或长马鬃，一个个硕大无比。

他醒来时，他妻子已经穿好了衣服，俯身吻吻他的眉间。“早上好，亲爱的卢仁，”她说，“已经十点钟了。我们今天做什么—看牙还是看签证？”卢仁睁大眼睛，目光迷乱地看看她，随即又闭上了。“昨晚是谁忘了给小闹钟上弦？”他妻子笑着说，疼爱地摸摸他脖子上鼓起的白肉。“照这么睡，你一辈子就全睡过去了。”她一歪头，看看丈夫埋在枕头中的半个脸，发现他又睡着了，便微笑着离开了卧室。在书房里，她站在窗前，望着碧蓝的天空，只见清冷无云，心想今天可能很冷，卢仁应该穿上开襟绒衫。书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肯定是她母亲来电话问他们是否到她那儿吃饭。“喂？”卢仁太太说，坐在椅边上。“喂，喂，”一个陌生的声音冲着电话激动烦躁地大喊。“对，对，是我，”卢仁太太说，挪到一把扶手椅上。“你是谁？”一个不高兴的声音用德语问道，带着俄国口音。“您是哪位？”卢仁太太问。“卢仁先生在家吗？”那人用俄语问道。“Kto govorit[5]，您是哪位？”卢仁太太微笑着又问了一遍。沉默。那声音似乎在同自己讨论，要不要报名亮相。“我想和卢仁先生说话，”他又说起来，转用德语，“一件非常紧急、非常重要的事情。”“稍等片刻，”卢仁太太说，说完在屋里来回走了一两趟。算了，这事不值得叫醒卢仁。她又回到电话旁。“他还在睡觉，”她说，“你想留个口信的话……”“唉，这就太麻烦了，”那个声音说道，最终还是讲了俄语，“这是我第二次打电话。上一次我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这件事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不允许丝毫耽搁。”“我是他的妻子，”卢仁太太说，“如有需要……”“非常高兴认识你，”那个声音兴致勃勃地打断她的话，“我叫瓦伦提诺夫。你丈夫当然对你讲过我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告诉他一醒来就立马钻进出租车来我这儿。维利塔斯电影公司，拉本斯特拉斯大街八十二号。事情很紧急，对他很重要。”那个声音又改用了德语，不是因为事情的确重要，就是因为德语的地址把他又拉回了德语。卢仁太太假装写下了地址，然后说：“也许你还是先告诉我是什么事情。”那个声音不高兴了，烦躁起来：“我是你丈夫的一个老朋友。每一秒钟都宝贵。我今天十二点整要见到他。请转告他。每一秒钟……”“好的，”卢仁太太说，“我会转告他的，只是我不知道—也许今天他不方便去。”“你只需在他的耳边低声说‘瓦伦提诺夫要见你’就可以了，”那个声音大笑着说，用德语大声说了声“再见”，便在撂了电话的咔嗒一声响后消失了。卢仁太太坐在电话旁思忖良久，然后自称是傻瓜一个。她应该拿起电话，不由分说，先讲明卢仁已经不再下棋了。瓦伦提诺夫……直到此刻，她才想起来她曾经在高顶礼帽中发现过的名片。瓦伦提诺夫，当然是通过象棋结识卢仁的。卢仁没有别的熟人。他从来没提起过任何一个老朋友。此人所讲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应该要求他说明他是干什么的。她真是个傻瓜。现在该怎么办？问问卢仁？不。瓦伦提诺夫是谁？一个老朋友。戈拉尔斯基说有人曾经问他……哈，非常简单。她走进卧室，确信卢仁还在睡觉—他通常上午睡得格外香甜—又走回到电话旁边。拨通后那个男演员正巧在家，他立即展开一通长谈，把那天聚会上和他说过话的那位女士这一次或那一次做过的刻薄卑鄙的事情统统讲了一遍。卢仁太太不耐烦地听完他的唠叨，然后问瓦伦提诺夫是谁。男演员说了声：“对啊！”接着说道，“你看我是多么健忘，没个人从旁提醒，这就没法活了。”在详细讲了他和瓦伦提诺夫的交往之后，他终于顺便说了一句，说据他所知，瓦伦提诺夫曾经是卢仁的棋父，就是说，是他把卢仁培养成顶尖高手的。然后这位男演员又说开了前一天晚会上的那位女演员，在谈完她的最后一点下作之事后，开始滔滔不绝地向卢仁太太道别，道别的最后一句话是“吻你的小手掌”。

“原来是这样，”卢仁太太挂上电话听筒，“那就好。”就在这时候，她猛然想起她刚才在电话里有一两次提到了瓦伦提诺夫的名字，要是她的丈夫从卧室出来走到厅里，就有可能碰巧听到。她的心一下子不跳了，连忙跑过去看他是不是还在睡觉。他已经醒了，正躺在床上吸烟“。今天上午我们哪儿也不去，”“要出去也太晚了。她说，我们去妈妈那儿吃饭。多躺一会儿吧，那样对你有好处，你太胖了。”她紧紧地关上了卧室门，接着又关上了书房门，然后在电话号码簿上匆匆寻找维利塔斯公司的号码，同时听着动静，看卢仁是不是过来了。她拨通了电话，发现要找来瓦伦提诺夫接电话不大容易。有三个不同的人依次接上电话，回答说他们会马上找到他，然后接线员断了她的线，她又得从头拨一遍。每次她都尽可能压低声音，有些话还得重复说，这让她非常闹心。最后，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沮丧地通知她瓦伦提诺夫不在，不过十二点半肯定回来。她请求对方转告瓦伦提诺夫，卢仁不能过来，因为他病了，还会病上好久，恳请他不要再打扰他了。挂上听筒她又听了听，只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于是她如释重负地长长出了一口气。瓦伦提诺夫算是打发了。谢天谢地，刚才电话机旁就她一人。现在事情结束了。他们马上就可以出发了。她还得给她母亲和牙医打电话。但瓦伦提诺夫已经打发了。这个名字听得人倒胃口。她沉思片刻，就在这片刻沉思中，她完成了一趟漫长的休闲之旅，这样的情况还经常发生：她拉上瓦伦提诺夫进入了卢仁的过去，根据他的声音设想他的模样：戴着角质架眼镜，长着长腿。她一边在迷雾中穿行，一边寻找一个地方，好像倒垃圾一样倒掉这个奸诈狡猾得令人讨厌而又难以捉摸的瓦伦提诺夫。可是她找不到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她对卢仁的青年时代几乎一无所知。她挣扎着往过去的更深处走去，经过了那个半带鬼气的温泉疗养院和疗养院里的那座半带鬼气的旅馆，那便是当年那个十四岁的神童住过的地方。这时她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卢仁的童年，童年时代的空气不知为何比较清新—但她还是不能把瓦伦提诺夫安置在这里。她带着的这个包袱随着她的前行越来越可憎，她只好带着它又往回走，走到卢仁的青年时代，迷雾中这里那里都是小岛：他出国下棋，在巴勒莫买明信片，拿着一张名片，上面有一个神秘的名字……她被迫返回家来，仍然带着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的瓦伦提诺夫，把他交还给了维利塔斯公司，就像投递一个挂号包裹，没有找到地址，又退回了原处。那么就让他待在那里，无人知晓，但毫无疑问是个祸害，留着他那个可怕的绰号—棋父吧。

去父母家的路上，她挽着卢仁走在结了一层霜、现在又洒满阳光的街道上，她说最多一个星期内他们就会出发了，走之前一定要去祭扫一下那座孤独的坟。然后她简要地讲了一下他们本周的日程—办护照，看牙医，买东西，告别晚会—星期五去墓地。她母亲的公寓里很冷，不像一个月前那么冷，但仍然很冷。她母亲身上裹着一条又大又厚的披肩，披肩上绣着牡丹花被绿叶簇拥的图案，就这样她还是缩着肩膀打冷战。她父亲在吃饭的时候回来了，要了点伏特加酒，不停地搓手，发出沙沙的干响声。卢仁太太第一次注意到生活在这些空荡荡的发出回声的屋子里多么悲哀，多么空虚。她也注意到她父亲的快乐同她母亲的微笑一样都是装出来的，两个人都老了，非常孤独，又不喜欢可怜的卢仁，所以尽量不谈卢仁夫妇不日就要远行的事。她想起了当初说她未婚夫时提到的所有可怕的事情，对不祥的警告，还有她母亲的喊叫：“他会把你切成碎片，他会把你放在炉中燃烧……”到头来却是非常平静、非常忧郁的结果，大家都带着死沉沉的微笑—画中装模作样的农妇，椭圆形的镜子，柏林的俄式茶壶，坐在餐桌边的四个人。

一段暂停，卢仁那天想道。一段暂停，不过它打算干什么看不出来。它想让我放松警惕。要小心，要小心。集中精力，保持警惕。

近来他想的所有事情都具有象棋的性质，但他仍然坚持想下去。他一直禁止自己重新想起与图拉提那盘没有下完的棋，也不打开许多珍藏起来的登有象棋专刊的报纸。尽管这样，他能想起来的东西和事情都呈象棋的模样，他的思想就像他坐在棋盘边那样思考。有时候在梦里他向长着玛瑙般眼睛的医生发誓说他如今没有下象棋—他只是有一次在一张袖珍棋盘上摆了摆棋子，看了看两三盘报上登的棋局—只是因为无事可干。就是这点错误也不能怪他，但这点错误代表了整套密码中的一系列步骤，每一步都在巧妙地重现同一个神秘主题。要提前预见下一次的重现是困难的，极其困难的，但只要再重现几次，一切就会变得清晰起来，也许能找到防守之策……

然而下一步酝酿得非常缓慢。暂停持续了两三天。卢仁为办护照而去拍照，摄影师托住他的下巴，把他的脸轻轻转向一边，让他张大嘴巴，然后钻他的牙，发出一阵尖利的嗡嗡声。嗡嗡声停了，牙医在玻璃架子上找什么东西，找到了，在卢仁的护照上用橡皮图章盖了一下，又用钢笔闪电般地写了几下。“好啦，”他说，递过来一份文件，上面画着两排牙齿，其中两颗被钻了孔的牙齿上面用墨水画有小十字。所有这些事情中都没有可疑之处，狡猾的暂停还在继续，一直到星期四。到星期四这一天，卢仁一切都明白了。

就在前一天他已经想好了一个有趣的方案，用此方案，他也许能挫败他神秘对手的图谋。这个方案包括自觉做出某种意想不到的荒唐行为，这种行为可能越出生命的系统规则，从而打乱对手设计好的一系列步骤。这是一种试验性的防守，可以说是无目标的防守—但卢仁眼看对手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下一个步骤，疯了一般地害怕，不可能找到更好的防守之策了。就这样到了星期四下午，他陪着妻子和岳母逛商店时，突然停下来叫道：“牙医。我忘了看牙医。”“胡说，卢仁，”他妻子说，“怎么会呢？昨天他不是说全治好了嘛。”“不舒服，”卢仁说，抬起一根手指，“要是填上的东西感到不舒服……昨天说了，要是感到不舒服，我就该四点钟准时到他那儿。现在觉得不舒服。现在是四点差十分。”“你搞错了吧，”他妻子微笑着说，“不过疼的话，当然必须去。完后就回家。我六点左右到。”“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母亲带着恳求的语气说。“不，我们今晚有客人，”卢仁太太说，“都是些你不喜欢的客人。”卢仁挥挥手杖以示告别，弓着背爬进了一辆出租车。“一场小小演习，”他嘿嘿笑道，觉得热，便解开了外衣的纽扣。转过第一个弯后，他叫出租车停下，付了钱，信步往家走去。走着走着他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像是他从前做过的事。他害怕起来，一见附近有个商店，便拐了进去，决心出个新奇之着，胜对手一筹。进去发现这是一家妇女美发店。卢仁环视一下，停住脚步，一个笑眯眯的女人问他想要点什么。“要买……”卢仁说道，仍然四处张望。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半身蜡像，就抬起手杖指了指它（意想不到的举动，宏伟壮丽的举动）。“那东西不卖，”那个女人说。“二十马克，”卢仁说着掏出钱包来。“你想买那个橡皮模型？”那个女人问道，不信他真要买。这时又有人走了过来。“对，”卢仁说，说着检查起蜡像的面孔来。“要小心，”他低声自言自语道，“我可能正掉进陷阱里！”蜡像小姐的表情，还有她的粉红色的鼻孔—这事从前也发生过。“开个玩笑，”卢仁说道，说完便匆匆离开了美发店。他感到想吐一般的不舒服，加快了脚步，尽管他没有急着要去的地方。家，“家，”他喃喃说道，“一到家里，我就会把各个环节理顺。”快到家时，他注意到门口停着一辆黑色闪亮的豪华轿车。一位戴礼帽的先生正向看门人打听什么。看门人一见卢仁，连忙指着他喊道：“他在那儿！”那位先生转过身来。

原来是瓦伦提诺夫，他比从前略黑一些，这使得他的白眼球更加突出。穿得仍像从前一样风度翩翩，一件黑皮毛领子的大衣，一条大大的白色丝围巾。他面带迷人的微笑，大步朝卢仁走来，在卢仁身上投下探照灯般的目光。这道目光在卢仁身上扫来扫去，看见了卢仁那张苍白肥胖的脸和眨动的眼皮。接下来的一瞬间，这张苍白的脸失去了所有的表情，被瓦伦提诺夫紧紧握在两手中间的那只手也变得松软无力“。我亲爱的男孩，”容光焕发的瓦伦提诺夫说道，“见到你我很高兴。他们告诉我你卧病在床，亲爱的男孩。但那只是他们的疏忽……”瓦伦提诺夫使劲地发出“忽”这个音，噘着他红润的嘴唇，亲切地眯起双眼。“不过问候话我们往后拖拖，再说了，”他打断了自己的话，砰的一声戴上他的圆顶礼帽，“我们走。这件事格外重要，耽搁了就……要命了，”他一边下了这样的结论，一边一把拉开了汽车门，然后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卢仁的背，像是要把他从地面上提起来，带走，再放下，放到挨着他的那个低低的柔软座位上去。正对着他们是一个高起来的座位，上面斜身坐着一个高挺鼻梁的黄脸小个男人，大衣领子翻了起来。瓦伦提诺夫刚刚盘腿坐定，就和这个小个子男人说起话来。他们原来的谈话刚才在一个逗号处被打断了，这会儿随着汽车加速越说越快。他不停地骂小个子男人，口气刻薄，没完没了，根本不理会卢仁。卢仁像一尊雕像一般坐着，好像这尊雕像刚刚被小心搬来靠在什么东西上。他完全凝固了，只听见瓦伦提诺夫沉闷的抱怨声从远处传来，好像隔着一道厚帘子一般。但对那个高挺鼻梁的家伙来说，这并不是抱怨声，而是一股极其恶毒的骂人话汇成的洪流。不过力量在瓦伦提诺夫这一边，被侮辱的一方只是叹息，看上去很可怜，抠着显得过小的黑大衣上的一个油点。有时听到某些特别尖锐的言词，他会抬起眉头，看看瓦伦提诺夫，但后者目光如电，他受不了，就马上紧闭眼睛，轻轻地摇头。瓦伦提诺夫几乎骂了一路，一直骂到旅程结束。他用胳膊肘轻轻地将卢仁推出汽车，自己也随之下车，使劲摔上车门，这时挨了一路骂的小个子男人仍坐在汽车里，汽车马上又拉着他走了。这时车里宽敞多了，但他还是垂头丧气地窝坐在那个高起来的小座位上。与此同时，卢仁将他没有表情的木然目光停留在一个蛋壳白色的木牌上，上面写着一行黑字：维利塔斯。但瓦伦提诺夫马上推着他向里头走去，将他放在俱乐部里专用的那种扶手椅上，这种扶手椅比刚才汽车里的座椅更黏，更柔软。这时有人叫瓦伦提诺夫，听声音很生气。瓦伦提诺夫将一盒打开的香烟推到卢仁有限的视野之内后，道了一声歉，就不见了。他的声音还在房间里振动着，对正在缓慢地从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卢仁来说，这声音开始逐渐地、神秘地变成一个迷人的形象。在这个声音的带动下，在棋盘邪恶诱惑的音乐中，卢仁怀着回忆关于爱的往事时特有的细腻和含着泪的忧伤心情，回忆起了他从前参加过的上千次棋赛。他不知道该选择这些棋赛中的哪一局来让自己淋漓尽致地过把瘾：每一局都诱惑着、拥抱着他的想象，他从一局飞向另一局，每想起一局，就马上把这样或那样的动人心弦的着法重演一遍。昔日那些着法，精纯、美妙，思想在那些着法中沿着大理石台阶走向胜利。棋盘的一角有轻微的动静，然后一声惊心动魄的爆炸，还有后走向牺牲结局时的号角声。……每一局都精美绝伦，每一局都注入了不同程度的爱，这种爱选择了复杂的反复和神秘的路途。这种爱好注定是毁灭性的。

关键之着找到了。进攻的目标明显了。棋步重复，毫不留情，一步步重新通向昔日那种会摧毁人生之梦的激情。荒废，恐怖，疯狂。

“啊，不要这样！”卢仁大声地说，想站起来。但他又弱又胖，粘住他的扶手椅也不会轻易放开他。就算他站得起来，现在又能怎么样呢？他的防守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这个错误被他的对手预见到了，所以那蓄谋已久的一步毫不留情地走出来了。卢仁呻吟一声，清清嗓子，心烦意乱地四面看看。他前面是一张圆桌子，上面放着来宾签字簿、杂志、一张一张的白纸，还有一些照片，上面照着一些受了惊吓的女人和凶狠地瞪着斜眼的男人。其中一张照片上有一个白脸男人，五官毫无生气，戴着美式大墨镜，双手抓着摩天大楼的壁架吊在空中—眼看就要掉进深渊的样子。那个难以忍受的熟悉声音又一次传来：为了不浪费一点时间，瓦伦提诺夫还在门的另一边时就开始对卢仁说话了，门打开后，他便接着说已经开始了的话：“……拍一部新电影。我写的剧本。想想看，亲爱的男孩，故事是一个年轻姑娘，美丽而多情，坐在一列快车的车厢里。在某一个车站，上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家境很好。夜晚降临在列车上。她睡着了，睡梦中展开了四肢。一个魅力四射的青春尤物。那个年轻人—你知道这样的年轻人，精力充沛，但人品绝对正派—不折不扣地失去了理智。他恍恍惚惚地扑到她身上。”（瓦伦提诺夫跳起身来，做了个喘着粗气扑上去的样子。）“他闻到了她身上的香味，摸到了她的花边内衣和魅力四射的年轻胴体……她惊醒了，推开他，大叫起来。”（瓦伦提诺夫攥紧拳头放在嘴跟前，两只眼睛鼓了出来。）“列车员和一些乘客跑了进来。他受到审判，被判刑事劳役。他的年迈母亲找到小姑娘，求她救救她的儿子。戏在姑娘身上。原来从一开始—就是在列车上—她就爱上了他。现在她心潮难平，他是因为她才—你看，这就是冲突之所在了—因为她才被判服劳役的。”瓦伦提诺夫深吸一口气，说得平静些了，“后来他越狱而逃。历尽艰险。他改名换姓，变成了一个著名棋手。故事发展到这个节骨眼上，我亲爱的男孩，就得找你帮我了。我已经想好了一个绝妙主意。我要拍一场真正的棋赛，由真正的棋手同我的主人公对弈。图拉提已经同意了，莫泽也同意了。现在，我们需要超级大师卢仁……”

“我猜想，”瓦伦提诺夫稍停片刻后接着说，停顿时看了看卢仁毫无表情的脸，“我猜想卢仁他会同意的。我有大恩于他。他只需短短露个面就能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报酬。与此同时，他还会记起从前他父亲撇下他撒手而去时，是我慷慨解囊救助他。那时我想我花钱没关系的—我们是朋友，有账以后算。现在我还是这么想。”

就在这时，门被忽地一下推开了，一个没有穿外套的卷发先生用德语大声喊叫，听声音急着叫他过去：“请快点，瓦伦提诺夫博士，就过来一分钟！”“请原谅，亲爱的男孩，”瓦伦提诺夫说着向门口走去，但还没有走到门口，猛一转身，掏出钱包翻腾翻腾，翻出一张纸，扔在卢仁面前的桌子上。“最近排的棋局，”他说，“你可以一边等我，一边破解它。十分钟后我就回来。”

他不见了。卢仁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皮，机械地拿起那张纸。这是从象棋杂志上剪下来的一幅棋局测验图。要求三步把王将死。由瓦伦提诺夫博士排局，排得不露声色，暗藏玄机。卢仁了解瓦伦提诺夫，立即就找到了答案。在这道精妙的棋局测验中，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棋局作者的所有奸诈行径。从瓦伦提诺夫刚才说的一大堆不明不白的话语中，他明白了一件事情：没有电影，电影只是一个借口……一个陷阱，一个陷阱……要骗他去下棋，接下来的一步很清楚。但这一步是决不会叫他走成功的。

卢仁猛地一使劲，痛苦地龇着牙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动起来。他一只手挥动手杖，空着的一只手打着响指，出了房门，进了走廊，然后信步向前走去。一个庭院走到头后，又朝大街上走去。一辆车牌号很熟悉的有轨电车停在他的前面。他上了车，坐下，却又马上站了起来，双肩大幅度地动了动，抓住皮带吊环拉手，走到另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下。车里很空。他递给售票员一个马克，使劲摇头表示不用找钱。他不可能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又一次跳起身来，车转弯时差一点摔倒，于是在离车门更近的地方坐下。可是在这地方他也不能安稳就座—车上突然挤满了一大群学童，还有十来个老太太，五十个胖男人。卢仁继续移动，踩在别人的脚上，终于挤出一条路，站在车门口的台阶上。一见他的家，他马上跳下了还没停稳的电车。柏油马路从他的左脚掌下滑过，拐过弯后他的后背重重地摔在地上。他的手杖夹在了两腿之间，突然像松开的弹簧一样跳了出来，飞过半空，落在他的身旁。两个女人朝他跑过来，扶他站起。他开始用巴掌拍落衣服上的尘土，戴上帽子，头也不回地走向他家的房子。电梯试了试，坏了，但卢仁一点没有抱怨。他对运动的渴望到现在仍未得到满足。他开始爬楼梯。他家住的地方还要上楼好远，他得继续爬一阵子。他好像是在爬一座摩天大楼。终于爬到最后一个楼梯平台上，他深吸一口气，在门锁里嘎吱吱地转钥匙，然后迈进门厅。他的妻子从书房里出来迎接他。她脸色通红，双目闪亮。“卢仁，”她说，“你到哪里去了？”他脱下大衣，挂起来，又移到另一个挂衣钩上，还想再拨弄几个钩。这时他的妻子走近前来，他躲开她，绕了个弧形的弯进了书房，她跟了过去。“我要你告诉我你都到哪儿去了。你这手是怎么回事？卢仁！”他迈开大步在书房里走了一圈，清清嗓子，穿过门厅进了卧室，在一个盘绕着瓷制常春藤的绿白相间的大盆里仔细地洗起手来。“卢仁，”他的妻子心烦意乱地喊，“我知道你没有去牙医那里。我刚刚给他打过电话。哎呀，你好歹说话呀。”他用毛巾擦干手，在卧室里转圈，仍然和刚才一样木愣愣地看着前方，然后又走回到了书房。她抓住他的肩膀，但他还是没有停下来，一直走到窗户跟前，拉开窗帘，看见夜晚的沉沉深渊中滑过许多灯光。他的嘴唇做了个咀嚼的动作，然后离开了窗户。这时又开始了一种奇怪的散步—卢仁在三个挨着的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好像有个确定的目标似的。他的妻子一会儿走在他的身边，一会儿找个地方坐坐，心烦意乱地看着他。卢仁偶尔会走进走廊，朝那些窗户开向庭院的房间张望，然后又出现在书房里。整个这一段时间里，她都觉得这也许是卢仁又胡闹着开个小玩笑，然而这一次他脸上有一种她以前从未见过的神情，一种神情……也许是庄重的神情？……很难用话语说明白，但她一见他的脸，就感到一阵难以言表的恐惧。他清着嗓子，吃力地喘着气，仍然迈着平稳的步子在各屋里走。“看在上帝的分上，坐下，卢仁，”她轻柔地说，目光盯着他分毫没有移开，“好啦，让我们说点什么。卢仁！我给你买了一个盥洗袋。噢，请坐下！你要是老这么走会累死的！我们明天去墓地。我们明天有很多事情要做。盥洗袋是鳄鱼皮的。卢仁，求你了！”

可是他没有停下来，只是每经过窗户时会放慢脚步，举起一只手，想一会儿，然后继续走。餐厅里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八个人的餐具。她想起客人们马上要到了—现在取消这顿宴请已经太晚了—可这里……这样的恐惧。“卢仁，”她叫道，“客人随时都会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跟我说句话。也许你碰上了什么意外的事情，也许你遇上了不想见的熟人？告诉我。求求你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突然，卢仁停了下来。整个世界都似乎停止了一般。他停在客厅里，停在留声机旁。

“到此为止吧，”她轻轻说道，泪水夺眶而出。卢仁开始从衣服口袋里往外掏东西—先是一支自来水笔，接着是一块压得皱皱巴巴的手帕，然后又是一块手帕，叠得整整齐齐，这是她今天早晨才给他的。这之后他又掏出了一个香烟盒（岳母赠送的礼物），盖子上印着三驾马车，然后是一个空的红色纸烟包，两支稍稍破损的香烟。他的钱包和金表（岳父赠送的礼物）被特别小心地掏了出来。这些东西之外又掏出一个大桃核。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在了留声机的外壳上，然后他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忘掉没掏出来的东西。

“我想都全了，”他说，扣上靠近肚子的那颗衣扣。他妻子抬起落满泪痕的脸大惑不解地盯着卢仁掏出来的一小堆东西。

他走到妻子面前，微微躬身。

她将目光移到他的脸上，隐隐希望看到那个熟悉的、不自然的似笑非笑的表情—她果然看到了，卢仁在微笑。

“唯一的出路，”他说，“我必须退出比赛。”

“比赛？我们要玩什么吗？”她轻轻地问，同时脑子里面在想她得扑粉化妆了，客人随时都会到。

卢仁伸出一只手。她将手帕往腿上一扔，匆匆伸出指头递给他。

“想当初多好啊，”卢仁说，先吻了一只手，然后又吻另一只，这是她教给他的吻法。

“这是干什么，卢仁？你像是要道别似的。”

“对，对，”他说，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然后他转过身去，走进走廊。就在这时，门厅里响起了门铃声—是一个守时的客人，一到就按了门铃。她在走廊里追上丈夫，抓住他的衣袖。卢仁转过身，不知说什么好，便低头看她的双腿。女仆从远处那一头跑过来，走廊里比较狭窄，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匆忙碰撞：卢仁稍微后退一下，接着又往前走了。他妻子也先后退再前进地动了动，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头发。女仆低声叨咕着什么，低下头，想找个空好溜过去。她终于找着空溜过去了，消失在把门厅和走廊隔开的那道帘子后面。这时卢仁像刚才那样又躬了躬身，迅速地打开他站在一旁的那扇门。他的妻子抓住了门把手，门已经要关上了。卢仁推门，她将门把手抓得更紧。她狂笑起来，使劲要把膝盖顶进那道还开得相当宽的门缝里去—可就在这时候，卢仁将全身的重量斜压在门上，门关上了。弹簧栓咔嗒一声响，钥匙在锁里转动了两下。与此同时，门厅里传来说话声，有人在喘气，还有一个向另一个打招呼的声音。

卢仁锁上门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开灯。一个搪瓷浴缸进入视线，在左手墙边闪着白光。右手墙上挂着一幅素描画：一个投下阴影的立方体。远处窗户旁边立着一个小衣柜。窗户的下半部是磨砂玻璃，亮蓝色，不透明。窗户的上半部是一块黑黝黝的长方形夜色，像镜子一般忽闪忽闪。卢仁用力拉窗户下半部的把手，但是有什么东西粘上了或是卡住了，窗户就是打不开。他想了一下，然后握住立在浴缸旁边的一只椅子的椅背，先看看这把结实的白色椅子，再看看坚固的磨砂窗玻璃。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握着椅子腿举起椅子，像使用古代的攻城槌一样朝磨砂玻璃砸去。只听一声裂响，他舞动椅子又砸了一下，顿时磨砂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星状的黑洞。有期待之中的片刻寂静。然后，从远远的楼下传来轻轻的跌碎声。他又砸了一下，想让洞再大一些，一块楔形的玻璃在他脚下化为碎片。门后面传来说话声。有人敲门。有人大声地叫他的名字和他的姓。然后是沉默，他妻子的声音极其清晰地说道：“亲爱的卢仁，开门，请开门。”卢仁按捺住沉重的喘息声，将椅子放回到地板上，试图将身子从窗户里挤过去。仍有大块的楔形玻璃和带尖角的玻璃碎片留在窗框上。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的脖子，他马上缩回头来—不行，他过不去。一只拳头砰砰砸门。两个男人的声音在争论，他妻子的低语声穿过吵闹声传来。卢仁决定不再砸玻璃了，砸起来动静太大。他抬眼观看。窗户的上半部。但怎么上去呢？他不想闹出声来，也不想搞破坏，于是搬移起小衣柜上面的东西来。一面镜子，一个装着什么东西的瓶子，一只玻璃杯。他把每样东西都缓缓地搬下来，彻底放好，房门后面的闹嚷声也起不到催他快一点的作用。他把小垫子也移走后，开始往小衣柜上爬。小衣柜有他齐腰高，开始他爬不上去。他觉得很热，便脱下了夹克衫，这时他发现手上沾满鲜血，衬衣前襟上也有血点子。终于他发现自己已经爬上了柜子，身子压得它吱吱作响。他立刻伸手去够上半部窗框，这时感觉到捶门声和说话声在逼着他加快行动，他别无选择，只能加快。他抬起一只手，往窗框上猛推一把，窗户忽地一下打开了。黑黝黝的天空。从这冷清的黑暗之外悠悠传来他妻子的声音，柔声叫道：“卢仁，卢仁。”他记起了再往左边一点就是卧室的窗户，妻子的低语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与此同时，房门后面的说话声和撞击声越来越大，外面那一块肯定聚了二十多人—瓦伦提诺夫、图拉提、捧着一束鲜花的老绅士……他们又是吸鼻子，又是嘀嘀咕咕，后来又来了一些人，大家合力抬着什么东西撞击颤巍巍的房门。可是那块长方形的夜空仍然太高。卢仁单膝跪下，把椅子拖到柜子上。椅子不牢靠，不容易放稳当，不过卢仁还是爬了上去。现在他可以轻松地把胳膊肘支在那块黑色夜空的底边上。他的喘气声太大了，快把他自己震聋了，于是房门后面的喊叫声远了，远了。可是从卧室窗户里传来的声音却越来越清楚，带着穿透力夺窗而出。使劲爬了好多次后，他发现自己的姿势好奇怪，好难看：一条腿悬在窗外，另一条腿不知在哪里，可身体还是挤不出去。衬衣的肩部划破了，脸上湿漉漉的。他一只手抓住了头顶的一个东西，侧着身子钻出窗来。现在他的两条腿都悬在窗外了，他只要松开他正在抓着什么东西的双手—他就得救了。松手之前他向下望去。下面正在进行着某种紧张的准备工作：窗户的倒影聚在一起，自动拉成同一水平，只见整个深渊分成了深色和浅色相间的方格。在卢仁松开手的那一时刻，在冰凉的空气灌进他嘴里的那一时刻，他真真切切地看见了亲切地、坚定不移地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永恒。

门被撞开了，人涌了进来。“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几个声音在叫喊。

可是没有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1] 德语，痛苦。

[2] Fyodor IvanovichTyutchev（1803—1873），俄国诗人。一生留下不足四百首诗作，第二本诗集在他去世后才问世，但他盛享诗名，俄国象征派将他奉为鼻祖，西方学者把他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并列，称为十九世纪俄国三大诗人。

[3] Karl Johann Kautsky（1854—1938），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别领袖。

[4] Vasily Andreyevich Zhukovsky（1783—1852），俄国诗人和翻译家，在形成俄国的诗风和诗歌语言方面是普希金最重要的前辈之一。

[5]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您是哪位？

版权信息

书名：眼睛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ISBN：9787532744121

译者：蒲隆

责任编辑：陈飞雪　邹滢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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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眼睛

献给薇拉

前言

这本小长篇小说的俄文题目是SOGLYADATAY（按传统音译），按发音念是“Sugly-dart-eye”[1]，重音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这是一个古代军事术语，意思是“间谍”或“坐探”，但两者都没有俄语词灵活多变的引申意义。盘弄过“密使”和“角斗士”之后，我放弃了音义兼顾的努力，不复所求，随顺了这个长词干末尾的“eye”。故事就是用这个题目在一九六五年年初数月的《花花公子》上连载三期，顺利问世的。

原作一九三〇年写于柏林——我和妻子租了安静的卢波尔德街上一户德国人家的两间屋子——当年年底发表在巴黎的俄文流亡者评论杂志“SOVREMENNYYA ZAPISKI”（《现代纪事》）上。书中的人都是我在文学青年时代情有独钟的人物：生活在柏林、巴黎或伦敦的俄国流亡者。其实，他们也可以是生活在那不勒斯的挪威人或安布里奇的安布拉基亚人[2]：我向来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纯粹是利用手边的素材，就如同一个滔滔不绝的食客在桌布上画一幅街头素描或者把一粒面包屑和两只橄榄在菜单和盐瓶中间摆成一个阵图一样。对于社区生活、对于历史侵扰的这种漠不关心有一个有趣结果，那便是：被漫不经心卷入艺术焦点的社会群体具有了虚假的固定态势；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它就被那名流亡作家和他的流亡读者视为理所当然了。一九三〇年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列夫·奥西波维奇[3]早就被非俄语读者所取代，后者今天不得不想象一个他们一无所知的社会，因而感到困惑和气恼；因为我并不反对一再重复说，自从近半个世纪前苏维埃宣传误导外国舆论造成了对俄国移民（这桩历史事件仍然等待着自己的编年史家）的重要性的无知或贬损以来，自由的毁灭者已经把大量的篇幅从历史中撕掉了。

本故事的时间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俄国内战已经结束四个年头了。列宁刚死，但他的专政势力继续强劲。二十个德国马克顶不上五个美元。书中旅居柏林的人从贫民到富商三六九等。富商的例子有玛蒂尔达梦魇般的丈夫卡什马林（显然是从南线经君士坦丁堡逃离俄国的），叶甫盖妮亚和万尼亚的父亲，一位年长的绅士（他有远见卓识，领导着一家德国公司的伦敦分公司，还养着一名舞女）。卡什马林可能就是英国人所谓的“中产阶级”，然而孔雀街五号的两位小姐显然属于俄国贵族，不管有没有头衔，但这种身份并不妨碍她们平庸的读书品位。叶甫盖妮亚的胖脸丈夫在一家柏林的银行工作，他的名字今天听起来十分滑稽。穆欣上校，一本正经，叫人恶心，一九一九年在邓尼金手下打仗，一九二〇年又受弗兰格尔指挥[4]，他能讲四国语言，装出一副冷静、世故的派头，很可能会在他未来岳父引导他进入的轻松工作中大显身手。善良的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是个波罗的海人，习染的是德国而不是俄国文化。性情乖戾的犹太人魏因施托克，和平主义者女医生玛丽雅娜·尼古拉耶夫娜，还有无阶级归属的叙事人自己，都是五花八门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有一种读者（像本人一样）对诸如从马扎尔语或汉语翻译过来的那种描写不熟悉的环境里的虚幻人物的小说战战兢兢，对于他们，这些指点应该使阅读变得容易一些。

众所周知（用一句有名的俄国成语），我的书不仅受惠于社会意义的缺失，而且也得益于对神话的杜绝：弗洛伊德的门徒对它们趋之若鹜，兴冲冲、痒抓抓地赶来，到了跟前，停下来，闻一闻，却又畏缩起来。另一方面，一位严肃的心理学家可以透过我雨滴般晶莹的密码文字分辨出一个灵魂化解的世界，在那里可怜的斯穆罗夫的存在只取决于他在别人头脑里的反映，而他们的头脑接着也像他的一样，被置于同样离奇的镜子似的窘境中。故事的结构戏拟侦探小说的结构，但说实在的，作者否认有任何玩弄、迷惑、愚弄或者欺骗读者的意图。其实，只有立即看懂的读者才会从《眼睛》中获得真正的满足。即便最易轻信的读者，读这篇灵动闪烁的故事时要认识斯穆罗夫为何许人，也不可能费很长时间。我用一位英国老太太，两名研究生，一位冰球教练，一位医生，一位邻居的十二岁的孩子做试验。孩子最快，邻居最慢。

《眼睛》的主题是实施一项调查研究，它引导主人公通过许许多多的镜子，最后以一对形象的重合告终。三十五年前我以某种神秘模式整合叙事人追索的不同阶段，我不知道我从中得到的强烈的快感是否会为现代读者分享，然而，无论如何，强调的不是神秘，而是模式。我相信，尽管时光流转，书海更迭，一种语言的海市蜃楼变成了另一种语言的绿洲，然而追踪斯穆罗夫依然是件精彩的活动。情节不会在读者头脑里——如果我把那头脑研读得正确的话——简化为一个惨痛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一颗痛苦扭动的心不仅遭受弃绝，而且受到羞辱和惩罚。想象的力量终归是善的力量，这些力量依然稳稳地驻留在斯穆罗夫一边，而事实证明备受煎熬的爱的苦涩，就像它最销魂的回报一样，令人陶醉，催人奋起。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 蒙特勒

[1] 英语dart的意思是“飞镖”、“刺人的眼光”；eye的意思是“眼睛”。

[2] 安布里奇为美国地名，安布拉基亚为希腊历史地名。

[3] 即普通俄语读者。

[4] 邓尼金（Anton Denikin，1872—1947）与弗兰格尔（Peter Wrangel，1878—1928）同为沙皇白卫军将领，两人素来不睦。邓尼金去职后，由弗兰格尔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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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左右。随着暮色降临，室内的空气变沉重了，我正在用一种结结巴巴的声音给我管教的对象读契诃夫的幽默小说，可几乎连字行都辨不清；但我又不敢开灯：这哥儿俩有一种孩子不应有的奇怪的节省癖，一种可憎的持家本能；不管是香肠，黄油，电，还是各种款式的汽车，他们都知道确准的价格。我高声朗读《低音提琴罗曼司》，一方面枉费心机地想娱悦他们，一方面又为自己，也为可怜的作者感到耻辱，这时候，我知道他们意识到了我与模糊万象的暮色的斗争，并且在冷冷地等着看我会不会坚持到街对面房子里的第一盏灯亮起来树立榜样。我成功了，灯光就是给我的奖赏。

我正要给自己的声音增加一些生色（眼看故事到最热闹的段落了），门厅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整套房子就我们仨，哥儿俩忽地跳起来，争先恐后朝那个丁零零的铃声跑。我坐着没有动，书摊开在腿上，冲着没有读完的那一行字淡淡地笑。原来是我的电话。我在一把咯吱作响的藤椅上坐下，把听筒贴到耳朵上。我的学生站在旁边，一左一右，不动声色地瞅着我。

“我正在过来的路上呢。”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会在家吧，我希望？”

“您的希望不会被辜负的。”我乐呵呵儿地说，“可您是哪位呀？”

“你听不出我是谁？这更好——到时候给你一个惊喜。”那声音说。

“可我倒想知道说话的是谁呀。”我不依不饶地笑着说。（后来我回想起自己那种顽皮到家的语气只觉得恐怖与羞愧。）

“到时候就知道了。”那声音干脆地说。

这会儿我还真就撒起了欢儿。“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我问。“真有意思……”我意识到自己是冲着一片真空说话，便耸了耸肩，把电话挂了。

我们又回到了起居室。我说：“喂，我们刚才读到哪儿了？”随后，找着了地方，接着往下读。

然而，我有种惴惴不安的奇怪感觉。我机械地高声朗读，心里直纳闷儿这位来客会是谁呢。一个刚刚从俄国来的什么人？我把熟知的面孔和声音一一过了一遍——哎呀，真还没有多少——不知什么原因，过到一个名叫乌沙科夫的大学生时，我停下了。我回想起在俄国仅上过的那一年大学，我在那里孤独难耐，这段记忆把这个乌沙科夫像一件宝贝一样珍藏着。在谈话中间，我若露出一脸心照不宣的梦悠悠的表情，提起《那就让我们快快乐乐》这支喜气洋洋的歌和莽撞的学生时代，那就意味着我想起了乌沙科夫，尽管，天知道，我跟他只闲聊过两三次（谈的是政治还是别的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忘记了）。不过，他在电话上显得那么神秘莫测，也不大可能啊。我猜得入神，时而想是一名共产党特务，时而又想是一位需要个秘书的性格乖僻的百万富翁。

门铃响了。哥儿俩又横冲直撞地冲进了门厅。我放下书，慢腾腾地跟在后边。他们兴高采烈、熟练灵巧地拽着小铁门栓，拨弄了两下某个附加的小机关，门便开了。

一番奇怪的回忆……就算现在，即便很多情形已经变了，但每当我唤起那段奇怪的回忆时，我的心就一沉，就像个从牢房里出来的危险的罪犯。就在那会儿，我的一堵生命的墙全部坍塌了，悄然无声，就像默片上那样。我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但无疑我还是满脸堆笑，如果我没有说错，那是一脸的谄笑；而我的手伸出去，遇到的注定是一场空，虽然早已料到那样的一场空，但还是努力把姿态完成（在我心里勾起了“起码的礼貌”那种说法的余响）。

“手放下。”客人劈头就是这么一句，眼睛瞅着我主动伸出的手掌——但它已经开始沉向了一个深渊。

难怪刚才我没有听出他的声音来。电话上传出来的将一种熟悉的音色扭曲的某种生硬的特质，其实是一种一反常态的盛怒，一种我头一回在人的声音里听到的粗响。那一幕像一个造型一样滞留在我的记忆中：灯火辉煌的门厅；我不知道怎么处置自己那只被拒绝了的手；哥儿俩一左一右，四只眼睛盯的不是来客，而是我；来客自己则穿着一件带时髦肩章的橄榄绿雨衣，脸色苍白得仿佛被摄影师的闪光灯照瘫痪了似的——眼睛突出，鼻孔张大，修剪整齐的小胡子像个黑色的等边三角形，下面的一片嘴唇充满了毒液。然后是一种几乎觉察不到的动作：双唇分开时吧唧一声，手中黑色的粗手杖随之轻轻抽动了一下；我的眼睛再也离不开那根手杖了。

“怎么啦？”我问，“咋回事儿？准是有误会……肯定，有误会……”就在这当口，我替我那只仍无着落、仍有所想望的手找到了一个叫人既难堪又难受的地方，我恍惚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便把手搭在一个学生的肩头上；这孩子便乜斜了它一眼。

“嘿，我的好兄弟，”来客脱口说道，“让开一点。我不会伤害他们的，你用不着保护他们。我需要一点地儿，因为我要好好修理一下你。”

“这不是你的家。”我说，“你没有权利胡闹，我弄不懂你要我干什么……”

他打我。他照准我的肩头啪的一下，打得又响又重，吃了这一下，我向旁边打了个趔趄，碰得藤椅像个活物似的蹿开了。他龇牙咧嘴，摆出再来一下的架势。这一杖正好落在我举起的胳膊上。打到此间，我只好撤退，躲到起居室里去。他紧追不舍。还有一个奇怪的细节：我声嘶力竭地喊，直呼他的本名和父名[1]，大声问他我到底怎么得罪他了。他又追上了我，我试图用跑的时候顺手抓起的一个垫子保护自己，但被他从我手中打掉了。“这真丢人，”我喊道，“我赤手空拳。我遭人诽谤。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我躲到一张桌子后面，像先前一样，一时间，一切凝固成了一个静态造型。他在那儿张牙舞爪，举着手杖，他身后，门两边各站着一个男孩：也许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有点儿程式化，但老天作证，我确实相信，一个双臂交叉靠墙站着，另一个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哥儿俩都不动声色瞅着我惨遭惩罚。很快，一切又动起来，我们四个全跑进了隔壁的房间；他击打的部位恶毒地下移了，我的双手合成一片鄙陋的无花果树叶，接着，他劈头骇人的一杖，抽在我的脸上，打得我眼前发黑。好生奇怪，我怎么从来不会自己动手打人，不管人家把我得罪得多么厉害，可现在，被他沉重的手杖打了个一塌糊涂，我非但不能回击（没精通这孔武的本事），甚至在忍痛蒙羞的时刻也无法想象自己会抬起手来抵抗一个同类，尤其在那个同类显得愤怒强悍的时候；我也没有设法往自己的屋子里逃，尽管那里的一个抽屉里放着一把左轮手枪——唉，弄来只不过是吓鬼罢了。

我的两个学生若有所思的不作为，他们在这间或那间屋子顶端各自凝结得像壁画一样的姿势，我一退到黑暗的餐厅他们就立即开灯的那种善解人意的态度——凡此种种，肯定是一种认知上的幻觉——将我已经赋予了意义与永久的印象肢解，而且随意得像政客被相机定格下的抬起的膝盖，他不是在跳快步舞，仅仅是跨过一个水坑罢了。

其实，在我遭受处罚的过程中，他们好像始终不在现场；在某一刻，由于担心爹妈的家具，他们按理儿开始打电话报警（这一尝试被那人的一声雷吼打断了），然而我不知道该把这一刻定在什么时段——在一开始，还是在痛苦、恐怖的顶点，也就是最后我软塌塌地摔倒在地板上，躬得圆圆的脊背暴露着任他脚踢拳打，我哑着嗓子反复哀求：“行啦，行啦，我心脏不好……行啦，我心脏不好……”我的心脏，让我插一句，功能一直挺好。

一分钟后，一切都过去了。他点起一支香烟，嘴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手把火柴盒拨弄得嘎啦嘎啦直响；他踅来踅去了一会儿，估摸事态，然后说了几句关于“一点儿教训”之类的话，把帽子戴正，急匆匆地走了。我立马从地板上爬起来，直奔自己的房间。哥儿俩跟在我后面跑。一个还试图抢进门。我用胳膊肘子一捣，把他撂开，我知道这挺疼的。我锁上门，把脸冲洗了冲洗，一碰到水，伤就被蚀得生疼，我差点儿哭喊起来，然后我就把衣箱从床底下拖出来，开始打点行李。这事儿挺难办——我的脊背疼，左手做起事来也不听话。

我穿着外套，提着沉甸甸的衣箱，进门厅时，哥儿俩又露面了。我甚至都没有瞥他们一眼。下楼梯时，我感到他们探出身子趴在栏杆上在上面瞅着我。刚往下走了一点，我就碰上了他们的音乐老师；星期二恰好是她上课的一天。她是个腼腆的俄国女孩，一副眼镜，两条罗圈腿。我没有跟她打招呼，却把自己的一张肿脸转向一边，被她惊讶的死寂一刺激，便冲上了大街。

自杀之前，我想写几封传统信件，而且至少安安全全坐五分钟。因此我叫了一辆出租，去了原来的住处。幸好我那间熟悉的屋子空着，房东小老太太立马给我铺床——白费力气。我很不耐烦地等着她离开，可她张罗了好半天，把罐子灌满，把瓶子灌满，把帘子拉上，把一根卡住的绳子还是什么猛拽了一把，同时抬头一望，张着黑洞洞的嘴巴。最后，喃喃地说了一句“再见”，总算走了。

一个可怜兮兮、哆哆嗦嗦、俗不可耐的矮个子男人戴着一顶圆顶帽站在屋子中央，不知怎么回事，一个劲儿地搓着双手。那是我在镜子里瞥见的自己。然后我赶快打开手提箱，把信纸信封拿出来，在自己的衣袋里摸出一截可怜巴巴的铅笔头，坐到桌子旁边。可结果发现，我没有一个写信的对象。我认识的人寥寥无几，热爱的人干脆没有。这样，写信的念头就打消了，别的也就随之放弃；我有过一些模糊的想法，那就是我必须理一理东西，穿上干净的衬衣衬裤，把所有的钱——二十马克——装在信封里，留张条子说明谁应当接收它。现在我意识到这一切不是今天才决定的，而是在很久以前的不同时段，也就是在我漫不经心地想象人们怎样着手开枪自杀的时候决定的。所以，城里的一个老住户意外接到一位农村朋友的邀请，先弄一个扁平的小酒瓶和一双结实的靴子，并不是因为真正需要这些东西，而是无意识的，是某种以前未经验证的考虑的结果：总以为农村都要穿林翻山地走长路。可到了农村，那里既无树林又无高山，有的只是平展展的农田，而且谁也不想大热天在公路上奔走。就像人们看见了一片真的芜菁田，而不是明信片上的幽谷和林间空地一样，我现在才看明白自己先前关于自杀前活动的想法是多么迂腐；一个已经决定自戕的人已经远离了俗务，而坐下来写遗嘱就会像在那个时候给自己上表一样荒唐，因为世界已与此人俱灭；那封绝笔顿时也化为尘埃，所有的邮差也随它而去；赠与一个不存在的后代的遗产也就像轻烟一样消逝。

有一件事情我早有怀疑——世界是荒谬的——这对于我已经变得一目了然了。我突然感到难以置信的自由，自由本身就是那种荒谬的表现。我拿出那张二十马克的钞票，把它撕得粉碎。我把手表抹下来在地板上乱磕，一直磕到它停下才罢手。我突然想起，要是愿意，就在此刻，我能跑到街上，满嘴脏话，挑个女人往怀里一抱；要么见人就给他一枪，或者砸烂一家商店的橱窗……这几乎就是我能想到的一切：无法无天的想象也有个限度。

小心翼翼，笨手笨脚，我给左轮装上子弹，然后把灯关掉。死的念头一度叫我魂飞魄散，现在却成了一件亲切简单的事儿。我害怕，特别害怕子弹会给我造成巨大的疼痛；然而，难道害怕黑甜乡和匀净的黑暗比一生形形色色的失眠更容易接受，容易理解不成？胡扯——人怎么能害怕那个呢？站在黑屋子的中央，我把衬衣扣子解开，撅起屁股，在肋骨中间探寻心脏，摸到了它的位置。它悸动着，就像你要抱到安全地方去的一个小动物，一只雏鸟或田鼠，你无法给它解释没有什么可怕的，相反，你是在为它做好事。可它确实活蹦乱跳，我的心啊；把枪管紧紧地顶到薄薄的皮肤上，它下面有个袖珍世界弹性十足地收缩悸动，我发现不知怎么就令人反感，因此，我把弯得别扭的胳膊拉开了一点，好让这铁家伙不要碰到我裸露的胸膛。然后我铆足劲儿开了枪。猛地一颠，我身后响起一声令人欣喜的颤音；那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颤动。它立即被水的颤音取代，一种带着喉音的咯咯涌动声。我吸了一下气，给流体呛了；我身体内外的一切又是流又是动的。我发现自己跪在地上；我伸出手想稳住自己，但它陷进了地板，就像沉入无底的水中一般。

[1] 俄国人这样称呼表示亲切。

▇

过了一段时间，如果一个人还能在这里谈论时间的话，有一点总算弄明白了，那就是死了以后，人的思想依靠惯性继续活了下去。我被紧紧地裹在什么东西里面——是一块裹尸布？仅仅是绷紧的黑暗？我什么都记得——我的名字，世上的生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想到现在没有什么犯愁的了，便感到异常的欣慰。按照顽皮而又满不在乎的逻辑，我从紧扎绷带的不可理解的感觉推进到一家医院的概念，而且好像心想事就成似的，一间幽灵似的医院病房立马在我周围显形了，我有邻居，像我一样的木乃伊，两边各三个。人的思想是件多么伟大的东西啊，它竟然还能超越死亡！天知道在我死亡的大脑早就无用了以后思想还会律动并创造形象多久。一颗蛀空的牙上熟悉的坑儿还在我这儿，自相矛盾的是，这倒给人喜剧性的宽慰。我有点儿好奇，他们是怎样埋我的，唱没唱安魂曲，前来送葬的都是谁。

我的思想多么锲而不舍地，不过又是多么彻底地——仿佛它一直在怀念它原来的活动似的——忙着创造一座医院的表象，一些在床中间走动的白衣人形的表象，一张床上还出现人呻吟的表象。我好心好意地屈从于这些幻觉，激发它们，刺激它们，直到我设法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自然的画面，一粒不够精准的子弹彻底穿过锯肌造成的轻伤这么一个简单病例；此间一位医生（我创造出来的）出现了，赶忙证实了我满不在乎的猜想。然后，正当我笑着发誓说我正笨手笨脚地给左轮手枪退子弹时，我那位小老太出现了，她戴着一顶用樱桃装饰的黑草帽。她在我床边坐下，问我感觉怎么样，并且狡狯地向我摇了摇手指，提到被子弹打碎的一只罐子……啊，我的思想多么狡猾，而且用多么简单的日常用语解释那伴我进入空无的脆响和汩汩声。

我估计死后我的思想的惯性很快会失效，但显而易见，我生前的想象如此丰富，所以剩下的足以持续很长时间。它继续演绎康复的主题，很快就让我出院了。对一条柏林街道的复原看上去是个极大的成功——当我在人行道上滑动，如履薄冰试验我那双仍然疲软、实际上与身体脱离了的脚时，我想到了日常事务：我得把表送去修一修，还得买几盒香烟；可我身上没有钱。自己纠缠在这些思想中——而且也不是非常令人惶恐的思想——那张上了赤褐色明暗的肉色二十马克钞票历历如在眼前，我自杀前把它撕成了碎片，还有我当时对自由和免惩的感受。现在，我的行为获得了某种报复意义，我感到高兴，我把自己限制在一种忧郁的奇思异想中，没有在街上撒起欢儿。因为我知道人死后，从肉体上解放出来的思想继续在一切一如既往相互关联的领域里活动，而且有相应的感知度，因为我还知道一个罪人在阴世受的折磨正好就在于：他顽强的心智在设法弄清他鲁莽的阳世行动的复杂后果之前找不到安宁。

我沿着记忆中的街道走去；一切绝像真的，然而却没有任何东西证明我没有死，证明帕绍尔大街不是一个阴世的幻象。我从外部看见了我自己，可以说踟蹰不前，既感动，又害怕，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鬼魂瞅着一个人的存在。此人的里子，内心的黑夜，嘴巴，嘴里的滋味，他知道得像那人的外形一样清楚。

我飘浮的机械运动把我带到魏因施托克书店。即刻印出来迎合我心意的俄文书马上就出现在橱窗里。一霎间工夫，有些书名似乎仍然雾蒙蒙的；我定睛逼视，雾就廓清了。我进去时，书店空无一人，一个铸铁炉子在角落里烧着，冒起中世纪地狱里的昏暗的火苗。我听见魏因施托克在柜台后面的什么地方喘息。“它滚到下面去了，”他用一种生硬的声音咕哝着，“它滚到下面去了。”说罢就站起身来，这会儿我发现我的想象（的确，它迫不得已在飞快地运作）不太准确：魏因施托克本来留着小胡子，可现在嘴上却没有。我的想象没有来得及把他展现完，理当存在小胡子的那片苍白的空间只有一种淡蓝的点画。

“你的脸色难看得要命，”他说，权当打了个招呼，“不像样子，不像样子。你这是怎么啦？病啦？”我回答说确实病了。“流感盛行，”魏因施托克说，“有好久了，”他接着说，“告诉我，你找到工作了吗？”

我回答说当过一阵子家庭教师，但现在这工作丢了，还说我烟瘾犯了。

来了一名顾客，要买一本俄西字典。“我想这儿有一本，”魏因施托克说着就转向书架，手指头从好几本小胖书的书脊上划过去，“啊，这儿有一本俄葡字典——其实是一回事儿。”

“我就买了吧。”顾客说罢就拿着买下的废物走了。

与此同时，书店后部传来一声深沉的叹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人被书遮掩着，脚步拖沓地走了过去，嘴里用俄语念叨着“哦唏——哦唏——哦唏”。

“你雇了个伙计？”我问魏因施托克。

“我很快就要把他炒掉，”他低声说，“他是个一无所用的老头子。我需要个小伙子。”

“那黑手党怎么样，维肯季·勒沃维奇？”

“如果你不是这么个居心叵测的怀疑主义者，”维肯季·勒沃维奇·魏因施托克神态威严又不以为然地说，“我可以给你讲很多有趣的事情。”他有点儿伤心，这种情况不对劲儿：我这鬼兮兮、穷酸酸、轻飘飘的状况必须设法了结，可我的幻想反而生出了淡而无味的闲言碎语。

“别，别，维肯季·勒沃维奇，你干吗管我叫怀疑主义者呢？恰恰相反——难道你不记得了——这种事让我赔过老鼻子的钱。”

的确，头一次遇见魏因施托克时，我立即发现他有一个家传的特点，那就是容易为强迫观念左右。他相信一些人经常盯他的梢，他说到他们时，总用一种神秘兮兮的简洁说法：“特务”。他暗示有个“黑名单”，估计上面有他的名字。我老是逗他，但心里还是瑟瑟地抖。一天，我感到蹊跷，因为又撞上了当天早晨在电车上碰巧注意到的那个人，一个令人不快的金发汉子，眼睛贼溜溜的——这会儿他就站在我这条街道的拐角儿上，假装在看报呐。于是我开始有种惴惴不安的感觉。我常常责怪自己，打心眼儿里耍笑魏因施托克，但我对自己的想象却无可奈何。晚上，我会幻想有人正往窗户里面爬。最后我买了一把左轮，才算心里踏实了。我提到的正是这笔开销（既然我的持枪许可被吊销了，就更加显得可笑）。

“武器对你起什么作用？”他反唇相讥，“他们狡猾得像魔鬼。提防他们只有一种可能——动脑筋。我的组织……”他冷不丁地向我投来一瞥怀疑的目光，仿佛他说得太多了似的。到这里我便下定决心，竭力摆出一副打趣的样子解释，说情况特殊——无处借钱，可我还得活命，抽烟啊；我嘴上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总想着一个油嘴滑舌的陌生人，他掉了一颗门牙，曾经找过我学生的妈妈，而且用的正是这种打趣的口吻，说晚上他得去一趟威斯巴登，正好缺九十芬尼[1]。“好啦，”她心平气和地说，“你可以尽管讲你那威斯巴登的故事，不过当然啦，我可以给你二十芬尼。再多不行，这纯粹是个原则问题。”

可是现在，当我乐此不疲地做这种并列陈述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丢人。自从那一枪——我认为是致命的那一枪——之后，我一直怀着好奇而不是同情观察自己，而我痛苦的过去——在那一枪之前——现在我已觉得事不关己。跟魏因施托克的这番交谈，对我而言是一种新生的开端。至于自己嘛，我是一个旁观者。我相信存在的虚幻性质，这使我感受到了某种乐趣。

寻找一种基本规律是件傻事，甚至比找到它更傻。某个精神猥琐的小人认定人的一生可以用冥冥中旋转的黄道十二宫来解释，或者可以解释成空腹与饱肚之间的斗争；他雇了个依葫芦画瓢的庸才演克利俄[2]的文秘的角色，并且开始做起了批发时代与民众的买卖；可后来倒霉就倒霉在个人的元气上，由于他的两个元子儿太软，只好在经济事业的蓬勃发展中绝望地呼天抢地。幸好并不存在这样的规律：一次牙疼会输掉一场战役，一场细雨会取消一次起义。一切是流动的，事事取决于机遇，那个穿维多利亚时代格子布裤子的刻薄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资本论》这失眠和偏头疼的成果的作者所作的努力，纯属徒劳。回顾过去并扪心自问，“那又怎么样，要是……”，用一桩偶发事件取代另一桩，观察从人的一生中的一个灰色、贫瘠、单调的瞬间怎样发生在现实中开不了花的神奇而美好的事件，其中自有一番痒抓抓的乐趣。一件神秘莫测的东西，这种枝节横生的人生结构：一个人在过去的每一个瞬间都会感觉到一个岔路口，有“此路”，也有“他途”，在过去黑暗的背景上，双叉和三叉的曲里拐弯的路数不胜数，眼花缭乱。

这些关于人生无常特性的简单想法总会涌上心头，只要我想到下面这些情况是多么容易发生：我也许从来不会碰巧在孔雀街五号的那幢住宅里租一间屋，从来不会碰上万尼亚和她姐姐，或者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或者其他很多我突然发现如此出人意料、如此非同寻常地一下子活在我周围的人。还有，如果我的幽魂出院以后换一个房子住下，也许一种难以想象的快乐会跟我相熟，互动起来……谁知道呢，谁知道呢……

我上面，顶楼上，住着一户俄国人家。我是通过魏因施托克见着他们的，他们从他那里拿书——就幻想而言，又一个指导人生的迷人手段。在真正相识之前，我们在楼梯上常常见面，彼此心存防范地撩对方几眼，国外的俄国人都是这副德性。我立即注意到了万尼亚，并且立即心旌摇曳起来；就像在梦里，你走进一座安梦房，并且在那里，在梦的摆布下，发现了为梦所困的猎物。她有个姐姐已经结婚，名叫叶甫盖妮亚，是个长着漂亮的方脸的少妇，那张脸使你想到和善又颇俊俏的牛头犬。还有叶甫盖妮亚魁梧壮实的丈夫。有一回，在楼下的门厅里，我碰巧为他扶了一下门，他那发音不准的德语“谢谢你”（danke）与俄语中“银行”一词完全同韵——对了，他正好就在那里工作。

跟他们一起住的是一位亲戚玛丽雅娜·尼古拉耶夫娜，一到晚上，他们常有客人，差不多总是那几位。叶甫盖妮亚被看作一家之主。她有一种讨人喜欢的幽默感；正是她给妹妹起了个“万尼亚”的爱称，尽管后者要人们管她叫“摩娜·万娜”（跟的是某出戏中的女主人公），因为发现她的真名——瓦尔瓦拉——不知怎么的，叫起来有些肥胖和麻脸的味道。要习惯这个男性“伊万”的小名，还真费了我一段时日；然而，渐渐地，在我眼里，万尼亚与柔婉的女性名字具有了完全匹配的色调。

姐儿俩长得像极了；姐姐眉目上直露的牛头犬似的笨重在万尼亚脸上也依稀可见，但风格有所不同，这就给她面庞的美赋予了意味和创新。姐妹俩的眼睛也像——黑棕色，稍欠对称，斜了那么一丝儿，暗暗的细细的双眼皮儿挺逗人的。万尼亚的眼睛在虹膜部位比叶甫盖妮亚的暗，而且跟姐姐的眼睛不同的是，还有点儿近视，仿佛太美了，所以不宜天天使用似的。姐儿俩都是棕色头发浅黑皮肤，发型也是一样的：从中间分开，一个又大又紧的圆髻低垂在颈背上。然而姐姐的头发没有同样的天空般的亮滑，也缺乏那种宝贵的光泽。我想甩掉叶甫盖妮亚，完全把她撇开，再没有比对这姐儿俩的必要了；同时我也知道要不是这种相像，万尼亚的魅力就不会完美无缺。只是她的手不太秀气：苍白的手掌跟指关节很大的粉红手背反差太强烈了。她的圆圆的指甲上总有一些小小的白斑。

大脑要奴役一个人的视觉形象，还需要怎么专注，还要怎样逼视呢？她俩就坐在沙发上；叶甫盖妮亚穿着一件黑天鹅绒连衣裙，大珠子项链装饰着白生生的颈项；万尼亚穿的是深红衣裙，戴的是小珍珠而不是大珠子；她的眼睛在浓浓的黑眉毛下低垂着；薄薄的脂粉没有掩住宽宽的眉宇间淡淡的疹子。姐妹俩穿的是同样的新鞋，不住点地撩一眼对方的脚——无疑，同样的鞋穿在自己脚上没有穿在旁人脚上那么好看。玛丽雅娜，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医生，正用盛气凌人的声音给斯穆罗夫和罗曼·波戈丹诺维奇讲最近俄国内战的恐怖情状。叶甫盖妮亚的丈夫赫鲁晓夫，一位乐呵呵儿的胖鼻子绅士——他不停地拾掇着鼻子，不是拽一拽，就是揪住一个鼻孔想把它拧掉——正站在隔壁屋子的门口跟戴夹鼻眼镜的小伙子穆欣说话。两人站在门两边，面对着面，活像两根男像柱。

穆欣和气宇轩昂的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是这家的老熟人了，相比之下，斯穆罗夫还是个新客，尽管看上去情况几乎不是这样。没有人能在他身上察觉到那种让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显得扎眼的腼腆。这些人彼此十分熟悉，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的是私密笑话引起的既定共鸣，是对他们来说活泼泼具有特殊意义的人们姓名的暗示性余响，这总使初来者感到仿佛他开始阅读的期刊连载故事，其实在旧得找不到的过期杂志上早就开始了；当他听着那些泛泛的谈话，涉及的尽是他一无所知的事件，他完全是个局外人，只好哑口无言，谁张嘴说话他的眼睛就赶忙盯上谁，嘴换得越快，他的眼睛也就移动得越勤；然而，很快这个活跃在他周围人们话语中看不见的世界开始压迫他了，于是他心里纳闷：是不是他们处心积虑设计出一场谈话，好把他晾在一旁。然而，就斯穆罗夫而言，即便他偶尔有被人撇开的感觉，但肯定不会表露出来。我必须说头几个晚上他给我留下了挺好的印象。他个头不是很高，但各部分比例匀称，显得很精干。那套纯黑的西服和黑色的领结似乎在用一种矜持克制的方式暗示他在暗暗服丧。苍白的瘦脸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但洞察秋毫的观察者能从中分辨出悲伤和经历的痕迹。他风度翩翩。一丝儿安静且有点儿忧郁的微笑老挂在唇边。他话不多，但一开口总是妙语连珠，恰到好处，偶尔说句笑话，尽管过于微妙不会惹人哄堂大笑，但似乎打开了一扇谈话中的暗门，放进一股意料不到的清新。人们满以为由于那高贵神秘的谦虚，由于那苍白的脑门和纤细的双手，万尼亚会一见钟情的……还有些事情——譬如说，“勃拉戈达尔斯特伍耶捷”（“谢谢你”）这个词，说出来没有通常的含糊，而是一板一眼，这样便保留了辅音的韵味——肯定给洞察秋毫的观察者揭示：斯穆罗夫属于圣彼得堡的精英社会。

玛丽雅娜在讲述战争的恐怖情状时，停顿了片刻：她终于注意到罗曼·波戈丹诺维奇，一位气宇轩昂的留大胡子男人想插句话，因为话就像块大焦糖似的在他嘴里含着呐。可他没有这份福气，因为斯穆罗夫出口更快。

“倾听战争恐怖情状之时，”斯穆罗夫笑眯眯地引错了一首名诗，“我‘既不为朋友，也不为朋友的母亲’引以为憾，而是为那些从未参加过战争的人引以为憾。子弹的呼啸给你的音乐快感很难诉诸言词……或者当你全速飞奔发起攻击的时候……”

“战争总是可怕的，”玛丽雅娜干脆利落地把话茬打断，“我的教养肯定跟你不一样。一个夺走他人性命的人肯定是个杀人犯，不管他是个刽子手还是个骑兵军官。”

“我个人的看法是……”斯穆罗夫开始说，但她又打断了：

“勇武已是明日黄花。在我行医的过程中，我看见的因战争而致残毙命的人多了去了。如今人类崇尚新的理想。再没有比充当炮灰更有损人格的了。也许由于教养不同……”

“我个人的看法是……”斯穆罗夫说。

“不同的教养，”她赶快接着说，“就人道观念和总的文化兴趣而言，使我用跟你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战争。我从来没有向人开枪，也没有把刺刀捅进谁的胸膛。放心吧，在我行医的同事中间你会发现英雄比战场上还多……”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斯穆罗夫说。

“行啦，”玛丽雅娜说，“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讨论到此为止。”

然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斯穆罗夫静静地坐着搅他的茶。是的，他从前肯定是个军官，一个拼命三郎，只是出于谦虚，他才只字不提他的历险故事。

“我刚才想说的是，”罗曼·波戈丹诺维奇瓮声瓮气地说，“你提到了君士坦丁堡，玛丽雅娜·尼古拉耶夫娜。在那里的流亡人群中我有一个挺要好的朋友，一个叫卡什马林的人，我后来跟他吵过一架，一个粗暴透顶的家伙，尽管他很快冷静下来，而且表现出他自己特有的善意。噢，对了，他有一次因为吃醋把一个法国人抽得险些儿死了。对了，他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给人一点土耳其风情民俗的概念。想一想——”

“抽他？”斯穆罗夫笑着打岔说，“好啊。这故事我爱听——”

“险些儿死了。”罗曼·波戈丹诺维奇重复了一遍，然后讲起了他的故事。

斯穆罗夫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表示赞许。显而易见，他这人表面上朴实安静，骨子里激情似火。毫无疑问，在怒火中烧时，他能把一个家伙揍得稀烂，在激情奔放时，他能在风高月淡的夜晚把一个心惊肉跳、芳香醉人的女孩藏在斗篷下挟到一条蒙住桨架等候着的小船上，就像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故事中的什么人做的那样。如果万尼亚是什么性格裁判，她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把它都详详细细记在日记里了，”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得意地给故事画了个句号，然后喝了一大口茶。

穆欣和赫鲁晓夫又分别靠在门框的两边凝结住了；万尼亚和叶甫盖妮亚不约而同地把衣裙向膝盖往平抹了一把；玛丽雅娜无缘无故地盯着斯穆罗夫，他侧面向她坐在那里，为了保持男人习惯性动作的程式，在她不友好的目光逼视下，总把下巴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我喜欢他。是的，我毫不含糊地喜欢他；我觉得，玛丽雅娜，这位有文化素养的女医生把他盯得越紧，一位具有钢铁神经、由于在草原沟壑和炸毁的火车站度过许多不眠之夜而面色苍白的年轻的拼命三郎的形象，就变得越清晰，越谐调。好像万事如意。

斯穆罗夫给维肯季·勒沃维奇·魏因施托克当店员（取代那无用的老头儿），可魏因施托克对斯穆罗夫的了解比谁都少。魏因施托克的天性中有一股迷人的莽撞特点。这大概就是他雇用一个他并不熟悉的人的原因。他的疑心需要固定的滋养。就像有一些正常体面的人会出人意料地有收集蜻蜓或版画的癖好，同样，身为废品旧货商的孙子和古董商的儿子，作风稳重、头脑清醒、一辈子做着图书生意的魏因施托克，他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单另的小天地。在那里，在若明若暗的边缘世界，神秘事件屡屡出现。

印度在他心里勾起一种神秘的敬意：有些人一提孟买，不可避免地想象到的，不是一位热得面红耳赤的英国公务员，而是一位苦行僧，他正是这么一个人。他相信灾星与祸祟，相信魔数和魔王，相信毒眼，相信象征和符号的隐秘神力，相信光肚子的青铜神像。晚上，他常常像一名发呆的钢琴师一样，把手按在一张小而轻的三脚桌上。小桌开始轻轻地嘎吱作响，发出蟋蟀般的唧唧声，然后，铆足了劲儿，一边抬起来，接着一条腿笨拙地使劲儿敲击地板。魏因施托克就会背诵字母表。小桌专注地跟着，念到合宜的字母就敲击一下。信息来自恺撒，穆罕默德，普希金和魏因施托克的一位故去的表弟。有时候桌子调皮捣蛋：它要么升起来悬在半空中，要么就攻击魏因施托克，顶他的肚子。魏因施托克会善意地安抚魂灵，活像一名驯兽师逗弄一头活泼的野兽；他常常退着步子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指尖却始终按在摇摇摆摆跟着他走的桌子上。为了跟死者说话，他还用了一种有标志的盘子和别的什么古怪的玩艺儿，用一支铅笔在下面顶着。谈话记录在专门的笔记本上。也许会有这么一段话：

魏因施托克：你找到安宁了吗？

列宁：这不是巴登巴登。

魏因施托克：你想不想给我讲讲阴间的生活？

列宁（稍事停顿）：不想。

魏因施托克：为什么？

列宁：一定得等到全来齐了再说。

这样的笔记本已经积攒了很多，魏因施托克常说有朝一日他要把意义较大的对话出版。很有意思的是，一个名叫阿布姆的鬼魂，来历不明，傻而无味，他充当了一名中介，安排魏因施托克与形形色色的故世名流会面。他对魏因施托克举止狎昵。

魏因施托克：幽灵啊，你是谁？

答：伊万·塞尔盖耶维奇。

魏因施托克：哪个伊万·塞尔盖耶维奇？

答：屠格涅夫。

魏因施托克：你还在创作杰作？

答：白痴。

魏因施托克：你干吗骂我？

答（桌子一仰）：耍你呢！我是阿布姆。

有时候在阿布姆开始恶作剧时，简直没办法把他彻底驱出降神会。“他坏得像猴子，”魏因施托克常常抱怨。

在这些把戏中，魏因施托克的搭档是个粉脸红发的娇小女子，一双胖乎乎的小手，身上有股子桉树胶的味儿，而且三天两头患感冒。我后来得知他们早就有一腿，不过魏因施托克，尽管在有些方面非常坦白，但这件事干得滴水不漏。他们用本名和父名相称，行为举止好像仅仅是好友而已。她常常到书店里来逛逛，顺便烤烤火，读一读里加[3]出版的一种神智学刊物。她鼓动魏因施托克同死灵做实验，并经常讲她屋子里的家具怎么周期性地活过来，一副牌怎么从一个地儿飞到另一个地儿，或者撒得满地板都是，有一回她的床头灯怎么从它所在的桌子上跳下去，模仿狗儿不耐烦地死拽拴它的绳子；插头最后拔出了，黑暗中响起了一阵奔跑声，后来在门厅里找到了灯，就在前门旁边。魏因施托克常说，哎呀，真正的“力量”还没有赐予他呢，他的神经像旧背带一样松垮垮的，而灵媒的神经简直就像竖琴的弦。然而，他不相信显形，他之所以保存着一张招魂师给他的快照，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件奇物，照片上是一个面色苍白的矮胖女人，闭着的眼睛喷出一团流动的云彩状东西。

他喜欢埃德加·坡和巴尔贝·德奥勒维伊[4]，喜欢历险，喜欢揭破假面具，喜欢预言性的梦，还喜欢秘密社团。共济会地方分会，自杀者俱乐部，黑弥撒，尤其从“那边”派过来盯某个可怜的小流亡者梢的苏联特务（说“那边”的语气是多么的伶俐可怕啊）就在眼前，把魏因施托克的柏林变成了一座神奇之城，他置身其中真是如鱼得水。他常常暗示他是一个大型组织的成员，据推测这一组织致力于破坏一个鲜红蜘蛛织成的细网。魏因施托克早就把这只蜘蛛再造到一个给他毛烘烘的手赋予一种异国色彩的耀眼刺目的印章戒指上了。

“他们无处不在，”他常常语气平静却意味深长地说，“无处不在。如果我参加一场聚会，来了五个，十个，也许二十个人，你完全可以肯定，其中至少有一个特务。譬如说，我跟伊万·伊万诺维奇在说话，可谁能担保伊万·伊万诺维奇信得过呢？再譬如说，我公司里雇了一个人替我工作——随便什么公司，不一定是这家书店（我想将所有的人置于此事之外，你明白我的意思）——嘿，我怎么能知道他就不是个特务？他们无处不在，我重复一遍，无处不在……就是那种不择手段的间谍活动……我来参加聚会，所有的客人都相互认识，可是没法保证这个谦谦君子伊万·伊万诺维奇就不是……”说罢，魏因施托克往往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我很快开始怀疑，魏因施托克尽管小心谨慎，却肯定是有所指的。一般来说，谁若跟他闲聊一阵，走开时难免有这么一种印象，那就是魏因施托克攻击的对象不是跟他交谈的人，就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位朋友。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回——魏因施托克回想起这件事时不无骄傲之情——他可没有看走了眼：一个他挺熟悉的人，一个友好、随和、“像上帝一样诚实的家伙”（魏因施托克的说法），到头来却是个毒如蛇蝎的苏联奸细。我的印象是，他就是让一个间谍漏了网也不会比没有抓住机会向间谍暗示他魏因施托克已经发现了他更难过。

即便斯穆罗夫确实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息，即便他的过去似乎给人多少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难道他可能……？我看见他，譬如说，站在柜台后面，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头发梳得油亮，脸面清秀苍白。每进来一位顾客，他就把没有抽完的香烟小心翼翼支在烟灰缸的边儿上，搓一搓他的纤手，小心周到地接待买主。有时候——尤其来的是女顾客时——他就绽出一丝笑纹，不是表明对书总体上的屈尊俯就的态度，就是拿自己这个普通店员的角色开涮，然后提出宝贵的建议——这值得一读，那未免有点过于沉重；这里把永恒的两性争斗描写得妙趣横生，这本小说不算深刻，但才气横溢，令人沉醉，你知道啦，就像香槟酒一样。于是买到书的那位女士，那位穿着黑色裘皮大衣的红唇女士，便带着一个迷人的形象走了：一双纤手，挑书时有点儿笨拙的动作，轻柔的声音，飘忽的微笑，翩翩的风度。然而，在赫鲁晓夫家，斯穆罗夫已经开始给某人留下一种有点不同的印象了。

孔雀街五号这户人家的生活幸福得不是一般。叶甫盖妮亚和万尼亚的父亲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给家里寄数额很可观的支票，再说，赫鲁晓夫也很能赚钱。然而，问题并不在这里：即便他们不名一文，情况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姐妹俩仍会受到同样的幸福微风的呵护，尽管不知风从何处来，但哪怕是最郁闷、最呆笨的来客也能感受得到。如同他们已经开始做一次快乐旅行：顶楼就好像一艘飞艇那样滑翔。人们无法准确地给幸福的源泉定位。我瞅着万尼亚，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源泉……她的幸福不言语。有时候她会突然问一个简短的问题，一旦有了答案，便立即又沉默下来，用她那双惊奇、美丽又近视的眼睛盯着你。

“你的父母都在哪儿？”她有次问斯穆罗夫。

“在一个很远的教堂墓地里，”他答道，然后莫名其妙地微微鞠了一躬。

叶甫盖妮亚一只手抛着一个乒乓球，她说她还记得她们的妈妈，而万尼亚就记不得了。那天晚上除了斯穆罗夫和必不可少的穆欣，就没有旁人了：玛丽雅娜去听音乐会了，赫鲁晓夫在自己房里工作，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呆在家里写日记，这是他星期五的惯例。安安静静、规规矩矩的穆欣默默不语，偶尔正一下瘦鼻子上无边夹鼻眼镜的夹子。他衣冠楚楚，抽的是地道的英国香烟。

斯穆罗夫见他默默不语，便乘虚而入，突然变得比先前哪一次都要健谈。话主要是冲着万尼亚说的，谈起了他死里逃生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雅尔塔，”斯穆罗夫说，“那时候白卫军已经撤离。我计划组建一支游击队继续与红军周旋，所以拒绝与别人一起撤走。起初我们藏在山里。在一次交火中我负了伤。子弹穿过我的胸膛，刚好没伤着我的左肺。醒过来时，我仰面躺着，只见星星在上空游动。我怎么办？我一个人躺在山谷里，流血丧命。我决定想办法去雅尔塔——风险很大，但我想不出别的办法。这需要难以置信的劲头。我走了整整一夜，主要靠手脚并用地爬行。最后，天蒙蒙亮，我到了雅尔塔。街道还在沉睡。只是从火车站方向传来枪声。毫无疑问，那里正在枪决人。

“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位牙医。我去了他的住处，在窗户下面拍了拍手。他向外一望，认出了我，立即让我进屋。我藏在他家把伤养好。他有个年轻的女儿，体贴入微地护理我——不过那是另外一码事。显然，我的出现使我的救命恩人处境极其危险，所以我急着要离开。可去哪儿呢？我反复琢磨，决定北上，因为有传言说那里又在重燃战火了。于是有天晚上，我与我那好心的朋友拥抱诀别，他给了我一些钱，如上帝许可，我迟早要还钱的，于是我又一次走在熟悉的雅尔塔街道上。我留着胡子，戴着眼镜，穿着一件破旧的战地上装。我直奔火车站。一名红军士兵站在月台入口，检查证件。我有通行证，上面写着姓名：索科洛夫，职务：军医。红军守兵看了一眼，把证件还给我，本来已经万事大吉了，可偏偏遇上了一点倒霉事。我突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十分平静地说，‘他是个白匪，我认识他。’我头脑冷静，不张不望，一副要上站台的样子。可我刚刚走了三步，就有一个声音，这一回是男人的，喊：‘站住！’我站住了。两名士兵和一个戴皮军帽、相貌粗俗的红脸女人把我团团围住。‘是的，就是他，’那女人说，‘抓住他。’我认出来了，这个共产党是从前给我的几个朋友干过活的女佣。人们常常开玩笑说她对我一往情深，但我总发现她肥唧唧的，而且两片肉乎乎的嘴唇特恶心。又来了三个兵和一个穿半军半民服装的政委模样的人物。‘走。’他说。我耸了耸肩，又冷静地说肯定抓错人了。‘到时候我们会弄明白的。’政委说。

“我以为他们要把我带去审问，但我很快意识到情况比这要严重一些。我们走到车站近旁的货栈后，他们命令我脱掉衣服，靠墙站着。我把手插进战地上装里，装出解扣子的样子，说时迟，那时快，我的勃朗宁手枪，啪啪两响，两个士兵应声倒地，我立即逃命。当然，剩下的人就朝我开枪。一颗子弹打飞了我的帽子。我跑过货栈，跳过栅栏，一枪打死了一个拿着铁锨冲过来的人，跑上路基，赶在一列火车开过来之前，一个箭步冲到路轨那边，长长的列车挡住了追我的人的来路，我乘机逃走了。”

斯穆罗夫接着讲他怎么在夜幕掩护下走到海边，睡在港口的木桶和麻袋中间，偷了一听烤干面包和一小桶克里米亚酒，黎明时分，晓雾迷蒙，独自划一条渔船出海，孤帆漂流了五天之后，被一只希腊单桅纵帆船搭救上去。他用一种平平静静、就事论事、甚至有点单调的声音说话，仿佛在讲鸡毛蒜皮之类的琐事似的。叶甫盖妮亚满怀同情，舌头啧啧有声；穆欣听得入神，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时不时轻轻地清清嗓子，仿佛他身不由己，已被故事激得心潮澎湃，对一个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人肃然起敬，甚至产生了妒意——善良、健康的妒意。至于万尼亚——再也不用怀疑了，此后她肯定为斯穆罗夫倾倒。她的睫毛多么迷人地给他的言谈加着标点，斯穆罗夫故事一讲完，睫毛又多么妩媚地扇动着画上圆满的句号，她给姐姐投去的是一瞥什么样的目光——湿润乜斜的一闪——兴许是为了确信她没有注意到她的兴奋。

静默。穆欣打开了他的炮铜色烟盒。叶甫盖妮亚大惊小怪地想起该叫丈夫喝茶了。她在门口转过身来说了句关于蛋糕的话，谁也没听清。万尼亚从沙发上跳起来也跑了出去。穆欣从地板上把她的手绢捡起来，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我可以抽你一支烟吗？”斯穆罗夫问道。

“当然可以。”穆欣说。

“哟，你只剩一支了。”斯穆罗夫说。

“拿去抽吧，”穆欣说，“我大衣里还有呢。”

“英国烟总有一股蜜饯李子干的味儿。”斯穆罗夫说。

“或者糖蜜味儿，”穆欣说，“不幸的是，”他用同样的音调补充了一句，“雅尔塔没有火车站。”

这简直是在当头泼冷水。那个神奇的肥皂泡，蓝盈盈，闪着彩虹光晕，亮晃晃的一面反射出窗户弯曲了的影像，一下子大了，胀了，突然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点儿迸到你脸上的痒酥酥的潮气。

“革命前，”穆欣打破这难以忍受的沉默，说，“我相信有过在雅尔塔和辛菲罗波尔之间修铁路线的计划。雅尔塔我可熟了——到那儿去的趟数多了去了。告诉我，你干吗要编造这么一串拉拉杂杂的废话？”

当然啊，斯穆罗夫仍然可以挽回败局，仍然可以施展某种新的伎俩来个金蝉脱壳，要么，作为最后一招，用一种善意的笑话把以令人恶心的速度垮塌的局面撑住。斯穆罗夫不仅失去了他的镇静，而且还做出了不可能再糟的事情。他压低声音，哑着嗓子说：“求你了，让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千万不可外传。”

穆欣显然为这个荒唐的可怜虫感到耻辱；他正了正夹鼻眼镜开了腔，但又立即打住了。因为就在这当口，姐妹俩又回来了。用茶期间，斯穆罗夫煞费苦心地装出一副快乐相。然而他的黑西服却显得寒酸破旧，污迹斑斑，廉价领带通常总是在打结的时候想办法把磨损的地方遮住，今晚却露出了那块可怜的破绽，一个小疹子透过下巴上爽身粉淡紫色的残留放着光，令人不爽。情况就是这样……难道斯穆罗夫身上就没有什么谜团了，他只不过是个剥去画皮的普普通通的饶舌鬼，这终究成真了不成？情况就是这样……

不对，谜团还在。一天晚上，在另一个人家，斯穆罗夫的形象显现出焕然一新、非同寻常的一面，而这在以前只露出过一点点蛛丝马迹。屋子里又静又暗。角落里一盏小灯用报纸当灯罩，这就使这张普通的报纸具有了一种神奇的半透明的美。在这种半明半暗的氛围里，谈话突然转向斯穆罗夫。

话是从琐事谈起的。起初是支离破碎、含含糊糊的东拉西扯，然后又连连谈及过去的政治暗杀，再后面就是旧俄国一个大名鼎鼎的双重特务令人谈之色变的名字，和诸如“血……很多麻烦……够了……”之类的片言只语。渐渐地，这种自传性的介绍明晰起来，简短地陈述过一场重大疾病造成的平静结局，一种厚颜无耻的生活的奇怪煞尾后，就明明白白地讲出了下面的一席话：

“这是一个警告。有一个人可要当心。他跟踪我。他刺探，他诱骗，他背叛。他已经对很多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一批年轻的流亡者要越过边境在俄国组织地下工作。但将会布下天罗地网，这批人将会消失，他刺探、诱骗、背叛。你们可要防范。当心一个身穿黑衣的小个子男人。不要叫他谦虚的表面欺骗。我说的是实话……”

“可这人是谁呀？”魏因施托克问道。

回答迟迟不见。

“阿泽夫，请告诉我们这人是谁？”

魏因施托克软绵绵的手指下面扣着的盘子又在有字母表的那张纸上面乱动起来，左冲右撞，把盘边的标记指向这个或那个字母。它停了六次，最后像只受惊的乌龟一样呆住了。魏因施托克写下一个熟悉的名字，高声念着。

“你听见了吗？”他冲着呆在屋子最黑的一角里的什么人说，“干得漂亮！当然，我用不着告诉你，我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事儿。我希望你甭生气。你干吗要生气呢？降神会上精灵胡言乱语是常事。”说罢魏因施托克装作一笑了之。

局面变得怪异起来。我已经能数出斯穆罗夫的三个版本，而原版仍然不得而知。这种情况在科学分类上屡见不鲜。很久以前，林奈[5]描述蝴蝶的一个普通种，加了一个简明的注释“in pratis Westmanniae”[6]。时光荏苒，在值得称道的精益求精的过程中，新的研究者给这个普通种中形形色色的南方和阿尔卑斯山亚种命名，很快，欧洲没有剩下一个人们能发现公称亚种又不是一个区域亚种的地方。模式标本、模型、原模式标本在哪里呢？最后，一位严肃的昆虫学家在一篇详尽的论文里完整讨论了已命名种群的枝蔓联系，认定林奈采集的历时近二百年、褪了色的斯堪的纳维亚标本为唯一的模式标本代表；这一确认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我下定决心要用同样的方法把真正的斯穆罗夫挖掘出来，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他的形象受到盛行在不同灵魂里的气候条件的影响——在阴冷的灵魂里他显出一副样子，但在炽热的灵魂里又花样翻新。我开始喜欢起这场游戏了。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无动于衷地观察斯穆罗夫的。一开始有过的对他的某种偏爱已经让位于一种单纯的好奇心。然而我经历了一种对我来说未曾有过的兴奋。如同科学家不管翅膀的颜色漂亮不漂亮，也不管翅膀的斑点清淡还是浓烈（感兴趣的只是它的分类学特征），同样，我看斯穆罗夫时没有任何审美激动；相反，我漫不经心地对斯穆罗夫的面具进行分类，从中找到了痛切的刺激。

这项任务决不轻松。譬如说，我深知毫无风趣可言的玛丽雅娜在斯穆罗夫身上看见的是一个残暴、出色的白卫军军官，“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绞的败类”，这是在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中叶甫盖妮亚告诉我的绝密。然而，为了精准地确定这一形象，我不得不熟悉玛丽雅娜的全部生活，熟悉她观察斯穆罗夫时内心活跃的继发联想——别的回忆、别的偶然印象和这一切因灵魂而异的灯光效果。我和叶甫盖妮亚的谈话是在玛丽雅娜·尼古拉耶夫娜走后不久进行的；据说她要去华沙，但有迹象表明，还要再往东去——可能回归故里；所以玛丽雅娜带走了一个对斯穆罗夫非常奇特的想法，如果无人矫正，她会保留终生的。

“那你呢，”我问叶甫盖妮亚，“你有什么想法？”

“啊，一下子是说不清的。”她答道，嫣然一笑，使她更像一只伶俐的牛头犬，也更加深了她天鹅绒般的眼影。

“请说出来吧。”我不依不饶地说。

“首先，他很腼腆，”她说得挺敏捷，“是的，是的，极其腼腆。我有个表弟，一个非常文静可爱的小伙子，可是每当他不得不在一个时尚的客厅里面对一群陌生人时，他就打着口哨进来，好显出一种独立派头——既大而化之，又粗糙强横。”

“是的，还有呢？”

“让我想想，还有什么……敏感，对了，极度敏感，当然，血气方刚；跟人打交道缺乏经验……”

从她嘴里再套不出话来了，结果这形象相当苍白，吸引力不是很大。然而，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万尼亚版的斯穆罗夫。我总是想到这事。我记得，一天晚上，机遇似乎要赐我一个答案了。我从自己阴暗的房间爬到她们六楼的住处，结果发现姐儿俩和赫鲁晓夫，还有穆欣，正要出去看戏。由于再没有更可取的事情好做，我就出去陪他们走到出租车站。突然，我注意到我忘了带自己楼下的钥匙。

“噢，别犯愁，我们有两串呢，”叶甫盖妮亚说，“你算运气好，我们住在同一座楼上。给，明天还回来就是了。晚安。”

我一路走回家，路上萌生了一个奇妙的主意。我想象一个电影里的油滑恶少在阅读一份他在别人的案头发现的文件。诚然，我的计划非常粗略。斯穆罗夫曾经给万尼亚送过一支带暗斑的黄色兰花，那花长得有点儿像青蛙；现在我可以探察出万尼亚是否有可能珍爱这朵花儿的残片并将它藏于某个暗屉里。有一回他还送过她一册袖珍本的刚劲诗人古米廖夫[7]的诗集；也许有必要检查一下是不是书页已被裁开了，这本书是不是放在她的床头桌上。还有一张照片，是打了镁光灯拍的，照片上的斯穆罗夫显得气派非凡——半侧影，很苍白，一道眉毛扬起来——他旁边站着万尼亚，而穆欣却躲在后面。大体来讲，还是有很多可以发现的事情的。我拿定主意万一撞上女佣（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顺便说一句），就解释说我是来还钥匙的，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赫鲁晓夫住所的门，踮起脚尖走进了客厅。

乘人不备闯进别人的房间是挺有意思的。我把灯打开，家具傻了眼。有人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封信；空信封躺在那里像个无用的老妈妈。那张小便笺似乎端坐着，像个欢实的小宝宝。那种急切、那种兴奋的悸动，我的手的那种陡然的动作，都证明是多此一举。信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帕沙大伯写的。通篇只字未提斯穆罗夫！如果是用密码写的，我又不知道解码的诀窍。我翩然蹓进餐厅。一只碗里是葡萄干和果仁，旁边像展翅雄鹰俯卧着的是一本法语小说——《俄国少女阿丽雅娜》历险记。我接着走进万尼亚的卧室，窗子开着，冷飕飕的。我发现瞧着花边床罩和圣坛似的梳妆台给人一种陌生的感觉，梳妆台上刻花玻璃闪着神秘的光。那朵兰花不见踪影，但作为补偿，那张照片靠在床头灯上。那是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拍的。照片上的万尼亚两条亮腿交叉坐着，她后面是穆欣的窄脸，万尼亚左边，只能辨出一段黑糊糊的胳膊肘子——那是截掉的斯穆罗夫的仅存部分。铁证如山！万尼亚布满花边的枕头上突然显露出一块星状凹陷——我的拳头猛击的印痕，一眨眼功夫，我已经到了餐厅，大吃特吃葡萄干，可浑身仍在哆嗦。这会儿我记起客厅的那个写字台，便静悄悄、急匆匆地走上前去。然而就在此刻，从前门的方向响起摆弄钥匙的金属声。我赶紧撤退，边走边把灯关掉，最后我发现自己到了餐厅隔壁一间布满锦绣的小闺房里。我摸着黑，撞进了一张沙发，摊开身子躺在上面，仿佛是来睡个小觉的。

与此同时，门厅里传来了人语声——姐儿俩的声音，还有赫鲁晓夫的声音。他们在向穆欣道别。他不会进来呆一会儿吧？不会的，时间不早了，他不会进来。不早了？难道我这脱壳的幽魂在几间屋子里飘来荡去真还耗掉了三个钟头？什么地方的一座剧院里，有人有功夫演一出我看了好多遍的傻戏，而在这儿，一个人只不过走遍了三间屋子。三间屋子：三幕戏。我真的在客厅里把一封信琢磨了整整一个钟头，整整一个钟头在餐厅里琢磨一本书，又在卧室出奇的寒冷中耗一个钟头琢磨一张快照？……我的时光和他们的时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赫鲁晓夫也许立即上床睡觉去了；只有姐儿俩进了餐厅。我那个花团锦簇的黑窝的门没有关紧。我相信现在我会搞到我想要的有关斯穆罗夫的一切情况。

“……可真是累死人了，”万尼亚说着就轻柔地啊呵了一声，传给我一声哈欠，“给我弄一点根汁汽水。我什么茶都不想喝。”一声轻微的刮擦声，一把椅子被搬到桌子跟前。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是叶甫盖妮亚的声音——近得让我惊恐地瞟了一眼亮缝：“……主要的问题是让他把条件给他们讲清楚。这才是主要问题。毕竟他会说英语，可那些德国人不会。我好像不喜欢这种水果软糖。”

又是沉默。“好吧，我劝他去做好了。”万尼亚说。什么东西丁零一声掉了——一只小勺，也许——然后又是一阵长时间的停顿。

“瞧这个！”万尼亚大笑一声说道。

“什么做的，木头？”姐姐问。

“不知道。”万尼亚说着又大声笑了。

过了一阵子，叶甫盖妮亚打了个哈欠，比万尼亚打得更加过瘾。

“……钟停了。”她说。

再就没有话了。她们坐了半天；她们把什么东西弄得丁冬作响；坚果钳子咔嚓一声，然后又砰地一声放回到桌布上；然而再没人说话。然后椅子又搬动了。“噢，就搁在那儿吧。”叶甫盖妮亚懒洋洋地拖着长腔说，接着我满怀期待的那条魔缝陡然灭失了。什么地方一扇门砰地一声，万尼亚远去的声音说了点什么，现在听不清了，然后就是寂静和黑暗。我在沙发上又躺了好一阵子，突然注意到已经天亮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走到楼梯上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我绘声绘影地想象万尼亚把她的舌尖顶到嘴巴一边，用她的小剪刀嚓地一下把不想要的斯穆罗夫剪掉了。不过也许全然不是这样：有时候有些东西被剪下来为的是单另装到一个相框里。为了证实后面这种推测，过了几天帕沙大伯从慕尼黑不期而至。他要去伦敦看他弟弟，在柏林仅仅逗留两三天。这只老山羊已经很久没见他的两个侄女儿了，所以总喜欢回忆他过去怎样把抽泣的万尼亚摆到他的膝上打她的屁股。乍一看，这位帕沙大伯似乎不过是她年龄的三倍，但只要仔细一瞧，他就在你的眼皮底下老朽了。事实上，他不是五十，而是八十，在人的想象中再没有比这种集青春与衰老于一身的情况更可怕的了。一具穿蓝西服的快乐死尸，两肩沾满头屑，脸刮得净光，浓密的眉毛，鼻孔露出两大撮长毛，帕沙大伯一刻不停，高声大嗓，问长问短。刚一露面，他就唾沫星子四溅，悄声问叶甫盖妮亚每位客人的情况，公开指指点点，用他那根顶头长着一片怪异的黄指甲的食指忽而指这个人，忽而点那个人。第二天发生了一件巧事，与不速之客相关，不知怎么回事，这种人总是接二连三，好像总有某个与魏因施托克的阿布姆不无相似的乏味、胡闹的命星，就在你出游回家的当天，让你碰上曾经在火车上恰巧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好几天以来我已经感到在子弹射穿的胸膛上有一种莫名的不适，一种类似暗屋里的一丝凉风的感觉。我去看一位俄国医生，在候诊室里坐着的赫然就是帕沙大伯。正当我在是否与他搭讪的问题上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假定自从昨天晚上以来，他已经有足够时间忘记我的脸和我的名字），这个老态龙钟的饶舌鬼，由于不肯隐藏自己经历的粮仓里的一粒谷子，开始与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攀谈起来，这位太太尽管不认识他，但显然喜欢心直口快的陌生人。起初我没有注意他们的谈话，但突然间斯穆罗夫的名字让我为之一震。我从帕沙大伯嘴里听到的海阔天空的陈词滥调太重要了，以致当他最后消失在诊疗室门里时，我不等轮到我就离开了——而且自动离开了，仿佛我来诊疗室仅仅是听帕沙大伯的谈话似的：现在戏演完了，我可以走了。“想想看，”帕沙大伯说，“这个小姑娘绽开成一朵真正的玫瑰花了。我是玫瑰行家，所以立马断定肯定与一位年轻小伙有瓜葛。后来她姐姐跟我说：‘这是个天大的秘密，大伯，所以千万别给任何人讲，可她爱上这个斯穆罗夫已经很长时间了。’当然，这关我屁事。一个斯穆罗夫不见得比另一个坏。但是想到从前有过一个时期我常常打这个女孩小小的光屁股，现在看她那模样儿，俨然是个新娘，还真叫人痛快。她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哎，情况就是这样，我的好太太，我们已经痛快过了，现在让别人痛快吧……”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斯穆罗夫被人爱上了。显然，万尼亚，近视但敏感的万尼亚，从斯穆罗夫的平凡中觉察出了点什么，理解了他身上的一点什么，他的安静没有骗过她。还是那天晚上，在赫鲁晓夫家，斯穆罗夫特别地安静谦卑。然而，现在当人们知道洪福向他劈面打来——对，劈面打来（因为福气来势太猛，带着飓风的吼声，反而像洪水猛兽）——现在在他的安静中可以发现某种忐忑，粉盈盈的喜色从他那谜似的惨白中透露出来。天哪，他是怎样脉脉含情地凝眸细看万尼亚啊！她垂下睫毛，鼻孔发颤，她甚至轻轻地咬着嘴唇，躲闪着自己的种种剧烈情感。那天晚上好像有些事情必须搞个水落石出了。

可怜的穆欣不在：他几天前去了伦敦。赫鲁晓夫也缺席。然而，作为补偿，罗曼·波戈丹诺维奇（他在为自己收集材料。每个星期他总像老处女那样一点不落地把日记寄给塔林[8]的一位朋友），显得空前的粗声大嗓，胡搅蛮缠。姐妹俩一如既往，坐在沙发上。斯穆罗夫站着，一只肘子靠在钢琴上，满怀热情地瞅着万尼亚头发光溜的分缝和暗红色的面颊……叶甫盖妮亚好几次跳起来把头探出窗户——帕沙大伯要来告别，她想人一到，即刻替他打开电梯。“我崇拜他，”她笑着说，“他可是个不简单的人物。我打赌他是不会让我们到车站送行的。”

“你弹琴吗？”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意味深长地看了看钢琴，彬彬有礼地问斯穆罗夫。“一度经常弹。”斯穆罗夫平静地说。他揭开琴盖，梦悠悠地扫了一眼键盘上毕露的琴齿，又把盖子盖上。“我喜欢音乐，”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推心置腹地说，“我想起，在我的学生时代——”

“音乐，”斯穆罗夫调子更高地说，“至少好的音乐能表达语言表达不了的东西。这就是音乐的意义和神秘之所在。”

“他来啦。”叶甫盖妮亚喊了一声就离开了房间。

“你呢，瓦尔瓦拉？”罗曼·波戈丹诺维奇用他那嘶哑粗厚的嗓音问道，“你——‘用比梦还轻的手指’——嗯？来吧，随便弹点什么……一段小间奏曲。”万尼亚摇了摇头，好像要蹙额的样子，但却咯咯地笑了，把脸低下来。毫无疑问，惹她乐不可支的是，在她的灵魂激荡着自己旋律的时候，这个肉头居然请她坐下弹琴。此时此刻，人们可以注意到斯穆罗夫的脸上有一种最强烈不过的渴望，一是要承载叶甫盖妮亚和帕沙大伯的电梯永远卡住不动，二是要罗曼·波戈丹诺维奇一头栽进织在地毯上的波斯蓝狮子的大嘴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我——这只孜孜不倦的冷眼——消失。

就在此刻，帕沙大伯已经在门厅里又擤鼻子又吃吃地轻笑了；现在他已进来站在门口，正傻笑着搓手呢。“叶甫盖妮亚，”他说，“恐怕这里的各位我都不认识。过来，介绍介绍吧。”

“我的天哪！”叶甫盖妮亚说，“那是你的亲侄女呢！”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帕沙大伯说，又添油加醋说了些拍屁股、啃桃子的烂话。

“他兴许也不认识别人了。”叶甫盖妮亚喟叹道，便开始大声将我们一一介绍。

“斯穆罗夫！”帕沙大伯惊呼了一声，眉毛竖了起来，“啊，我和斯穆罗夫是老朋友啦。有福，有福之人啊，”他俏皮地接着说，一边摸着斯穆罗夫的胳膊和肩膀，“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全知道……我说一件事——好好照顾她！她可是天赐的礼物呀。祝你们幸福，我的孩子们……”

他转向万尼亚，而她却用一条皱手绢捂着嘴，跑出屋子。叶甫盖妮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赶紧追了出去。然而帕沙大伯并没有注意到他的一番胡拉乱扯，搞得敏感的人儿吃不消，已经催出万尼亚的眼泪了。眼睛鼓出来的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极端好奇地盯着斯穆罗夫——而这位先生不管内心感受如何——却依然镇定自若，无可挑剔。

“爱是一件大事。”帕沙大伯说，而斯穆罗夫却礼貌地笑了笑。“这女孩子是个宝。而你，你是个年轻的工程师，对吧？你的工作进展顺利？”

没有具体讲，斯穆罗夫说他干得挺好。罗曼·波戈丹诺维奇突然把膝盖一拍，脸色发青了。

“我在伦敦替你美言几句，”帕沙大伯说，“我关系可多啦。是啊，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其实，立马就走。”

于是这位叫人目瞪口呆的老头子撩了一眼手表，向我们伸出了双手。斯穆罗夫为爱的幸福搞得难以自持，出人意料地拥抱了他。

“你觉得怎么样？……你眼里总是有个怪人！”帕沙大伯把门随手关上以后，罗曼·波戈丹诺维奇说。

叶甫盖妮亚回到了客厅。“人呢？”她吃惊地问道：他的消失有点魔术的味道。

她赶紧走到斯穆罗夫跟前。“请原谅我大伯，”她开始说，“我真傻，把万尼亚和穆欣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肯定把两个名字弄混了。起初我没有意识到他是个老痴癫——”

“我听着听着，以为自己要疯了。”罗曼·波戈丹诺维奇两手一摊插嘴说道。

“啊，好了，好了，斯穆罗夫，”叶甫盖妮亚继续说，“你怎么啦？你可不要往心里去。毕竟，这也没有侮辱你。”

“我没事儿，我只是不知道。”斯穆罗夫沙着嗓子说。

“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人人都知道……事情都进展了老长时间了。当然了，他们互爱互敬。快两年了。听着，我给你讲一件帕沙大伯的有趣事情：有一回，他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别，别不赏脸，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有一天，他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他正好走在涅甫斯基大道上……”

随后有不长的一个阶段我不再注意斯穆罗夫：在此期间我变得沉坠坠，重新归降于那带来噬人苦痛的重力，先前的皮囊又裹在身上，仿佛我周围的这一切生活不是我想象中的戏剧，而是真的，我是其中一部分，全部身心。如果人家不爱你，但你又不确切知道一名潜在的情敌是不是被她爱上了，又如果有好几个情敌，也不知道哪一个比你幸运；如果你依靠那种满怀希望的无知过日子：它能在猜测中帮你化解一种否则就难以忍受的气恼，那就万事大吉了，你满可以活下去了。但当名字最终一宣布，而又不是你的名字时，那可就惨了！因为她令人魂牵梦绕，甚至叫人潸然泪下，而且只一想起她，一个呻吟、恐怖、咸涩的夜晚就会涌现在我的心海里。她细毛茸茸的脸，她的近视眼，不抹不画的娇嫩嘴唇冻皲裂了，有点儿肿，它的颜色似乎在唇线上留连，溶解在一种狂热的粉红中了；这粉红好像亟需蝴蝶亲吻作香膏以润泽；她那身短短的鲜亮的连衣裙：跟我们打牌，她那一头青丝凑到牌上时，她那大大的膝盖挤在一起，紧得难受；她的一双手，带着青春期的黏糊和一点儿粗糙，叫人特别想摸一摸，亲一亲——是的，她周身上下，一切的一切，都给人煎熬，造成的创伤是不可治愈的，而且只有在梦中当我泪水洗面时，我才最终拥她入怀，在我的嘴唇下感受她的颈项和锁骨附近的凹陷。然而她总是把身子挣开，我就会惊醒，心依然怦怦直跳。她愚笨还是聪明，她的童年情况如何，她读些什么书，她对宇宙是怎么想的，这都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对她确实一无所知，被那取代别的一切、证明一切有理的炽烈的秀色灼得两眼墨黑，而且那种秀色不同于人的灵魂（灵魂往往可以接近，可以占有），所以无法窃取，如同人在自己的物品中包纳不了黑糊糊的房屋上面杂乱的晚霞的颜色，也包纳不了一朵花的香味，尽管他张大鼻孔尽情地吸，直到陶醉，但却无法完全从花冠中提取干净。

有一回，过圣诞节，在一场除了我他们都要去参加的舞会之前，我透过未关严的门缝儿，在一窄条镜子里看见了她姐姐给万尼亚裸露的肩胛骨扑粉；还有一回，我在卫生间看见了一个薄透的乳罩。对我而言，这些都是耗竭人的心血的事件，对我的梦有一种有滋有味又耗神费力的效果，尽管在梦里我没有一次比无望的吻走得更远（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梦中相会时，我总是泪水涟涟）。我从万尼亚那里需求的东西我从来不能拿来永久使用、占有，就像一个人无法占有云彩的颜色和花儿的香味一样。只有在我最后意识到我的渴望注定满足不了，而且万尼亚也完全是我生造出的物什时，我才平静下来慢慢习惯了自己的激动，我就是从这种激动中榨取了一个男人可能从爱情中得到的全部甜蜜。

渐渐地，我的注意力又回到斯穆罗夫身上。顺便说一句，原来斯穆罗夫尽管对万尼亚兴趣不减，却又暗暗地看上赫鲁晓夫的女佣，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她的特殊魅力就是那双惺忪的睡眼。她人却没有一丝儿睡意。门上了锁，吊在长绳上的光身子灯泡照亮了她的未婚夫（一个戴蒂罗尔礼帽的壮小伙）的照片和从主人的桌子上拿来的苹果，这个相貌平平的女孩——我记不清是叫格蕾琴还是希尔达了——会想出什么堕落的做爱把戏，思忖这种事总是挺逗人的。斯穆罗夫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魏因施托克听，而且不无骄傲之情，可后者恰恰对下流故事深恶痛绝，每听到什么淫秽的东西总要使劲“呸”上一声。正因为如此，人们反而特别想给他讲这一类的东西。

斯穆罗夫常常从后楼梯进入她的房间，并且一坐就是半天。显然，叶甫盖妮亚有一次注意到了什么——走廊尽头的快速逃跑或者门背后的窃笑——因为她气哼哼地提到希尔达（或者格蕾琴）跟某个消防人员勾搭上了。在她发泄不满的时候，斯穆罗夫得意地清了几次嗓子。那女佣常把迷人的蒙眬眼垂着，穿过餐厅；缓慢小心地把一钵水果和她的一对乳房搁到餐具柜上；困倦地把一缕暗淡的金黄鬈发从鬓角往后一掠，然后梦游着走回厨房；斯穆罗夫往往搓着双手，仿佛要发表一席演说，要么在泛泛的交谈中间在不该笑的地方笑一笑。斯穆罗夫瞅着那中规中矩的佣人干活，而刚才他还抱着那个屁股柔滑的妞儿在她窄小的屋子里伴着从主人住处传来的留声机悠远的乐声跳狐步舞呢，光脚在地板上啪哩啪哒：密司脱穆欣从伦敦带来了一些真正动听的如泣如蜜的夏威夷舞曲唱片。斯穆罗夫喋喋不休地讲其中的乐趣，魏因施托克就会做个鬼脸，厌恶地呸上一声。

“你是个冒险家，”魏因施托克常说，“是个唐璜，是个卡萨诺瓦[9]……”然而，在内心里，他无疑管斯穆罗夫叫双料或三料特务，指望阿泽夫的鬼魂在里面坐立不安的那张小桌有新的重要披露。斯穆罗夫这种形象，虽然使我感兴趣，但现在已经索然无味了：它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注定要逐渐褪色。斯穆罗夫人格之谜，当然依旧，人们可以想象魏因施托克，好几年之后，在另一个城市，顺便提起一个怪人，此人曾经给他当过伙计，现在天知道他人在何处。“是啊，一个非常古怪的人物，”魏因施托克会沉吟着说，“一个由七零八碎的暗示编织起来的人，一个肚子里有秘密的人。他能毁掉一个女孩……谁派他来的，他在跟踪谁，都不好说。尽管我从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但随后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更有意思的是格蕾琴（或者希尔达）对斯穆罗夫的看法。元月的一天，一双新丝袜从万尼亚的衣橱里不翼而飞了，由此大家想起还丢失了很多别的小东西：搁在桌子上的七十芬尼零钱，让人当棋盘上当跳未跳的棋子取掉了；一个水晶粉盒“脱了无由俗围隘”，赫鲁晓夫用谐音调侃道；一块出于某种原因视如家珍的丝帕飘然而逝（我到底能把它放在哪儿呢？）。后来，有一天，斯穆罗夫来的时候打了一条带孔雀光泽的亮蓝领带，赫鲁晓夫眨了眨眼睛说，他过去有条领带跟这一条一模一样；斯穆罗夫显得出奇地尴尬，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打过那条领带。不过，当然，谁的脑袋里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念头呢：这个小傻蛋偷了领带（对了，她常说：“领带是男人最靓的装饰”），然后出于纯粹的机械惯性，把它送给了她那时的男朋友——正如斯穆罗夫苦涩地告知魏因施托克的那样。就在她出去的当儿，叶甫盖妮亚进了她的房间，在梳妆台里发现一堆熟悉的用品失而复现，这时她就露出了马脚。于是格蕾琴（或者希尔达）走了，去向不明；斯穆罗夫千方百计想查明她的行踪，但很快无果而终，于是向魏因施托克坦白，适可而止算了。那天晚上，叶甫盖妮亚说她从看楼人的老婆那儿听到一些惊人的消息。“那不是个消防员，根本不是消防员，”叶甫盖妮亚笑着说，“而是一个外国诗人，这不是挺有趣吗？……这位外国诗人有过一段恋爱悲剧，还有德国这么大的家族地产，可不准他返回家园，真是有趣，可不是吗？可惜的是看楼人的老婆没有问他的名字——我肯定他是俄国人，如果是常来看我们的什么人，我也不会大惊小怪……比方说，去年的那个小伙子，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那个魅力杀得死人的黑皮肤男孩，他叫什么来着？”

“我知道你心里想到的是谁，”万尼亚插嘴说，“那个男爵什么的。”

“或者兴许是别的什么人，”叶甫盖妮亚接着说，“哎，太有趣了！一位浑身透着灵气的绅士，一个‘精神绅士’，看楼人的老婆说。都要笑死人了……”

“我决定把这一切统统记下来，”罗曼·波戈丹诺维奇用一种娓娓动听的声音说，“我那位塔林的朋友将会收到一封极其有趣的信。”

“你从来不觉得烦？”万尼亚问，“我好几次开始写日记，但总是半途而废。我每回从头至尾读一遍，总为我写下的东西害臊。”

“啊，不必，”罗曼·波戈丹诺维奇说，“要是你认认真真、定时定点地写，你就有一种很好的感觉，一种自我保存的感觉，可以说——你把自己整整一生保存了下来，到了晚年，重读一遍，你可以发现它不乏迷人之处。比方说，我对你的一番描写，可能会使任何专业作家艳羡不已。这儿来一笔，那儿来一笔，得——一幅完整的画像……”

“啊，请让我过过目嘛！”万尼亚说。

“那不行。”罗曼·波戈丹诺维奇笑眯眯地回答。

“那就让叶甫盖妮亚看看。”万尼亚说。

“不行。我倒是愿意，但不行。我每星期的文稿一到，我的塔林朋友就贮藏起来了，我存心不留复本，这样也就死了事后改动的那份心思——别想划掉什么，填上什么。有一天，当罗曼·波戈丹诺维奇老不中用的时候，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就坐到桌旁开始重温他的一生。我就是为这个人写的——为将来那个长着圣诞老人胡子的老头写的。如果我发现我的生活丰富多彩，有一定价值，那我就将这份回忆录留给后代作为借鉴。”

“如果都是胡说八道呢？”万尼亚问。

“有人觉得是胡说八道，有人却觉得蛮有意思。”罗曼·波戈丹诺维奇酸溜溜地回答。

这部书信体日记的意图长期以来让我兴趣不减，而且还多少让我有点苦恼了。渐渐地，想读一读，至少读一段摘录也行，这就成了一种强烈的折磨，一种叫人耿耿于怀的事情。我毫不怀疑这些匆匆写下来的东西中有对斯穆罗夫的描述。我知道往往拉拉杂杂记的是一些谈话，乡间漫步，邻居家的郁金香或鹦鹉，还有，比方说，国王被砍头的那个阴天，午餐吃了什么之类——我知道这类琐碎的笔记往往留传千古，人们读得津津有味，从中寻觅古风遗韵，从中查找一种菜肴的名称，从中觅取现在高楼林立的地方昔日喜气洋洋的敞阔。还有，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日记作者生前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受到无名鼠辈的讥讽，可二百年后一下子成了一流作家，因为这种人早就知道怎样用一支秃笔胡刮乱划，使一片空灵的风景，一辆驿车的气味，或一位相识的怪癖万古不灭。想到斯穆罗夫的形象也许会这样万无一失地永生永世保留下来，我不禁有一种神圣的胆寒，于是急不可耐，简直要发疯了，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也要阴魂不散地插足于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和他塔林的朋友之间。当然经验警告我，也许注定要永世长存（学者会喜出望外）的斯穆罗夫的具体形象可能让我震惊；然而要占有这一秘密，要通过未来多少世纪的眼睛看见斯穆罗夫的冲劲，太让人头晕目眩了，就是有可能失望，也不会把我吓退。我只怕一件事——一种漫长而细心的搜检，因为很难想象在我中途截获的第一封信中，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就会立马（就像刚打开收音机訇然灌进耳朵里的声音一样）开始走笔如流，报告斯穆罗夫的情况。

我回想起三月风雨交加之夜一条黑暗的街道。天上乌云滚滚，奇形怪状，就像可憎的狂欢节上跌跌撞撞、腾空翻飞的小丑，我站在罗曼·波戈丹诺维奇住的那幢房子旁边，顶着风躬起背，紧紧按住我的圆顶礼帽，觉得一旦松开帽檐，帽子就会像炸弹一样爆开。目睹我在夜里守候的唯一见证就是一盏街灯，它似乎被风吹得不断眨巴着眼睛，还有一片包装纸，它忽而沿着人行道疾跑，忽而又讨厌地蹦蹦跳跳想裹到我的腿上，不管我多么费劲地想把它踢开。以前我从来没有经过这么大的风，没有见过这么一片醉醺醺、乱糟糟的天。这使我苦恼万分。我是来侦察一种仪式的——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相交的午夜把一封信投进信箱——最根本的问题是在我开始制订已经构想出的模糊计划之前，我要亲眼看个究竟。我希望我一看见罗曼·波戈丹诺维奇顶着风走向信箱时，我那还没形儿的计划就会立即鲜活、明晰起来（我想着临时做一个开口的袋子，使手段把它弄进信箱里摆好位置，能让丢进槽口的信落入我的网中）。可这风——忽而在我的帽顶下鼓噪，忽而吹胀我的裤子，要么就是吹得它紧贴着我的腿，弄得两条腿像骨头架子——总是碍事，使我不能集中精力办事。午夜很快就要彻底合拢时间的锐角了；我知道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是守时的。我望着房子竭力猜想在那亮灯的三四扇窗户的哪一扇后面，就在此时此刻，坐着一个人，伏在一张纸上，正在创造一幅斯穆罗夫的也许不朽的形象。然后我把目光移向固定在铸铁栅栏上的那个黑暗的立方体，移向那个黑暗的信箱，很快一封不可思议的信将会掉进去，像掉进永恒一样。我躲开了街灯；这样阴影给我提供了一种忙忙乱乱的保护。突然，一团黄光出现在前门玻璃上，我一激动，松开了帽檐。紧接着，我就双手举起，原地旋转起来，仿佛刚刚从我头上摘掉的帽子仍然在我的脑袋上飞旋似的。随着砰地一声轻响，圆顶礼帽掉下来，在人行道上滚开了。我冲过去追，想一脚踩住——跑的时候差点儿与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撞了个满怀，他伸出一只手捡起了我的帽子，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封好的信封，看上去又白又大。我想这么晚的时候我出现在邻近他家的地方，令他一头雾水。一时间风把我们卷裹进它的威劲中；我喊着打了一声招呼，极力要压倒这个疯狂之夜的喧嚣，然后，我用两根指头干净利索地把信从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手中夹出来。“我去发信，我去发信，”我喊道，“刚好顺路，刚好顺路……”我还来得及瞥了一眼他脸上惶恐和游移的表情，但我立马逃走，跑了二十码到信箱跟前，假装往里面插了个东西，却把信塞进了衣服里面的胸前口袋。这时候他追上了我。我注意到他穿的是毡拖鞋。“你搞的什么名堂，”他很不高兴地说，“说不定我不想发呢。给，把帽子戴上……见过这么大的风吗？……”

“我有急事，”我气喘吁吁地说（星驰的夜使我透不过气来），“再见，再见！”我的影子往街灯的光环里一跃，展开来，从我身边掠过，然后淹没在黑暗中。我一离开街道，风就停了；万籁俱寂使人心惊，寂静中一辆电车呻吟着拐了个弯。

我连哪路车也没有撩一眼，就跳了上去，因为诱人的是车内喜洋洋、亮堂堂的景象，因为我得立即见到灯光。我找到一个舒适的角落里的座位，便气急败坏地撕开信封。这会儿有人朝我走来，我吃了一惊，顺手用帽子把信捂住。原来是售票员。我假装打了个哈欠，平平静静地掏钱买票，但一直把信藏着，以免法庭上有人可能作证——再没有比这些不起眼的证人更能导致定罪的东西了，售票员，出租车司机，看楼人。他走开了，我又把信展开。信有十页，一笔圆体字，没有一点涂改。信头没多大意思。我一目十行溜过了好几页，突然就像茫茫人海中一张熟悉的脸，出现了斯穆罗夫的名字。真是喜从天降！

“我打算，我亲爱的费奥多·罗伯托维奇，回头简短地说说那个无赖。我怕这样做会惹你心烦，不过，用魏玛天鹅的话说——我指的是著名的歌德——（接着是一句德语）。因此允许我再说说斯穆罗夫先生，请你尝几口心理分析的小菜……”

我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了看一幅画着丁香紫的高山草场的牛奶巧克力广告。这是我正式放弃刺探斯穆罗夫不朽之秘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这封信真的穿过万里关山进入下个世纪，它的称号——一个带有两三个〇的年份——美妙到了荒诞的地步，那我还在乎什么呢？一位早已作古的作者以什么样的画像，用自己恶心的说法，“款待”他不甚了了的后代，这干我什么屁事？不管三七二十一，现在难道不就是大好时机：我该放弃自己的事业，取消搜索、监视、把斯穆罗夫逼向绝境的疯狂努力了吗？哎，这是心里唱高调：我心知肚明，世上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我看这封信。

“我有这么一个印象，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写信给你说过。斯穆罗夫属于我曾称之为‘性左派’的那类怪人。斯穆罗夫的整个外表，他的脆弱，他的颓唐，他的矫揉造作的姿态，他对科隆香水的喜爱，尤其是他一贯对卑微的仆人投去的偷偷摸摸、激情似火的目光——凡此种种，早就证实了我的这一推测。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在性问题上不幸的个人，尽管身体上渴望成为男性生殖力成熟的典范，却往往选择一个女人——一个他们很熟、认识或不相识的女人——作为他们的（完全柏拉图式的）爱慕对象。所以斯穆罗夫，尽管性反常，却选择瓦尔瓦拉做他的理想目标。这个漂亮但相当愚蠢的姑娘已经跟某位穆欣先生订婚了，此人是白卫军最年轻的上校之一，所以斯穆罗夫确信他不会被迫与任何女人做他既做不了又不想做的事情，即便她就是那克娄巴特拉本人。何况，‘性左派’——我承认我发现这个说法特别贴切——常常养成一种违法的倾向，这种违反在他身上可得寸进尺了，因为违背法规或违背自然已经存在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朋友斯穆罗夫决不是个例外。想想看，最近有一天，菲利普·伊诺肯季耶维奇·赫鲁晓夫给我透露斯穆罗夫是个贼，一个最丑恶意义上的贼。原来，跟我谈话的这位把一个上面有玄奥符号的银鼻烟盒——一个年代久远的物品——交给他，要他拿给一位专家鉴定一下。斯穆罗夫拿走了这个漂亮的古董，第二天却向赫鲁晓夫宣称他把东西丢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听着赫鲁晓夫的故事，给他解释说，有时候偷窃的冲动是一种纯粹的病理现象，甚至有个学名——盗窃癖。赫鲁晓夫，像许多讨人喜欢但见识有限的人一样，开始天真地否认在此事中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盗窃癖”而不是罪犯。我没有提出无疑会说服他的一些论据。对我来说，一切是明摆着的。我非但没有给斯穆罗夫扣上丢脸的“贼”的帽子，而是真心替他难过，尽管这好像显得自相矛盾。

“天气变坏了，或者不如说变好了，因为这雪泥和风不就是春天，可爱的小春天的前兆吗？哪怕在上了年纪的人的心里，春天总会激起朦胧的渴望。一句格言浮上心头，它无疑会——”

我快速扫到信的末尾。再没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清了清嗓子，手都不颤地把信叠得整整齐齐。

“终点站到了，先生。”一个粗野的声音在我头上说。

夜，雨，城郊……

斯穆罗夫穿一件引人注目的女式领皮大衣在楼梯台阶上坐着。突然赫鲁晓夫也穿着皮大衣走下来坐到他身边。斯穆罗夫不好开口，但没有多少时间，他只好孤注一掷了。他把一只戴着几枚亮闪闪的戒指——红宝石，一水儿的红宝石——的纤手从宽大的皮毛袖子里释放出来，抹了抹头发，说道：“有点事儿我想提醒提醒你，菲利普·伊诺肯季耶维奇。请你听仔细了。”

赫鲁晓夫点了点头。他擤了擤鼻子（由于老坐在楼梯上，得了重伤风）。他又点了一下头，肿了的鼻子抽了两下。

斯穆罗夫接着说：“我要说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请你听仔细了。”

“洗耳恭听呢。”赫鲁晓夫答道。

“我难以启齿，”斯穆罗夫说，“我也许会因为言词唐突而错表了本意。你听仔细了。请你听我说。你必须明白，我重提此事，心里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我甚至不会想到你竟然认为我是个贼。你自己一定同意我的意见：我不可能知道你是这么认为的——毕竟，我是不看别人的信件的。我要你明白，这个问题的出现纯属偶然……你听着没有？”

“接着说。”赫鲁晓夫说着在皮衣里蹭了蹭身子。

“好。咱们回想一下，菲利普·伊诺肯季耶维奇。咱们回想那银子的小玩艺儿。你要我拿给魏因施托克看。听仔细了。离开你的时候我是捏在手里的。别，别，请别背字母表了。不用字母表，我可以跟你交流得很好的。我发誓，我凭万尼亚发誓，我凭我爱过的所有女人发誓，我发誓我不能说出名字的那个人的每一句话——因为要不然，你会认为我能看别人的信件，那同样也能够做贼——我发誓他的话句句都是谎：我真的把它丢了。我回到家里，东西就没有了，那不是我的错。只是我太心不在焉，太爱她了。”

可赫鲁晓夫就是不相信斯穆罗夫；他只是摇头。斯穆罗夫赌咒发誓也是白搭，他把一双亮闪闪的白手拧来拧去也是枉然——没有用，能说服赫鲁晓夫的话就不存在。（到这儿我的梦原有的一点儿逻辑也耗光了：现在，人在上面谈话的楼梯独自竖立在旷野上，下面是梯田式花园和烟花迷蒙的树木；梯田向远方绵延而去，天尽头好像能隐约分辨出瀑布和山坡草地。）“是的，是的，”赫鲁晓夫先用一种生硬凶狠的声音说，“那盒子里有东西，因此是不可替代的。里面是万尼亚——是的，是的，女孩子有时候就碰上这种事儿……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但碰上了，碰上了……”

我醒了。大清早。一辆卡车驶过，震得窗玻璃瑟瑟地抖。窗玻璃已经好久不结薄薄的淡紫色霜花了，因为春天就要来了。我不再想近来发生了多少事，遇见了多少人，这种逐门逐户的搜寻，我对真正的斯穆罗夫的这种追索是多么的令人入迷，又多么的叫人无望。掩饰又有何用——我遇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生灵，仅仅是斯穆罗夫的偶现镜而已；其中一面，尽管我认为是最重要、最明亮的，但仍然不会给我展示斯穆罗夫的映像。孔雀街五号的主与客在我眼前移动，由明到暗，不费力气，没有危险，创造出来仅仅为的是让我开心。穆欣再一次从沙发上稍稍欠了欠身，把手伸过茶几去够烟灰缸，但我既没看见他的脸，也没看见那只拿香烟的手；我只看见了他的另一只手，它（已经无意识地！）动不动就搭到万尼亚的膝盖上。脸蛋子俨然是一只红苹果的大胡子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再一次低下他充血的脸把茶吹凉，玛丽雅娜又一次坐下，跷起二郎腿，两条瘦腿穿着杏黄色的长袜。而作为一个玩笑——那是平安夜，我想——赫鲁晓夫套上他太太的皮大衣，在镜子前面摆出时装模特儿的姿势，在屋子里招摇，惹得哄堂大笑，笑声渐渐开始勉强起来，因为赫鲁晓夫总是把玩笑开过了头。叶甫盖妮亚可爱的小手，手指甲光得好像湿的一样，拿起一只乒乓球拍，于是赛璐珞小球便乒乓乒乓在绿色的网上尽心地来回跳动；又是在半明半暗之中，魏因施托克漂了过来，坐在他的三角形乩板桌前，仿佛坐在方向盘前似的；女佣——希尔达或者格蕾琴——又一次梦悠悠地从一个门向另一个门走去，突然间嘴里念念有词，并扭着身子脱出衣裙。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加速这些人的运动，或者将其减到慢得可笑的程度，也可以把这些人分成几拨儿，或者排成不同的队形，忽而从下面，忽而从侧面把他们照亮……对我而言，他们的整个存在只不过是银幕上的一片微光。

不过，且慢，生活确实做了一次最后的尝试，要给我证明那是真的——逼人又温存，挑逗性的兴奋和折磨，拥有获得幸福的炫目的可能性，和着眼泪，伴着熏风。

那天，我在中午爬上他们的套房。我发现门没有锁，每间屋子都空无一人，窗户开着。一个吸尘器正在某处全心全意、热情满怀地呼呼作响。突然间，透过客厅通往阳台的玻璃门，我看见了万尼亚低下的头。她坐在阳台上拿着一本书——奇了怪了——这是我头一次发现她一个人在家。老早以来我一直努力把我的爱压制下来，办法就是告诉自己：万尼亚，像别人一样，只不过生活在我的想象里，仅仅是水中月，镜中花，我已经养成习惯装出一副特别轻松的语气对待她，所以现在，跟她打招呼时，我毫无尴尬之态，说她“像个从高塔上欢迎春天的公主”。阳台挺小，放着几个空了的绿色花盒子，一个旮旯儿里放着一只破陶罐，在脑海里我把它比作我的心，因为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话的风格影响那个人在他面前的思维方式。天气暖和，尽管阳光不太明媚，有一丝儿雾气和潮气——冲淡了阳光，还有丝儿略带醉意又羞羞答答的微风，刚刚造访过某个公园才吹过来，那里黑沉沉的沃土上草芽儿已经茸茸的，绿绿的了。我吸了一口这样的空气，同时意识到离万尼亚的婚礼只有一个星期了。这一想法勾起了所有的渴望和痛楚，我再次忘记了有关斯穆罗夫的事，忘记了我必须用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说话。我转过身，开始俯视街道。我们好高啊，而且就我们俩。“他还要等半天呢，”万尼亚说，“他们让人在那些办公室一等就是几个钟头。”

“你这种浪漫的守望……”我开始说，迫使自己保持那种救命的轻浮，极力让自己相信春风也有点儿俗气，而且我这是自得其乐呢。

我还没有好好看一眼万尼亚呢，见了她我总需要一点儿时间适应适应，才能端详她。现在我才看见她穿着一条黑绸裙子和一件套头白毛衣，开口低的V形领，头发梳得特别光。她继续用她的长柄眼镜看着那本打开的书——一本写沙俄迫害犹太人的中篇小说，作者是一位生活在贝尔格莱德或者哈尔滨的俄国女士。我们在街道上面好高好高的地方，直插温柔纷乱的云天……里面的吸尘器停止了嗡嗡。“帕沙大伯死了，”她抬起头来说道，“就是，我们今早接到了电报。”

就算那个快乐的糊涂老头活到了头，关我什么事？但又一想，跟他一道死去的还有斯穆罗夫那最幸福、最短命的形象，新郎斯穆罗夫的形象，我感到我再也遏制不住长期以来在我心里涌动着的烦恼。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肯定有过一些准备活动——但我记得自己不知不觉地屁股担在万尼亚的椅子那宽宽的藤条扶手上，已经攥住了她的手腕——那种长期梦寐以求又遭到禁止的接触。她的脸刷地红了起来，她的眼睛突然开始闪动着泪光——我多么清楚地看见她黑沉沉的下眼皮湿了，莹莹地忽闪着。同时她又笑盈盈的——仿佛怀着意料不到的慷慨之心，她希望赐给我她那千姿百态的美。“他是个多么风趣的老人。”她说，为了解释嘴唇上的光辉，但我打断了她的话头：

“我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咕哝着说，忽而抓住她的手腕，一抓它立即紧张起来，忽而翻一下摊在她腿上的书上服帖的书页，“我必须告诉你……现在说不说都一样了——我要走了，而且再也不会见到你了。我必须告诉你。毕竟，你不了解我……可事实上我戴着一副面具——我总是藏在面具后面……”

“得啦，得啦，”万尼亚说，“我其实非常了解你，我什么都看在眼里，一切我心里都明镜儿似的。你善良、聪明。等等，我要拿我的手绢。你坐在它上面了。不，它掉下来了。谢谢。请放开我的手——你不得这样碰我。请别这样。”

她又笑了，频频地、滑稽地竖着眉毛，仿佛邀我也笑一笑似的，然而我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某种不可能的希望在我附近飘动；我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野性大发，搞得身子下面的藤椅嘎吱作响，有那么几次，万尼亚头发的分缝正好到了我的唇下，可她小心地把脑袋挪开了。

“比生命还重要，”我急促地说，“比生命还重要，而且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从一开始。而且你是第一个告诉我我善良……”

“请别这样，”万尼亚央求道，“你这只不过是伤害自己，还有我。嘿，你干吗不让我告诉你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怎么向我发表爱情宣言的。有意思极了……”

“你敢说！”我喊道，“谁在乎那个小丑呢？我知道，我知道你高兴跟我在一起。如果我有什么你不喜欢的地方，我会改——你要怎样就怎样，我会改。”

“你的一切我都喜欢，”万尼亚说，“甚至你那富有诗意的想象。甚至有时候你那言过其实的品性。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你的善良——因为你非常善良，非常爱每一个人，所以你总是又荒唐又迷人。不过，请你还是别抓我的手，要不然，我索性站起来走掉了。”

“这么说还有希望？”我问。

“绝对没有，”万尼亚说，“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再说，他随时都会来这儿的。”

“你不可能爱他，”我喊道，“你这是骗自己。他配不上你。我可以给你讲一些关于他的可怕的事情。”

“这就够啦。”万尼亚说，看样子要站起来。然而在这当口，由于想阻止她动作，我情不自禁又忐忑不安地把她抱在怀里，她的套头毛衣给人一种暖融融、毛茸茸、透亮亮的感觉，于是一种混沌恼人的欢乐开始在我心田里汩汩涌现；我做好准备，哪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但我至少得吻她一回。

“你挣扎什么呀？”我喃喃地说道，“你能吃什么亏？对于你，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善举——对于我，这就是一切。”

我相信，要是我能再把她抱几秒钟，我也许会完成一次梦幻般销魂的颤栗；然而她想办法脱开身站了起来。她走到阳台栏杆跟前，清了清嗓子，眯起眼睛看着我，天上的什么地方升起一声悠扬的竖琴般的颤音——终极音。我再没有可失去的东西了。我和盘托出了，我喊着说穆欣不爱她，也没法爱她，我用滔滔不绝的陈词滥调描绘她嫁给我后笃定的幸福美满，讲到最后，感到就要痛哭流涕了，便扔下不知怎么正好抓着的她的书，转身走了，永远把万尼亚撇在她的阳台上，让她沐着风，望着春天迷蒙的天空，听着一架看不见的飞机发出的神秘低音。

客厅里，离门不远的地方，穆欣坐着抽烟。他目随着我，平静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一个大混蛋。”我敷衍地点了一下头，算给他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

我下楼回到自己的屋子，拿了帽子，匆匆出门上了街。看见一家花店，我便走了进去，脚跟敲起了地板，嘴上吹起了口哨，一副旁若无人的做派。周围的鲜花清新芳香得叫人入魔，刺激得我的血肉躁动不安。街道伸进了毗连橱窗的侧镜里，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伸延：一辆从左向右经过的汽车会陡然消失，哪怕街道沉着地等待着它；另一辆汽车，从相反的方向开来，也会消失——其中一辆只不过是个映像。最后售货小姐出现了。我选了大大的一束铃兰，冷冷的宝石从它们富有弹性的铃形花冠上滴下来，售货小姐的无名指上缠着绷带——肯定是自己扎伤的。她走到柜台后面，好半天工夫哗啦哗啦瞎划着不少破纸。紧紧捆在一起的花梗形成了一根又粗又硬的香肠；我从来没有想到铃兰会这么沉。我一推门，就注意到侧镜中的映像：一个戴圆顶礼帽的小伙子抱着一束花，向我赶过来。那映像和我融为一体。我出去上了街。

我急如星火地赶路，步态扭捏，被一片花的湿云包围着，我极力不想任何事情，极力相信我要奔赴的那个地方的神奇疗效。去那里是消灾免难的唯一途径：生活，烦恼而沉重，充满常见的折磨，又要把我压垮，并且粗暴地证明我不是一个鬼魂。真实的生活原来就是一场梦，这真叫人毛骨悚然，但本来被认为是一场梦的生活——漂流不定，不负责任——突然一下子凝固成实体，那就更叫人魂飞魄散了！我必须结束这种局面，我知道怎样去做。

一到目的地，连气都没有顾上喘一口，我就开始按门铃；我死命按着，仿佛在抑止一种难耐的饥渴——长久地、贪婪地，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好啦，好啦，好啦。”她咕哝着把门打开。我冲过门槛，把花束塞进她的手里。

“啊，好美呀！”她说，然后有点儿迷惘，用她那双灰蓝的老眼盯着我。

“别谢我，”我喊道，狂躁地把手一举，“不过得帮我一个忙：让我看看我过去的房间。我求你了。”

“房间？”老太太说，“对不起，不巧呢，它并没有空着。不过多美啊，你多好啊——”

“你不大明白我的意思，”我说，不耐烦地哆嗦起来，“我只想瞧一眼。没有别的意思。如此而已。看在我给你的花儿的情分上。求你了。我相信房客上班去了……”

我机灵地从她身旁溜过去，在走廊上跑，她在后面追。“天哪，这间屋子租出去啦，”她一再重复着，“高根医生不想离开。我不能让你占用。”

我猛地一下拉开了门。家具的摆放变了点样儿；脸盆架上放了只新水罐；在架子后面的墙上我发现了那个洞，仔细用灰泥墁过——是的，我一发现它，心里就踏实了。我一只手按在心口上，凝神注视着我的子弹造成的那个暗印：这就是我的确死了的证据；世界立即恢复了它令人踏实的无足轻重的状态——我又身强体壮了，什么也伤害不了我。只要发挥一下想象，我动不动就可以召回我以前的生活中最可怕的幻影。

我向老太太庄严地鞠了一躬，离开了这间屋子，曾几何时，就在这儿，有个人猫着腰放开了那致命的弹簧。经过前厅时，我注意到花儿在桌子上平躺着，我装出心不在焉的样子，把它们揽进怀里，心里说，这傻老太不配领受这么金贵的礼物。其实，我可以把它送给万尼亚，再附上一张既伤感又幽默的短笺。花儿的湿润新鲜叫人心里倍觉舒畅；薄纸已经通了，指头捏住一簇凉凉的绿色花梗，心里勾起了陪我走进空无的那种汩汩与滴答。我吊儿郎当地走在人行道的边沿上，眯着眼睛，想象自己正走在悬崖边上，突然耳后一个声音招呼我。

“戈斯波金·斯穆罗夫。”那声音用一种响亮但又犹豫的语气说。听到叫我名字的声音，我一回头，一只脚身不由己地从人行道上踩空了。原来是卡什马林，玛蒂尔达的丈夫，他正往下摘一只黄手套，急如星火地要向我伸出手来。他没有拄那根有名的手杖——人也发生了一番变化——也许是发福了吧。他脸上有种尴尬的神态，一嘴没有光泽的大牙一边咬着那只叛逆的手套，一边冲着我怪笑。最后，他的手伸开满把的指头，齐刷刷地冲我而来。我感到了一种古怪的软弱；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的眼睛甚至开始扎痛起来。

“斯穆罗夫，”他说，“你想象不到我碰见你有多高兴。我找你都找疯了，可是谁也不知道你的地址。”

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我这是在过于礼貌地听来自我的前生的鬼魂说话，于是决定让他先碰碰钉子，我说：“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我没有把你送上法庭，你应当感恩才是。”

“你看，斯穆罗夫，”他悲声哀气地说，“我脾气很坏，我要为此道歉。我们——呃——激烈争论过后，我心里就没有过过太平日子。我觉得可怕极了。允许我向你坦白一些事情，就像两个正人君子做的那样。你看，我后来得知你既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我把她离了——对了，把她离了。”

“你我不可能讨论任何事情。”我说，然后闻了闻我那胖胖的、冷冷的花束。

“啊，别这样怀恨在心了！”卡什马林惊呼道，“来揍我好了，赏我一顿老拳，然后我们就握手言和。你不想？嘿，你笑了——这是个好兆头。别，别藏到花儿后面——我能看见你笑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交谈了。允许我问一句，你赚多少钱？”

我依然撅着嘴，过了一会儿才回答他。在此期间，我想说几句好听的话，想说几句表示我多么感动的话，但不得不强忍着。

“那，你看，”卡什马林说，“我给你找份工作，工资是你现在的三倍，明儿一早到单极酒店来见我。我把你介绍给一个有用处的人。这工作很轻省，说不定经常去里维埃拉，去意大利旅游呢。汽车买卖。那你会来看看了？”

他可像人们说的，打到心坎儿上了。我早就对魏因施托克和他的书腻味了。我又开始闻起了那些冷花，将我的欢乐与感激藏在花束中。

“我考虑考虑吧。”我说，打了个喷嚏。

“上帝保佑你！”卡什马林惊叹道，“那就别忘了——明儿。碰上了你，我真高兴，太高兴了。”

我们分手了。我迈着八字步儿慢悠悠地向前走着，我的鼻子埋在花束里。

卡什马林带走的是斯穆罗夫的另一种形象。哪种形象，这有什么区别？因为我并不存在：存在的只不过是反映我的成千上万面镜子。我多认识一个人，像我的幻象数也随之增加。他们在什么地方生活，它们就在什么地方增殖。只有我一个不存在。然而，斯穆罗夫会继续活很久。那哥儿俩，我的那两个学生，会长大变老，而我的这样那样的形象会像个顽强的寄生物一样活在他们心里。然后有一天，记得我的最后一个人将会死去。单凭活着这一事实，我就犯下了罪，在最后一名见证人心里，我的形象，一个逆向胎儿，将会变小，死亡。也许一个关于我的偶然故事，一个我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轶闻趣事，将会由他传给儿孙，这样我的名字和鬼魂还将会忽隐忽现一个时期。然后，就会彻底完结。

然而，我快乐。对，快乐。我发誓，我发誓我快乐。我已经认识到世界上唯一的快乐就是观察，刺探，监视、审视自己和别人，不做别的，只做一只略带玻璃色的，有点儿充血的，一眨也不眨的大眼睛。我发誓这就是快乐。我有点儿贱，有点儿臭，没有人欣赏我身上引人注目的一切——我的想入非非，我的广见博识，我的文学天赋……那又何妨？我快乐，因为我能凝神注视我自己，因为任何人都是引人入胜的——是的，确实引人入胜！这世界，尽管它可以竭尽全力，但伤害不了我的一根毫毛。我是刀斧不入，坚不可摧的。假如她跟别人结婚，我担的哪门子心？每隔一个晚上，我都梦见她的衣物在一条没头没尾的幸福的晾衣绳上，在一股永不停息的占有的风里荡漾，而她的丈夫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如何对待这个跳舞的女巫的丝毛绫罗。这就是爱的极致。我快乐——对，快乐！我还能做什么来证明、怎样来宣布我快乐呢？啊，喊出来，好让你们最后都相信我，你们这些残酷无情、自鸣得意的家伙啊……

[1] Pfennig，德国辅币名，一百芬尼合一马克。

[2] Clio，希腊神话中的九位缪斯之一，主管历史的女神。

[3] Riga，今拉脱维亚首都。

[4] 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和法国作家巴尔贝·德奥勒维伊（Barbey d’Aurevilly，1808—1899）都爱写恐怖、犯罪题材的小说。

[5] Carolus Linnaeus（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最早阐明动植物种、属定义的原则，为近代分类学奠定基础。

[6] 拉丁文，在韦斯特曼纳草地上。

[7] Nikolay Gumilyov（1886—1921），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1889—1966）的丈夫，1921年被苏维埃政权处决。

[8] Tallin，今爱沙尼亚首都。

[9] Giovani Jacopo 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和作家，喜欢在女人中间厮混。他的名字与唐璜一样，已成为风流浪荡子的别称。

版权信息

书名：荣耀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译者：石国雄

责任编辑：邹　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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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薇拉

作者前言

……一九三○年五月，在写完《眼睛》之后，我立即开始着手创作《荣耀》，年底便完成了这部书稿。当时我和妻子还没有孩子，我们在柏林西部卢伊特波尔德大街上一座庞大阴暗的公寓里租了一间客厅和卧室。那公寓是独腿将军冯·巴德莱本先生的住所，他上了年纪，唯一能做的事便是专心修订家谱。他那宽大的前额有几分纳博科夫家族的特征，事实上，他与著名国际象棋手巴德莱本⁽¹⁾确实有点血缘关系，后者像我笔下的卢仁那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初夏的某一天，《当代纪事》的主编伊利亚·丰达明斯基从巴黎来，要买下我那还处在“生根阶段”（好比是收获之前的庄稼地）的书稿。他是个社会革命党人、犹太人、热情的基督徒和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总之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后来德国人在一座死亡集中营里杀害了他）。交易谈妥后，他兴奋地拍着大腿，从我家暗绿色的沙发上站了起来，这个画面至今还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本书曾经有过一个相当迷人的书名《浪漫年代》（后来弃之不用是因为我倾心于更精练的词“荣耀”，它意指“英勇的壮举”、“高尚的行动”），我原本想选这个名字，部分原因是我受够了西方记者把当今时代称作“物质的”、“实用的”、“功利的”或诸如此类的呼声，但主要还是出于我写这部小说的意图。这是我唯一一部带有意图的小说，着重揭示了我那年轻的流亡者在最平凡的乐事和看似无意义的孤独冒险经历中发现的激情与魅力。

如果由我自己来指出这部小说的不足，那么某些类型的评论家就会无事可做了（特别是其中那些狭隘无知的家伙，我的作品对他们产生了如此奇怪的影响，也许竟会有人以为是我在幕后用催眠术害得他们做出一些无礼举动）。毋庸置疑，在这部小说近乎沦落为虚假的异国情调作品或平淡无奇的生活喜剧后，它提升到了一种极度纯情和充满忧郁的艺术境地，这种文学高度只有在我很久以后写成的《爱达》中才会再次达到。

那些想在书中寻找人道主义内容的人也许会问：《荣耀》的主人公与我其他十四部小说（包括用俄语和英语写的作品）的主人公们有什么联系？

马丁是我笔下所有年轻男性中最善良动人的形象，而暗眸无神、黑发粗糙的小索尼娅（从名字来判断，她的父亲带有切列米斯人⁽²⁾的血统），任何精通爱情游戏和情场规则的人都会认为，虽然她无疑是个喜怒无常、冷酷无情、卖弄风骚的女人，但她是我笔下所有年轻女性中最为异乎寻常地迷人的形象。

如果说马丁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认作是我的远亲（他更讨人喜欢，但也比我幼稚得多），我与他在童年记忆和长大后的个人好恶方面存在某些共同点的话，那么他那对平庸的父母则恰好相反，从任何理性角度看都不像我的双亲。至于马丁在剑桥大学的朋友们——达尔文从头到脚都是虚构的，穆恩也是一样，而“瓦季姆”和“特迪”在我过去读剑桥时确有其人，他们以N. R. 和R. C. 的姓名缩写形式出现在我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一九六六年）第十三章的倒数第二段里。济拉诺夫、伊戈列维奇和格鲁济诺夫，他们属于这样一类人——在政治立场上站在极左的旧派恐怖主义分子和极右的立宪民主党人之间，一方面远离君主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同样远离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连载《荣耀》的那本杂志的追随者中，我与这类人多有接触，但上述三位都不是以某个真实具体的人物来描摹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本书中为这种政治形态作出适当的描述（对俄罗斯的流亡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俄语作品的主要读者而言，由于他们熟悉这种政治理念，对它有着像对常识那样下意识般的精确感，所以他们马上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有一点事实我仍然无法接受：美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一直以来完全忽视了在俄国侨民中存在着的活跃的自由主义思想（一九四○年，在纽约，当我说我既不支持苏维埃也不支持君主制时，一位眼光特别狭隘的左翼作家兴致勃勃地问：“这么说，您是个托派分子喽？”）。这一点真值得我每年用放烟火般接连不断的蔑视和讽刺去揭露它，以示庆祝纪念。

然而，《荣耀》的主人公马丁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塑造马丁的魔法师手上的两套主要法宝之一。马丁的命运赋格曲的主题就是实现愿望。他是一个“梦想成真”的人，是人中的珍品。但是，实现愿望的过程本身必然贯穿着强烈的怀乡情结。对童年幻想的追忆与对死亡的预期结合在了一起。马丁最后去禁地佐尔兰德（与纳博科夫在《微暗的火》中虚构的国度赞巴拉毫无关系！）时所走的那条危险小径，就是在儿童房墙上的水彩画里那条蜿蜒曲折、带有童话色彩的林间小径的延续，通往一个没有意义的终点。或许，“如愿以偿”这个标题对于本书会更为理想：纳博科夫不可能没注意到，俄语“英勇行为”一词在英语里往往被译成“功绩”，而编纂者在图书目录中采用的正是后者；但是，一旦从中觉察出动词“利用”的含义，那么俄语“英勇行为”的隐含意义——虽然这种行为很高尚很光荣，却无益无用——就立即消失了。因此作者选了“荣耀”作为英语书名，与原俄语书名相比，它离字面意义更远，更间接，却更加深刻地表达了俄语书名的隐含意义及其在骄阳下伸展开的所有纷繁复杂的自然联想。这就是崇高事业和无私成就的荣耀，是尘世间的荣耀和不完美的世间天堂的荣耀，是彰显个人勇气的荣耀，也是光辉灿烂的殉道者的荣耀。

如今，弗洛伊德心理学说已经备受质疑，作者吹着惊讶的口哨回忆起，在尚不遥远的过去，比方说，在一九五九年前（也就是作者为他的英语小说写的七篇前言中的第一篇问世之前），大家都以为父母离异必然会导致孩子的人格产生分裂。马丁父母的分居对马丁的心灵绝没有这样的影响，把马丁闯回祖国和他的父亲早逝扯在一起，这种做法只有对一个在噩梦般的考试中绝望挣扎的笨蛋来说才算可以原谅。而满腹空欢喜地指出马丁爱上的姑娘和他的母亲有着同一个名字，这同样是十分轻率的。

我的第二套法宝就是：我虽慷慨地赐予了马丁许多天赋，却有意没把才华加进去。要把他塑造成画家或作家，那太容易了。要让他成不了画家或作家，同时又赐予他通常是从事创作的人才会有的敏锐感官知觉，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不让他在艺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是为了逃离现实（只是在不太喧闹的楼层上有一间打扫得较为干净的陋室罢了），而是为了缓解生存的难受感——那又是多么残酷！建立自己小小的，却又光芒万丈的功绩的诱惑占了上风。结果使我想起了自己以前设计的一道象棋谜题，它的美妙之处在于自相矛盾的第一步：白后有四个棋格可走，但在其中每个格子上，对处于四种死局中的一匹白马而言，白后都成了障碍（这么厉害的棋子——却是个“障碍”！）。换句话说，白后成了完全无益的障碍，成了棋盘上的多余棋子，在接下来的棋局中不起任何作用，它不得不自我流放到一个中立的角落里去，待在一个行动迟缓的小卒后面，停在那里不动，无所事事，默默无闻。要想出解决这道难题的一步棋是异常困难的。《荣耀》也是这样。

作者相信，睿智的读者不会热衷于去翻阅他的自传《说吧，记忆》以寻找相同的素材或相似的背景。《荣耀》的趣味在于别的地方，它创造出推动情节的幻象，需要读者从细小事件的彼此呼应和相互联系中，从小说前后的跳跃切换中去搜寻：一个时隔久远的白日梦直接化作抱在胸前的足球带来的幸福，或是书中偶尔出现的场景——马丁母亲在小说勾勒的时间框架外伤心哀恸，而读者只能去猜测这一抽象的未来，甚至在他已经快速翻阅过最后七章，看到情节沿着疯狂的曲折轨迹向后发展，所有人物在暴风骤雨般的尾声中粉墨登场，使故事达到高潮之后，最终恰恰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在一个潮湿晦暗的日子里，一只鸟儿停在栅门上而已。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七○年十二月八日于蒙特勒

(1)　Curt Von Bardeleben（1861—1924），德国著名国际象棋手，于1924年1月在柏林跳窗身亡。在小说《防守》中，纳博科夫利用该人物原型创造了主人公卢仁这一文学形象。

(2)　Cheremis，俄罗斯伏尔加河上游的居民马里人的旧称。

目 录

作者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一

有趣的是，马丁的爷爷埃德尔韦斯⁽¹⁾竟是瑞士人——一个身强力壮、蓄着两撇松软小胡子的瑞士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曾给圣彼得堡地主因德里科夫的孩子们做家教，后来他娶了地主最小的女儿。马丁最初以为，阿尔卑斯山上那种娇柔的白色小花，那植物标本室里的受宠之物，其芳名正是人们为了纪念爷爷而取的。直到后来，他也无法彻底放弃这种想法。对爷爷马丁记得很清楚，不过他只记得他的一种模样，一种姿势：一位胖胖的老人，全身素白，髭须如雪，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穿珠地布⁽²⁾马甲，马甲上挂满饰物（其中最有趣的是一把只有指甲大小的小匕首），正靠坐在屋前的长椅上，遮蔽在缓缓挪动的椴树阴影下。爷爷就是在这条长椅上去世的，溘然长逝之际，他的掌中揣着心爱的金怀表，表盖犹如一面金色的小镜子。突如其来的中风让他恰好以这种姿势离开了人世，而据家里人传说，在他心跳停止的一刹那，金表的指针也一起停止了转动。

后来的许多年里，埃德尔韦斯爷爷一直活在一本巨大的皮面相册中。在他那个时代，照片无不拍得品位十足、有板有眼、煞费苦心。那时的摄影术操作起来可不是件随便好玩的事，拍照的人必须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只有在快拍的前一瞬间才能露出点笑容。多亏这种程序复杂的日光胶版法⁽³⁾，在那些略显暗淡却品相优良的照片上，埃德尔韦斯爷爷摆出的各种威武雄壮的姿势显得既稳健又凝重：有年轻时的爷爷，脚边是一只刚打死的山鹬；有骑在马上的爷爷，胯下是那匹名叫黛茜的牝马；还有坐在凉台上一张带条纹的座椅中的爷爷，身旁是一条黑色的达克斯腊肠犬，它可不想乖乖坐着，结果在照片上长出了三条尾巴。直到一九一八年，埃德尔韦斯爷爷才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因为那本相册在火焰中灰飞烟灭，和存放相册的桌子一起化作余烬——实际上，爷爷在乡下的整座庄园都被付之一炬了。邻村暴动的农民没有想到趁机劫掠家具捞上一把，而是愚蠢地将庄园烧了个一干二净。

马丁的父亲是一位皮肤病医生，很有名望。像埃德尔韦斯爷爷一样，他也是个矮胖子，长得十分白皙，闲暇时喜欢去钓虎鱼⁽⁴⁾，还收藏了数量惊人的匕首、马刀以及造型奇特的长管手枪，结果他差点因此被现代新式武器的使用者送上刑场执行枪决。一九一八年初，他身体开始浮肿，胸闷气喘，后来在三月十日左右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当时他的妻子索菲娅和儿子马丁正住在雅尔塔⁽⁵⁾附近：这座小城口味挑剔，一直在不同政权之间反复试选，举棋不定。

索菲娅是位面色红润、长有雀斑的年轻妇人，盘着浅色大髻，高高扬起的眉毛在近鼻梁处变得浓厚细密，而在近鬓角处又淡得几乎不易察觉，在她精致娇嫩的双耳下方，在那对修长的耳垂上有两条细缝（这是她从前戴耳环时留下的印迹，如今耳环已不见踪影）。就在不久前，索菲娅还经常去打网球，在他们那座遥远的北方乡村庄园的庭院里（那处庭院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便已建成），她在赛场上身手矫捷地来回奔跑，活力四射。到了秋天，她会骑上一辆黑色的恩菲尔德⁽⁶⁾自行车，在庄园的林荫道上驰行良久，听枯叶铺就的地毯在车轮下沙沙作响。或者她会出门远足，沿着从奥利霍夫通往沃斯克列先斯克⁽⁷⁾的公路，徒步走在松软的土质路肩上，这是她从小就喜欢的路线，远行途中，她会一直上下轻点那支镶有珊瑚柄的贵重手杖，做派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旅人。在圣彼得堡，索菲娅是出了名的英国迷，她自己也很享受这一名誉——她会眉飞色舞地和别人谈论童子军或吉卜林⁽⁸⁾，还会频繁光顾“德鲁”英国商店，从中获得十分特别的乐趣。在那家商店里，当她走在楼梯上，正面对着一幅巨大的招贴画时（画中一名女子正往一个男孩头上抹着厚厚的泡沫），一股肥皂和薰衣草的美妙清香便已将她裹入其中，还夹杂着其他什么气味，好像是橡胶折叠浴盆，足球和包得紧紧、又圆又沉的圣诞布丁的气味。受母亲的影响，马丁最早读的就是英语书：索菲娅十分讨厌那本名叫《知心话》的俄语儿童杂志，还激起了马丁对恰尔斯基夫人笔下那些肤色黝黑、声名显贵的年轻女主人公的厌恶之情，结果过了很久以后，马丁对任何由女性书写的作品依然心存警惕，即使是其中的绝佳之作，也让马丁感到其中潜藏着一股下意识的冲动，就像一位人过中年、身材可能已经走形的夫人喜欢用体面动听的名字装扮自己，然后像猫咪一般蜷缩在长沙发椅上那样。索菲娅还痛恨小称⁽⁹⁾，平时一向严格自律，坚决不用它们，如果丈夫开口说“小家伙儿又有点儿小咳嗽儿了，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发点儿小烧烧”，她就会感到恼火：俄罗斯的儿童文学充斥着模仿孩子可爱咬舌音的话语，却又没有犯下道德说教的罪过。

如果马丁爷爷的姓氏是开放在山间的雪绒花，那么马丁奶奶的娘家姓则属于俄罗斯寓言里的动物区系⁽¹⁰⁾，其魔幻般的起源与各种各样的沃尔科夫（“狼”）、库尼岑（“貂”）或别尔金（“小松鼠”）大相径庭。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许多神奇的野兽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四处觅食。但在索菲娅看来，俄罗斯童话粗俗残忍、卑劣龌龊，俄罗斯民谣愚蠢无聊，而俄罗斯谜语则白痴透顶。对普希金那位著名的保姆，索菲娅也不怎么相信，还说这个人物，连同她的那些童话故事、毛衣针和心绞痛，都是诗人自己编造出来的。就这样，幼年时期的马丁失去了熟悉俄罗斯民间文学的机会，这些知识若能穿越那如棱镜般五彩缤纷的记忆浪花，也许会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一些新的魅力。不过，在他的生活里并不缺少醉人的乐趣，在童年时期唤醒他想象力的虽然不是俄罗斯的鲁斯兰骑士⁽¹¹⁾，却也是鲁斯兰身在西方的兄弟，所以他也没有必要感到惋惜。何况，当命运悄然降临，将他的灵魂封闭在永不停息的滚筒之中，轻轻地向前推动，让他注定一生不得安歇的时候——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

(1)　Edelweiss，英文原意是火绒草，为菊科火绒草属的多年生草本高山植物，因其植株覆有白色或灰白色绒毛而俗称“雪绒花”。

(2)　Piqué，针织布料组织的一种，布表面呈疏孔状，因此又称“凸纹布”或“菠萝布”。

(3)　heliography，一种早期摄影技术，以操作程序复杂和曝光时间长为特点。

(4)　goby，一种体型小的食肉类鱼，俗称光鱼，其特点是身体细长，有两条脊鳍，是世界上最小和寿命最短的脊椎动物之一。

(5)　Yalta，国际著名滨海旅游城市，与圣彼得堡相距2160公里。该城历史悠久，1783年随克里米亚半岛并入沙皇俄国，1917—1922年俄国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其政权在布尔什维克红军苏维埃、地方自治临时政府、白卫军和本地区鞑靼民族主义分裂分子以及外来的德国侵略军等多股势力之间动荡，最终于1920年底被红军收复。

(6)　Enfield，国际著名自行车、摩托车品牌。

(7)　Olkhovo（奥利霍夫）和Voskresensk（沃斯克列先斯克），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附近的两座城镇名。

(8)　Kipling（1865—1936），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9)　diminutives，即“指小表爱”，是俄语口语中经常用到的一种爱称形式，一般用于长辈对晚辈和夫妻之间等比较亲密的关系。

(10)　fauna，地理学、生态学术语，指生活在某一地区某段历史时期内的全部动物种类。

(11)　Ruslan，出自普希金根据俄罗斯民间传说创作的经典奇幻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鲁斯兰是一位武艺高强、英勇无畏、对爱情忠贞不渝的贵族骑士，在俄罗斯民间家喻户晓，是和西欧古代骑士传说中的特里斯丹、亚瑟王等英雄人物齐名的文学形象。

二

一张窄小的婴儿床，两侧是用白绳编织起来的护网，床头有一幅小圣像（箔框里固定着圣徒那张上过清漆的褐色面庞，底下的深红色长毛绒不知是被蛾子还是被马丁自己吃掉了），床上方的浅色墙壁上挂着一幅水彩画，画中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和一条消失在树林深处的蜿蜒小径。索菲娅经常为马丁朗读一些英语读物（这位母亲是何其缓慢而又神秘地读出那些字句，待读完一页，她就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将自己那带有零星雀斑的小手放在书页上，问道：“猜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其中有篇故事就讲到了一幅绘着林中小路的画，挂在一个小男孩的床头上方。在一个美好的夜晚，这位像他一样穿着衬衫式睡衣和其他衣物的小男孩从床上走进那幅画里，走上了那条消失在密林中的小路。有一个念头使马丁很不安：母亲可能会发现墙上那幅水彩画和书中插画的相似之处。据他估计，她会为此放心不下，会把画拿走，以防儿子也踏上那条夜间迷途。于是，每次他在临睡前都要在床上祈祷（首先是用英语简短地祷告：“温柔耶稣真仁爱，敬求聆听主小孩”⁽¹⁾，然后用咝咝作响、宛如神谕一般的斯拉夫语念起主祷文），一边快速地喃喃低语，一边努力跪在枕头上（母亲按禁欲主义的观念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向上帝祈求别让母亲发觉那条诱人的小径正好在他的头顶上方。后来，青年时代的马丁回首往事，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天夜里从床上跳进了画中，这段经历是不是他那充满幸福和痛苦的人生旅途的起点。他仿佛记得大地冰冷的寒意，森林幽绿的微光，蜿蜒曲折的小径（一条巨大的树根从地下突起，横亘四周），自己赤脚奔跑时从身边一闪而过的树干，以及那充满童话般无限机遇的奇怪而黑暗的夜空。

埃德尔韦斯奶奶的娘家姓是因德里科夫，她年轻时热衷于水彩画。当她在陶瓷调色板上将蓝色和黄色颜料调和起来时，未必会预见到自己的爱孙将游走在这片经她调和生成的新绿之中。马丁感悟到的那份激情，那份以各种形式混合表现出来的激情，从此开始伴随他的一生，而这正是索菲娅想在儿子身上开发的一种感觉，即使连她自己也很难为这种感觉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她只知道，自己必须每天晚上用已故的家庭女教师当年培养她的方法来培养马丁（那位家庭女教师就是年长睿智的布鲁克夫人，她的儿子曾在婆罗洲⁽²⁾收集兰花，还坐气球穿越了撒哈拉沙漠，最后死于土耳其浴室里的一起锅炉爆炸事故）。母亲抱着书念，马丁就用手撑着桌子，跪在扶手椅里听。她很难放下书本带他去睡觉，因为他总是会请求她再多念一点。有时她会背着马丁走上楼梯去儿童房——她自己管这叫“背柴火”。她会从一个贴着蓝色包装纸的铁皮盒里取出一块英国饼干，让马丁在睡觉前吃掉。盒中的最上面一层是涂着糖衣的高级饼干，中间一层是姜汁味和可可味的饼干，而在某天夜里，马丁难过地发现自己摸到了盒子的底层，里面只剩下淡而无味的普通饼干了。对此他也只好无奈地接受。

松脆的英国饼干也好，亚瑟王手下圆桌骑士们的冒险也罢——这一切都在马丁身上产生了作用，没有丝毫浪费。想想看，一位少年英雄——或许是特里斯丹骑士的外甥？——首次一件件地披挂起金光闪闪、饱满鼓胀的全身铠甲，策马奔赴自己的第一场单挑决斗，这一刻叫人何等快意！还有那些遥远的环状岛屿，一位姑娘正站在岸边向它们凝望，她的一身衣裙在风中飘扬，一只戴头罩的猎鹰停栖在她的腕上。再想想看：包着红方巾、戴着金耳环的水手好汉辛巴达，从水下伸出弧形的绿色长颈、直抵海天交接的地平线的巨型海蛇怪，在大地上寻找彩虹尽头的孩子……此外，还有一个与之有所关联的形象，犹如针对上述一切事物的回响——那是一节华丽的褐色平板卧铺车厢，就摆在卧铺车厢暨大欧洲快客列车协会位于涅瓦大街上的橱窗里。看到车厢模型的那一天，天气阴沉寒冷，细雪纷纷，他穿着长袜和短裤，腿上还套着一条黑色的针织防雪裤，被人牵着走在大街上。

(1)　出自18世纪英国循道主义运动领袖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 1707—1788）于1767年创作的著名儿童圣诗《温柔耶稣歌》，该诗第一句原文其实是“温柔耶稣真仁爱，敬求看顾主小孩”，此处文中略有不同。

(2)　Borneo，即加里曼丹岛，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是世界第三大岛，其自然物种极为丰富。

三

马丁的母亲十分爱自己的儿子，这份爱是如此自私，如此炽烈，如此厚重，以至于让她有些心力交瘁。与丈夫分手后，她和儿子单独居住。到了星期天，马丁会去他们原来的公寓探望父亲，在那里长时间地摆弄手枪和匕首，而父亲则若无其事地径自阅读报纸，偶尔头也不抬地回答一句“是的，上子弹了”或者“是的，有毒”。遇到这种时候，索菲娅在家里就待不住了，她被一个荒唐的念头折磨着：她那懒惰的丈夫可别采取什么行动，把儿子留在他那里。马丁对父亲很亲热也很恭敬，尽可能少怪罪他，因为马丁认为，父亲被赶出家门是因为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好像是在一个夏日的傍晚，在他们的乡村庄园里，父亲对钢琴下了手，使得钢琴迸发出一声异常惊人的巨响，仿佛有人踩了它的尾巴，而第二天父亲就去了圣彼得堡，再也没有回来。恰好就在这一年，奥地利大公在一座土耳其式宫殿里被暗杀了。马丁清晰地想象出那座宫殿和会议室，想象着戴着羽饰帽子的大公持剑抵挡六名黑衣刺客的情景，后来他发现自己弄错了，还为此感到沮丧。砸琴键事件发生时，马丁并不在场：当时他正在隔壁房间里刷牙，牙膏泡沫很多，味道甜甜的，牙膏管上用英语写的话尤为引人注目：“我们改进不了牙膏，所以我们改进了软管。”确实，牙膏孔变成了一条横向的细缝，因此挤在牙刷上的牙膏不再像蠕虫，而是呈带状的了。

在丈夫的死讯传到雅尔塔的那一天，索菲娅回想起了自己与丈夫的最后一次谈话，包括其中所有的细节以及细微变化。丈夫坐在一张小藤桌旁，一直察看着揸开的短手指的指端。她对他说，他们无法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他们早已形同陌路，她准备带儿子离开这里，哪怕是明天走也行。丈夫懒洋洋地微笑着，用略显沙哑的声音轻轻回答：你是对的，唉，是对的。他又说，自己会主动离开，在城里租一间独立公寓。他那轻轻的声音，显得和气的肥胖模样，尤其是那柄在他手上不停磨着软指甲的小锉刀，简直逼得她想发狂。当然，激烈的口角和痛哭流涕会让情况更糟，但他们俩在谈论分手时还能保持如此平静，这让她感到惊诧与可怕。后来他站起身，一边锉着指甲，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带着温和的微笑谈着未来分居生活的日常琐事（城里的四轮马车在此话题中扮演了一个可笑的角色）。在走过打开着的钢琴时，突然，他攥紧拳头，使尽浑身力气，无缘无故地砸了下去，空气中顿时迸发出一声惊人的巨响，仿佛一阵刺耳的嚎叫声冲进了刹那间敞开的大门。随后，他又用原先那种轻轻的声音继续说着中断了的话，在重新走过钢琴时，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琴盖。

马丁不怎么爱父亲，父亲的死之所以使他震惊，正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爱过自己的父亲。此外，他无法摆脱一个念头：父亲是在羞耻中死去的。于是，马丁第一次明白，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现在第一个转折点已经过去了，在母亲把他从柏树林荫道叫到凉台上的那一刻，他的生活就已经改变了。母亲用奇怪的声音说：“我收到了济拉诺夫的来信。”接着母亲用英语继续说：“我要你变得勇敢起来，非常勇敢——这和你父亲有关——-他不在人世了。”马丁的脸变得刷白，他茫然地笑了笑。后来他在沃龙佐夫公园里徘徊了很久，不时念叨着自己儿时给父亲起的充满稚气的绰号，竭力想象着——带着一种温暖而又不切实际的说服力想象着——父亲就在他的身边，在前面，在后面，在那棵雪松后，在那片草坡上，在近处，在远处，在所有的地方。

虽然不久前下过暴雨，但天气还是很热。绿头苍蝇在像上了漆一样发亮的欧楂树上方嗡嗡作响。一只凶狠的黑天鹅在池塘里漂游，不时摇晃着那仿佛染过色般的深红色鸟喙。花瓣从杏树上飘落，躺在湿漉漉的小径那黑乎乎的泥土上，白花花的，让人联想起姜饼中的杏仁。离巨大的黎巴嫩雪松不远，孤零零地长着一棵白桦，它的枝叶特别倾斜（像姑娘梳头时一样，让头发从一侧垂下，就这么停住不动了），只有白桦才有这种样子。一只带着斑马状条纹的凤蝶飞过，将尾部伸展开，然后又收起来。天空闪闪发亮，柏树投下道道阴影（这些树很老，树皮呈红褐色，小小的球果在枝叶间半隐半现），池塘宛如一片黑色的镜面，那只天鹅的周围漾起一圈圈波纹。在明艳的蓝天下，边缘起伏不平的佩特里山高高耸立，山腰上密布着形如卡拉库尔绵羊⁽¹⁾的茂密松林——这一切充满了一种怡然舒畅却又令人痛苦的情怀。不知为什么，马丁觉得父亲就活跃在这些阴影和闪光之中。

“假如你不是十五岁，而是二十岁，”那天晚上索菲娅说，“假如你已经中学毕业，假如我已不在人世，那么你当然就可以去……我想你也有责任去……”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她想到了白卫军，想象着某座俄国南部的大草原和一群戴着哥萨克帽子的骑兵，竭力要在远处就从他们中间认出马丁。但是，感谢上帝，他就站在她身边，衬衫敞开着，剪着短发，皮肤被太阳晒成褐色，眼睛中闪烁着明亮的光泽。“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返回圣彼得堡……”她像是在问他，这时一发炮弹落在某个不知名的车站里爆炸了，把火车头掀翻在地。“这一切总有一天都会结束。”过了片刻她又说，“同时我们应该想个什么主意。”

“我想去游泳。”马丁用安抚母亲的口气插话说，“尼基，丽达——大家都在那儿。”

“好吧，去吧，快去吧。”索菲娅说，“说到底，这场革命总有一天会过去，到时回想起来就会觉得怪怪的。你在克里米亚养得很好，怎么也得把雅尔塔的中学念完。你看，那面悬崖照亮以后很美，不是吗？”

那天夜里，母子两人都无法入眠，各自想着亲人去世的事。索菲娅尽量默默地想，也就是不啜泣、不叹息（儿子房间的门是半开的）。她又详尽回忆起了导致她与丈夫决裂的一切，想起了其间的枝枝节节，审视彼此相处的分分秒秒。她明确地意识到，那个时候她不得不这样做。但终究有些地方她也有错。毕竟假如他们不分开，他就不会这样孑然一身，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喘着气，孤独无助地死去，也许死前他还回忆着他们最后一年的幸福生活（那时的所谓幸福也不过是相对现在而言）和最后一次国外旅行，那次他们去了比亚里茨镇，在克鲁瓦–德–穆盖尔村作过短途旅行，还游览了巴约讷城⁽²⁾的小画廊。有一种力量令她深信不疑，与其说是像上帝，不如说是一个从未在世上露过面的人的房子，他的财产，他的温室和养蜂场，还有夜里在田野上偶然听到的他那遥远的声音。将这股力量唤作“上帝”会让她感到尴尬，就好像有些名叫彼得和伊万的人总会矫情地叫出自己的昵称“皮特”或“万尼亚”，而另一些人在滔滔不绝的对话中会无数次津津有味地叫出自己的名字和父称⁽³⁾，更糟时还会叫出自己的绰号。这种力量与教会毫不相干，它不能赦免任何罪行，也不对任何罪孽施加惩罚。她不过就是有时会在一棵树边，在一朵云下，在一条狗面前，或是在直视天空时感到羞愧，因为像说好话一样，它同样会小心而虔诚地说坏话。现在，索菲娅想着令人不快、不讨人爱的丈夫和他的死亡，用她自童年起就牢记在心的祷文反复祈祷，实际上却鼓足全部力量——透过迷雾，透过巨大的空间，透过一切永恒莫名的东西——用两三段快乐的回忆为自己打气，以便日后能在葬礼上勇敢地亲吻丈夫的额头。

她从来不对马丁直接讲这方面的事情，但她总感觉到，透过她的声音和爱意，他们之间谈论的其他所有话语，都同样让马丁感受到了活在她心中的那份神性。马丁躺在隔壁房间里，故意打着鼾，免得母亲以为他没有睡。他也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也在试图理解父亲的死讯，并期望在黑暗的房间里捕捉到一丝死后的温情。他用心灵的全部力量来思念父亲，甚至还进行了一些试验，对自己说：如果现在地板上有一块木板发出吱嘎一声，或者有什么东西笃笃地被敲响，这就是说，他正在听我的动静并给我回应。马丁等待着敲击声响起，心里害怕起来。夜间闷热的空气让他备感难受，他能听见远处传来海涛声声，蚊子在耳边嗡嗡细鸣。或许，他会突然间十分清楚地看见父亲那张丰满的脸，他的夹鼻眼镜，剃了平头的浅色头发，鼻孔旁的一颗小肉瘤，还有那绕在领带结周围、由两条小金蛇构成的闪闪发亮的环扣。后来，等他终于入睡，他梦见自己正坐在教室里，手上还有一堆作业没做，丽达在一旁百无聊赖地挠着小腿，对他说：“格鲁吉亚人不吃冰淇淋。”

(1)　卡拉库尔绵羊是国际知名羔皮用绵羊品种，因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市的一个羔皮贸易中心村镇卡拉库尔得名。

(2)　此三地均位于法国西南部，靠近伊比利亚半岛和布列塔尼半岛之间的比斯开湾，是著名的旅游观光区。

(3)　俄罗斯人的人名系统由名字、父称和姓氏三部分构成，对成年人一般在正式场合用全称（名字·父称·姓氏），在生活中则喜欢互用简称、小称或爱称。

四

无论是对丽达还是对她的兄弟，马丁都没有告诉他们自己父亲的死讯，因为他担心自己不能泰然自若地说出这件事，而流露出感情则是失礼的举动。自幼母亲就教育他，一个人的痛苦即使再深重，也会在人群中消散、退却，化作无形，与对话者的类似情感体验几无二致，因此，在众人面前公开讨论深刻的个人情感不仅庸俗，也是对感情的亵渎。她不能忍受墓地花圈的绦带上用银色写着“献给年轻的英雄”或“献给我们难忘的乖女儿”，指责那些循规蹈矩但又多愁善感的人，这种人失去至亲后，以为可以在大庭广众下哭得死去活来，可到了别的时候，在交好运的日子里，即使满腔欢喜，他们也绝不允许自己当着陌生路人的面露出笑容。大概在马丁八岁时，有一次，他企图把一条毛茸茸小狗身上浓密蓬松的毛剪光，结果无意中剪到了它的耳朵。他想说他本来只打算把小狗身上多余的乱毛剪掉，然后用颜料将它涂成老虎的模样，但不知为何这个解释让他难以启齿，他面对的是母亲无言的愤怒。索菲娅命令马丁褪下裤子，脸朝下趴下。他默默地照做了，她也默默地用黄褐色牛筋做的马鞭抽打了他，然后他拉上裤子，她帮他把裤子扣到小背心上，因为他一开始就扣歪了。马丁离开家去了公园，只有在那里，他才无所顾忌地痛哭了一场，将泪水倾洒在越橘树丛中，与此同时，索菲娅也在自己卧室里痛哭流涕。到了晚上，看见胖乎乎的马丁快快活活地坐在浴缸里，轻推玩弄着赛璐珞做的天鹅，她差点又哭起来。随后她站起身，给孩子背上抹肥皂，看见在他娇嫩的屁股上有好几条鲜红的鞭印。这样的体罚只发生过一次，索菲娅从未像法国和德国的母亲们那样因为一点小事而打孩子的耳光。

马丁很早就学会了克制流泪和不流露感情，在学校里他那种不动声色、无动于衷的神态使老师也感到惊讶。同时他也很快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迫切需要掩盖的弱点。十六岁时，在克里米亚，这个弱点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痛苦折磨。马丁发现，有时候他非常害怕给人留下怯懦的印象，落得个胆小鬼的名声，而在他身上下意识发生的恰恰是胆小鬼才会有的反应——脸变得刷白，双腿打战，心也在胸腔里怦怦直跳。他暗自承认，自己缺乏那种与生俱来的沉着冷静，但不管怎样，他依然下定决心要在行动中表现得英勇无畏。与此同时，他的自负感和自尊心都大大地膨胀了。丽达的兄弟科利亚与他同岁，但发育不好，个子很小，瘦得皮包骨头。马丁觉得，自己不用特别费劲就能将科利亚撂倒在地。不过，一想到自己有可能打输，他仍然焦虑不安，想象中的失败令他深恶痛绝，以至于他从未想和同龄人科利亚进行摔跤比赛。相反，马丁却愿意接受伊万诺夫的挑战，后者是一位二十岁的骑兵军官，浑身肌肉硬朗饱满（半年后，他战死在梅利托波尔⁽¹⁾城下）。伊万诺夫对马丁毫不手软，在一阵令人疲惫不堪的激烈扭打过后，最终满脸通红、咧嘴大笑的伊万诺夫将马丁压倒在草地上。还有一次，马丁从丽达家所在的阿德列伊兹别墅回家，那是一个克里米亚的温和夜晚，鞑靼人的土墙在月光下映射出如白垩般朦胧的浅色微光，反衬出柏树深蓝色的暗影。突然，在那条通往公路的碎石小径上，一个人影从他面前的拐弯处冒了出来，用低沉的声音问：“谁在那儿？”马丁懊恼地注意到，自己的心脏在那一刻停跳了一拍。“啊哈，肯定是鞑靼佬戴德曼。”那个声音又说。紧接着，从阴影中浮现出一张男人的脸，慢慢地朝他逼近。

“我不是，”马丁说，“请让我过去。”

“我说你就是戴德曼–艾哈迈德。”那人坚持道。他的声音虽轻，口气却变得更加阴沉，在柔和的月光下，马丁发现他手里擎着一把巨大的左轮手枪。“听好了——站到墙边儿上去。”那人把威胁的口吻换成了平常的安抚口气。黑暗再次吞没了他那握着黑手枪的苍白的手，但一点闪光依然停在那个地方。马丁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解释清楚，二是窜进黑暗逃跑。“我想您是认错人了。”他尴尬地说，并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站墙边儿去！站墙边儿去！”那人厉声尖叫起来。

“这里什么墙也没有。”马丁说。

“那我就等它长出来。”那人莫名其妙地说，然后是一阵咯吱咯吱的碎石响动声，不知他是蹲了下去还是坐在了地上——在黑暗中根本看不清楚。马丁一直站在原地，感到整个左半边胸口似乎微微发痒，仿佛那支看不见的枪管正瞄准了那里。

“动一下我就打死你。”那人嘀咕着，还说了另外一些听不清楚的话。马丁站啊站啊，站了好一阵子，脑中苦苦思索着手无寸铁的冒失鬼如果处在他的境地会怎么做。他什么也想不出来，于是突然问：

“您想抽烟吗？我有烟。”

他不知道为什么嘴里会冒出这句话来，立即觉得羞愧难当，特别是他的提议也没有得到回答。于是马丁认为，唯一能挽回这句丢脸的话的做法便是径直朝那个人走去，如果有必要就把他撂倒，然后走开。他想到了明天的野餐，想到了丽达的大腿，那双像上了清漆一般被晒成金褐色的大腿，还想象着，也许是父亲在今天夜里等着见他，并为相见做着什么准备，同时马丁又感到对父亲有一种奇怪的敌意，后来他为此自责了好久。大海喧嚣，相隔同样的间隙发出沉重的浪潮拍击声，蟋蟀像上紧的发条，清脆的叫声此起彼伏，而在这片黑暗中站着他这么个傻瓜蛋。马丁这才发觉自己一直用手护着心口处，他猛然向前走去，心中暗想：这是他最后一次做胆小鬼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马丁在那人的脚上绊了一下，但那人也没有把脚收回去：他坐在地上，弓着背，垂着头，轻轻地打着呼噜，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呛人的酒味。

安全到家后，马丁痛痛快快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他走到爬满紫藤的凉台上，心里后悔没有解除那醉鬼的武装，不然他可以用这把缴来的手枪神秘地吹嘘一番。他对自己很不满意，在他看来，在遇到早就想面临的危险时，他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以前，有多少次在梦里，他戴着面具，脚蹬长统靴，拦截驿站马车、载重货车和马上骑手，把商人的钱财分发给穷人！在他担任一艘海盗船的船长期间，他背靠主桅，一个人击溃了造反船员的进攻。他被派往非洲内陆寻找一位失踪的探险家，终于在一片无名之地的荒蛮森林中找到了对方，走近时还向人家鞠了一躬，显得非常克制。他从苦役劳改营中逃脱，涉过了许多热带沼泽，一直走到寒冷的极地，路上那些惊讶的企鹅纷纷立起身子朝他张望。他骑着大汗淋漓的骏马，挥舞着出鞘的马刀，第一个冲进发生叛乱的莫斯科。而现在，马丁会在回忆中自我美化这次荒诞而又相当平淡无奇的夜间遭遇，这件事与他在幻想中经历的真实生活相去甚远，就像一场乱七八糟的纷繁碎梦和真实饱满的现实生活有着天壤之别。有时候，在讲述做过的梦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剔除、修饰、美化渲染一些情节，好把这个梦境提升到哪怕荒诞不经却又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地步。而马丁正好就是这样，在他讲述这次夜间遭遇的排练中（不过他可不想把这个故事公开），那个陌生人的头脑更加清醒，那把手枪更具威胁，而他自己的回答也变得更为机智了。

(1)　Melitopol，现乌克兰南部城市，在俄国国内革命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是重要的军事据点。

五

第二天，在马丁或与科利亚互传足球，或与丽达在海滨的砾石中寻找那些稀奇的小玩意（一块带有彩色斑纹的圆形卵石，一块因生锈而起粒的红褐色小马蹄铁，一片使他想起童年和比亚里茨海滩的被海水冲得光滑的浅绿色碎瓶玻璃）的时候，马丁对那场夜遇感到奇怪，怀疑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并越来越坚定地把它发生的地点挪到另一地方，在那里，他根据心灵的需求从世界中挑选出来的一切事物都生了根，开始成为美好而独立的存在。波浪变大了，泛起了泡沫，整个翻腾起来，延展开去，在砾石上奔逐，但它没有坚持住，在被冲击的小石子沉闷的响声中滑了回去，还来不及退尽，新的浪潮又带着同样流畅快乐的拍溅声掀了起来，挺直身子，到了最高处，形成一层透明的幕帘。科利亚把找到的一块木片扔得老远，让猎狐狗⁽¹⁾“女士”叼回来，“女士”一下子抬起前爪，在水中跳蹿，紧张地游起来。接踵而至的海浪挟住了她，有力地卷着她，然后安然无恙地把她送回岸上。然后她会把从海里抢回来的木片放在自己面前，急剧地抖动身子。丽达只在每天清晨与母亲和索菲娅一起游泳，当两个男孩子光着屁股在海里游泳的时候，她会退到一块悬崖上去（她称它为艾瓦佐夫斯基崖，以纪念这位画家的海景画⁽²⁾）。科利亚像鞑靼人那样翻滚着游，而马丁以游得快和姿势正确的自由泳为傲，那是在北方的最后一个夏天里，一位英国家庭教师教会他的。不过，无论是科利亚还是马丁都不会游出很远，为此马丁最甜美、最摄人心魄的幻想之一便是在遭遇海难后，在茫茫黑夜中的一片波涛汹涌、浩瀚空荡的海面上，他只身托起一位克里奥尔混血姑娘浮出水面，而就在昨晚，他还曾与这名女子在甲板上共舞，跳着轻快的探戈呢。游完泳后一丝不挂地躺在炽热的石块上，仰着头看着柏树像黑色的匕首般深深刺向云霄，真是惊人的愉快。科利亚是雅尔塔一位医生的儿子，全部生活都是在克里米亚度过的，他把这些柏树、令人充满激情的天空，还有那像长着闪光鳞片似的、蓝得出奇的大海都看作是日常应有的东西，因此马丁很难把他吸引到自己喜爱的游戏中来。在马丁的想象中，科利亚也恰好流落到了那一座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后来成了那位混血姑娘的丈夫。

晚上，他们通过柏树构成的狭窄长廊登上阿德列伊兹。这座大得出奇的别墅有许多阶梯、过道和回廊。它建得很是巧妙，有时候让人无论怎样都无法确定自己身在哪一层楼，因为沿着某段阶梯向上走，你会突然发现自己不是在顶楼，而是在花园的露台上。别墅里已经透出黄色的煤油灯光，从主阳台上传来说话声和杯盘声。丽达转到成人圈里去了，科利亚饱餐之后马上倒下睡觉了，马丁坐在黑暗中的底层台阶上，一边吃着掌心里的甜樱桃，一边倾听着欢乐快活的话语、伊万诺夫的哈哈大笑、丽达那喋喋不休的安逸闲话和她父亲与口吃却爱唠叨的画家丹尼列夫斯基之间的争论。总的来说，这里经常有许多客人——戴着艳丽头巾、哧哧傻笑的姑娘，雅尔塔的军官，还有在去年冬天红军进攻时集体逃进山里、惊慌失措、上了年纪的邻居们。他一直弄不清楚是谁带谁来的，谁与谁交好，但是丽达的母亲，一位披着披肩、戴着眼镜的低调妇人，却总是表现出无限的好客。于是有一天，阿尔卡季·扎良斯基也来了。他又高又瘦，脸色死白，和剧院里的戏班子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也是那群行为荒唐的人之一，这些人在前线巡游表演配乐朗诵，在小城毁灭前夜组织戏剧演出，潜逃出城去购买肩章却又从未跑出多远，结果反而奇迹般地为《爱之梦》的最后一幕戏搞到了一顶大礼帽，回来时高兴得直喘气。他有点秃顶，从侧面看很有活力，但是一转过正脸就显得不怎么俊朗了：烂泥色的深褐眼珠，眼窝下眼袋鼓胀，嘴里还少了颗门牙。至于性格方面，他这个人倒挺温和，心肠好，重感情，当夜里大家出去散步时，他就用天鹅绒般柔和悦耳的男中音唱道：

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坐在海边，

看那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天空。

或是在黑暗中讲一则亚美尼亚笑话，同样有人会在黑暗中发出笑声。第一眼看见他，马丁就惊讶地，甚至有些害怕地认出，他就是那个让自己站到墙边、要枪毙自己的醉汉，但扎良斯基看来什么也不记得了，所以那个戴德曼到底是什么人仍是不解之谜。扎良斯基是个不同寻常的酒鬼，喝醉后就大闹一通，而那把有一次重新出现的手枪——那是在雅尔塔高原上野餐的时候，在一个沐浴着月光、散发着麝香葡萄酒气味的夜晚，蟋蟀声不绝于耳——原来是把没有子弹的空枪。扎良斯基叫喊、威胁、低语了很长时间，讲着自己不幸的爱情。有人给他盖上一件军大衣，他便睡下了。丽达靠近篝火坐着，用手掌撑着脸，她凝视着蹿出的火星，火光在那双映成褐红色的闪亮眼睛里跳动。过了一会儿，马丁站起来活动双腿，沿着绿草丛生的斜坡向上走，走近了悬崖边。在他脚下是一道黑暗宽阔的无底深渊，而在深渊后面就是大海，一轮满月从海平面上初升，仿佛在将海面抬高，愈拉愈近，海中有一条月色溶溶的“土耳其小径”延向地平线，变得越来越窄。左边，在黑暗中，在神秘的深处，是雅尔塔城内钻石般璀璨的闪烁灯火。马丁转过身，看见稍远处的篝火上蹿动的火苗，它周围人们的身影，还有往火里投树枝的手。蟋蟀不停地叫着，刺柏燃烧发出的阵阵芳香不时飘来，在黑乎乎的高山草原上方，在丝绸般柔滑的海面上方，笼罩一切、广袤浩瀚、星光闪烁的灰蓝色天空令人头昏脑涨。马丁突然又体验到了童年时不止一次体验到的感觉——他的所有感官知觉都变得异常敏锐，令他难以忍受，他的胸中奔涌着一股神奇而迫切的冲动，另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只要有了它，马丁就觉得自己不会虚度此生。

(1)　fox terrier，一种传统的英国类猎犬，体型小，善挖掘地穴，专用于驱逐小型野兽，现已演变为漂亮的玩赏犬。

(2)　Ivan Aivazovsky（1817—1900），亚美尼亚裔俄国现实主义风景画家，以海景画最为著名，代表作有《九级浪》《黑海》《贩货的牛队》等。

六

大海中这条闪闪发光的道路，像儿童房墙上的水彩画里那条森林中的小径一样，同样非常诱人，而在这片神秘未知的无边黑暗中，雅尔塔城内的簇簇灯火又使马丁想起了童年时见过的东西：在法国乡间行驶的南方快车上，年仅九岁的他只穿着一件衬衫，脚跟冰凉地跪在车窗前。索菲娅安顿好儿子睡下后去了餐车，与丈夫坐在一起，而女仆在上铺睡得正沉。狭窄的包厢里一片昏暗，只有罩着蓝色尖顶灯罩的夜灯透出微光，灯罩上的流苏摇晃着，车厢壁发出阵阵轻微的干裂声。马丁从被窝里钻出来，顺着毛毯爬到车窗前，抬起皮质窗帘——他必须先解开一粒扣子，这样窗帘才会平展地滑上去。他打着寒战，膝盖酸痛，却不肯从窗前离开，窗外的黑夜在群山斜坡中奔驰。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了现在他在克里米亚高原上回忆起的东西——远方的一小簇灯火，就在两座黑色的山冈之间，一会儿隐没，一会儿显现，后来又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闪露，突然间又消失了，仿佛有人用黑头巾把它盖起来了似的。不久，火车减慢了速度，停在一片漆黑之中。车厢里开始响起无可名状的奇怪声音：什么人的喃喃声，咳嗽声，后来走廊里还传来了母亲的声音。爸妈从餐车回来了，在回隔壁包厢的路上，他们可能会来看我一下——想到这里，马丁便一骨碌溜进了被窝。过了一会儿，火车开始动弹，却又马上长叹一声，夹着一声咝咝的轻响，松了口气，彻底停住了，同时几道苍白的光带慢慢扫过黑暗的车厢。马丁爬回车窗前，看见窗外是灯火通明的月台，一个人推着铁质行李车经过，发出低沉的车轱辘声，行李车上装着一只板条箱，箱子上写着“易碎品”这个神秘的字样。许多蠓虫和一只大蛾子围着煤气灯打转。一些人在月台上拖着脚步边走边谈，听不清在说些什么。这时减震器发出咣当一声，火车开动了。站台路灯从窗前扫过，又消失了。一座内部灯火通明、装有一排操作杆的小房子也过去了。火车在切换轨道时轻轻晃动，窗外的一切变得漆黑，又只剩下奔驰的夜。不知从哪里突然又出现了熟悉的灯光，已经不是在两座山冈之间，而是仿佛近得多、明显得多。火车头发出一阵长长的哀鸣，仿佛它也舍不得将这些灯光抛在身后。一声尖锐的巨响——对面一趟列车迎头呼啸而过，然后又立即消失了，就好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黑夜绵延，捉摸不定的灯光渐渐稀少，终归虚无。

待这些灯光最终消失后，马丁拉好窗帘，躺下睡觉。第二天他醒得很早。火车开得更为平稳顺畅，仿佛已经适应了快速奔驰。解开窗帘的时候，他感到一时间有些头晕，因为大地在朝与昨夜相反的方向奔跑，早晨晴朗的天空那灰白色的光也出乎意料，山坡上则全是油橄榄梯田，在他眼里十分新鲜。

一家人坐上雇来的四轮敞篷马车，从车站前往比亚里茨，道路上尘土飞扬，路旁的黑莓也蒙上了尘土。马丁心中充满了疑问，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黑莓，而那座车站又不知为什么叫做“黑妞站”。今天，十六岁的他不断比较着克里米亚的海和比亚里茨的海：是的，比斯开湾里的海浪更高，拍上岸的浪花更猛，身材肥胖的巴斯克人⁽¹⁾救生员穿着总是湿漉漉的游泳衣（父亲曾说，这是个“叫人送命的职业”），牵着马丁的手带他到水浅的地方，然后两人转身背朝拍岸浪，一个巨浪咆哮着从后面袭来，将整个世界淹没在水里，翻个底朝天。在前方第一片平滑如镜的狭长海滩上，一名面色黝黑、下巴上沾着几缕花白头发的妇女迎接着游完泳的人，给他们在肩头搭上一块毛茸茸的浴巾，而稍远处，在散发着沥青味的小屋里，侍者帮助泳客们脱下粘在身上的衣服，端上一盆几乎滚开的热水，让他们泡脚。然后，一家人穿好衣服，坐在海滩上——母亲戴着一顶白色的大帽子，坐在褶边白伞下，父亲也在伞下，但那是一把浅黄色的男式阳伞，而马丁穿着条纹背心，戴着一顶晒黑的草帽，帽子顶部的丝带上写有“皇家海军不可战胜”的英文字样。他将短裤卷到大腿根，用沙子堆砌城堡，还在周围挖出壕沟。一个头戴贝雷帽的华夫饼干小贩从他身旁走过，手里咯吱咯吱地转动着装着商品的红色铁皮桶的把手，那些又大又卷、混着飞沙和海盐的华夫饼干，至今仍是马丁对那段日子最鲜明的记忆之一。在海滩后面，在被风雨天的海浪冲刷坏的石砌步道上，一个冒失无礼、浓妆艳抹、年老色衰的卖花女把一朵康乃馨插进父亲白色上衣的扣眼里，而父亲这时会鼓起下唇，把有皱纹的下巴压向翻领，温和而滑稽地看着这一幕。

可惜的是，他们九月底就离开了欢乐的海滨和白色的别墅（别墅花园里有株遍布瘤节的无花果树，却一直不肯结哪怕是一个成熟的果实）。归国途中，他们在柏林停留了一阵，在那里，男孩们穿着旱冰鞋在柏油马路上辘辘响地滑行，偶尔甚至也会有腋下夹着公文包的大人这么做。那里有令人惊叹的玩具商店（火车头，隧道，高架桥），有位于城郊和选帝侯大街⁽²⁾上的网球场，有冬季花园里绘着星空夜景的天花板，还有在晴朗凉爽的日子里乘坐白色电车、前往夏洛滕堡的松林游览的一次旅行。

在边界换乘火车时，马丁忽然想起，自己把钢笔杆忘在原来的车厢里了，那笔杆上有一片小玻璃，如果把眼睛贴近它看，眼前会呈现出一片混杂着蓝色和珍珠母般银灰色的风景。然而，当他们在车站里用午餐（榛鸡肉和越橘酱）时，列车员把失物送来了，父亲给了他一个卢布。俄国边境内到处是积雪和冻霜，非常寒冷，煤水车上堆起了山一般高的柴火，深红色的俄国火车头配着扇状扫雪机，大量的白色蒸汽从巨大的烟囱口里蹿出来，滚滚上升。北方快车在韦兹博洛沃车站全变成了俄式风格，车厢保留了咖啡色的饰面，但风格变得更加庄重，侧面很宽，供暖很足，制动后火车需要花很长时间积累动力重新启动，而不是马上就能全速运行。在浅蓝色的走廊里，坐在靠窗口的活动座位上很是惬意，脖颈粗壮、穿着咖啡色制服的胖列车员经过时还轻抚了一下马丁的脑袋。窗外绵延着白色的田野，黄花柳挺立在雪地上。在一处道口栏杆旁，站着一位穿着毡靴、手里拿着绿旗的妇女；一个农民从雪橇上跳下，用手套遮住向后退的马的眼睛。夜里，马丁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在如镜子一般的黑色玻璃窗外，掠过成千上万点火光，看上去就像一只喷火的笔尖点出的无数个火红色小箭头。

(1)　Basque，住在西班牙与法国的比斯开湾边界地区和比利牛斯山脉西麓的民族。

(2)　Kurfürstendamm，中文又称“库达姆大街”或“裤裆大街”，是德国首都柏林最著名的大道之一。这条街得名于昔日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这条大街既宽又长，两边到处都是商店、住宅、酒店和餐馆，可以说是柏林的香榭丽舍大街。

七

从那一年起，马丁狂热地爱上了火车、旅行、远处的灯火、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火车头那撕心裂肺的呼号，还有那转瞬即逝的地方小站给人留下的鲜明印象。一九一九年四月，马丁和母亲离开了克里米亚。他们乘坐的加拿大货轮自身发出的颤动，舵链的咯咯声，离开码头的缓慢行程，阴霾的大海，斜打的雨——这一切都不像乘坐快车时那样，能一下子使人产生一种上路的激动心情。这种心情是渐渐滋生的。马丁深刻地体验到了这种新的魅力。一位年轻女子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她身穿一件凌乱的雨衣，脖颈上系着条黑白相间的围巾，不时将滑到脸上让人发痒的头发吹开去。之前她那位面色苍白的丈夫一直陪在她的身边，但现在大海让他甘拜下风了。她的体态，她那飘拂的围巾，让马丁燃起了旅途中的激情，就像以前父亲在车厢里戴的方格鸭舌帽和麂皮手套，或者是那个法国小女孩肩上的鳄鱼皮包（与她在飞驰中的快车的长廊上溜达非常愉快）也曾经让他深深着迷一样。只有这位年轻的夫人看上去才像个真正的旅游者，不像别的乘客，是轻率租下这条船的船长在打得火热的克里米亚寻不到货物，为了避免空船而返才同意载上他们的。尽管行李很多，但还是仓促收拾好了，绳子代替了皮带捆扎，不成形状，不知为什么造成一种印象——所有这些人都是轻装上路，偶然离去。长途旅行无法排解他们心中的困惑和沮丧。他们是在逃离致命的危险。瞧那个脸色死灰、贴身腰带里藏有不少钻石的投机商人，他要是留在岸上，碰到第一个贪财的红军士兵就会被当场打死——马丁自己似乎倒不用为这种事情担忧。俄罗斯的海岸就这样无声无息、干干脆脆地消失在雨雾中，没有留下任何漫长而不可思议的别离标记。马丁几乎是用无动于衷的目光送别这条海岸的，待一切都消失在雾中后，他才突然热切地回忆起了阿德列伊兹别墅、那些柏树和令人愉快的房屋，那里的住户会对焦虑不安的邻居那令人震惊的问题回答说：“逃亡？可是不在克里米亚，我们又能在什么地方生活？”对丽达的回忆与那时他们真正的关系有所不同：他回想起，有一天她抱怨蚊子叮，搔着晒黑的小腿肚上发红的地方，他正想手把手教她怎么用指甲在被蚊子叮肿的地方画个十字，她却无缘无故打了他的手。他还想起了那次告别：当时他们俩不知说些什么好，便一直提起去雅尔塔城里买东西的科利亚，直到他终于回来时才松了口气。丽达的脸蛋瘦长而精致，有点像扁角鹿，现在这张面容困扰着马丁，让他着迷不已。马丁有时会躺在船长室里的长沙发上（他和船长已经成了好朋友），一台挂钟在他头上滴答作响，或者在肃穆寂静中与大副一起放哨值班。大副是个因天花而长出一脸麻子的加拿大人，很少说话，说起话来声音又特别含糊。但有一天，他对马丁说，老海员从来都是些不安分的人，他们的儿孙可以坐在家里无所事事，可做爷爷的却不能不外出闯荡（“咱这把老骨头还是喜欢泡在海里”）。马丁听了只觉得心头袭上阵阵神秘的寒意。后来，对所有这些航海中的新鲜事物、浓烈的船油味、船体的摇晃颠簸和各种奇怪类别的面包（其中有一种吃起来像俄国的圣饼），马丁都慢慢地习惯起来，但他还是要自己相信，他之所以在海上漂泊是出于忧伤，他这是在哀悼自己不幸的爱情。然而，没有人能从他那经风吹日晒，已然变得粗糙的平静面孔上猜出他内心的痛苦。一些神秘的特别人物出现了。一位是将这条船包租出去的人，他来自加拿大新斯科舍省⁽¹⁾，是一位忧郁的清教徒，他的雨衣挂在船长那坏得没法修理的厕所中，就在马桶座板上方晃荡。另一位是二副，姓帕特金，是个生于敖德萨的犹太人，尽管他说着美式英语，却还能模模糊糊地听懂一点俄语。海员中有一个人叫西尔维奥，是西班牙裔美国人，总是赤脚走来走去，随身带着把匕首。有一天，船长的一只手受了伤，起先他说这是猫抓的，但后来出于友谊告诉了马丁实情：因为西尔维奥在船上酗酒，他揍了西尔维奥一顿，拳头打在西尔维奥嘴上，被牙划破了口子。马丁就这样开始了解海员的生活。船体复杂的建造结构，以及所有那些楼梯、迷宫般的通道和弹簧门，都很快向他泄露了自己的秘密，后来他很难再找到未知的角落了。与此同时，那位戴着条纹围巾的夫人，仿佛和马丁一样有求知欲，不时出现在最意料不到的地方，她总是头发蓬乱，凝望远方。她的丈夫穿着无领衬衫，已经在铺着油布的床位上闷闷不乐地躺了一天多了，而在另一个铺位上躺着索菲娅，她的唇间含着一瓣柠檬。有时马丁也会感到身体不适，仿佛胃里有个空虚的黑洞，还有一种头重脚轻的不稳定感，而那位夫人却不屈不挠，马丁已把她选为遇上灾难时要出手救助的对象了。不过，尽管海上波涛汹涌，船还是在一个寒冷、阴晦、乳白色的黎明平安抵达了君士坦丁堡⁽²⁾的港口。突然，一个湿漉漉的土耳其人出现在甲板上，帕特金认为隔离检疫是双方的事，便朝对方喊道：“老子要淹死你！”甚至拔出手枪威吓他。第二天，他们继续航行，驶进了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马丁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只记得三四座在雾中看起来像工厂烟囱的清真寺宣礼塔，还有那位穿着雨衣的夫人的话音，她望着阴沉的海岸，大声地自言自语。马丁留心偷听了一下，听出“紫晶色的”这个形容词，但随后又觉得自己肯定是听错了。

(1)　Nova Scotia，位于加拿大东南部的一省，由新斯科舍半岛和布雷顿角岛组成，省会是哈利法克斯市，是早期欧洲人移民加拿大的登陆点，也是历史上英法殖民者利益争夺的焦点地之一。

(2)　伊斯坦布尔（Istanbul）的旧称，土耳其最大城市和海港，曾为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首都，后为土耳其共和国首都，直至1923年。

八

离开君士坦丁堡后，天空明朗起来，尽管大海还是像帕特金所说的那样“波涛滚滚”。索菲娅冒险走上过甲板一次，随即又回到了船舱里，还说，五脏六腑不得不听命于船头的起伏而起伏——世上没有比这更让人受不了的事了。那位夫人的丈夫呻吟着，质问着上帝何时才能终止这场颠簸，然后哆嗦着双手急忙去抓呕吐盆。马丁的母亲斜倚在床上，握住马丁的手，马丁觉得，如果他不马上离开，他也会恶心呕吐起来。这时，那位夫人一边抖搂围巾一边走进来，用同情的口吻问了丈夫什么。她的丈夫双目紧闭一言未发，只用手掌在喉结处做了个俄国式的抹脖子动作（那意思是：我正在活受罪）。于是她又向索菲娅问了同样的问题，后者用一个痛苦的微笑作为回答。“您看上去好像也不大舒服。”那位夫人又朝马丁严肃地瞥了一眼。接着她身子晃了一下，把围巾的一端甩过肩，走出舱去。马丁跟在她后面，当清风扑面而来、眼前展现出泛着朵朵浪花的明蓝色大海时，他感觉好受了些。她坐在盘成圈的粗缆绳上，往一个摩洛哥山羊皮封面的小本子里写东西。几天前，有一位乘客这样评论她说：“那娘们⁽¹⁾还不赖。”马丁愤怒地转过身去，却未能在身后那几位竖着衣领、一脸沮丧的中年男子里认出那个流氓。现在，看着她一边飞快地在纸页上晃动铅笔，一边不停地舔着红嘴唇，他有点发窘，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觉得嘴唇上有股咸味。她不停地写着，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然而，马丁那张漂亮的圆脸蛋，他那不满十七岁的年龄，还有那端正的举止和体形——这种气质在俄国人身上经常能够见到，却不知为什么被看作是“英国派头”——就是这个穿着蓝色束带外套的马丁，已经在这位夫人心里留下某种印象了。

她二十五岁，名叫阿拉，创作诗歌——这三点似乎必然会使这名女子倾倒众生。她最喜爱的诗人是保罗·热拉尔迪⁽²⁾和维克托·戈夫曼⁽³⁾，两位平庸的时髦诗人，而她自己的诗作华丽动听、挑逗刺激，对男主人公总以敬称相呼（是“您”而不是古语“汝”），闪耀着如血红的红宝石一般的光彩。其中有一首诗不久前在圣彼得堡上流社会取得了极大成功。它是这样开头的：

紫色的丝绸上，帝国的帷帐下，您

贪婪地吮吸、爱抚我的胴体，我们

明日就会死去，在火焰中化为灰烬，

我们美丽的躯体将和沙粒混在一起。

太太们争相传抄这首诗，熟记并背诵它，有一个海军士官生甚至还为它谱了曲。她十八岁出嫁，有两年多是忠于丈夫的，但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如红宝石般诱人的罪恶：胡须刮净、面颊光洁的痴心情郎会在她家的窗台下殉情——在周四傍晚七点，在圣诞节前的午夜，或是在凌晨三点；日期冲突混乱，很难保证所有那些幽会都能顺利进行；有位大公为她神魂颠倒茶饭不思；拉斯普京⁽⁴⁾曾打电话骚扰过她一个月。她有时说，她的人生不过是一缕轻烟，从散发着琥珀香气的列日牌香烟上燃起。

所有这一切马丁全然不理解。他对她的诗歌感到困惑。当他说君士坦丁堡根本不是紫晶色时，阿拉反驳说他缺乏诗意的想象，并在抵达雅典后送给了他一本皮埃尔·卢维的《比利蒂斯之歌》⁽⁵⁾，廉价版，上面有些裸体少女的插画。黄昏时分，她在卫城（可以说在最合适的地方）为他朗读，意味深长地念着法语。她说话时，马丁特别喜欢她发“r”这个小舌音，余韵悠长，仿佛这不是一个发音，而是一整条画廊，并且似乎还嫌不够绵延，还有水中倒影作为陪衬。在这位名字难记的夫人身上，他发现的不是法国式的寻欢作乐、圣彼得堡充斥着吉他声的白夜或是带着五个扬抑抑格诗段的十四行诗，而是非常不同的其他东西。在轮船上不知不觉开始的交往在希腊、在海边、在法利隆⁽⁶⁾的一家白色宾馆里继续着。索菲娅和儿子得到了一个很糟糕的小房间，唯一的一扇窗户朝向尘土飞扬的院子，那里从黎明时就会响起各种各样人们开始准备工作的烦人噪声、早起家禽的翅膀扑扇声和其他声音，一只小公鸡开始声音沙哑却精神十足地打着鸣。马丁睡在蓝色的卧榻式硬沙发上，索菲娅的床铺又窄又晃，床垫也凹凸不平。房间里唯一来自昆虫王国的代表是一只形影相吊的跳蚤，虽然只有这一只，但它胃口贪婪，又非常灵活狡猾，马丁根本捉不住它。阿拉很幸运，被安置在一个有两张单人床的好房间里，她提议让索菲娅住到她那里，而让她丈夫换到马丁那儿去。索菲娅连说了好几次“这怎么能行呀，这怎么能行呀”，最后还是开心地同意了，当天就搬了过去。切尔诺斯维托夫是个大个子，人长得又高又瘦，满脸阴郁，他一搬进来，整个房间仿佛就都被他填满了。他的血大概立即毒死了那只跳蚤，因为后来它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梳妆用具（一面中间有道裂纹、将其一分为二的小镜子，古龙香水，还有一把他总是忘记漂洗的小刷子，刷毛被凝固的泡沫粘在一起，整天搁在窗台上、桌子上或是椅子上）让马丁感到很是无奈。每到晚上躺下睡觉前，马丁都必须清理自己的沙发床，把这个男人的各式各样的领带和网眼汗衫拿开，这种侵犯领地的举动尤其令马丁忍无可忍。脱衣服的时候，切尔诺斯维托夫无精打采地挠着身子，张大嘴打哈欠，接着把一只赤裸的大脚搁到椅子边上，把手插进头发里，就以这种不舒服的别扭姿势躺着不动了，然后他又慢慢地折腾起来，给手表上发条，在床上躺下，躺了很长时间，一边发出一阵一阵的哼哼声和呻吟，一边在床垫上滚来滚去。过了些时候，在黑暗中响起了他的梦中呓语，说的总是同一句话：“拜托，我的孩子——别污染空气。”早晨去散步时，他总是一成不变地说：“抹点祛粉刺的面霜吧，它对您这个年龄的人是必不可少的。”穿衣服时，他一边挑选着破洞不在脚后跟而在大脚趾上的袜子——保证别人看不到——一边还引用一位流行诗人的话感叹道：“哎，是啊，我们年轻时也是小猎犬。”接着他透过牙缝吹起了口哨。所有这一切都很乏味，并不可笑，但马丁还是有礼貌地微笑着。

然而，意识到某种风险依然存在，这多多少少对马丁是一种安慰。没准就在哪天夜里，在一个泄露秘密的梦中，他会口齿清楚地叫出一个全元音的名字，而没准在哪天夜里，这位恼羞成怒的丈夫就会偷偷摸上来，手里攥着把开锋的剃刀。当然了，切尔诺斯维托夫用的是安全剃刀：对这件小用品，他也像对那把小刷子一样马虎，而在烟灰缸里总会有一块生锈的刀片，刀片边上凝结着带有黑色毛发的泡沫。他那阴郁沉闷的枯燥谈话让马丁觉得他怀有深深的却又克制着的嫉妒。他去雅典城内打理生意，一去就是一整天，这不能不让他怀疑他的妻子正在单独与那位温厚、平静但又精于世故的年轻人厮混（马丁自认为是这样的人）。

(1)　broad，口语中尤指放荡的女人。

(2)　Paul Géraldy（1885—1983），法国诗人、剧作家，主要创作描写家庭内部生活的诗篇，代表作有《你和我》。

(3)　Victor Gofman（1884—1911），俄国诗人、记者，其作品在20世纪初流行一时，后自杀身亡。

(4)　Rasputin（1872—1916），俄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传奇人物之一，神秘主义者，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亚历山德拉皇后的不二宠臣，因其权倾朝野、严重扰乱国家内政且私生活极度荒淫糜烂，被王室贵族集体刺杀身亡。

(5)　Pierre Louÿs（1870—1925），法国巴尔纳斯派象征主义唯美派作家，集小说家、诗人、编辑、藏书家于一身。1894年，出版散文诗集《比利蒂斯之歌》，成为其传世名著。后被著名作曲家德彪西谱成多首乐曲，又于1977年搬上银幕。

(6)　Phaleron，位于希腊共和国首都雅典市西南5公里处的一片滨海郊区。

九

天气非常炎热，沙尘也很大。咖啡馆里送来的是一小杯黑色的甜黏糊，配一大杯冰水。在海滩的围墙上，写有一位俄罗斯女高音歌唱家名字的广告牌变得破破烂烂。开往雅典的电车发出轻柔的轰隆声，在这悠闲乏味的白日里回响，然后一切又静寂下来。雅典城里冷冷清清的小房子让人想起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小城镇。远处黄褐色的山峦风景奇美。在雅典卫城，在破碎的大理石中，苍白的罂粟花在风中颤动。在街道正中央，仿佛偶然似的出现了铁轨，上面停着去度假宾馆的火车车厢。花园里的橙子正在成熟。空地上雄伟地竖着几根圆柱，其中一根倒下了，断成三截。所有这些剥落破碎的黄色大理石都转归大自然管辖了。马丁所住的宾馆，虽然在指定年限内还会保持着新面貌，到时候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与阿拉在海滩上时，马丁欣喜而又冷静地对自己说，他正在一片遥远而可爱的异国土地上，这对恋爱而言是多好的调料，和一位头发吹乱、开怀欢笑的女子并排站在风中又是多么幸福。曾经鼓满尤利西斯的船帆的海风，现在一会儿吹起她那鲜艳的裙子，一会儿又使它贴住她的膝盖。有一天，阿拉与马丁在不平整的沙地上漫步，她绊了一下，马丁扶住了她，她抬起脚后跟，越过肩膀朝后匆匆投去一瞥，看了看鞋底，然后又绊了一下，马丁终于下定决心，吻住了她那半启的芳唇。在这相当笨拙的漫长拥抱中，他俩都差点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她挣开拥抱，大笑着说，他吻得太湿了，应该好好学一学。马丁羞愧地察觉到自己双腿打战，心也怦怦直跳。他恼恨自己太激动，想起了有一次在学校打架后，同学们冲他喊着：“快瞧啊，他脸都白成那样儿了！”不过，这是他人生中的初吻——眼睛闭拢，深情万分，内心悸动，具体的来由当时他没有立即明白——如此美妙，如此慷慨地满足了他的预感，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不满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这个刮着风的白天在许多个热切的激吻和姿势改进中度过了，到了晚上，马丁感到精疲力竭，仿佛自己拖过许多原木似的。当阿拉在丈夫的陪伴下走进餐厅时，他和母亲正在剥橙子，她坐到相邻的一张小桌旁，灵活地打开折成锥形的餐巾，手轻轻一扬，餐巾就落到了自己膝盖上，然后就连同椅子一起移近餐桌。马丁的脸上慢慢透出了红晕，很长时间里他都没有勇气去迎接她的视线，而当他终于朝她看去时，她的目光中并没有流露出回应的困窘。

马丁那不可抑止、如饥似渴般的想象与童贞无法协调。“不洁”的幻想在过去两三年里一直困扰着他，他也不太抗拒这些幻想。最初，从他早年钟情起，这些念头就独立存在了。当时，在圣彼得堡一个令人难忘的冬夜，在家庭演出结束后，还化着妆、描着眉、穿着俄式白色斜领衬衫的他与同龄的表妹躲进贮藏室里，反锁上门，她也化着妆，眉毛上方裹着一条头巾。他握着她那潮润的小手，深切感受到了自己行为的浪漫，但是他并未因此而激动兴奋。当梅恩·里德⁽¹⁾笔下的主人公莫里斯·杰拉尔德紧挨着路易丝·波因德克斯特的马停住坐骑，搂住这位金发克里奥尔姑娘的柔软腰肢时，作者在这里自己感叹道：“还有什么能与这样的接吻相比呢？”类似的事物给马丁带来了更大的快感。通常能燃起他欲火的都是些遥远、禁忌、含混的事物，无论是汉密尔顿夫人⁽²⁾的画像还是凸眼睛的校友那关于“烟花柳巷”的喃喃低语，只要它们模糊不清，可以让他调动想象力去还原各种细节就行。现在雾变得稀薄了，他看得更清楚了。马丁过于沉溺在那些感官知觉中，没有在意阿拉说过的话：“我对你将是一个迷人的梦”，“我是个会疯狂纵欲享乐的人”，“你永远不会忘记我，就像一个人‘不会忘记很久以前读过的一本旧小说’（你知道这首歌吗？）”，“不要对你未来的情人说起我，永远不要”。

至于索菲娅，她对这种状况感到既满意又不满意。某个熟人矫揉造作地向她报告说：“今天我们出去散步，在路上看见他了，真的，我们看见了——和女诗人手挽着手——您的孩子完全陷进去了。”索菲娅回答说，在他这个年龄嘛，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自然。她为马丁这么早就表现出了男子汉般的英勇激情而骄傲，但她也无法忽视这一事实：尽管阿拉是一位甜美和蔼的年轻夫人，但正如英语老话里说的，她或许有些过于“放浪”了。索菲娅原谅了儿子的荒唐举动，却没有原谅阿拉那迷人的粗俗气质。幸好，他们在希腊的逗留已近尾声：丈夫的堂弟亨利·埃德尔韦斯近日应该会从瑞士寄来回信，因为她给他写过一封非常坦率又难以下笔的信——告知丈夫的死讯，也告知钱财已经耗尽。亨利在俄罗斯曾拜访过他们，他对她和丈夫很友好，也爱侄子，总被认为是个正直慷慨的人。“马丁，你还记得亨利叔叔最后一次来看我们是什么时候吗？无论如何是在之前，对吗？”这个“之前”总是缺少一个中心词，它表示的是在那场争吵之前，在与丈夫分居之前，于是马丁也会说“之前”或“之后”，不用明确指出什么。“我想是在之后。”他回答。他想起亨利叔叔如何来到他们的乡间住宅，和索菲娅单独谈了很长时间，后来走出来时红着眼睛，因为他好流眼泪，甚至在电影院里也会哭。“是啊，当然了——我真傻。”索菲娅飞快地说。她突然想起了他的来访，想起他们对她丈夫的谈论，想起亨利劝导她应该与丈夫和解。“你对他记得很清楚，是吗？每次他都给你带些东西来。”

“最后一次是室内电话机。”马丁说完做了一个鬼脸：那部电话安装起来很是无聊，等它终于装好，从儿童房通到他母亲的卧室里后，却很不好使，后来就完全坏了，与叔叔过去送的其他礼物一起被扔掉了，就像《瑞士家庭鲁滨孙》这本书，和真正的《鲁滨孙漂流记》相比简直一点意思也没有，或者是铁皮做的货运小火车，它还惹得马丁偷偷落下失望的眼泪，因为他只喜欢客运列车。

“你干吗做鬼脸？”索菲娅问。

他解释了，她大笑着说“是的，是的”，同时想起了马丁的童年，想起了许多一去不返、无法解释的事情，在这种沉思中有一种隐隐的迷人惆怅：一切都过得多么快啊！……想想吧——他已经开始刮胡子了，开始保养干净的指甲了，还有那条淡紫色的漂亮领带，那个女人……“那个女人非常可爱，当然了，”索菲娅说，“不过你不觉得她有点太活泼了吗？你不应该这么神魂颠倒。告诉我——不，我还是不要问你任何私事的好。只不过，据说她在圣彼得堡是个非常风骚的女人。可别告诉我你真的喜欢她的诗，喜欢那种女人的妖魅，她念诗非常矫揉造作。听说你们已经发展到了——我不知道——牵手或做其他什么事的程度，这是真的吗？”

马丁神秘莫测地笑了一下。

“我敢说你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索菲娅狡黠地说，她含着爱意欣赏着儿子同样狡黠的闪亮眼睛，“我敢肯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你还不够大呢。”

马丁大笑起来，她搂住他，在他脸上留下了贪婪湿润的一吻。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张花园桌旁，在宾馆前的阳台上，在大清早。天气很是宜人，万里无云的天空中蒙着一层薄雾，就像在豪华版童话书里的一幅异常鲜艳的卷首插画上有时会蒙着一张透明纸那样。马丁小心翼翼地取出这张半透明的纸——看哪，一位明眸善睐、笑靥如花、粉颈纤细、秀发直分的女子，戴着一路晃动的黑色大耳环，正迈着不慌不忙的脚步，沿着白色阶梯款款而下，她轻轻扭动芳臀，交错探出脚上抛过光的皮鞋的鞋尖，手里还有节奏地摇晃着她的锦缎提包，一身明蓝色的长裙随着迈步而有规则地波浪式摆动。马丁迎了上去，吻了她的手就退开了。她微笑着，悦耳地发着小舌音，向索菲娅问好，而索菲娅正坐在藤编的扶手椅里，抽着粗粗的英国烟，这是她早晨喝过咖啡后的第一支烟。

“您睡得那么香，阿拉，我都不想叫醒您。”索菲娅说。她把珐琅质的长烟嘴伸得离开身子远远的，不时用眼角的余光瞥上马丁一眼，而马丁正坐在栏杆上晃着腿。阿拉开始兴奋地讲述自己夜里做的梦，梦里有非常漂亮的大理石，有古希腊的祭司（索菲娅对他们能出现在人的梦里感到十分怀疑），还有刚洒过水的晶莹闪耀着的砾石。

马丁的好奇心在增长。沙滩上的漫步，还有那些任何人都能窥探到的接吻，作为序幕显得过于冗长；与此同时，他既渴望进入正题，又感到焦虑不安：对于某些细节，马丁无从想象，另外他也害怕自己缺乏经验。在一个难忘的日子里，阿拉对马丁说，她不是木头人，他不能光这样爱抚她，还说午餐后她的丈夫将在城里待上很久，很安全，而索菲娅将在自己房间里安享午睡，这时她就会悄悄溜进马丁的房间里，给他看某人写的诗——这一天正好是马丁和母亲聊到亨利叔叔和室内电话机的日子。后来，在瑞士，亨利叔叔送给马丁一个黑色的小塑像（正在运球的足球运动员）作为生日礼物，马丁无法理解，为什么恰好是在叔叔把这没用的东西放到桌上的那一刻，他脑海中惊人鲜明地浮现出在希腊的一个遥远而温馨的早晨，从白色楼梯上款款走下的阿拉。午餐后他立即回到自己房中，开始等待。他把切尔诺斯维托夫的修面刷藏到了镜子后面——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它有点碍事。从院子里传来水桶打水的声音、溅水声，还有喉音很重的说话声。黄色窗帘温柔地随风鼓起，地板上阳光的斑块改变了形状。苍蝇围绕着吊灯的黄铜灯杆飞舞，轨迹不再是圆圈，而是平行四边形和梯形，不时有几只就停在上面。马丁脱下了上衣，解开了衣领，俯卧在沙发上，听着自己怦怦的心跳声。他听到了她那轻巧的脚步声和微微敲门声，这时他心中的石头才落下来。“瞧，我给你带了整整一包。”阿拉像与他密谋似的小声说，但马丁此刻已经顾不上诗了。“这孩子真野，天哪，真是个野小子！”她一边耳语一边小心地帮着他。马丁急匆匆地做着，追求着极度的快感，陶醉其中，而她用手掌捂住他的嘴，悄声低语道：“轻点，轻点……隔壁有人……”

“至少，这是永远留在你这里的小东西。”亨利叔叔声音清楚地说，并稍稍往后靠，毫不掩饰地欣赏起塑像来，“人在十八岁的时候已经应该考虑装饰自己未来的书房了，既然你喜爱英国的玩意儿……”

“很漂亮。”马丁不想让叔叔扫兴，他的手指划过运动员脚尖上那只不会动的足球。

木屋周围生长着茂密的冷杉林，雾遮蔽了山峦，炎热的黄色希腊真的变得很遥远。但那值得骄傲和快乐的一天的感觉还是那么强烈：我有了情人！那天夜里，他在那张蓝色沙发上睡下后觉得气氛很诡异。躺下睡觉时，切尔诺斯维托夫仍然抓挠着肩胛骨，摆出那种疲倦的姿势睡下，然后在黑暗中说着梦话，请求别人不要随便放屁，最后终于打起鼾来，从鼻子里发出哨声，而马丁则在想：啊，要是他知道就好了……后来有一天，阿拉的丈夫理应在城内，与此同时，在他和马丁的房间中，阿拉正在整理衣裳（如她所说，他们已经“偷偷品味了一下天堂的极乐”），而汗流浃背、衣衫不整的马丁正寻找着一粒掉落在那座天堂里的袖扣——突然，切尔诺斯维托夫猛地一下推开门走了进来，说：“原来你在这里，亲爱的。当然，我忘记带上斯皮里多诺夫的信了。本来事情就是一团糟。”

阿拉用手抚了一下起皱的裙子，皱起眉头问：“他签过字了吗？”

“伯恩斯坦那个老混蛋总是在拖延时间。”切尔诺斯维托夫边说边在箱子里翻找着，“如果他们想拖延付款，那么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好了，该死的畜生。”

“别忘了延期，这才是要紧事。”阿拉说，“怎么样，找着了吗？”

“见他妈的鬼！”切尔诺斯维托夫嘟哝着，一边在一堆信封里翻找，“应该在的。不可能找不到，真的。”

“如果不见了，那么一切也就化为乌有了。”她不满地说。

“拖啊，拖啊，”切尔诺斯维托夫嘀咕着，“做生意根本就不是这么个做法。简直可以叫你发疯。如果斯皮里多诺夫拒绝，我会很高兴。”

“听着，别这么沮丧，会找到的。”阿拉说，但她自己显然也很焦急。

“有了，在这儿，感谢上帝！”切尔诺斯维托夫欢叫起来，他扫视着找到的信件，在专注中松弛地垂着下巴。

“别忘了说延期的事。”阿拉提醒他。

“对。”切尔诺斯维托夫说完便匆匆离开了房间。

这场有关生意的谈话让马丁有些困惑不解。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毫无掩饰，专心于他们要办的事，确实完全忘了他还在场。但是，阿拉马上回复到原来的情绪，笑着说，希腊的门插销这么糟糕，就这么脱落了。而对马丁忐忑不安的问题，她耸了耸肩说：“哦，别担心，他什么也没觉察。”当天夜里，马丁久久不能入眠，他依然怀着困惑不解的心情听着切尔诺斯维托夫那自在的鼾声。三天后，他和母亲乘船前往马赛，切尔诺斯维托夫夫妇到比雷埃夫斯⁽³⁾送行。他们站在码头上，手挽着手，阿拉一边微笑，一边挥舞着金合欢树枝。不过，在前一天，她也曾掉过一两滴眼泪。

(1)　Mayne Reid（1818—1883），爱尔兰裔美国著名小说家，其创作的西部冒险题材作品如《无头骑士》《头皮猎手》等广受儿童喜爱，曾深刻影响了柯南·道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等多位后辈著名作家。后文典故出自《无头骑士》。

(2)　Lady Hamilton（1761—1815），英国历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女子。她出身贫寒，在成为汉密尔顿夫人前曾沦落风尘，后于1791年嫁给英国驻那不勒斯王国公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她曾是惊艳那不勒斯的交际花，被誉为“英伦第一美女”，于1798年结识有妇之夫、英国著名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将军后与其热恋同居，作为“纳尔逊将军的情妇”而名留青史，同时也因这段不伦之恋而为当时的世人所不齿。

(3)　Piraeus，希腊的重要港口和海军基地，也是地中海沿岸重要的商业港口。

十

取下这张透明纸后，那幅卷首插画显得有点粗糙，色彩有点过分俗气，马丁重新在它上面放上了如薄雾一般的纸页，透过它，色彩重新恢复了那份神秘的魅力。

在横越大西洋的巨型班轮上，一切都很干净、精致、宽敞，那里有化妆品商店、画廊和理发厅，乘客们每天晚上在甲板上跳二步舞和狐步舞。马丁怀着满腔怀恋之情思念着那个可爱的女人，思念着她那向下凹陷、惹人怜爱的胸脯和明亮清澈的眼睛，思念着在他紧紧的拥抱中她那脆弱的躯体发出的咯吱作响声，这让她轻轻地说：“哎哟，你要弄坏我了。”此时非洲已经临近，北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西西里岛狭长的紫色轮廓，接着轮船从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之间穿行而过。这几片炎热干燥的土地就在周围，就在附近，组成各式各样的图案，却从身边经过而无从看见——这种无可名状的存在让马丁着迷。在从马赛前往瑞士的夜间旅途中，他似乎认出了山冈上心爱的灯火，即使这次他坐的不再是高等列车⁽¹⁾，而是颠簸、昏暗、沾满煤粉、肮脏不堪的普通快车，但魔法还是一如既往地强大：那些黑夜中的灯光和汽笛呼号声啊。他们从洛桑启程，乘车前往叔叔那座位于山间、海拔近千米的木屋，一路上，马丁坐在司机身旁，有时会转过头朝母亲和叔叔微笑（他俩戴着大大的护目镜，一个样地把双手放在大腿上）。亨利·埃德尔韦斯还是单身，留着浓密的小胡子，他说话的某些腔调，还有他那摆弄牙签和指甲锉的姿态使马丁想起了父亲。在洛桑车站上见到索菲娅时，亨利叔叔以手掩面，号啕大哭，但过了一会儿，在饭店里，他平静下来，用他那有点夸张的法语谈起了俄罗斯，谈起了以前他去那里拜访时的情形。“太幸运了，”他对索菲娅说，“你的父母没有活到经历这场可怕的革命，真是太幸运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老公主，还有她的白头发。她多么疼爱可怜的……可怜的谢尔盖啊！”回忆起堂兄时，亨利·埃德尔韦斯那双浅蓝色的眼睛里又充盈着泪水。

“是啊，我母亲爱他，这是真的。”索菲娅说，“但那时她爱所有人、所有事。告诉我，你对马丁怎么看？”她很快就接着说，企图把亨利从悲伤的话题上引开，在他那胡子蓬松的嘴里，这个话题带有使人难以忍受的感伤色彩。

“对，对，他很像他父亲。”亨利点着头说，“一样的额头，一样漂亮的……”

“但他不也已经长大了吗？”索菲娅急忙打断他说，“还有，要知道，他已经谈过恋爱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亨利叔叔将话题转到了政治方面。“这场革命，”他像演说似的问，“能延续多久？对，谁也不知道这一点。贫穷而美丽的俄罗斯正在死去。或许，独裁者的铁腕将为过激行为画上句号。但是许多美好的东西——你们的土地，你们那荒芜的土地，还有你们那座被无耻的暴民烧毁的乡间庄园——对所有这一切，你们都要说再见了。”

“这里一副滑雪板要多少钱？”马丁问。

“不知道。”亨利叔叔叹着气回答，“我从不拿这种英式运动消遣。顺便说一句，你的法语里带着点儿英语口音。这不好。我们得把它改过来。”

“许多东西他都忘了。”索菲娅袒护儿子说，“普兰谢小姐已经好几年没给他上过课了。”

“她死了。”亨利叔叔伤感地说，“又是一条死讯。”

“不，不。”索菲娅笑了一下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她嫁给了一个芬兰人，在维堡⁽²⁾安宁地生活着。”

“不管怎样，这一切令人忧伤。”亨利叔叔说，“我以前非常想让谢尔盖和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但事与愿违，只有上帝知道人们的命运。如果你们已经填饱了肚子，确定不想再来点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上路了。”

道路明亮曲折，右边矗立着一道岩墙，岩缝中生长着开着花的有刺灌木，左边是悬崖和溪谷，溪水泛着新月形的泡沫顺着岩脊奔流。接着，出现了一片黑幽幽的针叶林，它们排列紧密，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又在那边。四周的群山若隐若现，微妙地改变着位置，山体泛出绿色，有些地方覆盖着白雪，在这些山后面可以看到另一些山，灰色更深，而远处高高的山脉则呈现出不透明的、带点紫色的纯白，静止不动，与黑乎乎的冷杉树梢（汽车就在这些树下行驶）中间露出的几块明蓝色天空相比，它们上方的天空仿佛褪色了。马丁对这一切正感到新鲜，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以前在俄罗斯，在他们那座乡间庄园的阳台上，自己透过一块菱形蓝色玻璃看到的、由一排茂密的冷杉林组成的庭园边缘。当他走出小汽车轻轻活动双腿，耳中响着轻微的嗡鸣声时，土地与融雪那清新刺鼻的气息和叔叔房子那纯朴的美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房屋离最近的小村庄有半公里远，孤零零的，从房顶的阳台上可以望见一道绝佳的风景，如梦幻般尽善尽美，简直让人叹为观止，甚至心生畏惧。在整洁干净、散发着木材和树脂清香的小卫生间的窗户外，是和在俄罗斯的春日里一样湛蓝的天空。房屋周围——在花园中那光秃秃、黑乎乎的花坛和角落里开着花的苹果树里，在果园后那片紧挨着的冷杉林中，在那条通向村庄的泥土路上——是一片令人愉悦的清爽寂静，似乎在冥冥中知道些什么。而马丁感到有点头晕，或许是因为这份宁静，或许是因为这股气息，又或许是因为在三个小时的车旅劳顿后，这道新发现的令人心旷神怡的静态美景。

在这座木屋里，马丁一直住到深秋。他曾经打算当年冬天就去上日内瓦大学，但是索菲娅在与英国的朋友们积极通了一阵信后，决定让他上剑桥大学。亨利叔叔没有立即同意这件事——他不大喜欢英国人，认为这是个情感冷漠、背信弃义的民族。但另一方面，读名牌大学的高昂费用不仅没有使他沮丧，反而颇具诱惑。他喜欢在小事上节省，乐意用左手握紧每一个铜板，却用右手开出大额支票，特别是一项开支能让人备感体面的时候。有时，他感人地扮演起古怪而固执的角色，用手重重地拍着桌子，吹着胡子喊道：“如果我做这件事，那是因为我觉得痛快！”于是索菲娅叹着气把从日内瓦买的手镯式手表戴上手腕，而泪汪汪的亨利则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手帕，擤了一两下鼻子，然后向左右将胡须抚平整。

随着夏天来临，做了十字记号的羊群被赶往更高的山里。不知从哪个地方、从哪个方向开始，传来低低的金属叮当声，这声音拖长着飘过来，引得听者嘴里发痒。接着，在飞扬的尘土中，一大群绵羊川流不息地涌来，拥挤着，轻轻推搡着，灰色的队形不断变化和活动着，小铃铛那滋润、空灵、愉悦的声音越来越响，响彻山间，它这么神秘，仿佛是羊群上空扬起的团团尘土自身发出的。不时会有一头羊离开群体小跑而过，这时一只长毛狗就默默地把它逼回羊群，而牧人在后面从容地走着。然后，铃铛声的音色微微变化，又变得低沉、轻寂，但还是与飞扬的尘土一起长久地滞留在空中。“多好啊，多好啊！”马丁暗自低语着，直到听不见铃声，才继续他最喜爱的散步，这条路线是从一条乡间小路和许多条林中小径开始的。树林突然变稀疏了，一片茂密的绿色草地出现在眼前，一条小石子路穿过树篱中间通往下面。偶尔会有一头鼻口粉红湿润的母牛迎面走来，在他面前停住脚步，甩着尾巴，然后把头一偏，从他的身旁走了过去。在母牛后面跟着一位矫健灵敏、手拿木棍的小老太婆，她朝马丁投去不怀好意的一瞥。再往下走就能见到一座白色的大宾馆，被白杨和枫树环绕，它的老板是亨利·埃德尔韦斯的一位远亲。

在这个夏天，马丁长得更壮实了。他的肩膀更宽，嗓音也变得低沉稳重了。与此同时，他的内心纷繁杂乱，一些事物勾起了他尚未完全理解的情感（例如，在经受屋外酷热后感觉特别明显的乡下房间里的凉爽，一只撞着天花板、发出懊恼嗡嗡声的大黄蜂，在蓝天背景上像爪子般伸出的冷杉枝叶，或是在林边找到的结实的褐色牛肝菌）。他马上就要去英国了，这令他感到激动和高兴。对阿拉·切尔诺斯维托夫的回忆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而他会对自己说，他不够珍视在希腊的幸福生活。那个女人满足了他的渴求，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欲望，在山间的夏日中，这股欲望折磨着他。每到夜里，他便久久无法入眠，想象着无数次的艳遇，想象着在黎明时分的城市中等待他的所有那些姑娘，偶尔他还会反复叫出某个女人的名字——伊莎贝拉，尼娜，玛加丽塔——一个依旧冰冷、无人认领的名字，就像一座女主人迟迟不来入住、充满回音的空房。他揣度着，这些名字中哪一个会突然获得生命，变得异常鲜活熟悉，他将永远不能像现在这样神秘地叫出它。

每天上午，老女仆的侄女玛丽会从村里过来帮忙料理家务，她是个十七岁的少女，非常安静，容貌可爱，有着深红色的脸颊和头上盘得紧紧的黄辫子。有时候，马丁在花园里，而她突然打开楼上的窗子，抖一下抹布，然后就一动不动了，大概是在看滑过山坡的云朵投下的椭圆形阴影，接着她用手背擦着鬓角，缓缓转过身去。马丁上楼走进卧室，根据穿堂风来判定哪里在打扫卫生，然后发现，在潮湿的地板的闪光中，玛丽正跪在地上，想着心事。他会从背后看着她，看着她的黑色羊毛长袜和带着圆点花纹的绿裙子。她从未看过马丁，只有一次——那可是件大事！——在提着一只空桶经过时，她迟疑地露出一丝温柔的微笑，不过不是对着他，而是对着那些小鸡。他执拗地发誓要与她说上话，而且要偷偷抱她一下。但是有一天，在她离去后，索菲娅用鼻子嗅了嗅空气，做了个鬼脸，急忙打开了所有的窗户，于是马丁便对玛丽充满了懊丧和厌恶。然而，随着后来她远远地出现——在敞开的窗口，或在水井附近透过树叶间的一缕阳光中——他渐渐地又开始迷恋她，但这时他已经不敢再靠近。就这样，某种幸福的、令人陶醉的东西从远处诱惑着他，却又不属于他。有一次，他登上高山，盘腿坐在一块边沿浑圆的大石头上，下面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走过一群羊，发出悦耳而忧郁的叮当声，羊群后面走着一个衣衫褴褛、兴高采烈的牧羊人，还有一个笑容满面的姑娘，她正在一边走一边织着长袜。他们走过时没看马丁一眼，仿佛他无形无影，而他却久久注视着他们：男人步子不变，一只手搭过姑娘的肩膀，从她的后脖颈看得出，在他们向另一座山谷走去时，她一直在织啊织。要不然就是那几位臂膊赤裸的年轻夫人，她们身穿白色连衣裙，出现在宾馆前的网球场上，大叫着用球拍驱赶牛虻，但是一开始打球，她们就显得那么笨拙无助，特别是马丁自己网球打得十分出色，把宾馆里任何一个年轻的阿根廷人都打得一败涂地。他从小就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即在击球时保持四肢的完美协调（这对于任何一种球类运动都必不可少），在每次击打白球、球拍上紧绷的弦线发出砰的一响之后，他会利用弧线形的摆臂动作，让力量继续经过臂部肌肉到达肩膀，仿佛合成一个完整的圆，从那里又平稳地产生下一次击打。在八月份一个炎热的日子里，球场上出现一个职业球员——从法国尼斯来的鲍勃·基特森，他邀请马丁进行比赛。马丁感到了一阵熟悉而愚蠢的战栗，他觉得这是对自己想象力过于生动的报复。无论如何，他开局很好，不是把球打在贴网很近的地方，就是从底线有力地打到最远的角上。观众在赛场边驻足围观，这让他高兴不已。他的脸上像在燃烧，他的口中异常干渴。发球，猛扣，然后立刻改变姿势，倾身向球网冲刺——马丁已经要拿下这盘比赛了。然而，那位瘦高个、戴眼镜、年纪轻轻、头脑冷静的职业球员突然清醒过来，一改之前懒洋洋的打球姿态，用五下闪电般迅猛的击球一举追成平手。马丁开始感到疲惫不安。他正对着刺眼的阳光，衬衫也不时从腰间的皮带下脱出。如果他的对手拿下这关键一球，那么一切就全完了。基特森从一个刁钻的角度打出一个高吊球，马丁赶紧后撤，跑出一个步态舞⁽³⁾般的步子，准备把球扣死。在他把球拍从上往下扣时，一瞬间仿佛看到了失败的结局和平时比赛搭档们的幸灾乐祸。唉，球无力地落在了网上。“不走运啊。”基特森精神振奋地说。马丁咧嘴大笑，坚强地克制着心中的失望。

(1)　原文为法语。

(2)　Vyborg，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的一座重要港口城市，邻近芬兰。

(3)　cakewalk，一种美国爵士舞曲，起源于19世纪美国南部地区黑人的一种快速走步竞赛。

十一

回家路上，马丁把所有击球重新回顾了一遍，在想象中把失败变成了胜利，然后摇起了头：难啊，要抓住幸福可真难！树叶遮蔽的小溪流水潺潺，蓝蝴蝶从道路潮湿的地段向上飞起，鸟儿在灌木丛中啁啾喧闹——一切都喜气洋洋，无忧无虑，真叫人郁闷。晚餐后，他们像平常一样坐在客厅里，门朝露台敞开着，因为家里停电了，所以点着枝形烛台上的蜡烛。有时蜡烛的火苗倒向一边，于是所有的扶手椅下便延伸出黑黑的影子。马丁挖着鼻孔，读着一小卷莫泊桑的小说《漂亮朋友》，书中陈旧的插图上，长着大胡子的主人公，衣领竖起，正以侍女般灵巧的手法脱下那位芳臀宽大、忸怩作态的女人的衣裳。亨利叔叔把报纸放到一旁，双手叉腰，看着索菲娅铺开在绿呢面牌桌上的牌。温暖漆黑的夜色从窗户和房门外缓缓挤入。马丁突然抬起头，侧耳聆听，仿佛在这夜色与蜡烛的和声中有一种模糊的召唤。“这副纸牌上一次拿出来还是在俄罗斯呢。”索菲娅说，“通常我也很少把它拿出来玩。”她揸开手指，收拢散在桌上的牌，开始重新洗牌。亨利叔叔叹了口气。

马丁看书看倦了，于是他伸了个懒腰，走到露台上。外面伸手不见五指，散发着潮气和夜间的花香。一颗星滑落了：像往常一样讨厌的是，坠落时它并不在他的视野中，而是在侧面，因此他的眼睛捕捉到的只是天空中一点转瞬即逝的无声变化。山峦的轮廓模糊不清，黑暗中四下散布着两三点灯火。“旅行。”马丁轻声说，他长久地念着这个词，直到他绞尽脑汁从中抽取出了所有隐含的意义，然后将它那光滑细长的外皮搁在一边——过了一会儿，这个词又活了过来。“星。雾。天鹅绒。旅绒⁽¹⁾。”他清楚仔细地说出这些意义，每次都会感到惊讶——词义竟能如此精妙地在这发音中延续下去。这位年轻人来到了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他已经见识过多少远方的土地。而在这里，在夜间，在群山中，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为什么世上的一切都这么奇怪，这么激动人心？“激动人心。”马丁大声重复道，他喜欢这个词。又一颗星滚落了。他定睛凝视着天空，就像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样。那一次他们从邻居的庄园回家，一家人坐着维多利亚敞篷马车，沿着一条黑暗的林间道路行驶，幼小的马丁在颠簸中昏昏欲睡，便仰起头，望着天上的星河在两侧逐渐浓密的林道中间奔腾，想象着自己正在其中漂游。他想，此生此世，自己又会在什么地方如彼时、如此刻般地再度凝望夜空？在哪处码头，哪座车站，哪片城镇广场上？在人群里，他常常体验到一种巨大的孤独感，这时他会自我安慰——这些忙于自己事务的人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现在在想什么——并以此为乐。这种孤独的感觉对于成全幸福是必不可少的。于是马丁屏息静气，出神地想象着自己孤身一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比如，伦敦——顺着陌生的街道在夜间闲逛，看到了在雾中穿行、一路溅起水花的黑色双轮双座马车⁽²⁾，穿着闪光的黑色雨衣的警察，泰晤士河上的灯火，还有在英国小说中出现的其他形象。把行李寄存在车站后，他现在正走过无数灯火通明的英国店铺，激动地寻找着某个当晚他能赠其芳名（伊莎贝尔、尼娜、玛加丽塔）的女人。而她——她会把他当成什么人呢？画家？水手？伪装成绅士的窃贼？她不会要钱，会很温柔，到早晨也不会想放他走。但是街上雾这么浓，人这么多，要找到她是多么困难啊！在一个秋日的傍晚，当他空着手从维多利亚车站出来后，虽然汉瑟姆马车已经基本绝迹，许多东西看起来已经不一样了，但他还是认出了些什么：黑乎乎、油腻腻的空气，警察身上湿漉漉的油布雨衣，倒映的灯光，还有那啪嗒啪嗒的泼溅声。刚才在车站上一间赏心悦目的洁净小屋里，他痛痛快快地淋了个浴，用脸颊红润的服务员送来的毛茸茸的热毛巾擦干身子，穿上干净的内衣和最好的上装，留下两只箱子寄存，现在他为这么有条理地安顿好了自己感到自豪。他几乎没有感到旅途后的疲劳，感觉到的只有飘飘然的激动。庞大的公共汽车重重碾过柏油路上的水洼，猛地溅起团团水花。灯光广告从暗红的店铺门面上升起，继而消散。他会从姑娘们身边经过，会回头朝她们张望，但是姑娘的脸蛋长得越是漂亮，他就越难下定决心。这里不像在雅典或洛桑，没有那些诱人的咖啡馆，而在他喝了一杯啤酒的酒吧里只有男人，这些人面色通红，闷闷不乐，眼球突出，眼白上布满了血丝。他的心里渐渐袭上一股模糊的不安：根据书信协议，他要在一户俄国家庭里待上一周，现在这家人肯定正在等他，并惦记着他。他该不该平静地坐上出租车，将那个想象中的夜晚抛在脑后呢？但他立即就为自己意志不坚感到羞愧——当天黎明时分，在他望着火车窗外的平原、粉红色的寒冷天空和一架风车的黑色轮廓时，他对这个不羁之夜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啊。“懦夫！叛徒！”马丁轻轻地说。从一扇摆满珍珠项链的商店橱窗上，他发觉自己又走上了同一条街道。他停住脚步，草草回顾了自己长久以来对珍珠抱有的反感念头：那不过是一些带有令人恶心的惨淡光泽、在牡蛎体内生成的痔疮罢了。一个打着伞的女人在他身边停下脚步。马丁用眼角的余光瞟了她一眼：纤细的身材，黑色的套装，帽子上的别针闪闪发亮。她转过面庞，向他微笑，还轻轻噘起嘴唇，发出一阵短促的呜呜声。在她的眼中，马丁看见了闪烁的灯火、流动的色彩和细雨的微光，他用沙哑的低语祝她晚安。

他们刚刚坐进幽暗的出租车里，他就抱紧了她，她那柔软纤细的身体令他如痴如狂。她双手掩面，咯咯直笑。后来，在宾馆房间里，当他尴尬地掏出钱夹时，她说：“不用，不用。如果您愿意，明天就带我去一家豪华餐厅吃饭吧。”她问他是哪里人，是不是法国人，并依他的请求开始猜起来：比利时人？丹麦人？荷兰人？当他说自己是俄国人时，她不相信。后来他向她暗示，说自己在远洋邮轮上靠赌牌谋生，并将自己的旅行经历告诉了她，有的地方美化渲染，有的地方添枝加叶。而在描绘自己从未见过的那不勒斯时，他深情地凝视着她那孩子般的赤裸肩膀和淡黄色的短发，感到十分幸福。翌日清早，趁他还在睡觉，她迅速穿好衣服，从他的钱夹里偷了十英镑后就离去了。“纵欲后的早晨。”马丁笑着心想。他从地板上捡起钱夹，啪的一声合上，然后从水罐里倒水淋洗身子，弄得地上到处是水。他一直在微笑中回忆着这美妙的一夜。她这么愚蠢地离去，从此再也不会与之相遇，这让他感觉有点遗憾。她名叫贝丝。马丁走出宾馆，走上早晨空旷的街道，一心只想欢蹦乱跳、纵情歌唱。为了释放心情，他爬上了一架靠在路灯柱旁的梯子，结果一位路过的老人在下面用手杖威吓教训他，他们之间爆发了一阵漫长而滑稽的争吵。

(1)　Travelvet，系作者自造的词，由“旅行”和“天鹅绒”合成。

(2)　hansom cab，（旧时御座高居车后的）双轮双座马车，由英国建筑家汉瑟姆（Joseph A. Hansom, 1803—1882）设计，故又名“汉瑟姆马车”。

十二

马丁第二次受到奥尔加·济拉诺夫的斥责。这位夫人昨天等他来，一直等到深夜，而且不知为什么，她认为马丁比实际上要更加年轻和无能，这就越发让她担心。他解释说，昨天他把地址放错了地方，直到后来才在一个很少去摸的口袋里找到，但时间已经太晚了，他是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宾馆里过的夜。济拉诺夫夫人便问，为什么他不打个电话，还有那家宾馆叫什么名字。马丁编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好名字——晚安宾馆，还解释说，他在电话簿上找过她家的电话号码，但没有找到。“您太丢人了。”济拉诺夫夫人生气地说，然后她突然令人惊叹地嫣然一笑，这美妙的一笑完全改变了她那皮肉松弛、忧郁沮丧的脸庞。马丁记得这样的微笑，那还是在圣彼得堡的时候，因为当时他还是个孩子，而跟陌生的孩子说话时，妇女通常都会保持微笑，所以在他的记忆中保留着一张济拉诺夫夫人容光焕发的面孔，而在见到她是如此衰老和阴沉时，他最初感到的是疑惑不解。

济拉诺夫夫人的丈夫在俄国曾是一位知名的公众人物，现在他正好出城去了，所以马丁就被安置在了他的书房中。书房和就餐室在一楼，客厅在二楼，卧室在三楼。这条安静的居民区街道上全是这种窄门面的房屋，彼此没有区别，屋内房间统一垂直布局。在街角上有一个圆鼓鼓的红色邮筒，给这里增添了几许色彩。在右侧的一排房屋后面是许多小花园，在夏天绽放着杜鹃花，而在左侧的一排屋子后面则是一座小公园，里面生长着高大的榆树，树上的叶子正在泛黄凋落，另外还有一块草地网球场。

济拉诺夫的大女儿内莉不久前嫁给了一个从德国俘虏营流落到英国的俄国军官。小女儿索尼娅之前在圣彼得堡的斯托尤宁⁽¹⁾中学读书，现在将转入一所伦敦的预科学校完成学业。此外，家里还有济拉诺夫夫人的妹妹叶莲娜，还有叶莲娜的女儿伊琳娜——一位可怜又可怕的智障姑娘。

马丁正在适应英国的生活。他在这座房子里住了一周，感觉相当难受。他整天在陌生人中间，做什么都无法避开别人的视线。索尼娅不断地刺激他，拿他壁橱里的衣物取笑他——袖口上浆、前胸笔挺的衬衫，他最喜欢的亮紫色短袜，还有在雅典买的橙黄色尖头皮鞋。“这是美国货。”马丁故作平静地说。

“是美国人专门做出来卖给黑鬼和俄国佬的。”索尼娅油嘴滑舌地回答。不仅如此，马丁后来发现自己没有带浴衣，每天早晨去洗澡间都神气十足地裹着床单，于是索尼娅便说，这使她想起了她的堂兄弟们和他们在莱森学校的好朋友，在济拉诺夫的乡间庄园做客期间，他们光着身子睡觉，早晨裹着床单走来走去，还在花园里大小便。结果，马丁在伦敦购买了太多东西，十英镑根本不够，他不得不向叔叔写信求援，这特别令人不快，因为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对那另外被偷的十英镑作出其他含糊的解释。是啊，这个星期既艰难又倒霉。就连马丁暗自引以为傲的那一口英腔也成了索尼娅嘲笑纠正的对象。就这样，马丁发现自己竟被人视为无知之徒、青涩少年和妈妈的宝贝儿子，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感觉这不公平——和这位十六岁的小姐比起来，他所感受和经历过的要多上千倍呢。于是，他在网球场上将她支持的那些年轻人横扫出局，而在济拉诺夫家的最后一晚，在留声机尖声播放的夏威夷舞曲的伴奏下，他趁机露了一手，跳了一段无懈可击的二步舞（这还是他在地中海时期学会的）。这些都让他感到了某种不怀好意的欣喜。

在剑桥他更加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在与英国同学谈话时，他会惊讶地注意到自己身上那不容置疑的俄罗斯人的本性。他在童年一直受着英国式的教育，他身上保留的这些东西已经被那些童年时读过同样的书、与他同龄的地道英国人抛在脑后，化作儿时的遥远记忆。而马丁的生活在某一点上已发生了急转弯，他已经走上了另一条生活之路，因而，童年的环境和种种习惯对他来说开始具有了某种童话的色彩，他在那些日子里所喜爱的某本书，在他的记忆中直到现在也要比英国同龄人记忆中的这本书鲜明和迷人。十年前在英国中小学生中流行的许多词语，至今他还记得，但在如今的人们看来，这些词语要么庸俗，要么就是过时得可笑。在英国，只有在圣诞节才会供应闪着蓝色火焰的葡萄干布丁，在圣彼得堡却天天都有，而且据许多人之见，埃德尔韦斯家的厨师做的布丁比商店里卖的还要好。圣彼得堡人在硬地上而不是在草皮地上踢足球，罚球用的则是一个英国人不知道的词。很久以前，在涅瓦大街上的英国商店“德鲁”，马丁曾经买过一件条纹运动衫，如今他可不敢再穿带那种颜色的衣服，因为它和某座公立学校的运动服撞了色，而他从未当过该校的学生。事实上，这种在性质上相当随意杂乱的英国风味，经历了他祖国的文化过滤，最终充满了特有的俄罗斯色彩。

(1)　Stoyunin（1826—1888），俄国著名进步教育家，语文教学法的创始人，代表作有《俄罗斯妇女教育》《关于我们的文科中学的思考》等。

十三

在最初留下的剑桥印象背后，不知为什么，让马丁难忘的始终是那个在瑞士刚刚见过的绝美秋天。每逢早晨，柔和的薄雾便遮蔽了阿尔卑斯山。一串残败的花楸果躺在路中央，车辙蒙上了云母色的薄冰。尽管没有风，白桦那鲜黄色的树叶却一天天变得稀少，青色的天空透过树叶沉静而愉快地望着大地。茂盛的蕨类植物呈现出红褐色。纤细的蛛丝在空气中四下飘浮，闪着彩虹般的微光，亨利叔叔把它们称作“圣母的发丝”。有时候马丁会抬起头，以为自己远远听到了迁徙中的鹤发出的唳鸣声，却连一只鹤也没看见。他曾经四下溜达过很多地方，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他骑着一个干粗活的人的破自行车，在沙沙响的小径上穿行，而他的母亲坐在枫树下的条椅上沉思着，一边用手杖尖刺穿褐色土地上潮湿的深红色树叶。如此丰富多彩的原始美景在英国并不存在，英国的大自然好像是在温室里培育出来的，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秋天就这样在几何形的花园里、在细雨蒙蒙的天空下缓缓逝去。但是那些红灰色的墙，在一个难得的晴朗早晨覆满银色白霜的长方形草坪，细细的河流，与倒影合成一个正圆的拱形小石桥——它们都有着各自的美。

无论是恶劣的天气，还是卧室里的严寒（学校传统禁止在卧室里生火取暖），都不能改变马丁沉思冥想、充满生活乐趣的精神。自己的小客厅，热烘烘的壁炉，蒙着灰尘的自动钢琴，挂在墙上无伤大雅的石版画，低矮的藤编扶手椅，摆在架子上的廉价瓷器摆设——所有这一切马丁都由衷地喜爱。深夜里，壁炉中那神圣的火焰奄奄欲熄，他便用火钳将还在阴燃的小火炭扒在一起，放上一些木屑，然后在上面堆起高高的煤块，用风箱呼呼地吹火。为了让烟囱通风，他还展开一张宽大的《泰晤士报》挡在炉边。绷紧的报纸开始发热，变得透明起来，正面的字行与反面透过去看得见的字行混在一起，好像是某种晦涩语言的奇怪符号。接着，火猛烈燃烧，发出轰响声，报纸上出现了一个红褐色的斑点，渐渐变黑，突然变成了窟窿，整张报纸燃烧了起来。它被风一下子吸进了烟囱，朝上飞去。深夜晚归的路人，穿着礼服的教师，他们透过哥特式暗夜的黑幕可以看见一个满头火焰的女巫从烟囱中蹿向星空。第二天马丁得去交罚款。

马丁天生具有活泼、善交际的秉性，所以他并没有孤独太久。很快他就与住在楼下的达尔文成了朋友，在足球场、俱乐部和公共食堂也结识了一些人。他发现，所有人都认为应该与他谈俄罗斯，应该弄清楚他对革命、武装干涉、列宁和托洛茨基是怎么想的，而有些到过俄罗斯的人则夸赞俄罗斯人的好客，还问他是否碰巧认识莫斯科的某位伊万诺夫先生。马丁厌恶这样的谈话，他从桌上随手拿起一卷普希金的书，开始大声朗诵阿奇博尔德·穆恩翻译的《秋之韵》：

哦，忧伤的季节，眼睛的陶醉！

我喜欢你那道别的美丽！

我爱大自然豪华的凋零，

森林换上金色和紫色的外衣。⁽¹⁾

这一举动让周围的人惊诧不已，只有达尔文这个身材魁梧、睡意蒙眬的英国人独自赞许地点着头，他穿着亮黄色的短上衣，摊开手脚坐在扶手椅里，眼睛望着天花板，嘴里的烟斗发出呼哧声。

这个达尔文经常在晚饭后拜访马丁。他向马丁详细地说明了一些历来就有的严格规矩：无论有多冷，大学生上街不应该戴礼帽和穿大衣；对任何熟人，无论是握手问好还是祝早安都不行，即使他是原子大佬汤姆孙⁽²⁾本人，也应该以开朗的微笑和轻快的感叹词来致意；乘普通的划艇泛舟河上可不好，为此得坐方头平底船和独木舟才行；永远不要重复大学里那些立即就能让新生着迷的老俏皮话。“但是要记住，”达尔文精明地补充说，“遵守这些传统不应该走得太远，有时候为了吓唬一下那些势利小人，上街时不妨戴圆顶礼帽，腋下夹一把伞，这也是可以的。”马丁有一种感觉：达尔文在剑桥大学已经待了很长时间，有好几年了，他是在怜惜他，就像怜惜任何一个喜欢待在家里的人一样。他那种懒洋洋的神态、慢腾腾的动作和舒适惬意的样子令马丁惊诧。为了激起对方的忌妒心，马丁冲动地讲述了自己的漫游经历，他下意识地在贝丝身上添油加醋，说了她许多好话，却对这些虚构情节与事实交错混杂的过程浑然不觉。诚然，这些夸大其词是单纯无害的：在克里米亚高原上的两三次野餐变成了他拄着木棍、背着行囊在大草原上的日常漫游；阿拉·切尔诺斯维托夫变成了一位巡游途中的神秘旅伴，在游艇上陪着他，他们俩的散步变成了在希腊一座岛屿上的长久逗留，而西西里岛的紫色轮廓则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花园和别墅。达尔文望着天花板，赞许地点着头。他的眼睛呈淡蓝色，空虚木然，毫无情感。他喜欢半躺着把双脚舒舒服服地高高搁起，所以总能让人看到结实的鞋底，上面有复杂的橡胶纹路。他身上的一切——从这双脚到他那瘦削的鼻子——全都品质优良，硕大无朋，透出沉着与冷静。

(1)　此处英文版诗句为本书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亲自从普希金俄语原诗，假托书中虚构的角色阿奇博尔德·穆恩之手翻译而成，与马克斯·伊斯特曼、娜丁·加林佐夫等其他普希金英译名家的现存译本均有不同。此处根据刘文飞先生译本略有改动。

(2)　此处应该是指约瑟夫·约翰·汤姆孙爵士（Sir Joseph John Thomson, 1856—1940），英国著名物理学家，1897年发现电子，1903年提出最早的原子模型，曾长期担任剑桥大学卡文迪什物理实验室教授并参与研究工作，后因其在气体导电理论和实验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被授予19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十四

一个月里有三次，马丁会被他的“导师”叫到面前，这位教授专管检查学生的出勤，在学生身体不好时前去探望，批准学生去伦敦旅行，以及在学生因半夜回家或晚上没穿学袍而被罚款时进行批评。这个干瘦的老头是一位拉丁语学者兼贺拉斯⁽¹⁾的译者，走路有点儿内八字，目光锐利，酷爱吃牡蛎。“你的英语有进步。”有一次他对马丁说，“这很好。你已经认识许多熟人了吗？”

“嗯，是的。”马丁回答。

“比方说，跟达尔文交朋友了？”

“嗯，是的。”马丁重复说。

“我很高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在法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战壕里蹲过三年，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没有一处受伤。文学上的成功足以冲昏他的头脑，可是这也没有发生。”

达尔文十八岁时曾中断学业去参军打仗，而不久前他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博得了行家的交口称赞——除了以上这些情况，马丁还听说，他是校队的拳击手，在马德拉和夏威夷群岛度过童年，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海军上将。马丁觉得自己那些小小的经历无足轻重、不足挂齿，他也为自己编造的那些故事感到羞愧。当天晚上，当达尔文无精打采地走进他的房间时，马丁觉得既可笑又尴尬。他开始一点一点打听有关美索不达米亚和短篇小说集的事，而达尔文一直开着玩笑回答，说自己最好的作品是一本小小的学生参考手册，名字叫《大门关闭后潜入三一学院的六十七种方法大全，内附详尽的墙壁和栅栏示意图，首印终绝版，经作者本人多次检验，作者从未被校方抓获》。但是马丁坚持表示他只对那本受到行家称赞的短篇小说集感兴趣，只有它才是重要的东西。终于达尔文说：“好吧，那我就送你一本。到我房间里去吧。”

达尔文按照自己的趣味布置了房间：那里有几张超舒适的皮扶手椅，坐在里面就像陷入柔软的无底深渊，整个人几乎都要融化了，而在壁炉上放着一张大照片，照片上是一条侧躺着的慵懒母狗和它那六只幼崽的圆鼓鼓、胖嘟嘟的屁股。马丁已经见过不少大学生的房间：有像他那样舒适如意的，但主人没有好好料理，还放着房东以前留下的东西；有运动员住的，架子上摆着银质奖杯，墙上挂着一柄断桨；有的房间里堆满了书，到处是烟灰；最后，还有一个糟得简直不能再糟的房间——里面空空荡荡，墙上贴着鲜黄色的墙纸，只挂着一幅画，却是塞尚⁽²⁾的真迹（上面用炭笔涂鸦勾勒出一个女人模糊的形体），还有一尊用深色木材雕制、残缺前臂向前伸出的主教塑像，是从十四世纪传下来的。达尔文的房间最合马丁的心意，特别是如果让他仔细看看、浏览一番的话，例如，那一捆达尔文在战壕里编辑的报纸就太有价值了！报纸办得很活泼，富有朝气，充满了可笑的韵文诗句。天晓得这份报纸是在哪里出版，又是怎么印刷出来的。而且，为了让空白处好看，报纸上还登载了几则从某处印刷厂废纸堆里偶然找到的女式胸衣广告。

“喏，”达尔文拿出一本书说，“拿去吧。”

这本书实在精彩。里面其实并不是短篇小说——不，倒不如说更像是专题论文，二十篇同等篇幅的专题论文。第一篇名为《瓶塞钻》，其中包含了有关瓶塞钻的各种有趣的信息，包括它们的历史、美感和价值。第二篇讲鹦鹉，第三篇讲扑克牌，第四篇讲定时炸弹，第五篇讲水中倒影。其中有一篇讲的是火车，马丁在里面找到了他所喜爱的一切——使电线不被吹起来的电线杆，餐车车厢，望着窗外掠过的树木的维希牌或依云牌矿泉水瓶子，眼神疯狂的服务员，矮小的厨房，厨房里戴着白色尖顶帽的厨师汗流浃背，晃动着身子，正给鱼滚上面包屑。

假如马丁以前曾想过要当作家，并因为这种作家的贪婪欲望（与对死亡的恐惧何等相似）而饱受折磨，为强迫自己去铭记那些转瞬即逝的琐事而痛苦焦虑，那么，这些探讨他所熟悉的细枝末节的专题论文也许就会激起他的强烈忌妒，激起他要将同类文章写得更好的欲望。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他反而感到对达尔文有一种温馨的好感，甚至连眼睛也开始痒酥酥的。第二天早晨去听课时，马丁在拐角处赶上了达尔文，也不看着对方，就很有分寸地说自己喜欢那本书，然后默默地与达尔文并肩走着，跟上他那懒散却又轻快的步伐。

授课讲堂分布在整座城镇里。如果一堂课后紧接着又有另一堂课，并且是在不同的讲堂里进行，那么学生就必须跳上自行车飞驰，或者沿着后面的胡同穿过庭院一路小跑，在石板上留下清脆的回音。钟楼上响起了清脆的钟声，此起彼伏；狭窄的街道上满是马达的轰鸣声、车轮的吱嘎声和自行车铃的叮当声。上课期间，成排成排的自行车闪耀着，停在大门附近，等候着主人。穿着黑袍的教师走上讲台，啪的一声将带流苏的四方帽放在斜面讲台桌上。

(1)　Horace（公元前65—前8），古罗马诗人、讽刺作家和批评家，代表作有《歌集》《诗艺》等。

(2)　Paul Cézanne（1839—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画派代表，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

十五

入学后，马丁花了很长时间才选定学科。种类太多了，而且全都挺吸引人的。他在这些学科边缘踌躇，到处寻找那神奇的活水源泉。悬架在阿尔卑斯山的绝壁上的桥梁、富有生气的钢和神妙的精确计算都令他激动不已。他理解那位敏感的考古学家——在清理出通往神秘未知的墓穴和宝库的通道后，他在进去之前先敲了敲门，然后一进去便因为情绪激动而昏倒在地。美栖居在实验室的光亮和宁静之中：生物学家目不转睛、轻松自若地盯着显微镜，就像一个睁着眼在水中滑动的老练潜水员，慢慢地，他的脖子和前额开始微微发红，然后他猛地从目镜前走开，说道：“问题全解决了。”人的思想在数学铺垫、繁星密布的宇宙秋千上飞荡，就像一名空中杂技演员，本以为有安全网保护，却突然发现实际上根本没有网——马丁羡慕那些能达到这种眩晕状态，并用新的计算结果战胜内心恐惧的人。预言存在某种元素或创造出一种理论，发现一道山脉或为一种新的动物命名——这一切都同样诱人。在历史学科中，马丁喜欢自己的清晰想象，因此他热爱卡莱尔⁽¹⁾。他对历史日期记性很差，对概括归纳也不屑一顾，却如饥似渴地寻找出具有现实和人道意义、细节惊人翔实的资料，而后辈大概会对这些资料感到厌倦，就像他们在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残旧影像时那样。他栩栩如生地想象出一个令人战栗的白天和一架简陋的黑色断头台，刽子手在断头台上粗暴地抓紧一个赤膊胖子，爆发出一阵笨拙的推搡扭打，同时在人群中，一名好心的男公民用双臂托起一位好奇心切的矮个子女公民。

另外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学科，比如法律学、政体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让他畏缩不前，因为他在一切事物中所探寻的真实成分在这些学科中藏得太深。在犹豫不决的选课过程中，马丁渐渐地避开了所有那些可能需要他专心致志的学科。剩下能考虑的还有文学。马丁发现，这门学科中也隐藏着极乐之趣。贺拉斯和梅塞纳斯⁽²⁾之间那场关于天气和运动的平凡谈话是多么令人心潮澎湃，而老李尔⁽³⁾面对女儿们豢养的那群惠比特犬的狂吠，口中叫着它们那装腔作势的名字，他心里的悲伤又是多么令人肝肠寸断！以前在阅读俄文版《圣经·新约》的过程中，马丁有时会遇到“青青的芳草”或“靛蓝的长袍”等短语，这会让他欣喜不已。与这种情况相同，马丁在文学中寻找的并不是一般意义，而是不期而遇的意外惊喜，就像几片沐浴着阳光的林中空地，他在那里可以伸直躯体，直至关节咯咯作响，仍可以凝神静气陶醉其中。他读了很多书，但大多是重温旧作。在文学交流中，他也确实偶尔会犯错。例如，有一次他把普卢塔克⁽⁴⁾与彼特拉克⁽⁵⁾搞混了；还有一次，他把卡尔德隆⁽⁶⁾说成是苏格兰的诗人。

不是任何作家都能感动得了他。他按照叔叔的建议阅读拉马丁⁽⁷⁾的作品，或是由叔叔本人呜咽着朗诵《湖》，还一边摇着头一边情不自禁地说“Comme c'est beau!”⁽⁸⁾，这时马丁仍然无动于衷。在他看来，研究篇幅冗长、内容空泛的作品及其对另外那些篇幅冗长、内容空泛的作品的影响，没有什么诱人的前景。要不是有个神秘的声音始终在对他低语，提醒他没得选，必须去学习一门学科，那么，他大概永远都不会做出一个选择。在瑞士的那个绝美的秋天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终究是个流亡者，命中注定要远离家园，在异乡生活。“流亡”这个词听着美妙：马丁望了一下冷杉树上空的黑夜，感到自己的脸颊像拜伦一样苍白，看到自己穿着披风。他在剑桥大学经常穿这件披风，尽管它只是一件轻便的学袍，用可以透光的浅蓝色面料做成，肩后有许多皱褶和翅膀般的半袖。精神上的孤独和旅途中的激动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马丁似乎已经找到了那把正确的钥匙，用来开启萦绕着他的所有那些模糊、奇怪和温柔的感觉。

当时，教授俄罗斯文学和历史课的是颇有声望的学者阿奇博尔德·穆恩。他在俄罗斯生活了很长时间，到处都去过，什么都见过，认识许多人。现在他一头黑发，脸色苍白，清秀的鼻子上戴着夹鼻眼镜，身子笔直、悄无声息地骑着把手高高的自行车；而午餐时，在有着橡木桌和彩色大窗户的出了名的餐厅里，他像鸟儿似的转动着脑袋，用长长的手指飞快地撕碎面包。据说，在这个世界上，这位英国人唯一所爱的就是俄罗斯。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不留在那里？遇到这类问题，穆恩总会回答：“去问罗伯逊吧，”——那是一位东方学家——“他为什么不留在巴比伦。”这时人们就会完全合乎情理地反驳说，巴比伦已经不存在了。穆恩点着头，平和而狡黠地微笑着。在他眼里，布尔什维克发动的起义已经预示着一个清楚的定局。尽管他心甘情愿地承认，在经过最初的发展阶段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内部有可能会诞生某种文明，但他同时也坚持认为，俄罗斯已经完结并不复存在，可以像收藏漂亮的双耳陶罐那样，把它放进玻璃罩下。厨房炉子上烧着水的黏土罐与双耳陶罐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他觉得俄国内战很荒谬：一些人为过去的幽灵而战，另一些人则为未来的幽灵。与此同时，阿奇博尔德·穆恩悄悄地偷走了俄罗斯，并把它锁在自己的书房里。他欣赏这一定局。俄罗斯曾经因大海的蔚蓝和普希金诗歌那透明的紫红色彩而绚烂缤纷。近两年来，他一直在用英语写作俄罗斯的历史，并希望把它纳入一本厚厚的书卷中。扉页题词要通俗易懂（比如“美是永恒的喜悦”⁽⁹⁾），书页要用最薄的纸印刷，还要用柔软的上等摩洛哥山羊皮做封面。要在渊博的学识和紧凑生动的散文之间找到和谐，要给整整一千年描绘出一个完美的形象，这个任务实在艰巨。

(1)　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格兰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其作品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影响甚广，代表作有《法国革命》《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等。

(2)　Gaius Maecenas（公元前70—前8），古罗马奥古斯都皇帝的亲信，著名的外交家，同时还是诗人艺术家的保护人。他的名字在西方被认为是文学艺术赞助者的代名词。

(3)　old Lear,出自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悲剧代表作《李尔王》。

(4)　Plutarch（约46—约120或127），罗马帝国时代的著名传记作家、伦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生于希腊，代表作有《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道德论丛》等，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影响颇深。

(5)　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学者、诗人，早期人文主义先驱，以十四行诗著称于世，被后人誉为西方“人文主义之父”和“诗圣”，代表作品有抒情诗集《歌集》。

(6)　Calderón（1600—1681），西班牙军事家、作家、诗人、戏剧家，西班牙文学黄金时期的重要人物，代表作品有剧作《人生如梦》等。

(7)　Lamartine（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和政治活动家，代表作有诗集《沉思集》、长诗《约瑟兰》、短诗《湖》等。

(8)　法语，这多美呀！

(9)　出自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的诗作《美是永恒的喜悦》。

十六

阿奇博尔德·穆恩使马丁惊诧和入迷。他的俄语说得很慢，多年的耐心使他消除了其中英语软腭音的最后痕迹，显得平稳、简单和富有表现力。他的知识鲜活、确切而有深度。他给马丁大声朗读俄国诗人的作品，马丁甚至不知道这些诗人的名字。阿奇博尔德·穆恩用微微颤抖的长手指按住书页，读出四音步抑扬格的诗句。房间里有点昏暗，灯光只照到书页和穆恩的脸，他的颧骨上泛着白色的光泽，额上有三条细皱纹，耳朵透出粉红色。读完诗，他抿紧窄小的嘴唇，如捉蜻蜓般小心翼翼地摘下夹鼻眼镜，用麂皮擦着镜片。马丁坐在扶手椅边缘，黑色方帽放在膝上。

“看在上帝的分上，把披风脱下来，把那顶帽子放到一边去。”穆恩痛苦地皱着眉说，“可别告诉我你喜欢搓帽缨。放一边去，放一边去……”

他会把在银盖上印有校徽的玻璃烟盒推向马丁，或是从壁橱中取出一瓶威士忌、带吸管的汽水瓶和两只酒杯。

“顺便问一句，你知道在俄罗斯那边运送葡萄的大车怎么叫吗？”他晃了晃脑袋问。当确定马丁不知道时，他兴致勃勃地继续说道：“莫扎拉，叫莫扎拉，先生。”也不知道是什么使他感到更大的满足：是他比马丁更好地了解克里米亚，还是他能带着俄语口音讲出“先生”这个和“空气”押韵的词来。他兴奋地告诉马丁，俄语“流氓”一词来源于对一群爱尔兰强盗的称呼，而戈洛达伊岛的名称不是从俄语“饥饿”一词得来，而是来自在那里建造了工厂的英国人霍利迪。有一天，在谈到某个无知的记者时（穆恩曾在《泰晤士报》上给他回过一封措辞严厉的信），马丁夹着俄语说那人没回信大概是因为“掉”了，穆恩扬起眉，查了查词典，然后问马丁是否曾在伏尔加河一带生活过。还有一次，马丁在形容谋杀时用了个俚语字眼，结果穆恩非常生气，叫嚷说俄语里没有这个词，也不会有。“我听到过这个词，大家都知道它。”马丁怯生生地说，索尼娅也支持他，她与母亲济拉诺夫夫人一起坐在长沙发上，不无好奇地看着马丁忙着招待客人。

“俄语构词，新词的产生，”穆恩突然转向笑容可掬的达尔文说，“与俄罗斯一起结束了，也就是在两年前。后来的一切都是小偷的黑话⁽¹⁾。”

“我不懂俄语，请翻译一下。”达尔文回答。

“是啊，我们老是不知不觉就说起俄语来了。”济拉诺夫夫人说，“这样不好。先生们，请讲英语。”与此同时，马丁掀起罩在小松饼和烤面饼上的金属圆盖（这是服务员从学校食堂里送来的），检查着送来的食物是否正确，并把盛着它们的大浅盘移近燃烧着的壁炉。除了达尔文和穆恩，他还邀请了一位俄国大学生，大家就简单地叫他的名字瓦季姆，而现在马丁不知道是等他来呢还是先开始喝茶。这是济拉诺夫家母女俩第一次来探望他，他一直担心会遭到索尼娅的嘲笑。她穿着深蓝色的套装，结实的棕色小皮鞋，皮鞋的长舌从里面伸出来，在鞋带下翻起来，从上面遮住了鞋带，舌端是皮穗子。她的前额上梳着剪齐的刘海，黑色的头发看上去有点粗糙，苍白脸颊上的酒窝与她那双黯淡无神、微微斜视的眼睛形成少有的搭配。这天早晨，马丁在车站迎接她和济拉诺夫夫人，后来他带她们参观古老的庭院、喷泉和两旁长满光秃大树的林荫道，讨人厌的大乌鸦呱呱叫着从树上飞起，一路上，索尼娅神情抑郁，一脸不悦，还说她觉得冷。她越过石栏望着波光粼粼的剑河，望着无光泽的绿色河岸和远处灰色的塔楼，然后突然眯起眼睛盘问马丁，问他是否打算去北方参加尤登尼奇将军⁽²⁾的军队。马丁吃惊地回答说“不”。

“那边那座淡红色的建筑是什么？”

“是图书馆。”马丁解释说。几分钟后，他正与索尼娅和她母亲走在一条拱廊下，这时他令人费解地说：“一些人为过去的幽灵而战，另一些人则为未来的幽灵。”

“是啊，没错。”济拉诺夫夫人附和说，“这种反差叫我没法真正欣赏剑桥。真叫我心烦，这些美妙的古老建筑周围竟有这么多汽车、自行车、体育用品商店、足球……”

“这里的人在莎士比亚时代也踢足球。”索尼娅说，“让我心烦的，”她又补充道，“是有些人没完没了的陈词滥调。”

“索尼娅，注意礼貌，请别再说了。”她母亲说。

“唉，我又不是说你。”索尼娅叹着气说。他们默默无语地继续走着。

“好像开始下小雨了。”马丁伸出手说。

“干吗不叫它‘天神的恩露’或‘雨中仙大人’？”索尼娅挖苦道，她调整了步伐，与母亲保持同步。后来，他们在镇上最好的饭店里吃午饭，这时她才快活起来。马丁的朋友达尔文那“猴子似的名字”逗得她直乐，而达尔文与那位异常和蔼的老服务员之间的对话也让她喜欢。

“您在研究什么？”济拉诺夫夫人客气地问。

“我？没研究什么。”达尔文回答，“我只是觉得，这条鱼比应有的多一根骨头。”

“不，不，我是指您研究什么学科，听些什么课。”

“对不起，我刚才误会您的意思了。”达尔文说，“但您的问题还是让我措手不及。我的记忆似乎不能从一堂课延伸到另一堂课。就在今天早上，我还问过自己到底在学些什么呢。记忆术吗？未必。”

午饭后他们又在一起散步，但是这次要愉快得多：第一，太阳出来了；第二，达尔文把大家带到一条长廊里，据他说，自古以来那里就有非常灵敏的回声——跺一下脚，回声就像球一样撞向远处的墙，再弹回来。达尔文跺了一下脚，却没有产生任何回声，于是他说，肯定是哪个美国人为了自己在马萨诸塞州的房子把它买走了。接着大家来到马丁的房间，不久阿奇博尔德·穆恩也来了，索尼娅悄悄地问达尔文，教授的鼻子上为什么要擦粉。穆恩开始用他那口纯熟的俄语讲话，卖弄着少见而又丰富的谚语。马丁心想，索尼娅的举止明显有失礼貌。她坐在那里板着脸，当目光与达尔文相遇时，她突然又会莫名其妙地大笑。而达尔文跷起二郎腿坐着，正把烟丝压进烟斗里。

“瓦季姆怎么还没来？”马丁不安地说，他碰了碰茶壶鼓出的侧面。

“算了，倒茶吧。”索尼娅说，于是马丁急忙摆弄起茶杯来。大家默默地望着他。穆恩抽着一支在英国被称作“俄国烟”的黄黑色香烟。

“您母亲常给您写信吗？”济拉诺夫夫人问。

“每星期都写。”马丁回答。

“她一定很想念您。”济拉诺夫夫人说，一边吹着茶。

“那个，我没看见柠檬。”穆恩敏感地说，这次又是用俄语。达尔文压低嗓子请索尼娅翻译。穆恩睨视了他一眼，开始改用英语说话。他故意操起不慌不忙的剑桥腔调说刚下过雨，但现在天已放晴，大概不会再下了。他提到了划船比赛，详尽地给大家讲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关于大学生、衣帽间和表姐妹的笑话。达尔文抽着烟，喃喃低语道：“很好，先生，很好。您在休闲时也保持头脑清醒，不愧是个货真价实的不列颠人。”

(1)　原文为俄语。

(2)　Yudenich（1862—1933），俄国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沙俄将领，曾两度发起对圣彼得堡的进攻战役，战败后于1920年流亡法国并客死异乡。

十七

楼梯上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门突然打开了，瓦季姆走了进来。与此同时，他那辆停在巷子里、一侧踏板被放低顶在人行道边上的自行车也哐当一声摔倒在地，声音立即传到了低矮的二楼上。瓦季姆啃过指甲的手很小，因为在这么冷的天握车把而冻红了。他的脸上透出一层异常柔和均匀的红晕，流露出不知所措的困窘表情，为了掩饰这一点，他急促地呼吸着，仿佛喘不过气来似的，还不时吸着里面总是潮乎乎的鼻子。他穿着皱巴巴的灰白色法兰绒裤子，做工考究的棕色上衣，还有一双在任何天气任何时候都会穿的旧舞鞋。他继续喘着气，不知所措地微笑着，向大家问好，然后坐到他所喜爱的达尔文身边，不知为什么，他管达尔文叫“奶妈”。瓦季姆有一句经常说的俏皮话，是按照俄语韵律排列的一组短诗行：“大公熊往家走，小母熊在身后，两只熊儿手牵手，回家立马钻炕头，看它们好好玩，好好玩啊有没有。”他就像一个思想和词汇都很欠缺，却又无法保持沉默的孩子，话说得很快，断断续续的，同时夹着各种咝咝声、号叫声和吱吱声。在不好意思时，他说起话来更是支离破碎、荒唐可笑，给人感觉就像是一个腼腆羞涩、不爱说话的成年人和一个变化无常的婴儿的混合体。另一方面，他心地善良，待人友好，富有魅力，特别爱笑，感觉也十分敏锐（在很久以后的一个春日傍晚，有一次，瓦季姆与马丁泛舟河上，一阵微风拂过，不知从哪里飘来桃金娘的淡淡芳香，这时他说“闻起来就像在克里米亚”，真是一点也没错）。他在英国人中间很受欢迎，而他的大学导师——一个患有哮喘的胖老头和软体动物专家——会用柔和的喉音叫唤他的名字，并用十足的纵容对待他那十足的散漫。一天深夜里，马丁和达尔文帮着瓦季姆偷走了一家烟草商店的招牌，从此那块招牌便显眼地摆在他的房间里。瓦季姆还用简单机智的花招搞到了一顶警盔：他请一个好心的警察帮他翻墙，用一枚二点五先令的硬币作为酬谢，还拿出来在月光下晃了晃，可等他一爬上墙，他便弯下身，一把将警盔从警察头上摘走了。他还是火烧大马车事件的主谋：在盖伊·福克斯日⁽¹⁾，全城燃起了欢庆的焰火，巨大的火堆在广场上熊熊燃烧，而瓦季姆和同伴用两英镑买下一辆老式四轮马车，装满干草，一把火点着。他们拉着这辆马车在街上飞奔，差点把市政厅烧了个底朝天。此外，他还是个讲粗话的能手——他就是这样一种人：迷上一支小曲便会无休止地重复它，喜欢粗俗下流的骂娘话、如轻柔爱抚般甜蜜的生理学术语以及一些被认为是莱蒙托夫所写的色情诗歌的片段。他只受过平凡的教育，一口英语说得十分离奇古怪、逗人喜爱，却很难让人听懂。他对海军，对布雷艇，对作战队形中无畏舰的美有种格外的激情。他能一口气玩上几个小时的玩具小兵，用银色的大炮发射豌豆炮弹。他的俏皮话、舞鞋、腼腆和恶作剧，还有他那柔和精致、透出绝美的红润色泽的脸颊——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那高贵的王子头衔，都对阿奇博尔德·穆恩产生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令其痴迷兴奋，就像这位面色苍白、形单影只、戴着蒙了水汽的夹鼻眼镜、听着莫斯科的吉卜赛人歌唱的英国人从前喜爱香槟酒配咸杏仁那样。可现在，穆恩手中拿着茶杯坐在壁炉旁，嘴里嚼着小松饼，听济拉诺夫夫人对他讲着她丈夫打算在巴黎开办的报纸。马丁则忐忑不安地想，邀请瓦季姆来是个错误的决定：他一言不发，在索尼娅面前扭扭捏捏，还暗中从糕饼上剥下葡萄干，悄悄扔到达尔文身上。索尼娅也陷入了沉默，坐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动钢琴。达尔文轻晃了下身子，走近壁炉，倒出烟斗里的灰，然后背对炉火取起暖来。“奶妈。”瓦季姆轻轻说着，笑了起来。济拉诺夫夫人正热烈地谈论着丝毫也不能触动穆恩的事。窗外天色已晚，从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报童的吆喝声：“卖报喽！卖报喽！”

(1)　Guy Fawkes Day, 11月5日，英国著名节日，用来纪念在1605年发生的“火药阴谋事件”。以盖伊·福克斯为首的一群英格兰天主教极端分子计划在伦敦国会大厦地下室内隐藏炸药，炸死11月5日前来参加国会开幕典礼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等人。因阴谋提前败露，最终所有参与阴谋的成员均被抓获并残忍处死。后来每年到了这天晚上，英国人都会在广场上架起巨型篝火并焚烧盖伊·福克斯的模拟人像以示庆祝。该节日逐渐演化为供众人欢聚玩耍、观赏焰火表演的传统节日。

十八

时间到了，济拉诺夫家母女俩该去赶火车返回伦敦了。阿奇博尔德·穆恩在第一个拐角就向大家告别，又对瓦季姆（他在穆恩背后通常用一个粗野的词叫他，还加上“踩着滑轮”的字眼）温柔一笑，身子挺得笔直地飘然溜走了。瓦季姆把手搭在旁边达尔文的肩膀上，沿着人行道默默地骑了一会儿，后来匆忙告别，驱车离去了，嘴里还弄出坏了的汽笛发出的声音。其余的人来到了车站，达尔文给自己和马丁买了站台票。索尼娅累了，她情绪激动，不停地眯着眼。

“好了，谢谢您的盛情接待，谢谢这次美好的聚会。”济拉诺夫夫人说，“您给母亲写信时请向她转达我的问候。”

但是马丁没有转达问候——这种事他是很少做的。通常，对他来说，写信就是件很难的事：比如，今天，乱糟糟的，某些地方不知为何还比较失败，令人非常不悦，对这些事他该如何下笔呢？他胡乱写了十来行字，复述了关于大学生、衣帽间和表姐妹的笑话，要母亲相信，他十分健康，按时吃饭，身上穿着一件汗衫（这是假话）。他头脑中突然浮现起这样的图景：邮递员在雪地里走着，发出喀嚓喀嚓的声响，雪地上留下了蓝色的脚印。于是他这样写道：“邮递员将把信送去。我们这里在下雨。”他想了一下，划去了邮递员这行字，只留下了下雨这句话。他把地址写得很大很仔细，同时他再次想起了一位同学对他说的话：“从姓氏来判断，我还以为您是美国人。”令他遗憾的是，每次他都忘了把这句话写进已经封口的信中，而后又懒得拆开它。在信封角上他不小心弄上了一块墨点。他眯起眼睛对它看了很久，最后终于把它变成了一只背对读者的黑猫。埃德尔韦斯夫人将这个信封与他的许多信件一起保存着。每学期结束时，她就将它们堆成一叠，用丝带交叉捆起来。几年以后她便需要重新阅读它们。第一个学期的信件相对比较多。这封信里提到了马丁来到剑桥大学，那封信中第一次提到了达尔文、瓦季姆和阿奇博尔德·穆恩；这封信写于十一月九日——他的命名日，马丁在信里写道：“这一天，鹅走到冰上，狐狸变换窝穴。”而那封信上带有被划掉却依然看得清的字迹：“邮递员将把信送去。”看到这里，埃德尔韦斯夫人马上清楚地回忆起，像往常一样，她与亨利在积压着大块雪团的冷杉树之间，在闪着亮光的路上走着，突然传来响亮的铃铛声，接着就是送邮的雪橇和信件，她急忙摘下手套拆信。她回忆起，在那个时候，几乎在后来一年的时间里，她极为担心马丁什么也不对她说就投奔北方的白卫军打仗去了。稍微能安慰她的是，在那里，在剑桥大学，有一个天使般的人影响着马丁，使他平和下来，这人便是品学兼优、通情达理的阿奇博尔德·穆恩。但是马丁毕竟还是可以偷偷溜掉的。只有儿子在她身边，在瑞士度假时，她才完全放心。多年过后，她满怀痛苦地重新阅读那些信件，尽管它们都是伸手可触的实在之物，但与没有信件送来的那些时间间隔相比，这些信件反而更加令人胆战心惊。她常常回忆马丁活生生地就在自己身边，以此来填补这些间隔——圣诞节了，又是复活节了，夏天也到了。在那三年里，直到马丁大学毕业，她的生活就像是一扇扇窗户。她对那些窗户记忆犹新。瞧，这是马丁的第一个寒假，亨利按她的建议给马丁买的滑雪板，还有正在穿滑雪板的马丁……“我必须勇敢起来。”埃德尔韦斯夫人悄悄对自己说，“毕竟，奇迹确会发生。人必须抱着信念继续等待。如果亨利露面时袖子上还戴着那块黑纱，我就离开他。”泪水滑过她的脸庞，她透过婆娑的泪眼，在微笑中用颤抖的双手继续拆阅信件。

马丁第一次圣诞节回家的情景，在他母亲的记忆中保留得如此生动鲜明，而对马丁来说也像是在过节。一切都是白茫茫的，这让他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回到了俄罗斯，但是，出于对自己敏感天性的羞耻心，他没好意思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使她失去了又一个在未来的心酸回忆。叔叔送他的礼物让他喜出望外，他的脑海中一时浮现出了圣彼得堡郊外一片白雪皑皑的斜坡——不过，当然了，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他那穿着俄国毡靴的脚趾，伸进的是带有普通圈环的轻型儿童滑雪板，在那翘起的一端还连着一根绳子，供滑雪的小孩抓住。和以前不同，这对新滑雪板是用坚固柔韧、货真价实的白蜡木做的，靴子也是真正的滑雪靴。马丁弯下一只膝盖，调整着后脚跟的皮带，拨回侧扣环上那坚硬的扣针。冰冷的金属刺痛了他的手指。穿好另一只滑雪板后，马丁从雪地上捡起手套，挺直身子，踩了几下，检查一切是否牢固，然后大步向前滑去。

是啊，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俄罗斯了。这里有在普希金诗中用白雪铺就的华丽“地毯”，而阿奇博尔德·穆恩响亮地背诵着普希金的诗作，陶醉在那节奏明快的四音步抑扬格中。在覆满积雪的冷杉树上方，天空明净蔚蓝。一只松鸦在枝头飞来飞去，树枝上的雪块被抖下来，在空中消散为细末。穿过针叶林后，马丁进入了一片开阔的空地，去年夏天，他曾从这里走下去，来到了当地的大华宾馆。他能瞧见宾馆就在远处的下面，一缕玫瑰色的轻烟在烟囱上袅袅升起。在这座宾馆里，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他？那年夏天，他在这里只发现了一群吵吵嚷嚷、瘦骨嶙峋的英伦飞女郎，既然如此，他为何还要急匆匆地赶过来呢？但不容置疑的是，这座宾馆在召唤他：反射的阳光在它的窗户上闪耀，默默地向他发出邀请的信号。这么神秘不可思议的干预侵扰，这么深奥不可捉摸的坚持强调，马丁甚至感到有些害怕起来。以前，在这片风景中，他也曾从某些细微的景致里见过这个信号。他必须下去：无视这样的逢迎将是个错误。坚固的雪地表面在滑雪板下发出悦耳的嚓嚓声，马丁沿着斜坡滑得越来越快。后来，在剑桥大学寒冷的宿舍里，有多少次他也是在梦中这样滑行，并突然在震耳欲聋的雪崩中跌倒，醒了过来。一切都像以往一样。从隔壁的客厅里传来闹钟的滴答声。一只老鼠在地板上推滚着一块糖。有人走过人行道，然后脚步声就消失了。他在床上翻了个身，一下子又睡着了。早晨，在半睡半醒中，他听到从客厅里传来其他声响：纽曼太太正在忙碌，挪动物品，在炉火上堆起煤块，撕碎报纸，擦燃一根火柴——现在她离开了，早晨那甜美的宁静中慢慢注入了生好火的壁炉发出的嗡嗡声。

“那里毕竟也没有什么特别。”马丁想了想，便探身向床头柜拿烟卷，“大多是些穿毛线衣的中年人。形而上学糊弄人的好例子。啊，今天是星期六，我们要去伦敦。为什么达尔文一直会收到索尼娅写来的信呢？我要从他嘴里把这个秘密掏出来。今天不去上格热辛斯基的课真是个好主意。瞧那个老巫婆来叫我起床了。”

纽曼太太送来了茶。她上了年纪，长着红色头发和一双狐狸般的小眼睛。“先生，昨天晚上您没穿披风就出去了。”她冷漠地说，“我必须向您的导师报告。”她拉开窗帘，三言两语准确地议论一通天气之后，就走开了。

马丁穿上睡袍，走下吱嘎作响的楼梯，敲了达尔文的门。达尔文已经刮好胡子，洗漱完毕，正吃着培根和炒鸡蛋。一本厚厚的马歇尔政治经济学教材摊开着放在盘子旁边。

“今天又有信？”马丁严肃地问。

“是我的裁缝写来的。”达尔文一边回答，一边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索尼娅的字写得不怎么样。”马丁指出。

“非常难看。”达尔文喝了一口咖啡，表示同意。马丁从后面走近他，双手掐住达尔文的脖子，开始勒紧。

“培根还是咽下去了。”达尔文用卡紧的嗓子沾沾自喜地说。

十九

晚上两人去了伦敦。达尔文在一套迷人的两室公寓里过夜，这是俱乐部为单身青年提供的，而达尔文的俱乐部是伦敦最时髦最有档次的俱乐部之一，那里有垫得厚厚的扶手椅、封面光滑的杂志和踩上去无声无息的厚地毯。马丁这次住进了济拉诺夫家楼上的一间卧室里，因为内莉在雷瓦尔⁽¹⁾，而她的丈夫正在开赴圣彼得堡的路上。马丁来到时，家里没有别的人，只有米哈伊尔·普拉托诺维奇·济拉诺夫在自己书房里忙着写东西。他是个矮壮结实的人，有着带鞑靼人特征的脸和像索尼娅那样没有光泽的深色眼睛。他总是穿着一件浆得笔挺的衬衫，那对圆柱形的袖口可以拆下，衬衫上的硬衬胸向前鼓起，使他的胸部显得像鸽胸一样。他属于这样一种俄罗斯人：醒来后第一件事是套上晃动着吊带的裤子，早晨只洗脸、脖子和手——但洗得很仔细，把每周的沐浴看作是件有某种冒险意义的事。他一生游历了不少地方，对从事自由政治活动十分热情，在他的设想中，生活就是在许多城市里不停地开代表大会，后来他从苏维埃的枪口下奇迹般地逃生，外出时总是带着一只鼓鼓的公文包。当有人若有所思地问“我该拿这些书怎么办——外面在下雨”时，他会沉默不语，异常熟练地用一张报纸飞快包起书，在公文包里翻寻一阵，掏出一根绳子，刹那间就用它十字交叉地扎成一个清爽的包裹，而那位倒霉的熟人不停地变换着双脚，带着不安的感动看着他。“给您，拿去吧。”济拉诺夫说，然后他匆忙告别，赶往里加、贝尔格莱德或是巴黎。他总是轻装旅行，公文包里只装着三块干净手帕。他坐在火车里，对如画的风景一概熟视无睹（而这些风景正是快速列车在穿越其中时努力想向乘客们展示并取悦他们的），埋头于阅读小册子，偶尔在页边上做些标记。马丁一方面惊诧于济拉诺夫对风景、舒适和洁净漠不关心，一方面又对他那埋头苦干、略显枯燥的勇敢精神钦佩不已，每次见到他，马丁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个看上去似乎很少运动、大概只会打打台球或滚木球的人，却能通过排水管逃离布尔什维克之手，还曾经跟一个十月党人图奇科夫决斗过。

“欢迎，”济拉诺夫伸出一只黝黑的手说，“坐下。”马丁坐下了。济拉诺夫又开始全神贯注地盯着已经写了半页的纸，拿起笔，在纸的正上方颤动晃悠了一会儿，然后快速书写起来，一边任笔驰骋一边说：“她们大概马上就回来了。”

马丁从旁边桌子上拿过一张报纸——原来是在巴黎出版的一份俄国流亡者报纸。

“功课怎么样？”济拉诺夫问，他没有从奋笔疾书中抬起眼睛。

“挺好的。”马丁放下报纸说，“她们出去有多久了？”济拉诺夫没有回答：那支笔正在全速移动。然而，几分钟后他又开口了，仍然不看马丁：“你们平时都无所事事，我猜。这里的大学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体育运动。”

马丁咧嘴一笑。济拉诺夫拿出一张吸墨纸，在刚写下的字行上飞快地捶了捶，说：“您母亲一直请求我提供些其他信息，但更多的情况我也不知道。那时我在克里米亚还给她写过信，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她了。”马丁清了清嗓子。

“咋地喽？（怎么了？）”济拉诺夫问，他在莫斯科学会了这点糟糕的俄语。

“没什么。”马丁回答。

“当然，我说的是关于您父亲去世的情况。”济拉诺夫说，并用他那无光泽的眼睛望了马丁一眼，“如果您还记得，当时是我通知了你们。”

“是的，是的，我知道。”马丁急忙点头说。当有陌生人对他说起他的父亲时，即使他们怀着最良好的意愿，马丁还是总会感到不自在。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就好像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济拉诺夫继续说，“我们是在街上偶然碰到的。当时我已经躲起来了。起先我不想走近他。但是，谢尔盖·罗伯托维奇看起来病得很厉害。我记得，他很不放心您和您母亲在克里米亚的生活。两天后我去看他，却见到别人正抬着棺材出来。”

马丁不停点着头，痛苦地寻找着改变话题的方法。这是济拉诺夫第三遍对他讲所有这些事了，而且总的来说叙述也相当苍白。济拉诺夫把纸翻过来。他的笔颤动着，然后继续开始书写。为了打发时间，马丁再次探身去拿报纸，就在这时，前门的门锁喀嚓响了一下，门厅里响起了说话声、脚步的沙沙声，还有伊琳娜可怕的咯咯狂笑声。

(1)　Reval，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市的旧称（1918年以前），海港城市，濒临芬兰湾。

二十

马丁走出去迎接她们，像平常见到索尼娅时一样，他一下子感到，自己轮廓鲜明地站在一块黑色背景布面前。在她上一次来剑桥时是这样（与她一起来的济拉诺夫折磨般地问了马丁许多问题：各个学院建立有多少年了？图书馆有多少书？而同时索尼娅与达尔文正轻声地为什么事情而发笑），现在也是这样：那种古怪的迟钝感觉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淡蓝色领带、软翻领的尖端、双排扣的西装——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但是在索尼娅深奥莫测的眼光的注视下，马丁觉得自己衣服穿得很糟，头发梳得很乱，肩膀长得像家具搬运工，而脸则圆得显出一副蠢样。最近因为当守门员和练拳击，他的一双手变红肿了，粗大的指关节也令人厌恶。那种曾因充满力量的肩膀、干净光滑的脸蛋和不久前补好的牙齿而引起的持久满足感，在索尼娅面前刹那间就荡然无存了。他觉得显得特别愚蠢的是他的眉毛，它们在半路上就渐渐消失了，只有在鼻梁附近比较稠密，后来，连朝太阳穴方向的也令人惊讶地变得稀稀落落了。

大家坐下来吃晚饭。巴甫洛夫夫人也是个面色阴郁的矮胖女人，与她姐姐长得十分相像，而且更鲜有笑容。她总是小心翼翼地盯着伊琳娜，注意让女儿得体地吃东西，别太贴着桌子，别去舔刀子。济拉诺夫稍迟些才来，迅速干练地把一角餐巾塞进领口，在椅子里稍稍抬起身，隔着整张桌子拿了一个面包，一下子把它切开，抹上黄油。他妻子读着一封从雷瓦尔寄来的信，边读边对马丁插上一句：“请随便吃。”坐在马丁左边的伊琳娜躁动不安，用手挠着腋窝，嘴里含混不清地咕哝着什么，表达自己对冻羊肉的喜爱。在马丁右边坐着索尼娅，她用刀尖取盐的做法，她那头粗糙闪亮的黑色短发，苍白脸颊上的小酒窝，都难以言状地刺激着他。晚饭后达尔文打电话来，提议去跳舞，索尼娅扭捏一阵，同意了。马丁去换衣服，就在他已拉上丝袜时，索尼娅隔着门对他说，她累了，哪儿也不去了。过了半小时，达尔文来了，他高高兴兴，个子高大，衣着漂亮，歪戴着大礼帽，口袋里装着去一家高贵舞厅的门票。马丁告诉他，索尼娅没有精神，已经躺下睡了。达尔文喝光一杯温热的茶水，近乎自然地打了个哈欠说，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总会好起来的。马丁知道，达尔文到伦敦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看索尼娅。当达尔文吹着口哨，戴着不需要的大礼帽，穿着晚礼服斗篷，在空旷黑暗的街道上远去时，马丁为他感到非常委屈。他轻轻关上大门，上楼往卧室走。索尼娅悄悄从房里溜出来，在走廊中与他见面，她穿着日本和服，脚上是一双卧室里的无跟拖鞋，看上去非常矮小。

“他走了吗？”她问。

“您可真坏。”马丁没有停下脚步，轻声说。

“您本可以留住他。”她尾随着他说，并飞快地补充道，“我这就去给他打电话，我去跳舞，就这样。”

马丁什么也没回答，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生气地刷完牙，猛地掀开被窝，仿佛想从里面赶走谁似的，然后一转手指恶狠狠地关上了灯，把被子蒙在头上。但几分钟后，隔着厚厚的被子，他听到走廊里响起了索尼娅急促的脚步声、她的关门声——她不可能真的下楼去打电话了吧？他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在一阵新的寂静后，突然又响起了她的脚步声，不过这已经是另一种声音了，更加轻柔，近乎超凡一般飘逸。马丁按捺不住了。他踏出房间进入走廊，正好看见索尼娅连蹦带跳地下了楼梯，她穿着一身火烈鸟颜色的红裙子，手中拿着羽毛扇，黑头发上包着什么闪亮的东西。她房间的门是开着的，灯也没有关，房里还弥漫着一团香粉，犹如开枪后的烟雾，一只被当场枪毙的长袜扔在椅子下面，衣柜里五颜六色的衣物丢在地毯上。

马丁不但没有为朋友高兴，反而感到极为痛苦。屋子里一片沉寂，只有从主卧里传出沉重的鼾声。“见她的鬼去吧！”他咕哝着，暗自盘算自己是不是也该和他们一起参加舞会——毕竟有三张票呢。他仿佛看见自己飞奔上华丽的阶梯，脚蹬系着平蝴蝶结的舞鞋，身穿晚礼服和配有褶边衬胸的丝绸衬衫（就像当年的那些花花公子炫耀的那样）。从敞开的房门中传出了热情如火的音乐声。女人那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腿总是顺从着你，一直触碰爱抚着你，芬芳的秀发在你唇边滑动，香粉从她的面颊上飘落，留在你的丝绸翻领上——这一切平凡的事物自古就有，亲切温柔，令马丁异常激动。他喜欢与不认识的女士跳舞，喜欢空洞却纯洁的谈话，通过这种谈话，你可以倾听到那迷人而模糊的旋律，它将潜入你和她的内心深处，延续两三个节拍，在发现没有什么结果后，它就永远消失，被彻底忘却了。然而，当身体的接触尚未分开，潜伏中的爱情便会露出端倪，在萌芽时就已经包含了一切——昏暗的房间里，两人之间突然一片静寂，男人用战栗的手把刚开始抽的烟按进烟灰缸，女人像在电影里那样慢慢闭上眼睛，令人着迷的黑暗，在黑暗中有一个光点，一辆闪光的豪华轿车穿过雨夜飞速奔驰，突然，眼前是一座白色的露台和大海那令人目眩的涟漪，马丁对他带来的女人轻轻说：“你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树叶的阴影在她那条发光的裙子上游移。她站起身，飘然离去。贪婪的赌台管理员用钱耙扒走了马丁最后的赌注，他身无分文，只能把手伸进晚礼服空荡荡的口袋里，慢慢地走进赌场花园，然后去码头签约当搬运工——瞧，她又出现了，在别人的快艇上容光焕发，笑声不断，把硬币投到水里。

“真奇怪！”达尔文有天晚上说，他正与马丁一起从剑桥大学的小电影院里出来，“毫无疑问，这部电影拍得很差劲，剧情庸俗下流，很不真实，可看着那些飞溅的泡沫，快艇上的那个红颜祸水，还有那位倾家荡产、衣衫褴褛、把眼泪往肚里吞的男子汉，还是有什么东西叫人心潮澎湃。”

“旅行真好！”马丁说，“我很想多旅行。”

这段谈话发生在四月的一个晚上。暑假开始不久，已经身在瑞士的马丁收到了一封达尔文从特内里费⁽¹⁾寄来的信，这使他偶然想起了那场对话的只言片语。特内里费——我的天哪！一个多么美妙、翡翠般的绿色词汇呀！时间正是早晨。玛丽正跪在角落里，拿着地板抹布往桶里拧干，她已经丑了很多，外表变得异常臃肿。大朵大朵的白云飘浮在山峰上空，有时，几缕烟雾般的云丝会降到远处的斜坡上，光线伴随日出日落一直在这些斜坡上变幻着色彩。马丁走到屋外的花园里，亨利叔叔正戴着一顶大得出奇的草帽，在那里与乡村天主教神甫聊天。神甫是位戴眼镜的小个子，老是用左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扶眼镜，他深深地鞠了一躬，黑色长袍发出窸窣的声响，然后沿着闪耀的白墙走开，爬进他的轻便二轮马车里，车前套着一匹红白相间、全身长满深黄色斑点的大肥马。马丁说：“这里非常好，我十分喜欢这块地方，不过，我还是想到别处走走，比如，去加那利群岛转转，就待一两个星期。”

“糊涂，真糊涂。”亨利叔叔吓了一跳，小胡子微微翘了起来，“你母亲一直急着等你回来，现在她感到非常幸福，因为到十月份你都可以陪在她身边——可你突然又要走了……”

“我们可以一起去。”马丁说。

“真糊涂。”亨利叔叔用法语重复说，“以后，等你完成学业再去，我不反对。我总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去见见世面。你要记住，现在你母亲刚从恐惧不安中恢复过来。不，不行，不行。”

马丁耸了耸肩，接着就把手伸进短裤的口袋里，沿着通向瀑布的小径慢慢走去。他知道，母亲正在落叶松遮蔽的岩洞旁等他：他们是这样约定的。她很早就出去散步，不想叫醒马丁，便给他留了字条：“十点钟，在岩洞旁”或者“在去圣克莱尔的路上，泉水边”。但是，虽然知道她在等他，马丁还是突然改变了方向，离开小径，穿过帚石楠向上走去。

(1)　Tenerife，西属加那利群岛中最大的一座岛屿，位于大西洋上。

二十一

斜坡越来越陡，烈日灼人，苍蝇老想落到他的嘴唇和眼睛上。走到一片圆形的白桦林后，他休息了一会，抽了根烟，拉紧运动长袜，然后嚼着一片白桦树叶继续向上走。脚下的帚石楠很滑，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有时低矮的刺灌丛会钩住他的脚。在斜坡上面，一大堆岩石闪耀着，一条斜沟在它们之间穿过，这条斜沟是一道扇形的裂缝，填满了小石块，他一踩上去，它们就动起来。走这条路无法到达山顶，于是马丁干脆就顺着岩石爬。有时候他抓住的灌丛根断了或长满苔藓的土松动了，他便拼命寻找脚下的支点，或者，反之，当脚下失去了立脚点时，他就靠双手悬着，艰难地向上攀爬。他抓着一簇开着野花的小灌木丛，几乎已经爬到山顶了，这时突然脚下一滑，开始向下溜去。他松了手，感到一阵剧痛袭来，原来是膝盖被岩石划破了。陡峭的山坡在他身下直往上滑，他想抱住这块斜坡不放——这时突然有什么救命的东西在脚下顶住了他。

他发现自己落到了一块突出的悬崖上，右边逐渐变窄，与峭壁融为一体，而左边几码远外有道拐弯，后面是什么不得而知。这块岩石架让马丁想起噩梦中的舞台布景。他站在那里，用身子紧紧地贴住岩石，不敢脱离，在刚才的滑落过程中，他的胸膛在岩石上擦出了道道瘀伤。他费力地回头瞥了一眼，看见了巨大的悬崖，沐浴着阳光的深渊，深渊底部是沿着山坡向下撤退的森林，几棵冷杉树远远落在后面，正惊慌地追赶着大部队，再往下是陡峭的草地和那座小小的、乳白色的宾馆。“啊，原来它是这个意思。”马丁打了个寒战，迷信地想，“我要掉下去了，要死了，它就是在等我这样。这……这……”俯瞰深渊和仰望绝壁一样可怕。脚下踩着的书架般宽的岩石架，还有手指抓住的岩石上崎岖不平的地方——这就是马丁所习惯的现实世界所留给他的一切。

他感到虚弱无力，头晕眼花，恶心害怕，但与此同时，仿佛灵魂出窍一般，他异常清醒地从外部观察着自己，看到他穿着领口敞开的法兰绒衬衫，笨拙地贴在岩石上，一粒蓟球粘住他的长袜，一只全黑的蝴蝶以令人羡慕的漫不经心，像个小鬼似的悄悄飞过，并顺着岩石向上飞。虽然周围没有值得让他炫耀的人，马丁还是开始吹起口哨，接着他暗自发誓，无论如何也不去理会深渊的邀请。他开始慢慢地移动双脚，向左边挪动。啊，要是他能看到拐角后面的悬崖就好了！岩墙仿佛朝他胸前挤压过来，把他推向绝壁，他感到了背上吹过的冷风，仿佛是悬崖在不耐烦地朝他吹气。他的指甲挖进了滚烫的石头里，一簇簇蓝莹莹的花朵正在绽放，一只蜥蜴飞快地爬出一个不完整的“8”字，然后又停住不动了，苍蝇痒兮兮地叮在他的脸上。他不得不时常停下来，并听到自己在抱怨“我再也不行了，不行了”。发现这种情况后，他开始嚅动双唇，唱出狐步舞或马赛曲的主旋律，然后舔舔嘴，边叫着苦边继续向左侧移动。离拐角大概还有一码远时，脚底下有什么东西撒落下去，他不由自主地转过脑袋：在阳光明媚的虚空中，宾馆像一个白色斑点似的慢慢旋转起来。马丁闭上眼睛，突然停住脚步，但他随后克制住恶心，开始继续移动。在转弯处，他飞快地说：“我求求你，求你了！”他的请求立刻得到了满足：转弯后，岩石架变宽了，变成了平台，更远处就是那熟悉的碎石堆和长满帚石楠的斜坡。

在那里马丁松了口气，感到全身酸痛战栗。他的指甲变成了暗红色，仿佛他刚摘过草莓似的，磨破的膝盖火辣辣地疼。他觉得，刚刚经历的危险比在克里米亚愚蠢撞上的那次夜间遭遇更加真实。现在他为自己感到骄傲。然而，当马丁自问，如果让他故意再走一遍，他是否还能重新做到刚才在无意中完成的壮举，这份骄傲突然变得索然无味。过了几天，他忍不住又顺着那条长满帚石楠的陡坡攀爬，在到达那块平台后，面对那道悬崖开始的地方，他却不敢踩上去了。这让他恼怒不已，他试着给自己打气，嘲笑自己胆小怕死，还想象达尔文正一脸讥笑地望着他。他在那里站了一会，然后耸耸肩，转身走了，竭力不去理会那个在他心里破口大骂的恶棍。这个混蛋一次又一次地闯进他心里大肆捣乱，直到暑假结束，最后马丁决定再也不去爬那座山了，免得一看到那道不敢走的狭窄岩壁心里就不好受。

在十月份，他怀着对自己不满的痛苦心情回到了英国，从车站直接去了济拉诺夫家。为他开门的女仆是新来的，这令他不快，好像他突然来到了一户陌生人家。一身黑衣的索尼娅站在客厅里，轻轻抚整着鬓发，然后照她的习惯，生硬直接地把手递给他。马丁惊讶地想，整个夏天他一次也没有想她，没有给她写一封信，望着她阴郁苍白的脸，他感到不是滋味，但不管怎样，跑这一趟远路还是值得。“您大概不知道我家的不幸。”索尼娅说，并有点生气地叙述起来：上星期在同一天，他们收到消息，内莉在布林迪西⁽¹⁾死于生产，而她丈夫在克里米亚被打死了。“啊，这么说他离开了尤登尼奇麾下，想去投奔弗兰格尔⁽²⁾。”马丁迟疑地说，并清楚想象着他只见过一次的内莉的丈夫以及内莉本人，当时他觉得她是个枯燥无味的人，而现在她已经死在了布林迪西。“妈妈的情况很糟糕。”索尼娅一边翻着放在沙发上的书一边说。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而爸爸一直在秘密旅行，天晓得他去了哪些地方，最远可能都到基辅了。”她用大拇指掀起几页纸，让它们飞快地落下。马丁搓着手，坐到扶手椅上。索尼娅啪的一声合上书，抬起脸说：“达尔文表现得很完美，真的很完美。他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他说的话真叫人感动，而且字字得体，没说一句错话。今晚您在我们这里过夜吗？”“老实说，”马丁回答，“我今晚也可以回剑桥。住在这里也许你们会不方便。”“不，您胡说什么呀。”说完索尼娅叹了口气。楼下响起了用晚餐的锣声，这与家中弥漫的服丧气氛格格不入。马丁去洗手，打开卫生间门后，与济拉诺夫碰了个照面，他没有像平时那样锁上门，而是用无神的目光看了一眼马丁，不急不忙地把扣子扣进纽洞。“请接受我最深切的哀悼。”马丁低声说，还傻乎乎地点着鞋后跟。济拉诺夫半合上眼睛表示感激，握了握马丁的手。这一切都是在卫生间门口发生的，这突出说明，此番握手和所说的话是多么荒唐。济拉诺夫慢慢地走开了，他的大腿颤动着，仿佛要抖掉两腿中间的什么东西似的。马丁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因痛苦而皱起的鼻子。“但是我的确应该说点什么的呀。”他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

如果不算因循守旧的济拉诺夫在喝汤时发出的吮吸声，这顿晚餐是在沉默中进行的。伊琳娜与母亲在城外的疗养院里，而济拉诺夫夫人没有下楼来吃饭，因此只有他们三人坐着。电话响了，济拉诺夫急忙去了书房，边走边咀嚼。“我知道，您不爱吃羊肉。”索尼娅轻轻说，而马丁稍稍克制着笑意，只是默默一笑。“伊戈列维奇要来拜访。”济拉诺夫重新坐到桌旁说，“他刚从圣彼得堡来。请把芥末递给我。他说，他是披着白色裹尸布越过边境的。”“在雪地上不易被发现。”为了维持谈话，马丁稍后接口说，但是谈话没有继续下去。

(1)　Brindisi，意大利东南部海港城市，古代曾是意大利的贸易中心，现存许多中世纪教堂和古罗马遗迹。

(2)　Wrangel（1878—1928），男爵，一战期间任哥萨克师师长。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加入邓尼金的白军。1920年4月任白军总司令，成为俄国内战最后阶段的白军将领。6月在乌克兰发动新的进攻，11月被红军击败，溃退至克里米亚后乘船逃往君士坦丁堡并亡命西欧，最后客死比利时。

二十二

事实上，亚历山大·纳乌莫维奇·伊戈列维奇是个长着大胡子的胖子，穿着灰色的针织马甲和破旧的黑套装，肩膀上有头屑，脚上是用普鲁涅拉面料制作的黑靴，两侧的鞋耳朝外突起，透过他那松垮垮的短袜，隐约可见长衬裤上的脚踝系带。他对无生命的物体毫不在意——例如，他总是机械地不停拍打椅子扶手，或者，当他不小心坐在一本厚书上时，他会面无表情地把它从自己身下抽出，放到一边，连看也不看一眼——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与济拉诺夫在暗中有种相似之处。在获悉朋友的丧亲之痛后，他点着他那长着鬈发的大脑袋，只是短促地用舌头发出一阵啧啧声，然后立即用手掌在粗鄙的脸上从上到下抹了一把，不带任何前奏便开始讲起自己的故事。很显然，他满脑子里只有俄罗斯的不幸，这是唯一能吸引和触动他的事情。而马丁则在心里忐忑不安地想象着，如果这时候他打断伊戈列维奇紧张激昂的讲话，说起那则大学生和表姐妹的笑话，会造成什么局面。索尼娅远远地坐着，臂肘撑在膝盖上，脸捧在掌心里。济拉诺夫听着，一根手指放在鼻梁上，偶尔会放下手指说：“请原谅，亚历山大·纳乌莫维奇，不过，比方说，当您刚才提到……”而伊戈列维奇会稍停片刻，眨着眼，然后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他那令人生厌的脸庞出色地表演着，不停地变换着表情——毛茸茸的眉毛、梨形鼻子的鼻孔和长着胡子的脸颊上的皱纹都在动；同时他那双指头上长着黑毛的手一刻也不安宁：拿起什么东西，抛下，又拿起，扔向四面八方。他一直在滔滔不绝地激烈讲述着处刑、饥荒、化作贫瘠荒漠的圣彼得堡，还有那个凶恶、愚钝、卑鄙的政权。他走的时候已过了半夜，已经走到门口了，他突然转过身来问，在伦敦买一双橡胶套鞋要多少钱。门关上后，济拉诺夫仍站在原地，陷入沉思，过了些时候才上楼到妻子那儿去。过了三分钟，响起了门铃声：伊戈列维奇回来了，原来他不知道怎么走到地铁站。马丁自告奋勇去送他。在他身边大步走时，马丁绞尽脑汁，想找个话题出来。“请提醒一下您父亲，”伊戈列维奇突然说，“我刚才忘了告诉他，马克西莫夫请他尽快提供那篇关于他参观南方志愿军印象的文章。他知道是怎么回事。您只要转达就行。马克西莫夫已经给您父亲写过信了。”“一定。”马丁回答说，他想补充些什么，但还是把话咽进了肚子里。

他慢慢地走回屋子，忽而想到身披白色裹尸布穿越边境的伊戈列维奇，忽而又想到在乌克兰的星空下，在一座被毁的车站上拿着公文包的济拉诺夫。上楼的时候，屋子里一片寂静。他边脱衣服边打哈欠，模模糊糊地感到一种奇怪的痛苦。床头柜上的灯很亮，松软宽大的被子泛着白光，女仆从卧具袋里取出的丝质睡袍舒展地搭在扶手椅上，闪着蓝光。突然，马丁懊恼地发觉自己忘了从客厅里拿书上来，他当时很想看那本书，还期待躺在床上读。他披上睡袍，下到二楼。这是一本破损的契诃夫作品集。他找到了它——不知为什么在地板上——然后回到卧室里。马丁属于这样一种人，对他们来说，睡前读本好书是件值得期待一整天的事情，他们在白天处理日常事务时，一旦偶然想起，在床头柜上有一本书正完好无损地等着他，心里便会涌上一种无法解释的幸福感。可现在，这种心痛的感觉并没有消失。马丁选好一篇小说开始阅读。这篇小说他熟悉，也很喜欢，可以接连读上一百遍，这就是《牵小狗的女人》。啊，在人群中，在雅尔塔的堤岸上，她遗失了那副长柄眼镜，多好呀！这时，他突然毫无来由地意识到是什么使他如此不安了：就在一年前，内莉还睡在这个房间里，而现在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真是胡思乱想。”马丁咕哝着，试图继续看书，但这已经不可能了。他回忆起了很久以前的那些夜晚，当时他曾等待父亲的灵魂从角落里发出一下刺耳的声响。马丁的心剧烈跳动起来，床上变得又热又不舒服。他想象着自己将来会怎样死去，觉得天花板仿佛正在无情地缓缓压下来。在更黑暗的房间某处，什么东西开始飞快地发出撞击声，马丁的心漏跳了一拍。但那不过是从盥洗池里溢出的水滴落在漆布上的声音。倒也真奇怪啊：如果世上真的有灵魂，那么一切就都好办了，因为这说明人死后也可以四处活动——既然如此，为什么它还这么叫人害怕呢？“我自己将怎样死去？”马丁心想，并开始在脑海中回顾各种各样的死法。他看见自己被押在墙边站着，胸中憋得满满的，喘不过气，等待排枪齐射，同时怀着强烈的绝望回忆着此时此刻，这间明亮的卧室，这个柔和的夜晚，还有这份无忧无虑的安全感。然后还有疾病，要将他剖腹开膛的可怕疾病。或者可能是一起铁路事故。或者他只不过会静静终老，在梦中长眠。要不然就是他在一片黑幽幽的树林中被人追捕。“真是胡思乱想。”马丁想，“我年纪轻轻，有的是时间。而且每一年就代表一整个时代。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过也许内莉就在这里，现在正看着我？也许——马上，就是现在——她就会给我信号？”他看了一下钟，快两点了。不安的心情变得叫人无法忍受。寂静仿佛在等待着——要是这时听到远处的汽车鸣笛声，也是一种幸福。寂静的水面在不断升高，突然漫过了边缘：有人正在走廊里踮着脚尖光脚走着。

“睡了吗？”低声的问话传进门来，马丁觉得喉咙里一紧，没有立即应声。索尼娅轻轻交替移动着脚尖和脚跟，悄悄地溜进房中。她穿着黄色睡衣，一头黑发有些散乱。她就这样站了一会，眨巴着打结的睫毛。马丁从床上坐起来，傻乎乎地笑了。“我怎么也睡不着。”索尼娅用奇怪的声音说，“我很紧张，很害怕，还有他讲的那些可怕的事！”“索尼娅，你为什么光着脚？要穿我的便鞋吗？”她摇了摇头，若有所思地噘起嘴唇，接着又甩了甩头发，随意地看了看马丁的被窝。“来——来。”马丁拍着床脚上的被子说。她爬上床，先是跪着，然后慢慢挪动着，蜷缩在角落里，在被子上面，在墙和床尾之间。马丁从脑袋下拉出枕头，垫到她背后。“谢谢。”她无声无息地用俄语说，只能根据苍白而柔软的嘴唇的翕动来猜测话的意思。“舒服吗？”马丁不安地问。他夹紧膝盖，免得妨碍她，后来又俯身向前，从扶手椅上取下睡袍，盖住她的光脚。“给我支烟。”一阵短暂的沉默后，她请求说。从她身上散发出娇弱的温暖气息，一条细细的小金链缠绕在她那迷人的脖颈上。她深吸一口烟，眯起眼，然后把烟卷递给了马丁。“味道太重了。”她忧郁地说。“这个夏天你做了什么？”马丁问，一边竭力克制着某种疯狂而难以想象的阴暗念头，这念头甚至让他感到了一种如发烧般狂热的冰冷寒意。“没什么特别的。我们去了布莱顿⁽¹⁾。”她叹了口气，又补充说，“我还坐过水上飞机。”“而我差点死掉。”马丁说，“对，对，就差一点。我在高山上攀岩，失手掉了下来，多亏奇迹出现才得救。”索尼娅隐隐一笑，开口说：“要知道，马丁，她总是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别的什么都不想。这思想非常深刻，对吗？”“嗯，大概是。”马丁回答，一边犹豫着把没有吸完的烟按进烟灰缸，“大概是吧。不过有时候这可有点无聊啊。”“哦，不，根本不是。您不明白，她的意思不是指事业或工作，而是一种——嗯，那种本身就很重要的东西。”她停顿了一下，马丁发现，她在那身轻薄的小睡衣下直打哆嗦。“你很冷吧。”他说。“是的，我好像觉得冷。那就是要承担的责任，可有些人——比方说，我——这种东西在我心里一点也没有。”“索尼娅，”马丁说，“也许你想要？……”他稍稍掀开被子的一角，她从跪姿中坐起来，慢慢移近他。“我觉得，”她一边爬进被窝，一边继续说，而马丁对她说的话什么也没听进去，只是笨拙地把被子拉到她和自己身上，“我觉得，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不……”马丁深深地吸了口气，拥抱住她，把嘴唇贴到她的脸上。索尼娅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抬起身子，一瞬间就钻出了被窝。“我的天哪！”她说，“我的天哪！”她那双黑眼睛里闪着泪花，整张脸在刹那间就糊满了泪水，几道亮晶晶的泪痕滑过她的面颊。“哦求你了，求你不要——我只是——唉，我不知道，哦，索尼娅！”马丁喃喃着，不敢去碰她，想到她可能会突然叫嚷把全家人都惊动，马丁茫然失措。“您怎么不明白！”她哀伤地说，“您怎么不明白！我以前就是这样到内莉这里来的，我们说啊说啊，直到天亮。”她转过身，哭着走出了房间。马丁坐在弄乱了的被窝里，无助地苦笑着。她在身后掩上门，但重又打开它，伸进头来。“傻瓜！”她异常平静地说，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接着就在走廊里迈着碎步离去了。

马丁对着白色的房门看了好久，然后熄了灯试图睡觉。看样子没有希望了。他开始考虑，等晨曦初露，他就穿上衣服，收拾好东西，悄悄离开这屋子，直接去车站。遗憾的是，就在想这些的时候，他睡着了，醒来时已经是九点一刻。“也许这一切都只是梦？”他怀着一丝希望暗自说，但马上又摇了摇头，一股令人痛苦的羞愧涌上心头。他想，现在他该怎么面对索尼娅呢？一大清早他就过得很不顺利：冲进卫生间洗澡时，他不巧又撞见了济拉诺夫，后者穿着黑裤子，叉开着短短的双腿，穿着厚实的法兰绒背心，俯身在盥洗池上擦洗脸颊和前额，擦得皮肤吱吱作响，还在水流下哼着鼻子，用手指头一会儿挤压一个鼻孔，一会儿挤压另一个，用劲擤鼻涕和吐痰。“进来，进来，我已经好了。”他大声说。他的脸上滴着水滴，由于视线被水糊住，他伸出双臂，像展开一对短短的翅膀似的，快步向自己房间走去，那里有他平时放着的毛巾。

不久后，马丁下楼前往就餐室，准备饮下等待自己的那杯毒芹汁，路上他遇见了济拉诺夫夫人。她脸色发青，面部浮肿，显得十分可怕，而他则感到异常困窘，不敢对她说准备好的同情话，却又不知道除此之外能说些什么。面对他的沉默，她拥抱了他，吻了吻他的前额表示谢意，然后便绝望地挥了一下手，走开了。在走廊深处，她丈夫对她提起了关于一份护照的事情，在他那发颤的声音中含着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温柔，从他之前的表现来看似乎根本不可能做到。马丁在就餐室里遇见了索尼娅，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原谅您，因为您是个瑞士人，而‘呆小病白痴’⁽²⁾就是一句瑞士话，把它记下来。”马丁本打算对她解释自己不想做任何坏事——总的来说这也是实话——他只想躺在她身边，亲吻她的脸，但是穿着黑裙的索尼娅看起来非常生气和闷闷不乐，所以他觉得最好还是保持沉默。“爸爸今天要去布林迪西，”她说，“上帝保佑，他们终于给他发签证了。”她不以为然地望着马丁未能好好克制的贪婪吃相——每天早晨他总是像头饿狼似的贪婪吞吃着荷包蛋。马丁心想，自己用不着在这里逗留了，这一天肯定又是乱七八糟，无非是些送行之类的琐事。“达尔文来过电话。”索尼娅补充道。

(1)　Brighton，英格兰南部海滨城市，以其密布鹅卵石的海滩而著称。

(2)　cretin，又译克汀病，是一种见于婴幼儿的内分泌疾病，由于胎儿时期或新生儿期甲状腺激素缺乏（甲状腺功能低下）而引起，欧洲南部环阿尔卑斯山地区尤为普遍，如在瑞士，因土壤中普遍缺少碘元素，曾产生过大量的地方性呆小病白痴患者。

二十三

就在索尼娅说了这些话以后，达尔文喜剧般地准时出现了，仿佛在幕后等着似的。海滨的日光给他脸上增添了一种烤牛肉似的深褐色，他穿着一身非常漂亮的浅灰色套装。索尼娅向达尔文问了好，马丁惊讶地觉察到，她的口气显得有点无精打采，而达尔文则紧紧地抓住马丁，在他的肩膀和肋部重重地捶了几下，还好几次问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确实，一向慵懒的达尔文今天却表现出了从未曾有过的精力。在利物浦大街站，他从搬运工手里拿过一只别人的箱子扛在肩上。在伦敦和剑桥之间的半路上，在普尔曼式豪华车厢里，他看了一下表，叫来列车员，给了一张纸币，然后便庄重地拉下了紧急刹车索⁽¹⁾。火车发出疼痛的呻吟后停住了，而达尔文满意地微笑着，向大家解释，整整二十四年前的这一时刻，他来到了这个人世。过了一天，在一家报纸上很快登出了关于此事的短篇报道，标题还用了粗体字：《青年作家叫停火车庆祝生日》。与此同时，被导师召唤的达尔文拿出一份关于水蛭养殖生意的翔实报告，介绍如何养殖它们，什么品种更好，试图以此让导师入迷。

卧室里还是那样潮湿，钟楼上传来的钟声还是那样此起彼伏，闯进来的还是那个瓦季姆，他口中念出来的还是那种带有对偶句的俄文押韵诗，第一节里包含着说教式的常识（“亚美尼亚人喜欢钓鱼打猎”或者“气球永远不可能用砖头做成”），而第二节则以同一个字母起首，虽然同样不无说教，却和第一行诗句毫无联系，内容也下流得多。

而阿奇博尔德·穆恩，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老样子，却似乎又是另一个人：马丁怎么也无法恢复过去对他的迷恋。在见面时穆恩说，一个夏天他新写出了十六页的《俄国史》，整整十六页，之所以写了这么多，是因为他将整个漫长的夏日都投入了工作——说这话时，他用手指做出动作，表示他想出的每个句子都内容丰富、表达生动，可马丁却觉得这种动作里有某种极为腐化的东西，而听着穆恩滔滔不绝的话，犹如咀嚼撒着糖粉、又厚又韧的土耳其软糖。穆恩对待俄罗斯就如同对待一件无生命的奢华物品，这使马丁头一次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当马丁对达尔文吐露这一想法时，达尔文笑着点了点头，还说穆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痴迷于同性恋。这就让马丁更加留起神来。有一天，穆恩无缘无故用战栗的双手抚摸马丁的头发，此后他就不再去拜访穆恩，每当房门上响起热切孤寂的敲门声，他就悄悄地爬出窗外，顺着排水管下到胡同里。不管怎样，他还是继续去上穆恩的课，但在学习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中，他开始竭力排除穆恩的声调——它始终萦绕着他，尤其是在诗歌节奏方面影响着他。他最后转向了另一位资深年长的斯蒂芬斯教授——这位老师对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讲解虽然冗长沉闷，却真诚可靠，而他说起俄语来声音尖细，气喘吁吁，常常插进塞尔维亚语和波兰语。马丁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彻底摆脱阿奇博尔德·穆恩。有时他会不由自主地欣赏穆恩讲课的技巧，但他马上就意识到，穆恩是在把装着俄罗斯木乃伊的石棺运到自己房里，这个意象在他脑海里栩栩如生。最后，马丁终于完全摆脱了穆恩，他吸取了各种元素，将它们化为己有，最终响起的已经是完全纯粹的俄罗斯缪斯的声音。偶尔会有人在街上见到穆恩，陪伴他的是一个漂亮丰满的青年，这个年轻人留着一头金色长发，还在大学演出莎士比亚戏剧时反串剧中的女性角色，而穆恩则情绪温和地瘫坐在乐队席上看戏，还和其他外行一起试图让达尔文噤声——达尔文窝在扶手椅里，佯装很兴奋，在不该鼓掌的地方都会猛烈地奉上一阵滑稽的掌声。

但是马丁跟达尔文有自己的一笔账。达尔文有时候一个人去伦敦，而马丁在星期六夜里坐在壁炉旁，直至天光破晓，煤炭在壁炉里燃尽。炉中吹出犹如从坟墓中来的阴冷寒风。就像害牙疼时摁着病牙一般，马丁固执而狂野地想象着索尼娅和达尔文在黑暗的小汽车里。有一天，他克制不住，去伦敦参加了一个未受到邀请的舞会。他在大厅里走动，心里以为自己看起来会十分苍白严肃，随后却突然从镜子里看到自己那张红润的圆脸，额头上还有个肿块——这是他昨天俯身从飞奔的脚下拼抢足球时留下的。不久后，他们到了：索尼娅打扮得像个吉卜赛姑娘，似乎忘了姐姐过世才不过四个月；达尔文则是一副欧洲小说中英国人的打扮——大格子花纹的套装，热带头盔，后脑勺围着一条免受庞贝烈日酷晒的印花头巾，腋下是导游手册，脸上留着红褐色的连鬓胡子。音乐，彩色纸带卷，暴风雨般落下的五彩纸屑——在令人陶醉的一瞬间，马丁觉得自己仿佛在参加一出精致的假面舞剧。音乐停止了。尽管达尔文明显希望与索尼娅单独待在一起，马丁还是未加理会，和他们钻进了同一辆出租车。在被一束灯光偶然划破的黑暗中，他觉得自己发现达尔文和索尼娅正牵着手，然后又痛苦地要自己相信，这只是光和影玩弄的一个把戏。当索尼娅到剑桥来时，情况更加令人郁闷：马丁总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他们一直想甩开他。后来，在瑞士的第二个夏天，他击败了瑞士最优秀的网球手之一——但是索尼娅对他在拳击、网球或足球上取得的成绩又有什么兴趣呢？有时候，马丁在白日梦中生动地想象着自己在克里米亚战斗后回到索尼娅身边的情景，“骑兵”这个字眼伴着隆隆巨响从眼前冲过，腥风猎猎，团团黑土扑面飞来——进攻！进攻！——哒哒的马蹄声，如抑抑扬格般的疾驰声。但现在已经太晚了，克里米亚的战斗早就结束了，在很久以前的那一天，内莉的丈夫全速冲向敌人的机枪，越来越近，突然无意中越过了那条无形的界线，跃进了一个还回荡着尘世生命余响的地方，只不过，那里既没有机枪，也没有骑兵的冲锋。“总是粗心大意，总是粗心大意。”马丁阴郁地抱怨着自己，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永远错过了什么，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象着圣乔治绶带、左肩上的轻伤（一定要是左肩）和在维多利亚车站接他的索尼娅。母亲温情的微笑和她脱口而出的话语让他恼火：“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一切全是枉然，你本来也会枉然死去。内莉的丈夫是另一回事，他是个真正的职业军人，这种人没有战争就没法生活，他也像他希望的那样死去了。可是倒下的所有那几千名年轻人呢……”不过，在外人面前——特别是现在，一切战事都已停止，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她的儿子了——她会热烈地谈论延长军事战斗的必要性。在后来的年月里，当埃德尔韦斯夫人回忆起自己的这份轻松与平静时，她会大声呻吟起来——哦对啊，她本来可以保护好他，如果不是她轻易放弃了自己的不祥预感，如果她可以更加留心地观察，时刻小心防范——谁知道呢？也许他真的参加了白卫军反而更好，假如他受了伤，害了伤寒，在付出这份代价后，他就会一劳永逸地摆脱那孩子气的危险渴望。但她为什么要有这些念头，为什么要陷于沮丧呢？应该多一些勇气，多一些信念。许多人杳无音讯，最终还是回来了。比如传闻说，边境上抓到了某人，被当作间谍枪毙了，可是忽然间，这个人又出现了，还活着，带着他那熟悉的笑声和低沉的嗓音，就站在那儿，在那进门的大厅里。而如果亨利又……

(1)　emergency cord，西方旧时的客运列车上专门设有紧急刹车索，供车上乘客在车内发生意外情况时紧急停车，现已不用。

二十四

第二个暑假，不光是母亲这种转瞬即逝的满意微笑引起马丁烦恼，还有别的事情更让他不悦。他觉得木屋里的生活出现了奇怪的变化，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屏声静息，行动时都踮起脚尖。亨利叔叔现在叫埃德尔韦斯夫人“chère amie”⁽¹⁾，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叫她“索菲”，而她有时候也叫对方“亲爱的”，这让马丁感到奇怪。他身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柔情，人变得越发多愁善感，声音变得更加低沉，动作更为轻缓，一句对热汤或肉排的赞美就足以使他热泪盈眶。对马丁父亲的回忆蒙上了一层难以容忍的神秘色彩。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埃德尔韦斯夫人都更深刻地感到了自己对已故丈夫犯下的罪过，而亨利叔叔仿佛为她拟定了一条困难但正确的赎罪道路。他说，谢尔盖的灵魂看到她在堂弟家中会感到非常幸福；有一天他甚至掏出修指甲的小锉，带着一丝可爱的忧愁开始用它来锉指甲，但这时埃德尔韦斯夫人忍不住了，她干笑了一声，然后干笑出乎意料地变成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发作，而马丁因为急着帮忙，在仓促中把厨房里水龙头开得太大，溅湿了自己的白色法兰绒裤子。

有不少次他看见，母亲疲倦地靠在亨利的肩上在花园里散步，或者，在睡觉前给亨利送去一杯芳香的菩提清茶——这一切使他觉得很不痛快，很尴尬，怪怪的。在他临去剑桥前，索菲娅明显想告诉他什么事，但是她像他一样感到尴尬，只是支支吾吾地说，她也许很快会写信告诉他一件重要的事。真的，马丁在冬天收到了信，但不是她写的，而是叔叔写的，写了六页，笔迹流畅，措辞感伤而华丽。他告诉马丁，他将与索菲娅结婚，在乡村教堂里举行一场很朴素的婚礼。马丁一直看到附言才明白过来：婚礼已经举行过了。他在心里感谢母亲把这场令人难堪的婚礼安排在他不在的时候进行。同时他不住地问自己，从今以后又该如何面对她，他们该说些什么，他能否原谅她的背叛，因为，不论怎样去接受它，对父亲而言，这无疑是背叛。还有一个念头压抑着他：继父不是别人，正是他那有着浓密小胡子、头脑一般般的亨利叔叔。待马丁回来过圣诞节，母亲一个劲地拥抱他，泪如雨下，她似乎忘了，按照亨利的要求，她通常应该保持克制。还有，他简直无处可以躲避继父那庄重的轻轻咳嗽声和温柔亲切的目光。

总之，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马丁时常感到某种邪恶力量的作用，这种力量顽固地试图说服他，让他相信生活根本不像他以为的那样轻松幸福。索尼娅的存在，她在他的灵魂深处无缘无故时常激起的澎湃春潮，她那只会令他痛苦的来访，他们之间由打趣产生的挖苦嘲讽的腔调——所有这一切都令人精疲力竭。然而，这份单相思并没有妨碍他去追逐任何一个漂亮姑娘，他为自己得到的极乐幸福而兴奋激动（例如，罗丝，茶室里的女神，同意与他坐小汽车旅行）。在那家学生经常光顾的店铺里，可以买到各种颜色的点心：有鲜红色的，上面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白色奶油，看起来就像一种能致人死命的毒蘑菇；有蓝紫色的，仿佛是散发出紫罗兰清香的肥皂；还有外表油黑发亮、里面是白色馅料的点心，如同拥有黑色皮肤和白色灵魂的尼格罗人。由于总是希望能吃到一种真正美味的点心，大家一块又一块贪婪地吃个不停，直到五脏六腑都粘在一起了。罗丝的面颊光滑柔软，皮肤黑里透红，一双眼睛水灵灵的。她穿着黑裙子，系着喜剧中女仆穿的小围裙，飞快地在厅堂里走来走去，同时灵敏地避让着另一个同样步履如飞的女招待，以免两人撞到一起。马丁立即注意到：她双手通红，手指粗壮，廉价戒指上的小星星丝毫也没有使这手变漂亮。于是马丁明智地决定再也不看她的手，而专注于她那长长的睫毛，在她开账单时，那对垂下的睫毛非常好看。有一次，他喝着浓稠的甜巧克力，交给她一张便条，当天晚上便与她一起在雨中散步。到了星期六，他租下平时那辆破旧的轿车，在离剑桥约五十公里的一家古老的小旅馆与她共度良宵。她说，这是她的第一次。听到这话，马丁虽然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有些震惊。她暴风骤雨般激烈地与他做爱，动作笨拙而粗鄙，马丁以前把她想象成是个轻浮而有经验的诱人女子，现在他感到非常困惑不安，便去找达尔文，想听听他的意见。“你会被赶出学校的。”达尔文平静地说。“别胡说。”马丁皱眉反驳道。然而，三个星期后，罗丝把一杯巧克力放到他面前，对他快速地低语说，她怀孕了。马丁顿时感到，仿佛是通常掉落在戈壁沙漠里的陨石径直击中了他。

“祝贺你。”达尔文说，然后开始非常生动地向他描绘起大肚子女罪人的命运。“而你也会被开除。这是事实。”“谁都不会知道，我会把一切都解决好。”马丁不知所措地说。“没指望的。”达尔文回答说。

马丁突然非常生气，便砰地关上门走了出来。他跑到胡同里，差点没栽倒，因为达尔文把一只大枕头从二楼窗户里很准地扔到了他头上。走到胡同拐角处时，他扭头朝后一瞥，看见达尔文走出来，拾起枕头抖了抖，回到了屋子里。“冷酷的畜生。”马丁喃喃说，然后直接朝茶室走去。那里已经客满了。脸色黑里透红的罗丝眼睛炯炯有神，在桌子间闪来闪去，端着托盘碎步走着，或者娇媚地舔一下铅笔，开账单。他也在活页本纸上写了什么，那就是：“请您嫁给我——马丁·埃德尔韦斯”。他把纸条猛地塞进她那可怕的手中，然后就走了出来，在城里逛了两个小时，回家，躺到沙发上，就这样一直躺到傍晚。

(1)　法语，亲爱的朋友。

二十五

晚上达尔文到他这儿来，很潇洒地脱下披风，坐近壁炉，马上开始用火钩拨旺炭火。马丁躺着，没有作声，他满怀着对自己的怜悯，一再地想象着他与罗丝从教堂出来的情景，她戴着好不容易才伸进去手的白色羔皮手套。“索尼娅明天一个人来。”达尔文漫不经心地说，“她母亲得了流感，很厉害的流感。”马丁一言未发，但明天的足球比赛突然从他脑海中浮现，他的心里一阵兴奋。“但是你怎么去比赛呢？”达尔文说，“当然，问题就在这里。”马丁继续保持沉默。“八成会很糟糕。”达尔文又说，“看守球门需要全神贯注，而你现在的状态简直糟透了。知道吗，我刚和那个女人谈过话。”

一片寂静。城市上空响起了钟楼的钟声。

“天性富有诗意，喜爱幻想。”过了一会儿达尔文继续说，“她根本没有怀孕，就像我没怀孕一样，比方说。你愿意跟我赌五英镑吗，我能把火钩拧成麻花？”马丁像死人一样躺着。“你的沉默，”达尔文说，“我就看成是同意。瞧着吧。”

他呼哧呼哧地忙了一阵。“不行，今天我不行。钱归你了。为你那张愚蠢的字条我正好付过五英镑。我们两清了，一切都办妥了。”

马丁没有吭声，只是心猛烈地跳动起来。

“但是，”达尔文说，“你要记住，如果你什么时候再去那家又贵又可恶的点心店，你就会被大学开除。哪怕只是和她握握手，那个小丫头也能怀上孕的——别忘了这句话。”

达尔文站起身，伸了个懒腰。“你不太想说话，我的朋友。我承认，你和你的交际花有点破坏了我明天的好心情——我是指脑子里对明天的预期。”

他走了出去，轻轻关上了身后的门。马丁一下子想到三件事：一、他非常饿；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朋友；三、这个朋友明天将求婚。此刻他嫉妒而热切地希望索尼娅会同意求婚，但是这一刻过去了，第二天上午，在车站上见到索尼娅时，他感到有种熟悉的令人沮丧的嫉妒（和达尔文相比，他唯一拥有的可怜优势就是，不久前在一次祝酒中，索尼娅对他改用亲切的单数第二人称：称呼他为“你”。在英国，第二人称已经与弓箭手一起消亡了。尽管如此，达尔文还是和她把肘臂环绕在一起喝了交谊酒⁽¹⁾，而且整个晚上都用古语“汝”来称呼她）。

“你好，花儿。”她随意地对马丁说，暗示着他那植物名的姓氏，然后立即转过身，对达尔文讲起马丁可能同样感兴趣的事来。

“她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么吸引人呢？”他心想，这个问题他已经想过上千遍了，“好吧，她的酒窝很可爱，肤色也很白——但这还不够。她的眼睛不怎么好看，像个吉卜赛人，她的牙齿也不整齐。还有她的嘴唇这么厚，色泽这么光鲜——最好现在就堵住它们，用一个吻来封住它们。她自以为穿上这身蓝套装和低跟皮鞋就像个英国女人了。可是，先生们，难道你们看不出她完全是小矮个子吗？”这“先生们”是谁，马丁不知道；不如让他们自己去艰难地作出判断吧，因为马丁刚使自己对索尼娅冷淡下来，却突然发现，她的背多么优美，她歪着脑袋的姿势多么可爱——那对斜睨的眼睛带着一道迅捷的寒光扫过他身上，在她急促的谈话声中，欢乐如一条奔腾的暗流，从下面浸润着每句话，在她的大笑声中突然喷涌而出；当着重强调一句话时，她会抖动着收紧的绸质雨伞，手不是拿着伞柄，而是抓住伞身。在鹅卵石铺就的人行道上，马丁无精打采地慢慢溜达，一会儿跟在他们后面，一会儿走在他们旁边（因为在身材高大的达尔文周围笼罩着一道迫人的气场，也因为索尼娅一直迈着小碎步，所以他们三个在人行道上没法一直并排走），心里细细想着，如果把他与她在这里和在伦敦度过的所有零碎时间加起来，他们的稳定交往不会超过一个半月——再想想，从他与她初次见面，距今已经两年多了，现在已是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剑桥的冬天也已快过去，而他还真的说不准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否爱上了达尔文，要是达尔文对她说起昨天的经历，她会如何反应，还有，她是否对谁说过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在那个悲惨的夜晚（尽管现在回想起来，那段奇妙的时光令人销魂，而且丝毫未让他产生羞愧之心），她穿着瘦小的黄色睡衣，光着脚，浑身颤抖，被一波寂静的海浪冲到岸上，轻柔地放在他的被单旁。

他们到达了目的地。索尼娅在达尔文的卧室里洗好手，掏出粉扑吹了一下，往脸上擦了粉。桌上已经备好了五份午餐。瓦季姆自然受到了邀请，而阿奇博尔德·穆恩早已从他们的朋友圈里消失了，想到他曾经被看作是大家期待的客人，就会让人感觉有点奇怪。第五个人是个身体瘦长、鼻子微翘的金发青年，长得不算英俊，但体型匀称，穿着打扮有点古怪。他有一双精致修长的手，在流行小说家笔下，这双手通常会属于艺术家。不过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画家，而他身上那种优雅、精致、飘逸的东西，他那一口流利的法语和意大利语，以及他那与英式派头略有区别，却又非常文质彬彬的优雅风度，在剑桥被人归因于他父亲的佛罗伦萨血统。这位心地善良、超凡脱俗的特迪皈依于罗马天主教会，喜欢在阿尔卑斯山区登山滑雪，船划得很好，会玩室内网球这种古老的王室游戏。另外，虽然他会很温柔地对待女士，但却洁身自好到了可笑的地步（然而，一年后，他在从巴黎寄给马丁的一封信里流露出某种变化。“昨天，”他写道，“我给自己搞了个姑娘，蛮干净的，诸如此类。”这段故意写下的粗鄙文字，从字里行间透出某种悲伤和不安。马丁回想起，特迪曾多次突发抑郁，自我责罚，他热爱莱奥帕尔迪⁽²⁾和白雪，曾由于一场考试成绩不够理想，在盛怒下砸碎了一只完全无辜的埃特鲁斯坎⁽³⁾花瓶）。

“大公熊往家走，小母熊在身后……”索尼娅学着瓦季姆的俄语俏皮话，瓦季姆早就和她很亲密了（不过出于谨慎起见，他还是省略了“两只熊儿手牵手”后面的高潮部分），而不懂俄语的特迪歪起脑袋问：“‘马埃卡休奇库’⁽⁴⁾是什么意思？”

于是所有人都笑了，但谁也不想解释，结果他又转向索尼娅说：“再来点豌豆吧，马埃卡休奇库。”

“紧张吗？紧张吗？”瓦季姆问马丁。

“别犯傻了。”马丁回答说，“我昨晚没睡好，这意味着今天会丢球。他们有三个世界级的球员，而我们只有两个。”

“真受不了足球。”特迪告诉大家。达尔文支持他。他俩是伊顿人，而在伊顿有一种特别的球类运动取代了足球。⁽⁵⁾

(1)　原文为德语auf Bründerschaft，指喝（一口）酒确认与某人的亲密友谊（从称“您”改称“你”）。

(2)　Leopardi（1798—1837），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语言洗练朴素，格律自由多变，开意大利现代自由体抒情诗的先河。代表作品有诗歌《暴风雨后的宁静》《致月亮》《无限》等。

(3)　Etruscan，埃特鲁斯坎人是意大利半岛居民之一，早在罗马文明诞生前便创造了发达的古老文明。

(4)　这是特迪不正确的俄语词组“小母狗”（音译是“马连卡亚苏奇卡”）的发音。与俄文版本不同，纳博科夫与其子德米特里·纳博科夫所译英文版本中此处对应的英文原词是“bitch”，既可指“母狗”也可指“雌性的动物”，故在前文的俏皮话中选取“小母熊”意译。

(5)　此处是指伊顿公学内历代相传的球类运动“伊顿墙球”，它结合了足球和橄榄球的特征。

二十六

实际上，马丁确实紧张，而且是相当紧张。他在三一学院队当守门员，经过一场激烈的比赛后，他的球队杀进了决赛，今天就要与圣约翰学院队争夺剑桥大学冠军。令马丁感到自豪的是，他，一个外国人，能够进入这样一流的球队，并因为自己出色的表现而荣获了学院“蓝衣人”的称号，从此可以穿上一件非常漂亮的淡蓝色运动上衣。现在，他愉快而又惊奇地回忆起，在俄罗斯，晚上他睡在儿童房的床上，在柔软的被窝里蜷成一团，在幻想中不知不觉地睡去，那时他就梦见自己是个令人惊叹的足球运动员。只要闭目想象一下足球场，或者，比方说，他自己驾驶的特快列车那用折篷连接起来的棕色细长车厢，他的心灵就渐渐地感觉到它的节奏，就会怡然安宁，仿佛被净化了一般，像上了油似的平滑顺溜，滑进了沉思冥想之中。火车奔驰在鲜黄色的白桦林中，经过外国的城市和街道上方的桥梁，然后继续向南行驶，穿过突然照亮的隧道，沿着光耀夺目的大海的海岸飞驰。有时候，他想象的不是全速奔驰的火车，而是飞机，赛车，在急转弯中卷起飞扬雪花的有舵雪橇，抑或只是一条森林中的小径，而他在上面不停地奔跑。在回忆中马丁发现，自己的生活具有某种奇怪的特点：他会在不知不觉中将幻想转变为现实，就像自己过去曾把它们化入梦中一样。这种特点仿佛为自己新近生发出的一系列幻想——一次秘密的非法探险——提供了保证，使得它们也会坚实起来，在自己的生活中得到实现，就像他过去对足球比赛的梦想如今已然成为现实。当年他在那些梦中欢乐良久，由于害怕太快就达到甜蜜的高潮，他的幻想会驻留在赛前准备的细节上——拉上有彩色翻口的长袜，穿上黑色的内裤，系上结实的足球鞋的鞋带。

他哼了一声，伸直身子。在壁炉前换衣服很暖和，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他因激动兴奋而引起的战栗。浅蓝色的运动上衣紧紧套在V字领白毛衣上。他的守门员手套已经破成这样！这下，他可准备好了。周围横七竖八全是他的衣服，他把所有东西收拾好，拿到卧室去。与毛衣的暖和相比，他的短裤宽大轻薄，让膝盖裸露的双腿感到异常凉爽。“哎！”走进达尔文房间时，他说，“怎么样，我换得还是蛮快的吧。”

“我们走。”索尼娅说着，从沙发上站起身。

特迪带着哀求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我千万请求您原谅，”他恳求着，“请相信我，我不能陪您去了，有人在等我。”

他走了。瓦季姆也走了，走前答应晚些时候再骑车到足球场来。

“也许这并不是那么有意思。”索尼娅转身对达尔文说，“要不我们还是别去了吧？”

“不，不行，我们一定要去。”达尔文用手捏了捏马丁的肩膀，微笑着回答说。他们三人在街上走着，马丁注意到，索尼娅完全不看他，而他这是第一次穿着足球服出现在她面前。

“我们走快些吧，”他说，“不然我们可能会迟到。”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索尼娅说罢，在一扇橱窗前停住了脚步。

“好吧，那我就先走一步了。”说完马丁就坚定地迈开步子，足球鞋上的橡皮防滑刺钉牢牢踏在地面上，发出沉重的声响。他抄近路穿进一条小巷，朝足球场大步走去。

球场看台上已经人山人海，天气也非常好，冬日的天空呈淡蓝色，空气令人神清气爽。马丁走进体育馆内，其他队员已经集合好了。队长阿姆斯特朗是个又高又瘦的人，留着修剪好的小胡子，他腼腆地笑了一下，第无数次地告诉马丁应该戴好护膝。过了一会儿，所有十一名球员排成一列纵队，从体育馆内鱼贯跑上球场，这时，马丁感觉自己钟爱的各种印象混在了一起：潮湿而富有弹性的草皮，从草皮上散发出的浓烈气息，看台条椅上成百上千的观众，球门前那块光秃的黑色地面，还有对方球队练习传球产生的沉闷声响。裁判拿出一只崭新的浅黄色足球，并将它放到球场中心用白线画出的圆圈里。球员们各就各位，哨声响了。突然，马丁的不安完全消失了，他平静地靠在自己球门的左侧门杠上，左顾右盼，想要找到达尔文和索尼娅。球员们正在球场的另一端争抢，现在他可以尽情享受这清凉的空气，无光泽的绿色草皮，站在球网后面的人们的话语声，还有这份童年梦想化作现实的荣耀感。瞧那个满头红发的家伙，他是圣约翰学院队的队长，接球传球非常优雅精准，不久前还与苏格兰队较量过。还有，令马丁洋洋得意的是，在人群中有值得他为之奋力拼抢救球的人。童年时，在比赛开场的几分钟里总会有阵阵睡意袭来，因为马丁太专注于比赛前的细节，以致未能进入比赛的主体部分就睡着了。因此，现在他延长着享受的过程，把快速而精彩的踢球本身搁置一旁，沉浸于另一个不那么想睡的夜晚。听，跑步声接近了，他现在已经可以听到进攻球员的喘息声——瞧，那个红发小子突围出来，飞奔着，额前的头发颤动着，他那神话般的脚尖一踢，球带着呼啸声低低地直向球门一角飞去。守门员马丁立即纵身扑下去，及时截住了这闪电般的进攻。现在球已在他手上，他避开最近的对方球员，用足腿劲把球踢了出去。在看台上如雷鸣般的欢呼声中，球发出呼呼的响亮啸声，呈抛物线落到远处的球场上。

短暂的中场休息期间，球员们吸着柠檬汁，横七竖八地躺在草地上。接着双方交换球场，马丁从新的位置张望着，再次试图从人群中找到索尼娅和达尔文。不过，现在没有多少时间去四处张望了，比赛一下子激烈起来，他必须始终保持警惕，坚守着等待进攻。好几次，他奋力弯曲身子，抓住像炮弹一般射来的球；好几次，他飞身而起，用拳头将高吊球击开；直至比赛结束，他都未让对方破门得分。在终场哨声响起前的一秒钟，滑溜的球从对方守门员手上滑落，阿姆斯特朗立刻朝球门补上一脚。马丁幸福地笑了。

比赛全部结束了，观众拥进了球场，到处都是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找到索尼娅和达尔文。到了看台外面，马丁在离去的人群中看到了瓦季姆，他骑着自行车，嘴里嘟嘟地吹着口哨，小心翼翼、摇摇晃晃地行进着。“他们早就溜掉了，”他回答马丁的问话，“半场后立即就走了，还有，你知道……”接下来是关于达尔文的什么风凉话，不过马丁没有听到，因为队友菲尔波特骑着红色摩托车突突响地挤了过来，他提议带马丁一程。马丁坐到后面，菲尔波特踩下了油门。“我费了老大气力才把最后那个球拦出球门，真还不如不拦呢。”马丁迎风皱起眉头想。他感到难过和痛苦。在胡同的拐弯处，他跳下摩托车，向自己的住处走去，心里厌恶地回想起昨天的事和罗丝的狡猾，因而觉得更加难受。

“他们肯定正在什么地方喝茶。”他喃喃说，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朝达尔文房间里看了一眼。索尼娅斜倚在沙发上，在马丁走进来的那一瞬间，她飞快地伸出手，想抓住一只飞过的蛾子。

“达尔文呢？”马丁问。

“还活着。出门买点心去了。”她回答，一边用眼睛不怀好意地注视着那个未被捉到的浅色白点。

“你们不等比赛结束就走了，真遗憾。”马丁坐到椅面凹塌的扶手椅里说，“我们赢了。一比零。”

“你该好好洗洗。”她指出，“瞧瞧你的膝盖。脏死了！你留下了什么黑乎乎的东西。”

“好吧。先让我歇口气。”他深吸了几口气，然后疲惫地哼哼着站起身。

“等一下，”索尼娅说，“你应该听听这个，会笑死你的。他刚刚向我求婚了。当然，我知道这事会发生——瓜熟蒂落嘛。”她伸了个懒腰，阴郁地瞥了一眼马丁，他的眉毛扬了起来。“你长着一脸聪明相。”她转过视线，继续说，“我简直就是不明白他在指望些什么。人是蛮不错的，等等，等等——可他就是个蠢货，一个蠢得像块木头的英国佬。换了我，用不了一星期，准会苦闷死。瞧，它又在飞了，那只蛾子。”

马丁清了清喉咙，说：“我不相信你。我知道，你已经同意了。”

“你疯了！”索尼娅从沙发上跳起来，双手拍打着沙发，喊道，“你怎么能这样想？”

“达尔文聪慧精明，善解人意，他根本就不是蠢货。”马丁竭力辩说。

她又拍了一下沙发：“但也算不上是个真正的人——你怎么不明白呢，笨蛋？确实，这是有些侮辱人。他只不过是个假人模型，算不上是人。肚子里没有一点内涵，只有许多幽默。这在舞会上倒是大有好处，可是长期这样下去，这种幽默准会逼得人发疯。”

“他是作家，行家们都很佩服他。”马丁吃力地轻声说。他心想，现在自己已经尽到了义务，劝说她也劝够了，高尚也是有极限的。

“对，对，正是这样——仅仅对行家而言！很有魅力，文采也很好，但这一切都是表面肤浅、追求安逸的，所以——”

这时马丁觉得，他心里仿佛打开了一道闸门，闪闪发光的波浪奔涌而过。他想起了刚才精彩的比赛，想起罗丝的事全都安排妥了，晚上俱乐部要举行宴会，自己健康、强壮，想起在明天、后天还有以后许多许多日子里，生活将继续下去，充满了各种幸福——所有这一切一下子袭来，使他头晕目眩。他大笑着一把抱住索尼娅（连同她抓着的靠垫），开始亲吻她湿润的牙齿，她的眼睛，她那凉凉的鼻子，而她挣扎着，踢闹着，那头散发着紫罗兰香气的黑发不时滑进他的嘴里。最后，他大笑着把她放倒在沙发上。这时门开了，先出现了一只脚，然后手上捧满了美味点心的达尔文走了进来。他试图用脚关上门，却失手弄掉了一个大纸袋，蛋白小甜饼从里面滚落出来。

“马丁在扔靠垫。”索尼娅喘息着抱怨说，“你想想：一比零，值得疯成这个样子吗？”

二十七

第二天，马丁和达尔文的腋下体温都是三十八摄氏度，浑身酸痛，喉咙痛，耳鸣，所有的症状都显示出他们得了流感。一想到八成是索尼娅传染了他们，两人都觉得糟糕透顶，无论这想法本来有多愉快。达尔文坚决不想留在被窝里，他穿着花睡袍，看起来像个重量级拳击手，在长久的搏斗后脸色通红，头发蓬乱。英勇的瓦季姆蔑视传染，给他们送来了药，而马丁在被子上加盖了旅行毛毯和冬大衣，还是禁不住直打寒战。他躺在被窝里，面带怒容，从各种图案，从偶然看到的所有物品、斑点或阴影中都能看到人的脸部轮廓——长着大鼻子的罐子脸，波旁家族般的大鼻子，黑人般的厚嘴唇——不知为什么，发烧总是这么卖力地画这些相当平庸的漫画。他刚刚入睡，马上就梦见他与骷髅在跳狐步舞，而在跳舞时骷髅开始散架，骨头脱落，必须得抓住它们，制止住散架，哪怕坚持到跳完舞为止；不然就是他得参加一场不同寻常的考试，和几个月后马丁在五月份真的必须参加的那场考试大相径庭。在梦里，出的是有裹在棉花里的巨大铁质X的怪题；而在现实中，在充满尘埃、光线斜照的宽敞大厅里，语文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在一小时内挥就三篇作文，马丁不时瞥一眼墙上的挂钟，用又大又圆的字体写下关于伊凡雷帝的羽翼、巴拉滕斯基⁽¹⁾、彼得一世改革和洛里斯——梅利科夫⁽²⁾的作文。

他的剑桥生活已近尾声，带上了某种光辉灿烂的神圣色彩。在等待考试结果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可以一下午自在地消磨时光，晒太阳，懒洋洋地躺在垫子上，在雄伟的红褐色栗树庇荫下，沿剑河向下漂游。那年春天，索尼娅一家迁到了柏林，济拉诺夫在那里办了一份俄语周报。现在，马丁仰卧在缓缓经过的树枝下，回忆着最近一次去伦敦的情景。达尔文不想去，懒懒地请他向索尼娅致意，凭空晃了晃手指，又埋头看书了。马丁到那里时，济拉诺夫家中乱糟糟的，一片狼藉，就连看家的老狗（比如，胖乎乎的达克斯犬）都会很厌恶。女仆和一个头发蓬乱、耳朵上夹着支卷烟的小伙子沿着楼梯往下搬箱子。泪痕满面的伊琳娜独自坐在客厅里，咬着指甲，不知道在想什么。一间卧室里有什么玻璃器皿打碎了，与之遥相呼应的是，书房里立即响起了电话铃声，但谁也不走过去接。在就餐室里，一只盘子静静地等候着，它被另一只盘子盖着，里面盛的是什么食物无从知晓。济拉诺夫不知从何处来，尽管天气暖和，他却穿着黑大衣，像没事似的坐在书房里写东西。众所周知，他是一个浪人，对于一小时后就要赶往车站，而角落里还放着一只装书的箱子没有捆紧，他显然毫不关心。他就这么坐在穿堂风里平静地写着，一些刨花碎屑和几页旧报纸被风轻轻吹动。索尼娅站在自己房间中央，手掌贴在太阳穴上，阴郁的目光在一个大包和一个已经完全塞满的箱子上来回游走。马丁坐在低矮的窗台上，抽着烟。有好几次，一会儿是济拉诺夫夫人，一会儿是她的妹妹，走进来找什么东西，没有找到就又出去了。“你高兴去柏林吗？”马丁沮丧地问。他望着烟卷，望着烟卷上生出的烟灰，它就像透出不祥暮色、挂着地衣的冷杉枝叶。

“无所谓。”索尼娅说，心里在估量箱子能否关得上。

“索尼娅……”过了一会，马丁说。

“啊？什么事？”她喃喃道，从恍惚中醒了过来，突然开始加快动作，打算出其不意地对箱子发起猛攻。

“索尼娅，”马丁说，“这是真的吗……”她的姨妈走了进来，朝角落里看了一眼，对走廊里的什么人做了个否定的回答，便匆匆离开了，没有关上门。

“这是真的吗？”马丁说，“我们真的再也见不到面了吗？”

“那得由上帝来决定。”索尼娅漫不经心地回答。

“索尼娅……”马丁又开始说。她做了个鬼脸（或者那是个微笑？），匆匆瞥了他一眼。

“知道吗，”她说，“他寄回了我所有写给他的信，所有的照片——所有的一切。真是个可笑的家伙。他完全可以留着那些信的。我费了半小时把它们撕光了，冲进了厕所，现在马桶都堵住了。”

“你以前对他很不好。”马丁阴郁地说，“你不能给了一个人希望，然后又拒绝他。”

