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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端傳媒

後真相時代的中共答案：習近平如何奠定自己在中國的政治命運

遵義，一座紅色之城裏的荒誕中國

他們為什麼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黨員是什麼體驗？

「對黨忠誠」：一場以黨建為名的新基層整風運動

中國Z世代追捧建黨百年「獻禮片」：電影《1921》美化了什麼？

「原教旨」與「世俗化」的結合：習近平版本的黨史，如何揭示今日中共的特質？

崇毛抑鄧？習時代對兩個領導人的重塑和打通四個「三十年」的野心

從「歷史終結」到中式現代性，中共黨史敘事是如何與時代共振的？

從「國」到「黨」：一國兩制被重塑，「黨在香港」意味着什麼？

遍地賀黨慶，維園禁聚集：七一香港的平行時空

專訪政治學者史宗瀚：一個始終存在著中共的未來世界，會是什麼模樣？

關於端傳媒

自由的道路漫長，我們一起開端

◎端傳媒，立足香港，面向全球華語讀者，以原創深度報導和數據新聞為特色，深入剖析在地及國際事務。在時代潮湧中，提供新的討論視野和表達方式。2015年上線以來，獲得超過45個新聞或攝影大獎。設立付費制兩年多，累積付費會員超過40,000名，成為華文圈最具影響力的網路媒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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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相時代的中共答案：習近平如何奠定自己在中國的政治命運

端傳媒評論組 符雨欣 | 2021-07-16

中共建黨100年，發生在一個後真相的時代。表面上，它是北京天安門下極盡展演的笑容、高歌與社交媒體上的集體表態，或是深入到每個人身上的黨史學習；是與自由香港越走越遠的龐然符號、不容質疑與約束的權力，或是台灣社會裏越來越顯見的擔憂和焦躁，在幾乎每個社會議題中引起迴響⋯⋯

而它歸根到底是一個闡釋（interpretation）的問題。

中共的每一任領導人都會為這個黨的性質和走向帶來變化。2012年上台的習近平，一開始被寄予改革的期望，後來被形容為作風尊毛、左傾；「集體決策」與「黨內民主」在習任內越來越少被提起，取代之以「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伴著「歷史虛無主義」的爭議，100年紀念開啟，而習近平下有關中共的「真相」，甚至和一百年前的「真相」也不在同一個層面了。

100年不完全是歷史的問題，而是中共重塑自我認識、和民眾乃至與世界的關係的時機。這些看似枯燥無聊、實則精雕細琢的闡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反映出中共認為應該從哪裏獲得合法性、並且如何獲得、如何保持統治的持久；而在闡釋之外，「槍桿子」、「刀把子」和「筆桿子」，來幫助這套意識形態實現真正的統治。

100年也是一個剛剛好的契機——當疫情與專制都在各層面領跑——去反思現代性的治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早已被掛上問號，習近平下的中共還至少要和世界共處十年。而中國的體制雖不啻危險與憂慮，但但凡有一絲進步，都可能被視為另一條在經濟增長與安全感獲得上的進路。

我們從這些脈絡中去理解中共，是因為中共所提供的「答案」，會切實影響到每一個人：小至一包零食來自何處、一支疫苗能抵達何人、一張學生簽證能否獲批，大至數據安全、地區政治走向、貿易戰與科技戰、狂熱的集體情緒高潮⋯⋯在中國，這是一個普通人的心態、生活與國家正在產生距離或共振；而在中國之外，是這個國家如何影響每一處地方的規則，又如何被影響。

研究中共和中國幾乎是端的母題之一，在此之前我們有過揭秘中國政治運作、習近平修憲、時代命題等專題，希望能不落下追蹤的腳步。而在中共建黨百年專題裏，我們想要提供一些和「百年」更為相關的新知。

我們希望追問的問題包括：

1、中共命途的意象，如何在一座紅色之城中反映？

2、中國年輕人為何熱衷於入黨？

3、中共的基層管治，黨的觸角如何到處紮根？

4、習近平版本的百年黨史，如何從理論上發展中共統治的合法性？

5、習近平如何通過闡釋毛、鄧來奠定自己的政治命運？

6、如何理解中國模式的「進步性」？

7、中共執政是經濟增長的正確答案嗎？

8、民主世界、菁英挑戰、民族主義，中共的危機來自外部還是內部？

9、中共在香港推行什麼樣的新工程？

10、一個始終存在著中共的世界，未來會是什麼模樣？

一個統治術成熟、國際影響力日盛、又有辦法持續獲得民眾支持的中共，將與每一個人共存。

遵義，一座紅色之城裏的荒誕中國

特約撰稿人 楊謹言 | 2021-06-11

貴州遵義，大烏江鎮，深邃碧綠的烏江渡口，兩岸群山連綿高聳，江水看似平緩，水面下卻是急流湧動。渡口岸邊，樹立着幾個紅色大字，構成了一句奇妙的、與眾不同的標語。在中國各個城市、鄉村，標語處處可見，也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後所擅長的宣傳方式。最初有「打土豪，分田地」——這是動員農民參加革命。後來，「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宣傳獨生子女政策。「生男生女都一樣，女兒也是傳後人」——這是為了破除重男輕女的傳統。在去年疫情嚴重時，標語更無處不在，比如：「今天到處串門，明天肺炎上門」、「發燒不說的人，都是潛伏在人民群眾中的階級敵人」。

但烏江岸邊的口號，卻讓人在咋見之時感到詫異。它既不是提醒人們做出思想改變，也不為宣傳政策，卻是追憶往昔的感歎。標語是這樣的：「當時要是過不去就危險了。」

看上去沒有頭尾的一句話，放在烏江岸邊，卻很容易明白：1935年1月初，中國共產黨所率領的紅軍在此搶渡烏江，取得長征途上的第一次勝利，突破了國民黨封鎖，成功活了下來，並為後續關鍵的、具有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的召開，打開了可能性。

確實，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裏曾進行了一場決定命運的戰鬥。但是，為什麼這樣一句感歎會成為標語矗立在岸邊？

謎底很快就揭開了。從江岸往上走，抵達半山腰的廣場，你會看到一幅標牌，記載了2015年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考察遵義的內容。在烏江岸邊，他面對浮雕駐足感歎：「當時要是過不去就危險了……」

這很中國。在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下，黨和政府最高領導人的一句話，會被基層政府奉為圭臬，以至於讓他們做成標語展示出來。就像廣場上那座建造於2020年的巨型雕塑「突破烏江」，你很難說清它的修建和習近平到訪之間是否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這座雕塑意味着可能高達2000萬元的工程項目。這個數字是帶我們在烏江鎮和它所屬的余慶縣四處走訪的司機老王說的。他是一位搞雕塑的小老闆。2019年，他十分渴望能拿下這個項目，它意味着據稱達幾百萬的收入，意味着他和老婆、三個孩子更好的生活，意味着他有更多時間、更好的心情去河邊釣魚。可惜，他缺乏足夠的資質，失敗了。

不止於此，整個「突破烏江」紀念園的投資高達1.5億元，對於偏遠山區縣城來說，是一個大項目。在沒有任何工業產業的縣城，紅色旅遊投資是為數不多的機會。

余慶縣所屬的遵義市更是一個意味深重的紅色之城。