“你给我滚出去！”索尼娅尖叫起来，“给什么希望了？你怎么敢跟我说希望？多么卑鄙！多么下流！还有，总之你别再纠缠我了行不行？试试坐到这只箱子上。”她用低一些的声调补充说。马丁坐在箱盖上，用足劲往下压。

“关不上。”他沙哑地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火气这么大。我不过想说……”

这时什么东西勉强地咔嚓一响，索尼娅没等箱子再弹起来，立刻就在锁眼里转了一下钥匙。“现在一切都搞定了。”她说，“到这儿来，马丁。我们推心置腹地谈谈。”

济拉诺夫朝房间里看了看。“你妈妈在哪儿？”他问，“我不是说过别动我的桌子吗？现在烟灰缸不见了，那里面还有两张邮票呢。”

他走了以后，马丁抓起索尼娅的一只手，将它握在自己的两只手掌中间，悲伤地重重叹了口气。

“不管怎样，你还真是个非常可爱的小男生。”索尼娅说。

“我们会通信保持联系，也许你什么时候会到柏林来，或者，也许哪天我们会在俄罗斯见面——你不觉得那会很有趣吗？”

马丁不停地摇着头，感到眼泪盈眶。索尼娅抽出手。“好吧，如果你想哭，”她不满地说，“那就请便吧，随你怎么哭都行。”

“唉，索尼娅。”他伤心地说。

“说实在的，你究竟想叫我怎么办？”她眯着眼问，“请告诉我，你究竟想叫我怎么办？”马丁扭开头，耸了耸肩。

“听着，”她说，“我现在要下楼，我该走了。你这样绷着脸生闷气，只会惹我恼火。难道就不能让一切都简单愉快些吗？”

“你在柏林会嫁人的。”马丁无望地低语道。这时女仆像演滑稽剧似的冲进来拿箱子。跟在她后面的是济拉诺夫夫人，她已戴好了帽子。

“该走了，该走了。”她说，“这里所有的东西你都收好了？没落下什么吧？真是糟糕。”她对马丁说，“我们本来打算明天安安稳稳走的。”

她消失了，但是有一段时间，还可以听到她在走廊里对谁解释，说着她丈夫那刻不容缓的事情。这一切混乱无序的场面使马丁感到揪心的难受和无法形容的忧愁，使他想尽快打发走索尼娅，尽快摆脱掉她，然后回剑桥去，享受那使人懒洋洋的阳光。

索尼娅莞尔一笑，搂住他的肩膀，在他的鼻梁上留下轻轻一吻。“我不知道，也许会吧。”她低语说，同时很快地从马丁热情的拥抱中挣脱出来，竖起一根手指以示警告。“乖乖别动，小狗狗。”她说。接着她睁圆了眼睛，因为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响彻全屋、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号啕声。“走吧，走吧。”索尼娅催促起来，“我不明白，那个可怜的孩子为什么这么不想离开这里。别这样，见鬼——放开我！”

在楼梯底部，伊琳娜抓住扶手栏杆哆嗦着，放声大哭。她的母亲轻声哄着她：“伊拉，伊萝奇卡。”济拉诺夫则使出不止一次试验过的手段，掏出手帕，很快打出一个带两只耳朵的大结，把它套到手上，表演一个穿着睡衣、戴着尖顶睡帽、舒适地安顿好就寝的小人儿。

在车站她又哭了起来，只是声音轻了一些，显得更加绝望。马丁塞给她一盒糖果，这是本打算送给索尼娅的。济拉诺夫刚坐下就打开了报纸。济拉诺夫夫人和巴甫洛夫夫人用目光清点着箱子。车厢门轰隆一声关上了，火车开动了。索尼娅用胳膊肘撑着窗框，将脑袋探出窗外。有那么一会儿，马丁与车厢并排走着，后来他落后了，已经大大变小的索尼娅向他抛来一个飞吻。马丁撞到了月台上的一只箱子。

“好了，他们走了。”他叹着气说，感到轻松起来。他换到对面的车站，买了新一期的幽默杂志，封面上是一个大鼻子宽下巴的驼背木偶。看完杂志上最后一条笑话后，他出神地看着从旁掠过的青嫩草地。“我的爱人，我的爱人。”他透过盈眶的热泪望着绿茵，说了好几次，同时想象着，在经过许多遭遇后，他来到柏林，出现在索尼娅面前，像奥赛罗一样说起自己虎口脱险、千钧一发的故事。“不行，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说，用一根手指擦了下眼睑，绷紧上唇，“不，不行。要少空谈多行动。”他闭上眼，舒服地移向角落，开始在脑中研究一份想象的地图，为一次危险的远行做准备。谁也不知道他打算做什么，也许应该和达尔文说一声——别了，祝一帆风顺，火车向北方驶去——在这些准备中他睡着了，就像过去一样，他在想象中穿着足球服，酣然入眠。抵达剑桥时天已经黑了。马丁走进屋时，达尔文仍然在读那本书，并像狮子一样张大嘴打了个哈欠。这时，马丁按捺不住诱惑，开了个小玩笑——后来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他假装微笑着，故作沉思状地盯着空无一物的地方，而达尔文则不急不忙地打完哈欠，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马丁满腔热情地低声说，“啊，要是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就好了。”

在某种意义上，他没有撒谎：在车厢里沉睡时，他做了一个梦，那是由索尼娅的两三句话衍生出来的。在梦里，她把他的脑袋按在自己光滑的肩上，低下头，用嘴唇吻他，充满温馨和柔情地压低声音说着什么。现在他很难把梦境与现实分开了。

“好啊，我很为你高兴。”达尔文说。马丁突然感到很尴尬，他吹着口哨去睡觉了。过了一星期，他收到一张带有勃兰登堡门景致的明信片，用了很长时间辨认索尼娅那像蜘蛛爬似的字迹，试图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句子中找出隐含的意思。

现在，马丁在开着花的低垂树枝下顺水漂流，一边回想着、审视着与她的最后一次相见，体味着酸甜苦辣各种滋味——愉快，却又于事无补。天气很热，透过闭着的眼睑，阳光带上了一层懒洋洋的、如草莓般的深红色彩。他可以听到沉稳的拨水声，远处飘来留声机放出的柔和音乐声。不久后，马丁睁开眼睛，在一大片强光中看见躺在对面垫子上的达尔文，穿着和他一样的白色法兰绒裤，衬衫敞开着。他们坐的是方头平底小船，瓦季姆站在后面，用力压向手上的撑杆。他那双开裂的舞鞋上闪烁着水珠的光泽，轮廓鲜明的脸上现出专注的表情——他喜欢航行，现在正一本正经地撑着船，熟练平稳地使着撑杆，有节奏地从水中拉出，又用劲压下去。小船在鲜花盛开的两岸间滑行；在清澈透明的绿水中一会儿映出栗树，一会儿则是开乳白色花朵的黑莓灌木丛；有时一片花瓣掉下，于是可以看到，倒影从水中深处急着向它迎来，瞧——合在一起了。其他小船——时而有条划艇——从旁边慵懒无声地漂过（如果不算留声机发出的声音）。马丁发现前面船上有一把打开着的艳丽阳伞，它像轮子那样一会儿向右转，一会儿向左转，但是，除了双手——不知为什么戴着白手套，显得不大协调——看不到缓缓转动花伞的女子。在船尾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不会使用撑杆，因而小船摇晃着，瓦季姆充满了蔑视，不知道该从哪一边超过它。在第一个转弯处，那条小船径直向岸边驶去，同时撑开的伞转向一侧，马丁认出了罗丝。

“瞧，多有趣。”马丁说。达尔文头枕着粗壮的双臂，他没有改变姿势，朝马丁的目光方向看了一眼。

“别和她打招呼。”他平静地说。

马丁笑了笑：“哦不，一定得打。”

“如果你这么做，”达尔文拖长了声调慢腾腾地说，“我会打掉你的脑袋。”

他的眼中有一种奇怪的神色，使马丁觉得很不自在。他从达尔文的话中听出这威胁不是开玩笑，为此他感到害怕，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他从卡在岸边灌木丛中的小船旁漂过时，他喊了一声：“喂，喂，罗丝！”她默默地笑了一下，双目炯炯，转动着花伞，而戴眼镜的年轻人啪的一声把撑杆掉到了水里，接下来的一瞬间，转弯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于是马丁又把头朝后仰，望着天空。

默默滑行了几分钟后，轮到达尔文向某人打招呼了。“约翰！”他扯开嗓子喊着，“划到这儿来！”

约翰咧嘴大笑，开始倒划起来。这个黑眉毛、剪着平头的胖小伙是个数学天才，不久前因一篇论文而获了奖。他坐在自己的独木舟里（瓦季姆用这个名称形容他的船），顺着船舷划动着闪闪发亮的桨。

“是这么回事，约翰，”达尔文说，“这里有人向我挑战，因此我想让你来做助手。我们挑一个安静点的地方就靠岸。”

“好吧。”约翰回答说，没有流露出丝毫惊讶。等船划到旁边时，他就开始冗长地讲起一个大学生的事。那大学生不久前买了架水上飞机，就在这条狭窄的剑河上试飞，结果飞机马上就撞散架了。马丁一动不动地躺在垫子上。又来了，这种他所熟悉的战栗和双腿的无力感。也许达尔文还是在开玩笑。他为什么要如此愤怒呢？

瓦季姆沉浸在导航的神秘中，看来什么都没有听到。转了三四个弯后，达尔文请他靠岸。黄昏已经临近。这段河流空荡无人。瓦季姆驾着小船，朝树叶遮蔽下露出的一块绿莹莹的岬地驶去。小船轻轻地撞在岸边，停住了。

(1)　Baratynski（1800—1844），俄国诗人，与普希金过从甚密，早期诗作在欢快明朗之中含有悲观失望的情绪，后期诗作则脱离现实，有浓厚的悲观情绪。

(2)　Loris–Melikov（1825—1888），俄国骑兵上将。1880年先后任俄国最高管理委员会长官、内务大臣和宪兵团名誉团长。

二十八

达尔文第一个跳上了岸，并帮助瓦季姆把小船停好拴住。马丁伸了个懒腰，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然后才走上岸。

“我昨天开始读契诃夫的书。”约翰耸动着眉毛对他说，“非常感谢您给我的建议。这是位富有人性的可爱作家。”

“嗯，这还用说。”马丁说。他飞快地想：“难道真的要打架？”

“瞧，”达尔文一边走近一边说，“穿过这片灌木就到了草地上，从河那边什么都看不到。”

直到现在瓦季姆才明白要发生什么事。“奶妈会揍死你。”他对马丁说着俄语。

“胡说。”马丁回答，“我打拳不比他差。”

“不要打拳击。”瓦季姆急躁地低声说，“立刻就狠狠给他一脚。”接着他告诉马丁具体踢哪里。他维护马丁只是出于爱国心。

榛树丛环抱的这一小片草地如天鹅绒般绵软顺滑。达尔文卷起袖子，但想了想后又把它们放下了，并脱掉了衬衫：高大红润的躯体亮油油的，肩膀上的肌肉闪着光泽，宽阔的胸膛中间有一路金色的胸毛。他把腰间的皮带束紧些，突然笑了起来。“这一切都是开玩笑。”马丁高兴地想，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也脱下了衬衫。他的皮肤是奶油色的，有许多胎痣，这在俄罗斯人身上很常见。他虽然筋肉结实，肩膀宽阔，但与达尔文相比还是显得身量较小。他从脖子上取下十字架，把项链团在手掌里，并将这一把流动的金子塞进口袋。夕阳使他的后背感到无比温暖。

“你们想怎么打？有间歇吗？”约翰舒服地伸直身子躺在草地上问。达尔文用疑问的目光瞥了马丁一眼，而马丁将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叉开腿站着。

“我无所谓。”马丁说，而脑海中则闪过一丝念头：“不，看来要打——这真糟糕……”

瓦季姆把手插进口袋里，在周围不安地走来走去，不时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困窘地笑着，后来盘腿坐在约翰身边。

约翰掏出表。“反正，不应该让他们超过五分钟，对吗，瓦季姆？”

瓦季姆不知所措地点点头。

“好吧，你们可以开始了。”约翰说。

达尔文和马丁一下子握紧双拳，伸缩活动着腿脚，开始像跳舞似的围着对方打转。此刻，马丁仍然觉得自己不可能去打达尔文的脸，去打这张嘴边有着浅浅皱纹、胡子刮得光光的大脸。但是，当达尔文的一记左直拳突然袭来，在马丁的下巴上狠狠一击后，情况全变了：所有的紧张不安都消失了，他的心里感到舒畅亮堂了。由于受到震荡，他的脑袋里嗡嗡直响，听到的是索尼娅的名字——在某种意义上，她才是引起这场决斗的真正罪魁祸首。躲过新的进攻后，马丁用力给了达尔文那张善良的脸一拳，缩身避开了达尔文的一记右拳还击。他想给对方来一记上勾，但是落空了，一只眼睛上反倒挨了一下，打得他眼前发黑，金星直冒，身子一个踉跄，只能尽力躲过飞来的六记重拳里最危险的一拳。他弯下身，虚晃一招，然后全力朝达尔文的嘴上猛击。这一下打得真好！马丁甚至感到，自己的指关节透过达尔文湿润的嘴唇狠狠顶在坚硬的牙齿上。但他自己也随即挨了一拳，仿佛肚子撞上了一条凸出铁梁的末端。两人彼此跳开，又开始打转。达尔文的嘴角上淌出一条鲜红的血迹，他吐了两下血水，重又搏击起来。约翰若有所思地抽着烟斗，暗自比较着达尔文的经验和马丁的速度。他想，在拳击场上，如果要在这两个重量级拳击手之间做出选择，他会倾向于把赌注押给年长的达尔文。马丁的左眼已经肿胀合拢，两个斗士浑身汗水闪闪发光，血迹斑斑。瓦季姆这时劲头十足，狂热地用俄语喊着什么，约翰对他发出嘘声，叫他安静。砰，这一拳打在耳朵上。马丁失去了平衡，在他倒下时，达尔文又设法给了他一下。马丁重重地坐在布满卵石的草地上，弄伤了尾骨，但他马上又跳起来，重新发起进攻。尽管耳中嗡鸣，头痛欲裂，眼前是一片血红的薄雾，但马丁觉得，比起达尔文给他造成的伤痛，他给达尔文的更多。但是，拳击爱好者约翰已经清楚地看出，达尔文才刚刚打出兴致，而年轻的马丁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彻底打倒在地。但是马丁奇迹般地经受住了达尔文的一连串重勾拳，又一次啪地击中了他的嘴。马丁这时已经气喘吁吁，头脑也不大清醒了，在他面前的已经不是达尔文，而只是一个红兮兮、滑溜溜、行动迅捷的无名庞然大物，必须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狠狠揍它。他成功地在对手身上（具体是哪里他没看见）留下了结结实实、称心满意的一拳，但是马上就有许多拳头从四面八方连续击打着他，不管他转向哪里。在这股旋风般的袭击中，他执拗地寻找着缺口——他找到了，在扑哧作响的柔软物体上像打鼓似的咚咚敲击起来。突然，他感到自己的脑袋要掉下来了。他脚下一滑，却仍然用湿漉漉的臂膀夹住对方，吊在达尔文身上。

“时间到！”突然从远处传来了约翰的声音。两位斗士松开了对方。马丁一下子跌坐在茂密的青草上。达尔文咧开鲜血淋漓的嘴，微笑着坐到旁边，温柔地伸出一只臂膀搂住马丁的肩头。两人都僵住了，一动不动，低着头，沉重地喘息着。

“你们该好好洗洗。”约翰说，而瓦季姆担心地走到跟前，开始细细察看他们伤痕累累的脸。

“你能站起来吗？”达尔文关切地问。马丁点了点头，撑着达尔文站了起来，他们互相搀着肩膀，吃力地向河边慢慢走去。约翰拍拍他们沾满汗水的赤裸后背，瓦季姆走在前面，寻找偏僻的河湾。在那里，达尔文帮助马丁好好洗净了脸和身体，后来马丁同样为他这样做了，两人互相关心地轻轻问候对方身上哪里疼痛，水是否刺痛了伤口。

二十九

暮色越发浓重，夜莺开始啼啭，烟笼雾罩的草地和岸边黑乎乎的灌木丛透着一股潮气。约翰坐着自己的黑色独木舟，消失在河上的雾霭中。又是瓦季姆撑船。在昏暗的光线里，他就像一个白蒙蒙的可怖幻影，以梦游般的平稳动作把幽灵似的撑杆无声地插入水中。马丁和达尔文虽然全身疲软，无精打采，伤痕肿胀，却没有睡意，并肩躺在垫子上，用三只好眼睛望着天空，在它的背景上时而掠过黑乎乎的树枝。天空，树枝，微微拍溅的水，心里对航行充满热爱的瓦季姆那神秘高贵的身影，迎面而来的小艇船头上挂着的纸灯的彩色灯火，几天后就要结束的剑桥生活，他们三人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在雾气弥漫的狭窄河上的漂流——所有这一切在马丁心里汇合成一种令人惊奇、富有魅力的东西，而对于沉重的头疼和肩膀的酸痛，他也觉得崇高浪漫：因为受伤的特里斯特拉姆就是抱着竖琴独自漂流的。

还有最后一个弯道就到岸了。马丁登上的河岸赏心悦目，风光明媚，岸上景色各异。但是，他知道，比如亨利叔叔就坚信，他在剑桥度过的这三年泛舟河上的岁月是白白浪费了，因为马丁没有去学习一门有用的职业，而是在文学的世界里尽情漫游，且在这条路上走得并不远。老实说，马丁不明白，为什么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家要比运输工程师或商贾低一等。实际上，在亨利叔叔的兽笼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这样的兽笼——豢养着一头黑色的小兽，对于亨利叔叔而言，这头让人极度厌恶的小兽就是二十世纪。现在，马丁对此深感惊诧，因为他觉得，简直无法设想还有比当下更好的时代。这样的辉煌，这样的豪勇，这样的工程，是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的。探索未知土地的激情，勇敢大胆的实验，出于毫无功利之心的求知欲望而做出的荣耀功绩，那些在实验中双目失明或在爆炸中粉身碎骨的科学家，英雄主义的密谋，以一敌众的斗争——所有这些在以往世纪中隐约闪烁的一切，现在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涌现出来。在股市中亏损百万、倾家荡产的人冷静地选择自尽，这样的事情就像伏剑自尽的古罗马将军之死那样，强烈地冲击着马丁的想象力。在风景如画的荒野峡谷中，在阿尔卑斯山的峭壁上一处绝对难以抵达的地方，一块汽车广告牌鲜明地显露出来，向他致意，令他激动落泪。不论构造是极其复杂还是异常简单——比如，拖拉机或铸造排版机——机器都对人类百依百顺，讨人喜爱，这种性质使他不禁思考：人类的良善如此富有感染力，甚至都传给了金属。在城市上方高高的蓝天中，一架只有蚊虫般大小的飞机喷出乳白色的尾迹，在神圣的空间内写下蓬松柔软的字母，反复展示一家公司的名称，比它自身大上百倍，这幅景象让马丁心中充满了神奇和敬畏感。而亨利叔叔怀着恐惧和厌恶谈论着欧洲的没落、战后的疲乏、功利的时代和没有生命的机器的入侵，仿佛是在用美味佳肴豢养着自己的小黑兽，在他的假想中，狐步舞、摩天大楼、女式时装和鸡尾酒之间有着某种恶魔似的联系。此外，亨利叔叔觉得，他生活在一个十分匆忙的时代。夏日里的一天，亨利叔叔在山路边与当地神甫谈论起了这个话题，让马丁感到特别可笑的是，此时云朵在空中缓缓飘移，神甫那匹浅红色的老马眨巴着白色的睫毛，出声地抖动身子来驱赶苍蝇，它以难以形容的优雅动作低下头，响亮地咀嚼着路边多汁的青草，抖动着皮肤，不时挪动着蹄子。如果关于当今疯狂的匆忙、美元的威力、引诱了所有瑞士姑娘的阿根廷人的谈话太冗长，某个地方最嫩的草茎也已被吃光的话，老马便会稍稍向前移动，同时轻便马车的高轮子转动着，发出吱嘎的声响。马丁无法将目光从善良的马唇和留在嚼子中的草茎上移开。

“例如，眼前这个年轻人，”亨利叔叔用手杖指着马丁说，“他大学毕业了，读的是世界上最贵的大学之一，您可以问他，他学会了什么，他能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他要做什么。在我那个时代，年轻人从医、从军、做公证人，而他却八成在梦想着当飞行员或职业舞男。”

马丁不清楚自己到底被拿来做了什么例子，但是神甫看来能理解亨利叔叔的奇谈怪论，同情地微笑着。有时候，类似的谈话使马丁非常恼火，以至于他准备对叔叔——哦，是继父——出言不逊，但又会及时克制住自己，因为他注意到，每次亨利在餐桌前夸夸其谈时，母亲脸上会露出一种特别的神情，其中包含着一丝善意的揶揄、一股淡淡的悲哀、一份沉默无言的谅解请求，还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明哲智慧。马丁于是表面上缄口不语，心里却对亨利叔叔回敬道：“说我在剑桥净干些不值一提的小事，这不是事实。说我什么也没有学到，这也不是真的。哥伦布在绕过西方的肩膀抓住东方的耳朵之前，为了搜集信息，隐姓埋名去了冰岛，因为他知道那里的水手精明能干，生来就适合远航。我也打算去探索一片遥远的土地。”

三十

索菲娅没有用亨利喜好的冗长谈话纠缠儿子。她没有问他想选择什么职业，认为这一切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她满足于眼下的幸福，因为现在儿子在她身边，健康强壮，肩膀宽阔，皮肤晒得黝黑，白天会出门去打网球，说话声音低沉，每天刮脸，害得有一对明眸的吉沙尔太太（她是当地一位商人的年轻妻子）的脸蛋变得像罂粟花一般通红。有时候她心想，不知在什么时候，俄罗斯最终会突然挣脱邪恶的梦魇，边境大门前的条纹路障将升起，大家都将回归故里，收回过去属于自己的土地——我的天哪，树木长得多么高，房屋变得多么小，多么令人伤感，又叫人何等欢畅，土地的气息如此芬芳！每天早晨，她还是会热切地等待邮递员，就像儿子在剑桥大学的日子里一样。现在就有一封寄给马丁的来信（这可不多见呐），装在一只办公室信封里，地址上的潦草字迹又细又长，还盖着柏林的邮戳。她真真切切地感到高兴，一把抓过信，急匆匆地赶往儿子的房间。马丁还躺在床上，头发乱蓬蓬的，一只手放在下巴旁，吸着烟。他从镜子中看到，房门敞开，明亮的日光倾注进来，在母亲有雀斑的红润面庞上露出那种特别的表情：她双唇紧闭，却已经准备好漾开笑意。他知道，有信来了。

“今天你一封信也没有。”索菲娅把一只手放在背后，故意漫不经心地说，但儿子已经迫不及待地伸出手来，她就眉开眼笑地把信封按在胸前，两人都笑了。接着，她不想干扰他读信，便走到窗前，用双掌撑着脸颊，朝外斜倚在窗框上，满怀幸福地凝望着山峦，特别是远方一座被早霞映红的雪峰，只能从这扇窗户里看到。马丁一口气读完了信，装出比实际上高兴得多的样子，因此在索菲娅的想象中，济拉诺夫小女儿的这些信温情脉脉，可假如她能读到它们，她就会为儿子感到伤心难过。奇怪的是，她清晰地记得济拉诺夫家的那个小丫头：一个头发漆黑、脸色苍白的小东西，总是害着咽喉炎，或是在喉炎初愈后，脖子上缠着绷带或者涂着黄黄的碘酒。她想起有一次，自己带十岁大的马丁去济拉诺夫家参加圣诞晚会，在那家人位于圣彼得堡的公寓里，小索尼娅穿着带花边的白裙子，腰间束着宽宽的丝绸腰带。马丁根本不记得这一次圣诞晚会，因为以前举办过好多次，彼此都混起来了。只有一幕场景他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它经常在他脑海里浮现：母亲说，该回家了，并把手指伸到他的水手衫的领口里，检查他是不是跑出了太多的汗，而他还拿着一只糊着金纸的大爆竹，不停地想挣脱开去，但母亲死抓住他不放，随即给他拉上了罩裤（几乎拉到了腋下），穿上了套靴和颈窝上紧紧扣住的皮大衣，戴上了令人讨厌、扎脖子的高加索式围巾帽。紧接着，严寒中的路灯那霓虹般的光彩就在马车车厢的窗玻璃上掠过了。使马丁激动的是，现在母亲眼中的神情和那时是一样的。现在他打球回来，她还是轻轻地摸摸他的脖子，送索尼娅的来信时也带着同样的温柔，就像以前某次她送来从英国订购、装在长纸盒里的气枪时一样。

气枪不完全是他期待的那种，和他在梦中想象的不一样，就像现在索尼娅的信也并不是他想要的那种信。可以说，她写得很匆忙，信里见不到一句意味深长、透出神秘气息的妙语，他只能满足于这样的表述：“我常回忆起美好的古老剑桥。”或者：“祝一切都好，我亲爱的小花，握你的爪爪。”她告诉马丁：自己找了一份办公室文秘工作，从事打字和速记；伊琳娜经常歇斯底里发作，让家里人头疼不已；她父亲办俄文报纸徒劳无功，目前正在着手经营出版业务，出版俄国流亡作家的作品；家里一个便士也没有，真叫人伤心；他们在柏林交了许多朋友，非常有意思；柏林的电车是绿色的，柏林人打网球时穿着领子浆硬的衬衫和吊带裤。马丁忍啊忍啊，一直忍过了夏天、秋天和冬天。后来，在一九二三年的四月中旬，在他二十一岁生日的当天，他向亨利叔叔宣称自己要去柏林。后者绷着脸，不满地说：“亲爱的朋友，我觉得这根本没有意义。你以后看欧洲的时间有的是。实际上，我打算明年秋天带你和你母亲去意大利。但你可不能永远这样游手好闲下去。总之，我想建议你去日内瓦锻炼一下，发挥你的青春活力。”（马丁十分清楚这话是什么意思，亨利叔叔曾好几次试探性地聊起郁闷的话题，提到某家珀蒂兄弟贸易公司与他有业务关系。）“发挥你的青春活力。”亨利叔叔又用法语重复道，“在这个残酷的时代，在这个非常讲求实际的功利时代，年轻人必须学会谋生，给自己打通道路。你的英语功底扎实，在经济业务上和国外保持联系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至于柏林么……你的德语可没怎么进步，不是吗？我看不出你能在那里做点什么事。”

“要是我什么都不做呢。”马丁阴郁地说。

亨利叔叔惊讶地看了马丁一眼。“真是个奇怪的回答。我不知道你父亲对这样的回答会怎么想。我觉得他会和我一样感到震惊——一个精力充沛的健壮小伙居然会嫌弃任何工作。”他注意到马丁已经不快地涨红了脸，便急忙补充道，“请你明白，我这不是吝啬小气，绝对不是。谢天谢地，供养你我还是足够富裕的，我也由此认定了自己的职责，从中收获快乐。但是，从你这方面来讲，不工作是极不理智的。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一眨眼的工夫，某人就可能倾家荡产。世道就是这样，你对它毫无办法。”

“我不需要你的钱。”马丁粗鲁地轻轻说。亨利叔叔装作没有听见，但是他的眼睛里却开始涌出泪水。

“难道你连一点功名心都没有吗？难道你就不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吗？我们埃德尔韦斯家的人总是善于工作。你爷爷起初只是个贫穷的家庭教师——为俄罗斯王子们教授法语，当他向你奶奶求婚时，她父母把他从家里赶了出来。过了一年，他回来时已经是外贸公司的经理了，于是，一切障碍理所当然就全部消除了。”

“我不需要你的钱。”马丁更轻声地重复说，“至于爷爷，那不过是个愚蠢的家族传说，你心里也清楚。”

“这孩子怎么啦？这孩子怎么啦？”亨利叔叔惊恐地喃喃着，“你有什么权利这样侮辱我？我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我，一个总是……”

“总之，我要去柏林。”马丁打断了他，颤抖着走出了房间。

三十一

那天晚上充满了和解、拥抱、擤鼻涕声和动情的咳嗽声——但马丁仍坚持自己的主张。母亲感觉到了儿子对索尼娅的思念，便作为盟友出面相助。现在，她看着儿子坐进汽车上路，她的脸上露出了勇敢的微笑。

屋子刚从视野中消失，马丁就与司机交换了位置。他小心地、近乎温柔地握着方向盘，仿佛握着某样珍贵鲜活的东西，同时望着威力无比的汽车吞噬着道路，这使他体验到了几乎与童年时一样的感受——那时，他坐在地板上，两脚踩住钢琴踏板，将可以旋转的圆凳夹在两腿中间，用双手把住凳面边缘，就像现在握着方向盘一样，在想象中开着汽车全速转弯，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同时他一次次地踩下踏板，让钢琴发出阵阵嗡鸣，一边还在想象的风中眯起了眼睛。后来，在德国特快列车上（列车走廊的窗户中间悬挂着几张小地图，上面是列车不经过的区域），马丁享受着旅行，吃巧克力，抽烟，把烟头塞到烟灰缸的金属盖下面，烟灰缸里已经塞满了抽剩的雪茄。列车驶近柏林时，天已入夜。他在列车上俯瞰着那些路面潮湿、灯火通明的街道，脑海中又浮现出了童年时柏林给他留下的印象。在这座城市里，幸运的居民——如果他们乐意的话——每天都能享受这样的风景：在一条平淡无奇的街道上方，火车从一座黑色的桥梁上飘然而过，驶向神话般的终点。在这一方面，柏林与圣彼得堡不同：在圣彼得堡，铁路的运行仿佛成了一项秘密仪式，被隐藏了起来。然而，一周后，当他开始适应这座城市的面貌时，他已经无力重塑心中那座熟悉的柏林老城了。这种感觉就像遇到了某个多年未见的人，一开始，你认出了他的容貌和声音，随后你仔细察看，于是，在你眼前，光阴于不知不觉中带来的变化立即显现出来——容貌改变了，相似之处消退了，在你面前的是一个陌生人，他吞噬了过去那个年轻易逝的自己，并因此洋洋得意。除非机缘相救，否则，从今以后就很难再描绘出他以前的模样了。当马丁在柏林特意重访童年见过的那个十字路口和那座广场时，任何东西都丝毫不能触动他的情绪，可在另一方面，偶尔飘过的一缕煤烟或汽车尾气的味道，透过薄纱窗帘看到的天空那特别的苍白色彩，或者是因为卡车驶过而震动颤抖的窗玻璃，都让他在刹那间重温起柏林给他留下的部分印象——城市、旅店和鱼肚白的黎明。昔日富丽堂皇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上，如今玩具店的数量变少了，窗内的火车头看上去也变小了，更显破旧。街面已被挖开，只穿着衬衫的工人正在钻孔，掘出一个个冒烟的深坑，行人不得不从铺设的木板上择路而行，有时甚至要穿过松散的沙土地面。下椴树街上，几家蜡像陈列馆挤在一起，组成一座圆形监狱，其中那具裹着寿衣、正兴高采烈爬出坟墓的尸体，还有那尊名叫铁娘子的严酷刑具，都已失去了往日可怕的迷人魅力。马丁又来到选帝侯大街，寻找记忆中那座巨大的旱冰场。他记得很清楚：场内曾回荡着滑轮滚动的轰隆声，滑冰教练穿着红色制服，有一座贝壳状的户外音乐台，包厢环绕在场地四周，送进包厢里的摩卡咖啡蛋糕口味微咸；还有，他曾经脚穿旱冰鞋，伴着各种音乐翩翩起舞，一会儿弯右腿，一会儿弯左腿，有一次还扑通一声摔得好惨！可如今他发现，短短十几年的岁月，就足以使这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选帝侯大街也有了变化，发展起来了，路面延伸了。在某个地方——或许是在一座新大楼的地下——埋着二十座巨大的网球场，马丁曾经与母亲在那里打过两次网球，她响亮地大喊一声“开始”，然后用下手发球，跑动时裙子窸窣作响。现在，他不用出城就到了格伦沃尔德⁽¹⁾，济拉诺夫一家就住在那里。他从索尼娅口中了解到，去韦尔特海姆商店买东西毫无意义，他也根本没必要参观冬季花园。他还记得，在冬季花园那绘有奇妙星空夜景的黑色天花板下，穿着紧身胸衣的普鲁士军官坐在包厢里灯光照亮的小桌旁，而舞台上，十二个大腿裸露的女子刺耳地唱着歌，她们挽着胳膊，从右到左，然后又从左到右地呈波浪状起伏，十二条白嫩嫩的玉腿不停地踢起放下。当时，年幼的马丁从这些舞女中认出了几位可爱的英国姑娘，她们平时举止端庄、矜持娴静，每天早晨都像他一样在木质旱冰场上滑冰。面对此情此景，他不由得轻声惊叹起来。

与马丁童年印象中那座结构紧凑、精致美观的城市相比，这个在一战后规模大大扩张、布局日益混乱的新柏林变得十分和平安宁，富有乡村气息，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大概是那些行为开放、嗓门洪亮的俄罗斯人。他们随处可见——在电车内，在商店里，在大街的角落中，在公寓住宅的阳台上——处处可以听到他们的高谈阔论。大约十年前，一九一三年的圣彼得堡仍然安全稳定，那时马丁还只是一名小学生，他在一个预言式的白日梦里（任何想象力丰富的人都会偶尔做出预言式的幻梦——这是对白日梦进行统计的结果）想象自己几年后变成了流亡者：一个叫人发抖的严寒深夜，火车晚点了，灯光出奇昏暗的站台上，他意外地碰到了一位坐在箱子上的俄国同胞，不禁热泪盈眶，然后他们进行了一场多么奇妙的谈话呀！对于扮演这些流亡同胞角色的人物，他简单地选用了自己在早年那次国外旅行中注意到的俄国人——在比亚里茨镇的一户家庭，带着男女家庭教师、胡须刮净的仆人和棕色的达克斯犬；在柏林凯撒霍夫饭店里的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或者，在北方快车走廊上的一位戴着无边便帽的年迈绅士，马丁的父亲认出了他，低声地称他为“作家波波里金⁽²⁾”。给这些人物挑选好合适的服装和言语后，马丁就派他们前往世界上最遥远偏僻的角落与自己会面。如今，在一九二三年，那些凭空生发的幻想（天晓得是哪本儿童读物造成的结果）已经完全化作了现实，而且大概过了头。有一次在电车上，一位浓妆艳抹的胖太太无精打采地抓着吊环，越过肩膀对自己的老伴、一位花白胡子的老人用俄语连珠炮似的大声说：“受不了！真叫人受不了！这些没教养的外国人居然没有一个肯让座！”马丁立即跳起身，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重复着自己在童年幻想中排练过的场景，高声说：“您请坐！”接着他便去抓吊环。在似曾相识的那股兴奋激动中，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这些心平气和、被那位太太称作“没教养”的德国人全是体力劳动者，他们面带疲惫，饥肠辘辘，在车厢里嚼着灰色的三明治；这些三明治即使让俄国人看着有些恼火，但对他们来说却不可或缺，因为在当年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影响下，要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得花不少钱。马丁在电车上用美钞买票找零，而不是用它投资房地产，这让售票员惊喜得手都抖了起来。马丁是通过一份特别的工作挣到美元的。这要感谢最可爱的俄裔德国人金德曼，他已经教有钱人打网球好几年了。诚然，这份工作艰苦费力，但马丁对此颇感骄傲。从他碰巧撞上这份工作的五月份起，直到当年十月中旬（他离开柏林回到母亲那里过冬），然后是一九二四年春天，马丁几乎每天都从清晨忙到傍晚。他用左手夹住五个网球（金德曼能拿六个），右手用球拍平稳地一个一个打过球网，同时，在球网的另一边，神情紧张、肌肉僵硬的中年男女学员努力挥动球拍，却往往一个球也接不到。最初一段时间，马丁工作得十分疲累，他右肩疼痛，两脚异常酸胀，因此在赚到当天的五六美元薪水后，他会立即回家上床睡觉。在日光的暴晒下，他的头发颜色变浅了，皮肤变黑了——他仿佛成了自己照片底片上的人物。他的女房东是一位少校的遗孀，为了让自己的身份显得更加神秘，他对她隐瞒了自己的工作，于是她就以为，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像许多文化人一样，不得不干苦力活——比如搬石头，所以皮肤就晒黑了——而且还像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那样感到不好意思。到了晚上，她会礼貌地叹着气，招待马丁吃她女儿从波美拉尼亚⁽³⁾的庄园里寄来的香肠。这位夫人身高六尺，面色红润，每逢周日就喷上古龙香水，房里还养着一只鹦鹉和一只乌龟。她认为马丁是位理想的房客：他很少在家，不接待客人，而且从来不用洗澡间（有了俱乐部里的淋浴和格伦沃尔德湖的湖水，他就完全可以不用洗澡间了）。这个洗澡间里面沾满了女主人的头发，头顶的晾衣绳上挂满了干燥的破烂衣物，叫不出名目，而对面墙边靠着一辆落满灰尘、锈迹斑斑的旧自行车。再说了，到洗澡间去也不容易：他得穿过一条狭长黑暗的走廊，里面拐弯特别多，还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废旧垃圾。从另一方面看，马丁所住的房间条件不错，自得其趣。房里有许多奢侈物品，比如自古以来就上着锁的立式钢琴，还有一架笨重巨大、结构复杂的晴雨表，在战争爆发两年前便已失灵。而在沙发上方，绿色的墙壁上，一个赤身裸体、手持三叉戟的老汉从伯克林⁽⁴⁾式的波浪中升起，如同一份永恒的善意提醒——济拉诺夫家的客厅里也有这样一幅画，尽管装在更简朴的镜框里，却使房间显得富有生气。

(1)　Grunewald，位于柏林西部郊区的一片居民区，以森林茂密著称，曾是皇家森林狩猎场。

(2)　Boborykin（1836—1921），俄国作家、剧作家、记者，于1860年第一次提出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

(3)　Pomerania，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域名称，曾被并入德意志帝国，1945年后此地分别为德国和波兰所有。

(4)　Arnold Böcklin（1827—1901），瑞士著名象征主义画家，米开朗琪罗与巴洛克画风对他影响很大，其绘画多取材于神话故事和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等文学作品，代表作有《拉琴的死神》《维纳斯的诞生》等。

三十二

马丁在柏林首次拜访济拉诺夫家时看到，他们那套廉价的公寓房肮脏昏暗，有四个房间和一间厨房，一个陌生的索尼娅就坐在厨房里的桌子上，她梳着新发式，晃荡着双腿，脚上穿着织补过的长袜，一边吸溜着鼻子一边给土豆削皮。于是马丁明白，除了各种伤心事，他别指望能从索尼娅那里得到什么，这次到柏林算是白来一趟了。她身上的一切都很陌生：赤褐色的毛衣，露出来的耳朵，沉闷堵塞的嗓音——她饱受重感冒的痛苦折磨，鼻孔周围都是红的。有时她削着削着就会停下手，郁闷地擤鼻涕，发出一阵无精打采的哼哼声，然后又用刀削去一条螺旋状的褐色土豆皮。晚饭他们吃的是碎荞麦片，配料用的是人造奶油而不是黄油。伊琳娜来到餐桌前，怀里抱着一只从不离身的小猫，用一阵高兴而又可怕的笑声迎接马丁。两位母亲在过去这一年里都老了，彼此更加相像了。只有济拉诺夫还是老样子，一如既往地用力切着面包。

“我听说，”一阵吱嘎声，“格鲁济诺夫就在洛桑。你有没有——”又是一阵吱嘎声，“有没有碰巧遇见过他？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是一个意志刚强、坚决果断的人。”

马丁对格鲁济诺夫是什么人丝毫没有概念，但他什么也没问，生怕对自己犯下这个愚蠢的错误不打自招。晚饭后，索尼娅洗盘子，他把它们擦干，中间打碎了一只。

“情况真是糟透了！真叫人发疯！”她大叫起来，然后又解释道，“我不是指家里的经济情况，而是我的鼻子，我简直不能呼吸了。不过，经济情况也同样糟糕。”

后来她陪他下楼，为他打开前门上的锁。按下开关时，响起了一下可爱的咔嗒声，楼梯上的灯顿时亮了起来。马丁接连咳了几下，却始终未能说出一句他准备对索尼娅说的话。接下去的几个晚上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来了许多客人，他们在留声机的音乐伴奏下跳舞，在附近的咖啡吧里跳舞，或是在拐角处黑乎乎的电影院里看电影。许多张新鲜的面孔在马丁周围出现，就像从星云中诞生出了万千世界。所有那些散布在柏林周围、带有俄罗斯特性的事物，所有那些令马丁激动万分、构成海外流亡生活基本要素的事物，都在这里找到了各自明确的标签和特征：也许，它只是人行道上拥挤的人流中飘出的一小段日常对话的只言片语，一个变化多样的词汇（例如，那个带有俄罗斯特征、口音经常变化的复数名词dóllary, dolláry, dollará ——美元，美元，美元）；或者，是在路上偶然听到的一对夫妇那如同朗诵调一般的争吵声（“我告诉你……”女人的声音；“哦，那就随你的便吧……”男人的声音）；或者，是在某个夏日的夜晚，一名男子在一扇亮着灯的窗户下仰头拍手，喊着某个响亮的名字和父称，让整条街上的空气震动不已，还害得一辆出租车神经质地发出嘎的一声，在惊慌中匆忙躲闪到马路一边，差点就撞上了这位大声叫嚷的访客，而此时，为了更好地看到要找的人是否像木偶庞奇⁽¹⁾那样出现在窗口，他已经退到了柏油马路的中央。通过济拉诺夫一家，马丁认识了一些人，在这些人中间，他起初感到自己是个无知的异类，一个局外人。在某种意义上，他重复体验着自己初到伦敦与济拉诺夫一家见面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尴尬。而现在，在斯捷潘·布勃诺夫的公寓里正进行着巨浪般滔滔不绝的谈话，其间充斥着许多现代作家的典故。无所不知的索尼娅带着一种嘲笑般的怜悯斜睨着马丁，他脸红了，不知所措，正打算把自己贫乏可怜的点滴思想贡献添加到别人的滔天语浪中，却又担心自己的话会被立即淹没，所以就一直保持沉默。他为自己在知识上落后于人感到羞愧，因此每到下雨天就在家里专心读书。很快，他就熟悉了那种特殊的气味，监狱图书馆的气味——它来自苏联的文学。

(1)　Punch，英国传统木偶滑稽戏《庞奇与朱迪》中的一个驼背木偶丑角。

三十三

作家布勃诺夫是个像熊一样结实粗壮的人，今年三十岁，已经开始秃顶，有着巨大的前额、深陷的眼睛和方形的下巴，脖子上系着一条黑色的旧领结。他总是洋洋得意地指出，二十世纪许多杰出俄国文学家的名字都以字母B开头。他抽烟斗，每吸一口烟，双颊就深深地凹缩进去。在他眼里，马丁是个国外来的花花公子，而对马丁来说，布勃诺夫那慷慨激昂的华丽演讲和当之无愧的作家声誉令人印象深刻。布勃诺夫在流亡期间开始写作，他已经通过柏林的一位俄国流亡出版商出版了三本精彩的小说，目前他正在写第四本，主人公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或者，确切地说，是一名莫斯科的文书，奇迹般地在一条哥伦布的帆船上当了水手。除了俄语，布勃诺夫不懂其他任何语言，而有时他必须到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因此当马丁有空的时候，他很乐意把马丁带在身边。马丁德语掌握得不太好，所以遇到法语和英语文本时，他就会很高兴。或者，最好是意大利语。说实话，他对这种语言的了解比德语还少，但他特别看重自己这方面不多的知识，因为他记得，在郁郁寡欢的特迪的帮助下，自己曾经拜读过但丁的作品。布勃诺夫的公寓经常有流亡作家光顾，包括小说家、记者和长着粉刺的年轻诗人，依布勃诺夫之见，这些人都是平庸之才，他理所当然凌驾于众人之上。他将手掌撑在额头上，用手指蒙住眼睛，听完又一首思念祖国或回忆圣彼得堡的诗歌（诗中必然会出现那尊青铜骑士），然后把手从突出的眉毛上拿开，揉着下巴说：“嗯，挺不错。”接着，他用那双浅褐色的眼睛盯住一点，重复说着“不错”、“不错”，口气却变得犹豫起来。继而他目光一转，说：“还行。只不过，您要知道，您笔下的圣彼得堡写得有点太轻巧了。”于是，他逐步降低评判意见的水准，直至闷声闷气地叹息咕哝着说：“写得完全不对，完全没必要。”一边沮丧地摇着头。突然，他精神焕发，神采飞扬，高声吟出普希金的一首诗收场。有一次，一位年轻诗人感到委屈，反驳道：“那是普希金，而这是我的作品。”布勃诺夫想了想，回答说：“可您毕竟还是差一些。”

不过，偶尔也会有某位新人带来一篇着实不错的作品，这时布勃诺夫就会变得古怪起来，神色阴郁，接连好几天都心情不悦——如果这篇作品是用散文体写的，那么情况更是如此。马丁除了给母亲写信，其他什么都不写，为此，别人用“我们的塞维尼夫人⁽¹⁾”这句俏皮话来戏称他，布勃诺夫也真心诚意、无所顾虑地与马丁交上了朋友。甚至有天晚上，在三大缸比尔森啤酒⁽²⁾下肚后，完全放松的布勃诺夫开始迷迷糊糊、毫无顾忌地说起了某位姑娘（这让马丁想起了在克里米亚的山中燃起的一簇篝火）：她的心灵好似一曲动听的歌谣，她那双深色的眼睛在浅吟低唱，还有她的皮肤像珍贵的瓷器那样白皙。然后，他恶狠狠地瞪了马丁一眼，说：“没错，这都是些陈词滥调，令人作呕，呸！你要是想鄙视我，就鄙视我吧，我也许没有半点才气，但我爱上了她。她的名字犹如教堂的圆顶，犹如鸽子展翅飞翔时发出的哨音。我在她的名字中看到了灿烂的光辉，那道特别的光芒，古代圣贤赫迪尔⁽³⁾的‘睿智’之光。光明从那里来，从东方来。啊，这可是个大秘密，惊人的大秘密……”随后，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化作狂乱的耳语：“女人的魅力真是可怕——你懂的，可怕。还有她那双可怜的小拖鞋，脚跟都磨平了，对，磨平了……”

马丁感到很不自在，只好沉默地点点头。和布勃诺夫在一起时，他总是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全然身处梦境，而且不知为什么，无论对布勃诺夫还是对赫迪尔圣贤，他都不完全相信。索尼娅其他的熟人——例如，活泼开朗的卡利斯特拉托夫（他过去是军官，现在做着“汽车货运生意”），亲切可爱、肤色白皙、胸部丰满的韦列坚尼科夫家的姑娘（她曾经弹着吉他，用浑厚的女低音演唱《伏尔加河上的高崖》），或是年轻聪明、阴沉寡语的小伊戈列维奇（他是一个戴角质镜架眼镜的青年，读过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作品）——他们都比布勃诺夫简单得多。除了索尼娅的这些朋友，马丁还结识了她父母的那些上了年纪的熟人，他们受人尊敬，从政积极，心地纯洁，将来完全配得上用一百行简洁的文字写就的讣告。七月的一天，老伊戈列维奇重重地扑倒在人行道上，因心力衰竭而去世，流亡报刊后来登载了许多“不可替代的损失”、“真正勤劳的人”之类的赞辞。在摆满玫瑰花和黑色大理石墓碑的犹太人墓地里，米哈伊尔·普拉托诺维奇·济拉诺夫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腋下夹着公文包，头上没戴帽子，显得有些失礼。马丁此时觉得，讣告中说“他对俄罗斯充满了火热的爱”或者“他总是高举着笔”似乎有点贬低死者，因为这些话也可以用来说济拉诺夫和德高望重的讣告作者本人。马丁最惋惜的是死者的与众不同之处，那才是真正不可替代的——他的手势，大胡子，如雕刻出来一般的皱纹，突然露出的腼腆微笑，外套上只有一线相连的脱落的纽扣，还有他贴邮票的样子——先伸出整条舌头舔邮票，然后把它贴到信封上，再用拳头啪地一下压实。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切都比轻易催生出讣告上这套陈词滥调的社会功绩更有价值。马丁的思绪奇怪地跳到了自己身上，他暗自发誓，自己永远不参加任何政党，不出席任何会议，不做“授予发言权利”或是“宣布议程延期”的大人物。马丁还常常觉得奇怪：济拉诺夫、济拉诺夫的朋友还有这群勤劳正直、无私爱国的俄罗斯人，自己为什么不能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谈起心里珍藏已久的秘密计划。

(1)　Madame de Sévigné（1626—1696），法国散文家，出身于巴黎贵族家庭。她年轻寡居，带着女儿和儿子过着孤独的生活。1669年女儿和格里尼昂伯爵结婚，婚后跟随担任省长职务的丈夫去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塞维尼夫人每天给她女儿写信，二十年如一日。这些书信都收在她以后出版的《书简集》中。

(2)　Pilsener，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发酵淡色啤酒品牌，因生产于捷克波希米亚的比尔森啤酒厂而得名。

(3)　Khadir，出自《古兰经》中所记载的古代先知穆萨的故事，是伊斯兰教真主安拉的仆人，也是穆萨的良师。

三十四

但是索尼娅，啊，索尼娅……无论是在夜里幻想着那场充满荣耀的神秘探险，还是与布勃诺夫谈论文学，或是日复一日在网球俱乐部卖力教课，马丁都一再想起索尼娅，仿佛他就在她的身边，拿着火柴为她点燃煤气灶，灶台上猛地一喷，放出张牙舞爪的蓝色火苗。与她谈论爱情是徒劳的，但是有天晚上，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开始，他们在咖啡店里用吸管吸着瑞典潘趣酒，店里还有罗马尼亚小提琴凄切的伴奏。后来他送她回家。夜里很温暖，每个门口都站着一对纹丝不动的情侣，低语着，欢笑着，令人心驰神往，然后突然陷入沉寂；别墅的花园里，丁香花枝在朦胧夜色中摇曳；路灯的光线下，用来翻修房子的脚手架怪影幢幢。此情此景令他的柔情油然而生，他突然忘了平时的克制，忘了自己平时害怕成为索尼娅取笑的对象，奇迹般地开始说起——说什么来着？——说起贺拉斯。是的，贺拉斯生活在罗马，而罗马尽管拥有不少大理石建筑，看上去却仍像一个扩张中的大村落。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有人在追赶一条疯狗，成群的肥猪和黑猪崽在烂泥中打滚，到处都在建设——木匠在敲东西，大车咔嗒咔嗒驶过，车上运载着利古里亚大理石或巨大的松木。可是到了傍晚，敲击声静下来了，就像柏林在黄昏时静下来一样，铺子上锁时铁链条咣当作响，和柏林的商店放下窗板时的声音非常相像。贺拉斯慢悠悠地走向战神广场⁽¹⁾，他虽然年老体衰，却大腹便便，秃顶，双耳硕大，穿着不干净的长袍，听着门廊下温柔的低语和幽暗角落里迷人的笑声。

“你真可爱，”索尼娅突然说，“我得亲你一下——等等，我们到那边去。”

在公园大门旁繁密枝叶的阴影下，马丁把索尼娅搂入怀中。为了不浪费分分秒秒，他连眼睛也不闭，慢慢地亲吻她那清凉柔软的嘴唇，同时看着她脸颊上苍白的反光和她那颤动着的下垂眼睑：一瞬间，眼睑抬了起来，露出一丝潮润茫然的闪光，又闭上了。她的身体微微战栗，双唇在他的唇下微启。像为了破除魔法一般，她用手掌一把推开他的脸，牙齿打战，低声请求他停下。

“要是我爱上了别人呢？”当他们重又在街上漫步时，她出乎意料地活泼起来，问。

“那会很糟。”马丁说。他感到，刚才有那么一段时间，他能牢牢抓住索尼娅，而现在她又滑脱了。

“把胳膊收起来。”她突然说，“你这算什么做派，就像个星期天上班的店铺管家。我可没法这样走路。”于是他最后的一线希望——用手掌触摸她那温暖的前臂所留下的愉悦感觉，也消失了。

“至少他有才气，”她说，“而你——你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个旅行中的花花公子。”

“才气？你说谁有才气？”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一直到家都沉默不语。但在门前的台阶上告别时，她将一条光裸的胳膊绕在他的脖子上，又一次吻了他，然后一脸严肃，低下头，从里面锁上门。他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她抚摸着栏杆上楼，消失在拐角后——她的光芒就这样消失了。

“以前她对达尔文也是这样。”马丁心想。他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冲动，想会会这位老朋友，可达尔文远在美国，是一家伦敦报社派他去的。第二天，这个晚上的浪漫痕迹消失了，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索尼娅与朋友们去了郊外的孔雀岛，在那里游泳和野餐，而马丁甚至不知道这件事。傍晚时分，他赶在商店关门前买下了一份礼物，一只系着深红色花结的大长毛绒狗玩具。当他把它夹在腋下走近她家时，他在街上遇到了回来的一伙人——索尼娅肩上搭着卡利斯特拉托夫的上衣，两人之间不断地迸出什么玩笑话，而谁都懒得向马丁挑明其中的意思。

他给她写了一封信，然后几天都没有露面。过了一周左右，她给他回了一张彩色明信片，上面有一个可爱的男孩从绿色长椅后俯身，长椅上坐着一位漂亮的女孩，她正欣赏着一束红玫瑰，底下是一行用金色字母写的德语诗：“玫瑰朵朵传心意，真情脉脉永勿言。”在反面，索尼娅写道：“他们很可爱不是吗？这才是你想要的约会。听着，我需要你来帮忙，我的球拍上有三根弦断了。”她对他的信只字不提！然而，在后来的几次拜访中，有一次她说：“我觉得你真蠢，每天都去工作，也不抽空跷一两天班。你要是提，金德曼肯定会代你上课的。”

“他有自己的课要教。”马丁犹豫不决地回答，但他后来还是与金德曼谈了一下。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的绝佳早晨，马丁和索尼娅去了郊外，那里湖泊遍布，芦苇丛生，松林茂盛。马丁豪爽地信守了对她的诺言，不抛媚眼（这是她的说法），没有要去亲吻她的图谋。从这一天起，他们之间因为某个偶然的话题而开始了一系列特别的谈话。马丁想让索尼娅大吃一惊，他含糊地暗示，自己加入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秘密组织，从事侦察活动。这样的组织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他们共同的朋友梅尔基赫中尉听说就曾两次越过边境，执行危险任务，马丁一直想找机会与他交朋友，有一次甚至还邀请他吃过晚饭。另外，马丁没能在瑞士见到那位神秘的格鲁济诺夫（济拉诺夫曾提到过这个人），这让他一直感到遗憾。据他打听到的消息，格鲁济诺夫是个大冒险家、恐怖分子、特殊间谍以及不久前一系列反苏维埃农民暴动的幕后主脑。

“我不知道你在想这些事情。”索尼娅说，“只不过，你要知道，如果你真的加入了那个组织，然后又马上开始四处张扬，这么做是非常幼稚的。”

“噢，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马丁说。他故弄玄虚地眯起眼睛，想让索尼娅相信，自己是故意把这事化为玩笑的。她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微妙的玄机，只是伸展四肢，躺在铺满针叶的干燥地面上，头顶是树干上洒满了阳光的松树。她将光裸的双臂枕在脑袋后面，露出可爱的腋窝——它们不久前刚刚刮净，现在就像是用铅笔画出来似的。她说，很奇怪，她也常常在想这件事：世界上竟有这么一片土地，普通人禁止入内。

“我们怎么叫它呢？”马丁问，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与丽达在克里米亚那童话般的海岸上玩的游戏。

“得用北方的什么名字。”索尼娅回答，“瞧，松鼠！”那只松鼠玩着捉迷藏游戏，身子一动一动地顺着树干爬了上去，在枝叶中消失了踪影。

“比如——佐尔兰德，”马丁说，“诺曼水手就经常提到它。”

“好啊，当然——佐尔兰德。”索尼娅附和说。从她身上意外流露出的想象力令他有点震惊，他咧开嘴笑了。

“可以帮你捉掉蚂蚁吗？”他顺便解释着问。

“取决于在哪里。”

“在长袜上。”

“走开，亲爱的。”——这句话是冲蚂蚁说的。她掸掉了那只蚂蚁，又继续讲了起来，仿佛是在背诵：“那里冬天很冷，屋檐下悬挂着一排排可怕的冰锥，整个看上去就像管风琴的音管。后来它们全融化了，一切都湿漉漉的，消融雪地上的斑斑点点犹如黑色的烟灰。哦，我可以告诉你那里的一切。例如，那里刚刚通过了一项法律，所有居民必须剃光头，因此，现在最重要、最有权势的人都是理发师。”

“头的平等。”马丁说。

“没错，而且当然最好是秃顶。你知道……”

“布勃诺夫在那里会走大运。”马丁插进一句玩笑话。

不知为什么，索尼娅突然见怪了，不再做声。不过，从那天起，她偶尔还是会屈尊陪他玩佐尔兰德的游戏。与此同时，一个念头折磨着马丁：她这样做也许是在故意拿他开心，她随时有可能逼迫他踏出错误的一步，越过那道想象与现实的边界，使他的幻想变得索然无味——于是，这名梦游者便会突然惊醒，发现自己正倒挂在屋檐下，眼前是朝下翻起的睡衣、人行道上观望的人群和消防队员的头盔。然而，即使索尼娅是在嘲弄他，也没关系，没关系，能有机会在她面前敞开心扉，他也十分乐意。他们一起研究着佐尔兰德的风俗和法律。这片地区岩石密布，风力十足，而风被视为一种有益的力量，因为它维护平等，不能容忍高塔和大树。在它的推动下，人民为大气分层，通过严密监视来控制气温保持一致。还有，纯粹的艺术和纯粹的科学都自然而然被宣布为非法，这样一来，在看到学者陷入沉思的模样和他们那些令人恼火的厚重著作时，那些诚实的傻瓜就不会感到难过了。幸福的佐尔兰德人围坐在篝火旁（小提琴在火中燃烧，上面的琴弦啪的一声崩断了），他们剃着光头，穿着褐色长袍，一边取暖一边大声做着报告，讨论着炸开群山、夷平大地的宏伟计划：那些高山傲然矗立，实在是太放肆了。有时候，在大家谈话时——比如，在桌旁——索尼娅会突然转向他，飞快地低语道：“听说了吗？那里出台了一项新法律，禁止毛毛虫变成蛹。”或是：“我忘了告诉你，救世主拳击家（这是其中一位领袖的绰号）下了命令，命令医生停止四处奔走，要用同一种方法去医治世上所有的疾病。”

(1)　Field of Mars，古代罗马台伯河的一块冲积平原，原为军事操练场地，后来成为许多公共建筑物的所在地。

三十五

回到瑞士过冬后，马丁期待着收到一封有趣的来信，但索尼娅在寥寥无几的来信中再也没有提到过佐尔兰德。有一封信里，她请马丁向格鲁济诺夫转达她父亲的问候。原来，格鲁济诺夫正好住在大华宾馆，就是以前十分吸引马丁的那家宾馆。然而，当马丁从山上滑到宾馆时，他发现，格鲁济诺夫已经离开了，而且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于是他将济拉诺夫的问候转达给了格鲁济诺夫的妻子。她是一位面相年轻、衣着靓丽的女士，年纪在四十来岁，有一头蓝黑色的秀发，两颗突出的门牙上总是沾着口红，为了遮住这对龅牙，她笑起来有点小心翼翼。她的双手小巧柔软，戴着闪亮的戒指，马丁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精致的手。不过，虽然大家都认为她十分迷人，称赞她极富魅力、声音悦耳亲切，马丁却依然保持冷静。事实上，一想到她也许是在试图诱惑他，马丁的心里就很不愉快。他的疑心毫无根据。格鲁济诺夫夫人对他并不热情，就像她对那个带她去坐雪橇滑雪的英国人（高个子，大鼻梁，小脑袋上长着花白粗硬的头发，脖子上系着条纹围巾）一样冷淡。

“我丈夫七月份以后才能回来。”说完，她开始问起济拉诺夫家的情况。当马丁提到伊琳娜时，她说：“对，对，我很同情她母亲。您可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马丁知道。内战期间，伊琳娜还是个文静温和、性情忧郁、身材丰满、心智正常的十四岁小姑娘。在俄罗斯南部，她和母亲挤在一节货运车厢里的长木凳上，夹在一群形形色色的坏人中间。漫长的旅途中，有两个流氓不顾自己伙伴的抗议，一直骚扰小姑娘：摸她，拧她，挠她痒，还对她说些骇人听闻的淫词秽语。巴甫洛夫夫人在惊恐无助之中强作笑颜，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女儿，不停地说：“没什么，伊萝奇卡，没什么——哦，求求你们放过这孩子吧，你们怎么不觉得害臊——没什么，伊萝奇卡……”后来，在下一列火车上，在离莫斯科更近的地方，一帮逃兵或是什么人把她那肥胖的丈夫从车窗扔了出去，当时火车正在全速行驶。是的，她丈夫很胖，结果人卡在了车窗里，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但是那帮暴徒一起用劲，最后还是成功地让他从视线里消失了，只有刺眼的雪从空窗口掠过。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巴甫洛夫夫人依然哭叫着紧紧抱住女儿的脑袋。后来，她的丈夫奇迹般地在一座覆满积雪的小车站里与家人团聚了，而伊琳娜也奇迹般地从一场严重的伤寒传染病中存活了下来，只是，她再也不能说话了。直到一年过后，在伦敦，她才学会用不同音调发出哞哞的叫声，还可以勉强清晰地发出“妈——妈”的声音。

不知怎么的，马丁以前从未留意过伊琳娜，很快就对她的智力缺陷见怪不怪了，但现在，当格鲁济诺夫夫人补充说“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从此他们家有了一道经历战争创伤的永久疤痕”时，他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震撼。佐尔兰德的夜色似乎更黑了，它的密林更深了，马丁已经知道，无论是谁，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止他作为一个自由的朝圣者钻进这些森林，在那里，有一些胖孩子在黑暗中受着折磨，空气中散发着烧焦和腐烂的气味。他的冬夜幻想里充满了那么多的奇遇，以至于当他在春天回到柏林，回到索尼娅那里去时，他几乎自己都信以为真，仿佛他已经结束了那场孤独勇敢的远征，现在就要对她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马丁走进索尼娅的房间，急着要说出一切，在她那双黯淡无神的眼睛让他再次变得心灰意冷前，他说：“就像这样，就像这样，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然后，啊，然后……”“任何时候什么也不会有！”她用普希金笔下的纳伊娜的腔调嚷了起来（“英雄，我可不爱你！”⁽¹⁾）。办公室的工作非常辛苦，她比平时更显苍白。在家里，她穿着陈旧的黑天鹅绒裙子，腰间束着细皮带，拖着带有破毛绒球的无跟拖鞋。她常常在晚饭后穿上雨衣出门，而马丁在各个房间里徘徊一阵后也离开了。他把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慢慢向有轨电车车站走去，抵达柏林另一头后，他在从网球俱乐部认识的夜总会舞女的窗下温情地吹起了口哨。她轻快地走到阳台上，在护栏前呆愣了片刻，消失了，然后又走出来，扔给他包在纸里的钥匙。在她的卧室里，马丁喝下绿色的薄荷甜酒，亲吻着她那金褐色的裸露背部，而她则晃动着脑袋，将肩胛骨用劲地合起来。他喜欢看她一边挪动着肌肉发达的黝黑双腿，用又小又快的步子在房间里走动，一边老是怒气冲冲地咒骂着那个舞场老板；喜欢她那张带着橙色红晕的奇特的小脸蛋，两道极细的眉毛，还有那头向后梳起的顺滑秀发。他努力不去想索尼娅，但无济于事。五月的一天晚上，他带着颤音轻轻吹起一声口哨，可在阳台上出现的不是他的情人，而是一个穿着吊带裤、上了年纪的男子。马丁叹了口气，走开了。他坐电车回到济拉诺夫家所在的大街，开始在两盏路灯中间徘徊。索尼娅过了半夜才回家，孤身一人，在她从手提包里掏摸寻找着钥匙串时，马丁走上前，怯生生地问她到哪里去了。“你就不能离我远点儿吗？”索尼娅嚷了起来，不等马丁回答就转动了钥匙。门锁发出两次咔嚓声，沉重的门打开了，停了片刻，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后来马丁开始猜想，不仅是索尼娅，所有他俩共同的熟人不知怎的都在回避他，无论谁都不需要他，无论谁都不喜欢他。他去布勃诺夫家里拜访，布勃诺夫却用奇怪的目光盯着他，请他原谅，然后继续埋头写作。他觉得，再这样下去，他就会变成索尼娅的影子，将在柏林的人行道上遛来遛去，直至生命的尽头，把他心中日益成熟、重要而庄严的东西白白浪费在感情上。最后，马丁决定离开柏林，在清除旧念的孤独中思考探险计划。一九二四年五月中旬，他去和索尼娅告别，皮夹里已经放着去斯特拉斯堡的票。当然，她不在家。昏暗的房间中坐着伊琳娜，她一身白衣，像只透明的乌龟飘在半明半暗的暮色里，视线一直在他身上。于是，他在一只信封上写下“法令宣布在佐尔兰德正是极夜”，把信封留在索尼娅房内的枕头上。然后，他没有穿大衣，也没有戴帽子，只提着一只皮包，坐上等候着的出租车，离开去了火车站。

(1)　出自普希金根据俄罗斯民间传说改编的经典奇幻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纳伊娜是诗中的一个女巫，年轻时曾被牧羊青年费英热恋，一直拒绝费英的追求。为了赢取恋人的芳心，费英带领伙伴在海上劫掠征战十年，威名远扬，富甲一方，后卸甲归乡向纳伊娜求婚，却依然遭到纳伊娜一句“英雄，我可不爱你！”的冷遇。

三十六

火车刚一开动，马丁就有了精神，快活起来，开始享受旅行的激情——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必要的训练。换乘上经过里昂开往南方的法国火车以后，他感觉自己彻底摆脱了索尼娅虚无缥缈的爱情魔咒。列车经过里昂，南方的夜幕开始逐渐笼罩大地，车窗的倒影化作浅白的方格在黑色的斜坡上掠过。在闷热难耐、肮脏不堪的二等车厢隔间里，马丁唯一的旅伴是一个法国中年人。这个法国人脱下大衣，麻利地用手指从上到下依次解开马甲上所有的扣子，仿佛拧下手腕似的扯下袖口，把这两只浆过的袖口小心地放进网兜，然后坐在座位边缘上，抬起下巴，一边摇晃着身子——火车正在飞速行驶——一边解下领子和领带。因为领带前面已经打好了现成的领结，后面用搭扣钩住，所以当这个法国人从后面解开搭扣取下领带时，马丁不禁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这个人正在把自己拆开，马上就要把头取下来了。他前脖颈上的皮肤松弛下垂，像火鸡的脖子似的。他松了口气，将脑袋向左右两边放松地转动了一下，然后嘴里哼哼着，弯下身，脱去皮鞋，换上卧室里穿的拖鞋。现在，他穿着衬衫，长满卷毛的胸口处敞开着，给人的印象又像是个好心人：因为这些夜行的旅伴有着苍白发亮的面容和半睡不醒的眼睛，总好像是由于晃动的车厢和其中闷热的空气而显出一副喝醉似的样子。他从一只大篮子里掏出一瓶红酒和一只大橙子，先喝了一口酒，咂吧一下嘴唇，吱的一声把瓶塞牢牢地塞回去，接着把橙子顶上的皮咬掉，然后用大拇指剥开橙子。马丁把陶赫尼茨⁽¹⁾的廉价本英语书放到膝盖上，刚要打哈欠，这时他的目光与法国人相遇了，对方开口说：“我们已经到了普罗旺斯。”法国人脸上带着微笑，浓密的眉毛朝窗口方向动了动，在镜子般的窗玻璃上，他那暗淡的倒影也正在剥着一只橙子。

“是啊，能感觉到是在南方了。”马丁用法语回答。

“您是英国人吗？”对方探问着，一边把剥好的、带着灰白色内皮的橙子撕成两半。

“对。”马丁回答，“您怎么猜到的？”

法国人有滋有味地咀嚼着，耸了耸肩。“不那么难猜。”他吞下一口橙子，视线一转，用一根多毛的手指指着那本陶赫尼茨英语书说。马丁温和地笑了笑。“我是里昂人，”那人继续说，“做贩酒买卖。我必须经常出差，但我喜欢到处转悠，可以见识新的地方，结识新的人，说到底——认识世界。我有妻子和一个小女儿。”他用报纸擦着揸开的手指，补充说。接着，法国人又看了马丁一眼，看了一下他那只破旧的皮包和那条皱巴巴的裤子，心想一位英国老爷可不会来坐二等车厢，便点点头说：“您是旅行者吧？”马丁明白，这不过是旅行推销员的缩略简称。

“是的，我确实是个旅行者。”他回答说，努力赋予法语不列颠的腔调，“但是，是更广泛含义上的旅行者。我要去很远的地方。”

“但是您在做生意？”

马丁摇摇头。

“这么说，您这是为了找乐子？”

“也许是吧。”马丁说。

法国人默默沉思了一会，接着问：“您现在是去马赛，对吗？”

“是的，大概是去马赛。我还没有做好全部准备，目前还没有。”

法国人点了下头，但明显流露出迷惑的表情。

“在这种事情上，”马丁继续说，“应该很小心仔细地做准备。我在柏林住了将近一年，想在那里找到我所需要的信息，您想象不到……”

“我有个侄子在做工程师。”法国人充满希望地插话道。

“噢，不，我不搞技术，我访问德国不是为了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要说：您无法想象，要挖出这方面的信息有多么困难。实际上，我是打算去探索一片几乎难以涉足的遥远区域。只有少数几位探险家到过那里，但是怎么找到这些人，怎么让他们开口呢？我又有什么呢？只有一张地图而已。”马丁指向手提包，那里面除了他的丝绸衬衫和折叠浴盆外，确实还有一张他从柏林过去的总司令部搞到的地图。接下来是沉默。火车轰隆轰隆震颤着行进。

“我总是认为，”法国人说，“我们的殖民地大有可为。当然，你们的殖民地也是这样，而且你们有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在热带待了十年，他说自己很愿意回去。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曾看见猴子爬上一棵倒下的树干过河，后面的猴子抓着前面猴子的尾巴——真是太好笑了——抓着尾巴！抓着尾巴！”

“殖民地又是另一回事，”马丁说，“我不是打算去殖民地。我的路要穿过荒凉而危险的地方，谁知道呢？也许我回不来了。”

“那算是科学考察吗？”法国人用后面的牙齿压住哈欠，问。

“部分是。但是——怎么跟您解释呢？——科学，知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重点所在。重点是，主要的目的是……不，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明白了，我明白了。”法国人困倦地说，“你们英国人就是喜欢打赌和破纪录。”他说“纪录”这个词的时候，声音里充满了睡意，“谁想要云端中一块光秃秃的岩石？或者——老天爷，在火车上真是困死人！——冰山，不管人们怎么叫它们？或者，就是北极？或者是让人得上疟疾死于非命的沼泽地？”

“对，您大概说到点子上了，但是就算如此，就算是运动精神，也并非全部。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我该怎么说呢？——荣耀，热爱，对土地的温情，千万种相当神秘的感觉。”

法国人目瞪口呆，然后突然俯身向前，轻轻拍了一下马丁的膝盖。“您这是在嘲笑我吗？”他柔和地说。“哦，不是，根本不是。”“够了！”他仰身向自己的角落躺下去，“您现在想去撒哈拉转悠还太年轻。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现在就想熄灯睡觉。”

(1)　Tauchnitz，德国老牌印刷出版商，由卡尔·陶赫尼茨于1796年在莱比锡创立，以印制古典文学版本和廉价本英语书籍而出名。

三十七

黑暗。法国人几乎马上就打起鼾来。“他到底还是相信了我是英国人。我就这样去北方，就这样，乘无人可以阻挡的火车，然后，然后……”在想象中，他开始走上一条林间小径，小径向前延伸，不停地延伸下去，但睡梦并没有前来与他会合。马丁睁开了眼睛。不如把车窗拉下来一点吧。马丁从车窗里探出身子，定睛凝望，柔和的夜风拂向他的面庞，看不见的灰尘飞进眼中，迷住了他的眼睛。他缩回了头。在黑暗的包厢中响起了咳嗽声。“别，别这样。拜托，”一个不满的声音说，“我可不想在星空下睡觉。关上，关上。”“您自己关吧。”马丁说完就走进亮着灯光的过道，经过一座座隔间，可以猜到，里面是些无可告助、半脱了衣服入睡的混杂人群：呼哧声和叹息声四起，有人像鱼似的张着嘴，有人的脑袋不时耷拉又突然抬起，还有人伸出一只柔软的脚，顶在另一个陌生人的鼻子边上。马丁穿越了一条条铿锵作响、用铁皮相接的连廊，走过了两节三等车厢。有几座隔间的门开着，其中一座隔间里，穿着灰蓝色服装的士兵正喧闹着在打牌。再往前，在卧铺车厢的过道里，马丁停在半放下的车窗旁，突然非常鲜明地回忆起了童年时在法国南部的旅游，窗边可以折叠的坐板，可以让他控制火车的布带，还有那用三种语言吟唱的动听曲调——特别是那首用意大利语唱的《危险》。他回想起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奇怪，就好像他从未走出一列飞速行驶的火车，不过是从一个车厢走到另一个车厢罢了——在一个车厢里坐满了年轻的英国人，达尔文在他们中间，正庄重地拉下紧急刹车索；在另一个车厢里是阿拉和她的丈夫，不然就是克里米亚的朋友们，或者是打鼾的亨利叔叔，或者是济拉诺夫一家，济拉诺夫一直在看报纸，而索尼娅用天鹅绒般的黑眼睛盯着窗外。“然后我会继续步行，步行。”马丁激动地喃喃自语。一片茂密的森林，一条蜿蜒的小径——多大的树呀！而在这里，在这座卧铺车厢中，乘着这车的肯定是童年时的他，正颤抖着解开皮窗帘；如果继续沿着蓝色的过道向前走，就会来到餐车里，他的父亲和母亲正在用晚餐，桌子上放着同一块用紫色包装纸包住的巧克力，而在车门上方，一台螺旋形的换气扇在五彩缤纷的广告中闪着微光。这时，马丁透过窗户看到了童年时见过的一幅景象，与他的记忆遥相呼应——一串璀璨的灯火，在远方，在黑乎乎的山丘中，仿佛有人将它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上，然后塞进了口袋。在他看的时候，火车开始减速了，于是马丁对自己说，如果火车在这里停下，他就立即下车，去寻找那些灯火。一座车站驶进视线，然后圆月似的挂钟也映入眼帘，火车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停住了。马丁慌忙奔向自己的车厢，两次走错了地方，闯进了在黑暗中充满鼾声的其他隔间，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一把打开灯，法国人从座位上一边半直起身，一边用拳头擦着眼睛。马丁猛地从行李架上拉下手提包，把那本陶赫尼茨抓在手里。在仓促中，他没有注意到火车已经开始缓缓移动了，因此，当他从车上跳到滑溜的站台上时，差点摔倒在地。一长列车窗从他的眼前掠过，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只是空落落的铁轨和枕木间煤灰的闪光。

马丁喘着气走过站台。一名搬运工正推着行李车，车上是一个贴着“易碎品”标志的大箱子。他用金属般的口音对马丁快乐地说：“您醒得很及时，先生。”这种口音在普罗旺斯似乎很少听到。“请告诉我，”马丁好奇地问，“这木箱里是什么东西？”搬运工看了一眼木箱，仿佛第一次发现它似的，然后大声读出了地址：“自然科学博物馆。”“啊，对了，肯定是一箱昆虫标本，准没错。”马丁说，然后便向放着几张小桌、灯光昏暗的餐厅入口处走去。

空气温暖柔和，煤气灯发出白光，它的周围有一群苍白的小蠓虫和一只白色底翼的黑色大蛾子飞来飞去。一张六尺高的大海报点缀着墙壁，试图用服役的美好前景来吸引年轻人：前景是一个勇武的法国士兵，背景是海枣树、单峰骆驼和穿着带帽斗篷的阿拉伯人，角落里还有两位蒙着面巾的贵妇。

车站里没有人。稍远处放着鸡笼，里面的母鸡都在睡觉。在远远的铁轨另一边，隐约可见漆黑散乱的灌木丛。空气中弥漫着煤、刺柏和尿臊的气味。一位皮肤黝黑的老妇人从酒吧间里探出头来。马丁给自己要了一杯开胃酒，他在一则广告中读到过它那好听的名字。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蓝衣的工人坐到邻桌，把头枕在胳膊上睡着了。

“我想打听点事儿。”马丁对老妇人说，“火车刚才停车前，我看见在远处有些灯火。”“在哪里？是在那里吗？”她伸出手，指着火车驶来的方向问。马丁点了点头。“那只可能是莫利尼亚克。”她说，“对，莫利尼亚克。一个小村庄。”马丁付清账，提着包向出口走去。黑漆漆的广场，梧桐树，一排蓝幽幽的房子，一条狭窄的街道。他已走到了这条街上，这时才忽然想起，自己忘了在车站上看一下车站的标牌，现在他不知道身处的这座小镇的名称。这使他感到愉快和激动。谁知道呢——说不定，因为空间的变幻无常，在这充满未知的夜里，他已经越过佐尔兰德的边境线了，马上就会面临挑战。

三十八

第二天上午醒来后，马丁未能立即回忆起昨天的事，他醒来是因为苍蝇叮他，脸上痒痒的。床铺非常松软，盥洗槽十分简陋，旁边的厕具呈提琴状，炽热的日光透过蓝色窗帘的缝隙射进来。他很久没有像这样睡个好觉，也很久没有这样饥饿了。他撩开窗帘，看见对面是一堵白得刺眼的墙壁，墙左边稍远一些是撑着条纹遮阳篷的店铺，一只花斑狗蹲在人行道上，用后爪挠着自己的耳朵，路边有一股流水在闪闪发亮。

他按下服务铃的按钮，响亮的铃声传遍了整栋两层楼的旅馆，一个眼睛明亮、邋里邋遢的女仆踏着重步走了进来。他点了许多面包、黄油和咖啡，等她送来这一切后，他问，他该怎么去莫利尼亚克。她原来很健谈，喜欢打听。马丁漫不经心地提到，他是德国人，受一家博物馆的委托到这里来采集昆虫。马丁说这话时，女仆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墙壁，那里可以看到令人生疑的褐色斑点。情况渐渐弄清楚了：再过一个月，也许还要再快些，城镇和莫利尼亚克之间才会设置公交线路。“这么说，现在必须步行过去？”马丁问。“十五公里呢！”女仆十分惊诧地喊了起来，“您在说什么呀！而且还是这么热的天！”

马丁将物品留在了旅馆，从招牌上竖着一只三色烟斗的烟铺里买了一张当地的地图，然后在向阳的街道上走了起来。他立即发觉，自己敞开领口和不戴帽子的模样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小城阳光明媚，仿佛用粉笔描绘而成，鲜明地分成阴阳两部分，有许多糖果点心店。鳞次栉比的房屋现在逐渐稀疏起来，街道两侧种着高大的梧桐树，绿色树干上有肉色的纹路，路面经过葡萄园向前延伸。路上难得遇到的人，比如石匠、学童和戴着黑草帽的乡下女人，全都瞪大了眼睛，像要吃了他似的。马丁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想做一个以后也许有用的试验。他开始沿着纵横交错的沟渠尽可能隐蔽地前行，如果他从远处瞅见了套着戴黑眼罩的小毛驴的大车，或是沾满尘土、摇摇晃晃的小卡车，他就跳过沟渠，藏到灌木丛后面去。走了两公里，他完全离开了大路，开始在与它平行的斜坡上艰难地行进，那里的橡树、闪亮的香桃木树和荨麻树阻挡着他的去路。烈日灼人，知了聒噪不停，散发着香味的热气使他头晕眼花，于是他在阴凉处躺下，休息了一会儿，用手绢擦着湿黏的脖子。看了一下地图后，他确信，公路在出发后五公里处绕了个圈，因此，如果他穿过那座因花朵绽放而呈黄色的山丘，应该可以走到它后续的路上。翻过山丘之后，他真的看见了像白蛇似的路面，便又在芬芳的灌木丛中与大路并排走了起来，一边还为自己辨识方位的能力感到高兴。

突然，他听到了清凉的流水声。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动听的音乐了！在枝叶构成的隧道里，一条小溪在平坦的石头上颤动。马丁蹲下来喝水解渴，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他抽起烟来。炎热的空气中，一丝甜蜜的味道从硫黄火柴上传到嘴里，明亮的阳光下，火柴的星火几乎看不出来。马丁坐在石头上，倾听着潺潺水声，充分享受着行路的无忧无虑：他，一个孤独的流浪者，迷失在这对他完全漠然的美妙世界中——蝴蝶翩翩飞舞，蜥蜴快速爬动，树叶闪闪发亮，就像在俄罗斯或是非洲的森林中的树叶一样。

马丁走进莫利尼亚克时，时间早已过了中午。这就是说，还在童年时就召唤他的灯火就在这里！寂静，炙烤般的炎热。沿着狭窄的便道奔流的潺潺水流中，五颜六色的溪底清晰可见——那是破碎器皿的碎片。在鹅卵石上，几条畏怯消瘦的白狗正在打瞌睡。在不大的广场中央竖着一尊雕像：一位女性名流，长有翅膀，高举一面旗帜。

马丁首先去了邮局，那里凉快、阴暗、沉寂。有只苍蝇一条腿被粘在窗台上一张蜜黄色的粘蝇纸上，在它那刺耳的嗡嗡声中，他给母亲写了一张明信片。从这张明信片开始，埃德尔韦斯夫人的五斗柜里有了一沓新的信件——是倒数第二沓。

三十九

在莫利尼亚克，马丁对当地唯一一座旅馆的老板娘说，他是瑞士人（护照确认了这一点），并让她明白，自己浪迹天涯已经很久了，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干活。后来他又对老板娘的兄弟，一个因为喝酒和多血症而脸色发紫的农场主说了同样的话，因为他穷困潦倒，农场主便雇了他打散工。就这样，他在数日内第三次变更了国籍，想试探陌生人的轻信，学会隐姓埋名地生活。他出生于遥远的北国这一点早已具有诱人的秘密色彩。他作为一个自由的海外来客在异教徒的市场上闲逛——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一切都很有趣，但是，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没有一样东西能削弱他那惊人的优越感。俄罗斯创造的这些词语，这些概念和形象，在其他国家里是没有的。有时他试图向外国人解释某个特殊短语的多重含义，却往往陷入语无伦次之中，紧张地笑出声来。英国人喜爱契诃夫，德国人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使他备感荣幸。在剑桥大学的日子里，有一次，在一本六十多年前的当地评论上，他找到了一首署有“A. 詹姆逊”之名的诗篇。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

脚下的碎石小径伸向远方，

夜间静谧无声，石块冰凉，

星星们正在彼此交谈。

这是在无耻地改写莱蒙托夫最伟大的抒情诗。以前，从柏林院子的深处偶尔会传来手摇风琴的乐曲声（它不知道自己借用的音乐曾触动过俄罗斯酒馆里多愁善感的酒鬼的心弦），这时他就会陷入一种奇怪的深思。音乐！马丁感到遗憾的是，自己无法唱出曾驻留在耳中的音乐。不过，当年轻的意大利工人悬在普罗旺斯的樱桃树上大声歌唱时，马丁还是沙哑而精神抖擞、发音不准地唱出自己的歌——它回荡在克里米亚的野餐之夜，那时，男中音歌手扎良斯基唱着《七弦琴伙伴》或是《小高脚杯》，歌声淹没在众人的合唱声中。

在他下方深处，苜蓿随风摆动，头上的晴空中热气逼人，银色脉络的树叶在脸颊旁簌簌作响，挂在大树枝上用油布作衬里的篮子渐渐变沉，因为里面装满了黑得发亮的大甜樱桃，那是马丁从那些难以采摘的树枝上摘下来的。甜樱桃收完后，吸足了阳光的杏子又成熟了，还有要用手掌小心捧着的桃子，不然它们上面就会有青痕。马丁还干别的活：为了使玉米长得好，他光裸着上身松土（后背已经呈赤褐色了），用锄头角铲除顽固狡猾的针茅，或者数小时弯着腰，用整枝剪咔嚓咔嚓地给苹果树苗和梨树苗修枝。当水从院子的水池里流向苗圃时，他是多么开心呀！用十字镐开出来的垄沟与小树周围挖出来的一个个小坑连接起来。大量灌进的水在阳光下闪耀，在整个苗圃流淌开来，像是有了生命，钻动着，一下子停住，一下子又奔流向前，仿佛在探路。马丁在肥沃的紫色泥泞中吧嗒吧嗒走着，有时因被细小的蓟头刺到而皱起眉头。在这里，他用力插进一块铁牌作为屏障；在那里，他疏通水道，帮助水流顺畅通行。他扑哧扑哧地在泥泞中走向小树周围的小坑：小坑积满了有气泡的褐色泥水，他用铲子在水中摸索着，仁慈地把土弄软，直到什么东西欣然退缩，水一下子渗透下去，灌得根部满满的。他为自己能帮植物解除干渴感到幸福，他为机遇帮助他找到了能检验自己勇敢和吃苦耐劳精神的工作而感到幸福。他与其他工人同住在板棚里，像他们那样一昼夜喝一升半酒，在与他们日益相像的过程中获得满足（那些悄悄留起来的淡黄色胡须除外）。

每天晚上，在躺下睡觉之前，他会去农场外的软木树林中抽烟，沉思冥想一阵。夜莺在头顶上不停地悦耳啼鸣，从水塘里传来青蛙压抑着的咕咕叫声。空气温和，略显沉闷，暮色尚未降临，白日却已然终结。种着油橄榄的梯田，远处神话般的山冈，立于岩石上的孤松——在色彩均匀褪却的压抑天幕下，这一整片风景显得平淡无奇，有点令人昏昏欲睡，让人期待着生气勃勃的繁星从夜空中浮现。天色越来越暗，黑乎乎的山丘上已经颤动着火光，农舍的窗户也亮了起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当火车在神秘莫测的黑暗中像燃烧的节肢动物似的隆隆爬过并突然消失时，马丁心满意足地对自己说，从那里，从这列火车上，可以看到农场和莫利尼亚克的灯火就像一把璀璨的珠宝。他很高兴自己听从了那些灯光的召唤，揭示了它们美好宁静的本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他在莫利尼亚克看到一座白色的小房子，坐落在地势陡峭的葡萄园下方，一根歪斜的旧柱子上写有“出售”的字样。其实，如果他抛弃那危险莽撞的行动计划，放弃他那想窥探一下冷漠无情的佐尔兰德之夜的愿望，与年轻的妻子在此定居，住到这块等待着热爱劳动的主人的肥沃土地上——这样做难道不是更好吗？对，他必须做出决定：时间快用完了，离他准备偷越边境的那个秋日夜晚越来越近，他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休息好了，精神饱满，信心十足，能够从任何一种角色扮演中成功脱身，永远不会茫然失措，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适应环境要求的那种生活。

他给索尼娅写了信，想试探一下命运。索尼娅很快就回了信，马丁读完信，轻松地叹了口气。“你别折磨我了！”索尼娅写道，“看在上帝分上，够了。我永远也不会做你的妻子。而且我厌恶葡萄园、炎热、蛇，特别是大蒜。对我别抱希望了，帮帮忙吧，亲爱的。”

就在收到信的同一天，他乘坐崭新的公共汽车去了城里，剃光胡子，在旅馆拿上提包，去了车站。在那里，在同一张桌子前，还是那个工人把头枕在手臂上打瞌睡。路灯刚刚点亮，蝙蝠缓缓飞翔，有点发绿的天空褪着颜色。“别了，别了。”马丁和着某支俄语歌曲的调子想，他望着树冠张开的刺柏，一直望到铁轨已经颤动的那个方向，望着信号灯，望着一个推动着独轮车的黑色身影。

夜间快车飞驰进站，一分钟后又开动了。有那么一瞬间，马丁冲动地想跳下火车，回到安宁如童话般的农场去。但是车站已经消失了。他站在车里望着窗外，等待那些心爱的灯光重现，与它们告别。瞧，它们来了，散布在远方，如同黑暗中散开的珠宝，多可爱啊，真叫人难以相信。“请告诉我，”马丁向列车员问道，“瞧那些灯火，那是莫利尼亚克，对吗？”“什么灯火？”列车员瞥了一眼窗外，但这时一座高耸的斜坡突然挡住了一切。“无论如何，那不是莫利尼亚克。”列车员说，“从这里看不到莫利尼亚克。”

在洛桑车站的小报亭里，马丁买了一份在柏林印刷的周日版俄国流亡报纸，发现在报纸第二面的下方有一篇连载小说的粗体标题《佐尔兰德》。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作者署名是“S. 布勃诺夫”，原来这是一篇文笔出色的短篇小说，用评论家的话说，“带有幻想色彩”。在小说中，马丁认出了许多他和索尼娅一起空想出的故事，奇怪的是，这一切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外人的想象产物。他感到既厌恶又尴尬，仿佛正见证着某件可怕而猥琐的事。“说到底，她还真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马丁心想。他怀着强烈的嫉妒无助地回忆起，有一天，他看见布勃诺夫和索尼娅挽着胳膊走在阴暗的街道上，第二天索尼娅却说，她与韦列坚尼科夫家的姑娘去了电影院，而他当时还竭力试图让自己相信她的谎言。

空中飘着蒙蒙细雨，远处的山峦只露出底下半截。马丁挤在大篮子和肥胖女人中间，乘公共游览车来到一座村庄，从那里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叔叔家。埃德尔韦斯夫人知道儿子很快就要到家了。她一连三天都在等电报，激动地想着怎么坐车去车站接他。

她正坐在客厅里绣着花，突然听到从花园里传来儿子那充满青春活力的低沉嗓音，还有他在久别归来后习惯性发出的沙哑轻笑声。马丁与满脸通红的玛丽并肩走着，玛丽抢着要去拎马丁手中的皮包，可马丁一路上老是将它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儿子脸上的皮肤晒成了暗铜色，与之相比，那双眼睛的色彩却仿佛浅了一些，他的身上散发出过期的陈旧烟草、打湿的毛线外套和火车的怪味。“现在你要在家待很长很长时间了吧。”她高兴地一再急着说。“总的来说，是这样。”马丁镇静地说，“只不过，我大概两周后得去柏林办点事情，然后再回来。”“哎，忘了那些事情吧，不用急！”她嚷了起来。亨利叔叔午餐后在自己房间里休息，这会儿他醒了过来，竖起耳朵听了听，然后急忙穿上鞋，走下楼来。

“归家的浪子，”他进门时说，“我很高兴又见到你了。”马丁用脸碰了碰他的脸，两人像他们之间过去习惯的那样同时空吻了一下。“我希望——你能待一段时间吧？”叔叔目不转睛地盯着马丁问，同时他摸索着抓住椅背，叉开腿坐到椅子上。“总的来说，是这样。”马丁狼吞虎咽地吃着火腿，回答说，“只不过我大概两周后得去一趟柏林，但是过后我就回来。”“你不会回来的。”埃德尔韦斯夫人笑着说，“我知道你的脾气。好吧，说说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难道你真的耕过地、翻晒过干草、挤过牛奶吗？”“挤奶很有趣。”马丁说，并揸开两根手指演示是怎么做的（在莫利尼亚克，他恰恰从没挤过牛奶，做这事的是跟他同名的人，马丁·罗克。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开始夸夸其谈的恰恰是这份假差事，而实际上有许多他真正做过的其他工作可以细说）。

第二天早晨，在望了一眼山峦后，马丁又和着那有点哽咽的调子想：“别了，别了。”但他立即数落自己这么畏缩没出息。这时他的母亲拿着封信走进来，为了不让儿子误以为这是索尼娅的来信，她在门口就兴冲冲地说：“我想是你的朋友达尔文来信了。昨天忘了给你。”马丁从读第一行起就开始轻轻地笑。达尔文写道，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的旅馆里，他遇上了一位非常好的英国姑娘，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还有许多地方他得去走走，过一星期他将到柏林。“那就请他到这里来，”埃德尔韦斯夫人热情地说，“这不更简单？”“不，不，我跟你说，我必须到柏林去。一切都很顺利。”

“告诉我，马丁……”母亲刚开口，又犹豫起来，停住了话头。“怎么啦？”马丁笑着问。“事情发展得怎么样？哦，你知道我的意思。也许，你俩已经订婚了？”马丁眯起眼，大笑起来，却什么也没有回答。“我会很爱她的。”埃德尔韦斯夫人说得很轻，声调虔诚。“我们去散步吧，天气好极了。”马丁说，做出改变话题的样子。“你去吧。”她回答，“我这个傻瓜，恰好今天邀请了德鲁埃老两口，如果打电话告诉他们改期，他们会因心脏病发作送命的。”

在花园里，亨利叔叔把一架小梯子靠到一棵苹果树的树干上，然后万分小心地登上了第三级阶梯。在井边，玛丽双手叉腰站着，看着什么地方，全然忘记了那只水桶，里面装满了闪闪发亮的清水。近年来她胖了许多，但是此刻，阳光在她那光裸的脖子上、裙子上和编紧的辫子上闪耀，使马丁想起了他那段转瞬即逝的爱恋。她突然把脸转向他。那是一张又肥胖又呆板的脸。

四十

山坡上，马丁在冷杉林中矫健地走着，林中纤秀的白桦树发散的点点白光刺破了黑暗。他欣喜地预先想象着，在一片遥远的北方平原上，秋日的阳光透射进幽深的密林，那里有阳光下伸展的蛛丝，有生长在潮湿浅沟中的柳兰，更远处则是一片闪光的开阔地带，秋天里的空旷田野，小山冈上矮墩墩的白色小教堂，仿佛眼看就要散架的原木小屋，一条明净的河流环抱着小山冈，水中倒映着枝繁叶茂的树木。穿过漆黑的针叶林，看了一眼阿尔卑斯山的斜坡后，马丁几乎吃了一惊。

这提醒了他，在离开之前，自己还有一笔良心上的债务要清偿。他坚定从容地攀上斜坡，到达那块断裂的灰色峭壁，然后顺着多石的陡坡向上爬，来到了那块小平台上，过了平台的拐弯处，就可以到达那块熟悉的凸出岩石。他没有犹豫，像是在执行心中一项非执行不可的命令，开始侧身沿着狭窄的岩石架移动脚步。脚下的岩面越来越窄，到达顶端时，他扭过头，向身下看去：脚跟下是照耀着阳光的深渊，而在深渊底部就是那座瓷器般的旅馆。“好吧，”马丁对那个白色的小东西说，“先将就一下吧。”他不顾头昏眼花，向左边的来路移动身子。可是，中间他又停了下来，一边检查自己是否坚持得住，一边试着从后裤袋里掏出烟盒点烟。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只靠胸部触及岩石，双手却没有抓住它，只觉得后面的深渊在鼓足劲拽他的小腿肚和肩膀。他没有点燃香烟，只是因为他失手掉落了火柴盒，令人惊叹的是，他丝毫听不到烟盒坠落的声音；而当他顺着峭壁继续移动时，他觉得，火柴盒还在空中飞快地坠落。安全返回平台后，马丁兴奋地高喊一声，又怀着坚定的决心和要履行职责的严肃意识，沿着碎石坡和石楠丛向下走。找到一条正确的小路后，他就向大华宾馆走去——看看它会说点什么吧。花园里的网球场旁边，格鲁济诺夫夫人正坐在长椅上，旁边是一位穿白裤子的先生。马丁希望她没有注意到他——这么快就驱散他从山顶带来的宝贵感受是很遗憾的。“您好，马丁！”她喊着，马丁只好咧嘴一笑，向她走近。“尤罗奇卡，这是埃德尔韦斯大夫的儿子。”格鲁济诺夫夫人对穿白裤子的先生说。那人欠了欠身，没有脱下草帽，伸出手臂，对着马丁猛地递过手掌，紧紧握住他的手。“格鲁济诺夫。”他低声说，仿佛在透露秘密似的。

“您回来要住很久吗？”格鲁济诺夫夫人微笑着问。然后她赶快压低长有绒毛的上唇，遮住沾着玫瑰色口红的门牙。

“总的来说，是这样。”马丁说，“只是我还有事要去一趟柏林，然后再回来。”

“马丁·谢尔盖耶维奇？”格鲁济诺夫轻声探问，半合了一下眼睛回应马丁肯定的答复，并再次暗自重复了一遍他的父称。

“啊，您肯定是……”格鲁济诺夫夫人说，并用她那漂亮的手做了一个花瓶状的手势。

“那还用说，”马丁回答说，“我在法国南部的一座农场里干活，那里日子过得十分安宁，不可能不养胖的。”

格鲁济诺夫用食指和拇指按了按自己两边的嘴角，与此同时，他那结实干净的脸上现出一丝像乡下女人似的表情，而奶油色的脸颊好像成了可以用来做太妃糖的材料。

“我想起来了，”他说，“他叫克鲁格洛夫，娶了一个土耳其女人。”（“来啊，请坐。”格鲁济诺夫夫人插嘴道，她那洒了许多香水的柔软身体向一旁挪了挪，给马丁让出位子。）“他在法国南方正好有座庄园。”格鲁济诺夫解释道，“我相信，他给城市供应茉莉花，以此谋生。您也在生产香精的地方待过吗？”马丁告诉对方离庄园最近的城镇的名字。“这就对了。”格鲁济诺夫附和道，“那里离他住的地方不远。不过也许不是那里。您现在在柏林大学读书吗？”

“不，我从剑桥大学毕业了。”

“相当有意思。”格鲁济诺夫郑重地说，“英国现在还保留着古罗马的输水道。”他转向妻子，继续说，“亲爱的，想象一下那些罗马人，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在异国的土地上自力更生。而且——请注意——他们做得非常好，都过上贵族式的安逸生活了。”

在剑桥，马丁没见过任何特别的输水道，但他还是认为需要点头表示肯定。在拥有非凡阅历的杰出人物面前，马丁总是会感到既愉快又激动，眼下，他准备尽最大可能利用好这次机会，从这位新结交的熟人口中获得更多信息。然而，事实证明，尤里·格鲁济诺夫并不是那种会轻易亢奋的人——这种人一旦高兴起来，就会像竹筒倒豆子一般把自己抖个底朝天，如同灵魂冲出了窍，一丝不挂地在太阳底下晒起了日光浴。尤里·格鲁济诺夫拒绝冲破自我。他心地绝对善良，同时又深奥莫测；他乐意随时谈任何话题，不管是自然现象还是人间事物，但是在这些话语中总有某种含意，使听者心里突然犯起嘀咕：这位身板结实、衣冠楚楚、干净整洁的绅士目光冷漠，似乎没有参加谈话，不知是否正在嘲弄自己。以前，马丁听到人们谈论：格鲁济诺夫热衷于冒险，曾非法越过世界上最危险的逆境，还曾在佐尔兰德秘密煽起暴乱的星火；在马丁的想象中，他是一个威力无比、如神鹰般冷峻英武的大人物。可现在，马丁看着格鲁济诺夫啪的一声轻轻打开眼镜盒，戴上一副普通近视眼镜（就像口袋里装着折叠尺的老木匠鼻梁上戴的那种），这时他意识到，格鲁济诺夫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不可能变成他心中的另外那副样子。格鲁济诺夫的简约风格使其举止显得有些软弱无力，还有他那种过时的讲究穿着（比如那件带条纹的法兰绒马甲），那些隐晦的玩笑，那追求详尽细节的习惯——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外壳，马丁无论如何也无法撕破。然而，能在秘密探险开始前与他见面，这一事实让马丁觉得成功多了份保证。而且马丁真是特别幸运：如果他在一个月后才回到瑞士，那么他就遇不到格鲁济诺夫，因为那时对方已经身在比萨拉比亚⁽¹⁾了。

(1)　Bessarabia，旧地区名，位于欧洲东部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之间，居民大多数是罗马尼亚人，使用罗马尼亚语。1812年，沙俄通过对土战争的胜利，迫使奥斯曼帝国将普鲁特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领土划入俄国版图，从此这块土地称作比萨拉比亚。1918年1月，比萨拉比亚人民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与罗马尼亚合并。

四十一

他们一起散步，到瀑布边，到圣克莱尔，到隐居修道士曾经住过的洞穴，然后返回。一九二四年九月里的天气很好。早晨也许会升起湿润的雾气，可到了中午，整个世界就在阳光下柔和地闪耀着，树干闪着光泽，路上蓝色的水洼透着亮，被太阳晒热的山峦脱下了雾衣。埃德尔韦斯夫人和格鲁济诺夫夫人走在前面，后面跟着格鲁济诺夫和马丁。格鲁济诺夫兴致勃勃地迈着步，牢牢地撑着自制的手杖，他不喜欢有人停下来看风景，说这会破坏散步的节奏。有一次，一只牧羊犬从某座农场里冲了出来，站在路中央，发出低沉的咆哮声。格鲁济诺夫夫人叫了一声“吓死我了！”，然后就躲到丈夫身后。马丁从母亲手中拿过手杖，她正对着狗发出人们在俄罗斯赶马的声音，想让狗安静下来。只有格鲁济诺夫一人做得对：他装出要从地上捡起石块的样子，狗立即跳开了。当然，这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但马丁喜欢这样的小事。另一次，看到没有手杖的马丁吃力地在很陡的小路上行走，格鲁济诺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大折刀，选了一棵小树苗，用刀非常准地砍了几下，默默地为他做了根手杖，一根光滑、洁白、摸起来凉凉的、仿佛还带有生命的手杖。这也是小事一桩，但是这根手杖不知为什么透着俄罗斯的气息。埃德尔韦斯夫人认为格鲁济诺夫很讨人喜欢，有一天早餐时她对丈夫说，他一定得和格鲁济诺夫交上朋友，还说他在流亡的俄侨中间已经成了一个传奇人物。

“不容置疑，不容置疑。”亨利叔叔一边在凉拌生菜上倒醋，一边回答，“可他是个冒险分子，不完全是我们圈子里的人。不过，当然了，如果你想邀请他来做客，那就随意吧。”

马丁感到遗憾的是，他不会去听格鲁济诺夫和亨利叔叔关于机器专制和本世纪物质主义泛滥的谈话。午餐后，马丁跟着亨利叔叔进了书房，说：“星期二我要去柏林。我想和您谈谈。”“是什么让你这么四处游荡？”亨利叔叔不满地问。然后他翻起白眼，摇着头补充说：“你母亲会非常伤心——你自己也知道。”“我必须得去。”马丁继续说，“我有一件事要处理。”“爱情方面的？”亨利叔叔好奇地探问。马丁面无笑容地摇摇头。“那是什么事？”亨利叔叔嘟哝着说，看了一下已经剔了一阵牙的牙签尖。“是关于钱的事。”马丁相当坚决地说，“我想请您借钱给我。您知道，夏天我挣钱不少。到时我还给您。”“要多少？”亨利叔叔问。他的脸上现出满意的表情，眼睛也潮润了——他非常喜欢在马丁面前表现出他的慷慨。“五百法郎。”亨利叔叔扬起了眉毛。“这么说，是打牌欠的赌债，对吗？”“如果您不愿意……”马丁恨恨地看着叔叔仔细嘬着牙签，开始说。叔叔马上被吓住了。“我有一条规矩，”他用和解的口气说，“永远不应该要求年轻人袒露秘密。我自己也年轻过，我知道，有时候年轻人比较轻率，不过这也很自然。不过碰运气的游戏应该……等等，等等，你这是去哪儿？我会给你，我会给你想要的，高兴还来不及呢。至于还钱……”“这就是说，五百整。”马丁说，“我星期二就走。”

门稍微开了一点。“我可以进来吗？”埃德尔韦斯夫人细声细气地问，“你们有什么秘密？”她不安地把目光从儿子移到丈夫身上，有点狡猾地继续说，“难道我不能知道吗？”“还是在讲那件事——讲珀蒂兄弟的事。”马丁说。“顺便说一句，他星期二就要走。”说完，亨利叔叔把牙签塞进背心口袋。“怎么，这么快？”她伤心地说。“是的，这么快，这么快，就这么快。”儿子带着异乎寻常的恼怒回答，走出了房间。“没事做他会发狂的。”亨利叔叔听到砰的关门声，发出这样的议论。

四十二

马丁走进大华宾馆讨厌的花园时，看见格鲁济诺夫站在网球场旁边，场上有两个年轻人正在相当激烈地打着球。“瞧他俩——像山羊一样蹦来蹦去。”格鲁济诺夫说，“在科斯特罗马⁽¹⁾曾有一位铁匠，他打俄罗斯棒球真的很棒——一杆子就能把球打飞过钟楼外或打过小河——就像那样。要是让他到这儿来，准会把这些小伙子打得落花流水。”“打网球规则不一样。”马丁指出。“不管讲不讲规则，他都能狠狠地击败他们。”格鲁济诺夫平静地反驳说。接着是沉默无语，只听见啪啪的击球声。马丁眯起眼睛。“黄头发那个人抽球水平相当高。”“你真是个奇怪的孩子。”格鲁济诺夫说，一边拍了拍马丁的肩膀。这时格鲁济诺夫夫人扭着臀部优雅地走了过来。她留意到有两位认识的英国小姐，便微微笑着，轻盈地向她们走去。“尤里·季莫费耶维奇，”马丁说，“我想向您咨询一些很重要也很秘密的事情。”“可以呀，请讲。我一定守口如瓶。”马丁犹豫不决地环视四周。“到我房间里去吧。”格鲁济诺夫提议道。

旅馆房间里拥挤昏暗，弥漫着格鲁济诺夫夫人用过的浓郁香水味。格鲁济诺夫打开窗，有一瞬间，他就像一只在金色阳光背景下张开翅膀的黑色大鸟，接着一切突然都闪亮起来，阳光洒满了地面，在马丁无声关上的房门前突然被拦住了。“房间里乱糟糟的，请别见怪。”格鲁济诺夫睨视着午休时弄乱的双人床，说，“坐到那张扶手椅上吧，我的朋友。这些苹果很甜。随意吃吧。”“说实在的，我想和您谈谈这么一件事：我有个好朋友打算从拉脱维亚非法越境去俄罗斯……”“就拿这个，有红色的。”格鲁济诺夫插话道。“我一直在想，”马丁继续说，“他能否成功？假设他已经仔细研究过地形图，但这还不够，因为边境上肯定会有边防哨兵、特务和间谍。我想请您——嗯，详细介绍介绍，可以吗？”格鲁济诺夫将手臂搁在桌上，吃着苹果，转动着它，一会儿在这里咬一口，一会儿在那里咬一口，又转动它，选择新的进攻地点。“您的好朋友为什么要去那里？”他飞快地瞥了马丁一眼，探询道。“我不知道，他没说。我相信他是想见见在奥斯特罗夫或普斯科夫⁽²⁾的亲人。”“他拿的是什么护照？”格鲁济诺夫问。“外国护照，他是外国公民——是立陶宛人吧。”“那又是怎么回事——他们不给他发签证吗？”“这我不清楚——好像他不想办签证，他喜欢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也许，真的是他们不给他签。”格鲁济诺夫吃完苹果，说：“我一直在找‘安东诺夫’口味的苹果。有时觉得似乎找到了，可是仔细一尝，不，还不是那种味道。办签证一般都是复杂手续。我有没有对您说过，我内弟是怎么巧妙地得到美国的入境限额的？”“我想，您或许可以提出一些建议。”马丁迟疑地说。“真是个怪念头！您的好朋友肯定更清楚。”“但我有点不放心他。”马丁轻声说。他伤心地想，这场谈话绝不是他开始设想的那样，格鲁济诺夫永远也不会说出自己是怎么多次越过边境的。“难怪您会担心，”格鲁济诺夫说，“特别如果他是个新手的话。不过，在那里他总能找到向导。”“啊不，那很危险。”马丁嚷了起来，“可能会有人告密的。”“当然，应该谨慎些。”格鲁济诺夫表示同意，一边摩挲着眼睛，一边透过白皙的胖手指观察马丁。“当然，了解地形非常重要。”他无精打采地补充说。

于是马丁急忙掏出一张卷起的地图。他已把地图熟记于心，不止一次不看它而将它画出来，聊以解闷——但现在他应该隐瞒自己对它的了解。“您看，我甚至准备了一张地图。”他口气自然地说，“我觉得，比方说，尼克要在这里，或者要从这里越境。”“啊，这么说他叫尼古拉。”格鲁济诺夫说，“我会记住，会记住。这地图很好。等一下……（眼镜盒出现了，一副眼镜闪着光）让我看看，这是多大比例的地图？噢，非常好。这是卡纳戈尔，这是托契罗夫卡，就在边境线上。我有个好朋友——真奇怪，他正巧也叫尼克——有一次他是涉水过河的，是这样走的，另一次从这里开始，一直穿过整座森林——这是一片非常稠密的森林，叫罗戈任，然后，要是取东北方向……”

现在格鲁济诺夫说起话来很有精神，越说越快，用一根扳直的安全别针的针尖在地图上戳着，一下子就勾画出六条线路，而且滔滔不绝地说出许多村子的名字，使许多无形的小径立即显形。他越是讲得兴致勃勃，马丁就越是明白，格鲁济诺夫是在嘲笑他。突然，从花园里传来两个女人的声音，她们奇怪地喊着格鲁济诺夫的名字，把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而不是第二个。他探身窗外。两位英国小姐（小姐们都喜欢他——他在她们面前装成一个随和的老傻瓜）叫他去吃冰淇淋。“真缠人，”格鲁济诺夫说，“反正我是从来不吃冰淇淋的。”马丁觉得，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已经听过这些话了（就像在勃洛克的《陌生女郎》里那样），当时像现在一样，他为什么事而窘困，试图要解释什么。“这就是我的建议。”格鲁济诺夫灵活地卷起地图，递给马丁，说，“请转告尼克，让他留在家里，做点实际的事。想必他是个好小伙子，假如他迷了路，那是很让人惋惜的。”“他比我更明白这一点。”马丁报复性地回答说。

他们走进花园。马丁一直强装微笑，心里却对格鲁济诺夫，对他冷漠的眼睛和深奥莫测、无法穿透的光滑前额感到愤愤不平。只有一点让他高兴：他们进行了谈话，这已经过去了。的确，人家待他像对小学生似的——没关系，见他的鬼去吧，马丁问心无愧了，现在他可以收拾行装安心上路了。

(1)　Kostroma，俄罗斯欧洲部分中部城市，位于科斯特罗马河与伏尔加河交汇处，是科斯特罗马州首府，历史上曾是俄罗斯古德诺夫和罗曼诺夫两大家族的发源地，现存许多精美的古建筑。

(2)　奥斯特罗夫（Ostrov）是位于俄罗斯东欧平原上的普斯科夫州（西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内的一座历史名城，始建于1342年，1944年7月曾爆发过著名的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战役。普斯科夫（Pskov）是普斯科夫州的首府，历史和宗教名城，位于圣彼得堡西南约250公里处，与奥斯特罗夫相距不远。

四十三

动身那天，他醒得很早。童年时，在圣诞节的早晨，他也常常如此。圣诞夜里，母亲照英国的风俗在深更半夜小心翼翼地走进来，把塞满礼物的长袜挂在床尾。为了更加令人信服，她粘上棉花做的大胡子，戴上丈夫的围巾帽。马丁要是还醒着的话，就会亲眼看见圣诞老人。到了早晨，在明黄色的灯光和圣彼得堡冬日黎明的阴暗光线中（对面黑乎乎的房屋上方是褐色的天空），马丁摸索着母亲的长袜——它窸窣作响，透过袜丝可以看到里面许多小纸包几乎塞到了顶，鼓鼓的——屏住呼吸，把手伸进袜子里，开始拉出礼物，打开包装，翻出小小的动物玩具和糖果盒——这些都只是大礼物的前奏，那大礼物便是火车头、车厢和铁皮轨道（用它们可以组成八节的火车），正在客厅里等着他。今天也有一列火车在等着马丁，它将在傍晚从洛桑开出，次日上午九点左右抵达柏林。埃德尔韦斯夫人深信，儿子去柏林只是为了见见济拉诺夫家的小姑娘，她注意到，最近没有从柏林来的信件，便为一个念头而苦恼：或许，小济拉诺夫不大爱马丁，不会是个好妻子。她竭力想让他尽量走得开心，便做出一副活跃兴奋的姿态，将自己的忧虑和伤感掩饰起来。亨利叔叔正饱受牙龈脓肿之苦，吃饭时话不多，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马丁看了一眼叔叔伸手去拿的胡椒瓶，他觉得，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这个胡椒瓶了，它的形状像一个银色秃顶上有许多小孔的胖子。他很快把目光移向母亲，移向她那长着许多浅白雀斑的瘦削双手，移向她那柔和的侧脸和微微上扬的眉毛（她似乎对盘子中丰盛的蔬菜炖肉感到惊讶），然后告诉自己，这些小雀斑、那条眉毛和这道菜，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了。同时，房间里的所有家具，窗外阴雨飘摇的风景，餐柜上带有方木刻度盘的挂钟，黑相框里那些穿着大衣、留着连鬓胡子的绅士们放大的照片——总之，一切仿佛都开始不停地说起伤心话，想在马丁临行前引起他的注意。“我可以送你到洛桑吗？”母亲问，“啊，我知道你不在乎别人为你送行。”母亲注意到马丁皱起鼻子，急忙补充说，“但我不完全是为了送你，只是想乘车兜兜风，另外我还需要买点东西。”马丁叹了口气。“算了，你不愿意，我就不去了。”索菲娅异常快活地说，“如果不带我，我就留下。不过你要穿上暖和的大衣，这一点我要坚持。”

他们相互间一直讲俄语，这常常使亨利叔叔生气，因为他只知道一个俄语词“没什么”，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个词是斯拉夫宿命论的象征。现在他心情很糟，牙龈肿痛，猛地移开椅子，用餐巾掸去肚子上的面包屑，不时吸一阵牙齿，走到书房里去了。“他多老啊！”马丁望着他那花白的后脑壳心想，“或者是因为光线的缘故？天气这么阴沉。”

“好了，你也要准备上路了，”埃德尔韦斯夫人说，“车很可能已经到了。”她朝窗口看了一下，“喏，就在那儿。瞧，多有意思啊——雾中什么也看不到，仿佛一座山也没有。很有趣，不是吗？”“我好像忘了拿剃须刀。”马丁说。

他上楼去自己房间，收好剃须刀和拖鞋，费劲地关上箱子。在里加或是列日察，他可以买些普通简单的东西——便帽，短皮袄，靴子。也许，还买手枪？“别了，别了”，顶上放着足球运动员塑像的书架快速唱着，这个黑色的小塑像总会神秘地让他想起阿拉·切尔诺斯维托夫。

在楼下宽敞的门厅里站着埃德尔韦斯夫人，她双手插在雨衣口袋中，低声哼哼着，平时在紧张不安时，她总会这样。“留在家里难道不好吗？”马丁下楼时，她说，“说真的，你干吗要走？”右边的房门上挂着一颗羚羊头，亨利叔叔从门里走出来，蹙额看着马丁问：“你确信钱带够了？”“完全够了。”马丁回答，“谢谢您。”“再见。”亨利叔叔说，“我就在这里与你告别了，因为今天我不能出去。假如换一个人像我这样牙痛，早就进疯人院了。”

“好了，我们走吧。”埃德尔韦斯夫人说，“我就担心你去晚了赶不上火车。”

外面风雨交加。母亲的头发马上乱了，她就老是抚平耳旁的头发。“等一下，”还没走到花园的篱笆，在夏天拉吊床的两棵冷杉树干附近，她说，“等一下，我想吻吻你。”马丁把提包放到地上。“代我问候她。”她意味深长地含笑低语。马丁点了点头。哦，要上路了！真叫人无法忍受。

司机殷勤地打开栅门。雨打着轿车，发出轻微的响声，轿车因雨水而闪着光。“请你一定要写信，哪怕每周写一封也好。”说完她向后退去，挥手微笑，黑色的轿车在泥泞中发出沙沙声响，隐没在冷杉树的林荫道上。

四十四

在德国特快列车上，深紫色的卧铺车厢中，夜间的旅途似乎永无止境：马丁有好几回沉入梦乡，突然打个冷战惊醒了，接着又梦见自己正沿着游乐园的斜坡滚下去，然后又醒了过来。在闷声闷气的车轮滚动声中，他听到下层铺位上的旅客发出均匀的鼾声，仿佛那也是火车运动中的一部分。

离到站还早，趁大家都还在车厢里睡觉，马丁从上铺爬下来，拿了海绵、肥皂、毛巾、剃须用品和折叠浴盆，去了卫生间。在肮脏的地板上，他先铺上好几层伦敦《泰晤士报》（这是他在洛桑买的），然后打开那个边缘不平整却仍然耐用的橡胶浴盆，脱去睡衣，用肥皂沫涂遍自己晒黑的结实身体。卫生间里很挤，车摇晃得很厉害，可以感觉到奔驰火车下的铁轨就在近旁，不小心就会碰上那污秽的马桶，有点危险。但是马丁早晨不能不洗澡（不管是在海里，在池塘里，在淋浴间，或是用这个浴盆），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防卫行为：这样可以击退泥土的顽固攻击，它仿佛忍不住要抢先侵犯人，用一层隐伏的灰尘发起进攻。虽然没有好好睡过，洗过澡后的马丁仍生气勃勃，精神焕发。在这种时候他想到了死，想到自己也许随便什么时候就会死去（谁知道呢？），很快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事实，并去做千千万万前人做过的事。死亡必不可免，人人皆要经历死亡。这一念头只是使他微微有点不安，可是到了晚上，这念头就渐渐强烈起来，到了夜里，有时变得异常可怖。马丁觉得，在黎明时分行刑的风俗是一份仁慈：请上帝保佑，让这事在早晨发生，那时人能控制自己——清清嗓子，面带微笑，然后站得笔直，伸开双臂。

下了火车，站在安霍尔特车站的站台上，他快乐地吸了一口早晨烟笼雾罩的寒冷空气。远处，从火车来的方向，透过嵌着玻璃的铁质拱顶可以看到纯净的蓝白色天空和钢梁上的闪光，与这种明亮相比，拱顶下的一切就显得有点阴暗。他经过灰溜溜的车厢，经过发出咝咝声响、冒着水汽的巨大火车头，把车票交到检票亭的人手中，走下台阶，走到了街上。出于对童年印象的依恋，他决定把弗里德里希车站选为自己旅行的起点，因为在那里，在离开附近的大陆饭店之后，他和父母曾经设法乘上了北方快车。提包相当沉重，但马丁只感到迫不及待和激动不已，他决定步行出发了。但是，在走到波茨坦大街的拐角处时，他感到饥饿难耐，便估量了一下到车站剩下的距离，然后明智地坐上了公共汽车。在这不同寻常的一天里，从一开始，他所有的感觉就很强烈——他觉得自己记住了所有遇见过的人的脸，极为敏锐地吸收着各种颜色、气味和声音。过去，在潮湿的雨夜，汽车发出像猪叫一般的凄厉喇叭声，让他的耳朵饱受折磨，可现在听起来，这声音显得悦耳忧伤，仿佛超然世外。在汽车里，他听到身边传来带莫斯科口音的俄语。说话的是一对夫妇和两个眼睛圆圆的小男孩，他们是苏联公民，不是流亡的俄国侨民。年长的男孩坐在靠近窗口的地方，年幼的稍稍挤着哥哥。“饭店。”哥哥欣喜地说。“瞧，饭店！”弟弟挤着哥哥说。“我自己看得见。”哥哥粗鲁地回答。“这是饭店。”弟弟深信不疑地说。“你这笨蛋，闭嘴。”哥哥说。“这还没到椴树街，对吗？”母亲不安起来。“这还是在波茨坦大街上。”父亲很有把握地说。“波茨坦大街已经过了。”男孩们嚷了起来，于是发生了一阵短暂的争论。“瞧那拱门多棒！今天你可好好上了一课。”哥哥用手指戳着玻璃，高兴地大呼小叫。“别这么大声嚷嚷。”父亲批评说。“那是什么？”“我说了，别大声嚷嚷。”男孩感到委屈：“首先，我是轻轻说的，根本没有大声嚷嚷。”“拱门。”弟弟恭敬地说。全家人都聚精会神地望着勃兰登堡门。“历史名胜。”哥哥说。“是啊，这拱门很古老。”父亲肯定地说。“我们怎么钻过去呀？”哥哥问，他怕汽车两侧会擦上城门，“多挤呀！”“开过去了。”弟弟松了口气，低声说。“现在这里才是椴树街。”母亲惊叫起来，“该下车了！”“椴树街好长好长耶！”哥哥说，“我在地图上见到过。”“这是总统街。”弟弟说。“闭嘴，笨蛋！这是椴树街。”后来大家齐声说：“椴树街很长很长很长。”接着是一个男人的独声：“这段旅途真是没完没了。”

马丁就在这里下了车。他怀着奇怪的痛苦感觉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自己儿时的激动——也是这样，又完全不同。但这仅仅是瞬间的对比：它一闪而过就消失不见了。

寄存好箱子，买好了傍晚去里加的车票后，他坐在闹哄哄的餐厅里，要了一份煎荷包蛋，一边吃一边看最近一期俄侨周报。他发现，一篇文章对布勃诺夫的新书《三桅帆船》进行了辛辣批评。饥饿缓解以后，他抽起了烟，环顾着四周。邻桌坐着一位小姐，她在写什么，一边擦着眼泪。她用潮润模糊的眼睛看了他一眼，把铅笔贴向嘴唇，在找到所需的词后，继续飞快地写起来。她像孩子那样握铅笔，几乎握在笔尖处，食指紧张地弯曲着。她穿的是胸口敞开的黑大衣，大衣领上的兔皮已经破旧，戴着琥珀项链，脖颈白皙柔嫩，拳头里是揉成一团的手帕。他付了账，开始等她站起来，想要跟踪她。但是，写完信后，她将臂肘撑在桌上，继续坐在那儿，半张着嘴，向上望着。她这么坐了很久，窗外什么地方，好几趟火车开走了。马丁应该准时去拉脱维亚领事馆，他决定最多再等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要是与她约好在什么地方喝咖啡就好了——仅此而已。”他心中祈求并想象着，怎么对她暗示他将踏上远路，将面临危险的旅途，而她又将怎么哭泣。又过了一分钟。“好了，算了吧。”马丁说，并照英国派头把雨衣甩过肩，向出口走去。

四十五

出租车飞快奔驰，发出沙沙的声响。在他周围，美丽的动物园五彩缤纷，树叶温暖褐黄的色调非常美丽——“哦，忧伤的季节，眼睛的陶醉”——在运河中可以看到尚未开花却仍显华美的栗树的倒影，而驶过桥时，马丁认出了赫拉克勒斯的石狮子，它的尾巴最近被修缮过，颜色还是太浅，恐怕要很长时间以后才能与周围的色彩融为一体。还要多少年呢？十年，十五年？为什么很难把自己想象成四十岁的中年人？

拉脱维亚领事馆的地下室里挤满了人。印章啪啪地不停敲击着。过了几分钟，瑞士公民埃德尔韦斯已经从那里走了出来，并在不远处一栋阴暗的大厦里拿到了便宜的立陶宛过境签证。

现在可以去找达尔文了。他的宾馆就在动物园对面。“他已经出去了。”前台的人回答说，“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多恼人！”马丁又走到街上，心想，“应该告诉他确切的日期，而不是简单地说‘近日’。失算了。这多恼人。”他看了一下表。十一点半。护照搞好了，票买了。今天原本拟定有各种事情要办，现在却突然变得空落落的。接下去干什么呢？去动物园？给母亲写信？不，以后再写。

在他这样寻思时，意识深处一直无声运转着。他抵制它，竭力不去注意它，因为在他孤注一掷的提议被拒绝之后，他就坚决地打定主意，再也不见索尼娅。但是，柏林的空气充满了索尼娅的气息——瞧，就在那里，在动物园，他们曾一起看过金红色的中国雉，河马那惊人的鼻孔，还有那跳得非常高的黄色澳洲野犬。“她现在在上班，”马丁想，“还是需要去一趟济拉诺夫家。”

选帝侯大街飞速从身旁倒退。小轿车赶过电车，电车赶过自行车，然后眼前出现了桥梁，火车在桥梁下方喷出的烟雾，上千条铁轨，以及神秘莫测的蔚蓝天空。然后转个弯，他便身处格伦沃尔德的美妙秋色之中了。

令他吃惊的是，给他开门的正是索尼娅。她穿着黑色连衣裙，头发微乱，斜睨的眼睛里睡意蒙眬，苍白的脸颊上露出小酒窝，仿佛变得陌生了。“我看见谁了呀？”她拉长声调，低低地鞠了个躬，摆动着垂下的双手。“欢迎，欢迎。”她挺直身说。一绺黑发成弧形挂在鬓角处，她用食指将它撩开。“这边走。”说罢，她踩着拖鞋，轻缓地沿走廊朝前走去。“我还担心你在上班。”马丁说，竭力不去看她那好看的后脑勺。“头痛。”她头也不回地说，接着轻轻咳了一声，顺路捡起擦地板的抹布，把它扔在走廊里的一只箱子上。他们走进了客厅。“坐吧，有什么话全都说出来吧。”她啪的一声躺倒在扶手椅上，又马上欠起身，把一只脚收到自己身下，然后坐好了。

客厅里一切如故：墙上黑乎乎的伯克林画作，家具上破旧的长毛绒，花瓶里经久不衰的白叶植物，还有那盏笨重的吊灯，它状如游动的美人鱼，有巴伐利亚姑娘的半身头像和到处伸出的鹿角。

“我其实今天刚到。”马丁一边说一边点燃香烟，“我想在这里工作。也就是说，其实，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郊区。那是家工厂，我会在那里做一名普通工人。”“不会吧？”索尼娅喃喃道。在注意到马丁手上的烟灰和他寻找烟灰缸的目光后，她又补充说，“没关系，就弹在地上好了。”“现在是这么回事，挺可笑的。”马丁继续说，“说实话，你要知道，我不想让我母亲知道我在工厂打工。因此，如果她偶尔给你母亲写信——要知道，她有时候喜欢通过迂回的途径了解我是否健康等等——所以，你要明白，到时候需要回答她，我常到你们这儿来。当然，我将非常非常难得来，没有时间。”

“你变得不那么好看了，”索尼娅若有所思地说，“你的脸有点变粗糙了。也许是晒黑了的缘故。”

“我在整个法国南方流浪，”马丁沙哑地说，一边用手指弹了下烟灰，“在农场打工，到处流浪，而每到星期天就穿好衣服去蒙特卡罗快活快活。轮盘赌这玩意很有趣！那么你呢？你最近在做什么？大家身体都好吗？”

“上辈人都好，”索尼娅叹着气说，“伊琳娜却叫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是遭的什么罪！还有，家里的经济情况也是一团糟。爸爸说我们得搬到巴黎去。你也去过巴黎吗？”

“是的，待过一天。”马丁不小心回错了话。那是在许多年前，他从比亚里茨去柏林时路过巴黎，在那里待了一天。他看见了杜伊勒利宫花园中戴发箍的孩子们，在水池中的玩具帆船，喂麻雀的老人，还有拿破仑的墓地，那里的石头圆柱看起来就像用大麦扎起来似的。“是的，只是路过。顺便说一句，你听到最新的消息吗，达尔文也在这里。”

索尼娅笑了一下，眨起眼来。“啊，那就带他来！一定要带他来，这太有趣了。”

“我还没有见到他。他因《晨报》的公事在这里。他们派他去过美国。不过重点在于：他在英国有个未婚妻，明年春天他就要结婚了。”

“真不错！”索尼娅轻轻说，“一切就像按部就班似的。我可以清楚地想象出她的模样：个子高挑，眼睛像盘子那么大。她母亲大概很像她，只不过清瘦些，红润些。可怜的达尔文！”

“胡说，我敢肯定她非常漂亮聪明。”

“算了，再说点别的什么吧。”沉默过后，索尼娅请求说。马丁耸了耸肩。他做得多么轻率，一下子把所有储备的谈话内容全都用上了。他感到奇怪的是，索尼娅就坐在他面前，他却一点也不敢对她说重要的事，不敢提及她的最后一封信，不敢问她是否嫁给了布勃诺夫——什么都不敢说，不敢做。他试图想象自己回来后也会坐在这里，就在这个房间里：难道那时他也会像现在这样，想都不想就一下子全说出来？难道索尼娅也会像现在这样隔着丝袜搔挠小腿，视线越过他，停在他所不知道的事物上？他想，大概他来得不巧，也许她在等别的什么人，和他在一起觉得不痛快。但是他不能离去，正如他不能想出什么引人入胜的话来一样，而索尼娅用她的沉默似乎故意竭力要把他引向极端。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失去控制，道出一切——他的探险，他的爱情，还有那将探险、爱情和普希金的《秋之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某种深藏于心的神秘事物。

大门砰的一响，然后传来了脚步声，腋下夹着公文包的济拉诺夫走进了客厅。“啊，很高兴见到您！”他说，“您母亲过得怎么样？”不一会儿，另一扇门中出现了济拉诺夫夫人，她也提了同样的问题。“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好吗？”她说。大家走到就餐室。伊琳娜进来时呆住了，然后突然扑向马丁，用潮湿的嘴唇亲吻他。“伊拉，伊萝奇卡。”她母亲无助地微笑着重复道。大盘子上堆着黑糊糊的肉丸。济拉诺夫打开餐巾，把一角塞进衣领下。

用餐时，马丁给伊琳娜做示范，教她怎么交叉食指和中指去夹一个小面包球，然后变出第二个来。很长时间里，她都不能协调好手指。但是，在马丁的帮助下，面包球在她的手指下最终变戏法般地成了两个，这让她欣喜得咕咕叫了起来。犹如在破镜中看到自己影像的猴子从下面窥视，看镜子后面是否还有另一只猴子一样，她也一直低着头，看自己手指下是不是真的有两个面包球。午餐结束后，索尼娅带马丁走向放电话的地方，它在走廊拐角处，走廊两边摆满了盒子和行李箱。伊琳娜呻吟着跟在他们后面，她怕马丁一去不回。在确信不是这么回事后，她又回到就餐室，爬到桌下寻找那个滚落不见的面包球。“我要给达尔文打电话。”马丁说，“我必须看一下电话簿，查一查他旅馆的号码。”索尼娅容光焕发，在兴奋中语无伦次地说：“啊，让我来吧，我自己来打，我要跟他谈谈，会非常好的。来吧，我要好好糊弄他一下。”“不，不要，何必呢。”马丁回答。“好吧，那我就只帮你连上线。连线总没问题吧？号码是多少？”她俯身看向马丁打开的厚电话簿，他感到她的头上散发出温暖的气息，脸颊上，就在一只眼睛下面，是几根零星的睫毛。她一边快速地低声重复着号码以免忘记，一边坐到箱子上，取下话筒。“要记住，你只能帮我们连线。”马丁严肃地说。索尼娅努力清楚地说出号码并开始等待，眼睛乱转着，脚后跟轻轻地敲着箱壁。后来她莞尔一笑，更紧地把话筒贴近耳朵，马丁伸出手，但索尼娅用肩膀把它推开，全身蜷起来，响亮地请达尔文听电话。“把话筒给我。”马丁说，“这不公平。”索尼娅蜷缩得更紧了。“我要拔电话线了。”马丁威胁道。她做了个剧烈的动作来保护话筒座，同时抬起了眉毛。“不，没事，谢谢。”说完她就挂了电话。“不在家。”她抬头看着马丁说，“你可以放心，亲爱的。我不会再给他打电话了。至于你，你过去有多么粗野，现在还是这样。”她溜下箱子，用脚摸索了一下，脚指头够到掉落的拖鞋，穿好后向就餐室走去。有人正在收拾餐桌。伊琳娜的母亲正对伊琳娜说着什么，但她总是转过身背对着母亲。“待会儿您还在这儿吗？”济拉诺夫问。“我不知道。事实上，我现在得走了。”“那我还是先与您告别吧。”济拉诺夫说罢便去自己卧室工作了。

“别忘了我们。”两位夫人齐声说道，笑了笑，彼此摸了下黑连衣裙的袖子。马丁鞠了一躬。伊琳娜突然扑向马丁，抓住了他的上衣翻领。他很窘困，小心翼翼地试图松开她的手指，但她紧抓住他不放。巴甫洛夫夫人从背后抓住她的肩膀时，她放声大哭起来。马丁看着她脸上的可怕神态和额头上的红色疹子，不由得露出厌恶的表情。他用有点粗暴的动作猛地扳开她的手指。她们把她带到另一个房间，她那发自肺腑的哭吼声远去了，静息了。“总是叫人操心。”索尼娅说，她送马丁来到门厅。马丁穿上雨衣——这雨衣穿起来很麻烦，他费了点时间才系好腰带。“晚上有空再来。”索尼娅把手放在自己连衣裙前面的口袋里，看着他系腰带。马丁阴郁地摇摇头。“我们一起聚会，一起跳舞。”索尼娅说。她紧紧地并拢双腿，移动一下脚尖，然后是脚跟，又是脚尖，又是脚跟，微微向一侧移近去。“得了，”马丁拍拍自己的口袋说，“我想我没带什么行李。”“还记得吗？”索尼娅问，并轻轻地吹起伦敦狐步舞的曲调来。马丁清了清嗓子。“我不喜欢你的帽子，”她说，“现在不戴这样的了。”“再见。”说完，马丁灵活地一把抱住索尼娅，将嘴唇推向她那露出的牙齿、她的脸颊和耳朵后面娇嫩的地方，然后放开她（她倒退一步，差点跌倒），不由自主地砰的一声关上门，很快离去了。

四十六

他发现自己在笑，因为走得急而喘不过气来，心也在剧烈跳动。“得，就这么着，就这么着。”他自语道，大步走在人行道上，仿佛急于去哪里似的。可是，这里没有他急于要去的地方。达尔文不在，这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走在选帝侯大街上，怀着一丝淡淡的忧伤，细细打量着柏林熟悉的风景：十字路口边那座肃穆的教堂，处在异教的电影院中间，显得多么孤独；陶恩齐恩大街上，行人不知为何要避开中间的林荫道，宁可挤在橱窗前缓缓行走。那个盲人，出卖看得见的东西和看不见的光明，不停地把一盒火柴伸向永恒的黑暗；鲜花摊位上卖着帚石楠和翠菊，水果铺子里卖着香蕉和苹果。一个穿棕色大衣的人站在一辆老式敞篷车的座位上，呈扇状地拿着几块不知什么名目的巧克力，对着一群好看热闹的人滔滔不绝地夸着它神奇的品质。马丁拐进一条小巷，走入一家俄罗斯书店。在这里，流亡俄侨和苏联的作品都摆在外国杂志旁边。一位面庞圆润、彬彬有礼的胖先生把他称为“新书”的书拿到柜台上。马丁没找着自己喜欢的书，就买了一本《笨拙》周刊。接下来做什么呢？在济拉诺夫家吃的那顿午餐实在是不管饱。于是他朝盛宴饭店走去，去年他曾在那里用过餐。在那里，他又给达尔文打了一次电话。达尔文还没有回来。“请您付二十芬尼⁽¹⁾。”柜台后那位浓妆艳抹的女士说，“谢谢。”

饭店老板正是丹尼列夫斯基——以前马丁在阿德列伊兹认识的那位画家。他个子不高，已经上了年纪，穿着立领上衣，有一张孩童般的绯红脸蛋，一只眼睛下面有一个淡褐色的疣子。他走到马丁的桌前，腼腆地问：“甜……甜菜汤好喝吗？”（奇怪的是，和许多口吃的人一样，他对自己最难发出的声音恰恰感到入迷）“嗯，很好喝。”马丁回答。像往常那样，他怀着一种令人心碎的温柔感，看见了在克里米亚夜景下的丹尼列夫斯基。

丹尼列夫斯基侧坐到桌旁，鼓励地望着马丁喝汤。“我告诉过您吗？据说这些年来他们一直都……都住在阿德列伊兹——真令人惊讶！”

（“难道就一直没人打扰过他们吗？”马丁想，“难道一切依然如故？比如，阳台房顶上那些日渐干枯的小梨子？”）

“莫希干人。”丹尼列夫斯基若有所思地说。

餐厅里空荡荡的。小沙发椅，装着Z形弯管的炉子，木头报架上的报纸。

“所有这一切都会好起来。如果情况不是这么糟糕该多好啊，我可能会在墙上画满巴……巴……巴巴⁽²⁾的彩画，穿着鲜……鲜艳的衣裳，但苍白的脸上是像马那样的大眼睛。至少，在我的素描画里就是这样。或者，可以画上乌云，而下……下面是一片树林的边缘。我们要扩大这里的规模，昨天我本来请了位木匠师傅过来，但他不知为什么一直没露面。”

“顾客多吗？”马丁问。

“一般来说，是的。现在不是午餐时间，所以别急着下结论。这里有一帮文……文……文艺青年，很有代表性。例如，拉基京，您知道，新闻记者，是搞体……体育的。而几天前，呸，几天前，呸，谢尔盖·布勃诺夫，就在这里，摔盘砸碗，灌得酩酊大醉，他情场失意，婚约被解……解……解除了。”

丹尼列夫斯基叹了口气，用手指敲着桌子，然后他慢慢站起来，向厨房走去。马丁从挂钩上取下帽子时，他又出现了。“明天有烤羊肉串。”丹尼列夫斯基说，“欢迎您下次光临。”马丁心里闪过一丝愿望，想对这个可爱、忧郁、说话口吃却悦耳动听的人说点非常好听的话，可说实在的，他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1)　Pfennig，德国旧时硬币名称，价值为一马克的百分之一，自欧元在德国流通以后已停用。

(2)　结合下文来看，这里可能是指俄国民间传说中著名的恐怖女巫巴巴—亚加，她乘着巨大的研钵飞行，用一支巨型研棒操控方向，其居住房屋的建材是死于她手下的人的头颅和骨头。

四十七

在修剪过的庭院里，几棵崖柏生长在一块草坪上，草坪中央竖着一尊缺了鼻子的塑像。他穿过庭院，推开一扇熟悉的门，登上散发着白菜味和猫咪味的楼梯，按了门铃。给他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德国房客，他告诉马丁布勃诺夫病了，并走过去敲门。那位作家声音沙哑、有气无力地喊着：“进来。”

布勃诺夫坐在床上，穿着黑裤子，衬衫敞开着。他面容浮肿，没有刮胡子，眼睑发红。床上、地板上和放着一杯浑浊茶水的桌子上，胡乱扔着一张张纸。原来，布勃诺夫正在给一篇短篇小说收尾，与此同时，他还试图用德语写一封打动人心的信，寄给税务所那位催促他缴税的先生。他没有喝醉，但也不能说他头脑清醒。他的酒瘾是过去了，但他身上的一切都被这场生活中的飓风扭曲了，损坏了。他的思想迷茫了，正寻找着自己的归宿，看到的却是废墟。从春天起他就没有见过马丁，但是马丁的出现根本没有使他惊讶。布勃诺夫开始大骂某个批评家，仿佛马丁要为这个批评家的文章负责。“他们在折磨我！”布勃诺夫恶狠狠地说个不停，他那张眼窝深陷的面庞此时显得相当可怕。他倾向于认为，所有对他的书的轻蔑评论都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即嫉妒、个人好恶或因他得罪了人而对方予以报复。现在，听着他断断续续地讲着文学圈子里的阴谋诡计，马丁感到十分诧异：一个人对别人的意见竟然可以这样耿耿于怀。马丁恨不得告诉布勃诺夫，他那部中篇小说《佐尔兰德》失败、虚假、毫无价值。而当布勃诺夫突然话锋一转，说起自己被心上人抛弃的伤心事时，马丁直恨自己不该受愚蠢的好奇心驱使跑到这儿来。“她的名字我不说，你也别问。”布勃诺夫说，并用演员那种轻易转换口气的方式改用“你”相称，“但你要记住，不止一人还会因她而毁灭。上帝！我曾经多么爱她呀！我曾经多么幸福呀！你要知道，这份感情何等强烈啊，仿佛让人听见天使扇动羽翅，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可她却被我那高不可攀的高度吓坏了……”

马丁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心痛感觉在体内盘旋，他又坐了一会儿，然后便默默站起身。布勃诺夫哽咽着送他到门口。过了几天（他已经身在拉脱维亚），马丁在俄侨报纸上看到了布勃诺夫新出炉的短篇小说。这一次他写得很出色，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德国人，戴着一条有深粉条纹的浅灰色领带（从剑桥俱乐部留存下来的珍物），就像马丁那天戴着的那条。沉浸于痛苦中的布勃诺夫偷了这条领带，犹如一个灵活的小偷，一只手还在擦眼泪，另一只手却已掏走了别人的表。

马丁顺便走进一家路过的文具用品店，买了六张明信片，把自己写不出字来的自来水笔灌满了墨水，然后就去了达尔文住的旅馆。他决定在那里尽可能多待些时间，最后从那里直接去车站。傍晚的天空没有夕阳，一片空白，令人愁闷。汽车喇叭声在雾中听上去更为低沉。一辆套着两匹瘦马的敞篷马车驶过，车上载着足以装点整座房子的家具——沙发床，五斗柜，有镀金框的海景画，还有其他许多家什，让人看着难过。一位穿着丧服的妇女推着童车，里面坐着一个神情专注的蓝眼睛幼童。她把车推过潮湿斑驳的柏油路，在人行道前，她将车把往下压，让童车前面翘起。一条狮子狗追赶着一只黑色的惠比特犬，后者害怕地回头看了一下，哆嗦着，抬起弯曲的前爪。“老天爷，这算怎么回事？”马丁想，“这一切与我有什么相干？我知道我会回来。我必须回来。”他走进旅馆的前厅。达尔文还没有回来。

他选了一张舒适的皮质扶手椅，旋开笔帽，开始给母亲写信。明信片可写的地方有限，他的字体又大，因此写得不多。“一切顺利。”他下笔很重地写道，“我住在老地方，从那里给你寄信。希望叔叔的牙疼好了些。我还没有见到达尔文。济拉诺夫一家致以问候。我下次给你写信要过一星期，因为好像没什么可写的。吻你。”他把信读了两遍，不知为什么心都揪紧了，背上袭过一阵寒意。“得了，别胡思乱想了。”马丁对自己说，他又开始用劲下笔，给少校的遗孀写信，请她为他保管信件。寄出明信片后，他折返回来，仰坐在扶手椅上，开始等待，一边不时地看看墙上的钟。过了一刻钟，二十分钟，二十五分钟。两个混血姑娘走上楼梯，她们的腿异常瘦削。突然，他听到背后传来有力的呼吸声，便马上明白了。他跳起身，达尔文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发出喉音很重的感叹声。“坏东西，坏东西。”马丁高兴地喃喃着，“我从早晨起就一直在找你。”

四十八

达尔文稍微胖了些，头发变稀疏了，还蓄起了小胡子——淡淡的，修短了，好像一把新牙刷。不知为什么，他和马丁都感到不好意思，不知道说什么好，老是彼此拍打、傻笑和咕哝着。“你要喝点什么？”他们走进窄小而整洁的房间后，达尔文问，“威士忌加苏打，鸡尾酒，还是就来点茶？”“没关系，没关系，你想喝啥就喝啥。”马丁回答，他从小桌上拿起镶在贵重镜框里的大照片。“是她。”达尔文简洁地说。相片里是一位额上戴着冠饰的年轻女子，眉毛在鼻梁处长到了一起，明亮的眼睛，天鹅般的脖颈——一切都很清晰，显得很庄严。“她叫伊芙琳，歌唱得相当不错，我敢肯定你和她会成为好朋友。”达尔文拿回相片，又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这才把它放回原处。“好了，”他躺到沙发上，马上伸直双腿，说，“有什么新闻吗？我看你还是系着那条旧领带。”

服务员拿了鸡尾酒走进来。马丁并不乐意地吞了一口淡淡的酒水，扼要地讲了他这两年是怎么过的。令他惊讶的是，他刚刚停下来，达尔文就开始说自己的情况，详细而得意，这是过去从来也没有过的。从他那慵懒、纯洁的嘴里听到了取得的成就、薪水和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这一切听起来怪怪的！原来，他现在写的不是过去那种关于水蛭或夕阳的迷人玩意儿，而是有关经济和国家问题的文章，特别使他感兴趣的是缓期偿付的问题。在达尔文停顿片刻的时候，马丁向他提起了燃烧的马车、罗丝和打架，而达尔文却无动于衷地说：“是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马丁吃惊地发现，达尔文的回忆消亡了或者缺损了，剩下的只是一块褪色的招牌。

“瓦季姆王子在做什么？”达尔文忍住哈欠问。

“瓦季姆在布鲁塞尔。他在那里有份工作。济拉诺夫一家在这里，我常跟索尼娅见面。她仍然没有出嫁。”

达尔文口中吐出一团大烟圈。“代我向她致意。”他说，“可是你怎么样？你老是这么游手好闲，真可惜。明天我介绍你跟一些重要人物认识一下，我保证你会喜欢上干新闻这一行的。”

马丁咳嗽了一声。是时候谈最重要的事了——他非常想跟达尔文谈的事。

“谢谢，”他说，“但这是不可能的，再过一小时我就要离开柏林了。”

达尔文微微欠起身。“不会吧？你要去哪儿？”

“马上你就知道了。现在我要对你说些事情，其他人都不知道。已经有好几年了——是的，好几年了——但这并不重要……”

他讷讷起来。达尔文叹了口气，说：“我已经全猜到了。我会来给你当伴郎。”

“别这样，我求你了。我可是认真的。知道吗，我今天专门要找到你，就是为了跟你谈谈。事情是这样，我打算从拉脱维亚非法越境进入俄罗斯，就待上二十四小时，真的，然后就走回来。我需要你是因为这么一件事：我给你四张明信片，你每星期给我母亲寄一张——比如每周四。大概我会早些回来，但我也说不准研究地形、选择路线等事情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当然，我已经从某人那里得到了非常重要的情报。但我也可能受困，也许不能立即脱身。你要明白，我母亲必须什么都不知道，她必须定期收到我从柏林寄出的明信片。我给了她老地址，这很简单。”

沉默。

“是的，当然，这很简单。”达尔文说。

还是沉默。

“只是我不大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开动脑筋想一想，你就明白了。”马丁说。

“反对苏维埃老好人的阴谋？想要见什么人？要转交什么秘密情报，安排什么事？我承认，小的时候我喜欢那些面色阴沉的大胡子，他们向残酷总督的三驾马车扔过炸弹。”

马丁闷闷不乐地摇摇头。

“那如果你只是想访问一下你父辈的国家——虽然你父亲是半个瑞士人，对吗？——但是，如果你这么想访问它，取得一张普通的苏联签证并坐火车过国境不是更简单些吗？不愿意？大概你以为，在瑞士那家咖啡馆发生暗杀事件后，他们不给瑞士人发签证了？好吧，我给你搞张英国护照。”

“你说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马丁说，“我原以为，你很快就会明白的。”

达尔文把手放到脑袋后面。他始终无法确定，马丁是否在和他开玩笑——如果不是，那么又是什么想法推动他要采取这种荒谬的举动呢？他吃力地吸了一会儿烟斗，然后说：

“最后，如果你纯粹只是喜欢冒险，那么也没有必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现在让我们来想出什么不同寻常的名堂，不用走出房间就立刻可以做的，然后吃晚饭，去音乐厅。”

马丁没有做声，他的脸色显得很伤感。

“真是荒唐！”达尔文想，“荒唐又奇怪。他们打内战的时候，他安心待在剑桥读书，现在却愿意为间谍活动吃枪子儿。他是不是在忽悠我？多么愚蠢的谈话。”

马丁突然哆嗦了一下，看了一下手表，然后站起身来。

“听着，别做傻事。”达尔文用劲吸着烟斗，说，“不管怎么说，这简直是无理取闹。自剑桥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面了。要么你给我把一切讲清楚，要么承认你现在是在开玩笑，然后我们再谈别的。”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马丁回答说，“一切。现在我必须走了。”

他穿上雨衣，捡起掉在地上的帽子。躺在沙发上的达尔文打了个哈欠，翻身朝向墙壁。“再见。”马丁说，但达尔文不吭声。“再见。”马丁重复说。“胡闹，这不可能是真的。”达尔文想，一边又打了个哈欠，紧紧闭上了眼。“他不会走的。”他又想，并懒洋洋地收起一条腿。有趣的沉默延续了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儿，达尔文轻轻笑了起来，转过头去。但是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这情形甚至令他感到费解：马丁怎么可能如此悄无声息地走出去呢？达尔文闪过了一个念头：会不会是马丁躲起来了？他又躺了几分钟，然后，一边放下腿，站起身，一边仔细地环顾着已经半昏暗的房间。“好了，够了。出来吧。”他听到在衣橱和房门之间放箱子的壁龛处有轻轻的沙沙响动。没有人走出来。达尔文走上前，看了一下角落。没有人。只有昨天购物留下的一大张包装纸。他开了灯，沉思起来，然后打开通向走廊的门。走廊里寂静、明亮、空无一人。“见他的鬼去吧！”说完他又沉思起来。突然间，他振作起精神，开始一本正经地换衣服，准备去吃晚饭。

他心里难以平静，这种感觉近来在他身上很少有。马丁的出现犹如大学时代温馨的回声，不仅使他激动，而且它本身也是不同寻常的——马丁身上的一切都是不同寻常的：显得粗犷的晒黑的皮肤，仿佛喘不过气来的声音，某种新的傲慢的眼神，阴郁的令人费解的话。然而，达尔文最近过着坚实可靠的生活，很少激动（甚至在表白爱情时也是这样），他习惯于认为，在经历了青春时代的彷徨不安和开心娱乐之后，他走上了平坦的康庄大道。现在他也能应付马丁留下的不同寻常的印象，要自己相信，那个爱开玩笑的傻瓜蛋在今晚就会重新出现。他已经穿上晚礼服，在镜中仔细打量着自己强壮的身躯和有着高鼻梁鹰钩鼻的大脸盘。突然，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话筒中传出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音量因距离而变小了，达尔文没有立即听出是谁，因为不知怎么的，他从来没有与马丁在电话中说过话。“我提醒你不要忘了我的请求，”马丁的声音不太清楚，“最近几天中我会给你寄信，请每次转寄一封。我的火车马上要开了。什么？我是说：我的火车。对，对，火车……”

声音消失了。达尔文啪地挂上话筒，搔了一阵脸颊，然后向电梯走去，乘电梯到楼下。在那里，他要了火车时刻表。对，时间完全正确。真见鬼……

当天晚上他哪儿也没有去，一直等待着什么，等待着某种进展。他坐下来给未婚妻写信，却发现自己没什么可写的。几天过去了。星期三，他收到了从里加寄来的一个厚信封，在里面找到了要寄给瑞士的埃德尔韦斯夫人的四张柏林明信片。在其中一张上，他看到俄语正文中加入了一句英语：“我与达尔文经常去音乐厅。”这让他感到了一丝诡异的震惊。星期四上午，他怀着一种参与了某桩邪恶事件的可怕感觉，把按日期排第一的明信片塞进了紧挨着饭店入口处的蓝色邮箱。过了一个星期，他寄出了第二张。后来他忍不住了，便来到里加，在那里拜访了英国领事、瑞士领事、居民住处查询处和警察局，却没有获悉任何情况。马丁仿佛消解在了空气中。达尔文回到柏林，心有不甘地寄出了第三张明信片。到了星期五，一个外国人模样、身材魁伟的男子走进了济拉诺夫新开的出版社（这家出版社主要发行俄语日历和政治小册子）。济拉诺夫端详一番后，认出这位年轻的英国人在伦敦曾追求过他的女儿。达尔文讲着德语（不知为什么，济拉诺夫对德语更能理解），用平稳的声音叙述了自己与马丁的最近一次谈话以及转寄明信片的事。“等一下，”济拉诺夫说，“好像不是那么回事。他对我女儿说过，他要在柏林附近的一家工厂工作。您确信他离开了？真是奇怪！”“我起先以为他在开玩笑，”达尔文说，“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了。如果他真的……”“这孩子太疯狂了！”济拉诺夫惊呼道，“谁能想得到啊！那个小伙子给人留下一副头脑理智、稳重踏实的印象，您要知道，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这里有什么诡计。这样，首先应该弄清楚我女儿是否知道什么情况。到我家里来吧。”

看见父亲和达尔文一起回来，两人脸上挂着不同寻常的严肃神情后，索尼娅刹那间想到，达尔文是来正式求婚的（这种可怕的念头经常转瞬即逝）。“你好，你好啊，索尼娅。”达尔文以非常做作的随便姿态喊道。济拉诺夫则用黯然的目光望着女儿，给她做心理准备，叫她不要害怕，然后立即在走廊上把整个故事都告诉了她。索尼娅脸色变得刷白，跌坐到前厅里的一张椅子上。“太可怕了！”她轻轻地说。她沉默了一会，然后轻轻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这真可怕。”她更轻声地重复说。“他对你说过什么吗？你知道什么内情吗？”济拉诺夫用俄语和德语不停地问。达尔文站在原地，擦着脸颊，努力不去看索尼娅。他感觉到了一个英国人能感觉到的最可怕的事：想要大哭一场。“当然，我全知道。”索尼娅说，她那纤细的声音渐渐变强。在前厅往里那一头出现了济拉诺夫夫人，丈夫对她做了个手势，让她别打扰他们。“你知道些什么？快说啊，全说出来。”济拉诺夫碰了碰索尼娅的肩膀。她突然弯下身，大声地抽噎起来，臂肘撑在膝盖上，脸埋在手掌里。后来她挺直身，大声哽咽着，仿佛喘不上气来似的吞了一口气，混着啼哭嚷了起来：“他们会打死他的！上帝啊，他们会把他打死的！”“冷静！”济拉诺夫说，“别叫，我要你安安静静地解释清楚，他对你说了些什么。奥莉娅⁽¹⁾，”他叫着他的妻子，“把这位先生随便带哪儿去——就去客厅吧——啊，电工吗，不必理他。索尼娅，别嚷了！你会吓着伊琳娜的，停下，我要你别叫了！”

他花了很长时间安抚她、询问她。达尔文一个人阴沉地坐在客厅里。有位电工也在那儿，正忙着修理插头和插座，时不时抬头看着电灯一会儿灭一会儿亮。

“那孩子说得对，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当济拉诺夫与达尔文再次上街时，济拉诺夫说，“但我一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还有，我认为这并不是一场浪漫的冒险，不像她以为的那样。她自己总有这样的念头。性格非常焦躁。我怎么都无法相信，一个离俄罗斯政治问题相当遥远的年轻人——而且要我说，还是个具有外国血统的年轻人——居然会去证明自己……好吧，证明自己可以通过实现英勇壮举来树立荣耀？当然了，我要和一些人接触，而且我可能必须去一趟拉脱维亚，但如果他真的企图悄悄穿越国境，那基本上希望就很渺茫了。顺便说一句，事情还真是非常奇怪，当年就是我——对，就是我——向埃德尔韦斯夫人转告了关于她第一任丈夫的死讯。”

又过了几天，只有一点情况越发明朗：他们需要忍耐，需要继续等待。达尔文（这次不是济拉诺夫）前往瑞士，去通知埃德尔韦斯夫人。他抵达洛桑时，一切都是灰蒙蒙的，下着小雨。在山中高处弥散着湿雪的气息，初霜之后接踵而至的突然解冻使冰雪消融，化作水珠从树上滴落。租来的汽车载着他飞快地驶向村庄，途中在一处转弯路口侧滑翻进了沟里。只有司机的手臂受了点擦伤。达尔文从车里爬出来，抖掉大衣上的湿雪，问一名村里人，从这里到亨利·埃德尔韦斯的别墅有多远。村里人给他指了最短的路——一条穿过冷杉树林的小径。从树林中出来后，他穿过一条泥土路，沿着林荫道走，望见了一幢绿褐色的华屋。在栅门前的黑色土地上，他那双结实的靴子留下了深深的橡胶鞋底花纹。这些脚印里渐渐积满了泥泞的污水。过了些时候，一股潮润的劲风刮来，达尔文未关牢的栅门发出吱的一声，猛地摇晃一下，打开了。一只山雀飞落到栅门上，发出一阵“疵疵疵”和“因恰因恰”的啼鸣，然后又飞越栅门落在冷杉树枝上。一切都很潮湿晦暗。一个小时过去了。达尔文从棕褐色的阴郁花园深处走出来，在身后带上栅门（它马上又开了），开始沿着林中小径原路返回。在树林中，他停下脚步，抽起烟斗。他身上那件宽大的驼毛大衣敞开着，条纹围巾的末梢垂在胸前。林中一片寂静，只能听到轻轻的潺潺流水声：灰色的湿雪下，水正在奔流不息。达尔文聆听着，不知为什么摇了摇头。烟草燃尽了，烟斗发出无可奈何的嗞嗞声。他轻轻说了些什么，若有所思地擦了擦脸，然后继续前行。天色阴沉，条条树根穿过小径，黑乎乎的冷杉针叶不时刷过他的肩膀，幽暗的小径在树干间蜿蜒，景致如画，神秘莫测。

(1)　在俄语中，“奥莉娅”是“奥尔加”的小名称呼。

版权信息

书名：黑暗中的笑声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ISBN：9787532738533

译者：龚文痒

责任编辑：陈飞雪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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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译者后记

献给薇拉

作者简介

VLADIMIR NABOKOV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威尔斯理、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在洛桑病逝。

▇

从前，在德国柏林，有一个名叫欧比纳斯的男子。他阔绰，受人尊敬，过得挺幸福。有一天，他抛弃自己的妻子，找了一个年轻的情妇。他爱那女郎，女郎却不爱他。于是，他的一生就这样给毁掉了。

这就是整个故事，本不必多费唇舌，如果讲故事本身不能带来收益和乐趣的话。再说，裹满青苔的墓碑上虽然满可以容得下一个人的简短生平，人们却总是喜欢了解得尽量详细一点。

一天晚上，欧比纳斯忽然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不过说实话，这主意并不完全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因为康拉德的作品里有一句话曾提到这种设想。不是那个著名的波兰人，而是《一个健忘者的回忆》的作者乌多·康拉德，——他还写过另一篇故事，讲的是一个老魔术师在告别演出时倏然遁去。不管怎么说，欧比纳斯喜欢这个主意，反复琢磨它，让它在头脑里生了根。久而久之，在心灵的自由王国里，这主意就成了他本人的合法财产。作为艺术评论家和绘画鉴赏家，他常喜欢开玩笑地在他收藏的现代风景画或肖像画上签署某位古代大师的名字，再用这些画把他的家装饰得像一座精致的美术馆——当然，那全都是一些漂亮的赝品。有天晚上，为了松弛一下他那博学的头脑，他开始撰写一篇评论电影的短文。那不是什么高明文章，他并没有特别的才气。就在这个时候，那绝妙的主意冒出来了。

这想法是由彩色动画片引起的，那时候动画片刚刚时兴起来。他想，若用这种技法，把一幅人们熟悉的名画，最好是荷兰大师的作品，用鲜亮的色彩完美地再现于银幕，然后让画幅活动起来，那该多美妙！根据名画上静止的动作和姿态在银幕上创造出与原作完全协调一致的活动形象。比如说，一爿酒店，里面有一些小小的人物在木桌旁尽情饮酒，画面上还露出阳光照耀下的一角场院，院里有备好鞍的马匹——这图画忽然活动起来，那个穿红衣的小人放下手中的单柄酒杯，端盘子的姑娘猛地挣脱了身子，一只母鸡在门旁啄食。还可以让酒店里的那些小人走出来，从同一位画家所绘的风景中穿过——也许天空是褐色的，水渠里结了冰，人们穿着当时那种古怪的冰鞋，按当时流行的古老样式兜着圈子。也可以让几个骑马的人走在雾中湿漉漉的大路上，最后回到原先那爿酒店。然后所有人物逐渐各就各位，光线恢复原状。也就是说，让画面上的一切恢复到原作的本来面目。也可以拿意大利画家的作品来作试验：远处蔚蓝色的锥形山峰，一条白亮的盘山小路，游客们小小的身影正沿着山路蜿蜒而上。甚至宗教题材也不妨一试，不过只能选取人物画得极小的作品。动画设计师不光得充分了解原画的作者及他所处的时代，还得具有足够的技巧，以避免电影中人物的动作与原画作者描绘的动作发生矛盾，无法吻合——他必须根据原画设计出银幕上的各种动作——嘿，这完全办得到。至于色彩……一定要比一般动画片的色彩复杂得多。情节嘛，就得凭电影美术家去想像啦。他可以尽情地运用自己的眼睛和画笔，用自己创造的色彩描绘出一个浸润着个人艺术风格的世界！

过了一些时候，他和一位电影制片人谈起这个主意，可那人一点也不感兴趣。制片人说，这种影片的制作相当精细，需要对原先的动画制作法进行一系列别出心裁的改进，这就得花一大笔钱。他说，因为影片的设计处于试验阶段，所以一部片子的长度最多只会有几分钟。即便这样短，多数观众也会感到腻烦，片子就会失败。

后来欧比纳斯和另一位制片商谈起他的主意，又碰了一鼻子灰。“可以先搞一部简单的，”欧比纳斯说，“让一扇彩色玻璃窗上的图案——比如一个纹章图案或是一两个圣徒活动起来。”

“恐怕不行，”制片商说。“我们不能拿这种异想天开的玩意儿来冒险。”

可欧比纳斯仍不愿放弃他的设想。他终于打听到一个名叫阿克谢·雷克斯的聪明人，那人专会出新鲜点子。事实上，雷克斯设计的一部波斯神话片在巴黎趣味高雅的观众当中颇受欢迎，却使出钱拍片的人破了产。欧比纳斯想见雷克斯，却听说他刚刚回美国去了。那人在美国为一家带插图的报纸画漫画。后来欧比纳斯设法与雷克斯建立了联系，雷克斯似乎对他的主意挺感兴趣。

三月里的某一天，欧比纳斯收到雷克斯一封长信，可就在接信的时候，欧比纳斯的私生活——纯粹是私生活——发生了一次突然危机。所以，他这个美妙的主意本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本可以找到一块地盘扎根、开花，却在最后的一个星期里莫名其妙地凋谢、枯萎了。

雷克斯在信里说，不要指望能够说服好莱坞。他还头脑清醒地建议说，既然你欧比纳斯很有钱，何不自己出资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呢？这样的话，只要交给他雷克斯一笔钱（他说出一个惊人的数目），先支付一半，他可以根据布鲁盖尔的画作，比如说《箴言》，设计一部影片，或者随便由欧比纳斯选定一个题材，再由他绘制成动画片。

“如果我是你，就愿意冒这个险，”欧比纳斯的内弟保罗说。他身体壮实，脾气温和，前胸口袋上别着两支铅笔、两支钢笔。“普通影片花销更大，就是那种又打仗、又炸楼房的片子。”

“不过，那样的开销赚得回来，我花钱拍这种影片可就赚不回来了。”

“我好像还记得，”保罗喷着烟——他们快吃完晚饭了，保罗抽着一支雪茄——说，“你曾经打算出一大笔钱，并不少于他提出的这个数目。你到底怎么啦？前不久还挺热心的，怎么凉下来了？你该不会打退堂鼓吧？”

“呃，我也说不清。我发愁的是那些具体事务，否则我还会坚持原来的设想。”

“什么设想？”伊丽莎白问。

这是她的一种习惯——人家当着她的面已经谈得一清二楚的事情，她还要发问。这只不过是一种神经质，并不是由于她愚钝，或者心不在焉。而且往往一句话没有问完，她会边问边意识到，问题的答案她早就明白，她丈夫知道她这个习惯，但从不因此而生气，反倒觉得挺有趣。他会不动声色继续讲下去，心里知道（而且盼着），她过一会儿自己就能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然而，在三月里的这一天，欧比纳斯心烦意乱，很不快活。他忽然发起火来。

“你刚从月亮上掉下来吗？”他粗鲁地说。妻子瞧着自己的手指甲，和颜悦色地说：

“噢，对了，我想起来了。”

然后，她转身朝正在狼吞虎咽地吃一盘奶油巧克力的八岁女儿伊尔玛大声说：

“慢点吃，乖，慢慢吃。”

“我认为，”保罗吸着雪茄说，“每一种新发明都——”

欧比纳斯胸中窝着一股无名火。他想：“我凭什么要理那个雷克斯，为什么要在这儿闲磨牙，还有什么奶油巧克力，真是无聊透顶……我都快发疯了，可谁明白我的心思？我已经管不住自己了，没办法，明天我还得去，坐在黑洞洞的大厅里，活像一只呆鸟……真是莫名其妙。”

的确是莫名其妙。结婚九年了，他一直规规矩矩约束着自己，从来没有——“说实在的，”他想，“不如直截了当把这件事告诉伊丽莎白；或者和她一道去外地避一避；或者找个心理医生谈谈；或者干脆……”

唉，不行。哪能仅仅因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吸引了你，就开枪把她杀了呢。﻿

▇

欧比纳斯在情场上从未交过好运。尽管他生得体面，举止沉稳，很有教养，可不知为什么，他却没能从这些讨女人喜欢的优点中得到实际的好处。他那甜美的笑容和温柔的蓝眼睛的确逗人喜爱，当他用心思索的时候，那双眼睛会微微鼓出。因为他的脑筋不大敏捷，所以眼睛鼓起的次数略嫌多了一些。他很善谈。稍许有些口吃，这倒给极其平淡的话增加了一点新鲜感。最后还得提一句（因为他生活在沾沾自喜的德国人当中），他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然而尽管如此，风流韵事一到了他的名下却总变得寡淡无味了。

做学生的时候，他和一位多愁善感的中年妇人发生过一场乏味的恋爱。战争期间，他在前线收到她寄来的紫红袜子、扎得人发痒的毛衣和大量潦草地写在羊皮纸上的长篇情书。后来他在莱茵河一带遇到一位教授夫人，两人有了瓜葛。她很美——如果在某种光线下，从某个角度望去的话。但她太冷淡，太忸怩，没多久他就和她分手了。最后一次恋爱在柏林，就在结婚前不久，有一位瘦削、阴郁、其貌不扬的女人每星期六晚上来看他。那女人总爱一点一滴地叙述往事，没完没了地重复讲过的话，在他怀里一个劲地唉声叹气，每次总是以她惟一会说的一句法语结束抱怨：“C誩st la vie[1].”他总是出错，总在试探，却总是失望。为他效力的爱神丘比特一定十分笨拙，胆怯，不善于想像。就在这几次平淡无奇的恋爱发生的过程中，他遇到过许多自己曾经朝思暮想的好姑娘，可他无法结识她们。这些姑娘只是擦肩而过，使他好几天怅然若失；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像金色霞光衬托下的远方孤树，像涟漪映照在桥洞壁上的粼粼波光。

他结了婚，尽管他也还喜欢伊丽莎白，却无法从她身上获得一直迫不及待地渴求着的那种爱的激情。她是一位著名的剧院经理的女儿，是一个苗条、纤弱的金发姑娘，有一双浅色眼睛。就在她那小巧的鼻子上边一点，生着几颗楚楚动人的小雀斑。英国女作家们描述她那样的鼻子时常爱用一个法文字“retrouss巈”（为了保险后边得多加一个字母“e”）[2]。她的皮肤极为细嫩，轻轻摁一下就会出现一小块红痕，好半天才消失。

他娶她纯粹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山里野游遇见了她，同行的有她那个胖兄弟，还有她的一个身材十分矫健的表妹。谢天谢地，这位表妹在邦特累西纳扭伤了脚。主要是这次野游促成了他们的婚姻。伊丽莎白长得那么轻盈、秀丽，她的笑容又是那么无忧无虑。为了避开柏林亲友们的打扰，他俩跑到慕尼黑去结婚。栗树花正在盛开。一个心爱的烟盒失落在某个花园里了。旅馆的一个侍役会讲七种语言。伊丽莎白身上有一块嫩疤——那是阑尾手术留下的痕迹。

她是个依附于丈夫的女人，顺从、温柔。她的爱像百合花一般雅淡，但时而也能炽烈地燃烧起来。在这种时候，欧比纳斯就会错误地以为，他不需要另寻新欢了。

怀孕之后，她眼里显出一种空虚而满足的神情，似乎她正凝望着自己发生了新变化的内心世界。她走路时再也不像先前那样漫不经心，而是谨慎地蹒跚而行。当四顾无人的时候，她会急忙捧起一团雪，贪婪地吞咽下去。欧比纳斯尽力照料她，带她出外漫步，让她早睡，将屋里凡是妨碍她走动的有棱角的器具都重新归置一番。然而，在夜间他梦见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女郎正伸开手脚仰卧在炎热、静寂的海滩上。这时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怕被妻子发现。早晨，伊丽莎白对着穿衣镜审视膨胀起来的腹部，满足而又神秘地笑了。后来有一天，她被送进一家小型私人医院，欧比纳斯独自住了三周。他不知怎样打发时光，喝了不少白兰地，心里翻腾着两个想法。这两个念头同样不祥，性质却不同：一个是，他担心妻子会死去；另一个是，只要有足够的勇气，他可以到外边交一个女友，把她带回自己一人空守的卧房。

孩子生得下来吗？欧比纳斯在刷了白灰、涂了白瓷釉的长长的走廊里徘徊，楼梯顶上放着一盆梦魇中见到的那种棕榈树。他恨这棕榈树，恨这令人沮丧的一片白色，恨那些衣服沙沙作响、头戴白帽、脸色红润的护士。她们总想把他撵出去。最后，外科助理医生走出来沉着脸说：“好了，完事了。”欧比纳斯眼前下起一阵黑色细雨，像一部旧得闪闪烁烁的影片（一九一〇年的旧片，一个急速行进的送葬队伍，步子走得太快了）。他直奔病房，伊丽莎白已经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婴。

初生婴儿肤色发红，脸皱得像一只瘪了的气球。不过她的皮肤很快就光润起来。一年之后她开始说话了。现在她已经八岁，却远不像起初那么爱讲话，她继承了母亲那种沉默寡言的秉性。孩子快乐的天性——一种与众不同的，不惹眼的快乐——也像她母亲，这是对生存于人世所感觉到的一种沉静的快乐，有点像是因为自己居然能活着而感到惊喜交加。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一种凡尘的快乐。

这些年来，欧比纳斯一直是个忠实的丈夫。然而那互相矛盾的双重感情却时常在扰乱着他的心。他知道，他真诚、体贴地爱着妻子。的确，他已经尽了一切可能来爱她。他待她十分诚挚坦率，惟独隐瞒了那个秘密而荒唐的热望，隐瞒了那个梦，隐瞒了将他的生活烧穿了一个窟窿的那团欲火。他寄出或收到的每封信她都要看。她喜欢详细了解他所从事的行当——特别是如何处理那些颜色灰暗的旧画，在画幅破裂的地方常能看到白色的马臀或是一张阴郁的笑脸。他们去国外旅行过几次，玩得挺痛快。他们在家里度过了许多幽静的傍晚，他和她一道坐在高临于青灰色街道上方的阳台上，电线和烟囱像是用印度墨汁勾勒在夕阳的背景上。这时他会因为自己生活得如此幸福而感到受宠若惊。

一天晚上（就在他们谈起阿克谢·雷克斯之前一个星期），他去一家咖啡馆赴一次事务性的约会。半路上他发现自己的表快得出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约定的时间早出了整整一个小时。他得设法打发掉这意外得来的时光。他家住在城市的另一端，现在转回家去未免有些荒唐，但他也不愿坐在咖啡店里干等——看到别的男子与女友约会，他就不痛快。他信步走去，不觉来到一家小影院前。影院的灯光在雪地上投下一块猩红色亮光。他朝广告牌瞥了一眼，上面画着一个男子抬眼望着一扇窗子，窗内有一个穿睡衣的孩子。他迟疑了一阵，终于买了一张票。

刚刚走进那一片漆黑之中，就有一只电筒的椭圆形光束朝他移动过来（像通常一样），这光束迅速而熟练地带领他在黑暗中走过微成斜坡的过道。正当手电光落在他手中的票上时，欧比纳斯看见了这姑娘俯视的脸庞。他随着她向前走去，隐约辨出她那十分娇小的身影及均匀、迅速而不带感情的动作。他跌跌撞撞地摸索到自己的座位，抬头望了她一眼，又看到她那清澈的眼睛里映出周围偶然闪现的一星光亮。他看到她那绰约显现的脸庞，像是一位大师在黢黑的背景上画出的一幅肖像。这一切都极为寻常——他先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知道，这种事不值得挂在心上。她离开他，消失在黑暗中。他忽然闷闷不乐起来。他进场时电影快演完了——在一个持枪的蒙面汉子威逼下，一位女郎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家具中往后退缩。因为没看到开头，这没头没脑的半截影片使他看得莫名其妙，当然也提不起兴致。

影院的灯光刚刚一亮，他又看见了她。她站在出口处，紧挨着一道极为丑陋的紫色门帘。她将门帘撩在一边，观众从她身边涌出门去。她一只手插在绣花短围裙的口袋里，上身穿的黑色紧身羊毛衫紧裹着她的手臂和胸脯。他盯着她的脸，简直怔住了。这是一张白皙、冷峻、俊俏得惊人的脸庞。他猜想她大约有十八岁。

整个剧场几乎空了下来，新入场的观众在一排排座位间费力地横行。她走来走去照应观众，好几次经过他身边，他却故意扭过头去，因为看见她，他会难过。他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美人——或者是他认为的美人——多少次来到身边，却又失之交臂，永远没有了踪影。

他在黑暗中又坐了半个小时，那双鼓起的眼睛紧盯着银幕。然后他起身走出来，她为他撩起帘幕，木制的帘环磕磕碰碰响了一阵。

“唉，再瞧她一眼吧，”欧比纳斯忧伤地想。

他觉得她的嘴唇似乎颤了一下。她放下了帘幕。

欧比纳斯踩进一个血红色的水坑。雪正在消融，夜里空气潮湿，街灯的各种坚实的色彩也都开始融化，互相渗透起来。“百眼巨人”这名字倒挺适用于电影院。

三天之后，他感到实在无法把她从记忆中抹去。当他再次走进那家影院时——又是影片演了半截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激动得有些可笑。一切都和头一次完全相同——游动的手电光，像鲁伊尼[3]画中那样的狭长的眼睛，在黑暗中迅疾移动的步子，当她撩门帘时裹着黑袖的胳膊那优雅的动作。“任何正常的男人都懂得该怎么办，”欧比纳斯想。一辆汽车飞驰在平坦的大道上，前方是急转弯，一边靠峭壁，一边临深渊。

离开影院的时候，他想捕捉住她的目光，但没有成功。人们不断从剧场涌出。深红的灯光映照在路面上。

如果没有去第二次，他兴许会忘掉这偶然的经历，但现在悔之莫及了。他第三次去那家影院，下定决心要朝她笑一笑。如果成功的话，他会向她投去极为勇敢的一瞥。然而他的心跳得嗵嗵地响，他终于失去了这次机会。

第二天保罗来吃晚饭，他们谈起雷克斯，小伊尔玛大吃奶油巧克力，伊丽莎白又像往常那样明知故问。

“你刚从月亮上掉下来吗？”他问。为了弥补自己的唐突，他哧哧傻笑了一下，笑得太迟了。

晚饭后他坐在长沙发上他妻子的身边。他轻轻吻她，她正翻看一份妇女杂志上的服装图片。他呆呆地想：

“算了吧，我过得很快活，该有的不是都有了吗？那个在黑屋子里飘来荡去的小妖精。……真想卡住她漂亮的脖子，把她掐死。好了，就当她已经不在人世，我再也不到那儿去啦。”﻿

[1] 法文，这就是生活。

[2] 这个法文字意为“翘起的”，按照法语文法，加“e”后成为阴性形容词。

[3] Bernardi no Lui ni（1485—153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

她叫玛戈·彼德斯。她父亲是个看门人，在战争中被炮弹震坏了脑子，长着满头银发的脑袋不停地颤动，似乎总在以此证明他的怨愤与忧愁。谁若说了一句稍微不中听的话，他就会怒气冲天地发作一通。她母亲还很年轻，但已被生活磨蚀成一个麻木、粗俗的女人。她的手掌通红，是经常揍人的见证；头发总用一块帕子扎住，以防干活时落上尘土。但是，在每星期六大清扫之后——这活计主要依靠巧妙地连结在电梯上的一架真空吸尘器来完成——她便穿戴起来，出门会亲访友。房客们都不喜欢她，因为她态度蛮横，总是粗鲁地命令他们在门口的垫子上把鞋底蹭干净。她一生最崇拜的偶像就是楼梯，并不是她把楼梯看成是上升天国的象征，而是把它看成必须擦拭得一尘不染的物件。所以，她做的最可怕的噩梦（在吃了太多土豆和泡菜之后），就是一段洁白的楼梯被人从头到尾左一脚右一脚地踩出一长串黑色脚印。她是个贫苦妇人，这没什么可以取笑的。

玛戈的哥哥叫奥托，比她大三岁，在一家自行车厂工作。他看不起父亲不死不活的共和派观点，常在附近的小酒馆里唾沫横飞地大谈政治。

他用拳头敲着桌子说：“人生头等大事就是填饱肚子。”这是他的基本准则——也的确是一条明智的原则。

玛戈小时候上过学，在学校挨耳光的次数比家里少得多。小猫最常见的动作是突然而连续的轻跳，她的习惯动作则是猛地抬起左手护住脸颊。尽管如此，她还是长成了一个伶俐活泼的姑娘。

刚到八岁的时候她就兴奋地和男孩们一道又嚷又闹地在街上踢柑橘般大小的橡皮球。十岁时她学会了骑她哥哥的自行车。她光着胳膊，骑着车飞快地在马路上兜来兜去，一双黑辫子飞在身后；她会突然刹车，伸出一只脚踏在人行道上，沉思起来。十二岁时她变得文静了一些。

她最大的爱好是站在大门口和运煤工的女儿絮絮叨叨议论前来拜访某位住户的那些女客，或是评论过往行人戴的帽子。有一次她在楼梯上拾到一个破旧的手提包，里边装着一小块杏仁香皂，上面粘着一根卷曲的细毛，提包里还有六七张古怪的照片。又有一次，做游戏时老爱捉弄她的一个红发男孩亲吻了她的颈背。后来，有天晚上，她发了一阵歇斯底里。他们朝她身上浇了一盆冷水，又把她痛打了一顿。

一年后她已经出落得相当俏丽，常穿一件红色短袖紧身衫，着了魔似的爱看电影。每当回想起这段时期，她总有一种受压抑的感觉——那明亮、温暖、宁静的黄昏；入夜前商店的插门声；父亲叉开腿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母亲双手叉着腰；丁香树藤悬垂在栅栏上方，冯·布洛克夫人上街回来，用一只网兜提着买来的东西；女仆玛莎带着一头灵狗和两头硬毛狗正要过马路……天渐渐暗了下来。她哥哥会带来两个壮实的伙伴，他们会跑过来推挤着逗她，拽她的一双光胳膊。哥哥的两个伙伴中有一个长着影星维德那样的眼睛。楼房的上部仍然沐浴着金色的夕阳，街道却已经寂静下来，只是在街对面的阳台上有两个秃顶的男子在玩牌。他们敲打桌子和说笑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

刚满十六岁时，她结识了附近一家文具店里一个站柜台的姑娘。那姑娘的妹妹已经开始挣钱养活自己，她在给画家当模特儿。于是玛戈也梦想当模特儿，然后再当电影明星。她把从模特儿到影星的过渡看得相当简单——一旦上了天空，她这颗星星就会发亮。就在那时她学会了跳舞，常和那女售货员一道去“天堂”舞厅，那些有了一把年纪的男子毫不客气地过来邀她随着忽而轰响、忽而呜咽的爵士乐跳舞。

一天，她正站在街道拐角处，一个骑一辆红摩托车的人忽然停下车来邀她一道去兜风。这人她以前曾见过一两次。他的亚麻色头发朝后梳着，衬衫的后背在飘舞，停车之后仍被风兜起胀得鼓了起来。她笑一笑，上车坐在他背后，整理了一下裙子。摩托车飞快地开动了，他的领带飘起来碰着她的脸。他把她带到城外，停了车。这是一个晴朗的黄昏，蚊虫成群飞舞，织补着一小块天空。到处一片寂静——四周是静悄悄的松树和石楠。他下了车，挨着她坐在一条小沟旁。他告诉她，去年他就这样把车一直开到了西班牙。他用一只胳臂搂着她，开始放肆地狂吻乱摸。她感到很不舒服，难受得直犯恶心。她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哭了。

“可以让你亲吻，”她抽泣着说，“可请你不要乱来。”

小伙子耸耸肩，发动了引擎。车子开动，跳了一跳，忽地急转弯，一溜烟开走了，留下她独自一人坐在一块路碑上。她步行回了家。奥托曾看见她离家。他朝她脖颈上打了一拳，又熟练地踢了她一脚。她摔到缝纫机上，撞伤了。

第二年冬天，那女售货员的妹妹引她去见了列万多夫斯基太太。那是位上了年纪的妇人，生得挺匀称，举止也挺斯文，美中不足的是嗓门粗了点，脸上还有巴掌大的一块紫斑。她常向人解释说，那是因为她母亲怀她时叫一场火灾吓着了。玛戈搬进太太公寓里一间仆人住的小房。她父母巴不得她早点搬出去，自然感到庆幸。他们认为，任何邪恶的职业都会因为赚来金钱而变得圣洁起来。这样一想他们就更心安理得了。她哥哥喜欢用威吓的口吻谈论资本家如何收买穷人家的闺女，幸运的是他出门到布雷斯劳做工去了。

玛戈起初在一家女子学校的教室里当模特儿，后来她到了一个真正的画室。画她的既有女人，也有男人——多数都相当年轻。她一丝不挂地坐在一小块地毯上，柔润的黑发修剪得很美，双腿蜷曲着，头倚在白得显出青筋的胳膊上，苗条的脊背微朝前倾（秀美的双肩当中有一层细细的汗毛，一个肩膀抬起来托着红润的腮），正作出一副忧愁、倦怠的姿态。她斜睨着一会儿抬眼一会儿低头的学生们，听着炭笔勾勒线条的沙沙声。

为了解闷她常会挑选一个最好看的男子，等他张着嘴、皱着眉抬起头来，她就含情脉脉地送去一个秋波。她丝毫未能引起他的注意，为此她大为恼火。先前她满以为像这样独自坐在明晃晃的灯光下供人欣赏一定非常有趣，结果坐在这儿只能累得她浑身发僵，毫无半点趣味。为了找点乐趣，她在去画室前搽上脂粉，在燥热的唇上涂唇膏，把本已很黑的睫毛描得更黑。有一次她居然把乳头也抹上了口红，结果招来列万多夫斯基太太一顿臭骂。

于是，时光一天天流逝，玛戈自己也说不清她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尽管她总在梦想有一天成为影星，穿着体面的皮衣，一位体面的旅馆侍者撑着一把大伞把她扶出一辆体面的轿车。她仍然不知道怎样才能从这铺着陈旧地毯的画室一步跨入那富丽堂皇的世界。就在此时，列万多夫斯基太太第一次向她提起外省来的那个害单相思病的年轻人。

“你得交一个男朋友，”那位太太一边喝咖啡，一边不经意地说。“像你这样精力充沛的姑娘哪能没个伴儿？这小伙子挺老实，咱们城里的风气太坏，他想找一个纯洁的好姑娘。”

玛戈正把列万多夫斯基太太肥胖的黄猎狗抱在膝上，捏起它丝绸般柔滑的两只耳朵，让两个耳尖在它小巧的头顶碰在一起（耳朵孔里面像是用旧了的深粉红色吸墨纸）。她头也不抬地说：

“呃，现在还用不着。我不是才十六岁吗？找朋友干什么？有什么好处吗？我可见识过那些家伙。”

“傻姑娘，”列万多夫斯基太太不紧不慢地说。“我说的不是那种二流子。这是个大方的少爷，他在街上看见你，就做起相思梦来了。”

“一定是个老病鬼吧？”玛戈吻着猎狗脸上的肉疙瘩。

“傻丫头，”列万多夫斯基太太又说。“他才三十岁，脸刮得光光的，很有身份，打着丝领带，叼着金烟嘴。”

“走吧，出去遛遛，”玛戈对猎狗说。那狗从她膝上“扑通”跳到地板上，沿着走道跑开了。

其实，列万多夫斯基太太说的那位绅士绝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乡下人。他通过两个热心的商人和太太挂上了钩。在乘船从不来梅到柏林的途中，他和两位商人一道玩扑克时结识了他们。起先谁也没有谈到价钱，那位拉皮条的女人只给他看了一张照片——姑娘抱着一条狗，迎着阳光在微笑。米勒（他说他叫这个名字）只是点了点头。约会那天，太太买了些糕点，煮了好多咖啡。她相当精明地劝玛戈穿上那件旧紧身衫。

快六点时门铃响了。

“得尽量小心，不能上当，”玛戈想。“如果讨厌他，就对太太直说。要是不讨厌，也得先考虑一段时间。”

可惜的是，碰到米勒这个人，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首先，他生着一张很有特色的脸，蓄得很长的头发没有光泽，随意地梳向脑后。这头发看起来干巴巴的，很古怪，当然不是假发，可非常像假发。他的脸颊深陷，因为颧骨太高。他脸色雪白，像敷了一层薄粉。他目光敏锐，爱眨巴眼，滑稽的三角形鼻孔一刻不停地翕动，让人想起一只山猫。脸的下半部较为沉稳，嘴边的皱纹一动也不动。他的衣服挺有异国风度——鲜蓝的衬衫配一条浅蓝领带，上身穿深蓝礼服，下身着一条极肥大的裤子。

他长得又高又瘦，在列万多夫斯基太太漂亮的家具之间绕行的时候，他的宽肩膀动作十分优雅。玛戈曾经把他想像成另一副模样。她不知所措地呆坐着，感到很难堪。米勒贪婪地打量她，像是要用眼睛把她活吞下去。他嗓音干涩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告诉了他。

“我是小阿克谢。”他说完淡淡一笑，忽地转过头去继续与列万多夫斯基太太谈话。他们一本正经地谈论柏林的景致，他对女主人彬彬有礼的样子颇含讽刺意味。

他忽而又停止了谈话，沉默起来，点着一支香烟。烟卷上的一点纸屑粘在他丰满的红唇上，他用手指把它拈下来。（那只金烟嘴呢？）

他说：“怎么样，太太，我有一张前排的好票，是瓦格纳的歌剧，您一定会喜欢。戴上帽子赶紧走吧。叫辆汽车，车费也归我付。”

列万多夫斯基太太向他致谢，却又正色回答说，她更愿意留在家里。

“我跟您单独谈谈行吗？”米勒问。他显然有些恼火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再喝点咖啡，”太太不动声色地建议说。

米勒焦躁地舔舔嘴唇，又坐下了。后来，他换了一副随和的笑脸讲了个笑话。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是歌剧演员，有一次扮演洛恩格林[1]，因为喝酒太多，手脚不灵，没能及时登上天鹅船，只好眼巴巴地等候下一趟。玛戈先是咬住嘴唇，终于忍不住格格地大笑起来。列万多夫斯基太太也笑了，高耸的胸脯抖动着。

“很好，”米勒想，“老东西想让我当害单相思的笨蛋，当就当吧，可我得给她点颜色看看。我要扮演一个十足的傻子，要演得比她想像的还要傻。”

于是第二天他又来了。以后又接着来了几趟。列万多夫斯基太太只收到一小笔定钱，还没拿到全部酬金，所以她始终伴在玛戈身边，一刻也不让她和他单独留在房内。不过有时玛戈夜里要牵狗出去散步。米勒会忽然从黑暗中走出来，跟随在她身边。玛戈很紧张，便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顾不上手里牵着的狗了。那条狗微微欠起身子摇摇摆摆跟在她身后跑。列万多夫斯基太太终于觉察到他们这样在外面秘密相会，于是就自己牵狗出来散步了。

这情形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米勒决定采取行动。他现在光凭自己就可以达到目的，用不着那女人帮忙，所以再付她一大笔酬金就太不值得了。一天晚上他又给她和玛戈连讲了三个笑话。她们从没有听过这么滑稽的故事。他喝了三杯咖啡，然后走到列万多夫斯基太太跟前一下子抱住她，把她推进卫生间。他从外边将门反锁，灵巧地拔出钥匙。那可怜的女人给弄得晕头转向，整整五秒钟没发出一点声音。但后来——噢，上帝呀……

“收拾东西跟我走，”他转身对玛戈说。她站在房子中间，双手抱着头。

他带她去头一天为她租好的一间小公寓，刚一跨进门槛，玛戈就欣然服从了命运的安排。这命运已经等了她许久。

她很喜欢米勒。他的拥抱和亲吻令她陶醉。他跟她说话不多，却时常把她抱到膝上，一边思索着什么，一边默默地笑着。她猜不出他来柏林干什么，也猜不出他的职业，不知道他住在哪家旅馆。有一次她搜了他的衣袋，结果被他狠狠骂了一顿。她决定下次再干的时候谨慎一点，可他防范得太严了。

他一出门，她就担心他再也不会回来。除了这种时候，她觉得快活极了，希望和他永不分离。米勒不时送她一点小礼品，丝袜子啦，粉扑啦，都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不过他带她去讲究的餐馆吃饭，带她看电影，然后去咖啡馆。有一次一位著名的电影明星在距他俩不远的一张桌旁坐下，她激动得连呼吸都急促起来。米勒抬头看到那位影星时，两人互致问候。这更使她激动得透不过气来。

再说米勒。时间一长，他越来越尝到玛戈的甜头。往往正在打算撇下她的时候，他会忽然把帽子一扔，决定留下来不走。顺便提一下，她从他那顶便帽的里子里发现他曾去过纽约。他们就这样一道度过了整整一个月。后来有天早晨他比往常起得早，说他非走不可了。她问他得走多久，他盯着她看了一阵，然后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身上穿着紫色睡袍。他不住地搓着手，像在洗手似的。

“永远不回来了，我想，”他忽然说。他看也不看她，就开始换衣服。她以为他大概在开玩笑，就一脚踢开了被单（屋里的确很热），转脸朝墙躺着。

“可惜我连你的一张照片也没有，”他边穿鞋边说。

随后她听见他收拾东西，锁上了他带到小公寓来的那只装零星用品的小提箱。过了几分钟，他说：

“别动，也别回头看。”

她没有动。他在干什么？她扭动了一下裸露的肩膀。

“别动，”他又说。

沉默了几分钟。她听到一种有些耳熟的沙沙声。

“现在转过来吧，”他说。

玛戈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他走到她跟前，吻她的耳朵，然后迅速地走出门去。那亲吻的声音在她耳里响了好一阵。

她在床上躺了一天。他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早晨，她接到从不来梅打来的一个电报：“房费付到七月份。再见，宝贝儿。”

“老天，他走了我可怎么办？”玛戈大声说。她冲到窗前，猛地推开窗子，打算往下跳。正在这时开来一辆红黄两色的救火车，呜呜响着停在街对面的楼前。一群人聚拢了。从顶楼一扇窗子里喷出浓烟，烧焦的黑纸屑随风飘舞。她看火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刚才的念头。

她手里没剩下多少钱，绝望地来到一家舞厅，就像电影里被遗弃的少女那样。两个日本绅士过来跟她搭话。在喝了过量的鸡尾酒之后，她答应陪他们过夜。第二天早晨她要他们付两百马克，两个日本绅士给了她三马克半，全是零钱，然后把她撵出了门。她决定下次要学聪明些。

有天晚上，在一个酒吧间，一个鼻子长得像烂梨的胖老头用皱巴巴的手抚摩她膝头上细嫩的皮肤，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又见到你了，朵拉。我真高兴。去年夏天咱们玩得多痛快，还记得吗？”

她笑了，回答说，他一定是弄错了。老人叹了口气，问她想喝点什么。后来他开车送她回家。在车里他趁着黑暗放肆地对她动手动脚，她气得跳下了车。他跟在后边几乎流着眼泪恳求她下次再和他见一面。她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等老头替她付清一直住到十一月份的房租，又给足了够她买一件皮大衣的钱之后，她才答应留他过夜。他睡觉挺老实，呼哧呼哧喘息停当，立即就会睡着。后来有一次约好却没来，等她挂电话去他办公室询问，才知道他已经死了。

她卖掉皮大衣，卖得的钱一直维持到春天。在卖衣之前两天，她极想在父母面前炫耀一下自己豪华的穿戴。于是她乘一辆出租汽车从家门前经过，那是个星期六，她母亲正在擦大门把手。一看见女儿，她怔住了。“哟，真想不到！”她挺亲热地嚷道。玛戈默默一笑，回到汽车里。她从后窗看见哥哥跑出屋来，朝她骂嚷了几句什么，还晃了晃拳头。

她租了一间便宜房间。她常在天将黑时半裸着身子，光着一双小巧的脚，坐在床沿没完没了地抽烟。女房东是个热心肠的人，时常跑来跟她谈谈心。女房东有一天告诉玛戈，她的一个表亲开了一家影院，生意还不错。那年冬天比往年都冷，玛戈环视她的房间，看有什么可以典当的。也许可以卖那些日落风景画吧。

“卖完画之后怎么办呢？”她想。

一个阴冷的早晨，她鼓起勇气浓妆艳抹地打扮起来，找到一家名字挺吉利的制片公司，成功地约会了公司经理。这位经理上了年纪，右眼蒙着黑绷带，左眼露出敏锐的光芒。玛戈对他说，她以前演过电影，相当成功。

“什么片子？”经理仁慈地看着她激动的脸。

她壮着胆子说到某公司，某影片。那人没说话。他闭上了左眼（如果右眼也露在外边，也许他只是挤了挤眼）说：

“幸好你碰上了我。换了别人也许会因为看中了你的……呃……青春而向你许一大堆愿——然后你将会经历凡人所经历的一切，却绝不会成为银幕上浪漫的幽灵——至少在我们打交道的这类特别的浪漫片中，不会有你的位置。你已经看到，我是上了年纪的人。我在生活中没有经历的东西都不值得去经历了。我猜想，我的女儿也许比你大。由于这个原因，我得劝你几句，亲爱的孩子。你从没当过演员，将来也必定成不了演员。回家去，好好想想，跟你父母谈谈这件事，如果你跟他们还来往的话，这一点我很怀疑……”

玛戈用手套打了一下桌子，站起来大步走出办公室。她气得扭歪了脸。

同一幢大楼里还有另一家制片公司的办公室，可人家进都没让她进去。她满腔怒火地回到家里。女房东给她煮了两个鸡蛋，拍了拍她的肩膀。玛戈贪婪、忿恨地吃着。好心的女人又拿来白兰地和两个小玻璃杯，用颤抖的手斟满了两杯酒，小心翼翼地塞上瓶盖放到了一边。

“祝你交好运，”她边说边坐到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旁。“事情总会慢慢好起来，亲爱的。明天我要去看我的表亲，我要跟他谈谈你的事。”

女房东和表亲谈得很成功。玛戈起先挺喜欢她的新职业。当然，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实现当影星的抱负，委实有些难堪。三天过后，她感到自己好像一辈子什么也没干，只是在帮助别人摸索到自己的座位上。

不过星期五换了影片，她又振作了起来。她在黑暗中靠墙观看着葛丽泰·嘉宝，可刚看一会儿就腻烦了。又过了一个星期。一个男子从电影院出来还徘徊在门口，羞怯地打量了她一眼。两三个夜晚之后，那人又来了。他穿得很讲究，一双蓝眼睛贪婪地盯着她。

“这家伙样子倒挺体面，尽管有点呆头呆脑，”玛戈想。

后来，当他第四次、第五次来影院的时候——当然不是来看电影，因为一直放着同一部影片——她感到一阵激动。

可这家伙多么胆怯！一天夜里在回家的路上，她发现他就在街对面。她目不旁视地继续慢慢走路，只是用眼角朝旁边瞟过去，像兔子转动耳朵一样。她希望他会跟过来，可他没有——他溜了。后来，当他再次来到“百眼巨人”影院时，他脸上带着一种憔悴、忧郁的神色。真有趣。下班之后，她走到街上，停下来撑开雨伞。他又站在对面人行道上。她不动声色地过街朝他走去。可是，一看见她走过来，他马上就躲开了。

他既难堪，又懊丧。他知道她就在后边。他不敢走得太快，怕失去她；可也不敢放慢步子，怕她会赶上来。到了下一个街口，汽车一辆接一辆开过来，他不得不停下来等着。就在这儿，她赶上了他。她险些撞到一辆三轮车上，往后一闪，却撞到了他。他抓住她苗条的臂膀，两人一道过了街。

“已经走了第一步啦，”欧比纳斯想。他尴尬地调整步子与她并行。他从没有和这么小个子的女子一道走过路。

“您淋湿了，”她说着笑了笑。

他从她手里接过伞。她往他身上靠得更紧了一点。有一阵他感到心快要蹦出来了，可后来又忽然松弛下来，好像是终于跟上了内心欢快的旋律，那是雨点笃笃笃地敲击头顶上那块绷紧的丝绸时奏出的欢快乐曲。他说话再也不费力。他庆幸自己的言辞又变得流畅起来。

雨住了，他们却仍旧打着伞走路。走到她门前，他们停下来。他收拢那潮湿、闪亮、秀丽的用具，还给她。

“先别走，”他请求道（这时他把一只手插在衣袋里，努力用拇指褪下他的结婚戒指）。“别走，”他又说（戒指褪下来了）。

“太晚了，”她说，“我婶婶会生气的。”

他攥住她的手腕，又羞又急地想吻她。可她往旁边一躲，他的嘴唇只碰到她的丝绒帽。

“放开我，”她轻声说着垂下了头。“你不该这样。”

“可你别走，”他哭了。“世界上除了你，我谁也不爱。”

“不行，不行，”她说着旋转了锁孔里的钥匙，用小巧的肩头顶开巨大的门。

“明天我再等你，”欧比纳斯说。

她在玻璃窗里朝他笑笑，便顺着昏暗的过道朝后院跑去。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摸出手绢擤了擤鼻子，小心地扣上外衣纽扣，随后又把纽扣解开。他注意到自己的手显得又轻，又空，赶紧套上戒指。

那戒指还带着余温呢。﻿

[1] Lohengrin，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83）的三幕歌剧中的主角，是十世纪安特卫普传说中的一位骑士。歌剧的结尾，洛恩格林乘坐一艘由天鹅拖着的船离开了他新婚的妻子。

▇

家里一切依旧，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伊丽莎白、伊尔玛、保罗，都好像是另一个时代的人，一切都像早期意大利画家的作品的背景一样静谧、安详。保罗整天在办公室工作，下班后喜欢到姐姐家里来度过一个悠闲的夜晚。他很尊敬欧比纳斯，钦佩他学识渊博，趣味高雅，羡慕他家中优美的陈设，尤其喜爱餐厅里那幅青绿色哥白林挂毯，上面织着森林狩猎的图案。

欧比纳斯打开了公寓的房门，想到一会儿就要见到妻子，他的心异样地往下一沉——她会从他脸上看出他的不忠吗？先前只不过是梦想而已，雨中的那一段步行却真正是背叛行为。也许事情已经不幸被人发觉，并且报告了他的妻子？也许他身上带着那姑娘使用的廉价香水的气味？跨进门厅之后，他立即编好了迟早用得上的一套谎话——那是个年轻的女画家，很穷，可很有才气，他想帮她的忙。然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女儿仍旧睡在过道尽头有一扇白门的房间里，内弟宽肥的上衣仍旧静静地、体面地悬在他常用的衣架上，那是缠裹着红丝绸的一种特别的衣架。

他走进起居室。他们都在——伊丽莎白穿着那件熟悉的花格呢大衣，保罗在抽雪茄。屋里还有他们熟识的一位男爵夫人，由于通货膨胀她的家境已经败落，现在开一家小店，卖地毯和画……不管他们谈的话题是什么，日常生活这种悠闲、舒适的气氛使他感到一阵欢喜——他们并没有发现他的隐私。

后来，欧比纳斯在灯光柔和，陈设淡雅的卧室里躺在妻子身旁。像往常一样，他从镜子里看得到中心供暖设备（漆成了白色）的一部分。他为自己的双重感情感到惊异——他对伊丽莎白的爱一点也没有减退，但同时心里却又燃烧着另一个强烈的意愿。最迟不能晚于明天——对，就在明天——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再次会面的时候，玛戈用了机智的手段，使他无法跟她调情。他想不出任何办法来把她弄进一家旅店。玛戈没有对他细说自己的身世，只说她是个孤儿，父亲是画家（这真是一个巧合），现在和婶婶住在一道。她说她缺钱花，却又很想辞去目前的工作，这工作太累人了。

欧比纳斯自我介绍的时候临时编造了一个名字：希弗米勒。玛戈不快地想：“怎么又来了一个米勒？”又一转念，“哼，一定是撒谎。”

三月多雨。老是这样在夜间打着伞散步使欧比纳斯感到乏味，所以很快他就建议去咖啡馆坐坐。他挑选了一家又偏僻、灯光又暗的小咖啡店，这就不怕碰到熟人了。

他有一个习惯，在馆子里一坐下就拿出烟盒和打火机。玛戈瞥见刻在烟盒上的他姓名的缩写。她没说什么。寻思了一会，她让他去取一个电话簿。当他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朝电话间走去时，她从椅子上拿起他的便帽，迅速地查看帽里——那儿写着他的姓名（他这样做是为了在聚会的时候提防粗心大意的画家乱拿帽子）。

他拿到了电话簿，像圣经似的捧了回来，一边温柔地朝她微笑。他呆望着她低垂的长睫毛，她却迅速地顺着字母“R”一栏找到欧比纳斯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她不声不响地合上那本翻得很旧的蓝色电话簿。

“脱了外套吧，”欧比纳斯轻声说。

她并不起身，就坐在那里扭着身躯褪袖子，弯着秀美的脖颈，右肩朝前一耸，接着又是左肩。欧比纳斯帮她脱衣时嗅到一股温馨的紫罗兰香，看见她的肩胛在蠕动，双肩之间嫩白泛青的皮肤起了一点皱，随后又平展光滑了。她脱掉帽子，掏出随身带的小镜照了照，舔湿手指理了一下太阳穴边黑色的鬈发。

欧比纳斯在她身旁坐下，目不转睛地端详这完美迷人的面庞——绯红的桃腮，沾着樱桃白兰地酒的闪亮的嘴唇，细长的淡褐色眼睛里流露出稚气的庄重神态。线条柔和的脸颊，左眼下生着一颗毛茸茸的小痣。

“即使明知要犯死罪，”他想，“我还是要这样望着她。”

她讲的是粗俗的柏林土语，这也只会使她有点沙哑的嗓音和大而洁白的牙齿更加迷人。她笑的时候眯起眼睛，脸上闪动着一个酒窝。他伸手去捉她的小手，可她赶紧把手缩了回去。

“你把我弄得神魂颠倒了，”他说。

玛戈拍着他的衣袖说：

“别，老实点。”

第二天一早，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一定得为她租个房间。什么婶婶，见鬼。我们得单独在一块儿，谁也别来打扰。恋爱的启蒙课本。啊，我得一步步教她。她多么年轻，多么纯洁，多么让人着迷……

“你还在睡吗？”伊丽莎白轻声问。

他打了一个大呵欠，睁开了眼睛。伊丽莎白身穿浅蓝睡袍，正坐在双人床边上读信。

“有什么消息吗？”欧比纳斯呆望着她白皙的肩膀。

“阿赫来的信，又跟你要钱，说他妻子和岳母都病了，大家都在算计他，还说他连颜料也买不起了。恐怕咱们得再帮他一次忙吧？”

“当然啦，”欧比纳斯说。他眼前却清楚地浮现出玛戈去世的父亲——他一定也曾是一个衣衫褴褛，性情暴躁，却才能平庸的画家，一定也是饱经了风霜。

“这是艺术家俱乐部寄来的请帖，这次咱们非得去一趟啦。还有一封美国来信。”

“大声念念，”他说。

“亲爱的先生，我恐怕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可说。上封长信言犹未尽，现在还想补写几句。顺便提一下，上次去信之后您还没给我回信呢。由于我可能在今秋去德国……”

这时床边的电话响了，伊丽莎白“啧”了一声，俯身去接电话。欧比纳斯心不在焉地看着她用细瘦的手指抓起那白色电话听筒的动作。他听到电话另一端传来低微的吱吱呀呀说话声。

“噢，早上好，”伊丽莎白说着朝丈夫使了一个眼色。他立即明白一定是男爵夫人打来的电话，一定又会唠叨个没完。

他伸手取过美国来信，看了看写信日期。奇怪，他竟没有回那人的上一封信。伊尔玛进来向父母问候，这是每天早晨的老规矩。她默默地吻过父亲，又去吻母亲。母亲闭着眼在听电话，不时敷衍地应承一声，或是假装惊讶地感叹一下。

“今天乖乖地听话，”欧比纳斯对女儿耳语着说。伊尔玛笑了笑，让他看捏在手里的满满一把玻璃弹子。

她长得不漂亮。白皙、隆起的前额上生着雀斑。她的睫毛颜色太浅，鼻子生得过长，和她的脸不相称。

“放心好啦，”伊丽莎白说着挂上电话，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

欧比纳斯打算继续看信。伊丽莎白握着女儿的手腕跟她讲着什么逗趣的事情，一边笑一边吻她，每说一句话就轻轻拽她一把。伊尔玛拖着脚步往外走的时候还在悄悄笑着。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欧比纳斯去接。

“早晨好，亲爱的欧比，”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您是——”欧比纳斯刚要问，忽然像在迅速下降的电梯里似的，心里一阵发紧。

“你真滑头，告诉我一个假名字，”那声音又说，“不过我原谅你。我想告诉你……”

“拨错了号码。”

欧比纳斯哑着嗓子说，猛地把话筒搁回电话机上。他不安地想，伊丽莎白也许听见了她说的话，就像他刚才听见男爵夫人微弱的说话声一样。

“那是谁？”她问。“你的脸怎么红啦？”

“真荒唐！伊尔玛，该走啦，别这么磨磨蹭蹭的。荒唐透了。两天之内第十次拨错电话。他的信里说大概年底上这儿来。我很愿意见一见他。”

“谁的信？”

“天哪，你从来不注意听我说话。那个美国人，名叫雷克斯。”

“哪个雷克斯？”伊丽莎白毫不经意地问。﻿

▇

当晚见面的时候他们争吵起来。整个白天欧比纳斯都待在家里，怕她再打电话来。她从“百眼巨人”出来的时候，他走过去打招呼，禁不住埋怨道：

“听着，孩子，别给我打电话。打也没用。我不告诉你真名实姓，是有一定原因的。”

“噢，别说了。我不想和你来往了。”玛戈冷冷地说着走开去。

他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地望着她的背影。

他真蠢！他本不该多嘴，这样也许她自己最终会认错。欧比纳斯追上她，伴着她往前走。

“原谅我，”他说。“别生我的气，玛戈。我不能没有你。瞧，我都计划好了。你可以辞职不干。我有钱。你可以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公寓，想买什么都成……”

“你是骗子，懦夫，蠢材，”玛戈说（倒是挺精炼地总结了他的为人）。“你结过婚了——所以你才把戒指藏在风衣的兜里。哼，你当然结过婚，不然接电话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粗鲁。”

“如果我真的结了婚呢？”他说。“你就不理我了吗？”

“你结不结婚跟我有什么相干？你可以欺骗她，那对她有好处。”

“玛戈，别这样讲话，”欧比纳斯痛苦地说。

“别缠着我。”

“玛戈，你听我说。我的确已经成家了。不过，我求你再不要讥笑我了……噢，你别走，”他喊着抓住她，被她挣脱。他又拽住她那破旧的小提包。

“你滚蛋！”她怒喝一声，“砰”地摔上房门。﻿

▇

“我想算个命，”玛戈对房东太太说。房东太太从一堆空啤酒瓶后边取出一副纸牌。这些纸牌大都磨损了棱角，几乎成了圆形。碰到一个黑头发的阔人，有麻烦，赴宴会，出远门……

“我得调查一下他家里的情况，”玛戈把胳膊撑在桌上想。“也许他根本没什么钱，那我就用不着跟他白耗时间。是不是值得冒一次险呢？”

第二天早晨在同一时间她又给他挂了电话。伊丽莎白在洗澡。欧比纳斯几乎耳语着跟她说话，眼睛一直盯着房门。尽管他提心吊胆，却又欣喜若狂，因为她原谅了他。

“亲爱的，”他细声细语地说，“我的宝贝。”

“告诉我，你老婆什么时候出门？”她笑着问。

“恐怕说不准，”他说着浑身一颤。“干什么？”

“我想到你家里看看。”

他没说话。有扇门打开了。

“我得挂电话了。”欧比纳斯低声说。

“要是我去你家，也许我会吻你。”

“今天说不准。不行，”他结结巴巴地说。“今天恐怕不行。我要是突然挂断电话你别感到奇怪。我今晚上去看你，然后咱们再……”他挂断电话，一动不动地坐着，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我真是一个懦夫，”他想。“她一定还会在浴室里磨蹭半个钟头。”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他们见面时，他对玛戈说。“咱们坐出租汽车吧。”

“坐公共汽车，”玛戈说。

“那太危险了。我保证守规矩。”他深情地望着她仰起的稚气的脸，在明晃晃的街灯照耀下，她的脸色显得苍白。

“听我说，”在车里就坐之后他说。“首先，我当然不会因为你打电话给我而生你的气。可我求你，我恳求你，我的宝贝，再别打电话了。”

（“这次好多了，”玛戈想。）

“第二，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她很不必要地撒了个谎，说是有一个与她相识的女人在街上看见了他俩，那女人认识他。

“那女人是谁？”他惊恐地问。

“呃，只不过是个女工。她的一个姐妹不知在你家当过厨子还是做过杂工。”

欧比纳斯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人来。

“我对她说她看错了。我可机灵了。”

大小不等的一块块灰色亮光从一扇车窗滑向另一扇车窗，使车厢里黑暗的空间也移动、摇荡起来。玛戈坐得那样近，他能感觉到从她那迷人的野性肉体散发出的温热。“要是得不到她，我不死也会发疯，”欧比纳斯想。

“第三，”他提高了嗓音，“你去找一个住处，比如说，两三间房加一个厨房——条件是，你得让我偶尔去看望你一下。”

“欧比，你忘记了今天早晨我提的建议吗？”

“那太冒险了，”欧比纳斯为难地说。“你瞧……就说明天吧，四点到六点就我一个人在家，可谁也没法保证不发生意外……”他想像着万一妻子忽然转回来取一样忘带的东西。

“可我说过，我也许会吻你，”玛戈柔声说。“再说，不管出什么事，总能想得出话来解释的。”

于是第二天，伊丽莎白和伊尔玛出门赴茶会之后，他打发女仆弗丽达出一趟远差，到若干英里之外去送几本书（幸好今天厨子休息。）

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几分钟前他的表停了，可餐厅里的钟挺准，而且把头伸到窗外还可以看到教堂的大钟。四点一刻。这是四月中旬一个刮风的大晴天。阳光照在对面房屋的墙上，煤烟的影子从烟囱的影子里冒出来，迅速地朝旁边飘移。刚下过一场大雨。柏油马路干湿不匀，像打着补丁。潮湿的痕迹像是画在马路中间的一些奇形怪状的骷髅。

四点半。她随时都可能进来。

只要一想起玛戈苗条的少女身材，想起她绸缎般柔滑的皮肤，想起她用那双有趣的、缺乏保养的小手触摸自己，欧比纳斯就感受到一股折磨人的强烈欲望。现在，她答应了要亲吻他。这个念头已经使他喜不自胜。他无法想像这欢乐怎能达到更为炽烈的程度。不过他还要超越这个念头，通过一系列想像，去亲近她那朦胧、白皙的肉体，就是美术学校学生们非常认真却又十分拙劣地描摹过的肉体。然而欧比纳斯从未想到那单调乏味的画室会和她有什么瓜葛，尽管由于命运的巧合，他无意中已经看见过她的裸体。他的家庭医生老兰帕特，曾把儿子两年前作的几张炭笔画拿给他看，其中一张画着一个留短发的姑娘蜷腿坐在地毯上，头靠着僵直的臂，肩挨着脸。“噢，我更喜欢那个驼背，”他当时说着翻回到另一张画——一个蓄胡子的跛子。“他放弃了绘画，真可惜。”他合上了画夹。

差十分五点。她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二十分钟。“等到五点我就出门去，”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忽然看见了玛戈。她正在过马路，没穿大衣，也没戴帽子，那模样像是她就住在附近。

“还来得及跑下去告诉她现在已经太晚了。”他尽管这样想，却身不由己地屏住气息踮脚走到门厅。听见她稚气的脚步声沿着楼梯传过来，他悄悄拉开了门。

玛戈穿着露出半截胳膊的红色短袖紧身衫，笑着照了照镜子。她半旋过身子，理理脑后的头发。

“你住得挺阔气。”她那双喜滋滋的眼睛环视着门厅。这里挂着色彩绚丽的大幅油画，屋角立着瓷花瓶，墙上没贴壁纸，都裱着乳白色的提花饰墙布。“这边走？”她推开一扇门问。“啊！”她感叹了一声。

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挽着她的腰，和她一道仰望着那盏水晶吊灯，好像他自己也是初次来访的客人。可这一切在他眼里都像是雾里看花。她交叉着腿站在那里，一边轻轻地摇晃，一边转着眼珠四处打量。

“你真有钱，”他们走进另一间房时她说。“哟，瞧这地毯！”

她对餐厅里的餐具柜极感兴趣。欧比纳斯趁机顺着她的腰部偷偷往上摸。再往上，触到柔软、温热的一团。

“往前走吧，”她赶忙说。

他们走过一面镜子，他看见镜子里一个面色苍白，神情阴郁的绅士和一个身穿节日服装的女学生并肩而行。他小心翼翼地抚摩她圆润的手臂。镜子里的影像变得模糊起来。

“走呀，”玛戈说。

他想让她同到书房去，这样假使妻子提前回来，他就可以编出一个现成的理由——一个青年艺术家找他帮忙。

“那是什么地方？”她问。

“那是育儿室。所有房间都让你看过了。”

“去看看，”她摇晃着肩膀。

他深吸了一口气。

“就是一间育儿室，亲爱的。里边没什么可看的。”

但她还是进去了。他真想朝她大喊一声：“别动那儿的东西。”可她已经拿起一只紫色长毛绒大象。他从她手里夺过大象，塞到角落里。玛戈笑了。

“原来这就是你那个宝贝女儿住的地方，”她说。然后她推开另一扇门。

“行啦，玛戈，”欧比纳斯恳求道，“现在离门厅太远，来了人我们也听不见。这太危险了。”

但是，她像一个调皮孩子似的甩开他，溜向过道，跑进卧室。她坐在卧室的一面镜子前（那天老碰到镜子），用手转动着一柄银背发刷，嗅着一个带银塞的瓶子。

“唉，别乱动！”欧比纳斯喊。

她机灵地从他身边溜过，跑到双人床跟前，坐在床沿上。她像孩子似的把长统袜向上扯了扯，“啪”地弹了一下吊袜带，朝他伸出舌头。

“……这回我得不顾一切，”欧比纳斯冲动得失去了理智。

他张开双臂蹒跚地朝她走来，可她却蹦起来格格地笑着从他身边蹿出门去。他连忙去追，却迟了一步。玛戈使劲带上门，然后笑着喘着从外边把门锁上了（上次那个可怜的胖女人那样拼命地敲啊，捶啊，吼啊！）。

“玛戈，赶快开门，”欧比纳斯轻声说。

他听见她远去的脚步声。

“开门，”他的喊声提高了一点。

沉默。

“这个小妖精，”他想，“捉弄得我好苦！”

他很害怕，感到燥热。他很少这样匆忙地在各个房间里乱窜。他欲火如焚，却被兜头泼了一瓢冷水。她真的走了吗？不会。有人在附近走动。他掏出衣袋里的几把钥匙试了试。他失去了耐心，拼命摇门。

“赶快开门，你听见了吗？”

那脚步声走近了。不是玛戈。

“喂，这是怎么啦？”另一个人的声音——是保罗！“你被关在里边啦？要我放你出来吗？”

门打开了。保罗十分惊异。“出什么事了，老兄？”他一边问，一边盯着掉在地上的发刷。

“嗯，真可笑极了……一会儿再告诉你……咱们先喝点什么吧。”

“你把我吓了一大跳。”保罗说。“我简直摸不着头脑。幸亏我来了。伊丽莎白说她六点左右回家，好在我早到了一会。谁把你锁进去的？该不是女仆发疯了吧？”

欧比纳斯背对他站着不停地喝白兰地。

“你在楼梯上看见什么人了吗？”他尽量让自己口齿清楚。

“我乘电梯上来的，”保罗说。

“真是万幸，”欧比纳斯想。现在他镇静下来了。（真糊涂，竟忘了保罗也有一把进门的钥匙！）

“想得到吗？”他呷了一口白兰地说，“刚才进来一个贼。可别告诉伊丽莎白。我猜他以为家里没人。我忽然听见前门有什么动静，从书房出来一看，一个人溜进了卧室。我跟进去想抓住他，可他又跑出卧室，把我反锁在里边了。真可惜，让他溜了。我还以为你会碰上他呢。”

“你说笑话吧？”保罗惊愕地问。

“真的，不是开玩笑。我在书房听见前面有响声。我跑过去看……”

“可他说不定已经偷了东西。咱们去看看。应该报告警察局。”

“嗯，他还来不及偷呢，”欧比纳斯说。“前后就一会儿工夫。我把他吓跑了。”

“他是什么模样？”

“嗯，戴着一顶帽子，大个儿，看起来挺壮实。”

“他也许会把你打伤的，真险！咱们得把屋子检查一遍。”

他们到各个房间巡视了一遍，察看了门锁，一切正常。只是最后检查到书房的时候，欧比纳斯忽然惊恐得浑身一怔——就在两个书架之间的角落里，在一个旋转式书柜的背后，露出了鲜红色女衫的一角。不知怎么，保罗居然没有发现，尽管他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四处查看。隔壁房间有几幅袖珍画，保罗正审视着倾斜的画框玻璃。

“行啦，保罗，”欧比纳斯嗓音有些沙哑。“用不着检查了。看来他什么也没有偷。”

“你的脸色真不好，”他们回到书房时，保罗说。“你应该调换门锁，或者进屋就插门。要报警吗？我帮你……”

“嘘……”欧比纳斯说。

脚步声越来越近。伊丽莎白走进来，后边跟着伊尔玛、她的保姆和一个小朋友——这是个小胖子，尽管外表羞涩呆笨，嬉闹起来可野得很。欧比纳斯觉得像是在做一场噩梦。玛戈还待在屋里没有走，这太可怕，太令人难堪了……女仆带着那几本书回来了，地址没找到。当然找不到。欧比纳斯愈来愈不安。他建议晚上去看戏，可伊丽莎白说她累了。吃晚饭时他一直尖起耳朵听着有没有可疑的响动，竟至于没注意晚餐吃的是什么菜（冷牛排和泡菜）。保罗时常东张西望，有时干咳两声，哼哼曲子——欧比纳斯想，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要是待在家里不出来乱串就好了。可还有一件让人担忧的事——孩子们可能跑到各个房间去玩闹。他不敢锁上书房的门，因为那可能引起更多麻烦。谢天谢地，伊尔玛的小朋友很快就走了。伊尔玛也被打发上了床。可他并没有放下心来。他觉得大家——伊丽莎白、保罗、女仆和他自己——好像是分散在各个房间，而不是如他希望的那样集中在一处，好为玛戈提供溜走的机会，假若她真打算溜走的话。

最后，到了十一点钟左右，保罗走了。弗丽达照每天的规矩挂上门链，插上门闩。现在玛戈出不去了！

“我困死了，”欧比纳斯对妻子说。他极不自然地打了个呵欠，接着真的连连打起呵欠来。他们上了床。屋里静悄悄的，伊丽莎白正要熄灯。

“你睡吧，”他说。“我还想去看一会儿书。”

她懒懒地一笑，并没留意他说话有些颠三倒四。“回来的时候别吵醒我，”她轻声说。

四周寂静无声，反倒显得不自然。这沉寂似乎在不断膨胀、扩大，就要突然冲破沉寂的边界，爆发出一阵笑声。他已经下了床，身穿睡衣，脚踏毡拖鞋，一声不响地在过道里走着。奇怪，恐惧的感觉忽然消失了。噩梦的惊恐融化成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一种强烈而甜蜜的快感。这是在罪恶的梦境中特有的感受。

欧比纳斯一边悄悄往前摸，一边解睡袍的领口。他浑身都在颤栗。“马上——她马上就属于我了，”他想。他轻轻推开书房的门，打开光线柔和的灯。

“玛戈，你这个疯丫头，”他压低嗓门，兴冲冲地说。

然而，那只是一个红绸靠垫，几天前他自己买来这个垫子，打算靠在上边查阅诺内马赫写的《艺术史》——一共十卷，对开本。﻿

▇

玛戈通知房东，说她很快就要搬走。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在那套公寓里，她看出那个爱慕她的人的确富有。另外，从他床头柜上摆的照片看得出来，他妻子不是玛戈想像的那种高大的贵妇——相貌严厉，精明强干；其实正好相反，他妻子看上去很文静，甚至有点迟钝。这样的女人不难对付。

她也挺喜欢欧比纳斯——他是个修饰得很整洁的绅士，身上散发着爽身粉和上等烟草的气味。当然她再也不会得到初恋时那样的欢乐，但她尽力让自己忘掉米勒，忘掉他深陷的粉白色面颊，忘掉他蓬乱的黑发和灵巧、修长的指头。

欧比纳斯能够抚慰她。当她浑身炽热的时候，他是一帖清凉剂，就像把凉爽的车前草叶敷到发炎的地方，使人顿觉舒适。另外，他不光有钱，而且属于那种容易为登上舞台和银幕提供条件的阶层。她经常锁上门，对着梳妆台上的镜子作各种表情，或是面对一把想像中的左轮手枪往后退缩。在她看来，她痴笑或冷笑的表情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女明星。

经过努力搜寻和认真挑选，她终于找到极好的一套房间，周围环境也很不错。上次的拜访使欧比纳斯大为伤心，玛戈也感到于心不忍。所以当他趁夜间散步将一大卷钞票塞进她的提包时，她也就顺从地收下了。她还让他在一家门廊的阴影里吻了她。欧比纳斯回家的时候，那亲吻激起的热情仍然伴随着他，就像神的背后萦绕着彩色光环。他无法像脱去那顶黑毡帽一样将热吻的激情也留在门厅。走进卧室的时候，他疑心妻子一定看见了他头上的光环。

然而伊丽莎白，温顺的三十五岁的伊丽莎白绝没有想到丈夫会欺骗她。她知道，结婚前他曾有过一些小小的艳遇。她记得自己做闺女的时候也曾偷偷爱过一位上了年纪的演员，那人常来看望她父亲，喜欢在吃饭的时候惟妙惟肖地摹仿家畜的叫声给大家逗趣。她听说丈夫和妻子时常互相欺骗。她也读过这样的书。的确，通奸是人们主要议论的话题，也是浪漫诗歌、诙谐故事及许多著名歌剧的主题。但伊丽莎白是个单纯的人，她完全相信，她和欧比纳斯是一对特殊的夫妇，他们的关系珍贵而纯洁，绝不可能破裂。

她丈夫解释说，他夜间出门是去拜访对他拍动画片的设想感兴趣的几个艺术家，这丝毫没有使她起疑。他脾气暴躁，心神不定，她以为这是气候的缘故。这年的五月天气反常，有时挺热，有时又来一场凉飕飕的暴雨，还夹着像微型网球似的冰雹，跳跳蹦蹦地洒落在窗台上。

“我们去旅游好吗？”有一天她随便地建议说。“去蒂罗尔[1]，还是罗马？”

“你要是想去，就去吧，”欧比纳斯说，“我太忙了，亲爱的。”

“哦，我不过随便说说，”她说，随后便和伊尔玛一道去动物园看刚出生的幼象。那小象看上去几乎没有鼻子，背脊上竖着一排直愣愣的短毛。

保罗却大不一样了。自从发生那场卧室插曲之后，不知怎么，他总是隐隐感到不安。欧比纳斯不但没去警察局报案，而且只要保罗提起这个话题，他就满脸不高兴。于是保罗禁不住又把这件事仔细回想了一遍。他努力回忆，当他来到公寓，朝电梯走去时，是否看到什么可疑的人。他认为自己是个细心的人。比如说，他注意到一只猫从他身边蹦起来，又扭着身子钻过了花园栏杆；一个穿红衣的女学生走过时，他帮她打开了门；看门人像往常一样开着收音机，从他屋里传来广播里的歌声和笑声。对了，窃贼一定是在他乘电梯上楼时跑下了楼。可是，为什么他会隐隐不安呢？

保罗把姐姐家庭生活的幸福看成一桩神圣的事情。在那次事件过后不久，他给欧比纳斯打电话。电话接通了，可欧比纳斯还在和别人通话，他无意中听到了几句。（命运惯用偷听的办法来解决难题。）他差点把用来剔牙的火柴棍咽了下去。

“不用问我，就按你的意思买吧。”

“可你瞧，欧比……”一个女人操着柏林土语娇嗔地说。

保罗浑身打颤，赶紧挂上电话，好像他不小心抓住了一条蛇。

那天夜里，保罗和姐姐、姐夫坐在一道。他感到无话可说。他就这么尴尬地坐着，心里很不自在。他不住地抚摩下巴，把两条粗壮的腿一会儿交叉着架起来，一会儿又放下去。他掏出怀表来看，结果什么也没看清就把没有指针的表又装回背心的兜里。他是那种神经过敏的人，看见别人做了错事，他自己倒觉得脸红。

他十分喜爱、尊敬的这个人会欺骗伊丽莎白吗？他望着正在读书的欧比纳斯，暗自寻思：“不，不会的，一定是弄错了，一个可笑的误会。”欧比纳斯神态怡然，偶尔轻咳一声，清清嗓子，用一把象牙裁纸刀小心翼翼裁开书页……“绝不可能。看到卧室门被反锁就这样胡乱猜疑起来，电话里听到的完全可能是一次正常的交谈。谁会忍心欺骗伊丽莎白这样的人呢！”

伊丽莎白仰靠在沙发边沿上，慢悠悠地细说着她看过的一出话剧的情节。她的浅色眼睛像她母亲的眼睛一样清澈、诚挚，眼睑下方生着淡淡的雀斑。她的鼻子没有敷粉，有点发亮，倒显得哀婉动人。保罗点了点头，笑了。她刚才讲的也许是俄语，天知道。忽然，就在那么短暂的一瞬间，他看到欧比纳斯的眼睛正从书本的上方瞟着他呢。﻿

[1] Tyrol，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一地区。

▇

在这段时间里，玛戈已经租好一套公寓房间，开始添置家用器具。她首先买了一台冰箱。欧比纳斯手头很大方，给钱也痛快，但他花这笔钱却很有点冒险，因为他从未见过这幢公寓——他连公寓的地址都不知道。她说，如果等到完全布置停当之后，他再来拜访她的新居，一定会更有意思。

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以为她会在星期六打电话来。他整天守着电话。那台亮闪闪的电话机却一直沉默着。到了星期一，他断定她欺骗了他——携款溜走，再也不露面了。傍晚保罗来了。现在这种拜访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像一场煎熬。更糟糕的是，伊丽莎白不在家。保罗在书房里，坐在欧比纳斯对面抽烟，盯着手上的烟头。最近他居然瘦下来一点。“他都知道了，”欧比纳斯不快地想。“哼，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他也是男人，应该理解男人的处境。”

伊尔玛跑了进来。保罗的脸色变得开朗起来。他把伊尔玛抱到膝上，她用小拳头捣捣他的肚子，好让自己坐得舒服一点。他挺滑稽地哼哼了两声。

然后，伊丽莎白打完桥牌回来了。想起马上要开晚饭，想到饭后漫长的夜晚，欧比纳斯忽然感到烦躁难当。他说他不在家里吃晚饭。妻子和悦地问他，为什么不早一点说呢。

他只有一个愿望：即刻找到玛戈，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命运已经向他作出许诺，没有理由再捉弄他了。由于一时焦急，他竟然决定采取十分大胆的行动。他知道她先前的住处，知道她和婶婶住在一道。他找到那个地方，走后院，看见一个女仆在一层楼一扇开着的窗子旁铺床，便向她打听。

“彼德斯小姐？”她举着正在拍打的枕头问道。“噢，她大概搬家了。不过你最好自己去看看。五楼，左边那扇门。”

一个邋遢女人瞪着充血的眼睛把门拉开了一条缝，没有摘下门链。她问他来干什么。

“我打听一下彼德斯小姐的新地址，她先前和她婶婶一道住在这儿。”

“哦，有这么回事？”那女人忽然显出感兴趣的神色，终于摘下了门链。她把他领进一个极小的客厅，稍一走动屋里的各种东西便颤抖着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桌上铺着一块带有棕黄色污迹的美国台布，上面摆着一盘土豆泥，一个盛着盐的破纸袋和三个空啤酒瓶。她神秘地笑了笑，请他坐下。

“如果我是她婶婶，”她挤了挤眼，“我可不知道她的地址。哼，”她有些激动了，“她根本没有什么婶婶。”

“喝醉了，”欧比纳斯厌烦地想。“请问，”他说，“你能告诉我她上哪儿去了吗？”

“她先前在我这儿租了一间房，”那女人沉思着说。她不无怨愤地想，玛戈真不讲交情，竟向她隐瞒了这个阔朋友和她的新地址。不过她没费多大周折就探听到了玛戈现在的住处。

“我该怎么办？”欧比纳斯问。“你能告诉我上哪儿去找她吗？”

哼，真没良心。她先前那样为玛戈帮忙。现在她不知说实话对玛戈有利还是有害（她倒希望是有害）。可这位高个子、蓝眼睛、心神不定的老爷好像十分焦急，她只好叹了一口气，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他们也追求过我，那是好久以前了，”她送他出门的时候一边唠叨，一边点着头，“他们真的追求过我。”

七点半钟。街上的灯都亮了。薄暮之中，柔和的橘黄色灯光看起来很美。天空仍然泛着蓝色，远处有一朵橙红色的孤云。白昼与黄昏之间这种暧昧的交错使欧比纳斯有些头晕目眩。

“再过一会，我就到天堂了，”他想。他乘的出租汽车在柏油路上沙沙地飞驰。

玛戈现在住的砖砌大公寓前有三棵高高的杨树。她的房门上钉着一块崭新的铜牌，上边镌着她的姓名。一个胳膊上生着横肉的大个子女人跑进去通报他的光临。

“已经雇了一个厨子，”他兴奋地想。

“进去吧，”那厨子回来说。他理了理稀疏的头发，走了进去。

玛戈穿着晨衣，躺在一张丑陋的印花布面沙发上，双臂枕在脑后，腹部摆着一本翻开的书，封面朝上。

“你来得真快，”她说着懒懒地伸出一只手。

“咦，你好像知道我要来似的，”他柔声说。“猜猜看我怎么找到你的地址的。”

“我写信告诉你地址啦，”她叹了口气，又把两只胳膊枕在脑后。

“真有意思，”欧比纳斯自顾自说着，没有留意她说的话——他一直色迷迷地盯着那涂了口红的嘴唇，心想再过一会儿……“真好玩，你编出什么婶婶来哄我。”

“你上那儿去干什么？”玛戈忽然生气了。“我在信上写了地址——就在右上角，写得一清二楚。”

“右上角？一清二楚？”欧比纳斯疑惑地皱起眉头。“你说些什么呀？”

她啪地合上那本书，从长沙发上坐起来。

“你没收到我的信？”

“什么信？”欧比纳斯问——他忽然用手捂住嘴，眼睛瞪得圆圆的。

“今天早晨我寄给你一封信，”她说着又躺下来，不解地盯着他。“我估计你会在送晚班邮件时收到信，然后就直接来看我。”

“你骗我！”欧比纳斯喊道。

“当然写了。信的内容我能背给你听：‘欧比亲爱的，爱窠搭好了，小鸟正等着你。不过可别把我搂得太紧，那会把你的宝贝宠坏的。’大概就这些。”

“玛戈，”他沙哑着嗓子说，“玛戈，你怎么这样莽撞？我没来得及收到信就出门了。邮差……要到差一刻八点才来送信。现在是……”

“这可不能怨我，”她说。“真的，你这个人太难侍候。我那封信写得多甜。”

她耸了耸肩，拿起那本书，把背对着他。右边的书页上印着葛丽泰·嘉宝的照片。

欧比纳斯想：“真怪，到这种灾祸临头的时候我还会留意到一张照片。”差二十分八点。玛戈蜷着身子躺着，一动也不动，像一只蜥蜴。

“你毁了……”他大声嚷起来，却又把话咽了回去。他跑出门来，冲下楼梯，跳上一辆出租汽车。他坐在座位边上，朝前倾着身子（这样可以将路程缩短几英寸），眼睛盯着司机的后背——从那人背脊上看不出什么希望。

到家了。他跳出汽车，像电影里那样看也不看就塞给司机一枚金币。走到花园栏杆前，他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瘦削的，生着内八字脚的邮差正和矮墩墩的看门人说话。

“有我的信吗？”欧比纳斯气喘吁吁地问。

“已经送上去了，先生，”邮差友好地笑了笑。

欧比纳斯仰头一望，他那套公寓房间所有的窗户都明晃晃地亮着灯——这有些反常。他咬咬牙走进公寓，开始上楼。第一层，然后是第二层。“听我解释一下……一个年轻画家找我帮忙……她神经不大正常，爱给陌生人写情书。”……全是胡扯——这回没法补救了。

还没走到自己的房门跟前，他就猛一转身跑下了楼。一只猫穿过花园小径，敏捷地钻过栏杆。

十分钟后，他回到刚才曾满心喜悦地拜访过的那套房间。玛戈蜷身躺在长沙发上，仍然保持着原先的姿态——像一只蛰伏的蜥蜴。那本书仍然打开着，还是翻在那一页。欧比纳斯坐在她近旁，把自己的指节扳得嘎嘎作响。

“别扳指头，”玛戈头也不抬地说。

他停下来，过一会又扳开了。

“信寄到了吗？”

“唉，玛戈，”他清了好几下嗓子。“太晚了，太晚了，”他哭起来，声音变得有些发尖。

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步，擤擤鼻子，又坐在了椅子上。

“凡是我的信她都拆开来看，”他泪眼模糊地盯着脚尖，设法让脚尖和地毯上抖动着的图案相吻合。

“你早该不许她看你的信。”

“玛戈，你不懂……这一直是我们的一个习惯，一种乐趣。有时我还没来得及看，信就找不着了。我收到各种有趣的信件，怎么能不让她看呢？我想像不出她现在会怎么样。如果能出现奇迹，哪怕就这一次……也许她正忙着干别的事……也许她……唉！”

“她到这儿来的时候，请你不要露面。我一个人见她，在客厅。”

“见谁？什么时候？”他问。他隐约记起他见到的那个醉女人——似乎是很久前的事。

“什么时候？任何时候都可能。她不是已经知道我的地址了吗？”

欧比纳斯还是不明白。

“噢，我懂了，”他终于喃喃地说。“你真傻，玛戈！说真的，不管怎样，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她不是那种人。”

“那就更省事了，”玛戈想。她忽然扬扬得意起来。寄出那封信之后，她原以为只会引起一场小小的纠纷——他不让妻子看信，她生气，跺脚，哭闹一通。于是她开始不信任他，事情就好办一些了。可现在运气帮了玛戈的忙，障碍一下子清除干净了。望着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她让书滑落在地板上，笑了。现在该行动了，她想。

玛戈伸了一下懒腰，感到苗条的身子激动地颤了一下。她盯着天花板说：“过来。”

他走过来，坐在沙发边上，沮丧地摇着头。

“吻我，”她闭上了眼睛。“我来替你解除烦恼。”﻿

▇

西柏林，五月的一个早晨。戴白帽的人在清扫街道。谁把旧漆皮靴扔在沟里啦？麻雀在常春藤上喧闹。一辆轮胎饱满的电动牛奶车顺畅地运行着。一幢楼房的绿瓦屋顶上的阁楼窗反射着耀眼的阳光。清晨的新鲜空气还没有适应远处车辆的喧嚣，它只是轻轻收集了各种响声，小心翼翼地携带着，好像这些声音是贵重而易碎的物品。门前花园里盛开着波斯丁香。尽管早晨寒气袭人，白色的蝴蝶却仍像在乡间花园里那样翩翩飞舞。欧比纳斯从他过夜的公寓走出来时看见了上述情景。

他隐隐感到不适。他饥饿，没刮脸也没洗澡。隔夜的衬衣贴在身上使人烦躁难耐。他觉得已经筋疲力尽——这并不奇怪。这一夜他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初次亲吻她生着汗毛的脊背时，她把两个肩胛缩拢来，同时发出愉快的低吟。这真是他一心想望的风韵，他喜欢的可不是那种天真而冷漠的小雏。先前最放肆的想像现在都能实现。在这自由自在的天地里，什么清教徒式的爱情，什么古板的规矩，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她的裸体姿态自然，好像她一直就是在他梦中的海滩上漫步的那个姑娘。她在床上的体态灵活而优美，亲热一番之后，她会跳下床来，在房里踱来踱去，扭着她少女的腰肢，一边啃着晚餐剩下的干面包卷。

当电灯变成死囚牢房的黄色，窗户泛出神灵的蓝光时，她突然睡着了，好像话说到一半忽地闭嘴不语一样。他摸进浴室，可水管里只流出铁锈色的几滴水。他叹了口气，用两个指尖从澡盆里捏起一个软搭搭的丝瓜瓤，又撒手让它落了下去。他审视着那块滑溜溜的粉红色香皂，心想他一定要教会玛戈讲究卫生。他的牙齿直打颤。他穿上衣服，把鸭绒被盖在睡得正甜的玛戈身上，吻吻她温暖、蓬乱的黑发，在桌上留了个字条，就踮着脚尖走了出去。

当他步行在和煦的阳光下时，他意识到，清算自己行为罪过的时候就要到了。他又来到他和伊丽莎白一道居住了那么久的公寓；他上了电梯——八年前他和保姆、妻子就是乘着这部电梯上楼的，当时保姆抱着婴孩，妻子脸色苍白却又喜气洋洋。他回到自家门前，又看到他的学者风度的姓名牌闪着严肃的光。这时只要有一桩奇迹发生，他就会和头天夜晚的行为一刀两断，只要伊丽莎白没有看到那封信，他总能设法解释昨晚为什么没有回家——他可以半开玩笑地说，他到一个日本画家那里抽鸦片去了。那日本人到他家来吃过饭——这条理由还算说得过去。

现在不得不打开这扇门，走进去，看一看……会看见什么……还是不进去为好——一切听其自然。是否应当一溜了之？

他忽然想起，在战场上他曾强迫自己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不要把腰弓得太低。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厅里，听着。没有一点响动。每天早晨在这个时候，公寓里通常是嘈杂的：什么地方响着哗哗流水声；保姆大声跟伊尔玛说话；女仆在餐厅里把盆盆罐罐弄得丁当作响……现在屋子里竟鸦雀无声！伊丽莎白的雨伞立在屋角。他对着雨伞出起神来。他这么呆站着的时候，弗丽达出现在过道里。她没有系围裙，直愣愣盯了他一会，哭丧着脸说：

“啊，先生，昨晚上他们全都走了。”

“哪儿去了？”欧比纳斯没有看着她。

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讲得很快，嗓音也异乎寻常地高。她拿过他的帽子和手杖时忽然痛哭起来。

“您喝咖啡吗？”她抽泣着问。

卧室里乱糟糟的，一看就知道出了什么事。妻子的夜礼服摊在床上，衣柜的一个抽屉拉了出来。他已故的岳父的那帧照片也从桌上消失了。地毯的一角翻卷了起来。

欧比纳斯把地毯掀起的一角放了回去，随后轻轻地走进书房。书桌上摆着几封拆开的信。噢，就是那一封——多么孩子气的笔迹！尽是错字。德雷亚寄来的午餐请柬，真不错。雷克斯写来一封短信。牙医的账单。很好。

两小时之后，保罗来了。看得出来，他刮脸的时候一定挺粗心，丰满的面颊上交叉贴着黑胶布。

“我回来取东西，”他边走边说。

欧比纳斯跟在后边，裤兜里的钱币丁当作响。他默默地看着保罗和弗丽达整理提箱，好像他们正急着去赶火车。

“别忘了那把伞，”欧比纳斯呆呆地说。

他又跟在后边看他们收拾育儿室里的东西。保姆房里放着一只装好的旅行皮箱，他们拿走了那只箱子。

“保罗，听我说一句话，”欧比纳斯轻声说。他清咳一声，走进书房。保罗跟进去，站在窗子旁边。

“事情弄得很糟，”欧比纳斯说。

“我只想告诉你，”保罗凝望着窗外说。“伊丽莎白能挺过这场灾难就算是万幸。她……”

他泣不成声了。脸上贴的黑胶布一上一下地颤动。

“她跟丢了魂一样。你把她……你……你真是一个恶棍，十足的恶棍！”

“话说得太重了吧？”欧比纳斯竭力想笑一笑。

“真可恨！”保罗大声说，第一次转过身来看着姐夫。“你在哪儿认识她的？那个骚货怎么敢往你家里写信？”

“别发火，慢慢说，”欧比纳斯舔舔嘴唇。

“我真想揍你一顿，真想杀了你！”保罗更加提高了嗓门。

“弗丽达在外边呢，”欧比纳斯小声说。“留神她听见了。”

“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保罗想揪住他的衣领，他苦笑着打了一下保罗的手。

“我不愿意受人盘问，”他轻声说。“这件事很不幸。你不认为这是一场可怕的误会吗？你瞧……”

“你撒谎！”保罗用椅子顿着地板吼道。“你这个无赖！我刚去找过她。那个小骚货，应该关进教养院。我知道你会撒谎的，你这个无赖。亏你干得出这种事！这不仅仅是过错，这简直是……”

“够了，”欧比纳斯打断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一辆卡车开了过去。窗框微微发颤。

“欧比，唉，”保罗忽然平静，忧伤地说，“谁又想得到……”

他走了出去。弗丽达在侧厅里啜泣。有人把行李提出了门。屋里又静了下来。﻿

▇

那天下午，欧比纳斯收拾好箱子，开车来到玛戈的住处。起初弗丽达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来看守空公寓。欧比纳斯说，她的情人——那个体面的警官，可以搬到保姆原先住的那间房，弗丽达这才答应了。如果有人打来电话，她就该回答说，欧比纳斯带着全家去意大利了。

玛戈见到他时态度冷淡。那天早晨一个怒气冲冲的肥胖绅士把她吵醒，说是来找他的姐夫，还骂了她一通，幸亏长得又粗又壮的厨娘把他推了出去。

“这套房间真的是给一个人住的。”她瞥了一眼欧比纳斯的提箱。

“啊，我求求你，”他可怜巴巴地轻声说。

“好些事我都得跟你先说清楚。我可不愿意听你那些臭亲戚到这儿来骂街。”她裹着红绸晨衣，右手搁在左腋窝下，一边使劲抽烟，一边在屋里踱来踱去。她的黑发散落下来，盖住了眉毛，活像吉卜赛女郎。

吃完茶点，她开车去买唱机。干吗买唱机？怎么偏偏今天去买……欧比纳斯疲惫不堪，头疼欲裂。他躺在那间丑陋的客厅里的沙发上想：“出了这样大的乱子，我倒还没有乱了方寸。伊丽莎白昏迷了二十分钟。后来她哭叫起来。她的尖叫大概难听极了。我倒挺镇静。她还是我的妻子，我爱她。如果她因为我的过错而死，我一定去自杀。真不知他们怎么向伊尔玛解释的：为什么这么匆匆忙忙搬到保罗家里去，为什么大家都愁眉苦脸？弗丽达说得真难听：‘太太又哭又闹……’奇怪，伊丽莎白说话从没提高过嗓门。”

第二天，玛戈上街买唱片的时候，欧比纳斯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得很诚恳，虽然辞藻有点过于华丽。他在信里担保说，他仍像先前那样爱她。尽管他小小的恶作剧“给我们的家庭幸福带来了创伤，就像疯子用尖刀划破了一张画”。他哭了。他仔细听了听，确信玛戈还没回来，就继续写下去。他一边啜泣，一边喃喃自语。他恳求妻子原谅，却又绝口不提他是否打算离开情妇。

他没有收到回信。

他意识到，如果不想继续折磨自己，他必须彻底忘掉他的家室，毫无顾忌地听任放荡的玛戈在他身上煽起炽热甚至病态的情欲。玛戈任何时候都不拒绝他的调情，那只会提高她的兴致。她快乐放纵，无忧无虑。几年前大夫曾说她不能生育，她把这一缺陷当作上帝的赐福。

欧比纳斯教她每天洗浴，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只洗洗手和脖颈。现在她的指甲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手指和脚趾都涂上了红亮的指甲油。

他不断在她身上发现新的迷人之处——一些小小的、引人怜爱的举动。如果换了别的姑娘，这类习性会被他看作粗俗的恶习。她那少女的苗条身段，放任的举止，以及逐渐使眼光蒙眬起来的小伎俩（就像剧场的灯光逐渐转暗一样），使他欣喜若狂，竟至于全然抛弃了与文雅、刻板的妻子拥抱时的那种拘谨与分寸。

他几乎从不离开公寓，因为怕碰见熟人。只有在早晨，他才很不情愿地放玛戈出门——到街上采购长筒袜呀，丝绸内衣呀。她毫无好奇心，这简直让他吃惊——她从不探问他先前的经历。有时候他给她讲自己过去的生活，想引起她的兴趣。他谈到自己的童年，谈到他只有模糊印象的母亲，还有父亲——一个血气旺盛的乡绅。父亲很喜爱自己的狗、马、橡树林和玉米。他死得很突然，在弹子房里听一个客人讲色情故事的时候，他大笑一阵骤然去世。

“那是个什么故事？讲给我听吧，”玛戈说。可他不记得了。

他向她讲述自己早年对绘画的爱好，讲到他的作品和他的发现。他说，用大蒜和松香末可以清除旧画表面陈年的罩光漆，恢复画的原貌；用绒布蘸上松节油可以擦掉涂抹在作品表层的灰黑颜色或粗劣的画面，使原作重新放出光彩。玛戈最感兴趣的是，这样一幅画能卖多大价钱。

他讲到战争，讲到战壕里冰冷的泥土。她却问，既然他那么有钱，怎么不设法调到后方去呢。

“你这孩子真傻！”他会一边抚摩她，一边说。

到了傍晚，她开始感到厌倦。她想看电影，想去讲究的餐馆，想听黑人音乐。

“你的愿望都会得到满足，真的，”他说。“不过先得让我缓过劲来。我想好了各种计划……我们很快就要去一趟海滨。”

他环视玛戈布置的这间客厅，诧异地想：我向来不能容忍低下的趣味，怎么竟看得惯这丑陋不堪的房间了呢？他知道，爱情能够化丑为美。

“我们相处得很好，是吗，亲爱的？”

她以恩赐的态度表示赞同，她懂得，眼前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她心里总惦记着他那套豪华的公寓，当然，不能操之过急。

七月的一天，玛戈从成衣店步行回家，快到家门口时，有人从后边捏住了她的臂弯。她转过身来，是她哥哥奥托。他阴阳怪气地朝她一笑。他的两个朋友站在不远处，也朝她龇牙一笑。

“见到你真高兴，妹妹，”他说。“出门就忘记了家里的人，这不大好吧。”

“放开我，”玛戈轻声说。她的睫毛垂了下来。

奥托双手叉着腰说：“你真够俏的。”他从头到脚打量玛戈。“简直像阔小姐啦！”

玛戈转身打算走开，可他又紧揪住她的胳臂，疼得她轻唤了一声“喔——唷！”这是她从小就有的习惯。

“听着，”奥托说，“我已经盯了你三天。我知道你住在哪儿。不过咱们最好别在这儿说话。”

“放开我，”玛戈小声说。她使劲想挣脱。一个过路人停下来看热闹。她的公寓就在旁边，欧比纳斯也许无意中会朝窗外看，那可就糟透了。

她屈服了。他带着她拐过街角，他的两个伙伴卡斯巴和库特跟在后面边挥胳臂边挤眉弄眼。

“你到底想要什么？”她厌恶地盯着她哥哥满是油污的帽子和耳朵后边夹的烟卷。

他把头一偏，说：“咱们到那家酒吧坐一坐。”

“不去，”她喊道。可那两个伙伴走上前来，吼骂推搡着把她弄进了门。她有些害怕了。

酒店里有几个人正高声争论着即将来临的大选。

“咱们就坐在这个角落吧，”奥托说。

他们坐下来，玛戈记得很清楚——现在回想起来颇有些惊异——当初她、奥托和这两个晒得黝黑的青年时常到乡下去游玩。他们教她游泳，在水下抓住她赤裸的腿。库特前臂上刺着一只铁锚，胸脯刺着一条龙。他们摊开手脚躺在沙滩上，互相投掷又湿又滑的沙团。她刚平躺下来，他们就跑过来拍打她湿漉漉的游泳衣。这伙无忧无虑的年轻人玩得真痛快。到处都是纸屑。满头金发，体格强健的库特在湖边颤着胳膊，装着发抖的模样嚷道：“啊，水是湿的，湿的！”他游泳的时候把嘴沉在水下，发出海豹般的叫声。上岸之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发梳向脑后，小心地戴上帽子。她记得他们怎样在岸边打球；她躺下，他们用沙把她埋起来，只把脸露在外面，然后用鹅卵石在沙上摆一个十字架。

“听着，”奥托说。桌上摆好四个盛着淡啤酒的金边玻璃杯。“不要交了阔朋友就嫌弃自己人。正相反，你得想着我们。”他呷了一口酒。两个伙伴也照样喝了一口，全都又轻蔑、又仇视地盯着玛戈。

“你们胡说些什么呀，”她傲慢地回答。“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我们已经订婚了。”

三个人大笑起来。玛戈气极了。她偏过头去，摆弄手提包。奥托夺过手提包，打开，看见里面有粉盒、钥匙、一条小手绢，还有三马克半钱钞。他把钱拿在手里。

“付酒钱够了，”他说着微鞠一躬，把提包放回她面前。

他们又要了几杯酒。玛戈也勉强喝了几口。她不爱喝啤酒，可不想让他们喝自己那份。

“我可以走了吧？”她边问边轻轻整理两边太阳穴旁的发卷。

“走？不想和你哥哥，还有哥哥的朋友一道再坐一会啦？”奥托故作惊讶地讥讽她。“亲爱的妹妹，你可变多了。不过——咱们还没谈正题呢……”

“你偷了我的钱，现在我要走了。”

他们气汹汹地骂起来，她又害怕了。

“怎么是偷呢？”奥托恶狠狠地说。“这又不是你的钱。这是人家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的钱，然后又到了你手里，所以你最好别用偷这个字眼。你……”

他忽然顿住，口气变得缓和了一些：

“听着，找你朋友要点钱，给我们，给家里。五十马克就够了。听见了吗？”

“我要是不干呢？”

“那我们就要你好看，”奥托冷冷地说。“哼，我们早摸清了你的底细。订婚？说得好听。”

玛戈忽然微微笑了一下，垂下睫毛，轻声说：“好吧，我帮你们弄钱。没事了吧？我可以走了吗？”

“真是乖孩子。不过你急什么？还有，咱们以后应当多来往一点。哪天到湖边玩去，好吗？”他转向他的朋友们。“咱们以前玩得多带劲！她实在不该跟我们装腔作势，对吧？”

可玛戈已经起身，站着喝光了杯里的酒。

“明天中午，就在这儿见，”奥托说。“然后我们开车出去玩一整天。同意吗？”

“同意，”玛戈痛快地说。她逐一和他们握过手就走出了酒店。

她回到公寓，欧比纳斯放下报纸起身迎接她的时候，她蹒跚了两步，假装要晕倒。她演得很拙劣，欧比纳斯却信以为真。他吓得赶紧把她扶到沙发上躺好，又端来一杯水。

“怎么啦？告诉我。”他一边摸着她的头发，一边不断地询问。

“现在你会不要我了，”玛戈苦着脸说。

他呼吸急促起来，马上作出最坏的判断——她对他不忠了。

“好，真是这样我就杀了她，”他立即这样想，可同时却仍然平静地出声问道：“怎么啦，玛戈？”

“我欺骗你了，”她呜咽着说。

“非杀她不可了，”欧比纳斯想。

“我对你撒了个大谎，欧比。首先，我爸爸不是画家。他当过锁匠，现在是看门人。我妈妈擦洗楼梯。我哥哥是个普通工人。我的童年非常非常苦。他们打我，折磨我。”

欧比纳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别吻我，听我说完，我从家里逃出来，靠当模特儿挣钱。一个可恶的老太婆剥削我。后来我交了个男朋友。他像你一样，也是结过婚的。他妻子不肯跟他离婚，我就和他分手了。我挺爱他，可我不愿意总当情妇。后来有个开银行的老头缠上了我。他答应把全部财产都送给我，可我当然还是拒绝了他。他伤心过度，死了。后来我就到‘百眼巨人’当了引座员。”

“啊，我的小宝贝，到处受人欺侮。”欧比纳斯喃喃地说。（顺便交代一句，他早就不认为自己是她的第一个情人了。）

“你真的不嫌弃我吗？”她想作出破涕为笑的模样，可惜流不出眼泪来。“你不嫌我，我真高兴。可我得告诉你，最糟糕的是，我哥哥发现了我现在的住处。今天我碰到他，他跟我要钱，想敲诈。他以为你并不了解我的底细——我说的是，我过去的经历。你瞧，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想，有这样的哥哥真丢脸。我又想，我那个老实巴交的情郎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我有什么样的家庭——我实在为他们脸红。当时我还没有跟你说实话，所以……”

他把她抱在怀里，来回地摇晃。他想哼催眠曲，可惜一首也不会。她温柔地笑了。

“该怎么办呢？”他问。“我不敢再让你单独出门了。咱们要报告警察局吗？”

“不，不用！”玛戈斩钉截铁地说。﻿

▇

第二天，欧比纳斯第一次陪她出门。她要买许多件浅色上衣，要买洗海水澡的用品以及可以帮她把皮肤晒成棕色的大量润肤膏。欧比纳斯计划头一次旅行先带她去亚德里亚海滨的索菲疗养地，那是个炎热的花花世界。他们上汽车的时候，玛戈看到她哥哥站在街对面。可她没有指给欧比纳斯看。

和玛戈一道抛头露面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不习惯这新的身份。回公寓的时候奥托已经不见了。玛戈知道，他一定恼火透了，一定会鲁莽地报复。

离开柏林前两天，欧比纳斯坐在一张极不舒适的书桌前写一封事务函件。玛戈在隔壁房间往亮闪闪的黑色新提箱里装东西。他听见薄砂纸的沙沙声，听见她抿着嘴在轻声哼一首小曲。

“多么不可思议，”他想。“如果在除夕夜晚有人对我说，几个月之后我的生活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隔壁房间里玛戈把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下。小曲在她嘴里停止了一会，接着又哼响了。

“六个月前我还是个模范丈夫，根本不认识什么玛戈。转眼之间，命运之神改变了一切！别人都能一边偷香窃玉，一边维持和睦的家庭，可事情一到我手里就一团糟。这是为什么？现在我坐在这儿，头脑清醒，思维很有条理。可实际上乱子正在越闹越大，天知道该怎么收场……”

门铃忽然响了。欧比纳斯、玛戈和厨娘从三扇不同的门里同时跑进门厅。

“欧比，”玛戈耳语说，“小心点，一定是他来了。”

“回你的房间去，”他也耳语道。“我来对付他。”

他打开门。来的是帽店女工。她刚走，门铃又响了。他再去开门，面前站着一个满脸蠢相的莽汉，却又酷似玛戈——黑眼睛，柔软光滑的头发，挺直的鼻梁，鼻尖中央微陷。他穿着出门的礼服，领带的末端塞在衬衫的两枚纽扣之间。

“你找谁？”欧比纳斯问。

奥托咳嗽了一声，沙哑着嗓子，以诚恳的语气说：

“我得跟您谈谈我妹妹的事。我是玛戈的哥哥。”

“请问，干吗非得找我谈呢？”

“您是……？”奥托探问道。

“希弗米勒，”欧比纳斯说。他放心了，这青年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呃，希弗米勒先生，我看见您和我妹妹在一道，所以我想，也许您愿意和我……我们是不是……”

“当然可以——你干吗站在门口？请进。”

他走进来，清了清嗓子。

“希弗米勒先生，我想说的是，我妹妹年幼无知，小玛戈离家之后妈妈每天睡不着觉。要知道，玛戈才十六岁。她要是冒充大人，您可不要相信。我得告诉您，我们可是规矩人家。我爸爸是个老兵。您这件事办得相当糟糕。这种损失简直是难以弥补的……”

奥托越说越觉得有理，几乎快要相信自己编造的谎话了。

“真的，损失太大了，”他越来越激动。“想想看，希弗米勒先生，要是您自己有一个可爱又无知的小妹妹，有人忽然把她……”

“听着，老弟，”欧比纳斯打断他说，“您是不是搞错了？我的未婚妻说，她家里巴不得扔掉她这个包袱呢。”

“啊，哪里话，”奥托眨巴着眼睛。“您并没告诉我您打算娶她。要想娶一个良家闺女，就应该到她家里去求亲。最好还是多讲点规矩，少摆点架子，希弗米勒先生！”

欧比纳斯惊异地盯着奥托，心想这小伙子人虽粗鲁话却讲得有几分道理，因为他毕竟有权维护玛戈的利益，就像保罗有权关心他姐姐一样。这次谈话真有点像是在滑稽地模仿两个月前与保罗的那场难堪的争吵。不过他感到宽慰的是，他现在至少可以为自己辩护，不管对方是不是玛戈的兄弟——他可以只把奥托当作一个上门敲诈的人来对付。

“收起你这一套吧，”他坚定而又镇静地说——很有点绅士派头。“我知道该怎么办，用不着你多管闲事。请你走吧。”

“噢，真的吗？”奥托皱起眉头。“那好极了。”

他沉默下来，玩弄着手里的帽子。随后他改换了战术。

“在达到目的之前，你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希弗米勒先生。你并不真正了解我的妹妹。我说她天真无邪，这是出于手足之情。你太容易上当了，希弗米勒先生。听你管她叫未婚妻，真让我笑掉大牙。我可以向您透露一点情况……”

“没有必要，”欧比纳斯愠怒地回答。“她自己都对我讲过了。她是个失去家庭温暖的可怜的孩子。请你马上离开这……”欧比纳斯打开了门。

“你会后悔的，”奥托尴尬地说。

“走吧，不然我要把你踢出去啦。”欧比纳斯说（这一下他算是完全胜利了）。

奥托慢吞吞地朝门口走去。

欧比纳斯有一种他出身的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浅薄的感伤气质。他忽然想（嘴里嚼着葡萄干），那小伙子一定过着十分穷困潦倒的生活。再说，他的确长得像玛戈，像玛戈生气时的模样。关门之前，欧比纳斯迅速地掏出一张十马克钞票，塞到奥托手里。

门关上了。奥托独自站在楼梯口，盯着那张钞票出神。他又按响了门铃。

“怎么又回来了？”欧比纳斯问。

奥托递过那张钞票。

“我不要你的小费，”他气恼地说。“还是施舍给失业的人们吧——到处都有失业的人。”

“呃，请你收下吧，”欧比纳斯很难堪。

奥托耸了耸肩。

“我不稀罕阔佬的残羹剩饭。穷人也有自尊心。我……”

“唉，我不是那个意思……”欧比纳斯解释说。

奥托阴沉着脸把钞票塞进衣兜里，一边骂骂咧咧拖着脚步走下楼去。他的社会荣誉感已经得到满足，现在可以去满足生理需要了。

“钱不多，”他想，“可总比没有强。不管怎么说，他怕我。这个鼓眼睛，说话结结巴巴的笨蛋。”﻿

▇

从看到玛戈的信时起，伊丽莎白的生活就好像进入了迷离恍惚的梦境。起初她觉得，似乎丈夫已经离开人世，人们是在编出谎话来企图使她相信他只是抛弃了她。

她记得那天傍晚——现在显得像是很遥远了——他在出门前弯下腰来让她吻额头的时候说：“你还是该把兰帕特医生请来，她老是那么搔可不好。”

这就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只是一句家常话。他说的是伊尔玛脖子上生的一小块皮疹——说完，他就一去不复返了。

氧化锌软膏几天就治好了伊尔玛的皮疹，可世上没有一种药膏能从伊丽莎白的记忆中抹掉他那宽大白皙的额头和他出门时拍拍衣袋的那副模样。

最初那几天她总是哭。她没想到自己泪腺的功能竟是这么强。科学家是否计算过，人的眼睛里究竟能流出多少咸水？她想起有一年夏天在意大利海滨浴场，他们常用盆子盛了海水给婴儿洗澡。唉，她的眼泪能装满大得多的澡盆，能给一个活蹦乱跳的巨人洗澡。

不知怎么，在她看来，丈夫抛弃伊尔玛是比遗弃自己更为残忍的罪行。他是不是打算把女儿偷走呢？让女儿独自和保姆去乡下，这是不是保险？保罗说挺保险，并且让伊丽莎白也去。可她根本不听他的劝告。她感到自己绝不能原谅他（并不因为他羞辱了她——她的自尊心不容许她这样想——而是因为他降低了自己的人格）。然而伊丽莎白还是等待着，每天都盼着房门忽然洞开，就像在那雷雨交加之夜；她丈夫走进来，脸色就像拉撒路[1]一样苍白。他衣衫褴褛，蓝眼睛哭肿了，张着臂膀向她跑过来。

白天大部分时间她都坐在某个房间里，有时甚至就坐在门厅里——只要陷入那无边无际的遐想，不管走到哪里，她随时会就地坐下来——细细回味婚后生活的情景。她感到似乎丈夫一直对她不忠。现在她想起有一次在丈夫的手绢上发现的红色痕迹。她明白了，那是粘糊糊的吻痕。（就像一个学外语的人想起先前曾经看到过某一本书，就是用当时还不懂得的那种语言写成的。）

保罗想尽方法来分散她的注意力。他从不提起欧比纳斯。他改变了自己的某些嗜好，比如说，星期天早晨再也不去土耳其浴池了。他买来杂志和小说给她读，跟她谈论他们儿时的情景，谈论去世多年的父母和死在索姆河上的兄弟——他生着金黄色头发，是个音乐家，也是幻想家。

一个炎热的夏日里，他们去公园，看见一只小猴从主人手里逃脱，爬上一棵很高的榆树。它那灰毛蓬蓬的脑袋和一张小黑脸从绿叶丛中探了出来，随后又消失了。几英尺高处的一根树枝沙沙响着颤抖了一阵。它的主人轻吹一声口哨，拿出一只黄色大香蕉，又掏出一面小镜不断朝它晃着，想把它引逗下来。它却一概置之不理。

“它不肯回来了，这没用的；它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她轻轻嘟囔着，忽然放声痛哭起来。﻿

[1] Lazarus，《圣经·新约·路加福音》中的一个乞丐。

▇

天空一派碧蓝。玛戈伸开手脚躺在金黄的沙滩上，四肢晒成了蜜棕色，深黑色游泳衣腰间配衬着一条又细又白的弹力腰带——一幅标准的海滨招贴画。欧比纳斯躺在她身边，手撑下颌蛮有兴味地望着她闪着油光的、合拢的眼皮，望着她新涂过油膏的嘴唇。浸湿的黑发从她饱满的前额披向脑后，小巧的耳轮里闪烁着星星点点的沙粒。如果仔细审视，可以看到在她抹过油的肩头的凹陷处有一道彩虹般的光彩。那件海豹皮似的黑游泳衣紧裹着她的身躯，短得令人难以置信。

欧比纳斯让一把沙子慢慢从指缝泻出，像计时沙漏一样。沙子落到玛戈缩起的腹部。她睁开眼睛，耀眼的蓝天晃得她直眨眼。她笑了笑，又合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她爬起来，双臂抱住膝头，一动不动地坐着。他能看见她裸至腰部的脊背，沿脊柱的曲线闪烁着沙粒。他轻轻拂去沙粒。她的皮肤光滑，发烫。

“老天，”玛戈说，“大海今天真蓝哪！”

海水的确很蓝：远处是紫蓝，近处是孔雀蓝，反射阳光的波涛则像蓝宝石。泡沫翻卷着，奔腾着，然后减慢了速度，又开始后退，在浸湿的沙滩上留下一面平坦的镜子，接着又被下一股海浪掩没。一个多毛的男子身穿橘红游泳裤站在海边擦眼镜。一个小男孩又嚷又笑地看着泡沫涌进他用沙筑成的城堡。鲜艳的阳伞和有条纹的帐篷似乎在用色彩应和着游泳者发出的喧闹声。一只大彩球飞过来，“啪”地落在沙地上。玛戈拾起球，跳起来扔了回去。

欧比纳斯看到海滩的鲜艳背景衬托着玛戈的身影。他全神贯注地凝望着玛戈，对她身后的背景却视而不见。她身材苗条，晒得黧黑，披散着一头黑发，戴着亮闪闪手镯的胳臂掷出彩球之后仍然伸向前方。在他看来，玛戈像是为他新生活第一章的题头设计的精美彩色花饰。

她朝他走来。他躺在地上（用一块毛巾盖住晒起了水疱的粉红色肩膀），观看着她那双小脚的移动。她俯在他身上，发出柏林人那种抿嘴轻笑，使劲在他紧绷绷的游泳裤上掴了一掌。

“啊，水是湿的！”她边喊边朝海浪跑去。

她扭着臀部，张着双臂，趟着齐膝深的海水朝前走。她栽进水里，开始游泳。她格格笑着打水前进，泡沫淹到她的腰部。他也溅着水花跟了过来。她朝他转过身，笑着，吐着唾沫，撩开粘在眼睛上的湿头发。他想把她按进水里。他揪住她的脚踝，她尖叫着踢他。

一柄紫红阳伞下，一位英国妇人懒洋洋地躺在海滩椅上读《笨拙》周刊。她丈夫是一个戴白帽的红脸男子，正蹲在沙滩上。她转过身对他说：

“瞧，那德国人带着他女儿在水里玩呢。威廉，你也别净偷懒，带孩子们下水痛痛快快游一阵吧。”﻿

▇

游完泳，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浴衣顺着一条燧石山路往上走，金雀花和艾菊的气息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来。远处，黑森森的柏树林里有一栋像白糖般白得耀眼的小屋。那是一幢租金昂贵的别墅。一些漂亮的大蟋蟀蹦过砾石路面，玛戈想逮住它。她蹲下来，小心翼翼地伸出拇指和食指，可蟋蟀那肘部尖尖的肢腿猛地一弹，鼓动着扇形蓝翅飞到三码之外，落地后就不见了。

铺着红瓷砖的凉爽的房间里，光线从百叶窗狭长的缝隙射进来，在眼前飞舞，又落到脚下，成为一道道白亮的光栅。玛戈像蛇一样扭动着蜕去黑色游泳衣，裸着身子，脚下踏一双高跟拖鞋，“嗒拉嗒拉”地踱来踱去，嘴里唏嘘啃着一个桃。射进屋来的光栅忽儿落在她身上，忽儿又从她身上消失。

到了晚上，娱乐场里举办舞会。天空被夕阳映红，海水的颜色显得浅淡了。一艘轮船从河里开过，船上的电灯发出喜气洋洋的光芒。一只笨拙的飞蛾绕着玫瑰形灯罩下的电灯飞舞。欧比纳斯和玛戈跳舞。她的头发梳理得十分平滑，脑袋刚刚够着他的肩膀。

他们来后不久就结识了几个朋友。当欧比纳斯看见她和一个舞伴贴得那样近，尤其当他想起她在轻薄的紧身衫里什么也没穿时，一股卑劣的妒火在他胸中燃烧起来。她有意不穿袜子，以显露晒成好看的棕红色的双腿。欧比纳斯有时看不见她，就会站起身来，焦急地走来走去，一边用烟卷敲击烟盒。他会信步走进人们玩牌的房间，走上露台，再返回来，痛苦不堪地断定她在和别人调情。玛戈忽然会像从天而降似的出现在眼前，坐到他身边，穿着亮闪闪的华美服装，嘬下一大口酒。他没有显出忧虑的神色，只是伸手到桌下抚摩她裸露的膝头。听到她那位舞伴说了句什么，她仰靠在椅子上大笑起来，两个膝盖碰到了一块儿。真是神经病，他想，那人说的话实在没什么可笑的。

说句公平话，玛戈的确尽了极大努力，一直没有背弃欧比纳斯。但不管他多么温柔体贴，她感到他们之间的爱情总是缺点什么，而第一个情人哪怕是极轻的爱抚都能让她得到愉快的享受。索菲疗养地跳舞跳得最好的一位奥地利青年，乒乓球也打得最好，不幸的是，这人长得有点像那位米勒。他那粗大的指关节，带讥讽神情的敏锐的眼睛，都使她想起她宁愿忘掉的一些往事。

一个炎热的夜晚，在跳舞间歇的时候，她和他信步走到娱乐场花园里一个黑暗的角落。到处弥漫着无花果树的阵阵幽香，月光和幽远的乐声千篇一律地融会在一道，很容易感动那些单纯的人们。

“别，别这样，”玛戈低声抗拒着。她感到他的嘴唇触到她的脖颈和脸庞，他那双灵巧的手正顺着她的腿摸索上来。

“不行，”她一边轻声说，一边仰头贪婪地回吻他。他的爱抚使她感到快要丧失最后一点抗拒的力量了，然而她还是及时溜脱了他的怀抱，跑到灯光明亮的露台上。

这样的事情以后再也没有发生。她完全迷上了欧比纳斯向她提供的这种生活——就像第一流影片里描绘的那种优雅的情调：随风摇曳的棕榈树，微微抖动的玫瑰花（因为摄影棚里总爱刮风）。她提心吊胆，生怕这一切会突然消失，所以她绝不敢轻易冒险；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丧失了自己的本性——自信。可到了秋天，回到柏林之后，她又故态复萌了。

玛戈一边打量着他们住过的那套舒适的公寓房间，一边冷冷地说：“这地方挺不错，不过欧比，咱们总不能在这儿住一辈子吧。”

欧比纳斯正在穿戴，打算带她出去吃晚饭。他赶紧告诉她，他已经着手重新物色一套公寓。

“他真把我当成傻子了吗？”她恼恨地想。

“欧比，”她大声说，“你没听懂我的意思。”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捂住脸。“你嫌我给你丢脸。”她边说边从指缝里打量他。

他笑着过来拥抱她。

“别碰我，”她尖叫着，用肘弯狠狠拐了他一下。“我知道，你不愿意让人看见我和你一道上街。嫌我不好你可以走，回去找你的丽翠[1]吧，谁也没拦着你。”

“别这么说，亲爱的，”他不知所措地恳求道。

她倒在沙发上，居然啜泣起来。

欧比纳斯从膝盖那里往上提了提裤脚，跪下来小心翼翼地抚摩她的肩膀，可每回他刚把手伸过去，她就往旁边一躲。

“你想要什么？”他温柔地问：“想要什么，玛戈？”

“我想公开地和你一道生活，”她抽泣着。“想住到你家里，想出去见人……”

“可以，可以，”他说着站起来掸了掸膝盖。

（“不出一年你就会和我结婚，”玛戈一边想，一边继续装哭。“你得跟我结婚，除非到那时我已经进了好莱坞——真当了明星，你就可以滚蛋了。”）

“再哭的话，”欧比纳斯说，“我也要哭了。”

玛戈坐起来哀婉地一笑。脸上的泪痕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她的脸庞泛着红潮，眼睛水灵灵的，鼻梁边颤着一大滴眼泪。他从没见过这么大、这么亮的泪珠。﻿

[1] Li zzy，伊丽莎白的昵称。

▇

欧比纳斯已经养成不和玛戈谈论艺术的习惯。她对艺术一窍不通，也毫无兴趣。回到他和妻子共同生活了十年之久的老公寓之后，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欧比纳斯还得学会不让玛戈觉察到他内心的痛苦。周围的一切都会勾起他对伊丽莎白的怀念，到处都摆着他俩互赠的礼物。从弗丽达阴沉的眼色里他看到了对自己的责备。玛戈对她破口大骂了两三次，弗丽达每次都轻蔑地听着。欧比纳斯和玛戈回来不到一周，弗丽达就离去了。

卧室和育儿室似乎都带着诚挚、无辜的神情责备地凝望着欧比纳斯——尤其是卧室，因为玛戈已经毫不迟疑地腾出了育儿室里的全部东西，把它变成了一间乒乓室。可卧室呢……头一夜，欧比纳斯觉得他能嗅到妻子常用的科隆香水的气味，这使他大为扫兴。玛戈见他忽然变得这么规矩，不禁格格地笑了起来。

欧比纳斯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使他十分难堪。这是一个老朋友打来的，问他们在意大利是否玩得痛快，问伊丽莎白身体如何，还邀伊丽莎白星期天上午和他妻子一道去听音乐。

“跟你说实话，”欧比纳斯硬着头皮说，“目前我和她暂时分居了。”（“暂时！”玛戈在心里嘲讽地说。她正扭着身子在镜子里观看自己已经由棕色褪成金黄的脊背。）

欧比纳斯生活中的变化很快就传开了，尽管他还天真地指望人们不会知道他正和情妇同居。他们开始邀人来做客，但他采取了一种普通的预防措施——让玛戈和其他客人一道离开，过十分钟再返回公寓。

他甚感凄凉地注意到，人们渐渐不再向他询问伊丽莎白；有的人不再来访；少数人——那些不断向他借贷的人——却友善、体谅得令人吃惊；那些寻欢作乐的朋友装作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样子；还有一些人照旧来访，多数是学术界的同行，可他们从不带夫人同来。那些夫人好像都得了一种古怪的头疼病。

他逐渐习惯于看到玛戈在各个房间活动，那些房间曾充满了使他怀旧的物品。她只须将某样小物件的位置稍加改变，这物件就会立即改观，再也勾不起对往事的怀念了。这只要看她与屋里的每件东西都接触一次需要多长时间。她是个动作敏捷的人，所以不出两个月，往昔的生活在这十二个房间里留下的痕迹便都被抹掉了。这套公寓仍是那样华丽，但它与欧比纳斯夫妇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已经毫无共同之处了。

一天夜里开过舞会之后，欧比纳斯正帮玛戈往脊背上抹肥皂，她则站在放满水的浴缸里踩着一块擦澡大海绵玩耍。（泡沫往上冒，像一杯香槟酒。）她忽然问，是否她也可以当电影明星呢？他心里正出神地捉摸着别的好事，便心不在焉地笑着说：“当然可以，谁说不行？”

几天后她又提起这个话题，这次她特地选择了欧比纳斯头脑清醒的时刻。她对电影有兴趣，这使他感到高兴。他开始向她讲述自己如何比较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的优劣：“声音会使电影大煞风景。”

“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她打断了他的话。

他建议她去摄影场，在那儿可以边看边向她解释电影的摄制过程。这以后，事情就进展得相当快了。

“哟，我别是在干蠢事吧？”一天早晨欧比纳斯自问道。他想起前天夜里他答应资助一个蹩脚的制片人摄制一部影片，条件是让玛戈担任影片的第二女主角——一个被遗弃的情妇。

“我真蠢！”他想。“那地方尽是油头滑脑卖弄风骚的年轻男演员，我带她上那儿抛头露面一定会成为笑柄。不过，”他安慰自己，“她也得找点事情解闷。要是她每天早起，我们就用不着把每个夜晚都耗在舞会上了。”

合同一签订，排练就开始了。开头两天玛戈回家时都生着一肚子气。她抱怨说，他们强迫她几百遍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导演朝她大喊大叫，灯光晃得她睁不开眼睛。只有一件事使她得到安慰——担任第一主角的女演员（相当出名）——多丽安娜·卡列尼娜——对她很好，夸她演得不错，说她一定能一鸣惊人。（“坏兆头！”欧比纳斯想。）

玛戈执意不让他去看她拍片，因为那样她会紧张。另外，如果事先参观了拍摄过程，放映时他就一点也不会觉得稀罕了——而玛戈却总喜欢让人吃惊。但欧比纳斯却喜欢偷看她在旋转穿衣镜前演习剧中人的动作。有一回地板嘎吱响了一声，使他露了马脚。她朝他扔来一个红靠垫，他不得不发誓说他什么也没看见。

他常开车送她去摄影场，然后开车接她回家。一天，她告诉他，排练要进行两个小时。于是他出去散步，无意中走到保罗住的那条街。他忽然极想见见他那面色苍白，相貌平常的小女儿，现在该是她放学回家的时候了。走到街道拐角，他似乎看见女儿在远处，和保姆在一道。可他骤然感到紧张，连忙加快步子走开了。

就在这一天，玛戈容光焕发地笑着走出摄影场对他说，她演得相当相当不错——电影很快就要拍完了。

“听我说，”欧比纳斯说。“我要宴请多丽安娜。我们要举办一次大型晚宴，邀请一些有意思的客人。昨天有个画家给我打电话。说具体点，他是个漫画家，专门搞滑稽图画之类的创作。他刚从纽约回来，这人的确有些才气，我也想邀请他来。”

“可我得挨着你坐，”玛戈说。

“可以，不过记住，宝贝，我不想让大家都知道你和我同居了。”

“哼，他们全都知道啦。你真蠢。”玛戈的脸色顿时阴沉起来。

“这样对你不利，不是对我，”欧比纳斯说。“你应该懂得这一点。我自己当然无所谓，不过咱们还是像上回那样办吧，这全是为你着想。”

“这样装模作样真是无聊……再说，眼前就有避免这些麻烦的好办法。”

“避免——麻烦？”

“你真不懂？”她噘起嘴。（“他什么时候才提离婚的事呢？”她想。）

“别这么不讲道理，”欧比纳斯哄着她。“你的要求我全都满足。这你都知道呀，我的小猫咪……”

他已经逐渐学会使用各种动物作爱称了。﻿

▇

一切都按计划作好了安排。客厅的漆盘上放着名片，每张名片上都巧妙地标着一对客人的名字，这样每个人一看名片就知道该和谁一道进去就餐——兰帕特大夫和索尼娅·赫希；阿克谢·雷克斯和玛戈·彼德斯；波里斯·冯·伊万诺夫和奥莉加·瓦德海姆等等。一位标致的男仆（新近雇用的），生着一张英国爵爷般的脸孔（或者至少玛戈是这样认为的，她时常不无情意地拿眼睛瞟他），似乎颇有尊严地将来宾迎进公寓。每隔几分钟门铃就响一次。

客厅里除了玛戈已经到了五位客人。伊万诺夫来了——冯·伊万诺夫，他认为人们应当这样称呼他——很瘦，喜欢探头探脑，牙齿很糟，戴单片眼镜。然后作家鲍姆进来了，是个红脸膛、粗壮身材、爱大惊小怪的人，有着强烈的共产主义倾向和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鲍姆由他妻子陪伴着——那是个上了年纪的妇人，身材依然窈窕。在她不安分的青年时代，曾伴随作技巧表演的海豹在玻璃储水池中游过泳。

客人们已经谈得很融洽。奥莉加·瓦德海姆，一位臂膀雪白、胸脯饱满的歌唱家，橘酱色的头发烫成了发卷，说话的声音每一抑扬都显露出她悦耳的歌喉。她像往常一样，向人们讲述了她那六只波斯猫的有趣故事。

欧比纳斯站在那里笑着，一边越过老兰帕特（一位优秀的喉科专家、平庸的小提琴手）的一头白发望着玛戈，心想她穿的那件绣着天鹅绒大丽花胸饰的黑色薄纱衫真合身，真美。玛戈那艳红的唇边带着警觉的微笑，好像有些怀疑人家是否在哄骗她。她的眼睛露出小鹿般的神情。欧比纳斯知道，这表明她正倾听着她所理解不了的谈话——这回是兰帕特在评论辛德米斯的音乐。

他忽然看见玛戈涨红着脸站了起来。“真蠢，站起来干什么？”他想。

这时又来了几位客人——多丽安娜·卡列尼娜、阿克谢·雷克斯和两位不大出名的诗人。

多丽安娜拥抱并亲吻了玛戈。玛戈兴奋得两眼闪光，像是刚刚哭过一样。

“真傻，”欧比纳斯想，“一个二流演员，不值得这样崇拜。”

多丽安娜最出名的是她秀美的肩膀、蒙娜丽莎式的笑容和织布鸟般的沙哑嗓音。

欧比纳斯朝雷克斯走去。雷克斯不知道主人是谁，站在那里直搓手，像是抹了肥皂正在洗手。

“总算见到你了，”欧比纳斯说。“知道吗，我把你想像成了另一副样子——又矮又胖，戴一副角质眼镜。你的名字还总让我想起一把斧子[1]。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那位给两大洲带来欢笑的人物。希望他这次回来之后永远定居德国。”

雷克斯眨着眼睛，微微鞠躬致意，一直搓着双手。他那身令人瞩目的便装使周围宾客们缝工粗劣的德国晚礼服相形见绌。

“请就坐，”欧比纳斯说。

“我好像见到过您姐姐，”多丽安娜用悦耳的女低音说。

“我姐姐在天国呢，”雷克斯板着脸说。

“噢，真对不起，”多丽安娜说。

“她从没有来到过人世，”他补充了一句，然后坐到玛戈身旁的椅子上。

欧比纳斯开心地笑着，眼睛又溜到玛戈身上。她正低头跟邻座的索尼娅·赫希讲话。这是个相貌普通，举止像慈母一般的立体派艺术家。玛戈的姿态古怪地带着几分孩子气，她耸着肩，说话很快，眼睛水汪汪的，还不停地眨巴眼睛。欧比纳斯俯视着玛戈发红的小耳朵、脖子上的青筋及双乳间隐约的阴影。她用手托着发烧的脸颊，正急急忙忙口若悬河地说傻话。

“男佣人手脚不干净的少得多，”她絮絮叨叨地说，“当然，画太大了谁也不会去偷。有一阵我挺喜欢画着男骑手的大幅画，可等你见识多了……”

“彼德斯小姐，”欧比纳斯解围地说，“这位就是给两大洲带来……”

玛戈一怔，猛地转过身来。

“噢，是吗？您好！”

雷克斯鞠了一躬，转向欧比纳斯，慢悠悠地说：

“我在船上读到了您的大作《塞巴斯蒂亚诺·德尔比翁博[2]传》，可惜您没有引用他的十四行诗。”

“呃，不过他的诗写得很糟，”欧比纳斯说。

“说得对，”雷克斯说。“妙就妙在写得糟。”

玛戈跳起来，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朝最后进来的客人跑去。那是个长手长脚，年老色衰的妇人，像一只拔了毛的秃鹰。她是教玛戈朗诵的教师。

索尼娅·赫希换到玛戈的座位上对雷克斯说：

“您对卡明的作品有什么高见？我说的是他最近发表的那一组——《绞架与工厂》，您觉得怎么样？”

“糟透了，”雷克斯说。

餐厅的门开了，男宾们用眼睛寻找自己的女伴，雷克斯孤零零地站着。主人已经挽住多丽安娜，正东张西望地寻找玛戈，看见她就在前边，正挤在缓步走向餐厅的一对对客人中间，使劲朝前钻。

“她今晚有点失常，”他焦虑地想。他把自己的女伴交给了雷克斯。

等大家动手吃龙虾的时候，餐桌上的谈话已经进行得很热烈，尽管话题有些东拉西扯。围桌而坐的是多丽安娜、雷克斯、玛戈、欧比纳斯、索尼娅·赫希和鲍姆（最好把这些名字串成一个圆圈）。玛戈一口干下了第三杯酒，然后瞪眼直愣愣地坐着。雷克斯既没注意玛戈，也没搭理多丽安娜——这名字使他气恼。他正隔着桌子跟作家鲍姆争论艺术表现手法的问题。

“比如一个作家描写印度，”他说。“——那地方我没去过。

作家不厌其烦地描述善舞的女郎、猎虎、托钵僧、槟榔果、蟒蛇，这都是神秘东方的奇观。可这种描写有什么意义呢？等于什么也没说。这一大堆东方奇观只能把我搅得头昏脑涨。印度到底是什么模样，我仍然一无所知。还有另一种表现方法。比如说，作家可以这样写：‘临睡前，我把湿靴子拿到门外晾干，第二天早晨发现靴子上覆盖着一层苍翠的森林。’（‘生了一层绿霉，太太，’他向扬起一道眉毛的多丽安娜解释道。）这样我马上对印度有了一个活生生的印象，别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瑜伽教徒挺有本事，”多丽安娜说。“他们要是运起气来……”

“不过，亲爱的先生，”鲍姆激动地说——他刚写完一本五百页的小说，背景是锡兰。他戴着硬壳遮阳帽在那儿度过了两周。“描写一定要详尽，这样每个读者都能看懂。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提出——并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写热带，我肯定会从最重要的方面来揭示主题，那就是白人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残暴统治。当你想起成千上万的……”

“我从来想不起这些，”雷克斯说。

玛戈正瞪着眼发愣，忽然格格地笑了——她发笑似乎和眼前这场谈话无关。欧比纳斯正和那位慈母模样的立体派艺术家谈论最近的一次画展。谈话中间他斜瞟着年轻的情妇。哦，她喝多了，就在他用眼睛瞟她的时候，她正从他的杯子里呷酒。“这姑娘！”他在桌下触摸她的膝头。玛戈又格格笑着，把一朵石竹花隔桌扔给了对面的老兰帕特。

“先生们，不知道各位怎样评价乌多·康拉德，”欧比纳斯也加入了这场辩论。“据我看，雷克斯先生，他那种敏锐的观察力和绝妙的文体也很合你的口味。如果他算不上一个伟大的作家，那是因为——这一点我赞成您的意见，鲍姆先生——他对社会问题不屑一顾，而在社会充满动乱的今天，藐视社会问题是一种不光彩，甚至不道德的态度。我在学生时代和康拉德很熟，因为我们一道在海德堡上学，后来还时常见面。我认为他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是《消失的魔术》，就在我这儿他朗读了小说的第一章，就在这张桌子旁边——我说的是一张类似的桌子……”

饭后他们或躺或坐，有的吸烟，有的喝烈性酒。玛戈到处跑来跑去，那位不出名的诗人像一头蓬毛狗似的跟随着玛戈。她说要用香烟烧穿他的手掌，并且果真把烟头按在了他的手掌上。他却一边冒汗，一边保持笑容硬充好汉。雷克斯刚才一直在书房的角落里缠着鲍姆无休止地争辩，这会儿走到欧比纳斯跟前，开始向他描述柏林的某些景色，好像柏林是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城市。他讲得如此绘声绘色，欧比纳斯竟答应陪他一道去观赏那条小巷、那座桥和那道颜色古怪的墙壁……

“真遗憾，”他说，“咱们不能一道搞我设想的那部电影。我敢说，如果我们合作，你一定能大显神通。可说实话，我无法实现自己的设想——不管怎么说，目前不行。”

终于，起初只是低声絮叨的浪潮逐渐高涨起来，席卷着宾客们——一股泛着“晚安”泡沫的漩涡最后将所有的客人都卷出了门。

欧比纳斯一人孤单单地留了下来。屋里空气发蓝，弥漫着烟气。有人把菜弄洒在土耳其餐桌上，弄得桌子粘糊糊的。神色庄重，却有点步履蹒跚的男仆（“他要是又喝醉了，我一定解雇他”）打开窗户，漆黑、清新、多雾的夜涌流进来。

“看来，这次晚宴不大成功，”欧比纳斯想，一边打着呵欠脱去了晚礼服。﻿

[1] 雷克斯（Rex）与英文“斧子（Axe）”发音相近。

[2] Sebasti ano del Pi om bo（1485—154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

“有一个人，”雷克斯和玛戈一道走过街道拐角时说，“把一枚钻石袖链扣掉进了蓝色的大海。二十年后，就在同一天，也是星期五，他吃着一条大鱼，可鱼肚里没有发现钻石。我就喜欢这样的巧合。”

玛戈紧裹着海豹皮大衣，匆匆走在他身旁。雷克斯揪住她的肘弯，让她停下来。

“我绝没想到又会碰到你。你怎么到了那个地方？就像瞎子爱说的那句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看着我。我不敢肯定你是否比原先更美，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喜欢你。”

玛戈忽地啜泣起来，把脸扭了过去。他去扯她的袖子，她却别转了身子。两人在原地转起圈来。

“看在老天份上，你倒是说话呀。你想上哪儿？到我住的地方还是上你那儿去？你这是怎么啦？”

她挣脱了身子，快步走回街道拐角。雷克斯跟在后面。

“你到底怎么啦？”他迷惑不解地追问。

玛戈加快了脚步。他又追上她。

“跟我走，傻瓜，”雷克斯说。“瞧，我这儿有……”他掏出钱夹。

玛戈抡起手臂掴了他一耳光。

“你食指上戴的戒指跟刀子似的，”他慢悠悠地说。他还是跟着她，一边急急忙忙地在钱包里掏摸。

玛戈走到大门口，打开门锁。雷克斯正想把一样东西塞到她手里，这时忽然瞪大了眼睛。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他认出这就是他们刚刚离开的那扇大门。

玛戈头也不回地推开了门。

“喂，拿去，”他粗鲁地说。

她没有理睬，他就把那东西塞进了她的皮衣领。大门本该“砰”地关上，可这是那种有劲也使不上的压缩空气门。他咬着下唇站了一会，就离去了。

玛戈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上第一层楼梯平台，正要往上走，忽地感到一阵晕眩。她坐在楼梯上，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她从没有这样痛哭过，即使在那次被他抛弃的时候，也没有哭得这样伤心。她感到有一样皱巴巴的东西蹭着她的脖颈，便把它捏了出来。是一张粗纹纸。她按了一下电灯开关，看见手上拿着的不是钞票，而是一张铅笔画——一个姑娘的后背，她赤裸着肩和腿躺在床上，脸朝着墙。画的下方用铅笔写着年、月、日，后来又用钢笔描过——正是他抛下她的那一天。难怪他叫她不要回头，原来他正在画她！从那天到现在，果真仅仅才过去了两年吗？

电灯“啪”的一声关上了，玛戈靠在电梯栅栏上又哭了起来。她很伤心，因为那次他抛弃了她；因为他隐瞒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因为假使他不走，她和他也许一直会生活得很好；因为那样的话，她或许不会落到两个日本人、那个老头，以及欧比纳斯的手里；还因为在宴席上雷克斯摸着她的右膝，而欧比纳斯摸着她的左膝——好像她的右边是天堂，她的左边是地狱。

她用衣袖擦去了泪涕，摸黑按亮了电灯。灯光使她镇静了一点。她又把那张速写看了一遍。她想，不管这张画对她多么有意义，保存它是危险的。她把画撕碎，从栏杆扔进了电梯井。这动作使她想起了她的童年。她取出随身带的小镜子，上唇使劲朝下绷着，一边用手飞快地绕着圈在脸上扑粉。她果断地合上手提包朝楼上跑去。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欧比纳斯问。

他已经穿上了睡衣。

她气喘吁吁地解释说，冯·伊万诺夫一直缠着她，要开车送她回家。

“我的美人眼睛水汪汪的，”他喃喃地说，“一定是又累又燥热。我的美人喝多了。”

“别，今晚上别碰我，”玛戈轻声说。

“啊，我的小兔，”欧比纳斯恳求道，“我等了你好久啦。”

“那就再耐心等一等。我先得问你，离婚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离婚？”他惊讶地重复了一句。

“你有时候真让我纳闷，欧比。不管怎么说，办事总该名正言顺，对吧？也许你打算离开我，再去找你的丽翠吧？”

“离开你？”

“别老重复我的话，你这个白痴。给我一个像样的答复，不然就离我远点。”

“好吧，”他说。“星期一我去找我的律师。”

“真的？说话得算数！”﻿

▇

阿克谢·雷克斯很乐意回到自己美丽的故园，最近他很不顺利。命运之舟莫名其妙地搁浅了，他只好随便把它像破车一样丢弃在海滩上。他和编辑吵了一架，那家伙不喜欢他最近编的一套幽默画——倒不是为能否发表这套漫画而争吵。总之，两人闹翻了。这当中还牵涉到一个有钱的老处女，一笔可疑的现金交易。（“不过倒挺逗乐，”雷克斯不无忧伤地想。）然后，某部门的当局和他作了一次不容分辩的谈话，谈到关于不受欢迎的外侨的问题。人们亏待了他，他想。不过他并不和他们计较。真滑稽，这些人刚刚还在拼命赞扬他的作品，转眼就翻了脸，居然跑来扇他耳光（有一两次打得他挺疼）。

然而最糟糕的还是他的经济状况。他的名望——他不是那个态度温和的蠢材昨天所说的那种世界名人，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名人——有一个时期曾为他赢来大量钱钞。现在他正无事可做。柏林人向来不大懂得幽默，作为漫画家他在这里没多大奔头。他先前挣了那样一大笔钱，手头本该很宽裕——如果他不是一个赌徒的话。

他从小就喜欢赌纸牌，难怪现在打扑克成了他最大的嗜好。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能找到玩伴他就要开局；甚至做梦的时候他也在打牌——和古人打牌，和早已去世的某个远亲打牌。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他可想不起他们来。他梦中的赌伴还有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屑于跟他交往的人。他梦见自己取牌，把取到的五张牌叠在一道，凑到眼前，高兴地看到一个戴帽子、穿灯笼裤的“小丑”。他把大拇指按住那叠纸牌的上角，小心翼翼地一张张捋开。他看到了五张小丑。“妙极了，”他心想。小丑这么多，他并不感到吃惊。他不声不响地下了第一笔赌注。亨利八世（霍尔拜因[1]描绘的）只有四张王后，也随着他下了赌注。这时他从梦中醒来，还保持着打牌时那张不动声色的脸。

早晨天气阴冷，屋里很暗，他不得不扭亮了床头灯。纱窗帘很脏。根据租价，他们本该租给他更好的房间。（不过，他想，他们也许根本拿不到他的房钱。）他忽地想起了昨天的奇遇，不觉快活地打了个寒噤。

回想往昔的艳遇时，雷克斯向来不会动感情。和玛戈的交往却是个例外。在过去两年里他时常思念她；他时常带着近似于忧郁的神情呆看着那张速写。这种情绪来得有些古怪，因为阿克谢·雷克斯——我们至少可以说——是个玩世不恭的人。

第一次离开德国时他还是个青年（他走得很急，为了逃避战争）。他撇下可怜的半痴呆的母亲。就在他离开德国去蒙得维的亚的第二天，母亲滚下楼梯摔死了。小时候他曾经往活老鼠身上浇油，点火，看着它们像流星似的乱窜一阵。他怎样耍弄猫，就更无法细说了。

长大之后，随着艺术才能的增长，他开始用更为机巧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并不是医学家所说的“病态生理”——哦，完全不是——这只是一种冷漠专注的好奇心，只是生活在为他的艺术提供一些注脚。他喜欢把生活描绘成荒诞不经的样子，看到生活束手无策地变成取笑、讥讽的对象，他感到其乐无比。他鄙视有意的恶作剧，喜欢让事情自行发生，他只须偶尔稍加点拨，车轮就会启动，直朝山下滚去。他喜欢骗人取乐，骗得越省力，他越得意。不过，这个危险人物拿起画笔的时候的确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

大叔一个人陪孩子们待在屋里。大叔说，他要化装一下，给孩子们取乐。孩子们等了半天他也没露面，他们跑下楼去，看见一个蒙面人正把桌上的银餐具装进一个口袋。

“嘿，大叔，”孩子们高兴地喊道。

“我化装得像吗？”大叔说着揭下面具。这就是雷克斯的黑格尔三段论式幽默。命题：大叔装扮成窃贼（逗孩子们乐）；反命题：那人的确是一个窃贼（逗读者乐）；结论：那人还是大叔（愚弄读者）。雷克斯就喜欢在他的作品中表现这种“超级幽默”。他说这是他的新发明。

有一天，一位大画家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一步步倒退着审视刚刚完成的壁画。再退一步他就会掉下来。这时如果有人大声发出警告，也许会使画家丧命。画家的助手十分冷静，他将一桶颜料甩到了那幅杰作上。多么有趣！可如果让聚精会神的画家继续倒退，终于一脚踏空——却让观望的人白白地盼着那桶颜料，岂不是更加有趣！因此在雷克斯看来，一方残忍而另一方轻信，这正是讽刺艺术的根基。（另外，讽刺也是一种虚假的推理，诱惑人们再次上当。）在现实生活中，假若一个瞎眼乞丐拄着拐杖愉快地摸索到油漆未干的板凳前打算坐下，雷克斯会一动不动地袖手旁观。这件事只能为他的下一幅小画提供素材。

然而这套理论却不适用于他对玛戈的感情。对待玛戈，即使从艺术的角度来讲，雷克斯的画家气质也超过了讽刺家的气质。他感到有些气恼的是，和玛戈重逢竟使他格外高兴。当初他抛弃了玛戈，那只是由于担心自己爱得太深而不能自拔。

现在他首先得查明她是否真正在和欧比纳斯同居。他看了看表——十二点。他看了看钱夹——空的。他穿上衣服，步行到头天夜里去过的那所公寓。雪花轻轻地，绵绵不断地飘落下来。

开门的正好是欧比纳斯本人。他起初没有认出眼前这位满身白雪的来客。可当雷克斯在垫子上蹭净了鞋抬起头来时，欧比纳斯立即对他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头天晚上这个人给欧比纳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仅因为他机敏、大方，而且因为他相貌奇特——苍白，凹陷的脸颊，厚嘴唇，再加上一头古怪的黑发，丑得不乏魅力。另外，欧比纳斯还高兴地想起玛戈在谈到晚会时说的话：“你那个画家朋友丑得令人作呕——我宁肯死也不愿意吻这样丑的男人。”多丽安娜对他的评价也很有意思。

雷克斯道歉说，他这样来访有些失礼。欧比纳斯和善地笑了。

“说实话，”雷克斯说，“您是我在柏林愿意深交的少数人之一。在美国，人们彼此交往比这里随便得多，我也就养成了这种不拘礼节的习惯。请原谅我的冒昧——为什么要把那个漂亮的布娃娃摆在长沙发上？要知道，沙发正上方挂着勒伊斯达尔[2]的画呀！您真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可取的吗？另外，我可不可以仔细看看您的那些画？其中有一幅好像挺不错的。”

欧比纳斯领他穿过各个房间。每间房里都有几幅好画——偶尔也有一两幅赝品。雷克斯全神贯注地审视着。他疑心洛伦佐·洛托[3]的那幅穿紫袍的约翰与哭泣的圣母并不是原作。在他的冒险生涯中，有一个时期他专门制作假画，绘制了一批相当出色的赝品。都是十七世纪的作品——那是他擅长的时代风格。昨夜他在餐厅里见到一幅十分眼熟的画，现在他又细看着那幅画，心里喜不自胜。这是博然[4]最拿手的：构图棋盘上放着一把曼陀林，玻璃杯里装着红酒，旁边衬一朵白石竹花。

“像现代画家的作品吧？简直是超现实主义画派。”欧比纳斯热心地介绍说。

“挺像，”雷克斯握着自己的手腕审视那幅画。当然是现代作品，这是他八年前画的。

他们走进过道，那里挂着一幅利纳尔[5]的佳作——花卉和生着眼形花纹的飞蛾。这时玛戈走出洗澡间，身上穿着鲜黄色浴衣。她沿着过道跑去，差点跑丢了一只鞋。

“这边走，”欧比纳斯尴尬地笑了笑说。雷克斯跟他走进书房。

“如果我没看错，”他笑着说，“那是彼德斯小姐。她是您的亲戚？”

“干吗要撒谎呢？”欧比纳斯敏捷地想，这人多么机灵，哪能瞒得过他？干脆摆出浪漫不羁的派头，岂不显得洒脱？“她是我的小情人，”他大声回答。

他留雷克斯吃饭，雷克斯毫不推辞地应允了。玛戈来到餐桌前。她面容倦怠，却显得镇定自若。头天夜里难以抑制的激动和焦虑已经转化为一种近乎喜悦的心情。她在这两个分享她爱情的男子之间坐下，感到自己像是在一部神秘而又动人的影片中扮演主角。她尽力演得合乎分寸：心不在焉地微笑，垂下睫毛，在请欧比纳斯递过水果的时候温柔地用手摸着他的衣袖，同时向先前的情夫投去短暂、冷漠的一瞥。

“不，这次再不能让他逃掉，绝不让他溜走，”她忽然这样想。一阵欢快的颤栗传遍全身，她好久没有体验到这种感情了。

雷克斯很健谈。他讲了好些笑话，还说到一个扮演洛恩格林的演员，醉得误了天鹅船，只好眼巴巴地等着下一趟。欧比纳斯开怀大笑，可雷克斯知道，他只听懂了一半。（这个笑话另有含义。）雷克斯知道，正是笑话的另一半含义使得玛戈咬唇忍俊。他讲话时几乎不看她。当他把目光转向她时，她会立即低头察看自己的衣衫，并且不自觉地整理一下他注意到的部位。

“过不了多久，”欧比纳斯挤了挤眼，“我们就会在银幕上看到某人的芳容。”

玛戈噘起嘴来，在他手上轻轻打了一下。

“您是演员吗？”雷克斯问。“哦，真是演员？可不可以告诉我，您将在哪部影片里献艺呢？”

她回答时并不看他，心里却颇为得意。他是著名画家，她是电影明星，现在可以平起平坐了。

饭后雷克斯立即告辞。他一边计划下一步行动，一边踏进一家赌馆。一手同花顺子使他振作了一些（他好久没交这样的好运了）。第二天他给欧比纳斯挂电话，两人一道去看了一个风格鲜明的现代派画展。第三天他去欧比纳斯的公寓吃晚饭。后来他又自行登门拜访，玛戈不在。他只好强打精神没完没了地和欧比纳斯高谈阔论。欧比纳斯开始喜欢他了，雷克斯却腻烦透了。最后命运总算大发慈悲，选择了在体育馆看冰球的机会降福于他。

当他们三人朝包厢挤去时，欧比纳斯看到了保罗的背影和伊尔玛金黄的发辫。总有一天会出现这样的场合。尽管他早有所料，但事情来得太突然，他大吃一惊，笨拙地一转身，猛地撞在玛戈身上。

“瞧你，瞎撞什么！”她气愤地说。

“你们先歇一会，要点咖啡，”欧比纳斯说。“我要去——呃——打电话。差点忘了。”

“别走，请你别走，”玛戈站了起来。

“有急事，”他又说。他躬着腰，尽量缩短自己的身躯（伊尔玛看见我了吗？）。“我要是有事耽搁了，你别担心。对不起，雷克斯。”

“请待在这儿，”玛戈又悄声恳求。

欧比纳斯却没有注意到她奇怪的眼神，也没有看到她脸色绯红，嘴唇发颤。他弯着脊背，匆匆走向出口。

沉默了一阵。雷克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Enfin seuls[6]，”他冷冷地说。

他们肩并肩坐在票价昂贵的包厢里，靠着一张小桌，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下面，就在栏杆另一边，延伸着广阔的冰场。乐队正奏着震人耳鼓的进行曲。空旷的冰面油汪汪地泛着蓝光。空气同时显得又热，又凉。

“现在你明白了吗？”玛戈忽然问。她自己也不知问的是什么。

雷克斯正要说话，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在桌下紧握着她热乎乎的小手。玛戈感到眼泪涌了上来，却没有把手缩回去。

一个穿白色紧身衣和卷边银光短裙的姑娘用冰鞋尖着地跑过冰场，乘着冲力优雅地绕圈，跳跃，转身，随后又滑行起来。

在她兜圈和舞蹈的时候，她那双亮晶晶的冰鞋发出闪电般的光芒，以巨大的冲力切割着冰面。

“你把我甩了，”玛戈说。

“是的，可我不是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你身边来了吗？别哭，宝贝。你在他那儿住了很久吗？”

玛戈正要说话，大厅里又骚动起来，冰场又空了。她把臂肘撑在桌上，手托着太阳穴。

在一片嘘声、掌声、喧哗声中，冰球运动员悠闲地滑过冰面——先是瑞典运动员，然后是德国运动员。客队守门员身穿鲜艳的厚运动衫，戴着从脚背遮到髋部的护垫，缓缓滑向小小的球网。

“他打算跟她离婚。你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懂吗？”

“笑话。你真相信他肯娶你？”

“你要是跑来捣乱，他就会变卦。”

“不，玛戈，他不会娶你。”

“我对你说他会。”

他们的嘴唇还在动，可周围的喧嚣淹没了这场短促的争吵，观众在激动地呼喊。球棒在冰面上灵巧地追踪冰球。击球，传球，球丢了，球棒在迅速的冲撞中“乒乓”相击。守门员在门前平稳地移动位置，并拢双腿，让两只护垫形成一个盾牌。

“……你真不该回来。跟他相比你是个穷光蛋。天哪，我知道你一定会把事情搅得一团糟。”

“你瞎操心。我们尽量多加小心就是了。”

“我受不了啦，”玛戈说。“这地方吵得我心烦意乱。咱们走吧。他肯定不会回这里来。他要是回来，这次就算是教训教训他。”

“到我那儿去，你一定得去，别犯傻啦。咱们不会耽搁太久，只待一个钟头就让你回家。”

“少废话。我可不想冒险。我花了好几个月工夫才把他笼络住，现在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你想让我白费力气吗？”

“他不会娶你，”雷克斯的语气十分肯定。

“你送不送我回家？”她几乎是在尖声叫嚷——心里却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让他在汽车里吻我。”

“等一等。你怎么知道我成了穷光蛋？”

“从你的眼睛就看得出来，”她说着堵上了耳朵，这会儿喧闹声达到了顶点——进了一球，瑞典守门员扑倒在冰面上，手中的球棒被打落，兜着圈子滑向远处，像一只落水的船桨。

“好啦，听我说，你这次不去只是白白浪费光阴。迟早你都会去的。跟我走吧。关上百叶窗之后，从我的窗户里可以看到好景致。”

“再啰唆我就自己乘车回家了。”

他们沿着包厢后边的过道走着。玛戈忽地一怔，皱起了眉头。一个戴角质框眼镜的胖绅士厌恶地盯视着她。那人身旁坐着一个正用望远镜看球赛的小姑娘。

“瞧那边，”玛戈匆匆对同伴说，“看见跟那小孩坐在一道的胖子吗？那就是他内弟和他女儿，现在我总算明白那蠢货为什么要开溜了。可惜刚才我没注意到他们俩。有一回那家伙对我粗野极了，我真巴不得有人能帮我出这口气。”

“可你还指望——跟他明媒正娶地结婚呢，”雷克斯说。他伴着玛戈走下平缓宽敞的台阶。“他绝不会娶你。亲爱的，我有一个新建议，这算是最后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玛戈警觉地问。

“我可以送你回家，亲爱的，不过车钱得由你付。”﻿

[1]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1497—1543），德国画家，侨居英国时曾任亨利八世的宫廷画师。

[2] Jacob van Ruisdael （1628—82），荷兰画家。

[3] Lorenzo Lotto（1480—1556），威尼斯画家。

[4] Lubin Baugin（1610—63），法国画家。

[5] Jacques Linard（1600—45），法国画家。

[6] 法语，总算只剩咱们俩了。

▇

保罗盯着玛戈的背影，脖颈的肉堆积在衣领上，变得像甜菜根一般绯红。尽管他心地善良，可他也有与玛戈相似的想法——希望有人能教训她一顿。他不知道她的同伴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欧比纳斯在哪儿；他断定欧比纳斯就在附近，如果孩子忽然看见他那可就糟了。使他感到宽慰的是，哨声终于吹响，现在他可以带着伊尔玛溜走了。

他们回到家里，伊尔玛显得有些疲倦。妈妈询问比赛的情形时她没有答话，只是点点头报以嫣然一笑。这笑容是她最迷人的地方。

“那些人真棒，在冰上滑得飞快！”保罗说。

伊丽莎白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对女儿说：“去吧，该睡觉了。”

“不，我不睡，”伊尔玛困倦地恳求。

“天哪，都快半夜了，你从没这么晚睡过。”

“告诉我，保罗，”伊尔玛上床之后伊丽莎白说，“我感到好像出了什么事。你们走了之后我一直心神不定。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根本没出事，你让我说什么？”他说着脸变得通红。

“你没碰到什么人吗？”她猜度地问。“真的，没碰到谁吗？”

“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呢？”保罗嘟囔着。他简直不知所措了。自从和丈夫分离之后，伊丽莎白逐渐变得像通晓心灵感应术的人一样敏感。

“我总在担心出事，”她轻声说着垂下了头。

第二天早晨，保姆手里拿着一枚体温计，跑来叫醒了伊丽莎白。

“太太，伊尔玛病了，”她急促地说。“体温已经烧到三十八点三度。”

“三十八点三度，”伊丽莎白重复了一句。她忽然想到：“难怪我昨天心神不安呢。”

她跳下床，跑进育儿间，伊尔玛仰卧在床上，睁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天花板。

“一个渔夫，一只船，”她用手指着天花板说，床头灯的光亮在那儿形成一个图案。天色尚早，外边正下着雪。

“喉咙疼吗，乖？”伊丽莎白一边问，一边忙乱地把晨衣穿到身上。她焦虑地俯身察看女儿尖尖的小脸。

“天哪，她的额头真烫！”她用手拨开覆在伊尔玛眉上的纤细、浅淡的头发。

“一、二、三、四根芦苇，”伊尔玛轻声说，仍然看着天花板。

“咱们该打电话请医生来，”伊丽莎白说。

“哦，用不着，太太，”保姆说。“我给她烧一杯滚烫的柠檬茶，再给她吃一片阿司匹林就行了。这一阵儿好多人都得了流感。”

伊丽莎白敲了敲保罗的门。他正在刮脸，顾不上擦掉嘴上的肥皂沫就跑进了伊尔玛的房间。保罗刮胡子时常把脸刮破，即使用保险剃刀也保不了险——这会儿他下巴上抹的泡沫底下正沁出一块鲜亮的红色痕迹。

“红草莓和白奶油，”他弯下腰来时，伊尔玛轻声说。

傍晚时分医生来了。他欠身坐在伊尔玛的床沿上，眼睛盯着房间的一个角落，开始给她诊脉。伊尔玛盯着医生那奇形怪状的大耳轮，盯着他耳孔里探出的白毛，以及他粉红色太阳穴上的W形血管。

“好，”医生从眼镜框上方打量着她说。他让伊尔玛坐起来，伊丽莎白撩起孩子的睡袍。伊尔玛的身子又白又瘦，肩胛骨瘦嶙嶙的。医生把听诊器贴到她背上，深吸了一口气，让她也照样吸气。

“好，”他又说。

他在她胸脯上的不同部位敲击了一阵，又用冰凉的手指按摩她的腹部。最后他站起来拍拍她的头，然后洗了手，把卷起的袖子放下来。伊丽莎白把他领进书房，他舒适地坐下来，打开钢笔帽写处方。

“是的，”他说，“最近很多人患流感。昨天一个演唱会取消了，因为女歌唱家和伴奏演员都感冒了。”

第二天早晨伊尔玛的体温显著地降了下来。保罗却浑身不适，喉咙发喘，不停地擤鼻子。可他不肯卧床休息，竟然照常去办公室上班。家庭教师也开始打起喷嚏来了。

当天夜晚，伊丽莎白从女儿腋下取出温热的玻璃温度计，她高兴地看到，水银柱并没有升到表示发烧的红色刻度以上。伊尔玛眨着眼睛，光线晃得她眼睛发花。过了一会，她转过身去朝墙躺着。房间里又暗了下来。四周的一切都温暖、舒适，还显得有点古怪。伊尔玛很快就睡着了，可到半夜的时候她从一个隐隐感到不快的梦中醒来。她感到口渴，伸手从床头柜上摸到盛着柠檬汁的粘糊糊的玻璃杯，喝干杯里的果汁，又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回原处。她轻轻咂了咂嘴唇。

她感到房间里比平时更加黑暗。睡在隔壁房间里的保姆在大声打鼾，那鼾声简直有些兴高采烈呢。伊尔玛听着保姆的呼噜声，后来她又盼着电气列车从离她家很近的地底下开过来，盼着那亲切的隆隆声。然而电气列车没有来。也许因为时间太晚，所有的列车都停开了。

伊尔玛圆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忽然她听见街上有人吹起了她所熟悉的口哨。这哨声只有四个音符，她爸爸回家时总是像这样吹一声口哨，告诉他们，他马上就到家，可以摆桌子吃晚饭了。伊尔玛很清楚，现在吹口哨的不是她爸爸，而是另一个男人。两周以来那个男人经常拜访四楼住的一位小姐——公寓勤杂工的女儿只跟她说了这么多。伊尔玛说，不应该深更半夜跑来做客。这批评十分中肯，可勤杂工的女儿却伸出舌头做了个鬼脸。伊尔玛还知道，她不应该谈论自己的父亲——他现在和他的小朋友住在一起。这是她从两位太太那里听到的，当时她们边谈话边从她身旁经过，走下楼去。

那人在窗下又吹了一声口哨。伊尔玛想：“说不定是爸爸，那可没准儿。没人给他开门。他们说吹口哨的是另一个人，是不是故意哄我？”

她掀开被单。踮起脚尖朝窗户走去，她撞到一把椅子上，一个软绵绵的东西（她的玩具象）啪地掉在地上，唧唧响了两声。保姆仍然在无动于衷地打呼噜。伊尔玛打开窗子，一股甜美、冰冷的空气涌了进来。在黑的街上站着一个人，正抬头凝望这栋楼房。她俯身朝下看了好久，但是她十分失望，那人不是她的父亲。那人一直站在那里，后来才转过身，缓步离去了。伊尔玛觉得他很可怜。她冻得身子发僵，差点连窗户也关不上了。她躺回到床上，可身子怎么也暖不过来。后来她睡着了，梦见和爸爸一道打冰球。他笑着，跌了个四脚朝天，把大礼帽也摔掉了。她也摔了一跤。冰上冷极了，可她却爬不起来。她的冰球棍竟像毛毛虫那样一屈一伸地爬走了。

第二天早晨她烧到四十度。她脸色铁青，胸侧疼痛。大夫立刻被请来了。

病人的脉搏每分钟跳一百二十次，叩诊胸肋疼痛部位时声音发闷，听诊器里能听到细微的罗音。大夫开了发散药、非那西汀和一种镇静剂。伊丽莎白突然感到自己快要发狂了。她已经遭受了一场劫难，命运凭什么还要再折磨她呢！她强打精神跟医生告别。临走前医生又去瞧了瞧正发高烧的保姆。不过那女人体壮如牛，这点病犯不着大惊小怪。

保罗陪医生走进门厅，沙哑着嗓子问，病人是否有危险。他患着感冒，却又想尽量压低嗓门。

“今天我还要再来一趟，”医生不紧不慢地说。

“他们总是这样，”老兰帕特下楼时想。“总是问同样的问题，总用恳求的眼光盯着你。”他取出记事本看了一眼，钻进汽车，坐在方向盘后边，同时啪地带上车门。五分钟后他走进了另一所住宅。

欧比纳斯把医生迎进门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暖和的绸边茄克衫。他在书房工作时常穿这件衣服。

“从昨天起她开始觉得不大舒服，”他焦虑地说。“她说她浑身都疼。”

“发烧吗？”兰帕特问。他心里盘算着，是否应该告诉这位心绪不宁的恋人，他的女儿得了肺炎。

“不烧。问题就在这儿：她的体温好像一点也不高，”欧比纳斯显得有些惊慌。“听说不发烧的感冒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流感？”

（“我干嘛要把他女儿的情况告诉他呢？”兰帕特想。“他遗弃了自己的家庭，却一点也没有悔愧之心。他们要是想让他知道，他们自己会跟他说。我何必多管闲事？”）

“好吧，”兰帕特叹了一口气说，“咱们去瞧瞧你那位漂亮的病人吧。”

玛戈躺在沙发上，涨红着脸，脾气焦躁。她裹着一件镶了好些花边的晨衣。雷克斯跷着二郎腿坐在她身旁，正对着她美丽的头部在一个烟盒的底面画速写。

（“长得真俊，没说的，”兰帕特想，“不过有几分妖气。”）

雷克斯吹着口哨退到隔壁房间去了，欧比纳斯留在医生身旁作帮手。兰帕特开始诊视病人，她只是稍微有点感冒，没有关系。

“你最好在家里待两三天，不要出门，”兰帕特说。“呃，顺便问一句，电影拍得怎么样了？完成了吗？”

“完了，谢天谢地，”玛戈懒洋洋地裹了裹晨衣。“下月要举行一次不公开的预映，不管怎么说，我可不能一直病到那个时候。”

（“看来，”兰帕特自顾自地想，“他一定会毁在这个小妖精的手里。”）

医生走了，雷克斯又回到玛戈身边慢悠悠地画速写，他一直在从牙缝里吹口哨。欧比纳斯歪着头在他身边站了一会，观看着他那骨节突出的白皙的手在有节奏地挥动。随后欧比纳斯回到书房，继续写那篇评论某展览会的文章。关于那个展览会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

“真不错，我跟你们这家人交上了朋友，”雷克斯说着扑哧笑了一声。

玛戈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

“是啊，我算是爱上了你这个丑男人——可你自己也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他用手指使劲拨弄一下烟盒，让它在桌上旋转起来。

“听着，亲爱的，你一定得到我那儿去。当然，我过来看你也蛮不错，不过这样的会面我已经腻烦了。”

“首先请你不要大声嚷嚷。非得闯了祸你才甘心，是吧？只要我们出一点差错，只要他起一点疑心，他就会杀了我，或者把我赶出门去。那时咱们俩就都成了穷光蛋。”

“杀你？”雷克斯干笑了一声。“无稽之谈。”

“我求求你，再耐心等一等。难道你不懂得，只要他跟我结了婚，我就不用这么提心吊胆，就可以自由行动了。要想撵走合法的妻子可不那么容易。再说我还拍了那部电影。我有好多计划呢。”

“那部电影？”雷克斯又笑了。

“是的，等着瞧吧。那部电影一定会红起来，我很有把握。咱们要等待。我也跟你一样着急，亲爱的。”

他坐在她躺的沙发边上，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

“不，不行，”她颤了一下，眼睛却已经半闭起来。

“只轻轻吻一下。”

“别吻个没完，”她压低嗓音说。

他朝她俯下身去，忽然从远处传来一声门响。他们听见欧比纳斯走来的声音——他的脚步走在地毯上，走在地板上，走在地毯上，又走在地板上。

雷克斯正要直起腰来，却发现他上衣的一颗纽扣绊住了玛戈晨衣肩部的花边。玛戈想赶紧把纽扣解脱出来，雷克斯使劲拽，可那纽扣却纠缠在花边里，扯不开。玛戈一边惊慌地嘀咕，一边用尖利鲜亮的指甲又掐又撕。这时欧比纳斯急匆匆走了进来。

“呃，别以为我在拥抱彼德斯小姐，”雷克斯不慌不忙地说。“我只不过想让她躺得舒服一点，结果你瞧，扣子绊住了。”

玛戈头也不抬，仍在设法解开那缠住纽扣的花边。这场面实在滑稽极了，雷克斯暗中窃笑，乐不可支。

欧比纳斯默默地掏出一把大折刀，上面带着十二个附件。他抠出一个附件——却是一把小锉。他再抠出一个附件时，把指甲抠裂了。这场滑稽戏愈演愈精彩。

“老天，你可别拿刀子捅她，”雷克斯开心地喊道。

“手躲开，”欧比纳斯说——可玛戈尖声嚷道：

“不许割我的花边，把纽扣割掉！”

“不行——纽扣是我的！”雷克斯喊道。

一时间，好像两个男子同时扑到了姑娘身上。雷克斯最后用力一拽，“崩”地响了一声，他摆脱了纠缠。

“到我的书房来，”欧比纳斯沉着脸对他说。

“该跟他斗心眼了，”雷克斯想。他想起了先前曾略施小计欺哄过的一个愚蠢的情敌。

“请坐，”欧比纳斯紧皱着眉头。“我要跟你谈一桩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怀特·雷芬画展，不知你肯不肯帮我的忙。我正在写一篇寓意深刻——嗯——措辞微妙的文章，打算刺一刺某几位参加展出的画家。”

（“哦嗬！”雷克斯想。“你板着面孔，原来是为了这件事！瞧你一本正经的模样，是在开动你那博学的头脑苦苦搜寻灵感吗？真是妙不可言。”）

“我想求你做一件事，”欧比纳斯接着说，“为我的文章作几幅漫画插图——把我们批评的东西，包括展品的色彩、线条，都加以夸张，好好挖苦一顿——就像你讽刺巴赛罗那样。”

“随时听你差遣，”雷克斯说。“不过，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知道，我在等好几笔酬金，现在手头正缺现钱。你能不能预支给我一笔钱？数目不大，比如说五百马克，行吗？”

“哦，当然可以。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多预支一些。不管怎么说，你得先定个价。”

“这是目录册吗？”雷克斯问。“我看看吧。姑娘，姑娘，姑娘，”他一边翻阅展品复制图片一边鄙夷地说。“又粗又笨的姑娘，歪歪斜斜的姑娘，害橡皮病的姑娘……”

“请问，”欧比纳斯狡黠地说，“为什么姑娘们这么招你恨呢？”

雷克斯坦率地作了回答。

“哦，我想，这只是欣赏趣味的问题，”欧比纳斯很为自己的宽宏大度而得意。“当然，我并不想责怪你。这种看法在具有艺术素质的人们当中十分流行。如果一个店老板有这种观点，我就会感到厌恶。至于画家嘛，那就另当别论了。持这种观点的画家倒让人觉得挺可爱，挺浪漫——浪漫这个词正是来自罗马。不过，”他补充了一句，“我可以肯定，这样你就失去了许多乐趣。”

“谢谢，不过我不这样看。对我来说，女人只是无害的哺乳动物，有时也可以充当解闷的伴侣。”

欧比纳斯笑了。“既然你这么坦率，我也可以向你透露一件事。那位名叫卡列尼娜的女演员说，她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对女性不感兴趣的人。”

（“哦，真有意思，”雷克斯想。）﻿

▇

几天之后，玛戈仍有些咳嗽。她老为自己的健康担心，所以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门。她闲得无聊，又没有读书的习惯，于是就用雷克斯提议的方式取乐——躺在一堆五颜六色的靠垫上，从电话簿中查出一些陌生人及商店、公司的号码，给他们拨电话。她让商店把童车、百合花和收音机送往她随意挑选的地址；她编了谎话骗一些阔佬上当，又告诫他们的太太往后不要那么轻信；她连续十次拨同一个号码，把特劳姆、鲍姆和卡斯比尔公司的人气得发疯。电话里有人对她山盟海誓，大献殷勤，也有人给她一顿臭骂。

欧比纳斯走过来，带着怜爱的笑容站在一旁听她打电话为一位柯克霍伏太太订购了一口棺材。她身上那件日本和服式晨衣敞开着。听电话时她那双狭长的眼睛不停地左顾右盼，一双小巧的脚幸灾乐祸地不停摆动。欧比纳斯胸中升起一股柔情。他悄悄退远一点，再也不敢向前挪步，生怕搅扰了她的兴致。

此时她正向格里姆教授诉说自己的遭遇，哀求他深夜与她会面，而接电话的教授则正在煞费苦心地盘算——这究竟是一场骗局，还是自己作为鱼类学家的声誉打动了姑娘的心？

由于玛戈在玩这场电话游戏，保罗接连给欧比纳斯打了半个钟头电话都没打通。他一遍一遍地拨电话，可每次听到的却是那漠然的忙音。

最后他站起来，觉得一阵头晕，就又吃力地坐下。他有两夜没有睡着觉，身体不适，心情沉痛。但不管怎样，他必须办这件事，而且一定要办成。电话里不断传来的忙音似乎意味着命运顽固地要阻挠他实现自己的意图。可保罗不肯罢休，这个办法不行，他就另想办法。

他踮起脚尖走进育儿室。里面很暗。尽管屋里有好几个人，却悄然无声。他看到姐姐脑后插的梳子和肩上披的羊毛围巾。他下定决心，猛一转身走进门厅，费力地穿上大衣（抽搐着忍住哭泣），出发去找欧比纳斯。

“等在这儿，”他踏上那幢熟悉的房屋前的人行道时对汽车司机说。

他正在推楼房的大门，雷克斯忽然从后面赶了上来，两人同时进了大门。他们互相盯视着——周围又响起冰球队攻进瑞典队球门时观众的一片喝彩声。

“您是去找欧比纳斯先生吗？”保罗阴沉着脸问。

雷克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那么我告诉您，他这会儿不接待客人。我是他妻子的弟弟，要来告诉他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

“是否能让我转达？”雷克斯和颜悦色地问。

保罗喘不过气来，停在第一段楼梯平台上。他低着头，像一头公牛似的盯着雷克斯。雷克斯则以惊讶的目光，探询地打量着他那张傲慢的，布满泪痕的脸。

“我劝你下次再来。”保罗喘着说。“我姐夫的小女儿快死了。”

他继续爬楼梯，雷克斯默默地跟在后边。

听到雷克斯厚着脸皮跟上来的脚步声，保罗气得热血上涌。可他又怕气喘症耽搁了正事，于是尽力克制自己。他们走到那套公寓的门前，保罗又回过头来对雷克斯说：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非得上这儿来。”

“噢，我叫阿克谢·雷克斯，跟这家人很熟。”雷克斯笑嘻嘻地说，一边伸出又长又白的手指按电铃。

“要不要揍他？”保罗起了这么一个念头，可转念一想：“揍他又管什么用？……最重要的是把事情办成。”

一个头发灰白的矮个男仆开门迎接他们进去。（那个英国爵爷被辞退了。）

“告诉你家主人，”雷克斯叹了一口气说，“这位先生打算……”

“你给我住嘴！”保罗说。他站在门厅正中，扯起嗓子连声喊道：“欧比！欧比！”

欧比纳斯看到内弟那张变形的脸时，笨拙地朝前跑了两步，脚下一滑，又赶紧站了下来。

“伊尔玛病得很重，”保罗边说边用手杖敲着地板。“你最好马上来一趟。”

沉默了一阵。雷克斯蛮有兴趣地打量着他俩。客厅里忽然传来玛戈的尖嗓门：

“欧比，我有话跟你说。”

“我就来，”欧比纳斯结结巴巴地说。他赶忙回到客厅。玛戈站在那里，两臂交叉抱在胸前。

“我的小女儿病重，”欧比纳斯说。“我得赶紧去看她。”

“他们在骗你呢，”玛戈气冲冲地嚷道。“这是个圈套，想把你骗回去。”

“玛戈……看在上帝份上！”

她抓住他的手说：

“我跟你一道去好吗？”

“玛戈，别说了！你应该懂得……我的打火机呢？咦，打火机在哪儿？他等着我呢。”

“他们在哄你，我不让你走。”

“他们等着我呢。”欧比纳斯瞪着眼睛结结巴巴地说。

“你要是敢走的话……”

保罗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站在门厅，用手杖戳着地板。雷克斯掏出一个小巧的珐琅盒。客厅里传来争吵声。雷克斯递给保罗几粒咳嗽糖，保罗头也不回用臂肘一推，把糖粒推撒在地上。雷克斯笑了——他似乎又听到冰球观众的喧闹声。

“真见鬼，”保罗嘟哝着走了出去。他匆匆跑下楼，双颊不住地颤抖着。

“怎么样？”他回家后，保姆悄声问。

“他没来，”保罗回答。他用手捂住眼睛。过了一会，他清清嗓子，像往常那样踮脚走近育儿室。

这里一切如旧。伊尔玛的头仍在枕上有节奏地来回轻轻摆动，半睁着暗淡无光的眼睛。每过一阵她就打一次嗝，身子跟着颤一下。伊丽莎白用手把床单弄平整，她机械地重复这个动作，自己也不觉得。一只匙子从桌上掉下来，那轻轻的丁当一声在房中人们的耳里回响了许久。医院来的护士在诊脉。她眨眨眼睛，小心翼翼地把伊尔玛的小手放回被单下面，像是怕把她弄疼似的。

“她渴了吧？”伊丽莎白轻声问。

护士摇摇头。有人在屋里轻咳了一声。伊尔玛动了一阵。她瘦小的膝盖在被单下抬起来，又慢慢伸直了。

房门吱地响了一声。保姆走进来，对保罗耳语了一句什么。保罗点点头，她又走出门去。随后门又吱吱响了。伊丽莎白没有回头……

走进来的人在离床两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他只能隐约辨认出妻子的浅发和围巾，却清清楚楚看见伊尔玛的脸——小小的黑鼻孔，圆圆的额头上泛着黄色光泽。这景象使他痛苦万分。他就这样站了许久，忽然把嘴张得大大的。这时有人（他的一个远房表兄）从身后架住了他的腋下。

他发现自己坐在了保罗的书房里。靠角落的长沙发上坐着两位女士，正在轻声谈话。他想不起她们的名字了。他有个古怪念头——如果能记起那两位女士的名字，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伊尔玛的保姆蜷缩在一张扶手椅上抽泣。一位气度不凡，天庭饱满的秃顶老先生站在窗前抽烟，每过一阵就要微微前倾，将身体的重心缓缓从脚后跟移向脚尖。桌上一只玻璃碟里盛着柑橘，显得鲜艳耀眼。

“他们怎么不早点叫我来呢？”欧比纳斯扬起眉毛喃喃说。他并没有向谁发问，只是在自言自语地嘀咕。他皱起眉头，摇摇脑袋，把手指的关节掰得发响。屋里沉默了一阵。壁炉台上的钟滴滴答答走着，兰帕特从育儿室走来了。

“怎么样？”欧比纳斯哑着嗓子问。

兰帕特转向那位威严的老先生。那人轻轻耸了耸肩，跟着医生走进病人的房间。

过了许久，窗外已经暗了下来。谁也想不起去拉窗帘。欧比纳斯取过一个橘子，慢慢地剥皮。外面正在下雪，街上传来隐隐约约的嘈杂声。中心供暖设备不时铃铃地响一阵。街上有人用口哨吹出四个音符的调子。（是《西格弗里德》中的曲子。）随后周围又静下来。欧比纳斯慢慢吃橘子，酸极了。保罗忽然走进屋来，没有看任何人，只是说了一句极简短的话。

在育儿室里，欧比纳斯看见妻子的背影。她一动不动，专注地俯身向着病床，手里像是捧着一个无形的玻璃杯。护士搂住她的肩膀，把她扶到一个光线暗淡的角落。欧比纳斯走到床前，他恍惚看见一张失去生气的小脸，短短的苍白的嘴唇下露出门牙——她落了一颗乳齿。随后，他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

他转过身来，向门外走去，尽量控制自己不要撞到别人身上，不要碰倒屋里的东西。楼下的大门已经上锁。当他站在门厅时，一位围着西班牙披肩的艳妆妇人走下楼来开门，放进来一个浑身落满雪的男人。欧比纳斯看了看表，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他真在这里待了五个钟头吗？

他走在雪白、柔软的人行道上，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他仍然不能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情。他眼前又浮现出伊尔玛的模样，清楚得令人吃惊：她正爬上保罗的膝头，或是用手朝墙上拍着一只皮球。然而出租汽车仍像先前一样嘟嘟响着喇叭，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白雪在路灯下闪烁，像是在圣诞节之夜。天空黑沉沉的，只是在远处，越过黑压压一片屋顶的尽头，朝着格达尼斯克的方向，在几家大影院的上空，漆黑的天空才化为一种温暖的棕红色。猛然间他想起了长沙发上那两个女士的名字：布兰奇和罗莎·冯·纳希特。

他终于回到家里。玛戈仰卧着，正在抽烟，显得精神抖擞。欧比纳斯隐约记得和她大吵过一场。不过现在他不在乎了。她默默地看着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看着他擦干被雪花弄湿的脸。玛戈现在心里美滋滋的，因为她得到了满足。雷克斯刚走一会儿，他的欲望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

在与玛戈同居的一年中，欧比纳斯或许头一次清楚地感到他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卑劣的污垢。命运女神分明在催他猛醒，他听到她雷鸣般的召唤。他意识到眼前正是痛改前非、浪子回头的大好时机。在悲痛中他清醒地看到，如果现在回到妻子身边，那么，在通常情况下无法医治的感情创伤将能自然地愈合。

想起那天夜里的情景，他久久不能平静。他记得保罗含着泪，以恳求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轻轻握了握他的手，然后转过头去。他记得在镜子里瞥见妻子的眼睛。那双眼睛带着可怜、绝望的神情，可她却在极力作出一个笑容。那模样真令人心碎。

他深情地回忆着这一切。对——如果他去参加女儿的葬礼，他将永远回到妻子身边。

他给保罗挂了电话，女佣把举行葬礼的地点和时间告诉了他。第二天早晨玛戈还在熟睡时他就起身让仆人拿来黑礼服和大礼帽。他匆匆喝了几口咖啡，然后走进伊尔玛先前的育儿室——现在那里摆着一张长桌，桌面横着一道绿色的球网。他倦怠地拿起一个赛璐珞球，让它在桌上轻轻弹跳。此时他想起的不是女儿，而是另一个人。他似乎看到一个苗条、活泼、顽皮的姑娘，一边笑，一边跷起一只脚，伸出乒乓球拍扑到桌上。

该走了。再过几分钟，他将搀着伊丽莎白来到墓地。他把小球扔到桌上，快步走进卧室，想最后看一眼熟睡中的玛戈。他站在床边贪婪地看着那张孩子气的脸，那粉嫩的嘴唇和红润的脸庞。欧比纳斯想起他们同居的第一夜。想到将要去陪伴年老色衰的妻子，他感到不寒而栗。在他看来，这样的将来就像那又长又暗、布满尘土的通道，里面放着一个钉死的木箱，或是一辆空的童车。

他费力地将眼光从睡着的姑娘身上挪开，神经质地啃着大拇指。他走到窗前，外面开始解冻了。色彩鲜艳的汽车溅着水在泥泞里前进。街角上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卖紫罗兰花。一只爱冒险的德国牧羊犬紧跟着一只小狮子狗。狮子狗吠叫着回过头来，被主人的皮带扯着向前滑行。一大块迅速变幻的蓝天明晃晃地映在一扇窗子的玻璃上，光着臂膀的女仆正在使劲擦拭那扇窗户。

“你干嘛起得这么早？要上哪儿去？”玛戈懒洋洋地问，话没说完就打了个呵欠。

“哪儿也不去，”他答话时没有回头。﻿

▇

“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可怜虫，”两周以后她这样劝他。“我知道这件事很让人伤心，可他们和你的关系已经跟陌生人差不多了。你自己也感觉得到，对吧？他们当然也教过那个小女孩，让她恨你。听我的话，我理解你的心情。不过，如果我能生育，我情愿要个男孩。”

“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欧比纳斯一边说，一边抚摩她的头发。

“今天我们最应当高兴，”玛戈又说。“今天，是我事业的开端！我就要一举成名了。”

“噢，对，我都忘了。定在什么时候？真是今天吗？”

雷克斯悠闲地走了进来。这一段时间他天天和他们在一起。欧比纳斯推心置腹地跟他谈了几次，把无法对玛戈讲的话都一古脑儿讲给他听。雷克斯那么关切地倾听，他发表的意见那么中肯，他的态度是那样充满了同情，欧比纳斯感到，他们相识的时间虽短，但在心灵的神交之中，他们的友情已经发展得十分深厚了。

“人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不幸的流沙之上，”雷克斯对他说。“那样就亵渎了生活，是一种罪过。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是个雕塑家。他准确地观察形体的能力高超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他忽然出于同情而娶了一个又丑又老的驼背女人。事情的详细经过我不清楚，只知道有一天，在他们结婚后不久，他们打点了两只小皮箱，一人拿一只，步行到离得最近的一家疯人院去了。依我看，一个艺术家应当把他的美感当作惟一的指南，这样他就永远不会误入歧途。”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说：

“死亡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坏习惯。大自然目前还没有能力克服它。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一个活泼的青年，相貌美得像安琪儿，体格壮得像美洲豹。他在开一个桃子罐头时割破了手。就是那种软绵绵、滑溜溜的大片儿，吃到嘴里吧嗒响，咽进肚里悄没声。几天之后他死于血液中毒。死得真冤，对吧？不过，如果他不死，而是一直活到老年，那么作为一件艺术品，他就不会是那么完美的了。这话听来古怪，却又的确是真理。生活这场玩笑的中心往往就是死亡。”

在这种场合雷克斯总能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编造他并不存在的朋友们的故事，发表貌似精妙却并不深奥的议论以适应听话者的理解力。他的知识只不过是些东拼西凑的玩意儿，但他脑筋灵活，极善察言观色。他一心盘算着如何捉弄他的同类，在这方面具有卓越的才能，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他身上或许只有一件真实的东西，那就是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在艺术、科学或感情方面，任何一件事物都或多或少只是一种巧妙的骗局。不管谈论多么重要的话题，他总能发表某种机智或陈腐的观点来迎合听话者的思想或感情，不过如果听话者得罪了他，他就会变得粗暴无礼。即使在相当严肃地评论一本书或一幅画的时候，雷克斯也会因为感到自己参与了一个骗局而暗自高兴。他认为自己在充当某个别出心裁的骗子手的同谋，这骗子手正是该书或该画的作者。

他津津有味地观察欧比纳斯怎样遭受痛苦的折磨。（在他看来欧比纳斯是一个感情单纯的笨蛋，绘画知识掌握得挺踏实，但踏实得过了头。）可怜的欧比纳斯以为自己尝尽了人世辛酸，而雷克斯却认为（带着一种快乐的预感），这一出大闹剧才刚刚开场。在闹剧演出的过程中，他雷克斯将占据舞台监督的私人包厢。这出闹剧的舞台监督既非上帝，亦非魔鬼。上帝这角色太古老，太庄重，也太陈旧；而魔鬼却老是沉溺在他人的罪恶之中，是个厌恶自己，又不讨别人喜欢的角色，像阴雨天一样单调乏味……在这种乏味的阴雨天的黎明，在监狱院墙内，某个可怜的白痴正神经质地打哈欠。因为谋杀了自己的祖母，他即将被悄悄地处死。

雷克斯设想的“舞台监督”是一个善施魔法，能同时变成两三个幻影的普罗透斯[1]，是凌空呈弧线飞行的一串五彩玻璃球的投影，是魔术师映在光怪陆离的帷幕上的身影……这至少是雷克斯在偶尔思索哲理问题时得出的结论。

他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他惟一体验到的人的感情是对玛戈的爱。他对自己解释说，这种爱是由她的肉体所具有的特性引起的——她的皮肤散发出的香气，她嘴唇的表皮以及她的体温。然而这种解释却不大符合事实。他们相爱的根基在于两人心灵深处的共鸣，尽管玛戈是一个俗气的柏林姑娘，而他却是国际闻名的画家。

就在雷克斯来访的那天，在帮她穿大衣时他说，他租好了一个房间，他们可以在那里幽会。她狠狠瞪了他一眼，因为欧比纳斯就在离他们十来步远的地方拍打自己的衣服。雷克斯嘻嘻一笑，又说，他每天按时在那里等她。他讲这句话并没有压低嗓门。

“我约玛戈幽会，可她不肯去。”下楼的时候，他笑嘻嘻地告诉欧比纳斯。

“可以让她尝试一下，”欧比纳斯笑着说。他亲热地在她的脸蛋上拧了一下。“现在咱们去瞧瞧你的戏演得怎么样，”他又说，一边戴上手套。

“明天五点钟，玛戈，行吗？”雷克斯说。

“明天姑娘要去给自己挑一辆车，”欧比纳斯说，“所以她不能上你那儿去。”

“一上午的时间够她挑的了。五点钟能来吗，玛戈？要不就定在六点？”

玛戈忽然发火了。“你的玩笑无聊透了，”她咬牙切齿地说。

两个男人大笑起来，互相使了使眼色。

他们出门的时候，正在楼外跟邮差谈话的那个看门人好奇地打量着他们。

“真叫人难以相信，”看门人等他们走到听不见的距离时说，“那位先生的小女儿才死了两个星期。”

“另一位先生是谁？”邮差问。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另一个情人吧。老实说，让住户们眼睁睁看到这种丑事，连我都觉得不光彩。不过他是个有钱又大方的好先生。我总觉得，他要是非得找个情妇不可，也该找个块头大一点，长得富态点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嘛。”邮差体谅地说。﻿

[1] Proteus，希腊神话中能随心所欲改变自己面貌的海神，善预言。

▇

在一二十个演员和宾客将要观看那部影片的小放映厅里，玛戈激动得浑身发颤。她看到那位制片商就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玛戈曾在他的办公室里受过奚落。那人走到欧比纳斯跟前，欧比纳斯把他介绍给玛戈。他眼皮上肿起一个黄色的大疙瘩。

他竟然没有认出玛戈，这使她很扫兴。

“两年前我们谈过一次话，”她调皮地说。

“是的，”他礼貌地笑笑。“我记得很清楚。”（他根本不记得。）

电灯一灭，坐在玛戈与欧比纳斯之间的雷克斯就摸到玛戈的手，握在了自己手里。他们前面坐着多丽安娜·卡列尼娜，身穿豪华的皮大衣，尽管屋里挺热。她坐在这部影片的制片人和那位眼皮长疱的制片商之间。她极力讨好制片商。

先映出的是片名，银幕上踌躇地颤了一下，出现了演员表。放映机发出单调、轻微的响声，像是在远处开动着一台吸尘器。没有音乐。

玛戈几乎立刻就出现在银幕上。她正在读一本书。她把书啪地扔到地下，跌跌撞撞地扑到窗前。她的情人正骑着马从窗下走过。

玛戈惊讶得目瞪口呆，她从雷克斯手中挣脱了自己的手。那个怪模怪样的家伙是谁？又别扭，又难看，生着肿胀变形的黑嘴唇，眉毛的位置也不对劲，衣服不知怎么搞得那么皱巴巴的。银幕上的姑娘傻愣愣地朝前方瞪着眼，忽地把身躯弯成两截，肚子压在窗台上，臀部正对着观众。玛戈使劲推开雷克斯摸索过来的手。她真想咬人，真想猛地扑到地板上打滚。

银幕上那个怪物一点也不像她——那家伙真丑！那姑娘倒像她母亲——一个看门人的妻子——在结婚照上的模样。

“后边也许会好一点，”她伤心地想。

欧比纳斯朝她俯过身子——简直像是在拥抱雷克斯——温柔地耳语说：

“亲爱的，真不错，我简直没想到……”

他真的挺高兴。不知怎么，他想起他们初次见面的那个小小的“百眼巨人”电影院。尤其使他感动的是，玛戈的演技虽然糟糕，但她演得那么卖力，那么认真，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像一个女学生背诵庆祝生日的诗歌。

雷克斯也很高兴。他本来就认为玛戈演电影肯定会失败。他知道，她会为自己的失败而报复欧比纳斯。这样一来，明天她一定会来赴约会。五点整。一切都让人称心如意。他又把手伸了过去，这回她狠狠掐了他一把。

过了一小会，玛戈又出现了：她从一些房屋的门前鬼鬼祟祟地溜过，用手轻轻拍着墙，还不住地回头看。（真奇怪，过路人看到她这副模样竟毫不吃惊。）她悄悄走进一家酒吧，一个好心人告诉她，她的情人正和一个荡妇（多丽安娜·卡列尼娜饰）鬼混。她朝画面里边走去，她的背影显得肥胖而臃肿。

“再看一会我就要放声大吼了，”玛戈想。

幸运的是，银幕上及时出现了淡入的镜头：酒吧间摆着一张小桌，一只酒瓶浸在冰水桶里，男主角敬给多丽安娜一支烟，然后给她点着。（每位制片人都认为这种点烟动作是男女结成新欢的象征。）多丽安娜把头一仰，喷出一口烟，牵起半边嘴角嫣然一笑。

放映厅里有人开始鼓掌，大家跟着鼓起掌来。随后玛戈出现了，（有人发出嘘声，）掌声静止下来。玛戈大张着嘴——她平常从没有这样张过嘴——她垂着头，有气无力地晃着胳臂走出酒吧，又来到大街上。

多丽安娜——坐在他们前排的真多丽安娜——回过头来，在半明半暗的放映厅里，她眼里含着笑亲切地说：“好极了，小姑娘。”她的嗓音有点沙哑，玛戈恨不得伸手抓破她的脸皮。

现在她提心吊胆，生怕银幕上再出现自己的模样。她感到浑身乏力，快要晕过去了，再也没有气力用推或掐的办法抵御雷克斯顽强地攻过来的那只手了。雷克斯感到她嘴里的热气冲到自己耳朵上——她在低声恳求：“请你别这样，不然我要换座位了。”他拍了拍她的膝头，把手缩了回去。

失恋的情人又出现了。她的一举一动都使玛戈感到难堪。她觉得自己像是下到地狱里的灵魂，魔鬼们分明在历数她在尘世所犯的罪孽。瞧，她的动作那么死板、笨拙、僵硬……那副自鸣得意的面孔使她想起母亲在有权势的房客面前冒充文雅的模样。

“这个镜头最成功，”欧比纳斯又俯过身去对她耳语道。

雷克斯开始厌倦了——坐在黑屋子里看一部蹩脚电影，旁边还有这么个大个子老是趴到自己身上。他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了这段时间他给欧比纳斯画的那些小幅彩色漫画。他盘算着一桩令人神往却又不难办到的事情——尽量从欧比纳斯那儿多捞点钞票。

故事快结束了。男主角被荡妇抛弃之后，冒着摄影棚里那种大雨跑到一家药店给自己买毒药，可一想起家中老母，他便改变了主意，回到故乡的农场去了。他原先的情人正在农场的鸡群和猪群中带着他们私生的婴儿玩耍。（从他透过篱笆朝她们凝视的神情看来，用不了多久，那婴孩将会有合法身份了。）这是玛戈拍得最好的一个镜头，可是，当孩子扑过去偎到她怀里的时候，她却赶紧用手背朝下蹭自己的衣服（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好像要把手擦干净似的——那孩子惊异地瞪眼看着她。放映厅里传出一阵笑声。玛戈再也忍受不住，轻轻哭泣起来。

电灯一亮她就起身快步朝门口走去。

欧比纳斯满脸疑虑地跑去追她。

雷克斯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多丽安娜碰了碰他的胳膊。她身旁站着那位眼皮长疱的男子，正在打哈欠。

“演砸了，”多丽安娜使了个眼色。“可怜的小妞儿。”

“你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满意吗？”雷克斯好奇地问。

多丽安娜笑了。“告诉你一个秘密——好演员从来没有满意的时候。”

“观众有时候也是这样，”雷克斯淡淡地说。“呃，请问，亲爱的，你怎么会取了这样一个艺名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哦，这说来话长了，”她若有所思地说。“哪天你到我家来喝茶，也许我会给你细说原委。给我取艺名的小伙子后来自杀了。”“噢——难怪。不过我想问的是……你读过托尔斯泰的书吗？”

“兔儿时代？”多丽安娜·卡列尼娜[1]说。“没有，好像没读过。你问这个干吗？”﻿

[1] 在这儿作者故意要让读者产生联想。

▇

家里闹翻了天。她又哭又闹，歇斯底里地在沙发上、床上、地板上打滚。她眼里冒着怒火，一只袜子从脚上滑落下来。天也要被她哭塌了。

欧比纳斯在一旁极力劝慰，他不知不觉恰好使用了安慰伊尔玛时所说的那些话。有次伊尔玛受了点小伤，他一边亲她，一边哄她。现在伊尔玛已经离开人世，这些话听起来显得空洞乏味了。

起初玛戈把满腔怒火都撒到他头上；然后她用粗话大骂多丽安娜，又骂制片人。她还捎带着把那个眼皮长疱的老头格罗斯曼也数落了一通，尽管那老头和这件事毫不相干。

“好吧，”欧比纳斯最后说。“我尽一切力量按你的意思去办。不过我真的不认为这部影片失败了。正相反，有些地方你演得相当不错——比如第一个镜头，当你……”

“住嘴！”玛戈大喝一声，朝他掷来一个橘子。

“你听我说呀，宝贝。只要让我的宝贝高兴，让我干什么都成。咱们拿条干净手绢，把眼泪揩干吧。听我说说我的打算。这部影片归我所有。我为这部破玩意儿出了钱——我的意思是说，施瓦茨把它拍成了破玩意儿——我要禁止这部影片在任何地方上映。我自己把它当作纪念品收藏起来。”

“不行，把它烧掉，”玛戈抽泣着说。

“好好，把它烧掉。我可以担保，多丽安娜心里该不是滋味了。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她还在啜泣，可已经哭得缓和一点了。

“好啦，乖，别哭了。明天你就要去给自己挑一件东西。挑什么东西呢？一件大大的，有四个轮子的东西。你忘了吗？那该多有意思啊！然后你把它弄来让我瞧瞧，说不定，（他故意拖长腔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笑着扬了扬眉毛，）我会把它买下来。我们把它开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你将能观赏到南方的春色……怎么样，玛戈？”

“你没说到点子上，”她绷着脸说。

“说到点子上，那就是你应该快活起来。你一定会快活的。手绢呢？我们秋天返回来，你再到表演训练班学习一段时间。我给你重找一个真正的好导演——比如说，格罗斯曼。”

“不，不要他，”玛戈浑身颤了一下说。

“好的，那就另找一个。乖孩子，把眼泪擦干，咱们一道出去吃晚饭。听话，我的小妞。”

“我永远也不会快活，除非你离婚，”她深叹了一口气说。“不过既然看到了我在那部讨厌的电影里出丑，你大概要把我甩掉了。唉，他们把我拍成那副模样，任何一个人处在你的位置都会当场扇他们耳光！不，你别亲我。告诉我，你开始为离婚作准备了吗？是不是根本就不打算离啦？”

“呃，不……你看，是这么回事，”欧比纳斯结结巴巴地说。“你……我们……唉，玛戈，我们刚刚……特别是她……简单说吧，丧事刚刚办完，我哪好提离婚的事呢？”

“你说什么？”玛戈从地上爬起来。“难道她现在还不知道你打算和她离婚？”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欧比纳斯极力辩解。“她当然，感觉到了……也就是说，她已经知道……不，应该说……”

玛戈慢慢直起腰来，像一条蛇在舒展盘蜷的蛇身。

“说实话，她不愿意和我离婚，”欧比纳斯终于这样说。他一辈子头一次在说到伊丽莎白时撒了谎。

“真的吗？”玛戈朝他走过来。

“她要打我了，”欧比纳斯厌烦地想。

玛戈一直走到他跟前，慢慢用臂膀搂住他的脖子。

“我再也不愿意只当你的情妇了，”她把脸贴到他的领带上，“真的。你想想办法吧。为了我，明天你就去办。不是有律师吗？交给他们办好啦。”

“我向你担保，到了秋天一定去办，”他说。

她轻轻叹息一声，走到镜子前边懒懒地端详自己的身姿。

“离婚？”欧比纳斯想。“不，那可办不到。”﻿

▇

雷克斯把他租来与玛戈会面的房间布置成一间画室。玛戈每次来访都看到他在工作。他总是边画边吹着悦耳的口哨。

玛戈端详着他那白皙的面颊，绯红丰厚的嘴唇。他吹口哨的时候，嘴唇噘成一个小圆圈。她感到这男子是她在世界上最爱的人。他穿着一件敞领绸衬衫和一条法兰绒裤，正在用颜料创造奇迹。

差不多每天下午他们都这样会面。尽管已经开了春，玛戈的车也买好了，她却一再推迟出游的时间。

“我提一个建议好吗？”一天雷克斯对欧比纳斯说。“你们出去旅行干吗要雇司机呢？你知道，我驾车的技术就蛮不错。”

“谢谢你，”欧比纳斯犹豫不决地说。“不过……嗯……我怕耽搁了你的工作。我们打算到很远的地方去呢。”

“噢，别为我担心。不管怎么着，我也打算休息一段时间。阳光这么明媚，出去看看古老奇异的风土人情……打打高尔夫球……到处走一走……”

“那样的话，我们当然非常欢迎，”欧比纳斯说。他担心的是不知道玛戈是否同意。可玛戈只是稍许踌躇了一下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好吧，把他带上，”她说。“我倒挺喜欢他。不过他老跟我唠叨他的那些风流韵事，还老是唉声叹气，好像把那些事看得挺认真。我有点烦他。”

再过一天就要出发了。从商店回家的路上，玛戈去看雷克斯。屋里放着一盒颜料，一些铅笔。阳光斜射进来，尘土在光柱中飞扬——这一切使她想起当裸体模特儿的时候。

“多待一会儿吧，”她抹口红的时候，雷克斯懒懒地说。“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到了路上我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俩不是都挺机灵吗，”她在喉咙里笑了一声。

她跑到街上叫出租汽车。可是，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竟看不到一辆车。她走到一个广场——每当离开雷克斯回家，路过这广场的时候，她就会想：“要不要向右拐，穿过花园，再向右拐？”

她儿时居住的街道就在那边。

（过去的一切都完好地保存着，去看上一眼有什么不好？）

那条街没有变。面包房还在那个拐角。肉铺的招牌上有一个金色牛头，肉铺门口系着一条挺凶的狗——狗的主人是住在十五号的那位少校的寡妻。不过那个文具店变成了一家理发店。报亭卖报的还是那位老太太。那边是奥托经常光顾的啤酒店，再往前走就是她出生的那所房子。从周围搭的脚手架可以看出，那房子正在修缮。她不想再往前走了。

往回走的时候，她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她。

是卡斯巴，他哥哥的朋友。他正推着一辆紫色自行车，车把前方挂着一只篮子。

“玛戈，你好。”他有些腼腆地朝她笑笑，沿着人行道和她并肩而行。

上次见面他相当粗暴无礼。不过那次他们有一伙人，几乎等于一个小黑帮。现在他独自一人，只不过是一个老相识罢了。

“玛戈，你过得好吗？”

“好极了，”她笑着说。“你呢？”

“唉，瞎混呗。你知道你们家搬走了吗？搬到北城去了，你哪天该去看看他们，玛戈。你爸爸撑不了多久啦。”

“我的好哥哥呢？”她问。

“哦，他走了。大概在比勒费尔德干活吧。”

“你也知道在家的时候他们待我怎么样，”她皱起眉头瞧着自己的脚尖，在马路边缘上走着。“后来他们还为我操心吗？他们关心我的下落吗？”

卡斯巴咳嗽了一声，说：

“他们毕竟是你的亲骨肉，玛戈。你妈妈被这儿解雇了。她不喜欢那个新居。”

“这儿的人们是怎么议论我的？”她抬起头来望着他。

“呃，说什么的都有。谁都爱在背后说人坏话，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总是说，一个姑娘有权决定自己怎么生活。你和你的朋友相处得好吗？”

“哦，还算不错。他快要跟我结婚了。”

“太好了，”卡斯巴说，“我真替你高兴。可惜的是不能像先前那样跟你一道玩了，真遗憾。”

“你交女朋友了吗？”她笑着问。

“没有。眼下没有。生活有时挺不顺当，玛戈。我在一家糖果店干活，我希望将来自己能开一个糖果店。”

“是啊，生活有时候够不顺当的。”玛戈神情忧郁地说。过了一会，她叫来一辆出租汽车。

“也许哪天我们还能……”卡斯巴说。可转念一想，不行——再也不可能一起到那个湖里游泳了。

“她把自己给毁了，”看着她坐进汽车时，他想。“她应该嫁给一个善良、单纯的人。不过我不打算娶她。谁知道我将来命运怎么样呢……”

他跳上自行车紧跟着那辆汽车一直追到下一个街口。当他以优美的姿势拐进一条小街时，玛戈朝他挥了挥手。﻿

▇

汽车驶过两旁长着苹果树的公路，随后是两旁长着李子树的公路。前轮亲吻着这没有尽头的道路。天气晴朗。到了夜间，汽车的散热铜片之间塞满了死蜜蜂、蜻蜓和蚂蚱。雷克斯的驾车技术相当娴熟。他懒懒地枕靠在放得很低的座椅上，以梦幻般轻柔的动作把握着方向盘。后车窗上挂着一只绒猴，正直愣愣地盯着离得越来越远的北方。

到了法国，公路旁长的是杨树。旅店的女招待听不懂玛戈的话，玛戈大发雷霆。人们建议他们在里维埃拉[1]海滨度过春天，然后再去游览意大利的湖泊。到达海滨之前，他们停车休息的最后一站是鲁吉那。

他们在日落时分到达那里。黑沉沉的山峰上方，在淡青色的天空中飘散着几缕橘红色云朵。矮墩墩的咖啡店里闪着灯光，大道旁的梧桐树已经隐没在暮色之中。

玛戈又疲倦，又气恼。每到傍晚她就是这副模样。自从他们起程之后——也就是说，已经有将近三周的时间，玛戈一直未能与雷克斯单独相处。（他们不慌不忙地旅行，在许多风景如画的偏僻小镇落脚。每个小镇都有一个古老的广场，广场上都有一个古老的教堂。）汽车驶入鲁吉那镇，那青紫色山峦的秀丽轮廓使欧比纳斯不胜欣喜，玛戈却恨恨地嘟哝道：“哼，快走吧，快走吧。”她快要忍不住眼泪了。车开到一座大旅店前边，欧比纳斯进去租房间。

“再这样下去我要发疯了，”玛戈对雷克斯说，眼睛并没有看他。

“给他下点安眠药，”雷克斯出主意。“我到药店去买。”

“我试过了，”玛戈说，“不管用。”

欧比纳斯失望地回来了。

“白跑一趟，”他说。“真不走运。对不起，亲爱的。”

他们一连去了三家旅馆，全都客满。玛戈断然拒绝开到下一个城镇去住宿。她说，一看见弯来拐去的公路她就作呕。玛戈动不动就火冒三丈，欧比纳斯吓得不敢正眼看她。最后到了第五家旅店，店主让他们乘电梯去看惟一没租出去的两间房。一个橄榄色皮肤的男仆给他们开电梯，他英俊的侧影正对着他们。

“瞧他的长睫毛，”雷克斯用胳膊碰碰欧比纳斯。

“少胡说八道，”玛戈忽然骂道。

摆着双人床的那间房挺不错，可玛戈却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不停地发着脾气说：“我不住这儿，我不住这儿。”

“不过，这地方住一晚上总还可以吧？”欧比纳斯恳求地说。

侍者打开室内通往浴间的一扇门，穿过浴间打开第二扇门，里边是另一间卧室。

雷克斯和玛戈忽然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雷克斯，你愿意和我们共用一个浴间吗？”欧比纳斯说。“玛戈爱把水溅得满地都是，洗的时间也很长。”

“没关系，”雷克斯笑着说。“我可以将就。”

“你们再也匀不出一个单间了吗？”欧比纳斯转身问侍者，可这回玛戈赶紧过来干预了。

“别啰唆了，”她说。“就住这儿吧。我可不愿意再跑来跑去啦。”

行李搬进来时她走到窗前。暗红色的天空有一颗明亮的星星，黑森森的树梢一动不动，蟋蟀在鸣叫……可她却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

欧比纳斯从行李中取出盥洗用具。

“我先洗个澡，”她匆匆地脱衣服。

“去吧，”他高兴地说。“我得刮刮胡子。不过别洗得太久，咱们还要弄点饭来吃。”

他从镜子里看见玛戈的套头罩衫、裙子、贴身内衣接二连三飞到空中，然后是一只长袜，又一只长袜。

“小妖精，”他一边往脸上抹肥皂，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他听见她关门，插上门栓，哗哗地放水。

“你不用锁门。我不会进去拖你出来的。”他用一根手指绷着脸皮，一边笑着大声说。

锁着门的浴间里水龙头一直在哗哗响着。欧比纳斯用沉重的剃刀架夹着的吉列牌刀片小心翼翼地刮脸。他寻思着晚饭是否能吃到美国龙虾。

水管还在放水——响声越来越大。他的剃刀已经拐过下巴，朝喉结刮去。那里总有几根难剃的硬毛。忽然，他震惊地发现，浴间门下流出了一摊水，水龙头发出越来越欢快的声音。

“她该不会淹死吧，”他嘟哝着，一边跑过去敲门。

“宝贝，你怎么啦？水流到房间里来了！”

没有回答。

“玛戈，玛戈！”他使劲摇晃门把手。（他没有意识到，房门在他和她的生活中充当着古怪的角色。）

玛戈溜回浴间，里边雾气弥漫，浴缸里放满了热水。她迅速地关上龙头。

“我在澡盆里睡着了，”她对门外喊道。

“你真荒唐，”欧比纳斯说。“吓了我一大跳！”

把浅灰色地毯沁出一块深色痕迹的水流渐渐止住。欧比纳斯回到镜子跟前，重新往喉头抹肥皂。

几分钟后玛戈容光焕发地走出浴间，开始往身上扑爽身粉。欧比纳斯进去洗澡，里边雾气腾腾。他敲了敲通往雷克斯卧室的门。

“我不会让你久等的，”他喊道。“洗澡间马上就可以空出来啦！”

“噢，不急，不急！”雷克斯乐呵呵地回答。

吃晚饭时玛戈兴致很高。他们坐在露台上，一只白蛾绕灯飞了一阵，落在桌布上。

“咱们要在这儿住很久很久，”玛戈说。“我太喜欢这家旅馆了。”﻿

[1] Riviera，法国东南部靠地中海的休养胜地。

▇

过了一个星期，又过了一个星期。天气一直很好，鲜花盛开，外国游客来来往往。驱车一小时就可到达一处美丽的海滨沙滩，深蓝的大海衬托着暗红的礁岩，松林覆盖的山峦环绕着他们住宿的旅店。这是一座俗不可耐的摩尔式楼房，在同类建筑中已经算是很讲究了。如果不是兴致好，看见这样的房屋欧比纳斯会感到恶心。玛戈挺快活，雷克斯也很满意。

很多人向她献殷勤：一位里昂来的丝绸商；一位采集甲虫标本的英国人；几个和她打网球的青年。然而不管谁盯着她瞧，或是跟她跳舞，欧比纳斯都不吃醋。回想在索菲时的情景，他自己也感到吃惊，当时他怎么那样容易嫉妒，而现在却对她完全放心了呢？他没有注意到一件小事——她不必再去赢得别人的欢心；她只需要一个人——雷克斯，而雷克斯和欧比纳斯形影不离。

一天，他们三人到山里去远足，迷了路，最后顺一条崎岖的碎石小路下山，又走错了方向。玛戈不惯走远路，脚上打了泡，两个男人轮流背她走。他们俩又都不是强健的壮汉，背上这样沉重的包袱，一路跌跌撞撞，几乎是滚下山来的。下午两点左右他们来到一座沐浴在阳光中的小村落，鹅卵石铺成的广场上停着一辆正要开往鲁吉那镇的公共汽车。几个人在广场上玩滚木球。玛戈和雷克斯上了车。欧比纳斯正往车上爬，忽地看见司机还没就座，正在帮一位年老的农民把两只大柳条箱搬上车。这得费一点时间，欧比纳斯敲敲玛戈座位旁边半开的玻璃窗说，他要跑去弄一杯喝的。他跑进广场边一家酒店，取啤酒时撞到一个小个子男人身上。那人穿一身白法兰绒衣裤，正在匆忙地付钱。他们互相打量了一眼。

“是你，乌多？”欧比纳斯叫道。“没想到在这儿会碰到你。”

“真没想到，”乌多·康拉德说。“你的头又秃了一点，老兄。你一家人都来了吗？”

“呃，没有……你瞧，我住在鲁吉那的旅店里……”

“好极了，”康拉德说。“我也住在鲁吉那。天哪，车开了，快！”

“我就来，”欧比纳斯说着大口喝光啤酒。

康拉德小步跑去登上公共汽车。喇叭嘟嘟响了几下。欧比纳斯笨手笨脚地在口袋里摸索法国钱币。

“嗳，不用着急，”卖酒人说。他是个神色忧郁，留两撇胡须的男子。“汽车要在村里绕一圈，在广场边上停一停，然后才出发呢。”

“噢，那好。”欧比纳斯说。“那我就再喝一杯吧。”

从被阳光照亮的酒店大门望出去，他看见那辆长长的矮矮的黄色公共汽车穿过梧桐树阴逐渐远去。汽车混入那一片斑斑点点的阴影，与它融为了一体。

“有意思，碰到乌多了，”欧比纳斯想。“他蓄了一撮黄胡子，好像要补偿我脱落的头发。上次会面在什么时候？六年以前。见到他我很高兴吗？一点也不。还以为他住在圣雷莫呢。他是个古怪、虚弱、胆怯又不大爽朗的人，一个独身主义者，爱患花粉热，讨厌猫，最怕听钟表的滴答声。乌多是个好作家，一个相当不错的作家。有意思，他完全不知道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我会来到这个炎热、偏僻的小村。这地方先前没来过，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来了。伊丽莎白在做什么呢？她一定穿着一身黑衣服在那儿闲坐着。最好别去想她。”

“汽车在村里兜一圈得花多长时间？”他用不熟练的法语慢慢地说。

“两三分钟，”神情忧郁的卖酒人说。

“他们怎么玩那些木球的？是木头做的吗？也许是一种金属球吧？先托在手掌上，然后向前一抛……球在地下滚一阵，然后停下来。假若他在路上和姑娘攀谈起来，姑娘也许会在我未及开口之前把一切都讲给他听，那就太尴尬了。她会这样做吗？不过他们俩不大可能交谈。可怜的姑娘，她心里不痛快，准是一言不发地坐在车里。”

“这村子好像挺大，汽车兜一圈得这么久，”他说。

“汽车不在村里兜圈，”坐在后边桌旁的一个握着泥烟斗的老人说。

“要兜圈，”忧郁的卖酒人说。

“从上个星期天起，”老人说，“汽车直接开出村去。”

“哦，”卖酒人说，“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

“那我怎么办呢？”欧比纳斯焦急地说。

“坐下一班车，”老人明智地说。

欧比纳斯总算回了家。他看见玛戈坐在露台的一张躺椅上吃樱桃，雷克斯穿着游泳裤坐在白栏杆上，他那毛茸茸的褐色脊背朝着太阳。一幅十分宁静、舒适的景象。

“我误了那辆该死的汽车，”欧比纳斯说。

“我知道你会误车的，”玛戈说。

“告诉我，你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留金黄胡须的小个子男人了吗？”

“我看见了，”雷克斯说。

“就坐在我们背后。他怎么啦？”

“没什么——不过是我先前的一个熟人。”﻿

▇

第二天早晨欧比纳斯到旅行社和一家德国客栈仔细询问了一番，却没有查出乌多·康拉德的住址。

“反正我们也没多少话可说，”他想。“如果再在这里待一段时间，也许会碰到他。碰不到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他比平常起得早。他掀开百叶窗，微笑着眺望蔚蓝的天空和嫩绿的山坡。山坡上阳光充沛，可又雾气朦胧，像是薄纸遮盖下的一张色彩鲜艳的插画。他极想登山，在山上尽情游荡，呼吸那散发着麝香草气息的空气。

玛戈醒了。“还早着呐，”她困倦地说。

他让她赶快穿上衣服，然后和他一道出去玩一整天——就他和她。

“你自己去吧，”她嘟哝一句，翻了个身。

“唉，你这个懒骨头，”欧比纳斯失望地说。

八点钟左右，朝阳斜射过来，街道一半沐浴在阳光中，一半躲藏在阴影中。他迅速地穿过狭窄的街道，然后开始登山。

他走过一幢漆成粉红色的小别墅，听见剪刀的咔嚓声。他看见乌多·康拉德在山岩上一个小花园里修剪着什么。噢，对了，乌多平常就爱好园艺。

“总算逮住你了。”欧比纳斯高兴地说。乌多回过头来，却没有笑。

“噢，”他冷冷地说，“我可没期望再见到你。”

孤独的生活使他变得像老处女一样敏感。当他觉得感情受到伤害时，反而会有一种古怪的快感。

“别多心，乌多，”欧比纳斯说，一边轻轻拂开路旁羽毛状的含羞草叶，向前走去。“你知道，我不是故意误掉那班车的。我以为汽车要在村里兜一圈，然后再开回来。”

康拉德的脸色缓和了一点。

“没有关系，”他说，“这也是人之常情。人们碰到一个多年前的老相识，突然会感到惊恐，极力想避开这个人。我以为你准是不愿意在公共汽车那样的活动牢房里跟我谈论往事。你果真逃掉了。”

欧比纳斯笑了：“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打听你。谁也不知道你住在哪儿。”

“是的，这栋小屋我才租了几天。你住在哪儿？”

“嗯，我住在不列颠旅店，真的，见到你真高兴。乌多，跟我好好谈谈你这些年的经历吧。”

“咱们一道走走好吗？”康拉德犹豫不决地问。“那好，我去换双鞋。”

等他换好鞋回来，他们就顺着一条阴凉的小路上山。这条蜿蜒的山路夹在爬满藤蔓的两堵石墙之间，路面的沥青还没被朝阳烤热。

“家里人都好吗？”康拉德问。

欧比纳斯踌躇了一下，说：

“别提了，乌多。最近我家出了几件不幸的事情。去年我们分开过了——我和伊丽莎白。后来我的小伊尔玛得肺炎死了。如果你不在意，我们最好谈点别的。”

“真不幸，”康拉德说。

两人都沉默了。欧比纳斯想，和这位老朋友谈谈自己的这桩风流韵事一定会很有意思，因为在乌多眼里他是个腼腆的老实人。但欧比纳斯还是决定把这个话题留到以后再谈。康拉德则感到这次出来散步是个错误的举动——他喜欢跟无忧无虑、快快活活的人做伴。

“我不知道你在法国，”欧比纳斯说。“我以为你通常住在墨索里尼的国家。”

“墨索里尼是什么人？”康拉德困惑地皱起眉头问道。

“啊——你还是老样子，”欧比纳斯笑了。“别害怕，我不打算谈政治。跟我谈谈你的工作吧。你最近的一部小说写得真精彩。”

“我觉得，”乌多说，“在我们的祖国，人们目前还欣赏不了我的作品。我挺想用法语写作，可又舍不得抛弃在运用本国语言时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财富。”

“别这么说，乌多，”欧比纳斯说。“好多人都爱读你的书。”

“可不像我爱它们那样深，”康拉德说。“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也许要等整整一个世纪，人们才能真正读懂我的作品——如果到那个时候写作和阅读还没有被人们遗忘的话。我看这半个世纪以来，德国人已经既不会写，也不会读了。”

“此话怎讲？”欧比纳斯问。

“如果一种文学主要得靠描写人的故事来维持自己的生命，那就意味着这种文学已经处于垂死的状态。对于弗洛伊德式的小说或是描写田园风光的小说，我也不感兴趣。你也许会说，文学的优劣并不取决于公众的好恶，而取决于两三个真正优秀的作家，他们孤芳自赏，受到刻板而傲慢的同代人冷落。不管怎么说，这种局面有时候很令人难堪。看到人们一本正经地对待那些书籍，我简直受不了。”

“不，”欧比纳斯说，“我可不能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们的时代关注的是社会问题，那么有才能的作家就没有理由袖手旁观。世界大战及战后的社会动乱……”

“别说了，”康拉德轻声制止说。

他们又沉默了。弯曲的山路把他们带到了一片松林前。知了的鸣叫很像是不断地拧紧又松开一个玩具的发条时发出的响声。一道小溪流过平滑的岩石，在水流形成波纹的地方，水下的石头也抖动起来。他们在散发着香气的干燥的草皮上坐下来。

“老住在国外，你没有离乡背井，孤单无靠的感觉吗？”欧比纳斯抬头凝望着如蓝色海水中的水草一样摆动着的松树梢。“你不想听到德国人说话的声音吗？”

“噢，我也偶尔能碰到我们的同胞，有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我发现德国游客总以为谁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我可不愿意老住在国外，”欧比纳斯说。他仰躺在草地上，透过林间的空隙，陶醉地观赏着蓝色的海湾、环礁湖和小河湾。

“碰到你的那一天，”康拉德也躺了下来，头枕在胳膊上，“我在汽车里看到了你的两个朋友，很有意思。你认识那两个人，是吗？”

“认识，不算很熟，”欧比纳斯微微一笑说。

“我也这么想，所以你误车之后他们可乐了一阵呢。”

（“真是个调皮姑娘，”欧比纳斯疼爱地想。“把我和她的事情都讲给他听吗？不。”）

“我听他俩谈话，听得津津有味。可我没有因此而怀念故乡。真奇怪，我越是思念祖国，越是感到艺术家到了一定的时候也许再也不需要祖国了。就像那些起初生活在水里，后来移居到陆地上的生物。”

“我会从心底里渴望回到凉爽的水中，”欧比纳斯也认真地幻想起来。“对了，我发现鲍姆的新作《塔普洛巴那的发现》开头一段写得相当不错，说的是很久以前一个中国旅行者穿过戈壁滩去印度。一天，在锡兰境内一座山上的庙宇中，他站在一尊巨大的玉佛前面观看一个商人奉献出一柄中国的绸扇，于是……”

“于是，”康拉德插言道，“‘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肯定是这一套，虽然我从没有读过，今后也不会去读那个乏味的蠢货最近写的那本书。反正我在这儿见到的那些商人不大善于启发别人的思乡之情。”

他们又沉默起来。两人都感到腻烦了，他们朝着松林和天空凝望了一阵。

康拉德坐起来，说：

“呃，老兄，真对不起，咱们现在往回走行吗？中午之前我还得写点东西。”

“好的，”欧比纳斯也坐了起来。“我也该回去了。”

他们默默不语地下山，走到康拉德门前，两人挺亲热地握手道别。

“好了，总算过去了，”欧比纳斯想，感到松了一口气。“从今以后决不再来拜访他！”﻿

▇

回家的路上，他进一家纸烟铺买烟，用手背撩开丁当作响的串珠门帘时，撞到了一个人身上。这人是个退役的法国上校，最近两三天一直在他们的邻桌就餐。欧比纳斯退到狭窄的人行道上。

“对不起，”上校说。（这人挺和善。）“早晨天气不错，是吧？”

“真不错，”欧比纳斯说。

“那一对情人哪儿去了？”上校问。

“你说的是谁？”欧比纳斯问。

“哦，大家总是这么称呼那些躲到角落里搂搂抱抱的人（qui se pelotent dans tous les coins[1]），对吧？”上校说。

他那充血的瓷蓝色眼睛里带着法国人称之为goguenard[2]的神情。

“我只希望，”他又说，“他们别跑到园子里我的窗户底下去拥抱。连老头我都要吃醋啦。”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欧比纳斯又问。

“我可没法用德语把这些话再重复一遍，”上校笑着说。“再见，亲爱的先生。”

他走了。欧比纳斯走进香烟店。

“简直是胡说！”他直愣愣地看着柜台后边坐着的女售货员。

“怎么啦，先生？”她问。

“完全是胡说。”走到街道拐角时他又说。他拧着眉毛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他隐隐感到世界忽然发生了变化，他必须把一切都仔细回想一遍，才能弄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感觉不是痛苦，也不是震惊，而像是一个庞大的黑色阴影正在悄无声息地向他袭来。他不知所措，如痴如呆地站在那里，并不设法去规避那幽灵般的阴影，似乎只要僵立不动，他就不会受到伤害。

“不可能。”他忽然说——这时他脑子里闪出一个新奇的念头，一个难解的疑团。他顺着这思路探寻着，好像正在研究某一个问题，而不是思索着一桩可怕的事情。随后他猛一转身，差点撞倒一个系着黑围裙的小姑娘。他匆忙沿着来路赶了回去。

康拉德在花园里写作。他到一楼的书房去取一个笔记本，正在窗前书桌里翻寻，蓦地看见欧比纳斯朝窗内张望。（“这人真讨厌，”他想。“他干吗又来打扰我？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

“喂，乌多，”欧比纳斯的嗓音发涩，听来有些古怪，“我忘记问你一件事，他们在车里说了些什么？”

“你说什么？”康拉德问。

“那两个人在公共汽车里说了些什么？你说过，当时你听得津津有味。”

“津津有味？”康拉德说。“哦，我明白了。是的，从某种角度讲，他们的谈话很有趣。记得我是想向你举例说明德国人总以为别人听不懂他们的话，是吧？你问的就是这件事吗？”

欧比纳斯点点头。

“噢，”康拉德说，“他们俩大声谈情说爱，我一辈子从没有听到过这么轻浮、庸俗、下流的情话。你的两个朋友无所顾忌地谈论他们的风流事，好像他俩独自待在天堂似的——一个下流的天堂，我看。”

“乌多，”欧比纳斯说，“你能为你说过的话起誓吗？”

“什么？”

“你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吗？”

“当然。你怎么啦？等一等，我这就到园子里去。隔着窗子什么也听不清。”

他找到笔记本，走出门来。

“喂，你在哪儿？”他喊着。可欧比纳斯不在园子里。康拉德走到外边的小道上。没有人——他已经走了。

“我恐怕，”康拉德自言自语地说，“我恐怕刚才说了错话（……讨厌的韵脚！‘不是吗，我恐怕……错话[3]？’真讨厌！）。”﻿

[1] 法文，那些躲到角落里搂搂抱抱的人。

[2] 法文，讥讽。

[3] 英文原文是“I wonder...blunder”，两字押韵。

▇

欧比纳斯下山回到镇上。他没有加快脚步，而是按照原来的速度，稳步走过大街，来到他住的旅店。他上楼，走进他的——他们的房间。里面空无一人，床没有铺，地上洒了点咖啡，白白的地毯上有一只闪亮的小匙，他低头盯着那发亮的物件，这时楼下花园里传来玛戈尖嗓门的笑声。

他把头探出窗外俯身朝下看去。她和一个穿白短裤的青年并肩走着。她边说话边挥动手中的网球拍。在阳光下那球拍像金子般闪着光辉。她的同伴看见了三楼窗口的欧比纳斯。玛戈抬头一望，停下脚步。

欧比纳斯用胳膊做了一个把什么东西搂到怀里的动作：玛戈懂得，这是“上楼来”的意思。她点点头，懒懒地顺着砾石小路，朝两旁种着夹竹桃的大门口走来。

他离开窗子，蹲下来打开提箱的锁，忽然记起他要找的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他走到衣柜前，把手伸进他的黄色驼毛大衣的口袋。他迅速地查看子弹是否已经装好。随后，他候在门旁。

等她一开门，就打死她。根本不用向她提什么问题。事情已经一清二楚，清楚得可怕，一切都符合逻辑。他们一直在从容不迫地、狡猾地、巧妙地欺骗他。一定得杀了她，毫不迟疑。

他在门旁等候她，他的心则飞到门外去搜寻。现在她一定进了大门；她正乘电梯上楼。他期待着走廊上传来她笃笃的脚步声，然而他的想像超越了她前进的速度。周围悄然无声。他的思索得重新开始跟踪。他握着自动手枪，那枪像是他手臂的延长部分，它急切、紧张地想发射子弹。一想到用手指扣动钩形的扳机，他就有一种近乎肉欲的快感。

一听见她的橡胶鞋底的轻响，他差一点就要朝关着的白色房门开火。没错，她穿着网球鞋，走起来不会笃笃地响。是时候了！可就在这时，他听到另一个人的脚步声。

“我能去收拾吗，夫人？”门外有人用法语说。玛戈和女招待一道走了进来，他不自觉地将手枪放进了口袋。

“叫我干什么？”玛戈问。“你可以下楼去，不该那样无礼地招呼我上来。”

他没有答话，低头看看女招待把杯子和碟子等收拾到茶盘里，又从地下拾起那把小匙。她端起茶盘，笑了笑，走出门去。门关上了。

“欧比，出什么事啦？”

他垂下手，伸进衣袋。玛戈疼得哆嗦了一下，一屁股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低着晒成棕黑的脖颈，急急忙忙解她那双白鞋的鞋带。他看着她光洁的黑发，看着她用剃刀剃过毛发的隐隐泛青的后颈。没法在她脱鞋的时候开枪。她的脚踝受了伤，血从白袜子里渗出来。

“真怪，我每次都要把这儿擦破。”她说着抬起头来，看到他手里那只黑沉沉的枪。

“那东西玩不得，傻瓜，”她不动声色地说。

“站起来，”欧比纳斯攥住她的手腕低声说。

“我不起来，”玛戈说着用另一只手脱袜子。“放开我。看，袜子粘在脚上了。”

他使劲摇晃她，连椅子都嘎嘎地响起来。她抓住床架，笑起来。

“请你开枪打死我吧，打吧，”她说。“就像我们看过的那出戏一样，那个黑鬼和枕头的故事，我就和她一样清白。”

“你撒谎，”欧比纳斯低声说。“你和那个流氓，你们一直在骗我，一直在欺，欺，欺骗……”他的上唇颤抖着，竭力克服自己的口吃。

“请你把那东西放下，不放下我就不跟你说话。我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我也不想打听。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是忠于你的，我是忠实的……”

“好吧，”欧比纳斯喉咙沙哑地说。“要说什么你就说，不过说完之后，你得死。”

“你没有必要杀我——真的，没有必要，亲爱的。”

“说吧。”

（“如果我冲到门口，”她想，“也许能逃出去，然后我就大喊大叫，大家都会跑过来。不过这样一来事情就弄糟了——再也无法收拾了……”）

“你拿着那东西我就没法说话。请你把它放下。”

（“……能不能把那东西从他手里打掉？……”）

“不，”欧比纳斯说。“首先，你必须供认你干的好事……有人告诉我，我全都知道了……”他气急败坏地反复说着这句话，一边在屋里踱来踱去，用手掌捶打着家具。“我都知道，在汽车里他坐在你们后边，你们俩像情人一样打情骂俏。哼，我一定得杀了你。”

“我知道你会这样想的，”玛戈说。“我知道你不能理解我。看在上帝份上，欧比，把那玩意儿放下。”

“有什么可理解的？”欧比纳斯喊道。“有什么可解释的？”

“首先，欧比，你也很清楚，他对女人毫无兴趣。”

“住嘴！”欧比纳斯嚷道。“那是卑鄙的谎言。从一开头那就是一个下流的骗局。”

（“如果他开始大叫大嚷，危险就算解除了，”玛戈想。）

“真的，他的确对女人不感兴趣，”她又说，“不过有一回——是开玩笑——我对他说：‘嘿，让我试试看，能不能让你忘掉你的男朋友。’我们俩心里都明白，这不过是开玩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亲爱的。”

“无耻的谎话，我不信，康拉德看见了，那个法国上校也看见了。只有我一个人是瞎子。”

“唉，我经常跟他那样开玩笑，”玛戈镇静地说。“这特别逗乐。假若你不喜欢，以后我再不和他说笑就是了。”

“这么说，你们欺骗我只是为了取乐？真卑鄙！”

“我绝没有欺骗过你！你竟敢这样诬赖好人，他也不可能跟我合伙骗你，我们连嘴都没亲过，即使是亲一下嘴，我们俩也都会觉得恶心。”

“敢让我去问他吗？背着你，单独问他？”

“去吧，当然可以。他准保说得跟我一模一样。不过你自己反倒会弄得下不来台。”

他们这样唇枪舌剑地斗了一个钟头。玛戈逐渐占了上风，但她最后终于无法忍受，又哭又闹地发泄了一通。她穿着白运动衫扑到床上，光着一只脚，又伏在枕头上呜呜地哭了一阵，才逐渐平静下来。

欧比纳斯坐在窗前一张椅子上。外面阳光灿烂。网球场上传来英国人欢快的笑语声。他仔细回想着他们与雷克斯交往以来的每件细小的事情，有几件事已经蒙上了阴影——现在雷克斯的整个形象都笼罩在这阴影之中。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不管玛戈怎样理直气壮地证明她一直忠于欧比纳斯，他心里已经结下了永远解不开的疑团。

最后他站起来走到床前，呆望着她那泛红、起皱的脚后跟，上边贴着一小块黑色胶布——她什么时候贴上胶布的？——他望着她苗条而结实的棕黄色小腿。他想，他可以杀死她，却无法离开她。

“好吧，玛戈，”他阴郁地说。“我相信你的话，可你得马上起来换好衣服。我们赶紧收拾东西，马上离开这儿，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他了。我自己也说不清究竟。并不是因为我相信你和他一道哄骗了我，不是的。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他。这件事太伤我的心了。行啦，不管怎么说，起来吧……”

“亲我一下，”玛戈温柔地说。

“不，现在不亲。我想尽快离开这儿……在这房里我差点杀了你，如果不赶紧走，我肯定还会杀你。快走。”

“走就走吧，”玛戈说。“不过别忘了，你曾经多么粗暴地侮辱了我，伤害了我对你的感情，你以后总会明白的。”

他们迅速地整理行装，既不说话，也没互相看一眼。搬运工进来给他们搬走了行李。

旅馆的露台上，雷克斯和两个美国人、一个俄国人在一株大桉树的树阴下打扑克。那天上午他手气欠佳。他正盘算着在下一轮洗牌的时候捣点鬼，或是悄悄地使用烟盒盖里镶嵌的镜子。（他不喜欢耍这些小花招，只有在跟新手打牌时才偶尔为之。）这时，他忽然看见，在木兰树那边，靠近车库的公路上，欧比纳斯的汽车笨拙地拐了个弯，消失了。

“出什么事了？”雷克斯自言自语道。“谁在开车？”

他付了赌债，然后跑去找玛戈。她不在网球场，也不在花园，他跑上楼去，欧比纳斯的房门半开着，屋里空无一人。衣柜敞着门，空了。盥洗盆上方的玻璃隔架也空了。地板上有一团撕破的报纸。

雷克斯咬咬下唇，走进他自己的房间。他隐隐怀着一个希望——也许他们会留下一张字条。他当然什么也没找到。他伸了一下舌头，下楼到门厅去——至少得看看他们是否替他付了房钱。﻿

▇

许多人即使没有专门知识，在电路发生被人称为“短路”的神秘故障时，也能设法重新接通。他们还会用一把小刀拨一拨停摆的表，让它重新走起来。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能自己动手做一盘炸肉排。欧比纳斯可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打礼服领带，不会修剪右手的指甲，也不会打包裹。若让他拔酒瓶的软木塞，他必会把木塞的一半弄碎，让另一半掉进去泡在酒里。小时候他不会像别的孩子那样做各式各样的手工活。及至长成一个青年，他也从没自己拆卸过自行车。他只会骑车，骑完就百事不管了。如果车胎扎破，他就咯吱咯吱推着无法再骑的车到最近一家车铺去修——那声音像是穿着旧胶鞋走路。后来他学习修复旧画的行当，但他从不愿意自己动手干。战争期间，他是个出名的笨手笨脚、一事无成的人。由此看来，他驾车技术糟糕就不足为奇了。奇怪的倒是，他这种笨人居然还会开车。

他缓慢而艰难地驾着车，（和十字路口的警察发生了争执，但他始终不懂警察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驶出鲁吉那镇之后，他稍稍加快了车速。

“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这车究竟要往哪儿开？”玛戈酸溜溜地问。

他耸耸肩，眼睛死死盯住亮闪闪的、黑中泛蓝的公路。在镇内拥挤的窄街陋巷中穿行时，他得不停地按喇叭，时常得“嘎”地来个急刹车，才能费劲地拐过弯来。现在车子开出了鲁吉那镇，在公路上畅通无阻地疾驰，杂七杂八的意念开始浮现在他的脑际：汽车越爬越高，公路逐渐伸入山里，很快就要进入盘山公路的危险地段……雷克斯的衣扣绊在玛戈睡衣的花边里……他的心情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这样慌乱。

“我倒不在乎你把车开到哪儿去，”玛戈说，“不过我想问问清楚。行行好，靠右边走。你要是不会开车，咱们最好改坐火车，要不然就到附近的修车店去雇一个司机。”

远远开来一辆长途公共汽车，他猛地刹了车。

“怎样啦，欧比？让车子靠右边走就行了，何必停车呢？”

公共汽车隆隆开了过去，车上坐满旅游的人们。欧比纳斯重新发动了汽车。公路开始盘山而上。

“到哪儿去还不是一样！”他想，“不管到哪儿，都医不好我的心病。‘最轻浮、庸俗、下流的情话——’气死我了！”

“我真懒得跟你废话了，”玛戈说，“不过看在上帝份上，拐弯的时候别那么猛。真见鬼，你到底怎么啦？我头疼得要命，你知道吗？不管你把车朝哪里开，只要能开到站，我就感激不尽了。”

“你敢在我面前对天发誓，说你是清白的吗？”欧比纳斯哽咽地说，热泪模糊了他的眼睛。他眨眨眼，公路又变得清晰起来。

“我敢发誓，”玛戈说。“我向你发誓都发腻了。再这样折磨我，还不如干脆杀了我算了。听着，我热极了，想脱掉大衣。”

他刹住车。

玛戈笑了。“这也用得着停车？唉，你呀！”

帮她脱大衣时，许久之前的往事又清清楚楚浮现在眼前：在一家蹩脚的小咖啡店里，他头一次注意到她脱衣服时如何扭动肩胛，如何低下秀美的头颈。

热泪止不住从他面颊滚下来。玛戈用臂膀搂住他，鬓角贴着他低下的头。

他们的车停在一堵矮墙旁边。那是一道厚厚的石墙，高约一英尺。石墙后是荆棘丛生的陡峭山谷。从幽深的谷底传来潺潺溪流声。左边是一道赭红岩山坡，坡顶上长着松树。炽热的骄阳炙烤着。前面不远处，一个戴墨镜的人坐在路边砸石头。

“我多么爱你，”欧比纳斯喃喃地说。“多么爱你。”

他抚摩她的双手，激动不已地爱抚着她。她轻声地、满足地笑了。

“让我来开吧，”玛戈恳求道。“我比你开得好。”

“不，我已经有些长进了，”他笑着说。他抽咽了一下，擤了擤鼻子。“真好笑，我也不知道该把车往哪里开。我好像把行李托运到圣雷莫去了。可我也许记错了。”

他发动引擎，车又开了。他感到汽车似乎变得驯顺了一些，再也用不着像刚才那样死死地握住方向盘了。前面弯道越来越多。公路的一边是陡峭的石壁，另一边是深谷。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计速器指针颤抖着，向增速的方向移动。

前方有一个急转弯。欧比纳斯打起精神，准备格外小心地对付它。公路上方的高处，一位采药的老妇人看到峭岩右边的这辆小小的蓝色轿车朝着公路拐弯处驶来。从公路的另一端，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俯在车把上也朝这个未知的会合点飞驰而来。﻿

▇

山上采药的老妇人看见汽车和那两个骑车的人从不同方向同时朝公路急拐弯处飞奔而来。一架邮政飞机穿过蓝天中闪亮的尘埃朝海岸方向飞去。飞行员能看见盘旋的公路，机翼的阴影掠过阳光灿烂的山坡和彼此相距十二英里的两座村庄。倘若飞机再升高一点，飞行员或许能看见普罗旺斯的群山以及远方的一座异国城市——也许就是柏林——那里的天气也很炎热，因为在这一天从直布罗陀到斯德哥尔摩的大片土地都沐浴着和煦的阳光。

这一天，柏林城里售出了大量冰制食品。伊尔玛先前总爱用贪婪的眼光，神情专注地瞧着卖冰淇淋的人往一小块脆薄饼上涂一层厚厚的黄颜色的东西。若是尝上一口，会冰得你舌头直跳，门牙发痛，心里却美滋滋的。伊丽莎白走上阳台，看到这么一位卖冰淇淋的小贩。使她感到奇怪的是，她穿着一身黑，那小贩却是一身白。

醒来时她感到焦躁不安。她头一次意识到自己从那种半痴半呆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了。这段时间里她已经习惯于这种恍惚迷离的感觉。她说不清现在为什么会有一种生疏的惆怅感。她在阳台上徘徊，思索着头一天发生的事。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像往常一样开车去教堂墓地，蜜蜂恋着她放在墓前的鲜花，坟墓周围的黄杨树篱笆闪着湿润的光辉。四周寂静无声，脚下的土地十分松软。

“出了什么事？”她困惑地想。“我为什么这样激动不安？”

从阳台上她能看见那个戴白帽子的冰淇淋小贩。阳台似乎在慢慢升向天空。炫目的阳光照在千家万户的房顶上——照耀着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一直照到遥远的南方。邮政飞机正朝圣卡西安飞去。

那位老妇人在岩畔采药。后来至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她将反复向人们讲述她亲眼看见的这一番情景……﻿

▇

欧比纳斯弄不清他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恢复知觉并了解到这一切：从他莽撞地驾车冲向那个弯道算起，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他正躺在一家诊所，在格拉斯[1]，已经做过颅骨手术，曾长期处于昏迷状态中（因为脑内渗血）。总之，过了那么一段时间，这些零零星星的情况终于汇集到了一起——他还活着，完全恢复了知觉，并且知道玛戈和一位护士正待在他身边。他感到自己甜甜地睡了一觉，刚刚醒来，可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也许还是大清早吧。

他的前额和眼睛厚厚地蒙着一层软绵绵的纱布，但缠在头顶的绷带已经解开。用手触摸新生的发茬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他的记忆中存留着一幅色彩鲜艳的图画，像是印在玻璃底板上的一帧彩色照片：泛着蓝色光泽的转弯，左边是红绿两色相间的岩壁，右边是一道白色胸墙。有人骑着自行车从对面驶来——两个风尘仆仆，身穿橘红运动衣的大汉。为了避免相撞，他猛地扭动方向盘——汽车一跃而起，越过右边的一堆岩石，刹那间挡风玻璃前赫然出现了一根电线杆。玛戈伸出的手臂横过画面——然后，幻象消失，眼前一片漆黑。

玛戈的叙述补充了他的回忆。昨天，也许是前天，或者更早一些——她向他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确切地说，是她的声音在跟他说话。为什么只能听到她的声音呢？为什么这么久都看不见她本人？因为眼睛蒙着绷带。也许他们很快就会给我解开绷带……玛戈的声音说了些什么？

“……要没有那根电线杆，我们就会翻过那道矮墙掉下悬崖。真吓死人了！我臀部还带着一大块伤。汽车翻了个跟头，像一只鸡蛋似的摔扁了。那辆车值……le car…mille…beaucoup mille marks.[2]”（这显然是讲给护士听的。）“欧比，法语‘二万’怎么说？”

“管它呢，只要你活着就行！”

“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挺好心，帮着收拾我们失落的东西，可就是没找到那对网球拍。”

网球拍？阳光照在球拍上。为什么提起球拍我心里就不痛快呢？对了，在鲁吉那做了一场噩梦。我手里握着枪，她穿着胶底鞋走过来……全是胡闹——现在误会已经消除，一切恢复正常了……现在几点钟？什么时候可以解开绷带？什么时候能下床？报纸上——德国报纸上报道了这次事故吗？

他左右转动头部，绷带使他感到不舒服。感官不协调也使他觉得别扭。他的耳朵十分忙碌，一直在接收各种信息，而他的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他不知道这房间是一副什么模样，护士和医生是什么长相。现在究竟几点了？是早晨吗？他睡了很久，睡得很香。窗户也许开着，因为他听见外面传来的马蹄声，还有自来水流进一个水桶的哗哗声。也许外边有一个院子，院里有一口井，朝阳照耀的梧桐树下有一片凉爽的树阴。

他一动不动地躺了一阵，竭力将耳里听到的不连贯的声音转变为相应的形状与颜色。这和观赏波提切利[3]绘画时的情景正好相反。人们看到画上的安琪儿总会想像他们有怎样的嗓音。现在他听到玛戈在笑，接着护士也笑了。她们一定是待在隔壁房间里，护士正在教玛戈说法文“Soucoupe，soucoupe[4]”——玛戈重复了几遍，两人都轻声笑了起来。

欧比纳斯小心翼翼地掀起绷带朝外看——他感到自己做了一件绝不该做的事情。但屋里仍然一片漆黑。他甚至看不见泛蓝光的窗户，也看不见夜间通常会映在墙上的光影。不管怎么说，现在是深夜，不是早晨，甚至也不是大清早。是一个没有月光的漆黑的夜晚。声音多么容易叫人产生错觉。不过，是不是窗帘捂得太厚呢？

隔壁房间传来令人愉快的茶具碰撞声。有人说：“平常爱喝咖啡，不大爱喝茶。”[5]

欧比纳斯在床头柜上摸索，找到了小小的台灯，他按了一下开关，又按了一下，可屋里仍然漆黑一片。似乎这黑暗太沉重了，谁也驱赶不动。也许电源插头被拔掉了。他用手指摸索着找火柴，找到了一盒。里边只有一根火柴。他划火柴，听见它咝咝地响了一阵，像是点着了。可他看不见火焰。他扔掉火柴，忽然闻到一股硫磺味。真怪。

“玛戈，”他突然喊道，“玛戈！”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开了。可屋里仍然黑洞洞的。如果门外也这么黑，她们怎么能在那儿喝咖啡呢？

“开灯，”他气恼地说。“请你把灯打开。”

“你真不听话，”玛戈的声音说。他听见她匆匆走过来。周围肯定没有一丝亮光。“你不该自己打开绷带。”

“你说什么？你好像能看见我，”他结结巴巴地说。“你怎么能看见我呢？打开灯，听见没有？赶快开灯！”

“Calmez-vous[6]，别激动。”护士的声音说。

这些响声、脚步声、说话声，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不知怎么回事，她们似乎远在天边，却又近在眼前。黑暗包裹着他，像一道不可穿越的墙壁横在他和她们之间。他揉揉眼皮，惊惶四顾，左冲右撞，却怎么也闯不出这冥冥的黑暗。这黑暗似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这不可能！”欧比纳斯绝望地说。“我要发疯了！打开窗户，别站着不动！”

“窗户是开着的，”她轻声说。

“也许是阴天……玛戈，要是在大晴天我兴许能看得见，也许戴上眼镜能看见一点光亮。”

“躺着别动，亲爱的，现在是早晨，太阳好极了。欧比，你真让我生气。”

“我……我……”欧比纳斯深深吸了一口气，胸腔急剧膨胀，像是要爆炸开来。接着，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吼……而他一吼完，胸腔里又开始充满怒气。﻿

[1] Grasse，法国城市。

[2] 法文，那辆车……千……许多千马克。

[3] 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意大利佛罗伦萨杰出的画家。

[4] 法文，茶碟，茶碟。

[5] 此句原来是法文与德文相混合。

[6] 法文，请安静。

▇

他的刀口愈合了，伤养好了，头发也重新长了出来。但那堵厚厚的黑墙却依然纹丝未动地耸立在他的眼前。他惊恐地狂叫。在屋里扑来滚去，疯狂地抓挠。想撕开挡在眼前的东西，这样地发作了一阵，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过不了多久，他又得重新承受那大山一般沉重的压抑。这情景恰像一个人从梦中醒来，却发现自己被埋进了坟墓。

然而渐渐地，他不像先前那样动不动就发作了。他会在大白天一连几小时仰躺在床上，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谛听周围的声音。那些声音似乎在欢欢喜喜地与别人交谈，对他却不理不睬。他会忽地想起鲁吉那的那天早晨——这场灾难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想到这里又会痛苦地呻吟起来。他可以想像出天空，想像出蓝幽幽的，明暗相间的远景，苍翠的山坡上点缀着粉红色的屋舍。这梦幻般的美景他先前却很少去注目凝望，很少。

在医院里，玛戈把雷克斯的一封来信大声读给他听：

“亲爱的欧比纳斯，我不知道哪件事更使我感到震惊——是你莫名其妙的不辞而别呢，还是你遭遇的这场不幸的车祸。尽管你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我，但我仍然深切同情你的不幸，特别当我想到你对绘画的热爱，对色彩与线条之美的热爱。美妙的色彩与线条使得视觉居于我们一切感官的首位。

“今天我打算离开巴黎去英国，从那里再去纽约，过一段时间我才会再回德国来。请向你的伴侣转达我诚挚的问候。或许正是她那乖张骄纵的脾气使你抛弃了我与你的友情。啊，这个反复无常的女人，只有她的秉性本身是始终一贯的。然而她也像许多女人一样，渴望得到别人爱慕；如果爱她的男子由于不善言辞、面目可憎或性情古怪而引起她的蔑视与反感，她就会转而怨恨这个男子。

“相信我，欧比，我挺喜欢你，尽管平时我并没有充分表露出这种感情。不过，假若当初你直截了当对我说，我的在场已经使你们两人感到厌恶，那末我本会十分赞赏你的坦率，而且，当我回想起我们一道谈论绘画，一同在色彩的世界中漫步的情景时，这愉快的回忆也就不会因为你悄然离去而蒙上阴影。”

“噢，这像是一个同性恋者写的信，”欧比纳斯说。“不过，不管怎样，我很高兴他离开我们了。玛戈，也许因为我不信任你，上帝已经惩罚了我，但灾祸也会降临到你头上，如果……”

“如果什么？欧比，说下去……”

“哦，没什么。我相信你。噢，我相信你。”

他沉默下来，接着又开始发出既像呜咽又像怒吼的压抑的声音。这总是他在黑暗的压迫下歇斯底里发作的开端。

“居于我们一切感官的首位，”他用颤抖的嗓音重复着这句话。“是啊，一切感官的首位……”

等他安静下来，玛戈告诉他，她要去旅行社一趟。她吻了他的面颊，然后沿着街道的背阴处匆匆走去。

她走进一家凉爽的小客店，坐到雷克斯身边，他正在喝白葡萄酒。

“告诉我，”他说，“看了信之后，那个可怜虫说了些什么？我的信没什么破绽吧？”

“恰到好处。星期三我们就动身去苏黎世找那位眼科专家看病。请你去订票。不过你不要和我们坐在同一节车厢里——这样安全一些。”

“我怀疑，”雷克斯漫不经心地说，“他们是否肯白送我三张车票。”

玛戈温柔地笑了。她从手提包里取出钞票来。

“一般说来，”雷克斯说，“如果把钱交给我管，事情就会简单得多。”﻿

▇

欧比纳斯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他眼前是漆黑的深夜，耳里却听到大白天才会有的各种欢愉的声音。每当他艰难地迈出一步，脚下的砾石路就沙沙响一阵，那副样子实在可怜。尽管这样散步了几回，他的身体状况还远不能适应去苏黎世的旅行。一到火车站，他就开始发晕。一个盲人头晕目眩时的感觉是最古怪，最难以忍受的。嘈杂的响声、脚步声、说话声、车轮声响成一片，一些又尖又重的危险物体似乎都在朝他扑过来，吓得他茫然失措。尽管玛戈搀扶着他，他仍然时刻担心会撞到什么东西上。

在车上他感到一阵阵恶心，因为他只能听到铿锵的响声，感到车厢的晃动，却丝毫觉不出火车在朝前开动，不管他多么努力地想像窗外景物在迅速地后移。到苏黎世之后，他又得摸索着在看不见的人群中艰难地穿行，各种障碍物和尖锐的棱都屏息敛声伺伏一旁，随时准备撞到他身上。

“唉，走呀，怕什么！”玛戈不耐烦地说。“我领着你呢。好了，待在这儿别动，该上出租车了。抬腿。别这么缩手缩脚的。我看你简直胆小得像两岁的娃娃。”

那位著名的眼科教授仔细检查了欧比纳斯的眼睛。他说话的声音柔和殷勤，所以欧比纳斯把他想像成一个老人，长着一副牧师般的面孔，胡须剃得很干净。其实那位医生年纪不大，还蓄着标致的小胡子。他的诊断在欧比纳斯听来没有多少新的内容——视神经在脑内的交叉部位受到损伤，过些时候或许会长好，或许会萎缩，两种可能性都有，几乎是一半对一半。但不管怎么说，从病人目前的状况看来，他最需要的是得到彻底的休息。最好能到山里住一段时间疗养院。

“到时候我们再看情况，”教授说。

“到那时候就看得见吗？”欧比纳斯苦笑了一下说。

玛戈对疗养院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在旅馆里碰到的一对爱尔兰老夫妇愿意租给他们一幢避暑小别墅。房子就在某疗养胜地的山上。玛戈和雷克斯商量了一下，把欧比纳斯托给一个雇来的护士，他们俩一道去查看那幢别墅。房子挺不错——两层楼，房间小巧而又干净，每扇房门上都固定着一只盛圣水的杯子。

雷克斯觉得这地方的位置挺中意：一栋孤零零的小屋，高高坐落于山顶，隐藏在一片茂密的黑杉林中，离山下村落和客店只有一刻钟的路程。雷克斯为自己挑选了楼上一间阳光最充足的房间，又到村里去雇了一位厨娘。他郑重其事地跟厨娘谈了一次话。

“我们付给你这么高的报酬，”他说，“因为要雇你去侍候一个由于受到剧烈的精神刺激而瞎了眼的病人。我是负责为他治病的医生，但是，根据他目前的精神状态，一定不能让他知道，在他和他的侄女居住的那幢房子里还住着我这个大夫。所以，如果你口风不严，直接或间接地泄露了秘密——比如说跟我讲话的时候让他听见了——你就要对影响病人的康复承担法律责任。我相信，这种过失在瑞士将会受到严厉制裁。另外，我劝你不要接近我的病人，也不要跟他搭话。他患有狂暴型分裂症。可以告诉你，他曾经一拳打在一位老太太脸上，把她打成了重伤。（那老太太跟你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没你这么漂亮。）当然我绝不希望再发生这种事情。记住，如果你到村里多嘴多舌，把事情传出去，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惹得我的病人发起病来，他就会先砸烂你的脑袋，再捣毁那栋房子。懂了吗？”

那女人吓得正想拒绝这个报酬优厚的工作，雷克斯却又向她担保，说有那个侄女在身边服侍，她根本用不着和瞎子见面，那瞎子也并不惹是生非。厨娘这才答应接受这项差事。雷克斯又告诉厨娘，不管肉铺伙计还是洗衣女工都不许进别墅。安排停当之后，趁玛戈回去接欧比纳斯的工夫，雷克斯搬进了别墅。他把所有的行李都弄进屋去。然后筹划了一番，决定各个房间如何分配、布置，并挪走了所有多余、易碎的物品。他走进自己的房间，一边快活地吹着口哨，一边把几幅颇不体面的钢笔画钉到了墙上。

将近五点钟的时候，雷克斯从望远镜里看到，从遥远的山下开来一辆出租汽车。身着一件艳红色无袖紧身衫的玛戈钻出车来，然后扶欧比纳斯下车。他耸着肩，戴着墨镜，活像只猫头鹰。汽车掉过头去，转过一个弯道，消失在茂密的树丛后边。

玛戈搀着欧比纳斯的胳臂，他显得既温顺，又笨拙。他用拐杖探路，沿着山间小道爬上来。他俩时隐时现地在杉树丛中穿行，最后终于来到小小的花园露台前。面带惧色的厨娘小心翼翼地走过来迎接他们，她帮玛戈提着箱子，眼睛尽量不去打量那个危险的疯子。（顺便交待一句，厨娘已经成了雷克斯手下一名忠心耿耿的仆人。）

雷克斯俯身窗外，朝玛戈做着滑稽的姿势——他以手按胸，然后抖动着伸开双臂——把《笨拙》周刊上的漫画人物模仿得惟妙惟肖——当然，他表演的是哑剧。假若在平时，他准会一边抖，一边发出滑稽的尖叫。玛戈抬头朝他微笑着走进别墅。她仍然搀着欧比纳斯的胳膊。

“把我带到各个房间去看一看，跟我讲讲这儿都有些什么，”欧比纳斯说。他并不是真有那么高的兴致，而是以为他这样要求会使玛戈高兴，因为她总喜欢搬到新地方住。

“一间小餐室，一间小客厅，一个小书房，”她边解释说，边领着他查看一楼的房间。欧比纳斯摸摸家具，拍拍屋里的各种物件，好像在拍陌生儿童的头似的。他极力辨认着方向。

“那么，窗户一定在那边。”他蛮有把握地指着一堵白墙。他猛地撞在桌子角上，却忍痛伸出手来在桌面上比划，假装在测量桌子的大小。

随后，他们并肩走上嘎吱作响的木楼梯。雷克斯坐在楼梯顶上，拼命忍着不敢笑出声来。玛戈朝他晃着一个手指发出警告，他小心地站起来，踮起脚尖退了回去。这样的谨慎其实并无必要，因为木楼梯在盲人脚下发出了极大的响声。

他们拐进走廊。雷克斯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门口。他用手捂着嘴，朝他们鞠了几次躬，好几次蹲下身子躲过他们。玛戈恨恨地朝他摇头——这种玩笑太危险了，雷克斯像顽童似的在屋里钻来钻去。

“那是我的卧室，这是你的卧室，”她说。

“为什么要分开？”欧比纳斯怏怏不乐地问。

“唉，欧比，”她叹了一口气。“你知道医生是怎么嘱咐的。”

他们看完了所有的房间（自然不包括雷克斯那一间）。为了证明玛戈是个好向导，欧比纳斯打算不要她搀扶，独自在别墅里转一转。可他刚走了两步就迷失了方向，撞在墙上。他歉疚地笑了笑，接着又差点打翻一个脸盆。他无意中走进了靠拐角的房间（正是雷克斯住的那间房，不通别的房间，只能从走廊进去），不过这时他已经晕头转向，还以为那是浴室呢。

“小心，那是堆东西的贮藏室，”玛戈说。“别碰了头。回来吧，该上床休息了，这样跑来跑去恐怕对你没什么好处。今天是例外，以后可不能让你到处乱跑啦。”

实际上他也已经疲惫不堪了。玛戈扶他上床，又给他端来晚饭。欧比纳斯入睡之后，她去找雷克斯。因为还不知道这幢屋子的隔音效果如何，他们俩只敢低声耳语。其实他们满可以放声讲话，欧比纳斯的卧室离得相当远。﻿

▇

欧比纳斯如今生活在一层不可穿透的黑幕之中，这遭遇使他的思想和情感具有了某种肃穆，甚至高尚的成分。过去的时日在一场剧变中消逝了，在他与往昔的生活之间隔着无边的黑暗。记忆中的情景像图画一样不断浮现在他眼前——系着花围裙的玛戈把紫红的帷幕撩到一边（现在他多么渴望再看一眼那暗红的颜色！）；玛戈打着一把鲜艳的雨伞，轻快地走在布满深红色雪水坑的街上；玛戈赤条条地站在穿衣镜前，嘴里啃着一个黄面包卷；玛戈穿着那件闪闪发光的游泳衣，扔过来一个球；玛戈穿着银色夜礼服，露出晒得棕红的肩膀。

他想起了妻子。他们的共同生活似乎笼罩在一层柔和、暗淡的光芒之中，某些往事偶尔会从这一片朦胧之中显露出来：妻子浅色的头发在灯下闪着光；灯光照在一幅画的画框上；伊尔玛玩着玻璃球（每个球里嵌着一道彩虹）……这一切变成朦胧一片，随后又能看到伊丽莎白又轻又慢的动作，像是漂浮在水中一样。

往昔的一切，连最令人痛惜、羞惭的事情都蒙上了一层虚幻、迷人的色彩。他无限懊悔地发现，自己先前竟没有充分地发挥眼睛的作用。现在，眼前的五颜六色都在混沌的背景上移动，各种物件的轮廓都模糊不清。比如，当他回忆起往日熟悉的风景时，除了橡树和玫瑰，他叫不出其他任何树木的名字。除了乌鸦和麻雀，别的鸟名他也叫不上来。即使这几样东西，存留在他记忆中的也不是它们在自然界中的模样，而是纹章上的图案。他先前讥笑过一位狭隘的专家，说他若去做工，定会沦为工具的奴隶，若去拉琴，也必会变成提琴的附件。欧比纳斯懂得，他和那浅薄的专家并没多大区别。欧比纳斯的专长是艺术鉴赏，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发现了美丽的玛戈。然而现在玛戈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她的话语声，她衣裳的窸窣声和她身上发出的脂粉香。他曾经把玛戈从那黑洞洞的小影院里带出来，现在她似乎又退回到那一团漆黑之中。

然而欧比纳斯不能总是用美的思索和道德的内省来安慰自己。他无法总是使自己相信，肉眼视觉的丧失意味着心灵眼睛的复明；他无法欺骗自己去幻想他与玛戈的生活已经变得更幸福、更充实、更纯洁；他也无法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玛戈对自己的忠诚。在患难之际她仍忠心耿耿地陪伴着他，这情分的确使他深受感动。这个看不见的玛戈，像一个娴雅稳重的天使，她劝他安心静养，不要冲动。她简直胜过了最贤惠的妻子。当他在黑暗中握住她的纤手，正要对她讲一番感激的话时，他忽然极想用眼睛看到她的模样。这强烈的欲望压倒了他的理智，预先想好的言辞也忘在脑后了。

雷克斯特别喜欢跟他坐在同一个房间里，观察他的举动。玛戈靠在那盲人胸前时，常把脸扭向一边，眼望天花板作个无可奈何的鬼脸，或是朝欧比纳斯吐吐舌头。和盲人脸上欣喜、怜爱的表情相对照，这情景实在是滑稽极了。玛戈会灵巧地挣脱他的怀抱，回到雷克斯身边。雷克斯穿一条白裤子坐在窗台上，赤着趾头修长的脚，光着上身——他喜欢让阳光炙烤他的脊背。欧比纳斯仰靠在一把扶手椅上，身穿睡衣裤和一件松宽的袍子。他脸上长满胡碴儿，太阳穴上一道亮闪闪的嫩疤，那模样活像一个很久没刮过脸的囚犯。

“玛戈，上我这儿来，”他伸出双臂哀求道。

雷克斯喜欢冒险。他时常踮着脚尖走到欧比纳斯跟前，极为敏捷地摸他一下。欧比纳斯便会发出一阵充满柔情蜜意的呻吟，伸出臂膀去拥抱想像中的玛戈。雷克斯却无声无息地闪到一边，又回到窗台上——那是他惯于栖息的地方。

“亲爱的，过来呀，”欧比纳斯恳求说。

他艰难地从扶手椅里站起来，摇摇晃晃朝她走去，坐在窗台上的雷克斯赶紧缩起双脚，玛戈则大声威胁欧比纳斯说，再不听话就撇下他不管，找一个护士来陪伴他。于是他只好歉疚地笑一笑，蹒跚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好吧，我听话，”他叹了一口气。“给我读点什么好吧？读报纸吧。”

她又望着天花板翻了翻眼睛。

雷克斯小心翼翼地坐到沙发里，把玛戈抱到自己膝上。她展开报纸，铺平，自己先看一遍，然后开始大声朗读。欧比纳斯不时点点头，一边慢慢品尝看不见的樱桃，把看不见的核吐在手心。雷克斯的嘴唇也一伸一缩地蠕动，他在模仿玛戈读报。有时他装着要让玛戈从他膝头上掉下来，于是她读报的声音会戛然而止。她还得重新寻找突然中断了的那句话。

“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欧比纳斯想。“我们的感情变得更纯净了。假使她一直伴随着我，就证明她真的爱我。那就太好了。”

他忽然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拧着自己的双手，哀求她带他去找另一位眼科大夫，不行再找第三个，第四个——他愿意动手术，受苦——只要可以恢复视觉，他愿付出任何代价。

雷克斯不出声地打了个哈欠，从桌上的碗里抓了一把樱桃，到花园里去了。

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雷克斯和玛戈都很谨慎，尽管他们也喜欢开各种无害的小玩笑。为了防备欧比纳斯突然闯来，雷克斯在走廊通向他自己卧室门的地方用盒子和箱子构筑了一道路障。每天夜里玛戈越过这道障碍去和他幽会。其实，自从上次在别墅周游一遍之后，欧比纳斯对探索屋内地形失去了兴趣，但他对自己的卧室及书房已经相当熟悉。

玛戈向他描述了周围的各种色彩——蓝色的糊墙纸，黄色的百叶窗——不过在雷克斯唆使下，她故意颠倒黑白乱说一通。瞎子不得不按照雷克斯编造的色彩来想像周围的小世界，这情景使雷克斯乐不可支。

在自己的房间里，欧比纳斯觉得他几乎能够看得见周围的家具物品了，这使他有了一种安全感。然而坐在屋前花园里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广阔无垠的陌生世界，周围的一切都如此巨大，虚幻，嘈杂，他无法凭想像来把握它们的形态。他试着锻炼听觉，想借助声音来推测物体的运动。此后不久，雷克斯就感到自己的进出已经不容易瞒过欧比纳斯的耳朵。不管他多么轻手轻脚，欧比纳斯都会立即转过头来问道：“你来啦，亲爱的？”当玛戈从另一个方向答话时，他会为自己错误的判断而显出懊丧的神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欧比纳斯的听觉越来越灵敏，雷克斯和玛戈也变得越来越放肆：他们已经习惯于将欧比纳斯的失明当作安全的屏障。起初雷克斯在厨房里吃饭，老艾米丽亚在一旁以仰慕的目光呆望着他。后来他索性坐到欧比纳斯和玛戈的饭桌旁，跟他们一道进餐。他的吃法巧妙，一点声音也没有，刀叉从不碰响碗碟。他像无声电影中的人物那样无声地咀嚼，完全与欧比纳斯颚部的动作以及玛戈的说话声合拍。每当两个男人咀嚼和吞咽的时候，她就故意大声讲话。有一次雷克斯呛了一口饭，当时玛戈正在给欧比纳斯倒咖啡，他忽然听到桌子另一端发出了异样的咳呛声。玛戈立即开始大声说话，可欧比纳斯止住她，举手指着前边问道：“那是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雷克斯端起盘子，用餐巾捂着嘴，踮脚离开了饭桌。可是当他侧身穿过半开的门时，一只叉子掉在了地上。

欧比纳斯在椅子上猛一转身问道：“什么声音？那是谁？”

“噢，是艾米丽亚，别大惊小怪的。”

“可她从不上这儿来呀！”

“今天就来了嘛！”

“我觉得我开始幻听了，”欧比纳斯说。“比如说，昨天我清清楚楚听见有人光着脚板悄悄走过了走廊。”

“你得留点神，不然你会精神失常的，”玛戈冷冰冰地说。

下午欧比纳斯通常要午睡，她有时就和雷克斯出去散一会步。他们去邮局取信件、报纸，或是爬上山去看瀑布。有两回他们一道去山下一座漂亮的小镇上的咖啡店，有一次在回来的路上，当他们沿着通向别墅的陡峭小路爬上山时，雷克斯说：

“我劝你不要老跟他提结婚的事。我担心，正因为他遗弃了他的妻子，他现在就把她当成了画在教堂玻璃窗上的圣徒。他不愿意砸坏这扇窗户。有一个更简单、更保险的办法，就是慢慢地把他的财产搞到我们手里来。”

“我们不是已经从他手里弄到了一大笔吗？”

“你得让他卖掉波美拉尼亚的地产，还有他收藏的那些画，”雷克斯说，“或者让他卖掉柏林的房子。只要稍动脑筋，就可以办得到。目前看来，他的支票本用起来挺方便，他签字的时候不假思索，像机器人似的。不过银行里的存款很快就会枯竭，我们得抓紧时间。最好在今年冬天离开他。走之前可以给他买条狗，以表明我们的感激之情。”

“小声点，”玛戈说，“已经走到岩石跟前了。”

那是一块巨大的灰色岩石，形状像一头羊，石头上爬满了牵牛花。它等于是一块界石，过了界，说话声就会传进别墅。于是他俩默默地走着，几分钟之后来到了花园大门前，玛戈忽地笑了起来，用手指着一只松鼠。雷克斯投过去一颗石子，没有打中。

“打死它！它们把树都啃坏了，”玛戈轻声说。

“谁把树啃坏了？”有人大声问，是欧比纳斯。

他晃晃悠悠地站在一小节石阶上，在一丛紫丁香中间。石阶连接着下边的小路和上边的草坪。

“玛戈，你在下边跟谁说话？”他问。他忽然滑了一跤，重重地跌坐在石阶上。

“你好大胆，一个人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她一把揪住他，扶他站起来。他手上沾了些碎石粒，于是他伸开手指把石粒掸掉，那动作真像一个小孩。

“我想抓一只松鼠，”玛戈边解释，边把拐杖塞到他手里。“你以为我在干什么呢？”

“我以为……”欧比纳斯说。“那是谁？”他高喊一声朝雷克斯转过头去，身子差点又失去平衡。雷克斯正小心翼翼地穿越草坪。

“这儿没别人，”玛戈说，“只有我。你干嘛这么慌张？”她开始失去耐心了。

“扶我回屋去，”他几乎是眼里噙着泪说。“周围的声音太多，太乱：树，风，松鼠，还有说不出名字的东西，吵得我晕头转向……”

“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出门，”她说着把他拖进屋里。

随后，像往常一样，太阳落在了邻近山岭的后边。像往常一样，玛戈和雷克斯并肩坐在长沙发上抽烟。几步之外，欧比纳斯坐在他的皮靠椅里，用一双混浊的蓝眼凝视着他俩。应他的请求，玛戈给他讲述自己的童年。她很乐意做这件事。欧比纳斯睡得早，他慢慢地爬上楼梯，每上一级就用脚尖和拐杖探一探路。

半夜醒来的时候，他伸手去摸卸掉玻璃面的闹钟的指针，寻找指针的位置。时间大约是一点半。他感到心神不宁，却说不出什么缘由。近来他无法再使自己沉浸在庄重而美好的内省之中，只有那样的思索才能帮助他抵御恐怖的黑暗。

他躺着寻思：

“是什么令我不安呢？伊丽莎白？不，她离得很远，深藏在心底。那里藏着一个亲切、苍白、忧郁的人儿，绝不能轻易打搅她。玛戈吗？也不是。这种兄妹般的关系只是暂时的。那究竟是什么使我不安呢？”

他从床上爬起来，摸索着朝玛戈的房门走去（那是他卧室的惟一出口），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她在夜间总是锁上房门，这样就等于把他关在里边了。

“她想得真周到，”他满怀温情地想。他把耳朵贴在锁孔上，想听听她沉睡中的呼吸声。但他什么也没听见。

“睡得真安静，像一只小老鼠，”他轻声说。“我只想摸一下她的额头，然后就回来。也许这次她忘了锁门。”

他拧了一下门把手，并没抱多大希望。哦，她没忘记锁门。

他忽然想起，当他还是个淘气的孩童的时候，在一个炎热的夏夜，在莱茵河上的一座住宅里，他从自己的房间出来，顺着屋檐爬进了女佣的卧室（竟发现她正与人相伴而眠）——可那时候他生得轻巧灵敏；那时候他的眼睛看得见。

“为什么不再试一次呢？”他想。在苦闷中他更加无所顾忌。“如果我掉下去摔断了脖子，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他先找到拐杖，然后把身子伏到窗外，用拐杖朝左边窗台的上方，向隔壁房间的窗户探去。窗子开着，手杖触到窗玻璃时发出“丁——”的响声。

“她睡得真死！”他想。“一定累极了，整天都在照顾我。”

他收回拐杖的时候，勾着了什么东西，他一松手，拐杖坠下楼去，隐隐听见“砰”地响了一声。

欧比纳斯扶着窗框爬上窗台，顺着墙檐向左移动，用手抓住一个东西——他猜测是水管——跨过冷冰冰的铁管弯道，抓住了隔壁房间的窗台。

“多么简单！”他不无骄傲地想。“喂，玛戈！”他轻声唤道。他想从洞开的窗子爬进屋去，脚下一滑，差点仰面跌落到下边深不可测的花园里。他的心嗵嗵地跳着。他顺着窗台爬进屋里，撞倒一个沉重的器具，发出很大的响声。

他静静地站着，满脸淌着汗。他觉得手上有粘糊糊的东西（那是松脂，这所别墅是用松木建造的）。

“玛戈，亲爱的，”他兴奋地唤道。没有回答。他摸到了床，上面铺着花边床罩——她没睡这张床。

欧比纳斯坐在床上思索。如果没有罩着床罩，床上还有余温的话，他就不难猜到，她马上就会回来。

过了一会，他离开房间来到走廊（没有拐杖，走路很不方便）。他仔细倾听，似乎听到什么地方传来一阵莫名其妙的沙沙声。他有些毛骨悚然了，便大声喊道：

“玛戈，你在哪儿？”

周围仍然寂静无声。然后一扇门打开了。

“玛戈，玛戈，”他边喊边在走廊里摸索着向前走。

“我在这儿，”她平静地回答。

“你怎么啦，玛戈？为什么还没上床睡觉？”

在漆黑的过道里，她撞在了他身上。他伸手摸她，发现她赤裸着身体。

“我在晒太阳，”她说，“每天早晨都这样晒一晒。”

“可现在是夜晚，”他喘息着说。“你把我弄糊涂了。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知道，因为我摸过闹钟指针现在是一点半。”

“胡说。现在是早晨六点半，外边阳光好极了。你的闹钟走得不对，谁叫你老是摸指针呢！告诉我，你是怎么从卧室出来的？”

“玛戈，现在真是早晨吗？你说的是实话吗？”

她忽然走到他跟前，踮起脚来，像往昔那样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

“现在是白天，”她温存地说：“不过，你要是特别想的话，亲爱的……我们就破例来一次……”

她并不十分情愿，可又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欧比纳斯再也不会注意到：空气仍然凉爽，鸟儿也还没开始唱歌。他惟一能感觉得到的是火一般热烈的享乐，后来他美美地睡了一觉，一直睡到中午。醒来的时候玛戈责骂他不该翻窗冒险。看到他尴尬的笑容，她更是火冒三丈，竟打了他一耳光。

那一整天，他都坐在客厅里回味那个幸福的早晨，心想不知再过多少天才能美梦重温。忽然间，他分明听见有人轻咳了一声。那不是玛戈。他知道，玛戈在厨房。

“谁？”他问。

没人答话。

“又是幻觉！”欧比纳斯烦躁地想。随后他蓦地意识到，夜里使他心神不宁的正是这些他有时候听到的奇怪的声音。

“玛戈，告诉我，”她回来的时候，他说，“除了艾米丽亚，这所房子里没有别人吗？你可以肯定吗？”

“你疯了！”她回答得很干脆。

然而一旦起了疑心，就很难摆脱它的纠缠。他整天沉闷地坐着，侧耳聆听。

雷克斯很喜欢观赏欧比纳斯的这副模样，尽管玛戈求他多加小心，他却依旧满不在乎。有一次，他居然在离欧比纳斯只有两尺远的地方学起黄鹂的叫声来。玛戈不得不解释说，一只鸟落在了窗台上。

“撵走它，”欧比纳斯板着脸说。

“嘘，嘘……”玛戈边假装赶鸟，边用手捂住雷克斯的厚唇。

几天之后，欧比纳斯说：“我想跟艾米丽亚谈谈。我喜欢她做的甜糕。”

“绝对不行，”玛戈说。“她耳朵聋，而且怕你怕得要命。”

欧比纳斯认真地想了一阵。“那不可能，”他慢吞吞地说。

“什么不可能？”

“哦，没什么，”他轻声说，“没事。”

过了一会，他又说：“玛戈，我早该刮刮脸了。给我从村里请个理发师来吧。”

“不必要，”玛戈说。“你留胡子更好看。”

欧比纳斯感到有人——不是玛戈，是玛戈身旁的另一个人——哧地笑了一声。﻿

▇

办公室里的一个同事递给保罗一份《柏林日报》，上边刊载了关于那次汽车事故的一则短讯，保罗立即驾车回家，生怕伊丽莎白也读到这条消息。她没看到，虽然十分奇怪的是，家里居然有一份载有那则新闻的《柏林日报》。他们平常不读这种报。当天保罗打电报给格拉斯警察局，最后与医院的大夫取得了联系。大夫回电说，欧比纳斯已经脱离危险，但已双目失明。他很婉转地把这个消息转告了伊丽莎白。

由于他和姐夫正好在同一家银行开有户头，他轻而易举地查出了欧比纳斯在瑞士的地址。银行经理是保罗做生意的老朋友，他把欧比纳斯从瑞士不断开来的支票拿给保罗看。开支票的日期都相距很近，似乎欧比纳斯急于用钱，而且提取金额的数量之大很使保罗惊讶。签字是真的，虽然拐弯的地方不够圆滑，而且整个名字可怜巴巴地朝下倾斜。不过，支票的钱数却是另一个人写的——一个男人的粗犷笔迹，运笔中还要带出一点花饰。看起来像是有人捣鬼。他猜想也许瞎子是在人家指使下签名，却并不知道支票上的真实钱数。奇怪的是，他为什么要取这么多钱——似乎他，或者别的什么人，急不可耐地要尽可能从银行挪出最大数额的存款。还有一张支票，提取的金额超过了银行的规限。

“这里边有鬼，”保罗想，“我敢断定。可究竟是捣的什么鬼呢？”

他想像着欧比纳斯如何独自厮守在那个危险的情妇身边，完全听她摆布，眼前是一片黑暗……

又过了几天，保罗越来越感到不安，并不仅是因为欧比纳斯仍在签署看不见的支票（不管怎么说，钱是他自己的，他有意滥花，还是无意中受骗，那谁也管不着——伊丽莎白不需要这笔钱，而且现在也不必为伊尔玛着想了）。保罗担忧的是，欧比纳斯陷入了自己造成的恶劣困境，孤单无靠，任人摆布。

一天晚上，保罗回到家里，看见伊丽莎白正在收拾一只提箱。奇怪的是，几个月来她头一次显得面容开朗一些了。

“怎么回事？”他问。“你要出门吗？”

“要出门的是你，”她轻声说。﻿

▇

第二天，保罗来到瑞士。他从布里戈德雇了一辆出租汽车，约一小时后到达了欧比纳斯所在的小镇。保罗的车停在邮局前，邮局里一位很爱饶舌的年轻女管理员告诉他去别墅怎么走。她还补充说，陪欧比纳斯住在那儿的是他的侄女和一位医生。保罗立即乘车前往。他知道那侄女是谁。可他没想到还请了一位医生。看来欧比纳斯的处境比想像的要好。

“也许我来这一趟完全是多此一举，”保罗不安地想。“说不定他过得挺好。不过，既然来了，总可以跟那个大夫谈谈。这个可怜虫，遭了一场大劫……当初谁想得到……”

那天上午玛戈和艾米丽亚一道去镇上。她没有留意到保罗的出租汽车。可是在邮局里她听说一个壮实的男子刚才在打听欧比纳斯的情况，而且已经开车上山找他去了。

与此同时，欧比纳斯和雷克斯正面对面坐在小客厅里，阳光透过通往台阶的玻璃门倾泻进来。雷克斯坐在一张折叠椅上，全身赤条条的。由于每天进行日光浴，他那精干健壮的身体晒得棕黑，胸膛上的黑毛形状像一头展翅的鹰。他的丰厚的红唇间衔着长长的一根草。他交叉着多毛的双腿，一只手托着下巴（这姿势很像罗丹雕塑的“思想者”），正注视着欧比纳斯。欧比纳斯也似乎在同样专注地打量着他。

盲人身穿宽大的鼠灰色晨衣，胡须满面，聚精会神。他在听——最近他什么也不做，总在听。雷克斯注意到这个变化，他正在观察，盲人的面部如何清楚地反映着内心的活动，似乎在失去视力之后，脸就变成了一只大眼睛。做一两个小实验也许会更加有趣：他轻拍一下自己的膝头，欧比纳斯正把手伸向紧皱的眉头，此时立即僵坐不动，一只手停留在空中。雷克斯又微微前倾，用他衔过的那棵草的尖端轻触欧比纳斯的前额。欧比纳斯疑惑地哼了一声，用手挥走想像中的苍蝇。雷克斯用草碰碰他的嘴唇，于是他又无可奈何地重复一遍赶苍蝇的动作。这的确是有趣的娱乐。

盲人蓦地昂起头来。雷克斯也转过头去，透过玻璃门，看见一个戴花格帽的壮实男子。他立即认出了那人的红脸膛。那人站在台阶上，正迷惑不解地朝屋里张望。

雷克斯用手指按着嘴唇，又比划了一下，意思是稍等一会，他马上就出来。但那男子已推开玻璃门闯了进来。

“我认得你，你叫雷克斯，”保罗深吸了一口气，盯着浑身赤裸的男子说。雷克斯脸上仍挂着微笑，仍用手指按着嘴唇。

这时欧比纳斯站了起来，脸上那道疤痕的红色似乎扩展到整个额头。他忽然又是尖叫，又是结结巴巴地吵嚷，很难听清他究竟在说什么，好半天才从这些刺耳的声音中听得出他的意思。

“保罗，我一个人在这儿，”他嚷道。“保罗，你说呀，这儿只有我一个人。那人到美国去了，不在这儿。保罗，我求求你。我的眼睛瞎了。”

“可惜被你搅了一场好戏，”雷克斯说。他走出客厅打算上楼去。

保罗夺过盲人手中的拐杖，追上雷克斯。雷克斯转身抬手保护自己。菩萨心肠的保罗，一辈子从未伤害过任何生物，现在却猛挥手杖，重重地打在雷克斯头上。雷克斯朝后一闪——脸上仍僵挂着笑容——这时忽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场面：像被撵出天堂的亚当一样，雷克斯抖瑟着靠在白墙上，面带着凄婉的笑容，用一只手护着他的裸体。

保罗又朝他扑过去，他却躲闪着跑上了楼梯。

这时有人从后边撞在保罗身上。那是欧比纳斯——他呜咽地哭吼着，手持一个大理石镇纸。

“保罗，”他哽咽着说，“我都明白了。把大衣拿给我，快。就在那边的衣柜里。”

“哪个衣柜？那个黄颜色的？”保罗气喘吁吁地问。

欧比纳斯立即在大衣口袋里摸到了要找的东西，他停止了啜泣。

“我马上带你走，”保罗边说边喘气。“脱掉晨衣，把大衣穿上。把镇纸给我。听话，我来帮你……好了，戴上我的帽子。拖鞋就不用换了。咱们走吧。快，欧比。我雇了一辆汽车。首先得让你跳出这个火坑。”

“等一等，”欧比纳斯说。“我得跟她说几句话。她一会儿就回来。我一定得办这件事，保罗，用不了多少时间。”

保罗却不容分说地把他拖到花园里，高声召唤司机。

“我得跟她谈谈，”欧比纳斯又说。“她没走远。保罗，求求你，告诉我，她是不是已经回来了？”

“没有，你别激动。咱们得赶紧走。这儿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那个光着身子的怪物，正从窗子里朝外看呢。走吧，欧比。”

“好的，”欧比纳斯说，“不过，你要是看见她，一定得告诉我。也许我们会在半路上碰到她，那我得跟她说几句话。快了，快了。”

他们顺着小路往下走，刚走了几步，欧比纳斯忽地仰面倒下，晕了过去。出租车司机连忙跑过来，和保罗一道把他抬进汽车。他的一只拖鞋掉在了小路上。

这时一辆马车跑上山来。玛戈跳出马车。她朝他们跑去，嘴里喊着什么。可是汽车已经开始在公路上掉头，倒车的时候差点把玛戈撞倒。汽车猛地朝前一冲，消失在公路拐弯的地方。﻿

▇

星期二，伊丽莎白接到电报。星期三晚上八点左右，她听到保罗在门厅里讲话，还有一只拐杖的“笃笃”声。房门打开，保罗把她丈夫领了进来。

他的脸刮得很干净，戴着一副墨镜。他额上有一道浅色的疤。他穿着她不熟悉的一身酱紫色衣服（他本人绝不会挑选这种颜色），显得有些松松垮垮。

“他来了，”保罗轻声说。

伊丽莎白抽泣起来，用手绢捂着嘴。欧比纳斯朝着哭声传来的方向，默默地鞠了一躬。

“来呀，咱们洗洗手吧，”保罗说着，领他慢慢穿过房间。

三人坐在餐厅里吃晚饭。伊丽莎白不大敢看她的丈夫。她感到丈夫似乎能觉察到她的目光。看到丈夫缓慢的动作和凝重的神情，她心中混杂着怜悯与欣慰。保罗跟他说话时像跟小孩说话一样，还帮他把盘子里的火腿切成碎丁。

他住到了伊尔玛先前的育儿室里。伊丽莎白自己也感到惊奇，她居然如此轻易地搅扰了这间沉睡中的神圣小房，更换了房内所有的物品，来接纳这个陌生、高大、沉默的盲人。

欧比纳斯没有说话。起初，确切地说——还在瑞士的时候——他曾执拗地要求保罗把玛戈找来，他发誓说这是最后一次会面，用不了多长时间。（是啊，在黑暗中摸到她跟前，紧紧抓住她的一只手，用枪管顶住她的腰把子弹射进去，这的确花不了多少时间。）保罗毫不通融地拒绝了他的要求，此后欧比纳斯一言未发。旅途中他沉默不语，到柏林后也不讲话。三天以来他一句话也不说，所以伊丽莎白再也没听到他的声音（也许只有一次例外）：他或许不仅瞎了，而且哑了。

那黑沉沉的物件——那藏纳着七次死亡的法宝——外边裹着他的丝绸围巾，静卧在他大衣口袋深处。回家之后，他把那东西转移到床头柜里，把钥匙装在马甲口袋中，夜间则压在枕下。有一两回，人们注意到他手里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可谁也没有理会这件事。那把钥匙在手里摸着，袋里装着，他就感到像是记住了“芝麻开门”的咒语，总有一天——他毫不怀疑——能扯开遮挡在他眼前的黑幕。

他仍旧一言不发。伊丽莎白的存在，她轻轻的脚步和细声耳语（现在她总是压低嗓门对佣人和保罗说话，好像屋里有患重病的人），正像他对她的记忆一样朦胧迷离；往昔的印象在他脑海中慢悠悠地回转缭绕，带着一点科隆香水的气味。现实生活像一条蟒蛇般残忍、灵巧、健壮，他渴望毫不耽搁地毁灭它。但是，她究竟在哪里？他说不出。他可以异常清楚地想像出，他离开之后玛戈和雷克斯收拾行装的情景：两人都相当敏捷，手脚修长灵活，骨碌碌转动的眼里露着凶光；地上放着几口打开的提箱，玛戈谄媚地抚摩着雷克斯；他们一道出了门。可是，他们到哪儿去了？黑暗中竟没有一丝亮光。然而，他们俩蜿蜒的足迹却烧灼着他的心，正像令人作呕的毛虫从皮肤上爬过时的感觉。

三天在沉默中过去了。第四天清早，屋里只有欧比纳斯一个人。保罗到警察局去了（他想澄清几件事），女佣在屋后的房间里，伊丽莎白彻夜失眠，现在尚未起床。欧比纳斯焦躁不安地摸索着家具和房门。书房里的电话响了好一阵，这使他想到，他可以用这个方式得到某些消息：也许有人能告诉他，画家雷克斯是否已经回到了柏林。但是他不记得任何一个电话号码，而且他知道，尽管那名字很短，他却无法将它说出口。电话铃仍响个不停。欧比纳斯摸到桌旁，拿起那看不见的话筒……

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想找霍钦沃特先生——那就是保罗。

“他出去了，”欧比纳斯说。

那声音迟疑了一会，忽然惊喜地说：

“哦，您是欧比纳斯先生吧？”

“是的。你是谁？”

“我是希弗米勒，刚才我给霍钦沃特先生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还没到那儿呢。所以我以为他还在家里。真幸运，找到您了，欧比纳斯先生！”

“有事吗？”欧比纳斯问。

“也许一切都正常，不过我想我有责任把事情办得稳妥一些。彼德斯小姐刚才来了，来拿东西……嗯……我让她进了你的公寓，不过我不知道……所以我想最好还是……”

“让她拿吧，”欧比纳斯艰难地说（他的嘴唇发木，像注射了可卡因麻药一样）。

“你说什么？欧比纳斯先生？”

欧比纳斯费了很大气力才说出：“让她拿吧。”这次说得很清楚。他放下话筒，手还在抖。

他跌跌撞撞摸回房间，打开“宝柜”的锁。他摸索着走进门厅，想找帽子和手杖。那太花时间了。他不能耽搁那么久。他小心地探着路走下楼梯，紧紧抓住楼梯扶手，嘴里不停地低声咒骂。一会儿他来到街上。什么冰凉的东西滴在他的额头上，下雨了。他贴在屋前花园的铁栏杆上，心里绝望地祈祷着，希望听到出租汽车的鸣笛声，他很快就听到湿漉漉的轮胎从容不迫驶过的沙沙声。他大声呼唤，但轮胎声无动于衷地走远了。

“我帮你过马路好吗？”一个年轻人愉快的声音问。

“行行好，给我叫辆汽车，”欧比纳斯恳求道。

又听见轮胎驶过来的声音。有人把他扶上车，“砰”地关上车门。（四层楼有人打开了窗子，但已经太晚了。）

“向前走，向前，”欧比纳斯轻声说，汽车开动之后，他敲敲车窗，把地址告诉了司机。

“我可以数拐了多少弯，”欧比纳斯想。第一个弯——这里应该是摩兹街。左边可以听到有轨电车的丁当声。他用手摸摸车座、前隔板和地板，忽然感到不安起来，因为或许会有另一个乘客坐在他身旁。又拐了一次弯。该到维多利亚－路易广场了，还是布拉格广场呢？马上就到恺撒路了。

汽车停了下来。已经到了吗？不可能。车停在十字路口了，至少还要再开五分钟……但是，车门开了。

“五十六号就在这儿，”司机说。

欧比纳斯走出汽车。迎面传来兴奋的说话声，跟刚才电话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那是管房子的希弗米勒。他说：

“您好呀欧比纳斯先生。那位小姐在楼上，在您公寓里。她……”

“嘘——”欧比纳斯轻声说，“请您付钱给司机。我的眼睛……”

他的膝盖撞到什么东西上边，那东西颤抖着发出“叮——”的响声——也许是人行道上的一辆儿童自行车。

“领我进屋去，”他说。“把公寓的钥匙给我，快。带我去乘电梯。不，不，你就待在楼下，我自己上去。我会按电钮。”

电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他有些头晕。然后，电梯地板好像猛推了一下他的软拖鞋的鞋底。他到了。

欧比纳斯走出电梯，摸索着朝前走。他的一只脚踏空了——那是通到楼下的楼梯口。他身子发抖，不得不站下来让自己恢复平静。

“在右边，再靠右一点，”他轻声说。他向前伸着双手走向楼梯平台。他终于找到锁孔，把钥匙插进去，旋转。

好，行了。好多天来，他一直渴望着听到这个声音——就在左边，在小小的客厅里……那边传来包装纸的沙沙声，和轻微的嘎吱声，像是有人蹲下的时候关节发出的声音。

“过一会请你来一下，希弗米勒先生，”是玛戈的尖嗓门。“你得帮我拿这个……”

话音中断了。

“她看见我了，”欧比纳斯想，一边从衣袋里掏出手枪。

左边，在客厅里，他听见旅行包锁上时的“咔哒”声。玛戈满意地哼了一声——总算锁上了——用唱歌似的嗓门说道：

“……把这个袋子拿下去，你也可以打电话叫……”

说到“叫”字的时候，她的声音好像转换了方向，随后戛然止住。

欧比纳斯右手握枪，随时准备射击，左手摸到开着的房门门框，进门，用力把门关上，然后用脊背抵住门。

屋里寂然无声。但他知道，只有他和玛戈在这里，而且这间房只有一个出口——被他堵住了。他可以清楚地看见这间屋子，清楚得像是他的眼睛恢复了光明——左边是带条纹的沙发；靠右墙有一张小桌，上边摆着一个陶瓷的芭蕾舞演员雕像；墙角靠窗处是一个橱柜，藏有多幅珍贵的小型画；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大桌，桌面光亮平滑。

欧比纳斯伸出握枪的手，慢慢移动手枪，想引诱她发出一点声音，借以确定她的位置。他觉得她在小型画橱柜附近的什么地方。他感到从那个方向传来一点热气，混杂着“蓝晨”牌香水的味道。那个角落有什么东西在抖动，就像大热天海滨沙滩上方的空气一样。他缩短了手枪移动的幅度，这时忽然听到轻微的沙沙声。开枪吗？不，还不到时候。得走得再近一些。他撞到房子中间的桌子上，于是站住不动了。他觉得玛戈在悄悄溜向一侧，但他自己的身体，虽然没怎么移动，却发出很大的响声，使他听不到她的动作。现在她到左边来了，靠近窗子。她要是头脑发昏，打开窗子喊叫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瞄得很准。但是，如果他往前走，她顺着桌边绕到他身后，那怎么办？“应该锁上门，”他想。不行，没有钥匙（房门总不帮他的忙）。他用一只手抓住桌子边沿，倒退着把桌子拖到门旁，然后用背顶住桌子。他感觉到那团热气在移动，缩小，隐退。封锁了出口之后，他心里踏实多了。他又举枪瞄向黑暗中那个正在抖动的活物。

他向前移动，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这样他才能觉察到最细微的响声。蒙上眼睛捉迷藏……那还是许久以前的一个冬夜，在一所乡间别墅里。他撞着一件硬物，伸出一只手摸索它，同时丝毫不放松地追踪着房间另一端的目标，那是一只小提箱。他用膝头将提箱顶到一旁，继续朝前移动。他已经把那看不见的猎物逼到一个想像中的墙角。起初，她的沉默使他相当恼恨，但现在他能清楚地辨出她的方位，他觉察到的不是她的呼吸，也不是她的心跳，而是一个概括的印象——她本人的存在。顷刻间他将毁灭这个存在，然后他将获得平静、安宁与光明。

忽然，他觉察到面前角落里那一团绷紧的东西松弛了一下。他动了一下枪管，把代表着她的存在的那团热气逼了回去。那热东西似乎猛地弯下了身子，像风吹火苗一样。它蠕动着，伸展着……朝他的腿部移来。欧比纳斯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发出一声低吼，勾动了扳机。

枪声撕裂了眼前的黑暗，接着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的膝盖，将他打倒。随后一只椅子被扔过来，和他纠缠在一道。摔倒的时候手枪掉到了地上，但他马上又找到了枪，握在手中。与此同时他听到急促的呼吸声，嗅到香水和汗混合的气息。一只冰冷、灵巧的手试图夺走他手中的枪，欧比纳斯抓住了一个活物，那活物发出一声怪叫，像噩梦里一个怪物被另一个怪物呵痒时发出的尖叫。他抓到的那只手夺走了他的手枪，他感到枪管戳在自己身上。似乎在遥远的地方，在另一个世界，发出了一个沉闷的响声，他感到腰部被猛刺了一下，同时眼前闪现出一道炫目的光芒。

“完事了，”他安详地想，好像他是静躺在一张卧榻上。“我得安静一会，然后再踏着明晃晃的沙滩慢慢走向蓝蓝的海浪。蓝色中蕴藏着无边的幸福。从没想到，蓝颜色能蓝到这个地步。受够了尘世的纷扰。现在终于醒悟了。来呀，来呀，把我淹没。它来了。真痛。我喘不过气来……”

他低头坐在地板上，慢慢地朝前倾斜，然后像一个软绵绵的大洋娃娃一样，向一侧倒了下去。

最后无声的一幕（舞台指示）：

房门——敞开着。桌子——从门旁挪开了。地毯——在靠桌腿的地方挤得凸了起来，像静止的波浪。椅子——倒在一个男子的尸体附近，那男子身穿酱紫色衣服，脚下一双软拖鞋。看不见手枪——压在他身下了。藏有小型画的橱柜——空了。另一张小桌子上，很久前曾摆过一尊陶瓷芭蕾舞演员雕像（后来挪到了别的房间），现在放着一只女人手套，面子黑，里子白。带条纹的沙发旁立着一只小巧的提箱，上面依然拴着一个彩色行李标签，上边写着：“鲁吉那，不列颠旅店”。

从门厅通向楼梯的门也敞开着。﻿

译者后记

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出生于沙皇时代圣彼得堡的名门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十五岁就出版了第一册诗集。他父亲是一位立宪民主党政治家，一九一九年携家流亡欧洲，一九二二年被俄国右翼保皇党人枪杀。同年，纳博科夫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随全家迁居柏林、巴黎，在这两个城市住了十几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批俄国知识分子流亡到欧洲，他们开办俄文印刷厂，出版质量颇高的文学刊物，为俄国移民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一代年轻的俄国移民作家，纳博科夫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用俄文写作，以“西林”（俄罗斯传说中的神鸟）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诗歌、散文以及《玛丽》（1926）、《王，后，杰克》（1928）、《防守》（1930）、《黑暗中的笑声》（1932）、《天赋》（1937—1938）等长篇小说。纳博科夫的作品以崭新的面目从俄罗斯文学传统中脱颖而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的几部小说先后在英、法、德等国翻译出版，到一九四〇年移居美国的时候，他已经是俄国移民中公认的名作家，在西欧文学界也小有名气了。

然而当时对移民怀有偏见的美国，知道纳博科夫这个名字的不过百十来人。在为躲避纳粹迫害而“第二次流亡”的岁月里，纳博科夫一边靠教书谋生，一边继续写作。由于自幼就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也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他开始改用英文写作，陆续在《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等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作品。纳博科夫对美国式英语的运用日益纯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美国读者，但直到一九五五年发表长篇小说《洛丽塔》的时候，他的整个文学生涯才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部小说写一个受情欲煎熬的中年教授亨伯特·亨伯特与早熟的浪荡姑娘洛丽塔之间的恋爱故事，以讥诮的笔调、新奇的结构和绝妙的语言勾勒出纳博科夫眼里的美国，并且用寓意、揶揄模仿（parody）等手法，在小说中织入了有关艺术和人生的多种主题。这部“深奥”的小说屡遭出版商拒绝，最后被巴黎的奥林匹亚出版社接受下来。奥林匹亚虽曾为法国先锋派文学出过一点力，却素有出版色情书刊的名声，这就为《洛丽塔》带来了更多麻烦。小说出版后不久，英国下议院将它当作“淫书”来抨击，并通过政府途径向法国施加压力，使这本书在法国和欧洲另几个国家成为禁书。然而美国海关却并不对它设防，于是《洛丽塔》迅速风靡美国，人们争读奇书，相析疑义，注家蜂起，众说纷纭，在欧美文坛刮起了一场“洛丽塔旋风”。纳博科夫本人在驳斥种种荒谬的指责后说，这部小说是“一个美丽的谜”。尽管在此后十几年里人们一直在争论不休地设法解这个谜，但《洛丽塔》已经成为美国小说史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却是公认的事实。《洛丽塔》带来的收入使纳博科夫能够辞掉学校的工作，全力从事写作。小说的成功为这位移民作家在美国及世界的文学市场打开了销路。在后来大约二十年中，除了诗歌、散文、评论和大量短篇小说之外，纳博科夫又发表了《普宁》（1957）、《微暗的火》（1962）、《阿达》（1969）、《透明物体》（1972）、《看那些小丑！》（1974）等长篇小说，而且将他的俄文小说全部译成了英文，使他的早期作品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纳博科夫以他的创作不断向公众证明，《洛丽塔》作者的声誉并非侥幸得来。他那幽默机智的文笔和变幻无穷的技巧使一位评论家惊叹道：纳博科夫“轻易地超越了任何一个用英文写作的小说家”。他创造的“纳博科夫式小说”是六七十年代一支突起的异军，对当代美国小说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难怪另一位评论家说：“不研究纳博科夫就无法了解今天的文学与上一代文学之间的差别。”一个英语并非其母语的外国作家竟能在群星竞灿的美国文坛获得如此煊赫的声名，在美国文学史上恐怕很难找到先例。

评论纳博科夫时最好不要急于将他归入某个流派。他本人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不应按照机械的原则硬将作家套进某某主义的模子；他也反对作家过分依赖现成的文学传统或模式，甘心充当时尚和潮流的俘虏。他说：“世上只有一种艺术流派，就是天才派。”他总在追求艺术创新，捍卫艺术的纯洁性。他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但他相信，“使一部小说流传不衰的，不是它的社会影响，而是它的艺术价值”。他不喜欢所谓“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连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都被他贬为“可憎的庸才”。他尤其反对“逼真”地模仿现实，因为世上没有逼真的模仿，任何作者都在歪曲地模仿现实。他公开声称自己的小说就是一种揶揄式模仿，而“揶揄模仿的深处含有真正的诗意”。纳博科夫的小说从形式、结构到内容都充满了幽默的摹拟，他本人作为叙述者时常会站到前台来讲话，或是颠倒时序，或是直接干预情节的发展，往往使作品读来“像是中世纪的梦中幻境”。所以有人把他的小说称作“寓意小说”、“玄奥小说”或“超小说”。这种“反写实”的艺术特征在他的后期作品《微暗的火》、《阿达》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然而在常被人们忽视的他的早期俄文小说中，“纳博科夫式小说”的基本主题、结构与技巧已经初具端倪，研读这些作品能为我们了解这位作家深湛而繁丽的艺术全貌提供一个清楚的脉络。

《黑暗中的笑声》就是纳博科夫俄文小说中的一部佳作。这本书于一九三二年在柏林写成，在巴黎、柏林两地出版，书名为《暗箱》（Camera Obscura）；一九三六年由韦·洛伊译为英文，仍用原书名，在伦敦出版；一九三八年由纳博科夫本人作大幅度修改并重新翻译后，在纽约出版，定名为《黑暗中的笑声》。

上文说过，揶揄模仿是纳博科夫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他的小说《眼睛》模仿十九世纪爱情故事，《绝望》模仿侦探小说，《洛丽塔》模仿忏悔录等文学形式，《黑暗中的笑声》则仿效二三十年代电影中盛行的那种廉价的三角恋爱故事。原书名《暗箱》，含有摄影机之暗箱、暗室或任何一个黑暗空间的意思，和《黑暗中的笑声》一样，都可以使人联想到熄灯后的电影院。小说一开始就以电影为题，引出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男主角欧比纳斯想用动画片这种新技巧让古代大师的画作“活动起来”，于是提议与讽刺画家雷克斯合作。欧比纳斯（简称欧比）对影院引座员玛戈一见钟情，“着了魔似的爱看电影”的玛戈一心梦想当影星，当她确信欧比属于能为她“登上舞台和银幕提供条件”的阶层时，便决定与他来往了。欧比为招待明星多丽安娜而举办的宴会则为玛戈与昔日的情人雷克斯重逢提供了机会，从此构成三角关系，直到小说以悲剧结束。小说的结构，从章节的长短不一，时空的频繁转换，到画外音和动作说明的不断插入，以及“摇镜头”（如车祸一章）等手法的运用，都令人联想到电影。在小说进展中，除了与电影有关的情节之外，作者还不时在发出“电影讯号”：欧比像影片中常见的那样，头也不回地塞给出租车司机一枚钱币；在瑞士别墅里，雷克斯“像无声电影中的人物那样咀嚼”；玛戈更是从头至尾在模仿电影——她绝望之后便跑到舞厅，“像电影里被遗弃的少女一样”；她调情时让眼睛“像剧场的灯光一样逐渐转暗”；她会让豆大的泪珠停在鼻梁边，但有一次她想作出破涕为笑的模样，可惜却“流不出眼泪来”。这模仿的讽刺针对着双重目标：流行影片已经俗不可耐，书中人物还要去拙劣地模仿，就更其可笑。读者不禁会在心中发问：究竟是电影在模仿生活，还是生活在模仿电影？

除了模仿电影，小说自身的情节也在互相模仿。例如雷克斯将女房东锁进了浴间，玛戈后来把欧比关在卧室；欧比与玛戈兄弟的争吵滑稽地模仿了不久前欧比与妻弟保罗的对话；雷克斯逃避保罗追打时的姿势，酷似名画中“被撵出天堂的亚当”。欧比弃家出走后，伊丽莎白在公园看见一只小猴逃离主人爬上树梢不肯下来，她忽然泣不成声地喊道：“它再也不会回来了！”在这里，猴子的滑稽模仿引起的笑，已经带着苦涩的味道。这一环套一环的、层出不穷的揶揄摹拟绝不仅是为了博人一笑。它使人产生丰富的对比与联想，将人带到新的观察高度。

纳博科夫显然不打算把《黑暗中的笑声》写成一部所谓“电影小说”。模仿电影的一个主要目的，像模仿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为了造成一种“反写实”的印象与效果。小说的开头是“从前，在德国柏林，有一个……”这寓言式的开场在向读者暗示：这不是真事，而是编出来的故事。作者还有意违反说故事的传统禁忌，在开头第一段里就把故事的主要内容及结局和盘托出，还说：“这就是整个故事，本不必多费唇舌，如果讲故事本身不能带来裨益和乐趣的话。”

讲故事比故事重要，讲故事的方式——小说的结构、形式、文体，尤为重要，讲故事的人更要主宰一切。纳博科夫要用情节的线索，“随心所欲”地牵动木偶（人物）去滑稽地模仿出故事来，还要努力制造出虚幻、神秘的气氛。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黑暗中的笑声》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预言”式的镜头。在进影院之前，欧比看到电影广告上画着一个男子抬头望着一扇窗子，窗内有一个穿睡衣的小孩。这预示着女儿生病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情。女儿出生时，等候在外边的欧比眼前忽然闪过旧影片中送葬的镜头。这预示着女儿夭折后的葬礼。欧比在影院里初次见到玛戈时，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女郎在持枪男子的威逼下“往后退缩”。三天后欧比又去那家影院，银幕上一辆汽车正在险峻的山路上飞驰，“前方是急转弯”。这两个镜头明确地预示了后来的车祸和故事的最后一幕。但欧比没有看到电影的开头，所以不感兴趣。实际上他和玛戈的一场戏才刚刚开锣。这些令读者掩卷回想时恍然大悟的“预言”使小说显得影影绰绰，像一连串蹊跷的谜。

伊尔玛死后是否曾显灵，更是个有趣的话题。有人著书讨论纳博科夫若干部小说中出现的“鬼魂”，谈及《黑暗中的笑声》时，举出十多处例证，说明伊尔玛死后确曾在父母间暗递信息。虽然纳博科夫不一定真要请鬼魂出场，但那些地方的确写得扑朔迷离，颇有“鬼气”，或许他是在模仿神怪小说呢。

《黑暗中的笑声》中还借用色彩象征的手法来渲染寓言式的神秘气氛。例如，书中用白色来象征欧比与玛戈发生瓜葛之前的平静生活，红色象征他对情欲的追求，黑色象征他的厄运。欧比纳斯这个名字本身，在拉丁文中就有“白色”的含义（俄文版中主角是另一个名字，与白色无关）。小说的开头，欧比似乎生活在一片平凡而宁静的白色之中。妻子对他的爱“像百合花一般雅淡”，卧室的供暖设备“漆成了白色”（俄文版中没有），床边电话是白色的（俄文版中为黑色）。伊尔玛出生时，欧比在医院“刷了白灰，涂了白瓷釉”的走廊里徘徊，他恨那些“头戴白帽”的护士，恨那“令人沮丧的一片白色”。红色则代表欧比的欲念。他所追求的玛戈经常穿一件红衫，以至于他把书房里的红绸靠垫当成了玛戈，深夜跑去跟“她”幽会。玛戈曾向欧比扔来一个红靠垫（俄文版中她只是跺了跺脚）。他俩初遇的影院门前，路面映着“深红色”的灯光，欧比则“踩进了一个血红色的水坑”。这些地方看来都不是无端的闲笔，因为作者在重译并改写这部小说时特地加强了色彩的意象。

黑色的寓意更为明显，往往与白色形成对照。女儿出世前欧比厌恶医院里的一片白色，他眼前忽然“下起一阵黑色的细雨”，那是旧影片中的一个送葬的镜头，预示着女儿和他本人的不幸结局。当他开始怀疑玛戈时，感到“一个庞大的黑色阴影”正向他袭来。他一转身，撞到一个“穿黑围裙”的小姑娘身上。出事故前他看到路边坐着一个“戴墨镜的人”，那一段公路的颜色则是“黑中泛蓝”。车祸之后，远在柏林的伊丽莎白在阳台上看见一个卖冰淇淋的小贩。“使她感到奇怪的是，她穿着一身黑，那小贩却是一身白”，因为按作者的意思，伊丽莎白应由白色来代表。这自然是暗藏的幽默之笔，但这黑白对比亦暗示着欧比命运的突变——他双目失明，堕入了黑暗的深渊。是穿“黑色毛衣”的引座员玛戈把欧比领进黑洞洞的影院，又引向了永久的黑暗。欧比未失明时，辨不出雷克斯伪造的假名画，也看不出玛戈的庸俗和雷克斯的奸诈，因为愚昧和情欲蒙蔽了他的观察力，其实他早已处于盲目的黑暗之中。这不同层次的“黑暗”框架（书中不断出现门框、窗框、银幕框的意象），结构出一个梦魇般的世界。在那里，善总是受挫，恶一再得逞，美的背后原来是丑，真实早已被虚假的幻象和拙劣的模仿所湮没。

成篇累牍的论文在谈及纳博科夫小说中的揶揄模仿、预言暗示和色彩象征的时候，难免有附会或臆断之处，但纳博科夫本人却很少正面作答。他愿意让“具有创造性的读者”去揣测他笔下的那些梦和谜。

纳博科夫一向反对用艺术来说教，但他的作品并非与社会和道德全然无关，至少他的主题之一是描述在道德歧路上徘徊者的惶惑、悔愧和痛苦。然而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既“不真实”，又不可爱，因为他最不愿哄骗读者把小说当成真事，硬去与书中人物认同。他运用种种手法，努力在读者与人物之间拉开一段距离，使读者能跳出小说之外，去作更深入的联想与思索。这也许就是纳博科夫的“超小说”引人入胜而又耐人寻味的一个原因。

版权信息

书名：绝望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ISBN：9787532738229

译者：朱世达

责任编辑：邬海静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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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一一

前言

俄文版《绝望》（Otchayanie[1]——一声要响亮得多的吼叫）一九三二年写于柏林，一九三四年在巴黎的移民杂志《当代纪事》连载，一九三六年由柏林的移民出版社彼得罗波利斯出版。正如我的其他作品一样，Otchayanie（尽管赫尔曼猜想过）在这典型的极权国家被禁止出版。

一九三六年底，那时我还住在柏林——在那儿，另一种野性开始传布——我为一家伦敦出版社翻译了Otchayanie。虽然在我整个文学生涯中，我总是在我所谓的俄语作品的页边草草地写上英语，但这是我初次严肃地尝试为了一个姑且可以被称为艺术的目的而使用英语（如果不算一九二○年前后在剑桥大学的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首糟糕的诗）。在我看来，其结果是文体上的粗陋而臃肿，于是我通过柏林的一家代理公司请一位脾气很坏的英国人审读一遍原稿；他在第一章发现了一些文理不通的地方，然后拒绝再读下去，他不喜欢这本书；我怀疑他也许感到这可能不是一篇真正的忏悔。

一九三七年，伦敦的约翰·朗出版社出版了《绝望》的简装版，惠，该书销售得还是很糟，几年后一颗德国炸弹将所有的剩书付之一炬。就我所知，最后剩下的惟一一本书就是我所有的那一本——也许从伯恩茅斯到特威德茅斯海边寄宿宿舍的阴暗书架上被遗弃的读物中还有两三本。

现在这一版本中，我不只是对三十年之久的译文做了修改：我重写了Otchayanie本身。幸运的研究者如有可能对三个版本作一比较，将会发现增加了一段很重要的文字，这段文字在人们较为胆怯的时代被愚蠢地删去。在一个学者看来，这公平吗，这聪慧吗？我很容易会想象普希金会对因为篡改他思想而不安的人说些什么；但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在一九三五年预先读到这一九六五年的版本的话，我会多么高兴和兴奋。一个年轻作家对他日后会成为的老作家的狂热之爱，是一种最值得称颂的勃勃雄心。这种爱没有得到著述颇丰的老人的回应，因为即使他确实不无遗憾地回想起那是年轻人单纯的爱好和天真的性情所致，他对于青春年少时的笨拙练习并不多加思考，而只是耸一耸肩而已。

《绝望》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然提出什么思想含意。它不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也不给人类指出一条正当的出路。它比艳丽、庸俗的小说含有少得多的“思想”，那些小说一会儿被大吹大擂，一会儿又被哄赶下台。热情很高的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会认为他从我的搁置已久的文稿中发现了形状新奇的东西或者维也纳炸小牛肉片式的梦，然而如果仔细看一看和想一想，原来只不过是我的经纪人制造的一个嘲弄人的幻景。让我再补充一句，以防万一，研究文学“流派”的专家们这次应该聪明地避免随意给我加上“德国印象派影响”：我不懂德文，从没有读过印象派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是谁。另一方面，我懂法文，如果有人把我的赫尔曼称为“存在主义之父”，我将会兴趣盎然。

与我的另外几本关于移民的小说相比，此书的白俄色彩比较少一些[2]；因此，对于在三十年代左倾宣传的环境中长大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便较少地令人困惑和烦恼了。另一方面，思想简单的读者会喜欢它的简单的结构和有趣的情节——不过，这情节却不是第十一章中那封粗鲁的信的写信人所想象的那么为人们所熟悉。

此书中有许多令人愉悦的对话，菲利克斯最后在冬日森林中的那个场景当然是很好玩的。

不可避免地，有人试图在我一部比《绝望》晚许多年写的小说里找到我从《绝望》中提炼出来注入故事叙述者言语中的那种毒素；对于读者这种努力，当时我无法预见，也无法阻止。如果说赫尔曼和亨伯特[3]相像的话，那只是说同一个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画的两条恶龙相像而已。两人都是神经官能有问题的恶棍，但在天堂里有一条绿色通道，亨伯特得以每年一次在薄暮时分在那儿漫步；但地狱却永远不会假释赫尔曼。

第四章赫尔曼含糊地咕哝的诗句摘自普希金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写给他妻子的一首短诗。我在这儿将全诗抄录，是我自己翻译的，保留原诗的韵律，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取的——不，是不能容许的——除非是在诗的天空中一个非常特别的群星汇聚的情况下，如同这里所遇到的情形。

是时候了，我亲爱的，是时候了。心灵要求休憩。时光日复一日地飞逝，每一小时都带走生命的一部分；但同时你和我想要一起居住在……啊！那时，我们就死亡。世界上没有天赐之福：虽然有宁静和自由。我一直希冀了解那令人羡慕的命运：我，一个困顿的奴隶，一直在思考逃亡逃到一个迢远的有工作和纯粹快乐的处所。

疯狂的赫尔曼最后逃亡的“迢远的处所”位于鲁西永，那地方很省钱。在他之前三年，我在那儿开始写我的关于棋的小说《防守》。我们让他在那儿可笑地遭受惨败，不去说他了。我不记得他最后是怎样的结局。毕竟，在此期间，我写了十五部其他的书，三十年过去了。我甚至不记得他建议导演的那部电影是否真由他拍摄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蒙特勒﻿

[1] 用拉丁文字母转写的俄文。

[2] 这并没有阻止一位共产党评论家（让-保罗·萨特）在一九三九年为法文版《绝望》写了一篇十分愚蠢的文章，说：“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战争和一民的牺牲品。”————原注

[3] Humbert，作者小说《洛丽塔》中的男主人公。

献给薇拉

▇

倘若我对我的写作能力和用最优雅与生动的语言来表述思想的令人称羡的才能并不非常有把握的话……当我开始琢磨写我的故事时，大致上就想这么开头。然后，我应该让读者明白倘若我果真缺乏那种写作能力，那种才能什么的话，我早就不会去描写最近发生的那些事儿，而且压根儿就不会有什么可描写的东西，因此，有教养的读者，压根儿就不会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也许这有些愚蠢，但至少是明确的。深入洞察人生策略的天赋，那种与生俱来的总是追求创造的脾性使我……在这时，我就应该将违法者——法律总是在一小点儿泼洒的血迹上大做文章——和一位诗人或者戏剧演员比较一下。但正如我的一位左撇子朋友经常说的：哲理性的臆测只是有钱人的创造而已。去它的吧。

这瞧起来似乎我并不知道怎么开头。真是一幅滑稽的情景，这年纪有点儿大的有教养的人，蹒蹒跚跚奔过去，下巴上的囊肉在颤动，正鼓足劲儿往末班车赶，他倒是赶上了这末班车，但怕在车启动时上车，无奈地一笑，往后退一步，放弃了，继续往下快步走去。我是不是不敢跳上去？这公共汽车，这机动车，这我的故事中的大客车轰鸣着，加快了速度，一刹那间便会无可挽回地在街角消失。这是一个相当宏伟的想象。我仍然在奔跑着。

我父亲是一个从雷瓦尔[1]来的说俄语的德国人，在那儿他上了一所著名的农学院。我母亲是一个血统纯正的俄罗斯人，出身贵族。夏日，她一身慵懒，穿着紫色的丝衣，斜躺在摇椅里，扇着扇子，咀嚼着巧克力，所有的百叶窗都垂放下来，从刚割完草的地里飘来的熏风吹拂着百叶窗，瞧上去就像紫色的风帆。

战时，我作为德国人被拘禁起来……真是倒霉，请想一想我那时刚考进了圣彼得堡大学。从一九一四年年底到一九一九年年中我读了整一千零十八本书……我一直在计算着。在前往德国的路上，我在莫斯科耽搁了三个月，结了婚。从一九二○年以来，我一直住在柏林。一九三○年五月九日，我整三十五岁……

说一点离题的话：那关于我母亲的描述全是谎言。事实上，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朴实而粗俗，穿一件邋邋遢遢的像是连衣裙之类的衣服，从腰间一直拖曳下来。我当然可以将这删掉，但我故意将它留下来了，因为这显示我性格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一面：骗人，面不改色，还充满激情。

嗯，正如我告诉你的，一九三○年五月九日我为了做件买卖来到布拉格。买卖的是巧克力。巧克力可是好东西。有些妞儿就只喜欢吃苦玩意儿……这些爱挑剔的小丫儿。（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写吗？）

我的手在颤栗，我想呐喊，我想砸东西……这样的心情对于描写一个富有闲情逸致的故事是非常不合适的。我的心狂躁异常，这真是一种可怕的心情。必须冷静下来，必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否则就糟了。沉静下来了。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巧克力……（在这里，让读者想象一段关于巧克力制作的描述。）我们在包装纸上印的商标画着一个穿紫色衣服的女人，扇着扇子。我们正在催促一家快要倒闭的外国公司转向生产我们的产品供应捷克斯洛伐克，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到布拉格的缘由。五月九日上午，我乘坐一辆出租车离开旅馆到……说这些，多无聊。让我烦闷得要死。但要很快切入到最精彩的情节中去，我必须作一些基本的铺垫。让我们来把这先说了吧：这公司的办公室正好在城郊，我没有找到我想找的那家伙。人们告诉我他将在一小时左右回来……

我想我应该告诉读者，这期间有一个很长的间隔。太阳有足够的时间落山，落日的余晖将比利牛斯山上空的云彩染成了一片血红，那山真像富士山。我一直坐着，处于一种奇怪的疲惫状态，时而倾听窸窣飞舞的风声，时而在页面的空白处画鼻子，时而迷迷糊糊地打盹儿，最终身子开始颤抖起来。继而我的身上又孕育出一种烦躁的心理，我打起颤来，简直叫人受不了……我的思想空空如也，一片空白……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去开灯，换上新的钢笔尖。那旧的钢笔尖裂开来，弯了，瞧上去就像猛禽的喙似的。不，这些不是创造的痛苦……而是些不同的东西。

嗯，正如我刚才说的，这家伙出去了，一小时以后才会回来。没什么事儿可干，我便去散步了。空气冷冽而清新，天空中散落着斑驳的蔚蓝；远处的风儿沿着逼仄的街道吹拂着；有一片云彩时不时遮掩阳光，太阳躲过了云片重又像魔术师手中的硬币一样出现了。病人在公园里练手摇的健身器，那公园里开满了怒放的紫丁香。我瞧一眼商店的招牌；虽然招牌文字的含意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我却想找出个我熟稔的具有斯拉夫词根的什么单词来。我戴着一双崭新的黄色手套，漫无目的地往前踽踽而行，双手不断地挥动着。陡然间，房屋没有了，眼前是一大片空地，瞧上去似乎富有农村风味，很吸引人。

走过一排兵营，一个士兵在训练一匹白马，我踩上了松软的黏糊糊的土；蒲公英在凄风中打颤，栅栏下，一只破了的鞋躺在阳光下。远处，一座十分陡峭的山直指苍天。我决定爬这座山。它并不像它的外观那样宏伟。在矮小的山毛榉和枯槁的灌木丛中，一条在山体上开凿出来的弯弯曲曲的有台阶的小道一直往上延伸。我开始还幻想，下一个弯一拐便会显出一幅具有鄙野之美的景色来，但这样的景色却从来也没有出现过。那样乏然无味的野地根本无法使我满足。光秃秃的地上蔓延着灌木丛，到处撒满了碎纸、破布和压扁的罐头。人没法离开小道的台阶，因为台阶深深地嵌进斜坡；小道的两边，树根和腐烂的苔藓从土墙里向外伸出来，就像死了一个可怕的疯子的房子里腐朽家具破烂的弹簧。当我终于走到山顶时，我发现那儿有几座歪歪扭扭的小窝棚，一条晾晒洗涤衣物的绳子，绳上挂着几条短裤，风将它们吹得鼓鼓的，仿佛是有生命似的。

我将两肘撑在有树瘤的木栏杆上，举目远望，只见布拉格淡淡地笼罩在雾霭之中；微微闪光的屋顶，冒烟的烟囱，我刚走过的兵营，一匹小白马。

我决意走另一条路下山，选择了我在小窝棚后面发现的大路。惟一的美景应该是小山顶上的煤气罐的圆顶：在蓝天的衬托下圆圆的，红殷殷的，瞧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足球。我离开了大路，又开始往上爬，这次是沿着生长着稀疏的野草的山坡爬。这是凄凉而又光秃的荒野。从大路上传来卡车的隆隆声，一辆马车从相反的方向驶过去，然后是一辆自行车，紧接着是一辆清漆公司的货车，货车油漆成粗俗的彩虹色。在这些家伙关于色彩的概念里，绿色总是紧接着红色。

我在斜坡上瞧着大路，待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前走去，看见在两个光秃秃的土包之间有一条隐隐约约的小道，过了一会儿，我便找一个地方歇一会儿。离我不远处，在荆棘丛下躺着一个男人，脸朝天，盖着一顶帽子。我正要从他身边走过去，但他那奇怪的样儿吸引住了我：一动也不动，张开的双腿没有一点儿生命的迹象，半弯的手臂是僵硬的。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一条灯心绒裤子。

“别胡思乱想了，”我自言自语道。“他睡着了，睡着了。没必要去惊动他。”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走了过去，用我考究的鞋尖儿将帽子从他的脸上踢了开去。

请吹起喇叭吧！或者敲响那种伴奏令人叹为观止的杂技表演的鼓声吧。令人难以置信！我简直难以相信我看到的一切，我怀疑我是否神经错乱了，我觉得恶心，一阵昏眩——老实告诉你，我不得不坐了下去，两腿在颤栗。

要是换了另一个人处在我的位置，看到我所看到的，他也许会哈哈大笑起来。而我却被这可能隐含的神秘性所震撼了。在我瞧着的当儿，我心中的一切仿佛都垮了，仿佛从十层楼的高处往下猛冲下来。我以无比惊异的神情瞧着。它的完美性，没有原因，也没有目标，使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敬畏之情。

现在，既然我已经写到最重要的部分，并将那好奇之火压了下去，为了这次相遇我琢磨着应该让我叙事的行文和缓下来，安安静静地回顾一下我走过的每一步，想一想那天上午我没能找到公司的那家伙之后，我走上了那条路，爬上了山，在微风吹拂的五月蓝天下，瞧着那煤气罐的红色圆顶时我的心情到底怎么样，我到底是怎么胡思乱想来着的。让我们无论如何把那件事了结了。在邂逅之前，再瞧上我一眼吧，戴着一副亮色的手套，没戴帽子，仍然漫无目的地往前闲逛着。我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奇怪得很，什么都不想。我心中绝对空空如也，就好像是那半透明的瓶子迟早要装上东西，只是眼下不知道罢了。关于手边事务，关于我最近买的汽车，关于乡野周围这儿那儿的美景的缕缕思绪，只是在我心头浮光掠影般地一晃而过，如果说在我心灵深处广袤的原野上还有回音的话，那仅仅是驱使我往前走的那朦朦胧胧的一种感觉。

一九一九年我在莫斯科就很熟稔的一个聪明的列特人[2]有一次对我说，我有时候毫无理由地沉思默想起来，这肯定是我要进疯人院的信号。他当然有些夸张；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彻底地测试了我超人的思维简洁和前后连贯的才能，这种才能在我对于逻辑的掌握上表现了出来，我的十分发达、但完全正常的心灵对这种逻辑的把握有一种痴迷。本能所引发出来的胡闹、艺术视野、灵感，所有这些伟大的、赋予我生命以美的东西，我想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不管他多么聪明，却意味着轻度疯狂的开始。别发愁；我非常健康，我的身体内外都是清洁的，我走路的步子是轻松的；我既不酗酒也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也不放浪不羁。所以，我身体状态极佳，穿戴讲究，瞧上去相当年轻，在上面描述的乡野中溜达；神秘的灵感并没有蛊惑我。我真发现了那无意中碰到的东西。让我再重复一遍——令人难以置信！我以无比惊异的神情瞧着。它的完美性，没有原因，也没有目标，使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敬畏之情。但也许就在那时，在我瞧着的当儿，我的理智开始审视其完美性，寻觅其原因，琢磨其目标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脸上绽放出生命的涟漪——这稍微减轻了些我的惊愕，但我心中仍然怀着那惊异之情。他睁开眼睛，斜瞥了一眼，坐了起来，不断地打呵欠——仿佛永远打不完似的——双手深深地埋在他的棕褐色油光光的头发里挠头皮。

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瘦长个儿，邋邋遢遢，下巴上的胡子茬儿足有三天没刮了；在他衬衣领子开口的下方和上方之间露出一溜狭窄的粉肉来（领子软软的，有两个圆洞，这意味着饰针掉了）。他的薄薄的针织领带斜挂在脖子上，衬衣前方没一颗纽扣。在纽扣扣眼上仍然残留着枯萎的业已褪色的紫罗兰；有一朵紫罗兰从纽扣眼里脱了出来，倒头挂在那儿。他身旁躺着一只破旧的背包；背包盖开着，露出一个椒盐卷饼和一根咬过的、残留大部分的香肠来，这一般总是意味着不合时宜的肉欲和粗野的食欲。我坐着，带着一种惊骇审视这个流浪汉；他似乎穿戴着老式化装舞会上小丑那愚笨的衣装。

“我抽上一支烟就好了，”他用捷克话说。他的嗓音出乎意料地低沉，甚至于可以说是沉静的，他将两个手指叉着伸出来，做了一个抽烟的姿势。我将我的大烟盒塞到他跟前；眼睛死盯着他的脸。他将手顶在地上，弓着身往我这边靠近点儿，这当儿，我就趁机瞥了一眼他的耳朵和他凹陷的太阳穴。

“德国种的样儿，”他说，笑了笑——露出了牙床。这使我失望得很，但幸亏那笑容很快就消失了。（到这时，我还很不情愿放弃我那惊愕的心情。）

“你是德国人吗？”他用德语问我，手指捻转着烟卷。我说是，在他鼻子底下打开了打火机。他贪婪地用双手遮盖在颤动的火上。紫黑色的方方的指甲。

“我也是德国人，”他说，吐出一缕青烟。“就是说，我父亲是德国人，但我妈是捷克比尔森[3]人。”

我一直指望他会露出惊讶的神色，也许还会大笑起来，但他始终很木然。这时我意识到他是多么傻。

“睡着了，”他用一种愚蠢的自满自足的口气对自己说，蛮有兴致地吐了一口唾沫。

“失业了？”我问。

他忧愁地连着点了几下头，又吐起唾沫来。我一直纳闷头脑简单的家伙的唾沫怎么会那么多。

“我还能走，但靴子不行了，”他说，瞧一眼他的脚。靴子实在是破烂不堪。

他慢慢地转过身去，趴在地上，一边望着远处的煤气罐和一只从垄沟里飞起的云雀，一边带着沉思的神情说：

“去年我在萨克森[4]有一个很好的活儿，离前线不远。种花。世界上最好的活儿！后来我在一家饼屋干活。每晚下班后，我和朋友经常跨过前线去喝啤酒。去七英里，回七英里。捷克啤酒比我们的要便宜些，娘儿们也要肥些。我有一阵子拉小提琴，养一只小白鼠。”

现在让我们从侧面来看一眼，只是溜上一眼，无需看得太真切；也请不必太近，先生，否则你将受到极大的震撼。也许你不会。啊，在经过了这一切后，我算是明白了人的眼光有偏爱的一面，有可能犯错误。不管怎么样，情景是这样的：两个男人斜躺在一片衰草之上；一个穿着洒脱，用一只黄手套拍打膝盖；另一个是目光呆滞的流浪汉，全身躺在地上，喋喋不休地抱怨生活。周围沙沙作响的矮荆棘丛。飞驰的云朵。一个刮风的五月天，人有点打冷颤，好比马毛的颤动。从大路传来卡车的隆隆声。在空中回响着云雀纤细的鸣声。

流浪汉陷于沉默；然后又说起话来，只有当他想吐唾沫时，他才停下来。一件又一件事。说个没完没了。悲戚地叹息。俯伏躺着，将双腿弯曲过来，直到小腿肚碰到屁股，然后又将腿伸将开来。

“喂，”我突然信口说。“你真没瞧见什么吗？”

他翻转身来，坐了起来。

“你干吗那么问？”他问，因怀疑而皱起的眉头使他的脸阴沉下来。

我说：“你一定是个瞎子。”

我们两人眼睛对视着，足有十秒钟。我缓缓伸出右手，但他的左手并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伸出来。我闭上左眼，但他的双眼一直张开着。我伸出舌头给他看。他又一次嘟嘟哝哝地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镜子。即使在拿着小镜照时，他也用手指抓着脸，然后瞧一瞧手心，既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发现鸟屎。在映着蔚蓝天空的镜子里，他瞧着自己。他将镜子还给我，耸了耸肩膀。

“你这个笨蛋，”我嚷了起来。“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我们俩——难道你没有看出来，你这笨蛋，我们俩——听着——好好瞧瞧我……”

我将他的脑袋歪着往我这儿扭过来，太阳穴碰到了一块儿；在镜子里，两对眼眸在溜转、闪烁。

当他开口说话时，他的语气是谦卑的：

“一个富人永远也不可能和一个穷人相像，但是我敢说，你比我知道得多。我记得有一次在集市上见到一对双胞胎，那是一九二六年八月——还是九月？让我好好想想。不。是八月。那才真像呢。谁也分辨不出谁是谁。如果谁能分辨出哪怕最细小的差别，可得一百马克。‘好吧，’弗立兹（我们叫他大胡萝卜）说，在一个双胞胎耳朵上猛击一下。‘瞧，’他说，‘一个耳朵是红的，另一个的耳朵不红，好歹拿钱来。’我们笑得要死！”

他的眼睛在我鸽灰色的西服上扫了一眼；然后瞥一眼我的袖口；将袖口撩上露出了金表来。

“你能为我找个活儿吗？”他问，抬起头。

请留意：是他，而不是我最先看出我们之间的相像之处；由于我确立了这种相像，我对着他站着——根据他的下意识的估摸——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依赖他人的境地，仿佛我只是一个模仿者，而他却是那标准样儿。自然人们喜欢听人说：“他像你，”而不是相反。在请求我帮他忙时，这小混蛋摸着地面，心中正琢磨还可以再要些什么。也许，他糊里糊涂的脑袋正在想我应该感谢他，因为他以他的存在这一简单的事实慷慨地给我提供了跟他相像的机会。我们这样相像让我觉得这几乎是一种奇迹。使他感兴趣的主要只是我想见见相像之处而已。在我看来，他似乎是我的翻版，也就是说，一个在体形上跟我一致的人。正是这种绝对的相像使我不由得打冷颤。他把我看成一个可疑的模仿者。不过，我还是想强调一下，他的这种想法是含糊不清的。他当然不会理解我对他的看法，这个笨蛋。

“恐怕眼下我帮不了你多少忙，”我冷冷地说。“不过，可以留下你的地址。”

我拿出我的笔记本和银杆铅笔。

他苦笑一下：“我总不至于说我住在别墅里；能睡在干草棚里总比睡在树林的苔藓上好；能睡在苔藓上总比睡在硬长凳上好。”

“我还是想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

他想了一下说：“这个秋天，我肯定会住在我去年干活的村子里。你可以往那村的邮局寄个便条。那儿离塔尼兹不远。我给你写下来吧。”

原来他叫菲利克斯，“快乐的人。”至于他姓什么，有教养的读者，这不是你们的事了。他蹩脚的书写似乎在每一个拐弯处都发出吱吱的响声。他是左撇子。我该走了。我在帽子里放了十克朗。他不屑坐起来，带着一种谦逊的微笑，伸出手来。我握住了这手，只是因为它给了我一种奇异的感受，就仿佛那喀索斯[5]愚弄复仇女神，请她帮忙把他的美丽影子从水中捞出来似的。

我几乎用奔跑的速度沿原路回去。我往回看，瞧见在矮灌木丛中他那黝黑的瘦长身子。他仰卧着，双腿交叉搁在空中，胳臂枕在脑袋下面。

我突然感到孱弱不堪，昏眩，困顿得要命，仿佛刚经历了一场漫长的令人厌恶的纵酒放荡之旅。我之所以怀有这种既苦涩而又甜蜜的感受是因为，他似乎在冷冷的不经意之中将我的银杆铅笔装进了口袋。一长溜银杆铅笔列队迈进一条无际的腐败的地道。当我沿着路边走的时候，我时而闭上眼睛，险些掉进了沟里。以后，在办公室里，在讨论商务的过程中，我真想告诉对方：“我刚才遇到了奇怪的事！你简直不会相信……”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创造了一个保密的先例。

当我终于回到旅馆房间，在飘忽不定的影子之中，我发现菲利克斯，一头鬈发，皮肤晒得黑黑的，在等着我。他脸色苍白而肃然，向我靠过来。现在，他刮了脸；头发顺溜地往后梳去。他穿着鸽灰色的西服，打一条淡紫色的领带。我拿出手帕；他也拿出手帕来。谈判，停火。

一些乡野的气息飘进我的鼻孔。我擤鼻涕，坐到床沿上，这一阵，我一直对着镜子照。我记得我鼻子上的尘土啦，一只鞋的后跟和中腰之间的黑土啦，饥饿啦，眼下在烤肉店吃带有柠檬味的硕大的烤牛排那种粗糙的焦味啦，诸如此类人的有意识存在的小小的标志十分奇异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仿佛我在寻觅并找到了证据证明我就是我（虽然还有一点儿怀疑），这个我（有头脑的二流商人）果然是在旅馆吃饭，在考虑商务上的问题，和那个在灌木丛中踯躅的流浪汉毫无瓜葛。但我刚才体验的惊愕又一次使我惊魂未定。那个人，特别当他熟睡的时候，当他的面目凝然不动的时候，却显示了我的面目，我的面具，我的死躯的毫无瑕疵的纯洁形象——我使用这最后的说法是想最清晰地表达——表达什么？就是想表达：我们有相同的面目，在完全静息的状态下，这种相像更为明显，如果死亡不意味着一张安然平和的脸——脸的艺术的极致的表现，那死亡又是什么。人生只是玷污了与我相像的另一个人；只是一阵清风将那喀索斯的美貌吹得悄然无踪了；只是当画家不在的时候，他的学生用浮浅多余的色彩将大师画的肖像变形了。

然后我想，既然对我自己的面目了解并喜欢，我是否应该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来观察与我相像的另一个人，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富有观察力；时常发生这样的情形，人们评说两个人之间的相像之处，而这两个人虽然相互认识，却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有什么相像的地方（要是人们这么告诉他们，他们会竭力加以否认）。同样，我从来没有想到在菲利克斯和我之间会存在这么完美的相像。我见过兄弟之间、双胞胎之间非常相像。在银幕上我见过一个人会见与他相像的另一个人；或者说得更婉转一点，一个演员演两个不同的角色，他的社会地位的差异被天真地强调了，就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在一个角色中，他是一个行动诡秘的粗汉，而在另一个角色中他却是一个坐在小汽车里的稳重的bourgeois[6]——仿佛一对同样的流浪汉，或者一对同样的绅士真的就没兴味了似的。是的，这一切我都见过，孪生兄弟之间的相像就像同样词根的押韵一样，往往被血缘的印记所破坏，而同时演两个角色的演员却不能欺骗任何人，即使在同一个银幕上他以两个角色的面貌出现，观众的眼睛不由也会注意到银幕中间胶片连接的那条线。

而我们的情况既不是孪生兄弟（即血缘相同），也不是舞台魔术师的戏法。

我多么想让你相信我！我将，将让你相信我！我将强迫你们所有的人，你们这些流氓，相信……虽然恐怕由于文字的特殊性质，文字本身不可能形象地传递那种相像：两张脸应该并排用真正的颜料画下来，而不是用文字，那时，也只有在那时观众才能理解我的意思。一个作家最心爱的梦想是将读者变成观众；有人达到这一目标吗？文学作品中人物苍白无色的框架，在作者的指导下吮食着读者的鲜血，才渐渐变得丰满起来；因此，作家的天才就在于赋予他的人物以适应这种食物——并不总是非常愉悦的——的机能，并在吮食中变得栩栩如生，有时候历经数世纪而不衰。但眼下我并不需要文学的技巧，我需要的仅仅是画家艺术的直白和原始的一览无余。

瞧，这是我的鼻子；北欧型的大鼻子，一块硬骨弓形地撑着，鼻肉部分翘起，几乎成长方形。而他的鼻子完全是我的翻版。在我的嘴两边有两条深深的皱纹，嘴唇这么薄，仿佛一下就能被舔掉似的。他也有这样的皱纹和嘴唇。这里是颧骨，但这只是护照上列举出来的表面特征，毫无意义；且十分荒唐，颧骨是常人的颧骨。有人告诉我，我像北极探险家阿蒙森[7]。菲利克斯也像阿蒙森。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被人称之具有阿蒙森的脸的。对于这点，我只是模模糊糊记得，我也不能肯定是否和南森[8]混淆了。不，我说不清。

我只是在傻笑而已。啊，我不知道我到底说清楚了没有。进行得相当不赖。读者，你现在看见我们两人了。两个人，但同一张脸。然而你不必以为，在自然这本大书中我会为一些可能的瑕疵而羞愧。请走近一点看：我有一副硕大而发黄的牙齿；而他的却更洁白、整齐些，但这重要吗？我的前额上爆出一条青筋，就像一个书写得蹩脚的大写M，但当我熟睡时，我的前额就像我的另一个人那样光溜了。那些耳朵……与我的相比，他耳朵的涡旋有一点异样：有的地方往里紧缩，有的地方却非常光滑。我们的眼睛形状相像，眯成一条缝，睫毛稀稀拉拉，但他的虹膜比我的要浅一些。

这就是在第一次邂逅时我观察到的一些显著的特点。第二天晚上我不断地审视这些细微的缺陷，当我的记忆力出毛病时，不管怎么样，我总看到我自己，我这个自己，可怜巴巴地伪装成了一个流浪汉，面无表情，下巴颏和腮帮上长满了胡须茬儿，就像已经死了一晚的人。

我为什么要逗留在布拉格？我已经做完了买卖。我完全可以回柏林去了。为什么我第二天上午又回到那山坡上，又回到那路上？我毫不费劲地找到了昨天他躺着的那地方。在那儿，我看到一个金色的烟蒂，一朵枯萎的紫罗兰，一张破碎的捷克报纸，以及——一个头脑简单的流浪者很可能留在树丛下的可怜的非个人化的痕迹——一个硕大的直直的男人的玩意儿，一个稍小点儿的男人的玩意儿蜷曲在它的上面。几只绿头苍蝇使这幅画更为完美。他到哪儿去了？他在哪儿过夜呢？简直是谜。我隐隐约约地觉得非常不舒服，仿佛这整个儿的遭遇是一个邪恶的行为。

我回到旅馆拿我的箱子，匆匆赶到车站。在月台的入口，有两排漂亮的矮长凳，靠背按人的脊柱形态弯曲有致。有人坐在那儿；有人在打盹儿。我想我应该倏然看见他熟睡在那儿，手张开，最后一朵紫罗兰仍然别在纽扣洞眼里。人们会注意我们俩；跳将起来，将我们包围起来，扭送我们到警察局去……为什么？我为什么写这些？难道这是我的笔兴之所致吗？或者说，两个人像两滴血一样相像，这本身是否就是一件罪恶？﻿

[1] Reval，爱沙尼亚波罗的海城市，后称塔林。

[2] Lett，居住在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地的一个民族。

[3] Pilsen，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部城市。

[4] Saxony，德国一地区。

[5] Narcissus，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爱上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而憔悴至死，后化为水仙。

[6] 法文，资产阶级。

[7] Roald Amundsen（1872－1928），挪威极地探险家。

[8] Fridtj of Nansen（1861－1930），挪威极地探险家和政治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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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是一个画家，又是一个模特儿，我对我的外表太熟悉了，所以我的风格缺乏那种自然的灵感。虽然我竭力想回归到我的最原始的躯壳中去，但是我没有成功；更不必说让我在我的旧我中感到舒心了；在那里，一切太混沌了；东西都搬走了，台灯是黑的，灭了，我的过去散乱地洒落在地板上。

我敢说，我的过去是非常幸福的。在柏林，我拥有一套小巧而可心的公寓，三间半房，向阳的阳台，供应热水，中央空调；丽迪亚，我的三十岁的妻子，还有埃尔西，我们的十七岁的女佣。车库就在旁边，停放着那小巧玲珑、令人愉悦的车——一辆深蓝色的双座车，用定期付款买的。在阳台上，一株鼓鼓的圆顶脑袋的灰白色仙人球在缓慢但勇敢地生长。我总是在同一家店买烟草，而迎接我的总是满脸笑容。在卖鸡蛋和黄油的店铺里迎接我妻子的也是这同样的笑容。星期六晚上，我们若不上咖啡馆，就去电影院。我们属于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精华，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从办公室回到家，我不脱鞋就躺上沙发看晚报。我和妻子的谈话也不仅仅包括一些芝麻小的数字。我的思绪也不总限于我自制的巧克力的冒险旅途。我甚至可以承认，流浪艺术家的趣味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

至于对新俄罗斯的态度，让我现在就说清楚，我不同意我妻子的观点。从她涂着口红的嘴里发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一词具有一种习惯性的细小的仇恨——不，“仇恨”一词在这儿恐怕太强烈了。那是一种小家子气的、基本的、娘儿们的情绪，因为她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就像她腻味雨（特别是星期天）或者臭虫（特别在新房子里），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她就像是感冒一样的小事儿。她想当然地认为事实证明了她的观点；她的观点的正确性太明显了，根本无需讨论。布尔什维克不相信上帝；他们真是调皮到家了，但对于残暴色情狂和流氓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当我说从长远来讲共产主义是一件伟大的和必要的事业；年轻的新俄罗斯正在创造美妙的价值，虽然这些价值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对于一贫如洗的饱受打击的亡命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为同类人中，历史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热狂，这样的禁欲主义，这样的大公无私，这样的信仰——当我每每这样说时，我妻子会认真地说：“我觉得你这样说是在逗我，这样不太好。”但说实在的，我是严肃的，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们无从捉摸的紊乱生活需要根本的改变；共产主义会为肌肉发达、宽肩膀、头脑简单的人们创造一个美丽而平等的世界；对它采取敌视的态度是一种孩子气，一种成见，这时我想起了我妻子做的鬼脸——鼻孔收紧，一边的眉毛往上那么一翘（这是一个准备引诱男子的妖妇带有孩子气的招数），每次她在镜子里瞧自己时，就会做这种鬼脸。

现在，我讨厌镜子这词，可怕的东西！自从我停止刮脸，我就没有这玩意儿了。不管怎么样，只要一提到它就会给我一种糟透了的震撼，打断我的故事（请想象一下在这儿该讲什么呢——镜子的历史）；在镜子里有歪歪扭扭的魔鬼般变形的形象：光溜细小的脖子突然往下伸向一道肉缝，在那儿，和另一条从裤带下挤上来的杏仁糖色的裸肉融合在一起；变形的镜子将人的衣服剥光，或者将他砸扁，瞧！在无数凹凸不平的玻璃的作用下镜子里出现了既像人又像牛，既像癞蛤蟆又像人的玩意儿；要不人就被变形成一个面团，然后被撕裂成两半。

够了——让我们继续说下去——我并不想让你大笑不止！够了，一切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这个猪，你！哦，是的，我将诅咒你，没有人能阻止我诅咒你。在我的房间里不放穿衣镜——那也是我的权利！是的，即使当我偶然撞见一面镜子（哼，我怕什么？）会看见一个蓄胡须的陌生人——我的胡须漂亮极了，而且是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蓄的！我装扮得如此完美，连我自己都看不出来。浓密的头发从每一个毛孔里长出来。在我的体内一定储存有非常丰富的毛发。我躲在从我身上生长出来的天然的林莽中。没什么可怕的。愚蠢的迷信！

瞧，我又要写那个词了。镜子，镜子。嗯，发生什么事了吗？镜子，镜子，镜子。不管你重复多少遍——我什么也不怕。一面镜子。在一面镜子里瞧自己。当我这么说时，我是在指我的妻子。要是老被打断，要讲下去就很困难了。

顺便说一下，她也很迷信。是一个相信触摸一下木头可以祈神的人。在行将做出一个决定前，她便会闭紧嘴唇，匆匆忙忙往四周瞧瞧，寻找光裸的没有刨过的木头，只找到桌子底下，粗短的手指触摸上去（在草莓色手指甲周围有一小圈肉，虽然她涂了指甲油，却从来没干净过；小孩的指甲）——当那祈求幸福的念念有词还在空中飘荡时，她飞快地触摸一下桌肚子。她信梦：梦见你掉了牙，那就意味着你认识的一个人死了；如果牙上还有血，那就意味着死亡的是你的一个亲戚。一地的雏菊预示你将见到你的初恋情人。珍珠代表眼泪。梦见自己穿着白衣服坐在桌子的上座是很糟糕的。泥代表钱；猫意味着叛逆；海洋意味着灵魂的不安。她喜欢详细地、不厌其烦地复述她的梦。啊！我写到她时，都是用的动词过去式。让我将故事像勒裤带似的勒得紧一点儿吧。

她痛恨劳合·乔治[1]；要不是他，俄罗斯帝国不至于崩溃；她总是说：“我要用我的手掐死那些英国人。”德国人也受到谴责，他们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用密罐车输进了俄国。至于法国人：“你们知道吗，阿德利安（她的一个表哥，在白军中服过役）说，在敖德萨撤退时，他们就像一群下流人。”同时她认为英国人的脸是世界上最美的（仅次于我）；她尊敬德国人，因为他们有音乐才能，性格沉稳；她声称喜欢巴黎，我们曾经在那儿待过几天。这些想法就像圣龛里的圣像一样不可动摇。相反，她的关于俄罗斯人的立场总的来说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一九二○年她还在说：“真正的俄罗斯农民是保皇党人”；现在，她说：“真正的俄罗斯农民已经不复存在了。”

她受过很少的教育，观察力也很差。有一天，我们发现对于她，“神秘”这一词多少与“迷雾”、“错误”和“棍子”[2]有关，但她根本不知道一个神秘主义者到底是什么人。她所能认出的惟一的树是白桦树：她说，白桦树使她回忆起家乡的森林。

她是个大书虫，但只读垃圾货，什么也记不住，往往跳过长段的描写性的段落。她前往俄语图书馆借她的书；一坐下来就能挑好久；她在桌上的书里乱翻；拿起一本书，翻开页码，斜着溜一眼，就像一只觅食的母鸡；把它放下，拿起另一本，再打开——她做这一切都是在桌面上，而且只用一只手；她发现她把书拿倒了，便将它转个九十度——不再多一点儿，因为这时她已将它放弃，赶着去夺那本图书馆员就要拿给另一个女人的书；做这一切要花上一个多小时，我终究也没有弄明白她是怎么做出那最后的抉择的。也许是那书名吧。

有一次，我从火车的旅途中带回一本糟透了的侦探小说，封面画着一只绛紫色的蜘蛛躲在一个黑网中。她翻阅了一下，发现故事惊险极了——她觉得她已不可能控制自己不赶着溜一眼结尾，但又觉得这样再读前面的故事就会淡而无味了，于是便紧闭上眼睛，将书沿书脊往下撕，撕成两半，将后一半结尾部分藏起来；后来，她将藏匿的地方忘了，在屋里找寻了她自己庋藏的罪犯好久好久，一边找，一边嘴里不断嗫嚅：“真惊险，真惊险呵；我如果找不到它，我知道我会死的——”

她现在找到了。那些说明故事发展因果的书页都被藏在最隐秘的地方；但它们还是被找到了——所有的页码都被找到了，也许除了一页。真的，发生了许多事儿；因果都恰当地解释了。她遭遇到了她最惧怕的东西。在所有的兆头中，那是最凶恶的。一面破碎的镜子。是的，这发生了，以非常不寻常的方式发生了。这可怜的业已死亡的女人。

咚－嘀－咚。再来一遍——咚！不，我没疯。我只是快乐地发出一些细小的响声而已。这种快乐是在四月愚人节骗了人之后感到的快乐。我让别人真正成了个蠢蛋。那人是谁？有教养的读者，在镜子里瞧一瞧你自己，既然你那么喜欢镜子。

现在，陡然间，我感到悲哀——这次，是真悲哀了。我刚才以少有的生动看见了阳台上的仙人球，那些蓝色的房间，我们的寓所建在一片新潮的住宅区里，那盒子似的现代住宅让人产生空间错觉，又不同凡俗。在那儿，在我的干净而整洁的世界中，丽迪亚造成的混乱，她的香水所发散出来的那种甜甜的庸俗的味儿。但她的缺陷，她的无辜的沉闷，她还保持学校宿舍里的在床上窃窃傻笑的习惯，都没真正地让我烦恼。不管她在公众场合怎么唠叨废话，不管她穿得怎么俗气，我们从来没争吵过，我从来也不抱怨她。她决不善于分辨色调，可怜的人儿。只要主色调完全符合她的趣味，她就会觉得合适，她会戴一顶草绿色的皮帽配一件橄榄绿或者深绿色的衣服。她喜欢一切“相互呼应”的东西。譬如，如果肩带是黑的，她必定要在喉咙前来上一条小巧的黑色缘饰或者一条小巧的黑色褶边。在我们结婚的最初几年里，她总是穿瑞士绣花的亚麻布衬衣。她穿上一条飘逸的长裙居然能再配一双厚重的秋靴；不，她绝对没有哪怕一丁点儿的对和谐的神秘性的认知，而这与她糟糕的邋遢有关。她的懒散在她走路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她嗜好左脚的后高跟先着地。

瞧一眼她的抽屉就会让我发抖，抽屉里横七竖八放着乱七八糟的破布，缎带，丝绸片儿，她的护照，一枝枯萎的郁金香，几片虫蛀的毛皮，各种各样不合时宜的玩意儿（譬如姑娘们早年穿的绑腿式长统靴）和类似的垃圾。在我整洁有序的美好世界中经常会出现一条小小的但异常肮脏的花边手帕或者一只长统袜，长统袜还是破的。长统袜穿在她的鼓鼓的小腿肚上似乎要燃烧似的。

她一点儿也不懂管理家务事儿。她接待客人让人觉得可怕。在一小盘菜里往往会发现牛奶巧克力散片，就像在穷乡僻壤的家庭里似的。我每每自问我到底爱她什么？也许是爱她的长睫毛眼睛下让人感到温暖的淡褐色眸子，也许是爱她任意梳理的褐色秀发的自然卷曲，也许是爱她丰腴肩膀的曳摆。也许事实是我爱她因为她爱我。对于她，我是一个理想的男人：有头脑，有勇气。没有人穿得比我好。我记得，有一次我穿上一件新的无尾晚礼服，一条肥大的裤子，她不禁拍起手来，深深埋在沙发里，喃喃道：“哦，赫尔曼……”这是与圣洁的痛苦差不多的一种狂喜。

我也许怀着由于进一步美化她所爱的男人而产生的一种暧昧的感情，和她妥协，使她的人生和幸福发生了一个可喜的变化，我利用了她对我的信任，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十年间，我跟她说了无数关于我自己、我的过去、我的冒险的经历的谎话，以至于我自己都不可能把它们统统记住，每每需要求助于参考材料。但她总是遗忘一切。她把伞轮着个儿落在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家里；她的口红会出现在简直不可思议的地方，譬如她表哥的衬衣口袋里；她从晨报上读到的东西会在晚上这么对我说：“让我想想，我在什么地方读到它的，它到底说什么来着？……我只是隐隐约约记得一点儿——哦，帮帮我！”叫她寄封信等于是把信往河里扔，至于能否收到信，全靠河水水流的速度和收信者是否有垂钓的闲暇了。

她总是将时间、人名和人脸搞混。我编织了谎话后，便永远不会再重复；她很快就忘了，谎言所说的东西沉淀到她意识的深处，但在意识的表面却仍然不时荡漾着那种谦卑的惊诧的涟漪。她的爱几乎越过限制她所有其他感情的界线。晚上，当六月和明月天衣无缝地交融在一起的时候，她的最根深蒂固的思绪每每是胆怯的流浪者。这种思绪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也不会漫游得太远，便再一次锁闭上了；这是个非常简单的头脑，最复杂的无非是寻觅潦草地写在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页上的电话号码，而借书的人正是她想通话的对象。

她丰满，矮小，身材相当没样儿，但矮胖女人能激起我的兴趣。那些颀长而年轻的女人，瘦骨嶙峋的轻佻女人，穿着锃亮的绑腿女靴在道恩金斯塔拉斯大街上装模作样地走来走去的傲慢漂亮的婊子，对于我根本没用。我不仅总是非常满意我的百依百顺的同床伴侣和她的白胖可爱的魅力，而且，我最近怀着对自然的感激和惊讶注意到我晚上的快乐所具有的那种暴力和甜蜜，由于错乱而达到了微妙的顶点，这种错乱并不像我起初想象的那样在三十五岁左右的易兴奋的男子中是稀罕的。我是指一种众所周知的“意识分裂”。对于我，它是在我到布拉格前数个月断断续续发生的。例如，我和丽迪亚在床上做爱，当我做完一系列她应该享受的前戏的抚摸时，陡然间我意识到小淘气意识分裂向我袭来。我的脸埋在她脖颈里，她的大腿开始将我夹紧，烟灰缸从床头柜上摔了下去，整个世界也摔了下去——但，同时，简直不可思议，我快乐地赤裸裸地站在房间的中央，一手搭在椅背上，椅子上放着她的长袜和短裤。一人处两地的感觉倏然给我一种异乎寻常的震动；但这和以后事件的演变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在我对分裂不耐烦的时候，我会一吃完晚饭就将丽迪亚一古脑儿抱起扔到床上。意识分裂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我坐在离床十几步远的扶手椅里，丽迪亚合合适适地躺在床上。从我的神奇的有利位置，我瞧见在床头灯那实验室灯光般的强烈照明下，我背脊肌肉有节律地起伏，她膝弯的完美之处有珠母一样的闪光，散落在枕上的头发闪烁着青铜色的光泽——当我宽阔的背脊还没有再一次滑下去支撑观众的喘息的前胸时，我只能见到她的这些部位。然后是第二道程序，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体内的两部分越分裂，我就越陶醉于其中；因此，我每晚总坐在离床几英寸的地方，很快我椅子的两条后腿便移到开着门的门槛边。最后，我发现我坐在客厅里——同时在床上做爱。这还不够。我希望我能将自己移开到离我表演的打着灯光的舞台至少一百码以外；我希望能在游泳池繁星般的拱顶下、在蓝色的水雾中、在远远的上层看台上思考我卧房里的情景；用歌剧院望远镜、野外望远镜、高倍望远镜，或者用具有目前还未知的能量的光学望远镜来观察这一对小小的、明显的、性事非常活跃的夫妇，这种光学望远镜的能量会随着我的兴奋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事实上，我从未远离过客厅里的蜗形支腿桌，即使这样，我发现我观察卧床的视线被门墙所挡，除非打开卧室的衣柜，让床反照在斜置的穿衣镜或者spiegel[3]里。哦，有一个四月的晚上，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声撩人，就像弦乐队中的竖琴声，我坐在最远的第十五排座位上，正期待着瞧一场特别精彩的戏——其实这场戏已经开始了，在戏中我的自我的身体异常巨大，异常富有创造性——从那遥远的床，我相信我就在那儿，传来丽迪亚的哈欠和声音，她傻乎乎地说，要是我还没上床的话，把她放在客厅里的那本红书带给她。书就放在椅子旁边的蜗形支腿桌上，我没有拿给她，而是将书往床边扔去，书页风车般地飞张开来。这一奇异而可怕的插曲将我的兴奋吹得无影无踪。我就像一只海岛的鸟，失去了飞上天空的兴趣，就像一只企鹅，只在梦中飞翔。我尽力想重新抓住这意识分裂，也许差一点儿快成了，不料一个新的美妙的想法将我心中所有期望重操这有趣的、相当富有肉欲的试验的意念一扫而光。

否则，我的夫妇之爱就完美了。她毫无保留地、义无反顾地爱我；她的爱似乎是她本性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又用了动词过去式；请别在意，我的笔这么写更顺畅一些。是的，她爱我，非常忠诚地爱我。她喜欢这样那样地端详我的脸；用大拇指和另一根手指像圆规似的量我的五官：上唇上有一点儿刺疼人的茬儿，中间那道有点儿长的沟儿；宽阔的前额，眉毛上有一对突骨；她用食指的指甲按着我上下嘴唇的边线走，我的嘴总是闭得紧紧的，怕痒。一张大脸，绝不是一张简单的脸，是特地定制的；颧骨上亮着一层光彩，颧骨下有一点儿凹陷，要是有一天没刮脸，那儿便会长出土匪般的络腮胡须茬儿来，在有些光的照耀下发点儿红，跟他下巴上的胡须一模一样。只是我们的眼睛不同，要是它们之间有一点儿相像的话，那真是异想天开了；当他躺在我面前的地上时，他的眼睛紧闭，虽然我没有真正见过，但感觉当我的眼睛闭上时，我知道它们同他的眼脊是迥异的，眼脊，一个多么美妙的词！修辞上很讲究，但很得体，是我的叙事散文的一个受欢迎的创造。不，我一点儿也没激动；我的自控能力是异乎寻常的。时不时我的脸会露出来，就像从篱墙后面露出来一样，这对于一个一本正经的读者来说，是令人讨嫌的，但这对他是有好处的：他可以习惯于我的脸；同时，当他分不清到底那是我的脸还是菲利克斯的脸时，我会默默地笑起来。我就在这儿！而现在——又消遁不见了；也许根本就不是我！只有用这个方法我才能给读者一个明示，告诉他我们之间的相像并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一个真实的可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是的，一个事实，不管这看上去有多么荒诞不经。

从布拉格回到柏林，我发现丽迪亚正在厨房的一个玻璃碗——我们叫它“眼睛碗”——里打鸡蛋。“喉咙疼，”她用孩子般的口气说；将玻璃碗放在炉边，用手背擦一下她黄色的嘴唇，吻我的手。她穿着一件粉红的连衣裙，肉色的长统袜，一双破旧的拖鞋。夕阳将窗棂映在厨房里。她重又用小勺在那黏稠的黄色玩意儿里不断地打，糖粒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蛋液仍然是黏糊糊的，小勺在柔软的变稠的蛋液里转动得很慢。火炉上放着一本打开的破损的书。书页的空白处不知什么人用粗糙的铅笔写了一句眉批：“可悲，但真实”，后面加了三个惊叹号，惊叹号下面的点儿都有点儿滑向一边。我读了那句使我妻子的前人如此感动的话：“爱你的邻居这句话，”雷金纳德爵士[4]说，“如今不再在人际关系的股票交易市场上时兴了。”

“嗯——旅途一切都好？”丽迪亚问，一边使劲转动着把手，咖啡磨的盒牢牢地夹在她大腿中间。咖啡豆嘎嘎地响，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气；咖啡磨仍然在吱吱呀呀地响着；声音渐渐轻下来，直至消遁；一切的对抗都消逝了；空空如也。

我有点儿茫茫然了。仿佛是在梦中。她在制作那眼睛碗——而不是在熬咖啡。

“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我说，我是指这次旅行。“你呢，过得怎么样？”

为什么我不告诉她我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我曾经给她编造过无数的假故事，但这次却不敢用我的被玷污的嘴说出一个真实而离奇的故事了。也许有什么别的东西不让我这么做。作家是不会把他的初稿给人看的；人们是不会叫子宫里的孩子小汤姆或者贝尔的；一个野蛮人是不会说出具有神秘色彩和未知性质的物件的名称的；丽迪亚是不喜欢我读她尚未读完的书的。

有好几天我因这次会见而感到苦闷。很奇怪，它总让我想起另一个与我相像的人，他正在我未知的道路上跋涉，饥饿，寒冷，湿漉漉的——也许着凉了。我盼望他找到了工作，要是知道他生活得安乐而温暖——或者至少安全地在监狱里，我会觉得更温馨些。当然我没有一丁点儿的愿望采取措施去改善他的处境。我根本不想花钱去提高他的生活水平。在柏林也不可能为他找一份工作，柏林已经充斥了无数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说实在的，我倒情愿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仿佛一接近反而会破坏因我们的相像而带来的惊愕似的。时不时地我可以给他寄一些钱，我生怕他会在遥远的地方流浪堕落而灭亡，那样他就不能做我的忠实的代表了，做一个活生生的我的脸面巡回展示的样板了……善良而无用的思绪，因为这个人没有常住地址。所以，（我想）让我们等着吧，也许某个秋日，他会在萨克森的那个乡村邮局出现。

五月消逝了，在我的心中，关于菲利克斯的记忆渐渐痊愈了。我自我陶醉于这句句子的流畅：前半句含有那种富有肉欲的叙述口气，然后则是一声冗长的愚蠢而满足的叹息。不过，钟情于感官快乐的情人们也许会有兴趣注意到，一般来说，“痊愈”这个词只有在指伤口时才使用。在这里只是偶然用一下而已；没有任何恶意。我现在要指出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我的写作变得更顺畅了：我的故事获得了驱动力。我已经登上了那辆公共汽车（在本书开始时提到了），而且，我还坐上了一个靠窗户的非常惬意的座位。在获得一辆车之前，我就这样坐车到办公室去。

那年夏天，那锃亮的蓝色小伊卡勒斯得拼命工作。是的，我特喜欢我那新玩意儿。丽迪亚和我经常驾车到乡下去过上一整天。我们总是带上她的表哥阿德利安，他是一位画家：一个快乐的人，却是一个糟透了的画家。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穷光蛋。如果有人让他画肖像画，那纯然是出于一种同情心，或者说是由于性格上的弱点（这人有可能非常固执）。他总是从我这儿，也许还从丽迪亚那儿，借小额的钱；当然，他总是设法蹭一顿饭吃。他总是拖欠房租，当他付房租时，他付的是实物。说得具体点儿，就是静物画……一块斜放的布上的方苹果啦，或者一个倾斜的花瓶里的阴茎般的郁金香啦。他的女房东会自己出钱将所有这些画装上画框，这样，她的餐室让人觉得像是一个前卫的世俗的展览会。他说，他在一家俄国小餐馆吃饭时，曾经在这小餐馆墙上“胡乱画了一下”（意思是说他修饰了一下餐馆的墙）；他甚至还用了一个更为丰富的表述，因为他来自莫斯科，莫斯科人喜欢说花哨的损人的俚语（我不想说出它来）。有趣的是，尽管他很穷，可他还是设法买了一块地皮，驾车到柏林三个小时的路程——也就是说，他首付了一百马克，再不操心付余下的钱了；事实上，他没再付过一分钱，他认为一旦首付买下这块地皮，这地皮直到世界末日都是他的了。这地皮足有两个半网球场那么长，紧邻一座风光相当旖旎的小湖。那儿长着一对连体的、树枝分杈的白桦树（或者说两对树，如果你算上湖水中的倒影）；还有几丛冬青树；远一点儿的地方耸立着五棵松树，陆地上再远一点儿你会看到一丛石楠长在树丛中。地皮没有围上栅栏——他没钱。我琢磨阿德利安想等周围两片地皮围上围栏，这样他可以不花一分钱就自动地划了地界，有了自己的栅栏了；但周围的地皮还没有卖掉。湖岸边的地产不好卖，这地太潮湿，蚊子多极了，离村子又远；而且也没路将它与公路连上，天晓得这路什么时候修。

我记得六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上午，在阿德利安使劲的劝说下，我们第一次到了那里。半路上，我们停下车来接他。我按喇叭按了好长时间，眼睛紧盯着他的窗户。窗户在熟睡。丽迪亚将手放在嘴边，作喇叭状喊道：“阿——德——利！”在下面的一个窗户里，就在酒馆招牌的上面（这酒馆瞧上去像是阿德利安在那儿欠了些钱），窗帘被愤怒地撩开，一个俾斯麦式的大人物，穿着盘花饰扣的浴衣，手中拿着一只真正的喇叭，往外瞧。

车已经停止抖动了，我将丽迪亚留在车里，便径自上楼去叫醒阿德利安。我发现他还睡着。他穿着游泳三角裤睡觉。他一骨碌翻身下床，默默地飞快地将脚塞进拖鞋，穿上一件蓝色的衬衣和法兰绒裤子；一把抓起提包（表面上可疑地鼓鼓囊囊的），我们就往下走。一副严肃、睡意惺忪的容貌并没有给他肥鼻子的脸增加多少魅力。他给塞进汽车车篷后面的活动座位上。

我不认路。他说他对路的熟悉就像他熟稔主祷文一样。我们一出柏林就迷路了。以后就不断地问路。

“对于地主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愉悦的景色啊，”当我们在中午时分经过科尼格斯道夫，来到一段他熟悉的路段时，阿德利安喊道。“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拐弯。啊，啊，我的古老的树！”

“别傻样了，安迪，亲爱的，”丽迪亚平静地说。

路两旁是一片连绵的荒野，沙丘和石楠矮树丛，时而有一片幼松林。再往下，乡野的景色有点变化了；右边有一片田野，天际迢远处是黑黝黝的森林。阿德利安又开始唠叨起来。公路右边出现一个鲜黄色的杆儿，那儿往右伸将出去一条几乎无法辨认的路径，那只是往日路途的残余而已，不久便在牛蒡和燕麦草中间消失了。

“在这儿拐弯，”阿德利安郑重其事地说，突然嘟嘟哝哝发出一声，往前向我扑来，因为我紧急刹了车。

你笑了，有教养的读者？事实上，为什么你不应该笑呢？一个美好的夏日，宁静的乡野；一个好心肠的傻瓜艺术家和一根路边杆儿……那根黄色的杆儿……它是那个卖地皮的人立的，兀立在一片辉煌的孤寂中，它是那些涂着油漆的杆儿的不相配的兄弟，那些杆儿立在前往瓦达村的十七公里的路上，那儿的地皮更吸引人，也更贵一些，这一特殊的地标继而成为我心中一个固定的思想。在蓊郁的风光中鲜明地现出的黄色地标出现在我的梦中。在它那儿，我的幻想寻觅到它们的位置。我所有的思想都归向它。它在我思绪的一片黑暗中照耀着，像一个忠诚的灯塔。我今天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我初次见到它时，我便一下子认出它来了：就像未来的一件事物一样对我熟稔。也许我错了；也许我投向它的只是冷冷一瞥，我关心的只是拐弯时别在杆儿上擦了挡泥板；但是，都一样，今天当我回忆这一切时，我无法将初次相识时的感觉与日后成熟的感觉分离开来。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路没有了，消失了；车在崎岖不平的土地上颠簸，发出抱怨般的叽叽嘎嘎的响声；我将车停下，耸耸肩膀。

丽迪亚说：“我建议，亲爱的安迪，我们将车推到瓦达去；你说那儿有一个大湖和一家咖啡馆什么的。”

“那是不可能的，”阿德利安激动地顶嘴道。“首先，那咖啡馆仅仅在酝酿计划之中，何况，我已经有一个湖了。来吧，亲爱的，”他转身对着我，继续说，“让这老破车动起来吧，你们不会后悔的。”

在我们前面更高处，大约三百英尺的地方，有一片松林。我瞧着松林……嗯，我打赌我觉得仿佛见过这松林。是的，是这样的，我现在更清楚了——我肯定有过那奇异的感觉；这决不是事后的想法。还有那黄色的杆儿……当我回头瞧它时，它多么饱含深情地瞧着我——仿佛在说：“我在这儿，请你随时使唤我……”那面对着我的松林，树皮就像绷紧的微红的蛇皮，它们那些绿色的松针，风正逆着方向抚摸着它们；树林边缘那光秃秃的白桦树（我为什么写“光秃秃的”？还没到冬天，冬天远着呢），天气是这么的温馨、晴朗，这潺潺的小溪，仿佛在充满激情地吟唱着什么，那歌词的开头就是激……是的，一切都充满一种含意——没错儿。

“请问你想叫我往哪儿开？我看不见路。”

“哦，别那么挑剔，”阿德利安说。“往前走，老兄。啊，是的，一直往前走。那儿，你瞧见的口子那儿。我们会有办法的，一旦进入森林，离我的地儿就不远了。”

“我们干脆下车走不好吗？”丽迪亚建议道。

“好极了，”我说，“在这种地方没人会梦想偷一辆遗弃的新车。”

“是的，有一点儿悬，”她马上应声道，“能否你们两人走，”（阿德利安哼唧了一下）“让他给你看他的地皮，我等在这儿，然后我们到瓦达去，在湖里游泳，到咖啡馆去喝杯咖啡？”

“亏你想得出来，”阿德利安激动地说。“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是想邀请你到我自己的土地上去吗？那儿有一些惊喜在等待着你。你太伤我心了。”

我启动了车，一边说：“好啊，要是我的车碰坏了，你出修理费。”

颠簸让我在座位上蹦了起来，在我旁边丽迪亚蹦了起来，在我后面阿德利安蹦了起来，他不断地说：“我们将很快（车颠了一下）进入森林（车颠了一下），然后（车颠了一下）是石楠矮树丛，路就要好走一些（车颠了一下）。”

我们终于进了森林。起先，车陷进了深沙窝里，马达吼着，轮子打滑；最后，我们还是想办法让车动了起来；接着，树枝擦车身，将车漆刮掉。终于路的影子出现了，但车要么卡在石楠树丛里，干吼着，要么不得不在密密的树杆中间东绕西拐地走。

“往右一点，”阿德利安说，“往右一点儿。嗯，你觉得松树的香味儿怎么样？香极了，是吗？我跟你说了。绝对香。你可以在这儿停车，我下去看看。”

他下了车，走了开去，每一步都着力扭动着他的屁股。

“嗨，我也去，”丽迪亚喊道，但他走得很快，不久树丛就将他隐没了。

马达抖动了一下，静了下来。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丽迪亚说。“说真的，我真怕一个人待在这儿。有可能被抢，被谋杀——什么都可能……”

一个孤零零的地方，确实是这样！松树林发出轻轻的飒飒的声音，地上覆盖着白雪，没有雪的地方露出黑黑的泥土来。胡说八道！六月怎么可能有雪？要是擦掉它不是太不道德的话，应该删掉它；但真正的作者不是我，而是我的不耐烦的记忆。尽力理解吧；这不关我的事。那黄色的杆儿上沿也盖着雪呢。这样，未来通过过去在闪光。够了，让我们重新回到那夏日吧：斑驳的点点阳光；蓝色的车上映着树枝的影子；松树的球果躺在踏脚板上，在那儿，在将来的一天会有最意想不到的东西留在那儿：刮胡子的刷子。

“他们是星期二来吗？”丽迪亚问。

我回答：“不，星期三晚上。”

沉默。

“我只希望，”我妻子说，“他们来，别带上上次带的玩意儿。”

“即使他们带上……你为什么要为这操心呢？”

沉默。细小的蓝蝴蝶停栖在麝香草上。

“听我说，赫尔曼，你肯定是星期三晚上吗？”

（这潜藏的感情值得披露吗？我们在谈论一些琐碎的事儿，指我们认识的一些人，指他们的狗，那凶猛的小狗，它能引起所有参加聚会的人的注意；丽迪亚只关心“纯种大狗”；一说到“纯种”，她的鼻孔就要颤抖。）

“他怎么还没回来？”她说。“他肯定迷路了。”

我走出车来，在车周围转了一圈。车到处都刮了漆。

丽迪亚无所事事，手里拿着阿德利安鼓鼓的皮包玩弄：摸了摸，然后打开它。我走开了几步（不，不——我想不起来我当时在思考什么）；瞧了一眼躺在我脚下的几根断枝；然后转过身来。丽迪亚这时坐在汽车踏脚板上，轻轻地吹着口哨。我们两人都点上了烟卷儿。沉默。她会歪着嘴，将缕缕青烟从嘴角吹出来。

从远处传来阿德利安的大喊声。不一会儿，他出现在一个林间空地，挥舞着手臂让我们往前走。我们慢慢地驾车，绕开树干，跟在他后面。阿德利安在前面大步走着，坚定而又一本正经的样子。前方有东西在闪光——那是一个湖。

我已经描述了他的地皮。他无法指给我看地皮的真正界限。他迈着重重的大步子量米数，时不时停下来，往后瞧一眼，半蹲着腿支撑他的体重；然后摇摇头，走去找一根树桩，上面标着些什么。

那两株连体的白桦树在水中瞧着自己；绒毛浮现在水面上，灯心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阿德利安所谓的惊喜原来是一瓶伏特加酒，而丽迪亚早将酒藏起来了。她哈哈笑着，嬉闹着，仿佛整个世界就像一只槌球在她米色的中间红蓝条饰相间的游泳衣里。阿德利安在水中慢慢游时，她骑坐在他背上（“别掐我，娘儿们，要不我把你扔到水里去了！”），在她这样骑够了、大喊大叫和溅水溅够了之后，她走出了湖水，她的大腿绝对是毛茸茸的，但不久干了，它们便现出一点儿明亮的光泽来。每次跳水前，阿德利安会在身前划十字；他小腿上有一块内战时留下的丑陋的大伤疤；从他令人憎厌的宽松的游泳衣开口处露出贴身佩带的银十字架来，那是俄国农夫戴的那种类型的十字架，他跳水时，十字架就跳将出来。

丽迪亚认真地在身上抹冷霜，仰面躺着晒太阳。几英尺外，我和阿德利安舒舒服服地待在他认为最好的松树树阴下。从他可悲的瘪掉的皮包里，他拿出一本速写素描本和一枝铅笔来；我很快就注意到他在画我。

“你的脸有点儿怪，”他说，眯细了眼睛。

“哦，让我瞧瞧！”丽迪亚喊道，却仍纹丝不动。

“头抬高一点，”阿德利安说。“谢天谢地，这样行了。”

“哦，让我瞧瞧，”一会儿她又喊将起来。

“你首先告诉我你把伏特加放在哪儿了，”阿德利安嘟嘟囔囔地说。

“别着急，”她答道。“我在这儿，你们休想喝酒。”

“这娘儿们疯疯癫癫的！老伙计，难道她把酒埋起来了吗？我还想和你作为哥儿们干上一杯呢。”

“我想让你们把酒戒了，”丽迪亚喊道，她油腻腻的眼睫毛抬都没抬起来。

“这糟透了的腮帮子，”阿德利安说。

“告诉我，”我问他，“你凭什么说我的脸有点儿怪？问题在哪儿？”

“我不知道。用铅笔画不了你。下次我得试试炭笔画或者油画。”他擦掉了什么；用手指关节将橡皮碎末抹掉；他抬起头。

“可笑，我总以为我的脸跟常人一样。也许该试试画侧面吧？”

“是的，画侧面！”丽迪亚喊道（跟原先一样：在沙地上伸开双手和双腿躺着）。

“哦，我不能称这样的脸是常人的脸。请抬高一点儿。不，如果你真要问我，我告诉你我发现你的脸上有一种明显的难以对付的东西。所有你脸形的线条都在我的笔下，比方说，溜走了，溜得无影无踪。”

“这种脸很少出现，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每一张脸都是惟一的，”阿德利安说。

“天啊，我快烤焦了，”丽迪亚哼唧道，但没有挪身子。

“哦，真的——惟一的！……是不是说得过分了一些？拿世界上存在的人脸的类型说吧；譬如，动物类型。有的人脸像猿；还有鼠脸、猪脸。譬如与名人脸相仿的吧——在男人中有拿破仑式的脸，在女人中有维多利亚女王式的脸。有人告诉我，我使他们想起阿蒙森。我见到很多人的鼻子像列夫·托尔斯泰。还有的脸形使你想起一幅特别的画。偶像的脸，圣母马利亚式的！还有由于生活方式或者职业的相同而脸形相像呢？……”

“你再说下去准会说所有中国人的脸都一样了。你忘了，老兄，艺术家观察事物是观察它们的不同点。只有庸人才会注意到它们的相像之处。难道你没有听到丽迪亚在看电影时叫道：‘哦！难道她不像我们家的女佣吗？’”

“安迪，亲爱的，别总搞笑了，”丽迪亚说。

“但你必须承认，”我继续说，“有时候，正是相像性起作用。”

“当你想买个二手烛台时，”阿德利安说。

没有必要再详述我们的对话了。我急切地期望这笨蛋聊起相像的两个人来，但他压根儿没说。过了一会儿，他收起了速写画本。丽迪亚祈求他给她看他画的画。他说除非她还给他伏特加酒。她拒绝了，也看不成速写画了。关于那天的回忆在洒满阳光的薄雾中结束，也许还和以后的旅行的记忆搀和在一起。在那首次旅行之后还有许多次旅行。对于那座森林，那座湖光闪烁其间的森林，我渐渐有了一种沉静的、十分强烈的爱。阿德利安竭力怂恿我去见那个经理，把与他地皮相邻的那块地皮买下来，但我的态度很坚决；即使我急于想买地，我也下不了那决心，因为那年夏天我的买卖开始走下坡路，我厌烦一切世事：那糟糕的巧克力正使我完蛋。但我告诉你们，先生们，我说的话算数：不是惟利是图的贪婪，不光是贪婪，不光是想改变我的处境的想法……不过，过早地述说以后发生的事也没有必要。

[1] 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政治家，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二年间担任首相。

[2] 这三个词原文分别是mist，mistake和stick，发音和“神秘”（mystic）相近。

[3] 德文，镜子。

[4] Francis Reginald（1861－1953），英国政治家。

▇

我们将怎么开始这一章呢？我提供不同的版本以供选择。第一个版本（这在作者或者替身作者使用第一人称叙述体写小说时经常用的）：

天空晴朗而冷冽，狂风肆虐，毫无减弱的意思；我窗下的冬青树左右摇摆，匹格南路上邮差往后倒走着，死劲抓着他的帽子。我的不安增加了……

这种版本的特点是相当明显的：一方面，它清晰明了，当一个人写作时，他处于一种固定的状态；他不仅仅是一个伏在稿纸上的精灵。当他沉思和写作时，在他周围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比方说，这风，这路上飞扬的尘土，我从窗户都看见了（现在邮差转过身来了，深躬着身子，顶着风艰难地往前走着）。这第一版本是一个很好的让人精神为之一爽的版本；它允许读者舒缓一下，并传达个人的感受；这样，生活就趋向了故事——特别当这第一人称就像其他人物一样是杜撰的。嗯，问题是：这是写作行当的骗术，那些以写小说为生的商人手里老掉牙的破玩意儿，不适合我，因为我必须是严格的忠实的。所以，我们再看第二种版本，它很快就描写一个新的人物，这样来开始这一章：

奥洛维乌斯不快乐。

当他不快乐、忧虑，或者对答案茫然不知时，他习惯于用手去拉他左耳长长的、围着一圈柔软短毛的耳根；然后，他还会去拉一下他右耳长长的耳根，以避免妒忌，从他那朴实无华的、老实人才使用的眼镜上瞧着你，沉默好长时间，终于答道：“说起来挺沉[1]，但我——”

对于他，“沉”就是“难”[2]，德国人就是这么说的；他所说的俄语含有浓重的日耳曼口音。

这章开头的第二个版本是非常流行而有力的——但是太精致了，而且我也觉得对于羞涩忧郁的奥洛维乌斯来说，这样生气勃勃地开一章之头不太合适。我现在给你看我的第三个版本。

同时……（不断的逗引人的逗点，逗点，逗点。）

在旧日的时光，电影，也即影片儿，非常喜欢使用这种延宕的方法。你看见主人公做这做那，同时……逗点——镜头就摇向了乡间。同时……另起一段。

……在被太阳烤焦的路上跋涉，只要苹果树弯曲的粉刷过的树干沿着公路大步而来，他们就尽量在树阴底下走……

不，这是一个愚蠢的念头：他并不总是在流浪。也许哪个脏兮兮的富农会再需要个短工；也许哪个残暴的磨坊主会需要个帮手。我自己从来没当过流浪汉，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在我心灵的幕上将他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我最想描述的是，五月的一个上午他在布拉格附近一片枯萎的草地上所获得的印象。他醒来了。在他身旁坐着一位衣着讲究的绅士，注视着他。一个快乐的念头闪过：也许会给我一支烟抽。原来是一个德国人。不断地（也许他脑袋有问题吧？）用他随身带的小镜子对着我；相当恼人。我猜想是关于相像的问题。得，我思忖，随它去吧，什么相像不相像。跟我毫无关系。也许他会给我个轻松的活儿干。问我的地址。天晓得由此会发生什么。

后来：一个温暖的漆黑的夜晚在一个谷仓里的对话：“听我说，那是个怪人，那家伙我有一天见过。他认为我们两人一模一样。”

黑暗中传来哈哈大笑声：“是你看来我们两人完全相像，你这老酒鬼。”

在这儿，引来了另一个文学技巧：模仿外国小说，而外国小说也是模仿来的，描写流浪汉快乐的生活，将他们描绘成善良的人。（我想，我使用的技巧将这一切融合了点儿吧。）

谈到文学，我没有什么不明白的。文学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当我还是小孩时，我就赋诗，编织情节曲折的小说。我从不偷北俄罗斯农庄庄主温室里的桃子，我父亲是他的管家。我从不活埋猫。我从不扭比我弱的伙伴的手臂；但，正如我说的，我以绝对的决断赋深奥的诗和编织情节曲折的故事，毫无理由地讽刺我们家认识的人。但是我不将这些故事写下来，我也不告诉别人。我没有一天不说谎话。我激情地忘我地说谎，就像夜莺吟唱，沉浸在自己创造的新生活的和谐里。就为了这些甜美的谎话，我母亲打了我耳光，我父亲用牛筋鞭抽我。那一点儿也不会让我难受；正相反，那反而使我的幻想更为丰富。当耳根还在发热，屁股还在发烫时，我会趴在果园高高的芦苇中，吹口哨，编织幻梦。

在学校俄文作文中，我总是得最低的分，因为我对俄国和外国经典作品自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譬如，用自己的话重编《奥赛罗》情节时，我便将那个摩尔人写成一个多疑的人，将苔丝德蒙娜写成一个不忠的人。

和一个嫖妓的人打赌赢来的脏钱使我拥有了一支左轮手枪；我在林中白杨树树干上用粉笔画丑陋的尖叫的白脸，然后，用手枪一个一个地把这些混蛋毙了。

我过去喜欢，现在仍然喜欢遣词造句，让词看上去显得羞涩而愚蠢，用双关语将词串联起来，将词兜底翻个个儿，然后下意识地将它们生造出来。这种庄严中的调侃是什么呢？这种激情中的屁话是什么呢？上帝和魔鬼是怎么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只活狗的呢？

有好几年，我被一个非常独特的、非常糟糕的梦所困扰：我梦见我站在一个长长的走廊的中间，走廊的远处有一扇门，我心中充满了欲望，但不敢走去打开它，最终还是去了，打开了它；但马上惊叫着醒了，在那儿，我看到了不可想象的可怕的东西；也就是说，一间完全空荡荡的刚刷白的房间。就是这些，但却是那么可怕，我简直不能自已；有一个晚上，一张椅子和椅子拖曳的影子出现在空洞无物的房间里——那不是最初放置的家具，而好像是有人拿来爬高，安装布帘的，既然我知道我会遇到什么人，第二次我就拿上锤子，嘴里放了一口的铁钉，喷吐着将它们赶出去，从此再也没有开过那扇门。

十六岁上，我还在读书时，我比以往更勤地前往一家快乐而随意的妓院；在体验了所有七个姑娘之后，我将兴趣集注在胖胖的圆鼓鼓的波莉姆尼亚身上，我常常和她在果园的一张潮湿的桌上喝不少起泡沫的啤酒——我简直太喜欢果园了。

战争期间，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我在离阿斯特拉罕不远的一个渔村里闷闷不乐地度日，要不是书，我真怀疑我能否熬过那些糟糕的岁月。

我是在莫斯科（在经历了该诅咒的闹闹嚷嚷的内部纠纷之后，我神奇般地到达了那里）一所公寓里初次遇见丽迪亚的，那公寓属于我偶然认识的一个熟人，我住在那儿。他是列特人，沉默寡言，方脸，脸色白皙，平顶头，目光冰冷。他的职业本是拉丁语教师，但后来钻营成了重要的苏联官员。命运把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塞进了这些住所，在那儿住着丽迪亚的另一个表哥，阿德利安的哥哥伊诺森，在我们分手之后，他不知因为什么理由被处决了。（老实说，这些叙述在第一章的开头写比在第三章的开头写要合适多了。）

勇敢，嘲弄一切，但内心痛苦（哦，我的灵魂，你能不点亮你的灯吗？），从你的上帝的门廊和上帝的果园为什么要前往大地和黑夜呢？

我自己的，自己的！这是我年轻时对我喜爱的没有意义的声音做的试验，这是与我共饮啤酒的情人——或者在波罗的海地区所说的“傍肩儿”所激发的诗……现在，我想知道一件事：那时，我是否具有所谓的犯罪倾向？我阴暗而沉闷的青春期是否制造出了一个天才的违法分子？或者说，我也许只是行走在我梦里普通的回廊上，发现房间空空如也，我时不时惊叫起来，然后在一个难忘的日子，发现房间不再是空荡荡的了？是的，在那时，一切都得到阐释，一切都合法化了——在此之前，我渴望去打开那扇门，我所玩的那些奇怪的游戏，我对虚伪的追求，对胡编谎话的喜好，都显得漫无目的。赫尔曼发现了他的另一个自我。正如我有此荣幸告诉你的，这发生在五月九日；七月，我访问了奥洛维乌斯。

我做出的、现在正在迅速执行的决定得到他完全的支持，何况我正在依顺的是他的一个旧日的劝告。

一星期后，我请他吃饭。他将餐巾的一角斜塞进领子里。喝汤时，他表达了对政治动向的不满。丽迪亚快活地问他是否会打仗，和谁打仗？他从镜片上面瞧了她一眼（这多少就像你在本章开头时遇上的一瞥），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答道：“说起来挺沉，但我想最好别去想战争。当我年轻时，我只想最好的事情。”（他将“好”说成“害虫[3]”，将用嘴唇发的辅音发得那么重浊。）“我一直这么想。对于我，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乐观。”

“按你的职业来说，要乐观再容易不过了，”我微笑着说。

他俯身向我，用相当严肃的口气说：

“但正是悲观主义给了我们顾客。”

没料到，晚饭结束时送来了盛在杯子里的茶。因为莫名的理由，丽迪亚觉得这样来结束一顿饭是非常聪明而适当的。无论如何，奥洛维乌斯是满意的。带着一种沉思而忧伤的表情，他给我们讲他住在杰尔普特[4]的老母亲，举起茶杯，像德国人通常做的那样，将杯子里的残茶晃一晃——也就是说，不用调羹，而是靠手腕转圈的力量——这样，不会浪费沉在杯底的糖。

对我来说，和他的公司签协议，说来怪怪的，既模模糊糊而又毫无意义。就在那个时候，我变得非常消沉，沉默寡言，恍恍惚惚；即使我的极不善于观察的妻子也觉察到我的变化——特别是在那严重的意识分裂之后，做爱也成了我一件乏味的日常差使了。有一次，在半夜（我们都醒着躺在床上，尽管大开着窗户，卧室里还是闷热异常），她说：

“你看上去劳累过度了，赫尔曼；八月，我们到海边去。”

“哦，”我说，“不光是这个，整个城市生活都叫我厌烦得要死。”

她无法在黑暗中见到我的脸。一会儿，她继续说：

“瞧瞧爱丽莎姨——你知道我那个住在法国匹格南的姨，不是有匹格南这个镇吗，是不是？”

“是。”

“嗯，她不再住在那儿了，跟她嫁的法国老头到尼斯去了。他们在那儿有一座农庄。”

她打了一个哈欠。

“我的巧克力生意完蛋了，娘儿们，”说完我也打了一个哈欠。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丽迪亚低声说，“你必须休息，就那样。”

“改变生活，而不是休息，”我说，佯装叹了一口气。

“改变生活，”丽迪亚说。

“告诉我，”我问她，“你喜欢我们住在一个安静而充满阳光的偏僻地方吗？如果我从生意场上退下来，你不认为对你是一种享受吗？比方说，像那种令人尊敬的靠债券利息生活的人，呃？”

“我愿和你住在任何地方，赫尔曼。我们会叫阿德利安也来的，也许还买上一条极大的狗。”

沉默。

“得，不幸的是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实际上，我破产了。我想，那巧克力生意将要被清算了。”

一个夜半的行人走过。砰！然后再是一声：砰！他大概在用手杖敲打路灯的柱子。

“猜一猜：我的第一是那响声，我的第二是那惊叹号，当世界上没有了我之后，我的第三将附在我身上；我的整个儿是我的毁灭。”

传来一辆过路汽车的平稳的咝咝声。

“嗯——你猜不出吗？”

我那笨蛋妻子已经睡着了。我闭上眼睛，转过身去，也想睡着；但不能。在黝黑中，出现了菲利克斯，下巴突出来，眼睛逼视着我，径自向我走来。当他靠近我时，他化掉了，我在我面前所见的只是他走来的那条漫长的空旷的大路。然后，在远处，出现了一个影子，一个人的身影，拿他的手杖敲打路边每一棵树干；他越走越近，我试图想看清他的脸……哦，下巴突出来，眼睛逼视着我——但是，他一靠近我，像原先一样消失了，或者更贴切地说，他似乎进入了我的身子，然后，穿了过去，仿佛我是一个影子似的；然后，正如期望的那样，那条大路伸展在眼前，又出现了那身影，那是他。

我转身到另一边，有一会儿，一切都黑暗而平和，没有任何干扰的黝黑；渐渐地，一条路呈现出来：同样的路，但倒了个个儿；陡然间，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人的后脑勺和他肩膀上的背包，仿佛是从我身上分离出来的似的；他的身影渐渐地变小，他走远了，远了，一刹那间消失了……突然间，他停住了，往回望，沿着原来的步子走回来，这样，他的脸越来越清晰；那是我的脸。

我又转身，这次是仰卧着，仿佛通过一块黑色的玻璃，看见我上面是一片漆成蓝黑色的天空，在黑檀树树丛之间的一片天空，两边的黑檀树在缓缓退去；但当我扑面躺着时，我瞧见一条乡下道路的卵石和土在我下面移动，掉落的干草屑，一辆生锈的手推车，装满了雨水，在那风吹起涟漪的小水塘里有我的滑稽的脸相；我惊讶地发现那张脸没有眼睛。

“我总是最后才画上眼睛，”阿德利安自我赞许地说。

他伸开手拿着那张画着我的炭画，低头这样瞧那样瞧。他常常来，我们一般坐在阳台上。我现在有足够的闲暇了：我觉得我应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假日休息休息了。

丽迪亚也在，蜷曲地坐在一把藤椅里，手里拿本书读；一个掐了一半的烟蒂（她从不将烟蒂掐灭）从烟灰缸中以顽强的生命力冒出一缕细细直直的青烟，时不时微微的风会让青烟低垂、颤动起来，然后又回复到往常直直细细的一缕。

“一点儿也不像，”丽迪亚说，尽管没有将眼睛移开书本。

“很快就会像的，”阿德利安答道。“我要去掉这鼻孔，会像的。今天下午光线太暗。”

“什么太暗？”丽迪亚问，抬起眼睛，用手指指着读到的地方。

读者，让我在这儿打断一下，因为在那个夏季我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值得你的注意。我一方面向你抱歉我的故事杂乱无章，另一方面我要重申，不是我在写，而是我的记忆，我的记忆自有它自己的任性和规则。所以，瞧我又到阿德利安湖边的森林中来徜徉了；这次我是独个儿来的，没有开车，而是坐火车（从科尼格斯道夫）和公共汽车（从那黄广告杆儿）来的。

从阿德利安一天留在我们阳台上的郊区地图上看，这地方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让我们假设我在我面前展示这张地图；柏林城在图外的位置，想象在我的左肘旁边。在地图的西南角上，有一条铁路，像一条黑白相间的标尺，往北延伸，抽象地说，从柏林沿着我的袖管往袖口前行。我的手表是科尼格斯道夫，在那以外，黑白相间的丝带线转了个弯往东延伸，然后是另一个圈（我短大衣的下面的扣子）：埃肯伯格。

不过，没必要旅行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们在科尼格斯道夫下车。由于铁路弯向了东方，与它并行的主路分岔开去，独自往北延伸，直奔瓦达村（我左手大拇指的指甲）。每天有三班车来往于科尼格斯道夫和瓦达之间（十七公里）；顺便说一句，正是在瓦达村，地产公司设立了它的总部；一座油漆得喜气洋洋的亭子，一面彩旗飘扬，无数黄色的路标：比方说，有一根指向“沐浴沙滩”，但根本就没有沙滩可言——瓦达湖的边上只有一块沼泽地；另一根指向“赌场”，但赌场也根本没有，只有一座看上去像临时帐篷的东西，里面有一个刚建立的咖啡摊；还有一根邀请你到“体育场”，在那儿，你肯定会发现刚竖起的复杂的体操用的玩意儿，有点像绞刑架，但也许还没有任何人使用这些玩意儿，只有一个村里的顽童在瞎玩，脑袋朝下，露出了屁股上的补丁；周围所有的方向都是地皮；有的卖了一半，星期日，你可以看到穿着游泳裤、戴牛角边眼镜的胖男人在认认真真地建造最原始的带有凉台的平房；有些地方，你甚至于可以看到刚种上的花卉，或者一座粉红色的厕所，厕所边上种着爬藤的玫瑰。

我们不会到瓦达那么远的地方去，乘公共汽车在科尼格斯道夫以外十公里，右手一根孤零零的黄色杆儿处下车。在公路东边，地图显示一大片标上点儿的地方：那是森林；在那儿，在森林的中心就是我们游泳的小湖，湖的西岸，像扑克牌一样扇形张开的是十几块地皮，其中只有一块是卖掉的（那是阿德利安的——如果你能说这是卖掉的话）。

现在，我们到了最精彩的部分。前面已经提到埃肯伯格车站，从科尼格斯道夫东行便到了那儿。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技术问题：一个人能否从阿德利安的湖区徒步走到科尼格斯道夫？回答是：能。我们应该从湖的南面绕过去，通过森林往东走。在森林里走十公里路，我们遇上一条乡间小巷，一头通向不知什么地方，那儿有农舍，姑且不去管它们，而另一头则通向埃肯伯格。

我的生活一团糟，但我还在这儿逗乐，变幻着聪明的细节描绘手法，玩弄着令人亲切的代词“我们”，向旅游者、农舍的主人、自然的爱好者、绿蓝斑斓的迷人的色彩眨眼睛。请对我有一点儿耐心，我的读者。我们马上要做的徒步旅行将给你丰厚的回报。这些与读者的对话也太愚蠢了。戏剧旁白。意味深长的嘘声：“轻一点儿！有人来了……”

那次的徒步旅行。公共汽车在黄杆儿处把我放下。三个穿着圆点花纹黑衣服的老女人上了车，公共汽车又开上了它的固有的路；一个穿丝绒背心的人，手里拿着镰刀，包在麻袋布里；一个小姑娘扛着一个大包裹；一个男人，尽管天那么热，却还穿着大衣，膝盖上放着一个瞧上去沉甸甸的旅行袋：很可能是一个兽医。

在大戟草丛中，我发现了车轮的痕迹——我的车轮的痕迹，我们好几回开车经过这儿。我穿着打高尔夫球时穿的灯笼裤，或者如德国人称谓的“喇叭裤”。我走进了森林。我在我和我妻子有一次等待阿德利安的地方停下来。在那儿我抽了一支烟。我瞧着那喷吐出的缕缕青烟，缓缓地在空中伸展开来，仿佛被一个魔鬼的手指席卷起来，然后便消散得无影无踪了。我感到喉咙里一阵抽搐。我走到湖畔，在沙粒中发现被揉皱了的黑色和橘黄色的胶卷包装纸片（丽迪亚一直在给我们拍照）。我沿湖的南端转了一圈，然后穿过浓密的松树林径自往东走去。

跋涉了一小时，我走出森林，来到了乡间道路。沿着这条路，我又走了一小时，便到了埃肯伯格。我乘上了一辆慢车。我回到了柏林。

我在森林里进行了好几次这种单调的跋涉，从没见一个人影。阴沉，深深的沉寂。湖畔的土地根本销售不出去；事实上，整个事情进行得非常糟糕。当我们三人每每在那儿游泳时，整个一天我们完全处于孤独之中，如果身体有这个欲望的话，我们可以赤裸裸地游泳；这使我想起，有一次，在我的命令下，吓得半死的丽迪亚脱掉了她的游泳衣，脸上泛着漂亮的红晕，神经质地咯咯笑着，光溜着身子（她肥肥的大腿紧紧地夹在一起，几乎站不住）站着让阿德利安画肖像画，而阿德利安突然为什么事发起火来，也许是因为自己缺乏才能，他突然停止了作画，走了开去，去寻找可食用的伞菌了。

至于我的肖像画，他一直顽强地坚持着画到八月，在那个月，由于他不能用炭笔老老实实地苦苦地画，便换上了小巧而奸诈的蜡笔。我做出了时间限制：他完成画的日子。终于有一天画装上了散发梨汁香味儿的画框，丽迪亚给阿德利安二十德国马克，为了显得优雅，她将钱装进了一个信封。那晚我们有客人，奥洛维乌斯也在，我们大家都站着在惊叹；惊叹什么？惊叹我的令人厌恶和恐怖的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给我的脸颊描上水果色的光彩；那脸颊就像死人般苍白。瞧上去，压根儿就没有相像的地方！譬如说，那眼角的绯红点儿，或者那翘起的张牙舞爪的嘴唇下面露出一点儿的上犬牙，多么可笑啊。所有这些——在一个壮阔的背景下，暗示着可能是几何图形或者绞刑架……

奥洛维乌斯的近视近乎一种傻气，他尽量凑近画，将眼镜往额头上推去（他为什么要戴眼镜呢？它们只是一种妨碍），半张着嘴，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对着画喘气，仿佛他要把它一口吃掉似的。“现代风格，”他以厌恶的口气滔滔不绝地说，将画传给下一个人，那人也开始用同样的一本正经的样子端详起画来，虽然这只是一幅普通的印刷画，每一个柏林家庭都会有的画：《死亡之岛》。

现在，亲爱的读者，让我们想象在一个一般的房子六楼一个狭小的办公室。打字员走了；我一个人待着。窗户里出现了飘浮着云朵的天空。墙上，一个日历显示一个黑色的九，像一头公牛的舌：九月九日。桌上躺着时日的忧虑（以债主的信为伪装），在这些忧虑中兀立着一个象征性的空空如也的巧克力盒子，还有背叛了我的穿紫色衣服的女人。周围阒无一人。我掀开打字机的罩子。一切都静悄悄的。在我袖珍日记本里（从此以后毁掉了），一个半文盲的人写的一个地址。通过那令人发抖的棱镜，我能见到一撮紧皱的蜡般的眉毛，一只肮脏的耳朵；低垂着头，一朵紫罗兰从一个纽扣孔垂下来；一只指甲脏兮兮的手抓着我的银杆铅笔。

我记得，我摆脱了那麻木不仁的状态，将那小本儿放回我的口袋，拿出钥匙，正准备锁上门离去——正准备离去，但在过道里停住了，心怦怦直跳……不，不可能离去……我回到房中，在窗户旁站了一会儿，瞧着对面的房子。那儿灯已经亮了，照着账本，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子，一手搭在背后，正来回踱步，可能在给一位我看不见的打字员口述什么。他时不时出现在我眼前，有一次，他甚至在窗户那儿停下来思考什么，然后，又转过身去，做口述，口述，口述。

太无情了！我打开灯，坐下，手按着我的脑门。突然，电话铃发疯般响了起来；但那是一个打错了的电话——电话号码拨错了。一切又恢复了沉寂，除了雨滴的淅沥声在催促着夜晚的来临。﻿

[1] 德文中的“难”是schwer，这个词同时有“沉重”的意思。

[2] 德文中的“难”是schwer，这个词同时有“沉重”的意思。

[3] 英文原文里“最好”是best，“害虫”是pest。

[4] Dorpat，塔尔图的旧称，爱沙尼亚东部城市。

▇

“亲爱的菲利克斯，我为你找到了一份工作。首先，我们必须有一场眼睛对眼睛的独白，把事情处置了。由于我正要去萨克森办事，我建议你在塔尼兹和我见面，我想塔尼兹离你目前所在的地方不太远吧。请速让我知道我的计划是否适合你。如果适合，我将告知你见面的具体日子、时间和地点，并给你寄路费。我所过的动荡的生活不允许我有固定的地址，所以你最好在信封上写上‘邮电局’（随后是一家柏林邮电局的地址）和‘阿德利安’。暂时再见。我希望听到你的回音。”（没有签名。）

现在信就摊放在我的面前，这封我在一九三○年九月九日写的信。我不记得“独白”是一时疏忽还是一个玩笑。文字是打在一张质地很好的、蛋壳蓝色的笔记本纸上，纸还有护卫舰作为水印；但现在纸角令人遗憾地沾了油迹，变脏了；也许是他的手印吧。看来我是收信人——而不是寄信人。得，信可能在路上走了很长时间，难道他或者我就不改变地址吗？

我还有两封写在同样的信笺上，但所有的回信都被毁了。如果它们仍然在我手上的话——如果我还保存它们的话，比方说，还保存那封十分愚蠢的、非常适时的冷淡的回信的话，我将这封回信（然后像毁掉其他信一样地把它毁了）给奥洛维乌斯看了，那我现在就有可能用书信体来叙述了。那是在过去获得巨大成就的体裁。埃克斯寄给瓦埃的信：“亲爱的瓦埃”——在上面你会找到日期。信件来来往往——就像在球网上丁丁冬冬飞来飞去的球。读者很快就不会注意什么日期；对于读者，一封信是写于九月九日还是九月十六日有什么干系？但不管怎么样，日期可以保持幻想。

就这样，埃克斯写信给瓦埃，瓦埃写信给埃克斯，一页复一页。有时候，一个叫泽德的外人搀和进来，对信函的来往做出他小小的贡献，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向读者（在这时，不瞧读者，除非偶尔瞥上一眼）澄清某件事实，因为埃克斯和瓦埃都无法，即使似是而非什么地解释这些事实。

他们也慎重地写：写上所有这些“你还记得当——”（接着是详细的回忆）之类的词句，倒不是为了唤起瓦埃的记忆，而是为了给读者以必要的参考——因此，总的来说，效果相当滑稽，正如我说过的，那些工整书写的完全没有必要的日期却特别地有趣。当泽德突然介入拿着一封写给他自己的信（正如这类小说所暗示的，这个世界是由通信组成的），告诉他埃克斯和瓦埃的死亡或他们幸运的结合中的什么事，读者会发现他更乐于读税务官员最公事公办的信函，而不愿读所有这些东西。我总是以超众的幽默感而闻名遐迩；由于极佳的想像力，它们自自然然地奔涌而出；缺乏机智的想象便很可悲了。

有一阵子。我将那封信重打下来，后来信不见了。

我能继续打下去；信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一星期后，回信来了（我到邮电局去了五次，神经紧张极了）：菲利克斯告诉我他感谢我，接受我的建议。正如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写的信那样，信的语调与他平时交谈时的语调完全不一样：他的信读起来让人听到一种颤抖的假声，间杂着明显而空洞的停顿，而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嗓子是一种自得其乐的男中音，男中音每每降到教训人的男低音去。

我又给他写信，这次在信中附了一张十马克的钞票，约他十月一日下午五点钟在塔尼兹火车广场左边起始的大道终端一座铜骑马像附近见面。我既记不得那骑马像上的骑马人是干什么的（我想是一个俗不可耐而平庸的Herzog[1]），也不记得大道叫什么名字，但是，有一天，当我坐着一位商务上认识的人的车经过萨克森时，我们在塔尼兹堵车堵了两个小时，我的伙伴打他的复杂的电话；由于我的记忆具有一种照相的功能，我拍下了那条街，那座铜像和其他的细节——真的，一幅非常小的照片；如果我知道放大它的方法的话，人们也许还能辨认出街上商店的招牌呢，因为我那种机能的质量极高。

我九月十六日的信是手写的：收到对我九月九日的信的回信我非常激动，我在邮电局草草地写了这封信，等不及去找一架打字机了。何况，我也无需特别为我的几个手写体中的任何一个而感到羞耻，我知道我最终将可以证明我就是那收信人。信寄走之后，我感到一片紫色的、厚厚的、红色叶脉的枫叶从树枝上缓缓飘落到小溪里时可能有的感觉。

十月一日之前几天，我和妻子碰巧散步走过动物园；我们在一座人行小桥上停住步来，手肘靠在桥的栏杆上。我们欣赏着桥下静静的水面上准确地（当然如果忽视原物的话）映着公园树林多彩的秋色，蔚蓝的水晶般的天空，河边女儿墙的黑黝黝的轮廓和我们俯身的脸形。当一片树叶缓缓飘落，在河水朦胧的深处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它的重影，轻轻地扑动着去迎接那飘落的叶子。它们的会面是悄无声息的。树叶旋转着飘坠下去，与它完全一样的、美丽的、致命的影子便急切切地旋转着向着它浮上来，与它相见。我无法将我的眼神从这些命定的会面移开。“喂，”丽迪亚说，叹息了一声。“秋天，秋天，”待了一会儿，她说，“秋天，是的，秋天了。”她已经穿上了豹皮花斑的皮大衣了。我缓步走在她后面，用手杖戳进落叶中。

“在俄罗斯，现在该多美啊，”她说（早春和晴朗的冬日她也会说同样的话：只是夏季对她的想像力没有任何作用）。

“……世界上并无幸福……但有宁静和自由，但……我早就希冀了解那令人羡慕的命运了。早就希冀了，困顿的奴隶——”

“喂，困顿的奴隶。我们吃饭早了点儿。”

“……一直在想逃亡……丽迪亚，你也许会发现没有柏林，没有阿德利安的胡说八道，生活会很沉闷？”

“啊，不。我也想到个什么地方去……阳光，海浪。一种美好的舒适的生活。我真弄不懂你为什么把他批评得这么厉害。”

“……是时候了，亲爱的，是时候了……心灵要求休憩……哦，不，我不是在批评他。顺便说一下，我们要那魔鬼般的肖像画干什么？那绝对是一个刺眼的玩意儿。时光日复一日地飞逝……”

“瞧，赫尔曼，骑马的人。我肯定她自认为是一个美人儿，那女人。哦，来吧，走过来。你拖在后面，就像一个闷闷不乐的孩子。真的，你知道，我很喜欢他。我很长时间一直在想给他一笔钱，让他到意大利去旅行。”

“……一种令人羡慕的命运……我一直……如今，意大利也帮不了一个蹩脚的画家多少忙了。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光，很久以前了。我，一个困顿的奴隶，一直在……”

“你瞧上去好像睡意蒙眬，赫尔曼。让我们振作起精神吧。”

我现在想非常坦率：我并没有特别想休息的经验；只是最近这成了我和妻子经常性的话题。只要我们两个人单独待在一起，我就非常固执地将话题转向正如普希金的诗说的“纯粹的欢乐的处所”。

同时我不耐烦地历数着日子。我将约会都推迟到十月一日了，因为我想给自己一个改变想法的机会；今天，我不由想道，如果我改变了想法，没去塔尼兹的话，菲利克斯可能还在那铜公爵雕像周围踯躅，要不就躺在附近的一条长凳上，拿着他的手杖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像每一个拿着手杖有闲暇的人一样，在土地上划着彩虹般的弧形（这永恒的将我们羁绊起来的圈，我们都被套在它的牢狱里！）。是的，就因为这样，他才能仍然坐到今天，我才能怀着极度的痛苦和激情不断地想到他；一颗巨大的发痛的牙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它拔出来；一个人不能拥有的女人；由于是在特殊的梦魇里，一个地方总是令人痛苦地无法达到。

在我行将离去的前夕，阿德利安和丽迪亚显示出耐心，而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在所有的镜子里审视自己。那时，我与镜子的关系还挺好。在这最后的两星期中，我让我的唇髭长了起来。这使我的面容变得更糟糕了。在我的没有血色的嘴唇上长出一个红褐色的疙瘩，在中间有一个淫秽的小缺口。我有一种感觉，这疙瘩是粘上去的；有时候在我看来，有一个多刺的小动物待在我的上唇。在夜里，半睡半醒之间，我会突然抓我的脸，我的手指找不到那疙瘩。所以，正如我说的，我踱来踱去，抽着烟，这一楼层每一个玷污的灵魂，以他充满疑虑和严肃的眼神瞧着我，一个匆匆忙忙地制造出来的人。阿德利安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衣，戴一条假苏格兰领带，啪地甩着一张又一张扑克牌，像一个小酒馆里的赌徒。丽迪亚斜坐在桌边，一条大腿搭在另一条大腿上，裙子撩到长统袜之上，下嘴唇往外撅起，将青烟往空中吹去，眼睛盯着桌上的扑克牌。那是一个漆黑的喧闹的夜晚；每五秒钟广播电台大楼的苍白的光柱就会扫过屋顶：一种光的抽搐；一个旋转的探照灯的轻微的疯癫。从浴室微开的狭窄的窗户传来院子对面窗户里广播员甜蜜的声音。在餐室，灯照亮我的可怕的肖像画。穿蓝色衬衣的阿德利安甩着扑克牌；丽迪亚手肘撑在桌上；烟灰缸里冒出青烟。我走到阳台上。

“把门关上——有过堂风，”从餐室传来丽迪亚的声音。一阵大风让星星眨眼、抖动。我回到了室内。

“我们的漂亮人儿到哪儿去？”阿德利安问，没有对着我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人。

“到德累斯顿去了，”丽迪亚答道。

他们在打杜拉契基牌戏，一种骗戏。

“向罗马教皇西斯廷致以我最仁慈的敬意，”阿德利安说。“不，我恐怕压不住那牌。让我瞧瞧。出这张牌。”

“他最好上床去睡觉，他太困倦了，”丽迪亚说。“喂，你没有权利摸这副牌，这不老实。”“我不是故意的，”阿德利安说。“别生气，小妞儿。他去很长时间吗？”

“还是这张牌，安迪亲爱的，还是这张牌，你还是压不住。”

就这样他们继续了好一阵，有时谈论扑克牌，有时谈论我，好像我没在房间里，好像我只是一个影子，一个阴魂，一个麻木的人；他们开玩笑的习惯，以前我并不在乎，而现在在我看来似乎充满了含意，似乎存在的只是我的影子，而我真正的身体则在遥远的别处。

第二天下午，我在塔尼兹下车。我拎着一只手提箱，手提箱让我觉得别扭，因为我属于那种厌烦提东西的阶级；我喜欢的是在我闲逛时，炫耀我的鹿皮手套，舒舒服服地伸展我的手指，自自在在地甩动我的手臂，亮出我的亮闪闪的穿戴入时的脚尖，对我的脚，鞋是小了点儿，但鼠灰色的鞋罩却非常漂亮，鞋罩和手套在使一个男子具有成熟的优雅风度方面有同样的功能，那种优雅的风度无异于高级旅行物品所显示出的高贵身份。

我喜欢卖箱子的商店，那儿有一股好闻的味儿，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防护布下猪皮的贞洁；我有点儿离题了，离题了——也许我故意想离题的……没关系，让我们继续下去，我在哪里？是的，我下定决心要将我的包留在旅馆。什么旅馆？我穿过广场，到处张望，不仅想找旅馆，而且想回忆这地方，我曾经有一次经过那儿，记得远处的大道和邮电局。但我没有时间回忆。陡然间，我的视野中充满了一家旅馆的招牌、这家旅馆的大门、门两旁在绿色花盆里长着月桂树……但那些暗示奢侈的东西却原来是一种骗局，只要你一走进去，你就会被厨房传来的恶臭熏倒；两个毛茸茸的笨蛋在酒吧喝啤酒，一个老迈的侍者蹲着，舞动一条夹在腋下的餐巾的一角，逗弄一条肥肥的肚皮白白的小狗在地板上打滚，小狗也在摆动它的尾巴。

我要一间房间（申明我弟弟可能来和我同住），于是就得到了一间很大的房间，有两张床，在一张圆桌上放着一只圆玻璃瓶，里面盛着死水，就像在化学实验室似的。侍者走了，我多少有点儿孤孤单单地站在那儿，耳中轰鸣，心中充溢了一种奇异的惊讶的情绪。与我一模一样的那个人也许已经像我一样，也在这城里了；也许正在那城里等待着；这样，我由两个人代表着。要不是我的唇髭和衣服，旅馆的职员也许——但也许（我继续想着，从一个思想跳到另一个思想）他的容貌改变了，现在已经不像我了，我白来了。“哦，上帝！”我用力喊道，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说；难道我整个生命的意义不就在于拥有一个活生生的影子吗？为什么我要提到一个并不存在的上帝的名字呢，为什么在我的心中闪过那愚蠢的期望，希望我的影子改变了呢？

我走到窗前，往外看：那儿有一个荒凉的院子，一个肩膀浑圆、头戴绣花便帽的鞑靼人在给一个胸脯饱满的赤脚女人看他的一张蓝色小地毯。我认识那女人，我也认出了那鞑靼人、院子的一角长着的一丛芦苇、席卷着尘土的旋风、从里海吹来的柔和的风，以及那已经倦于整天瞧着渔场的苍白的天空。

这时，有人敲门，一个女侍者走了进来，手中拿来一只我要的枕头和便壶，当我重又回到窗户边，不复再是我见的鞑靼人了，而是一个当地卖裤子背带的小贩，那女人也不见了。在我瞧的当儿，又开始了融合和积聚记忆的过程，又开始了建立固定的回忆的过程；又重现了院子角落的芦苇，芦苇在生长，在聚合，又见到那红发的克丽斯蒂娜·福斯曼，我是在一九一五年通过肉体的接触认识她的，她在用手指触摸鞑靼人的地毯，尘土飞扬起来，我看不见核心在哪儿，核心周围聚集了所有那些东西，细菌、源泉就在那儿——我倏然间瞧见盛死水的玻璃瓶，上面写着“温”——就像在找东西游戏中那样；我也许能最终找到那件细小的东西，我不经意地注意到那细小的东西能立刻将我的记忆发动起来（或者我其实不应该找到它，就简单的非文学的理由来说，在那外省的德国旅馆房间里，甚至那风景，都隐隐约约丑陋地与许多年前的俄罗斯相像），这时，我想起了我的约会；我戴上手套，匆匆走了出去。

我沿大道走去，经过邮电局。一阵狂风吹来，将树叶吹落，在街上追逐着树叶——快走，跛子！——斜着穿过大街。尽管我非常急躁，但仍然像往常那样观察着，留意行人的面容和裤子，留意电车，跟柏林的相比，它们好像玩具似的，留意商店，一顶巨大的礼帽画在一面灰泥剥落的墙上，留意招牌，一家鱼店的招牌：卡尔·斯比埃斯，让我想起我过去曾经住过的伏尔加小村的、我认识的卡尔·斯比埃斯，他也是卖烤鳗鱼的。

我终于到达街的尽头，我看见铜马前蹄扬起，尾巴作支撑，像一只啄木鸟，如果骑马的公爵张开他的手臂再多使点儿劲，那么，这昏昏暮色中的整个纪念碑就像是彼得大帝创立的城市里的他的雕像。在一条长凳上，一位老人从纸袋里拿葡萄吃；在另一条长凳上坐着两位年迈的妇女；一位极其肥胖的病病歪歪的老女人斜躺在一把轮椅里，听着她们聊天，她圆圆的眼睛极度地兴奋。我在雕像周围绕了两三圈，瞧那在后蹄下盘绕的蛇，那拉丁的传说，那过膝的带有靴刺黑星的长统靴。对不起，那儿其实并没有蛇，我的幻想来自彼得沙皇——不管怎么样，彼得沙皇的雕像穿着半高统靴。

我坐到一条空着的长凳上（一共有六条长凳）瞧我的表。五点过三分钟。麻雀在草地上欢跳。在一个可笑的扭曲的花坛里长着世界上最肮脏的花：紫菀。过去了十分钟。不，我太激动了，我不可能再坐在那儿了。我把香烟都抽完了，我发疯般想抽烟。

我走进了一条小街，经过一座黑色的清教教堂，教堂似乎很古老的样子，像个烟草店。我走进去之后，自动钟不断地敲打，因为我没有把门关上：“是否可请您——”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戴眼镜的女人说，我往后退一步，将门砰然关上。教堂上面挂着阿德利安的静物画作：一只画在绿布上的烟斗，两朵玫瑰。

“怎么您——？”我笑着问。她开始不太明白，后来答道：

“我外甥画的——我的外甥最近死了。”

啊，我真该死！（我想。）难道我没有在阿德利安的画作中看到非常相似的东西，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啊，我真该死！

“哦，我明白了，”我大声说，“您有——”我说了我平时抽的烟的牌子，付了钱，走了出来。

五点二十分。

不敢回到那旅馆的房间去（给命运一个改变计划的机会吧），心中毫无感觉，既不觉得痛苦，也不觉得宽释，我在小街上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离那雕像越来越远，每走两步，我便停住点烟，但风不断地吹灭我的火，直到我找了一座门廊，摧毁了风[2]——一个多么妙不可言的双关语！我站在门廊下，瞧着两个小女孩玩弹子戏；两人轮流着滚彩虹色的弹子，有时弓身用指背将它弹出去，有时用双脚夹住那弹子，嘣地一跳，将它扔将出去，她们最终要将弹子滚进一棵双干的白桦树下的一个小洞里；在我站着瞧那聚精会神的默默的琐碎的游戏时，我发现我在想菲利克斯不可能简单地因为他是我想象的产物而来到这儿，我的想象总是在热切地追求回忆、复现和面具，我在想我待在一个迢远的小镇是荒唐而谬误的。

我还记得那小镇吗——很奇怪，我感到困惑：小镇令人非常不愉快地回响着我在许久以前看见的东西，我还要描述小镇的具体细节吗？在我看来，那小镇似乎是用我往日的某些记忆的废料建成的，因为我发现小镇中有些东西对于我非常神秘地熟稔：一座淡蓝色的低矮的房子，我在圣彼得堡的近郊见过这同样的房子；一座旧衣店，那儿挂着我业已死亡的熟人的西装；一座街灯的号码（我总是喜欢注意街灯的号码）和我在莫斯科住的房子前面的街灯号码完全一样；靠近同样光秃秃的有同样枝杈树干的围着铁皮的桦树（啊，正是那驱使我瞧街灯号码）。如果我愿意的话，我还可以举出更多这类的例子，有些非常微妙，于是——我该怎么说呢？……非常私密，读者可能不能理解，我总是像一个称职的护士一样宠爱我的读者。我也不能确定上面所说的现象的特殊性。每一个有敏锐感觉的人都会对他以匿名手法复述的以往生活的片断很熟悉：对细节进行真真假假的处理，有一种令人恶心的抄袭的痕迹。让我们把它们留给命运的良知去判断吧，让我们怀着一颗颓丧的心，勉强再回到街尽头的纪念碑吧。

那老人吃完了葡萄，走开了；那快要死于水肿的女人给推走了；在那儿，只有一个男人，他就坐在我刚才坐的长凳上。他微微弓身向前，双膝分开，正在给鸽子喂面包皮。当我一瞧见他的不经意地靠放在左腿边长凳上的手杖，那手杖缓缓地活动起来；那手杖在沙石路上啪啪啪——往下滑去。麻雀惊飞起来，转了一圈，停栖在附近的矮树丛上。我注意到那男人朝我转过身来。

你是对的，我聪明的读者。﻿

[1] 德文，公爵。

[2] “摧毁了风”，原文是blasting the blast，而blast当名词用的时候作“风”或“大风”解，当动词用的时候既可作“送风”解又可作“摧毁”解。

▇

我将眼睛瞅着地面，用我的左手摇动他的右手，一边捡起掉在地上的手杖，和他一起坐到长凳上。

“你迟到了，”我说，没有瞧他一眼。他大笑起来。我仍然没有瞧他，将我的大衣纽扣解开，脱下帽子，用手掌摸了一下脑袋。我觉得浑身发热。风在疯人院里止住了。

“我马上认出了你，”菲利克斯用一种急于奉承的傻乎乎的狡黠的神情说。

我在瞧我手中的手杖。那是一根结实的历尽风霜的手杖，椴木上有刻痕，上面清清楚楚地镌刻着主人的名字：“菲利克斯某某”，下面是日期和村名。我将手杖放回到长凳上，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恶棍是徒步走来的。

我终于斗胆去瞧他。但我还没有去直视他的脸；正如人们在银幕上所见的摄影师逗弄观众的手法，我先从他的脚开始，然后往上看去。首先是硕大的蒙满灰尘的鞋，厚厚的袜子，脚脖子那儿脏兮兮的，发亮的蓝裤子（灯心绒裤子，看来已破旧不堪），一只手拿着干面包皮。一件蓝色的大衣，里面穿着深灰色的圆领毛衣。再往上，是我熟稔的软领子（相对而言，较为干净）。我在那儿打住了。我应该不去看他的脑袋，还是继续将他看完呢？我用手遮住眼睛，通过我的指缝瞧他的脸。

有一阵，我有一种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幻觉，都是妄想——他，那个笨蛋，不可能和我一模一样，他的眉毛翘起，斜瞅着，仿佛在期待什么似的，一副茫然的样子，不知道该装出什么样的脸容——为了谨慎起见，我也将眉毛翘起。正如我说的，有一阵，我觉得他像我，就像任何人可能像我一样。但是，麻雀已不再害怕，它们又飞了回来，有一只麻雀还蹦跳到离我很近的地方，这使他的注意力移到别的地方；他的脸容又恢复到平时的位置，我又重新见到五个月前那吸引我的令我惊讶的东西。

他往麻雀那儿扔一把面包屑。最近的那只麻雀慌慌张张啄了一口，面包屑弹跳了起来，被另一只麻雀啄了去，那麻雀接着便飞走了。菲利克斯又一次转向了我，像原来一样，一脸的期待和畏畏缩缩的顺从。

“那只麻雀什么也没得到，”我说，指着远处的一只小麻雀，它正无助地啄着地皮。

“它太小了，”菲利克斯说。“瞧，它的尾巴还没长齐呢。我喜欢小鸟，”他接着说，令人作呕地咧嘴笑一笑。

“打过仗吗？”我问；我清了好几次喉咙，我的声音嘶哑了。

“打过，”他答道。“两年。为什么问这个？”

“哦，没什么。怕被杀了，怕得要死，呃？”

他眨眨眼，带着一种模模糊糊的躲避的口吻说：

“每一只老鼠都有窝，但不是每一只老鼠都会从窝里走出来。”

在德语的原文里，最后一个词是押韵的；我已经发现他对毫无风趣的谚语有爱好；费脑筋去琢磨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思想是没有用处的。

“就这些啦。没有啦，”他对麻雀说，像一种旁白。“我也喜欢松鼠，”（又是那眨眼）“森林里充满松鼠是很好的。我喜欢它们就因为它们跟地主对着干。还跟鼹鼠对着干。”

“那麻雀呢？”我用非常优雅的口气问。“像你说的，它们跟什么‘对着干’吗？”

“在鸟类中，麻雀是乞丐——真正的流浪乞丐。乞丐，”他不断地重复，两手依靠在手杖上，轻轻地晃动身子。显然，他自认为是一个机敏的辩论家。不，他不仅仅是一个笨蛋，而且是一个忧郁型的笨蛋。甚至他的微笑也是阴沉的——让人瞧着恶心。但我还是一个劲儿地瞅他。瞧着我们之间的相像性因为他脸上表情的变化而走样，真是十分有趣。我想，到了老年，他的微笑和做的鬼脸会使我们之间的相像性完全消失，而现在，当他的脸容凝然不动时，这种相像性是如此完美。

赫尔曼（戏谑地）说：“啊，你是一位哲学家，我看得出来。”

这似乎使他有点不悦。“哲学家是有钱人制造出来的，”他以强烈的信念反对道。“还有所有其他的一切也都是制造出来的：宗教，诗歌……哦，姑娘，我多么痛苦，哦，我可怜的心！我不相信爱情。现在，友谊——那是另一回事儿。友谊和音乐。

“我会告诉你一些事儿的，”他继续说，将手杖放在一边，怀着热情对着我说。“我喜欢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和我共享他的面包的朋友，他会赠我一片土地，一座农舍。是的，我喜欢一个真正的朋友。我会给他当园艺匠，然后他的花园就是我的了，我会永远以感激的眼泪记住我死去的同志。我们一块儿拉小提琴，或者，比如说，他吹横笛，我弹曼陀林。但是女人……现在，事实上，你能说出一个不欺骗她丈夫的女人的名字吗？”

“所有你说的对极了！对极了。听你谈话真是一种快乐。你上过学吗？”

“上过很短的一个时期。在学校里能学到什么？什么也学不到。如果一个人是聪明的，课程对他有什么用？最主要的东西是自然。比如，政治不能吸引我。一般地说来……你知道，这世界只是尘土而已。”

“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结论，”我说。“是的——你的逻辑非常严密。非常令人惊讶。现在，喂，聪明人，把我的铅笔还我，快。”

这使他霍地坐起来，使他进入我期望的心境之中。

“你把它忘在草地里了，”他困惑地嘟嘟囔囔地说。“我并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再见到你。”

“偷了铅笔，把它卖了！”我高喊——甚至跺起脚来。

他的回答是出色的：起先，他摇头，否认偷窃，继而立刻点头承认这买卖。我相信在他身上凝聚了人类所有的愚蠢。

“去你的，”我说，“下次小心点儿。得，不管怎么样，让过去的过去吧——抽支烟。”

见到我的愤怒消退，他松弛了下来，也有了笑容；开始表达他的感激之情：“谢谢你，哦，谢谢你。真的，我们多像啊！难道我的父亲和你的母亲犯了原罪吗？”他甜蜜地哈哈大笑起来，对自己的玩笑话非常自得。

“言归正传吧，”我说，突然假装出一种直率的严肃的表情。“我请你来，并不是为了这一小会儿的闲谈的快乐。在我的信中我提到了我行将给你的帮助，提到了我为你找到的工作。首先，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必须坦率而正确地回答我。告诉我，你认为我是什么人？”

菲利克斯审视了我一番，转过身去，耸了耸肩。

“我并不是让你猜谜语，”我继续耐心地说“。我完全知道你不可能了解我的身份。不管怎么样，让我们避开你如此机智地提到的可能性。菲利克斯，我们的血统是不同的。不，我的好老兄，是不同的。我的诞生地离你的摇篮一千英里远，我父母的声誉是无懈可击的，我希望你的父母也是这样。你是独生子，我也是独生子。所以，无论对于你或者对于我，都不可能有那么个神秘的人：一个老早被吉卜赛人偷走的兄弟。没有任何关系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对你没有任何义务，请注意，没有任何义务；如果我想帮助你，那是出于我自己的自由意愿。请记住。现在，让我再问你一次：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你对我的印象如何？你一定对我形成了一些印象，是吗？”

“你也许是一个演员，”菲利克斯犹豫不决地说。

“如果我理解你没错的话，朋友，在我们的初次会面中，你想：‘啊，他可能是一个演戏的家伙，那种漂漂亮亮的家伙，脑袋里装可笑的幻想，穿漂亮的衣服；也许是一个名人。’我说对了吗？”

菲利克斯的鞋尖停在了碎石路上，他一直用鞋尖在那上面将碎石搓平，他的脸上现出一种相当紧张的表情。

“我什么也没有想，”他恼怒地说。“我只是在看——是的，你对我有点儿好奇什么的。你们演员报酬很高吧？”

一个小小的注解：他对我的想法在我看来是非常微妙的；它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曲折使它与我情节的主要部分衔接上了。

“你猜着了，”我喊道，“你猜着了。是的，我是一个演员。严格地说，是一个电影演员。是的，是这样的。你说得多好啊，多美妙啊！你对我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这时，我注意到他的情绪低落了下来。他好像对我的职业感到失望。他坐在那儿，郁悒地皱着眉头，抽了一半的烟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他突然抬起头，眨眼睛。

“你想给我什么工作呢？”他问，没有了先前的令人感觉甜蜜的感激之情。

“别这么快，别这么快。到时候会说的。我在问你，你对我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来，请回答我。”

“哦，嗯……我知道你喜欢旅行；就这些。”

夜快降临了；麻雀早就消失了；纪念碑显得更加黑黝黝的了，似乎变得更大了。从一棵幽暗的树后面静静地升起一轮忧郁的、富有肉感的明月。一片云朵飘过月亮，给它戴上了面具，只露出月儿的胖胖的下巴。

“喂，菲利克斯，天黑了，我敢打赌你饿了。来吧，让我们去找点儿东西吃，一边喝啤酒，一边继续我们的谈话。行吗？”

“行，”菲利克斯以一种稍微快乐一点儿的口吻说，然后又接着故作庄重地说：“饿汉是聋子。”（我将他的谚语试着翻译了出来；在德语中，是押韵的，琅琅上口。）

我们起身，往大道黄色的灯光走去。夜色中，我很少意识到我们的相像性。菲利克斯没精打采地在我身边走，似乎沉浸在沉思之中，他走路时的样子跟他本人一样十分沉闷。

我问：“你以前到过塔尼兹吗？”

“没，”他答道。“我对城镇不感兴趣。我和我那帮子人腻味城镇。”

一家小酒馆的招牌。窗户上有一只酒桶，两边站着蓄胡须的泥塑的仙童。相当不错了。我们走了进去，选了一个靠角落的桌子。在我脱手套的当儿，我对周围审视了一遍。酒馆里只有三个酒客，他们并不注意我们。侍者走上前来，一个戴夹鼻眼镜的矮小的男人（这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戴夹鼻眼镜的侍者，但我不记得在哪儿和在什么时候见到过这样的一个人）。在等待酒菜上桌的时候，他瞧瞧我，然后瞧瞧菲利克斯。当然啦，由于我蓄了唇髭，我们之间的相像性不非常明显；事实上，我让唇髭长起来，就是为了当我和菲利克斯在一块儿时可以不吸引不必要的注意。我相信帕斯卡[1]在什么地方说得非常智慧：两个相像的人，在单独见到时，不会引起兴趣，但当两人同时出现时，就会引起相当的轰动。我从没有读过帕斯卡，也不记得从哪儿摘来这句语录的。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于这种信手拈来的事儿，我是非常在行的！不幸的是，干这种偷窃警句的事儿不光是我一个人。在圣彼得堡一次聚会上，我说：“屠格涅夫说，有些感情是只能用音乐来表达的。”几分钟之后，来了一位客人，在谈话中他引用了同样的一句话，引语偷自一份音乐会节目单，在那次音乐会上，我看见他往演员休息室走去。当然啦，是他，而不是我出了自己的洋相；但这终究让我不痛快（虽然我狡黠地问他，他觉得伟大的薇阿勃拉诺娃怎么样，而得到些许安慰），所以，我决心从此不再干这种自炫博学的事儿。所有这些是一种退却，不是躲避——绝对不是一种躲避；因为我还是什么都不惧怕，并把什么都直说出来。应该承认，我不仅微妙地控制我自己，而且控制我的写作风格。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写了多少长篇小说啊——就是写，随意地，没有将它们出版的任何念头。又是一句引言：斯威夫特[2]说，发表的手稿无异于一个妓女。（在俄罗斯）我有一天碰巧请丽迪亚读一下我的手稿，跟她说那是一个朋友的作品；她觉得作品很沉闷，没有读完。直到今天，她仍然不熟悉我的手迹。我一共有二十五种手书体，最好的（也就是说我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手书是这样的：一个个细小的圆圆的字母，弯曲时饱饱满满的，让人看上去感到愉悦，这样，每一个词就像一个刚出炉的花式蛋糕；然后，是飞快的草体，锋利而难看，这是一个驼背在倥偬之中的乱涂乱画，充满了缩写符号；接着，是自杀者的字体，每一个字母就是一个套索，每一个逗点就是一个扳机；然后就是我最珍爱的：偌大的、容易辨认的、刚劲有力的和绝对非个人化的笔迹；这样，就可以从一个奇长无比的袖口里写出抽象的字体，这人们一般在招牌上和物理课本里都可以见到。我就是用这种笔迹来写作这本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书的；但很快我的笔不听使唤了：这本书是用我所有二十五种笔迹混成书写的，这样，我不认识的排字工或者打字员，或者我自己挑选的那位俄罗斯作家——适当的时候，我将把我的手稿寄给他——也许会以为几个人参加我的书的写作；也非常可能有个长着老鼠脸的狡猾的小专家会在这拙劣的乱舞的笔迹中明确地发现一种不正常的心理迹象。这样倒更好。

那儿……我曾经提到你，我最初的读者，你这位闻名遐迩的心理小说作家。我读过它们，发现它们虽然结构还算不错，但人工雕琢的痕迹太明显。我的既是读者又是作家的朋友，当你在读我的故事时，什么感觉？快乐？妒嫉？或者甚至……谁知道？……在我无限期的退隐时，在你的小说中用我的材料……作为自己富有匠心的成果……是的，我给予你那……富有匠心和经验的想象；将我打入冷宫吧。对于我来说，预先采取措施对付这种厚颜无耻是并不困难的。但我是否会这样做，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如果我觉得你偷窃我的知识产权是我的一种荣耀，那又会怎么样呢？偷窃是人对一件事物的最好的褒奖。你知道还有更让人快乐的事儿吗？我猜想，在你下决心作出那快乐的剽窃时，你一定会压制那些折中妥协的句子——这些我正在写的句子——而加上你喜欢的东西（当然就不是那么快乐的一种思想了），就像偷车贼将偷得的车重新油漆一样。在这一方面，我要讲一个小故事，那是我知道的最可笑的小故事了。

十多天以前，也就是说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左右（半年就这么倏然飞逝过去了——在幻梦中的一个秋天，穿着时间的袜子跑步），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穿过公路，或者走过森林（这一点，我想，在适当的时候会明了的），在森林的边缘窥探，非法占有了一辆什么什么牌什么什么马力的蓝色小汽车（我省略了技术细节）。事实上，就是这些。

我并不认为所有的人对这故事都有兴趣：它的含意太不明显了。它让我哈哈大笑，只是因为我知道这一切。我还要加一句，没有任何人将这故事告诉我，我也不是从哪儿读来的；其实，我所做的就是从汽车丢失的事实本身用合理的推导琢磨出来，丢车的事实被报纸十分错误地阐释了。言归正传，时间啊！

我记得，当侍者并没有觉察到我们之间的任何怪异而把柠檬汽水放在我的面前，把一罐啤酒放在菲利克斯的面前，我的面目模糊的化身急切地将上唇伸向那浓郁的啤酒泡沫时，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开车吗？”

“什么？”他极其快乐地哼了一声。

“我在问你会开车吗？”

“我怎么会开车！我曾经交了一个司机朋友，他在我们村旁一座城堡里干活。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轧死了一头母猪，你要是能听见它尖叫就好了！”

侍者送上一种浇肉汁的大杂烩，量好多，捣土豆泥，也洒上了酱汁。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侍者戴夹鼻眼镜的？啊——想起来了（仅仅在写这个的时候想起来了！）——在柏林一家破旧的俄式小饭店里；那个侍者非常像这一个——同样一个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忧郁的矮小男人，出身却较为高贵。

“就这么着了，菲利克斯。我们吃饱喝足了；现在让我们聊聊吧。你对我做了一些猜测，这些猜测证明是对的。现在，在进入更为深入的谈话以前，我想为你大概描述一番我的性格和生活；你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这很紧要。首先……”

我呷饮了一口汽水，接着说：

“首先，我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我们有一栋房子和花园——啊，多好的一座花园啊，菲利克斯！请想象一下，不仅有玫瑰花树，而且有玫瑰花丛，各种各样的玫瑰花，每一种花都挂着镶嵌的小牌儿：你知道，玫瑰花就像赛马一样有非常响亮的名字。除了玫瑰花，在花园里还有许多别的花卉，每个清晨，当花园在晨露中闪闪发光时，菲利克斯，这整个情景就好像一个梦。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喜欢照管花园，我对我的活儿很在行：我有一只小小的浇水的罐儿，菲利克斯，一把小鹤嘴锄，我的父母往往坐在一棵我祖父种的古老的樱桃树树阴下，充满温情地瞧着我，这个忙忙碌碌的孩子（请想一想这情景！）将看上去像花枝一样的毛毛虫从玫瑰花里抓出来，卡死。我们有许多农家的牲畜，比方说兔子，这是所有动物中体形最像鸡蛋的了，不知道你是否懂我所说的意思；易怒的有肉冠的火鸡（我在这儿用了像火鸡发出咯咯咯的声韵），可爱的小孩儿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

“后来，我父母失掉了他们的钱财，死了，那可爱的花园消失了；只是现在，幸福似乎又回到了我身边：我最近在湖畔获得了一小块土地，那儿将会有一座比以前的花园更美的新的花园。我的精力充沛的童年充满了这些花朵和果实的芬芳，花园边的森林，巨大而蓊郁，在我的心灵上投下了浪漫而忧郁的影子。

“我总是非常孤独，菲利克斯，我现在仍然很孤独。女人……没有必要谈论这些反复无常的卑鄙的人们。我游览了许多地方；就像你一样。我喜欢背着背包游逛，当然啦，我游逛总是有比你更充足的理由（我毫无保留地谴责这些理由）。这真是一件奇特的事：你考虑过下面的问题吗？——两个男人，同样贫困，但生活得不一样；比方说你，坦率地无望地过一种乞丐的生活，而另一个，虽然同样贫困，生活方式却完全不同——一个无忧无虑的营养充足的人，混迹于快乐的富裕人群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菲利克斯，这两个人属于不同的阶级；谈到阶级，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没买票乘四等车旅行，另一个人也没买票坐头等车：X坐在硬座席上；Y先生懒洋洋地坐在软席上；两人的钱包都空空如也——或者严格地说，Y先生的钱包虽然是空的，但他将钱包拿出来炫耀一番，而X却连可以炫耀的钱包也没有，让人看到的只能是他口袋脱线的破洞而已。

“说这些，我是想让你懂得我们之间的不同点：我是一个演员，生活在空中楼阁之中，但对于未来我有富有弹性的希望；这些希望能无限地拉长，而不会折断。你连这个也没有；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的话，你只能总是安于当一个穷光蛋；这个奇迹就是我遇见了你。

“菲利克斯，世上没有一件事情你不可能利用的。不，说得清楚点儿：世上没有一件事情你不可以长期并卓有成效地加以利用。也许在你更为炽热的梦中，你见到一个两位数，这是你期望的极限。而现在，你的梦不仅实现了，而且同时出现了三位数。但对于你的幻想来说，要理解它们都是很困难的，是不是，当你在数十以上的数字时，你不是感觉在挨近一个不可想象的无限了吗？现在我们转过了那个无限的角，一张百元大钞在向你微笑，在这张的肩上——另一张；天知道，菲利克斯，也许第四位数就要出现了；是的，它使你的头脑昏旋，心脏直跳，神经紧张，但它却是真的。请明白这一点：你已经完全安于你的悲惨的命运，以至于我纳闷你是否真正理解了我的意思；我所说的，对于你来说，简直不可理喻而怪异；接下来的还要不可理喻，还要怪异。”

按这样的思路，我说了好长时间。他一直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瞧着我；他很可能渐渐明白了我在逗他。像他那样的人只在一定限度内保持好脾气。当他们意识到他们受到了玩弄，他们所有的好脾气就都会消失殆尽，他们的眼睛里会闪闪发光，全身心陷于一种强烈的愤懑之中。

我含含糊糊地说，但我的目的不是要激怒他。正相反，我希冀讨他的喜欢；迷惑他，同时也吸引他；总而言之，模糊地但令人信服地将与他的脾性和习惯一样的一个男子的形象告诉他。但我的想象放纵不已，变得相当令人生厌，且玩世不恭，就像一个虽是明日黄花，但仍在假装微笑的喝得醉醺醺的女人。

当我注意到我所产生的印象，我停了一会儿，我把他吓得够呛，有点儿感到内疚，但突然我又感到甜蜜异常，因为我能把自己的听讲者弄得如此坐立不宁。我于是微微一笑，继续道：

“你必须原谅我的所有这些唠叨，菲利克斯，但，你瞧，我很少有机会将灵魂显示出来。我现在赶紧将我所有的方面显示出来，好让你彻底了解你将与之一块儿工作的人，特别是这个工作将与我们的相像性有关。告诉我，你知道替身演员是什么意思吗？”

他摇摇头，下嘴唇耷拉下来；我早就觉察到他喜欢用嘴呼吸——他的鼻子塞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如果你不懂，让我给你解释。请想象一下一个电影公司的经理——你去过电影院吧，是吗？”

“嗯，是的……”

“好极了。想象一下这经理或者导演……对不起，朋友，你似乎想说什么？”

“嗯，我去得不多。当我想花钱时，我有比看电影更有趣的事儿。”

“是的，但有些人却不这么看——要是没有这些人，就不会有我所从事的职业了，是吗？所以，正如我说的，一位导演答应给我一笔小报酬——大约一万美元吧——小数目，当然啦，只够乘飞机的，但如今报酬掉价了——他请我在一部主角是音乐家的电影里演戏。那对我太合适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也热爱音乐，会演奏好几种乐器。在夏日的晚上，我有时拿着小提琴到最近的树林里——还是言归正传吧——替身演员，菲利克斯，就是一个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替补角色的人。

“演员演他的角色，镜头正对着他；要拍一个并不重要的场景；主角，比方说，要开着车走过镜头；但他不能，他正患重感冒躺在床上。不能浪费时间，这样，他的替身来演，十分酷地驾着车飞驰过镜头（你能开车，真棒），电影放映时，没有一个观众意识到是替身。越相像，价格就越高。有专门经营提供电影替身演员的公司。替身演员的生活很优裕，拿着固定的工资，但只要偶然地工作一下，工作量也不多——只要穿上主角的衣服，开上一辆漂亮的车作为主角飞驰而过，就这样！自然，一个替身演员不应该吹嘘他的工作；要是记者得到一点关于这种置换的风声，观众知道了他们偶像演员的角色是假的，那就会有一场风波。你现在明白了当我发现你跟我完全一模一样时，我为什么会那么快乐而激动。那一直是我的最美好的梦幻。请想一想那对我意味着什么——特别是现在，电影已经开拍了，而我，一个身体羸弱的人，是这部电影的主角。如果我发生什么，他们会马上给你打电话，你来——”

“谁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到哪儿去，”菲利克斯打断我说。

“你为什么那么说话，我亲爱的老兄？”我说，轻微地反驳了他一下。

“因为，”菲利克斯说，“欺凌一个穷困的人是不仁慈的。我首先相信了你。我以为你会给我找一个地道的工作。来到这儿，走了好长好长索然无味的路。瞧瞧我的鞋底……现在，这工作，不，它不适合我。”

“恐怕有一点儿小小的误会，”我温和地说，“我给你找的工作既不丢脸，也不非常复杂。我们将签一份合同。你将每月从我那儿得到一百马克。让我重复一遍：这活儿简直是玩儿；小孩游戏——你知道小孩怎么穿上士兵、魔鬼、飞行员的衣服玩。请想一想：你只要穿上——很少的次数，也许一年才一次——跟我现在穿的完全一样的衣服，你就可以每月得到一百马克。现在你明白我们应该做什么吗？让我们定下一个日子见面，排演一个小小的场景，只是想瞧瞧那会是怎么样……”

“对于这些事儿，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菲利克斯相当粗莽地反对道。“我跟你说，我姨有个儿子，他在集市上演丑角，他酗酒，太喜欢姑娘了，我姨为他伤透了心，有一天，感谢上帝，他没抓住飞驰的秋千和他老婆的手，脑袋砸在了地上。所有这些电影院和马戏场——”

是真的这么发生的么？我是忠实地按记忆在写，还是我的笔有可能偏离了方向而任意妄为起来？我们的谈话有一点儿太文学性了，透出那种舞台小酒馆里的拇指夹[3]发出的嚓嚓声儿，对于这种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非常在行的；再加上一点儿，我们就能听见那种虚伪的谦卑的发咝音的耳语，声息里的哽塞，那些不断重复的诅咒的副词——结果，按那位著名的俄罗斯侦探小说家的风格加以神秘的修饰，一切便水到渠成了。

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痛苦；也就是说，这不仅使我痛苦，而且将我的心灵搅得一片糊涂；我对于我的笔的力量太自信了，我敢说，这种自信的想法对我是致命的——你注意到这个短句声调的抑扬变化了吗？你注意到了。至于我，我对我们的谈话记得非常清晰，记得所有旁敲侧击和vsyu podnogotnuyu[4]，即“全部底细”，那指甲下的秘密（用一下刑室里的行话，在那儿，指甲被撬开，这是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斜体加强了语气——这句话是我们国家的那些专门医治灵魂寒热症和人类自尊错乱症的专家最喜欢使用的）。是的，我记得那次谈话，但已不能完全忠实地写出来了，有什么东西使我梗塞了，那让人发热、厌恶、无法忍受的东西，我无法摆脱它们，就像一个赤裸裸的人在漆黑一团之中撞上黏糊糊的粘蝇纸一样。何况，你无法找到光亮。

不，我们的对话并不是像这儿写的那样；也就是说，字词也许完全像申述的那样（又是那细小的喘息），但我没有设法或者敢于将伴随的特别的喧哗写出来；那儿出现了奇怪的忽高忽低的喧闹声；然后又是那嘟哝声，喃喃低语，陡然间，一个硬邦邦的嗓音清晰地说：“来，菲利克斯，再来一杯。”

墙上棕褐色的花朵图案；有一行字粗鲁地宣称遗失财物此处概不负责；圆厚纸板权作啤酒杯的底座（在一张这样的厚纸板上用铅笔匆匆写上的一个相加的总数）；远处的酒吧，一个男人在喝酒，两腿交叉成黑色的涡卷形，青烟在他周围袅绕；所有这些是对我们之间交往的评述性提示，和丽迪亚的垃圾书边页空白处写的玩意儿一样的无聊。

要是那三个远离我们、坐在血红窗帘边的人，那三个安静的忧郁的饮酒者转过头来瞧我们，他们便会看见：幸运的和不幸的兄弟两人：一个蓄小唇髭，头发梳得漂漂亮亮，另一个刮了胡须，但头发蓬乱（他瘦瘦的颈背下有一绺魔鬼般的细鬃毛）；两人面对面，坐的姿势一样；胳膊肘撑在桌上，握着拳头托着颧骨。一面古旧的、镜面模糊的镜子映着我们，形象畸异地斜拉着，一副疯癫的样子，要不是它碰巧照上了一张真正的人脸，真应该把它砸掉。

我们就这么坐着，我不断地进行我的规劝性的唠叨；我是一个糟糕的演说家，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宣读的演讲似乎没有写在纸面上的那么轻快而流畅。事实上，不可能将我不连贯的演说写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那么蹦出来，从句隔得老远，好像迷了路，你简直找不到它们修饰的主词了，而所有那些叽叽喳喳的唠叨，要么给字词一点儿伴奏，要么使它们显得生涩；但我的思想如此有条不紊地在运作，如此坚定地追求着它的宝藏，我遣词造句的倾向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决不混乱，决不断章取义。我谈话的对象却依旧茫然而不知所云。这家伙的反抗——这对于一个智力有限、脾性胆怯的人是非常自然的——必须粉碎。我对于谈话主题的简洁的流畅性是如此投入，我忽略了这会使他生厌的可能性，我更忽略了这会将他吓跑的可能性，我忽略了这种主题会将他自然而然地吓退，就像这种主题会自然而然地吸引我的幻想一样。

我这么说并不表示我与电影和戏剧没有任何联系；事实上，我惟一的一次演出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在我们乡下老家的县城（我父亲管理着）里业余客串而已。我只须说几句台词：“王子让我宣布他很快就会驾到。啊，他来了！”但我没有说这句台词，我充满了优雅的谑趣，因为快乐而颤抖，我这样说：“王子不能驾临了：他用刀片将自己的喉管割断了”；当我在说这台词时，演王子的那位先生已经来了，他粉彩浓妆的脸上堆着笑容，刹那间一切都停止了，整个世界都凝神屏息了——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我是如何倒吸了一口神圣的冷气，这冷气仿佛是从魔鬼般肆虐的风暴和灾祸里飞来的。虽然从演员这个词的严格含意来说，我并不是一个演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却总是带着一套折叠的小舞台，演不止一个角色，我的演出总是妙极了；如果你以为我的提词人的名字叫盖恩——是大写的G而不是C[5]——那你就大大地错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亲爱的先生们。

就拿与菲利克斯的谈话来说，我所做的一切证明只是浪费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继续大谈关于电影的独白，他会站起来，走开去，把我给他的十马克还给我；（不，继而一想，我相信他不会把马克还给我的——不，永远不会！）当他发出那表示“钱”的沉重的德语时（在德语中，钱是金子，在法语中，钱是银子，在俄语中，钱是铜），他怀着异乎寻常的敬意，然而，非常奇怪，这种敬意有可能变成一种残酷的欲望。但他当然会走开，带着一种“我不想受到侮辱”的神情！

完全坦率地说，我总弄不明白，为什么与戏剧和电影有关的一切对于他来说总显得彻头彻尾地残忍；总显得怪异，陌生——是的，但……残忍？让我们从德国平民的落后性来解释这种状况。德国农民是旧式的，过分拘谨的；什么时候你可以试试，什么也不穿，只穿游泳裤穿过一个德国村庄。我试过，所以我知道会发生什么；男人站着发呆了，而女人们窃窃地傻笑，将脸遮掩，就像旧世界喜剧中的客厅女仆。

我沉默下来。菲利克斯也沉默了下来，手指沿着桌线在抚摸。他也许期望我给他一个园丁的活儿，或者司机的活儿，现在失望了，一脸阴沉。我把侍者叫来，付了钱。我们又在街上踯躅起来。那是一个凛冽而荒凉的夜。一轮明月在一小片一小片俄国羔皮般卷起的浮云中时隐时现。

“听着，菲利克斯。我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我们不能就此打住。我在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来吧，你和我一起过夜。”

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邀请。虽然他的智力迟钝，但他明白我需要他，在还没有获得肯定的什么东西之前，就将关系切断是不明智的。我们又一次走过骑手铜像的复制品。大街上看不见一个人。住房里也没有一线灯光；要是我注意到有一扇窗户里有灯光，我一定会以为那儿有人上吊死了，留下灯火没关——一盏灯从来没有这样地不被人所需，这样地被认为是不正当的。我们默默地抵达旅馆。一个穿无领衣服的梦游者给我们开的门。走进卧房，我又有一种非常熟稔的感觉；但其他的事情占有了我的心灵。

“请坐。”他坐下，拳头放在膝盖上；嘴半张着。我脱去大衣，将双手塞进裤子口袋里，在裤兜里晃荡着钢镚儿，开始走来走去。顺便说一下，我戴着一条紫色的间杂黑点的领带，我每转一次身，领带便飞扬起来。我这样走了好一阵；静寂，我的踱步声，我的动作带起的一阵风。

倏然间，菲利克斯脑袋耷拉下来，仿佛被打死了似的，开始解鞋带。我注视他露在外面的脖颈，瞧着他脊背第一块脊椎骨那种焦渴的表现，思忖我就要和一个与我一模一样的人睡在同一间卧房里了，几乎是在同一条毯子下，因为两张单人床并排放着，相当靠近，一想到这儿，我便觉得怪怪的。一个可怕的思想猛然袭来，我想也许他的肉体遍布皮肤病留下的红疙瘩，或者刺了粗莽的文身图案，我要求他的身体最小限度地与我相似；至于他的脸，倒没有这些问题。

“是的，继续干下去，把你的衣服脱掉，”我说，踱着步，转着身。

他抬起头，将一只也算是鞋子的鞋拿在手里。

“我睡在一张床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微微一笑（傻瓜蛋，别亮出你的齿龈来）。“睡在一张真正的床上。”

“将所有的衣服都脱去，”我不耐烦地说。“你肯定很脏，浑身尘垢。我将给你一件衬衣穿着睡觉。但首先必须洗澡。”

他露齿一笑，嘟哝了几声，也许在我面前还有点儿害羞，他脱得赤裸裸的，从碗橱式脸盆架的脸盆中弄出水来浇他的胳肢窝。我往他那儿溜了几眼，热切地瞧着这个一丝不挂的男人。他的背脊跟我的一样充满肌肉，尾骨浅粉色的，屁股更加丑陋。当他转过身来，我不觉瞅一眼他的硕大的鼓起的肚脐眼——但我的也不怎么美。我纳闷他一辈子是否洗过他的阴部：就这种玩意儿而言，还过得去，但不能细看。他的脚指甲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可厌。他身上瘦瘦的，皮肤比脸白多了，这样，看上去好像我的脸，苍白的躯干上仍然保留着夏日太阳晒的痕迹。你甚至可以看清连接脑袋的脖颈处的纹路。从这种审视中我得到极大的快乐；这使我的心灵宁静；他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记。

他穿上我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干净衬衣，上了床，我坐在他的脚边，用一种毫不掩饰的藐视盯着他。我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那种不同寻常的整洁让他平静了下来，他羞涩地抚摸我的手，那种奔涌而出的羞涩带有令人讨厌的多愁善感的味儿，但也是一种非常温情的举动，他说——我大意翻译成这样：“你是一个好人。”

我咬紧牙关，浑身抖着哈哈大笑起来；我猜想，也许我脸上的表情让他觉得古怪，他的眉毛挑起，高抬起头。我不再压制我的欢乐，将一支烟塞进他的嘴里。他差点呛死。

“你这蠢驴！”我高声叫道。“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叫你来这儿，一定是有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事儿？”我从钱包里捡出一张一千马克的钞票，我嬉戏地拿着它在这傻瓜蛋脸前晃来晃去。

“是给我的？”他问，扔掉点着的烟；仿佛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分开了，准备来抓钱。

“你要将被单烧个洞了，”我说（哈哈大笑，哈哈大笑）。“要不在你的宝贵的皮上烧个洞了！你似乎被感动了，我看得出来。是的，这钱将是你的。你甚至可以预先得到它，如果你同意做我将建议的事儿。你没明白吧，我大谈电影只是想试探试探你，我根本不是一个演员，而是一个狡猾的、难以对付的商人。简而言之，就这件事儿：我计划做一件事儿，有那么点儿可能性事后他们可能抓着我。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那件事儿发生的时候，我正巧在离事发处很遥远的地方，那么，所有的怀疑便立刻不能成立了。”

“抢劫？”菲利克斯问，脸上闪过一丝奇怪的满足的影子。

“我看得出来，你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愚蠢，”我继续说，嗓音变成了细语。“看得出来，你早就察觉这里有点蹊跷了。你现在很高兴，因为你没错算，任何人如果他被证明猜对了，都会欣喜若狂的。我们两人都有喜好金银的弱点——你是这么想的，是吗？也许真正使你高兴的是我根本不是一个骗子，也不是一个有点儿疯的梦想家，而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

“抢劫？”菲利克斯又问，眼睛里充满了新的生命力。

“不管怎么样，是一件非法的事儿。在适当的时候，你会了解细节的。首先，让我给你解释我要你做什么。我有一辆车。穿上我的衣服，你将坐在那车里，在一条路上驾驶。就这些。为这快乐的旅行，你将获得一千马克报酬——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拿两百五十美元。”

“一千？”他重复了一遍，根本不理会币值的诱惑。“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

“自然会有的，我的朋友。在穿上我的大衣之后，你会发现我的钱包就在大衣口袋里，而钱包里，就有现金。”

“我下一步做什么呢？”

“我已经告诉你了。开车去旅行。我将消失；人们见到的是装扮成我的你；你会回来，并……嗯，我的目的达到后，我也会回来。还要我说得更具体吗？好极了。在某一个小时，你将驱车穿过一座村庄，在那儿，人们都熟悉我的脸；你不用跟任何人说话，只几分钟的事儿。但我将为这几分钟支付很高的报酬，因为这几分钟将给我一个美妙的机会同时在两个地方。”

“你将会因劫物而被捕，”菲利克斯说，“然后，警察会来抓我；在审判时一切都会兜出来；你会哇哇乱叫的。”

我笑道：“难道你不知道吗，我的朋友，我喜欢你很快就意识到我是一个恶棍。”

他接着说，他不喜欢坐牢；监狱消磨掉一个人的青春；没有比自由和鸟儿的歌唱更美好的了。他相当友好地说，没有一点儿仇视。过了一会儿，他变得沉思起来，胳膊肘撑在枕头上。房间里有一股臭味，但非常静谧。他的床和我之间只相隔几步或者说一跃步而已。我打哈欠，没有脱衣服就按俄罗斯方式躺在羽毛褥垫上（而不是在其下）。一个奇怪的想法让我不安：夜里，菲利克斯也许会杀了我，把我的东西抢走。我将一只脚伸到床边来，踩着一只鞋顶着墙往开关那儿蹭；滑了一下；更小心点儿，再慢慢试一次，用脚后跟终于将灯踢灭了。

“如果这一切全是谎话呢？”他沉闷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如果我不相信你呢？”

我动也没动。

“一个谎话，”几分钟后他重复道。

我没动窝儿，很快我开始像一个熟睡者那样单调地呼吸起来了。

他聆听着，这是肯定的。我则倾听他聆听的声息。他侧耳听着我对他的聆听的倾听。有一声啪的响声。我注意到我压根儿没在想我以为我在想的什么；我试图抓住我业已迷失的思想，却变得更困惑了。

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三重的噩梦。首先是一只小狗；并不简单是一只小狗；一只假狗，非常小，黑眸子就像一只甲壳虫的幼虫那么大；从头到尾是一片白，有点儿森冷。肉体？不，不是肉体，而是油脂或者肉冻，或者可能是一只小白虫的脂肪，这小白虫的身体上有一棱棱像雕刻出来的表面，让人想起俄罗斯逾越节宰杀的小羊的黄油——让人恶心的比喻。一个冷血动物，自然的力量将它变成一只与狗相像的东西，有尾巴和腿，像它应该有的那样。它总是来挡我的路，我没法躲避它；当它碰上了我，我有一种电击的感觉。我醒来了。在我旁边的床单上躺着那只可怕的小假狗，浑身蜷作一团，就像一只昏厥的小白虫……我厌恶地呻吟起来，张开了眼睛。在我周围影子浮动起来；我旁边的床空空如也，只剩下宽阔的牛蒡叶，由于潮湿的缘故，牛蒡从床架里长出来。人们从这些叶片上看到一种黏糊糊的可能暴露私情的东西；我凑得更近些看个仔细；它粘在一根粗大的床柱上坐着，很小，牛脂般白，小小的黑色的纽扣般的眼睛……终于，我彻底地醒了。

我们忘了将百叶窗拉下来。我的手表停了。也许五点或五点半。菲利克斯睡着，裹在羽毛床褥里，背对着我；只能看见他的黑发。一个奇异的梦醒，一个奇异的黎明。我回忆了我们的谈话，我记得我没能使他相信我；一个全新的非常吸引人的思想向我袭来。

哦，读者，在我略微睡了一会儿后，我感到像一个孩子一样清新；我的灵魂被洗涤干净了；说真的，我才三十六岁，我以后的人生——上帝慷慨给予我的岁月——应该干些比做一个卑劣的行踪不定的人更好的事情。真的，一个多么令人陶醉的思想；听从命运的劝告吧，现在，立刻离开这个房间，永远离开，并忘掉它，让可怜的与我相像的人……天知道，也许他根本不像我，我只能见到他的头发，他熟睡了，背对着我。这样，一个成年人，在又一次屈从了孤独的令人羞耻的罪恶之后，对自己有力而清晰地说：“这一切就此结束了；从此以后，生活将是纯洁的；纯洁的快乐”；这样，在说了所有的话，预先体验了各种生活，享受了所有的痛苦和愉悦之后，说来迷信，我急于永远远离诱惑了。

一切显得那么简单；在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个流浪者，我碰巧给了他一个住的地方；他的可怜的积满尘垢的鞋放在地板上，鞋尖凹陷了下去；他的赖以支撑的手杖横放在椅子上，椅子上挂着他的衣服，衣服折叠得透出一种无产阶级整洁的习性。我在那间乡下的旅馆里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到处闲逛？一个陌生人的浓重的汗臭，那窗户显现的凝重的天空，那停栖在圆酒瓶上的硕大的黑苍蝇……都在对我说：起身，离开这儿吧。

墙上离开关近处有一摊黑色的石灰泥污迹，这使我想起布拉格那个春日。哦，我是可以将它刮去，从而不留任何痕迹，任何痕迹，任何痕迹！我期望着在我那美丽的家洗一个热水澡——继而又苦笑着更正自己，想到阿德利安也许已经用了那澡盆，我捉摸他仁慈的表妹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早让他洗过一两次了。

我将脚放到一块地毯翻了个儿的角上；用一把真正玳瑁做的小梳子将头发从鬓角往后梳去——这可不是那种我见过的游民使用的假龟壳梳子；我蹑手蹑脚悄然地走过房间，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拿起箱子，便往外走，在身后轻轻地关上门。我假设，即使我再看上一眼躺在床上熟睡的与我相像的人的脸，我也会出走的；但我没有这样做的愿望，正如上面提到的成年人在清晨不想看一眼他在床上曾经钦羡不已的情景一样。

我有点儿晕眩地走下楼梯，在厕所里用毛巾擦了皮鞋，重又梳了头发，付了房租，在守夜人昏昏欲睡的目光注视下，走到大街上。半小时后，我坐在一节火车车厢里；旅途中，我喝了有一种白兰地风味的啤酒，在我的嘴角仍然残留着我刚在车站饭馆匆匆忙忙吃的简单但味道极好的荷包蛋的盐迹儿。这样，这含糊不清的一章便在低调讨论食品中结束了。﻿

[1] Blaise Pascal（1623－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2] 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讽刺作家。

[3] thumbscrew，旧时的刑具。

[4] 用拉丁文字母转写的俄文。

[5] 提词人（prompter）又可解释为“教唆者”，盖恩（Gain）有“利益”之意，Cain则是该隐，《圣经》中第一个杀人者。

▇

要证明上帝并不存在是很简单的。例如，人们不可能承认，一个严肃的、智慧的、全能的耶和华会花时间以如此无聊的方式与人体模特玩——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将他的游戏限制在机械、化学和数学的极其陈腐的规则里，而他永不——请记住，永不！——露脸，只允许人们偷偷地躲躲闪闪地窥视他，只允许人们鬼鬼祟祟地在文雅的歇斯底里狂的背后轻轻议论（真正的启示！）有争议的真理。

我想，所有这些圣职的事务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但这不是牧师的错；牧师本人也是受害者。关于上帝的思想是在历史的早期由一个天才的无赖发明的；这思想含有太多的人性，使它的蔚蓝色天际的源头看来似乎很有道理；我这么说，并不是表示它是极其愚昧的产物；我所说的无赖对于宇宙的诗歌是很在行的——我真的纳闷哪一种天国是最好的：扇动翅膀的千眼天使炫耀的天国呢，还是那凸镜，在凸镜中，那自得其乐的物理教授往远退去，变得越来越小。还有另一个理由我为什么不能相信，或者不想相信有上帝：关于他的传说不是真正属于我的，它属于陌生人，属于所有的人；它被数百万其他灵魂的恶臭所浸透，这些灵魂在太阳下旋转了一会儿，然后迸裂；它充满了原始的恐惧；在它的中间回响着相互倾轧的无数声音的令人迷惑的合唱；在它之中，我听见管风琴的轰鸣和喘息，正教执事的吼声，教会歌咏班领唱人的低吟，黑人在哭泣，新教牧师流利雄辩的布道，铜锣声，雷鸣，患癫痫女人的抽搐；我看见所有哲学的苍白的书页像早已失去势头的波澜的泡沫照耀着它；它对于我是陌生的，可憎的，绝对地无用。

如果我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不是我自己的撒旦的话，那么，没有人的逻辑、没有人的令人陶醉的诗歌能使我感到我的极端愚蠢的立场——我是上帝的奴仆——不那么愚蠢；不，不是他的奴仆，只是一根火柴，毫无目的地点亮，然后被一个富有探索心灵的孩子——他的玩具的克星——吹灭。不过，并没有不安的理由：上帝并不存在，正如来世并不存在一样，这第二种妖魔般的存在就像此生一样是非常容易消融的。只须想象你自己刚死——突然在天堂醒了过来，在那儿，你的死亡的亲人带着笑容欢迎你。

现在，请告诉我你拥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些亲爱的鬼魂是真的；你怎么可以证明那真正是你的业已死亡的母亲，而不是什么小妖魔戴着你母亲的面具，以极高的技巧和相像性装扮成你的母亲，蒙蔽你呢？问题难就难在那里，恐怖就恐怖在那里；这种事情无穷无尽地发生着，就使问题更难了；你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永远，永远，永远不会肯定在你灵魂周围甜蜜的温情脉脉的鬼魂不是装扮的恶魔，你的灵魂将永远，永远，永远处于怀疑之中，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可怕的变化，那穷凶极恶的冷笑会扭曲那张俯视你的亲爱的脸蛋。

这就是为什么我准备不管发生什么都接受一切；那戴高礼帽的壮实的屠杀者，然后是苍白的永恒的空洞的哼唧；但我拒绝经受永恒生命的折磨，我并不想要那些冰冷的雪白的小狗。放开我吧，我受不了哪怕一丁点儿的温情的表示，我警告你，一切都是欺骗，都是低下的戏法。我对任何事情或任何人都不相信——当这个世界我认识的最亲近的人在另一个世界见到我，当我熟识的手臂伸出来拥抱我，我会发出一声恐怖的呐喊，我会在天堂的草地上晕倒，打滚……哦，我不知道我将做什么！不，别让陌生人来到那受祝福的土地。

虽然我没有信仰，我本性上仍然不是一个阴郁的人、一个奸诈的人。当我从塔尼兹回到柏林，回顾一下我灵魂所有的一切，我像一个孩子一样对我灵魂里所拥有的小小的但非常肯定的财富感到欢欣鼓舞，我感觉到，我一旦得到更新、振兴、释放，正如一句谚语说的，我将进入一个人生的新时期。我有一个智能低下但长得漂亮的、崇拜我的妻子；一间舒适的小小的公寓；胃口很好；一辆蓝色的车。我感到我是一个诗人，一个作家的料；而且有出色的商业才能，虽然商务总是非常不景气。与我相像的菲利克斯似乎仅仅是个无害的古董，而且很可能在那些日子里我早就跟我的朋友们谈起他了，如果我有任何朋友的话。我在琢磨放弃我的巧克力买卖，做点儿别的生意；比方说，出版详细研究文学、艺术、科学所揭示的性关系的精装本……简而言之，我精力充沛，不知道如何将它们发泄出来。

我对一个十一月的晚上记得特别清晰：从办公室回家，我发现妻子不在——她给我留了一张条儿，说她去看电影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便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将手指关节捏得嘎巴嘎巴响；坐到书桌前想写一点精美的散文，但我所做的仅仅是舔笔尖，在纸上画了不少流鼻涕的鼻子；我站起来，走了出去，因为我非常需要什么东西——需要和世界接触，我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变得不可忍受，它使我太激动了，没有任何目的。我去找阿德利安；一个健壮的可鄙的骗子。当他终于让我进去（他将自己锁在了房间里，怕债主上门），我却突然纳闷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丽迪亚在这儿，”他说，什么东西在他嘴里嚼来嚼去（后来证明是在嚼口香糖）。“这女人病得很厉害。别发愁。”

丽迪亚穿得很少，躺在阿德利安的床上——也就是说，没穿鞋，只穿一条绿色的皱不拉几的衬裙。

“哦，赫尔曼，”她说，“你来多好啊。我的肚子出了点儿毛病。在这儿坐下。好多了，但我在电影院时疼极了。”

“正看一部好极了的电影，”阿德利安抱怨说，一边戳着他的烟斗，将黑烟灰撒得地板上到处都是。“她就这么伸胳膊伸腿地躺着，躺了半个小时了。这只是一个女人的想象而已。她身体棒极了。”

“叫他闭嘴，”丽迪亚说。

“喂，”我转身对阿德利安说，“我想我没有错，你画了一张画，是吗，一支野蔷薇烟斗和两朵玫瑰的画？”

他发出了一个声响，一般小说家是这么写的：“哼。”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老兄，你似乎干活干得太劳累了。”

“首先，”丽迪亚说，躺在床上，眼睛闭着，“我的第一感觉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浪漫感觉。第二感觉是一个畜生。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整个儿的感觉也是一个畜生——要不就是一个拙劣的画匠。”

“别在意她，”阿德利安说。“至于那烟斗和玫瑰，不，我想不起来了。你可以自己去找。”

他的涂抹的画挂在墙上，杂乱地放在桌上，堆在角落里。这房间里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尘埃。我瞧着他的模模糊糊的一摊淡紫色的水彩画；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抚摸着放在一把摇摇欲坠的椅子上的彩色粉笔画……

“首先，”激情的雄狮[1]对他的表妹说，带着一种可怕的逗笑的成分，“你应该学会拼我的名字。”

我离开了这房间，走到女房东的餐厅。那古老的女人，就像一只猫头鹰，坐在窗户旁一块微微隆起的地板上一把哥特式扶手椅里，正在缀补一只绷在木织机上的长统袜。

“……看看画，”我说。

“看吧，”她有礼貌地答道。

我立刻在餐具柜右边找到了我所要找的；它原来画的不是两朵玫瑰和一支烟斗，而是两个桃子和一只玻璃烟灰缸。

我十分不快地走回来。

“嗯，”阿德利安问，“找到了？”

我摇头。丽迪亚已经穿上了衣服和鞋，正在镜子面前用阿德利安的梳子梳理头发。

“真好玩——得吃点儿东西了，”她说，做了一下她惯常的缩一下鼻子的小动作。

“吃风，”阿德利安说。“等一会儿，朋友们。我一会儿就来。我马上就可以穿好。转过身去，丽迪。”

他穿着一件打补丁的、沾满颜料的画家罩衫，罩衫几乎拖曳到脚后跟。他将罩衫脱去。罩衫下面除了银十字架和对称的一绺毛以外，什么也没有。我特别讨厌邋遢和污秽。菲利克斯一定比他要干净些。丽迪亚望着窗外，不断哼着一首早已不时髦的小曲（她德语的发音多么糟糕）。阿德利安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一边在最不起眼的什么地方发现一件什么衣服，便一件一件地穿上。

“啊，天！”他立刻高声喊道。“还有比穷艺术家更惨的吗？要是有个好人帮助我搞个展览会，我立马就会成名，就会有钱。”

他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和丽迪亚玩了一会儿牌，半夜就走出去了。我写这一切，是为了显示一个典型的夜晚是如何快乐地有益地度过的。是的，一切都好，一切都美妙极了，我感觉成了另一个人，重新振作了，焕然一新，得到了释放（一间公寓房，一个妻子，柏林的无处不在的铁一般冰冷的愉快的冬天）等等。我不禁要奉献一段文学的习作——我想，从我目前创作这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故事来看，这是一种下意识训练。那个冬天所包含的隐蔽的细节都淡忘了，只有一个还残留在记忆里……它使我回想起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钢琴伴奏下的吟唱：“这些玫瑰多么美丽，多么新鲜。”请允许我在这儿用一点儿音乐。

从前有一个羸弱的、下流的但非常富有的人，名叫X. Y. 先生。他爱上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年轻女人，哦，而她对他不感兴趣。一天，这个苍白的沉闷的人在旅行中碰巧在海边注意到一个叫马里奥的渔夫，渔夫是一个快乐的、壮实的、被太阳晒黑的人，尽管这样，渔夫还是神奇般地十分像他。我们的主人公生起了一个美妙的念头：他邀请那年轻女人到海边来。他们住在不同的旅馆里。第一天上午，她走出去散步，在悬崖顶上看到X. Y. 先生——谁？那真是X. Y. 先生吗？哦，不可能！他正站在下面的沙滩上，快快乐乐，被太阳晒得黑黑的，穿着一件条纹运动衫，壮实的手臂裸露着（但那是马里奥！）。这姑娘回到旅馆，浑身发抖，等着，等着！黄金的时刻就这么变成了铅块……

同时，真正的X. Y. 先生躲在一棵月桂树后面，看见她瞧了马里奥，那个与他相像的人（他也给她的心以真正成熟的时间），穿着一件城里的西服，系着一条紫色的领带，在村子里闲逛。突然，一个穿着红裙子的褐肤色的打渔姑娘在一家农舍的门槛上喊他，伴着一种拉丁民族表示惊讶的手势叫道：“你穿得多么漂亮呀，马里奥！我总以为你是一个简单的粗俗的渔夫，像我们所有的年轻渔夫一样，我以前不爱你；但现在，现在……”她将他拉进农舍。喃喃细语的嘴唇，鱼与发油混合在一起的味儿，令人燃烧般的抚摸。时间飞快地逝去……

最后，X. Y. 先生张开了眼睛，回到旅馆，在那儿，他的亲爱的，他的惟一的爱，正在热切地等待着他。“我曾经是瞎子，”他走进房间时，她大声说。“由于你在阳光灿烂的海滩光裸了你古铜色的身子，我的视力恢复了。是的，我爱你。在我身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喃喃细语的嘴唇？令人燃烧般的抚摸？时间飞快地逝去？不，哦，不——绝不。只是挥之不去的鱼腥味儿。这可怜的人儿被他最近的行为完全消耗殆尽了，他坐在那儿，非常阴郁而颓唐，想想他真是一个傻瓜，他自己叛变并取消了他自己的计划。

我自己明白这一切是非常平庸的玩意儿。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这样的印象，我正在创作非常有才华的、智慧的东西；有时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梦中：你梦到自己作了一个最精彩的演讲，但醒过来以后，当你回忆一切的时候，你只记得这毫无意义的“除了在进茶点之前沉默外，在泥沼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也是沉默的”，等等。

另一方面，那赋有奥斯卡·王尔德风格的小小说非常适合报纸的文学专栏、文学专栏的编辑，特别是德国编辑，喜欢给读者这种矫揉造作又略带放荡味的小小说，一共四十行，小说具有一个优雅的主题和没有知识的人所谓的悖论（“他的谈话闪耀着悖论的光辉”）。是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故事，只要使唤一下笔就是了，但我是在一种痛苦和恐怖的状态中，写这些多愁善感的蠢话的，我咬着牙，愤懑地将所有纽扣解开，完全意识到这根本无法使我解脱，而只是一种更为巧妙的自我折磨而已，用这种方法我永远也不能使我布满尘垢的蒙昧不明的灵魂自由，而只会使事情更加糟糕。当我告诉你这一切，你一定会惊讶不已。

我多多少少是在这种心境中迎来新年前夜的；我记得那漆黑如尸体般的夜，那晚愚钝的母夜叉，凝神屏息，倾听敲打那圣餐时刻的钟声。据披露，丽迪亚、阿德利安、奥洛维乌斯和我坐在一张桌边，凝神不动，像纹章人像一样僵硬。丽迪亚的胳膊肘搁在桌上，她的食指警觉地抬起，肩膀裸露着，衣服色彩斑驳，就像一张扑克牌的背面；阿德利安围着膝毯（因为阳台门开着），他肥胖的狮子般的脸上映着红光；奥洛维乌斯穿着一件黑色的长礼服，眼镜片闪着光，垂下的领子将他精致的黑领带的头儿吞没了；而我，人性的闪电，照亮了这一切。

好极了，你又能动弹一下了，把那瓶酒喝完，钟声快要敲响了。阿德利安将香槟倒出来，我们重又像死人一般纹丝不动了。奥洛维乌斯从眼镜片上斜视出来，瞧那放在餐桌布上的他的旧银怀表；还有两分钟。街上有人怎么也耐不住了，大声地高喊了一下；接着便又是那紧张的沉默。奥洛维乌斯瞧着他的怀表，他那年迈的、指头像鹫头飞狮爪般的手缓缓地伸向酒杯。

陡然间，夜空开始撕裂开来；从街上转来欢呼声；我们拿着香槟酒杯走了出去，像国王一样，来到阳台。烟火呼啸着冲向大街的上空，轰的一声炸裂成五光十色的泪花点点；在所有的窗口，所有装饰着楔形和方形节日灯火架的阳台，在点着节日灯火的广场上，人们站着，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同样愚蠢的欢呼声。

我们四个人碰杯；我从我的酒杯里呷饮了一口。

“赫尔曼在喝什么？”丽迪亚问阿德利安。

“不知道，也不去管它，”后者说。“不管怎么样，他今年将被砍头。因为隐瞒利润。”

“去你的，说得多难听！”奥洛维乌斯说。“我为普世的健康干杯。”

“好极了，”我说。

几天后，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当我正准备跨进澡盆时，女佣来敲门；她不断说着什么，因为自来水声，我一点儿也听不清：“什么事？”我吼道。“你要干什么？”——但我的声音和水声压住了埃尔西的声音，每一次她开始说话，我就又吼起来，好像两个人在一条宽阔的完全空旷的人行道上对走，谁也躲不开对方一样。我终于关上了水龙头，奔到门口，在突然降临的沉默中，埃尔西孩子般的嗓音说：

“先生，有人找您。”

“一位男子？”我问，打开了门。

“一位男子，”埃尔西重复说，仿佛在评论我的裸体。

“他想要干什么？”我问，我不仅感到浑身出汗，而且真的看见自己从头到脚都是汗珠。

“他说是商务上的事，先生，他说你知道。”

“他长什么样？”我着重地问。

“等在大厅里，”埃尔西说，用绝对的冷漠瞧着我珍珠般的盔甲。

“什么人？”

“好像很穷，先生，背着一个背包。”

“叫他滚蛋！”我大声吼道。“叫他立刻滚蛋，我不在家，我不在城里，我不在这个世界。”

我砰然关上门，拉上门闩。我的心似乎要跳到喉咙里。大约半分钟过去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高声喊叫起来，我突然打开门，仍然裸露着，从浴室里跳将出去。在过道，我与埃尔西撞了个满怀，她正往厨房走去。

“拦住他，”我喊道。“他在哪儿？拦住他。”

“他走了，”她说，礼貌地从我的不是故意的拥抱中解脱出来。

“你到底为什么要——”我说，但没有说完，便跑开了，穿上鞋子、裤子、大衣，奔下楼去，冲到大街上。阒无一人。我走到一个街角，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瞧了一下我的周围，然后回到屋里去。我一个人在家，丽迪亚外出了，她说她去见一个女性朋友了。当她回来，我告诉她我感觉不好，不和她按计划好的去咖啡馆了。

“可怜的人儿，”她说。“躺一会儿，吃点儿什么药吧；家中有阿司匹林。好吧。我一个人去咖啡馆。”

她走了。女佣也走了。我痛苦地倾听着门铃，期待着它打响。

“一个笨蛋，”我不断地说，“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笨蛋！”

我处于一种可怕的、相当病态的恼怒之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向一个并不存在的上帝祷告，祈求门铃响起来。当夜幕降临，我也不打开灯，仍然躺在长沙发里——倾听着，倾听着。在前门入夜锁上之前，他肯定会来的，即使他不来，嗯，那么，明天，或者后天他肯定、肯定会来。如果他不来，我会死的——哦，他一定会来……在大约八点钟的时候，门铃终于响了起来。我冲到门口。

“啊，累死了！”丽迪亚走进来，脱下帽子，甩着她的头发时，毫无拘束地说。

阿德利安陪伴着她。他和我到客厅去，我妻子则在厨房里忙。

“寒冷是朝圣者和饥饿！”阿德利安说，在中央空调那儿暖着手心，引了诗人涅克拉索夫[2]的一句话，但引错了。

一阵沉默。

“不管你怎么说，”他继续说，瞅着我的肖像画，“是相像，事实上，相像极了。我知道我很自满，但，真的，我每次有幸见到它，就会情不自禁地赞叹这相像性。你干得棒极了，我亲爱的朋友，又把你的唇髭刮掉了。”

“晚饭好了，”丽迪亚在餐室轻轻地吟唱道。

我不能碰我的食品。我不断地用一只耳朵倾听我寓所的门，虽然夜已经很深了。

“我有两个美梦，”阿德利安说，将火腿一层层地叠起来，就好像是饼似的，他津津有味地嚼起来。“两个天堂般的美梦：办展览和到意大利旅游。”

“这家伙一个多月没沾一滴伏特加了，”丽迪亚解释道。

“讲到伏特加，”阿德利安说，“佩莱勃洛道夫来看过你吗？”

丽迪亚将手放在嘴上。“说漏嘴了，”她在手指缝里说，“绝对。”

“从没见过这么个笨蛋。我曾经请她告诉你……这是一个穷艺术家——名字叫佩莱勃洛道夫——我的一位老朋友，就这么回事。你知道，他徒步从但泽[3]走到这儿，至少，他自己这么说。他卖手绘的烟盒，所以，我给了他你的地址——丽迪亚认为你会帮他的。”

“哦，是的，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答道，“是的，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对他说见鬼去吧。要是你不再给我送来各种各样吃闲饭的流氓，我会非常感谢你的。请告诉你的朋友不要劳他驾再来了。真的——太过分了。谁都认为我是一个职业慈善家。去你妈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的笨蛋——我根本不会……”

“得了，得了，赫尔曼，”丽迪亚温和地插进嘴来。

阿德利安的嘴唇发出了一声巨响。“真是可悲，”他说。

我继续生了一阵闷气——不记得真正说了什么——这并不重要。

“看来，”阿德利安说，斜瞟了一眼丽迪亚，“我瞎搀和了。对不起。”

我突然沉默下来，坐着沉思着，搅拌茶，茶里的糖早化了；过了一会儿，我大声地说：

“我真是一头蠢驴。”

“哦，喂，别太敏感了，”阿德利安脾气很好地说。

我的蠢行让我直发乐。我怎么没想到，要是菲利克斯真的来了（考虑到他压根儿不知道我的名字，他的来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女仆一定会惊讶不已，因为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和我完全一样的人！

既然我想到了这一点，我便真切地幻想这姑娘的惊愕，她会如何奔到我跟前来，喘着气，抱住我，喃喃说着我们奇迹般的相像。我会跟她解释说，这是我的一个兄弟，从俄罗斯来的；我没想到他会来。由于我在荒唐的痛苦中独自一人已经有一整天了，我没有因他的来到而感到惊诧，我反而一直在琢磨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他会永远离开，还是会回来，他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他的来到是否会损害我的还没有泯灭的、荒诞的、奇妙的梦；或者，要是有熟悉我脸的二十个人在街上见到他，这是否会使我的计划流产。

这么思索了一番我能想到的缺陷，危险很容易地排除了之后，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感到全身充溢了快乐和善意。

“我今天有点儿神经质。请原谅我。说真的，我压根儿没有见到你的令人愉悦的朋友。他来的不是时候。我正在洗澡，埃尔西告诉他我不在家。听着：当你见到他时，请把这三马克给他——我很高兴做我力所能及的——告诉他我再没有别的能力了，他最好去找别的人——也许可以去找符拉基米尔·伊萨科维奇·达维多夫。”

“那倒是个好主意，”阿德利安说，“我自己会到那儿去喝上一口。顺便说一句，那佩莱勃洛道夫老兄可能喝啦。问我的那个姨妈，她嫁了一个法国农夫——我告诉过你关于她的事儿——一个非常活跃的女人，但非常小气。她在克里米亚有些地产，在一九二○年的战斗中，我和佩莱勃洛道夫把她地窖里的酒全喝完了。”

“至于到意大利去旅游——嗯，看情况吧，”我说，微微一笑，“是的，看情况吧。”

“赫尔曼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丽迪亚说。

“亲爱的，请将香肠递给我，”我说，像原来一样地微笑。

在那时，我仍然不明白我心里在想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对于与我相像的那个人的激情，虽被压抑，但仍然以无法抗拒的势头又重新燃烧起来。我开始意识到在柏林出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中心点，一种迷乱不堪的力量迫使我围着它越来越近地团团转。深蓝色的邮箱，那黄色的车轮鼓鼓的、在装着铁条的车窗下印着黑羽毛鹰标志的邮车；邮包挂在肚前、缓步而行的邮差（那种特殊的富人般悠闲的缓步而行显示他是一个颇有经验的邮差），地铁车站往外吐邮票的自动售票机；或者一些小邮票店，它们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叫人欢喜得了不得的驳杂的邮票，装在有玻璃纸窗口的封套里；简言之，所有和邮递有关的东西开始对我产生一种奇异的压力，一种无情的影响。

我记得有一天，我梦游般地来到我非常熟悉的小巷，我在那儿，向我的存在的支柱——一个磁性点——越靠越近；但我猛吃一惊，清醒过来，逃逸了；不久——在几分钟内或在几天内——我又发现我走进了那条小巷。正是送信的时刻，十几个穿蓝色衣服的邮差悠闲地向我走来，在街角又悠闲地散开。我转过身，咬自己的大拇指，我摇头，我仍然在竭力抗拒着；在明白无误的本能的疯狂驱动下，我知道信就在那儿，等待着我去拿，我迟早会抵御不了那诱惑的。﻿

[1] 此处Ardalion写为Ardor-lion，字面意思即“激情的雄狮”。

[2] Nikolay Alekseyevich Nekrasov（1821——77），俄国民主主义诗人。

[3] Danzig，格但斯克的旧称，波兰北部海港城市。

▇

首先，让我们引一句座右铭（并不是专为此章的，而是为一般的概念）：文学是爱。现在我们可以往下写了。

邮电局里黑黝黝的；每一个柜台前站着两三个人，大部分是妇女；在每一个柜台的小窗口前，显出一位职员的脸，就像一幅变色的肖像画。我找九号……在走向它之前我动摇了……邮电局中央有一些写字台，我往那儿慢慢走去，自己骗自己，仿佛我真有什么要写的：在一张我从口袋里找到的旧票据背后，我开始潦草地书写脑子里随意想到的字。公家提供的钢笔发出吱吱的声响，我不断地将钢笔往墨水池里、往那黑色的缸里蘸；我的胳膊肘撑在那白的吸墨纸上，吸墨纸上涂满了无法辨认的线条。这些胡乱涂抹的字，前面都有一个负号，这总是让我想起镜子：负×负=正。这使我想到也许菲利克斯也是一个负我，也许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我没有彻底地将它思索清楚，我错了，哦，错极了。

同时，我手中这容易损耗的钢笔不断地吐出字来：停止不了，停止不了，停，不，去他妈的。我将纸条揉成一团，捏在手心里。一个胖胖的等得不耐烦的女人挤过来，将笔拿了去，我手中便空空的了，她的海豹皮屁股一扭，将我顶到了一边。

突然，我发现自己站在九号柜台了。一张蓄沙色唇髭的大脸询问般地望着我。我轻声说了暗号。一只食指上套着黑橡皮套的手给了我不是一封信，而是三封信。现在看来那一切似乎发生在一刹那间；随后，我便行走在大街上，手按着胸口。我一走近一条长凳，便坐下来，将信打开。

在那儿竖立个什么纪念的东西吧；比如，一根黄色的杆儿。让那段时光在空间也留下一个痕迹吧。我在那儿，坐着读信——突然我意想不到地无法抑止地哈哈大笑起来，几乎要将我哽塞住。哦，有礼貌的读者，这是些讹诈的信！一封可能谁都不会去拆封的讹诈的信，一封寄往邮电局的讹诈的信，只有在事先约定好的暗号下才能取到，也就是说，这封信直言不讳地说，寄信的人不知道他与之通信的人的名字和地址——那真是一个十分可笑的悖论！

在这三封信的第一封信（十一月中旬）中，讹诈的内容仅仅是预兆性的。那信说，它对我非常恼怒，它要求得到解释，它似乎和它的作者一样抬起了眉毛，准备随时调皮地那么笑一下；他说，他不理解，他非常想理解为什么我的行为如此神秘，为什么在深夜进行偷窃，却不拿东西。他有所怀疑，但不愿将这些怀疑说出来；如果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他准备将这些怀疑埋在心里；他很有尊严地表示了他的犹豫，他也很有尊严地要求得到答复。信写得非常不符合语法，夸张，这种混杂正是他的自然的风格。

在第二封信（十二月底。真有耐心！）中，这一内容便更为明显了。现在清楚了他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对于那一千马克的记忆，对于那掠过他眼前、又瞬间即逝的灰蓝色景色的记忆啮噬着他的心；他因为他的贪婪而受到彻头彻尾的自责，他舔着他干裂的嘴唇，因为让我走了，他无法原谅自己，从而被那窸窣声所蒙骗，使他的手指尖痒痒的。所以，他给我写信，他准备再接受一次我的会见；最近，他把事情又思索了一遍；如果我婉言谢绝见他，或者根本不回信，他将不得不——就在这儿，啪，一摊大大的墨迹，这家伙故意涂上去的，目的是要让我迷惑，他自己也压根儿不知道要宣称什么样威胁的手段。

最后，这第三封写于一月的信，就他的水平来说，是一封真正的杰作。与其他两封信比较，我更为清晰地记得它，因为我将它保存得更为长久些：

没有收到关于我前几封信的回应在我看来是采取某种手段的时候了但还是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在这段时间之后我将径直到你的行为将受到公正审判的地方去如果我在那儿也找不到对如今拒绝被腐蚀的人的同情的话我将采取行动至于是什么样的行动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想象我认为如果政府不想惩罚骗子结束欺骗的话每个公民都有义务打击这种坏蛋使国家也无可奈何地作出回应考虑到你个人的处境考虑到仁慈和顺应你的意愿我准备放弃我的计划不胡作非为任何事情条件是在此月中你给我寄一笔相当的款项作为对所有这些我经历的忧虑的补偿至于这笔款项是多少请你自己定夺。

签名：“麻雀”，下面是一家外地邮电局的地址。

我花了很长时间读最后那封信，那信有一种哥特式的魅力，我的循规蹈矩的翻译很难恰当地将它表述出来。它所有的特点都让我感到高兴：那庄严的流动的字，不用一个标点符号来约束它；这么一个瞧上去不会加害任何人的人表现出来的傻气；只要他能得到钱，他暗示同意接受任何建议，不管这些建议是多么让人讨厌。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的愉悦是如此的强烈和成熟，几乎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菲利克斯不用我的提示，自己重又出现了，并愿意为我服务；不，还有：并命令我利用他的服务，除了做我希望的事情以外，他消除了随着致命事件的进展我可能负的任何责任。

我坐在长凳上，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浑身颤抖。哦，不管怎么样，在这儿立一座纪念碑吧！（一根黄色的杆儿）他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这个笨蛋？由于心灵感应，他的信件会告诉我它们的来到，在阅读了信件的内容后，我会神奇般地相信他幻想出来的威胁的威力吗？多有趣啊，我竟然感到信件在九号柜台等待着我，我准备回这些信，换句话说，他——以他傲慢的愚蠢——猜想的一切果然发生了！

当我坐在那条长凳上，将信件搂在我燃烧的怀抱中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计划最后形成，一切，几乎一切都解决了；只剩下几个细节还没有想好，但处理这几个细节并不是难事。在这些事情中难事意味着什么呢？从我第一次见到菲利克斯那一刻起，一切都自然而然地进行、发展、融合，按部就班地形成它们现有的形式。

啊，当与此事真正有关的数学符号、行星的运动、自然规律毫无障碍的运作都处于完全的和谐之中，为什么还要谈论难事呢？我的美妙的计划不用我使劲便开展起来；是的，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当我问自己给菲利克斯写什么时，我毫不惊讶地发现信就像现成的贺电一样已经存在于我的脑中，多花一点儿钱，便可以发给刚结婚的新人了。你只须在印刷好的表格的空白处填上日子便可以了。

让我们来谈一谈犯罪，作为艺术的犯罪；以及打牌的窍门。我现在被大大地激发起来了。哦，柯南·道尔[1]你的两个人物让你感到厌烦时，你仍然可以完成你的创作，这是多么神奇呀！你错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因为你本可以再写一个故事，结束这整个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传奇；这最后的插曲使其他的一切变得更为美丽：那故事中的谋杀者不应该是那单腿的书店老板，也不是那名叫清的中国人，也不是那穿红色衣服的女人，而是这些犯罪小说的记录员华生医生[2]本人——华生，他自己知道，比方说，华生是什么人。对于读者，这是一个叫人惊叹不已的惊讶。

道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勒布朗[3]，华莱士[4]——他们是什么人，那些创造了聪明的罪犯的伟大的小说家是什么人，所有那些从没读过这些聪明的小说家的伟大的罪犯是什么人——和我相比，他们是什么人？犯错的笨蛋！就创作的天才而言，我肯定得益于机遇（我的与菲利克斯的相遇），那点儿幸运正好适合于我创造的环境；我抓住了它，利用了它，而另一个处于我的地位的人也许不会那么做。

我的成就等同于一场预先安排好的比耐心的牌戏；首先，我亮出一副牌，使它绝对能成为一副赢牌；然后，我收回那副牌，将顺序兜底儿换一下，把原先准备好的牌给别人，心中完全肯定那副牌会出现的。

我的无数先辈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将重点放在行动本身，重视随后去除所有的痕迹，而不是以最自然的方式去行动，最后水到渠成，这行动不过是一系列行动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细节、一本书里的一行字而已，它必须从所有以前发生的事件中逻辑地推断出来；这就是所有艺术的本质。如果行动得到正确的计划和实行，那么，创造性艺术是如此的有力，即使罪犯在第二天上午就坦白了，谁也不会相信他，艺术的创造包含比生活的现实更多的内在真理。

我记得当我坐着在膝盖上读这些信时，所有这些都在我的心灵里旋转，一会儿这件事，一会又是那件事；现在，我要稍微修改一下我刚才说的话，（美妙的艺术作品往往是这样的，人们长期地拒绝理解、承认它，拒绝它的魅力）一个完美的罪愆所包含的天才是不为人们所承认的，它不会使人们去奇思梦想；相反，他们竭力挑出点东西来找岔子，挑出点东西来刺激作家，尽可能地伤害他。当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他们一直在追寻的小错，请听听他们的哄笑和嘲弄吧！但，是他们错了，而不是作家；他们缺乏他的敏锐的洞察力，不能从平凡之中洞察出不平凡的东西，而作家却能看到其中的奇妙所在。

在我笑了个够，平静地、清晰地思考下一步要做的事之后，我将第三封，也是最恶毒的那封信放进了袖珍笔记本里，将其他两封信撕了，碎片扔进了临近的矮树丛里（碎片马上吸引来了几只麻雀，它们以为是面包屑呢）。然后，我到办公室去，打了一封信给菲利克斯，具体说明他应该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来；在信中放了二十马克，又走了出来。

我紧紧抓住信，不敢有任何松弛，信就悬在深渊的裂缝[5]之上。就好像跳进冰冷的水中，就好像从一个燃烧的阳台跳进看上去像是洋蓟的心中，现在就很难摆脱了。我吞咽了一下，我感到有种奇怪的东西沉到了胃底；我仍然抓着信，沿大街走去，在遇到的下一个邮箱面前停了下来，在那儿，一切又重复了一遍。我带着信，又继续往下走，在这巨大的白色重负下，我快受不了了，在一个街区的尽头，我又来到一个邮箱面前。我的犹豫不决变成了一件麻烦事儿，考虑到我的意愿的坚定性，这真是毫无道理、毫无意义的；也许它可以作为一种外在的机械的犹豫不决，作为一种肌肉拒绝松弛而得到解脱；或者，更好一点，正如一位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家说的（我经常说，马克思主义接近绝对真理）——这可能是总不愿放弃财产的有产者的犹豫不决（这是有产者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对我来说，关于财产的思想不仅仅是我寄的钱，而且是有关我放进信中的灵魂的一部分。不管怎么样，当我走近第四或第五个信箱，我克服了犹豫。我那时清晰地知道，正像我现在清晰地了解我得写下这个句子一样——我知道没什么事情能阻止我将信塞进信箱的口中去，我甚至预先想到在投了信之后我的小动作——将一个手心往另一个手心上擦一下，仿佛手套上留下了信的污垢，信一旦投了，就不是我的了，那它的尘埃也不是我的了。信一旦投了，事情便做好了（这就是我想象的手势的含意）。

但我没有将信投出去，而是站在那儿，像原先那样忍受我的压力，从眉毛下瞧着两个在我附近人行道上玩耍的小姑娘：她们轮流滚彩虹弹子，将它们滚进路缘附近的土洞里。

我选择两个小姑娘中较小的那个——她是一个羸弱的小玩意儿，深色头发，穿着一件格子长外衣（在寒冷的二月天她却不冷，真是奇迹），我拍拍她的脑袋，说：“喂，我亲爱的，我的眼力不好，我怕看不清那口子；请帮我将这封信投进那儿的邮箱中去。”

她抬头望了我一眼，从蹲着的姿势站起来（她的小脸有一种半透明的白皙，美极了），拿了信，对我圣洁地一笑，长长的睫毛往上扬了一扬，便往邮箱跑去。我并不想看余下的一切，眯着眼（这是应该注意到的）跨过大街，仿佛我真的看不清路：为艺术而艺术，因为周围压根儿没人。

在下一个街角，我溜进了一间玻璃公共电话亭，给阿德利安打电话：有必要对付他一下，因为我早就想好，这个爱管闲事的肖像画画家是我惟一应该小心防着的人。是模仿近视这一动作促使我立刻对阿德利安采取行动的吧，这是我早就想做的，还是由于我总提醒自己小心他的可怕的眼睛，这使我想到假装近视，这个问题让心理学家去回答吧。

哦，顺便说一下，我怕忘了，那孩子会成长起来，她会变得很美丽，也许幸福，她将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在一个多么怪诞的事件中做了一个中间人。

还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命运，不会容忍这种盲目而天真的中间人，命运因为其大量的经历、各种各样骗取信任的把戏和竞争造成的仇恨而变得小肚鸡肠，它也许会因这小姑娘的介入而残忍地惩罚她，让她独自去纳闷——“我做了什么会变得如此不幸？”她将永远，永远，永远无法理解。但我的良知是清楚的。不是我写给菲利克斯的，而是他写给我的；不是我给他寄回信的，而是一个不认识的孩子。

当我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一个令人愉悦的咖啡馆，在咖啡馆前，在一个小小的公共花园内，有一座喷泉，池底巧妙地用多色灯光打在泉柱上面，以前夏夜通常会喷出变色的泉水来（但现在花园光秃秃的，荒芜了，也没有彩泉闪烁了，咖啡馆的厚重的门帘在与漫游的穿堂风的阶级斗争中胜利了……我写得多么活灵活现，我是多么的沉静，我自我控制得多么完美）；正如我说的，当我到达时，阿德利安已经坐在那儿了，一看见我，他抬起手，打了一个罗马式的招呼。我脱下手套、帽子、白色的丝绸围巾，在他旁边坐了下来，往桌上扔了一盒昂贵的香烟。

“有什么好消息吗？”阿德利安问，他总是特别傻乎乎地跟我说话。

我叫了咖啡，开始大概说了这些：

“嗯，是的，有给你的新闻。最近，我的朋友，我很担心你会完蛋。正如普希金在什么地方说的，或者他应该这么说的，一个艺术家没有情人和华贵缎是没法活的。由于你所经历的艰苦，由于你沉闷的生活方式，你的才能在消融，姑且这么说吧，在衰退；没有迸发，就像花园那儿的彩色喷泉在冬天没有喷发一样。”

“谢谢你的比喻，”阿德利安说，似乎有点儿受到伤害了。“那糟糕的玩意儿……那用深褐色风格画的画。你知道，我不愿讨论有关我的才能的问题，因为你关于arspictoris[6]的概念无疑达到了……”（在这儿，无法将他的双关语说出来。）

“丽迪亚和我常常谈到，”我继续说，没有在意他的蹩脚的拉丁语和庸俗。“谈到你的困境。我觉得你应该改变一下你的环境，重新充实你的心灵，吸收新的印象。”

阿德利安缩了缩身子。

“环境和艺术有什么关系？”他嘟嘟囔囔地说。

“不管怎么样，你目前的环境对你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我想，非常有关系。你用来装饰女房东餐室的那些玫瑰和桃子，那些可敬的公民的肖像画，在这些可敬公民的家，你挖空心思想蹭一顿饭——”

“好啊，真妙……挖空心思！”

“……它们全是出色的，甚至充满了才华，但——请原谅我的坦率——难道你不认为它们非常单调，非常勉强吗？你应该住到有阳光的地方去：阳光是画家的朋友。我看得出来，这个话题你不感兴趣。让我们谈谈其他的事儿吧。比方说，告诉我你的那块地现在怎么样？”

“天晓得。他们不断地给我寄用德文写的信；我得请你翻译，但它们叫我无聊得要死……得，我要么丢了，要么一收到它们就撕了。我知道他们要额外再加钱。明年夏天，我要在那儿建一座房子，那就是我要做的。我想，他们也不可能将房子下面的土地抽走。我亲爱的朋友，你谈到换个地方。说下去，我正听着。”

“啊，没什么用，你不感兴趣。我说的是常识，而常识却使你恼怒。”

“天啊，我为什么要恼怒呢？正相反——”

“不，那没用。”

“你提到意大利，我的老兄。说下去。我喜欢这话题。”

“我还没有提到它呢，”我笑着说。“但既然你说了那个词……我说，难道这儿不美好、不舒适吗？有传言说你戒了……”——接着我用手指轻轻弹一下我的下巴，发出瓶颈处的汩汩声。

“是的。完全戒酒了。但现在我不会拒绝喝上一口的。和朋友共饮，你明白我的意思。哦，好极了，我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更好一些，因为那不会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能让我紧张的。就那么回事。嗨呵，昨晚我睡得多么糟糕！嗨呵……啊！失眠太可怕了，”我继续说，透过眼泪瞧着他。“啊……请原谅我这么打哈欠。”

阿德利安沉思地笑一笑，将小勺放在手里把玩。他长着狮子般鼻梁的胖脸向前倾；他的眼睑——上面泛红的疣子充当睫毛——半遮着他的令人厌恶的放光的眼睛。突然间，他瞟了我一眼，说：

“如果我到意大利去，我会画一些好画的。我卖了它们，马上就能还债了。”

“你的债务？你欠债？”我嘲笑地问。

“哦，不谈这个了，赫尔曼·卡洛维奇，”他说，我想他第一次用了我的名字和父名称呼我。“你一定明白我想说什么。借我二百五十马克，或者借我美元，我会在佛罗伦萨所有的教堂里为你祷告。”

“首先拿上这些去付你的签证费，”我一边说，一边打开钱包。“我猜想，你的护照一定是一个胡闹的玩意儿[7]，而不是像所有正派人那样持有的真正的德国护照。赶快去签证吧，否则你就要将这钱花在酒上面了。”

“握握手，老兄，”阿德利安说。

我们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他是因为充溢了激动之情，而这种激动之情对我毫无意义，而我呢，则因为此事就这么结束了，没什么好说的了。

“妙极了的想法，”阿德利安突然喊道。“我亲爱的老兄，你为什么不让丽迪和我一起去呢；这儿沉闷死了；这小女人需要点儿东西让她快乐。如果我独自走……你知道她是属于那种妒忌心重的人——她会一个劲儿想象我在什么地方碰到倒霉事儿了。真的，让她跟我离开一个月吧，呃？”

“她也许会晚一点儿来。也许我们两人一块儿来。我这个快累垮的奴隶早就筹划到一个遥远的艺术和晶莹的葡萄之乡去躲避一下了。好极了。恐怕我必须现在就走。两杯咖啡；就这些，对吗？”﻿

[1] Conan Doyle（1859－1930），英国作家，以塑造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而闻名。

[2] Dr. Watson，歇洛克·福尔摩斯探案经历的记录者，也是福尔摩斯的助手。

[3] Maurice Leblanc（1864－1941），法国作家，代表作《罗宾的告白》，他在其中创造了罗宾这个著名的盗侠形象。

[4] Edgar Wallace（1875－1932），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其作品常涉及犯罪。

[5] chink，指邮筒的递信口。

[6] 拉丁文，图画艺术。

[7] “胡闹的玩意儿”，原文为Nansen-sical passports，即南森护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国际联盟发给无国籍难民的旅行护照）；Nansen与nonsense（胡闹）发音相近。

▇

第二天早晨——还不到九点——我便前往中央地铁车站，在那儿，站在楼梯顶端一个战略性的位置上。在相同的间隙里，从那洞穴般的深处奔出一群拎着手提箱的人——沿楼梯往上迈步，往上迈步，推搡着，跺着脚，时不时的，有人的鞋尖会砰然一声踢到金属广告牌上，不知是哪家公司觉得将广告牌放在楼梯前方是明智之举。在顶端倒数第二级楼梯上站着一个年迈的乞丐，他背对着墙，手中拿着帽子（谁是第一个天才的乞丐，将帽子和他的职业需要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尽可能谦卑地佝偻着身子。更上面一点儿，是一排卖报纸的小贩，戴着鸡冠帽，身上挂着海报。那是一个阴郁的日子；虽然我穿着鞋罩，我的双脚还是冻得麻木了。我不禁纳闷，要是我不把我的黑皮鞋擦得锃亮，我的脚也许不会冻得这么糟糕：我不断地思索这个问题。最后，正如我猜想的那样，奥洛维乌斯于八点五十五分准时出现在深处。我立刻转过身去，走开了；奥洛维乌斯追上了我，回过头来，露出他极好的一口假牙。我们的相见有一种偶然的味道，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是的，我挡了你的路，”我回答他说。“我必须赶紧到银行去。”

“这鬼天气，”奥洛维乌斯说，在我的身边扭来扭去。“你妻子怎么样？挺好吧？”

“谢谢，她挺好。”

“你怎么样呀？不太好吗？”他继续有礼貌地问。

“是，不太好。神经紧张，失眠。这种小病以前让我感到挺逗，现在可让我烦了。”

“吃柠檬，”奥洛维乌斯插嘴说。

“……以前让我感到挺逗，现在可让我烦了。这儿，比方说——”

我干笑了一声，拿出我的袖珍笔记本。“我收到这封傻极了的讹诈信，它让我心事重重。如果你愿意的话，读一下它吧，这是一件奇怪的事。”

奥洛维乌斯停下脚步，仔细地读信。在他读信的当儿，我审视我们站的地方附近的商店橱窗：在那儿，两个澡盆和其他的厕所用品发出雪白的光，显得豪华而又空洞；隔壁的橱窗里放着棺木，而那也显得豪华且愚蠢。

“啧，啧，”奥洛维乌斯哼道。“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我将信塞进钱包里，窃笑一声，答道：

“当然知道啦。一个流氓。他曾经在我一位远亲那儿干过。如果不是个疯子，也是个不正常的家伙。他琢磨我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了一个固定的想法，任什么也别想改变了。”

奥洛维乌斯向我详细解释疯子对一个社区的危害性，并询问我是否准备报警。

我耸了耸肩膀：“胡说……不值得讨论……告诉我，你怎么看总理讲话——读了吗？”

我们继续肩并肩走下去，随意地讨论国外和国内政治。在他办公室的门口，我开始脱去——如俄罗斯礼貌所需要的——手套，手伸了出去。

“你这么神经质，这不好，”奥洛维乌斯说。“我请求你代为问候你妻子。”

“我会的。只是你知道，我非常妒忌你的单身生活。”

“为什么？”

“是这样的。说起它让我痛苦，但，你知道，我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我妻子有一颗轻浮的心——嗯，她对别人感兴趣。是的，冷漠而吹毛求疵，我就是这么说她的，如果我碰巧……呃……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她不会哭很长久的。请原谅我，说了这些私人的痛苦。”

“我早就注意到了，”奥洛维乌斯说，悲哀地点点头，显出一副智慧过人的样子。

我握了握他毛茸茸的爪子，分手了。一切进行得都非常顺利。像奥洛维乌斯那样的老鸟是极容易用食饵来引诱的，因为一本正经加上多愁善感无疑就会使人变成一个完美的傻瓜蛋。当他急于要表示同情所有的人时，当我污蔑我的堪称楷模的妻子时，他不仅站在高贵的可爱的丈夫这一边，而且还私下里表示他已经“注意到了”一两件事（正如他说的）。我本来还会讲得更多，看看那个半瞎的鹰在我们婚姻的万里无云的天际还能观察到什么。是的，一切进行得都挺顺利。我很满意。要不是那意大利签证没拿到，我还会更满意的。

阿德利安在丽迪亚的帮助下填了申请表，此后，他被告知半个月后拿签证（三月九日前我大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在最坏的情况下，我还可以写信给菲利克斯改变日期）。最终，在二月底，阿德利安拿到了签证，买了车票。何况，我给了他一千马克——我指望这能维持他两到三个月。他安排三月一日动身，但不料他把所有的钱借给一个处于困境的朋友，正等着那人还钱。这真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事儿。阿德利安坚持说这是有关“信誉的事儿”。而我总是怀疑这种模棱两可的事儿有什么信誉可言——同时，请注意，这还没牵涉到借贷者本人的信誉，而总是第三、第四者的信誉，这些第三、第四者的名字从不披露。阿德利安必须借贷那钱（总是按照他的说法），而那人发誓三天内归还；这是封建伯爵后代一般借贷的时间期限。当那时间到期，阿德利安去找那个借钱的人，极自然的，他却已经无影无踪了。我气得要命，问阿德利安要那人的名字。阿德利安企图避开这个问题，说：“啊，你记得吗——那个曾经拜访过你的人。”那让我简直暴跳如雷。

我重又沉静之后，要不是因为我缺钱而使事情复杂化，我也许会帮他的，看来身上放一点儿钱是十分必要的。我告诉他兜里揣着那张车票和几马克的钱尽管按计划出发。我说，我会给他寄余下需要的钱。他回答说，他就这么做，但要推迟几天出发，也许钱还能收回来。三月三日，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想他是相当不经意地这样说的，他已收到了还款，第二天晚上便会出发。不知什么理由，阿德利安将车票给了丽迪亚保管，而丽迪亚在四日记不起来她把车票放哪儿了。阴郁的阿德利安蹲在客厅的长凳上：“没办法了，”他不断地嘟嘟囔囔道。“命运不让去。”从隔壁房间里传来推拉抽屉的砰砰声和纸的疯狂的窸窣声：丽迪亚在找车票呢。一小时以后，阿德利安放弃了，回了家。丽迪亚坐在床上痛苦地啼哭。五日她发现车票夹在准备洗涤的脏衣服里；六日她去给阿德利安送行。

火车十点十分出发。钟的分针指着，就像一只特种猎犬，一旦扑到了垂涎已久的时刻，就立刻冲向下一个目标。不见阿德利安。我们站在标着“米兰”字样的车厢外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丽迪亚担心着。“为什么他不来？我真担忧。”

与阿德利安出行有关的这一切可笑的事情使我如此生气，我生怕我会松开咬紧的牙齿，在车站月台上抽起风来。有两个脏兮兮的人，一个穿一件蓝胶布雨衣，另一个穿一件看上去像俄罗斯式的大衣，羔皮领子已虫蛀了，走过来，避开了我，热情地向丽迪亚打招呼。

“为什么他没来？你们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丽迪亚问，用担惊受怕的神色望着他们，手中拿着那一小束紫罗兰，她是特地为那畜生买的。穿蓝雨衣的那个人伸开双手，而那羔皮领子却以一种浑重的声音说：

“Nescimus.[1]我们不知道。”

我感到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猛地一转身，往出口走去。丽迪亚在后面追我：“你到哪儿去，再等一会儿，我肯定他会——”

正在此时，阿德利安出现在远处。一个一脸严肃的衣衫褴褛的人用胳膊肘扶着他，手中拿着他的旅行提包。阿德利安酩酊大醉，简直无法站稳；这一脸严肃的家伙嘴中也喷出股股酒气。

“啊，亲爱的，他不能就这样走，”丽迪亚喊道。

阿德利安一脸通红，一身湿兮兮的，恍恍惚惚，踉踉跄跄，没有穿大衣（模模糊糊盼望着南方的温暖），开始摇摇晃晃地跟人拥抱，口中淌着口水。我只是想法躲开他。

“我叫佩莱勃洛道夫，职业艺术家，”他的一脸严肃的同伴脱口而出，神秘兮兮地伸出一只不宜相握的手，仿佛那手拿着一张肮脏的明信片，往我这儿握来。“有幸在开罗的赌场遇见你。”

“赫尔曼，做点儿什么事吧！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丽迪亚扯着我的袖口，哭喊着说。

这时，车厢门在一扇扇砰然关上。阿德利安高喊着，蹒蹒跚跚跟着一辆卖三明治和白兰地的小贩的车子，但是被一双友好的手拉住了。他突然一把紧紧抱住了丽迪亚，狂热地吻她。

“哦，宝贝，”他温情脉脉地说，“再见，宝贝，谢谢，宝贝……”

“喂，先生们，”我非常镇静地说，“能帮一下手把他抬进车厢去吗？”

火车开始滑行。阿德利安一会儿咧嘴笑着，一会儿咆哮着，把身子探出窗外。丽迪亚，一个穿着豹皮的绵羊，和车厢同时小跑着，仿佛会一直跟着它跑到瑞士去似的。当最后一辆车厢飞驰过去后，她还躬下身子去看那迅速逝去的车轮（一种民族的迷信），然后在身上划十字。她手中仍然紧紧握住那束紫罗兰。

啊，这是怎样的宽释……我深深地大声地唏嘘了一声。一整天丽迪亚都有点闷闷不乐，担心着，后来，来了一封电报，一行字：“旅行愉快”——那安慰了她。我必须做一件最冗长的事：跟她谈话，劝说她。

我已不记得我是怎么开始的了：当我一回忆，谈话便在热烈地进行之中了。我看见丽迪亚坐在长沙发椅里，用一种茫然的惊愕瞧着我。我看见自己坐在她对面的椅子边上，时不时像医生一样摸一摸她的手腕。我听见我的平稳的声音不断地说着说着。首先，我告诉她一些事儿，我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告诉她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当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德国学习；在那儿被征入伍，和俄国人打仗。我总记得他是一个安静而忧郁的人。我父母惯常打我而宠他；他对他们没有多少爱，但对我却有一种简直难以置信的远远超出兄弟情谊的爱，到处跟随我，瞧着我的眼睛，喜爱我的一切，爱闻我的手帕，喜欢穿还存有我体温的衬衣，用我的牙刷刷牙。开始，我们共睡一张床，床的两端各有一只枕头，后来发现他不吮吸我的大脚趾睡不着，于是我被驱逐到一间杂物房的垫子上去睡，由于他坚持要半夜换着睡，我们不知道，亲爱的妈妈也不知道谁睡在哪儿。这不是反常——哦，绝对不是——这是他表述我们的相像性的最好的方式，我们是如此相像，连至亲也往往错认我们俩，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之间的相像性变得越来越完美。我记得当他前往德国，我给他送行时（那发生在普林西普[2]暗杀的枪声之前不久），这可怜的人儿哭得那么伤心，仿佛他预见到一个漫长而残酷的分离。月台上的人们瞧着我俩，瞧着这两个完全一样的青年人，两人的手互相扣住，以一种悲哀的激情互相注视……

然后发生了战争。当我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监禁中痛苦地度着岁月时，我没有任何关于我弟弟的消息，只是有点肯定他被杀了。阴郁的岁月，黑暗的岁月。我告诫自己不要再去想他；即使后来我结婚了，也没有对丽迪亚说过哪怕一个字——这一切太悲伤了。

在我将妻子带到德国之后，一个表弟（他是一个只有很少戏的角色，只要说一句道白）告诉我菲利克斯虽然活着，但道德上完蛋了。我从来没有得知他的灵魂是如何堕落的……想当然，大概他脆弱的心理结构无法承受战争的痛苦，同时想到我已经不在世了（奇怪得很，他也肯定他哥哥死了），他将永远见不到他爱慕的与他完全相像的人了，或者说得更文雅一点，永远见不到他自己人格的最佳版本了，这一思想摧残了他的心灵，他感到他失去了支撑和勃勃雄心，从此便得过且过了。于是，他堕落了。那个像乐器一样可以演奏出甜蜜音乐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偷和伪造者，染上了毒瘾，最后犯了谋杀罪：他毒死了那个养他的女人。我是从他自己嘴里知晓这事儿的；甚至没任何人怀疑他——他把这整个罪恶掩盖得非常狡猾。至于我和他重新相见……得，那是极偶然的，一个在布拉格咖啡馆里非常出乎意料的痛苦的会面（其后果之一就是我改变了，我得了抑郁症，即使丽迪亚都注意到了）：我记得一看见我，他站起来，伸开双手，却往后一倒深深地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十八分钟。

是的，太痛苦了。我发现他不再是那个懒散的喜欢做梦的温柔男孩了，已然变成一个唠唠叨叨的疯子，不断地扭动，心神不定。与我——这亲爱的老赫尔曼，穿着漂亮的灰西服，突然从死人堆里活过来了——重逢所带来的欢乐不仅没有使他的良知安静下来，而且反使他坚信在心中和一个谋杀者共处是完全不允许的。我们的谈话是可怕的；他不断地吻我的手，说再见。甚至侍者也哭泣了。

我很快意识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他做出自杀的决定；即使我也无能为力，我以前总是对他具有有效的影响力的。我所生活的那几分钟是愉悦的。我设身处地想一下，我完全能想象他的记忆所给他带来的细微的折磨；啊，我看出他所面对的惟一的问题便是死亡。让任何人经历这样的考验是上帝不允的——也就是说，眼看一个人的弟弟委顿下去，却没有道德的权利使他免于这最后的毁灭。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他的神秘的灵魂希冀得到赎罪，希冀牺牲：往脑袋上开上一枪对他来说似乎并不够。

“我希望将我的死亡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一个人，”他突然说，眼睛里充满了疯狂的宝石般的光。“使我的死亡成为一种礼物。我们两人仍然像从前一样相像。在我们的相像性中我看到一种神圣的愿望。将手按放在钢琴上并不意味着音乐，我需要的是音乐。请告诉我，如果用某种方式从地球上消失，你是否会得到好处？”

起先，我没有注意他的问题：我琢磨菲利克斯也许谵妄；咖啡馆一支吉卜赛乐队的音乐压过了他说的有些话；不管怎样，他后来的话表明他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原来这样！一方面，灵魂在深渊中受苦，另一方面，美好的商务前景。在他悲剧性命运的暗淡微光中和他迟到的英雄行为中，也就是说与我的利润、我的幸福有关的计划那部分，看上去愚蠢至极，就像，比方说，在一次地震中举行火车的通车典礼一样。

写我的故事的这一部分，我停了下来，双手交叉在胸前，靠在椅背上，定目凝视着丽迪亚。她似乎从沙发上滑到地毯上，跪着爬到我跟前，将脑袋贴在我的大腿上，细声细语地安慰我：“哦，可怜，可怜的人儿，”她咕噜咕噜地说。“我为你，为你的弟弟感到遗憾……天啊，这世界上多么不幸的人们啊！他一定不能死，拯救一个人永远是可能的。”

“救不了他，”我说，我相信我脸上带着一种所谓的苦笑。“他下决心在生日那天去死；三月九日——也就是说后天；国家总统也无法阻止他。自杀是自我放纵的最糟糕的形式。人们所能做的就是顺应这殉道者的任性，把事情光明的一面说出来，让他知道他的自杀实际上是做了一件有用的好事——也许属于一种残酷的物质的性质，但不管怎么样，是有用的。”

丽迪亚抱住我的腿，抬头瞧我。

“他的计划是，”我继续用一种平淡的口气说，“我的生命，比方说，保了五十万的险。在一座森林的什么地方，发现了我的尸体。我的遗孀，那就是你——”

“哦，别说这些可怕的话，”丽迪亚哭喊道，从地毯上爬起来。“我刚读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请别说了——”

“……我的遗孀，也就是你，拿这钱。然后她退居到国外一个偏僻的地方。过了一阵，我以一个假名和她会合，如果她好的话，甚至娶她。你瞧，我的真名将和我的弟弟一样死亡。我们相互很像，互不干扰，就像两滴血，他死了之后，将会更加像我。”

“请别说了，请别说了！我不相信没有拯救他的办法……哦，赫尔曼，多么狡猾！……他真正在哪儿？——在柏林这儿吗？”

“不，在德国的别处。你像个傻瓜似的不断地说：救他，救他……你忘了他是一个谋杀者、一个神秘的人。至于我，我不会拒绝能减轻和粉饰他死亡的哪怕一点点小事。你必须懂得我们在这里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当我对你说：‘喂，老娘儿们，我的买卖糟透了，我要破产了，我已经厌烦一切，希冀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在那儿沉思，养鸡，让我们利用这少有的机会吧！’这是一回事儿。但我不会说这种话，虽然我在破产的边缘，且一直梦想，你知道，在大自然怀抱中生活。我真正会说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真正会说：不管多么艰难，多么可怕，一个人是不可能拒绝他弟弟临死时的要求的，人是不能阻止他做好事的——即使是死后的好事。”

丽迪亚的眼皮颤跳起来——我对她总是很不敬——尽管我滔滔不绝，她仍然趴在我身上，将我抱得紧紧的。我们两人都在沙发上了，我继续说：

“拒绝那样的事儿将是一种罪恶。我不想犯这种罪恶。我不想将这种罪恶的重担压在我的良知上。难道你认为我没有反对他，和他说理吗？难道你认为接受他的好处我好受吗？难道你认为这些夜晚我睡得踏实吗？我最好告诉你，我亲爱的，自从去年以来，我很痛苦——我不愿我最好的朋友这么痛苦。我也是很在意那笔保险金的！但是请告诉我，我怎么能剥夺他最后的快乐呢——够了，谈这个有什么用！”

我将她推向一边，几乎将她推下长沙发，开始踱来踱去。我喘不过气来，我哭泣。血淋淋的情节剧的魔影在我周围旋转。

“你比我聪明一百万倍，”丽迪亚细声地说，双手互相绞扭着（是的，读者，dixi[3]，双手互相绞扭着），“但这一切是多么令人恶心，多么意想不到，我想这只能发生在书中……啊，这意味着……哦，一切都会改变——整个儿地改变。我们的整个人生！啊……比如，阿德利安怎么办？”

“去他的，去他的！我们在这儿讨论最伟大的人类悲剧，而你却插进来说——”

“不，我只是问问而已。你几乎让我昏眩，我脑袋里只觉得怪怪的。我琢磨——不是现在，而是将来——有可能见到他，跟他解释……赫尔曼，你以为如何？”

“别为芝麻小事儿担心。将来会解决一切的。真的，真的，真的，”（我的嗓音突然变成了一种尖厉的呐喊）“你是一个多么愚蠢的人！”

她哭泣起来，立刻变成了一个完全顺从的人，在我的胸口颤抖：“请，”她结结巴巴地说，“请原谅我。哦，我是一个笨蛋，你是对的，请原谅我！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只有今天上午，一切才显得这么美好，这么亲切，这么随意。哦，亲爱的，我真为你感到遗憾。我将做任何你想要我做的。”

“我想要的是咖啡——我想咖啡想得要死。”

“到厨房来，”她说，将眼泪擦去。“我将做任什么事。不过，请跟我待在一起，我害怕死了。”

在厨房里。虽然她还时不时抽咽，但安静下来了，她将咖啡豆倒进碾碎器的盛器里，将碾碎器夹在两腿中间，开始摇把柄。起先把柄有点涩滞，发出嘎嘎的响声，然后突然一切顺当起来。

“想象一下，丽迪亚，”我说，坐在桌上，两腿荡空吊着，“想象一下，我告诉你的全是胡编的。你知道，我一直很严肃地设法使自己相信这纯粹是我胡编的一个插曲，或者一个在什么地方读过的故事而已；这是惟一可以不使自己因害怕而发疯的办法。所以，听着；这两个人物是：一个有事业心的自暴自弃的人和得到保险的与他相像的人。由于保险公司在自杀的情况下可以不予支付——”

“咖啡很浓，”丽迪亚说。“你会喜欢的。是的，亲爱的，我在听着呢。”

“——这一廉价的神秘故事的主人公要求：故事应该这样来展开，以至于看上去这仅仅是一起普通的谋杀事件。我并不想细述技术方面的细节，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一把枪绑在一棵树干上，扳机上拴一根绳，自杀者走开，拉绳，子弹就击中他的后背。这就是故事的大概。”

“哦，等一等，”丽迪亚喊道，“我记起来了：他似乎将左轮手枪绑在一座桥上……不，不是那样：他起先在石头上绑着一根绳……让我想想，怎么来着？哦，想起来了：他在一端绑上石头，另一端绑上左轮手枪，向自己开枪。石头掉进水里，绳子越过栏杆，然后左轮手枪也越过栏杆——所有的一切全砰然掉进水里。我只是不记得为什么他必须要自杀。”

“很快水面就平静了；桥上留下了死者。咖啡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东西！我头疼得要死；现在好多了。所以，现在你多多少少明白了——我说的那一切就必然会那么发生的。”

我呷了一口滚烫的咖啡，沉思了一会儿。奇怪，她毫无想像力。在几天之中，生活便改变了——兜底翻了个个儿……一场地震……而她在这儿，惬意地和我一块儿喝着咖啡，回忆着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一些冒险故事。

但我错了：丽迪亚开始说，缓慢地放下她的咖啡杯：

“我在想，赫尔曼，既然一切会那么快就发生，我们不如赶紧打包。哦，亲爱的，所有的衣服都在洗衣房。你的小夜礼服在洗衣房。”

“首先，我亲爱的，我并不想穿着夜礼服火化；其次，赶紧并永远地把那些想法从你的脑袋中赶出去，例如你应该做些什么啦，准备些什么啦等等。你不应该做任何事，道理很简单，你什么都不知道，都不知道——请记住这个。所以，在你的朋友面前不要作任何神秘的暗示，不要纷纷扬扬，不要去买东西——忘掉这一切，我的好女人——否则我们都会缠上麻烦事儿。我重复一遍：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明天以后，你的丈夫开车出去，不再回来。在那时，只有在那时，你才开始行动。虽然简单，但要非常负责。我希望你以最大的注意力听我说话。在十日早晨，你给奥洛维乌斯打电话，告诉他我出门了，没有在家睡，也还没回家。你问他怎么办。你按他说的去做。让他了解整个事件的情况，让他去做一切，例如通知警方什么的。尸体很快就会出现。你必须让人相信我是真的死了。其实，这离事实也不远，我弟弟就是我灵魂的一部分。”

“为了他和你的缘故，我将做任何事，”她说，“任何事。只是我怕得要死，我脑子里一片胡涂。”

“别胡涂。主要的事情是要让痛苦自然地流露出来。它当然不会一下子让你的头发变白，但要自然。为了使你的任务轻松一些，我给了奥洛维乌斯一点暗示，说你已经不爱我多年了。所以，将你的悲哀静静地压抑在那儿。叹口气，便沉默着。当你见到我的尸体，也就是说一个无法与我区分的人的尸体时，你将会得到一次真正的震惊。”

“啊唷，我做不到，赫尔曼！我会吓死的。”

“如果在停尸所你就开始哭鼻子，那就更糟了。不管怎么样，控制你自己。别哭喊，哭喊了，你就会提高悲伤的水平，你知道那样的话，你将会是一个多么糟糕的演员。现在让我们说下去。我的保单和遗嘱在我书桌的中间抽屉里。在我的尸体火化后，按照我的遗嘱，在完成所有的手续，从奥洛维乌斯那儿获得你的钱，并按他说的用了你的钱之后，你出国去巴黎。在巴黎你将住在哪儿？”

“我不知道，赫尔曼。”

“记得当我们一起在巴黎时住的地方吗？嗯？”

“是的，想起来了。旅馆。”

“哪个旅馆？”

“你那么瞧着我，我什么也不记得了，赫尔曼。我告诉你我有点儿想起来了。反正是个什么旅馆。”

“我给你一点启示：与草有关的。法语中草怎么说？”

“等一等——herbe[4]。哦，知道啦；马勒布[5]。”

“对啦，以防你再忘掉，你可以瞧一下你的黑箱子。上面仍然留着那旅馆的名字。”

“瞧，赫尔曼，我并不是一个笨蛋呀。我想我还是拿上那只箱子。黑色的那只。”

“那就是你要住的地方。然后将发生极其重要的事。不过，我还是要你再说一遍刚才我说的一切。”

“我要悲伤。我不要哭得太厉害。奥洛维乌斯。两件黑衣服和面纱。”

“别说得这么快。当你见到那尸体，你做什么？”

“跪下来，别哭喊。”

“对啦。你瞧一切筹划得多么棒。嗯，然后呢？”

“然后我将埋了他。”

“首先，不是他，而是我。请不要搞混了。其次：不是埋葬，而是火化。没人喜欢被从地下挖出来。奥洛维乌斯将把我的优点告诉牧师；道德的、礼节上的、婚姻上的优点。牧师将在火葬场教堂作一个感人肺腑的布道。随着风琴音乐的伴奏，我的棺木将缓缓地沉入地狱。就这样。然后呢？”

“然后——巴黎。不，等一等！首先，各种各样保险的表格。你知道，奥洛维乌斯恐怕会让我无聊得要死。然后，巴黎，我将去旅馆——我知道会这样的，我想我会忘掉的，果然忘了。你真有点儿让我难受。旅馆……旅馆……哦——马勒布！为了可靠起见——箱子。”

“黑的。现在到了重要的部分啦：你一到巴黎，就让我知道。我有什么办法让你记住地址呢？”

“最好写下来，赫尔曼。我的脑袋现在不管用。我真害怕我会将这一切搞得一塌胡涂。”

“不，我亲爱的，我不会写下任何东西。你准会将写的东西掉了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必须将地址背下来。绝无别的办法。我禁止你在任何情况下写下任何东西。清楚吗？”

“清楚了，赫尔曼，但如果我记不住呢？”

“废话。地址挺简单。法国匹格南邮电局。”

“那是爱丽莎姨以前居住的地方吗？哦，是的，那不难记。但她现在住在尼斯。最好到尼斯去。”

“好主意，但我不会那么做。现在是关于名字的问题。为了简单起见，我建议你这么写：马勒布先生。”

“她也许还像从前那样肥胖，那样活跃。你知道吗，阿德利安给她写信要钱，但当然啦——”

“有趣极了，是这样的，但我们现在在谈论正事儿。你将在地址上写什么名字呢？”

“你还没有告诉我，赫尔曼！”

“不，我告诉你了。我建议写马勒布先生。”

“但……那是旅馆，赫尔曼，是吗？”

“正是。那就是为什么我要这么建议。你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好记。”

“哦，天啊，我肯定要忘记它们之间的联系，赫尔曼。我真是无可救药。拜托啦，我们不要任何联系。而且——现在很晚了，我乏死了。”

“那你自己想一个名字吧。想一个你肯定能记住的名字。写阿德利安行吧？”

“好极了，赫尔曼。”

“那就这么定了。阿德利安先生。匹格南邮电局。现在谈谈内容。你开始这么写：‘亲爱的朋友，你肯定听说了我的不幸’——等等类似的玩意儿。几行字就行。你将亲自去寄信。你将亲自去寄信。明白吗？”

“明白，赫尔曼。”

“现在请重复一遍。”

“你知道这让我太紧张了，我快崩溃了。天啊，一点半啦。我们能明天谈吗？”

“明天你照样要重复一遍。来，让我们将它做完。我听着……”

“马勒布旅馆。我到达。我寄信。我自己。阿德利安。法国匹格南邮电局。我写完后，干什么呢？”

“那不关你的事。我们将瞧着办。嗯，你能让我放心你会将一切做得十分妥帖的吧？”

“是的，赫尔曼。只是别让我重复说一遍。我疲倦极了。”

她站在厨房中央，伸一伸她的肩膀，将脑袋望后一甩，猛然摇一下头，手抚摸着头发，连续说了好几次：“啊，我多么困呀，啊——”说“啊”的时候便打个哈欠。我们终于回到卧室。她脱去衣服，将长衣、长统袜，以及其他女人用的玩意儿撒得满房间都是；上了床，很快便打起呼噜来。我也上床，关了灯，但睡不着。我记得她突然醒来，摸我的肩膀。

“你想要什么？”我故意装出睡意蒙眬的样子。

“赫尔曼，”她喃喃地说，“赫尔曼，告诉我，我纳闷……难道你不认为……这是诈骗吗？”

“睡觉吧，”我回答说。“你的头脑干不了这活。深沉的悲剧……而你却来这套废话……睡觉吧！”

她快乐地叹息了一声，转过身去，马上又打起呼噜来了。

真奇怪，虽然关于我妻子的能力我一点儿也没有欺骗自己，我知道她是多么愚蠢，多么易忘，多么笨拙，但我没有疑惑，我绝对相信她的忠诚将使她本能地做对一切事儿，不让她自己失误，最重要的是，迫使她为我保密。在幻想中，我清晰地看到奥洛维乌斯会怎么瞧着她假装悲伤的样子，痛苦而严肃地摇摇他的头，（天晓得）也许纳闷这位女子的情人杀了她可怜的丈夫的可能性；但那不知名字的疯子寄来的恐吓信将及时地提醒他。

第二天一整天我们待在家里，我再一次小心翼翼地费劲地指导我妻子，向她灌输我的遗嘱，就像强力往鹅肚子里塞填玉米撑大它的肝一样。到晚上，她几乎走不动了；我对她的这种状况非常满意。那也正是我准备好的时候。我记得我怎么花好几个小时伤透脑筋盘算我带多少钱，留给丽迪亚多少钱；现金并不多，压根儿没多少……我一想最好拿上点儿值钱的东西，于是我对丽迪亚说：

“喂，把你的莫斯科胸针给我。”

“啊，是的，胸针，”她闷闷地说；诡秘地跑出房间，很快就回来了，躺在长沙发上，开始哭号起来，她还从来没有这么哭喊过。

“你这糟糕的女人，怎么回事？”

她好长时间没回答，然后，在傻乎乎的抽噎中，眼睛闪避着，说那宝石胸针，一位皇后赠与她曾祖母的礼物，为了阿德利安的旅行当掉了，因为他的朋友没有还他钱。

“行了，行了，别号了，”我说，将当票塞进口袋里。“这该死的狡猾家伙。感谢上帝他走了，溜走了——这才是重要的事。”

她很快就重新平静下来，见我并没生气，她脸上甚至还挂起灿烂的笑容。她走到卧室去，在那儿找了好长时间，终于给我带来原是她妈妈的一只廉价的小戒指，一对耳坠，一只老式的香烟盒……我没拿任何一件东西。

“听着，”我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咬着大拇指。“听着，丽迪亚。当他们问你我是否有仇家，当他们审问你谁有可能杀我，回答：‘我不知道。’还有：我要拿走一只手提箱，但那是绝对保密的。我不应该看起来像是准备去旅行的样子——那会引起怀疑的。事实上——”

在那时，我记得我突然止住了。多么奇怪，当你将一切都完美地筹划、预见好了，却节外生枝，也就是说，当你打包时，你猛然注意到你忘了放进去一件细小的但却累赘的小玩意儿——是的，就是有这种烦人的玩意儿。公正地说，我惟一想改变的正是手提箱：所有其他仍按我早就筹划的做——也许好几个月之前就筹划好了，也许就在我看见一个像我的尸体的流浪汉睡在草地上那一瞬间筹划的。不，我想，我最好别拿这手提箱；这有风险，总会有人注意到我拎着手提箱走出屋子的。

“我不拿手提箱了，”我大声说，继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怎么可能忘掉三月九日的早晨呢？随着清晨消逝，天空苍白而冷冽；昨夜下了雪，每家的看门人在扫门前的那段人行道，人行道上堆出一溜矮矮的雪脊，而柏油路面已经变得干净，露出黑色的本色来——只是还有点泥泞。丽迪亚仍然安静地睡着。一切静悄悄的。我开始穿衣服。是这样的：两件衬衣，一件套一件：昨天的那件穿在外面，那是给他的。衬裤——也是两条；外面的那条是给他的。我打了一个小包，里面放了一套修指甲的工具，一套刮胡子的工具，一把鞋拔。为了不会忘记，我马上将小包塞进挂在客厅里的大衣口袋里。我穿上两双袜子（外面的那双有一个洞眼），黑袜子，鼠灰色的鞋罩；我这么穿着，也就是说，我还是这么漂漂亮亮地穿着内衣，站在房间中间，在心里检查我的行动，看看它们是否在按计划进行着。我想起我必须带上一副多余的袜带，找到几副旧的，塞进了小包里，这就使我必须走进客厅里。最后，我选了我最喜欢的紫色领带和一件近来我常常穿的厚厚的深灰色西服。下面诸物件分别塞在口袋里：钱包（里面放了大约一千五百马克），护照，各种各样写着地址和账目的纸片。

等一等，错了，我对自己说，难道我没有决定不带护照吗？这是非常微妙的一步：这些随意的纸片更能不失体面地确定一个人的身份。我还拿了钥匙，香烟盒，打火机。戴上手表。我现在穿戴好了。我拍拍口袋，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在我的双层茧中我感到相当温暖。现在轮到最重要的物件了。一个仪式；缓缓地拉开抽屉，它就待在那儿，仔细地检查一番，当然不是第一次了。是的，它令人羡慕地上了油；它塞满了好玩意儿……它是一九二○年在雷瓦尔一个不认识的军官给我的；或者精确地说，他把它留给了我，便消失了。我不知道那位可爱的中尉后来怎么样了。

当我在这么做的时候，丽迪亚醒来了。她给自己披上了一件令人作呕的粉红色长袍，坐下喝早晨咖啡。当女佣离开房间时：

“嗯，”我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马上就走。”

现在来上一次细小的文学性质的离题；节奏对现代语言来说是陌生的，但它却特别成功地使我的史诗具有一种宁静的氛围，使它突出了紧张情景的戏剧性成分。

“赫尔曼，请留下，哪儿也别去……”丽迪亚低声地说（我想，她甚至双手紧握）。

“你把所有的都记住了，是吗？”我毫无所动地继续说。

“赫尔曼，”她重复说，“别走。让他去做任何想做的事吧，那是他的命运，你不要去干预。”

“我很高兴你记住一切了，”我微笑着说。“好姑娘。让我再吃一只面包卷，然后就走。”

她哭了。她大声地擤鼻涕，想说什么，又哭泣起来。这真是一场奇怪的情景：我镇静地在给一个羊角面包卷涂黄油，而她坐在对面，整个身子因为抽噎而颤抖。我嘴里塞满了面包，说：

“不管怎么样，你将在世人面前，”（这当儿，我咀嚼，咽了一口）“回忆说你有不祥的预感，虽然我经常外出，从不说到哪儿去。‘夫人，你知道他有什么仇家吗？’‘我不知道，法医先生。’”

“然后呢？”丽迪亚微微地哼唧了一下，缓慢而无望地将手松了开来。

“够了，我亲爱的，”我用另一种口吻说。“你已经哭了一小阵子，够了。顺便说一下，今天你别在埃尔西的面前号哭。”

她用一条皱巴巴的手绢轻轻拭了几下眼睛，悲伤地哼了一声，又一次做了一个无望的困惑的手势，只是这次是默默的，没有眼泪。

“你把一切都记住了？”我最后问，逼视着她。

“是的，赫尔曼，一切。但我非常，非常害怕……”

我站起来，她也站起来。我说：

“再见。后会有期。我该去见我的病人了。”

“赫尔曼，告诉我——你不会在场吧，是吗？”

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在场？在哪儿？”

“哦，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当他——哦，你知道……那拉扳机的事儿。”

“傻瓜蛋，”我说，“你期望什么？事后必须有人在那儿打扫现场。我请求你别再去想这事儿了。今晚去看电影。再见，傻瓜蛋。”

我从没吻过她的嘴：我腻味吻嘴唇时的口水。据说，古代的斯拉夫人，也是这样——甚至在性高潮时也从不吻他们的女人——他们觉得将一个人裸露的嘴唇去接触另一个人的上皮细胞是很奇怪的，甚至有点儿令人厌恶。但在那时，我有一种冲动，要去那样吻我的妻子；但她毫无准备，因此，没吻上，只是用嘴唇掠过了一下她的头发；我控制自己没有再试一次，而只是蹬一下后跟，握了一下她那无精打采的手。在客厅，我穿上大衣，拿上我的手套，瞧一下我带上那小包了没有，正要往门口走，听见她从厨房用一种低低的呜咽的声音喊我，但我没去管它，我正匆匆忙忙急着赶紧离开那儿。

我穿过后院走向一座停满了汽车的停车场。令人愉悦的微笑在那儿向我打招呼。我坐进了车，将车发动了起来。这院子的柏油路面比街面略高，一驶进那窄窄的倾斜的将院子和街面联系起来的地道，我刹了车，车轻轻地无声地滑将了下去。﻿

[1] 拉丁文，不知道。

[2] Gavrilo Princip（1894－1918），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3] 拉丁文，据我所知。

[4] 法文，草。

[5] 原文是Malherbe。

▇

说实话，我感到困倦。我从中午写到天亮，每天写一章——甚至于更多。艺术是一件多么伟大而强有力的东西！在我这样的处境中，我应该惊慌失措，仓皇走开，扭头往回跑……当然马上并没有什么危险，我敢说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我的反应却是十分不同凡响的，我这样静静地坐着，写作，写作，写作，或者漫长地沉思，这些真的其实都一样。我越往下写，就越感到我不能将故事就这么撂下，我必须坚持写下去，直至达到我的主要目标，我当然会冒险将我的作品发表——其实也无所谓风险，因为我的手稿一旦寄出，我将隐没，这世界足够博大，完全能让一个蓄胡子的安安静静的人安身立命。

我并不是自发地决定将我的作品寄给那目光敏锐的小说家的，我想我已提到过这位小说家，甚至通过我的故事亲自和他进行了对话。

我也许错了，我早就不读我写的手稿了——没有时间做那个，再说那使我感到恶心。

我最初起意将稿子直接寄给一位编辑——不管他是德国、法国或美国编辑——但作品是用俄文写的，并不是一切都能翻译的——嗯，坦率地说，对于我的文学色彩，我是非常在意的，我坚定地认为哪怕一小点儿细微的含意或思想丢失，都会无望地损害整个作品。我也想到寄往苏联，但我缺乏必要的地址，也不知道怎么寄到那儿，他们是否会读我的手稿，因为我用的是旧制度时的拼写，重写完全超出我的能力。我说了“重写”吗？得，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忍受再写它。

我在下了决心将手稿寄给一个肯定喜欢我的作品、并会竭力将它出版的人之后，我便非常肯定我选择的这个人（你，我的第一读者）一定是位移民小说家，他的作品是不可能在苏联出现的。也许这本书会是一个例外，因为真正写它的不是你。哦，我多么希望虽然有你的移民签字（那潦草的伪装谁也骗不了），我的书还是能在苏联找到市场！由于我根本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肯定在书中无意地表述了一些完全合乎当前辩证法的观念。有时候在我看来我的基本的主题，两个人之间的相像性，有一种深刻的隐喻性的含意。我也许欣赏（下意识地！）这一身体上的相像性，把它作为未来无阶级社会中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理想的相像性的象征；尽管我仍然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但通过一个孤立的例子，我完成了一定的社会功能。还有其他的东西；当我实际运用这种相像性时，我没能完全成功，这可以用纯粹的社会经济原因来解释，也就是说，菲利克斯和我属于不同的严格规范的阶级，谁也无法单枪匹马地达到融合，尤其在今天，阶级的冲突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妥协已经根本不可能了。是的，我母亲出身低下，我祖父在年轻的时候放过鹅，这就解释了像我有这样烙印和习俗的人为什么那样强烈地倾向真正的意识，虽然它仍然没有完全地表述出来。在幻想中，我看见一个新的世界，在新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就像赫尔曼和菲利克斯两人相像一样；一个赫利克斯们和菲尔曼们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个工人倒在机器脚下死了，另一个与他相像的人，带着安详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微笑，取代他。因此，我认为，今天的苏维埃青年应该从我的书中获得巨大的好处，我的书是在一位颇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监督下写的，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书中将帮助他们理解此书所包含的基本的社会含意。啊，让别的国家将这翻译成它们的语言吧，这样，美国读者将有可能满足他们对血淋淋的荣耀的期盼；法国读者将有可能在我对流浪汉的喜好中发现鸡奸的幻影；而德国读者将有可能欣赏一个半斯拉夫人灵魂的轻佻的一面。读吧，读吧，读得越多越好，女士们，先生们！我欢迎我所有的读者。

这不是一本容易写的书。特别我现在到了描写决定性行动的部分，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的任务的挑战性便完全呈现在我面前了；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在这儿绕来绕去，喋喋不休，本来应该属于本书前言的东西，我却错放在读者看来是最重要的一章中。但我已经解释了，不管我的手法多么巧妙，多么谨慎，但在写作的不是我的理智，而只是我的记忆，我的误入歧途的记忆。你看得出来，那时，也就是说，当写小说之手一停下来，我的手也停下来了；当它们在戏嬉，我也在戏嬉；当我沉浸在同样复杂的跟我的商务毫无干系的说理之中时，那约定的时间慢慢快到了。我早晨就出发了，虽然我与菲利克斯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五点钟，但我无法待在家中，我一直在纳闷我怎么来打发那段漫长而沉闷的空白时间。我舒适地，甚至睡意蒙眬地坐在驾驶盘前，用一根手指驾驶着穿过柏林安静的、冷冽的、微风吹拂的街道；就这么走啊走啊，直到我发现我已经出了柏林。天色仅成两种颜色：黑色（那种光秃的树的黑色，柏油路面的黑色）和微白色（天空的白色，雪堆的白色）。我的充满睡意的车往前开着。有时候，在我眼前出现一包偌大的丑陋的破烂的衣服吊在卡车的后面，那种卡车装满了长长的戳在外面的货物，这包也只能挂在车往外延伸的屁股上了；不久便消失了，想来是拐弯了。我还是没有将车开得快一点。一辆出租车正在我面前从一条小街冲将出来，咝的一声紧急刹车，由于路面滑溜，车身怪怪地打了个转。我仍安详地驶过去，就好像往河流的下游飞滑下去一样。在远一些的地方，一个在深深哀悼的女人斜着穿过马路，背对着我；我既不鸣喇叭，也不改变我静静的平稳的速度，而只是从离她面纱几英寸的地方滑将过去；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一个悄没声儿的鬼。任什么车都超过我；有好一阵，一辆爬行着的有轨电车与我并驾而驶；从眼角望出去，我可以看见乘客，傻乎乎地面对面地坐着。有一两次我走上了糟透了的卵石街面；鸡群出现了；短短的翅膀张开来，长脖子伸着，不是这只鸡就是那只鸡飞奔着穿过马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在一条无穷无尽的公路上开车，驶过满是庄稼茬儿的田野，到处覆盖着白雪；在一个阒无一人的地方，我的车似乎快要睡着了，仿佛从蓝色变成了鸽灰色——渐渐慢了下来，最后停了，我把脑袋伏在方向盘上，想着那些无从琢磨的思想。我可能在想什么呢？思想是一片空白；好像一切都纠缠在一起，我快要睡着了，在半昏沉的状态下，我不断地跟自己讨论些废话，不断地想起我在车站月台上跟一个人谈过的关于人在梦中是否能见到太阳的问题，一时好像感到周围的人越来越多，都在说话，而后又都沉默了，互相交办模模糊糊的任务，然后就悄然散开了。过了一会儿，我又往下开去，中午驶过一座村庄，我决定停下来，因为即使以这样睡意蒙眬的速度开，我在一小时左右也能到达科尼格斯道夫，那也太早了。所以，我就在一家阴暗的啤酒屋消磨时光，我独自坐在像是一间后屋的房间里，面前是一张偌大的桌子，墙上挂着一幅旧照片——一群穿着长大衣的人，唇髭两端往上翘，在前排有人蹲着一只腿，脸上一副无忧无虑的表情，在两端有两人像海豹那样伸张开来，这使我想起同样的一群俄罗斯学生。我在那儿喝了好多柠檬水，然后重又以那种睡意蒙眬的样子上路，事实上，以非常不合适的迷迷糊糊的样子上路。后来，我记得在一座桥上停了下来：一个穿着蓝色毛线裤、背着一个背包的老女人正在修她的自行车的什么毛病。我没有走出车外，给了她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她不想要，也毫无用处；接着，我沉默下来，用拳头撑着腮帮，瞪了她好久：她在那儿胡乱地鼓捣着，鼓捣着，最后，我的眼皮抽动起来，啊，那女人不在了：她早就摇摇晃晃地走了。我重又走我的路，在路途上，我在脑袋里不断用一个陌生的数字乘上另一个数字，显得笨拙得很。我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是从哪儿浮现出来的，但既然它们来了，我觉得应该让它们上钩，然而它们却相互格斗起来，消失了。倏然间，我发现我在用疯狂的速度开车；车在路上飞奔，就像魔术师一样吞吃着一码一码的绸带；我瞧了一下速度计指针：它在五十公里上颤抖；车窗外景色缓慢地一个接一个地往后驶去：松树，松树，松树。我记得遇见两个脸色苍白的小学生，他们用带子捆绑着书；我跟他们说话。他们的脸都像鸟儿似的，丑陋得很，让我觉得像乌鸦。他们似乎有点儿怕我，当我开走了之后，他们还不断瞧着我，黑嘴张开着，他们一个高一点儿，另一个矮一点儿。我突然惊奇地发现我竟然抵达了科尼格斯道夫，瞧一下表，快五点钟了。驶过车站那栋红楼时，我想也许菲利克斯迟了，还没来到我看见的在那花花绿绿的巧克力摊后面的这些阶梯，也没有办法从那蹲坐着的砖楼的外表来判断他是否经过了那儿。不管怎么样，他被指示到科尼格斯道夫乘坐的火车是两点五十五分抵达，所以，如果菲利克斯没有错过火车的话——

哦，我的读者！他被指示在科尼格斯道夫下车，沿公路往北走，到十公里处，那儿有一根黄色的杆儿作标志；眼下，我正在公路上飞驶：难以忘怀的时刻！周围没一个人。冬天，公共汽车每天只去两次——上午和中午；在这整个十公里的路上，我只见到一辆由一匹栗色马拉的车。终于，在远处，那熟稔的黄色杆儿立在那儿，像一根手指似的，手指不断地增长，直到到达它自然的高度；它的顶上积着雪。我停下车，瞧一下我周围。没人。这黄色的杆儿真黄。在我的右手，在荒野尽头，森林在苍白的天空衬映下蒙上了一层灰色。没有人。我走出了车，随手砰然关上了门，这砰然之声比任何枪声还要响。突然，我注意到，从沟里生长起来的纵横交错的矮树丛细枝后面站着一个人，瞧着我，粉色的，就像一尊蜡像，蓄着一绺小小的时髦的唇髭，真的，还挺快乐——

我一只脚放在车的踏板上，像一个愤怒的男高音歌手，用脱下的手套猛拍我的手，我凝视着菲利克斯。他微微笑着，犹豫不决地从沟里走出来。

“你这恶棍，”我从牙齿缝里说，声音特别有力，“你这恶棍，你这骗子，”我重复道，这次声音更加强而有力，我用手套更加用力地敲打自己（在我发声的间隙充满了乐队的轰鸣声）。“你怎么敢泄露秘密，你这杂种狗？你怎么敢，你怎么敢去向别人讨教，吹嘘你在那么一天那么个地方有出头之日了——哦，你真该枪毙！”——（嘈杂渐渐增大，铿锵的丁当声，然后又是我的声音）——“你倒是捞着了，你这傻瓜蛋！游戏开始了，而你却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你一分钱也拿不到，畜牲！”（乐队的锣声。）

我就这样怀着极度的冷漠诅咒他，同时注视他脸部的表情。他完全吓呆了；真正生气了。他一只手放在胸口，不断地摇脑袋。那段歌剧片断结束了，广播员重又回到他平常的声调：

“就这么着吧——我那么骂你完全是形式而已，为了安全起见……我亲爱的朋友，你瞧上去挺滑稽的，这只是平常的噱头而已！”

按我的特别的指令，他让他的唇髭长了；我猜想还给它上了蜡。除此之外，他还主动让他的脸上多了几处弯弯的刻痕。我发现那假装的刻痕挺好玩的。

“你一定是按我说的路线来的吧？”我微笑着问。

“是的，”他答道，“我遵循你的指令。至于吹牛的事儿——嗯，你知道，我是一个孤独的人，跟人聊天没什么好处。”

“我知道，我也与你同感。告诉我，在路上你遇见什么人了吗？”

“当我看见一辆马车或什么的，我就按你说的，躲进沟里去。”

“好极了。你的面容非常出色地掩盖了起来。嗯，别再在这儿逛荡了。上车。哦，把那留下——你以后要扔掉那包。快进来。我们得赶快开走了。”

“到哪儿？”他问。

“到那森林。”

“那儿？”他问，用他的手杖指了一指。

“是的，就那儿。你到底进不进来，你这该死的？”

他满意地审视了一下车。他不慌不忙地爬进了车，坐在我的旁边。

我转动驾驶盘，车缓慢地起动了。嘎。又一声：嘎。（我们驶离道路开进田地。）薄雪和枯萎的草在车轮下发出咝咝的声音。车在土堆上猛然弹跳起来，我们也猛然向上蹦将起来。他这时说：

“要是我来开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麻烦啦（砰）。天啊，这是什么路啊（砰）。别害怕（砰——砰）我不会弄坏它的！”

“是的，这车将会是你的。很快（砰）就会是你的。现在，别打盹儿，老朋友，瞧着你周围。在路上没人吧，是不是？”

他往回看，摇摇头。我们驾着车，还不如说我们让车爬着驶过一座平顺的坡而进入了森林。在最外面的几棵松树跟前，我们停了车，走了出来。菲利克斯不再带着那种穷光蛋急于奉承的表情，而是怀着一个车主的安详的满足感审视光滑如镜的蓝色伊卡勒斯。他的眼睛里浮现出一种梦幻的神色。很可能（请注意我没有插入任何东西，只是说“很可能”，）很可能他的思绪是这样的：“如果我驾着这潇洒的两座车溜走，怎么样？我预先拿了现金，一切就不会再有事儿了。我将让他相信我会去做他希望我做的，溜得远远的就是了。他不能报警，他将不得不保持沉默。而我在自己的车里——”

我打断了这些自得其乐的思想。

“嗯，菲利克斯，伟大的时刻来到了。你换上衣服，独个儿待在车里，在林子里。半小时以后，天会黑下来；没有人会来打扰你。你将在这儿过夜——你将穿上我的大衣——那会多么舒适而厚实——啊，我是这么想的；另外，车里也暖和，你完全可以睡着；天一亮——但我们还是以后再讨论那个吧；让我给你的容貌来个必要的整理，否则在天黑以前我们不可能做完。首先，你必须刮胡子。”

“刮胡子？”菲利克斯在我说完后以一种傻乎乎的惊讶重复说。“怎么刮？我没带刀片，我真想不出一个人怎么在森林里找到可以刮胡子的玩意儿，除了石头之外。”

“为什么是石头？像你这样的傻瓜脑袋应该用斧头来理一理。但我已预先想到了，我带了刮胡子的工具，我亲自来刮。”

“哈，那真是太可笑了，”他笑了起来。“我纳闷你会怎么干。现在，请当心别让你的刀片割了我的喉咙。”

“别害怕，傻瓜蛋，那是安全刀片。那，请……是的，在什么地方坐下来。这儿，如果你愿意的话，坐在汽车踏板上。”

他卸下背包后坐了下来。我拿出我的小包，将刮脸的家什放在车的踏板上。得赶紧点儿了：白天很快就要消逝，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闷。多静谧啊……那安静似乎是那些凝然不动的灌木树丛，那些直挺挺的树干，那些地上这里那里毫无光彩的雪堆固有的内在的东西，与它们浑然不可分割。

我脱掉大衣，这样干活可以自由些。菲利克斯好奇地瞧着安全刀片的锋利的刃口和银色的把。然后他审视了剃须刷子；将它按在脸上瞧瞧它的柔软度；剃须刷子的毛让人感到非常舒适：我花了十七马克五十分买的。昂贵的剃须膏管也让他感到非常新奇。

“来，让我们开始吧，”我说。“修脸，挥手。请侧着一点儿坐，否则我没法给你刮脸。”

我抓了一把雪，用安全刀刮了一片拳曲的肥皂掺进雪里去，用剃须刷子猛打，然后将这冷冰冰的肥皂泡沫刷在他的唇髭和连鬓胡须上。他做鬼脸，斜眼瞅我；有一小点儿肥皂泡沫灌进了他的鼻孔：他皱起了鼻子，因为那使他感到痒痒的。

“抬起头，”我说，“再抬高一点。”

我勉强将膝盖磕在踏脚板上，开始刮去他的连鬓胡须；胡须发出咝咝的声音，胡须和肥皂泡沫混在一块儿的味儿让人感到恶心；我轻轻地刮他的脸，脸上出现了血迹。当我刮他的唇髭时，他皱起眉头，那肯定不好受，但他很勇敢，没吱声：我急急忙忙地刮着，他的胡须很硬，刀片刮起来很费劲。

“有手绢吗？”我问。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块破布来。我用破布小心翼翼地擦去他脸上的血、雪和泡沫。他的腮帮发亮了——灿然一新。他漂漂亮亮地修了面；只是有一处，在靠近耳朵的地方，有一块红色的刀痕，刀痕由鲜红而变成黑色。他拿手心去抚摸一下刚修过的部分。

“等一等，”我说，“还没完。你的眉毛需要修一下：它们比我的厚了一点。”

我取出剪子，利索地剪去了一些眉毛。

“现在好了。当你换了衬衣后，我将梳理一下你的头发。”

“你将把你的衬衣给我吗？”他问，故意摸了一下我的绸衬衣的领子。

“喂，你的手指甲不太干净！”我快活地喊道。

我给丽迪亚的手指修过好多次了——干这个，我很在行的，我没费多大劲儿便将他的十个粗糙的手指修理整齐了，在修剪的过程中，我将他的手指和我的相比：他的大些，黑些；但没关系，我想，它们会慢慢淡下去的。我从没戴过结婚戒指，所以我只要给他戴上手表便行了。他活动他的手指，将手腕来回转动，非常满意。

“现在，快。让我们换衣服。你脱去所有的衣服，我的朋友，脱得光光的。”

“哼，”菲利克斯嘟嘟囔囔了一声。“太冷了。”

“没关系。只要一分钟就行了。请快一点儿。”

他脱去旧的褐色大衣，将他深色的破破烂烂的绒衣从脑袋上脱出来。绒衣下面的衬衣是一种混浊的绿色，领带也属于同样的材料。他取下业已不成形的鞋子，脱去袜子（一个男人修补过的袜子），光溜溜的脚一踩上寒冬的土地，他便一个劲儿地打起嗝来。与你酷似的人喜欢赤脚：在夏天，在快乐的草地上，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脱去鞋子和袜子；但在冬天，要这样做，也不是一般的快乐——也许会回忆起童年或类似的事情。

我无动于衷地站着，解着领带，不断地留意瞧着菲利克斯。

“快脱，快脱，”我喊道，我注意到他的速度缓下来了。

当他将裤子从他白白的光溜的大腿上脱下时，有一点儿羞涩。最后，他脱去衬衣。在这凛冽的森林中，在我的面前，站着一个赤裸的男子。

我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脱去衣服，简直像弗莱戈利[1]在玩魔术噱头一样地快，利索地将衬衣和短裤外面的衣物扔给他，当他费劲地将它们穿上时，我从西服口袋里将钱啦、烟盒啦、胸针啦、枪啦我放进去的几样东西拿出来，将它们塞进有一点儿紧的裤子口袋里，这裤子我是以杂耍大师般的迅捷穿上的。虽然他的绒衣还相当暖和，但我仍然保留我的围巾，由于我最近瘦了，他的大衣完全合适。我应该请他抽支烟吗？不，那样的话，趣味就太低下了。

菲利克斯这时已经穿好了我的衬衣和短裤；他仍赤着脚，我给他袜子和袜带，但我突然注意到他的脚指甲也需要修剪一下……他将脚放在汽车踏板上，我们有点匆匆忙忙地修了一下脚。这些丑陋的黑脚指甲剪下时砰然有声，蹦得很远，近来在梦中我经常看到它们非常明显地抛洒在地上。我真担心他穿着衬衣长久地站着会感冒。他就像莫泊桑小说中不洗澡的浪子一样用雪洗脚，穿上袜子，也没去管一只袜上的洞眼。

“快，快，”我不断地重复道。“天很快就要黑了，我该走了。明白吗。我已经穿好了。天，这鞋多大！你的帽子呢？啊，在这儿，谢谢。”

他系上了裤带。靠着鞋拔的帮助，他将脚塞进了我的黑色鹿皮皮鞋中。我帮他套上鞋罩，打上紫色领带。最后，我小心翼翼地拿上他的木梳，将他油光光的头发从眉头和鬓角往后梳理。

现在他准备好了。他，酷似我的人，穿着我的宁静的深灰色西服，站在我面前。他瞧了自己一眼，傻乎乎地笑了一下。摸了摸口袋。摸到打火机，很高兴。将一些小玩意儿换了个地方，打开钱袋。空空如也。

“你预先答应给我钱的，”菲利克斯哄着说。

“是的，”我答道，将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扬一扬一把钞票。“在这儿。我会数出给你的一个数，马上就给你。这鞋怎么样，合脚吗？”

“不合，”菲利克斯说。“疼死了。不管怎么样，我会熬着的。我想我晚上可以将它们脱掉吧。我明天将车开到哪儿去？”

“现在就开，现在就开……我要把事情说清楚。瞧，这地方要打扫干净……你到处扔破布……你那袋里装着什么？”

“我就像一只蜗牛，将我的房子背在背上，”菲利克斯说。“你要拿这个袋吗？里面有半根香肠。想吃点儿吗？”

“以后再吃吧。将所有这些东西放进去，好吗？那鞋拔也放进去。还有那剪子。好极了。现在穿上我的大衣，让我们来瞧瞧你能否装得像我。”

“你不会忘了给钱吧？”他问。

“我一直在告诉你我不会忘。别傻帽了。我们就要将一切都做好了。现金在这儿，在我口袋里——确切地说，在你原来的口袋里。现在，请打起精神来。”

他穿上了我漂亮的驼毛大衣，（特别地小心翼翼地）戴上我优雅的帽子。然后，最后的一件事：黄色的手套。

“好极了。走几步。看看一切对你合不合适。”

他往我这儿走来，一会儿手插在口袋里，一会儿又将手抽出来。

当他走近时，他挺了挺肩膀，假装摆出一副纨绔子弟的架子来。

“就这样了吗，就这样了吗，”我不断地大声说。“等一等，让我彻底地想一想——是的，似乎一切都做好了……现在转过身来，我想看看后背的形象——”

他转过身来，我往他肩膀中间开了一枪。

我记得许多事情：那枪口的青烟，袅袅盘绕在半空中，形成一个透明的圈儿，然后便缓缓地消散了；菲利克斯摔倒的样子；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摔下去的；起先，他刚做完一个还表现出生命的动作，几乎是一个完全的转身动作；我想，他希冀在我面前开玩笑地摇摆一下，仿佛是在一面镜子跟前；结果，这自然地结束了他的蠢行，他（这时已经被穿透了）来面对我，张开双手，仿佛在问：“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没有得到回答，慢慢地往后倒去。是的，我记得所有这一切；我也记得当他开始变硬，开始颤动时，他在雪地上发出的拖曳的声音，仿佛这新衣服使他感到不舒服似的；他很快就僵硬了，只有地球的自转能让人感到，帽子静静地离开了他的脑袋，掉在后面，张开它的大嘴，仿佛在跟它的主人说“再见”（或者，让人回想起那陈腐的句子：“所有在场的都露出了他们的脑袋”）。是的，我记得所有这一切，但有一件事记忆忘了：那枪声。是的，在我的耳际一直响着那歌吟。枪声追逐着我，爬在我身上，在我的嘴唇上颤抖。我穿过这声幕，走到尸体旁，贪婪地望着它。

人一生中会遇到神秘的时刻，那就是其中之一。像一位作家读他的作品读了一千次，掂量、探讨每一个音节，最终还是不能决定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词是否妥帖，我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但其中肯定存在着造物主的秘密；造物主是不可能犯错的。在那时，当所有需要的面容都安排好，并冻上了，我们是如此相像，谁也说不好到底是谁被杀了，是我还是他。当我在瞧着的当儿，在风中摇曳的森林渐渐黑了，我面前的那张脸缓缓消融了，越来越凝静不动了，我似乎在一座死水的池中瞧着自己的形象。

我怕玷污自己，没有去碰尸体；也不敢去瞧他是否真正死了；我本能地知道他是死了，我的子弹精确地沿着那由意志和眼力刻画出来的短短的将空气隔绝的线射将出去的。老默里先生将手插在裤子里喊道，得赶紧了，得赶紧了。我们别模仿他。我迅捷地仔细地瞧了一下我的周围。除了手枪之外，菲利克斯将所有的东西都放进了包里；但我仍然有足够的沉着检查一番确定他没落下任何东西；我甚至擦拭了一下在那儿给他剪指甲的踏脚板，我曾经将木梳踩进了地里去，现在决定将它挖出来，以后再扔。然后我做了我早就盘算要做的：我本来把车停在一个长着树的缓坡上，头朝大路；现在我将小伊卡勒斯往前开了几码，这样有人可以在早晨从公路上就能看见它，就有可能让人发现我的尸体。

夜色很快降临了。耳中的鼓噪几乎安静下来了。我钻进森林，又走到离尸体不远的地方；但我没有停下来——只是拿起包，我在湖周围毫无畏惧地大踏步地走起来，仿佛我穿的并不是这样死沉死沉的鞋，我在这魔鬼般的薄暮中，在这魔鬼般的雪地里一直走下去，从不离开森林……我对方位了解得多么透彻，多么精确，在夏季，当我研究通往埃肯伯格的路时，我多么生动地预见了这一切！

我及时地抵达车站。十分钟以后，感谢幻觉的帮助，我希冀乘的火车来了。我花了半夜的时间坐在一辆丁零当啷、摇摇晃晃的火车三等车厢的硬座上，在我的旁边坐着两个年迈的人，他们在打扑克，他们打的扑克十分奇特：扑克牌很大，红的和绿的，有橡子和蜜蜂窝。半夜以后，我不得不换车了；几小时以后，我坐在西行的车里了；早晨，我又换了车，这次是快车。在那时，我才在僻静的厕所里打开背包看看里面放了些什么。除了最近塞进去的东西（包括沾了血迹的手帕），我发现几件衬衣，一根香肠，两只大苹果，一只皮鞋底，一只女士钱袋里有五马克，一本护照；以及我写给菲利克斯的信。我在厕所里当场就将苹果和香肠吃了；我将信放进我的口袋，以极大的兴趣审视了一番护照。护照仍保存得很好。他到过蒙斯[2]和梅斯[3]。奇怪极了，他照片上的脸和我的不太像；当然，那可以很容易地说成是我的照片——不过，那给我一个奇怪的印象，我记得我想到过那就是为什么他很少意识到我们的相像性：他从镜子里瞧他自己，也就是说，从右到左，而不是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按阳光光线的走向来瞧。关于个人特点的官方的简短描述并不与我自己的护照（留在家里了）中的描述相吻合，这一事实完全揭示了人的愚蠢、粗枝大叶和感觉的迟钝。这当然是小事，但具有典型的意义。在“职业”栏下，他竟然被称为“音乐家”，这个笨蛋，他当然拉拉小提琴啦，就像俄罗斯那些装腔作势的男仆在夏日的夜晚会弹一下吉他一样，于是，我也成了音乐家了。这天稍晚些时候，在一座边界小镇，我买了一只手提箱，一件大衣，等等，同时将背包和手枪都扔掉了——不，我不会说我怎么处置它们的：闭嘴，莱茵河水！这样，一个穿着廉价的黑大衣、很久没有修脸的绅士到了安全边界的一边，往南方去了。﻿

[1] Leopoldo Fregoli（1867——1936），意大利魔术师。

[2] Mons，比利时西南城市。

[3] Metz，法国东北部城市。

▇

自从童年，我就热爱紫罗兰和音乐。我出生在茨维考[1]。我父亲是一个补鞋匠，母亲是一个洗衣妇。她一发火就用捷克话骂我。我的童年阴郁而寡欢。我一经成年，便开始四处流浪。我拉小提琴。我是一个左撇子。脸蛋么——椭圆形。未婚；给我介绍个为人诚挚的老婆吧。我觉得这次战争非常野蛮；不过，战争终究过去了，就像一切都消逝了一样。每个老鼠都有自己的窝……我喜欢松鼠和麻雀。捷克啤酒便宜些。啊，要是一个人能穿上铁匠打的铁鞋，该多好呀——多么节省！所有国家的部长都被贿赂了，所有的诗尽是废话。一天，在一个集市上，我见到一对双胞胎；他们答应给你一个奖，如果你能辨认他们两人，红发的弗立兹猛揍其中一个双胞胎，把他耳朵打肿了——那就是不同点！天啊，我们笑得多厉害！殴打，偷窃，屠杀，一切是好是坏，全在于处境。

只要钱到我的手里，我就用；你拿到的就是你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你的或他的钱；你在硬币上又没见什么签名写在那儿：比如，属于穆勒什么的。我喜欢金钱。我一直希冀找到一个忠诚的朋友；我们在一起玩音乐，他会将他的房子和果园遗赠给我。金钱啊，亲爱的金钱。亲爱的小钱。亲爱的大钱。我到处闲逛；到处找活儿。一天，我碰到一个穿戴潇洒的家伙，他老是说他酷似我。废话，他一点儿也不像我。但我不跟他争辩，他有钱，和有钱人做铁哥儿们也会变得有钱。他希望我替代他开车，好让他去解决一桩金钱上的麻烦事。我杀了这骗子，抢劫了他。他躺在森林里，地上覆盖着雪，乌鸦在哀鸣，松鼠在跳跃。我喜欢松鼠。那可怜的穿戴优雅的先生躺在地上，死了，离他的车不远。我能开车。我喜欢紫罗兰和音乐。我出生在茨维考。我父亲是一个秃顶的戴眼镜的补鞋匠，母亲是一个洗衣妇，双手红红的。当她愤怒时——

又重新写上一遍，加上一些新的荒唐的细节……这样，由一个映现出来的形象来申诉一切。并不是我要在异国的土地上寻求一个避难所，也不是我要蓄胡须，而是菲利克斯，杀我的人要这样做。啊，要是我了解他就好了，经过多年的亲密接触，我应该觉得躲在我继承的灵魂的寓所里是有趣的。我应该了解他灵魂里的每一条缝隙；所有通往过去的走廊；这样，我就能享用它的一切设施。但我只是非常匆忙地审视了一下菲利克斯的灵魂，我只是粗略地知道他的性格，两三件偶然知晓的脾性而已。我应该练着用左手来做事情吗？

不管这样的感觉是多么糟糕，还多多少少可以对付。但，比方说，要忘记当我让他准备好挨我的子弹时，他，一个软蛋，是如何顺从我的要求，却是非常困难的。那些冰冷的百依百顺的爪子！回忆起他是如此地听话，真让我觉得困惑。他的脚指甲是如此坚硬，我的剪子几乎不能一下子就咬住它们，修剪下来的脚指甲绕在剪子的刀口上，就像打开玉米牛肉罐头时那锯齿形金属皮将开罐的刀包住一样。一个人的意志果真这么强大，能将另一个人变成一个傀儡？我真的给他修脸了吗？简直不可思议！是的，当我回忆一切时，最让我难受的是菲利克斯的顺从，那可笑的、不假思索的、自动的顺从。但，正如我说过的，我摆脱了这种情绪。更糟糕的是我无法忍受镜子。事实上，我蓄留胡须是想将我与我自己显得不同，而不是想将我与其他人显得不同。可怕的事——过分的想像力。所以，就很容易理解像我这样异常敏感的人因为一面黑暗的镜子里的映象，或者因为他自己的影子死在他的脚旁，und so weiter[2]这样琐碎的小事而陷入糟糕的境地。停，你们这些人——我像一个德国警察一样举起硕大的白皙的手掌，停！不要有任何怜悯的叹息，人们，不要。不要怜悯！我不接受你们的任何同情；在你们中间一定会有一些人怜悯我——怜悯一个像我这样的被误解的诗人。“雾霭，氤氲……在雾霭中有一丝琴声在颤抖。”不，那不是诗，那是从老达斯蒂[3]伟大的作品《犯罪与堕落》[4]里摘来的。对不起：Schuld und SŸhne[5]德国版本）。在我这方面来说，悔恨是不可能的：即使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不被理解，不被接受，他也不会悔恨的。至于那保险费——

我知道，我知道：对小说家来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错误，即在叙述故事的整个过程中——就我记得的而言——我很少注意到我的主要动机；贪得无厌。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安排了一个与我酷似的人的死亡，在这么做的时候，我所追求的目的显得如此有所保留和含糊其辞。奇异的疑惑向我袭来：难道我真的这么、这么在意赚钱吗，难道我真的那么希冀得到那笔尚未确定数目的钱吗（就钱而言，值一条人命的数；对他的消失的合理补偿），或者，根本就是另一回事儿，仅仅是记忆而已？对于我来说，不可能写成另外的样子（始终诚实），并给与在奥洛维乌斯书房里的谈话以任何特殊的含意。（我描写那书房了吗？）

我还想说一下与我死后的情绪有关的另一件事：虽然在我的灵魂深处对于我的作品的完美性没有任何疑虑，相信在那黑白森林里躺着一个酷似我的死人，然而，作为一个新的天才，对声誉仍然非常陌生，但却充满了自我克制和自豪，我希望——简直到了令人痛苦的程度——写出一部杰作来（三月九日在一片阴霾的森林中完稿并签字），让人们赞赏，或者说，可以骗骗世人——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欺骗——而获得成功；至于说保险公司支付的稿费，暂且这么说吧，在我的心目中占据次要的位置。哦，是的，我是一位纯粹的浪漫小说艺术家。

正如诗人吟唱的，失去了，事后会觉得更为珍贵。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丽迪亚终于和我在国外见面了；我到她住的旅馆去见她。“别这么撒野，”当她正要扑到我的怀里时，我严肃地警告道。“记住，我的名字叫菲利克斯，我只是你的一个相识的朋友。”她穿着寡妇的丧服很自在，就像我的艺术蝴蝶结领带和修剪得齐整的胡须适合我一样。她开始说……是的，一切如预料的那样毫无瑕疵地进行着。当牧师在火化仪式上以职业的颤抖的腔调说起我时，她看来非常真诚地哭泣了，“……这个人，这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人，他——”我告诉她我未来的计划，很快便开始追求她了。

现在我和我的小寡妇结婚了；我们住在一个安谧的风光旖旎地方的一座农舍里。我们在那能望见下面蓝色海湾的小巧玲珑的爱神木园子里度着漫长而慵懒的时光，经常谈起我那可怜的死了的弟弟。我不断地告诉她我弟弟生活中新的趣闻。“命运，kismet[6]，”丽迪亚叹了口气说。“至少现在，他在天国会因为我们的幸福而感到慰藉。”

是的，丽迪亚和我在一起很幸福；她不再需要任何别人了。“我多么高兴，”她有时说，“我们终于摆脱掉阿德利安了。我总是可怜他，花很多时间和他在一起，但实际上，我真受不了这个人。我纳闷他现在在哪儿。也许喝得个半死，可怜的人儿。这也是命运！”

在上午，我阅读和写作；也许很快就要用我的新名字发表一两部小玩意儿了；一位住在附近的俄罗斯作家高度赞赏我的风格和生动的想像力。

丽迪亚偶然会收到奥洛维乌斯的短笺——比方说，新年的祝贺啦。他总是请她向她的丈夫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他没能有认识她丈夫的愉悦，很可能这时他想：“啊，这个寡妇这么容易被安慰。可怜的赫尔曼·卡洛维奇！”

你感受到结尾的味道了吗？我是按照经典的方法来炮制一个结尾的。书中的人物都描述了一番，可以结束故事了；在结束故事时，他们存在的延续性要正确地，但也是最后地，加以描写，和原先描述的他们各自的生活相吻合；同时，也允许有一点儿调侃的笔调——讽喻一番人生的保守性。

丽迪亚还是像原先一样易忘，不利索……

留给结尾的最后部分，pourl a bonne bouche[7]，是一件令人好笑的东西，很可能和在小说的最初部分中一闪而过的一件很不起眼的物品有关：

你仍然可以在他们卧房的墙上看到那幅彩色粉笔肖像画，和往常一样，赫尔曼每瞧它一眼，就会哈哈大笑，就会诅咒。

完。再见，老屠格涅夫！再见，达斯蒂！

梦幻，梦幻……相当陈腐的梦幻。不过，谁在意？……

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故事吧。让我们更好地控制自己吧。让我们省略掉旅程中某些细节吧。我记得当我抵达匹格南，几乎快到西班牙边境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一份德国报纸；我确实找到了一些报纸，但都还没有报道这次事件。

我在一家二流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一个偌大的房间，石头地，墙像硬纸板，墙上似乎画着赭褐色的通向隔壁的门，一面穿衣镜，穿衣镜只反射一个映象。寒冷极了；也算是壁炉的那玩意儿，压根儿不供热，比舞台的布景装置好不了多少，当女仆抱来的柴片烧完了，房间似乎更冷冽了。我在那儿度过的夜晚充斥了最荒唐最让人精疲力竭的幻景；清晨，我浑身感到黏糊糊的，像针刺一样，我走进了狭窄的街道，呼吸那令人恶心的浓烈的气味，完全淹没在南方市场拥挤的人群中了，看来很清楚，我不能再待在那镇上了。

我浑身不停地打颤，脑袋发涨，前往syndicat dÕinitiative[8]，在那儿一个能说会道的人给我介绍了附近几个避暑胜地：我喜欢既舒适而又偏僻的，薄暮，当一辆公共汽车将我放在一个我选择的地址时，我感到很惊讶一切都如我想要的一样。

在栓皮槠树丛中立着一栋看上去相当不错的旅馆，与世隔绝，孤零零的，大部分的百叶窗关闭着（只有在夏季才是旺季）。从西班牙吹来的强劲的风吹拂着含羞草的绒球。在一个让人想起小教堂的楼里，一个有治疗效益的喷泉在喷着泉水，在它红色的阴暗的窗户角上挂着蛛网。

几乎没人住在那儿。那儿有一个医生，他是旅馆的灵魂和公共餐桌的主管：他坐在公共餐桌的上方，净他一个人说着话儿；一个穿着羊驼毛大衣、嘴像鹦鹉喙一样的老头儿，不断地哼唧着，当他的脚轻轻地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时，机灵的女佣便送上他在邻近溪里钓的鳟鱼来；一对庸俗的年轻夫妇从马达加斯加来到这里；一个矮小的穿细纹棉布gorgerette[9]的老女人，她是学校老师；一个带着一大家子的珠宝商；一个过于讲究的年轻人，开始时自称为子爵夫人，后来为伯爵夫人，最后（到我写此书的时候）为侯爵夫人——全在于医生的怂恿（他竭其所能增加旅馆的名声）。让我们也别忘了那个从巴黎来的一脸悲哀的掮客，一个享有专利的火腿肉的代理商；也别忘了那粗壮的神父，他不断地嚼舌头，唠叨附近一家修道院的美；说得更文雅一点，他会噘起他肥肥的嘴唇，像是要给情人一个吻似的。我想，这就是旅馆全部的住客。眉毛浓重的经理反背着手站在门旁，带着阴险的眼神注视着按礼节程序进行的晚餐。屋外狂风怒号。

这些新的印象对我颇有好处。菜肴很好。我的房间向阳，从窗户可以远眺有趣的景色，风狂吹着它刮倒的橄榄树的几件衬裙。在远处，在蓝湛湛的天际，呈现红紫色的宝塔糖似的山影，极像富士山。我很少到外面去：那使我害怕，我脑中的轰鸣，永远不停的撞击声，让人睁不开眼的三月的风，那要人命的山间的气流。但，不管怎么样，我第二天还是进了城去买报纸，报纸上仍然没有报道这件事，由于这种延宕让我觉得简直受不了，我决定过几天再说。

在公共餐桌上我虽然尽力回答所有的提问，我给人的印象恐怕还是粗鲁的，不善交际的；医生劝我在饭后到沙龙去，我没去，那沙龙既窄小又闷热，有一架变了调儿的竖式小钢琴，丝绒手扶椅和一张圆桌子，上面胡乱放满了旅游广告。医生蓄山羊须，一对水灵灵的蓝眼睛，一个圆圆的小肚子。他吃饭的样子既冷漠而又令人生厌。吃水煮荷包蛋时，他用面包皮对着蛋黄偷偷地那么一转，蛋黄便整个儿地落在面包皮上了，就着满满一口唾液，塞进了他那潮湿的粉红的嘴里。在一道荤菜后，他用他那沾满卤汁的手指从别人的盘子里将骨头都收集起来，包好，塞进他鼓鼓囊囊的大衣口袋里；他这样做，显然希望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怪癖的人看待：“CÕest pour les pauvres chiens[10]，”他会说（现在仍然这么说），“畜牲比人要好”——这一说法引起了（还在引起）激烈的辩论，神父变得格外激动。医生得知我是一个德国人和音乐家后，似乎相当高兴；从他望我的眼神中，我看得出来不是我的脸（我的脸正由于缺乏修刮而开始长出胡子来）引起兴趣，而是我的国籍和职业，医生从我的国籍和职业看到对旅馆声誉有利的东西。他会在楼梯上，在长长的雪白的过道上，强拉我跟他聊天，他会没完没了地饶舌，一会儿说销售火腿的经纪人怎么差劲，一会儿说神父不能容忍别人怎么让他感到痛心。虽然这多少让我分了一点儿心，但还是让我的神经受不了。

当夜幕降临，院子里惟一的一盏灯将树枝的影子投进我的房间，我广袤空洞的灵魂里充斥了令人乏味的可怖的困惑。哦，不，我从来没有惧怕过尸体，就像破损的摔坏的玩物不会让我感到惊骇一样。在挥之不去的回忆中，我惧怕的是我会精神崩溃，不能坚持到我必须达到的那不同凡响的、十分幸福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的时刻；艺术家胜利的时刻；那令人骄傲的、拯救人的、祝福的时刻：我画的肖像画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抑或是一个可怜的彻底的失败？

我待在那儿的第六天，大风狂号，旅馆简直像是一只暴风雨中在海上飘摇的船：窗户乒乒乓乓地响，墙体吱吱嘎嘎；浓密的绿色树丛被刮弯向一边，树叶发出飒飒的响声，陡然间，又折回向前，鞭打着房子。我曾试图到花园里去，但不得不马上弓下身来，帽子还能被抓住真是奇迹，我只好又回到了房间里。站在窗前，在这一切的混乱和乒乓作响之中，我没有听见开饭的锣声，当我下楼去吃午饭，坐上我的座位时，已经是第三道菜了——番茄酱杂碎，口味很一般——但是医生喜欢的菜肴。开始我并没在意他们谈论什么，由医生在驾轻就熟地引导着话题，但突然间我注意到所有的人在望着我。

“Et vous[11]——你，”医生对我说，“你对这件事是什么看法？”

“什么事？”

“我们在谈论，”医生说，“一起谋杀事件，chez vous[12]，在德国。这个人简直是畜牲，”他继续说下去，希冀会有一个有趣的谈话，“保了寿险，却要了另一个人的命——”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突然举起手，说：“喂，够了，”放下手，捏紧了拳头，我往桌子砰一下砸去，桌上的银制餐巾套环跳将了起来，我大声吼道，我自己也认不得我的声音了：“住嘴！住嘴！你们怎么敢这样，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说？这么侮辱人——不，我受不了！你们怎么敢侮辱——我的国家，我的人民……闭嘴！闭嘴，”我更加大声地喊道：“你们！……敢于当着我的面说德国——闭嘴！”

他们全沉默不语了好长时间——自从我的拳头砸了桌子起，银制餐巾套环便开始滚动起来了。它一直滚到桌子的一端；珠宝商最小的儿子小心翼翼地抓住了它。绝对美妙的静寂。我相信甚至风也停止砰然作响了。医生拿着刀叉，凝然不动了：一只苍蝇停栖在他的前额。我感到喉咙一阵抽搐；我扔下餐巾，走出了餐厅，每一张脸都自然而然地凝望着我离去。

我在大步走时，在大厅停也没停便随手抓了一份摊放在桌上的报纸，一回到房间便爬到床上去。我浑身颤抖，越来越厉害的抽噎让我感到窒息，愤懑使我痉挛不已；我的手指关节上不知怎么沾上了番茄酱。当我读报时，我仍然有余暇告诉自己这全是胡说八道，只是偶然的巧合而已——法国人怎么可能听说这事儿呢，但在一瞥之中，我的名字，我以前的名字映入了眼帘……

我已不很清晰地记得我从这份报纸上了解了什么：从那之后，我阅读了成堆的报纸，它们杂乱地堆积在我的心田上；它们现在躺在什么地方，我也没时间去整理它们。不过，我清晰地记得我立刻抓住了两个事实：首先，谋杀者的身份已经知道了，第二，受害者的身份不明。报道并不是一位特派记者写的，而是可能根据德国报纸的报道摘编的，有些事实报道得不仅粗枝大叶，而且非常傲慢，介于政治性争论和鹦鹉学舌之间。报道的语气使我难以形容地震惊：关于我的报道是如此地不合适，如此地不可思议，以至于有一阵我甚至想它提到的人也许和我仅仅同名而已；因为在报道一个笨蛋将整个一家子宰了的消息里用的也是这样的笔调。我猜想这可能是国际警察使用的一种策略；一种愚笨的想吓唬我的企图，让我狼狈；但是，在我还没明白这个道理时，我最初处于一种疯狂的惊骇之中，眼前净跳动着火星，总是在幻想中见到那专栏的文字——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将报纸塞进床底下，说：“请进。”

是医生。他嘴里正在咀嚼什么。

“Ecoutez[13]，”他说，几乎没有跨过门槛，“有一点儿误会。你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思。我想——”

“出去！”我吼道，“滚出去！”

他脸色顿时变了，没有关门便走了。我跳将起来，砰然猛一下子将门关上。我从床底下将报纸拖了出来，但我再也找不到我刚才读的东西了。我从头到尾找了一遍：什么也没有！我有否可能幻想读了它呢？我开始再在一页一页报纸中寻找；当一样东西掉了，无法寻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自然的规律为这种寻觅提供一种逻辑，而且一切又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地无形无踪而任意，这无疑是一场噩梦。是的，在报纸里没有任何关于我的报道。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一定是处于十分可怕的盲目激动的状态中，几秒钟后，我发现那是一份德文的旧报纸，而不是我刚才读的巴黎出的报纸。我又钻进床底下，把那份报纸拿出来，重读了这则措词繁琐的，甚至是诽谤性的报道。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那么震惊——因为我觉得受到了侮辱：报道没一个字提到我们的相像性；不仅对我们的相像性没有任何评说（比方，它们至少可以这样说：“是的，一种绝妙的相像性，然而什么什么标志显示那不是他的尸体。”），而且压根儿没有提相像性——这就造成一种印象，那是一个流浪汉，他的外表和我的完全不一样。他的尸体一个晚上也不可能腐烂；他的面容反而会具有一种大理石般的神色，使我们之间的相像性更为突出；即使尸体几天之后发现，让快乐的死亡之神腐蚀它，那它的各个腐烂的阶段也会和我的合拍——该死，恐怕我这么说太轻率了，但我的心情现在也顾不上去寻找文雅的字句了。这故意的对我来说最宝贵和最重要的一切的无知使我觉得是一种极端胆怯的伎俩，在事情一开始，所有的人完全知晓这不是我，根本没有人错认为那尸体是我。这么粗糙草率地讲这个故事本身似乎在显示一种我永远、永远不可能犯的疏忽；不过，总是有恶棍隐藏起嘴来，将猪样的鼻子移开，沉默着，浑身颤抖，在暗暗地乐，是的，一种复仇的快乐；是的，复仇的，在嘲笑着，真叫人受不了——

又有人来敲门了；我猛一下弹跳起来，喘着气。医生和经理出现了。“Voil^[14]，”医生用一种深深受伤的口吻对经理说，手指着我。“那儿——这位先生不仅为我从未说的话而生气，而且还侮辱我，不听我的解释，非常粗鲁。请你跟他谈一谈。对这种脾气我真不习惯。”

“Ilfaut sÕexplique[15]——你必须说清楚，”经理恶毒地凝视着我说。“我可以肯定那位先生——”

“滚蛋！”我吼道，蹬着脚。“你们对我做的这一切——真叫我受不了——你们敢这么侮辱我，对我报仇——我要求，听见了吗，我要求——”医生和经理两人都举起了手心，脚伸得直直的，在我周围顺时针方向昂视阔步转起圈来，嘴里嘟嘟囔囔对我说着话，越来越近地向我盛气凌人地走来；我再也受不了了，激愤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却是想哭，突然（让想要打赢的人去打赢吧）我扑在床上，剧烈地抽泣起来。

“神经，神经问题，”医生说，神奇般地缓和了下来。

经理微微一笑，离开了房间，非常轻地关上了门。医生给我倒了一杯水，说要给我拿镇静剂来，抚摸着我的肩头；我还在抽泣，但对自己的状况非常清醒，怀着冷冷的嘲弄明白这会给我带来的羞耻，同时，我又感受到这种达斯蒂－达斯蒂的神经质的魅力，隐隐约约感受到某种对我有利的东西，我便继续捶胸顿足，当我用医生给我的带着肉味儿的偌大的肮脏的手帕擦腮帮时，他轻轻地拍拍我，安慰地喃喃地说：

“只是一个误会！Moi，qui dis toujour[16]…我经常说我们受够了战争……你有你的缺陷，我们有我们的缺陷。把政治忘了吧。你根本没有理解我们说的话。我只是问你怎么看那件谋杀案的……”

“什么谋杀案？”我一面抽泣一面问。

“哦，une sale affaire[17]——一件糟透了的案子：和一个人换了衣服，杀了他。但请宽心，我的朋友，不仅在德国有谋杀，我们也有我们的兰德罗斯，感谢老天，所以，不光是你们国家有谋杀。Calmezvous[18]，都是神经问题，当地的水对神经特别有益处——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对胃有益处，ce qui revient au m me，dÕailleurs[19]。”

他又继续拍了我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我把手帕还给了他，并谢谢他。

“知道吗？”当他站在门道里时，他说。“那小伯爵夫人对你着迷了。所以，你今晚应该给我们演奏钢琴。”（他用手指模仿颤音的样子）“我相信，你会让她跟你上床的。”

他实际上已经在过道上了，但突然改变了主意，走了回来。

“在我青春嬉闹的岁月里，”他说，“我们学生想寻欢作乐，我们中最冒渎的家伙喝得特别醉，当他神志无知时，我们给他穿上牧师的黑衣法袍，将他脑袋剃上一圈，半夜去敲一个修道院的门，一个修女来开门，我们中一人对她说：‘Ah，ma sÏur，voyez dans quel triste Žtat sÕest mis ce pauvre abbŽ[20]——瞧这个可怜的牧师的样子！收下他吧，在你们的房中让他从醉酒中睡醒过来吧。’想想看，修女们收下了他。我们笑得个半死！”医生蹲下点儿大腿，拍拍它们。我突然想到，天晓得也许他说所有这些（伪装他自己……使别人以为他是另一个人）是怀着一个秘密的企图，也许有人派他来监视……我重又充满了愤懑，但一瞧他那傻乎乎因微笑而显现出来的皱纹，我便控制住了自己，假装大笑；他非常满足地挥挥手，终于，终于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了。

尽管和拉斯柯尔尼科夫[21]奇异地相像——不，那是错误的。删去。下面该写什么呢？是的，我决定我该做的第一件事是获得尽可能多的报纸。我奔下楼去。在一级楼梯上，我遇到了肥胖的牧师，他以怜悯的眼光瞧我：从他油光光的微笑中，我可以看出医生已经将我们的和解告诉了所有人。

一走进院子，我立刻被风震慑了；但我没有后退，而是急切地往大门走去，公共汽车出现了，我打手势，爬了上去，我们从坡上冲将下去，屁股后面卷起一溜疯狂飞扬的白色尘土。在城里，我买了几份德国日报，并利用这个机会到邮电局去了一次。没有我的信，同时我发现报纸上充斥了新闻，太多的新闻，唉……今天，在一整个星期的文学写作之后，我平静了下来，心中只感到一种轻蔑，但那时，报纸那种冰冷的嘲弄口气简直要让我发疯。

这是我读报后最后摘编的总的情景的描述：三月十日星期日中午，在一座森林里，一位来自科尼格斯道夫的理发师发现了一具尸体。他怎么到那座森林的，那儿甚至在夏天也少有人去，为什么他在夜里才将他的发现告诉世人，仍然是没有解答的谜。接着是那滑稽极了的我想我已经提到过的故事：那辆我故意停在森林边的汽车不见了。地上一系列印着T字形的车辙表明了车牌，而科尼格斯道夫具有惊人记忆力的居民记得看见过一辆蓝色的小型号的钢丝网轮胎的伊卡勒斯，我家附近修车场里那些聪明而可爱的人还加上了有关车的马力和汽缸的信息，他们不仅知道汽车的牌号，而且还知道制造发动机和底盘的厂家。

一般人认为，就在那一刻，我仍然在什么地方开着伊卡勒斯——这当然是相当可笑的了。现在，在我看来，很明显有人从公路上看见了我的车，没有费多大事儿就私占了它，匆匆忙忙中也没有去注意躺在附近的尸体。

与此相反，那注意到尸体的理发师却说附近压根儿没有什么汽车。他是一个可疑的人，那家伙！警察抓他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人们为了小得多的事情而受到斩首的惩罚，但你可以放心这类事儿没有发生，人们根本就没有去怀疑他可能是谋杀者；没有，他们马上毫无保留地、以冷酷无情的果断就说是我了，仿佛他们快乐地急切地要判我的罪，仿佛那是一种复仇，仿佛我早就得罪了他们，他们早就急于想惩罚我了。他们不仅奇怪地、草率地、想当然地判断死者不可能是我；他们不仅看不到我们的相像性，而且，他们预先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人们不愿看见他们讨厌看见的东西），警方感到十分惊讶，并且作出了一个出色的逻辑推理：我竟然给一个跟我毫不相像的人穿上我的衣服来欺瞒世人。这种推理的愚蠢性和悍然的不公正性真是可笑得很。他们下一步便是推测我可能心理上弱智；甚至于推想我可能是疯子，有几个认识我的人肯定了这一推想——其中就有那笨蛋奥洛维乌斯（我纳闷其他人是谁呢），他的证词就说我经常给自己写信（真想不到）。

警察感到绝对迷惑不解的是受害者（报界特别喜欢用“受害者”这个词）怎么会穿上我的衣服，或者说得更完美一点，我是怎么强迫一个活人不仅穿上我的西服，而且穿上我的袜子和鞋，那鞋对他来说太小了，理应感到很疼的——（嗯，关于给他穿鞋，我可以在事后给他穿上，聪明的家伙！）

他们认为这不是我的尸体的做法跟一位文学评论家的做法一样，他一见一本书的作者不是他所喜欢的，他就下结论这本书没有价值，于是，就在这最初的假设下构筑他想构筑的评论。他们面对菲利克斯跟我酷似的奇迹，却只注意那些细小的相当无关紧要的缺陷，如果人们抱着一种更为深刻的、更为专业的态度来评论我的杰作，就会忽略这些瑕疵，就像一本描写美丽的书是不会因为一个错排或写作时的疏漏而受损一样。他们提到手的粗糙，甚至找到具有巨大意义的老茧，注意到所有四肢的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有人——就我所信而言，此人就是那发现尸体的理发师——请侦探注意，指甲是由一位非常职业的专家修剪的，这对一个专业人员（太可爱了）来说是重要的细节——这应该归咎于他，而不是我！

虽然我竭力想了解丽迪亚在审问时的态度，但还是不能。由于没有人怀疑被谋杀者不是我，她当然成为牵连的对象：这肯定是她的错——她应该懂得既然现在保险赔偿金早已成泡影，用寡妇的眼泪和号哭来顶撞已无济于事。从长远来说，她会精神崩溃的，她永不会对我的无辜产生疑问，总是想拯救我的脑袋，会说出我弟弟的悲剧性故事的；但这也没有用处，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查出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弟弟；而那关于自杀的说法，得，不可能想象官方会相信那扳机牵线技巧的细节。

对于我安全目前最具重要意义的是被谋杀者的身份不明，也不可能知晓。同时，我一直以他的名义在生活，我到处留下了踪迹，所以，一旦发现我——用一下公认的一个名词——将谁的脑袋打开了花，我可能很快便会被追查出来。但要发现也很难，一切都对我够合适的了，我太困顿了，不想再重新筹划一次，再重新行动一次。事实上，我已经以极大的技巧将这一名字变成了我的，他们怎么可能将它从我这儿剥夺去呢？我看上去就像我的名字，先生们，它适合我就像它曾经适合他一样。你们要是再不理解，就是傻瓜了。

至于汽车，它迟早会被发现的——那也帮不了他们多少忙；因为我本来就打算让人们发现它的。多好笑！他们以为我乖乖地坐在驾驶盘前，但事实上，他们将发现一个非常普通、受到极大惊吓的贼。

我还没有提到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的作家、炮制侦探小说的行家和开鲜血淋漓的诊所的歹徒般的江湖医生认为有必要赏给我的那些恐怖的形容词；我也不会去记述精神分析的那号人的正儿八经的争论，这只有写捧场文章的作家才会感兴趣。所有这些胡说八道在一开始就让我感到生气，特别是将我和这个或那个吸血鬼白痴联系在一起，他们曾经帮助提高了书的销售量。比方说，有一个家伙自作聪明地将受害者的脚锯掉一些，因为尸体的长度超过了车主的高度，他最终把汽车连同受害者一起烧了。让他们见鬼去吧！我和他们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另一点让我气极了的是报纸登载了我的护照照片（在这照片中，我真的看上去像一个犯罪分子，跟我压根儿不像，他们如此阴险地将照片修饰了），而不是其他的一张什么照片，比方说，某张我在专心地读一本书的照片——照片是牛奶巧克力色彩的，相当昂贵；还是同一个摄影家，他拍了我另一个姿势的照片，手指放在脑门上，严峻的眼睛从微皱着的眉宇下往上瞧着你：这是德国小说家喜欢采用的姿势。真的，他们本有许多选择的。有许多很好的快照——譬如说，那张拍我在阿德利安地皮上穿着游泳裤的快照。

哦，顺便说一句——几乎忘了这事儿了，警察在仔细调查过程中，察看了每一丛树丛，甚至于挖土搜查，什么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件明显的东西，那就是：一只酒瓶——盛放家酿的伏特加酒的酒瓶。酒瓶自六月一直躺在那儿了：据我记得，我曾经描写过丽迪亚怎么将酒瓶藏起来……真遗憾，我没有也在哪儿埋藏一把俄国巴拉拉伊卡三弦琴，这样可以让他们在碰杯痛饮，在吟唱“Pazhal‡y zhemen-‡h，dara-g測-ah…“”请怜悯我吧，亲爱的……”时去想象一场斯拉夫式的谋杀。

但，够了，够了。所有这一切的混乱都是由于人的惰性、顽固和偏见，不能在与我酷似的人的尸体上认出我来。怀着酸楚与轻蔑的心情，我接受这赤裸裸、未被承认的事实（难道对事实的把握不会由此而受损吗？），但我坚信与我酷似的人是无懈可击的。我没有任何可自责的。我的批评者们在事后将错误——虚假的错误——强加在我的头上，贸然而毫无根据地得出结论，我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并由此而找出细微的漏洞来，其实我自己对这些漏洞早就意识到了，它们对一个艺术家的总的成就是无伤大雅的。我认为，在筹划和执行整个计划的过程中，已经达到技巧潜力的极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完美的结局是定然的；一切都会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而以创造性的本能圆满地完成。正是为了取得认可，拯救我的思想的产物，给它以合法的地位，向全世界解释我的杰作的深刻性，我创作了这个故事。

在细读了最后一张报纸，对一切都有所了解，揉皱并扔掉了它后，我心里充满了一种热烈的冲动，一种紧迫的愿望，去采取一些只有我才能欣赏的步骤；这时，也只是在这种心境下，我坐到桌前，开始写作。假如我对我的文学才能毫无把握，对出色的文学技巧毫无所知——那么起先就是一场如同爬山的艰苦劳作。我喘息，打住，又继续写下去。我的苦功让我精疲力竭，但给我一种奇异的快乐。是的，一种激烈的补赎，一种非人道的中世纪式的清洗；但它证明是有效的。

自从我开始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一整个星期了；我的工作快接近尾声了。我很平静。旅馆里每一个人都对我非常友善；友善的甜蜜。眼下，我在一个靠近窗户的小桌子上单独用膳。医生赞赏我与别人的分离，他在不顾我能听见的情况下对人们解释说，一个神经质的人需要安静，按一般的规律，音乐家总是神经质的人。在用餐时，他经常从公共餐桌的一端越过整个房间跟我说话，推荐一样菜肴，或者开玩笑地问我是否愿意就今天和大伙儿在一起吃饭，而他们都以非常友善的眼神望着我。

但我是多么疲倦，多么困顿。一天接着一天，比方说就前天吧——除了两次短暂的间断之外，我一口气写了十九个小时；难道你以为我在那以后就睡觉吗？不，我不能睡着，我整个身子绷得紧紧的，快要折断了，仿佛我被压在轮子底下一样。现在，当我快要写完我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东西可加的时候，要与这些旧稿纸分手却是极大的痛苦；但我必须与它们分手；在重新审读一遍，修改了之后，我将稿件封进信封，勇敢地寄走了，我想，我随后必须旅行到非洲去，到亚洲去——到哪儿都无所谓——虽然我并不想动，我多么希冀安静。让读者去想象一个生活在别人名下的人的处境吧，这并不是因为他不能获得另一本护照——

[1] Zwickau，德国莱比锡附近城市。

[2] 德文，等等。

[3] Dusty，实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这个单词的发音与俄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两个音节发音相近。

[4] 作家故意在此将书名写错，以表示“我”的一种错乱。

[5] 德文，《罪与罚》。

[6] 土耳其文，天命。

[7] 法文，把好东西留到最后。

[8] 法文，旅游服务处。

[9] 法文，领饰。

[10] 法文，为了可怜的狗。

[11] 法文，你。

[12] 法文，在你的国家。

[13] 法文，听着。

[14] 法文，那儿。

[15] 法文，这得解释一下。

[16] 法文，我经常说。

[17] 法文，一桩卑劣透顶的案子。

[18] 法文，安静下来。

[19] 法文，再说，这是一回事。

[20] 法文，啊，嬷嬷，瞧这个可怜的牧师的样子。

[21] Rascalnikov，《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

我去到一个海拔高一点儿的地方：灾难迫使我变换住处。

我曾经筹划一共写十章——我错了！很奇怪，我记得我多么坚定地、平静地、不顾一切地在第十章将故事结束；但我没有做好——凑巧把最后一段在写到一个跟“喘息”这个词押韵的音节时中断了[1]。女佣匆匆忙忙地跑进来打扫房间，没什么事儿可做，我便下楼到花园去；在花园里，一种天意的温柔的宁静包围着我。开始我对这种宁静还不太在意，我打了个冷颤，陡然间明白了最近肆虐的狂风暴雨安静下来了。

空气是绝妙的，到处飞扬着丝一般的柳絮；甚至常绿的树叶的绿意也想让人看上去焕然一新；半裸的像运动员断头缺肢的雕像一般的栓皮槠闪烁着一种深深的红意。

我漫步在主干道上；在我的右边，黝暗斜坡上的葡萄园里，仍然裸露的新枝以一律相同的方式立在那儿，瞧上去就像匍匐的或弯曲的墓园十字架。眼下，我坐在草地上，越过葡萄园望着金色的覆盖着荆豆的一个小山包，小山包的大部分被茂密的橡树叶遮掩，只露出山顶，望着那深蓝、深蓝的天空，我怀着一种销魂的温柔（也许我的灵魂虽然自惭形秽但本质的特点是温柔）想到一个新的简单的生活开始了，将痛苦的幻想的重负抛在了身后。远处，从旅馆的方向驶来一辆公共汽车，我决定最后让自己快乐一番再读一次柏林报纸。我假装打盹儿（继而假装在梦中微笑），因为我注意到在乘客中有那位销售火腿的掮客；我很快自然而然地睡着了。

在城里得到了我所想要的东西，我只在回到房间后才打开报纸，我怀着一副很好的心情咯咯笑了一下，便坐下开始阅读。我马上哈哈大笑起来：车找到了。

对它的消失是这样解释的：三月十日上午，有三个哥们沿着公路走——一个失业的机械师、我们已经认识了的理发师、理发师的弟弟，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青年——发现在森林的边缘闪烁着一辆汽车散热器的光，便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理发师是一个沉着踏实、遵纪守法的人，他说他们应该等车主来，如果车主不来，就将车开到科尼格斯道夫警察局去，但他的喜欢逗乐的弟弟和机械师却提出了另一个主张。理发师反驳道，他绝不同意那样做；他走进了森林，东看看西找找。他很快就看见了那尸体。他赶快回来，喊叫他的伙伴，但他惊诧地发现他们两人以及汽车都不见了。他在周围走了一会儿，心想他们也许会回来。他们没有回来。临近薄暮时，他下决心将他的“可怕的发现”告诉警察局，但作为一个有爱心的哥哥，他没提汽车的事儿。

据透露，这两个无赖很快便把我的伊卡勒斯搞坏了，将车藏了起来，想就此隐瞒过去，后来又后悔，便自首了。报道说：“在车中有一件物品可以确定被谋杀者的身份。”

起先，我眼睛一溜，读成“谋杀者的身份”，不禁一乐，难道不是在事情发生的最初的当儿便知道我是车的主人吗？但继续读下去便不这么想了。

这句话让我感到不安。有点儿愚蠢的混乱。当然啦，我告诉自己要么那是一件新的发现，要么是一件比可笑的伏特加酒重要不了多少的东西。但它仍然使我忧虑——有好一阵我在心中仔细检查了牵涉到这件事的所有物件（我甚至于还记得他用作手帕的破布和他的令人恶心的木梳），由于在那时我的行动非常精确，我毫无困难地重复回忆一遍，我感到很满意一切都有序而不紊。这就是所要证明的。

但无济于事：我没有安宁……是结束最后一章的时候了，我停止了写作，却走到了外面，漫步到很晚才回来，我疲倦极了，尽管心乱如麻，但睡意很快征服了我。在我的梦中，在一场漫长的寻索之后（幕后——没有在我梦中表现出来），我终于找到了丽迪亚，她一直在躲着我，现在终于冷静地宣布，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她已经获得了遗产，将嫁给另一个男人，“因为，你瞧，”她说，“你死了。”我醒来气愤极了，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被骗了！没有办法！——一个死人怎么能告一个活人呢——是的，没有办法——她了解这一点！我清醒过来，哈哈大笑——骗子的梦有什么可信的。刹那间，我觉得有些事情真是非常讨嫌的，而这些讨嫌的事情任怎么笑一下是排遣不了的，并不与我的梦有什么关系——真正有关系的是昨日那新闻的神秘性：在汽车中发现的物件……我想，那当真既不是一个狡猾的圈套，也不是一场空发现吗；当真已经证明了寻找被谋杀者的姓名是可能的吗，那姓名当真是对的吗。不，有太多的假设了；我想起昨日小心翼翼的试验，我回顾各种各样物件所走过的曲线，优雅而规则，如同行星的路径一般——我都可以用点画出它们的轨迹来！但，不管怎么样，我的心仍然不宁。

为了寻觅一种摆脱这些令人无法容忍的预感的方法，我将手稿收拢起来，放在手心上感觉它的分量，甚至还哼哼滑稽的“嗨，嗨！”我决定在写最后的两三句之前，从头到尾读一遍。

我感到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快乐。我穿着睡衣，站在写字桌附近，翻动书写潦草的稿纸，发出一阵阵窸窣的响声，这可真有意思。做完了这个，我再一次爬上了床；将枕头服服帖帖地放在肩胛骨下面；我注意到手稿仍然躺在桌上，虽然我早就发誓要将它一直掌握在我的手中。我静静地起床，嘴里也没有咒骂任何人，将手稿拿着回到床上，重新竖起了枕头，瞧着门，我询问自己门锁了没有（我不喜欢九点钟女佣拿着早餐进来时，我还要起床给她开门，打扰我的阅读）；我又起床——再一次非常安静地起床；很高兴门没锁，这样我就不用操心了，清了清喉咙，回到乱七八糟的床上，舒舒服服地躺在那儿，正准备阅读时，我的香烟灭了。和德国牌香烟不同，法国烟需要人不时地照看着它。火柴到哪儿去了？我刚才还拿着它们呢！我第三次起床，手有点儿颤抖；在墨水瓶后面找到了火柴——但是，一回到床上，另一盒掉在被服里的火柴在我的大腿下被压碎了，这意味着我本来不用劳驾起床了。我发火了：将散落在地板上的手稿收集拢来，我刚才阅读前所有自满自足的感觉演变成了一种痛苦——一种可怕的忧虑，仿佛一个罪恶的小淘气要揭露我越来越多的错误，除了错误之外没有别的。我又点燃了烟，将那只不听话的枕头弄驯顺了，我能开始阅读手稿了。使我惊讶的是第一页上没有书名：我肯定想出了个书名的，好像是一个什么人的回忆，一个什么人，我记不得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回忆录之类标题似乎太沉闷，太普通了。我应该怎么给我的书起名呢？《双重人格》[2]？俄国文学中已经有这么一个书名了。《罪恶与双关语》[3]？不错——虽然有那么点儿粗俗。《镜子》？《一个镜子里的艺术家的肖像》？太枯燥了，太^la mod[4]了……《酷似》怎么样？《无法辨认的酷似》？《酷似的释罪》？不——干巴巴的，带有一种哲学的意味。从《只有瞎子才不会谋杀》中摘出几行？太长了。也许：《对批评家的回答》？或者《诗人与贱民》？得好好想一想……我对自己大声说，首先让我读一读这本书，书名会自然而然地出来的。

我开始阅读——我立刻发现我在纳闷究竟是在阅读书写的文字呢，还是在看到幻觉。还有：我的变形的记忆，打个比方说，吸进了双倍的氧气；因为我的玻璃窗刚擦拭过，我的房间更亮了；我过往的经历更加生动，因为艺术照耀了它两次；我重又在布拉格附近爬山——聆听在天空中翱翔的云雀，瞧见煤气站红色的圆顶；我又一次站在那沉睡的流浪汉身边，被那强烈的感情所攫住，他又一次伸直了胳膊，伸直了腿，打起哈欠来，又见到那别在纽扣上的枯萎的小紫罗兰，紫罗兰的花朵耷拉下来。我继续阅读，他们依次出现了：我的玫瑰花一样美丽的妻子，阿德利安，奥洛维乌斯；他们都活灵活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命捏在我的手中。我又一次瞧见了那黄色的路标，走过森林，心中已经在策划阴谋；我的妻子和我又一次在一个秋日，注视着一片树叶坠落，去与自己的影子会面；我温柔地沉沦到一座充斥奇怪的雷同的建筑的萨克森小镇，与我酷似的人在那儿轻轻地起身迎接我。我重又蛊惑他，将他置于我的陷阱之中，但他溜走了，我假装放弃我的计划，然而故事却赋有了一种先前无法预知的力量，要求作者将故事写下去，有一个结尾。在三月的一个下午，我重又做梦般地驾上一辆车行驶在公路上，在杆儿附近的一条水沟里，他等着我。

“上车，快，我们必须开车离开这儿。”

“到哪儿去？”

“到林子里去。”

“那儿？”他问，指着——

他手中拿着一个手杖，读者，手杖。手——杖，有教养的读者。一根粗糙地削打出来的手杖，上面刻着主人的姓名：菲利克斯·瓦尔法赫特，茨维考。他用手杖指着，有教养的或者卑下的读者，他用手杖指着！你知道手杖是什么吧，是不是？嗯，那就是他用来指认东西的物件——一根手杖——坐进了车，离开车时他自然把手杖留在了那儿——因为车暂时是他的了。事实上，我注意到了那“安详的满足感”。一个艺术家的回忆——多么奇怪的一件事！我想象，艺术家的回忆将一切都征服了。“那儿？”——他问，用他的手杖指着。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没有像这样惊骇过。

我坐在床上，睁大了眼睛瞧着手稿，瞧着那行我写的字——对不起，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的独一无二的朋友——记忆——写的；我真切地看到一旦书写出来以后，它是如此地不可挽回。并不是他们发现了他的手杖，由此而了解我们共同的名字，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我的逮捕——哦，不，不是那个使我烦恼——而是一想到我的整个的杰作，我如此仔细地筹划、算计的杰作，就这么因为我的错误从它的内部被摧毁了，变成了一小堆腐土，使我烦恼。听着，听着！即使他们把他的尸体看作了我的，他们也会发现那手杖，然后逮捕我，并且以为他们抓住的是他——这真是最大的耻辱！我的整个计划是建筑在不可能犯错误的基础上的，而现在看来有漏洞了——最严重的、最滑稽的、最陈腐的漏洞。听着，听着！我俯身在我的杰作的遗体之上，一个可恶的声音在我的耳中尖叫，说那些拒绝承认我的贱民也许是对的……是的，我陷入了怀疑一切的境地，怀疑最根本的东西，我明白此后剩下的短暂的余生将在与这种怀疑作斗争的过程中度过；我像一个死刑犯那么微笑一下，一支粗钝的铅笔，发出吱吱的痛苦的声音，迅速而大胆地在我的作品的扉页上写上《绝望》；没有必要再去寻觅一个更好的书名了。

女佣给我送来咖啡，我喝了咖啡，但没有碰烤面包片。我匆匆忙忙穿了衣服，打好包，拎着就下楼了。非常幸运，医生没有看见我。经理对我的突然离去感到惊讶，让我付了好贵的房租；但那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我出走仅仅是出于礼节上的需要。我遵循的是一种传统。顺便说一句，我有理由认为法国警察已经在跟踪追捕我了。

在去城里的路上，我从公共汽车上看见两个警察开着一辆快车，那车雪白的，就像粉翅蛾的背：他们从对面急驶过来，然后扬起一团尘土飞驶而去；我说不好他们是否是来抓我的——也许他们压根儿就不是警察——不，我说不好——他们开得太快了。到达匹格南之后，我到邮电局去，我现在很遗憾我那次到邮电局去了，如果我不去，不拿那封信的话，我便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同一天，我在一本华丽的小册子中随意挑选了一个地方，深夜到达了这里，到达了这个山村。至于那信……继而一想，我还是将它抄写在这儿吧，它是揭示人的阴险的一个绝好的例子。

“你明白吗，我的好先生，我在此给你写信有三个理由：（一）她请我这样做的；（二）我一定要告诉你我对你的看法；（三）我真诚地希望你去执法机关自首，这样可以将那血淋淋的、一团乱麻的、令人生厌的神秘事件弄个水落石出，当然，她，一个无辜的被惊吓得要死的女人，为此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我要警告你：我相当怀疑你不厌其烦地告诉她的那些阴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玩意儿。说得温和点儿，我敢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该死的谎言。从你玩弄她的感情来看，这也是一个该死的胆小鬼的谎言。

“她请我写这封信，因为她想你也许什么也不知道；她已经失去了理智，不断地说要是有人给你写信，你会烦恼的。我倒很想看看你烦恼：这一切真是太滑稽了。

“……事情就那么摆着！把一个人杀了，给他穿上你的衣服是不够的。在这儿需要另一个细节，那就是：两人之间的相像性；但在整个世界，不管你怎么伪装，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像的人。是的，像这样微妙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讨论过，警察对她说的第一件事是他们发现了一个死人，身上带着她丈夫的证件，但那不是她的丈夫。最可怕的是：由于这小人儿受到一个肮脏的卑鄙下流的人的训练，甚至于在看到尸体之前就一个劲儿说（甚至于在看到尸体之前——明白吗？），就一口咬定这是她丈夫的尸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尸体。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怎么给一个其实对你来说过去是、现在还是一个陌生人的女人灌输这样神圣的恐惧感的。要达到这一点，人必须像一个魔鬼一样地与众不同。天知道一个怎样可怕的考验在等待着她！其实事情不应该这样。你的责任就是将她从这阴影中解救出来。啊，这案件对所有的人是那么一清二楚！我的老兄，这种有关寿险的小小的技巧多年来人们早就知晓了。我应该说你的技巧是最简单、最平庸的。

“下面讲另一点：我怎么看你的。最早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一个小镇上，因为与几位艺术家同行会面，我羁留在那儿了。你瞧，我从来没有到过像意大利那么远的地方——感谢上帝，我从来没有。嗯，当我读了那新闻，你知道我怎么感觉？没有任何惊诧！我一直知道你是一个黑心肠，一个欺负弱者的人，请相信我，在审问时我没有隐瞒所有我看到的情况。我详细地描述了你是怎么对待她的——你的嘲弄和讥讽，傲慢的轻蔑，残酷的唠叨不休，当你在场时，我们感到的那种叫人压抑、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氛。你酷如一头多毛的、有讨人嫌的獠牙的大公野猪——真遗憾，你没有将一只烧烤野猪塞进你的外套里。我还有其他的一些话儿要吐露出来：不管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意志薄弱的酒鬼也好，或者一个随时准备为了艺术出卖他的荣誉的人也好——让我告诉你，我因为接受了你扔给我的一点点好处而感到羞耻，我很高兴我将把我的羞耻告诉国外的人们，在街道上呐喊——如果那能使我摆脱心灵重负的话。

“明白了吗，你这头公野猪！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我希冀你灭亡，并不是由于你是一个谋杀者，而是由于你是一个最卑鄙的恶棍，利用一个易轻信的年轻女人的无辜来为你卑劣的目的服务，这个女人，在你那私人经营的地狱里生活了十年，被你蛊惑，被你摧残殆尽。如果在你的一片黑暗的灵魂里还有一线裂缝的话：去自首吧！”

我应该不去管这封信，不作任何评论。读过前面章节的有公正心的读者一定不会不注意到我温和的语气，我对阿德利安的仁慈；这就是这家伙对我的报答。随它去吧，随它去吧……最好想一想他是在酩酊大醉时写的这封信——否则信写得太离谱了，离事实太远了，充斥了太多诽谤性的断言，其荒唐性，专心阅读的读者是不难发现的。称我的快乐的、心中空空如也的、并不很聪明的丽迪亚为“一个被吓昏了头的女人”，或者——另一个说法是什么来着？——“摧残殆尽”；暗示她和我之间的麻烦事儿，几乎要来打我的耳光；真的，真的，那有点儿太过分了——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它。根本没有这样的词。写信的人将所有的词汇都用尽了——当然，这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正因为我最近快乐地假设我已经越过了痛苦、伤害、忧虑的极限，所以，当我现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陷入了可怕的境地，我的整个身子抽搐起来，周围的东西都在旋转：桌子啦，桌上的平底玻璃酒杯啦，甚至我新房间角落里的捕鼠器啦。

陡然间，我拍打一下我的眉头，哈哈大笑起来。这一切多么简单！我对自己说，这封信所包含的神秘的狂怒就这么简单地给消解了。那是一个认为自己有权利拥有的人的狂怒！我将阿德利安的名字作为行动的密码，并在他的地产上行使谋杀，他当然是不会宽恕我的。他错了；他早就破产了；谁也不知道这片土地真正属于谁——而且……啊，够了，够了，我的愚蠢的阿德利安！在他的肖像画上涂上了最后一抹颜色。在最后点了彩之后，我在画的角上签了名字。这总比那色彩糟透了的、这小丑按我的脸画的死亡面具要好得多。够了！一种惟妙惟肖的相像性，先生们。

但……他怎么敢？……哦，见鬼去吧，见鬼去吧，一切都见鬼去吧！

三月三十一日，夜

啊，我的故事变成了日记。也没有办法；我现在已经习惯于写作了，已经无法抗拒了。我承认日记是文学的最低级的形式。文学的鉴赏者会欣赏那可爱的、羞答答的、赋有虚假含意的“夜”（意思是说，读者自己去想象那种种无法安睡的文学人，这么苍白，这么吸引人）。但事实上现在正是在夜里。

我在其间受折磨的小村庄位于两座陡峭的山之间的峡谷里。我从一个阴郁的老女人那儿租了一间偌大的类似谷仓的房间，这老女人在楼下开了一爿杂货铺。这村子就一条街。我可以不厌其烦地描绘这地方的魅力，比方说描写云朵怎么飘进屋子，又从对面的窗户飘了出去——但描述这些玩意儿太沉闷了。使我感到快乐的是我是这儿惟一的一个旅行者；我又是一个外国人，村民们嗅出我是从德国来的（哦，嗯，我想是我自己告诉女房东的），我在村民中引起不同寻常的好奇心。自从几个季节前电影公司来这儿拍《走私者》电影中童星的镜头，村子里还没有这么激动过。我肯定应该将自己藏起来，而不是将自己暴露于公众广庭之中；如果要找一个更亮的聚光灯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但我现在困顿得要死；越快结束越好。

今天，我非常适时地认识了当地的一名警察——那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人！请想象一下一个有点儿肥胖的粉红色脸蛋的人，膝内翻，蓄一绺黑色的唇髭。我坐在街端的一条长凳上，村民们在我的周围忙碌着；或者说得更文雅一些：假装忙碌着；事实上不管他们碰巧处于什么样的姿势，他们一直都以极大的好奇心在注视我——他们利用每一个可能的视线，侧过头来，透过腋下，或者在膝盖下注视我；这一切我看得很清楚。警察漠然地向我走来；讲起雨天；然后聊起政治和艺术来。他甚至指给我看一个油漆成黄色的像绞刑架的东西，那是周围景色中惟一剩下的东西，一个走私者差一点儿在那儿给吊死。他旁敲侧击地给我说起已经死亡的可怜的菲利克斯：那一切审慎的计划，那靠自我奋斗而出人头地的人的天生的智慧。我问他这里最近的一次逮捕是在什么时候。他思索了一会儿，回答是六年以前，他们逮捕了一个西班牙人，在一次吵架中，他挥舞大刀乱砍，后来逃到山里去了。不久，我的询问者觉得有必要告诉我，在这些山里有熊，那是人们将它们放逐进去的，为了驱赶当地的狼群，这在我听来非常滑稽。但他没有笑；他站在那儿，垂头丧气地用右手去捻弄唇髭的左边尖儿，进而讨论现代教育：“就拿我作例子吧，”他说。“我懂地理，算术，战争科学；我写的字很漂亮……”“你拉小提琴吗？”我问。他悲哀地摇摇头。

眼下，我在冰冷的房间里冻得发抖；诅咒着狗叫；每分钟都在期盼听见屋角的捕鼠器啪地扣压下来，将一只不知名的老鼠的脑袋宰掉；机械地呷饮着美人樱茶，房东太太认为给我端来是她的责任，觉得我瞧上去憔悴不堪，担心也许等不到审判我就会死去；我说哪，眼下我正坐着，在这张划线的纸上写作——在村里，也找不到其他的纸——然后思索，又斜瞧一眼屋角的捕鼠器。感谢上帝，屋里没有镜子，除了我正在感谢的上帝之外什么也没有。周围是黑暗的、可怖的，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再在这黑暗的徒然制造出来的世界里苦挨日子。我并不是想自杀：那太不经济了——因为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是国家支付钱给一个处决别人的人的。然后，还有那空空如也的永恒的空洞的哼唧。也许最有趣的事情是有可能一切不会就此结束，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处决我，而是判我苦力劳动一个时期；那样的话，在牢狱里待上五年左右，逢上个大赦，我便可能回到柏林，重操巧克力生意。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听起来非常滑稽可笑。

让我假设，我杀了一头猿。没有人会碰我。假设那是一头极其聪明的猿。没有人会碰我。假设那是一种新的猿类——一种没毛的、会说话的猿。没有人会碰我。如果我如此谨慎小心地沿着这些微妙的阶梯往上爬，我有可能爬到莱布尼茨[5]或者莎士比亚那儿，并杀了他们，没有人会碰我，因为很难说在什么地方越了界，一越过这界线诡辩者则会遇到麻烦。

狗在吼叫；我感到冷。那致命的无法解脱的痛苦……用他的手杖指着。手杖。从“手杖”可以演变出什么词来？生病，滴答，小猫，它，是，滑雪，幽默故事，坐[6]。令人讨厌的寒冷。狗在嘶嚎：一只狗开始吠叫，别的狗便跟着吠叫起来。下雨了。这儿的电灯是暗淡的，昏黄色的。我到底干了什么？

四月一日

我的故事变成枯燥的日记的危险被可喜地排除了。那滑稽的警察刚才还在这儿：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腰间挂着刺刀；他没直瞧我的眼睛，毕恭毕敬地问我要看我的证件。我回答说完全可以，哪一天我会顺便到警察局来填写表格的，但，眼下，我不愿起床。他坚持要看，非常彬彬有礼，一个劲儿抱歉……他必须看。我起了床，把我的护照给他看了。当他走的时候，在门道里又折回，请（他总用那种彬彬有礼的口吻说话）我待在屋里，不要出去。不至于吧！

我偷偷地走到窗边，小心翼翼地拉开窗帘。街上站满了惊讶的人群；我敢说足有一百个人，目瞪口呆地望着我的窗户。法国梧桐浓密的树阴遮蔽着一辆蒙满尘土的警车，警车里坐着一个警察，警车小心地待在那儿。我认识的那警察正在扒开人群，慢慢地走着。最好别瞧。

也许这整个儿是一个虚假的存在，一场噩梦而已；我马上就要在哪儿醒了；在布拉格的一片草地上。这至少是一件好事，他们如此神速地将我困住。

我又往外偷偷地瞅。站着，瞧着。足有几百人——穿蓝色衣服的男人，穿黑色衣服的女人，兜售糖果杂志的小男孩，卖花姑娘，一个牧师，两个修女，士兵，木匠，釉工，邮差，职员，店主……但绝对静寂；只听见他们呼吸的声音。把窗户打开，作一个小小的演讲怎么样……

“法国人！这仅仅是一场演练而已。挡住这些警察。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马上就会从这楼里冲出来。他是一个主犯，他必须逃亡。请你们别让他们逮住他。这是整个情节中的一个情节。法国的群众！我希望你们能为他从门口到汽车之间留出一条道儿来。把那车里的驾驶员赶走！启动汽车！挡住那些警察，把他们击倒，坐在他们身上——我们会为此付钱的。这是一家德国公司，所以请原谅我的法语。Les preneurs de vues[7]，我的技师和武装顾问已经在你们中间。Attention[8]！我想要干脆利落地逃亡。就是这样。谢谢你们。我现在就出来了。”

[1] 前一章的最后一个词“护照”（passport）没有写完，只写了passp五个字母，于是就跟“喘息”（gasp）押韵。

[2] The Double，《双重人格》，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四六年的作品。

[3] 原文是Crime and Pun，与《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相近。

[4] 法文，时髦。

[5] 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

[6] 英语中这些词分别是sick，tick，kit，it，is，ski，skit，sit，与“手杖”（stick）的读音较近。

[7] 法文，目击者。

[8] 法文，请注意。

版权信息

书名：斩首之邀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ISBN：9787532738649

译者：陈安全

责任编辑：陈飞雪　邹滢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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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作者简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威尔斯理、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在洛桑病逝。

献给薇拉

前言

这部小说的俄文原名为Priglashenie na kazn'[1]。我本来会建议英译名用Invitationto an Execution[2],尽管重复的后缀读来并不顺畅；但另一方面，Priglashenie na otsechenie golovï[3] (Invitation to a Decapitation[4] )倒是我用母语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因为同样有读来磕磕巴巴的问题[5]，所以我也没有釆用[6]。

俄文原著是四分之一世纪前我在柏林写成的，逃离布尔什维克政权大约十五年之后，纳粹政权达到全盛时期前夕。我在两种制度下看到的是同一出愚蠢野蛮的闹剧，这一实是否对本书产生任何影响，我几乎从未考虑过，优秀的读者也不必深究。

Priglashenie na kazn'起初在巴黎一家俄罗斯移民杂志《当代纪事》上连载，后来，一九三八年由同一城市的书籍之家出版社出版。移民评论家们颇感困惑，但喜欢它。他们自认为在书中发现了“卡夫卡式”的格调，殊不知我根本不懂德文，对现代德语文学一无所知，也从未读过卡夫卡作品的任何法文或英文译本。毫无疑问，这本书和我的早期作品（或后来的《庶出的标志》之间确有某些风格上的联系，但与《城堡》或《判决》之间并无任何联系。在我的文学批评概念中，没有心灵类同的地位。但是，如果我确实需要选择一个同类心灵，我肯定会选择那位伟大的艺术家，而不选乔·赫·奥威尔或其他图解思想的流行作家和政论小说作家。顺便提一句，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每出一本书，评论家们总是忙不迭地寻找多少有些名气的作家，以便进行充满热情的比较。三十年来，他们掷向我的名字有（仅列举这些无害投射物中的几个）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伏尔泰、萨德、司汤达、巴尔扎克、拜伦、比尔博姆、普鲁斯特、克莱斯特、马卡尔·马林斯基、玛丽·麦卡锡、梅瑞狄斯（！）、塞万提斯、查理·卓别林、紫式部、普希金、罗斯金，甚至塞巴斯蒂安·奈特。但是，有一位作家的名字从未被提及——我必须满怀感激地承认，在我创作这部小说时，他是对我产生过影响的惟一作家，就是那位忧郁、夸张、智慧、诙谐、神秘、非常可爱的皮埃尔·德拉朗德，不过这个名字是我杜撰出来的。

如果有一天我编一本释义词典，需要用一些单词来做条目，有一个备受珍视的词条将是“在翻译过程中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节略、扩充，或进行主动修改或被动更改，以达到事后提高作品质量的目的”。一般说来，这样做的愿望与原著和译文诞生的时间间隔长短成正比增长。但是，当我的儿子让我检查这本书的译文时，当我在多年之后不得不重新阅读俄文原文时，我欣慰地发现，我无须与创造性修改这个恶魔进行搏斗。我在一九三五年使用的俄语用语所体现的某种幻象已经得到精当的表达，译成英文只要做些一般性的校正就可以了，因为要达到清晰的目标，英文不像俄文那样复杂，使用那么多令人震惊的固定成分。事实证明，我的儿子是一个十分合适的译者，我们商定了一个原则，忠于原著是第一位的，无论结果会是多么怪诞。学究万岁，让那些认为只要把“精神”译出来（措词可任其自由游荡，幼稚、粗俗亦无妨，比如在莫斯科的郊外，莎士比亚再次被逼扮演国王的鬼魂）便万事大吉的傻瓜们见鬼去吧。

我喜爱的作家（1768-1849)[7]有一次谈及一部现在已被彻底遗忘的小说时说：“他为全民写作，他拥有一切表现手段。他给孩子们带来欢笑，让女人颤抖，他使世上的男人如同获得拯救一般觉得眩晕，叫从不做梦的人做梦。”《斩首之邀》不是这种小说。它是自拉自娱的小提琴。世俗之人会认为是在玩弄技巧。老人们会匆忙避之，转而阅读地域性传奇故事和公众人物传记。爱好俱乐部活动的女人不会觉得兴奋刺激。心存淫秽者会在小埃米身上看到小洛丽塔的影子。维也纳巫医的门徒们沉溺于共罪和渐进式教育的畸形世界中，会对它发出暗笑。但是（正如《关于影子的演讲》的作者论及另一种灯光时所说），我知道有些读者会跳起来，怒发冲冠。

亚利桑那州橡树溪峡谷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1]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文，《处决之邀》。

[2] 英文，《处决之邀》。

[3]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文，《砍头之邀》。

[4] 英文，《砍头之邀》。

[5] 兼指Prigloshenie na otsechenie golovï和Invitation to a Decapitation两者都有重复后缀的问题。

[6] 暗含“于是有了目前的英文书名(《斩首之邀》）”。

[7] 原文如此。

就像一个疯子自以为是上帝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会死的。

——德拉朗德《关于影子的演讲》

▇

一

依照法律规定，死刑判决是低声向辛辛纳特斯·C宣布的。在场的人全都站了起来，彼此交换着微笑。满头白发的法官把嘴凑近他耳旁，喘了口粗气，宣布完毕，缓缓走开，仿佛舍不得离去。辛辛纳特斯随即被押回要塞。路绕着要塞的石头山麓蜿蜒而上，到大门底下消失了，就像一条蛇消失在一道裂缝里一般。他很镇静，但是在长廊行走时得有人搀扶，因为他步履蹒跚，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又像是一个梦见自己行走在水面上的人，一脚踩空时才突生疑问：一直走得好好的，怎么会掉下去呢？狱卒罗迪恩费了好长时间，才把辛辛纳特斯囚室的门打开——拿错了钥匙——通常都要如此折腾一番。门终于开了。律师已经在里面等着他。律师坐在床上，埋头深思，身上没穿燕尾服（忘在审判室的靠背椅上了——那天很热，一整天都令人沮丧）。囚犯刚被带进来，他迫不及待立即跳起来。可是辛辛纳特斯心情不佳，不想谈话。尽管这样一来，他就必须独自待在这间囚室里，囚室还有窥孔，就像小船上的一个漏洞——他并不在乎，坚持要求不受打扰，于是他们向他鞠躬后，便离开了。

至此，我们的故事似乎快结束了。我们看小说看得高兴的时候，往往会轻轻地摸一摸右手边尚未读完的部分，机械地测定是否还剩很多（如果我们的手指头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厚度，心里总是很高兴），可是现在剩下的部分无缘无故地突然变得很薄了：快点看几分钟就完了，已经在收尾了——噢，真是糟透了！原来我们觉得有一大堆黑中泛红的光洁樱桃，现在突然变成稀稀落落的几颗：那颗带伤痕的已经有点烂了，这颗已经枯干，剩下皮包核了（最后一颗必定是又生又硬），噢，真是糟透了！辛辛纳特斯脱下丝质外套，穿上晨衣，跺了跺脚，让它们不再颤抖，开始在囚室里来回踱步。桌上一张干净的白纸闪着光，白纸上轮廓鲜明地摆着一支削得很漂亮的铅笔，除辛辛纳特斯之外，它和任何人的生命一样长，六面都闪着乌木的光泽。它是食指的一个文明后裔。辛辛纳特斯写道：“尽管落到这步田地，相对而言，我还活着。毕竟我早有预感，对这种结局早有预感。”罗迪恩站在门外，像个船长似的，透过窥孔严肃认真地窥视着。辛辛纳特斯觉得后脑勺凉飕飕的。他把自己写下的文字划掉，开始轻轻地涂黑；一个尚未成形的构思渐渐有了形状，卷曲成一个羊角状。噢，真是糟透了！罗迪恩透过蓝色的舷窗凝视着时升时降的地平线。是谁晕船了？是辛辛纳特斯。他突然全身冒汗，一切全变黑，他能感觉到每一根毛发的微小发根的存在。时钟敲响了——四下或五下——其震动和再震动和回响和一座监狱都很相称。一只蜘蛛——囚犯的正式朋友——用脚顺着一根蛛丝从天花板上爬下来。但是没有人叩墙，因为偌大的监狱里迄今只关押着辛辛纳特斯一个囚犯！

过了一阵子，狱卒罗迪恩进来请他共同跳一曲华尔兹。辛辛纳特斯表示同意。他们开始旋转起来。罗迪恩皮带上的钥匙串丁当作响；他身上散发出汗臭、烟味和大蒜气味；他哼着曲子，口鼻气息不断喷进红色的胡须；生锈的关节嘎吱作响（他已风光不再，天啊——现在他胖了，气短）。他们从囚室里跳到了走廊上。辛辛纳特斯比他的舞伴矮小许多。辛辛纳特斯像叶子一样轻飘。跳华尔兹产生的风，吹得他稀疏的长胡子末端抖动不止，他那清澈的大眼睛斜视着，胆怯的舞者都这样。作为一个成年男人，他的确很矮小。马思常常抱怨，他的鞋她穿起来觉得太小。走廊拐弯处站立着另一名卫兵，不知其名，身佩来复枪，戴一个像狗一样的面具，口鼻部蒙一层薄纱。他们在他身边转了一圈，一路跳回囚室。令人心醉神迷的拥抱如此短暂，辛辛纳特斯觉得些许遗憾。

乏味而沉闷的钟声又敲响了。时间以算术递增方式向前行进：现在是八点钟。夕阳照在难看的小窗上，边墙上出现了一个火焰般的平行四边形。囚室里充满了黄昏的各种色彩，直至天花板，其中包含一些十分奇特的色素。于是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是哪位马虎的色彩画家在门的右边作画的缘故呢，或是由于业已不复存在的另一扇装饰华丽的窗户造成的呢？（实际上是挂在墙上的一张羊皮纸，分两栏详尽地写着“囚犯守则”；折一个角，标题用红字，小花饰，该市的古老印章——即两侧突出的火炉——为黄昏的丰富色彩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囚室的配额家具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床。锌盘里的晚餐（判处死刑的犯人有权享用与狱卒相同的伙食）放在桌上很久，早已凉了。天黑下来了。突然间，高度集中的金色电灯光照亮了囚室。

辛辛纳特斯把双脚从床上放下来，顿时觉得像有一只保龄球在脑袋里滚动，从后颈沿对角线滚到太阳穴，稍停又滚回去。就在这时，门开了，监狱长走进来。

他同往常一样，穿着礼服大衣，笔直站立，挺胸，一只手插在胸前衣襟内，另一只手放在背后。他头戴精美乌黑的假发，涂蜡且分缝。一张极为冷酷无情的脸，深灰黄的双颊，略显过时的皱纹体系，惟有那两只突出的眼睛，在某种意义上让它露出一点生机。他平稳地迈动穿着柱状裤的双腿，从墙边大步走到桌旁，几乎到了床前——尽管有着威严的稳健，但他还是平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几分钟后，门又开了，这一次还是那熟悉的刺耳声。他照样穿着礼服大衣，挺着胸膛，进来的还是同一个人。

“从可靠的消息来源获知，你的命运似乎已经确定，”他开始用圆润的男低音说话，“我有责任，亲爱的先生……”

辛辛纳特斯说：“好。你。真。”（词序有待调整。）

“你真好，”另一位辛辛纳特斯清了清嗓子说。

“解脱了，”监狱长高声喊道，也不理会这个词用得不够得体。“解脱了！啥也别想。责任。我总是如此。但我想冒昧问一句，你为什么不吃饭呢？”

监狱长把盖子打开，拿起那碗已经凝固的炖品，放在自己敏感的鼻子下闻。他用两个手指头夹起一块土豆，开始使劲地咬，眼睛又盯上另一只盘子里的什么东西了。

“我真不明白你还要什么更好的食物，”他不高兴地说，扔下手铐，在桌旁坐下来，以便更舒服地享用大米布丁。

辛辛纳特斯说：“我想知道是不是还有很长时间。”

“酒香蛋黄羹好吃极了！想知道是不是还有很长时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总是到最后一刻才接到通知。为此我多次提过意见，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把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往来信函拿给你看。”

“那么就是明天早上啦？”辛辛纳特斯问。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监狱长说，“……是的，味道太好了，真叫人心满意足，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好吧，为了能更好理解，允许我请你抽支烟。不要害怕，至多也只是倒数第二支，”他风趣地补充说。

“我不是出于好奇才问的，”辛辛纳特斯说，“胆小鬼总是喜欢问这问那，此话不假。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恐惧等情绪——那也不能说明我胆小。马发抖不应由骑士负责。我之所以想知道，理由是：死刑判决的补偿应该是让囚犯明确知道处决的准确时刻。虽说是奢求，但却是应得的。然而，我对自己的死期却浑然不知，这只有自由自在活着的人才能容忍。除此之外，我脑子里还有许多已经开始而在不同时间被打断的计划……如果我在被处决之前所剩的时间不足以有条不紊地完成这些计划，我压根儿就不应该着手去做。这就是为什么……”

“噢，别再咕哝了，”监狱长恼怒地说。“首先，这违反规矩；其次——我现在就用简单的俄语告诉你，而且是第二次告诉你——我不知道。我所能告诉你的是命运之友随时可能到来；待他确实来了，休息过了，对这里的环境适应了，他还得试试刑具，当然，这是假设他自己没有带刑具来，而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发生的。烟劲如何？不会太浓吧？”

“不会，”辛辛纳特斯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下自己的香烟答道。“可是我认为，根据法律……你未必知道，但是市长……应该……”

“我们已经聊过了，这就行了，”监狱长说。“其实我到这里并不是来听取意见的，而是……”他眨巴着眼睛，先在一只口袋里乱摸，然后又摸另一只，最后从胸部内口袋里掏出一张带横格的纸，明显是从学校里用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这里没有烟灰缸，”他手持香烟做了个姿势说；“咱们就把它掐灭在剩下的这一点沙司里吧……就这样。我看这灯光有点太强烈。也许如果我们……噢，没关系，凑合着用吧。”

他打开那张纸，没有戴上他的角质架眼镜，而是把眼镜放在眼前，开始清晰地读起来：

“‘囚犯！在这庄严的时刻，当所有人的眼睛’……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起立，”他关切地打断了自己的话，从靠背椅上站了起来。辛辛纳特斯也站起来。

“‘囚犯，在这庄严的时刻，当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你，你的法官们兴高釆烈，在你正为断头后立即出现的无意识身体动作做准备时，我有一句告别的话要对你说。我的使命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你在监狱逗留期间提供一切可能的舒适。因此，如果你有什么感激之情要表达，最好以书面形式写在这张纸的一面上，我很乐于给予最大的关注和重视。’”

“好吧，”监狱长说，把眼镜折起来。“公事办完了。我就不占用你更多时间了。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随时告诉我。”

他在桌旁坐下来，开始迅速地写着什么，以此表示正式接见业已结束。辛辛纳特斯走出囚室。

走廊墙上投下罗迪恩打盹的影子，人影趴在一张凳子的影子上，只露出一抹略带红色的胡子的轮廓。更远处的墙壁拐弯处，另一名卫兵已经摘下统一标准的面具，正在用衣袖擦脸。辛辛纳特斯开始沿着台阶往下走。石台阶又窄又滑，螺旋式扶手像幽灵一般摸不着。到了底下，他又沿着走廊继续往前走。有一扇门敞开着，上面的“办公室”标牌如同镜中的反转字。墨水池上月光闪烁，桌下的废纸篓里碰撞声窗窣声大作：一定是有只老鼠掉进去了。辛辛纳特斯又穿过许多道门，时而绊一下，时而跳一下，来到一个小院子里，院中到处是破碎的小片月光。今天晚上的口令是沉默，大门口的士兵用沉默回应辛辛纳特斯的沉默，让他走过去，另外几扇大门他也同样顺利通过。离开薄雾笼罩的监狱之后，他开始顺着陡坡上带有露珠的草皮往下滑，踩上悬崖间的一条灰色小路，两次、三次穿过大路的弯曲部分——大路终于脱离了要塞的最后阴影，显得更加笔直畅通——辛辛纳特斯走过一条干涸小河上的一座桥，到了城里。他爬到一个陡坡顶上，在花园街上向左拐，迅速经过开着浅灰色花朵的灌木林。什么地方有一扇窗户闪烁着灯光。一道篱笆后面有一条狗抖动铁链，但没有吠。微风一个劲地吹，逃亡者裸露的脖颈凉了下来。一阵阵香气不时从塔玛拉公园飘过来。他是多么熟悉那座公园呀！马思还是新娘的时候，曾在那里受到青蛙和金龟的惊吓……每当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人们可以到那里去漫步，嘴里嚼着丁香花朵，眼里噙着萤火虫般的泪水……那座有绿色草皮覆盖的美洲落叶松公园，园中柔情的池塘，远处乐队的当当声……他在马特法特街上拐弯，经过一家古老工厂的废墟，它曾是这座城镇的骄傲，经过飒飒作响的椴树林，经过电报局雇员欢乐的白色小屋（他们不断地在为某一个人庆祝生日）来到了电报街上。那里有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向山顶，椴树林又开始沙沙低语。一座公园里，有两个男人，可能是坐在凳子上，正在昏暗处悄悄地谈话。“我看是他错了，”其中一个说。另一个作了很不明智的回答，两人同时发出一声叹息，很自然地与树叶的沙沙声混合在一起。辛辛纳特斯跑到了一个圆形广场上，月光照在人们熟悉的诗人雕像上，看上去像个雪人——四方脑袋，双腿并拢，又急促地跑了几步以后，已经来到了自己的街道上。右边，月光把迥异的枝叶图案投在了相似的房屋墙壁上，因此，辛辛纳特斯只能凭房屋阴影的形状和两扇窗户之间的交叉闩，才认出了自家的房屋。马思住的顶楼窗户没有灯光，但敞开着。孩子们一定是在鹰钩鼻式的阳台上睡着了——那边有一点什么白色的东西。辛辛纳特斯跑上屋前的台阶，把门推开，走进了他那间点着灯的囚室。他转过身，但是自己已经被锁在里面了。噢，真是糟透了！铅笔在桌上闪光。蜘蛛趴在黄色的墙壁上。

“把灯关上！”辛辛纳特斯喊道。

透过窥孔窥视的狱卒把灯关了。黑暗和静寂开始交织在一起，可是时钟却来打扰，它敲了十一下，稍一思索，又敲了一下。辛辛纳特斯仰卧在床，凝视着眼前的黑暗，散布在其中的亮点逐渐消失。黑暗和静寂完全融为一体。此时，也只有到了此时（也就是说，过了我简直无法形容的极为可怕的一天之后，仰卧在囚室小床上，半夜过后），辛辛纳特斯才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明确的评价。

首先，在夜间眼睑下侧那黑色天鹅绒的背景下，出现了马思的脸，像是在纪念品盒里。像洋娃娃一样红润，孩子般突出的前额闪闪发亮；在她淡褐色的圆眼睛上方，稀疏的眉毛向上斜。她开始眨眼，转头，光滑细腻雪白柔软的脖子上系一条黑色丝绒带，天鹅绒连衣裙的下摆呈喇叭形展开，与黑暗融为一体。他在听众中看到的她就是这个样子，当时他被带到刚上过油漆的被告席旁，他不敢坐，而是站在一旁（但他的双手还是沾上了翠绿色的油漆，报社记者们以强烈的兴趣拍下了他留在板凳后面的手指印记）。他能看到他们紧绷的前额，看到纨绔子弟们穿着俗丽的窄裤，看到时髦女性的小镜子和彩虹色围巾，但是他们的面孔全都模糊不清——在所有的旁听者中，他只记住杏眼的马思一人。辩护律师和公诉人都化过妆，看上去彼此很相像（法律要求他们必须是同父异母兄弟，但这样的人并非总能找到，于是只好化妆），他们以行家里手的速度说完各自的五千个单词。他们轮番发言，法官为了跟上轮换节奏，脑袋只好不断偏过来歪过去，其他所有人的脑袋也跟他一样。只有马思半侧着头，像个充满惊奇的孩子般一动不动地坐着，目光凝聚在辛辛纳特斯身上，当时他正站在闪亮的绿色专用板凳旁边。辩护律师是传统斩首法的倡导者，轻而易举地说服了富于创造力的公诉人，接着，法官对案件做了总结。

在这些讲话的片断中，夹杂着“半透明”和“不透明”一类的词汇，它们像泡泡一样形成、爆裂，此时还在辛辛纳特斯耳中轰响，血液的奔涌化成了掌声，马思那张犹如置于纪念品盒中的脸还留在他的视野里，直至受到法官的干扰才逐渐淡去。法官走过来，紧贴在他身边，他甚至能看清他黝黑的大鼻子上放大的毛孔，鼻尖上有一个毛孔长出一根孤零零的长毛。法官用伤感的低音宣布：“承蒙听众恩准，我们将给你戴上红色高顶大礼帽。”——这是法庭设计的一个象征性词语，其意义连小学生都明白。

“可我是被煞费苦心塑造出来的一个人，”辛辛纳特斯在黑暗中哭泣时这样想。“我的脊椎曲率被计算得十分精确，非常神秘。我觉得自己的腿肚还很结实，在我的一生中还能跑很多里程。我的袋非常舒服……”

钟敲了一下半点，但不知道是几点钟的半点。

▇

二

罗迪恩给他端来一杯温热的巧克力饮料，同时送来两份报纸：地方报《早安，各位》和比较严肃的日报《民众之声》，照样登有许多彩色照片。在第一张报纸上，他看到了自家房子的正面照：孩子们从阳台上往外看，他的岳父从厨房窗户往外看，一名摄影师从马思的窗户往外看。第二张报纸刊登的是从马思的窗户可以看到的熟悉景物：花园、苹果树、敞开的大门、给房子拍正面照的那位摄影师。此外，他还发现有两张他自己的快照，表现出他年轻时很温顺。

辛辛纳特斯是一个不知名的流浪者的儿子，童年是在斯特罗普河彼岸的一家大型慈善机构里度过的（二十几岁才与塞西莉亚·C邂逅，当时她才十几岁，个子矮小，样子很年轻，喜欢唧唧喳喳。有一天晚上，在池塘群旁，她理解了他的意思）。由于一次奇特的偶然机会理解了自己的危险，辛辛纳特斯从小就学会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某种怪癖。别人的目光看不透他，因此当他失去警觉时，便给人一种怪诞的印象，在人们的灵魂彼此透明的世界上，他就像一个孤零零的黑色障碍物。但是他学会了假装半透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运用了一种复杂的光学幻觉系统——但是他在操纵变换自己的灵魂所用的各个照明巧的面和角度时，只要一忘乎所以，自我控制出现瞬间松懈，就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惊慌。他的同龄伙伴和他玩到兴头上时，会突然离他而去，他们仿佛感觉到，他清澈的目光和青色的双鬓都是狡猾的欺骗，辛辛纳特斯实际上是不透明的。有时候，老师在课堂上会突然静默下来，把眼睛周围的所有皮肤骤然收拢，盯视他好一阵子，最后说：“你怎么啦，辛辛纳特斯？”这时他会重新控制自己，把自我紧紧抱在怀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随着时间的流逝，安全的地方变得更少了：任何场所都有众目睽睽的注视，囚室门上的窥孔，更是让门外的窥视者一览无余。因此，辛辛纳特斯没有把五颜六色的报纸揉成团，也没有把它们扔掉，但是他潜意识中的自我已经这样做了（潜意识中的自我，无论你、我、他，人皆有之——在那一刻做我们喜欢做的，但却不能……）。辛辛纳特斯很平静地把报纸放在一边，喝完了巧克力饮料。原来覆盖在巧克力上的棕色表层物，现在变成皱缩的浮渣，粘在他的嘴唇上。接着，辛辛纳特斯穿上黑色的晨衣（穿在他身上显得太长）和带绒球的拖鞋，戴上黑色的无檐便帽，开始在囚室里来回走动，自从被囚禁的第一天起，他都这样做。

童年在郊区的草地上。孩子们玩球、玩坛子、玩盲蛛、玩跳背游戏、玩浆果、玩袋子。辛辛纳特斯轻巧敏捷，但是他们不喜欢和他一起玩。冬天，城里的斜坡覆盖上一层光滑的雪，坐在所谓“玻璃般的”萨布罗夫雪橇上从坡顶飞驰而下，趣味盎然。滑完雪橇回家时，天黑得很快……天上有令人赞叹的星星、思想和哀愁，地上是愚昧的无知。在严寒具有金属特性的黑暗中，食品橱窗闪烁着琥珀色和绯红色的光芒。穿着丝连衣裙外面又套上狐狸裘的妇女，穿过街道，从一幢屋子到另一幢屋子。电动“四轮游览轻便车”沿着雪粉飞扬的轨道疾驶而去，一时卷起发出冷光的大风雪。

有人小声说：“阿卡迪·伊里奇，你看看辛辛纳特斯……”

他对通风报信人并不生气，可是这种人成倍增加，待他们老练后，就变得可怕起来。在他们眼里，辛辛纳特斯似乎很黑，好像他是从黑夜中裁割下来的一块。不透明的辛辛纳特斯把身子转过来转过去，试图接住光线，极为急切地想以半透明的姿态出现。他周围的人单凭第一个字就能相互理解，因为他们所用的字眼都不会有意料不到的结尾，也许是某一个古字，变成一只飞鸟或一个弹弓，产生奇妙的结果。他小时候，他们常带他去第二大街那座枯燥乏味的小博物馆，后来他自己也去。那里收藏着稀有、奇特的东西，但是除了辛辛纳特斯以外，所有的城里人都认为展品有限而且透明，就像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看法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很遗憾，万物皆有名称。

“无名的存在，无形的物质，”门开着的时候，辛辛纳特斯望着被门遮住的墙读道。

“不断参加命名日庆典的人，你们只能……”这些文字写在另一个地方。

继续往左，字写得有力而且漂亮，没有一行多余的话：“注意，他们对你说话的时候……”后面的字被擦掉了。

在它旁边，有小孩子的笨拙字体：“我要罚这些写字人的款，”署名是“监狱长”。

你还可以辨认出另一行字，古老而令人困惑的一行字：“趁我还活着的时候对我进行量度——晚了就来不及了。”

“无论如何，我已经被量度过了，”辛辛纳特斯说，重新开始走动起来，并用指关节轻叩墙壁。“可我多么不想死啊！我的灵魂已经躲藏在枕头底下。噢，我不想死！离开我温暖的身体会很冷的。我不想……等一等……让我多打一会儿盹。”

十二岁，十三岁，十四岁。辛辛纳特斯十五岁那年去一家玩具厂工作，他是因为个子矮被指派到那里去的。晚上，他在水上流动图书馆里，在懒洋洋的迷人微浪拍打声中，尽情地阅读古书。这座水上流动图书馆是为纪念西尼奥科夫博士而建造的，馆址选在他当年在城河里溺死的地方。铁链的嘎吱声，小走廊上的橘色灯影，水的拍击声，光滑的水面像被月光涂上一层油。远处，在一座高高的桥的黑网中，灯光闪烁而过。可是后来，这些宝贵的图书开始受潮，最后不得不排干河水，通过一条特别挖掘的运河，把水全部引到斯特罗普河去。

在玩具厂里，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尽力干各种复杂的琐事，做女生玩的布娃娃。小玩偶中有毛茸茸的普希金在毛皮武装的商船上，有老鼠般的果戈理穿着火红色的西装背心，有胖鼻子、穿农民罩衫的老托尔斯泰，还有许多别的人物，如戴着无镜片眼镜、纽扣全部扣上的杜勃罗留波夫。人为形成对神秘的十九世纪的喜好之后，辛辛纳特斯准备全力以赴投入古人的迷雾之中，从中找到一个虚妄的避难所，但有别的东西扰乱了他的心。

马思也在那家小工厂里工作。她那湿润的嘴唇半开着，正把一根线对准针眼。“嗨，辛辛纳蒂克！”于是令人销魂的漫步在很大很大的塔玛拉公园里开始了（公园如此之大，他们在缠绵入神之际，远处的群山变得朦胧起来）。没有任何缘由，柳树林哭泣了，化为三条小溪，三条小溪形成三个瀑布，每个瀑布都带着自己的小彩虹一头栽进湖里，湖中有一只天鹅与自己的倒影挽臂而游。平坦的草坪，杜鹃花、橡树林，穿绿色长统靴的快乐园丁，整天像在捉迷藏似的忙个不停，洞室，颇具田园风味的长凳，三个爱逗趣的人在长凳上留下整齐的三小堆东西（这是个恶作剧——它们是用漆成棕色的马口铁做成的仿制品），幼鹿跳到大路上来，就在你的眼前化为抖动的阳光光斑——当时的公园景色如此美丽！还有马思口齿不清的绵绵细语，她的白色长袜和丝绒拖鞋，漂亮的酥胸和带有野草莓气味的醉人之吻。要是在这里能看得见该有多好——起码是树梢，起码是远处的山脉……辛辛纳特斯稍微紧了一下晨衣。辛辛纳特斯移动桌子，开始把它往后拉，桌子发出愤怒的尖叫：它颤动着，极不情愿地被拖过石头地面！当他朝着窗户后退时（也就是朝着墙壁后退，在高高的墙上有一个倾斜的洞，算是窗户），桌子的颤抖传到辛辛纳特斯的手指上和辛辛纳特斯的硬腭上。一把汤匙丁当落地，杯子开始跳动，铅笔开始滚动，一本书开始滑到另一本书上去。辛辛纳特斯把不听话的椅子搬到桌上。最后他自己也爬了上去。可是，他当然什么也看不到，只有炎热的天空和几根向后梳的稀疏白色毛发——那是无法容忍蓝色的残余云朵。辛辛纳特斯只能勉强够得着铁条，铁条外面是窗洞，窗洞尽头处是更多的铁条，铁条的影子映在石头斜面掉了皮的墙壁上。窗洞的一边写着一些字，字体和他以前看到过的那些被擦掉一半的句子一样整齐，但带有鄙视色彩：“你什么也看不到。我也试过的。”

辛辛纳特斯踮起脚跟站立，用他那双小手抓住铁条，因为使劲，手都变白了。他的半边脸布满了阳光格子，左侧的黄色胡须闪耀着光芒，两只镜子般的瞳仁中各有一个小小的金色笼子，而在底下，他的脚后跟因踮起而离开了太大的拖鞋后部。

“再踮高一点，你就要掉下来了，”罗迪恩说，他已经在旁边站了足足半分钟，此时正紧紧抓住不断摇晃的椅子。“没事，没事，现在你可以爬下来了。”

罗迪恩有一双矢车菊般的蓝色眼睛，和往常一样，他的红胡子很漂亮。这副迷人的俄罗斯式尊容正仰望着辛辛纳特斯。辛辛纳特斯裸露的脚跟踩在他脸上——应该说是他的影子踩在了他脸上，而辛辛纳特斯本人已经从椅子上降到桌子上了。罗迪恩像抱婴儿一样，小心地把他抱下来。接着，他把桌子重新拖回它原来的地方，桌子发出小提琴般的声音。他坐在桌边上，一只脚悬空摆动，另一只脚拖在地板上，模仿小酒馆里哼唱歌剧小调的浪荡子那种轻松活泼的姿态，辛辛纳特斯则扯了一下晨衣腰带，强忍着不哭出来。

罗迪恩用男低中音哼唱着，眼珠子直打转，手里挥舞着空杯子。马思以前也曾经唱过这首有劲的歌。泪水从辛辛纳特斯的眼中涌出。唱到一个高潮音符上，罗迪恩把杯子重重地摔碎在地板上，人也从桌子上滑了下来。尽管他是独自一个人唱，但听起来倒像是合唱。突然，他举起双臂，走出去了。

辛辛纳特斯坐在地上，透过泪水往上瞧，铁条的影子已经移动了位置。他试图——第一百次——移动桌子，可是天啊，桌腿早已被固定在地面上。他吃了一个压制过的无花果，重新开始在囚室里走动起来。

十九岁，二十岁，二十一岁。二十二岁时他转到一家幼儿园，在F班当教师。就在这时，他和马思结了婚。他刚一开始新的工作(照看跛脚、驼背或斜视的好动小孩子），就有一位重要人物对他提出了二级控诉。对方以小心猜测的形式，暗示他有初步违法行为。城市元老们把这份备忘录，连同过去他那些更富洞察力的同事们一再提出的旧指控，一起进行审理。教育委员会主席和一些其他官员轮流和他锁在一起，对他进行法律所规定的各种试验。连续好几天不允许他睡觉，他被强迫不间断地进行毫无意义的快速闲谈，直至他几乎神志失常。他还被迫给各种不同的东西和自然现象写信，表演日常生活场景，模仿各种动物、各种职业和各种疾病。所有这一切他都完成了，通过了，因为他年轻，善于随机应变，充满活力，渴望生存下去，能和马思共同生活一阵子。他们很不情愿地把他放了，还允许他继续照看类别最低的孩子，这些孩子是可以被牺牲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想看看之后的结果。他把孩子编成对子，带他们出去散步，他则转动一只样子像咖啡研磨机的小型手提八音盒的把柄。假日里，他和孩子们一起在操场上荡秋千——向上荡时，整群孩子一动不动，屏住呼吸，下荡时则发出尖叫。他还教其中的几个孩子识字。

与此同时，马思从结婚头一年起就开始背叛他，不分场合随便与他人滥交。通常情况下，辛辛纳特斯回家时，她似笑非笑的表情令人生厌，丰满的下巴抵在颈部，仿佛是在责备自己，然后抬起诚实的淡褐色双眼，轻柔地低声说：“今天小马思又干了那种事。”此时，他会盯着她看几秒钟，像女人一样把手掌贴在脸颊上，接着是无声地哭泣，穿过满是她的亲属的所有房间，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在里面使劲跺脚，打开水龙头，咳嗽，以掩盖自己哭泣的声音。有时，她会自我辩解，向他解释道：“你知道，我是个很善良的人：这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能给男人带来那么大的宽慰。”

她很快就怀孕了，但孩子不是他的。她生下一个男孩，马上又怀孕——又不是他的——生了个女孩。男孩跛脚，脾气极坏，女孩愚钝，太胖，几乎眼盲。两个孩子因为有这些严重缺陷，结果都进了他任教的幼儿园。看到灵巧、光洁、快活的马思带着一个跛子和一个胖子回家，给人以古怪的感觉。辛辛纳特斯逐渐完全失去了警觉，有一天，在城市公园的一次露天集会上，突然出现了一阵惊慌，有人高声喊道：“市民们，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接下去是一个陌生、近乎被遗忘的词。风飕飕地吹过槐树林，辛辛纳特斯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走开沿途心不在焉地摘下小路旁的灌木叶子。十天后，他被捕了。

“明天，可能，”辛辛纳特斯在囚室里缓慢走动时自言自语道。“明天，可能，”辛辛纳特斯说着坐在了床上，用手掌揉自己的前额。落日的余晖重复着早已熟悉的效果。“明天，可能，”辛辛纳特斯叹气说。“今天太安静了，到了明天，明亮的早晨……”

一时间，一切归于静寂——尽头处放着装水的瓦罐，天下所有囚犯都用它喝水；互相勾肩搭背的墙壁，宛如四个人凑在一起用听不到的私语讨论一个重大秘密；光洁柔软的蜘蛛，有点像马思；桌上有一些黑色的大本书……

“天大的误解，”辛辛纳特斯说完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他站起身，脱掉晨衣、无檐便帽、拖鞋。他脱掉亚麻裤和衬衫。他摘下脑袋，就像摘掉假发一样；摘下锁骨，就像摘下肩章；摘下胸廓，就像摘下颈肩铠甲；他卸下屁股和双腿，他卸下双臂，就像脱掉手套，把它们扔到一个角落里。他剩下的部分逐渐消融，几乎没有给空气染上什么颜色。起初，辛辛纳特斯简直是沉醉在孤傲冷漠之中；接着，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神秘的媒质中，开始自由地、幸福地……

铁门闩拉响，如同晴天霹雳，辛辛纳特斯立即重新长出卸掉的全部零部件，包括无檐便帽。狱卒罗迪恩用一只圆篮子送来十二个黄色的李子，篮子周围用葡萄叶装饰，这是监狱长的妻子送的一份礼物。

辛辛纳特斯，你的犯罪练习已经使你恢复了活力。

▇

三

走廊里末日般的嘈杂声越来越大，吵醒了辛辛纳特斯。

尽管他在前天就已经为这样被吵醒做好了准备，但他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他把晨衣折起贴在胸口，不让他的心看见——安静，没什么（就像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临头之际，大人对孩子说的话）——辛辛纳特斯遮住他的心，稍微仰起身，仔细听着。有许多人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声音大小各不相同；声音的低沉程度也不一样；有一个声音提出一个问题，另一个较近的声音作出回答。有人匆忙从远处呼啸而至，开始像在滑冰一样滑过石头地面。在混乱不堪的嘈杂声中，监狱长用男低音说出几个词，虽然听不清，但肯定很重要。最可怕的是，这一切喧闹全都被一个孩子的声音穿透——监狱长有个小女儿。辛辛纳特斯辨认出他的律师哀鸣般的男高音和罗迪恩含糊不清的话音……又有一个奔跑着的人咆哮般地问了一个问题，有人咆哮般地作了回答。喘气声，噼啪声，连续清脆的撞击声，像是有人用一根棍子在一条长凳底下探寻什么。“还是找不到吗？”监狱长问话的声音很清晰。有脚步声跑过去。又有脚步声跑过去。跑过去又跑回来了。辛辛纳特斯再也忍不住了。他把双脚垂到地上：他们毕竟尚未让他与马思见面……我应该开始穿衣服呢，还是等他们来替我穿？噢，把它了结掉吧，进来……

然而，他们又继续折磨了他两分钟左右。门突然打开，他的律师飞快悄然而入。

他头发很乱，大汗淋漓。他一边拨弄着左衣袖，一边用眼睛四处寻找。

“我丢了一只衬衫袖口链扣，”他大声喊叫，像狗一样直喘粗气，“一定是……挂到了什么……当我和可爱的小埃米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那么淘气……燕尾……我每次顺道去看她……问题是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可是我没在意……嗯，链扣一定是……我很喜欢的……哎，现在太迟了……也许我还可以……我给全体卫兵许了诺的……太可惜了，但是……”

“愚蠢、粗心的错误，”辛辛纳特斯不动声色地说，“我虚惊一场。这种事对心脏不利。”

“噢，谢谢你，别在意，没什么，”律师心不在焉地低声说。他的眼睛把囚室的所有角落仔细寻了个遍。看得出，丢了这样一件东西他很难过。这东西很宝贵。丢了这件东西他很难过。

辛辛纳特斯轻轻哼了一声，回到床上。另一个人在床脚坐下来。

“我要来看你的时候，”律师说，“本来心情很好，很髙兴的……可是现在这件小事坏了我的情绪——然而这毕竟是一件小事，我相信你会赞同这个看法的。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对了，你的感觉如何？”

“想跟你秘密交谈一次，”辛辛纳特斯闭着眼睛答道。“我想把自己得出的一些结论告诉你。把我包围起来的是某种讨厌的幽灵，而不是人。它们千方百计地折磨我：各种毫无意义的幻觉，做噩梦，说胡话，在噩梦中说蠢话，在这里能冒充真实生命的一切东西。从理论上讲，人希望醒来。但是没有外界的帮助，我无法醒过来，然而我又很害怕这种帮助。我的灵魂已经变懒了，而且已经习惯了裹得很紧的衣服。在包围我的所有幽灵中，你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可能是最讨厌的，但是另一方面——从我们之间的虚拟关系中你所处的逻辑地位来看——在某种意义上，你是顾问，是辩护人……”

“我是为你效劳的，”律师说，看到辛辛纳特斯终于健谈起来，心中窃喜。

“我想要问你的是：他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告诉我准确的处决日期？你等一等，我的话还没有讲完。那个所谓的监狱长不作正面回答，还提及一个事实——你等一等！首先，我想知道，谁有权确定这个日期。其次，我想知道，怎样才能让那个机构或个人或一群人有点理智……”

刚才还迫不及待想说话的律师，现在出于某种原因倒沉默了。他化过妆的脸、深蓝色的眉毛和长长的兔唇，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思想活动。

“别再想你的衣袖了，”辛辛纳特斯说，“集中注意力。”

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笨拙地改变了一下自己的体位，把静不下来的十指紧紧绞在一起。他用悲哀的声音说：“正是因为那种心境……”

“我就要被处决，”辛辛纳4#斯说，“这我知道。你接着说。”

“咱们换个话题，我求你了，”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喊道。

“难道你现在就不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说话吗？这真是糟透了，叫我无法忍受。我顺便来看你，只是想问问你有什么合法的要求……例如，”（说到这里他容光焕发）“也许你想得到庭审发言的打印副本？如果有这种要求，你就必须立即递交必要的申请，你我现在就可以着手准备，详细说明需要多少份发言副本，做什么用。恰好我有一小时闲空——噢，来吧，咱们动手干吧！我连专用的信封都带来了。”

“仅是出于好奇……”辛辛纳特斯说，“但是首先……那么，真的没有机会得到答案了吗？”

“一只专用信封，”律师重复道，想诱他。

“好吧，那就拿来吧，”辛辛纳特斯说着，顺手把鼓鼓的厚信封撕成起皱的碎片。

“你不应该这样做，”律师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绝对不应该这样做。你甚至没有认识到自己干了什么。里面装的也许是一份赦免书，再去要一份是不可能的！”

辛辛纳特斯捡起一把碎片，试图重新拼接起来，哪怕是一个意义连贯的句子，但是一切都弄乱、变形、支离破碎了。

“你总是干这样的事，”律师嘀咕道，双手抱住太阳穴，踱步穿过囚室。“你的解救办法也许就握在你自己手里，可是你……真是糟透了！你说，我还有什么办法？现在一切都完了……本来我是多么高兴！我是多么细心地让你做好准备！”

“我可以进来吗？”监狱长用胀满的声音问。“该不会打扰你们吧？”

“请进，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请进，”律师说。“请进，亲爱的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只是这里的气氛不大愉快……”

“嗯，咱们这位在劫难逃的朋友今天感觉如何？”优雅、威严的监狱长俏皮地问，把辛辛纳特斯冰凉的小手紧紧抓在自己胖乎乎的紫色爪子里。“一切都好吗？没有什么疼痛吧？还在和我们这位不知疲倦的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聊天？噢，我要顺便告诉你，亲爱的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我那顽皮的小女儿刚才在楼梯上找到了你的衣袖链扣。这是用法国黄金造的,对吗？非常非常精致。我通常是不说恭维话的，但是我不能不说……”

他们俩走到一个角落里，假装是在检查那件迷人的小装饰品，讨论其历史和价值，并对之赞叹不已。辛辛纳特斯利用这个机会从床底下提出指责，声音很髙，气势汹汹，但最后又变得犹豫起来……

“对，式样的确漂亮极了，实在漂亮极了，”监狱长和律师一起从角落里走回来时，嘴里不断重复着这句话。“看来你感觉很好，年轻人，”他对辛辛纳特斯说的这句话毫无意义，当时辛辛纳特斯正要爬回床上去。“无论如何。你不应该孩子气。公众，还有作为公众代表的我们这些人，惟一关心的是你的福利——这一点现在应该是很清楚的。我们随时准备帮助你消除孤独感，让你的日子好过些。再过几天，一个新囚犯将要搬进我们的一间豪华囚室。你们将会互相认识，这能给你带来乐趣。”

“再过几天？”辛辛纳特斯问。“这么说我还有几天活头了？”

“你听他说，”监狱长咯咯笑起来，“应该让他知道全部实情。你看如何，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

“噢，我的朋友，你说得太对了，”律师叹气道。

“对，先生，”监狱长接着说，把钥匙串摇得丁当响。“你应该更合作一些，先生。这段时间他一直很傲慢，愤怒，心怀恶意。昨天晚上我给他送来一些李子，你猜他怎么着？这位大人决定不吃，这位大人实在太骄傲。好吧，先生！刚才我说到有一位新囚犯要来，你可以尽情和他聊个够。没有必要这样闷闷不乐。我说得没错吧，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

“你说得对，罗迪恩，你说得对，”律师表示赞同，脸上露出不自觉的微笑。

罗迪恩捋着胡子，继续说：“我为这位可怜的绅士感到非常难过——我进来一看，他正站在叠在桌上的椅子上，踮着脚用他那双小手要去抓窗户上的铁条，那模样就像一只病猴。天空很蓝，燕子在飞，云片高悬——天赐之福！神赐之恩！我像抱婴儿一样把这位绅士从桌上抱下来，我自己则声嘶力竭大声喊叫——没错，就是站在这里，我不断地喊叫……我真的快要崩溃了，我为他感到十分难过。”

“对了，我们把他送到楼上去，你看怎么样？”律师犹豫地建议。

“没问题，当然可以，”罗迪恩故意拖长声调说，显示出自己平静的仁慈。“我们随时可以这样做。”

“穿上你的晨衣，”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说。

辛辛纳特斯说：“我服从你们，你们这些幽灵、豺狼、拙劣的仿品。我服从你们。但是，我要求——是的，要求，”（另一个辛辛纳特斯歇斯底里地跺脚，拖鞋都掉了）“你们告诉我，我还有多少时间可活……还有，是否允许我和妻子见面。”

“也许会允许，”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和罗迪恩交换眼色后答道。“你就别罗嗦了。好吧，咱们走。”

“请，”罗迪恩用肩膀推了一下没上锁的门说。

三个人一起走出去：走在前面的是罗迪恩，罗圈腿，褪色的旧马裤，臀部鼓起。律师跟在他后面，穿礼服大衣，赛璐珞衣领上有个污渍，脑后黑色假发下端有略带粉色的平纹细布饰边。在他后面，走在最后的是辛辛纳特斯，甩掉拖鞋，把晨衣裹得更紧了。

到了走廊拐弯处，另一位不知名的卫兵向他们敬礼。走廊上，暗淡的石青光区与黑暗区交替出现。他们继续不停地往前走。一个接一个的拐弯。有几次他们经过的墙上出现相同的潮湿图形，看上去像瘦骨嶙峋的马，挺可怕的。不时需要开灯，满布灰尘的灯泡从上面或旁边发出令人不快的黄光。有时灯泡烧坏了，他们只好在漆黑中拖着脚走。有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阳光意外地从上面照射下来，在已受腐蚀的石板上洒开来，发出雾蒙蒙的光。监狱长的女儿埃米穿着明亮的方格连衣裙和方格短袜——完全是个孩子，但她那大理石般的小腿肚却像芭蕾舞小女演员的一样——正有节奏地对墙击球。她回过头，用一只手的第四和第五手指把一缕金黄色头发从脸颊上掠开，目送这支小小的队伍从自己身边走过。罗迪恩经过她身边时，把钥匙串摇得丁当响逗她玩。律师轻轻抚摸她发亮的头发，但是她的目光却盯着辛辛纳特斯，他对她露出恐惧的微笑。在过道的下一个转弯处，三个人都回头张望。埃米正凝视着他们，双手还在轻轻地拍打那只光滑红蓝相间的球，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他们又在黑暗中走了很久，到了尽头，那里有一只深红色的灯泡在一卷消防水带上方发光。罗迪恩打开一扇不高的铁门，进了铁门有石头阶梯陡峭盘旋而上。此时三人的顺序稍有改变：罗迪恩原地踏步，让律师和辛辛纳特斯先后通过，然后悄悄地走在队伍后面。

要爬上这陡峭的阶梯并非易事，黑暗的浓度随着他们的攀登逐渐淡化。他们爬的时间很长，出于无聊，辛辛纳特斯开始数阶梯的级数，一直数到三位数，可是这时他跌了一跤，把数目给忘了。明亮程度逐渐增强。辛辛纳特斯精疲力竭，像小孩爬楼梯一样，每次都用同一只脚开始。又拐了个弯，突然吹来一阵大风，夏季的天空耀眼地展现在眼前，燕子的鸣叫刺破长空。

他们三人来到了一座塔楼顶端的宽阔平台上，周围景色激动人心，因为不仅塔楼本身很大，而且整座要塞像个庞然大物，矗立在一个巨大的悬崖之巅，像是从悬崖上长出来的一个大家伙。下面，你可以看到几近垂直的葡萄园，一条浅黄色道路蜿蜒而下，直至干涸的河床；一个身着红装的小个子正在过凸面桥；跑在他前面的小不点儿很可能是一只狗。

远方，阳光灿烂的小镇像个面积巨大的半圆形：一排排平整的房子五颜六色，周围是构成弧形的树木，其他一些歪斜的房子顺坡而下排列，仿佛踩在自己的影子上。你还可以分辨出第一大街上穿行的车辆，大街末端泛出紫色微光，那是著名的喷泉在喷涌。更远处，雾蒙蒙山峦重叠，构成地平线，有斑斑点点的橡树林，不时可见水塘像一面面小镜子闪烁光芒，其他明亮的椭圆形水域在西部汇聚，透过柔和的薄雾焕发光彩，那里就是斯特罗普河的发源地。辛辛纳特斯一手贴在面颊上，纹丝不动，心中充满难以言表的模糊的但也可能是快乐的绝望，凝视着塔玛拉公园的微光和薄雾，凝视着公园背后鸽蓝色的温柔群山——啊，他注视良久，目光舍不得移开……

律师距他仅几步之遥，他用双肘靠在宽阔的石砌女儿墙上，墙顶居然长满了一种长势旺盛的蔬菜。他的背部沾了白垩。他忧心忡忡地仰望太空，左脚的漆革皮鞋搁在右脚皮鞋上，由于脸颊受到手指的挤压，下眼睑向外翻。罗迪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扫帚，一声不吭地打扫平台上的石板。

“这一切多么令人迷恋啊，”辛辛纳特斯对着公园和群山说(由于某种原因，在风中重复“令人迷恋”这个词令人感到特别愉快，就像孩子捂上耳朵又突然松开，如此变换听觉世界为乐）。

“令人迷恋啊！我从未见过那些山峦如此美丽，如此神秘。在山峦的某一重叠之处，在它们神秘的峡谷中，难道我就不能……不，我最好别去想它。”

他把平台走了个遍。平原地带朝北延伸，云影从平原上掠过，草地和粮田交替出现。在斯特罗普河的一个拐弯处以远，可以看到古老的机场和保存陈旧失修飞机的建筑物轮廓，机翼上锈迹斑驳。飞机假日里有时还在使用，主要是供残疾人娱乐。内容沉闷乏味。时间平静地在打瞌睡。传说城里有过一个人，是药剂师，据说他的曾祖父曾留下一份回忆录，描写商人们如何乘飞机去中国。

辛辛纳特斯绕平台走完一圈之后，又回到南边的女儿墙。他正在用眼睛尽情地进行非法远游。此时他认为自己辨认出了那特定的开花灌木丛，那只鸟，那条消失在常青藤树阴下的小路——

“到此为止吧，”监狱长和蔼地说，把扫帚扔到一个角落里，重新穿上礼服大衣。“回家去。”

“对，时间到了，”律师看了看表，附和着。

这支小小的队伍开始往回走。前头是监狱长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紧随其后的是律师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最后面是囚犯辛辛纳特斯，他吸了大量新鲜空气之后，不禁呵欠连连。监狱长的礼服大衣后面沾有白垩。

▇

四

趁着罗迪恩送早餐的机会，她从他托着盘子的双手底下溜进了囚室。

“去，去，去，”他说着，把巧克力饮料摆放在桌子上。他用脚轻轻地把背后的门关上，冲着自己的胡须低声说：“这孩子真淘气……”

与此同时，埃米避开他躲了起来，蹲在桌子底下。

“看书，呃？”罗迪恩说，容光焕发，态度和蔼。“这样消遣有意义。”

辛辛纳特斯并没有从书页上抬起眼，就用抑扬格的声调表示了赞同，但是他的双眼已经不知道在看什么了。

罗迪恩完成了并不复杂的任务，用破布挥去在阳光光柱中舞动的尘埃，喂完蜘蛛，就离开了。

埃米仍然蹲着，但是紧张已经减少了一点，像在弹簧上微微摇摆，长有绒毛的双臂交叉，粉红色的嘴微张着，长而淡到近乎白色的睫毛眨个不停，目光越过桌面投向门口。这是一个已经很熟悉的动作：她随便用几个指头把淡黄色的头发从太阳穴上掠开，斜睨一眼辛辛纳特斯，他早已把书搁在一边，正在等待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他走了，”辛辛纳特斯说。

她离开蹲坐的地方，但仍然猫着腰朝门口张望。她颇为尴尬，不知道该做什么。她突然做出愤怒状，只见她芭蕾舞女演员般的一双小腿肚迅速晃动，飞速到了门口——门当然已经锁上了。她的波纹腰带加快了囚室里的空气流动。

辛辛纳特斯问了她两个普通的问题。她装出斯文的样子，说出自己的名字，十二岁。

“你为我感到难过吗？”辛辛纳特斯问。

对此她不作答。角落里有一只瓦罐，她把它举到自己面前。瓦罐是空的，发出沉闷的声音。她冲里面大喊几声，很快就把它扔了。此时她靠在墙上，只用肩胛骨和双肘支撑自己，用穿平底鞋绷紧的双脚向前滑动，然后又直起身来。她对自己微笑，待她继续滑动时，她又阴沉着脸看辛辛纳特斯，就像在看一轮落日。这一切都表明她是一个好动的野孩子。

“难道你一点都不为我难过吗？”辛辛纳特斯说。“这不可能。我无法想象。快过来，你这个傻小妞，告诉我，我哪一天会被处决。”

可是埃米并不回答，只是滑到了地板上。她静静地坐下来，下巴搁在弯曲的膝盖上，拉紧双膝上的裙子褶边。

“告诉我，埃米，请……情况你一定全知道——我看得出你知道……你的父亲在饭桌上谈过，你的母亲在厨房里谈过……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昨天的报纸被整齐地剪掉一个小方块——这说明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

她像被卷入旋风一样，从地板上跳起来，飞奔到门口，开始在门上猛击，不是用手掌，而是用靠近腕部的手掌根。她的金黄色头发松散、柔软光洁，末端成卷曲状悬挂着。

“你要是个大人就好了，”辛辛纳特斯陷入冥想，“如果你的灵魂有一点点我的神态，你就会像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古老神话中一样，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让监狱看守喝下魔力饮剂。埃米！”他高声喊道，“我求你——我决不放弃——告诉我，我什么时候会死？”

她一边咬手指头，一边走到桌子旁，桌上高高摞着一堆书。她打开一本，把书页翻得噼啪响，几乎把它们扯下来，啪一声把书合上，又拿起另一本。她的脸动个不停：先是皱长满雀斑的鼻子，然后又用舌头从里面把腮帮子鼓起来。

门咣的一声。罗迪恩可能已经透过窥孔窥视过，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还不滚开，死丫头！我真是自作自受。”

她突然尖声大笑起来，避开他蟹钳般的手，向敞开的门冲去。到了门槛上，她突然以舞蹈家神奇的准确性停住——也许是吹送一个吻，也可能是默然达成一项盟约——回头望着辛辛纳特斯。接着，她又有节奏地突然跑开了，步伐又长又高，富有弹性，已经快要飞起来了。

罗迪恩一边抱怨，一边费力地在她后面追赶，钥匙串丁当作响。

“等一等！”辛辛纳特斯喊道。“这些书我全看完了。把书目再给我送过来。”

“书……”罗迪恩气鼓鼓地嘲笑他，猛地咣当一声把门锁上。

痛苦至极！辛辛纳特斯，痛苦至极！纯粹的痛苦，辛辛纳特斯——无情的洪亮钟声，肥胖的蜘蛛，黄色的墙壁，粗糙的黑毛毯。巧克力饮料的浮渣。用两根手指头从中间把它提起，整张把它抓出来，它已不再是平面覆盖层，而像一条有褶子的棕色小裙子了。下面的饮料仍然温热，微甜，死气沉沉。三片烤面包，表皮烤焦了，像乌龟壳。一小块圆形黄油，上面有监狱长姓名首字母的浮饰。痛苦至极，辛辛纳特斯，床上有多少面包屑!

他悲叹了一阵，埋怨，压响所有指关节，然后从床上爬起来，穿上令人厌恶的晨衣，开始在囚室里来回走动。他又一次仔细察看了墙上的题字，希望能在什么地方发现新的内容。他在椅子上站了好久，像一只羽毛未丰的乌鸦站在树墩上，一动不动地仰首凝视着一片小得可怜的天空。他又走动了一阵子。他再次阅读了囚犯的八条守则，其实他早已烂熟于心：

一、严禁离开监狱。

二、囚犯应以逆来顺受为荣。

三、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必须严格保持安静。

四、不许接待女性。

五、惟有双方同意并在特定的日子方可与卫兵唱歌、跳舞、开玩笑。

六、囚犯夜间最好不要做与自己的处境、地位不相称的梦，诸如美丽景色、与朋友结伴郊游、家庭饮宴、与在现实生活中或在清醒状态下不让囚犯接近她的人性交，因为囚犯可以因此被法律判定为强奸。万一做了梦，囚犯应立即进行自我抑制。

七、由于囚犯享受着监狱的好客环境，因此，当监狱人员打扫卫生或做其他工作时，如果要求囚犯参加，囚犯不得拒绝。

八、囚犯的财产或人身遗失，监狱管理部门概不负责。

痛苦，痛苦，辛辛纳特斯。继续踱步，辛辛纳特斯，先用你的长袍擦擦墙壁，再擦擦椅子。痛苦！摞在桌上的书全看完了。尽管辛辛纳特斯知道那些书已经全看完了，他还是继续搜寻、检查，把一本厚厚的书翻开来看……他顾不得坐下来，急切地翻阅着已经十分熟悉的书页。

那是一本经过装订的杂志，出版时间很早，几乎记不清年代了。就规模和珍品图书藏量而言，监狱图书馆位居全市第二，它收藏着好几本这样的古董。那是一个年代久远的世界，最简单的东西闪耀着青春和天生的傲慢之光，此乃源自对生产这些东西所付出的劳动的崇敬。那是一切都在流动的年代；充分润滑的金属默默地表演无声的杂技；强壮身体的空前柔软性凸显出男性服装的和谐线条；建筑物弯角处的巨大窗户装的是平滑的玻璃；一位穿泳装的女孩身轻如燕，高飞在泳池上空，看上去不比一只飞碟大；一位跳高运动员使尽全身力气一跃而起，仰卧在空中，要不是他的短裤有旗帜般的折痕，看上去还挺像是在懒洋洋地休息；水在流动，永不间断地悄然流动着；水流从高处落下的优美，浴室细部的辉煌灿烂；海洋泛动着缎子般的波纹，上面落下一个带有双翼的影子。一切都充满光辉，闪耀光芒。一切都充满激情地朝着一种完美前进，而完美的定义则是无摩擦。生命沉醉在自身周期的一切诱惑之中，很快就变得晕头转向，于是地面向下倾斜，塌陷，落下，因恶心和疲意而变得软弱无力——我非得把它说出来吗？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已进入一个新的维度……没错，物质已经老化、疲劳，从那些传奇年代留存下来的东西很少——几部机器，两三眼喷泉没有一个人留恋过去，甚至连“过去”这一概念都发生了变化。

“可是也许，”辛辛纳特斯想，“我对这些画面做了错误的理解。把时代照片的特点与时代本身等同起来了。大量的阴影区，强烈的光线，晒黑的肩膀发出的光泽，罕用的反射光，一种成分流变为另一种成分——也许这一切都只属于快照的性质，属于珂罗版印刷图片，属于那种艺术的特殊形式，而世界其实从来都不那么错综复杂，那么潮湿，那么快速——就像我们今天用并不复杂的摄影机，以其自己的方式记录我们匆忙装配起来并加以涂饰的世界一样。”

“可是也许，”（辛辛纳特斯在一张横格纸上开始飞快地写着）“我错误理解……属于那个时代……如此大量……强烈的……流变……世界其实从来都不……就像……可是如此反复思考又怎能减轻我的痛苦？噢，我的痛苦——我该如何对付你，对付我自己？他们竟敢对我隐瞒……我必须经历极端痛苦的考验，我为了保持一点尊严（无论如何，我只默默忍受脸色苍白——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在接受考验期间必须努力控制自己的一切官能，我，我……身体逐渐衰弱……悬而不决的状态实在糟透了——见鬼，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快快告诉我——可是你们不干，你们让我每天早上都重新死一次……另一方面，可否让我知道，让我做点……短期工作……把经过证实的想法记录下来……某一天有人会看到它，突然感觉他头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苏醒过来。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会使他突然喜极而泣，他的眼睛会在泪水中融化，有了这番经历之后，他会觉得世界更干净更新鲜。可在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充分时间的情况下，我怎么能开始写作呢？如果你对自己说，‘从昨天开始写，时间是足够的，’你会备感痛苦——你又会认为‘要是我昨天开始写该多好……’不是非做不可的清晰而精确的工作，也不是为必须起床的某一个早晨做灵魂上的逐渐准备，当——当你，灵魂，在行刑者之桶里洗浴时，你会不自觉地沉溺于毫无意义、毫无新意的逃跑美梦之中——天啊，逃跑……今天，当她跑进来的时候，又是跺脚又是笑——也就是，我的意思是——不，我还是应该做记录，留下一些东西。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我是你们当中还活着的一个——不仅是我的眼睛与众不同，还有我的听力，我的味觉——不仅是我的嗅觉像鹿一样，我的触觉像蝙蝠——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有能力把所有这一切连接在一点上一不，天机尚未泄露——这只不过是燧石而已——我还没有说到点火本身。我的生命。小时候，有一次参加学校远足，我脱离了队伍——尽管这可能只是个梦——我发觉自己身处正午的烈日之下，在一个懒洋洋的小镇上，有一个男人在一堵粉刷得很明亮的白墙下的一张长凳上打盹，他终于起来帮我找路时，他映在墙上的蓝色影子并没有立即跟上他。噢，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一定是我自己失察了，影子一点未曾磨蹭，我们可不可以简单地认为，它是被墙上的不平之处给挂住了……但我想表述的是：他的行动和滞后的影子的行动之间——那一瞬间，那一昏厥的瞬间——我很少经历的那种瞬间——停顿，间隙，此时心像一根羽毛……我还想写持续不断的震颤一写我思想的一部分总是如何紧紧围绕那看不见的脐带，把这个世界与别的什么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脐带——与我现在还不想说的东西联系的……可是，当我还在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把这些思想全都翻出来也是徒劳时，我怎么能着手写它呢？今天她跑进来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孩子——现在我想说的是——不过是一个孩子，给我的思想带来了一些透气孔——我和着一首古诗的韵律展开遐想——难道她就不能给那些卫兵一杯搀毒的饮料，她就不能救我吗？但愿她能保持现在的童真，同时又思想成熟、善解人意——这样就有可能性了：她火辣辣的脸颊，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解救行动，解救行动……但是我错了，我反复认为世界上没有我的避难之所。其实有！我能找到它！沙漠中葱翠的沟壑！高山险崖遮阴下的一片雪！但这是不健康的——我正在做的是：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而我却还在刺激自己，随意挥霍仅余的一点力气。多么痛苦，噢，多么痛苦……显然我还没有把最后的胶片从自己的恐惧中除去。”

他陷入沉思之中。他扔下铅笔，站起来，开始走动。他听见钟声敲响。脚步声利用钟声作为平台浮出水面；平台漂走了，可是脚步声却留下了，这时两个人走进了囚室：罗迪恩端着汤，图书管理员送来了书目。

后者身材魁梧，却面带病容，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一圈黑发围住秃顶，躯干很长，穿一件蓝色套衫，有些地方已经褪色，双肘有靛蓝色补丁。他的双手插在裤袋里，裤子极窄，腋下夹一本大书，黑皮装订。辛辛纳特斯以前已有幸见过他一面。

“这是书目，”图书管理员说，语言极为简洁，显然有蔑视的味道。

很好，就放这儿吧，”辛辛纳特斯说，“我会选些书。如果你愿意坐下来等一会儿，请便。但是如果你想走……”

“我这就走，”图书管理员说。

“那好。我会让罗迪恩把书目还给你。还有，你可以把这些书带回去……这些古代的杂志真是美妙动人……你可知道，这本沉甸甸的书就像压舱物一样，一直把我送到时间的底部。那真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感觉。”

“不，”图书管理员说。

“再给我送一些来我将把自己想要的年份抄下来。还要一本小说，要最新的。你就要走了吗？各种吸引人的内容你全有吗？”辛辛纳特斯独自一人，一边喝汤，一边翻阅书目。其核心部分精心印刷，很吸引人。印刷文本中插入许多用红墨水写的书名，字体虽小但很清晰。如果不是专家，要弄懂书目的意思是很困难的，因为其中的书名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而是以每本书的页码数为序，还注明每本书里额外贴进去多少张（这是为了避免重复）。因此，辛辛纳特斯只是随便找找，心中并无确定的目标，碰到似乎有点魅力的东西就挑选出来。书目保存之干净堪称典范，正因为如此，有一本书首页的白色反面上，出现一个孩子的一系列铅笔画，就更加令人感到惊奇。那些画的意思，辛辛纳特斯起初并不理解。

▇

五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祝贺，”第二天早晨，监狱长走进辛辛纳特斯的囚室，用他的男低音油腔滑调地说。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似乎打扮得比平时更加整洁漂亮：他那件最漂亮的礼服大衣，背部填了棉花垫料，显得宽阔、平滑、肥胖，像个俄罗斯教练；他的假发很光洁，像新的一样；他的下巴像生面团，滑稽可笑，看上去像扑了一层面粉。纽孔里插一朵粉红色蜡花，花瓣边上布满斑点。一群监狱工作人员从他威严的身影背后好奇地窥视着——他已经站在门槛上了，他们也都穿上节日盛装，头发也捋得很平顺。罗迪恩甚至还佩戴一枚小奖章。

“我早就准备好了。我马上穿好衣服。我知道会是今天。”

“恭喜恭喜，”监狱长重复道，未曾注意到辛辛纳特斯因情绪激动而浑身颤抖。“我荣幸地通知你，从今以后你有邻居了——对，对，他刚搬进来。我相信，你一定等厌了。好啦，现在不用操心了——有知己有朋友可以一起玩一起工作了，你不会再觉得那么沉闷无聊了。还有更重要的——此事当然必须严格保密——我可以通知你，你已经获准与你的妻子见面，时间是明天上午。”

辛辛纳特斯躺回床上去说：“好，太好了。我感谢你，布娃娃，教练，彩绘猪……对不起，我有点……”

此时，囚室的四壁开始凸起，泛起涟漪，像被搅动的水中倒影；监狱长开始轻轻荡漾，床变成了船。辛辛纳特斯抓住船舷以保持自己的平衡，可是桨叉却掉在了他手里。在齐脖深处，在千朵布满斑点的花里，他开始游泳，被绊住，开始下沉。他们卷起衣袖，开始向他伸出撑船用的长篙和抓钩，为的是能钩住他，把他拉回岸上。他们终于把他拖了上来。

“别紧张，别紧张，只是个普通的小女人，”监狱医生——他的别名叫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微笑着说。“你可以自由地呼吸，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你夜里出过汗吗？一切照常，如果你很听话，也许我们会让你很快地看一眼新来的人……但是请你注意，只能很短暂地看一眼……”

“时间多长……我说的是那个见面……能给我们多少时间？……”辛辛纳特斯吃力地说。

“等一等，等一等。别这么火急火燎的，别这么激动。我们答应把他带来给你看，我们决不食言。穿上你的拖鞋，把头发整理好。我看……”监狱长用目光向罗迪恩征求意见，罗迪恩点头。

“但是请你绝对保持安静，”他又对辛辛纳特斯说，“不要用你的手去抓任何东西。好吧，起来，起来。你不配享受这一待遇——你，我的朋友，表现不好，但我们还是给你这次机会——好——不要说话了，悄然无声……”

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踮着脚尖，用双臂保持平衡，离开了囚室，辛辛纳特斯穿着尺码太大的拖鞋，拖着脚步紧随其后。走廊远处，罗迪恩已经在一扇上了闩的门前俯下身子：他已经把窥孔盖推向一旁，正往里窥视着。他未曾转身，只用手做了个动作，要求大家更安静些，然后又逐渐改变为另一种不同的示意手势。监狱长把脚尖踮得更高，同时转身做了个带有威胁性的鬼脸，但是辛辛纳特斯没有办法不让自己的拖鞋完全不在地面上摩擦出声音来。在半黑暗的过道里，不时可见监狱工作人员影影绰绰地聚集在一起，弯下身子，手搭凉篷，似乎是想看清远处的什么东西。实验室助手罗迪恩让老板通过调好焦距的目镜进行观察。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弯下腰来窥视，背部发出结实的嘎吱一声……与此同时，在灰色的阴影中，模糊的人影悄无声息地更换着自己的位置，悄无声息地相互召唤，排成队列，许多无声的脚都已经像活塞一样移动到了合适的位置，随时准备迈步前进。最后，监狱长慢慢走开，轻轻拉了一下辛辛纳特斯的衣袖，请他来看那个小窗洞，就像一个教授请一位顺便到访的门外汉观察什么东西一样。辛辛纳特斯顺从地把一只眼贴在透出光亮的小圆圈上。起初他只看到一些阳光光斑和色带，但是后来他辨认出一张床，和他囚室里的床一样；旁边叠着两只好看的小提箱，箱锁闪闪发亮，还有一只长方形大箱子，像是用来装长号的。

“喂，你看见什么了吗？”监狱长低声问，弯身紧贴着他，身上散发出从敞开坟墓中长出来的百合气味。辛辛纳特斯点点头，尽管他还没有看到最主要的目标；他把视线向左移，这下真的看到了。

一个没有胡子的小个子胖男人：三十岁左右，身着老式但刚熨过的干净监狱睡衣裤，坐在一张椅子上，身体侧向桌子一旁，一动不动，像是糖制的。他全身上下都有条纹——连短袜也不例外，全新的摩洛哥皮拖鞋——他坐着，一条短而粗的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胖乎乎的双手抓住胫部，露出洁净的脚后跟。耳状的手指头上，一块清澈的海蓝宝石闪耀光芒。蜜黄色的头发在浑圆的脑袋中央分开。长长的睫毛投影在胖乎乎的脸颊上。一口洁白整齐的奇妙好牙在绯红的双唇间闪光。他全身似乎霜雪般光亮平滑，只因从头顶上落下的太阳光柱才稍微融化了一点。桌上除了一只别致的旅行钟装在一个皮盒子里，别的什么都没有。

“好了好了，”监狱长微笑着低声说，“我也想瞧瞧，”他自己又凑到明亮的窥孔前面来。罗迪恩用手势向辛辛纳特斯示意该回去了。影影绰绰的工作人员排成一列，毕恭毕敬地跟在他后面：在监狱长背后已经排起了长队，等候着要到窥孔前看一眼，有些人把他们的长子都带来了。

“我们真的把你宠坏了，”罗迪恩低声做了这样的结论，半天打不开辛辛纳特斯囚室的门锁，最后用俄文诅咒，终于奏效，把门打开了。

一切归于寂静，一切与平常一样。

“不，这还不是一切——明天你还会来，”辛辛纳特斯朗声说，由于刚才的心醉神迷，身体还在颤抖着。“我应该对你说什么？”他继续考虑着，不断自言自语，止不住战栗。“你会对我说什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爱你，而且将会继续爱你——即使到了我跪在地上，双肩往后缩，脚后跟冲着刽子手，绷紧鹅一般的长颈时——我仍然爱你。尔后——很可能是尔后——我会爱你，总有一天，我们将能对一切作出真正全面的解释，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许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互相融合，你和我以某种方式把自己转变为一种模式，把谜解开：从A点画一条直线到B点……不必看，也不必动用铅笔……或以某种别的方式……我们将把两点连接起来，画出这条线，你和我共同组成我所渴望的独特设计图案。如果他们每天早上都这样对待我，就能使我就范，我会变得头脑迟钝。”

辛辛纳特斯突然呵欠连连——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硬腭底下还是有一波接一波的胀满感。那是神经紧张引起的——他并不困倦。在明天到来之前，他必须找点事做，不让自己闲下来——新的书还没有送来。他的书目也还没有还……噢，对了，不是还有那些小画吗！可是现在，由于还有明天的见面……

显然出自孩子的手笔，无疑是埃米的画，构成一个连贯的故事，一个承诺，一典型的幻想（辛辛纳特斯昨天就是这样看的）。首先是一条横线——也就是这石头地面；地面上有一把很简单的椅子，像一只昆虫，上方是由六个正方形组成的格栅。另有一幅相同的画面，但增添了一轮满月，它的嘴角郁闷地聋拉在格栅之外。下一幅是一张用三笔画成的凳子，上面坐着一个无眼（在睡觉）的狱卒，地上有一个圆环，上面挂着六把钥匙。再往后一幅还是同一钥匙环，只是稍大一点，短袖中有一只手，五指伸直要去抓钥匙环。从这里开始画面变得有趣起来了。下一幅画中，门半开着，门内有看上去像鸟距的东西——这一切明显暗示逃跑的囚犯。再下一幅是他本人，头上用一些逗号代替头发，身穿黑色小袍，用一个等腰三角形表示，最高水平的艺术家也不过如此了。他被一个小女孩领着：双腿像叉子，波状裙子，头发画成几条平行线。接着又是同一画面，只是以设计图的形式出现一个正方形代表囚室，一条有角度的直线代表走廊，虚线代表路线，末端是画得像手风琴的阶梯。最后是结尾：漆黑的塔楼，上方是高兴的月亮，嘴往上撇。

不——这只不过是自我欺骗，纯属胡编乱造。孩子毫无目的地乱涂一气……让我们把书名抄下来，把书目放到一边。是的，孩子……舌尖从右嘴角伸出，紧紧握住又粗又短的铅笔，由于使劲往下压，有一个手指头发白……特别成功地连接一条直线之后，身子往后一靠，脑袋摇过来晃过去，扭动双肩，又回到纸上去画画，把舌尖转换到左嘴角……那么煞费苦心……净是胡编乱造，咱们就不要再详细谈论它了……

辛辛纳特斯想找一种办法打发无聊的时光，于是决定把自己收拾干净，明天好与马思见面。罗迪恩答应再抱一只浴桶来，审判前夕，辛辛纳特斯曾在那种桶里洗过一次澡。他坐在桌旁，等着送水来；今天桌子有点摇晃。

“这次见面，”辛辛纳特斯写道，“表明我那可怕的早晨很可能为期不远了。后天的这个时候，我的囚室里将空无一人。但是能见到你，我还是感到很快乐。以前我们上车间走的是不同的楼梯，男的走一个，女的走另一个，但是会在倒数第二个楼梯平台上相遇。我第一次见到马思时，她是什么样子，现在我再也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还记得，她要笑之前的刹那间嘴巴微张的情形，还有淡褐色的圆眼睛，珊瑚耳环——啊，我多么想再现过去的她，很生疏，还很生硬——后来逐渐温和起来——当她向我转过头来，脸颊和脖子之间出现的皱折变得热情起来，几乎是充满活力。这就是她的天地。她的天地是由一些简单的成分连接起来的。我看，最简单的烹饪书中的食谱，都比她哼着曲子烘烤出来的世界更复杂：每天为她自己，为我，为大家。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即使在当时最初几天，不知从何时起突然出现了恶意和固执……如此柔软、逗趣、温暖，接着突然地……起初我还以为她是故意装的，也许是为了表明别人处在她的位置上会是多么暴躁、固执。你能想象，当我意识到这就是她的真实自我时，我是多么惊异吗！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我的小笨蛋，你的脑袋多小啊，伸手从那赤褐色的浓发中摸过去就知道小了。她懂得往自己头顶上抹女孩子用的头油，给头发平添一点纯粹的光滑感。‘你那位娇小的妻子外表文静温柔，但是我要告诉你，她会咬人，’她那位难忘的初恋情人对我说。最糟糕的是，他使用这个动词并非比喻……因为在某一特定时刻，她真的咬人……那是人们应该驱除的记忆之一，否则它就会压倒你，压垮你。小马思又干出那种事来……有一次让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从阳台上看见了——从那一天起，在走进任何房间之前，我都是老远就发出明显的信号——或咳嗽，或毫无意义地感叹。目睹那种扭曲姿势，匆促行事气喘吁吁，令人极为厌恶——以前在塔玛拉花园的阴暗隐蔽处，这一切都是我的，后来我失去了。算一算她已经有多少……无穷无尽的折磨：用餐时不是跟这个情人就是跟那个情人谈话，装出兴高釆烈的样子，砸坚果，开玩笑，在这整个过程中，极端害怕弯下身子，偶然看见那个怪物的下半身，其上半身还挺体面的，可以看到一个年轻女士和一个年轻男士坐在桌旁，直至腰部，他们平静地吃饭闲聊，但其下半身却是扭动、狂暴的四足动物。我弯腰从地上捡起掉落的餐巾，简直就像坠入地狱。事后，马思谈及自己时（照样还是用第一人称复数）会说，‘被人家看到，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我仍然爱你。无从逃避，命中注定，不可救药……只要那些橡树矗立在公园里，我就……当他们冠冕堂皇地向你表明，我已不受欢迎，大家都必须避开我——你为自己什么都没有注意到而感到惊奇——要瞒着你是轻而易举的事！我还记得你求我改造自己的情况，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理解我身上有什么东西需要改造，如何改造，即使到了现在，你还是什么都不理解，而且从不停下来想一想你是否理解，而当你感到疑惑时，你的疑惑几乎是温馨的。甚至，法警已经捧着那种帽子开始在法庭上走动了，你还把小纸片扔进来。”

浴桶到达码头后还在轻轻摇晃，无邪、欢快、诱人的蒸汽升腾而起。辛辛纳特斯颇为冲动，叹了口气，把填好的单子放在一边，这两个动作做得很快。他从小床脚柜里取出一条干净毛巾。辛辛纳特斯身材又小又瘦，可以把全身都泡进浴桶里。他坐在桶里，像乘坐独木舟，平静地漂浮着。夕阳的淡红色余辉和蒸汽互相混合，在石头囚室的小天地里引起一阵五彩缤纷的震颤。靠岸后，辛辛纳特斯站起来，登上陆地。他自己擦干身子时，眩晕和心悸使他很难受。他瘦骨嶙峋，此时，落日的余辉使他肋骨的影子产生夸张效果，整个胸腔的结构显出神秘色彩，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他身处监狱被囚禁的环境性质。我可怜的小辛辛纳特斯。他在擦干身子时，试图从自己身上找到某种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东西，他不断察看自己的静脉，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塞子很快就会被拔去，体内的一切都会流出来。他的骨头既轻又细。他那些听话的脚趾甲（你们很可爱，你们是无辜的）孩子般专注地仰望着他。当他这样坐在床上的时候——赤身裸体，他那皮包骨的后背，从尾骨到颈椎骨，全都暴露在门外的窥视者面前（他能听到他们的低声细语，沙沙作响的脚步声，议论这个那个的声音可是没关系，让他们看个够吧）。人们可能会认为辛辛纳特斯是个多病的青年——连他的后脑勺，凹形的后颈和那束湿头发，看上去都是孩子气的——而且还特别灵敏。辛辛纳特斯从同一个旅行包里取出一面小镜子和一小瓶脱毛剂。每次接触到脱毛剂，他总会想起马思体侧那颗特别爱长毛的痣。他往胡子拉茬的脸颊上擦脱毛剂，把毛发去净，但是小心地避开八字须。

现在又干净又漂亮了。他叹了口气，穿上凉快的衬衫式长睡衣，身上还散发出在家里沐浴的气味。

天黑了。他躺在床上，继续漂浮。罗迪恩按常规时间把灯打开，把水桶和浴桶搬走。蜘蛛顺着一根细丝溜下来，罗迪恩伸出一个手指头，让这只毛茸茸的小动物落在上面，还像对待金丝雀一样跟它闲谈。与此同时，通向走廊的门仍然半开着，那边突然有什么东西响动起来……刹那间，互相交织的淡色鬈发末端垂下来，罗迪恩一动，鬈发很快就消失了。他抬头仰望着马戏团圆顶下那小小的黑色高空杂技演员正往上爬回去。门仍然还开着四分之一。严厉的罗迪恩系着皮围裙，一脸卷曲的红胡子，在囚室里笨拙地走动着。钟声敲响之前发出粗哑的喧闹声（此时因为可以直接沟通，显得更近了），他从皮带的一个隐秘处掏出一块表，对了对时间。待他认为辛辛纳特斯已经睡着了，仔细观察了好久，才把身子倚在扫帚上，就像倚在一把战戟上一样。谁知道他得出什么结论，他又开始走动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红蓝两色球悄然从门口滚进来，速度不很快，沿着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径直滚到床底下，消失了一会儿，重重地撞在便盆上，顺着另一条直角边滚出来——滚向罗迪恩，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迈出一步时正好踢到了它。球顺着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从原先滚进来的门缝滚出去了。罗迪恩把扫帚扛在肩上，离开了囚室。灯熄了。

辛辛纳特斯没有睡着，没有睡着，没有睡着——不，他睡着了，但是唉叹一声又从被窝里钻出来了——现在他又没睡着，睡着了，没睡着，一切都搞乱了——

马思,斩首执行人的垫头木，她的丝绒——结果会如何呢……会是哪一个呢？是被斩首还是有机会和妻子见面？一切全都搅和在一起了，但是当灯被打开，罗迪恩踮起脚尖走进囚室时，他的确睁开眼眨了一下。罗迪恩从桌上拿起黑色封皮的书目，走出囚室，屋里一片漆黑。

▇

六

那是什么——透过一切可怕、黑暗、丑陋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它最后一个退出脑海，不肯向巨大沉重的睡眠之车屈服，现在它又头一个赶回来——多么令人开心，令人开心不已——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让他的心充满温暖：今天马思就要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罗迪恩用托盘送来一封淡紫色的信，那动作跟戏中演的一样。辛辛纳特斯坐在床沿上读道：“万分抱歉！简直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经查阅法律文本，发现只有审判满一星期之后，方可允许与家人见面。因此我们把它推迟到明天。祝你健康，老家伙，问候。这里一切如旧，烦心事一桩接一桩，为漆岗亭派人去取来的油漆，结果又不能用，为此事我已经给他们写过信，但毫无结果。”

罗迪恩正在收拾桌上昨天留下的盘子，尽量不看辛辛纳特斯。这一天一定很令人沮丧：从上面射进来的光线是灰暗的，富于同情心的罗迪恩的黑色皮衣显得又湿又硬。

“唉，那好吧，”辛辛纳特斯说，“随你的便，只能随你的便……反正我是无能为力了。”（另一位辛辛纳特斯……个子更小些，正哭泣着，蜷缩在一只球里。）“也好，那就明天吧。但是我想请你去叫……”

“我马上就去，”罗迪恩脱口而出，欣然同意，他对这句话仿佛期盼已久。正当他要往外冲的时候，早已在门外等得不耐烦的监狱长进来了，因为早了那么一丁点儿，结果两人撞到了一起。

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手里拿着一本挂历，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万分抱歉，”他大声说，“简直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经查阅法律文本……”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逐字逐句重复完那封信的内容之后，在辛辛纳特斯脚边坐下来，连忙又补充道，“不管怎样，你可以递交抗议书，但是我有责任提醒你，下一次代表大会将于秋天召开，到时候会有大量的水——不仅是水——漫过大堤。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打算提出抗议，”辛辛纳特斯说，“但是想问问你，在组成你的世界的所谓事物的所谓秩序中，到底还有没有信守诺言这一说？”

“诺言？”监狱长吃惊地问，原来他正用挂历的纸板部分为自己扇风，此时停了下来（上面是一幅水彩画，描绘的是日落时分的要塞）。“什么诺言？”

“我的妻子明天会来。看来你是不愿意为此事做出保证——但是我想把问题提得更宽泛一些：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任何保障，任何保证，可不可能有，或者在这里压根儿就不知道有保证这一说？”

静默。

“可是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身体状况欠佳，”监狱长说，“你听说了吗？他因感冒卧床不起，显然挺严重……”

“我的感觉是，你无论如何不会回答我。这倒也合乎逻辑，因为不负责任最终也会发展出自己的逻辑来。三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一群摸上去似乎有其实体的幽灵中间，不让他们知道我是活人，实实在在的人——但是既然我已经被逮捕了，也就没有理由再跟你装下去了。起码我要亲自检验一下你这个世界的一切虚假性。”

监狱长清清嗓子，继续说下去，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真的挺严重，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也无法肯定他能否出席——也就是他能否及时康复——简言之，能否去看你的表演。”

“走开，”辛辛纳特斯咬紧牙关说。

“别这么垂头丧气的，”监狱长继续说，“明天，明天你梦寐以求的事情会变成现实……可这挂历还是很漂亮的，不是吗？是一件艺术品。不，这不是给你的。”

辛辛纳特斯闭上双眼。当他又睁开眼睛的时候，监狱长正站在囚室中央，背冲着他。皮围裙和红胡子还乱堆在椅上，显然是罗迪恩落下的。

“今天我们必须把你的住所打扫得特别干净，”他说，没有转过身来，“为明天的见面做好准备……我们在这里洗地板的时候，我想请你——”

辛辛纳特斯又闭上双眼，监狱长的音量有所降低，继续说：“……我想请你到走廊上去。用不着很长时间。让我们认真打扫一下，明天就能以合适的方式，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像过节一样……”

“滚出去，”辛辛纳特斯大声嚷道，站起来，全身发抖。

“这决不可能，”罗迪恩声色俱厉地说，过分讲究地摆弄着围裙带。“我们必须把这里打扫打扫。你看，这灰尘太多了……你应该说声谢谢才对。”

他对着一面袖珍式小镜子审视自己，把八字须抖到脸颊上去，最后走到床前，把辛辛纳特斯的东西交给他。拖鞋事先用纸团填塞过，晨衣的边缘小心地往后折，还别上了别针。辛辛纳特斯有点站立不稳，穿好衣服，稍稍靠在罗迪恩的手臂上，走到走廊上去。他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两臂交叉插进衣袖，像个病人。囚室的门敞开着，罗迪恩开始打扫起来。椅子放在桌子上；床单从床上扯了下来；水桶把丁当作响；穿堂风掀动桌上的纸，有一张滑到了地上。

“你还在那里发什么呆？”罗迪恩喊道，把嗓音提到比水声、溅泼声和撞击声更高。“你应该在走廊上散散步……迈开脚步，别害怕——出了什么事，有我在这儿呢——你只要喊一声就行了。”

辛辛纳特斯顺从地从凳子上站起来，但是他刚沿着冰冷的墙壁走动——墙体无疑和监狱底下的石头地基连在一起——他刚走出几步（这叫什么步子！——软弱无力，似乎失重，战战兢兢），他刚把罗迪恩、敞开的门和水桶抛在身后，辛辛纳特斯立即感受到自由的浪潮汹涌而至。当他在角落处转弯时，这种涌动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光秃秃的墙上除了汗渍污斑和裂缝以外，别无装饰，只有一个地方有人用赭石乱涂一气，像房子油漆工刷漆似的，“试刷子，试刷——”底下有一道难看的油漆。因不习惯费力独自行走，辛辛纳特斯肌肉发软，肋部突然剧痛。

到了这个时候，辛辛纳特斯才停下脚步，环顾四周，仿佛他刚进入这一石头偏僻处所，鼓足全身勇气，唤起全部生命力，力图最精确地理解自己的处境。被指控犯了弥天大罪，属诺斯替教[1]的堕落行为，极为罕见，十分难以启齿，只好使用“难以探测”、“不透明”、“闭塞”一类的迂回词语。为此罪被判处斩首死刑，被囚禁在要塞里，等待着不得而知但为期不远且不可变更的那一天（他明确地把那一天预期为猛烈摇动、使劲拉动、嘎吱嘎吱咀嚼的一颗巨牙，他的整个身体是发笑的牙床，他的脑袋就是那颗牙齿）。此时他带着沉重的心情站在要塞走廊上——还活着，尚未受到伤害，仍然是辛辛纳特斯——辛辛纳特斯·C对自由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最普通的、肉体上的、肉体上可行的那种自由，同时他还加以想象，而且想象的感官清晰度极高，就像是从他自己身上放射出来的摇动不定的光环，变浅的河流再过去是城镇，从那城镇的任何一个地点你都可以看到——时而这样的远景，时而那样的远景，时而像用蜡笔画的，时而像用水墨画的——此时他被囚禁其中的这座高大要塞。他身上涌动的这股自由浪潮如此强大如此甘甜，仿佛一切都变得比现实更美好：看守他的狱卒，其实每个人亦是如此，似乎变得更温顺了；在受局限的生命现象中，他用理性寻找出一条可能的途径，于是某种幻象在他眼前舞动起来——仿佛有一千根灿烂的光针，把在一个镀镍球体中的太阳的耀眼影像包围起来……站在要塞的走廊上，聆听洪亮的钟声，就在时钟刚开始它悠闲的计数时，他想象着城里过去在这一清晨时刻的生活情景：马思提着空篮子从家里出来，垂着眼沿着阴郁的人行道往前走，身后跟着一位黑色八字须英俊潇洒的年轻男子，距她只有三步之遥；天鹅形或风尾船形的电动四轮游览轻便马车，人乘坐其中像坐在旋转木马式的摇篮中一样，在大街上不断滑行在永不止息的车水马龙之中；人们把家具仓库里的沙发和靠背椅搬出来晾，路过的学生便坐在上面休息，小勤杂工的手推车里装着他们的书，他擦着额头上的汗，倒像个成年工人；靠弹簧驱动、两个座位的“小钟”，该地区的人都这么叫它们，沿着刚洒过水的人行道滴答前行（认为这些是过去的汽车，那些漂亮光洁的流线型轿车的堕落后代……是什么使我这样想的？啊，对了，是杂志上的那些照片）；马思挑选了一些水果；老弱而令人讨厌的马匹把商品从工厂运送给城里的批发商，它们对地狱般的景象早已习以为常；街头卖面包的小贩身穿白衬衫，脸上像镀了金，他们一边叫卖，一边用棒状面包玩杂耍，把它们拋到空中，接住，再次旋转；在一扇长满紫藤的窗户旁，四个快乐的电报工人正在碰杯，并为路人的健康干杯：一个爱用双关语出了名的人，一个贪吃的老头，头戴鸡冠花状帽子，下身穿红色绸裤，正在小池塘群的一个亭子里大吃油煎肉；云已消散，在一支铜管乐队的伴奏下，斑驳的阳光洒落在倾斜的街道上、小巷里，行人步履匆匆；空气中飘逸着椴树的气味、碳的气味和湿砾石的气味；索莫纳斯上尉陵墓上永久的喷泉不断喷洒着这位石雕上尉、他那双巨足边上的浅浮雕和颤动的玫瑰，慷慨地对它们进行灌溉；马思垂着眼，提着满满的菜篮往家里走，身后跟着一位金发纨绔子弟，距她仅三步之遥……钟声敲响的时候，辛辛纳特斯透过墙壁看到和听到的就是这些东西。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城里的一切同辛辛纳特斯的秘密生活和他心中燃烧着的有罪火焰比较起来，都显得毫无生气，令人厌恶，尽管他对此十分明了，也知道已毫无希望，但此时此刻他还是渴望能回到那些明亮而熟悉的街道上去……就在这时钟声响完了，想象中的天空阴云密布，他又重新回到监狱的现实中来。

辛辛纳特斯屏住呼吸，走动，又停下，仔细听：前方某一个地方，距离不能确定，传来轻轻的敲击声。

敲击声有节奏、快速、属钝性，辛辛纳特斯全身神经高度兴奋，从中听出了一种吸引力。他继续朝前走，神情专注，步履轻飘，头脑清醒；他不知转了多少次弯。敲击声停了，但是随后似乎又在更近的地方响了起来，像一只看不见的啄木鸟。笃，笃，笃。辛辛纳特斯加快脚步，黑暗的通道又拐了一个弯。突然变得比较明亮起来——尽管不像白天那么亮——此时的声音听得比较清楚了，仿佛还能从中听出点得意来。在前方淡淡的灯光下，埃米正在对墙击球。

这一段通道比较宽，辛辛纳特斯起初以为左边墙上有一扇又大又深的窗户，奇怪的补充光线就是从那里流泻进来的。埃米弯腰捡球，同时把短袜往上拉，俏皮而羞涩地望着他。手臂和胫部金黄色的细小汗毛笔直竖起。双眼在略显白色的睫毛之间闪出光芒。此时她直起身来，用刚才拿球的那只手把淡黄色发卷从脸上掠开。

“你似乎不应该在这里走动，”她说——她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在腮帮子后面滚动，还撞到了牙齿。

“你嘴里在舔吃什么？”辛辛纳特斯问。

埃米伸出舌头，自在灵巧的舌尖上有一块红色的硬糖。

“我还有，”她说，“你也来一块？”

辛辛纳特斯摇头。

“你似乎不应该在这里走动，”埃米重复道。

“为什么？”辛辛纳特斯问。

她耸起一只肩膀，做了个鬼脸，弓起刚才拿球的那只手，绷紧小腿肚，跃上他原来以为有一个壁龛、一扇窗户的地方，反复调整姿态，突然身子仿佛变得痩长起来，舒服地坐在了丝绸般平滑的一个石头突出部上。

不，它只是像一扇窗户，实际上是一个上了釉的凹处，一个陈列柜，在其虚假的纵深处陈列着——对了，当然，有谁会辨认不出它呢！——塔玛拉公园的景色。这幅风景画涂抹出好几层远景，用的是难以辨认的各种绿色，以隐蔽的灯泡照明，可能人联想起陆栖小动物饲养箱或某一类型的剧院舞台布景，但更大的可能是联想到一支管乐队使劲吹奏的背景。就群集和透视效果而言，一切都再现得相当准确。要不是因为色彩单调，树梢静止不动，灯光照明不活泼，你可以眯起眼睛，想象自己从这座要塞里透过一个枪眼看到了真实的公园。放纵的目光能辨认出那些大街，波状的青翠小树林，右边的柱廊，独立的杨树林，在令人难以置信的蓝色湖面中央，那灰白色的一团可能是一只天鹅。在远处程式化的薄雾中，群山拱起圆的后背，群山上方，在演员表演生死的那种暗蓝灰色苍穹下，积云纹丝不动。这一切都有些不新鲜，显出陈旧，蒙上尘埃，辛辛纳特斯望穿的那一片玻璃上有些污迹，把其中的一些污迹拼凑起来，可以再现出一只孩子的手。

“请你带我到那个地方去好吗？”辛辛纳特斯低声说，“我求你了。”

他在石头突出部上埃米身边坐着，两人一起透过玻璃观望人为制造的远方景色。她用手指头令人困惑地循着那些蜿蜒小路比画着，她的头发散发出香子兰气味。

“爸爸来了，”她突然用刺耳急促的声音说，说完立即跳到地上，跑得无影无踪。

她的话是真的：罗迪恩走过来了，钥匙串丁当作响。他的方向恰好与辛辛纳特斯刚才走过来的方向相反（辛辛纳特斯起初还以为那只是镜子中的一个映像）。

“你该回来了，”他开玩笑地说。

玻璃后面的灯灭了，辛辛纳特斯迈出一步，打算循原来的路线回去。

“嘿，嘿，你要上哪儿去？”罗迪恩喊道。“直着走，那条路近些。”

到了这个时候，辛辛纳特斯才意识到，在走廊上拐了那么多弯，其实并没有走出多远，而是绕了一个多面体——现在他拐了一个弯，就看到了远处自己囚室的门，没到那儿之前经过了关押新囚犯的囚室。这间囚室的门敞开着，他以前见过的那个可爱的矮子身穿条纹睡衣，正站在一张椅子上，要把挂历钉在墙上：笃，笃，像一只啄木鸟。

“不要窥视，我的漂亮小姑娘，”罗迪恩性情温和地对辛辛纳特斯说。“回家，回家。我们已经把你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呃？现在来了客人我们也不必觉得难为情了。”

他似乎为一个事实感到特别自豪：蜘蛛已经在一张干净而且编织得十分精确无可挑剔的网上登位，那张网显然是刚编织出来的。

[1] Gnosticism，一种融合多种信仰、把神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秘传宗教，强调只有领悟神秘的“诺斯”，即真知，才能使灵魂得救，一至三世纪流行于地中海东部各地。

▇

七

一个魅力十足的早晨！它一扫以前的摩擦，自由地穿透带铁条的玻璃窗，窗玻璃昨天罗迪恩刚擦洗过。论节日气氛，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得上墙上的黄色油漆。桌子铺上了一张干净桌布，因为底下有空气，还不很熨帖。水洗过的石头地板散发着经过洗礼后的清新气息。

辛辛纳特斯穿上身边最好的衣服——他套上长白丝袜，那是他当教师时遇上节日表演才穿的——罗迪恩送来一只雕花玻璃湿花瓶，插有从监狱长的花园里釆来的繁瓣牡丹花，放在桌子中央……不，不是正中央。他退出囚室，很快又搬来一张凳子和一张追加的靠背椅，安排家具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而是有见地有品味。他好几次回到囚室来，辛辛纳特斯都不敢问，“快了吗？”——正如人们穿戴整齐，恭候客人到来，特别无所事事一样——他不断来回走动，时而在并不习惯的角落里稍歇，时而把花瓶里的花扶直，最后还是罗迪恩可怜他，说不会等很久了。

准十点，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来了，身着最好且具标志性的礼服大衣，一副自负、冷漠的超然神态，情绪激动但镇静沉着。他放下一只大烟灰缸，对室内的一切（惟辛辛纳特斯除外）进行认真检查，像个尽心尽责的男总管，只关注无生命的东西是否干净整齐，有生命的东西则任其自行设法应对。他带回来一个配有橡皮球的绿色长颈瓶，开始喷洒菠萝香水。辛辛纳特斯无意中挡了他的道，被他粗鲁地推到一边。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安排椅子的方式与罗迪恩不同，他瞪大眼睛冲着椅背看了好久，发现它们彼此不相配——只希腊琴状，另一只方形。他鼓起腮帮子，吐气时吹出口哨，最后转身面对辛辛纳特斯。

“你呢？准备好了吗？”他问。“你需要的东西全都找到了吗？鞋扣扣好了吗？这里为什么有点皱或怎么地？太不像话了——让我们检查一下你的爪子。好，不要把什么都弄脏了。我看用不着等很久了。”

他走出囚室，他那甜美、权威的男低音在走廊上到处回荡。罗迪恩打开囚室门，并把它固定在打开的位置上，然后在门槛上铺上一条褐色条纹长条地毯。“来了，”他眨了一下眼睛低声说，随即又消失了。此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钥匙在锁里当啷三次的声音，同时可以听到许多杂乱的声音，一阵风吹乱了辛辛纳特斯头上的头发。

他的情绪非常激动，他抖动的双唇不断做出微笑的形状。“就在这儿，我们已经到了，”他能听到监狱长的洪亮话音，监狱长即刻来到门口，他彬彬有礼地用胳膊肘领进来一位穿条纹服的矮胖囚犯，囚犯进来之前先在地毯上驻足，风度翩翩地鞠了一躬。

“请允许我把皮埃尔先生介绍给你，”监狱长用欢快的声调说，“进来，进来，皮埃尔先生。你无法想象我们是多么期盼你的到来——互相认识一下，两位绅士——期待已久的会晤——颇有教育意义的一幕……务请对我们多加宽容，皮埃尔先生，不要挑毛病……”

他甚至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兴奋不已，不时做一些笨拙的怪异小动作，搓手，乐得不知所措。

皮埃尔先生非常冷静镇定，走进囚室，又鞠了一躬，辛辛纳特斯呆板地与他握手，急欲抽回手来，却被对方的小软爪比平常多握了一小会儿——就像一位温和的年长医师有意延长握手时间一样，十分和善，很能开胃——此时他放开了。

皮埃尔先生用喉部发出的悦耳高音说：“终于有机会和你认识，我也非常高兴。恕我不揣冒昧，希望我们彼此不断加深了解。”

“说得好，说得好，”监狱长声大如雷，“噢，请，请坐……别客气……你的同事能在这里见到你，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皮埃尔先生落座，这一下可看得一清二楚，他的双脚够不着地面，但这丝毫无碍他的尊严，也不影响自然赐予少数杰出小胖子的独特魅力。他水晶般明亮的眼睛很有礼貌地注视着辛辛纳特斯，此时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也已经在桌旁坐下来，他傻笑、鼓励，沉醉在快乐之中，看看这一位，望望那一位，以强烈的兴趣跟踪客人的每一句话对辛辛纳特斯所产生的影响。

皮埃尔先生说：“你的长相特别像你的母亲。我本人从来没有机会见到她，但是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慷慨答应要拿她的照片给我看。”

“乐意效劳，”监狱长说，“我们会给你找一张来。”

皮埃尔先生接着说：“无论如何，除了这个以外，我从小时候起也是个摄影爱好者。现在我三十岁，你呢？”

“他刚好三十，”监狱长说。

“瞧，我猜对了。既然你也有此爱好，我可以给你看看——”他敏捷地从睡衣的胸部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的皮夹子，从里面取出一大叠尺寸最小的家庭快照。他飞快翻阅，像在翻阅一副小纸牌一样。他开始一张一张地把它们摆在桌子上，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高兴地喊叫着抓起每一张照片，仔细端详良久，时而继续慢悠悠地欣赏手中的快照，时而伸手去抓下一张，把原来的一张传给别人看——尽管在场的人全都沉默不动。照片上尽是皮埃尔的形象，皮埃尔的各种不同姿态——有的在花园里，手里拿着一个特大西红柿，有的是半拉子屁股坐在栏杆上（侧面照，抽烟斗），有的是躺在摇椅上看书，旁边有一只玻璃杯和一根吸管……

“好极了，太棒了，”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大加赞叹，肆意奉承，摇头晃脑，尽情欣赏每一张照片，或者同时拿着两张照片，这张看完看那张。“喔哟哟，这张照片上你的二头肌真够发达！谁能想到——你的体形如此优美。简直无与伦比！噢，这张太可爱了——跟小鸟说话！”

“那是宠物，”皮埃尔先生说。

“真是太妙了！你知道什么……还有这一张……吃西瓜，天啊！”

“是的，”皮埃尔先生说，‘哪些你都过了。这有一些。”“太漂亮了，真的。把另外那一批拿过来——他还没看过呢……”

这是我用三只苹果玩杂耍，”皮埃尔先生说。

“太了不起了！”监狱长鼓动舌头说。

“这是吃早饭的照片，”皮埃尔先生说，“这是我，那是我已故的父亲。”

‘‘对，对，我当然认得出来……多么高贵的额头！”

“这是在斯特罗普河的河岸上，”皮埃尔先生说。“你到过那里吗？”他转向辛辛纳特斯问。

“我看他没去过，”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答道。“还有这一张是在哪里拍的？瞧这件小外套多么精美！要不要我把实话告诉你，这一张你显得比较老。等一等，我还要再看那一张，拿喷壶的那一张。”

“好啦……我带来的就这些了，”皮埃尔说，接着又对辛辛纳特斯说：“要是我早知道你的兴趣如此浓厚，我会多带一些来的——我有十几本相册呢。”

“太好了，妙极了，”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重复道，用一条淡紫色的手帕擦着眼睛，因为不断傻笑和高兴喊叫，双眼湿润了。

皮埃尔先生把照片收拾好，装回皮夹子里。他的手中突然出现一副纸牌。

“你们想好一张牌，请，任何牌都可以，”他边说边把纸牌在桌子上摆开。他用胳膊肘把烟灰缸推到一边，继续排列纸牌。

“我们已经想好一张了，”监狱长兴高釆烈地说。

皮埃尔先生做了些神秘动作之后，把食指放到前额上，然后迅速地把桌上的纸牌收起来，巧妙地把纸牌弄得噼噼啪啪响，突然拋出一张黑桃三。

“太神奇了，”监狱长大叫起来，“真是太神奇了！”

那副纸牌突然消失，跟刚才的出现一样突然。皮埃尔先生沉着地做了个苦相说：“有位小老太婆找医生说，‘我患了一种可怕的病，医生先生，’她说，‘我非常害怕因此致死……，‘你有什么症状？’‘我的头摇个不停，医生先生，’”皮埃尔先生模仿小老太婆的样子，一边咕咕哝哝说个不停，一边摇头不止。

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爆发出放荡的欢笑，用拳头砸桌子，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然后是一阵咳嗽，一声呻吟，费了好大劲才重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皮埃尔先生，你是我们中间的活宝，”他说，眼泪还在不住地掉，“的确是我们中间的活宝！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滑稽的故事！”

“我们实在太忧郁，太愁苦了，”皮埃尔先生对辛辛纳特斯说，噘出嘴唇，好像是在逗一个生气的小孩发笑。“我们保持纹丝不动，可是我们的小胡子不停抖动，我们颈部的静脉在跳动，我们的小眼睛泪水模糊……”

“这都是因为髙兴的，”监狱长迅速插话，“别在意。”

“对，这的确是一个开心的日子，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皮埃尔先生说，“我自己也激动不已……我不想吹牛，但是在我身上，亲爱的同事，你会发现外在的好交际与内在的矜持、侃侃而谈的艺术与保持沉默、戏谑与严肃的罕见结合——谁能安慰啜泣的婴儿，并把他破损的玩具重新粘好？皮埃尔先生。谁能为一位可怜的寡妇斡旋？皮埃尔先生。谁能提出清醒的建议，谁能推荐一种药物，谁能带来好消息？谁？谁？皮埃尔先生。无论什么事情，皮埃尔先生都能搞定。”

“真了不起，难得的天才！”监狱长大叫起来，好像他刚才听到的是一首诗，但是他眉头紧锁底下的双眼始终注视着辛辛纳特斯。

“因此，我认为，”皮埃尔先生继续说，“嗯，对了，顺便问一下，”他打断自己的话，“你对自己的住处满意吗？你晚上不冷吗？他们给你足够的东西吃吗？”

“他吃的和我一样，”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答道，“伙食好极了。”

“上船啰，”皮埃尔先生说了句俏皮话。

监狱长正准备再次大叫起来，但就在此时门开了，愁容满面、又瘦又高的图书管理员腋下夹着一叠书来了，脖子上缠一条羊毛围巾。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径直把书撂在床上，刹那间，由灰尘组成的这些书的立体幻影仍悬在空中，它们悬浮着、抖动着，散开去。

“等一等，”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说，“我看你们一定还没有见过面。”

图书管理员点头，并未正视对方，而讲究礼貌的皮埃尔先生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请，皮埃尔先生，”监狱长乞求道，把一只手放在衬衫前面，“请你表演一下绝招给他看！”

“噢，那不值一提——真的算不得什么，”皮埃尔先生谦逊地说，可是监狱长不依不饶：

“那是奇迹！惊天魔法！我们大家求你了！哟，你就为我们表演……等等，等一会儿，”图书管理员已经迈步向门口走去，监狱长冲他喊道。“等一会儿，皮埃尔先生要给你露一手。请你别走！别走……”

“你想好一张牌，”皮埃尔先生假装严肃地宣告。洗完牌后，他拋出黑桃五。

“不对，”图书管理员说完离开了。

皮埃尔先生耸动一只小圆肩。

“我马上就回来，”监狱长咕哝着也出去了。

辛辛纳特斯和他的客人单独留下来。

辛辛纳特斯打开一本书，专心阅读起来，实际上是反反复复不断地看第一个句子。皮埃尔先生脸带和善的微笑望着他，一只小手放在桌上，手掌向上，像是要主动与辛辛纳特斯修好的样子。监狱长回来了，手中紧紧抓着一条羊毛围巾。

“也许你用得上它，皮埃尔先生，”他说，接着便递过围巾，坐下，像马一样直喘粗气，开始仔细、检查自己的拇指，发现指甲已裂开一半，末端突出，像一把小镰刀。

“刚才我们谈什么来着？”皮埃尔先生机敏圆通过人，高声说道，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对了，我们刚才讨论的是照片。找个时间我把照相机带来，给你们拍照。蛮有趣的。你在读什么？可以让我看一看吗？”

“你应该把书放在一边，”监狱长用愤怒的刺耳声调说，“你毕竟有客人嘛，怎么能这样呢？”

“噢，让他去吧，”皮埃尔先生微笑着说。

一阵静默。

“时光不早了，”监狱长看过手表后说。

“没错，我们这就走……天啊，还在耍小脾气呢……瞧他，他的小嘴唇在颤抖……现在太阳随时可能从云层后面露出来……耍脾气，耍脾气！……”

“咱们走吧，”监狱长站起来说。

“等一等……我太喜欢这个地方，实在舍不得离开……不管怎样，我亲爱的邻居，只要你允许，我会经常来拜访你，经常——当然必须得到你的许可——你会同意的，对不？……那就再见吧。再见！再见！”

皮埃尔先生幽默地模仿某人鞠了一躬，退出去了，监狱长再次挽着他的胳膊肘，发出心满意足的鼻音。他们走了，但最后还是听到了他说话的声音：“对不起，我有东西忘在那里了，我很快就会赶上你的，”监狱长飞也似地赶回囚室。他走近辛辛纳特斯，气得发紫的脸上顿时没了笑容：“我很难为情，”他从牙缝里挤出声音来，“为你难为情。你的表现就像......我就来，我就来了，”他高声喊叫，脸上又堆起了笑容。他随即从桌上抓起牡丹花瓶，离开囚室时边走边溅出水来。

辛辛纳特斯始终盯着书本。一滴水溅到了书页上。透过水滴，有几个字母从八点活字变成了十二点活字，像是上面放了阅读用放大镜，字体变大起来。

▇

八

(削铅笔，有些人朝里削，像削马铃薯；另有些人朝外削，像削棍子……罗迪恩属于后一种。他有一把旧袖珍折刀，上面有几刃刀片和一个螺丝起子。螺丝起子紧贴在外侧。）

“今天是第八天，”（辛辛纳特斯用铅笔写道，铅笔已短了三分之一多）“我不但还活着，也就是说，我的自我之框仍在约束我的生命，使之暗淡无光，但是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因而一个适用于每个人的公式也可以用在我身上：未来时日之多寡与其理论上的遥遥无期成反比递减。当然就我当前的处境，出于谨慎，只能以很小的数目来考虑问题——但这没关系，这没关系——我还活着。昨天晚上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这已经不是头一次了——:我一层一层地脱去衣服，直到最后……我不知道该如何描绘它，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在逐渐脱去衣服的过程中，终于到了那看不见的、毋庸置疑的、光辉灿烂的时刻：我活着！像一枚珍珠戒指镶嵌在鲨鱼血淋淋的脂肪里——啊，我永恒的，我永恒的……能享有这一时刻我已心满意足——实际上已不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也许作为下世纪的公民，一位提前到来的客人(女主人尚未出现），也许在一个令人目瞪口呆、毫无希望却又欢呼雀跃的世界上，这只是一种寻欢作乐的怪异现象，我过的是一种极其痛苦的生活，我要把我的痛苦描绘出来给你看——一但是我有一种恐惧，担心时间不够。就我对自己的记忆所及——我对自己的记忆达到目无法纪的清晰程度，我的同谋就是我自己，知道得太多，因此就很危险。我从极度的黑暗中出来，我像陀螺一样旋转着，推动力如此之大，火舌如此凶猛，直到今天我有时还感觉到（有时在睡梦中，有时沉浸在很热的水里）我那头一次心的激烈跳荡，那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那是我的“自我”的主要动力。我扭动着爬出来，滑溜溜的，一丝不挂！对，是从一个别人不得其门而入的禁区里爬出来，没错。我有所知，对……但即使是现在，当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即使现在——我还是担心自己会腐蚀他人？也许我想到说的内容不会产生任何后果，其惟一的痕迹只是被扼杀的文字的残骸，像被绞死的人……黄昏时分伽马和动名词的轮廓，该受绞刑的人——我看我宁愿选择绳子，因为我知道，使用斧头是官方的决定，已不可改变。赢得一点时间，时间，现在对我来说极为宝贵，因此珍惜每一次暂缓，每一次延期……我指的是用于思考的时间，其间我的思想得到休假，可以在事实和幻想之间自由来回驰骋……除此之外，我想的还有很多，可是缺乏写作技巧、匆忙、激动、衰弱……我有所知，我确实有所知。但是要把它表达出来却很难！不，我不能……我想放弃——但是又有一种心潮澎湃并且渐趋强烈的感觉，一种心里痒痒的感觉，如果不用某种方式把它表现出来，你可能会发疯。啊，不，我不能幸灾乐祸地审视我自己，我不能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与自己的灵魂作殊死搏斗。我没有任何欲望，惟表现自我的欲望除外——不顾整个世界的缄默。我惊恐万状。因恐怖而心烦意乱。但是谁也不能让我离开我自己。我深受惊吓——此时我正在失去某种线索，刚才这条线索还牢牢抓在我手里。它在何处？它已从我手中溜走！我面对纸张浑身发抖，咬穿铅笔直至铅芯，弓起身子隐藏自己，不让门外的人看到，那里有锐利的目光盯视着我的后颈，仿佛我马上就要把一切揉成团，把一切全都撕碎。由于阴差阳错我才来到这里——不是特指在这要塞里——而是指这整个可怕的醉醺醺的世界，如果它是蹩脚的工匠之作，似乎倒还并不坏，但实际上它是灾难、恐怖、疯狂、错误——瞧，古董杀害游客，雕刻巨熊抡起大头锤向我砸过来。然而，从孩提时代早期开始，我就有各种各样的梦……在我的梦中，世界是崇高的、纯洁的。我十分惧怕的处于清醒状态的人在梦中仿佛在闪光折射，仿佛他们被抖动的光所充满所包围，在闷热的天气里，这种抖动的光能产生出有生命物体的轮廓来。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脚步，他们的眼睛甚至他们的衣服的表情——都有了令人兴奋的意义。说得更简单些，在我的梦中，世界活起来了，变得极为迷人地崇高、自由和微妙，以后再吸入这种虚伪生活的灰尘会觉得无法忍受。但我早已习惯于认为我们称之为梦的东西乃是一种半现实，有可能变为现实，是对现实的一种预见及其端倪初露；也就是说，它们以一种非常模糊、稀释的状态容纳比我们自夸的清醒生活更多的纯现实，反过来，我们的清醒生活其实是半睡眠状态，是一种邪恶的昏昏欲睡状态，真实世界的声音和景观以怪异的伪装渗入其中，流到思想的范围之外去——因为树枝刮擦到窗玻璃，你在睡梦中就听到可怕阴险的故事，因为你的毛毯滑落，你就看到自己陷入雪中。可是我十分害怕苏醒过来！我十分害怕那一瞬间，或者是已经被伐木工的呼噜声打断的更加短暂的一瞬间——但究竟有什么好怕的呢？对我来说不就是一把利斧的阴影吗？我就不能以另一个世界的耳朵来听那通向灭亡的有力呼噜声吗？我依然害怕！要一气呵成把它写下来绝非易事。让我的思想不断被吸入未来的深穴也不好——我要考虑别的事情，澄清其他的东西……但是我写的文字既晦涩又软弱无力，就像普希金笔下抒情诗式的决斗者。很快我就想到，我应该在脖子后面长出第三只眼睛，就在我脆弱的脊椎之间：一只疯狂的眼，睁得很大，瞳孔不断扩大，光滑的眼球上布有粉红色的血脉。别靠近我！语气更强烈，声音更嘶哑：不许插手！我能预见一切！我的耳边经常响起我注定要发出的啜泣声和刚被斩首者发出的可怕咯咯咳嗽声。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我对梦境和清醒的言论也不重要……等一等！重要的是我再次感觉到我应该真正表达自己，应该迫使词语走投无路。唉，没有人教过我这种围追技术，而与生俱来的古老写作艺术都早已遗忘——被遗忘的是不需要上学，只需要像森林大火那样被熊熊点燃的日子，这种事情在今天看来，似乎同以前的音乐通常是由庞大的钢琴弹出来一样令人难以置信，那音乐或灵巧回荡，或突然把世界劈成微微发光的几大板块——我自己能把这一切描绘得一清二楚，但你不是我，于是便出现了无可挽救的灾难。不知道怎么写，而是凭我有罪的直觉去感受如何把词汇结合在一起，应该怎样做才能使一个普通的词复活起来，同时分享其邻词的光辉、热量和阴影，在邻词中映照出自己，并在此过程中更新邻词，惟有如此，才能使整句话变成活的虹彩。虽然我能感觉到邻词之间存在这种性质，但是我无法驾驭它，然而这又是完成我的任务所不可或缺的，当然不是此时此地的任务。绝非此地！‘此地’太恐怖，是黑暗的地牢，是囚禁不断怒吼的心的地方，这个‘此地’囚禁我限制我。可是彻夜发出光芒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它的确存在，那是我的梦境，它一定存在，因为既然有拙劣的拷具，就必定有其原本。它朦胧、浑圆、蓝色，慢慢朝我转过身来。就像在一个阴天你仰卧着，双眼紧闭，突然,眼睑底下的黑暗被搅动了，起初慢慢变成懒洋洋的微笑，接着是令人满足的暖洋洋感觉，此时你便知道太阳从云朵后面露出来了。我的世界就是以这样一种感觉开始的：雾蒙蒙的空气逐渐清澈起来，空气中充满了光辉灿烂、震撼人心的和善，我的灵魂在其天赋的王国里自由舒展。——可接下去是什么呢，接下去是什么呢？对，写完这句话后我便失去了控制……词句一提到空中便爆破了，就像那些只在海洋深处的压缩黑暗中呼吸并发光的球状鱼，一被鱼网捞上来就炸开来一样。但我还在做最后一次努力——我认为自己已经抓到了猎物……可我的猎物只是一闪即逝的幻影！那里，在那里，人们的目光中闪耀着无与伦比的理解；在那里，在此地备受折磨的怪人可以自由自在不受干扰地漫步；在那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时间的形状，像一张有图案的地毯，经过折叠后拼拢在一起，可以使两个图案连接起来——地毯再次铺展开来，你继续生存下去，否则就是把下一个形象加在前一个形象上，永无休止地加上去，就像一个妇女悠闲而专注地挑选配连衣裙的皮带——此时她正朝着我的方向滑过来，双膝有节奏地碰在丝绒连衣裙上，她理解一切，我也理解她……那里，那里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漫游、躲藏的公园的原型；那里的一切以其迷人的特征和完美无瑕的简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那里的一切能愉悦你的灵魂，一切都充满童趣；那里，闪光的镜子不时把偶然的映像送到这里……我的话词不达意，不很准确，我把什么都混淆在一起了，一事无成，一派胡言；我在多沙的海底摸索我看到的一丝微光，但我在水里越是使劲到处搜寻，水就变得越浑，我抓到它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不，我什么都还没有说过，或者只说了些迂腐不堪的话……到头来，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放弃，如果我是在为今天的一位读者而费力写作，我真的会放弃，但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说我的语言；说得更简单些，没有一个人会说话；说得再简单些，没有一个人。我必须先考虑自己，考虑敦促我表达自己的那股力量。我很冷、羸弱、恐惧，我的后脑勺在眨眼，在畏缩，并再次以疯狂的强度注视着，但是无论如何挣扎，我还是被拴在这张桌子上，就像一只杯子被拴在一台喷水式饮水器上，我没有说完自己想说的话，不会站起来。我重复（在重复式咒语的节奏中积聚新的动力），我重复：有些东西我知道，有些东西我知道，有些东西……孩提时代，还住在淡黄色、又大又冷的屋子里的时候，他们就想把我和千百个其他儿童培养成可靠的虚无人，培养成活死人，我所有的同龄人既不挣扎也无痛苦就实现了这一转变。当时在那些糟透了的日子里，在用布裱装的儿童读物中，在漆得很光亮的学校用具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样中，我就已经不加理解地知道了一些东西，我不加怀疑地知道了一些东西，就像了解自己一样简单，我知道了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可以说，我当时知道的比现在还清楚。因为生活已经使我精疲力竭：持续的忧虑，隐藏我之所知，伪装，恐惧，痛苦地绷紧自己的全部神经——既不放松，也不张扬……甚至直到今天，我的记忆中记录这种最初自我克制的那一部分仍然使我感到心头作痛，也就是当我最初明白我认为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是被禁止的，不可能的，甚至一时想及都是有罪的。那一天的情景我仍记忆犹新！我一定是刚学会写字母，因为我还记得自己的第五手指戴着一枚小小的铜戒指，那是赏给已经学会把学校花园里花坛上的字母模型临摹下来的孩子的，花坛上的矮牵牛、福禄考和万寿菊拼写出冗长乏味的格言。我双脚悬空坐在矮窗台上，俯视我的同学们在玩耍。他们身穿和我一样的粉红色长罩衣，手拉手绕着一根饰有锻带的柱子转。为什么把我排除在外呢？是惩罚吗？不。是别的孩子不让我参加他们的游戏；我和他们一起玩自己感受到的极大尴尬、耻辱和沮丧，使我宁愿选择窗台这一白色僻静处，半开的玻璃窗阴影轮廓清晰地把窗台勾勒出来。我可以听到游戏要求的喊叫声和红头发‘小教员’的刺耳发号施令声；我能看到她的鬈发和眼镜。我看见她不断使劲猛推那些最小的孩子，让他们更快旋转，心中一直充满恶心的恐惧。还有那位老师，条纹柱，白云，太阳不时悄悄从云层背后露出脸来，突然溢出激情的光芒，像是在搜寻什么，这一切全都映照在敞开的窗户明亮的玻璃上……简言之，我感到极度恐惧和悲伤，以至在内心试图湮没自己，放慢速度，悄然退出勉强被拖着走的毫无意义的生活。我坐的窗台下面是一条长廊，就在此时，资源教师出现在走廊末端——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体胖，汗臭，胸毛很粗的男人，他正要去洗澡。离我老远，他就冲我喊叫，要我到花园里去，他的声音因走廊产生的音响效果而变得更加洪亮。他很快走近我，手中挥舞着毛巾。我很难过，心不在焉，下意识地，傻傻地，不是顺着楼梯走到花园里去(长廊在三楼），没有考虑自己在干什么，而是单纯顺从行事，甚至是惟命是从，我直接从窗台上跳到仿佛具有弹性的空中——只隐约觉得自己光着脚（尽管我穿着鞋子）——缓慢地、自然地朝前迈大步，同时还心不在焉地吮吸并仔细检查我当天早上被木头碎片扎伤的手指……可是突然间，一阵异乎寻常、震耳欲聋的静寂把我从白日梦中惊醒过来，这时我才看到下面孩子们吓得目瞪口呆，像苍白的雏菊一样仰头望着我，那位小老师似乎在往后退缩。我还看到了经过修剪的一丛丛球状灌木和尚未落到草坪上的毛巾。我还看到我自己，一个穿粉红色罩衣的男孩，定格站立在半空中，转过身则看见我刚跳离的窗户与我的空中距离已有三步之遥。他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臂，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惊讶——”

(遗憾的是囚室的灯此时灭了——罗迪恩每天晚上总是十点准时关灯。）

▇

九

这一天又以人声嘈杂开始。罗迪恩愁眉苦脸地下达着指令，另有三名随从在协助他。为了会面，马思全家都来了，还带来了他们的全部家具。不是这样，在他的想象中，这次等待已久的见面不是这样……他们十分吃力地走进来！马思的父亲上了年纪，大光头，肿眼袋，黑色拐杖橡胶头点地发出笃笃声响；马思的两个孪生兄弟长得一模一样，惟一的区别是一个金色胡须，另一个黑色胡须；马思的外祖父母老态龙钟，你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身份；然而，三个活泼的表妹不知何故最后关头未能获准入内；马思的孩子——跛脚的迪奥梅唐和肥胖的小波林；最后是马思本人，身穿最漂亮的黑连衣裙，冷白的脖子上系丝绒围巾，手持一面小镜子；身边寸步不离跟着一位体面男士，从侧面看倒也无可挑剔。

岳父倚着拐杖，坐在同时送到的皮椅上，费劲地把一只穿绒面革鞋的脚抬起来放到脚凳上，气愤地直摇头，浓密的睫毛下双目紧盯辛辛纳特斯。辛辛纳特斯看到岳父保暖夹克衫上的青蛙装饰图案，顿时产生出熟悉的麻木感觉。他嘴上的褶皱好像是在表达永恒的厌恶，绷紧鼓起的太阳穴上有一块紫色胎痣，像静脉血管上隆起的一颗大葡萄干。

外祖父和外祖母（一个摇摇晃晃，形容枯槁，穿补丁裤，另一个白发剪短，骨瘦如柴，简直可以装进一只丝质伞套）并排坐在两把一模一样的高背椅上，外祖父一双毛茸茸的小手紧紧抓着他母亲的金框大幅画像，画像中模糊的年轻女性也拿着一幅画像。

与此同时，家具、家庭用具，甚至一堵堵墙壁陆续运达。其中有一个嵌镜子的衣框，同时带来了它自己的隐私映像（即夫妻卧室的一个角落，地板上的一抹阳光，掉在地上的一只手套，远处一扇敞开的门）。一辆配备畸形附件的凄凉小三轮车被推了进来，随后是一张有嵌饰的桌子，十年来桌上一直放着一只扁平的深红色带盖长颈小瓶和一个发夹。马思在她那张绣有玫瑰花图案的黑沙发上坐下来。

“哎哟，哎哟！”岳父唤叹道，用拐杖敲着地板。在场几位老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笑容。“别这样，爸爸，我们经历这种事情已经有上千次了，”马思镇静自若地说，冷漠地耸耸肩。她身边的年轻男士给她递上一条有缘饰的披肩，但是她薄薄的唇角只露出一丝温柔的笑意，挥手把他敏感的手挡开了（“我看男人首先看他的手”）。他身穿电报职员的漂亮黑制服，身上散发出紫罗兰香水味。

“哎哟！”岳父再次大声唉叹，并开始详尽而津津有味地数落起辛辛纳特斯来。辛辛纳特斯的目光被波林的绿色圆点花纹图案连衣裙所吸引：红头发，斜视眼，戴眼镜，那些圆点图案和她那股肥胖劲儿不是引人发笑，而是让人觉得可悲。她的双腿很胖，脚穿棕色羊毛长袜和有搭扣的鞋子，笨拙地走到每个人面前仔细观看，用她那双黑色的小眼睛一声不吭地认真检视，两只小眼睛在鼻梁后面仿佛挤到了一起。这可怜的孩子脖子上还系着一条餐巾——显然是早饭后他们忘记把它摘下来了。

岳父停下来喘口气，又用拐杖敲了一下地面，此时辛辛纳特斯说：“骂得对，我正听着呢。”

“闭嘴，无礼之徒，”岳父喊道，“我有权要求你——今天这个日子，当你站在死神门口的时候——对我有一点点尊重。你是怎么弄到这步田地，就要在铁砧上被砍头的……我要你做出解释——你怎么能……你怎么胆敢……”

马思低声问她那位年轻男士什么事情；他正小心地到处翻找，搜遍自己周围和底下的沙发；“不，不，没什么，”他回答的声音和她一样低，“我一定是在路上掉的……别操心，会找到的……但请你告诉我，你真的不冷吗？”马思摇头表示否定，同时把绵软的手掌放在他的手腕上；她立即又抽回手来，把双膝上的衣裙抚平，并严厉地低声叫她的儿子，他正在纠缠两位舅舅，他们不断把他推开——他闹得他们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迪奥梅唐穿一件灰色罩衣，腰间系松紧带。他有节奏地扭曲整个身体，但还是很快就走完了他们和他母亲之间的距离。他的左腿健康红润；右腿装备复杂，像支来复枪：有枪管、固夹带、挂带。他的眼睛淡褐色，眉毛稀少，像他妈妈，但是脸的下半部，包括叭喇狗一样的下颌，则是另一个人的。“坐这儿，”马思低声说，同时迅速伸出一只手，啪一声抓住了正从沙发上往下滑的小镜子。

“你告诉我，”岳父继续说，“你竟敢，你，有妻子儿女，挺幸福——富丽堂皇的家具，活泼可爱的孩子，满有爱心的妻子——你竟敢不考虑这一切，你这个恶棍？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个老傻瓜，什么都不懂，否则我一定会体谅这种令人厌恶……闭嘴！”他大声吼道，老人们又被吓一跳，只好傻笑。

一只黑猫拉直身子，绷紧一只后爪，一跃从辛辛纳特斯腿边擦过，突然跳到餐具柜上，又从那里跳到律师的肩膀上，他刚踮着脚走进来，正要在一个角落里的豪华坐垫上坐下来——他感冒很重，手里拿着备用手帕，正在仔细观察在场的人群和各种家用器物，那些器物把囚室搞得像个拍卖行。猫把他吓一大跳，他用一个猛烈的动作把它摔开。

岳父还在继续大声责骂，诅咒之语无以复加，声音都喊哑了。马思用一只手捂着眼睛，她那位年轻男土下巴肌肉紧绷，注视着她。一张曲背长沙发上坐着马思的兄弟，黑皮肤的一个穿黄褐色套装，敞着衣领，手里拿着卷成管状的五线谱纸，可是纸上却没有乐谱——他是市里最佳歌手之一。他的孪生兄弟穿天蓝色灯笼裤，是个花花公子，但喜欢逗趣，他给姐夫带来一盘蜡制鲜亮水果。他的衣袖上佩戴黑纱，还不断用手指着它，以此吸引辛辛纳特斯的目光。

岳父滔滔不绝的咒骂登峰造极时，喉咙突然梗塞，椅子猛烈扭动，一直站在他身边看着他嘴的文静小波林一下仰跌到椅子后面去，她干脆一动不动躺在那儿，希望没有人注意到她。噼啪一声，岳父开始打开一只香烟盒子。大家全都悄无声息。

被掩盖住的各种声音重新显露出来。马思的黑弟弟清了清嗓子，开始轻声唱起了“Mali é trano t'amesti[1]……”。他突然打住，望着他的孪生兄弟，对方死死地看着他，样子很可怕。律师不知在笑什么，注意力又集中到他的手帕上去。坐在沙发上的马思正与陪伴她的男士窃窃私语，男士正在求她披上披肩——监狱里的空气有点潮湿。他们谈话的时候用的是正式的第二人称复数，这第二人称复数之舟满载着柔情蜜意，沿着他们那几乎听不见的对话之地平线徐徐航行……小老头颤巍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画像交给他的老伴，掩护着像他本人一样颤巍巍的火苗，朝辛辛纳特斯的岳父走去，正要去点他的……但是火苗灭了，后者愤怒地皱起眉头。

“用那样一个蠢笨的打火机，你真成讨厌鬼了。”他阴沉沉地说，但气已经消了。接着，气氛真的活跃起来了，每个人都同时说起话来。“Mali é trano t'amesti!”马思的弟弟放声歌唱。“迪奥梅唐，立马把猫放开，”马思说，“前天你已经掐死了一只，一天掐死一只太过分了。维克托，亲爱的，把他手中的猫夺下来。”趁着整体气氛活跃的当儿，波林从椅子背后爬起来，悄悄地站起来。律师走到辛辛纳特斯的岳父跟前，帮他点着了烟。

“接受‘焦虑’这个词，”辛辛纳特斯爱逗趣的内弟对他说，“现在拿掉‘微小’这个词，呃？结果变得很滑稽，对不？是的，朋友，你的确把自己搞得一团糟。到底是什么使你干出这样的事来？”与此同时，门不知不觉地打开了。皮埃尔先生和监狱长站在门檻上，两个人同样都把双手放在背后勾着。他们不动声色，只是微妙地转动自己的眼球，仔细观察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站在那里，这样看了一分多钟才离开。

“听我的，”内弟呼吸急促地说，“我是你的老朋友了。照我的话去做。忏悔吧，我的小辛辛纳特斯。照我说的做，给我这个面子。你不知道，他们还有可能放过你。明白吗？想想，自己的脑袋被人家砍掉，是多么不愉快的事情。你有什么可失去的呢？照我说的做——别犯傻了。”

“你好，你好，你好，”律师说着朝辛辛纳特斯走过来。“不要拥抱我，我的感冒还很重。你们刚才谈了些什么？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让我过去，”辛辛纳特斯小声说，“我有几句话要对妻子说……”

“好吧，我最亲爱的，咱们讨论一下财产问题，”岳父说，他的精神已经重新振作起来，伸出拐杖，让辛辛纳特斯绊了一跤。

“等一等，等一下，我还在对你说话呢！”

辛辛纳特斯继续往前走，他必须绕过一张可以坐十个人的大饭桌，从屏风和衣柜中间挤过去，才能到马思跟前，当时她靠在沙发上。年轻男士已经用披肩盖住她的脚。辛辛纳特斯眼看就走到了，可是就在此时迪奥梅唐突然发出一声愤怒的尖叫。他转过身，看见了埃米，不知道她是怎么进来的，此时正在逗小男孩：她模仿他跛脚，拖着一条腿，做出各种复杂的扭曲动作。辛辛纳特斯抓住她的手臂，但是她挣脱逃走了。波林大摇大摆跟在她后面，心中因充满好奇而窃喜。

马思向他转过身。年轻男士十分得体地站起来。“马思，只说几句话，我求你，”辛辛纳特斯的话说得很快。他被地板上的坐垫绊了一下，别扭地坐在沙发边缘上，同时把沾满灰尘的晨衣裹得更紧些。“她有点偏头痛，”年轻男士说。“你有什么要求？情绪激动对她不好。”“你说得对，”辛辛纳特斯说，“是的，你说得对。我想请你……我应该——私下里——”“对不起，先生，”罗迪恩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辛辛纳特斯站起来。罗迪恩和另一位雇员互递了一下眼色，抓住马思坐靠的沙发，哼了一声，把它抬起来，向门口扛去。“再见，再见，”马思孩子般喊道，身子随着搬运工的脚步摇晃，但是她突然闭上双眼捂着脸。她的陪伴男士忧心忡忡地跟在她后面，手里拿着他从地板上捡起来的黑披肩、一束花、他的制服帽和孤零零的一只手套。到处混乱一片。两个孪生兄弟正把盘子装进箱里。他们的父亲气喘吁吁，正在拆除分成若干部分的屏风。律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大张包装纸，到处想塞给人家，人们看见他试图用那张纸把一只装有浑水和一条淡橙色小鱼的小盆包起来，但不成功。在混乱中，大衣柜带着它自己的镜中映像，像一个孕妇站立着，小心地捧着自己的玻璃肚子，不时改变方向，以免有人撞到它。它往后倾斜着，被人们摇摇晃晃地扛走了。人们纷纷走到辛辛纳特斯面前向他告别。“也罢，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岳父冷漠而礼貌地说，还按习俗吻了辛辛纳特斯的手。白皮肤的兄弟骑坐在黑皮肤兄弟的双肩上，他俩就用这种姿态向辛辛纳特斯告别且走了，像一座会移动的山。外祖父母抖抖索索，鞠躬，举起模糊的画像。雇员们不断把家具搬走。孩子们过来了：严肃的波林仰起脸，迪奥梅唐则相反，他低头凝视地板。律师分别拉着他们的手，把他们领走了。最后向他跑过来的是埃米，她脸色苍白，脸上有泪痕，鼻子红红的，潮湿的嘴巴抖动着。她一声不吭，但是突然间听到轻微嘎吱一声，她跑起脚尖，用温热的双臂搂着他的脖子，含混不清地低声说了些什么，发出一声响亮的呜咽。罗迪恩抓住她的手腕——从他嘀嘀咕咕抱怨不停看，他一定是叫了她好久。现在他紧紧拽住她，把她拖向门口。她身体往后拱，头发流泻的脑袋转向辛辛纳特斯，手掌朝上的可爱手臂向他伸出（看样子像个芭蕾舞迷，却带有纯粹绝望的阴影），埃米很不情愿地让罗迪恩拖着走。她的眼睛不断往后张望，她的肩带滑落。此时他使劲一扭，像是把一桶水泼出去，一下把她摔到走廊上去。他嘴里依然唠叨不停，拿着一只簸箕回来，收拾平卧在椅子下面的猫尸。门砰的一声重重关上了。现在很难相信，刚才这囚室里还——

[1] 古意大利文，死亡是甜蜜的，这是个秘密。

▇

一〇

“如果那孤独的小狼崽对我的观点更了解一些，他就不会再回避我了。然而，事态确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对此我衷心表示欢迎，”皮埃尔先生说，他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子一侧，肥胖的小腿肚紧密地交叉在一起，一只手在油布上像是弹拨着无声的琴弦。辛辛纳特斯用一只手支着脑袋，躺在床上。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天又下着雨，”皮埃尔先生接着说，“亲密无间地闲聊，这种天气是最理想的了。咱们就一次彻底谈透吧……我得到的印象是，管理部门对我的态度使你感到吃惊，甚至愤怒，似乎我处于特权地位——不，不，你先别争辩，让我们把话全说出来。请允许我告诉你两件事。你知道我们那位亲爱的监狱长吧（顺便提一下，小狼崽对他不完全公平，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待以后再谈），你知道他有多敏感，多热情，多么容易为每一种新奇事物而着迷——我看你刚来那几天他一定也对你着过迷，因此，他现在对我燃起热情，你不必感到难受。咱们都别嫉妒，我的朋友。其次，也真够奇怪的，你显然还不知道我是为什么进来的，可是我一旦告诉你，很多事情你就都明白了。对不起，你脖子上那是什么东西——就在这儿，这儿——对，就是这儿。”

“哪儿？”辛辛纳特斯毫无表情地问，同时摸了摸自己的颈椎骨。

皮埃尔先生走到他身边，坐在床缘上。“就是这儿，”他说，“但是现在我看清了，只是一块阴影。我还以为我看到的……一个什么水肿块。你转头的时候好像有些不舒服。痛吗？你受凉了吗？”

“噢，你就别再纠缠我了，行吗？”辛辛纳特斯伤心地说。

“不，就一下子，我的手很干净——让我摸摸这里。它好像，毕竟……这里疼吗？这里呢？”

他用肌肉发达的小手迅速地触摸辛辛纳特斯的颈部，仔细进行检查，呼哧呼哧的鼻息声隐约可闻。

“没事，没事，一切正常，”最后他说，移动身子，轻轻拍了拍病人的后颈——“只是你的脖子实在太细——除此之外一切正常，只是有时候，你知道……让我看看你的舌头。舌头是胃的镜子。盖好，盖好，这里面挺凉的。刚才我们聊什么来着？给我提个醒。”

“如果你真关心我的健康，”辛辛纳特斯说，“你就别打扰我。请你走开。”

“你的意思是真的不想听我要说的话，”皮埃尔先生用微笑表示反对，“你真那么固执地坚信自己的结论绝对可靠——我不知道的结论——请注意这一点，不知道的。”

辛辛纳特斯非常伤心，一言不发。

“但是请允许我告诉你，”皮埃尔先生仍保持一定的严肃性继续说，“我的罪恶属于什么性质。我被指控——无论公正与否，那是另一回事——我被指控……犯了什么罪，你猜猜？”

“别卖关子了，痛痛快快说出来，”辛辛纳特斯沮丧地叹了口气说。

“说出来你会大吃一惊。我被指控试图……噢，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朋友……我被指控试图帮助你越狱逃跑。”

“这是真的吗？”辛辛纳特斯问。

“我从不撒谎，”皮埃尔先生神情极为郑重地说，“也许有时候人是应该撒谎的——那是另一回事——也许如此诚信很傻，到头来没有好下场——情况可能的确如此。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我从不撒谎。我终于进来了，我的好朋友，都是为了你。我是在夜里被捕的。在何处？就算是在上埃尔德贝里吧。对，我是埃尔德贝里人。那里有制盐厂和果园。如果你想来看我，我会请你尝尝我们的接骨木果实（对此双关语[1]我不承担任何责任——它出现在我们的市标上）。瞧——不是在市标里，而是在监狱里——你恭顺的奴仆在那里待了三天。然后就把我转到这里来了。”

“你是说你曾经想救我……”辛辛纳特斯忧虑地说。

“我是否想过要救你，那是我的事，我心上的朋友，壁炉底下的蟑螂。不管怎么说，我被指控的就是这个罪名——你要知道，告密的是一个年轻鲁莽的杂种，于是我就进来了：‘我痴迷地站在你面前……’——记得这首歌吗？指控我的主要证据是这座要塞的某张草图，据说上面有我留下的印记。你看，他们认定我已经设计好你逃跑的每一个细节，我的小蟑螂。”

“他们认定你，还是……？”辛辛纳特斯问。

“他是多么天真可爱的小虫！”皮埃尔先生咧嘴而笑，露出许多牙齿。“他希望一切都十分简单——可是天啊，现实生活从来不是如此！”

“可我还是想知道，”辛辛纳特斯说。

“什么？我的法官们是否正确？我是否真的策划要营救你？真丢脸，真丢脸……”

“这么说是真的啦？”辛辛纳特斯低声说。

皮埃尔先生站起来，开始在囚室里兜圈子。“咱们先放下这个话题，”他顺从地说，“你自己判断吧，多疑的朋友。非此即彼，但是因为你，我进来了。我还要告诉你：我们还将一起上断头台。”

他以无声、轻快的脚步继续在囚室里兜圈子，他身着囚服，身体的柔软部分轻微抖动着，辛辛纳特斯用沮丧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灵巧的胖子跨出的每一步。

“就为好玩，我相信你，”辛辛纳特斯最后说，“我们不妨看看此事会是什么结果。你听着，我相信你。为了更具说服力，我甚至向你表示感谢。”

“噢，何苦来着——没有必要……”皮埃尔先生说，重新在桌旁坐下来。“我只是想让你对情况有所了解。这下好了，我们都把心头的重负倾吐出来了，对不？我对你不了解，但是我想哭。这是一种良好的感觉。哭出来，有益健康的泪水就让它尽情地流吧。”

“这个地方实在糟透了，”辛辛纳特斯小心翼翼地说。

“倒也谈不上有多糟。顺便说一句，对于你对这里生活的态度，我早就想提出责备了。别，别，别转过脸去，允许我，作为一个朋友……你既对我们的好人罗迪恩不公平，更重要的是对监狱长阁下也不公平。没错——他不是很聪明，有点爱炫耀，有些轻率——他不反对发表演说——这些都是实情，我本人有时候也不喜欢他，当然也就不能与他分享内心深处的想法，像你我之间这样，尤其是当我的心灵——请原谅我使用这个字眼——痛苦时。但是无论他有什么缺点，他是个坦率、诚实、善良的人。是的，是个难得的善良人——你先别争辩——如果我不了解，我就不会这样说，我从不说无根据的话，我的经历比你丰富，对生活和人的理解比你更深刻。因此，当我看到你以残酷的冷漠、傲慢的轻蔑把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拒之于千里之外时，就觉得特别痛心。有时我能从他的眼中看出这种痛苦来……说到罗迪恩，他表面上粗暴，其实内心像大小孩一样敦厚，你这么聪明，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噢，我知道你精神紧张，你性饥渴——别动，辛辛纳特斯——你会原谅我的，但是你那样不对，完全不对……总的说来，你看不起别人……你几乎不碰我们给你送来的美餐。好吧，就算你不喜欢那些食品吧——相信我的话，我也懂一点美食学——可是你表现出不屑一顾，你要知道那饭菜是人做的，有人干得很辛苦……我知道，这里的生活有时显得枯燥乏味，你想出去散散步或嬉闹一番——可是你为什么只考虑自己，只考虑自己的欲望，可亲又可悲的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挖空心思给你讲些小笑话，你为什么一次都不笑？……事后他可能哭泣，可能夜里睡不着觉……”

“不管怎么说，你的答辩的确很巧妙，”辛辛纳特斯说，“但我是个玩偶专家。我不会退让。”

“真令人遗憾，”皮埃尔先生用受到伤害的口吻说，“我认为这应归咎于你的年轻，”他稍一停顿后又补充说。“不，不，你不应该如此不公……”

“告诉我，”辛辛纳特斯问，“他们也把你蒙在鼓里吗？关键人物刽子手还没来？砍头集会不是定在明天？”

“你不应该使用这样的字眼，”皮埃尔先生神秘兮兮地说，“尤其不应该用这种腔调……其中有几分粗鄙，有失绅士风度。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真让我感到吃惊……”

“请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时候？”辛辛纳特斯问。

“如期进行，”皮埃尔先生闪烁其词地说，“为什么如此一个劲地傻好奇？一般说来……不，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如此傲慢，还有先入之见……”

“可是他们也真能拖拉……”辛辛纳特斯困倦地说。“对此我当然也会逐渐习惯……一天又一天，你的心灵随时准备着——他们也还是会让你措手不及。十天就这样过去了，我还没有发疯。当然也总还是心存希望……模模糊糊，像在水下，因此更具魅力。你说到了逃跑……我看，我猜测，与此事有关的还有另一个人……有些迹象……但如果这只是一个骗局，是模仿一副人脸编造出来的东西……”

“这就奇怪了，”皮埃尔先生说，“这些希望是什么，这位救星又会是谁呢？”

“想象呗，”辛辛纳特斯回答，“还有你——你想逃跑吗？”

“你说的‘逃跑’是什么意思？逃到哪里去？”皮埃尔先生惊讶地问。

辛辛纳特斯又是叹气。

“逃到哪里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能，你和我……可是我不知道，你这样的体态能否跑得快。你的腿……”

“得啦，得啦，这都是些什么胡说八道？”皮埃尔说，在椅子上扭动着身体。“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越狱这一说。至于你想对我的体态妄加评论，你还是不要说出来为好。”

“我想睡觉，”辛辛纳特斯说。

皮埃尔先生挽起右袖，露出一个文身。在白得出奇的皮肤下，他的肌肉隆起，似乎还会滚动。他摆出一副纹丝不动的架势，用一只手抓住椅子，把它反转过来，并开始慢慢举起。他因用力身体有些摇晃，但他还是把它举过头顶，然后慢慢放下来。这只是他的一个准备运动。

他掩盖起自己的气喘，用一条红手帕擦着双手，擦了好久也很仔细。与此同时，马戏团家族中最年轻的成员蜘蛛在它的网上表演了一个简单的技巧。

皮埃尔先生把手帕扔给他，用法语惊叫一声，突然倒立起来。他的圆脑袋渐渐充满了美丽的红润血色。他的左裤腿往下滑，脚踩露了出来。他颠倒的眼睛——任何人在这种姿态下都是如此——看上去像章鱼眼。

“这一手怎么样？”他问，双脚重新站立在地上，把自己的衣服整理好。走廊上传来一阵掌声。接着，小丑开始单独鼓掌，同时轻巧灵便地走动着——直至撞在了栏杆上。

“怎么样？”皮埃尔先生重复道。“我的力气如何？我的敏捷程度还可以吗？或者你还没有看够？”

皮埃尔先生一纵身跳上了桌子，倒立起来，用牙齿咬住了椅背。音乐突然停止，气氛令人窒息。皮埃尔先生用牙齿紧紧咬住椅子，把它举了起来。他的肌肉在抖动，他的下颌嘎吱嘎吱响。

门轻轻打开，进来的是——脚蹬长靴,手执皮鞭，脸上搽粉，在令人目眩的聚光灯紫光照耀下——马戏团团长。“太棒了，独特的表演！”他低声说，摘下黑色高顶大礼帽，在辛辛纳特斯身边坐下来。

什么东西突然松动，皮埃尔先生把嘴里的椅子松开，一个筋斗翻下来，重新站在地板上。但是显然并非一切顺利。他马上用手帕捂住自己的嘴，往桌子底下迅速扫了一眼，然后认真检查椅子，突然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气得差点骂出声来，使劲想把他那嵌入椅背的带铰链托牙拔出来。托牙上的假牙尽露，十分抢眼，像斗牛犬的牙齿一样紧紧地咬在椅背上。在此重要关头，皮埃尔先生不慌不乱，抱起椅子就走。

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什么也没注意到，却拼命地在鼓掌。然而，表演场地上仍然空荡荡。他用疑惑的目光望着辛辛纳特斯，又拍了几下掌，但已失去了先前的热情，略显吃惊，显然颇感沮丧，离开了包厢。

演出就这样结束了。

[1] 作者杜撰的地名原文为Elderbuny，而这个词同时又有接骨木（一种植物）的意思，故有双关之说。

▇

一一

现在报纸已经不再送到囚室来了：辛辛纳特斯注意到，可能与处决有关的一切消息都被剪掉了，于是主动提出不看报纸了。早餐变得更简单了：巧克力饮料——尽管质量不佳——已被漂着几片茶叶的某种液体所取代，烤面包很硬，咬不透。罗迪恩毫不讳言，伺候这样一位沉默寡言而又喜欢挑剔的囚犯，他已经厌烦极了。

他故意把在囚室里服务的时间拖得越来越长。他那火红的胡子，透出愚蠢的蔚蓝色眼睛，皮围裙，爪子一样的手——这一切不断重复出现，积累起来产生一种令人抑郁厌恶的印象，于是当他在打扫卫生的时候，辛辛纳特斯便扭头面壁。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惟有那把椅子的归还给这一天的开端增添了明显的特色，椅子直背顶端留有深深的斗牛犬的牙印。罗迪恩搬回椅子的同时，还带来皮埃尔先生写的一张便条，羊毛般卷曲的字体，典雅的标点符号，签名像七幕舞剧中的舞姿。他的邻居用诙谐和善的词句就昨天的友好闲聊向他表示感谢，并表示希望不久能有机会再聊。“我可以向你保证，”便条最后写道，“我的体格非常非常健壮（用直尺在下面划了两条线），如果你还是不相信，我很乐意在某个时候再为你做些有趣（下面划线）的表演，以显示我的敏捷和惊人的肌肉发达程度。”

此后，有两个小时，辛辛纳特斯不易觉察地陷入一阵阵忧伤的麻木之中，一会儿抓抓胡子，一会儿快速翻动书页，在囚室里兜着圈子。此时他已对囚室做完极为精确的研究——可以说，他对囚室的了解远远超过他对自己住过多年的房间的了解。

就拿墙壁的情况来说吧：它们的数目不会改变，总是四，清一色被漆成黄色，但是因为墙上有阴影，白天从窗户透进来的明亮赭色反射光斑不断变换位置，在它的映衬下，墙壁的基本色调似乎显得阴暗而均匀，实际上就像泥土的颜色。在光照中，深黄色油漆的所有小隆起都能看得出来——甚至是漆刷上的毛交叉涂过留下的描摹波形曲线——还有早上十点钟宝贵的阳光平行四边形才能映照出来的熟悉的乱涂乱画。

一股凉气从暗淡的石头地板上顺着脚跟慢慢爬上来。略凹的天花板某处有一个落后简陋的小灯罩，其中央有一盏灯（用铁丝围住）——不，不是正中央。那是令人难受又很刺眼的一个瑕疵——从这个意义上说，漆铁门时油漆没有刷遍整个门也同样令人难受。

在三件家具中——床、桌、椅——只有最后一件是可以移动的。蜘蛛也能动。上方，营养良好的小动物已经找到了几个支点，织起了一张一流的网，其智慧不亚于马思，她能在表面上最不合适的角落找到把衣服挂出去晾晒的地点和方法。蜘蛛的爪子折叠着，让毛茸茸的肘部从体侧露出来，它那淡褐色的圆眼睛凝视着拿着铅笔指向它的手，开始向后退，但眼睛始终盯着那只手。然而，它最急切的还是想捉一只苍蝇，或是停在罗迪恩大手指上的一只飞蛾——例如，此时蜘蛛网的西南角就挂着一只蝴蝶的一片后翅，颜色鲜红，有柔软光洁的明暗变化，其呈钝锯齿状的边缘上分布着蓝色的菱形图案。它在微风中轻轻地摆动着。

墙上的字迹已经被擦掉了。那些监狱规则也同样不见了。装有洞穴水，深处能激起回响的古老瓦罐也被拿走了——也可能是被打破了。整个房间空荡荡，很可怕，很阴冷，等候室——办公厅、医院或其他什么场所的等候室——的中性特征压倒了监狱的特点——时近黄昏，耳边只能听到嗡嗡声……这种等待产生的恐怖与天花板的中心定位错误有着某种联系。

图书馆的书，用黑色制鞋皮装帧，放在桌上，桌上铺花格子油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细细的铅笔已经变短，且被咬得遍体鱗伤，搁在胡乱涂写的纸页上，纸页堆得像玩具风车。桌上还扔着一封给马思的信，那是前天辛辛纳特斯写的，也就是见面后的一天：但是他下不了决心把它寄出去，因此就让它闲置在桌上，好像是在期待它能自己去完成使命，他的思想摇摆不定，同时又缺乏另一种环境气氛，根本无法完成这一使命。

现在要谈的话题是辛辛纳特斯的宝贵品质，他肉身的不完整性，他的大部分肉身在一个很不相同的地方，只有很小一部分在这里游荡，困惑——一个可怜而模糊的辛辛纳特斯，一个相对蠢笨的辛辛纳特斯，像睡梦中的人一样轻信，脆弱，可笑。但是即使处于这种睡眠状态中，他的真实生活——仍然，仍然——暴露过多。

辛辛纳特斯的脸变得很苍白，近乎透明，长着茸毛的双颊凹陷，胡须毛质柔软，看上去像是上唇有一抹凌乱的阳光。尽管辛辛纳特斯历尽磨难，他那张小脸依然显得年轻，游移的眼神，明暗不断变化的眼睛。至于他脸上的表情，用他周围环境的标准来衡量，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尤其是此时，他已经不再掩饰自己。衬衫敞开着，黑色晨衣不断飘起，小脚穿大拖鞋，头顶戴哲学家的无檐便帽，波纹（毕竟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风！）从他太阳穴上的透明毛发中贯穿而过，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其下流的意涵难以言表——实际上它是由上千个不引人注目又互相重叠的细部组成的：淡淡的嘴唇轮廓，似乎并未充分画出来，而只是由一位最高明的大师点了一笔；尚未画上阴影的空手的抖动；充满生机的双眼中光线的聚散；但是即使对这一切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还是无法充分解释辛辛纳特斯：就像他生命的一面悄然进入另一维，就像一棵树的复杂枝叶从阴暗转为明亮，因此你无法区分从淹没状态进入不同性质的闪光状态是从哪里开始的。似乎任何一个时刻都有可能，就在辛辛纳特斯在随意制造出来的囚室的有限空间里来回走动的过程中，他会以自然轻松、的步伐悄悄穿过空气的漏洞，进入陌生的走廊，并在那里消失，其过程之平顺如同一面被旋转的镜子依次闪映出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然后突然消失，似乎到了空气之外，进入天空的某种新深度。同时，他身上的一切从表面上看似乎脆弱且困倦不堪，但实际上充满了极其强烈、炽热而独立的生命力：他那最蓝的蓝色静脉搏动不止；水晶般晶莹的唾液湿润着他的双唇；脸颊和额头上的皮肤在抖动，前额边缘是柔和的光线……这一切如此撩人心弦，使人渴望把这无耻又令人困惑的肉体及其暗示和表现的一切，把一切不可能实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由全都撕裂，切成碎片，彻底毁灭——够了，够了——不要再走了，辛辛纳特斯，躺到你的床上去，你就不会激动，不会兴奋……其实辛辛纳特斯知道有凶猛的目光在窥孔上跟踪他的行动，于是他躺下来，或者坐在桌旁打开一本书。

桌上那摞黑糊糊的书中包含如下几本：首先是一部当代小说，辛辛纳特斯还在过自由生活期间不屑一读；其次是一部选集，出过无数版，是古代文学的浓缩改写和摘录；第三是旧杂志的合订本；第四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写成的几本破旧小册子，那是错送给他的——他没要过。

小说是著名的《奎尔库斯》，辛辛纳特斯已经看完三分之一多，也就是大约一千页。小说的主人公是一棵橡树，小说就是这棵橡树的传记。在辛辛纳特斯中止阅读的地方，橡树刚开始它的第三个百年，简单的计算表明，读完全书，橡树至少会有六百岁。

小说的创意被视为现代思想的顶峰。作者利用这棵树的渐进史(孤零零地长在峡谷边缘上，十分高大，谷底流水喧闹，永不止息），展现一切历史事件或者事件的影子——橡树始终是一个目击者。时而两名从战马（一匹花斑马，一匹灰兔褐色马）鞍背上跳下来的武夫在对话——以便在它高贵的枝叶荫蔽下稍事休息；时而拦路抢劫的强盗停下来歇脚，伴有头发蓬乱的逃亡少女的歌声；时而风狂雨暴，雷鸣闪电，一位从盛怒的国王那儿出逃的勋爵匆匆经过；时而一条铺开的斗篷上躺着一具尸体，随着树叶摇曳的阴影而抖动；时而反映某些村民生活的一出短剧。有一段文字长达一页半，其中的每个词都以“P”开头。

作者似乎是手持摄影机，坐在老橡树梢枝上的某个地方，监视捕捉他的猎物。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来去匆匆，在阳光的绿色斑疹之中小憩。在无事件发生的正常时段，则从树木学、鸟类学、鞘翅目昆虫学和神话学等不同角度对橡树本身进行科学描述——或者讲一些广受欢迎的东西，其中穿插民间幽默。除了其他内容之外，还有刻在树皮上的所有首字母的详尽清单，并一一加以解释。最后，对流水奏出的音乐，落日的丰富色彩和天气状况也着墨不少。

辛辛纳特斯看了一会儿，把书放在一边。这部作品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创造出来的最优秀之作，但是他在阅读过程中仍有一种忧郁感，一页一页翻过去的时候隐约感到悲伤，让自己连续不断的沉思淹没书中的故事情节：我是个死到临头的人，这些年代久远、自欺欺人、毫无生机的东西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否则，他就开始想象，作者本人如何濒临死亡，他当时还年轻，充满活力，据说是住在北海的一个小岛上。作者最终也得死，实在颇有几分可笑——之所以可笑是因为惟有死亡本身，惟有作者不可避免的肉体死亡，才是真实可信、毋庸置疑的事情。

光线顺着墙壁移动。罗迪恩送来早餐。又有一片蝴蝶翅膀从他的手指之间滑落，在他的手指上留下一些彩色粉末。

“难道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吗？”辛辛纳特斯问。他已经不是头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使罗迪恩大为恼火，他又一次不予回答。

“再见一次面——他们会恩准吗？”辛辛纳特斯问。

他知道照例又要出现胃灼热的感觉，于是便躺到床上去，翻身脸朝壁，用很长很长时间挖掘墙上可能存在的各种图案，从光滑油漆的微小团粒到它们的小圆阴影。例如，他会发现一个小型侧影，长着一只老鼠一样的大耳朵，然后又觉得不像，而且无法重新构筑起来。这冰冷的赭石凹凸不平，散发出坟墓的气味，很恐怖，但是他的目光仍在不断搜索，试图把一些必需的小凸起相互联系在一起——他十分渴望见到哪怕是与人脸只有一点相似的东西。最后，他翻身仰卧，但同样十分专注地开始认真观察天花板上的阴影和裂缝。

“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成功地软化了我，”辛辛纳特斯陷入冥想。“我已经变得如此软弱，不堪一击，他们用一把水果刀就能把我结果了。”

他在床沿上坐了一些时候，双手紧夹在两膝之间，弯腰弓背。他发出一声颤抖的叹息，重新开始来回走动。可这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呢，他产生了兴趣。又小又密，字体华丽，镰刀形的字母内部有圆点和波形曲线，好像是东方文字——它多少会让人想起博物馆里短剑上的铭文。如此陈旧的小册子，纸页已经褪色……有些还沾上黄褐色的大滴污迹。

时钟敲过七点。不久，罗迪恩送来了晚餐。

“你能肯定他还没来吗？”辛辛纳特斯问。

罗迪恩马上就要走，但在门槛上又转过身来。

“真丢人，”他声音有些呜咽地说，“你日日夜夜啥事也不做……这里有一个人在给你送饭，充满爱心照顾你，不惜消耗自己，而你却只顾提一些愚蠢的问题。真丢人，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

时间不紧不慢持续消逝。囚室里的空气逐渐阴暗起来，待到充分浓黑时，天花板中央——不，不是很正中，情况就是如此——的灯及时亮起来——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提醒物。辛辛纳特斯脱去衣服，捧着《奎尔库斯》上了床。作者已经写到了文明时代，这从三位快乐的旅行者的交谈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蒂特、帕德和流浪汉朱，正坐在晚上开花的黑橡树底下阴凉的青苔上，从酒瓶里大口喝酒。

“不会有人来救我了吗？”辛辛纳特斯突然大声问，从床上坐了起来（张开双手，像个乞丐，表明自己一无所有）。

“真的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来救我了吗？”辛辛纳特斯重复道，目光凝视着墙上不变的黄色，仍然举着空空的双手。

图案化为一阵轻风，把树叶吹得沙沙响。从上方浓黑的阴影中掉下一颗大橡树果实仿制品，有真的两倍大，漆成亮丽颇富光泽的橘黄色，落在地毯上跳动着，木栓呈杯状外壳，像蛋一样严密。

▇

一二

轻叩声、刮擦声、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把他给吵醒了。就像昨天晚上入睡时身体还好好的，半夜过后醒来却发烧了。有好一阵子他仔细倾听着这些声音——嚓，嚓，笃，笃，笃——完全不考虑它们是什么声音，只是单纯地听，因为它们把他吵醒，因为他的听觉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嚓，轻叩，刮擦，碎裂，碎裂。声音从哪里来？从右边？从左边？辛辛纳特斯略微支起身子。

他专注地听着——他的整个脑袋变成了一个听觉器官，他的整个身体变成了一颗紧张的心。听着听着，他已经开始悟出了某些迹象的意义：囚室里的黑暗在微弱地蒸馏……黑暗沉到了底部……窗户的铁条外面，灰白的曙光——这说明已经三点或三点半了……卫兵们在寒冷中睡着了……声音是从下面的什么地方传来的……不，可能是从上面，不，还是从下面，就在墙外，贴近地面，像一只大老鼠用铁一样的爪子在抓挠。

让辛辛纳特斯特别兴奋的是那些声音体现出来的强烈自信心，坚持不懈的认真执著，他们在这要塞的寂静之夜所追求的目标也许是遥远的，但还是可以实现的。辛辛纳特斯屏住呼吸，像幽灵一样轻盈，像一张薄纸，他悄悄下了床——踏着脚沿着黏糊糊、颇具附着力的——走到他认为传来声音的角落——他以为是如此——但是待他走近后，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轻敲声要更靠右些更高些。他走动着，不禁又困惑起来，自己被听觉骗局愚弄了，一个声音沿对角线穿过自己的脑袋，被错误的耳朵听到了。

辛辛纳特斯迈着笨拙的步伐，碰到了放在墙边地板上的盘子。

“辛辛纳特斯！”盘子用责备的口吻说。此时轻敲声突然停止了，这就给听者传递了令人振奋的理性讯息。他站在墙边纹丝不动，用脚趾压住盘子上的汤匙，歪着敞开的空脑袋，感觉到不知名的挖掘者也静默地站立着聆听。

过了半分钟，那些声音又响起来了，这一回声音更小，更有节制，但是更能表情达意，更有智慧。辛辛纳特斯转过身，慢慢把脚后跟从锌盘上移开，试图再次确定声源的位置：如果你对门而立，应该是在右边……对，是在右边，无论如何，还很远……听了好久以后，他所能得到的全部结论就是这些。最后，他返回床边去穿拖鞋——光着脚再也吃不消了——他绊到椅子腿发出颇大声响，这张椅子夜里从来不会老待在一个地方。那些声音又停住了，这一回是永远地停了。这就是说，那些声音小心翼翼地停一段时间之后，本来还有可能恢复，但是早晨已经开始大放光芒，辛辛纳特斯看到了——用惯常的想象之眼——罗迪恩，他从潮湿环境中来，全身冒着水汽，打哈欠张着一张鲜红的嘴，坐在厅里他那张凳子上伸了个懒腰。

整个上午，辛辛纳特斯一边听，一边考虑那些声音再次出现时如何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态度。外面上演了一场夏季雷暴，虽然简单，但却颇为高雅。囚室里漆黑如夜，雷声可闻，时而坚实洪亮，时而尖锐清脆，闪电把窗户铁条的阴影映照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晌午时分，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来了。

“你有客人来了，”他说，“但是首先我想搞清楚……”

“谁？”辛辛纳特斯问，同时心里在想：请别在此时……（即请别让轻敲声在此时再次响起）。

“你瞧，来了，”监狱长说，“我不能肯定你是否希望……你瞧，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

“我的母亲？”辛辛纳特斯问。

“对，没错——母亲，妈咪，妈妈简单地说，就是生你的那个女人。我要让她进来吗？请你赶快拿主意。”

“……我这一生只见过她一次，”辛辛纳特斯说，“我真的没有感情……不，不，不值得一见，毫无意义。”

“随你的便，”监狱长说完走了出去。

过了一分钟，他礼貌地低语着领进来身材矮小的塞西莉亚·C,她身穿黑色雨衣。“我不会打扰你们俩，”他颇有善意地补充道，“尽管这违反我们的规定，有时有些情况……例外……母亲和儿子……我遵从……”

退场，像个侍臣一样退出。

塞西莉亚·C身穿一件发亮的黑色雨衣，戴一顶类似的低檐防水帽（看样子像海员用的宽边防水帽），一直站在囚室中央，用明亮的目光凝视着她的儿子。她解开纽扣，吸了吸鼻子，用快速而不连贯的方式说：“暴风雨太大，泥泞不堪，我以为来不了你这儿了，马路上水流奔涌而下，向我……”

“坐下，”辛辛纳特斯说，“别那样站着。”

“无论你的看法如何，但你这个地方的确很安静，”她继续说，同时不断吸着鼻子，还用手指使劲在鼻子下面擦，仿佛它是个干酪磨碎机，擦得鼻头起皱纹还扭过来摆过去。“我只说一点，这里很安静，也相当干净。顺便说一句，在我们产科病房那里，个人房间可没有这么大。哟，那张床一亲爱的，看你的床都乱成什么样子了！”她啪的一声放下产婆袋，敏捷地从活动的小手上摘下黑棉布手套，在床边弯下身子，开始重新收拾床铺。她那束着腰带的大衣背部有着海豹皮般的光泽，修补过的长袜……

“瞧，这下好多了，”她说，直起身来，双手叉腰站了一会儿，用轻蔑的目光望着堆满书籍的桌子。

她颇具年轻人的气息，辛辛纳特斯的五官长得和他母亲很像，但也有自己的特点。辛辛纳特斯看到她的尖鼻子小脸和突出而明亮的眼睛时，自己也隐约意识到这种相似。她的连衣裙领口敞开，露出一块三角形晒得发红的雀斑皮肤。但是，总的说来，两人的皮肤酷似，好像母亲有一块皮肤给了辛辛纳特斯——浅色薄皮肤，连同天蓝色的静脉血管。

“啧，啧，这里再稍加整理，一切就都井井有条了……”她一边叽里咕噜说个不停，一边手脚麻利地干着别的事情，忙着整理书籍，把它们摞放整齐。不经意间，一本打开的杂志的一幅插图引起了她的兴趣。她从雨衣口袋里掏出一只腰子形小盒子，两边嘴角一撇，戴上一副夹鼻眼镜。“二六年发表的，”她笑着说，“年代如此久远，很难叫人相信。”

(照片有两幅：一幅是不列颠群岛总统露齿而笑，在曼彻斯特火车站与最后一位发明家了不起的可敬孙女握手。另一幅是在一个多瑙河村庄生下一头两个脑袋的小牛。）

她无缘无故地叹了口气，把杂志推到一旁，不料把铅笔碰掉了，伸手去抓又没抓住，说了声“糟糕！”

“就这样吧，”辛辛纳特斯说，“这里无所谓乱——只是东西挪来挪去罢了。”

“瞧，我给你带来了这个。”（她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一个小袋，把衬里也拉了出来。）“瞧，这是一些糖果。你就尽情地吮吧。”

她坐下来，喘着粗气。

“我不断使劲地爬，终于爬上来了，现在可真累坏了。”她说，有意装出气喘吁吁的样子。后来她突然呆住，以茫然的渴望注视着上方的蜘蛛网。

“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辛辛纳特斯问，在囚室里兜着圈子。“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对我也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既不能表现善意，也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因为我看得非常清楚，你和每一个人每一件东西一样，只不过是一件拙劣的仿制品。如果他们通过巧妙仿制一位母亲企图拉拢我……但是你可以想象，比如我把希望寄托在某种遥远的声音上——如果连你都是个骗子，我对它还会有什么信心呢？你提到了‘糖果’！为什么不说是‘好吃的东西呢’？为什么你的雨衣湿了，鞋子却是干的——瞧，粗心了不是。请你替我转告道具管理员。”

她连忙内疚地说：“可我是穿了橡胶套鞋的——我脱下来留在办公室里了，我说的是实话。”

“哟，够了，够了。不用解释了。演好你的角色——继续东拉西扯喋喋不休，而且无忧无虑——你用不着担心，事情会过去的。”

“我来看你，因为我是你的母亲，”她轻柔地说。辛辛纳特斯纵声大笑：

“不，不，别让它演变成一场闹剧。你要记住，这是一出戏。来点喜剧色彩还可以，但是你也不要走得太远——没有你，戏照样可以演下去。你还是……行，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办吧，你为什么不再给我讲有关我父亲的故事。他在黑夜中消失，你从来没有查明他是谁，或者他是从哪里来的，这能让人相信吗——太奇怪了……”

“我只记得他的声音——我没见过他的脸，”她的回答和刚才一样轻柔。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你给我当配角——我看我们可以把他设想成一个逃跑的水手，”辛辛纳特斯沮丧地继续说，一边打着响指一边来回走动，“也可以是一个林区强盗到公园里来客串演出。还可以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工匠，一个木匠……行了吧，快点儿，想出点什么名堂来。”

“你不懂，”她哭了（她激动地站起来，但立即又坐下来）。

“真的，我不知道他是谁——流浪汉，逃兵，什么都有可能……可是你为什么就不懂……对了，那是一个假日，公园里很黑，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是这话离题了。重要的是不可能犯错误！一个正在被活活烧死的人心里最明白，他不是在我们的斯特罗普河里洗澡。嗨，我的意思是，那是错不了的……哎，难道你真不懂吗？”

“不懂什么？”

“哎呀，辛辛纳特斯，他也是……”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也’？”

“他也和你一样，辛辛纳特斯……”

她把头埋得很低，夹鼻眼镜掉在了杯形的手里。

冷场。

“这你怎么会知道呢？”辛辛纳特斯阴郁地问。“你怎么会突然注意到……”

“我什么也不再对你说了，”她说，眼睛都不抬一下。

辛辛纳特斯在床上坐下，陷入沉思。他的母亲使劲擤鼻子，发出喇叭似的极为响亮的声音，人们很难想象那么小的女人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她抬头望窗户凹进去的地方。天气显然晴朗起来了，因为你觉得蓝天近了，墙上出现了条状阳光——时而暗淡，时而明亮。

“现在黑麦田里长出了矢车菊，”她说话的速度很快，“一切都如此美妙——云朵飞掠而过，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很明亮。我住在多克托坦，离这里很远。当我来到你们这座城市，当我驾着破旧的轻便小马车穿过田野，看到斯特罗普河波光粼粼，看到这座山和山上的要塞，看到这一切，我总是觉得有一个奇妙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或是没有时间，或是没有能力理解这个故事，但还是有人极为耐心地不断向我重复！我在病房里整天忙个不停，我从容处理一切，我有一些情人，我特别喜欢冰冷的柠檬汁，但是因为心脏病已经戒了烟——此刻我和你坐在一起……我坐在这里，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为什么要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一切。现在我就要艰难下山，穿着这件大衣和这件羊毛连衣裙，而经过这样一场暴风雨之后，太阳一定很毒……”

“不，你只不过是一件仿制品，”辛辛纳特斯小声说。

她露出了疑惑的微笑。

“就像这只蜘蛛，就像那些铁条，就像那报时钟，”辛辛纳特斯低声说。

“这么说，”她说，又擤起了鼻子。

“这么说，情况果真如此啦，”她重复道。

他们双方保持沉默，也不注视对方，时钟敲响报时的钟声，毫无意义的回声回荡着。

“你出去的时候，”辛辛纳特斯说，“注意看一看走廊上的时钟。钟面上一片空白，但是每隔一小时巡夜人就把指针洗掉，涂上新的指针——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靠焦油刷子过的，敲响钟声则是巡夜人的事，因此巡夜人也可以称为‘钟’人。”

“你不应该开这样的玩笑，”塞西莉亚·C说。“你应该知道，世上有各种奇妙的小玩意儿。例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些东西被称为‘四不像’，不仅在孩子中流行，在成人中也很流行。你要知道，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特殊的镜子，不仅扭曲，而且完全变形。你从这种镜子里什么也看不出来，镜子上全是裂缝和杂乱无章的东西，不能构成任何有意义的视觉形象——但这种扭曲却是非同寻常，而是经过精确的计算以适应……也可以说，为了与这种扭曲的镜子相匹配，他们才制造出……不，等一等，我解释得不好。这么说吧，你拥有一面如此奇形怪状的镜子，同时收藏各种不同的‘四不像’，绝对荒唐的东西，形状怪异，色彩斑驳，麻点密布，疙疙瘩瘩，像某种化石——尽管这种镜子会把普通物体完全扭曲变形，但是你要明白，一旦有真正合适的东西，也就是当你把这种不可理解的怪物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让它在不可思议的怪镜中映照出来，奇迹立即出现。负负得正，一切都恢复正常，一切都很完美，奇形怪状的密布斑点在镜中顿时变成美妙合理的形象：花朵、船只、人物、景色。你可以定制自己的肖像，也就是见到一团荒诞离奇混乱不堪的东西，这东西就是你，只是你的关键被镜子所掌握。至今我还记得那是多么有趣的事，同时也有点令人害怕——万一突然什么也出不来怎么办？——找一件新的不可理解的‘四不像’，拿到镜子前面，你会看到自己的手变成混乱的一团，同时还会看到毫无意义的‘四不像’变成一幅迷人的图像，非常非常清晰……”

“你为什么要对我讲述这一切？”辛辛纳特斯问。

她不吱声。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难道你不知道就在这几天，也许就是明天……”

他突然注意到塞西莉亚·C眼睛的表情——只是一瞬间，一瞬间——但是仿佛有某种真实、不容置疑（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可疑的）的东西闪过，就像这可怕的生活被卷起一角，让你一眼瞥见了衬里。辛辛纳特斯突然从他母亲的目光中看到了那最后的、确定无疑的、能解释一切的、不受任何干扰的迹象，他也知道如何从自己身上找到这一迹象。这一迹象现在如此辛辣表现的是什么？表现什么并不重要——就叫它恐怖或怜悯吧……但是我们倒不如这样说：这迹象表明了令人震撼的真相，辛辛纳特斯的心不禁喜悦而狂跳。那一瞬间一闪便消失了。塞西莉亚·C站起来，做了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小手势，即两手分开，各伸出食指，好像是表示大小——比如一个婴儿的长度……接着她马上开始忙活起来，从地板拿起她那鼓鼓的黑袋子，整理好口袋的衬里。

“就这样吧，”她又用先前叽里咕噜的声调说，“我已经待了好一阵子，现在该走了。你就把我的糖果吃了吧。我待得太久了。我该走了，时间到了。”

“你说得对，时间到了！”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爆发出一阵狂笑，猛地把门打开。

她低着头悄然离去。辛辛纳特斯全身发抖，正要冲上前去……“不用担心，”监狱长说着举起了一只手掌，“这个小产婆对我们构不成威胁，回去！”

“但我还是……”辛辛纳特斯刚开口说。

“回去！”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大声吼道。

与此同时，皮埃尔先生身穿条纹囚衣的壮实矮小身影在走廊深处出现。他在远处笑得很欢，但对自己的步伐稍有控制，两只眼睛贼溜溜地四下里察看，那样子就像一个人悄悄走进队列，但又不想引起人们注意。他拿着一方棋盘和一只盒子，腋下夹着一个丑角玩偶和别的什么东西。

“你刚才有客人？”监狱长走了，囚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他很有礼貌地问辛辛纳特斯。“你妈妈来看望过你？这很好，这很好。现在由我，可怜弱小的皮埃尔先生，来为你提供消遣，同时也让自己乐一乐。你瞧我这潘趣[1]如何望着你。快向叔叔问个好。他很滑稽可笑对吗？坐起来，好朋友。瞧，我给你带来好多好玩的东西。先下一盘棋如何？或者打牌？你会玩煞车吗？好玩极了！来吧，我教你。”

[1] Punch，英国传统滑稽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中的鹰鼻驼背滑稽木偶。

▇

一三

他等呀等，终于等来了夜里最寂静的时刻，那些声音又响起来了。辛辛纳特斯独自在黑暗中笑了。我很乐意承认它们也是骗局，但是此刻我却笃信无疑，信以为真。

声音比前一天晚上更坚定更清晰，不再是盲目乱挖，你怎么会怀疑他们的行动在不断逼近，不断取得进展呢？他们多么有度！多么智慧！他们的计算何等巧妙，行动又是何等坚持不懈！他们用的是一把普通的鹤嘴锄，还是用某种无用的东西和无所不能的人的意志铸合而成的奇特工具——但不管它是什么，他知道有人正在以某种方式挖掘一条通道。

夜里很冷，灰色滑溜的月光分割成许多方块，映照在窗户凹陷处的内墙上。整座要塞内部仿佛装满了黑暗，而外部却像被月光上了一层釉，破碎的黑影顺着岩石斜坡滑落，悄然跌进了护城河。是的，夜晚是麻木冷漠的——可是在夜色中，在其又深又黑之处，有与夜之本质和秩序格格不入的东西在挖掘不止，削弱着夜的威力。或者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过时的浪漫荒唐之举，辛辛纳特斯？

他举起惟命是从的椅子，重重地砸下去，先砸在地上，然后又在墙上砸了几下，起码是以节奏为手段，试图让自己的撞击传递某种意思。从事实看，在黑暗中挖掘通道的人先是停了下来，似乎是想判断出这些回应的撞击声是否友好，然后又突然重新干起来，挖掘之声欢快而富于生机，这下辛辛纳特斯心里明白了，他的回应已经为对方所理解。

此时他感到心满意足，有人要找的就是他，有人想拯救的就是他，于是他继续撞击石头更敏感的一些部位，以不同的声区和声调，更充分、更复杂、更迷人地重复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简单节奏。

他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建立一套符号系统，此时他突然注意到夜色渐淡，不是因为月光，而是因为另一种不请自来的光，当挖掘之声停止时，他还几乎未曾注意到这一变化。过了好一会儿，传来碎裂之声，但是这声音也逐渐归于静寂。真是难以想象，刚才夜的寂静还受到热切持续的活动的侵扰，受到一个生灵的侵扰，它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带着扁平的口套，然后再次疯狂地挖掘起来，像一只猎犬在挖掘地下通道，要去找一只獾。

在昏昏欲睡状态中，他看见罗迪恩走进来。待他完全醒来，已经是午后了。他和往常一样，想到今天还不是末日，当然也可能是今天，就像可能是明天一样，但明天还远着呢。

他整天留心听着耳边的嗡嗡声，不断揉捏双手，仿佛是默不作声地在与他的自我互相握手表示欢迎。他绕着桌子走动，桌上放着尚未寄出的那封信。要不就是想起昨天那位客人的眼神，转瞬即逝，令人毛骨悚然，有如今生的一个间隙。要不就是在幻觉中仔细听埃米活动时发出的沙沙声。对了，为什么不喝下这希望之粥，这又稠又甜的糊状食物……我的希望仍然活着……起码是现在，起码是在这里，在孤独受到如此高度尊重的地方，我认为它可以只分成两份，你一份我一份，而不是像过去分成许多份——嘈杂、繁多、荒谬，以至我无法接近你，而你那可怕的父亲用他的拐杖几乎打断我的腿……这就是我正在写信的原因——这是我向你解释目前状况的最后一次努力，马思……请你竭尽努力加以理解，如果必须透过迷雾，如果只用你头脑的一个角落，但务必理解当前的状况，马思，理解他们就要杀我——难道就那么困难吗——我不要求你像寡妇一样长时间悲伤，也不要求你供上百合花表示哀悼，但是我恳求你，我非常需要你的理解——今天，此刻——你就像孩子一样表现出害怕吧，他们就要对我下毒手了，这种卑鄙的勾当能使你恶心，于是你在半夜发出凄惨的尖叫，已经听到护士走过来了，“嘘,嘘，别作声，”你还是尖叫不止，你就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害怕。马思，尽管你几乎不爱我，你还是应该理解，哪怕只是一瞬间，然后你又再次忘记。我怎样才能让你激动起来？噢，我们在一起的生活糟透了，实在糟透了，但是我不能用那种东西使你激动起来，起初我努力尝试过，可是你知道，我们的节奏不同，我很快就赶不上了。告诉我，有多少只手摸过你那坚硬带有苦味的小核心周围丰满的果肉？是的，我像鬼魂一般又回忆起你最初的背叛，我吼叫着，把镣铐撞得丁当响，从回忆中走过。我偷看到你们在亲吻。你的和他的吻，很像是某种方式的喂食，如饥似渴，杂乱无章，充满噪声。有一次你双眼紧闭，吃进一只喷射着汁液的桃子，吃完了，但还在往下吞，嘴里还是满的，你这食人生番，你那目光呆滞的眼睛游移不定，你的手指张开，你那炽热的嘴唇多么光滑，你的下巴颤抖，到处布满滴滴混浊的汁液，汁液逐渐滴落到你裸露的胸脯上，此时，已经突然给你提供过滋养的普里阿普斯[1]发出一声猛烈的诅咒，把弓起的背转向我，看来我进入房间的时间是选错了。

“一切品种的水果对马思都有益”，你说这话的时候，喉咙里还有一种甜甜黏黏湿湿的感觉，这一切最后钻进一个湿润、可爱、可诅咒的小褶缝——如果我回忆起这一切，目的是要把它从我的生活中驱逐出去，目的是净化自我——同时也是为了让你明白，为了让你明白……什么？我可能错把你当成了另一个人，毕竟我认为你还是会理解我，把我看成疯子，误把来访的亲人当成星系、对数、矮腿鬣狗——但也有些是疯子——而且他们无懈可击——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疯子——周期到此结束。马思，你我都在这样一个周期中旋转着——噢，要是你能从这个周期中摆脱出来一瞬间那该多好！——然后你还可以再回到周期中去，我说话算数……我对你的要求不高，只要你能摆脱出来一瞬间，能理解他们就要杀害我，理解我们正被假人所包围，你自己也是一个假人。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因为你的背叛而备受折磨，更确切地说，我心里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文字，才能让你理解我为什么如此备受折磨。这种文字不是适合你日常生活需要的那种小字。但我还是要再尝试：“他们就要把我杀害！”——对，同时再来一次：“他们就要把我杀害！”——再重复一遍：“杀害！”……这些文字我要一直写到让你捂起耳朵，捂住你那藏在缕缕美丽的女性头发底下薄膜般像猴子一样的耳朵——但是你那冷冰冰的小耳朵我了解，我看见过，我揉捏过，我用手指反复摸弄直至它们有点变暖，让它们恢复生机，把它们变成人耳，迫使它们听我的话。马思，我希望你再争取来和我见一次面，当然是单独一个人来，单独一个人来！对我来说，所谓生命业已结束，在我的面前惟有擦亮的铁站，监狱看守们把我逼到这步田地，使我写出来的字——瞧——就像醉汉的笔迹——但这没有关系，马思，我还有足够的力气，能和你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谈话，这就是你绝对必须再来一次的理由。你不要以为这封信是伪造的——此时正在写信的就是我，辛辛纳特斯；此时正在哭泣的也是我，辛辛纳特斯。实际上，我正在绕着桌子走动，后来罗迪恩送来了晚餐，我对他说：

“这封信。这封信我要请你……这是地址……”

“你学起编织来比谁都强，”罗迪恩咕哝着，“简直可以为我织一副护膝了。作家，名副其实！你刚才看见你老婆了，是吗？”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问你，”辛辛纳特斯说，“除了我和皮埃尔那冒失鬼以外，这里还有别的囚犯吗？”

罗迪恩涨红了脸，但不吱声。

“刽子手还没来吗？”辛辛纳特斯问。

罗迪恩很生气，正要狠劲把已吱呀作响的门关上，但是和前一天一样，那个人又走进来了，摩洛哥革拖鞋笨拙地嘎吱嘎吱响，条纹囚服裹着的胶冻般的肉体抖动着，双手捧着一副国际象棋、扑克牌、一套杯球游戏用具……

“我向朋友罗迪恩致以最谦卑的敬意，”皮埃尔先生尖声说，脚步不停，抖动着嘎吱嘎吱走进囚室。

“我明白了，”他说着坐了下来，“那可爱的家伙拿走了一封信。一定是昨天放在这桌子上的那封，对吧？写给你的老婆？不，不，这只是简单的推论，我不看别人的信，尽管它的确就放在显而易见的地方，当时我们正在玩刹车游戏。今天下棋如何？”

他用胖乎乎的手摊开羊毛棋盘，跷起小手指，布好棋子。棋子是按照一个老囚犯的配方用面包捏成的，十分坚硬，石头可能都要妒嫉了。

“我自己是单身汉，但是我当然能理解……快走。我很快就要……好棋手是用不着思考很久的。快走。你的老婆我只瞥了一眼——是个很有刺激性的小美人，我的眼光绝对错不了——她的脖子多漂亮，就是我喜欢的那一种……嘿，等一等，我又看走眼了，请容我回一步。就这样，这一步好些。我可是个女人迷，她们就爱我这样的流氓，你根本不会相信。你写信给你老婆，夸她眼睛和嘴唇都很漂亮。不久前，你可知道,我……我的兵为什么就不能吃它？噢，我明白了，高，高。好吧，我撤退。不久前，我和一位特别健康特别妖艳的女人性交。那痛快劲儿真叫绝，当时一个黑色的大……这是怎么回事？你这一步可真是太损了。你应该给对手提个醒，这样不行。这样吧，让我改变一下上一步的走法。就这样。对，是个令人销魂、风情万种的女人——而且你要知道，我本人可不是胆小鬼，我的精力如此旺盛——哇！总的说来，尘世的诱惑有很多，我打算以开玩笑的方式，但实际上又是最认真地把性的诱惑逐渐提出来让你考虑……不，你等等，我还没有决定是否走这一步。对，就这样走。你这是什么意思，棋友？为什么会这样，棋友？我这里也走不得，那里也走不得，什么地方也不能走了。等一等，刚才在什么位置？不，再上一步。啊，这一下局面就完全不同了。完全是出于疏忽。行，我走这儿。对了，她用牙齿咬着一朵红玫瑰，黑色网状长袜穿到这儿，除此之外一丝不挂——那真是太棒了，那才叫无与伦比……现在倒好，阴冷的石头，生锈的镣铐取代了快乐无比的爱情，而前头呢——用不着我说，前头是什么，你自己明白。这一步我看漏了。要是我换个走法呢？对，这样更好。无论如何，这一盘棋我赢定了——你的错误一个接一个。就算她对你不忠实又怎么样你还不是照样拥抱她？每当有人问我怎么办时，我总是对他们说：‘绅士们，来点儿创造性。例如，在自己周围布满镜子，仔细观看好事进行的全过程，这比什么都快乐简直妙不可言！’嗨！这一步可不妙。我以名誉担保，我以为是走进了这个方格，而不是那一个。这样一来你就不能……请回一步。我喜欢一边抽雪茄一边谈无关紧要的琐事，同时还喜欢她也开口说话——真是没办法，我有一定程度的性倒错倾向……没错，要告别这一切，的确很难受，很可怕，很痛苦——再想到别人，和我们一样年轻一样精力充沛，人家还将继续工作……啊！我对你的情况不了解，但要说到爱抚，我特别喜欢我们法国摔跤手所说的‘macarons[2]’：你突然拍一下她的脖子，肌肉马上变得更结实……首先，我可以吃掉你的骑士，然后，只要把王走开就行了。好吧——就这样。不行，停，停，我还要再考虑一下。你上一步是怎么走的？把它退回去，我再想一想，胡说八道，这里压根儿没有棋友。你这个人，我看——假如你不在意我这么说——是在欺诈：这个棋子原来在这儿，要不就是这儿，但决不是那儿，我可以绝对肯定。快，放回去，放回去……”

他似乎是偶然撞倒了几个棋子，然后就控制不住自己，哼了一声把剩下的棋子全搅了。辛辛纳特斯坐在桌旁，用一只胳膊肘支着。他忧心忡忡地摆弄着一只处于受困境地的骑士，它似乎并不讨厌回到早先从那儿跳出来的不利状态中去。

“咱们玩个别的游戏吧，你不会下棋，”皮埃尔先生抱怨地喊道，打开一块玩“鹅”游戏用的杂色板。他掷骰子，很快就从三攀升到二十七——但是他又无奈地掉了下来，而辛辛纳特斯却从二十二一下窜到四十六。这游戏持续了很长时间。皮埃尔先生脸色发紫，又是跺脚，又是发怒，还爬到桌子底下去捡骰子，钻出来时骰子放在他的手掌上，还赌咒发誓说，骰子在地板上就是这样的。

“你身上为什么有那么一股气味？”辛辛纳特斯叹口气问。皮埃尔先生的胖脸上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是家族遗传，”他颇有尊严地解释道。“脚有点出汗。我试用过明矾，但一点不起作用。我不得不说，尽管我从小就有这毛病，尽管任何痛苦通常都会受到他人的尊重，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像你这样得罪人……”

“我都快不能呼吸了，”辛辛纳特斯说。

[1] Priapus，男性生殖力之神，也是果园、酿酒和牧羊的保护神。

[2] 法文，击。

▇

一四

那些声音显得更近了，现在声音很急切，如果再用撞击墙壁的方式去提问题，从而干扰了它们，那可真是罪过了。它们持续到比前一天晚上更晚的时候，辛辛纳特斯俯卧在石板上，张开四肢，就像中暑倒地一样，尽情地享受着感官的虚假表演，清楚地通过耳膜看到了秘密通道，每挖一下就延长一点，还感觉到了——仿佛这样一来他胸口那隐秘而紧张的疼痛也就解除了——一块块的石头如何被刨松，他面对墙壁已经开始猜想，会从哪里裂开，轰一声出现一个裂口。

罗迪恩走进来时，噼里啪啦的声音和窸窸窣窜的声音仍然依稀可闻。埃米从他身后一下冲了进来，光脚穿着芭蕾舞鞋，身着方格花纹连衣裙。她藏在桌子底下，蹲坐在自己的臀部上，浅黄色的头发，发梢卷起，遮住她的脸和双膝，甚至脚踝。罗迪恩刚一走，她立刻跳起来，直奔辛辛纳特斯，当时他正坐在床上。她把他掀倒，开始在他身上到处乱爬。她用冰凉的手指和温热的肘部戳他。她露出牙齿，门牙上还沾着绿叶的碎片。

“坐着别动，”辛辛纳特斯说，“我已精疲力竭——我一夜没睡——坐着别动，告诉我……”

埃米坐不住，把前额埋在他胸口，发卷跌落下来，悬在一侧，露出后背的上半部分，有一凹陷处随着肩胛移动，背上均匀覆盖着金黄色的汗毛，看上去好像是进行过对称梳理。

辛辛纳特斯轻轻抚摸着她温热的头，想把它抬起。她抓住他的手指，使劲把它们贴在自己敏感的嘴唇上。

“你这宠坏的孩子可真会缠人，”辛辛纳特斯昏昏欲睡地说，“好了，别闹了。告诉我……”

但此时她那股童稚的疯劲儿已经爆发出来了。这位肌肉发达的孩子把个辛辛纳特斯像小狗一样翻过来滚过去。“住手！”辛辛纳特斯喊道。“你不觉得害臊吗？”

“明天，”她突然说，紧紧抱住他，目光紧盯着他两眼中间的地方。

“明天我就得死？”辛辛纳特斯问。

“不，我要救你出去，”埃米忧心忡忡地说（她骑在他身上）。“这太好了，”辛辛纳特斯说。“让各方救星都来吧！这事本来应该来得早些——我都快发疯了。请你下来，你又重又热。”

“我们逃走，你要娶我。”

“也许得等你长大一些，不过我已经有一个妻子了。”

“她又胖又老，”埃米说。

她从床上跳下来，绕着房间跑，像芭蕾舞女演员在快速跨大步，头发摇晃着，然后一跃而起，仿佛飞了起来，最后在一点上高速旋转，让你觉得好像甩出许多手臂。

“学校很快又要开学了，”她说着便坐在辛辛纳特斯的大腿上。突然，她把世上其他一切事情全都拋到脑后，全神贯注地做一件新的事情——她开始抠发亮的胫部上一块黑色的纵长痂，痂已经掉下一半，可以看到粉红色的嫩症。

辛辛纳特斯眯缝着眼睛，注视着她倾斜的侧影，那侧影的轮廓是明亮的阳光勾勒出来的。他觉得充满倦意。

“啊，埃米，你可要记住，记住你做的承诺。明天！告诉我，你要怎样救我？”

“把你的耳朵凑过来，”埃米说。

她用一只手臂搂着他的脖子，在他耳边发出一些温热、湿润、完全听不清的声音。“我什么也听不清楚，”辛辛纳特斯说。

她不耐烦地把脸上的头发撩到脑后，再次偎依在他身旁。

“噗……噗……噗，”她的声音兴奋、低沉、嘈杂——说完她跳开去，一跃而起——停在微微晃动的高空秋千上，双脚展开的脚趾并拢成一个尖楔形。

“我对此事仍抱有很大希望，”辛辛纳特斯睡意渐浓地说，他慢慢地把湿润、余音未尽的耳朵贴向枕头。

在他逐渐入睡之时，他可以感觉到她爬到他身上，他似乎模糊觉得她或另一个人不停地在折叠某种发亮的织物，抓住各个角进行折叠，用手掌把它抚平，然后再折——有一个瞬间，他突然醒过来，那是因为罗迪恩把她从囚室里拖出去，她大声尖叫起来。

后来他觉得自己听到墙外那些宝贵的声音又小心翼翼地开始响起来……多么危险啊！这毕竟是大白天……但是他们已无法抑制自己，竟然以如此秘密的方式一步步逐渐向他逼近，但他却担心卫兵会听见，于是便开始来回走动、跺脚、咳嗽、哼唱，待他心脏狂跳在桌旁坐下时，声音早已停了。

黄昏时分，皮埃尔先生来，这似乎已成了习惯。他头戴织锦无檐便帽，自由自在地随意躺在辛辛纳特斯的床上，把刻有妖艳女人的海泡石烟斗点着，用一只手肘支着自己的身子，周围烟雾缭绕。辛辛纳特斯坐在桌旁，津津有味地嚼着最后一点晚餐食品，从褐色汤汁中取出西梅干。

“今天我扑了脚粉，”皮埃尔先生说话的口气很轻松，“请你不要再抱怨再品头评足了。咱们还是继续昨天的话题吧。我们谈的是有关快感的内容。”

“爱的快感，”皮埃尔先生说，“是通过最美丽最健康的身体运动获得的。我用‘获得’，但是如果用‘榨取’可能会更贴切，因为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从被反复研究过的动物身体深处系统不断榨取快感。在闲睱之时，爱的体力劳动者给旁观者的第一印象是猎鹰般的眼神、欢乐的性情、健康的肤色。再看看我的滑动节奏。这样一来，我们面前就出现一种现象，我们可以笼统称之为‘爱’或‘性爱快感’。”

此时，监狱长踮着脚走进来，示意他们不要去注意他，在他自己带来的凳子上坐下来。

皮埃尔先生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充满善意。

“继续谈，继续谈，”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低声说，“我是来听的——对不起，等一等——我挪一挪凳子，好靠在墙上。瞧，我已经筋疲力尽。你们呢？”

“那是因为你还不习惯，”皮埃尔先生说。“请允许我接着说。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刚才我们正在讨论生活的乐趣，还对爱神进行了一般的探讨。”

“我明白了，”监狱长说。

“我提出了以下一些观点——对不起，亲爱的同事，我得重复一下，但是我要讲得让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也觉得有趣。我认为，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最难以忘怀的是女人，是女人令人销魂的肉体。”

“还有月夜的诗，”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补充道，用严厉的目光看了辛辛纳特斯一眼。

“不，请别干扰我对主题的发挥。如果你有什么要补充，可以稍后再说。好吧——那我接着说。除了爱的乐趣之外，其他的乐趣还有很多，现在我就一一道来。在一个美妙的春日，你可能不止一次感到心旷神怡，花儿含苞欲放，小树林刚覆盖上嫩叶，羽毛丰满的歌鸟给它们带来盎然生机。最早开放的不起眼小花从草丛中探出头来张望，仿佛是在卖弄风情，似乎意在诱惑热爱自然的人，它们怯生生地低声细语：‘噢，别，别把我们摘下，我们的生命很短暂。’在这样的日子里，小鸟尽情歌唱，有些树木首先长出嫩小的叶片，人们心旷神怡，呼吸加深。万物皆欢，万物皆乐。”

“你把四月描绘得太精彩了，”监狱长说，下巴抖动了一下。“我看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皮埃尔先生继续说，“可是现在，现在我们每天全都在往断头台上攀登，如此美好春日的难忘记忆会使我们喊出：‘噢，回来吧，回来吧，让我重新再经历一次。’”

“‘重新再经历一次，’”皮埃尔先生重复道，毫不掩饰参看一份类似学生作弊夹带的草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

“下一个，”皮埃尔先生说，“接下去我们谈精神上的快感。可曾记得这样的时候，在美轮美奂的画廊或博物馆里，你突然停下脚步，目光无法从一尊极富刺激性的裸体躯干雕像上移开——天啊，是用青铜或大理石雕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艺术的快感，它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看也是，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用鼻音说，望着辛辛纳特斯。

“再说美食方面的快感，”皮埃尔先生继续说。“你看枝头上挂满各种上好水果；你看屠夫和他的帮手拖着一头猪，猪长声尖叫，仿佛正被宰杀；你看那精致的盘子上放着一大块猪油；你看那佐餐酒和樱桃白兰地；你看那鱼——我不了解你们还喜欢些什么，但是我对太阳鱼情有独钟。”

“我也好这一口，”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深表赞同。

“如此美妙的宴席必须割舍，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也必须割舍：欢乐的音乐，心爱的小玩意儿，如摄影机和烟斗；友好的叙谈；排泄时的痛快，有人把这种痛快与爱的快感相提并论；饭后睡觉；抽烟……还有什么呢？心爱的小玩意儿……对，这已经说过了”（他又拿出那张草稿纸来看）“快感……我也已经说过了。总之，别的东西还有很多……”

“我可以做点补充吗？”监狱长有意讨好地问，可是皮埃尔先生却摇头拒绝：

“不，这就够了。我看我已经在我亲爱的同事的心灵面前展示了各感官领域的无穷乐趣……”

“我只想在食物方面说几句，”监狱长话音很低。“我认为有些细节还是可以提一提。例如，就说肉汤吧……好，好，我什么也不说了，”他遇到了皮埃尔先生的目光，慌忙打住。

“好吧，”皮埃尔先生对辛辛纳特斯说，“对这一切你有什么要说？”

“我有什么可说的？”辛辛纳特斯说，“令人讨厌、强加于人的胡说八道。”

“他已无可救药，”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大声说。

“他是装的，”皮埃尔先生说，脸上露出不祥的皮笑肉不笑。“相信我的话，他完全能感受我所描绘的各种现象的充分美妙之处。”

“……但有些东西他不能理解，”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插话，语气平和。“他不理解，如果现在他能老实承认自己作风上的错误，老实承认他和你我喜欢同样的东西——例如，第一道菜要上甲鱼汤——大家都说喝起来感觉特好——也就是说，我只是想看到，如果他老实承认了，忏悔了——对，是忏悔——这是我的观点——他就还有些渺茫的——我不想说是希望，但是仍然……”

“我把体操给漏掉了，”皮埃尔先生核对他那份草稿上写的内容，咕哝了一句。“真可惜！”

“不，不，你说得很好，非常好，”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再好不过了。你唤醒了在我心中沉睡了几十年的各种欲望。你要再待一会儿？还是和我一起走？”

“跟你一起走。他今天老绷着脸，看都不看你一眼。你对他说得再好，他还是生气不说话。我的要求很低——说句话，点个头。哎，实在没办法。咱们走吧，罗得里格。”

他们刚走不久，灯就灭了，辛辛纳特斯摸黑回到自己床上（发现别人遗下的灰末实在令人讨厌，可是没有别的地方可躺）。他伸展四肢，把软骨和脊椎弄得噼里啪啦响，以此释放自己的郁闷情绪。他吸了一口气，屏住四分之一分钟以上。可能只是个石匠在修理什么东西。也许是听觉差错：这一切可能发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把气呼出来）。他仰卧着，扭动从毛毯底下伸出来的脚趾，时而面对不可能实现的拯救，时而面对不可避免的处决。灯突然又亮起来。

罗迪恩回来取凳子，用手不断抓挠长满红毛的胸部。他看到自己要找的东西，当即坐在上面，发出响亮呼噜一声，用一只大手掌按摩自己的下脸部，显然是准备要打个盹儿。

“他还没来吗？”辛辛纳特斯问。

罗迪恩立马站起来，搬起凳子走了。

啪嗒一声。屋里又黑了。

或许是因为审判之后已经过了一整段时间——两个星期，或许是因为逐渐逼近的友好声音给他带来了改变命运的希望，辛辛纳特斯这一夜在心里反复回顾着自己在要塞里度过的时光。无意识听凭逻辑发展的诱惑，无意识（小心点，辛辛纳特斯！)地把互相分开时完全无害的一切东西锻造成一根链条，于是他把无意义的东西变成有意义，把无生命的东西变成有生命。此时以完全的黑暗为背景，他让平常来访的一切人物在聚光灯下出现——他在想象中如此傲视他们，这还是头一回。其中有那位令人讨厌的小个子囚友，发亮的脸，像辛辛纳特斯幽默的内弟前天送来的那只蜡制苹果；有烦躁不安、身材清瘦的律师，长礼服袖子里面的衬衫袖口敞开着；有神情严肃的图书管理员；有戴着光滑黑色假发、身材肥胖的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有埃米；有马思全家；有罗迪恩和其他人，模糊的警卫和士兵——通过想起他们——也许并不信任他们，但还是会想起他们——辛辛纳特斯给了他们生存的权利，用自己支撑着他们，哺育着他们。除了这一切以外，那激动人心的敲打声随时可能再次出现，这种可能性产生的效果有如对令人陶醉的音乐的热切期待——其结果是辛辛纳特斯处在一种奇怪、过敏、危险的状态之中——远处的时钟敲响了，声音越来越欢快——此时，这些被照亮的人物从黑暗中出现，手拉手围成一圈——他们轻轻向一边摆动，左右摇晃，缓慢走动，开始绕起圈子来，起初有些生硬拖沓，但是后来逐渐变得均匀、自在、快速起来，此时他们很认真地旋转着，他们的肩膀和脑袋的巨大阴影从石头拱顶上反复闪过，速度越来越快。照例必有的小丑在转圈时把腿踢得很高，以此逗乐他那些比较拘谨的伙伴，结果他令人憎恶的腾跃在墙上映出许多又粗又黑的曲折线条。

▇

一五

上午静悄悄地过去了，但是下午大约五点钟，使劲挖掘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不管他是何人，他干得很疯狂，不顾一切地连续挖掘，发出清脆的声音，但是实际上从昨天以来并没有逼近多少。

突然，一桩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墙内的什么障碍物垮塌了，此时声音变得清晰有力（一下子从背景走到前台，直至脚灯处），显然已经逼到眼前了：他们已近在咫尺，只隔一层薄墙，而且正在像冰一样融化，随时可能凿穿。

这时，囚犯认定行动的时候到了。他火急火燎，全身发抖，但仍极力控制自己。他钻出被窝，穿上胶鞋、亚麻裤子和他被捕时身上穿的那件茄克。他找出一条手帕，两条手帕，三条手帕（眼前闪过好几条被单系在一起的幻象）。为防万一，他把偶然发现的，还连着木把，用于提包裹的一根绳子放进口袋（无法全部塞进去——末端还悬在口袋外）。他冲回床边，打算把枕头拍松，盖上毛毯，让人家看了好像一个人还在睡觉。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冲向桌旁，打算把他自己写的东西带走，但是到了半途他又改变了方向，因为那欢欣鼓舞、疯狂的猛烈撞击声把他的思想打乱了……他笔直站立，双手垂在裤缝处。此时他的梦想完全实现了，距地面大约一码处的黄色墙壁上裂开闪电似的一道缝，并立即从里面鼓出来，突然豁开一个大口子。

从黑洞里爬出来的是皮埃尔先生，周围全是瓦砾，手里拿着鹤嘴锄，全身是白色灰尘，在尘土中扭动拍打，像条胖鱼，发出阵阵笑声。紧跟在他后面出来的是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但他像螃蟹一样先露出后背，上衣裂开一个口子，白色的棉絮突出来。他没有穿外衣，满身是各种各样的碎片，同样捧腹大笑。他们俩从洞里滚出来之后，坐在地板上，毫无顾忌地笑得前仰后合，从开怀大笑转为轻声的笑，然后又是大声狂笑，两次狂笑之间发出可怜的尖叫，同时不断互相推搡，相互把对方扑倒在地……

“是我们干的，是我们，就是我们，”皮埃尔先生终于费力地说出话来，转过沾满白垩的脸，面对辛辛纳特斯，此时随着一声滑稽哨声响，他的黄色小型假发竖了起来，然后又回归原处。

“的确是我们，”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用不寻常的假声说，再次开始纵声大笑，甩起柔软的双腿，脚上套着马戏团笨拙型小丑奇形怪状的鞋罩。

皮埃尔先生突然静下来，说了声“嗬！”他从地板上站起来，用一只手掌拍另一只手掌，回过头去看墙上的洞：“我们还真干了不少活，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快，站起来，我的好朋友，这就够了。干得还真棒！这下好了，我们现在可以使用这条豪华的隧道了……请允许我请你，亲爱的邻居，过来和我一起喝杯茶。”

“如果你竟敢碰我……”辛辛纳特斯咕哝着。此时，他的一边站着满身灰白、满头大汗的皮埃尔先生，随时准备抱住他，把他推进隧道，站在另一边的是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也张开双臂，双肩裸露，假领松开歪向一旁，两个人都憋足了劲，向他紧逼过来。辛辛纳特斯别无选择，只有一个方向可走，那就是摆在他面前的隧道。皮埃尔先生从后面轻轻推他，帮助他爬进隧道口。“和我们一起来吧，”他对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说，但是后者以衣冠不整为由加以拒绝。

辛辛纳特斯躺平身子，双眼紧闭，手足并用爬了进去，皮埃尔先生爬在他后面。漆黑中充满垮塌声和碎裂声，从四面八方朝辛辛纳特斯挤压过来，压到了他的脊柱，刺痛了他的手掌和两膝。辛辛纳特斯多次发现自己爬进了死胡同，这时皮埃尔先生就使劲拽他的小腿肚，拉他退出死胡同。时刻都有墙角、尖突，他也搞不清是什么东西，碰得他脑袋很痛。总之，他已经被如此可怕、有增无减的沮丧所压倒，如果不是还有一个气喘吁吁的伙伴在后面不断用头顶他，他早就躺下当即死了。然而，他们在狭窄漆黑中（有一个地方，旁边有一盏红灯笼给黑暗送来了些许朦胧的光芒）爬了很长时间之后，经历了挤压迫近、暗无天日、闷热难当之后，终于到了一个拐弯处，最后爬到了出口。辛辛纳特斯笨拙、胆怯地从墙洞里跌下来，落到了石头地板上，这里原来是皮埃尔先生充满阳光的囚室。

“欢迎，”主人跟在他后面爬出来说。他立即取出一把衣刷，开始熟练地为不断眨眼的辛辛纳特斯刷去身上的尘土，在可能的敏感部位上，他的动作特别轻柔。他一边刷，一边弯下身子，绕着辛辛纳特斯转圈子，像是要用什么东西把他缠起来一样。辛辛纳特斯一动不动地站着，为一个极为简单的想法感到震惊，准确地说，不是被想法所震惊，而是为自己没有更早想到所震惊。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换换衣服，”皮埃尔先生说，随手脱下沾满尘土的毛背心。有一瞬间，他假装无意中屈起手臂，斜睨一眼自己青绿色和白色相间的二头肌，同时散发出他特有的臭气。他的左乳头周围有一处颇具想像力的文身——两片绿叶——于是乳头本身看起来就像一个玫瑰花蕾（用杏仁蛋白糊和糖制当归做成）。

“请坐，”他说，随即穿上一件有阿拉伯式花饰的长袍。“我只有这一件衣服，但它毕竟还是我的。你看得出，我的住所几乎和你的完全相同。惟一的差别是我保持干净并加以装饰……我尽最大努力进行装饰。”（他轻轻喘气，像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

我搞装饰。墙上有挂历，上面是一幅描绘日落时分要塞的水彩画，数字是绯红色的。床上铺的是一条百衲被式的毛毯。上方挂着一些淫秽照片和皮埃尔先生合乎礼仪的照片，是用图钉固定的。一把折叠式纸扇从骨架边缘后面露出波纹状褶痕。桌上有一本鳄鱼皮相册，一只金色旅行钟的钟面在闪光，五六朵丝绒般光滑的圆三色堇花，从绘有德国风光的大瓷杯擦亮的杯缘上探出头来东张西望。在囚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只大箱子，可能装着某种乐器。

“我能在自己这个地方见到你特别高兴，”皮埃尔先生一边说一边来回踱步，每次从斜射的阳光中经过时，泥灰尘土仍然在光束中飞舞。“我觉得，一个星期以来，我们已经结成了亲密的朋友，相处得很好，彼此诚挚相待，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我看得出来，你很想知道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让我（他吸了一口气），让我先把话说完，然后再让你看……”

“我们的友谊，”皮埃尔先生继续说，仍是一边踱步一边轻轻喘气，“是在一座监狱温室般的气氛中开花的，是共同的忧虑和共同的希望哺育起来的。我认为，在全世界，现在我比任何人了解你，当然也比你的妻子对你的了解更深刻。因此，当你对别人表现出恶意或不体谅的感情时，我觉得特别痛苦……例如，刚才，我们高高兴兴地去看你，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满怀好意、满腔热情地给你制造惊喜，你却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这对他又是一种侮辱——别忘了他岁数已经不小，自己也有很心烦的事。不，现在我不想谈这些了……我只是想证实，你再微小的感情变化也逃不过我的眼睛，因此，我个人认为，那众所周知的指控并不是很公平的……在我眼里，你是透明的请原谅我用一个不落俗套的比喻——就如在经验丰富的新郎目光中，满脸羞红的新娘是透明的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呼吸有些问题——对不起，一会儿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我已经对你研究得如此深入——为什么还要保密呢？——而且我已经开始喜欢，非常喜欢你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必须对我有所了解，习惯和我相处——不仅如此，还应依附我，就像我依附于你一样。要获得这样的友谊——这是我的第一任务，看来我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很成功。现在咱们该喝茶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把茶送上来，真是叫人无法理解。”

他抓住自己的胸口，在辛辛纳特斯对面的桌旁坐下来，但很快又跳了起来，从枕头底下取出一个摩洛哥羊皮革皮夹，从皮夹中取出一个软皮护套，从护套中取出一把钥匙，走到角落里放大箱子的地方。

“我看得出来，你对我的利索劲儿颇感惊诧，”他一边说，一边小心地把立着的箱子放倒在地，看样子那箱子很笨重。“可是你要明白，干净利索可以为孤独的单身汉生活增添色彩，他可以向自己证明……”

他把箱子打开。箱子里黑丝绒上放着一把又宽又亮的斧头。

“……向他自己证明他的确有一个小小的窝……一个小小的窝，”皮埃尔先生继续说着，把箱子又锁了起来，把它靠在墙上，他自己则弯下身子，“一个他应该拥有的小小的窝，是他亲手建造起来的，充满了他的热情……总而言之，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但是某些迹象表明，我认为你和我一样，现在没有谈论这些问题的心情。你知道该怎么办吗？我倒有个建议：我们一起喝茶的事以后再说，但是现在你应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这样，你走吧。咱俩都还年轻——你不应该在这里继续待下去。明天他们会向你做出解释，但是现在请你走。我也很激动，我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辛辛纳特斯一声不吭地拨弄着上了锁的门。

“不，不——你应该使用我们的隧道。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不是没有目的的。爬进去，爬进去。我对洞口做了点装饰，否则它不好看。你走吧。”

“我自己走，”辛辛纳特斯说。

他从黑糊糊的洞口爬进去，双膝又被碰得很痛，于是开始手足并用，在狭窄的黑暗通道中不断向深处爬去。皮埃尔先生在他后面高声喊叫有关喝茶的事，接着显然是把帘子拉上了，因为辛辛纳特斯感到自己已经与刚才那间明亮的囚室割断了联系。

在污浊的空气中困难地呼吸，撞上尖利的突出物——觉得隧道随时可能垮塌下来，但也不特别害怕——辛辛纳特斯盲目地在蜿蜒的通道中摸索前进，发现自己爬进了石头死胡同，便像某种有耐心的动物一样往后退，摸清隧道的延伸方向，继续往前爬。他迫不及待地想躺在柔软的东西上，即便只是他的床，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什么都不想。这一趟回程拖延良久，始终担心爬进死胡同，但他不顾擦破双肩皮肤，还是一个劲地拼命往前爬。空间狭窄使他头晕，他正决定要停下来，仰卧，想象自己就躺在床上，安然入睡，他正在爬的平面突然开始倾斜，他发现前方的一道裂缝有微红色的光芒，嗅到了一股潮湿和发霉的气味，仿佛自己已经从要塞城墙深处进入一个天然洞穴，洞穴不高，顶上挂着许多蜷曲的蝙蝠，像一个个皱巴巴的水果，它们用一只爪子吊着，头朝下，正在等待它们的信号。在强烈的光线中，裂缝豁然展开，傍晚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辛辛纳特斯从一道岩石裂缝爬进了自由境界。

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草皮覆盖的斜坡上，众多的斜坡像墨绿色的波浪，在岩石和要塞的防御土墙中间，在不同的高度上层层叠叠起伏着。起初，他因突然自由、海拔高和周围空旷而感到眩晕，于是紧紧抓住湿润的草皮，除了黄昏中的燕子用它们黑色的剪刀剪断五彩天空，同时发出尖声鸣叫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注意到。晚霞已经染红了半边天，在他脑后巍然矗立的是朦胧、陡峭、险峻的石头要塞，他像一滴水刚从要塞里渗出来，脚下则是奇形怪状的悬崖峭壁和弥漫着红花草气味的薄雾。

他终于缓过气来，习惯了令人目眩的强光，习惯了自己身体的颤抖和从他心中涌出、在远方回荡的自由。他把后背贴在岩石上，面对朦胧的景色陷入沉思。俯瞰山下，暮色渐浓，缕缕薄雾缭绕，他几乎看不清那座装饰华丽的拱桥。更远处，在另一边，是模糊不清的蓝色城市，一个个窗户像余火未尽的煤块，如果不是落日余辉的映照，便是城市自费点起了灯。斯蒂普大街上的街灯被逐一点燃时，他可以看出它们像明亮的珠子逐渐连成一串——大街上端有一个特别清晰雅致的拱形。城市以远，一切趋于朦胧，模糊，以至消失。但是在看不见的公园上空，在天空的玫瑰色深处，有一串半透明火一般的碎云，其下缘是一长条紫色云堆，中间有些罅隙——辛辛纳特斯向更远更远处眺望，橡树覆盖的小山闪烁着威尼斯绿，渐渐阴暗下来。

他陶醉，他虚弱，在粗糙的草皮上滑跤，恢复平衡，开始顺坡下行。此时，一处黑色有刺灌木丛突然窸窣作响，像是发出某种预警，紧接着，埃米立即从防御土墙一个突出部后面飞奔而出，朝他猛冲过来，她的脸和双腿被落日染成了粉红色。她紧紧抓住他的手，拖着他往前跑。她的全部行动显露出激动和发疯似的匆忙。

“我们上哪儿去？下坡？”辛辛纳特斯结结巴巴地问，因为焦急而笑起来。她领着他沿着要塞墙迅速前行。墙上一扇绿色小门开启了。向下的阶梯难以看清，在脚下走过。又有一扇门嘎吱作响，进了门是一条昏暗的通道，有几只箱子，一个衣柜，靠在墙上的一架梯子，还有一股煤油的气味。现在明白了，他们是从后门走进了监狱长的套房。埃米不再紧紧抓住他的手指，实际上已经漫不经心地松开了。她带他走进餐室，他们全都围坐在一张点了灯的椭圆形桌旁喝茶。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胸前围着大餐巾，他的妻子——单薄，有雀斑，白睫毛——正把椒盐卷饼递给皮埃尔先生，他身穿一件俄罗斯衬衫，上面绣有雄鸡图案。俄国式茶炊旁，一只篮子里放着各种颜色的毛线球和亮锃锃的织针。一个尖鼻子干瘪丑老太婆，戴头巾式室内女帽，黑色披肩，弯着身子坐在桌子一端。

监狱长见到辛辛纳特斯不禁目瞪口呆，嘴角淌出口水。

“呸，你这淘气的孩子！”监狱长的妻子对埃米说，略带德国口音。

皮埃尔先生正在搅茶水，故作庄重地低下头。

“搞这样的恶作剧是什么意思？”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说，瓜汁不断从嘴里滴下来。“更不用说这样做违反了所有的规定！”

“别理他们，”皮埃尔先生说，眼睛都不抬一下。“他们俩毕竟都是孩子。”

“她的假期快结束了，于是便想搞个恶作剧，”监狱长的妻子插话。

埃米在桌旁坐下，故意让椅子腿摩擦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不断把嘴唇舔湿，早已把辛辛纳特斯彻底遗忘，开始把糖（糖立即显出橙色）摊在一片长满柔毛的瓜上，接着便大口大口咬着吃，双手抓住瓜片两端，瓜片几乎触及双耳，肘部撞到邻座身上。她的邻座继续一口一口抿茶，用第二、三两个指头夹住从杯里伸出的茶匙，但他悄悄把左手伸到桌子底下。“唷！”埃米因怕痒而惊叫一声，但是她的嘴并没有离开瓜。

“你就暂时坐在那儿，”监狱长用水果刀指着一张有椅背套的靠背椅对辛辛纳特斯说，椅子孤零零地放在打褶悬挂的窗帘旁。

“我们喝完茶，我就带你回去。我叫你坐下。你怎么啦？他出了什么毛病？真是个笨头笨脑的家伙！”

皮埃尔先生向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探过身去，有点脸红地对他说了些什么。

后者的喉咙里照例发出雷鸣般的声响。

“好啊，恭喜，恭喜，”他说，极力不让自己的声音一阵阵爆发出来。“这可是好消息！——你早该通知他——我们全都……”他瞥了辛辛纳特斯一眼，准备开始发表正式——

“不，别这样，我的朋友，别让我尴尬，”皮埃尔先生低声说，摸了一下衣袖。

“不管怎么说，你不会拒绝再喝一杯茶吧，”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经过一番思考和咀嚼之后，他对辛辛纳特斯说。

“嘿，别愣在那儿，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看看相册。孩子，快把相册拿给他。她”（用水果刀做了个手势）“就要回学校去了，我们这位亲爱的客人特地为她做的——为她做了一——对不起，派奥特尔·彼得罗维奇，我忘了你把它叫做什么了。”

“是一本摄影算命册，”皮埃尔先生有点羞怯地说。

“柠檬还要放在茶里吗？”监狱长的妻子问。

高悬的煤油灯照不到餐室的后部（那里只有一个钟摆，随着时间一秒一秒不断流逝，一闪一闪地发出一点光芒），但它用充满家庭气氛的光把铺得很舒适的桌子照得通亮，灯光逐渐化为饮茶礼仪的丁当声。

▇

一六

让我们冷静下来。蜘蛛已经用大理石花斑前肢吸干一只毛茸茸的飞蛾和三只家蝇，但还是没有吃饱，仍死死盯着门口不放松。让我们冷静下来。辛辛纳特斯全身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冷静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昨天晚上，他们把他带回囚室时，两名雇员正往刚挖不久的洞口上抹灰泥，已接近尾声。现在那地方的惟一特征是旋涡形油漆比别处更圆更厚。墙壁重新恢复又盲又聋的不可穿透状态，面对此情此景，他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前一天留下的另一个痕迹是那本鳄鱼皮相册，上面有银灰色花押大字，相册是他昨天一时胆怯不经意间捎带过来的，那是工于心计的皮埃尔先生拼凑起来的独一无二的摄影算命册，也就是表现某个人完整一生的自然历程的一系列照片。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原来是这样的：对埃米现在的各种脸部快照进行全面修整，用其他人的照片作为补充——为服装、家具和环境之故——创造出她未来人生的整个布景和舞台道具。照片一张接一张粘在用金边硬纸板做成的多边形小框里，用小型字体注明日期。这些轮廓清晰、乍一看十分真实的照片，首先表现的是埃米当前的情况；接下去是十四岁，一手拿着公文包；再接下去是十六岁，穿紧身衣和短裙，背上长出气体状的翅膀，放松地坐在一张桌子旁，举起一杯酒，和一群浪荡公子厮混在一起；再往后是十八岁，衣着妖冶，站在瀑布上方的栏杆旁；再往后……噢，还有许多照片，神态各异，姿势不同，最后一张平卧的照片也不例外。

通过修整和其他各种摄影技巧，埃米的脸部实现了渐进式变化的效果（顺带说一句，这位魔术师利用了她母亲的照片）。但是你只要贴近仔细看，就会觉得恶心，这些模仿时光变化之作，所用的手法全是老一套，显然毫无新意。埃米身穿毛皮衣服，手抱鲜花贴在肩部，正要离开舞台，但她的脚却是从来没有跳过舞的。另一张照片表现她已披上新娘婚纱，她身旁的新郎又高又痩，但却有一张皮埃尔先生的小圆脸。三十岁时她脸上已经有了看上去像皱纹的东西，但那是画上去的，毫无意义，毫无活力，对皱纹的真实意义毫无理解，在行家眼里显得特别荒唐可笑，就像把摇动一棵树的树枝等同于聋哑人的手语一样。到了四十岁，埃米已经快死了——说到这里，请允许我祝贺你犯了个逆向错误：她那张死气沉沉的脸绝对冒充不了死人脸！

罗迪恩把相册拿走，咕哝着说这位小姐就要走了，可是当他再次出现时，他觉得有必要正式宣布这位小姐已经走了：

(叹气）“走了，走了……”（对蜘蛛）“够了，你已经吃够了……”（伸开手掌）“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吃了。”（再对辛辛纳特斯）“往后会很沉闷，我们的小女儿不在，这里会很沉闷……她到处跑，轻快得像飞一样，她制造出来的音乐多动听，这宠坏了的小宝贝，她是我们的金花。”（停顿。然后用不同的口气）“怎么啦，可敬的先生，你为什么不再提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了？啊？也罢，也罢，”罗迪恩令人信服地自问自答，摆出一副尊贵的模样走了。

晚餐过后，皮埃尔先生来了，这一回打扮得很体面，不再穿监狱囚服，换上一件丝绒茄克，还附庸风雅地打了个蝶形领结，脚蹬高跟新靴，靴子发出的嘎吱声令人疑虑丛生，靴筒光洁闪亮（这使他变得有些像歌剧中的伐木人）。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他毕恭毕敬地让皮埃尔先生走在前头，让他先说话，什么都让着他。同时进来的还有提着公事包的律师。这三个人径自坐在桌旁的柳条椅上（椅子是从等候室搬来的），辛辛纳特斯则在囚室里来回走动，独自与羞人的恐惧作斗争，但不久他也坐了下来。

律师笨拙地（但这是经过反复练习，十分熟练的笨拙）摆弄着公事包，猛地拉开黑色颊板，一半放在膝盖上，一半靠在桌边上——不是膝盖这边滑下去，就是桌旁那边滑下来——取出一大本拍纸簿，把公事包锁上，更准确地说是扣上，由于文件夹太听话，这一下并没有扣在夹头上。他正要把它放在桌子上，但马上又改变了主意，抓住它的拎环，让它垂到地板上，靠在一条椅子腿上，那样子就像一个有气无力的醉汉。接着，他从翻领上取下一支漆皮铅笔，打开拍纸簿，旁若无人地开始用均匀的字体写满一页又一页活页纸，然而，正是他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更加彰显出他手下铅笔的快速动作与大家聚在这里开会之间的关系。

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坐在安乐椅上，稍往后靠，他那结实的背部压得椅子嘎吱作响，一只有点发紫的手放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插进礼服大衣胸部。每过一会儿，他就甩一下松、垂的脸颊和下巴，下巴扑过粉，像一块撒有糖粉的土耳其软糖，似乎是要甩掉什么黏稠而有附着力的东西。

皮埃尔先生坐在中间，从细颈瓶里为自己倒出一杯水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双手放在桌子上，手指互相交织在一起（小手指上一只人造蓝宝石闪闪发光）。他垂下眼帘大约十秒钟，极为认真地考虑自己的讲话该如何开头。

“诸位大度的先生们，”皮埃尔先生终于朗声说道，眼睛仍未抬起来，“首先，最重要的是，请允许我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一下我已经完成的任务。”

“你就说下去吧，我们求你了，”监狱长用洪亮的声音说，身子一动，椅子发出严厉的嘎吱声。

“诸位先生当然知道，我们这个行业的传统，为什么会要求有一套有趣的神秘化程序。你们说，如果我一开始就暴露自己的身份，同时对辛辛纳特斯·C表示友好，会是什么结果？先生们，这样做肯定会引起他的反感，使他惊恐万状，使他充满敌意——简而言之，我就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演讲人从杯子里抿了一口水，小心地把它放在一旁。

他扑闪着眼睫毛继续说：“我用不着解释，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取得成功，那种亲密无间的温馨气氛是多么重要。凭着耐心和宽容，这种气氛已经在被判决者和执行判决者之间逐渐形成了。回首过去那些漫长的野蛮日子，很难甚至不可能不为之颤抖，两个人，彼此完全不认识，彼此完全陌生，硬是被无情的法律联系在一起，直到举行圣礼之前的最后时刻才被迫彼此见面。现在，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像古老野蛮的婚礼，更像是拿一个活人去做牺牲——惟命是从的处女被父母硬推进一个陌生人的帐篷——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变化。”

(辛辛纳特斯在口袋里摸到一块锡纸包装的巧克力，开始使劲捏它。）

“因此，先生们，为了与死囚建立起最友好的关系，我搬进了一间和他的囚室一样阴暗的牢房，把自己伪装成和他一样的囚犯，如果不是比他更像的话。我的善意骗局只能成功，因此我不会有任何自责之意，但是我的确希望，我们的友谊之杯不被一丁点儿痛苦所毒化。尽管现在有目击证人在场，而且我知道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我还是要请”（他向辛辛纳特斯伸出一只手）“你宽恕。”

“做得对，你堪称足智多谋，”监狱长低声说，他那对青蛙眼因激动而湿润。他拿出一条折叠手帕，准备擦频频抖动着的眼皮，但是经过考虑后改变了主意，用严厉、期待的目光盯着辛辛纳特斯。律师也瞥了他一眼，但只是顺带而已。同时他的嘴唇无声地动着，那样子就像他在写字，也就是说，他不打断与字行之间的联系，字行虽已从纸上分离出来，但是随时准备立即继续写下去。

“把你的手伸出来！”监狱长大声咆哮起来，他使劲往桌上一拍，用力过猛伤了拇指。

“你别这样，如果他不愿意，你不要强迫他，”皮埃尔先生温和地说。“这毕竟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咱们接着说吧。”

“噢，你真是个正直的人，”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激动得声音发颤，深情地望了一眼皮埃尔先生，目光之亲切有如一吻。

“咱们接着说吧，”皮埃尔先生说。“在此期间，我已经成功地与我的邻居建立起密切的友谊。我们共同度过了……”

辛辛纳特斯往桌子底下看。皮埃尔先生由于某种原因不禁失色，开始显得坐立不安，向下斜视一眼。监狱长掀起油布一角，也往下看，然后又用怀疑的目光盯住辛辛纳特斯。律师则进行一番探究，环顾周围每一个人，继续写下去。辛辛纳特斯直起身来。（没什么特别的事——他的小锡纸团掉在了地上。）

“我们共同度过了，”皮埃尔先生用受委屈的声调说，“漫漫长夜，互相交谈，一起玩游戏和各种娱乐活动。我们像孩子一样比力气。我，可怜弱小的皮埃尔先生自然，噢，自然比不过我这位强壮的同龄人。我们无所不谈——比如性和其他高尚的话题，小时过得像分钟一样飞快，分钟过得像小时一样充实。有时，在平和的静默中……”

此时，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突然吃吃笑了起来。“太妙了，‘自然’，”他低声说，对这一笑话的理解显得有点晚。

“……有时候，在平和的静默中，我们并肩而坐，几乎相互搂抱着，各想自己的朦胧心事，当我们开口说话时，两个人的思想就像河流一样汇到了一起。我把自己的风流经历拿出来与他共享，教他下棋，不失时机讲述逸事让他开心。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结果现在就摆在你们面前。我们彼此有了感情，现在我对辛辛纳特斯的灵魂结构的了解，如同对他脖子结构的了解一样透彻。这样一来，帮助他登上血淋淋台阶的就不再是一位可怕的陌路人，而是一位亲切的朋友，他就能毫无恐惧地把自己交给我来处置——永远，甚至处死。让公众意志得以实现！”（他站起来，监狱长也站起来，律师忙着写字，只欠了欠身子。）

“好吧。现在，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我要请你正式宣布我的头衔，对我作个介绍。”

监狱长连忙戴上眼镜，仔细看着一张纸片，像用了喇叭筒那样大声对辛辛纳特斯说：

“好吧——这位是皮埃尔先生。简单地说，他就是死刑执行人……对此我深感荣幸，”他补充道，带着一脸惊讶的表情坐回椅子里去。

“得了，你的介绍不怎么样，”皮埃尔先生不高兴地说。“毕竟是有一些正式的程序形式，必须严格遵循。我绝不是迂夫子，但是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你把手放在胸前无济于事，只能算是拙劣的表演，朋友。不，不，你坐着，这就够了。现在咱们继续。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程序表在哪儿？”

“我给过你了，”律师不假思索地说。“但是……”他开始在公事包里翻找。

“我找到了，别忙活了，”皮埃尔先生说，“这么说……执行时间定在后天……地点是思里勒广场。他们选择的地点真是再好不过了……太棒了！”（继续宣读，低声咕哝着）“允许成年人入场……马戏团订票的票根将得到承认……还有，还有，还有……死刑执行者穿红裤子……接下去净是胡说八道——他们做得太过分了，通常……”（对辛辛纳特斯）“后天，定了。你懂吗——?明天，依照值得称道的惯例，你和我必须一起去拜访城市元老们——我想你应该有这份名单，对吗，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

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开始在穿着棉衣的身上到处拍打，眼睛骨碌碌转，出于某种原因还站了起来。名单终于找到了。

“这下好了，”皮埃尔先生说，“把它放进你的档案吧，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我看事情办妥了。根据法律，现在发言权属于——”

“噢，不，不必多此一举了……”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急忙打断他的话。“这毕竟是很陈旧的法律了。”

“根据法律，”皮埃尔先生坚定地重复道，转向辛辛纳特斯，“现在你可以发言。”

“真是个老实人！”监狱长用爆发式的声音说，肉冻般的下巴直抖动。

接着是一阵静默。律师写得飞快，铅笔的闪动令人眼花缭乱。

“我可以等上整整一分钟，”皮埃尔先生说，把一块厚厚的手表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

律师忽动忽停地吸着气，开始收拾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的纸张。

一分钟过去了。

“会议结束，”皮埃尔先生说。“咱们走吧，先生们。罗曼·维萨里奥诺维奇，你在拿去油印之前，会让我再检查一下细节，对吗？不，得等一会儿——现在我的眼睛太累了。”

“我应该承认，”监狱长说，“有时我不由自主觉得遗憾，怎么不再使用那……”他在门口侧过身在皮埃尔先生耳边说。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律师警惕地问。监狱长又低声对他重复了一遍。

“对，你说得对，”律师表示赞同。“但是，这可爱的小法律是可以绕过去的。例如，如果我们把喀嚓的时间多延长几次……”

“得了，得了，”皮埃尔先生说，“够了，不要再开玩笑了，我从不绕弯子。”

“不，我们刚才说的只是在理论上，”监狱长脸上堆满迎合的微笑，“只有在旧时代，当时可以合法使用——”门砰的一声关上，说话的声音在远处逐渐消失。

但是，马上又有一位客人来找辛辛纳特斯，——图书管理员，他是来取书的。他的脸又长又苍白，一圈尘黑的头发围着个秃顶，上身很长，穿淡蓝色毛衣，直打哆嗦，长腿上穿截短了的裤子——这一切制造出一种古怪、令人厌恶的印象，好像整个被挤扁压平了。然而，在辛辛纳特斯眼里，除了书尘，图书管理员身上还附着一层超然的人性。

“你一定听说了，”辛辛纳特斯说，“后天将是我的末日。我不会再借书了。”

“是不会再借了，”图书管理员说。

辛辛纳特斯接着说：“我想剪除几条带毒的真理。你有时间听吗？我想现在就说出来，在我已获准信之时……原来蒙在鼓里觉得压抑，其实是多么愉快……别再拿书来了……”

“你想看点有关神的书吗？”图书管理员建议。

“不必了，用不着麻烦了。我不想看那种书。”

“有些人想看，”图书管理员说。

“对，这我知道，但其实不值得花这个时间和精力。”

“可以打发最后一个晚上，”图书管理员颇为费劲地说完自己的想法。

“你今天话真多，”辛辛纳特斯微笑着说，“不用了，你把这些书全搬走。我没能看完《奎尔库斯》！噢对了，顺便告诉你，这本书送错了……这些小册子……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对吗？……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去学习那些东方语言。”

“真可惜，”图书管理员说。

“这倒没关系，我的心灵可以弥补。等一等，你先别走。尽管我知道，当然，你只裹着一层人皮，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如此，但是……我知足了，虽然几乎没有……后天——”

可是图书管理员颤悠悠地走了。

▇

一七

根据惯例，处决前夜，被动参与者和主动参与者必须一起逐一对主要官员进行简短告别，但是为了进一步缩短这一礼仪的时间，决定相关人员都到副市政执行官的郊区居所聚首（执行官本人正在普里汤姆斯克访友，他是副市政执行官的侄子），辛辛纳特斯和皮埃尔先生顺便去拜访他们，大家一起吃顿便饭。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暖风劲吹，他们身披同样的斗篷，由六名执戟提灯笼的士兵护送，步行过桥，进入安眠的城市，避开大街，开始在沙沙作响的花园之间沿着一条布满燧石的小路往上攀登。

(在此之前，辛辛纳特斯曾在桥上回头，脑袋从斗篷的风帽中探出来：蓝色、复杂、多塔楼的巨大要塞直插晦暗的天空，空中一片云遮蔽了杏黄色的月亮。桥梁上方的夜空因有蝙蝠飞翔而闪烁抽动。“你答应过……”皮埃尔先生低声说，轻轻捏了一下他的手肘，辛辛纳特斯重新把风帽蒙在自己头上。）

这支夜行的队伍本来应该给人充满悲情、无忧无虑、哼着歌儿、窃窃私语的印象——心境平静如果不是印象之魂还能是什么呢？——到头来只是毫无表情、无足轻重地匆匆走过，就像在十分熟悉的环境中，在黑暗中，在五颜六色的白昼被清一色的黑夜取代之时。

在一条狭窄黑暗的小巷里，队伍踩得砾石嘎吱嘎吱响，空气中有杜松的气味。到了尽头处，突然出现一个明亮如同剧场的车行门廊，粉刷一新的柱子，三角墙上有雕带，盆栽月桂装点。仆人们像天堂里的鸟儿飞来飞去，羽毛撒落在黑白相间的花砖上。辛辛纳特斯和皮埃尔先生几乎不作停留，径直走进一个人声嘈杂的聚会大厅。所有的人都来了。

在这里，城市喷泉看管人通过他那一束颇具特色的头发一眼就能辨认出来；在这里，电报总管身上佩有金色徽章的制服闪闪发光；在这里，还有鼻子可憎、脸色红润的物资供应主管；起了意大利名字的驯狮员；耳聋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法官；有穿绿色漆皮皮鞋的公园管理员；还有一大堆神情庄重、可尊可敬、头发灰白、面目可憎的人。在场的人中没有女士，除非有人要算上区教育局长，她是个很壮实的老太婆，身着灰色男式礼服大衣，脸颊大而平，光滑的发式像钢一样闪光。

有人在拼花地板上滑了一跤，大家一阵哄堂大笑。枝形吊灯上有一支蜡烛掉下来。有一口小棺材摆在那里展示，有人已经在上面放了一束花。与辛辛纳特斯站在一起的皮埃尔先生，正是提醒他照管的人注意这些现象。

然而，就在此时，主人，蓄山羊胡子的黝黑老板，拍了拍手。门猛地打开，大家一起拥进餐厅。皮埃尔先生和辛辛纳特斯并肩坐在一张耀眼的桌子上首，大家的目光开始注视这两位身穿同样埃尔西诺夹克的人，起初还有所克制，后来公然表现出善意的好奇——有些人甚至偷偷向他们传递温情。在皮埃尔先生的嘴唇逐渐露出淡淡笑意并开口说话时，客人们的目光越来越公开地集中到他和辛辛纳特斯身上，辛辛纳特斯正从容不迫、认真而专注地——仿佛是在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以各种不同方式试图让鱼刀保持平衡，一会儿放在盐瓶上，一会儿放在叉子的内曲处，一会儿靠在细长水晶花瓶上，花瓶里插着一朵白玫瑰，显然是为他的座位增添的装饰。

男仆是从城里最机敏的花花公子中征集来的——是城里华而不实青年的最优秀代表——他们轻快地送菜上桌（有时甚至端着盘子跃过桌子），人人都注意到皮埃尔先生对辛辛纳特斯彬彬有礼的关照，他小心地把一块精选的美味食物放在辛辛纳特斯的盘子里，谈话时脸上的笑容立即转变为瞬间的严肃。然后他那张粉红、无毛的脸上又恢复先前并非由衷的欣喜表情，继续他的诙谐对话，这一次是对全桌人说的——突然，他略微向前探出身子，抓住船形肉卤盘或胡椒瓶，用疑惑的目光盯住辛辛纳特斯。可是辛辛纳特斯什么食物也没碰过，只顾一声不响、神情专注、煞费苦心地反复摆弄那把鱼刀。

“你的话，”皮埃尔先生转向城市交通部长，乐呵呵地说。部长刚才趁隙插了一句话，此时正满怀喜悦地期待着对方作出富有启迪性的回答，“你的话使我想起了关于希波克拉底誓言[1]的著名逸事。”

“讲给我们听听，我们不知道有这回事，快讲给我们听听，”四面八方的人齐声求他。

“我满足你们的要求，”皮埃尔先生说。“有一位妇科医生接诊这……”

“对不起打断你的话，”驯狮员说（头发灰白，蓄八字须，胸前横着一道深红色缎带），“可是这位被判决的绅士会认为这段逸事适合……的耳朵听吗？”他的目光重点投向辛辛纳特斯。

“当然适合，”皮埃尔先生坚定地回答，“在……面前，我决不会讲出一丁点什么不适当的东西。我刚才说了，一位妇科医生接诊了这位小老太婆”（皮埃尔先生略微努出下唇）。“她说，‘我得了重病，恐怕得死在这上头了。’‘你有什么症状？’医生问。

‘噢，医生，我的头摇个不停……’”皮埃尔先生模仿老太婆的样子，嘴里咕哝着，不断地摇头。

众宾客大笑。聋子法官坐在桌子另一端，他的脸痛苦地扭曲，仿佛因不解笑声何意而变得呆滞。他把湿润的大耳朵凑到狂笑、自私的邻座脸前，扯了扯他的衣袖，求他把皮埃尔的故事重复给他听。与此同时，皮埃尔先生留意观察全桌每个人对他讲的故事的反应。直至有人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之后，法官才觉得心满意足。

“你那生命是个医学奥秘的非凡格言，”喷泉管理员说，唾沫星子乱溅，在嘴巴周围形成一道彩虹，“完全适用于前天我的秘书家里发生的一件怪事上。你能想象……”

“呀，可怜的辛辛纳特斯，你心里害怕吗？”一位光彩照人的仆人问辛辛纳特斯，同时给他倒酒。辛辛纳特斯抬起头，原来是他那位爱开玩笑的内弟。“心里害怕，对吗？来，临危喝杯酒。”

“你在这里干什么？”皮埃尔先生冷冰冰地说，叫多嘴的仆人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仆人迅即走开，弯腰在下一位客人的肘后为他斟酒。

“先生们！”主人朗声说道，从椅子上站起来，把一杯冰冷的淡黄色饮料端至浆硬的胸前。“我提议为……干杯。”

“苦酒，苦酒，加个吻让它变甜，”一位最近当过男傧相的年轻人说，全体客人齐声附和。

“让我们……bruderschaft[2]……我求你——”皮埃尔先生改变声音对辛辛纳特斯说，他的脸因恳求心切而扭曲，“不要拒绝我这个要求，我求你，这是一贯的做法，一贯……”

辛辛纳特斯正在拨弄湿润白玫瑰卷曲的花瓣尖儿，那是他心不在焉地从打翻的花瓶里拉出来的。

“……最后，我有权要求，”皮埃尔先生发狂似的低声说，他突然勉强笑了一声，从自己的酒杯里倒出一滴酒到辛辛纳特斯头顶上，然后也洒在自己身上。

四面八方响起“好啊！”的喝彩声，邻座之间互相以哑剧形式表现自己的惊奇和喜悦，撞不破的酒杯碰得丁当响，一艘迎风前进的银船满载灰蓝色的葡萄串，中间有一堆堆苹果闪着亮光，每一个都和孩子的脑袋一般大，桌子仿佛像一座钻石山向上倾斜，多臂的枝形吊灯在天花板上的彩画艺术迷雾之中穿行，滴落烛泪，撒下光辉，始终找不到一个登陆地点。

“我很受感动，很受感动。”他们轮番来到皮埃尔先生跟前表示祝贺，他如是说。他们走过来祝贺时，有人跌跌撞撞，有人唱起歌来。城市消防队之父醉得不成样子，两位仆人想悄悄把他搀出去，但他却像蜥蜴舍弃自己的尾巴一样，以自己的燕尾做牺牲，自己却留了下来。那位专管学校的可敬女人泛起一脸红斑，正无声而紧张地避开，不受物资供应局长的侵扰，他那胡萝卜般的手指头嬉戏地对准着她，仿佛是要刺穿她或挠她的痒痒，嘴里“嘻-嘻-嘻”笑个不停。

“朋友们，咱们到阳台上去吧，”主人宣布。马思的弟弟和已故赛尼奥科夫医生的儿子闻声后，立即拉开帷幕，发出一阵木环的响动声。彩绘灯笼的摇曳灯光照亮了一个石头阳台，周围的栏杆直柱是瓶形滚柱式的，直柱之间是沙漏形的夜的黑暗。

客人们酒足饭饱，肚子里咕咕叫，坐在矮扶手椅上。有些人懒洋洋地倚在柱子上，其他人则靠在栏杆旁。辛辛纳特斯也站在栏杆旁，手里搓捏着一支雪茄。皮埃尔先生站在他旁边，脸不朝他，但不断用背部或体侧碰他。皮埃尔先生正在说话，听众们不时发出赞许的喊叫：

“摄影和钓鱼是我的两大爱好。你们听了可能会觉得奇怪，但是与乡村的宁静相比，名声和荣誉对我来说实在算不得一回事。我看出你的微笑带有怀疑，仁慈的先生”（他顺便对一位宾客如是说，这位宾客立即纠正了自己的表情），“但是我可以向你们发誓，这的确是事实，我发誓不是没有根据的。热爱自然是我父亲的遗传，他也从不撒谎。当然，你们许多人都还记得他，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辛辛纳特斯站在栏杆旁，模糊地望着眼前的黑暗，那黑暗仿佛善解人意，渐渐变淡了，原来是清澈高悬的月亮从片片黑云后面悄悄露出脸来，照亮了灌木丛，让月光流淌到池塘群里。突然，辛辛纳特斯感到心灵一阵震颤，意识到自己是在塔玛拉公园深处，他对这公园的记忆仍十分清晰，但它似乎遥不可及。他想起来了，他曾多次和马思一起在这里散步，从他此时身在其中的这幢房子前面经过，以前他的印象是一幢白色的别墅，窗户用木板钉死，透过小丘上的枝叶闪烁发光……此时，他用孜孜不倦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一切，轻而易举就把夜的薄雾从熟悉的草坪上除去，同时也把月光中多余的尘埃除去，在自己的记忆中准确地恢复草坪原来的模样。当他把被夜的朦胧遮掩的景色恢复过来时，也就逐渐看清了丛林、小路、溪流，都在原来的地方……远处，金属般的天穹下，陶醉的群山静立，蓝光幽幽，在昏暗中重叠……

“柱廊，月亮的火炬，他和她，”皮埃尔先生朗诵道，对辛辛纳特斯露出了微笑。辛辛纳特斯注意到，每个人都用温柔、期待的同情目光注视着他。

“你在欣赏景色？”公园管理员神秘兮兮地对他说，双手握在背后。“你……”他突然住口，似乎显得有些尴尬，转向皮埃尔先生：“对不起……你允许我跟他说话吗？毕竟我还没有被介绍……”

“请，请，你不必经过我的许可，”皮埃尔先生彬彬有礼地答道，碰了一下辛辛纳特斯的手肘，低声说：“这位先生想和你聊聊，亲爱的。”

公园管理员对着自己的拳眼清了清嗓子，重复道：“景色……你在欣赏景色？现在你看不到很多。但是只要你愿意等，到了午夜正点——我们的总工程师是这样答应我的……尼基塔·卢基奇！你过来，尼基塔·卢基奇！”

“来了，”尼基塔·卢基奇用喜气洋洋的男低音说，颇有礼貌地走上前来，兴高采烈地看看这一位，望望那一位，他那年轻而肉孜孜的脸上蓄着一抹白色的八字须。他自由自在地把一只手搭在公园管理员肩上，另一只手放在皮埃尔先生肩上。

“我刚对他说，尼基塔·卢基奇，你答应过，到了午夜正点，为了庆祝……”

“那当然，”总工程师打断他的话。“我们这一意外惊喜万无一失。你就别再担心了。顺便问一下，现在几点了，伙计们？”他把双手从两个人的肩上撤下来，一副入神的样子，走进屋里去了。

“这么说来，大约再过八小时，我们就该到广场上去了，”皮埃尔先生说，使劲硬把表盖合上。“我们睡觉的时间不多了。你不冷，对吧，亲爱的？那位好心人说，要让我们来个意外惊喜。我看他们是在破坏我们的兴致。我们在宴会上吃的那条鱼堪称美妙绝伦。”

“……住手，别碰我，”女行政官员用嘶哑的声音说，她在物资供应局长的食指面前往后退缩，厚实的背部和灰色的圆发髻直逼皮埃尔先生。“嘻-嘻，”他嬉戏地尖叫起来，“嘻-嘻。”

“别紧张，夫人，”皮埃尔先生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说。“我的玉米不是国家财产。”

“好一个令人销魂的女人啊，”物资供应局长随意说了一句，脸上毫无表情，蹦跳着朝站在柱子旁的一群男人走去。他的影子很快消失在他们的身影中。一阵微风吹得日式灯笼摇曳起来，此时可见一只手正自鸣得意地捋着小胡子，或是一只酒杯举到老人跟前，或是鱼的嘴唇试图从底下吃到糖。

“注意啦！”主人高声喊道，像一阵旋风从客人中间穿过。

灯光亮起来了，有深红色的，有天蓝色的，有黄玉色的，起初是在公园里，接着延伸到公园外，到更远的地方，到人行道两旁，到树林里，到林中空地，到草坪上，既有单盏的，也有集簇的，逐渐给夜色镶上了绚丽多姿的宝石。宾客们开始“噢！”“啊！”地大叫起来。皮埃尔先生深深吸了一口气，一把抓住辛辛纳特斯的手腕。灯光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它们沿着一个远方的峡谷向前延伸，到了峡谷的另一边，像一枚长长的胸针，此时它们已经布满了第一批山坡，又从那里传往一座又一座的小山，在最神秘的山峦重叠处若隐若现，逐渐爬上各个顶峰，翻过顶峰！“噢，真是太美了，”皮埃尔先生低声说，有一刻他甚至把自己的脸颊贴在辛辛纳特斯的脸颊上。

众宾客鼓掌。数以百万计的五颜六色灯泡点亮足有三分钟，巧妙地分布在草地上、树枝间、悬崖上，从整体布局看，宏伟壮丽的人名首字母“P”和“C”[3]环绕整个夜景，然而，这两个字母的表现效果不很成功。时间一到，所有灯光突然全部熄灭，浓重的夜色一直笼罩到阳台上。

工程师尼基塔·卢基奇再次露面时，他们把他团团围住，想把他抛起来。但时光已经不早，大家都开始考虑该休息了。客人们离开之前，主人提出让皮埃尔先生和辛辛纳特斯在栏杆旁合影留念。尽管这张照片要拍的是皮埃尔先生，但这一行动却是他自己一手导演的。强烈的灯光照亮辛辛纳特斯的白色侧面和他身旁那张盲目的脸。主人亲自把斗篷递到他们手上，还出去为他们送行。门厅里，古板严厉、昏昏欲睡的士兵正在整理他们的戟，发出连续清脆的撞击声。

“你的到访，本人不胜荣幸之至，”分别的时候，主人对辛辛纳特斯说。“明天——更准确地说，是今天早上——我当然会到场，不仅是以官员的身份，同时也以个人的身份。我侄儿告诉我，出席的人会很多。

“行了，祝你好运，”他依照传统在皮埃尔先生的脸颊上吻了三次，同时对他说。

辛辛纳特斯和皮埃尔先生在士兵们的护送下，一头钻进小巷。

“总的看来，你表现不错，”他们走出一小段路之后，皮埃尔先生说，“可你为什么老是……你的腼腆给初次见到你的人留下极为不良的印象。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他补充道，“虽然我对照明等安排感到高兴，但是我的胃有灼热感，我怀疑他们烹饪用的不全是乳品厂的黄油。”

他们在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天很黑，雾很浓。

他们沿着斯蒂普大街往上走时，左边什么地方传来了沉闷的笃-笃-笃声响。笃-笃-笃。

“这些恶棍，”皮埃尔先生咕哝道。“他们不是赌咒发誓，说全都干完了吗？”

最后，他们过了桥，开始上坡。月亮已经消失了，要塞上黑暗的塔楼与云朵融为一体。

到了第三道门，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正在那里等候，他身穿晨衣，头戴睡帽。

“快说说，情况怎样？”他迫不及待地问。

“没有人因为你没去而感到遗憾，”皮埃尔先生冷冰冰地说。

[1] Hippocratic oath,医生执行医务前保证遵守医生道德守则的誓言。希波克拉底是公元前古希腊医师，被誉为“医学之父”。

[2] 德文，兄弟会。

[3] 皮埃尔（Pieirc)和辛辛纳特斯(Cincinnatus)的人名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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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试图睡觉，睡不着，只觉得全身发冷，现在已是黎明”（辛辛纳特斯写得飞快，字迹模糊，字写得不完整，像一个奔跑的人留下一个不完整的脚印），“现在天色已泛白，我冻得受不了，仿佛觉得，‘寒冷’这一抽象概念在我的躯壳上找到了具体表现形式，而且他们随时都可能来把我带走。我为自己的胆小深感惭愧，但我的确胆战心惊——恐惧从未止息，带着不祥的怒吼在我全身奔涌，就像一股激流，我的肉体像瀑布上的一座桥震颤不休，在这怒吼中，说话必须很大声，自己才能听得到。我很惭愧，我的心灵太不争气——本来不该如此，ne dolzhno bïlo bï bït’[1]——只有在俄语的树皮上才会生长出这种动词的真菌簇[2]——噢，我惭愧至极，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占据，我的心灵被这种乌七八糟的细枝末节所堵塞，它们奔涌着，嘴唇都湿了，想说永别，各种记忆都赶着要来道声永别：我，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炎热的阳光下，坐在一条喧闹的小溪岸上。溪流波光摇曳，映照在很古老很古老的诗行上——‘黄昏岁月的爱’——但是我知道自己不应该屈服——‘变得更柔情更迷信’——既不屈服于记忆，也不屈服于恐惧，不屈于感情强烈的晕厥：‘……更迷信’——以前我多么希望，一切都秩序井然，一切都简单利索。因为我知道，死亡的恐惧其实算不得什么，只是一种无害的震动——甚至可能对心灵有益——新生婴儿的哽咽或愤怒拒绝放弃玩具——从前有人住在洞穴里，丁当的滴水之声永续不断，还有钟乳石，他们是圣人，他们以死为乐，他们——大部分是犯过大错的人，这是真的——但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掌握着——尽管我知道这一切，还知道另一件这里无人知晓的主要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但是，你们看，傀儡们，我多么害怕，我身上的一切都在颤抖、在喧闹、在奔涌——现在他们随时可能会来把我带走，但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感到惭愧……”

辛辛纳特斯站起来，开始奔跑，一头往墙上撞去——但是真正的辛辛纳特斯仍旧坐在桌旁，注视着墙壁，咬着铅笔，过了一会儿，他的双脚在桌子底下来回滑动，又继续写他的字，速度稍慢了一些：

“把这些匆忙写下的东西保存着——我不知道自己在对谁提要求，但是务必把这些匆忙写下的东西保存着——我可以向你保证，有这样一部法律，查一查，你就会明白！——让他们到处撒一阵子谎——这怎么能伤害你呢？——我十分诚挚地请求你——这是我最后的心愿——你怎么能不答应呢？至少从理论上说，我应该有拥有一位读者的可能性，否则，我真应该把它全部撕毁。得，这就是我必须说的话。现在该做准备了。”

他再次停笔。囚室里已经很亮了，辛辛纳特斯凭借光线的位置判断，五点半的钟声很快就要敲响了。他等到听见远处传来的钟声，才继续写作，但是现在写得很慢，迟疑不决，仿佛他的力量已经全部用在了最初的一些激烈言词上。

“我的话老在一个地方转圈子，”辛辛纳特斯写道。“妒忌诗人。在纸上飞快地写，从纸上飞进乌有之乡，纸上只见影子在继续跑动，那种感觉一定十分美妙。处决前后，一切伪造前后，混乱不堪，令人伤感。斧刃冷冰冰，斧柄很光滑。还有砂纸。我猜测，分别的痛苦一定血腥而喧闹。这个想法一写下来，就不那么令人烦恼了，但是有些想法就像癌症肿瘤：你挤压它，你刺激它，它的情况就变得比以前更糟。很难想象今天早上，再过一两个小时……”

可是两个小时过去了，更多的时间过去了。罗迪恩像往常一样，送来了早餐，把囚室打扫干净，削好铅笔，提走有盖便桶，喂过蜘蛛。辛辛纳特斯没有问他任何问题，但是罗迪恩离开之后，时间以其惯常的步伐慢吞吞地过去，他才意识到自己再次受骗了，心情的紧张纯属白搭，一切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一切还和先前一样模糊不清，令人不解。

时钟刚敲过三点或四点（他打了个盹，半醒过来，没有数过钟声，对钟声的总数只留下一个大致的印象），门突然打开，马思走了进来。她双颊绯红，后脑勺上的发梳松了，黑色丝绒连衣裙紧绷的上身不断起伏着——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够熨帖，这使她显得不匀称，她不断想把连衣裙弄平正，一会儿使劲扯它，一会儿快速扭动屁股，似乎底下有什么不对劲和不舒服。

“这是送给你的矢车菊，”她说，把一束蓝色的花扔在桌上，同时敏捷地把裙摆撩到膝盖以上，把一条穿着白色长袜、丰满可爱的腿放在椅子上，把长袜往上拉到袜带在细嫩颤动的脂肪上留有印痕的地方。“天啊，获准探视可真难呀！当然，我只好做些小让步——就那么回事。说说，你好吗，我可怜的小辛辛？”

“我必须承认，我并不盼你来，”辛辛纳特斯说。“找个地方坐吧。”

“昨天我来试过，可是运气不好——今天我就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也得想办法进来。他耽误了我一小时，就是你们那位监狱长。顺便告诉你，他对你评价很高。噢，今天我十分匆忙，我很担心自己来得太晚了。今天早上，聚集在思里勒广场上的人可真多啊！”

“他们为什么又把原计划取消了呢？”辛辛纳特斯问。

“对了，他们说大家都很累，没睡够。你要知道，人群就是不肯轻易离开。你应该感到自豪。”

长椭圆形、晶莹剔透的泪珠顺着马思的脸颊和下巴的外形曲线滴落下来——有一滴甚至流到她的脖子上，流进锁骨浅凹处……但是她的双眼依然瞪得滚圆，短小的手指伸张着，指甲上有些白点，薄嘴唇动个不停，话语不断：

“有些人坚持认为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但你又无法查清到底是谁说的。你简直难以想象会有那么多谣言，如此混乱……”

“你哭什么呢？”辛辛纳特斯微笑问。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只觉得精疲力竭……”（骄傲地低声说）：“我讨厌你们这些人，真是烦透了。辛辛纳特斯啊辛辛纳特斯，你看你惹出多大的麻烦！……人们对你的议论——那真叫可怕！噢，你听着，”她突然改变了讲话的节奏，面露喜色，咂着嘴唇，自鸣得意起来。“有一天——是哪一天呢？——对了，是前天，有一位小个子老太婆来找我，是个女医生或什么的——完全是一个陌路人，你听清了，穿一件非常难看的雨衣，说话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当然，’她说，‘你知道。’我说，‘不，迄今我什么也不知道。，她说：——‘噢，我知道你是谁，但你不认识我’……我说……”（马思模仿那位女说话人的样子，用大惊小怪、愚昧不堪的腔调，但把“说”字适度放慢，拖得很长，因为她现在说的是自己的话，她把自己装扮得十分冷静）。“简而言之，她想告诉我，她是你的母亲——尽管我认为她连年龄都不对头，但是我们别理睬这点。她说她很怕会遭到迫害，因为，你听我说，他们已经讯问过她，用各种事情折磨她。我说：‘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她说：‘当然有关系，我知道你心肠很好，你一定会竭尽全力。’我说：‘你为什么会说我心肠好？’她说：‘噢，我当然知道’——她问我能否给她一张纸，一份证书，我用手脚一起签字，说明她从未来过我们家，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对马思来说可谓滑稽透顶，实在太滑稽了！我看”（拉长声调，用低沉的声音）“她一定是个怪人、疯子，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无论如何，我当然什么也没有给她。维克多和其他人都说，这件事可能危及到我——因为如果我知道你不认识她，那就似乎我对你的每一行动了如指掌——于是她走了，应该说是垂头丧气地走了。”

“但她的确是我的母亲，”辛辛纳特斯说。

“可能，可能。这件事毕竟不是很重要。但是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如此无精打釆，死气沉沉，辛辛？我以为你见到我一定会非常高兴，可是你……”

她看了看床，又看了看门。

“我不知道这里有些什么规矩，”她压低声音说，“但是如果你非常需要，辛辛，那就来吧，只是要做得快一点。”

“噢，别这样——你胡说些什么呀，”辛辛纳特斯说。

“也罢，随你的便。我只是想让你好好享受一番，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噢，顺便告诉你，你知道谁要和我结婚吗？你猜猜是谁——你永远猜不着。你还记得那个坏牌气老头吗？他就住在我们家隔壁，隔着栅栏都能闻到他的烟斗不断发出的臭气，我爬上苹果树时他总是抬头偷看。你能想象吗？他对此事十分认真！你能想象我嫁给那样一位稻草人般的老头吗？哎，无论如何，我觉得自己该长时间地好好休息一下了——你应该知道，就是闭上我的眼睛，舒张四肢，什么也不想，彻底放松，当然绝对是独自一人，要不就是跟一个真正关心我，十分善解人意的人在一起……”

她那又短又粗的睫毛再次闪着泪光，眼泪流下来，流过她苹果红的脸颊上的每一个凹处。

辛辛纳特斯蘸起一滴泪尝了尝：既不咸也不甜——只是一滴微温的水。辛辛纳特斯没有这样做。

突然，门嘎吱一声，打开一英寸宽，一只长有红毛的手指头冲着马思示意，她立刻走到门口。

“干吗，你想要什么，时间还没到，不是吗，答应给我一小时的，”她快速地低声说。对方不知回答了什么。

“绝对不干！”她愤怒地说。“这话你可以告诉他。讲好的，这种事我只与监狱长做——”

她的话被打断，她仔细听对方不断的咕哝，她低下头，皱眉，用拖鞋的足尖在地板上磨蹭着。

“那好吧，”她脱口而出，天真轻松地转向她的丈夫说：“我五分钟就回来，辛辛。”

(她不在的时候，他才想起来，他不但还没有开始跟她进行紧急磋商，而且现在连那些重要的事情也表达不清楚了……同时，他的心头发疼，同样的老记忆在一个角落里抽泣，自己早该摆脱这一切痛苦了。）

整整四十五分钟后她才回来，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她把一只脚放在椅子上，啪地束好袜带，气愤地重新整理腰部以下的裙褶，在桌旁坐下来，那架势和刚才完全一样。

“全是窝囊废，”她不屑地说，开始用手指头拨弄桌上的蓝色花朵。“怎么啦，你为什么不对我说点什么，我的小辛辛，我的小公鸡？……你要知道，这些花是我亲自摘的，我不喜欢罂粟花，但这些花很可爱。如果你做不到，就不应该去试，”她用不同的声调出乎意料地补充了一句，眯起了眼睛。“不，辛辛，我刚才的话不是对你说的。”（叹气）“来吧，对我说点什么，安慰我。”

“我的信——你有没有……”辛辛纳特斯开始说话，接着清了清嗓子。“我的信你有没有仔细看过？”

“对不起，对不起，”马思大叫起来，双手捂住自己的太阳穴，“我们谈什么都行，就是不要谈那封信！”

“不，我们就谈那封信，”辛辛纳特斯说。

她跳起来，神经质地扯直连衣裙，说话开始语无伦次，还有点口齿不清，她生气的时候历来如此。“那封信真是糟透了，简直就是一派胡言，反正我是看不懂。别人可能会认为，你是独自坐在这里，一边喝酒一边写出来的。我本来不打算提起那封信，但是既然你……你听着，参与传递那封信的人全都看过——他们进行了复制，同时认为，‘哦嗬！如果他能给她写这样的信，她肯定是他的同谋。’难道你就不明白，你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想知道吗，你没有权利给我写这样的信，把我拖进你的犯罪——”

“我给你写的信，一点犯罪的内容也没有，”辛辛纳特斯说。“那是你的看法，可是每个人都被你的信震惊了，非常震惊！我，可能我傻，对法律一无所知，但我的直觉还是告诉我，你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难以置信、说不出口的……噢，辛辛纳特斯，你使我陷入何等窘境——还有孩子们——想想孩子吧……你听着——请你听我说一分钟——”她说话时情绪十分激动，她的话让人听不懂，“全盘翻供，全部翻掉。告诉他们，你是无辜的，你只是信口胡言，告诉他们，忏悔，就这样办——即使这样做仍保不住你的脑袋，你也得想想我他们已经在指责我说，‘就是她，那寡妇，就是她！’”

“等一等，马思，我不明白。忏悔什么？”

“这就对了！把我也搅和进去，叫我引领……如果我知道全部答案，哎呀，我不就成了你的同……同谋了嘛！这是简单明了的事。不，够了，够了。我对这一切害怕极了……最后一次告诉我，你肯定不想忏悔吗，为我，为我们大家？”

“再见，马思，”辛辛纳特斯说。

她坐下来，陷入深思，用右肘支着自己，用左手在桌上画出她自己的天地。

“多么可怕，多么愚蠢，”她说，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皱起眉头，用指甲画出一条河。“我原来以为，我们今天的见面会是另外一番情境。我是准备好要把一切都给你的。我饱受痛苦竟然得到如此回报！算了吧，事情已经这样了。”（河流汇进了大海——流出了桌子边缘。）“你要知道，我是带着一颗沉重的心离开的。没错，可是我要怎么出去呢？”她突然记起来，很天真，甚至还很高兴。“他们不会那么快就来带我出去，我已经说服他们给我很多时间。”

“用不着担心，”辛辛纳特斯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马上就要来开门了。”

他说得没错。

“再见，再见，”马思嘁嘁喳喳地说。“等一等，别动手动脚的，让我跟我的丈夫说声再见。再见。如果你需要衬衫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噢，对了，孩子们要我亲热地吻你一下。好像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噢，我差点忘了——爸爸取走了我送给你的那只酒杯——他说是你答应他的——”

“快点，快点，小女人，”罗迪恩打断她的话，熟练地用膝盖撞她朝门口走去。

[1]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文，本来不该如此。

[2] 表明前一句俄语佶屈聱牙。

▇

一九

第二天早晨，他们给他送来报纸，这使他想起被囚禁的最初日子。他立即注意到报纸上的彩色照片：蓝天下，广场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只能看到红色讲台的边缘。在讨论处决的专栏里，有一半字行被擦掉了，在剩余的文字中，辛辛纳特斯也只能找出他已经从马思那里听来的消息——大师身体欠安，演出推迟，可能推迟很久。

“你今天可是大饱口福了，”罗迪恩这话不是对辛辛纳特斯说的，而是对蜘蛛说的。

他双手小心翼翼但同时又有点神经质地（出于关爱，他把它紧贴在胸前；出于厌恶，他把它举得远远的）拿着一条包成一团的毛巾，里面有什么大家伙在窸窸窣窣地动个不停。

“在塔楼的窗玻璃上抓到的。怪物！你看它不停地拍动扑棱——简直叫人拿不住……”

他像往常一样，正要把椅子拉过来，好站到上面去，把那飞虫送给牢固的蜘蛛网上那只贪食的蜘蛛享用（蜘蛛感觉有猎物来了，顿时趾高气扬起来），可是在这节骨眼上突然出了毛病——他那些拗弯、胆怯的手指头不巧把毛巾的主要折叠处松开了，他立刻大叫起来，缩成一团，就像人们见到的不是蝙蝠而是普通的老鼠而产生厌恶和恐惧，从而大叫起来，缩成一团。一只又大又黑、长有触角的东西从毛巾里爬出来。罗迪恩大喝一声，在原地直跺脚，既怕它跑掉，又不敢去抓它。毛巾掉了下来；那只相当大的飞虫附着在罗迪恩的袖口上，用它的六只吸足紧紧抓住。

原来只是一只飞蛾，但那飞蛾特别大！和人的一只手一样大，深棕色的厚翅膀，灰白内衬，灰色尖状边缘，每只翅膀中央有一眼状斑纹，像钢一样发亮。

它分节的四肢毛茸茸的，时而抓紧，时而松开，双翅凸起的羽片下面有同样的闪亮眼点和波状灰色图案。飞蛾缓慢摆动双翅，顺着衣袖摸索着往上爬，罗迪恩大骇，眼珠子骨碌碌转，拼命甩手臂，呜咽着说：“快把它抓走！快把它抓走！”

飞蛾爬到肘部后，开始无声地拍动起笨重的翅膀，其重量似乎超过它的身体。飞蛾在罗迪恩的肘关节处翻了个身，双翅倒挂，仍然牢牢附着在衣袖上——此时你可以看清它棕色有白斑的腹部，松鼠一样的脸，眼睛上的黑色小球，和如同尖耳一样的轻柔触须。

“把它抓走！”罗迪恩恳求道，他感情失控动作疯狂，结果那灿烂的飞虫掉了下来。它撞在桌子上，停在上面有力地震颤，突然从桌子边缘上飞走了。

可是在我看来，你的白天就是黑夜，你为什么要扰我清眠？它扑棱扑棱只飞了一会儿，速度也不快。罗迪恩从地上拾起毛巾，疯狂地挥舞扑打，想把那盲目乱撞的飞虫打下来，可是它突然消失了，仿佛被空气吞没似的。

罗迪恩找了一阵子，没找到它，在囚室中央停下来，双手叉着腰，转身面对辛辛纳特斯。“呃？真是个捣蛋鬼！”他意味深长地沉默一阵之后突然说。他吐唾沐，他摇头，取出一个装有备用苍蝇的颤动着的火柴盒，看来失望的蜘蛛也只好将就满足了。然而，飞蛾藏身何处，辛辛纳特斯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罗迪恩最后离开时，一气之下把胡须连同头发蓬乱的头套一起摘了下来，辛辛纳特斯从床边走到桌旁。他后悔把所有的书全还了，只好坐下来写东西消磨时间。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他写道，“也就是说，一切都欺骗了我——所有的表演，所有的哀怜—— 一位轻浮少女的各种承诺，一位母亲的泪眼，墙上的敲击声，一位邻囚的友情，最后还有那些像致命皮疹一样爆发出来的群山。一切在尘埃落定的过程中全都欺骗了我，一切。这就是今生的终结，我真不该在它的界限之内寻求救助。我会去寻求救助的确是件怪事。这就像一个人最近在睡梦中失去了自己在现实中从未拥有过的东西而感到伤心，或者希望明天又能梦见把它找回来了。数学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它有其致命弱点。我已经发现了它。我已经发现了生命中的那个小裂缝，即生命的中断之处，生命曾在那里被焊接到别的东西上面，那东西充满生机，重要、非同一般——如果我要让自己的表述词语充满清晰的意义，就必须具有十分巨大的词汇量……最好还是留着有些话不说，否则我又该犯糊涂了。在这无法修复的小裂缝里，腐朽应运而生——啊，我认为我还能把这一切全都表达出来——梦、合并、分裂——不，我又离题了——我所有的最佳词藻全是离题的话，全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其余的也都有缺陷。噢，要是我早知道我还能在这里逗留这么长的时间，我从一开头就会着手写作，逐渐沿着彼此有逻辑联系的思想之最佳途径走，并且会已有所获，有所成，我的心灵早已用语言体系把自己围绕起来了……迄今我在这里所写的一切只是我情绪激动所产生的泡沫，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空欢喜，原因是我实在太匆忙了。可是现在，我已变得冷酷无情，我几乎不畏惧……”

这张纸写完了，辛辛纳特斯意识到纸也用完了。然而，他又设法硬找出一张来。

“……死亡，”他在纸上继续把句子写完，但他马上又把这个词抹掉，他应该换一种说法，更准确的说法：“处决”，也可以是“痛苦”或“离别”——诸如此类的东西。他用手指头转动着用短了的铅笔，停下来进行思考，刚才飞蛾抖动过的桌子边缘上留下了一根棕色的小细毛，辛辛纳特斯想起那一幕，从桌旁走开去，桌上只留下那张空白纸，上面只写着孤零零的一个词，而且已经被抹掉。他在床边弯下身子（装作是在修整拖鞋的底部），飞蛾就停在铁床腿上，睡着了，它那具有视力的双翅一本正经、一动不动地舒展着，不会受到外来伤害。只是他为那绒毛覆盖的背部感到伤心，在磨掉一根细毛的地方留下了一个秃点，像栗子一样发亮——但又大又黑的翅膀是不可侵犯的，它们有灰白色的边缘，眼睛永远睁着——前翅稍低些，部分叠在后翅上，这种疲乏的姿态可能是因为困倦而产生的弱点之一，要不是上部边缘仍保持整体笔直，所有的发散光线仍保持完美对称的话——这一姿态十分迷人，辛辛纳特斯不能自持，用指尖去抚摸右翅底部的脊状突起，然后又抚摸了左翅的（动作十分轻柔坚定，十分坚定轻柔！）。然而，飞蛾并没有醒来，他直起身子，轻轻叹了口气，走开了。他正要重新在桌旁坐下来，突然听到门锁有钥匙的响动声，门打开了，其吱呀、喀嚓、嘎吱之声与对位声部的一切规则完全吻合。肤色红润的皮埃尔先生身穿豆绿色猎装，先探进头来，然后走了进来，他后面跟着另外两个人，简直叫人认不出他们就是监狱长和律师：形容憔悴，脸色苍白，两人都穿灰色粗布衬衫，破鞋子——没有任何化装，不用衬垫，不戴假发，双眼充满黏液，身体骨痩如柴，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白色的肋骨——他们彼此十分相像，一样的脑袋在各自的痩脖子上一样地动着，灰白色高低不平的秃头，两侧各有一个带蓝色的点彩，招风耳。

皮埃尔先生搽了胭脂，惹人注目。他鞠了个躬，把双脚漆革靴尖并拢，用戏剧式的假声说：

“马车在外面等着，请，先生。”

“我们上哪儿去？”辛辛纳特斯问，起初完全摸不着头脑，他坚信这种事应该在黎明时发生。

“哪儿，哪儿……”皮埃尔先生模仿他的腔调。“你知道上哪儿。不就是去喀嚓嘛。”

“可是我们不必立刻就走，对吗？”辛辛纳特斯问，对自己正在说的话颇感惊奇，“我还没完全准备好……”（辛辛纳特斯，这是你在说话吗？）

“不，现在立刻就走。天啊，我的朋友，你有差不多三个星期做准备。谁都会认为这已经很够了。他们是我的助手，罗得和罗姆，请对他们客气点。他们看样子不起眼，但是他们很勤快。”

“我们尽力效劳，”他们用低沉的声音单调地说。

“我差点忘了，”皮埃尔先生继续道。“依照法律，你仍然有权……罗曼老弟，请把程序单给我。”

罗曼用夸张的匆忙动作，从他帽子的衬里底下摸出一张对折黑框卡片。在这过程中，罗得里格机械地拍打自己的身体两侧，好像是在前胸口袋里搜寻，胆怯的目光始终盯着他的同伴。

“为简单起见，”皮埃尔先生说，“这里预先准备了一份最后心愿的清单。你可以从中选择一个，只能一个。现在我来宣读，你听着：可以喝一杯酒；可以上一趟厕所；可以草草看一眼监狱里的法国明信片收藏；也可以……这是什么……第四——写一篇讲稿对监狱长表达……感激他的悉心……见鬼，我从来没有！罗得里格，你这个混蛋，这是你自己加上去的。我真不理解，你竟敢如此放肆。这是一份正式文件！瞎搞，你这是对我的侮辱，尤其是我对有关法律的事如此一丝不苟，我如此努力想……”

皮埃尔先生一怒之下，把卡片摔在地上，罗得里格连忙把它捡起来，展平，深感谦疚地咕哝道，“你别担心……不是我干的，跟你开玩笑的是罗姆卡……我懂规矩。这里的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当天的全部要求……否则就按清单办事……”

“放肆！不可容忍！”皮埃尔先生一边高喊，一边在囚室里踱来踱去。“我身体不好，尽管如此，我还是尽职尽责。他们拿变质的鱼给我吃，给我送来一个令人讨厌的妓女，他们对我的不尊重堪称闻所未闻，就这样，他们还要我干得干净利索。不，先生！够了！如今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断然拒绝——你们自己干去吧，喀嚓，当屠夫你们是内行，损坏我的工具……”

“公众把你当成偶像来崇拜，”罗曼卑躬屈膝地说。“我们恳求你，请你消消气，大师。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对，那是粗心大意造成的，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一个过分热心的愚蠢错误，如此而已！因此请你宽恕我们。女人都喜欢你，人人都宠着你，难道你就不能笑一笑，分散一下注意力，把愤怒的表情放到一边……”

“行了，行了，你的话圆通狡猾，”皮埃尔先生说，语气稍有缓和。“不管怎么说，我履行职责比我能叫得出名字来的其他人更认真。好吧，我原谅你们。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就那该死的最后心愿做出决定。说吧，你选择了哪一条？”他问辛辛纳特斯（辛辛纳特斯已一声不吭地坐在了床上）。“快点，快点。我要赶紧把这件事打发掉，过于胆小的人就不必看了。”

“把我的东西写完，”辛辛纳特斯用探询的口气低声说，可是他马上又皱起了眉头，冥思苦想，突然明白过来：其实一切都已经写完了。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皮埃尔先生说。“也许有人能听懂，但是我听不懂。”

辛辛纳特斯抬起头来。“我想要的是，”他把话讲得十分清晰。“我就要三分钟——在这三分钟里，你们必须离开，起码保持安静——对，我想休息三分钟——三分钟过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在你们十分愚蠢的节目中，我会始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咱们妥协一下，两分半钟，”皮埃尔先生说，掏出他那块厚厚的手表。“让步半分钟，好吗，朋友？你不肯让步？也罢，那就让你当一回强盗——我赞成。”

他摆出放松的架势靠在墙上，罗曼和罗得里格也学他的样子，可是罗得里格有一只脚扭歪，差点跌倒，惊慌地看了大师一眼。

“嘘嘘，你这狗娘养的，”皮埃尔先生用嘶嘶的声音说。

“活该，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爱舒服呢？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小心点！”（他在椅子上坐下来，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罗得，我给你找个活干——你可以着手把这个地方打扫干净，只是声音不要太大。”

有人从门外给罗得里格递进来一把扫帚，他开始打扫起来。

首先，他用扫帚末端把窗洞里的全部铁栅清理干净，远处传来微弱的叫好声，那声音仿佛来自地狱，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囚室——桌上的纸张被吹落到地上，罗得里格把它们扫到一个角落里。接着，他又用扫帚把厚厚的灰色蜘蛛网连同蜘蛛一起扯了下来，那蜘蛛是他曾经精心照料过的。罗曼为消磨时间，把蜘蛛捡起来。蜘蛛虽然做得粗糙，但很精巧，由一个圆形长毛绒身体和用弹簧做的抽动腿组成，背部中央附一个长弹簧，罗曼抓住弹簧末端让蜘蛛悬空，他的手上下移动，弹簧交替收缩舒张，蜘蛛时升时降。皮埃尔先生冷眼斜睨蜘蛛玩具，罗曼扬起眉毛，连忙把它塞进口袋里。与此同时，罗得想把桌子的抽屉拉出来，使尽全力拽，结果把它移动了，桌子一下裂成两半。同时皮埃尔先生所坐的椅子发出一声哀鸣，什么东西断了，皮埃尔先生的表差点掉在地上。天花板上的泥灰开始往下掉。墙上出现一道弯弯曲曲的裂缝。囚室已经没有用了，很显然正在解体。

“……五十八，五十九，六十，”皮埃尔先生数着数。“时间到。请起来吧。今天天气很好，坐车是一大乐事，随便换一个人，都会急着要出发的。”

“再等一下。我的双手抖得厉害，这不仅荒唐可笑，而且有失面子——可是我既停不下来，也无法遮掩，对，就是手抖，没别的。我那些纸张你们会毁掉，垃圾你们会扫出去，飞蛾晚上会从破窗口飞走，四墙之内将不会留下我的任何东西，墙壁也快倒塌了。可是现在对我来说，化为尘土和被遗忘都不算一回事了，我只剩下一个感觉——恐惧，恐惧，令人羞愧而又无济于事的恐惧……”实际上，辛辛纳特斯并没有说这些话，他正一声不吭地换鞋子。他前额上的血管隆起，缕缕金发飘落其上，衬衫上的绣花衣领敞开着，给他的颈部带来一种独特的青春气质，也给他那金色胡须抖动的红脸带来独特的青春气质。

“咱们走吧！”皮埃尔先生尖声叫道。

辛辛纳特斯举步如行走在光滑倾斜的冰面上，尽量不碰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最后终于走出了囚室，囚室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

二〇

辛辛纳特斯被领着走过石头通道。杂乱的回声随时可闻，时而来自前方，时而来自后面——所有的地道都在塌陷。一片一片的黑暗区域频繁出现，因为有些灯泡烧坏了。皮埃尔先生要求大家步伐要整齐。

有几个士兵，按规定戴着犬面具，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经大师许可，罗得里格和罗曼走在前头，兴高采烈地迈着大步，有条不紊地甩着胳膊，互相赶超。他们喊叫着，拐了个弯消失了。

天啊，辛辛纳特斯早已突然失去了行走能力，由皮埃尔先生和一个戴俄国狼犬面具的士兵扶着走。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吃力地顺着楼梯爬上爬下——要塞一定是患过轻度中风了，因为向下的楼梯实际是向上的，反之亦然。又走进了长长的过道，但这一回是在有人居住的地方，即明显可以看出——有油地毡，或墙纸，或贴近墙壁的水手柜——它们是和住宅区相连的。在一个转弯处，甚至可以闻到白菜汤的气味。继续往前走，他们经过一扇玻璃门，上面写着“ffice”[1]，又走过一段黑暗区域，他们突然到了院子里，中午的阳光很灿烂。

在这一段旅程中，辛辛纳特斯一直在竭力应对令人窒息、痛苦不堪、无以解脱的恐惧。他意识到，这种恐惧正在把他拖入在他周围逐渐形成的对待事物的荒唐逻辑之中，而在当天早晨他或多或少还能从中摆脱出来。光是想到这位红脸颊的矮胖猎手就要对他挥起斧头，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不能接受、令人厌恶的弱点了，这会把辛辛纳特斯拖进危险的境界。他对这一切有充分的理解，但是像一个人忍不住要与幻觉争辩一样，尽管他心里完全明白，整个假面舞会都是在他自己的头脑里上演的，他还是枉费心机地想要战胜自己的恐惧，纵使他知道自己应该为觉醒而庆幸。而难以觉察的现象，对日常器皿产生的奇特影响，某种常见的不稳定性，可见物品中的某种缺陷，都预示着觉醒即将来临——但太阳仍然是现实的，世界依然一体，各种客体仍旧遵循外在的行为规范。

第三道门外，马车早已候着。士兵们不再陪他们继续往前走，而是在堆于墙边的原木上坐下来，纷纷摘下布制的面具。监狱职员和卫兵家属胆怯又充满好奇地挤在大门周围——光脚的孩子们冲出来，想进入场景之中，但马上又跑了回去，他们戴方头巾的母亲们让他们安静下来，炎热的阳光给撒落在地上的禾秆镀上一层金色，有一股温热的荨麻气味，一旁有十几只鹅挤在一起，小心地嘎嘎叫。

“好啦，咱们动身吧，”皮埃尔先生喜洋洋地说，戴上豆绿色的帽子，上面还插了根雉鸡毛。

一辆伤痕累累的旧马车套在一匹枣红色老马上，老马牙齿暴露，尖突的腰腿部有些小伤口，引来许多苍蝇，闪着亮光，总之，马已瘦骨嶙峋，躯干好像是一个个圆圈包起来的。手脚伶俐的小个子皮埃尔先生踩上脚踏板时，伴着一声呻吟马车倾斜了一下。马鬃上有一条红丝带。皮埃尔先生往一边挤，给辛辛纳特斯腾出位子，还问放在他们脚边的大箱子是否碍他的事。“小心，我的好伙计，不要踩在箱子上，”他补充道。罗得里格和罗曼爬上了驭者座。罗得里格扮演马车夫角色，啪一声甩动长鞭，马吓了一跳，一下子拉不动马车，一屁股蹲坐下来。职员人群中发出一阵不合时宜的刺耳喝彩声。罗得里格站起来，往前探出身子，对准马鼻子就是一鞭。马车猛地被拉动，车身的晃动差点把他在驭者座上摔个仰八叉，他紧紧抓住缰绳，大喊一声“吁！”

“小心，小心，”皮埃尔先生笑着说，用一只胖乎乎的戴着漂亮手套的手拍了一下罗得里格的背部。

灰白的道路顺着要塞的基底绕了好几圈，沿途的自然美景令人生厌。有些地方坡相当陡，这时罗得里格就把刹车把手攥得喀嚓喀嚓响。皮埃尔先生双手扶着拐杖上方的斗牛犬头，喜气洋洋地望着周围的悬崖峭壁以及它们之间的绿色山坡，红花草，藤本植物和旋转着的白尘。与此同时，他还偶尔用爱的目光看看辛辛纳特斯的侧面，其时辛辛纳特斯仍深陷于痛苦的内心斗争之中。坐在驭者座上的两个人，从背后看上去一模一样，骨瘦如柴，灰白色，弯着腰。马蹄之声橐橐。马绳像卫星一样兜着圈子飞。马车有时超过一些步履匆匆的朝圣者（例如，监狱厨师和他的老婆），他们会停下脚步，遮挡阳光和尘土，然后加快步伐。又转过一个弯，道路朝着大桥延伸，已经不再绕着要塞慢慢旋转（要塞已显出破落之相，远远望去杂乱无章，有什么东西松了，悬在半空）。

“真对不起，我发那么大的火，”皮埃尔先生充满柔情地说。

“你可别生我的气，亲爱的。你应该理解，当你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却看到别人敷衍塞责，该是多么伤心。”

他们在清脆的马蹄声中过了桥。此时，处决的消息刚开始在城里传开。穿红色和蓝色服装的男孩们跟在马车后面奔跑。有个假装疯癫的犹太血统老头，多年来一直在无水河里钓着子虚乌有之鱼，也在收拾他的钓具，急匆匆地加入到第一批赶往思里勒广场的人群中去。

“……但是老想着这件事也没有用，”皮埃尔先生说。“像我这种脾气的人，有时会暴跳如雷，但很快就过去了。咱们还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到女性的行为上。”

几个没戴帽子的姑娘推推搡搡，尖叫着，把一个胸膛晒得黝黑的胖花贩的鲜花全部买了下来，胆子最大的一位姑娘把一束花扔进了马车，差点把罗曼头上的帽子打下来。皮埃尔先生摇动食指加以制止。

几条胖斑点狗跟在马蹄后面纵身奔跑，马用朦胧的眼睛斜睨它们。马吃力地爬上花园街，人群已经赶上来了——又有一束花投到了马车上。此时他们正在右转弯，经过那座古老工厂的大片废墟，然后顺着电报大街行进，街上各种乐器正在调音，敲打声、呜咽声、嘟嘟声响成一片。接着又穿过一条未经铺砌、沙沙作响的小巷，经过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两个身着便服的大胡子男人，他们一看见马车，立即从长凳上站起来，做出夸张的手势，互相告知马车来了——两人都极为兴奋，肩膀高而挺——他们开始和大伙一起奔向同一个地方，抬腿动作有力而笨拙。过了公园，那硕大的白色雕像已被劈为两半——报纸上说，是雷劈的。

“过一会儿，我们就要经过你家的房子了，”皮埃尔先生十分轻柔地说。

罗曼在驭者座上开始显得坐立不安，他扭过身来，对辛辛纳特斯喊道：

“过一会儿，我们就要经过你家的房子了，”说完他马上又转过身去，上下跳动着，像个快乐的淘气包。

辛辛纳特斯不想看，但他还是看了。马思坐在不挂果的苹果树的枝条中，挥动着一条手帕，而在隔壁的花园里的向日葵和蜀葵花中间，却是一个稻草人，皱巴巴的上装，衣袖在风中飘舞。屋子的外墙上，尤其是原来树影婆娑的地方，墙皮已经奇怪地剥落，还有部分屋顶——但是他们的马车已经跑过去了。

“真是的，你这人也太狠心了，”皮埃尔先生叹口气说，不耐烦地用拐杖捅了一下车夫的后背，车夫稍稍站起，疯狂地挥动手中的鞭子，创造出一个奇迹：老马竟然跑起来了。

他们顺着大街继续前行。城里的激动气氛继续升温。大街两旁的房屋正面五颜六色，摇晃飘动，因为它们都被匆忙地用欢迎招贴画装饰起来。有一幢小屋子装饰得特别漂亮：它的门迅速开启，一位年轻人走出来，他全家都跟在后面送他——这一天他刚达到观看处决的年龄。母亲高兴得直流眼泪，祖母把一个三明治塞进他的背包，小弟弟递给他拐杖。飞架街头的古石桥上（一度曾对行人大有裨益，可是现在只有呆望者和街道管理人在使用）早已挤满了摄影师。皮埃尔先生不断举手触帽檐向人群致意。纨绔子弟们骑着闪亮的机械自行车，从马车旁经过，伸长脖子看。一个穿土耳其裤子的人，提着一桶五彩纸屑从一家咖啡馆里走出来，可是没能撒到马车上，却一股脑儿撒在了一个剪短发的人脸上，他刚从对面的人行道上跑过来，手里还端着一只盛有“面包和盐”的欢迎大找盘。

索莫纳斯上尉雕像仅剩下齐臀的两条腿，周围全是玫瑰花——它一定也是被雷劈的。前方某个地方有一支铜管乐队正在使劲演奏进行曲《小鸽子》。整个天空中有白色云朵忽动忽停地飘过一我，看反复飘过的都是同样那几朵云，我看只有三种，我看那都是舞台布景，带有令人生疑的绿色调……

“好了，好了，瞧你这德行，别犯傻了，”皮埃尔先生说。

“你果真要昏过去啦？这可不像个男子汉。”

他们终于到了。当时看客还比较少，但是人潮不断涌来。广场中央——不，不是正中央，那正是最可怕的地方摆放着朱红色断头平台。市里那辆老旧的电动灵车默候在不远的地方。一支报务员和消防员的混合队伍正在维持秩序。乐队显然使尽全力在吹奏，因为只有一条腿的乐队残疾指挥正在疯狂地挥动双臂，但此时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了。

皮埃尔先生提起胖乎乎的双肩，风度优雅地从马车上下来，立即转过身想帮辛辛纳特斯一把，可是辛辛纳特斯已经从另一边下了车。有人发出嘘声。

罗得里格和罗曼从驭者座上跳下来，他们三个人紧贴在辛辛纳特斯周围。

“我自己走，”辛辛纳特斯说。

距离断头台大约还有二十步，辛辛纳特斯为了不让任何人碰他，不得不小跑。人群中某个地方有狗吠。到了绯红色台阶前，辛辛纳特斯停住了脚步。皮埃尔先生挽住他的胳膊肘。

“我自己走，”辛辛纳特斯说。

他登上备有大砧板的平台，那是一块光滑、倾斜、擦得锃亮的厚橡木板，足以让一个人伸开双臂舒服地躺在上面。皮埃尔先生也上了台。台下的公众发出一阵嗡嗡的声音。

他们正忙着用提桶往地上撒锯屑，辛辛纳特斯不知所措，只好靠在木栏杆上，可是栏杆开始微微抖动，下面有些好奇的看客伸手来摸他的脚踝。他走开去，呼吸有点急促，舔湿自己的嘴唇，双臂有点笨拙地端在胸前，好像他是头一次这样做，他开始环顾四周。照明被做了手脚，太阳出了毛病，有一块天空在晃动。广场周围种上了杨树，但很僵硬，还会摇晃——有一棵正慢慢地……

但是人群中又响起一阵嗡嗡声：罗得里格和罗曼扛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子，跌跌撞撞，喘着粗气，嘟嘟哝哝，走上台阶，猛地放在了木地板上。皮埃尔先生脱去身上的夹克，只剩一件背心。在他的白色二头肌上，刺着一个青绿色的女人，活生生的同一个女人正站在人群的前排（尽管消防员们反复劝说，人群还是一个劲地涌向断头台），站在前面几排的还有她的两个妹妹，手持钓鱼竿的小老头，皮肤黝黑的卖花女，手执拐杖的年轻人，辛辛纳特斯的一个小舅子，正在看报纸的图书管理员，还有那位壮实的工程师尼基塔·卢基奇——辛辛纳特斯还注意到一个人，以前他每天早晨去幼儿园上班途中经常遇见他，但是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在前几排后面的其他各排，眼睛和嘴巴就画得不很清楚了。再往后，只能看见一层层模糊的面孔，朦胧之中每张面孔都一样——最远的几排像是随意涂抹在背景幕上似的。又有一棵杨树倒下了。

乐队突然停止演奏——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它停住了，人们才意识到它刚才一直在演奏。有一位乐师，肥胖而温和，他把乐器拆开，将闪闪发亮的各连接点中的口水甩出来。乐队背后是一片毫无生气、绿色的寓意景色：柱廊、悬崖峭壁、肥皂泡沬的小瀑布。

市政副执行官敏捷而充满活力地跳上台去（辛辛纳特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缩），不拘礼节地抬起一只脚踏在砧板上（他善于轻松自在地发表演讲），大声宣布：

“市民们！简单说两句话。最近在我们的街道上出现一种倾向，有些年轻人走得很快，我们这些老年人只好让到一边，甚至跌进水坑里。我还想告诉大家，后天在第一大道和布里格迪尔街的拐角处将举行家具展览，我诚挚地希望能在那里见到大家。我还要提醒你们，今天晚上的新编滑稽歌剧《苏格拉底必须消亡》演出，将会取得极大成功。还有人要我告诉你们，基弗分发中心得到大批女士腰带，机不可失。现在我要让位给其他表演者了，市民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啥都不缺。”

他同样敏捷地从栏杆横档之间悄然穿过，从台上跳下来，台下发出满意的细语声。皮埃尔先生已经穿上白色围裙（围裙底下露出长筒靴），正在用一条毛巾仔细擦双手，同时用平静善意的目光环顾四周。市政副执行官一讲完话，他立即把毛巾扔给助手，朝辛辛纳特斯走过去。

(摄影师们手中的方形黑色镜头晃动了一阵，停住了。)

“请不要激动，不要忙乱，”皮埃尔先生说。“首先我们得脱下你的衬衫。”

“我自己来，”辛辛纳特斯说。

“这才像个男子汉。把这件小衬衫拿走，伙计们。现在我来给你示范如何躺下。”

皮埃尔先生一下趴在了砧板上。观众中发出一阵嗡嗡声。

“这下你明白了吗？”皮埃尔先生问，蹦起来，把围裙扯平整(后面分开了，罗得里格帮他系上）。“好吧，咱们开始。光线有点刺眼……或许你可以……对了，很好。谢谢你。还可以再多一点点……太好了！现在我要请你躺下。”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辛辛纳特斯说，按照示范脸朝下躺好，但是他马上就用双手捂住了后脖子。

“真像个傻孩子，”皮埃尔先生居高临下地说。“你这样做，我可怎么……（对了，就这样。现在马上把水桶提过来）。可是你的肌肉怎么收缩得这么厉害？不应该有一点点紧张。要彻底放松。把双手挪开，请……（把家伙拿来给我）。完全放松，大声数数。”

“数到十，”辛辛纳特斯说。

“说什么来着，我的朋友？”皮埃尔先生说，似乎是要让他再重复一遍，接着又轻声补充了一句，已经开始举起来了，“往后退一点，先生们。”

“数到十，”辛辛纳特斯重复道，伸开双臂。

“我什么都还没有做，”皮埃尔先生说，显然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他挥动的影子已经沿着台上的木板跑过去了，其时辛辛纳特斯开始大声沉着地数数：一个辛辛纳特斯在数数，但是另一个辛辛纳特斯早已不再注意不必要的数数声音了，那声音正在远处逐渐消失。他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它来得如此突然，起初几乎有些痛苦，但是后来却使他充满快乐，他心里想：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为什么会这样躺着？他问自己这些简单的问题之后，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爬起来四下里张望。

周围是一片奇异的混乱景象。透过刽子手还在摆动的屁股可以看到栏杆。脸色苍白的图书管理员坐在台阶上，正弯着身子在呕吐。看客们都很透明，也很无能，他们全都不断汹涌四散——只有后面几排，因为是画上去的，还留在原处不动。辛辛纳特斯从台上慢慢走下来，穿过移动的碎片正要离开现场，结果被罗曼追上。此时的罗曼已经缩小了很多倍，他同时也就是罗得里格：“你在干什么！”他一边跳脚一边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这对他，对每个人，都不诚实……回来，躺下——毕竟，刚才你已经躺下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切都已完成！”辛辛纳特斯把他推到一边，他发出一声凄凉的惨叫逃走了，心中只考虑自己的安全。

广场上几乎没留下什么东西。平台早已在一片淡红色的粉尘中垮塌。最后从台前跑过去的是一个身披黑色披肩的女人，怀里抱着幽灵般的幼小死刑执行者。倒下的树躺在地上，扁平无立体感，而那些还站立着的树也只有两维，惟有树干横向颜色的细微差别能使人联想到圆形，仅以其枝条挂在空中正撕裂着的网状结构上。一切都在解体。一切都在坠落。一股旋风正在加速、旋转，卷起灰尘、破布、涂过油漆的木头碎片、涂成金色的泥灰小块、纸板砖和招贴画，昏天暗地，疾速飞舞。在浮尘之中，在飘落的杂物之中，在飘动的景色中，辛辛纳特斯正朝着一个方向走去，根据声音判断，那里有他的亲人。

[1] 应为office(办公室），第一个字母掉了。

版权信息

书名：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ISBN：9787532749355

译者：谷启楠

责任编辑：陈靖翀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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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译后记

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

▇

塞巴斯蒂安·奈特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生在我的祖国以前的首都。我在巴黎时，一位俄国老夫人偶然给我看了她过去的日记，不知为什么，她请求我不要透露她的姓名。（从表面上看）那些年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因此记载日常琐事（这一向是自我维护的不高明方法）无非是简要描述当天的天气；在这方面我惊奇地注意到，国君们的私人日记主要记载的也是同样的题材，无论他们的国家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命运总是在无人理睬时才显出其本色，这一次人家主动给我提供了信息，这信息我自己大概一辈子都捕捉不到，即便是事先选定的猎物也捕捉不到。因此，我可以正式宣告：塞巴斯蒂安出生的那天早晨晴朗无风，气温是（列氏）零下十二度……然而那位好心的夫人认为值得记载的仅此而已。我想了想，觉得实在没必要替她隐瞒姓名。看来她根本不可能读到这本书。她的名字过去是、现在还是Olga Olegovna Orlova[1]——三个字的开头都是“O”，形状像鸡蛋，而且押头韵，我要是不把这个告诉大家，那就太遗憾了。

老夫人的日记枯燥无味，没去过圣彼得堡的读者无法从她的描述中了解那个冬日所包含的种种快乐。天空万里无云，实在难得一见，上苍的意图不是让它暖人身体，而是让它悦人眼目；宽阔的大街上，雪橇辙印在轧得很结实的积雪上闪着柔和的光，辙印中央因混有许多马粪而略呈黄褐色；一个戴围裙的小贩在叫卖一把色彩鲜艳的小气球；房子的穹顶曲线柔和，粉末状的白霜使穹顶的镀金变得暗淡；公园里的杉树上，每根细小的枝条都镶上了白边；冬日里的车辆发出摩擦声和叮当声……顺便说一句，当你看着一张带照片的旧明信片（就像我为了让顽童般的记忆力多高兴一会儿而放在书桌上的这张），会想到俄国公共马车杂乱无序的情况，这多么奇怪呀。那些公共马车随时随地任意转弯，因此在这张涂色照片上你看不到现代常见的那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直线车流，只能看到蓝天下一辆辆四轮敞篷马车在梦幻般宽阔的大街上任意穿行，那蓝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空在远处自然地融进一片你已司空见惯的粉红色光晕之中。

我一直没能搞到塞巴斯蒂安出生的房子的照片，但是我很了解那所房子，因为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比他晚大约六年。我和塞巴斯蒂安为同父所生，父亲与塞巴斯蒂安的母亲离婚后不久就再婚了。奇怪的是，古德曼先生写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一九三六年出版，后面会详细提及）一书中竟只字未提这第二次婚姻。因此，读过古德曼那本书的读者一定会认为我这个人并不存在，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亲戚、一个唠唠叨叨的不速之客；可是塞巴斯蒂安本人在他最具自传性的作品（《丢失的财物》）中，却讲到了我的妈妈，说了一些好话——我认为妈妈受之无愧。塞巴斯蒂安去世后，英国报刊说他的父亲是在一九一三年的一次决斗中被杀的，这也不确切；事实上，父亲胸部的枪伤逐步好转，可是整整一个月之后他突然得了感冒，他的肺部尚未完全愈合，没抵挡住感冒的侵袭。

父亲是一个优秀的士兵，一个热心、幽默、情绪高昂的人，他生性爱冒险，不安于现状，而身为作家的塞巴斯蒂安正是遗传了这种性格特点。据说去年冬天在南肯辛顿的一次文学午餐会上，当人们聊起塞巴斯蒂安·奈特英年早逝的事时，一位著名的老评论家（我一向仰慕他的天才和学识）说：“可怜的奈特！他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用蹩脚的英语写作的乏味的人，第二阶段——用乏味的英语写作的心灰意冷的人。”这是一种恶意的嘲讽，其恶意不仅仅表现在一个方面，因为议论一个已故作家并对他的作品妄加评论简直太容易了。我相信，这位小丑回忆起那句玩笑话来是不会感到骄傲的；现在更是如此，因为他在评论塞巴斯蒂安·奈特几年前的作品时表现出了更大的克制。

然而，必须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虽然远非乏味，但缺少他的文风所具有的那种巨大的活力。我每次打开他的书，仿佛都能看见我父亲冲进屋子——父亲总是猛地推开门，一下子就扑向他想要的东西或他所爱的人，这是他特有的作风。我对父亲最初的印象总是伴随着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突然从地板上升腾起来，手中的玩具火车还有一半拖在地上，大吊灯的水晶挂件就垂在我的头旁边，险些碰着我。他会突然把我放下，就像把我提起来时那样突然，就像塞巴斯蒂安的散文体作品突然席卷读者，又让其惊恐地跌进下一个疯狂段落的欢快的突降描写[2]之中。还有，我父亲最爱说的一些俏皮话似乎也突然成了美妙的花朵，出现在奈特最典型的小说如《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或《有趣的山》之中。《有趣的山》可能是塞巴斯蒂安最好的作品，讲的是一个优美怪异的故事，总让我想起一个孩子在睡梦中大笑的情景。

我的父亲是在国外遇见弗吉尼娅·奈特的，据我所知是在意大利，那时他还是个年轻的近卫军士兵，正在休假。他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九十年代早期，与在罗马进行的一次猎狐活动有关，但这事我究竟是听妈妈说的呢，还是看见家庭照相簿上的几张褪色照片时下意识地想起来的呢，我实在说不好。父亲追求了弗吉尼娅很长时间。弗吉尼娅是一个有钱的绅士爱德华·奈特的女儿；关于爱德华·奈特我只了解这么一点点，但是从严厉任性的祖母（我还记得她的扇子、手套、冰冷苍白的手指头）强烈反对他们结合，并且在我父亲再婚后还不厌其烦地讲述她反对那段婚姻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奈特家族（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并没有达到俄国旧政权那些穿红高跟浅色靴子的宫廷贵族们所要求的标准（无论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也不能肯定父亲的第一次婚姻与他的军团的传统是否没有冲突——不管怎么说，他真正的军事业绩只是从对日战争[3]才开始的，那是在他的前妻离去之后。

我失去父亲的时候年纪还小；妈妈是在很晚的时候，在一九二二年，也就是在她接受最后一次手术前几个月，才把她认为我应该知道的几件事告诉了我，手术后她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幸福。那个妻子是个很怪的女人，无所顾忌，毫不安分——但不同于我父亲的那种不安分。我父亲的不安分表现在持续不断的追求，达到目的后才改换目标。而她的不安分则表现为半心半意的追求，变化无常，漫无目的，有时突然转向，远离目标，有时中途忘掉目标，就像你把雨伞忘在出租汽车上一样。她在某种程度上是喜欢我父亲的，至少可以说是一阵一阵地喜欢，而有一天她觉得自己可能爱上了另一个人（那人的名字我父亲始终没能从她嘴里打听出来），就突然离开了丈夫和孩子，就像雨点突然滑下山梅花的叶尖。刚才还承载着晶莹雨珠的叶片突遭遗弃，微微地向上颤动，这情景一定使我的父亲极度痛苦。我不愿意想象那天在巴黎一家旅馆里发生的事情：塞巴斯蒂安才四岁，由一位表情茫然的保姆照看着，父亲则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那种完全适合上演最惨的悲剧的特殊旅馆房间：一个擦得锃亮的停摆钟表（指针停留在两点差十分，活像涂了蜡的两撇胡子）罩在半圆形玻璃罩里，摆在令人厌恶的壁炉架上；一扇法国落地长窗，在窗玻璃和薄布窗帘之间有一只苍蝇乱飞；一张旅馆专用信纸，放在一叠多次使用过的吸墨纸簿上”。这是《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里的一句话，虽然从文本上讲它与那次灾难没有任何关系，但仍然保存了一个孩子对久远苦恼往事的回忆，那孩子在凄凉的旅馆里站在地毯上，无事可做，有的只是奇怪地扩展的时间，那错失的、无序扩展的时间……

远东的战事让我父亲得以参加一种快乐的活动，这种活动虽然没让他忘记弗吉尼娅，但至少帮助他重新找回了生存的价值。他那活跃的自我主义只不过是男性生命力的一种形式，因此与他的慷慨本性是完全一致的。在他看来，不要说自我毁灭，就是长久的悲伤也一定是件卑鄙的事，是可耻的退让。他在一九〇五年再婚时一定感到满足，因为他在与命运抗争中占了上风。

一九〇八年，弗吉尼娅又出现了。她是一个执著的旅行者，总是到处游历，无论是住小旅店还是豪华宾馆都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因为“家”对她来说不过是持续变动中的舒适场所而已。塞巴斯蒂安就是从她那里继承了对火车卧铺车厢和欧洲特快列车的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浪漫的深情，他喜爱“夜间蓝色灯罩下抛光面板发出的轻柔噼啪声、列车在朦胧中到达旅客猜测的车站时车闸发出的悲哀长叹声、雕花皮窗帘的向上滑动（随即露出了站台、推行李车的男人、奶白色圆形路灯罩以及一只围着它飞的白蛾）、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检测车轮发出的当啷声、列车进入黑暗时的滑动、一瞬间瞥见的景象——明亮的车厢里，一个孤独的女人在蓝丝绒座位上抚摸着旅行包里银光闪闪的东西”。

弗吉尼娅是在一个冬日乘坐北方快车来的，事先谁也没有通知；她派人送来一封措词唐突的短信，要求见她的儿子。当时我父亲正在乡下猎熊，我妈妈就悄悄地把塞巴斯蒂安带到了弗吉尼娅下榻的欧洲饭店，弗吉尼娅只准备在那里待一下午。就是在那里，在旅馆的大堂里，我妈妈见到了丈夫的前妻。她是一个苗条的女人，稍微偏瘦，大黑帽子下面露出一张微微颤动的小脸。她已把面纱撩到嘴唇以上准备亲吻她的儿子，而她刚接触儿子就潸然泪下了，仿佛塞巴斯蒂安那温暖而柔嫩的额头既是她悲伤的源头又是她悲伤的圆满终结。吻过孩子之后，她立即戴上手套，用非常蹩脚的法语给我妈妈讲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不着边际的事，关于一个波兰女人如何在餐车里试图偷她的梳妆包。讲完后，她把一小包紫罗兰糖塞进塞巴斯蒂安手里，对我妈妈神经质地笑了笑，就跟着给她提行李的搬运工走了出去。情况就是如此，第二年她就去世了。

据弗吉尼娅的表兄H·F·斯坦顿说，弗吉尼娅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漫游了整个法国南部，冒着酷暑去了旅游者足迹罕至的几个小镇，在一个地方只住上一两天——她很激动，很孤独（她已抛弃了她的情人），大概很不快活。人们会认为她是在逃避什么人或什么事，因为那些地方她都来回走了两趟；另一方面，了解她的情绪的人认为，她这样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是她惯常的不安分心态的最后表现，只不过更为夸张罢了。一九〇九年夏天，她在罗克布吕纳因心脏衰竭（勒曼氏症[4]）去世。她的遗体运回英格兰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她的家人早都死了；只有斯坦顿一个人在伦敦参加了她的下葬仪式。

我的父母生活得很幸福。他们的结合是平静而温柔的，丝毫没有受到我们家一些亲戚的风言风语的影响，那些亲戚私下议论说，我的父亲虽然是个满怀爱意的丈夫，但不时仍被其他女人所吸引。有一天，大约在一九一二年的圣诞节，父亲与他认识的一个非常有魅力而又缺心眼的姑娘一起走在涅瓦大街上，那姑娘无意中提到，她姐姐的未婚夫帕尔钦认识他的前妻。我父亲说他记得帕尔钦——他们是在比亚里茨[5]认识的，是在十年前，或者九年前吧……

“哦，可是帕尔钦后来也认识了弗吉尼娅，”那个姑娘说，“你明白吗，他对我姐姐承认，他和弗吉尼娅在一起生活过，在你们分手之后……后来弗吉尼娅在瑞士的什么地方把他甩了……真有意思，居然没人知道。”

我父亲平静地说：“好了，如果说这件事以前没有透露出去，那么十年之后人们就更没有理由开始议论它了。”

凑巧的是，就在第二天，不愉快的事发生了。我们家的一个好朋友别洛夫上尉漫不经心地问我父亲他的前妻是否真是澳大利亚人[6]——他可一直认为她是英国人。我父亲回答，据他所知，弗吉尼娅的父母曾在墨尔本住过一段时间，但她本人出生在肯特郡。

“……你为什么问这个？”我父亲追问。

别洛夫上尉闪烁其辞地回答，他的妻子参加了一个晚会或什么会，在那里听什么人讲了些什么……

“很遗憾，有些事必须叫停了。”我父亲说。

第二天早晨，他去拜访了帕尔钦；帕尔钦接待了他，故意表现得过分热情。帕尔饮说，他在国外待了多年，很高兴见到老朋友。

我父亲没有坐下，他说：“现在流传着一个卑鄙的谎言，我想你知道是什么。”

“嗨，亲爱的伙伴，”帕尔钦说，“我没必要假装不明白你的意思。很抱歉，人们一直在议论，可是咱们真的没有理由发脾气……咱俩曾经处于同样的困境，那不是任何人的错。”

“先生，既然这样，”我父亲说，“我的助手[7]会去拜访你的。”

帕尔钦是个傻瓜和无赖，我从妈妈告诉我的情况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妈妈讲得很生动，很直率，我在这里尽量保持这种风格）。但正因为帕尔钦是傻瓜和无赖，我才不明白像我父亲那样有身份的人为什么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满足——什么呢？维护弗吉尼娅的名誉吗？满足他自己报复的欲望吗？可是弗吉尼娅的名誉由于她的出走已丧失殆尽，不可挽回了；同样，我父亲的一切报复念头在他第二次婚姻的幸福岁月里应该早已失去诱惑力。或许只是因为重提一个人的名字，看到一个人的脸，看到一度驯顺的无脸幽灵被打上了个人印记这种突现的怪异景象？从各方面考虑，为了捕捉这种往昔的回声（回声常常不比狗吠好多少，无论叫喊者的声音多么纯正）而牺牲我们的家庭，给我妈妈造成痛苦，这样做值得吗？

决斗是在暴风雪中进行的，在一条冰冻小河的河岸上。我父亲和帕尔钦各自朝对方打了一枪，然后我父亲就脸朝下倒了，摔在雪地上铺的一件蓝灰色陆军斗篷上。帕尔钦两手颤抖着点燃一支烟卷。别洛夫上尉呼喊那些在远处大雪弥漫的公路上恭候的马车夫，叫他们过去。整桩野蛮事件持续了三分钟。

在《丢失的财物》中，塞巴斯蒂安讲述了他本人对那个一月份的阴郁日子的印象。他写道：“无论是我的继母还是家里其他人，谁都不知道将要出事。出事前一天，我父亲在吃晚饭时还隔着餐桌向我扔面包团呢。那天我整天都很郁闷，因为医生非让我穿讨厌的毛衣，所以父亲才想方设法逗我高兴，可是我皱起眉头，红着脸转过身去。晚饭以后，我们都坐在他的书房里，他一边抿着咖啡，一边听我继母讲我们的家庭女教师的事：女教师先让我的同父异母弟弟上床睡觉，然后又给他糖吃，这个做法很讨厌。我在屋子的另一头，坐在沙发上翻着《伙伴》报的版面：‘请关注这个令人紧张的故事的下一节。’这份报纸薄薄的大页面下部刊登了许多笑话。‘贵宾被人领着参观了学校：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射豆枪的豆粒。’快速列车隆隆地驶入黑夜，一个板球队的蓝色荣誉队员[8]挡住了恶毒的马来人掷向朋友的刀子……那个‘喧闹的’系列连载故事讲的是三个男孩的事：一个男孩会扭曲面孔，能转动自己的鼻子；第二个男孩会变魔术；第三个男孩会口技……一个骑马人腾空越过一辆跑车……

“第二天上午，我在学校做几何题，我们私下里把那题叫做‘毕达哥拉斯的裤子’，我做得一塌糊涂。那天上午天色是那么昏暗，教室里亮着灯，那种气氛总让我感到头嗡嗡响，很难受。下午三点半左右，我回到家里，身上有一种黏糊糊的肮脏感觉。平日我从学校回来总有这种感觉，现在我的内衣又毛茸茸地扎得慌，因此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我父亲的勤务兵正在大厅里抽泣。”

[1]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名，奥尔迦·奥列果夫娜·奥尔洛娃。

[2] bathos，指写作中从严肃到荒谬、从崇高到世俗的突然变化。

[3] the Japanese war，此处指Russo-Japanese War（日俄战争）系日俄两个帝国为争夺在远东的权益所进行的战争，以日军在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突袭驻旅顺口的俄国海军舰队开始，以两国在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签署《朴茨茅斯条约》告终。

[4] Lehmann's disease，据研究纳博科夫的学者Robert Cook考证，在医学文献上没有见到这样的专有名词。他认为作者是用同音字在玩文字游戏： Lehmann即Lem（m）an，即Leman。在中世纪英语中lemman、leman 均为“情人”之意，因此“勒曼氏症”暗含“情人症”（Lover's disease）之意。

[5] Biarritz，法国西南部比斯开湾沿岸一小城、度假地。

[6] 一七八七年至一八四〇年期间，英国曾把澳大利亚作为罪犯流放地，因此后来有一些英国人看不起澳大利亚人。

[7] seconds，此处指“决斗助手”。

[8] cricket Blue，特指剑桥大学的校队运动员，因身穿带有学校标志的深蓝色夹克而得名。

▇

古德曼先生在他那部粗制滥造、极度误导读者的著作中，用了几句措辞不当的话来叙述塞巴斯蒂安的童年，描绘了一幅荒谬可笑的画面。给一个作家当秘书是一回事，撰写一个作家的生平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写传记是出于一种欲望，想趁着新坟上的鲜花尚可用利润之水浇灌之时把自己的书投向市场，那么试图把商业的急功近利与详尽的研究、公平、智慧结合在一起，则更是另一回事了。我并不是要破坏任何人的名誉。我可以断言，仅凭一架噼里啪啦的打字机所产生的动力，就能让古德曼先生说出“把俄式教育强加给一个一向意识到自己血统中有丰富英国血脉的男孩子”，这样的断言绝不是诽谤。古德曼先生接着说：“这种外国影响给这个孩子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因此当他更成熟时，回忆起那些留着大胡子的农民、东正教象征物、俄罗斯三角琴的持续低音（这些取代了健全的英国教育），总会不寒而栗。”

我们不值得花时间去指出，古德曼先生对俄国环境的概念不符合实际，这么说吧，就像卡尔梅克人[1]对英格兰的概念不符合实际一样，卡尔梅克人认为英格兰是个黑暗的地方，那里的小男孩们被留着红胡子的校长鞭打致死。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塞巴斯蒂安是在知识分子的文雅氛围中长大的，这种文雅氛围把俄国家庭的精神高雅与欧洲文化的精粹结合在一起；无论塞巴斯蒂安本人对他记忆中的俄国往事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来没有降低到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的那么庸俗的程度。

我还记得比我大六岁的塞巴斯蒂安年少时在一盏壮观的煤油灯的温馨气氛里用水彩颜料快乐地乱画的情景；现在这盏灯仍在我的记忆中闪亮，它那粉红色丝绸灯罩似乎是塞巴斯蒂安用湿笔画就的。我看见自己那时有四五岁，踮着脚尖，伸着脖子，晃来晃去，想避开我哥哥不断移动的胳膊肘看一眼他面前的颜料盒；那黏稠的红色系颜料和蓝色系颜料被他的画笔蘸过多次，已少了许多，露出了搪瓷盒底，微微闪光。每次塞巴斯蒂安在锡制盒盖的内面调色时，总会发出轻微的碰撞声，他面前玻璃杯里的水就会变浑，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神奇色彩。他的深棕色头发剪得很短，露出了长在半透明的玫瑰红色耳朵上的一小块胎记。这会儿我已经吃力地爬上了椅子，可他还是没有注意我。我摇摇晃晃地一使劲，伸手去摸颜料盒里最蓝的色块，这时他才注意到我。他一晃肩膀，把我推开，但仍不转身，仍像往常那样不和我说话，对我还是那样冷漠。我记得我从楼梯的栏杆往下看，看见他正在上楼，那时他刚放学，穿着黑色校服，系着那条我特别渴望得到的皮带，他上得很慢，懒洋洋地，还费力地拖着黑白两色的书包；他拍打着栏杆，不时跨两三级楼梯，然后拉着栏杆把身子提上去。我撅起嘴唇，吐出一口白色的唾沫，唾沫往下掉啊，掉啊，却总是掉不到塞巴斯蒂安身上；我这样做并不是想惹他，而只是想让他注意到我的存在，然而这种伤感的努力从来没有奏效过。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们乡间住地的公园里，他骑着一辆低把手自行车沿着阳光斑驳的小路慢慢地滑行，让车蹬保持不动；我跟在他后面小跑，当他那双穿着凉鞋的脚踏下车蹬时，我就跑得快一点；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跟上咔哒—咔哒—嗞—嗞作响的后车轮，可他还是不理我，很快就把我甩在后面，我很无奈，仍然喘着粗气追着跑。

后来，他长到了十六岁，我是十岁，他有时会帮助我复习功课，他讲解的时候说话很快，很不耐烦，因此起不了什么作用；过了一会儿他就会把铅笔放进口袋，气呼呼地大步走出房间。在那个时期，他个子已经很高了，面色发黄，上嘴唇上方有一点发暗。他留着分头，头发光亮，他还在一个黑封皮练字本里写诗，并把本子锁进他的抽屉里。

有一次我发现了他放钥匙的地方（他房间里白色荷兰火炉近旁的一个墙缝），我打开了他的抽屉。那个练字本就在里面，还有他的一个同学的妹妹的照片、几枚金币、一小布包紫罗兰糖。那些诗歌是用英语写的。父亲去世前不久，我们曾在家里上过英语课，我虽然从来都没学会讲流利的英语，但在阅读和写作方面还是比较自如的。我模糊地记得，那些诗歌很浪漫，充满了黑玫瑰、星星及大海的呼唤，可是有一个细节很突出，我记得非常清楚：每首诗下面该签名的地方都画着一个国际象棋的黑色小棋子——“骑士”[2]。

我尽力把童年时代所见到的我哥哥的情况整理成一幅连贯的画面，比如说一九一〇年（那年我刚记事）到一九一九年（那年他去了英格兰）之间的情况。可是这个任务却无法完成。塞巴斯蒂安的形象不是作为我孩童时代的一部分出现的，因此无从选择也无法发展；他的形象也不是作为一系列熟悉的幻象出现的，而是作为几个明亮的片断进入我脑海的，仿佛他不是我们家的固定成员，而是一个偶然的来访者，穿过亮着灯的房间，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隐没在黑夜之中。我做出这样的解释，与其说是基于我年幼时没兴趣与一个做玩伴不够小、做导师不够大的人刻意发展关系的事实，不如说是基于塞巴斯蒂安惯常的冷漠态度，他从来不承认我对他的亲情，也从来不培育这种亲情，尽管我非常爱他。我或许可以描述他走路、嬉笑或打喷嚏的样子，但这些都不过是从电影胶片上剪掉的碎片，与基本的戏剧没有共同之处。而戏剧确实存在。塞巴斯蒂安永远忘不了他的母亲，也永远忘不了他的父亲是为母亲而死的。由于家里人从来不提他母亲的名字，反倒给充斥他年轻敏感心灵的那种记忆中的魅力增添了病态的吸引力。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清楚地回忆起他母亲没与父亲离婚时的情况；也许他还记得一点，并将其视为自己生命背景中一缕柔和的光。我也无法说明他在九岁时重见他母亲时有什么感觉。我妈妈说，他当时无精打采，一句话都不说，后来再也没提过那次令人悲伤的、没有尽兴的短暂会面。塞巴斯蒂安在《丢失的财物》中暗示，他对快乐地再婚的父亲有一种朦胧的愤恨，后来他得知了父亲进行那次致命决斗的原因，愤恨就变成了一种狂热的崇拜。

塞巴斯蒂安写道（引自《丢失的财物》）：“我对英格兰的逐渐了解，给我最亲切的回忆注入了新的生命……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我去欧洲大陆旅游了一趟，在蒙特卡洛宁静地住了两个星期。我记得那里是有个什么赌场，很多人在里面赌博，可是就算有的话，我当时也没注意到，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创作我的第一部小说——一个虚饰浮夸的故事；我高兴地说，那部作品遭到很多出版商的拒绝，他们的人数就跟我下一本书的读者人数一样多。有一天我出去散步，走了很远，发现了一个叫做罗克布吕纳的小镇。十三年前，我的母亲就是在罗克布吕纳去世的。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告诉我她去世消息的那一天，以及她下榻的小旅店的名字。那旅店名叫‘紫罗兰’。我问一个汽车司机是否知道这样一个旅店，他说不知道。后来我又问一个卖水果的小贩，他给我带了路。我终于来到一所浅粉色的别墅前，别墅的房顶砌着典型的普罗旺斯式圆形红瓦片。我注意到院门上画着一束紫罗兰，画得很差。这就是那所房子啦。我穿过庭院去跟女房主说话。她说她最近刚从原房主那里买下这所旅店，不了解过去的事。我请求她允许我在院子里坐一会儿。有一个老头从一个阳台上偷偷地看我，他身上凡是我能看见的部位都是赤裸的，但除他之外，周围没有别人。我在一棵大桉树下的蓝色长椅上坐下来，桉树的皮剥落了一半，这种树似乎总有这样的情况。随后，我尽量像我母亲当年那样审视这所粉红房子、这棵树以及这个地方的全貌。我感到遗憾，不知道哪个窗户是母亲住过的房间的窗户。从这所别墅的名字来判断，我能肯定那时候母亲眼前就有这么一个种着紫色三色堇的花坛。我设法让自己渐渐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那粉红色和绿色似乎在一瞬间闪烁起来，漂浮起来，就像透过一层薄雾看到的一样。我母亲的模糊身影出现了，她身材苗条，戴着大宽边帽，慢慢地走上台阶，台阶似乎化成了水。我突然听见啪啦一声，这才回过神来。原来是一个橘子从我膝盖上的纸袋滚落到了地上。我拾起橘子，离开了庭院。几个月之后，我在伦敦碰见我母亲的一个表哥。我们谈着谈着，我就说起我拜谒了母亲去世的地方。‘啊，’他说，‘可是她去世的地方是另一个叫罗克布吕纳的小镇，在瓦尔省[3]。’”

我好奇地注意到，古德曼先生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竟欣然评论说：“塞巴斯蒂安·奈特是那么热衷于事物的滑稽一面，那么不会关心事物的严肃核心，因此他想方设法取笑那些被人类其他成员理所当然地视为神圣的亲情，尽管他并非生性冷酷或玩世不恭。”怪不得这位严肃的传记作者在故事的每个要点上都与他的主人公格格不入呢。

由于已经说过的原因，我不打算有条不紊地连续描述塞巴斯蒂安的少年时代；假如塞巴斯蒂安是个虚构的小说人物的话，我一般会那样写的。假如那样的话，我会描述主人公从婴儿到青年的顺利发展过程，希望读者从中受到教育并得到消遣。可是如果我尝试用那种方法写塞巴斯蒂安的话，最终会写出“biographies romancées”[4]——那种迄今为止最糟糕的文学作品。所以，还是让那扇门关着吧，只从门下透出一线长长的亮光；让隔壁屋里的灯光也熄灭吧，塞巴斯蒂安已在里面安睡；让涅瓦河岸上那所美丽的橄榄绿房子逐渐消逝在蓝灰色的寒夜里吧，伴随着寒夜的是轻轻飘落的雪花，它们滞留在高耸的街灯那酷似月光的白光之中，洒在我父亲房间凸肚悬窗下的叠涩[5]人形的巨大四肢上，那两个大胡子人形正以阿特拉斯[6]之力支撑着窗户。我的父亲已经故去；塞巴斯蒂安在隔壁屋子里熟睡，或至少是像老鼠一样安静——我则躺在床上睡不着，凝视着眼前的一片黑暗。

大约二十年后，我专程去了一趟洛桑，寻找一位瑞士老妇人，她曾是塞巴斯蒂安的家庭教师，后来也教过我。她一九一四年离开我们的时候一定有五十来岁了；我们早就和她断了联系，所以一九三六年时我不能肯定她是否还健在，也没有把握能找到她。可我还是找到她了。我发现那些在俄国革命前曾在俄国做过家庭教师的瑞士老妇人有一个协会。正如带我去那里的那个很和善的先生所说，她们“生活在过去”，正安度晚年——这些女士大多已年老力衰——她们平时交流体会，争吵琐事，对旅居俄国多年回来后所发现的瑞士现状提出批评。她们的悲剧在于：在国外的那些年里，她们一直拒绝接受外国的影响（甚至连最简单的俄语单词都不学）；她们对周围环境有某种程度的敌意——我过去常听见老师哀叹自己流亡异乡，抱怨自己受怠慢遭误解，渴望回到美丽的祖国；然而这些可怜的流浪者回国之后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变了样的国家，成了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因此，由于情感作怪，俄国（对她们来说，俄国一直是个不可知的深渊，在令人窒息的小后屋有灯光的角落后面隆隆回响，小后屋的墙上挂着镶在珍珠相框里的家人合影和一幅有西庸古堡[7]风景的水彩画），那不可知的俄国，现在倒像一个失去的乐园，成了一个辽阔、模糊，但回想起来还是很友好的地方，住满了感伤的幻想人物。我发现老师耳朵很聋，头发已灰白，但还像以往那样健谈。她动情地拥抱我之后，便回忆起我童年的小事，可她讲的事要么完全走了样，让我失望，要么是我从来不记得的，让我怀疑是否真有其事。她不知道我妈妈早已辞世，也不知道塞巴斯蒂安三个月前去世了。顺便说一句，她甚至不知道塞巴斯蒂安是个大作家。她虽然泪流满面，情真意切，但似乎因为我又没和她一起哭而恼火。“你总是那么有自制力，”她说。我告诉她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塞巴斯蒂安的书，请她讲一讲我哥哥小时候的事。老师是在我父亲再婚后不久来到我家的，可是她对过去的事印象那么模糊，思绪那么混乱，竟谈起了我父亲的前妻（“cette horrible Anglaise”[8]），仿佛像了解我妈妈（“cette femme admirable”[9]）一样了解她。“我可怜的小塞巴斯蒂安，”她哭着说，“他跟我那么亲，对我那么好。啊，我还记得他张开小胳膊搂着我脖子的样子，他说：‘泽勒，除了你我谁都恨，只有你一个人懂我的心。’我记得那天我轻轻地打了他的手——une toute petite tape[10]——因为他对你的妈妈很不礼貌；他的眼神让我想哭，还有他的声音，他说：‘谢谢你，泽勒。我以后再也不那样了……’”

老师就这样讲了很长时间，我感到很别扭，很郁闷。我几次想转换话题，最后才成功——到那时候，我已经声嘶力竭了，因为她不知道把自己的号角状助听器放到哪里去了。后来她又谈到她的邻居，一个比她年龄还大的小个子胖女人，我刚才在过道里踫见过。“那个好女人耳朵很聋，”她抱怨说，“还是个可怕的撒谎的人。我能肯定她只教过杰米多夫[11]亲王夫人的孩子——从来没在那儿住过。”我离开时，老师喊道：“你写那本书吧，写那本有意思的书吧，把它写成童话，让塞巴斯蒂安当王子。被施了魔法的王子……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塞巴斯蒂安，你要小心，女人们会爱慕你的。他总是笑着回答：唔，我也会爱慕她们的……”

我从内心里感到尴尬。她咂着嘴唇亲了我一下，拍了拍我的手，又流下了眼泪。我瞥了一眼她那昏花的老眼、黯淡无光的假牙，瞥了一眼她胸前的石榴石别针，那别针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分别了。天正下着大雨，我感到既羞愧又恼火，我竟然中断了第二章的写作来做这次毫无意义的参拜之旅。有一个印象特别让我失望。她竟然没问我塞巴斯蒂安后来的生活，甚至没问他是怎么死的，一句都没问。

[1] Kalmuk，属蒙古民族，主要居住在俄国伏尔加河下游地区。

[2] Knight，即塞巴斯蒂安的姓氏“奈特”的原意。

[3] Var，法国东南部一省。

[4] 法语，小说化的传记。

[5] 在砖石建筑中逐层向外悬挑的砌筑方法。

[6] Atlas，希腊神话中的提坦巨人。在荷马的作品中，他似乎是一个海里的人物，支撑着分离天地的柱子。据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说法，阿特拉斯因参加过反主神宙斯的战争而受到惩罚，被判将天空高高举起。

[7] Chillion castle，瑞士最大的中世纪古堡，位于瑞士南部蒙特勒郊外、日内瓦湖畔。

[8] 法语，那个讨厌的英国女人。

[9] 法语，那个让人爱慕的女人。

[10] 法语，就那么拍了一下。

[11] Demidov，俄国一个显赫富有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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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妈妈决定带着我和塞巴斯蒂安逃离俄国，逃离危险。那时革命已进入高潮，边境都关闭了。她与一个专门组织难民偷渡国境的人取得了联系，达成的协议是：我们交一定的费用，先预付一半，然后他送我们去芬兰。火车开到边境之前，我们要在一个可以合法进入的地方下车，然后走秘密小路越过边境；由于那个寂静的地区常下大雪，因此那些小路倍加隐秘。就在火车之旅快要开始时，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妈妈和我——还在等塞巴斯蒂安，他那时正在勇敢的别洛夫上尉的帮助下推着行李从家来火车站。火车预定上午八点四十分开。都八点半了还没见塞巴斯蒂安的踪影。我们的向导已经上了火车，正静静地坐着看报；他事先告诫过我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当众和他说话。时间慢慢地过去，火车正准备启动，我感到麻木和惊慌，这种噩梦般的感觉一下子控制了我。我们知道，如果行动一开始就出了差错，那么按照职业传统，这个男人绝不会做第二次。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钱支付再逃一次的费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感觉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拼命咕咕作响。我想，火车还有一两分钟就要开了，那我们就得回到阴暗寒冷的阁楼去了（我们的房子几个月前已被收归国有），这个想法实在太可怕了。在来火车站的路上，我们曾从塞巴斯蒂安和别洛夫身边走过，他们两人推着装满沉重行李的手推车走在雪地上，脚下的雪咯吱咯吱地响。现在这个画面出现在我眼前，静止不动（我当时是个十三岁的男孩，想象力非常丰富），就像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东西永远定住了一样。我的妈妈两手揣在袖筒里，一绺灰白头发从羊毛头巾下翘了出来，她走过来走过去，每次经过向导的车窗时都力图捕捉他的眼神。八点四十五分，八点五十分……火车迟迟没动，可是汽笛终于响了，一股温暖的白烟飘过站台上的棕色积雪，与它自己的影子竞相追逐。就在这时候，塞巴斯蒂安出现了，他在奔跑，皮帽子的两个护耳在风中舞动。我们三个人手忙脚乱地爬上了正在启动的列车。过了好一会儿，塞巴斯蒂安才缓过劲来，他告诉我们，别洛夫上尉在路过以前的住房时被捕了，他自己则马上丢下行李，拼命朝车站跑。几个月后我们得知，我们可怜的朋友别洛夫和同时被捕的二十个人一起惨遭枪决，他是和帕尔钦肩并肩倒下的，帕尔钦死得同样英勇。

塞巴斯蒂安在他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可疑的常春花[1]》（一九三六年）里描写了一个偶尔出场的人物，这个人物刚刚从一个不知名的既恐怖又贫穷的国家逃出来。此人说：“先生们，关于我的过去，我能告诉你们什么呢？我生在一个冷漠地鄙视自由理念、权利观念、人类慈善习惯并野蛮地将它们定为非法的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时会有伪君子政府给国家监狱涂上一层比较好看的黄颜色，并大声宣告，它把那些为较快乐的国家所熟悉的权利给予人民；可是这些权利要么只有监狱看守才享有，要么就是含有某种隐秘的缺点，使它们比公开实行独裁制的国家所颁布的法令更让人痛苦……在那个国家里，人人都是奴隶，如果他们不是仗势欺人者的话；由于那个国家否认人的灵魂及相关的一切，它就认为对人施加肉体痛苦足以控制人性和引导人性……一种叫革命的事物不时发生，把奴隶变成仗势欺人者，又把仗势欺人者变成奴隶……先生们，那是一个黑暗的国家，一个地狱般的地方，如果说我一生中有什么信念的话，那就是：我永远不会放弃流亡的自由去换取那个邪恶的仿冒家园……”

由于这个人物的话里偶然提到了“大森林和白雪皑皑的平原”，古德曼先生立即推断，整段话与塞巴斯蒂安·奈特本人对俄国的态度是一致的。这是荒谬的误解；任何没有偏见的读者都应该清楚，这段引述的文字指的是各种专制政体的罪恶的总合，是想象出来的，并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国家或任何特定的历史事实。如果说我在讲塞巴斯蒂安如何逃离革命中的俄国这部分故事时附上了这段话，那是因为我想紧接着作点补充，权且借用他最具传记性的作品里的几句话。他写道（引自《丢失的财物》）：“我一向认为，世上最纯洁的感情之一就是被放逐的人对生养他的故土的思念之情。我本想展现他不断竭力搜索自己的记忆以激活和突显有关他的往事的幻象：那记忆中的蓝色群山和令人愉快的公路，那玫瑰随意生长的树篱和野兔奔跑的田野，那远处的教堂尖顶和近处的蓝铃花……可是因为这个主题已经被许多更有才智的作家表现过了，还因为我从心眼里不相信那些我感觉容易表达的东西，所以我绝不允许任何感伤的流浪者登上我的岩石——我的冷漠的散文体作品。”

不管这段话结尾如何，它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只有知道离开亲爱的祖国是什么滋味的人才能如此被怀旧的画面所吸引。我无法相信塞巴斯蒂安没有感受过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那种痛苦，无论我们逃走时俄国的状况有多么恐怖。总的来说，俄国曾经是他的家园，而且他也属于那种和蔼的、有善意的、温文尔雅的人中的一个，那些无辜的人只因自己的存在而被折磨致死或被迫流亡。我相信，他那年轻人的隐秘忧思、他对他母亲的祖国所持的浪漫激情——我补充一句，有些造作的激情——不可能排斥他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国度的真正钟爱。

我们悄悄混进芬兰以后，在赫尔辛基[2]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分成两路。妈妈按照一个朋友的建议带我去了巴黎，我在那里继续求学。而塞巴斯蒂安则去了伦敦和剑桥。他的母亲已给他留下宽裕的收益，因此他后来生活中虽遇到过很多烦心事，但绝不缺钱。他临走之前，我们三个人坐下来，按照俄国传统做了一分钟的默祷。我还记得妈妈的坐姿：她两手放在腿上，不停地转动着手指上我父亲的结婚戒指（她平常没事时就那样），她把父亲的戒指和自己的戒指戴在同一根手指上，父亲的戒指较大，她就用黑线把它和自己的戒指系在一起。我也记得塞巴斯蒂安的姿态：他穿着一套深蓝色西装坐在那里，跷着腿，轻轻地晃着脚。我先站起来，然后是他，然后是妈妈。他事先要我们答应不送他上船，因此我们就在那间粉刷过的房间里告别了。我妈妈在他低下的脸前很快地划了一个十字，过了一会儿，我们就从窗口看见他提着旅行包上了出租车，他弯着身子的样子是他与我们分别时的最后姿势。

我们很少得到他的消息，他的来信也不长。他在剑桥大学的三年里，只到巴黎来看过我们两次——不如说是一次，因为第二次是来参加我妈妈的葬礼的。我妈妈常和我谈起他，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那时她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接近人生的终点。是我妈妈给我讲了塞巴斯蒂安一九一七年的奇怪冒险经历，这件事我当时不知道，因为我正好到克里米亚度假去了。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塞巴斯蒂安与未来主义[3]诗人阿列克西斯·帕恩及其妻子拉丽萨交上了朋友，这对很怪的夫妇在卢加附近租了一个农舍，离我们的乡村庄园不远。阿列克西斯·帕恩是一个健壮的、爱嚷嚷的小个子男人，在他那些缺乏章法、意义含混的诗歌里隐藏着真正天才的微光。可是因为他挖空心思用一大堆冗余词语去震撼人们（所谓“下意识的咕哝声”[4]就是他发明的），所以现在看来他的主要作火是那么无，那么虚假，那么陈旧（超现代的东西有一种奇怪的能力，比其他东西更容易过时），因此至今只有几个学者还记得他的真正价值，他们欣赏他在文学生涯初期所翻译的英语诗歌，认为译文很美——其中至少有一首是文字传输的奇迹，那就是由他译成俄语的济慈的诗《无情的美人》。

于是在初夏的一个早晨，十七岁的塞巴斯蒂安不见了，他只给我妈妈留下一张便条，说要陪帕恩夫妇去东方旅行。起先我妈妈以为他是开玩笑（塞巴斯蒂安虽然常郁郁寡欢，但有时会搞出一些令人厌恶的玩笑，比如他曾在一辆拥挤的有轨电车上叫售票员给车厢另一头的一个姑娘送去一张匆匆写就的便条，上面确实是这样写的：我虽然只是个穷售票员，可是我爱你）；然而当我妈妈去拜访帕恩夫妇时，发现他们确实走了。过了些时候我们才知道，关于这次马可波罗式的旅行，帕恩的想法是：慢慢地往东走，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每到一地都安排一次“抒情的惊喜”，也就是说，租一个大厅（如没有大厅就租棚子），举行诗歌表演，获得的净利润就作为路上的花销，可以让他和妻子以及塞巴斯蒂安旅行到另一个城镇。我们始终不清楚塞巴斯蒂安起了什么作用，给了他们什么帮助，或承担了哪些责任，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只让他跟在身边，必要的时候让他去取东西，还要取悦拉丽萨，因为拉丽萨性情急躁，不是很容易安抚的。阿列克西斯·帕恩上台表演时通常穿一件晨衣，若是没有上面绣着的几朵大荷花，这服装倒是蛮合适的。他光秃的额头上画着一个星座（大犬座）。他用深沉的声音朗诵自己的诗作，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竟能发出那么大的声音，让人联想到一只小老鼠竟然造出了几座大山。在舞台上，拉丽萨坐在他的身边，她人高马大，穿着淡紫色衣裙，在那里钉扣子或补旧裤子；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她从来不为丈夫做这些事情。帕恩在朗诵两首诗的间歇里有时会跳一种节奏舒缓的舞蹈，这种舞把爪哇人弹琴的转手腕动作与他自己发明的有节奏动作结合在一起。举行过多次个人专场演出之后，他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之中——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他们的东方之旅在辛比尔斯克[5]就结束了，当时阿列克西斯待在一个肮脏的小旅店里，喝得烂醉，身无分文；爱发脾气的拉丽萨被关进了警察所，因为她打了一个好管闲事的官员一耳光，那官员曾对她丈夫的吵嚷天才表示不满。塞巴斯蒂安回家的时候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像他走的时候那样。我妈妈还说：“换了别的孩子，都会表现出不好意思，会因为干了这件傻事而羞愧。”可是塞巴斯蒂安谈起他的旅行就像谈论一件新奇有趣的事，仿佛他一直都是个冷静的观察者。他当初为什么参加那场可笑的表演，究竟是什么驱使他和那对怪异的夫妇交朋友，一直都是个谜（我妈妈认为他也许被拉丽萨迷住了，可是那个女人很平庸，年纪偏大，又强烈地爱着自己的怪人丈夫）。帕恩夫妇很快就从塞巴斯蒂安的生活中消失了。两三年后，帕恩在布尔什维克的环境里受到人为的吹捧，短时间走红，我想这应归咎于“极端政治与极端艺术有天然联系”这一（主要建立在混用术语基础上的）奇怪的观念。后来，在一九二二或一九二三年，阿列克西斯·帕恩用一副吊裤带自杀了。

“我一直感觉，”我妈妈说，“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塞巴斯蒂安。我知道他在学校里总得好分数，他读了很多书，让人惊喜，他有整洁的习惯，他每天早晨都要洗冷水澡，尽管他的肺不太壮实——这些我都知道，还知道很多别的事，可是他的本性我却抓不住。现在他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用英语给我们写信，我不由自主地想，他将永远是个难以理解的人——尽管上帝知道我花了多少心血善待这孩子。”

塞巴斯蒂安在大学第一学年结束时来巴黎看了我们，当时他的一副外国人打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穿着粗花呢上衣，里面是淡黄色套头毛衣。他的法兰绒裤子又肥又大，厚短袜松松垮垮，因为没用吊袜带。他的领带上的条纹过于鲜艳，而且不知出于什么奇怪的原因他把手帕放在衣袖里。他在大街上吸烟斗，还在鞋后跟上磕烟灰。他学来了一种新的站姿：背向壁炉而站，两手插进裤袋深处。他讲起俄语来总是小心翼翼的，说话只要超过几句，就讲起英语。他整整住了一个星期。

下次他再来，我妈妈已经不在了。葬礼过后，我们一起坐了很长时间。我一看见妈妈的眼镜孤零零地放在架子上，就哭了起来，浑身打颤，他就笨拙地拍着我的肩膀。他很和善，很愿意帮忙，但有些心不在焉，似乎他一直在想别的事。我们商量了一些事，他建议我去里维埃拉[6]，然后去英格兰；我那时中学刚毕业。我说我愿意留在巴黎从容地生活，我在巴黎有很多朋友。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也谈到钱的问题，他以惯常的漫不经心的方式说，他可以一直给我提供零花钱，要多少就给多少——我想他用了“tin”[7]这个词，但我不能肯定。第二天他要去法国南部。那天早上我们散了一会儿步。像往常一样，每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莫名其妙地不自在，时不时地要绞尽脑汁找话题。他也沉默着。临别的时候他说：“那么，就这样吧。如果你需要什么，就给我写信，寄到我在伦敦的地址。我希望你在索邦[8]取得成功，就跟我在剑桥一样。再有，尽量找到你喜欢的科目，然后坚持学下去——直到你厌烦为止。”他的深褐色眼睛闪着微光，“祝你好运，”他说，“再见吧。”——并用他在英格兰学到的柔和而刻意的方式握了握我的手。出于并非世俗的原因，我突然为他感到难过，并渴望说些真心话，一些能插翅飞翔的知心话，然而我想要的这些鸟儿却迟迟不来，它们后来才落到我的肩上和头上，那时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已不需要话语了。

[1] Asphodel，又名阿福花，生长在欧洲南部的一种百合类花卉。在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女儿珀尔塞福涅视其为圣花。冥府中长满常春花的地段是普通人灵魂的归宿。

[2] Helsingfors，即Helsingki，芬兰首都、港口城市。

[3] futurist，俄国艺术中的一个流派，始于一九一〇年前后，其宗旨是否定过去的艺术，创造未来的艺术。

[4] 原文为“submental grunt”。

[5] Simbirsk，俄国东部的城镇，在伏尔加河畔。

[6] Riviera，地中海边有名的度假区，多指法国的蓝色海岸地区。

[7] 英国旧俚语，意为“钱”。

[8] Sore-bone，用英语转写的法语Sorebonne，指巴黎大学，该校的核心为法国神学家索邦（Robert de Sorebon，1201-1274）于一二五九年间创立的索邦神学院。另外，Sore-bone又有“酸痛的骨头”之意，为讲话者的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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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写本书的时候，塞巴斯蒂安已经去世两个月了。我虽然很清楚他是多么不喜欢我变得伤感，可是我仍情不自禁地要说，我一生中对他的爱戴（不知为什么这种爱戴总是遭到破坏或受到阻碍）现在突然有了新的生命，带有如此炽热的感情力量，因此我的其他情感事件都变成了忽隐忽现的剪影。在难得的几次见面中，我们两人从来没有讨论过文学。现在，当人类死亡的奇怪习惯使我们不可能再进行交流时，我却十分后悔，后悔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多么喜欢他的书。事实上，我发现自己常常无奈地想，不知他生前是否知道我读过他的书。

可是实际上我对塞巴斯蒂安都了解些什么呢？我虽然可以写两个章节，讲一讲我能回忆起的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点往事——可是再往下写什么呢？在计划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认识到，必须做大量的研究，把他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事挖掘出来，然后把这些片断与我内心对他性格的了解熔铸为一体。我内心对他的了解？是啊，这是我所拥有的东西，我的每根神经都能感觉到它。我越琢磨它，就越感到自己手里还有一个工具：当我想象他的一些行为时（这些行为我是在他去世后才听说的），我能肯定，如果自己处在相同的情况下也会像他一样行事的。有一次我恰好看见两兄弟打网球，他们都是网球冠军；他们两人击球的动作完全不同，其中一人的技术比另一人要好得多；可是当他们满场奔跑的时候，他们动作的基本节奏完全一致，所以假如能描绘这两个系统的话，肯定会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图形。

我敢说塞巴斯蒂安和我也有某种共同的节奏；这大概可以解释我追溯他的生活轨迹时为什么突然有“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如果说我对于他的行为所问的许多“为什么”全是未知数X的话（他的情况经常如此），那么我现在常常发现，这些X的意思会在我写的这句话或那句话里下意识的措辞当中显露出来。我并不是说我也有他那样丰富的头脑或任何一方面的天才。我和他差得远呢。我总认为他的天才是一个奇迹，与我们两人在童年的相近背景中可能经历过的任何确知的事情都没有关系。我可能也见过他所见过的事，也记得他所记得的事，但是他的表达能力与我的表达能力却大不一样，正如贝希斯坦钢琴[1]的乐音与婴儿叽叽呱呱的叫声有天渊之别那样。假如他还在世的话，我绝不会让他看见这本书的一字一句，我怕他看见我用蹩脚的英语写作会难过地皱起眉头。他会皱眉头的。我也不敢想象，他若得知他的弟弟（其文学经验不过是偶然给一家汽车公司做过一两次英语笔译而已）在决定为他写传记之前按照一家英语杂志的热情广告去学习“当作家”的课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啊，我承认我去学了那个课程——不过我并不后悔。那位收了合理的费用、准备把我培养成为成功作家的先生，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教我怎样佯装无知，怎样表现文雅，怎样口气强硬，怎样说话干脆；如果说事实证明我是个糟糕的学生——尽管他心太好了，不肯承认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被他寄给我当范文的短篇小说的完美光彩迷住了，他用这篇小说来说明他的学生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而且还能卖钱。这篇小说主要描述了一个爱低声吼叫的邪恶的中国人、一个有浅绿褐色眼睛的勇敢的姑娘，还有一个被人招惹时手指关节就变白的沉默寡言的大个子男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件隐秘的事能说明我对写传记的任务如何缺乏准备，说明我的怯懦如何驱使我走向极端的话，我是不会在这里提到它的。当我终于拿起笔的时候，我已经镇定下来，准备面对必然要发生的一切，换句话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写。

这件事还暗含着另一个小寓意。假如塞巴斯蒂安当初只是为了好玩，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他很喜欢这样的娱乐），而学了同类函授课程，他会成为一个比我不知要糟糕多少倍的学生。假如叫他像“每个人”先生[2]那样写作，他会写得谁的都不像。我现在甚至无法仿效他的写作方法，因为他的散文写作方法就是他的思维方法，是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空白；你无法模仿空白，因为你必须用这样那样的方法去填补空白，——并在此过程中抹掉空白。可是当我在塞巴斯蒂安的书里找到关于情绪或印象的某个细节时（这细节让我立刻想起我们两人在一个特定地点曾不约而同注意到的某种灯光效果），我感觉我们两人在心理上确实有某些共通之处，尽管我连他的天才的脚指头都够不着；这种心理上的共通之处会帮助我解决困难的。

我既然有了工具，就必须利用它。塞巴斯蒂安去世后，我的第一个责任是清理他的遗物。他把一切东西都留给了我，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指示我烧掉他的某些文件。这封信措辞含混，所以我起初以为他指的是作品的初稿或要扔掉的手稿，可是我很快发现，除了夹在其他文件中的几张散页之外，他本人早就把那些稿子销毁了。因为他属于罕见类型的作家，这类作家知道，除了完美的成就——印刷的书以外，什么都不应该留下；他们知道书的实际存在与它的幽灵——粗陋的手稿的存在是不协调的，手稿炫示了书中不完美的方面，就像一个爱报复的鬼魂把自己的脑袋夹在胳膊底下；他们知道由于这个原因绝不能让工作间里的杂物留存下来，不管那些东西有多少感情价值或商业价值。

当我平生第一次去看塞巴斯蒂安在伦敦橡树园公园路三十六号的小公寓时，心里空落落的，有一种把约会推迟得过晚的感觉。三个房间，一个冰凉的壁炉，一片寂静。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没怎么在那里住，也不是在那里去世的。衣橱里挂着六套西装，大部分是旧的；一刹那间，我得到一种奇怪的印象，仿佛他的身体僵硬地幻化成了好几个，成为一系列有着宽阔肩膀的身影。我曾见过他穿那件褐色上衣；我摸了摸那衣服的袖子，但它是软耷耷的，对这种唤醒记忆的轻柔呼唤没有任何反应。那里还有几双鞋，它们曾走过许多英里的路，现在已走到旅途的尽头。有几件叠好的衬衫，衣领朝上放在那里。这些沉默的物品能告诉我塞巴斯蒂安的什么呢？他的床。床上方象牙白色的墙上挂着一小幅有点裂纹的旧油画（画着泥泞的道路、彩虹、好看的小水洼）。这是他睡醒时第一眼就看到的东西。

我环顾四周，卧室里所有的东西仿佛因为冷不防被我撞见而刚刚跳回原位，现在才慢慢地与我对视，想看看我是否注意到了它们刚才出于负罪感而表现出的惊慌。特别是靠近床的那张盖着白色罩子的单人矮沙发，更是这样；我琢磨它刚才偷了什么东西。然后我摸索矮沙发褶皱的缝隙，它们似乎不愿意让我摸；我从中找到一块硬东西，原来是枚巴西坚果。矮沙发重新抱起双臂，恢复了神秘莫测的表情（可能是蔑视和自尊的表情吧）。

卫生间。玻璃架子上没有多少东西，只有一个上部印着紫罗兰图案的空爽身粉盒孤零零地立着，映在镜子里活像一幅彩色广告。

随后我察看了两个主要房间。很奇怪，餐厅竟然缺乏个人色彩，与人们就餐的所有地方一个样——也许因为食物是把我们与周围滚动的物质的普遍混乱状况联系起来的主要环节吧。玻璃烟灰缸里确实有一个烟头，但那是一个房产经纪人麦克马斯先生留下的。

书房。在这里，你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后花园或公园，看见变暗的天空，看见几棵榆树而不是橡树，尽管这条街的名称让人认为有橡树。一个没有靠背和扶手的皮面长沙发占据了屋子的一头。几个书架上摆满了书籍。书桌。上面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支红铅笔、一盒曲别针——这书桌看上去闷闷不乐，冷漠疏远，可是那盏放在西面边缘的台灯倒很可爱。我摸到了台灯的脉搏，那蛋白石做的球体便逐渐亮了起来：这轮神奇的月亮曾见证过塞巴斯蒂安那只来回移动的苍白的手。现在我开始办正事了。我拿起他遗赠给我的钥匙，打开了书桌的几个抽屉。

我先挑出两捆信件，上面有塞巴斯蒂安潦草的字迹：“待销毁”。有一捆信每封都折叠得很严密，我无法看到里面的内容；信纸呈蛋皮般的浅蓝色，有深蓝色的边。另一捆里信纸颜色不一，上面有纵横交错的女人笔迹，笔道很粗，很潦草。我不禁猜测这是谁的笔迹。一刹那间，我内心激烈地斗争起来，我真想仔细察看那两捆信件，可是又竭力抵制这种诱惑。遗憾地说，我好人的一面占了上风。可是当我把这些信放在壁炉炉栅上烧的时候，有一页浅蓝色信纸散落下来，在火焰的酷刑下向后弯曲，就在摧毁性的黑色爬满它之前，有几个字在火光中完全显露出来，然后跌落下去，一切都结束了。

我疲倦地坐到一张单人沙发上，思索了一会儿。我刚才看见的字是俄语，是一个俄语句子的一部分——实际上，这几个字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别以为我想从这偶然的火光里发现小说家构思情节的粗浅意向）。它们的字面意思译成英语是“您的方法总要找到……”——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这几个字的意思，而是它们是用我的母语写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她是谁，那个给塞巴斯蒂安写信的俄国女人，她的来信塞巴斯蒂安一直收藏着，并放在克莱尔·毕晓普的来信旁边——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感到困惑不安。现在壁炉又漆黑冰凉了。从壁炉旁的沙发上，我可以看见书桌上那盏台灯的美丽光芒，可以看见敞开的抽屉里满出的纸张的明亮白色。有一大页纸孤零零地躺在蓝色地毯上，半边在阴影里，由于光线投射是有局限的，恰好把它沿对角线分成了明暗两半。一刹那间，我仿佛看见一个浑身透明的塞巴斯蒂安坐在书桌旁边；或者不如说我想起了那段描述他寻找罗克布吕纳镇却找错了地方的文字：也许他更喜欢在床上写作吧？

过了一会儿，我继续干我的正事，检查那几个抽屉里的东西，并把它们大致分类。抽屉里有许多信件。我把这些信放在一边，准备以后浏览。在一本颜色花哨的书里有许多剪报，封面上有一只令人生厌的蝴蝶。剪报里没有一篇是评论他自己的作品的：塞巴斯蒂安太自负了，不屑于收集那些评论；就是偶然得到那样的剪报，他的幽默感也不允许他耐心地把它们贴起来。尽管如此，那里还是有一个贴着剪报的册子，里面所有的剪报都是关于一些发生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和环境里的奇怪事件或梦幻般荒唐的事件（我后来在空闲时仔细阅读它们才发现的）。我还发现他赞成使用混合隐喻，因为他可能认为混合隐喻与那些事件同属朦胧的噩梦类型。我在一些法律文件中间找到了一小片纸，上面有他写的一个故事的开头——只有一句话，半截停了，不过这倒让我有机会观察塞巴斯蒂安写作过程中的奇怪做法：他修改了文字以后从来不划掉原来的字。举个例子，我碰到的短句是这样写的：“由于他是个睡得很沉睡得很沉的人，罗杰·罗杰森，老罗杰森买了老罗杰斯买了，那么害怕自己睡得很沉，老罗杰斯那么害怕错过明天。他是一个睡得很沉的人。他很怕错过了明天的事荣光早班火车荣光所以他买回家一个那天晚上买回家不是一个而是八个大小不同、嘀嗒声强度不同的闹钟九个八个十一个大小不同的闹钟嘀嗒响这些闹钟九个闹钟正如猫有九条他把闹钟放在闹钟使他的房间看上去像一个”

很抱歉，句子到此为止。

在一个巧克力糖盒里有些外国硬币：法郎、马克、先令、克朗——以及它们的小面值零币。几支自来水笔。一块未经镶嵌的东方紫水晶石。一个橡皮圈。一个长玻璃瓶，里面有药片，是治头疼、神经失常、神经痛、失眠、噩梦、牙疼的。治牙疼的说法似乎不可信。一个（一九二六年的）旧笔记本，里面全是过时的电话号码。许多照片。

我原想会在照片里找到很多女孩子的形象。你们知道那种女孩子——在阳光下微笑，夏天拍的快照，法国人的光与影的技巧，穿着白衣在人行道、沙滩或雪地上微笑——可是我错了。我从一个有塞巴斯蒂安简略字迹“H先生”的大信封里抖落下来二十四五张照片，都是同一个人的，展现了他人生的不同阶段。第一张照片是一个又穷又脏的圆脸小男孩，穿着不合身的水手服；下一张是一个戴着板球帽的丑男孩；再下一张是一个有着短粗鼻子的青年，等等，等等；最后才看到一系列已成年的H先生的照片——令人厌恶的、像牛头犬的那种男人，而且越来越胖，背景有摄影室的布景，也有真正的前花园。我不经意间看到其中一张照片附有一张剪报，才明白这个男人是个什么人。剪报写道：

“创作小说化传记的作家征求男士照片，要求此人有精干的外表、朴素、沉稳、不饮酒，最好是单身汉。将在上述作品中有偿使用其童年、青年和成年时的照片。”

塞巴斯蒂安始终没有写那本书，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可能还在考虑写，因为最后一张显示H先生高兴地站在崭新的小轿车旁的照片注明的日期是“一九三五年三月”，而仅仅过了一年塞巴斯蒂安就去世了。

我突然感到疲倦和伤心。我很想看看与他通信的那位俄国女人的面容。我很想看看塞巴斯蒂安本人的照片。我想看很多东西……然后，我随便环视了一下房间，突然看见书架上方的阴影里有两张镶着镜框的照片。

我站起来仔细察看。一张是放大的快照，上面是一个被剥光上衣的中国人正被粗暴地斩首；另一张是平庸的摄影作品，上面是一个头发拳曲的小孩在和小狗嬉戏。塞巴斯蒂安把这样两张照片并列悬挂在一起，他的欣赏情趣令我生疑，不过他既然收藏它们并挂出来，大概自有道理。

我还扫视了一下书架上的书；数量很多，摆放零乱，而且种类繁多。可是有一层的书比其他层的要整齐些，我注意到了以下一系列书，它们在一瞬间似乎组成了一个模糊的乐句，竟然很熟悉：《哈姆雷特》、《亚瑟王之死》[3]、《圣路易斯雷的桥》[4]、《化身博士》[5]、《南风》[6]、《带狗的贵妇》[7]、《包法利夫人》、《看不见的人》[8]、《追忆似水年华》、《英语－波斯语词典》、《特丽克西故事的作者》[9]、《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尤利西斯》、《买马琐言》[10]、《李尔王》……

这旋律发出轻微的喘气声，然后逐渐消逝。我回到书桌旁，开始清理我刚才放在一边的信件。这主要是些公务信件，我觉得我有权利仔细阅读。有些信与塞巴斯蒂安的职业没有任何关系，其他的则有关系。这些信头绪很乱，提到的很多事我一直看不明白。只有几封来信，由于塞巴斯蒂安保留了自己去信的副本，所以才能读懂，例如我了解到他与他的出版商就某一本书所长期进行的激烈对话的过程。还有，唯独在罗马尼亚，有一个爱挑剔的人闹着要求另一种选择权……我还了解到塞巴斯蒂安的书在英格兰和英联邦的几个自治领的销售情况……并不特别好——但至少有一本书的销量完全令人满意。有几封信是友好的作家寄来的。有一个仅写过一部名作的温和作家，（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批评塞巴斯蒂安是“Conradish”[11]，并建议他在以后的作品中去掉“con”，只培育“radish”[12]——我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主意。

最后，在这捆信的最下面，我看到了我妈妈和我自己给他写的信，放在一起的还有塞巴斯蒂安的一个大学本科时的朋友写的几封信；我费力地打开这些信纸（要知道旧信是不愿意被人打开的），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下一个猎场应该是哪里了。

[1] Bechstein，德国名牌钢琴。

[2] Mr. Everyman，英国中世纪道德剧《每个人》中的主人公，作为人类的代表。

[3] Le Morte d'Arthur，系英国作家托马斯·马洛礼所著的小说。

[4]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系英国作家桑顿·怀尔德所著的小说。

[5] Doctor Jekyll and Mr. Hyde，系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所著的小说。

[6] South Wind，系英国作家诺曼·道格拉斯所著的小说。

[7] The Lady with the Dog，系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所著的小说。

[8] The Invisible Man，系美国作家拉尔夫·艾里森所著的小说。

[9] The Author of Trixie，系英国作家威廉·凯恩所著的小说。

[10] About Buying a Horse，系英国作家弗朗西斯·考利·伯南德所著小品文集。

[11] 康拉德派，由英国小说家、现代主义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的名字派生而来。

[12] 小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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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奈特上大学的那几年并不快乐。肯定地说，他很喜欢自己在剑桥大学发现的很多东西——事实上他见到这个梦寐以求的国家，闻到它的气息，触摸到它的脉搏，起初是非常激动的。一辆真正的双轮双座马车从火车站拉着他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这辆马车先前似乎特意在那里等着他，拼命坚持着不肯消亡，直等到那个时刻；过后它才快乐地消逝，与不再时兴时的连鬓胡子[1]和不再使用的大铜分币为伍去了。街上的融雪湿漉漉的，在薄雾般朦胧的黑暗中闪亮；它让旅人期待一杯浓茶和一炉旺火，因此融雪与浓茶旺火形成了对照，构成了一种和谐，不知怎的它对这种和谐已心领神会。几个钟楼大钟发出清脆的声音，一会儿响彻小城上空，一会儿又此起彼伏回荡在远方，钟声以一种奇特的、非常熟悉的方式与报贩的高调叫卖声混合在一起。他走进“大庭院”庄严的幽暗之中，看见许多穿长袍的人影在雾中穿行，看见走在他前面的搬运工的礼帽上下扇动，此时他觉得自己不知为什么体察出了每一种感觉，他闻到了潮湿的草皮发出的有益健康的难闻气味，听到了脚踏石板时响起的古老浑厚的声音，抬头看见了深色墙壁的模糊轮廓——他感受到了一切。这种兴高采烈的特殊感觉大概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也有一种东西掺杂在里面，后来甚至成了主宰。塞巴斯蒂安大概是怀着一种无奈的惊诧（因为他先前对英格兰期望过高）下意识地认识到，无论这新环境如何以聪明的、令人愉快的方式来支持他的旧梦，他本人，或者说他身上最宝贵的部分，仍会像以往那样感到孤独无望。塞巴斯蒂安生活的基调是独处，命运越是仁慈地用令人赞叹的手段仿造出他想要的事物，力图让他感觉舒适自在，他就越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适应这种情势——不能适应任何一种情势。他终于彻底明白了这一点，并开始严格地培养自我意识，仿佛自我意识一直是某种罕见的天才或激情；只是在这时候，塞巴斯蒂安才从自我意识的巨大增长中得到了满足，他不必再为自己不善交际的尴尬性格而担心——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显然，他起初很紧张，害怕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更糟糕，害怕自己在做应该做的事时方法笨拙。有人告诉他，应该把学术帽的四个硬角折断，或干脆撕掉，只留下柔软的黑布。他刚这样做了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最糟糕的“本科生”的庸俗境地，并发现最完美的情趣是：对自己戴着的学术帽和穿着的长袍采取毫不在意的态度，让它们显得无足轻重，否则它们就敢对你施加影响。人家还告诉他，无论天气怎样都忌讳使用大檐帽和雨伞，因此塞巴斯蒂安虔诚地让雨水淋湿自己，并患上感冒，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一个叫D·W·戈吉特的人才不这么做了。戈吉特是个快乐、轻率、懒惰、随和的人，以爱吵闹、穿戴雅致和说话风趣著称，他冷静地戴着宽边帽拿着雨伞到处转。十五年后我访问剑桥大学时，塞巴斯蒂安在三一学院时最好的朋友（现在是著名学者）告诉了我这些事，我说：大家好像都带着——“对呀，”他说，“戈吉特的雨伞已经繁育了后代。”

“请告诉我，”我说，“球类运动怎么样？塞巴斯蒂安擅长打球吗？”

我的信息提供人笑了。

他回答：“很遗憾，我和塞巴斯蒂安都不大喜欢那类运动，我们只是打一点网球，不太激烈，是在湿软的绿草场上打，最差的地块上还长着一两朵雏菊呢。我记得他的网球拍是价格非常贵的那种，他的法兰绒球衣很合身——他看上去总是很整齐，很帅气；可是他发球却像女人那样轻轻地拍，而且他满场子跑但一个球都打不着。我比他也好不了多少，所以我们两人打球其实主要是把潮湿的绿球拾回来，或者是扔回给旁边场地上的球员——这些都是在连绵细雨里做的。是啊，他在球类方面绝对差。”

“他觉得沮丧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事实上，第一个学期他总为自己在这些方面不行而感到自卑，整个学期都没过好。可怜的塞巴斯蒂安第一次遇见戈吉特——那是在我的房间里——就大谈网球，最后戈吉特问他网球是不是用棒子打的。这倒让塞巴斯蒂安松了一口气，因为他认为戈吉特（他一开始就喜欢他）也不大会打球。”

“戈吉特不会吗？”

“哎呀，他可是橄榄球队的蓝色荣誉队员，可是，他也许不大喜欢草地网球。不管怎么说，塞巴斯蒂安很快摆脱了打球情结。总的来说——”

我们坐在灯光暗淡、有橡木护墙板的房间里，沙发很矮，我们能轻易地拿到那些谦恭地立在地毯上的茶具；塞巴斯蒂安的幽灵似乎在我们周围盘旋，闪烁的火光映在壁炉的黄铜圆球上。这位信息提供人对塞巴斯蒂安了解得那么深，因此我认为他说得很对，塞巴斯蒂安有自卑感是因为他总要表现得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虽然从未成功，但仍不断努力，直到最后才认识到，让他误入歧途的不是这些外部的东西，也不是使用时髦俚语的言谈习惯，而是这样一个事实：他总要成为别的人，努力像别的人那样行事，而他的天性却注定他要孤独地固守自我。

尽管如此，塞巴斯蒂安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本科生。冬天的早晨，他穿着棕色晨衣和轻便旧帆布鞋，拿着肥皂盒和盥洗用品袋，悠闲地走到拐角处的“洗浴室”去。他在餐厅里吃早饭，那里的稀饭就像“大庭院”上方的天空那样灰白单调，橘子酱的颜色跟“大庭院”墙上蔓生植物的颜色一模一样。他骑上他的“手推自行车”（信息提供人是这样叫的），把长袍往肩上一撩，蹬着车去这个教室或那个教室。他在“皮特楼”吃午饭（据我所知，那是个类似俱乐部的地方，墙上大概挂着与马有关的照片，年纪很老的侍者们总是给客人说同一个谜语：浓汤还是清汤？）。他常常玩墙手球[2]（不管那是什么），或者另一种乏味的游戏，然后和两三个朋友一起喝茶；他们吃着小圆烤饼，抽着烟斗，谈着话，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开别人没说过的话题，因此谈得很不顺利。正餐之前可能还有一两节课，然后又去餐厅。那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地方，我的信息提供人带我去看了一下。当时有服务员在里面扫地，那扫帚好像就要挠着亨利八世那又白又胖的腿肚子了[3]。

“塞巴斯蒂安坐在哪里？”

“在那头，靠着墙。”

“可是怎么到那儿去呢？这些桌子好像有几英里长。”

“他总是先登上外侧的长椅，从桌子上走到另一边。虽然有时会踩着盘子，可这是常用的方法。”

塞巴斯蒂安吃过正餐之后，通常要回自己的房间，或者和几个不爱说话的伙伴一起去市场里的小电影院，那里会上演美国西部片，或者演查理·卓别林两腿僵直快步离开大个子坏人并在街角滑倒。

塞巴斯蒂安这样过了三四个学期之后，突然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他不再去享受那些他认为应该享受的东西，而是不动声色地转向了他真正关注的事情。从表面看，这一变化的结果是，他逐渐脱离了学院生活的节奏。他不见任何人，除了我的信息提供人以外。这位朋友大概是塞巴斯蒂安一生中唯一能与之坦诚相见、自然交往的人——这是一种美好的友谊，我很理解塞巴斯蒂安，因为这位安静的学者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他是我想象中最优秀、最和善的人。他们两人对英国文学都很感兴趣，而且这位朋友那时已在计划他的第一部作品《文学想象的法则》了。两三年之后，他因这部作品获得了蒙哥马利奖。

“我必须承认，”塞巴斯蒂安的这位朋友说，一面抚摸着一只皮毛柔软、眼睛灰绿色的蓝猫，那猫不知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舒服地躺在他的大腿上，“我必须承认，在我们友谊的那个特殊阶段里，塞巴斯蒂安让我痛苦。我在教室里见不到他，就会去他的房间，发现他还没起床，像一个熟睡的孩子蜷缩在床上，可他是在郁闷地抽烟，他那皱巴巴的枕头上全是烟灰，垂到地板的床单上全是墨水点。我欢快地和他打招呼，他只是哼一声，甚至不屑于变换一下躺的位置；我在他周围转了转，确定他没有病，就去吃午饭了。等我再回去看他时，我惊奇地发现他侧身朝着另一边躺着，还用一只拖鞋当烟灰缸。我提议给他弄点吃的来，因为他的食橱总是空的。我很快给他拿来一把香蕉，他就像猴子一样欢呼起来，马上说出一连串关于人生、死亡和上帝的晦涩恶语，以此来惹我生气；他特别喜欢说这样的话，因为他知道我会因此而恼火——尽管我从来不相信他真是那样想的。

“大约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终于穿上晨衣，趿拉着鞋走进起居室，蜷缩在壁炉前挠头皮，我会厌恶地离开他。第二天我坐在租住的房子里工作时，会突然听见嗵嗵嗵踩踏楼梯的声音，塞巴斯蒂安会蹦着跳着进屋来，非常干净，神清气爽，激动无比，手里拿着刚写完的诗稿。”

我相信，所有这些都很符合塞巴斯蒂安这类人的特点，而有一个小细节让我特别觉得惋惜。看来塞巴斯蒂安的英语虽然很流利，很地道，但绝对是外国人说的英语。遇上以字母“r”开头的词，他发的［r］音成了刺耳的打嘟噜声；他还常犯一些奇怪的错误，例如：“我抓住了感冒”，又如：“那家伙是有同情心的”——其实他的意思无非是：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塞巴斯蒂安读“interesting”[4]或“laboratory”[5]这样的词时常读错重音。他念错“Socrates”[6]或“Desdemona”[7]这样的人名。虽然经人纠正后他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他确实因为自己对某些字的读音没把握而感到非常沮丧；当他偶然念错了字，以至于说的话让理解力差的人听不懂时，他的脸会涨得通红。在那些日子里，他写英语的能力比说英语的能力好得多，但是他写的诗里仍然有些不大明显的非英语成分。这些诗我没有一首能读懂。的确，他的这位朋友认为也许有一两首……

塞巴斯蒂安的朋友把小猫放到地上，然后开始在一个抽屉里翻找文件，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拿出来。“也许在我姐姐家的哪个箱子里吧，”他含混地说，“可是我甚至不能肯定……像那样的小东西最容易被忘掉，再说啦，我知道塞巴斯蒂安会因为它们找不到而拍手称快的。”

“顺便问一句，”我说，“从气象学的角度讲，你所讲的过去那个时候好像气候很潮湿，让人忧伤——事实上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那是个阴冷的二月天）。告诉我，难道这里就没有暖和晴朗的时候吗？塞巴斯蒂安本人不是在哪本书里提到过一条美丽的小河沿岸那些‘像粉红色蜡烛架一样的高大栗子树’吗？”

对啊，我说得对，剑桥几乎每年都有春天和夏天（那神秘的‘几乎’两字特别让人高兴）。是啊，塞巴斯蒂安很喜欢懒洋洋地躺在一艘方头平底船上，在剑河里漂荡。可是他最喜欢的活动还是在黄昏时分沿着一条小路绕着草地骑自行车。在草地上，他会坐在一个栅栏上，看着一缕缕浅红鲑鱼色的云彩在灰白的晚空中变成单调的黄铜色，同时进行思考。思考什么呢？他是在想那个仍然把柔软的头发编成辫子的伦敦东区姑娘吗？他有一次曾跟着她穿过公地，冒昧地接近她，亲吻了她，以后再没见过她。他是在想某一块云朵的形状吗？他是在想黝黑的俄国枞树林后面的朦胧落日吗（啊，我要是能了解他回想起的这类事，花多大的代价都愿意！）？他是在思考草叶和星星的内涵吗？是在思考“沉默”这种鲜为人知的语言吗？是在思考一颗露珠的巨大影响力吗？是在思考上万亿鹅卵石当中的一块鹅卵石那令人心碎的美吗？所有的鹅卵石都有含意，可究竟是什么含意呢？他是在思考“你是谁”这个古老而又古老的问题吗？这问题是针对在朦胧暮色中奇怪地躲闪的自我而提出的，是对从来没有人真正领你进入的上帝的世界提出的。也许我们可以假设：塞巴斯蒂安坐在栅栏上的时候，心中翻腾着许多话语和幻象，不完整的幻象和不充分的话语；可是他已经知道，这种情况，也只有这种情况才是他生活的现实，而且自己的使命存在于他将要适时穿越的那个鬼影萦绕的战场之外。我们这样假设会更接近真实情况。

“我喜欢他的书吗？啊，太喜欢了。他离开剑桥以后，我没见过他几次，他从来没有给我寄过他的著作。你知道，作家们是很健忘的。可是有一天我在图书馆里借到了三本他的书，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我一向相信他会写出优秀的作品，可是从来没想到他的作品会那么优秀。他在这儿的最后一年里——我不知道这只猫怎么啦，好像突然不认牛奶了。”

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年里，塞巴斯蒂安学习非常勤奋；他的主课——英国文学——范围很广，也很复杂；可是在这期间他常常突然去伦敦，一般情况下没有得到校方允许。我听说，他的导师、已故的杰弗逊先生是个缺乏情趣的老绅士，但是个优秀的语言学家，他一直认为塞巴斯蒂安是俄国人。换句话说，他让塞巴斯蒂安恼怒到了极点，因为他对塞巴斯蒂安说了他会的所有俄语单词——那是多年前他去莫斯科旅行时一路上收集到的，足有一大口袋之多——并让塞巴斯蒂安再教他一些。有一天塞巴斯蒂安终于脱口说出这是个误会——他实际上不是出生在俄国，而是在索非亚[8]。一听这话，那位兴高采烈的老人马上说起了保加利亚语。塞巴斯蒂安尴尬地说老人讲的不是他会的方言；当老人要求他举个例子时，他情急之下胡编了一个习惯用语，这可让老语言学家犯了难，最后老人突然明白，塞巴斯蒂安——

“唉，我想你已经把我榨干了，”我的信息提供人微笑着说，“我回忆起来的事越来越肤浅，越来越没意思——而且我觉得不值得花时间补充说：塞巴斯蒂安考了第一，我们一起去照了一张神采飞扬的照片——哪天我找出来给你寄去，如果你喜欢的话。你现在真得走吗？你不想去 ‘后园’看看吗？跟我去看看番红花吧，塞巴斯蒂安把它们叫做‘诗人的蘑菇’，如果你能明白他的意思的话。”

可是雨下得太大了。我们在门廊下站了一两分钟，然后我说，我还是走吧。

我已经踏上满是水洼的小路，小心翼翼地择路而行。“哎，你听着，”塞巴斯蒂安的朋友在我身后喊道，“我忘记告诉你了。那天院长告诉我有人给他写信，问他塞巴斯蒂安是否真是三一学院的学生。哎呀，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来着？啊，糟糕……我的记忆力已经缩了水。不过我们刚才确实把它好好清洗了一遍，对不对？不管怎么说，我估计那个人正在搜集资料，要写一本关于塞巴斯蒂安·奈特的书。真有意思，你好像没有——”

“塞巴斯蒂安·奈特？”薄雾中一个声音突然说，“谁在谈论塞巴斯蒂安·奈特？”

[1] side whiskers，旧时英国男人留胡须的一种形式，即剃掉嘴边的胡子，仅留两鬓的胡子。

[2] fives，一种在三面或四面围有墙的场地上用戴手套的手或球拍对墙击球的球戏。

[3] 三一学院的“大厅”里挂着一幅学院创始人英王亨利八世的全身大画像。

[4] 英文，有趣的。

[5] 英文，实验室。

[6] 苏格拉底。

[7] 苔斯德蒙娜，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女主人公。

[8] Sofia，即Sofiya，保加利亚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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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话的陌生人现在走近了——啊，有时我多么渴望看到行云流水般的长篇小说里描述的那种轻而易举的变化啊！我会多么舒心啊，如果这说话声音属于某个快活的老教师，他的长耳垂上长着细绒毛，眼角上的皱纹代表智慧和幽默……一个信手拈来的人物，一个受欢迎的过路人，他也了解我的主人公，但了解的角度不同。“现在，”他会说，“我要给你讲一讲塞巴斯蒂安·奈特大学生活的真实故事。”然后他就讲了起来。可是，唉，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那个薄雾中的声音在我心中最黯淡的通道里清脆地震响。它不过是某种可能的真实情况的回响，一种及时的提醒：不要过于相信你可以从“现在”口中了解“过去”。要小心那最诚实的中介人。要记住，别人给你讲的故事实际上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讲故事的人整理成型的部分、听故事的人再整理成型的部分、故事中已死去的人对前两种人所隐瞒的部分。“谁在谈论塞巴斯蒂安·奈特？”我意识里的那个声音又说。是谁在谈论呢？是塞巴斯蒂安的朋友和他的同父异母弟弟，是一个远离生活的文雅学者和一个正在遥远国度访问的困窘的游客。那么第三方在哪里呢？他在圣达姆耶镇[1]的公墓里平静地腐烂。他笑着活在他的五卷著作里。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无影无形，正在我肩膀后面窥视（尽管我敢说，他十分怀疑“死后永生”的老生常谈，就是现在他也不相信自己有鬼魂）。

不管怎么说，我得到了友谊所能产生的成果。我还了解到塞巴斯蒂安那个时期的短信中几个随便提到的事实，以及他的几本书里偶然提到的大学生活情况。然后我就回了伦敦，先前我已在那里简略地计划了下一步的行动。

我与塞巴斯蒂安最后一次会面时，他无意中提到，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他有时雇佣一个助手，类似秘书。像过去很多作家一样，也像现在很少作家一样（也许我们只是不知道那些没能用明智的劝说方式来处理自己事务的人），塞巴斯蒂安在处理事务方面出奇地笨，常常束手无策，因此他一旦找到一个顾问（此人说不定是个骗子或傻瓜——或两者兼备），就十分放心地把一切全交给他。如果我问塞巴斯蒂安，他是否能肯定那个替他处理事务的某某人不是个爱惹麻烦的老无赖，他会匆忙改变话题，因为他生怕发现了别人的恶意之后自己就不能偷懒了，就不得不亲自干事了。简而言之，他认为有个最差的助手也比没有助手强，他会让自己和别人相信他很满意自己的选择。我说这些是想尽可能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从法律观点看，我的话没有一句是诽谤，而且我马上就要提到的人名并没有出现在这一段里。

我想从古德曼先生那里得到的，与其说是对塞巴斯蒂安最后几年情况的描述——这我还不需要（因为我想按阶段逐步追溯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而不是超前），不如说是几条建议，希望他告诉我什么人可能了解塞巴斯蒂安离开剑桥大学以后的情况，我应该去访问谁。

于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我去舰队街古德曼先生的办公室访问了他。在我描述这次会面的情况之前，请允许我说一点题外的话。

如前所述，我找到了塞巴斯蒂安的一些信件，其中有些是他与出版商之间的通信，商讨某部小说的出版事宜。事情看起来是这样的：塞巴斯蒂安的第一部作品《棱镜的斜面》中有一个次要人物，是对一个塞巴斯蒂安认为必须批评的仍健在的作家的讽刺，极其滑稽，极其无情。那个出版商自然马上就明白这个人物影射的是谁，他觉得很不自在，就劝塞巴斯蒂安把整段修改一下，塞巴斯蒂安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最后还说要到别处去印行这部书——后来他确实这样做了。

“你似乎不明白，”塞巴斯蒂安在一封信中写道，“究竟是什么能让我这样一个含苞待放的作者（这是你的话——可是这个词用错了，因为你所谓的真正含苞待放的作者一辈子都含苞待放；而其他作者，比如我，则一下子就绽放了），你似乎不明白，让我重复一遍（这并不意味着我为上面那个普鲁斯特式的插入语道歉），你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举起一个像精美陶瓷似的忧郁的当代作家（X确实让我想起集市上的廉价瓷器，它们是那么诱人，让你欣喜若狂，最后会啪的一声掉到地上碎掉），又让他从我的散文体作品的高塔上跌进下面的阴沟里。你告诉我这位作家备受尊敬；他的书在德国和在这里几乎同样畅销；他过去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刚刚入选《现代杰作》；他与Y和Z一起被看做‘战后’一代作家的领军人物；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他作为评论家是个危险人物。你似乎暗示，我们大家都应该替他保守不可告人的成功秘诀，那就是，用三等舱的票坐二等舱旅行——或者说是，如果我刚才的比喻不够清楚的话——迎合读者群中最差的一类人的欣赏情趣——不是指那些酷爱侦探故事的人，上帝保佑他们纯洁的灵魂吧——而是指那些被一点弗洛伊德学说或‘意识流’或别的什么思想以现代方式所震惊，而购买了充满陈词滥调的最糟糕的书的人们——而且他们不明白，也永远不会明白，今天勇敢的玩世不恭者都是玛丽·科里利[2]的侄女和格伦迪太太[3]的侄子。我们为什么要保守那个可耻的秘密呢？这种共济会[4]式的约束，或者说三神论[5]的约束，算个什么东西？打倒这些假冒的神祇！后来你来告诉我说，如果我攻击一个有影响、受尊敬的作家，我的‘文学生涯’从一开始就要受阻，是没有希望的。可是即使确实存在‘文学生涯’这样的事，而且我仅仅因为骑自己的马走自己的路而不符合作家标准的话，我还是拒绝修改我的作品，一个字都不改。因为，请相信我，任何即将实施的惩罚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让我放弃对快乐的追求，特别是当这种快乐意味着真理的年轻坚实的怀抱之时更不能放弃追求。事实上，生活中没有多少东西能与讽刺的快乐媲美，我常想象，那个虚伪的人读到（他会读到的）那一段并且像我们一样知道那说的是事实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表情；每当我想到这里，总是高兴极了。让我再说几句，如果我不仅忠实地展现了X的内心世界（那不过像交通高峰时段的地铁车站），还展现了他讲话的技巧和姿态的话，那么我敢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读者，都不会从那段让你感到如此惊恐的文字中发现一丝庸俗的痕迹。所以就别让这事再困扰你了。你还要记住，如果你真的因为我这本并无恶意的小书而‘惹上麻烦’，我会承担一切责任的，无论是道义责任还是商业责任。”

我引用这封信的目的（除了因为它自身的价值——表现塞巴斯蒂安那种快乐的大男孩般的情绪，这种情绪后来一直是他最阴郁的故事里划破暴风雨昏暗的一道彩虹）是为了解决一个微妙的问题。一两分钟之后，有血有肉的古德曼先生就要出现了。读者已经知道我多么不赞成那位先生写的书。然而在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谈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的作品（权且把快速编纂的东西也称为作品吧）。我是怀着毫无成见之心去找他的；不过现在我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很自然，这肯定会影响到我的描述。同时我又想不清楚，我怎么才能既谈我对古德曼先生的访问，又不涉及古德曼先生的举止（也不涉及），就像我审慎地谈论塞巴斯蒂安的那位大学朋友那样。我能就此打住吗？当古德曼先生读到这几行文字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理所当然的懊恼而突然脸色大变呢？我研究了塞巴斯蒂安的信，得出的结论是：塞巴斯蒂安·奈特可以允许自己对X先生做那样的事，但不允许我对古德曼先生那样做。塞巴斯蒂安的天才中有一种率真，而我却不可能有；他能做得很巧妙的事，我却只会表现得很粗鲁。因此，我走进古德曼先生的书房时如履薄冰，必须小心翼翼地迈好每一步。

“请坐，”他说，一面客气地招手，示意我坐到他书桌旁的单人皮沙发上。他衣冠楚楚，尽管绝对带有一种城市人的情趣。他的脸上戴着黑面罩。“你有什么事吗？”他仍然透过面罩上的眼洞窥视着我，手上仍拿着我的名片。

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名字没有传达给他任何信息。塞巴斯蒂安早已改用了他母亲的姓氏。

我回答：“我是塞巴斯蒂安的同父异母弟弟。”一阵短暂的沉默。

“让我想一想，”古德曼先生说，“我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你指的是已故的塞巴斯蒂安·奈特，那位著名作家吧？”

“对呀。”我说。

古德曼先生用食指和拇指摸着脸……我是说他摸着面罩底下的脸……若有所思地从上往下摸。

“对不起，”他说，“可是你能肯定没弄错吗？”

“绝对没有。”我回答，并用几句话简要地解释了我与塞巴斯蒂安的关系。

“啊，是吗？”古德曼先生说，他陷入了沉思，“真是的，真是的，我从来没想过有这事。我当然清楚塞巴斯蒂安是在俄国出生长大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忽略了他的姓氏。是啊，现在我明白了……是啊，他的姓应该是俄国人的姓……他的母亲……”

古德曼先生用好看的白皙手指头敲着吸墨纸簿，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唉，事情已经做了，”他说，“我是说，现在想加上一个……已经太晚了，”他匆忙地接着说，“我很抱歉事先没有调查这件事。这么说你就是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啦？哎呀，很高兴见到你。”

我说：“首先，我想解决一个商务方面的问题。奈特先生的文件，至少是那些关于他的文学职业的文件，非常之乱，我又不太了解具体情况。我还没去见他的出版商，可是我估计其中至少有一个出版社——出版《有趣的山》的那个——已经不存在了。我想，在进一步调查这件事之前，最好先和你谈谈。”

“的确是这样，”古德曼先生说，“事实上，你可能不知道我对奈特的两本书感兴趣，一本是《有趣的山》，另一本是《丢失的财物》。在目前情况下，我最好是告诉你一些细节，我可以写在信里，明天早上派人给你送去，连同我和奈特先生的合同副本。或者我应该称呼他……”，古德曼先生在面罩下笑着，并试着念我们那发着简单的俄语姓氏。

“我还有一件事，”我接着说，“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的书，急需一些信息。也许，你能不能……”

在我看来，古德曼先生似乎变得僵硬了。然后他咳嗽了一两声，甚至从他那显得很有特色的书桌上的一个小盒子里选出一块黑醋栗润喉止咳糖。

“我亲爱的先生，”他说着突然连人带座转了方向，还甩着拴在带子上的眼镜，“咱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我肯定比任何人都了解可怜的塞巴斯蒂安，可是……哎，你开始写那本书了吗？”

“没有，”我说。

“那你就别写了。你必须原谅我说话这么直截了当。这是老习惯了——也许是坏习惯。你不介意吧？唔，我的意思是……我该怎么说呢？……你明白吗，塞巴斯蒂安·奈特不是一个可以称作伟大作家的人……啊，是啊，我知道——一个优秀的艺术家，等等——可是对一般公众没有吸引力。我不想说你不能写关于他的书。可以写。但是应该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写，让题材有吸引力。否则的话，作品肯定会流于平庸，因为，你要明白，我确实认为塞巴斯蒂安的名气不够大，不能给你想写的这种书提供有力的支持。”

我被他脱口说出的这一连串话吓了一跳，我没有说话。古德曼先生接着说：

“我相信我这样直截了当没有冒犯你。我和你的同父异母哥哥是那么好的哥们儿，你会理解我对这事的感受。我亲爱的先生，你最好是别写，最好是别写。把它留给哪个专业作家去写吧，留给一个了解图书市场的专业作家——他会告诉你，任何人想完成对塞巴斯蒂安的生活和工作的详尽研究（如你所说的），都是在浪费自己和读者的时间。哎，就连某某人写的关于已故的……［他说了一个名人的名字］的那本书，包括那么多照片和复制资料，还卖不出去呢。”

我谢谢古德曼先生给我提出的劝告，并伸出手去拿帽子。我感到事实证明他是个一事无成的人，我跟踪了虚假的线索。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让他详细讲述他和塞巴斯蒂安是“那么好的哥们儿”时的情况。我现在想，如果我当时请求他讲讲他给塞巴斯蒂安当秘书的事，不知他会如何回答。他很有礼貌地和我握了握手，然后把黑面罩交给我，我把面罩放进了口袋，因为我想在别的场合它可能会派上用场。古德曼先生送我到最近的一个玻璃门，我们就在那里分手。我正要下楼的时候，一个看起来精力很充沛的姑娘从后面跑了过来，我先前就注意到她在一间屋子里不紧不慢地打字。她叫我停一下（真奇怪，塞巴斯蒂安那个剑桥大学的朋友也是这样叫我回去的）。

她说：“我叫海伦·普拉特。你们刚才的谈话我听见了一些，听见了我能听得下去的部分，我有一件小事想问你。克莱尔·毕晓普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她想弄清楚一些情况。最近几天我能和你谈谈吗？”

我肯定地说：可以。于是我们约定了时间。

“我和奈特先生很熟，”她又说，一面用明亮的圆眼睛看着我。

“啊，是吗？”我回答，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的。

“是啊，”她接着说，“他是个让人惊奇的人物，我不妨告诉你，我讨厌古德曼写的关于他的书。”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哪本书呀？”

“啊，他刚写完的那本。上星期我一直和他一起看校样。哎呀，我得走啦。太谢谢你啦。”

她一溜烟跑了，而我则慢腾腾地走下楼梯。古德曼先生那又大又软的粉红脸庞活像母牛的乳房，现在还像。

[1] St. Damier，疑为作者杜撰的小镇；Damier在法语中，是“棋盘”的意思。

[2] Marie Corelli（1855-1924），英国女作家，写过二十八部浪漫主义长篇小说。

[3] Mrs. Grundy，英国剧作家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约1764-1838）的喜剧《加速耕耘》（Speed the Plough）中的人物，后用来比喻拘泥世俗常规、爱管头管脚的人。

[4] Mason，即Freemasons，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由英国中世纪的石匠和建筑工匠行会演变而来，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

[5] Tritheism，一种信仰，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神。基督教正统派用“三神论”一语来指称此种非正统派学说，含有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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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曼先生的书《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得到了报刊的好评。多家主要日报和周刊都发了长篇评论。有评论说这本书“给人印象很深，很有说服力”。也有评论赞扬作者有“深刻的洞察力”，能看清一个“本质上是现代的”人物。有的评论还引用了他书中的许多片断，说明他能有效地使用简明的话语。一位评论家甚至向古德曼先生脱帽致敬——让我补充一句，古德曼先生已经把自己的帽子当成了胡说八道的话筒。[1]简而言之，人们本应敲古德曼先生的指关节教训他的，却拍着他的后背表扬了他[2]

就我而言，如果《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只不过是另一本糟糕的书，到第二年春天就注定要和同类的书一起被遗忘的话，我根本不会理睬它。我知道“忘川文库”[3]里虽然收入了不计其数的书籍，可要是缺了古德曼先生的书就不够完整，就太可惜了。可是这本书虽然写得不好，还有别的意义。由于它的题材特点，它肯定会自动地变成炫耀另一个人长盛不衰美名的卫星。只要人们记得塞巴斯蒂安的名字，总会有博学的研究者勤快地爬上梯子，去寻找在书架上半睡半醒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这本书被排在戈弗雷·古德曼[4]的《人类的堕落》和塞缪尔·古德里奇[5]的《生平回忆录》中间。所以，如果我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个题材，那完全是为了塞巴斯蒂安·奈特。

古德曼先生的方法和他的哲学一样简单。他的主要目标是说明，“可怜的奈特”是他所谓的“我们的时代”的产物和受害者——尽管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热衷于和别人分享他们的精密计时器般的概念。对古德曼先生来说，“战后的动荡”、“战后一代人”是开启每一道门的神奇词汇。然而有一种“芝麻开门”似乎不如万能钥匙魔力大，这恐怕就是古德曼先生的那种。可是他认为一旦撞开门锁就能找到东西，那是错误的。我并不是想说古德曼先生善于思考。他即使努力也思考不了。他的书只关注那些为了（在商业上）吸引平庸的读者而展示的观念。

在古德曼先生看来，“刚从剑桥大学那雕刻的蛹壳里脱颖而出的”年轻的塞巴斯蒂安·奈特，是一个具有敏锐感受力的青年，生活在一个残酷冰冷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种种外部现实如此粗野地侵入人最私密的梦幻之中”，因此年轻人的灵魂被逼入一种被围攻的状态，最后被彻底粉碎。“那场战争[6]，”古德曼先生毫不脸红地说，“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接着，他兴致勃勃地描述了一个年轻人在“职业生涯的多事之晨”所遇到的战后生活的许多特殊层面：严重受骗的感觉、灵魂的疲惫和狂热的肉体刺激（例如“狐步舞的愚蠢淫荡姿势”）、徒劳无功的感觉——及其后果：过多的自由。此外还有残酷的行为、仍在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炫目的电影院、昏暗的海德公园里轮廓模糊的一对对男女、标准化的荣耀、机器崇拜，以及美、爱情、荣誉、艺术等的堕落，等等。堪称神奇的是，古德曼先生本人（据我所知，他是塞巴斯蒂安的同龄人）竟然设法度过了那些可怕的年月并幸存下来。

可是古德曼先生能忍受的事，他笔下的塞巴斯蒂安却似乎不能忍受。作者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一九二三年，塞巴斯蒂安结束短暂旅行从欧洲大陆回来之后，在他的伦敦公寓里忐忑不安地从这间屋子踱到那间屋子。欧洲大陆“‘赌博地狱’的庸俗诱惑力使他不可名状地感到震惊”。是的，他“踱来踱去……突然抓太阳穴……表达不安的情绪……对这个世界表示愤慨……独自一人……急着要做点什么，可是太软弱，太软弱……”这些小圆点并不代表古德曼先生唱歌发出的颤音，而是代表我好心地省略掉的句子。“不对，”古德曼先生接着写道，“这不是一个适于艺术家生活的世界。你固然可以装出勇敢的表情，极力表现出奈特作品中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那种态度令人恼火，在他最后两部作品中那种态度又使人痛苦）……你固然可以表现出鄙视和饱经世故的样子，但荆棘还存在，那尖锐有毒的荆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可是这根（完全神话般的）荆棘的存在似乎让古德曼先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如果我的话给人的印象是，上述《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的第一章里仅仅包括源源流出的黏稠的哲学糖浆，那我就有失公正了。第一章里也有构成这本书主体的那种文字画面和趣闻轶事（当古德曼先生写到塞巴斯蒂安与他相识后的那个阶段的生活时），作为点缀糖浆的岩皮饼。古德曼先生不是鲍斯威尔[7]；但毫无疑问，他还是保存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有他草草记录的他雇主的话——其中有一些显然是关于他雇主过去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想象塞巴斯蒂安在工作间歇中会说：你知道吗，我亲爱的古德曼，这让我想起了我生活中的某一天，多年之前，当……故事就讲起来了。在古德曼看来，有六七件这样的事就足以填补他所谓的空白——塞巴斯蒂安在英格兰度过的青年时代。

这些故事中的第一个（古德曼先生认为它特别典型，表现了“战后大学本科生的生活”）描述塞巴斯蒂安领着一个从伦敦来的女友参观剑桥大学。“这是院长的窗户，”他说，然后他拿一块石头砸破窗玻璃，并说，“这就是院长。”不用说，塞巴斯蒂安一直在和古德曼先生开玩笑：这个故事和剑桥大学的历史一样悠久。

让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塞巴斯蒂安去德国短期度假期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一天夜里，他被街上传来的尖叫声惹恼了，于是开始向吵闹的人扔东西，包括一个鸡蛋。很快就有一个警察来敲他的门，把他扔下去的东西都带来了，除了那个鸡蛋以外。

这个故事来自杰罗姆·K·杰罗姆[8]的一部旧作（或用古德曼先生的话来说是“战前的”作品）。这又是开玩笑。

第三个故事：塞巴斯蒂安谈到他的第一部（没有发表便销毁的）小说时解释说，它讲的是一个年轻的胖学生的故事，那学生旅行回到家时发现他的母亲嫁给了他的叔叔；这位当耳科医生的频频谋杀了他的父亲。

古德曼先生竟没看出这里边的笑料。

第四个故事：一九二二年夏天，塞巴斯蒂安工作过累，出现了幻视，他常看见一个光影般的鬼魂——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修士从天上朝他快速飘来。

这个故事有点难懂：它是契诃夫写的短篇小说。

第五个故事：

可是我想咱们还是打住吧，要不然古德曼先生就有变成蜈蚣的危险了。咱们还是让他继续当四足动物吧。我为他感到遗憾，但是没有办法。要是他没有那么认真地给那些“奇怪的事件和遐想”添枝加叶，发表评论，没有做出那么多的推论就好了！坏脾气的、多变的、疯狂的塞巴斯蒂安挣扎在一个粗俗的世界里，那里充满世界主宰者、飞机驾驶者、卑微委琐者、不可描述者[9]……唔，唔，也许这里面有点什么意思。

我要像科学家那样精确。我不喜欢仅仅因为在研究的某个时刻盲目地被毫无价值的拼凑东西激怒而受阻，得不到哪怕一丁点儿真理……谁在谈论塞巴斯蒂安·奈特？是他以前的秘书。他们两人是朋友吗？不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一点的。一个脆弱的、热切的塞巴斯蒂安与一个邪恶的、厌烦的世界，两者形成的对照有真实性和可能性吗？一点都没有。两者之间有没有另一种鸿沟、缺口、裂缝呢？肯定有。

你只要读一读《丢失的财物》的前三十页，就能明白古德曼先生（顺便提一下，他从来不引用任何可能与他那充满缪见的著作的主题相悖的材料）是如何无动于衷地误解了塞巴斯蒂安深藏于内心的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对于塞巴斯蒂安来说，“时间”从来都不是具体的一九一四、一九二〇或一九三六年，而总是“第一年”。在他看来，报纸的大标题、政治理论、流行的观念不过是印在某种肥皂包装纸或牙膏包装纸上的喋喋不休的说明书（用三种语言写成，至少两种里有错误）。肥皂或牙膏的泡沫很多，说明书也很令人信服——可是仅此而已。他完全可以理解那些敏感而聪明的思想家因为中国发生地震而睡不着觉；可是，以他的性格，他不能理解那些人想起许多年前（年数与距离中国的英里数一样多）发生的类似天灾时为什么全然感觉不到同样的反感和痛苦。对他来说，时间和空间都是测量同一种永恒未来的尺度，因此，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以任何特殊的、“现代的”方式对古德曼先生所谓的“战后欧洲的氛围”做出反应，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塞巴斯蒂安来到这个世界，有时感到快乐，有时感到不自在，就像一个旅游者可能因看到海上的景象而激动万分，而几乎同时又晕船。无论塞巴斯蒂安可能生在什么时代，他都会既惊喜又难过，既高兴又恐惧，就像一个看哑剧表演的小孩子不时想着明天不得不去看的牙科医生。塞巴斯蒂安感到不自在，不是因为他在一个不道德的时代里讲究道德，也不是因为他在一个道德的时代里不讲究道德，更不是因为他的青春在一个充斥着过分迅速产生的一系列葬礼和焰火的世界上没有充分自然迸发而产生压抑感，而是因为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节奏比其他人的要丰富得多。就是在那时候，在他的剑桥大学阶段行将结束的时候，也许再早一点，他就知道自己最细微的想法或感觉总是比邻室学友的想法和感觉多出至少一个维度。如果他生性爱故弄玄虚的话，他很可能会炫耀这一点。可是他的本性并非如此，所以他只因为自己是玻璃当中的水晶、圆圈当中的球体而感到尴尬（但是与他最后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时的经历相比，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塞巴斯蒂安在《丢失的财物》中写道：“我是那么羞涩，不知怎么总是犯我最不想犯的错误。我极力去适应周围的环境，与其保持颜色一致；在这灾难性的努力中，我只能被比作一条患色盲症的变色龙。对我和对别人来说，我的羞涩本来更容易忍受，如果它是正常的、黏黏糊糊、疙疙瘩瘩的那种：很多年轻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而且谁都不会真正介意；可是在我身上，羞涩以一种病态的隐秘形式表现出来，这与青春期的痛苦没有任何关系。酷刑房里最陈腐的发明中，有一项是不让犯人睡觉。大部分人度过一天时，大脑的这部分或那部分会处于昏昏欲睡的快乐状态：一个正在吃牛排的饥饿的人只对自己的食物感兴趣，而不会有兴趣，比如说，去回忆一个他七年前做过的关于戴高礼帽的天使的梦。但我的情况是，我大脑里所有的百叶窗、盖子和门全天候同时打开。大多数人的脑子星期天都休息，而我的脑子却连半天休假都得不到。这种全天清醒的状态特别痛苦，而且它的直接后果也是痛苦的。我理所当然必须做的每一个普通动作都显得那么复杂，在我的脑中引起了那么多的联想，而且这些联想是那么微妙和费解，对于实际生活毫无用处，因此我要么放下手头的事不做，要么因为神经紧张而把事情做得一塌糊涂。一天上午，我去见一家评论杂志的编辑，我想他有可能刊登我在剑桥时写的诗。我听着他结结巴巴的说话声，看着外面由房顶和烟囱构成的图案中的多个斜角组合，它们由于窗玻璃的瑕疵而显得有些扭曲，再闻到房间里一股发霉的怪味（是玫瑰花在字纸篓里腐烂的气味吗？），我的思想开了小差，去执行费时间的复杂任务去了，所以我没有说出原来想说的话，而是突然对这个初次见面的人谈起了我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个朋友的文学创作计划；那个朋友曾叫我替他保密，可是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我知道我的意识经常开小差，很危险，因此我害怕见人，害怕伤害他们的感情，害怕自己在他们眼里会显得可笑。但是这个如此折磨我的特性或者说缺点，在遭遇所谓“生活的实际方面”的挑战时（虽然你我都知道，记账和卖书在月光下都显得那么怪，那么不真实），却变成了一种产生极大快乐的手段，每当我向孤独让步的时候都是如此。我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它是我的家园（只要我的本性能够承受“家园”的概念）；我有吉卜林[10]那样的心境，有鲁珀特·布鲁克[11]那样的心境，有豪斯曼[12]那样的心境。无论是哈罗德百货公司[13]附近一个盲人的狗还是一个街头画家的彩色粉笔，无论是去新福里斯特[14]乘车游览时见到的棕色树叶还是贫民区黑砖墙上挂着的一个锡制澡盆，无论是《笨拙》周刊[15]上的一幅画还是《哈姆雷特》中的一个华丽段落，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种明显的和谐，在这和谐之中，我也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我在伦敦度过的青年时代，我记得那些次无休止的、漫无目的的游逛，记得一扇被阳光照耀得晃眼的窗户突然刺穿蓝色晨雾的情景，记得一根根黑色电线上雨珠流动的美丽景象。我似乎迈着缥缈的脚步越过一片片鬼影绰绰的草坪，穿过一个个充斥着夏威夷音乐刺耳音响的舞厅，经过一条条名字好听但毫无生气的小街，最后来到一个温暖的山谷，那里有一个与我的自我最相像的东西蜷缩在黑暗之中。”

可惜古德曼先生事先没有闲空仔细阅读这一段；即使他读了，他是否能抓住其中的含义还值得怀疑。

古德曼先生很大方，给我寄来一本他的书。在附带的信函里，他用极其诙谐的口吻（以及让人从字里行间能体会出的和善的一眨眼）解释道：如果我们那次访谈时他没提这本书，那是因为他想让这本书给我极度的惊喜。他的口气、他的大笑、他的言辞浮夸的妙语——这一切都暗示：一个声音粗哑的老世交出现了，并且给最小的孩子带来了珍贵的礼物。可是古德曼先生不是一个好演员。他也根本不是真的认为我见到他写的书会高兴，不是真的认为我会因为他特意给我家的一个成员扬了名而高兴。他一直都知道他的书是垃圾，他知道这本书从封皮、护封，到护封上的简介都骗不了我，报刊上的任何评论和短评也都骗不了我。我不太清楚他当时为什么认为不让我知道这事更为明智。也许他以为我会调皮地坐下来以飞快的速度写我的书，好赶上与他那本书同时出版。

可他并不只是给我寄来了书。他还按照承诺给我写了细节说明。这里不是讨论那些事情的地方。我把那些材料交给了我的律师，他已经告诉了我他的结论。在这里我只能说，塞巴斯蒂安在实际事务方面的真诚态度被人以最粗暴的方式利用了。古德曼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正规的文学代理人。他只是在书籍上下赌注。他当然不属于那种智慧的、诚实的、努力工作的职业人士。这事我们就说到这里；但是对于《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或者不如说是《古德曼先生的闹剧》，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1] 原文中用了两个成语，一是to take one's hat off to sb.，意为“对某人表示敬佩”；另一个是to talk through one's hat，意为“胡说八道”或“夸夸其谈”。译文中包含它们的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

[2] 原文中用了两个成语，一是to rap sb. on the knuckles，原为对学童的一种惩罚，现意为“严厉批评某人”；另一个是to pat sb. on the back，意为“表扬某人”。译文中包含它们的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

[3] The Lethean Library，作者杜撰的文库名称，专门收入被人遗忘的作品。“忘川”取自希腊神话冥府里一河名，据说喝了忘川的水就会忘记过去。

[4] Godfrey Goodman（1583-1656），英格兰格洛斯特地区的英国国教主教。

[5] Samuel Goodrich（1793-1860），美国出版家、儿童读物作家。

[6]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7] James Boswell （1740-1795），苏格兰律师和作家，以写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传记。

[8] Jerome K. Jerome （1859-1927），英国作家，善写幽默作品。

[9] Juggernauts，aero-nauts，naughts，what-nots，四个名词押韵，不乏幽默讽刺意味。

[10]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作家，出生在印度，一九〇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1] Rupert Brooke （1887-1915），英国诗人。

[12] Alfred Edward Housman （1859-1936），英国诗人，研究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的学者。

[13] Harrods，伦敦有名的购物广场。

[14] New Forest，英格兰汉普郡西南部一片有树林覆盖的乡野。

[15] Punch，创刊于一八四一年的滑稽周刊。

▇

我妈妈去世后过了两年，我又见到了塞巴斯蒂安。在那两年期间，我除了收到他执意寄来的支票外，只收到过他的一张带有图片的明信片。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或十二月，一个天色灰蒙蒙的下午，我正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向星形广场走去，突然间，透过一家大众餐馆的玻璃门脸，我看见了塞巴斯蒂安。我记得我最初的冲动是继续往前走，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他来到巴黎却没和我联系，感到很痛心。我想了一下，还是进了餐馆。我看见塞巴斯蒂安那光亮的深褐色的后脑勺，和坐在他对面的一个戴眼镜的姑娘的低下的脸。那姑娘正在看一封信，我走近的时候，她淡淡一笑，把信递给了塞巴斯蒂安，又摘下有角质镜架的眼镜。

“内容不丰富吗？”塞巴斯蒂安问，就在这会儿我把手搭在他削瘦的肩膀上。

“啊，V.[1]，你好，”他抬起头来说，“这是我弟弟，这是毕晓普小姐。坐下吧，坐舒服点儿。”毕晓普小姐很好看，很文静；面庞白皙，稍有雀斑，面颊有些凹陷；眼睛蓝灰色，有点近视；嘴唇很薄。她穿着裁剪得体的灰衣服，戴着蓝围巾和一顶三角小帽。我相信她是留着短头发。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塞巴斯蒂安说。我想这恐怕不是真话。“你知道吗，我在这里只待一天，明天就要回伦敦。你想喝点什么？”

他们两人正在喝咖啡。克莱尔·毕晓普在她的手包里摸索着什么，她的眼睫毛上下颤动。她找出一块手绢，轻擦粉红色的鼻孔，先擦一个，再擦另一个。“感冒加重了，”她说，并“啪”的一声关上了手包。

“啊，很不错。”塞巴斯蒂安说，他是在回答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事实上，我刚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我选定的那家出版商给我寄来一封鼓励信，从这封信判断，他好像很喜欢这本书。看起来，他甚至对小说的标题《知更鸟[2]反击》表示赞同，尽管克莱尔不同意。”

“我觉得这标题听着就傻，”克莱尔说，“再说一只鸟也不会反击啊。”

“这是从一首有名的童谣来的。”塞巴斯蒂安说，他是解释给我听的。

“愚蠢的典故，”克莱尔说，“你的第一个标题比这要好得多。”

“我不知道……棱镜……棱镜的……”塞巴斯蒂安低声说，“那不是我想要的标题……可惜‘知更鸟’那么不让人喜欢……”

“一个标题，”克莱尔说，“必须传达书的色彩，——而不是它的题材。”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塞巴斯蒂安在我面前讨论文学上的事。我也很少看见他如此轻松愉快。他显得干净利索，身体健康。他那轮廓优美的白皙面孔，以及面颊上的一点阴影——他是那种为了去外面吃饭不得不每天刮两次脸的不幸的人——没有显出一丝往常的不健康的灰暗颜色。他那对有点尖的大耳朵颜色火红，就像他快乐得激动时的样子。而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而且有些僵硬。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介入了不该介入的谈话。

“咱们去看个电影，或者干点什么，好吗？”塞巴斯蒂安问，同时把两个手指头伸进西装背心的口袋里。

“随你吧。”克莱尔说。

“Gah-song[3]。”塞巴斯蒂安说。在这之前我就注意到，他努力像一个真正健康的英国人那样念法语词。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桌子底下和长毛绒座位底下找寻克莱尔的一只手套。她抹了一种清凉味的好香水。最后我找到了手套，是灰色仿鹿麂的，有白色衬里和带流苏的喇叭形护腕。我们通过旋转门时，她慢慢地戴上了手套。她个子很高，后背挺得很直，脚腕很漂亮，穿着平跟鞋。

“哎呀，”我说，“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看电影了。很抱歉，我有别的事要处理。也许……可是你具体什么时间走？”

“啊。今天晚上，”塞巴斯蒂安回答，“可是我很快还要来的……我真笨，没有早点告诉你。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陪你走一小段路……”

“你熟悉巴黎吗？”我问克莱尔……

“我的包裹。”她突然停下来说。

“呃，好吧，我去拿。”塞巴斯蒂安说。他走回餐馆。

我和克莱尔两人沿着宽阔的人行道慢慢地往前走。我怯生生地重复了刚才的问题。“是的，比较熟悉，”她说，“我在这里有些朋友——我要和他们一起待一段时间，直到圣诞节。”

“塞巴斯蒂安看着身体挺好的。”我说。

“是啊，我想他的身体是不错，”克莱尔说，一边回过头张望，然后朝我眨了眨眼，“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看上去一副穷愁潦倒的样子。”

“那是什么时候？”我大概是这样问的，因为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回答：“今年春天在伦敦，在一个很糟糕的聚会上，可是那个时候他在聚会上总是显得穷愁潦倒的。”

“你的bongs-bongs[4]在这儿，”我们背后响起了塞巴斯蒂安的声音。我告诉他们，我要去星形广场地铁站，于是我们从左边沿着广场的边缘走。我们正要穿过克莱贝尔大街时，克莱尔差点让一辆自行车撞倒。

“你这个小傻瓜，”塞巴斯蒂安说，一面拽住了她的胳膊肘。

“鸽子太多了。”克莱尔说，这时我们走到了人行道的边缘。

“是啊，太多了，它们还有一股味。”塞巴斯蒂安补充说。

“什么味？我的鼻子堵了，”她问道，同时吸吸鼻子，仔细端详着在我们脚边大摇大摆走着的一大群肥鸽子。

“鸢尾花和橡胶味。”塞巴斯蒂安说。

一辆大卡车在避让一辆运家具的小货车时发出低沉的长音，吓得那些鸽子飞了起来，在空中打转。它们落在凯旋门的珍珠灰色和黑色的雕带上。当一些鸽子扑打着翅膀再飞起来的时候，带浮雕的柱顶部有些地方似乎变活了，像雪片纷飞。几年之后，我在塞巴斯蒂安的第三本书里找到了描绘这种情景的画面：“那石头化成了翅膀。”

我们又穿过了几条大街，来到地铁站的白色扶梯前。我们在那里分了手，大家情绪都很愉快……我还记得塞巴斯蒂安的向后倾斜的雨衣和克莱尔的蓝灰色身形。她挽起他的手臂，调整了步伐，跟上他那摇摇晃晃的大步。

现在，我从普拉特小姐那里了解到很多事，这让我渴望了解得更多。她要求和我谈话的目的在于弄清楚塞巴斯蒂安的遗物里是否还有克莱尔·毕晓普写的信。她强调这不是克莱尔·毕晓普让她打听的；事实上克莱尔·毕晓普并不知道我们两人的谈话。克莱尔现在已经结婚三四年了，她过于高傲，不愿意谈论往事。普拉特小姐是在塞巴斯蒂安的死讯见报后过了约一星期才见到克莱尔的，可是这两个女人虽说是老朋友（也就是说，她们相互知道对方的很多事，多得超出对方的想象），克莱尔都没有详谈这件事。

“我希望他没有太不快活，”克莱尔平静地说，然后又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保存着我的信。”

克莱尔说这话时的姿态、她眯眼睛的样子、她改换话题前的一声叹息，使她的朋友相信，如果她知道自己的信已被销毁会大大地松一口气。我问普拉特小姐，我能不能和克莱尔取得联系，我能不能说服克莱尔给我讲塞巴斯蒂安的事。普拉特小姐回答说，她了解克莱尔，她甚至不敢把我的要求转达给克莱尔。“没希望，”这是她的回答。一刹那间我产生了一个不道德的想法，我很想暗示：那些信都在我手里，我愿意把它们交给克莱尔，条件是允许我去访问她；我是那么强烈地渴望见到她，只是为了看到我要提的那个名字的阴影怎样从她脸上掠过。可是不行——我不能用塞巴斯蒂安的往事进行敲诈。绝对不能。

“那些信都烧了，”我说。然后我继续请求，一遍又一遍地说，试一试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吧；当她告诉克莱尔我们的谈话情况时，难道不能让克莱尔相信我的访问会很短，并无恶意吗？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普拉特小姐问，“因为，你要知道，我本人就可以告诉你很多事情。”

她给我讲了很长时间，都是关于克莱尔和塞巴斯蒂安的事。她讲得非常好，尽管她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在回顾往事时总想进行道德说教。

当她的故事讲到某一点的时候，我打断了她：“你的意思是，谁都没有发现另一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吗？”

“没有，”普拉特小姐说。

“可是我怎么找她呢？”我喊道。

“你永远找不到她。”

她谈到塞巴斯蒂安的病情时，我又打断了她：“你说他是什么时候得的病？”

“哎呀，”她说，“我不大清楚。我看见他发病的那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时我们从一个饭店出来。天很冷，他找不到出租车。他很紧张，很生气。他朝着一辆停得远一点的出租车跑过去。然后他停下来，说觉得不好受。我记得他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个药丸或什么东西，包在他的白丝围巾里用力捏，好像还把它往脸上摁。那一定是一九二七年或二八年的事。”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她仍然是那么认真地逐个回答，然后继续讲她那忧伤的故事。

她走了以后，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可那是死的故事，死的故事。我必须见到克莱尔！只要看上她一眼，和她说上一个字，只要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就足以让往事鲜活起来（而且必须这样，绝对有必要）。我为什么会这么想，自己也不明白；正如我总也弄不明白，在几个星期之前的难忘的一天，我为什么那么相信，如果能找到一个垂死的但还有意识的人，就能了解到迄今为止没有人了解的事情。

后来，在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去了克莱尔的家。

女仆把我领进一间小客厅。克莱尔在家里，我至少从那个脸色红润而且处事自然的年轻女仆那里了解到这一点。（塞巴斯蒂安在什么地方提到过，英国小说家们在描写家庭女仆的时候总是用某种一成不变的口气。）另一方面，先前我从普拉特小姐那里得知，毕晓普先生每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伦敦城里忙公务；奇怪——克莱尔·毕晓普嫁给了一个和她同姓的男人，而且还没有亲戚关系，完全是巧合。她不愿意见我吗？我应该说，他们的家境比较富裕，但不是很……也许二楼有一间L形客厅，对面有几间卧室。整条街上都是这种结构紧凑的狭窄房子。她下个决心花的时间可真够长的……我来之前是不是应该壮着胆子先打个电话呢？普拉特小姐是不是已经把那些信的事告诉她了？突然我听见有人下楼梯的轻柔脚步声，一个高大的男人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了房间，他穿着一件镶有紫色帖边的黑色晨衣。

“很抱歉，我穿着这样的衣服，”他说，“可是我得了重感冒。我叫毕晓普，我想你要见我的太太。”

我突发奇想，把感冒传染给他的是不是我十二年前见过的那个鼻子粉红、声音沙哑的克莱尔呢?

“啊，对，”我说，“如果她没忘记我的话。我们在巴黎见过一次。”

“哦，她倒是记得你的名字，”毕晓普先生说，并直视着我，“可是我很抱歉，她不能见你。”

“我晚点再来行吗？”

片刻的沉默过后，毕晓普先生问：

“我猜你的来访跟你哥哥的死有些什么关系吧，我说得对吗？”他站在我面前，两手插在晨衣口袋里看着我，他的浅黄色头发像是用一把愤怒的刷子往后刷的——一个好人，一个体面的家伙，我希望他不介意我在这里这么说。我要补充一句，最近在很悲伤的情况下我和他通了几封信，这些信消除了我们第一次谈话时可能产生的任何不好的感觉。

“她会因为这事不见我吗？”这回是我发问了。我承认，那是句蠢话。

“你无论如何不能见她，”毕晓普先生说，“对不起，”他又说，语气变得缓和了一些，因为他感觉我正在安全地退出。“我相信在别的情况下……可是你要明白，我的太太对回忆过去的友谊过于敏感，而且恕我直言，我认为你就不应该来。”

我步行回去，一路上懊悔自己把事情搞糟了。我想象着如果我发现克莱尔独自在家我会对她说什么。不知怎的，我这时竭力说服自己，如果她是独自一人的话，她会见我的：看来一个没有预见到的障碍会使你事先设想的那些障碍变得微不足道。我本来会说：“咱们不谈塞巴斯蒂安。咱们谈谈巴黎吧。你对巴黎很熟悉吗？你还记得那些鸽子吗？告诉我你最近在读什么书？……谈谈电影怎么样？你现在还丢手套、丢包裹吗？”或者我可以用一个更大胆的方法，直接发起攻击。“是啊，我知道你对这事的感受，可是请你给我讲一点他的事，我求你啦。为了他的形象。为了那些小事，如果你不让我把它们写进关于他的书里，它们就会溜走，就会消逝了。”哎，我相信她永远不会拒绝的。

两天之后，我坚定地怀着这最后的意图又做了一次努力。这一次我决心要更加慎重。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天色还早，我能肯定她不会总待在屋里。我会在她那条街的拐角处占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等着她的丈夫出发去伦敦城，等着她出来，然后上前和她搭话。可是事情并没有完全像我期待的那样发展。

我离预定的地点还有一小段距离，克莱尔·毕晓普就突然出现了。她刚刚从我这边穿过马路，到了另一边的人行道上。我马上就认出了她，尽管我是多年前见的她，而且只和她一起待了短短的半小时。她的脸现在苍白清癯，身体圆鼓鼓的，样子很怪，可我还是认出了她。她走得很慢，脚步沉重。当我过了马路朝她走去的时候才意识到，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由于我生性好冲动（这常让我误入歧途），我不自觉地朝她走过去，脸上带着欢迎的微笑，可就是在那几分钟里，我那十分清醒的意识占了上风，我认识到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无法和她谈话，无法和她打招呼。这跟塞巴斯蒂安没有关系，跟我的书没有关系，跟我对毕晓普先生说的话也没有关系，完全是因为她庄重的聚精会神的样子。我知道我甚至不应该让她认出我来，可是正如我刚才说的，我的冲动本性驱使我过了马路，让我在走上人行道的时候差一点撞上她。她脚步沉重地往边上躲闪，并睁大了患近视的眼睛。感谢上帝，她没有认出我来。她的面孔苍白，上面有锯末似的斑点，表情肃穆，有些令人痛心。我们两个人都停下脚步。我出于一种可笑的心境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我摸到的第一件东西，并说：“对不起，这是你掉的吗？”

“不是，”她说，并冷漠地笑了笑。她把那东西拿到眼前看了看，“不是，”她又说，一面把它还给我，然后继续往前走。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钥匙，好像我刚从人行道上捡起来似的。那是塞巴斯蒂安的公寓的碰簧锁钥匙，我感到一阵奇怪的心痛，我认识到，她刚才是用自己无辜的、没有知觉的手指头去触摸它的……

[1] 本书第一人称叙述者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2] Cock Robin，来自英语童谣“Who Killed Cock Robin”（《谁杀了知更鸟》）。Cock Robin的字面意思虽为“知更鸟”，但作为名字也暗指英国文学中劫富济贫的传奇人物罗宾汉。

[3]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法语Garçon，伙计、侍者。作者用这样的拼写来表示人物的法语发音不准确。下同。

[4]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法语bonbons，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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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和克莱尔之间的关系持续了六年。在此期间，塞巴斯蒂安写出了他的头两部长篇小说：《棱镜的斜面》和《成功》。他创作第一部用了七个多月（一九二四年四月至十月），创作第二部用了二十二个月（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一九二七年秋季和一九二九年夏季之间，他写了三篇短篇小说，后来（在一九三二年）把它们结集再版，书名为《有趣的山》。换句话说，克莱尔亲眼见证了他总共五部作品中前三部的创作过程（我省略了他年轻时的作品——例如在剑桥时写的诗歌——已被他本人销毁）。在创作上述作品的间隙里，塞巴斯蒂安一直在策划这个或那个创新项目，有时加以变动，有时搁置一边，有时再做变动，因此我们有把握认为，在这六年当中他一直很忙。而克莱尔就喜欢他的职业。

克莱尔没有敲门就闯入了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这就如同一个人会因为一个房间与自己的房间有点相像便走了进去。她待在这个房间里，忘记了出去的路，于是默默地习惯了里面的奇怪生灵，并且抚摸它们，尽管它们的形体令她惊讶。克莱尔没有特殊的意图，没想过让自己幸福或让塞巴斯蒂安幸福，对于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一丝担忧；这只是个自然地接受与塞巴斯蒂安共同生活的问题，因为没有他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比地球人在月球的山上搭野营帐篷还难以想象。如果当初她给塞巴斯蒂安生下一个孩子的话，他们两人很可能会悄悄地结婚，因为那对他们和孩子来说是最简便的解决办法；但由于没出现那种情况，他们根本没想过要顺从习俗，举行符合道德的白色结婚仪式；如果他们做过必要的考虑的话，两人大概都会欣赏那种仪式的。塞巴斯蒂安身上没有你们的那种先进的“让偏见见鬼去吧”的东西。他知道得很清楚，故意显示自己对道德准则的蔑视，无异于表现自己自命不凡，无异于亮出自己的偏见。他通常选择最容易走的伦理道路（正如他选择荆棘最多的美学道路），只是因为那是通向他既定目标的最好捷径；在日常生活中他过于懒惰（正如他在艺术生活中过于勤奋一样），不愿意为别人提出并解决了的问题而烦恼。

克莱尔遇见塞巴斯蒂安的时候是二十二岁。她不记得她的父亲；她的母亲也去世了，她的继父又结了婚，因此，她的继父及其再婚妻子给予她的“家”的模糊概念，可以用古老的智者派辩论术[1]的说法来比喻，是“更换过的刀柄和更换过的刀片”[2]，尽管她显然不能指望找回原来的刀柄和刀片并把它们安装在一起——至少今生今世不可能。她独自住在伦敦，好像是上了一所美术学校，还学习了东方语言课程，还做了很多别的事。人们喜欢她，因为她文静漂亮，面部虽不显聪慧但有魅力，声音柔和沙哑，不知怎的让人忘不掉，好像上苍用微妙的方法赋予了她一种天才，可以让人记住她：她来到你的心中，形象非常清晰，让人永远忘不掉[3]。就连她那双指关节突出的大手也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而且她擅长跳舞，是个轻盈沉默的舞者。可是她的最优秀之处在于，她属于那种非常非常罕见的女人；这种女人对这个世界不是采取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的态度，也不把日常事物仅仅看成反映自己女性特质的熟悉的镜子。她具有想象力——灵魂的影响力——而且她的想象力具有特别强的、几乎是男性的特质。她还有真正的美感。这种美感与艺术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她乐于观察的习惯有关，她乐于看到煎锅周围有神圣光环，乐于看到垂柳和斯凯之间有相似之处。最后一条，她有上苍赋予的敏锐的幽默感。难怪她能那么好地适应塞巴斯蒂安的生活。

他们在初识阶段经常会面；秋天时克莱尔去了巴黎，我猜想塞巴斯蒂安不止一次去巴黎看她。那时塞巴斯蒂安的第一本书已构思好了。克莱尔已学会了打字，因此对她来讲，一九二四年夏天的夜晚就是进入打字机送纸缝的一页页纸，带着黑色、紫色的鲜活词语又卷了出来。我可以想象克莱尔轻轻地敲击着闪亮的键盘，伴随着窗外温暖阵雨滴落黝黑榆树的沙沙声，伴随着屋子里里不时响起的塞巴斯蒂安的缓慢、严肃的声音（普拉特小姐说，他并非仅仅口述，简直就是发号施令）。塞巴斯蒂安一天当中要花大部分时间写作，可是进展非常艰难，因此每天晚上克莱尔打字记录下来的新内容不过十一二页，就是这些还常常要返工，因为塞巴斯蒂安常随心所欲地修改；我敢说，有时他会做任何作者都不会做的事——用歪歪斜斜非英语字体来抄写已打好的一页，然后再口述一遍。他在使用词语方面煞费苦心，分外痛苦，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类作家都会遇到的情况：他们必须跨越横亘在“表达方法”和“思想”之间的深渊；你会感觉恰当的词语、唯一可用的词语就在远处雾蒙蒙的对岸等着你，这种感觉令人发疯；而尚未裹上衣服的“思想”则在深渊这一边吵着要那些词语，这让人颤栗。塞巴斯蒂安不用现成的短语，因为他想说的事情都有特殊的身材，他更知道真正的概念如果没有量身定做的词语来表达就不能算存在。所以（用一个更近似的比喻），表面赤裸的“思想”要求穿上衣服，好让人们看见它；而躲得很远的词语并不是表面上的空壳，它们只不过等着已被它们遮蔽的“思想”来点燃它们，启动它们。塞巴斯蒂安有时感到自己像个孩子，别人给了他一大团乱七八糟的电线，命令他创造发光的奇迹。他确实创造出来了；有时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做成这件事用的是什么方法，有时他又用看似非常理性的方法花几小时不断撕扯电线——而什么都没做成。克莱尔一生中没有创作过一行富于想象的散文或诗歌，但她对塞巴斯蒂安煞费苦心搞创作的每个细节都了解得那么清楚（那是她个人的奇迹），因此对她来说，她用打字机打出的字与其说是传达其自然意义的载体，不如说是显示塞巴斯蒂安沿着理想的表达路线摸索着走过的环路、鸿沟和弯路。

然而我要说的还不止这些。我知道，就像知道我和塞巴斯蒂安有共同的父亲那样肯定地知道，塞巴斯蒂安的俄语比他的英语好，而且更自然。我相信他可能是用五年不说俄语的方法来强迫自己认为已忘掉了俄语。可是语言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的东西，不可能轻易地摒除。还有，应该记住的是，他出版第一本书的五年之前——也就是说，他离开俄国的时候，他的英语和我的英语一样差。几年之后，我靠人为的方法（通过在国外努力学习）提高了英语；他则试图在说英语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提高英语。他的英语确实有了惊人的进步，可我还是要说，如果他一开始就用俄语写作，在使用语言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了。让我再说一句，我保存着一封他去世前不久写给我的信。那封短信是用更纯粹和更丰富的俄语写的，他的英语从来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无论他在作品中使用的表达方式有多么美。

我也知道，当克莱尔记下塞巴斯蒂安从乱麻般的手稿里择出的词语的时候，她有时会停止击键，轻轻地拉出夹在打字机里的纸页的外缘，重新阅读那一行，然后微微皱起眉头说：“不行，我亲爱的，这话英语不能这么说。”塞巴斯蒂安会瞪她两眼，然后继续在屋里踱步，很不情愿地考虑着她的意见，而她则轻轻叠起双手，放在膝上，静静地等待。最后塞巴斯蒂安会嘟囔着说：“这个意思没有别的办法表达。”“嗯，如果，比如说，”克莱尔会这样说——然后提一个具体建议。

“啊，好吧，如果你喜欢的话。”塞巴斯蒂安会这样回答。

“我不是非要坚持我的意见，我亲爱的，就按你的想法办吧，如果你认为语法差也无伤大雅的话……”

“啊，接着打字吧，”他会喊道，“你完全正确，接着打吧……”

到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棱镜的斜面》已经完成。小说于第二年三月出版，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查阅了那个时期的报纸，就我所知，这本书只被提到过一次。那是在一家每逢星期天出版的报纸上，只有五行半，而且是夹杂在评论其他书的文字中间。“《棱镜的斜面》显然是一部长篇小说处女作，因此评论时不应像对（前面提到的某某人的书）那样严厉。在我看来，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晦涩，而它的晦涩之处又很有趣，但是也可能存在一种小说，其细枝末节我永远捉摸不透。然而为了帮助那些喜欢这类东西的读者，我可以多说一句：奈特先生善于描述繁琐细节[4]，正如他善于在动词不定式中间插入副词[5]那样。”

那年春天可能是塞巴斯蒂安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他刚从一本书里解放出来，就感觉到下一本书的颤动。他的身体状况好极了。他有一个令人愉快的伴侣。过去常有许多令人担忧的小事困扰他，就像一大群蚂蚁坚持不懈地爬满整个庄园；现在他再也不受那些小事的困扰了。克莱尔替他寄信，替他核查洗衣店送回的衣服，确保他有足够的刮脸刀片、烟草和咸杏仁，要知道吃咸杏仁是他的一大嗜好。他很喜欢和克莱尔一起去外面吃饭，然后去看话剧。话剧几乎总是让他浑身不舒服，回去之后还要抱怨，可是他逐渐通过剖析陈词滥调找到了病态的快乐。他会因为一个表达贪婪的词语、一个表达邪恶热望的词语而张大鼻孔，而当他抓住了一个小错时，会突然厌恶得直咬后牙。普拉特小姐记得，有一次她那位对投资电影工业有兴趣的父亲邀请塞巴斯蒂安和克莱尔去看一场内部放映的耗资巨大、气势恢宏的影片。男主角是一个围着豪华包头巾的非常英俊的小伙子，剧情极富戏剧性。让普拉特小姐最为惊讶和恼火的是，在剧情最紧张的时刻，塞巴斯蒂安竟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全身发抖，克莱尔也很激动，但是她不断扯他的袖子，无奈地试图制止他。塞巴斯蒂安和克莱尔两人在一起一定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时光。很难相信，这段温馨、亲切和美好的时光竟然没有被某个见证俗人生活的神仙用某种方式收集起来，珍藏起来。神仙一定看见过塞巴斯蒂安和克莱尔在丘园[6]或里士满公园里散步（我从来没去过那两个公园，但觉得它们的名字很吸引人）；或者看见过他们夏天在乡下漫游途中坐在某个漂亮的小旅店里吃火腿鸡蛋；或者看见过他们在塞巴斯蒂安书房的宽大长沙发上看书，壁炉里的火焰欢快地跳动，空气里已充满一种英国圣诞节的气息，因为在薰衣草和皮革的气味中又增添了淡淡的香料味。神仙一定偶然听到过塞巴斯蒂安给克莱尔讲述自己在下一本书《成功》里将要描写哪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一九二六年的一个夏日，塞巴斯蒂安煞费苦心地写完了特别难写的一章之后，感觉干渴难耐，头昏脑胀，他想去国外度假一个月。克莱尔当时还要在伦敦处理事务，她说一两个星期以后会去找他。当克莱尔终于到达塞巴斯蒂安先前决定要去的那个德国海滨度假地时，出乎她的意料，宾馆的人告诉她塞巴斯蒂安已经走了，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但他过两天还会回来。克莱尔对此大惑不解；她后来告诉普拉特小姐，当时她并没有觉得太着急或太难过。我们可以想象克莱尔当时的境遇：她又高又瘦，穿着蓝色雨衣（天空布满阴云，很不友善），毫无目的地在海滨小道上散步；沙滩上没有什么人，只有几个对天气并不感到失望的孩子；几面三色国旗在衰败的微风中哀伤地飘扬，猎猎作响；钢灰色的海水击打着这边或那边的海滩，波峰变成了一团团泡沫。在远处的海岸上有一片山毛榉树林，幽深且昏暗，林中没有其他灌木，只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旋花属蔓生植物[7]点缀着起伏不平的褐色土壤；一种奇怪的褐色的寂静在那些直挺平滑的树干之间等待着什么：她想，她随时可能发现一个德国童话里戴红帽子的矮个土地神在山谷的落叶间目光炯炯地窥视她。她拿出游泳用的衣物，躺在柔软的白色沙滩上度过了快乐但倦怠的一天。第二天早上又下起雨来，午饭前她一直待在屋子里阅读约翰·多恩[8]的作品，对于她来说，多恩从那时起便与那个雨蒙蒙日子的灰白光线永远联系在一起了，与一个闹着要去走廊玩耍的孩子的哭喊声永远联系在一起了。塞巴斯蒂安很快就来了。他见到克莱尔时肯定是很高兴的，可是他的举止有些不自然。他好像很紧张，很不安，每次克莱尔要直视他的眼睛时，他总是把脸扭向别处。他说他遇到了一个多年前在俄国认识的男人，他们坐着那人的汽车去了——他说了一个地名，那地方在几英里外的海岸边。“可是，我亲爱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她问道，同时仔细端详着他板着的脸。

“啊，没什么，没什么，”他愠怒地说，“我不能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干，我想干我的活。”他又说，并往别处看。

“我想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她说。

他耸了耸肩，并用手掌边缘触摸他拿着的帽子的帽槽。

“走吧，”他说，“咱们去吃午饭，然后回伦敦。”

可是那天下午没有方便的火车，要到晚上才有。由于天已放晴，他们就去外面散步。塞巴斯蒂安有一两次尽量表现得像往常跟她在一起时那样高兴，但是很快就不行了，两人都不说话了。他们来到山毛榉树林。树林仍是那样神秘，充满单调的悬念；尽管克莱尔并没告诉塞巴斯蒂安自己前一天来过这里，但塞巴斯蒂安说：“这地方多有意思，多安静啊。令人恐怖，是不是？你多半可以指望在那些落叶和旋花属植物当中看见一个褐色小精灵。”

“你听着，塞巴斯蒂安，”她突然喊道，并把双手搭在他的肩上，“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大概不爱我了吧。是吗？”

“啊，我亲爱的，别胡说。”他十分真诚地说，“可是……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你明白……我不善于骗人，唉，我本来就想让你知道。事实是，我那天感觉胸口疼、胳膊疼，所以我想最好是赶紧去柏林看医生。那个医生当时就让我住了院……严重吗？……我希望不严重。我们讨论了冠状动脉、血液供应、主动脉窦[9]等问题，总的看来他是个博学的老家伙。我要去伦敦看另一个医生，听听第二个人的意见，尽管我今天感觉身体好极了……”

我想塞巴斯蒂安已经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了。他的母亲就死于同样的疾病，是一种罕见的心绞痛，有的医生叫做“勒曼氏症”。然而从表面上看，他在第一次发作之后至少间隔了一年，尽管在此期间他不时感到左胳膊有奇怪的刺痛，仿佛里面痒痒的。

他又坐下来工作了，整个秋天、冬天、春天都在不停地工作。事实证明，他创作《成功》比创作第一部小说更艰难，花费的时间更长，尽管两本书的篇幅差不多。我有幸了解到了塞巴斯蒂安写完《成功》那天的情景。这得益于我后来遇见的一个人——说实在的，我在这章里讲的许多印象，都是在我用塞巴斯蒂安另一朋友的话印证普拉特小姐的话之后形成的，尽管引发这一切的火花来自我在伦敦大街上对步履沉重的克莱尔·毕晓普的瞬间印象，这真有点神秘莫测。

门开了。可以看见塞巴斯蒂安·奈特四肢摊开平躺在书房的地板上。克莱尔正把书桌上已打好字的纸页捆成整齐的一捆。走进屋的那个人突然停了下来。

“没事的，莱斯莉，”塞巴斯蒂安躺在地板上说，“我没死。我已经建成了一个世界，今天是我的安息日[10]，我在休息。”

[1] Sophism，智者派系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一些演说家、作家和教师，也称诡辩派。他们大多周游希腊全境，以教授辩论术、修辞、伦理学等知识为职业。他们批判旧观点，用合理的论点代替旧观点，引起了青年人的特别注意，也因此引起维持旧传统的人的反对。

[2] 这个说法来自西方哲学家经常引用的一个逻辑论证的经典例子。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印度哲学家遇见一个乡村木匠，看到木匠正用一把结实好看的刀子干活。他问木匠这把刀子用了多少年，木匠说有三十年了，那是他家祖辈传下来的。看到哲学家惊奇的样子，木匠又说：“刀柄已经换了几次，刀片也换了几次，可是刀子还是同一把刀子……”这个故事暗示了一个悖论：刀柄和刀片既然都已换过，那刀子还是同一把刀子吗？

[3] mnemogenic，系作者杜撰的词，意为“有能让别人记住自己的天才”。

[4] 原文分别为“splitting hair”和“splitting infinitive”，巧妙使用头韵，造成幽默效果。

[5] 原文分别为“splitting hair”和“splitting infinitive”，巧妙使用头韵，造成幽默效果。

[6] Kew Gardens，Richmond Park，均为伦敦市的公园。

[7] 原文为bindwood（常春藤），疑为 bindweed（旋花属蔓生植物）之误。

[8] John Donne （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人。

[9] 原文为sinuses of Salva，疑为 sinuses of Valsalva之误。

[10] Sabbath，《圣经·创世记》中记载，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第七天休息，因此将休息日称为“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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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塞巴斯蒂安取得了第一次真正的成功，这促使另一家出版社（布朗森）出版了《棱镜的斜面》的全新版本。只是在这时，这部小说才因其真正的价值受到赞赏，然而即便如此，也不如《成功》或《丢失的财物》销售得那么好。对于处女作来说，它显示了极大的艺术意志力和文学自控。塞巴斯蒂安·奈特使用戏谑性模仿[1]的手法作为一种跳板，以便跳进严肃情感的最高境界，这是他常用的方法。J·L·科尔曼把这种手法叫做“小丑长出翅膀、天使模仿翻头鸽”，在我看来，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棱镜的斜面》对文学行当的某些技巧进行了巧妙的戏谑性模仿，在此基础上，这部作品的销量一路飙升。塞巴斯蒂安·奈特一直以一种近似狂热的仇恨搜寻那些曾一度光鲜、现已陈旧不堪的事物，也就是那些混杂在鲜活事物中的已死去的事物；这些已死去的事物假装有生命，一再被粉饰，继续被那些懒于思考、不解其诈的人们平静地接受。大概陈腐的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而且我们可以争辩说，如果这个或那个完全陈旧的题材或风格仍然能取悦读者、让读者开心的话，继续利用它并没有多大罪过。可是在塞巴斯蒂安·奈特看来，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例如借用侦探小说的技法，都会成为肿胀恶臭的死尸。他根本看不上“廉价的恐怖小说”，因为他不关心普通的教益；让他恼火的总是二流小说，而不是三流或N流的小说，因为在二流小说里，那种“假装”在可读性强的阶段就开始了；从艺术的意义上讲，这是不道德的。可是《棱镜的斜面》并非仅仅对一个侦探故事的背景进行了嬉闹的戏谑性模仿，还俏皮地模仿了许多其他事物：例如，塞巴斯蒂安·奈特凭着他对隐密的腐败的奇异感觉注意到现代小说里有某种文学习惯，具体地说，就是把各色人等组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一个旅馆、一座孤岛、一条街道）的流行技法。在这本小说的进程中，作者还讽刺了多种不同的文风，讽刺了把直接引语与叙述和描述相混合的问题，文雅的作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通常是，在字典里找尽可能多的词来表达“他说过”的意思，很可能用上了从“acceded”[2]到“yelped”[3]之间所有的词。可是，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些不明显的玩笑只不过是作者的跳板而已。

十二个人坐在一个提供膳宿的小旅馆里；作者对这所房子描述得十分细致，但为了强调“孤岛”的信息，对小镇的其他情况则轻描淡写，只是把小镇作为大自然的薄雾和房地产经纪人的噩梦相混合的次要载体，以及舞台道具和房地产经纪人的噩梦相混合的主要载体。正如作者（间接）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方法与一种电影手法有关系，那种手法展现女主人公在学校住宿的艰苦岁月里与那些相貌平平、比较讲求实际的学友们截然不同。膳宿旅馆的十二个房客里有一个叫G·埃比森的，是艺术品经销商，有人发现他死在房间里，是被杀害的。当地的警官（作者只描述了他的靴子）给伦敦的一位侦探打电话，请他马上过来。侦探迟迟未到，因为他接连遇到了倒霉事（他的小汽车轧着一个老太太，后来他又乘错了火车）。在这期间，警方仔细审查了膳宿旅馆里所有的房客，还加上一个偶然过路的人，老诺斯别格[4]，发现血案时他正好在旅馆大厅里。诺斯别格是个温和的老先生，留着白胡子，靠嘴边的胡子颜色发黄，他热衷于收集鼻烟壶，这种嗜好于人无害。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嫌疑；其中一个显得不诚实的美术系学生似乎特别可疑：警察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六条沾有血迹的手帕。顺便说一句，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作者为了简化事件并使其“紧凑”，没有提及任何仆人或旅馆雇员，也没有人关心他们为何不存在。然后，故事里的某种因素开始快速地、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必须记住，侦探还在半路上，G·埃比森的僵硬尸体还留在地毯上）。情况渐渐明晰起来，原来所有的房客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住三号房的老夫人竟然是住十一号房的小提琴手的母亲。住在前面卧室的小说家实际上是住三楼后间的少妇的丈夫。那个可疑的美术系学生正是少妇的弟弟。那个对大家都那么彬彬有礼的庄重的圆脸男人，恰好是暴躁的老上校的管家。老上校看来是小提琴手的父亲。这个逐渐解密的过程继续进行，变得越来越温馨：美术系学生和住五号房的小胖女人已经订了婚，而小胖女人则是老夫人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住六号房的草地网球业余赛冠军竟然是小提琴手的弟弟，小说家是他们两人的叔叔。住三号房的老夫人是暴躁的老上校的妻子。当这些情况都弄清楚时，所有房门上的号码都被悄悄地抹掉了，膳宿旅馆母题就被乡村宅邸母题及其一切自然涵义轻而易举地取代了。故事讲到这里开始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美。先前被表现得颇具喜剧性的时间概念（侦探迷了路……夜间被困在某个地方），现在似乎蜷起身子睡了大觉。现在众多人物的生命闪射出光彩，具有了真正的人性意义，而G·埃比森的被封住的房门不过是被遗忘的杂物间的房门。一个新的情节、一个与小说开头没有任何联系的戏剧，似乎就这样突然被推回梦境里，它似乎挣扎着要生存并闯入光亮之中。可是正当读者在愉快的现实的氛围中感到安全时，正当作者的文笔的优雅和光彩特质似乎暗示着某种高尚和丰富多彩的意向时，突然响起了怪异的敲门声，侦探上场了。我们又一次陷入了戏谑性模仿的泥潭。那侦探是个看着不大可靠的家伙，说话时总吞掉词首的［h］音，作者这样描写似乎是想让故事显得新奇；因为它所戏谑模仿的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流行模式，而是由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流行模式引发的现代人的反应。那些房客重新受到审查。人们又对新的线索进行猜测。温和的老诺斯别格在周围闲逛，他心不在焉，对谁都没有恶意。他解释说，他刚才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看看有没有空的客房。作者似乎马上就要使用陈旧的噱头来证明，看起来无辜的人原来是最主要的坏人。侦探突然对鼻烟壶有了兴趣。“啊啰，”他说，“阿特身体袄吗？[5]”突然间，一个警察步履沉重地走了进来，面孔绯红，他报告说尸首走了。侦探说：“你说‘走了’是啥意思？”警察说：“走了，长官，屋子空了。”大家哭笑不得，悬念顿生。老诺斯别格平静地说：“我想，我能解释。”他慢慢地、小心地摘下胡子、灰白假发、墨镜，露出了G·埃比森的面孔。“你们要明白，”埃比森先生带着自谦的微笑说，“谁都不喜欢被谋杀。”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说明这本书的运作方法，至少是部分运作方法。只有直接阅读这本书才能欣赏到它的美、幽默和感染力。可是为了启发那些对这本书中惯用的变形方法感到困惑的人，或那些在发现一本全新的书的过程中仅仅因为找出书中有些东西不符合“好书”的概念而感到厌恶的人，我要指出，你一旦明白《棱镜的斜面》里的主人公们是可以被宽泛地称为“创作方法”的那种主人公，你就可以尽情地欣赏这本书了。这就好比一个画家说：注意，我在这里给你们看的不只是一幅风景画，而是一幅表现如何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描绘同一处风景的画；我相信，把这些不同的方法和谐地结合起来，就会展现出我想让你们看见的那处风景了。塞巴斯蒂安在他的第一部书里进行了这种试验，并得出了符合逻辑的满意的结论。他用“归谬法”[6]来检验这种或那种文学方法，然后逐个排除，最后推断出自己的方法，并在创作下一部书《成功》时充分利用。他似乎上了一个层次，上了一级台阶，因为如果说他的第一部小说是以文学创作方法为基础的，那么这第二部小说则主要表现人类命运的运行方法。塞巴斯蒂安·奈特占有了大量的资料（他有一个基本设想，相信作者有能力发现自己想知道的关于他的人物的一切信息，因此他才有可能积累大量的资料；这种能力仅仅受到他选择资料的方式和意图的限制，选择不应是搜罗一堆杂乱无章的、毫无价值的细节，而应是进行明确的、有条不紊的探寻），他用科学的精确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分类、审查和排除，通过这种方法，他用长达三百页的《成功》表现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作家尝试过的一项最复杂的研究。小说告诉我们，一个从事商贸工作的旅行者珀西瓦尔·Q在一生的某个阶段、在某些条件下遇见了一个会使他终生幸福的姑娘——一个魔术师的助手。他们两人的相遇很偶然，或者说看起来很偶然：在公共汽车司机罢工那天，他们恰巧都坐上了一个和蔼的陌生人开的小汽车。这就是习惯的思维模式：一件事如果只作为实际发生的事来看是索然无味的，可是如果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审视，它就成了产生巨大心理快乐和激情的源泉。作者的任务是弄清楚这种习惯的思维模式是怎样得来的；他必须调动他的全部艺术魔力，以便发现能让两条生命线接触的具体方式——实际上整本书就是一场对多种因果关系所做的绝妙赌注，或者说是对偶发事件进行的原因学探密。赌注的投注赔率似乎没有限制。作者对几条明显调查线索的追溯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作者往回调查，弄清楚了公共汽车司机罢工为什么偏偏定在那一天，还弄清楚了某个政客对数字“九”的终生偏爱是这事件的根源。这个结果对我们没有什么用，于是我们放弃了这条线索（但作者还是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目睹了在一个聚会上发生的激烈辩论）。另一条虚假的线索是那个陌生人的小汽车。我们努力去弄清他是谁，是什么原因让他在一个特定的瞬间驶过一条特定的街道，可是当我们知道了近十年里他每个工作日都要在同一时间经过这条街去上班后，并没有得到多少启发。因此我们不得不假设：促使那一对男女相遇的多种外部条件，并不是命运对它的两个臣民采取行动的例证，而是一个并非偶然随意的特定整体、一个固定的点；所以我们基于清醒的认识转而研究另一个问题：在所有的人当中，作者为什么偏偏让Q和那个叫安妮的姑娘来到那个特定的地点，还肩并肩地在人行道边上站了片刻？于是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追溯那姑娘的命运线，然后又追溯那男子的命运线，把结果进行比较，然后再逐一追溯这两个人的生活。

我们了解到许多奇怪的事情。这两条越离越近、最后汇合在一起的线，实际上并不是构成三角形的那种直线，不会逐渐远离，通向一个未知的底线；它们是波浪状的线，有时离得很远，有时又几乎相碰。换句话说，在这两个人的生命中，至少有两次偶然相逢的机会。每一次，命运似乎都为这样的会面做了最精心的准备；它有时触摸这种可能性，有时触摸那种可能性；它遮蔽各个出口，重新油漆路标；它匍匐在地上收紧网袋，网里有蝴蝶扑棱翅膀；它给最小的细节安排了发生的时间，不让任何事偶然发生。对这些秘密准备工作的披露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当作者考虑到地方和环境的一切外部特征时，他的观察力似乎十分敏锐。可是每次总有一个小小的失误（一点瑕疵的阴影、一个被人忽略的可能性的被堵塞的漏洞、自由意志的一次变故）破坏了必然论[7]者的兴致；这两条生命再次以不断增长的速度越离越远。于是珀西瓦尔·Q在最后关头由于被一只蜜蜂蜇了嘴唇而没能去参加聚会，而命运已历尽千辛万苦把安妮带到了聚会地点；结果，安妮由于性情使然没能去Q的兄弟受雇的那个失物招领处，没能得到那份命运精心策划的工作。但是命运的意志太顽强了，绝不因失败而气馁。它最后还是成功了，靠的是诡秘的妙计，其诡秘之处在于：它不动声色就把那对年轻人带到了一起。

关于这本既构思巧妙又让人愉悦的小说，我不打算讲更多的细节了。这是塞巴斯蒂安·奈特的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尽管他后来出的三部作品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它。正如我对《棱镜的斜面》所做的说明那样，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展示《成功》的运作方法，也许有损于这部作品本身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除了它的诡秘妙计之外。我再补充一点，《成功》里有一段竟与塞巴斯蒂安·奈特在完成这本书最后几章时的内心活动有关，因此我有必要在此引用这一段，以便 与一系列评论进行对比，那些评论涉及作者大脑的活动，而没有涉及他的艺术中富于情感的一面。

“威廉［安妮的第一个未婚夫，脾气很怪，有女人气，后来抛弃了她］像往常那样送安妮回家，在漆黑的门廊里搂抱了她。突然间，安妮感觉威廉的脸有些湿。威廉用一只手捂着脸，另一只手去摸手绢。‘大雨下在天堂里头，’他说……‘代表幸福的洋葱头……可怜的威利[8]不由自主成了垂柳[9]。’他吻了吻安妮的嘴角，然后擤着鼻涕，发出轻微的破擦声。‘成年男人是不哭的，’安妮说。‘可我不是成年人，’威廉呜咽着说，‘那月亮很幼稚，那潮湿的人行道很幼稚，爱神是个吸吮蜂蜜的婴儿……’‘别说了，’安妮说，‘你知道吗，我就讨厌你这样没完没了地唠叨。太傻了，太……’‘太像垂柳了，’威廉叹息着说。他又吻了她；他们两个人站着，活像一尊柔软的轮廓朦胧的双头黑雕像。一个警察用链子牵着“黑夜”从他们身边走过，然后停下来让它嗅邮筒。‘我像你一样幸福，’安妮说，‘可是我一点儿都不想哭，也不想胡说。’‘可是你难道不明白，’威廉小声说，‘你难道不明白，幸福充其量不过是个表演自己必定死亡的小丑吗？’安妮说：‘晚安。’她走开时，威廉冲着她喊：‘明天八点。’他轻轻地拍了拍房门，然后沿着街道溜达着走了。他想，安妮很温暖，也很漂亮，我爱她，这都没有用，没有用，因为我们会逐渐死去。我受不了我们慢慢滑回过去的感觉。刚才的亲吻已经消逝，《白衣女人》［他们那天晚上刚看过的电影］彻底消逝了，刚才过路的警察也消逝了，就连那房门也完全消逝了。前一刻的想法到了这会儿已经消逝了。科茨（医生）说得很对，他说我的心脏太小，与我的个子不相称。一阵叹息。他自言自语地继续漫步，他的影子有时拉得很长，像个长鼻子，而当影子悄悄地缩回去绕着一根电灯杆时，又像是在行屈膝礼。威廉到达凄凉的住处时，花了很长时间爬上阴暗的楼梯。上床睡觉之前，他敲了敲魔术师的房门，发现那男人穿内衣站着，在察看一条黑裤子。‘怎么啦？’威廉说……‘他们不喜欢我的口音，’魔术师回答，‘可是我猜，我还是会得到那个表演机会的。’威廉在床边坐下说：‘你应该染染头发。’‘我的头秃得没有多少白发了，’魔术师说。‘我有时候想，’威廉说，‘我们身上掉下来的东西不知到哪儿去了——因为它们总得有个去处，你知道吗——掉的头发呀，剪下的指甲呀……’‘你又喝酒了吧？’魔术师说，语气中并没有多少好奇的成分。魔术师细心地叠好裤子，他叫威廉离开床，以便把裤子放到床垫下面。威廉坐到一把椅子上，魔术师继续干他的事；他的小腿肚上汗毛竖立，他的嘴唇噘着，他的手轻柔地移动。‘我只是感觉幸福，’威廉说。‘你看着不像，’严肃的老人说。‘我可以给你买一只兔子吗？’威廉问。‘必要的时候我会租一只，’魔术师回答，‘必要’两字拖得很长，好像那是一根长长的丝带。‘荒唐可笑的职业，’威廉说，‘发了疯的扒手，口中还念念有词。乞丐帽子里的硬币和你的高帽里的蛋饼。出奇地相同。’‘我们已经习惯了别人的侮辱，’魔术师说。他冷静地熄了灯，威廉摸索着走出屋子。在威廉自己的房间里，床上的书似乎不情愿给他挪地方。他脱衣服时想象着穿上洗干净的、被阳光晒过的衣服时那种久违的快乐，想象着蓝色的水和发红的手腕。他能求安妮给他洗衬衫吗？他真的又惹恼她了吗？安妮真的相信他们两人总有一天会结婚吗？她那双无邪的眼睛下方的光亮皮肤上那些浅色小雀斑。她那有点突出的右前牙。她那柔软而温暖的脖子。威廉再一次感觉眼泪要夺眶而出。安妮会不会像梅、朱迪、朱丽叶、奥古斯塔以及他的其他‘爱情余烬’那样，走同一条路呢？威廉听见隔壁屋里的舞女锁上了房门，洗洗涮涮，碰倒一个罐子，伤感地清嗓子。什么东西当啷一声掉在地上。魔术师开始打呼噜。”

[1] parody，指模仿别的作家或作品的特点，以达到幽默或讽刺目的的写作手法，简称“戏仿”，又称“滑稽模仿”

[2] 同意过。

[3] 英文：意为“大喊过”。

[4] Nosebag，是由上文“G·埃比森”（A. Abeson）的字母顺序倒过来组成的姓氏。

[5] 因侦探说话常吞掉词首的［h］音，所以把“哈啰”说成了“啊啰”，把“哈特”说成“阿特”，把“身体好吗”说成了“身体袄吗”。

[6] 原文为拉丁语ad absurdum，即reductio ad absurdum，系逻辑学的一种论证方法，通过命题必然导致的结论的荒诞性来证明命题的错误。

[7] necessitarianism，一种哲学理论，主张一切事物都有其产生和变化的原因，都是按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

[8] Willy，威廉的昵称。

[9] Willow，常被看做是悲伤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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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很快地接近塞巴斯蒂安感情生活的关键时刻。我想了想我仍面临的任务，当我根据它来考察已完成的工作时，深感忐忑不安。到目前为止，我对塞巴斯蒂安生活的描述公正吗？是否像我先前所希望做到的那样？是否像我现在描述他最后阶段生活时所希望做到的那样？使用外语惯用语的困难和文学创作经验的缺乏，都不会让人感到过分自信。可是尽管我在写前几章的过程中可能犯过错误，我还是决心写下去，支持我的是一种隐密的认识：塞巴斯蒂安的幽灵正用某种循循善诱的方式努力给我提供帮助。

再有，我现在已得不到那么多精神上的帮助了。诗人P·G·谢尔登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间曾与克莱尔和塞巴斯蒂安交往甚密。我那次与克莱尔仓促相遇后不久便去拜访了谢尔登，他很和善，愿意把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两个月之后（当时我已开始写这本书了），又是谢尔登告诉了我克莱尔的死讯。克莱尔看起来是那么正常、那么健康的年轻女人，她怎么会因大出血而死在空空的摇篮旁边呢？谢尔登告诉我，在《成功》证明了它的标题名副其实的时候，她有多么高兴。因为《成功》这次确实成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本优秀的书会失败，而那本同样优秀的书却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其原因将永远是个谜。与塞巴斯蒂安的第一本小说的情况一样，塞巴斯蒂安并没有为了让《成功》受到热情的宣传和热烈的赞扬而动一根手指头，也没有拉关系走后门。当一家剪报社开始不断地给他寄来赞扬他的书评样张时，他拒绝订购那些剪报，也绝不感谢那些好心的评论家。在塞巴斯蒂安看来，一个评论家说出自己对一本书的看法不过是履行职责，对这样的人表示感谢是不恰当的，甚至是侮辱，因为评论家做出的评判本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如果感谢他，就意味着对他那冷若冰霜的平静态度报以温暖的感情。再说，塞巴斯蒂安一旦开始感谢某个评论家，就不得不对其以后的每一行评论文字感谢来感谢去，唯恐突然停止感谢会伤害人家；最后，这种潮湿眩晕的温暖会发展下去，因此，无论这位或那位评论家多么以讲实话著称，心存感激的作家可能永远无法确知评论的字里行间是否悄悄掺杂了个人的同情。

在我们的时代，名望太平常了，不能与始终环绕着一本值得称赞的书的光环混为一谈。可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名望，克莱尔都愿意享受它。她想见一见那些想见塞巴斯蒂安的人，而塞巴斯蒂安却绝对不想见他们。她想听听陌生人谈论《成功》，可是塞巴斯蒂安却说对那本书已经不感兴趣了。她想让塞巴斯蒂安参加一个文学俱乐部，与其他作家交往。有一两次，塞巴斯蒂安穿上浆洗过的衬衫去了，在专门为他安排的正餐会上连一句话都没说，回来就把衬衫脱了。他感觉很不自在。他睡不着觉。他一阵阵地发脾气——对克莱尔来说这可是个新添的毛病。一天下午，塞巴斯蒂安在书房里写《有趣的山》，试图在“神经痛”的黑暗岩石之间走一条滑溜溜的陡峭小路，这时克莱尔进来了，她用最柔和的声音问他是否愿意会见一位访客。

“不见，”他说，一面对着刚写下的字呲牙咧嘴。

“可是，你叫他五点来的，而且……”

“你把事搞糟了……”塞巴斯蒂安喊道，并把自来水笔甩向受到惊扰的白墙，“你就不能让我安安静静地干活吗？”他喊道，声音越来越大，就连刚才一直在隔壁房间和克莱尔下棋的P·G·谢尔登都站了起来，关上了通向大厅的门。大厅里，一个谦恭的小个子男人正在等候。

有的时候，塞巴斯蒂安会有一种疯狂嬉闹的心绪。一天下午，他和克莱尔以及几个朋友在一起，他发明了一个绝妙的捉弄人的把戏，准备和一个他们将在正餐后会见的朋友开玩笑。奇怪的是，谢尔登忘记了那个计谋具体是什么了。塞巴斯蒂安哈哈大笑，转过身去，两个拳头一起敲，他由衷地感到高兴的时候总会那样。他们就要出发了，大家都迫不及待，而且克莱尔事先已用电话订了一辆出租车，她的新银丝鞋闪闪发光，她已找到了她的手包，可是突然间，塞巴斯蒂安似乎对这些失去了兴趣。他看上去很厌烦，几乎没张嘴就打了个哈欠，一副很恼火的样子，他当即说要出去遛狗，然后上床睡觉。在那些日子里，他有一条黑色的小斗牛；最后那狗病了，不得不被消灭掉。

《有趣的山》写完了，然后是《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然后是他的第三篇、也是最后一篇短篇小说《月亮的背面》。你还记得《月亮的背面》里那个令人快乐的人物吧——那个等火车的谦恭的小个子男人，他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帮助了三个可怜的旅行者。这位西勒先生大概是塞巴斯蒂安笔下的众多人物中最鲜活的一个，而且也恰好是他的“研究主题”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这个主题我在评介《棱镜的斜面》和《成功》时已谈过了。在那两本书里逐渐发展起来的某种思想，似乎突然间成了真正存在的具体东西，因此西勒先生鞠躬的每个细节都符合习俗和礼仪的规范，引人注目，独具特色——他那浓密的眉毛和较稀疏的胡子，他那柔软的衣领和“像帷幕后的偷听者的凸出身形那样移动”的喉结，他那双棕色的眼睛，他那显露出酒红色静脉的肥硕鼻子，“其形状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把自己的肉瘤丢在了什么地方”；他的黑色小领结和旧雨伞（“一只悲痛服丧的鸭子”）；他鼻孔里浓密的黑鼻毛；他摘帽子时光鲜而完美的动作给人带来的美好惊喜。可是塞巴斯蒂安的作品越好，他自己的感觉却越坏——特别是在创作两部作品的间歇里。谢尔登认为，塞巴斯蒂安几年之后才写的最后一本书（《可疑的常春花》）中所反映的世界，早在那个时候已经把阴影投射到他周围的一切事物上了，他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不过是光亮的假面具，是狡猾的诱惑物，借艺术探险之名引领他准确无误地达到某个近期的目标。他可能仍像以往那样喜欢克莱尔，但是人必有一死的强烈感觉开始困扰他，使他与克莱尔的关系看起来比实际上还要脆弱。至于克莱尔，她出于好心和天真，不经意间已在塞巴斯蒂安生活中某个阳光照耀的宜人角落里消磨时光，而塞巴斯蒂安则从未在那里停留；现在她被甩在了后面，不知道是应该努力追上他呢，还是试图叫他回来。塞巴斯蒂安一直让她快乐地忙碌，让她替他打理文学事务，帮他把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她肯定感觉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感觉到自己与塞巴斯蒂安那具有想象力的生命失去接触是危险的，但她很可能主观地认为这只是一时的不安情绪，认为“一切都会慢慢回归常态的”，并以此来安慰自己。我自然不能触及他们关系的私密的一面，首先是因为讨论一件谁都不能断言的事是很可笑的。第二是因为“性”（sex）一词的发音，包括粗俗的嘶嘶声和“［ks］、［ks］”的嘘声，在我看来是那么荒唐，我不禁怀疑这个词是否真的代表什么概念。说实在的，我相信我们在处理人性问题时，给予“性”一种特殊的情境，让“性的概念”流传（如果这种东西存在的话），并用它“解释”其他的一切，是一个严重的推理错误。“一朵浪花的激荡不能解释整个大海，包括从海上明月到海蛇在内的整个大海；但是岩石臼里的积水与通往中国的波光粼粼的航路同样都是水。”（见《月亮的背面》）

“肉体的爱不过是表达同一件事物的另一种方式，而不是一种由“性管”[1]奏出的特殊音符，你一旦听到那种音符，它就会回响在你灵魂的所有其他区间。”（见《丢失的财物》第八十二页）“一切事物同属于天地万物的秩序，因为这就是人类感知方式的一致性；是个性的一致性；是物质的一致性，无论物质可能是什么。唯一真正的数字是‘一’，其他数字无非是‘一’的重复。”（见《丢失的财物》第八十三页）即便我从某个可靠的来源得知克莱尔不大符合塞巴斯蒂安做爱的标准，我也不想把塞巴斯蒂安经常发生的焦虑和紧张归咎于他对性生活的不满意。可是由于他经常对什么事都不满意，他也可能不满意这段浪漫爱情的色彩。请注意，我用“不满意”这个词是广义的，因为塞巴斯蒂安在生活中的那个阶段情绪很复杂，比Weltschmerz[2]或者说忧郁情绪要复杂得多。这一点我们只能通过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可疑的常春花》来理解。在那个时候，《可疑的常春花》还只是远方的浓雾。它很快就要变成海岸的轮廓线了。一九二九年，一位有名的心脏科专家奥茨医生劝塞巴斯蒂安去阿尔萨斯大区的布洛贝尔住上一个月，那里有一种疗法证明很有效，已治好了几个与他情况相似的病人。当时似乎有个默契，塞巴斯蒂安将独自去那里。动身之前，塞巴斯蒂安和普拉特小姐、谢尔登、克莱尔一起在他的公寓里喝茶，他很快活，很善谈，还取笑克莱尔，说她帮他收拾行李时，不顾他爱挑剔，竟当着他的面把自己皱皱巴巴的手绢掉在他的衣物里。然后他猛地抓住谢尔登的袖口（他自己从来不戴手表），眯着眼睛看了看时间，突然往外跑，尽管离开车还有大约一个小时。克莱尔并没表示要送他去车站——她知道他不喜欢那样。塞巴斯蒂安吻了她的额头，谢尔登帮塞巴斯蒂安把旅行包提了出去（我刚才说了吗？塞巴斯蒂安一般不雇用仆人，除了一个心不在焉的女清洁工和一个附近饭店送饭的侍者以外）。他走后，那三个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突然间，克莱尔放下茶壶说：“我想，那块手绢想和他一起去，我非常能领会那个暗示。”

“你别傻了，”谢尔登先生说。

“为什么不行？”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你也想去赶那趟火车，”普拉特小姐说……

“为什么不行？”克莱尔又说一遍，“我还有四十分钟，可以赶上那趟火车。我现在就跑回住处，带上一两件东西，跳上出租车……”

她确实这样做了。在维多利亚车站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个多小时以后，她给已回到家的谢尔登打了电话，苦笑着告诉他塞巴斯蒂安甚至不愿意让她待在站台上等火车开走。不知怎的，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幻象：克莱尔到了车站，带着手提包，就要张开嘴幽默地一笑，她那双朦胧的眼睛费力地盯着车窗搜寻塞巴斯蒂安，最后找到了，或许是塞巴斯蒂安先看见了她……“你好，我来了。”克莱尔一定是很快活地说，也许有点过于快活……

几天之后，塞巴斯蒂安给克莱尔来了信，告诉她布洛贝尔非常宜人，自己的身体特别好。然后就没有音信了，只是在克莱尔给他发了一封表示担忧的电报以后，他才寄来一张明信片，说他要缩短在布洛贝尔的日程，要去巴黎住一个星期，然后回家。

就是在那个周末，塞巴斯蒂安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两人一起到一家俄国饭店去吃饭。我从一九二四年就没再见过他，现在已经是一九二九年了。他看上去很疲惫，像是有病，由于他面色苍白，给人的印象是没刮胡子，尽管他刚去过理发店。他的脖子后面长了一个疖子，上面贴着粉红色的护创胶布。

他问了我几个问题，了解了我的情况，然后我们两人都觉得继续谈话很不自在。我问他我上次见过的、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姑娘怎么样了。“哪个姑娘？”他问，“哦，克莱尔呀。是啊，她挺好的。我们就算结婚了吧。”

“你显得有点病态。”我说。

“就是有病我也不在乎。你愿意吃‘佩尔米尼饺子’[3]吗？”

“真想不到你还记得那东西的滋味。”我说。

“我为什么不应该记得呢？”他冷淡地说。

我们吃着饭，有几分钟没说话。然后我们喝咖啡。

“刚才你说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来着？布洛贝尔？”

“是啊，布洛贝尔。”

“那儿好吗？”

“这要看你认为什么叫好，”他说，他下巴的肌肉动了动，咬了一下牙，把要打的哈欠憋了回去，“对不起，”他说，“我希望在火车上能睡点觉。”

他突然抓我的手腕。

“八点半。”我回答。

“我得打个电话，”他咕哝着说，并迈开大步穿过饭店的店堂，手里还拿着餐巾。五分钟后，他回来了，上衣口袋露出一半餐巾。我把它揪了出来。

“你看，”他说，“非常抱歉，我得走啦。我忘了还有个约会。”

“我总感到沮丧，”塞巴斯蒂安·奈特在《丢失的财物》中写道，“人们在饭店里从来不注意那些给他们端饭、存大衣、推门的活跃的神秘人物。几个星期前，我曾提醒一位刚和我一起吃过午饭的商人说，刚才那个递给我们帽子的女人耳朵里塞着棉花。他显得很困惑，并说他根本就没注意到那里有女人……在我看来，因为忙着赶路而注意不到出租车司机有兔唇的人，是个偏执狂。当我想到一群人里只有我一人关注那个卖巧克力糖的女孩的轻微的、非常轻微的跛足的时候，我常感觉自己就像坐在许多盲人和疯子中间。”

就在我们离开饭店走向出租车车站的时候，一个眼睛昏花的老人舔了舔大拇指，递给塞巴斯蒂安，或者我，或者我们两人，一张他在散发的广告。我们两人都没有接，都直视前方；我们是面色阴郁的梦想者，无视他的赠予。塞巴斯蒂安对一辆出租车打手势时，我对他说：“那就再见吧。”

“哪天到伦敦来看我吧，”他说，并向后扫了一眼，“等一等，”他又说，“这不行。我伤害了一个乞丐的感情……”他离开了我，很快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小纸片。他仔细地读了上面的内容后才把它扔掉。

“你想搭一段车吗？”他问。

我感觉他恨不得快点甩掉我。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没听清楚他对司机说的地址，可是我记得他叫司机开快点。

当他回到伦敦时……不，这段故事的线索断了，我又得求别的人把线索接上。

克莱尔马上注意到有什么事发生了吗？她马上猜疑发生的是什么事了吗？我们要不要猜想一下她都问了塞巴斯蒂安什么，塞巴斯蒂安是如何回答的，她又说了些什么？我想不必了……谢尔登在塞巴斯蒂安回来后不久就见到了他们两人，发现塞巴斯蒂安显得很怪。可是他以前也显得很怪呀……

“我很快就开始担心了。”谢尔登说。他单独约见了克莱尔，问她是否认为塞巴斯蒂安还正常。“塞巴斯蒂安？”克莱尔说，脸上慢慢显现出可怕的微笑，“塞巴斯蒂安疯了，疯得厉害。”她睁大浅色的眼睛重复道。

“他不跟我说话了。”她又小声说了一句。

然后谢尔登约见了塞巴斯蒂安，问他有什么事不对头。

“这跟你有关系吗？”塞巴斯蒂安厌恶而又冷静地问。

“我喜欢克莱尔，”谢尔登说，“所以想知道她为什么整天像丢了魂似的。”（她每天都去塞巴斯蒂安那里，坐在她过去从来不坐的角落里。她有时给塞巴斯蒂安带去糖果或者一条领带。糖果还放在那里没有动，领带还半死不活地挂在椅背上。她就像幽灵一样穿过塞巴斯蒂安的身体。然后她会默默地消失，就像来的时候那样悄无声息。）

“唔，”谢尔登说，“伙计，你说吧，你都对她干了什么？”

[1] Sexophone，系作者模仿英语的saxophone杜撰的词。Saxophone意为“萨克斯管”，为乐器名称，而sexophone则用sex（性）为字头，戏称“性管”。

[2] 德语，悲观厌世。

[3] Pelmenies，一种俄国食品，类似中国的饺子，多为肉馅或肉与土豆混合馅，吃的时候要浇上酸奶、奶酪等。

▇

谢尔登从塞巴斯蒂安那里什么都没问出来。他所了解到的那点情况是听克莱尔本人说的，没有多少价值。塞巴斯蒂安回伦敦后，一直收到俄文信件，是他在布洛贝尔时遇见的一个女人寄来的。她曾住在他下榻的那个旅馆。其他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六个星期之后（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塞巴斯蒂安又离开了英格兰，直到第二年一月才回来。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谢尔登猜他可能去了意大利，“因为恋人们通常去那里。”他并没有坚持自己的猜想。

塞巴斯蒂安是否对克莱尔做过最后的解释，他走时是否给克莱尔留下了信，这都不清楚。克莱尔走了，就像来的时候那样无声无息。她换了住处，因为原来的住处离塞巴斯蒂安的公寓太近了。十一月里一个阴郁的日子，普拉特小姐从一个人寿保险营业厅出来往家走，在大雾迷漫的路上碰见了克莱尔。从那以后，这两个姑娘时常相聚，可是很少提塞巴斯蒂安的名字。五年之后，克莱尔结婚了。

塞巴斯蒂安从那时就开始写《丢失的财物》了。这本书似乎是他的文学发现旅程中的一种暂停：做一下总结，数一数人生道路上丢失的东西和失去的人，确定一下方位；无鞍套的群马在黑暗中吃草发出的咀嚼声；一堆营火的闪光；抬头可见的星星。这本书里有很短的一章描写一次空难（只有一个乘客幸存，飞行员和其他所有乘客都遇难了）；幸存者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英国人，在离事故现场较远的地方被一个农夫发现了，当时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他蜷起身子坐在那里——简直就是一幅悲惨痛苦的画面。“你伤得重吗？”农夫问。“不重，”英国人回答，“就是牙疼。一路上牙都疼。”他们在农田里找到了六封散落的信，都是航空邮件袋的残存物。其中有两封是非常重要的公务信件；第三封信从地址上看是写给一个女人的，可是开头却写着：“亲爱的莫蒂默先生：现回答您关于第六批……”说的是下订单的事；第四封是生日祝贺信；第五封是一个间谍的信，在犹如乱草的闲话里藏有冷酷的秘密信息；最后一封的信封上写的是给一家商贸公司的，但信纸装错了，是一封情书。“我可怜的爱人，这封信会让你痛苦。我们的野餐结束了；黑暗的道路坑洼不平，汽车里最小的孩子要呕吐了。一个讨厌的傻瓜会告诉你：你必须勇敢。可是，我能对你说的表示支持或安慰的话，肯定都会像奶油布丁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一向明白我的意思。有你在身边，生活是可爱的——我说可爱，指的是鸽子和百合花，还有天鹅绒，以及中间那个柔软的粉红色字母‘v’，和你的舌头卷起来发出的拉长的［l］音。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是富有诗意的，当我想到所有的小事因为我们不能再分享而将要死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仿佛也死了。也许我们是死了。你明白吗，我们的幸福越大，它的边缘就越模糊，它的轮廓似乎在融化，现在已经完全消解了。我并没有停止爱你；但是我心中有什么东西已经死了，我在雾中看不见你……这些都是诗歌。我在对你撒谎。我缺乏勇气。一个诗人绕着弯子说话，没有什么比这更怯懦了。我想你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了：该死的老一套——出了‘另一个女人’。我跟她在一起非常不快活——这可是句真话。我想关于这件事的另一面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

“我情不自禁地觉得，爱情有本质上的错误之处。朋友之间可以吵架或者逐渐疏远，近亲之间也可以这样，可是没有这种痛苦、这种感染力、这种与爱情紧紧相连的濒死状态。友谊从来没有那种垂死的样子。哎，这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停止爱你，可是因为我不能继续亲吻你那朦胧亲爱的脸，所以我们必须分开，我们必须分开。为什么这样？这种神秘的排他性是怎么回事？你可以有一千个朋友，但只有一个爱侣。成群的妻妾跟这事毫不相干：我说的是舞蹈，而不是体操。或者，你能想象一个高大的土耳其人像我爱你这样爱他四百个妻子中的每个人吗？因为如果我说‘二’，我就已经开始计数了，那就会没完没了。世上只有一个真正的数字，那就是‘一’。很明显，爱情是这一奇特性的倡导者。

“再见了，我可怜的爱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也永远不会让别人取代你在我心中的位置。如果我试图让你相信，你才是纯真的爱人，而我对那个女人的激情只不过是肉体的喜剧，那我就太荒唐了。一切都是肉体，一切都是纯真的。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和你在一起很幸福，现在我和另一个人在一起很伤心。生活仍将这样继续下去。我将和办公室里的小伙子们开玩笑，享用我的大餐（直到我消化不良为止），阅读小说，写诗歌，留心股票的行情——总的来说，我将按照我一贯的行为方式去做事。可是那并不意味着没有你我会幸福……每一件会让我想起你的小事——你对屋子里（你曾在那里拍打过靠垫，跟拨炉火的人说过话）的家具表示不满的眼神，我们一起看见过的每一件小事——对我来说将永远像半个贝壳、半个一便士硬币，它们的另一半由你保存着。再见吧。你走吧，走吧。不要写信。跟查理或者别的叼着烟斗的好男人结婚吧。现在把我忘掉，可是以后你要记住我，在你忘掉我们恋情的这段苦涩部分之后。这信纸上的污渍不是眼泪造成的。我的自来水笔坏了，我用的是这个肮脏旅馆里的一支肮脏的笔。天实在太热了，我还没做成我应该‘令人满意地结束’（莫蒂默那家伙常这样说）的那桩生意。我想你那里有我写的一两本书——可是那并不很重要。请你不要写信了。L[1]”

如果我们从这封虚构的信里把所有关于那位假设作者的私生活信息都抽取出来，我相信其中有很多是塞巴斯蒂安所感受到的，或甚至是写过的，写给克莱尔的。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总爱给他笔下的人物，甚至是最怪异的人物，加上他本人有过的这种那种思想或印象或愿望。他的主人公的信很可能是一种密码，他用这种密码表达了他与克莱尔关系中的一些真实情况。可是我说不出来除他之外还有哪个作家在展现自己的艺术时用过如此令人困惑的方式——在我看来是令人困惑的，因为我很想看一看藏在作者背后的那个真实的人。在一片具有想象性质的微光之中，很难看出个人真实情况的光芒，可是更难理解的是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一个写出自己创作时真实感受的作家，竟能利用那些使他内心痛苦的东西，同时创造出一个虚构的、有些荒唐的人物形象。

塞巴斯蒂安在一九三〇年初回到伦敦，心脏病严重发作后就躺倒了。不知怎么回事，他还能继续创作《丢失的财物》，我想这要算他最容易写的一本书了。当时只有克莱尔一个人负责处理他的文学事务，我们应该把这一点与后来发生的事联系起来理解。克莱尔走了以后，这些事务很快便乱成一团。在很多情况下，塞巴斯蒂安根本不知道事情是如何进展的，不知道自己与这个或那个出版商的具体关系。他是那么糊涂，那么无能，那么健忘和无奈，他想不起人名或地址，想不起东西放在哪里，现在他陷入了最荒谬的困境。奇怪的是，克莱尔在处理塞巴斯蒂安的事务期间，她那少女般的健忘竟被完全清晰稳定的目的性取代了；可是现在一切都失控了。塞巴斯蒂安从来没学过使用打字机，现在神经太紧张又没法学。《有趣的山》在两家美国杂志同时发表了，而塞巴斯蒂安却不知所措，记不清他是怎么把这部小说卖给两拨人的。然后又出了一桩复杂的事，有一个人想把《成功》拍成电影，已给塞巴斯蒂安预付了定金（塞巴斯蒂安却不知道，因为他读信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要拍一个缩短的“加强”版本，而塞巴斯蒂安从来没想过要拍这样的版本。《棱镜的斜面》又上市了，但塞巴斯蒂安却不知道这回事。他甚至对任何邀请函都不予回复。电话号码成了让他难以把握的东西，他常常要东翻西翻，寻找记有这个或那个电话号码的信封，这让他筋疲力尽，比写一章小说还要累。后来——他的心又开了小差，跟踪着一个不在身边的情人，等着她来电话，——电话很快就会来了，否则他本人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悬着心的状态；这时就会出现罗伊·卡斯韦尔有一次见到的情景：一个瘦削憔悴的男人，穿着宽上衣和卧室的拖鞋，登上了一节普尔曼车厢[2]。

就是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古德曼先生出现了。塞巴斯蒂安渐渐地把自己的文学事务全都交给了他，并为遇见这样能干的秘书而感到非常松心。古德曼写道：“我平时发现他躺在床上，像一只面带怒气的豹子（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小红帽》里那只戴着睡帽的狼）……”古德曼先生在另一段里接着说：“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看上去如此沮丧的人……我听说，奈特有意无意模仿的那个法国作家马·普鲁斯特也很喜欢做出某种无精打采的‘有趣的’姿态……”他还说，“奈特很瘦，面色苍白，手很敏感，他喜欢像女人卖弄风情那样给人看他的手。有一次他对我承认他早晨洗澡时喜欢往澡盆里倒半瓶法国香水，可是尽管他做了这些，看起来还是打扮得很怪，很不得体……奈特非常自负，跟多数现代派作家一样。有一两次，我碰巧看见他往一个漂亮昂贵的簿子上粘贴剪报，肯定大多数都是关于他的作品的评论。他把这本剪报簿子锁在书桌的抽屉里，也许他感到有些羞耻，不愿意让我的批判目光看到他的人性弱点所产生的结果……他常常出国，一年两次，我敢说他大概是去了Gay Paree[3]……但是他对此秘而不宣，还故意表现出拜伦式的[4]倦怠。我不禁感到他去欧洲大陆的多次旅行构成了他的艺术项目的一部分……他是个十足的‘poseur’[5]。”

古德曼先生开始论述较有深度的事情时，变得非常雄辩。他的想法是展现并解释“艺术家奈特与他周围的繁荣世界之间的致命的分裂”。（显然是道圆形裂缝。）“奈特不善于与人相处，这是他失败的原因，”古德曼解释说，并且在打字机上敲出三个圆点[6]，“冷漠是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罪孽，因为困惑的人类向作家和思想家紧急求助，要求他们即使不能医治人类的痛苦和创伤也要关注它们……人们不能忍受‘象牙塔’了，除非它被改造成灯塔或者广播电台……在这样一个时代……充满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经济萧条……抛弃了……欺骗了……无家可归的人……极权主义的增长……失业……下一次超级战争……家庭生活的新特点……性……宇宙的结构。”正如我们所见，古德曼先生的兴趣还挺广泛。他接着说：“请注意，奈特绝对不肯关注当代的问题……有人让他加入这个或那个运动，让他参加某个重要会议，或者只是让他在众多名人已签名的某个揭示重要真理或谴责不公正行为的宣言上补签名字……他都断然拒绝，不顾我多次的劝说，甚至不顾我多次的请求……的确，他在最后的（也是最鲜为人知的）一本书里确实审视了这个世界……可是他选取的角度和他注意到的方面却与严肃的读者对严肃的作者所必然期待的大相径庭……这就好比一个认真调查某大企业的运作和机械装置的人，被别人花言巧语地领着去看窗台上的一只死蜜蜂……我有时会叫他注意这本或那本刚出版的书，我因为它有普遍的或重要的意义而着迷，这时他总是孩子气地回答：那本书是‘毫无价值的蠢话’，要不然就是说些完全不着边际的话……他常把‘solitude’与‘altitude’和拉丁文的‘太阳’混为一谈[7]。他没有认识到那不过是个阴暗的角落……然而，由于他极度敏感（我记得过去我抻手指头抻得关节咔嚓作响时——这是我想事时的坏习惯，他会马上皱起眉头），他不由自主地感觉有什么事出了错……感觉他正在逐渐斩断与‘生活’的联系……感觉他的日光浴室的开关不起作用了。塞巴斯蒂安起初是个真诚的年轻人，他因自己易激怒的青春被抛进了粗野的世界而对世界做出了反应，开始感到痛苦。后来他成了作家，取得了成功，他的痛苦仍在继续，作为一种时髦的假面具表现出来，现在这种痛苦已经成了新的丑陋的现实。他佩戴在胸前作为装饰的牌子上，已不见了‘我是孤独的艺术家’的字样；无形的手指头已将它改成了‘我是盲人’。”

如果我对古德曼先生的聪明而肤浅的措辞妄加评论，就会亵渎读者的理解判断能力。假如塞巴斯蒂安是个盲人，那么他的秘书无论如何会怀着强烈的欲望扮演起吠叫着拉着他走的导盲犬角色。罗伊·卡斯韦尔在一九三三年曾为塞巴斯蒂安画过像，他告诉我，他还记得听塞巴斯蒂安讲过与古德曼先生的关系，还记得自己曾哈哈大笑。如果古德曼先生没有变得有点过于雄心勃勃的话，塞巴斯蒂安大概永远不会打起精神甩掉这个自负的人。一九三四年，塞巴斯蒂安从戛纳给罗伊·卡斯韦尔写信，说他偶然发现（他很少重读自己的著作）古德曼更改了“天鹅”版《有趣的山》中的一个修饰语。“我把他解雇了，”塞巴斯蒂安补充道。古德曼先生谨慎地避免谈及这个次要细节。他把多年积累的各种印象都说尽之后，得出结论说，塞巴斯蒂安的真正死因是：他最后认识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是失败的，因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失败的”。然后，古德曼快乐地提到，他结束秘书工作是因为他转入了别的行业。我将不再提古德曼的书了。那书已经作废了。

可是当我观看罗伊·卡斯韦尔创作的那幅肖像画的时候，似乎看见塞巴斯蒂安的眼睛里有一丝闪光，尽管其眼神流露出悲伤。画家神奇地画出了眼睛的深灰绿色虹膜，给人以潮湿的感觉；眼球周边一圈颜色更深，并且似有金屑装点其间。眼皮较厚，也许有点红肿，发亮的眼球上似乎有一两条血丝。这样画眼睛和脸是为了给人以清水中的倒影的印象，宛如那喀索斯[8]的倒影一般——还有，在面颊较瘪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涟漪，那是因为一只水蜘蛛刚刚停在上面并向后漂浮。一片枯叶落在倒影的额头上，额头上有皱纹，就像一个人聚精会神地看东西时皱眉头的样子。额头上凌乱的深褐色头发有一部分被另一个涟漪散开，而太阳穴处的一绺头发在发潮的阳光下发出一丝暗光。在两条平直的眉毛之间有一条深沟，另一条深沟则从鼻子延伸到颜色暗淡的、紧闭的嘴唇。画面上只有头部。脖子的部位被猫眼石色的阴影遮掩着，仿佛身体的上半部分在逐渐消失。总的背景是一种神秘的蓝颜色，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用树枝做的精美的植物攀缘支架。塞巴斯蒂安就是这样端详着水潭中自己的倒影。

“我本来想在他的身后或头顶上方画点什么，暗示有个女人，——也许是一个手影，也许是……什么东西……可是后来我想那就成了讲故事，而不是画画了。”

“唉，好像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女人。连谢尔登都不知道。”

“她毁了他的生活，这一句话就总结了她起的作用，对不对？”

“这还不够，我想知道得更多。我想知道所有的情况。否则的话，塞巴斯蒂安的形象永远不会完整，就像你的画像那样。啊，你画得非常好，简直像极了，我喜欢那只飘浮在水面的蜘蛛。特别是它的畸形足在水下的影子，可是那张面孔只不过是偶然的倒影。任何人都可能往水里看。”

“可是你不认为他看得特别仔细吗？”

“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找到那个女人。她是塞巴斯蒂安发展过程中一个失去的环节，我必须找到她——这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

“我拿这张画和你打赌，你找不着她。”罗伊·卡斯韦尔说。

[1] 写信人的签名，只写了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2] Pullman car，一种舒适的旅客列车车厢，得名于美国发明家普尔曼（G. M. Pullman，1831-1897）。

[3] 法语，快乐的巴黎，系英国人对法国巴黎的戏称，最初是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巴黎的享乐主义和浮华生活，但是由于“gay”也有“同性恋”之意，因此这个戏称也指巴黎对同性恋的开放态度。

[4] Byronic，指英国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所特有的性格特点，如浪漫、激情、玩世不恭、爱嘲讽等。

[5] 法语，会装腔作势的人。

[6] 指英语的省略号。

[7] Solitude为英语词，意为“孤独”；Altitude为英语词，意为“高度”；拉丁语的“太阳”为 sol 或solis。

[8] Narcissus，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拒绝回声女神的求爱而受到惩罚，爱上了自己在泉水中的倒影，最后抑郁而死，死后变成了水仙花。

▇

第一件事是要弄清楚那个女人的身份。我怎么开始找呢？我掌握了哪些材料呢？一九二九年六月，塞巴斯蒂安在布洛贝尔镇的博蒙旅馆下榻，就是在那里遇见了她。她是个俄国人。别的线索就没有了。

我和塞巴斯蒂安一样，十分讨厌邮政系统。在我看来，写一封最短的信，再找信封，找到正确的地址，买面值合适的邮票，然后寄信（还要绞尽脑汁去回想自己是否在信上签了名），并不省事，还不如千里迢迢地跑一趟呢。再说，我要处理的是一件微妙的事，靠通信是不可能办成的。一九三六年三月，在英格兰住了一个月以后，我咨询了一家旅行社，然后就出发去布洛贝尔了。

我的面前是一片潮湿的农田，上空飘着一缕缕绵长的薄雾，一棵棵直挺的白杨树似乎飘浮在雾中，影影绰绰的。我看着这景象想，塞巴斯蒂安曾经路过这里。一个有许多红瓦房的小镇蹲伏在轮廓柔和的灰色大山脚下。我来到一个凄凉的小车站，那里有看不见的群牛在某辆已转了轨的火车车厢里悲哀地哞哞叫。我把旅行包存放在车站的衣帽间里，走上一个平缓的山坡，朝着坐落在散发潮气的公园后面的一片旅馆和疗养院区域走去。周围没有什么人，现在不是“旅游高峰期”；我突然痛苦地意识到，那个旅馆可能会关闭。

可是它没关闭；到目前为止，运气还是给我帮忙的。

那所房子前面有精心维护的花园，有长出花蕾的栗子树，显得清新宜人。看起来这房子顶多能住大约五十人——这让我精神振奋：我希望我的选择范围有所限制。旅馆的经理是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留着修剪整齐的络腮胡子，有一双天鹅绒般的黑眼睛。我小心谨慎地进行探访。

起先，我说我已故的哥哥塞巴斯蒂安·奈特是著名的英国作家，他来这里住过，很喜欢这里，所以我也想来这个旅馆消夏。也许我本应先租一个房间，悄悄地住进去，以此讨好经理（可以这样说吧），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然后再提出我的特殊要求；可是我不知为什么以为这件事也许当场就能解决。他说是啊，他还记得那个英国人，一九二九年在这里住过，每天早晨都要洗澡。

“他不喜欢交朋友吧，是吗？”我问，装出很随便的样子，“他总是一个人吗？”

“哦，我想他是和他的父亲在一起吧，”旅馆经理含混地说。

我们两人费了半天劲才把近十年间在博蒙旅馆住过的三四个英国人的情况梳理清楚。我明白他并不怎么记得塞巴斯蒂安。

“坦率地讲，”我漫不经心地说，“我是在找一个女士的地址，她是我哥哥的朋友，也在那个时候住在这里。”

旅馆经理抬了一下眼眉，我感到很不自在，觉得自己犯了个小错。

“为什么？”他问。（我马上想：“我是不是应该贿赂他？”）

我说：“哦，我愿意付给你报酬，你费心给我找找我想要的信息吧。”

“什么信息？”他问。（他是个愚蠢而多疑的老家伙——但愿他永远不会读到这几行文字。）

我继续耐心地说：“不知道您能不能行行好，帮我找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与奈特先生同时住在这里的那个女士的地址？”

“什么女士？”他用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毛毛虫[1]的间接反驳语气问道。

“我不清楚她的名字。”我紧张地说。

“那你让我怎么找啊？”他耸了耸肩膀说。

“她是个俄国人，”我说，“也许你记得一个俄国女人——一个年轻的女士——还有，呃……长得很好看？”

“Nous avons eu beaucoup de jolies dames，”[2]他回答，态度越来越冷淡，“我怎么能记得呢？”

“那么，”我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一看你的登记簿，找出一九二九年六月登记的俄国人的名字。”

“确实有几个俄国人名，”他说，“你怎么挑出你需要的名字呢，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名字？”

“把那些名字和地址都给我，”我绝望地说，“剩下的事我来处理。”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

“不行。”他说。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保存登记簿吗？”我尽量心平气和地问。

“啊，我当然保存登记簿，”他说，“我的生意要求这些事情井然有序。啊，是啊，我当然有客人的姓名……”

他溜达到房间后部，拿出一个大黑本子。

“在这儿呢，”他说，“一九三五年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奥特教授和夫人、萨曼上校……”

“喂，你听着，”我说，“我对一九三五年七月不感兴趣。我想要的是……”他合上本子，把它拿走了。

“我只不过是想向你说明，”他背对着我说，“向你说明［一个锁喀哒响了一下］我保存着登记簿，很有秩序。”

他回到办公桌前，把放在吸墨纸簿上的一封信折叠起来。

“一九二九年夏天的，”我乞求道，“你为什么不愿意给我看我想要的记录呢？”

“唔，”他说，“这事行不通。第一，因为我不想让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去麻烦我的老顾客，他们将来还会是我的顾客。第二，因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急着要找一个你不愿意说出名字的女人。第三——我不想惹任何麻烦。我现在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一九二九年就有一对瑞士夫妇在街角的那家旅馆自杀了。”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补充道。

“这是你的最后决定吗？”我问。

他点了点头，看了看手表。我转身出去，使劲摔了一下门——至少我是尽力摔了门——那是个气动门，碰不着门框。

我慢慢地走回火车站。那个公园。也许塞巴斯蒂安在弥留之际想起了那棵雪松下的那张石长椅。远处大山的轮廓可能是某个难忘的夜晚有人用花式笔法[3]挥就的。在我看来，整个地方像是大垃圾堆，我知道有一颗黯淡的珠宝就丢失在那里。我的失败是荒唐的，可怕的，极其痛苦的。追逐梦想的努力带来的沉重迟缓的感觉。在逐渐消解的事物中进行的无望的摸索。“过去”为什么如此桀骜不驯？

“现在怎么办呢？”我那么渴望开始写的传记的思绪流到了最后一个转弯处就被白雾遮蔽了，就像我正在注视的山谷的状况。我能撇开它不管，照样写我的书吗？ 一本带盲点的书。一幅未完成的画——殉道者的四肢没涂颜色，他的身边放着箭。

我感觉很迷惘，觉得无路可走。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考虑用什么方法能找到塞巴斯蒂安的最后一个情人，因此知道几乎没有别的方法能找到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啊！如果我能看到那些油迹斑斑的黑本子，我觉得我会马上认出她的名字的。我是不是应该放弃这条路子，转而搜集其他几个有关塞巴斯蒂安的次要细节呢？那些细节我仍然需要，也知道到哪里去获取。

我就是怀着这种困惑的心态上了区间慢车，它将把我带回斯特拉斯堡[4]，然后我会继续旅行，也许去瑞士……可是不行，我无法从失败的刺痛中解脱出来；尽管我千方百计埋头阅读手中那张英文报纸：可以说我在进行训练，只读英文，因为我考虑到了即将开始的工作……可是你能开始做你缺乏全面了解的事吗？

我独自坐在车厢的隔间里（正如你平时独自坐在那类火车的二等车厢里），可是后来，到了下一个车站，一个长着浓密眉毛的小个子男人上来了，他按欧洲大陆人的习惯和我打招呼，说的是法语，喉音很重，然后在我对面坐了下来。火车继续奔驰，直驶进夕阳之中。突然间，我注意到对面的这位乘客冲着我笑。

“天气太好了，”他说，并摘下礼帽，露出了粉红色的秃头，“你是英国人吗？”他点着头笑着问。

“唔，是吧，暂时是。”我回答。

“我看见，刚才看见[5]你在读英语杂志，”他说，一面用手指头指了指——然后匆忙地摘下浅黄褐色的手套又指了一下（大概有人告诉过他，戴着手套时用食指去指东西是不礼貌的）。我喃喃地说了点什么就往别处看：我不喜欢在火车上聊天，而且这会儿我特别不想聊天。他随着我注视的方向看过去。低低的夕阳点燃了一幢大楼的许多窗户，当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时，大楼慢慢地旋转，展示出一个烟囱，又一个烟囱。

小个子男人说：“那是‘弗兰伯姆和罗斯’，上等的织物，工厂。纸张。”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挠了挠发亮的大鼻子，朝我探过身来。

他说：“我去过伦敦、曼彻斯特[6]、设菲尔德[7]、纽卡斯尔[8]。”他看了看还没数到的大拇指。

“对，”他说。“玩具生意。大战以前。我以前踢点儿足球，“他又说，大概是因为他注意到我对一片坑洼不平的场地扫了一眼，场地上有两个球门，垂头丧气地立在那里——其中一个的横梁没有了。

他眨了眨眼；他的小八字胡须翘了翘。

“有一次，你知道吗，”他一面说着一面暗笑，身子直颤，“有一次，你知道吗，我抛，抛球，从‘外场’直接抛进了球门。”

“啊，”我不耐烦地说，“你得分了吗？”

“是风得了分。那是个robinsonnada[9]！”

“是什么？”

“是robinsonnada——妙招。是啊……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吗？”他用哄诱人的口气特别客气地问。

我说：“怎么，这趟火车最远不就到斯特拉斯堡吗？”

“是啊。我的意思是，我刚才的意思是说一般情况。你常旅行吧？”

我说，是啊。

“从哪方面来说？”他抬起头问。

“啊，我想是在以前吧，”我回答。

他点了点头，似乎明白我的意思。然后，他又冲我探出身子，摸着我的膝盖说：“我现在卖皮货——你知道吗——皮球，给别人玩的。老啦！没力气啦！还卖猎狗口套和类似的东西。”

他又轻拍我的膝盖，“可是早些时候，”他说，“去年，四个去年，我在警察局——不对，不对，不止一次，不太对……便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看了看他，突然对他有了兴趣。

“让我想想，”我说，“这让我有了一个想法……”

“是啊，”他说，“如果你需要帮助，需要好皮货，cigarette-etuis[10]、皮带、忠告、拳击手套……”

“我需要第五个，可能也要第一个。”我说。

他拿起放在他座位旁边的礼帽，小心地戴上（他的喉结上下滚动），然后欢快地笑了，对着我轻快地摘下帽子。

“我叫西尔伯曼，”他说着伸出手来。我握了握他的手，也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可那不是英语名字，”他拍着自己的膝盖喊道，“那是俄语名字！Gavrit parussky[11]？我还知道几个别的词……等一等！对了！Cookolkah——小娃娃。”

他沉默了片刻。我脑子里反复思考他让我产生的想法。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私人侦探机构咨询呢？这个小个子男人会不会派上用场呢？

“Rebah！”他喊道，“我又想起一个词。鱼，是吧？还有……对了。Braht，millee braht——亲爱的哥哥。”

“我正在想，”我说，“如果我告诉你我目前的困境，也许……”

“可是我就会那么多，”他叹着气说，“我会说（他又数着手指头）立陶宛语、德语、英语、法语（他的大拇指又没数上）。俄语忘了。曾经会！还不错呢！”

“也许你能……”我开始说。

“任何事情，”他说，“皮腰带、钱包、笔记本、建议。”

“建议，”我说，“你看啊，我正在想法追踪一个人……一个俄国女人，我从来没见过她，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她在某一段时间里住在某个旅馆，在布洛贝尔镇。”

“啊，那是个好地方，”西尔伯曼先生说，“好极了，”——他抿了抿嘴唇，郑重地表示认可。“水好，散步道好，赌场好。你想让我做什么？”

“唔，”我说，“首先我想知道，像这样的情况一般能做什么？”

“最好是别打扰她，”西尔伯曼先生立刻说。

然后他突然往前探了探头，浓密的眉毛动了动。

“忘了她吧，”他说，“把她从你的脑子里甩出去。那很危险，也没有用。”他从我的膝部掸掉了点什么，点了点头，又坐了回去。

“别顾忌那个，”我说，“问题是怎样做，而不是为什么要做。”

“每一个‘怎样’都有它的‘为什么’，”西尔伯曼先生说，“你找，找到了她的身材、她的照片，现在想找她本人了吧？那不是爱情。哼！肤浅！”

“啊，不对，”我喊道，“不是那回事。我根本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可是，你明白吗，我那故去的哥哥爱过她，我想听她讲我哥哥的事。这确实很简单。”

“太惨了！”西尔伯曼先生说，并摇了摇头。

“我想写一本关于哥哥的书，”我接着说，“而且我对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感兴趣。”

“他得的是什么病？”西尔伯曼先生声音低沉地说。

“心脏病。”我回答。

“心脏——真糟糕。太多的警告，太多的……一般的……一般的……”

“死亡的彩排。对极了。”

“是啊。他多大年纪？”

“三十六岁。他写书，用的是他母亲的姓。奈特。塞巴斯蒂安·奈特。”

“写在这儿吧，”西尔伯曼先生说，同时递给我一个特别精致的新笔记本，里面还有一支赏心悦目的银铅笔。随着嚓嚓嚓的声音，他整齐地撕下那一页，放进口袋，又把本子递回给我。

“你喜欢它吗，不喜欢？”他说，脸上带着急切的微笑，“请允许我送你一个小礼物。”

“真的吗，”我说，“太谢谢……”

“没什么，没什么，”他摆着手说，“现在，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我回答，“一份完整的名单，包括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在博蒙旅馆住过的所有的人。我还想知道一些具体情况：他们是谁，至少那些女人是谁。我想要他们的地址。我想确保没有一个俄国女人能用外国名字隐身。然后我会挑出最有可能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并且……”

“并且想法和她们联系，”西尔伯曼先生点着头说，“好啊！很好！所有开旅馆的先生都在这儿呢［他给我看他的手掌］，这很简单。请给我你的地址。”

他拿出另一个笔记本，这次是个很破旧的本子，几张写满潦草字迹的页面掉了下来，像秋天的落叶一般。我又说，我会一直待在斯特拉斯堡，等他打来电话再走。

“星期五，”他说，“六点，准时。”

然后这个不寻常的小个子男人坐回他的座位，抱起胳膊，闭上眼睛，好像这桩成交的买卖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的谈话画了个句号。一只苍蝇飞过去审视他的秃额头，但他一动不动。他打起盹来，直到火车到达斯特拉斯堡。我们就在那里分手。

我和他握手时说：“嘿，你必须告诉我收多少费……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收多少合适，我都愿意付给你……也许你愿意让我预付定金……”

“给我寄一本你写的书，”他竖起一个又短又粗的手指头说，“还要支付可能的花销，”他轻声补充说，“说定了！”

[1] Caterpillar，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所著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第五章中的一个“人物”。

[2] 法语，我们这里住过很多漂亮的女人。

[3] paraph，在签名末尾使用的笔法，成为签名者的笔迹特点，以防别人假冒。

[4] Strasbourg，法国东北部港口城市。

[5] 作者表现这个人物说不好英语，分不清动词的现在时态和过去时态，常常说错，但他意识到错误后会赶紧改口纠正。他有时还措辞不当。此外，作者还表现这个人物发音不准，例如：把［ð］读成［d］，把［ø］读成［f］等，译文中很难体现，仅此说明。

[6] Manchester，英格兰西北部港口城市。

[7] Sheffield，英格兰中北部城市。

[8] Newcastle，英格兰北部海港。

[9] 研究纳博科夫的学者Michael H. Begnal在《初出茅庐的小说家》一文中说，Robinsonnda一词是纳博科夫杜撰的，可能与他的家庭教师Robinson有关，因为他在后来发表的自传《说吧，记忆》中讲到：Robinson小姐有一个妙招——用不同颜色的枫叶做成光谱。

[10] 法语，香烟盒。

[11]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说俄语。

▇

你看，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得到了一份有四十二个人姓名的名单，塞巴斯蒂安的名字也在其中（塞·奈特，伦敦西南区橡树园公园路三十六号），他的名字似乎出奇的可爱，又让人感到失落。我突然（高兴地）注意到，所有这些人的地址都有，附在名字后面；西尔伯曼匆匆解释说，经常有人死在布洛贝尔。在四十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当中，有三十七个人“用不着怀疑”，这是小个子男人的原话。的确是这样，这些人中有三个人（未婚妇女）有俄文名字，可是其中一人是德国人，一人是阿尔萨斯人：她们常常下榻这家旅馆。还有一个姑娘叫薇拉·拉辛，有点让人难以捉摸；然而西尔伯曼肯定地说她是法国人，还知道她实际上是个舞蹈演员，是斯特拉斯堡一个银行家的情人。还有一对波兰老夫妇，我们毫无疑虑地把她们排除了。这组“用不着怀疑”的人里剩下的，也有三十一人，包括二十个成年男人；这二十人中只有八人已婚，或者说至少是带来了妻子（埃玛、希尔德加德、波琳等等），西尔伯曼敢发誓，这些都是年纪大点的人，都很有身份，显然都不是俄国人。

这样一来，我们还剩下四个名字：

莉吉雅·博希姆斯基小姐，地址是巴黎的。她在博蒙旅馆住了九天，那是在塞巴斯蒂安下榻的初期；旅馆经理已不记得她了。

德列齐诺伊夫人。她在塞巴斯蒂安去巴黎的前一天离开了旅馆，也去了巴黎。经理还记得，她是个穿着非常讲究的年轻女人，付小费很大方。我知道她姓氏中的“德”说明她是那种喜欢突出高贵身份的俄国人，尽管在俄国姓氏前加上法语的particule[1]不仅是荒唐的，也是不合法的。她很可能是个爱冒险的女人，很可能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的妻子。

海莲娜·格里恩斯坦。这是个犹太人名，可是尽管有“斯坦”，绝不是德裔犹太人的姓氏。在“格里恩（grin）”里，用字母“i”取代了自然的“u”，说明这个姓氏是在俄国发展起来的。这个女人是在塞巴斯蒂安离开前的一个星期住进旅馆的，后来又多住了三天。经理说她是个漂亮的女人，以前到他的旅馆来过一次，她家住在柏林。

海伦·冯·格劳恩。这是个地道的德文名字。可是经理肯定地说，那个女人住在这儿的时候，曾多次唱过俄文歌。他说，她有优美的女低音嗓音，而且长得非常漂亮。她总共住了一个月，比塞巴斯蒂安早五天离开，去了巴黎。

我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所有这些细节，以及这四个人的地址。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我要找的人。我热情地感谢西尔伯曼先生，当时他坐在我面前，帽子放在双腿的膝部。他叹了口气，低头看着小黑靴子的前部，上面有鼠灰色的鞋罩。

“我弄来这个，”他说，“是因为我觉得你有同情心。可是……［他看着我，发亮的棕色眼睛透出些许请求的目光］可是请注意，我认为它没有用。你不可能看见月亮的另一面。你别去找那个女人。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她不会记得你的哥哥。”

“我当然会提醒她的。”我严肃地说。

“随你的便吧，”他咕哝着，同时耸了耸肩，并系上外衣的纽扣。他站了起来。“旅途愉快，”他说，脸上没有了平时的微笑。

“哎，等一会儿，西尔伯曼先生，咱们得算算账。我该付你多少钱？”

“是啊，这就对了，”他说着坐回到座位上，“等一等。”他拧开自来水笔，匆匆写下几个数字，一边端详着它们，一边用笔杆敲着牙，“对，六十八法郎。”

“啊，那可不多，”我说，“也许你愿意……”

“等一等，”他喊道，“那是假的。我忘了……你还保管着我给你的，我上次给你的通告本[2]吗？”

“怎么，是呀，”我说，“事实上，我已经开始用它了。你明白吗……我以为……”

“那就不是六十八法郎了，”他说，一面很快地修正他的加法，“那……那就只有十八法郎了，因为买那个本子花了五十法郎。总共十八法郎。旅行的花销……”

“可是，”我说，我目瞪口呆，不明白他的算法……

“别说话，现在对了，”西尔伯曼先生说。

我找出来一枚面值二十法郎的硬币。尽管我愿意高兴地付给他比这高一百倍的报酬，假如他允许的话。

“好了，”他说，“现在我该找给你……对了，这就对了，十八加二等于二十。”他皱紧眉头，“对，二十。这是找给你的。”他把我的那枚硬币放在桌上就走了。

我真不知道写完这本书以后怎么寄给他：这个有趣的小个子男人没给我留地址，我当时脑子里想的都是别的事，没想到问他要地址。但是如果他有一天真的看到了《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我想让他知道我多么感谢他的帮助。还感谢他送给我笔记本。现在这个本子已经记了很多东西，等到我把它写满的时候，我会买一套新的纸页装进去。

西尔伯曼先生走后，我仔细地研究了他用那么神奇的方法给我搞到的四个地址，我决定从那个柏林的地址开始走访。如果这次走访的结果让我失望，那么我就能从其他三个巴黎的地址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用不着再做一次长途的、会让我更感乏力的旅行；我说“会让我更感乏力”，是因为那时我会清楚我是在打最后一张王牌。与此相反，如果我第一次走访就有好运，那么……可是没关系……命运因为我的决定已经给了我慷慨的回报。

湿漉漉的大雪片纷纷扬扬地斜着飘落在西柏林的帕骚尔大街上，我走近一所难看的旧房子，它的前脸有一半隐藏在脚手架后面，好似做了伪装。我轻轻地拍了拍看门人小屋的玻璃，一个薄布窗帘猛地拉到一边，一扇小窗啪地开了，一个肥硕邋遢的老妇人态度生硬地告诉我，海莲娜·格里恩斯坦夫人确实住在这所房子面。我感觉自己高兴得轻轻颤抖，随即上了楼梯。公寓门的黄铜牌子上写着：“格里恩斯坦”。

一个面色苍白、脸庞肿胀、打着黑领结的少年让我进了屋，他一言不发，甚至没有问我的姓名；他转过身便沿着走廊离去了。在很小的门厅里，衣架上挂着许多上衣。桌子上有一束被雪打湿的菊花，放在两顶庄重的高礼帽之间。我看好像没有人会过来，便轻轻地拍了拍一个房门，把门推开，然后又关上。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一个深色头发的小姑娘躺在一个没有靠背的长沙发上睡觉，身上盖着一件仿鼹鼠皮上衣。我在门厅中央站了一会儿。我擦了擦被雪打湿的脸，擤了擤鼻涕。然后我冒昧地沿着走廊往里走。有一扇门开着，我听到很低的说话声，讲的是俄语。两间大屋子是用一种拱形结构连接在一起的，里面有很多人。我慢慢走进去的时候，有一两个人把脸转向我，茫然地看着，可是除此之外，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注意。桌子上有一些玻璃杯，里面有没喝完的茶水，还有一碟面包渣。一个男人在角落里看报纸。一个身披灰色披肩的女人坐在桌子旁边，用手托着腮，手腕上有泪珠。还有两三个人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一个小姑娘抚摸着一只蜷缩在椅子上的老狗，她长得很像我刚才看见的那个睡觉的小姑娘。在旁边那间屋子里，有人开始笑或者是喘气什么的，那里人更多，有的坐着，有的四处转悠。刚才在门厅迎接我的那位少年端着一杯水从我身边走过，我用俄语问他我是否能和海莲娜·格里恩斯坦太太说句话。

“叶莲娜姑妈，”他冲着一个背对着我们的女人说。那女人身材苗条，穿着黑衣服，正弯着腰看着一个躬身坐在单人沙发上的老人。她走到我跟前，请我去走廊另一边的小客厅。她很年轻，姿态优雅，较小的脸上抹了粉，温柔的长眼睛好像被吊到了太阳穴。她穿着一件黑色套头毛衣，两只手像她的脖子一样小巧精美。

“Kahk eto oojahsno[3]……天气真是太糟糕了，是吧？”她小声说。

我愚蠢地回应说，很抱歉，我来得不是时候。

“啊，”她说，“我以为……”她看着我。“请坐吧，”她说，“我以为我刚才在葬礼上见过你一面……没有吗？那么，你知道吗，我的姐夫死了，而且……啊，不要紧，不要紧，请坐。今天一天都乱糟糟的。”

“我不想打扰你，”我说，“我最好还是走吧……我本来只是想和你谈谈我的一个亲人……我想你认识他……在布洛贝尔……可是没关系……”

“布洛贝尔？我去过两次，”她说。不知哪儿响起了电话铃声，她的脸抽动了一下。

“他叫塞巴斯蒂安·奈特，”我说，一面看着她那没涂口红的鲜嫩微颤的嘴唇。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她说，“没听过。”

“他是半个英国人，”我说，“他是写书的。”

她摇了摇头，然后转向屋门，那门已被他的外甥、那个郁郁寡欢的少年推开了。

“索尼娅过半小时就来，”他说。年轻女子点了点头，少年退出了屋子。

“事实上那个旅馆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年轻女子接着说。我有礼貌地对她点了点头，再次道歉。

“可是你叫什么名字呢？”她问道，一面用黯然的温柔的眼睛端详着我，不知为什么这双眼睛使我想起了克莱尔。“我想你说了你的名字，可是今天我的脑子好像很糊涂……噢，”她听我说了名字以后说，“可是这个姓听着很耳熟。以前在圣彼得堡不就有姓这个姓的男人在决斗中被杀了吗？啊，你的父亲？我明白了。等一等。有一个人……就在前两天……有一个人还回忆起这件事呢。多奇怪啊……总发生这样的事，都成堆了。对了……是罗萨诺夫夫妇……他们认识你们家的人，知道所有的事……”

“我哥哥有个学友叫罗萨诺夫。”我说。

“你可以查电话簿找他，”她马上说，“你明白吗，我不太了解他们，这会儿我也没法查找什么东西。”

她被叫走了，我一个人走向门厅。我发现那里有一位年长的男士忧伤地坐着抽雪茄烟，他正坐在我的大衣上。起先他不明白我要什么，后来就冲动地一再道歉。

我多少感到遗憾，海莲娜·格里恩斯坦不是我要找的人。当然啦，她不可能是那个把塞巴斯蒂安害得那么惨的女人。她这种类型的姑娘不会毁掉一个男人的生活——而会建设他的生活。她在这里有条不紊地管理着这个突然充满痛苦的家庭，但还能关注一个完全无关的陌生人的荒谬事务。她不仅倾听我讲述，而且给我提了建议。我当时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马上去寻访。虽然我访问的那些人与布洛贝尔镇和那个未知的女人没有任何关系，但我还是搜集到了有关塞巴斯蒂安生活的最宝贵的几页记载中的一页。一个比我思想更有条理的人会把这几页的内容放在这本书的开头，可是我的探索已经生发出了自身的魔法和逻辑；虽然我有时不禁相信，我的探索已逐渐发展成了梦想，用“现实”的图案来编织它自身的幻想，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我正在被引向正确的方向，为了努力再现塞巴斯蒂安的生活，我现在必须遵循具有同样节奏的编织模式。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规律，支配着某种奇怪的和谐，它把关于塞巴斯蒂安青春期的初恋的访谈，与关于他最后的隐秘恋情的启示，安排在如此之近的地方。他生活的两种模式相互质疑，其答案就是他的生活本身，这就是你探索人间真理所能达到的最接近的程度。他那时十六岁，女孩子也是十六岁。灯光熄灭了，大幕升起来，展现出俄国的夏日风景：一条河的转弯处被树荫笼罩了一半，因为墨绿的枞树长在河流一侧的陡峭泥岸上，它们的枝叶连同深黑色的倒影快要伸展到河对岸了；对岸地势较低，阳光充足，长着湿地花卉和银色丛生草，散发着芳香。塞巴斯蒂安头发剪得很短，没戴帽子，穿着宽松的绸衬衫，在起劲地划着一条漆成鲜绿色的小船；他的衬衫一会儿贴着肩胛骨，一会儿贴着前胸，这取决于他的身子是往前弯，还是向后仰。一个女孩子坐在舵手座上，可是我们姑且让她停留在没有颜色的状态：只有轮廓，是画家没有涂色的一个白色形体。深蓝色的蜻蜓快速低飞，从这里飞到那里，落到睡莲的扁平叶子上。许多人名、日期，甚至面孔被凿在较陡峭的河岸那边的红土上，雨燕飞快地穿梭于那里的洞穴之间。塞巴斯蒂安的牙齿闪着亮光。后来，当他暂停划桨向后看的时候，小船继续滑行，伴随着柔和的刷刷声，进入灯芯草丛之中。

“你这个舵手可不怎么样，”他说。

画面换了：那条河的另一个转弯处。一条小路通向水边，停住了，犹豫了一下，转了弯，绕着一张做工粗糙的长椅转了一圈。天色还不晚，可空气是金黄色的，许多蠓虫在山杨树叶中间的一束阳光里表演着原始的本族舞蹈；那些山杨树叶终于静止不动了，它们已经把犹大忘掉了[4]。

塞巴斯蒂安坐在那张长椅上，看着一个黑封皮抄写本，大声朗诵着上面的英语诗歌。后来他突然停了下来：在靠左边一点的地方，可以看见水面上露出一个女游泳者的头部，有红褐色头发，渐渐地远去，长发飘浮在后面。过了一会儿，那个裸泳者从河对岸冒了出来，用大拇指擤着鼻涕；原来那是村里留长发的牧师。塞巴斯蒂安继续给身边的姑娘朗读诗歌。画家还没有把那个女孩子的白色形体涂满颜色，只涂了那只晒得黝黑的细胳膊，从手腕到胳膊肘的外边缘都画上了闪着暗光的绒毛。

正如在拜伦的梦幻中那样，画面又换了。这是个黑夜。天上布满星星，充满生气。几年之后，塞巴斯蒂安写道：凝望星星使他感到难受、恶心，打个比方，就像你看见一只开了膛的野兽露出的肠子时那样难受。可是在那个时候，塞巴斯蒂安还没有把这个想法表达出来。天非常之黑。看不出公园里什么地方可能有小路。一片昏暗连着一片昏暗，不知从哪里传来了猫头鹰的叫声。这是一个黑暗的深渊，突然间，一个发绿的小圆圈越移越近：那是一个手表的发光表盘（塞巴斯蒂安成年以后不赞成戴手表）。

“你一定要走吗？”他的声音在发问。

画面最后一次转换：迁徙的仙鹤排成人字形从这里飞过；它们发出的柔和呻吟声逐渐消逝在黄褐色桦树林之上的蓝绿色高空中。塞巴斯蒂安坐在一棵被砍倒的大树的白灰两色树干上，仍然不是一个人。他的自行车放在一边，车轮的辐条在欧洲蕨丛中闪着光。一只黄缘蛱蝶从眼前掠过，停在大树的截面上，扇着天鹅绒似的翅膀。他明天要回城了，星期一开学。

“这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说咱们今年冬天不见面了？”他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这样问了。没有回答。“你真的认为你爱上那个学生小伙子了吗？——vetovo studenta[5]？”艺术家仍然没给那位坐着的女孩的身形涂颜色，除了那只胳膊和玩弄着自行车打气筒的一只削瘦的棕色的手。这只手拿着打气筒手柄的顶端在松软的地上慢慢地写出英语字“是”，目的是使这个回答和缓一些。

大幕随着铃声降了下来。是的，就这么多。故事就是这么简单，但令人心碎。塞巴斯蒂安在学校里可能再也不会询问每天坐在临桌的男孩子：“你姐姐身体好吗？”他也不应该再向仍来串门的老福布斯女士打听她先前也教过的那个小姑娘。明年夏天他将如何走那同一条小路，如何观赏夕阳，如何骑自行车去河边呢？（可是他第二年夏天的时间主要花在陪同未来主义诗人帕恩旅行了。）

事也凑巧，正是娜塔莎·罗萨诺夫的弟弟开车送我到夏洛滕堡[6]车站乘巴黎快车的。我说，我刚才和他的姐姐（现在体态丰满，已是两个男孩的母亲了）谈起了一个远去的夏天里发生在俄国梦幻之乡的事情，这有多怪呀。他回答说，他非常满意自己在柏林的工作。我想方设法（我先前也想过办法，但没有成功）让他谈谈塞巴斯蒂安的学校生活。“我的记性特别不好，”他回答道，“不管怎么说，我太忙了，对这种普通的事不会动感情的。”

“啊，可是，”我说，“你肯定能，肯定能想起某件很突出的小事，什么都行……”他哈哈大笑。他说：“唔，你刚才不是和我姐姐谈了好几个钟头吗？她崇拜过去，是不是？她说，你要把她写进书里，再现她当年的样子，事实上，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

“请你回忆一下，想出点什么来。”我固执地说。

“我告诉你我想不起来，你这个怪人。没用，没有一点用。除了抄袭作业、临阵磨枪和给老师取外号等一般的废话以外，没有什么好讲的。我想，我们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可是你知道吗，你的哥哥……我该怎么说呢？……你的哥哥在学校里不太招人喜欢……”

[1] 法语，表示贵族的介词，即指上文提到的“德”（de）。

[2] 说话者英语不好，把notebook（笔记本）错说成了notice-book（通告本）。

[3]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天气多糟糕呀。

[4] 山杨树具有象征意义，与基督教有关。它的树叶一见风就摇摆，被说成是树在颤抖。根据传说，山杨树颤抖的原因有二：一是山杨木曾被做成十字架，见证过耶稣在髑髅地被钉死的情景；二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是在山杨树上自缢身亡的。

[5]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那个学生。vetovo为v etovo之误。

[6] Charlottenburg，德国柏林市一地区。

▇

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了，我在本书中尽可能不提自己。我尽量不涉及自己的生活状况（尽管散见于书中的点滴暗示可能已使我这项研究的背景更为清晰）。因此，故事讲到这里，我将不会谈我回到巴黎后（我在巴黎多少算有个永久的家）生意上遇到的某些困难；它们与我的探索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稍带着提到它们，那只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我是那么专心地致力于寻找塞巴斯蒂安的最后一个恋人，甚至把休假这么长时间可能带来的麻烦都愉快地置之度外了。

对于从柏林的线索开始查找的方法，我并不觉得遗憾。我至少从这番寻访中意外地瞥见了塞巴斯蒂安过去生活的另一章。现在一个名字已经抹去了，我面前还有三个机会。巴黎的电话簿给我提供了如下信息：“格劳恩（冯），海伦”和“列齐诺伊，保尔”（我注意到这个姓氏中没有“德”字），这两条中所附的地址与我已有的地址一致。我估计我会遇见哪个女士的丈夫，这将是不愉快的，但又不可避免。至于第三位女士莉吉雅·博希姆斯基，两本电话簿里（一本是刚才提到的电话簿，另一本是博坦[1]的杰作，里面的地址是按街道排列的）都没有她的名字。不管怎么说，我已有的地址也许能帮我找到她。我对巴黎非常熟悉，因此我立刻看出哪种寻访顺序最节省时间，如果我想在一天之内都走访完的话。让我再多说一句，以免读者对我的简单匆促的行动方式感到惊奇：我不喜欢打电话，正如我不喜欢写信。

我按了电铃之后，一个头发浓密的瘦高个子男人开了门，他只穿着无领衬衫，衬衫的颈前部有一个黄铜领扣。他手里拿着一个国际象棋的棋子——黑色“骑士”。我用俄语和他打招呼。

“请进，请进。”他高兴地说，好像一直等我来访似的。

“我的名字叫（某某）。”我说。

他大声说：“我叫保尔·保利奇·列齐诺伊，”他开心地大笑，好像这是个有意思的玩笑，“请进，”他说，一面用棋子指着一扇敞开的门。

我被请进一间不大的屋子，屋里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台缝纫机，空气中有丝带和亚麻制品的淡淡气味。一个粗壮的男人斜坐在桌子旁边，桌上铺着一张油布棋盘，棋子较大，超出了棋盘上的方格。他斜着眼看着棋子，而他嘴角上叼着的烟嘴却朝着另一个方向。一个四五岁的漂亮小男孩跪在地板上，周围都是玩具小汽车。保尔·保利奇随手把那个黑色“骑士”扔到桌子上，棋子的头掉了。“黑方”小心地把它拧上。

“请坐，”保尔·保利奇说，“这是我的堂弟，”他补充道。“黑方”有礼貌地点了点头。我在第三把椅子（也是屋里的最后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小男孩走到我跟前，默默地给我看一支新的红蓝铅笔。

“我要是想攻，就能吃你的‘车’，”“黑方”威胁说，“可是我有一步更好的棋。”

他拿起自己的“王后”，巧妙地塞进一堆颜色已发黄的“兵卒”当中——其中有一个“兵卒”是用顶针代替的。

保尔·保利奇以闪电的速度突袭，用“主教”拿下了“王后”。然后大笑起来，跟吼叫差不多。

“黑方”在“白方”停止吼叫时冷静地说：“现在你要倒霉了。仔细看看吧，我的小鸽子。”

“白方”想悔棋，就在他们两人为棋子的位置争执时，我仔细打量了整间屋子。我注意到一张过去皇族家庭的肖像画。我注意到一个著名将军上嘴唇的胡子，他是几年前被害的。我还注意到那张棕色长沙发上突起的弹簧，我感觉这个长沙发是做床用的，睡三个人——丈夫、妻子和孩子。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极其荒唐。不知怎的，我也想起了果戈理的《死魂灵》中乞乞诃夫所进行的那些离奇的访问。这时候，小男孩正在给我画一辆小汽车。

“现在我听你的吩咐，”保尔·保利奇说（我明白他输了，“黑方”正把棋子都放回一个旧的硬纸盒子里——除了那个顶针以外）。我说了事先精心准备好的话：简单地说，我想见他的夫人，因为她是我的一些……哦，德国朋友的朋友。（我不敢过早提塞巴斯蒂安的名字。）

“那你得等一会儿了，”保尔·保利奇说，“她在城里忙着办事，你明白吗。我想，她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我下决心等待，尽管我感到今天很难单独见他的妻子。然而我想，我用一点巧妙的问话也许能马上解决那个女人是否认识塞巴斯蒂安的问题；然后可以逐步套出她的话。

“咱们一边等着，”保尔·保利奇说，“一边喝点儿白兰地吧——cognachkoo[2]。”

小男孩发现我对他的那些图画非常感兴趣，他就走到他的堂叔跟前，叔叔马上把他抱上膝头，开始飞快地作画，姿态优美，画出了一辆赛车。

“你真是个画家，”我说——我这是故意找话说。

保尔·保利奇正在小厨房里洗玻璃杯，他笑着回过头喊道：“啊，他是一个全才。他能倒立着拉小提琴，能在三秒钟里说出两个电话号码相乘的得数，还能用他平日的笔法倒书自己的名字。”

“他还会开出租车呢，”小男孩一边说一边摇晃着脏兮兮的小细腿。

当保尔·保利奇把那些玻璃杯放在桌上时，“黑方”叔叔说：“不了，我不和你喝酒了。我想，我应该带孩子出去散散步。他的东西在哪儿？”

孩子的上衣找到了，“黑方”就把他领走了。保尔·保利奇倒了两杯白兰地，并说：“你得原谅我用这样的杯子。我在俄国的时候很有钱，十年前在比利时又发了财，可是后来破产了。来，干杯。”

“你的夫人常做针线活吗？”我问，目的是继续打探情况。

“啊，是啊，她学起做衣服来了，”他快乐地笑着说，“我是个排字工人，可是我刚失业。她肯定过一会儿就回来。我以前不知道她有德国朋友啊。”他又说。

“我想，”我说，“他们是在德国遇见她的，要不就是在阿尔萨斯？”他正饶有兴趣地往自己的杯子里添酒，可是突然停了下来，张大嘴看着我。

“恐怕是弄错了吧，”他喊道，“那一定是我的第一个妻子。瓦尔瓦拉·密特罗凡娜从来就没去过巴黎以外的地方——当然啦，俄国不算——她是从塞瓦斯托波尔[3]经过马赛来到这儿的。”他喝干了杯中的酒，又开始哈哈大笑。

“这酒不错，”他说，同时好奇地看着我，“我以前见过你吗？你本人认识我的前妻吗？”

我摇了摇头。

“那算你幸运，”他喊道，“太他妈的幸运了。你的德国朋友派你找她，那是白费劲，因为你永远找不到她。”

“为什么？”我问，我越来越感兴趣了。

“因为我们分居以后不久，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我就见不着她的人影了。有人在罗马见过她，有人在瑞典见过她，——可是我连这都不信。她可能在这里，也可能在地狱里。我才不在乎呢。”

“你不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她吗？”

“没办法，”他说。

“你们俩都认识的熟人呢？”

“那些人是她的熟人，不是我的熟人。”他回答，身子抖了一下。

“你没有她的照片或什么东西吗？”

“嘿，”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是警察在追踪她吗？因为，你知道吗，如果查出她是个国际间谍，我一点都不会惊奇。玛塔·哈里[4]！她就属于这类人。啊，绝对是。然后……不过，她可不是你能轻易忘掉的姑娘，只要她进入了你的系统。她把我都吸干了，而且不止在一个方面。比如说，金钱和灵魂。我本来会杀了她……如果不是因为阿纳托里的话。”

“阿纳托里是谁？”我问。

“阿纳托里？啊，是行刑官。在这里管断头台的人。看来你根本就不是警察。不是？唔，我猜你是为了自己的事。可是，说真的，她把我逼疯了。你知道吗，我是在奥斯坦德[5]遇见她的，那一定是在，让我想想，是在一九二七年——那年她二十岁，不对，还不到二十岁。我知道她是别人的情妇等情况，可是我不在乎。她的生活理念是：喝鸡尾酒；凌晨四点吃丰盛的晚餐；跳希米舞[6]或什么舞；偷窥妓院，因为那是巴黎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的时髦做法；买昂贵的衣服；在旅馆里大吵大闹，因为她认为女服务员偷了她的零钱，可是后来她在卫生间里又找到了……啊，还有诸如此类的事——你可以在任何一本廉价小说里找到她，她是一种典型，一种典型。还有，她喜欢编造某种罕见的病，然后去某个有名的疗养地，还有……”

“等一下，”我说，“我对这一点感兴趣。一九二九年六月她一个人在布洛贝尔吧？”

“对呀，可那是在我们的婚姻结束的时候。我们那时住在巴黎，在那以后不久我们就分居了，我在里昂的一个工厂干了一年。我破产了，你明白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她在布洛贝尔遇见了别的男人？”

“不是，我不知道有那样的事。你要知道，我倒不认为她真的故意那么过分地欺骗我，不是的，你知道吗，没有那么绝情——至少我尽量这样想，因为总有很多男人围着她转，他们亲吻她，她也不在意的，我这样猜想，可是如果我那时仔细琢磨这事的话，我早就发疯了。有一次，我记得……”

“对不起，”我又打断了他的话，“可是你能肯定从来没听说过她有一个英国朋友吗？”

“英国人？我记得你说的是德国人。没有，我不知道。一九二八年在圣马克西姆[7]有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我相信，每次尼娜和他跳舞，他都神魂颠倒——呃，在奥斯坦德和别的地方可能有几个英国人，可是说真的，我从来不注意那些爱慕她的人是哪国人。”

“这么说，你能肯定，你不知道布洛贝尔，以及……哦，以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他说，“我认为她不会对那里的任何人感兴趣。你要知道，那会儿她正犯着病——而且只吃柠檬冰淇淋和黄瓜，谈的都是死亡和涅槃之类的事——她对拉萨特别着迷——你明白我的意思……”

“她的全名叫什么？”我问。

“哦，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叫尼娜·图罗维茨——可她是否——不会，我想，你找不着她。事实上，我常想，就当她从来都不存在吧。我对瓦尔瓦拉·密特罗凡娜讲了尼娜的事，她说那只不过是在电影院看完一个糟糕的电影以后做的一个糟糕的梦。啊，你先不走吧？她一会儿就回来……”他一边看着我，一边大笑（我想他是白兰地喝多了）。

“哎呀，我忘了。”他说。“你想找的不是我现在的妻子。顺便说一句，”他又说，“我的文件都保存得很好。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的carte de travail[8]。如果你真能找到她的话，我倒是想在她进监狱之前和她见上一面。也许最好是不见。”

“好吧，谢谢你和我谈了这么多，”我一边说一边和他握手，我们两人有些过分热情——先是在屋子里握手，然后在走廊里握手，最后又在门口握手。

“我得谢谢你，”保尔·保利奇喊道，“你明白吗，我很喜欢谈论她，很遗憾，她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保留。”

我站着沉思了片刻。我对他探问得够吗……没关系，我总能再找他一次的……那些带有汽车、小狗、皮毛制品、里维埃拉时装等图片的报纸会不会碰巧登过她的照片呢？我问了保尔·保利奇。

“也许吧，”他回答，“也许吧。有一次她在一个化装舞会上得了奖，可是我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了。在我看来，所有的小镇都不过是饭店和舞厅。”

他摇着头肆无忌惮地大笑，并且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下楼的时候，“黑方”叔叔和小男孩正慢慢地上楼。

“从前啊，”“黑方”叔叔说，“有一个摩托车选手，他有一只小松鼠；有一天啊……”

[1] Sébastien Bottin （1764-1853），法国行政官员、统计学家，在一八一九年编制出版了一部商贸手册，名为《博坦年鉴》。一八九〇年，法国商业、工业和殖民地部编制巴黎市电话簿时，借鉴了博坦的编辑方法。

[2]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白兰地酒。

[3] Sebastopol，乌克兰境内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的港口城市。

[4] Mata Hari，原名Margaretha Geertruida Zelle （1876-1917），荷兰舞女、名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名间谍。一九一七年在巴黎以德国间谍罪被捕，由法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5] Ostende，比利时西北部一港口城市。

[6] Shimmy，一种摇动臀部和肩膀的舞蹈。

[7] Ste. Maxime，法国地中海沿岸一海滨小镇，度假胜地。

[8] 法语，工作证。

▇

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我已得到了想要的信息——至少我知道塞巴斯蒂安的情人是谁了；可是我很快就冷静下来。可能是她吗，那个夸夸其谈的男人的前妻？一辆出租车拉着我去找下一个地址，一路上我都在思索。我值得花时间去追寻那条看似有道理又过于有道理的踪迹吗？保尔·保利奇根据记忆所描述的那个形象不是有点过于明显了吗？那个想入非非的水性杨花的女人，她毁掉了一个蠢人的生活。可是塞巴斯蒂安蠢吗？我回忆起他对明显的坏事和明显的好事都有强烈的反感，对各种现成的快乐形式和各种陈腐的痛苦形式都有强烈的反感。那种类型的姑娘会马上让他心烦的。因为，就算那姑娘确实在博蒙旅馆结识了安静的、不善于交际的、心不在焉的英国人塞巴斯蒂安，她可能谈些什么呢？可以肯定，她刚一开始发表见解，塞巴斯蒂安就会躲开她。我是知道的，塞巴斯蒂安常常说，行动敏捷的姑娘脑子迟钝，爱玩闹的漂亮女人比谁都乏味；更有甚者，他还常说，当最漂亮的姑娘显示自己是普通人中的精华时，你如果仔细观察她，肯定会发现她的美貌里有细微的瑕疵，这与她的思维习惯是一致的。也许塞巴斯蒂安并不在意咬一口罪孽的苹果，因为除了语法错误以外，他对罪孽的概念也不感兴趣；可是他确实很在意苹果冻，那种罐装的、有专利权的苹果冻。他可能宽恕一个与别人调情的女人，但是永远不会容忍一个假装神秘的人。他可能对一个喝啤酒喝得酩酊大醉的荡妇感到好笑，但是不会容忍一个暗示渴望吸大麻的grande cocotte[1]。我越想越觉得可能性不大……不管怎么说，我不应该花时间去找那个姑娘，等仔细研究了其他两种可能性以后再说。

因此，当我的出租车停在一所非常壮观的房子（位于市中心最时髦的地段）前面时，我迈着急切的步子走了进去。女仆说夫人不在家，可是她看出了我失望的神情，就叫我等一会儿；她回来时建议说，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和冯·格劳恩夫人的朋友勒塞尔夫太太谈一谈。原来这位勒塞尔夫太太是一个身材瘦小、面色苍白的年轻女人，长着一头顺滑的黑发。我想我从来没见过苍白得如此均匀的皮肤；她的黑衣裙是高领的，她用的是一个黑色长烟嘴。

“这么说你想见我的朋友啦？”她说。我想，她那浅显易懂的法语透出一种令人愉快的旧世界的文雅。

我做了自我介绍。

“是啊，”她说，“我看了你的名片。你是俄国人，对不对？”

“我到这里来，”我解释道，“是替别人办一件需要小心处理的事。可是请先告诉我，我猜格劳恩夫人是我的同胞，对吗？”

“Mais oui，elle est tout ce qu’il y a de plus russe，”[2]她回答，声音柔和而清脆，“她已故的丈夫是德国人，但也说俄语。”

“啊，”我说，“你用的过去时态可太让人高兴了。”

“你可以跟我开诚布公地谈，”勒塞尔夫太太说，“我很喜欢那些需要小心处理的事情。”

我接着说：“我是英国作家塞巴斯蒂安·奈特的亲属，他在两个月前去世了；我想写一本他的传记。他有一个很亲近的朋友，是他一九二九年在布洛贝尔镇小住的时候结识的。我正想法找她。就是这么个事。”

“Quelle drôle d'histoire！[3]”她喊道，“多么奇怪的故事。你希望她告诉你什么呢？”

“啊，她愿意讲什么都行……可是，我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格劳恩夫人就是那个朋友？”

“很可能，”她说，“虽然我从来没听她提过那个名字……你刚才说他叫什么来着？”

“塞巴斯蒂安·奈特。”

“没提过。可还是很有可能。她总是在住过的地方交上朋友。Il va sans dire[4]，”她补充说，“你应该和她本人谈一谈。啊，我敢肯定，你会发现她很迷人。可那是多么奇怪的故事啊，”她一面笑着看我，一面重复这句话，“你为什么一定要写关于他的书呢？你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呢？”

“塞巴斯蒂安·奈特行动神秘，”我解释说，“他保存的那位夫人的信件……唔，你明白吗——他希望在他死后都销毁掉。”

“那是对的，”她高兴地说，“我很理解他。没问题，烧掉情书。‘过去’可以用作高贵的燃料。你愿意喝杯茶吗？”

“不喝了，”我说，“我想知道的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格劳恩夫人。”

“很快，”勒塞尔夫太太说，“她这会儿不在巴黎，可是我想你可以明天再来。是啊，我想那时就行了。她甚至可能今天夜里就回来。”

“我可以请求你，”我说，“给我多讲一点她的事吗？”

“哦，那很容易，”勒塞尔夫太太说，“她是个好歌手，唱茨冈歌曲，你知道吗，那种类型的歌。她长得格外漂亮。Elle fait des passions。[5]。我特别喜欢她，而且我在这个公寓里有一个房间，我每次来巴黎都住在这里。哎，你看，这儿有她的照片。”

她慢慢地、无声地穿过铺着厚地毯的客厅，然后拿起一个摆在钢琴上的大相框，里面镶着照片。我盯着照片看了片刻，那张脸侧对着我，美丽而精致。我想，那面颊的柔和曲线和往上挑的幽灵般的眼眉颇有俄国人的特点。在那下眼皮上有一个光点，在丰满的深色嘴唇上也有一个光点。在我看来，那张脸上的表情既有迷茫又有狡黠，很奇怪。

“是啊，”我说，“是啊……”

“怎么？是她吗？”勒塞尔夫太太追问。

“也许是吧，”我回答，“我更想见她了。”

“我自己也要想法调查一下，”勒塞尔夫太太说，她显出密谋的迷人神态，“因为，你要知道，我认为，写一本关于你所了解的人的书，比把他们改头换面重新创造要诚实得多！”

我对她表示感谢，并像法国人那样告别。她的手非常小，当我无意间握得太紧时，她皱起眉头，因为她的中指上戴了一个有点棘手的大戒指。我也被扎得有点疼。

“明天，还是这个钟点，”她说，并温柔地笑了。她是个沉静的、走路悄无声息的好人。

到现在为止，我什么还都没了解到，可是我觉得我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现在就剩下莉吉雅·博希姆斯基了，探访了她我就放心了。当我根据手中的地址去拜访时，看门人告诉我那个女人几个月前就搬走了。他说，他认为她住在马路对面的一个小旅馆里。在那个旅馆，一个人告诉我她三个星期以前就搬走了，现在住在市中心的另一头。我问这个人是不是认为那女人是俄国人。他说她是俄国人。“是个肤色稍深的俊俏女人吧？”我试探地问，我使用的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计谋。“太对了，”他回答，这让我很失望（正确的答案可能是：啊，不对，她是个金发碧眼的白皮肤女人，长相很丑）。半个小时以后，我走进了一所离桑代监狱不远的房子，那房子显得很幽暗。听到铃声前来开门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女人，她的鲜橘黄色头发烫成了卷，双下巴有点发紫，涂了口红的嘴唇上方有些深色绒毛。

“我能和莉吉雅·博希姆斯基小姐说句话吗？”我说。

“C'est moi[6]，”她回答，带有浓重的俄国口音。

“那我去把东西拿过来，”我咕哝着匆匆离开了这所房子。我有时想，她现在可能还站在门口呢。

第二天我再去冯·格劳恩的公寓时，女仆把我引进了另一个房间——类似贵妇人的小客厅，经过精心装饰，显得很漂亮。前一天我就注意到公寓里特别热——外面的天气虽然潮湿，但还说不上阴冷，所以暖气烧得那么热似乎过于夸张了。她们让我等了很长时间。靠墙的螺形托脚小桌上摆着几本有些旧的法国小说，大都是获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还有一本被翻旧了的书，是阿克谢尔·蒙特医生[7]写的《圣米凯莱的故事》。一束康乃馨插在一个自惭形秽的花瓶里。桌上还零散地放着几件易碎的小饰品——大概质量很好，很昂贵，不过我总是和塞巴斯蒂安一样，对玻璃制品和瓷器有一种几乎是无法抑制的厌恶。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屋里有一件仿制的抛光家具，里面放着我觉得最最可怕的东西：一台无线电收音机。不过总的来看，海伦·冯·格劳恩似乎是个“有品位、有教养”的人。

房门终于打开了，我前一天见过的那个女人侧着身子进来了——我说她侧着身子，是因为她正回头往下看，跟谁说着什么。原来她是跟一只长着蛤蟆脸、喘着粗气的黑色牛头犬说话，那只狗好像很勉强地摇摆着走进来。

“记住我的蓝宝石吧，”她一边说一边向我伸出冰凉的小手。她在蓝沙发上坐下，又把那只粗壮的狗拉到跟前，“Viens，mon vieux[8]”她喘着气说，“viens[9]。海伦不在家，这狗想她都想得憔悴了，”她说，同时让狗在靠垫之间舒服地躺下。“很遗憾，你知道吗，我以为海伦今天早上会回来，可是她从第戎[10]打来电话说星期六才能回来（今天是星期二）。我非常抱歉。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联系。你很失望吧？”—— 她看着我，两只手握在一起托着下巴，那被天鹅绒衣袖紧裹着的两个瘦削的胳膊肘撑在膝盖上。

“既然这样，”我说，“如果你再给我讲点格劳恩夫人的事，我也许能得到点宽慰。”

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个地方的氛围莫名其妙地促使我说话做作起来，行动也做作起来。

“还有，”她说，一面竖起一根有尖指甲的手指头，“j'ai une petite surprise pour vous。[11]可是咱们先喝茶吧。”我明白这一回我无法逃脱喝茶的闹剧了；女仆确实已经推进来一个活动小桌，上面有闪光的茶具。

“让娜，放在这儿，”勒塞尔夫太太说，“对，这就行了。”

“现在你必须尽可能明确地告诉我，”勒塞尔夫太太说，“tout ce que vous croyez raisonnable de demander à une tasse de thé。[12]如果你在英格兰住过的话，我猜你喜欢在茶里放奶油。你看起来像英国人，你知道吗。”

“我更愿意像俄国人，”我说。

“很抱歉，我不认识任何俄国人，当然除了海伦以外。我觉得这些饼干很有意思。”

“你所说的惊喜是什么？”我问。

她看人的样子十分可笑，她全神贯注地看着你——虽然不直视着你的眼睛，但盯着你的脸的下部，好像那里有个面包渣或什么东西应该擦掉似的。对于一个法国女人来说，她化的妆是比较淡的，我认为她那透明的皮肤和黑头发很有吸引力。

“啊！”她说，“海伦打电话来的时候，我问了问她，而——”她停下来，好像在欣赏我急不可待的神情。

“而她回答，”我说，“她从来没听过那个名字。”

“不是，”勒塞尔夫太太说，“她只是笑，可是我明白她的笑是什么意思。”

我想，我当时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唔，”我最后说，“这不是一件值得笑的事，对吧？难道她不知道塞巴斯蒂安·奈特死了吗？”

勒塞尔夫太太闭上天鹅绒般的黑眼睛，默默地表示“知道”，然后又看着我的下巴。

“你最近见到她了吗？我是说，一月份塞巴斯蒂安去世的消息见报的时候你见到她了吗？她不感到遗憾吗？”

“嘿，我亲爱的朋友，你也太天真了，”勒塞尔夫太太说。“世上有很多种爱，也有很多种悲伤。让我们暂且设想海伦就是你找的人。可是我们为什么就应该设想她爱塞巴斯蒂安到了为他的死而难过的程度呢？或者说，她也许确实爱塞巴斯蒂安，但是她对死亡有特殊的看法，不赞成歇斯底里的表现呢？我们怎么知道这种事？那是她个人的事。我猜她会告诉你的，可是在她告诉你之前你就侮辱她，这是不公正的。”

“我并没有侮辱她呀，”我喊道，“如果我的话听着不公正，我很抱歉。可是请你谈谈她的情况吧。你认识她多长时间了？”

“啊，我有好几年没看见她了，今年才看见——她常常旅行，你知道吗——可是我们以前上过同一所学校——就在巴黎这儿。我想，她的父亲是个俄国画家。她和那个傻瓜结婚的时候还很年轻呢。”

“哪个傻瓜？”我问。

“唔，当然是她的丈夫。虽然大多数丈夫都是傻瓜，可那人是个hors concours[13]。幸运的是，那段婚姻没持续多长时间。抽一支我的烟吧。”她把自己的打火机也递给了我。那只牛头犬在睡梦中低声叫起来。勒塞尔夫太太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缩回两腿，给我让出点地方。“你好像不大了解女人，是吧？”她摸着脚后跟问。

“我只对一个女人感兴趣。”我回答。

“你多大岁数？”她接着问，“二十八岁？我猜对了吗？不对？啊，那你比我大。可是没关系。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我知道一点她的事——她本人给我讲的，还有我偶然听说的。她唯一真正爱的是一个已婚的男人，那是在她结婚以前，要知道那时候她不过是个很瘦的姑娘——而那男人对她厌倦了或者怎么的了。在那以后她有过几次恋爱，可是这无关紧要。Un coeur de femme ne ressuscite jamais.[14]后来她给我详细讲了一件事——可以说是个伤心的故事。”

她笑了起来。她的牙齿有点大，与没有血色的小嘴很不相称。

“看你的样子，好像我的朋友是你自己的恋人似的，”她开玩笑地说，“顺便问一句，你怎么搞到这个地址的——我是说，是什么促使你来找海伦的？”

我告诉她我在布洛贝尔找到四个地址的事。我说了那四个人的名字。

“那可太棒了，”她喊道，“那就是我所说的精力旺盛！Voyez vousça！[15]你去了柏林？她是个犹太人？太可爱了！你也找到其他两个人了吗？”

“我见到了一个，”我说，“那就够了。”

“哪一个？”她问，口气里透出一丝抑制不住的快乐，“哪一个？那个姓列齐诺伊的女人？”

“不是，”我说，“她的丈夫已经再婚了，她已经消失了。”

“你可真行，你可真行啊，”勒塞尔夫太太说，她擦着眼睛，又发出一阵一阵的笑声。“我可以想象你闯进门，遇到一对毫不知情的夫妇。啊，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滑稽的事。他的妻子把你扔到楼梯底下了，还是怎么着了？”

“我们别说这事了，”我唐突地说。我已经看够了那个女人高兴的样子。可以说，对待婚姻问题她有法国人的幽默感，如果在别的时候，这种幽默感可能对我也有吸引力；可是现在我觉得，她对我做的调查所持的这种轻浮低俗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亵渎了我对塞巴斯蒂安的怀念。由于这种感觉在加深，我突然想，也许这整件事都是低俗的，我为了捕捉一个鬼魂所做的笨拙努力，已经淹没了我对塞巴斯蒂安的最后一段恋情可能形成的任何想法。或者塞巴斯蒂安是否会因为我替他进行的探索有古怪的一面而感到可笑呢？这位传主是否会发现里面有那种能完全弥补粗心作者错误的特殊的“奈特式突然转折”？

“请原谅我，”她说，一面把冰凉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并低下眉毛看着我，“你不必这么动感情嘛，你知道吗？”

她很快地站起来，走向屋角的那件红木家具。她弯腰时，我看见她那姑娘般的瘦瘦的后背——我猜到了她要做什么。

“不要，不要那个，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喊道。

“不要？”她说，“我本想有一点儿音乐能让你放松。而且一般来说能给我们的谈话创造合适的气氛。不要吗？好吧，就听你的。”

牛头犬抖了抖身子又躺下了。

“这就对了，”她用一种哄小孩的娇嗔声音说。

“你刚才要告诉我什么事来着。”我提醒她。

“是啊，”她说着又在我身边坐下来，把一条腿弯到身子下面时抻了抻裙子的卷边，“是啊。你明白吗，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可是我根据听说的情况猜想，他是那种很难相处的人。海伦说她喜欢那男人的长相、喜欢他的手和他说话的方式，她认为让他跟自己做爱会很好玩——因为，你明白吗，那男人看上去是那么聪慧，看见那种有教养的、冷漠的——聪明的家伙突然趴下来摇尾巴，总是很有趣的。你怎么啦，cher Monsieur[16]？”

“你说的都是什么呀？”我大喊，“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生的那件事？”

“Ah non merci，je ne suis pas le calendrier de mon amie. Vous ne voudriez pas！[17]我才不会费工夫去问她日期和人名呢，即便她主动告诉过我，我也记不住。现在，请别再给我提问题了：我要给你讲我所知道的事，而不是你想知道的事。我不认为那男人和你有亲属关系，因为他跟你那么不一样——当然啦，这不过是我的判断，根据海伦告诉我的情况和我观察到的你的情况。你是个热情的好孩子——可他呢，哼，他一点都不好——他发现自己爱上了海伦就变得邪恶极了。啊，不是，他并没有像海伦期望的那样变成一只伤感的小狗。他愤懑地告诉海伦，她很庸俗，很虚荣，然后吻了她一下，目的是确认她不是个瓷人。啊，海伦当然不是瓷人。那男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没有海伦就不能生活，海伦很快就发现自己听腻了他谈自己的梦想、梦想里的梦想、梦想里的梦想里的梦想。你要注意，这两个人我谁都不谴责。也许两个人都有道理，也许都没道理——可是，你明白吗，我的朋友不是个普通女人，不像那男人想的那样——啊，她很不一般，她对生活、死亡和世人的了解比他自认为了解的还要多一些。你知道吗，那男人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认为一切现代的书籍都是垃圾，一切现代的年轻人都是傻瓜，只因为他过于注意自己的感觉和想法，不理解别人的感觉和想法。海伦说，你无法想象他的情趣和他的突发奇想，以及他谈起宗教时的样子——我猜一定让人害怕。你知道吗，我的朋友现在，或者说过去，是很快乐的，très vive[18]，还有更多诸如此类的特点，可是每一次那男人来，她都感觉自己变老了，变得郁闷了。因为，你知道吗，那男人和她待不了多长时间——他总是à l'improviste[19]来了，重重地往坐垫上一坐，手里还握着手杖的球型把手，也不摘手套——并且忧郁地瞪大眼睛。海伦很快就结识了另一个男人，那人崇拜她，而且哎呀，比那个你错认为是你哥哥的人（请别生气地看着我）要体贴得多，和善得多，周到得多，可是海伦对这两个男人都不喜欢；她说，看见他们两人遇见时相互彬彬有礼的样子，真让人发笑。她喜欢旅行，可是每次她找到一个真正好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忘掉她的麻烦和一切事的时候，你认为是你哥哥的那个男人就会再一次使美景黯然失色，他坐在露台上她的饭桌旁，说她自负而庸俗，还说离了她没法活。要不然，他就发表一通言论，当着她朋友的面——你知道吗，des jeunes gens qui aiment à rigoler[20]——他会讲很长时间，内容让人费解，关于烟灰缸的形状或时间的颜色——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傻笑，或给自己摸脉。如果他真是你的亲属，我很遗憾，因为我认为海伦并没有保留那段日子留下的特别令人愉快的纪念物。她说，那男人最后变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人，她再也不让他碰自己了，因为他激动的时候会抽风还是怎么的。终于有一天，当海伦得知他要坐当夜的火车到达的时候，她叫一个愿意做任何事来讨好她的小伙子去见他，告诉他海伦永远不想见他了，如果他还要设法找她，就会被她的朋友们当做来找麻烦的陌生人而受到相应的对待。我认为海伦这样做不够仁义，可是她认为从长远看这样对那男人更好些。这个计谋还真起了作用。那男人甚至没有再给她寄往常那种求情信，那种信件海伦是从来不看的。不会的，不会的，说真的，我认为那不可能是你所说的人——如果说我跟你说了所有这些事，那只是因为我想给你描绘海伦——而不是她的恋人们。海伦那么有活力，那么愿意让每个人都高兴，那么充满vitalité joyeuse qui est，d'ailleurs，tout-à-fait conforme à une philosophie innée，à un sens quasi-religieux des phénomènes de la vie[21]。这说明什么呢？事实证明，她喜欢的男人都是让人沮丧失望的人，所有的女人都是故意说刻薄话的人，只有几个人例外。她在一个千方百计摧毁她的世界里尽力寻求快乐，耗费了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好了，你会见到她的，你可以自己判断这个世界是不是成功了。”

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上帝啊，我任何疑虑都没有了，尽管她描绘的塞巴斯蒂安形象很可怕——可我还是间接地得到了。

“是啊，”我说，“我要见到她，不惜一切代价。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想问她一个问题——仅仅一个问题。第二……”

“说呀，”勒塞尔夫太太抿着已经变凉的咖啡说，“第二呢？”

“第二，我很迷惑，很难想象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吸引我哥哥；所以我想亲眼见见她。”

“你是不是说，”勒塞尔夫太太问，“你认为她是一个可怕的、危险的女人？Une femme fatale[22]？因为，你知道吗，不是那样的。她是个规矩的好女人。”

“咳，不是，”我说，“不是可怕，不是危险。可以说是聪明，以及类似的特点。可是……我必须亲眼见一见。”

“只要活着，就会看见，”勒塞尔夫太太说，“喂，注意啦，我有一个建议。我明天要出门。如果你星期六来这儿，海伦恐怕会很忙——她总是忙来忙去的，你知道吗——那她就会叫你第二天再来，而她忘记第二天要去我乡下的住所，要住一个星期：因此你又见不到她了。换句话说，我想你最好也去乡下我的住处。因为那样你就肯定能见着她了。所以我的建议是：你星期天上午去——而且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我们有四间多余的卧室，我想你会住得舒服的。然后，你知道吗，如果我事先跟她说一下，她的情绪会好一些，会适合跟你谈话。Eh bien，êtes-vous d'accord[23]？”

[1] 法语，非常轻佻的女人。

[2] 法语，确实是，再没有比她更地道的俄国人了。

[3] 法语，多么奇怪的故事！

[4] 法语，当然啦。

[5] 法语，她惹人爱慕。

[6] 法语，我就是。

[7] Axel Munthe （1857-1949），瑞典医生、精神病学家和作家。他的《圣米凯莱的故事》叙述他在巴黎、罗马等地行医的经历和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别墅过半退休生活的经历。

[8] 法语，过来，我的老弟。

[9] 法语，过来。

[10] Dijon，法国勃艮第大区首府。

[11] 法语，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

[12] 法语，您认为有理由询问的所有的事，在喝茶的时候。

[13] 法语，不列入比赛者，指因成绩显著，或已得过奖，或本人是评委而不列入比赛的人，此处似有“比谁都傻”之意。

[14] 法语，女人的心永远不会复原。

[15] 法语，您看看！

[16] 法语，亲爱的先生。

[17] 法语，啊，对不起，我不是我朋友的记事本。您别怪我！

[18] 法语，非常有活力。

[19] 法语，出其不意地。

[20] 法语，那些爱开玩笑的小伙子。

[21] 法语，快乐的生命力，况且这种生命力与一种天赋的哲学完全相符，与一种对于生活现象的近似于宗教的观念完全相符。

[22] 法语，带来灾难的女人。指非常漂亮的性感女人，能吸引男性，又给他们带来麻烦。

[23] 法语，嗨，好了，您同意吗？

▇

我细细一想，觉得很奇怪：在尼娜·列齐诺伊和海伦·冯·格劳恩之间——或至少是尼娜的丈夫和海伦的朋友给我描绘的这两个人的形象之间——似乎有一点家族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女人之间没有多少可选择的。尼娜很肤浅，神秘莫测；海伦很狡黠，心肠硬；两个人都很轻浮；没有一个符合我的情趣——我也不认为她们符合塞巴斯蒂安的情趣。我怀疑这两个女人在布洛贝尔就认识：她们会相处得很好的——这是从理论上讲；在现实中，她们很可能会生气地相互指责，或相互吐唾沫。另一方面，我现在可以完全放弃列奇诺伊这条线索了——我感到很松心。那个法国姑娘给我讲的她朋友的恋人的情况，不可能是巧合。在得知塞巴斯蒂安曾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以后，我无论产生了什么样的感情，都不由自主地感到满意：我的探访快要结束了，我也用不着去完成挖掘保尔·保利奇的前妻那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了，根据我的了解，那位前妻可能在监狱里，也可能在洛杉矶。

我知道命运给了我最后的机会，由于我急于确保我能和海伦·冯·格劳恩取得联系，我费了很大的劲给她写了一封信，寄到她在巴黎的地址，这样她一回巴黎就能看到信了。我的信很短：我只是告诉她，她的朋友请我去莱斯科[1]做客，我已接受了邀请，唯一的目的是在那里见到她；我还说我有一件文学方面的重要事情要与她商讨。最后这句话虽然说得不够诚实，可是我认为听着很诱人。我不太清楚她的朋友在她从第戎打来电话时是否已告诉她我想见她了。我很害怕到了星期天勒塞尔夫太太会冷漠地告诉我，海伦已经去尼斯了。寄完那封信，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来确定我们的约会。

星期天，我早上九点就动身了，以便按照事先的安排在中午前后到达莱斯科。我已经登上了火车，突然震惊地意识到，我会路过圣达姆耶镇，塞巴斯蒂安就是在那里去世的，并且埋葬在那里。我曾经在一个难忘的夜里乘车到过圣达姆耶。可是现在我什么都认不出来了：当火车在圣达姆耶的小站台旁停靠一分钟的时候，只有站台的铭牌告诉我，我曾经来过这里。与我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那个扭曲的梦幻印象相比，这个地方看起来是那么朴素、古板、真切。或者是它现在扭曲了？

火车继续前行时，我莫名其妙地松了一口气：我不再重走两个月前走过的可怕的路线了。天气很好，每次火车停下时，我似乎都能听见春天轻微均匀的呼吸声，春天虽然还看不见，但无疑已经到了：像“在舞台两侧等待上场的四肢发凉的年轻芭蕾舞女演员”，正如塞巴斯蒂安所说。

勒塞尔夫太太的房子很大，很破旧。有二十来棵长得不好的老树就算是公园了。房子的一边是田地，另一边是小山，山上有一个工厂。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疲惫、破败、灰暗的样子；后来，当我知道这栋房子是三十多年前盖的，我对它的破旧状况更感到惊讶。我往房子正门走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男人，他正沿着鹅卵石步道走过来，脚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他停下来和我握手。

“Enchanté de vous connaître[2]，”他说，并用忧郁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我的太太正在等你。Je suis navré[3]……可是今天我必须去巴黎。”

他是个相貌平平的法国中年人，眼睛露出疲乏的神情，微笑起来很自然。我们又握了一次手。

“Mon ami[4]，你要赶不上火车了，”勒塞尔夫太太清晰的声音从阳台上传来，于是那个男人顺从地快步走了。

勒塞尔夫太太今天穿了一件黄褐色连衣裙，虽然她的嘴唇涂得很鲜艳，可是她没有想到往自己半透明的脸上涂点什么。阳光给她的头发染上一层发蓝的光泽，我不由自主地想，她毕竟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我们悠闲地穿过两三间屋子，它们仿佛已把“客厅”的概念大致平分了。我的印象是，在这所令人不愉快的、布局凌乱的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拿起一条放在绿色绸面长沙发上的大披肩围在身上。

“真冷啊，”她说，“我生活中就恨一件事——冷。你摸摸我的手。它们总是这样，除了在夏天。午饭一会儿就准备好了。请坐吧。”

“她具体什么时间来？”我问。

“Ecoutez[5]，”勒塞尔夫太太说，“你就不能忘掉她一会儿，跟我谈点别的事吗？Ce n'est pas très poli，vous savez。[6]。给我讲讲你自己吧。你住在哪儿？你做什么工作？”

“她今天下午会来吗？”

“会的，会的，你这个顽固的人，Monsieur l'entêté[7]。她肯定来。别那么着急。你知道吗，女人都不大喜欢有idée fixe[8]的男人。你喜欢我丈夫吗？”

我说，他一定比她大很多。

“他心眼好，可是很烦人，”她接着说，并哈哈大笑，“我故意把他打发走了。我和他虽然才结婚一年，可已经觉得像钻石婚[9]了。我讨厌这所房子，你呢？”

我说，这房子好像很陈旧。

“啊，‘陈旧’这词不恰当。我第一次看见这房子的时候，它看着挺新的。可是从那时候开始，它就逐渐褪色，逐渐破败了。我曾经对一个医生说，如果我去摸所有的花，它们都会枯萎，除了石竹和黄水仙以外——这是不是很怪？”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他不是博物学家。过去有个波斯公主像我一样。她把宫廷花园里所有的花都弄枯萎了。”

一个表情严肃、年纪较大的女仆往屋里看了看，并对女主人点了点头。

“来吧，”勒塞尔夫太太说，“从你的脸判断，Vous devez mourir de faim[10]。”

我们两人走到门口时突然撞在了一起，因为我跟在她后面走，可是她突然转了身。她抓住我的肩膀，头发蹭到了我的脸。“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年轻人，”她说，“我忘记拿药了。”

她找到了药，于是我们在房子里转悠着找饭厅，最后找到了。那是一个昏暗的地方，有一个凸肚窗，看来那窗户似乎在最后一瞬间改了主意，半心半意地试图恢复到普通窗户的状态。有两个人从不同的门口慢慢地走了进来，没有说话。一个是老妇人，我猜她是勒塞尔夫先生的堂姐。她很少和人交谈，只是在传递食品时才客气地轻声说两句。另一个是相当英俊的男子，他穿着一条灯笼裤，面部表情庄重，稀疏的金黄头发里有一缕奇怪的灰发。整个午饭期间，他没有说一句话。勒塞尔夫太太介绍客人的方式只是匆忙地做个手势，并不注重介绍姓名。我注意到在饭桌上她完全无视那个男子的存在——还注意到那个男子好像是单独坐的，与别人不挨着。午餐的饭菜做得很好，但是摆放无序。不过那酒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推盘换盏，吃完第一道菜以后，那位金发碧眼的先生点了一支烟卷，溜达着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拿着烟灰缸回来了。这时，一直在专心吃饭的勒塞尔夫太太看着我说：

“这么说你最近去了很多地方吧？你知道，我从来没去过英格兰——不知为什么，就是没去过。英格兰好像是个很乏味的地方。On doit s'y ennuyer follement，n'est-ce-pas?[11]？还有那浓雾……没有音乐，没有任何种类的艺术……这是一种做兔肉的特殊方法，我想你会喜欢的。”

“顺便问一句，”我说，“我忘了告诉你，我给你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会来这儿，而且……就是提醒她，让她来这儿。”

勒塞尔夫太太放下刀叉。她看起来很惊奇，很生气。“但愿你没写！”她喊道。

“可是写了也没害处，是吧？或者你认为——”

我们在一片静默中吃完了兔肉。巧克力冰淇淋端上来了。那位金发先生仔细地折好餐巾，塞进一个圆环里，然后站起来，对女主人有礼貌地点了头就退席了。

“我们在休息室喝咖啡，”勒塞尔夫太太对女仆说。

“我很生你的气，”我们坐下以后她说，“我认为你把一切都搞糟了。”

“怎么，我干什么了？”我问。

她扭脸往旁边看。她那硬实的小胸脯上下起伏（塞巴斯蒂安曾写道，这种事只在书里才有，可是眼前的情况证明他的想法错了）。她那苍白的女孩子般的脖子上的青筋似乎在微微颤动（可是我不太肯定）。她的眼睫毛上下颤动。是啊，她绝对是个漂亮女人。我寻思，她是不是来自法国南部呢？也许来自阿尔勒[12]。可是不对，她有巴黎人的口音。

“你是在巴黎出生的吗？”我问。

“谢谢你，”她说，仍然不看我，“这是你问的第一个关于我的问题。可是这不能弥补你的过错。那是你可能做过的最傻的事。也许，如果我想法子……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就回来。”

我往后坐了坐，抽起了烟。尘土在一束斜射进来的阳光里涌动；烟草的清烟也加入其中，轻轻地、悄悄地缭绕，仿佛它们随时都能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我在这里再说一遍，我不愿意在这几页里写下任何涉及我本人的事；可是我想，如果我说一点，可能会让读者（谁知道呢，也许还有塞巴斯蒂安的幽灵）感到很有趣，那就是：在一刹那间我很想和那女人做爱。确实非常奇怪——在那同时，她又让我心烦意乱——我指她先前说的那些话。我不知怎么就失去了控制力。当她回来的时候，我心里颤了一下。

“看看你干的好事吧，”她说，“海伦不在家。”

“Tant mieux[13]，”我回答，“她说不定正在来这里的路上，说真的，你应该明白我多么着急见她。”

“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给她写信！”勒塞尔夫太太喊道，“你根本不认识她。我已经向你保证过她今天会来这儿的。你还想怎么着？如果你不相信我，如果你想控制我——alors vous êtes ridicule，cher Monsieur.[14]”

“啊，请注意，”我很诚恳地说，“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我当时只是想，哎……正如我们俄国人常说的，黄油不会影响稀饭。”

“我想，我不大喜欢黄油……也不大喜欢俄国人，”她说。我能怎么办呢？我瞟了瞟她的手，那只手就放在我的手旁边。她的手在轻轻颤抖，她的连衣裙很薄——我感到有一股奇怪的凉气顺着脊柱往下走，使我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天气冷。我该吻她的手吗？我能做到彬彬有礼而不觉得自己是傻瓜吗？

她叹了口气便站了起来。

“唉，什么办法都没有了。我很抱歉，你已经让她反感了，即便她真的来——唉，不会的。我们走着瞧吧。你愿意去我们的领地转转吗？我想在外边要比在这所让人难受的房子里——que dans cette triste demeure[15]——要暖和些。”

这块“领地”包括先前我已经注意到的花园和小树林。周遭非常寂静。黑色树枝上散布着绿色斑块，似乎在听从自己内在生命的呼唤。有某种可怕的、沉闷的东西悬浮在这个地方的上空。许多挖出的泥土堆在一面砖墙前，那神秘的园丁已经离去，把一个生锈的铁锹忘在那里。因为某种奇怪的原因，我回忆起了最近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凶手把受害人就埋在一个像这样的花园里。

勒塞尔夫太太没有说话；后来她说：“如果你对过去的事如此小题大做，你一定很喜欢你的同父异母哥哥。他是怎么死的？自杀？”

“啊，不是，”我说，“他得了心脏病。”

“我还以为你要说他开枪把自己打死了呢。那会浪漫得多。如果你的书用一个床上的场景结尾，我会很失望的。夏天这里有玫瑰花——这儿，在泥地上——可是别想再看见我在这儿消夏了。”

“我肯定永远不想用任何方法来伪造他的生活。”我说。

“啊，好吧。我过去认识一个人，他发表了已故妻子的信，并散发给他的朋友们。你为什么设想你哥哥的传记会让人们感兴趣呢？”

“你难道没读过”——我刚说到这儿，一辆看着高档但溅满泥点的小汽车突然停在院子门前。

“啊，天啊。”勒塞尔夫太太说。

“也许是她。”我叫了起来。

一个女人已经钻出了汽车，踩进一个水洼里。

“对，是她，没错，”勒塞尔夫太太说，“现在请你站在原地别动。”

她挥着手，沿着小路跑过去，到了来人面前吻了她，并领着她往左边走，消失在一个灌木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我又看见了她们，她们已经绕过了花园，正在上台阶。她们消失在房子里了。我并没有看清楚海伦·冯·格劳恩，只看见了她那敞开的毛皮大衣和颜色鲜艳的围巾。

我找到一张石长椅坐了下来。我很激动，很得意，因为我终于捕捉到了我的猎物。石长椅上有一根藤手杖，不知是谁的，我用它戳着肥沃的棕色泥土。我成功了！等我和她谈过话之后，夜里就回巴黎，而且……一个不同凡响的奇怪念头，像一个被偷换的小孩、一个全身颤抖的傻瓜，悄悄地溜进我的脑海，与其他念头掺和在一起……我今天夜里回去吗？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莫伯桑那篇二流小说里一个人物气喘吁吁地说过的话：“我忘记带一本书了。”可是我也在忘记带我的书。

“哎呀，你在这儿呢，”我耳边响起勒塞尔夫太太的声音，“我以为你已经回家了。”

“哎，一切都顺利吧？”

“太不顺利了，”她平静地回答，“我不知道你在信里怎么写的，可是她认为那是关于一桩她正在安排的电影事务。她说你骗了她。现在你按我说的去做。今天、明天或者后天都别和她说话。可是你还住在这里，要对她特别好。她已经答应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我，过后你也许能和她谈活。这个交易怎么样？”

“你真是太好了，让你费心了。”我说。

她在长椅上挨着我坐下来，由于椅子很短，而我又很——唔——很壮实，她的肩膀碰到了我的肩膀。我用舌头舔湿了嘴唇，用手里拿的藤手杖在地上画着道道。

“你想画什么？”她问，然后清了清嗓子。

“画我的思想的波纹，”我傻乎乎地回答。

“很久以前，”她温柔地说，“我吻了一个男人，只因为他会倒着写自己的名字。”

藤手杖从我手里掉到地上。我直直地瞪着勒塞尔夫太太。我凝视着她那平展白净的额头，我看见她的紫罗兰色的眼皮，她大概是因为对我的凝视产生了误解才低下眼皮的。当她低下长满黑发的头时，我看见她苍白面颊上的浅色小胎记、精致的鼻翼、撅起的上唇，看见她喉部无光泽的白色，还看见她的细手指头上涂成玫瑰红色的指甲。她仰起了脸，她那双天鹅绒般的奇特眼睛看着我的嘴唇，眼中虹膜的位置比平时稍高一点。

我站了起来。

“怎么啦？”她说，“你想什么呢？”

我摇了摇头。可是她猜对了。我确实是在想事——我必须马上解决的事。

“怎么？咱们进去吗？”她问，当时我们正沿着小路往回走。

我点了点头。

“可是她一时半会儿下不了楼，你知道吗？告诉我你为什么不高兴了？”

我想，我当时停下了脚步，又瞪着她，这一次我瞪着她那裹着黄褐色连衣裙的苗条小身材。

我沉思着继续往前走，那条洒满阳光的小路似乎在对我皱眉头。

“Vous n'êtes guère aimable[16]，”勒塞尔夫太太说。

露台上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我在午餐时见过的那位沉默的金发先生坐在那里察看他的手表指针。我坐下时笨拙地碰了他的胳膊肘，他一松手，一个很小的螺丝钉掉在地上。

我向他道歉时，他说：“Boga radi[17].”（没关系。）

（啊，他是俄国人，对吧？好，这对我有帮助。）

勒塞尔夫太太背对着我们站着，轻声哼着小曲，一只脚轻轻地跺着地上的方形石板。

就在那个时候，我转向我那位沉默的同胞，他正呆呆地看着他的停摆的手表。

“Ah-oo-neigh na-sheiky pah-ook[18]。”我轻声说。

那位太太把手向上一挥，去摸自己的脖子后面，她转过身来。

“Shto[19]？（什么？）”我那位迟钝的同胞问，同时扫了我一眼。然后他看着那位太太，很不自在地咧嘴笑了，并摆弄着他的手表。

“J'ai quelque chose dans le cou[20]...我脖子上有点什么东西，我感觉到了，”勒塞尔夫太太说。

“事实上，”我说，“我刚才告诉这位俄国先生，我以为你的脖子上有个蜘蛛。可是我看错了，那是光线玩的小把戏。”

“咱们放张唱片好吗？”她快乐地说。

“很抱歉，”我说，“可是我必须回家了。你会原谅我的，是不是？”

“Mais vous êtes fou[21]，”她喊道，“你疯啦，你不是想见我的朋友吗？”

“也许改日吧，”我安慰地说，“改日吧。”

“你告诉我，”她说，并跟着我走进花园，“到底怎么啦？”

“你倒是挺聪明的，”我用我们的随意而高雅的俄语说，“你倒是挺聪明的，让我相信你是在谈论你的朋友，实际上你一直在谈自己的事。要不是命运推了推你的胳膊肘，这个小小的恶作剧还会持续很长时间，现在你把凝乳和乳清都一块倒了。因为我碰巧见过你前夫的堂弟，那个会写倒字的人。所以我试探了一下。当你下意识地听到了我在一旁咕哝的俄语句子时……”其实这些话我一个字都没说。我只是礼貌地点点头便走出了花园。将来我会给她寄这本书，到时候她就明白了。

[1] Lescaux，法国地名，以拥有史前洞穴著称。

[2] 法语，很高兴认识您。

[3] 法语，我很抱歉。

[4] 法语，我亲爱的。

[5] 法语，您听着。

[6] 法语，您要知道，这样不大礼貌。

[7] 法语，顽固先生。

[8] 法语，固定不变的想法。

[9] diamond wedding，结婚六十周年纪念。

[10] 法语，您大概饿得要命了。

[11] 法语，如果我在那儿，一定会特别烦恼，是不是？

[12] Arles，法国东南部城市。

[13] 法语，太好了。

[14] 法语，那您就太可笑了，亲爱的先生。

[15] 法语，在这所让人难受的房子里。

[16] 法语，您可不太让人喜欢。

[17]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看在上帝的面上。此处意为没关系。

[18]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哎哟—脖子—蜘蛛。

[19]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什么。

[20] 法语，我脖子上有点什么东西。

[21] 法语，啊，您疯啦。

▇

我先前想问尼娜的那个问题始终没问。我本来想问她是否意识到那个让她如此厌烦的苍白憔悴的男人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问这个有什么用！对她这样的女人来说，书籍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看来，她自己的生活已包含了一百部小说所给人的激动和兴奋。假如罚她在图书馆里待一整天，不许出去，她到中午就会死的。我敢说塞巴斯蒂安在她面前从来不提自己的作品：如果谈的话，就像跟一只蝙蝠讨论日晷一样。所以咱们就让那只蝙蝠在逐渐加深的暮色中颤抖吧，让它转着圈地飞吧：它是在笨拙地模仿燕子。

塞巴斯蒂安在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伤心的日子里写下了《可疑的常春花》，这本书无疑是他的杰作。他是在什么地方写的这本书，又是如何写的呢？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远离古德曼先生警惕的目光）。在巴黎的一个“酒吧间”（不是他的情人有可能光顾的那种地方）靠里边墙角的一张普通桌子旁边。在戛纳或瑞昂[1]某处罩在橘黄色太阳伞下的帆布椅子上，当时他的情人和她那帮朋友抛开他到别处纵情玩乐去了。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在两次心脏病发作的间隔当中。在一个旅馆里，伴随着院子里洗盘子的叮当声。在我只能大致猜测的很多别的地方。这部书的主题很简单：一个男人即将死去：你能感觉到他在书中每况愈下；他的想法和回忆充满全书，有时清晰，有时模糊（就像不均匀的呼吸，时起时伏），一会儿翻卷起这个意象，一会儿又翻卷起那个意象，让意象在风中飘浮，或者甚至把它甩到岸边，它似乎在那里移动，并自主生存了一会儿，很快又被灰色的海浪卷了回去，沉入海中或奇怪地变了形。一个男人即将死去，他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可是尽管书中其他人物的生活似乎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或至少在塞巴斯蒂安的意义上是现实主义的），读者却无法得知这个即将死去的人是谁，他的临终床摆在哪里或漂浮在哪里，或那是否真是床。这个男人等同于这本书；这书本身就在喘着大气，奄奄一息，并曲起一只吓人的膝盖。一个又一个思想意象冲击着意识的海岸，于是我们追溯着来到心间的事或者人：一条被毁的生命的零星残余；先是爬行而后展开带眼睛的翅膀的怠惰想象的人物。它们，也就是这些生命，不过是对主要题材的诠释。我们追溯那个和气的国际象棋选手施瓦兹老人，他在一幢房子的一个房间里，坐在一把椅子上，教一个孤儿如何运作“骑士”这枚棋子；我们见到那个肥胖的波西米亚妇人，她那用廉价染发剂染过的不褪色的头发中有一缕灰发；我们倾听那个面色苍白的不幸的人在一间臭名昭著的酒馆里对着一个专注的便衣警察大声谴责压迫政策。那个身材修长的可爱的歌剧女主演在匆忙之中踩进了水洼，银鞋子也毁了。一个老人在啜泣，一个穿着丧服的嘴唇柔软的姑娘在劝慰他。瑞士科学家努斯鲍姆教授于凌晨三点半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枪杀了他的年轻情妇，并开枪自杀。这些人和其他人来来去去，开门关门，只要他们走的路上有光亮，他们就活着，他们继而会被小说的首要主题——一个男人即将死去——的人浪花所淹没。这个男人在一个可能是枕头的东西上动了动胳膊或转了转头；在他动的时候，我们一直注视着的这个或那个生命淡出了或变化了。在短暂的瞬间，这个男人的人性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于是我们感到自己正顺着这本书的主动脉流淌。“现在已经太晚了，‘生命’的店铺已经关闭了，这时他感到很遗憾：他还没去买自己一直想买的某本书；他从未经历过地震、火灾、火车车祸；他从未到过西藏的打箭炉[2]，也从未听过蓝喜鹊在中国垂柳上叽叽喳喳；他还没跟他在寥寂的林中空地里遇见的那个眼无羞色、行为出格的女中学生说过话；他还没有因为一个羞涩丑陋的女人所开的无聊小玩笑而大笑过，因为那间屋子里没有人大笑；他曾经误过火车，误读过暗示，错过了许多机会；他还没有把口袋里的分币递给那个在街头颤抖着给他拉小提琴的老人，那老人是他在阴冷的一天在某个被遗忘的小镇遇见的。”

塞巴斯蒂安·奈特一向喜欢同时表现多个主题，让它们碰撞，或者狡黠地把它们掺和在一起，让它们去表达那层暗含的意义，这层暗含的意义只能用一系列波浪来表达，正如要让一个中国浮标发出乐音只能靠海浪的汲动一样。在《可疑的常春花》里，他的创作方法已经达到了完美程度。重要的不是各个部分，而是所有部分的总和。

塞巴斯蒂安似乎还有一种方法表达人体逐渐死亡的过程：几个步骤引入黑暗；大脑、肌肉和肺轮番行动。首先，大脑继续思考不同层次的思想——关于死亡的思想：在一本借来的书（关于哲学家的故事）的边缘潦草记下的看似聪明的想法：“死亡的吸引力：人体的生长被认为是倒挂式的，犹如一滴悬垂的水珠，逐渐拉长，最后跌落，完全消失。”还有许多诗学、宗教的想法：“……极端的物质主义的沼泽，以及迪恩·帕克所谓的乐观神秘主义者所崇尚的金色乐园……”“可是这个垂死的人知道，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思想；在关于死亡的概念当中只有一半可以说是真实存在的：问题的这一方面——那痛苦、那诀别、那生命的码头连同晃动的手帕一起缓缓离去：啊！如果他能看见沙滩消失的话，他就到达了彼岸；不，他还没到达彼岸——如果他仍在思考的话。”（因此，一个来送别朋友的人可能在甲板上待得太晚，但仍没成为旅行者。）

然后，疾病的魔鬼们用巨大的疼痛窒息了各种思想、哲学、推测、回忆、希望、悔恨。我们踉跄着，爬行着，通过许多令人厌恶的风景，我们也不在乎去哪里——因为到处都是痛苦，只有痛苦。现在前面的方法被颠倒过来了。当我们跟着那些日趋暗淡的思想意象走进死胡同的时候，那些思想意象越来越淡，取而代之的是慢慢袭来并包围我们的可怕粗鲁的幻象：一个小孩受折磨的故事，一个逃离残酷国度的流亡者对先前生活的讲述，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温顺的疯人，一个农夫使劲踢他的狗——实在是邪恶。然后疼痛也逐渐消失了。“现在他只觉得精疲力竭，对死亡不再感兴趣。”于是，“大汗淋漓的男人们在一个拥挤的三等车厢里打呼噜；于是一个学童趴在未完成的算术作业上睡着了。”“我很累，很累……一个轮胎自动地转呀，转呀，一会儿摇晃，一会儿慢下来，一会儿……”

现在到了一汲光线突然完全照亮这本书的时刻：“……仿佛有人猛地打开了房门，屋里的人吓得站了起来，他们眨着眼睛，慌乱地抓起包裹。”我们觉得，我们处在某种绝对真理的边缘，那真理光彩夺目，同时又几乎朴素无华。作者使用了暗示性词语，用这个不可思议的技法让我们相信，他了解关于死亡的真理，并准备告诉我们。过了一会儿，我们将从这个句子的结尾、下个句子的中间，或再下面的句子里，了解到会改变我们一切概念的东西，仿佛我们发现用某种无人试过的简单方式动一动胳膊就可以飞翔。“最难解的死结不过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绳子；那绳子对手指甲来说是粗糙的，可实际上不过是许多粗糙而优美的圆环。我们凭目光就能解开它，而用笨拙的手指头只会流血。他（那个即将死去的男人）就是那个死结，他马上就会被解开，如果他能设法看见并用目光追随那根绳子的话。不仅仅是他自己会被解开，一切——他按照我们幼稚的空间和时间观念可能想象出的一切都会被解开；由于空间和时间都是人类发明出来作为谜语的谜语，因此它们会回到我们身边：传播无稽之谈的回力镖[3]……现在他已经捕捉到了某种真正的东西，这种东西与他在生活的幼儿园里所学到的任何思想或情感或经验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生死问题的答案，即“毋庸置疑的谜底”，写在他所了解的世界各地：就像一个旅行者认识到他所俯瞰的乡野并不是各种自然现象的偶然集成，而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在这一页里，这些山脉和森林，还有田野，还有河流，都被上苍按照特殊的方式加以安排，构成了一句连贯的话；湖泊的元音与山坡的破擦辅音结合在一起；一条大路的诸多曲折路段用圆形字体写下它的信息，与你父亲写的字体一样清晰；树木通过哑剧表演来交谈，学过它们的语言姿势的人能够明白其中的含意……因此，那个旅行者只要拼读风景的词语就能揭示出风景的意义；同样，人类生活的错综复杂模式终归是字母组合图案，现在我们用心灵之眼去拆解这些交织的字母，图案就变得很清晰了。至于词语，它显示出的意义简单得让人吃惊：也许最令人惊奇的是，一个人在他的世俗生命过程中，由于大脑被一个铁环紧紧围绕，被他自身的梦想紧紧围绕，他竟没有体验过简单的智力反射，这种智力反射本来会解放被囚禁的思想并给予它伟大的理解力。现在这个字谜解开了。“由于一切事物的意义照透了它们的形体，许多曾经显得万分重要的思想和事件逐渐缩小，但并未缩小到毫无意义的程度，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不可能毫无意义，而是缩小到与那些以往不受重视的、现在又变得重要的其他思想和事件同等的程度。”因此，像科学、艺术或宗教这些由我们的大脑产生出的光辉的巨人离开了我们熟悉的分类体系，它们联起手来，混合在一起，快乐地变得平等了。因此，放在一张疲劳的长椅那油漆木板上的一个樱桃核及其小小的阴影，或一片碎纸，或几百万件其他琐事中任何一件这样的琐事，都变大了，大得惊人。这个世界经过重新塑造和重新组合之后，很自然地向灵魂显示了它的意义，就像它们两者的呼吸那么自然。

现在我们将要知道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个词语将要被说出来——而你，还有我，以及世上的每一个人将要拍自己的前额：我们真是傻瓜！作者似乎在他书中的最后一个转折处停了片刻，好像在思考讲出这个真理是否明智。他似乎抬起了头，离开了那个他一直跟踪其思想的垂死的人，并转向别处去思考：我们要跟踪他到底吗？我们要小声说出那个会粉碎我们大脑的舒适和宁静的词语吗？我们要这样做。我们目前已经走得太远了，那个词语已经在形成，就要出来了。我们转过身，朝那张模糊的床，朝那个漂浮的灰色身形弯下腰——低一点，再低一点……可是那一分钟的疑虑是致命的：那个男人死了。

那个男人死了，可我们还不知道。河对岸的常春花仍像以往那样可疑。我们手里拿着一本死书。或者我们错了吗？我有时感觉，当我一页页地翻着塞巴斯蒂安的杰作时，那个“毋庸置疑的谜底”就藏在里面什么地方，就藏在我读得太匆忙的某个段落里，或者它与那些用熟悉的假象欺骗了我的其他词语纠缠在一起。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书能给我这样特殊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作者的特殊意图吧。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一张英国报纸上看到《可疑的常春花》的宣传广告的那一天。我是在巴黎一家旅馆的前厅里偶然看到那份报纸的。当时我在等一个人，我的公司想说服他做一桩买卖。我不善于说服人，总的来说，我并不看好那桩买卖，觉得它并不像我的老板想的那么有前景。我独自坐在那个阴郁而舒适的大厅里，读着那家出版商的广告和用黑体字印的漂亮的塞巴斯蒂安的名字，此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羡慕他的命运。那时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至少有六年没见到他了，我也不知道他当时病得如此严重，生活如此潦倒。与此相反，他的书问世的广告在我看来是幸福的象征——我想象他站在某个俱乐部一间温暖的、令人愉快的屋子里，两手插进口袋，他耳朵发亮，眼睛湿润发光，嘴唇上不时浮现一丝微笑——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站在他的周围，拿着盛满波尔图葡萄酒的玻璃杯，听着他的笑话并哈哈大笑。这虽然是个荒唐的画面，但是它那由衬衫的硬前胸、黑色晚礼服、颜色柔和的葡萄酒、轮廓明晰的面孔组成的颤动的图案一直在发光，就像你在杂志背面看到的那种彩色照片里的一张。我决定，等《可疑的常春花》一出版就去买一本，我过去总是马上买他的书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特别急不可待地要买这本书。过了一会儿，我等的那个人很快就下楼来了。他是个英国人，也读过不少书。我们在谈那桩生意之前，谈了几分钟一般的事，我很随便地指了指报上的那则广告，问他是否读过塞巴斯蒂安写的书。他说读过一两本——《棱镜的什么东西》和《丢失的财物》。我问他是否喜欢那两本书。他说在某种程度上喜欢，可是在他看来，那位作者是个可怕的自负的人，至少在才智方面。我请他解释时，他又说，在他看来奈特一直在玩自己发明的游戏，却不肯把游戏规则告诉他的同伴。他说他喜欢能让人思考的书，而奈特的书不能让人思考——它们让你困惑，让你发火。然后他谈起另一位健在的作家，他认为那个作家比奈特要好得多。我利用谈话的间歇适时地和他谈起了生意。结果证明，这次谈话并没有像我的公司所期望的那样成功。

《可疑的常春花》得到了许多评论，大多数都是冗长的，不乏恭维之词。可是字里行间不时暗示，这本书的作者是个疲惫的作者，这似乎是说，他不过是个令人厌烦的人，只是换了说法而已。我甚至觉察出一丝同情的意味，好像他们知道作者的某些悲伤沮丧的事情，这些事情书里虽然没有写，但影响到他们对这本书的态度。有一个评论家甚至走了极端，他说他读这本书时，“感情是复杂的，因为对读者来说，坐在临终床边却弄不清作者究竟是那个医生还是那个病人，是很不愉快的经历”。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让读者明白，这本书篇幅有点过长，很多段落令人费解，而且无缘无故地让人恼火。所有的评论都称赞塞巴斯蒂安的“真诚”——无论这个词指什么。我常想，塞巴斯蒂安对这些评论是怎么想的呢？

我把自己那本《可疑的常春花》借给了一个朋友，他拿去了几个星期也没读，最后还丢在了火车上。我又买了一本，没再借给任何人。是啊，这本书是塞巴斯蒂安所有著作中我最喜欢的一本。我不知道它是否能让人“思考”，即使能的话我也不大在乎。我喜欢它是因为它本身的原因。我喜欢它表现的社会习俗。有时我告诉自己，要把它翻译成俄文不会太困难。

[1] Juan，似为 Juan-les-Pin（瑞昂莱潘）的简称，系法国东南部一小镇、度假地。

[2] Tatsienlu，藏语“打折诸”（意为“两河交汇处”）的音译，是康定市的旧称，位于四川省西部，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作者说打箭炉在西藏系误解。

[3] boomerangs，系澳大利亚土著人最先使用的狩猎工具，用弧形木片制成，抛出去后飞转一圈仍回到抛掷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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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成功地勾勒出塞巴斯蒂安在生命最后一年——一九三五年中的大致生活情况。他逝世于一九三六年初，当我看着“1936”这个数字的时候，不禁想到，在一个人与他的去世日期之间有一种神秘的相似之处。塞巴斯蒂安·奈特，卒于一九三六年……在我看来，这个日期似乎是他名字的倒影，映在泛着微波的水潭之中。后三个数字“936”的弧线里有什么东西让我想起塞巴斯蒂安人格的弯曲有致的轮廓……正如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努力做的那样，我在努力表达一个可能让他感兴趣的想法……如果我在书中有的地方没抓住哪怕是他思想的影子，或者说，如果我在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支配下在他的私人迷宫里有时拐错了弯，那么我的书就是笨拙的，就是失败的。

《可疑的常春花》于一九三五年春天问世，与塞巴斯蒂安最后一次要见尼娜的努力恰逢同时。当尼娜派来的一个油头粉面的恶棍告诉他尼娜想彻底甩掉他时，他回了伦敦，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他尽可能多地在公众场合露面，用这种可怜的方法来排解孤独。人们看见他那瘦削、悲伤、沉默的身影出现在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脖子上总是围着一条围巾，就是在最暖和的餐厅里也如此。他总是心不在焉，总是委婉地拒绝与别人谈心；他常在聚会中溜达到别处，或是被人发现在儿童房里聚精会神地玩拼图游戏，这些都使女主人们恼怒。有一天，在查令十字街附近，海伦·普拉特看见克莱尔走进一家书店，几秒钟之后，她继续前行时碰见了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与普拉特小姐握手时，脸微微地红了，然后陪着她到了地铁车站。海伦·普拉特庆幸塞巴斯蒂安没有早一分钟出现，更庆幸的是，他并没有提过去的事。他反倒给她讲了一个复杂的故事，说到了前一天夜里两个男人如何在扑克牌桌上敲诈他的事。

“很高兴见到了你，”塞巴斯蒂安与她分手时说，“我想我就在这儿买吧。”

“买什么？”普拉特小姐问。

“我本来要去［他说了书店名］的，可是我知道在这个售货亭可以买到我想要的东西。”

塞巴斯蒂安常常去听音乐会，看话剧，并且常在半夜里和出租车司机一起在小咖啡亭里喝热牛奶。据说有一个电影他看了三遍——一个完全枯燥乏味的电影，名叫《被施了魔法的花园》。他去世两个月后，也就是我弄清了勒塞尔夫太太的真实面目后过了几天，我发现一家法国电影院放映那部电影，我坐在那里一直看到结束，唯一的目的是了解这部电影为什么那么吸引他。当电影演到一半的时候，故事背景转移到了里维埃拉，银幕上闪现出游泳者晒太阳的镜头，他们中间有尼娜吗？那裸露的肩膀是不是她的呢？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回头看摄影机的姑娘看上去很像她，可是防晒油、被晒黑的皮肤还有眼影，都是很好的伪装，可以让人认不出一张转瞬即逝的脸。八月份，塞巴斯蒂安病了一个星期，病得很重，但是他不肯按照奥茨医生的嘱咐卧床休息。九月份，他到乡下去看望一些人：他和他们并不太熟；他们只是出于礼貌才邀请他的，因为他无意中说过他在《闲谈者》杂志上见过他们房子的照片。他整个星期都在那所有点冷的房子里闲逛，其他的客人都相互认识，关系亲密。后来，在一天早上，他步行了十英里路去火车站，悄悄地回到城里，连晚礼服和盥洗用品袋都没拿。十一月初，他在谢尔顿的俱乐部里和谢尔顿一起吃午饭，他是那么少言寡语，他的朋友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然后是一段空白。塞巴斯蒂安显然去了国外，可是我不相信他有明确的计划要再见尼娜，尽管他的不安情绪也许出于想见她的朦胧愿望。

一九三五年的冬天，我大部分时间在马赛打理我们公司的业务。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我收到了一封塞巴斯蒂安的信。很奇怪，信是用俄文写的。

“你知道吗，现在我在巴黎，估计将滞留［zasstrianoo[1]］一段时间。你如果能来，就到这儿来；如果不能来，我也不会生气；可是也许你来会更好。现在我感到很厌烦［osskomina］[2]，因为几件棘手的事，特别是因为我蜕下的蛇皮［vypolziny ］[3]的图案，因此我现在从那些明显的和普通的事物当中找到了富有诗意的慰籍，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在生活历程中曾忽视了它们。比如说，我想问问你这些年来都在做什么，也想给你讲讲我自己的情况：我希望你干得比我好。最近我常去看斯塔洛夫老医生，他曾经给maman[4]［塞巴斯蒂安如此称呼我妈妈］治过病。一天夜里我在街上碰见了他，当时我不得不坐在一辆停在街边的小汽车的脚踏板上休息一会儿。他似乎认为我自从maman去世之后就一直在巴黎无所事事，我对他这样概括我的侨居情况表示同意，因为［eeboh］[5]在我看来，做任何解释都太复杂了。有一天你会偶然发现一些文件，你必须马上把它们烧掉；诚然，它们听见过［有一两个字看不清，是Dot chetu[6]吗 ？］的说话声，可是现在它们必须被处以火刑。我把它们保留下来，给它们提供了过夜的地方［notchleg[7]］，因为让这样的东西睡觉比较安全，以免它们被杀后变成鬼魂来骚扰我们。一天夜里，我感觉自己命在旦夕，就给它们签发了死亡执行令，你看到这个命令，就可以认出它们。我本来一直住在常住的那个旅馆，可是现在已搬到城外一个类似疗养院的地方了，注意这个地址。这封信我是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前开始写的，“生活历程中”之前的部分，其用途是［prednaznachalos］[8]给另一个人的。然后不知怎的又写给你了，就像一个羞涩的客人到了陌生的房子里会跟带他来参加聚会的亲戚说个没完。所以，如果我让你厌烦［dokoochayou[9]］的话，请原谅我，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不大喜欢我从窗口看见的那些光秃秃的树枝。”

当然啦，这封信使我心烦，但是并没有让我过分忧虑，如果我当时知道塞巴斯蒂安从一九二六年以来一直患有无法治愈的病，并且在最近五年里病情不断恶化的话，我本来会更忧虑的。我必须惭愧地承认，我的自然警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个想法的制约，这个想法是：塞巴斯蒂安平时就爱精神紧张，身体出毛病时总容易过分悲观。我再说一遍，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所以我总是劝慰自己，他身体不舒服是因为工作过累了。然而，他确实病了，并且央求我到他那里去，他的语气对我来说很新鲜。他似乎从来不需要我和他在一起，可是现在却主动请求我到他跟前去。这使我感动，也使我困惑，假如我了解全部真相的话，我肯定会跳上第一趟火车去找他的。我是星期四接到的信，当即决定星期六去巴黎，这样我星期日夜里就能回来，因为我觉得我的公司不想让我在处理业务的关键时刻休假。我决定先不写信解释，等到星期六早晨再给他发电报，那时我也许就知道是否能坐上早一点的火车了。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很不愉快的梦。我梦见自己坐在一间光线暗淡的大屋子里，我的梦幻已经匆忙地给屋子配备了零碎物件，那些东西都是来自我模糊地见过的不同房子，但是与原物有差别，或者是奇怪的替代物，例如那个书架同时又是一条满是尘土的道路。我有一种朦胧的感觉，那间屋子是在一个农舍里或乡下的小酒馆里——总的印象是木墙壁和木地板。我们在等塞巴斯蒂安——他在长途旅行后那天应该回来。我坐在一个大木箱子还是什么东西上，我妈妈也在屋里，在我们坐的桌子旁边还有两个人在喝茶——是我的办公室里的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这两人塞巴斯蒂安都不认识，他们是被梦想管理者安排在那里的——只是因为谁都可以上舞台充个数。

我们忐忑不安地在那里等待，有一种说不清的不祥预感使我们心情沉重，我觉得他们比我更知情，可是我不敢问我妈妈她看见一辆沾满污泥的自行车塞不进柜橱为什么会如此担心，那自行车似乎拒绝被塞进去，而橱柜的门总是打开。墙上挂着一幅轮船的图画，画上的波浪一直在动，就像毛毛虫一条接着一条地爬行，轮船摇来晃去，让我十分恼火——直到我记起人们等待旅行者归来时总要挂那样的画，那是古老的风俗。塞巴斯蒂安随时有可能到达，靠近门口的地板上已经撒了沙子，以免他滑倒。我妈妈拿着她无处藏匿的带泥的马刺和脚蹬走开了，那对面目不清的夫妇也悄然而逝，因为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了。这时楼上一间狭长房间的门突然打开，塞巴斯蒂安出现了，他慢慢地走下一截直通这间屋子的摇摇欲坠的楼梯。他头发很乱，没穿外衣：我明白，他旅行归来后刚刚睡了一会儿。他下楼的时候，每走一步都要歇一会儿，总是抬起同一只脚准备迈下一级楼梯，并把胳膊搭在木制扶手上。当他被绊倒并仰面朝天溜下来的时候，我妈妈又回来帮他站起来。他走到我跟前时哈哈大笑，可是我感觉他在为什么事感到羞愧。他脸色苍白，没有刮脸，可是看起来还是比较快乐的。我妈妈手里拿着一个银杯，在什么东西上坐下，原来她坐的是一副担架，因为她很快就被两个男人抬走了，这两个人每星期六都来这里住，这是塞巴斯蒂安笑着告诉我的。我突然注意到，塞巴斯蒂安的左手戴着黑手套，手指头一动不动，而且他从来不用那只手——我非常害怕，心烦意乱，到了恶心的程度。我怕他在无意中会用那只手碰我，因为我明白那是装在手腕上的假手——我还注意到他做过手术，或是出过什么可怕的事故。我也明白他的外表和他到达时的总的气氛为什么那么怪异，可是，尽管他也许注意到了我在微微颤抖，可他还是继续喝茶。我妈妈回来取她先前忘记拿走的顶针，然后很快走开，因为那两个男人急着要走。塞巴斯蒂安问我他的美甲师来了没有，因为他急着做准备，好参加宴会。我试图回避这个话题，因为我一想起他那只伤残的手就受不了。可是很快我看见整个屋子都成了锯齿状的手指甲，一个我过去认识的姑娘（但她奇怪地淡出了我的记忆）带着修指甲的小包来了，并在塞巴斯蒂安面前的凳子上坐下。塞巴斯蒂安叫我别看，但我不由自主地要看。我看见他解开手套，慢慢地往下拉；手套脱下来时，里面的东西洒了出来——许多只很小的手，像老鼠的前爪，发淡紫的粉红色，很柔软——有许多许多——都掉到地上；那个穿黑衣的姑娘跪到地上。我弯腰去看她在桌子底下干什么，只见她捡起那些小手放在碟子里——我抬起头，塞巴斯蒂安已经消失了，等我再弯腰的时候，那个姑娘也消失了。我觉得不能在那间屋子待下去了。可是当我转过身来去摸碰簧锁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塞巴斯蒂安的声音；他的声音似乎来自这间成了巨大谷仓的屋子的最黑最远的角落，谷物从一个有破洞的袋子里流出来，堆在我的脚边。我看不见他，我是那么着急要逃跑，我内心涌动的不耐烦情绪似乎淹没了他的话。我知道他在叫我，并说了很重要的事——还答应告诉我更重要的事，只要我去他坐着或躺着的那个屋角，因为他被落到脚上的沉重麻袋压得无法动弹。我向前挪动，然后传来了他最后一次执著的高声请求，他还说了一个短语，我梦醒后想一想，这个短语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睡梦中它却铿锵作响，带着这种绝对瞬间的重负，带着给我破译一个巨大谜语的如此明显的动机，因此，如果我当时不是已从梦境中半醒的话，我肯定会跑到塞巴斯蒂安那里去的。

我知道，当你把整个胳膊伸进水中，伸到似乎有一个珠宝在白色的沙子里闪烁的地方时，你抓出来攥在拳头里的普通鹅卵石实际上是暗藏的宝石，尽管它看上去更像被每天的阳光晒干的鹅卵石。因此，我感到我梦醒时头脑里回响的那个无意义的句子，实际上是披露一个引人注目的秘闻的混乱不清的译文；当我躺着，听着熟悉的街市声音，听着从我头顶上的房间传来的不知给什么人用得过早的早餐助兴的无聊广播音乐时，某种可怕的恐惧用刺骨的寒冷使我几乎全身颤抖，于是我决定发一封电报，告诉塞巴斯蒂安我当天就去。出于对人情事理的某种愚蠢的判断力（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判断力并不是我的专长），我想我最好还是问一问我的办公室在马赛的分部，看我离开几天行不行。我发现不但不行，而且周末是否能离开还是个疑问。那个星期五，我忙碌了一天后回家非常晚。有一封电报在等着我，它中午就来了——可是很奇怪，日常的陈词滥调总是占统治地位，压制了梦幻给人的微妙启示，我竟然忘掉了那个梦在我耳边的忠告。因此我撕开电报时只是期待看到业务上的信息。

“塞瓦斯蒂安[10]病情无望速来斯塔洛夫。”电文是用法语写的，塞巴斯蒂安名字里的“v”是其俄语拼写的标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走进盥洗室，在穿衣镜前站了片刻。然后我抓起帽子，跑下楼去。我到火车站时，是夜里差一刻十二点，零点零二分有一趟火车，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到巴黎。

这时我发现没带多少现金，不够买二等车厢的票，一刹那间我跟自己争辩起来，如果我回去多拿些钱，然后赶最早的航班去巴黎不是更好吗？可是火车很快就要来了，这太有诱惑力了。我利用了这个最便宜的机会，正如我一生中常做的那样。火车刚开动我就震惊地意识到，我把塞巴斯蒂安的信忘在书桌上了，而且也没记住他给我的地址。

[1]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滞留。

[2]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厌烦。

[3]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昆虫或蛇蜕下的皮，此处为比喻用法，意为我过去的生活。

[4] 法语，妈妈。

[5]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因为。

[6]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那间屋子。根据本书德文译者迪特尔·齐默（Dieter E. Zimmer）介绍，作者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曾解释说，如果把Dot chetu用西里尔字母的草书形式加以改写，就能得到Demrémy一词。Demrémy（栋雷米是法国洛林大区一村庄、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故乡，她曾把法国从英格兰统治下解放出来，后被英军俘获并处以火刑。由此看来，Dot chetu在文中有一定的寓意。

[7]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过夜的地方。

[8]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其用途是……。

[9]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使……厌烦。

[10] Sevastian，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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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的车厢隔间很昏暗，令人窒息，到处可见乘客的腿。雨滴在窗玻璃上慢慢向下流淌：它们的细流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曲弯弯呈之字形，时不时地暂停。蓝紫色的夜灯映在黑色的玻璃上。火车摇晃着，抱怨着，急速穿过黑夜。那家疗养院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开头是个“M”，它的开头是个“M”，它的开头是个……车轮在反复的急速滚动中乱了节奏，后来又找回了自己的节奏。当然啦，我会从斯塔洛夫医生那里得到疗养院地址的。到了巴黎就从火车站给他打电话吧。有一个人在睡梦中把穿着厚皮靴的脚踢到我的小腿之间，然后又慢慢收了回去。塞巴斯蒂安说的“常住的那个旅馆”指的是哪儿？我想不起来他在巴黎住过的任何一个具体的旅馆。是啊，斯塔洛夫会知道他在哪里的。Mar……Man……Mat……[1]我能及时赶到那里吗？我的邻座的臀部挤了我一下，当时他正在打鼾，从一种呼噜声转换到另一种呼噜声，听起来更悲伤。我能不能及时赶到那里见到他还活着……到达……活着……到达……[2]他有事要告诉我，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昏暗的隔间摇摇晃晃，塞满了杂乱无章伸展的人体模型，在我看来，这车厢似乎是我那个梦幻的一个片断。他要在临终前告诉我什么呢？雨点拍打着窗玻璃，发出啪啪声和叮咚声。一片幽灵般的雪片落在窗玻璃的一角，融化了。我前面有一个人慢慢地恢复了生气，在黑暗中搓弄纸张并咀嚼东西，然后又点了一支烟，香烟的圆光点瞪着我，就像库克罗普斯[3]的独眼。我必须，必须及时赶到那里。我收到信时为什么没有马上赶往小机场呢？如果那样的话，我现在就会和塞巴斯蒂安在一起了！是什么病让他生命垂危呢？是癌症吗？是心绞痛——像他的母亲一样吗？正如许多在生活的一般潮流中不关心宗教的人一样，我匆忙地发明了一个温柔的、温暖的、泪眼模糊的上帝，并悄声诵读非正式的祈祷词。让我及时赶到那里吧，让他坚持住等我去吧，让他告诉我他的秘密吧。现在到处都是雪了：窗玻璃长出了灰色胡子。那个刚才嚼东西、抽烟卷的男人又睡着了。我能试着伸伸腿，把脚放在什么东西上吗？我用发烧的脚趾头触碰着，可是黑夜里到处都是骨和肉。我渴望找一个木头做的东西把脚腕和小腿垫高点，可是没有找到。Mar……Matamar……Mar……那地方离巴黎有多远呢？斯塔洛夫医生。阿列克桑德·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斯塔洛夫。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道岔，不断重复姓名中的［ks］音。某个不知名的车站到了。火车停下来的时候，从旁边的隔间里传来了说话声，有人在讲一个总也讲不完的故事。还有隔间门被拉到一边的声音，一个面露悲伤的旅行者也拉开了我们的隔间门，可是发现没希望找到座位。没有希望。Etat désespéré[4]。我必须及时赶到那里。火车在车站停的时间多么长啊！坐在我右边的乘客叹了一口气，并试图擦拭窗玻璃，可是玻璃仍然模糊，只透出一线朦胧闪动的黄光。火车又开动了。我的脊柱很疼，骨头沉重。我尽量闭上眼睛想打个盹，可是我的眼皮里面有一层漂浮的图案——还有一小束光，像一条纤毛虫那样游过，然后又从同一个眼角开始游动。我似乎从这束光里看出了早已驶过的那个车站的路灯的形状。然后出现了颜色；长着一只大羚羊眼的粉红色面孔慢慢地转向我——然后是一篮鲜花，然后是塞巴斯蒂安的没有修过的下巴。我无法再忍受这光学油彩盒了；我不断小心翼翼地左右躲闪，迈的步子就像用慢镜头拍摄的芭蕾舞演员的舞步，最后走到了过道上。那里灯光明亮，而且很冷。我抽了一会儿烟，然后踉踉跄跄地走向这节车厢的尽头，在火车底部一个隆隆作响的肮脏空洞上才摇晃了一会儿，然后我又踉踉跄跄地走回过道，在那里又吸了一支烟。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愿望，想看到塞巴斯蒂安活着——朝他弯下腰去，倾听他的话。他的最后一本书、我最近做的梦、他的信件的神秘性——这些都让我坚定地相信，他会吐露出某种特殊的启示。如果我发现他的嘴唇还动的话。如果我不是去得太晚的话。在两个车窗之间的嵌板上有一张地图，但是它与我的旅途没有任何关系。我的脸映在窗玻璃上，很黯淡。Il est dangereux[5]……E pericoloso[6]……一个两眼红红的士兵与我擦肩而过，几秒钟之内我的手仍感到刺痛，因为刚才碰着了他的衣袖。我渴望洗个澡。我渴望把这粗鲁的世界洗掉，以便带着一种冷峻的纯洁气息出现在塞巴斯蒂安面前。他既然已无缘于尘世，我就不能用尘世的臭味刺激他的鼻孔。啊，我会看到他活着的。如果斯塔洛夫确知我来不及见到他的话，他电报上的措辞就不会是那样的了。那封电报是中午到的。我的上帝啊，电报是中午到的！已经过去十六个小时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到Mar……Mat……Ram……Rat……不对，不是“R”——它是以一个“M”开头的。一刹那间，我看见了那个名字的模糊形状，可是我还没把握住，它就消逝了。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钱。我应该从车站马上回我的办公室去拿钱。办公室离得很近。银行要更远些。我的朋友里有谁离车站近吗？没有，他们都住在帕西或者圣克鲁德门一带——巴黎的两个俄国人居住区。我掐灭了第三支烟卷，去找一个不太挤的隔间。感谢上帝，我没有行李留在刚才的隔间，用不着回那里。可是整个车厢都塞满了人，我心里太难受了，无法走到火车的那一头。我甚至不敢肯定我摸索着走进去的究竟是别的隔间还是原来的隔间，因为我看到的也全是膝盖、大腿和胳膊肘——尽管里面的空气大概不那么坏。我以前为什么一直没去伦敦看过塞巴斯蒂安呢？他曾经邀请过我一两次的。当时他是我最崇敬的人，可我为什么那么固执地避开他呢？嘲笑他的天才的那些蠢驴们……特别是有那么一个老傻瓜，我真想拧他的瘦脖子——使劲地拧。啊，在我左边滚动的那个巨大魔鬼原来是个女人；花露水和汗水激烈地竞争着支配地位，最后还是花露水败下阵来。那整节车厢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塞巴斯蒂安是谁。《丢失的财物》中的那一章翻译得那么差，刊登在Cadran[7]杂志上，要不就是La Vie Littéraire[8]吧？或者我是不是太晚了，太晚了——塞巴斯蒂安是不是已经死了，而我还坐在这个受到魔法诅咒的座椅上，虽然座椅上垫了一层薄皮垫，但它骗不了我那疼痛的屁股。开快点，请开快点！你们为什么认为值得在这个车站停下？为什么要停那么长时间？走吧，接着走吧。啊——这就好点了。

黑暗逐渐消退，成了一片灰色的朦胧，车窗外白雪皑皑的世界依稀可见。我穿着很薄的雨衣，感到冷得可怕。我的旅伴们的面部逐渐显露出来，仿佛遮盖他们的层层蜘蛛网和尘土被慢慢地扫掉了。我旁边的那个女人有一小暖瓶咖啡，她摆弄着它，表现出一种母爱。我觉得全身黏糊糊的，脸没有刮，很难受。我想，如果当时我那胡子拉碴的脸触到绸缎，我一定会晕过去。在单调的云彩之中，有一块肉色的云，一种暗淡的粉红色使悲伤孤独的贫瘠田野上一片片正在融化的积雪现出红晕。一条大路越伸越长，与我们的火车并行滑动了片刻，就在它即将拐向别处时，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在积雪、雪泥和水洼里摇摇晃晃地前行。他到哪里去？他是谁？没有人会知道。

我想我当时一定是睡了一个小时左右——或者说我至少设法让自己内在的视野保持黯淡。我睁开眼的时候，我的旅伴们正在聊天，吃东西。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于是赶紧出去，坐到一个折叠座上，一直坐到旅途结束，我的心就像那悲惨的早晨一样空荡荡的。我了解到，这列火车由于夜间的暴风雪或什么原因晚点了很长时间，因此我们在下午四点差一刻时才到达巴黎。我走出站台时冻得上下牙直打架，一刹那间我产生了一种愚蠢的冲动，想花掉口袋里叮当作响的两三个法郎硬币，买点烈酒喝。可我还是走向了电话亭。我翻着那本软塌塌、油呼呼的电话簿，查找斯塔洛夫医生的电话号码，我竭力不去想我很快就会知道塞巴斯蒂安是否还活着了。Starkaus，cuirs，peaux; Starley，jongleur，humoriste; Starov[9]……啊，找到了：Jasmin 61-93。我用手指头笨拙地拨了几下，可是忘了中间的数字，又拿起簿子查找。我重新拨号，听了一会儿，只听见预兆不祥的嗡嗡声。我一动不动地坐了片刻：有一个人猛地打开门，然后生气地咕哝着退了出去。号码盘又转动了，并“啪”的一声转了回去，五次、六次、七次，还是传来那种带有鼻音的单调声音：咚、咚、咚……我为什么这么不走运呢?“你打完了吗？”问话的是刚才那个人——一个恼怒的老人，他的脸很像牛头犬的脸。我神经紧张，激动不安，和那个讨厌的老家伙吵了起来。幸运的是，旁边的电话亭这时已空了；他走了进去，“嘭”的一声关了门。我继续打电话。最后我打通了。一个女声回答说，斯塔洛夫医生出去了，但五点半能找到他——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到达我的办公室时，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同事们对我的到来感到惊奇。我给上司看了我收到的那封电报，他并不像我有理由期待的那样同情我。他问了我几个尴尬的问题，关于在马赛的生意。最后我得到了我想要的钱，给等在门口的出租车司机付了费。那时是四点四十分，我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

我去刮了脸，然后仓促地吃了早餐。五点二十分，我按照那个女人给我的号码拨了电话，接电话的人告诉我斯塔洛夫医生已经回了家，过一刻钟会回来。我极不耐烦，不能再等了，于是我拨了他家的电话号码。我先前听过的那个女声回答说他刚走。我靠在墙上（这个电话亭是在一个餐馆里），用铅笔敲着墙。我会永远到不了塞巴斯蒂安那里吗？那些在墙上写下“处死犹太人”或“Vive le front populaire[10]”或留下淫秽图画的无事可干的白痴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个无名画家已经开始涂黑了一些方格——一个棋盘，ein Schachbrett[11]，un damier[12]——达姆耶……我的脑中突然闪过一道亮光，我脱口说出：圣达姆耶！我立刻跑出去，大声招呼一辆过路的出租车。他能送我去圣达姆耶吗，无论那个地方在哪里？他慢条斯理地打开一张地图，仔细看了半天。然后回答，到那里至少要走两个钟头——还得根据路况。我问他是不是认为我最好是坐火车。他说不知道。

“那么，尽量开快一点吧，”我说，我一骨碌坐进汽车时把帽子都碰掉了。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驶出巴黎市。一路上遇到了人所共知的各种障碍，我恨透了警察在十字路口伸出的胳膊，我想我从来没有那么恨过任何东西。我们蜿蜒前行，终于摆脱了交通拥堵，驶进一条昏暗的长街。可是我们还是不够快。我推开玻璃窗，请求司机加速。他回答说，路太滑了——确实如此，我们的车侧滑了一两次。行驶一小时后，他停下来，向一个骑着自行车的警察问路。他们两人对着警察的地图看了半天，然后司机拿出自己的地图，他们把两张地图做了比较。我们先前在什么地方转错了弯，现在不得不返回至少几英里。我又拍了拍车窗：我们的出租车肯定是在爬行。司机摇了摇头，没顾得上回头。我看看手表，快七点了。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前停下，司机和汽车修理商窃窃私语。我虽然猜不出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可是由于公路现在是沿着一片辽阔的田野伸展开去的，我希望我们正在接近我的目的地。雨水冲击着车窗玻璃，发出刷刷的声响。当我请求司机再开快点儿时，他发了脾气，说了很多粗话。我坐回到座位上，感到无奈和麻木。许多亮着灯的窗户一晃而过。我能赶到塞巴斯蒂安那里吗？如果我最后能到圣达姆耶，我能看见他活着吗？有一两次，别的汽车超越了我们，我让司机注意他们的速度。他没有回答，但是突然停下车，用夸张的动作猛地打开他那张可笑的地图。我问他是否又迷了路。他一直不说话，但是他那胖脖子的样子给人以邪恶的感觉。我们继续往前开。我满意地注意到他现在开得快多了。我们从一座铁路桥下通过，停在一个车站前。我正纳闷是不是到了圣达姆耶，司机从座位上走出来，猛地拉开车门。“哎，”我问，“现在怎么啦？”

“你怎么着也得坐火车，”司机说，“我不愿意为了你而毁了我的车。这是去圣达姆耶的支线，我把你送到这儿，你就够幸运的了。”

我比他想的还要幸运，因为几分钟后就有一趟火车。车站的警卫信誓旦旦地说，我九点以前就能到圣达姆耶。这最后一段旅途是最黑暗的一段。我一个人坐在车厢里，一阵奇怪的困倦袭击了我：尽管我忍耐不住，但还是生怕睡着了会坐过站。火车时常停下，每一次找站牌并辨认上面的站名都是让人烦恼的任务。有一段时间，我经历了可怕的感觉：我在沉睡之中被火车猛地摇醒，不知自己睡了多长时间——当我看手表时，是九点一刻。我坐过站了吗？我都有点想拉警报信号了，可是我感觉火车慢了下来，我趴在窗旁往外看，看见一个被灯光照亮的站牌飘了过去并停住了：圣达姆耶。

我磕磕绊绊地走了一刻钟，穿过几条阴暗的小巷，穿过一个有飒飒声的地方，估计是松树林，最后来到圣达姆耶医院。我听见门后传来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和喘息的声音，一个胖老头把我让了进去，他没穿外衣，而是穿着一件灰色厚毛衣，还穿着一双毛毡拖鞋。我走进一间像办公室的屋子，里面光线暗淡，只有一盏没有灯罩的小功率电灯，灯泡的一面似乎沾着厚厚的尘土。那个男人眨着眼睛看着我，臃肿的脸上有一点睡觉时分泌出的黏粘液，有些发亮，很奇怪，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起初说话近乎耳语。

“我到这儿来，”我说，“是为了看望塞巴斯蒂安·奈特先生，奈特——K、n、i、g、h、t 。Knight。Night[13]。”

那男人嘟囔着重重地坐到书桌旁边的吊灯底下。

“天太晚了，不接待客人。”他咕哝着，似乎在对自己说话。

“我收到了一封电报，”我说，“我哥哥病很重。”——我说话的时候觉得自己在努力暗示塞巴斯蒂安毫无疑问还活着。

“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叹着气说。

“奈特，”我说，“是‘K’开头的。这是个英国人的名字。”

“外国人的名字应该用数字代替，”那个人咕哝道，“那要简单得多。昨天夜里死了一个病人，他的名字是……”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他说的可能是塞巴斯蒂安吧……我还是来晚了吗？

“你是不是说……”我问，可是他摇了摇头，并翻着书桌上的一本账簿。

“不是，”他恼怒地喊，“那个英国先生没死。K、K、K……”

“K、n、i、g……”我又说。

“C'est bon，c'est bon[14]，”他打断了我的话，“K、n、K、g……n……你要知道，我不是白痴。三十六号。”

他按了电铃，又打着哈欠坐回自己的沙发。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由于无法控制的烦躁而微微颤抖。最后，一个护士进来了，那个值夜班的门卫指了指我。

“三十六号，”他对护士说。

我跟着护士沿着一条白色通道往前走，登上一截不长的楼梯。“他身体怎么样？”我禁不住问。

“我不知道。”她说。她把我领到另一个护士那里，那个护士坐在另一条白色通道的尽头，她简直就是第一个护士的翻版，正在一张小桌子旁边看书。

“看望三十六号的。”我的向导说，然后悄悄地走了。

“可是那位英国先生正在睡觉，”那个护士说，她是一个圆脸的年轻女人，鼻子很小，冒着亮光。

“他好点了吗？”我问，“你知道吗，我是他的弟弟，我收到了电报……”

“我想，他好点儿了，”那个护士笑着说，在我看来，她的微笑是我能想象出的最可爱的微笑。

“昨天早晨他的心脏病发作，很严重，很严重的。他现在睡着了。”

“嘿，”我边说边递给她一个十法郎或二十法郎的硬币，“我明天会再来的，可是现在我想进他的病房陪他待一会儿。”

“呃，可是你不要叫醒他，”她又笑着说。

“我不会吵醒他的。我只在他身边坐一分钟。”

“啊，是吗？”她说，“当然，你可以从这儿往里看，不过你必须非常小心。”

她领着我走到门前，三十六号。我们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或者说是储藏室，里面有一张长沙发；她把里边一道半开的门推开一点儿，我费力地往黑屋子里看了片刻。起先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可是后来我看出了一种急促而又柔和的呼吸动作。我睁大了眼睛；床的周围有一半被帘子或什么东西遮着，反正光线太暗，无法辨认是不是塞巴斯蒂安。

“哎，”护士小声说，“我把门稍微留点缝，你可以坐在这儿，在沙发上，就一分钟。”

她打开一盏有蓝色灯罩的灯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有一种愚蠢的冲动，想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我的手仍在抖，可是我感觉很快乐。他活着。他在平静地睡觉。这么说是他的心脏——是吧？——不给他作劲了……跟他母亲的情况一样。他好点儿了，还有希望。我要把全世界的心脏科专家都找来，让他们挽救他的生命。他就在隔壁房间的事实，他轻微的呼吸声，都让我感到安全、平和，让我感到特别松心。当我坐在那里握着手倾听的时候，我想起了所有已消逝的岁月，想起我们俩难得的几次短暂会面，我现在知道，一旦他能听我说话，我就会告诉他：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我都不会再远离他了。我做过的那个奇怪的梦，也就是我对他在临终前会向我披露的某种重要真相的信念——现在似乎很模糊、很抽象了，仿佛它被淹没在更纯朴、更人道的感情的暖流之中，被淹没在我对那个在半开着的门里睡觉的人的爱意的浪潮之中。我们是怎么彼此疏远的呢？我们在巴黎短暂交谈时，我为什么总是那么愚蠢和郁闷，总是那么羞涩呢？我要马上走开，到一个旅馆过夜，或许他们能在医院里给我找个房间——只待到我能见他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倾听着，一刹那间我似乎觉得那个睡觉的人的微弱呼吸节奏停了一下，我似乎觉得他醒了，发出轻微的咬牙声音，然后又沉睡了：现在那个微弱的节奏又继续下去，声音是那么小，我很难把它与我自己的呼吸声分辨开来。啊，我要告诉他几千件事——我要和他谈谈关于《棱镜的斜面》和《成功》，关于《有趣的山》、《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月亮的背面》、《丢失的财物》、《可疑的常春花》——所有这些我非常了解的书，我对它们太了解了，仿佛它们是我自己写的。他也会谈的。我对他的生活多么缺乏了解啊！可是现在我每时每刻都在了解到一些事。那扇半开的门就是我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联系。那柔和的呼吸声在给我讲述塞巴斯蒂安的事，比我以前知道的还要多。如果我当时能抽烟，那我的快乐就完美无缺了。我稍微换了个坐姿，长沙发上的一根弹簧响了一下，我害怕它会打扰他的睡眠。可是没有：那柔和的呼吸声仍然在响，它沿着一条像是绕着时间的边缘延伸的细细的小径往前走，一会儿跌进空洞，一会儿又出现了——稳步地穿过一片由寂静的象征物——黑暗、窗帘和我身旁的蓝色灯光组成的风景。

我立刻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走进走廊。

护士说：“我希望你没有打扰他吧？他能睡觉是件好事。”

“请告诉我，”我问，“斯塔洛夫医生什么时候来？”

“谁？哪个医生？”她说，“啊，那个俄国医生。Non，c'est le docteur Guinet qui le soigne[15]你明天早上会见到他的。”

“你看，”我说，“我想在这儿找个地方过夜。你认为也许……”

“你现在也可以见基内医生，”护士用她那平静的令人愉快的声音继续说，“他就住在隔壁的房间。这么说你是病人的弟弟，是吧？明天他的母亲要从英格兰来，n'est ce pas[16]？”

“啊，不对，”我说，“他的母亲几年前就死了。请告诉我，他白天怎么样，说话吗？他很难受吗？”

护士皱起眉头看着我，样子怪怪的。

“可是……”她说，“我不明白……你叫什么名字啊？”

“对了，”我说，“我还没解释呢。实际上，我们是同父异母兄弟。我的名字叫［我说了我的名字］。”

“哎呀呀！”她喊道，脸涨得绯红，“Mon Dieu[17]！那个俄国先生昨天就死了，你刚才看的是基根先生……”

情况就是这样，我还是没见到塞巴斯蒂安，或者至少没在他活着的时候见到他。可是我倾听了我以为是他的呼吸声，那几分钟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若是塞巴斯蒂安在临终前跟我说了话，同样会完全改变我的生活。不管他的秘密是什么，我也了解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灵魂不过是存在的一种方式——不是一种恒久的状态，因此任何灵魂都可能是你的灵魂，如果你发现了它的波动并进行仿效的话。“来世”可能是一种有意识地生活在任何选中的灵魂或任何数量的灵魂里的完全的能力，所有这些灵魂都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可以互换的负担。因此——我就是塞巴斯蒂安·奈特。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个灯光明亮的舞台上扮演他，还有他的熟人来来去去——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模糊身影：那个学者、那个诗人和那个画家——以优雅的姿态平静地默默悼念他；古德曼来了，那个平足的小丑，他的假衬衫前襟从西装背心下面耷拉下来；看哪——克莱尔低着的头上闪着白光，她正哭着被一个好心的女仆带走。大家都围着塞巴斯蒂安转——围着扮演塞巴斯蒂安的我转——那位老魔术师怀里揣着兔子在舞台侧面候场；尼娜坐在舞台最明亮的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她那涂过脂粉的手掌朝下，攥着一个玻璃酒杯，里面盛着洋红色的水。然后假面舞会结束了。当灯光渐渐暗下去的时候，秃头的小个子提词人合上了他的本子。剧终，剧终。他们都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了（克莱尔则回到她的坟墓去了）——可是主角还留在舞台上，因为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我扮演的角色：塞巴斯蒂安的面具紧紧地贴在我的脸上，我们两人的相像之处是洗不掉的。我就是塞巴斯蒂安，或者说塞巴斯蒂安就是我，或许我们两人是我们都不认识的某个人。

[1] 叙述者在努力回想疗养院的名字。下文中还有类似情况。

[2] alive ... arrive ... alive ... arrive ...，四个词首尾都押韵。

[3] Cyclops，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眼睛长在前额上。

[4] 法语，绝望状态。

[5] 法语，那是危险的。

[6] 意大利语，那是危险的。

[7] 法语，《日晷》。

[8] 法语，《文学生活》。

[9] 法语，斯塔科斯：皮革、毛皮；斯塔尔利：手技演员、幽默作家；斯塔洛夫，此处表现叙事者按照人名的字母顺序查找电话号码。

[10] 法语，人民阵线万岁。

[11] 德语，一个棋盘。

[12] 法语，一个棋盘。

[13] 夜晚，此词的发音与奈特的姓氏Knight相同。

[14] 法语，好啦，好啦。

[15] 法语，不对，负责治疗的是基内医生。

[16] 法语，是不是？

[17] 法语，我的上帝！

译后记

《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是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一九九—一九七七）用英语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纳博科夫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一九一九年，他们全家为躲避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而逃亡到英格兰，他进了剑桥大学。一九二三年大学毕业后他定居柏林，用俄语创作诗歌和短篇小说。后来由于纳粹德国崛起，他流亡到巴黎，继续用俄语写作，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在西欧文学界小有名气。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他在巴黎用英语创作了《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据说当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他只好在卫生间里写作，把木板搭在一个坐浴盆上当桌子用。一九四〇年，他在纳粹入侵法国之前移居美国，并带去了此书的手稿。一九四一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由美国新方向出版社出版。此书长时间没有受到评论界的重视，直到他的长篇小说《洛丽塔》（一九五五年）获得国际声誉后才得到重新评价和认可。

《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主人公塞巴斯蒂安·奈特是一个虚构的俄裔英籍作家，他行踪隐秘，特立独行，以擅长写“研究小说”著名，但不幸英年早逝。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V. 是塞巴斯蒂安的同父异母弟弟。为了反驳传记作者古德曼对已故哥哥的歪曲，他决心为哥哥写一部传记。然而他对哥哥并不完全了解，加之缺少文学创作经验，写传记有一定困难。他仔细研究了哥哥的作品和少量遗留文件，走访了为数不多的知情人，力图追溯哥哥生前的踪迹，特别是要解开其两次恋情之谜。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一个有才华、有个性、有怪癖的小说作家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叙述者本人也在调查和写作过程中思考人生，思考文学创作，成了书中的又一个主人公。

对于《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许多欧美评论家已从不同角度做了评论，其中“带有不合理的魔幻色彩的文学侦探小说”（见英文版封底）这一评价似乎更为贴切。译者认为，这部小说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解读：

从“侦探小说”的层面上讲，这部小说具有扑朔迷离、悬念迭生的特点，叙述者V.虽然不是在侦办犯罪案件，但也是在破解一个秘密。由于“破案”所需的线索散见于全书各章，因此读者必须反复阅读，和叙述者一起观察、思考、分析，才能理出头绪，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并感受探秘的玄妙和破谜的惊喜。

从“现代主义小说”的层面上讲，这部小说具有许多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如意识流、内心独白、戏谑性模仿、打乱时空顺序的叙述等等，甚至带有一点荒诞的（或者说魔幻的）色彩。主人公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主义的反传统思想和现代派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消极看法。然而在小说快要结尾时叙述者还是暗示了某种“毋庸置疑的谜底”，相信作家去世后其精神将在作品中永存。

从“关于文学题材的小说”的层面上讲，这部小说探讨了一个作家的人格和生活经历对其作品的影响，以及“研究小说”和“传记”的创作方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叙述者V.虽然声称不想把哥哥的传记写成“小说化传记”（biographies romancées），但从他讲述的调查和构思过程来看，最终的成果仍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许多虚构成分，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第一手资料（如塞巴斯蒂安的言谈、日记、书信、论文等），只能以自己的回忆为基础，从哥哥的小说作品中寻找其思想轨迹，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猜测、分析、拼凑和想象，这必然给他的叙述加上诸多主观因素和虚构因素。

纳博科夫的小说通常具有多重含义，因此除了上述三个层面之外，读者还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角度出发阅读这部作品，做出更多的解读，感受更多的乐趣。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南开大学孔延庚教授、谷恒东教授、陈曦教授、李珠副教授和天津大学潘子立教授在俄语、法语、德语方面给予的帮助，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版权信息

标题：庶出的标志

作者：〔美〕纳博科夫

译者：金衡山

责任编辑：陈飞雪　邹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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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庶出的标志》是我在美国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是在我和美国互相适应的六年之后。小说的大部分是在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六年春完成的，那是我生命中一段晴朗无云、神清气爽的时光。我的身体棒极了，每天香烟的消耗量达到四盒。我每晚至少睡四五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便拿着铅笔在我住的那间昏暗的小寓舍里踱步。公寓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克力格区，我租的寓舍楼上是一位走步敦实的老太太，脚步踩得地板“咚咚”响，楼下则是一位听觉特别敏感的年轻女性。每天、星期天也不例外，我都会花上十个小时，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里研究蝴蝶的结构，那儿可是实验的天堂；但是一个星期中有三天，我在那儿只呆到中午，然后恋恋不舍地从显微镜和闪光的照相机前离开，前往韦尔斯利（坐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或者是地铁和火车），我在那里教女学生们俄语语法和文学。

小说在一个温暖的下着雨的晚上完成，与第十八章结尾的描述多少有点相同。一位好心的朋友，埃德蒙·威尔逊，读了打字稿，推荐给了艾伦·泰特，后者让霍尔特出版社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了这部小说。我那时全身心地扑在别的事情上，但还是可以察觉到小说反响平平。我记得赞誉声只在两本周刊——《时代》和《纽约客》（可能是）上响起。

“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一词指的是从盾徽上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条纹（通常，但是不很准确，有表示私生子的含义）。选择这个标题是想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人生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这个题目的不足之处是，一本正经、喜欢“总体思想”或者“人文关怀”（这两个意思没有什么差别）的读者或许会被引导着这么去看待这部作品。

没有什么比讨论小说的“总体思想”更无聊的事了，不管是从作者还是读者的用意角度来看。这篇前言的目的不是要表明《庶出的标志》属于或者不属于“严肃的文学”（这不过是空洞的深沉和讨好的平庸的一种委婉说法而已）。我对所谓的社会评论文学（用新闻和商业用语来说就是“巨著”），一向没有兴趣。我不是“真诚”的人，也不会产生很多“启发”，也不是要“讽刺”什么。我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寓言家。政治和经济，原子弹，原始的和抽象的艺术形式，整个东方，在苏俄发生的“解冻”的征象，人类的未来等等，所有这一切与我都无关紧要。就像我的另一部小说《斩首之邀》——与现在这部小说倒是有着明显的关联——一样，把《庶出的标志》和卡夫卡的作品或者是奥威尔的陈词滥调不加分析、不动脑子地比较只会证明，做这种比较的人既没有读过那位伟大的德语作家，也不可能读过那位二流的英国作家。

同样，我所处的时代对我现在这本书的影响微不足道，就像我的书，或者至少是这本书，对我所处时代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一样。毫无疑问，可以从镜子中清晰地分辨出那些愚蠢可憎的政体造成的某些扭曲，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在我的生命之路中也曾遭受过它们的打击：那些个充斥暴君和暴行的、法西斯和布尔什维克的、庸俗思想家和粗暴的压迫者的世界。同样，也毫无疑问，如果我面前没有以上臭名昭著的例子，我不会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掺和进一些列宁演说的只言片语，苏联宪法的一堆东西，还有纳粹一套貌似很有效率的长篇大论。

尽管扣押人质可以说和最古老的战争一样历史悠久，但是，当一个暴君统治下的国家对自己的国民发动起战争，把公民扣为人质，而且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更富新意的东西油然而生。而近来又更前进了一步，那就是采用一种微妙的，我称之为“爱的杠杆”的方法——残忍地通过控制人心弦深处的感情，把反抗者与他可怜的国家绑在一起（苏联人运用这种方法尤其成功）。但是，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在《庶出的标志》中，巴图克统治下的那个年轻的警察国家——一种愚钝的品格成为了国民的通性（因此，既浑噩无知又胡作非为便成为了可能，感谢上帝，这成为了所有专制国家的特征）——相比于现实中熟练使用爱的杠杆的政体来说是落在了后面，一开始它只是毫无计划地瞎摸索，毫无必要地迫害死了不少克鲁格的朋友，浪费了很多时间，后来才偶然地意识到（在第十五章）只要夺走他幼小的孩子，就可以迫使他做他们想让他做的任何事。

《庶出的标志》的故事并不是关于一个发生在荒诞的警察国家中生与死的故事。我笔下的人物不是“类型”，不是这个或那个思想的载体。巴图克，可鄙的独裁者、克鲁格昔时的同学（他曾常常受到同学们的折磨，经常得到学校看门人的爱抚）；亚历山大博士，政府的特务；不可言喻的胡斯塔福；冰冷的克力斯塔尔森；倒霉的考娄考娄利泰斯奇考夫；还有三个巴肖芬姊妹；滑稽的警察麦克；那些个既粗鲁又愚蠢的士兵——所有这些人都只是怪诞的影子和虚幻，在克鲁格短暂的生存过程中，对他产生了诸多压抑，但一旦我把这些演员拿掉以后，这些人影就隐去了，不会产生任何伤害。

因此，《庶出的标志》的主题是克鲁格那颗充满爱意的心的跳动，是那种强烈的温柔的情感被挟持之后经历的折磨——可以说，本书的主线是关于大卫和他的父亲的故事，这才是读者应该关注的。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两条副线：没有人性的愚蠢暴行杀死了那个本应该留活口的孩子，而另外一个孩子却错误地留了下来，这种愚蠢导致了原来设想的计划失败；还有一条则是克鲁格发疯（同时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幸运）的故事线，当他突然看到了赤裸裸的现实，心明如镜，但又无法用他那个世界的语言加以表达，也就是说，他、他的妻儿以及所有其他人都只是我的幻想和怪念的产物。

就我来说，我是不是在小说中表示了某种判断，表达了一种判决，以及道义上的一种满足？如果白痴和暴徒可以惩罚另一些白痴和暴徒，如果罪行在巴图克毫无意义可言的世界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还保留一种客观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在小说的最后罪行还是得到了惩罚，最后，那些身着制服、形同蜡像的家伙真正地受到了伤害，蠢货们最终身陷很是可怕的痛苦之中，而漂亮的玛利亚特则开始流血，被四十个欲火缠身的士兵包围、粉碎。

小说的情节诞生于一个积了雨水的发亮的水坑中。克鲁格从医院的窗口里看见了那个水坑，他妻子正在医院里奄奄一息。那个长椭圆形的水坑，形状像一个细胞，正要分裂，在小说中，以次主题的形式多次再现，第四章中的墨渍，第五章中的墨迹，第十一章中打翻的牛奶，第十二章中的纤毛虫一般弯弯曲曲的思索，第十八章中闪着磷光的岛民的脚印，以及在小说结尾的文字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段落里，一个灵魂留下的印迹。这个水坑于是一次又一次在克鲁格的头脑中掀起波澜，与其妻子的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因为他在她逝世的床前冥思日落，还因为这让我隐隐约约地与他走到了一起：一道让他从这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狭缝，一个充满温柔、阳光和美丽的世界。

另一个更能充分说明奥尔嘉的意象的是她在一面明亮的镜子前卸妆，取下那些象征世俗生活的珠宝、项链和钻石头饰的情景。这一画面在克鲁格的梦中出现了六次，克鲁格的那些不间断的、梦中折射的儿时回忆（第五章）。

双关语是一种文字瘟疫，是一种文字世界中的传染病；无怪乎在巴图克格勒文字被疯狂地、不恰当地扭曲了，在那里每个人只是另外一个人的回文。这样的文字扭曲本书中比比皆是，如双关语中夹回文（在第二章里，俄语“圆周”［krug］变成了日耳曼语“黄瓜”［gurk］，意指克鲁格过桥往返的经历）；一些富有隐含意义的自造词儿（如阿莫拉恩岛拉［amorandola］——一种吉他名），还有对一些叙述上陈词滥调的戏仿（“他听到了最后几个字”和“他好像是这帮士兵的头头”，第二章），以及首音互换的做法（如“沉默”［silence］和“科学”［science］，玩一种交叉跳跃游戏，第十七章），当然，还有不同语言的混合。

巴图克格勒和奥秘高德说的语言，以及在库尔河谷，萨卡拉山区和马卢尔湖区说的语言间混了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又带有浓重的古代库尔语音（在表达痛苦的叫喊时尤其明显），但是俄语和德语口语也经常用到，各个阶层的都有代表，从粗俗的埃克利斯士兵到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如，在第七章里，安波给他的朋友举了哈姆莱特独白（第三幕第一场）头三行的例子，这些句子被翻译成当地语言（第一句话做了伪学术式的解读，指哈姆莱特对杀死克劳狄斯的考虑：“是杀还是不杀？”）。紧接着，他又把第四幕第七场中王后的讲话变成了俄语（同样，加了注释），以及第三幕第二场中的一个散文段落同样也译成了极好的俄文，是这样开头的：“这难道不会，先生，还有那羽毛的森林……”翻译问题，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流畅转换，语义上的透明度使得意义层次叠加或减少，这些都是Sinisterbad这一专制体制的特征，就像专制政体遇到的货币问题一样。

在这面反射恐惧和艺术的魔镜里，一段伪造莎士比亚的含混引文（第三章），可以多少造成一种模糊的、小范围内的杂耍秀，与下一章华丽的尾声相得益彰，尽管并没有多少文字上的意义。从《白鲸》里随意挑选出来的句子，以“一首著名的美国诗歌”的形式出现（第十二章）。如果在一次陈腐的官方演讲中，“海军上将”（admiral）和他的“舰队”（fleet）一开始被那位鳏夫听成是“动物”（animal）和它的“脚”（feet），这是因为这个刚刚失去了妻子的男人把上一句话不小心曲解了。在第三章里，安波在回忆中提到四部畅销小说，常坐列车上下班的有心人肯定不会不注意到其中三本小说的题目大致构成洗手间里常见的话语：火车驶过城镇和村庄时不要使用厕所，而第四本小说则暗指韦尔贾尔的那部廉价的《伯纳黛特之歌》，一半是祭坛面包，另一半是夹心软糖，雅俗共赏。同样，在第六章的开头，也提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通俗浪漫小说，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 的题目（来自道森的《辛娜拉》一诗）被《丢弃的玫瑰》（Flung Roses）（同样来自该诗）所替代，只是在语义上做了一点点改动，而两部廉价小说（作者分别为雷马克和肖洛霍夫）拼在一起则刚好是《顿河无战事》。

斯特凡·马拉美写过三四个不朽的小作品，其中一部叫《牧神的午后》（初稿写于一八六五年）。克鲁格的头脑中萦绕着一段来自此作品的纵情声色的牧歌文字，牧神不满山林仙女从他的拥抱中挣脱了出去，“没有对我喝得酩酊大醉时的呜咽的怜悯”（‘sans pitié du sanglot dont j’étais encore ivre’[1]）。这句话零零碎碎地在整部书里回响出现，比如，在第四章阿卒罗斯博士可怜的呜咽中（malarma ne donje），在克鲁格抱歉地（donje te zankoriv）打断那个大学生和他的小卡门（预示了后面情节里出现的玛利亚特）的亲吻时。死亡也是无情的阻碍，这位鳏夫压抑的性欲想在玛利亚特身上寻找一个病态的释放口，但是正当他急切地要抱住这位送上来的仙女的腰身，准备欢情享受时，一阵震天动地的敲门声响起，永远打碎了心中那阵激动的旋律。

也许应该问一问：一个作者是否值得花费精力来设计和布置这些个微妙的标记，本来这些个东西就不应该是那么隐晦的。谁会费神去注意那个潘克拉特·塔兹古丁（Pankrat Tzikutin），那个貌不惊人的集体迫害的组织者（第十三章）就是苏格拉底· 韩姆卢克[2]，而“孩子很大胆”则暗指移民（第十八章），是一句常用的话，用来验证一个即将成为美国公民的人的阅读能力；还有琳达根本就没有偷过猫头鹰的瓷器摆件（第十章开头），在庭院里的小顽童是索尔·斯坦伯格的画；而“另一个河边女仆的父亲”（第七章）就是写《维尼派革湖》的詹姆斯·乔伊斯，最后，本书的最后一个字并不是打印错误（至少在过去，有一个校阅者是这么认为的），谁会费神注意这些？大部分人甚至根本不会在意错过这些东西，那些个心怀良好祝愿的人会带着他们的理解和袖珍收音机来到我的小小的聚会上，而讽喻者们会指出我在这篇前言里做的解释里面要命的蠢话，然后规劝我下次还是用脚注好（脚注对有一些人来说，总是显得那么富有喜剧特色）。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让作家自己感到满意的才是重要的。我很少会重读我的书，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出于把握翻译或者是校对新版本这样的功利目的；但是，一旦我真的再次浏览我的作品，那么带给我最大愉悦的是那些隐藏着的主题在路边发出的细声细语。

因此，在第五章第二段里，就出现了第一个这样的暗示——“有人早已知晓”——一个神秘的闯入者，利用克鲁格的梦来传递他自己特别的秘密信息。这个闯入者不是那位维也纳庸医（我所有的书都应该标上：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走开），而是由我自己赋形的人格化的神。这位神在最后一章里为了他的人物揪心痛惜，起了怜悯之心，匆忙接管了小说。突然间变疯的克鲁格明白，他有人妥善照顾，世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死亡也只是一种风格问题，仅仅是一种文学的手段，一种音乐和弦。因此，当奥尔嘉玫瑰般的心灵——在前面的章节里（第九章）早已经成为了象征——在我的屋子明亮的窗口前暗暗地嗡嗡作响时，克鲁格舒舒服服地回到了他创造者的怀抱。

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

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

蒙特勒

[1]法语，下文malarma ne donje是作者自造的巴图格勒使用的语言，混用了该句法语中的一个词dont，以及马拉美的名字Mallarme。

[2]Socrates Hemlock，“hemlock”即苏格拉底喝的毒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一

一个长椭圆形的水坑嵌在粗糙的柏油地上；像是一个神奇的脚印，里面的水银已经溢满到边缘，像是一个匙形的洞，透过它你可以看到底下的天空。围住了，我注意到，它的周围是一片四散分开的黑黝的潮湿，那儿堆积着一些褐色的了无生气的枯叶。充溢着水，我应该说，这个水坑在干瘪成现在这个样子前充溢着水。

水坑在阴影处，但倒映着一汪斜射进来的阳光，阳光那边有几棵树和两幢房子。看得仔细点。是的，水坑里折射出一片浅蓝色的天空——那种淡淡的婴儿蓝——我嘴里有牛奶的味道，因为三十五年前我有过一个那种颜色的水杯。水坑还倒映着一小簇光秃秃的嫩枝，一截粗大的褐色的树干，边缘部被砍掉了，露出亮白的横切面。你掉了什么东西在地上，这是你的，那间阳光下乳白色的房子。

当十一月又刮起阵阵寒风，水坑里开始掀起了漩涡，风吹皱一汪亮色。

两片树叶，两个三曲腿图，像两个打着寒颤的三条腿的游泳者，匆忙跑过来要来游泳，一头扎进池中心，猛然间，慢了下来，他们平浮在水面上。四点二十分。从医院窗口向外观望。

十一月的树，杨树，我猜想，有两棵直接从柏油路中生长出来：所有的树都在阳光灿烂的寒风中，纹辙沟壑纵横的树干，一大丛交织在一起的闪亮光秃的树枝，浅黄、浅橄榄棕色——因为这样在高空处可以沐浴到更多柔和的阳光，尽管实际并不如此。它们静默不动，与水坑中涟漪不断的倒影形成对照——你对一棵树的情感主要是看它那大簇大簇的树叶，而这棵树上的叶子只剩下不到三十七八片了。它们只是轻微摇曳，发出一种模糊的光彩，但是阳光的照耀赋予了它们一种闪烁，就像那无数个树杈一样。让人心醉神迷的蔚蓝的天空，中间横戳着一缕静止不动的苍白的云彩。

手术没有成功，我妻子要死了。

在低矮的栅栏的那边，在阳光下，在那耀眼的光亮中，一幢石板砌成的房子正面两侧各一根乳白色的石柱，一个宽阔的飞檐，不加考虑就搁在那儿，构成一个框：一块在商店陈列已久的奶油蛋糕。白天，窗户看上去是黑色的。有十三扇之多；白色格子窗，绿色的百叶窗。一切皆那么分明，但是日头不会延长太久。在一扇窗户的黑色里，已经出现了一些东西：一位永不显老的家庭妇女——打开了，就像在我长乳牙那个时候的牙医曾经说过的，一位姓瓦里森的医生——打开了窗户，抖出了什么东西，你现在可以合拢了。

另外一间房子（在右边，在一个突出来的车库的那边）早已经是一片金黄色了。杨树枝杈很多，阴影横七竖八交织在一起，黑得发亮。但是，一切都消失了，消失了，她曾经坐在一块空旷地上，画一个永远不会留下来的落日，一个农民的孩子，个子很小，很安静，很害羞的样子，但是又是默默地呆着不动，站在她的臂肘边，看着她的画架，上面的油彩，湿润的笔刷现出一条蛇信子的形状——但是，落日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点泛紫的天光，不管怎样还是堆积起来——废墟，垃圾。

阳光在另一幢房子斑驳的墙面上形成一道阶梯，通到房子上的老虎窗，窗子现在很亮，就像那个水坑曾经有过的那么亮——水坑现在已变成了毫无生气的白色，中间横亘着死一般的黑色，看上去像是那幅画的黑白版。

也许，我不会忘记第一幢房子前（边上是外墙斑驳的另一幢）那块狭长的打蔫的绿草地。草皮凌乱不堪，都秃了，中间被柏油道分成两半，暗褐色的树叶堆在上面。色彩不见了。窗户里还剩有最后一点亮光，阳光的阶梯还在。但是，亮光只在上面，如果屋里的灯打开，那么外面的光就灭了。一缕缕云彩映照出肉粉色，树上数不清的小枝杈变得清晰可见：现在树枝下面辨不出颜色了：房子，草地，栅栏，其间的景物，一切都成为赭灰色。哦，那镜子般的水坑已是亮紫色。

他们打开了我这幢房子的灯，于是窗外的景观不见了。一片墨黑，但天空是淡淡的墨水蓝——“流出来的是蓝色，写出来的是黑色”，就像那墨水瓶上写的那样。但是，实际并不如此，天空也同样，那些枝桠纵横的树倒是确实如此。

二

克鲁格在门道里停了下来，低头看她仰起的脸。她脸上的表情（颤动，脸上的光芒，皮肤的皱褶）是因为她在说话，他意识到，她这种表情已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了。很可能从医院的楼梯下来时就已经是这样的了。她暗淡的蓝眼睛，长长的起着皱纹的上嘴唇，像他一个认识多年但却记不起来的人——真是奇怪。她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漠然态度让他把她视为护士长。她的声音连续不断地传来，就像是留声机上的唱针找准了唱片上的纹道。他脑子里的唱片的纹道。当他在门道里停下来，低头看她仰起的脸时，他的头脑开始转动。她脸上的表情的变化现在可以听见了。

她说出了意为“战斗”的一个词，带着西北地区的口音：“fakhtung”，而本应是发作“fahtung”。那个与她相像的人（男的？）从一团雾中显现出来，但在还没来得及认清她或他前，又消失了。

“他们还在战斗，”她说，“……又黑又危险。城市很黑，街道危险。真的，你最好还是在这里过上一晚……在医院的病床上（“遇院的拜产上”——又是那种来自沼泽地的口音，他感到像是有一只巨大的乌鸦——咕噜——在日落时扇着翅膀飞过）。“求你了！或者你至少等克鲁格医生来，他有车。”

“他不是我亲戚，”他说，“同姓纯粹是巧合。”

“我知道，”她说，“但是，你还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个世界不停地旋转旋转，尽管它已经耗尽了它的意义。）

“我有，”他说，“通行证。”他打开皮夹，直接用颤抖的手指拿出那张证件。他的手指（让我来看看）又粗又笨拙，总是微微颤抖。当他要打开一个什么东西时，他会习惯性地把脸颊往里吸，发出轻微的咂嘴的声音。克鲁格——他就是克鲁格——把字迹模糊的证件给她看。他人高马大，疲惫不堪，驼背。

“但是也许这没有用，”她嘀咕，“街上的流弹或许会击中你。”

（你看，这位好心的女士认为那些子弹还在深夜的街上“互射”呢，那些流弹早已经没有了。）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他说，“只要过了河就可以。明天早上我的一个朋友会来把事情办好。”

他拍拍她的胳膊，走了。

他还是向眼泪屈服了，温暖的、柔软的眼泪的压迫，不管怎样，流泪还是带来一种快感。轻松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一旦他让眼泪流出来，炽热充盈的泪水让他的视线模糊，甚至影响呼吸。他沿着奥秘高德[1]巷的石子路往前走，穿过一阵浓雾，走向河岸。想清清嗓子，反倒导致又一次抽噎。他现在为他最终屈服于流泪的诱惑而后悔，因为他哭得停不下来，身体里情绪激动的那个人被眼泪浸透了。就像以往那样，他有两面性，一个是情绪激动的人，另一个是旁观者，带着关切、同情在旁观望，时而叹息，时而惊诧不已。这样的两面性是他最憎恨不过的。“我”的二次平方根还是“我”。脚注，勿—忘—我。那个陌生人从抽象的彼岸静静地看着这个人内心痛苦的波澜。一个很是熟悉的人影，尽管不知道名字，而且超然离群。在我十岁的时候，他看见我在哭，把我带到一间闲置的房间（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空的鹦鹉笼子）里的镜子前，这样我就可以看着我那张不成样子的脸。当我说了不该说的话，他静静听着，表示怀疑。每次我戴上一副面具，面具上都会给他的双眼留出缝隙，即使在我情绪激动，不能自已时他也是如此。我的救星。我的见证人。现在，克鲁格伸手去拿他的手帕，白色的一团，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终于从迷宫般的一只又一只口袋里取出了那块手帕，开始又擦又抹黑暗的天空，形状不一的房子，然后他看到他正在走向桥边。

在其他夜晚，看见的是一连串的白炽灯轻微摆动，每隔一尺均匀地分布在路边，蜿蜒的黑色水面上映出路灯被拉长的倒影。今晚，灯影稀疏，一片花岗岩影影憧憧，一块方形的巨石变成了一堵矮墙，最终消失在雾中。克鲁格一步一步地艰难行进，这时两个埃克利斯士兵挡住了他的路。更多的人从周边出现，一个人手拿提灯，很有风度地上前盘问，这时他注意到一个小个子男人，穿着像一个meshchaniner[2]（小资产阶级），双手叉胸，站在那儿，露出狞笑。那两个士兵（奇怪，他们的脸上都有天花留下的麻子）在询问着什么，克鲁格知道是问他要通行证。他摸索着证件，他们催促他快点，一边提到他们曾经有过的艳情韵事，或者是将会有的，或者是怂恿他同他的母亲进行这样的事。

“我怀疑，”克鲁格说，一边在口袋里摸索，“这些怪念是否真的可以转变成行为，这些来自古代禁忌的怪念——从各方面来说，就是这样的。对了，这是证件。”（在我和那个孤儿——我是说，那个护士——说话时，这个东西差点被忘在脑后。）

他们一把扯过证件，似乎那是一张一百克伦的钞票。他们仔细地检查起证件来，这当口，他擤了下鼻子，慢慢地把手帕放到外衣左边的口袋，但是，想了想，又把它放到右手边裤子口袋里。

“这是什么？”胖一点的士兵问道，大拇指的指甲指着证件上的一个字。克鲁格把看书用的眼镜放到眼睛边上，认真看了一下。“大学，”他说，“教书的地方——没什么重要的。”

“不，这个，”士兵说。

“哦，‘哲学’。这样说吧，一个粉色的小小的mirok（土豆），你没有吃过也不会去吃，但要你想象那该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样。”他手拿眼镜模模糊糊地打着手势，然后把眼镜放回到讲堂的一个角落（他的马甲口袋里）。

“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在桥边瞎逛？”胖士兵问道，他的同伴则在试图看明白那张证件，这次轮到他。

“这好说。”克鲁格说，“在过去的十几天里，每天早上我都去普林政医院，处理一些私事。昨天，我的朋友给我这张证件，因为预感这座桥在天黑后会有人看守。我家在南边。我比平常要晚一点回家。”

“病人还是医生？”瘦一点的士兵问。

“我还是来给你们读一下那上面说的什么，”克鲁格说，伸出手去拿证件，想帮一下他们。

“我拿着，你读。”那个士兵说，把证件上下拿反了。

“反过来也没关系，”克鲁格说，“但是，我需要我的眼镜。”他开始从外衣口袋——上衣口袋——裤子口袋一路找过来，又一次经历熟悉的梦魇般的历程，但他只找到一个空眼镜盒子。

他准备再找一次。

“把手举起来，”胖士兵突然间歇斯底里地喊道。

克鲁格很听话，双手举着眼镜盒。

左半个月亮被整个遮掩住了，几乎不见，天空宁静、漆黑，月亮像是在快速地移动，但那只是绒鼠状的小块的云彩朝月亮方向移动造成的幻觉；月亮的右半部分呈多孔状，但同时又像是一张涂了爽身粉的脸孔，被看上去像是放射着人工光辉的隐身的太阳照得鲜明透亮。这个景致让人拍案叫绝。

士兵们搜查了他。他们发现一个空小酒瓶，在不久以前曾经装过一品脱的白兰地。克鲁格长得魁梧，但却很怕痒，在士兵们粗鲁地摸他的肋骨时，他发出了几声咕哝声，身子稍稍扭动了一下。一个东西从他身上掉了下来，“咔哒”一声摔到地上，像是一个蚱蜢蹦了过来。他们发现了那副眼镜。

“好吧，”胖士兵说，“捡起来，你这个老笨蛋。”

克鲁格蹲下来，四处摸索，脚步朝边上挪动——厚重的鞋子里面的脚趾下传来可怕的喀嚓声。

“哦，哦，这正是一种奇怪的情况，”他说，“现在我们都是睁眼瞎，没什么区别。”

“我们要逮捕你，”胖士兵说，“这样就可以结束你的滑稽表演，你这个老酒鬼。到了我们不想再看管你时，就会把你扔到河里，在你下沉时，开枪打死你。”

另一个士兵悠闲地走了过来，像杂耍一样玩着手电筒，这时，克鲁格又一次瞥了一眼那个脸色苍白的小个子男人，他站在一边微笑。

“我也要来点好玩的，”第三个士兵说。

“哎呀，哎呀，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那做花匠的表兄怎么样了？”

这个新来者是一个长得很丑，脸蛋红扑扑的农村小伙子，他茫然地看着克鲁格，然后指向胖士兵。

“是他的表兄，不是我的。”

“是的，当然，”克鲁格快速回应说，“就是他。那位和蔼的花匠，他好吗？他的右腿已经恢复了吗？”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胖士兵闷闷不乐地回答。“他住在贝沃克。”

“真是一个好人，”克鲁格说，“那次他掉到矿井里时，我们都为他难受。现在他情况还不错，请告诉他，那个叫克鲁格的教授常常回忆起和他在一起喝苹果酒的情景。什么人都可以创造未来，但是只有智者才能创造过去。贝沃克的苹果真好。”

“这是他的通行证，”忧郁的胖士兵对那个红脸的农村士兵说，后者小心地拿过证件，很快又递回过去。

“你最好叫他ved’min syn （狗娘养的），”他说。

这个时候，那个小个子男人被带到前面来。他看出克鲁格要比那两个士兵高出一筹，但又似乎不愿承认，因为这给他带来了痛苦，于是他开始抱怨起来，声音很细，甚至有点女声女气，他说他和他的兄弟在河对岸开了一家杂货店，自那月十七日那个神圣日子以来，他们两人对领袖都非常爱戴。感谢上帝，那些反叛分子都被镇压下去了，他希望又能和他的兄弟在一起，这样胜利了的人民也许又可以吃上他和他的聋子兄弟售卖的食品。

“别再说了，”胖士兵说道，“读证件。”

脸色苍白的杂货店老板闭上了嘴。公共福利委员会给予了克鲁格教授天黑以后行动的完全自由，他可以从城的南部到城的北部，然后回来。读证件的人很想知道他是否可以陪同教授一起过桥。他被狠狠地踢了一脚，被踢回到了黑暗中。克鲁格往前跨过黑暗的河道。

这个插曲把汹涌的河水给忘了：现在，在一堵黑色的墙的后面，河水悄无声息地流淌。他记起他和她曾经研究过另外一些行为愚蠢的人，带着充满热情的、幸灾乐祸的厌恶进行研究。在乱糟糟的酒吧，喝啤酒喝得烂醉的人们，思维被收音机里传出来的猪哼哼般的音乐心满意足地替代。杀人犯。一个在他的家乡受人尊重的企业巨头。赞誉他们的朋友或者是同仁写的书的文学批评家们。福楼拜式的farceurs[3]。兄弟会，神秘的团体。被训练过的动物逗得乐不可支的人。阅读俱乐部的成员。那些我不思所以我存在，以此驳斥笛卡尔主义的人。勤俭的农民。发迹的政治家。她的那些亲戚——她那个没有一点幽默感的讨厌的家庭。突然间，眼前出现一个睡眼惺忪的逼真的人影，一会儿变成彩色玻璃上一个身着白色长袍的女人，她从他的视网膜上飘过，她的侧影，手上抱着东西——一本书，一个孩子，或者只是让樱桃色的涂料在她的手指上晾干——墙溶解了，汹涌的河水又开始奔腾。

克鲁格停下来，试图控制自己，手上没有手套，手掌倚着矮墙，就像是过去身穿双排扣衣的人模仿一些大师肖像画里的人物做出拍照的姿势——手放在书上，放在椅子背上，放在地球仪上——但是一旦照相机咔嚓一声响过以后，一切开始涌动，喷涌而出，他继续往前走——身体一阵痉挛，因为抽泣震撼了他裸露的魂灵。前面的路灯渐近，一个圆圈一个圆圈，刺眼的亮点集中在一起，一阵阵地闪烁，眼睛眨闪过后，又变成模糊一片，然后很快地又扩大起来。他的身材又高又大。他感到与石拱桥下滔滔奔涌的黑漆般亮闪的河水如此靠近。

不一会，他又停下脚步。我们来摸一下这个，看一看这是什么。在昏暗的光线下（月光？还是他的泪水？还是城市里即将死去的父亲出于机械的责任感点亮的几盏灯发出的亮光？）他的手摸到了一些粗糙的坚硬的呈各种形状的东西：矮墙上凹凸不平的石头，一个圆球块的突出物，一个里面有水汽的洞——所有这一切都放大了，就像月面学家自豪地向年轻妻子展示的照片一样，铜版纸上是三万个被放大的月球表面的凹坑。就在今晚，就在他们试图把她的钱包、她的梳子、她的香烟盒转交给我后，我找到并摸到了这个——一个组合，一组浅浮雕的每个细节。我以前还从来没有摸过这个圆球块，以后也不会再发现它。这一瞬间的有意识的接触带来了一丝安慰。时间的紧急刹车。不管当下是什么时刻，我让它停止了。太迟了。在我们，让我想一想，在我们共同度过的十二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本应该在无数个时刻用这种简单的办法让时间停止下来；比如，让火车停下来，即使是赔上一笔巨大的罚款。你说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瞠目结舌的售票员或许会问。因为我喜欢这个景致。因为我想要那些飞逝的树林和林间曲曲直直的小道停下来。只要一脚踩住向后退去的末节车厢即可。如果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有这个习惯时常停止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一刻或那一刻，那么也许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就不会发生，可以先做预防，提出预言，让这一刻或那一刻在安宁中歇息、呼吸。驯服时间。给她暂息的片刻。纵容生命，生命——我们的病人。

克鲁格——对，还是他——继续往前走，摸过粗硬纹路后的手指还在隐隐作痛。桥的这边要亮一点。示意他停下的士兵也看上去更加精神，胡子刮得更加干净，穿着的制服更加整洁。士兵人数更多，更多的夜行者被挡在了这里；两个骑自行车的老年人，一位应该被称做绅士的人（大衣天鹅绒的领子向上翻起，双手插进口袋里）和他的女儿，一只羽毛蓬乱的天堂鸟。

皮耶特罗——或者是至少长得像大学俱乐部领班皮耶特罗的士兵，检查了克鲁格的通行证，用一种很文雅的语调说：“教授，我不甚明白您是怎么通过这座桥的。您无权过桥，因为您的通行证上没有桥北边我的同事的签名。对不起，根据紧急状态法，您必须回去，让他们签名。否则，我不能让您进入城市的南部。Je regrette[4]，但是法律就是法律。”

“很对，”克鲁格说，“不幸的是，他们不识字，更不会写字。”

“这与我们无关，”这位一脸严肃、长相英俊的皮耶特罗说——他的同事也都严肃认真地一致点头表示同意。“不，我不能让您过去，除非您的身份和无问题嫌疑有对面哨兵的签字保证。”

“但是，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座桥转个向？”克鲁格耐心地说，“我是指——让它完全转个方向。你给那些从南边到北边的人签字，是不是？那好，让我们把这个过程扭转一下。在这张宝贵的证件上签上你的名，允许我回到普里高姆巷子我的家里去睡觉。”

皮耶特罗摇摇头：“我不明白，教授。我们已经消灭了敌人——是的，我们已经把他们踩在脚底下。但是一两个漏网分子还活着，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我可以向您保证，在一两个星期后，这个城市就会恢复正常状态。是不是这样的，小伙子们？”皮耶特罗朝向其他士兵，问了这么一句，他们都急切地表示同意，真诚、聪慧的脸因为那种对于城市的热忱而熠熠生光，一个即使相貌最平凡的人也会因为这样的热忱而散发光彩。

“我请你们发挥一下想象力，”克鲁格说，“想象我是从这边走到那边去。事实上，今天早上这座桥还没有士兵守卫的时候，我就是从这头往那头走的。只是在晚间设置哨兵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我们不要再提这事了，请让我过去。”

“除非这个证件上有签字，”皮耶特罗说道，然后转身离开。

“你这样做不是要把人做出判断的能力降到一个很低的程度了吗？”克鲁格咕哝。

“别说了，别说了，”另一个士兵说，把手指放到他闭着的嘴唇上，然后又很快指向皮耶特罗宽阔的后背。“别说了。皮耶特罗说的完全对。回去吧。”

“是的，回去吧，”皮耶特罗说，他听到了最后几个字[5]。“当您拿着签好字的证件回来时，一切就绪，我们再签字，想一想那时您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满足感。我们也乐见其成。夜色还早，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要向我们的领袖表示忠诚，我们就不能节省一点体力。回去吧，教授。”

皮耶特罗看了看另外两位胡子拉碴的老人，他们正手握自行车的把手，耐心地等着，指关节在路灯下显出白色，迷惘的哀求的目光急切地看着他。“你们也往回走吧，”这个好心肠的人说道。

两位胡子老人蹬上自行车，踩上脚踏板走了，速度之敏捷，与他们的年龄和细瘦的小腿形成奇怪的对照，他们边摇晃着骑着车，边快速地互相说着一些听不清的话。他们在说什么？比较他们的自行车的品牌？某些特殊品牌的价格？赛车跑道状况？他们的叫喊声表明了鼓励？还是好友间的奚落？他们是在取笑多年前在Simplizissimus或者是Strekoza上看到过的荒唐可笑的舞会吗？对于从身边骑车过去的人，人们总是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克鲁格往回走，尽可能走得快一点。黑云罩住了我们那颗硅土成分的卫星。在桥中段，他赶上了那两个头发灰白的骑车者。两个人在查看其中一辆自行车的链条，另一辆自行车躺在路边，像一匹受伤的马，悲哀地抬起它半翘着的头。他快速往前走，手里紧握通行证。假如把它扔进库尔河里，会发生什么？那就注定要在这座桥上来回不停地走，桥已非桥，因为河两岸都到不了。不是桥，是一个沙漏，有人不停地来回翻转，纤细的沙子不停地来回流动，我就是沙子。或者是一棵草，一只蚂蚁在上面爬，当爬到顶上时，你把这棵草翻过来，这个可怜的小蠢物就得再次重复它的动作。两个老人从后面赶了上来，哐啷哐啷地一阵风似的穿过浓雾，骑士般地向前疾驰，血红的马鞭猛抽两匹黑色的老马。

“又是我，”克鲁格说，他那些衣衫不整的朋友们再次向他围了过来。“你们忘了在我的通行证上签字了。在这儿。让我们马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画一个叉，或是表示电话亭的图案，要不一个十字，或者别的什么。我不敢奢想你们手边有图章这样的东西。”

他一边在说话，一边却意识到他们并没有认出他来。他们看了看他的通行证，耸耸肩，似乎要表明这与他们毫无干系。他们甚至挠了挠脑袋，在这个国家里这种手势并不多见，因为这表示要绞尽脑汁想一个主意。

“你是住在桥上？”胖士兵问。

“不，”克鲁格说，“请你弄明白。C’est simple comme bonjour[6]，皮耶特罗肯定会这么说。他们让我回来，因为他们没有你们让我通过的证据。严格来说，我根本就不在桥上。”

“他也许是从一艘驳船上爬上来的，”有一个声音怀疑道。

“不，不，”克鲁格说，“我不是驳船上的船员。你们还是没有弄明白。我说的简单一点。他们，太阳那边的，从日心角度看，就是你们地球这边的，从地心角度看，除非两个角度合在一起，我，这个被观看的东西，只能在宇宙的夜晚不停地穿梭。”

“他就是认识古尔克[7]表兄的那个人，”一个士兵突然间认了出来，喊道。

“哦，太好了，”克鲁格大大松了一口气。“我差点儿忘了那位和蔼的花匠。好了，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你们可以来解决下一个了。”

脸色苍白的杂货店老板上前来说：“我有一个建议。我来签他的证件，他签我的，这样我们都可以过去。”

有人正要制止他，这时，胖士兵——他好像是这帮士兵的头头——出来干涉，说这是一个可行的主意。

“把你的背借我用一下，”杂货店老板对克鲁格说；然后急忙拧开自来水笔，把证件压在克鲁格左边的肩胛上。“我该用谁的名字？兄弟们？”他向那些士兵问道。

他们互相推搡，没有一个人乐意公开自己宝贵的大名。

“写上古尔克，”最后，一个最勇敢者说，手指着胖士兵。

“可以吗？”杂货店老板很聪明地转向胖士兵，问道。

在大家的哄劝下，他同意了。在克鲁格的证件上签完了字，杂货店老板自己背朝着克鲁格站在他前面。像是在做跳背游戏，也像是头戴三角帽的海军上将正把望远镜放到一个年轻水手的背上（灰色的海岸线在颤动，一只白色的海鸥改变了方向，但是望不见陆地）。

“我希望，”克鲁格说，“我尽量写好，写得和我戴眼镜时一样好。”

在这个布满线的纸上是写不好的。你的笔太硬了。你的背太软了。黄瓜。用一个烙铁把它涂掉。

两张证件在士兵间转了一圈，得到了忸忸怩怩的许可。

克鲁格和杂货店老板开始在桥上行走；至少，克鲁格是在走：他的同伴高兴得有点发晕，他围着克鲁格转圈，他的圈转得越来越大，而且还模仿火车头的声音：咔嚓咔嚓，手肘顶着肋骨，双脚几乎是一起行进，急促地小步迈进，步伐有力，双膝稍稍弯曲。孩子的戏仿——我的孩子。

“Stoy, chort（停止，你这个蠢货），”克鲁格喊道，在这个晚上第一次用了他真正的自己的声音。

杂货店老板又转回去，结束了他的转圈，回到克鲁格的轨道上来，与他的步伐刚好保持一致，并肩走在他的边上，快活地说起话来。

“我必须道歉，”他说，“为我的行为。但是，我确信你的感觉与我的一样。刚才的事真是一种折磨。我以为他们是不会让我过去了——他们说的那些要绞死你、淹死你的话是有点过分，不留口德。我承认，这些孩子都还不错，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但是缺少教养，不文明——这是他们唯一的毛病，真的。否则的话，我同意你的看法，他们还真很好。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

这是第四个路灯，桥走过了十分之一。没有几个是亮着的。

“……我那个几乎完全耳聋的兄弟在西奥得——对不起，艾姆拉德大街上开了一家商店。其实，我们是合伙的，但我有自己的事，经常不在那里。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我的帮助，就像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帮助一样。你也许会认为——”

第十个路灯。

“……但是，我是这么看的。当然，我们的领袖是一个伟人，一个天才，一个世纪才出一个这样的人。一个你和我这样的人一直都在盼望的领导者。但是，他有点刻薄，他这么刻薄是因为在过去十年间，我们那个所谓的自由政府追逐他，迫害他，他说过一点什么话，就会被投进监狱。我会一直记住——并会告诉我的孙子们，在高第恩一次大型会议上他被逮捕时他说的一句话：‘我，’他说，‘生来就是一个领导者，就像鸟天生会飞一样。’我以为这是人类语言曾经表达过的最伟大的思想，也是最富诗意的。请告诉我哪一个作家说过相近的东西？我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

这是第十五个。还是第十六个？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都是一些喜安稳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生活，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顺利进展。我们需要生命给予的安宁的快乐。比如，每个人都知道，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是下班回来，解开马甲的扣子，放上一段轻音乐，坐在最喜欢的扶手椅里，读读晚报上的笑话、开心一笑，或者是与家里的小女人说说邻居的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文化，真正的人类文明，正是为了这，在古代罗马或者是埃及有多少鲜血和墨汁被抛洒。但是，今天你时常会听到一些愚蠢的人说，这样的生活已经离去了。别相信他们——没有离去。不但没有离去——”

是不是超过了四十个？这肯定是到了桥的一半了。

“……我可以告诉你这几年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吗？好吧，首先，我们被迫要付高得不能再高的税，其次，那些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听到过的国会成员和政府部长们不停地喝越来越多的香槟，和一个比一个肥的妓女睡觉。那就是他们所称之为的自由！那么，同时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在森林深处的某个地方，在一间小木屋里，领袖正在写他的宣言，他像一个被追踪的野兽一样。还有，他们对他的追随者们又做了些什么！天哪！我从我的小舅子那里听到过一些恐怖的故事，我的小舅子从青年起就入了党。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头脑的人。因此，你说——”

不，不到一半。

“……我知道你是一个教授。那好，教授，从现在起，在你面前有一个伟大的未来。我们必须对无知者、抑郁者和邪恶者进行教育——但是要用一种新的办法教育他们。想一想我们曾经被灌输的垃圾教育……想一想图书馆里积累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不需要的书。他们都印了些什么书！你知道——你可能不会相信我——但是一个很可靠的人告诉我，在一个书店里有一本书至少有一百页之厚，讲的全是关于臭虫的解剖。或者是那些外语写的谁也看不懂的书。钱都花在这些无用的东西上了。所有的那些大博物馆——只是一个长长的骗局。一块石头让你惊讶得半死，但那只是别人在他的后院里捡的。少一点书，多一点常识——这是我的座右铭。人们要住在一起，在一起做事，在一起说话，唱歌，在俱乐部和商店里以及街角相聚——星期天，在教堂和体育馆——而不是单独坐在那里，脑子里尽是想着一些危险的事。我的妻子有一个房客——”。

那个天鹅绒领子的男人和女儿快速经过他们，脚步噼噼啪啪地响，像逃亡一样，根本不朝后看。

“……把这一切都改变过来。你将教年轻人数数，拼写，捆扎包裹，礼貌待人和保持整洁，每个星期六洗一次澡，如何对可能购买的客人讲话——哦，有成千上万的事，对所有的人都一样有意义的事。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老师。因为我坚持认为，每一个人，不管是多么卑贱，最后——”

如果所有的灯都亮着的话，我就不会弄得这么糊里糊涂了。

“……为了这个我付了一笔荒唐的罚款。那么现在呢？现在，国家会帮助我处理我的生意。国家来控制我的收入——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我的党员小舅子，坐在办公室里，办公桌上有一块大玻璃板，他会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帮我把账目搞清楚的：我会比我以前挣的还要多，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属于一个幸福的社会。现在大家都在一个家庭里——一个巨大的家庭，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亲如一家。因为每个人在党里都有一些亲戚。我姐姐说她现在很遗憾，因为我们的老父亲不在了，他曾经是那么害怕流血。根本不可怕。要我说，我们越早毙了那些捣乱的聪明的家伙，因为那些反埃克利斯的家伙最后自作孽不可活，我们就越——”

这是桥的尽头。哦——没有人在这里迎接我们。

克鲁格一点没错。桥南头的士兵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岗哨，只剩下尼普顿桥孪生兄弟的影子，瘦长的影子看上去像哨兵，让人想起刚才在这里的那些人。往前面走几步，在河岸边，三四个人，很可能穿着制服，两三个烟头在闪亮，悠闲地坐在一个长凳上，黑暗中，响起七弦曼陀罗缓慢的、浪漫的琴声，但是，那些人没有阻挡克鲁格和他的同伴，他们两人经过时根本没有人注意他们。

[1]Omigod，天哪。

[2]纳博科夫自造的词，原文中有些词有英文译文，以下凡有英文译文一概在文中注明原文以及中文译文，未有英文译文的则照用原文。

[3]法语，丑角。

[4]法语，我感到很遗憾。

[5]见《前言》第十二段。

[6]法语，这就像说“你好”那样简单。

[7]源自德语die Gurke，意为“黄瓜”。

三

他走进电梯，迎接他的是熟悉的声音，踩一下，晃动一下，然后电梯活了。他按了第三个键。这块脆弱的、细薄的、老式的空间闪了一下，但是没有反应。他又按了一下。同样，闪了一下，然后是不安的寂静，接下来是不可理喻地紧盯住那个不能运转的东西，心中明白它不会动。他走出电梯。电梯在一瞬间立即关上它闪亮的褐色的眼睛。他上了被人遗忘的但是尊严依旧的楼梯。

克鲁格，背驼着，把钥匙插进门锁，慢慢地旋转，开门，踏进他的房间，空洞无比的、嗡嗡的、隆隆的、滚动的、轰鸣的寂静。一幅达芬奇名画的铜版浮雕孤零零地搁在那儿——十三个人倚在一张狭窄的桌子上（从一个多米尼加僧人那里借来的陶器）。光线刺眼地打在她那把玳瑁柄短雨伞上，他自己的大雨伞斜在一边，不去管它。他脱下一只手上的手套，放下外套，挂上宽边檐的毡帽，这顶黑帽子在这个屋里有点不自在，从钩子上掉了下来，克鲁格没再理它。

他走过长长的走道，墙上挂着一幅又一幅黑色的油画，一直延伸到他的书房，在昏暗的灯光下，那些油画像是一个个窟窿。一个橙子大小的橡皮球在地板上静静地躺着。

他走进餐厅。一盘冷牛舌配黄瓜丝和一块用过的奶酪在默默地等着他。

这个女人的耳朵非常灵敏。她从儿童房隔壁的房间快速出来，迎接克鲁格。她的名字叫克劳蒂娜，在过去一个多星期里，她是克鲁格家里唯一的用人；男厨走了，因为不喜欢这里的、他简要地称之为“颠覆性的气氛”。

“感谢上帝，”她说，“你安全到家。要喝点热茶吗？”

他摇摇头，把背转向她，在边上的一个餐具柜里摸索着，似乎要找什么东西。

“今晚太太怎么样？”她问。

没有回答，行动还是那么迟缓、笨拙，他又朝那间土耳其风格的没有人使用过的起居间走去，穿过房间，走到另一个通道的拐弯处，他在那儿拉开一个壁橱，掀起一个空箱子的盖子，朝里面看，然后又走了出来。

克劳蒂娜在餐厅中间刚才他离开的地方静静地站着。她在这个家庭里有好几年了，就像通常见到的用人一样，她心宽体胖，中年，敏感。站在那儿，她黑亮的眼睛盯住他看，嘴巴微微张开，露出镶过的金牙，珊瑚耳坠亮晶晶的，一只手放在穿着灰色精纺毛衣、没有形状的胸间。

“我要你帮我做点事，”克鲁格说，“明天我要带着孩子去乡间呆上几天，我不在的时候，你能不能把她的衣服收拾好，放到那个黑色的空箱子里去。还有她的个人用品，雨伞和其它一些东西。请把所有东西放到壁橱里，然后锁上。你能找到的所有东西。那个箱子也许太小了——”

他走出房间，没有看她一眼，准备看一下另外一个壁橱，想了一想，放弃了，抬起脚后跟，踮起脚尖走路，走近儿童房。在白色的门口，他停住，心跳突然被幼小的儿子从床上发出的声音拽住，这是大卫很有礼貌地从屋里发出的声音，提醒他父母（比方说，在他们从城里吃完饭回来后）他还没有睡，等着他们再次同他道晚安。

这没有办法绕过。只有十点一刻。我还以为夜晚快结束了。克鲁格闭上眼睛了一会儿，然后走了进去。

他依稀看到被子飞快地蠕动了一下，床头灯的开关响了一下，孩子坐了起来，手遮挡着眼睛。在这个年龄段（八岁）的孩子，笑起来时是不会有什么遮掩的，笑容不是那么只有一点点，而是扩散到整个脸上——如果孩子真是幸福的话。这个孩子仍然还是幸福的孩子。克鲁格说了一些通常说的时间已晚早点睡觉之类的话。但是话还没有说完，心底一阵酸楚，嗓子发热，眼泪忍不住要涌出，强忍着、抑制着，在黑暗的深处，等着再次涌动。Pourvu qu’il ne pose pas la question atroce[1]。我求求你了，仁慈的上帝。

“他们在向你开枪吗？”大卫问。

“胡说什么，”他说，“没有人在晚上开枪。”

“可是他们开了。我听到了警察的声音。看，穿睡衣的新方法。”

他很敏捷地站起来，伸开他的胳膊，粉白色的、蓝色筋脉清晰可见的双脚站在乱堆在一起的内衣上，像猴子一样打转，踩得床垫嘎吱嘎吱地响。蓝色的裤子，浅绿色的背心（那个女人肯定是色盲）。

“我把要穿的扔进浴缸里面了，”他兴奋地解释道。

想到那些衣服会浮在水面，这突然让他来了劲儿，他开始在床上跳了起来，床随即发出砰砰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越跳越高，越跳越高——然后，猛然间眩晕般地停止，双膝跪下，打个滚，又站起来，在还在摇动的床上摇晃，摆动。

“躺下，躺下，”克鲁格说，“已经很晚了。我现在要走了。来，躺下。快。”

（他也许不会问。）

这次他一屁股坐下，手摸着弯曲的脚趾，然后把脚伸进毯子里，放到毯子和被单的中间，笑了起来，这次放对位置了。克鲁格赶忙把他塞到被子里面。

“今天晚上还没有讲过故事呢？”大卫说，他平躺着，长长的睫毛向上翘起，臂肘向后伸去，放在枕头上的脑袋的两边。

“明天我给你讲两个。”

他朝孩子弯下身的时候，两人相隔一段距离，互相看着对方的脸：孩子试图快速地想起什么东西来问一下，以便获得更多的与他在一起的时间，父亲心中疯狂地祷告千万不要问那个问题。在晚间这个温馨的时刻，他的皮肤看上去是多么的细腻，眼睛的上边有一抹淡紫色，前额上泛出金晕，蓬乱的金色厚刘海。完美的小动物——鸟，小狗，睡着的飞蛾，小马驹——那些小哺乳动物。三个褐色的小痣，靠近鼻子边的泛红的脸上的几个胎痣让他想起就在刚才见过的、摸到过的东西——是什么？矮墙。

他快速地吻了一下他的脸，关了灯，走了出来。感谢上帝，没有问起——在他关上门的时候，他想。但是，当他轻轻地放下门把手，里面传来了声音尖尖的提问，他还是想了起来。

“很快了，”他回答，“医生跟她说了后，她就可以了。睡吧。我要你睡了。”

至少，有一扇仁慈的门挡在他们的中间。

在餐厅里，在餐柜旁的一把椅子上，克劳蒂娜坐在那儿用一张纸巾捂着脸正伤心地哭着。克鲁格坐下来吃饭，吃得飞快，把不必要的调味品和盐搁在一边，清了清嗓子，挪动了盘子，打落了一个叉子，用脚背接着，她还在那儿，不停地哭着。

“请到你自己的屋里去吧，”他最后说道。“孩子还没有睡。明天早上七点叫我。安波先生明天也许会做好安排的。我要尽早带孩子离开。”

“但是，这事太突然了，”她呜咽道。“你说昨天——哦，不应该这么就发生了。”

“记住，如果你向孩子透露一个字，”克鲁格说，“我可不会对你客气。”

他推开盘子，走到他的书房，锁上门。

安波或许出去了。电话也许坏了。但是，他提起电话时，从话筒上他感到这个忠诚的东西还可以用。我总是记不住安波的号码。这儿有一本电话本子，在这上面我们记下过一些名字和数字，我们的笔迹混在一起，弯弯曲曲地朝着不同的方向。她的凹线与我的凸线天衣无缝地相配在一起。真是奇怪——我能在孩子的脸上分辨出眼睫毛的阴影，但却不能读出我自己的笔迹。他找到了他的另一副眼镜，那个熟悉的中间是六的数字很像安波的波斯人的鼻子。安波放下他的笔，把一个琥珀色的长长的烟嘴从噘起的厚嘴唇上拿开，听着。

“我正在写信，这时克鲁格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可怜的奥尔嘉没了。她今天在做完肾手术后去世了。上个星期二我去医院看过她，她像往常一样美丽，对我带去的可爱的兰花欢喜得不得了；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危险——或者，如果有的话，医生也没有告诉他。我能感觉到这个噩耗给他带来的打击，但说不出到底会怎样。我可能会几天睡不着觉。我自己的烦恼，那些我刚刚描述过的小小的戏剧性的情节，对你来说恐怕是微不足道，就像现在对我来说也一样。

“起初，知道他把此事当成一个骇人听闻的玩笑对待，认为自己得到了解脱，我感到很震惊，觉得他不可饶恕。就像有一次上课讲空间问题，他从后往前读他的讲义，想看看学生会有什么反应。学生们没有什么反应，我现在也是这样。在你收到这封思绪混乱的信后，也许你会见到他。明天他要和他可怜的孩子去湖区。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未来还不是太明朗，但我想大学再过不久就会恢复正常，当然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突然的变化。近来，有一些吓人的谣传；我读的唯一的一份报纸已有两个星期没来了。他要我关照明天的火化，我在想，他不出现，人们会怎么想；当然，他对待死亡的那种态度说明了他不会去参加仪式的，尽管我会尽量弄得简短和正式——如果奥尔嘉家里的人不会突然出现的话。可怜的人儿——她是他卓越的事业生涯中一个极好的帮手。在正常情况下，我想我会把她的照片给美国的报人的。”

安波再次把笔放下，陷入沉思中。他自己也曾加入那份卓越的事业。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莎士比亚翻译者，在那个绿草遍地、潮湿的莎士比亚故乡他度过了勤学苦读的青春——他稀里糊涂地踉踉跄跄地进入了公众的注意中心，一家出版社要他转译Komparatiwn Stuhdar en Sophistat tuen Pekrekh一书，美国版的题目更夸张些，是《罪的哲学》（在四个州被禁，在其他州则是畅销书）。正是时来运转——这部晦涩难懂的书立即受到了中产阶级读者的青睐，在一个季度里与一部人气极旺的讽刺著作《同花顺子》争夺奖项，然后，第二年，与伊丽莎白·杜沙姆关于美国南方的一部言情小说《当火车驶过以后》竞争，在二十九天里（闰年）与图书俱乐部选出的《穿过城镇和乡村》并列榜首，在连续两年的时间里，与路易·桑塔格的《宣布》一争高低，后者的书雅俗共赏开始于圣巴泰勒米的洞穴，开头真不错，但结尾很是搞笑。

一开始，尽管认为这个项目很有点意思，但是这整件事还是让克鲁格恼火。安波感到很是羞惭，歉疚，暗自思忖也许是不是他那种合成痕迹很强的英语含有一些古怪的内容，一些可怖的特别的风味，导致不期而至的轰动；但是，奥尔嘉却比这两个困惑不解的学者多了一份睿智，在以后的几年里，她准备好了充分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功，她要比那些昙花一现的评论者更好地知道这部作品的特殊之处。是她让害怕极了的安波劝说克鲁格进行那次美国巡讲，似乎她能预见到在美国获得的轰动效应会在国内给他赢得尊敬，而这样的尊敬既不是他能从执拗的学术研究中拼得，也不是能从浑然不知的读者中得到。那次旅行本身并不是不愉快。远不是这样的。尽管克鲁格对那次巡讲说得很少，他通常很警觉，害怕在闲聊中把这样的经历说得不着边际（如果任其在大脑的淤积层中孵化的话），奥尔嘉还是努力地把它完整地再现了出来，并且欣喜地转述给了安波，他还因此免不了会听到一肚子的讽刺和厌恶的话语。“厌恶？”奥尔嘉叫道。“怎么会呢，他在这里已经有了太多了。厌恶，的确如此。兴高采烈，欣喜快乐，想象力的砥砺，头脑的消毒，togliwn ochnat divodiv（每天醒来时的惊奇）。”

“地貌尚未被庸俗的诗歌所污染，至于生活，那个自我意识很强的陌生人，背上被拍了一掌，被告诉说，放松一点。”他回来时写了这些话，奥尔嘉非常喜欢，把它们贴在一个绿皮的相册里，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创新思想家的典故。安波把她的整个形象又展现在我们面前，她三十七年灿烂的年华，光泽鲜亮的头发，饱满的嘴唇，厚厚的下巴与她轻柔的音色完美相配——她特有的迷人的声音，在讲完话后，还余音袅袅，如飘拂的垂柳。他看见了克鲁格，那个庞大的、满是头皮屑的大师，坐在那儿，黝黑的大脸上露出满意的诡秘的笑容（让人想起贝多芬的脸孔，他们脸上都有粗线条的皱纹）——是的，他懒洋洋地坐在玫瑰色的扶手椅上，奥尔嘉则在轻松愉快地掌控着谈话——安波记得非常清楚，她快速地吃上三口手上拿着的葡萄干蛋糕，随后说出的话便像水波一样向外开溢过来，脚突然向外伸一下，丰满的手连续三下拍拍大腿，把蛋糕屑掸下去，然后继续讲她的故事。看上去极其健康，是那种常见的radabarbára（一个成熟美丽的女人）：眼睛又大又有神，脸颊绯红，她时常会把凉凉的手背搁在脸上，白皙的前额上有一条白色伤疤——是在那个以神奇传说闻名的阴暗的拉高丹山谷遇到的一次车祸留下的。安波不能想象如何来处置对于这样一个生命的记忆，不能想象失去这样一个女人会是怎样的结果。他想到了她的小脚，宽臀，女孩气十足的讲话，很有女人味的胸部，她的机敏妙语，那天自己流着血，但是却为撞到汽车前灯、受了伤而呻吟的一头雌鹿而悲伤不已，眼泪流个不停，想到这些，还有其它一些他知道不可能知晓的事情，想到这儿，安波不能想象，她现在成为了蓝色的骨灰，躺在冰冷的骨灰盒里。

他非常喜欢她，他也以一种同样的激情爱着克鲁格，一种一头毛发油亮的、上唇两旁下垂的硕大猎犬对一个脚蹬高统靴、背靠红火焰，浑身散发着沼泽地气味的猎手的激情。克鲁格能够瞄准一连串最时尚的、最高尚的人类思想，随时就能打下一只野鹅。但是他不能打败死亡。

安波犹豫了一下，然后很快拨了电话。占线。那些“嘟，嘟，嘟”的忙音声就像一本选集后的索引，垂直排列，头一个字母全是“我”开始。我是湖。我是舌头。我是精灵。我在发烧。我贪婪。我是黑骑士。我是火炬。我起来。我问。我吹。我带来。我不能变化。我不能看。我爬山。我来了。我做梦。我嫉妒。我发现。我听到。我想作一首颂歌。我知道。我爱。我不能悲伤，我的爱。我永不。我气喘。我记得。我看到了你一次。我旅行。我游荡。我会。我会。我会。我会。

他想着要出去寄出这封信，单身汉喜欢在半夜十一点到外面闲逛。他期望他及时服下的阿司匹林已经把他的感冒扼杀在萌芽之间。他最喜欢的莎士比亚最伟大剧本中的尚未译出的一句话——

Follow the perttaunt jauncing ’neath the rack

with her pale skeins-mate

（跟着来回移动的手臂，在棚架的底下

还有她脸色苍白的凶手伙伴）[2]

翻译试探性地在头脑中出现，但不押韵，因为在他的母语中，“rack”一词是抑抑扬格。就像是把一架大钢琴从一个小门里搬进来。把它拆成几个部分。或者把拐角拉成一条直线。但是铺位已经被占了，桌子预定了，电话忙音。

现在不是了。

“我想也许你要我过来。我们可以下棋，或做点别的什么。我是说，直接告诉我——”

“我会的，”克鲁格说，“但是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来自——对，一个意外的电话。他们要我立即过去。他们说是一个紧急的会议——我不知道，非常重要，他们说。全是胡说，当然，可是我既不能工作也睡不着觉，我想我还是过去吧。”

“你今天回来时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我恐怕是喝醉了。我弄碎了眼镜。他们要派——”

“就是那天你提到的事吗？”

“不。是的。不——我不记得了。Ce sont mes collègues et le vieux et tout le trimbala[3]。他们一会儿就会派车来接我。”

“我知道了。你认为——”

“你会尽早到医院的，是吗？——九点，八点，甚至更早……”

“是的，当然。”

“我告诉了保姆——也许我走了后你会照看一下——我告诉她——”

克鲁格可怕地喘起气来，话都没讲完——他猛地放下话筒。他的书房出奇地冷。一切都是那么灰暗，辨别不清，很多东西高高挂在书架上方，一幅画像上画的是一张头顶光晕的脸，脸上已有很多裂缝，他几乎难以看清，或者是一件殉道者穿的羊皮一样的长袍，折皱得不成样子，融化在浓厚的黑色之中。一张打牌用的桌子上堆积着多卷旧书店里购来的、没有装订的Revue de Psychologie[4]，作为二手书买来的，可以看出一八七九年版的还没有多少，到一八八○年则已经是厚厚一叠了，书外包的牛皮纸已经磨损，一条十字细绳深深地嵌进满是灰尘的厚厚的书页之中。他不想让书沾上灰尘，也不想改变房间的状态。一个奇形怪状的但看上去很舒服的铜制台灯座，厚重的玻璃罩子以铜丝为骨架，铜丝间不对称地嵌有石榴石和紫晶，灯座搁在一块蓝色的旧地毯旁边，像是一棵巨大的野草，越长越高。地毯边上有一张没有罩布的沙发，今晚克鲁格要在这上面睡一晚。一些不知道多少时间没有回复的信件、重印本、大学的公告、拆开了的信封、剪下来的报纸，以及长短不一的铅笔在桌子上堆得到处都是。一个生铁制成的鹿角虫可怜兮兮地扔在一把皮制扶手椅的下方。他爷爷在世时习惯踏在上面换马靴（鞋跟正好卡在鹿角虫的犄角间），先脱下一只靴，再脱另外一只。房间里唯一完整的东西是一幅夏尔丹的《纸牌屋》的摹本，她有一次放在壁炉台上（以便让你这个乱七八糟的窝充满一些臭氧，她说）——那些醒目的卡片，画中人物红润的面孔，讨人喜欢的褐色的背景。

他又一次走过通道，倾听儿童房里有节奏的寂静——克劳蒂娜再次从隔壁的房间里悄悄地出来。他告诉她他要出去，让她把书房中的沙发收拾好。然后，他从地板上拿起帽子，走下楼梯去等车。

外边很冷，他有点后悔，没有在酒瓶里再装点白兰地，那瓶酒帮助他度过了这一整天。外面也很静寂——要比平常安静。石子巷对面的几栋老式的高雅的房子的灯都熄灭了。一个他认识的人，前国会议员，一个在黄昏时带着两条温驯的毛发油亮的腊肠犬出来遛的尚可忍受的庸人，在几天以前从五十号里被带走了，带他走的卡车里已经塞满了其他囚犯。显然，“蛤蟆”决定要让他的革命尽量中规中矩地进行。车来晚了。

大学校长阿卒罗斯此前告诉他，有一个亚历山大博士，生物动力学讲师——克鲁格从来没有见过——会来接他。那个名叫亚历山大的人一整晚都在接人，而校长本人则从下午早些时候起一直想和克鲁格联系上。精力充沛，活力十足，效率很高，亚历山大博士是属于在灾难时期从默默无名突然变得人人皆知的那类人，手中握有许可证、通行证、各种票证、一长串地址、关系，还有小轿车。大学里的大人物们早已经趴下不管用了，自然，在这个时候，要不是有那么一个有力的组织者，像这种聚会是根本不可能的。幸运的是，从他们周围的人里变出了这样一个人，这几乎表明有一种不同一般的力量起了作用，尽管看不见。你也许很怀疑，但你还是可以分辨出新政府放在旗帜上的徽章（与一只被压扁了的、变形的，但仍在痛苦地扭动着身体的蜘蛛极其相似），一个镶着徽章的小小旗帜粘贴在汽车的引擎罩上，我们这位神奇的魔术师驾驶着一辆被正式批准使用的小车在路边停下来，轮胎很有目的性地与马路牙子摩擦。

克鲁格坐在驾驶员的边上，驾驶员就是亚历山大博士本人，粉红的面颊，金黄色的头发，很考究的模样，三十几岁的年龄，头戴一顶精致的绿色帽子，帽子上夹着一根野鸡羽毛，手上第四指戴着一颗蛋白石戒指。他的手很白、很软，轻轻地放在方向盘上。坐在后边的两个人（是两个吗？）中，克鲁格认出其中一位是埃德蒙·博埃，法国文学教授。

“Bonsoir, cher collègue[5]，”博埃说，“On m’a tiré du lit au grand désepoir de ma femme. Comment va la vôtre?[6]”

“几天以前，”克鲁格说，“我很高兴读到你的文章，是关于——”（他记不起来那位法国将军的名字了，一位正直、尽管份量有限的历史人物，被一些诽谤他的政治家逼得不得不自杀。）

“是的，”博埃说，“写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好处。‘Les morts, les pauvres morts ont de grandes douleurs. Et quand Octobre soufflé’ [7] ——”

亚历山大博士转动方向盘，开口说话，没有看着克鲁格，然后很快地瞥了他一眼，接着又眼望前方：

“我知道，教授，今晚你要成为我们的救星。我们母校的命运掌握在一个可靠的人手上。”

克鲁格不置可否地嘟哝了一下。他根本没有一点点意识到——他在暗指那位俗称“蛤蟆”的领袖曾是他的同学——但那未免也太蠢了。

汽车在司考得玛[8]广场（曾叫自由广场，再之前叫帝国广场）的中央停了下来，三个士兵和两个警察挡住了汽车，还有一个则是那位可怜的西奥多三世，他举起手，永远地摆出那个手势，像是要搭车，或是要去一个小一点的地方；但是亚历山大博士示意他们看看那面红黑小旗——他们于是举手敬礼，退回到夜色之中。

街上空无一人，就像在历史的断裂处、在时间的terrains vagues[9]通常会发生的事一样。数了半天，唯一看到的是一个回家的年轻人，他似乎是看了一场不合时宜的、掐头去尾的华丽舞会：他打扮得像一个帝俄时代的农民——肩佩流苏饰带，身穿绣花衬衫，空空荡荡地晃动，腿上套着culotte bouffante[10]，脚上是一双深红色的软靴子，手戴腕表。

“On va lui torcher le derrière, à ce gaillard-là[11]，”博埃教授冷冷地说。另外一个人——不知其名——坐在后面，咕哝了一句听不清的话，然后又非常肯定地，但同样含混不清地自己回答了自己。

“我不能开得太快，”亚历山大博士稳稳地望着前面说，“要不就会有危险，蹲监狱。如果你把手伸进我右手边的口袋，教授，你会找到一些香烟。”

“我不抽烟，”克鲁格说，“再说，我也不相信会有什么香烟。”

他们在沉默中行驶了一会。

“为什么？”亚历山大博士问，轻轻地踩油门，轻轻地抬起脚。

“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克鲁格说。

这位绅士风度的驾驶员谨慎地一手放开方向盘，去摸索了一下，然后是另一只手。过一会儿，又回到第一只手。

“我肯定是放错了地方，”沉默了一会，他说。“但是，教授，你不仅不抽烟——不仅是一个天才，大家都知道，而且（快速瞥了一眼）还是一个运气极好的下注者。”

“西德，这大细金的（是的，这倒是真的），”博埃突然间转成用英语说，像是法国人说英语，他知道克鲁格听得懂，“夹像银民俗德（就像人们说的），我从一个克考（可靠）消息来源得知，奶嘎（那个）被处理的国家大厨已经被抓了起来，一起被抓的还有其他一些家伙（作者写到这里有点烦了——或者忘了），他们是在山上被抓的——而且被毙了？不，我对夹（这）个不敢相信——夹各（这个）太可怕了。”（作者这时又记起来了。）

“可能有点夸张，”亚历山大博士用当地话评述道。“现在这时候各种丑陋的谣言很容易传得到处都是，虽然说domusta barbarn kapusta （丑媳妇才是最真实的），就这件事来说，我还是不相信，”他说着愉快地笑了起来，接着再次沉默。

哦，我的奇异的家乡老镇！在你的巷子里，罗马曾经在夜幕下传播他们的梦想，粘在你的石头上的生物瞬息即逝，但是夜晚的梦想久久不散。哦，你这奇异的老镇!你的每一块褐色的寂静的石子里装有如此多的记忆，如尘埃般数不胜数。每一块褐色的沉寂的石子都曾看见一个巫婆长长的头发被点上了火焰，一个面色苍白的天文学家遭到围攻，一个乞丐被另一个乞丐踢中腰部——还有，国王的马匹激发了你的活力，身着棕色服装的花花公子和一袭黑衣的诗人回到了咖啡屋，你正满嘴流着口水，周围响起“小心脏水”的哄笑声。梦幻老镇，变化无尽的梦幻，哦，你，变成石头的丑八怪孩子。在清静的夜晚，小店都关上了门，疮痍的墙壁，一个壁龛里面的无家可归的鸽子和一个教徒雕塑，玫瑰色的窗户，水滴慢慢渗出来的怪兽滴水嘴，掴打耶稣的小丑——没有生命的雕塑和黯淡的生命交织在一起……你狭窄和高低不平的街道并不是为汽油驱动的疯狂的轮子设计的——汽车终于停了下来，大块头的博埃胡子先露在车外，然后身子爬了出来，坐在博埃边上那个不知其名的沉默者这时突然变成了两个人，瘦弱的葛黎曼，教授中世纪诗歌，同样瘦小的杨诺夫斯基，教斯拉夫语韵律分析——这两个瘦小如侏儒般的人此刻在古老如旧石器时期的人行道上等着风干。

“我把车锁上，随后就过来，”亚历山大博士咳嗽了一下，说道。

一个意大利风格的乞丐，披着一件样子奇特的、煞是好看的破衣服，站在门前的灯影下，不停地颤抖，帽子的底部开了巨大的洞——显然是故意为之，像是在期待着什么。三块铜硬币连续放了进去——更多的钱还在往里掉。四个沉默不语的教授依次走上洛可可风格的楼梯。

但是，他们用不着按门铃或敲门或做别的什么，因为顶楼的门开了，神奇的亚历山大博士早已经在那里了，也许他走了后门的楼梯，或者是通过中间不停的那种交通工具一下子就上来了；就像我曾经从基温瓦丁时代[12]的双夜和劳伦斯大陆变迁[13]的恐怖中起来，通过鬼气阴森的彼尔姆省[14]，通过早近的，稍稍早近的，不是太近的，非常近的，最近的——温暖起来，温暖起来！——上到我的房间，在我的旅馆的楼层，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上来，上来，在那种由一双纤细的手控制的直达电梯上——我自己的手在负片中——那些黑人的手，鼓出的往下沉的肚子，往上升的心脏，永远也到不了天堂，天堂并不是屋顶花园；从鹿头形状门厅的深处快步走来校长阿卒罗斯，他张开双臂，浅蓝色的眼睛先行发出光亮，褶皱的长长的上嘴唇颤栗着——

“是的，当然——多么傻啊，我，”克鲁格思忖道，克鲁格体内的圈子，他体内另一个克鲁格。

[1]法语，但愿他不会问那个让人难以忍受的问题。

[2]这是作者杜撰的莎士比亚式的句子，括号中为译文，见《前言》第十四段。

[3]法语，这些是我的同事，还有那个老头（指后面提到的大学校长阿卒罗斯），他们都把他抬了出来。

[4]法语，《心理期刊》。

[5]法语，你好，我亲爱的同事。

[6]法语，他们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弄得我妻子很生气。你妻子怎么样？

[7]法语，死亡，那些可怜的死亡真让人痛苦。当十月的风刮起来时。

[8]Skotoma，源自英语scotoma，意为“盲点、暗点”。

[9]法语，时间的模糊地带。

[10]法语，灯笼短裤。

[11]法语，我们到他后面去，揍那小子一顿。

[12]the Keeweenawatin，是Keewatin Series（寒武纪年代地层基瓦丁统）和Keweenawan Series（古生代年代地层基维诺统）的合并词。

[13]the Laucentian Revolution，太古时代地质变迁时期。

[14]Perm，俄国城市。

四

校长阿卒罗斯老先生以一种沉默的狂想曲的方式欢迎他人。脸上露出灿烂的喜色，他会先握住你的手，慢慢地、温柔地放到他柔软的手掌中间，紧紧握住，似乎那是一件一直都在寻找的宝贝，或者是一只毛茸茸的麻雀，需要小心呵护，在一种伤感的沉寂中，用他脸上放光的皱纹而不是他的眼睛，看着你，然后，非常缓慢地，银色的笑容开始收敛，温柔的双手一点一点地放开，苍白脆弱的脸上一副茫然的表情代替刚才还是火热的笑容，他会把你撇在一边，似乎刚才他犯了错误，似乎你不是他要欢迎的人——他要欢迎的人是下一个，他要从另一个角落里去找，当然，笑容再次洋溢，双手再次会抱起麻雀，然后这一切会再次消失。

二十几个学校的杰出代表，其中几个是亚历山大博士车上最新的乘客，在宽敞的、多少有点亮光的客厅里或站或坐（绿色的天花板上画着云彩和天使，不是所有的灯都亮着），也许还有六个人在旁边的mussikisha（音乐厅）里，因为这位老先生是一个竖琴爱好者，水平一般，但是喜欢来个三重奏，自己弹竖琴，再找某个大音乐家演奏钢琴，这以后，一些小块的、量很少的三明治和三角形的bouchées[1]会端上来，由两位女仆和他还未婚的女儿分递给大家，他很喜欢那种点心，因为形状特别，别有特色。他的女儿身上散发着一种淡淡的香水味，以及明显的汗水味。今晚，替代那些点心的是茶和硬块饼干，一只黄褐杂色花斑家猫（被一位化学教授和一位名叫海德龙[2]的数学家轮流抚摸）躺在黑闪闪的贝希施泰因钢琴上。葛黎曼带电般的手犹如干树叶抚摸着猫，这只猫像是烧开的牛奶一样拱起身体，发出呼噜声，但是那位小个子中世纪研究学者并没有注意，他走开了。经济学、神学和现代历史的教授们站在一扇装饰着厚重窗帘的窗户旁交谈着。尽管窗帘很厚，但还是能感到一阵强劲的风渗透进来。亚历山大博士早已经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他把桌子上面的东西（一个玻璃烟灰缸，一头瓷做的驴，背两边有两个小驮篮，放火柴用，一个做成书本模样的小盒子）小心地挪到西北边的一个角落里，此刻正在查看一长串名字，用一支特别尖的铅笔把一些名字划掉。校长在他旁边俯身看他，又好奇又关心。亚历山大博士时不时地会停下来思索一阵，那支没有拿着铅笔的手伸到后脑勺小心地掠一下油光锃亮的漂亮头发。

“罗费尔呢？（政治学系的）”校长问，“你找不到他？”

“他不在，”亚历山大博士回答。“很显然是被抓走了。我听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

“希望如此，”阿卒罗斯老先生若有所思地说，“但是，也许没有什么关系。我想我们开始吧。”

埃德蒙·博埃闪动着他的褐色大眼睛，正在给一个冷漠的胖子（戏剧教授）讲他见到的希奇光景。

“哦，是的，”戏剧教授说，“学艺术的学生。这一切我都知道。”

“Ils ont du toupet pourtant[3]，”博埃说。

“或者只是固执而已。年轻人一旦恋上传统，他们就会充满激情地拥抱它，就像年长者摧毁它时那样激情万分。他们冲入了克伦吧（鸽子洞——一家著名的剧院），因为所有的舞厅都关门了。毅力所致。”

“我听说 Parlamint （国会）和Zud（法院）还在燃烧，”另一个教授说。

“你听错了，”戏剧教授说，“因为我们不是在谈这个事，我们说的是一个每年都要举办的舞会上发生的悲惨事件。他们找到了一些储藏着的蜡烛，在舞台上跳了起来，”他继续说道，把眼光又转向了博埃，他站在那儿，肚子鼓起，双手深深地插进裤子口袋。“在一栋空房子前。一张图画，几个影子很优美。”

“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校长向他们走来，说道。然后，像一道月光一样经过博埃，去告诉另一群人。

“那样的话，这值得羡慕，”博埃说，他突然发现了看这件事的另一个角度。“我真心希望那些pauvres gosses[4]能感到乐趣。”

“警察，”戏剧教授说，“在一个小时前把他们驱散了。但是我断定在那之前整个过程激动人心。”

“我想我们再过不久就可以开始了，”校长信心满满地说，他再次快速经过他们。他的笑容早就不见了，他的鞋子嘎吱嘎吱微微作响，他插入杨诺夫斯基和拉丁语学者中间，朝他女儿点头示意“好的”，而他女儿正从门口端着一盘苹果悄悄地给他看。

“我从两个渠道听到（一个是博埃，另一个应该是告诉博埃的人），” 杨诺夫斯基说——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以致拉丁语学者要弯下身子，把边上长着毛茸茸白发的耳朵凑过去。

“我听到了另外一个版本，”拉丁语学者说道，慢慢地直起腰。“他们在过边境时被抓住了。其中一个内阁部长[5]被当场枪毙，但具体是谁不确定，但是（在他说到前国家总统的时候把声音压低了）……被带了回来，投进了监狱。”

“不，不，” 杨诺夫斯基说，“不是米·尼思特斯[6]。他是一个人，不和别人在一起。就像李尔王。”

“对，这样很好，”阿卒罗斯博士对亚历山大博士说，他对后者表示真诚的感谢，因为亚历山大博士重新放置了一下椅子，又多拿了几张进来，于是房间神奇般地显现出了必要的平衡布局。

猫从钢琴上跳了下来，慢慢地走了出去，走出去的时候疯狂地扭动了一下身体，蹭了蹭葛黎曼的条纹裤裤脚，他正忙着削一个贝沃克苹果。

奥里克，动物学家，背对着大家站着，他正在从各个角度，上下查看钢琴后方的书架上的书，不时地拿出一本来，一看没有书名——又很快放回去：他们都是“烘干面包”，都是德语——德语诗歌。他有点心烦，他有一个吵吵嚷嚷的大家庭。

“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们两个人的，”现代历史教授正说道，“我的研究对象从不重复她自己。至少不是在人们急切盼着重复到来的时候。事实上，克利俄[7]只是无意识地重复她自己。因为她的记忆实在是太短。就像这个时代的很多现象一样，重复出现的事情只在它们不能影响我们的时候才会被察觉——当它们被监禁起来时，正如我们现在这样说的那样，监禁到过去里面的时候，这里说过去是因为‘过去’脱离了与现在的关系。企图通过昨天提供的数据来勾画出我们的明天，结果是忽视未来的基本因素，即未来是根本不存在的。草率地从现在匆匆进入这个真空被我们误认为是合理的行为。”

“纯粹的克鲁格主义，”经济学教授咕哝。

“举个例子来说”——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个评语，继续说道，“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过去找出与我们现阶段相似的情况，当一个思想的雪球被双手冻得通红的学校里的孩子越滚越大，变成一个雪人，头上歪戴着一个压扁了的帽子，胳肢窝里随随便便夹着一把扫帚——这个时候，这个精灵的眼睛突然闪动了，雪变成了皮肉，扫把变成了武器，一个羽毛丰满的暴君砍下了孩子们的头。哦，是的，国会和参议院也曾被推翻过，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一个无名的、令人生厌的、混账得要命的家伙钻进我们国家的内部。但是，对那些目睹这些事件，并且希望保护它们的人来说，过去并不能借鉴，没有modus vivendi[8]——原因很简单，当它从现在的边缘上一个跟头栽下来掉进最后要填满的真空时，过去并不存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学教授说道，“那么我们要退回到低等民族相信的宿命论中去了，而且否认成千上万个过去的例证，证明理性推断的能力以及因此做出的行动要比怀疑和屈服更有好处。我的朋友，你在学术上对应用历史的厌恶恰恰表明了它的庸俗功效。”

“哦，我并不是在谈屈服或者与此相关的事。那是需要我们自己的良心去解决的道德问题。我只是在反驳你的论点，即历史能够预示巴图克明天要说或做什么。不会有什么屈服——因为我们在这儿讨论这个事实本身正意味着好奇，而好奇就是形式最纯粹的不服从。说到好奇，你能解释我们的校长对那边那位面颊粉嫩的先生——那个把我们带到这儿的人的青睐吗？他叫什么名字，他是谁？”

“马勒的一个助手，我想。一个在实验室干活的，或者是诸如此类的，”经济学家说。

“上个学期，”历史学家说，“我们看到一个说话结巴的蠢货被神秘地扶上儿童学系主任的职位，就因为他碰巧会演奏在那个系里必须要会的倍低音乐器。不过，那个人肯定有超强的、比撒旦还要厉害的说服能力，因为他把克鲁格弄到这里来了。”

“他有没有使用，”神学教授略显诡秘地暗示道，“他是不是也使用了那个雪球和雪人扫帚的比喻？”

“谁？”历史学家问，“谁用了？那个家伙？”

“不，”神学教授说，“另外一个。那个他如此艰难地弄来的人。有意思，想想他十年前表达那些想法的思想——”

他们被校长打断了，他正站在房间中央，轻轻地拍着手，提请大家注意。

那个名字刚刚被提到的人，亚当·克鲁格教授，坐在与别人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身子深深地陷入一把印花布扶手椅，一只毛发浓密的手搁在椅座上。他四十出头，又高又大，略显灰白的头发满是尘土，乱蓬蓬的，棱角分明，未加修饰的脸让人联想到态度粗鲁的象棋大师，或者是脾气不好但极有灵性的作曲家。黝黑的前额皮肤绷紧，给人一种不透气的感觉（银行保险柜？监狱围墙？），是那种思想家有的前额。脑子由水、各种化合物和一些特殊的脂肪组成。浅色、坚定的眼睛半闭着，方形的眼眶，眉毛粗浓，有一次曾挡住了一些已经绝灭的鸟类的有毒排泄物——施奈德假设。耳朵大小适中，内有毛发。鼻子两旁延伸出深深的肉褶，经过宽阔的脸颊。早上没有刮脸。他穿一件皱巴巴的黑色西装，系一个蝶形领结，总是同一种海索草紫罗兰颜色，原本是纯白色，现在成屎黄色，领结上密密的斑点，形状如同一只蝴蝶残疾的左后翅。已经穿了一段时间的衬衫是低领，可以很舒服地给他“亚当的苹果[9]”留下空间。厚鞋底的鞋子，老式的黑色鞋罩，这是他双脚突出的特色。还有什么呢？哦，是的——食指靠着椅座无意识地有节奏地敲打着。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表面以外，一件丝绸衬衫裹着他强健的身体和疲惫的臀部。衬衫被深深地塞进长裤中，长裤裤脚塞入长袜中：他知道，大家都在传着一个谣言，说他没有穿袜子（所以罩着鞋罩），但这不是事实，他其实穿着一双质地很好的淡紫色的丝绸袜子。

在所有这些东西的下面是温暖的白皮肤。一只蚂蚁从黑暗中爬过来，一列毛细管大篷车，沿着他的肚子在肚脐眼边上停下，更加浓密的毛发从胸口向四周蔓延开来。

在这下面是他死去的妻子和正在熟睡的孩子。

校长朝一张红木办公桌探出脑袋，他的助手此前把这张桌子搬到这个醒目的地方。他用一只手戴上眼镜，摇晃一下他满头白发的脑袋，好让眼镜架到位，然后开始收拢他正在数的纸张。亚历山大博士轻手轻脚地走到远处一个角落，坐在一把已经准备好的椅子上。校长放下手中一叠整齐的打字稿，从耳朵右面取下眼镜，开始他准备好的讲话。很快，克鲁格意识到，在这个人人目光机警的屋里，他成为注意力的中心。他知道，在人群里面，除了海德龙，也许还有奥里克以外，没有一个人真的喜欢他。对每一个他的同事，或者是关于他的同事，他曾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说过一些……一些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回忆起来，难以概括的事——一些不经意的、明显的、刺耳的不重要的话，但是却在赤裸的皮肉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一个白白胖胖、长着青春痘的年轻人，未经许可，大大方方地走进光线模糊的教室，看着亚当，但亚当把目光移向了别处。

“先生们，我把你们叫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些非常严峻的情况，如果不予理睬，则是非常愚蠢的。你们知道，我们大学自上个月末以来，基本上已经关闭。现在我被告知，除非我们的意图、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行为能够很清楚地让领袖了解，否则这座学校，这个机构，这个古老和受人爱戴的机构就将整个停止运行，其他一些学校、其他机构、其他人员将会建立起来，召唤过来，取代它。换言之，这个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由那些建设者们，科学家们和管理者们，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光辉大厦将倒塌……而我们的缺少主动和没有策略将是它倒塌的主要原因。在最后时刻，一个行动方案终于拟定，我希望它会阻止灾难的发生。明天就会太晚了。

“你们都知道，妥协对于我来说是多么不能忍受。但是，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团结在一起的勇敢行动与那个令人讨厌的字眼有什么关系。先生们！当一个男人失去了他的挚爱的妻子，当一个动物[10]面对咆哮的大海失去脚[11]时，当一个决策者目睹自己一生的工作变成碎片时——他后悔了。但是，他后悔得太迟了。因此，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过错成为了那个失去爱人的人，那个舰队[12]丧生在汹涌海洋中的海军上将[13]，那个破了产的管理者——让我们像双手紧握燃烧的火炬一样，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首先，我来读一个简短的备忘录——你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宣言——这个文件要提交给政府，然后适时发表……现在，我要说第二点——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猜到了。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我要加一句，一个伟大的人，在过去的岁月里，非常巧合地成为另一个伟大人物，一个现在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人的同学。不管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在我长长的一生中，大多数的观点，我都有过——有一点不能否定，即政府就是政府，政府因此决不可能忍受毫无策略的、无缘无故的意见不合或者冷漠态度。在于我们看来一些无关宏旨的小事，一些转瞬即逝的政治信条，就像雪球滚不起苔藓一样，认为无足轻重，但它们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已经成为了燃烧的旗帜，而我们却还优哉游哉地在安全无忧的巨大的图书馆里和昂贵的实验室里睡大觉。现在我们醒了。醒来是要难受一阵的，我承认，但是也许这不仅仅是叫醒人的过错。我相信，这份……这份文件的措辞是一个微妙的任务。这份我们马上都要签署的历史性文件在起草时我们便已深知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我也相信亚当·克鲁格会回忆起他在学校期间的幸福时光，并且亲自把这份文件交给领袖，我知道，领袖对一个大家敬爱的、世界闻名的前校友的来访会非常高兴和感谢，因此，也会带着同情倾听我们不幸的遭遇，并且提出解决办法，这一切如果没有这个神奇的巧合是不能想象的。亚当·克鲁格，你将拯救我们吗？”

泪花在这个老人的眼中闪动，在说出这个动情的恳求时，他的声音在颤抖。一页大裁纸张从桌子上飞落，轻轻地掉在印有绿色玫瑰的地毯上。亚历山大博士无声无息地走过去，把纸张放回原处。奥里克，那个年老的动物学家，翻开在他边上的一本小书，却发现这是一个空盒子，盒子底部有一支粉色的薄荷，孤零零的。

“你成为了多情幻想的牺牲品，我亲爱的阿卒罗斯，”克鲁格说。“我和‘蛤蟆’en fait de souvenirs d’ enfance[14]不过是我以前经常一屁股坐在他的脸上。”

突然间响起了木头撞击木头的声音。那位动物学家抬起头，与此同时重重地把《黄杨树属植物名列》一书放下。随后是一阵寂静。阿卒罗斯博士慢慢地坐下，声音变了，说道：

“教授，我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我不知道谁……你用来指的那个字或名字——你回忆起那个特别的游戏，不知道是有什么意思——也许只是孩子间的打闹……草地网球，或者类似的游戏而已。”

“‘蛤蟆’是他的绰号，”克鲁格说，“你是否可以把那称作草地游戏——或甚至是跳背游戏，这是值得商榷的。他不会。我那个时候是个恶霸，对不起，我常常会把他绊倒，然后坐在他的脸上——作为一种休息方法。”

“别，我亲爱的克鲁格，别，”校长皱眉蹙眼地说，“这种爱好有点问题。你们当时还小，孩子总归是孩子，我相信你们有很多共同的美好记忆——讨论课文或者就像男孩子总会做的那样，谈论你们伟大的未来计划——”

“我坐在他的脸上，”克鲁格执拗地说，“每天如此，度过上学的五年——那也就是说，我想，大概坐了一千次。”

一些人看着他们的脚，另一些人看着手，还有一些人则忙着抽烟。动物学家对刚刚发生的事显示出短暂的兴趣后，又转向了一个新发现的书橱。亚历山大博士慌张地躲开了阿卒罗斯老先生给他的眼神，显然，他正向那个不被期待的地方寻求帮助。

“这种仪式的细节——”克鲁格继续说道——但是被一个小铃铛发出的“丁丁”声打断，老先生绝望的手在桌子上找到了这个瑞士造的小玩意儿。

“你说的这些跟我们的话题不相关，”校长提高声音说，“我请大家安静，我亲爱的同事们。我们已经偏离了主——”

“但是，”克鲁格说，“真的，我并没有讲一些可怕的事，我说了吗？比方说，我并不是想说在经过了二十五年后，‘蛤蟆’的脸上还保留着我身体的重量留下的印迹。在那个时候，尽管要比现在的我瘦——”

校长已经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差不多是跑向了克鲁格。

“我记起来了，”他说，哽塞了一下，“有一些事我要告诉你——非常重要——sub rosa[15] ——你能跟我到隔壁的房间里呆一会儿吗？”

“好的，”克鲁格说，起身离开他的椅子。

隔壁是校长的书房。高高的落地钟在六点十五分的地方停住了。克鲁格快速地转动着脑子，身体中的黑色在吮吸着他的心脏。我为什么在这儿？我要离开吗？我要呆下去吗？

“……我亲爱的朋友，你很清楚我对你的敬重。但是你是一个梦想家，一个思想者。你没有搞清现在的情况。你说了一些难以置信的、不能提及的事。不管我们怎么想的——关于那个人，我们不能和别人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其危险的地步。你正在毁掉……所有。”

亚历山大博士悄悄进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到克鲁格胳膊旁边，他的殷勤，他的帮助，他的savoir vivre[16]真是没话可说的。

“那样的话，”克鲁格说道，没有理睬那些多余的东西，“我遗憾地说，你提到的策略仅仅是一个无用的影子——也就是马后炮。你应该早点提醒我，你知道，我到现在还不能明白你要我去拜访那个——”

“是的，拜访领袖，” 阿卒罗斯快速打断他说，“我相信，当你知晓了那份宣言后，那份被意外推迟宣读的——”

挂钟突然响了。亚历山大博士在这些事方面是一个能手，他又是一个很井井有条的人，因此止不住想动动手、显示一番修理匠的冲动，此刻，他已经站在一张椅子上，正在摆弄钟的挂针和打开的钟的表面。他的耳朵和生龙活虎的侧影在落地钟的玻璃里倒映出来，呈现出粉彩色状。

“我想我还是选择回家，”克鲁格说。

“留下来，我求你了。我们现在马上就宣读，然后签署那份真正的历史文件。你必须要同意，你必须要成为信使，你必须是那只鸽子——”

“该死的钟，”克鲁格说，“喂，你能让它停下来吗？你是把橄榄枝和无花果叶搞混了，”他继续说道，再次朝向校长。“但是，这既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因为为了我的生命——”

“我只是恳求你再想一想，避免做出鲁莽的决定。那些对于校园往事的回忆很有意思——小吵小闹——还有一个毫无害处的绰号——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认真对待了。来吧，让我们回到同事中间，履行我们的责任。”

阿卒罗斯博士的演讲热情似乎已经减弱下来，他简单地告诉听众，那张大家都要看和签名的宣言已经印了每人一份。每一个人都要留下亲笔签名。他说，他被告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每一份宣言上展示一下他们的个性。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没有说，我们认为他其实也不知道，但是克鲁格思忖从这个愚蠢的方式中显然可以看出“蛤蟆”怪诞的行事方式。阿卒罗斯和亚历山大这两位老好先生以尽快的速度分发宣言，就像魔术师和他的助手分发他们要表演的东西给观众检查，速度极快，人们根本没有时间仔细查看。

“你也拿一张，”老先生对年轻博士说。

“不，真的，不行，”亚历山大博士申明，每个人这时都能看到他漂亮的脸蛋上泛出玫瑰色的窘迫。“不，确实不行。我断断不敢。我卑贱的签名肯定不能和大家让人敬畏的签名一同出现。我什么也不是。”

“拿着——这是你的，” 阿卒罗斯博士出人意料地不耐烦地说道。

动物学家并没有费心去看宣言，借了一支笔，签上名，侧过胳膊把笔递还过去，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现在找到的、唯一能看上几眼的东西上——一本老版贝德科旅游指南，里面有埃及的景观和沙漠中舟船的侧影。这个可怜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可收集的，除了直翅目昆虫以外。

阿卒罗斯博士在红木桌子边坐下，解开他的外衣，把袖口拉上来，把椅子靠近桌子，像钢琴家那样查看一下自己坐的位置，然后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支漂亮的笔，亮闪闪的，由水晶和金子制成；他看了一下笔尖，在一张纸上试写了一下，接着屏住呼吸，慢慢地写出他的大名，签名笔迹盘旋而行。完成了收尾的装饰性一笔后，他拿起钢笔，审视他灿烂的创作。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上的金色魔笔（也许是对今天晚上它的主人各种用力的动作导致其脑部震荡的怨恨所致）在这张珍贵的文件上滴下一滴大大的墨汁。

瞬间，他脸涨得通红，额头显出一个V形青筋，亚历山大博士连忙过来帮他吸墨。这张一角沾了墨渍的纸张最终吸干了墨水，文件的底部并没有受到影响，可怜的老博士还在小心地擦拭。亚当·克鲁格从旁边清楚地看见了那些淡淡的蓝色墨渍：一个别致的脚印，一个匙形的水坑的轮廓。

葛黎曼重新读了两次文件，皱了两次眉，想起了他的那份资助款项，有色玻璃的三角顶饰和他选择的特别款式，以及第三○六页上的注脚，关于那堵坍塌了的墙的确切年代，这个注脚将会引发很大的争议，想到这些，他附上了他精致但出奇难辨的签名。

博埃原本在一张有着围幔的椅子上享受美妙的瞌睡，但被猛地唤醒，他读了一下，擤了擤鼻子，自咒为什么在那天改变了国籍——然后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与这种异国风味的政治做斗争不是他分内的事，他把手帕卷起来，看看别人已经签了，于是他也签了。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后者的脸上显出一种怀疑的和稍稍紧张的微笑。他们谐调一致地签上了名字，但是随后悲哀地发现在交换意见时，他们不知怎么地互换了文件，而每份文件上都有要签名的人的地址和姓名，印在左边一个角落。

其余人先是发出一声叹息，然后再签上名字，或者没有叹息就签名，或者先签名——后叹息，或既不是先叹息也不是后叹息，而是想了一会，随后签上名字。亚当·克鲁格，他也，他也打开了他那支生了锈的、摇摇晃晃的钢笔。隔壁书房的电话响了。

阿卒罗斯博士亲自把文件递到了他手中，并站在一旁守候着，克鲁格不慌不忙地戴上眼镜，开始读文件，头往后仰一直靠到椅背套上，那几张纸拿得高高的，手微微抖颤着。他的手比平时要颤抖得厉害，因为现在已是午夜之后，他疲惫得不行了。阿卒罗斯博士不再守候，他感到他的心在震动，仿佛是要拿着快熄灭的蜡烛去爬楼梯（当然是比喻说法），这时克鲁格已快要读完文件（只有三页半），手伸向上装口袋里的钢笔。一阵强烈的轻松感使得蜡烛的火苗蹿起，阿卒罗斯看到克鲁格把最后一页纸放到平展的、套有印花装饰布的木制沙发椅扶手上，然后旋开钢笔笔套，把笔的另一头插进套子里。

克鲁格准确、轻柔地划了一笔，动作与他魁梧的体型一点儿都不相称，他是在第四行中加了一个逗号。然后，他重新旋上钢笔笔套，把文件递还给被弄得精神错乱的校长。

“签名，”校长以一种奇怪的机械的声音说道。

“除非是法律文件，”克鲁格回答道，“而且还不是所有的法律文件，我从来没有签署过，也不会签署不是我写的任何东西。”

阿卒罗斯老先生朝四周瞥了一眼，胳膊慢慢地举起来。奇怪的是，没有人在看他，除了海德龙，那个数学教授，消瘦的脸上蓄有所谓的“英国式”的胡子，手上拿着一只烟斗。亚历山大博士在旁边的屋里接电话。那只猫在校长女儿闷热的房间里睡觉，女孩正在做梦，梦到在找一罐苹果酱，但却找不到，她知道那罐酱是一只船，她曾经在贝沃克看到过，有一个船员靠在船边，向船外吐吐沫，她看着他的吐沫往下滴，滴，滴到令人心醉的海洋的苹果酱里，她的梦境是一片金黄色，因为她没有把灯关灭，她原想一直要醒着，直到她老父亲的客人离开。

“再说，”克鲁格说，“那些比喻都是一些大杂烩，那句说准备在我们的课程中增加对政治的理解以及给我们带来好处的话，语法真是可怕，我即使加了一个逗号，也无济于事。我现在要回家了。”

“Prakhtata meta!”可怜的阿卒罗斯向着寂静的客厅哭喊道。“Prakhta tuen vadust, mohen kern! Profsar Krug malarma ne donje ... Prakhtata![17]”

亚历山大博士有点像那个梦中消失的船员，重新出现、打着手势，然后向校长叫喊，阿卒罗斯手中仍旧攥着那份没有签名的文件，呜咽着朝他的助手快步走来。

“来吧，老伙计，别傻了。把那份倒霉的东西签了，”海德龙说道，身子朝克鲁格倾斜过去，那只拿着烟斗的手放在克鲁格的肩上。“这到底会有什么关系呢？画上你那价值连城的一笔吧，来吧。没有人会来关注我们画的圈，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个地方画圈。”

“不，不是在思想陷在泥潭里的时候，先生，不，不是在思想陷在泥潭里的时候，”克鲁格说，第一次在这个晚上露出笑容。

“哦，别做一个自负的书呆子，”海德龙说，“你干吗要让我感到不舒服呢？我签了名——我头上的那些神明并没有被惊动。”

克鲁格没有看他一眼，他抬起手轻轻地摸了一下海德龙花呢服装的袖口。

“是这样的，”他说，“你的道德标准是什么，我管不着，你只管画你的圈去，只管向我的孩子展露你的魔法去吧。”

有那么一瞬间，他再次感到黑色灼热的悲痛涌上心头，整个房间几乎都要融化了……但是，阿卒罗斯急匆匆地回来了。

“我不幸的朋友，”校长充满情意地说，“你今晚来到这里真是勇气可嘉。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当然，你不可能把心思放在这里——你的决定和签名可以拖后再说——我敢肯定，在这个时候打搅了你，我们都感到羞愧无比。”

“往下说，”克鲁格说，“说呀。你的话听起来像谜语，但是别让这打断你。”

阿卒罗斯很尴尬，以为他被一则错误的消息骗了。他眼睛瞪得很大，说话结巴：

“我希望，我不是那个……我是说，我希望我是……我指的是，难道你没有……你家难道不是有不幸的事发生了吗？”

“如果有的话，也与你无关，”克鲁格说，“我要回家去了，”他接着说，声音突然间大得可怕，这霹雳般的声音只有在他讲课讲到高潮时才会出现。“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能开车带我回去吗？”

亚历山大博士从远处向阿卒罗斯博士点点头。

那个乞丐已经被请走了。两个士兵挤靠着坐在汽车踏板上，像是在守卫这部车。克鲁格一心想避开与亚历山大博士说话，他快速地钻进汽车的后座。但是，让他恼火的是，亚历山大博士这次并没有去掌管方向盘，而是坐在了他旁边。其中一个士兵驾驶汽车，另一个把胳膊肘子舒舒服服地伸向外面，汽车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轰鸣一下，驶向黑暗的街道。

“也许你会喜欢——”亚历山大博士说道，一边在摸索着找什么东西，他想找到一块小地毯，好让他和他的同伴的脚搁在一起。克鲁格嘟哝了一声，把那玩意儿踹在一边。亚历山大博士一拽安全带，身子扭动，扣上，然后很惬意地坐好，一只手很放松地放在安全带上。路边一个街灯偶然间发现了他佩戴的蛋白石戒指，但很快又忘了在哪儿了。

“我必须承认，我很佩服你，教授。自然，在那群可怜的昂贵的化石人中，你是唯一一个真正的汉子。我知道，你不是经常见你的同事们，是吗？你肯定觉得很不自在——”

“又错了，”克鲁格说，打破了他许下的保持沉默的誓言。“我尊重我的同事们，就像尊重我自己一样。有两件事让我尊重他们：因为他们能够在专业的知识中找到真正的快乐，因为他们不会轻易去干谋杀的事。”

亚历山大博士把克鲁格说的话错当成了他喜欢说的那些意思朦胧的讽刺语，因为他曾被告知，克鲁格对这乐此不疲。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笑了起来。

透过快速向后移动的黑夜，克鲁格向他瞥了一眼，然后把脸转开，不再理他。

“你知道，”这位年轻的生物动力学家继续说道，“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教授，似乎众多的羊群远不如一只孤独的狼来得受到重视。我在想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比如，我想，如果我们这个异想天开的政府不理睬羊群，尽管显然很矛盾，转而向那只狼奉上最最慷慨的职位，你的态度又会怎么？当然，这只是一个匆匆而至的念头而已，你也许会对这种矛盾的说法感到好笑（说话者简单地表演了一下嘲笑的做法），但是这种或者是其他可能，也许是恰恰相反的可能，我还是会想到。你知道，当我是学生时，住在一个阁楼上，房东太太、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妻子，说我总有一天会让房子着火，因为每天晚上我都要用上很多蜡烛，一门心思地从各个角度研读你的书的每一页——”

“给我住口！”克鲁格说，突然间语气之严厉、乃至粗暴，让人好生奇怪，因为这位年轻科学家天真的、好意的、如果不是那么聪明的闲扯（很显然，害羞的他变得唠叨起来，而这样的情况常常会发生在那些过度紧张、营养不良的年轻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自慰行为的受害者身上，在他们和一些真正的大人物，比如说，老板的私人朋友或者公司头头本人，再或者是头头那名叫高皋列夫耶的妻弟相伴时尤其如此）并没有给克鲁格以充分的理由粗鲁打断对话，不过肯定的是，这以后的行程中，沉默笼罩了整个车厢。

直到一路颠簸不停的汽车拐弯进了普里高姆巷子的时候，这位恐慌不已的年轻人才重又开口说话，他无疑意识到了这位鳏夫心绪的迷乱。

“我们到了，”他和颜悦色地说，“我希望你带着你的sesamka（大门钥匙）。我们得立即赶回去了，对不起。晚安！做个好梦！Proshchevantze！”（“再见”的幽默表达。）

汽车消失了，而车厢门关上的响声依旧悬在半空，像一幅空空的乌木做的画框。但是，并不只剩克鲁格一个人在那里：一个像帽盔一样的东西从门廊的台阶上滚下来落到他的脚边。

特写！特写！在门廊道别客人的阴影处，一个年轻人，穿着美国橄榄球队员的服装，月光下白色的肩膀高高隆起，脖子细长，两者奇怪地凑在一起，他与一个身影模糊的卡门[18]模样的小女孩站在一起，两个人紧紧粘在一起，像是橄榄球赛中的僵持状态——这两个人的年龄即使加在一起也要比旁观者的至少小十岁。女孩黑色的裙子呈花瓣状，半遮半掩地盖住了她恋人的奇异服装装饰下的胳膊。一件点缀着金属挂物的披肩从她的左手坠落下来，柔弱胳膊的内侧穿过黑色的薄沙。她的另一只胳膊抱住男孩的脖子，手指紧紧地从后面插入他的头发；是的，克鲁格可以看清一切——甚至是短小的、涂得难看得很的指甲，女学生那种突出的指关节。他，这位阻截队员，拥抱着的拉奥空[19]，脆弱的肩胛骨，小小的富有节奏感律动着的臀部，在他一次又一次的身体的抽动中，一滴一滴闪光的滴液秘密地向着远方旅行，女孩的眼睛闭着。

“实在对不起，”克鲁格说，“我要过去。Donje te zankoriv[20]（请原谅我）。”

他们分开了，他瞥见了女孩的脸，白白的、黑眼睛的、不算非常漂亮的脸，嘴唇闪亮；女孩穿过男孩撑着大门的胳膊，上了第一个台阶，她回头望了一下，然后飞身上楼，披肩以及上面的挂件拖在地上，星座列阵——处于极乐中的刻甫斯神（仙王座）和卡西俄珀亚神（仙后座），五车二耀眼的眼泪，北极星是小熊座毛发上的雪片，还有群星灿烂的银河——那些照向无限宇宙的镜子，qui m’effrayent, Blaise[21]，就像它们照住你一样，奥尔嘉不在那儿，但是神话却撒下一个大网，以免思想在不适宜的紧张的状态中会折断其脖子，这样就可以来回跳跃——重新跳回到浸泡在尿里的尘土中，小跑一段，在中间旋转半圈，在杂技演员似的动作中展示天堂的纯洁，一双张开的开始大声鼓掌的手，而此时他向后走去，表现出一副男子汉气概，一把接住那块小小的蓝色手帕，这是他肌肉发达、快步疾飞的伙伴在完成动作后，从她火热的起伏饱满的胸脯上拿过来的——比她的微笑更富韵味的胸口起伏——她把手帕扔给了他，他因此可以擦拭疼痛无力的手掌。

[1]法语，小点心。

[2]Hedron，源自英语后缀-hedron，表示“……面体”。

[3]法语，然而他们的脸皮很厚。

[4]法语，可怜的小孩们。

[5]原文分别为Ministers和Me Nisters，发音相近。

[6]原文分别为Ministers和Me Nisters，发音相近。

[7]Clio，希腊神话中的九位缪斯之一，主管历史的女神。

[8]拉丁语，妥协办法。

[9]即亚当·克鲁格的喉结。

[10]原文分别为animal和admiral，形成文字游戏。

[11]原文分别为feet和fleet，相互戏仿。

[12]原文分别为feet和fleet，相互戏仿。

[13]原文分别为animal和admiral，形成文字游戏。

[14]法语，拥有的童年记忆。

[15]拉丁语，秘密的。

[16]法语，礼貌教养。

[17]纳博科夫自造的语言，在巴图克格勒使用，详见《前言》说明。

[18]梅里美小说《卡门》中的人物。

[19]Laocoön，希腊神话人物，特洛伊的祭师，因警告特洛伊人勿中木马计而触怒天神，同两个儿子一起被巨蟒缠死。

[20]见《前言》以及前注。

[21]法语，它们让我害怕，布莱斯。

五

这个闹剧式的时代错置让你火冒三丈；这里充满了庸俗的成熟的感觉（就像在《哈姆莱特》里教堂墓地的场景）；这个不管怎么说都有点贫乏的背景是从其他（后来的）剧本里七零八碎凑合起来的；尽管这样，我们知道的这个经常出现的梦（发现我们自己在原来的教室里，作业根本没有做，因为我们在无意中已经缺课一万节了），就克鲁格来说，还是能很好地表达原意的。自然，关于白天记忆的脚本在事实细节方面要微妙得多，因为很多剪接、裁剪和一般的组合，这些都是由梦的制作者们来完成的（他们通常有好几个人，大多数是不识字的中产阶级，受时间所迫）；但是，表演秀毕竟还是秀，回归过去的生活状况（要从遗忘、逃避、无效率中找出台下经过的岁月）会让人尴尬，由一个大家都欢迎的梦来再现，还是要比学者讲究的、确切的记忆要好一点。

但是，这个梦果真是那么原汁原味吗？谁在那些战战兢兢的制作者后面？毫无疑问，克鲁格现在坐在边上的桌子是匆匆忙忙地从一个不同的场景里借来的，看上去更像是学校礼堂里用的，不像克鲁格儿时用过的个人物品，桌子发出一种味道（干李子，铁锈），桌子上的小洞里全是墨水，桌盖（开合时会发出“砰”的响声）上留下铅笔刀的痕迹，还有那个特殊的、马卢尔湖形状的墨渍。毫无疑问，那个门的位置也有点问题，克鲁格的一些学生，身份模糊（今天是丹麦人，明天则是罗马人）也忙不迭地汇拢过来，填满了原本应是他的中学同学留下的空白，中学同学要比其他人不太容易记得。但是，在制作者或者是负责场景的舞台人员中，有一个人……很难表达……一个无名的、神秘的天才，他利用了这个梦来传达他自己的特别的密码信息，信息与在学校的日子毫无关系，甚至与克鲁格个人的存在也没有一点关系，但是不管怎样，却把他与一种深不可测的存在方式建立了联系，这也许很可怕，也许是福音，也许什么也不是，而是一种超验的疯狂，潜伏在意识的一个角落，而且除了这以外没有什么能更确切地界定它，不管克鲁格如何绞尽脑汁。哦，是的——灯光布置很不错，观者的视觉范围奇诡地变得狭窄，似乎闭上眼帘后的记忆只是出现在梦的深褐色的阴影中，感官的乐队只是限于几种乐器，克鲁格在梦中不能思索，比一个喝醉了的笨蛋还要糟糕；但是如果观察仔细的话（在梦本身死了一万次后，日子本身一万次继承了那些满是尘土的琐事，那些债务，那些辨认不清的信件之后），还是能够看到有一个人的存在，一个早已知晓的人。有一个人已经闯入，轻手轻脚地上楼，打开壁橱，把东西稍稍弄乱。然后，一块收缩的、粉笔色的、极其轻和干燥的海绵吸足了水，直到它变得像水果一样丰硕；死寂的白色笔迹被一扫而光，青灰色的黑板上留下黑色光泽的拱形；于是，我们现在开始重新把朦胧的梦境与学者讲究的确切的记忆放到了一起。

你进入一个隧道，它穿过一栋毫无关联的房子，把你带到一个球场里面，地面铺着灰色的旧沙子，一阵雨过后就会变成泥。在两节课间，在刮风的灰蒙蒙的日子里，场地里踢起了足球。隧道的开口与场地另一端的学校的大门变成了足球的球门，但是，就像是一种动物的普通器官搁在另一种动物的身上，却阴差阳错地发挥崭新的作用。

经常会有这样的景象发生：一个普通的足球，猪肝红的内衬裹在崩得紧紧的外皮内，英国制造商的名字印在生硬的圆滚滚的球皮上，有人会在一个角落里偷偷地、小心翼翼地运球，但是在院子里是不能这样做的，要不玻璃窗就要遭殃了。

就是这个足球，这个球，一个光滑的天然橡胶制作的球，得到了当局的同意，突然被放在一个玻璃盒子里，像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得到了展示：实际上是三个球，放在三个盒子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孵化过程：第一个是新的，非常干净，整个球几乎都是白色的——那种鲨鱼肚皮的白色；然后是脏兮兮、灰蒙蒙的长到成人阶段的球，饱经踢打的球皮上粘满沙粒；最后是一具球皮松弛的、变形的球尸。钟声响了。博物馆里天黑了，再次变得空空荡荡。

把球传过来，亚当卡！一脚偏离目标的射球或者是故意的长传通常不会造成玻璃的粉碎；但是，恶意的一脚踢向屋檐拐角，反弹过来的球反而会穿窗而入。被踢得不成样子的球不会一下子引起注意。很快，再踢一脚后，球里面的空气开始慢慢释放，不一会儿，在歇息之前，它就变得又笨又重，如一双老旧的高筒套鞋，像一团可怜的橡皮海蜇，瘫软在泥泞的地上，这时一双如恶魔般绝望的靴子会最后给它一脚，把它踢得粉碎。ballona（跳舞欢庆的节日聚会）的结束。她在镜子面前取下钻石头冠。

克鲁格踢足球（vooter），巴图克不踢（nekht）。克鲁格是一个壮实、胖脸蛋、一头卷发的男孩，穿着扎眼的灯笼裤，扣子在膝盖下方（足球短裤是忌讳的），在泥地里猛烈地跑动，热情远高于踢球的技术。现在，他发现自己沿着一个像铁轨的地方往前跑（在晚上，很丑陋？呀，是晚上，老兄），穿过一个长长的潮湿的隧道（梦舞台的经营者把手边能找到的东西拿来做“隧道”道具用，也不把铁轨或者是红色的路灯给拿掉，每隔一段路，就会碰到那些在水涔涔的岩石墙边闪烁的路灯）。他的脚前有一个很重的球，每次他要踢球时，总是不停地踩在球的上面，最后，三下两下，球在岩石墙一块凸出来的地方卡住了，岩石墙上不同的地方开着几个嵌入的橱窗，一些离奇的装饰（珊瑚，海胆，香槟泡沫）使得窗玻璃显得整齐、明亮、富有生气。在其中一个窗口，她坐在那里，取下她闪着露水般光泽的戒指，解开套在她白色脖子上的钻石项链collier de chien[1]，是的，卸下她身上所有的尘世间的珠宝。他在岩石前凸出处使劲地想把足球弄出来，他勾出来了一双拖鞋，一个小小的红色的提桶，一幅画着航行中的船的图画，还有一块橡皮擦，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似乎等于了一个足球。要在那些摇摇晃晃的脚手架之间运球很困难，他感到他挡住了一些工人的路，他们正在装配电线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当他跑到一家餐馆时，足球已经滚到一张桌子底下，桌底有一块掉下来的餐巾布半遮掩着，那个地方就是球门，因为球门也就是一扇普通的门。

如果你打开门，你发现几个“多愁善感者”（zaftpupen）在衣架后面靠窗的座位上坐着发呆，巴图克也会在那里，吃着一个门房给他的又甜又黏的东西，那是一个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兵，留着一副很有尊严的胡子，眼神猥亵。铃声响起的时候，巴图克会让那些脸上红扑扑、脏兮兮的一拥而出向着教室跑的男同学们先出去，然后，他自己安静地走上楼梯，黏乎乎的手摸着楼梯扶手。克鲁格要把足球放回去，因此耽搁片刻（在楼梯底下有一个很大的放玩具和假珠宝的盒子），他从后面赶上来，快速地在巴图克的屁股上拧上一把。

克鲁格的父亲是一位名气响亮的生物学家。巴图克的父亲是一个小发明家，素食者，神智学者，一个精通毫无价值的印度学的专家，曾经一段时间他似乎还在一家印刷行呆过——主要是印一些骗子和失意的政治家的作品。巴图克母亲来自马西兰（沼泽地），是一个无精打采、肌肤松弛的女人，在生巴图克时死去了，他父亲在她死后不久又娶了一个年轻的跛脚女人，他专门给她发明了一副新支架（她比他活得长，那副支架也留了下来，现在她在某个地方一瘸一拐地出现）。男孩巴图克有一张面色苍白的脸，青灰色的头颅，头盖骨上有一些隆起部分：他父亲每个星期一次亲自给他修面——无疑，这是一种神秘的仪式。

没有人知道“蛤蟆”这个绰号是怎么得来的，他的脸并没有可以让人联想到那种动物的地方。那是一张奇怪的脸，所有的五官都处在合适的位置，但是不知怎么地却又分散开，极不正常，似乎这个小东西做过某种脸部手术，脸上的皮肤像是从身上其他部位借过来似的。这样的印象也许主要是因为他毫无表情的脸部特征：他从不微笑，当偶然打喷嚏时，他会尽力控制住动作，不发出任何响声。他那煞白的小鼻子，加上他身上穿的干净整洁的蓝色盖拉提布[2]衬衫，使得他看上去就像裁缝店橱窗里的蜡像中学生，但是他的臀部要比那些人体模型要丰满得多了，走起路来有点像鸭子一样蹒跚，脚上穿着一双拖鞋，曾经招致很多讥讽。有一次他被人狠狠地殴打，人们发现紧贴着他肌肤的内裤是绿色的，那种台球布的绿色，而且显然就是台球布做的。他的手总是那么冰冷、黏湿，讲话时发出奇怪的平稳的鼻腔音，他还会一种令人恼火的鬼把戏，用回文的方式来称呼他班上同学的名字——比方，亚当·克鲁格（Adam Krug）被称做Gumakrad[3]或者是Dramaguk[4]，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幽默，他是一个缺少幽默的人，而是就像他曾经详细地对班上新来的同学说过的那样，是因为他认为，一个人要牢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由二十五个字母、以不同的排列方式组成。

假使他是一个讨人喜爱的人，一个好伙伴，一个可以相处的俗人，或者是还算可爱的怪异男孩，有着男孩都应有的肌肉的话（像克鲁格一样），那么他的那些特征本是可以得到原谅的。但是，除了他的怪诞以外，巴图克还是一个沉闷、平淡无味的人，而且气量极其小。后来人们说起来，大家都会得出一个意外的结论，那就是他在一个小肚鸡肠的世界里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因为每次他沉溺于卑鄙、小气时，他头脑里其实肯定都在这么想，那些报复他的同班同学们曾是如何每一次让他经历地狱般的肉体痛苦的过程的。奇怪的是，我们一点都记不起来哪怕是一次巴图克大耍卑贱、小气的具体例子，尽管对于他因此而遭受到的“回报”还历历在目。比如说，笔迹装置事件。

他那时可能是十四岁，或十五岁，他父亲发明出了唯一一个确定能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装置。这是一个像打字机一样的便携机器，可以模仿出自己的笔迹，逼真到无可挑剔。你提供给发明者你的笔迹的各种样本，他会研究笔划和笔划间的联系，然后就会炮制出你个人的笔迹图本。复制出来的笔迹模仿你常写的基本无异，至于一些不重要的笔划的变化，键盘上的一些键会进行专门处理，每个键负责一个字母。标点也会呈现不同的样子，以表现不同情况下的书写风格，一些如空格以及专家所谓的“渐变群”这样的细节也得到了处理，以避免结果过于机械式的统一。尽管仔细辨认下还是能发现机械制作的痕迹，但是用这个东西行骗，大都还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你可以模仿出一个记者的笔迹，然后作弄他和他的朋友。尽管这种造假笨拙，毫无意义可言，但是还是抓住了一些诚实消费者的猎奇心和幻想：一些以新奇的方式模仿自然的东西总是能对头脑简单者产生吸引力的。一台真正好的、能够模仿出多种形式笔迹的装置价格非常昂贵。即使这样，订单还是如潮涌来，一个又一个购买者享用这个奢侈的东西是为了一睹自己并不复杂的人格怎么通过这台神奇的玩意儿凝聚成了什么样的本质。在一年的时间里，三千台笔迹装置被卖了出去，在这个数目中，多于十分之一的机器被兴高采烈地用于欺诈（不管是骗子还是被骗者在这个过程中都是愚蠢可鉴）。巴图克老爹正要着手建一家特殊的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这时国会一纸命令禁止在国内制造和销售笔迹装置。从哲学原理上来说，这种笔迹装置作为埃克利斯主义信奉者的象征倒是完全有道理的，它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机械装置是可以复制人格的，质量仅是数量分配的一个方面。

发明者送出的第一批样品之一是给他儿子的生日礼物。巴图克把它用到了对付家庭作业上。他写的字像是往后爬的蜘蛛，在那些个跛足的字母中，弯曲的“t”鹤立鸡群，特别醒目，所有这些他的机器都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出来。他还一直有写字时留下墨渍的习惯，所以他父亲干脆给他的机器增加了几个键，一个用于模仿沙漏形墨渍，另外两个则是圆形的。但是，巴图克并没有使用这些附加键，而且他做对了，因为他的老师发现他的作业变得整洁了，而那些他碰巧使用的问号则显得要比往常更黑、更浓：这是他父亲没有预料到的，这也是发明家常常有的一个问题。

可是很快，这样偷偷摸摸的快乐走向了结束。有一天，巴图克把机器带到了学校。数学老师，一个高个子、蓝眼睛、留着一把黄褐色胡子的犹太人，要去参加一个葬礼，数学课上的三个小时于是整个成为笔迹装置的展示时间。装置很漂亮，一束春天的阳光刚好撒在上面；外面的雪正在融化、滴水，宝石在泥地里闪光，彩虹色的鸽子在潮湿的窗台上发出“咕咕”的叫声，球场那边的房子的屋顶发出钻石般的光芒；巴图克粗短的手指（指甲能啃的都被啃光了，一条黑色的边界嵌在黄色的肉里面）敲打着亮闪闪的键盘。必须承认，整个过程表明了他的一种勇气，因为他周围是一帮特别不喜欢他的粗野的孩子，他们要是想把他的机器砸成碎片，他根本没有办法阻止。但是，他却坐在那里，沉着冷静地输入一些文本，然后用他尖尖的带着拖腔的声音解释这个东西的绝妙之处。一个名叫辛普费的有着阿尔萨斯血统的红发男孩说：“让我来试一下！”他有一双极其敏捷的手。巴图克空出一个地方，让他过来，指导他——一开始，还卖了个关子——敲键盘。克鲁格是第二个来试的人，巴图克同样也帮他，直到克鲁格心中的另一半在他大拇指有力的敲打下开始顺从地落下来：我是蠢货，蠢货是我，我许诺要付十个一千五百二十五克伦来买这个东西——“快，哦，快，”巴图克急急地说，“有人过来了，快把东西放起来。”他把它放进课桌，把钥匙搁口袋，然后快步跑向洗手间，这是他在激动的时候常做的事。

克鲁格与辛普费密语了几句，一个简单的行动方案出炉了。上完课后，他们哄劝巴图克再让他们看一眼机器。等到课桌一打开，克鲁格一把拉开巴图克，一屁股坐在他身上，辛普费吃力地打出一封短信，把信扔进信箱，然后克鲁格才放了巴图克。

第二天，那个患风湿病、说话声音颤抖的历史老师的年轻妻子收到了一封短信（写在一张有横线的纸上，边上有两个洞），内容是恳求约会。这个和蔼可亲的女人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向其丈夫抱怨，而是戴着一块厚厚的蓝色头巾在路上拦截了巴图克，对他说他是一个淘气的大男孩，她有意地抖动起她的臀部（在那个年代，裹得紧紧的腰臀看上去就像是一颗倒转过来的心脏），建议说他们可以乘坐一辆kuppe（封闭马车），到一间无人居住的公寓去，她可以在那儿心平气和地好好数落他一番。尽管此前巴图克预料到会有坏事发生，并时刻提防着，但他没有想到落到他头上的会是这种事，所以他竟然还跟着那个女人上了一辆老旧的出租车，过后他才醒悟过来。几分钟后，在国会广场遇到堵车时，他从车里溜出来，满脸羞辱地飞奔而逃。这场trivesta（情事的细节）是怎么传到他的伙伴中的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样，这次事件成为了一个传奇故事。有那么几天，巴图克一直避人而走，而辛普费也消失了几天：有意思的是，还发生了一个搞笑的巧合，辛普费的母亲在商店购物时，不知哪个坏蛋在她的包里放了一个神秘的炸弹，她被严重炸伤。当巴图克再次出现时，他还是原来安静的样子，也没有提他的那台机器，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带到学校来过。

那一年，或者是第二年，来了一个新校长，一心想在年龄较大的学生中间树立一种他称之为“政治—社会”的意识。他制订了一个很厉害的计划——开会、讨论、组成党派团体——哦，事情多得去了。头脑灵活的学生们想法避开这些活动，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下课后或课间留下来侵犯了他们的自由。克鲁格对屈从这些愚蠢要求的学生开了一些恶劣的玩笑，狠狠地逗弄了他们。校长一方面强调参加活动纯粹出于自愿，另一方面又警告克鲁格（他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他的特立独行成为了极坏的榜样。在校长的马毛沙发上方有一幅铜版画，描绘的是一八四九年的桑德面包骚乱场面。克鲁格从来没有想过要屈服，所以非常坚定地对成绩变得中等水平不予理睬，而从此以后中不溜儿的分数就与他不再分离，尽管他的作业还是原来的水平。校长再次找他谈话。一张彩色的印刷物，上面是一个身着樱桃红的女性，坐在镜子前面。这样的情况还真有点意思：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坚定不已倾向左翼的开明的校长，正义和公平的雄辩的支持者，但却在想尽妙计胁迫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希望那个男孩能参加某个组织（比如，左翼组织），而是因为这个孩子根本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当然，公正地说，校长并不是要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强加到任何人身上，他允许他的学生们选择任何一个他们喜欢的党派，即使这个党派与当时正处于兴盛时期的国会里的派别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他的思想还的确非常开放，以至于赞同一些富有家庭的学生组成一个具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团体，或者，让那些反动贵族的儿子们与他们原来的阶层保持一致，统一在“Rutterheds[5]”之内。他所要求的只是学生们要跟着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的本性走，他唯一不能容忍的事情是在一个人身上一点都没有这样的本性的存在。在他看来，在这个年复一年、了无生气的世界的背后是阶级激情火热的相互作用，“财富”和“工作”在一些预先确定的地方迸发出瓦格纳似的响雷，而拒绝在这个演出中出场，无疑是对他理想化看法的恶意侮辱，同时也是对“工会”的侮辱，因为每一个演出者都属于这个组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有必要向教师们指出，如果克鲁格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从辩证的角度看，对那些克鲁格的同学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没有好的脑子，却是好的公民。教师们对这个精神心领神会，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通过了考试还真是一个奇迹。

在那一年的最后一个学期，一件醒目的事情是巴图克的突然崛起。尽管似乎所有人都不喜欢他，但是当他开始不声不响地组织“普通人”党，开始慢慢地露出水面时，在他身边还是形成了一群小小的拥护者、一批卫兵。他的跟随者中每一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一点瑕疵，或者用一个教育者在一次水果酒会后说的话来说，就是“缺乏安全感的背景”：有一个男孩皮肤上总是长疖子，另一个则是害羞得有点病态，第三个曾意外地砍下了他婴儿妹妹的头，第四个说话结巴严重，你到外面去买上一块巧克力，回来时发现他还在那儿使劲地发“p”或“b”的音，他从来不会轻易就放过一个障碍，不肯随便换发另一个相近的音，最后当他终于迸发出那个音的时候，他的对话者脸上早已被喷上一脸胜利的唾沫。第五个也是一个结巴，只是情形更加复杂，他的问题是在说完一个重要的词后，会加上一个音节，听上去就像是半心半意的回声。一个好勇斗狠、长得像猿人似的年轻人给巴图克提供保护，这个人在十七岁时还不能背下数学乘法表，却能威武雄壮地举起一把椅子连同坐在椅子上的人，坐在椅子上的是另一个巴图克的信徒，学校里最胖的男孩。没有人注意到由这些不同特征的人组成的小团体是如何在巴图克周围形成的，更没有人能够明白到底是什么给了巴图克一种领导力量。

在这些事情还未发生的几年前，巴图克的父亲认识了一个名叫弗拉德利克·司考得玛的人，一个颇有名气、但又让人可怜的人。这位反传统人士——这是他喜欢被称呼的用词——在那个时候正在慢慢进入一种神秘的老态龙钟状态。他湿润的嘴唇发着红光，白色的胡须绒毛一样松软，这使得他看上去如果不是那么威严的话，至少不是那么让人害怕，他的抽搐的身体看上去像游丝般微弱，以致当他所在的肮脏的街道上的主妇们看见他老眼昏花、蹒跚而过时，都差不多要为他高声唱出哀歌来了，她们会给他买来樱桃，热的葡萄干蛋糕，他喜欢的颜色鲜艳的袜子。一些在年轻时曾被他的著作打动过的人早已忘记了那些读来诱人但深藏毒素的小册子掀起的激情涌流，而且会把他们的短时记忆归结为他本人的存在的消失，所以，当他们被告知那个司考得玛，那个六十年代的enfant terrible[6]仍旧活着时，他们都会很快皱皱眉头，不屑相信。八十五岁的司考得玛更是倾向于认为他过去喧哗的岁月仅仅是一个初级阶段，与其现在所处的哲学阶段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把自己身体的衰弱看成是走向成熟、巅峰的过程，这在他来说并不是一个不自然的过程，他因此很是自信，他让老巴图克印制出来的那篇芜杂混乱的专论必将会被认定为是一个不朽的成就。

他在文中表述了一种关于人类的新观念，可以说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大发现。他说，在世界进程的每一个特定时期，一种可以计算的人类意识在全世界人口中进行分配。但是，这样的分配不平衡，也正是这个问题导致了我们所有痛苦的根源。他说，人类就像是很多很多个容器，装有这种本质上统一的意识，可是却分配不等。但是，另一方面，他指出，完全有可能来规范人体容器的承载量。如果，比如说，一定数量的水装在不同的瓶子里——葡萄酒瓶、大肚短酒瓶、各种形状大小的药水瓶，以及所有从她的镜子里可以看得见的水晶和金色的香水瓶——液体数量的分配会是不一样的、不合理的，但是可以让其一样、平等，只要通过限定各个瓶子的水量的方法，或者除去花哨的瓶子，统一所有的容器为一个型号。他引进了平衡的观念，并视其为一种普遍福音，把他的理论称为“埃克利斯主义”。他声称这个主义完全是崭新的。是的，社会主义曾在经济的层面上倡导统一，宗教则在精神层面上允诺同样的观念，在坟墓以外大家会得到同样的归属。但是，经济学家并没有看到过财富差别可以被成功地铲除，而且实际上，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人，他们的头脑和勇气要比另一些人强，那么这样的时刻不会真正到来；同样，牧师们也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允诺的无用，因为有一些人总是得到更多的优待（有着特别天才的一些人，捕猎大型动物的猎手，象棋棋手，活力四射、多才多艺的情场老手，舞会之后取下项链光彩照人的女人），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世界简直就是一个天堂，在这个似乎人人都融化在一锅的世界里，不管别人会遭遇到什么事情，他们总是会高出一着。如果，司考得玛说，最后一个变成了第一个，或者反过来，那不就平等了，试想一下，当那个一脸趾高气扬的威廉·莎士比亚看到一个从前毫无希望的拙劣剧作写手突然盛名远扬，成为了桂冠诗人，那会是一幅怎样的情景？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指出，尽管提出了改变人类、使其与一个平衡的结构保持一致的建议，但是宏论的作者非常谨慎地略去了实现这个建议的实际方法，以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策划和指导这个过程。在整部书中，他只是津津乐道于最值得骄傲的智力与卑贱的愚蠢的区别整个在于这个人或那个人体内的“世界意识”的多寡。他似乎认为，一旦他的读者们认识到了他强调的东西的真理，那么重新分配和规范就会自动到来。另外还要注意的是，这位出色的乌托邦者的眼中是整个世界，尽管模糊不清，而不仅仅是他忧心忡忡的自己的国家。专论出来以后不久，他就死了，因此也就被免去了看见他模棱两可的、但充满善意的埃克利斯主义经历急剧变化带来的不适；这个主义（尽管还保留原名）已经被改变成充满暴力和毒性的政治教条，推崇在这个国土上强制实现精神统一，而实现的手段是通过居民中最绝对标准化的一部分人——军队——来执行，所有这些的制定者来自一个臃肿的、神圣而危险的国家。

当年轻的巴图克按照司考得玛的书组建普通人党时，埃克利斯主义的嬗变才刚刚开始，那些生活受挫的男孩聚集在一个恶臭难闻的教室里，还在摸索着如何在人体容器里进行平均化的分配的方法。那一年，一个腐化的政治家被一个叫做艾姆拉德（不是阿姆拉德，他的名字在国外常常被拼错）的大学生暗杀了。在审讯时，大学生出人意料地拿出一首他自己写的诗歌来，充满神经兮兮的、刺耳的修辞，赞颂司考得玛，因为他

……教导我们崇拜普通人

告知我们没有一棵树

离得开森林可以存活

没有一个音乐家离得开乐队

没有一个浪潮离得开海洋

没有生活离得开死亡。

自然，可怜的司考得玛不曾教授过诗中所说的任何一样东西，但是巴图克和他的朋友把这首诗歌配上“Ustra mara, donjet domra”（一首赞颂醋栗果酒醉人的特征的通俗小调）曲子，后来成为了一首埃克利斯主义的经典歌曲。在那个时候，一份资产阶级气氛特别浓厚的报纸刚巧发表了一系列卡通画，讲述埃特盟（普通人）先生和太太的家庭生活。卡通画表现了常有的幽默和同情，同时还有打了擦边球的下流场景，埃特盟先生和他的小女人的生活从起居间到厨房，从屋前花园到阁楼，所有他们日常生活涉及到的地方都提到了；另外，除了几把舒适的椅子，各种叫不出名来的电器，以及那个物自体（汽车），他们的生活与一对尼安德特人[7]的生活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埃特盟先生在卧榻上睡了一个懒散的午觉，或者偷偷地溜进厨房，用一种好色的贪婪劲儿嗅闻正在“滋滋”作响的炖菜，他这样的行为无意中代表了一种活生生的对不朽人生的拒绝，因为他的整个习性中根本就没有能够超越现世的东西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也没有人能想到埃特盟实际上正濒临死亡，这不仅是因为卡通具有的温和的幽默不允许表现他在床上死去的场景，而且也是因为背景中没有一个细节（甚至连与人寿保险公司的销售员打扑克这样的事也不行）可以让人联想到绝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到来；所以，一方面，埃特盟这个拒绝不朽的化身，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朽者，另一方面，他也不能期望拥有任何死后的生活，因为他原本布置完好的屋里连一间舒适的灵堂都没有。在这样一种有限的、密不透风的生存中，这对年轻的夫妇和其他年轻夫妇一样感到幸福：到影院看电影，工资涨了一级，嘴巴“吧唧，吧唧”地赞赏晚餐的美味——生活确确实实地塞满了这些或那些赏心乐事，而另一方面，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在使用一把传统的榔头时习惯性地砸中了自己的大拇指，或者是弄错了老板的生日。从埃特盟的海报上可以看到他抽的是成千上万人在抽的香烟，而这么多人在做的是不会错的，每一个埃特盟都能想象另一个埃特盟是怎么样的，甚至连刚刚替代了那位单调古板的末代国王西奥多的国家总统也与他人无异。在结束了一天办公后，回到（油腻的）厨房和（乏味的）婚姻的种种快乐中。司考得玛的埃克利斯主义并没有多少老年闲叨症的表现（甚至连这些也暗示了一些急剧的变化，一些对现状的不满），在看待他称之为的“小资产阶级”上面，他曾表现了正统的无政府主义的愤怒，假使他知道一帮年轻人正以一个卡通人物埃特盟的形式朝拜埃克利斯主义，他定会吃惊不已，就像那个恐怖分子艾姆拉德也会感到震惊一样。不过，司考得玛只是一种通行的幻觉的牺牲品而已：他的“小资产阶级”只是一种标签，就像是贴在一个空盒子上的标签（这个反传统者，与大多数像他这样的人一样，仅能泛泛而谈，实际上在具体事情上很无能，比如说，连彩票房里张贴的通知也不会注意，也不会很有智慧地和孩子交谈）。实际上，只要稍稍用点头脑，我们可能会发现埃特盟的很多奇怪的事，一些使得他们互相间如此不同的事，我们会知道，除了那个卡通画家笔下的转瞬即逝的人物以外，这些事根本不存在。忽然间，埃特盟变形了，他两眼微闪着（我们刚才还看到他在屋里闲庭慢步）把自己锁在洗手间里，还有他的奖品——是什么奖品，我们还是不说为好；而另外一个埃特盟，从他的破旧的办公室直接溜进了一片寂静的大图书馆里，专心致志、心满意足地查看一些老地图，这样的事他在家里是不会说的；第三个埃特盟正和第四个埃特盟的妻子焦急地谈论孩子的未来，当她的丈夫在远方的丛林中打仗时（现在他已经回家，坐在他的扶手椅里呢）她秘密地怀上这个孩子，丈夫在丛林中时，曾见到过展开的扇面大小的蛾子，夜晚颇有节奏地和无数萤火虫一起抖动的树。不，那些个普通的容器不像其看上去的那样简单：那只是魔术师的把戏，没有人知道，甚至连那个巫师般的魔术师也不清楚那些个容器到底装的是什么、能装多少。

在他的鼎盛时期，司考得玛谈论过埃特盟们的经济问题；巴图克有意在服装上模仿卡通人物埃特盟。他戴着高高的赛璐珞做的领子，极好的衬袖绑带以及昂贵的鞋袜——因为埃特盟先生只允许他的穿戴在远离躯干的地方大放光彩：油光闪亮的鞋，油光闪亮的头发。他父亲不情不愿地允许，巴图克淡青色的头颅上留起头发，以仿照埃特盟先生那梳理漂亮的脑袋，埃特盟那种可以拆洗的袖口以及星星样的链扣被巴图克依附在他手无缚鸡之力的手腕上。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种仿照已经不再那么大张旗鼓地追求了（而在另一方面，埃特盟连环画最终断刊，日后，从另一段流行不同时尚的年代往回看，埃特盟显得并不是那么典型），巴图克始终还是改变不了保持那种僵硬的表面的整洁习性；大家都知道，他很赞同一个医生的观点，那是一个信奉埃克利斯主义的医生，他坚定地认为，如果一个人要保持穿着一尘不染，他最好或者应该把每天的沐浴只限制在洗刷脸、耳朵和手。在他日后的整个历险过程中，在所有的地方，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在郊区咖啡屋漆黑难辨的密室里，在那些顽固不屈的报纸被一份份编撰出来的乱七八糟的办公室里，在兵营里，在公共大厅里，在森林和山丘里——他和一帮赤脚红眼的士兵躲在那里，还是在宫廷里——在那个地方，在对当地历史一番异想天开的研究以后，他发现自己被赋予了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都要多的权力，巴图克还是保留着已经停刊的埃特盟先生的某种品行，一种卡通似的棱角突出，一种玻璃纸口袋常有的满处褶裂、污渍斑斑的效果，但是，透过所有这一切，你还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拇指夹，一段绳子，一把生锈的小刀和一块人体器官最敏感部位的标本，连根部位血肉模糊。

在期末考试正在进行的教室里，年轻的巴图克——他整洁光亮的头发像是一个头套，对于刚剃过发的脑袋来说有点过小——坐在猿人布伦和一个油漆锃亮的人体标本中间，后者代表一个缺席者。亚当·克鲁格穿着一件晨衣，坐在他后面。一个在他左边的人让他把一本书传递给右手边的一家人，这个他做了。他注意到，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红木盒子，形状和颜色看上去像是一卷诗歌，克鲁格明白这本书里面有一些秘密的笔记，可以帮助没有准备的心中恐慌的学生。他感到很是后悔，因为这个盒子或者书从他手中传递过去的时候，他没有把它打开。考试持续了一个下午，内容是对付马拉美，他的母亲的叔叔，但是他所能记住的只是：le sanglot don’t j’étais encore ivre[8]。

他周边的人都在拼命写着。为了这个时刻，辛普费专门准备了一个苍蝇，在墨水里浸黑，巴图克在勤奋写字，而这只苍蝇正在他低着头的脑袋上剃过的地方爬着，在他粉白色的耳朵旁留下一个污点，在他白的发亮的领口上留下一个黑色的冒号。几个老师——她的妹夫以及那个数学老师——正在忙着安排一个东西，用帘子遮住，这是下一个要写的主题。这让人想到了舞台工作人员和从事丧葬的人，但是克鲁格不能看得很清楚，因为“蛤蟆”的头挡住了。巴图克和其他人都在不停地写，而克鲁格的不及格是不可避免了，一个徒作挣扎、让人沮丧的灾难，因为在过去的时光里他正在成长为一个大人，不像其他小孩一样，还在学那些简单但不知何意的死记下来的段落。小心地、无声息地，巴图克离开他的座位把考卷交给监考者，绊了一跤，因为辛普费把脚伸到了外面；透过他离开位置后留下的空当，克鲁格清楚地偷看到了下一个题目的大纲，题目很快就会公布，但是帘子还是垂着。克鲁格找到一片干净的纸准备写下他的想法。两个老师把帘子拉开。展现出来的是坐在镜子前面的奥尔嘉，正在把首饰取下来，她刚从舞会回来，仍旧穿着樱桃红天鹅绒衣服，有力闪亮的臂肘伸向后面，像翅膀一样举起，她从脖子后面解下珠光闪烁的项圈。他知道她的脊背会在那一瞬间展露出来——她那水晶般的脊背——想到每个在教室里的人都会看到这尴尬的一幕，一种痛苦的感觉传遍他全身，他在考试纸上记下了她不可避免的、催人爱怜的、无意识的身体分解的过程。亮光一闪，咔嚓一声：她双手取下了美丽的头，没有看它一眼，小心地，小心地，亲爱的，脸上微露笑颜，想起了趣事（舞会上谁能猜到真正的项链已经被典当出去了？），她把那个漂亮的仿制品放到化妆间桌子的大理石台面上。他知道，所有其他东西也会取下来，戒指连同她的手指，铜色的拖鞋连同她的脚趾，乳房和文胸……他的爱怜和羞耻像潮水般涌来，像一头美洲狮那样在舞台上下徘徊，在那个冷漠的高个脱衣舞女郎亮出最后的姿势时，一阵可怕的内疚击醒了克鲁格。

[1]法语，狗脖圈。

[2]galatea，一种结实的条纹棉布。

[3]为Adam Krug的回文。

[4]为Adam Krug的回文。

[5]纳博科夫自造的词，有可能是两个词rut （车辙）和heads（脑袋）的合写，意指“兄弟会”。

[6]法语，可怕的孩子。

[7]Neanderthal，在德国尼安德特河流域发现的原始人。

[8]法语，我喝得酩酊大醉时的呜咽。

六

“我们昨天见过，”房间说，“我是麦凯西莫夫家dacha（乡间农舍）的空余卧室。这些是墙纸上的风车。”“那好，”克鲁格说。在一间墙壁薄薄的、漫溢着松树气味的房子里的某个地方，一只炉子正在欢快地发出“噼啪”声，大卫正在说话，嗓音清脆——也许是在回答安娜·皮特陆乌娜的问题，也许是正和她在隔壁房间吃早餐。

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绝对的证据可以表明，一个人在早上醒来（再次在人格的马鞍里发现自我）不是一次绝无仅有的事件，不是一次纯粹的诞生。有一天，安波和他刚巧在讨论他们已经发明了威廉·莎士比亚全集的可能性问题，为了这个可能性的存在，得砸上几百万、几百万的钱让人相信这个骗局，用那些钱来封口无数个出版商、图书管理员、来自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1]的人们，因为为了要对那些三个世纪的文明中累积起来的关于那个诗人的参考材料负责，必须先要假定这些材料是伪造篡改过的，是由发明者硬性加进他们已经重新编辑的实际著作中去的东西；即使这样，还存在着一个障碍，一个麻烦，也许需要将其排除，就像是一副陷入困境的棋局可以通过起活一个从未被使用过的小卒来得到拯救。

当你醒来时，回顾你个人的生存状况，情况也差不多：那种回忆的结果本身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幻觉，就像是用一把画刷在平坦的表面画出深度和远景，但是，要是想创造出一种实在的现实、一种背后是确确实实的过去、一种逻辑上的联系、一种可以在掉下去的地方拾起生活的线条的现实，那么则需要比画刷更好的东西来创造。这样一种花招的微妙之处免不了是非常奇妙的，如果想到有如此之多的细节需要考虑，需要摆置，以表明记忆的行为的话。克鲁格立即知道他的妻子已经死了，他与他的小儿子已经匆匆来到乡间，从窗扉后往外望出去的景色（湿漉漉的没有树叶的树，灰色的大地，白色的天空，有着一间农舍的山丘在远处）不仅是这个地方特有的景致，而且也是要告诉他，大卫已经把窗帘拉上，没有唤醒他就已经出去了；他于是不假思索就走到房间的另一端，默默地看着长沙发上的东西——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所有一切都让他相信，孩子在这里睡过。

在她去世的那个早上，她的亲戚们就来了。前一晚，安波告诉了他们她去世的消息。请注意，回忆这架机器可以很顺利地运转：一环紧扣另一环。他们（简单地说）来了，他们侵入了克鲁格的公寓。大卫快要学完他的维莱特舞了。他们大队人马到来：她姐姐维奥拉，维奥拉令人作呕的丈夫，一个大概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及其妻子，两个远房表姐（因为有雾根本看不清楚），还有一个没有表情的老头，克鲁格从来没有见过。虚荣，虚幻地增长了的虚荣。维奥拉一直不喜欢她妹妹；在过去的十二年里她们不常见面。她头上盖着脏得要命的厚面纱：面纱遮到她长着雀斑的鼻梁上，不再往下，透过黑紫色的面纱，还是可以看见她脸上的光芒，既肉感又僵硬。她长有浅黄胡子的丈夫轻柔地搀扶着她，尽管实际上这个爱装腔作势的讨厌家伙搂住她臂肘的那份关心只阻碍了她走路快捷的精彩的步伐。很快，她把他推在一边。当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盯住窗外停在路边的两辆黑色高级轿车，神色庄重，沉静。一位着黑色服装的、扑了粉的蓝色下巴的先生，他是火葬公司的代表，过来说，现在可以开始了。与此同时，克鲁格带着大卫从后门溜走了。

提着一个箱子——克劳蒂娜的眼泪弄湿了箱子，现在还没有干——克鲁格带着孩子来到最近的车站，旁边是一批昏昏欲睡的士兵，他们要去兵营，在车站等车。在被允许登上去湖区的火车前，政府人员检查了他的证件，查看了大卫的眼球。他们发现湖区旅馆已经关门，在外面溜达了一会儿后，一个乐呵呵的邮局工作人员开着他的黄色汽车把他们带到麦凯西莫夫家。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本章开头。

这个地方让人感受到友善，公用的洗手间是唯一让你觉得被怠慢的地方，尤其是水龙头打开时，先是温吞水，然后冰冷冰冷。一根长长的白发嵌在一块廉价的杏仁肥皂里。最近一段时间，手纸不太容易搞到，扎在一根钩子上的报纸代替了手纸。在一木盆的底部漂浮着一个装有安全剃须刀片的信封，上面有S.弗洛伊德医生的头像。如果我在这儿住上一个星期，他想，这些异域的木头会因为与我的肌肤反复接触而被驯服、被洁净。他轻手轻脚地冲洗浴盆。淋浴用的橡皮管子“扑通”一声从龙头上掉了下来。两块浴巾与几只黑色的袜子一起挂在一根绳子上，那些袜子是已经洗过或者是要洗的。搁板上并排放着一瓶石蜡油，半满，和一只薄纸板做的灰色圆筒，卷手纸用的。上面还有两本通俗小说（《丢弃的玫瑰》和《顿河无战事》）。他不小心把肥皂掉到了地板上，捡起来时上面粘了很多银色的头发。

麦凯西莫夫一个人在餐厅里。这个肚子圆滚的老先生把一张书签夹入书中，站起来，态度和蔼地点点头，与克鲁格使劲地握手，似乎一个晚上的住宿是一次长长的充满风险的旅行。“你休息得怎么样（kak pochivali）？”他问道，然后把手伸向鸡冠花形状的保暖罩下面的咖啡壶，试试温度，皱起了眉头，神色不安。他满脸放光的红润的脸孔刮得很干净，就像是一个演员（那种老派的微笑）；一顶饰有流苏的无檐便帽恰好盖住了他秃顶的脑袋，他穿着一件暖和的棒形纽扣夹克。“我推荐这个，”他说，用小拇指指着。“我发现这是唯一一种不会让你肠子堵塞的奶酪。”

他是那样一种人，人们喜欢他不是因为他有耀眼的才华（这位退休经商者不具备这个），而是因为与其在一起的每一刻都让你体会到生活的滋味。有一些友谊像马戏、瀑布、图书馆，另外一些则可以与老式的晨衣相媲美。如果你把麦凯西莫夫的脑子掰开来，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你：他的观点很保守，他的趣味没有什么特色：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平淡的东西却组成了一个美妙的舒适和谐的整体。

他的诚实不掺半点沙子，他就像钢铁和橡木一样可靠。当克鲁格有一次提到，“忠诚”这个词从发音和视觉上都让他想到了阳光下一块平铺的淡黄色丝绸上放着的一把金黄色叉子，麦凯西莫夫只是很死板地回答说，对他而言，“忠诚”只限于字典上的意思。他从沾沾自喜的庸俗中挽救下了常识，心中流过的只是一股细细的情感的潜流；他那颗荒芜的、没有鸟虫的，但枝条整齐的树，在一阵湿润的风——来自他天真地认为并不存在的地方——吹过时，只是轻微地晃动一下。别人的不幸会比他自己的不幸更让他心焦不安，如果他从前是一位大海上的船长的话，他会坚守职责，与他的船只一同下沉到海底，而不是一头冲向最后一只救生船，而且还振振有词。此时此刻，他振作精神，向克鲁格敞开心扉，他们交谈政治，消磨时间。

“送奶工，”他说，“今天早上告诉我，村子里各个地方都贴了海报，邀请大家尽情庆祝秩序的完全恢复。行动计划建议已经出来。我们被要求在假日里常去的地方、咖啡屋、俱乐部以及单位大厅聚集，唱一些集体歌曲，赞颂政府。每一个区的市民聚集处（ballonas）的主任已经被选了出来。当然，我们也在想那些不能唱歌的人，那些不属于任何单位的人，他们会做什么？”

“我梦到了他，”克鲁格说，“显然，这是我的那位老同学能够希望与我联系的唯一方式。”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在学校时不太喜欢对方？”

“嗯，这需要做一些解释。我当然是讨厌他，但问题是——他也是这样吗？我记得梦到一个很奇怪的事件。所有的灯突然都熄灭了——短路或者是别的什么的。”

“这种事有时会有。尝尝这个果酱。你儿子很喜欢。”

“我正在教室里读书，”克鲁格继续说道，“天知道为什么会在晚上断电。‘蛤蟆’在断电前已经悄悄地溜了进来，此刻正在课桌里翻腾着什么——他把糖放在那里。就在这个时候，灯灭了。我回过身去，在一片漆黑中等着。突然我感到一个湿湿软软的东西搁在我的手背上。是‘蛤蟆’的吻。在我能够抓住他前，他逃跑了。”

“很有点柔情绵绵，要我说的话，”麦凯西莫夫说道。

“但是令人恶心，”克鲁格紧接着说。

他在面包上涂黄油，开始讲述在校长办公室开会的细节。麦凯西莫夫坐了下来，沉思了一会，然后手伸过桌子，用一个面包猛击一个篮子，把它击到克鲁格的盘子旁，说道：

“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你听了也许会气愤，称我是一个中间贩子，但是即使冒着让你不高兴的风险，我也要说，因为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不在乎你是否会雷霆大怒。Ia, sobstvenno, uzhe vchera khotel（我应该在昨天就提出这件事），但是，安娜认为你那时太累了。再往后拖就不好了。”

“说吧，”克鲁格说道，吃了一口面包，身子往前倾斜，因为果酱要掉下来了。

“我完全理解你拒绝和那些人来往。要是我，也会这么做的。他们会再次要你签那些东西，你会再次拒绝。这是毫无疑问的。”

“肯定是的，”克鲁格说。

“好，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事也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你在新政体里的处境。情况会很特别，我要指出的是，你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换句话说，一旦埃克利斯失去了得到你的合作的希望，他们就会逮捕你。”

“无稽之谈，”克鲁格说。

“好吧。让我们把这样的假设称之为纯粹的无稽之谈。但是这种纯粹的无稽之谈正是巴图克统治极其自然、符合逻辑的地方。你得考虑考虑，我的朋友，你必须得准备一些防范措施，不管这样的危险是多么的不可能。”

“Yer un dah（蠢话，无稽之谈），”克鲁格说，“他会继续在黑暗中舔我的手。我无懈可击。坚如磐石——汹涌的海潮（volna）在退却时卷走的是瓦砾碎片。克鲁格这一磐石岿然不动。那两三个富裕国家（一个在地图上是蓝色的，另一个是浅棕色的），我们的‘蛤蟆’渴望从它们那儿得到承认、贷款，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弹孔累累的国家期望从其阔绰的邻居处得到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这些国家对他和他的政府都将一概不予理睬，如果他……骚扰我的话。这是你要听到的我的雷霆大怒吗？”

“不是这么回事。你脑子中的实际政治太浪漫、太孩子气，整个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想想他会原谅你在以前的著作中表达的观点，我们也可以想想他会容忍一个出色的人物在这个国家中存在，从他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就像这个国家的普通的公民一样。但是，另一方面，既然可以这么想想，我们也得假定，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会把你派上特别的用处。如果这个用处派不上——那么他就根本不会费心顾及国外的公共舆论，反过来，也不会有哪个国家会费心顾及你，如果它发现这个国家有利可图的话。”

“国外学界会抗议。他们会提供一大笔钱，称一称我有多重，值多少钱（拉），购买我的自由。”

“你尽可以开玩笑，但是我还是要知道——听着，亚当，你准备做什么？我是指，你肯定不能指望你还能够被允许讲课或者出版你的著作，或者是与国外学者和出版社保持联系，你指望得上吗？”

“我不能。Je resterai coi[2]。”

“我的法语很有限，”麦凯西莫夫冷冷地说。

“我会，”克鲁格说（开始感到非常乏味），“呆着不动，隐蔽起来。与此同时，我的那些精辟的思想会被炮制成一些闲书。老实说，我根本不在乎是在这所大学，还是那所大学。大卫出去了吗？”

“但是，亲爱的伙伴，他们是不会让你安宁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我，或者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而且必须呆着不动，可是你不能。你是我们这个国家在现代时期产生的少数几个名人之一，还有——”

“还有谁是这个神秘的星系中闪亮的星星？”克鲁格询问道，跷起双腿，一只手舒舒服服地放到大腿和膝盖之间。

“好吧，唯一一个。正是这个原因，他们要让你尽可能发挥作用。他们会尽其所能，让你宣传他们的思想。风格，begonia（风采）当然是你的。仅仅是安排这些计划就会让巴图克满足不已。”

“而我则会保持又聋又哑。真的，我的亲爱的伙伴，这只是你的新闻报道。我要一个人呆一会儿。”

“‘一个人’是一个错的语词，”麦凯西莫夫提高声音说，脸涨得通红。“你并不是一个人！你有一个孩子。”

“好了，好了，”克鲁格说，“让我们——”

“我们不会停下来。我警告你，我不会理睬你的恼怒。”

“那么，你要我做什么？”克鲁格叹了一口气，问道，给自己倒了一杯温咖啡。

“立即离开这个国家。”

炉子轻轻地发着“噼啪”声，一个方形的钟的白色木头表面上画着两朵矢车菊。窗子试图露出笑容。一束淡淡的阳光洒在远处的山丘上，对面斜坡上的一间小农舍和三棵松树留下没有棱角的轮廓，山丘先是似乎朝前移动，然后随着太阳光线的减弱，又再次回来了。

“我没有看到现在离开的必要，”克鲁格说，“如果他们纠缠得太紧，也许我会考虑——但是就现在来说，我要做的只是把我的‘王’放在一边不动。”

麦凯西莫夫站起来，然后在另一把椅子里坐下。

“我知道，要让你意识到你现在的处境不是那么容易。亚当，请好好想一想：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还是任何时候，巴图克都不会让你出国。但是今天你可以出逃，伯任兹、马百勒，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已经逃走了；明天就不可能了，边境正在查得越来越紧，等到你下定决心要走时，不会有一点缝隙留下了。”

“那么，你自己为什么不逃？”克鲁格不满地嘟哝。

“我的情况有点不同，”麦凯西莫夫平静地回答。“还有，你知道，安娜和我都太老了——此外，我是一个真正的普通人，对政府不构成任何危险。而你却像一头公牛一样强健，你的一举一动都会是犯法的。”

“即使我认为离开这个国家是英明之举，我也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

“去找屠劳克——他知道，他会让你与一些必要的人联系的。这会让你花上一笔钱，但是你付得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我知道这事能够做，而且已经做过。想想在一个文明国家享有的安宁，工作的可能，你孩子会得到的教育。在你现在这个情况下——”

他制止了自己。在经历了前天晚上极其尴尬的晚饭后，他就已经告诫自己不要再提那个事了。这个奇怪的鳏夫似乎要极力避免这个话题。

“不，”克鲁格说，“不。我现在还没有准备要做这事 （ne do tovo）。很感谢你为我着想（obo mne），但是，真的（pravo），你把危险夸大了。当然（koneshno），我会记住你的建议。让我们别再（bol’she）谈论这个话题了。大卫在干什么？”

“好吧，至少（po kraïneïmere）你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麦凯西莫夫说道，捡起那本克鲁格进来时他正在读的历史小说。“但是，这事并没有结束。我也会让安娜同你谈，不管你愿意与否。她也许更能说服你。我想大卫和她一起在厨房的花园里。我们是一点吃午饭。”

昨天晚上狂风大作，风雨交加；清晨寒冷，静谧，荒芜，被雨水浸透的灰色紫菀散乱得到处都是，水滴打在气味强烈的紫色白菜叶子上，留下点点水渍，叶子粗粗的纹路上幼虫已经咬出了一些难看的洞眼。大卫睡眼惺松地坐在一辆手推车上，小个子老太太正试图在泥泞地上往前推车。“Ne mogoo（我推不动），”她笑着说道，一边把一缕银发拂到一边。大卫从车上滚落下来，克鲁格眼光从她身上移开，说他怀疑孩子没有穿外套就出来是不是会太冷，安娜·皮特陆乌娜回答说孩子身上穿着的白色套衫足够厚，足够暖和了。奥尔嘉不知怎么地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安娜·皮特陆乌娜以及她的温柔和慈祥。

“我要带他去走一走，时间会很长，”克鲁格说，“你照看他肯定已经很久了。午餐在一点，对吗？”

他说了什么，用了什么词，这不重要；他尽量避开她无畏善良的眼睛，他感到他会对不起她，在这个干枯的世界的一片寂静中，他听到了他自己的一串渺小的声音。

她站着，看着他们，父亲和儿子手拉手走向路边。寂静无声，只听见她在黑色连衣裙皱巴巴的口袋里摸索钥匙和顶针的声音。

一簇簇散架的桉树花蕾在巧克力色的马路上到处都是。果子一个个破碎不堪，脏兮兮的，但是，即使非常干净、鲜艳欲滴，也不能吃。果酱是另外一回事。不，我说：不。尝与吃是一样的。马路穿过静静的潮湿的林子，林子里面的一些枫树还保留着色彩斑斓的叶子，但是白桦树却秃得差不多了。大卫滑了一跤，他尽力延长向前滑的动作，以便享受坐在泥泞地上的快乐。起来，起来。但是，他还是坐在那儿不动，脸上的表情先是假装惊愕，再是欢笑。他的头发又湿又热。起来。这真是一个梦，克鲁格想，这样的寂静，这样的晚秋里深深的荒唐，在离家百里之外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在这儿，不在别的地方？病怏怏的太阳试图再次激活白色的天空：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两个分别是K[3]形状和D[4]形状的魅影移动过来，踩在影影绰绰的高跷上，模仿人的步伐的样子，然后淡出了。一个空瓶。如果你喜欢，你可以捡起那个司考得玛瓶子，狠狠地把它扔向树干。它会发出一声好听的碎裂声。但是瓶子只是不声不响地掉入到了一簇铁锈色的树丛中，他还得自己蹚进去捡，因为这个地方对大卫穿的鞋子来说太湿了。再试一次。瓶子拒绝破碎。好吧，我自己来。前面有一块标牌，上面写着字：禁止打猎。向着这个牌子，他使劲地扔出那个绿色的伏特加瓶子。他的身材很是粗壮。大卫往后退了几步。瓶子像星星一样爆裂。

很快，他们来到一个空旷地带。那个闲坐在栅栏上的人是谁？他穿着长筒靴子，戴着鸭舌帽，但是看上去不像农民。他微笑着说道：“早上好，教授。”“早上好，”克鲁格回答，没有停下脚步。也许是给麦凯西莫夫提供猎物和果子的人。

马路右边的那些乡间别墅大多人去楼空。但是，有那么几间还是能看到一些度假生活的痕迹。在一个门廊前，搁着一只有着铜把的黑色箱子，堆着几捆包裹，躺着一辆脚踏板被扎捆起来的可怜兮兮的自行车，这些东西等着被运走，一个镇上孩子打扮的小孩在两棵见证过更好的日子的松树间，躺在吊床上摇晃，这是他最后一次摇晃，神色忧郁。再往前一点，两个脸上留有泪渍的老年妇女正忙着埋葬一只被安乐死的狗，埋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用旧了的槌球，上面有一副年轻兴奋的牙齿咬过的印迹。在另一个花园里，一个花白胡子惠特曼[5]模样的人穿着一件毛料西装坐在一个画架前，尽管时间是早上十一点差十五分，一个平常的再不能平常的早上，但是一轮暗红的落日蔓延在他的画布上，上面有一些树和其他一些细致的画笔，他本该在前一天就画完的，但提前到来的黄昏让他只得作罢。在左边的松树林子里，在一张凳子上坐着一个腰板挺直的女孩，她正在快速说话（报复……炸弹……懦夫……哦，福科斯，如果我是一个男人的话……），举止紧张、困惑、不安，听她说话的是一个戴蓝色帽子的学生，他低头坐着，用一把细长的、扎得紧紧的雨伞的尖头拨弄着几张废纸、汽车票、松树针、一个玩具娃娃或者是一条鱼的眼睛，还有松软的泥土，那把雨伞是他那位脸色苍白的伙伴的。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这个曾经欢声笑语的胜地现在一片荒凉，百页窗都关上了，一辆破旧不堪的婴儿车横七竖八地扔在水沟里，那些个电话线杆，那些无臂无肢的落后者神色凄凉地呜咽着，与此同时一股血液冲向我们的头顶。

马路稍稍向下倾斜，然后村庄出现了，一边是雾蒙蒙的原野，另一边是马卢尔湖。小村子房屋简陋，屋顶爬满苔藓，送奶工提到的海报给村庄带来了些许文明的喜悦和城市生活的感觉。几个骨瘦如柴的农妇和她们肚子鼓出来的孩子聚集在村子会堂的前面，为了即将到来的节日人们正在给会堂点缀漂亮的装饰；从左边邮局和右边派出所的窗子里可以看见穿制服的人正井然有序地忙着，神情愉悦，聪颖的眼神充满期待。

突然间，一个刚刚装上的大喇叭冒出了声音，像是刚出生的婴儿的哭声，然后又哑了。

“那儿有一些玩具，”大卫说道，指着马路对面一间不大不小的商店，那是一个什么都卖的店，从食品杂货到俄罗斯毛皮靴子。

“好吧，”克鲁格说，“我们去看看有什么。”

但是，就在孩子急匆匆要一个人穿过马路时，一辆很大的黑色汽车从当地的高速路上出现，全速驶来，克鲁格冲过去，一把揪回大卫，汽车呼啸而过，留下一只被碾得不成模样的母鸡在马路上。

“你弄疼我了，”大卫说。

克鲁格感到膝盖一阵虚软，他让大卫快点过去，以免看到死去的鸡。

“多少次——”克鲁格说。

这部蓄意杀人车辆的模型（刚才那一幕留下的惊悸还在克鲁格的心口徘徊，尽管在这个时候，那辆车也许早已经到达或者是经过前面他们看见的地方，那儿有一个人在栅栏上休闲）立即被大卫看到，他从一堆价廉的玩具娃娃和罐头食品中拿起这个东西。模型满是灰尘，而且被划破了，但是有可以拆卸的轮子，他喜欢这个，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这个东西，让他更加爱不释手。克鲁格问脸颊红通通的年轻店员要一瓶可以装在口袋里的白兰地（麦凯西莫夫夫妇是绝对禁酒主义者）。就在他要付酒和汽车玩具——大卫在柜台上来来回回地不停地玩——的钱时，“蛤蟆”带着鼻音的、被无限扩大的声音从外面冲入店里。店员站着聆听，一边满怀热情地把装扮村庄会堂的旗子插好，从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半片白色天空和那些旗子。

“……对那些相信我就像相信他们自己一样的人，”扬声器里的声音轰鸣着说，一个句子刚讲完。

可以想像接下去的掌声被演说者的手势打断了。

“从现在开始，”这头巨大无比的霸王龙继续说道，“通向极乐的道路展开了。弟兄们，你们会得到的，通过你们互相热烈交往，通过与和谐的大众构建一致的思想和情感；市民们，你们会得到的，通过铲除那些社会不会也不应该共有的傲慢的思想；年轻人，你们会得到的，只要你们能把自己的个体融入到强大的国家中去，这样，只有这样，我们的目标才能达到。你们正在探索的个性将能够互相交流，你们不会是那蹲伏在牢狱之窗后面的非法者，每一个赤忱的灵魂将与这块土地上的另一个灵魂建立联系，是的，还有更多：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在另一个市民的内心自我中建立自己的寓所，在心灵间振翼而飞，直到你不知道自己是彼得还是约翰，你们将与国家紧密拥抱，每一个人都会高兴地成为krum karum[6] ……”

演讲在一阵“咯咯”声中断了。接着是一种昏迷过去的寂静：显然村子里的喇叭状态不是太好。

“那个让人仰慕的声音，调子抑扬顿挫到都可以拿来像黄油一样涂面包了，”克鲁格评点。

他得到的回应有点出乎意外：那个店员给他递了一个眼色。

“真是有意思，”克鲁格说，“黑暗中的一抹亮光！”

但是，那个眼色是含有具体的意思的。克鲁格转过身来。一个埃克利斯士兵正站在他背后。

那个士兵只是来要一磅葵花籽。克鲁格和大卫看了看地板上一个角落里，有一间薄纸板做的房子，大卫蹲下去往窗子里瞧，但那只是画在上面的。他慢慢地站起来，还在看着那个小屋，一边无意识地把手伸到克鲁格的手里面。

他们离开商店，为了避免重复走回头路的单调，他们决定绕着湖走，再顺着一条蜿蜒穿过草地的小路，这条路绕过林子，然后回到麦凯西莫夫的农舍。

那个傻瓜是要救我吗？怎么救？从谁那里？对不起，我坚不可摧。当然，建议我蓄上胡子和跨过边境比起来，差不多一样傻。

在考虑政治事务以前——如果那些蠢话可以算作是政治言论的话——有一些事需要先解决一下。假如在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某个性急的仰慕者不把巴图克干掉的话。误解，也就是说，那个可怜虫倡导的精神食人主义。很想知道（至少有人想知道——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那些个农民是如何理解刚才的雄辩的？也许，让他们模模糊糊地想到了教堂。首先，我要找到一个可以照料他的人，一个像图画书上那样的人，和善、聪明、极其干净。然后，我必须要为你做点事，我的爱。我们曾经遐想过，一辆机头是白色蒸汽机的医护火车载着你穿过很多个隧道到达大海边的一个山区。你在那儿会好起来。但是你不能写作，因为手指太虚弱。像月光一样虚弱的手指连一支白色的铅笔也握不住。图画很美，但是能在幕布上停留多久呢？我们期待看下一张幻灯片，但是操作幻灯的人什么也没有留下。我们是否应该延长分离的主题直到泪眼婆娑？我们是否可以说（小心翼翼地摆弄消过毒的白色象征物）火车是死亡，疗养院是天堂？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让图画自己淡出，与淡出的其他印象混为一体？但是我们想要给你写信，即使你不能回复。我们是否可以写，歪歪扭扭、摇摇晃晃、一笔一划、慢慢悠悠（我们可以写上我们的名字，或者是两三个问候的词）地在一张永远不能寄出的明信片上写？这些难道不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我对于你的死没有足够准备？ 我的智力不能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即从物质的（实际上的）断裂转变成永恒的非物质的连续，显然这是违背规律的，同时我也不能接受累积无数的思想和感知、思想后的思想、感知后的感知产生的空洞和无意义，因为一瞬间所有的东西都会失去，然后是一阵黑色的恶心，接下去则是无限的虚无和空洞。引号结束。

“看，你能爬到那块石头的顶上吗？我觉得你不行。”

大卫快步穿过一块枯萎的草地，朝向一块形状像一头羊的巨石（一些冰川无意间留下的）。白兰地不好，但还能喝。他突然想起，有一个夏日，他从这几片草地里走过，身边是一位黑头发高个子女孩，厚厚的嘴唇，手臂上长着绒毛，在碰上奥尔嘉以前他追过她。

“好的，我在看着呢。太棒了。现在慢慢下来。”

但是大卫下不来了。克鲁格走到石头边，轻轻地把大卫抱下来。这个小东西。他们在旁边一块长得像绵羊的石头上坐了一会儿，看着一辆很长的火车货车没完没了地喘着粗气经过草地边，向湖边的车站开去。一只乌鸦振翅而过，翅膀发出的“哗哗”声让这块腐烂的草地和黯淡的天空更加惨不忍睹。

“你那样会把它弄丢的，还是让我把它放到口袋里吧。”

很快，他们又开始往前走，大卫很想知道他们到底还要走多久。还有一会儿。他们沿着林子的边上，然后转向一条泥泞的道路，这条路把他们带到了现在的住地。

一辆大车停在农庄的前面。一匹白色的老马转过肩看着他们。在门廊的门槛上肩并肩地坐着两人：一个是住在山上的农夫，另一个是给麦凯西莫夫干家务活的农夫的妻子。

“他们走了，”农夫说。

“我希望他们不是出去到马路上接我们去了，我们是从另一条路回来的。进去，大卫，洗一下你的手。”

“不，”农夫说，“他们是真的走了。他们被一辆警车带走了。”

说到这里，农夫妻子的嘴巴变利索了。那时她刚从山上下来不久，看见士兵们把那对老夫妇带走了。她很害怕，不敢靠近。她十月份以来的工钱还没给呢。她说，她要把屋子里的所有的果酱瓶子都拿走。

克鲁格走进屋子。四个人吃饭的桌子已经布置好了。大卫要他的玩具，他希望他父亲没有把它弄丢了。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一块生肉。

克鲁格坐下来。农夫也走了进来，摸着他灰白的下巴。

“你能送我们到车站吗？”克鲁格想了一会儿问。

“我会有麻烦的，”农夫说。

“嘿，我会付你比警察要你干活付的更多的钱。”

“你不是警察，不能贿赂我，”这个诚实谨慎的农夫回答说。

“你是说，你拒绝？”

农夫没有说话。

“好吧，”克鲁格说，站起身来，“对不起，恐怕我还是要让你送我们。孩子累了，我不想扛着他，还有一个包。”

“你说多少钱？”农夫问。

克鲁格戴上他的眼镜，打开钱包。

“你需要在经过警局的时候停一下。”他加了一句话。

牙刷和睡衣很快就打包放好。大卫很平静地接受了突然间要走这个变化，只是提出要先吃点东西。那个好心的女人给了他一些饼干和苹果。外面下起了小雨。大卫的帽子找不到了，克鲁格给了他自己那顶宽檐黑帽，但大卫老是要把帽子拿下来，因为遮住了他的耳朵，他要听马蹄踩着泥浆地和大车轮子“嘎吱，嘎吱”的声音。

当他们走过两个小时前那个满脸胡子拉碴、眼睛闪亮的人坐过的生锈栅栏时，克鲁格注意到现在人不见了，但是有几只rudobrustki或者ruddocks（一种旅鸫科鸟）在那儿，还有一块薄纸板钉在栅栏上，上面用墨水潦草地写着几个字（早已经被雨水弄得模糊了）：

Bon Voyage![7]

克鲁格问农夫这是怎么回事，农夫没有回过头来，回答说“现在”（代替“新政体”的一个委婉说法）有很多解释不了的事情发生，最好别那么认真对待。大卫拉了拉他父亲的袖子，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克鲁格解释说，他们在讨论一些人的奇怪行为，他们在阴冷的十一月搞什么野餐。

“我还是最好直接送你们到车站，朋友，否则你们会错过一点四十的火车的，”农夫试探着说，但克鲁格让他在一间砖石房前停了下来，这是当地警察的总部所在处。克鲁格下了大车，走进一个办公间，一个络腮胡子年纪颇大的人在喝茶，他穿着制服，风纪扣松开，手里拿着一个蓝色茶碟，呷一口茶，用嘴吹一下。他说他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事。他说，那是城市宪兵，不是他这个部门逮捕的。他只能猜测他们已经作为政治犯被带到城里的某个监狱里去了。他建议克鲁格别再管闲事了，他应该感谢他的好命，他们被逮捕时，他恰好不在屋里。克鲁格说，恰恰相反，他要尽他所能弄明白为什么两个受人尊敬的老年人，在乡间安安静静地住了很多年，与什么人都没有关系，却——那个警察打断了他，说一个教授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如果克鲁格曾是教授的话）闭上他的嘴，离开这个村庄。他手上拿的茶碟再次送到他胡子拉碴的嘴边。两个年轻的警察围过来，瞪着克鲁格。

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看墙壁，看看墙上的一幅海报——想到年老警察的尴尬境地，看看一个日历（很怪异地和气压表搁在一起）；想到了贿赂：最后断定他们真的是一无所知；耸了耸他宽厚的肩，他走了出来。

大卫不在大车上。

农夫转过头，看了看空空荡荡的位置，说刚才还在，也许是跟着克鲁格进到警局里面去了。克鲁格转身回去。那个警察不耐烦地看着，一脸狐疑，说他从窗口这里一直看着大车，根本就没有什么孩子在上面。克鲁格试着打开走廊里的另一个门，但门锁着。“住手，”警察一吼，来了脾气，“否则我们以扰乱公事为由，把你抓起来。”

“我要我的孩子，”克鲁格说（另一个克鲁格，嗓子里一阵痉挛，堵在那里出不来，心急如焚）。

“收起你的玩笑，”一个年轻警察说，“这不是幼儿园，这里没有孩子。”

克鲁格（现在是怒气冲冲，脸色惨白）一把推开他，走了出来。他清了清嗓子，使出全身力量喊大卫的名字。两个穿着破旧衣服的村民站在大车边看着他，然后互相看了看，接着其中一个转过身，朝一个方向遥望。“你们——？”克鲁格问。但是他们没有回答，再次互相看着对方。

我不能失去理智，亚当九世思忖——此时此刻出现了一系列的克鲁格：东冲一下，西撞一阵，如同一个被击得蒙头转向的瞎子，四处打转；想象中攥紧拳头把一个薄纸板做的警局击成纸浆；冲过梦魇中出现的隧道；与奥尔嘉一起半身躲在一棵树后面看着大卫踮起脚尖绕着另一棵树走，他的整个身体做好了欢声大叫的准备；在一个复杂的地下城里搜寻，在那里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孩子正在被一些经验丰富的手折磨，尖叫不断；抱着一个穿制服的畜生的靴子；在一堆掀翻在地的乱七八糟的家具中把那个畜生勒死；在一个黑漆漆的地窖里找到一具小小的骷髅。

有一点现在需要提到，在大卫左手第四个手指上戴着一个小孩用的搪瓷戒指。

他正准备再次向警察发起攻击，这时他注意到在警局砖石房子边上有一条狭窄的巷子，两边有很多枯萎的荨麻（那两个村民刚才就是朝这个地方眺望了一会），他进入巷子，脚下给一根圆木狠狠地绊了一下。

“小心，别把腿给折坏了，你还是要用它们的，”农夫笑嘻嘻地说。

巷子里，一个赤着脚，病怏怏，穿着打红色补丁的粉红色衬衫的小男孩正在抽打一个陀螺，大卫背着手在一旁观看。

“这简直不能容忍，”克鲁格说，“你永远永远不该像这样乱跑。闭嘴！是的，我要抓住你不放。走，走。”

两个村民中的一个轻轻地敲敲他的太阳穴，露出一副很有远见卓识的神态，他的同伴则点点头。在一扇打开的窗前，一个警察手拿一个吃了一半的苹果指着克鲁格的后背，但是被一个更为稳重的同事制止了。

大车继续往前走。克鲁格摸索着找他的手帕，没有找到，用手掌擦脸，他的手还在颤抖。

这个名字很好听的湖只是一片毫无特色的灰色水域，当大车走上沿着湖边通向车站的公路时，一阵微微的冷风像一双看不见的手拂起那匹老马纤细的银色鬃毛。

“我们回去后我的妈妈会回来吗？”大卫问。

[1]Stratford-on-Avon，莎士比亚故乡。

[2]法语，我保持沉默。

[3]克鲁格的英文为Krug。

[4]大卫的英文为David。

[5]指美国十九世纪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有留着大胡子的照片。

[6]krum与karum两词发音相近，可理解为“紧密不分的”。

[7]法语，一路顺风。

七

一只绘有蓝色紫罗兰的刻花玻璃杯，一壶热潘趣酒放在安波的床头柜上。他的床（他正患严重的感冒）正上方的米色墙面上有一套三联版画。

第一幅画的是一位十六世纪的绅士把一本书递给一个下人，后者左手握住一根矛和一顶饰有月桂叶的帽子。请注意左边的一些细节（为什么？哦，“那是一个问题，”就像赫麦先生[1]引述le journal d’hier[2]说的那样；《第一对开本》[3]扉页上的人物像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回答了这个问题）。还请注意边上的几个字：“ink, a drug[4]”。有个人闲得无事（安波尤其喜欢这个批注）在这些字母上加了序号，这样就可以拼写出Grudinka这个词，在好多种斯拉夫语中，它的意思是“熏肉”。

第二幅画上那个下人（现在穿着绅士的服装）正从绅士（他在一张桌子上写东西）的头上取下shapska[5]。还是那个闲人在边上写着：“Ham-let[6]，或者是Homelette au Lard[7]。”

最后，在第三幅上出现一条道路，一个旅人正在徒步（戴着偷来的帽子），还有一个路标：“通向威科姆[8]”。

他的名字变化多端。他每时每刻都会变出一个替身。他的笔迹是由那些刚巧字迹同样的律师假冒的，他自己并不知道。在一五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那个湿漉漉的早上，他是莎克思比亚，而她则是格拉夫腾神庙的惠特丽[9]。几天后他变成了莎格斯比亚，而她则成为了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的海瑟威[10]。他又是谁？威廉·X，有两条左边的胳膊和一个面具，很是狡黠。还有谁？那个说过（不止一次）上帝的光荣是把一个事物隐去，而人的光荣是把这个东西找到的人。但是，来自沃里克郡的他写了那些个剧是否属实，这可以从苹果干[11]的浓度和报春花[12]的淡色中得到最满意的证明。

现在有两个主题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是用现在时演绎的莎剧，由安波在他的小巷子里一手操办，另一个是融合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混合物，奥尔嘉让人难以置信的缺席则导致了极度的窘迫。自她死后这是他们首次见面，过去是，现在更是。克鲁格不想提到她，甚至不想询问有关她骨灰的事；安波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死亡让他感到极度遗憾。如果他能自由地活动一下，他也许会静静地（对于那些习惯于认为言词要高于行动的哲学家和诗人来说，他这么做则是走向不幸的失败）拥抱他那位大块头朋友，但又恰恰做不到，因为他们中的一个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而克鲁格则至少表现出有一半要躲着他的意思。他是一个不好相处的家伙。说说这个房间吧。说一下安波明亮的褐色的眼睛。热潘趣酒，有一点发烧。他的蓝色静脉特别明显的鼻子和毛茸茸的手腕上戴着的手镯。说一点。问问大卫的事。说说那些个可怕的彩排。

“大卫也让感冒击倒了（ist auk beterkeltet），但是，这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回来（zueruk）的原因。你刚才说那些彩排（repetitia）什么（shto bish）的？”

安波满怀谢意地接上对方选择的题目。他或许想问：“那么，为什么？”一会儿他就会知道原因的。他朦朦胧胧地察觉到在那个说不清的领域存在着情感的危险。所以，他还是想在工作时闲谈一下罢了。再说说他的房间吧。

太迟了。安波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比他平时说话喷涌的方式还要夸张。如果把他的话脱水缩干，安波作为国家剧院文学顾问给人的新印象大致如下：

“我们曾有的两个哈姆莱特演员，实际上，唯一值得尊敬的两个，已经乔装打扮离开了这个国家，据说现在在巴黎大受欢迎，但这两个人在路上差点杀了对方。我们面试的那些年轻人都不行，尽管有那么一两个在形体上还算符合角色的要求。待会儿，我会说明这个原因，现在奥斯里克[13]和福丁布拉和福丁布拉斯[14]这两个角色已经占有了比其他角色更重要的地位。女王怀孕了。雷欧提斯[15]天生就学不会怎么击剑。我已经整个失去了把这出戏搬上舞台的兴趣，因为现在这个荒唐的局面我无法改变。我现在唯一的可怜的目标是让演员们采用我自己的译本，而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糟透了的本子。另一方面，我这个多年前就开始的倾心之作还没有完全完成，为了一个纯粹偶然的因素就不得不要加快速度，这让我非常恼火，当然，与那些演员的行为相比这算不了什么，你常看到他们如释重负似的不自觉地回到以前的本子（科隆博格[16]的），叽里呱啦说上一气，真是可怕之极。魏恩，那个柔弱的、认为思想要比言词更重要的家伙，总是背着我让他们这么做。”

安波接下去解释为什么新政府会认为还值得咬牙去做一个大杂烩式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他解释了该剧产生的依据。这个项目计划是魏恩谦恭上呈的，中心思想则是他从已过世的哈姆教授那里取经来的，来自这位教授的惊人之作《〈哈姆莱特〉的真正情节》。

“‘铁与冰’”（教授写到）“——这是一种物质的结合，那个出奇地死板、生硬的鬼魂[17]处处提示的结论。福丁布拉斯（象征铁）现在就是从这种结合中诞生的。根据古老的舞台规定，要预示的东西总是要通过什么东西来体现：爆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得以展现。在《哈姆莱特》里，这种展现坚定地向观众表示，这是一个关于福丁布拉斯企图夺回哈姆莱特国王从他父亲手中抢去的土地的戏。这是冲突所在，这是情节。偷偷摸摸地把这样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鲜明的北欧主题转换成一个性情多变如变色龙的、无能的丹麦人的故事，在现代舞台上，是对决定论和常识的侮辱。

“‘不管莎士比亚还是基德[18]的意图是什么，有一点毫无疑问，即这个剧的主调和行为的主要动机是揭示丹麦社会和军事的腐败。想一想吧，军队里的士兵必定是既不惧雷电也不害怕寂寞，但现在却有一个士兵在那里说什么他的心病了，哪儿还有什么士气可言！有意无意地，《哈姆莱特》的作者创造了一个大众悲剧，也由此建立了一种社会高于个人的统治权。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个剧里就没有具体的英雄。但是，他不是哈姆莱特。真正的英雄自然是福丁布拉斯，一个英气夺人的年轻骑士，俊美、健康、无可挑剔。在上帝的许可下，这位优秀的北欧青年获得了对丹麦的控制，这个可怜的国家在无能堕落的哈姆莱特国王和犹太－拉丁背景的克劳狄斯的暴政下曾受尽磨难。

“‘就像所有颓废的民主政体一样，剧中每一个丹麦人都要忍受言词的过剩。如果国家要得到拯救，如果这个民族期望拥有一个具有活力的新政府，那么一切都需改变；普通大众的思想必定要排除空话、蠢话、诗歌那样高高在上的雅品[19]，让每一个人和动物都能懂的简单朴素的语言，verbum sine ornatu[20]，配上恰当的行动，重获力量。年轻的福丁布拉斯对丹麦王位拥有继承权和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认领权。某种黑暗的暴力或者不公正的行为，某种堕落的封建主义施展的把戏，某种像由夏洛克[21]那样的金融领域里的高利贷者挑动的行会行为，这些行为剥夺了他家族的正当要求的权利，这种罪行的阴影一直高高悬在黑暗的背景里，直到在结尾场景里，大众的正义才给整个剧烙下了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封蜡。

“‘三千克朗和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并不足以征服波兰（至少在那个时候），但是事实证明，达到另一个目的却是绰绰有余。喝酒喝糊涂的克劳狄斯完全被福丁布拉斯的这个建议蒙骗了，实际上，他，福丁布拉斯率领一支征召来的军队在去波兰的路上完全是为了另一个目的而经过了克劳狄斯的领地（只是绕了个弯）。不，那些卑贱的波兰人用不着颤抖：征服不会发生，我们的英雄觊觎的不是他们的沼泽和森林。他并没有去那个港口，福丁布拉斯，这个天才战士，他的目的是停下来守株待兔，“慢步前进[22]”（在派了一个士兵头目去迎接克劳狄斯后，他轻声地向他的军队说）只能是指一个意思：慢慢地隐藏起来，而敌人（丹麦国王）却以为你已经向着波兰进发了。

“‘这个剧的情节很容易抓住，如果下面这个要素能够做到的话：艾尔西诺[23]城垛上的鬼魂不是哈姆莱特国王，他是被国王杀死的福丁布拉斯的父亲。受害者的鬼魂以谋杀者的鬼魂的面貌出现——这是多么绝妙的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将会怎样深深地激起我们强烈的赞赏！ 这个了不起的江湖骗子告诉我们的老哈姆莱特之死的故事非常雄辩，但也许远离真实，目的只是为了在国家内部造成innerliche Unruhe[24]，减弱丹麦人的士气。灌入那个酣睡者耳朵里的毒药象征了破坏性的谣言被巧妙地注入，莎士比亚时代的普通观众不会不注意到这种象征的。因此，老福丁布拉斯，以敌人的鬼魂的面貌出现，安排好了他敌人儿子的死亡和他自己儿子的胜利。不，最后的‘审判’并不纯粹出于偶然，那些‘屠杀者’的行为并不是随意的，就像霍拉旭[25]这个记录者看到的那样，事实上，当我们年轻的英雄审视着尸体成堆的场景——腐败的丹麦剩下的唯一东西——时，他的粗嗓子喊出‘杀呀！杀呀！这堆积的尸体’[26]，我们可以听到一丝深深的满足（观众们也不禁感同身受）。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到，他会由衷地发出这么一声小辈对长辈的刺耳的感谢的感叹：呀，那个老家伙干得还真不错！

“‘现在回到奥斯里克。刚才还能说会道的哈姆莱特在和一个小丑的头骨说话，现在则是轮到爱开死亡玩笑的头骨对哈姆莱特说话了。请注意这两个词并置在一起的效果：头骨－头壳；“顶着壳儿逃走了[27]。”奥斯里克（Osric）和郁利克（Yorick）[28]这两个词几乎是押韵的，区别在于这边的蛋黄（yolk[29]）在那边变成了骨头（os[30]）。这个穿着奇特的弄臣服饰的掮客故意混淆行话与外人说的话，他这样做正是在贩卖死亡，哈姆莱特刚刚在海上逃脱的死亡。那些加粗的排重的句子，那些华丽的暗讽的语言，这些都掩饰了一个深藏着的目的，一个勇敢但狡黠的主脑。谁是这些个礼仪的主人？他是年轻的福丁布拉斯最才华横溢的幕后策划者。’好了，说了这么多，足够可以让你知道我要如何忍受得了。”

对于小个子安波的抱怨，克鲁格忍不住要露出微笑。他评述说，这一切都会让人想到巴图克矫揉造作的风格。我是说这些复杂地搅合在一起的一派胡言。从强调艺术家的超然态度出发，安波说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恰好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个巴图克（Paduk[31]）或者是霸道克[32]——bref, la personne en question[33]到底是谁。接着，克鲁格向他说了去湖区的事，以及发生了什么。安波自然很是吃惊。他脑子里立即出现克鲁格和孩子在那空无一人的农舍的房间里打转的情景，房子里的两个钟（一个在餐厅，另一个在厨房）也许还在走，丝毫无损，孤单无依，在不见人影的地方依旧可怜兮兮地按照人的时间“滴答，滴答”走着。他想，不知道麦凯西莫夫是否已经收到他寄给他的那封措辞仔细的信，他在信上说了奥尔嘉的死讯和克鲁格迷茫不知所措的情况。我能说什么呢？牧师把维奥拉家的一个泪眼模糊的老人错当成了鳏夫，在他致悼词的当口（也就是那个健壮庞大的身体正在一堵厚墙后面怒火冲天的时候），他还不停地向那个人致意（他也频频地点头回应）。甚至连什么叔辈也不是，更不是她母亲的情人。

安波把脸朝向墙，眼泪夺眶而出。为了减轻一下伤感的氛围，克鲁格跟他说了他在美国旅行时碰到的一个有趣的人，那个人着迷似的要把《哈姆莱特》拍成电影。

“我们会，他说，以鬼魂开始

那是一些裹着床单的猿

出没在战栗的罗马街道上。

还有被暴徒围住的夜晚……

然后出现：艾尔西诺的城墙和塔楼，飞龙和火红的铁架，墙上的瓦片在月光下像鱼鳞一样闪光，三角房顶上形成许多美人鱼的外皮，在没有色彩的天空中熠熠闪烁，黑色城堡前的平台上绿色的萤火虫像星星一样亮闪。哈姆莱特的第一次独白在杂草丛生、野花遍布的花园里进行。牛蒡和大蓟是主要的入侵者。一只“蛤蟆”张着嘴在呼吸，坐在过世国王最喜爱的花园里的座位上眨巴眼睛。当新国王在饮酒时，某个地方响起了炮声。按照梦境和银幕上常出现的情形，大炮被转换成了花园中的几段腐朽的树干，角度倾斜，像大炮一样朝着天空，一瞬间炮眼冒出的灰白色的烟在天空中形成浮动的“自我屠杀”的字眼。

“哈姆莱特在威登堡时经常迟到，误了G.布鲁诺的课，从来不用表，总是依靠霍拉旭走慢的钟表，说好他会在十一点到十二点间到达战场，但实际上要到午夜后才出现。

“月光悄无声息地跟在全身盔甲的鬼魂后面，他的肩甲和腿甲时不时地泛起一丝闪光。

“我们会看到哈姆莱特从地毯下拖起拉特曼的尸体，拖到地板上，拖上转弯的楼梯，藏在一个不太显眼的通道里，此后出现奇怪的光线效果，然后是手举火把的瑞士人被派来查找尸体。另外一个惊险的场景是：海水翻腾，海浪汹涌，这时哈姆莱特从海水里冒出来，穿越过装着丹麦黄油的成群的木桶，钻进甲板下面的舱铺，罗森斯吞[34]和吉尔登格兰兹[35]这两个可爱的姓名互换的好兄弟——“他们来治愈（哈姆莱特），等着自己的是死亡”——正在床上酣睡。随着绿色田间和斑斓的山丘景色在我们眼前一幕一幕闪过，更多的风景旖旎的画面会一个个出现。我们或许会看到，他说（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一张鹰一般的脸，其学术生涯因为一桩不合时宜的风流韵事突然间中断了），R.跟着L.在拉丁区穿行，年轻的波洛涅斯在大学剧场里扮演恺撒，哈姆莱特戴着手套的手拿着的头颅变成了活生生的弄臣的面容（经过审查官们的同意）；也许甚至连那个壮健的老国王也出现了，手提一把长柄战斧在冰面上飞驰，勇战波兰人。突然，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个小酒瓶，说道：‘来一口’。他加了一句，从她的胸部来看，他原以为，她至少有十八岁了，但是，实际上，她还不到十五岁，这个小丫头！然后是奥菲利娅之死。伴随着李斯特的‘葬礼曲’，她会抓住柳树挣扎——或者，另一个河边女仆的父亲会说‘战扎’。一个小姑娘，一枝嫩柳。他建议，在这里来一个侧面镜头，表现波光粼粼的水面，突出‘浮动的叶子’[36]。接下去，再回到她白色的小手，一只手握住一个花环，往前伸，试图把花环套在一个银色的长柄[37]上面。现在到了最困难的地方，如何戏剧性地表现哑剧时代——pièce de résistance[38] ——的小喜剧：出人意料地弄得全身湿透的惊险动作。那个长着鹰脸的人在洗手间里向克鲁格指出（香烟与痰盂之间），这个困难部分也许可以这样得到很好地解决：只拍她的影子，她漂下去的影子，一边往下漂，一边擦过长满一簇簇鲜花的河岸的草皮。怎么样？然后：在水面上浮动的花环。凳子上的苦行僧似的皮罩（他们坐在上面）是最后的遗存物，可以表明这个高度现代的、风格多样的普尔曼式车厢[39]与原始的马车间的基因联系：从燕麦到汽油。这个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她，他说，看到了她仰躺在小溪中（拿一把桌子上的叉子搅拌搅拌可以最后变成莱茵河、第聂伯河、考顿吴德峡谷或者是新埃文河），浸湿肿大的棉服像一层朦朦胧胧的膜包裹着她，听到她梦幻似的哼着‘嗨，喏呢喏呢[40]’或者是任何一首古老的赞歌。这然后转换成叮当的钟声，现在我们眼前出现一个自由自在的牧羊人，在一片沼泽地上，那儿长着Orchis mascula[41]：一段一段的散拍节奏乐，撒满阳光的髯毛，五头羊，一只可爱的羊羔。这只羊羔，简而言之——真俊俏——是牧羊曲的主调。歌声迎来女王的牧羊人，羊羔走向了小溪。”

克鲁格讲述的轶事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安波停止了抽泣。他凝神听着，很快露出了笑容，最后，他也进入了这段轶事的境界。是的，她被一个牧羊人发现了。事实上，她的名字与阿卡迪亚[42]一个多情的牧羊人有着渊源。或者很可能，她的名字是阿尔菲奥斯[43]的回文，只是“斯（s）”掉在了湿漉漉的草丛里了——河神阿尔菲俄斯[44]，追逐一个长腿仙女，直到阿耳特弥斯把她变成了一条小溪，而这当然正合他河神的本性（维尼派革湖[45]，约五八五，维柯出版社版）。或者，我们可以认为是来自希腊语翻译过来的一个老Danske 蛇的名字，丽莱斯（Lithe），丽思萍（Lithping），薄嘴唇的（thin-lipped）奥菲利娅，阿姆莱特（哈姆莱特）的湿漉漉的梦，忘川（Lethe）里的美人鱼，一条罕见的水蛇，“科学”[46]的拉莎佳·丽思丽娜[47]（刚好可以配上你的漂亮的故事）。当他在忙着与德国女仆人打交道时，她一个人在家，坐在一个环形的窗户口，料峭春风吹得窗格“哗哗”响，她在天真地和奥斯里克打情骂俏。她的皮肤是如此的细腻，以致你只是看上一眼，一粒玫瑰色的痣就会出现。如同波提切利[48]风格的冷漠天使，她的鼻孔染有一丝粉色，上嘴唇也是染尽粉红——你知道的，嘴唇的边缘与皮肤合而为一的时候。事实证明，她也是一个厨房里干活的村姑——但是，一定是素食者的厨房。奥菲利娅，优秀的厨子。死于劳碌，闷声不响。美丽的奥菲利娅。第一对开本，做了校正但依旧存在一些错误的。“我的亲爱的伙伴”（我们或许会让哈姆莱特这么对霍拉旭说），“她像钉子一样坚硬，尽管她的身体是那么轻柔。还有柔滑：一束鳗鱼做的花朵。她是那种血色稀薄瞳色浅浅身材苗条可人纤细如蛇形般的少女，时而热情如火，歇斯底里，时而冰冷如霜，沮丧无救。以其魔鬼般的娇娆，她坚定地斩断了她雄心勃勃的父亲给她指明的道路。即使在已经变疯时，她依旧拿那个死去的人的指头取笑她的秘密。那个指头指向的是我。哦，当然，我爱她，就像四万个兄弟加起来的爱[49]，像小偷一样脸皮厚（陶土罐子，一棵柏树，指甲形的月亮），但是，我们都是Lamord[50]的学生，如果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的话。”他或许应该加上一句，在那场沉闷的演出中，他得了感冒，头昏眼花。水中女神粉红的鳃，冰冻的西瓜，l’aurore grelottant en robe rose et verte[51]。她肮脏的膝腿。

说到掉到一个德国学者的破旧帽子上的“词粪”，克鲁格建议也可以用哈姆莱特的名字加以搞定。他说，以“Telemachos”[52]为例，这指的是“来自远方的战斗”——而这恰是哈姆莱特关于战争的想法。把这个词修剪修剪，拿掉不需要的字母，那些都是次要的补充，然后这个词就变成了“Telmah”。现在，你再倒过去读。这就是一支妙笔与一个胆大无耻的思想私奔的结果，而倒过来的哈姆莱特则成为了尤利西斯的儿子，杀死了他母亲的情人们。Worte[53]，worte, worte。Warts[54]，warts, warts。我最喜欢的评论者是Tschischwitz[55]，一个满是辅音的疯人院——或者soupir de petit chien[56]。

安波实际上还沉浸在那个女孩的情景中。在很快地注意到Elsinore是Roseline的回文时——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他又回到了奥菲利娅。他喜欢她，他说。与哈姆莱特眼中的她不同，这个女孩很有魅力，一种让人心碎的魅力：那双灰蓝色的媚眸，突然间的欢笑，玲珑整齐的牙齿，看你是不是在开她玩笑时的那神态。她的膝盖和小腿，尽管很匀称，但与她细细的胳膊和轻柔的胸部相比，则太壮实。她的手掌像一个湿润的星期天，她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那上面有一小点葡萄干肉，凝结但仍然透明的鸽子血泡，它们时刻都有被那条细长的金色项链削掉的危险。还有，她清晨的呼吸，散发着早餐前的水仙花的香馥、早餐后炼乳的清香。她的肝脏有着特别的功能。她的耳垂没有任何饰物，只是曾经穿过一个小洞，挂一串小小的珊瑚——不是珍珠。她线条分明的臂肘，非常美丽的头发，精致的富有光泽的颧骨，说话时嘴唇边依稀可见的金黄色的汗毛（很惹人注意），所有这些让他（安波说让他想起了他的童年）想到了一个柔弱的爱沙尼亚女仆，在她蹲下去，腰身很低，为他拉上掉下来的袜子时，她的两个可怜地分叉开来的小小的乳房在衬衫里面惨兮兮地晃荡。

说到这儿，安波突然提高了声音，语气中露出不能掩饰的恼火。他说这么一个真正的奥菲利娅现在被另一个人替代了，那个无法忍受的格洛丽亚·贝尔毫斯，胖得无药可救，嘴巴像是扑克牌A上的红桃心，她被选上演这个角色。舞台布置者还拿来暖房里面的康乃馨和百合让她在那场“疯”戏中使用，对此他尤其愤怒不已。她和那个出品者，如同歌德，把奥菲利娅想象成一瓶罐装桃子一样：“她整个人在甜蜜成熟的激情中飘浮，”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这个德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哲学家说。哦，可怕。

“还有，她父亲……我们都熟悉他，也热爱他，不是吗？要弄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波洛涅斯，Pantolonius[57]，一个穿着垫肩长袍的慢条斯理的老糊涂，趿拉着一双用地毯质料做的拖鞋，眼镜塌陷在鼻子尖上，从一个房间蹒跚走到另一个房间，那模样看不出是男还是女，既像爹又像娘，一个拥有宦官那样舒适身体的阴阳人——可是，这个角色被另一个人替代了，一个高个僵硬的家伙，在《华尔兹世界》中演过梅特涅[58]，他坚持要保持那个狡诈聪明的国务活动家的风格。哦，太可怕了。”

但是，更糟的还在后面呢。安波让他的朋友把一本书递给他——哦，红色的。对不起，另外一本红的。

“正如也许你已经注意到的那样，那个信使[59]提到过某个克劳迪奥给了他一些信件，那些信克劳迪奥‘从他那里……得到，而他是（从船上）拿来的’；在剧本里这个人在别的地方没再提起过。现在，让我们翻开伟大的哈姆教授的第二本书。他做了什么？就在这儿。他把这个克劳迪奥提了出来——请听。

“他是国王的弄臣，这一点很清楚，事实上，在德语原本中（Bestrafter Brudermord[60]），带来那个消息的是小丑范特斯莫[61]。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费心跟循过这个原型线索，这一点让人很吃惊。另外一个同样是很明显的事实是，哈姆莱特曾闪烁其词地特别提到过要让那些水手把他的信送到国王的弄臣那里，因为哈姆莱特愚弄过国王。最后，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宫廷的弄臣常常会冠以主人的名字，只是在名字的末尾稍稍做点改变，这样整个情况就很清楚了。我们于是就有了这个有趣的意大利或者是意大利风格的弄臣，出没于这个北方的阴郁城堡中的厅房间，一个四十几岁的人，但是就像他在二十几岁时那样活力十足，二十几年前，他替代了郁利克。如果波洛涅斯是好消息的‘父亲’，那么克劳迪奥就是坏消息的‘叔叔’。他的性格比那个聪明好心的老人更加让人捉摸不透。他害怕拿着那封信直接面对国王，他灵巧的手指、好窥探的眼神早已经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他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来到国王面前，告诉他这一句话，‘你的啤酒酸了[62]’，在用词上含糊一下，变成‘你的胡子翘起来了[63]’。因此，他想出了一个妙计，一个计谋，这与其说表明了他的道德勇气，还不如说是表现了他的智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谋？它要比‘可怜的郁利克’绞尽脑汁想得出来的任何计谋还要深谋远虑。当水手们急匆匆地赶往这个让人向往不已的港口提供的快乐场所时，克劳迪奥，这个阴谋者，重新整齐地折好那封危险的信，然后轻轻松松地把它递给‘另外一个信使’，剧本里的信使，这个不明真相的人把它交给了国王。”

但是够了，到此为止。我们现在来听听下面这些著名台词安波是怎么翻译的：

Ubit’ il’ ne ubit’? Vot est’ oprosen.

Vto bude edler: v rasume tzerpieren

Ogneprashchi i strely zlovo roka —[64]

（或者，一个法国人也许会这么说：）

L’égorgerai-je ou non? Voici le vrai problème.

Est-il plus noble en soi de supporter quand même

Et les dards et le feu d’un accablant destin —[65]

是的，我还是在逗乐。现在我们来看真正的东西。

Tam nad ruch’om rostiot naklonno iva,

V vode iavliaia list’ev sedinu;

Guirliandy fantasticheskie sviv

Iz etikh list’ev — s primes’u romashek

Krapivy, lutikov —

（在小溪之旁，斜生着一株杨柳，

它的枝叶倒映在明镜一样的水流中，

编了几个奇异的花环，她来到这里，

用的是毛茛、荨麻、雏菊——）[66]

你看，我得选择我的评论者。

或者就是下面这段艰深的文字：

Ne dumaete-li vy, sudar’, shto vot eto （关于受伤的鹿的歌），da les per’ev na shliape, da dve kamchatye rozy na proreznykh bashmakakh, mogli by, kol’fortuna zadala by mne turku, zasluzhit’ mne uchast’e v teatralnoí arteli; a, sudar’?[67]

或者，我最喜欢的场景的开篇：

坐在那儿听安波的翻译，克鲁格不禁对今天这个奇怪的一天感到很是诧异。他设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会怎样来回忆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克鲁格，坐在安波的床边。安波膝盖在床罩下面拱起来，正在读着从一沓纸里面拿出来的一首无韵诗的段落。克鲁格刚刚失去了他的妻子。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击晕了整个城市。他热爱的两个人已经被带走了，也许被处决了。但是，这个房间却很温暖、安静，安波深深地沉浸在《哈姆莱特》中。而克鲁格自己对这奇怪的一天很是诧异。他聆听着那个雄浑的声音（安波的父亲曾是一个波斯商人），试图用一种简化的方式来理解他的反应。大地母亲在多年前曾孕育过一个英国人，他圆穹似的脑袋是语言的蜂巢；这个人只需对他惊人的词汇中的任何一个吹一口气，就能让那个词汇活起来，充胀起来，向外伸出触角，直到变成一个复杂的意象，有着跳动的脑子和连在一起的四肢。三个世纪以后，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国家，正试图把这些韵律和比喻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这个过程要花费无限量的功夫，至于这么做的必要性，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可循。这就有点像，一个人看到一棵橡树（我们把它称做“那个T”）在一块地上长起来，在绿色和褐色的地上落下一片独特的阴影，他开始在自己的花园里捣鼓起一个极其复杂的机器，机器本身与任何一棵树没有什么相像的地方，就像一个译者的灵感和语言与原作者的不一样，但是，经过天才般巧妙的组合，那些零件、灯光效果、催生微风的马达等组成在一起后，能够形成一片阴影，与“那个T”一模一样——同样的轮廓，同样的变化方式，在同样的位置上、在太阳光撒下的重影和单影里也起着同样的涟漪，而且是在一天中同样的时间段里。从现实情况看，如此费时费力（那些个头疼，那些个半夜获得的惊喜的胜利，但到早上清醒时却发现是灾难），简直是荒唐得要命，因为即便是最伟大的模仿杰作，实际上都预设了一种主动的思想限制，是不会那么顺服地转化成另一个人的天才的。这种自杀性的限制和顺服能否通过相应的变通策略产生奇迹，通过成千上万的文字转换，通过词汇的构织者和见证者每一次柳暗花明之时感到的狂喜而得到补救？或者，干脆说，这不就是巴图克写字机器的夸张的、崇高的复制品吗？

“你喜欢吗，接受吗？”安波迫不及待地问。

“我认为很妙，”克鲁格说，皱起了眉。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有些句子还需润色，”他继续说，“还有，我不喜欢黄昏降临的颜色——我觉得‘黄褐色’不是那么坚韧，不是那么无产阶级，但是也许你是对的。整个东西真的很好。”

他边说，边走到窗口，无意间朝院子里瞥了一眼，阳光和阴影充足（因为，奇怪的很，现在是下午时候，而不是晚上的什么时候）。

“我太高兴了，”安波说，“当然，有很多小地方要修改。我想我还是要关注‘laderod kappe’。”

“他的有些双关语——”克鲁格说，“哇，那有点奇怪。”

他注意到了院子里的情况。两个手风琴手正站在那儿，双方相差几步之远，他们都没在演奏——事实上，两个人都面露沮丧，神色紧张。几个厚下巴的小顽童侧着脸（有一个小家伙握住一根绳子，一头拴着一个玩具车）张大着嘴巴默默看着他们。

“在我的一生中，”克鲁格说，“还从没有看到过两个风琴手在同一时刻出现在同一个院子里。”

“我也没有，”安波承认道，“我现在要给你看——”

“我在想发生了什么？”克鲁格说，“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不舒服，他们不在或者是不能演奏。”

“也许是其中一个撞入了另一个的节奏里了，”安波提出了一个想法，他拿出一张新的纸来。

“也许，”克鲁格说。

“也许，他们都害怕，一旦另一个开始演奏，他就会开始赛曲，把对方比下去。”

“也许，”克鲁格说，“但是不管怎样——这都是一幅奇怪的景象。风琴手通常是一致的象征，但是，我们在这儿却看到了离奇的两重性。他们不演奏，但是却都眼往上看。”

“我现在要开始，”安波说，“给你读——”

“我知道只有另外一种职业的人，”克鲁格说，“才把眼球往天上翻。那就是我们的牧师。”

“好了，亚当，坐下，听着。或者，我是让你感到厌烦了？”

“胡扯，”克鲁格说，走回他的椅子，“我只是想知道到底什么地方有问题？那些孩子好像也被他们的沉默搞得困惑不解。这整个场面有一点熟悉，有一些东西我还一下子弄不明白——有那么一点念头……”

“下面这一段对一个译者的最大的困难是，”安波说道，他喝了一口潘趣酒，舔一下他的厚嘴唇，后背朝他的那个大枕头那边调整一下。“最主要的困难在于——”

远处传来的门铃声打断了他。

“你是在等什么人吗？”克鲁格问。

“没有什么特别的人。也许是那些个演员来了，看看我是不是死了。他们会感到失望的。”

男佣的脚步声穿过走廊。然后又回来了。

“该死的，”安波说，“你能不能，亚当，……？”

“是的，当然，”克鲁格说，“你要我告诉他们你在睡觉？”

“还有，还没有刮过胡子，”安波说，“还要继续我的阅读呢。”

一位身着线条简单的贴身鸽灰色套装的漂亮女士和一位礼服笔挺、扣眼别着一枝红艳郁金香的男士并排站在门厅里。

“我们——”那位先生开口说道，开始在裤子口袋里摸索着什么，与此同时，身体开始扭动起来，似乎一阵痉挛袭来，或者是穿的衣服不合身。

“安波先生感冒在床上躺着，”克鲁格说，“他要我告诉——”

那位绅士鞠躬说道：“我完全明白，但是这个（他空着的一只手拿出一张名片）将会告诉你我的名字和身份。我得到了指令，你可以看出来。为了服从指令，我不得不立即从我自己作为主人的晚会上脱身而走。我，也正在举办一个晚会。毫无疑问，安波先生，如果那是他的名字的话，也会像我一样立马行动。这是我的秘书——事实上，比秘书还那个一点。”

“哦，好了，胡斯塔福，”那位女士说，推了他一把。“不用问，克鲁格教授对我们的关系没有兴趣。”

“我们的关系？”胡斯塔福说道，看着她，他的贵族神态的脸上露出一种滑稽的表情。“再说一遍。听起来真温馨。”

她低下浓密的睫毛，噘起嘴。

“我不是指你说的那个意思，你这个坏蛋。教授会认为Gott weiss was[68]。”

“这听起来，”胡斯塔福继续温情地说道，“像是客厅里某个蓝色沙发的弹性很好的弹簧。”

“好吧。你要是还这么赖下去，我就不理你了。”

“看来她是对我们生气了，”胡斯塔福叹息说，转身向克鲁格。“小心女人，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对了，我得执行我的任务了。带我到病人那儿去，教授。”

“等一下，”克鲁格说，“如果你们不是演员，如果这一切不是愚蠢的演戏——”

“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胡斯塔福喉咙里兴奋地咕噜着；“这么一种文雅的行为是不是让你觉得奇怪？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这种事情与粗暴、阴沉、枪托、态度恶劣的士兵和满是泥浆的靴子——还有und so weiter[69]联系在一起。但是，上面知道安波先生是一个艺术家，一个诗人，有一颗敏感的心，于是想到在逮捕这件事上，可以来点别致且不同寻常的形式，一点高雅生活的气息、一束花、一位美丽女性的芳香，也许可以给要经受的苦难增加一点甜味。请注意，我穿着平民的衣服。古怪离奇是吗？但是——请想象，如果我的那些粗野的助手（他空着的那只手指向楼梯的方向）冲进来，开始翻箱倒柜，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把你带来的放在口袋里的那个丑陋的大家伙给教授看，胡斯塔福。”

“再说一遍？”

“我当然是指你的手枪，”女士冷冷地说。

“我说呢，”胡斯塔福说道，“我理解错了。不过，我们过后再说这事。你不用理会她，教授，她喜欢夸张。这武器其实真的没什么。平平常常的官方用的东西，号码184682，你见得多了。”

“我想，我已经听得足够多了，”克鲁格说，“我不相信枪这东西——不过没有关系。你可以把它放回去。我想知道的只是：你们是想现在就把他带走吗？”

“是呀，”胡斯塔福说。

“我一定要想出个办法去告这些混账闯私宅抓人。”克鲁格低声愤愤说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一对老夫妻对任何人都没有危害，两人身体都不太好。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我刚才突然想到，”胡斯塔福对他漂亮的同伴说道，他们正跟在克鲁格后面穿过寓舍的房间，“我们离开时，上校已经喝了好多烈酒，所以我怀疑我们回去时你的小姐妹还是不是原来那样。”

“我觉得他说的那两个水手和barbok（一种馅饼，中间有个洞，放融化的黄油）的故事非常好玩，”女士说，“你应该说给安波先生听，他是作家，也许可以把它放进他的下一本书中去。”

“那么，这样的话，你自己漂亮的嘴——”胡斯塔福又开始说道——但是，这时他们已经到达卧室门口，那位女士谦恭地站在后面，胡斯塔福又把手伸进裤子口袋，在那儿摸来摸去，随后跟着克鲁格走了进去。

男佣正在从床边移开一张mida（包着外皮的小桌子）。安波手上拿着镜子正在查看他的小舌。

“这个傻瓜到这里来逮捕你了，”克鲁格用英语说。

胡斯塔福一直在门口朝安波微笑，突然皱起了眉头，颇为怀疑地斜眼看着克鲁格。

“但是，这肯定是一个错误，”安波说，“为什么会有人要来抓我？”

“Heraus, Mensch, marsch[70]，”胡斯塔福对男佣说，等后者离开房间后：

“我们不是在教室里，教授，”他说，转向克鲁格，“所以请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找个时候也许我要请你教我丹麦语或者荷兰语，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有公务在身，这事我同巴肖芬小姐和你们一样感到反感。所以，我必须请你们注意这个事实，尽管我不反对来一点小小的取笑——”

“等一下，等一下，”安波大声说道。“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是因为昨天外面的大喇叭响的时候，我没有把窗户打开。但是这我可以解释……我的医生可以证明我病了。亚当，没什么事，不用着急。”

从客厅传过来悠闲的手指随意触动冰冷的钢琴键的声音，安波的男佣又回来了，手上拿着几件衣服。他的脸色是那种小牛肉的颜色，眼光避开胡斯塔福。看到主人惊讶地叫起来，他解释道客厅里的那位女士要他给安波穿上衣服，否则他就要被枪毙。

“但是，这太荒唐了！”安波喊道，“我不能就这么胡乱穿上衣服。我必须得先冲个澡，我得刮胡子。”

“你要去的那个安静的好地方有一个理发师，”胡斯塔福善意地说道。“来吧，起来，你真的不能太不服从了。”

（如果我回答“不”又会怎样？）

“我拒绝你们看着我穿衣服，”安波说。

“我们没在看，”胡斯塔福说。

克鲁格离开房间，走过钢琴来到书房。巴肖芬小姐从钢琴凳上站起来，身子灵巧地从后面追上克鲁格。

“Ich will etwas sagen[71]，”她说道，手轻轻地碰到他的袖口。“刚才，我们在说话时，我得出一个印象，你认为胡斯塔福和我是那种很荒诞的年轻人。但那只是他的行为，你知道，总是开witze（玩笑），逗弄我，可是，真的，我不是你或许会认为的那种女孩。”

“这些零碎东西，”克鲁格摸着他走过的一个邻近的书架，说道，“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但他把它们当成宝贝似的，如果你已经把一个瓷器猫头鹰——我没有看见这个东西——顺便搁入你的包里——”

“教授，我们不是贼，”她敛声静气地说。他的心肯定是石头做的，见她站在这儿他就没有一点儿为自己恶毒的想法感到羞耻？眼前的女孩金发碧眼，臀部紧致，两只乳房匀称，贴着衬衫边褶微微起伏，白色丝绸衬衫微湿。

他朝电话走去，拨海德龙的号码。海德龙不在家。他同其妹妹说话。随后他发现一直坐在胡斯塔福的帽子上。那个女孩又向他走来，打开她的白包给他看，不管是有真正价值的还是倾注了许多感情的东西，她一件都没有拿过。

“你还可以搜查我，”她很坚决地说，一边解开外套。“只是不要弄痒我，”这个天真无邪、汗涔涔的、说德语的女孩补充说道。

他回到了卧房。在靠近窗户的地方，胡斯塔福正在翻动一本百科词典，找寻M或者V打头的令人激动的词语。安波已快穿戴好了，手上拿着一条黄色的领带。

“Et voilà ... et me voici ....[72]”他说道，声音带着婴儿般的哭声。“Un pauvre bonhomme qu’on traîne en prison[73]。哦，我一点儿都不想去！亚当，就不能想点办法吗？Je suis soufrant, je suis en détresse[74]。如果他们要折磨我的话，我就承认我一直在准备搞coup d’état[75]。”

那个男佣，他的名字是或者曾经是伊凡，他的牙齿在打颤，眼睛半闭着，帮助他可怜的主人穿上外套。

“我能进来了吗？”巴肖芬小姐问道，声音如音乐般动听。慢慢地，她踱步进来，腰身一扭一扭的。

“把你的眼睛张得大大的，安波先生，”胡斯塔福叫喊道，“向这位女士表示感谢和赞赏，她的出现让你这个房间大放光彩。”

“你真是不可救药，”巴肖芬小姐低语道，眼角露出一丝笑意。

“坐下，亲爱的。坐在床上。请坐，安波先生。请坐，教授。请安静一会儿。诗歌和哲学需要沉思，而美人和力量——你的房间很温暖，安波先生。好了，如果我没有，没有弄错的话，你们两个不想让外面的那些人把你们给毙了，那么我请你们现在离开这个房间，巴肖芬小姐和我还要在这儿呆上一会儿，说上一点愉快的公事。我太需要这个了。”

“不，Liebling[76]，不，”巴肖芬小姐说，“我们走吧。我讨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家里做那事，甜心。”

“我觉得这地方真漂亮，”胡斯塔福不满地咕哝。

“Il est saoul[77]，”安波说。

“事实上，这些镜子，这些小地毯，无处不让你感受到东方的味道，我真是无法抗拒。”

“Il est comlètement saoul[78]，”安波说道，他开始哭泣起来。

美丽的巴肖芬小姐紧紧地拽住她男朋友的胳膊，经过好一阵哄劝后，他才把安波送到等着他们的黑色警车上。他们走后，伊凡发疯似的，从阁楼上找出一辆老旧自行车，扛到楼下，骑走了。克鲁格锁上寓舍门，慢慢走回家。

[1]Monsieur Homai，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一位人物。

[2]法语，《昨天的报刊》。

[3]The First Folio，1623年出版，现代学者认为这是第一部莎士比亚剧本合集。

[4]英文，墨水，一种药。

[5]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帽子。

[6]英语，火腿片，也指Hamlet（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作者用这个文字游戏暗指下文对这个剧本的颠覆阅读。

[7]法语，肥肉片摊鸡蛋。

[8]High Wycombe，英国白金汉郡的一个区。

[9]Wately of Temple Grafton，据传为莎士比亚的妻子，真实性待考。

[10]Hathaway of Stratford-on-Avon，与莎士比亚注册结婚的妻子。

[11]applejohn，曾出现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

[12]primrose，曾出现在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

[13]Osric，《哈姆莱特》剧中人物，朝臣。

[14]Fortinbras，《哈姆莱特》剧中人物，挪威王子，与哈姆莱特一样为父复仇。

[15]Laertes，《哈姆莱特》剧中人物，御前大臣波洛涅斯之子、奥菲利娅的哥哥。

[16]Kronberg，源自Kroneberg（科隆涅别尔格），《哈姆莱特》俄文译者。

[17]指《哈姆莱特》中老国王的鬼魂。

[18]Kyd，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剧作家，以复仇悲剧《西班牙的悲剧》闻名，可能是佚失剧本《哈姆莱特》的作者。

[19]caviar，本意为鱼子酱，在《哈姆莱特》中指曲高和寡、不落俗套的作品。

[20]拉丁语，不加修饰的语言。

[21]Shylock，《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放贷人。

[22]出自《哈姆莱特》第四幕第四场。

[23]《哈姆莱特》剧本中老国王鬼魂出现的地方。

[24]德语，内部的不安。

[25]Horatio，《哈姆莱特》剧中人物，哈姆莱特的好友。

[26]出自《哈姆莱特》第五幕第二场。

[27]出自《哈姆莱特》第五幕第四场。

[28]《哈姆莱特》第五幕墓地一场中哈姆莱特拿在手上的骷髅的姓名。

[29]发音与Yorick接近。

[30]拉丁语，对应Osric词首的两个字母。

[31]发音近似俄语падать一词，意为“倒塌”。

[32]发音近似英语paddock一词，在莎士比亚时代意为“蛤蟆”，曾出现在《哈姆莱特》和《麦克白》中。

[33]法语，简而言之，就是这个人。

[34]原文分别为 Rosenstern和Guildenkrantz，指《哈姆莱特》剧中的两个人物，但是纳博科夫做了改动。剧中人物名字原为罗森格兰兹（Rosencrantz）和吉尔登斯吞（Guildenstern）。

[35]原文分别为 Rosenstern和Guildenkrantz，指《哈姆莱特》剧中的两个人物，但是纳博科夫做了改动。剧中人物名字原为罗森格兰兹（Rosencrantz）和吉尔登斯吞（Guildenstern）。

[36]phloating leaph，用ph替代f，应为floating leaf，旨在效仿莎士比亚玩文字游戏。

[37]phallacious sliver，phallacious来自phallus一词，意为“阴茎”。

[38]法语，直译为抵抗，意译为身体扭动。

[39]一种舒适的旅客列车车厢，得名于美国发明家普尔曼（G.M. Pullman，1831—1897）。

[40]Hey non nonny nonny，《哈姆莱特》中的奥菲利娅疯了以后哼唱的一段曲子。

[41]拉丁语，紫罗兰。

[42]Arcadia，位于希腊，希腊神话中牧神潘的家乡，在诗歌中代表田园式的天堂。

[43]原文分别为Alpheios和Alpheus，都指希腊神话中的同一个河神。

[44]原文分别为Alpheios和Alpheus，都指希腊神话中的同一个河神。

[45]Winnipeg Lake，暗指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

[46]Science，可能是silence （静谧）的戏仿。

[47]Russalka Letheana, Russalka疑源自rusalki，俄罗斯神话中的水泽仙女；Letheana是Lethe的俄语变体。

[48]Botticelli，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49]《哈姆莱特》第五幕第一场中哈姆莱特知道奥菲利娅死后说的话。

[50]可能来自法语la mond，意为“死亡”。

[51]法语，在玫瑰色和绿色的长裙上晨曦在颤抖。

[52]忒勒玛科斯，希腊神话中的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和他妻子珀涅罗珀的儿子。

[53]德语，词。

[54]英语，疣，与③的worte发音相近，用来指Telemachos与Hamlet之间的联系。

[55]德国人的姓名。

[56]法语，一只小狗的叹气。

[57]疑是源自Pantomine（古罗马哑剧），与Polonius（波洛涅斯）放在一起起到拟声作用。

[58]Metternich，十九世纪奥地利外交大臣、首相，参与组织“神圣同盟”，压制民主运动。

[59]在《哈姆莱特》剧本中这个信使应是“伏提曼德”，但他并没有提到“克劳迪奥”。

[60]德语，《惩罚的自残》，是根据《哈姆莱特》情节改编的德语小说。

[61]Phantasmo，源自德语，意为“幽灵”。

[62]原文分别为your beer is sour和your beard is soar’d, beer与beard发音相近，sour与soar’d发音相近。

[63]原文分别为your beer is sour和your beard is soar’d, beer与beard发音相近，sour与soar’d发音相近。

[64]作者自造的语言，有些词近似俄语，大意为：是杀还是不杀？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不管怎样，忍受本身是要来得更加高贵？那些标枪和不能承受的命运之火——

[65]上页③中自造语的法语译文。

[66]这一段自造语近俄语，来自《哈姆莱特》第四幕第七场王后说的一段话。括号中原文为纳博科夫英译，中文译文根据朱生豪译本稍作改动。

[67]出自《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二场。这段近俄语的自造语大意为你不认为，主人，它（关于那只受伤的鹿的歌）的确是穿越过了森林，骑在一个微弱的东西之上，但是，两朵破碎纸片上的玫瑰，或者，如果我的运气好的话，一个土耳其人，会在剧场里倾听我的哀伤，不是吗，主人？

[68]德语，天知道。

[69]德语，其他的一些。

[70]德语，出去，人类，前进。

[71]德语，我有话要说。

[72]法语，这样的事……还有这种事……

[73]法语，一个可怜的人儿，要被带往监狱。

[74]法语，我真受不了，我真痛苦。

[75]法语，政变。

[76]德语，亲爱的。

[77]法语，他醉了。

[78]法语，他完全醉了。

八

天色已晚，城市依旧很亮堂，真是奇怪：这段时间是这个城市特有的“色彩天”。在第一次霜降以后，这样的天便接踵而来，恰好来访巴图克格勒的外国游客一个个都很兴高采烈。最近一段时间，雨水留下的泥泞如此肥沃，让人看了直流口水。街道一边的房子的前门廊沐浴在琥珀色的阳光中，每一个细节，哦，每一个细节都显露出来；有一些展示出镶嵌的马赛克图案，比如，市区的主要银行大楼门前镶嵌的图案中，龙舌兰科的花团簇拥着天使撒拉弗。大街上油漆未干的蓝色长凳上，一些小孩已经在上面用手指写出下面这些字来：荣耀属于巴图克——显然，这样一种玩耍黏性物质的方式，既安全又很好玩，不会被警察揪耳朵，而警察脸上的牵强笑容则表明了他无所适从的窘境。无云的天空中飘着一只宝石红的玩具气球。满身肮脏的烟囱清扫工和满身面粉的面包学徒们正在露天咖啡屋里称兄道弟，他们自古以来的宿仇在苹果酒和石榴果汁酒中烟消云散。一个男人的橡胶套鞋和一只拆下来的血迹斑斑的衣服袖口扔在人行道的中间，过路者都远远地避开，并没有因此放慢脚步或者看上一眼，或者是走下人行道踩到泥浆里、再跨上人行道，以示对这两个东西的注意。一家廉价玩具店的玻璃被一粒子弹穿过，呈辐射状裂开，克鲁格经过时，一个士兵出来，拿着一个干净的纸袋，开始往里面塞套鞋和袖口。你把障碍物拿走，蚂蚁会继续其直线爬行。安波从不穿有可拆卸袖口的衣服，也不会有胆量从一辆行驶着的车上跳下来，逃跑，大口喘气，再跑，弯腰躲避，就像这个不幸的人所做的那样。这事真是让人受不了。我必须得醒来了。受我的噩梦的牵连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多，克鲁格边走边想，步履缓慢，黑色大衣，黑色帽子，没有扣上扣子的大衣随风摆动，宽檐绒帽则拿在手中。

习惯造成的弱点。一位从前的——一个非常ancien régime[1]式的老党派——的官员逃脱了逮捕，或者换言之，比这更糟糕——从普里高姆巷四号奢华但灰尘满地的公寓里面溜出来后，在克鲁格住的这个地方出了故障的电梯里面安上他的窝。尽管电梯门上写着“已坏”，但亚当·克鲁格这个奇怪的像机器一样直线思维的人还是照样要往里面走，他会碰到一张恫吓着的脸，以及那个被惊扰的避难者的白色山羊胡子。但是，世俗的客套很快会替代惊吓。老先生花了不少工夫把他的蜗居弄成了一个不错的房间。他穿着整洁，胡子修得齐整，自我感觉良好地——当然可以原谅——要向你展示一些他的资产，如一个酒精灯，一个裤子熨斗。他曾是一位男爵。

克鲁格没有礼貌地拒绝了递上来的咖啡，脚步沉重地走向自己的寓舍。海德龙在大卫的房间里等他。他得知克鲁格来过电，马上就过来了。大卫不愿他们离开他的房间，威胁说，如果他们走开的话，他就从床上下来。克劳蒂娜给孩子拿来晚饭，但他拒绝吃。在克鲁格和海德龙从儿童房出来后进入的书房里，可以模糊地听到他与那个女人争吵的声音。

他们讨论了可以做什么事情：策划一个行动，但很清楚不光是这个行动，其实是任何行动都不会有用。两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那些没什么政治用处的人都会被抓走：当然，实际上他们也许已经猜出答案来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半个小时后会给与他们。

“顺便说一下，十二点我们将会有另一个会议，”海德龙说，“恐怕，你还是会成为上客。”

“不会是我，”克鲁格说，“我不会去那儿。”

海德龙小心地把他烟斗里黑色的东西刮到他胳膊旁边的铜色烟灰缸里。

“我必须得回去了，”他叹了声气，说道。“那些中国代表要来吃晚饭。”

他说的是一批外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们被邀请来参加一个会议，但会议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其中一些最不重要的代表没有接到通知，一路赶来白跑一趟。

在门口，就要离开时，他看了看手上拿的帽子，说道：

“我希望她没有受到痛苦……我——”

克鲁格摇摇头，快速把门打开。

门外楼梯上的场景让人惊愕。胡斯塔福这回穿着全套制服，彻底的沮丧写满肿胀的脸，他正坐在楼梯上。四个士兵以各种姿势靠着墙组成了一座警戒浮雕。海德龙立即被包围住，被出示了逮捕证。其中一个士兵把克鲁格推在一边。这时发生了小小的扭打，胡斯塔福一脚没有站住，重重地从楼梯上滚了下去，他顺势把海德龙也拖了下去。克鲁格试图跟着士兵们下楼，但被制止了。楼梯上滚动的声音小下去了。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男爵正蜷缩在他那个非同一般的躲藏地的黑暗处，心中怎么也不能相信他怎么就没被抓走？

[1]法语，旧制度。

九

把你的手窝成杯状，亲爱的，然后小心翼翼、颤颤巍巍，迈着一个高龄老人的步子（尽管还不到十五岁），你穿过门廊；停下；用臂肘轻轻地把玻璃门打开，走过华丽罩布盖着的大钢琴，经过一个又一个康乃馨香气弥漫的房间，你发现你的姑姑在一间chambre violette[1]里——

我想我要让整个场景再重复一遍。是的，从开头开始。当你从石头阶梯走上门廊来时，你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窝成杯状的手，还有两个大拇指间的一丝粉色的光线。哦，你手上拿着什么？来吧，亲爱的。你穿着条纹（淡白色和浅蓝色）无袖针织衫，深蓝色的女童子军短裙，一双孤儿院里常见的邋遢的黑袜子，一双沾满草绿斑点的老旧网球鞋。阳光从门廊的柱子间洒进来，形成几何图形，触摸到你红褐色的波波头，你胖胖的脖子，还有你晒黑的胳膊上接种牛痘的印迹。你走得很慢，慢慢地走过凉爽、亮堂的客厅，然后进入一间地毯、椅子和窗帘是紫色和蓝色的房间。从几面不同的镜子里，你看到窝成杯状的手和低下的头向你走来，你的一举一动在你的背后被映照出来。你的姑姑，一个世俗人物，正在写一封信。

“看，”你说。

慢慢地，像一朵正在绽开的玫瑰似的，你打开你的手。那里，六只毛茸茸的脚紧紧地粘住你大拇指的指球，灰鼠色的身体前端微微弯曲，短小的、红色的、眼状斑纹的后翅膀奇怪地从倾斜的前翅膀下突出来，长长的、大理石花纹的前翅膀露出深深的槽口——

我想我要你第三次重复你的动作，但是，从后往前——从手上窝着那只天蛾回到你发现它的果园里。

现在你再走一次你已经走过的路（手掌打开了），躺在客厅镶木细工地板上和平卧的老虎身上（伸开四肢，目光炯炯，在钢琴旁）的阳光，现在猛地向你扑来，爬上你淡色柔软的外套衣褶，正对着你的脸横照过来，于是，一切都能看得真切（堆积在一起，一层又一层，在空中，互相扭在一起，向外伸，眼睛贪婪地看着年轻的radabarbára［光彩照人的女人］），它鲜艳的颜色，热情的斑眼，火热的脸颊，像后翅膀那样火红，那只天蛾还是紧紧地粘在你的手上，你边走向花园，边看着它，在园子里你把它轻轻地放到一棵苹果树下葱绿的草地上，这样可以远离你小妹妹那一双晶亮的眼睛。

那个时候我在哪儿？一个十八岁的学生，坐在远隔千里的一个车站的凳子上，捧着一本书（《沉思录》，我猜想），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不一会儿，我合上书，坐上那种叫做公共汽车的火车，去往乡村的一个地方，年轻的海德龙在那儿度夏。那是在山上的几间出租房，俯瞰河流，对岸是冷杉树和桤木灌丛，郁郁葱葱，遮盖了你姑姑家的庄园。

现在，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另一个人，不知来自何处——à pas de loup[2]，一个高个子男孩，长着一点点黑胡子和其他一些青春期里有的扎眼的不舒服的东西。不是我，不是海德龙。那年夏天，我们俩光顾着下棋了。这个男孩是你的表哥，当我和我的同伴在研究塔拉萨[3]的著名棋局时，他会在就餐时，想尽办法恶劣地逗弄你，把你弄哭，然后，借口说要道歉，偷偷地跟着你到阁楼上——你正躲在那儿大哭个不停，他则会吻你湿透的眼睛，热乎乎的脖子和乱蓬蓬的头发，并且试图伸到你的胳肢窝里，因为尽管年龄不大，但你已经长成一个丰腴的女孩了，不幸的是，这个男孩尽管容貌帅气、身体结实、欲望强烈，但一年以后却死于肺结核。

这以后，你二十岁，我二十三岁，我们在一次圣诞晚会上相遇，发现在那个夏天，五年以前，我们曾经做过邻居——五年浪费了！在那一刻，惊讶中的你（惊愕于命运的谬误）把一只手放到嘴边，瞪圆着的眼睛看着我，喃喃道：“那就是我住过的地方!”——刹那间，闪过一个镜头，我记得，在果园旁边有一条绿色的巷子，一个茁壮的年轻女孩小心地捧着一只毛茸茸的迷路的雏鸟，但是，是不是真的就是你，再怎么猜想也很难确定或否定了。

来自一封丈夫酒后写给天堂中的他妻子的信的碎想。

[1]法语，紫罗兰房间。

[2]法语，悄悄地。

[3]Tarrash，十九世纪著名棋手。

十

他处理掉了她的皮衣，她的所有的照片，她用过的一块巨大的英国海绵和剩下的薰衣草肥皂，她的雨伞，餐巾环，还有一个小小的瓷器猫头鹰，那是她给安波买的，一直没有给他——但是说过一定要给他的。当（十五年前）他的父母亲在一次火车事故中双双遇难后，他曾在他的Mirokonzepsia[1]一书中写了第三章（在后来的版本中是第二章）来减轻他的痛苦和恐惧，在那一章里他直视死亡，把它称作是一只狗，是令人憎恶的东西。他猛地耸了耸壮实的肩膀，就这一下，他甩掉了死亡这个怪兽的圣洁的负担，接着，是重重的一击，灰尘四起，那些厚厚的、陈旧的草垫、地毯还有其它一些东西纷纷跳起、落下，于是他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惊骇的解脱。但是，现在他还能这么做吗？

她的衣服、袜子、帽子和鞋子都慈悲地随着克劳蒂娜一同不见了。在海德龙被逮捕后不久，克劳蒂娜受到了警察的恐吓，离开了。他打电话给几家中介公司，想找个训练有素的人来代替她，没有哪一家公司可以提供帮助；但是克劳蒂娜走后几天，门铃响了，楼道上站着一位年轻的姑娘，提着一个手提包，她来要求提供服务。“就叫我，”她很有意思地说，“玛利亚特吧。”她曾是住在楼上三十号寓所的著名艺术家的保姆和模特；但是现在他和他的妻子被强迫要求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和另外两个画家去了一个遥远的条件更为恶劣的监狱。玛利亚特从楼上拿下来另外一个手提包，不声不响地就走进了儿童房隔壁的房间。她给克鲁格看了公共卫生部的推荐信，介绍的情况很好；她有两条非常好看的腿，一张白净、清秀，不是特别的漂亮，但还是能吸引人的娃娃脸，嘴唇总是干枯、口渴的样子，总是分开着，黑色的眼睛看上去有点奇怪，没有光泽，瞳孔与虹膜的颜色混在一起，瞳孔要比常人的更往上一点，乌黑的睫毛投下斜斜的阴影。半透明的、毫无血色的脸颊上没有一点化过妆的痕迹。克鲁格依稀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也许是在楼梯上。灰姑娘，衣服邋遢，在梦中云游，每次从前一天晚上的晚会上回来时脸色总是白如象牙，累得说不出话来。总的来说，她让人有点不舒服，她波浪状的棕色头发有一股栗子味，但是，大卫喜欢她，所以就让她留下做吧。

[1]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世界观》。

十一

在他生日的这一天，克鲁格接到一个电话，说国家领导人想要接见他，火冒三丈的哲学家还没有把电话搁下，门就被撞开了——就像是在舞台上常见的那些贴身男仆，在他们假定的主人（在幕间被他们侮辱也许是殴打过）还没有拍手时，就直挺挺地闯了进来一样——一个衣冠楚楚的侍从副官，脚后跟咔嗒并拢站在门口，向他敬礼。一辆王宫用的黑色的巨型豪华轿车随后到来，让人想到是去参加一次盛大的葬礼，这个时候，克鲁格的恼火已经转变成了一种乖戾的好奇。他应该是西装革履的，但现在他穿着卧室里用的拖鞋，两个身材高大的看门人（和可怜巴巴的阳台上的女像柱一样，这两个人也是巴图克从王宫里继承下来的）盯着他那双心不在焉的脚看，克鲁格趿拉着鞋上了大理石台阶。从这时起，他的身边围上来一批又一批穿着制服的粗汉，他们不说话，也不做手势，但这种无形的压力死死缠着他，逼迫着他跟着他们一会儿朝这个方向，一会儿又朝那个方向。他被带着走进一间等候室，与一般的等候室不同，给你看的不是常见的杂志，而是各种需要技巧的游戏（比如，一个玻璃做的小装置，小小的光亮的孤单的可以移动的玻璃球，一定要被弄进一个没有眼睛的小丑的眼眶里）。很快，进来了两个戴着面罩的人，把他全身上上下下搜查了一遍。然后，其中一个退到一个屏风后面，而另外一个则拿出了一个标着H₂SO₄的小瓶子，把它藏到克鲁格左边的胳肢窝下。他让克鲁格以一种“自然的姿态”站着，然后叫了一声他的同伴。同伴走过来，满脸热切的微笑，他立即就找到了那个东西：同伴说他是透过kwazinka（屏风之间的缝隙）看见了他放东西的地方。俩人开始争吵，很快就吵得不可开交，直到来了一个zemberl（宫中内侍） 制止了他们。这位一脸严肃的老先生发现了克鲁格不得体的穿着，接下来便是在偌大的空气沉闷的宫中的一阵疯找。克鲁格身边开始出现一小堆各种鞋子的收藏品——几只脏兮兮的无带轻柔舞鞋，一只细小的女孩穿的拖鞋，上面缀饰的松鼠皮毛被虫蛀了，一些血迹斑斑的保暖防水套鞋，棕色的鞋子，黑色的鞋子，甚至还有一双中筒的冰刀靴。只有最后这双适合克鲁格的脚，又是一阵时间过去了，来了不少帮手，找了不少工具，终于把鞋底那些锈迹斑斑但品位高雅的弯形装饰物去掉了。

然后，内侍把克鲁格引见给了ministr dvortza（内政部长），名叫冯·安伯特，有德国血统。安伯特立即宣布说自己久仰克鲁格的天才之名。他的思想是Mirokonzepsia塑造而成的，他说。此外，他的一个表弟曾是克鲁格教授的学生——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是他亲戚吗？不是。部长又说了几分钟的恭维话（他说话方式很是奇怪，在说什么东西以前总是会先发出一声小小的快速的鼾声），然后他拉着克鲁格的胳膊，他们沿着一个长长的通道走去，一边是门，另一边是一溜淡青色和菠菜绿的挂毯，像是在一个亚热带森林里没完没了地穿行。访客不得不跟着参观各个不同的房间，他的引导者会轻轻地打开一扇门，然后虔敬地、轻声轻语地把他的注意引向这个或那个有趣的东西。第一个参观的房间里有一张显示这个国家地形的地图，由铜材料制作，城镇和乡村由各种颜色的珍贵的和较为珍贵的石头代表。在下一个房间里，一位年轻的打字员正在钻研一些文件，她的注意力是如此集中，而部长进门时又是如此悄无声息，以至于他在她的背后打了一声鼾后，那位女打字员被惊吓得大叫起来。接下来看的是一间教室：二十几个棕色皮肤的亚美尼亚和西西里小伙子伏在玫瑰木课桌上认真地写着，他们的eunig，一个头发染过的、眼睛充满血丝的胖老头坐在他们前面，正在涂染指甲，一边闭着嘴打哈欠。最有意思的是在一间完全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些已经绝迹的家具在棕色的地板上留下了几块蜜黄色印迹：冯·安伯特在那儿流连，也让克鲁格在那儿徘徊踱步，他无声地指着一个真空吸尘器，然后来回走几步，眼睛一会儿看这，一会儿看那，似乎是在扫视一个古老礼拜堂里的神圣宝物。

但是，比这更让人好奇的东西则是pour la bonne bouche。Notamment, une grande pièce bien claire[1]，和那些很规整的实验室里的桌子和椅子，以及看上去像是一个特别巨大和复杂的收音机一样的东西在一起。从这个东西里不间断地发出捶击的声音，就像是非洲鼓的声音，三个身穿白衣的医生正忙着检查每一分钟的打击次数，而两个凶神恶煞的巴图克卫兵则通过分别计数在监管着医生们。一位漂亮的护士在一个角落读《丢弃的玫瑰》。巴图克的私人医生，一个块头巨大的娃娃脸正在一面投影屏幕后呼呼大睡。“砰，砰，砰”，机器发着声音，每隔一段时间，有一次额外的收缩，稍稍打乱了节奏。

心脏的主人——医生们正在聆听着其放大的跳动——在五十英尺以外的书房里。他的贴身卫兵们全部是皮装，且全副武装，他们仔细地检查了克鲁格和冯·安伯特的证件。后面这位先生忘了带有他出生证明的照片影印件，因此被挡在外面，尽管他态度和蔼，但还是有点不满。克鲁格走了进去。

巴图克穿着土灰色衣服，身上的红斑、脚上的囊肿都被遮住了，手背在后面站在那儿，后背朝着读者。他就这样站在一扇阴冷的法式窗户面前。白色的天空中飘浮着破絮般的云块，窗玻璃微微地响动。这个房间——真有意思——以前是一个舞厅。很多灰泥装饰给墙壁带来了生气。为数不多的几把椅子散乱地坐落在空旷的空间里，椅子是烫金的。暖气装置也是烫金的。一个巨大写字台把房间的一个角落隔离开来。

“我来了，”克鲁格说。

巴图克转过身来，走向写字台，并没有看一眼来访者。他坐进一把皮制扶手椅里。克鲁格的左脚开始生疼起来，他想在桌边找一把椅子，但没有找到，于是回头看着那些烫金椅子。他的接待者发现了：这时响起了“咔嚓”一声，写字台旁边的一个机关打开了盖，一把与巴图克的扶手椅一样的椅子从洞里跳了出来。

“蛤蟆”的面貌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他的每一个看得见的器官变得更加扩张、更加粗糙了。在他高低不平的泛蓝的修整过的头顶上有一簇毛发梳理得非常整齐，而且分到两边。他皮肤上斑点的颜色比以往更深了，胖嘟嘟的鼻子上以及两侧长着很多黑色粉刺，阻塞了粗大的毛孔，人们不仅要想，是什么样的毅力制止了他把这些黑粉刺去掉。他的上嘴唇因为长了一道疤而变形了。一小片有孔胶布贴在他的下巴的一边，一块大一些的脏胶布转过来贴在脖子上，下面是一块放歪的棉垫，就在他仿军装外衣僵硬的领子上面。总之，他看上去有点太面目可憎，无法令人相信是真的，所以，还是让我们来摁一下门铃（一个铜制的鹰）吧，请一个殡仪师来给他美妆一下。好了，现在，皮肤完全清洁干净了，现出杏仁蛋白饼的光滑的颜色。头上戴上了一个富有光泽的假发套，假发是赭色和金黄色艺术地混在一起的颜色。难看的疤块涂上粉色涂料后不见了。的确，现在这确实已是一张令人羡慕的脸孔了，如果我们能够帮他把眼睛闭上的话。但是，不管花多大力气去压他的眼睑，他的眼睛还是一下子就张开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眼睛，也许，他的眼睛已经变了。

那是一双被遗忘的玻璃鱼缸里的鱼的眼睛，浑浊、空洞无物，此外，与高大的克鲁格在一个房间里，让这个可怜人陷入一种忧郁的尴尬之中。

“你要见我？你有什么麻烦吗？你的实情是什么？人们总是要见我，谈他们的麻烦和实情。我厌烦了，这个世界厌烦了，我们都厌烦了。世界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我告诉他们告诉我他们的麻烦。你需要什么？”

巴图克用一种缓慢的、没有声调的咕哝腔完成了这个小小的演说。说完以后，他低下头，看着他的手。手指上还剩下的那些指甲像纤细的线条嵌入在黄色的肉里。

“好吧，”克鲁格说，“如果你这样说的话，dragotzennyǐ（我的宝贝），我想，我需要一杯喝的。”

电话发出谨慎的响声。巴图克去接电话。他听着，脸颊抽动了一下。然后，他把话筒递给克鲁格，他顺手握住，说，“是的。”

“教授，”电话说，“这只是一个建议。一般不称呼国家领导人‘我的宝贝’。”

“我知道了，”克鲁格说，舒展一下一条腿。“顺便说一下，你能送一些白兰地来吗？等一下——”

他看着巴图克，询问他的意思，巴图克做出一种有点像教士和高卢人做的那种无力和愤慨的姿势，举起双手，然后又放下。

“一杯白兰地和一杯牛奶，”克鲁格说，放下电话。

“二十五年多了，Mugakrad[2]，”沉默了一会儿，巴图克说。“你就像以前一样，但是这个世界还是往前走了。Gumakrad[3]，可怜的，Gumradka[4]。”

“是的，”克鲁格说，“两个人可以来聊聊过去的时光，回想回想老师的名字和他们的一些癖好——有意思的是，多年来都保持不变，还有什么比一种习惯性的怪癖更有意思？说吧，我的宝贝，说吧，先生，这些我太熟悉了，真的，我们还真有比雪球和墨渍更重要的事情可说。”

“你会后悔的，”巴图克说。

克鲁格敲了敲他这边的桌子。然后，用手指触摸一把长长的象牙裁纸刀。

电话又响了。巴图克接听。

“你不应该动这儿的刀，”他对克鲁格说，边把电话放回去，边叹了口气。“你为什么要见我？”

“不是我，是你。”

“那么——我为什么要见你？你知道吗，疯子亚当？”

“因为，”克鲁格说，“我是唯一一个在跷跷板的另一端、可以把你的那一端翘起来的人。”

门上响起手指关节清脆的敲门声，内侍端着一个叮当响的盘子迈步进来，他熟练地给两个朋友送上喝的东西，并递给克鲁格一封信。克鲁格呷了一口酒，读信。“教授，”信上说，“这还不是正确的姿态。你应该记住，尽管关于学校记忆的这座短窄和脆弱的桥梁把两边连在一起，但是权力和尊严的深渊把它们远远隔开，即使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也就是你——是的，先生）也不能期望能够去测量这中间的距离。你不能沉溺于这种放肆的亲昵中。我们必须再次提醒你。我们恳求你。希望你的鞋子不是太硌脚，谨致以良好祝愿。”

“原来如此，”克鲁格说。

巴图克用杀过菌的牛奶滋润了他的嘴唇，声音沙哑地说：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他们过来对我说：为什么这个智者可以闲着？为什么他不为国家服务？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们也很困惑。”

“他们是谁？”克鲁格冷冷地问。

“朋友，法律的朋友，法律制定者的朋友。还有乡村兄弟会的，城市俱乐部的，还有大地方分会。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他不和我们在一起？我只是在重复他们的询问。”

“见你的鬼去吧，”克鲁格说。

门轻轻地开了，一只胖灰鹦鹉嘴里衔着一张便条走了进来。迈着笨拙灰白的双腿，它摇摇摆摆地走向桌子，它的脚爪发出指甲没有修剪过的狗在清漆地板上弄出的那种声音。巴图克从椅子里跳出来，快步走向那只老鸟，像踢足球那样一脚把它踢出门外。然后“砰”地一下把门关上。电话发疯似的响了起来。他拔掉电话线，把整个电话放进抽屉里。

“好了，现在可以告诉我答案了，”他说。

“这正是你欠我的，”克鲁格说，“首先，我要知道你为什么逮捕我那四个朋友。是想在我身边造成真空？让我在真空中发抖？”

“国家是你真正的朋友。”

“我知道了。”

从长长的窗户里进来的灰色光线。拖船悲哀的呜咽声。

“这真是一幅漂亮的画面——你是魔王[5]，而我是男婴，紧紧趴在那个无可争辩的骑手身上，穿透神秘的雾，啪！”

“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小部分，带手柄的部分。”

“没有，”克鲁格说，一拳击在桌子上。

“我请你谨慎。墙上都是伪装的洞，每一个里面都有一杆枪对准着你。对不起，说话时请不要做手势。今天他们都很易受惊吓。是天气的缘故。灰色的阴郁。”

“如果，”克鲁格说，“你不能让我和我的朋友宁静生活，那么让他们和我出国。这会省下你很多麻烦。”

“你到底反对政府的什么？”

“我对你的政府根本不感一点儿兴趣。我憎恶的是你那种让我感兴趣的企图。让我一人独处吧。”

“‘独处’是语言中最卑鄙的词。没有人可以独处。当一个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说‘让我独处’，那么结果就是癌。”

“他们被关在哪个或哪几个监狱里？”

“对不起，你说什么？”

“安波在哪儿，比方说？”

“你想知道的太多了。这些纯粹是无聊的技术问题，对你这样头脑的人没有一点儿好处。现在——”

不，事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进行的。首先，在接见时，巴图克多数时间是沉默不语的。他说的也只是一些简短的客套。是的，他确实是敲过桌子（他们都敲过），克鲁格自己也敲桌子，表示回复。除此，两个人都没有表现出紧张的样子。如果从上往下拍照的话，他们两个在照片上都会很像中国人，木偶似的，外表柔弱，但是在他们衣服下面很可能是坚硬的木质模型——他们一个趴在一缕灰色的光照着的写字台上，另一个斜朝着台子坐着，跷着二郎腿，上面一只脚的脚趾一会儿朝上，一会儿朝下——一些秘密的观察者（比如，一些具有人形的神）从上往下看人的脑袋形状，肯定会乐不可支。巴图克简短地问克鲁格他的寓舍是否够暖和（当然，要不是没有煤炭短缺的话，没有人期望会有什么革命发生），克鲁格回答说是的，还可以。那么，他想要牛奶和萝卜时有碰到问题吗？是的，有一点。他在一张日历纸上记下克鲁格的回答。他知晓克鲁格丧妻后表示悲伤。马丁·克鲁格教授是他的什么亲戚吗？他的妻子那边有什么亲戚吗？克鲁格给他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数据。巴图克身子靠回到椅子里，用他的六边形铅笔的橡皮一端轻扣他的鼻子。一会儿，随着他思索的变化，他改变了拿铅笔的位置：现在，他握住铅笔的一端，水平放置着，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转动，似乎对这个艾伯哈特·法贝 No.2³/₈德国造铅笔的消失和重现的过程很感兴趣。这个动作并不复杂，但是，演员还必须得非常小心，不要做过头，就像格拉夫[6]在某个地方说过的“恶意的做作”。这个时候，克鲁格在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他的白兰地，一边轻柔地摇动着玻璃杯。突然，巴图克身体朝前倾向写字台，一个抽屉弹了出来，一张饰有缎带的打字纸稿出现在眼前，他把它递给克鲁格。

“我必须戴上我的眼镜，”克鲁格说。

他把眼镜拿到脸前，通过远处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看那份纸稿。左镜片上的中间有一处模糊的螺旋状的雾块，很像一个幽灵的拇指的印迹。他朝镜片上哈气，用他的手帕擦拭，这当口巴图克给他解释事情的缘由。克鲁格将被任命为大学校长，替代阿卒罗斯。他的薪金会比他的前任高出三倍，阿卒罗斯的薪金是五千克伦。此外，他还会配有一辆小汽车，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笔迹装置。在大学开学的那一天，克鲁格会非常友善地做一个公开的演讲。他的讲话将以新的版本重新发表，与政治行动保持一致，做一些修改。另外，还会有奖金、学术休假、彩票和一头奶牛——很多东西。

“这个，我猜想，就是讲话稿，”克鲁格谨慎地问道。

巴图克说道，为了不让克鲁格费心去写那个东西，他的讲话稿已经由专家们准备好了。

“我们希望你会喜欢，就像我们一样。”

“那么，这，”克鲁格重复道，“就是讲话稿。”

“是的，”巴图克说，“现在，你慢慢读吧，仔细一点。哦，顺便说一下，有一个字需要改一下。我看看是不是已经改了。请给我看——”

他伸出手从克鲁格那里拿打字稿，胳膊把牛奶打翻了。杯里剩下的牛奶在台子上形成肾脏形状的一摊。

“是的，”巴图克说道，把稿子还给克鲁格，“已经改过了。”

他忙着把各种东西从台子上拿走（一个铜制老鹰，一支铅笔，一张托马斯·庚斯伯罗[7]《蓝色的男孩》的图画明信片，一个镶在镜框里的《阿陀布朗迪尼的婚礼》[8]复制品，画中那位新郎不得不抛弃那些半裸体的、戴着花环的漂亮女仆，只是为了那位满身裹起来的、神态笨拙的新娘），然后用一张已经打湿的纸胡乱地擦了几下牛奶。克鲁格sotto voce[9]开始读：

“‘女士们，先生们！公民们，士兵们，妻子们和母亲们！兄弟们和姐妹们！革命把一些问题（zadachi）带到了我们的眼前，这是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难的问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世界性（mirovovo mashtaba） 意义。我们的领袖已经采取了最为坚决的革命措施，以唤起广大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无限的英雄气概。在最短（kratchaǐsbiǐ）的时间（srok）里，政府已经建立了中央机构，为这个国家提供最重要的产品，它们将以固定的价格，玩乐[10]的方式进行分配。对不起——有计划[11]的方式。妻子们，士兵们和母亲们！反动派这个九头蛇[12]还会抬起它的头……！”

“这不对，那东西不止有一个头，是吧？”

“记下来，”巴图克咬着牙齿说，“在边上注明一下，好了，麻烦你再往下读。”

“‘就像我们一个古老的谚语说的那样，‘丑妇最可信’，但是，很显然，不能把这句话用到敌人正在散布的‘丑陋的谣言’上来。比方说，有一个谣言说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反对现在的政体。’

“‘掼奶油’[13]难道不是更合适？我是说，从这个比喻的——”

“记下来，记下来，这些细节没有关系。”

“‘不对！一句话，不对！那些怒不可遏、大发雷霆、大声斥责、咬牙切齿、恶言恶语像倾盆大雨（potok） 一样不间断地泼向我们的人，并不是直接说我们的坏话，而只是‘含沙射影’。这个‘含沙射影’太蠢了。根本不是反对，相反，我们这些教授、作家和哲学家等等，满腔热情和满身学识地支持这个政体。

“‘不，先生们；不，叛徒们，你们那些最‘明确的’语言，你们那些宣言，那些笔记不能削弱这些事实。你们也许可以恶意曲解我们最好的教授和思想家支持这个政体这个事实，但你们不能篡改这个事实，他们是支持这个政体的。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和广大群众一起迈步向前。黑暗中的物质重新知道了如何使用眼睛，并且敲掉了曾经架在那个所谓的思想的长鼻子上的玫瑰色眼镜。不管从前我曾经想过什么、写过什么，有一件事情现在对于我是清楚的：不管它们属于谁，两双看着一只靴子的眼睛看的是同一只靴子，因为在两双眼睛里反映的是同样的靴子；更进一步说，喉管是思想的位置所在，因此，思想的活动就是一种漱口。’

“有意思，有意思，最后一句话听起来是从我的一部著作中的断章取义拿来的。意思完全颠倒了，那个家伙完全没有弄明白我的话的意思。我是在批判那个旧的——”

“请读下去，请。”

“‘换言之，我很高兴，也很自豪要负责领导的新教育部和新大学，它们将要开启一个能动生活的时代。结果是，一种伟大的和美好的简单化将替代过去那个堕落时代邪恶的优雅。首先，我们要讲授和学习的是，柏拉图的梦想在我们国家领袖的手上成真了——’

“这纯粹是蠢话连篇。我拒绝再读下去。把它拿走。”

他把稿子扔给巴图克，后者坐在那里，眼睛闭着。

“别匆忙做决定，疯子亚当。回家去。掂量一下。别，别再说了。他们的怒火压抑不了多久了。请，请，走吧。”

这次接见，当然，就这样结束了。就这样？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克鲁格真的就看了那份准备好的讲话稿？还有，如果看了，那么稿子是否真的就那么愚蠢？他看了，就是真的那么愚蠢。那个病态的暴君或者是国家总统或者是独裁者，或者不管他是谁——那个叫巴图克的人，另外一个称呼是“蛤蟆”——确实把一份打印得整整齐齐的神秘稿子递给了我最心仪的人物。这个扮演接受者的演员应该被告知，慢慢地、慢慢地拿过那份稿子（请让下颌一侧的肌肉一直保持动的状态），不能看着他的手，而是应该眼睛直视那位给与者：简单来说，先是看着给他稿子的那个人，然后，低下眼睛看给予的礼物。但是，两个人都很笨拙，脾气又暴躁，因此，那些监视心脏的专家在某个时刻互相点头示意，严肃地交换了意见（当牛奶被打翻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演戏。新大学将被安排在三个月以后开学，届时，开学典礼将是一次规模庞大，满城皆知的事件，出席者包括来自国外的一批记者，一些无知的、收受了额外报酬的、带着可以放在大腿上无声打字的打字机的通讯员，还有灵魂如无花果干一样廉价的摄像师。这个国家的伟大的思想家将身着鲜红的罩袍（咔嚓）出现在国家的象征和领导人身边（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用雷鸣般的声音宣布，国家比任何一个凡人都要伟大和英明。

[1]法语，一个很大的口腔一样的东西。很特别，亮闪闪的。

[2]第五章提到巴图克喜好把别人的名字做回文游戏，这里他用回文的方式说出克鲁格（Adam Krug）的姓名。

[3]第五章提到巴图克喜好把别人的名字做回文游戏，这里他用回文的方式说出克鲁格（Adam Krug）的姓名。

[4]第五章提到巴图克喜好把别人的名字做回文游戏，这里他用回文的方式说出克鲁格（Adam Krug）的姓名。

[5]Erlkönig，日耳曼民间传说中的鬼怪，长胡子并戴金色王冠的巨人，专做戏谑坏事，对孩子尤其厉害。

[6]Graaf，十七世纪荷兰解剖学家。

[7]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英国十八世纪画家。

[8]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壁画。

[9]拉丁语，压低声音。

[10]原文分别为playful和planful，拼写相似。

[11]原文分别为playful和planful，拼写相似。

[12]hydra，源自希腊神话，相传割去九头中的任意一头，会生出两个头。

[13]whipped cream，字面意思也可以理解为“被鞭打的精华”。

十二

脑子里想着那场闹剧似的接见，他心想不知道要多久下一个节目会登场。到目前为止，他还是相信，只要他保持低调，不会有什么有危害的事会发生。也真奇怪，到了月底，支票像往常一样寄给了他，尽管这个时候大学已经不存在了，至少对于外面来说是这样。在幕后，还有无穷无尽的、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一堆一堆的行政活动，一个又一个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但是，他拒绝参加这些会议，同时也拒绝接待阿卒罗斯和亚历山大接连不断地派到他这里来的各种代表团和特别使者。他给自己的理由是，当参议院里的人想尽了各种诱惑的办法后，他们或许会让他安静一会，因为一方面不敢逮捕他，同时也不情愿让他舒舒服服地去流放，另一方面政府还是抱着一种顽固的，虽然是那么可怜的期望——也许最后他会服软。未来呈现的灰暗与他现在处于鳏夫这个状态的灰色心情正好相配，假使没有朋友要担忧，没有孩子要精心呵护，他也许会伴着黄灯静心做一些研究：比如，他一直希望能多知道一点奥瑞纳时期的文化，还有一个西班牙贵族和他的女儿在奥尔塔米拉岩窟里发现的那些奇怪的肖像（也许尼安德特半人——巴图克和他的同党的直系祖先——给奥瑞纳人当过奴隶）。或者，他还可以研究一下神秘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通灵术（这种事件从一些牧师、神经质的女士和曾经在印度目睹过通灵术的退役上校那里得到过报告），比方说，有一个叫斯道里[1]太太的女人做了一个神奇的梦，关于她兄弟死亡的梦。从她的梦中，我们看到她的兄弟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沿着铁路往前走，走了十六英里后，他有点累了（谁又不会累？），他坐下来，脱下靴子，听着蟋蟀的叫声打起了瞌睡，这时一辆火车隆隆地开了过来。七十六节装羊的车厢（与“数羊入睡”形成有趣的戏仿）开了过去，竟然丝毫未碰到他，但是这时候车厢外挂的一个凸出物过来，砸到了他的后脑勺，立即就让他一命呜呼。我们也许还可以研究一下可爱的彼迪小姐“入睡表象”（仅仅是表象？）的问题，她有一次做了一个噩梦，醒来后，梦中的魔鬼还清晰可见，她坐起来查看魔鬼紧紧抓住床侧栏杆的手，但是魔鬼隐身进了壁炉上方的装饰物里去了。滑稽，但我就是忍不住，他心想，一边离开扶手椅，走到房间另一头去整理他乱七八糟的褐色晨衣，随着晨衣在卧榻上铺平，有一端看上去很像是一个中世纪人的脸。

他看了看一些零散的东西，那是他零零碎碎收集起来准备写一篇文章用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写过，也不会再去写了，因为他已经忘了要写的主要观点和组合成这篇文章的密码。比如，一些莎草纸书，是一个叫做莱茵德的人从几个阿拉伯人那里买来的（他们说是从靠近拉美西姆的一个废墟堆里发现的），这些莎草纸书声称可以解开“所有的秘密，所有的谜”，但是（就像彼迪小姐的魔鬼一样），后来发现那只是一本课本，里面的空页上，一些公元前十七世纪的不知名的埃及农民曾经在上面做过一些很初级的计算。一份剪报上提到国家级的昆虫学家已经退休，并且成为森林协会的顾问，人们不禁要想到这是不是对于死亡的文雅的东方式的委婉说法？在另一张纸上，他抄下了一首著名美国诗歌里的几段

一个奇怪的景致——这些羞赧的熊，

这些胆怯的武士般的捕鲸者

现在，大潮已经到来，

渔船抛下缆绳

我的地图里没有这个地方

真正的地方从来不在地图里

这可爱的光亮，并没有照亮我，

所有的可爱都是痛苦[2]

还有，当然，那有关来自俄亥俄的蜂蜜猎寻者的甜蜜滋味的死亡[3]（从我的性情出发，我将保留我的叙述风格，我曾经用这种风格在图拉[4]给一屋子我的俄国朋友讲述过那个故事）。

特露格尼尼[5]，这个最后一位塔斯马尼亚人死于一八七七年，但是这位最后的克鲁格尼尼[6]却不能记起这与以下事实有什么关系，即，那些在公元一世纪时可食用的加利利鱼[7]主要是丽鱼科鱼和鲃属科鱼，尽管在拉斐尔的《神奇的一网鱼》中，我们在这个年轻画家想象出来的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河塘里发现了这两种样本的鱼，显然它们都属于灰鳐鱼家族，从来就没有在淡水里看到过。说到同一个时期的罗马斗兽大会（有野兽的表演），我们发现，演出舞台上画有一些别具一格的岩石（后来成为了“浪漫主义”风景画中的装饰物）和可有可无的树林，而舞台的下面是地窖，里面充满尿臊味，奥菲士[8]在利爪寒光闪现的真狮子和熊之间，但是这个奥菲士是由一个罪犯来饰演的，演出以一头熊杀死了奥菲士结束，提图斯[9]或者尼禄[10]或者巴图克在那里快乐无比地观看，据说，“艺术”就是这样通过“人的兴趣”把这种快乐表现出来。

最近的星星是半人马座α[11]。太阳大概在九千三百万英里之远。我们的太阳系来自一个螺旋形星云。德·西特[12]，一个悠闲的人，曾经估算过“无边的但有限的”宇宙直径在一亿光年左右，质量大约在一千的六次幂的一千的五次幂克左右。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在公元三千年，人们会对这样天真的胡扯嗤之以鼻，然后再用他们自己的胡想来代替。

“罗马是没有人能够毁灭的，即使是野兽般的德意志以及其蓝眼睛的青年也灭不了罗马，但内战正在摧毁罗马。”克鲁葵易斯[13]真的让我非常羡慕，他真的是看见过贺拉斯的Blandinian手稿（于一五五六年被毁掉了，发生在靠近根特的位于布兰庚伯赫的圣彼得本笃会修道院被暴民洗劫之后）。哦，乘坐那个庞大的四轮马车沿着亚壁古道[14]的长途旅行，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同样的赤蛱蝶停在同样的大鳍蓟的头上扇动翅膀。

我羡慕的人生：长寿，安宁的时代，安定的国家，寂静的声誉，沉默的满足：易瓦赫·阿森[15]，挪威语文学家，一八一三—一八九六，发明了一种语言。我们现在有太多的homo civis[16]，太少的sapiens[17]。

利文斯通医生[18]提到过，有一次在和一个布须曼人[19]谈了一阵关于神的话题后，他发现这个蛮人以为他是在说一个叫做萨考米的当地头领。蚂蚁生活在一个气味定形的宇宙中，一个化学构型的世界。

古老的琐罗亚斯德[20]关于日出的图案，波斯尖拱的原型。罗马天主教讲述的那些血腥恐怖的墨西哥牺牲祭礼上的场景，或者是那个骗子预言者萨曼纳加[21]说的关于“福摩萨”的那些事——九岁以下的“福摩萨”男孩的心脏在他的命令下被放在祭坛上火烧——全是苍白、生涩的十八世纪欧洲制造的骗局。

他把笔记扔进写字台的抽屉里。它们死了，没有用了。他胳膊支在台子上，身子在扶手椅里轻微晃动，慢慢地抓挠头盖上粗糙的头发（就像巴尔扎克的头发一样，他不知在什么地方对此做过笔记）。一种阴郁的情绪袭上心头：浑身空虚，他永远不会再写书了，他太老了，无法低头再重新建造这个世界，在她死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塌陷了。

他打了一个呵欠，心想什么样的脊椎动物先开始打呵欠的，而且，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从进化的角度讲，这样一个单调的痉挛似的动作第一次发出了表示疲倦的信号。也许，如果我有一支新钢笔，而不是这支破笔，或者是一把全新的，比如，放在一个细腰花瓶里的二十支削好的铅笔，一令象牙一样润滑的纸，而不是这些，让我来瞧瞧，满是皱褶的纸，有十三张之多（在第一张上面，大卫画了一个有两只眼睛的长长的脑袋），我或许就会开始写我要写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不知道，除了模模糊糊知道那是一个鞋子形状的轮廓；我感觉到了一种纤毛虫的颤抖在我焦躁不安的骨头里；当你正试图记起什么，或者试图理解什么或者找到什么，还有，也许你的膀胱很充盈，你的神经紧张，你会感到一种shchekotiki（就像我们在孩提时常说的），半刺半痒的感觉，但总的来说，这样一种混合的感觉并不是不好（如果不是太长的话），而且当你最后找到一块拼图，刚好可以填上，这时还会产生一种小小的高潮或者是“petit éternuement intérieur[22]”。

打完呵欠时，他思忖到，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体格是太壮了，身体是太健康了：要是他干瘪一点，肌肉松弛一点，疾病常缠身一点，也许他的心态会更加平静一点。闵豪生男爵[23]式的夸张的故事。但是，每一个原子是自由的：它想怎么跳动就怎么跳动，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什么时候吸收、什么时候散发能量，它自作主张。在一些旧小说中，男性人物使用的一些办法也许还管点用：把脑门贴在冰冷舒适的窗玻璃上。他就这么站着，可怜的感应者。正在融化的一片片的雪，灰色的早晨。

几分钟后（如果他的表没有错的话），应该要去幼儿园接大卫了。从隔壁房里传来的慢腾腾的声音和半心半意的捶击声表明玛利亚特正忙着表达她对条理的模糊概念。他听到她那双两边镶着脏皮毛的拖鞋“踢踏”、“踢踏”的声音。她干家务活时身上总是几乎什么也不穿，只套上一件半透明的睡袍，而且已经磨损的褶边连膝盖都没有遮到，这让人很是难受。Femineum lucet per bombycina corpus[24]。可爱的脚踝：她曾经获得过一个舞蹈奖项，她说。一个谎言，我猜想，就像她说的大多数事一样：尽管转而一想，她倒确实有一把西班牙扇子和一副响板在她的房间里。神不知鬼不觉地，他曾经匆匆地朝她房间里瞥过几眼，那时候她正带着大卫在外面，没有什么特别原因（或者是他要找什么东西？不）。房间里散发着她浓烈的头发味和Sanglot（一种廉价的香水）味；一些薄透的脏衣物杂七杂八地堆放在地板上，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玻璃杯，插着一枝棕粉红色的玫瑰，还有一张她肺部和脊柱的巨幅X光照片。她的厨艺糟透了，他不得不每天要从街角一家口味不错的餐厅给他们三个外带一餐，以便能饱餐一顿，至于早餐和晚餐就只能依靠鸡蛋、燕麦粥和各种腌制食物凑合了。

又看了一眼表（甚至听了一下），他决定到外面去走一走，散散心。他发现灰姑娘在大卫的房间里：她停下手中的活，拿起了一本大卫看的动物书，正津津有味地读着，身子斜靠在床上，半坐半躺，一只脚伸在外面，赤裸的脚踝搁在一把椅子的后背上，拖鞋已经脱下，脚趾在活动。

“我自己去接大卫，”他说，眼睛移开她显露出的棕粉色的阴影。

“什么？”（这个可怜的孩子并没有让她费神改变姿势——只是停下脚趾抽动，抬起她无神的眼睛。）

他又重复了他的话。

“哦，好的，”她说，眼睛又回到了书上。

“还有，请，请穿上衣服，”克鲁格离开房间时，又加了一句。

应该再找一个，他想，一边走上街道；一个完全不同的，年纪大一点的，穿衣服的。他明白，这纯粹是习惯的缘故，经常给三十号的黑胡子艺术家做裸体模特的结果。事实上，在夏天的时候，她说过，他们在家里都不穿衣服——他，她，还有艺术家的妻子（从革命前展出的各种油画中，可以看出她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身体，身上有无数的肚脐眼，有些人看了直皱眉，另外一些人则惊讶不已）。

幼儿园是一间敞亮的小房子，由他以前的一个学生，一个叫做克拉拉·兹克丝佳的女人和她弟弟米龙在经营。孩子们从他们这里能够得到的最大的快乐来自一组衬上衬垫的复杂隧道，里面的空间刚好可以让一个人手脚并用爬着行进，但此外还有薄纸板做的砖头，一些机械火车和小人书，还有一只好动活泼的粗毛狗，名叫巴索。这个地方是奥尔嘉一年前发现的，大卫的年纪到这个幼儿园有点太大，但他非常喜欢在那个隧道里爬来爬去。为了避免与其他家长打招呼，克鲁格在门口停下来，大门后是一个小花园（现在全是一些水坑），有一些给来访者坐的凳子。大卫是第一个从粉刷得色彩花哨的木头房子里跑出来的。

“玛利亚特为什么不来？”

“反而是我来了？戴上你的帽子。”

“你和她可以一块儿来的。”

“你是不是没有套鞋了？”

“嗯——嗯。”

“好，把你的手给我。如果你再到那些水坑去……”

“如果我是不小心（nechaianno）踩到的呢？”

“我会看得出来的。来，raduga moia（我的彩虹），把你的手给我，我们要走了。”

“比利今天拿来了一根肉骨头。哇——肉骨头。我也要拿一根来。”

“是黑黑的比利还是那个戴眼镜的小家伙？”

“那个戴眼镜的。他说我妈妈死了。看，看，一个扫烟囱的女人。”

（这是最近才出现的事，因为一些不明不白的国家经济的变化、裂变、变裂或者滑变——但是，却让孩子兴奋不已。）克鲁格没有说什么。大卫继续说：

“那是你的错，不是我的。我左脚的鞋子都是水，爸爸！”

“是的。”

“我左脚的鞋子都是水。”

“是的。对不起。我们走快一点。你说说怎么回答的？”

“什么时候？”

“比利跟你说你妈妈的蠢话的时候？”

“没说什么。我应该说什么呢？”

“但是，你知道他说的是很愚蠢的话。”

“是的吧。”

“因为即使她真的死了，对于你和我来说，她也没有死。”

“是的，但是她没死，不是吗？”

“不是我们说的那种死。一根肉骨头对你和我算不了什么，但对巴索却是天大的事。”

“爸爸，它对着那根骨头狂吠。它趴在那儿，用爪子扒住骨头，狂吠。兹克小姐说它有骨头时，我们不能碰它或者跟它说话。”

“Raduga moia!”

他们现在到了普里高姆巷。一个满脸胡子的人又在克鲁格家门前值班了，克鲁格知道他是一个暗探，每天中午准时出现。有时他兜售苹果，有时装扮成邮递员的样子。天很冷的时候，他会站在一家裁缝店的玻璃窗后，像一具假人模特；克鲁格曾经为了自娱长时间盯着他看，弄得那可怜的人儿窘促不安。今天他在查看房子的正面，在一个小本子上记着什么。

“在记雨点呢，检查员？”

那个人抬起头，脚步移动，脚趾踢到了马路牙子上。克鲁格笑了。

“昨天，”大卫说，“我们经过时，那个人朝玛利亚特眨眼睛。”

克鲁格又一次笑了起来。

“你知道吗，爸爸？我觉得她和他在电话里聊天。每次你出去的时候，她总是打电话。”

克鲁格大声笑了起来。他猜想，这个古怪的女孩子喜欢和不少人打情骂俏。有两天下午她不在家里，大概就是找情人们去了，那些花花公子、运动健将、斗牛士。这会让她走火入魔吗？她到底是什么人——一个用人？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如果都不是，那么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我完全清楚，克鲁格思忖，一边止住了大笑，她只是和一个又矮又胖的女性朋友一块儿去看电影而已——她是这么说的——我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她；假如我真的认为她是那种人，那么我该早把她解雇了：因为她会把病菌带给孩子。奥尔嘉准会那么做的。

上个月，楼里面的电梯被整个移走了。来了一些人，在那个不幸的男爵的小屋门上贴上封条，然后把它搬上货车，小屋原封不动，丝毫未损。里面的那只鸟儿吓得竟然未动一下翅膀。或者，他原本也是一个间谍？

“不用，不用按铃。我有钥匙。”

“玛利亚特！”大卫大声叫喊道。

“我想她出去买东西了，”克鲁格说着走向洗手间。

她站在浴缸旁，正在用肥皂抹后背，一只手在背上曲里拐弯地运动着，或者至少是在她后背上一些凹进去的、狭窄的、闪着水珠光亮的地方，她那只甩在肩膀后面的手在抹着肥皂。她的头发用一块头巾那样的东西高高扎着。从镜子里可以看到她褐色的腋窝和晃动的浅色乳头。“马上就来，”她声调拉长地回应。

克鲁格重重地把门关上，一副厌恶的样子。他大步走向孩子的房间，帮大卫换上鞋子。当安格利斯克俱乐部的人送来一块肉饼和一个米粉布丁时，她还在洗手间里，晃动着年轻的臀部。送餐的人走后，她从洗手间里出来了，甩动着头发，接着跑进她的房间，套上黑色连衣裙，一分钟后又跑了出来，开始布置餐桌。到晚饭结束时，报纸来了，还有下午的邮件。会有什么样的新闻呢？

[1]Storie，与“故事”（story）发音相同。

[2]出自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中的第五、六、十二、三十七章。

[3]出自《白鲸》第七十八章，原句为：“只有一个更加甜蜜的结局能够被回想起来——那个来自俄亥俄的蜂蜜猎寻者的甜蜜滋味的死亡，那个人想要在一棵空心树的丫杈处掏蜜，他看到了多得超过想象的蜜巢，但因为身体太靠前了一点，掉了进去，被蜂蜜淹死了。”

[4]Thula，美国田纳西州一地名。

[5]Truganini，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最后一个土著人。

[6]Kruganini，戏仿Truganini （特露格尼尼）。

[7]指《圣经》里记载的耶稣用五片面包和两条鱼来赈济大众的神奇事迹。拉斐尔在《神奇的一网鱼》画作中描述了类似的故事。

[8]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神，一个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弹奏时猛兽俯首。

[9]Titus（79—81），罗马皇帝，以残暴统治闻名。

[10]Nero（54—68），罗马皇帝，因残酷而声名狼藉。

[11]Alpha Centauri，即南门二。

[12]De Sitter（1872—1934），荷兰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13]Cruguius（1678—1754），荷兰计量学家。

[14]the Appian Way，公元前312年古罗马建造的大路，由罗马通向布朗迪西恩（今称布林迪西），全长约366英里。

[15]Ivar Aasen （1813—1896），挪威语文学家，词典编撰家，诗人。

[16]拉丁语，市民。

[17]拉丁语，睿智者。

[18]Dr Livingstone （1813—1873），苏格兰公理教会传教士，曾在非洲探险。

[19]Bushman，非洲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等地的居民。

[20]Zoroastrian，曾在波斯地区流行。

[21]Psalmanazar（1679—1763），法国人，编造谎言，声称来自“福摩萨”（旧时西方人对中国台湾的称呼），会说当地语言。

[22]法语，小小的喷嚏。

[23]Baron Munchausen，十八世纪德国男爵，以讲述一些离奇夸张的冒险经历而闻名。

[24]拉丁语，穿着丝绸的发亮的女体。

十三

政府一直给他寄送很多印刷品，尽是宣传取得的成绩和目标这样的内容。在他的邮箱里有电话账单和他的牙医给他的圣诞节贺卡，同时他还常看到一些油印件，内容如下：

亲爱的公民，根据宪法第五二一条，以下四个自由是全体国民所拥有的：（一） 言论自由，（二） 出版自由，（三） 集会自由，（四） 游行自由。快速的印刷机器，充足的纸张供应，宽敞的集会大厅和宽阔的街道由人民支配，通过这个方式自由可以得到保障。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前两个自由呢？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公民而言，报纸是一个集体组织者，其职责在于帮助读者完成分配给他们的各项任务。而在一些别的国家，报纸纯粹是商业行为，公司把印刷出来的东西卖给读者（因此，有必要通过充满噱头的标题和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尽量吸引公众），我们的报刊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些信息，让每一个公民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问题面前拥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由此，指引读者的行为和情感走向必要的方向。在别的国家里，我们看到不计其数的相互倾轧。每一份报纸都极尽其所能，耍尽花招，这样一种纷扰杂乱的局面在普通人的头脑里造成混乱不堪的结果；但在我们这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里，一个统一的报界担负起了为国家提供正确的政治教育的责任。我们报纸上的文章不是出自个别人的怪诞的念头，而是为读者精心准备的成熟的启迪，反过来，读者也以同样认真、严肃和专注的态度接受报纸。

我们报刊的另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当地通讯员之间的自愿合作——信件，建议，讨论，批评，等等。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公民拥有免费获得报刊的权利，这是在任何其他地方不曾有闻的。是的，在其他国家，到处都在说“自由”，但是事实上，资金的缺乏却让很多人无缘印刷物。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工人显然并不会享有同样的机会。

我们的报刊是国家的财产。因此，不会为了商业的目的经办报纸。在资本主义的报纸上，甚至是一则广告都会影响其政治倾向：当然，在我们这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的报纸由政府和公共组织出版，绝对是独立于任何个人的、私人的和商业的利益。独立，就其本质而言，是自由的同义词，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的报纸完全地、绝对地独立于上述利益的影响，因为它们与报纸所属的和服务的人民（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主人）的利益相违。因此，我们的国家并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上享有言论的自由。同样，这也是显然的。

其它国家的宪法也提及各种各样的“自由”。但是，现实中，那些“自由”是极其有限的。纸张的缺乏限制了出版的自由；没有暖气的大厅让人们不能自由聚集，在交通管制的借口下，警察驱散示威和游行者。

通常，其他国家的报纸为资本家服务，他们或者是有自己的报刊机构，或者是在其他报纸上获取了一个栏目。比如，近来，一个叫做包尔布莱尔[1]的记者被一个商人以几千美元的价格售卖给另一个商人。

在另一方面，当五十万美国纺织工人上街游行时，报纸却在报道有关国王、女王、电影和剧院的事。在那个时段，在所有的资本主义报纸上出现的最受欢迎的图片是两只稀有的闪动着vsemi tzvetami radugi（七彩颜色）的蝴蝶的照片。但是，有关纺织工人罢工的却只字不见！

就像我们的领袖曾经说过的那样：“工人们知道在所谓的‘民主’国家里的‘言论自由’是一句空话。”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在现实和由巴图克宪法授予公民的权利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纸张供应，诸多优秀的印刷出版社，宽敞温暖的公共大厅，以及环境优美的场所和公园。

我们欢迎咨询和建议。只要申请，图片和详细介绍小册子免费邮寄。

（我要把它保存下来，克鲁格想，我要把它经过特殊处理，使其得以留存到未来，给自由的幽默作家们带来永恒的快乐。是的，我要把它保存下来。）

至于新闻，在《埃克利斯》或者《暮钟》或者其它政府控制的日报里，什么也没有。但是，社论倒是写得极富气度：

我们相信，唯一的真正的艺术是遵纪的艺术。所有的其他艺术，在我们这个完美国度里，只是顺从最高号角声的变体。我们热爱我们所属的集体，甚于热爱我们自己，我们更加热爱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我们拥护完全的一体化，平衡和融合国家的三套程序：生产、执行和思想。我们拥护在同胞公民中建立一个利益的共同体。我们拥护在爱人和被爱者之间树立强有力的和谐关系。

（克鲁格在读着这些段落的时候，经历了一阵眩晕，一种“斯巴达人”式的触及身体的感觉：鞭子和棍棒，音乐，以及夜晚的恐怖。他略微知道文章的作者——一个卑微的老人，多年前曾用“潘克拉特·塔兹古丁”的笔名编辑过一本集体迫害的杂志。）

另外一篇严肃的文章——真奇怪，这些报纸都变得如此深沉。

“一个从来就不属于共济会或者兄弟会、俱乐部、工会或者诸如此类的组织的人是一个不正常的危险的人。当然，有一些组织曾经臭名昭著，如今被废除了，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即使是隶属于一个政治上不正确的组织也要胜于什么组织都不属于。作为每一个公民都需真诚地赞赏和看齐的典型，我们应该提到我们的一个邻居，他坦诚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即使是最紧张的侦探故事，或者是年轻妻子的丰腴胴体，再或者是每一个年轻人都曾做过的将来某一天成为领导人的白日梦，所有这些都不能媲美每个星期与同伴友好相聚，在鼓舞欢庆——同时也是共享使命——的气氛中同唱一首歌得到的快乐。”

近来，参议院的选举占据了报纸的大量篇幅。一个三十人的名单，由巴图克掌控的特殊委员会拟定，在整个国家里传阅，选民们需要在这中间选出七位。这同一个委员会还确定了“backergrupps”，也就是一些个名字得到了特殊代表的支持，那些代表叫做“magaphonshchiki”（用大喇叭做武器的“支持者”），他们在街角为他们的候选人鼓吹呐喊，由此产生一种激烈的竞选的假象。整个选举混乱不堪，谁胜谁败无甚重要，报纸努力要做的是造成一种紧张激动的局面，每日发布特殊社论，告知这个区或那个区的斗争结果。有意思的是，在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些农业或工业领域的工人队伍就像是昆虫在某种非正常的氛围里纷纷开始交媾一样，会向其他领域的队伍提出挑战，宣布进行“生产竞赛”，以表示对选举的庆祝。因此，这些“选举”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并不是参议院人员组成的任何变化，而是一些产品产量“报表曲线”的直线上升，一派热情似火的气象，尽管也让人精疲力竭；制造的产品有：收割机，奶油焦糖（亮丽的外包装，上面是裸体女孩在肩膀上抹香皂的图片），kolbendeckelschrauben （活塞栓），nietwippen（撬杠机），blechtafel （铁皮），krakhmalchiki （上过浆的男用衣领，男童也可用），glockenmetall （铜钟），geschützbronze（铜炮），blasebalgen （风箱）以及其他一些实用的小装置。

关于工厂工人或集体食堂菜农的各种会议记录，专门为解决记账问题而写的短小文章，警告文告，各种专业协会活动的新闻，以及文字发音清脆、排列成楼梯形状的（每一行的酬金也附带提高了三倍）献给巴图克的诗歌的详细报道完全替代了快乐和轻浮时期常见的谋杀案、婚讯和拳击比赛。似乎是世界的一边被击了一下后陷入瘫痪，而另一边则露出了怀疑的——稍稍愚蠢的——微笑。

[1]Ballplayer，意为“打球的人”。

十四

他从未沉溺于追寻真正的实体，唯一，绝对，悬挂在宇宙的圣诞树上的钻石。透过一排排监狱的铁窗，一个有限的人去窥视无形的虹彩，他总是能够感到一丝淡淡的嘲笑。即使这个东西能够被捕捉住，那么为什么他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就此事而言，希望这个东西会失去它的鬈毛，它的面罩，它的镜子，成为没有任何修饰的赤裸裸的本体？

另一方面，如果（就像一些更有智慧的晚近数学家们认为的那样）物质世界可以说是由计量单位组构成（各种各样的应力，由电子组成的日落），它们在物理范围之外的阴影地带里像mouches volantes[1]一样移动着，那么，当然可以说，局限于计量可计量的物质意味着最令人蒙羞的徒劳。你，把你和你的条尺、磅秤一块拿走吧！因为没有你的规则，在一个没有事先安排的科学的撒纸屑追逐游戏[2]中，赤脚的物质的确快过光。

我们因此可以想象透过一个三棱镜或者监狱，彩虹是八色的天体波，在那里，透明脑袋的天体演化学学者持续不断地互相穿过各自振动着的真空，而在这周围，各种参照系与菲兹杰诺[3]收缩效应一同跳动。然后，我们狠狠地摇晃一下望远镜万花筒（宇宙是什么，不就是一个装有各种细小彩色玻璃碎片的容器吗？通过镜子的组合，这些碎片在被旋转时以对称的方式出现——注意：是在被旋转的时候），然后把那该死的东西扔掉。

我们中有多少人曾是重新开始——或认为他们是在重新开始！之后，他们审视自己的成果。请看：“哭柳”赫拉克利特[4]闪现在门口，“灰烟”巴门尼德[5]正从烟囱里出来，毕达哥拉斯[6]（早已经在烟囱里面了）正在一块磨得发亮的地板上画窗架的影子，苍蝇在地板上玩耍（我停下来了，你嗡嗡飞过，然后，我嗡嗡飞起，你又停下来；再然后，啪—啪—啪，于是我们都飞起来了）。

长长的夏日。奥尔嘉弹钢琴。音乐，井井有条。

克鲁格的问题，克鲁格寻思，是在其长长的盛年时期，他极其成功地、巧妙地拆分了他人的体系，并且因为其表现出的顽童般的幽默感和讨人喜欢的见识而名声响亮，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可悲的大傻子，那种所谓的“见识”最后被证明只是一步一步地自我退缩去迎合笑吟吟的疯狂。

一直以来，他都被称为是他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但是他知道没有人能够真正定义他的哲学的特色是什么，或者“著名”到底是指什么，或者什么叫“他的时代”，或者那些其他的名人又是谁？当国外一些作家被称为是他的门徒时，他却在他们的作品中怎么也找不到任何与批评家们说的——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风格与思想的相似之处，因此最后他开始把自己（生气勃勃的天然未加雕饰的克鲁格）视为一个幻觉，抑或是这种幻觉的一个制造者之一，一大批文雅之士（还有不少附庸风雅的人）都高度欣赏这种幻觉。这与小说中会经常出现的现象异曲同工，小说作者和他肯定的小说人物，常会强调主人公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或“伟大的诗人”，但是拿不出任何证据（主人公的绘画展示，具体的诗歌举例）；的确，小心为妙，还是不要出示这样的证据，因为任何例子都达不到读者的期待和想象。克鲁格一方面思索着是谁把他吹捧起来的，是谁把他投射到名利的屏幕上去的，另一方面，奇怪的是，他又情不自禁地感到他当之无愧，他的的确确是要比身边的大多数人伟大、聪明；但是，他同样也清楚，人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并不是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的正面性的扩张，而是一种无声的冰封爆炸（似乎是在炸弹爆炸的瞬间，掀起的气浪凝固了），一些碎片优雅地在半空中凝滞。

当这样一种头脑——如此擅长“创造性的毁灭”——对自己说，就像一个被误导的可怜的哲学家（哦，那个被压扁的难受的“我”，那个隐藏在我思中的靡菲斯特[7]）会说的那样：“现在我已经扫清了道路，现在我要开始建造，古代哲学的神灵将不会来侵扰”——一个普遍的结果是一些老生常谈，它们是从人造湖里捞出来的，而此前又是为了这个目的特地被放入湖中。克鲁格希望找寻出来的不单单属于未描述的种、属、科、类，而是某种代表崭新的纲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来弄清这个问题。要解决的问题中什么更重要：“外在”问题（空间，时间，物质，外面的未知事物）还是“内在”问题（生命，思想，爱，内部的未知事物）或者是（又一次）它们间的接触点（死亡）？因为我们都认同这一点，难道不是吗，作为问题的问题确实存在，即使这个世界来自“有”的虚无中的无中生有。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外在”和“内在”也是幻觉，一座大山可以说是代表了千万个美梦，而希望和恐惧则可以很容易被描述成冰盖和海湾？

回答！哦，多么精致的景致：一个逻辑学家在荆棘丛中和思想的陷阱中小心翼翼地择路而行，在一棵树上或一个悬崖上刻上标记（这个地方我经过了，这条尼罗河有人来过了），往回看（“换言之”），谨慎地探一脚泥泞的沼泽地（现在，让我们继续——）；在一个暗喻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让我们假设一个电梯——）基地处卸下一车的旅行者；坚持往前，克服万难，最后胜利地到达他做过标记的第一棵树！

然后，克鲁格想到，最重要的是，我是意象的奴隶。我们总说这个东西像另一个东西，而我们真正渴望做的是描述一个不像地球上任何一个东西的东西。某些想象掺入“时间”观后变得面目全非，因此我们开始相信在无限的过去和永恒的未知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永远移动着的闪光的裂纹（认知点）。我们并不能真正测定时间，因为在巴黎的展示盒里并没有捕捉到金秒，但老实说，你难道不觉得几个小时的长度比起几英里的长度更容易确切地想象？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要说到死亡的问题。也许可以这么说，真理和实践都表明，寻求完美的知识等于是让时间和空间里的某一点与其他每个点相汇：死亡要么是瞬间获取完美的知识（类似于，比方说，圆形地牢的石头和青藤的瞬间分解，以前，囚徒只能透过两个视觉上融为一体的小孔，向外看以获得一丝满足，而现在，随着墙的消失，他可以观察整个圆形的地形），或者说是绝对的虚无，nichto[8]。

而这，克鲁格嗤笑，就是你所说的全新的思想的门类！再多来几条鱼吧。

谁能够相信他强大的大脑会变得如此无序？以前，每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那些划线的重要段落，他在页边快速做的笔记几乎都会自然而然地汇聚到一起，于是一篇新的文章、一个新的章节成竹在胸——但现在他连从积灰的厚地毯上捡起因力乏而掉落的沉甸甸的铅笔都几无可能。

[1]法语，飞动的虫子。

[2]paper chase，指“大兔”越野追逐（假扮兔子者在前面边跑边撒纸屑，假扮猎犬者在后跟踪追赶的户外活动）。

[3]Fitz-Gerald（1851—1901），爱尔兰物理学家，发现振荡电流产生电磁波，提出运动物体速度接近光速时物体运动方向产生收缩的相对论概念。

[4]Heraclitus，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一切都在流动变化中，“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5]Parmenides，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无生灭的。

[6]Pythagoras，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

[7]Mephisto，《浮士德》中的恶魔。

[8]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虚无。

十五

第四天，他在一堆旧纸堆里搜寻，翻出一份他在华盛顿哲学学会做过的亨利·道尔讲座的重印件。他重读了一段他援引的针对物质概念极富争议的文字：“当一个躯体全身变得甜蜜和白色时，这种白色和甜蜜的运动在各个地方重复并且混合在……”（Da mi basia mille[1]。）

第五天，他步行到司法部，要求面谈他朋友的被捕之事，但后来得知这个地方已经被改成了一家旅馆，而那个他以为是一个高官的人只是一个侍者领班。

第八天，他教给大卫看如何用两根交叉的手指指尖触摸一粒面包屑，在接触的过程中可以产生一种镜子效应（触摸到第二粒面包屑的感觉），这时，玛利亚特在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赤裸的前臂和肘部搁在他的肩膀上，不停地扭动着身子，棕色的头发把他的太阳穴蹭摩得痒痒，一边用一根织毛衣的棒针擦摩她的大腿。

第十天，一个叫做弗克斯的学生试图要见他，但他不同意，部分原因是他从来就不愿意在他的办公室（现在，根本不存在了）外费心做与学术有关的事，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有理由相信这个弗克斯很可能是政府派来的间谍。

第十二天的晚上，他梦到他正在悄悄地享有玛利亚特，她坐在他的腿上，脸上露出一点痛苦的表情，这是在排演一出戏，她被安排演他的女儿。

第十三天的晚上，他醉了。

第十五天，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在电话里通知他，布兰奇·海德龙，他朋友的姐姐，已经被偷偷地送到国外，现在布达弗科，很安全，似乎在欧洲中部的某个地方。

第十七天，他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

“里奇[2]先生，我在国外的一个代理得到你的两个朋友，伯伍兹和马百勒太太传来的消息，你想购买屠劳克的杰作《逃跑》的复制品。如果你愿意费心在星期一、星期二或者星期五下午五点左右来我店（‘布里卡不拉卡’，迪姆兰普[3]街十四号），我将乐意与你讨论这个可能性——”一块很大的墨渍遮抹了句子的后半部分。信的署名是“彼得·奎斯特，古董商”。

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城市的地图，发现这条街在地图的西北角。他放下放大镜，取下眼镜。一会儿，他又戴上眼镜，拿起放大镜，嘴里发出小小的疑虑声——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常这样，试着找到一条能够把他带到那里的公共汽车路线（红线标志）。是的，这可以做到。不知怎么的，忽然间，他脑子里出现奥尔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时抬起她左眉的神态。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吗？就好比头脑中的牢房被典狱长的孩子打开了大门，一张脸，一个短语，一片风景，一个气泡，突然间从过往的记忆中浮出，而实际上脑子里想的却完全是另外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有过这样的情形吗？这种情形也发生在进入梦乡之前的瞬间，你以为你在想着的东西实际上根本不是你想的东西。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况：两辆思想的客车，一辆赶上了另一辆。

外面，糙裂的空气中已有了一丝春天的味道，尽管年头才刚刚开始。

一可笑的新法律这样规定，每一个坐公共汽车的乘客不仅需要出示护照，而且还要给售票员看一张签上名、标上号码的照片。检查照片、签名和号码与护照上是否一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此外，还有另一个规定，如果出现没有付准确车票价钱的情况（票价是每英里17¹/₃分），多余的钱只能到一个遥远的邮局去取回，而且条件是不能超过下车后三十三个小时。苦不堪言的售票员要盖章，写收据，这导致了更长的耽搁，还有——出自同样的规定，汽车只能停在不少于三个人下车的站点，于是时间耽搁之外又加上一片混乱。但奇怪的是，尽管有这么多的措施，这些日子里公共汽车上还是挤满了人。

克鲁格最终还是到达了目的地：他贿赂了两个年轻人（每个人十个克伦），凑足必要的三个人一起下了车，下车的地方正好是他的目的地。他的两个伙伴（他们老实承认，他们把这样的事当作了生计）下车后立马又跳上了另一辆正在行进中的有轨电车（这里面的规章还要更加复杂）。

他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条弯曲的小街与它的名字还真相衬。他有些激动，但又没有把握，惴惴不安。他看到了逃离巴图克格勒，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的可能，就像是回到了他的过去，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在过去曾经是自由的国度。假如空间和时间可以融为一体的话，那么逃离和返回则也可以互换。过去特有的时光（其时未被珍惜的幸福，她富有光泽的头发，给孩子读拟人动物故事书的声音）看来似乎可以用一个国家的生活替代，或者至少可以仿效——他的孩子可以在安全、自由、和平的国度里长大成人（一片星星点点躺满人的长海滩，一个阳光宝贝和身着丝绸的拉丁美人——一则美国的广告，不知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不知怎么地回忆起来了）。我的上帝，他心想，que j’ai été veule[4]，几个月前就该这么做了，那个可怜的好友说的是对的。街上似乎有很多书店和灯光黯淡的酒吧。到了。花鸟图画，旧书，一只斑点花纹的瓷器猫。他进到了店里。

店主彼得·奎斯特是一个中年人，棕色的皮肤，扁平鼻子，修剪过的黑色胡子和波浪式的黑色头发。他穿着简单整洁的蓝白条纹夏装。克鲁格进来时，他正和一个脖子上披着老派灰色羽毛披巾的年老女士道别。她很认真地瞧了一眼克鲁格，然后放下voilette[5]，闪身出去。

“知道是谁吗？”奎斯特问。

克鲁格摇摇头。

“见过已故总统的遗孀吗？”

“是的，”克鲁格说，“见过。”

“他的姐姐呢——见过她吗？”

“我想没有。”

“嗯，那就是他的姐姐，”奎斯特漫不经心地说。克鲁格擤了一下鼻子，趁擦鼻子的时候扫了一眼店里面的东西：满眼都是书。高高一堆的哈西特图书馆[6]出版的图书（莫里哀的著作和诸如此类的书），肮脏的纸，快散架的封面，在一个角落里腐烂。一本十九世纪早期讲述昆虫世界的图书中有一幅漂亮插图，上面是一只单眼天蛾和它的绿皮毛虫，毛毛虫依附在一根细枝上，弓起脖子。一张已经褪色的大幅照片（一八九四）上有十二三个穿紧身衣、留络腮胡的人，戴着假肢（有几人的两条胳膊和一条腿都是假肢），另有一张色彩鲜艳的密西西比河平底船的绘画，两张东西镶嵌在画框里。

“嗯，”奎斯特说，“非常高兴见到你。”

握手。

“是屠劳克给了我你的地址，”古董商态度和悦地说，他和克鲁格在商店靠里的两把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在我们说到任何安排以前，请恕我直言：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在做偷渡的事——毒品，钻石，名画杰作……现在——则是人。我做这一切只是为了满足我个人利欲熏心，但是我做得很好。”

“是的，”克鲁格说，“是的，我知道。前段时间，我曾到处打听屠劳克的下落，但是他有事外出了。”

“对，就在被捕以前他收到了你那封雄辩有力的信。”

“是的，”克鲁格说，“是的。这么说，他已经被逮捕了。这我不知道。”

“我与那些人都保持着联系，”奎斯特解释道，略微向前躬一下身子。

“告诉我，”克鲁格说，“你有任何我的朋友——麦凯西莫夫夫妇，安波，海德龙的消息吗？”

“什么也没有，当然，我可以很容易想象出，他们肯定会发觉监狱那一套制度是多么让人生厌。请允许我拥抱你，教授。”

他身子向前，用一种老派方式在克鲁格的肩膀上吻了一下。眼泪从克鲁格的眼睛里涌出来。奎斯特下意识地咳嗽了一声，继续说道：

“但是，请不要忘记，我只是一个商人，而且心无旁骛，所以，这些不必要的情感……不在我眼里。是的，我想要救你，但是我做此事也为了钱。你需要付我两千克伦。”

“这不多，”克鲁格说。

“不管怎么，”奎斯特冷冷地说，“需要有一个勇士把我战栗的顾客带过边境，这笔钱用以支付他是足够了。”

他站起来，取过一盒土耳其香烟，递给克鲁格一支（他不要），点上，在一个做烟灰缸用的粉紫色的贝壳里仔细地摆放尚在燃烧的火柴头，使其继续燃烧下去。火柴头蠕动着，变黑了。

“不好意思，”他说，“刚才有点感情用事。看到这块疤了吗？”

他把手背给克鲁格看。

“这，”他说，“是我四年前在匈牙利的一次决斗中落下的。我们用的是骑兵马刀。我受了好几处伤，但还是杀死了我的对手。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头脑聪明，心地温柔，但是他开了个不幸的玩笑，把我的小妹妹说成是‘cette petite Phryné qui se croit Ophélie[7]’，你知道的，那个浪漫小东西曾试图要在他的游泳池里淹死自己。”

他抽着烟，静静地。

“这么说，没有办法把他们从那里弄出来吗？”克鲁格问。

“从哪儿？哦，我知道了。不。我的组织是一个不同的类型。在我们的专业术语中我们称为fruntgenz（边境鹅），而不是turmbrokhen（越狱者）。那么，你愿意付我说的数？Bene[8]。如果我问你把你现在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你还会愿意吗？”

“当然，”克鲁格说，“任何一个外国大学都会酬报我的。”

奎斯特笑了起来，开始专心致志地从一个盛放药片的小瓶子里忸怩做作地取出一小块棉球。

“你知道吗？”他说，露出一副假笑。“如果我是一个密探，当然我不是，这个时候我会在心中这么想：马当卡（假设这是你在间谍部门的绰号）急着要离开这个国家，不在乎要花多少钱。”

“天哪，你说得真对，”克鲁格说。

“另外，你还要给我一份特殊的礼物，”奎斯特继续说道，“那就是，你所有的图书，你的手稿，你写的每一页东西。在你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你会像蚯蚓一样赤身裸体。”

“太好了，”克鲁格说，“我会把废纸篓里的东西都给你留下来的。”

“好的，”奎斯特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这么多。”

“你什么时候能安排？”克鲁格问。

“安排什么？”

“我的出逃。”

“哦，那个。嗯——你很急吗？”

“是的。非常非常急。我要把我的孩子弄出去。”

“孩子？”

“是的，一个八岁的男孩。”

“是的。当然，你有一个孩子。”

奇怪的停顿。奎斯特的脸上慢慢地浮现一层暗红色。他低下头，用一双柔软的手咂摸嘴巴和脸颊。真是一帮傻瓜！只有他能升职了。

“我的顾客，”奎斯特说，“要走上大约二十英里的路，穿过蓝莓林和蔓越橘沼泽地。剩下的时间他们要卧伏在卡车的底层，每时每刻经受颠簸。食物很少，而且粗糙。在连续十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里，正常的生理需求都不能得到满足。你的体质是可以的，你能忍受。自然，带着你的孩子是完全不可能的。”

“哦，我认为他会像一只老鼠一样安静的，”克鲁格说，“我可以背着他，我能走多远就可以背他多远。”

“总有一天，”奎斯特喃喃道，“你连背他到火车站的几英里路都走不到。”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说：总有一天，从这里到火车站的距离你都背不动。当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能想象有多么危险吗？”

“能估摸一点。但是，我决不能把我的孩子留下来。”

又一次停顿。奎斯特把一小块棉花卷到火柴头上，伸到左耳里面挖起来。他颇为满意地查看着从耳朵里挖出来的宝物。

“那好，”他说，“我会搞定怎么做的。当然，我们得保持联系。”

“我们不能确定一个会面时间吗？”克鲁格提议，一边从椅子里起来，找他的帽子。“我是说你也许事先需要一点钱。是的，我明白。交易在私下进行。谢谢。”

“不用谢，”奎斯特说，“下个星期的某一天怎么样？星期二可以吗？下午五点左右？”

“很好。”

“你能费心到尼普顿桥找我吗？对，靠近第二十个灯杆。”

“当然可以。”

“乐意为你服务。我想说，我们这次短小的交谈应该把事情都弄得非常清楚了。很遗憾，你不能久留。”

“想到回去要这么长的路，”克鲁格说，“就让我发抖。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

“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条更短一点的路，”奎斯特说，“等一下。一条很短、很好走的捷径。”

他走到螺旋向上的楼梯下，抬头向上喊道：

“麦克！”

没有回答。他等了一下，一会儿脸朝上，一会儿又朝向克鲁格——并没有真正看着他：眨巴着眼，听着。

“麦克！”

还是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奎斯特决定上楼去，自己去拿他要的东西。

克鲁格扫视着书架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锈迹斑斑的旧自行车车铃，一把棕色的网球拍子，一个象牙笔架，上面有一些细小的水晶洞眼。他眯缝起眼睛，闭上一只眼，他看见朱红色的落日和一座黑色的桥。Gruss aus Padukbad[9]。

奎斯特哼着小曲快步从楼梯上下来，手上拿着一串钥匙。他从中挑选出最闪亮的一把，打开楼梯下的一扇秘门，默默地指向一个长长的通道。通道里灯光黯淡的墙上贴着一些过时的招贴画，还有弯曲的管道。

“哇，太谢谢了，”克鲁格说。

奎斯特已经在他后面关上了门。克鲁格走进通道，他的外衣敞开，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他的影子伴随着他，就像是一个黑人侍者提着一堆包包。

很快，他来到另一扇门前，门由粗糙的木板随便拼凑在一起。他推开门，一脚跨进了自己住的公寓的后院。第二天早上，他下楼去查看这个出口，发现这个地方现在掩藏得非常巧妙，一部分与支撑院墙的木板连在一起，另一部分与一间破旧厕所的门混杂在一起。离这个地方不远的砖块地上，那个被安排在这儿的可怜的侦探和一个蹩脚的手风琴演奏者坐着玩chemin de fer[10]，一张脏兮兮的黑桃九搁在他们脚下的灰地上。他感到烦躁不安，焦急难耐，脑子里想象着一个铁路月台，他瞥了一眼纸牌和一些橘子皮，这些橘子皮给轨道间的煤灰带来了些许生气，轨道上停着一辆普尔曼客车，在夏日烟云中等待着他，但是不一会儿后，将会驶出车站，远远地、远远地进入薄雾笼罩、宛如仙境的卡罗来州[11]。火车经过暮色渐浓的沼泽地，像是悬挂在夜晚的天穹中，随后穿越电报线网，像布纹纸上的水印一样贞洁，火车在滑动，如同一簇透明的细胞在劳累了的眼睛上浮动，乘客头上淡柠檬色的灯光即将神秘地跨过玻璃窗里青绿色的景致。

[1]拉丁语，给我一千个吻。出自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诗集》第五首、给蕾丝比亚（Lesbia）的情诗。该句诗句在纳博科夫《洛丽塔》中也有引用。

[2]Rich，意为“富有的”。

[3]Dimmerlamp，意为“昏暗的灯”。

[4]法语，我怎么变得如此软弱。

[5]法语，面纱。

[6]Librairie Hachette，1826年由法国人路易·哈西特创建。

[7]法语，那个自以为是奥菲利娅的小芙莉妮。

[8]法语，请注意。

[9]德语，来自巴图克堡的问候。

[10]法语，一种纸牌游戏，原意为铁路。

[11]the Carolinas，指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十六

三把椅子，一竖排排在一起。同样的主意。

“什么？”

“火车头的排障器。”

放在第一把椅子腿旁的中国象棋棋盘代表排障器。最后一把椅子是观察车厢。

“我知道了。好了，现在，火车驾驶员必须要上床睡觉了。”

“快点，爸爸。上车。火车要开动了！”

“不，亲爱的——”

“哦，求你了。坐下来，就一会儿。”

“不，亲爱的——我告诉你了。”

“但是，只是一会儿。哦，爸爸！玛利亚特不想来，你也不想来。没有人愿意在我的超级火车上与我一起旅行。”

“不是现在。现在是该——”

准备上床，上学——睡觉时间，吃饭时间，洗澡时间，不仅仅是“时间”，而是该起来了，该出去了，该回家了，该熄灯了，该去死了。

如此疯狂地爱一个小家伙，思想家克鲁格心想，该是多么大的痛苦！这个小东西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对我们而言，比灰白橄榄园中最初的思想家们看来更加不可思议），两个神秘的人或是不计其数的神秘组成的个体的产物，同时，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一个碰巧的问题，一个纯粹是魔法的问题；就这样，神秘一个一个积聚起来，意识充盈其间，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东西，是最不可思议的神秘。

他看见了一两岁时蹒跚学步的大卫，坐在码头海关办公室边上一个年轮清晰的树桩上。

他看见大卫骑着一辆自行车，在灿烂的连翘花丛和纤细光滑的桦树间穿行，沿着一条标明“自行车不通行”的小路骑去。他看见他在游泳池的边上，俯身躺着，穿着湿漉漉的黑色短裤，一个肩胛高高抬起，一只手向外伸出，溅起的晶莹的水花灌满了一艘玩具驱逐艇。他看见他在街边一家光鲜闪亮的店里，店内一边卖面霜，另一边卖冰激凌，大卫坐在高高的柜台上，伸长脖子朝向压嘴糖浆瓶。他看见他扔出一个球，手腕一翻动作特别，他还没有见过别人有这么扔球的。他看见他长成了一个青年，正在穿过撒满阳光的校园。他看见他身穿奇装异服（如同赛马骑师服，只是鞋子和袜子不同），美国球赛运动员穿的那种服装。他看见他正在学习飞行。他看见他，两岁时，坐在夜壶上扭动着身子，嘴里低声唱着什么，在他屋里的地板上，连同已被磨损的夜壶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他看见了四十岁的大卫。

在与奎斯特敲定见面的那一天傍晚，他来到桥上：他在那儿察看，想到拿这个地方作为见面地点有可能比较危险，因为有士兵在那儿；但是士兵们早就不见了，桥被遗弃了，奎斯特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桥上来。克鲁格只有一只手套，他也忘了戴眼镜，没法再看一下奎斯特给他的便条，上面有口令、地址、简略地图，以及解开克鲁格一生的密码的答案。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头顶上近在咫尺的天空乌云翻腾，灰色、半透明、形状不规则的、硕大的雪花慢悠悠地、垂直地降落下来；当雪花落到库尔河黑色的水面时，它只是在上面漂浮，而不是立即融化，这有点奇怪。更往前一点，在云的那一端，天空突然亮堂起来，河也看得真切，它们在朝着桥上的人微笑，远处群山的边缘升起一抹珍珠母贝色的光芒，河流，微笑着的悲哀，以及河边楼房傍晚亮起的第一处灯光就是来自那个地方，只是时间不同。看着雪花落在黑黝黝美丽的河面上，克鲁格心中争辩道，雪花和河水两者其中必定有一个不是真的，要么雪花不是真的，要么河水不是真的，或者河水是真的，而雪花只是由一种不溶于水的特殊材料做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从桥上扔下那只孤零零无伴手套，但是没有不正常的事发生：手套干脆利落一头扎进波光粼粼的水面，沉入水下，不见了。

在河的南岸（他是从那儿过来的），朝上游的方向，他能够看见巴图克粉色的宫殿，哥特式教堂铜制的圆顶和一棵公共花园里没有叶子的树。在河的另一边，矗立着几排旧住宅楼，过了这些楼就是医院（看不见，但他知道在那儿，因为他心痛），她就是在那儿死去的。他斜坐在一张石头凳子上，观望河水，脑子里想着这些东西，一艘拖船拖着一艘驳船出现在远处，与此同时，最后一片雪花（头上的云块似乎正在融入已经发亮的天空中）落到了他的下嘴唇上：普通的湿软的雪花，他心想，但是刚才落到河面上的雪花也许是不同的。拖船稳稳地驶来。在要驶进桥底下时，外面有两圈绯红色的巨大的黑色的轮船烟囱被拉向了后面，两个船工紧拽绳子，用尽全力往后拖拉；其中一个是中国人，这个城里大多数在河上干活的人，还有大多数洗衣工都是中国人。在驳船的后面，晾晒着五颜六色的衬衫，还可以看见船上一些种在花盆里的天竺葵，还有，很胖很胖的奥尔嘉身着那件他不喜欢的黄色衬衣，双手叉腰，抬头看克鲁格，驳船进入拱桥下，不见了。

他醒了（四肢摊开，躺在扶手椅子里），立刻意识到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已经发生了。这与做梦或者是未被打扰的安静，抑或他感到的身体的异样不适（局部充血）没有任何关系，或者与他能够想起的与他的房间的样子（灯影下，灰尘遍地，凌乱不堪）没有任何关系，与一天的什么时间也无任何关系（早上八点四十分，早早吃过早饭后他睡着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他知道他又能够写作了。

他来到洗手间，冲了一个冷水澡，像是回到了他曾经当过童子军的时代，文思如泉涌，舒舒服服地穿着干净的睡衣和晨服，钢笔吸满墨水，但是这时他想起现在是大卫上床的时间，他决定先对付大卫，以免过后被打扰。过道里，三把椅子还是一竖排搁在那里，大卫躺在床上，一部纤维制的磨砂的大书封面上放着一张纸，铅笔在上面来回快速地移动着，发出不是太刺耳的声音，“嚓嚓，咝咝”，继而变成“嗡嗡”声。慢慢地，纸页上出现封面略微凹凸的形状，接着，魔术般地、精确地——与铅笔移动的方向没有关系（正巧偏斜），拓印出了几个瘦长的白色的字母“ATLAS”（地图册）。你不禁要想到一个人的一生是否也可以这样拓印——

铅笔发出“噼啪”一声，大卫试图固定已经松动的笔芯，想用铅笔的木头部分做依托，继续他的拓印过程，但是铅芯断了。

“好了，”克鲁格说，他急着要回去写作，“该熄灯了。”

“旅行故事还没开始，”大卫说。

已经连续几个晚上，克鲁格和他一起讲这个故事，在故事中大卫要去往一个遥远的国家，途中要经历很多冒险（上次说到，我们蹲伏在一副雪橇底下，敛声屏息，身上覆盖的是羊皮毯子和装土豆用的空袋子）。

“不，今晚不讲了，”克鲁格说，“太晚了，我很忙。”

“不晚，”大卫突然坐起来，嚷道，眼神炯炯，拳头狠击地图册。

克鲁格拿走书，俯下身给了他一个吻，道晚安。大卫猛地转向墙壁。

“随你便，”克鲁格说，“不过，你最好还是说声晚安（pokoǐnoǐ nochi），因为我不会再回来了。”

大卫把床单蒙住头，闷闷不乐。克鲁格轻声咳嗽一声，起身关掉了灯。

“我不要睡觉，”大卫声音沉闷地说。

“那就随你，”克鲁格说，尽量模仿奥尔嘉教育他时悦耳的声音。

黑暗中的停歇。

“Pokoǐnoǐ nochi, dushka （小东西），”克鲁格从门口对他说。寂静。他告诉自己——有点生气——十分钟后他要再回来，重新一点一点地经历这个过程。如同以往一样，这只是整个晚上要经历的仪式的第一次排练。但是，当然，睡眠也许能解决问题。他关上门，在通道里转身时撞上了玛利亚特。“哎，你去哪儿啊？”他厉声问道，膝盖撞到了大卫放在那儿的一张椅子上。

在这个关于无限意识的初步报告中，做某些重要的概括是免不了的。我们可以看不见，但不能说我们就不能讨论视力问题。在这样的讨论过程中，我们获得的知识必定与真理有一定的关系，就像走在阳光照耀的花园小道上，视觉压力在眼帘上造成的孔雀黑点一样。

哦，是的，重要的是蛋白而不是蛋黄，叹息一声，读者会如是说；connu, mon vieux[1]！同样的老一套的了无生气的诡辩，同样的老旧的布满灰尘的蒸馏器——思想驰骋向前，像一个骑在扫把上的巫婆！但是，你错了，你这个好找茬的傻瓜。

请不要理睬我的抨击（只是出于本性），并请关注以下一点：我们能够通过试图想象无止尽的年月，黑色丝绒无尽的褶缝（把干燥的丝绒塞进你的嘴巴），总之，朝着我们出生前的岁月无限延长的过去，使我们自己进入一种绝望无助的恐惧状态吗？我们不能。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我们早已经历了永恒，已经有过不存在的经历，而且已经发现这种néant[2]没什么可怕的。现在我们企图（没有成功）做的是填满我们已经安全跨越的深渊，而用来填的东西则是从前一个深渊中借来的恐惧，这前一个深渊本身是从无尽的过去中借来的。由此，我们是生活在一只正在由里向外翻的袜子里面，而我们自己并不确切知道我们的意识对应于这个过程的哪个阶段。

一旦重新上路，他开始以一种有点病态（如果可以看见他的内心的话）的兴致投入写作。他曾经受过伤，裂缝曾经豁开，但是此时此刻，还是有一阵二流的灵感涌流，一些难得的意象使得他顺流而下。约一个小时后，他停了下来，重读了已经写下的四页半纸的东西。思绪现在清楚了。在一个很干练的句子里，他还不经意地提及了几种宗教（不要忘记“那个绝妙的犹太教派，它曾想象一位年轻温和的拉比死在罗马十字架上，而现在这个梦想已传遍了所有北方的土地”），但是他只是把它们比之为鬼魅和精灵，一笔带过。那一块自由自在、满天星斗的哲学天空在他面前，但是他想到他要先去喝上一杯。手上拿着打开笔帽的钢笔，他一步一蹭地走向餐厅。又是她。

“他睡着了吗？”他问道，声音含混，没有转过头来，一边俯下身去拿餐具柜下面的白兰地。

“应该是，”她回答。

他起开瓶盖，往一个绿色高脚玻璃瓶杯倒了一点。

“谢谢你，”她说。

他忍不住眼睛朝她瞥去。她坐在桌旁，正在缝补一只袜子。她穿着黑色连衣裙，黑色拖鞋，对照之下，她裸露的脖子和双腿显得非同一般的白。

她停下手中的活，抬眼看他，头歪着，前额上有一些细细的皱纹。

“不是吗？”她说。

“酒不能给你，”“汽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冰盒里有一些。”

“你这个可恶的男人，”她说，垂下她不是很整齐的眼睫毛，重新跷起双腿。“你这个可怖的男人。今晚我感到很爽。”

“爽什么？”他问道，重重地把餐柜门关上。

“就是爽。全身爽。”

“晚安，”他说，“别呆得太晚。”

“你写作的时候我可以坐在你房间里吗？”

“当然不行。”

他转身要走，但是她在后面叫住了他：

“你的笔在柜子上。”

见鬼，他拿着杯子回来，拿起钢笔。

“我一个人时，”她说，“我坐着，这样做，像一只蟋蟀。听，你听。”

“听什么？”

“你没有听见吗？”

她坐在那儿，嘴唇分开，稍稍移动着合紧的大腿，发出细微的声音，柔和，似嘴唇发出的声音，间或有“咝咝”声，似乎她在摩擦两只手的手掌，但她的手并没有动。

“‘唧唧’的像一只可怜的蟋蟀，”她说。

“我不巧有点耳背，”克鲁格说道，慢慢地走回他的房间。

他心想，他应该去看看大卫是不是睡着了。哦，他应该是睡着了，因为不然的话，他应该听见他父亲的脚步声，会叫他的。克鲁格不想再次走过餐厅敞开的门，于是他告诉自己，大卫至少差不多已经睡着了，贸然闯入会打搅他的，不管你是不是好意。有一点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要对自己如此禁欲，而实际上，他完全可以在那个puella[3]（为了她们的富有弹性的小腹，比他年轻的罗马人乐意付给那些叙利亚奴隶两万或更多的迪纳里厄斯[4]）的帮助下，美妙地排解自己生理上的紧绷与不适。也许，是一些微妙的婚姻上的顾虑或者是整个事情的浓郁的悲哀束缚住了他。不幸的是，他写作的冲动这时突然消失殆尽，他陷入不知所措之中。他没有困意，晚饭后他已经睡过了。喝了那点白兰地只是更让他难受了。他是那种人高马大、全身汗毛颇多的人，长着一张有点像贝多芬那样的脸。他在十一月失去了妻子。他曾经是教哲学的。他非常有男子气概。他的名字叫亚当·克鲁格。

他重读了一遍他写下的东西，删去了骑在扫把上的巫婆这个句子，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双手插在睡衣口袋里。那只叫格雷瓜尔的猫从椅子底下向上凝视。暖气装置在“咕咕”地响。厚重的墨蓝色窗帘后，街道寂静无声。慢慢地，他的思绪开始回到神秘的轨道上来。胡桃钳夹碎一个又一个空果子，终于夹到一个满是肉脯的果子。一阵细微的声音，像是从遥远之地传来的欢呼声的回音，头脑中出现一个新的精灵的影子。

手指甲在刮、敲门。

“怎么回事？你要什么？”

没有回答。一片寂静。然后是一声酒窝的甜笑。接着又是寂静。

他打开门。她站在那儿，穿着睡袍。乌黑的眼睛慢慢地眨着，又合上，眼神朦胧、诡异。她胳膊下挟着一个枕头，手上拿着一个闹钟。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求你了，请让我进来，”苍白的脸，五官有点像狐猴，嘴巴噘起，一副恳求的模样。“我很害怕，我真的不能一个人呆着。我有感觉，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我能睡在这里吗？求你了。”

她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小心翼翼地把那只圆脸闹钟放到床头柜上。床头灯的光线渗透进她轻薄的衣服，衬出她桃红色的侧影。

“可以吗？”她轻声问。“我只需要很小一块地方。”

克鲁格转过身去，他站在书架旁，手压在书上，一本古代拉丁诗人的书，小牛皮的封面起了卷角。Brevis lux. Da mi basia mille[5]。他慢慢地用拳头捶书本。

当他再次看着她时，她已经把枕头放到睡衣里面，摇动着，发出无声的笑声。她拍拍怀孕状的肚子。但是克鲁格没有笑。

她的眉头皱起来，枕头和一些桃花花瓣掉在她的踝关节之间。

“你一点都不喜欢我吗？”她说。

如果，他心想，我的心能够被听见，就像巴图克的心一样，那么它强有力的震动会把死人都震醒。但还是让死人睡去吧。

她继续着她的动作，一下倒入做床用的沙发上，身子俯仰；灯光透亮：富有光泽的棕色头发和红红的耳朵。葱白的年轻的大腿等待着一个老者的手的抚摸。

他坐在她的旁边；脸色阴郁，牙关紧咬，他接受了她千篇一律的邀请，但是他刚一摸，她就坐了起来，抬起并转动她雪白的散发着栗子味的裸露的胳膊，打着呵欠。

“我想，我现在该走了，”她说。

克鲁格没说什么，他坐在那儿，愠怒、沉闷得难以忍受，欲望膨胀欲爆，可怜的人。

她叹了口气，膝盖靠着床单，露出肩膀，看着半透明的皮肤上黑色胎记旁她的一些伴侣留下的牙印。

“你要我离开吗？”

他摇摇头。

“我们做爱吗，如果我留在这里？”

他的手挤压着她纤弱的胯部，似乎他是在把她从树上抱下来。

“你知道的太少，或者是太多太多，”他说，“如果是太少，那么快点走吧，把自己锁起来，千万别再走近我，因为你看到的会是野兽一样的爆发，你会伤得很厉害。我警告你。我差不多是你年纪的三倍，而且是一头悲伤凶猛的动物。再有，我不爱你。”

她低头看他痛苦的感官。窃笑起来。

“哦，你不爱我？”

Mea puella, puella mea. 我火辣的、庸俗的、无比娇弱的小女孩。这是一个我握着手柄慢慢放下的细颈花瓶。这是一只粉色的蛾子，依附在——

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门铃声，大声敲门声）打断了这些文集序言式的遐想。

“哦，求你了，快，”她快速说道，身子蠕动着靠近他，“我们快一点，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做，他们很快就闯进来了，求你了。”

他粗鲁地推开了她，从地上一把抓起他的衣服。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她叫喊道，细声细气，声音像是一圈一圈的水波向外荡漾，又宛如一个又一个振荡着的问号。

他的睡衣有点像僧侣穿的衣袍，此时被胡乱卷在一起，拿在手上，他飞一样穿过走道，玛利亚特紧跟在后面，驼着背的克鲁格打开敲得不耐烦的门。

一个戴着手套，持有手枪的年轻女人，两个来自童子旅的愣头小伙：不修边幅，胡子拉碴，皮肤上布满脓包，穿着格子棉衬衫，松松垮垮的样子。

“嘿，琳达，”玛利亚特说。

“嘿，小玛利，”那个女人说道。她肩上随意披着埃克利斯士兵穿的厚重长大衣，一顶压扁的军帽也是随随便便地扣在她梳理整齐的金发上。克鲁格一下子认出了她。

“我的未婚夫在外面车里等着，”她微笑着吻了一下玛利亚特，对她解释道。“教授现在可以跟我们走，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带他去的地方，他会有一些消毒过的得体的统一制服。”

“这么说，终于轮到我了？”克鲁格问。

“你怎么样，小玛利？把教授带到那儿后，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个晚会。可以吗？”

“很好，”玛利亚特说，然后压低声音问道：“能和那些帅哥玩吗？”

“没问题，没问题，亲爱的，你会有更多的机会的。事实是，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你们，小伙子们，快动起来。儿童房在那儿。”

“不，你们不能，”克鲁格说着，挡住了通道。

“让他们过去，教授，他们在履行职责。他们不会拿走你的任何东西。”

“让开，博士，我们在履行我们的职责。”

客厅半掩着的门上响起了几下规矩的敲门声，脊背轻柔地靠着门的琳达猛一下打开了门，一个身材高大、宽肩膀、身穿潇洒的类似警察制服的男人，迈着重量级摔跤选手豪迈的步伐走了进来。他黑色的眉毛茂密如灌木丛，下巴方正宽大，牙齿洁白无瑕。

“麦克，”琳达说，“这位是我的小妹。从一所着火的寄宿学校里逃了出来。玛利亚特，这是我未婚夫的最好的朋友。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相处得来。”

“当然，我希望如此，”高大健硕的麦克说，声音低沉浑厚。露出牙齿，伸出手掌，硕大无比的牛排，可以让五个人享用。

“我也当然非常高兴见到胡斯塔福的朋友，”玛利亚特故作正经地说。

麦克和琳达互相眨巴着眼睛交换微笑。

“对不起，亲爱的，我们没有把事情说清楚。我说的未婚夫不是胡斯塔福，不，肯定不是他。可怜的胡斯塔福现在只是一个抽象符号。”

（“你们不能过去，”克鲁格咕哝着说，把那两个年轻人堵在一边。）

“发生了什么？”玛利亚特问。

“哦，是这样的，他们不得不扭断了他的脖子。你知道吗，他是一个schlapp （失败者）。”

“一个在其短短的一生中倒是抓捕了不少头面人物的失败者，”麦克插话道，语气慷慨，大度，像是他这种性格的人说的话。

“这是他的，”琳达拿枪给她小妹看，似乎告诉了她一个机密。

“那个手电筒也是？”

“不，那是麦克的。”

“哇！”玛利亚特叫道，极其崇敬地触摸着那个硕大的套着皮套的东西。

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被克鲁格推了一下，撞到雨伞架上。

“嘿，嘿，你是不是可以停止这样推推搡搡的，多不像样！”麦克说着，把克鲁格拉向后面（可怜的克鲁格被拽得踉踉跄跄的）。两个年轻人立即冲向儿童房。

“他们会吓到他的，”喘着粗气的克鲁格嘟哝，试图从麦克的手中挣脱出来。“快让我过去。玛利亚特，帮我一个忙。”他发疯似的朝她做手势，快过去，到儿童房去，看看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玛利亚特看着她的姐姐，吃吃地笑着。麦克突然伸出生铁般的爪子，给了克鲁格一记狠利的手刀，这一击恰到好处，显示出极强的savoir-faire[6]，准确地打到了克鲁格右臂的内侧，立马手臂就不能动了。麦克又趁势以同样的方式对付了克鲁格的左臂。不能动弹的双手交缠在一起，向下垂沉，克鲁格一下瘫坐在走道里三把椅子中的一把里（此时此刻，椅子已是歪七扭八，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麦克这方面真是在行，”琳达夸奖道。

“是的，真的。”玛利亚特说。

这两个姐妹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她们不停地亲昵地笑着，眨巴着眼睛，像孩子似的轻轻地抚摸着对方。

“这个胸针真不错，”妹妹说。

“三块五，”琳达说，下巴上多出了一个褶。

“我需要去穿上我黑色的蕾丝内裤和西班牙舞裙吗？”玛利亚特问。

“哦，你穿着这一身皱巴巴的睡衣我觉得很好看啊，不是吗？麦克？”

“是的，”麦克说。

“你不会着凉的，车里面有一件貂皮外套。”

儿童房的门被突然撞开（然后又被关上了），大卫的声音刹那间传了过来：奇怪的是，这孩子并没有哭叫着求助，而是似乎想要和那两个突然闯入的来访者讲理。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睡着。那种认真、冷静、细弱的声音远比最痛苦的呻吟更加怵耳惊心。

克鲁格扭动着他的手指——麻木的感觉慢慢地消失了。镇静，镇静，尽可能地镇静；他又一次恳求玛利亚特。

“没有人知道他要我做什么吗？”玛利亚特问。

“听着，”麦克对亚当说，“要么你照我们告诉你的做，要么你拒绝。但是，如果你拒绝的话，你的麻烦就大了，明白吗？起来！”

“好的，”克鲁格说，“我会起来的。下一步是什么？”

“Marsh vniz （下楼）！”

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开始哭喊起来。琳达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那两个笨蛋终于下手了”），麦克看着她，寻求指示。克鲁格摇晃着扑向儿童房。与此同时，脸色发青的大卫，这个小东西，从房间里跑了出来，但立即被抓住了。“我要我的爸爸，”他拼命哭喊着，只听见声音，看不到人影。开着门的洗手间里，玛利亚特哼着小曲，正在往嘴唇上涂抹。克鲁格拼命要接近他的孩子。一个恶棍使劲把大卫按在床上，另一个家伙则想用劲抓住大卫疯狂地又踢又蹬的脚。

“松开他，merzavtzy （畜生）！”克鲁格喊叫道。

“他们只是想让他安静下来，”麦克说道，他又一次控制了局面。

“大卫，宝贝，”克鲁格说，“没关系的，他们不会伤你的。”

仍旧被两个呲牙咧嘴的年轻人按住的大卫抓到了克鲁格睡衣的一角。

这只小手必须要松开。

“好了，好了，让我来吧，先生们。别碰他。我的宝贝——”

麦克——他已经受够了——狠狠地朝着克鲁格的胫骨踢了一脚，克鲁格滚到了门外。

他们把我的小人撕成了两半。

“听着，你这个畜生，”他说道，半跪着，同时紧紧抓住通道里的衣柜（麦克正抓住他睡衣的前领，往外拖他），“我不会让我的孩子留给你们折磨。让他跟我走，我到哪儿，他也到哪儿。”

洗手间马桶的冲水声。那两个姐妹加入到了这几个男人的行列，了无兴致地观望着。

“我亲爱的，”琳达说道，“我们非常明白这是你的孩子，或者说，至少是你已故妻子的孩子，不是一只瓷做的小猫头鹰或此类东西，但是我们的职责是把你带走，别的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快点，我们快点走吧，”玛利亚特恳求道，“已经太晚了。”

“让我给沙穆（参议院的议员）打个电话，”克鲁格说道，“很简单，就一个电话。”

“哦，走吧，”玛利亚特重复道。

“现在的问题是，”麦克说道，“你是自己安安静静地走呢，还是需要我把你给肢解了，然后把你滚下楼梯去，就像我们在拉高丹滚圆木一样？”

“是的，”忽然间，克鲁格决定了怎么做。“是的。圆木。是的。我们走吧。快点到那儿。不管怎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

“把灯关掉，玛利亚特，”琳达说，“否则我们要被控告说偷了这个人的电。”

“十分钟后我就会回来的，”克鲁格用尽气力朝儿童房喊道。

“哦，看在上帝的面上，”麦克嘀咕，把他推向门边。

“麦克，”琳达说道，“我怕她会在楼梯上着凉。我看，你还是扛着她下楼好。哎，干吗不让他先走，我在后面，然后是你。快，把她背上。”

“我没有多少重量，你知道的，”玛利亚特说道，朝着麦克抬起她的胳膊。麦克的脸一下变得绯红，这个年轻的警察用一只汗涔涔的爪子勾住女孩感激的大腿，另一只托住她的肋部，轻轻地把她举起。她的一只拖鞋掉了下来。

“没关系的，”她飞快地说道，“我可以把我的脚放到你的口袋里。瞧，琳会拿着我的鞋子的。”

“真的，你确实没多少重，”麦克说。

“抱紧我一点，”她说，“抱得紧一点。把手电筒给我，它弄得我疼。”

小小的队伍朝楼下走去。这个地方寂静，黑暗。克鲁格在前面走，一圈亮光照在他低着的后脑勺和棕色睡衣上——满世界地寻找，就像是一个参加神秘宗教仪式的朝圣者，这是一幅熟悉明暗对照法的大师画出的油画，或者是这样一幅画的临摹品，再或者是后者的复制品。琳达跟在后面，她的手枪顶着他的后背，一双漂亮的弓起的脚灵巧地对付着台阶。然后是麦克，抱着玛利亚特。她手上握住的手电筒发出俏皮的、癫狂的、闪动的光亮，被放大了的扶梯，还有琳达的头发和帽子的影子滑过克鲁格的后背，蹿到朦朦胧胧的墙上。玛利亚特细瘦的手腕上长着一个很滑稽的骨节，向外凸出。好了，现在，让我们来把事情搞清楚，让我们来面对面地看一看。他们找到了把手——可趁之机。在二十一号的晚上，亚当·克鲁格被捕了。这有点出乎意外，因为他不曾想到他们会找到这样的“把手”。事实上，他一点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可乘之机。让我们一步一步来设想一下。他们不会伤害孩子的。相反，这是他们最宝贵的资产。不要瞎想，需要合乎理智的推理。

“哦，麦克，这真是太有意思了……真希望有走不完的台阶！”

他也许会睡着的。感谢上帝，他会的。奥尔嘉有一次说过，得了重感冒后，坏事会变好事。胫骨疼。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你的靴子，dragotzennyǐ（我的宝贝），有一种蜜饯李子的味道。瞧，你把我的嘴唇刺得流血了。

“我看不见东西了，”琳达说道，“把那讨厌的手电筒关了，小玛利。”

“朝前照，你这小姑娘，”麦克嘟哝着说，呼吸有点紧张，手中赤褐色的身体尽管很轻，但却像一朵火红的玫瑰，他那双巨大的手掌一点一点地在融化。

记住，不管怎样，他们不会伤害他的。他们可怖的、腐烂的指甲——中学男孩子的那种臭味和肮脏。他们也许会摔破他的玩具。互相接抛，你伸我抓，猜手手，他最喜爱的一颗石子，蛋白石，奇特，珍贵，连我都不敢动一下。被夹在他们中间的他试图制止他们，拼命想要拿回来，要从他们手上抢下来。或者，也许，比如，他的胳膊被反扭过来，还有少年们开的下流的成人玩笑，还有——不，错了，不会是这样的，别，别这样想。他们会让他睡觉的。他们会只是在整个屋子里搜查一遍，然后在厨房里好好吃上一顿。待我一见到沙穆或者“蛤蟆”他自己，看我怎么跟他们说——

一阵狂风挟裹着我们这四个朋友走出了公寓。一辆气派的车子等着他们。方向盘后面坐着琳达的未婚夫，一个英俊的金发男人，有着白色的眼睫毛，还有——

“哦，我们是认识的。是的，没错。而且，我还曾经有幸当过教授的司机。这位便是小妹妹了，很高兴见到你，小玛利亚特。”

“进来，你这个蠢胖子，”麦克说道——克鲁格重重地在驾驶员旁边坐下。

“拿着你的鞋，还有皮衣，”琳达说，她把那件说过要给她的衣服递给麦克，他拿过衣服开始帮玛利亚特穿上。

“不——在肩上披上就可以了，”这个初涉社交界的女子说。

她晃动了一下柔顺的棕发，接着，一个特殊的分叉的姿势（一只手的手背快速伸到她精致的后颈），轻轻地挥动头发，好让头发不卡在外套衣领里面。

“可以坐三个人，”她亲昵地从车里面向外喊道，声音清丽如金黄鹂，转身朝着她姐姐，拍拍外侧的空座位。

但麦克放下了前排的座位，这样他可以正好坐在囚犯后面。他的两只胳膊放在椅背上，嘴里嚼着薄荷味口香糖，告诉克鲁格老实点。

“都上来了吗？”亚历山大博士问道。

就在这个时候，儿童房的窗户（左边的最后一个，四楼）突然被撞开了，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露出身子来，身嘶力竭地叫喊着，好像在问什么事。因为强劲的大风，听不清他叽里呱啦地说些什么。

“什么？”琳达喊道，她的鼻子不耐烦地皱了起来。

“乌个娄沃格咯乌？”窗口的年轻人喊叫道。

“好的，”麦克自言自语。“好的，”他咕哝。“我们听见你了。”

“好的！”琳达朝上喊道，手做成大喇叭的样子。

第二个年轻人情绪激动地出现在窗口，身后是不规则四边形的灯影。他刚才正在给大卫戴上手铐，大卫此前爬上了一张桌子，试图接近窗户，但没有办到。这个头发亮闪、脸色发青的小小人影消失了。怒喝，冲撞，克鲁格的身子一半挣扎到了车外，麦克在后面紧紧抓住他，拽住他的腰部。汽车在行驶。挣扎根本无用。一串五颜六色的小动物在一片倾斜的长条墙纸上快速爬行。克鲁格坐回到座位上。

“不知道他要问什么，”琳达问道，“你确定不会有什么事？麦克？我是说——”

“他们有他们的指示，不是吗？”

“我想是的。”

“你们六个人，”克鲁格喘着气说，“你们六个人都会被枪毙，如果我的孩子受到伤害的话。”

“好了，好了，这些话太难听了，”麦克说，但是没有人回应他。

这时，亚历山大博士出来打破了多少有点难堪的局面（毫无疑问，有一瞬间，每一个人都感到事情有点不对）：

“对了，”他半认真、半微笑地说，“丑陋的传言和清楚的事实总是不像丑陋的新娘和相貌平平的妻子那样真实。”

麦克大笑，唾沫飞溅——正好喷到克鲁格的脖子上。

“我不得不说，你这个新情郎还真有点幽默感，”玛利亚特对着她姐姐轻声耳语。

“他是个读书人，”琳达点点头，亮闪着大眼睛说，噘起上嘴唇，表示敬畏。“他什么都知道。这让我很害怕。你应该看看他拿着保险丝和活扳手的样子。”

两个女孩坐在那里开始惬意地聊起天来，就像坐在后排的女孩通常会做的那样。

“能跟我多说一点胡斯塔福的事吗？”玛利亚特问道。

“他是怎么被勒死的？”

“好吧，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从后门进来，我正在做早饭，他们说他们得到指示要干掉他。我说‘哈哈’，但是我不想把地板弄脏，也不想有任何枪声。他已经畏缩进了衣柜里。你可以听到他在那里颤抖，衣服落到他身上，他抖一下衣架就叮当响一下。这太恐怖了。我说，我不想看到你们做这件事，也不想费一天时间清扫。他们于是带他到卫生间里，开始干活。当然，我的一个早晨就这样给毁了。我十点钟要去牙医那里，但他们此刻就在卫生间里，弄出可怕的声音——特别是胡斯塔福的声音。他们花了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做那事。他的喉结像鞋跟一样硬，他们后来说——当然，我看牙医迟到了。”

“一贯如此，”亚历山大博士插话道。

两个女孩笑了。麦克转身面对年轻的一位小姐，停下咀嚼，问道：

“你真的不冷吗，琴？”

他的男中音充满了爱意。这个小姑娘脸红了，悄悄地握紧他的手。她说她很暖和，哦，非常温暖。不信，你摸摸看。她的脸红了，因为他刚才用了一个秘密的昵称，没有人知道这个，他却不知怎么得知了。直觉是爱的芝麻。

“好的，好的，你这焦糖色的眼睛，”这个羞涩、巨人般的年轻人放开了他的手。“别忘了，我现在有任务在身。”

克鲁格又一次闻到了这个人呼出的杂货店的气味。

[1]法语，知道了吧，老兄。

[2]法语，虚无。

[3]拉丁语，女孩。

[4]dinarii，古罗马的小银币。

[5]拉丁语，朦胧的光线。给我一千个吻。出自卡图卢斯《诗集》第五首。

[6]法语，专业能力。

十七

汽车在监狱北门前停下。亚历山大博士熟练地把弄滚圆的橡皮喇叭（白色的手，白色恋人，黑人小妾梨状的乳房），鸣响喇叭。

一个铁制的豁口慢慢地打开，汽车缓慢驶进了第一号院子。一群警卫，有些戴着防毒面具（从侧面看，与放大的巨型蚂蚁的头极其相似），蹬上汽车的踏脚板和其他可以上去的地方，有两三个警卫还骨碌骨碌地爬上了车顶。无数双手——有些戴着手套——上来拖拉麻木迟钝、驼背弯腰的克鲁格（尚处在幼虫出壳的阶段），把他拖了出来。警卫A和警卫B负责看管克鲁格，剩下的呈之字形分散开来，东边一拨，西边一群，开始搜寻新到的犯人。亚历山大博士微笑着向警卫A象征性地敬了个礼，说道：“待会儿见，”然后，回到座位上，精神抖擞地拧动方向盘。转动，汽车转向，颠簸向前：亚历山大博士重复着他那种象征性的敬礼，此刻，麦克在向克鲁格晃动粗大的食指之后，一屁股坐在了玛利亚特给他空出来的地方，紧挨在她身边。不一会儿，汽车喇叭发出快乐的鸣叫声，一溜烟儿驶向一间麝香味弥漫的私人公寓。哦，欢愉的、热情奔放的、等不及的年轻人！

克鲁格被领着走过几个院子来到一座大楼前。在第三号和第四号院子里，砖墙上用粉笔标示出一些要被行刑的人的外形轮廓，做练习靶子用。一个古老的俄罗斯传奇这么提到：一个rastrelianyǐ（被行刑队枪决的人）在进入“彼岸”（请不要打断，这太仓促了，把你的手拿开）时首先看到的不是你或许会认为的一堆普通的“影子”或“精灵”或穿着古老服饰的面目可怕的亲人无法形容的可怕的亲人极其可怕的亲人们，而是一场静默缓慢的芭蕾舞，一群粉笔画的影子列队欢迎，如同透明的纤毛虫波浪般移动；但是，还是让这些索然寡味的迷信走开吧。

他们进入大楼，克鲁格发现自己在一间空旷得奇怪的房间里。完美的圆形，水泥地面一尘不染。突然间，那些警卫不见了，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他感到：如果他是小说中的某个人物，他或许会惊诧这些奇怪的现象是不是因为他的视觉被魔鬼迷惑住了的缘故，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了。他头脑发涨，头疼得要命：疼痛聚集在脑子的一边快要钻出来，就像是廉价漫画上的涂鸦的颜色，另一边的脑子则是空荡荡的，没有填满；一波一波的涨痛似乎在说：一，一，一，永远不会到达二，永不。圆形房间四个大门，只有一个，一个，一个没有关着。克鲁格推开门。

“嗯？”一个面色苍白的人说道，眼睛却看着上下翘动的记事本，不知在上面写了些什么。

“我要求立即行动，”克鲁格说。

这个官员看着他，疲惫的眼睛淌着水。

“我叫孔考迪·菲拉达佛尔维奇·考娄考娄利泰斯奇考夫，”他说，“但是他们都叫我考尔。请坐。”

“我——”克鲁格又重新开口。

考尔摇摇脑袋，快速拣选了几张必要的表格：

“别急。首先，我们得需要那些答案。你的名字是——？”

“亚当·克鲁格。请马上把我的孩子带到这里来，马上——”

“耐心一点，”考尔说，钢笔蘸了一下墨水。“我承认，这个过程有点烦，但我们快点结束，不就会好一点吗？好了，克，鲁，格。年龄？”

“如果我直接告诉你我改变了主意，这些废话还有必要吗？”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须的。性别——男。眉毛——粗浓。父亲名字——”

“和我的一样，诅咒你。”

“好了，别诅咒我。我和你一样累得不行。宗教？”

“没有。”

“‘没有’不是答案。法律规定每一个男性都要上报宗教关系。天主教？生机论教？新教？”

“没有答案。”

“我的亲爱的先生，你至少受过洗礼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么，这真是——瞧，我必须在这里填些东西。”

“还有多少问题？你都得填吗？”（颤抖不止的手指着那一页纸。）

“我想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拒绝再继续下去。我刚才对你宣布了一项最要紧的事，而你却在这儿用一些废话浪费我的时间。”

“废话这个词有点过头了。”

“听着，我会在这儿签上名的，随便怎么都可以，如果我的儿子——”

“一个孩子？”

“一个。八岁男孩。”

“脆弱的年纪。对你来说是很难受，先生。我是说——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孩子绝对安全。”

“他不安全！”克鲁格大声说道，“你们派了两个流氓——”

“我没有派任何人。你面前的是一个收入低下的chinovnik （小官僚）。事实上，我哀叹俄国文学中发生过的所有事情。”

“不管怎样，你们的负责人必须要做出选择：要么我永远保持沉默，要么我开口说话，签字，发誓——政府想要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这些事情我都会做，还可以做更多的，如果我的孩子被带到这里，这间房间里，立即。”

考尔思虑了一会儿。整件事非常出乎常规。

“整件事非常出乎常规，”他最后说道，“但是我想你是对的。你知道，整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这些表格必须要填好。然后你去你的监牢。在那儿，你与一个同监狱友进行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他实际上是我们的特务。接着，凌晨两点左右，你从断断续续的睡眠中被唤醒，我开始再次审讯你。一些专业人士认为，在六点四十到七点五十分期间，你的精神会垮下来。我们的气象学家预测到这会是一个特别阴郁的清晨。亚历山大博士，你的一个同事，已经同意把你那些隐秘难解的话语翻译成日常语言；想不到你这么率直，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点，这……我想我还要多说一点，一个孩子的声音会传给你听，孩子假装痛苦的呻吟声。我已经同我的孩子操练过了——不过，这些声音会让你失望的。你真的是说你要向国家宣誓效忠，还有其它的事，如果——”

“你最好快点。要不，这个噩梦或许就无法控制了。”

“当然，当然，我马上就把事情做好。你的态度真是太让人满意了。你造就了我们这个伟大的监狱。这真是太好了。这么快就搞定你了，我应该得到祝贺。对不起，我出去一会儿。”

他站了起来（一个瘦小的国家公务员，脑袋硕大发青，锯齿形的下巴发黑），把天鹅绒portière[1]卷到一边，于是这个囚犯一个人留在那里，疼痛的脑袋还在发着“一，一，一”的声音。一个公文柜子遮掩了几分钟前克鲁格走进来的门。看上去像是挂着窗帘的窗户实际上是个挂着帘子的镜子。他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睡衣的领子。

一晃过去的四年。分崩离析的一个世纪。支离破碎的时间。可以说，整整二十二年的时间。那个古老教堂面前的橡树早已不见鸟来筑巢；唯有，性情执拗的克鲁格不曾有变化。

先是门帘隆起、起褶，然后是他的手伸了出来，孔考迪·菲拉达佛尔维奇重返办公室。他看上去很高兴。

“你的孩子一会儿就会被带到这儿，”他轻松地说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他由一个很有经验的保姆看着。她说孩子很淘气。一个问题儿童，是不是？顺便提一下，我被要求问你：你是喜欢自己写讲话稿子，然后事先提交上去，还是使用准备好的材料？”

“准备好的材料。我现在非常渴。”

“我们马上会送上一些茶点。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几份文件，需要签名。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

“我要先见到我的孩子。”

“你马上要成为一个大忙人，sudar（先生），我提醒你。早已经有一两个记者在这儿候着了。哦，我们曾经是有多着急啊！我们以为那所大学再也开不了学了。我想，明天会有学生庆祝游行，大家表示感谢。你认识德·阿布里考斯维吗？那个电影导演？对，他说过，他一直就知道，你会突然意识到这个国家的伟大的。他说这就像是宗教里的la grâce[2]。一种神的启示。他说对那些没有经历过这种突然的真理震撼的人来说，是很难解释这样的事情的。从我个人而言，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殊荣和机会亲眼目睹你皆大欢喜的皈依。还在生闷气？来，让我们来抹平那些皱纹。听，音乐！”

显然，他按了一个按钮或者是转动了一个把手，因为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乐声，哄闹嘈杂。这个好心人谦恭地轻声说：

“音乐恭候。”

但是，音乐被一阵尖利的电话铃声掩盖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肯定是的，因为考尔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把话筒搁下，然后示意克鲁格走向挂着帘子的门。请。

他春风得意；克鲁格则是另一副模样，踽踽向前，像一头笨拙的野猪。

没有标号的一个场景（不管怎样，属于最后一幕中的几个场景）：一个高级监狱的宽敞的等候室。壁炉台上的玻璃罩里小巧可爱的断头台模型（旁边是一个头戴礼帽的僵硬人偶）。表现各种宗教主题的黯淡的油画。矮几上的一堆杂志（《地理杂志》，Stolitza i Usad’ba[3]，Die Woche[4]，《闲谈者》，L’Illustration[5]）。一两个装着普通书籍的书架（《小妇人》，《诺丁汉历史卷三》等等）。一串搁在椅子上的钥匙（某个典狱长误放在那里的）。放着茶点的一张桌子：一盘鲱鱼三明治，一壶水，旁边围了一圈来自各个德国疗养地的水杯。（克鲁格的水杯上面有巴特基辛根的风景图。）

后面的一扇门推开了；几个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变成了一批观众，看着两个五大三粗的壮汉领着一个瘦小、受到惊吓的十二三岁的男孩走了过来。他的头上新缠了绑带（不能怪任何人，他们说，他在光滑的地板上滑了一跤，头撞在了儿童博物馆中的斯蒂文森发动机模型上）。他穿着黑色校服，系着皮带。他抬起胳膊遮脸，其中一个壮汉也突然做了一个手势，要求那些记者们克制点。

“这不是我的孩子，”克鲁格说。

“你爸爸总是要开玩笑，开玩笑，”考尔友善地对那个男孩说。

“我要我自己的孩子。这是别人的孩子。”

“什么意思？”考尔厉声问道，“不是你的孩子？胡说，老兄。张大眼好好看看。”

两个壮汉中的一个（便衣警察）拿出一份文件，递给考尔。文件上清清楚楚写到：阿韦德·克鲁格，医学院前副院长马丁·克鲁格教授的儿子。

“头上的绷带也许稍稍改变了他的模样，”考尔匆匆说道，腔调里流露出了极端的焦虑。“还有，当然，小孩子长得飞快——”

警卫把记者摄影用的机器打到地上，把他们推出门外。“别让孩子跑了，”一个粗暴的声音说道。

新来了一个人，一个叫做克力斯塔尔森的人（红脸，蓝眼，挺括高领），很快就弄明白了，他是参议院第二秘书。他走近考尔，一只手紧紧揪住他的领结，质问可怜的考尔他是否知道他应该为这个愚蠢的误解负责。但是，考尔还是满怀希望——

“你真的确定，”他不停地问克鲁格，“你真的确定这个小家伙不是你的儿子？哲学家们都是一些很大意的人，你是知道的。这个房间里的光线不是太好——”

克鲁格闭上眼，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要我自己的孩子。”

考尔转向克力斯塔尔森，摊开双手，嘴唇嚅动着发出一串无助的、无望的声音。与此同时，那个没有人要的孩子被带走了。

“我们表示道歉，”考尔对克鲁格说，“这样的错误免不了会发生，逮捕的人太多了。”

“或者是，还不够，”克力斯塔尔森干净利索地打断他。

“他是说，”考尔对克鲁格说，“那些犯了这些错误的人将被严厉惩罚。”

克力斯塔尔森，même jeu[6]：

“或者是，付出严重的代价。”

“正是。当然，事情很快会得到解决，不会耽误。在这个大楼里有四百台电话。你失去了联系的孩子马上就会找到的。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妻子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哦，克力斯塔尔森，was ver a trum （多么可怕的梦）！”

这两个官员，个子小一点的一只手揪住自己的领结，滔滔不绝说个没完，另一个则一脸阴沉，沉默不语，他蔚蓝的眼睛直盯前方，他们离开了房间。

又是克鲁格一个人等着。

下午十一点二十四分一个警察（穿着制服）溜了进来，来找克力斯塔尔森。他想知道怎么来处理那个搞错的孩子。他声音嘶哑，小声问克鲁格。当被告知他们已经朝那个方向走了时，他抬手朝门的方向小心翼翼地、满腹狐疑地指了指，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他的喉结畏缩地上下移动着。

门，悄无声息地关上了，如同一个世纪般长久。

十一点四十三分，还是同一个人，但是这次两眼发直，蓬头乱发，被两个特别警卫带着走过等候室，不久，他就会作为一个小替罪羊被枪决，同行的还有一个“壮汉”和可怜的孔考迪。

十二点整，克鲁格还在等候。

但是，一点一点地，从隔壁办公室里传过来的各种声音开始大起来，焦虑也弥散开来。

几个办事员气喘吁吁地穿过房间，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电话接线员（一位洛夫黛尔小姐）——她被无情地虐待，两个好心的、面无表情的同事用担架抬着她送进了监狱的医院。

凌晨一点零八分，克鲁格被捕的传言传到了那些反对埃克利斯的谋反小团体中，那个学生弗克斯是团体的头头。

两点十七分，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人，他说他是一个电工，来查看暖气装置，但是有一个对此起了疑心的典狱长告诉他说，这里的暖气不用电，请他改天再来。

当克力斯塔尔森再次出现时，窗户已经映出幽灵般的蓝色。他高兴地告诉克鲁格，孩子找到了。“几分钟后，你就可以和你的孩子团聚了，”他说，接着又告诉他，一间新的完全现代化的拷问室这个时候正在布置，准备接待那些犯愚蠢错误的人。他同时也想知道，他所知道的亚当·克鲁格的皈依一事是否确切。克鲁格回答——是的，他已经做好准备，通过广播向一些富有的外国表明他坚定的信念，即埃克利斯是正确的，条件是，而且只有一个条件，他的孩子平安交还到他的手上。克力斯塔尔森把他带往一辆车上，在去的路上开始跟他解释起来。

有一点弄清楚了，事情出了严重的差错，孩子被带到了一个——就是那种，对了，少管所——而不是如原来安排的那样，最好的国家休养所。你把我的手腕弄疼了，先生。不幸的是，少管所的所长认为——问题是他本不应该这么认为，送到他这里的这个孩子是那种所谓的“孤儿”，而这样的孩子常常会被当作“释放手段”来使用，也就是为那些所谓的有着“犯罪”（强奸，谋杀，随意损坏国家财产等等）记录的少年犯服务，为了他们的利益。这个理论——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其价值，还有，如果你撕破我的袖子的话，你是要赔的——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星期中有一次，那些真正的难以治疗的“病人”能够获得把他们压抑的欲望（膨胀的伤害欲或者是破坏的冲动等）完全释放出来的机会，发泄对象是对社群来说某个没有价值的小孩，那么，慢慢地，他们心中的邪念就会通过这个渠道逃之夭夭，就会，也就是说，“发散出来”，最终，他们将会变成好公民。这样的实验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克力斯塔尔森用心擦掉嘴上的血迹，还把他不太干净的手帕给克鲁格——让他擦擦他的指关节；克鲁格拒绝了，他们钻进汽车，几个士兵随后跟上）。这种“释放游戏”发生的场地被安排在这么一个地方，所长从他的窗户，其他医生和研究者，有男有女（比如，阿玛丽亚·冯·维特维尔，一个最有意思的人物，一个贵族，在一些愉快的场合里，你会喜欢与她见面的，你肯定会喜欢的）从其他一些gemütlich[7]制高点可以看见事情的经过并记录下来。一个护理员带着这个“孤儿”走下台阶。场地是一块漂亮的大草地，整个地方，尤其在夏天，景色宜人，使人想起那些希腊人非常喜爱的露天剧院。那个“孤儿”或“小东西”单独留在那里，在草地上徜徉。有一张照片，照的是他俯卧躺在草地上，郁郁寡欢，手指无聊地把草一根一根拔起来（护理员出现在花园的阶梯上，拍手示意，让他停住。他于是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那些“病人”，或者叫做“犯人”（一共八个） 被放到场地上来。起初，他们隔着一段距离，打量着那个“小东西”。慢慢地，一股“匪气”开始在他们身上升腾起来。他们曾经都是无法无天、无拘无束、无组织无纪律的野小子，但是现在正在受到约束，集体的精神（正面的）正在征服他们个人的恶习（负面的）；他们生平第一次被组织了起来，冯·维特维尔医生经常说这真是一个美妙的时刻：你可以感到，她恰当地说道，“真正的变化正在发生，”或者，用她的术语说，“自我”出去了，而纯洁的“我”（自我中抽取出来的东西）留下来了。接下来，好戏开场了。“病人”中的一位（一个“代表”或者“潜在的领袖”），一个英俊的十七岁男孩走向“小东西”，在他旁边的草地上坐下，对他说“张开你的嘴巴”。“小东西”按照他的要求张开嘴，少年于是把一粒小石子吐进孩子的嘴巴里，绝对准确无误（这当然有点违规了，因为一般来说，所有的投射物、器械和武器等都是被禁止的）。有时候，“挤压游戏”在“吐痰游戏”之后立即开始，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从伤害不大的拧、戳，或者是温和的性器官探索到拧断臂腿、折断骨头、抠挖眼球等等，这些动作则要相当长的时间。死亡当然是免不了的，但是，另一方面，那个“小东西”随后常常得到救治，身体被拼凑到了一块，被迫勇敢地回到游戏处。下一个星期天，亲爱的，你将要和大男孩们再次嬉戏。一个修补好的“小东西”会带来特别满意的“释放”。

我们现在把这一番话压缩成一个球，放进克鲁格的脑袋里，在那里慢慢地发酵。

车开了很长时间。在一个崎岖不平的山道上，海拔四五千英尺的地方，他们停下车：士兵们要吃他们的frishtik（早午餐），在这个风光旖旎、野趣十足的地方来上一顿静谧的野餐真是一个不坏的主意。斜倚在路的一边，在岩石和一堆堆死白的积雪之间，车子了无生气地停着。他们拿出面包和黄瓜，还有军用热水壶，躬着背坐在踏脚板上和路边蓬乱不堪的枯草地上，默默地嚼起来。千年流淌的沙卡拉河，河水湍急，富含泥沙，冲刷出了世界自然奇景之一的皇家峡谷，景色壮观华丽。在新娘面纱牧场，我们试图努力理解和领会客人的心态，他们离开城市，丢开他们的工作来到这里，这就是我们让客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尽情娱乐、休憩和玩耍的原因。

克鲁格被允许从车里下来一会儿。克力斯塔尔森，他对美景视而不见，坐在车里吃苹果，一边速读一份长长的私人信件。前天他就收到了此信，但一直没有时间看（即使是这些钢铁做成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家长里短）。克鲁格站在一块岩石前，背对着士兵。他站在那儿很长时间，最后一个士兵止不住笑了起来：

“Podi galonishcha dva vysvistal za-noch （我猜想他肯定在晚上喝了好几加仑的酒）。”

她就是在这儿遭遇车祸的。克鲁格回到车旁，缓慢地、痛苦地钻进车里，坐到克力斯塔尔森身旁，他还在看信。

“早上好，”后者含含糊糊地说道，把脚伸回来。很快，他抬起头，快速把信捏成一团，塞进口袋里，向外面的士兵喊了起来。

他们沿着七十六号公路进入一块平原，不一会儿他们看见一个工厂小镇冒着烟的烟囱，著名的实验站就位于这个镇上。站主任是一个叫汉美科的医生：矮小，粗壮，淡黄色的浓密八字胡须，眼睛向外凸出，树墩似的大腿。他，他的助手们，还有护理员们，都处于一种接近于诚惶诚恐的激动的状态中。克力斯塔尔森说他还不清楚他们是否会被处理掉，他说他在等待“处理”的指示，他会很快得到一个电话指令（他看了看手表）。这些人个个都表现得极其卑躬屈膝，对克鲁格拍马奉承，请他去冲个澡，有漂亮的masseuse[8]做按摩，从某个病人那儿征用来的一个口琴可以使用，一杯啤酒，白兰地，早餐，晨报，剃须刀，一盒纸牌可供游戏，一套衣服，一切东西。他们显然是在拖延时间。最后，克鲁格被带入到一间放映厅。他被告知一会儿他就会被带去见他的孩子（孩子还在睡觉，他们说），趁这个时间，他是不是可以看一部几个小时前拍的电影？从银幕上可以看到，他们说，孩子是多么的健康和高兴。

他坐了下来。他接受了一小瓶白兰地，一个满脸堆笑、浑身颤抖的护理员把酒洒到了他脸上（她害怕得不得了，以致一开始想要去喂他，就像她喂婴儿一样）。汉美科医生，他的假牙在嘴巴里像骰子一样格格响，下令表演开始。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拿来大卫的镶毛皮的小外套（是的，我认出了这件衣服，是他的），把衣服翻来覆去（刚洗过的，没有洞，看），像一个魔术师一样做着快速的手势，告诉他，没有欺骗吧：孩子是真的被找到了。最后，随着一声傻叫，他从一个口袋里抖出一个小玩具车（是的，我们一起去买的），一只小孩戴的银戒指，上面的釉都已经褪尽了（是的）。然后，弯腰鞠躬，表演者退了出去。坐在第一排克鲁格旁边的克力斯塔尔森脸色阴沉，表示怀疑，他的两条胳膊交叉着。“诡计，他妈的诡计，”他不停地嘟嚷着。

灯灭了，一束光线打到银幕上。但是，“呜呜”响了两声后，机器不动了（操作者和其他人一样，太紧张了）。黑暗中，汉美科医生身体倾向克鲁格，语气慌张、嘴冒口臭地解释。

“很高兴你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希望你会喜欢这部电影。从‘科静’的角度说[9]，请允许我说一句，我们已经尽力了。”

“呜呜”声又开始了，出现了颠倒的字幕，机器又停止了。

一个护理员“咯咯”地笑出了声。

“‘科静，科静[10]’！”医生说。

已经受够了的克力斯塔尔森起身，快速离开座位，可怜的汉美科试图拉住他，但被这个气恼的官员一把推开。

屏幕上颤颤巍巍地出现了一行说明文字：实验六五六。

这行字隐去后，出现了一行小标题：“草坪晚会”。全副武装的护理员们正在打开门。眨巴着眼睛，那些病人排队出来。“冯·维特维尔医生，实验领导（请不要吹口哨！），” 这是下一行文字。尽管已经深陷困境，但是汉美科医生还是止不住发出“哈哈”的赞叹声。那个叫做维特维尔的女人，金发碧眼如同雕塑，一只手拿着一根鞭子，另一只手握着一个计时器，神气活现地在银幕上走来走去。“注意那些曲线”：黑板上画了一条曲线，一只戴着橡皮手套的手拿着指示棒指出曲线的高点，以及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点，这些点线显示了自我如何一步一步得到满足从而产生变化的过程。

“病人在场地的玫瑰花丛入口处集合。他们被搜查是否携带武器。”有一个医生从一个最胖的孩子的衣袖里抽出了一把伐木锯子。“运气不好，胖子！”一个盘子里面放着标上标签的一系列器具：前面看到的锯子，一支铅做的烟斗，一把口琴，一段绳子，一把有着二十四片刀页的袖珍折叠刀，一把玩具枪，一把左轮手枪，几把尖锥，螺旋钻，留声机针头，一把老式战斧。“列队等待。”他们列队等待。“小东西出现。”

走下泛光灯照明的通向花园的大理石台阶，他走来了。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护士陪在他旁边，在下台阶时她停下脚步，让他自己往前走。大卫穿着他最暖和的外套，但是腿露在外面，脚上穿的是房间里用的拖鞋。整个镜头只延续了一会儿：他把脸转向护士，眼睫毛闪动着，头发微微闪烁着光亮，然后他朝四周看了看，碰到克鲁格的目光，没有现出认出来的表情，他犹豫地走下剩下来的几步台阶。他的脸变得大起来，模糊起来，在碰到我的脸的一瞬间消失了。护士留在台阶上，深色的嘴唇上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的微笑。“如此美妙！”银幕上打出这行字，“夜间，外出行路的小东西，”接着，“嘿，啊，他是谁？”

汉美科医生大声地咳嗽起来，放映机“呜呜”的声音停止了。灯重新打开。

我要醒过来。他在哪儿？我会死的，如果我不醒过来。

他掀翻了面前的点心饮料，拒绝在名人来访者名册上签名，径直穿过挡住他的路的人群，似乎他们就是蜘蛛网。汉美科医生翻起白眼，直喘气，他一手按着生病的心脏，示意领班护士带克鲁格到医疗室去。

毋庸多言。走道里，克力斯塔尔森嘴上衔着一支大雪茄，把一个小本子举到额头的高度，抵在墙上，正在往本子上记录整件事的经过。他比划了一下大拇指，指了指A——1门。克鲁格走了进去。冯·维特维尔医生（娘家姓巴肖芬，三个姐妹中的老大）正在轻轻地、几乎尚在做梦般地摇动一个体温计，一边低头看一看身边的床，她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然后，她转向克鲁格，向他走来。

“做好准备，”她轻声地说，“这是一个事故。我们已经尽了全力——”

克鲁格猛地把她推到一边，力量之大，她一下子撞到了一台白色的称重机器，手上拿着的体温计碎了。

“哎哟，”她叫道。

被害死的孩子头上扎着一条深红色和金色相间的头巾；脸部被精心修饰过，涂了面油，擦了粉，一条淡紫色的毯子，精致平滑，盖到他的下巴边。一只看上去像是黑白花斑的毛绒玩具狗漂亮地放在床脚边。克鲁格把它掀翻在地，这只东西像是忽然有了生命，发出一声痛苦的咆哮，嘴巴猛地一咬，差点咬到他的手。随后他冲出病房。

一个友善的士兵一把抓住了克鲁格。

“Yablochko, kuda-zh ty tak kotishsa （小苹果，你要滚到什么地方去）？”士兵问道，又说道：

“A po zhabram, milaǐ, khochesh（想让我给你一拳吗，朋友）？”

Tut pocherk zhizni stanovitsa kraǐne nerazborchivym（这儿，生命的长臂变得难以辨认）。Ochevidtzy, sredi kotorykh byl i evo vnutrenniǐ sogliadataǐ（在那些证人之间，哪几个是他自己的或者其他的［“内部间谍？”“私人侦探？”意思不是很清楚］）potom govorili （随后说道） shot evo prishlos’ sviazat’ （他得被绑起来）。Mezhdu tem （在主题之间？［也许是：在梦幻般的国家的臣民之间］）Kristalsen, nevozmutimo dymia sigaroǐ （克力斯塔尔森平静地抽着雪茄），sobral ves’ shtat v aktovom zale（在会议室开一个全体员工会议），告诉他们（i soobshchil im）他刚刚收到了一个电话通知，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他们所有人都要上军事法庭审判，因为害死了著名的哲学家、大学校长、医学院副院长、克鲁格教授唯一的儿子。心脏脆弱的汉美科医生从椅子上滑落下来，并且一直滑落下去，像坐平底雪橇一样沿着弯曲的斜坡滑落，经过一阵眩晕、没有阻挡的下滑，最后停了下来，雪橇破碎，落在无人涉足的雪上，无名的死亡。那个名叫维特维尔的女人依旧不失沉稳，吞下了一粒毒药。在对剩下的人进行审判和埋葬，并且放火焚烧了大楼——里面还关着叽里呱啦乱叫的“病人”——之后，士兵们扛着克鲁格走向汽车。

他们在荒芜的山间穿行驶向首都。经过拉高丹关隘，山谷早已经暮霭沉沉。夜色笼罩了著名瀑布旁巨大的冷杉树。奥尔嘉坐在驾驶座，克鲁格不会开车，坐在她身旁，戴着手套，双手交叠，搁在腿上；后面坐着安波和一位美国哲学教授，面容消瘦，脸颊凹陷，满头白发，他不远万里从他遥远的国家过来专门和克鲁格讨论物质的虚幻问题。在饱览了自然风景和饱尝了当地佳肴（被错误地发音为“皮拉丝基”［piróshki]，并错误地拼写为“斯基特旗”［schtschi]，这是一道不易发音的肉菜，配上一个上面有十字壳皮的热樱桃派）之后，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已经进入了梦乡。安波正在试图回想起生长在落基山脉的一种同类冷杉的美国名字。接着，发生了两件事：安波说出了那个词“道格拉斯[11]”，一只狂奔的雌鹿[12]一头撞上了亮闪闪的车灯。

[1]法语，门帘。

[2]法语，恩泽。

[3]俄语，《首都与庄园》。

[4]德语，《星期》。

[5]法语，《插图》。

[6]法语，同样的态度。

[7]德语，舒适的。

[8]法语，按摩师。

[9]silence，意为“寂静”，应为science，意为“科学”。作者故意把这两个词做了替换。

[10]science，应为silence。

[11]分别为Douglas和doe，发音相近。

[12]分别为Douglas和doe，发音相近。

十八

“这本不应该发生。我们实在感到抱歉。你的孩子将会得到最好的安葬，一个白人孩子所能梦想到的最好的安葬；但是我们仍然理解，对孩子的亲人这是——”（有两个词不清楚。）“我非常非常难受。真的，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在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团体，一个政府，或者是一个领袖像我们现在这样感到悲伤。”

（克鲁格被带到司法部一间宽敞的房间，墙上挂着富丽堂皇的巨大壁画。一幅这座大楼的照片，看上去像是规划图，似乎当时楼还没有建成——在遇到火灾的情况下，司法部和教育部共同入住阿斯托里亚酒店——那是一幢白色的摩天大楼，白得如同患白化病的教堂，直耸入闪蝶蓝般的天空。声音属于一位参议院成员，那些议员此刻正在两个街区开外的皇宫里开会，这个声音则是来自一个漂亮的胡桃木盒子。克力斯塔尔森和几个工作人员在大堂的另一个地方窃窃私语。）

“但是，我们感到，”胡桃盒子声音继续说道，“在我们的关系方面，在我们间的协议、契约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就在这个个人悲剧发生前，你，亚当·克鲁格曾庄重严肃地确定过这个协议。个人的生命是不安全的，但是我们要确保国家的长久不衰。市民以他们的死确保城市的生存。我们不能相信在你和领袖之间会发生任何个人间的嫌隙。另一方面，我们已准备好进行弥补，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首先，我们最高级的殡仪馆已经同意送上一个铜制棺材，外镶石榴石和绿松石。你的阿韦德将手握他最喜欢的玩具躺在那儿，一盒子的锡皮做的士兵，此刻，几个专家正在战事部细心检查服装和武器是否准确。其次，六个主犯将被一个没有经验的刽子手在你的眼皮底下行刑。这应是一个让人心动的条件。”

（几分钟前，克鲁格曾被带去看这些关在死牢里的人。两个肤色黝黑满脸脓包的青年正在上演一出勇敢而沉闷的戏，一位牧师在旁观看。玛利亚特坐在那儿，神情迷糊，双目紧闭，身上缓缓地流淌着血。而另外三个还是不说为妙。）

“你当然会感谢，”胡桃木声音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们做出的努力，以补偿在这种情况下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我们可以宽恕很多事情，包括谋杀，但是有一种罪是绝对不能、不能被原谅的，那就是在履行公职时的渎职。同时，我们也认为在做出了上述补偿后，这件悲惨的事情也就算是了结了，不用再提了。接下来，你会很高兴知道，我们要和你谈论你的新任命的各个细节问题。”

克力斯塔尔森来到克鲁格坐着的地方（还是穿着他的睡衣，长有胡茬的脸颊倚靠在擦破皮的手指关节上），在桌上摊开几张文件，克鲁格的胳膊靠在桌子的边缘。这个蓝眼睛、红脸蛋的官员拿着笔在文件上这里圈圈、那里指指，告诉克鲁格在什么地方签字。

默不作声地，克鲁格拿起文件，慢慢地捏起来，用他那只毛茸茸粗大的手把文件撕碎。有一个工作人员，一个瘦削的神情紧张的年轻人，他知道这些文件（用的是珍贵的雪绒花般的纸张）的出炉花费了多少心思和劳作，眉毛紧拧，发出一声痛苦的喊叫。没有离开座位，克鲁格伸手一把揪住这个年轻人的外衣，用同样缓慢、沉重、有力的手紧勒对方，但被制止了。

克力斯塔尔森，唯有他一个人保持绝对的沉稳，对着麦克风，说了以下一番话：

“先生们，刚才你们听到的声音是亚当·克鲁格撕碎他昨天晚上允诺过要签名的文件的声音。他还企图掐死我的一个助手。”

寂静。克力斯塔尔森坐下来，开始用一个钢制鞋扣清理指甲，这个东西装在一个小折刀里，放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二十三片刀页，这是他在白天时从一个地方顺手牵羊拿来的。其他工作人员或趴或跪在地上找寻文件剩下的部分，把它们一一抹平。

显然，在参议院成员之间进行了一阵议论。然后，那个声音说道：

“我们可以再退一步。我们让你，亚当·克鲁格自己来消灭那几个罪犯。这可是一个特别的条件，不可能有第二次的。”

“可以了？”克力斯塔尔森问道，并没有抬头看克鲁格。

“走，你，走——”（三个字模糊不清）克鲁格说道。

又是一阵沉默。（“这人有病……整个儿有病，”一个娘娘腔的工作人员向另一个小声嘀咕。“拒绝这样一个条件！不可思议！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我也没有。”“奇怪，头头从哪儿弄到那把刀的？”）

参议院成员们达成了一个决定，但是在宣布前，一些认真的人认为他们应该再听一遍录音。他们于是听到了克鲁格面对犯人时的沉默。他们听到了其中一个年轻人的手表的声音，听到了没吃晚饭的牧师体内的悲哀的咕咕声。他们听到一滴血滴到地板上的声音。他们听到了四十个得到了满足的士兵在隔壁警卫室里交流肉体的体验。他们听到克鲁格被带到广播室。他们听到他们自己人中的一个说他们都感到很遗憾，准备好了做出补偿：一个给渎职行为受害者的漂亮的坟墓，还有便是给渎职者的一个可悲的下场。他们听到克力斯塔尔森拿出文件，克鲁格撕碎文件。他们听到了那个敏感的年轻人一声喊叫，挣扎的声音，然后是克力斯塔尔森清脆分明的腔调。他们听到克力斯塔尔森坚硬的指甲与绷紧的袖珍折刀内第二十四片刀页的摩擦声。他们听到了提出那个慷慨条件的声音，以及克鲁格俗不可耐的回答。他们听到咔嚓一声刀片合上，还有工作人员的窃窃私语。他们听到他们自己听到了这一切。

胡桃木盒子滋润了一下它的嘴唇：

“带他去睡觉，”它说。

话刚说完，行动就开始。他被分配到监狱里一间宽敞的牢房；事实上，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当监狱主任妻子的穷亲戚们进城时，他曾经不止一次把这个地方给他们做住宿用。地板上第二个草垫处，有一个人躺在那儿，脸朝着墙，身体每个地方都在颤抖。一顶硕大的褐色卷发头套遮盖了整个头颅。穿的是以前的老游民穿的衣服。他肯定犯下了重罪。门一关上，待克鲁格刚重重地坐在他的那块草垫和粗麻布上后，他这个同室狱友的哆嗦立马就停止了，但却变成了尖细的颤抖的变声：

“别想知道我是谁。我的脸将只对着墙，朝着墙我的脸对着，永远对着墙，永远我的脸是那样。你，疯子。骄傲自大，黑色是你的灵魂，就像夜晚潮湿的沙砾路面一样。哇！哇！扪心自问你犯了什么罪。罪孽深重！黑云来了，多么稠密。猎人骑着他的可怕的马来了。嗥—吆—哣—嗥！嗥—吆—哣—嗥！”

（我要告诉他让他停止吗？克鲁格想。有什么用？地狱不就是充满这种干嚎。）

“嗥—吆—哣—嗥！听着，朋友。听着，Gurdamak。我们将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有四个朋友，四个忠诚可靠的朋友，真朋友。在一个地牢里面，他们正在经历煎熬，日夜呻吟。听着，Drug，听着Kamerad，我准备释放他们，还有另外二十个liberalishki[1]，如果你同意做你昨天事实上已经同意做的事。区区小事。二十四个人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你说‘不’，他们就将毁灭，如果‘是’，他们可以活下去。想一想吧，多么神奇的力量！你签上你的名字，二十二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就可以一道出来享受阳光。这是你最后的机会。Madamka，说‘是’吧!”

“进地狱去吧，你这只恶心的癞蛤蟆，”克鲁格说道，他已经疲惫不堪。

那个人发出一声愤怒的叫喊，一把从他的垫子底下抽出一个铜制牛铃，恼羞成怒地摇晃起来。戴着面罩、手提日本灯笼和长矛的卫兵冲进监牢，毕恭毕敬地扶他站起来。他用乱蓬蓬的棕褐色假发遮着脸，擦着克鲁格的手肘走过。他的长筒靴散发出一股粪臭味，靴子上无数颗泪珠荧光闪闪。黑暗重新笼罩了牢房。传来监牢长官嘎吱嘎吱脊椎作响的声音，他对“蛤蟆”说他真是一个一流的演员，演得真是妙极了，真是太好了。脚步声渐渐地远了。寂静。天哪，终于歇下来了，你也许会这么想。

但是，没等得及体味心中的悲痛，一阵眩晕或者麻木袭来，他失去了知觉。他所能感到的只是一种缓慢的下沉，黑暗和温柔双重涌来，甜蜜的温暖渐渐上升。他的头和奥尔嘉的头，脸贴脸，从昏暗的床上伸过来一双做实验的小手，把他们的脑袋紧紧地挨在一块，两个脑袋（或者是一个，因为两个合二为一）向下，向下，一直向下，下到一个第三点，一张无声的笑脸。在他和她的嘴唇碰到孩子微凉的眉毛和热烫的脸颊时，听到了轻柔的咯咯的笑声，但是下降并没有在那里停止，克鲁格继续往下沉，沉入到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温柔之中，沉入进一种迟到的（没有关系），让人头晕目眩的深深的永恒的爱抚之中。

半夜时分，他从梦中醒来，意识到自己深陷囚牢；几条光线（还有一处微光，像岛民的荧光脚印）穿进牢房，刺破黑暗。一开始，正如有时会发生的那样，他无法把他现在的境遇与现实联系起来。尽管环境简陋（窗外一条警觉的弧形的光线，监狱院子一处青灰色的角落，一束从紧闭的百叶窗的缝隙或子弹洞里透进来的斜光），他看到的夜光的形态似乎显现出了一种奇怪的，也许是命中注定的意味，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谜底半隐半现，在依稀记得的梦中的微亮的地板上，被翻了一个面的昏暗的意识所遮掩，仿佛是某个承诺已经食言，某种构想已被阻碍，某次机遇已经失去——抑或利用太过，以致留下了罪恶和羞耻的残辉。夜光或者是缘于一种隐秘的、纯恶意的、试探的、肆意篡改的行动，此前已经在梦中，或者是梦的背后，在一团无法追忆的，此刻已是形状模糊、目标含混的纷乱诡计中行进多时。设想一下，有这么一个标记，警告你会有爆炸发生，但用词晦涩或孩子气到你不得不产生怀疑，是否这一切——标记，窗框下冰封的爆炸，以及你颤抖的灵魂——是不是一种虚假的重现，经由镜子背后的头脑的特殊安排？

就在那一时刻，就在克鲁格跌入迷迷糊糊的梦底，坐在草垫上、大口喘气之后——就在现实，不堪回首的厄运能够向他轰然压来之前——就在那时我为亚当感到了一阵怜痛，借着一条微弱倾斜的光线，我向他滑去——错乱在瞬间形成，但至少把他从命定的无意义的痛苦中拯救出来。

克鲁格重新躺回到草垫上，泪痕斑斑的脸上露出了无限解脱的微笑。在平静的黑夜中，他躺着，惊愕不已，但欣然怡乐，倾听那些庞大的监狱所特有的夜间的声音：卫兵偶尔打哈欠发出的声音，“啊—卡—卡—哈”，年老的囚犯无眠时阅读英语语法发出的吃力的嘟囔声（“我的婶婶有一个签证。”“索尔叔叔想去看望塞缪尔叔叔。”“孩子很大胆。”），年轻的罪犯悄无声息地挖掘一个通向自由和再次被擒的地下通道时心脏的跳动声，蝙蝠排泄时翅膀的拍打声，一页纸被恶意地揉皱——然后被扔进废纸篓里——再拿出来——充满怜悯地平展开来，以期存活更长一段时间——小心铺平时发出的“吱呀”声。

天晓时，来了四个仪表堂堂的警官（三个伯爵和一个格鲁吉亚王子），他们是来带他去与一个重要的朋友会面，他拒绝，躺在那儿朝他们笑，抬起没穿鞋子的脚，用脚趾触他们的下巴，逗他们笑。他们没法让他穿上衣服，经过匆匆忙忙的商讨后，并且用老式法语咒骂了几句后，这四个年轻的卫兵把他抬了起来，随他这个样子，即只穿着（白色的）睡衣，抬上那同一辆曾由已故的亚历山大博士平稳驾驶的车。

他被给予了一份见面礼仪的节目单，随后穿过一个隧道进入一个中央院子。

他审视着院子的形状，前边向外凸出的门廊，那个像一个敞开的大嘴一样的拱形的隧道般的入口，他就是从这里进来的，此时，他忽然意识到——一种难以表达的滑稽的精确——这是他中学的校园，只是楼本身已经改样了，窗户加宽了，透过窗户可以看见一群从阿斯托里亚酒店雇佣来的侍者正在布置桌子，准备一个童话中的宴会。

他站在那儿，白色睡衣，没戴帽子，光脚，眨着眼睛，这儿看看，那儿瞧瞧。他看见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人：一堵墙把院子与一个工作车间隔离开来，后者属于一个脾气乖戾的老年邻居，他从不把掉到他属地的球扔回来，在这堵肮脏的墙旁站着一小批神态僵硬、默不作声的卫兵和挂满勋章的官员，在他们中间站着巴图克，他的一只鞋后跟靠着墙在摩擦，双手交叉。在院子的另一处不太看得清的地方，有几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和两个女人，按照节目单上的说法，他们代表“人质”。奥尔嘉的姐姐坐在一个秋千上，脚试着要碰到地，她金黄色胡子的丈夫正要抓住一根绳子，因为他晃动了秋千，招来了她的厉声咆哮，这时，她很不雅观地从秋千上滑落下来，朝克鲁格挥挥手。离他们不远处，站着海德龙、安波和罗费尔，以及一个他不太认识的男人，还有麦凯西莫夫和他的夫人。每一个人都想和笑眯眯的哲学家说话（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他本人疯了），但是士兵们有指令，只允许这些人一对一对上前。

一个叫沙穆的参议院成员朝向巴图克屈下他头发梳理齐整的脑袋，一根紧张颤抖的手指头畏畏缩缩指点几下，又缩了回来，伸出另外几根手指重复这个手势，声音低低地向巴图克解释事情的经过。巴图克点点头，眼神木然，又点点头。

罗费尔教授，神经紧张，瘦骨嶙峋，头发蓬乱如杂草，小个子，脸颊凹陷，牙齿蜡黄，他来到克鲁格边上，与他一同过来的还有——

“天哪！辛普费！”克鲁格喊道，“真高兴在这里见到你，多少年了——让我想想——”

“四分之一个世纪，”辛普费声音深沉地说。

“好，好，这真的有点像过去的时光，”克鲁格大声笑着继续说道。“‘蛤蟆’在那儿——”

一阵强风刮来，吹翻了一只作响的空垃圾箱，一股漩涡挟着灰尘疾速扫过院子。

“我被选为了发言人，”罗费尔说，“你知道这个情况。我就不详说了，时间很紧。我们想让你知道，我们不希望你的尴尬境遇会影响你。我们很想活下去，的的确确很想，但是我们不会对你怀有积怨，不管——”他清了清他的嗓子。站在远处的安波摇摆着身体，使劲往这边望，就像木偶剧《潘趣》里面的木偶一样，试图隔着在他前面的人的肩膀和脑袋看上一眼克鲁格。

“没有积怨，什么也不会有，”罗费尔继续快速说道，“事实上，我们非常明白，如果你拒绝屈服——Vy ponimaete o chom rech? Daǐte zhe mne znak, shto vy ponimaete——（你明白这一切吗？做一个手势，告诉我你明白了）。”

“没问题，继续说，”克鲁格说道，“我刚才在想，你是在——让我想想——就在那只猫离开房间前被捕。我想——”（克鲁格朝安波挥手，在那些士兵和肩膀之间，他看见安波的大鼻子和红耳朵不停地出现。）“是的，我想我现在记起来了。”

“我们请罗费尔教授做我们的发言人，”辛普费说。

“是的，我知道。一个优秀的演讲者。罗费尔，在鲜花和旗帜间，在一个高台上，我听到过你最好的演讲。为什么那些鲜艳的颜色——”

“我的朋友，”罗费尔说，“我们时间不多了。请让我继续说下去。我们不是英雄。死亡是那么可怕。我们中间还有两个女人和我们共有同样的命运。我们可怜的肉体会因无比欣喜而颤抖，如果你同意出卖你的灵魂以拯救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并不是在央求你出卖灵魂。我们只是——”

克鲁格做了一个手势，打断了他，同时又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所有的人都屏着呼吸，紧张地等待着。在一片沉默中，克鲁格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他说，手擦了一下鼻子，“你们到底有什么可害怕的？这有什么关系啊？荒唐！幼稚得荒唐——奥尔嘉和孩子参加了一些愚蠢的戏剧表演，她淹死了，他也失去了生命，大概是一次火车事故。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吧，如果没有关系，”罗费尔说道，深吸一口气，“那么，该死的，告诉他们你准备尽你的全力，别再犹豫，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枪毙了。”

“你知道，情况很可怕，”辛普费说道，他曾是一个虽然平庸，但还算有胆量的红发男孩，但是现在却脸色苍白，面孔浮肿，稀疏的头发间露出雀斑。“我们已经被告知，除非你接受政府的条件，否则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天。在阿思特——拉高丹我有一个生产体育用品的大工厂。我是在半夜被抓起来的，被投入到监狱中。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拒绝政府的条件，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理由，而且请相信我，我会非常憎恨让你去做那些可耻的和愚蠢的事。”

“克鲁格，你听见了我们说的话了吗？”罗费尔突然问道，克鲁格仍然直直地看着他们，嘴张得大大地露出仁慈的微笑，这时他们惊讶地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疯子。

“Khoroshen’koe polozhen’itze（干得真漂亮），”罗费尔对目瞪口呆的辛普费说道。

从此后马上拍摄的彩色照片上可以看到以下内容：右边（面对出口处）靠近灰色的墙的地方，巴图克双腿分开坐在那儿，椅子是刚刚从屋里专门为他拿过来的。他穿着一件绿色和棕色相混杂的衣服，那种他最喜欢的手下某个机构的制服之一。他的脸是一团呆滞的暗红色，头上戴着一顶防水帽子（他父亲从前发明的）。腿上耀眼地绑着瓶子形状的棕色绑腿。胸佩黄铜色的胸铠，头顶宽檐、白皮、黑绒的帽子，飒爽英姿的沙穆正低额弯腰向这个脸色阴沉的小个子独裁者说着什么。另外三个参议院成员站在一旁，身裹黑色大氅，活像黑柏树，或者，阴谋家。几个英俊的年轻人穿着歌剧服，手里提着棕绿色的自动手枪，在这些人周围站成了一个半圆保卫圈。在巴图克身后的墙上，就在他的脑袋上方，一行以前一些学校里的学生用白色粉笔涂鸦的模糊不清的文字还留在那儿，这个严重的疏忽真是大煞风景。左边，在院子的中央，头上没戴帽子，灰黑色、乱蓬蓬的头发随风飘拂，身着宽大白色睡衣，腰上围着一条丝绸腰带，光脚，形同古代圣人，克鲁格出现在那里。卫兵们的枪顶着罗费尔和辛普费，后者正在向士兵们抗议。奥尔嘉姐姐的脸抽搐着，眼睛里却试图表现出漠不关心的神情，她正在告诉她行动慢腾腾的丈夫，让他朝前走几步，占领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争取下一个能上前到克鲁格身边。照片的后景里，一个护士正在给麦凯西莫夫打针：这个老人此前瘫倒了，他的妻子跪着把他的双腿裹在她黑色的披肩里（他们两个人在监狱里都遭到了残酷迫害）。海德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极具天赋的表演者（因为海德龙本人几天前已经自杀）正在抽一个登喜路烟斗。安波的身体在发抖（照片模糊），尽管穿着羊羔皮外套，他趁着前面的第一队人与卫兵争议的机会，已经快走到了克鲁格的跟前了。你可以再往前一点。

罗费尔做了个手势。安波一把抓住克鲁格的胳膊，克鲁格很快转过身来，面对他的朋友。

“等一等，”克鲁格说道，“等我说明了这个误解，你们再抱怨也不迟。因为，你们知道吗，这样的会面完全是一个误解。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是的，一个梦……哦，不要介意，把它叫做梦或叫做幻觉都可以——一道斜光穿进一个隐士的穴居——看看我的光脚——像石头一样冰冷，当然，但是——我那时在哪儿？听着，你不像其他人那样愚蠢，不是吗？你和我一样清楚，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亲爱的亚当，”安波说，“我们不要说害怕这样的细节了。我准备好了去死……但是有一件事我拒绝再忍受下去，c’est la tragédie des cabinets[2]，活生生要了我的命。你知道，我容易反胃，他们把我带到那个完全封闭的地方，不能再肮脏的地狱，一天一次，只有一分钟。C’est atroce[3]。我情愿他们把我马上枪毙。”

罗费尔和辛普费还在和卫兵们争吵着，告诉他们还没有和克鲁格说完，这时，其中一个士兵向几个参议院成员请示，沙穆于是走过来，轻声地开口说话。

“这样不行，”他用一种非常认真的语调（年轻时，他依靠纯粹的毅力自己治好了口吃厉害的毛病）说道。“定好的程序必须要遵守，不能像这样说个没完，混乱不堪。我们就此结束。告诉他们”（他转身朝克鲁格）“你已经被选为教育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并且在你的权限内让他们重新获得生命。”

“你的胸铠漂亮极了，”克鲁格喃喃道，突然间猛地伸出双手，十指擂鼓式地击打胸铠中间的凸出部位。

“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嬉耍的日子过去了，”沙穆严厉地说道。

克鲁格又伸手拿过沙穆的头饰，轻巧地戴到自己的头上。

这是一顶女人戴的海狮皮无檐呢帽。那个暴跳如雷、结结巴巴说不出话的男孩试图抢回帽子。亚当·克鲁格一下扔给了粉红脸颊的辛普费，他又扔了出去，帽子落到了一堆边缘还有残雪的桦树圆木上。沙穆跑回到教室里去申怨。“蛤蟆”像是被困厄在家里似的，偷偷地沿着矮墙朝出口处走去。亚当·克鲁格把他的书包甩过肩膀，对辛普费说这真是有趣——辛普费是不是有时候也有那种“重回往复”的感觉，就好像这一切都早已经发生过了似的：皮帽，我扔给你，你又扔出去，圆木，圆木上的雪，帽子落到上面，“蛤蟆”出来了……？辛普费天生就有倾向实效的禀性，他建议他们最好好好地吓唬一下“蛤蟆”。两个男孩在圆木后面看着他过来。“蛤蟆”在墙边停下，显然是在等待沙穆。高喊一声“好哇”，克鲁格领头扑了过去。

“看在上帝的面上，制止他，”罗费尔喊道，“他已经疯了。我们不能对他的行动负责。制止他！”

如闪电一样，克鲁格飞速冲向墙边，巴图克神色仓惶，早已经离开座位，恨不得找一个地洞钻下去。院子一片骚乱。克鲁格躲开一个卫兵的阻挡。他头部左边似乎燃烧了起来（第一枪打掉了他耳朵的一部分），但是他还是兴奋地跌跌撞撞地向前扑去：

“快点，辛普，快点，”他怒吼着，顾不着朝后看，“我们来好好修理修理他，抽他的筋，快点！”

他看见“蛤蟆”蹲伏在墙角跟，颤栗，分裂，不停地尖声念咒，用透明的胳膊保护不成样子的脸，克鲁格冲将过去，就在那一刻，就在另一枪（瞄得更准）击中他之前的瞬间，他再次怒喊道：你，你——之后，墙消失了，宛如瞬时停止的幻灯片，于是，我伸展了一下身子，从写了又写乱成一堆的稿纸前站立起来，去查看一番窗上的铁丝网，刚才有什么东西打在上面发出“嘣”的一声。

就像我想到的那样，一只大飞蛾陷到了铁丝中间，腿脚愤怒地蹬蹭着，大理石花纹的翅膀不停地振动，眼睛炯炯有神，如同两块燃烧的小煤炭。我刚看清楚它棕红色流线型的身体和对称的色斑，它就飞走了，飞回到了温暖湿润的黑暗之中。

瞧，就是这样。我这个只是相对而言的天堂里的各种东西——床头灯，安眠药，牛奶杯——看起来都是十分的顺眼。我知道我赋予那个可怜人的不朽是一种含糊的诡辩而已，一种文字游戏。但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幸福的，而且他也看到了死亡只是一种风格问题。某座钟楼敲响了钟声，我从来没弄明白过钟楼到底在哪里，而且，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有在白天听到过，钟声敲了两响，然后变得犹犹豫豫，接着便被无尽无垠的寂静抛到后面，寂静持续不断地流过来，流入我涨痛的太阳穴的血管里；一个节奏的问题。

在巷子对面，只有两扇窗户还亮着灯。一扇窗户里，一只手臂的影子在梳理看不见的头发，或者，也许是树枝在摇动，另外一扇窗户前，一根黑色的杨树树干斜穿而过。街灯撒下一片碎乱的光线，映照出一簇湿漉漉的晶绿的黄杨树篱。我还看见了一处闪着光亮的别致的水坑（克鲁格在他生命的不同阶段看到的那个），一个长椭圆形的水坑，每次阵雨后都是同样的形状，因为水坑里总会形成一处匙形凹陷洼地。很可能，同样的情况据说当我们在身边的空间里留下印迹时也许也会发生。“嘣”。一个不错的飞蛾扑火的夜晚。

[1]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语，自由主义者。

[2]法语，那就是厕所造成的悲剧。

[3]法语，太难受了。

译后记

纳博科夫说《庶出的标志》是他在和美国“互相适应”六年之后在美国写成的第一部小说。纳博科夫是一个语言天才，即便如此，从俄语转换成英语，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对一个小说家而言，没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恐怕也还是难以成功的。

对我这样一个这部小说的读者和译者而言，“互相适应”是我能够想到的最合适的描述我阅读和翻译这部小说过程的一个词。那是一种奇特的感觉：迷惑，震惊，揪心，愤怒，迷恋，感动，释然，等等。这些个貌似互不关联实则互相支撑的情感效应像一头受惊的小兔子，在我阅读和翻译过程中，在我的心头上下左右不停地窜动，要想让它消停下来，在我，实在也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具体说来，这个过程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主人公克鲁格的故事层面，从普通的家庭故事到荒诞不经的政治讽喻，从颇为风光的著名人物到受尽折磨后的疯人，纳博科夫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似曾相识但又远远超出我们想象力的现代专制社会的图景。克鲁格的遭遇让我颤栗，让我心焦，让我感到个人的无限的渺小。纳博科夫是真正地和盘托出了在那个特殊的场景里一个人的无比的无能为力。其实，又何止限于纳博科夫笔下的那个社会，我们这个很正常的世界不是也常常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于是，我感受到了纳博科夫给予我们的重击，对于我们通常所习以为常的个人地位和权力观念的毁灭性打击；而这在我是需要有个“适应过程”的。其次，是纳博科夫的文体层面。凡是读过《洛丽塔》的读者都会知晓一些纳博科夫作为一个实验性作家的创作特征，这或许也是他的创作本能。在这部小说里，同样如此，在一个正常的故事外壳里，纳博科夫的实验本能无所不在，那变化多端的笔触，那一以贯之的象征，那“残酷无情”的叙述，最当注意的便是小说中大书特书的对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出人意料的改写，所有这些都像是涌动着的潮流，时刻表露出把故事冲个稀巴烂的企图。这也许可以看做是文本层面的意义表达，与克鲁格的经历本质上是一致的。当然，对一个读者而言，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否则又如何能够在一片混沌中看到一丝晨曦的光亮？最后则是小说的语言。且不说时常出现的从平易到复杂到曲直双关乃至分不清头绪的语言的变换过程，单单是文本中所使用的英语以外的语言就会让你不得不有个“适应过程”。小说中出现了法语、德语、俄语、拉丁语，还有纳博科夫自创的基于俄语的特殊语。在这些语言的混杂中，一个原本或许是虚幻的情景成为了一种现实。

如果前面两个“适应过程”可以通过自己的冥思苦想略微获取一些心得，那么后一个过程假如没有外来的帮助恐怕断断不能有所结果。所幸，我得到了“神助”，不是神的帮助，而是犹如神助一样的有力支持。本书的主要翻译过程是在美国普度大学完成的，其时，我在那里参加和主持华东师大美国研究中心和普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跨民族视野下的美国文学”研究生讨论班。班上的一位美国博士生琳穆女士知道我在翻译这部小说，主动提出可以提供帮助，因为她的本科是俄语，又在德国呆过一阵，而且还是纳博科夫爱好者，尽管《庶出的标志》没有读过。这正是天助我也！在琳穆女士的帮助下，纳博科夫所说的那些“混杂语”得以露出大致的庐山真面目。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北大老同事刘锋，他帮助解决了一些拉丁语问题。还有，华师大外语学院法语系袁筱一，德语系过文英，俄语系刘玉琴老师，感谢她们提供的各个语种的帮助。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正从地铁上下来，突然接到出版社编辑的电话，问是否可以翻译一本书，地铁站里人声嘈杂，没有完全听清楚编辑的话，但我听出了“纳博科夫”那几个字。感谢出版社给予我一个与纳博科夫“互相适应”的过程。

金衡山

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版权信息

书名：洛丽塔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ISBN：9787532738151

译者：主万

责任编辑：陈姝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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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文

第一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第二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关于一本题名《洛丽塔》的书

献给薇拉

序文

《洛丽塔》或《一个白人鳏夫的自白》，这就是本文作者在撰文以前所收到的这篇奇特的记述的两个标题。这篇记述的作者，“亨伯特·亨伯特”，已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法定监禁中因冠状动脉血栓症而去世，距他的案件开庭审理的日期只有几天。他的律师，也是我的亲戚和好友，目前在哥伦比亚特区当律师的克拉伦斯·乔特·克拉克先生，根据他的委托人的遗嘱，请我编订这部手稿。他的遗嘱中有条条款，授权我那很有名望的表兄全权处理付梓出版《洛丽塔》的一切有关事宜。克拉克先生选定的这个编辑刚刚由于他的一部朴实无华的著作（《理性有意义吗？》）而获得波林奖，其中论述了若干病理状态和性变态行为。克拉克先生的决定可能受了这桩事的影响。

我的工作结果比我们俩预料的要简单一些。除了改正一些明显的语法错误和仔细删去几处不易删除的细节外，这部异乎寻常的回忆录完整无损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那些细节，尽管“亨·亨”[1]作了努力，先前仍然像路标和墓碑继续出现在他的文稿中（它们提到的一些地方或人物，由于下等低级而需要掩饰，出于体恤怜悯也不该加以伤害）。这部回忆录作者离奇的外号是他自己杜撰的。当然，这副面具——似乎有双催眠的眼睛正在面具后面闪闪发光——依照佩戴面具的人的意愿，不得不继续由他戴着。虽然“黑兹”只和女主人公真实的姓氏押韵[2]，但她的名字却跟本书的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容我们作出改动，而且（读者自己也会发现）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去改动。有关“亨·亨”罪行的材料，爱好盘根究底的人不妨去查阅一九五二年九、十两月的日报。如果我没有获准在灯下编辑这部回忆录，这桩罪行的起因和目的就会继续是一个全然费解的谜。

老派的读者总希望追踪“真实的”故事以外的“真”人的命运，为了照顾这类读者，现在把我从“拉姆斯代尔”的“温德马勒”先生那儿得到的几个细节叙述出来。“温德马勒”先生希望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这样“这桩不光彩的卑鄙的事件漫长的阴影”便不会延伸到他所属的引以为豪的那个社区。他的女儿“路易丝”如今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蒙娜·达尔”现在在巴黎上学。“丽塔”新近嫁给了佛罗里达州一家饭店的老板。一九五二年圣诞节那天，“理查德·F·希勒”太太在西北部最遥远的居民点“灰星镇[3]”因为分娩而死去，生下一个女性死婴。“维维安·达克布鲁姆[4]”写了一部传记《我的奎》，不久就要出版。仔细阅读过原稿的评论家们把它说成她最好的作品。与此事有关的各处公墓的管理人员都报告说并没有鬼魂出现。

如果把《洛丽塔》单纯看作一部小说，倘若书中场面和情感的表达方式被闪烁其词、陈词滥调的手法弄得苍白无力，那么这种场面和情感对读者就始终会显得令人恼火地含糊。的确，在整部作品中找不到一个淫秽的词。当然，粗鲁庸俗的读者受到现代习俗的影响，总心安理得地接受一部平庸的小说中的大量粗俗下流的词语；他们对这部作品在这方面的匮乏会感到相当吃惊。然而，如果为了让这种自相矛盾的故作正经的人感到舒适，哪个编辑就试图冲淡或删去被某种类型头脑的人称作“色情”的场面（在这方面，参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六日尊敬的约翰·M·伍尔西法官对另一部更为直率的书所作的重大裁决[5]），那么就只好完全放弃出版《洛丽塔》了，因为这些场面虽然可能会被某些人不适当地指责为本身就会激起情欲，但它们却是一个悲剧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最起作用的场面，而这个悲剧故事坚定不移的倾向不是别的，正是尊崇道德。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商业化的色情文学也如此声言。有学问的人也许会反驳说“亨·亨”的充满激情的忏悔只是试管中的风暴；他们会指出至少有百分之十二的美国成年男子——根据布兰奇·施瓦茨曼博士（口头讲述）的一项“保守的”估计——每年都会用各种方式领略到“亨·亨”用如此绝望的口气所描述的特殊经历；他们还断言如果我们这个疯狂的记日记的人在一九四七年那个决定命运的夏天曾去向一位高明的精神病理学家求教，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不过那样一来，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

本评论人希望得到谅解，能把他在自己的书和讲稿中所强调的观点再重复一遍，明确地说就是：“令人反感”往往不过是“异乎寻常”的同义词，而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当然总具有独创性，因而凭借其本身的性质，它的出现应该多少叫人感到意外和震惊。我无意颂扬“亨·亨”。无疑他令人发指，卑鄙无耻；他是道德败坏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是一个身上残暴与诙谐兼而有之的人物，或许他显露出莫大的痛苦，但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他行动缓慢，反复无常。他对这个国家的人士和景物的许多随口说出的看法都很荒唐可笑。在他的自白书里，自始至终闪现出一种力求诚实的愿望，但这并不能免除他凶残奸诈的罪恶。他反常变态。他不是一位上流人士。可是他那琴声悠扬的小提琴多么神奇地唤起人们对洛丽塔的柔情和怜悯，从而使我们既对这本书感到着迷，又对书的作者深恶痛绝。

作为一份病历，《洛丽塔》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超越了赎罪的各个方面；而在我们看来，比科学意义和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的，就是这部书对严肃的读者所应具有的道德影响，因为在这项深刻的个人研究中，暗含着一个普遍的教训；任性的孩子，自私自利的母亲，气喘吁吁的疯子——这些角色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故事中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提醒我们注意危险的倾向；他们指出具有强大影响的邪恶。《洛丽塔》应该使我们大家——父母、社会服务人员、教育工作者——以更大的警觉和远见，为在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上培养出更为优秀的一代人而作出努力。

小约翰·雷博士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于马萨诸塞州，威德沃什

[1] “亨伯特·亨伯特”的缩写。

[2] 女主人公的名字是“多洛蕾丝”。

[3] ”理查德·F·希勒“太太，即洛丽塔。”灰星镇“并无此城镇，这里指被烟雾遮起的星星。”烟雾“英文为haze，也是洛丽塔的姓。

[4] 维维安·达克布鲁姆（Vivian Dankbloom）是克莱尔·奎尔蒂的情妇，也是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姓名字母打乱顺序拼成的人名。“奎”是克莱尔·奎尔蒂的外号，也作“角色”解。“克莱尔·奎尔蒂”则暗示英文声音相近的“clearly guilty”意为“明摆着有罪的”

[5] 指爱尔兰小说家、诗人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的长篇小说《尤利（1922）。伍尔西法官的历史性裁决，为美国于1934年出版《尤利西斯》铺平了道路。

一

洛丽塔[1]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2]；舌尖得由上腭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

早晨，她是洛，平凡的洛，穿着一只短袜，挺直了四英尺十英寸长的身体。她是穿着宽松裤子的洛拉。在学校里，她是多莉。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蕾丝[3]。可是在我的怀里，她永远是洛丽塔。

在她之前有过别人吗？有啊，的确有的。实际上，要是有年夏天我没有爱上某个小女孩儿的话，可能根本就没有洛丽塔。那是在海滨的一个小王国里。啊，是什么时候呢？从那年夏天算起，洛丽塔还要过好多年才出世。我当时的年龄大约就相当于那么多年。你永远可以指望一个杀人犯写出一手绝妙的文章。

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第一号证据是六翼天使——那些听不到正确情况的、纯朴的、羽翼高贵的六翼天使——所忌妒的[4]。看看这篇纷乱揪心的自白吧。

[1] “洛丽塔”这个名字是本书《序文》中的第一个词，也是这部小说中的第一个词和最末一个词。

[2] 第二个音节暗指美国诗人爱伦·坡（1809-1849）1849年发表的一首诗《安娜贝尔·李》。作者在本书中曾二十多次提到坡。亨伯特·亨伯特在书中还使人相信，安娜贝尔·李是他苦难的起因。

[3] 多洛蕾丝，英文是Dolores，系从拉丁词dolor派生而来，意思是悲伤、痛苦。

[4] 六翼天使是九级天使中地位最高的天使。《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6章第2节说，他们“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这句是用《安娜贝尔·李》第11行中的短语“六翼天使”和第22行中的动词“忌妒”拼凑成的。

二

我一九一〇年出生在巴黎。父亲是一个文雅、随和的人，身上混杂了几种种族基因：他是一位具有法国和奥地利混合血统的瑞士公民，血管里还搀和着一点儿多瑙河的水土。我一会儿就要拿出几张好看的、蓝盈盈的风景明信片来给各位传观。他在里维埃拉[1]拥有一家豪华的大饭店。他的父亲和两位祖父曾经分别贩卖过葡萄酒、珠宝和丝绸。他三十岁的时候娶了一个英国姑娘，是那个登山家杰罗姆·邓恩的女儿，也是多塞特[2]的两个牧师的孙女，这两个牧师都是冷僻的学科的专家——分别精通古土壤学和风弦琴。我三岁那年，我的那位很上相的母亲在一桩反常的意外事件中（在野餐会上遭到电击）去世了。除了保留在最最黑暗的过去中的一小片温暖，在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中，她什么也不存在了。我幼年的太阳，如果你们还忍受得了我的文体（我是在监视下写作的），已经从那片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上方落下。你们肯定都知道夏天黄昏，在一座小山的脚下，那芬芳馥郁的落日余晖，带着一些蠓虫，悬在一道鲜花盛开的树篱四周，或者突然被一个漫步的人闯入和穿越；一种毛茸茸的温暖，一些金黄色的蠓虫。

我母亲的姐姐西比尔[3]嫁给我父亲的一个堂兄，后来又遭到遗弃，于是就到我家来充当不拿薪酬的家庭教师和女管家。有人后来告诉我说她曾经爱上了我父亲，我父亲在一个阴雨的日子轻松愉快地趁机利用了她的爱情，等到雨过天晴就忘却了一切。虽然姨妈订的有些规矩相当刻板——刻板得要命——但我却非常喜欢她。也许，她是想在适当的时候，把我培养成一个比我父亲更好的鳏夫。西比尔姨妈生着一双带着粉红色眼眶的天蓝色眼睛，面色蜡黄。她会写诗，迷信得富有诗意。她说她知道在我十六岁生日后不久，她就会死，结果竟应验了。她丈夫是一个出色的香水旅行推销员，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度过。最终在那儿开办了一家公司，还购置了一点儿房地产。

我在一个有着图画书、干净的沙滩、橘树、友好的狗、海景和笑嘻嘻的人脸的欢快天地中长大，成了一个幸福、健康的孩子。在我周围，华丽的米兰纳大饭店像一个私人宇宙那样旋转，像外边闪闪发光的那个较大的蓝色宇宙中的一个用石灰水刷白了的宇宙。从系着围裙的锅壶擦洗工到身穿法兰绒的权贵，每个人都喜欢我，每个人都宠爱我。上了年纪的美国妇女像比萨斜塔似的倚在拐杖上侧身望着我。付不出我父亲账的那些破了产的俄罗斯公主给我买昂贵的糖果。而他，Mon cher petit papa，[4]则带我出去划船、骑车，教我游泳、跳水和滑水，给我念《堂吉诃德》和《悲惨世界》。我对他既崇拜又尊敬，每逢偷听到仆人们议论他的各个女朋友，就为他感到高兴。那些美丽和蔼的人儿对我十分宠爱，还为我深可慨叹地失去母亲而温柔地加以安慰，流着可贵的眼泪。

我在离家几英里外的一所英国走读学校上学。在学校里，我打网拍式壁球和手球，学习成绩优良，跟同学和老师都相处得很好。在我满十三岁以前（也就是说，在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小安娜贝尔以前），我所记得发生过的唯一确切的性经历就是：有次在学校的玫瑰园里跟一个美国小孩讨论青春期出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事，那是一次严肃、得体、纯理论性的交谈。那个美国孩子是当时很出名的一个电影女演员的儿子，可他也难得在那个三维世界里见到他的母亲。而在看了皮雄那部装帧豪华的《人体之美》[5]中的某些照片、洁白光滑的肌肤和暗影，无限柔和的分界后，我的有机体也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反应；那部书是我从旅馆图书室里一堆大山似的云纹纸装帧的《绘图艺术》下偷出来的。后来，我父亲以他那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把他认为我需要了解的性知识都告诉了我。那是一九二三年秋天，刚好在他把我送到里昂[6]一所公立中学去以前（我们原定要在那儿度过三个冬天），但是，唉，那年夏天，他却跟德·R夫人和她的女儿到意大利去旅行了；于是我找不到哪个人可以诉苦，也找不到哪个人好去请教。

[1] Riviera，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地中海沿岸的假日旅游胜地。

[2] Dorset，英格兰南部的一郡。

[3] 西比尔（Sybil）意为“古希腊的女巫，女预言家”

[4] 法文，我亲爱的小爸爸。

[5] 这部书和书的作者都是杜撰的。皮雄（Pichon）是玩弄法语粗俗语nichon，意为“女性的乳房”。

[6] Lyon，法国东部的一个大城市。

三

安娜贝尔和作者本人一样，也是混血儿：不过她具有一半英国、一半荷兰的血统。今天，我对她的容貌远远没有几年以前，在我认识洛丽塔以前，记得那么清楚。有两种视觉方面的记忆：一种是睁着眼睛，在你头脑这个实验室中巧妙地重现一个形象（于是我看到了安娜贝尔，如一般词汇所描绘的：“蜜黄色的皮肤”，“细胳膊”，“褐色的短发”，“长睫毛”，“鲜亮的大嘴”）；另一种是你闭着眼睛，在眼睑的阴暗内部立刻唤起那个目标：纯粹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的脸庞，一个披着自然色彩的小精灵（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洛丽塔的样子）。

因此，在描绘安娜贝尔时，请允许我先严肃地只说，她是一个比我小几个月的可爱的孩子。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老朋友，也跟姨妈一样古板乏味。他们在离米兰纳大饭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所别墅。秃顶的、褐色皮肤的利先生和肥胖、搽粉的利太太（原来叫范内莎·范·内斯[1]）。我多么厌恶他们！起初，安娜贝尔和我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她不停地捧起一把把细砂，让它们从指缝里漏下去。我们的思路跟如今欧洲青春前期的聪明孩子的思路一样，也定了型；我很怀疑是否应当把个人的天才分配到下面这样一些兴趣上：我们对芸芸众生的世界的兴趣、对富有竞争性的网球比赛的兴趣、对无限的兴趣、对唯我论的兴趣，等等。幼小动物的软弱无力引起我们同样强烈的痛苦。她想到亚洲一个闹饥荒的国家去当护士，我却想成为一个出名的间谍。

突然之间，我们彼此疯狂、笨拙、不顾体面、万分痛苦地相爱了，而且我还应当补充说，根本没有希望；因为那种相互占有的狂热，只有凭借我们实际吸收、融合彼此全部的灵魂和肉体，才能得到缓解。可是我们，甚至不能像贫民区的孩子那样轻而易举地就找到机会交欢。有一次，我们不顾一切地试图趁黑夜在她的花园里幽会（关于这件事往后再谈）。后来，我们得到的唯一不受干扰的情况就是在游人众多的那片海滩上，待在他们可以看见我们、但无法听到我们谈话的地方。在松软的沙滩上，离开我们的长辈几英尺远，整个上午我们总摊开手脚躺在那儿，在欲望的勃发下浑身发僵，利用空间和时间的任何一个天赐良机互相抚摸：她的一只手半埋在沙里，总悄悄伸向我，纤细的褐色手指梦游般地越移越近，接着，她乳白色的膝盖便开始小心翼翼地长途跋涉。有时候，别的年岁更小的孩子偶然堆起的壁垒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遮蔽，使我们可以轻轻吻一下彼此咸津津的嘴唇。这种不彻底的接触弄得我们那健康却缺乏经验的幼小身体烦躁到了极点，就连清凉碧蓝的海水——我们在水下仍然彼此紧紧揪着——也无法缓解。

在我成年后四处漂泊的岁月中，我丢失了好些珍藏的东西，其中有我姨妈拍的一张快照。照片上有安娜贝尔、她的父母和那年夏天追求我姨妈的那个年长、稳重、瘸腿的先生，一位库珀医师。他们围坐在一家路边餐馆的餐桌旁。安娜贝尔照得不好，因为拍的时候，她正低头望着chocolat glacé[2]。在强烈的阳光下，她的妩媚可爱的神态渐渐模糊，（在我记得的那张照片上）只可以看清她那痩削、裸露的肩膀和头发间的那道分缝。而我坐在离开其余的人稍远一点儿的地方，照得倒特别清晰：一个闷闷不乐、眉头紧皱的男孩，穿一件深色运动衫和一条裁剪合体的白色短裤，两腿交叉，侧身坐在那儿，眼睛望着旁边。那张照片是在我们诀别的那年夏天的最后一天拍的，而且就在我们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作出挫败命运的尝试的前几分钟。我们找了些最站不住脚的借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实际上什么也顾不上了），逃出餐馆，来到海滩，找了一片荒凉的沙地，就在那儿，在堆成一个洞穴的那些红石头的浅紫色阴影下，短暂、贪婪地抚爱亲热了一番，唯一的见证就是不知哪个人失落的一副太阳眼镜。我跪着，正要占有我的宝贝，两个留着胡须的洗海水澡的人，海上老人[3]和他的兄弟，从海水里冒出来，喊着一些下流、起哄的话。四个月后，她在科孚[4]死于斑瘆伤寒。

[1] 指坡的安娜贝尔·李，在第二部第三章中，作者即用“李”。

[2] 法文，巧克力冰淇淋。

[3] 指《一千零一夜》中，纠缠在辛巴德背上的老人，见《一千零一夜》第航海旅行的故事第五次航海旅行》。

[4] Corfu，希腊西北海岸外的一大岛屿。

四

我一再翻阅这些痛苦的回忆，一面不断地自问，是否在那个阳光灿烂的遥远的夏天，我生活中发狂的预兆已经开始，还是我对那个孩子的过度欲望，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怪癖的最早迹象呢？在我努力分析自己的渴望、动机和行为等等的时候，我总陷入一种追忆往事的幻想，这种幻想为分析官能提供了无限的选择，并且促使想象中的每一条线路在我过去那片复杂得令人发疯的境界中漫无止境地一再往外分岔。可是，我深信，从某种魔法和宿命的观点而言，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

我也知道，安娜贝尔的死引起的震惊，加强了那个噩梦般夏天的挫折，成为我整个冰冷的青春岁月里任何其他风流韵事的永久障碍。我们的精神和肉体十分完美地融为一体，这种境界，今日那些讲究实际、举止粗俗、智力平庸的青年人必然无法理解。在她去世后很久，我仍感到她的思想漂浮过我的脑海。早在我们相遇以前，我们就做过同样的梦。我们相互交谈经历，发现一些奇特的相似之处。同一年（一九一九年）的同一个六月，在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一只迷途的金丝雀飞进了她的家，也飞进了我的家。洛丽塔啊，要是你曾这样爱过我该有多好！

我把我跟安娜贝尔首次不顺利的幽会的记述保留下来，作为我的“安娜贝尔”时期的结尾。有天夜晚，她想法骗过家里人恶毒的监视。在他们家别墅后面一片怯生生的、叶子细长的含羞草丛中，在一道矮石墙的残垣上，我们找到一个可以坐一坐的地方。透过黑暗和那些娇嫩的树木，我们可以看见亮着灯的窗户上的涡卷线状图案。那些图案给敏感的记忆那五彩的油墨一加渲染，在我眼里就像纸牌一样——大概因为我们的仇敌正忙于打桥牌。我吻了吻她张开的嘴唇角和滚烫的耳垂，她浑身颤动，直打哆嗦。一簇星星在我们头顶上细长的树叶的黑色轮廓间闪着微光，那个生气勃勃的天空似乎和她轻盈的连身裙下面的身体一样赤裸裸的。我在天空里看到她的脸，异常清晰，仿佛放射着它自身微弱的光辉。她的腿，她那两条可爱的、充满活力的腿，并没有并得很紧。当我的手摸到了想要摸索的地方时，那张娇憨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半是快乐、半是痛苦的蒙、胆怯的神情。她坐得比我稍许高点儿。每当她独自无法控制自己强烈的感情，她总要前来吻我，她的头用一种懒洋洋的柔软的几乎显得悲伤的下垂姿势朝下弯来，她裸露的膝盖总碰到并夹住我的手腕，随后再放松。她的微微颤动的嘴似乎给一种神秘、辛辣的药水刺激得变了形，发出一种咝咝的吸气声凑到我的脸旁。她总先用焦干的嘴唇草率地擦过我的嘴唇，试图缓解一下热恋的痛苦；随后，我的宝贝总紧张不安地把头发一甩，又缩了回去，接着又暗暗地凑近前来，让我亲她张着的嘴。同时，我以一种准备把一切——我的心，我的喉咙，我的内脏——都献给她的慷慨气魄，让她用一只笨拙的手握着我情欲的权杖。

我回想起一种爽身粉——我想这是从她母亲的西班牙女佣人那儿偷来的——的香味，一种甘甜、普通的麝香香味。这和她身上的饼干气味混合在一起，我的感官突然给注满了；附近矮树丛里一阵突发的骚动才没使它漫溢出来——我们立刻互相分开，带着痛苦的心情注意到大概是一只悄悄窜来的野猫。这时从屋子里传来她母亲呼唤她的声音，激动的音调越升越高——而库珀医师也笨重地一瘸一拐走到外面花园里。可是那片含羞草丛——那些朦朦胧胧的星星，那阵激动，那股热情，那种蜜露以及那份痛苦，我都依然感到，而那个在海边光胳膊光腿、舌头炽热的小女孩儿，此后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直到二十四年以后，我终于摆脱了她的魔力，让她化身在另一个人身上。

五

在我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的时候，那些日子好像许多暗淡的、反复出现的纸片，一阵风似的都从我眼前飞走了，火车旅客清早看到跟在游览车厢后面翻飞的一阵用过的薄绵纸的风雪。在我和女人的那种有益身心的关系方面，我切合实际，诙谐、轻快。在伦敦和巴黎念大学的时候，卖笑女郎就满足了我的需要。我的学习非常细致，十分紧张，虽然并不特别富有成效。起初，我计划像许多manqué[1]才子那样拿一个精神病学学位，不过我甚至比他们还manqé，我感到非常压抑，大夫，有一种特殊的疲惫不堪的感觉。于是我改念英国文学。那么许多潦倒的诗人都在这个领域里最终成为身穿花呢服装、抽烟斗的教师。巴黎很合我的口味。我和流亡国外的人一起讨论苏联电影。我和一些同性恋者坐在“双叟”[2]里面。我在一些默默无闻的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委婉曲折的小品文。我还创作过一首拼凑而成、模仿他人风格的诗歌[3]。

……冯·库尔普小姐

可能会回转身，她的手放在房门上，

我不会跟着她走。弗雷斯也不会。

那个傻瓜也不会。

我的一篇题为《济慈致本杰明·贝利的信中的普鲁斯特式主题》的文章[4]，六七位学者念了都格格直笑。我替一家著名的出版公司着手写了一部Histoire abrégée de la poésie anglaise[5]，接着又开始为讲英语的学生编纂那本法国文学手册（附有取自许多英国作家的比较文章），这项工作使我在整个四十年代一直不得空闲——到我被捕的时候，这本手册的最后一卷也差不多就要付印了。

我找了一份工作——在奥特伊尔[6]教一群成年人英语。后来，一所男校聘用了我两三个冬天。偶尔，我也利用我在社会服务人员和精神疗法专家中的熟人，请他们陪我去参观各种机构，比如孤儿院和少年管教所。在那儿，有些到达发育期的女孩，脸色苍白，睫毛缠结在一起，可以任你泰然自若地端详，她们叫我回想起梦中赐给我的那个女孩。

现在，我希望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在九岁至十四岁这个年龄段里，往往有好些少女在某些比她们的年龄大两倍或好几倍的着迷的游客眼里，显露出她们的真实本性，那种本性不是人性而是仙性（也就是说，是精灵般的）[7]。我提议把这些精选出来的人儿称作“性感少女”。

需要注意的是，我用时间术语代替了空间术语。事实上，我要请读者把“九岁”和“十四岁”看作界限——那些镜子般的海滩和玫瑰色的岩石——一座上面时常出现我的那些性感少女的魔岛的界限，岛的四周是雾霭迷蒙的茫茫大海。在这个年龄段里，所有的女孩儿是否都是性感少女呢？当然不是。否则，我们这些深谙内情的人，我们这些孤独的旅客，我们这些贪花好色之徒早就变得精神错乱了。容貌漂亮并不是衡量的标准；而粗俗，或者至少一个特定社区称作粗俗的种种表现，并不一定就会损害某些神秘的特性：那种超逸的风度，那种使性感少女有别于她们同年龄的女孩的难以捉摸、变幻不定、销魂夺魄、阴险狡黠的魅力。因为那些同年龄的女孩对同时出现种种现象的这个空间世界的依赖性，远远超过了洛丽塔和她同类的少女在上面玩耍的那座叫人神魂颠倒的时间的无形岛屿。在同一年龄段里，真正性感少女的人数，明显地低于那些暂时显得平常的、只是好看的、“娇小可爱的”，甚至“甜蜜动人的”、平凡的、丰满的、未成形的、肌肤冰冷的以及本质上富有人性的小女孩的人数。这类小女孩梳着辫子，鼓着肚子，成年后也许会也许不会出落得美艳动人（看看那些穿着黑色长统袜、戴着白帽子、又矮又胖的丑八怪，长大后却成了银幕上了不起的明星）。你拿一张女学生或女童子军的团体照给一个正常的男人看，请他指出其中最标致的女孩，他未必就选中她们当中的那个性感少女。你一定得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疯子，一个无限忧郁的人，生殖器官里有点儿烈性毒汁的泡沫，敏感的脊椎里老是闪耀着一股特别好色的火焰（噢，你得如何退缩和躲藏啊！），才能凭着难以形容的特征——那种轮廓微微显得有点儿狡黠的颧骨、生着汗毛的纤细的胳膊或腿以及绝望、羞愧和柔情的眼泪、使我无法罗列的其他一些标志——立刻就从身心健康的儿童中辨别出那个销魂夺魄的小精灵。她并没有被他们识别，自己对自己的巨大力量也并不知晓。

此外，既然时间的观念在这件事里起着如此神奇的作用，学者们应当毫不奇怪地知道一个少女和一个男人之间得有好几岁的差距，我得说，这种差距决不能少于十岁，一般总是三四十岁，而在几个大家都知道的实例中，竟然高达九十岁，这样才能使男人受到一个性感少女的魅惑。这是一个调节焦距的问题，是内在的目光兴奋地超越的某段距离跟心里幸灾乐祸地喘息着觉察到的某种差异的问题。我是一个孩子，安娜贝尔也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小安娜贝尔在我眼里并不是性感少女。我跟她地位相同，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小牧神[8]，待在那同一座时间的魔岛上，但是经过二十九年以后，今天，在一九五二年九月，我想我可以在她身上辨认出我这辈子最初那个决定命运的小精灵。我们怀着尚不成熟的爱彼此相爱，表现出的那股热和劲儿往往把成年人的生活毁掉。我是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活了下来，但是毒汁却在伤口里，伤口也一直没有愈合。不久，我发现自己在一种文明中成熟起来，这种文明允许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向一个十六岁而不是十二岁的女孩求爱。

因此，我在欧洲那段时期的成年生活竟然双重到了荒谬的地步，这一点也不奇怪。公开处，我跟好多生着南瓜或梨子形状乳房的世俗女子保持着所谓正常关系；私下里，我对每个经过我身边的性感少女都怀有一股地狱烈火凝聚起的淫欲，饱受折磨，可是作为一个守法的胆小鬼，我从不敢接近这类少女。我可以支配的那些具有人性的女人，只是一些治标的药。我几乎要相信，我从普通的苟合中得到的感觉，和正常的伟男子在震撼世界的那种惯常的节奏中跟他们正常的伟伴侣结合时所领略到的感觉几乎一般无二。问题是那些先生并没有发现一种无可比拟的更为舒畅的快乐，而我却发现了。我的最最模糊、引起遗精的美梦也比最富有阳刚之气的天才作家或最有才华的阳痿作家所设想出的私通苟合之事要灿烂夺目一千倍。我的世界分裂了。我注意到不是一种而是两种性别，可都不是我的性别；两者都被解剖学家称作女性。可是在我看来，透过我的感官的三棱镜，“她们就像薄雾和桅杆一样大不相同”[9]。所有这一切，现在我全据理来加以说明。在我二十多岁和三十出头的那些年里，我并不那么清楚地明白我的苦闷。虽然我的身体知道它渴望什么，但我的头脑却拒绝了身体的每项请求。一会儿，我感到羞愧、惊骇；一会儿，我又变得盲目乐观。我受到清规戒律的遏制。精神分析学家用伪性欲的伪释放来劝说我。对我说来，在性爱方面叫我冲动的唯一对象，就是安娜贝尔的姐妹、她的侍女和小丫头；这个事实有时在我看来，就是精神错乱的前兆。别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这完全是一个态度问题，给女孩儿弄得神思恍惚，实在并没什么不正常的地方。让我提醒我的读者，在英国，一九三三年《儿童和青少年法案》通过以后，“女孩”这个词被定义为“八岁以上、十四岁以下的少女”（其后，从十四岁到十七岁，法律上的定义是“青年”）。另一方面，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一个“任性的孩子”，从法律上讲，是一个“七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孩子”（而且，他们习以为常地跟邪恶淫乱的人混在一起）[10]。詹姆斯一世[11]时期的一位引起争议的作家休·布劳顿[12]已经证明雷哈布[13]十岁就当了妓女。这一切都很有意思。你大概看见我已经在一阵发作中口吐白沫了，但没有，我没有。我只不过眨眨眼，让快乐的思想落进一个小小的杯子。这儿还有好几幅画。这是维吉尔[14]，他会用单纯的音调歌唱性感少女，但大概更喜欢一个小伙子的会阴[15]。这是阿克纳坦王[16]和内费蒂蒂王后的两个未到婚龄的尼罗河女儿（国王夫妇有六个女儿），身上除了戴了许多串亮闪闪的珍珠项链，没有其他饰物，娇嫩的褐色小身子从容地倚在靠垫上；她们留着短发，生着乌黑的长眼睛，经过三千年依然完好无损。这幅画上有几个十岁的小新娘，被迫坐在fascinum[17]上，那是古典文学圣堂里代表男性生殖力的象牙。青春期到来前就结婚同房在印度东部的某些省份仍旧相当普通。雷布查人[18]里八十岁的老头和八岁的女孩交媾，谁都不以为意。别忘了，在但丁[19]狂热地爱上他的比阿特丽斯时，比阿特丽斯只有九岁，是一个光彩焕发的小姑娘，她傅粉施末，戴着珠宝，十分可爱，穿着一件深红色连身裙；那是一二七四年五月那个欢乐的月份，在佛罗伦萨的一次私人宴会上。当彼特拉克[20]狂热地爱上他的劳丽恩时，劳丽恩也不过是一个十二岁金发的性感少女，在风中、在花粉和尘土中奔跑着，是一朵飞行的花儿，如他所描写的从沃克卢思[21]的山岗飞到了那片美丽的平原。

还是让我们规规矩矩地文雅一点吧。亨伯特·亨伯特竭力想安分守己。说真的，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对纯洁、软弱的普通儿童十分尊重。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即使几乎没有多少惹起吵闹的危险，他也不会去玷污这类孩子的天真无邪。可是当他在那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中发现一个小精灵时，他的心跳得有多厉害啊，那个“enfant charmante et fourbe[22]”，生着朦胧的眼睛，艳丽的嘴唇，你只要让她知道你在望着她，就会受到十年监禁。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亨伯特完全有能力跟夏娃交欢，但他渴望的却是莉莉思[23]。胸部发育的萌芽阶段在青春期带来的一系列身体变化的初期（10.7岁）就出现了。而下一个可以见到的成熟项目，就是含有色素的阴毛的初次出现（11.2岁）。我的小杯子里盛满了琐碎无聊的念头。

一次船只失事。一个环状珊瑚岛。单独跟一个淹死了的旅客瑟瑟发抖的孩子待在一起。亲爱的，这只是一场游戏[24]！我坐在公园里一张硬邦邦的长椅上，假装全神贯注地在看一本微微颤动的书，这时我想像的冒险经历有多神奇美妙啊！在这个不动声色的学者四周，好些性感少女自由自在地嬉戏玩耍，仿佛他是一个熟悉的塑像或是一棵老树的光与影的一部分。有一次，有个穿着格子呢连身裙的理想的小美人儿啪的一下把一只穿得厚重的脚放到长椅上我的身旁，接着朝我伸下两条纤细的光胳膊，把她的四轮溜冰鞋鞋带系系紧，我就在阳光下融化了，手里的那本书成了无花果树叶子[25]；她那赤褐色的鬈发披垂到她的擦破皮的膝盖上，那条发出光泽的腿就伸在我的颜色变幻不定的脸颊旁边，我头上的那片树叶的阴影也在她的腿上晃动、消散。另一次，有个红头发的女学生在méro[26]里倚在我的身旁，我瞥见了她的黄褐色腋毛，一连激动了好几个星期。我可以列出好些这种一厢情愿的小小韵事。有几次在一种浓郁的地狱风味中结束。比如，我碰巧在阳台上看到街对面一扇亮着灯的窗户里有个看去很像性感少女的姑娘正在一面相当配合的镜子前脱衣。跟外界如此隔绝，显得如此遥远，这种景象产生了一种勾魂摄魄的魔力，使我全速跑向叫我心满意足的那个孤独的人儿。可是我喜爱的那个娇美的裸体形象却突然恶魔似的变成了一个男人给灯光照亮的、令人厌恶的光胳膊，他在那个炎热、潮湿、没有希望的夏夜穿着内衣裤坐在敞开的窗口看报。

跳绳，跳房子。那个穿着黑衣服、挨着我坐在我的长椅上，坐在我的欢乐之枷上（有个性感少女正在我脚下寻找一个失落了的弹子）的老婆子问我是不是肚子疼，这个不懂礼貌的母夜叉。啊，别来跟我搅和，让我独自待在我的生机旺盛的公园里，待在我的长满青苔的花园里。让她们永远在我四周玩耍，永远不要长大。

[1] 法文，失意的。

[2] Deux Magots，法国巴黎左岸一家有名的咖啡馆，知识界人士经常聚集在那儿。

[3] 这首诗是用英国诗人、评论家托·斯·艾略特（T.S.Eliot，1888-1966）的长诗《小老头》（Gerontion，1920）中的多行拼凑成的。

[4] 英国诗人济慈（JohnKeats，1795-1821）写给挚友本杰明·贝利（Benjamin Bailey，1791-1853）的书简，是阐明济慈诗歌理论的重要文献之一。亨伯特·亨伯特的普鲁斯特式主题，肯定是关于时间和记忆的性质。纳博科夫认为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的《追寻逝去的时光》la recherchedu tempsperdu，1913-1927的前一半是“二十世纪散文中四大杰作之一”。

[5] 法文，《英国诗歌简史》。

[6] Auteuil，法国巴黎的一个地区，过去是一个村镇。

[7] 亨伯特·亨伯特患的疾病在医学上称为“情欲增盛”（nympholepsy），意思是：一个人受到仙女（nymph）蛊惑后，突然感到了一种精灵般的热情。纳博科夫称《洛丽塔》是一个神话故事，他的性感少女是一位“神仙公主”（见第一部第一章）。

[8] 根据西方神话，牧神是一个具有山羊耳朵、角、尾巴和后腿的男子。

[9] 英文“薄雾”是mist，“桅杆”是mast，两个字的拼写只差一个字母，但意思大相径庭，所以这么说。

[10] 见《马萨诸塞州法律诠释》（M ass Anno.Laws，1957）第119章第52节。

[11] 詹姆斯一世（James I，1566-1625），英国国王（1603-1625）。

[12] Hugh Broughton（1549-1612），英国清教徒神学作家。这儿是指他1588年发表的讲道文《赞同〈圣经＞经文》（A Consent of Scripture）。

[13] ahab，《圣经》作“喇合”，是迦南地方的一个妓女。参看《圣经·旧约·约书亚记》第2章。

[14] Virgil（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

[15] 会阴，原文为perineum。1958年版误作peritonium（腹膜），后经作者改正。

[16] Akhnaten（前1375-前1358），埃及国王。

[17] 拉丁文，指西方古代某些色情仪式中使用的象牙制的男性生殖器。

[18] the Lepchas，印度大吉岭和锡金的蒙古人种的一支。

[19] 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著有长篇史诗《神曲》（Divine Comedy）。他生于1265年5月15日与16日之间，因此1274年他遇见比阿特丽斯时，只有九岁，比阿特丽斯据信是八岁。

[20] 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诗人，他遇见劳丽恩时，是二十三岁。

[21] Vaucluse，法国东南部的一片地区，首府是阿维尼翁，是彼特拉克最喜欢居住的地方。

[22] 法文，顽皮可爱的孩子。

[23] 据犹太传奇文学，莉莉思在夏娃之前，是亚当的妻子。

[24] 在《威斯康星当代文学研究》杂志的一次访问中，纳博科夫说，“讽刺作品是训诫；滑稽模仿作品是游戏”。

[25] 《圣经·旧约·创世记》亚当和夏娃吃了果子后，眼睛明亮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衣裙。

[26] 法文，地铁。

六

对了，我常常纳闷：那些性感少女后来怎么样了？在这个因果交错的锻铁的世界上，我从她们身上偷走的那种神秘的悸动难道不会影响她们的未来吗？我占有了她——而她根本不知道。好吧。可是这一点往后什么时候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吗？我使她的形象介入我的voluptas[1]中，是不是多少左右了她的命运呢？哦，这一点过去是，而且依然是一个叫人万分疑惑的根源。

然而，我还是知道了那些可爱的、叫人发狂的、细胳膊的性感少女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记得在一个天色阴暗的春天下午，我沿着马德莱娜教堂[2]附近的一条热闹的街道走去。有个矮小、苗条的姑娘穿着高跟鞋，脚步轻快地匆匆从我身旁走过；我们同时互相回头看了一眼，她站住脚，我跟她攀谈起来。她几乎还不到我胸口长毛的地方那么高，生着法国姑娘往往具有的那种带酒窝的小圆脸。我很喜欢她长长的睫毛和紧裹着她身体的那件剪裁合身的珠灰色的衣衫。她年轻的身体仍旧保持着一团稚气，跟她瘦小、灵敏的臀部那种职业性的fréillement[3]混在一起。那团稚气就是性感少女的回声，是欢乐的震颤，也是叫我冲动的刺激。我问她价钱，她立刻用悦耳动听的嗓音准确地回答道：（一个老在行，真是一个老在行！）“Cent。[4]”我想还个价，可是我的眼睛朝下直盯着她那饱满的脑门和不完整的帽子（一条缎带，一束花），她看出了我低垂的眼睛里那种异常孤独的渴望神色。她眼睫毛一眨，说道，“Tant pis，[5]”一面装着像要走开。也许，就在三年以前，我还看见她下学后正往家走！这种想法使事情就此解决。她领我走上通常那道很陡的楼梯，还有为monsieur[6]开道的通常的那阵铃声，因为monsieur在沮丧地爬上楼到那间里面只有床和坐浴盆的简陋的屋子里去的时候，可能不乐意碰上另一位monsieur。和往常一样，她马上要一样petit cadeau[7]。和往常一样，我也问了她的名字（莫尼克）和年龄（18岁）。我相当熟悉街头妓女这种老一套的作风。她们总回答说，“dix-huit[8]”——这是一句信口可以发出的啁啾，一种决定性的、渴望欺骗的鸣叫，她们每天都要这么发出十次，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不过就莫尼克来说，毫无疑问，她给自己的年龄加了一两岁。这是我从她小巧、干净、出奇地尚未成熟的身体上的许多细微之处推断出的。她令人销魂地飞快脱掉衣服，有一刹那站在那儿，一部分身体用肮脏的薄纱窗帘裹着，带着幼儿的欢乐，尽可能若无其事地听着楼下满是尘土的院子里一个街头手风琴师的演奏。我看了看她的小手，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她龌龊的指甲上，她天真地皱起眉头，说道：“Oui， ce n,est pas bien。[9]”说完，就走到盥洗盆那儿去，但是我说这没有关系，压根儿没有关系。她留着褐色短发，灰色的眼睛亮闪闪的，皮肤苍白，看上去非常迷人。她的屁股小得跟一个蹲坐着的小伙子的一样。事实上，我可以毫不踌躇地说（而这也确实就是为什么我满心感激地留恋记忆中和小莫尼克在一起的那间灰纱窗帘的房间的缘故），在我玩过的那八十多个 grues[10]中，唯有她叫我感到一阵真正的欢乐。“Ilétaitmalin,celui qui ainventé cetruc-là，[11]”她亲切友好地评论道，接着用同样最时新的速度又钻到她的衣服里面。

我要求在当天晚上较晚的时候更周详地再安排一次聚会。她说她九点钟在街道转角的那家小餐馆和我会面，还发誓说她这辈子还从来不曾poséun lapin[12]。我们又回到同一个房间，我禁不住说她长得多么漂亮。她听了假装矜持地答道：“Tu es bien gentil de dire ça。[13]”接着，她看到我从反映出我们小伊甸园的那面镜子中所看到的情景——咬紧牙齿、使我的嘴扭歪了的那副温柔体贴而又十分可怕的怪相——恭顺的小莫尼克（哦，她早先管保是一个性感少女！）想知道avant qu'on se couche[14]，她要不要把嘴上的那层唇膏擦去，以备我想吻她。当然，我想吻她。我纵情恣意，跟她交合，比以前跟任何一个年轻女子都要尽兴。那天晚上，我对长睫毛莫尼卡的最后印象带着一丝欢快的情趣，我发现这种情趣很难跟我那不光彩的、污秽的、沉默的爱情生活中任何一件事儿联系在一起。她揣着我给她的五十法郎小费，显得万分高兴，急匆匆地走进四月夜晚的蒙蒙细雨中，而亨伯特·亨伯特则蹒跚地紧跟在她瘦小的身子后面。她在商店的一个橱窗前站住脚，兴致勃勃地说道：“Je vais m,acheter des bas！[15]”我决不会忘记她那种巴黎孩子发出“bas”时的口型，她兴致勃勃地发出这个词的音，几乎把那个“a”发成一个短暂、轻快、爆破的“o”，像在“bot[16]”那个词里那样。

第二天下午两点一刻，我在自己的那套房间里又和她约会，但这次却不大成功，一夜之间，她身上似乎少了几分稚气，多了点儿成年女人的味儿。我从她身上传染到了感冒，就此取消了第四次约会，而中止一系列情绪激动的约会，我也并不感到惋惜，因为这种约会可能会使我背上许多痛心的幻想，结果又在沉闷无聊的失望中渐渐消失。因此，让她依然是那个水灵、苗条的莫尼克，像她有一会儿表现出的样子：一个有过失的性感少女透过那个讲究实际的年轻婊子闪闪发光。

我和她短暂的交往勾起了一连串的想法，熟悉内情的读者对此可能十分清楚。一个晴和的日子，一份黄色杂志上的广告把我引到埃迪特小姐的办公室。她先递给我一本脏乎乎的照相簿，让我从里面一批相当正规的照片中挑选一个合意的人儿（“Regardez-moi cette belle brune！[17]”）。等我把照相簿推开，设法把我罪恶的愿望说出来以后，她看上去像是就要把我轰出门去。可是在问了我打算出多少钱以后，她屈尊介绍我去跟一个 qui pourrait arranger la chose[18]人联系。第二天，有个患气喘病的女人粗俗地抹着脂粉，说话唠唠叨叨，满嘴大蒜气味，带着几乎滑稽的普罗旺斯口音，发紫的嘴唇上还有两撇黑胡子，她把我带到显然是她自己的住处。在那儿，她吧嗒吧嗒地亲了亲自己胖乎乎的手指那隆起的指尖，表明她的货色的质量像玫瑰骨朵一样美好。接着她演戏似地拉开一块帷幕，露出房间的另一部分，我猜那是一个不太挑剔的大家庭通常睡觉的地方。眼下那儿空空荡荡，只有一个胖得出奇、肤色灰黄、平凡得叫人厌恶的姑娘，年纪至少有十五岁，头上有几根用红缎带扎着的粗粗的黑辫子，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漫不经心地摆弄着一个没有头发的布娃娃。我摇摇头，刚想摆脱这个陷阱，那个女人嘴里还在很快地说着什么，一面却动手从年轻的女巨人身上脱去那件肮脏的羊毛针织紧身套衫。接着，她看到我打定主意要走，就马上索取 son argent[19]。房间尽头的一扇门开了，两个在厨房里吃饭的男人也加入了这场争吵。他们都形态丑陋，光着脖子，皮肤黝黑，有个人还戴着一副墨镜，一个小男孩和一个浑身龌龊、长着罗圈腿的小娃娃偷偷跟在他们后面。那个愤怒的老鸨用噩梦中蛮横的逻辑，指着戴眼镜的那个男人，说他 lui[20]曾经当过警察，所以我最好照着她的吩咐去做。我走向玛丽——这就是她那个明星的名字，这时她已经悄悄地把她的大屁股挪到厨房餐桌旁的一张木凳上，继续喝她那盆刚才给打断了没有喝完的汤，那个小娃娃捡起掉在地上的布娃娃。胸中涌起的一股怜悯之情使我那愚蠢的动作相当引人注目，我把一张钞票塞到她的满不在乎的手里。她把我的礼物转交给那个以前当过警察的人，于是我获准离开。

[1] 拉丁文，肉体的享乐。

[2] M adeleine，巴黎的一座教堂，是市内一个很突出的标志。

[3] 法文，扭动。

[4] 法文，一百（法郎）。

[5] 法文，算了。

[6] 法文，顾客。

[7] 法文，小礼品。

[8] 法文，十八（岁）。

[9] 法文，对，这是不大好。

[10] 法文，“妓女”一词的民间用语。

[11] 法文，发明这玩意儿的人，是个机灵鬼。

[12] 法文，对谁失约。

[13] 法文，你这么说真是亲切客气。

[14] 法文，在我们上床前。

[15] 法文，我要给自己买双长统袜！

[16] 法文bas一词是“长统袜”的意思，bot一词意为“畸形足的”

[17] 法文，瞧瞧这个棕发美人！

[18] 法文，能够作出安排的。

[19] 法文，她的钱！

[20] 法文，本人。

七

我不知道替妓女拉客的那个女人的照相簿会不会是这个淫乱集团中的另一个环节。不久以后，为了自身的安全，我决定结婚。我想，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家里做的三餐、婚姻的种种习俗、床之间常规的避孕措施，以及，谁知道呢，某些道德标准、某些精神上的替代物的最终成熟，即便不能涤除我那丢脸的、危险的欲念，至少也许能帮我将这些欲念加以平和的控制。父亲故世以后留给我的一小笔钱（并不很多——米兰纳大饭店早就给卖掉了），加上我那引人注目、即使显得有那么点儿粗野的漂亮外貌，使我可以镇定自若地着手寻找。经过相当仔细的考虑，我的选择落在一位波兰大夫的女儿身上。这位先生正巧在为我医治眩晕症和心动过速。我们下国际象棋；他的女儿从画架后面瞅着我，把从我身上借去的眼睛或指关节安插在她那乌七八糟的立体派艺术作品里，当时她画的是一些善于社交的姑娘，而不是紫丁香和小绵羊。让我平静而有力地再说一遍：尽管经历了 mes malheurs[1]，我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异常英俊的男人；身材高大，动作稳健，生着柔软的黑头发，露出阴沉却更加富有魅力的神态。男子异常旺盛的元气往往在一个人可见的面貌上表现为一种郁闷、充血的神色，而这种神色正是他必须遮掩的。我就是这种情形。哎呀，我完全知道，只要我用手指打个榧子，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随便哪个成年女人。事实上，我已养成了不过分留意女人的习惯，免得她们走来热血沸腾地倒在我冰冷的膝头。如果我是一个français moyen[2]，爱好奢华俗艳的女人，那么从冲击着我无情的岩石的那许多疯狂的美人中，我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一些比瓦莱丽亚要迷人得多的小娘儿们。然而，我的选择却是出于某种考虑，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妥协，而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却太晚了。所有这一切都将表明，可怜的亨伯特在两性问题上始终多么愚蠢。

[1] 法文，我的种种不幸。

[2] 法文，一般的法国人。

八

虽然我告诉自己我只是想找个安慰自己的人，一盆受到赞美的蔬菜牛肉浓汤，一个充满生气的人造女性阴部，可瓦莱丽亚身上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她模仿小女孩的那种神态。她那么模仿倒不是因为她猜到我会动心。那只是她的作风——而我却着了迷。实际上，她至少已经二十八九岁了（我始终没有查明她的确切年龄，就连护照上也是假的），而且在那种随着她回忆往事的情怀不住改变的境况下早已失去了童贞。在我这方面呢，我天真得像个性变态的人才会有的那样。她显得轻佻、活泼，穿得 à la gamine[1]，露出一大截光滑的腿，晓得怎样用一双黑色丝绒拖鞋来衬托她雪白的光脚背。她撅起嘴，露出酒窝，跳跳蹦蹦，穿着紧身连衣裙，用可以想象得出的最矫揉造作、最陈腐的方式晃动着她的拳曲的淡黄色短发。

在mairie[2]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后，我把她领到我租的那套新公寓，多少叫她感到意外的是，在我碰她以前，先让她穿上一件女孩子穿的寻常睡衣，那是我想法从一家孤儿院的内衣橱里偷出来的。结婚当夜，我得到一些乐趣，日出时那个白痴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不过现实不久就揭穿了一切。退了色的鬈发露出黑色的发根，刮过的小腿上的汗毛竟然变成了皮刺，那张湿漉漉的富有表情的嘴，不管我怎样用爱情去填塞，却总很不光彩地暴露出跟她那已故的貌似蟾蜍的妈妈在一幅受到珍藏的画像上的嘴的相似之处。不久，亨伯特·亨伯特得照顾的不是一个苍白的流浪的小女孩儿，而是一个肥胖臃肿、短腿巨乳实际上毫无头脑的baba[3]。

这种情况从一九三五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九年。她唯一的优点就是生性不好大声说话，这的确有助于在我们肮脏的小公寓里造成一种古怪的舒适感。我们有两间房，在一间房的窗外是一片雾蒙蒙的景象，在另一间房的窗外是一堵砖墙，还有一个极小的厨房和一个鞋状的浴缸。我坐在浴缸里，觉得自己就像马拉[4]，只是没有一个颈项雪白的年轻女子来刺杀我。我们一块儿度过好多个舒服的夜晚，她总埋头看着《巴黎晚报》[5]，我则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前工作。我们去看电影，也去看自行车比赛和拳击比赛。我难得向她不再新鲜的肉体求欢，除非在非常迫切和绝望的情况下。对面的杂货铺老板有个小女儿，她的倩影都把我快逼疯了，不过在瓦莱丽亚的帮助下，我对自己异想天开的困境倒找到了一些合法的出路。至于烹调，我们心照不宣地扔开了蔬菜牛肉浓汤，多半总到波拿巴街一个拥挤的场所去吃饭，那儿的桌布上满是酒渍，还可以听到不少外国人七嘴八舌的说话声。隔壁是一家美术铺子，凌乱的橱窗里陈列着一幅辉煌、艳丽、充满绿色、红色、金黄色和墨蓝色的古老的美国estampe[6]——一个火车头带着巨大的烟囱、几盏形状怪异的大灯和一个巨大的排障器，拖着淡紫色的车厢穿过风雨漫天的大草原之夜，把大片带着星星点点的火花的黑烟跟毛茸茸的雷雨云混合在一起。

这种情况突然一下子结束了。一九三九年夏天，mon oncle d,Amérique[7]去世了，遗留给我每年几千美元的收入，条件是我得移居美国，并对他的买卖表现出一些兴趣。这种前景十分合乎我的心意。我觉得我的生活需要有个重大的变动。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舒适安逸的婚姻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蛀洞。最近几个星期，我老注意到我的肥胖的瓦莱丽亚有点儿失常，总是十分古怪地坐立不安，有时甚至露出好像恼怒的样子，这跟她本应扮演的平凡的角色一点都不协调。当我告诉她不久我们就要乘船去纽约的时候，她显得神情烦恼，十分慌乱。她的证件出了一些很讨厌的麻烦。她拿着一本南森[8]，或者不如说是胡闹的护照；不知为了什么，那本护照跟她丈夫真实可靠的瑞士公民身份搁在一起，就无法轻易地混过去。尽管我耐心地对她描述美国，那个充满肤色红润的儿童和参天大树的国家，说那儿的生活要比沉闷、阴暗的巴黎有明显的改善，但她仍然无精打采。我断定准是得到警察总局去排长队和其他一些手续才弄得她这样。

有天早上，我们从一幢办公大楼出来，她的证件差不多都办妥了。这时候，在我身旁一摇一摆地走着的瓦莱丽亚，一句话也不说，忽然使劲地摇晃起她那卷毛狗般的脑袋。我让她摇晃了一会儿，才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她回答说（我把她讲的法语翻译出来，那句法语，我想，也是从一句斯拉夫语的陈词滥调译过来的）：“我生活中另外有一个男人。”

嗳，在一个丈夫听来，这可是一句很不入耳的话。我承认，这句话叫我两眼发黑。当时在街上就地狠狠揍她一顿，像一个老实、粗俗的人会做的那样，那是行不通的。多少年暗自忍受的煎熬教给了我超人的自我克制能力。有辆招揽生意的出租汽车已经沿着街边缓缓行驶了好一会儿，于是我领着她坐进那辆汽车。在车上这个不大会受人打搅的环境里，我平静地提议她把自己的胡言乱语解释一下。心头涌起的一阵怒火叫我透不过气来——倒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个滑稽人物，亨伯特太太，有什么特别的喜爱，而是因为合法不合法的结合问题应当由我一个人来决定。而她，瓦莱丽亚，这个喜剧性的妻子，如今竟厚颜无耻地准备照她的方式来支配我的舒适生活和命运。我要她说出她情人的姓名。我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她老像作滑稽表演似的叽哩咕噜地说着话，讲她跟我生活在一起不幸福，宣布了她想立刻离婚的种种计划。“Mais qui est-ce？[9]”我终于吼起来，用拳头在她的膝盖上打了一下。而她却毫不畏缩，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好像答复实在简单得根本不用言辞说出来。接着，她迅速耸了耸肩，指了指那个出租汽车司机的粗脖子。他在一家小餐馆的门口停下车，作了自我介绍。我不记得他的滑稽可笑的名字了，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他的样子依然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一个身材矮胖的白俄前上校，留着两撇浓密的小胡子和一个平头。在巴黎，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从事这种愚蠢的职业。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那个俄国保皇党人要了酒；瓦莱丽亚把一条潮湿的餐巾搭在膝盖上以后，又接着往下说——是在对我灌输，而不是在对我说话。她滔滔不绝地把话注入这个尊贵的容器，我从来没想到她有这样流利的口才。而且，她还不时对她那个呆头呆脑的情人吐出一大串斯拉夫语。这种局面真是荒谬可笑；等到那个上校司机带着占有瓦莱丽亚的微笑，打断了她的话，开始说出他的看法和计划时，这种局面就变得越发荒谬可笑。他小心翼翼地讲的法语带着一种十分难听的口音。就用这种口音，他描述了他打算跟他的年轻妻子瓦莱丽亚手拉着手共同进入的那个爱情和工作的世界。这当儿，瓦莱丽亚却在他和我之间修饰打扮起来，先在她撅起的嘴唇上涂些口红，接着把下巴颏儿叠成三重地去拉扯衬衫的胸部等等。他谈论着她，好像她并不在场，又好像她是一个受监护的小孩，为了她本身的利益，正从一个明智的监护人手里转给另一个更明智的监护人。尽管我抑制不住的愤怒可能夸大并毁坏了某些印象，但我可以发誓他确实向我请教了瓦莱丽亚的一些情况，诸如她的日常饮食、她的经期、她的衣服以及她读过的书或该读的书。“我想，”他说，“她大概会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10]的吧。”哦，他简直是个学者，塔克索维奇先生。

我结束了这场毫无意义的谈话，提议瓦莱丽亚立刻回去收拾她的那点财物。那个平凡迂腐的上校听到这话，便十分殷勤地提出可以把那些东西搬上汽车。于是他重新干起他的本职工作，开车把亨伯特夫妇送回他们的住处。一路上，瓦莱丽亚都在说话，威严的亨伯特和渺小的亨伯特商议着亨伯特·亨伯特是不是应该把她或她的情人杀死，或是把他们俩都杀死，或者一个也不杀。我记得从前摆弄过一个同学的自动手枪。那时候（我大概没有提过那个时期，不过没有关系），我胡乱想过要得到他的小妹妹，随后再开枪打死自己。他的小妹妹是一个轻盈美妙的性感少女，头发上扎了个黑蝴蝶结。现在我暗自纳闷，不知瓦莱契卡（上校就这么叫她）是否真的值得给开枪打死，用手勒死，或者给水淹死。她生着两条十分脆弱的腿，因此我决定，一等到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我就要狠狠地给她一下，仅限于此。

可是我们始终没能单独待在一块儿。瓦莱契卡这时泪如泉涌，把脸上彩虹般的化妆搅得一塌糊涂，她随随便便地信手把东西装满一个大衣箱、两个小提箱和一个塞得满满的纸板箱。那个该死的上校一直在四周踱来踱去，因而穿上我的登山皮靴、连续猛踢她的屁股的种种幻想当然不可能付诸实行。我不能说上校的举止傲慢无礼，或者表现得那样。相反，作为把我骗进去的这场戏剧表演的一段小插曲，他表现出一种周到、老派的礼貌，他的动作不时给各种各样发音错误的道歉打断（j'ai demannde pardonne——请原谅——est-ce que j'ai puis[11]——我可不可以——等等）。当瓦莱契卡一挥手把她粉红色的短裤从浴缸上面的晾衣绳上取下来的时候，他十分得体地背过脸去，但他立刻似乎在房里变得无所不在，le gredin[12]，使自己的身体和公寓的结构完全协调起来，他坐在我的椅子上看我的报纸，解开一根打结的绳子，卷了一支烟，点了点茶匙的数目，走进浴室瞧瞧，帮助他的婊子女人包起她父亲给她的那台电风扇，随后把她的行李抬到街上。我抱着两只胳膊坐在那儿，半边身子靠着窗台，心里痛恨和厌恶得要命。最后两个人总算走出了这套颤动的房间——我在他们身后砰的把门关上，那声震动仍在我的全部神经里轰鸣。这真是一个窝囊的代替办法，我原该按照电影里的通例，用手背猛打一下她的颧骨。我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糟，接着笨重地走进浴室去查看一下他们有没有把我的英国香水拿走。他们倒没有；不过我非常厌恶地发现那个沙皇的前顾问在彻底解除了他膀胱的负担后，竟然没有抽水冲洗马桶。这汪阴沉的外国的尿以及在其中分解的一个潮乎乎、黄褐色的烟头叫我感到似乎受了奇耻大辱，我狂怒地四下寻找武器。实际上，大概也只是俄国中产阶级的礼貌（或许还带点儿东方风味），促使那个好心的上校（马克西莫维奇！他的姓突然一下子回到了我的记忆中[13]），一个像他们所有那类人一样十分拘谨刻板的人，用颇有教养的静默掩盖他私下的需要，免得在他自己那阵不大张扬的淅沥声上，用一片不雅的瀑布奔腾的水声来突出主人住房的狭小。可是当时我心里并没有这种想法。我气得哼哼唧唧，在厨房里四处寻找一样比扫帚合用的工具。接着，我又放弃搜寻，冲出房子，勇敢地决定赤手空拳地去揍他。尽管我生来十分健壮，但我并不是拳击手，而那个矮墩墩的肩膀宽阔的马克西莫维奇看上去却像铁打的一般。街上空空荡荡，一点儿也看不出我妻子离去的痕迹，只有她掉在烂泥地上的一颗莱茵石纽扣，她曾把它放在一个破盒子里，毫无必要地保留了三年。也许，街上那片空旷的景象倒免得我给揍得鼻子出血。可是没有关系。到适当的时候，我会作一点小小的报复。帕萨迪纳[14]的一个人有天告诉我，娘家姓兹鲍罗夫斯基的马克西莫维奇太太一九四五年前后因为分娩去世。那对夫妻不知怎么去到加利福尼亚，被一位美国著名的人种学家用于他主持的一项长达一年之久的实验，两人从而领取优厚的薪金。这项实验研究的是人始终趴着吃香蕉和海枣食物所会有的人类及人种反应。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人是一个大夫。他发誓说他曾亲眼看见肥胖的瓦莱契卡和她的上校（那时头发也花白了，而且也很肥胖）在一套灯火通明的房间里（一间房里放着水果，另一间房里放着饮水，还有一间房里放着草垫等等），跟其他几个雇来的四足动物一起在打扫干净的地板上奋力地爬来爬去。那几个家伙都是从穷困无助的人中选出来的。我想从《人类学评论》上找到这些试验的结果，但是好像还没有发表。这些科学成果当然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我希望真要发表的时候，能附一些精彩的照片加以说明，不过一所监狱图书馆恐怕不会收藏这种学术著作。目前拘禁我的这所监狱尽管受到我的律师的赞赏，却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可以说明监狱图书馆在选择书籍方面所受到的那种愚蠢的折衷主义的支配。当然，他们有《圣经》和狄更斯全集（很古老的一套，是纽约G·W·迪林厄姆出版公司1887年出版的），还有《儿童百科全书》（里面有些穿着短裤的金黄色头发的女童子军拍得很好的照片）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桩公布的谋杀案》；可是他们也有下面这样一些才气焕发的无聊作品，诸如一八六八年波士顿出版的《重访威尼斯》的作者珀西·埃尔菲恩斯通著的《一个在意大利的流浪汉》[15]和一部比较新的《舞台名人录》（1946）——演员、制片人、剧作家和一些静态场景的照片。昨天晚上翻阅这部《名人录》的时候，我见到了逻辑学家憎恶而诗人爱好的那种令人惊叹的巧合[16]。我把那一页大部分抄录如下：

皮姆，罗兰[17]。一九二二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的隆迪。在纽约州德比市埃尔西诺尔剧院接受舞台训练。在《阳光突现》中首次登台。参加演出的剧目主要有：《两个街区以外》、《绿衣少女》、《凑合在一起的丈夫》、《奇异的蘑菇》、《一触即发》、《可爱的约翰》、《我梦见你》等。

奎尔蒂，克莱尔。美国剧作家。一九一一年生于新泽西州欧欣城。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经商，后转而从事剧本创作。作品有《小仙女》、《爱好闪电的女子》（和维维安·达克布卢姆合作）、《黑暗时代》、《奇异的蘑菇》、《父爱》等。他为儿童写的许多剧作特别出名。《小仙女》（1940）在纽约终演的那个冬天，行程一万四千英里，一路演出了二百八十场。个人爱好：跑车、摄影、畜养宠物。

奎，多洛蕾丝。一八八二年生于俄亥俄州德顿。在美国艺术学会学习舞台表演。一九〇〇年首次在渥太华演出。一九〇四年以《千万不要对陌生人说话》一剧在纽约初次登台。在上演了（以下是大约三十出戏的名单）后，就不知去向。

我的恋人的醒目的名字怎么竟会加到一个老巫婆似的女演员身上[18]，这一点想起来仍然叫我痛苦无奈地十分震惊！说不定，她也可以成为一个女演员。生于一九三五年。曾在《被谋杀的剧作家》中演出（我发现我在前面一段中的笔误，不过请别改正[19]，克拉伦斯[20]）。奎因这头猪。犯了谋杀奎尔蒂的罪。哦，我的洛丽塔，我只好玩弄文字了！

[1] 法文，像个逗人喜爱的年轻姑娘。

[2] 法文，市政厅。

[3] 法文式俄文，一个邋遢、粗俗的女人。

[4] Jean Paul Marat（1743-1793），法国革命人士，被一个女子夏洛特·科尔戴趁他洗澡时将他刺死。

[5] Panis-Soir，一份专刊载耸人听闻报道的报纸，即现在的《法兰西晚报》。

[6] 法文，版画。

[7] 法文，我的美国舅舅。许多老式的情节剧全剧的最后一行常是那位阔绰的美国舅舅去世了，留给人一笔财产。

[8] N ansen，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联盟颁发给欧洲流亡国外人士的特别护照：它的发音与nonsense（胡闹）一字近似，所以下文说”或者不如说是胡闹的护照。

[9] 法文，可是究竟是谁呢？

[10] JeanChristophe，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1866—1944）于1904至1912年间写成的十卷本作品，是一部全景的社会小说。纳博科夫并不喜欢这部小说。

[11] 法文，请原谅！我可不可以。两句时态故意用错，单词也拼错，表示带有俄国口音。

[12] 法文，这个恶棍。

[13] 上文说“塔克索维奇”，系记错。

[14] Pasadena，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的一个城市，靠近洛杉矶。

[15] 据作者说，这个作家和这部书都是真实的。

[16] 《舞台名人录》中的巧合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亨伯特·亨伯特提到演员、制片人、剧作家和静态场景的照片，都预示着这部小说的情节。下文的三个条目，代表了亨·亨、奎尔蒂和洛丽塔。

[17] 皮姆是爱伦·坡小说《戈登·皮姆历险记》（TheNarrative ofA Gordon Pym，1838）中的人物。

[18] 多洛蕾丝是洛丽塔的名字。

[19] 指前面一段中“就不知去向”，应为“就，露头角”。

[20] 克拉伦斯是亨·亨·的律师，这部“未经校订的”稿子，就是托付给他的。

九

离婚手续耽误了我的行期。另一场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笼罩全球。我得了肺炎，在葡萄牙厌倦无聊地过了一个冬天以后，才最终到了美国。在纽约，我急切地接受了命运给予我的那份轻松的工作：主要就是花费心思编写香水广告。我很喜欢广告这种散漫的性质和冒充文学的外表，每逢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工作干的时候，就去干这活儿。另一方面，纽约一所战时大学要求我完成我为英语学生编写的法国文学比较史。第一卷的编写花费了我两三年的时间。在那两三年里，每天我多半工作十五小时。当我回顾那段日子的时候，我看到它们整齐地分成充实的光明和狭窄的阴影两个部分：光明是指在宽敞宏伟的图书馆里进行研究工作所得到的安慰，阴影是指令我备受煎熬的欲望和失眠症，这些已经讲过不少了。读者眼下已经对我有所了解，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当我极力想瞥见在中央公园玩耍的性感少女时（嗨，总是离得很远），我会变得多么暧昧和激动；而当那些花哨的、除过臭气的职业妇女，给某个办公室里的某个色鬼不断往我身上推卸时，我又感到多么厌恶。让我们跳过这一切吧。我的健康十分糟糕地忽然垮了，于是在一家疗养院里住了一年多。我又回去工作——结果又住进了医院。

健全的户外生活好像可以给我带来一些好处。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大夫是个十分风趣、玩世不恭的家伙，留着一小把褐色的胡子；他有个弟弟，当时正要带领一支探险队去加拿大的北极地区。我也加入了探险队，作为一个“精神反应的记录人”。我同两个年轻的植物学家和一个老木匠不时分享到（始终不很顺利）我们的一位营养学家安尼塔·约翰逊医师的眷顾——说来令人高兴，不久她就给飞机送回去了。有关探险队此行的目的我也并不怎么清楚。根据参加的气象学家的人数来看，我们可能是在追踪那个摇摆不定的北方磁极，一直追到它的巢穴（我猜想是在威尔士太子岛[1]的什么地方）。有一组人和加拿大人一起在梅尔维尔海峡的皮埃尔岬建立了一座气象站[2]。另一组人受到同样错误的引导，去采集浮游生物。第三组人则在冻原地带研究肺结核病。伯特，一个电影摄影师——一个心神不定的家伙，有一阵子，我奉命和他一起承担一大堆粗活儿（他也有一些精神上的毛病）——坚持说我们队伍里的大人物，那些我们始终没有见到的真正领袖，主要从事核查工作，看看气候改善对北极狐的皮毛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住在前寒武纪[3]花岗岩世界中一些木头造的活动房屋内。我们有大批生活用品——《读者文摘》、冰淇淋搅拌器、化学掩臭剂、圣诞节用的纸帽子。尽管生活异常空虚沉闷，或许正因为如此，我的健康却神奇地好转了。四周都是矮柳灌木丛和地衣之类蔫头耷脑的植物；这些植物大概又受到呼啸的大风渗透和清洗；在一片完全清澈的天空下（不过透过那片天空，什么重要的东西也看不见），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我觉得奇特地脱离了我本人。没有什么诱惑使我发狂。那些胖乎乎的皮肤光滑的爱斯基摩小姑娘，满身鱼腥味儿，生着乌黑难看的头发和豚鼠一般的脸，甚至比约翰逊大夫更不易勾起我的欲望。北极地区没有性感少女。

我把分析冰河漂流物、鼓丘、小妖精和大城堡的工作交给比我高明的人去做，有一阵子试图草草记下我天真地以为是“反应”的一些情况（比如，我注意到在午夜的阳光下做的梦总色彩鲜艳。这一点也得到了我的朋友那个摄影师的证实）。我还应当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测验一下我的各个不同的伙伴，比如乡愁、对陌生动物的恐惧、对食物的幻想、夜间遗精、业余爱好、广播节目的选择、看法的改变等等。大家对此都十分厌烦，我不久只好完全放弃了这个计划，不过在我那二十个月的寒带劳动（正像一个植物学家开玩笑地所说的那样）快要结束的时候，又编写了一份完全捏造、十分生动的报告。读者会发现它同时刊登在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的《成人精神物理学年刊》以及《北极探险》专为那次探险所出的那一期上。总之，那次探险实际上并不跟维多利亚岛上的铜或诸如此类的事情有关，那是后来从我那个亲切友好的大夫那儿知道的；那次探险的真正目的是“秘密的”，所以让我只再说上一句：不管那次探险出于什么目的，反正已经十分出色地达到了。

读者会相当遗憾地知道，回到文明世界不久，我的精神错乱（如果必须用这个令人痛苦的名称来指忧郁症和一种难熬的压抑感）又发作了一次。我的彻底康复都亏了我在那家特殊的、费用昂贵的疗养院里接受治疗时发现的一种情况。我发现耍弄一下精神病大夫真是其乐无穷：狡猾地领着他们一步步向前；始终不让他们看出你知道这一行中的种种诀窍；为他们编造一些在体裁方面完全算得上杰作的精心构思的梦境（这叫他们，那些勒索好梦的人，自己做梦，而后尖叫着醒来）；用一些捏造的“原始场景”戏弄他们；始终不让他们瞥见一丝半点一个人真正的性的困境。我贿赂了一个护士，看到一些病历档案，欣喜地发现卡上把我称作“潜在的同性恋”和“彻底阳痿”。这场游戏玩得非常巧妙，结果——就我的情形而言——又那么可恶，因此在我完全好了以后（睡得很香，胃口像个女学生），我还继续待了整整一个月。接着我又加了一个星期，只为了跟一个强大的新来的人较量所有的乐趣。那是一个背井离乡的（而且的确精神错乱的）名人，以有本事让病人相信他们目睹了自己的观念而著称于世[4]。

[1] 加拿大北部西北地区的一个岛屿。

[2] 这是亨·亨杜撰的。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1852年著有小说《皮埃尔》（Pierre）。

[3] 古生代的第一个纪，延续八千万年。

[4] 这是对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攻击。纳博科夫对弗洛伊德的攻击是一贯的。

一〇

在签名出院以后，我想在新英格兰乡间或是一个沉睡的小镇（有榆树，有白色教堂）上去找一个地方，可以在那儿靠我积累的一整箱笔记度过一个勤奋用功的夏天，而且可以在附近的湖水中游泳。我的工作又开始引起我的兴趣——我指的是我的学术努力。而另一件事，对我舅舅身后留下的香水买卖的积极参与，这时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

有个舅舅以前的雇员是名门望族的后代，他建议我到他穷困的远亲麦库夫妇家去住上几个月，已经退休的麦库先生和他的妻子想把他们一个故世的姑母安逸地居住过的楼上那层租出去。他说他们有两个小女儿，一个还是婴儿，另一个十二岁了，还有一座美丽的花园，与一片美丽的湖水相去不远。我说这听起来真是非常理想。

我和这对夫妻通了信，向他们表明我是有教养的人，随后在火车上度过了想入非非的一夜，不厌其详地想象着我会用法语指导、并用亨伯特方式爱抚的那个神秘的性感少女。我提着我那昂贵的新旅行包下了车，没有人在玩具似的小车站上迎接，也没有人接我打去的电话。最后，一个心慌意乱、身上的衣服都湿漉漉的麦库出现在红绿二色的拉姆斯代尔唯一的那家旅馆门口，带来消息说他的房子刚刚给烧毁了——也许是整夜同时在我的血管里肆虐的那场烈火所造成的。他说他一家都逃到他的农场去了，把汽车也带走了，不过他妻子有个朋友，住在草坪街三百四十二号的黑兹太太，提出由她来接待我，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住在黑兹太太对面的一位太太把她的轿车借给了麦库；那是一辆完全老式的方顶汽车，司机是一个快乐的黑人。现在，既然我到这儿来的唯一原因已经不存在了，上面说的这种安排看上去就很荒谬。不错，他的房子得彻底重造，那又怎么样呢？他不是给房子作了充分的保险吗？我既忿怒又失望又厌烦，但我是一个斯文有礼的欧洲人，不能拒绝让那辆灵车把我送到草坪街去，否则我觉得麦库准会想出更精巧的手段来把我甩掉。我看着他急匆匆地跑走了，我的司机摇了摇头，轻声笑笑。一路上，我暗自发誓，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考虑在拉姆斯代尔待下去，当天就要飞往百慕大、巴哈马群岛或布莱兹群岛[1]。在色彩缤纷的海滩上可能会有一些温柔旖旎的艳遇，这种念头先前一段时间一直从我的脊骨里缓缓地向外渗透，而麦库的远亲实际上用他的善意的、但如今看来绝对愚蠢的提议使我的那种思路急剧地转变了方向。

讲到急剧的转弯，当我们突然转进草坪街的时候，险些撞倒一条爱管闲事的郊区狗（就是那种伏在路面上等待汽车的狗）。再朝前一点儿，黑兹家的住宅，一所白色构架、令人厌恶的房屋出现了，看上去又脏又旧，与其说是白色的倒不如说是灰色的——你知道，那种地方，要在浴缸龙头上装一条橡皮管来代替淋浴器。我给了司机一点儿小费，希望他立刻把车开走，这样我就可以偷偷返回旅馆去拿我的旅行包，但他却只朝马路对面走去，因为有个老太太正在门廊上叫他。我能怎么办呢？我按了一下门铃。

一个黑人女佣给我开了门——接着就让我站在擦鞋垫上，径自跑回厨房，因为那儿有什么不该烧焦的东西烧焦了。

前面门厅里装着一只声音和谐的门铃，一个白眼睛的木头玩意儿，是墨西哥产品，另外还有附庸风雅的中产阶级喜爱的那幅平庸之作——凡·高的《阿尔的女人》[2]。右手的一扇门开了一条缝，可以看见起居室里的一些情景，一个三角橱里摆了更多的一些墨西哥无聊的玩意儿，沿墙摆着一张条纹花的沙发。门厅尽头有道楼梯。我站在那儿抹去额头上的汗水（这时我才发觉室外天气有多么热），同时为了有件可以观赏的东西，就把眼睛盯着一个放在橡木橱上的灰色旧网球。就在这当口，从上面的楼梯口传来黑兹太太的女低音。她伏在楼梯栏杆上，悦耳动听地问道，“是亨伯特先生吗？”一小撮香烟灰也跟着从那儿落了下来。不一会儿，这位太太本人——凉鞋、绛紫色的宽松长裤、黄绸衬衫、四四方方的脸依次出现——走下楼梯，她的食指仍在弹着香烟。

我想最好马上描摹一下她的样子，就此了结掉这件事儿。这位可怜的太太年纪大约三十五六，额头显得十分光亮，眉毛都修过了，容貌长得相当平凡，但并不是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那种类型可以说是经过冲淡的玛琳·黛德丽[3]。她轻轻拍了拍盘在脑后的红褐色的发髻，领我走进客厅。我们谈了一会儿麦库家遭到的火灾和居住在拉姆斯代尔的好处。她那双分得很开的海绿色眼睛十分滑稽地一边上下打量着你，一边又小心避开你的眼睛。她的笑容只是古怪地扬起一边眉毛。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在沙发上舒展开身子，一边又不时起身凑向三个烟灰缸和近旁的火炉围栏（那上面放着一只苹果的褐色果心），随后身子又靠到沙发上，把曲起的一条腿压在身子下面。显然，她是那种谈吐优雅的女人，她们的话语可以反映一个读书俱乐部、桥牌俱乐部或任何其他死气沉沉的传统组织的看法，却根本不反映她们自己的心灵；这种女人一点没有幽默感，心里对于客厅谈话可能涉及的那十二三个话题全然不感兴趣，但对这种谈话的规矩却很讲究。我们透过这种谈话其乐融融的玻璃纸外表，轻而易举地就能看出一些并不怎么叫人感到兴趣的失意挫折。我完全清楚万一荒唐地我成了她的房客，她就会有条不紊地着手对我做出接受一位房客对她可能所意味的一切。我就又会陷入我十分熟悉的那种令人厌倦的私情之中。

可是我不可能住在那儿。在这种家庭里，每张椅子上都放着翻脏了的旧杂志，还有一种叫人厌恶的杂交气氛：一面是所谓“实用的现代家具”这种喜剧因素，一面又是破旧的摇椅和上面放着开不亮的台灯的摇摇晃晃的灯桌这种悲剧因素。我在那儿决不会感到快乐。我给领上楼去，往左——进了“我的”房间。透过完全抵触的雾霭，我把房间仔细察看了一下，倒确实看到“我的”床头上挂着一幅勒内·普里内的《克鲁采奏鸣曲》[4]。她把女佣的那间房称作“小工作室”！我一边假装仔细盘算着我那急切的女主人对我的食宿收取的低得荒谬而不祥的价钱，一边坚定地对自己说，还是让我们马上离开这儿吧。

可是，老派的斯文有礼的习惯使我不得不继续接受这场痛苦的考验。我们穿过楼梯平台，到了房子的右边（“我和洛的房间”就在这儿——洛大概是那个女佣）。这个爱好房客的太太让他这么一个喜爱挑剔的男人先去看看房子里那唯一一间浴室。这时，她几乎掩饰不住地打了一个寒颤。浴室是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就在楼梯口和“洛的”房间之间；好些软绵绵的潮湿的衣服悬挂在那个有问题的浴缸上面（里面有一根弯成问号的毛发），还有早就料到会有的那一圈橡皮管以及其他附属设备——一块淡红色的罩布羞涩地盖在马桶盖上。

“我看出来你并没有得到什么太好的印象，”那位太太说，让她的一只手在我的袖子上搁了一会儿：她把一种不顾脸面的急切——我认为是被人称作“沉着自信”那种品质的泛滥——跟一种腼腆和忧伤结合起来。这种腼腆和忧伤使她选词用字的超脱方式显得像一位“语言学”教授的语调一样做作。“我承认这屋子里不很整洁，”那个注定倒霉的可爱的人儿接着说道，“但我向你保证（她望着我的嘴唇），你管保会很舒服，真的很舒服的。我带你去看看花园。”（最后这个词说得比较欢快，嗓音媚人地往上一扬。）

我勉强地又跟着她走下楼去，随后穿过房子右边门厅尽头那儿的厨房——饭厅和客厅也在这一边（在左边，“我的”房间下面，就只有一个汽车房）。在厨房里，那个黑人女佣，一个相当丰满的年轻女人，从那扇通到后面门廊的房门把手上取下她的闪闪发光的黑色大钱包，说道，“我这就走了，黑兹太太。”“好吧，路易丝，”黑兹太太叹了口气说，“我星期五和你结算。”我们往前穿过一间很小的食品储藏室，走进饭厅，饭厅和我们已经欣赏过的客厅是平行的。我发现地板上有一只白色短袜。黑兹太太表示歉意地咕哝了一声，也不停下脚步就弯下身子，把它捡起扔进食品储藏室隔壁的一间小房。我们草草察看了一张中间摆着一个水果盆的桃花心木桌子，水果盆里只有一个还在闪闪发亮的李子核。我摸索着口袋里的火车时刻表，偷偷掏出来，想要尽快找到一班可以坐的火车。穿过饭厅的时候我仍跟在黑兹太太后面，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苍翠——“这是外面的门廊，”在前面给我领路的那个女人大声说。接着，事先一点没有预兆，我心底便涌起一片蓝色的海浪。在布满阳光的一个草垫上，半光着身子，跪着转过身来的，正是从黑眼镜上面瞅着我的我那里维埃拉的情人。

那是同一个孩子——同样娇弱的、蜜黄色的肩膀，同样柔软光滑、袒露着的脊背，同样的一头栗色头发。她的胸口扎着一条圆点花纹的黑色围巾，因而我的苍老而色迷迷的双眼无法看到胸前两只幼小的乳房，可是我在一个不朽的日子抚摸过的那对乳房仍然无法躲过我少年时记忆的目光。同时，好像我是神话中一个（迷失路途、受到劫持、被人发现穿着吉卜赛人的破衣烂衫，赤裸的身体从破衣服里对着国王和他的猎狗微笑的）小公主的奶妈，我一下子认出了她肋上的那个深褐色小痣。怀着惊惧而喜悦的心情（国王快乐地哭起来，喇叭嘟嘟地吹着，奶妈完全陶醉了）我又看到了她可爱的、收缩进去的肚子，我的往南伸去的嘴曾经短暂地在上面停留；还有那幼小的臀部，我曾经吻过短裤的松紧带在她的臀部留下的那道细圆齿状的痕迹——就是在Roches Roses[5]后面那个最后的狂热、不朽的日子。自那以后我生活的二十五年逐渐变细，成了一个不断颤动的尖梢，最终消失不见了。

我发觉要用足够的说服力表现出那一刹那的情景，那阵战栗，以及在情绪激动地识别出她以后所感受到的那种冲击，真是极其困难。在我的目光掠过跪着的孩子那个充满阳光的瞬间（她的眼睛在那副令人生畏的黑眼镜后面不住地眨着——那个会医治好我所有的病痛的小Herr Doktor[6]），虽然我披着成年人的伪装（一个电影界里高大英俊、富有魅力的男子形体）从她身旁走过，但我空虚的灵魂却设法把她的鲜明艳丽的姿色全都吸收进去，又拿每个细微之处去和我死去的小新娘的容貌核对比照。当然，过了一会儿工夫，她，这个nouvelle[7]，这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就完全超越了她的原型。我想强调的是，我对她的发现不过是在我饱受痛苦的过去“海边那个小公国”的必然后果。在这两件事之间的一切不过是一系列的摸索和失误，以及虚假的欢乐萌芽。她们所共同具有的一切使她们成为一个人。

可是，我并不抱有幻想。我的法官会把这一切看作一个对fruit vert[8]有着下流爱好的疯子所作的哑剧表演。Au fond， ça m,est bien égal。[9]我所知道的就是，在那个姓黑兹的女人和我走下台阶，步入那个叫人透不过气来的花园时，我的两个膝盖就像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一双膝盖的倒影，我的嘴唇就像沙子，而——

“这是我的洛，”她说，“这些是我的百合花。”

“噢，”我说，“噢，看上去很美，很美，很美！”

[1] 百慕大是大西洋上英国所属的一组群岛，巴哈马群岛是加勒比海英国所属的一群岛屿，布莱兹群岛不详，可能是作者捏造的。

[2] 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的一幅名画，其复制品在美国十分普及。纳博科夫不喜欢凡·高，认为他是二流画家。

[3] Marlene Dietrich（1901-1992），美籍德国著名电影演员。

[4] 贝多芬1805年献给法国小提琴家克鲁采（Rodolphe Kreutzer，1766-1831）的乐曲。普里内（René Prinet，1861-1946）的这幅画现在常作为插画装饰着香水广告，出现在《纽约客》和时髦的妇女杂志上。

[5] 法文，红石头，见第一部第三章。

[6] 德文，大夫先生。

[7] 法文，新人儿。

[8] 法文，绿色的果子，系从前的俚语。据纳博科夫说，是指“对成熟的男人很具吸引力的未成熟的姑娘”。

[9] 法文，真个的，我毫不在意。

一一

第二号证据是一本黑色仿皮封面的袖珍日记簿，面子左上角处烫金en escalier[1]印着年份：1947。我提到马萨诸塞州布兰克顿市布兰克-布兰克公司[2]的这件样子好看的产品，好似它当真就在我的眼前。实际上，五年前它就给毁掉了。如今（凭着摄影般的记忆）我们所研究的，不过是它简略的实体，一个羽毛未丰的小不死鸟[3]。

这本东西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实际上写了两遍。开始，我用铅笔在一本商业上称作“打字便笺簿”的一张张纸上把每项记载草草地写下（有许多擦抹和修改），随后我又用我的最小的、最恶劣的笔迹，中间夹了不少明显的缩写，把它抄在刚提到的那本小黑面簿上。

五月三十日在新罕布什尔州是一个正式的斋戒日，但是在两个卡罗来纳州[4]却不是。那天，一场流行性“肠炎”（且不管它是什么）迫使拉姆斯代尔的学校提早放起暑假。读者可以去查一下拉姆斯代尔一九四七年《日报》上的天气资料。在那件事发生的前几天，我搬进了黑兹太太家。现在我打算流畅地写出的那一小部分日记（就像一名间谍把他吞下肚去的记录内容凭着记忆再说出来一样），包括六月的大部分日子。

星期四。天气十分暖和。从一个有利的地点（浴室的窗户）我看见多洛蕾丝在房子后面苹果绿的亮光里，正从一根晾衣绳上取下衣物。我逛出屋子。她穿着方格布衬衫、蓝布牛仔裤，脚下一双帆布胶底运动鞋。她在斑驳的阳光下的一举一动都似乎在我可怜的身体内最隐秘、最敏感的弦上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在后面门廊的最低一级台阶上挨着我坐了下来，动手拾起两只脚之间的卵石——卵石，天哪，然后是一小块弯曲的牛奶瓶碎玻璃，像一片在怒吼的嘴唇——把它们朝着一个罐子扔过去。啪。再来一次你就扔不中了——你没法击中——这真叫人受不了——再来一次。啪。美好的皮肤——哦，真美好：柔软娇嫩，给太阳晒成棕褐色，上面没有一点儿斑点。多吃圣代冰淇淋会引起粉刺。那种叫作皮脂的油质滋养皮肤上的毛囊，如果皮脂过多，就会刺激发炎，导致感染。可是性感少女都没有粉刺，尽管她们大吃营养丰富的食品。天哪，真叫人受不了，她太阳穴上面的那片丝绸似的微光渐渐变成发亮的褐色头发。还有在她那沾满尘土的脚踝旁抽动的那根小骨头。“是麦库家的姑娘吗？金尼·麦库？噢，她真难看。又很刻薄。腿还瘸的。差一点因为小儿麻痹症死掉。”啪。她前半截胳膊上生着像窗花格似的亮闪闪的汗毛。当她站起身来，把洗的衣物拿进屋子去的时候，我有机会从远处赞赏她卷起的牛仔裤那褪色的后裆。在草地外面，和蔼的黑兹太太拿着照相机，像托钵僧变出来的一棵假树那样往上生长，经过迎着日光的一番忙乱——抬起忧伤的眼睛，垂下快乐的眼睛——趁我，漂亮的亨伯特[5]，坐在台阶上不住地眨眼时，竟然厚着脸皮给我拍了张照。

星期五。看见她跟一个名叫罗丝的黑人姑娘到别处去。为什么她——一个孩子，请注意，只不过是一个孩子！——走路的样子竟那么可恶地叫我激动呢？分析一下。微微显出一点大脚趾内倾的迹象。膝盖下面一种松散的摆动延伸到每一步的尽头。一种轻微的拖曳。非常稚气，极为引人注目。亨伯特·亨伯特给这个小家伙满口俚语的说话方式、给她那刺耳的大嗓门深深地打动了。后来，听见她隔着围墙对罗丝说了一大串粗俗无聊的话。带着上升的节拍嗡嗡地响遍我的全身。停顿。“现在我非走不可了，小家伙。”

星期六。（开头部分也许经过修订。）我知道把日记这样记下去真是发疯，但这么做给我一种奇特的刺激；再说，只有一个多情的妻子才能辨认我的蝇头小字。让我抽泣地说，今天我的洛在所谓的“门廊”上晒日光浴，但她母亲和另外一个女人始终呆在一旁。当然，我本可以坐在那儿的那张摇椅上，假装看书。可是为了稳妥起见，我待得远远的，因为生怕叫我浑身瘫痪的那种疯狂可怕、荒谬可笑、令人怜悯的激动，会使我的 entrée[6]无法在外表上显得相当随便。

星期日。热浪仍然不退；最吉祥的一个星期。这一次，在洛到来以前，我带了一厚份报纸和一根新烟斗在门廊摇椅上先占好一个战略位置。叫我大失所望的是，她和她的母亲一起前来，两人都穿着跟我的烟斗一样簇新的两件一套的黑色游泳衣。我的宝贝儿，我的心上人在我的身旁站了一会儿——想看报上的滑稽连环漫画专栏——她身上发出的气味和另一个人，也就是里维埃拉的那个孩子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更为强烈，带着比较浓郁的意味—— 一种炽热的气息立刻使我这个男子汉激动起来——可是她已经把她想要的那张报从我这儿一把抢走，退到挨着她海豹似的妈妈的那张草垫上去了。我的美人儿在那儿趴下身子，向我，向我长着眼睛的血液里那上千只睁得很大的眼睛展示她那微微挺起的肩胛骨，她那俊美、弯曲的脊背，她那在黑色游泳衣里紧绷绷的、狭小的、隆起的臀部以及她那两条女学生大腿的外侧。这个七年级女学生默不作声地欣赏着红、绿、蓝三色的连环画页。她是红、绿、蓝的普里阿普斯[7]本人所能构思出的最娇艳的性感少女。我嘴唇焦干，透过棱镜折射出的好多层光定睛细看，一面调节我的欲望，在报纸下面微微晃动身子，这时我感到我对她的感觉，如果能适当地集中起来，可能就足以使我立刻达到一个穷叫化子的极乐境地；可是正像一个宁愿要活动的而不是一动不动的捕获物的猎食者那样，我打算让这种可怜的境地的实现跟她做的一个少女动作同时发生，她在看连环画页的时候不时做出各种各样的少女动作，比如想要搔搔自己的背脊心，从而露出一个好似点彩画出的腋窝——可是肥胖的黑兹突然破坏了这一切。她朝我转过身来，向我要个火，接着就虚与委蛇地谈起一个颇受欢迎的骗子的一部冒牌作品。

星期一。Delectatio morosa[8]。我在愁闷哀伤中度过了我的愁苦的日子。今天下午，我们（黑兹妈妈、多洛蕾丝和我）要到我们的镜湖[9]去游泳，晒晒太阳；但是阳光灿烂的早晨到中午时竟然下起雨来。洛大发脾气。

在纽约和芝加哥，据信女孩青春发育开始的中位数年龄是十三岁零九个月。个别女孩的这种年龄各不相同，从十岁或更早一点，到十七岁都有。当哈里·埃德加占有弗吉尼亚的时候，她还不满十四岁[10]。他教她代数。Je m'imagine cela。[11]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的彼德斯堡[12]度了蜜月。“波波先生”，亨伯特·亨伯特先生在巴黎教的一个班里的那个男学生这样称呼那位诗人中的诗人[13]。

根据专门研究儿童性兴趣的作家所说，有些特征会引起小女孩心中蠢动的反应。这些特征我倒全有：轮廓分明的下巴，肌肉发达的手，深沉洪亮的嗓音，宽阔的肩膀。而且，据说我还像洛迷恋的某个低声哼唱流行歌曲的男歌手或是男演员[14]。

星期二。阴雨。雨水之湖。妈妈出去买东西。洛呢，我知道，就在附近什么地方。经过暗中谋划，我在她母亲的卧室里碰上了她。她正翻开左眼要弄出一粒灰沙。身上穿着格子花连衣裙。尽管我很喜爱她那股令人陶醉的褐色香味，但我确实认为她每过几天就该洗洗头发。有一刹那，我们两人都沉浸在镜子内同一片温暖、苍翠的气氛里，因为镜子照出一棵白杨的树梢和我们一起待在天空当中。我粗暴地一把抓住她的肩膀，接着温柔地握住她的太阳穴两侧，使她转过身来。“就在那儿，”她说，“我可以感觉得到。”“瑞士农民总用舌尖。”“把沙粒舔出来吗？”“对。要试试吗？”“好啊，”她说。我轻轻地把颤抖的舌尖抵在她转动的、咸津津的眼球上。“太好啦，”她眨了眨眼，说，“没有了。”“另一只眼睛呢？”“你这傻瓜，”她开口说，“另一只里没有——”不过说到这儿，她看到我那缩起的、凑上前去的嘴唇。“行，”她合作地说，于是忧郁的亨伯特弯身对着她那热烘烘的、向上抬起的赤褐色脸庞，把嘴压在她颤动的眼皮上。她格格笑起来，擦过我的身旁，一溜烟跑出房去。我的心似乎立刻无所不在。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就连在法国爱抚我的小情人时也没有——从来没有——

夜晚。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苦恼。我想描摹她的脸庞，她的神态——但我无法办到，因为她在近旁的时候，我对她的欲望就蒙住了我的眼睛。我不习惯跟性感少女待在一起，他妈的。我一闭上眼睛，就只看见她的一个固定不动的部分，一个电影摄影的定格画面，一个突然闪现的、绝妙可爱的下身，正如她坐在那儿，从格子花呢裙下抬起一个膝盖，系她的鞋带。“多洛蕾丝·黑兹，ne montrez pas vos zhambes。[15]”（这是她那自认为懂法语的母亲）

A mes heures，[16]我是个诗人，为她出神的浅灰色眼睛上乌黑的睫毛，为她抽动的鼻子上那五颗不对称的雀斑，也为她褐色的胳膊和腿上那淡黄色汗毛，我做了一首情诗，但我把它撕了，今天也记不起来了。我只能用（在日记中重新写下的）最陈腐的词语来描摹一下洛的容貌。我可以说她的头发是赤褐色的，她的嘴唇红得像舔过的红色糖果，下嘴唇相当丰满——噢，要是我是一个女作家就好了，可以在一道赤裸裸的亮光下让她赤裸裸的摆好姿势！可是，相反我却是身材瘦长、骨骼粗大、胸口毛茸茸的亨伯特·亨伯特，眉毛又黑又浓，说话口音古怪，在缓慢的、孩子气的微笑后面藏着一大堆腐朽凶恶的坏念头。而她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中那娇弱的孩子。叫我失去理智的是这个性感少女（大概也是所有性感少女）的双重性；我的洛丽塔身上混合了温柔的爱幻想的稚气和一种怪诞的粗俗；这种粗俗来自广告和杂志图片上那些忸怩作态的塌鼻子女郎，来自故国（含有踏碎了的雏菊与汗水的气味）的那些脂粉狼藉的青年女佣，也来自外地妓院里那些装扮成小姑娘的非常年轻的妓女。而后所有这一切又跟通过麝香与泥土、通过污垢与死亡渗出的那种纯洁美妙的温柔混合在一起，天哪，天哪。最特别的就是她，这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使得作者古老的欲望具有个人的特色[17]，于是，在所有一切之上，只有——洛丽塔。

星期三。“嗨，让妈妈明天带你和我去我们的镜湖。”这就是我那十二岁的情人妖媚地低声对我说的原话。当时我们在前面门廊上正好互相撞上，我走出去，她走进来。午后反射过来的阳光，好像一颗光彩夺目的白色钻石带着无数道彩虹色的细长光线，在一辆停着的汽车的圆顶篷上闪动。一棵枝干粗壮的榆树树叶的柔美的影子在房子外面护墙板上摇曳。两棵杨树摇摆颤动。你可以辨别出远处来往车辆杂乱的声音。有个孩子叫道，“南希，南——希！”在屋子里，洛丽塔已经放起她最爱听的《小卡尔曼》[18]唱片，我总把它称作“矮子司机[19]”，逗她鼻子里哼上一声，针对我佯装的风趣作出佯装的嘲笑。

星期四。昨天晚上，我们坐在外面门廊上，那个姓黑兹的女人、洛丽塔和我。温暖的黄昏变成了含情脉脉的黑夜。老姑娘总算详详细细地讲完她跟洛在冬天什么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的情节。那个拳击手变得十分粗鄙下流，这时他遇见了那个善良的老牧师（牧师在身强力壮的青年时代也是一个拳击手，如今还能猛击一个有罪的人）。我们把靠垫堆在地板上，坐在上面，洛待在那个女人跟我之间（她硬要挤进来，这个宝贝儿）。我接着欢快地讲起我到北极的探险。专司虚构的缪斯[20]交给我一杆枪，我打中了一头白熊，它摔倒时说道，啊！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敏锐地感到洛就在我的身旁。我一边讲，一边在那片令人宽慰的黑暗中做着手势，并且利用我的这些看不见的手势去摸她的手、她的肩膀和她玩的一个用呢绒跟薄纱做的芭蕾舞演员，她老是把它塞到我的膝上。最后，等到把我的容光焕发的宝贝儿完全罩在这种缥渺的爱抚所编织的罗网中以后，我才敢顺着她胫部的黄褐色茸毛去抚摸她的光腿；我对自己讲的笑话格格发笑，身子发抖，连忙掩盖起我的激动。有一两次，在我迅速把鼻子伸向她（尽管是幽默地），并且抚摸她的玩具时，我的敏捷的嘴唇感觉到她头发的温暖。她也老是动个不停，她母亲终于厉声叫她停下，把那个布娃娃也扔到黑暗中去。我哈哈大笑，隔着洛的双腿向黑兹说话，好让我的手顺着我的性感少女瘦小的脊背缓缓上移，隔着她穿的那件男孩子的衬衫感觉到她的肌肤。

可是我知道这完全没有希望，而心里却渴望得要命，我觉得自己身上的衣服绷得很紧，所以一听到她母亲用平静的嗓音在黑暗中宣布说，“现在我们都认为洛应该上床睡觉了”，我几乎倒有些高兴。“我认为您真讨厌，”洛说。“这就意味着明儿不举行野餐会了，”黑兹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洛说。等气呼呼的洛嘘了一声走了以后，我完全出于惰性仍然待在那儿，这时黑兹抽着她在那天晚上抽的第十支烟，抱怨起洛来。

请听我说，她一岁的时候脾气就不好，老把玩具往小床外边扔，她可怜的母亲只好不停地去捡，这个可恶的毛娃子！现在，她十二岁了，成了个十足的讨厌货，黑兹说。她在生活中的所有愿望就是有朝一日成为一个大摇大摆、昂首阔步、挥舞指挥棒的军乐队指挥或是一个跳吉特巴舞[21]的人。她的学习成绩很差，不过她在新学校里适应多了，不像在皮斯基[22]（皮斯基是黑兹在中西部的家乡城市。拉姆斯代尔的这幢房子是她故世的婆婆的。她们一年多前刚搬到拉姆斯代尔来）。“为什么她在那儿不快活？”“噢，”黑兹说，“可怜的我应该知道的，我是孩子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经历：男学生们扭伤我的胳膊，拿着一大摞书撞我，拉扯我的头发，弄疼我的乳房，掀起我的裙子。当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总会感到闷闷不乐，但洛太过分了。总绷着脸，难以捉摸，既粗鲁又爱挑衅。在坐位上竟用自来水笔去戳她的一个意大利同学维奥拉。知道我想怎么办吗？要是先生，您秋天正巧还在这儿，我就想请您给她的家庭作业作些辅导——你似乎什么都懂：地理、数学、法文。”“噢，什么都懂，”先生答道。“这就是说，”黑兹连忙说道，“您会在这儿待下去！”我真想嚷着说我乐意永远待下去，只要我有希望不时爱抚一下我新收的学生。不过对黑兹总得提防，因此我只嘟哝一声，把四肢分别地（le mot juste[23]）伸了伸，不一会儿就上楼回到我的房间去了。然而，那个女人显然并不打算就此罢休。我已经躺在冷冰冰的床上，两只手把洛丽塔香喷喷的魅影紧贴在我的脸上，忽然听见我那不知疲倦的女房东偷偷溜到我的房门外面，隔着门悄声低语——只是想要知道，她说，前几天我借的那本《博闻强志》杂志是否已经看完了。洛在她的房里嚷着说杂志在她那儿。我们这幢房子简直成了一个公共图书馆，我的好上帝啊！

星期五。假如我在我的教科书里引用龙沙[24]的“la vermeillette fente”或是雷米·贝洛[25]的“un petit mont feutréde mousse délicate， tracésur le milieu dén fillet escarlatte”某诗句，我真不知道我的拘泥刻板的出版商会说什么。如果我守在我的宝贝儿——我的宝贝儿——我的生命和我的新娘[26]身旁，在这种难以忍受的诱惑的压力下继续在那幢房子里待下去，那我大概又会精神崩溃。她是否由母性指引着，对月经初期的奥秘已略知一二？得意忘形的感觉。爱尔兰人的诅咒[27]。从房顶上摔下。老奶奶来访。“子宫先生（我引用的是一份少女杂志上的话）开始修建一堵厚实、柔软的墙，指望可能会有一个胎儿睡在那儿。”这个小疯子待在他的软壁小室里。

顺带说一句：假如我有天犯了什么重大的杀人罪……注意“假如”这个词。那种冲动应该比我在瓦莱丽亚身上遭到的那场意外还要强烈。仔细注意这一点：那时我相当愚蠢。如果等到你希望把我烧死的时候，记住，只有一阵精神错乱才能给我兽性大发的单纯力量（说不定这一切都经过修订）。有时，我在梦中想要杀人。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比如，我握着一支枪。比如，我瞄准一个满不在乎、却暗中留神注意的敌人。噢，我确实扣动了枪机，可是一颗又一颗子弹都从那个怯生生的枪口虚弱无力地落到了地上。在这些梦里，我唯一的想头就是掩盖起我的可耻的失败，不让我那渐渐变得恼怒起来的仇敌看到。

今晚吃饭的时候，那个老娘儿们带着一位母亲的嘲弄神情斜眼瞟了瞟洛，对我说（我刚才正用轻率的语调描述我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留的那种讨人喜欢的牙刷似的小胡子）：“最好不要那样，假如一个人不想变得十足疯癫的话。”洛立刻推开她那盘白煮鱼，差点儿打翻她的牛奶，一下子冲出房去了。“要是洛为她的没有礼貌的行为道歉，”黑兹说，“明儿跟我们一块儿上镜湖去游泳，会不会叫你感到十分厌烦？”

后来，我听见一阵砰砰的关门声和其他的声音从震动的空穴间传来。两个对头正在那儿大吵大闹。

她没有道歉。湖也就去不成了。那可能会很好玩的。

星期六。已经有好几天，我在房里写作时都让房门半开着，但是今天这个圈套方才见效。洛烦躁不安，把脚挪来挪去，在地板上擦了一阵后——为了遮掩她未经呼唤就自行前来找我所感到的窘困——才走进房来，四下里转了一圈，对我在一张纸上写的可怕的花体字很感兴趣。不，它们不是一个纯文学作品的作者受到灵感的影响在两段之间停顿的结果，而是我致命的欲望的丑陋的象形文字（她无法辨认出这种文字）。她刚低下头，把褐色的鬈发垂到我坐的那张书桌前，嘶哑的亨伯特就可耻地仿效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所作的动作，用一只胳膊搂住了她。我的天真的小客人有点儿近视，仍然细看着她手里拿的那张纸，缓缓地倚在我的膝上，成了半坐半站的姿势。她的可爱的侧影、张开的嘴唇、暖烘烘的头发离我露出来的上腭犬牙只有大约三英寸左右；我还感到她的胳膊和腿透过顽皮姑娘穿的粗布衣服所散发出的热气。顿时我明白自己可以丝毫不受惩罚地亲吻她的脖子或嘴中央。我知道她会让我这么做的，甚至还会像好莱坞电影里教导的那样闭上眼睛。两片香草夹着热辣辣的奶油巧克力软糖——几乎也并不比这更异乎寻常。我无法告诉我的有学问的读者（我猜这时他已经把眼睛瞪得不知有多大了），我无法告诉他我是怎么知道这桩事的。也许，我那猿猴般的耳朵不知不觉地听到了她呼吸节奏中的某种细微的变化——因为她实际上并没有在看我潦草的字迹，而是充满好奇、十分镇静地等待着——噢，我的无忧无虑的性感少女！——等待着这个富有魅力的房客去做他渴望做的事儿。我想，一个现代的小孩，一个电影杂志的热切的读者，一个梦幻一般缓慢的特写镜头的老手也许不会认为这太离奇，假如一个相貌英俊、富有男子气概的成年朋友——太晚了。黑兹太太刚好回家，房子里突然响起路易丝滔滔不绝的说话声。她告诉黑兹太太她和莱斯利·汤姆森在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个死东西。小洛丽塔自然不肯错过这样一件趣闻。

星期日。洛为人变幻莫测，脾气暴躁，生气蓬勃，难以应付，具有活泼的十二三岁孩子的那种尖嘴薄舌的风姿，从头到脚都叫人欲火中烧（整个新英格兰都该由一个女作家去描摹！），从那个现成的黑蝴蝶结和别住她头发的扁平发夹到她匀称好看的腿肚子下半部、就在她粗糙的白色短袜上面两三英寸地方的。那块小疤（那是在皮斯基时给一个旱冰溜冰者踢出来的）。她跟母亲到汉密尔顿家去了——参加一场生日宴会或是这一类的社交聚会。她穿着宽大的方格子布连衣裙。她的天真无邪、纯洁可爱的形象似乎已经完好地形成。一个早熟的宝贝！

星期一。雨的早晨。“Ces matins gris si doux ……[28]”我的白睡衣背部有一个紫丁香图案。我就像你在古老的庭园里看到的那种身子膨胀起来的灰蜘蛛。待在一个晶莹闪亮的网中央，把这股或那股丝微微拉上一下。我的网罩住了整幢房子，我像一个狡猾的男巫似的坐在椅子上倾听。洛在她的房里吗？我轻轻地拉了拉细丝。她不在。只听见卫生纸的卷筒在转动时发出的不连贯的声音。我抛出去的细丝并没有追踪到从浴室回到她的房间里去的脚步声。她还在刷牙吗（这是洛唯一真正起劲去做的卫生行动）？没有。浴室的门砰的一声刚关上，所以只好到房子里别的地方去搜寻那个美丽的、暖色调的猎物。让我们把一股丝放到楼下。凭借这种手段，我弄清楚她不在厨房里——没有把冰箱的门弄得砰砰直响，也没有对她讨嫌的妈妈尖声喊叫（我想她妈妈这时正柔声细气、抑制住心头高兴地沉浸在早上的第三次电话谈话中）。好，让我们抱着希望探索吧。我像一道光似的沉思着悄悄溜进客厅，发现那儿的收音机并没有开（妈妈仍在跟查特菲尔德太太或汉密尔顿太太讲话，声音很轻，脸红红的，带着笑容，一面用空着的那只手托着电话听筒，含蓄地否认说她不承认那些有趣的传闻，房客[29]，她亲密地说；在跟人面对面交谈的时候，她这个轮廓鲜明的女子还从来没有显出这种样子。因此看来我的性感少女压根儿不在家里！出去了！我原来以为是一块色彩斑斓的织物的东西结果却只是一个陈旧的灰色蜘蛛网，房子里空落落的，死气沉沉。接着，我半开的房门外面传来洛丽塔柔和悦耳的笑声。“别告诉妈妈，我把你的熏猪肉都吃了。”等我急匆匆地跑出房去，她已经走了。洛丽塔，你在哪儿？只有我的女房东十分殷勤地为我准备的那个早餐盘无力地斜瞅着我，打算让我自己端进房去。洛娜，洛丽塔！

星期二。乌云又一次妨碍我们在那个难以到达的湖畔举行野餐。是命运在作弄人吗？昨天，我对着镜子试穿了一条新游泳裤。

星期三。下午，黑兹（穿着一双常见的鞋，剪裁合身的衣服）说她要驾车到闹市区去为她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买一件礼物，并问我是不是也愿意一同前往，因为我对纺织品的质地和香水都眼力不凡。“挑你最喜欢的富有魅力的东西，”她高兴地咕哝道。干香水买卖的亨伯特又有什么法子呢？她把我困在前面门廊和她的汽车之间。“快点儿，”在我费劲地弯下高大的身体，准备钻进车去的时候（仍在拼命地想找一个逃脱的办法），她这么说。她已经发动了引擎，正在颇有教养地咒骂前面一辆倒退、转身的卡车，那辆卡车刚给老病人奥波西特小姐送来一个崭新的轮椅，就在这时，从客厅窗口传来我的洛丽塔的尖利的嗓音。“你们！你们上哪儿去？我也要去！等一下！”“别理她，”黑兹叫喊着说（一面把马达关掉）。哎呀，我的美貌的司机；洛已经在拉我这边的车门了。“这太过分啦，”黑兹开口说，但洛已经爬进车来，高兴得身子直抖。“挪挪你的屁股，你，”洛说。“洛！”黑兹喊道（斜眼看了我一眼，希望我把粗鲁无礼的洛轰下车去）。“瞧啊，”洛（不是头一次地）这么说，一面在汽车朝前窜去的时候，猛地向后一靠，我也向后一靠。“这太过分啦，”黑兹说，一面猛地把排挡扳到第二挡，“一个孩子竟然这么没有礼貌。而且这么死乞白赖。她明知道人家不要她来。她需要去洗澡。”

我的指关节贴着这个孩子的蓝布牛仔裤。她光着脚，脚趾甲上还残留着一点儿鲜红的趾甲油。大脚趾上横粘着一小条胶带。上帝啊，当时当地，只要能亲一下这双骨节纤细、脚趾细长、顽皮淘气的脚，我又有什么不愿意牺牲的呢！突然她的一只手悄悄伸到我的手里，没让我们身边那个年长的女人看见。在到商店去的途中，我一直握着、摸着、捏着这只热烘烘的小手。开车人的玛琳式的鼻子[30]两侧闪闪发亮，因为上面的粉已经脱落或蒸发掉了；她始终文雅地自言自语地谈论着当地的交通情况，侧着脸笑着，侧着脸撅起嘴来，侧着脸眨眨涂过油的睫毛，而我暗自祈祷我们永远到不了那家商店，但我们还是到了。

我没有什么别的要说的了，除了，primo[31]：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大黑兹让小黑兹坐在我们后面。secundo[32]：那位太太决定把亨伯特选择的东西留给自己匀称的耳朵背用。

星期四。这个月开头的炎热给我们带来了冰雹和大风。在一卷《青年百科全书》里，我发现一张薄纸，上面有小孩子用铅笔开始临摹的一幅美国地图，在那张纸的另一面，就在没有临完的佛罗里达州和墨西哥湾的反面，有一份油印的名单，显然是她在拉姆斯代尔学校里班上的同学。那一首诗我已记在心里。

安吉尔，格雷斯

奥斯汀，弗洛伊德

比尔，杰克

比尔，玛丽

巴克，丹尼尔

拜伦，玛格丽特

坎贝尔，艾丽斯

卡迈因，罗斯

查特菲尔德，菲利斯

克拉克，戈登

科恩，约翰

科恩，马里恩

邓肯，沃尔特

福尔特[33]，特德

范塔西亚，斯特拉

弗莱什曼，欧文

福克斯，乔治

格拉夫，梅布尔

古德尔，唐纳德

格林，露辛达

汉密尔顿，玛丽·罗斯

黑兹，多洛蕾丝

霍内克，罗莎琳

奈特，肯尼思

麦库，弗吉尼亚

麦克里斯特尔，维维安

麦克费特，奥布里

米兰达，安东尼

米兰达，维奥拉

罗萨托，埃米尔

施伦克尔，莉娜

斯科特，唐纳德

谢里登，艾格尼丝

谢尔瓦，奥勒格

史密斯，黑兹尔

塔尔博特，埃德加

塔尔博特，埃德温

韦恩，勒尔

威廉斯，拉尔夫

温德马勒，路易丝

一首诗，一首诗，毋庸置疑！发现这个“黑兹，多洛蕾丝”（她！）列在名单中它的特殊位置，带着它的玫瑰护卫[34]——好像一位美丽的公主待在她的两名侍女之间，真是多么奇特和美妙啊！我想分析一下名单上众多名字中的这个名字叫我惊喜万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叫我兴奋得几乎流泪（诗人和情人洒下的大滴大滴的乳白色的热泪）？究竟是什么？是因为戴着正式面纱（“多洛蕾丝”）的这个姓名亲切的隐秘性[35]以及名和姓之间这种形式上的位置变换，就像一副新的淡色手套或一副假面具？“假面具”就是那个关键词吗？是因为对那个半透明的奥秘、那块飘拂的面纱[36]总感到欣喜快活吗？透过那块面纱，就选中了你一个人去了解的那个肉体和那个目光顺带朝着你一个人微笑。还是因为我可以完全想像出在那个丰富多彩的教室里我那忧伤、蒙的宝贝儿[37]四周的其余那些人呢？格雷斯和她已长熟的丘疹；金尼和她动作缓慢的腿；戈登那个脸色憔悴的手淫者；邓肯那个臭烘烘的小丑；爱咬指甲的艾格尼丝；长着一脸黑头粉刺、胸部颠颠耸耸的维奥拉；美丽的罗莎琳；肤色黝黑的玛丽·罗斯；可爱的斯特拉，她竟让陌生人抚摸她的身子；恃强凌弱、偷盗财物的拉尔夫；我为之感到惋惜的欧文[38]。她也在那儿，咬着一枝铅笔，在人丛中消失了，教师们讨厌她，男孩子的眼睛都盯着她的头发和颈项，我的洛丽塔。

星期五。我渴望发生什么可怕的灾难。地震。惊人的爆炸。她母亲跟方圆几英里内的所有别的人都在一片混乱中当下永远给消灭了。洛丽塔在我的怀里呜咽。我是一个自由的男人，在废墟中对她欣赏玩味。她的惊讶，我的解释、说明和呼喊。愚蠢无聊的幻想！勇敢的亨伯特本会用最令人作呕的方式跟她嬉戏（比如，昨天，当她又到我的房间里，把她画的画儿、学校的美术作业拿给我看的时候）；他本来可以收买她——随后逃脱惩罚。一个更加单纯实际的家伙就会清醒地坚持使用各种不同的商业代用品——要是你知道上哪儿去弄的话，我不知道。尽管我看上去很有男子气概，但实际上却非常胆怯。一想到要碰上什么非常下流不快的事，我的浪漫的心灵就变得冰冷黏湿，不住颤抖。那些下流的海怪[39]。“Mais allez-y， allez-y！”[40]安娜贝尔用一只脚连跳几下，才套上她的短裤，我忿怒得有点儿头晕，竭力想遮住她。

当天，后来，很晚的时候。我开亮了灯，想把做的一个梦记下来。这个梦有一个明显的前因。黑兹在吃晚饭的时候曾经和蔼可亲地宣布说既然气象局预报周末天气晴朗，我们星期天做完礼拜就去游湖。我躺在床上，在入睡以前色迷迷地左思右想，我想到了如何利用即将举行的那次野餐的最终计划。我知道黑兹妈妈恨我的宝贝儿，因为她十分喜欢我。所以我抱着让母亲满意的目的，安排去湖滨游玩的日子。我打算只对她一个人说话，但是到适当的时刻，就说我把手表或太阳眼镜忘在那边的林中空地上了——随后带着我的性感少女钻进树林。就在这个当口，现实从我的周围消失了，“寻找眼镜”竟然成了跟洛丽塔的一场悄没声儿的恣意狂欢，洛丽塔特别会意，千依百顺，欢快堕落，做出了根据常情她不大可能会做的那种举止。清晨三点，我吞下一片安眠药。不一会儿，一场不是续集、只能算作诙谐的模拟之作的梦境，以一种富有深意的清晰向我展示出那个我还从来没有去过的湖。虽然从国外输入的含羞草和夹竹桃在充满砂石的湖岸边开着花儿，但湖上亮晃晃地结了一大片翠绿色的冰，有个麻脸的爱斯基摩人正白费力气地想用一柄鹤嘴锄把冰凿破。我相信要是我给布兰奇·施瓦茨曼博士[41]的档案里添上这样一场性欲梦[42]，她准会付给我一满袋钱币。不幸，这场梦剩下的那部分明摆着是折衷主义的。大黑兹和小黑兹绕着湖骑马前行，我也弓起腿来跨在马上，任凭马上下颠动，尽管两条腿之间并没有马，只有可以伸缩的空气——由于做梦人心不在焉而造成的一个那种小小的疏漏。

星期六。我的心仍然怦怦乱跳。想起那种令人困窘的情景，我仍然忸怩不安，低声呻吟。

从背部看去，可以瞥见短袖圆领汗衫和白运动短裤之间的发亮的皮肤。一个送报的男孩子（我猜是肯尼思·奈特）刚把那份拉姆斯代尔《日报》啪的一声十分准确地扔到门廊上；洛把身子探到窗台外面，想扯下窗外一棵白杨树上的几片树叶，一面全神贯注、滔滔不绝地在和下面的那个男孩子说话。我开始蹑手蹑脚地朝她走去——像哑剧演员说的，“一瘸一拐地”朝她爬去。我的胳膊和腿都成了凸面，在它们之间——而不是在它们之上——我凭着一种无明显特性的移动工具慢慢前进：受伤的大蜘蛛亨伯特。我一定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接近她，我似乎从望远镜的反端看到了她，于是我像一个中风病人似的专心致志地用软弱无力、扭曲变形的四肢朝着她的紧张、瘦小的臀部移动。最后总算到了她的身后，这时我不幸动了想吓唬她一下的念头——抓住她的颈背直摇或是诸如此类的动作来掩盖我真正的manée[43]。而她却尖声不客气地抱怨道：“快松手！”——口气十分粗鲁，这个小泼妇，谦恭的亨伯特只好神色惨淡地咧嘴笑了笑，闷闷不乐地退下了，她则继续朝街上说着俏皮话。

不过，现在听听后来发生了什么吧。午饭以后，我靠在一张低矮的椅子上，想看一会儿书。突然，两只灵巧的小手蒙住了我的眼睛：她从后面蹑手蹑脚地挨近我，好像在一场芭蕾舞剧的片断中再次表演我上午的伎俩似的。她那想把阳光遮挡住的手指显得通红透亮。我没有改变靠着的姿势，只把一只胳膊从旁边伸到背后去抓她，她发出一阵格格的笑声，身子扭来扭去地闪避着。我的手掠过她灵活的抽动的双腿，那本书像雪橇似的滑离了我的膝头。这时黑兹太太走上前来，溺爱地说道：“要是她妨碍了你学术上的思考，就狠狠地揍她好了。我多么喜爱这片花园（她的语气里并没有惊叹的意味）。在阳光下是不是美得出奇（语气里也没有询问的意思）。”这个讨厌的女人做了个假装满意的手势，一屁股坐到草地上，用两只张开的手朝后撑着身子，抬起脸来望着天空。不一会儿，一个灰色的旧网球弹起来越过她的头顶。房子里传来洛的傲慢自负的声音：“Pardonnez[44]，妈妈。我可不是对着你的。”当然不是，我的顽皮捣蛋的宝贝儿。

[1] 法文，斜排。

[2] 美国马萨诸塞州并没有这么一个市镇。“布兰克”的意思是“空白”。这里是拿日记和整部小说的真实可靠性开玩笑。

[3] 古代埃及神话中的一种可活五六百年的鸟，自行焚死后，又从灰中再生，是复活和不朽的象征。

[4] 指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5] 这是王者用的称号，例如法国国王查理四世（CharlesⅣ，1294-1328），人称“漂亮的查理”。

[6] 法文，出场。

[7] Priapus，希腊罗马神话中，生育和繁殖之神。

[8] 拉丁文，是修道士用语，愁闷的乐趣。

[9] 一个“错误”，下文作“沙漏湖”（Hourglass Lake）。

[10] 爱伦·坡名叫埃德加，他生于1809年1月19日。他在1836年娶他十三岁的表妹弗吉尼亚·克莱姆时二十七岁。弗吉尼亚患了慢性病，拖延多年，于1847年病逝。

[11] 法文，这一点我想象得出。

[12] Petersburg，墨西哥湾的一处海港城市。

[13] “波波先生”（Monsieur Poe-poe）：这里亨·亨·语带双关，他是指诗人（poet），男学生心里想到的是“popo”或“popotin”。这是法国民间用语，意思是“屁股”。

[14] 指克莱尔·奎尔蒂。

[15] 法文，别露出你的腿来。jambes（腿）故意错拼成了zhambes，表示美国口音。

[16] 法文，在情绪对头的时候。

[17] 纳博科夫认为，自己直接继承了古罗马一些伟大爱情诗人的传统，他常模仿他们惯用的表达方式。“这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这种音调的重叠是从一首拉丁文诗的学究式译文中借用来的。纳博科夫的古代典范包括普洛佩提乌斯（Propertius，约前55-前16）的《辛西娅》、提布卢斯（Albius T ibullus，约前55-前19）的《迪莉娅》，以及贺拉斯（H orace，前65-前8）歌颂十六名妇女的诗歌。

[18] “小卡尔曼”（Little Carm en）是双关语，也指小司机（carmen作普通名词是“司机”义）或矮子司机。这里的卡尔曼和法国作曲家比才（Georges Bizet，1838-1875）的歌剧无关。它只和法国小说家梅里美（Prosper Merimee，18（03-1870）的那部中篇小说《卡尔曼》（Carmen，1847）有关。和亨·亨一样，被卡尔曼抛弃的那个倒霉的情人何塞利萨拉本戈亚也在监狱里陈述他的故事。

[19] ”小卡尔曼“Little Carm en）是双关语，也指小司机（carmen作普通名词是”司机“义）或矮子司机。这里的卡尔曼和法国作曲家比才（Georges Bizet，1838-1875）的歌剧无关。它只和法国小说家梅里美（Prosper Merimee，1803-1870）的那部中篇小说《卡尔曼》（Carmen，1847）有关。和亨·亨一样，被卡尔曼抛弃的那个倒霉的情人何塞利萨拉本戈亚也在监狱里陈述他的故事。

[20] Muse，希腊神话中司文艺和科学的九位女神。“专司虚构的缪斯”是作者虚构的。

[21] jitterbug，随爵士音乐节拍跳起的一种快速舞蹈。

[22] 这个地方是杜撰的。

[23] 法文，恰当的词。这个短语因为法国小说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常用而出名，他常常为了寻找那个“恰当的词”而苦苦思索一周。

[24] 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亨亨提到的是一首题为L.M.F.的十四行诗，引文见该诗的第一行，意思是：“鲜红的缝隙”。

[25] Rémy Belleau（1528—1577），法国诗人，龙沙在七星诗社（Pl6iade）中的同伴。引文的大意是“覆满纤细的苔藓般绒毛的小丘，中央有一小条鲜红的窄缝”。

[26] “我的宝贝儿-我的生命和我的新娘。”这是爱伦·坡的诗《阿娜贝尔·李》中的第39行。

[27] 在爱尔兰，少女月经初来期称为“爱尔兰人的诅咒”。

[28] 法文，这些阴暗的早晨，那么温和……

[29] ”传闻，房客“英文是rumor,roomer，是两个同音异义词。

[30] 指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1992），美籍德国著名电影演员。

[31] 拉丁文，第一。

[32] 拉丁文，第二。

[33] 福尔特，原文是Falter，是德文，意思是：“蝴蝶”。它和后面一章中的费伦配对。费伦的原文是Phalen，是法文，意思是尺蛾。

[34] 指名单上在多洛蕾丝前面的“罗斯”和后面的“罗莎琳”。这两个名字都是“玫瑰”义，所以这么说。

[35] “黑兹”，原文是Haze，是“烟雾”义，所以这么说。

[36] “面纱”，原文是charshaf，指土耳其妇女所戴的面纱。

[37] “忧伤”，原文是dolorous；“蒙眺”，原文是hazy；它们含有洛丽塔的姓名多洛蕾丝·黑玆DoloresHaze。

[38] 纳博科夫说：可怜的欧文，他是所有那些非犹太人中唯一的犹太人。

[39] 指第一部第三章中那“两个留着胡子的游泳的人”。

[40] 法文，继续干呀，干啊！

[41] 参看《序文》。

[42] 性欲梦，原文是libidream，是亨·亨使用的把libido（性欲）和dream（梦）合并而成的一个混成词。

[43] 法文策略。

[44] 法文，请原谅。

一二

这就是二十多条记载中的最后一条。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尽管具有恶魔的独创性，这项计划一天天地仍然毫无变化。首先，恶魔会对我进行引诱——随后再加以阻挠，让我内心深处感到隐约的痛苦。我完全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该怎么做而不伤害一个孩子的童贞。不管怎么说，在对少女反常的性爱[1]生活中，我已取得一些经验；曾经在公园里用眼睛占有过满脸雀斑的性感少女；曾经谨慎而野蛮地挤到一辆城市公共汽车的最燥热、最拥挤的角落，夹在四周拉着吊带站立的学生中间。可是几乎有三个星期，所有我的可怜的谋划都受到了阻挠。阻挠的人通常总是黑兹家的那个娘们（读者会发现，她主要害怕洛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乐趣，而不害怕我对洛欣赏玩味）。倘若魔鬼没有意识到如果他想多耍弄我一些时间，就得让我略微松弛一下，那么我对那个性感少女——对我一生中用蠢笨、疼痛、胆怯的爪子终于可以抓到的头一个性感少女——产生的热烈恋情肯定会叫我再次住进疗养院。

读者也注意到了那片奇特的“湖水幻景”。而奥布里·麦克费特[2]（我想给我那个恶魔取这么个姓名）在那个充满希望的湖滨，在那片假想的树林里，给我安排一场小小的娱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实际上，黑兹太太所作的许诺带有几分欺诈：她没有告诉我玛丽·罗斯·汉密尔顿（本身也是一个肤色黝黑的小美人）也要参加，那两个性感少女会在一旁低声耳语，会在一旁嬉戏玩耍，自己痛快地乐一乐；而黑兹太太和她的相貌英俊的房客则远远避开旁人窥视的眼睛，半裸着身子安详地交谈。顺带提一句，眼睛的确到处窥探。舌头的确喋喋不休。人生有多奇怪啊！我们急于摆脱的正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命运。在我到这儿来以前，我的女房东原来打算请一个老处女，费伦小姐[3]来跟我和洛丽塔住在一起。费伦小姐的母亲曾经在黑兹太太家当过厨娘。黑兹太太本质上是一个职业妇女，想到最近的城市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黑兹太太把整个局面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戴着眼镜、背有点驼的亨伯特先生带着他欧洲中部的大皮箱前来，想在他的角落里呆在一堆旧书后面沾上一身尘土；那个不招人喜爱的丑陋的小女儿就由费伦小姐严加管束。费伦小姐早先有一次已经把我的洛置于她那秃鹰的翅膀底下（洛一想起一九四四年那个夏天就愤怒地发抖）；而黑兹太太自己就在一座气象堂皇的城市里当一名接待员。可是一桩并不怎么特别复杂的事打乱了这个计划。就在我抵达拉姆斯代尔的那天，费伦小姐在佐治亚州的萨瓦纳市摔断了她的髋骨。

[1] 这是亨·亨对自身情况的描述。

[2] 麦克费特，原文是McFate,Mc是姓名前缀，意思是“儿子”；Fate的意思是“命运”，所以McFate是“命运之子”义。

[3] 费伦（Phalen）是从法文phatène-词转来，意思是“尺蛾”。福尔特，原文是Falter，是德文，意思是：“蝴蝶”。它和费伦配对。费伦的原文是Phalen，是法文，意思是尺蛾。

一三

在已经描述过的那个星期六后的星期天，天气结果真像气象报告员预报的那样晴朗。用完早餐，我把餐具放回房间外面的那把椅子上，好让我的好心的女房东在她方便的时候取走。接着，我穿着卧室里穿的旧拖鞋——我身边唯一的旧东西——轻轻穿过楼梯平台，来到楼梯栏杆旁边倾听。我偷听到下面的情况。

房子里又发生了一场争吵。汉密尔顿太太打电话来说她女儿“在发烧”。黑兹太太就告诉她的女儿野餐只好延期。脾气火爆的小黑兹就对冷冰冰的大黑兹说如果这样的话，她就不跟她一起去做礼拜。妈妈说很好，就走开了。

我走出房间到楼梯平台上去的时候刚刮完脸，耳垂上还沾着肥皂沫，身上还穿着我那件背部有矢车菊（不是紫丁香）蓝色图案的白睡衣。这会儿我揩掉肥皂沫，在头发上和腋下洒了些香水，披上一件紫红色的绸晨衣，紧张不安地哼着歌曲，走下楼梯去找洛。

我希望有学识的读者都来参与我正准备重新搬演的这个场景；我希望他们仔细观察所有的细节，并亲自看看整个这件香艳的事，如果用我的律师在我们私下的一次交谈中称作“不带偏见的同情”的目光来看，是多么谨慎，多么纯洁。因此让我们开始吧。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主角：哼着小曲的亨伯特。时间：六月里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地点：充满阳光的起居室。道具：旧的条纹图案的长沙发、杂志、留声机、墨西哥小摆设（已故的哈罗德·黑兹先生——愿上帝保佑这个好人——在到韦拉克鲁斯[1]去蜜月旅行时，午睡时间在一个粉刷成蓝色的房间里，叫黑兹太太怀上了我的宝贝儿，那个地方除了多洛蕾丝，四处还有其他一些纪念品）。那天，她穿一件漂亮的印花布连衣裙，以前我见她穿过一次，下摆宽大，胸围紧绷绷的，袖子短短的，粉红色里夹杂着颜色更深的方格子花图案，而且为了完成色彩配合，她还涂了口红，手心里还握着一个好看的、普通的伊甸园红苹果。可是，她没有穿到教堂去穿的鞋子，而且她星期天用的白色钱包也丢在留声机旁边。

看到她在沙发上挨着我坐下，凉快的裙子下摆先鼓起来又落下去，手里仍在玩着那个光滑的红苹果，我的心不禁像击鼓似的咚咚直跳。她把苹果抛到充满阳光和尘埃的空中，再用手接住——苹果落到窝形的手掌中时发出一声清脆的啪嗒声。

亨伯特·亨伯特把苹果截了去。

“还给我，”她恳求道，一面伸出她那有云石条纹的红润的手掌。我把那个红香苹果递过去。她抓过去咬了一口——我的心就像鲜红的薄皮肤下面的白雪——接着用那种典型的美国性感少女的猴子般的敏捷，她一把夺走了我名义上拿在手中的那本翻开的杂志（可惜没有一部影片记录下这种奇特的方式，记录下我们同时或重叠的像姓名首写字母那样串连在一起的动作）。洛几乎没有受到手里拿的那个咬过一口的苹果的妨碍，飞快、用力地翻着杂志，想要找到什么她希望给亨伯特看的东西。终于找到了。我装着很感兴趣，把头凑上前去，近得她的头发都碰到了我的鬓角，她用手腕去抹嘴的时候，她的胳膊拂过我的脸颊。我透过亮闪闪的、朦胧的光线瞅着那幅图片，反应比较缓慢；她那两个裸露的膝盖就不耐烦地相互磨蹭碰撞起来。后来我模模糊糊地看出来了，原来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画家舒坦地仰卧在一片沙滩上，在他旁边，也仰卧着的是一个米洛[2]的维纳斯的石膏复制品，一半埋在沙里。下面的说明上写着“本周的代表性插画”。我突然把这个淫秽的东西拿开。霎时间，她装着想要夺回去，一下子扑到了我的身上。我捉住她瘦小的、多骨节的手腕。那本杂志像一只慌乱的家禽似的溜到了地板上。她挣脱了身子，往后退去，靠在长沙发的右角上。接着，这个蛮横无理的孩子异常单纯地把两条腿伸到我的膝盖上面。

这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已经到了精神错乱的边缘；但我也具有精神病人的狡猾。坐在沙发上，我通过一连串暗中的行动，总算使我隐蔽的欲望逐渐适应她坦荡的四肢。为使这个计谋成功，我需要作出一些隐秘的调整，而在这么做的时候，要分散这个小姑娘的注意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话说得很快，弄得呼吸急促，只好喘口气再赶着往下说，又假装突然牙疼，用以解释我为什么说着说着停顿下来——同时用一个疯子内在的目光牢牢地盯住我的遥远、宝贵的目标，我谨慎小心地增强了那种令人着迷的摩擦，想即便不从真实的意义上，也从幻想的意义上，把那种实质上无法除去、而心理上却十分容易破裂的织物（睡衣和浴袍），也就是将横搁在我膝头的两条晒得黑黝黝的、沉甸甸的腿与一股难以言传的激情形成的隐秘的肿瘤分隔开的那种织物的质地磨损。我喋喋不休地说着，忽然想到当时流行的一首十分呆板无聊的歌，我把歌词稍微作了一些篡改，吟诵起来——哦，我的卡尔曼，我的小卡尔曼，真美好，真美好，那些美好的夜晚，有星星，有汽车，有酒吧，还有酒吧间的男招待。我不断重复着这些无需思索随口说出的歌词，让她被这些歌词的特殊的魔力（由于篡改而具有的魔力）镇住，同时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上帝会采取什么行动来加以搅扰，会在我的整个身心似乎都集中在感受那个宝贵的负担的时候把它移开；这种忧虑逼得我在开头一两分钟动作比较仓促，而不像有意调节好的享乐那样两厢情愿。闪烁的星星，停放的汽车，酒吧，还有酒吧间的男招待，不久都由她接手哼唱起来，她的声音悄悄接过并纠正了我一直唱得支离破碎的曲调。她唱得悠扬动听，甜润悦耳。两条腿横搁在我的充满活力的膝盖上面，微微抽动。我抚摩着她的腿；她懒洋洋地靠在沙发右边角上，手脚几乎都摊开了，少女洛娜，贪婪地吃着她太古时的果子[3]，一边吸着果子的汁水一边唱着，把脚上的拖鞋也弄掉了，于是就用没穿拖鞋、只穿着邋遢的短袜的那只脚的后跟蹭着沙发上我左边的那堆旧杂志——她所做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摇曳和起伏，都帮助我遮掩并改进兽性与美之间——我那受到压制、快要憋不住的兽性与她纯朴的棉布连衣裙里那微微下洼的身躯的美之间那种凭着触觉感应的神秘系统。

在我掠过的手指尖下面，我感到那些细小的汗毛顺着她的小腿非常轻微地竖了起来。我在像夏天的雾霭一般笼罩着小黑兹的那股强烈而健康的热气中晕头转向。让她待下去，让她待下去……在她用力把她吃剩的苹果核扔到火炉围栏里去的时候，她的少女的体重、她的不知羞耻的天真的小腿和圆滚滚的屁股都在我的饱受折磨、暗暗挣扎的紧张的膝盖上移动。突然，我的意识起了一种神秘的变化。我进入了一个存在的平面，一切在那儿都无足轻重，除了注入的我身体内部酝酿成的欢乐。开头我内心深处根茎的美妙的扩张，变成了一阵充满热情的激动，这阵激动如今达到了在有意识的生活中的其他地方都无法获得的那种绝对安全、自信和仰赖的境界。怀着如此确立起来、并正顺利走向最终震动的那种深切炽热的快感，我感到可以放慢节奏，以便延长那股激情。洛丽塔已经安安稳稳地唯我存在了[4]。隐约的阳光在填补的白杨枝叶间颤动；我们意想不到地、神奇地单独待在一起。我瞅着她，她脸色红润，待在金色的尘埃中，在我抑制着的喜悦的帐幔之外，自己并不知晓，而且也显得格格不入。阳光照在她的嘴上，她的嘴似乎仍在哼着卡尔曼——酒吧间的男招待那首小调的唱词，而我已经无法意识到了。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享乐的神经已经暴露出来。克劳泽[5]的细胞正进入疯狂骚动的阶段。最小的一点儿压力就足以使整个天堂敞开。我已经不是“猎狗亨伯特”，那条目光忧伤、体力衰退、紧抱住不久就要把他踢开的靴子的杂种狗了。我已经脱离了被人嘲笑的磨难，也不可能受到什么报应。在我自己修建的内宅中，我是一个容光焕发、体格健壮的土耳其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故意把享受他的最年轻、最脆弱的女奴的快乐时刻往后推延。我高悬在那个淫逸的深渊边沿（可与艺术领域里的某种技巧媲美的一种微妙的生理平衡），不停地跟着她重复那些偶然想到的歌词——酒吧间的男招待，叫人担心，我的迷人精、我的司机、阿门、阿哈阿门[6]——就像一个人在睡梦中说说笑笑，同时我的兴奋的手顺着她那晒暖了的腿悄悄摸到了不算猥亵可以摸到的地方。前一天，她撞到了门厅里的那个沉重的橱——“瞧呀，瞧呀！”——我喘息着说——“瞧你干了什么，瞧你对自己干了什么，哎，瞧呀，”因为我发誓，在她那性感少女可爱的大腿上的确有一块黄里发紫的淤伤，我的毛茸茸的大手正在按摩那块伤痕，缓缓地把它盖住——她的内衣裤穿得十分马虎，因而看来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那粗大有力的拇指伸到她的腹股沟的热呼呼的洼处——就像你可能会搔弄和爱抚一个格格直笑的小孩子那样——就像那样——而且：“噢，这压根儿算不了什么，”她嚷道，嗓音里突然出现一种尖利的声调；她扭来扭去，骚动不宁，把头向后仰去，半转过脸，牙齿咬着她的亮闪闪的下嘴唇，而我那不断呻吟的嘴，陪审团的先生们，几乎伸到了她光溜溜的脖子上，同时我贴着她的左边屁股，把男人或怪物所体验过的时间最久的销魂的最后一阵颤动扑灭。

随后（好像我们原先一直在搏斗，这会儿我的手才放松似的），她立刻滚下沙发，一跳站起身来——或者不如说是用一只脚站着——以便去接那个响得吓人的电话。我觉得那个电话可能已经响了很长时间。她站在那儿，眼睛扑闪扑闪，脸蛋儿火红，头发斜披着，她的目光像掠过家具似的满不在乎地掠过我的身子。在她边听边说的时候（电话那头是她母亲，她母亲叫她跟她一块儿去查特菲尔德家吃午饭——洛和亨眼下都还不知道爱管闲事的黑兹在搞什么鬼），她用手里拿着的一只拖鞋不断轻轻敲打着桌子的边。感谢上帝，她什么也没有注意！

我拿出一条色彩缤纷的绸手帕（她在听电话的时候，留神的眼睛顺带看了看这条手帕）擦掉额头上的汗水，一面沉浸在轻松愉快的心情里，把堂皇的浴衣重新整理了一下。她仍在听电话，跟她母亲争论不休（要妈妈开车来接她，我的小卡尔曼）。这当儿，我越唱越响，大摇大摆地走上楼梯，哗啦啦地朝浴缸里放了好多热气腾腾的水。

这会儿，我最好还是把那首风行一时的歌的歌词全文写出来——至少就我记忆所及——我想我始终没有完全记对。歌词是这样的：

哦，我的卡尔曼，我的小卡尔曼！

真美好，真美好，那些美好的夜晚，

有星星，有汽车，有酒吧，还有酒吧间的男招待——

还有，哦，我的可爱的人儿，我们可怕的搏斗。

还有那美好的市镇，我们胳膊挽着胳膊，

喜气洋洋地在那儿徜徉；还有我们最后的争吵，

还有我用来杀你的那把枪，哦，我的卡尔曼，

那把我现在手里握着的枪。

（我猜他抽出点32口径的自动手枪，对着他情妇的眼睛射出一颗子弹。）

[1] Vera Cruz，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的海港城市，是墨西哥的主要港口。

[2] Milo，爱琴海上希腊的一座岛屿。1820年，在首府普拉卡（Plaka）附近古米洛的遗迹和墓穴里发现了“米洛的维纳斯像”，现藏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3] 借用《圣经》蛇引诱夏娃吃果子事。

[4] 唯我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理论，认为只有我和我的意识才是存在的。《洛丽塔》中，一切都经常在变形。当洛丽塔从一个少女变成一个女人时，亨·亨的淫欲就变成了爱。他认为洛丽塔安安稳稳地“唯我存在”的感觉，也由另一种意识所取代。他意识到，她是他“自己的创造物……没有意志，没有知觉-真的，自身并没有生命”（见本书第一部第一四章第二段）。

[5] Wilhelm Kranse（1833-1910），德国解剖学家。克劳泽的细胞，指生殖器粘膜上出现的细小的感觉微粒。

[6] 原文是……my charmin‘，mycarm en,ahm en,ahaham en……charmin’和carmen尽管音义不同，读音却相近。

一四

我在城里吃了午饭——好多年都没有这么饿了。等我缓步走回家的时候，房子里还没有洛的踪影。整个下午我都在沉思默想，暗自筹划，乐滋滋地玩味着上午的经历。

我为自己感到得意，没有损害一个未成年人的品行，就窃取了一阵甘美甜蜜的亢奋。绝对没有造成什么伤害。魔术师把牛奶、糖蜜、满是泡沫的香槟酒都倒进一个年轻女子崭新的白色手提包；你瞧，那个手提包仍完好无损。我就这样精巧地构思出我的炽热、可耻、邪恶的梦境，不过洛丽塔还是安全的——我也是安全的。我疯狂占有的并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创造物，是另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说不定比洛丽塔更加真实，这个幻象与她复叠，包裹着她，在我和她之间漂浮，没有意志，没有知觉——真的，自身并没有生命。

那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我对她什么都没干。而且也没有什么妨碍我把这种行为再做一次；这种行为对她的影响微乎其微，就好像她是银幕上晃动的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而我则是一个在黑暗中手淫的谦恭、驼背的人。下午在一片岑寂中不知不觉地缓缓过去，生机勃勃的参天大树似乎了解内情；我又受到欲望的折磨，比先前甚至更为强烈。让她快回来吧，我向一位外来的上帝[1]祈祷，趁妈妈在厨房里的时候，让长沙发上的那场戏再演一次，行行好吧，我那么可怕地对她倾心爱慕。

不，“可怕”这个词不对。新的欢乐的梦想使我内心充满了喜悦振奋，这不是可怕，而是可悲。我把它称作可悲。可悲——因为尽管我有炽热的、贪得无厌的性欲，但我却打算以最强烈的力量深谋远虑地保护这个十二岁孩子的清白。

现在且看看我的苦心付出了什么代价。洛丽塔并没有回家——她跟查特菲尔德家里的人去看电影了。餐桌比平时布置得更为雅致，你看多怪，竟点着蜡烛。在这种令人厌恶的气氛中，黑兹太太好像按着钢琴琴键似的轻轻摸了摸她盘子两边的银餐具，随后笑盈盈地低头望着她的空盘子（她在节食减肥），说她希望我爱吃那种色拉（照一本妇女杂志上说的做法做的）。她希望我也爱吃那些冷切肉。那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日子。查特菲尔德太太是一个可爱的人。她的女儿菲利斯明儿就要去夏令营。去三个星期。已经决定，洛丽塔星期四也去，而不是像最初计划的那样等到七月。而且在菲利斯回来后仍旧待在那儿。一直待到开学。真是一个美好的前景，我的心肝。

噢，听到这个消息我多么吃惊——因为，这不意味着正当我暗地里把我的宝贝儿据为己有后，就要失去她了吗？为了解释我的恶劣的心情，我只好又使用早上已经假装过的牙疼的办法。准是一颗大臼齿蛀了，脓肿的样子就像用黑樱桃酒浸泡过的一颗樱桃。

“我们这儿有一个十分出色的牙科大夫，”黑兹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邻居奎尔蒂大夫。我想他大概是那个剧作家的叔叔或表哥。你觉得一会儿就不会疼了？好，随你的便。秋天，我要请他把她‘稳住’，像我母亲常说的那样。这也许可以叫洛受到一点儿约束。这些日子恐怕你一直给她搅得够呛。她走以前，我们免不了还要碰上两三个吵吵闹闹的日子。她干脆就不肯去。我承认我把她托给查特菲尔德家的人照管，就是因为眼下我还不敢单独面对她。这场电影也许会叫她平静下来。菲利斯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洛压根儿没有理由不喜欢她。真的，先生，我为你的这颗牙齿感到十分不安。要是你的牙还疼的话，那么完全应当让我明儿一早立刻去和艾弗·奎尔蒂联系。你知道，我觉得夏令营相当有益身心，而且——嗨，像我说的，那完全要比在市郊的一片草地上闷闷不乐地想心事，使用妈妈的唇膏，追求腼腆的、研究学问的先生，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乱发脾气合情合理得多。”

“你能肯定，”我终于说道，“她在那儿会快乐吗？”（这句话说得软弱无力，非常软弱无力！）

“她最好去，”黑兹说，“也不会光是玩耍。夏令营是雪莉·霍姆斯组织的——你知道，就是《营火少女》那本书的作者。营地生活会教多洛蕾丝·黑兹在许多方面得到成长——健康、知识、性情。特别是对别人的责任感。我们要不要拿着蜡烛到外面的门廊上去坐一会儿？还是你这就想上床睡觉，让那颗牙不再疼呢？”

让那颗牙不再疼。

[1] 基督教是从希伯来人中兴起的，所以这么说。

一五

第二天，她们开车到闹市区去购买营地生活需要的用品：购买任何穿戴的衣物都会对洛产生奇妙的效果。晚饭时她似乎又现出了平日那种爱好讥讽的神气。饭后，她立刻上楼去到自己的房间，埋头翻看买来供她下雨天在奎营地翻阅的连环漫画册（到星期四她已经把这些连环漫画册彻底翻阅过了，就留着没带）。我也退进我的巢穴，写几封信。我的计划是动身到海滨去住上一阵子，等到学校开学的时候，再回来住在黑兹家；因为我已经知道没有这孩子我就无法生活。星期二，她们又去买东西，并说在她们外出的这段时间里要是营地女主人打电话来，就请我接一下。她倒真打电话来了。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得到机会回忆我们这次愉快的交谈。那个星期二，洛在她的房里吃晚饭。在跟她母亲惯常地争吵了一次后，她哭了很久，于是像以前几次一样，她不希望我看到她红肿的眼睛：她面色娇嫩，大哭一场以后就变得满是泪痕，涨得通红，病态地显得十分迷人。我对她在我个人的审美观点上所犯的错误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就爱波堤切利[1]那种淡红的色调，那种自然的玫瑰色的嘴唇，那些湿漉漉的、缠结在一起的睫毛。自然，她的羞怯的怪念头使我失去了许多次华而不实地获得安慰的机会。然而，其中的意义还不止是我以为的那样。当我们坐在黑的走廊上的时候（她的红蜡烛给一阵疾风吹灭了），黑兹惨淡地笑了笑，说她已经告诉洛她心爱的亨伯特完全赞成整个夏令营的主意。“这下子，”黑兹接着说，“那孩子又大发脾气，借口说，你和我想要把她甩掉；实际的原因是，我告诉她明儿我们要把她硬逼着我替她买的一些过于花哨的睡衣等换成素净一点的织物。你瞧，她把自己看作一个小明星；我却只把她看作一个结实、健康但相貌绝对平常的孩子。我看这就是我们吵闹的根源。”

星期三，我设法在洛经过的时候拦住了她一会儿：当时她穿着一件圆领运动衫和一条绿花的白短裤，正在楼梯平台上的一个大皮箱里翻找东西。我说了一句表示友好的、逗趣的话，但她只哼了一声，并没有用眼睛看我。气息奄奄的亨伯特不顾一切，相当笨拙地在她的尾骨上拍了一下，而她却用已故的黑兹先生的一个鞋楦回了他一下，打得他很疼。“你这两面三刀的家伙，”她说。我揉着胳膊，慢吞吞地走下楼去，露出一脸悔恨的神色。她不肯放下架子，来同亨·和妈妈一块儿吃饭；洗了头，就抱着漫画书上了床。星期四，镇静的黑兹太太开车把她送到奎营地去。

正如比我伟大的作家所说的那样：“让读者去想象吧”，等等等等。转念一想，我还是让这类想像遭到意想不到的波折为好。我知道我已经永远爱上洛丽塔了，但是我也知道她不会永远是洛丽塔。到一月一日，她就十三岁了。再过差不多两年，她就不再是一个性感少女，而变成一个“年轻姑娘”，随后再变成一个“女大学生”——最最讨厌的人物。“永远”这个词是仅就我自己的激情而言，仅就反映在我血液中的那个不朽的洛丽塔而言。那个髂嵴还没有展开的洛丽塔，那个今天我可以抚摸、鼻嗅、耳听、眼观的洛丽塔，那个嗓音刺耳、长着一头浓艳的褐发的洛丽塔——前面梳着刘海，两侧形成涡状短发，背后则是一绺一绺的鬈发，黏答答、热呼呼的颈项，嘴里满是粗鄙的词汇——“糟透了”、“顶呱呱的”、“肉感的”、“傻瓜”、“讨厌鬼”——那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可怜的卡图卢斯[2]永远赢不了。因此我怎么经受得住在夏天失眠两个月而见不到她呢？在她的性感少女时期的最后两年中整整有两个月都见不到她！我是否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愁眉苦脸的老派的姑娘，样子粗笨的亨伯特小姐，把我的帐篷搭在奎营地的外边，一心希望营地上的那些肤色褐黄的性感少女会嚷道：“让我们收下这个嗓音低沉的背井离乡的人[3]吧，”随后就把这个神情忧伤、露出羞怯的笑容的大脚贝尔特[4]拉到她们质朴的家中。贝尔特于是就跟多洛蕾丝·黑兹睡在一起！

空洞无聊的梦想。两个绮丽美好的月份，两个温柔旖旎的月份，就会给永远地浪费掉，而我除了做些微不足道的琐事，mais rien，[5]对其毫无办法。

可是，那个星期四，一滴难得的蜂蜜倒确实落进了橡果的壳斗。黑兹预备一大早开车把她送到营地上去。一听到出发前的各种杂乱的声音，我就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把身子探到窗外。在白杨树下，汽车已经给发动了。路易丝站在人行道上，手搭凉篷，仿佛那个小游客已经驶到初升的太阳中去了。那个手势结果做得太早了。“快点儿！”黑兹喊道。我的洛丽塔半个身子已经到了车里，正想砰的关上车门，摇下车窗玻璃，朝路易丝和白杨树（她就此再也没有见到的路易丝和那些白杨树）挥手告别，忽然中断了命运的运转：她抬头看了看——接着就又往回跑进房子（黑兹在她身后拼命地叫唤）。不一会儿，我就听见我的心上人跑上楼梯。我的心极为有力地不断膨胀，几乎都把我毁了。我急忙拉起睡裤，猛地把门拉开；就在这当儿，洛丽塔穿着外出穿的连衣裙，气喘吁吁，踏着重重的步子，正好到了，接着便扑到我的怀里，她那纯洁无邪的嘴在男子汉狠毒的嘴凶猛的亲吻下变得软绵绵的，我的心房突突乱跳的宝贝儿！在接下去的那个瞬间，我听见她——充满活力，没有受到欺负——噔噔噔噔的跑下楼去。命运重新开始运转。那条白皙的腿给拉上车去，车门砰的一声关上——又重关了一下——驾车的黑兹使劲扳着方向盘，口红涂得很厚的嘴唇上下翕动，说着什么无法听见的气话，开车把我的宝贝儿带走了。而她们或路易丝都没注意到，病恹恹的老奥波西特小姐正在她那爬满青藤的走廊上虚弱无力而又颇有节奏地挥着手。

[1] 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著名画家，以善于描绘肉感而忧郁的妇女闻名。淡红色是他的代表作《春》（Primavera）里司美丽、温雅、欢乐等三女神幻象中最明显的色彩；“润湿、缠结的眼睫毛”贝提指他的《维纳斯的诞生》（The Birthof Venws）那幅名画。

[2] Gaius Yalerius Catullus（约前84—前54），古罗马抒情和讽刺诗人。亨·亨的“那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模仿了卡图卢斯对他的迷人的莱斯比亚的呼唤。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不久，”逃难的人被正式称为“背井离乡的人”，英文为Displaced Persons，缩写是D.P.。

[4] Berthe au Grand Pied，法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的母亲。

[5] 法文，微不足道的琐事。

一六

我的手掌心里仍然充满了象牙般的洛丽塔——充满了对她那发育前期向内弯曲的脊背的感觉，也就是我抱着她时，隔着薄薄的连衣裙上下抚摸她的肌肤的那种象牙般光润、滑溜的感觉。我大步走进她的乱七八糟的房间，猛地拉开壁橱橱门，钻到一堆曾经接触过她的皱巴巴的衣服中间。其中特别有一件粉红色的衣衫，质地单薄，已经破了的线缝处微微有股刺鼻的气味。我用它裹着亨伯特的巨大充血的心房。心中涌起一阵激动纷乱的情绪——但我不得不丢下这些东西，赶快恢复镇定，因为这时我听到了女佣在楼梯上轻轻地唤我的软绵绵的嗓音。她说她有封信要交给我；接着听到我不假思索表示的谢意后，亲切地回了句“您别客气”，善良的路易丝就把一封没贴邮票、外表干净得出奇的信交到我颤抖的手里。

这是一份供状：我爱你（信就这样开始了。有一刹那，我误会了，错把信上歇斯底里的潦草笔迹当作一个女学生的信笔涂抹）。

上星期天在教堂里——你真坏，不肯去看我们漂亮的新窗户！——就在上星期天，亲爱的，当我向主请示对这件事究竟该怎么办的时候，我才受到启示，叫我采取目前这样的行动。你瞧，根本没有别的办法。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了你。我是一个感情热烈的孤独的女人，你就是我生命中的恋人。

现在，我最最亲爱的人儿，mon cher， cher monsieur，[1]你已经看了这封信；现在你知道了一切。因此，请你是否立刻收拾好行李就离开。这是一个女房东的吩咐。我在把一个房客打发走。我在把你撵出门去。走吧！快走！Departez！[2]如果我来回都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行驶，又没出什么事故（但是出了事故又有什么关系？），那我在晚饭时就会回来，我不希望看见你还在家里。务必请你马上离开，就是现在，甚至不用把这封荒唐的信看完。走吧。再会。

chéri，[3]情况十分简单。当然，我完全肯定我对你算不了什么，压根儿算不了什么。是啊，你喜欢跟我谈话（戏弄我这个可怜的人），你已经变得喜欢我们的舒适怡人的屋子，喜欢我爱好的书籍，喜欢我的美丽的花园，甚至喜欢洛的吵吵闹闹的样子——但我对你却算不了什么。对吗？对。就你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看了我的“供状”以后，你按照你的隐晦、浪漫的欧洲方式认定我对你还有一定的吸引力，正好可以利用这封信来跟我调情，那你就是一个罪犯——比奸淫幼女的诱拐犯还要恶劣。你瞧，chéri。如果你决计留下来，如果我发现你还在家里（我知道不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这样继续往下写的缘故），你留下来这个事实只意味着一件事：你也像我需要你那样需要我：作为一个终生伴侣；你预备把你的生活跟我的生活永远、永远连接在一起，并且做我小女儿的父亲。

让我再东拉西扯地胡说上一会儿吧，最亲爱的人儿，因为我知道这封信这会儿已经给你撕成（字迹无法辨认的）碎片，扔到抽水马桶里抽掉了。最亲爱的人儿，mon très， très cher，[4]在这个神奇的六月里，我为你建造了怎样一个爱的世界啊！我知道你多么矜持，多么“英国派”。你那老派的含蓄，你那稳重得体的观念可能会因一个美国姑娘的大胆冒失而受到震动！你总不让人见到自己最强烈的感情，看到我把自己可怜的受过伤害的心这样暴露出来，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小傻瓜。在过去的岁月里，我经受了许多失意的事。黑兹先生是一个极好的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他偏偏比我要大二十岁，而且——得了，我们还是别去谈论过去吧。最亲爱的人儿，如果你不顾我的请求，一直看到这封信的苦涩的结尾，那你的好奇心一定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不要担心。把信毁掉，走吧。别忘了把钥匙放在你房间里的书桌上。请在一张小纸片上留下地址，这样我好把到这月底欠你的十二块钱还给你。再见，亲爱的。为我祈祷吧——要是你祈祷的话。

夏·黑

我在此让读者看到的是我记得的那封信的内容，而我记得的那封信的内容又是我逐字逐句记下的（包括那些糟透了的法文）。原来的信至少还要长两倍。我略去了一个当时多多少少跳过去的抒情段落，讲的是洛丽塔的弟弟，他两岁的时候死了，那时洛丽塔四岁，她说不然我会多么喜欢他。让我想想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对了。“抽水马桶里抽掉”（那封信倒确实给扔进了抽水马桶）这几个字很有可能是我自己实事求是所作的贡献。她大概请我专门点个火把信烧了。

我的头一个念头是厌恶和退避。我的第二个念头则像一位朋友镇定的手放到我的肩头，吩咐我不要性急。我照着做了。我从迷乱中清醒过来，发觉自己仍旧在洛的房间里。从一本华而不实的杂志上扯下的一整页广告钉在床头的墙上，正好在一个低吟歌手的嘴和一个电影女演员的眼睫毛之间。广告上是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丈夫，他那爱尔兰人的眼睛里露出一种精力衰竭的神色。他正在试穿某某公司裁制的一件晨衣，手里托着某某公司制作的一个桥形托盘，里面摆了两份早餐。托马斯·莫雷尔[5]牧师写的那篇传奇作品把他称作一个“征服的英雄”。（广告上看不到的）那个被彻底征服的女人大概正半撑起身子来拿她在托盘里的一份早餐。跟她同床的那个家伙怎么没有弄脏衣服就把那个桥形托盘托起，不大清楚。洛对着那个形容枯槁的情人的脸开玩笑地画了一个箭头，并且用印刷体大写字母写了：亨·亨。真的，尽管年龄相差几岁，却惊人地相似。在这张广告下面是另一张图片，也是一张彩色广告。一个著名的剧作家正一本正经地在抽一支骆驼牌香烟。他总抽骆驼牌。从这张图片上看不出什么相似之处[6]。在这张图片下面，就是洛的纯洁的床，床上乱扔着一些“连环漫画”册。床架上的瓷漆已经剥落，在白架子上留下一些多少成圆形的黑色斑点。等我确信路易丝已经走了以后，我就在洛的床上躺下，把那封信又看了一遍。

[1] 法文，我亲爱的，亲爱的先生。

[2] 法文，离开！夏洛特用错了字，正确的字应是“partez”

[3] 法文，亲爱的。

[4] 法文，我最最亲爱的。

[5] Thomas Morell（1703-1784），英国古典文学学者，曾写了《看啊，征服的英雄来了》那首歌谣。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讲到勾引莫利的布莱泽斯。博伊兰时，曾加以引用。

[6] 剧作家指奎尔蒂。“从这张图片上看不出什么相似之处”，是指上文说他像奎尔蒂一事。

一七

陪审团的先生们！我不能发誓说跟手头这桩交易有关的某些意念——假如我可以杜撰一个短语的话——以前没有掠过我的心头。不过我心里并没有按照任何合乎逻辑的形式，或者因为这些动机与回忆起的任何场合有联系而把它们保留下来；但我不能发誓说——让我再重复一遍——在我朦胧的思想中，在我隐秘的恋情中，我没有胡乱地动过这种意念（草草地再拼凑一个短语）。也许有好多次——一定有好多次，如果我了解我的亨伯特的话——我曾经把下面这样一个念头提出供自己超然地检阅：娶一个在广大、阴暗的世界上留有不止一个亲属的成熟老到的寡妇（比如说，夏洛特·黑兹），只是为了好对她的孩子（洛，洛娜，洛丽塔）为所欲为。我甚至预备告诉折磨我的人说也许有一两次，我曾经对夏洛特鲜红的嘴唇、黄褐色的头发和低得危险的领口投去一个鉴赏家的冷冷的目光，并且模模糊糊地试图把她安排在一场貌似真实的白日梦中。我在拷问下承认了这一点。也许是假想的拷问，但更为可怕。我希望可以把话扯开，多告诉你一些pavor nocturnus[1]，它总是在我偶然想起童年随意阅读时见过的一些词语，比如peine forte et dure[2]（准是一个什么“痛苦的天才”想出了这句话！）或是“创伤”、“创伤事件”和“绞架横档”这种叫人恐惧的、神秘的、险恶的词语之后，夜间十分可怕地折磨我。可是我的叙述已经够杂乱的了。

过了一会儿，我销毁了那封信，回到我的房间，左思右想，搔乱我的头发，理好我的紫色晨衣，咬紧牙关发出一阵呻吟。突然——突然，陪审团的先生们，我觉得脸上（通过把我的嘴扭歪了的那副难看的怪相）露出了一丝陀思妥耶夫斯基[3]的狞笑，就像远处一线可怕的阳光。我（在新的、清晰可见的情况下）想象着洛丽塔母亲的丈夫可以尽情加在洛丽塔身上的那些不拘礼节的爱抚。每天，每一天，我都要搂抱她三次。我的所有烦恼都会给排除，我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把你轻轻地抱坐在一个柔和的膝头，在你光润的脸蛋儿上印上父亲的吻……”博览群书的亨伯特啊[4]！

接着，我尽量谨慎小心地，可以说是内心蹑手蹑脚地把夏洛特[5]想象成一个可以凑合的配偶。天哪，我可以勉力把那个为了节约分成两半的葡萄柚，那顿无糖的早餐端去给她。

亨伯特·亨伯特在刺眼的白光下汗流浃背，汗流浃背的警察朝他吼叫，用脚踩他。他把自己的良心彻底抖搂出来，把里边的衬里也扯掉了，现在他预备再写一份“供述”了（quel mot！[6]）。我并不打算和可怜的夏洛特结婚，好用什么粗野、可怕、危险的方式把她干掉，比如在她餐前喝的雪利酒里放上五片二氯化汞把她毒死，或是诸如此类的事；不过一个密切有关的、配制现成药品的念头倒确实在我那能发出响亮声音而又模糊的头脑里丁当作响。干吗把自己限制在我已尝试过的那种腼腆的、遮遮掩掩的爱抚上呢？别的倒凤颠鸾的幻景欢快地晃动着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象自己给母女俩服了一剂强效安眠药水，这样就可以整夜泰然自若地抚弄那个女儿。房子里充满了夏洛特的鼾声，而洛丽塔在睡梦中却几乎无声无息，像画上的女孩儿一样安静。“妈妈，我发誓肯尼根本连碰也没有碰我。”“你不是撒谎，多洛蕾丝·黑兹，就是那是一场噩梦[7]。”不，我不会到那种地步。

梦魔亨伯特就这样暗自筹划，想入非非——欲望和决断（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的两项要素）的红日越升越高，而在一个个阳台上，一个又一个放荡的汉子手里拿着晶莹闪亮的酒杯，为过去和未来夜晚的幸福干杯。随后，形象地说，我把玻璃杯摔得粉碎，大胆地想象着（因为那时候我被那些幻象弄得如醉如痴，低估了自己生来温顺的性格）最终我可以怎样讹诈——不，这个词太重了——一身紫红的大黑兹，要她让我和小黑兹闲混。我只要稍微威胁一下，那个可怜的、溺爱儿女的大鸽子，说假如她不让我跟我合法的养女玩耍，我就要把她遗弃。总之，面对这样一种“令人惊异的求婚”，面对这样一片广阔的、丰富多彩的远景，我就跟古代东方历史预告片中像幻景似的出现在果园里的亚当一样束手无策[8]。

现在，请把下面这段重要的话记下来：我身上的艺术家气质压倒了绅士的气质。在这部回忆录中，我凭着极大的意志力设法使我的文风跟我写的日记的语气和谐一致，我写日记时黑兹太太在我眼里只是一个障碍。我的那份日记目前已经不存在了，但我认为，不论现在我觉得那种语调多么虚伪和讨厌，保持那种语调却是我的艺术责任。幸好我的故事已经叙述到这样一个地步，为了使回忆逼真，我可以不用再侮辱可怜的夏洛特了。

为了免得可怜的夏洛特在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上忐忑不安地走上两三个小时（也许还为了避免把我们俩不同的梦想砸得粉碎的一场正面的撞车事故），我作了一次体贴而失败的尝试，想通过电话在营地上找到她。她半个小时前就离开了，于是我把洛找来，我告诉她——声音颤抖，充满我对支配命运的满足——我就要跟她的母亲结婚了。我不得不重复了两遍，因为有什么东西正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哟，那真好极啦，”她笑着说，“什么时候举行婚礼？等一下，小狗——这儿的这个小狗咬住了我的短袜。听着——”她又补充说她猜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我挂断电话时认识到只要在那个营地上待上两三个小时，就足以用一些新的印象把相貌英俊的亨伯特·亨伯特的形象从小洛丽塔的心上抹掉。但是现在，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等婚礼举行后过上一段适当的时间，我立刻就去把她接回来。“墓地上的香橙花几乎还未凋谢，”像一个诗人可能会说的那样[9]。可是我不是诗人。我只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记录人。

等路易丝走后，我去查看了一下冰箱，发觉里面的食物过于贫乏，于是走到市区，去买了能买到的最丰盛的食物。我还买了一点儿上等烈酒和两三种维生素。我很有把握，在这些兴奋剂和我自身体质的帮助下，到了需要我表现出一股强烈、迫切的激情时，我就可以避免由于冷淡而可能带来的任何窘困。体力充沛的亨伯特一次又一次地使夏洛特出现在自己眼前，就像在一个男子汉的胡思乱想中所见到的那样。她服饰整洁，身段很好，这一点我是可以替她说的；她就像是我的洛丽塔的大姐——只要我不过于实际地去想象她那肥大的屁股、滚圆的膝盖、丰满的胸部、颈项上粗糙的浅红色的皮肤（跟丝绸和蜂蜜相比，显得“粗糙”）以及这个迟钝可怜的家伙—— 一个标致女人的其他一切，也许我可以保持这种想法。

下午转入黄昏，太阳像通常那样从房子的一面转到了另一面。我喝了一杯酒，又喝了一杯，再喝上一杯。菠萝汁调杜松子酒，我最爱喝的混合饮料，总让我精力倍增。我决定着手修剪一下我们那片乱糟糟的草地。Une petite attention。[10]那儿长满了蒲公英，而一条该死的狗——我讨厌狗——则把那些平整的石块弄得脏乎乎的，石块上原来放过一只日晷。大多数蒲公英都从金黄色变成了苍白色。杜松子酒和洛丽塔在我的脑子里跳动，我差点儿被我想收起来的折椅绊倒。血红色[11]的斑马啊！有些打嗝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欢呼——至少我打嗝的声音就是这样。花园后面有一道旧围墙，把我们同邻居的垃圾箱和紫丁香分开，但是我们草地的前端（它沿着房子的一侧向前倾斜）跟街道之间却毫无遮拦。因此，我可以（带着就要去做一件好事的人的假笑）守候夏洛特的归来：那颗牙齿应当给立刻拔掉。我蹒跚地推着手推割草机朝前冲去，草屑在眼前的夕阳里吱吱直叫，一边仍密切注意着郊区街道的那一段。那段街道在遮天蔽日的大树形成的拱道下向内弯曲，随后极为陡峭地往下朝着我们急速伸来，经过老奥波西特小姐那幢爬满常春藤的砖房和（比我们的草地要齐整得多的）坡度很大的草地，最后消失在我们自己前面门廊的后面，而在我快乐地打着嗝、劳动的地方是无法看到门廊的。蒲公英都给铲断了。一股树液的气味和菠萝的芳香混合在一起。两个小姑娘马里恩和梅布尔——近来我总漠然地瞅着她们来来往往（但是有谁能取代我的洛丽塔呢？）——这时朝着那条林阴道走去（我们的草坪街就从那儿直泻而下），一个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另一个在掏纸袋里的东西吃，两个人都用她们快乐的声音大声说话。老奥波西特小姐的花匠兼司机莱斯利是一个和蔼可亲、体格健壮的黑人，他从远处朝我咧着嘴直笑，喊了一遍又一遍，还用手势来加以解释，说我今天真是干劲十足。隔壁富有的废品旧货商养的那条傻呼呼的狗跟在一辆蓝色汽车——不是夏洛特的——后面飞跑。两个小姑娘中比较好看的那个（大概是梅布尔），穿着短裤和没有多少地方好再袒露的三角背心，头发亮闪闪的——潘神在上[12]，一个性感少女！——顺着那条街往回跑来，一边把纸袋揉成一团，随后就给亨伯特先生和夫人住宅的正面挡住，消失在这个精力旺盛的老色鬼的视线以外。从林阴道的绿阴下突然驶出一辆旅行轿车，车顶上还牵挂着一些枝叶，随后绿阴才一下子终止了；那个穿着无领长袖运动衫的司机左手抓着车顶篷，用一种十分愚蠢的速度把车猛地一转，废品旧货商的那条狗在车旁飞奔。我含笑停顿了一下——紧接着，我胸中起了一阵骚动，看见那辆蓝色轿车开回来了。我看见它驶下山坡，消失在屋角后面。我只瞥见她镇定、苍白的侧面。我想到只有等她上了楼，她才会知道我是否已经走了。一分钟后，她脸上带着十分苦恼的神情，从洛的卧室的窗口朝下望着我。我飞快跑上楼去，想在她离开那个房间以前赶到那儿。

[1] 拉丁文，夜晚的恐慌。

[2] 法文，剧烈、冷酷的折磨。

[3] 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俄国著名小说家，是纳博科夫在作品中一贯批评的对象。他曾经说过，并不是所有的俄国人全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喜欢他的俄国人，大多数因为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推崇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家。

[4] 引用的两行诗见英国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Pilgrim age，1812—1818）第3章第116节第1080至1081行。

[5] “夏洛特”也是德国大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1774）中维特情人的名字。

[6] 法文，一个什么样的词啊！

[7] 噩梦，原文是incubus，原来是指压在熟睡人身上的一个恶魔，常试图和妇女交媾。中世纪，欧洲教会和民法都承认有这类恶魔。

[8] 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9] 这是作者玩笑地模仿的一句打油诗。

[10] 法文，一个小小的殷勤。

[11] 血红色，原文是incar nadine，这个词曾出现在英国诗人菲玆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翻译的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1048—1122）的诗集《鲁拜集》（The Rubaiyat）的一节中。

[12] 即“上帝在上”意。潘神是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森林、畜牧神。

一八

如果新娘是个寡妇，而新郎是个鳏夫，如果寡妇在我们了不起的小镇上居住了不到两年，而鳏夫却只居住了不满一个月，如果先生想把整个讨厌的事尽快了结，而太太也带着宽容的微笑表示依顺，那么我的读者，婚礼一般就是一件“不显眼”的事儿。新娘可能会免去不戴那个要把拖到她手指尖的面纱固定住的香橙花冕状头饰，也不用祈祷书托着一朵白兰花。新娘的小女儿可能会给那个把黑和亨结合成为夫妇的仪式增添一点鲜红的色彩；但我知道我对陷入困境的洛丽塔还不敢过于亲切，因此同意不值得把那个孩子从她心爱的奎营地上硬叫回来。

我那soi-disant[1]感情热烈的孤独的夏洛特在日常生活中却平淡无味，爱好交际。而且，我发现虽然她无法控制她的感情或哭声，但她却是一个正派的女人。在善良的夏洛特多少成为我的主妇以后（尽管服了兴奋剂，但她的“紧张、急切的chéri”——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chéri！——开头还是碰上一些麻烦，不过他异想天开地表现出许多传统的亲昵的方式，让她得到了充分的补偿），她立刻问起我跟上帝的关系。我本来可以回答说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倒很开通；但相反却说——说了一套虔诚的陈词滥调——我相信主宰宇宙的神灵。她低头看着手指甲，又问我家族里是否有什么外国血统。我反问她如果我父亲的外祖父，比方说吧，是个土耳其人，她是不是仍乐意嫁给我。她说这倒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她哪天发现我不相信“我们的基督教上帝”，那么她就会自杀。她说得那么一本正经，叫我毛骨悚然。这时我才知道她是一个正派的女人。

噢，她很有教养。每逢她微微打了一个嗝，打断了她流畅的话语的时候，或者她把信封说成“欣封”的时候，她总要说一声“请原谅”；而她对女朋友提到我的时候，总把我称作亨伯特先生。我想要是我有着一股动人的魅力进入当地社会，一定会叫她十分高兴。在我们结婚的那天，拉姆斯代尔《日报》的社交新闻栏里刊登了一小段对我的采访，还附有夏洛特的一张照片，扬起一边眉毛，姓也给印错了（“黑泽”）。尽管出现了这种叫人尴尬的情况，但这样的宣传还是叫她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也使我的角质环[2]十分欢快地抖动起来。夏洛特通过结识洛的大部分同学的母亲以及参与教会事务，在二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设法成为一位即使不算杰出的，至少也是颇受欢迎的公民，但是先前她从来没有出现在报上那个令人激动的rubrique[3]中，是我使她置身在那儿的，埃德加·亨·亨伯特先生（我添上“埃德加”只是为了闹着玩儿），“作家和探险家”[4]。麦库的哥哥在记录的时候，问我写过点儿什么。我告诉他的话，印出来竟然成了“几本论皮科克[5]、雷恩鲍[6]和其他诗人的书籍”。文章中还提到夏洛特跟我彼此认识了好几年，我是她头一位丈夫的远亲。我还暗示十三年前我就跟她有过一段私情，但在报上印出来的时候却没有提到这一点。我对夏洛特说社交新闻栏里想必有一点儿差错。

让我们继续这个奇特的故事吧。当我应邀去享受从房客升为情人的乐趣时，我是否只体味到痛苦和厌恶呢？不。亨伯特先生承认这叫他感到几分得意，也有一点儿淡淡的柔情，甚至还有一丝沿着他阴谋家匕首的锋刃勉强地活动的悔恨。黑兹太太对她的教会和读书俱乐部的学识抱着盲目的信念，她说起话来矫揉造作，而对一个胳膊上长着绒毛的可爱的十二岁孩子，却总是一副严厉、冷淡、轻蔑的态度。我始终没有想到这个虽然相当标致、却也相当可笑的黑兹太太，在我抓住她的时候，竟会立刻变成这样一个楚楚动人、弱不禁风的人儿；当时我们正好在洛丽塔卧室的门口碰上，她颤巍巍地朝门槛那儿退去，一迭连声地说道：“别介，别介，请别这样。”

这场变化使她的容貌大有改观。她的笑容以前显得那么做作，打这时起却现出了倾心爱慕的神采——一种多少有点儿柔和、湿润的神采。我很惊讶地看出这种神采跟洛贪婪地盯着冷饮柜上的一种新调制品或是默不作声地赞赏着我那总是新裁制的昂贵的衣服时的那种空虚、可爱、迷茫的神情颇有几分相似。我深深地给迷住了，在夏洛特跟一个别的女人互相讲述做母亲的苦恼，并且做出女性表示无可奈何的那种美国民族独有的鬼脸（翻起两只眼睛，撇着嘴）的时候，我总注视着她，因为我曾看见洛以孩子气的形式也做过这样的鬼脸。我们上床前总喝一杯掺有苏打水、姜汁酒的威士忌。在威士忌的帮助下，我在爱抚母亲的时候总想法唤起那个女儿的形象。这就是她白皙的腹部，一九三四年我的性感少女曾经像条小鱼盘曲在里面。这头仔细染过的头发，在我的嗅觉和抚摸下都显得那么干枯，但在某些时刻在那张有柱子的床上的灯光下，却具有（就算没有那种质地的话）洛丽塔的鬈发的色泽。在我支配我全新的妻子本人的时候，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就生物学方面而言，这是我可以接近洛丽塔的捷径；洛特[7]在洛丽塔这个年龄，也像她的女儿那样，而且也像洛丽塔的女儿总有一天会表现出的那样，是个妩媚动人的女学生。我叫我的妻子从一大堆鞋子下面（黑兹先生看来特别喜欢鞋子）翻出一本三十年前的照相簿，这样我就可以看看洛特小时候长的是什么样子；尽管光圈没有对好，衣服也不雅致，但我却仍能看出洛丽塔的外形、小腿、颧骨、短小的鼻子等的朦胧的、最初的形状。洛特，洛丽欣[8]。

于是我像雄猫似的悄悄透过岁月的围篱，对着一些阴暗的小窗户朝里窥视。等到她凭借热烈可怜、天真挑逗的爱抚，以丰盈的乳头和壮实的大腿为我做好履行我夜晚的责任的准备时，我吼叫着穿过黑暗、衰萎的林间矮树丛绝望地想要嗅到的，仍是一个性感少女的气味。

我简直没法告诉你们我那可怜的妻子当时多么温柔，多么动人。早餐的时候，在那个明亮得叫人沮丧的厨房里，镀铬的器皿闪闪发光，五金公司赠送的日历挂在墙上，早餐的角落也很精巧（模拟那家夏洛特和亨伯特大学时代在那儿一起喁喁情话的“咖啡馆”），她总穿着红色的晨衣坐在那儿，胳膊肘儿撑在塑料面的餐桌上，手托着脸蛋儿，在我吃火腿蛋的时候带着简直叫人难以忍受的柔情盯着我看。亨伯特的脸可能会因神经痛而抽搐，但是在她眼里，它的俊美和生气却堪与白色的冰箱上晃动的阳光和树叶的影子匹敌。我面无笑容的愠怒在她看来却是爱情的沉默。我的菲薄的收入加到她的甚至更为菲薄的收入中竟使她觉得那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这倒不是因为加起来的总数眼下足以应付中产阶级的大部分需要，而是因为就连我的钱在她的眼里也闪耀着我男性的魅力。她把我们的联合存款账户看作晌午时分南方的一条林荫大道，一边是浓密的绿荫，一边是柔和的阳光，一直延伸到一片美好的远景的尽头，那儿淡红色的大山隐约可见。

夏洛特用五十年的活动填满了我们共同生活的那五十天。这个可怜的女人为许多她早就放弃或从来就不怎么感兴趣的事情忙碌，仿佛（拖长这副普鲁斯特的声调）我娶了我所爱的孩子的母亲，就使我的妻子通过充当代表而重新获得了充沛的青春活力。她以一个陈腐乏味的年轻新娘的热情，着手来“美化这个家”。自从我坐在椅子上脑子里绘制出洛丽塔穿过房子的路线的那些日子以后，我对这个家所有冷僻的角落都熟记在心，早就和它，和它的丑陋及污垢，建立起一种感情上的联系；眼下，我几乎可以感到那所肮脏的房屋畏畏缩缩，不愿忍受夏洛特打算对它进行的淡褐色和赭色粉刷，以及使用油灰、磨轮加粉末的整修，谢天谢地，她始终没有做到那一步，不过她为了洗涤遮光窗帘，给软百叶帘的板条上蜡，购买新的遮光窗帘和新的软百叶帘，把它们送回商店，更换其他的窗帘等确实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她老是忽喜忽忧，时而面带笑容，时而皱眉蹙额，一会儿充满疑虑，一会儿又绷着脸。她对印花装饰布和印花布略作了解，改变了沙发的颜色——那张神圣的沙发，就在它的上面，一个天堂的泡影曾经在我的内心缓缓破灭。她把家具重新布置了一下——等她在一篇有关家政的论文中发现“把一对沙发柜和附属的灯分开是完全可以的”以后，感到十分高兴。在《你的家就是你》的女作者的影响下，她对单薄的小椅子和细长腿的桌子产生了一种憎恶。她认为一个有着大片玻璃和许多富丽的嵌板的房间，是阳刚型房间的实例，而阴柔型房间的特征则是窗户较为细巧，木建部分较为单薄。我搬来的时候发现她在看的那些小说如今已经给有插图的商品目录和家庭管理指南取代。她从费城罗斯福大道四六四〇号的一家商行为我们的双人床订购了一个“缎子面、有三百十二只弹簧的床垫”——尽管在我看来，旧的那个床垫在弹性和坚实耐用方面都足以承受得住不论什么东西。

她跟她已故的前夫一样是中西部人，在一个东部州的宝地——僻静的拉姆斯代尔居住的时间还不太久，未能结识所有正经体面的人。她认识住在我们草地后面一幢摇摇欲坠的木造别墅里的那个生性快活的牙科大夫，但并不很熟。在教会举行的一次茶会上，她见到了当地那个废品旧货商的“势利的”妻子，林荫道转角处那所“殖民地时代的”叫人憎恶的白房子就是那个废品旧货商的。有时，她也去找老奥波西特小姐“聊天”；不过在她拜访过、在草地招待会上见过或者在电话中交谈过的女人当中出身比较高贵的主妇——像格拉夫太太、谢里登太太、麦克里斯特尔太太、奈特太太和别的一些太太那样举止娴雅的女子却似乎难得来拜访我那遭到忽视的夏洛特。说真的，没有任何arrièe-pensée[9]或切合实际的盘算，她唯一与其保持着真正的诚挚友好关系的那对夫妇，就是法洛夫妇。他们刚从去智利的商务旅行中回来，恰好跟查特菲尔德夫妇、麦库夫妇以及其他几个人（但不是琼克太太或更为高傲的塔尔博特太太）参加了我们的婚礼。约翰·法洛是一个沉静的、沉静而健壮、沉静而成功的中年运动器械商人，在四十英里外的帕金顿设有一个办事处。有个星期天，在一次林间散步时，就是他给了我那把科尔特牌手枪的子弹，并且教我如何使用。他还是一个他含笑自称的兼职律师，处理过夏洛特的一些事务。他的相当年轻的妻子（和表妹）琼，是一个长胳膊长腿的女子，戴着有色眼镜，生着一双拳击手的脚、两只尖尖的乳房和一张红艳艳的大嘴。她会绘画——风景画和肖像画；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鸡尾酒会上称赞过她为她的侄女小罗莎琳·霍内克画的那幅肖像：一个脸色红润的小宝贝，身上穿着童子军的制服，头上戴着绿色绒线贝雷帽，腰上系着绿带子，迷人的鬈发披垂到肩头——约翰从嘴里取下烟斗，说可惜多莉（我的多莉塔）和罗莎琳在学校里相互之间那么合不来，但他希望，我们也都希望，等她们从各自的营地上回来以后，她们会相处得融洽一点。我们也谈到了学校。它有缺点，也有优点。“当然，在这儿做买卖的意大利人太多了，”约翰说，“可是另一方面，这儿总算没有——[10]”“真希望，”琼笑了笑插嘴说道，“多莉和罗莎琳正在一块儿度夏。”突然，我想象着洛从营地上回来——皮肤晒得黝黑，热情洋溢，瞌睡蒙，服了麻醉药品——正准备烦躁而愤怒地痛哭一场。

[1] 法文，自命。

[2] 指响尾蛇尾巴上的发声器官。

[3] 法文，专栏。

[4] 指埃德加·爱伦·坡。他的小说《戈登·皮姆历险记》（The Narrative of A.Gordon Pym）号称是一次北极探险的产物。

[5] Thomas Love Peacock（1785—1866），英国诗人和小说家。

[6] Rainbow，即法国诗人兰波，雷恩鲍是他的绰号。

[7] 洛特是夏洛特的爱称。亨·亨还从洛特（Lotte）中看出了洛丽塔（Lolita）。

[8] 亨·亨无疑是想起了歌德的维特管他的夏洛特叫“洛特”和“洛丽欣”。“夏洛特”也是德国大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1774）中维特情人的名字。。

[9] 法文，不可告人的动机。

[10] 约翰预备说，” “总算没有犹太人。琼疑心亨·亨可能是犹太人，所以很圆滑地打断了他的话。

一九

趁眼下情况还算顺利（很快就要发生一场不幸事故），我再多说几句亨伯特太太的情况。我一向清楚她天性中的占有欲，但我从没想到她会对我生活中任何不代表她的事情如此疯狂地嫉妒。她对我的过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她要求我回忆起我所有的情人，这样她就可以让我侮辱她们，蔑视她们，彻底唾弃她们，从而摧毁我的过去。她让我告诉她我和瓦莱丽亚的婚姻。瓦莱丽亚当然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人；不过为了满足夏洛特的病态的欢娱，我还不得不编造，或十分恶劣地虚构出一连串的情妇。为了使她快活，我不得不向她提供一份有关她们的附有插图的目录，完全按照美国广告的规则精细地加以区分。那些美国广告上的中小学生都按照巧妙的人种比例加以描绘，几乎就在前排的正当中，有一个——只有一个，但逗人喜爱得就像广告所要表现的那样——巧克力色皮肤、圆眼睛的小男孩儿。因此我也向她描绘出我的女人，让她们笑盈盈地晃动身子——那个懒洋洋的金发碧眼的女郎，那个脾气暴躁的肤色浅黑的女郎，那个肉感的头发红褐色的女郎——就像在妓院里作出展示。我越是把她们表现得普通平凡，亨伯特太太就越对这种展示感到高兴。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坦白过这么许多事情，也从来没有听别人对我作过这么许多坦白。她谈论她所谓的“爱情生活”，从最初的搂脖子亲嘴到夫妇纵情交欢，表现出的那种真诚和朴实，从道德上讲，跟我伶牙俐齿的创作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从技巧上讲，这两部作品都属于同一类型，因为它们都受到同样的材料的影响（电视连续剧、精神分析和平庸肤浅的中篇小说）。我从这类材料中吸取的是我的人物，而她从这类材料中所吸取的则是表达的方式。据夏洛特说，善良的哈罗德·黑兹有某些异常的性习惯，这些性习惯叫我感到相当好笑，可是夏洛特却认为我的笑很不得体；不过她的自传在其他方面就跟往后她的尸体解剖一样毫无趣味。尽管她吃的是减肥规定的饮食，但我却从没见过一个比她更为健壮的女人。

她难得提到我的洛丽塔——实际上，比她提到那个模糊不清、金发碧眼的男婴还要难得。在所有的人里，只有那个男婴的照片还装点着我们阴暗的卧室。在她的一场无聊的遐想中，她预言说那个死去婴儿的灵魂会以她这次婚姻所怀的孩子的形式重新回到人间。虽然我并不感到怎么特别迫切地想用哈罗德产物的复制品来给亨伯特家传宗接代（我怀着一种乱伦的激动，已经把洛丽塔看成我的孩子），但我却想到明年春天什么时候，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产期加上在一个安全的产科病房顺利的剖腹产和其他的并发症，也许会使我得到机会，单独跟我的洛丽塔一起待上好几个星期——并且让那个柔弱的性感少女咽下一些安眠药片。

噢，她干脆恨她的女儿！我觉得特别恶劣的是，她还特意十分用心地回答手里的一本芝加哥出版的愚蠢的书（《子女成长指南》）上面的各组问题。那些无聊冗长的废话重复了一年又一年，妈妈应该在她孩子的每个生日都填一份表。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洛十二岁那天，娘家姓贝克尔的夏洛特·黑兹在“你的子女的个性”一栏下面的四十个形容词中的下列十个下面划了线：寻衅生事的、吵吵闹闹的、爱找岔子的、多疑的、不耐烦的、动辄生气的、爱打听闲事的、无精打采的、不听话的（划了两道线）和固执的。她对余下的那三十个形容词视而不见，其中包括快活的、乐意合作的、精力旺盛的等。这真叫人恼火。洛的一些小玩意儿胡乱地散放在房子里各个不同的角落，就像好多受了催眠的小兔子似的待着不动。我的可爱的妻子生性宽厚，但她却用在别的情况下从来没有显露出的蛮横无理的态度着手处理和清除洛的这些小玩意儿。那位好太太一点也没有想到有天早上我胃不舒服（这是我想改进她所使用的佐料的结果），无法陪她到教堂去，我竟用洛丽塔的一只套袜哄骗了她。再看看她对我的芬芳馥郁的宝贝儿的来信的态度！

亲爱的妈米和亨米[1]，

希望你们好。谢谢你们给我的糖果。我（划掉了又重写）我把我那件新的毛线衫掉在树林里了。最近几天，这儿一直很冷。我日子过很愉快。爱你们的，

多莉

“这个蠢孩子，”亨伯特太太说，“在‘很愉快’前边漏了一个字。那件毛线衫是全毛的。我希望你没有跟我商量，就不会再给她寄什么糖果。”

[1] Hummy，亨伯特的昵称。

二〇

在拉姆斯代尔几英里外，树林里有一个小湖（沙漏湖——这个词不是我先前以为的那种拼法[1]）。七月底有一个星期，天气非常炎热，我们天天开车到湖滨去。现在，我不得不冗长乏味地详细叙述在一个炎热的星期二上午我们一起在那儿的最后一次游泳。

我们把汽车停在离大道不远的停车场上，沿着穿过松树林通到湖边的一条小路走去。这时夏洛特说起琼·法洛为了寻求罕见的光的效果（琼属于老派的画画的人），在上个星期天清晨五点看见莱斯利“在乌木色的光线里”（像约翰嘲讽地说的那样）游水。

“湖水当时一定很冷，”我说。

“问题并不在这儿，”注重逻辑性的爱人说，“你知道，他不大正常。而且，”她接着说（用的是她那种已经开始影响到我健康的字斟句酌的方式），“我相当肯定地感觉到我们的路易丝爱上那个低能儿啦。”

感觉。“我们觉得多莉表现得不是很好”等等（一份旧的学生成绩报告单上说）。

亨伯特夫妇穿着晨衣和凉鞋朝前走去。

“你知道吗，亨，我有一个充满奢望的梦想，”亨夫人开口说道，把头低了下来——为那个梦想感到害羞——像是在与黄褐色的地面交流，“我倒乐意找个真正受过训练的女仆，就像塔尔博特夫妇提到的那个德国姑娘，让她住在家里。”

“我们没有房间，”我说。

“得了，”她带着嘲讽的微笑说，“chéri，你一定低估了亨伯特家究竟可以住多少人。我们可以把她安顿在洛的房间里。反正我打算把那间小房改成一间客房。那是整幢房子里最冷、最简陋的房间。”

“你在说什么呀？”我问道，颧骨上的皮肤绷紧了（我费心记下这一点，只是因为我的女儿要是有下面这样的感觉——怀疑、厌恶、恼怒——她的皮肤也会如此）。

“是一些浪漫的联想叫你心里烦恼吗？”我妻子问道——暗指她头一次对我的依顺[2]。

“根本不是，”我说，“我只是不知道有了客人或女佣后，你把你的女儿安顿在哪儿。”

“噢，”亨伯特太太一边幻想一边微笑着说，在拖腔迈气地说出“噢”的时候还扬起一边眉毛，轻轻地呼出一口气。“我看压根儿不用把小洛考虑在里面，压根儿不用。小洛从营地就直接进入一所纪律严格的良好的寄宿学校，学生在那儿可以受到正规的宗教教育。随后——就进比尔兹利学院。我把这一切安排好了，你用不着发愁。”

她接着说她，亨伯特太太，只好克服自己积习已深的懒散，给费伦小姐在圣阿尔杰布拉教书的妹妹写信。眼前出现了那个水光耀眼的小湖。我说我把太阳眼镜忘在汽车里了，回去拿了再赶上来。

我过去一向以为绞扭双手是小说里的一种手势——也许是来自某种中世纪仪式的含义朦胧的产物；可是等我走进树林，经过一阵绝望、拼命的思索，认识到最接近于无声表达出我此刻心情的，就是这种手势（“主啊，瞧瞧这些锁链吧！”）。

如果夏洛特是瓦莱丽亚，我就知道该怎样来应付这个局面。“应付”就是我需要的那个词。在从前美好的时光，我只要扭一下肥胖的瓦莱丽亚脆弱的手腕（就是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压到的那只），就可以叫她立刻改变主意，但是那一套对夏洛特来说，是难以想像的。温柔和蔼的美国人夏洛特把我吓倒了。我企图利用她对我的强烈的爱控制她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美梦竟然完全错了。我不敢轻举妄动去破坏她树立起来加以崇拜的我的形象。在她是我的宝贝儿的令人生畏的“女傅[3]”时，我奉承讨好过她，如今我对她的态度里仍然有一种恭顺的意味。我手里唯一的王牌就是她还不知道我对她的洛所怀有的那种荒诞的爱。她看到洛喜欢我心里很不痛快，可是我的感情，她却无从察觉。对瓦莱丽亚，我可能会说：“嗨，你这胖傻瓜，c'est moi qui décide[4]什么对多洛蕾丝·亨伯特有好处。”对夏洛特，我甚至不能（用迎合讨好的镇静的口气）说：“对不起，亲爱的，我不同意。让我们再给那个孩子一次机会。让我做个一年左右她的家庭教师。你有一次亲自对我说起——”实际上，要想不暴露我的用心，我压根儿不能对夏洛特说什么关于那孩子的事。噢，你简直无法想象（我也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些正派女人是什么样子 ！夏洛特对所有日常行为举止的习俗和规矩、食物、书籍以及她过分喜爱的人的虚妄不实都并不留意，但却能立刻辨别出我为了想把洛留在身边而说的随便什么话里的虚假声调。她就像一个音乐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个十分讨厌的粗俗的人，既不机敏又无品位，但是她却会异常准确地判断出音乐中一个走调的音。要摧毁夏洛特的意志，我就得叫她的心破碎。我把她的心弄破碎了，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就也破碎了。如果我说：“要么你让我对洛丽塔随心所欲，你帮我保守秘密，要么我们马上分手，”她就会变得像一个毛玻璃制的女人那样脸色苍白，同时缓缓地说道：“好吧，不管你要再补充或收回什么话，这就是结局。”于是就成了结局。

这就是当时狼狈的处境。我记得跑到停车场，用泵抽出一捧含有铁锈味的水，贪婪地喝了下去，好像它可以给我神奇的智慧、青春、自由和一个小情妇。我穿着紫色晨衣，甩动着凉鞋后跟，在飒飒作响的松树下的一张粗糙的桌子边坐了一会儿。在正面稍远的地方，两个穿着短裤和三角背心的小姑娘从一个标明“女盥洗室”的阳光斑驳的厕所里走出来。嘴里嚼着口香糖的梅布尔（或者梅布尔的替身）吃力地、心不在焉地跨上一辆自行车。马里恩甩了甩头发把苍蝇赶走，随后叉开双腿在车后坐好。她们摇摇晃晃，慢悠悠地、恍恍惚惚地跟光线的明暗融合在一起。洛丽塔！父女俩逐渐隐没在这片树林之中！正常的解决办法是除掉亨伯特太太。可是怎么除掉她呢？

谁也不能造成一场天衣无缝的谋杀，然而机缘却能做到。上个世纪末，在法国南部的阿尔[5]，发生过谋杀一位拉古尔太太的著名案件。在那个女人嫁给拉古尔上校后不久，有个身份不明、留着胡须、身高六英尺的大汉在一条拥挤的街上朝她走去，从背后致命地一连戳了她三刀。据人们后来猜测，这个大汉过去曾经是那位太太的秘密的情人。上校是一个矮小的斗牛狗似的汉子，当时紧紧揪住凶手的胳膊。由于一个神奇、美妙的巧合，就在那个狡猾的凶手预备松开那个愤怒、矮小的丈夫的下巴的当儿（好几个旁观的人这时正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团团围住），靠出事地点最近的那幢房子里有个脾气暴躁的意大利人完全出于偶然地引爆了他正在瞎摆弄的一个爆炸物。街上顿时烟雾弥漫，一片混乱，砖块纷纷飞落，人们四散奔跑。这场爆炸并没有伤到任何人（只把勇敢的拉古尔上校炸昏了）；而那个对拉古尔太太进行报复的情人在别的人逃跑的时候也跟着逃跑了——从此以后一直生活得很幸福。

现在来看看在一个狡猾的家伙亲自策划一场无懈可击的谋杀时，结果会怎么样。

我向前走到沙漏湖边。我们和其他几对“体面的”夫妇（法洛夫妇、查特菲尔德夫妇）下湖游泳的地点是一个小湖湾。我的夏洛特喜欢这个湖湾，因为它几乎成了“一片私人的湖滩”。主要的沐浴设备（或者，像拉姆斯代尔《日报》上有一回所说的，“浸泡设备”）位于沙漏的左（东）边，从我们的小湖湾那儿根本无法看见。在我们的右边，松树林不久就让位给一弯沼泽地，到了对面则又变成了树林。

我在我妻子的身旁坐下，那么悄无声息，她吓了一跳。

“咱们这就下去吗？”她问道。

“一会儿就下去。不要打断我的思路。”

我思索着。一分多钟过去了。

“好吧。下水。”

“你的思路中有我吗？”

“当然有你。”

“希望如此，”夏洛特一边下水一边说道。湖水不久就到了她粗壮的大腿上皮肤起鸡皮疙瘩的地方，接着她把伸出去的两只手合到一块儿，紧抿着嘴，黑色橡皮软帽下面的容貌显得十分平常，扑通一声朝前跃去。

我们缓缓地游到了波光粼粼的湖心。

对岸，至少一千步以外（如果你可以从水上走过去的话），我可以隐约看见两个男人的小小身形，他们像海狸似的在那片湖滩上干活儿。我完全清楚他们是谁： 一个是祖籍波兰的退休警察，一个是退休的管子工，湖那边的大部分林木都是他的。我还知道他们光为了无聊的乐趣，正忙着修建一座码头。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敲打声，似乎比我们从那两个矮子的胳膊和工具上可以辨别出的声音响上不知多少倍。真的，我们猜想这些最高音速效果的操纵人跟那个木偶操纵人彼此并不一致，特别因为每一下小小的敲击发出的有力的噼啪声总落后于视力所见到的情景。

“我们的”那片短短的白沙湖滩——这时，我们已经从那儿往前游了一小段路，快要游到深水区——在不是周末休息日的早晨总是空空荡荡。四周一个人也没有，除了对岸那两个忙忙碌碌的小人儿，还有一架深红色的私人飞机在头顶上嗡嗡飞过，接着消失在蓝天之中。这种环境对一场轻快的、兴奋激动的谋杀真是万分理想。微妙之处在于执法人员和给水人员[6]既近得可以亲眼目睹一场意外事故，同时又正好远得无法看到一场犯罪活动。他们既近得可以听见一个急得发狂的游泳的人拍打着水游来游去，大声叫人去帮他抢救他快要淹死的妻子，同时又远得无法看清（要是他们恰巧抬眼一看的话）那个根本没有发狂的游泳的人正干完了把他妻子踩在脚下的勾当。我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我只是想说要这么干多么容易，当时的环境多么美妙！夏洛特就这样恪尽职守地笨拙地往前游去（她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女人鱼），倒也不是没有某种庄严的乐趣（因为她的男人鱼不是就在她的身旁吗？）。当我带着在未来回顾现在所会具有的那种绝对的清晰（你知道——努力想把事物看清，正如你往后记得它们在你眼里的那种情形）瞅着她那光滑、白皙、被水浸湿了的脸庞（尽管她作了种种努力，但她的脸仍然没怎么晒黑），她的苍白的嘴唇，她那裸露出的凸起的额头，束紧头发的黑软帽和浑圆的、湿漉漉的颈项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做的只是落后一点儿，深深吸一口气，随后一把抓住她的脚踝，迅速带着我俘虏的尸体潜下水去。我说尸体是因为惊讶、恐慌和缺乏经验会使她立刻吸进一加仑致命的湖水，而我在水下却能睁着眼睛至少坚持整整一分钟。这个致命的动作犹如一颗流星的尾迹掠过筹划犯罪活动的黑沉沉的水面。那种情景就像一出可怕的无声的芭蕾舞，男舞蹈演员握着女舞蹈演员的一只脚，猛地往下穿过蒙蒙的湖水。我一边仍在把她往下拽，一边却可以钻出水来吸上一口气，接着再潜下水去，需要潜多少次就潜多少次，直到她完蛋之后才放开喉咙喊叫救命。大约二十分钟以后，等那两个越来越大的木偶驾着一条重新油漆了一半的小划艇赶到时，可怜的亨伯特·亨伯特太太，这个痉挛或冠状动脉闭塞或是两病齐发的牺牲者，就会在沙漏湖明媚的湖面下三十多英尺的墨黑的淤泥里头朝下竖立在那儿。

怪简单的，不是吗？可是你们看怪不怪，各位——我就是不能下手这么做！

她在我身旁游着，一头深信不疑、笨手笨脚的海豹；激情的全部逻辑在我耳旁尖叫： 现在是时候了！可是各位，我就是不能这么做！我默默地回过身子朝岸边游去；她也沉着地、尽力地转过身子，恶魔仍在尖声喊着它的意见，而我仍然不能下手把那个滑溜溜的、肩宽体大的可怜的人儿淹死。在我认识到不管明天，还是星期五，还是任何其他日子的白天或夜晚，我都无法下手处死她这个可悲的事实以后，那个尖叫声才变得越来越远。噢，我可以想象自己拍打瓦莱丽亚的不对称的乳房，或是以别种方式弄痛她——我还可以同样清楚地看见自己开枪射中她的情人的下腹部，让他“哎唷”一声坐下去。可是我不能杀死夏洛特——特别因为情况总的看来也许并不像那个令人难受的早晨乍看上去显得那么毫无希望。假如我一把抓住她的强健有力、乱踢乱蹬的脚，假如我看到她惊奇的神色，听到她骇人的声音，假如我仍然要把这场严峻的考验进行到底，那她的鬼魂就会在我的一生中始终缠住我不放。如果这是一四四七年，而不是一九四七年，也许我会不顾自己温和的天性，从一块中空的玛瑙中取出一种传统的毒药，一种平和的死亡的麻药来给她吃。可是在我们这个中产阶级的好管闲事的时代，它不会像过去在锦缎装饰的王宫中惯常奏效的那样奏效。现今，如果你想要当个杀人犯，你就得是一个科学家。不，不，我两者都不是。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大多数渴望跟女孩子保持一种刺激的、发出美妙的呻吟的身体（而不一定是两性）关系的性罪犯，都是一些消极、无害、胆怯和机能不全的陌生人，他们只要求社会允许他们从事他们那种实际上无害的、所谓反常的行为，从事他们私下干的一些炽热、愚蠢、无聊的性变态行为，而不受到警察和社会的严厉的制裁。我们不是性的恶魔！我们并不像大兵那样强奸妇女。我们是一些不快乐的、性情温和、目光哀怨的上流人士，智力非常平衡，可以在成年人面前控制自己的冲动，但只要有机会去抚摸一个性感少女，就准备少活上不少年去达到目的。我们断断不是杀人凶手。诗人从来就不杀人。哦，我的可怜的夏洛特，你待在永恒的天堂里，在沥青和橡皮、金属和石头的永恒的炼金术中可千万不要恨我——而要感谢上帝，不用水，不用水！

然而，客观地说，这次没有出事真是万分侥幸。现在来说说我的理想的犯罪寓言的高潮。

我们在令人口干舌燥的阳光下在毛巾上坐下。她向四周看了看，解开了胸罩，翻过身俯卧着让脊背有机会晒晒太阳，她说她爱我，说完深深叹了一口气。她把一只胳膊伸到晨衣口袋里去掏她的香烟，接着坐起身子抽烟。她仔细看了看自己右面的肩膀，张开有烟味的嘴使劲儿亲了我一下。忽然，在我们后面沙岸的矮树丛和松林底下，有块石子滚了下去，接着又是一块。

“这些讨厌的、爱偷看的孩子，”夏洛特说，一边把她的大胸罩拿起来遮着乳房，随后又伏下身子。“我得把这件事跟彼得·克雷斯托夫斯基说说。”

从那条小路的路口传来一片沙沙声，一阵脚步声，琼·法洛拿着她的画架和其他东西从那儿走了过来。

“你把我们吓了一跳，”夏洛特说。

琼说她一直在上边那儿，在一个绿荫遮蔽着的地方暗自察看大自然（暗探间谍一般是要枪毙的[7]），极力想完成一幅湖景，但是她画得不好，因为她一点儿也没有才气（这倒是真的）——“你尝试过画画吗，亨伯特？”夏洛特对琼有点儿嫉妒；她想知道约翰是否也要来。

他也要来。今儿他回家来吃午饭。他是在到帕金顿去的路上把她放下车的，这会儿随时都可能来接她。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她总觉得在这种美好的日子让卡瓦尔和梅兰普斯[8]给皮带拴着对它们不够爱护。她夹在夏洛特和我之间在白色的沙滩上坐了下来，她穿着短裤，她那褐色的长腿几乎像一匹栗色母马的腿一样叫我着迷。她笑的时候就露出她的牙龈。

“我差点儿把你们俩也放到我画的湖景中去了，”她说，“我甚至注意到有件事你们忽略了。你（对亨伯特说）戴着手表就下水啦，是的，先生，你戴的。”

“防水的，”夏洛特轻声说，一面嘟起嘴来。

琼把我的手腕拉过去放到她的膝头，仔细察看夏洛特送给我的礼物，随后把亨伯特的手放回到沙滩上，掌心朝上。

“那样你什么都可以看见，”夏洛特卖弄风情地说。

琼叹了一口气。“有一次我看见，”她说，“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在这儿野合。他们的影子简直像巨人似的。我也告诉过你汤姆森先生在天刚亮时干的事儿。下一次，我指望看见肥胖的老艾弗光着象牙色的身子。他真是个怪人，这个家伙。上次他给我讲了他侄儿的一桩完全猥亵的事情。看来——”

“喂，”约翰的嗓音这么喊道。

[1] 前面作“镜湖”。亨·亨对他的“未经修改的”草稿中的“错误”都不作订正。

[2] 就是在那间房里。

[3] duenna，西班牙或葡萄牙家庭中，照看、陪伴少女的年长妇女，家庭女教师。

[4] 法文，该由我来决定。

[5] Arles，在罗讷河上。

[6] 指管子工。

[7] “察看”，原文用的是spying,spy作名词用是“暗探、间谍”意，所以这么说。

[8] 卡瓦尔和梅兰普斯是法洛家养的两条狗。

二一

我不高兴的时候默不作声的那种习惯，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儿，我不高兴时默不作声的那种冷淡可憎的特征过去总把瓦莱丽亚吓得不知所措。她总是抽抽搭搭，哭哭啼啼，说，“Ce qui me rend folle, c'est que je ne sais à quoi tu penses quand tu es comme ça。[1]”我也对夏洛特试着保持沉默——而她却只是嘁嘁喳喳地继续说着话儿，压根儿不把我的沉默当回事儿。真是一个叫人惊讶的女人！我总退到我以前的那间房里，如今那儿成了一个正式的工作室，嘟哝说我毕竟还有一部学术性的论著要写，而夏洛特也就欢欢喜喜地继续美化家庭，写几封信，在电话上声音柔和颤动地说着话儿。我从窗户里透过好像上了漆似的颤动的白杨树叶，可以看见她穿过街道，心满意足地去给费伦小姐的妹妹寄信。

在我们最后一次去过沙漏湖那静止的沙滩以后的那个星期，不是有零星阵雨就是阴天，那是我记得的最叫人郁闷的一周。接着出现了两三道朦胧的希望之光——在最终的阳光突现之前。

这时我想到自己有一个很有条理的健全的头脑，还是利用一下为好。假如我不敢干涉我妻子为她那（待在毫无希望的远方晴朗的天气里，每天皮肤都给晒得越来越黑，性子变得越来越热烈的）女儿拟定的计划，我却肯定可以想出一种一般地表示自己权威的方式，这种方式往后也许可以用于某个特殊的场合。一天晚上，夏洛特本人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我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要告诉你，”她舀起一瓢汤，脉脉含情地望着我说，“秋天，我们俩到英国去。”

我一口喝下我的那瓢汤，用粉红色的餐巾纸揩了揩嘴（哦，米兰纳大饭店的凉爽、华美的餐巾啊！），说道：“我也有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要告诉你，亲爱的。我们俩不去英国。”

“哟，怎么回事？”她说，一边——带着比我料想的更为诧异的神色——望着我的手（我正不自觉地把那张无辜的粉红色餐巾纸叠好、撕开、揉皱、再撕开）。不过我的笑脸却使她多少安下心来。

“问题十分简单，”我答道，“即便在最和睦的家庭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也不是所有的决定都由太太作出。有些事情得由丈夫决定。我完全想象得出像你这样一个健康的美国姑娘，遇到跟邦布尔夫人——或者冻肉大王萨姆·邦布尔，再不然跟一个好莱坞的荡妇乘同一条远洋客轮横渡大西洋时心里所必然感到的那种激动。我也并不怀疑，在你跟我给描绘成，你两眼坦诚、明亮，我抑制住心头的羡慕赞赏望着宫廷卫兵、红衣禁卫军、伦敦塔的卫士[2],或者不管称作什么名称的守卫时，我们会给旅行社当作一幅相当漂亮的广告。可是我恰好很不喜欢欧洲，包括快乐、古老的英格兰。你很清楚，我对那个腐朽的旧世界只有一些十分黯淡的联想。你的杂志里的彩色广告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

“亲爱的，”夏洛特说，“我真——”

“不，等一下。目前的问题只是偶然发生的。我关心总的趋势。当你要我放下我的工作，把下午用在到湖上去晒日光浴的时候，我欣然地依了你，并为了你而成了一个晒得黝黑、富有魅力的男子，而不继续当学者和，唔，教师。当你领着我去跟可爱的法洛夫妇打桥牌、喝威士忌酒的时候，我也温顺地跟着你。不，请等一下。当你装饰你的家的时候，我也不干涉你的计划。当你决定——当你对各种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我可能完全，或者比如说，部分与你的意见不合——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并不理会个别的问题，但我不能不理会一般的问题。我喜欢由你来支配，但是每种游戏都有它的规则。我并不是闹别扭，我压根儿不是爱闹别扭。别再那么做。我也代表这个家的一半，有一个虽然微小但还清楚的发言权。”

这时她来到我的身边，跪了下来，慢慢地但十分激烈地摇着头，揪着我的裤子。她说她始终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她说我是她的统治者和神明。她说路易丝已经走了，让我们马上上床亲昵吧。她说我非得原谅她，否则她会死的。

这桩小事令我十分得意。我轻声告诉她这不是一件需要请求原谅的事，而是一个改变作风的问题。我决心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充分加以利用，花了不少时间，冷漠、阴郁地着手写书——或者至少是假装在着手写书。

我以前房间里的那张“工作室卧榻”早已变成它原本一直就是的沙发。夏洛特从我们最初结合的时候起就告诉我要把那间房慢慢改成一个正式的“作家书斋”。在“英国事件”过去后两三天，我正坐在一张十分舒适的新安乐椅上，膝头放着一大卷书，夏洛特用无名指敲了敲门，漫步走进房来。她的动作和我的洛丽塔的动作有多不同啊！洛丽塔过去穿着她那脏乎乎的蓝牛仔裤来看我的时候，身上总散发出性感少女地域的果树林里的芬芳，显得拙手笨脚，疯疯癫癫，又似乎有点儿堕落，衬衫下面的纽扣也没有扣好。不过，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在小黑兹的莽撞无礼和大黑兹的沉着镇定的背后，都流动着一种不易捉摸的活力，散发出同样的气息，嘟哝着同样的声音。有个了不起的法国大夫有次告诉我父亲，在近亲中，连胃的最轻微的咯咯声也有着同样的“声响”。

夏洛特就这样漫步走进房来。她觉得我们之间的一切都不大和谐。前一天和再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刚上床，我就假装睡着了，天一亮就起身。

她温柔地问我她是不是“打扰了我”。

“这会儿没有，”我说，一边把《少女百科全书》C卷翻转过来，细看（印刷工所说的）“底边”上印的一幅图。

夏洛特走到一张有一个抽屉的仿桃花心木小桌子面前，把一只手放在桌上。这张小桌子无疑样子十分难看，但是这对她并没有什么影响。

“我一直想要问你，”她说（用的不是卖弄风情，而是讲究实际的口吻），“为什么把这东西锁起来？你要把它搁在这间房里吗？样子真是无比蠢笨。”

“让它去吧，”我说道。当时我正翻到在“斯堪的纳维亚的露营”[3]。

“有钥匙吗？”

“藏起来了。”

“噢， ……”

“把情书锁起来了。”

她用那种受伤的母鹿的目光瞅了我一眼，叫我感到异常恼火，随后因为不大清楚我的话是否当真，也不知道怎样把谈话继续下去，她就站在一旁看我缓缓地翻了好几页（校园、加拿大、袖珍照相机、糖果），凝视着窗玻璃而不是玻璃外面，同时用玫瑰红杏仁形的尖利指甲敲打着它。

不久（我翻到“划独木舟”或“灰背野鸭”），她走到我的椅子旁边，悠闲而沉重地一屁股在椅子扶手上坐了下来，我周围立刻充满了我头一个妻子也用过的那种香水的气味。“阁下是否愿意就在这儿度过秋天呢？”她问道，一边用小手指指着东部很保守的一个州的一幅秋景。“为什么？”（说得十分清楚，又很缓慢。）她耸了耸肩膀。（大概哈罗德过去总在这种时候休假。渔猎开放的季节。对她产生了条件反射。）

“我想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她仍然用小手指指着说道，“我记得那儿有一家旅馆，‘着魔猎人’，样子古朴，是不是？食物非常精美。而且谁也不打搅谁。”

她把脸贴在我的鬓角那儿摩擦。瓦莱丽亚不久就不这么做了。

“晚饭你想吃点儿什么特别的菜，亲爱的？约翰和琼待会儿要过来坐坐。 ”

我哼了一声作为回答。她亲了亲我的下嘴唇，欢快地说她要去烘一块蛋糕（这是从我做房客的日子起就开始的一个传统，认为我爱吃她烘的蛋糕），说完就不来打搅我的清闲了。

我小心地把翻开的书放在她坐过的地方（书的页数原来像波浪似的直往下翻，但给夹在书里的一支铅笔挡住了），查看了一下藏钥匙的地方： 钥匙忸忸怩怩地藏在我以前用的一把昂贵的旧的安全剃刀下面；在她给我买了一把便宜得多、合用得多的剃刀以后，我就不再使用那把剃刀了。这是一个理想的隐藏处所吗——在剃刀下面，那个有着丝绒衬里的盒子的凹槽里？那个盒子收在装着我的各种不同的业务文件的一个小箱子里。我还能再作出什么改进吗？真奇怪，要想藏点儿东西多么困难——特别当一个人的老婆不断摆弄家具的时候。

[1] 法文，叫我发狂的是，遇到你这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想点儿什么。

[2] 原文为Beaver Eaters，是beefeaters（伦敦塔的卫士）和他们戴的beaver hat（海狸皮帽）的混成词。

[3] 这是百科全书中的一个条目。

二二

我想就在我们最后那次游泳后的整整一个星期，中午的邮班送来了费伦家的二小姐的一封回信。那位小姐写道她刚参加完姐姐的葬礼回到圣阿尔杰布拉。“尤菲米娅摔断了髋骨以后就再也不像原来那样了。”至于亨伯特太太女儿的事，她想告诉我们今年招她入学，时间已经太晚；不过她这个活着的费伦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亨伯特先生和太太一月里把多洛蕾丝带去，也许可以对她的入学作出安排。

第二天吃完午饭，我去找“我们的”大夫，一个十分友好的家伙。他的关怀体贴的态度跟对几种专卖药的绝对信赖，充分掩盖了他对医学的无知和淡漠。洛必须回到拉姆斯代尔来的事实成了一桩令人期待的难得的好事。我想对这件事做好充分的准备。实际上，在夏洛特作出那个冷酷的决定以前，我早已开始行动了。我必须确保在我那可爱的孩子到来的当天晚上，以及接下去的一个又一个夜晚，直到圣阿尔杰布拉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为止，自己掌握一种可以叫这两个人儿酣睡得连任何声音或触摸都无法惊醒她们的手段。在七月的大部分日子里，我试用了各种不同的安眠药粉，在大量服药的夏洛特身上加以试验。我给她服的最后那一剂药（她以为是一小片用来镇静神经的温和的溴化钾镇静剂）叫她整整昏睡了四个小时。我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还用一个橡皮制的男性生殖器[1]形状的手电筒对着她的脸照去。我推她，拧她，扎她——但什么都无法打乱她那平静而有力的呼吸节奏。可是，等我做了吻一吻她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后，她竟立刻醒了过来，像一条章鱼似的精神饱满、身强体壮（我几乎都来不及逃开）。我想这可不成，一定得弄一种更加稳妥的药。当我告诉拜伦大夫他上次的处方治不了我的失眠症时，起先他似乎不大相信。他建议我再试一次，接着就给我看他家里人的照片，转移了一会儿我的注意力。他有一个迷人的孩子，跟多莉的年龄相仿；可是我看穿了他的花招，坚持请他开出现有的最强劲有效的药片。他建议我去打高尔夫，但最后同意给我一种照他说是“真正有效的”药。说着，他走到一个柜子前面，拿出一小瓶蓝紫色的胶囊，一头有一圈深紫色的边。他说这种药刚给投放到市场上，不是用来治疗那些适当地饮上一口水就能使他们镇静下来的神经病人，而只是用于治疗那些无法入睡的伟大的艺术家，他们为了能活上几个世纪，不得不先死去几个小时。我爱愚弄大夫，尽管当时心里十分高兴，但还是怀疑地耸了耸肩膀，把药片放进口袋。顺便说一句，我对他也得小心在意。有一次，说到另外一件事的时候，我愚蠢地失口提到了我最后住过的那家疗养院，我似乎看见他的耳垂抽动了一下。我一点也不希望夏洛特或是哪个别的人知道我过去的那段日子，因而连忙解释说以前为了写一部小说，我曾在精神病人中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不过没有关系；这个老流氓确实有一个可爱的小妞儿。

我精神振奋地离开了他。我用一个手指驾着我妻子的汽车，心满意足地向家驶去。不管怎样，拉姆斯代尔还是有不少明媚的风光。知了不住鸣叫；林荫道上刚洒过水。我平稳地，几乎是滑行地转入我们那条坡度很陡的小街。那天不知怎么一切都很顺利。天那么蓝，树那么绿。我知道阳光灿烂，因为挡风玻璃上映现出我的点火钥匙的样子；我也知道那时正好三点半，因为每天下午来给奥波西特小姐按摩的那个护士穿着白色长统袜和白鞋，正轻快地走下那条狭窄的人行道。跟平时一样，废品旧货商的那条歇斯底里的塞特种猎狗在我驶下坡的时候朝我扑来。跟平时一样，当地报纸放在门廊上，肯尼刚把报纸扔在那儿。

前一天，我已经终止了硬给自己规定的那种冷淡的生活规则；这时我推开起居室的门就兴冲冲地发出一声回家的欢呼。夏洛特那乳白色的颈背和红褐色的发髻正对着我，她穿着我头一次遇见她的时候穿的黄色的衬衫和酱紫色的宽松长裤，坐在房犄角的书桌旁写信。我的手仍然握着门把手，亲切地又喊了一声。她写字的手停了下来。她静坐了一会儿，随后在椅子上缓缓地转过身来，胳膊肘儿搁在曲线形的椅背上。她的脸因为情绪激动而变了样子，在她盯着我的双腿说话的时候毫无风韵可言。她说：

“黑兹那个女人，那个大婊子，那个老娘们，那个讨厌的妈妈，那个——又老又蠢的黑兹不再是你愚弄的人啦。她已经——她已经……”

我的美貌的指控者停下来，把她的怨恨和泪水都咽下肚去。不管亨伯特·亨伯特说什么——或企图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她接着往下说道：

“你是个恶魔。你是个讨厌、可恶、不道德的骗子。 要是你敢靠近——我就要朝窗外大声喊叫。走开！”

我想再说一句，不管亨·亨小声咕哝了一些什么，也都可以省略。

“今晚我就离开。这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决不会，决不会再见到那个不要脸的小鬼啦。滚出这间房去。”

读者，我就走出房去。我上楼来到以前的工作室兼卧室，双手叉腰，相当镇静沉着地站了一会儿，从房门口仔细察看那张遭到洗劫的小桌子，抽屉给拉开了，锁眼里挂着一把钥匙，桌面上还放着另外四把家用的钥匙。我穿过楼梯平台，走进亨伯特夫妇的卧室，镇静地把我的日记从她的枕头下面拿出来，放进口袋。接着我开始下楼，但走到一半又站住脚。电话正好安装在起居室的房门外面，她正在打电话。我想听听她说些什么： 她取消了订购的什么物品，又回进客厅。我重新调整好自己的呼吸，穿过过道，走进厨房。我在那儿开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她从来也无法抵挡苏格兰威士忌的吸引力。接着，我走进饭厅，在那儿透过半开的房门，端详着夏洛特宽阔的后背。

“你这是在断送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我平静地说，“让我们表现得像有教养的人吧。这都是你的幻觉。你疯啦，夏洛特。你找出来的那些笔记不过是一部小说的片断。你的名字跟她的名字完全是偶然放进去的。就因为你们的名字正好现成。好好想想吧。我去给你拿杯酒。”

她既没有回答也没有转过身子，只是继续飞快而潦草地不知写些什么。大概是第三封信（两封装在贴好邮票的信封里，已经放在桌上）。我又回到厨房。

我摆好两个玻璃杯（为圣阿尔杰布拉呢？还是为洛？），拉开冰箱的门。在从冰箱的冷冻室里往外取出冰块的时候，冰箱恶狠狠地朝我吼叫。重写一下。让她再看一遍。她不会记得细节的。改动一下，编造一番。写个片断，拿给她看，或者随便丢在一旁。为什么水龙头有时会这么吓人地哀叫呢？真是一个糟糕的局面。那一小块一小块枕头形状的冰——是供玩具北极熊洛使用的枕头——在受到温水的作用从小格子里掉出来的时候，发出咔嚓咔嚓、噼噼啪啪、遭受折磨的声音。我把两个玻璃杯碰撞着并排放下，倒进威士忌和少量的苏打水。她不准我多喝酒。冰箱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我拿着玻璃杯穿过饭厅，隔着客厅的门说话。客厅的门开了一条缝儿，连我的胳膊肘儿也伸不进去。

“我给你调了一杯酒，”我说。

她没有回答，这个发疯的泼妇；于是我把杯子放在电话机旁边的餐具柜上，这时电话铃响了。

“我是莱斯利。莱斯利·汤姆森，”喜欢在天亮时游水的莱斯利·汤姆森说，“先生，亨伯特太太给车撞了。你最好赶快前来。”

我也许有点儿急躁地回答说我妻子安然无恙，同时我一手握着听筒，推开房门，说道：

“这个人打电话来说你给车撞死了，夏洛特。”

可是夏洛特并不在起居室里。

[1] 原文obisbos，为古希腊酒神节的狂欢者所戴的橡皮制的男性生殖器，是祭典上的崇拜对象。

二三

我冲出门去。我们那条陡峭的小路的那头呈现出一片奇特的景象。一辆又大又亮的黑色帕卡德牌汽车与人行道（一条格子花呢的旅行毛毯揉作一团丢在那儿）形成斜角，冲上了奥波西特小姐倾斜的草地，呆在那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车门像翅膀似的张开，前轮深深陷入常青的灌木丛中。在这辆汽车的右边，倾斜的草地整洁的草皮上，有个衣着讲究——双排纽扣的灰色套装，圆点花纹的领结——留着白色八字须的老先生仰卧在那儿，他的两条长腿并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个毫无生气的蜡像。我必须把当时一瞬间对视觉造成的影响用一连串的词句表达出来；它们在一页纸上有形的堆砌损害了当时一瞬间的实际感受，损害了那种印象的鲜明的统一： 一堆毛毯、汽车、玩偶似的老人以及手里拿着一个半空的平底玻璃酒杯、 地跑回装了纱窗的门廊上去的奥小姐的护士——可以想像，那个撑起身来、足不出户的衰老的女人正在门廊上尖声喊叫，但声音不够响亮，无法盖过废品旧货商家那头猎狗的有节奏的叫声。那头猎狗从一群人跑到另一群人面前——从一群已经聚集在人行道上、靠近那一小块格子花毛毯的邻居面前又回到它最终追捕到的那辆汽车面前，随后又回到草地上的另一群人面前。这群人里有莱斯利、两名警察跟一个戴着玳瑁眼镜、身体健壮的男人。在这方面，我应当解释一下，巡警之所以在事故发生后几乎还不出一分钟就迅速到场是因为他们正在这片斜坡下面两个街区以外的一条狭窄的横路上向违章停放的汽车开发违章通知；戴眼镜的那个人名叫小弗雷德里克·比尔，就是驾驶那辆帕卡德牌汽车的人；而躺在那片绿油油的草地斜坡上、刚被护士用水泼过的那个老人，则是他的七十九岁的父亲——一个所谓为银行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他并没有昏死过去，只是刚发了或者可能要发轻度的心脏病，这会儿正舒舒坦坦、有条不紊地在恢复。最后，人行道上的那条旅行毛毯（她过去常常不以为然地指给我看人行道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绿色裂纹）正掩盖着夏洛特·亨伯特血肉模糊的遗体。她在匆匆过街到奥波西特小姐的草地角上的那个邮筒去投三封信的时候，给比尔的汽车撞倒了，还给带出去了好几英尺。有个面目清秀、穿着一件肮脏的浅红色上衣的孩子把那几封信拾起来，递给了我。我在裤子口袋里把它们撕成碎片。

三个大夫和法洛夫妇不一会儿也赶到现场，把这件事接过手去。这位鳏夫[1]是一个特别善于自我克制的人，既没有哭泣，也没有叫骂。他走路有点儿蹒跚，这就是他的表现；但他张开嘴巴只是为了对一切与验明、检查和处置一个亡故女人有关所绝对必需的手续作出指示或提供信息；这个女人的头顶心已经混杂成一堆模糊的骨头、脑浆、红褐色的头发和血肉。等他被两个朋友，温和的约翰和眼泪汪汪的琼，安顿在多莉房间里的床上时，太阳仍然红得耀眼。约翰和琼为了守在附近，就退到亨伯特夫妇的卧室去过夜。据我所知，他们可能并没有像这种严肃的场合所要求的那样纯洁无瑕地度过那一晚。

在这部十分特殊的回忆录中，我不必详细叙述葬礼以前不得不处理的那些繁文缛节，或是葬礼本身；那场葬礼实际跟婚礼一样平淡。不过在夏洛特这么轻易地死去以后的那四五天里，有几桩小事却值得一提。

我丧妻后的第一晚喝得烂醉，睡得就跟以前睡在那张床上的孩子一样香甜。第二天早上，我急忙查看口袋里那三封信的碎片。它们已经完全混杂在一起，根本无法再整理成三封完整的信。“……你最好把它找回来，因为我无法买……”我猜想这是写给洛的一封信上的话。其他一些碎片似乎表明，夏洛特打算带着洛逃到帕金顿去，甚至返回皮斯基，以免这个贪婪的家伙夺去她心爱的小宝贝。另外一些碎片纸条（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手指这么强劲有力）显然是一份申请书，不是写往圣阿[2]，而是写往另一所寄宿学校的。据说，那所学校的教学方法非常严厉、陈旧和贫乏（尽管也提供在榆树下的槌球游戏），因而博得了“少女教养院”的绰号。最后，第三封信显然是写给我的。我辨认出了诸如“……经过一年的分居以后，我们可以……”“哦，我最最亲爱的人儿，哦，我……”“甚至比你另外养个女人还要恶劣……”“……或者也许，我会死去……”等这么几条。可是，总的说来，我搜集到的这些零星的材料并没有多少意义；我手掌心里这三封仓促写成的书信形状各不相同的碎片，就跟它们的各条内容在可怜的夏洛特的头脑里一样混乱。

那天，约翰得去会见一个主顾，琼得回去喂狗，于是我暂时失去了朋友的陪伴。那些可爱的人生怕让我一个人待着可能会寻短见，而因为找不到别的什么朋友（奥波西特小姐无法出门，麦库夫妇正在几英里外忙着修建一幢新房子，而查特菲尔德夫妇新近又因自己家里的一场纠纷给叫到缅因州去了），就委托莱斯利和路易丝来跟我作伴，借口帮我整理收拾许多失去了主人的什物。我突然灵机一动，把我从夏洛特的遗物中找出来的一张夏洛特的小照片拿给宽厚、轻信的法洛夫妇看（我们正等着莱斯利受雇前来赴他和路易丝的约会）。她坐在一块圆石头上，在被风吹起的秀发间微笑。那是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个值得记忆的春天照的。当时我因为公务到美国来，曾有机会在皮斯基住了好几个月。我们相识了——产生了一场疯狂的恋情。唉，当时我已经结婚，而她也和黑兹订了婚；可是等我回到欧洲以后，我们通过一个如今已经去世的朋友互相通信。琼望着那张照片小声说她也听到过一些传闻，随后一边望着，一边把它递给约翰。约翰拿下嘴里的烟斗，望着可爱而放荡的夏洛特·贝克尔，接着把照片递还给我。随后，他们离开了几个小时。快乐的路易丝正在地下室里格格笑着，责骂她的情人。

法洛夫妇刚走，一个下巴颏儿发青的牧师就来了——我既不想伤害他的情感，也不想引起他的怀疑，所以设法使这次会面短暂而又与上述两个愿望相符。对，我会把一生都致力于谋求那个孩子的幸福。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我和夏洛特·贝克尔都还年轻的时候她给我的小十字架。我有一个表姐，在纽约是个体面的老处女。我们要在那儿为多莉找一所好的私立学校。噢，多么狡猾的亨伯特！

为了做给莱斯利和路易丝看（他们可能而且也的确向约翰和琼作了报告），我用异常响亮的声音，十分逼真地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假装跟雪莉·霍姆斯谈了一次。等约翰和琼回来的时候，我有意杂乱无章、叽叽咕咕地告诉他们洛跟着中级组去作一次为期五天的远足，一时无法找到，完全把他们给糊弄了。

“主啊，”琼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约翰说这非常简单——他去请克赖马克斯的警察部门帮着寻找远足的人——这要不了他们一个小时。其实，他对那一带乡野也很熟悉，而且——

“嗨，”他接着说，“我干吗不现在就开车上那儿去呢？你可以跟琼一块儿睡”（实际上他并没有加这么一句，不过琼异常热情地支持他的提议，因此这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我完全垮了。我请求约翰让事情顺其自然。我说让那个孩子待在我的身旁，哭哭啼啼，老缠着我，我可受不了。她那么容易紧张，这种经历可能会对她的未来产生影响，精神病大夫分析过这类病例。突然都没人说话了。

“好吧，你是大夫，”约翰有点不客气地说，“不过我毕竟是夏洛特的朋友和顾问。我们想要知道你好歹打算把那孩子怎么办。”

“约翰，”琼喊道，“她是他的孩子，不是哈罗德·黑兹的孩子。你难道不明白吗？亨伯特是多莉真正的父亲。”

“我明白了，”约翰说，“真对不起。是呀，我明白了。我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样当然使问题变得简单了。不管你有什么看法都不会错。”

这个心烦意乱的父亲继续说等到葬礼过后，他会立刻去接他的娇弱的女儿，并且会尽力让她在完全不同的环境愉快地生活，也许到新墨西哥或加利福尼亚去旅行——当然，只要他还活着。

我装扮的彻底失望时的镇静跟疯狂发作前的沉寂十分逼真，因此这对完美无瑕的法洛夫妇就硬把我接到他们家去了。他们有一个很好的酒窖，就像这一带的酒窖那样。这很有用处，因为我害怕失眠和鬼魂显灵。

现在我必须解释一下我不要多洛蕾丝回来的原因。自然，起先夏洛特刚给除去，我成了一个自由的父亲，重新走进那幢房子，一口喝下我调好的那两杯威士忌苏打，又加上一两品脱我“小桶里的酒”，随后走进浴室，避开邻居和朋友们，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头——就是我知道再过几个小时，热情的、褐色头发的、我的、我的、我的洛丽塔就会投入我的怀抱，扑簌簌掉下泪来，我会把她流下来的泪水吻掉，甚至比泪水往外涌得还要快。可是我正睁大眼睛、满脸通红地站在镜子面前，约翰·法洛轻轻地敲了敲门，问我是否人不舒服——我立刻认识到要是我让她待在屋子里那简直是发疯；周围有这么许多爱管闲事的人四处乱转，老图谋着把她从我身边带走。说真的，难以捉摸的洛本人也可能会——谁知道呢？——对我表现出某种愚蠢的猜疑、突然产生的厌恶、莫名的恐惧等等——那样一来，在胜利的时刻就会失去这个迷人的猎获物。

说到爱管闲事的人，我还有另一位来客——朋友比尔，就是把我妻子除掉的那个家伙。他身体笨重，神情严肃，样子像个助理行刑官，他长着一个斗牛狗的下颏和一双乌黑的小眼睛，戴着一副厚边框的眼镜，还有两个十分显眼的鼻孔。约翰把他领了进来，接着便十分乖觉地关上房门，离开了我们。我那形状怪异的客人温文尔雅地说他有一对孪生女儿在我继女的班里，接着便展开了一大幅他为那场事故所画的示意图。这幅示意图正如我继女会说的那样，真是“一个绝妙的玩意儿”，上面有用不同颜色的墨水画的各种给人深刻印象的箭头和虚线。亨·亨太太的轨迹是用一串安排在好几个位置的草草勾勒出的小人儿——像布娃娃那样极小的职业妇女或陆军妇女队队员——就是在统计学中用作直观教具的用品——来表示的。这条路线十分清楚、确凿无误地与一条画得相当醒目、表现了两个连续转向的曲线接触——一个转向是比尔的汽车为了躲开废品旧货商的那条猎狗而作出的（狗并没有给画出来），另一个转向是第一个的一种夸张的延续，表明他想避免这场悲剧。一个漆黑的十字形记号标示出那个勾勒出的苗条的小人儿最终在人行道上安息的地点。我想寻找用来表示我的来客那身材高大、犹如蜡像一般的父亲仰卧在路堤上的那个地点的类似记号，但一无所获。可是那位先生却也作为见证人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名，他的名字就签在莱斯利·汤姆森、奥波西特小姐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下面。

弗雷德里克把他那支蜂鸟似的铅笔既熟练又灵巧地从这点飞到那点，用以说明他的完全无辜和我妻子的轻率鲁莽： 在他避开那条狗的时候，她已经在新洒过水的柏油路面上滑了一下，向前冲去，但她应该做的是朝后退去而不是向前直冲（弗雷德[3]把自己戴了护垫的肩头猛地一扭，作了个示范）。我说这当然不是他的过错，验尸人员也与我的看法相同。

他那乌黑、紧张的鼻孔里呼出急促的气息，他摇了摇头，握了握我的手，随后便以一种savoir vivre[4]、颇有绅士风范的豪爽气派提出支付殡仪馆的费用。他一心指望我会拒绝他的提议。而我却晕头晕脑、感激涕零地接受了他的提议。这叫他吃了一惊。他慢吞吞地、不敢相信地把他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我再次向他表示感谢，显得甚至比先前还要热诚。

由于这场不可思议的会见，暂时消除了我心灵上的麻木。这也并不奇怪！我实际上见到了命运的代理人。我触摸到了命运的肉身——以及它那戴着护垫的肩膀。一场非凡、可怕的变故突然降临，而工具就在那儿。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格局里（急匆匆的家庭主妇、滑溜溜的路面、一条讨厌的狗、陡坡、大型轿车、车轮旁那个丑陋难看的人），我隐隐约约地看出自己所起的卑劣的作用。如果我不是那么一个傻瓜——或者那么一个有直觉力的天才——保存下那本日记，那么复仇的怒火和热辣辣的羞辱所产生的血液就不会在夏洛特跑向邮筒的时候遮蔽了她的视线。可是就算她的视线给遮蔽了，假如命运那个同步的幽灵没有恰好把那辆汽车、那条狗、阳光、树荫、湿地、虚弱的人、强壮的人和石头等都混合在那个升华锅[5]里，那么仍然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再见吧，玛琳[6]！（正如比尔在离开房间前所再现的）与丰盈的命运的正式握手使我不再麻木不仁；我哭了。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我哭了。

[1] 指亨伯特自己。

[2] 指圣阿尔杰布拉。

[3] 弗雷德里克的爱称。

[4] 法文，温文有礼。

[5] 古代炼金术士用的器皿，借指任何产生提炼作用的事物。

[6] 指玛琳·黛德丽，上文说夏洛特有点儿像玛琳，Marlene Dietrich（1901-1992），美籍德国著名电影演员。

二四

突然刮起一阵大风，榆树和白杨都把它们那给风吹得起伏飘动的背部转了过来，一片乌黑的雷雨云砧隐隐出现在拉姆斯代尔白色的教堂钟楼的上空，这时我最后一次环顾四周。只不过十个星期之前，我在这幢青灰色的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如今为了从事不为人知的冒险，我要离开这幢房子。遮阳窗帘——俭朴、实用的竹帘——已经给放了下来。不管在门廊上还是在房子里，竹帘那意味深长的结构都增添了现代戏剧的情趣。此后这幢天堂之屋一定会显得空空洞洞。一滴雨点掉在我的指关节上。我又回进房子去找什么东西，约翰正把我的旅行包放进汽车，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不知道在这份悲惨的记录里，我是否充分强调过作者那英俊的容貌——假凯尔特人[1]、十分类似人猿、男孩子似的威武气概——对各个年龄和各种环境中的女人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传送”影响。当然，用第一人称宣布这种情况听起来也许相当可笑。可是每隔一阵子，我就不得不提醒读者我的仪表，那种情形颇像一个职业小说家，他既给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安排了某种怪癖或一条狗，每逢这个人物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时候，他就得继续提到那条狗或那种怪癖。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也许还不止此。如果我的故事想得到正确的理解，那就应当把我忧伤、漂亮的容貌牢记在心。青春焕发的洛就像被打呃似的音乐疯魔了似的被亨伯特的魅力弄得神魂颠倒；而成年的洛特则带着成熟的、充满占有欲的激情爱我，如今我心里对这种激情所感到的悔恨和尊重我都不愿意再说出口来。琼·法洛这时三十一岁，非常容易激动，她对我似乎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感。她生着赤褐色的皮肤，像个雕刻出来的印第安人那么健美。她的嘴唇像个深红色的大珊瑚虫；每逢她发出特殊的狗叫般的笑声，就会露出没有光泽的大牙齿和苍白的牙床。

她身材很高，不是穿着宽松长裤和凉鞋就是穿着飘动的裙子和芭蕾舞鞋，能喝下不管多少数量的随便哪种烈酒，曾经小产过两次，写过一些动物故事，而且像读者知道的那样，也画过一些风景画。她已经在调治癌症，后来到三十三岁的时候还是不治身亡；她对我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在我离开前一刹那（她和我都站在门道里），当琼用她那老是颤抖的手指捧住我的两鬓，亮闪闪的蓝眼睛里含着泪水，想要亲吻我的嘴唇的时候，想想看当时我有多么惊慌，但她并没得手。

“你自己多保重，”她说，“替我亲亲你的女儿。”

一声巨雷在房子里回响。她又说道：

“说不定将来有一天，在什么地方，在一个不这么痛苦的时刻，我们会再次相见”（琼，不管你在干什么，不管你在哪儿，在负时空里还是在正灵魂时间里，请原谅我说的这一切，包括这个括号内的词语）。

不一会儿，我就在马路上，在那条有坡度的马路上跟他们夫妇俩握手告别。在渐渐逼近的那阵白茫茫的大雨降临之前，一切都在旋转、飞舞。有辆载着一张床垫从费城开来的卡车正信心十足地往下驶进一幢空房，尘土就在夏洛特倒下的那块石板上飞扬飘洒。那天他们为我掀起那条旅行毛毯的时候，夏洛特就在那个地方出现在我的眼前，她身子蜷曲，两眼完好，黑色的睫毛仍然湿润地缠结在一起，就像你的睫毛那样，洛丽塔。

[1] Celt，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居住在中欧、西欧的部落群体，其后代现在散布在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等地。

二五

大家可能会以为既然排除了所有的障碍，眼前只有一片令人兴奋、无限欢乐的前景，我一定会安下心来，发出一声舒坦轻松的叹息。Eh bien, pas du tout![1] 我并没有在笑盈盈的“机遇”的光辉下感到温暖，反而受到各种纯道德的疑虑和畏惧困扰。比如，始终不让洛参加她的直系亲属的喜庆和丧葬的仪式，会不会叫人家感到奇怪？你记得——我们没有让她参加我们的婚礼。或者，另一件事： 就算“巧合”那毛茸茸的长胳膊伸出来把一个无辜的女人干掉，“巧合”难道不会在一个野蛮的时刻无视它的另一只胳膊的所作所为，过早地把一封吊唁的信交给洛呢？不错，只有拉姆斯代尔《日报》报道了这场事故——帕金顿《记事报》或克赖马克斯《先驱报》都没有报道；奎营地又在另外一州，而且地方上的死讯并不像联邦政府的新闻那么叫人感觉兴趣；可是我仍禁不住设想多莉·黑兹不知怎么已经知道了这个噩耗，而且就在我开车去接她的时候，她正由我不认识的一些朋友开车送回拉姆斯代尔。而比所有这些猜测和忧虑更令人不安的是，亨伯特·亨伯特这个欧洲原籍不明的全新的美国公民，还没有采取任何要作他亡妻的女儿（十二岁零七个月）的合法监护人的步骤。我敢采取这些步骤吗？每逢我想象自己赤身露体地在习惯法那冷酷无情的逼视下，被一些难以理解的法令团团围住，我就禁不住打了个寒噤。

我的计划是原始艺术的一个奇迹： 我要风驰电掣地赶到奎营地，告诉洛丽塔她母亲要在我虚构的一家医院里经受一次大手术，随后就跟我那瞌睡蒙的性感少女不断地从一家客店迁到另一家客店，而她母亲的病情则日渐好转，但最终还是死了。可是我朝营地驶去的时候，心里越来越感到焦虑不安。想到我在那儿可能找不到洛丽塔——或者相反，找到的是一个惊慌失措的洛丽塔，又叫又吵地要她们家的一位朋友： 不是法洛夫妇，谢天谢地——她几乎还不认识他们——但会不会有其他几个我没有考虑到的人呢？想到这些，我就受不了。最后，我决定照我几天前装得那么像的那样去打一个长途电话。雨下得很大，我在帕金顿泥泞的郊区的岔道口停下汽车，其中一条岔道绕过市区，通向那条越过山地直通克赖马克斯湖和奎营地的公路。我啪嗒一声关上点火装置，在车子里坐了好一会儿，为要打的那个电话做好准备，同时目不转睛地望着外面那阵雨，望着被雨水淹没的人行道，望着一个消防龙头。那真是一个丑陋的玩意儿，涂着厚厚的银漆和红漆，伸出它的曲柄的红管子让雨水给它们上光，而雨水则像鲜红的血水似的滴落在它那银白色的链条上。难怪停在这些可怕的、残缺破碎的东西旁边是禁忌的。于是我把车开到一个加油站。硬币终于令人满意地丁丁当当地落下去，而且有个人的声音也对我作出回应，这时有桩意想不到的事正等着我。

营地女主任霍姆斯告诉我多莉星期一（今天是星期三）已经跟她的小组到山区远足去了，预计当天相当晚的时候回来。我好不好明儿再去，究竟有什么事情——我没有细讲，只说她的母亲给送进了医院，病情相当严重，但这一点可别告诉孩子，就让她做好准备，明儿下午跟我离开。两个人的声音接着便在一阵热情洋溢、互致问候的话语中分离；我的所有的硬币由于某种反常的机械方面的缺陷，带着一阵中奖的噼里啪啦的声响又滚回我的手中；虽然对于不得不推迟我的幸福感到有些失望，但这桩事却几乎把我给逗笑了。大家可能会想，既然我像现在这样在根本没有听说什么之前，就虚构了那次小小的探险，那么，这些忽然滚出来的硬币，这种突发的退款，在麦克费特[2]的心里，不知是否多少也与那种虚构有关。

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把车开到帕金顿的商业中心，整个下午（天气已经放晴，湿漉漉的市镇真像银子和镜面）都用于为洛购买一些漂亮的衣物。天哪，亨伯特当时对格子图案的织物、色彩鲜艳的棉布、衣服的饰边、蓬起的短袖、软褶、合体的紧身胸衣和有着十分宽大的下摆的裙子所具有的强烈爱好，促使他作出多么疯狂的购买啊！哦，洛丽塔，你是我的姑娘，正如维是坡的姑娘，比阿是但丁的姑娘一样[3]；哪个小姑娘不喜欢穿着一条圆裙子和短裤旋转呢？我心里还想买什么特别的东西吗？好些娇媚的声音问我。游泳衣吗？我们有各种颜色的游泳衣。梦幻似的粉红色、像霜一样的水绿色、阴茎头似的红紫色、郁金香的鲜红色、oolala[4]的黑色。运动装怎么样？衬裙呢？不要衬裙。洛和我都讨厌衬裙。

在这些问题上，我依靠的指南就是洛的母亲在她十二岁生日那天所写的一份人体测量记录（读者还记得“了解你的孩子”那本书）。我感到夏洛特出于嫉妒和厌恶这些不可告人的动机，在这儿添了一英寸，又在那儿加了一磅；不过，既然这个性感少女在过去七个月里无疑稍微长大了一点，我想我可以放心地接受一月里测量的大部分尺寸： 臀围，二十九英寸；大腿围（就在臀肌沟下面），十七英寸；小腿围和颈周，十一英寸；胸围，二十七英寸；上臂围，八英寸；腰围，二十三英寸；身高，五十七英寸；体重，七十八磅；体形，细长；智商： 一百二十一；阑尾存在，谢天谢地。

除了这些测量的尺寸，我当然也能凭着清晰的幻觉想象出洛丽塔的样子；她那长着一头秀发的头有一两次靠在我的身上，正好齐我心房的位置，所以当时我小心地按着胸骨上刺痛的那个确切的位置，同时也实际感觉到了她那坐在我的膝头温暖的身体的重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一直“跟洛丽塔待在一起”，就像女人“怀着孩子”那样），后来发现我的计算多少都很正确，倒也并不感到奇怪。何况我还研究过仲夏季节的一本商品目录，因此我带着颇为内行的神气细细察看各种漂亮的商品： 运动鞋、旅游鞋、揉皱了的小山羊皮鞋用的小山羊皮楦子。为我的所有这些迫切的需要服务的那个涂脂抹粉、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姑娘，把做父母的学识和准确的描述转化成商业性的委婉用语，比如“petite[5]”。另一个年纪大得多的女人穿着一身白衣服，用混粉饼化了妆；我对少女时装的了解好像给她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也许，我有一个娇小的情妇；因此，当她们把一条前面有两个“漂亮的”口袋的裙子拿给我看的时候，我故意问了一个幼稚的男性问题，结果博得她们一笑，并且用行动来说明裙子背后那条拉链的拉法。接着，我对各种短裤和内裤产生很大的乐趣——好些虚幻的小洛丽塔在翩翩起舞，倒了下去，像雏菊似的布满整个柜台。我要了一条流行的那种小贩款式的整洁的棉布睡衣裤，从而完成了这笔交易。亨伯特这个颇受欢迎的小贩。

在那些大商店里，有一点儿神话中的、令人着迷的气氛。根据广告所说，一个职业妇女可以在那儿买到从办公到约会穿戴的全部服装，而小妹妹也可以在那儿梦想有朝一日，自己穿的羊毛运动衫会使坐在教室后排的男同学们大为兴奋。跟真人一般大小的塌鼻子的儿童塑料模型，带着一张张暗褐色、淡绿色、棕色小点、农牧神似的脸，在我的四周飘浮。我发现我是那个相当阴森可怕的地方唯一的顾客，像条鱼似的在一个海绿色的水族馆里走动。我感觉到奇怪的想法正在那些无精打采的女士的头脑里形成，她们陪着我从一个柜台走到另一个柜台，从突出的岩石走到海草中间；我挑选的腰带和手镯似乎从女海妖的手里掉进了透明的水中。我买了一个漂亮精美的小旅行包，把我买好的物品都放进去，随后就去最近的那家旅馆，对自己度过的这一天感到十分满意。

不知怎么，由于我在那个安静的、富有诗意的下午十分挑剔地四处采购，我竟然想起了具有“着魔的猎人”这个吸引人的字号的旅馆或客店，夏洛特在我获得自由前不久偶然对我提过这家旅馆或客店。凭借一本旅行指南的帮助，我在布赖斯兰那个僻静的小镇上找到了它，从布赖斯兰到洛的营地开车要四个小时。我本来可以打个电话，但又怕自己的嗓音可能会失去控制，讲出一些吞吞吐吐、低沉嘶哑、很不流利的英语，就决定发一份电报，订一间明天晚上的双人房。我是一个多么滑稽、笨拙、犹豫不决的白马王子啊！要是我告诉读者我在拟定那份电报的措词时感到十分为难，他们有些人准会对我大肆嘲笑！我该怎么写呢： 亨伯特和女儿？亨伯格和小女儿？杭伯格和未成年的姑娘？霍伯格和孩子？这个滑稽可笑的错误——结尾的“格”——最终还是发了出去，也许是我这种犹豫不决的心灵感应的回声。

随后，在夏天的一个舒适宜人的夜晚，我对身边所带的春药寻思琢磨！哦，吝啬的汉伯格！在他暗自思索他的那盒神奇的弹药时，难道他不是一个“着魔的猎人”吗？为了击退失眠这个鬼怪，他是否应该试服一颗这种紫色胶囊呢？总共算来，有四十颗——四十个夜晚都有个身体虚弱的小人儿睡在我不住悸动的身子旁边。我能不能剥夺自己一个这样的夜晚，以便自己现在安睡呢？当然不能： 每颗小小的李子[6]，每个带着活生生的星尘的微小的天象仪，都太宝贵了。哦，让我暂且悲切伤感吧！我对冷嘲热讽已经十分厌倦。

[1] 法文，嗜，压根儿不是这样！

[2] 指命运，麦克费特，原文是McFate,Mc是姓名前缀，意思是“儿子”；Fate的意思是“命运”，所以McFate是“命运之子”义。

[3] “维”指爱伦·坡的妻子弗吉尼亚，爱伦·坡名叫埃德加，他生于1809年1月19日。他在1836年娶他十三岁的表妹弗吉尼亚·克莱姆时二十七岁。弗吉尼亚患了慢性病，拖延多年，于1847年病逝。“比阿”指但丁的情人比阿特丽斯，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著有长篇史诗《神曲》（Divine Comedy）。他生于1265年5月15日与16日之间，因此1274年他遇见比阿特丽斯时，只有九岁，比阿特丽斯据信是八岁。

[4] 捏造的法语名词，指“性感的黑饰边。”

[5] 法文，小了。

[6] plum，作俚语用是“最好的东西，最希望得到的东西”意。此处指那种安眠药。

二六

在这个坟墓般的监狱的晦暗的空气中，每天这样头痛搅得人心神不安，但我必须坚持下去。我已经写了一百多页，还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我的日程表全都乱了。那一定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前后。不要以为我还能继续写下去。心脏，头脑——一切。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印刷工人，重复下去吧，直到把这一页全都排满。

二七

我仍然待在帕金顿。最后，总算睡了一个小时——却因为无缘无故、令人异常疲惫地与一个毛茸茸的身材矮小的两性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合而从睡梦中惊醒。那会儿已经清晨六点；我突然想到要是比我说的时间早一点儿到达营地，也许是一个好办法。从帕金顿出发，我还有一百英里要走，而到烟雾山和布赖斯兰的路程就更长了。如果我说下午去接多莉，那只是因为我异想天开，执意要受欢迎的夜晚尽快降临，好遮掩我那迫不及待的样子。可是这时，我预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误会，浑身紧张不安，唯恐耽搁会给她机会抽空往拉姆斯代尔打一个电话。然而，上午九点三十分，我打算出发的时候，电池偏偏用完了；快到中午，我才终于离开帕金顿。

两点半左右，我到达了目的地，把汽车停在一片松树林中。有个穿着绿衬衫的红头发小顽童[1]正绷着脸独自站在那儿丢马蹄铁玩。他简明扼要地告诉我怎样到一幢灰泥小屋里的办事处去。我只好死气沉沉地忍受了好几分钟营地女主任的同情的询问。营地女主任是一个衣衫邋遢、面容憔悴的女人，长着一头铁锈色的头发。她说多莉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行装，准备上路。她知道她母亲病了，但并不危急。黑兹先生，我是说亨伯特先生，是否愿意去见见营地上的辅导员？或者去看看女孩子们住的小屋？每座小屋都要献给迪斯尼乐园中的一个小家伙。要不要去参观一下中心楼？或者要不要打发查利去把她找来？姑娘们刚把饭厅布置好，准备举行一场舞会。（也许，往后她会对什么人说：“那可怜的家伙看上去就像他自己的鬼魂。”）

让我保留一会儿当时那个场面中所有琐碎和重大的细节：母夜叉霍姆斯开了一张收据，搔了搔头，拉出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把找的钱倒到我那不耐烦的手掌中，随后利索地把一张钞票摊开放在零钱之上，一面欢快地补上一句：“……还有五元！”一些女孩子的照片；一个艳丽的飞蛾或蝴蝶，仍然活着，安全地给钉在墙上（“自然课”）；装在镜框里的营地营养师的证书；我那颤抖的双手；能干的霍姆斯拿出来的一张报告多莉·黑兹七月份表现的卡片（“中到良；爱好游泳和划船”）；一阵树声和鸟声，还有我那怦怦乱跳的心……我背对着敞开的房门站在那儿。接着我听到身后她的呼吸声和嗓音，感到热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头。她连拖带撞地提着沉重的手提箱走来了。“你好！”她说，随后站定了，用调皮、喜悦的目光望着我，两片娇嫩的嘴唇在一丝有点儿傻气但又非常讨人喜欢的微笑中张开了。

她显得瘦了一点，高了一点。有一刹那，我觉得她的脸庞不如这一个多月以来一直珍藏在我心中的那个印象那么妩媚：她的脸蛋儿像是凹了下去，而过多的雀斑又遮掩了她那红润、纯朴的面容。最初的这个印象（在强劲有力的两下心跳之间人的十分短暂的间歇）具有下面这层清楚的含意，即鳏夫亨伯特不得不做，想做或会做的一切，就是要给这个皮肤给太阳晒黑、但却显得毫无血色、aux yeux battus[2]（甚至就连眼睛下面那些plumbaceous umbrae[3]上也有雀斑）的小孤女一种健全的教育，一个健康、幸福的童年，一个干净整洁的家，一些和她年龄相仿的有教养的女友；在她们中间（如果命运肯屈尊来对我作出回报），我也许可以单为亨伯特博士先生找到一个漂亮的Mädlein[4]。可是，正如德国人所说的，“一眨眼的工夫”，这种天使般的行动方针就给抹去了，我赶上我的猎物。（时光超越了我们的幻想！）于是她又是我的洛丽塔了——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我的洛丽塔。我把手放在她那暖烘烘的赤褐色的头发上，提起她的旅行包。她气色红润，十分可爱，身上穿着她最鲜亮的有几个小红苹果图案的方格棉布衣服，她的胳膊和双腿都现出很深的金褐色，上面有一些搔痕，看去就像凝固的红宝石上细小的、有圆点的纹路，而她的白色短袜的罗纹翻边仍在我记得的那个地方往下一翻；由于她那孩子气的步态，或者由于我记得她一向总穿平底鞋，如今她穿的那双鞍脊鞋不知怎么对她显得太大，鞋跟也太高了。再见了，奎营地，欢乐的奎营地。再见了，清淡的、不卫生的食物，再见了，小伙子查利。在热烘烘的汽车里，她挨着我坐下，啪的一声把迅速飞到她可爱的膝头的一个苍蝇打掉；接着嘴里用劲嚼着一块口香糖，她迅速摇下她旁边的车窗玻璃，随后才舒适地往后一靠。我们迅速驶过阳光照出一条条纹路的、斑驳的树林。

“妈妈怎么样了？”她孝敬地问道。

我说大夫们还不大清楚究竟是什么毛病。反正总是腹部的什么疾病。糟透了的？不，是腹部的[5]。我们得在附近待一阵子。医院在乡下，靠近勒平维尔那个欢乐的市镇，十九世纪初期有个了不起的诗人[6]曾经住在那儿，我们可以在那儿观看所有演出的节目。她觉得这真是个绝妙的好主意，不知我们能否在晚上九点以前赶到勒平维尔。

“晚饭的时候，我们应该到了布赖斯兰，”我说，“明儿我们就去游览勒平维尔。这次远足怎么样？你在营地过得快活吗？”

“嗯——嗯。”

“离开感到惋惜吧？”

“嗯——嗯。”

“说话呀，洛——别净哼哼。对我说点儿情况。”

“什么情况，爹？”（她含讥带讽地故意让那个词拖得很长。）

“随便什么过去的情况。”

“我这么叫你，成吗？”（眼睛眯成一条缝，望着公路。）

“当然成。”

“这是一出诙谐的短剧，你知道。你什么时候爱上我妈妈的？”

“洛，将来有一天，你会明白许多情感和处境，比如说精神关系的和谐、美好。”

“呸！”这个专爱挖苦人的性感少女说。

谈话出现了表面的停顿，我们都看着四周的景色。

“洛，看那边山腰上的那些牛。”

“要是我再看着一头牛，大概就要呕吐了。”

“你知道，洛，我非常想你。”

“我倒没有。实际上，我对你可不忠实到极点，但这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反正你已经不喜欢我了。你开得比我妈妈快多了，先生。”

我减慢车速，从盲目的七十英里降到半盲目的五十英里。

“你为什么觉得我不再喜欢你了，洛？”

“唔，你还没有亲过我，对吧？”

我心里充满渴望，心里不住呻吟，一眼瞥见前面路旁有一片相当宽阔的地段，就颠簸摇晃着开进了野草丛。记住她只不过是一个孩子，记住她只不过是——

汽车刚一停下，洛丽塔就主动倒到我的怀里。我不敢，不敢尽情放肆——甚至不敢让自己认识到这（甜蜜湿润的感觉和颤动的火焰）就是那种无法言传的生活的开端；在命运的巧妙帮助下，我终于促使那种生活成为现实——实在不敢吻她，我就极为虔诚地碰了碰她那炽热、张开的嘴唇，只是微微的一吮，丝毫没有淫荡的意思；可是她不耐烦地身子一扭，把嘴唇使劲儿贴在我的嘴上面，弄得我都感到了她的大门牙，而且也分享到她唾液中的薄荷糖味。我当然明白这不过是她的一种天真无邪的把戏，有几分backfisch[7]模仿骗人的爱情故事中某种假象的傻气。既然（正如心理疗法大夫和强奸犯[8]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这种少女卖弄风情的界限和规则是变动不定的，至少孩子气地微妙得叫年长的同伴难以把握——因而我非常害怕自己会做得过分，使她在厌恶和惊恐中往后退缩。再说，我特别饱受折磨地急于想把她悄悄带到“着魔的猎人”那个不受外界影响的僻静去处，而我们还有八十英里的路要走，该死的直觉使我们不再拥抱在一起——转瞬间，一辆公路巡逻警车在我们车旁停下。

脸色红润、眉头紧皱的司机盯着我，问道：

“你瞧见一辆跟你式样相同的蓝色轿车在路口前超过你们吗？”

“怎么，没有。”

“我们没有看见，”洛急切地把身子从我边上探过去说，她的天真的手搁在我的腿上，“但你肯定是蓝色的吗，因为——”

警察（他在追踪什么跟我们极为相似的车辆？）朝着这个小姑娘十分和蔼地笑了笑，把车子掉过头去。

我们继续往前开去。

“这个傻瓜！”洛说，“他本该把你抓起来的。”

“看在上帝分上，为什么要抓我？”

“嗨，这个该死的州里规定的车速是五十，而且——别，别慢下来，你这蠢货。他这会儿已经走啦。”

“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说，“我要在天黑之前赶到那儿。所以做个好姑娘吧。”

“坏，坏姑娘，”洛愉快地说，“少年犯，但坦率而迷人。那是红灯。我还从没有见过这样开车的。”

我们寂静无声地开过一个寂静无声的小镇。

“哎呀，要是妈妈发觉我们俩是情人，她会不会大发雷霆？”

“天哪，洛，我们别这样说话。”

“但我们是情人，对吗？”

“据我所知不是。我想不久又要下雨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你在营地上干的那些调皮捣蛋的事吗？”

“你说话文绉绉的，爹。”

“你一直在干些什么？我一定要你跟我说说。”

“你是不是很容易大惊小怪？”

“不。说吧。”

“我们把车转到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去，我再告诉你。”

“洛，我必须严肃地请你别瞎胡闹。唔？”

“噢——我参加了那儿提供的各种活动。”

“Ensuite？[9]”

“Ansooit，[10]他们教我要跟别人一起快快乐乐、丰富充实地生活，并且要养成健全的人格。其实就是做一个妖媚的姑娘。”

“对。我在小册子里看到那样的话。”

“我们喜欢在那个石头大壁炉的炉火周围，或者在他妈的星光下举行合唱会，每个姑娘都把自己快乐的精神融入集体的声音之中。”

“洛，你的记性真好极了，但我不得不请你费神别说那些粗话。还有什么别的吗？”

“女童子军的训词，”洛狂热地说，“也就是我的格言。我用值得一做的事儿充实我的生活，比如——喔，别管什么事吧。我的责任就是——要对人有帮助。我是所有雄性动物的朋友。我服从命令，为人开朗。又是一辆警车。我很节俭，思想和言行都十分肮脏。”

“我希望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吧，你这个机灵鬼。”

“对。就是这些。不——等一下。我们还在一个反光的烤炉里烤面包。这挺了不起吧？”

“唔，这好一些。”

“我们洗了千千万万个盘子。‘千千万万’，你知道就是女教师用来表示许许多多的俚语。对啦，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正像妈妈所说的——让我想想——究竟是什么呢？我晓得了：我们还作皮影戏。咦，多有趣啊。”

“C'est bien tout？[11]”

“C'est。只有一件小事，告诉你的话就非臊红了脸不可。”

“你往后肯告诉我吗？”

“要是我们坐在黑地里，你让我小声说，我就告诉你。你睡在你原来的房间里，还是和妈妈挤在一块儿？”

“睡在原来的房间里。你妈妈也许得接受一次大手术，洛。”

“在那家糖果店停一下，好吗？”洛说。

洛丽塔坐在一张高脚凳上，一道阳光掠过她裸露的褐色前臂。她要了一份精心配制的冰淇淋混合饮料，顶上浇了一些合成果汁。那是一个满脸脓疱的粗野的小伙子竖放着给她端来的，他打着一个油污的蝴蝶领结，色迷迷地仔细打量着我那穿着薄棉布连衣裙的娇弱的孩子。我想赶到布赖斯兰和“着魔的猎人”去的那种不耐烦的心情变得简直叫我无法忍受。幸好，她用平时那种敏捷的速度把那份饮料喝完了。

“你有多少现钱？”我问。

“一分都没有，”她难过地说，同时扬起眉毛，把里面空空的钱包翻给我看。

“这是一个到了适当时候就会得到改善的问题，”我狡黠地回答说，“可以走了吗？”

“哎，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一个盥洗室。”

“你别上那儿去，”我坚决地说，“那肯定是个十分糟糕的地方。走吧。”

总的说来，她还是一个听话的小姑娘；回到车上以后，我吻了吻她的脖子。

“不要这样，”她由衷感到惊讶地望着我说，“不要把口水弄到我的身上。你这肮脏的家伙。”

她耸起一边肩膀蹭了蹭那块地方。

“对不起，”我嘟哝道，“我很喜欢你，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在阴沉的天空下开上一条迂回曲折的路，接着又开出去。

“唔，我也有点儿喜欢你，”洛丽塔用缓慢、柔和的声音说，像在微微叹息，坐得也靠我近了一点。

（哦，我的洛丽塔，我们永远也到不了那儿！）

暮色渐渐开始笼罩着美丽的小布赖斯兰，笼罩着它那仿殖民地时期式样的建筑、古玩店以及从国外输入的遮阳树，我们开车穿过灯光暗淡的街道，寻找“着魔的猎人”。尽管不停地下着蒙蒙细雨，弄得到处都是雨珠，但空气却温暖而清新。有一群人，主要是儿童和老人，已经在一家电影院的票房前排好了队，身上湿淋淋地布满了闪亮的宝石似的雨珠。

“噢，我也想看那部影片。吃完晚饭我们就去吧。噢，我们去吧。”

“也许可以，”亨伯特单调地说——这个狡猾的、身子膨月亨的恶魔十分清楚，到九点钟，等他的节目开始，她就会毫无生气地依偎在他的怀里。

“慢点！”洛喊道，猛地把身子朝前一探，原来我们前面有辆讨厌的卡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车后的红灯不住地闪动。

如果我们不能很快、立刻、神奇地在下一个街区就抵达那家旅馆，我觉得我就会对黑兹这辆刮水器失效、刹车反复无常的破汽车完全失去控制；但是我向其请教该怎么走的过路人要么自己是外地人，要么皱起眉头问道：“着魔的什么？”好像我是一个疯汉；再不然，他们就用几何学的手势、地理学的概述跟绝对地方性的线索（……你走到法院那儿，然后就往南走……）作出万分复杂的说明，弄得我无法不在他们好意的含糊不清的话语的迷宫中迷路。洛那可爱的、晶莹透明的内脏已把那些甜食消化掉了，这会儿她正指望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开始变得有些烦躁不安。就我而言，尽管我早就习惯于一种次要的命运（不妨称作麦克费特的不称职的秘书）卑劣地干扰上司的豪爽宏伟的计划——但在布赖斯兰的街道上驾着车吱嘎吱嘎地摸索前进，却大概是我从未面临过的最令人作恼的严峻考验。后来几个月里，每当我回想起自己那么固执地孩子气地一心要到那家名称特别的客店去，就为自己的缺乏经验而发笑。因为在我们开过的路旁，无数家汽车旅馆在霓虹灯光下都表示它们尚有空房，准备为推销员、逃犯、虚弱乏力的人、一个个家庭团体以及最伤风败俗、充满活力的那一对对男女提供膳宿。嗳，温文尔雅的人驾车穿过夏天漆黑的夜晚，假如舒适的小屋突然退去颜色，变得像玻璃盒一样透明，那么，你们会从毫无缺陷的公路上看到何等的狂欢，何等花样奇特的淫欲啊！

我渴望的奇迹总算发生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在湿淋淋的树下的一辆熄了灯的汽车里几乎搂作一团；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到了公园的中心，只要在前面一个红绿灯处向左一转就到了。我们并没有看见前面有什么红绿灯——实际上，公园就跟它所掩盖的罪恶一样黑暗——但是在开上一条相当平坦、滑溜的弯道后不久，旅行的人便透过雾气看到一片钻石似的亮光，接着就出现了池水的微光——那儿，既叫人感到惊奇又显得相当冷漠，坐落在幽灵似的树木下面，位于一条沙砾车道的顶端——正是“着魔的猎人”那座灰白色的华厦。

一排停放着的汽车好像紧挨在饲料槽边上的猪似的，乍一看，似乎已经没有地方好停车了，但就在这时，好像施了魔法似的，一辆庞大的折篷汽车开动了，在灯光照射下的雨中有如红宝石那样闪闪发光——接着被一个宽肩膀的开车人猛地倒了出来——于是我们十分感激地悄悄开进它留下的那片空隙。我立刻为自己的匆忙感到懊悔，因为我发现原来的那辆汽车这时已经开进附近一个车库似的棚里，那儿的空间足以再停一辆汽车，但是我急不可待，不愿再照他的样子去做。

“哟！看上去挺气派，”我那粗俗的宝贝儿眯起眼睛看了看外面的拉毛粉饰说，一面钻出汽车站在淅淅沥沥的雨中，用一只幼稚的手把紧贴着胯裆的连衣裙的裙褶扯扯松——引用一句罗伯特·布朗宁的诗句[12]。在弧光灯下，变大了的显得十分逼真的栗树树叶在白柱子上起伏、摆动。我打开汽车后面的行李厢。有个头发花白的驼背的黑人，穿着一身粗陋的制服，拿起我们的旅行包，用小车慢慢地把它们推进旅馆大厅。那儿尽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和教士。洛丽塔蹲下身去，抚摸一条白脸、蓝斑、黑耳朵的小猎狗，在她的爱抚下，那条狗竟晕乎乎地伏在那块花地毯上——谁又不会这样呢，我的宝贝儿——这当儿我清了清嗓子，穿过人群朝服务台走去。有个肥猪似的秃顶老头儿——在这家老旅馆中，每个人都显得年纪很老——在服务台边带着殷勤的笑容仔细打量了一下我的容貌，随后不慌不忙地拿出我的那份（歪曲事实的）电报，与心里产生的一些疑窦作了一番斗争，回过头去看了看钟，最后开口说他很抱歉，他把那个有两张床的房间一直保留到六点半，如今已经租出去了。他说有个宗教会议跟布赖斯兰的一场花展正好撞上，而且——“那个姓氏，”我冷冷地说，“不是亨伯格也不是亨巴格，而是赫伯特，我是说亨伯特，随便什么房间都成，只要能给我的小女儿放上一张小床。她才十岁，都累坏了。”

那个脸色红润的老家伙和善地瞅了瞅洛——她仍然蹲在那儿，嘴巴张着，侧着脸在倾听那条狗的女主人，也就是一个裹着淡紫色的面纱的老太太，从一张很深的印花装饰布的安乐椅中对她所说的话。

不管那个讨厌的家伙心里还有什么疑问，都被眼前这种花儿一般美好的景象弄得一扫而空。他说他可能还有一个房间，实际上的确有一个房间——里面有张双人床。至于小床——

“波茨先生，我们还有多余的小床吗？”波茨也是一个脸色红润的秃顶的老家伙，耳朵和其他的洞眼里都长出了白毛，他会去看看有什么办法。他走过来跟我说话，而我却转开了自来水笔的笔套。迫不及待的亨伯特啊！

“我们的双人床实际上可以睡三个人，”波茨亲切友好地说，一面把我和我的孩子塞进房去。“有一个客人特别多的晚上，我们也曾安排三位女士跟一个像你孩子这么大的小孩睡在一起。我想其中有位女士是一个男人假扮的（我的指责）。不过——斯温[13]先生，四十九号房间里还有多余的小床吗？”

“大概给斯伍恩家要去了，”最初那个爱开玩笑的老家伙斯温说。

“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我说，“我太太往后可能也来——不过就连那样，我想我们也有办法。”

这两头肤色红润的猪如今都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用罪恶的手缓慢、清楚地写道：埃德加·亨·亨伯特[14]博士和女儿，拉姆斯代尔草坪街三四二号。一把钥匙（342[15]！）只让我见到一半（魔术师在展示他就要藏在手心里的东西）——便交给了汤姆大叔。洛站起身来，离开了那条狗，有一天她也会这么离开我；一滴雨点落在夏洛特的坟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黑人拉开电梯门，那个在劫难逃的孩子走进电梯，后面跟着她那老在咳嗽清嗓子的父亲和提着旅行包的举止怯懦的汤姆。

一条模拟出来的旅馆走廊。模拟出来的寂静与死亡[16]。

“嗨，这正是我们家的门牌号码，”兴高采烈的洛说。

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一张双人床，一个壁橱，橱门上有面镜子，浴室门上也有一面镜子，一个蓝黑色的窗户，窗玻璃上映现出一张床，壁橱门上的镜子里也映现出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玻璃面的桌子，两个床头柜，一张双人床：说得确切一点，是一张有着嵌板床架的大床，上面铺着一条托斯卡纳[17]玫瑰色绳绒线织的床单，一左一右，还有两盏饰有荷叶边的粉红灯罩的小灯。

我很想把一张五块钱的钞票放在那个深褐色的手掌心里，但转念一想，作出这样的赏赐可能反会引起误解，于是就放了一个两毛五分的硬币。又加了一个。他退出房去。门卡嗒一声。Enfin seuls。[18]

“我们睡在一间房里吗？”洛说，每当她想使一句问话具有什么强烈的意义，她的眉目总是那么强烈有力地抽动起来——倒不是乖戾或厌恶（不过显然已经到了乖戾或厌恶的边缘），只是强烈有力。

“我已经叫他们添一张小床。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睡那张小床。”

“你疯了，”洛说。

“怎么啦，亲爱的？”

“因为，亲爱的，如果亲爱的妈妈知道了，她会跟你离婚，还会把我掐死。”

只是嘴上强烈有力。并没有真的把这个问题看得有多严重。

“你听我说，”我说道，一边坐了下来，而她则站着，离开我有几英尺，正心满意足地盯着自己直看，对自己的外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愉快的惊讶，而壁橱门上的镜子里却惊讶而愉快地充满了她红润的容光。

“听着，洛。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一下。实际上我是你的父亲。我对你有一种十分慈爱的亲情。你妈妈不在的时候，我要对你的幸福负责。我们并不阔绰，外出旅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我们常常会给凑在一起。两个人合住一个房间，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一种——我该怎么说呢——一种——”

“那个词是乱伦，”洛说——说完走进壁橱，接着发出年轻、清脆的格格的笑声，又退出来，打开旁边的一扇门，用她那神情古怪朦胧的眼睛仔细朝里面瞅了瞅，免得再犯错误，随后钻进浴室。

我推开窗户，急匆匆地脱掉给汗水浸湿了的衬衫，换了另外一件，检查了上衣口袋里那个装药丸的小瓶，打开——

她慢吞吞地走出来。我想要拥抱她：随意地在晚餐前带点儿克制地温存一下。

她说：“嗨，让我们免了这套亲吻的把戏，找点儿什么吃的吧。”

就在那时，我才猛然感到十分诧异。

噢，一个多么叫人疼爱的宝贝儿！她朝那个打开的手提箱走去，好像用一种动作缓慢的步伐从远处偷偷地向它挨近，费劲地瞅着远处放在行李架上的那个宝箱。（我不知道她的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是否出了什么毛病，还是我们两个人都陷入了同一片施了魔法的迷雾？）她向那个手提箱走去，把穿着后跟相当高的鞋子的脚抬得很高，又曲起她那漂亮的好像男孩子所有的膝盖，一面用在水里或者在梦游中行走的人的那种缓慢的步伐穿过不断扩大的空间。接着，她用手捏着那特别短的两个袖子，提起一件紫铜色的、漂亮而又很昂贵的衬衣，用文静的手慢条斯理地把它展开，仿佛她是一个出神发呆的猎鸟人，正屏息瞅着他捏着两个火红的翅膀尖展开的一只惊人的鸟儿。随后（我站在一旁等她的时候），她抽出一条光彩夺目的腰带，看去就像一条缓慢移动的蛇，束在身上试了试。

接着她悄悄地投入我期待的怀抱，容光焕发，身心舒爽，一面用她那温柔、神秘、淡漠、蒙而不很纯洁的目光抚慰着我——活脱儿就像轻贱可鄙的俏妞儿之中最轻贱可鄙的一个俏妞儿。因为性感少女所效法的就是这种女子——而我们却呻吟、死去。

“接问有什么吻题？”[19]我对着她的头发咕哝道（对于讲话已经失去了控制）。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她说，“你做的方法不对。”

“告诉我对方的头法。”[20]

“在适当的时候，”这个小卿卿[21]回答说。

Seva ascendes, pulsata, brulans, kitzelans, dementissima. Elevator clatterans, pausa, clatterans, populus in corridoro. Hanc nisi mors mihi adimet nemo！ Juncea puellula, jo pensavo fondissime, nobserva nihil quidquam[22]；当然，再过一会儿，我也许就会犯下什么不可收拾的大错。幸好，她又回到那个宝箱跟前去了。

在浴室里，我花了很长时间恢复常态，以便去干一件单调乏味的事。我站在那儿，屏住呼吸，心头怦怦乱跳，听见我的洛丽塔发出“嗬”和“哎呀”之类少女表示快乐的喊声。

她用了那块肥皂，只是因为那是样品。

“好啦，走吧，亲爱的，要是你也像我一样饿了。”

于是就朝电梯那儿走去，女儿挥舞着她白色的旧提包，父亲走在前面（nota bene[23]：从不走在后面，她不是一位女士）。当我们站在那儿（此刻肩挨着肩），等着电梯把我们送下楼去的时候，她把头向后一仰，毫无拘束地打了个呵欠，摇了摇她的那头鬈发。

“在那个营地上，他们要你们几点起床？”

“六点——”她忍住另一个呵欠——“半”——打了个大呵欠，浑身上下都颤动起来。“六点，”她重复道，嗓子眼里又堵住了。

餐厅迎面飘来一股油煎肥肉的味道，眼前还有一张笑容暗淡的脸。那是一个宽敞、浮华的地方，四周墙上的令人伤感的壁画描绘了摆出各种不同的姿势、陷入各种不同的着魔状态的着魔猎人，他们周围有一群庞杂的毫无生气的动物、林中仙女和树林。稀稀落落的几个老太太、两个教士和一个穿着运动上衣的男人正在默不作声地把他们的饭菜吃完。餐厅九点关门。穿着绿色制服、面无表情的女服务员巧妙地、急匆匆地想尽快把我们打发走。

“他是不是看上去活像，完全就像是奎尔蒂？”洛低声说，她并没有用尖尖的褐色的胳膊肘儿去指，但却显然心急火燎地想要指出坐在餐厅远处角落里的那个穿着花哨的方格子衬衫单独用餐的客人。

“像拉姆斯代尔我们的那个胖牙科大夫吗？”

洛含着刚喝进嘴去的那口水，把晃动的玻璃杯放下。

“当然不像，”她快乐得唾沫四溅地说，“我指的是骆驼牌香烟广告上的那个剧作家[24]。”

噢，名声！噢，Femina[25]！

等甜点心给端来砰的放下后——给年轻姑娘的是一大块樱桃馅饼，给她的保护人的是香草冰淇淋，不过大部分也给她在吃完馅饼后迅速地吃掉了——我拿出一个里面装着“爸爸的紫药丸”的小玻璃瓶。在我如今回想到那个奇怪、可怕的时刻，那些令人眩晕的壁画，我只能用一颗错乱的心在其中旋转的那种梦幻的真空作用来解释我那时的行为，但当时，一切在我看来似乎都十分简单，也难以避免。我朝四周瞥了一眼，看清最后一个用餐的人已经离开，便拔开瓶塞，动作十分审慎地把春药倒在我的手掌中间。我对着镜子仔细练过很多次这个动作：把一个空手掌对着张开的嘴一拍，（假装）吞下一颗药丸。正如我所预料到的那样，她一把抓住那个装着饱满的、颜色鲜艳的胶囊的药瓶，瓶里那一颗颗胶囊里充满了美人香睡剂。

“蓝色的！”她喊道，“浅紫发蓝的。是什么做的？”

“夏天的天空，”我说，“还有李子和无花果，以及帝王的深紫色的血液。”

“别这样，认真一些——求你了。”

“噢，不过是爸爸的紫药丸。维生素X。能叫人身体结实得像头牛或者像把斧头。你想尝一颗吗？”

洛丽塔伸出手来，使劲点了点头。

我原来指望药会迅速生效。果然如此。在营地她曾度过了十分漫长的一天，早上跟巴巴拉一起去划船，巴巴拉的姐姐是湖滨区的总监，这个讨人喜欢、容易接近的性感少女一面强忍住使上腭拱起的呵欠，一面开始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这一切，她的呵欠越打越大——哦，这种魔药的效果有多快啊！——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很有效。在我们像涉水似的走出餐厅的时候，先前隐约出现在她脑海中的那场电影，自然已经给忘了。我们上了电梯，她微微笑着，靠在我的身上——你想不想要我告诉你？——半闭起她那有着黑眼睑的眼睛。“倦了吗？”汤姆大叔问道，他正把这个有着法国－爱尔兰血统的文静的先生跟他的女儿以及两个脸色憔悴的女人，种玫瑰花的专家送上楼去。他们都十分怜爱地望着我那身体娇弱、皮肤黝黑、脚步不稳、神情恍惚的玫瑰花似的宝贝儿。我几乎把她抱进我们的房间。她在房里的床边坐下，微微摆动着身子，一面用鸽子般低沉的拖得很长的声调说话。

“要是我告诉你——要是告诉你，你肯答应（倦了，倦极了——头垂下来，眼睛都快闭上了），答应你不会抱怨吧？”

“以后再说吧，洛。现在睡吧。我把你留在这儿。你上床睡吧。给你十分钟。”

“噢，我是个非常叫人讨厌的姑娘，”她继续说道，一边抖了抖她的头发，用不灵巧的手指把一条丝绒的头带解下。“我来告诉你——”

“明儿再说吧，洛。上床睡吧，上床睡吧——看在上帝分上，上床睡吧。”

我把钥匙放进口袋，走下楼去。

[1] 即营地主任的儿子查利·霍姆斯。参看本书第一部第三二章。

[2] 法文，有着黑眼圈儿。

[3] 拉丁文，铅灰色的眼圈儿。

[4] 德文，小妞儿。

[5] “腹部的”，英文是abdom inal，“糟透了的”英文是abominable。两词读音相近。

[6] 纳博科夫说，“这位诗人显然是勒平，他常去捕捉鳞翅昆虫（lepidoptera），但这就是人家对他所知道的一切。”

[7] 德文，一个少女。

[8] 英文“心理疗法大夫”（the rapist，该词拆开拼写成the rapist便是“强奸犯”意，所以亨·亨这么说。

[9] 法文，后来呢？

[10] 即Ensuite，洛丽塔读音不准，把它说成了Ansooitc。

[11] 法文，都说完了吗？下文C'est（是的）是英语式法语。

[12] 实际上并不是引的一句诗，而是暗指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1842年写的一部韵文戏剧《皮帕经过》（Passes）。

[13] “斯温”，原文是Swine，意思是“猪”。

[14] 在旅馆登记用的这个化名，是考虑到埃德加·爱伦·坡和他的小新娘。

[15] 房间的号码正是黑兹家房子的门牌号码。

[16] 在亨·亨看来是模拟的，因为在那个最最关键的夜晚，没有什么在他看来是真实的。

[17] Tuscany，意大利中西部的一个地区，以前是个大公国。

[18] 法文，终于单独待在一起了。

[19] 原文故意把whats the matter w ith the kiss（接吻有什么问题）中的matter（问题）和kiss（接吻）两词的首音弄错，成为what,sthe katter with the miss，所以译文也作了相应处理。

[20] 这句原文又把“对头的方法”（the right way）中right和way的首音弄错，成为wight ray。

[21] “小卿卿”，原文是spoonerette。Spoonerism是“首音误置”义，俚语spooner是“向人求爱的人”或“痴情的人”意，语尾-ette表示“女性”。

[22] 本处亨·亨异常激动，他说的拉丁文竟然成了搀杂了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的一种古怪的语言，大意是：“元气渐渐上升，不断涌动，火辣辣的，充满渴望，完全失去理智，电梯卡嗒卡嗒直响，停了下来，又卡嗒卡嗒直响，走廊里有不少人。除了死神，谁也不能把这个人儿（洛丽塔）从我手里夺走！身材苗条的小姑娘，我十分怜爱地想着，她什么也没看见。”

[23] 拉丁文，请注意。

[24] 指克莱尔·奎尔蒂。

[25] 拉丁文，女人。

二八

陪审团的女士们！耐心听我说一下！让我只占用一点儿你们宝贵的时间！这就是le grand moment[1]。我让我的洛丽塔仍然坐在那张深渊似的床的边沿，瞌睡蒙地抬起一只脚来，摸索着鞋带，并且在这么做的时候，把大腿下侧一直露到她的短裤裤裆那儿——在暴露大腿的问题上，她一向特别心不在焉或不知羞耻，或是两者都有。这其实就是我弄清了门里面没有插销以后锁在屋里的她那不受外界影响的倩影。那把挂着刻有号码的木牌的钥匙立刻成为进入一片令人销魂而又畏惧的未来的重要芝麻[2]。它是我的，是我滚热的长满汗毛的手的一部分。再过几分钟——比如说，再过二十分钟，就算半个小时，sicher ist sicher，[3]像我舅舅古斯塔夫[4]常说的那样——我就开门走进那个“342”号房间，看到我的性感少女，我的美人儿和新娘给禁锢在她那水晶般的睡梦之中。陪审员们！假如我的幸福可以开口说话，它准会让这家时髦的旅馆充满震耳欲聋的笑声。今天我唯一感到懊悔的是，那天晚上我没有把“342”号的钥匙悄悄放在办公室里，随后离开这个市镇，这个国家，这片大陆，这个半球——甚至这个世界。

让我解释一下。我并没有因她自责的暗示而感到过分不安。我仍然坚决地想要推行我的方针，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而且只对一个完全受到麻醉的裸体小人儿暗暗行动，而不伤害她的童贞。克制和尊崇仍然是我的箴言——即使这种（顺带提一句，已被现代科学完全揭穿了的）“童贞”由于她在那个可恶的营地上某种幼稚的性爱经验——无疑是同性恋的性爱经验——而稍微受到一点儿损害。当然，我，让－雅克·亨伯特[5]，按照我那老派的、旧世界的习惯，在头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就认定她是清白之身，就跟纪元前的古老世界和它的种种令人着迷的习俗可悲地终结以后我们对“正常儿童”的传统看法一样。在我们这个开明的时代，我们四周并没有簇拥着许多花儿般的幼小的女奴，可以供我们在办公和沐浴之间随意采摘，就像在古罗马时代那样；我们也不像尊严的东方人在更为奢靡的时代里所做的那样，在吃羊肉和喝玫瑰色的果子露之间使用不少幼小的优伶唱歌跳舞。总的要点就是，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之间古老的联系如今已被新的习俗和法律完全割断。尽管我了解一点精神病学和社会工作的皮毛，但我实际对儿童所知甚少。不管怎么说，洛丽塔才十二岁，而且无论我在时间和地点方面作出什么样的迁就——甚至把美国中小学生的粗野举动也牢记在心——我仍然觉得，不管那些没有教养的小娃娃之间发生什么，也都是在一个较晚的年龄、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发生的。因此（重新回到这番解释的思路上来），我这个道学家抱定我们惯常认为十二岁的小姑娘应该如何的观念而回避这个问题。我这个儿童治疗专家（一个冒充内行的人，像大多数儿童治疗专家一样——但没有关系）机械刻板地重复新弗洛伊德主义[6]的杂乱无章的观点，并且设想出一个处于少女“性潜伏”期的爱好幻想和夸张的多莉。最后，我这个纵欲好色的人（一个真正的疯狂的恶魔）对于他的猎物的某种堕落的行为也不表示异议。可是在那种剧烈的欣喜后面某处，感到困惑的幽灵在窃窃私语——我并没有加以注意，这一点我深为后悔！人啊，请注意！我早该明白洛丽塔已经是一个跟天真无邪的安娜贝尔差别很大的姑娘，而且仙女的邪恶的气息正从我预备秘密享用的这个小精灵似的孩子的所有毛孔里往外散发，这样一来，就根本无法保守秘密，甜美的享受也会断送人的性命。（从洛丽塔——真正的孩子洛丽塔或是在她身后某个形容枯槁的天使——身上的某种气质向我显示出的那些征兆来看）我早该知道我从期待的销魂中所得到的结果只会是痛苦和厌恶。噢，陪审团高尚的先生们！

可她是我的，她是我的，那把钥匙就在我的手中，而我的手在我的口袋里，她是我的。在我为其奉献了多少个失眠之夜的幻想和计划的过程中，我已经逐渐清除了所有多余的污迹，并且通过一层层堆积半透明的幻象，已经设想出一幅最后的画面。除了一只短袜和她美丽的小手镯外，她整个身子都裸露在外，正摊开手脚躺在床上，被我的春药击倒了——我就这样预想着她的模样；她手里仍然握着一条丝绒发带；她那蜜黄褐色的身体，露出游泳衣在她身上留下的与她那晒成褐色的部位形成对照的白色痕迹，并向我展示出苍白的蓓蕾似的乳房；在粉红色的灯光下，一小撮细小的阴毛在隆起的丰满的下腹部闪闪发亮。那把冰凉的钥匙带着附属于它的温暖的木牌，就在我的口袋里。

我在各个不同的公共厅堂里转悠，下面灯光明亮，上面光线暗淡，因为欲望的外表总是阴暗的。欲望从来不能十分肯定——甚至当那个肌肤柔软的牺牲者给锁在你的地牢里也是如此——肯定不会有哪个敌对的恶魔或富有权势的神明来破坏你预备取得的成功。照普通的说法，我需要喝点儿酒，但在这个古老的场所尽是浑身流汗的市侩和过去某一时代的物品，根本没有酒吧。

我走进男厕所。有个穿着教士穿的黑衣服的人——comme on dit[7]一个“劲头十足的人”——正在维也纳[8]的协助下想要查明自己是否还有性本能；他问我喜不喜欢博伊德博士的讲话，听到我（国王西格蒙德[9]二世）说博伊德真是个好小伙子的时候，显得相当困惑。看到他这种神态，我利索地把用来擦我敏感的手指尖的那张草纸扔进专为它设置的容器，随后便朝旅馆大厅走去。我把胳膊肘儿舒舒服服地搁在柜台上，问波茨先生他是否肯定我妻子没有来过电话，还有那张小床究竟怎么样了。他回答说我妻子并没有来过电话（当然，她已经死了），小床明天就会放好，要是我们决定住下去的话。从一个被称作“猎人大厅”的开阔而拥挤的场所，传来许多人谈论园艺或来世的声音。另一间屋子被称作“山莓大厅”，那儿灯火通明，摆着好多张光亮的小桌子和一张上面放着“点心”的大桌子，除了一位女主人（那种脸上挂着呆滞的笑容、讲话的样子就像夏洛特的形容憔悴的女人），里面仍然空空荡荡。她轻快地走到我的面前，问我是不是布雷多克先生，如果我是这位先生的话，比尔德小姐正在找我。“一个女人竟有这么个姓[10]，”我说，接着就慢慢地走开了。

彩虹般的血液在我的心里汹涌进出。到九点半的时候，我就要去向她作出奉献。回到旅馆大厅，我发现那儿起了变化：许多穿着花衣服或黑教士服的人在各处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一个神奇的机会使我看见一个跟洛丽塔的年岁相仿的讨人喜欢的孩子，身上也穿着洛丽塔穿的那种连衣裙，不过是纯白色的，黑头发上还扎着一条白缎带。她并不漂亮，但她是一个性感少女；她那温润白皙的双腿和洁白可爱的脖子在令人难忘的瞬间与我对肤色棕黄发红、充满生气、受到玷污的洛丽塔的欲望形成十分令人愉快的交互唱和（用脊髓音乐的术语来说）。那个脸色苍白的孩子注意到我的目光（那其实是十分随便和温和的），却滑稽可笑地变得忸忸怩怩，完全失去了镇定；她眼睛骨碌碌乱转，用手背擦擦她的脸蛋儿，又拉拉她裙子的滚边，最后把她那瘦削的动来动去的肩胛骨冲着我，装着一本正经地在跟她那母牛似的妈妈说话。

我离开了嘈杂喧闹的旅馆大厅，站在外面白色的台阶上，望着无数带有粉末的小虫在充满嗡嗡嘤嘤的声音的那个潮湿的黑夜里围着灯盘旋。我所要做的一切——我所敢做的一切——就是这么一点儿……

突然，我发现在我旁边的那片黑暗中，有个人正坐在有柱子的门廊上的一把椅子上。我其实并不能看见他，但让我知道他在那儿的，是把螺钉转下发出的擦刮声，接着传来一阵谨慎的咯咯声，最后是把螺钉转还原的平静的声音。我正预备走开，他开口对我说起话来：

“你究竟是打哪儿把她弄来的？”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是说：天气就是转晴了。”

“看上去是这样。”

“那小妞儿是谁？”

“是我女儿。”

“你撒谎——她不是。”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是说：七月里很热。她母亲在哪儿？”

“死了。”

“是这样。对不起。顺便说一声，你们俩明儿何不跟我一块儿吃午饭。那伙讨厌的人到那时就都走了。”

“我们也走了。晚安。”

“对不起。我醉了。晚安。你的那个孩子需要好好睡一阵子。睡眠像一朵玫瑰，正如波斯人所说的那样[11]。抽烟吗？”

“现在不抽。”

他划了根火柴，但因为他醉了，或者因为有风，火苗照亮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一个很老的老头，是一个老旅馆中的那种常客——跟他坐的白色摇椅。谁都没说什么，黑暗又回到了原处。接着，我听见那个老人咳嗽起来，吐出一些叫人感到毛骨悚然的黏液。

我离开门廊。总共至少已经过了半个小时。我该去喝口酒的。紧张开始产生了影响。假如一根小提琴弦也能感到疼痛，那我就是这根琴弦。不过，露出急急忙忙的样子会很不得体。在我穿过旅馆大厅角落上的一群站着不动的人时，有道耀眼的亮光忽然一闪[12]——于是满面笑容的布雷多克大夫，两个佩戴着兰花的主妇，那个穿白衣服的小姑娘，大概还有在那个像新娘似的小妞和着魔的教士之间侧身走过的龇牙咧嘴的亨伯特·亨伯特，全都变得名垂千古——就小城镇报纸的质地和印刷可被视作传诸久远而言。一群嘁嘁喳喳的人聚在电梯旁边。我选择了从楼梯走上楼去。342号房间就在太平门旁边。你还可以——但是钥匙已经插到锁里，接着我进了房间。

[1] 法文，伟大的时刻。

[2] “芝麻，开门”，是《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里强盗念的开门咒语。

[3] 德文，确切无疑。

[4] 即古斯塔夫·特拉普，前面曾说是远亲。

[5] 这里用了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名字，卢梭著有著名的《忏悔录》（Confe Mbw）。

[6] 强调家庭、社会制度和文化对精神病致病影响的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信徒。这是对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攻击。纳博科夫对弗洛伊德的攻击是一贯的。

[7] 法文，正像俗话说的。

[8] 这里的“维也纳”可能借指弗洛伊德的学说。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冲动是行为的基本原因。

[9] Sigmund，弗洛伊德的名字。

[10] 比尔德，原文为Beard，意思是“胡须”，所以这么说。

[11] 这是暗指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血红色，原文是incar nadine，这个词曾出现在英国诗人菲玆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翻译的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1048—1122）的诗集《鲁拜集》（The Rubaiyat）的一节中。

[12] 指用闪光灯拍照。

二九

浴室的门半开半掩，里面还亮着灯；除此之外，屋外的弧光灯透过软百叶帘射进一片稀疏的红光。这些交叉的光线划破卧室里的黑暗，展现出下面这番景象。

我的洛丽塔穿着一件旧睡衣，侧身躺在床的中央，背对着我。她那薄薄盖住的身体和光胳膊光腿形成一个“Z”形。她把两个枕头都放在她那黑发蓬乱的头下面；一束惨白的光掠过她脊椎骨的顶端。

我立刻脱下衣服，穿上睡衣，速度难以相信地快得就像在电影摄影的场面里，更衣过程给删剪时所暗示的那样。我已经把一个膝盖跪到床边上，洛丽塔忽然回过头来，透过被一道道微光掠过的黑暗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这是闯进房来的那个人所没有料到的情况。药丸招揽生意的宣传（entre nous soit dit，[1]一个相当卑鄙的勾当），目的在于叫人迅速安睡，就连一大群人也不会把服药的人吵醒，而这会儿，她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口齿不清地把我叫作“巴巴拉”。巴巴拉[2]穿着我的对她来说未免太紧的睡衣，仍然十分镇定，一动不动，面对着这个说梦话的小人儿。多莉绝望地叹了口气，缓缓地转过脸去，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至少有两分钟，我在床边神经紧张地等着，就像四十年前那个裁缝带着自制的降落伞准备从埃菲尔铁塔上跳下去时那样。她轻微的呼吸具有睡眠的节奏。最后，我勉强把身子挪到狭窄的床边上，悄悄拉着堆在我冰凉的脚后跟以南的那点儿被褥——洛丽塔抬起头来，目瞪口呆地望着我。

我后来从一位给了我不少帮助的药剂师那儿得知，紫色的药丸甚至都不属于巴比妥酸盐[3]那个庞大崇高的门类。神经病人认为它是一种效果很强的麻醉药，虽然它可能会让一个神经病人入睡，但却依然是一种过于平和的镇静药，不会长时间地对一个尽管疲惫但却依然相当警觉的性感少女产生影响。拉姆斯代尔的那个大夫究竟是个江湖郎中，还是个精明的老骗子，这一点实际上现在和过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受了骗。等洛丽塔又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意识到不管这种药在下半夜是否还会产生作用，我所依赖的安全措施已不可靠。她的头又缓缓转过去，倒在过高的枕头上。我静止不动地躺在床边，仔细地看着她乱蓬蓬的头发，看着她那隐隐露在外面的半边大腿和半边肩膀的性感少女肌肤上的微光，一面想要根据她的呼吸的速度推测出她睡得有多么熟。过了好一会儿，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决定冒险朝那片可爱的、令人发狂的微光挨近一点；可是我还没有挪到它那温暖的外围，她的呼吸就又暂停下来。我有一种讨厌的感觉，觉得小多洛蕾丝完全清醒，只要我用自己肮脏的身体的任何部位碰她，她立刻就会尖声喊叫。读者啊，不管你对我书中的这个心肠软弱、病态敏感、无限谨慎的男主人公多么恼怒，请你可别跳过这必不可少的几页！想象一下我的情况。如果你不去想象，那么我就不会存在；试着辨别出我身上的那种好像母鹿似的品质，在自己邪恶的树林中索索发抖；还是让我们稍微笑一笑吧。不管怎么说，笑笑并没有什么害处。例如（我几乎写成了“列如[4]”），我没有地方好搁我的头，而心口灼热（人们把这种煎熬称作“法国式的”，grand Dieu！[5]）又给我的不适火上浇油。

她又睡熟了，我的性感少女。但我仍然不敢开始我着魔的航行。La Petite Dormeuse ou L'Amant Ridicule。[6]明儿，我要把先前叫她妈妈那么彻底地失去知觉的那种丸药喂给她吃。在汽车上的贮物箱里——还是在那个铰合式手提旅行包里？我是不是应该足足等上一个小时，随后再悄悄向前移动？对性感少女的痴迷狂想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实际接触在不多不少的一秒钟里就可以完成。一毫米的间隙在十秒钟里就可以完成。我们且等着看吧。

什么都不像一家美国旅馆那么嘈杂。而且，请注意，这儿还被看作是一家安静、舒适、宾至如归的老式场所——“风雅得体的生活方式”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东西。电梯门开关的哐当声——就在我头东北二十码左右的地方，但听上去却清楚得就像在我左边太阳穴里似的——跟电梯上下的轰响声和嗡嗡声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很久。每隔一会儿，就在我左耳的正东面（假如我始终仰面躺着，不敢把自己较为邪恶的一侧对着我的同床人那蒙的臀部），走廊里就会充满欢快、响亮、愚蠢的喊叫以及末尾的一连串道晚安的声音。等这阵嘈杂声过去以后，我小脑正北方的一个抽水马桶又取而代之。那是一个强劲有力、声音深沉的抽水马桶，给使用了好多次。它的汩汩声和冲泻声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时间的充水声使我身后的墙壁也震动起来。接着，南面哪个人又病得相当厉害，喝酒喝得几乎把命都咳掉了。他房间里的抽水马桶就在我们浴室的隔壁，冲起水来活像真正的尼亚加拉大瀑布[7]。最后，所有的瀑布都停止了，着魔的猎人也都酣畅地睡着了，我却仍然无法入睡，在我西面，窗下的那条林荫道——一条两边都是参天大树、沉静肃穆的高尚住宅区的街道——竟成了轰隆隆地穿过潮湿、刮风的夜晚的巨型卡车穿梭来往的可鄙的通道。

离我和我燃烧的生命不到六英寸远的地方，就是蒙蒙的洛丽塔！经过漫长的一动不动的守候，我的触角又朝她移去。这次，床垫吱吱嘎嘎的声音并没有把她吵醒。我设法把我贪婪的身躯移得离她那么近，因而我都能感到她那裸露的肩膀的气息像一股暖气拂到我的脸颊上。随后她突然坐起身来，气喘吁吁，用不正常的飞快的速度嘟哝着什么关于小船的事，用劲拉了拉被单，又重新陷入她那香甜、黑暗、年轻的昏睡中去了。在她酣睡着翻动身子的时候，她的一只新近赤褐色的如今月白色的胳膊横打到我的脸上。有一刹那，我抱着她。她从我搂抱的阴影中脱出身去——她这么做并无意识，也不用劲，也不带有任何个人的反感，只发出一个要求正常休息的孩子的那种平常的哀怨的嘀咕。一切又恢复原状：洛丽塔弯曲的脊梁骨对着亨伯特，亨伯特用一只手托着头，给欲望和消化不良弄得浑身发烧。

消化不良逼得亨伯特要到浴室去喝一口水；我知道，也许除了牛奶配小萝卜以外，这是对我的病症的最有效的药物。等我再回到那个奇异的、充满一道道惨淡的光线的堡垒中（洛丽塔的新旧衣服以各种不同的着魔姿态搭在那儿的一件件看去似乎模模糊糊地在漂浮的家具上），我那不好对付的女儿坐起身来，用清晰的声调也要水喝。她用模模糊糊的手接过那个富有弹性的、冰凉的纸杯，感激地一口喝下了杯里的水，她的长长的睫毛正对着纸杯，随后，小洛丽塔做了一个比任何肉体的爱抚更令人销魂的娇憨动作，在我的肩膀上擦了擦她的嘴。她重新倒在她的枕头上面（趁她喝水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的枕头抽了出来），马上又睡着了。

我不敢再给她吃一颗那种药，心里并没有放弃希望，以为第一颗药仍然会叫她睡得很熟。我开始把身子朝她移去，作好接受任何失望的准备，心里知道我最好继续等待，但又无法等待下去。我的枕头上散发出她头发的气味。我朝着我那隐约闪现的宝贝儿移过去，每当我觉得她动了或正要动的时候便停下来，或者后退。从仙境吹来的一丝微风已经开始影响我的思绪[8]。当时，我的思绪似乎潜伏在斜体字当中，仿佛反映出我思绪的水面被那阵风的幻影吹皱了。我的意识一次次地朝相反的方向折叠，我那不断挪动的身体进入了睡眠的境界，又摆脱出来，有一两次，我发现自己迷迷糊糊地发出一阵凄凉抑郁的鼾声。温柔的薄雾笼罩着渴望的群山。时而，我觉得那个着魔的猎物就要跟这个着魔的猎人在半路上相遇，她的臀部在一片遥远的、传说中的海滩上那些松软的沙砾下正缓缓地向我移来。接着，她那泛起波纹的朦朦胧胧的身体就会动上一下，我就知道，她比任何时候都离我更为遥远。

我相当详细地叙述那个遥远的夜晚的激动和摸索，只是因为我坚持想要证明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而且过去也决不可能是一个蛮横的恶棍。我悄悄穿过的那些温和朦胧的境地是诗人留下的财产——不是罪恶的渊薮。假如我达到了我的目标，我的狂喜便会化作全部的柔情，成为一个内心燃烧的实例；这种内心燃烧的热力，即使在她完全清醒的时候，她也几乎感觉不到。可是我仍然希望她会逐渐陷入完全的昏睡之中，这样我就可以在她身上体味到更多的东西，而不只是那么一丁点儿。因此，在作出试探的接近中间，由于混乱的视觉把她转变成斑驳的月光或一片蓬松的开满花儿的灌木，我总梦想着自己重新恢复知觉，梦想着自己躺在那儿等待。

在午夜过后的那几个小时里，那个不安定的旅馆的夜晚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四点左右，走廊里厕所的抽水马桶像小瀑布似的响了起来，接着门也乒乒乓乓。五点刚过，一番发出回声的滔滔不绝的议论便分为几次从一个院子或停车场上开始传来。其实那不是一番滔滔不绝的议论，因为讲话的那个人每隔一会儿就停下来，（大概是）听另一个人说话，只是那另一个人的声音我听不见，因此从听到的那部分话语得不出什么真实的意义。然而，那乏味的语调却带来了黎明。房间里已经充满了淡淡的紫灰色，好几个勤劳的抽水马桶也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工作。哐当哐当和嘎嘎作响的电梯开始接送早起上楼和下楼的客人。我可怜地打了几分钟瞌睡，梦见夏洛特成了一个绿水池里的美人鱼，而在走廊里的什么地方，博伊德博士用圆润的嗓音说，“你们早上好”，鸟儿在树上飞来飞去。接着，洛丽塔打了一个呵欠。

陪审团冷漠的女士们！我原来以为要过好几个月，也许要过好几年，我才敢对多洛蕾丝·黑兹暴露出我的真面目；可是六点钟的时候，她已经完全清醒，到了六点一刻，我们实质上已经成了情人。我来告诉你们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是她勾引了我。

听到她清早打的第一个呵欠，我立刻假装侧脸睡得很香。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发现我睡在她的身旁，而不是在另一张床上，会不会感到震惊？她会不会拿起她的全部衣服，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她会不会要求立刻把她送到拉姆斯代尔——送到她母亲的床边——或者送回营地？可是我的洛是一个淘气的小妞儿。我感到她的眼睛紧盯着我。等她终于发出她的那种可爱的格格的欢笑声的时候，我知道她的眼睛一直充满笑意。她滚到我的身旁，她那暖烘烘的褐色头发拂到了我的锁骨上。我不大成功地装着刚醒过来。我们平静地躺着。我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我们轻轻地接吻。叫我神思昏昏、相当窘困的是，她的吻具有一种相当有趣的紧张、试探的精妙的意味，这使我断定她在很小的年龄就经过一个小女同性恋的指点。一个叫查利的男孩子不可能教她那一套。好像想看看我是否尽兴，是否学过这一课，她缩回身去，细细打量着我。她的颧骨发红，饱满的下嘴唇闪闪发光，我马上就要崩溃了。突然，在一阵粗野的欢快声（性感少女的特征！）中，她把嘴凑到我的耳边——但有好一阵子，我的头脑无法从她那炽热的惊雷似的耳语中辨别出什么话来。她又哈哈大笑，拂去脸上的头发，又把话说了一遍。等我听明白她暗示的事情后，我渐渐颇为奇特地领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新得荒诞的梦境中，没有什么事在那儿是不可行的。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她和查利玩过什么游戏。“你是说你从来没有——？”她的脸蹙了起来，厌恶不信地睁大眼睛望着我。“你从来没有——”她又开口说道。我趁空用鼻子去闻闻她。“别这样，好吗？”她带有鼻音地嘀咕道，迅速把她褐色的肩膀从我嘴边移开。（除了接吻或赤裸裸的交欢，她把所有的亲热爱抚看作不是“浪漫的胡搅”，就是“反常变态”——有很长一段时期，一直如此，这种方式相当古怪。）

“你是说，”她跪起身子，对着我，追问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吗？”

“从来没有，”我相当坦率地答道。

“好吧，”洛丽塔说，“那么我们就从这儿开始。”

可是，我不想详细描述洛丽塔的放肆，叫有学问的读者感到厌烦。只说我在这个漂亮的、几乎还没有发展成熟的年轻姑娘身上没有看到一丝端庄稳重的痕迹，也就够了。现代的男女同校教育、青少年的风尚、营火旁的欢宴等已经叫她这样的姑娘不可救药地彻底堕落了。她把那种赤裸裸的行为只看作不为成年人所知的年轻人的秘密世界的一部分。成年人为了传宗接代所做的事跟她毫不相干。我的生命被小洛用充满活力、切合实际的方式操纵着，仿佛那是一个与我无关的没有知觉的精巧的装置。虽然她急于想让我对粗暴的少年世界获得深刻的印象，但却并没有对一个孩子的生活跟我的生活之间存在的某些差异作好准备。只是出于自尊心，她才没有放弃；因为处在那种不寻常的困境中，我装着十分愚蠢，由她任意摆布——至少在我还能忍受的时候。可是说实在的，这些都是不相干的问题。我对所谓的“性行为”压根儿就不在意。任何人都可以想象那些兽性的成分。一项更大的尝试引诱我继续下去：一劳永逸地确定性感少女危险的魔力。

[1] 法文，只在我们之间说说。

[2] 指被当作巴巴拉的亨伯特。

[3] 一种镇静剂和催眠药。

[4] 作者把for instance（例如）写成了frinstancec。

[5] 法文，天哪！

[6] 法文，熟睡的少女或可笑的情人。并无一幅这个标题的画作。这个模拟的标题和内容模仿的是十八世纪的风俗版画。

[7] Niagara Falls，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大瀑布。

[8] 指刘易斯·卡罗尔写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1865）。

三〇

我不得不谨慎小心地行走。我不得不低声说话。噢，你这老练的犯罪报道的记者，你这神情严肃的老引座员，你这一度颇受欢迎的警察，在给学校门前的那个十字路口增光添彩了多年以后，如今却遭到单独监禁，你这靠一个男孩子读书给你听的不幸的荣誉退休教授！让你们这些家伙狂热地爱上我的洛丽塔，这决不成，对吧！如果我是一个画家，如果“着魔的猎人”的管理人员在夏季的一天失去理智，委派我用我自己创作的壁画重新装饰他们的餐厅，那么下面就是我可能会设想出的画面，让我列出一些片断：

壁画上会有一片湖水。在火红色的花朵中会有一座凉亭。会有一些自然风景画——一头老虎追赶一只极乐鸟，一条令人窒息的蛇完全缠绕住小猪剥了皮的躯干。会有一位苏丹，脸上现出巨大的痛苦（可以说跟他做出来的爱抚并不相符），正在帮助一个臀部好看的小奴隶爬上一根缟玛瑙[1]的柱子。会有出现在自动唱机的乳白色两侧的那些性腺灼热的亮晶晶的液滴。会有中级小组的各种营地活动：划独木舟，跳库朗特舞[2]，在湖边的阳光下梳理鬈发。会有白杨树和苹果树，星期天的郊外风光。会有一块火蛋白石[3]在一个泛起阵阵涟漪的水池中融化，最后一次震颤，最后一次敷色，刺眼的鲜红，令人难受的粉红，一声叹息，一个畏缩的孩子。

[1] 缟玛瑙是玛瑙的一种。这里无疑指的是条纹大理石。

[2] 十七世纪盛行于欧洲的一种宫廷对舞。

[3] 蛋白石是非晶质的矿物。火蛋白石一般为红色或黄色，带有火样的反射。

三一

我尽力把这一切描述出来，倒并不是为了在我目前无限的痛苦中重新经历一次，而是为了在那个奇特、可怕、叫人发狂的世界里——性感少女的性爱中——区分出地狱和天堂。兽性和美感在某一点交融在一起，而我想确定的就是这条界限，但我感到自己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呢？

根据罗马法的规定，一个女孩子可以在十二岁结婚[1]，教会采纳了罗马法的这条规定[2]，而且在美国的某些地方仍然心照不宣地受到奉行[3]。十五岁则在无论何处都是合法的[4]。如果一个四十岁的粗野放浪的汉子，经过当地牧师的祝福，又喝了一肚子酒，脱下他那已被汗水浸透的华丽衣衫，把他的阳物猛地插到他那年轻的新娘的体内，两个半球上的居民都会认为这并没什么不对。“在圣路易、芝加哥和辛辛那提这些促进身体成长的温和的气候区域（这所监狱图书馆里的一本旧杂志上这么说），女孩子大概到了十二足岁就成熟了。”多洛蕾丝·黑兹出生在距离促进身体成长的辛辛那提不到三百英里的地方。我只不过顺应自然。我是自然忠实的猎狗。那么为什么我不能摆脱这种恐惧呢？我夺去了她的花蕊吗？陪审团敏感的女士们，我甚至都不是她的头一个情人。

[1] 确实如此，详见1930年出版的科贝特（Corbett）著的《罗马婚姻法》（The Roman Law of Marriage）。

[2] 确实如此，参看布斯卡伦和埃利斯（Bouscaren and Ellis）著的《教会法规》（Canon Law： A Text and Commentary,1957）。

[3] 根据1931年出版的维尼尔（Vernier）的《美国家庭法》（American Family Laws），目前美国有十个州仍加以奉行，这十个州是科罗拉多、佛罗里达、緬因、马里兰、马萨诸塞、田纳西、弗吉尼亚、爱达荷、堪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州。

[4] 并非完全如此。在阿拉斯加、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特拉华、伊利诺伊、密执安、明尼苏达、蒙大拿、内布拉斯加、内华达、新墨西哥、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和怀俄明州的法定婚龄是十六岁，而在新罕布什尔和新泽西州的法定婚龄则为十八岁。可是，如果女方超过十二岁，已经怀孕或自愿，也可有例外。不过如今可能已有所改变。

三二

她告诉了我她是怎样失身堕落的。我们吃着没有什么滋味的粉状香蕉、被碰伤的桃子和非常好吃的土豆片，die Kleine[1]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她一边流利而毫无条理地讲着，一边脸上做出许多滑稽可笑的moue[2]。我想我已经说过，我特别记得她喊了一声“哟”后所做的一个苦脸：果冻似的嘴巴向一边咧去，眼睛朝上转动，习惯地既带着可笑的反感和无可奈何的神气，又有着对年轻人意志薄弱的容忍。

她惊人的故事开头先介绍了前一年夏天在另一个营地，一个她说“很不容易参加的”营地上跟她睡在同一个帐篷里的一个伙伴。这个伙伴（“一个受到遗弃的人物”，“有点儿疯狂”，但却是一个“顶呱呱的孩子”）教了她各种不同的手淫方法。开始，忠实的洛不肯把她的姓名告诉我。

“是不是格雷斯·安吉尔？”我问。

她摇了摇头。不，不是的，是一个大人物的女儿。他——

“也许是罗斯·卡迈因吧？”

“不，当然不是。她父亲——”

“那么，大概是艾格尼丝·谢里登吧？”

她咽了一口唾液，摇了摇头——随后才吃了一惊。

“哎，你怎么会知道所有这些姑娘？”

我作了解释。

“唔，”她说，“她们都很坏，学校那伙人里的有些人，但还没有坏到这样。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塔尔博特，现在她转到一所十分气派的私立学校去了。她的父亲是一个行政官员。”

我怀着一阵难以解释的痛苦回想起可怜的夏洛特过去时常在朋友聚会的闲谈中把这类美妙的趣闻告诉大家，比如“我女儿去年跟塔尔博特家的那姑娘出去远足时”。

我想知道双方母亲是否有哪一位晓得这种女同性恋的消遣。

“当然不晓得，”软弱无力的洛轻声说道，装着害怕而又宽慰的样子，把一只假装颤抖的手紧紧按着胸部。

可是，我却对她异性恋的经历更感兴趣。十一岁时从中西部搬到拉姆斯代尔后不久，她就成了六年级的学生。她所说的“很坏”究竟是什么意思？

噢，米兰达家的孪生姐妹好多年都睡在同一张床上；唐纳德·斯科特这个学校里最蠢笨的男孩跟黑兹尔·史密斯在他叔叔的车库里干了那事；而肯尼思·奈特——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则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机会，就裸露自己的下体，而且——

“让我们来谈谈奎营地吧，”我说。不一会儿，我就知道了全部情况。

巴巴拉·伯克，一个比洛大两岁的体格健壮、肤色白皙、金发碧眼的姑娘，显然是营地上游泳游得最好的孩子。她有一条十分独特的小划子，跟洛一块儿划着玩，“因为除她以外，我是唯一能游到柳林岛去的姑娘”（我想是指一场游泳测验）。七月里的每天早晨——请注意，读者，每个令人愉快的早晨——巴巴拉和洛都在查利·霍姆斯的帮助下，把小划子抬到奥尼克斯或埃里克斯（树林里的两个小湖）去，查利·霍姆斯十三岁，是营地女主任的儿子——而且也是方圆两三英里内唯一的男性（除了一个温顺的、耳朵完全聋了的老杂务工跟一个庄稼汉，他驾着一辆福特牌旧汽车，像种庄稼的人所做的那样，有时把鸡蛋卖给露营的人）。每天早晨，我的读者啊，这三个孩子总抄近路穿过美丽的没有危险的树林，林中充满了青春的各种标志、露水、鸟鸣。在茂密的矮树丛中，洛总给留在一个地点放哨，而巴巴拉和那个男孩则在灌木丛后面交欢。

开始，洛不肯“尝试那是怎么个情形”，但好奇心和彼此间的情谊占了上风；不久，她和巴巴拉就轮流跟那个沉默寡言、粗鄙、阴沉而不知疲倦的查利干起来。查利具有跟生胡萝卜一样多的性的魅力，他炫耀着搜集到的一大堆叫人着迷的避孕用品。他经常从附近的另一个湖，一个面积更大、周围居民更多、被称作克赖马克斯湖（用的就是那座迅速发展的年轻的工厂城镇的名称）的湖面上捞到这样的用品。虽然洛丽塔承认这“有那么点儿好玩”，而且“可以让人容光焕发”，但我很高兴地要说，她对查利的智力和举止十分轻蔑。她的性情也没有给那个淫猥的小恶棍所激发。事实上，尽管“好玩”，我想她的性情只给他弄得有些茫然。

那时已经快十点了。随着欲望的减退，我渐渐有了一种苍白、畏惧的感觉，在我的太阳穴里嗡嗡作响。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叫人神经疼痛的日子，这种死气沉沉的现实状况助长了我的那种感觉。肤色棕黄、一丝不挂、虚弱无力的洛双手叉腰、（穿着毛皮面的新拖鞋的）双脚分开地站在那儿，她那窄小雪白的屁股对着我，她那板着的脸对着门上的镜子，正透过挂在前额上的一绺秀发毫无新意地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扮鬼脸。走廊里传来正在干活的黑人女仆低声说话的声音。不一会儿，她们轻轻地想要打开我们的房门。我叫洛到浴室去用肥皂洗一个十分必要的淋浴。床上乱七八糟，到处都有土豆片的碎屑。她先试穿上两件一套的藏青色的毛料衣服，又试穿上一件无袖衬衫和一条旋动式的格子纹裙子，但前一套太紧，后一套又太宽大。我请她动作快一点（那种局面开始叫我感到惊慌），她竟恶狠狠地把我的那些美好的礼物一下子扔到房间角落里，穿上昨天穿的那身衣服。最后她总算打扮好了，我给了她一个漂亮的仿小牛皮的新钱包（我还悄悄在里面放了好几个分币和两个崭新发亮的一角银币），叫她到旅馆大厅去给自己买一本杂志。

“我马上就下来，”我说，“还有，我要是你的话，亲爱的，就不和陌生人说话。”

除了我的那些可怜的小礼物，其实并没有多少东西需要收拾；但我还是迫不得已，花了长得危险的时间（她是不是在楼下搞什么名堂？）去整理床铺，弄得看上去像是一个辗转反侧的父亲跟他顽皮的女儿所丢下的卧榻，而不是一个出狱罪犯跟两三个肥胖的老娼妇恣意放浪的场景。随后，我穿好衣服，叫那个头发花白的侍者上来帮我拿行李。

一切都很顺利。在旅馆大厅里，她正深深地坐在一张填料塞得很厚的血红色的扶手椅中，埋头在看一本装帧俗艳的电影杂志。有个身着花呢衣服、年龄跟我相仿的家伙[3]（那个地方的格调一夜之间转变成一种虚假的、乡绅的气氛），正越过他熄灭了的雪茄烟和过时的报纸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洛丽塔。她穿着学生穿的白色短袜、两色的浅口便鞋和那件方领口的色彩鲜艳的印花布连衣裙。倾泻而下的一道绿黄色的灯光照出了她温暖的褐色胳膊和腿上的金黄色汗毛。她坐在那儿，漫不经心地高高地交叉着双腿，她那浅色的眼睛掠过字里行间，不时眨上一下。比尔的妻子在他们会面前早就从远处对他表示崇拜。事实上，这个著名的年轻演员在施瓦布杂货店[4]吃圣代的时候，她就经常暗暗对他表示爱慕。没有什么比她那短平的翘鼻子、满是雀斑的脸，或是光溜溜的脖子上那略微发紫的斑点更孩子气的了，那是神话中的吸血鬼在她的脖子上痛饮一顿的结果；没有什么比她无意识地用舌头去舔自己肿胀的嘴唇两旁那玫瑰色皮疹的动作更为娇憨的了；没有什么比阅读有关吉尔的文章更为无害的了，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小明星，自己会做衣服，喜欢研读严肃的文学；没有什么比那头富有光泽的褐色头发在鬓角处那柔软光润的部分更为天真无邪的了；也没有什么更为自然纯朴的了——可是，假如那个淫乱好色的家伙，且不管他是谁——想想看，他有点儿像我的瑞士舅舅古斯塔夫，古斯塔夫也是一个对le découvert[5]极为赞赏的人——知道我身上的每根神经仍然有着被她的身体——那个装扮成一个女孩儿的长生不死的恶魔的身体偎依挨擦的感觉，那么他会感到多么令人作呕的嫉妒。

脸色红润、肥猪似的斯伍恩先生是否完全肯定我太太没有来过电话？他能肯定。如果我太太打来电话的话，他可不可以告诉她我们已经出发到克莱尔姑妈家去了？他当然会的。我结了账，把洛从椅子上叫起来。她眼睛一直不离杂志地上了车。她给开车送到南边几个街区以外的一家所谓小餐馆，一路仍在看杂志。噢，她胃口不错，吃的时候甚至把杂志放到一边，但她平时那种欢快的样子被一种古怪的无精打采的神气所取代。我知道小洛有时脾气很坏，因此我鼓起勇气，张嘴笑了笑，等着她高声喊叫。我没有洗澡，没有刮脸，也没有去出恭。我的神经十分紧张。我不喜欢我的小情人在我想要随便闲聊的时候做出的那种耸起肩膀、张大鼻孔的样子。菲利斯到缅因州去和她的父母团聚前知道内情吗？我面带微笑地问。“嗨，”洛做了个哭丧的鬼脸说，“我们还是不谈这事吧。”我又接着想要——也没成功，不管我怎么咂嘴——引起她对那幅公路图的兴趣。让我提醒我的耐心的读者，洛就应当学习你的这种温顺的脾气，我们的目的地是那个欢乐的市镇勒平维尔，就在一所假设的医院附近。这个目的地本身就是完全随意选定的一处（唉，就像以后那么许多目的地一样）；我战战兢兢，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整个安排显得合理可信，而且等我们看完勒平维尔上演的所有影片以后还能编出别的什么合理可信的目标。亨伯特越来越感到不自在。那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感觉：一种受到压抑、令人局促不安的紧张的感觉，好像我正跟自己刚杀死的一个人的小小的鬼魂坐在一起。

洛回到汽车上去的时候，脸上掠过一种痛苦的神情。等她在我旁边坐下的时候，脸上又掠过了这种神情，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无疑，她为了让我知道才又这么做的。我傻乎乎地问她怎么回事。“没什么，你这粗暴的家伙，”她回答说。“你什么？”我问道。她没有作声。我们离开了布赖斯兰。平日很爱开口说话的洛一声不响。我的后背上好像有不少冷冰冰的惊慌的蜘蛛在往下蠕动。这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这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一个完全无家可归的儿童，而一个四肢粗壮、气味难闻的成年人那天早上竟然劲头十足地跟她干了三次。且不管毕生所抱的梦想的实现是否超过了原来的期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做过了头——陷入了一场噩梦。我一直粗心大意、卑鄙愚蠢。让我相当坦率地说一下：在那片黑暗骚动的底层某处，我又感觉到欲念的蠕动，我对这个可怜的性感少女的欲望竟然这么强烈。跟一阵阵的内疚混杂在一起的是一个叫人十分痛苦的念头：等我一旦找到一段合适的可以不受打扰地把车停下的乡间道路时，她的这种情绪可能会阻止我再次向她求欢。换句话说，可怜的亨伯特·亨伯特非常不快活，他一边平稳地、茫然地驾车朝勒平维尔驶去，一边不断苦苦思索，想找一句俏皮话说，好在这句机敏的话儿的遮掩下大胆地转向他的同座。然而，倒是她后来打破了那阵沉默：

“啊呀，一头压扁了的小松鼠，”她说，“真可惜。”

“是啊，可不是吗。”（急切的、满怀希望的亨说。）

“我们在下一个加油站停一下吧，”洛继续说，“我要到厕所去一下。”

“你要停在哪儿我们就停在哪儿，”我说。接着，在一片荒凉、秀丽而盛气凌人的小树林中（大概是橡树，美国的树木那么大小的时候，我还说不出个名称）开始充满生气地回响起我们汽车奔驶的声音，右首有条长满羊齿草的红土路在斜伸进那片林地前转了向。于是我提议我们也许可以——

“朝前开，”我的洛尖声叫道。

“行。不要着急。”（泄气了，可怜的畜生，泄气了）

我朝她瞥了一眼。谢天谢地，这孩子露出笑容。

“你这傻瓜，”她说，一面甜甜地朝我笑了笑，“你这讨厌透顶的家伙。我本是个生气勃勃的姑娘，瞧瞧你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应该把警察找来，告诉他们你强奸了我。噢，你这肮脏的、肮脏的老家伙。”

她只是在开玩笑吗？她的愚蠢的话中带着一种不祥的、歇斯底里的声调。不久，她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开始抱怨疼痛，说她无法坐着，说我把她体内什么地方戳伤了。汗水沿着我的脖子往下流淌，我们差点儿把一个翘着尾巴穿过大路的小动物压死，我那脾气暴躁的同伴又骂了我一句。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汽车，她一句话也没说就钻了出去，很长时间都没回来。有个鼻子摔破了的年长的家伙慢吞吞地、仔细地给我擦了擦挡风玻璃——各个地方，这类人的做法都不一样，用具从麂皮揩布到肥皂刷都有，而这个家伙用的是一块粉红的海绵。

她总算露面了。“喂，”她用那种深深刺痛了我的冷漠的声音说，“给我几个银币和镍币[6]。我想给住在那家医院里的妈妈打个电话。号码是多少？”

“坐进车来，”我说，“那个号码你不能打。”

“为什么？”

“坐进车来，关好车门。”

她坐进汽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那个老加油工对她露出笑容。我驾车转上公路。

“要是我想给妈妈打个电话，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我回答说，“你妈妈死了。”

[1] 德文，小家伙。

[2] 法文，撇嘴的怪相。

[3] 指奎尔蒂。

[4] 好莱坞的施瓦布杂货连锁店是电影从业人员和渴望进入电影业的人集会的场所。

[5] 法文，裸体。

[6] 指美国的五分線币。

三三

在勒平维尔那个欢乐的市镇上，我给她买了四本连环画、一盒糖果、一盒卫生巾、两罐可口可乐、一套修指甲的用具、一个夜光面的旅行钟、一个上面嵌了一块真黄玉的戒指、一把网球拍、一双白色高帮旱冰鞋、一副双筒望远镜、一个手提收音机、口香糖、一件透明的雨衣、太阳眼镜、又添了一些衣服——看了叫人心醉神迷的衣服、短裤、各种各样的夏天穿的连衣裙。在旅馆里，我们要了两间房，但是半夜里她呜咽着跑进我的房间。我们又温情脉脉地和好了。你们知道，她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一

从这时起，就开始了我们游遍美国的广泛旅行。在各种类型的旅馆中，我不久就变得特别喜欢实用的汽车旅馆——干净、整洁、安全僻静的角落，是睡眠、争吵、和好、无法满足的私通的理想去处。起初，我怕引起人家怀疑，总热切地支付两组一套中两组卧室的租金，每一组里都有一张双人床。我不知道这种安排究竟是打算给哪一类的四个人合住的，因为凭借不完整的隔板把那个屋子或房间分隔成两组互通的爱巢，所能获得的也只是一种外表不受干扰的清静假象。不久，这种正当的男女杂居所暗示的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两对年轻男女快乐地交换伙伴，或是一个孩子假装睡着，以便亲耳听到哼哼唧唧的声音）使我胆子大了起来。偶尔，我会租下内有一张单人床加一张小床或是两张成对的单人床的屋子；那是天堂的牢房，黄色的窗帘给放了下来，好造成充满阳光的威尼斯清晨的幻觉，而实际上，那是宾夕法尼亚州，外面正在下雨。

我们逐渐知道了—— nous connûmes[1]，用福楼拜的语调来说——修建在被汽车协会《旅行手册》上所描述为“阴凉”、“宽敞”或“环境幽美的”庭园中，坐落在夏多布里昂[2]笔下的那些参天大树之下的石头小屋、砖块建筑、土坯建筑、灰泥天井。有种木头房子用多节的松木造成；它那金棕色的光泽让洛想到了油炸小鸡的骨头。我们看不上那种用护墙板修建的朴素的用石灰粉刷过的小木屋，它们总隐隐有一股阴沟气味或是什么别的朦胧的、不自然的恶臭；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自诩之处（除了“舒适的床”），而一个面无笑容的女店主随时准备她的馈赠遭到客人拒绝（“……唔，我可以为你们……”）。

Nous connûmes（这是一个绝妙的玩笑）那些自以为颇有吸引力的千篇一律的旅店字号——诸如“夕阳汽车旅馆”、“铀光别墅”、“山峰旅社”、“松涛旅社”、“山景旅社”、“天边旅社”、“公园广场旅社”、“绿野”、“麦克旅社”。有时候，介绍中会有一行别出心裁的文字，比如，“欢迎儿童，可带宠物”（欢迎你们，可来住宿）。那种旅店的浴室大多是铺了瓷砖的淋浴设备，喷头装置形状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绝对非老底嘉教会[3]的特点，一种倾向，你正洗着，水会一下子变得滚烫，一下子又冷得要命。这完全取决于你隔壁的人拧开了冷水还是热水，因为那样一来，就把你十分仔细地调节好的水流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成分抽走了。有些汽车旅馆在抽水马桶上面贴着通告（纸巾很不卫生地堆在水箱上），要求客人不要把垃圾、啤酒罐、纸盒、流产的婴儿扔进马桶；别的汽车旅馆还在镜子下面贴着特别通告，比如“重要事项”（驾车：你经常会看见驾车的游客驶过大街，从一次浪漫的月光下的漫游中归来。“经常是在凌晨三点，”毫无浪漫情绪的洛讥笑说）。

Nous connûmes各种类型的汽车旅馆的经营人：男性中有改过自新的犯人、退休教师和事业上失败的人；女性中有慈母似的、装作贵妇人的和老鸨似的各种不同的人。有时，火车会在异常湿热的夜晚带着撕心裂肺的不祥的隆隆声，发出一声绝望的长啸，其中混杂着力量和歇斯底里。

我们避开殡仪馆的乡下亲戚旅游客店[4]，这种客店式样雅致、老式，但无淋浴设备，在令人消沉的红白两色的小卧室里摆着精致的梳妆台以及女店主的孩子们童年各个时期的照片。不过，我有时还是迁就洛对“真正的”旅馆的偏爱。当汽车停在一条暮色苍茫的、神秘的小道上，四周一片寂静，我在车里抚爱她的时候，她就会挑出手册上的一家受到大力推荐的湖滨旅馆，那儿提供的各种方便，诸如情投意合的伴侣、两餐之间的点心、户外野餐会都被她用手电筒照着看过去而夸大了——但在我的心中却只浮现出一片可憎的景象，一群穿着圆领长袖运动衫的讨厌的中学男生，用火红的面颊紧贴着她的脸蛋儿，而可怜的亨伯特博士，除了抱着自己那两个结实的膝盖外，什么都抱不到，只好冷清地坐在潮湿的草地上迁就他的痔疮。最叫她感兴趣的，还有那些“殖民地时期”的客店，除了“优雅的气氛”和观景窗[5]以外，这种客店还提供“不限数量的精美可口的食品”。我珍藏在心底的对父亲那宫殿似的旅馆的回忆有时也使我想在我们游历的这个奇异的国度寻找一家可以与其媲美的旅馆。不久我就失去了信心，只是洛仍不断追踪丰盛的食品的广告，而我却从道旁诸如廷伯大旅馆，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接待这类招牌上得到了一种并不全然是省钱合算的乐趣。另一方面，每当想起在中西部某州的那家soi-disant[6]“高级的”场所，我总不寒而栗；那家旅馆用广告宣传被喻为“洗劫冰箱”的午夜小吃，人们还因为我的口音而产生兴趣，想要知道我的亡妻和亡母娘家的姓。在那地方住了两天，竟花了我一百二十四美元！你记得吗，米兰达[7]，另外那个“极端时髦的”、有着免费赠送的早咖啡和流动供应的冰水、不接待十六岁以下儿童（当然不接待洛丽塔那样的姑娘）的强盗窝？

汽车旅馆成了我们常去寄宿的地方。在到了一家比较普通的汽车旅馆以后，她不是让电风扇呼呼转动，就是说动我朝收音机里丢一个两角五分的硬币，再不然就看完所有的标牌，随后哀怨地问我为什么她不能去骑马走上广告上说的一条山路或到当地那个温暖的矿水池去游泳。最常见的情形是，洛带着她养成的那种懒懒散散、百无聊赖的神气伏下身子，十分撩人地倒在一张红色弹簧椅、一张绿色躺椅、一张有搁脚板和华盖的条纹帆布躺椅、一张软躺椅或是露台上一把遮阳大伞下的任何其他草坪躺椅上。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的甜言蜜语、威吓和许诺，才能在她不理会我可怜的欢乐而宁愿做任何其他事以前，在那个五美元租金的僻静的房间里把她那褐色的胳膊和腿交给我一会儿。

洛丽塔把天真和欺诈、妩媚和粗俗、阴沉的愠怒和开朗的欢笑结合到了一起，只要她愿意，可以成为一个叫人十分恼火的小淘气。对于她的时时发作的毫无规律的厌烦情绪，来势汹汹的强烈的不满，她那种摊手摊脚、无精打采、眼神迟钝的样子，以及所谓游手好闲的习性——一种她认为像年轻无赖的小伙子一样强横的散漫、可笑的态度——我确实并没什么准备。从智力上说，我觉得她是一个讨厌的普通的小姑娘。悦耳动听、节奏急促强烈的爵士乐、方形舞[8]、又甜又腻的圣代冰淇淋、音乐片、电影杂志等——这些是她所爱好的事物清单上显著的项目。天知道我们每次吃饭，我对当时出现的那些华丽的八音盒丢了多少个五分镍币！现在我依然听到那些看不见的人用鼻音向她唱着小夜曲，那些名叫萨米、乔、埃迪、托尼、佩吉、盖伊、帕蒂和雷克斯的人[9]，唱的都是一些多愁善感、风靡一时的歌曲；但在我听来却并无差异，就像她吃的各种各样的糖果在我嘴里的味儿一样。她带着一种天国中的信心深信《影坛爱情》或《荧屏天地》上刊登的任何广告或意见——治疗脓疱的冷冻油膏，或是“你们最好留神看看你们的衬衣下摆是否放在牛仔裤的外面，姑娘们，因为吉尔说你们不该如此”。如果路旁有个招牌上说：请来参观我们的礼品商店——我们就非得去参观不可，非得去购买里面的印第安古玩、布娃娃、铜制饰物、做成仙人掌的糖果。“新颖小巧的玩意儿和纪念品”这样的词汇仅以其顿挫扬抑的节奏就叫她神迷心醉。如果有家酒馆的招牌上说供应“冰镇饮料”，她就会自行兴奋起来，尽管各个地方的饮料都是冰镇的。广告就是为她这种人而做的：理想的消费者，既是各种讨厌的广告招贴的主体，又是其客体。她还试图——但没成功——只光顾漂亮的纸餐巾及顶上放了农家鲜干酪的色拉上被亨肯·丹斯[10]的圣灵所降临的那些餐馆。

当时，她和我都还没有想到后来对我的神经和她的品德造成那么严重损害的那种用钱行贿的办法。当时我依靠三种别的方法控制我那妙龄的情妇，让她听话，也不乱发脾气。几年以前，在视线模糊的费伦小姐的看管下，她曾经在阿巴拉契亚山[11]一个破败的农舍里度过一个阴雨绵绵的夏天，那个农舍多年以前属于一个乖僻的姓黑兹或别的什么的人，如今仍然耸立在它那满是金黄色的枝条和杂草的土地上，离开最近的小村庄二十英里，位于一条老是那么泥泞的道路尽头，一片没有花儿的树林边缘。洛总十分厌恶地回想起那所稻草人似的屋子，那分孤寂，那些湿润的老牧场，那种风声，那片膨胀的荒野。那种厌恶总使她扭歪了嘴，把露出一半的舌头翻起。我经常警告她，只要她“目前的态度”不有所改变，她就要跟着我离乡背井，需要的话，就要在那儿住上好几个月，好多年，跟我学习法文和拉丁文。夏洛特，我现在理解你了！

洛是一个单纯的孩子，每逢我要制止她那大肆发作的脾气，在公路中间把车子掉过头去，暗示要径直把她送到那个黑暗、凄凉的住处去的时候，她总尖叫着说：“不！”一面疯狂地揪住我开车的手。然而，我们往西走去，离开那个地方越远，那种威胁也就越难实现了。于是我不得不采用其他劝说的方法。

其中，用感化院威胁是我回想起来最觉得羞愧的一种。从我们刚会合在一起的时候起，我就机敏地认识到，我必须取得她的完全合作，好把我们的关系保密，而且这应当成为她的第二天性，不管她对我产生什么怨恨，也不管她可能会去寻求什么别的快乐。

“过来亲亲你的老爸，”我常这么说，“别提那些闹别扭的废话。早先，当我还是你的理想情人的时候（读者一定注意到我费了多大心思才用洛的那种说话方式说话），你对你同年龄的人中（洛问：“我的什么？讲英语。[12]”）头号叫人振奋与呜咽的偶像神魂颠倒得破了记录。你认为你的好朋友们的那个偶像听起来就像亨伯特老朋友。可是现在，我只是你的老爸，一个理想的爸爸保护着他理想的女儿。

“我的chère Dolorès[13]！我要保护你，亲爱的，不让你遭到小姑娘们在煤房和小胡同里，以及，哎呀，comme vous le savez trop bien, ma gentille，[14]在天色最蓝的夏季中在乌饭树林里所遭到的各种可怕的事情。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我都要当你的监护人；如果你听话，我希望法院不久就会使我的监护人身份合法化。不过，多洛蕾丝·黑兹，让我们忘了所谓的法律术语，把‘淫猥与放荡的同居’这种说法视为合理的那种术语。我不是任意糟践一个孩子的性精神变态的罪犯。强奸犯是查利·霍姆斯。我是治疗专家——两者的差别就在于微妙的间隔[15]。我是你爹，洛。瞧，我这儿有一本专讲你们年轻姑娘的书。瞧，宝贝儿，瞧它上面说点儿什么。我来摘引一段：正常的姑娘——正常的，你注意——正常的姑娘平时总非常急切地想讨她父亲的欢心。她在父亲身上感到了那个自己想望的、难以捉摸的男子的前身（在波洛纽斯[16]看来，“难以捉摸”是有好处的！）。聪明的母亲（你那可怜的母亲如果活着，一定会很聪明）总鼓励父女之间的友谊，她认识到——请原谅这种粗野的方式——姑娘就是从与她父亲的接触中形成自己对恋爱和男子的理想。那么，这本有趣的书上所说的——和推荐的，究竟是什么接触呢？我再摘引一句：西西里人把父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当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加以接受，而具有这种关系的姑娘也不会遭到她身处其中的社会的非难。我十分钦佩西西里人，他们是优秀的运动员，优秀的音乐家，优秀而正直的民众，洛，而且也是十分懂得爱情的人。但我们还是不要把话扯开。就在几天前，我们从报上看到一篇有关一个中年道德犯的信口雌黄的文章，他为违反了《曼法案》[17]，出于不道德的目的——且不管目的是什么——把一个九岁姑娘运送到州界以外而供认有罪。多洛蕾丝宝贝儿！你并不是九岁，而是快十三岁了。我可不会劝你把你自己看作我横越全国的奴隶。我为《曼法案》而叹息，因为它被一个糟透了的双关语钻了空子，成为语义学诸神对扣紧拉链的非利士人[18]所进行的报复。我是你的父亲，我在说英语，而且我爱你。

“最后，让我们来瞧瞧，要是你，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被控在一家体面的客店里败坏了一个成年人的品行，那会发生什么；要是你向警方报告说我拐骗了你，强奸了你，那会发生什么？让我们假定他们信了你的话。一个未成年的少女让一个二十一岁以上的男子在肉体上占有了她，就使她所指控的人犯了强奸幼女罪或二级鸡奸罪（取决于法律条文）；最大的处罚是十年监禁。那么我就去坐牢。行啊，我去坐牢。可是你怎么办呢，我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噢，你比较幸运。你就成为受公共福利部监护的人——恐怕那听起来有点儿凄惨。一个费伦小姐一类（不过比她更为苛刻，而且也不喝酒）的正经、严厉的女舍监会把你的口红和花哨的衣服全都拿走。也不能再四处游荡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针对尚未独立、无人照顾、屡教不改的犯罪儿童的法律。当我站在牢里紧抓住铁栅的时候，你这无人照管的幸运的儿童就有机会，从那些名称不同、实质大都一样的住处，诸如教养学校、感化院、少年拘留所或是那些绝好的少女感化院中选择一处。你在那儿编织活计、唱赞美诗、星期天吃几张腐臭的烙饼。你就得去那儿，洛丽塔——我的洛丽塔，这个洛丽塔就会离开她的卡图卢斯[19]到那儿去，你这不听话的孩子。说得明白一点，如果我们俩的事儿给人家发觉了，他们就会用精神分析法治疗你，把你关到一所教养院去，我的宝贝儿，c'est tout[20]。你就会住在，我的洛丽塔就会（过来，我的褐色花儿）跟其他三十九个傻瓜在一些可怕的女舍监的管教下，住在一所肮脏的宿舍里（不，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情况就是这样，只有这么一种选择。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多洛蕾丝·黑兹是不是还是守着她的老爸比较好呢？”

我反复讲着这一番话，成功地把洛吓唬住了。洛的行为虽然有几分莽莽撞撞的机灵，有时候还会现出一阵机智，但她并不像她的智商所显示的那样，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不过就算我设法和她建立起了那个共同保密、共同犯罪的背景，但我却没能相当成功地使她心情欢畅。在我们整整一年的旅行中，每天早晨，我必须设想出一件事儿，空间和时间中的某个特殊的目标，让她去指望，让她好一直过到上床睡觉的时候。否则，失去一个具体的、持久的目标，她生命的框架就会坍塌崩溃。她指望的目标可以是随便什么事物——弗吉尼亚州的一座灯塔、阿肯色州改成一家小酒馆的一座天然洞穴、俄克拉何马州某地的枪支和小提琴的藏品陈列、路易斯安那州仿造的卢尔德[21]洞穴、落基山某个胜地的博物馆中收藏的富矿脉开采时期的破旧照片，无论什么东西——一定得像一颗恒星似的放在我们的眼前，不过等我们到了目的地，洛多半又会假装畏缩不前。

我一连几个小时费尽心力地为她讲解美国的地理，让她获得“正在游历各处”，正在开往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一个异常有趣的地方的印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时伸展在我们面前的如此平滑可爱的道路，它们越过像用碎布块拼成的被子似的四十八个州[22]。我们贪婪地吞掉那一条条长长的公路，屏息肃静地开过它们那光滑的、舞池似的黑色路面。洛非但无意观看风景，而且还气冲冲地怨恨我叫她注意景色中的这点或那点迷人之处。明媚艳丽的景色经常出现在我们不配观赏的旅途边缘，我自己也只是在面对这种美景好一阵子后，才知道去识别那些迷人之处。由于一种似非而是的形象化的想法，北美乡间的普通低地最初在我眼里，是一种因为愉快的熟识而看了叫我颇为吃惊的事物，那些从前由美洲输入的彩绘漆布就挂在中欧地区的儿童室的脸盆架上方，上面描绘的苍翠的乡村风光把一个上床睡觉时的瞌睡的小孩弄得如痴如醉——不透光的、虬曲的树木、一座谷仓、几头牛、一条小溪、蒙的果园里开着晦暗的白花，也许还有一堵石头围墙或淡绿色水彩画颜料的小山。可是，渐渐的，我越是从近处了解乡村生活的那些典型的基本特色，它们在我眼中就越来越显得陌生。在受到耕种的平原那头，在犹如玩具似的一排排屋顶那头，总会缓缓地布满一片inutile[23]的美好景象，银灰色的雾霭中的一个低低的太阳，用温暖的、剥了皮的桃子的色彩，把跟远处情意绵绵的薄雾融在一起的那道平面的、鸽灰色云层的上部边缘染红。也许会有一排凸现在地平线上的互有间距的树木，而寂静、炎热的晌午笼罩着一片长满红花草的荒野。克洛德·洛兰[24]笔下的浮云在远处渗入雾霭迷蒙的碧空，只有堆积的部分在逐渐淡下去的昏暗背景的衬托下还很明显。再不然，也可能是一道埃尔·格列柯[25]笔下的那种风格刚劲的地平线，饱含着墨黑的雨水，有个脖子干瘪的庄稼汉一闪即逝，四周围交替更迭地出现一道道水银似的水流和扎眼的嫩玉米穗，整个这片景象都像一把打开的扇子，出现在堪萨斯州的某处。

在那些辽阔的平原上，有时参天大树会朝我们迎来，羞涩地聚集在路旁，给野餐桌洒下一点儿仁慈的绿荫，棕色的地面上只看见斑驳的阳光，乱扔在各处的踏扁了的纸杯、翅果和丢弃的冰淇淋小棍。我那马虎草率的洛常常使用路旁的厕所，老是受到厕所旁的一些招牌吸引——小伙子－姑娘、约翰－简、杰克－吉尔，甚至雄鹿－雌鹿；而我则沉浸在艺术家的梦境中，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片苍翠的橡树前面加油站的朴实明亮的设备，或者看着一座远处的小山——虽然满是伤疤但仍未被驯服——从想要吞没它的那片不断发展农业的荒野上挣脱出来。

夜晚，高大的卡车点缀着五颜六色的灯，好像巨大骇人的圣诞树，在黑暗中隐隐出现，从这辆夜晚还在赶路的小轿车旁边隆隆地开过。第二天，又是一个云层稀薄的天空，仿佛要在头上融化，热气驱散了蔚蓝的天色。洛总吵着要喝水，两颊对着麦管因为使劲而瘪了下去。我们再回到汽车上的时候，里面总像一个火炉，前面的道路发出闪闪烁烁的微光，远处有辆汽车在路面强光的反射下像海市蜃楼似的改变了形状，有一刹那，好似一辆老式的又方又高的汽车悬在炽热的雾霭中。我们朝西开去的时候，被加油站工人称作“艾灌丛”的一片片灌木丛出现了，接着是一些桌子似的山的神秘轮廓，随后是上面像墨迹似的长满刺柏的红色峭壁，随后是一道山脉，从暗褐色渐次变成蓝色，从蓝色又变得一片朦胧；而后沙漠前来迎接我们，刮起一阵持续不变的大风和沙尘，出现了灰色的荆棘丛和令人厌恶的卫生纸碎片，它们挂在公路沿途被风蹂躏的枯茎败秆的棘刺上，看去好像白花；公路中间，往往站着几头迟钝的牛，摆出那么一种姿势动也不动（尾巴在左，白眼睫毛在右），妨碍了人类所有的交通规则。

我的律师提议我对我们所走的路线做一清楚、坦率的叙述。我想至此我已不能回避这项烦琐的工作。粗略地说，在那疯狂的一年里（一九四七年八月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我们开始的路线是在新英格兰所作的一系列摆动和盘旋，随后蜿蜒向南，忽上忽下，忽东忽西，又往下深入到ce qu'on appelle[26]迪克西兰[27]的地方，避开佛罗里达州，因为法洛夫妇住在那儿，接着转向西面，迂回曲折地穿过玉米产区和棉花产区（这么说恐怕不太清楚，克拉伦斯，但我并没有保留什么笔记，手头只有一部残缺得十分厉害的三卷本旅行指南——几乎就是我的残缺破碎的过去的象征——好用以核对这些回忆），两次横越落基山，在南方的沙漠里飘泊，度过冬天；后来到了太平洋沿岸，转向北方，沿着树林中的道路穿过蓬松的白丁香花盛开的灌木，几乎到了加拿大边境；随后又往东走，穿过肥沃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回到广阔的农业区域，尽管小洛尖声抗议，但我们还是避开了她那位于一片出产玉米、煤和猪的地区的出生地；最后我们回到东部的怀抱，在比尔兹利那座大学城里渐渐安定下来。

[1] 法文，我们了解了。福楼拜在他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1857）中叙述爱玛对种种娱乐进行的不幸实验时，曾用这一短语。

[2]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他曾访问过美国，对美洲参天的大树有很深的印象。

[3] 《圣经·新约·启示录》第3章第14至16节。老底嘉教会在宗教事务上“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

[4] “旅游客店”原文是Tourist Home，指房间分租给旅游者的客店；殡仪馆是Funeral Home，所以这么说。

[5] picture window，一种大型窗户，通常占一堵墙的极大部分，可以让人把窗外的景色尽收眼底。

[6] 法文，所谓。

[7] 这是模仿英国诗人、小品文作家贝洛克（Hilaire Belloc,1870-1953）的一首诗《塔兰台拉舞》（Tarantella,1923）中的起句和叠句：“你记得一家客店吗，/米兰达？/你记得一家客店吗？”

[8] 指由四对男女跳的方形舞。

[9] 萨米（Sammy Davis,Jr.,1925-1990）、乔·斯塔福德（Jo Stafford,1917-2008）、“埃迪”·费希尔（“Eddie” Fisher,1928-2010）、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1926-）、佩吉·李（Peggy Lee,1920-2002）、盖伊·米切尔（Guy Mitchell,1927-1999）和帕蒂·佩奇（Patti Page,1927-2013）都是有名的歌星，而雷克斯可能并非实有其人。

[10] 这又是首音故意错置，实际上是指邓肯·海因斯（Duncan Hines,1880-1959）。他是《美食探源》、《夜宿》等指南的作者。

[11] Appalachia，北美洲东部的一条山脉，从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绵延到美国的亚拉巴马州北部。

[12] ”同年龄的人，亨·亨用了coeval这个词！洛以为他说的是法语，所以这么说。

[13] 法文，亲爱的多洛蕾丝。

[14] 法文，正如你知道得实在太清楚的那样，可爱的人儿。

[15] 强奸犯，英文是rapist；治疗学家，英文是therapist。这是作者玩弄字眼，说俏皮话。“旅游客店”原文是Tourist Home，指房间分租给旅游者的客店；殡仪馆是Funeral Home，所以这么说。

[16] 波洛纽斯是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御前大臣和奥菲丽亚的父亲。

[17] Mann Act，这里作者显然语带双关，违反一词原文为violation，也可作强奸解；Mann又含有man（人）意。

[18] the Philistines，古代地中海东岸的居民，常指市侩、庸人。

[19] Gaius Yalerius Catullus（约前84—前54），古罗马抒情和讽刺诗人。亨·亨的“那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模仿了卡图卢斯对他的迷人的莱斯比亚的呼唤。

[20] 法文，就是这么一回事。

[21] Lourdes，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以产生奇迹的治疗方法闻名的罗马天主教圣地。

[22] 美国现在有五十个州。

[23] 法文，无益的。

[24] Claude Lorrain（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定居在罗马。

[25] El Greco（1541-1614），著名的西班牙画家，生在希腊。

[26] 法文，所谓。

[27] 指美国南部各州。

二

现在，在阅读下面的陈述时，读者应该记住的不仅是上文勾勒出的那次周游的梗概，包括许多附带的行程、大敲旅客竹杠的场所、再次绕圈和变幻不定的偏差，而且还有这一事实：我们的旅行决不是一次懒懒散散的partie de plaisir[1]，而是一场艰苦、曲折的目的论[2]的产物，它唯一raison d'être[3]（这些法文的陈词滥调表明一些问题）就是让我的伙伴在两次接吻之间保持不错的心情。

我翻阅着那本破旧的旅行手册，模模糊糊地想起叫我花了四块钱的位于南方某州的木兰公园。根据手册上的广告，有三个理由该到那儿去游览一次：首先因为约翰·高尔斯华绥[4]（一个毫无生命的平庸作家）称道它是世上最美丽的花园；其次因为一九〇〇年它被《贝德克尔指南》[5]标了星号；最后，因为……噢，读者，我的读者，你猜猜看！……因为儿童（哎哟，我的洛丽塔不也是一个儿童吗！）会“充满幻想、恭恭敬敬地走过花园，预先尝到天堂的滋味，陶醉于可以影响他一生的美景之中”。“对我的一生可没有，”冷酷的洛说，一面在一张长凳上坐下，可爱的膝头摊着两张星期天的报纸。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路过美国道路旁的所有各种餐馆，从低级的挂着鹿头（内眼角上有道深色的泪水痕迹）的“小吃店[6]”一直到价格昂贵的餐馆。小吃店里到处是展示着“库罗尔特[7]”式背部的“幽默的”美术明信片、插在铁签上的客人的账单、救生圈、太阳眼镜、广告撰写人想象中天堂里的圣代，玻璃下有半块巧克力蛋糕，几只非常老练的苍蝇在肮脏的柜台上那片倾倒出来的黏糊糊的糖浆上蜿蜒地爬行；而价格昂贵的餐馆里则灯光柔和，只是铺着质地极差的桌布，跑堂儿都很蠢笨（刑满释放的罪犯或男大学生），贴着一个电影女演员的红棕色后背以及她当时的男伴的黑色眉毛的照片，还有穿着佐特套装[8]、拿着小喇叭的乐手组成的管弦乐队。

我们参观了一个洞穴里的世上最大的石笋，东南三个州正在那儿举行家属联欢会；门票根据年龄而定；成人一元，儿童六角。有块纪念蓝李克斯战役的花岗石方尖碑；附近的博物馆里收藏着古老的遗骸和印第安陶器，洛付了一角钱门票，十分公道。目前的这座小木屋是对林肯在其中出生的过去那座小木屋的大胆的模仿。有块巨石，上面安了一块饰板，纪念《树》的作者[9]（这时我们来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杨树湾，是经由被我那本温和、宽容、通常极为谨严的旅行手册气愤地称作“一条保养得很差的非常狭窄的道路”抵达的，尽管我并不是基尔默之类人士[10]，却也赞同这种看法）。我租了一条汽艇，由一个岁数不小、样子却仍英俊得令人反感的白俄，据说是一个男爵（洛的手心变得湿漉漉的，小傻瓜）驾驶，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结识了善良的马克西莫维奇和瓦莱丽亚[11]；在那条汽艇上，我们可以辨别出位于佐治亚州海岸外不远处一座岛上的那个无法进入的“百万富翁聚居地”。我们还参观了密西西比州某度假胜地的一家专门陈列人们业余爱好的博物馆，里面搜集了一批欧洲饭店的美术明信片。我在那儿发现了我父亲的米兰纳大饭店的一幅彩色照片，不禁感到一阵兴奋得意，照片上可以看到饭店那有条纹的凉篷，饭店的旗帜在经过修整的棕榈树上面飘扬。“那又怎么样？”洛说，一边斜眼看着皮肤晒成古铜色的一辆豪华轿车的车主，他跟在我们后面进了业余爱好博物馆。棉花时代的遗物。阿肯色州的森林。在她的褐色肩膀上，鼓起一个又紫又红的肿块（是给蚊子叮的），我用长长的大拇指指甲掐出其中美丽透明的毒汁，随后用嘴去吮，直到我满嘴都是她的香喷喷的血液。波旁街（在一座名为新奥尔良的城市里）的人行道上，据旅行手册上说，“可以（我喜欢“可以”这个词）看到黑人小孩表演节目，他们会（我更喜欢“会”这个字）跳踢舞来挣几个子儿”（多有意思），而“为数众多的私人开设的小夜总会里总挤满了顾客”（猥亵下流）。还有边远地区传说集。南北战争前[12]带有铁格子结构的阳台和手工做的楼梯的住宅；那种楼梯就是肩部受到阳光照射的电影女郎在色彩艳丽的影片中用两只小手以独特的方式提起带着荷叶边的裙子正面跑下去的楼梯，往往还有个忠心耿耿的黑人女仆站在楼梯高处不住地摇头。门宁格基金会其实是一个精神病诊所，叫这么个名字只是为了闹着玩儿。一块非常好看地受到侵蚀的泥土；丝兰花那么纯洁，那么柔软，但却招来那么许多蠕动的白色苍蝇。密苏里州的独立城[13]是古老的俄勒岗小道的起点。堪萨斯州的阿比林[14]是那个狂热的比尔·某某·罗迪奥的家乡。远处的山。近处的山。更多的山；从未被人攀登的或是不断变成一座座有人居住的山岗的瑰丽青山；东南走向的山脉，随着一座座峰峦远去，高度逐渐降低；令人动情地高耸入云、有着白雪纹理的灰色石头巨像，以及严酷无情的峰峦在公路转弯处蓦然出现；林木幽深的险恶的大山覆盖着一片整齐、交叠、黑森森的冷杉，有些地方中间还夹杂着一些苍白、蓬松的杨树；还有组合成的一丛丛粉红和淡紫的植物，法老似的、阳物似的，“古老得无法用语言表达”（无动于衷的洛）；黑色熔岩形成的孤山；早春的山峦，山脊上满是小象的细毛；夏末的山峦完全隆起，它们那沉重的埃及式的四肢在黄褐色的、蛀坏了的毛绒衣服的褶层中交叠在一起；米灰色的小山，点缀着粗壮的绿色橡树；最后一座赤褐色的大山，山脚处有一片繁茂的苜蓿。

此外，我们还参观了位于科罗拉多州内某处的小流冰湖，看到被雪覆盖的湖岸，一片片高山地带的小花和更多的积雪；洛戴着红色尖顶软帽，大声尖叫着想要滑下覆满积雪的山坡，结果几个少年朝她扔起了雪球，于是comme on dit[15]，她也如法炮制地加以回敬。受到焚烧的杨树的枯干，一片片锥形的蓝花。一次观光旅行，形形色色的项目。上百次观光旅行，上千条熊溪、苏打泉、色彩鲜明的峡谷。得克萨斯州是一片干旱的平原。世界上最长的洞穴里的水晶宫，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洛完全被它迷住了。当地一个女子的自制雕塑展览，在一个天气恶劣的星期一早晨闭馆，周围只有尘土、风和贫瘠的土地。胚胎公园坐落在墨西哥边境的一座小城里，我没敢越过边境。那儿跟别的地方，黄昏时分出现了好几百只灰色的蜂鸟[16]，探索着一些朦朦胧胧的花儿的脖子。莎士比亚[17]是新墨西哥州一座阴森可怕的小城，七十年前，俄国坏蛋比尔就给引人注目地绞死在那儿。鱼苗养殖场。住人的崖洞。一个孩子（跟佛罗伦廷·比阿[18]同时代的印第安人）的木乃伊。我们经过的第二十个地狱的峡谷。我们进入某地的第五十个入口，那本旅行手册翔实地说，它的封面这时已经消失不见。我的腹股沟处跳动了一下。总有那么三个老人，戴着帽子，穿着背带裤，在公共喷泉池边的树下消磨夏天的午后时光。在一座山口的栅栏外，有片雾蒙蒙的蓝色景致，还有正在欣赏这片景致的一家人的背部（洛热烈、快乐、狂热、紧张、充满希望又不抱希望地低声说道——“瞧，是麦克里斯特尔家，我们去和他们谈一会儿，求求你”——我们去和他们谈一会儿，读者！——“求求你！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噢，求求你……”）。印第安人礼仪性的舞蹈，变得完全商业化了。ART：美国冰箱运输公司。显然到了亚利桑那州，印第安人的村落住房，土著居民的石壁画，荒凉的峡谷中一条恐龙的踪迹，三千万年前就留在那儿，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一个六英尺高、身材瘦长、脸色苍白的男孩长着一个活跃的喉结，盯着洛和她裸露出的橙褐色的腹部看了半天；五分钟后我亲了亲那个地方，杰克。荒漠中仍是冬天，山麓小丘上已是春天，杏花正在盛开。雷诺是内华达州的一座沉闷的城市，据说那儿的夜生活是“世界性的和成熟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酿酒厂，连那儿的教堂也建成酒桶的样子。死亡谷。司各特的城堡[19]。一个姓罗杰斯的人经过多年努力所搜集到的艺术品。标致的女演员,难看的别墅。罗·路·史蒂文森在一座死火山上的脚印[20]。多洛蕾丝传教团：多好的书名[21]。海浪冲击成的砂岩花彩雕饰。有个男子突然癫痫发作倒在俄罗斯峡谷州立公园[22]的地上。碧蓝、碧蓝的火山口湖。爱达荷州一家鱼苗养殖场和州的监狱。昏暗的黄石公园[23]，它那色彩缤纷的温泉、小间歇泉、冒泡的泥浆所形成的彩虹——都是我激情的象征。一群躲在一个野外生活的隐匿藏身之处的羚羊。我们参观的第一百个大洞穴，成人一元，洛丽塔五角。一个法国侯爵在北达科他州修建的一座城堡。南达科他州的“玉米宫”；刻在高大的花岗岩上的总统的巨大头像。“长胡子的女人”念了我们音韵铿锵的语句，就不再独身一人了。在印第安纳州的一所动物园里，一大群猴子聚居在用混凝土仿制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旗舰上。沿着那片冷冷清清的沙岸，每家小餐馆的每个窗户里都有无数已死或半死的、散发着一股腥味的蜉蝣。从“切博伊甘市号”渡轮上可以看到栖息在大石头上的肥硕的海鸥，渡轮那羊毛似的棕色浓烟又缭绕着飘到它投在海蓝色湖面上的绿阴之中。有家汽车旅馆，其通风管道竟从城市的下水道下面通过。林肯的家，里面的陈设大半都是假的，会客厅里陈列着书籍和当时式样的家具，大多数参观的人都虔诚地相信这都是他个人的财物。

我们也发生争吵，有时大吵有时小吵。我们吵得最厉害的几次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的“花边木屋”；小石城的派克大街，靠近一所学校；科罗拉多州一万零七百五十九英尺高的米尔纳山口；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的第七街和中央大街转角的地方；洛杉矶的第三街，因为某个美术品陈列馆的票都已卖完；犹他州一家名为“杨树阴下”的汽车旅馆，那儿的六棵正在生长发育的小树几乎还没有我的洛丽塔高；她在那儿à propos de rien[24]问我，我们这样在闷热的小木屋里生活，一起干着龌龊的勾当，行为举止始终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究竟还要过上多久；我们的争吵还发生在俄勒冈州伯恩斯市的北百老汇街上，西华盛顿街的转角，面对着一家名叫“塞夫韦”的食品杂货店；在爱达荷州太阳谷的一座小镇上，一家砖造的旅馆门前，这家旅馆红白两色的砖块相间，显得十分协调，旅馆对面有一棵杨树，它的树影在当地的忠烈碑上不住闪动摇曳。我们的争吵还发生在松树谷和法森之间的一片长满艾灌丛的荒野上；在内布拉斯加州某处的大街上，靠近一八八九年成立的第一国家银行，从那儿可以看见那条街远处一个铁路道口的景象，以及道口那边一座多功能筒仓的白色风琴管式的通风管道。我们的争吵也发生在密执安州一座跟他[25]同名的城市里，惠顿大街转角处的麦克尤恩街上。

我们渐渐了解了路旁各种古怪的人物——要求搭车的人，那些科学上的homo pollex[26]，包括许多亚种[27]和派生形式：服饰整洁、神态谦恭的军人平静地等候着，平静地意识到卡其军服在旅行中的吸引力；希望过两个街区的中小学生；希望走两千英里路的杀人犯；神秘、紧张的年长绅士，他们提着崭新的皮包，留着修剪过的八字须；三人一组乐观的墨西哥人；炫耀着假期户外工作留下的污垢的大学生，样子就跟炫耀弓形地印在他们那圆领长袖运动衫正面的那所名牌大学的校名一样得意；精疲力竭、不顾一切的女子；整洁好看、头发溜光、目光诡诈、脸色雪白的浮浪子弟，他们穿着花哨的衬衫和上衣，有力地，几乎是冲动地[28]伸出紧张的大拇指，用种种异想天开的恳求方式引诱孤身女子或不中用的推销员。

“我们就带上他吧，”在看到一个特别讨厌的搭车人，一个年龄与我相仿、肩膀也与我一样宽阔、长着一张失业演员face à claque[29]的男人，正往回走来，实际上正在我们的车所行驶的道路上的时候，洛常这么恳求，还习惯地把两只膝盖相互摩擦。

噢，我不得不对洛留神注意，这个娇弱的小洛！也许由于经常卖弄风情，尽管她的外表还十分稚气，但她散发出的某种独特的柔媚的神采却已撩拨得加油站的工人、旅馆小厮、度假游人、坐着豪华汽车的傻瓜、待在蓝色水池附近的黑人白痴都起了一阵阵的欲火，这种色欲倘若没有激起我的妒嫉，倒可能会叫我感到相当得意。因为小洛十分了解自己身上的这种神采，我常常发现她朝着一个和蔼可亲的男人，一个生着强壮的金褐色前臂、手腕上戴着手表、满身油污的淘气鬼coulant un regard[30]。我刚转过身子，预备去给洛买一根棒糖，就听见她和那个肤色白皙的机械工放声唱起一首俏皮的美妙情歌。

在我们待得时间比较长的地方，清晨经过一次特别热烈的缱绻后，我总要松散一下，并且出于我获得平静后心头的善意，总让她——溺爱的亨啊！——跟汽车旅馆隔壁的相貌平凡的小玛丽和玛丽八岁的弟弟到街对面的玫瑰园或儿童图书馆去闲逛，洛总在一个小时后回来，光脚的玛丽远远地跟在后面，而那个小男孩却变幻成两个瘦长、金发的高中丑八怪，浑身肌肉发达，患有淋病。当她——相当犹豫地，我承认——问我她是否可以跟卡尔和艾尔去旱冰场溜冰时，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是怎样回答我的宝贝儿的。

我记得头一次让她到那种溜冰场去，是在一个刮风的、尘土飞扬的下午。她十分狠心地说如果我陪着她，就毫无乐趣，因为一天中的那个时候是专供青少年游玩的。我们争吵了一番，达成一个折衷的办法：我留在汽车上，待在其他车头都对着那个帆布顶篷的露天溜冰场的（空）车群中。场上大约有五十个年轻人，许多都成双结对，正和着呆板单调的乐曲无休无止地转来转去，风给树镀上了银色。多莉穿着蓝牛仔裤和白高帮鞋，跟大多数别的姑娘一样。我不停地数着旋转的溜冰人群所转的圈数——突然，她不见了。等她再溜过去的时候，身边已跟着三个小流氓。就在一会儿工夫以前，我听见他们在场外议论溜冰的姑娘们——并且嘲笑一个可爱的、双腿细长的年轻小妞儿，因为她没有穿牛仔裤或便裤，而穿着一条红色短裤就上场了。

在进入亚利桑那州或加利福尼亚州境内公路的检查站那儿，一个警察的伙伴总那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弄得我可怜的心都颤抖起来。“有标致姑娘吗？”他总这么问道。每次，我那可爱的小傻瓜都格格笑起来。我脑海中仍然浮现着一幅图像——随着我的视觉神经一起颤动——洛骑在马背上，沿着一条马行道由人领着走了一小段路：洛驾着马一颠一颠地慢步走着，有个老婆子骑马走在前面，后面是一个淫荡好色的红脖子的度假牧场的经理。我跟在他后面，对他那穿着花衬衫的肥胖的后背充满怨恨，甚至比一个驾车人对山路上一辆慢悠悠的卡车所有的怨恨还要强烈。再不然，在一家滑雪小旅馆里，我会看见她坐在一辆轻盈的有座位的架空滑车里面，从我眼前孤孤单单、像在天上似的飘然而去，不住往上，直到抵达一座闪闪发亮的峰巅，几个光着上身、嘻嘻哈哈的运动员正在那儿等她，等她。

不论我们在哪个城市停留，我总用欧洲人那种温文有礼的态度打听游泳池、博物馆和当地学校的位置，以及最近的学校里有多少学生等等。在学校班车到来的时候，我就面带笑容、有点儿抽搐地（我发现了这种tic nerveux[31]，因为冷酷的洛第一个学样取笑）把车子停在一个便于看到孩子们放学离开的战略位置，由我那四处飘泊的女学生坐在我的身旁——这总是一幅美丽的景象。这种做法不久就让我那极易感到厌烦的洛丽塔厌烦起来。她对别人异想天开的念头孩子气地缺乏同情，总在穿着蓝色短裤、长着一双蓝眼睛的肤色浅黑的小姑娘，穿着绿色茄克衫、头发红棕色的女孩儿，以及穿着褪色的宽松裤、身上有些污迹、男孩子气十足的金发碧眼的小妞儿在阳光下走过的时候，侮辱我及我想要她抚爱的欲望。

作为一种折衷，我慷慨地提议她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可能，就跟其他的小姑娘一块儿去游泳。她非常喜欢晶莹闪亮的水，又是一个异常敏捷的会跳水的孩子。我拘谨地在水里泡了一阵以后，总舒适地穿上浴衣，在午后浓密的树荫下安顿下来，拿着一本摆摆样子的书或者一袋糖果，或是二者兼备，或是两手空空，就带着兴奋的性腺坐在那儿，看着她蹦蹦跳跳。她头戴橡皮软帽，浑身水珠，皮肤晒得黝黑，穿着匀称合身的缎子短裤，戴着有伸缩性的胸罩，快乐得像广告上的人物。妙龄的心上人啊！她是我的，我的，我的，对此我多么自鸣得意地感到惊异，并且重温新近清晨的神魂颠倒和小野鸽的低声呻吟，一面为傍晚的安排谋划；我眯起被阳光刺射的双眼，把洛丽塔与吝啬的机缘会集在她四周准备供我编纂起来享受和评判的任何其他性感少女加以比较；今天，我痛苦地扪心自问，确实感到她们无论哪一个都无法在娇媚迷人方面胜她一筹，即便胜过她的话，至多也不过两三次，还得借助某种特定的光线，空气中还混和着某种特定的香气——有一次，真没办法，是一个脸色苍白的西班牙孩子，一个下巴厚实的贵族的女儿，另一次——mais je divague[32]。

自然，我必须时刻警惕，因为在我神志清醒的猜忌中，我充分认识到那些叫人眼花缭乱的顽皮姑娘所带来的危险。我只好把脸转过去一会儿——比如说，走几步路去看看早上换过床单以后我们的小屋是否终于收拾好了——而洛呢，瞧呀，我回去后总发现她les yeux perdus[33]，懒洋洋地靠在池边的石头上，把趾头长长的脚浸在水里踢着，而在她的一旁总蹲着一个brun　adolescent[34]，洛丽塔赤褐色的美和她腹部水银似的娇嫩的褶皱肯定会惹得他在未来好多个月里经常出现的梦境中se tordre[35]——波德莱尔[36]啊！

我试着教她打网球，这样我们好有较多的共同娱乐活动；不过虽然我盛年时打得不错，但结果我却是个十分糟糕的教练。因此，在加利福尼亚，我付了十分高昂的费用，让她跟一个著名的教练上了好多次课。那个教练是一个身体结实、满脸皱纹的老手，手下有一大群拾球的男孩儿[37]。在球场以外他显得十分衰老，可是在授课时，为了使交易显得值得，他有时会打出一个可以说是赏心悦目的春花般的击球，嘣的一声把球送回给他的学生，那股神奇灵妙的实实在在的力量叫我回想起三十年前，我在戛纳[38]看见他击败那个了不起的戈贝尔[39]的情景！她去上课以前，我觉得她再也学不会这项运动。我常在各家旅馆的网球场上对洛加以训练；从前，在炽热的大风中，在令人目眩的尘沙中，在古怪的无精打采的时刻，我总把一个又一个球打给快活、天真、文雅的安娜贝尔（闪光的手镯，打褶的白裙子，黑丝绒的发带），我力图再现这种往昔的日子。我坚持作出的指导只叫洛感到更加阴郁恼怒。说也奇怪，她不大喜欢我们的这种运动——至少在我们到达加利福尼亚州以前如此——而更喜欢跟一个娇小、纤弱、十分妩媚的同年龄的孩子像个ange gauche[40]似的，玩那种没有固定形式的近似跑柱式棒球的运动[41]——主要是对球追抢，而不是真正击打。我作为一个从旁指点的看客，会走到对面那个孩子面前，碰碰她的前臂，握住她的满是骨节的手腕，吸入她身上那淡淡的麝香似的香味，又把她的凉丝丝的大腿左推右拉，教她反手击球的姿势。这时，洛就弯身向前，把球拍像瘸子的拐杖似的撑在场地上，让自己那披着阳光的褐色鬈发垂到眼前，对我的侵扰发出一阵表示反感的“唷”声。我只好让她们去打她们的球，自己脖子上扎着一条绸围巾在旁观看，比较着她们奔跑中的身体。我想这是在亚利桑那州南部的事——天气有一种令人懒洋洋的闷热气息，拙手笨脚的洛总对着球猛抽，没有抽到就开口咒骂，接着又把一次虚幻的发球送进网里；在她绝望地挥舞球拍的时候，露出了她胳肢窝里湿漉漉的、闪亮的嫩毛；而她的那个更为乏味的伙伴每次总忠于职守地跑去追球，却一个球也没有回到；但两个人仍玩得十分开心，始终用清晰、响亮的声音准确报出她们笨拙的击球的得分。

我记得有一天我提议回旅馆去给她们拿点儿冷饮，就走上了碎石小路，随后拿了两大玻璃杯菠萝汁、汽水加冰块回来。当我一眼看到网球场上空无一人的时候，胸中突然产生的一种空虚的感觉使我一下子站住了脚。我弯腰把玻璃杯放到一张长凳上，接着不知怎么，我竟看到了夏洛特死时那张冷冰冰的清晰的脸，我四处张望，发现洛穿着白色短裤，正顺着一条树阴斑驳的园中小路走去，旁边还有一个手中拿着两只网球拍的高个子男人陪着。我朝他们追去，可是在我冲过灌木丛的时候，眼前却换了另一番景象，仿佛生活的进程老是出现分支，我看到洛穿着宽松裤，她的同伴穿着短裤，正在一小片杂草丛生的地方走来走去，用网球拍拨弄着矮树丛，无精打采地寻找她们刚打丢了的那个球。

我详细叙述这些令人愉快的琐事，主要是想向法官们表明，我曾经尽力做了一切想让我的洛丽塔过得真正快活。看见自己也是一个孩子的她，把她的少数几样本领，比如一种特别的跳绳方法，做给另一个孩子看，那是多么有趣！她用右手在她那没有晒黑的脊背后面握着她的左胳膊，那个小一点儿的性感少女，一个玲珑剔透的宝贝儿，在一旁全神贯注地看着，就像绚丽多彩的太阳全神贯注于开满了花儿的树木下的碎石小路；而我那面有雀斑的、放荡的姑娘就在那众目睽睽的天堂中央跳绳，重复着我在古老的欧洲那充满阳光、洒了水、发出一股潮湿气味的人行道和城墙上[42]所观赏过的那么许多别的孩子所做过的动作。不一会儿，她就把那根绳子递还给她的西班牙小朋友，看着她重复自己刚才教授的动作，一面撩起额前的头发，抱起两只胳膊，把一只脚尖放在另一只上，或者双手松松地放在她那尚不丰满的臀部；我则总去弄清楚那个该死的侍者是否最终把我们的小屋收拾好了。接着，我就朝着我的公主的那个羞怯的黑发小侍女微微一笑，从后面把我那做父亲的手指深深地插进洛的头发，温柔而坚决地用手抓住她的颈背，把我那不太愿意的宝贝儿领进我们的小屋，在晚餐前迅速缱绻一番。

“谁的猫把你这可怜的人抓伤了？”一个那种令人厌恶的成熟、丰满、标致的女人在小旅馆中吃晚餐客饭（我答应洛饭后就和她跳舞）的时候常会这么问我，我对这种女人总特别具有吸引力。这是我想要尽量远离他人的原因之一，而洛相反却竭尽全力地想要把她所能吸引到的潜在的目击者都吸引到她的生活圈子中来。

打个比喻来说，她总摇摇她的小尾巴，其实是摆动一下她的屁股，就像小母狗所做的那样——而一个咧嘴笑着的陌生人就走上前来跟我们攀谈，开始了一场比较研究汽车牌照的欢快的交谈。离家很远吧！喜爱打听的父母为了想从洛的嘴里盘问出我的情况，总提议叫她和他们的孩子一块儿去看一场电影。我们侥幸躲过了好几次危险。这种瀑布般的讨厌的事在我们居住的每个汽车旅馆里当然都尾随着我。不过我始终没有认识到旅馆墙壁的材质有多么薄。后来有天晚上，隔壁房间一个男人的咳嗽声充满了我粗声大气的欢娱后的那阵间隙，他的声音非常清晰，我的声音想必也是如此。第二天早上，我正在奶制品柜台边用早餐（洛总起得很晚，我喜欢端一壶热咖啡去，让她在床上喝），前一天晚上的那个邻居，一个老傻瓜，品行端方的长鼻子上架了一副普通的眼镜，上衣翻领上别着一枚会议代表的证章，想法找话来和我搭讪。在谈话中，他问我的太太是否也像他的太太一样，不在农场上的时候就不大愿意早起床。我匆匆地从凳子上站起身来，冷冰冰地回答说谢天谢地，我是一个鳏夫；我躲过了这场可怕的危险；要不是它几乎使我透不过气来，我本来倒会欣赏到他薄薄的嘴唇、饱经风霜的脸上那副古怪的吃惊神态。

把那壶咖啡端去给她，又要她做完早晨所应做的事儿以后才给她喝，那是多么有趣！而且我还是个十分体贴的朋友，十分慈爱的父亲，十分出色的儿科大夫，照料着我的赤褐色皮肤的小姑娘身上的各种需要！我心里对大自然的唯一的怨恨就是我无法把我的洛丽塔从里朝外地翻过来，用贪婪的嘴唇去亲她那年轻的子宫、她那未经探究的心脏、她那真珠质的肝脏、她那马尾藻似的肺和她那一对好看的肾脏。在特别炎热的下午，午睡那种闷热难挨的时刻，我把她抱在膝头，很喜欢我那结实、赤裸的身体靠在扶手椅的皮面上所有的那种清凉的感觉。她总坐在那儿，完全是个典型的孩子，用手挖着鼻孔，一面埋头阅读报上比较轻松的版面，对于我的痴迷陶醉毫不在意，仿佛那是一件被她坐在身子底下的东西，是一只鞋、一个布娃娃、一把网球拍的柄，她懒得离开。她的眼睛总追随着她喜爱的连环画中几个人物的冒险经历——有一个画得很好的懒散的少女，颧骨很高、姿势僵硬[43]——因此我不过是在自我享乐。她仔细观看汽车迎面相撞的摄影效果；她从不怀疑配在光着大腿的美女广告图片下面的时间、地点和情况的真实性；她还莫名其妙地对当地一些新娘的照片感到着迷，有些新娘穿着一身结婚礼服，手持花束，戴着眼镜。

一个苍蝇会飞下来，在她的肚脐附近徘徊，或者探测她柔和、苍白的乳晕。她想用手抓住它（夏洛特的方法），随后又转脸对着《我们来探测你的智力》一栏。

“我们来探测你的智力。如果儿童遵守几条戒律，性犯罪会不会减少呢？不要在公共厕所周围玩耍。不要拿陌生人的糖果或搭陌生人的车子。如果搭了，记下车牌号码。”

“……以及糖果商标，”我主动说。

她继续念下去，她的（向后退去的）脸蛋儿挨着我的（往前凑去的）脸蛋儿。这是美好的一天，记住，哦，读者！

“要是你没有铅笔，可是却年龄不小，能读——”

“我们，”我嘲弄地引述道，“中世纪的水手，在这个瓶子里放了——”

“要是，”她重复道，“你没有铅笔，可是却年龄不小，能读会写——这就是那家伙的意思，对吧，你这笨蛋——想法在道旁潦草地写下那个号码。”

“用你的小爪子，洛丽塔。”

[1] 法文，出游。

[2] 目的论，一种唯心主义哲学理论，认为任何事物均为其自身的目的或某种外在的目的所支配和决定。

[3] 法文，存在的理由。

[4] 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著有《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1922）。

[5] 指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1801-1859）和他的继承人等出版的一系列旅行指南。

[6] 美国高速公路两旁的快餐店墙壁上往往挂着鹿头，据说是雄性的象征。

[7] “库罗尔特”原文是Kurort，是德文，意思是“疗养地海滨浴场”

[8] 佐特套装原文为zoot-suits，指爵士音乐迷穿的上衣及膝而裤子狭窄的一种服装。

[9] 指美国诗人基尔默（Joyce Kilmer,1886-1918），《树》（Trees）是他写的多愁善感的名篇。

[10] 指赞同基尔默意见的人。

[11] 亨·亨的前妻和她的第二个丈夫。

[12] 指1861-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

[13] 这两个地方也是美国连续两任总统的“起点独立城（Independence）是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1884-1972）的家乡，阿比林（Abilene）是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1890-1969）的家乡。

[14] 这两个地方也是美国连续两任总统的”起点独立城（Independence）是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1884-1972）的家乡，阿比林（Abilene）是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1890-1969）的家乡。

[15] 法文，正像俗话说的。

[16] 纳博科夫说，这些其实不是鸟，“而是天蛾，它们活动起来就像蜂鸟”。

[17] 过去确实有这么一座城市。

[18] 指但丁的比阿特丽斯，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著有长篇史诗《神曲》（Divine Comedy）。他生于1265年5月15日与16日之间，因此1274年他遇见比阿特丽斯时，只有九岁，比阿特丽斯据信是八岁。

[19] 一座风格怪异的巨型建筑物，是二十年代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所造。

[20] 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史蒂文森（R.L.Stevenson，1850-1895）曾经追随他心爱的女人到加利福尼亚州，在一座据信是不再喷发的火山圣赫勒拿山上度过了蜜月。那里有一座史蒂文森纪念碑。

[21] 当然是指本书。旧金山的确有一个多洛蕾丝传教所。

[22] 这座州立公园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索诺马（Sonoma）。

[23] Yellowstone Park，美国怀俄明州西北部的一座国家公园。

[24] 法文，无缘无故地。

[25] “他”，指奎尔蒂。密执安州确实有一座镇市叫克莱尔，而克莱尔也是奎尔蒂的名字。

[26] 拉丁文，homo指包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pollex是“大拇指”意。homo pollex即要求搭车的人。要求搭车的人常翘起大拇指表示想去的方向。

[27] 生物学术语，指“种”的进一步分类。

[28] “冲动地”，原文为priapically，是从Priapus派生出的。Priapus （普里阿普斯）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男性生殖力之神。

[29] 法文，该挨打的脸。

[30] 法文，偷偷瞥上一眼。

[31] 法文，神经质的抽搐。

[32] 法文，但是我离开本题了。

[33] 法文，两眼茫然。

[34] 法文，棕色头发的少年。

[35] 法文，扭动身子。

[36] 梦中的形象，以及“棕色头发的少年”和“惹得人扭动身子”，都来自波德莱尔的诗篇《黎明》（Le Crépuscule du matin,1852）。

[37] 作者这里指的是美国二十年代的一个网球明星，他曾七次获得全美冠军，三次获得温布尔登冠军，后因生活问题被判刑入狱，所以隐匿其名。这里拾球的男孩暗指他的娈童。

[38] 法国东南部地中海滨的一座城市。

[39] 戈贝尔（André H.Gobert）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的网球冠军。

[40] 法文，笨拙的天使。

[41] 一种类似棒球的英国球戏。

[42] “古老欧洲……城墙上”，这是意译出了兰波的诗篇《醉舟》（Le Bateau Ivre,1871）中的第84行：“我渴望欧洲和它古老的城墙。”

[43] 这里是指一个名叫哈里·亨尼森（Harry Haenigsen,1900-1991）的漫画家1943年画的一部连环漫画。

三

她怀着轻率的好奇心进入了我的天地，红棕色和黑色的亨伯兰。她感到既有趣又厌恶地耸了耸肩，仔细察看了一番。我觉得她好像带着一种近乎明显的反感准备离开。她在我的抚摸下从不颤动，我辛辛苦苦所得到的补偿只是一句刺耳的“你想想你在做什么？”我的小傻瓜喜欢最粗野的电影，那种最叫人腻烦的胡编乱造，而不喜欢我得提供的美妙仙境。想想看，在汉堡包和亨伯格之间，她会——带着冷冰冰的明确态度，始终如一地——选中前者。再没有比一个受到宠爱的孩子更凶狠无情的了。我有没有提到我刚去过的那家奶品店的字号？偏巧它的名字就叫“冷漠女王[1]”。我有点儿伤感地笑了笑，把她称作“我的冷漠公主”。她并不理解这个欲望不能得到满足的玩笑。

噢，别皱起眉头望着我，读者，我可无意给人印象，以为我并不想方设法过得快活。读者必须理解，在占有并奴役一个性感少女的时候，那个着魔的旅客可以说是处在超幸福的状况中。因为世上没有其他的幸福可以和抚爱一个性感少女相比。那种幸福是hors concours[2]，它属于另一类，属于另一种感受水平。尽管我们发生口角，尽管她性情乖戾，尽管她大惊小怪，老是做出一脸怪相，尽管这一切都粗俗下流，充满危险，根本没有希望，但我还是深深地藏在我选定的天堂中——一座天空充满了地狱之火的颜色的天堂——但仍是一座天堂。

研究我这种病例的那个能干的精神病大夫——如今，我相信，亨伯特博士已经使他陷入一种野兔似的痴迷的状态——无疑急于要我带着我的洛丽塔到海边去，让我最终在那儿获得自己毕生追求的欲望的“满足”，彻底摆脱儿时最初跟幼小的李小姐[3]所未完成的恋情那“下意识的”困扰。

嗨，朋友，让我告诉你，我确实想寻找一片海滩，不过我也必须承认，等我们到了那片灰色的海水的幻景中，我的旅伴已经给了我那么许多快乐，因此，寻找一个“海滨王国”，一个“理想化的里维埃拉”或诸如此类的地方已经完全不是下意识的冲动，而成了对纯理论的欢乐的合理追求。天使们知道了这一点，因而相应地作了安排。对大西洋边一个似乎不错的小海湾的游览却给恶劣的天气完全打乱了。阴霾、潮湿的天空，浑浊的海浪，感到漫无边际却又相当实在的薄雾——还有什么比我的里维埃拉恋情那新鲜的魅力、天蓝色的机遇和玫瑰色的邂逅更为遥远的呢？墨西哥湾的几处亚热带海滩虽然阳光明媚，但是却给一些恶劣的小动物弄得斑斑点点的满是污迹，又时常受到飓风的扫荡。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片面对虚无缥缈的太平洋的海滩上，我在一个洞穴里偶尔发现了一处相当邪恶的幽静的所在。你在那儿可以听到好多女童子军的尖叫声，她们待在海滩上面单独划出来的一块地方的腐朽的树木后面，头一次在拍岸的海浪中洗澡。可是浓密的大雾好似一条湿漉漉的毛毯，沙地又硬又黏，洛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身上还粘满了沙粒，我平生第一次对她像对一头海牛似的，不再有什么欲望。说不定我的学识渊博的读者会变得活跃起来，假如我告诉他们即使我们在哪儿发现一片合乎心意的海滨，那也为时已晚，因为我真正的解放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实际上，就在安娜贝尔·黑兹，又叫多洛蕾丝·丽，又叫洛丽塔，在一种虚构不实却又十分令人满意的海滨部署中（尽管那儿除了附近一个平凡的小湖，什么也没有），肤色金褐、跪着身子、仰起脑袋，在那个破旧的门廊上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刻。

这些特殊的感觉即便不是由现代精神病学的原则而产生的，至少也受其影响；我对这些感觉就谈到这儿为止吧。因此，我离开了——领着我的洛丽塔离开了——海滩，因为那些海滩不是在人迹稀少的时候过于凄凉，就是在人声喧嚣的时候过于拥挤。然而，每当回忆起自己常不抱希望地到欧洲公园里去转悠，我想我仍对户外活动有着强烈的兴趣，渴望找到合适的露天活动场所，尽管那些地方令我狼狈不堪。这儿，我也同样受到阻挠。现在我必须记下的失望（因为我温和地想把我的故事逐渐表现为贯串在我的幸福中的持续不断的冒险和恐惧）丝毫不应当影响那片具有抒情、史诗、悲剧的色彩但却绝对没有田园牧歌情调的美国荒野。那些荒野美丽非凡，令人心碎，它们那种天真纯朴、默默无闻的柔顺品质是我那表面光洁、像玩具一样鲜亮的瑞士村庄和受到详尽无遗地赞誉的阿尔卑斯山所不再具备的。无数情侣曾经在欧洲山腰漂亮的草皮上，在富有弹性的苔藓上，在邻近干净的小溪旁，在树干上刻着姓名首字母的橡树下的粗木长凳上，在那么多山毛榉林中的那么多cabanes[4]内拥抱接吻。可是在美国的荒野上，野外的情人会发现要想沉湎于最古老的罪恶和娱乐，并不怎么容易。有害的植物会使他心上人的屁股感到火辣辣的，叫不出名字的昆虫又刺疼了他的臀部；森林里地面上尖利的东西会戳痛他的膝盖，而昆虫又会来咬她的膝盖；四周老传来潜在的毒蛇——que dis-je[5]，是半灭绝的龙——持续不断的沙沙声。而巨大的花朵那像螃蟹似的花籽，外面包了层难看的绿色外壳，紧紧粘在吊袜带吊着的黑色短袜和沾满泥浆的白色短袜上。

我稍微有点儿夸张。夏天的一个中午，就在林木线以下，我乐意称做飞燕草的那种色彩艳丽的花密密麻麻地长在一条水声潺潺的山溪旁。洛丽塔和我，我们找到了一个僻静的浪漫的所在，位于我们停放汽车的那个山口往上一百英尺左右的地方。这片山坡似乎还未有过人的足迹。最后一棵气喘吁吁的松树在它伸展到的一块岩石上得到应有的休息。一只土拨鼠对着我们叫了一声又缩了回去。我给洛铺好旅行毛毯；干枯的花儿在毯子下面轻微地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维纳斯来了又走了。高耸在上面的斜坡上的参差不齐的悬崖跟蔓延在我们脚下的一团乱蓬蓬的灌木，似乎既为我们遮挡阳光，也为我们遮挡闲人。啊呀，我没有预料到在离我们几英尺外的灌木和乱石丛中，影影绰绰的有条悄悄的蜿蜒向上的小径。

就在那会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于被人发觉，难怪这番经历永远抑制了我对野合的渴望。

我记得交合完毕，完全完毕后她伏在我的怀里哭泣——在其他方面都十分美满的那一年中，她变得三天两头儿生闷气，当时就是在这么发作过后的一阵缓解的呜咽！我刚刚收回了她迫使我在轻率、焦躁、热情冲动的时刻所作的一个愚蠢的承诺，她就摊开手脚躺在那儿呜咽，拧着我抚爱她的手，我则快乐地笑着，但我现在了解的那种可怕的、难以置信的、无法忍受的而且我看还是永无休止的恐怖当时还只是我幸福的碧空中的一个黑点；我们那样躺着。忽然我大吃一惊，就是叫我可怜的心房失常地乱跳的那种震惊，我看见两个陌生而美丽的孩子那一眨不眨的黑乌乌的眼睛；他们看上去像小牧神[6]和小仙女似的，他们完全相同的平伏的深色头发及没有血色的脸蛋儿表明他们即便不是孪生兄妹，也是同胞手足。他们蹲在那儿，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两个人都穿着跟山花交融在一起的蓝色的运动衫裤。我急忙拉起毯子，拼命想要遮住身体——而就在那同一瞬间，有个好像圆点花纹推球[7]的玩意儿在几步外的矮树丛中开始转动起来，变成一个梳着乌黑短发逐渐直起身来的矮胖的女子。她一边无意识地往她的花束里添了一朵野百合，一边回头从她那仿佛用蓝砂岩塑成的可爱的孩子身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

如今我为一种全然不同的困境而感到心中难受，我知道我是一个勇敢的人，可是当时我对此并不清楚，只记得为自己的冷酷而感到吃惊。我用一个人在最狼狈的处境中对一头汗水淋漓、心慌意乱、畏畏缩缩、训练有素的动物发出的那种低声细语的命令（是什么疯狂的希望或仇恨使那头幼小的牲畜的两胁颤动，是什么不祥的命运刺穿了驯养人的心脏！），让洛站起身来。我们先端庄得体地迈着步子，接着便很不雅观地急匆匆地跑到汽车跟前。在我们的汽车后面，停着一辆漂亮的客货两用轿车。一个留着一小把蓝黑色的胡须的相貌英俊的亚述[8]人，un monsieur très bien，[9]穿着绸衬衫和洋红色的宽松裤，大概是那个肥胖的植物学家的丈夫，正在一本正经地拍摄一块说明这条山路高度的路牌。上面写着约有一万英尺以上的高度，我真要喘不过气来了；我们喀嚓嚓向旁滑了一下，驾着车子离开了，洛仍在挣扎着穿衣服，一边还对我骂骂咧咧，用的语言是我连做梦也想不到女孩子会知道的，更不用说使用了。

还有其他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比如有一次是在电影院。洛当时仍然非常爱看电影（这种爱好到中学第二年才逐渐衰退，成了不太热心的赏光）。我们在那一年一味追求感官享受、不加选择地看了，噢，我也说不来，一百五十或两百部影片。在一些经常去看电影的时期，有许多个新闻短片我们都看了五六遍，因为每周的同一集新闻短片总在不同的主要影片前放映，老是尾随着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她最爱看的电影类别按照以下的顺序排列：音乐片、下层社会片和西部片。在第一类影片中，真正的歌手和舞蹈演员在一个基本上无忧无愁的生活领域里度过不真实的舞台生涯，死亡和真理在那儿均遭到禁止，一个白发苍苍、易动感情、严格说来长生不死、对自己那热衷表演的女儿起初很不情愿的父亲最后总为她在难以置信的百老汇成为完美的典型而拍手叫好。下层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儿，英勇的新闻记者遭受折磨，电话账款高达几十亿元，在枪法不精的喧闹的气氛中，歹徒们被病态地无所畏惧的警察追得在下水道和仓库里乱跑（我可不会给警察那么多操练）。最后是西部片中赤褐色的风光，那些脸色红润、眼睛碧蓝的出色骑手，来到咆哮谷中的那个一本正经的漂亮的小学女教师，用后腿直立起的马儿，壮观的踏游年会[10]，从颤动的窗玻璃外塞进来的手枪，惊人的搏斗，轰然倒下的堆积如山、覆满灰尘的老式家具，用作武器的餐桌，正合时机的筋斗，仍在摸索掉落的单刃猎刀的被按住的手，嘴里发出的咕噜声，拳头打在下巴上的可怕的啪啪声，肚子上挨到的一脚，凌空的争抢；紧接着一阵简直会叫一个赫拉克勒斯[11]住进医院的过度的疼痛（我现在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12]），就没什么可以表现的了，只有那个精神振作的英雄抱着他那打扮华丽的边疆新娘，古铜色的脸颊上还有着颇为相称的淤伤。我记得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小剧场里看过一场午后的演出，剧场里挤满了孩子，弥漫着爆玉米花的热气。月亮是黄的，悬在围着围巾的低吟歌手的头上，他的手指搁在琴弦[13]上，一只脚踏在一根松木上，我并无什么邪念地搂住洛的肩膀，把嘴凑近她的鬓角。这时坐在我们背后的两个恶婆娘[14]开始嘟哝起再可疑不过的话儿——我不知道我是否理解对了，不过我自以为理解了的意思使我把轻柔的手抽了回去。当然，后来演的一切我都没看清楚。

我记得的另一件叫我深为吃惊的事与我们返回东部的旅程中夜晚经过的一个小镇有关。在离那个小镇大约还有二十英里的地方，我碰巧告诉她，她在比尔兹利要上的那所私立走读学校是一所相当高级的女子学校，没有现代的胡搅乱闹。洛听了这话，就言辞激烈地对我慷慨陈词，时而央告，时而辱骂，时而自以为是，时而模棱两可，时而粗鄙恶毒，时而幼稚绝望，所有这些都给交织在一种令人恼火、貌似合乎逻辑的话语中，促使我也只好表面上作番解释。我耳朵里充满了她愤怒的话语（绝妙的机会……我要是把你的意见当真，我就是个傻瓜……讨厌的家伙……你可差遣不了我……我并不把你放在眼里……等等等等），继续像在平滑的公路上飞驶似的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开过那个熟睡的市镇，突然有两个巡警把聚光灯照在我们的车上，叫我把车开到路边。洛仍在不假思索地怒吼乱骂，我对她嘘了一声，叫她安静。那两个人不怀好意地好奇地打量着我和她。突然她面带酒窝地朝着他们甜甜地一笑，她对我这个犹如兰花[15]似的男子却从没做过这样的表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洛甚至比我更怕司法人员——后来那两个和善的警官宽恕了我们，我们十分恭顺地缓缓往前开去，她阖上眼睛，眼皮不断颤动，装着虚脱无力的样子。

眼下，我要作一番古怪的供述。你会发笑的——可是，说实在的，我不知怎么始终没有相当确切地弄明白法律的规定究竟是怎样的。现在我也不清楚。噢，我只是零零星星地知道一点。亚拉巴马州禁止监护人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更改被监护人的住址；明尼苏达州（我要向它脱帽致意）规定亲属对任何一个十四岁以下的儿童承担了永久的照管和监护以后，法院便不再过问。试问：一个非常叫人疼爱的妙龄宝贝儿的继父，一个只当了一个月时间的继父，一个财产不多却足以衣食无忧的患有神经官能症的中年鳏夫，有过见识欧洲的低矮护墙、一次离婚和进过几家精神病院的经历，他是否可以被视为亲属，从而被视为当然的监护人呢？如果不行，我是不是必须，是不是能够合情合理地通知一个福利委员会，大胆地提出申请（你怎样提出申请？）让一个法院人员来调查我这个温顺、可疑的人和危险的多洛蕾丝·黑兹呢？我在大小城市的公共图书馆里做贼心虚地查阅过的那许多有关婚姻、强奸、领养等的书籍，除了隐隐约约地暗示国家是未成年儿童的最高监护人以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皮尔文和扎佩尔（要是我没记错他们姓氏的话）在一部给人深刻印象的论述合法婚姻的书里完全无视那些需要照顾失去母亲的女儿的继父的情况。我最好的朋友是一部有关社会服务的专题著作（芝加哥，一九三六年），一个纯朴的老姑娘费了不少气力替我从一个满是灰尘的藏书地方把它找了出来，那部专著上说，“并没有原则规定每个未成年人都必须有一个监护人；法院是被动的，只在儿童的境况明显有危险的时候，才介入这场纷争。”于是我断定，只有在某人庄严而正式地表示他有这种愿望时才指派他当监护人；不过，在他接到通知出庭听取裁定，长出一双灰色的翅膀以前，可能过去了好几个月；而在这段时间里，那个漂亮、淘气的孩子在法律上讲是无人照管的，这不管怎么说正是多洛蕾丝·黑兹的情况。接着就是听证。法官问了几个问题，律师作出几个令人安心的答复，笑了一笑，点了点头，外面下着蒙蒙细雨，监护人就这么指定了。但我仍然不敢。离远一点，像只老鼠，蜷起身子藏在洞里。法院只在牵涉到某种金钱的问题时才变得过度活跃：两个贪婪的监护人，一个遭到劫掠的孤儿，还有一个更为贪婪的当事人。可是我们，一切都井井有条，财产目录已经编好，她母亲的那点微薄的财产正原封不动地等着多洛蕾丝·黑兹长大去继承。最好的策略似乎是不提任何申请。要不如果我过分保持沉默，会不会有哪个爱管闲事的人，哪个慈善协会插手干涉呢？

老朋友法洛多少算是一个律师，本应可以给我一些可靠的意见，但他为了琼的癌症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工夫去做他没有应允的事；他所应允的事——明确地说就是在我从夏洛特凶死所遭受的打击中逐渐恢复过来以前，照管好夏洛特微薄的产业。我已经让他习惯地认为多洛蕾丝是我亲生的孩子，因此不能指望他为我的这种情况操心。读者这会儿一定已经得出印象，我是一个可怜的生意人；不过无知和懒散都不应当妨碍我从别处去寻求专业人员的意见。阻止我采取行动的是一种可怕的感觉，即如果我用任何方式干预命运，想使命运的美妙的礼物变得合理，那么这样礼物就会像东方故事中山顶上的那座宫殿[16]似的给夺走。每逢一个可能成为主人的人向宫殿的看守人打听，怎么会从老远就清晰地看见黑色的岩石和房基之间那窄窄的一条充满晚霞的天空，宫殿就消失不见了。

我决定到比尔兹利（比尔兹利女子学院的所在地）以后，就去查阅一些我还没能研究过的参考著作，比如，沃纳的论文《论美国的监护法》和一些美国儿童机构的出版物。我还认定，对洛来说，随便什么都比她那种品德日益败坏的游手好闲的日子要好。我可以说动她去做那么许多事儿——开列的项目可能会叫一个职业教育家大为惊奇；但不管我怎样恳请或怒吼，我始终没能让她阅读那些所谓的连环漫画册或美国妇女杂志上的故事以外的任何东西。任何程度稍高的文学作品在她看来都带着上学的味儿，尽管从理论上讲，她愿意欣赏《僵直的姑娘》[17]、《一千零一夜》或《小妇人》[18]，但她相当肯定自己不会用这种趣味高雅的读物糟蹋她的“假期”。

现在我认为再次回到东部，让她去上比尔兹利的那所私立学校，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应当趁着依然适宜攀登的时候越过墨西哥边界，在亚热带的乐园中隐匿几年，直到可以安安稳稳地跟我的小克里奥尔人[19]结婚，因为我必须承认，凭借我自身的腺和神经节[20]的情况，我可以在同一天中从精神错乱的一极转向另一极——从想到一九五〇年前后我就只好以某种方式摆脱一个难以相处、身上已经没有那种神奇的性感少女气质的少女——转而想到凭着耐心和运气，我或许可以使她最终生出一个精细的血管里流着我的血的性感少女，洛丽塔第二，一九六〇年前后她就会八九岁，那时我仍然dans la force de l'âge[21]；确实，我的心灵或非心灵的远视能力仍足以在遥远的时光中辨别出一个vieillard encore vert[22]——或者会不会是个脸色发青的衰朽的人？——古怪、温柔、流着口水的亨伯特博士对非常惹人疼爱的洛丽塔第三练习做爷爷的技巧。

在我们那次疯狂漫游的日子里，我毫不怀疑自己在当洛丽塔第一的父亲时十分可笑地失败了。我全力以赴；为了洛丽塔的十三岁生日，我在一家书店里给她买了一本精装的安徒生的《小美人鱼》，其中附有几幅商业上的“美丽”插图；我在那家书店里还买了一本无意中取了个圣经式名称的书：《了解你自己的女儿》；我反复阅读着这本书。可是就连在最美好的时刻，比如我们在一个阴雨的日子坐着看书（洛的目光从窗户落到她的手表上，又从手表扫向窗户），或者在一个拥挤的小饭店里平静地吃着一顿丰盛的饭菜，或者玩着一场幼稚的牌戏，或者到商店里去买东西，或者跟其他的汽车游客和他们的孩子一起默默地瞅着沟里的一辆撞得粉碎、溅满血迹的汽车跟一只年轻女人的鞋（等我们继续往前行驶的时候，洛会说，“那正是我极力想向商店里的那个笨蛋说明的那种式样的鹿皮鞋”）；在所有这些偶然的场合，我在自己眼里是个难以叫人相信的父亲，正如她在自己眼里是个难以叫人相信的女儿。也许，是良心不安的迁徙流动致使我们无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等到有了固定的住处跟女学生每天上学的常规，情况是不是就会好转？

我选择比尔兹利，不仅因为那儿有所相当严肃的女子学校，而且也因为有那所女子学院。我想让自己casé[23]，以某种形式依附在我那条纹衣服[24]会与之混和的某个有图案的表面，于是我想到了我在比尔兹利学院法语系所认识的一个人。他相当好心地用我编的课本作他的教材，并曾想要请我去作一次学术报告。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正如在写这些自白的过程中有一次我提到的那样，几乎没有什么比一般女大学生的松垮笨重的骨盆、粗壮的小腿和惨淡的肤色叫我感到更为厌恶的体形了（大概因为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粗糙的女性肉体的棺木，而我的性感少女就给活埋在里面）；但我确实渴望有个标记，有个背景，有个幻影，而且正像不久就会变得十分清楚的那样，有一个理由，一个相当荒唐的理由，可以说明何以跟老加斯东·戈丹待在一块儿会特别安全。

最后还有钱的问题。我的收入在我们驾车四处兜风这样过度的花费下正越来越少。不错，我坚持挑便宜的汽车旅馆住宿，但有时也会住进一家喧闹豪华的饭店，或一个讲究排场的度假牧场，耗费掉大量我们的预算费用。另外，花在观光游览和洛的衣服上的钱款数目也大得惊人，而黑兹的那辆旧汽车尽管还算强健、忠实，但却仍然需要不少大大小小的修理。在监狱当局为了让我写供词而宽厚仁慈地允许我使用的文件中，恰巧还留着我的一张路线平面图，我在上面找到一些匆匆写下的笔记，可以帮我计算出下面这笔账。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到一九四八年八月那大肆挥霍的一年里，伙食和住宿花掉我们大约五千五百美元；汽油、润滑油和修车花掉一千二百三十四美元，其他各种额外的开销，数目几乎也差不多；因此，在大约一百五十天的实际旅程中（我们行驶了大约两万七千英里！），外加中间的大约两百天停留时间，我这个节俭的rentier[25]花了八千美元左右，或者最好说一万美元，因为像我这么一个不善动手实干的人，一定忘了不少项目。

于是我们驶到了东部；我在情欲上得到了满足，我的感受却主要是身心交瘁，而不是精神振奋，而她身上却焕发着健康的气息，两边髂骨形成的花环依然像男孩子的一样短小，尽管身高增加了两英寸，体重增加了八磅。我们到过各个地方，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看到。今天我总认为我们的长途旅行只是用一条弯弯曲曲的蜒蚰黏液条痕玷污了这片充满信任、梦幻一般的迷人的辽阔的国土，回想起来，这片国土当时在我们的眼中不过就是搜集在一起的折角地图、破旧的旅行指南、旧轮胎和她在夜晚的抽泣——每天夜晚，每天夜晚——在我刚假装睡着时就开始的抽泣。

[1] ”冷漠“原文为frigid，形容女性时，有”性欲冷漠“意。

[2] 法文，无与伦比的。

[3] 指安娜贝尔。

[4] 法文，简陋的小屋。

[5] 法文，依我看。

[6] 罗马神话中，牧神是一个半人半兽状的神明。

[7] 推球游戏中使用的球，直径为六英尺。

[8] Assyria，古代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国家。

[9] 法文，一位气派非凡的先生。

[10] 美国西部和加拿大一年一度的民间欢庆会，有牛仔竞技表演、各种比赛、展览、跳舞等。

[11] Hercules，希腊神话中的力大无比的英雄，以完成十二项英雄业绩而闻名。

[12] 暗指他最后与奎尔蒂的搏斗。

[13] “琴弦”，原文为strumstring，系作者新造的词，strum是“乱弹”意，string是“弦”意。

[14] “恶婆娘”，原文是harpies，系希腊、罗马神话中一种半人半鸟的女妖，专门夺去死人的灵魂，此处借指恶妇。

[15] 兰花，原文为orchis。根据希腊词源，该词还可作“睾丸”解。

[16] 这是作者杜撰的，并无出典。

[17] 《僵直的姑娘》（A Girl of the LimberWlost）是美国作家波特（Gene Stratton Porter,1863-1924）写的一部小说，1914年出版后，曾成为女学生最爱看的书之一。

[18] 《小妇人》（Little Women）出版于1869年，作者是美国女作家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1832-1882）。

[19] the Creole，生于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裔，或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早期法国殖民者的后裔。

[20] 指精力的中枢。

[21] 法文，处于壮年。

[22] 法文，依然精力充沛的老人。

[23] 法文，安顿下来。

[24] 指犯人穿的衣服。

[25] 法文，依靠股息生活的人，一般指年老退休的人。

四

我们穿过种种光亮和阴影所形成的装饰，把车开到塞耶街十四号门前，一个阴沉的小男孩拿着钥匙和加斯东的一封短信迎上前来，加斯东替我们租好了这幢房子。我的洛对她的新环境连一眼也不看，毫不在意地凭着本能打开了收音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躺下，接着用同样不以为意的准确的方式把手伸进上面放着台灯的桌子下面的架子，捞到一批旧杂志。

只要能把我的洛丽塔关在一个地方，我对住在何处实在并不在意；但是，我想在和捉摸不透的加斯东的通信中，我曾经模模糊糊地设想到一幢砖墙上爬满常春藤的房子。实际上，这个地方令人沮丧地跟黑兹家很像（相距不过四百英里），也是那种同样暗淡的灰色木板房子，上面是木瓦屋顶，还有晦暗的绿色斜纹布遮篷；房间比黑兹家的小一些，室内的陈设布置也比黑兹家更加舒适些，但安排的次序却几乎完全一样。不过我的书房却大多了，从地板到天花板排列着大约两千册左右的化学书籍。我的房东在比尔兹利学院教化学（眼下这一年正在休假）。

比尔兹利女子学校是一所收费昂贵的私立走读学校，供应学生午餐，还有一座令人向往的体育馆。我原来希望这所学校在锻炼所有这些年轻人的身体的同时，也对她们的智力提供一种正规的教育。加斯东·戈丹对美国habitus[1]的判断难得正确，他曾经提醒我说这所学校很可能会是一所，正如他带着一个外国人对这类事情的喜好所说的，“不教姑娘们好好拼单词，只教她们好好散发香味儿”的那种学校。我想她们连这点也没有做到。

我初次和女校长普拉特会面时，她夸赞我的孩子的“好看的蓝眼睛”（蓝的！洛丽塔！）以及我跟那位“法国天才人物”（天才人物！加斯东！）的友谊——接着在把多莉交给一位科尔莫兰特小姐后[2]，她皱起眉头，露出一种recueillement[3]的神情，说道：

“我们所关心的，亨伯德先生[4]，倒不是让我们的学生成为书呆子，或者能够滔滔不绝地背出谁也记不住的欧洲国家所有首都的名称，或者把早被遗忘的战役的日期牢记在心。我们关心的是孩子适应集体生活的能力。因此，我们强调四个“D”：演戏、舞蹈、辩论和约会[5]。我们面临某些事实。你的可爱的多莉不久就会加入一个同年龄学生的小组，在小组里，约会、赴约、约会服装、约会记事册、约会礼节，对于她就跟，比方说吧，业务、业务关系、业务成就对于你一样重要，或者就像（笑盈盈的）我的女学生们的幸福对于我一样重要。多萝西·亨伯德已经卷入了社会生活的整个体系；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体系包括热狗摊、街角的杂货店、麦乳精饮料和可口可乐、电影、方形舞会、海滩铺毯会，甚至还有理发会！自然，在比尔兹利学校，其中有些活动我们并不赞成，而其他那些活动则被我们重新引向更富建设性的方向。不过我们确实竭力背对浓雾，直接面向阳光。说得简单一点，尽管我们采用某些教学方法，但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交际而不是作文。那就是说，在对莎士比亚和其他的人物给予适度的尊敬以后，我们要我们的女学生跟周围的生气蓬勃的世界自由地交际，而不是一头扎进发霉的旧书堆里。也许我们还在探索，但我们是理智地在进行探索，就像妇科大夫摸索肿瘤一样。亨伯格博士，我们是用有机体和组织的词汇来思考的。我们已经清除了传统上摆在年轻姑娘们面前的那一大堆不相干的论题，从前，这些论题根本没有给她们为了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玩世不恭的人会添上一句——她们丈夫的生活所需要的常识、技能和态度留下一点儿地方。亨伯逊先生，让我们这样说吧： 一个星球的位置固然重要，但是，冰箱摆在厨房里的最实用的地点对于未来的家庭主妇也许更为重要。你说你指望孩子从学校所得到的一切就是完善的教育。可是我们所说的教育究竟是什么意思？从前，它主要是一种文字现象。我是说，你可以叫孩子把一部完备的百科全书都背出来。他或是她记住了学校所能提供的全部知识，也许还多。亨默博士[6]，你有没有认识到，对现代的青春前期的儿童来说，中世纪的日期还没有周末的约会更有价值（眨了眨眼）？——让我再说一遍几天前我听见比尔兹利学院的精神分析学家破例所说的那句双关语[7]。我们不仅生活在思想的世界中，而且也生活在物质的世界中。没有经验的空话毫无意义。多萝西·亨默逊对希腊和东方以及那儿的妻妾和奴隶，究竟会有什么兴趣呢？”

这一套纲领叫我大吃一惊，但我对两位都跟这所学校有点儿关系的、很有头脑的女士讲起这一点，她们肯定地说女学生们踏踏实实地念了不少书，而那种“交际”方针多少是一种夸大其辞的宣传，目的是给老派的比尔兹利学校一些在经济上会有好处的现代风格，尽管它实际上仍然非常拘泥古板。

把我吸引到这所学校去的另一个原因在有些读者眼里也许显得滑稽可笑，可是这个原因对我却很重要，因为我生来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我们这条街的对面，就在我们房子的前边，我发现有一小块杂草丛生的荒地，上面有些富于色彩的矮树丛、一堆砖头和几块散放着的木板，路边还有那片泡沫似的寒伧的紫红和铬黄的秋花；越过那块荒地，你可以看见跟我们塞耶街平行的学校街上微微发亮的一段路面，路那边就是学校操场。这种总的布局可以使多莉一天都靠我很近。除了这种布局带给我的心理上的安慰外，我还立刻预见到我会有的另一种乐趣。那就是在课间休息时，我可以用高倍数的双筒望远镜从我的书房兼卧室里辨别出在多莉四周玩耍的女孩子中的性感少女，她们从统计学方面来说不可避免会占有一定的百分比。不幸的是，就在开学的头一天，来了一些工人，沿着那块荒地修了一小段围墙，不久，围墙里面便恶毒地耸立起一座黄褐色的木头建筑，完全挡住眼前神奇美妙的景致；但等他们架设起足以破坏一切的数量的材料后，那些荒唐的建筑工人中止了工作，就此没再露面。

[1] 拉丁文，道德状况。

[2] “科尔莫兰特”，原文是Cormorant，意思是，“鸬鹚”，通称鱼鹰，又叫墨鸦。

[3] 法文，沉思。

[4] 校长把”亨伯特“说成了”亨伯德“Humbird”，意思是，“吱吱叫的鸟儿”

[5] 演戏、舞蹈、辩论和约会，英文是Dramatics,Dance,Debating and Dating，四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D”

[6] 校长根本记不住他的姓，一会儿称他“亨伯逊先生”一会儿称他“亨默博士”下文又管洛丽塔叫“多萝西·亨默逊”

[7] 英文date一词，除作“日期”解，又有“约会”的意思。

五

在一座令人愉快的学院小城镇的绿色、浅褐色和金黄色的住宅区，在一条叫作塞耶街的街上，你必然会碰到几个和蔼可亲的人大声向你问好。我为自己跟他们保持的恰到好处的关系感到得意： 从不粗鲁无礼，保持一定距离。我西门外的邻居可能是个做买卖的人或大学教师，或身兼二职，偶尔，在他修剪花园里的一些晚开的花木，冲洗他的汽车，或者在后来的日子里，在给车道除霜时（我并不在意这几个动词是不是都用错了），他总和我聊上几句，但是我简短的咕哝声只足以显得像是客套的赞同或疑问的踌躇，因而排除了发展亲密友好的关系的任何可能。至于街道对面那一小块长满矮树的荒地两旁的那两幢房子，一幢关着，另一幢里面住着两个英语教授，爱穿花呢服装、梳着短发的莱斯特小姐和容颜憔悴的费比恩小姐[1]，她们跟我在人行道上三言两语的交谈的唯一话题就是（愿上帝保佑她们的圆滑世故！）我女儿多么年轻可爱，加斯东·戈丹又多么憨厚有趣。我东门外的邻居显然是最危险的人物，这个尖鼻子的女人的去世的哥哥曾经在学院里担任总务处长。我记得她曾经在路上拦住多莉，当时我正站在起居室的窗户面前，急躁地等着我的宝贝儿从学校回来。那个讨厌的老处女极力想在一张讨人欢喜的友好的假面具下，掩盖她病态的好奇心。她拄着细长的雨伞（那阵冻雨刚停，悄悄地闪现出一道寒冷湿润的阳光）站在那儿。尽管天气阴冷，但多莉仍然让她的褐色上衣敞着，手里拿着的一堆叠起的书紧紧贴着她的肚子，笨拙的橡胶雨靴上面露出粉红色的膝盖，在她那张长着一个狮子鼻的脸上时常一闪即逝地露出一丝惊恐、腼腆的笑容。她站在那儿应付莱斯特小姐的各个问题：“你妈妈在哪儿，亲爱的？你可怜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你们以前住在哪儿？”这时她那张脸——也许由于冬天惨淡的光线——带着一个乡村的德国少女似的神情几乎显得相当单纯。另一次，那个讨厌的女人发出一声表示欢迎的哀嗥，走上前来跟我攀谈——但我避开了她；几天以后，她送来一封短信，装在一个蓝边信封里，毒药和糖浆的巧妙的混合物，她提议多莉哪一个星期天到她家去，蜷缩在一把椅子上，翻阅“我小时候我亲爱的母亲给我的许多美丽的图书，而不要把收音机开足音量一直听到深夜”。

对于打杂女工和勉强凑合的厨娘霍利甘太太，我也得小心提防，她和那个真空吸尘器都是以前的房客留给我的。多莉在学校吃午饭，所以这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消给她安排一顿丰盛的早餐并且把霍利甘太太临走前准备好的晚餐热一热，对此我已经十分在行。那个和蔼善良的女人，感谢上帝，视力相当模糊，细小的东西全都看不见，而我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铺床能手，但我仍然老被一种感觉困扰，生怕什么地方留下泄漏天机的污渍，或者偶尔霍利甘来的时候，恰巧洛也在家，在厨房里的亲切友好的闲聊中，头脑简单的洛可能会在那个胸部丰满的女人的同情下说出什么来。我时常觉得我们是住在一幢灯光明亮的玻璃房子里，随时会有一张嘴唇很薄、羊皮纸似的人脸从一扇因为粗心而没有遮挡住的窗户往里张望，随意看上一眼最放荡的voyeur[2]要花一小笔钱才能观看的情景。

[1] 莱斯特，英文为Lester；费比恩，英文为Fabian，前者的第一音节和后者的末一音节合起来为英文lesbian—词，意思是“同性恋女子”。

[2] 法文，喜爱偷看猥亵场面的人。

六

现在来讲讲加斯东·戈丹。我乐意——或者至少安心地容忍——和他交往，主要是因为他为人宽厚，让我的隐私有了绝对的安全感。倒并不是他知道了一切；我没有特殊的理由向他透露，而他也太只顾自己，超然物外，根本没有察觉或怀疑什么可能会导致他坦率地发问、我坦率地回答的情况。他对比尔兹利的人说了我不少好话，他是我很好的信使。即便他发现了mes goûts[1]和洛丽塔的身份，那么引起他关注的也不过是稍许明白了点儿我待他的那种直率的态度，那种态度既没有彬彬有礼的意味，同样也没有下流的暗示；因为，虽然他见解平庸，记忆模糊，但他大概清楚，比尔兹利的市民可不像我那么了解他的情况。他是一个肌肉松弛、脸如面团、心情忧郁的单身汉，身体下宽上细，长着两个狭窄的、高低不大对称的肩膀和一个圆锥形的梨子似的脑袋，一边有些乌黑油亮的头发，另一边只有几缕，紧贴着头皮。他的下半部身体却很臃肿；他凭着两条惊人的粗壮结实的腿奇特、笨重地悄悄迈着步子。他总穿着一身黑颜色的衣服，就连领带也是黑的。他难得洗澡，讲的英语十分滑稽可笑。尽管如此，大家仍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可爱、可爱而古怪的家伙！邻居们对他相当宽容；他知道我们附近一带所有男小孩子的名字（他住的地方离我只有几条街），并且叫其中的几个孩子来打扫他房子外面的人行道，焚烧他后院里的枯树叶，把他棚里的柴火拿来，甚至还干一些屋子里的简单杂活儿。他总拿里面有真正的甜酒的高级酒心巧克力给他们吃——他的地下室里有间布置成东方风格的私室，在有着挂毯装饰的、发霉的墙上，挂着一些好玩的匕首和手枪，周围是经过掩饰的热水管。楼上他有一间工作室——他还画点儿画，这个老骗子。他用沉思的安德烈·纪德[2]、柴科夫斯基[3]、诺曼·道格拉斯[4]、其他两个著名的英国作家、尼金斯基（只看见大腿和遮羞布）[5]、哈罗德·道布尔内姆（中西部一所大学里的一个眼神恍惚的左翼教授）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大幅照片装饰着工作室倾斜的墙壁（那其实不过是一个顶楼）。所有这些可怜的人似乎就要从倾斜的墙面上倒到你的身上。他还有一本照相簿，上面贴着附近所有那些小男孩和小女孩的照片，当我随意用手翻看那本照相簿，并信口品评上两句的时候，加斯东总噘起他的厚嘴唇，渴望地嘟着嘴咕哝道，“Oui，ils sont gentils。[6]”他的褐色的眼睛还扫视着四周各种充满感伤色彩、富有艺术性的小摆设和他自己平庸的toiles[7]（用传统手法画的风格稚嫩的眼睛、拆开的吉他、蓝色的乳头和现代的几何图案）。他常对着一个着了色的木碗或有纹理的花瓶模糊地做个手势，说道：“Prenez donc une de ces poires. La bonne dame d'en face m'en offre plus que je n'en peux savourer。[8]”或者说：“Mississe Taille Lore vient de me donner ces dahlias, belles fleurs que j'exècre。[9]”（忧郁、伤感、充满厌世的意味。）

我们每个星期总下两三次国际象棋，为了显而易见的原因，我喜欢在自己家里下。他坐在那儿，两只胖鼓鼓的手放在膝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棋盘，好像那是一具死尸。这种时候，他看上去真像一个给砸坏的老偶像。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一连思考了十分钟——接着走出导致失败的一步棋。或者，那个好人经过更长时间的思考，会喊上一声，au roi！[10]听上去就像一条反应迟钝的老狗低沉的叫声，其中有一种咕噜噜的喉音，弄得他的下颏也跟着颤动起来。等我向他指出是他自己被我将军的时候，他总扬起弯曲的眉毛，深深地叹一口气。

有时，从寒冷的书房里我们坐的地方，我可以听到洛光着脚在楼下起居室里练习舞技，但加斯东外在的知觉正相当迟钝，并没觉察那些赤脚的节奏——一、二，一、二，重量移到挺直的右腿，抬起腿来，侧伸出去，一、二；只有在她开始跳跃，跳到空中叉开双腿，一条腿曲着，另一条腿伸展出去，飘然飞舞，而后脚尖落地——只有在这种时候，我那脸色苍白、自命不凡、闷闷不乐的对手才会搔搔头或脸颊，仿佛把远处的砰砰声误当作棋盘上我那威风凛凛的王后厉害的一击。

有时我们正对着棋盘思考，洛会没精打采地走进来——每次看见加斯东的那副样子，真叫人乐不可支；他那大象似的眼睛仍然盯着他的棋子，只是出于礼节地起身和她握手，随即松开她柔软的手指，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便又坐到椅子里，跌进我为他布下的陷阱。圣诞节前后的一天，当时我大约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他问我，“Et toutes vos fillettes, elles vont bien?[11]”从他的这句问话中，我才明白，我的独一无二的洛丽塔有时穿着蓝布牛仔裤，有时穿着裙子，有时穿着短裤，有时又穿着有衬里的晨衣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于是他那低垂的忧郁的目光瞥见了各种不同的服装，凭着服装种类的数目，他把洛丽塔当成了好多个人。

我真不愿意用这么长时间详细谈论这个可怜的家伙（说来遗憾，一年以后，他到欧洲旅行期间，偏偏在那不勒斯卷进了一件sale histoire[12]，就此没有回来）。要不是因为他在比尔兹利的生活和我的案件具有如此离奇古怪的关系，我压根儿就不会提到他。我需要他来为我辩护。他待在那儿，缺乏无论何种才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一个微不足道的学者，一个愁眉苦脸、令人厌恶、又老又胖的同性恋者，对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顾，对英国语言又得意地茫无所知——他待在一本正经的新英格兰，受到老年人的抚慰和青年人的爱戴——噢，他生活得十分快活，愚弄了所有的人。而如今我却困在这儿。

[1] 法文，我的癖好。

[2] 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小说家、诗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3] Petr Ilich Tchaikovsky（1840-1893），俄国作曲家。

[4] Norman Douglas（1868-1852），英国作家。

[5] Waslaw Nijinsky（1890-1950），祖籍波兰的俄罗斯芭蕾舞演员。

[6] 法文，是呀，他们挺可爱。

[7] 法文，画作。

[8] 法文，请尝一个这种梨子。住在街对面的那位好太太给了我好些，我可尝不了这么多。

[9] 法文，泰勒太太刚给了我这些大丽花，我很不喜欢的美丽的花儿。

[10] 法文，将军！

[11] 法文，你的那些小姑娘，她们都好吗？

[12] 法文，卑鄙龌龊的事。

七

现在我面临这件令人不快的工作： 要来明确地记录洛丽塔品行的堕落。假如在她所激发起的热情中她从来没有占多少份儿，那么纯粹的金钱收益也从来不占什么显著的地位。可是我既软弱，又不聪明，我那个在学校上学的性感少女让我成了她的奴隶。随着人的活动天地逐渐减少，情欲、温情和苦恼反而增强了。而她就利用了这一点。

她履行了基本的义务以后每周给她的零用钱在我们初到比尔兹利的时期是两角一分——在那个时期结束前提高到一元五角。她经常从我手里得到各种各样的小礼物，而且只要开口要求，就能吃到天底下的随便什么糖果，看到天底下的随便什么电影，因而那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方的安排——当然，在我知道她眼巴巴地想要得到少年人的某种娱乐时，我也可能亲昵地要她多吻我一次，甚至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抚爱。可是，她真不容易对付。她每天只是无精打采地挣着她那三个子儿——或是三个五分镍币。事实证明，每当她有权拒绝给我某种救援性命的、奇特的、慢性的、带来完美快乐境界的迷魂药时，她是一个十分冷酷的谈判者；离了这种药，我至多只能活上几天，而对这种药，由于爱的那种倦怠本质，我又无法强行去加以夺取。她知道自己那张柔软的嘴的魔力，便设法——在一个学年的时间里——把一次特别亲昵的拥抱的额外代价提高到三块，甚至四块钱。读者啊！在你想象着我在寻求欢乐的折磨下，好像一架丁当作响、完全失常、喷吐财富的机器，丁丁当当地丢出一角、两角五分硬币和数目大得多的一元大银币的时候，可别哈哈大笑；而在那种跳跃的癫痫快要发作的时候，她的小拳头里总紧紧地抓着一把硬币，事后我倒总能把她的小手扳开，除非她一下子溜走，匆匆忙忙地去藏好她的赃物。每隔一天，我都要到学校区域周围转悠，拖着麻木的脚去光顾杂货店，张望着雾气蒙蒙的小巷，倾听着自己心房的跳动和落叶声之间出现的远去的姑娘们的笑声；我还不时潜入她的房间，细看废纸篓里画着玫瑰花的撕碎的纸片，又在我刚铺好的没人碰过的床上的枕头下面搜寻。有一次，我在她的一本书（适当地说——《金银岛》[1]）里找到八张一元的钞票。还有一次，我从惠斯勒[2]的《母亲》后面的墙洞里找出多达二十四元和一些零钱——大约是二十四元六角——我悄悄地都拿走了。这样一来，第二天，她就对我指控诚实的霍利甘太太是卑鄙的小偷。最终她总算没有辜负她的智商，找到一个更安全的收藏钱财的地方，始终没被我再发现；不过那时，我已经大幅度地降低了她的身价，要她艰苦而令人作呕地赢得参加学校演戏活动的许可，因为我最担心的，倒不是她会毁了我，而是她会积攒起足够的现钱跑掉。我相信这个可怜的、目光凶狠的孩子已经明白，只要钱包里有五十块钱，她就可以设法到达百老汇或好莱坞——或者到达一家（正在招工的）小餐馆的臭烘烘的厨房，坐落在一个景物凄凉、以前是大草原的州里，风呼呼地刮着，星光闪烁，眼前只有汽车、酒吧和酒吧间的男招待，一切都肮脏，破裂，死气沉沉。

[1] 史蒂文森1883年发表的最著名的小说。

[2] 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美国画家和蚀刻家。他为自己的母亲所作的画像实际名为“灰与黑的组合”。

八

阁下， 我尽了一切努力去处理男孩子的问题。噢，我甚至常常阅读比尔兹利《星报》上的所谓“青少年专栏”，想知道应该怎样举止适宜！

对父亲们的忠告。不要把女儿的朋友吓跑。也许要你明白现在男孩子们觉得她很迷人，有点儿不大好受。在你眼里，她仍然是一个小姑娘。在男孩子的眼里，她娇媚有趣，既可爱又快乐。他们喜欢她。今天，你坐在经理办公室里决定好些大买卖，可是昨天，你也只是替简拿着课本的中学生杰姆。记得吗？现在轮到你女儿了，难道你不想她在她喜欢的男孩子们的爱慕和陪伴下感到快乐吗？难道你不想他们一起有益身心健康地玩得开心吗？

有益身心健康地玩得开心？天哪！

为什么不把这些年轻小伙子当作你家里的客人看待？为什么不和他们谈谈？引他们说话，逗他们笑，让他们感到轻松自在？

欢迎，年轻人，到这家妓院来。

如果她不守规矩，不要当着与她一起做坏事的伙伴的面大声发作。让她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听到你对她表示的不快。不要让男孩子们觉得她是一个老恶魔的女儿。

首先这个老恶魔拟订了一份“绝对禁止的”事项清单，又拟订了一份“勉强允许的”事项清单。绝对禁止的是一对、两对或三对男女的约会——下一步当然就是大规模的狂欢作乐。她可能会跟她的女朋友去逛糖果店，在那儿跟一些偶然遇到的男青年说说笑笑，而我则隔开一段适当的距离，坐在汽车里等候；我还答应如果巴特勒男子中学的一群在社交方面可以接受的男学生邀请她的小组去参加他们每年举行的舞会（当然是在好些年长的妇女陪同之下），我会考虑一下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是否可以穿上她头一件“夜礼服”（一种叫十多岁的胳膊细瘦的姑娘看上去像火烈鸟[1]似的长袍）。此外，我还答应她在我们家举行一次宴会，她可以邀请她的那些比较漂亮的女朋友和在巴特勒的舞会上相识的那些比较有教养的男孩子。不过我相当明确地表示，只要我的管教持续下去，就永远，永远不会允许她跟一个初解风情的小伙子去看电影，在汽车里搂着脖子接吻，到同学家去参加男女混杂的宴会，或者在我听不见的地方，沉迷在男孩与女孩的电话交谈中，即便“只是谈论他和我的一个朋友的关系”。

洛对这一切火冒三丈——把我称作卑鄙下流的无赖和比这更糟的名称——要不是我十分欣慰地很快发现真正叫她感到生气的，不是我剥夺了她哪样具体的乐趣，而是总的权利，我本来大概会动怒的。你知道，我侵害了常规的计划，普通的消遣，“大家都做的事”，年轻人的日常活动，因为什么都不像一个孩子，特别是一个女孩那么保守，就算她是十月果园的雾霭中肤色最为赤褐、最能产生神话的性感少女。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无法绝对肯定整个冬天，她没有设法随便地去跟陌生的年轻小伙子产生不适当的接触；当然，不管我多么严密地控制她的空闲时间，仍然经常出现一些没有得到说明的时间漏洞；回想起来，她总用过于详尽的解释去加以填补；当然，我的嫉妒的锯齿状的爪子也老给性感少女不诚实的那块精细的织物钩住；但我确实感到——现在仍可以证明我的感觉的准确性——并没有什么真正叫人感到惊慌的理由。我这么想，倒不是因为我从未发现什么容易察觉的刺耳的年轻嗓音杂在幕后忽隐忽现的那些沉默无语的男人中，而是因为有一点在我看来“明显得出奇”（这是我姑妈西比尔的一句口头禅），所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中学男生——从“一握手”就激动得浑身冒汗的傻瓜，到驾着一辆加大马力的汽车、满脸粉刺、傲慢自负的强奸犯——一律都叫我那老于世故的小情人感到厌烦。“所有这些关于男孩子的议论令我作呕，”她在一册课本的封面里面潦草地写了这么一句；下面还有莫纳（莫纳现在随时都会出现）写的那句俏皮话：“里格怎么样？”（里格[2]也会出现。）

我碰巧看到跟她待在一起的那些公子哥儿都是不知道姓名的。比如“红毛衣”，他有一天，就在下第一场雪的那天——送她回家；我从客厅的窗户里看到他们在我们的门廊旁边交谈。她穿着她的头一件有皮领的棉布外套，梳着我最喜爱的那种发式：前面有着刘海，两边是盘绕拳曲的秀发，后面是生来的鬈发，上面戴着一顶棕色小帽；她那潮呼呼的深色软帮鞋和白色短袜比平时还要邋遢。她在讲话或听对方说话的时候都像往常一样把手里的书紧紧抱在胸前，两只脚始终动个不停：她把右脚大脚趾踏在左脚背上，向后移去，双脚交叉，微微一晃，像勾勒草图似的在地上挪动几步，随后又把整个这套动作再做一遍。有个星期天下午，“防风茄克衫”在一家餐馆前和她交谈，而他的母亲和妹妹则想把我引开去跟她们闲聊；我慢吞吞地向前走去，不时回头看看我唯一的情人。她已经养成了不止一种习惯动作，比如把头点上一点，是青少年礼貌地表示简直笑得“直不起腰来”的方式，因此（她一听到我的叫唤），仍然装作忍俊不禁，往后走了几步，随后转过身来，笑意渐渐消逝地朝我走来。另一方面，我非常喜欢——也许因为这总叫我想起她的令人难忘的首次坦白——她的这种习惯，即用诙谐、沉思、听天由命的神气叹息着说上一声“啊呀”，或者在命运的打击真的降临时，用深沉的、几乎气势汹汹的低音发出一声长长的“不”。而我最喜欢的是——既然我们谈到动作和青春——看她骑着她那辆新簇簇的漂亮的自行车在塞耶街上转来转去：直着身子踩在踏板上面，十分起劲地不住蹬着，随后娇弱无力地坐到车座上，而自行车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接着，她会停在我们的信箱旁边，身子仍然跨坐在车上，把她在信箱里找到的一本杂志，匆匆翻阅一遍又放回去，舌头抵着上嘴唇的一侧，用一只脚一撑就骑着车走了，再次飞快地穿行在阳光和暗淡的树荫之下。

总的说来，考虑到我宠坏了的这个小奴隶，考虑到前一年冬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她娇憨地装出的那种摆弄手镯的举动，我觉得她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比我原来希望的要好。尽管我永远也不可能适应犯了错误的、伟大的、心肠软弱的人所过的那种始终充满焦虑的生活，但我觉得我正在尽力仿效。经过在洛丽塔冷冰冰的卧室里的一阵倾慕和失望以后，我总躺在狭窄的长沙发上，检阅在我那涨红的心灵的眼睛前面蹑手蹑脚而不是堂而皇之经过的自己的形象，来回顾刚结束的一天。我看着皮肤黝黑、相貌堂堂的亨伯特博士，属于凯尔特族的、大概还是高教会派[3]的、且很可能是极端的高教会派的亨伯特博士送他的女儿去上学。我看着他缓缓地露出笑容，和蔼可亲地扬起好似广告画上的浓密的黑眉毛，朝善良的霍利甘太太打招呼；她身上有一股瘟疫的气味（而且，我知道，一有机会，她就会去拿主人的杜松子酒喝）。韦斯特先生，一位退休的法院执行官或是宗教小册子的撰写人——谁在乎呢？——我看见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邻居（他姓什么来着），他们大概是法国人或瑞士人——在他那有着可以一览无遗的大玻璃窗的书房里坐在打字机前沉思，他的侧面显得相当瘦削，苍白的额头上有一绺几乎是希特勒式的翘着的头发。周末，大家可能会看见亨教授穿着精心裁制的大衣，戴着棕色手套，跟他的女儿一起闲逛到沃尔登饭店（那儿的束着紫色缎带的瓷兔子和装潢漂亮的巧克力纸盒十分有名，你可以在其中坐下，等候一张上面仍然脏巴巴地散布着先前顾客的面包屑的“双人桌”）。平常的日子下午一点左右，大家可能会看见他一边举止庄严地向目光锐利的伊斯特打招呼，一边把汽车倒出车库，绕过那些该死的常绿植物，朝前开上那条路面光滑的道路。在极其闷热的比尔兹利学院图书馆里，他从书本上抬起冷冰冰的目光望着墙上的钟，四周都是呆瞪瞪地陷在人类知识海洋中的一些身材臃肿的年轻女子。他和学院教士里格牧师（他也在比尔兹利中学教授《圣经》）一起走过校园。“有人告诉我说她母亲是一位著名的演员[4]，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去世了。噢？大概我弄错了。是这样吗？我明白了。多惨。”（让她的母亲成为理想化的人物，呃？）大家会看见我缓缓地推着手推车跟在W教授的后面，穿过迷宫似的超级市场，W教授也是一个行动缓慢、性情温和的鳏夫，生着一双山羊似的眼睛；大家会看见我只穿着衬衫铲雪，脖子上围着一条黑白两色的大围巾；大家会看见我没有一点儿贪婪急切的样子（甚至从从容容地在草垫上擦了擦脚）跟着我那是个中学女生的女儿走进家去；大家会看见我带着多莉去找牙科大夫看牙——漂亮的护士满脸堆笑地望着她——有不少旧杂志——ne montrez pas vos zhambes[5]；大家会看见埃德加·亨·亨伯特带着多莉在城里吃饭，按照欧洲大陆用刀叉的方式吃着牛排；大家会看见我以双重身份去欣赏音乐会： 两个脸色冷漠、神态平静的法国人并排坐在那儿，亨·亨先生的爱好音乐的小姑娘坐在她父亲的右边，W教授（这位在普罗维登斯[6]度过一个有益健康的夜晚的父亲）的爱好音乐的小男孩坐在G·G先生的左边；大家会看见我打开车库，出现了一片把汽车吞没随即又消失了的亮光；大家会看见我穿着色彩明亮的睡衣，在多莉的卧室里猛地拉下窗帘；星期六早晨，我没被人看见，神态严肃地打量着浴室里冬天皮肤变白了的小妞儿；星期天早晨，大家还会看见和听到我这个根本不按时上教堂去做礼拜的人对正朝那个有顶篷的院子走去的多莉说，别太晚了；大家会看见我让多莉的一个目光异常敏锐的同学进门：“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一个男人穿吸烟衫，大伯——当然，在电影里见过。”

[1] 一种涉禽，有粉红色、深红色和黑色羽毛。

[2] 里格牧师是一首古老的五行打油诗中的人物。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也加以引用。

[3] High Church，英国国教的一派，重视教会权威及仪式，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尽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

[4] 暗示她像玛琳·黛德丽。

[5] 法文，别露出你的腿来。jambes（腿）故意错拼成了zhambes，表示美国口音。

[6] Providence，美国罗得岛州的首府。当时这座城市有一片很大的红灯区。

九

我期待见到的她那几个女朋友，结果总体上令我大失所望。她们中包括奥珀尔·某某、琳达·霍尔、阿维斯·查普曼、伊娃·罗森和莫纳·达尔（当然，除了一个人的姓名，其他所有这些人的姓名都声音近似）。奥珀尔是一个羞羞答答、身材难看、戴着眼镜、满脸粉刺的小人儿，十分喜欢多莉，但多莉却总欺负她。琳达·霍尔是学校里的网球冠军，多莉每周至少跟她进行两次单打比赛。我觉得琳达是个真正的性感少女，可是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她并没有上我们家来——也许家长不许她来，因而她在我的回忆当中只像室内球场上闪现过的一道自然的阳光。其余的人，除了伊娃·罗森，谁都没有做性感少女的资格。阿维斯是一个丰满的、胖乎乎的孩子，长着两条汗毛浓密的腿。莫纳尽管粗俗肉感，相当健美，而且也只比我那成熟的情人大一岁，但即使她曾经是一个性感少女，如今显然也早已不是了。另一方面，伊娃·罗森，从法国来的一个背井离乡的小人儿，却是一个典型的不太引人注目的漂亮的孩子，目光锐利的好色之徒，从她身上可以看出性感少女的魅力中的一些基本成分，比如，青春发育期的完美的身材、情意绵绵的眼睛和高高的颧骨。她那光滑的红棕色头发具有洛丽塔的头发的那种丝绸似的光泽，而她那娇嫩的乳白色脸上的眉眼，包括粉红的嘴唇和银鱼似的睫毛，都不如她的同类——种族内部那一大群红头发的孩子——的眉眼性感迷人。她也不炫耀她们的绿色制服，而是像我所记得的那样，经常穿戴许多黑色或深红色的衣物——比如一件十分漂亮的黑色套衫，一双高跟黑皮鞋，涂着深红色的指甲油。我跟她讲法语（让洛非常反感）。这个孩子的音调还极为纯净，但是说到学校和游戏，她就采用通行的美国英语，这时她的言语中会突然出现一种轻微的布鲁克林口音，这在一个到新英格兰的一所私立学校来上学的小巴黎人身上显得相当有趣；这所学校抱着虚假的英国办学宗旨。不幸的是，尽管“那个法国孩子的叔叔”是个“百万富翁”，但我还没有来得及在亨伯特的欢迎来客的住宅里用我那适中的方式欣赏伊娃的芳泽，洛就为了什么原因不跟她来往了。读者知道，对于围绕在我的洛丽塔周围的一群侍从一般的女孩儿、安慰奖似的性感少女，我有多么重视。有一阵子，我尽力想让自己的感官对莫纳·达尔产生兴趣，她常到我们家来，特别是在洛跟她都对演戏十分起劲的那个春季学期。我常感到纳闷，不知道诡诈得叫人无法忍受的多洛蕾丝·黑兹对莫纳说过些什么秘密，因为有次在我一再催促并付了很高代价的要求下，她对我脱口说出了莫纳在海滨跟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生的风流韵事中着实令人咋舌的各种细节。洛选择这个漂亮、冷漠、放浪、老练的年轻女孩做她最亲密的好友，相当符合她的特性；有一次我听见莫纳（洛发誓说我听错了）在门厅里欢快地对洛说（在听了洛说自己的毛线衫是纯羊毛的以后）：“也是你身上唯一纯洁的东西，小家伙……”她天生一副出奇嘶哑的嗓音，一头烫成波浪形的暗黑色头发，长着一双突出的琥珀色的眼睛和两片富有诱惑力的嘴唇，耳朵上还戴着耳环。洛说老师们曾经因为她身上戴着那么许多人造珠宝饰物而对她加以告诫。她的两只手老是发抖。她的智商是一百五十，为此而心里十分烦恼。我还知道在她那像成年女子似的后背上有颗极大的深褐色的痣，那是在洛跟她穿着领口开得很低、色彩柔和、薄如轻纱的衣服去参加巴特勒中学举行的舞会的那个晚上我看到的。

我现在要讲那一学年的事稍微早了一点儿，但我还是禁不住要去回忆那一学年的全部经过。达尔小姐对于我想要探听出洛认识些什么样的男孩子的尝试，巧妙地闪烁其词。洛到琳达的乡间俱乐部去打网球了，先前曾打电话回来说她可能要晚回来整整半个小时，所以问我可不可以招待一下莫纳，因为莫纳要来跟她排练《驯悍记》[1]中的一场戏。漂亮的莫纳运用抑扬顿挫的嗓音、她所能施展出的全部妖媚的态度和声调，两眼紧盯着我，眼神里也许还微微带着——我会不会看错了？——一丝清晰的嘲讽色彩，回答说：“噢，伯父，其实，多莉对男孩倒并不十分在意。事实是，我们是竞争对手。她和我都迷上了里格牧师。”（这是一个玩笑——我已经提到过这个愁眉苦脸的巨人，长着个马儿似的下巴。在为家长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上——我现在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了——他所谈的对瑞士的印象叫我厌烦得几乎想要杀人。）

那场舞会怎么样？噢，它成了一场狂欢。一场什么？一场恐慌。总之，十分可怕。洛跳了好多次吗？噢，并不多得惊人，只是能跳多少就跳了多少。她，倦怠乏力的莫纳，觉得洛怎么样？伯父？她觉得洛在学校里的表现好吗？啊呀，她确实还是个小孩子。但她的一般表现是……？噢，她是一个顶呱呱的孩子。但到底怎么样？“噢，她是个小宝贝，”莫纳最后说道，突然叹了口气，拿起恰巧就在手边的一本书，改变了脸上的神情，假装皱起眉头，问道：“给我讲讲鲍尔·扎克[2]吧，伯父。他真的那么出色吗？”她把椅子挪得离我的椅子那么近，因而我透过润肤液和乳霜闻出了她那令人兴味索然的肌肤的气息。一个突如其来的古怪的念头刺伤了我：我的洛是不是在充当拉皮条的角色？要是这样，她可找错了替身。我避开了莫纳盯着我的冰冷的目光，谈了一会儿文学。后来多莉回来了——眯起她的暗淡无神的眼睛朝着我们看了看。我让这两个朋友去干她们想干的事。楼梯转弯处一扇布满蜘蛛网的门式小窗上的一个方格子里安了一块深红色的玻璃，处于众多未被沾污的长方格子中间的这块血淋淋的伤口，以及它那不对称的位置——骑士从顶端所走的一步[3]——总奇怪地叫我感到心神不定。

[1] 莎士比亚1593-1594年写成的一部喜剧。

[2] 莫纳把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说成了“鲍尔·扎克”

[3] 指国际象棋中骑士走的一步一般是直行两方格加上横行一方格，或者横行两方格加上直行一方格，所以是“不对称”的。

一〇

有的时候……别瞎扯啦，准确地说究竟有多少次，伯特？你能想起四次、五次，或者更多次这样的时刻吗？或者，就没有人的心能经受两次或三次吗？有的时候（我对你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话要说），洛丽塔偶然在家预备她的家庭作业，嘴里含着一支铅笔，懒洋洋地侧身坐在一张安乐椅中，两条腿架在椅子扶手上，我总摆脱我所有的教师的约束，不顾我们所有的争吵，忘掉我所有的男性自尊——确确实实地爬到你的椅子跟前，我的洛丽塔！你总看我一眼——阴沉、可怕、询问的一眼：“当然不行，不要再这样子”（怀疑，恼怒）；因为你从来不肯相信我会没有什么具体的意图，而只是渴望把我的脸埋在你的格子呢裙子里，我的宝贝！你的那两只纤弱的光胳膊——我多么渴望抱着它们，抱着你所有的晶莹可爱的四肢，像一匹给抱起来的小马，把你的头捧在我那一无可取的双手之间，随后把太阳穴处的皮肤朝两边抹去，亲吻你眯缝着的眼睛，你总说，“求你了，别来缠我，好不好？看在上帝分上，别来缠我。”我总在你的注视下从地上站起来，你的脸还故意抽动，模仿我的tic nerveux。可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只是个野蛮的人，没有关系，让我们把我的悲惨不幸的故事说下去吧。

一一

有个星期一上午，大概是在十二月，普拉特请我到学校去谈一次。多莉最近的成绩很差，我知道。可是，对于这次邀请，我并不满足于这样一种似乎相当有理的解释，而是想像出各种各样的可怕情形，只好用一品脱我“小桶里的酒”壮一壮胆，才敢去面对这次会谈。我心怀鬼胎，慢吞吞地走上绞刑架的梯级。

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头发花白，衣衫不大整洁，长着一个宽大扁平的鼻子和两只小眼睛，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坐下吧，”她说，指着一张日常使用的、羞辱性的踏脚凳，自己则笨重而充满活力地坐到一把橡木椅子的扶手上。她面带笑容、十分好奇地瞅了我一会儿。我想起来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她也曾这样，但当时我还能不冒风险地沉下脸来回望着她。她的目光离开了我。她陷入了沉思——大概是假装的。她拿定了主意，在膝盖上一叠又一叠地揉着她的深灰色的法兰绒裙子，想去掉粉笔灰或什么别的痕迹。随后，她仍然揉着，并没有抬起头来，说道：

“我来问你一个坦率的问题，黑兹先生。你是欧洲大陆来的一位老派的父亲吧？”

“呃，不，”我说，“也许有点儿保守，但不是你所说的老派。”

她叹了口气，皱起眉头，用咱们言归正传的方式把两只胖乎乎的大手一拍，又用她那亮晶晶的小眼睛紧盯着我。

“多莉·黑兹，”她说，“是个可爱的孩子，但性成熟的突然到来好像给她带来了麻烦。”

我微微欠了欠身。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她仍在生长发育的肛门和生殖两个区域之间来回摆动，”普拉特小姐说，一边还用她那两只布满赤褐色斑点的手比划着。“她基本上还是个可爱的——”

“对不起，”我说，“什么区域？”

“瞧你这老派的欧洲人！”普拉特喊道，一边朝我的手表上轻轻拍了一下，蓦地露出了她的假牙。“我所说的就是那种生物和心理的欲望——你抽烟吗？——并没有在多莉的身上相互交融，可以说是还没有进入一个匀称圆满的形式。”她的双手有一刹那好像捧着一个看不见的甜瓜。

“她讨人喜欢，相当聪明，不过也很粗心”（这个女人依然高坐在那儿，呼吸粗重，抽出时间看了看她右手办公桌上那个可爱的孩子的成绩报告单）。“她的分数越来越差。我很纳闷，黑兹先生——”她又假装沉思起来。

“噢，”她兴致十足地继续说道，“至于我，我也抽烟，而且，正如可敬的皮尔斯博士过去常说的那样：我并不为此感到得意，但我就是喜欢。”她点着了香烟，从鼻孔里喷出来的烟气好像一对獠牙。

“我来给你说几件小事，这不需要花多少时间。现在让我来瞧瞧（在她的文件堆里东翻西找）。她根本不听雷德科克[1]小姐的话，对科莫兰特小姐也粗鲁得简直叫人难以相信。这是我们的一份特别研究报告：喜欢跟着全班集体唱歌，不过似乎心不在焉；双腿交叉，按着节拍晃动左腿；常用的词语种类： 最普通的青少年俚语范围内的二百四十二个单词，外面则有一圈显然是欧洲的多音节词；上课时老是唉声叹气。让我来瞧瞧。对。现在讲的是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上课时老是唉声叹气；使劲儿嚼口香糖；没有咬她的手指甲，不过如果咬了，那倒与她的一般表现更为吻合，当然是科学地说；行经，据本人说，完全正常；目前并没有加入任何教会组织。顺便问一句，黑兹先生，她母亲是——？噢，我明白了。那么你是——？无人负责的事，我想，上帝就该负责。我们想要了解一些别的情况。我知道她在家里没有一定的分内工作。你让你的多莉成了一位公主，黑兹先生，是吗？唔，我们还搜集到一些什么别的情况？爱惜书籍；嗓音悦耳；常常格格发笑；有点儿精神恍惚；自己私下开一些玩笑，比如把有些老师姓名的头一个字母调换；头发很薄，是深褐色的，富有光泽——唔（扑哧一笑），这一点你大概知道；鼻子并不堵塞，脚掌弧度很大，眼睛——我来瞧瞧，我在哪儿还有一份最近的报告。啊，在这儿。戈尔德小姐说多莉打网球的姿势十分优异出色，甚至比琳达·霍尔的姿势还要好，可是在思想集中和积分方面的成绩却只是“差到中等”。科莫兰特小姐无法断定多莉有没有异常的控制感情的能力或者压根儿就没有。霍恩小姐报告说她——我指的是多莉——不会用词语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据科尔小姐说多莉的新陈代谢功能是极好的。莫拉小姐认为多莉有些近视，应该找一个好的眼科大夫看看，但雷德科克小姐坚持认为这个姑娘是假装眼睛疲劳，好让老师不对她的学业成绩不好加以追究。最后，黑兹先生，我们的研究人员对一个真正关系重大的问题感到纳闷。现在，我想问你一件事。我想知道你已故的妻子或是你自己，或是家里的任何别人——我知道她在加利福尼亚有几个姨母和一个外祖父，是吗？——噢，曾经有过！——真对不起——哎，我们都感到纳闷，不知家里有没有谁向多莉讲解过哺乳动物的繁殖过程。总的印象是十五岁的多莉对两性问题仍然病态地不感兴趣，或者说得确切一点，抑制住她的好奇心来维护她的无知和自尊。好吧——十四岁。你瞧，黑兹先生，比尔兹利中学并不相信蜜蜂和鲜花以及鹳和相思鸟那一套，但却相当坚决地认为应该让学生们对男女满意地结为夫妇，成功地生儿育女有所准备。我们觉得只要多莉肯把心思放在她的功课上，她就能取得极大的进步。科莫兰特小姐的报告在这方面值得注意。说得婉转一些，多莉往往爱好放肆无礼。可是大家都觉得，primo[2]，你应该让你的家庭大夫把生活常识告诉她；secundo，你应该让她乐于在青少年俱乐部或里格博士的组织里，或者在我们家长的美好的家里跟她同学的兄弟交往。

“她可以在她自己美好的家里会见男孩子，”我说。

“我希望她这样，”普拉特轻松愉快地说，“我们问起多莉有什么烦心的事，她总不肯谈论家里的情况，但我们跟她的一些朋友谈了。真的——唔，比如说吧，我们坚持要你不要反对她参加戏剧小组的活动。你必须允许她参加演出《猎获的魔术师》[3]。在预演中，她是那么一个完美无瑕的小仙女。春天某个时候作者要到比尔兹利学院来待几天，可能会在我们的新礼堂里看一两次排演。我是说那也完全是年轻、活泼、美丽的人儿玩乐的一部分。你必须理解——”

“我一向以为，”我说，“自己是一个十分通情达理的父亲。”

“噢，当然，当然，但科莫兰特小姐认为，而我也比较同意她的看法，多莉受到找不到发泄方法的性的观念的困扰，就戏弄和折磨其他的女孩子，甚至我们年轻的教师，因为她们确实也跟男孩子们有一些清白无邪的约会。”

我耸了耸肩膀。一个卑鄙的流亡人士。

“让我们共同商量一下，黑兹先生。这个孩子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在我看来，她相当正常，也很快乐，”我说（大祸终于临头了吗？我给发觉了吗？她们找了施行催眠术的人吗？）。

“叫我烦心的是，”普拉特小姐说，一边看着她的手表，又开始把整个话题重复一遍，“老师和同学都觉得多莉总很敌对，心怀不满，不肯暴露思想——大家都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坚决地反对一个正常孩子的所有自然的娱乐活动。”

“你是说性游戏吗？”我在绝望中故作轻快地问道，成了一个走投无路的老耗子。

“唔，我当然欢迎这个文明的术语，”普拉特咧嘴笑着说。“不过问题并不在这儿。在比尔兹利中学的主持下，演戏、舞蹈和其他正常的活动严格地讲都不是性游戏，不过女孩子们的确会遇到男孩子，如果这就是你所反对的事儿。”

“好吧，”我说，我的踏脚凳也发出一声疲乏的叹息。“你赢了。她可以去演那出戏。只要男性的角色都由女性的角色扮演。”

“我一贯总被外国人，”普拉特说，“至少是入了美国籍的外国人，运用我们丰富语言的那种令人钦佩的方式所吸引。我相信负责戏剧小组的戈尔德小姐准会高兴得不得了。我注意到她是少数几个似乎还喜欢——我是说似乎觉得多莉还好管教的老师之一。我想这只解决了一般的问题；现在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又遭到了麻烦。”

普拉特恶毒地停了下来，接着便用食指在鼻孔下面揉着，使的劲儿那么大，弄得她的鼻子好像跳起一种战争的舞蹈。

“我是一个直率的人，”她说，“可是习俗总是习俗。我觉得很难……让我这么说吧……沃克夫妇，就是住在被我们这一带称作公爵府的那座房子，你知道，就是山上那所灰色大宅子里的那对夫妇——他们把两个女儿送到我们学校来念书，而穆尔校长的侄女也在我们学校就读；她可真是个娴雅有礼的孩子，且不提其他一些十分出色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发现样子像个有身份的小姐的多莉竟然使用一些你这个外国人大概根本不知道或者不懂的词，那真叫人感到十分震惊。也许，这样说不定好一些——你希望我现在就把多莉叫到这儿来一起谈谈吗？不要？你知道——好吧，我们就开诚布公地谈谈，把这件事解决掉吧。雷德科克小姐六月里就要结婚了，多莉用口红在雷德科克小姐分发给女学生们的一些健康手册上写了一个非常下流的四个字母的词；据我们的卡特勒博士告诉我，那是粗俗的墨西哥西班牙语中用来表示小便池的脏词。我们认为她应当放学后留在学校里——至少留半个小时。但如果你愿意——”

“不，”我说，“我不想破坏校规。过后我会和她谈的。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

“行，”这个女人从椅子扶手上站起身来说。

“说不定我们不久就会再次碰头；要是情况没有改善，我们也许会请卡特勒博士对她加以分析。”

我是不是应该和普拉特结婚，随后再把她掐死呢？

“……也许你的家庭大夫会乐意检查一下她的身体——只是一次常规的检查。她现在在蘑菇室——那条走道那边的最后一个教室。”

现在不妨来解释一下，比尔兹利中学仿效英国一所著名的女子学校的办法，给它的各个教室都起了“传统的”别号：蘑菇室、八号内室、B室、BA室等等。蘑菇室里散发着一股臭气，黑板上方挂着一幅雷诺兹《未解风情》[4]的深褐色的复制品，还有几排样子笨拙难看的课桌。在一张课桌旁边，我的洛丽塔正在看贝克[5]《戏剧创作技巧》中“对话”的那一章。四周十分安静，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裸露着瓷器一般雪白的脖子，长着一头银灰色的秀发。她坐在前面，也在看书，完全脱离了现实世界，一边不停地老把一绺柔软的鬈发绕在一个手指上。我在多莉身旁坐下，正好就在那个脖子和那头秀发后面，解开大衣；花了六角五分，外加对于参加学校戏剧演出的许可，让多莉把她那染了墨水又有粉笔灰的、指节发红的手放到课桌下面。噢，无疑，我多么愚蠢，多么莽撞，但在经受了那番折磨以后，我实在不能不利用一下我知道再也不会发生的结合。

[1] “雷德科克”原文是Redcock，意思是“红公鸡”

[2] 拉丁文，首先；下文secundo的意思是”其次。

[3] 这个剧本的作者是奎尔蒂，但是普拉特却把剧名说颠倒了，应该是《着魔的猎人》（The Enchanted Hunters），她却说成了《猎获的魔术师》（The Hunted Enchanters）。

[4] Joshua Reynolds（1723-1792），英国肖像画家。《未解风情》（The Age of /nnocence）画的是一个年轻姑娘独自站在树下。

[5] George Pierce Baker（1866-1935），美国戏剧教育家、作家，曾在哈佛大学开设戏剧写作课，享有盛誉；他的《戏剧创作技巧》（Dramatic Technique,1919）是一部当时颇受欢迎的课本。

一二

圣诞节前后，她患了严重的感冒，莱斯特小姐的一位朋友，伊尔斯·特里斯特拉姆逊大夫给她作了检查（嗨，伊尔斯，你是个可爱的、不爱刨根问底的人，你非常轻柔地抚摸了一下我的鸽子）。她诊断说是支气管炎，拍拍洛的后背（由于发烧，她那花朵般的身子挺得笔直），叫她卧床休息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起初，按美国人的说法，她“体温升高”，而我却无法抗拒那种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乐趣剧烈的热量——Venus febriculosa[1]——尽管在我怀抱里呻吟、咳嗽、颤抖的是一个十分倦怠无力的洛丽塔。她刚一复原，我立刻举行了一场有男孩子参加的晚会。

也许为了迎接这场严峻的考验，我酒喝得稍微多了一点儿。也许我是自己丢人现眼。女孩子们给一棵小枞树作了装饰，把它点亮——这是德国人的风俗，只不过用彩色灯泡取代了蜡烛。挑选好的唱片都放进了我房东的电唱机。漂亮的多莉穿了一条十分好看的灰色连衣裙，上部十分合身，下面的裙子则像喇叭似的展开。我哼着歌曲，退回到楼上我的书房——随后每隔十或二十分钟，我就像个白痴似的走下楼去待一会儿，表面上为了从壁炉台上拿我的烟斗或寻找报纸；而每往楼下多去一次，这些简单的动作就变得越发难以完成。这叫我想起了非常遥远的日子，当时我总打起精神，随随便便地踱进拉姆斯代尔那所宅子的一个房间，房里正在放《小卡尔曼》。

那个晚会并不成功。受到邀请的三个女孩子中有一个根本没来，而有个男孩子又把他的表弟罗伊带来了，这样就多了两个男孩子；那表兄弟俩对各种舞步都很娴熟，而另外两位则几乎根本不会跳舞；一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把厨房里弄得乱七八糟，接着就没完没了、叽叽喳喳地讨论打什么牌。后来，两个女孩子和四个男孩子就打开所有的窗户，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玩一种猜字游戏，但奥珀尔却怎么也弄不明白，而莫纳和罗伊——一个英俊瘦削的小伙子——却坐在厨房的餐桌上，摆动着他们悬着的腿，喝着姜汁汽水，热烈地讨论宿命论和平均律。等他们都走了以后，我的洛哼了一声，闭上双眼，一屁股倒在一把椅子里，手脚像海星似的摊开，表示出极度的厌恶和疲惫，并发誓说她还从没见过如此叫人讨厌的一群男孩子。为了她说的这句话，我给她买了一把新网球拍。

一月的天气潮湿而温暖；二月的天气愚弄了连翘花： 市民们谁也没有见过这种天气。其他的礼物滚滚而来。我为她的生日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就是上文已经提过的那辆母鹿一般十分可爱的车子——另外还有一部《现代美国绘画史》。她骑车的姿势，我是指她走近车子的姿势、跨上车时臀部的动作、那种潇洒的风度等等，都给了我极大的快乐；不过我试图提高她的绘画趣味的努力却失败了。她想知道在多丽丝·李[2]的干草堆上睡午觉的那个家伙是不是前景中那个装着很妖媚的顽皮姑娘的父亲，并且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说格兰特·伍德[3]或彼德·赫德[4]的作品好，而雷金纳德·马什[5]或弗雷德里克·沃[6]的作品则糟不可言。

[1] 拉丁文，微微有点儿发烧的维纳斯。

[2] Doris Lee（1905-1983），美国现实主义画家，提到的这幅画，题为《晌午》（Noon），画的是一个男人用帽子遮着脸，在干草堆上睡午觉，前景中有一个姑娘和另一个男人正在另一堆干草旁野合。

[3] Grant Wood（1892-1942），美国现实主义画家，中西部地域派画家的主要代表。

[4] Peter Hurd（1904-1984），美国现实主义画家，绘画题材多与美国西南部有关。

[5] Reginald Marsh（1898-1954），美国现实主义画家，绘画主题多与纽约市的平民生活有关。

[6] Frederick Waugh（1861-1940），美国现实主义画家，主要创作海洋主题。

一三

春天用黄色、绿色、淡红色装点塞耶街的时候，洛丽塔再也无可挽回地一心只想演戏。有个星期天，我恰巧看到普拉特和一些人在沃尔顿饭店里吃午饭，隔了老远她就看到了我望着她的目光，趁洛没有注意，谨慎而表示好感地做了个轻轻拍手的动作。我讨厌戏剧，认为历史地说，它是一种原始又腐败的形式，一种带有石器时代的礼仪和平民百姓的胡闹的风味的形式，尽管出现了那些个别的注入时代精神的作品，比如说，一个关在小屋里的读者从资料中自动发掘出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当时我忙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没有费神去阅读《着魔的猎人》的全文，在这出短剧中多洛蕾丝·黑兹被指派扮演一个农夫的女儿，她想象自己是林地女巫、戴安娜或什么别的人物，她凭借自己得到的一本催眠术的书，在被一个浪游四方的诗人（莫纳·达尔）的符咒魔力制服前，使许多迷失路途的猎人陷入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昏睡状态。我收集到的这点内容都来自洛扔在屋子里各处的七零八落、皱皱巴巴、打字打得乱七八糟的剧本。这个剧本的标题和一家难以忘怀的旅馆名称的巧合，多少叫人略带惆怅地感到愉快： 我疲乏地想到最好不要让我的那个迷人精注意到这一点，免得她会厚着脸皮指责我感情脆弱，这样会比她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更叫我感到痛心。我以为这出短剧只是某个陈腐的传奇故事的另一个翻版，作者实际上姓氏不明。当然，什么也不能阻止一个人这样设想，为了寻找一个引人注目的名称，旅馆创办人直接地、完全地受到了他所雇用的一个二流壁画家偶然产生的怪念头的影响，随后旅馆的名称又促使人想出了这个剧本的标题。可是，在我的轻信、简单、慈善的心里，我恰巧朝相反的方向牵强附会，实际上并没有对整个这件事多作思考，就以为那幅壁画、旅馆名称和剧本标题都是出自共同的来源，出自当地的一个传说，而那是我这个对新英格兰的口头传说不甚了了的异乡人所无从知晓的。因此，我有一种印象（所有这一切都很偶然，你知道，完全无关紧要），这出讨厌的短剧属于曾被多次改编供青少年阅读的那类奇思异想的玩意儿，就像理查德·罗的《汉泽尔和格雷特尔》、多萝西·多伊的《睡美人》，或莫里斯·弗蒙特和马里恩·朗佩尔迈耶的《皇帝的新装》[1]——所有这些剧本都可以在任何一本《学生常演剧本》或《让我们来演戏》中找到！换句话说，我并不知道——而且就算知道，我也不会在意——《着魔的猎人》实际上是一部最近刚完成的、技术上相当新颖的作品，就在三四个月前刚由纽约一个自命文化修养高级的剧组首次上演。在我看来——因为我可以根据我那可爱的人儿扮演的角色来加以评判——它好像是一部相当沉闷乏味的幻想作品，好些地方仿效勒诺芒[2]、梅特林克和英国各个温和的梦想家[3]的作品。那些戴着红帽、穿着完全相同的服装的猎人一个是银行家，另一个是管子工，第三个是警察，第四个是丧事承办人，第五个是保险商，第六个是逃犯（你瞧瞧可能会有些什么人！）。他们在“多莉的幽谷”里思想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只记得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跟小戴安娜把他们从中唤醒的梦境或噩梦一样；但是第七个猎人（戴着一顶绿帽子，这个傻瓜）是一个“青年诗人”，他坚持认为戴安娜和她所提供的娱乐（跳舞的仙女、小精灵和怪物）都是他这个诗人的创造发明，这叫戴安娜十分恼火。我知道赤脚的多洛蕾丝非常厌恶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最后带领穿着格子花的裤子的莫纳到“危险的树林”后面父亲的农庄上去，向那个吹牛的家伙表明她不是诗人头脑中的形象，而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乡村姑娘——最后一分钟的亲吻用以加强剧作的深刻寓意，也就是说幻想和现实在爱情中融为一体。我觉得还是不当着洛的面评论短长较为明智：洛那么充满活力地全神贯注于“表情问题”，又那么娇媚地把她两只狭长的佛罗伦萨画派的小手合在一起，扑闪着眼睫毛，恳求我不要像有些可笑的家长那样去看她们排练，因为她想用完美无瑕的首场演出来叫我目眩神迷——而且因为我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总爱插嘴，说些错话，当着别人的面叫她很受拘束，无法充分发挥她的演技。

有一场十分特殊的排练……我的宝贝儿，我的宝贝儿……五月里欢快地下着阵雨的一天——一切都滚滚而去，我既没理解，也没留下什么记忆。晚半天儿，我后来看见洛跨在自行车上，身子保持平衡，用一个手掌紧紧按着我们草地边上一棵幼小的桦树那湿漉漉的树皮，这时她脸上绽放出的喜悦亲切的笑容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因而有一刹那，我以为我们所有的烦恼都过去了。“你还记得，”她说，“那家旅馆的名字吗？你知道（鼻子皱了起来），说啊，你知道——就是大厅里有那些白颜色的柱子和大理石天鹅的。哦，你知道（呼气的声音很响）——就是那家你在那儿强奸了我的旅馆。好吧，别再提了。我是说，它是不是（几乎低声耳语）叫‘着魔的猎人’？唉，是吗？（沉思地）是吗？”——接着发出一声多情的充满青春活力的笑声，她啪地打了一下光滑的树身，就往坡上骑去，一直骑到路的尽头，再骑回来，双脚踩在静止的踏板上休息，姿势放松，一只手一动也不动地搁在印花裙子的兜里。

[1] 这三个短剧都是根据童话改编的，都和欺骗与着魔有关。

[2] Henri-René Lenormand（1882-1951），法国剧作家。

[3] 这里纳博科夫心中所想到的是巴里（James M. Barrie,1860-1937）——他于1904年写过小剧本《彼得·潘》——和刘易斯·卡罗尔。

一四

因为弹琴大概跟洛对跳舞和演戏的兴趣密切有关，我允许她去跟着一位埃姆佩罗小姐（就像我们的法国学者可以相当方便地这么称呼她的那样[1]）学钢琴；比尔兹利离她那幢有着蓝百叶窗的白色小屋差不多有一英里远，洛每个星期骑车到那儿去两次。快到五月底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就在洛没让我参加的那次特别的排练后一个星期左右），我正在书房里居斯塔夫[2]——我是说加斯东——的国王[3]旁边扫荡，电话响了，埃姆佩罗小姐问我下星期二洛去不去，因为她本星期二和今天都没有去上课。我说她一定会去的——便继续下棋。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我的才智所受到的影响，又走了一两步棋，轮到加斯东走的时候，我透过满心忧伤的轻烟薄雾发现他可以把我的王后吃掉；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认为这可能是他的狡猾的对手所设下的圈套，他迟疑了好半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摇了摇下巴，甚至偷偷地朝我瞅了几眼，把又短又粗、簇在一起的手指踌躇地微微向前伸了一伸——渴望吃掉那个甘甜肥美的王后，却又不敢下手——突然他朝它猛扑过去（谁知道这是否使他学会了往后的一些鲁莽行为？），于是我心情阴郁地花了一个小时才和他下成平局。他喝完了白兰地，不久迈着笨重的步子走了，对这盘棋的结局相当满意（mon pauvre ami，je ne vous ai jamais revu et quoiqu’il y ait bien peu de chance que vous voyiez mon livre，permettez-moi de vous dire que je vous serre la main bien cordialement, et que toutes mes fillettes vous saluent[4]）。我发现多洛蕾丝·黑兹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边，正在吃一块切开的馅饼，两眼盯着她的剧本。这时她抬起始终神色沉静的双眼迎着我的目光。对于我发现她逃课，她仍然显得出奇地镇定，并且d,un petit air faussement contrit[5]说她知道自己是个十分淘气的孩子，只是没有能够抵御魅惑，把那些学琴的时间都用在——读者啊，我的读者!——跟莫纳去附近的公园排练魔幻的树林那场戏上了。[6]我说了声“好”——就大步走到电话旁边。莫纳的母亲接了电话：“是啊，她在家，”接着带着一个做母亲的那种不明确的出于礼貌的愉快笑声退到一旁，没有对着电话机喊道，“是罗伊的电话！”接着莫纳地走来，立刻用低沉单调、相当温柔的声音开始责备罗伊说过的什么话或做过的什么事，我连忙打断了她，莫纳马上用最谦恭、最迷人的女低音说道，“是，伯父，”“当然啦，伯父，”“这件不幸的事都得怪我，伯父，”（多么能言善辩！多么泰然自若！）“老实说，我也觉得这样很不好”——等等等等，正如那些小妓女所会说的那一套。

于是我走下楼去，清了清嗓子，控制住情绪。这时洛在起居室里，坐在她心爱的那张垫得厚厚的椅子上。她懒散地靠在那儿，咬着手指上的一根倒刺，用无精打采、蒙蒙的眼睛嘲笑着我，同时用伸在一张小凳子上的那只没穿鞋子的脚的后跟轻轻摇动着那张凳子，这时我蓦地感到一阵十分令人难受的眩晕，发现自从两年前我初次见到她以来，她身上起了多么大的变化。要不这种情况只是最近这两个星期才发生的？Tendresse？[7]当然，那是一个被戳穿的虚构的信念。她正好坐在我炽烈的愤怒的焦点上。所有贪淫好色的迷雾都给一扫而空，除了这种可怕的清醒，什么都没有留下。唉，她已经变了！如今她的肤色与任何一个粗俗、邋遢的中学女生的肤色没有什么两样；她们用龌龊的手指把大家合用的化妆品抹在自己没有洗过的脸上，对于接触她们皮肤的究竟会是什么肮脏的混合物、什么带脓的表皮一点也不在意，以前她那皮肤光滑娇嫩、充满青春气息的脸蛋显得那么可爱，挂着泪珠的时候又显得那么光艳照人，我常开玩笑地把她那头发蓬乱的脑袋放在我的膝头摆弄。如今那种天真无邪的光彩被一种粗俗的红晕所取代。当地称作“兔热病”的那种疾病使她表示轻蔑的鼻孔边染上了火红色。正如在恐惧时那样，我垂下目光，无意识地顺着她紧张地伸着的那条裸露的大腿下侧望去——她的腿长得多么光滑，多么健壮！她的眼睛像毛玻璃似的灰蒙蒙的，微微有点儿充血。她把这双分得很开的眼睛紧紧盯着我。我看出其中闪现出的那种隐秘的思想：不管怎么说，也许莫纳是对的，她，没有父母的洛，可以揭发我的所作所为，而自身免于处罚。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我有多么恼怒！她周身的一切都同样地叫人冒火，难以捉摸——匀称有力的双腿、袜底肮脏的白色短袜、她不顾屋内闷热穿着的那件厚毛线衫、她的少女气息，特别是她那泛着奇特的红光、嘴唇刚涂过口红的死气沉沉的下半截脸。她的门牙上还留着一些口红的痕迹，我突然回想起一件十分令人不快的往事——出现在脑海里的不是莫尼克的形象，而是好多年前在一家小客栈里的另一个年轻妓女的形象；当时，我还没来得及决定是否仅仅因为她年轻我就该去冒染上某种可怕疾病的危险，她就已经被另一个人抢先叫去了。那个妓女也正好长着这种泛出红光的突出的pommettes[8]，也死了妈妈，生着两颗大门牙，她那土黄色的头发上扎了一小条脏乎乎的红缎带。

“哎，说吧，”洛说，“她的证词让你满意吗？”

“是的，”我说，“完全满意。是的，我不怀疑是你们两个人一起编造出来的。事实上，我毫不怀疑你已经把我们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噢，是吗？”

我屏住呼吸，说道：“多洛蕾丝，这种情况必须马上停止。我准备把你拖到比尔兹利外边去，关在你知道的那个地方，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我准备一收拾好手提箱就带你走。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否则什么事都会发生。”

“什么事都会发生，嗯？”

我一把抢走了她用脚后跟摇晃着的那张小凳子，她的脚砰的一声落到了地板上。

“嘿，”她嚷道，“别发急嘛。”

“你先上楼去，”我也嚷道——同时一把揪住她，把她拉了起来。从这时起，我不再控制自己的嗓音，我们彼此继续朝着对方大声嚷叫，她说了好些粗鄙下流的话。她说她讨厌我。她朝我做了好些丑恶难看的怪相，鼓起两腮，发出恶魔似的噗噗的声音。她说我是她母亲的房客的时候，就好几次想要奸污她。她说她肯定是我谋杀了她母亲。她说她会跟头一个向她提出要求的人上床睡觉，我对此什么办法也没有。我说她得上楼，去把她所有的藏钱的地方都指给我看。那是一个吵吵嚷嚷、充满仇恨的场面。我捏住她尽是骨节的手腕，她不停地把手腕扭来扭去，偷偷地想找到我的弱点，好在一个有利的时刻猛地挣脱出去，但我紧紧地抓住她，事实上弄得她很痛；我希望我的心会为此而腐烂。有一两次，她那么使劲地猛抽她的胳膊，我真怕她的手腕会给拉折；她自始至终用那两只令人难以忘怀的眼睛紧盯着我，心里憋着的怒火和热泪在眼睛里挣扎。我们的声音压过了电话的铃声，等我觉察到它那丁零零的声音的时候，她立刻逃走了。

我似乎跟电影里的人物一起分享电话机和它那突然降临的神灵的功德。这一次原来是一个怒气冲天的邻居打来的。起居室里东面的窗户恰巧大开着，不过窗帘倒令人宽慰地放了下来；窗外，阴冷的新英格兰春季的漆黑、潮湿的夜晚一直在屏息静听。我始终以为那种头脑龌龊的黑线鳕似的老处女是现代小说中大量文学近亲繁殖的结果，但现在我深信那个假装正经又一肚子淫欲的伊斯特小姐[9]——或者揭穿她这个隐匿姓名的人，芬顿·莱博恩小姐——在尽力想听明白我们争吵的内容时，大概从她卧室的窗口把身子探出了四分之三。

“……这种喧闹……毫无意义……”电话听筒里呱呱地叫着，“我们可不是住在一幢经济公寓里，我必须强调……”

我为女儿的朋友们这么吵吵嚷嚷表示道歉。年轻人，你知道——说着就把接下去那一声半呱呱声挂断了。

楼下那扇纱门砰的响了一声，是洛吗？逃跑了吗？

透过楼梯上的那扇窗户，我看见一个迅速奔跑的小幽灵悄悄穿过灌木丛；黑暗中有一个银白色的小点——自行车车轮的轮毂——移动起来，一闪一闪，她走了。

那天晚上，汽车恰巧停放在城里商业区的一家修理工场里。我别无选择，只好步行去追踪这个飞速逃跑的人。甚至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时光，只要心目中一出现春天夜晚的那条街，那条已经那么枝叶扶疏的街，我仍不免惊慌地倒抽一口冷气。莱斯特小姐正牵着费比恩小姐那条患了水肿的dackel[10]在她们的灯光明亮的门廊前散步。海德先生[11]差一点把它撞倒。走三步，跑三步。一阵温热的雨点开始嗒嗒嗒嗒地打在栗树树叶上。在前面那个街角上，有个模糊不清的小伙子把洛丽塔推靠在一道铁栏杆上，搂着她狂吻——不，不是她，我弄错了。我的手指仍然感到热辣辣的，我继续向前飞奔。

在十四号以东半英里左右的地方，塞耶街跟一条私家车道和一条横街交错在一起；那条横街通往市区。在经过的头一家杂货店前面，我看到——心头一下子感到如释重负！——洛丽塔的漂亮的自行车正在那儿等她。我没有拉门，而是推了一下门，再拉一下，再推一下，再拉一下，随后走了进去。看哪！大约十步以外，洛丽塔，隔着电话亭的玻璃（膜状的神灵仍与我们同在），正用手兜着话筒，十分秘密地弓身站着，她眯起眼睛看见了我，就带着她的财宝转过身去 ，赶紧挂断电话，挥了挥手走了出来[12]。

“想往家给你打电话，”她乖巧地说，“已经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不过先给我买杯饮料，爹。”

她看着那个脸色苍白、无精打采的冷饮柜台女伙计把冰块放进杯子，又倒进可口可乐，再加上一点儿樱桃汁——这时我心里充满怜爱、痛苦的情绪。那个娇弱的手腕。我可爱的孩子。你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亨伯特先生。她走过的时候，我们总对她表示赞美。皮姆先生看着皮帕把调制的饮料吸进嘴去[13]。

J'ai toujours admiré l'œuvre ormonde du sublime Dublinois。[14]这时，那场雨成了一阵激起淫欲的大雨。

“嗨，”她说道，在我身旁骑着车，一只脚蹭着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人行道，“嗨，我作了一个决定。我想离开学校。我不喜欢这所学校。我不喜欢这出戏，真不喜欢！再也不回去了。另外找一所吧。马上离开。再去作一次长途旅行。不过这次我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成吗？”

我点了点头。我的洛丽塔。

“由我挑吗？C'est entendu？[15]”她问道，一边在我身旁微微晃动了一下身子。只有在她是个十分听话的小女孩的时候才讲法语。

“好吧。Entendu。[16]现在快跑，快跑，快跑，勒诺尔[17]，否则你全身都会湿透的。”（我胸中感到一阵哽咽。）

她露出牙齿，并且依照她那女学生的可爱样子，倾身向前，接着就飞快地骑走了，我的小鸟儿。

莱斯特小姐用她那修饰得十分完好的手把门廊的门拉开，让一条步履蹒跚、qui prenait son temps[18]的老狗进去。

洛在那棵幽灵似的桦树旁边等我。

“我全身都湿透了，”她放声大叫着说，“你高兴吗？让那出戏见鬼去吧！明白我的意思吗？”

一个看不见的女巫婆伸手砰的关上楼上的一扇窗。

在我们的门厅里，闪耀着欢迎的明亮的灯光，我的洛丽塔脱下身上的毛线衫，甩了甩她那缀满水珠的头发，朝我伸出两只光胳膊，还提起一条腿：

“请把我抱上楼去。今儿晚上我觉得有点儿罗曼蒂克。”

在这当口，我竟有本事——我想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情形——在另一场暴风雨中始终涕泪滂沱，生理学家知道了大概会很感兴趣。

[1] 原文为M iss Emperor，与法语M ile.Lem pereur谐音。朗玻乐小姐是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包法利的音乐教师，爱玛借口去她家上音乐课，其际上却到鲁昂去和情人赖昂幽会。

[2] 居斯塔夫是福楼拜的名字，因为洛丽塔仿效了爱玛的榜样，亨·亨心里还在想着福楼拜，所以把名字说错了。

[3] 指国际象棋中的王。

[4] 法文，可怜的朋友，从此我就没有再见到虽然你不大有可能会见到我这本书，请允许我告诉你，我十分真诚地和你握手，我的小姑娘们也向你致意。

[5] 法文，露出一种虚假地懊悔的神色。

[6] 实际上她在那儿和奎尔蒂见面。

[7] 法文，爱情吗？

[8] 法文，颧骨。

[9] “伊斯特”原文为East，意思是“东面”，“东方”。

[10] 德文，德国小猎狗。

[11] 史蒂文森著有小说《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又译《化身博士》，D r.Jekyll and Mr.Hyde，1886），亨·亨在此把自己比作海德先生。

[12] 她是在打电话给奎尔蒂。

[13] 这儿暗暗提到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来尔恩（A.A.M ilne，1882—1956）写的剧本《皮姆先生走过》（M r.Pim Passes By，1919）和布朗宁的《皮帕经过》。

[14] 法文我一直相当钦佩那位卓越的都柏林人的奥蒙德作品。卓越的都柏林人，指詹姆斯·乔伊斯，奥蒙德指都柏林的奥蒙德大饭店。《尤利西斯》中的所请“迷人的、艳丽的女歌手”的插曲即安排在该饭店的餐厅里。

[15] 法文，就这么说定了？

[16] 法文，说定了。

[17] 德国狂飘”动时期的诗人布格尔（Gottfried August Burger，1747—1794），著有一首戏剧民歌，颇负盛名，勒诺尔是其篇名，也是其主要人物。这句是模仿该篇中第149行勒诺尔和他的鬼情人骑马奔驰时的名句。

[18] 法文，从容不迫。

一五

刹车重新换过，水管堵塞排除，阀门也启动过，还有许多其他的修理和改进，都由头脑不很呆板但却相当慎重的亨伯特爸爸付钱做了，因此到了准备开始一次新的旅行的时候，已故的亨伯特太太的那辆汽车外表显得相当不错。

我们向比尔兹利中学，古老卓越的比尔兹利中学保证，一等我在好莱坞的聘用期结束就回来（我暗示说，富有创作才能的亨伯特将在拍摄的一部以“存在主义”为题材的影片中担任总顾问，当时“存在主义”还很热门）。实际上，我正胡乱考虑着怎样缓缓穿过墨西哥边境——如今我比去年勇敢多了——到那儿再决定究竟拿我的小情妇怎么办，眼下她身高六十英寸，体重九十磅。我们找出旅行指南和地图。她兴致十足地定下了我们的路线。是不是由于那些演剧活动，她才长大了许多，不再具有青少年的那种厌倦的神气，而变得那么可爱地渴望探索丰富的现实？在那个光线暗淡但相当暖和的星期天上午，我们离开了切姆教授[1]那幢茫然无知的房子，沿着大街朝有着四条车道的公路开去，这时我体验到轻松的梦幻意境。我的情人身上穿的黑白条纹的棉布连衣裙、头上戴的漂亮的蓝色软帽、脚上穿的白色短袜和褐色软帮鞋跟她脖子上戴着的一小条银项链上那一大块雕琢得很美的海蓝宝石不大相配：这是我送她的一样春雨中的礼物。我们经过新饭店，她笑起来。“把你的想头说出来，我给你一个子儿，”我说，她立刻伸出手掌，但就在这时，前面出现了红灯，我只好猛地把车刹住。我们停下来的时候，另一辆小汽车也滑行着停在我们旁边，一个样子十分引人注目、像个运动员似的瘦削的年轻女人（我在哪儿见过她？），脸色红润，梳着一头耀眼的赤褐色的齐肩长发，清脆响亮地说了声“嗨”跟洛招呼——随后对着我感情奔放、富有启示（好好辨别！）并且在某几个字上加重了语气说道：“把多莉从这出戏里拉走，太不应该了——你应该听一下那个作家[2]在那次排练后说的那些赞赏她的话——”“绿灯啦，你这笨蛋，”洛压低嗓音说，同时，圣女贞德（在我们到当地那家剧院看的一场演出中，她扮演这个角色）挥了挥一只戴着手镯的胳膊欢快地向我们告别，随后猛地把我们抛在后面，突然转进校园大街。

“究竟是谁啊？是弗蒙特还是朗佩尔迈耶？”

“不——是埃杜萨·戈尔德——给我们辅导的那个姑娘。”

“我不是指她。那出戏究竟是谁编的？”

“噢！对了，当然。是一个老婆子，大概叫克莱尔什么的[3]。那儿这样的人很多。”

“那么她夸奖了你吗？”

“夸奖了我的眼睛——她亲了亲我纯洁的额头”——接着我的宝贝儿就发出那种新的短促尖锐的欢笑声，这种笑声——也许与她的演戏习性有关——是她新近开始喜爱采用的方式。

“你是个古怪的小家伙，洛丽塔，”我说——或是诸如此类的话，“你放弃了那种荒唐的舞台表演活动，我自然非常高兴。不过奇怪的是，你竟然在整个事情的自然高潮只有一个星期就要到来时把它丢下了。噢，洛丽塔，你对自己放弃掉的那些事物应当小心谨慎。我记得你为了营地放弃了拉姆斯代尔，又为了驾车兜风放弃了营地。我还可以举出你思想上的其他一些突然的转变。你应当小心谨慎。有些事物永远也不应放弃。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你应当努力对我好一点儿，洛丽塔。你也应当注意你的日常饮食。你要知道，你大腿的周长不应当超过十七英寸半。超过这个数字就可能不可救药（我当然是在开玩笑）。我们现在出发去作一次快乐的长途旅行。我记得——”

[1] 切姆教授，原文是Professor Chem。C hem是英文chemistry（化学）的缩写。

[2] 指奎尔蒂。

[3] 指克莱尔·奎尔蒂。

一六

我记得童年在欧洲时曾热切地盯着一幅北美洲的地图，看见“阿巴拉契亚山脉”醒目地从亚拉巴马州向上绵延到新不伦瑞克[1]，因此它跨越的整个地区——田纳西州、两个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在我的想象中就仿佛一个巨大的瑞士甚至中国西藏，山峦起伏重叠，一座座壮丽的钻石似的山峰，巨大的针叶树，披着光灿灿的熊皮的le montagnard émigré[2]，Felis tigris goldsmithi[3]，以及待在梓树下的北美印第安人。所有这一切眼下都归结为一片小得可怜的市郊草地和一座冒烟的垃圾焚化炉，真叫人感到沮丧。再见了，阿巴拉契亚！我们离开那儿，穿过俄亥俄州，三个以字母“I”开头的州[4]以及内布拉斯加州——啊，第一阵西部的气息[5]！我们从从容容地旅行，花了一个多星期才抵达大陆分水岭处的韦斯，她热切地希望在那儿看到标志魔洞季节性开放的那种礼仪舞蹈，随后至少走了三个星期才抵达西部某州的胜地埃尔芬斯通，她又急切地盼望攀登那儿的红岩；新近有个演技成熟的电影明星喝醉了酒跟她的男伴发生争吵后，就从那儿跳下身亡。

我们又受到不少小心在意的汽车旅馆用题写的文字所表示的欢迎，诸如：

“希望各位在此有宾至如归之感。一切设备在你们到来后均经过仔细检查。你们的驾驶执照号码已经记录在案。请节约使用热水。我们保留不事先通知就把任何行为不检的人撵出去的权利。不要把任何废物丢进马桶。谢谢。欢迎再次光临。管理处。附言：我们把我们的客人看作世上最为品格高尚的人。”

在这些吓人的地方，双人房我们要付十元，苍蝇一个接一个地爬在没有纱门的房门外边，顺利地钻了进来，我们前面房客的烟灰仍留在烟灰缸里，枕头上有一根女人的头发，你听见隔壁房里的客人在壁橱里挂他的外套，衣架都被巧妙地用一圈圈铜丝固定在木条上防止人家偷盗，而最侮辱人的是成对的两张床上面挂的画也完全是相同的一对。我还注意到商业风气正在改变。出现了要把小旅馆合并起来逐渐形成大客店的趋势。瞧啊（洛并不感觉兴趣，但读者也许感觉兴趣），又添造了一层楼，增加了一个休息厅，小汽车都改停到公共车库里，汽车旅馆又恢复成完美旧式的客店。

我现在告诫读者不要嘲笑我和我的神思恍惚。让读者和我在现时解释过去的命运相当容易；但正在形成的命运，说真的，却不是那种你只需密切注意关键情节的普通神秘的故事。我青年时期有一次看过一个法国侦探故事[6]，故事的关键情节实际都是用斜体字印出来的，但这可不是麦克费特[7]的方式——即使你确已学会识别某些隐约模糊的征兆。

比如： 我不会发誓说在我们到中西部去的那段行程刚刚开始时或之前，她一次也没有设法把某些消息告诉一个或多个未被发觉的人，或者跟一个或多个未被发觉的人取得联系。我们曾经在一家招牌上画有飞马[8]的加油站停下，她从座位上溜下车去，溜到加油站后部。当时我待在发动机罩后面，弯身看着加油工操作，翘起来的发动机罩有一会儿正好挡住了她，叫我无法看见。我为人比较宽厚，当时只慈祥地摇了摇头，尽管严格地说她这样四处观看是禁忌的，因为我本能地感到，出于某些难以理解的理由，厕所——还有电话亭——都正好是我的命运可能会受到阻碍的地点。我们都有这种决定我们命运的对象——在一种情况下可能是一片反复出现的风景，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是一个数字——都是经神明仔细挑选以便我们抓住不少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在这儿约翰说话总结结巴巴，在那儿简总伤心欲绝。

好了——我的小汽车已经给拾掇好了，我也把车从加油泵旁边开走，好让工人给一辆小型运货卡车加油——这时，在风声萧萧的灰暗的暮色中她的失踪越来越叫我感到心情沉重。不是头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紧盯着眼前那些固定不变的平凡琐碎的事物，心里非常郁闷不安，以致它们在我眼里，就像发现自己落入了我这个束手无策的游客视野的大睁着眼睛的乡巴佬，几乎显得有些吃惊：那个绿色的垃圾箱，那些待售的漆黑的、外侧有白圈的轮胎，那些闪亮的汽油罐，那个里面放着各种饮料的红色冰箱，六七个扔在好似没有完成的纵横字谜的木格中的空瓶，还有在办公室的窗户里面耐心地直往上爬的那个小虫。收音机里的音乐从办公室敞开的门里传了出来，因为节奏跟被风吹动的草木的起伏、摆动和其他姿态并不一致，让你觉得正在放映一部旧的风光影片，而钢琴或小提琴所依照的乐谱跟颤动的花和摆动的枝条一点也不协调。当洛丽塔身上的连衣裙也逆着这种节奏飘动着从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转出来的时候，夏洛特临死前的呜咽很不和谐地叫我浑身颤动。洛丽塔刚才发觉这儿的厕所里有人，就过街到下一条马路贝壳[9]的招牌下面去了。那儿的人们说他们为自己清洁干净的厕所颇为自豪。他们还说这些邮资已付的明信片是供你们提意见的。没有明信片。没有肥皂。什么都没有。没有意见。

那天或者是下一天，我们十分沉闷地驾车穿过一片庄稼地，后来到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小城镇，就在栗树园旅社歇宿——舒适的木屋，湿漉漉的绿色场地，几棵苹果树，一架旧秋千——还有一片广阔的夕阳西下的景象，而那个身子疲乏的孩子根本就不注意这些东西。她原来想要穿过卡斯比姆，因为那个市镇就在她的家乡北面三十英里的地方，但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她无精打采，不愿再去看大约五年前她在上面玩“跳房子”的那条人行道了。我本来相当害怕这趟附带的顺路旅行，原因十分明显，虽然我们事先说好不以任何方式引人注目——只待在汽车里，不去看望老朋友。她放弃了这个计划，我真松了一口气，不过这种宽慰又给另一个想头破坏了。我想到，要不是她觉得我可能完全反对到皮斯基去寻访过去的踪迹，就像去年那样，她也就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弃了。我叹口气，提到了这一点，她也叹口气，抱怨说身子有些不舒服。她想拿着好多本杂志，待在床上，至少等到吃茶点的时候再起来。那时如果她觉得好点儿，她就建议我们继续西行。我不得不说，当时她懒洋洋的，显得十分可爱，极想吃些新鲜水果，我就决定到卡斯比姆去给她买一份美味可口的盒饭。我们的小屋坐落在一座长满树木的小山顶上，从窗户里可以看见大路蜿蜒而下，接着就像一道头发中间的缝儿似的笔直穿过两行栗树，伸向那个美丽的市镇。清晨远远看去，那座市镇显得特别清晰，真像玩具似的。你可以看清一个样子像个小精灵似的姑娘骑在一辆样子像个小虫的自行车上，还有一条按比例讲未免太大的狗，所有这一切都跟画着青山和红色小人的古画上那些顺着蜡白色的大道曲折前行的香客和骡子一样清楚。我有欧洲人的那种闯劲，在可以不用汽车的时候便安步当车，因此我悠闲地朝山下走去，终于碰上那个骑车的姑娘——一个平凡的胖乎乎的女孩，梳着辫子，身后跟着一头眼窝活像三色紫罗兰的、高大的圣伯纳德狗[10]。在卡斯比姆，一个上了岁数的理发师给我马马虎虎地理了个发。他唠唠叨叨地说着他的一个打棒球的儿子，每遇到爆发音，唾沫就喷在我的脖子上，而且每隔一会儿就在我的围单上擦擦他的眼镜，或者停下他手直打颤的理发活儿，拿出一些褪色的剪报，当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因此当他指着放在一些陈年的灰色洗发剂瓶子中间的一个镜框里的照片时，我才大吃一惊地意识到那个留着八字须的年轻棒球手已经死了三十年。

我喝了一杯毫无香味的热咖啡，给我的小淘气买了一串香蕉，又在一家熟食店里待了将近十分钟。等这个往回走的矮小的香客出现在通往栗树堡[11]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大路上的时候，一定已经过去了至少一个半小时。

我在进城的路上见到的那个姑娘这时捧着一叠亚麻布床单正在帮助一个畸形的男子，这个男子的大脑袋和粗俗的相貌叫我想起意大利低级喜剧中“贝托尔多”[12]的角色。他们正在收拾小屋，栗树峰上大约有十二三座小屋，都怡人地相互隔开一点距离地分布在那片青葱茂密的草木丛中。那时正是中午时分，大部分小屋随着纱门最后砰的一响，都已经不再有房客居住其中。一对年纪很大、 几乎像木乃伊似的夫妇穿着一身款式非常新颖的衣服，正从邻近一个车房里缓缓走出来；而有个红色的汽车发动机罩正从另一个车房里有点儿像下体盖片[13]似的朝外支着；而在离我们小屋更近的地方，有个身体健壮、相貌英俊的年轻男人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和一双碧蓝的眼睛，正把一台轻便的冰箱搬上一辆旅行轿车。不知为了什么，我经过的时候，他忸怩地咧嘴朝我笑了笑。在对面那片开阔的草地上，在枝繁叶茂的树木浓郁的树阴下，那条熟悉的圣伯纳德狗正守着它女主人的自行车，近旁有个已经有好几个月身孕的年轻女人让一个全神贯注的婴儿坐在一架秋千上，正轻轻地摇着，而一个两三岁的嫉妒的小男孩正令人讨厌地极力把秋千板推来拉去，终于弄得自己被秋千板撞倒，仰卧在草地上哇哇大哭，但他的母亲却继续温和地笑着，对眼前的两个孩子都看也不看。我所以如此清晰地回想起这些细枝末节，大概是因为仅在几分钟之后，我就得全面彻底地核对这些印象；再说，自从比尔兹利那个非常不愉快的夜晚以来，我的内心就时刻提防。那会儿，我不愿由于我的散步所产生的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由于吹拂着我颈背的初夏的清风，由于潮湿的砂砾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由于我从一只蛀牙中终于吸出的那一丁点儿有汁水的食物，甚至由于我心脏的一般情况所不允许我拿着的那点儿食物的轻飘飘的分量而分心；不过即使我的那颗痛苦的心似乎在舒适地跳动，等我到达我离开多洛蕾丝的那所小屋时，我仍然感到——引用可爱的老龙沙的一句话——adolori d'amoureuse langueur[14]。

叫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发现她已经穿好衣服起来了，正穿着宽松裤和短袖圆领汗衫坐在床边，望着我好像认不大出我似的。她那娇小的乳房的清楚柔和的形状在松松垮垮的薄衬衣的遮蔽下并不显得模糊，反而给衬托得越加明显，这种不加掩饰的样子叫我十分恼火。她还没有洗过脸；但她的嘴上却新涂了口红，尽管涂得很糟；她的两排宽大的牙齿像酒浸过的象牙或火钳夹下发红的薄木片似的闪闪发光。她坐在那儿，十指交错紧握在一起的双手放在膝头，脸上神思恍惚地洋溢着一种跟我没有丝毫关系的非常恼人的红光[15]。

我猛地放下手里沉重的纸口袋，站在那儿紧盯着她穿着凉鞋的光脚的脚踝，随后又盯着她那愚蠢的脸，接着又望着她的罪恶的脚。“你出去过了，”我说（凉鞋上沾了不少砂砾）。

“我刚起来，”她回答说，接着截住我朝下望的目光，补充道，“出去了一会儿。想看看你有没有回来。”

她看到香蕉，就朝桌子探过身去。

我会有什么特殊的怀疑呢？确实一点儿也没有——可是她那双蒙蒙、神情恍惚的眼睛，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特别的兴奋！我什么也没说。我望着那条在窗框里显得如此清晰地蜿蜒曲折的道路……凡是想要辜负我的信任的人都会发现那是一片绝好的景色。洛胃口越来越好地吃着香蕉。突然我想起邻屋那个家伙奉承讨好的笑容。我迅速走出门去。除了他的旅行轿车，所有的小汽车都不见了；他那怀孕的年轻妻子正抱着婴儿跟另外那个多少受到忽略的孩子坐进车去。

“怎么啦？你要上哪儿去？”洛在门廊上喊道。

我什么也没说。我把她柔软的身子推回房间，自己也跟着她走了进去。我剥下她的衬衣，拉开拉链，把她身上其余的衣服统统脱掉，又拽下她的凉鞋。我疯狂地追踪她不忠实的苗子，但我所寻到的嗅迹那么细微，实际上很难与一个疯人的幻想加以区别。

[1] New Brunswick，加拿大东南部的一省。

[2] 法文，受到故逐的山民。这是夏多布里昂一幅画下面的题词和他写的一篇伤感歌谣的题目。

[3] 拉丁文，哥尔斯密的老虎。这是暗用英国诗人、剧作家哥尔斯密（O liver Goldsmith，1730—1774）的长诗《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1770）中的第356行：“蹲伏着的老虎在那儿等候不幸的牺牲品。”

[4] 指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和衣阿华州，三州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都是“I”。

[5] 这是模仿1960年前内布拉斯加州到处可见的那句口号：“内布拉斯加—西部从这儿开始！”

[6] 指法国作家勒布朗（M aurice Leblanc，1864—1941）的一部作品。勒布朗被视为法国的柯南·道尔。

[7] 麦克费特，原文是McFate,Mc是姓名前缀，意思是“儿子”；Fate的意思是“命运”，所以McFate是“命运之子”义。

[8] Pegasus，是美国飞马牌石油公司（Socony Mobil Oil Company）的商标。

[9] Conche，是壳牌石油公司（Shell Oil）的商标。

[10] Saint Bernard，一种大狗，以其能在瑞士阿尔卑斯山雪地中营救旅客而知名。

[11] 即栗树园旅社，作者把这一名称不断“变形”，下文又作“栗树峰”。

[12] Bertoldo，意大利大众喜爱的传奇中一个著名的小丑，是十六世纪一组恢谐故事的主角。

[13] 十五、十六世纪时男子穿紧身裤时使用的下体盖片。

[14] 法文受到爱情的影响而神思昏昏。这句短语，曾多次出现在龙沙的《情诗集》（Amo-urs）中。

[15] a diabolical glow，指奎尔蒂。

一七

Gros[1]加斯东喜欢用他那种拘谨刻板的方式送人礼物——就是有点儿拘谨刻板的特殊的礼物，或者他拘谨刻板地认为如此的东西。有天晚上他发现我的棋盒破了，第二天上午他就带着他的一个小男孩给我送来一个铜盒子：盒盖上有一个相当精致的东方图案，盒子可以牢牢地锁上。我一看就知道，它是那种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被人称作“金匣子”[2]的便宜的钱盒，你可以在阿尔及尔和别的地方买到，买后就不知拿它做什么用了。结果这个盒子太扁了，装不下我的体积很大的棋子，但我还是把它留下——派作一个完全不同的用途。

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正陷在某种命运的网罗中，为了打破这张大网，我决定——不顾洛表现出的明显厌烦的神色——在栗树园再住一晚。清晨四点我就完全醒了，断定洛还睡得很熟（张着嘴巴，对我们大伙儿为她设想出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空虚的生活现出一种呆滞的惊讶的神情），同时查明“金匣子”里珍藏的东西依然安然无恙。那里面，放着一把自动小手枪，用一条白色羊毛围巾紧紧包着：口径点32，弹匣可装八颗子弹，长度略短于洛丽塔身高的九分之一，枪炳是有格子图案的胡桃木，抛光后完全漆成蓝色。这把手枪是我从已故的哈罗德·黑兹那儿得来的，还附带一份一九三八年的说明书，其中有一处令人愉快地说道：“特别适合在家里、汽车上以及对个人使用。”它就放在那儿，随时可以用来射击一个人或几个人，装好了子弹，可以发射，不过滑动枪机正扳在安全位置，以免任何意外走火。我们必须记住，手枪是弗洛伊德学说中原始父亲中枢神经系统的前肢的象征。

这时我为自己把它带在身边而感到高兴——又为两年以前就在我和夏洛特的镜湖四周的那片松林里学会了怎么用它而更为高兴。我常跟法洛在那些偏僻的树林里转悠，他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射手，用他那支口径点38的手枪竟然射中了一只蜂鸟，虽然我得说，对此并没有找回多少证据——只有一点儿彩虹色的蓬松的羽毛。有个名叫克雷斯托夫斯基的健壮结实的退休警察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开枪打死过两个逃犯；他打到了一只小啄木鸟——顺便提一句，完全不在该有这种鸟的季节。在这两个猎手之间，我当然是一个新手，老是什么也打不中，尽管后来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出外打猎，倒打伤了一只松鼠。“你就躺在这儿吧，”我对我那无足轻重的结实的小朋友低声说，接着便用少量的杜松子酒为它干杯。

[1] 法文，肥胖的。

[2] 原文是“luizetta”，系亨·亨杜撰的词，从法文louisd'or化出来的。Louis d'or的意思是“金币”。

一八

读者现在必须忘掉栗树和科尔特[1]，陪同我们一起再往西行。接下去的几天，下了好几场大雷暴雨——或者也许只有一场用笨重的蛙跳式步伐掠过全国的暴风雨，那是我们所无法摆脱的，就像我们无法摆脱侦探特拉普一样： 因为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那辆阿兹特克红色折篷汽车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使洛的情人的主题不免相形见绌。

真怪！我竟对路上碰到的每个男子都感到嫉妒——真怪，我是怎样误解了命运的指示啊。也许我被洛冬天时的那种端庄的举止哄骗了。不管怎么说，即便一个十分呆傻的人，要是认为另一个亨伯特正怀着朱庇特[2]的激情急切地跟着亨伯特和亨伯特的性感少女，越过那些丑恶、辽阔的平原，那也太愚蠢了。Donc[3]我猜测，一英里一英里地跟在我们后面、谨慎地保持着一定距离的那辆红雅克牌汽车是由一名侦探驾驶，他是哪个爱管闲事的人雇来监视亨伯特·亨伯特对他的那个小继女的所作所为的。正如我在雷暴和噼啪闪电时所会有的那样，我出现了幻觉，或许还不只是幻觉。我不知道她或他，或者他们两人，在我的酒里放了些什么东西；不过有天夜里我肯定有人在敲我们的房门，便猛地把门打开，看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我，身上一丝不挂，另一个是在雨水滴滴答答的黑暗中站着的一个白光闪闪的男人，把漫画中一个相貌怪异的侦探“突下巴”[4]的面具挡在脸的前面。他发出一阵声音低沉的狂笑，就急匆匆地溜走了。我摇摇晃晃地回到屋里，接着又睡着了，直到今天我仍不能肯定，那次拜访是不是毒品所引起的梦幻：我彻底研究过特拉普式的幽默，而那可能是一个貌似真实的范例。哦，粗鄙而又冷酷无情到极点！我想有人正是靠着制作这种通俗的怪物和傻瓜的面具而赚钱的。第二天早上，我不是就看见两个顽童在垃圾箱里翻找，把“突下巴”戴在脸上试着玩吗？我很诧异。这一切也许只是巧合——大概由于大气中的状况而产生的。

女士们，先生们，作为一个具有惊人的但不完整也不正统的记忆的杀人犯，我无法告诉你们究竟是哪一天我头一次确定无疑地知道那辆红色折篷汽车正在尾随我们。不过我倒确实记得头一次我相当清楚地看见车子驾驶人的那一天。有天下午，我在滂沱大雨中缓缓向前开去，不断从我的后镜中看到那个在我们后面起劲地滑行、晃动的红色幽灵。不一会儿，雨变小了，淅淅沥沥，后来就完全停了。一道破云而出的阳光刷的一声射到公路上。我需要一副新的太阳眼镜，就在一个加油站停下车子。当时发生的事是一种疾病，一种癌症，没有办法避免，因此我干脆不去理会这一事实：即不声不响地跟着我们的那个人坐在撑起篷的汽车里，在我们后面不远的一家小餐馆，或酒吧的门口停下；那家店铺取了一个愚蠢的字号：喧腾：骗人的客满。等我料理完车子的需要后，我就走进办公室去买那副太阳眼镜，并付汽油费。正当我在签署一张旅行支票，并且想要知道自己究竟到了哪儿的时候，我正好从旁边的窗户里朝外瞥了一眼，便看到一个叫人十分不安的景象。一个肩宽背阔、有些秃顶的男人穿着米灰色的上衣和深褐色的裤子，正在听洛讲话。洛从车子里探出身子，正急速地向他说着什么，还伸出一只手的手指，像她一本正经想要强调时常做的那样上下比划。当时叫我感到相当难受的是——我该怎么说呢？——是她那种亲昵而流畅的讲话态度，仿佛他们彼此早就认识——哦，总有好多、好多个星期了。我看见他搔了搔脸颊，点了点头，转身走回他的折篷汽车。这个男人肩膀宽阔，身材粗壮，年龄跟我相仿，多少有点儿像我父亲在瑞士的一个远亲古斯塔夫·特拉普——同样光滑的棕褐色的脸膛，比我的脸膛显得丰满，留着两撇黑色的小胡子，长着一张玫瑰骨朵儿似的腐化堕落的嘴。等我回到车上的时候，洛丽塔正在仔细翻看一张公路地图。

“那个男人问你什么，洛？”

“男人？噢，那个男人。是啊。我也不知道。他问我有没有一张地图。我猜是迷了路。”

我们继续驾车向前行驶。我说道：

“听着，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疯了，眼下我并不在意；不过那个人整天一直跟在我们后边，他的汽车昨儿也停在那家汽车旅馆里，我认为他是一个警察。你非常清楚如果警察发现了我们的情况，究竟会出什么事，你就会到哪儿去。现在我想确切地知道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你又告诉了他什么。”

她笑起来。

“如果他真是个警察，”她尖声但并非不合逻辑地说，“那么我们最糟的做法就是让他看出我们害怕。别理他，爹。”

“他有没有问我们上哪儿去？”

“噢，这一点他知道。”（嘲弄起我来。）

“不管怎样，”我说，放弃了追问，“现在我已经看清他的脸了。他长得并不漂亮。外表活脱儿像我的一个叫特拉普的亲戚。”

“也许他就是特拉普。换了我是你的话——哦，瞧呀，所有的‘九’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千’。我小的时候，”她出乎我的意料地接着说道，“总认为只要我妈妈同意把汽车倒着开，它们就会停下来，再变回‘九’。”

我想这还是她头一次自动讲起她在跟随亨伯特之前的童年；或许，是演戏教会了她这套把戏；我们又静悄悄地向前行驶，后面并没有人跟踪。

可是下一天，就像一场致命的疾病，随着麻醉药的药效和希望都逐渐消失，疼痛重又袭来，那个富有光泽的红色畜生又跟在我们后面。那天公路上的车辆不多，没人超车，也没有谁试图插到我们谦恭的蓝色汽车和它那专横的红色影子之间——两辆车中间的那段距离似乎给施了魔咒，成了充满邪恶的欢笑和魔法的区域，其精确性和稳定性具有一种几乎富有艺术性的晴雨表似的功效。我们后面的驾车人，衣服的两肩都有衬垫，嘴上留着特拉普式小胡子，看上去就像橱窗里陈列的一个人体模型；他的折篷汽车所以向前行驶，似乎就因为有根无形无声的丝绳把它跟我们那辆寒伧的车子连在一起。我们的汽车要比他那华美、喷漆的汽车差好多倍，因此我根本没有想要把它甩掉。O lente currite noctis equi![5]噩梦啊，轻轻地跑吧！我们爬上了长长的斜坡，又朝坡下驶去，注意车速的极限，让过走得缓慢的儿童，用概括的语言在那些黄色屏幕上重新描绘出扭动的黑色曲线。不管我们怎么开，不管我们往哪儿开，我们中间那段给施了魔法的距离也完完整整、十分精确、犹如幻景似的向前滑行，看去就像一条魔毯在公路上的复制品。整个这段时间里，我发现在我右边有股隐秘的光焰：她欢乐的眼神，她火红的脸蛋儿。

一名深陷在纵横交叉的十字路口的噩梦中的交通警——下午四点半在一座工厂城市里——是破除那个魔咒的命运之手。他挥手叫我向前开，随后用同一只手拦住了我的影子。二十几辆汽车插到了我们之间。我飞快地向前开去，熟练地转进一条狭窄的小路。一只麻雀衔着一大块面包碎片飞落下来，却受到另一只麻雀拦截，丢失了那块面包碎片。

经过几次讨厌的停顿，又故意迂回曲折地走了一会儿，我才又回到公路上，我们的影子不见了。

洛拉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如果他是你认为的那种人，那么趁他不备而悄悄溜走有多么傻。”

“我现在有些其他的想法，”我说。

“你应该——嗯——和他保持接触——嗯——由此来核验你的想法，亲爱的父亲，”洛说，在她这么绕来绕去嘲讽挖苦的时候不住地扭动身子。“哎呀，你真坏，”她用平时的声音补上一句。

我们在一个十分肮脏的小屋里很不安稳地过了一夜，外边哗啦啦地下着大雨，中间还夹杂着一种响得和史前时期一样的雷声，不停地在我们头上隆隆作响。

“我不是一位大小姐，并不喜欢闪电[6]，”洛说；她对电闪雷鸣的暴雨的畏惧给了我一些可怜的安慰。

我们在那个有一千零一个居民的市镇苏打吃了早饭。

“从最终的数字来判断，”我说，“胖脸蛋儿[7]已经到了这儿。”

“你的幽默，”洛说，“真叫人笑破肚子，亲爱的父亲。”

那时我们到了长满艾灌丛的乡野，出现了一两天轻松愉快的日子（我真是个傻瓜，一切都挺不错，那阵不安只是一阵放不出来的屁）。不久，台地变成了真正的山峦。我们准时开进韦斯。

噢，真是糟糕！出了一个差错，她看错了旅行指南上的日期，魔洞的仪式已经举行过了！我必须承认，她相当坚韧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们发现Kurortish[8]韦斯有个夏季剧场营业十分兴旺，自然就在六月中的一个美好的夜晚闲逛到那儿去了。我实在无法告诉各位我们看的那出戏的情节。无疑那是一出浅薄无聊的戏，灯光效果很不自然，饰演女主角的演员也不够好。唯一叫我喜欢的那个细节是形成一个花环的七个多少有些呆板但装扮漂亮、四肢裸露的小女神——七个披着各种颜色薄纱的神情恍惚的青春少女，都是从当地招募来的（根据观众中各处出现的捧场的喧闹就可以作出这种判断），意在表现一道活的彩虹，在最后一幕中，那道彩虹始终流连不去，末了才在几重帷幕后面有点儿戏耍嘲弄地暗淡下去。我记得当时想到，这种给儿童着色的主意是克莱尔·奎尔蒂和维维安·达克布卢姆两个作者从詹姆斯·乔伊斯小说[9]的一段文字中剽窃来的，而且其中有两种颜色可爱得实在叫人着恼——“橘黄色”的那个姑娘始终烦躁不安，而“翠绿色”的那个姑娘在眼睛习惯了我们沉闷地坐在那儿的漆黑的正厅后，突然对着她的母亲或保护人露出笑容。

整出戏刚一结束，掌声——一种我的神经受不了的响声——便在我的四周劈劈啪啪地响起，我赶紧连推带拉地领着洛朝出口走去，我生来十分多情，迫不及待地想在那个令人惊叹的星光灿烂的夜晚领她回到我们那个给霓虹灯照得发青的小屋去。我总以为大自然被它所看到的景象弄得目瞪口呆。可是，多莉－洛却愉快地、神色迷茫地落到了后面，她眯起喜悦的眼睛，她的视觉完全压倒了其余的感觉，因此她的软弱无力的双手在仍然机械地做着的鼓掌动作中几乎根本无法合在一起。我以前也曾在孩子身上见过这种情形，可是，老天在上，她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她那好像近视似的觑着的眼睛对着已经很远的舞台露出笑意，我瞥见台上那两个合作的作者的一些情况——一个男子的无尾礼服，一个老鹰似的、长着一头黑发、身材十分高大的女子的赤裸的肩膀。

“你又拉疼我的手腕啦，你这粗野的人，”洛丽塔悄悄钻到汽车里的坐位上的时候小声说道。

“实在抱歉，宝贝儿，我的紫外线的宝贝儿，”我说，一边想要抓住她的胳膊肘儿，但没抓到。接着，为了改变话题——改变命运的方向，噢，天哪，天哪，我又补充说道：“维维安是个很出色的女人。我肯定昨儿我们在苏打水[10]那家餐馆里见过她。”

“有时候，”洛说，“你真是笨得要命。首先，维维安是那个男的作者，女的作者是克莱尔；其次，她四十岁了，已经结婚，还有黑人血统。”

“我以为，”我打趣地说，“在美好古老的拉姆斯代尔，就在你爱我的那些日子里，奎尔蒂是你的老相好。”

“什么？”洛反驳说，她的脸蹙了起来，“那个胖牙科大夫吗？你一定把我跟哪个别的放荡的小家伙弄混了。”

我暗自寻思，那些放荡的小家伙在我们这些老情人对她们性感少女时期的每一寸光阴依然十分珍视的时候竟然把一切，一切都忘却了。

[1] Colt，一种自动手枪的商标。

[2] 马神话中的统治诸神主宰一切的主神。

[3] 法文，因此。

[4] 指美国漫画家古尔德（Chester Gould 1900—1985）1931年创作的滑稽连环漫画《迪克·特雷西》（Dick Tracy）中的主角。

[5] 拉丁文，夜晚的马儿啊，你慢慢地跑！这里是双关语，是直译。英文“噩梦”是nightmare，分为两字，即“夜晚”（night）和“母马”（mare），所以下文说，“噩梦啊，……”

[6] 这是回溯到第一部第八章中所提到的奎尔蒂写的一部戏剧《爱好闪电的女子》。

[7] “胖脸蛋儿”原文是Fatface，意译是“胖脸”

[8] 这是亨·亨根据德文Kurort一词创造的一个形容词。Kurort的意思是“疗养地”。

[9] 指乔伊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芬尼根的守灵》（Finnegam Wake，1939）。

[10] 因为地方叫苏打，所以玩笑地称它“苏打水”

一九

在洛知晓和同意的情况下，我交给比尔兹利邮政局长作为转信地址的两个邮局是韦斯邮局和埃尔菲恩斯通邮局。第二天早上我们前往韦斯邮局，不得不站在一行虽不算长却移动缓慢的队伍中等候。神态安详的洛仔细观看陈列的罪犯照片。受到通缉的绑匪是英俊的布赖恩·布赖恩斯基，化名安东尼·布赖恩，又名东尼·布朗，生着淡褐色的眼睛，皮肤白皙；一个目光忧伤的老先生的过失是邮件诈欺，而且仿佛这还不够，他还是个畸形的罗锅儿；脸色阴沉的沙利文的照片下面附有一条警告：据信带有武器，应被视作极端危险。如果你想把我的书摄制成一部影片，那就把其中的一张脸在我注视着的时候渐渐化作我自己的脸。另外，还有一个失踪姑娘的模糊不清的照片，她年龄十四，失踪时穿一双褐色鞋子，这两句话还押了韵[1]。知情者请通知行政司法长官布勒。

我忘了我收到的是什么信；至于多莉，有她的成绩报告单和一个样子十分特别的信封。我相当审慎地打开封套，细看其中的内容。我断定我这么做她早已料到，因为她似乎并不在意，径自朝出口附近的报摊走去。

“多莉－洛：哎，这次演出非常成功。三头猎狗都安安静静地趴着，我猜卡特勒事先给它们灌了少量的麻醉剂。你的台词琳达全都记住。她演得不错，既活泼机灵又善于控制，但不知怎么缺乏我的——和作者的——戴安娜的那种灵敏的反应，那种轻松自在的活力，那种迷人的风韵；但不像上次那样，没有作者来为我们鼓掌，而外面电闪雷鸣的可怕的暴雨又干扰了我们自己后台适度的雷声效果。啊呀，人生确实过得很快。现在一切都已结束，学校、演戏、罗伊的会餐、母亲的分娩（我们的婴儿，口害，没活下来！），这一切好像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尽管实际上我脸上仍有油彩的痕迹。

“后天我们就要去纽约了，我想我没法子不陪父母到欧洲去。我还有更坏的消息要告诉你。多莉－洛！假如你回比尔兹利，那你回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许还回不来。爹爹要我趁他和富布赖特住在附近的时候跟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到巴黎去上一年学；一个你知道是谁，另一个不是你以为知道的那个人。

“不出所料，可怜的‘诗人’在第三场念到那点儿胡扯的法语时就结巴起来。你记得吗？ne manque pas de dire à ton amant，Chimène, comme le lac est beau car il faut qu'il t'y mène。[2]幸运的情人！Qu'il t'y[3]——这是一句多么拗口的台词啊！嗨，乖点儿，洛丽金丝[4]。接受你的‘诗人’对你表示由衷的爱，并请向你的老爸致意。你的莫纳。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通信受到严格的控制。因此最好等我从欧洲给你写信后再回信。莫纳又及。”（就我所知，她再也没有来过信。这封信里有种神秘的恶意的成分[5]，现在我厌倦得懒得加以分析。后来我发现它给保存在一本旅行指南当中，在此列出à titre documentaire[6]。我把信看了两遍。）

我从信上抬起头来，正准备——哪儿也看不到洛。先前在我完全受到莫纳的魔力的吸引时，洛耸了耸肩就不见了。“你有没有看到——”我向一个正在入口处扫地的驼背的人打听。他看到了，这个老色鬼。他猜她看到了一个朋友，才急匆匆地走出去。我也急匆匆地走出去。我站住脚——她却没有。我又急匆匆地往前走去。接着又站住脚。一切终于发生了。她再也不回来了。

在往后的岁月里，我常常感到纳闷，不知为什么那天她没有就此走掉。是因为想保留她锁在我的汽车里的那些新的夏令衣服吗？是因为总计划中的某一点还不成熟吗？还是经过通盘考虑，就因为觉得不管怎样还是不妨利用我把她送到埃尔菲恩斯通——那个秘密的终点去？我只知道当时我十分肯定她永远离开了我。那朦朦胧胧地环绕着半个城市的淡紫色山峦， 在我眼里，似乎充满了好多个气喘吁吁、往上攀登、高声大笑的洛丽塔，最后她们都在烟雾中消失不见了。在一条横街远处一片陡峭的斜坡上，有一个用白石头堆成的巨大的W，似乎是灾难一词的首写字母[7]。

我刚从里面走出来的那家既新又漂亮的邮局，坐落在一家尚未开始营业的电影院和一排通力合作的杨树之间。当时是山地时间[8]上午九点。眼前的街就是城里的大街。我在大街阴暗的一侧迈着步子，眼睛盯着对面：把大街幻化得美丽非凡的，是那种脆弱的刚开始不久的夏季早晨，是四处闪烁的玻璃以及预示着会有一个酷热难当的晌午的那种颤动的几乎晕乎乎的总的气氛。我穿过大街，可以说是一路闲荡地经过一大片街区： 杂货店、房地产公司、时装店、汽车零件店、饮食摊、运动器具店、家具店、器械设备店、西联电报公司、干洗店、食品杂货店。警官，警官，我的女儿逃跑了。跟一个侦探勾结串通；爱上了一个敲诈勒索的人。趁着我完全无能为力。我仔细察看了所有的商店，暗自盘算着是否该向街上稀少的行人中哪一个打听一下。我并没有这么做。我在停放着的汽车里坐了一会儿。我仔细看了看东边那个公园，又回到时装店和汽车零件店那儿。我带着一阵强烈的讽刺情绪——un ricanement[9]——暗自说道我这么对她猜疑真是疯了，她一会儿就会回来。

她果然回来了。

我转过身去，甩开那只她带着怯生生的、愚蠢的微笑放在我袖子上的手。

“快上车去，”我说。

她照着我的话做了。我继续踱来踱去，跟脑子里的一些无名的想头抗争，用心盘算着对付她口是心非的办法。

不一会儿，她又离开汽车，来到我的身旁。我的听觉渐渐又听到洛的声音，我发现她正在告诉我她刚才碰到了从前的一个女朋友。

“是吗？谁？”

“比尔兹利的一个女孩。”

“好吧。我知道你那组同学的每个名字。是艾丽斯·亚当斯吗？”

“这个女孩不是我那个组的。”

“好吧。我带着一份全体学生的名单。请告诉我她的姓名。”

“她不是我们学校的。她只是比尔兹利城里的一个女孩。”

“好吧。我也带着比尔兹利的姓名地址录。我们在所有姓布朗的里面查一下。”

“我只知道她的名字。”

“叫玛丽还是叫简。”

“不是——像我一样，叫多莉。”

“这一下又没出路了。”（到了你撞破鼻子的那面镜子前边。）“好吧。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试试。你走开了二十八分钟。这两个多莉干了些什么？”

“我们去了一家杂货店。”

“你们在那儿吃——？”

“噢，就喝了两杯可乐。”

“小心，多莉。你要知道，这件事我们查得出的。”

“至少她喝了。我喝了一杯水。”

“很好。是那个地方吗？”

“对。”

“好，来吧。我们去问一下那个冷饮柜台的伙计。”

“等一下。我想起来了，也许再往前一点儿——就在拐角那儿。”

“反正来吧。请进。唔，我们来瞧瞧。”（翻开一本用链拴着的电话簿。）“崇高的殡葬服务业。不，还没有翻到。在这儿： 杂货零售商。希尔杂货店。拉金药房。还有两家。这好像就是韦斯所有的冷饮小卖部了——至少在商业区是这样。好吧，我们全部去查一下。”

“见你的鬼，”她说。

“洛，粗野无礼也没有什么用处。”

“好吧，”她说，“可是你没法叫我上你的当。好吧，我们并没有喝汽水。我们只是谈了一会儿，看了看橱窗里的衣服。”

“哪个橱窗？比如说，是那边那个吗？”

“对，比如说，那边那个。”

“噢洛！我们去仔细看看。”

那的确是一个好看的景象。有个短小精悍的小伙子正给一张质量较差的地毯吸尘，站在地毯上的两个人体模型看上去仿佛刚刚受到大风对它们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其中一个全身赤裸，没戴假发，也没有胳膊。它那相对较小的身材和假笑的姿态说明过去它穿着衣服的时候一定很像（而且如果再穿上衣服的时候还会像）一个和洛丽塔一般大小的女孩儿。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它没有性别。紧挨着它站着一个个子高得多的戴面纱的新娘，完完整整，intacta[10]，只是缺少一只胳膊。地上，在这两个姑娘的脚下，就在那个男人拿着吸尘器费劲地移来移去的地方，堆放着三只细长的胳膊和一副金黄色的假发。其中两只胳膊缠绕在一起，那种姿势似乎表示因恐惧和恳求而双手紧握在一起。

“瞧，洛，”我平静地说，“好好瞧瞧。这不是某件事的一个相当好的象征吗？不过”——我们回进汽车的时候我继续说道——“我采取了某种防范措施。这儿（灵巧地打开汽车仪表板上的小贮藏柜），在这本拍纸簿上，我已经记下了我们那位男朋友[11]的车牌号码。”

我这么个笨蛋，实际并没有记住。留在我脑子里的只有开首那个字母和末尾那个数字，仿佛排列成椭圆形的六个中间凹进去的符号前面有一块有色玻璃，玻璃昏暗得叫人无法看出位于中央的那一系列数字，可是其透明程度恰好叫人可以看出两头的符号——大写的“P”和一个“6”。我不得不讲到这些细节（这些细节本身只会叫一个职业心理学家感觉兴趣），要不然，读者（啊，但愿我能把他幻想成一个留着淡黄色胡须、有着鲜红色嘴唇的学者，他一边聚精会神地看我的稿子，一边吮着la pomme de sa canne[12]！）可能不会理解在我发现那个“P”已取得了“B”的下半个支撑，而那个“6”也已经给完全擦去了的时候所感到的那份震惊。其余的字也被擦去了部分，显示出铅笔头上的橡皮匆匆擦抹的痕迹，部分数字给擦去了或是由一个孩子的笔迹重新补写过，于是呈现出有刺铁丝网似的一片混乱，无法获得任何合乎逻辑的解释。我只知道那个州——是与比尔兹利所在的那一州相邻的一个州。

我什么都没有说，就把那本拍纸簿放回原处，关上小贮藏柜，驾车开出了韦斯。洛已经抓起后座上的几本漫画杂志，沉浸在哪个土包子或乡巴佬最新的冒险经历之中；她穿着飘动的白衬衫，一只褐色的胳膊肘儿支在车窗外面。出了韦斯三四英里，我把车转进一片野餐场地的树阴下，那儿的一张空桌子上洒满了早晨倾泻下的斑驳的阳光；洛带着一丝惊讶的淡淡的微笑抬起脸来。我一句话也没说，就挥起手背狠狠打了她一下，啪的一声正打在她那发烫的坚硬的小颧骨上。

接着便是悔恨自责，抽抽搭搭地表示赎罪和卑躬屈膝地求爱所有的深切甜美的感觉，以及肉体接触的那种毫无希望的和解。那个黑幽幽的夜晚，在米兰纳汽车旅馆（米兰纳[13]！）里，我吻了她那脚趾很长的双脚的发黄的脚底，我惩罚了自己……可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我们两个人的命运都已注定。不久，我就要开始一个新的遭受迫害的周期。

在韦斯郊外的一条街上……噢，我相当肯定那并不是错觉。在韦斯的一条街上，我曾瞥见那辆阿兹特克牌红色折篷汽车，要不就是跟它一模一样的另外一辆。车上坐的不是特拉普，而是四五个吵吵闹闹的男女青年——但我什么也没说。离开韦斯以后，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有一两天，我暗暗着重地提醒自己，我们既没有而且也从未受到他人跟踪，为此而感到十分开心。后来我十分厌恶地意识到特拉普改变了战术，仍然驾着这辆或那辆租来的汽车紧跟在我们后面。

他是公路上一个真正的普罗透斯[14]，令人困惑、毫不费力地从一辆汽车转到另一辆汽车。这种手法暗示有一些专门经营“公共小汽车”的车行存在，但我始终没能发现他利用的那些车行。起初他似乎喜欢使用雪佛兰牌的汽车，开头是一辆校园式奶油色的折篷汽车，接着又换了一辆天蓝色厢式小客车，此后就一直使用浪灰色和浮木灰色的车子。不久他转向其他牌子的汽车，使用了一辆漆成深浅不同的暗淡的彩虹色的车子。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正想辨别出我们那辆梦幻似的蓝色的梅尔莫什牌汽车[15]跟他租用的淡蓝色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之间的细微差异；不过灰色仍然是他最喜欢的隐蔽的颜色。在令人痛苦的噩梦中，我白费力气地想要准确地区分出诸如克莱斯勒牌的壳灰色汽车、雪佛兰牌的蓟灰色汽车和道奇牌的浅灰色汽车这些幽灵……

我必须时刻留神地寻觅他的小胡子和敞开的衬衫——或者他的秃顶和宽阔的肩膀——这使我对路上所有的车辆都加以深入研究——后面的、前面的、旁边的、过来的、过去的、在跃动的阳光下的各种车辆： 后窗里放着一盒“柔软的”手巾纸、安静的前去度假的人的汽车；车里满是脸色苍白的儿童、探出一只粗毛狗的脑袋、挡泥板已经扭曲变形的开得飞快的破汽车；车上放满了挂在衣架上的一套套衣服的单身汉的都铎式汽车；一味在前面晃晃荡荡、对后面那一长行充满怒火的汽车毫不在意的宽大的房屋式拖车；年轻的女乘客殷勤地坐在前座中央以便挨近开车的年轻小伙子的汽车；顶上载着一条底部朝天的红色划子的汽车……那辆灰色汽车在我们前面慢了下来，那辆灰色汽车又从后面赶上了我们。

我们开进山区，来到斯诺和钱皮恩之间的一个地方，正在开下一段几乎觉察不出的下坡路，这时我又清晰地看到了侦探兼情夫特拉普。我们后面的灰色薄雾变深了，集中到一辆坚实的自治领牌的蓝色汽车上。突然，就像我驾驶的汽车响应我那可怜的心房的一阵剧痛似的，我们从路的一侧滑向另一侧，汽车底下什么东西还发出一阵无奈的啪啦－啪啦－啪啦的声响。

“有个轮胎漏气了，先生，”洛兴冲冲地说。

我连忙把车停下——正在一座悬崖附近。她合抱起两只胳膊，把一只脚放在仪表板上。我跳下车去，查看了一下右后轮。轮胎的底部已羞涩难看地成了方形的一条边。特拉普在我们后面大约五十码的地方也停下了。他远处的脸看去像是一块欢快的油渍。这是我的机会。我开始朝他走去——十分机灵地想向他去借一个千斤顶，尽管我自己也有一个。他往后退了一点儿。我的脚趾踢在一块石头上——当时有种想要大笑的感觉。接着，一辆巨大的卡车在特拉普后面赫然耸现，从我身旁隆隆驶过——紧接着我就听见它的喇叭给按得发疯似的直响。我本能地朝后望去——看见我自己的汽车正缓缓地移动。我可以辨出洛正滑稽有趣地坐在方向盘的后面，发动机肯定是在转动——尽管我记得我已经熄了火，只是没有扳下紧急刹车；在我赶到隆隆作响的汽车旁去的短暂、激动的瞬间，我忽然想到在过去的两年里，小洛有充足的时间去学会驾驶的基本知识。这时汽车终于停下了。我拧开车门，心里完全肯定她发动汽车是不想让我走到特拉普的面前。可是，她的花招结果白费心思，因为就在我转身追她的时候，特拉普使劲把汽车掉过头去，开走了。我休息了一会儿。洛问我说我是否该谢谢她——汽车是自己开始移动的而且——她没有得到答复，就埋头去看地图。我再次下车，开始经历“换轱辘的考验”[16]正如夏洛特过去常说的那样。 也许，我失去理智了。

我们继续这次奇异的旅程。经过一片孤寂不毛的洼地之后，我们一路往上开去。在一片陡峻的斜坡上，我发现不知不觉竟已开到先前超过我们的那辆巨型卡车后面。这时它正哼哼唧唧地驶上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我无法超越。有一小片光滑的长方形的银色纸——口香糖的里层包装纸——从它的前面飞出来，向后飘到我们的挡风玻璃上。我忽然想到如果我当真失去理智，也许就会以杀人而告终。实际上——安然无恙的亨伯特对挣扎踉跄的亨伯特说——做好准备——把武器从盒子里移到口袋里——也许是十分聪明的——这样就好在精神错乱发作的时候立即加以利用。

[1] “年龄十四，失踪时穿一双褐色鞋子”的原文是“age fourteen,wearing brown shoes when last seen”，fourteen和seen押韵。

[2] 法文‘别忘了告诉你的情人，希曼娜！那片湖水多么美丽，因为他该带你上那儿去。这是模仿十七世纪法国亚历山大体（十二音节）的诗，特别是模仿法国剧作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1636年发表的悲剧《熙德》、Le Cid，希曼娜是《熙德》中的人物，但是引文却是作者自己的创作。

[3] 法文’他该的。

[4] 指洛丽塔。

[5] 莫纳知道洛丽塔迷恋奎尔蒂，所以在法文中用了qu'il t'y，读音和“奎尔蒂”一样。

[6] 法文，作为资料。

[7] 指英文woes（灾难）一词。

[8] 指美国和加拿大落基山地区的标准时间。

[9] 法文，一阵冷笑。

[10] 拉丁文！白璧无瑕。

[11] 指奎尔蒂。

[12] 法文，手杖的圆头。

[13] 亨·亨父亲旅馆的店名也叫米兰纳，见第一部第二章。

[14] Proteus，希腊神话中的小海神，能预言！善变，好回避问题。

[15] 并没有选种牌子的汽车。作者用的是爱尔兰作家马图林（Charles Robert Matu rin，1782—1824）1820年发表的四卷本哥特式小说《流浪汉梅尔莫什》（Melmoth the Wanderer）中主人公的名字。

[16] 指换轮胎。

二〇

我这个痴情的傻瓜答应洛丽塔去学习表演，就是允许她去培养骗术。现在看来，那不只是学习回答下面这样一些问题，比如《海达·加布勒》[1]一剧的基本冲突是什么？《菩提树下的爱情》[2]一剧的高潮出现在哪儿？或者分析《樱桃园》[3]一剧的主要情绪；实际学习的是怎么来背叛我。现在我为自己那么多次目睹她在比尔兹利我们的客厅里所做的那些感觉方面的模拟练习深为后悔；当时我总待在一个十分有利的地点从旁观看，而她则像一个受到催眠的人或一个神秘的仪式的巫师，经过模拟在黑暗中听到一声呻吟，或是初次见到新来的年轻继母，或是尝到她所憎恶的什么东西，比如脱脂牛奶，或是闻到繁茂的果园里被压倒的青草气味，或是用她那双女孩子的纤细、灵巧的小手抚摸幻想的东西时的各种动作，作出好些幼稚虚假的矫揉造作的表演。在我的文件中，还保留着一张油印的纸，提议：

触觉训练。想象自己捡起并拿着： 一个乒乓球、一个苹果、一颗黏手的海枣、一个毛茸茸的新网球、一个滚烫的白薯、一小块冰、一只小猫、一只小狗、一块马蹄铁、一根羽毛、一个手电筒。

用手指捏捏下面这些假想的东西： 一片面包、一块橡皮、一个朋友疼痛的太阳穴、一块丝绒样品、一片玫瑰花瓣。

你是一个瞎眼的姑娘。用手摸摸下面这些人的脸： 一个希腊青年、西哈诺[4]、圣诞老人、一个婴儿、一个欢笑的农牧神、一个酣睡的陌生人，你的父亲。

可是她在编织那些需要小心处理的时刻，如梦如幻地表演她的着迷和她的本分时，显得多么美妙啊！在比尔兹利某些惊险刺激的晚上，我也曾要她为我跳舞，答应为此给她一样礼物或者请她去吃一顿。尽管她那些常规的叉开腿的跳跃并不怎么像一个巴黎petit rat[5]倦怠的忽停忽动的动作，而更像一个足球拉拉队队长的跳跃，但她那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四肢作出的变化节奏仍叫我感到十分愉快。不过这一切跟她打网球比赛在我心头勾起的那种难以描述的心醉神迷的渴望相比，都算不了什么，压根儿算不了什么——那是一种撩拨人的、兴奋的晃晃悠悠的感觉，简直近乎超自然的范畴，具有近乎超自然的光彩。

尽管她年龄已经大了，但她穿着十二三岁小姑娘穿的网球上衣，露出杏黄色的四肢，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性感少女！高尚的先生们！如果未来产生不出一个像在斯诺和埃尔菲恩斯通之间科罗拉多那个游览胜地时那样的一切都很匀称妥帖的洛丽塔，那也就根本无法接受。当时她穿着小男孩穿的宽大的白色短裤、细长的紧身胸衣、露腰的杏黄色上衣和白色胸罩，胸罩的带子往上从她的脖子上绕过去，在背后打了一个悬荡的结，裸露出她那异常年轻、可爱的杏黄色肩胛骨，裸露出上面那种柔软的汗毛和那些好看的轮廓柔和的骨节，裸露出她那光滑的、往下逐渐变细的后背。她的帽子有个白色帽舌。她的球拍花了我一大笔钱。傻瓜，大傻瓜！我本来可以把她拍摄下来！那样现在我就可以让她在我痛苦和绝望的放映室里出现在我的眼前！

她在发球之前总要先缓一缓，放松一会儿，而且往往还先把球拍一两下，或者用脚在场地上蹭一两下，总显得相当从容，总对分数不怎么在意，总是那么快活，她在家里过的那种阴暗的生活中难得露出这种样子。她的网球是我所能想象的一个年轻人把虚幻艺术发挥到的顶点，尽管就她来说，那大概只是基础现实的几何学。

她的每个优美、明快的动作总有一声清脆的击球声与之配合。每当球进入她控制的范围，不知怎么就变得白了一点，弹性不知怎么也大了一点，而她接球时所采用的那种精准无比的招数也似乎异常富有把握，异常从容不迫。她的姿态确实绝对完美地体现了绝对第一流的网球运动——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后果。有一次，我坐在一张颤动的硬板凳上观看多洛蕾丝·黑兹和琳达·霍尔打球（而且给琳达打败了），埃杜萨的姐姐伊莱克特拉·戈尔德，一位极其出色的年轻教练当时对我说：“多莉球拍的肠线中央好像有一块磁石，但她到底干吗这么斯文呢？”嗳，伊莱克特拉，具有这样的风姿，那又有什么关系！我记得我看第一场比赛时全身充满了一种几乎痛苦的吸收美色的骚动。我的洛丽塔在轮到她有充分的时间轻快地发球的时刻，有一种特殊的抬起弯曲的左膝的姿势，这时在阳光中，一只脚尖突出的脚、纯净的腋窝、发亮的胳膊和向后挥动的球拍之间有一刹那总会形成并保持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平衡姿态，她总抬起脸来，露出闪亮的牙齿，对着那个给高高地抛到了强大优美的宇宙顶点的小球微微一笑；她创造那个宇宙，就为的是用她的球拍像金鞭似的清脆响亮地啪的一下击在球的上面。

她的那种发球又美又直接，充满青春气息，那道轨迹正统纯净，而且尽管速度飞快，却很容易打回去，因为它在漂亮的长距离的飞行途中，没有旋转也没有冲刺。

我本来可以把她所有的击球动作、她所有的迷人之处都用一段段胶片永远保存下来，这种遗憾今天叫我灰心丧气地不住呻吟。那会比我烧毁的那些照片更有意义！她的凌空截击和她的发球就像结尾的诗节[6]和三节联韵诗之间那样密切相关，因为她，我的宝贝儿，受过训练，会立即用敏捷的充满活力的穿着白球鞋的两只脚嗒嗒地奔到网前。她的正手击球和反手击球不相上下，彼此完全相同——我的腰部至今仍随着那些不断重复的手枪似的清脆回声和伊莱克特拉的喊叫声而震颤。多莉在比赛中出色的一招就是内德·利塔姆在加利福尼亚教给她的那手简截的球一落地弹起的截击。

在演戏和游泳中，她喜欢演戏，而在游泳和网球中，她喜欢游泳；然而我坚持认为要不是我捣毁了她内心的某种信念——这并不是说当时我就认识到这一点！——那她就会在完美的姿态以外还有取胜的意志，并且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青年女子冠军。多洛蕾丝胳膊下面夹着两把网球拍待在温布尔登[7]。多洛蕾丝在一个骆驼牌香烟的纸包背面签名。多洛蕾丝变成了职业运动员。多洛蕾丝在一部影片里扮演一个青年女子冠军。多洛蕾丝和她那头发灰白的谦恭而沉默的丈夫兼教练老亨伯特。

她的比赛精神中并没有什么不正当或欺骗的意味——除非你把她对比赛结果所抱的那种欣然而冷漠的态度看作性感少女的伪装。她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凶狠，那么狡猾，在比赛时却显出一副天真坦率的样子，一种心慈手软的击球，令一个二流的但意志坚定的球员，不论动作多么笨拙，能力多么差，都可以一路打到胜利。尽管她身材矮小，但只要她进入对打的节奏，并且能操纵那个节奏，那么她就能轻松自如地跑遍她那半边场地的一千零五十三平方英尺。不过对手方面任何意外的攻击或战术的突然改变都会叫她束手无策。到了决定胜负的赛点，她的第二次发球——相当有代表性——虽然总比第一次更为有力，也更漂亮（因为她丝毫没有谨慎的胜利者表现出的那种缩手缩脚），但总是颤动地打在网绳上一下子飞出场去。她精心练就的那手短吊也被一个似乎有四条腿而且挥动着弯曲的球拍的对手接住。她那引人注目的抽杀和好看的截击总是老老实实地落到对方的脚下。一次又一次，她总把一个并不难回的球打在网上——接着便做出一个芭蕾舞中下垂的姿势，让额前的头发披下，欢快地模仿神情惶惑的样子。她的优雅和抽杀的动作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因此她甚至赢不了气喘吁吁的我和我那老式的高空劈杀。

我想我特别容易受到比赛的魅力的影响。在和加斯东下棋的时候，我把棋盘看作一个四四方方的清澈的水池，在有着方格花纹的光滑的池底可以看见一些粉红色的、罕见的贝壳和珍宝[8]。而这些在我那慌乱的对手眼中，都是淤泥和枪乌贼分泌的黑色液体。同样，我最初让洛丽塔所接受的网球训练——在她经过加利福尼亚那些主要的课程而开窍领悟以前——在我心里仍然留下一些郁闷、痛苦的回忆——不仅因为当时她对我的每项提议都那么令人绝望和气恼地动火发作——而且还因为非常匀称的网球场非但没有反映出她身上潜在的和谐，反而让受到我错误地指导的这个充满怨恨的孩子的笨拙和懒散弄得乱七八糟。现在情况不同了，就在那天，在科罗拉多州钱皮恩纯净的空气里，在通往钱皮恩大饭店（那夜我们就在饭店歇宿）陡峻的石级脚下那片绝好的球场上，我感到我可以从隐匿在她天真无邪的外表、心灵和本质的娴雅之下的那场未被发现的背叛我的噩梦中解脱出来。

她像平常那样不怎么费力地挥动手臂，球击得又猛又平，送给我一些飞速掠过球网落点很深的球——一切都那么协调一致，节奏分明，因此把我的步法缩小到几乎就像轻松摇摆的漫步——第一流的球员都会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大力发球是我父亲教的，他则是向他的老朋友、了不起的冠军德居吉斯或博尔曼[9]学的。如果我真想叫洛为难，这种发球就会叫她难以应付。可是谁愿意为难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宝贝儿呢？我有没有提起她的光胳膊上有个种牛痘留下的“8”字形疤痕？提起我极其痴情地爱着她？提起她当时只有十四岁？

一只好奇的蝴蝶飞过来，在我们之间落下。

两个穿着网球运动短裤的人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 一个红头发的家伙大概只比我小八岁，粉红色的小腿给太阳晒得黝黑发亮；还有一个皮肤浅黑的懒懒散散的姑娘，长着一张神情抑郁的嘴和两只冷漠的眼睛，大概比洛丽塔要大两岁。像规规矩矩的新手常做的那样，他们的球拍都包着套子，装在木架子里。他们拿着球拍，好像那不是让某些特殊的肌肉自然而舒适地扩展的用品，而是铁锤、大口径短枪或是螺旋钻，或是我自身背负的沉重可怕的罪孽。他们相当随便地在球场旁边一条长凳上坐下，边上就放着我那讲究的外套，开始叽叽呱呱地赞赏洛相当单纯地帮我保持下来的大约五十多个回合的对攻——直到出现一个差错，叫她倒抽一口气，因为她的高手扣杀把球打出了界，于是她迷人地露出了欢笑，我的叫人疼爱的宝贝儿。

那时我感到口渴，便朝喷泉式饮水器走去；红头发在那儿走上前来，十分谦恭地提议跟我们打一盘混合双打。“我叫比尔·米德，”他说。“那是女演员费伊·佩奇。梅费阳伞[10]”——他补一句（一边用他那可笑地罩起来的球拍指着文雅的费伊，她已经在和多莉说话了）。我正想回答说，“对不起，可是——”（因为我不喜欢让我的小姑娘参与到跟粗鄙笨拙的人的乱打乱击之中），这时一声异常悦耳的喊叫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有个侍者正轻快地跑下饭店门前的台阶，朝球场走来，一边还向我做着手势。对不起，我有个紧急的长途电话——实际上万分紧急，所以他们没有挂断电话，等着我去接听。当然。我披上外套（里面的口袋里沉甸甸地放着那把手枪），告诉洛我一会儿就回来。她正在把一个球捡起来——按着欧洲大陆的足拍方式，这是我教给她的少数几件好事之一——笑了笑——她朝我笑了笑！

我跟着那个侍者往上到饭店去，一种可怕的平静使我的心飘浮不定。用句美国话来说，这就是那么一回事。在这句话中，暴露、惩罚、折磨、死亡、永恒都以特别令人反感的坚果外壳的形式出现。我已把她留在身手平庸的人的手里，不过现在已经无关紧要。当然我要奋斗。哦，我要奋斗。毁掉一切也比把她交出去好。对，上去真费劲儿。

在服务台旁，有个神色庄严、长着鹰钩鼻子的男人把他亲手写下的一个口信递给我；我看他有一段很不清楚的经历，值得好好调查。电话最终还是给挂断了。那张字条上写道：“亨伯特先生。伯尔兹雷学校的校长（原文如此[11]！）打来电话。夏季住处——伯尔兹雷2-8282。请立刻回电。极其重要。”

我走进一个电话亭，关上门，吃了一小颗药，跟幽灵似的接线员争吵了大约二十分钟。于是渐渐可以听清一个四重唱的对话： 女高音，比尔兹利没有这个号码；女低音，普拉特小姐正在去美国的途中；男高音，比尔兹利学校没有打过电话；男低音，他们不可能打电话来，因为谁也不知道那天我在科罗拉多州的钱皮恩。经我追问之下，那个长着鹰钩鼻子的人才费心去查问到底有没有一个长途电话。根本没有。但不排除从当地某个电话拨号盘打来的一个假的长途电话。我向他道谢。他说： 没问题。我去了一趟水声潺潺的男厕所，又到酒吧间去喝了一杯烈性酒，随后开始走回去。从第一层平台上，我便看见在底下远处样子好像小学生的擦得不干净的石板那么大的网球场上，闪着金光的洛丽塔正在打一盘双打比赛。她来回奔跑，就像待在博斯[12]的三个可怕的瘸子当中的一个美丽的天使。其中有个瘸子，就是她的搭档，在换边的时候，用球拍开玩笑地在她的屁股上打了一下。他长着一个圆滚滚的脑袋，穿着不大相称的棕色裤子。瞬息之间，出现了一阵慌乱——他看见了我，扔下球拍——我的球拍！——急匆匆地跑上斜坡。他挥动着手腕和胳膊肘儿，滑稽可笑地想要模仿退化了的翅膀，迈着罗圈腿朝街上爬去，他的灰色汽车就在那儿等他。一转眼，他和那辆灰色汽车就都不见了。等我走到下面的时候，余下的三个人正聚在一起，挑选网球。

“米德先生，那个人是谁？”

比尔和费伊两个人都显得神情严肃，他们摇了摇头。

那个荒唐的不请自来的家伙闯来凑成一盘双打，是吗，多莉？

多莉。我球拍的把手还热乎乎的，叫人厌恶。在回饭店之前，我把她带进一条小路，那儿几乎满是芳香的灌木，开着一些烟雾似的花儿。我正想呜咽啜泣，用最卑下的方式请求她这个冷静地待在梦境中的人儿澄清（不管多么言不由衷）笼罩着我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可怕的气氛，忽然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捧腹大笑的米德那一对人的后面——相互匹配的人儿，你知道，在古老的喜剧中总在田园诗一般的环境中相遇。比尔和费伊都笑得前仰后合——我们走来的时候，他们秘密的笑话刚刚说完。那实在无关紧要。

洛丽塔说，她想去换上游泳衣，把下午余下的时间都消磨在游泳池里；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仿佛那确实真的无关紧要，而且显然认为生活带着它的种种例行的乐趣正自动地滚滚向前。真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洛丽塔！

[1] 威剧作家易卜生（H enrik Ibsen，1828—1906）1890年所写的一个剧本。

[2] 实际并无这样一个剧本，而是用美国剧作家奥尼尔（Eugene G'Neill，1888—1953）的剧作《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1924）和德国柏林的一条大街“菩提树下”（Unterden Linden）大街合并而成。

[3] 俄国作家契诃夫（Anton Chekov，1860—1904）于1903—1904年所写的一个剧本。

[4] 指法国作家、军人西哈诺·德·贝尔热拉克（Cyranode Bergerac，1619—1655）。十九世纪法国剧作家岁斯当（Edmond Rostand，1868—1918）曾用他的生平事迹写成一部名剧。

[5] 法文，巴黎敏剧院舞蹈班年轻学生。

[6] 指民歌中作为结束语或献词的结尾诗节。三节联韵诗每节八或十行，后有结尾诗节，每节的最后一行和结尾诗节的最后一行相同，且三节采用同一韵律。

[7] Wimbledon，英国英格兰东南部萨里郡北部的一个城市，是著名的国际网球比赛地。

[8] 珍宝’原文是stratagems。纳博科夫曾经写道，“美好的词，珍宝——座洞里的珍宝”。

[9] 德居吉斯（M ax Decugis）是出色的欧洲网球选手，常跟博尔曼（Paul de Borman）合作，是1911年温布尔登网球大赛的男子双打冠军。

[10] “梅费阳伞”Maffy On Say是表示帯有很重的美国腔讲的法语“ma fiancée”意思是“我的未婚妻”

[11] 应为”比尔兹利“所以这么说。

[12] Hiersnymous Bosch（1450—1516），荷兰画家，作品主要为复杂而独具风格的圣像画。

二一

“洛！洛拉！洛丽塔！”我听见自己在门口对着阳光喊叫，带着时间，圆顶笼罩着的时间的音响效果，这种效果赋予我的喊叫及它那泄露内情的嘶哑声那么无限的焦虑、热情和痛苦，因此，纵然她死了，那声喊叫在扯开她那尼龙寿衣的拉链方面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洛丽塔！我在一片修剪整齐、铺了草皮的台地上终于找到了她——不等我准备好，她就先跑出来了。哦，洛丽塔！她正在那儿跟一条该死的小狗玩耍，不是跟我。那条可以算作狗的小狗正用两只爪子捧着一个湿乎乎的小红球，把球丢了，随即咬住；它用前爪在有弹性的草皮上迅速划出一些纹路，随后一下子跳开。我只想看看她在哪儿。我怀着那样的心情无法游泳，但谁又在意呢——她在那儿，我在这儿，穿着浴衣——因此我不再叫了。可是在她穿着阿兹特克红色游泳裤和胸罩[1]东奔西跑的时候，她动作的姿态中的什么东西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的嬉戏表现出一种欣喜，一种癫狂，简直叫人受不了。就连小狗也似乎被她过度的反应弄迷糊了。我观察着这种情况，把一只手轻轻放在胸口。草地后面隔开一段距离的那个青绿色的游泳池，这时不再位于草地后面，而是在我的胸膛里，我的阳物在里面游荡，就像粪便在尼斯碧蓝的海水中漂浮。有个游泳的人已经离开水池，部分身体受到树木展开的树荫遮蔽，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捏着裹住他脖子的那条毛巾的两头，用琥珀色的眼睛紧盯着洛丽塔。他站在那儿，在阳光和树荫的掩蔽下，被阳光和树荫改变了外形，也被自己赤裸裸的身子所遮挡，他湿漉漉的黑发或者说是剩下的那点儿黑发紧贴在他的圆脑袋上，他的小胡子是一块潮湿的污迹，他胸口的汗毛像一个对称的图案似地展开，他的肚脐不断颤动，多毛的大腿滴下亮晶晶的水珠；他肥大的阴囊好像一个遮盖他那颠倒的兽性的护垫似的被朝上往后拉去，就在那个地方，他那湿淋淋的紧身黑色游泳裤强健有力地鼓着，好像就要绷开。我望着他那深褐色的椭圆形的脸，忽然想到我正是凭着我女儿的面部表情的反映才认出他来的——现出同样的福至心灵的样子，做着同样的鬼脸，只不过因为他是男人而变得相当丑恶。我还知道那个孩子，我的孩子也知道他在看她，欣赏着他的色迷迷的神情，装出蹦蹦跳跳的欢快的样子，这个下贱而又叫人疼爱的小娼妇。她跑去接球，没有接到，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下，两条淫猥、娇嫩的腿发疯似的在空中乱蹬乱踹；从我站的地方，我可以感到她的兴奋激动所散发出的麝香似的气味，接着我看到（带着某种近乎神圣的厌恶而惊呆了）那个男人闭上眼睛，露出他那小小的——非常小而整齐的牙齿，靠在一棵树上，好多有斑纹的普里阿普斯在那棵树的枝叶中开始颤抖。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好色的男人，而是一个好性儿的傻乎乎的瑞士远亲，是我提过不止一次的那个古斯塔夫·特拉普。他过去经常凭借举重的技艺去抵消他的“纵饮作乐”（他喝啤酒搀牛奶，这个十足下流的家伙）——在湖边上脚步蹒跚，嘴里叽里咕噜，穿着那件十分潇洒地露出一边肩膀、其他方面都很整齐的浴衣。这个特拉普在远处瞥见了我，用毛巾擦了擦颈背，装出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气走回水池。于是好像太阳已经退出了这场游戏，洛放慢了步子，缓缓地站起身来，不再理会狗放到她面前的那个球。谁能说出我们这么中断嬉戏会叫一条小狗心里有多伤感？我开口说了几句话，接着在草地上坐下，胸口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吐出许多棕色和绿色的东西，我始终想不起何时吃过这样一些东西。

我看到洛丽塔的眼睛，其中的神情似乎主要是在算计，而不是感到惊恐。我听见她对一位好心的太太说她父亲正在发病。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靠在一张躺椅上，一小杯一小杯地喝着杜松子酒。第二天早晨我觉得身体强健，可以开车上路（在后来的岁月里，没有一个大夫相信这件事）。

[1] 亨·亨想起了奎尔蒂汽车的颜色，参看第二部第一八章第一段。

二二

我们在埃尔菲恩斯通银马刺旅馆订下的那座两间房的小屋结果竟是我们头一次无忧无虑的旅行中洛丽塔就十分喜欢的那种富有光泽的褐色松木造的；噢，如今情况变得多么不同！我并不是指特拉普或特拉普之类的人。说到头——唔，真的……说到头，先生们，一切变得非常清楚，所有那些令人目眩地不住变换汽车、被我认作同一个人的侦探，都是我这个有受迫害妄想症的人所臆造的人物，是建立在巧合和偶然相似的基础上的反复出现的形象。Soyons logiques[1]，我头脑中自以为是的法国气质这么夸口说——并且进而打消这样一个概念： 有一个被洛丽塔弄得神魂颠倒的推销员或喜剧中的歹徒正利用暗探在迫害我、欺骗我，再不然就对我和执法人员之间奇特的关系而充分加以利用。我记得当时我哼着曲子把我的惊恐赶走。我记得我甚至为“伯尔兹雷”那个电话想出一个解释……可是，即使我可以摆脱特拉普，就像摆脱我在钱皮恩的草地上的抽搐那样，但我对于在一个新时期，即我的推断告诉我洛丽塔不再是一个性感少女、不再折磨我的时期前夕所感受到的痛苦，即明白她是那么撩人、那么令人难受地可爱而又不可及所感受到的痛苦却束手无策。

在埃尔菲恩斯通，命运相当亲切地为我安排了一场额外的、讨厌的、毫无理由的烦恼。在最后这段行程中——一点也没有受到烟灰色的侦探或是曲折前行的傻瓜污染的两百英里山路——洛一直无精打采，一言不发。她几乎都没有抬眼去看一眼山上突出的那块形状怪异、给映得通红的著名的岩石，那曾是一个喜怒无常的歌舞女郎走向解脱的起跳点。那座市镇是新建的或重建的，位于一片七千英尺高的山谷谷底。我希望这个地方不久就会叫洛感到厌烦，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往加利福尼亚州，开往墨西哥边境，开往神话般的海湾、长着巨大仙人掌[2]的沙漠、海市蜃楼[3]。何塞·利萨拉本戈亚[4]，正如你们所记得的那样，就打算把他的卡尔曼带到Etats-Unis[5]。我设想出中美洲的一场网球比赛，多洛蕾丝·黑兹和加利福尼亚州各校的好多位女子冠军都将光彩照人地去参赛。用微笑开路的友好观光消除了护照和体育运动之间的区别[6]。为什么我希望我们在海外会幸福呢？改变环境是注定不幸的爱情和肺脏所依赖的传统的谬误。

经营那家汽车旅馆的海斯太太是个活泼的、抹着厚厚的胭脂、蓝眼睛的寡妇；她问我是不是赶巧是瑞士人，因为她妹妹嫁了一个瑞士滑雪教练。我是的，而我女儿却有一半爱尔兰血统。我作了登记，海斯把钥匙交给我，脸上闪现出一丝微笑，接着仍然带笑地指给我看应该把汽车停放在哪儿。洛慢吞吞地下了车，微微打了一阵哆嗦。傍晚时光线还亮，空气十分凉爽。她走进小屋，在一张牌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把脸埋在一只胳膊弯里，说她觉得很不舒服。我以为她是假装的，无疑是假装了来逃避我的爱抚。我心头十分焦渴；可是当我想要爱抚她的时候，她异常阴郁地抽泣起来。洛丽塔病了。洛丽塔要死了。她皮肤滚烫！我从口腔里给她量了体温，随后查看了我幸好草草抄在一个笔记本里的公式；等我费劲地把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华氏温度换算成我童年时就很熟悉的摄氏温度后，我发现她的体温是四十度四，这至少说明了问题。歇斯底里的小仙女，我知道，可能会有各种体温——甚至超过致命度数的体温。要不是在查看她可爱的小舌头（她身上的珍宝之一）的时候发现它已经通红，我本来会让她呷一口加了香料的热葡萄酒，吃两片阿司匹林，再用亲吻把高烧驱除。我替她脱下衣服。她的呼吸又苦又甜。她褐色的小嘴里有股血腥气味。她从头到脚都在发抖。她抱怨说脊椎骨上半部僵硬发疼——我像任何一个美国家长都会以为的那样以为是小儿麻痹症。我放弃了所有交欢的希望，用一条旅行毛毯把她裹住，抱上汽车。这时，好心肠的海斯太太已经通知了当地的大夫。“你真幸运，事情就发生在这儿，”她说；因为不仅布卢是本地区最好的大夫，而且埃尔菲恩斯通医院也是最现代化的医院，尽管不能容纳很多病人。于是受到一个赞同异性爱的埃尔柯尼希[7]的跟踪，我向医院驶去，一路上给低地那边辉煌灿烂的斜阳照得两眼有些发花；给我带路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婆子，一个腿脚灵便的女巫，也许是埃尔柯尼希的女儿，是海斯太太介绍给我的，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布卢大夫的学识无疑大大不如他的名气。他告诉我说这肯定是病毒感染。我提起她最近得了一次流感，他简慢地说，这是另一种病菌引起的疾病，他手上就有四十个这种病例；所有这些病例听起来都像是从前人患的“疟疾”。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提一提，漫不经心地笑着提一提我的十五岁的女儿在和她的男朋友爬过一道难以翻越的围墙时出过一桩小小的事故。但我知道自己有些醉了，就决定不吐露这种情况，等到以后必要时再说。我对一个面无笑容、金发碧眼、婊子一样的女秘书说我女儿的年龄“实际上是十六岁”。我一不注意，我的孩子就给带走了！我坚持要求在他们该死的医院一个角落的一块“表示欢迎”的擦鞋垫子上过夜，但白费力气。我跑上一段段构成主义派[8]的楼梯，竭力想找到我的宝贝儿，以便告诉她最好不要胡言乱语，尤其在她感到像我们大伙儿都会有的头昏眼花的时候。有一会儿，我对一个十分年轻、脸皮很厚的护士粗鲁得简直可怕；她臀部肌肉过于发达，两只黑色的眼睛亮闪闪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巴斯克人[9]的后代。她的父亲是个外来的牧羊人，专门训练牧羊犬。最后我只好回到汽车上，在里面不知呆了多少个小时，伛偻着身子坐在黑暗当中，被自己新产生的孤独弄得傻了眼。我张开嘴巴，一会儿朝外望着蹲伏在铺着草地的街区中央那幢灯光暗淡、相当低矮、四四方方的医院大楼，一会儿又抬头望着满天星斗和haute montagne[10]的参差不齐的银白色土墙；玛丽[11]的父亲，孤独的约瑟夫·洛尔此时就在那儿，正梦见奥洛隆、拉戈尔、罗拉斯——que sais-je![12]——或者在勾引一头母羊。这类甜美、飘逸的念头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时刻对我始终是一种安慰。尽管我随意喝酒，但只是在我因无尽的黑夜而感到相当麻木以后，我才想到要开车回汽车旅馆。老婆子早就不见了，我对回去的路拿不大准。宽阔的碎石路纵横交叉地越过沉寂的长方形的阴影。我在一片大概是学校的操场上辨别出一个好像绞刑架的侧影似的东西；在另外一片有点儿像荒地似的街区，在寂静中耸立着当地一个教派的灰白色的圆顶教堂。我终于找到了公路，后来又找到了汽车旅馆，无数被称作“粉翅蛾”的一种昆虫正成群地在“客满”字样的霓虹灯四周打转。清晨三点，我洗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热水淋浴（这种淋浴就像某种腐蚀剂，只有助于确定一个人的绝望和疲惫），随后便在她的床上躺下；床上有一股栗子、玫瑰花和薄荷的香味，还有我新近允许她使用的那种非常清淡、非常特别的法国香水的气味。我发现自己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两年内这还是头一次跟我的洛丽塔分开。突然我想到她的生病多少是一个主题的发展——与我们的旅途中叫我困惑和痛苦的那一系列互有关联的印象具有同样的风味和色调。我想到那个特工人员、秘密情人、恶作剧的家伙、幻觉或者不管他是什么[13]，正在医院四周徘徊——曙光女神几乎还没有“捂暖她的手[14]”，正如在我出生的国家[15]那些采摘薰衣草的人所说的那样，我就发现自己又想走进那座土牢，去敲敲它绿色的门，没吃早饭，也没拉屎，满心绝望。

那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或星期四，她本来就是那么个宝贝，对于某种“血清”（麻雀的精液或儒艮的粪便）作出了极好的反应，病情好多了，大夫说再过几天，她就又会“跳跳蹦蹦”的了。

我去探望了她八次，其中只有最后一次依然鲜明地铭刻在我的心上。到医院去探望成了一桩了不起的大事，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身子也被当时正在影响我的传染病淘空了。没有谁会知道拿着那束花儿，那个爱情的负担，以及我走了六十英里才买到的那些书所有的那份劳累。那些书是布朗宁的《戏剧作品集》、《舞蹈史》、《小丑和科伦芭茵》[16]、《俄罗斯芭蕾舞》、《落基山的鲜花》、《戏剧协会选集》、十五步就赢得全国少年女子单打冠军的海伦·威尔斯著的《网球》。我正脚步蹒跚地上楼朝我女儿十三元一天的单人病房门口走去，玛丽·洛尔，那个对我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反感的讨厌的兼职年轻护士端着一个用完早饭的托盘走出来，砰的一声把托盘放在走道里的一张椅子上，飞快地一扭屁股又跑回房去——大概是去通知她的可怜的小多洛蕾丝，她那专横的老爸正悄悄地爬上楼来，手里还拿着书和花束。那束花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我在一个山口亲自用戴着手套的手所采集的野花和美丽的叶子结扎成的（我在那个关键性的星期几乎没有睡觉）。

我的卡尔曼西塔吃得好吗？我朝托盘瞥了一眼。在一个沾有蛋黄的盆子上有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放过东西，因为有一边已经撕开，但信封上没有地址——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不可信的纹章图案，以及用绿色字母印的“庞德罗萨旅社”的字样。于是我跟玛丽就chassé-croisé[17]，她这会儿又匆匆忙忙地走了出来——她们行动得那么快，可做的事儿却那么少，真叫人感到惊奇，这些大屁股的年轻护士。她生气地瞅着我刚放回去的那个已经平整的信封。

“你最好别碰，”她说，对着那个信封点了点头，“会吃苦头的。”

要对她的话作出回答就降低了我的尊严。我所说的只是：

“Je croyais que c'était un账单——不是一封billet doux。”[18]接着便走进那间充满阳光的病房，对洛丽塔说：“Bonjour, mon petit。”[19]

“多洛蕾丝，”玛丽·洛尔跟着我走进房来，从我身旁挤过去，这个胖乎乎的婊子，眨了眨眼，十分迅速地折起一条白色法兰绒毛毯，而后又眨了眨眼说道，“多洛蕾丝，你爸爸以为你收到了我男朋友的信。收到信的是我（洋洋得意地拍了拍她戴的那个镀金小十字架）。我的爸爸也跟你的爸爸一样会parlay-voo[20]。”

她走出房间。多洛蕾丝脸色那么红润，皮肤呈一片赤褐色，嘴唇刚刚涂过口红，头发梳得光灿灿的，两只光胳膊笔直地伸出来放在干净的床罩上，躺在床上正天真地朝着我或者并不朝着什么人微笑。在床边的小桌上，挨着一张纸餐巾和一枝铅笔，她的黄玉戒指在阳光下闪烁。

“多么讨厌的葬礼上用的花儿，”她说，“不过仍然要谢谢你。但你是不是可以不讲法语呢？那叫大伙儿都很烦恼。”

那个丰满、年轻的粗野女子又用平时那种急急匆匆的动作跑回房来，身上满是大蒜和尿的气味，手里拿着《德塞雷特新闻报》[21]，她的漂亮的病人急忙接了过去，对我带来的那些有着精美插图的书籍却置之不顾。

“我妹妹安[22]，”玛丽说（又给那个情况加上一点事后的想法），“在庞德罗萨那地方干活儿。”

可怜的蓝胡子。那些残忍的弟兄。Est-ce que tu ne m'aimes plus, ma Carmen？[23]她从来就没爱过。那时，我知道我的爱情和先前一样毫无希望——我还知道这两个姑娘是同谋，她们用巴斯克语[24]或曾费拉语[25]密谋应付我那毫无希望的爱情。我要更进一步说洛正在耍两面派的花招，因为她也在愚弄感情用事的玛丽。她大概告诉玛丽，她想和她爱开玩笑的年轻舅舅住在一起，而不跟着我这么个冷酷、阴郁的人居住。我始终没有查明的另一个护士，把病床和棺材用车推送到电梯里的那个乡下来的白痴以及候诊室鸟笼里那些愚蠢的绿色相思鸟——所有这些都参预了这个阴谋，这个卑鄙的阴谋。我想玛丽准是以为滑稽有趣的父亲亨伯托尔狄教授正在干涉多洛蕾丝与她那位替代父亲、矮矮胖胖的罗密欧（因为尽管吸可卡因，喝酒，罗[26]，你知道，你那时是相当胖的）之间的恋情。

我喉咙疼痛，咽下了一口口水，站在窗边，凝望着大山，凝望着在充满笑意、暗中密谋策划的天空下耸立着的那块富有浪漫色彩的岩石。

“我的卡尔曼，”我说（以往我有时也这么叫她），“等你可以下床了，我们就离开这个阴冷、恼人的市镇。”

“顺便提一句，请你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找来给我，”这个gitanilla[27]说，一边弓起双膝，又翻到下一页。

“……因为，说真的，”我继续说，“待在这儿毫无意义。”

“待在随便什么地方都毫无意义，”洛丽塔说。

我在一张印花装饰布的椅子上坐下，翻开那本吸引人的植物学著作，在房里充满热病气息的寂静中，试图识别出我采的那些花。结果无法办到。不久，外面走道里不知什么地方轻轻响起一阵悦耳的铃声。

我想在这家供人参观的医院里至多只有十二三个病人（有三四个是精神病患者，这是洛在较早的时候兴冲冲地告诉我的），医务人员十分空闲。可是——同样为了供人参观的原因——规章制度相当严格。我总是去得不是时候，这也不错。能够见到幻象的玛丽（下一次就会是飘然走过咆哮谷的une belle dame toute en bleu[28]）不无隐秘朦胧地恶意地拉住我的袖子，把我领出房去。我望了望她的手；那只手垂了下去。在我离开的时候，自动离开的时候，多洛蕾丝·黑兹提醒我第二天早晨要带给她……她也不记得她要的各种不同的东西放在哪儿……“带给我，”她喊道（我已经走出房间，门在移动，就要关上，关上了），“那个新的灰色的小提箱和妈妈的大箱子。”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在汽车旅馆里那张她只躺过几分钟的床上浑身打颤，痛饮了一番，弄得人都快要死了；在那种往复循环、不断剧烈的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请那个寡妇的情人，一个身强力壮、为人和蔼的卡车司机把那两个箱子给她送去。我想象着洛向玛丽展示她的宝贝……毫无疑问，我有点儿头晕目眩——下一天，我仍然不住颤抖，而不是稳固不动，因为当我透过浴室的窗户朝外望着邻近的草地时，我看见多莉漂亮的新的自行车用撑架撑着放在那儿，优美的前轮像一贯的那样并不正对着我，有只麻雀停在车座上——但那是女店主的自行车；我笑了笑，对自己这种难以实现的幻想摇了摇可怜的脑袋，跌跌撞撞地走回床前，像圣徒似的平静地躺在床上——

圣徒，的确！当褐色皮肤的多洛蕾丝，

在一片充满阳光的草地上

跟桑奇查一起阅读

一本电影杂志上的故事——[29]

——不管多洛蕾丝到什么地方，总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电影杂志。根据一直在燃放的爆竹、真正的炸弹判断，城里有一场盛大的国民庆祝活动。下午一点五十五分，我听见有人在我的小屋半开着的房门附近吹口哨，随后门就给嘭的敲了一下。

原来是大个儿弗兰克[30]。他仍然站在敞开的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身体微微前倾。

你好。洛尔护士打来电话。她想知道我是不是好一点了，今儿会不会去？

在二十步外，弗兰克看上去是个非常高大健康的人；五步以外，就像现在，他是一个脸色红润、到处都是疤痕的汉子——在海外经历过种种磨难；可是，尽管受过难以启齿的伤，他却依然能够驾驶一辆巨型卡车，能够钓鱼、打猎、喝酒，并且轻松愉快地跟路旁的女子调情。那天，或许因为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31]，或许只是因为他想要让一个病人高兴，他脱掉了通常戴在左手上的手套（就是按着门框的那只手），向发呆的病人显示他不仅完全缺少第四和第五个手指，而且在他这只残缺的手的手背上还很诱人地刺着一个裸体的姑娘，具有朱红色的乳头，靛蓝色的私处，食指和中指成了她的两条腿，而手腕上刺着她戴着花冠的头。噢，妙极了……斜靠在门旁，像一个顽皮的小仙女。

我请他告诉玛丽·洛尔我整天都得躺在床上，明天什么时候，假如我觉得自己像个波利尼西亚[32]人，就会和我女儿取得联系。

他注意到我的目光盯着的方向，于是让手背上那个姑娘的右边屁股色情地抽动起来。

“好吧——好吧，”大个儿弗兰克大声说道，用手拍了拍门框，吹着口哨，把我的口信带走了；我继续喝酒，到早晨热度就退了；尽管我跟癞蛤蟆一样一瘸一拐，但我还是把那件紫色的晨衣披在那件浅黄色的睡衣外面，走到办公室的电话面前。一切都很不错。一个欢快的声音告诉我说是的，一切都很不错，我女儿前一天大约两点钟的时候已经付清账目出院了，她舅舅古斯塔夫先牵着一条长耳小狗来接她[33]，对大伙儿都笑嘻嘻的，他开的是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牌汽车[34]，用现金付了多莉的账，还叫他们告诉我不要担心，注意保暖，他们按照约定待在老爷爷的牧场上。

埃尔菲恩斯通过去是，我希望现在依然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小市镇。它像一个设计模型似的铺展开来，整洁的绿绒般的树木和红顶的房子分布在那个山谷的谷底。我在前面曾经提过它的模范学校、教堂，以及一片片宽广的长方形街区。说来奇怪，有些街区只是一些异乎寻常的草场，上面有头骡子或独角兽在七月清晨的薄雾中吃草。十分有趣： 在一个沙砾沙沙作响的急转弯处，我擦边撞击了一辆停放着的汽车，心里暗自说道——而且对那辆汽车两手挥动的车主会心地（我希望如此）说道——我晚些时候会回来对伯德学校讲话，伯德，新伯德，杜松子酒叫我的心变得灵敏，但却叫我的头脑变得麻木。经过在乱梦颠倒中相当普通的一些差错和损失以后，我发现自己在接待室里，想把医生痛打一顿，对着躲在椅子底下的人咆哮，还叫嚷着要玛丽出来，算她幸运，当时她不在那儿。许多只粗野的手拉着我的晨衣，撕下一个口袋。不知怎么，我似乎坐到一个秃顶的长着棕色头发的病人身上，我把他错当成了布卢大夫，最后他站起身来，用乖戾反常的声音说道：“我倒要问问看，谁是神经病人？”——接着，一个身材瘦削、面无笑容的护士交给我七本美丽的、美丽的书和那条给十分精细地叠好的格子花呢旅行毛毯，要我写一张收条。在那片突然出现的寂静中，我意识到走道里有个警察。刚才被我蹭了一下的那个开汽车的朋友正把我指点给他看，我温顺地在那张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收条上签了字，就这样把我的洛丽塔交给所有这些粗野笨拙的人。可是我有什么法子呢？脑子里有个简单、刻板的念头特别清楚，那就是：“眼下自由就是一切。”只要错走一步——我也许就会被迫去解释自己罪恶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假装从迷乱中清醒过来，向那个开汽车的朋友支付了他认为公平的赔偿费用。布卢大夫那时正抚摸着我的手，我含泪地向他讲到自己过于随意地用于维持一个需要慎重对待但不一定有病的心脏的那些酒。对医院里的全体人员，我做了个几乎叫我自己大吃一惊的挥手的动作表示歉意，同时又补充说我跟亨伯特家族其余的人关系并不太好。对我自己，我悄没声儿地说我手里还有枪在，还是一个自由的人——可以自由地去追踪那个逃亡的人，自由地去干掉我的兄弟[35]。

[1] 法文让我们合乎逻辑。

[2] saguaro，是一种具有粗茎、开白花的巨大仙人掌。

[3] 海市蜃楼，原文是意大利文fatam organas，尤指常见于墨西拿海峡的海市蜃楼。

[4] 何塞·利萨拉本戈亚（JoséLizzarrabengoa）是卡尔曼抛弃了的情人，“小卡尔曼”（Little Carmen）是双关语，也指小司机（carmen作普通名词是“司机”义）或矮子司机。这里的卡尔曼和法国作曲家比才（Georges Bizet， 1838—1875）的歌剧无关。它只和法国小说家梅里美（Prosper Méimé， 1803—1870）的那部中篇小说《卡尔曼》（Carmen， 1847）有关。和亨·亨一样，被卡尔曼抛弃的那个倒霉的情人何塞·利萨拉本戈亚也在监狱里陈述他的故事。

[5] 法文，美国。

[6] “护照”，英文是passport，“体育运动”是sport，所以这么说。

[7] 指奎尔蒂。此处暗暗提及歌德的诗《埃尔柯尼希》（“Erikönig”）。埃尔柯尼希是神话中的小精灵之王。

[8] constru ctivism，现代西方艺术流派之一，多用玻璃、塑料、木块、电线等构成巨大的抽象立体艺术品。

[9] Basque，欧洲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区的古老居民。

[10] 法文‘高山牧场。

[11] 玛丽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个护士。

[12] 法文，等等或诸如此类。

[13] 指奎尔蒂。

[14] 意谓太阳还没有升得很高可以晒暖山腰。

[15] 指法国。

[16] 这是作者杜撰的一本书，其余的则实有其书。

[17] 法文，来回移位。

[18] 法文，我以为那是一张（账单）——（不是一封）情书。

[19] 法文‘你好’我的孩子。

[20] 法文，这里玛丽·洛尔不规范地用了一个法文短语，她想表达的意思是“说法语”

[21] 美国犹他州的一份报纸。

[22] 显然，这是暗暗提到法国作家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的童话《蓝胡子》（Blue beard），蓝胡子杀了六个妻子；第七个妻子希望自己的两个哥哥赶来救她，让她的妹妹安代她放哨。”安妹妹，你看见有人来了吗？“这是她常向的话。后来那两个”残忍的弟兄“赶来杀死了蓝胡子。

[23] 法文，你不再爱我了吗，卡尔曼？

[24] 卡尔曼和何塞曾用巴斯克语当着她的情人密谋商议。

[25] 俄国诗人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1799—1837）所著长诗《吉卜赛人》（The Gypsies，1827）。女主人公为曾费拉。男主人公亚勒科最后杀死了不忠实的曾费拉和她的情人。“曾费拉语”是作者的创造。

[26] 罗，指上文的罗密欧，指奎尔蒂。

[27] 西班牙文gitana的爱称。G itana指吉卜赛姑娘。

[28] 法文一个穿着一身蓝衣服的美貌女子。这里是指圣母显圣。作者在这里嘲弄当时畅销的一部传奇小说。

[29] 选几行诗是模仿布朗宁的《西班牙修道院中独白》（Soliloquy o f the Spanish Cloister，1842）里第4节的前一半。

[30] 女店主的情人。

[31] 指1949年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

[32] Polynesia，大洋洲三个部分之一，包括美拉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以东的太平洋各岛屿，从夏威夷群岛直到新西兰。

[33] 洛丽塔告诉过奎尔蒂，亨·亨把他错当作他的舅舅古斯塔夫·特拉普。奎尔蒂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洛丽塔在”着魔的猎人“里很喜欢那个老太太的长耳小狗，奎尔蒂也知道这件事，因而带了一条小狗来给她。

[34] 凯迪-拉克，原文是Caddy Lack，显然是双关语。在194—1952年间，凯迪拉克牌（Cadillac）汽车是美国最豪华的轿车，而caddy lack的意思是”缺乏小听差。

[35] 指奎尔蒂

二三

大约在独立纪念日前一个星期，我们到了埃尔菲恩斯通。卡斯比姆和决定命运的埃尔菲恩斯通之间是一条绵延一千英里的十分平坦的大路。据我所知，卡斯比姆是那个红头发的恶魔早已计划好了首次露面的地方。这段旅程占去了六月里的大部分时间，因为我们每天的行程难得超过一百五十英里，其余的时间都花在各个不同的停留地点，有一次竟停了五天，无疑所有这些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因此，就应当顺着这段路程去寻找那个恶魔的踪迹。我在埃尔菲恩斯通附近无情地向四周伸展出去的大路上来回驾车疾驰了好几个不宜多说的日子以后，就一心扑到那段路程上。

想象一下，读者，我那么畏缩胆怯，那么不爱炫耀，生来又总那么comme il faut[1]，想象一下，我用颤栗的讨好的微笑掩盖我内心的极度悲伤，同时胡乱想出一个借口，想要翻阅旅馆的住宿登记簿。“噢，”我会说，“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以前在这儿住过——请让我查查六月中旬的记录——不，看来我完全搞错了——考塔盖恩，多古怪的一个家乡城市的名称。非常感谢。”或者说：“我曾有个客户住在这儿——我丢失了他的地址——我可不可以……？”而且时常，特别要是碰到那个地方的管理人员是某类生性阴郁的男子，我私下翻阅一下住宿登记簿的请求总会遭到拒绝。

我这儿有份备忘录： 在七月五日与我回到比尔兹利去待几天的十一月十八日之间，我在三百四十二家旅馆、汽车旅馆和旅游客店登记住宿，即使实际并没有住宿。这个数字也包括切斯纳特和比尔兹利之间的几次登记，其中有一次我发现了那个恶魔的影子（“努·珀蒂，伊利诺伊州拉鲁斯[2]”）。我不得不仔细安排查询的时间，保持一定的间隔，免得引起过度的注意；我只在服务台打听探询的地方肯定至少有五十处——但这种调查往往徒劳无功；我宁愿先花钱订下一个根本用不着的客房，以此建立起一个貌似真实和善意的基础。我的调查显示在我查阅的三百多本住宿登记簿中，至少有二十本提供给我一个线索： 那个东游西荡的恶魔在路上停留的次数比我们甚至还多，要不然就是——他完全干得出这样的事——他添加一些额外的住宿登记，好不断向我提供一些嘲弄的线索。只有一次，他确实和我们住在同一家汽车旅馆里，离洛丽塔的枕头只有几步。在有些情况下，他就跟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或邻近的街区。时常，他埋伏在两个既定场所之间的一个中间地点。我回想起洛丽塔，就在我们离开比尔兹利之前，趴在客厅的地毯上，研究旅行指南和地图，用口红标出一段段行程和停留地点；这一切多么鲜明清晰！

我很快发现，他早就预料到我会开展调查，所以专门用了一些侮辱性的假名来对付我。在我拜访的头一家汽车旅馆庞德罗萨旅社的办公室里，他所登记的混在十二三个显然常见的姓名中的姓名是： 格拉蒂安诺·福布逊博士[3]，纽约州米兰多拉。当然，这个姓名的意大利喜剧涵义免不了会引起我的注意。女店主纡尊降贵地告诉我说这位先生曾得了重伤风，一连五天卧床不起，他把汽车留在某个汽车修理厂里修理，七月四日他才付清账目离开。对，有个叫安·洛尔的姑娘以前在旅馆里工作，但现在嫁给了锡达城的一个杂货商。有个月色皎洁的夜晚，在一条偏僻的街上，我拦住了穿着白鞋子的玛丽；她像一个机器人似的正要尖声叫嚷，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同时发出求她帮助的虔诚的喊叫，以此设法让她具有人性。她赌咒发誓说她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格拉蒂安诺·福布逊是谁？她似乎动摇了。我唰地抽出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她把钞票举到月光下面。“他是你的兄弟，”她终于悄没声儿地说。我把钞票从她冰冷的手里一把抢了过来，骂了一句法语的粗话，转身跑开。这件事使我明白只好依靠自己。哪个侦探也发现不了特拉普为了适应我的思路和态度而安排的那些线索。我当然不能指望他会留下正确的姓名和住址；但我确实指望他会在自己阴险狡猾的光滑的层面上摔倒，比方说，并非绝对必要地大胆拿出一张色彩相当鲜艳、有关他个人的彩色照片，或者，通过披露出太少信息的那些量的部分的质的总和而披露得过多。不过有一点他成功了： 他成功地让我和我莫大的苦恼完全陷在他的恶魔的鬼把戏里。他凭借无穷的技巧摇摆晃动，重新取得难以置信的平衡，总给我留下那种逗引我的希望——如果我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提到背叛、愤怒、孤寂、恐惧和仇恨的话——以为他下次可能会暴露。他始终没有暴露——尽管有时只差那么一点点。我们都对那个穿着亮晶晶的衣服、具有传统的优美姿态、在云母般的亮光下小心翼翼地在绷紧的绳索上行走的杂技演员称赏赞叹；但那个穿着稻草人的衣服、扮作荒唐的酒鬼、善于在松垂的绳索上行走的人，身上具有多少更为难能可贵的功夫啊！我应该知道的。

他留下的线索虽确定不了他的身份，但却反映出他的个性，至少反映出某种与我具有相同性质的、十分突出的个性。他的风格、他的那种诙谐幽默——至少在最出色的时候——他的思维方式，都跟我十分的相似。他模仿我，嘲弄我。他的影射暗指当然表现自己文化修养很高。他博览群书，通晓法语，精于异想天开地杜撰新词和猜测词意[4]，而且还是个性学的爱好者。他那手字很像女人写的。他会改名换姓，但不管他写得多么歪歪斜斜，总掩盖不了自己对“t”、“w”和“l”这几个字母的十分特殊的写法。凯尔凯帕特岛[5]是他特别喜欢居住的地方之一。他不用自来水笔，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都会告诉你，这意味着病人是一个受到压抑的水中精灵[6]。人们慈悲地希望冥河中会有一些水中仙女。

他的主要特点就是爱捉弄人。天哪，这个卑鄙的家伙多会取笑人啊！他对我的学识表示质疑。我知道自己既然不是无所不知，就该谦虚谨慎，我为自己知道这一点感到相当得意；我认为很可能我在这场密码文字的追逐活动中漏了一些基本要点。当他那十分难解的谜语从旅馆住宿登记簿里其他那些普通的没有恶意的姓名中蓦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那虚弱的身体怎样因为欣喜和厌恶而不住颤抖！我发现每逢他觉得他的谜语对我这样一个解谜能手也太晦涩难解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容易的字谜再把我引回去。“亚森·罗宾[7]”在一个对年轻时所读的侦探故事仍记忆犹新的法国人来说是明明白白的。你也不必非得是个柯勒律治[8]的研究者，才能欣赏“英格兰波洛克城的埃·珀森”这个陈腐的玩笑。像“阿瑟·雷恩鲍”——显然是滑稽模仿Le Bateau Bleu作者的名字（让我也笑一笑吧，各位先生）——和因L'Oiseau Ivre而出名的“莫里斯·施梅特林”[9]（猜中了，读者！）之类的假名都情趣不高，但基本上还叫人想到一个有教养的人——不是一名警察，不是一个普通的蠢汉，也不是一个粗俗的推销员。而愚蠢可笑的“纽约州埃尔迈拉市的德·奥尔贡[10]”当然是出自莫里哀的戏剧；我新近曾想引起洛丽塔对一出十八世纪名剧的兴趣，所以又像迎接老朋友似的看到怀俄明州谢立丹市的哈里·邦珀[11]”。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告诉我那个显得样子相当特别的“新罕布什尔州莱巴嫩市的菲尼亚斯·昆比”是谁[12]。任何一个具有德国姓氏、对于滥用宗教又稍有兴趣的弗洛伊德学说的忠实信徒，一眼就该看出“密西西比州埃里克斯市基茨勒博士[13]”的含意是什么。到此为止，一切还算不错。这类玩笑质量不高，但总的说来并不针对个人，因而也就无伤大雅。在那些引起我的注意的住宿登记中，有些本身是确凿无疑的线索，只在比较细微的方面叫我感到困惑，我不愿意提出许多，因为我觉得是在一团充满词语的幽灵的迷雾中摸索，这些幽灵也许会突然变成活生生的度假的人。谁是“俄亥俄州兰博尔市的约翰·兰德尔”？他就是那个笔迹恰好类似“纽约州卡塔吉拉市[14]的恩·斯·阿里斯托夫”的真实的人吗？“卡塔吉拉”里讽刺的是什么？“英格兰霍克斯顿的詹姆斯·马弗·莫雷尔[15]”又是怎么个人？“阿里斯托芬”，“骗局”——很好，但我没领会的是什么呢？

有种笔调贯穿在他使用的所有这些假名中，每当我一碰上，总叫我的心特别痛苦地怦怦乱跳。比如“纽约州日内瓦市的吉·特拉普”是洛丽塔背叛我的迹象[16]。“凯尔凯帕特岛[17]的奥布里·比尔兹利”比那个混乱不清的电话留言更清楚地暗示应该到东部去寻找他们这种暧昧关系的起点。“宾夕法尼亚州梅里美市的卢卡斯·皮卡多[18]”，则旁敲侧击地表明我的卡尔曼已经向那个骗子泄漏了我那可怜的恋情。科罗拉多州多洛雷斯市的威尔·布朗[19]无疑十分刻毒伤人。那个阴森可怕的“亚利桑那州汤姆斯通市的哈罗德·黑兹[20]”（换个时间，这倒会引起我的幽默感）暗示他对这个姑娘的过去相当熟悉，这一点像梦魇似的有一刹那叫我想到我追踪的目标是她们家的一位老朋友，也许是夏洛特以前的情人，也许是一个想要补救以前过错的人（内华达州谢拉市的唐纳德·奎克斯[21]）。然而最锋利的匕首还是切斯纳特旅馆住宿登记簿上变换词尾字母位置的那条记录：“新罕布什尔州凯恩市的特德·亨特[22]”。

所有这些姓珀森的、姓奥尔贡的、姓莫雷尔的和姓特拉普的人在旅馆里登记的车牌号码都经过篡改，这只告诉我汽车旅馆的店主都不核对登录的旅客汽车牌号是不是准确。关于那个恶魔在韦斯和埃尔菲恩斯通之间租用的一些短程汽车的资料——填写得不是不完整就是不准确——当然毫无用处。他最初驾驶的那辆阿兹特克牌汽车的牌照闪烁着不断变动的数字，有的数字互换了位置，有的数字经过改动或省略，然而不知怎么，却总形成了相互关联的组合（比如“WS1564”、“SH1616”、“Q32888”或“CU88322”[23]），不过，这些组合都设想得那样精巧，从来不会暴露出它们共同的命名人[24]。

我忽然想到，他在韦斯把那辆折篷汽车交给他的同伙，自己改用短程出租汽车的方式以后，接替他的人也许没有他那么小心，会在哪家旅馆的办公室里把那些相互关联的数字的原型写出来。然而，如果沿着我知道那个恶魔所走的路去寻找他已经是一件如此复杂、迷茫、徒劳无益的工作，那么，想要追踪不知其走哪条道路的不知其名的汽车驾驶人，我又能指望得到什么呢？

[1] 法文规规矩矩。

[2] “努·珀蒂，伊利诺伊州拉鲁斯”，原文是“N.Petit,Larousse 111.”。这是法国一部有插图的字典Nouveau Petit Larousse Illu stré（《新编拉鲁斯插图小词典》）书名的缩写。

[3] 在16—18世纪的意大利通俗喜剧中，这个人物是一个哲学家、天文学家、文学家、外交家、物理学家、语法学家等，他讲起话来经常胡乱引用拉丁文和希腊文中的典故。

[4] 原文为logodaedaly and logomancy。Logodaedaly的意思是“玩弄词语”，作者用logo-（词）创造成了新词logomancy（猜测词意）。

[5] 凯尔凯帕特岛，原文是法文Quelque part，意思是“某处”，犹“乌有之乡”意。

[6] 纳博科夫说，“选里的要点是：水中精灵”是一个人（一般是男性），他经常因为另一个人（一般是女性）小便而激起强烈的性欲。

[7] ”亚森·岁宾“是勒布朗塑造的人物。指法国作家勒布朗（Maurice Leblanc，1864—1941）的一部作品。勒布朗被视为法国的柯南·道尔。

[8] 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他曾自述其写作长诗《忽必烈汗》（Kubla Khan，1816）的经过，略云：“1797年夏，他身体不佳，在衣舍静养。一日略感不适！服用镇痛剂后，翻阅《拍切斯游记》一书，读到‘恕必、烈汗下令在此兴建皇宫和豪华御苑，于是十里膏腴之地均被圏入围墙’选两句时，药性发作，昏昏睡去。梦中异象纷呈，诗思泉涌，作诗不下二三百行，醒来记忆甚为清晰，急取纸笔写下。不巧此时适有波洛克的一个人因事带访，使他写作中断。”埃拍森与“一个人”（APerson）谐音。

[9] 法国诗人兰波著有《醉舟》（Le Bateau Ivre），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著有剧本《青鸟》（L'Oiseau Bleu，1909）。这里’作者把这两部作品的书名变换了位置，改为Le Bateau Bleu（《青色的舟船》）和L'Oiseau Ivre（《醉鸟》）。

[10] 奥尔贡是法国剧作家莫里哀（Jean Baptiste Poquelin，1622—1673）的名剧《达尔杜弗》（T artuffe，1664，亦译《伪君子》）中女主人公艾耳密尔的丈夫。达尔杜弗选个伪君子企圏勾引艾耳密尔，埃尔迈拉是个真实的市镇，也是一所女子学院的所在地。

[11] 邦拍是爱尔兰剧作家谢立丹（Richard Sheridan，1751—1816）的名作《造遥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1777）中的一个人物。

[12] 根据希腊神话，菲尼亚斯向伊阿宋提出了寻找金羊毛的指示。菲尼亚斯昆比（Phineas Quimby，1802—1866）则是美国在精神治疗领域中的一个先驱，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莱巴嫩。

[13] 基茨勒博士，原文是Dr.Kitzler。Kitzler是德文，意思是“阴蒂”

[14] ”卡塔吉拉“是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前445—前385）的喜剧《阿卡奈人》（The Acharnians，前425）中一个市镇的名称，意思是“嘲弄”

[15] 詹姆斯·马弗·莫雷尔（James M avor Morell）是英国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的剧本《康蒂姐》Candida，1894中的一个主要人物。霍克斯顿是剧中的一个地名。”霍克斯“英文为hoax，意思是”骗局“所以下文那么说。

[16] 亨·亨的亲戚特拉普是瑞士人。奎尔蒂知道后，选了一个在瑞士和美国同名的城市。

[17] 凯尔凯帕特岛，原文是法文Quelque part，意思是“某处”，犹“乌有之乡”意。

[18] 卢卡斯是梅里美的小说《卡尔曼》中一个骑马斗牛士，也就是一个所请“皮卡多”他是卡尔曼的最后一个情人。

[19] ”布朗！原文是Brown，也意“褐色”。褐色是亨伯特最喜欢的洛丽塔身体的颜色。

[20] 哈岁德·黑兹是洛丽塔已故的父亲的名字。

[21] 原文为Donald Quix，暗喻“堂吉诃德”（Don Quixote）。

[22] ”新罕布什尔州凯恩市的特德·亨特“原文”Ted Hunter,Cane,NH“是把”Enchanted Hunter着魔的猎人“一词的字母改变位置而成的。

[23] 头两个牌照上的字母和数字，代表威廉·莎士比亚姓名的起首字母和生卒年月。后两个牌照上的字母代表奎尔蒂和他的爱称奎，而两行数字相加起来为五十二。亨·亨·和洛丽塔在路上走了一年——也就是五十二个星期。根据雷写的《序文》，洛丽塔、亨伯特·亨伯特和奎尔蒂都死于1952年。

[24] 亨·亨和奎尔蒂都不可能意识到五十二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只有一个人可以，“它们共同的命名人”，当然是指作者。

二四

现在我相当详尽地把那段痛苦的经历概述了一遍。等我就在当时那种心情下抵达比尔兹利的时候，头脑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象，并且经过——总有风险的——删汰剔除，把这个形象归结到病态的思考和迟钝的回忆所能给予它的唯一具体的源头。

除了里戈尔·莫蒂斯牧师（女学生们都这么叫他）和一位教选修的德文和拉丁文课的老先生外，比尔兹利中学里没有正式的男教师。只有两次，比尔兹利学院的一个美术课的教师曾经到学校里来把法国城堡和十九世纪绘画的幻灯图片放给女学生看。我曾想要去看看放的幻灯图片，听听讲解，但多莉像她惯常的那样，请求我别去，就是这么回事。我还记得加斯东有次提到这个教师，说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garçon[1]；但也就此而已。这个爱好城堡的人的姓名，我想不起来了。

在决定采取行动的那天，我冒着冻雨，走过校园，来到比尔兹利学院梅克楼的问询处。在那儿我打听到这个家伙姓里格斯（跟那个牧师的姓很像），是一个单身汉，他正在“美术馆”里上课，再过十分钟就会从那儿出来。在通向礼堂的走道里，我在一张简陋的云石长凳上坐下，这张长凳是塞西莉亚·达尔林普尔·兰布尔捐赠的。我小便处感到不舒服，醉醺醺的，十分瞌睡，坐在那儿等候，枪揣在雨衣口袋里，紧紧握在我的手中；这时我突然想到自己真是发狂了，就要干出一件愚蠢的事。艾伯特·里格斯助理教授要把我的洛丽塔藏在他在比尔兹利普里查德街二十四号的家里，这种可能几乎根本没有。他不可能是那个恶棍。这真荒谬绝伦。我不但浪费了时间，而且还丧失了理智。他和她在加利福尼亚州，根本不在这儿。

不久我发现在几座白色雕像后面，隐隐约约地起了一阵骚动。有扇门——不是我一直盯着的那扇——轻快地打开了，一个秃脑袋和两只明亮的褐色眼睛在一群女学生中晃动着朝前逼近。

他在我眼里完全是个陌生人，但他却执意认为我们在比尔兹利中学的一次露天招待会上见过面。我那打网球的可爱的女儿好吗？他还有一节课，课后会来找我。

另一次识别查证的努力解决得没这么迅速： 凭借洛的一本杂志上的广告，我放胆跟一名私人侦探取得了联系，他以前是个拳击手。我只让他了解了一点儿那个恶魔所采用的方法随后就把我所收集到的那类姓名和地址告诉了他。他索取了一笔数目可观的保证金，于是整整两年——两年，读者啊！——这个笨蛋都忙着查核那些毫无意义的材料。我早就断绝了跟他一切金钱上的关系，有一天他却得意洋洋地来了，告诉我有个名叫比尔·布朗的八十岁的印第安人住在科罗拉多州的多洛雷斯附近。

[1] 法文，家伙。

二五

这部书讲的是洛丽塔；既然我已讲到可以被称作“Dolorès Disparue[1]”的部分（如果我没有被另外一个内心燃烧的殉道者抢先一步的话），再去分析接下去那三个空虚的年头也就没有什么意义。虽然有几个有关的问题得记录下来，但我希望传达的总的印象就是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刻，忽然哗啦一下子打开一扇边门，一股呼啸的黑暗的时光奔腾而来，带着迅猛的疾风盖没了孤独的大难临头的哭喊。

说来奇怪，我难得梦见洛丽塔，要有的话，也不像我记得的她的那副样子——不像我在白天做噩梦、夜晚失眠的时候脑海里有意识地经常着魔似的见到她的那副样子。说得明确点儿，她确实经常出现在我的睡梦中，但她经过古怪可笑的乔装改扮，样子就像瓦莱丽亚或夏洛特，或者兼有她们俩的体貌。这个合成的幽灵总来到我的面前，在一种十分忧郁、叫人厌恶的气氛中换下一件件衣服，还会带着懒洋洋的撩人的姿态倚靠在一条狭窄的木板或硬靠椅上，肉体半遮半露，好似一个足球球胆的橡皮活门。我总发现自己待在讨厌的chambres garnies[2]里，假牙断裂了或者束手无策地忘了给搁在哪儿，我应邀参加那儿的一些单调乏味的解剖活体动物的宴会，那种活动的结尾总是夏洛特或瓦莱丽亚依偎在我血淋淋的怀抱中哭泣，受到我那兄弟一般的嘴唇充满温情的亲吻；在这种颠倒错乱的梦境中有受到拍卖的维也纳的小摆设，有怜悯也有阳痿，还有刚刚喝醉酒的非常可怜的老妇人的褐色假发。

有一天，我把一大堆青少年看的杂志从汽车上搬出来，全部毁掉。你知道那种杂志。它们在本质上还是石器时代的，而在卫生保健方面倒很能跟上时代，至少达到了迈锡尼时代[3]的水平。一个漂亮的、体态丰满的女演员，长着长长的睫毛和柔软、鲜红的下嘴唇，为一种洗发剂做宣传。广告和时尚。年轻的学者十分喜爱衣服有大量褶裥——que c'éait loin, tout cela！[4]提供晨衣是你女主人的义务。毫无关联的琐事使你的谈话失去活力。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剔牙的人”——就是在办公室的宴会上剔去她皮肤表皮的人。除非一个男人年纪很大或地位重要，否则他在跟一个女人握手前应该先脱掉手套。穿“令人激动的新型腹兜”会招来风流韵事。勒束肚皮，收紧臀部。爱情影片中的特里斯丹[5]。是，先生！乔－罗婚姻之谜引得爱拉呱儿的人说长道短。快速、节俭地美化自己。连环漫画杂志。坏女孩儿黑头发，叼着父亲的粗雪茄；好女孩儿红头发，留着爹爹剪短了的漂亮小胡子。或者那组画着那个大恶魔和他的妻子、一个小矮子的连环漫画。Et moi qui t'offrais mon génie……[6]我回想起她小时候我常写给她的那首相当有趣的打油诗：“打油，”她总嘲弄地说，“一点儿不错。”

松树和那只松鼠，荒野和那些野兔

都有某些并不引人注目的特殊习俗。

雄蜂鸟姿态优雅地急速高飞。

爬行的蛇把爪子揣在口袋里……

她其他的东西更不容易丢弃。直到一九四九年年底，她的一双旧的帆布胶底运动鞋、她穿过的一件男式衬衫、我从衣箱夹层里找出来的几条老式的蓝布牛仔裤、一顶皱巴巴的学生帽，以及诸如此类杂七杂八的宝物，还一直受到我的珍藏爱护，上面沾满了我的亲吻和雄人鱼的泪迹。后来，等我明白我的头脑快要爆裂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收集到一起，加上原来存放在比尔兹利的东西——一箱书、她的自行车、旧外套、高统套鞋——在她十五岁生日那天，作为一个无名人士捐赠的礼物全部寄给了位于加拿大边境一个受到大风吹刮的湖岸旁的一所孤女院。

假如我去请教一个施行催眠术的能手，他也许会取得我头脑中的一些偶然的回忆，并把它们排列成一个合理的格局，这是很可能的。那些回忆，我已相当夸张地将其贯串在我的书里，即便如今我已知道该从过去的岁月中寻找什么，它们仍比呈现在我心头的要夸张得多。那时我觉得我只是跟现实失去了联系；我以前在魁北克住过一家疗养院，就在那儿度过了那年冬天余下的时光和第二年春天的大部分时间。后来，我决定先到纽约去了结一些个人事务，随后再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彻底搜寻。

下面是我在疗养院里写的一首诗：

寻人啊，寻人： 多洛蕾丝·黑兹。

头发： 褐色。嘴唇： 鲜红。

年龄：五千三百个日子。

职业：无或“小明星”。

你躲藏在哪儿，多洛蕾丝·黑兹？

你为什么要躲藏，我的宝贝儿？

（我在迷茫中呓语，我在迷宫中行走，

我没法子走出去，欧椋鸟说[7]。）

你在前往何处，多洛蕾丝·黑兹？

你乘坐的魔毯是什么牌子？

可是流行的“淡黄色美洲狮”？

你的汽车停放在哪儿，我那车上的小宝贝？

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多洛蕾丝·黑兹？

仍是那些披着蓝色斗篷的明星中的一员？

哦，那气候温暖的日子，那棕榈成荫的海湾，

还有汽车、酒吧，我的卡尔曼！

哦，多洛蕾丝，那自动唱机多么叫人伤感！

你还在跳舞吗，我的宝贝儿？

（两人都穿着磨损的牛仔裤、破了的圆领运动衫，

而我，在墙旮旯儿里，怒吼咆哮。）

快活啊，快活，性情乖僻的麦克费特

带着十分年轻的妻子周游美国，

坐着他的“莫利”在各州奔驰，

在受到保护的野生动物中生活。

我的多莉，我为之疯魔的人儿！她的眼睛是灰色的，

我亲她，她也从不把眼睛闭上。

知道一种名叫Soleil Vert[8]的古老香水吗？

你是巴黎人吗，先生？

L'autre soir un air froid d'opéa m'alita:

Son fêlé——　bien fol est qui s'y fie!

Il neige, le décor s'écroule, Lolita!

Lolita, qu'ai-je fait de ta vie? [9]

怨恨得要死，后悔得要死，

洛丽塔·黑兹，我快要死了。

又一次我举起满是汗毛的手，

又一次我听见你在哭喊。

警官啊，警官，他们朝那儿走了——

在雨中，就是那家亮着灯的铺子！

她的短袜是白色的，我非常爱她，

她的姓名就是多洛蕾丝·黑兹。

警官啊，警官，他们就在那里——

多洛蕾丝·黑兹和她的情人！

拔出你的手枪，跟着那辆汽车。

现在跳出车去，赶快隐蔽。

寻人啊，寻人：多洛蕾丝·黑兹。

她那蒙眬的灰色目光从不畏缩。

九十磅就是她的全部体重，

她的身高是六十英寸。

我的汽车缓慢吃力地前进，多洛蕾丝·黑兹，

最后一段长路又最为艰辛，

我将被抛弃在野草腐烂的地方，

余下的只是铁锈和星尘。

用精神分析法来看这首诗，我发现它真是一个狂人的杰作。这些僵硬、刻板、过分渲染的韵脚跟精神病患者在他们精明的训练人设计的测试中所画出来的某些没有透视法的糟不可言的景物和形象及经过放大的景物和形象非常一致。我还写了其他许多诗。我也沉浸在别人的诗里。然而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复仇的重任。

要是我说，失去洛丽塔给我的打击，治好了我对少女反常的性欲，那我就是个无赖，要是读者相信了这句话，那他就是个傻瓜。不论我对她的爱受到什么影响，我那该受诅咒的本性却难以改变。在操场和海滩上，我那邪恶的、鬼鬼祟祟的眼睛总要违背我的意愿，仍去努力寻找闪现出的性感少女的四肢，努力寻找洛丽塔的侍女和捧花少女的那些隐秘的象征。不过我心中的一个基本的幻象已经消逝。现在我再也不想着可能跟一个（具体的或假想的）小姑娘在什么偏僻的地方获得幸福；我的想象力的利齿再也不会伸向待在记忆中遥远的岛屿的港湾里的洛丽塔的姐妹。那一切都结束了，至少眼下如此。另一方面，唉，两年过度的放纵生活让我养成了某些肉欲的习惯：我担心如果放学和晚餐之间在一条小路上偶然碰到一次诱惑，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片空虚会使我陷入突然癫狂的无法无天的状态。我受到孤寂的侵蚀。我需要有人陪伴和照料。我的心脏是一个歇斯底里、不大可靠的器官。里塔就是这么给牵扯进来的。

[1] 法文失踪的多洛蕾丝。

[2] 法文，备有家具的房间。

[3] 迈锡尼（M ycenae）是希腊南部的一座古城。迈锡尼时代约在公元前1500—前1100年。

[4] 法文，这一切都多么遥远！

[5] Tristram，英国亚瑟王传奇中著名的圆桌骑士。

[6] 法文我把我的才华都献给你……

[7] 选里用的是英国小说家斯特恩的任篇小说《多情客游记》Sentim ental Journey，1768）中的一句话。牧师约里克访问巴黎时，对巴士底狱并不十分重视，他却注意到一只关在笼里、会说话的欧椋鸟。“我没法子走出去，”欧椋鸟说。他也无法把那只鸟放出去。鸟儿反复说的选句话成为奴役和囚禁的象征。

[8] 法文，绿日。

[9] 法文’那天晚上，从歌剧院到来的一股寒风逼得我上床就寝：/它断断续续—凡是信任它的人都是傻瓜！/天下着雪，舞台布景侧塌了，洛丽塔！/洛丽塔，我把你的一生怎样糟蹋了？

二六

她的年龄比洛丽塔的大一倍，是我年龄的四分之三：一个身材瘦小、头发漆黑、皮肤苍白的成年人，体重一百零五磅，长着两只妩媚但不大对称的眼睛，她的侧面棱角分明，好似迅速勾勒出来的；她柔软的脊背上有着最迷人的ensellure[1]——我猜她有点儿西班牙人或巴比伦人的血统。五月里一个堕落的夜晚[2]，我在蒙特利尔和纽约之间，或者说得范围狭小一点，在托伊莱斯镇和布莱克之间一家名叫“灯蛾”的炽热而暗淡的酒吧里结识了她。当时她喝醉了酒，显得相当亲切；她坚持说我们过去是同学，还把她的一只颤抖的小手放在我那粗大的手掌上面。我只感到微微有点儿兴奋，但我决定给她试试；我这么做了——收下她作为一个忠实的伴侣。她那么善良，里塔，是那么个随和开朗的人，因此我想仅仅出于友好和同情，她就会把自己献给任何一个可怜的生灵或感伤的谬误，比如一棵折断的老树或一只失去配偶的豪猪。

我头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她刚和她的第三个丈夫离婚——新近又刚被她的第七个cavalier servant[3]抛弃——其他的人，那些见异思迁的人，实在太多、太不固定，无法加以统计。她的哥哥过去是——而且无疑现在仍然是——热情支持他们那个爱好打球、爱读《圣经》、处理谷物的家乡市镇的一个脸色苍白、系着吊带、打着色彩鲜艳的领带的重要政客和市长。过去八年，他每月付给他那了不起的小妹妹好几百块钱，但有个十分苛刻的条件，就是她永远永远也不能再踏进了不起的小格兰因鲍尔[4]市。她惊讶悲叹地告诉我，不知出于什么该死的缘故，她交的每个新的男朋友总首先要带她去格兰因鲍尔：那个地方具有致命的吸引力；而且在她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给吸进了那个市镇的月牙形轨道，并且顺着给泛光灯照得通明的环绕那个市镇的车道——“绕了一圈又一圈”，用她的话说，“就像桑树上一只该死的蛾子”。

她有一辆漂亮的双门厢式小客车。我们坐着它去加利福尼亚州旅行，好让我那辆老汽车休息一下。小客车的正常速度是每小时九十英里。亲爱的里塔！从一九五〇年夏天到一九五二年夏天，我们一块儿漫游了暗淡无光的两年。她是我能想象出的最最和蔼、纯朴、温柔、寡言少语的里塔。跟她相比，瓦莱契卡[5]是施莱格尔，夏洛特是黑格尔[6]。我找不出一点儿理由要在这部邪恶的回忆录的边沿轻率地谈论她，但我想说（嗨，里塔——无论你目前在哪儿，喝醉了酒还是酒醉以后头疼恶心，里塔，嗨！）她是我曾有过的最会给人安慰、最能领会我的意思的伴侣；要没有她，我肯定会落入疯人院。我告诉她我正在设法寻找一个姑娘，要去干掉她的情人。里塔神情严肃地同意了这个计划——而且在她独自在圣亨伯蒂诺周围展开的一次调查中（实际上她什么都没弄清楚），自己也被一个相当恶劣的骗子缠住了；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她救回来——她疲惫不堪，浑身是伤，却仍很自负。后来有一天，她打算用我的神圣的自动手枪去玩俄罗斯式轮盘赌[7]。我说不行，这不是一把左轮手枪；我们你争我抢，结果后来枪走了火，在小屋的墙上打了个窟窿，从里面喷出一道十分滑稽的细溜溜的热水。我还记得当时她发出的尖利的笑声。

她背部那奇特稚嫩的曲线，她那米白色的皮肤，她那慢悠悠的柔媚的鸽子似的亲吻，使我不再瞎胡闹。并非如同有些骗子和巫医所说的那样艺术天资是性的次要特征，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性不过是艺术的附属品。它是一种相当神秘的狂欢，具有我一定注意到的十分有趣的影响。我早已放弃了搜寻：那个恶魔不是在鞑靼区就是在我的小脑中给焚毁了（那股火焰被我的幻想和悲伤扇得很旺），他当然不会让多洛蕾丝·黑兹到太平洋沿岸去参加网球锦标赛。有天下午在我们返回东部的途中，我们下榻于一家令人惊骇的旅馆，就是人们在那儿举行会议的那种旅馆，在那儿，别着标签、肥肥胖胖、面色红润的男人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他们彼此直呼其名，做着买卖，开怀畅饮——亲爱的里塔和我一觉醒来，发现我们的房里多了一个人，一个金发碧眼、好像得了白化病[8]的小伙子，他长着白色的眼睫毛，两只大大的耳朵通明透亮。我和里塔两个人都想不起在我们凄惨的生活中曾经见过他。他穿着一件厚厚的肮脏的内衣，满身是汗，脚上仍旧穿着一双旧式军用长靴，躺在我那贞洁的里塔那边的双人床上，鼾声大作。他有一颗门牙已经掉了，脑门上长着一些琥珀色的脓疱。里托契卡[9]把她那柔美多姿的裸体用我的雨衣裹住——这是她手边可以拿到的头一样东西；我则匆忙穿上一条条纹图案的长内裤；我们察看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五个杯子都给用过了，从迹象看，他是钱多得不知怎么花了。房门没有完全关好。一件毛线衫和一条软沓沓不成样子的棕褐色裤子扔在地板上。我们摇晃着这身衣裤的主人，使他痛苦地清醒过来。他什么都记不起来，只用一种里塔听出是纯正的布鲁克林口音怒气冲冲地暗示说我们用某种方式窃取了他（毫无价值）的身份。我们催他穿好衣服，把他送到最近的一家医院，路上我们发现，不知怎么，经过一些事后都不记得的七弯八转以后，我们竟然到了格兰因鲍尔。半年以后，里塔给那位大夫写信去打听那个病人的消息。杰克·亨伯逊（别人都这么粗俗地称呼他）仍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噢，摩涅莫绪涅[10]，你这众女神中最可爱、最顽皮的女神！

要不是因为这件事引起我一连串的想法，我本来是不会提的；那些想法最终导致我在《坎特里普[11]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米密尔[12]与回忆》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除了那份出色的刊物善意的读者认为新颖、重要的观点以外，我还提出了一种感性时间的理论，这种理论依据的是血液循环，并且在概念上取决于（为了装满这个小小的容器）人的头脑不仅对物质具有清醒的意识，而且对其自身也有清醒的意识，从而在两点（可储存的未来和已储存的过去）之间产生一种连续不断的联系。由于这番尝试——以及我先前的travaux[13]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正达到顶点——我从纽约给邀请到四百英里外的坎特里普学院去任教一年；当时我和里塔正住在纽约的一套小公寓里，从公寓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在下面远处中央公园一个有喷泉的凉亭里洗淋浴的那些晶莹闪亮的孩子。从一九五一年九月到一九五二年六月，我就住在那所学院里专供诗人和哲学家居住的公寓里。我不希望让里塔出头露面，所以她沉闷单调地住在——多少有点儿不体面，我想——公路旁的一家小旅馆里，我一个星期去看她两次。后来她不见了——比在她之前的那一位所做的来得人道一些：一个月以后，我在当地的监狱里找到了她。她trèsdigne[14]，阑尾给切除了，还努力让我相信她被指控从一位罗兰·麦克拉姆太太那儿偷的那件漂亮的浅蓝色毛皮大衣实际上是罗兰本人自动送给她的礼物，尽管当时罗兰有点儿醉醺醺的。我并没有向她那性情暴躁的哥哥求助，就顺利地把她保了出来，而后我们就开车返回中央公园西区，路上经过布赖斯兰，前一年我们曾在那儿停留过几个小时。

我突然莫名其妙地起了一阵想要再现我和洛丽塔在那儿停留的时光的冲动。我正进入一个新的生活阶段，放弃了追踪她和拐骗她的人的一切希望。眼下，我试图再退回到往日的情境中去，以便保存在回忆中还可以保存的一切。souvenir ,souvenir que me veux-tu?[15]已经可以感到几分秋意。汉伯格教授[16]寄了一张明信片，要求订一个有两张床的房间，很快得到了表示歉意的答复。房间都住满了，只有一个没有浴室的地下室房间，有四张铺。他们认为我不会要。他们的信笺抬头是这样的：

着魔的猎人

靠近教堂 没有恶狗

供应所有合法的饮料

我可不知道最后这句话是否靠得住。所有吗？比如说他们有人行道上的石榴汁糖浆吗？我也不知道一个猎人，不管他着了魔还是没有着魔，会不会更需要一头猎犬而不是教堂里的一个座位。我带着一阵痛苦回想起与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相称的一个场景：petite nymphe accroupie[17]；只是那条毛皮光滑的长耳猎狗也许受过洗礼[18]。不——我觉得我忍受不了重新光顾那个旅馆大厅所会带来的痛苦。在气候温和、秋色斑斓的布赖斯兰的其他地方，也许更有可能重新领略过去的时光。我把里塔留在一家酒吧里，自己前往市立图书馆。一个叽叽喳喳的老处女非常乐意帮我从装订好的《布赖斯兰日报》中找出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旬的那一本，不一会儿，我就待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在一盏没有罩子的灯下翻阅那巨大的、发脆的一页页报纸，手里的这卷报纸合订本像棺材似的黑漆漆的，几乎像洛丽塔那么大。

读者！Bruder[19]！这个汉伯格是个多么愚蠢的汉伯格啊！因为他的过于敏感的机体不愿面对实际的场面，他便以为至少可以欣赏其隐秘的一部分——这叫人想起在一个被洗劫一空的凄惨的村子里，实施强奸的队列中的那第十个或第二十个士兵把姑娘的黑色披巾摔到她苍白的脸上，好在发泄军人的兽性时看不见那双叫他难以忍受的眼睛。我渴望看到的就是刊登在报上的那张照片，当时《日报》的摄影记者正全神贯注于布雷多克博士和他的小组，碰巧把我这个擅自闯入的人的形象也拍摄在内。我热切地希望找到那个艺术家作为一个年轻的色鬼保存着的那张照片。就在我邪恶地摸向洛丽塔的床的时候恰巧给一架并无恶意的照相机拍了下来——对摩涅莫绪涅来说，这个场面多富有吸引力啊！我说不清我的这股冲动的真正性质。我觉得也许跟那种叫人神魂颠倒的好奇心有关；它促使一个人在一天清早处决罪犯的时候拿起放大镜仔细察看那一个个黯淡的小小的身影——简直就是一幅静物画，每个人都好像马上要举起手脚，而那个病人的神情在图片上则看不清楚。不管怎么说，我确实气吁吁的，而那本末日审判的大书的一只角在我翻阅浏览的时候则老是戳着我的肚子……《蛮力》和《着魔》[20]要在二十四日、星期天在两家剧院同时上映。独立的烟草拍卖商珀多姆先生说自从一九二五年起，他一直抽Omen Faustum[21]牌香烟。大个儿汉克和他那娇小的新娘就要到尺蠖街五十八号雷金纳德·金·戈尔夫妇家去作客。某些寄生生物的大小是寄主的六分之一。敦刻尔克在十世纪时修筑了防御工事。女式短袜三毛九。系带浅帮鞋三块九毛八。酒、酒、酒，不肯让人拍照的《黑暗时代》的作者[22]俏皮地说，可能适合一只波斯的噗噗吐泡的鸟，但我要说，为了玫瑰花和灵感，每次都给我雨、雨、雨，打在木瓦屋顶上的雨。酒窝是因皮肤粘附在较深的组织上而形成的。希腊人击退了游击队一次来势迅猛的突袭——还有，啊，终于找到了，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小人儿，穿着黑衣服的布雷多克博士，但不管挨着他那宽大的身躯的是个什么鬼怪的肩膀——我却看不出哪一个是我。

我去找里塔，她带着vin triste[23]笑容把我介绍给一个身材矮小、形容枯槁、蛮横强硬的老头儿，说这位是——他叫什么来着，孩子？——是她以前的同学。他想要留住她，在接着发生的那场小小的扭打中，我的大拇指触到他坚硬的脑壳，弄得很疼。我带她走到寂静的、色彩缤纷的公园里，让她呼吸点儿新鲜空气，她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说跟所有别的男人一样，我很快、很快也会离她而去。于是我给她唱了一首情意绵绵的法国民歌，又即兴诌了几句诗哄她开心：

这个地方名叫“着魔的猎人”。告诉我：

你的幽谷赞同用何种印第安染料，

戴安娜，来使景物如画的湖泊化作

蓝色的旅馆门前一片血红的树木？

她说：“旅馆明明是白的，为什么说成蓝的，到底为什么说成蓝的？”接着又哭起来，我领着她走到汽车旁边，随后我们驾车往纽约开去。不久，她高高地站在我们公寓的小阳台的烟雾中，又变得相当快乐。我发现不知怎么，我把两件事搅和在一块儿了： 一是我和里塔去坎特里普的路上在布赖斯兰的游览，二是返回纽约的途中我们又路过布赖斯兰；不过那儿所弥漫的那些炫目的色彩可不会在艺术家的回忆中受到轻视。

[1] 法文，（妇女的）脊柱曲线。

[2] 这是仿效英国诗人托·斯·艾略特的长诗《老年》中很有名的一句（第20行）：“在堕落的五月，山茱萸和栗树，这些开花的叛徒。”

[3] 法文，贵妇人的男伴。

[4] 格兰因鲍尔，原文为Grainball，意思是“谷物球”。

[5] “瓦莱丽亚”的昵称。

[6] 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都是德国哲学家，这里是用他们的姓名来押韵，并无其他意义。

[7] 俄罗斯式轮盘赌，赌时在左轮手枪中仅装一发子弹，然后转动旋转弹膛，举枪对准自己的头并扣动板机。

[8] 白化病是一种先天性疾病，患者体内缺乏色素，毛发都呈白色。

[9] 里塔的爱称。

[10] Mnemosyne，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宇斯化作牧人和她生了缪女神。

[11] 坎特里普，原文为Cantrip，意思是“符咒”。

[12] 米密尔（Mimir）是北欧神话中守卫智慧之泉的巨人，居住在象征宇密的大树伊格德拉西尔（Yggdrasill）根旁的那口井里。

[13] 法文，著作。

[14] 法文，神态显得十分端庄。

[15] 这是法国诗人魏尔仑写的诗篇《一去不返》（Nevrmore）中的第一句，意思是“回忆啊，回忆，你要我怎样？”

[16] 即亨·亨伯特。

[17] 法文，蹲着的性感少女。

[18] 旅馆一般规定“不得带狗进入！”所以在第一部第二七章中，洛丽塔和那位太太的狗玩耍时，亨伯特感到纳闷，不知旅馆的规定是否修改过，可以接待信奉基督教的狗。

[19] 德文，兄弟。

[20] 《蛮力》（Brute F orce）是美国环球影片公司1947年制作的一部影片。《着魔》（Possessed）是美国华纳影片公司1947年制作的一部影片。

[21] 拉丁文，系香烟牌子，意思是“鸿运”。

[22] 指奎尔蒂。

[23] 法文，喝醉酒后忧伤的。

二七

我的信箱安在门道里，那种信箱，旁人从玻璃投信口中可以瞅见里面有没有邮件。先前已经有好几次，五颜六色的光透过玻璃，照在信箱里一个陌生的笔迹上，竟把这种笔迹幻化得颇像洛丽塔的笔迹，这使我靠着附近的一只瓮几乎倒下，几乎以为那就是我的骨灰瓮。每逢遇到这种时候——每逢她那可爱的、环形的、稚气十足的潦草笔迹又可怕地变成跟我通信的少数几个人中某一个人呆板的笔迹时——我总带着十分苦涩的乐趣回想起在见到多洛蕾丝以前我那毫无猜疑之心的过去的岁月，那时，我总被对面一扇珠光闪闪的窗户引入歧途，我的鬼鬼祟祟的目光，我那可耻的恶习的永远警觉的潜望镜，总会远远看到窗户里一个半裸体的性感少女在梳理她那头“漫游奇境的爱丽丝”的秀发时的静止的动作。正因为这个幻象可望而不可及，又不可能凭借知道一个附带的禁忌而去对它加以破坏，所以在这个火热的幻影中有一种无上的完美，它使我心头狂热的喜悦之情也变得完美无缺。确实，未成年的少女所以对我具有魅力，也许并不怎么在于她们纯洁、幼小、不得接近的小仙女似的美貌有多清明澄澈，而在于那种情况的安全性，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无限的完美填补了极少的赐予和极多的许诺之间的空白——那许多永远也得不到的灰色玫瑰。Mes fenêtres[1]！我高高地对着斑驳的斜阳和正在兴起的苍然暮色，咬紧牙齿，把我欲望中的所有恶魔都聚集到一座颤动的阳台的栏杆上： 阳台随时会在杏黄、乌黑的潮湿的夜晚飞走，它真的飞走了——于是那个发亮的形象移动起来，夏娃又重新成为一根肋骨[2]，窗户里的一切就会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个部分身体还裸露着的胖男人在看报纸。

在我的幻想和自然的现实所展开的竞赛中有时我会取胜，因此这种骗局还是可以忍受的。遇到机缘参与这种冲突，并且剥夺了本来我会得到的微笑时，不堪忍受的痛苦就开始了。“Savez-vous qu'à dix ans ma petite éait folle de vous？”[3]在巴黎的一次茶会上，跟我交谈的一个女人这么说。那个petite[4]刚刚结婚，住在很远的地方；而我却甚至记不得十二三年以前，自己在那个紧挨着网球场的花园里是否曾注意过她。现在，同样，未来闪亮的启示、现实的承诺，一个不但引诱人去照着做而且应当高尚地予以遵守的承诺——所有这一切，机缘都拒绝给我——机缘跟那个脸色苍白、招人喜爱的作家向小人物的转变都起了作用。我的幻想既是普鲁斯特式的，又是普罗克拉斯提斯式的[5]；一九五二年九月下旬的那天上午，在我下楼去摸索信件的时候，跟我关系很不好的那个矮小机灵、脾气暴躁的看门人开始抱怨说有个新近送里塔回家来的男人在门前的台阶上“呕吐了很多东西”。我一边听着他的话，一边给了他一点儿小费，接着继续听他对这桩事改头换面、比较斯文的复述，我的印象是那个该死的邮差送来的两封信中有一封是里塔的母亲（一个疯疯癫癫的小女人）写来的。我们曾到科德角[6]去看过她一次，不管我住址怎么变动，她一直给我来信，说她女儿跟我多么般配，如果我们结婚，会有多好；另一封信我在电梯上拆了开来，匆匆看了一遍，原来是约翰·法洛写来的。

我常常注意到，我们都喜欢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读者心中所获得的那种固定的模式赋予我们的朋友。不论我们把《李尔王》重新翻开多少次，我们都决不会发现那个好心的国王跟他的三个女儿和她们的叭儿狗快活地重新相聚，在欢乐的宴会上丁丁当当地碰着杯子，饮酒作乐，把所有的不幸都置诸脑后。爱玛也决不会恢复体力，因为福楼拜的父亲及时的泪水里那同情的盐分而起死回生[7]。任何一个受到喜爱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论他在书中有了什么发展变化，他的命运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定型。而且同样，我们也期望我们的朋友遵循我们为他们所定下的这个或那个合乎逻辑的、传统的模式。因此X就再也写不出那首不朽的乐曲，因为那与他让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种二流交响乐曲相互抵触。Y也决不会犯杀人罪。Z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会出卖我们。我们把这一切都在脑子里安排好了，我们平时见到某个人的机会越少，每次听到说起他的时候检验一下他是多么依头顺脑地与我们对他所抱的看法相符，我们就越是感到满意。任何一点对于我们所规定的命运的偏离都会叫我们觉得不仅反常，而且不道德。我们的邻居，那个退休的热狗摊摊主，要是哪天结果发现他刚刚发表了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集，那我们就会宁愿自己根本不认识他。

我说这一大堆话，无非是为了说明法洛那封歇斯底里的信叫我感到有多困惑。我知道他的妻子去世了，不过我当然以为在他虔诚的鳏居期间，他仍然会是以前那个呆板、稳重、可靠的人。现在他在信中写道，到美国来作了短暂的访问后，他又回到了南美洲，并且决定把他在拉姆斯代尔管理的不论何种事务全部移交给该市的杰克·温德马勒；温德马勒是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位律师。法洛似乎对于摆脱了黑兹家的那些“纠葛”感到特别宽慰。他又娶了一个西班牙姑娘。他戒了烟，体重增加了三十磅。他的妻子十分年轻，是一个滑雪冠军。他们不久就要到印度去度蜜月[8]。用他的话说，他正在“建立一个家庭”，因此往后他不会有时间来照管我的那些被他说成“十分奇怪、十分恼人”的事务。爱管闲事的人——看来他们有一大伙儿——告诉他小多莉·黑兹下落不明，而我却和一个声名狼藉的离了婚的女人住在加利福尼亚。他的岳父是一个伯爵，非常富有。好几年来一直租用黑兹家房子的那家人现在想把它买下来。他建议我最好赶快找到多莉。他摔断了一条腿。他在信里还附了一张照片，在智利的雪地里，他和一个穿着白色羊毛衫、皮肤浅黑的女子相视而笑。

我记得自己一边开门走进公寓房间一边说道： 好啊，至少现在我们要去查找他们[9]了——这时另一封信开始用干巴巴的语调小声对我诉说：

亲爱的爹爹：

一切都好吗？我已结婚，就要生孩子了。我猜他会是个大个儿。我猜他正好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出世。这封信真难写。我都快发疯了，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还债，随后离开这儿。狄克在阿拉斯加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正好是机械方面他那个专业的。我对这桩事就知道这么多，但这确实好极了。原谅我不把我们家的地址告诉你，但你可能还在生我的气，决不可以让狄克知道。这个市镇还不错。由于烟雾腾腾，你看不到那些低能儿。请给我们寄一张支票来吧，爹爹。有三四百元，或再少一些，我们就能对付过去，随便多少都表示欢迎，你可以把我的以前的那些东西卖掉，因为我们一旦到了那儿，金钱就会滚滚而来。请给我写信。我经历了许多困苦和忧伤。

等着你回音的，

多莉（理查德·弗·希勒太太）

[1] 法文，我的窗户。

[2] 《旧约·创世记》第2章：“耶和华上帝使他（那人）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3] 法文，你知道吗，我的小女儿十岁的时候就发疯似的爱上了你？

[4] 法文，小姑娘。

[5] 普鲁斯特的创作强调生活的真实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巨人，羁留旅客，缚之床榻，体长者截其下肢，体短者拔之使与床齐。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我的幻想”既有强调真实的一面，又有极其主观的一面。

[6]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的一个半岛。

[7] 这是指《包法利夫人》第3部第8章。在这一章里，药剂师郝麦和爱玛的两个大夫包法利和卡尼韦发疯般地想救她的生命。他们找来了高明的拉里维耶大夫，但是他也束手无策。爱玛的父亲卢欧老爹（“福楼拜的父亲”，因为福楼拜说“爱玛去·包法利？就是我！”）在她死后才赶到。他的眼泪不是很“及时”的（第3部第9章）。

[8] 原文是：“They were going to India for their honeymonsoon.”Honeymonsoon一词系作者杜撰，其发音听上去跟honeymoon soon两个单词的发音一样，于是整个句子可理解为“他们不久就要到印度去度蜜月”；而若将honeymonsoon视作honey monsoon，那就是“他们就要到印度去见识甜蜜的季风”了。

[9] 指洛丽塔和拐骗她的人。

二八

我又上路了，又驾着那辆蓝色的旧轿车，又是独自一人。在我看着那封信一边与它在我心中所引起的巨大的痛苦搏斗的时候，里塔依然熟睡未醒。她在睡梦中笑眯眯的，我瞥了她一眼，亲吻了一下她湿润的额头，就永远离开了她，留了一张亲切道别的字条，用胶布粘在她的肚脐上面——不然，她可能会看不到。

我说了“独自一人”吗？Pas tout à fait。[1] 我有我那黑漆漆的小伙伴陪着我。刚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我就排演起理查德·弗·希勒暴死的场面。我从汽车后部找出一件十分破旧、十分肮脏的灰色毛线衫，把它挂在一片静悄悄的林间空地旁的一根树枝上；我是从当时已经相去很远的公路转入一条林间小路，才开到这儿的。这项判决的执行，在我看来，似乎由于开枪时扳机有些滞涩而稍微受到了点儿影响，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给这个神秘的玩意儿上点儿油，但最后认定我没有多余的时间。那件受到处决的旧毛线衫又回到了汽车上，现在它身上又多了几个窟窿。我给我那热乎乎的伙伴重新装好子弹后，继续上路。

那封信上的日期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她给我的地址是“科尔蒙特邮局留局待领（不是弗吉尼亚，不是宾夕法尼亚，不是田纳西——反正也不是科尔蒙特——我把一切都遮掩起来了，我的宝贝儿）。经过多方打听，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工业小镇，离纽约市大约八百英里。最初，我打算日以继夜地开去，但后来改变了主意，黎明时分，在离小镇还有几英里的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休息了两三个小时。我早已断定，希勒那个恶魔一定是个汽车推销员，也许在比尔兹利曾经让我的洛丽塔搭过车，从而认识了她——就是她去埃姆佩罗小姐家的路上自行车轮胎爆了的那天——从那以后，他就遇上了某种麻烦。那件受到处决的毛线衫的“死尸”躺在汽车后座上，不管我怎样改变它的外形，却总是显出特拉普-希勒的各种不同的轮廓——他身上的粗俗和叫人讨厌的和蔼样儿，于是为了抵消这种粗鄙腐朽的趣味，我决定把自己打扮得特别英俊潇洒，同时在闹钟清晨六点规定报时之前先把钟上的小旋钮按了下去。接着，我带着一位绅士要去决斗时所有的那种严格的具有浪漫色彩的精细态度检查了我整理好的文件，洗了澡，在我虚弱的身体上喷了点儿香水，刮了脸和胸部，挑了一件绸衬衫和一条干净的内裤，又穿上透明的灰褐色短袜，并庆幸自己还在衣箱里带了一些十分精美的衣服——比如，一件带着真珠质纽扣的背心、一条浅色的开司米领带，等等。

哎呀，我无法承受吃下去的早饭，但我把身体上的这种需求看作一种无关紧要的来得不巧的意外打发掉；我从衣袖里抽出一条薄纱手帕擦了擦嘴，接着用一块蓝色冰块护着心脏，嘴里含了一片药，裤子后面的口袋里藏着坚实的凶器，动作利索地走进科尔蒙特的一个电话亭（电话亭的小门嘎——嘎——嘎地响着），打电话给我从那本破破烂烂的电话簿上查到的唯一姓希勒的那个人——保罗，家具商。嗓音嘶哑的保罗告诉我他确实认识一个叫理查德的，是他的一个堂兄的儿子，他的住址是，让我想想，杀手街十号（我要找个假名儿也不会相差太远）。那扇小门又嘎——嘎——嘎地响起来。

杀手街十号是一幢分租房屋。我在那儿访问了好几个神色沮丧的老人和两个留着略带金黄的红色长发、邋遢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性感少女（相当不实际地，只是为了好玩，我身上的那种古老的兽性又在到处寻找衣服穿得单薄的女孩子，等到杀了人后，什么都无关紧要，什么都可以放手去干了，我也许可以把她搂在怀里，紧紧抱一会儿）。不错，狄克·斯基勒尔[2]在这儿住过，但结婚后就搬走了。谁也不知道他的住址。“那家商店里的人也许知道，”有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从一个敞开的检修孔[3]里往外说道，我正好站在那个检修孔近旁，身边是两个细胳膊、光脚的小姑娘以及她们的头脑迟钝的祖母。我进错了一家商店，根本还没开口询问，一个小心谨慎的老黑人就摇起头来。我穿过马路来到一家凄凉黯淡的杂货店里，在那儿，经我请求，一位顾客帮我询问后，有个女人的声音从好像跟那个检修孔对应的地板下的一个木坑里喊道： 猎人路，末尾那幢房子。

猎人路在好几英里以外一个更为萧瑟凄凉的地区，到处都是垃圾堆和臭水沟，满是蛀虫的菜园和简陋的小木屋，还有灰蒙蒙的细雨，血红色的泥浆，远处几个冒烟的烟囱。我在马路末尾那幢“房子”——一幢用护墙板搭起来的小木屋前面停下来；离这条路更远一些的地方还有两三幢类似的小木屋，四周是一片充满干枯的野草的荒地。屋子后面传来一阵丁丁当当的锤打声。有好几分钟，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旧汽车上，它既破旧又不坚实，现在到了我的旅程的终点，到了我那阴暗的目的地，终点，我的朋友们，终点，我的恶魔们。时间大概是两点左右。我的脉搏前一分钟还是每分钟四十下，下一分钟就变成了每分钟一百下。蒙蒙细雨滴滴答答地打在车盖上。我已把手枪移到裤子右边的口袋里。从房子后面跑出一条难以形容的杂种狗，惊讶地站住了，随后便和善地冲着我汪汪直叫，它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长满粗毛的肚皮上沾满了泥，它四处走了几步，又汪汪地叫起来。

[1] 法文，并不完全如此。

[2] 原文是Dick Skiller，是Schiller（希勒）稍微读走了点儿音，也是把Dicks Killer（狄克的杀手）和街道的名称混合起来。

[3] 锅炉、下水道等供人出人进行检修、疏浚等的检修孔。

二九

我下了汽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这个声响在那个空虚的、没有阳光的日子里显得多么平淡，多么干脆！汪，那条狗漫不经心地叫一声。我按了门铃，铃声在我周身震响。Personne。 Je resonne。 Repersonne。[1]这些重复的毫无意义的词语是从多深的地方传来？汪，狗又叫了一声。一阵忙乱，一阵拖着脚步行走的声响，接着门咿呀一声开了。

高了两三英寸。一副粉红色框架的眼镜。新做的高高堆在头顶上的发式，显得变了样的耳朵。多么简单！这一刻，三年来我一直想象着的死亡竟变得那么简单，就像一块干枯的木柴。她显然怀着身孕，肚子很大。她的脑袋显得小了一点（实际只过去了两秒钟，但生命可以承受多少这样呆板僵立的持续时间就让我再给予多少吧），她那有着浅色雀斑的脸蛋儿瘪了下去，裸露的小腿和双臂失去了原来的棕褐色，因此那些细小的汗毛露了出来。她穿了一件褐色的无袖棉布连衣裙，脚上是一双十分邋遢的毡拖鞋。

“哎——咿——哟！”停了片刻，她带着惊讶而欢迎的语调这么喊道。

“你丈夫在家吗？”我手插在口袋里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我当然不能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把她杀了。你知道我爱她。那是一见钟情的爱，是始终不渝的爱，是刻骨铭心的爱。

“进来吧，”她用热情、欢快的声音说。多莉·希勒紧靠着那扇用容易碎裂的干木板做的门，尽量缩紧身子（甚至还稍微踮起了脚），好让我走过去。她低头望着门槛，面带笑容，pommettes[2]饱满，双颊下陷，在木头门板上展开两条像搀了水的牛奶似的白色的胳膊，有一刹那就像给钉在十字架上。我走进屋子，没有碰到她那隆起的婴儿。多莉的气味儿，添了一点淡淡的油煎味儿。我的牙齿就像一个白痴的牙齿似的得得打战。“不，你留在外边。”（对那条狗说）她关上门，跟着我和她的大肚子走进那个极小的住所的客厅。

“狄克就在下边那儿，”她说，用一个无形的网球球拍指着，把我的目光从我们站在里面的这个单调乏味的客厅兼卧室引向厨房，穿过后门，一直引到后门外面一片相当质朴的场景上去： 有个一时没有生命危险的黑头发的陌生年轻人，穿着工装裤，正背对着我，站在一把梯子上，把什么东西钉在他邻居家的小木屋旁边或就钉在他邻居家的屋墙上；那个邻居身子比较肥胖，只有一条胳膊，就站在下面抬头望着。

她从远处带着歉意解释了一下这种情形（“男人总归是男人”）；她要把他叫进来吗？

不用。

她站在那个斜屋顶的房间中央，嘴里发出一些询问的“唔——唔”声，用手腕和手打着我熟悉的爪哇人的手势，在一阵短暂而幽默的客套中，请我在摇椅和长沙发（长沙发晚上十点以后就是他们的床）之间选择一样坐下。我说对她的手势“熟悉”，是因为有一天，在比尔兹利，她也曾用同一种手腕的舞姿欢迎我参加她的宴会。我们两个人在那张长沙发上坐下。说来奇怪，虽然她的姿色实际上已经消逝，但我却清楚地发觉，实在晚得无可救药地清楚地发觉，她显得有多么像——一直就多么像——波堤切利笔下那个黄褐色的维纳斯[3]——同样线条柔和的鼻子，同样隐约朦胧的姿色。我的手在口袋里轻轻地松开，又重新握了握枪尖；我那还没用过的武器裹在一条手帕里面。

“他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家伙，”我说。

她眼睛里洋溢着的那种欢迎的神色消失了。她眉头紧皱，就像在从前痛苦的日子里那样：

“不是谁？”

“他在哪儿？快告诉我！”

“听着，”她说，把头歪向一侧，摇了摇，“听着，那件事你就不要再提了。”

“我当然要提，”我说。有一刹那——说也奇怪，整个会面中仅有这一刹那是顺利的、可以忍受的——我们都愤怒地望着对方，仿佛她仍然为我所有。

她是一个聪明的姑娘，立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狄克对那件乱糟糟的事儿什么都不知道。他以为我是她的父亲。他以为她从一个上等阶层的家庭里逃出来只是为了到一家小饭馆里去洗盘子。他对什么都信以为真。我为什么还要抖搂出那些污秽的丑事，把情况弄得比实际更不好受呢？

可是，我说她必须通情达理，她必须做个通情达理的姑娘（把她那个像个大鼓似的光肚子藏在那件薄薄的褐色连衣裙的下面），她必须明白如果她希望得到我这次来所给予的帮助，那么我至少得对情况有个清楚的了解。

“嗨，告诉我他的名字！”

她以为我早就猜到了。那是一个（她脸上露出一丝调皮的、忧伤的笑容）那么一个引起轰动的名字。我决不会相信的。她自己几乎也无法相信。

告诉我他的名字，我秋天里的美人儿。

她说那实在无关紧要。她建议我别再提了。我想不想抽支烟？

不，告诉我他的名字。

她十分坚决地摇了摇头。她觉得如今再去兴师问罪也太晚了，而且我再也不会相信那叫人难以相信的难以相信的情况——

我说我还是走的好，问候了她，见到她很高兴。

她说这实在没什么用处，她决不会说的，不过另一方面，毕竟——“你真的想要知道他是谁吗？好吧，就是——”

她耸起两根细细的眉毛，噘起焦干的嘴唇，柔和地、机密地、带着几分儿嘲弄、多少有点难以取悦但仍不无温情地用一种低低的吹口哨的声音说出了机敏的读者早就猜到的那个名字。

防水的[4]。为什么我的脑海中蓦地掠过沙漏湖上那一瞬间的情景？我，同样早就知道了这桩事，却始终没意识到。既不震惊，也不诧异。悄悄发生了交融汇合，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成为贯穿在整个这本回忆录中的枝条图案，我编织这幅图案的目的就是让成熟的果子在适当的时候坠落下来；是的，就是怀着这种特定的、有悖常情的目的： 即使你获得——她仍在说着，而我却坐在那儿，消融在美好无比的宁静之中——通过合乎逻辑的认识所带来的满足（对我最有敌意的读者如今也应该体会到这一点）使你获得那种美好无比的绝对的宁静。

正如我所说的，她一直在说着。现在她的话儿滔滔不绝。他是她为之疯魔的唯一的男人。那狄克呢？噢，狄克是个温顺的人，他们在一起十分幸福，不过她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而我嘛，当然了，从来就算不上什么？

她仔细端详着我，似乎一下子理解了这个难以置信——而且不知怎么令人厌烦、困惑而又毫无益处的——事实，就是穿着丝绒上衣坐在她身旁的这个冷淡、文雅、身材瘦长、四十岁的体弱多病的人，对她那青春发育期的身体上的每个毛孔和小囊都了如指掌，十分爱慕。她那失去光彩的灰色眼睛上奇特地戴着一副眼镜；我们那段可怜的恋情有一刹那映现在她的眼中，受到反思，随后就被抛开了，好像那是一个索然寡味的聚会，一次只有最乏味无聊的讨厌的人参加的阴雨天的野餐，一种单调的操练，一块与她童年有关的干泥巴。

我只设法挪动了一下我的一条腿，避开她的手漫不经心地能拍到的地方——这是她的一种习惯动作。

她要我别再犯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她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姑且承认我是那样。说下去，多莉·希勒。

噢，我知不知道他认识她的母亲？他实际上是一个老朋友？他曾经上拉姆斯代尔看望他的叔叔？——噢，好几年前了——而且还在妈妈的俱乐部里讲过话，曾经当着大家的面，拉着她多莉的光胳膊，把她拖过去，抱到膝头，亲吻她的脸庞，当时她才十岁，对他大为生气？我知不知道两年以后在他住下写剧本的那家客店里，他看到了我和她？他写的剧本就是后来她在比尔兹利排练的那出戏。我知不知道——她相当可恶地岔开话题，要我相信克莱尔是个老婆子，也许是他的一个亲戚或以前的生活伴侣——而且，噢，韦斯《日报》曾刊登出他的照片，那是一次多么侥辛的脱险！

《布赖斯兰日报》却没有登他的照片。是啊，非常有趣。

不错，她说，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又一个的谎言，要是有人把她的生活经历写得引人注目，谁也不会相信。

说到这儿，厨房里传来活跃、温暖的声音，狄克和比尔脚步沉重地走到那儿去找啤酒。他们在房门外看到了客人，狄克就走进客厅。

“狄克，这是我爹！”多莉喊道，声音响亮有力，让我感到全然陌生、新奇、欢乐、陈腐而悲伤，因为那个年轻人是个参加过一场遥远的战争的退伍军人，耳朵有点儿聋。

冷漠的蓝眼睛，乌黑的头发，红润的面颊，没刮胡子的下巴。我们握了握手。考虑周到的比尔显然为自己用一只手创造奇迹而感到得意，这时把他开好的罐头啤酒都拿了进来。他想要退出去。这是单纯朴实的人所有的十分得体的礼貌。留下来吧。一条啤酒广告。事实上我倒愿意他在这儿，希勒夫妇也一样。我换坐到那张不住颤动的摇椅上。多莉不断地把果汁软糖和土豆片拿给我吃，自己也起劲地嚼着。两个男人都望着她那穿着丝绒上衣、薄斜纹呢背心、虚弱、frileux[5]、瘦小、老派、年纪不大却面带病容、可能是一个子爵的父亲。

他们以为我是来住下的。狄克眉头紧皱，表明他在苦苦思索；随后提议他和多莉睡到厨房里一张备用的床垫上。我轻快地摆了摆手，告诉多莉我是去里兹堡，只是顺路前来看看，我会受到那儿的一些朋友和仰慕我的人的款待；多莉又特别大声地嚷着把我的话转达给了狄克。这时我们才发现，比尔剩下的那几个手指中有一个在出血（毕竟不是个创造奇迹的人）。她弯下身子去看那个男人的手，两个苍白的乳房间那道幽暗朦胧的乳沟显得多么具有女性气息，那种样子不知怎么我以前从没有见过！她把比尔领到厨房去给他包扎。有几分钟（肯定充满了人为的热情的那三四分钟短暂而又似乎永无穷尽的时间），只剩下我和狄克留在那儿。他坐在一张坚硬的椅子上，皱着眉头，按摩着他的两只胳膊。我产生了一种无聊的冲动，想用我那十分坚硬的长爪子把他冒汗的鼻翼上的那些黑头粉刺挤掉。他长着两只好看的、神情忧伤的眼睛，美丽的睫毛，雪白的牙齿。他的喉结很大，毛茸茸的。这些年轻、强壮的家伙！他们干吗不好好刮刮脸呢？他和他的多莉在那边那张长沙发上曾经尽情地交欢，至少也有一百八十次，也许次数还要多；在此之前——她究竟认识了他多久？并不嫉妒。真奇怪——一点儿也不嫉妒，只感到伤心和厌恶。他这会儿开始揉他的鼻子。我肯定他最后开口时，会说（微微地晃一下脑袋）：“哦，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黑兹先生。确实如此。而且她就要做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啦。”他张开嘴巴——呷了一口啤酒。这叫他镇定了一些——他继续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后来嘴边尽是泡沫。他是一个温顺的人。他曾用手握着她那佛罗伦萨式的乳房[6]。他的指甲黑乎乎的，断裂不齐，但指骨、腕骨以及结实、匀称的手腕却比我的好看得多。我的这双可怜的扭曲的手极其过分地伤害过太多人的身体，我无法为它们感到自豪。法国特性、多塞特乡巴佬的指关节、奥地利裁缝平板的指尖——这就是亨伯特·亨伯特。

很好。如果他不开口，我也可以保持沉默。确实，我很想在这把被制服的、吓得要死的摇椅里稍微休息一下，随后再开车去直捣那个畜生的巢穴[7]，不管它在哪儿——把手枪的包布向后拉掉，接着欣赏那扳紧扳机的美妙颤动： 我一向是那个维也纳巫医[8]的忠实的小追随者。可是眼下我却对可怜的狄克感到过意不去，因为我已瞌睡蒙眬，就以这种方式生硬地阻止他说出他所能想出来的唯一一句话（“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

“那么，”我说，“你们要去加拿大啰？”

厨房里，多莉正因比尔说的什么话或做的什么事而哈哈大笑。

“那么，”我高声叫道，“你们要去加拿大？不是加拿大”——我又高声叫道——“当然，我是说阿拉斯加。”

他慢慢地喝着杯子里的酒，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答道：“噢，我猜他的手是给罐子锯齿状的缺口割破的。他在意大利失去了他右边的胳膊。”

扁桃树正开着娇艳的紫红色的花儿。在那片点彩画[9]的紫红色中高悬着一条被炸掉的超现实主义的胳膊。手上刺着一个卖花姑娘。多莉跟手上缠了绷带的比尔又出现了。我忽然想到她那朦胧的、褐色的苍白的姿色一定叫那个残废的人十分兴奋。狄克宽慰地咧嘴笑着站起身来。照他看，他和比尔得回去把那些电线装好。照他看，黑兹先生和多莉都有好多事情要讲给对方听。照他看，在我走之前他还会再见到我。为什么这些人作出这么多推测，而刮脸却刮得那么少，而且对助听器那么不屑一顾？

“坐下吧，”她说，一边用两只手掌很响地拍了拍屁股。我又坐进那张黑色的摇椅。

“这么说你背弃了我？你那时上哪儿去了？他现在在哪儿？”

她从壁炉台上拿过来一张很有光泽的凹面快照。老太太穿着一身白衣服，身体结实，满面笑容，长着两条罗圈腿，裙子很短。老头儿穿着衬衫，挂着表链，留着两撇往下挂的小胡子。这是她的公公和婆婆。他们跟狄克的哥哥一家住在朱诺[10]。

“你真的不想抽烟吗？”

她自己抽起来。我头一次瞧见她抽烟。在威严的亨伯特的管教下，抽烟是streng verboten[11]。在一片青色的烟雾中，夏洛特·黑兹举止优雅地从坟墓中走了出来。要是她不肯说的话，我通过艾伏里叔叔[12]也会找到他的。

“背弃了你？不。”她把香烟伸到壁炉边上，食指迅速地在上面弹了弹，跟她母亲过去所做的一模一样。接着，哦，天哪，也像她母亲那样！她用指甲搔掉了下嘴唇上的一小片卷烟纸。不。她没有背弃我。我是在朋友们中间。埃杜萨曾经提醒她说奎喜欢小姑娘，事实上（怪不错的事实），有一次差点儿给抓进监狱，他也明白她知道这一点。不错……手掌托着胳膊肘儿，抽一口烟，笑了笑，喷出烟来，弹烟灰的动作。越来越叫人想到从前的情景。他看穿了——面带笑容——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因为他不像我和她，而是个天才。一个了不起的家伙。风趣诙谐。她把我和她的事讲给他听的时候，他笑得前仰后合，说他早就猜到是这么回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告诉他是十分安全的……

噢，奎——他们都管他叫奎——

五年前她参加的那个夏令营。奇怪的巧合[13]……带她去了一个度假牧场，打埃勒芬特（埃尔菲恩斯通）驾车去大约有一天的路程。名字吗？噢，一个愚蠢的名字——达克－达克牧场[14]——你知道真是蠢透了——不过现在反正无关紧要了，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他解体了。真的，她意思是说，我想象不出那个牧场是多么繁荣，她意思是说牧场里应有尽有，甚至有一个室内瀑布。我还记得那个红头发的家伙[15]吗？我们（“我们”，很不错）有次在一起打过网球。噢，那个地方实际上是属于红头发的哥哥的，但那年夏天他把那儿转交给了奎。奎和她到那儿的时候，那儿的人竟让他们接受了一次加冕仪式，于是——下了一场叫人全身湿透的大雨，就像你越过赤道时那样。你知道。

她的眼睛假装无奈地转动了一下。

“请你说下去。”

噢。他打算九月里带她到好莱坞去，为她安排一次试镜表演，根据他的剧本——《金色的肚子》——改编的一部影片中有个网球比赛的场景，可以让她在里面扮演一个小角色；也许还会让她兼演弧光灯下网球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小女明星中的一个。唉，可惜根本没有到那一步。

“那个粗鄙的家伙现在在哪儿？”

他可不是一个粗鄙的家伙。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他酗酒吸毒。而且，当然，在性爱方面，他完全是个反常的怪人，他的朋友就是他的奴隶。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亨伯特也无法想象！）他们在达克－达克牧场都干了些什么。她因为爱他而不肯参加，他就把她轰了出来。

“干些什么？”

“噢，古怪、肮脏、异想天开的事儿。我是说，他下面有两个女孩，两个男孩，还有三四个大男人。他想让我们大伙儿都赤身裸体地缠扭在一起，由一个老婆子拍成影片。”（萨德[16]的朱斯蒂娜开始时只有十二岁。）

“到底干些什么？”

“哦，那些事……哦，我——我实在”——她说的“我”，就像是在倾听痛苦的根源时所发出的抑制住的哭喊，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词儿，便把她那瘦骨嶙峋、不断上下摆动的手的五个指头全部张开。不，她不想再费劲把话说完，肚里怀着那个孩子，她不愿意具体细说。

这可以理解。

“现在都不重要了，”她说，一边用手拍打着一个灰色靠垫，随后就仰靠在长沙发上，挺着大肚子。“疯狂的勾当，龌龊的勾当。我说我不干，我就是不打算和你的那些野蛮下流的男孩子（她满不在乎地用了一个不堪入耳的俚语词儿，照字面译成法文，就是souffler[17]），因为我只要你。唉，他就把我轰了出来。”

其他的没有多少话要说了。一九四九年那个冬天，费伊和她都找到了工作。差不多有两年，她——噢，只是四处漂泊，噢，在一些小地方的饭馆里干些杂活儿，后来，她遇见了狄克。不，她不知道那个男人在哪儿。她猜是在纽约。当然，他那么有名，只要她想去找他，立刻就能找到。费伊曾试图再回牧场——而牧场已不存在了——它被烧得精光，什么也不剩，只有一堆焦黑的瓦砾。真是奇怪，太奇怪了——

她闭上眼睛，张开嘴巴，仰靠着靠垫，一只穿着毡拖鞋的脚踏在地板上。地板有点儿倾斜，要是上面有个小钢球，就会滚到厨房里去。我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一切。我不想折磨我的宝贝儿。在比尔的木屋那边什么地方，工作之余开响的一台收音机播放出愚蠢和死亡的歌曲。她坐在那儿，一脸饱经蹂躏的神色，成年人的狭长的手上青筋暴突，雪白的胳膊上满是鸡皮疙瘩，耳朵又浅又薄，胳肢窝里乱蓬蓬的，她就坐在那儿（我的洛丽塔！），才十七岁已经憔悴不堪，肚子里怀着的那个孩子，在她腹中已在梦想成为一个大人物并在公元二〇二〇年左右退休——我对她看了又看，心里就像清楚地知道我会死亡那样，知道我爱她，胜过这个世上我所见过或想象得到的一切，胜过任何其他地方我所希望的一切。过去我曾大声呼喊着翻身扑到那个性感少女身上，如今她只是那个性感少女以淡淡的紫罗兰清香和枯萎的树叶的形态所表现出的回声；她是黄褐色的山谷边上的一个回声，山谷那边白色的天空下有片遥远的树林，褐色的树叶堵塞了小溪，鲜嫩的野草丛中还剩下最后一只蟋蟀……可是，感谢上帝，那个回声并不是我唯一顶礼膜拜的东西。过去我在藤蔓纠结的心中着意纵容mon grand péché radieux[18]的做法如今已经缩减到只剩下它的本质： 自私无益的恶习，而我已消除了所有这一切，并对其加以诅咒。你们可以嘲笑我，威胁要叫旁听的人离开法庭，但在我的嘴给塞住几乎要窒息以前，我还是要高声说出我那可怜的真情。我坚持要让世上的人都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洛丽塔，这个洛丽塔，脸色苍白、受到玷污、怀着别人的孩子的洛丽塔，但仍然是那灰色的眼睛，仍然是乌黑的睫毛，仍然是赤褐和杏黄色的皮肤，仍然是卡尔曼西塔，仍然是我的洛丽塔。Changeons de vie, ma Carmen, allons vivre quelque part où nous ne serons jamais séparé。[19]俄亥俄州好吗？马萨诸塞州的荒野怎么样？不要紧，即使她的眼睛像近视的鱼眼一般黯淡无光，即使她的乳头肿胀、爆裂，即使她那娇嫩、可爱、毛茸茸的柔软的私处受到玷污和折磨——就连那时，只要看到你那苍白、可爱的脸，只要听到你那年轻嘶哑的声音，我仍会充满柔情地对你痴迷眷恋，我的洛丽塔。

“洛丽塔，”我说，“这句话可能跟我们刚才所谈的都不相干，但我还是要说一下。人生十分短暂。从这儿到那辆你十分熟悉的旧汽车只有二十到二十五步的距离。这是一段很短的路。走这二十五步吧。现在。就是现在。就这样过去吧。从今往后，我们一起快乐地生活。”

Carmen, voulez-vous venir avec moi?[20]

“你是说，”她说道，睁开眼睛，微微抬起身来，就像一条可能发起攻击的蛇，“你是说，只要我跟你去一家汽车旅馆，你就会给我们（我们）那笔钱。这是你的意思吗？”

“不，”我说，“你完全弄错了。我要你离开你偶然碰到的狄克，离开这个糟透了的狭小的地方，跟我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什么都跟我在一起（大意如此）。”

“你疯啦，”她说，脸上抽动起来。

“好好想想吧，洛丽塔。并没有什么附带条件。除非，也许——嗨，没关系。”（暂缓执行，我想要说，但没有说出口来。）“不管怎么说，即使你拒绝我，你也仍会得到你的……嫁妆。”

“不骗人吗？”多莉问。

我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有四百元现款，还有一张三千六百元的支票。

她小心翼翼、把握不定地接过mon petit cadeau[21]；接着她的额头便泛出一片美丽的粉红色。“你是说，”她痛苦地语气很重地说，“你给我们四千块钱吗？”我用手捂着脸，不禁扑簌簌地掉下泪来，我生来还从没流过这样炽热滚烫的泪水。我感到泪水穿过我的手指，流到我的下巴上，灼痛了我。我的鼻子也堵塞了，但我无法止住眼泪。这时她摸了摸我的手腕。

“别再碰我，否则我就活不成了，”我说，“你肯定不跟我走吗？你一点儿跟我走的希望都没有吗？就告诉我这一点。”

“没有，”她说，“没有，好人儿，没有。”

以前她从没有叫过我好人儿。

“没有，”她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宁愿回到奎那儿去。我是说——”

她搜寻着合适的词语。我心里却暗自为她添补好了。（“他伤了我的心。而你干脆毁了我的一生。”）

“我想，”她继续说道——“啪”——那个信封滑到了地板上——她拾起来——“我想你给了我们这么多钱，真是非常慷慨。这解决了一切；下个星期我们就可以出发。别哭了，求求你。你应该明白。我再给你倒点儿啤酒。噢，别哭了，我很抱歉，欺骗了你那么多次，可生活就是这样。”

我擦了擦脸和手指。她对着那笔cadeau[22]微笑。她十分开心，想要去叫狄克。我说我一会儿就得离开，根本不想再见到他，根本不想。我们都努力想要找个话题。不知什么原因，我老看见——它在我润湿的视网膜前颤动，泛着柔和的光——一个容光焕发的十二岁的孩子，坐在门槛上，用石子朝一个空铁罐投去，发出砰砰的声响。我差点儿说——想找一句不相干的话说——“我有时感到纳闷，不知麦库家的那个小姑娘后来怎么样了，她变得好些了吗？”——但我及时止住了，生怕她会回答说：“我有时感到纳闷，不知黑兹家的那个小姑娘后来怎么样了……”最后，我又回到钱的事情上。这个数目，我说，多少相当于她母亲的那所房子的实际租金；她说：“那幢房子难道没有在几年前给卖掉吗？”没有（我承认过去告诉她卖了是为了想切断她跟拉姆斯代尔的一切联系）；有个律师往后会把有关财务状况的全部账目送来；前景一片光明；她母亲拥有的一些小额证券价格越涨越高。对，我真的觉得我该走了。我该走了，去找到他，把他干掉。

我绝对经受不住她的亲吻，因此当她腆着大肚子一步一步地朝我走来的时候，我不住迈着扭扭捏捏的舞步往后退却。

她跟那条狗一块儿送我走。我很奇怪（这是一种修辞的手段，其实我并不如此），她看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和性感少女时就坐过的这辆汽车，神情竟然这么淡漠。她只说它外表倒显得还很气派。我说那是她的，我可以去乘公共汽车。她说不要犯傻，他们将飞往朱庇特[23]，到那儿再买一辆。我说那么我就用五百元把她这辆汽车买下。

“照这样的价格，我们马上就要成为百万富翁了，”她对那条出神的狗说。

Carmencita, lui demandais-je……[24]“最后再说一句，”我用我那糟透了的、用心想出来的英语说，“你是不是相当、相当肯定——唔，当然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而是——唔——将来某一天，随便哪一天，你都不会来跟我一起生活？只要你能给我这样一点微小的希望，我就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上帝，并用响彻云霄的呼喊向他表示感谢。”（大意如此。）

“不会，”她笑嘻嘻地说，“不会。”

“那样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亨伯特·亨伯特说。

接着，我拔出自动手枪——我是说，这是读者可能设想我会干的那种蠢事。[25]我甚至根本没想要这么做。

“再见啦！”她吟诵似的说道，我那可爱的不朽的去世的美国情人；因为假如你在看这部回忆录，那她就已去世，且已永生不朽。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跟所谓的当局所达成的正式协议。

接着我开车走了，我听见她正用响亮的声音向狄克大声叫嚷；那条狗像条肥胖的海豚开始跟在我的汽车旁边奔跑，但它身子太重，又太衰老，不久就站住了脚。

现在，我正开车穿过黄昏时分的蒙蒙细雨，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不停地把雨点刮去，但对我涌出的泪水却无力应付。

[1] 法文，没有人，我又按了一下门铃，还是没有人。

[2] 法文，颧骨。

[3] Gaius Yalerius Catullus（约前84—前54），古罗马抒情和讽刺诗人。亨·亨的“那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模仿了卡图卢斯对他的迷人的莱斯比亚的呼唤。这里指的是波堤切利的代表作《维纳斯的诞生》。

[4] 参看第一部第二〇章结尾处。

[5] 法文，怕冷。

[6] 指波堤切利笔下的维纳斯。

[7] 指奎尔蒂的家。

[8] 指弗洛伊德。

[9] 指法国印象派画家的点描画法。

[10] Juneau，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首府。

[11] 德文，绝对禁止的。

[12] 指奎尔蒂的叔叔那个牙科大夫。

[13] 指奎营地，与奎尔蒂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相同。

[14] 达克—达克，原文为DukDuk，缘自波斯语，是东方一个十分淫秽的词，意思是“交媾”。

[15] 见第二部第二〇章。

[16] 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作家，军人出身，其所写的小说《朱斯蒂娜》（Justine，1791）系一部性反常者的著述，女主人公朱斯蒂娜完全是为一系列性虐待狂人的快乐而存在。她经历了大量的强奸、殴打和折磨。奎尔蒂曾经根据这部小说写了一个同名的电影剧本。

[17] 法文，作俗语用是指“口交”

[18] 法文，我那辉煌灿烂的重大罪孽。这是魏尔伦诗篇《月光》（Lunes）中的一行。

[19] 法文，我们换一种生活吧，我的卡尔曼，去住到一个我们永远不会分离的地方。这是《卡尔曼》中何塞在和卡尔曼最末一次前的一次会面中所说的话。“小卡尔曼”（Little Carmen）是双关语，也指小司机（carmen作普通名词是“司机”义）或矮子司机。这里的卡尔曼和法国作曲家比才（Georges Bizet， 1838—1875）的歌剧无关。它只和法国小说家梅里美（Prosper Méimé， 1803—1870）的那部中篇小说《卡尔曼》（Carmen， 1847）有关。和亨·亨一样，被卡尔曼抛弃的那个倒霉的情人何塞·利萨拉本戈亚也在监狱里陈述他的故事。

[20] 法文，卡尔曼！请跟我来好吗？这也是引自《卡尔曼》中的一句话。

[21] 法文，我的这份薄礼。

[22] 法文，礼物。

[23] 指朱诺，他们是飞往朱诺，但在亨·亨看来，可能是飞往另一个星球朱庇特，即木星。

[24] 法文，我的小卡尔曼（用的是西班牙语），我问她……这也是《卡尔曼》中的引文。

[25] 经常阅读通俗小说或看电影的读者，以及对《卡尔曼》的故事十分熟悉的读者可能都会想像到亨伯特要干什么。

三〇

如同上文所说，下午四点左右我离开了科尔蒙特（经X公路——我不记得是几号公路），要不是我受到一条近路的诱惑，我本来可以在黎明前就到达拉姆斯代尔。我一定得先开到Y公路上去。黄昏时分我到了伍德拜恩；地图上平淡无奇地显示，过了伍德拜恩，我就可以离开铺石路面的X公路，经过一条横向的土路，转到铺石路面的Y公路上去。从地图上看，这条土路的长度大约只有四十英里。要不然我就得沿着X公路再往前走一百英里，随后经过迂回盘曲的Z公路，才能到达Y公路和我的目的地。然而，我们正在谈到的这条近路变得越来越崎岖难行，越来越高低不平，越来越泥泞不堪，我摸索着，弯弯曲曲、乌龟似地缓慢行驶了大约十英里后又试图再折回去，这时，我的那辆破旧无力的梅尔莫什牌汽车深深地陷在烂泥里。四周一片漆黑，那么闷热潮湿，那么令人绝望。汽车前灯照见下面一道满是雨水的宽阔的水沟。四周的乡野，要是有的话，也是一片黑沉沉的荒野。我想从这片泥塘中开出去，但我的后轮只会在泥浆里痛苦地呼呼乱转。我一边咒骂这种苦境，一边脱下我的讲究的衣服，换上一条宽松裤，套上那件满是枪弹打的窟窿的毛线衫，艰难地往回走了四英里，来到路旁一个农场上。路上下起雨来，我没有力气再回去拿雨衣。这些事让我相信，不管新近几次诊断的结果怎样，我的心脏基本上还是健康的。午夜前后，一辆牵引车把我的汽车拖了出来。我又开回X公路，继续前行。一小时后，到了一个无名小镇，这时我已疲惫不堪。我把车停在路边，在黑暗中抓起一个颇有帮助的酒瓶咕嘟咕嘟地猛喝了几口。

雨在好几英里以前就已经停了。那是一个漆黑、温暖的夜晚，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某个地方。不时有车从我旁边开过，红红的尾灯渐渐远去，白亮的头灯渐渐逼近，只是小镇一片死寂。没有人在人行道上漫步闲逛，发出欢笑，不像那些悠闲自在的市民在美好、成熟、没落的欧洲所会做的那样。我独自体味着这个没有危险的夜晚和头脑里的奇思异想。路旁一个铁丝废物筐对于可投入的东西要求十分严格： 扫集的东西。废纸。不收食物下脚。雪利酒般红得发光的字母标出的是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一个巨大的温度计上面印着一种轻泻剂的名称，给静悄悄地挂在一家药房的正面。鲁比诺夫珠宝公司在一面红色的镜子里反映出其所陈列的许多人造钻石。一个被灯光照亮的绿色的钟在吉菲－杰弗洗衣店里那堆亚麻布衣物的深处晃动。街道的另一边，一家修车场在梦中呓语——崇尚淫荡；接着又改口说：“古尔弗勒克斯润滑油[1]”。一架飞机，同样装饰着鲁比诺夫的宝石，嗡嗡作响，在丝绒一般的天空中飞过。这样夜深人静的小镇我见过多少啊！而这仍不是最后的一个。

让我闲散一下吧，他[2]实际上等于已经给我干掉了。在街对面的远处，霓虹灯用比我的心跳慢一倍的速度一闪一闪： 那是一家饭馆的招牌，图案是一把巨大的咖啡壶，几乎每隔一秒钟它就会蓦然显现出艳绿色的面目，而每次一暗下去，紧接着就会出现几个粉红色的字母：“美味食品”；但在那把艳绿色的咖啡壶再次露面之前，仍然可以辨别出它那嘲弄人的目光的隐而不现的影子。我们在演皮影戏。这个诡秘的小镇离“着魔的猎人”不远。我又开始哭起来，沉浸在无法挽回的过去中。

[1] ”古尔弗勒克斯润滑油（Gulflex Lubrication）“的发音和genuflexion lubricity（崇尚淫荡）相近，所以这么说。

[2] 指奎尔蒂。

三一

在科尔蒙特和拉姆斯代尔之间（在天真的多莉·希勒和快活的艾弗叔叔之间）的这个孤零零的、停下来吃点儿东西的小镇上，我回顾了一下我的情形。这时我极为简明清晰地看清了我自己和我的爱情。以前的多次努力相比而言都显得模糊不清。两三年前，在一个对玄学感到好奇的时刻，为了得到一种老式的天主教的治疗方法，我把一个新教徒的枯燥乏味的无神论见解告诉了一个讲法语的很有头脑的告解神父；在他的指点下，我曾希望从我的罪恶意识中推断出存在一位上帝。在蒙着白霜的魁北克的那些寒冷的清晨，那个好心的神父用最体贴、最解人意的方式努力对我加以劝说。我对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了不起的教会无限感激。唉，我仍无法超越人间这个简单的事实： 无论我可以找到什么样的精神慰藉，无论提供给我什么样可以被光映现出的永恒真理，什么也不能使我的洛丽塔忘掉我强行使她遭受的那种罪恶的淫欲。除非可以向我证明——向我今天现在这么一个具有这种心情、留着胡须、腐化堕落的人证明——从无限长远的观点来看，有个名叫多洛蕾丝·黑兹的北美小姑娘被一个狂人剥夺了她的童年这件事一点儿也没有关系；除非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要真可以，那人生也就成了一个玩笑），否则我看不出，除了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的那种忧郁而十分狭隘的治标方法，还有什么可以医治我的痛苦。引用一个老诗人的诗句[1]：

人类的道德观念是我们

不得不向美的现世观念所致的敬意。

[1] 这是作者杜撰的。

三二

在我们头一次旅行中——在我们天堂里的第一圈——有一天，为了安安静静地体味我的幻想，我下定决心不去理会我不由自主所感觉到的事实： 那就是在她看来，我不是一个男朋友，不是一个富有魅力的男人，不是一个伙伴，甚至压根儿不是一个人，而只是两个眼睛和一只充满血液、肌肉结实的脚——暂且只提这些可以提及的东西。有一天，在我收回了头天晚上为了产生作用而向她作出的许诺（不论她幼稚可笑地一心想得到的是什么——去一家有特殊塑料地面的旱冰溜冰场溜冰或者想独自去看一场日场电影）后，我凭借倾斜的镜子和半开的门的偶然配合，在浴室里正好瞥见了她脸上的一种神情……那种神情我无法准确地加以描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显得那么纯粹，因此它似乎又渐渐变为一种相当安逸的空虚茫然的神情，就因为这已是委屈和失望的极限——而每一极限必定含有某种超出极限以外的东西——于是就出现了那种模糊暗淡的亮光。当你记住这些是一个孩子扬起的眉毛和张开的嘴唇时，你可能会更好地理解是何种深沉、蓄意的肉欲和何种反映出来的绝望阻止我扑到她可爱的脚下，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阻止我牺牲我的嫉妒，听凭洛丽塔去获得她希望通过跟一个她自认为真实的外部世界中那些肮脏、危险的儿童们混在一起就可能获得的任何乐趣。

我还有其他一些一直受到抑制的回忆，现在它们都自行展开，成为没有四肢的痛苦的怪物。有一次，在比尔兹利一条街尽头处可以望见夕阳西下的街上，她转身对着小伊娃·罗森（我正带着这两个性感少女去听一场音乐会，紧跟在她们后面走着，身子几乎要碰到她们），她转身对着伊娃，神情那样安详、那样严肃地回答伊娃先前所说的话，什么她宁可死掉也不去听米尔顿·平斯基谈论音乐，他是她在当地认识的一个男学生，我的洛丽塔说：

“你知道，死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你完全得靠你自己。”我的两只膝盖正在机械地一起一落，她这句话叫我感到我根本一点儿都不知道我的宝贝儿的心思，而且，很有可能，在那极为幼稚的陈词滥调背后，她心中还有一个花园，一道曙光，一座宫殿的大门——朦胧可爱的区域，而我这个穿着肮脏的破衣烂衫、老在痛苦地抽搐的人偏巧被明确无疑地禁止进入这片区域；因为我常常发现，像我们，像她和我这样生活在一个完全邪恶的天地里，每逢我想谈论她和一个老朋友、她和她父亲或母亲、她和一个真正健康的心上人、我和安娜贝尔、洛丽塔和高尚的、纯洁的、受到清楚剖析的、被神化了的哈罗德·黑兹可能已经谈论过的话题——一个抽象的观念，一幅画，斑驳的霍普金斯[1]或剪了头发的波德莱尔[2]，上帝或莎士比亚[3]，任何真诚坦率的话题，我们总会变得异常窘困。良好的意愿！她总用老一套的粗鲁和厌烦的神态来防护她的薄弱之处，而我则采用一种连我自己也感到难受的矫揉造作的语调说出我那十分超然的论点，惹得听我说话的那个人粗暴无礼地大肆发作，致使谈话再也无法继续下去。哦，我可怜的、感情受到伤害的孩子。

我爱你。我是个五只脚的怪物[4]，但我爱你。我卑鄙无耻，蛮横粗暴，等等等等，mais je t'aimais, je t'aimais![5]有好多次我知道你是怎样的感受，而知道这一点真是痛苦极了，我的小家伙。洛丽塔姑娘，勇敢的多莉·希勒。

我回想起某些时刻，让我们把它们称作天堂里的冰山吧，等我在她身上满足了我的欲望以后——经过叫我变得软弱无力、身上不时现出一道道青色纹路[6]的惊人的、疯狂的运动以后——我总把她搂在怀里，最终发出一丝几乎不出声的充满柔情的呻吟（霓虹灯的灯光从用石块铺平的院子里透过窗帘的缝隙照了进来，她的皮肤在灯光下亮闪闪的，她的乌黑的睫毛缠结在一起，她那暗淡的灰色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显得茫然——完全是一个经过一场大手术之后依然处在麻醉状态中的小病人）——于是心中的柔情就会变得越加强烈，成为羞愧和绝望，我总把我那孤独、轻盈的洛丽塔搂在我的冰冷的胳膊里，轻轻摇着她哄她入睡。我会埋在她温暖的秀发里呻吟，随意地爱抚着她，默默无语地祈求她的祝福，而当这种充满人情味的痛苦、无私的柔情达到顶点的时候（我的灵魂实际上正在她那赤裸的身体四周徘徊，正准备要忏悔），突然，既具有讽刺意味又十分可怕，肉欲又开始袭来。“噢，不，”洛丽塔总深深地叹一口气说。接下去又出现了那种柔情，那种淡青的颜色——所有这一切随即都破灭消失。

二十世纪中期有关孩子和父母之间关系的那些观念，已经深受精神分析领域喧嚷的充满学究气的冗长废话和标准化符号的污染，但我仍希望我是在对毫无偏向的读者讲话。有一次，阿维斯的父亲在外面按汽车喇叭，表示爸爸来接他的小宝贝回家了，我只得把他请进客厅，他坐了一会儿。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阿维斯，一个身子笨重、相貌平凡、感情深厚的孩子，走到他的面前，最后胖乎乎的身子就坐到他的膝头。嗳，我想不起来我有没有提过，洛丽塔对陌生人总露出一种十分迷人的微笑，好像毛皮似的绵软柔和地眯起眼睛；她的整个脸庞闪现出一种梦幻一般甜蜜的光彩，这当然并不表示什么，但却那么美丽动人，惹人喜爱，因此你觉得很难把这种甜蜜可爱仅仅归纳成作为某种古老的欢迎仪式的返祖现象的标志，自动使她的脸庞充满光亮的一种神秘的基因——殷勤的卖笑，粗鲁的读者会这么说。唔，她就那么站着，伯德先生转着他的帽子，说着话，而且——对了，看我有多愚蠢，我把那美妙的洛丽塔的微笑的主要特点漏掉了，具体地说就是： 在她脸上浮现出那种亲切、甜蜜、带着酒窝的微笑时，那种笑意从来就不是对着房里的那个陌生人，而是飘浮在它自己的可以说是遥远的充满花儿的空间，或者带着有些呆滞的温和徜徉在偶然看到的物体上——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当胖胖的阿维斯侧着身子挨近她的爸爸的时候，洛丽塔正温柔地对着她用指头摸弄的一把水果刀微笑，那把水果刀就放在她所倚靠的那张桌子边上，离我有好远一段距离。突然，阿维斯用双手攀住她父亲的脖子和耳朵，而这位父亲也用一只胳膊随意地搂着他那身子笨重肥大的孩子，就在这当口儿，我看到洛丽塔的微笑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光泽，变成其自身的一小片冰冷凝固的阴影，那把水果刀从桌上滑落下去，刀的银柄相当奇特地打在她的脚踝上，使她倒抽了一口冷气，把头向前一低，脸上显得相当尴尬，就像小孩子在眼泪流出前所露出的那种怪相，随后单脚着地一跳一跳地走了——阿维斯立刻跟着她走进厨房，去安慰她。阿维斯有这样一个身材肥胖、脸色红润的好爸爸，还有一个个子矮小的胖乎乎的弟弟和一个刚生下来不久的小妹妹，有一个家，两条龇牙咧嘴的狗，而洛丽塔却什么也没有。这件小事还有一个简明扼要的补编——背景也在比尔兹利。洛丽塔正在炉火旁边看书；她伸了个懒腰，胳膊肘儿还没放下，就咕哝着问道：“她究竟埋葬在哪儿？”“谁？”“噢，你知道，我那被害死的妈妈。”“你知道她的坟墓在哪儿，”我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接着就说出了墓地的名称——就在拉姆斯代尔郊外，在铁路线和湖景山之间。“另外，”我又说道，“你以为对这场意外事故用上这么个修饰语相当合适，可它的悲剧性却因此而多少被降低了。如果你思想上当真希望战胜死亡的观念——”“哇，”洛喊了一声，用“哇”代替了“好哇”，随后懒洋洋地走出房去，我那感到刺痛的眼睛盯着炉火看了好一会儿。随后我拿起她的书，那是给年轻人看的一本无聊的作品。书里有一个心情阴郁的姑娘玛丽昂，还有她的继母，与预期的完全相反，这位继母结果是一个年轻、欢快、通情达理的红头发女人；她向玛丽昂解释说玛丽昂去世的母亲实在是一个英勇的女人，因为她就要死了，故意掩藏起对女儿的深厚的爱，不想让她的孩子怀念她。我并没有哭喊着跑上楼去冲进她的房间。我一向喜欢不加干涉的精神卫生。现在，我局促不安，求助自己的回忆，想起在这样和类似的场合，我习惯采取的方法总是不顾洛丽塔的心情，而只想着安慰卑劣的自我。我的母亲是穿着湿漉漉的青灰色的衣衫，在滚滚的雾气中（我就是这样生动地想象着她），欣喜若狂、气喘吁吁地跑上穆利内[7]上边的那道山脊时被一个霹雳击倒的。当时我只是个婴儿，回想起来，不论精神治疗大夫在我后来“抑郁消沉的时期”怎么蛮横地对我加以盘问，我还是找不到可以跟我少年时代的任何时刻联系起来的任何公认为真实的思慕。[8]但我承认，一个具有我这种想象力的人，无法辩解说我个人对普通的情感一无所知。我也可能过于相信夏洛特和她女儿以前的那种不正常的冷冰冰的关系。可是整个这场论证中最难堪的就是这一点。在我们反常、下流的同居生活中，我的墨守成规的洛丽塔渐渐清楚地明白： 就连最悲惨痛苦的家庭生活也比乱伦的乌七八糟的生活要好，而这种生活结果却是我能给予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最好的东西。

[1] 指英国诗人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的诗作《斑驳之美》（Pied Beauty，1877）中的～-句。

[2] 指这位诗人突然出现的秃顶。在1860年前后波德莱尔自己画的一幅肖像画上，以及在1863年的一张相片中，他的头发似乎从头上给扯掉了。

[3] “上帝或莎士比亚，”这是模仿《尤利西斯》中斯蒂芬·德达勒斯的祈祷：“上帝、太阳、莎士比亚。”

[4] 指上文所说“一只充满血液、肌肉结实的脚”而言。

[5] 法文，但我爱你，我爱你！

[6] 指汽车旅馆窗外的霓虹灯光隔着窗帘，射到他们的床上。

[7] Moulinet，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的一个市镇。

[8] 作者在此隐讽精神分析学的“恋母情结”说。

三三

重访拉姆斯代尔。我从湖那边朝它渐渐驶近。阳光灿烂的中午凝神注视。我驾着上面满是斑斑点点的污泥的汽车驶过，透过远处松树间的缝隙可以辨别出湖水闪闪的亮光。我转进那片墓地，在长短不一的石头墓碑间行驶。Bonzhur，[1]夏洛特。有些坟墓上，插着暗淡、透明的小国旗，这些旗帜在长青树下无风的空中搭拉着。哎呀，爱德，真倒霉——指的是吉·爱德华·格拉默，一个三十五岁的纽约办事处的经理，他刚刚因被控谋杀他三十三岁的妻子多萝西而引人注目地受到传讯[2]。爱德为求把这桩罪行干得不留痕迹，就用大头短棒猛击他的妻子，随后把她塞进一辆汽车。可事情还是败露了，县里的两名警察在巡逻的时候看见格拉默太太崭新的大型蓝色克莱斯勒牌汽车（是她丈夫送她的结婚周年纪念的礼物）正发疯似的冲下山坡，那个山坡正好在他们的巡逻范围之内（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好警察！）。汽车擦过一根电线杆，冲上一个长满芒刺草、野草莓和委陵菜的路堤，最后翻倒了。当两名警察把格拉默太太的尸体从车里抬出来的时候，车轮仍在柔和的阳光下缓缓地转动。开头这似乎是一起常见的公路上的意外事故。唉，只是那个女人被击得血肉模糊的身体与受到轻微损坏的汽车很不相称。我干的话就会高明得多。

我向前开去。又看到那座细长的白色教堂和那些参天蔽日的榆树，真有意思。我忘了在美国的郊区街道上，一个孤孤单单的行人要比一个孤孤单单驾车的人更加引人注目，而我却把汽车停在路上，悄悄地徒步走过草坪街三四二号。在重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之前，我有权利稍微放松一下，享受精神回流的一阵净化。琼克家宅子的白色百叶窗都关着，在那块向着人行道倾斜的“此屋待售”的白色招牌上不知哪个人扎了一条捡起的黑丝绒发带。没有狗在汪汪乱叫。没有花匠在打电话。也没有坐在爬满青藤的门廊上的奥波西特小姐——叫这个孤孤单单的行人颇为烦恼的是两个梳着马尾辫、系着同样的圆点花纹围裙的年轻女子停下她们手里的活，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看： 无疑，奥波西特小姐早就死了，这两个女子也许是从费城来的她的两个双胞胎侄女。

我该不该走进我的老房子去？像屠格涅夫一部小说[3]里写的那样，一阵意大利的乐曲从一个开着的窗户里传出来——是起居室的窗户： 是哪个浪漫的人在这个美好迷人的星期天，可爱的腿上晒着太阳，在这从未有过琴声泼洒飞溅的房中弹琴？突然，我发现在我刈过草的那片草地上，有个金色皮肤、棕色头发的性感少女，九岁上下，穿着白色短裤，正用她那充满狂热的痴迷神情的深蓝色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对她说了句讨好的话，并没有什么歹意，一句传统的恭维话，你有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但她匆匆忙忙地走开了，音乐也戛然而止，有个神色凶暴、皮肤黝黑的男人，脸上亮晃晃的满是汗水，走出来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刚想说明自己是谁，忽然朦朦胧胧地感到一阵尴尬，我发觉了我那沾满烂泥的粗蓝布裤，我那肮脏、破旧的毛线衫，我那胡子拉碴的下巴，我那双酒鬼的布满血丝的眼睛。一句话也没说，我回过身去，迈着沉重的脚步顺着来路走回去。人行道上我还记得的一条裂缝里长出一棵样子很像紫菀的苍白的花。奥波西特小姐又悄悄地复活了，由她的两个侄女推着轮椅来到外面门廊上，仿佛那是一座舞台，而我是个表演明星。我赶紧朝我的汽车走去，心里暗自祈求她千万可别叫我。一条多么陡峭的小街。一条多么幽深的林荫道。汽车的刮水器和挡风玻璃之间夹着一张红色的罚款通知单；我小心谨慎地把它撕成两片、四片、八片。

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就又抖擞精神，开车前往五年多前我提着一个新旅行包去过的那家闹市区的旅馆。我要了一间房，打电话安排了两个约会，刮了脸，洗了澡，穿上一身黑衣服，下楼到酒吧间去喝酒。什么也没有改变。酒吧间里仍然弥漫着跟从前一样的那种昏暗的、叫人难以忍受的石榴红灯光，这种灯光多年以前就出现在欧洲的下等场所，但在这儿，却意味着一个家庭旅馆[4]里的那么一点儿气氛。我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就在这张桌子旁边，在我刚成为夏洛特的房客后最初待在这儿的时候，我认为应当谦和有礼地跟她共饮半瓶香槟以示庆祝，不想这竟彻底征服了她那可怜的、热情洋溢的心。跟上次一样，一个圆脸的跑堂儿正极其小心地把婚宴用的五十杯雪利酒摆在一个圆托盘上。这次是墨菲和范塔西亚[5]。时间是三点缺八分。在我穿过大厅的时候，我不得不绕过一群妇女；她们的午餐聚会刚刚结束，正在mille grâces[6]地相互道别。其中有一个认出了我，发出一声刺耳的喊叫，朝我扑了过来。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穿着一身珠灰色的衣衫，小帽子上插着一根细长的灰色羽毛。原来是查特菲尔德太太。她带着一丝假惺惺的微笑朝我冲了过来，因为心里怀着邪恶的好奇心而脸上闪闪发亮（我是不是没准对多莉干了那个五十岁的机修工弗兰克·拉萨尔在一九四八年对十一岁的萨利·霍纳所干的事？），我很快压制住她那种渴望打听的欢快的情绪。她以为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你……好吗？我十分愉快地告诉她我的继女刚嫁了一个十分出众的年轻采矿工程师，他在西北部干机密工作。她说她不赞成这么早就结婚。她的菲利斯现在十八岁，她决不会让她——

“是啊，当然，”我平静地说，“我记得菲利斯。菲利斯和奎营地。是啊，当然。顺带问一声，她有没有告诉你查理·霍姆斯在那儿怎样诱奸他母亲负责照管的女孩子？”

查特菲尔德太太已经黯淡的笑容这时完全消失了。

“真不像话，”她嚷道，“真不像话，亨伯特先生！那个可怜的小伙子刚在朝鲜阵亡。”

我说她是不是认为用“vient de[7]”加上动词不定式来表示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比英语里面用“刚”字加上过去时态要来得简洁得多？不过我得走了，我说。

从那儿去温德马勒的办公室只要过两条街。他十分缓慢地伸出手来，把我整个的手都握在里面，既有劲又彻底地握了一下，对我表示欢迎。他以为我在加利福尼亚州。我是不是在比尔兹利住过一阵？他的女儿刚进了比尔兹利学院。你……好吗？我把有关希勒太太所有必要的情况都告诉了他。我们作了一次相当愉快的事务商谈。我出来后走进九月炎热的阳光里，活像一个心满意足的穷光蛋。

既然一切障碍如今都已排除，我就可以无牵无挂地为我到拉姆斯代尔来的主要目的全力以赴了。我素来为自己那种办事有条不紊的作风感到得意。我就是用那种作风一直把克莱尔·奎尔蒂的脸庞隐藏在我黑漆漆的地牢里；他一直在那儿等着我带理发师和牧师前去：“Réveillez-vous, Laqueue, il est temps de mourir![8]”我现在没有时间讨论相面术的记忆方法——我正在大步流星地到他叔叔那儿去的途中——但还是让我草草记下这一点： 在我昏乱模糊的记忆中，仍保留着一张丑恶讨厌的脸。从匆匆看到的几眼中，我发现他跟我在瑞士的一个亲戚，一个兴高采烈、相当叫人讨厌的酒商有点儿像，他提着哑铃，穿着发臭的毛线衫，肥胖的胳膊上满是汗毛，头顶秃了一块，还有一个长着一张猪脸、又做用人又当情妇的娘儿们。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没有恶意的老坏蛋。甚至太无恶意了，不能跟我的猎物混为一谈。在当时这种心情下，我失去了跟特拉普的形象的联系，它完全被克莱尔·奎尔蒂的脸吞没了——那张脸给摆在他叔叔的办公桌上一个镜框里的照片富有艺术性地准确地展现出来。

在比尔兹利，我在有趣可爱的莫尔纳大夫[9]手里接受过一次相当大的牙科手术，只保留了几颗上牙和几颗下牙。换上的假牙依赖的是给用一根不显眼的金属线横贯固定在上牙床上的假牙托。整个布局安排是一个叫人安慰的杰作，我的犬牙依然完好无损。然而，为了用一个看似有理的借口掩饰我秘密的目的，我对奎尔蒂大夫说为了减轻面部神经痛，我决定把我的牙齿全都拔掉。装一副全口假牙得花多少钱？假如我们把第一次门诊定在十一月里哪个日子，那么全部装好需要多长时间？他那名声响当当的侄儿现在在哪儿？是不是有可能激动人心地一次就把我的牙齿全都拔光？

奎尔蒂大夫穿着白色工作服坐在办公桌的角上，头发灰白，理着平头，长着一副政治家常有的那种宽大扁平的脸颊，脑子里一边开始琢磨一个辉煌的长期方案，一只脚一边像在梦中似的诱人地晃动着。他会先给我装一副临时性的牙托，等牙床长好，再给我做一副永久性的。他想先看看我的口腔。他穿了一双有网眼的杂色皮鞋。从一九四六年以后，他就不跟那个坏蛋来往了，不过他猜那个家伙可能在与帕金顿相距不远的格林路上他的老家里。那是一个气象堂皇的梦。他的脚不住晃动，他的目光十分激动。我得花的费用大概是六百元。他提议立刻量一量尺寸，拔牙之前先把第一副牙托做好。我的嘴在他眼里是一个装满无价之宝的金光闪亮的洞穴，但我没有让他进去。

“不，”我说，“我想了想，还是全部让莫尔纳大夫来做吧。他要的价钱更高，但当然他是个比你高明得多的牙科大夫。”

我不知道哪位我的读者以后会有机会说出这样的话。那是一种十分美妙的梦一般的感觉。克莱尔的叔叔仍然坐在办公桌旁，仍然显得像在梦中，只是他的脚已不再摇晃那个装满美好的期望的摇篮。而他的护士从后面快步赶了上来，好在我的身后砰的把门关上。她是一个骨瘦如柴、容光暗淡的姑娘，长着一双时运不佳的金发姑娘所有的神情凄惨的眼睛。

把弹盒装进枪柄。使劲往里推去，直到听到或感觉到弹盒与枪柄内部啮合在一起，非常隐秘。容量： 八颗子弹。都泛着阴森森的蓝光。迫切地期待着给发射出去。

[1] 即法文bonjour，意思是“你好”。这里故意拼错，以模仿夏洛特拙劣的法语发音。

[2] 据作者自注，这是从一份报纸上摘下来的一粧真实的案子。

[3] 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1818—18 83）的小说《贵族之家》（A Nest of Gentlefolk，1859）临近结尾的地方。

[4] 指以优惠价接待携带家属者的旅馆。

[5] 指洛丽塔的同班同学斯特拉·范塔西亚的婚礼。

[6] 法文，万般做作。

[7] 法文，刚刚。

[8] 法文，醒醒吧，奎，你的死期已经到了！

[9] Dr.M o ln ar，牙医师的姓里很巧妙地含有molar（白齿）一词。

三四

帕金顿一个加油站的工人十分清楚地向我讲了到格林路去该怎么走。为了查明奎尔蒂是否在家，我想先给他打个电话，但听说他的私人电话新近无法接通。这意味着他已经走了吗？我开始往市区北面十二英里外的格林路开去。那时，周围的大部分景物都给黑夜清除了。我顺着曲折、狭窄的公路行驶，一长串有着反射镜、泛着阴森森的白光的矮木桩，借着我的车灯，标明道路这个或那个弯曲的地方。我可以隐约看出路的一边是一条黑洞洞的河谷，另一边是一些长满树木的山坡。前面，飞蛾像四处飘洒的雪花，从黑暗中涌出，飞进我探测的灯光中。开到上文所说第十二英里的时候，有一刹那我上了一座十分奇怪地安了顶篷的桥，过了桥，右边赫然耸现出一块被刷白了的岩石，又往前走了一小段距离，还是在同一侧，我离开了公路，转入那条砾石铺筑的格林路。有几分钟，四周都是潮湿、黑暗、茂密的树林。随后就到了帕沃尔府[1]，耸立在树林中间一片圆形空地上的一幢有塔楼的木房。窗户里闪射出黄色和红色的灯光；车道上乱七八糟地停了六七辆汽车。我在树荫里停下来，熄了车灯，静静地考虑着下一步的行动。他的身边总会围着他的亲信和婊子。我情不自禁地把这座欢乐、放荡的城堡内部设想成她的那些杂志里的一篇故事《骚乱的青少年》里的情景： 暧昧不明的“狂欢”、有个嘴里叼着屌儿似的雪茄的样子凶恶的成年人、毒品、保镖。至少他在里面。我要等到麻木迟钝的清晨再来。

我慢慢地开回市区，驾着这辆那么沉稳、几乎欢快地为我效力的破旧忠实的汽车。我的洛丽塔！在仪表盘上那个小贮藏柜的最里面，还留着一个她三年前使用的扁平发夹。那群被我的车头灯光从夜色中吸引出来的苍白的飞蛾仍在那儿。黑暗的谷仓仍然东一处西一处地耸立在路旁。人们仍在赶去看电影。我四处寻找夜晚住宿的地方，路过一个露天电影院[2]。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中（跟没有月光的漆黑的夜晚对比，确实显得非常神秘），有幅向后倾斜的巨大的银幕悬在黑暗、沉寂的田野间，银幕上有个瘦瘦的幽灵举起枪来，他跟他的胳膊都被那个不断往后退去的世界的斜角缩小成不住颤动的乏味的画面——紧接着，那个动作给一排树木挡住了。

[1] “帕沃尔”，原文为拉丁文Pavor，意思是“惊恐”。

[2] 指顾客可以坐在车上观看的露天电影院。

三五

第二天早上大约八点左右，我出了英索姆尼亚[1]旅馆，在帕金顿又消磨了一段时间。把处决搞砸了的幻象不断困扰着我。想到自动手枪里的子弹由于一个星期没用，也许已经失效，我就把它们取出来，另外装了一批新的。我曾用油把我的这位伙计彻底清洗了一下，如今简直没法把油渍擦掉。我只好用一块破布把它包扎起来，仿佛那是一个伤残的肢体，又用另一块破布包好备用的子弹。

在我开回格林路去的途中，雷暴雨陪我走了大半段路，但到了帕沃尔府的时候，太阳又出来了，像个有血有肉的人似的火热火热，鸟儿在湿漉漉的冒着水气的树上嘁嘁喳喳地尖声鸣叫。那幢设计精巧、年久失修的房屋似乎茫然不知所措地待在那儿，好像倒正好反映出我自身的情况，因为在我的脚踏上这片松软的、容易下陷的土地时，我禁不住意识到我用酒精刺激得过了头。

对我按的门铃的回答是一片谨慎的具有嘲讽意味的寂静。不过车房里停着他的汽车，如今是一辆黑色的折篷汽车。我叩了一下门环。仍然无人答应。我急躁地吼了一声，就去推大门——真太妙了，门竟一下子开了，就像中世纪的童话故事当中那样。我随手轻轻把门关上，穿过一个宽敞的、十分难看的门厅，朝着附近的一个客厅里张望，看到许多用过的酒杯散乱地扔在地毯上，断定主人还在他的卧室里睡觉。

于是我吃力地朝楼上走去，右手在口袋里紧紧握着用布裹着的我那伙计，左手轻轻抓着黏糊糊的楼梯扶手。我察看了三间卧室，其中一间那天晚上显然有人睡过。一个藏书室里摆满了鲜花。另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一些宽大、纵深的镜子和一张铺在光滑的地板上的北极熊皮。另外还有其他几个房间。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想法。要是主人从树林里散步回来，或者从哪个秘密的洞穴中钻出来，对于一个面临困难重重的工作而不够坚定的枪手来说，防止他的游戏伙伴把自己锁在房里，也许是相当高明的做法。因此，至少有五分钟，我四处走动——头脑清醒的神经错乱，发了疯的沉着镇定，一个着了魔的十分顽强的猎人——看到哪个锁眼里有钥匙，就把它转下来，用空闲的左手放进口袋。这幢房子相当古旧，因而就比现代迷人的小屋更具有计划好的隐秘性；在现代的小屋里，浴室这个唯一可以锁起来的地方必须被用于计划生育的秘密需要。

讲到浴室——我刚要去查看第三间，主人就从里面走了出来，身后留下一阵短暂的冲水声。走廊里的那个转角根本藏不住我。他脸色发灰，眼睑松弛，有点儿秃顶，稀疏的头发乱蓬蓬的，但仍然完全可以给认出来。他穿着一件紫色的浴衣，跟我过去的那件很像，从我身旁大摇大摆地走过。他不是没有看到我，就是把我当作什么熟悉、无害的幻觉而不予理会——他让我看到他那毛茸茸的小腿，像个梦游者似的朝前走下楼去。我把最后一把钥匙放进口袋，跟着他走进门厅。他半张着嘴，把大门拉开一点，从一条充满阳光的缝隙里往外张望，那副神态就好像他认为听到一个并不怎么热诚来访的客人按了下门铃就又离开了。接着，主人仍然没有理会那个在半楼梯上停住脚步的穿着雨衣的幽灵，穿过门厅走进客厅对面的一个舒适的小客厅。这时我穿过客厅——相当从容，知道他跑不掉了——离开了他，在一个装着吧台的厨房里小心翼翼地打开包着我那肮脏的伙计的破布，注意不在厨房里的镀铬物品上留下一点儿油渍——我觉得我拿错了东西，它黑糊糊的，非常肮脏。我用惯常那种非常仔细的方式把我那光着身子的伙计改放到身上一个干净的隐秘的地方，随后就朝那个小客厅走去。我的脚步，正如我所说的，相当轻快——说不定太轻快了，难以取得成功。可是我的心却怦怦乱跳，欢快得像头老虎；这时脚下嘎吱一响，踏碎了一个高脚鸡尾酒杯。

主人在那个东方风格的客厅里见到了我。

“你究竟是什么人？”他嗓音嘶哑地高声问道，两只手一下子插进晨衣的口袋，两只眼睛盯着我脑袋东北方向的一点。“你莫非是布鲁斯特？”

这时，任何人都能看得相当清楚，他还蒙在鼓里，完全在我的所谓的掌握之中。我可以好好地乐一乐了。

“对了，”我温文尔雅地答道。“Je suis Monsieur Brustère。[2]开始之前，我们先聊上一会儿。”

他看上去很高兴。脏巴巴的小胡子抽动了几下。我脱下雨衣，身上穿着一套黑衣服，一件黑衬衫，没打领带。我们在两张安乐椅上坐下。

“你知道，”他说，一边很响地搔着他那胖胖的、粗糙的灰白色的面颊，不自然地咧嘴笑了一笑，露出了他那珍珠似的小牙齿，“你看起来不像杰克·布鲁斯特。我是说相似之处并不特别明显。有人告诉我说他有个弟弟，也在同一家电话公司工作。”

经过这么些年的悔恨和愤怒之后，这才把他抓住……看看他胖鼓鼓的手背上的那些黑色的汗毛……用上百只眼睛扫视着他的紫色丝绸浴衣，他那多毛的胸膛，预见到子弹穿孔、血肉模糊和痛苦的乐曲……知道这个有五分活力、三分像人的骗子曾经奸污了我的宝贝儿——噢，我的宝贝儿，这可叫人感到无比快乐！

“不，不瞒你说，我不是布鲁斯特弟兄中的任何一个。”

他昂起头来，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兴。

“再猜猜看，‘潘趣[3]’。”

“噢，”“潘趣”说，“这么说你不是为那些长途电话来打扰我的啰？”

“你确实偶尔会打一次长途电话，对吗？”

“你说什么？”

我说我说过我觉得他说过他从来没有——

“人们，”他说，“一般的人们，我不是指责你，布鲁斯特，但你知道，连门都不敲就闯进这幢该死的房子，这种方式是很荒唐的。他们使用Vaterre[4]，他们使用厨房，他们使用电话。菲尔往费城打电话。帕特往巴塔戈尼亚[5]打电话。我拒绝付费。你的口音很有趣，长官。”

“奎尔蒂，”我说，“你记得有个叫多洛蕾丝·黑兹、多莉·黑兹的小姑娘吗？科罗拉多州的那个名叫多洛蕾丝的多莉？”

“当然，她可能打过这些电话，当然。打到任何地方。天堂、华盛顿、地狱峡谷。谁会在乎？”

“我在乎，奎尔蒂。你知道，我是她的父亲。”

“胡说八道，”他说，“你不是。你是一个外国来的文稿代理人[6]。有个法国人曾把我的《高傲的肉身》翻译成La Fiert?de la Chair[7]。荒唐。”

“她是我的孩子，奎尔蒂。”

在他当时那种心情下，实际上他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大吃一惊，不过他那气势汹汹的态度并不怎么令人信服。他的眼睛忽然一亮，闪现出暗中警惕的神色，但马上又暗淡了。

“我自己也很喜欢孩子，”他说，“父亲们总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转过头去，寻找什么东西。他拍了拍口袋，想要从座位上站起来。

“坐下！”我说——显然比我原来想用的嗓门高了许多。

“你用不着朝我吼叫，”他用那种奇怪、柔弱的态度抱怨说。“我不过想抽烟。我想抽烟，想得要命。”

“你的命反正就快没了。”

“噢，别胡闹，”他说，“你开始叫我厌烦了。你要什么？你是法国人吗，先生？伍莱——伍——布——阿[8]？我们到小酒吧间去，喝杯烈性酒——”

他看到我手掌心里那把黑色的小武器，仿佛我正打算要递给他。

“哟！”他拉长调子说道（这时开始模仿电影里的那些下层社会的傻瓜），“你拿着的可是一把呱呱叫的小手枪。你要卖多少钱？”

我打开他伸过来的手，他的手正好碰翻了他身边矮桌上的一个盒子，里面滚出一把香烟。

“香烟在这儿，”他快活地说，“你记得吉卜林的这句诗吗？une femme est une femme ,mais un Caporal est une cigarette[9]。现在，我们需要火柴。”

“奎尔蒂，”我说，“我要你注意地听着。你一会儿就要死了。据我们所知，未来也可能是极其痛苦的精神错乱的永恒状态。昨儿你抽了你最后的一支烟。注意听着。好好想清楚你就要遭到什么下场。”

他不停地把骆驼牌香烟剥开，用力嚼着烟丝。

“我愿意试试，”他说，“你不是澳大利亚人就是德国难民。你非得跟我说话吗？要知道，这幢房子不是犹太人的。也许你最好还是走吧。千万不要再拿出这支枪来给人看。我在音乐室里也有一支旧的斯特恩－卢格尔牌手枪。”

我用我的伙计对着他一只穿了拖鞋的脚，使劲儿扣动扳机，咔哒一声。他看看他的脚，又看看手枪，又看看他的脚。我又十分费劲地试了一次，随着一声微弱的幼稚可笑的声响，子弹射了出去，钻进了厚厚的粉红色的地毯。我相当惊骇地觉得子弹只是慢慢地钻了进去，可能还会再钻出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奎尔蒂说，“你应该再稍微小心一点。看在上帝的分上，把那玩意儿给我。”

他伸手去拿。我把他推回到椅子上。这桩有趣的快乐的事儿正在失去趣味。是该干掉他的时候了，但他必须明白为什么要把他干掉。他的情形影响了我，手枪拿在手里也感到软弱、笨拙。

“好好想想，”我说，“想想被你拐骗的多莉·黑兹——”

“我没有！”他嚷道，“你完全搞错了。我把她从一个野蛮的性变态的人的手里救了出来。给我看看你的证章，不要对着我的脚乱开枪，你这个粗野的家伙，你。那个证章在哪儿？别人犯了强奸罪，我可不负责。真是荒唐！我承认那次愉快的驾车出游是一个愚蠢的引人注目的花招，但你又把她接回去了，是不是？嗨，我们去喝一杯。”

我问他是想坐着死还是想站着死。

“噢，让我想想，”他说，“这可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顺带提一句——我犯了个错误。我真心诚意地感到后悔。你知道，我并没有玩弄你的多莉。说一句令人丧气的老实话，我实际上阳痿。我给了她一个美好的假期。她遇到了不少出色的人。你是否知道——”

他猛然把身子一侧，整个身子都扑到我的身上，让手枪一下子飞到了一个五斗橱底下。幸运的是，尽管他攻得很猛，但却没有多大力气。我没费多少事儿就把他推回到椅子上。

他呼哧呼哧地喘了一会儿，把两只胳膊抱在胸前。

“这下好了吧，”他说，“Vous voil?dans de beaux draps, mon vieux。[10]”

他的法语有了进步。

我四下张望。也许，要是——也许我能够——爬到地上去找一找？冒一下险？

“Alors, que fait-on？[11]”他问道，密切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把身子弯下一点。他并没有动。我弯得更低一点。

“亲爱的先生，”他说，“别拿生死闹着玩。我是一个剧作家。我写过悲剧、喜剧、幻想剧。我曾用《朱斯蒂娜》和十八世纪其他描写越轨性行为的作品拍摄成好几部不公开的影片。我是五十二部成功的电影剧本的作者。我知道所有的窍门。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哪个地方应该有把火钳。我何不去把它拿来，随后我们就可以把你的东西扒拉出来。”

他大惊小怪、爱管闲事、奸诈狡猾地一边说一边又站起身来。我在橱底下摸索，同时密切注意着他。突然我发现，他早就发现我似乎还没发现我那伙计正在橱下面的另一只脚那儿露了出来。我们又搏斗起来。我们抱成一团，在地板上到处乱滚，好像两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他浴衣里面是赤裸裸的、淫荡的肉体。在他翻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要透不过气来了。我又翻到他的上面。我被压在我们下面。他被压在他们下面。我们滚来滚去。

我猜等这部书出版被人阅读的时候，总也得是公元两千年的最初几年（一九三五年再加上八十年或九十年，长命百岁，我的情人）；年纪大的读者看到这儿，肯定会回想起他们童年时看过的西部片中那些必然会出现的场面。然而，我们之间的扭打既没有那种一拳把牛击昏的猛烈的拳击，也没有家具横飞的场面。他和我像两个用肮脏的棉花和破布填塞成的假人。那是两个文人之间的一场默默无声、软弱无力、没有任何章法的扭打，其中一个被毒品完全弄垮了身体，另一个患有心脏病，而且杜松子酒喝得太多。等我最终把我那宝贵的武器抓到手里，而那个电影剧本作家又在他低矮的椅子上重新坐下的时候，我们俩都上气不接下气，而刚刚经过一场争斗的牧牛人和放羊人却决不会如此。

我决定察看一下手枪——我们的汗水可能破坏了什么机件——喘口气儿，再进行计划中最主要的一项。为了让这短暂的间歇中有点儿事可做，我提议他念一下自己的判决书——我用韵文的形式写的。“惩恶扬善[12]”这个词语可能正好用在此处。我递给他一份整洁的打字稿。

“好吧，”他说，“这主意妙极了。让我把我的老光眼镜拿来。”（他想站起来。）

“不行。”

“就听你的。要我大声念出来吗？”

“对。”

“我要念了。是用韵文写的嘛。

因为你利用了一个有罪的人

因为你利用

因为你利

因为你利用了我的不利条件……[13]

“这很好，你知道。真是好极了。”

……当我像亚当那样赤身露体站在

一条联邦法律及其全部刺人的星宿面前

“噢，气派堂皇的诗节！”

……因为你利用了一桩罪孽

当我无助地脱毛换羽，遍体湿润而柔软

作出最好的打算

梦想在山区一个州结婚

养下一窝小洛丽塔……

“不大明白。”

因为你利用了我内心深处

本质上的单纯无知

因为你欺骗了我——

“有点儿重复，什么？我念到哪儿了？”

因为你骗取了我的赎罪

因为你在小伙子们

玩弄勃起机的年岁

占有了她

“变得猥亵了，是吗？”

一个满身绒毛的小姑娘仍戴着罂粟花

仍在色彩鲜艳的黄昏时分吃爆玉米花

黄褐色皮肤的印第安人在那儿接受给予他们的作物

因为你从她怒容满面、神色威严的保护人

手里劫走了她

还对着她保护人眼皮下垂的眼睛吐了一口唾沫

撕破他的黄褐色长袍，黎明时分

让那个粗鄙的家伙在他新的病痛中翻滚

糟透了的爱情和紫罗兰

悔恨绝望，而你

把一个令人生厌的布娃娃撕成碎片。

又把它的头扔弃

因为你所做的一切

因为我未做的一切

你必须死

“噢，先生，这的确是一首好诗。就我所知，是你写得最好的一首。”

他把纸折起来，递还给我。

我问他临死前有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想说。那把自动手枪已经又准备好，可以对这个人使用了。他望了望手枪，长叹了一声。

“你听我说，麦克，”他说。“你喝醉了，我又是个病人。让我们把这桩事推迟一下吧。我需要清静。我还得调治我的阳痿。下午朋友们要来接我去看一场比赛。这场枪弹上膛的闹剧已经变成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我们都是老于世故的人，不管在哪一方面——两性关系、自由诗、枪法。要是你对我怨恨，我准备作出不同寻常的赔偿。就连一场老式的rencontre[14]，用剑或用手枪，在里约或别的地方——也不排除在外。今天我的记忆力和我的口才都不处在最佳的状态，但说实在的，亲爱的亨伯特先生，你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继父，而且我并没有强迫你那小小的被保护人跟着我走。是她要我把她带到一个比较幸福一点的家里。这幢房子不像我们跟几个朋友共有的那片农场那么现代。不过它相当宽敞，夏天和冬天都很凉爽，一句话十分舒适，因此既然我打算退休后永远住在英国或佛罗伦萨，我提议你搬进来住。它无偿地都归你。只要你不再拿那把枪对着我（他令人厌恶地咒骂了一句）。顺便问一声，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要是喜欢，我可以给你，也是无偿地，作为家里的玩物，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小小的畸人： 一个有三个乳房的年轻女子，其中一个真是一个顶呱呱的乳房，这是大自然的一件稀罕、可爱的奇迹。现在，soyons raisonnables[15]。你只会把我打成重伤，随后自己就在监狱里日渐憔悴，而我会在热带的气候环境下恢复健康。我向你保证，布鲁斯特，你住在这儿会很快活，酒窖里藏着很多酒；还有我下一个剧本的全部版税——眼下我在银行里没有多少钱，但我打算去借——喏，就像莎士比亚头上受了风寒后所说的，去借，去借，去借。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处。我们这儿有一个十分可靠、可以收买的打杂女工，一个维布里萨[16]太太——姓很古怪——她每星期从村子里来两次，唉，今儿她不来，她有好几个女儿，外孙女儿。我还知道一两件有关警察局长的隐私，这使他成了我的奴隶。我是一个剧作家。我被称作美国的梅特林克。梅特林克－施梅特林，我说。得了！所有这一切都很不光彩，现在我也拿不准我做的事到底对不对。决不要用朗姆酒和着海洛因[17]一块儿服食。现在做个和蔼可亲的人，把枪放下，我认识你可爱的妻子，但并不熟。我的衣服你可以随便拿去穿。噢，还有一件事——你会喜欢的。我楼上收藏着一批独一无二的色情书籍。就提其中的一种： 精装的对开本《巴格拉什岛》，探险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尼·魏斯[18]所著，她是个非凡的女性，这是本出色的著作——把枪放下——里面有八百多幅照片，拍的都是一九三二年她在巴达海上巴格拉什岛检查和测量过的男性生殖器官，都是根据在爽朗的天空下交欢所测定绘制的一些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图表——把枪放下——另外，我还可以为你安排去观看执行死刑，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那张椅子给漆成黄色——”

Feu！[19]这一次我打中了什么硬东西。我打中了一张黑色摇椅的椅背，那张摇椅与多莉·希勒的那张不无相似之处——子弹打在椅子前背上，椅子立刻开始摇晃，速度那么快，摇得那么带劲儿，那时不管哪个人走进房间，都会被眼前这个双重的奇观惊得目瞪口呆： 那把摇椅恐惧地拼命摇晃，而我那紫色的目标方才坐在上面的那把扶手椅上也空无一人。他飞快抬起屁股，手指在空中抓挠着，倏地溜进了音乐室，紧接着我们就在门里门外互相拉扯，气喘吁吁；音乐室的门上也有一把钥匙，我先前没有注意。不过这次我还是赢了，难以捉摸的克莱尔忽然一下子在钢琴前坐下，弹了几个粗犷有力、基本上是歇斯底里的琴声轰鸣的和弦，他的下巴不住颤抖，张开的手紧张地往下按去，鼻孔里发出好像电影胶片的声道中的鼻息声，这在我们的搏斗中以前还从没出现过。他仍然发出那些叫人难以忍受的响亮的乐声，一边想用脚打开钢琴旁边一个好像水手用的箱子，但没成功。我的下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胁部，他从椅子上一下子跳起来，越升越高，样子看上去就像年纪衰老、头发花白的疯狂的尼金斯基，像忠信泉[20]，像我过去的一场噩梦，等到升到惊人的高度，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他划破了空气——空气里仍然颤动着那宏大、深沉的乐声——发出一声嚎叫，脑袋向后仰着，一只手紧紧按着脑门，另一只手抓住胳肢窝，仿佛遭到大黄蜂的叮咬，往下落到地上，很快站住，又成了一个穿着浴衣的正常的人，急急匆匆地跑进外面的门厅。

我以两倍或三倍于袋鼠的速度跳跃向前，跟着他穿过门厅，伸直两腿，始终保持身子笔直，紧跟在他身后跳了两下，接着像跳芭蕾舞似的奋力跳到他和大门之间，想要拦截住他，因为门并没有关好。

突然，他开始走上宽阔的楼梯，神态庄严，有些阴郁。我换了方位，实际并没有追他上楼，而是迅速地朝他一连开了三四枪，每次都伤着了他；每次我打中他，对他干了这件可怕的事儿以后，他的脸就滑稽可笑地抽动一下，好像是在夸张疼痛；他慢下步子，眼睛转了几转就半闭上，发出一个女人似的声音：“啊！”；每次只要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就浑身抖动，好像我在挠他痒痒；每次我用那些缓慢、笨拙、盲目的子弹打中他的时候，他总用虚假的英国腔低声说道——同时一直剧烈地抽搐、颤抖、假笑着，尽管如此，却仍用一种奇特的超然、甚至亲切的态度说道：“噢，这下可真够呛，先生！噢，这下伤得可真厉害，亲爱的朋友。求求你，住手吧！噢——很疼，很疼，真的……上帝！啊！真是可恶透顶，你真不应当——”他到了楼梯平台上，声音逐渐低了下去，但他仍然稳步朝前走去，尽管臃肿的身体里有我打进去的那么许多枪子儿——我苦恼、沮丧地明白自己非但没有打死他，反而给这个可怜的家伙注入了一股又一股活力，仿佛那些子弹是一些药物胶囊，一种令人兴奋的灵丹妙药正在发生效力。

我再次往枪里装好子弹，两只手黑乎乎的沾满了血——我摸到了什么被他浓浓的血涂抹过的东西。接着，我就到楼上去找他，钥匙像黄金似的在我的口袋里丁当作响。

他步履艰难，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血流如注，极力想找一扇开着的窗子，又摇摇头，仍想劝说我不要打死他。我瞄准了他的脑袋，他一下子退进了主卧室，原先长着一只耳朵的地方喷出一股深紫红色的鲜血。

“滚出去，从这儿滚出去，”他说，一边不住咳嗽，把咳出来的血吐掉。真像一个令人惊讶的噩梦，我看见这个满身血污、却依然活泼开朗的人上了床，把自己裹在乱七八糟的毯子里。我在很近的距离隔着几条毯子开枪打中了他。他向后倒了下去，嘴角旁出现一个具有幼稚涵义的大大的粉红色的气泡，变得像个玩具气球那么大，随后破灭。

有一刹那，我也许跟现实生活失去了联系——噢，根本不是你们普通罪犯扮演的“我只是一时两眼发黑”的那种情况；相反，我想强调下面这个事实： 即对他流出的每一滴血我都负有责任，但突然出现了瞬间的变化，我好像在新婚后的卧室里，夏洛特病恹恹地躺在床上。奎尔蒂病得很重。我手里拿着他的一只拖鞋，而不是手枪——我坐在枪上。随后我又坐到床边一张椅子上去，好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我看了看手表，表面的玻璃已经掉了，但指针仍在走动。整个这场可悲的事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安静了。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宽慰，反而有个比我希望摆脱掉的负担更为沉重的负担挨近了我，袭上身来，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实在无法用手去碰他好弄清楚他确实已经死了。看上去他是死了： 四分之一个脸已被打掉，两只极为兴奋的苍蝇开始意识到自己交了简直无法相信的好运。我的手看上去也不比他的手好多少。我在隔壁的浴室里尽力把手洗干净。现在我可以走了。当我出现在楼梯平台上的时候，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刚才我以为只是耳鸣而不加理会的一片轻松愉快的聒噪，实际是从楼下客厅里传来的嘈杂的人声和收音机里的音乐声。

我发现下面有许多人，他们显然刚到，正兴高采烈地在喝奎尔蒂的酒。有一个胖胖的男人坐在安乐椅里；两个头发乌黑、脸色苍白的年轻美人儿，无疑是姐妹俩，一大一小（小的那个几乎还是个孩子），相当娴静地并排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一个脸色红润、长着天蓝色眼睛的小伙子正把两杯酒从那个酒吧间似的厨房里拿出来递给她们。厨房里有两三个女人正在一边闲聊，一边丁丁当当地敲碎冰块。我在房门口站住脚，说道：“我刚把克莱尔·奎尔蒂杀了。”“干得好！”那个脸色红润的小伙子说，一边把一杯酒递给那个大一点的姑娘。“早就应该有人这么干了，”那个胖胖的男人说。“他说什么，托尼？”一个形容憔悴、金发碧眼的女人从厨房里问道。“他说，”那个脸色红润的小伙子回答说，“他把奎杀了。”“唔，”另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从一个角落里站起身来说，先前他一直蹲在那儿翻看唱片，“我想我们大伙儿有一天也会对他这么干。”“不管怎么说，”托尼说，“他最好还是下来。要是我们想去看那场比赛，就不能再等下去了。”“谁给这个人倒一杯酒，”那个胖胖的男人说。“喝啤酒吗？”一个穿宽松裤的女人在远处问道，一边把一杯啤酒举起来给我看。

坐在长沙发上的那两个姑娘都穿着一身黑衣服，年纪小的那个正用手指拨弄着戴在雪白的颈项上的一件亮闪闪的东西。只有她们什么话都没说，只在一旁微笑，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淫荡。音乐停了一会儿，楼梯上突然响了一声。托尼和我走到外面的门厅里。竟然真是奎尔蒂，他已缓慢吃力地走到楼梯平台上，我们看见他站在那儿摇摇晃晃，不住喘气，随后慢慢倒了下去，这一次是永远倒了下去，成了一堆紫红色的东西。

“快点，奎，”托尼笑了一声说,“我相信，他仍然——”他回进客厅，他的后半句话给音乐盖没了。

我肚里暗自说道，这就是奎尔蒂为我上演的这出匠心独运的戏剧的结局。我心情沉重地离开了这幢房子，穿过斑驳耀眼的阳光向我的汽车走去。车的两边停着另外两辆汽车，我费了一番工夫才从中间挤了出去。

[1] “英索姆尼亚”（Insomnia）意为“失眠”。

[2] 法文，我是布鲁斯特先生。

[3] 指英国木偶剧《潘趣和朱迪》（Punch and Judy）中钩鼻子、舵背的滑稽角色。

[4] Vaterre，即water（水），是一个具有法语语音拼法的词，这儿是”厕所“的意思！

[5] Patagonia，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城市。

[6] 指替作者与出版商联系出版、销售、翻译等事宜的人。

[7] 法文，意思是”肉体的骄傲“这不是”高傲的肉身“的贴切的译文，所以他这么说。

[8] 这是从语音方面嘲弄美国人说：Voulez-vous boire？你想喝杯酒吗？”这句法语时所带的美国腔。

[9] 法文，女人就是女人，但”下士“却是香烟。这是奎尔蒂仿效英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 36）的诗篇《订婚人》（The SeinoAed）中的诗句胡给出来的。”下士“是法国一种香烟的品脾。

[10] 法文，你陷入了困境，我的朋友。

[11] 法文，哎，我们现在做什么？

[12] 原文是poetical justice，指通常在诗歌、戏剧和小说等中表现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而直译即是“诗体的审判”所以说“正好用在此处”

[13] 作者这里是模仿托·斯·艾略特的《圣灰星期三》（1930）：“因为我们不想改变/因为我不想/因为我不想改变……”

[14] 法文，决斗。

[15] 法文，让我们理智一些。

[16] 原文是vibrissa，指动物嘴边的触须。

[17] 原文为herculanita，系南美产的一种烈性海洛因。

[18] 原文为Melanie Weiss，系德文”黑白“的意思。

[19] 法文，开火！

[20] Old Faithful，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间隙泉，每六十七分钟左右喷水一次。

三六

剩下的事情有点儿平淡乏味。我缓缓地把车开下山坡，不久发现自己正以同样懒散的速度往跟帕金顿相反的方向行驶。我把雨衣丢在小客厅里，把我那伙计丢在浴室里了。不，那不是我会想要住的房子。我悠然地想着，要是有个天才的外科医生能让盖上被子的奎尔蒂、“无名的克莱尔”起死回生，不知他是否会就此改变自己的生涯，也许甚至改变人类的全部命运。对此我并不在意；总的说来，我希望忘掉这乱糟糟的一切——等我确实知道他死了的时候，唯一叫我感到的满足就是得到了宽慰，知道我不必在精神上一连几个月地守着一个令人痛苦、讨厌的恢复期，其间还会受到各种各样不宜提及的手术和反复的干扰，而且也许还会受到他的拜访的干扰，弄得我还得费力地找出理由来证明他不是鬼。托马斯是有点儿道理。[1]说来奇怪，触觉本来对于人们远远没有视觉那么宝贵，然而到了紧要关头，它却成了我们主要的即便不是唯一的掌握现实的方法。我浑身都沾满了奎尔蒂——沾满了流血前他跌扑翻滚的感觉。

道路这时正穿过开阔的乡野。我忽然想到——不是作为抗议，不是作为象征或任何那一类玩意儿，而只是作为一种新奇的体验——既然我已无视人类的全部法律，干脆我也无视交通规则。于是我开到公路的左侧，看看感觉如何，还真不错。那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隔膜消融的感觉，其中有扩散开来的触觉的成分，而所有这些又被一种想法加以强化；这种想法就是没有什么比故意在道路错误的一边行驶更接近于消除基本的物理定律了。从某一点上看，这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渴望。我缓缓地、神情恍惚地挨着汽车后视镜所在的那古怪的公路一侧行驶，每小时车速不超过二十英里。路上交通并不拥挤。不时有车从我放弃给它们的那一侧开过我的身边，粗暴地冲着我直按喇叭。迎面而来的汽车先是摇摆晃动，接着突然转向，最后惊恐地大叫。不久我发现就要接近居民区了。闯一次红灯就像我小时候偷偷呷一口大人不准我喝的葡萄酒。这时纷繁复杂的情况不断出现。我受到了跟踪，又受到了护送。接着，在我前面，我看见两辆汽车正摆出阵势要把我的去路完全堵住。我动作优美地把车开出公路，狠狠地颠了两三下之后冲上一个长满青草的斜坡，开到几头吃惊的母牛当中，我就轻轻摇晃着在那儿停下。一种颇有创见的黑格尔哲学综合法把两个去世的女人联系在一起[2]。

不久，我就会给拉出汽车（嗨，梅尔莫什，多谢了，老伙计）——而且，的确，我还盼望着让许多双手来把我抓住，自己不做一点合作的努力，听凭他们把我移动、搬抬；我则像个病人，十分放松、舒舒服服、懒洋洋地听凭他们摆布，并从我的倦怠乏力和警察及救护人员给我的绝对可靠的支持中获得一种神秘的乐趣。当我停在那个高高的斜坡上等着他们向我跑来的时候，我唤起了最后一个奇怪的令人绝望的幻景。有一天，在她失踪后不久，我正在一条废弃了的旧山道上赶路，一阵难以忍受的恶心迫使我停下车子；那条山道一会儿和一条崭新的公路并行，一会儿又横越过去伸向另一个方向；那是晚夏一个淡蓝色的午后，山道边大片的紫菀花沐浴在远离尘嚣的温暖空气里。我猛烈地咳了一阵，好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随后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一会儿，想到清新的空气可能对我会有好处，就朝不远处公路陡峭的侧面上的一道低低的石头护墙走过去。小蚱蜢从路旁干枯的野草中跳出来。一片薄薄的浮云正张开胳膊，向另一片略显厚实的浮云移动；这片浮云属于另一个行动缓慢、浮向天际的云系。等我走近那个友好的深渊，我感觉到各种融合汇聚在一起的和谐悦耳的声音，宛如水汽一般，正从我脚下那起伏不平的山谷里的一座小矿镇上升腾而起。你可以辨别出在一排排红色和灰色的屋顶间的几何图形的街道、苍翠扶疏的树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溪以及那个闪着矿石似的绚丽光彩的垃圾堆场；小镇那边，条条道路纵横交叉在好像百衲被似的深色和浅色的田野上；再往远处，是密林覆盖的群山。然而比所有这些无声而欢快的色彩更为鲜明的是——这些色彩，这些明暗深浅的色调融合在一起，似乎正自得其乐——听起来要比看上去更为鲜明、更为飘忽的，是积聚起的声音像升腾的水汽似的震颤；它一刻也不停，一直升到花岗岩石的边缘，我正站在那儿，擦干净我那发出难闻的气味的嘴巴。不久，我就意识到所有这些声音都具有同一种性质，而且没有其他的声音，只有这些声音从那座透明的小镇的街道上传来，那儿的女人都待在家里，男人则在外奔忙。读者！我所听到的不过是正在嬉戏玩耍的孩子们的悦耳动听的声音，就只有这种声音；而空气是那么清澈明净，因此在这片响亮而又微弱、遥远而又神奇地近在咫尺、坦率而又神圣地莫测高深地混杂着各种声音的水汽中——你可以不时听到一阵几乎相当清楚的活泼的笑声、棒球球棒敲击的噼啪声或一辆玩具货车的哐啷哐啷声，这一切仿佛都是被释放出来似的，但它们太远了，根本无法辨别出他们在那些模模糊糊的街道上的任何活动。我站在这高高的斜坡顶上倾听那悦耳的震颤，倾听那矜持的窃窃私语中间迸发出的不相连的喊叫，随后我明白了那令人心酸、绝望的事并不是洛丽塔不在我的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片和声里面。

这就是我的故事。我重读了一遍。里面有粘在上面的些许骨髓，有血，有美丽的绿得发亮的苍蝇。在故事的这个或那个转折处，我觉得我那难以捉摸的自我总是在躲避我，滑进了比我乐意探测的更深邃、更黑暗的海洋。我已把我能掩饰的东西都掩饰了，免得伤害人们。我随意为自己设想了许多笔名，后来才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我的笔记里有“奥托·奥托”、“梅斯麦·梅斯麦[3]”和“兰伯特·兰伯特”，但不知为了什么，我认为我的选择最确切地表达了我的卑鄙龌龊。

五十六天前，我开始写《洛丽塔》时，先是在精神病房里接受观察，后来在这个暖融融的坟墓似的隔离室里，我想我会在审判时用上所有这些笔记，当然，不是为了救我的性命，而是为了挽救我的灵魂。然而，写到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不能把活着的洛丽塔暴露出来。在不公开的开庭期里，我还可以使用这部回忆录的一部分，但出版的日期则被推迟了。

因为一些比实际看来更为明显的理由，我反对死刑；我相信这种态度会跟宣判的法官是一致的。如果我站到我自己的面前受审，我就会以强奸罪判处亨伯特至少三十五年徒刑，而对其余的指控不予受理。但即便如此，多莉·希勒大概还是会比我多活上好多年。我作出的下面这个决定具有一份签名的遗嘱的全部法律效果和力量： 我希望这本回忆录只有在洛丽塔不再活在世上的时候才能出版。

因此，当读者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俩都已不在人世了。可是既然血液仍然在我写字的手掌里奔流，你就仍像我一样受到上帝的保佑，我就仍然可以从这儿向在阿拉斯加的你说说话。务必忠实于你的狄克。不要让别的家伙碰你。不要跟陌生人谈话。我希望你会爱你的孩子。我希望他是个男孩。我希望你的那个丈夫会永远待你好，否则，我的鬼魂就会去找他算账，会像黑烟，会像一个疯狂的巨人，把他撕成碎片。不要可怜克·奎。上帝必须在他和亨·亨之间作出选择，上帝让亨·亨至少多活上两三个月，好让他使你活在后代人们的心里。我现在想到欧洲野牛和天使，想到颜料持久的秘密，想到预言性的十四行诗，想到艺术的庇护所。这就是你和我可以共享的唯一不朽的事物，我的洛丽塔。

[1] 《新约·约翰福音》第20章：“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即托马斯）。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巳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人那钉痕……我总不信。”

[2] 他因为“冲上一个长满青草的斜坡”，所以想起了夏洛特的死亡。据本书《序文》和第二部第二九章看，洛丽塔必然也已去世。

[3] 作者用了奥地利内科大夫梅斯麦（Friedrich Mesmer，1734—1815）的姓，他是催眠术的创建人。

关于一本题名《洛丽塔》的书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鉴于我曾装扮过《洛丽塔》书中撰写序文的人物，即老于世故的约翰·雷这个角色，任何直接来自我的评论，都会让人觉得——事实上是让我觉得——这是装扮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来讨论他自己的书。不过，有几点的确要加以讨论；而且，自己出面说话的手法也可以使模仿和典型相融合。

教文学的老师动辄会拿出“作者的意图是什么？”或者还有更糟的“这人是想要说什么呢？”一类问题来问。而我呢，正好是这样的作者： 着手写一本书的时候，并没有别的目的，只想这本书脱稿；在要求说明这书的缘起和成书过程的时候，则非得依靠“灵感和关联情节的相互影响”这样的陈旧术语。我承认，这样的说法让人听起来仿佛变戏法的人，借助变另外一个戏法来解说某一个戏法是怎么变的。

我最初感觉到《洛丽塔》的轻微脉动是在一九三九年末，或一九四〇年初，在巴黎，是我急性肋间神经痛发作、不能动弹那个时候。依照我所能记起来的，最初灵感的触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报纸的一条新闻引起的。植物园的一只猴子，经过一名科学家几个月的调教，创作了第一幅动物的画作： 画中涂抹着囚禁这个可怜东西的笼子的铁条。我心中的冲动与后来产生的思绪并没有文字记录相联系。然而，就是这些思绪，产生了我现在这部小说的蓝本，即一个大约三十页长的短篇小说。我是用俄语写的，俄语是我自一九二四年以来写小说用的语言（这些小说大部分没有翻译成英语，而且全都由于政治原因在俄国禁止出版）。故事中的男人是中欧人，那个没有起名字的性早熟女孩则是法国人，故事的地点是巴黎和普罗旺斯。我让他与这个小女孩患病的母亲结婚，不久她母亲去世。他在一家饭店的房间里企图诱奸这孤儿，但未得逞。于是，亚瑟（这就是他的名字）撞向一辆卡车，压死在车轮底下。在一个战时的月夜，我把故事读给几个人听，有马克·阿尔达诺夫，有两个社会革命党人，有一个女医生。可是，我不满意这篇小说，一九四〇年移居美国后某一天把它销毁了。

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在纽约州北部的伊萨卡，一直不曾完全停息的脉动又开始让我不得安宁。关联情节又带着新的热忱与灵感相伴，要我重新处理这个主题。这一回是用英语写作。英语是我的第一个女家庭教师说的语言，即一个名叫蕾彻尔·霍姆小姐的。那是在圣彼得堡，大约是一九〇三年。性早熟的女孩现在带一点爱尔兰血统，但是，实际上还是同一个女孩，与她的母亲结婚这一基本想法也保留下来；但是除这些之外，这部作品是新的，而且悄悄地一部长篇小说已经成形。

这部书的写作进行得很慢，因为有许多干扰。创作俄国和西欧大约花了我四十年时间，而现在我面临创作美国的任务。能让我在个人想象的佳酿中注入一点通常的“现实”（倘若不加引号就没有意义的少数词语之一）这样的本地素材要收集，这在我五十岁的时候要难得多，不比我年轻时候在欧洲，那个年代接受能力与记忆能力自然正值最佳时期。期间还有其他的书要写。有那么一两回我险些儿把我的未完成的书稿烧毁，并且抱着我的宝贝已经走到了无辜的草坪上歪斜的焚烧炉影子边，就在这时，一个念头教我停了脚步，心想： 在我的后半生，烧毁的书稿的鬼魂会在我的案头游荡。

每年夏天，我和妻子都要去捉蝴蝶。制成的标本陈放在科研机构，例如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或者康奈尔大学收藏馆。钉在蝴蝶下面的采集地标签，对某个有兴趣研究那些属于鲜为人知品种的蝴蝶生长历史的二十一世纪学者来说是有帮助的。就在科罗拉多州的特鲁雷德、怀俄明州的阿弗顿、亚利桑那州的波特尔，以及俄勒冈州的阿什兰，我们采集蝴蝶标本的这些驻地，每到夜晚或遇白天天阴，我就精力充沛地继续写作《洛丽塔》。一九五四年春，书稿抄写完毕，接着便立即开始四处寻找出版社。

起初，经一位谨慎的老朋友劝告之后，我听从了他的话，提出书不署作者姓名。但是我担心自己不久就会后悔，觉得很可能会欲盖弥彰，遮掩反倒透露了缘由，于是决定签署自己的名字出版《洛丽塔》。找了W、 X、 Y、 Z四家美国出版社，一家一家挨着把小说打字稿递上，他们让看稿子的编辑翻了翻，结果一个个都被《洛丽塔》惊呆了，他们的惊讶程度甚至出乎我的谨慎的老朋友F.P.的意料之外。

诚然，在欧洲古代，并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明显的例子来自法国），有意的淫亵，与喜剧性的闪现，或者辛辣的讽刺，甚至杰出的诗人放荡不羁时表现的激情，并非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在现代，“色情”这个术语意指品质二流、商业化，以及某些严格的叙述规则，那也是千真万确的。淫秽必须与平庸配对，因为，所有类型的美学享受都得完全被简单的性刺激所取代，这就要求这传统的词语直接作用于接受者。老一套的刻板规则，色情作者必须遵循，那是要让接受者觉得一定能得到满足，就如同，比方说，侦探小说迷觉得一定能得到满足一样——侦探小说的真正的谋杀者，假如你不留神，到头来会是艺术独创，让侦探小说迷感到讨厌的艺术独创（举例来说，谁想看没有一点对话的侦探小说呢？）。因此，在色情小说里，情节就局限在陈词滥调的组合中。风格、结构、形象，绝不可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使他减弱他那不冷不热的欲念。小说中必须有一个个性描写场面。在这些性描写场面之间的段落就必须简化为意义的拼接、最简单形式的逻辑沟通，以及扼要的解说与说明，而这些段落，读者很可能会跳过去，但必须知道拼接的存在，以免觉得上当受骗（这是一种儿时看的“真实”童话的惯例造成的心态）。此外，书中描写性的场面还必须遵循一条渐渐进入高潮的路线，不断要有新变化、新结合、新的性内容，而且参与人数不断增加（萨德那里有一次花匠也被叫来了）。因此，在书的结尾，必须比头几章充斥更多的性内容。

《洛丽塔》开头几章的某些技巧（例如亨伯特的日记）让我最初的读者误认为他们读的是一本淫秽的书。他们以为读下去会有越来越多的淫秽场面。而一旦不见有淫秽描写，这些读者也就不读下去了，觉得乏味，感到沮丧。我疑心，这就是为什么并非四家出版社都把书稿读完的理由之一。他们是否认为我的书是写色情的我并不感兴趣。他们拒绝买我的书并非因了我对书的主题的处理手法，而是因主题本身之故。因为，书中至少有三个主题对于大多数美国的出版商来说是绝对犯忌的。另外两个主题是： 一对黑人与白人的婚姻结合圆满而荣耀，而且是子孙满堂；那彻底的无神论者生活得愉快而有意义，并且在睡梦中仙逝，终年一百零六岁。

看稿子的编辑一些反应非常有意思： 有一个审稿的编辑表示，他的公司也许可以考虑出版我的书，假如我把我的洛丽塔改成十二岁的男孩，在地处阴森、荒凉环境的一个粮仓里，被一个叫亨伯特的农民诱奸了。故事的讲述要用简短、有力、“逼真的”句子（“他疯了。我看，我们都疯了。我看上帝疯了。”等等）。虽然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最讨厌象征与寓意（这一方面由于我与弗洛伊德式的伏都巫术有宿怨，一方面由于我厌恶文学神秘主义者与社会学家发明的概括化），然而，一个平常还聪明的编辑，在翻阅了《洛丽塔》第一部之后把本书说成是“古老的欧洲诱奸了年轻的美国”，而另一个草草翻了一下这部书的人说是“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古老的欧洲”。X出版社的顾问们被亨伯特弄得提不起精神，看到第一百八十八页就没有再看下去，然而他们还那么可爱地写信来说书的第二部太长了。而Y出版社则表示遗憾，书中竟没有好人。Z出版社说，要是他们把《洛丽塔》印出来，社长和我就要去坐班房了。

不应指望一个自由国家的作家会关心美感与肉欲之间的确切界限，这一说法是荒唐的；我只会赞赏、却比不过那些将年轻漂亮的哺乳动物的照片刊登在杂志上的人判断的准确，因为要在这些杂志上刊登，一般衣服的领口要低到内行人窃喜为宜，又要高到外行人不皱眉为限。情绪亢奋的平庸之辈大拇指敲打出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巨著，而且还被写书评的雇佣文人捧为“有力”、“鲜明”之作。我认为，是有一些读者觉得这样的小说里读到的醒目的文字是很挑逗人的。还有一些文雅之士，他们会认为《洛丽塔》毫无意义，因为它没有教人任何东西。我既不读教诲小说，也不写教诲小说。不管约翰·雷说了什么，《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对于我来说，只有在虚构作品能给我带来我直截地称之为美学幸福的东西时，它才是存在的；那是一种多少总能连接上与艺术（好奇、敦厚、善良、陶醉）为伴的其他生存状态的感觉。这类书不很多。所有其他的书不是应时的拙劣作品，就是有些人称之为思想文学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往往也是应时的拙劣作品，仿佛一大块一大块的石膏板，一代一代小心翼翼地往下传，传到后来有人拿了一把锤子，狠狠地敲下去，敲着了巴尔扎克、高尔基、曼[1]。

有些审稿的加在我头上的还有一个罪名，他们说《洛丽塔》是反美的。这一个罪名比起愚蠢地说淫秽不道德来使我痛苦得多了。因为考虑到深度与广度的问题（一块近郊的草坪，一处山间的草地），我设置了许多北美场景。我需要让人心情振奋的环境。要说振奋人心，莫过于粗俗土气了。然而，就粗俗土气而言，古北区与新北区在举止态度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异。芝加哥哪一个无产者都可以像一个公爵那样资产阶级（取福楼拜意）。我选择美国汽车旅馆而不选择瑞士饭店，也没有选择英国客栈，就是因为我要努力做个美国作家，只要求得到其他美国作家享有的同样的权利。此外，我的亨伯特这个人物是个外国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除了性早熟女孩这一点之外，还有许多事情我与他的看法也不一样。我所有的俄国读者都知道我的旧世界——俄国，英国，德国，法国——跟我的新世界一样美好，一样个性化。

为了不至于让人觉得我在这里说的一些话听上去像是在发泄怨气，我得赶紧补充一下： 除了以“他为什么要写它？”或“我为什么看写疯子的书？”这样的心情读过《洛丽塔》的打字稿或本书奥林匹亚出版社版的傻瓜之外，还有许多聪明、敏感、坚定的人，他们对本书的理解比我在这里对创作构思的解说要深刻得多。

我认为每一个严肃的作家，手捧着他的已出版的这一本或那一本书，心里永远觉得它是一个安慰。它那常燃小火[2]一直在地下室里燃着，只要自己心里的温度调节器一触动，一小股熟悉的暖流立刻就会悄悄地迸发。这个安慰，这本书在永远可以想见的远处发出的光亮，是一种极友好的感情；这本书越是符合预先构想的特征与色彩，它的光亮就越充足、越柔和。然而，即便如此，仍然还有一些地方、岔路、最喜欢去的沟谷，比起书中其他部分来，你更急切地回想，更深情地欣赏。自从一九五五年春看了书的清样之后，我没有再读过《洛丽塔》，然而，这部书给了我愉快的感觉，因为它就在屋子里悄悄地陪伴着我，仿佛一个夏日，你知道雾霭散去，它就是一派明媚。每当我这样思念着《洛丽塔》的时候，我似乎总要挑出一些形象段落来回味，譬如，托克萨维奇，或者是拉姆斯代尔学校的学生名册，或者是夏洛特说“防水的”，或者是洛丽塔慢慢吞吞地朝亨伯特的礼物走去，或者是装饰加斯顿·戈丁那间按固定格局布置的阁楼要用的图片，或者是那个卡斯比姆理发师（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写他），或者是洛丽塔打网球，或者是埃尔芬斯通医院，或者是脸色苍白、怀着孩子、可爱但已经无法救治、在格雷斯塔（书中的首府）生命垂危的多莉·希勒，或者是山谷小城顺着山路传上来的丁当声（就在这条山路上我捉到了第一次发现的雌性浅蓝色小蝴蝶，名叫纳博科夫）。这些都是小说的神经。这些都是秘密的脉络，是不容易察觉的坐标，本书就是借助这一方法来展开的——虽然我非常清楚，这些地方，还有别的场景会被那些读者草草翻过去，或者不被注意，或者甚至从没有翻到过，因为他们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印象，认为它与《放荡女子回忆录》或《风流男人恋爱史》相仿。诚然，我在书中确实有多处隐约提到一个性变态者的生理欲望，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小孩子，不是不识字的少年犯罪分子，不是英国寄宿学校的男孩子，在通宵达旦同性恋喧闹之后还得忍受阅读洁本古希腊、古罗马作品这样的怪事。

通过阅读虚构小说了解一个国家、了解一个社会阶级或了解一个作家，这种观点是幼稚可笑的。可是，我的为数不多的知心朋友中有一位在读了《洛丽塔》之后发自内心地担忧，说我（我！）竟然生活“在如此令人沮丧的人中间”——而我所经历的唯一困苦是整天要在我的工场里与那些丢弃的手脚和未完工的躯体一起生活。

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之后，一个美国批评家说《洛丽塔》是我与传奇故事的恋爱的记录。要是拿“英语”取代“传奇故事”，会使这个简洁的公式更正确。不过，说到这里，我感到自己的嗓音过于尖厉了。我的美国朋友没有一个读过我用俄语写的书，因此，对我用英语写的书的优点作的每一个评价，注定是不可能准确的。我个人的悲剧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任何人所关心的事，然而我的悲剧是，我不得不丢弃我与生俱来的语言习惯，丢弃我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富有表现力的、可以得心应手驾驭的俄语，代之以二流的英语，却又全然没有任何这些道具——蛊惑人的镜子，黑丝绒的背景幕，以及含蓄的联想与传统——而有了这些道具，风度翩翩、穿燕尾服的本土魔术师便可以巧妙地运用，以自己的风格超越传统。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金绍禹 译）

[1] 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散文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多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因抨击纳粹政策于1933年流亡国外，1944年加入美国籍。

[2] 煤气热水器等家用电器用于引燃大火的常燃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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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柏林当寓公的第一个秋天就遇见了那个女人，那个玛蒂尔达，当时这个世纪和鄙人这条小命都刚刚二十挂零。有人刚刚给我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使，主人是一户俄国人家，还没有来得及穷相毕露，所以依然靠着圣彼得堡旧习的幻景过日子。教育孩子我以前没有干过——因而对于自己怎么做，跟他们谈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两个娃，哥儿俩。在他俩面前我就觉得紧张丢人。

他们一个劲儿地数着我一口一口地抽烟，这种无聊的好奇搞得我把烟卷儿夹成一种古怪别扭的角度，仿佛我这是头一回抽烟似的；我不住地把烟灰洒到自己的腿上，这时候他们明澈的目光就专注地从我的手转向那渐渐摩擦进毛料裤子里的灰白的粉面儿上。

玛蒂尔达是他们父母的朋友，常常过来做客，留下吃饭。一天晚上，她正要走的时候，哗哗哗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就借了她一把伞，于是，她说：“太好啦，多谢，多谢，这小伙子送我回家，再把伞拿回来吧。”打那会儿起，陪她一路回家就成了我的一项任务。我想她对我还是蛮有吸引力的，这个胖乎乎的、落落大方的牛眼睛女人，嘴巴挺大，当她照着小镜子给脸上扑粉时，嘴就撮成一道红褶儿，化作一朵玫瑰花骨朵儿。她的脚踝细溜，步态娴雅，这可有一俊遮百丑的效果。她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暖意；她一露面，我就觉得屋里的热度调上去了，等送她回家丢掉这个好大的活火炉后，我就孤零零地走回来，周围是无情的黑夜里纯柔的细声与流转的光华，我感到冷，冷到恶心想吐。

后来她丈夫从巴黎来了，常跟她一块儿过来吃饭；他这个丈夫跟别的任何丈夫没有两样，我对他也不甚留意，只是注意到他有个习惯：说话之前嘴先对着拳头哼地一声清清嗓子；还有根沉甸甸的亮头黑手杖，每当玛蒂尔达把她跟女主人的别话转化成轻飘飘的独白时，他就用它敲地板。过了一个月，她丈夫又走了，就在我送玛蒂尔达回家的头一个夜晚，她请我上去拿一本书，长期以来，她一直劝我读一读，那是一本法语读物，好像叫《俄国少女阿丽雅娜》什么的。天还是照旧下着雨，街灯周围罩着一圈颤悠悠的光晕；我的右手埋在她鼹鼠皮外套热烘烘的皮毛里；左手打着一把撑开的伞，被黑夜丁丁冬冬地敲打着的伞。这把伞——后来在玛蒂尔达寓所里——撑开搁在暖气片附近，不停地滴答滴答，每半分钟总要掉下一滴泪来，最后积成了一大摊儿水。至于书嘛，我忘了拿。

玛蒂尔达并不是我的第一个情人。在她之前，我就被圣彼得堡一个女裁缝爱上了。她也胖乎乎的，她也常劝我读一本中篇小说（《穆罗契卡，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这两个丰硕的女人，在性爱的狂风暴雨中，都会迸发出一种尖锐、惊骇、孩子气的唧咕声，有时候我觉得这好像是白费力气：我吓得要死越过芬兰边界（尽管坐的是特快列车，拿的是实实在在的签证），逃离布尔什维克俄国，其中经历的千辛万苦只不过是从一个怀抱投向另一个大同小异的怀抱而已。再说，玛蒂尔达很快就开始讨人嫌了。她老把丈夫挂在嘴上，我觉得这是个叫人丧气的话题。这个男人呀，她总说，是个高贵的畜牲。要是叫他发现了，他非当场宰了她不可。他崇拜她，而且是个十足的糟醋坛子。有次在君士坦丁堡，他一把抓住一个法国愣头青，把他在地板上撂了几个大马趴，就像撂一块破布片儿似的。他可是只火蝎子，叫你心里发毛，但毒中有美。我总想换个话题说说，可这就是玛蒂尔达的爱巴马儿，两条壮实的胖大腿骑上去就舍不得下来。她所塑造的丈夫形象跟我不甚注意的那个男人的样子简直对不上茬儿；也许这也压根儿就不是她的奇思异想，就在此时此刻，巴黎的一个醋罐子魔鬼感到了自己情况不妙，正在扮演他老婆分给他的乏味角色：切齿咬牙，眼珠子骨碌碌乱转，鼻子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我发现在这种时刻做这样的推测太令人不爽了。

我拖着疲沓的脚步一路走回家，烟盒里空空如也，晓风拂面，脸上火辣辣地烧，仿佛我才刚刚擦掉了登场的粉墨一样，一投足，一迈步，脑袋就跟着痛一下，每当这个时候，我往往从各个方面查看一下自己那一星星小福分，又是惊奇，又是自怜，又感到沮丧和恐惧。对我而言，做爱的巅峰只不过是座荒凉的土包，满目萧瑟。毕竟，为了过得快乐，一个男人必须时不时地了解几段完全空白的瞬间。然而，我总是被暴露无遗，总是大睁着眼睛；即便睡着了，我也没有停止审视自己，对自己的生存一点儿也弄不明白，又越来越着迷于千万不能停止对自己的认知这样一种想法，而且对所有单纯的人——职员呀，革命者呀，店老板呀——羡慕不已，因为他们全都信心十足、兢兢业业地干着自己不起眼的工作。我可没有那种外壳；于是在那些可怕的淡蓝色清晨，当我的脚跟橐橐地敲击着踏过这座城市的荒原时，我常常想象着有人疯了，因为他开始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地球的运动：他就在那里，踉踉跄跄，极力要抓住家具站稳身子；要么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下，兴奋地露齿一笑，活像在火车上转身对着你的那个生客那样笑着，嘴里还说：“火车跑得真快，是吧！”可不一会儿，这么不住点的摇晃搞得他头晕恶心；他就开始咂只柠檬，嗍块冰块，然后平躺到地板上，然而全是白搭。运动没有止息，司机是瞎子，哪儿也找不到刹车——车速快得受不了啦，他的心都要迸裂出来了。

我好寂寞啊！玛蒂尔达常忸忸怩怩地问我是不是写诗；玛蒂尔达，在楼梯上，或者在门口，总会巧妙地激我去亲她，只不过是找机会假惺惺地哆嗦一下，充满激情地悄悄说一声“你这小疯子……”；玛蒂尔达当然算不了什么。可在柏林，我还认识谁呢？一个援助流亡者的组织的秘书；雇我当家庭教师的那户人家；魏因施托克先生，一家俄文书店的老板；先前给我租过一间屋子的德国小老太——一张短短的名单。这样，我整个毫无防卫能力的身心就招惹起了祸端。一天晚上，灾祸惹上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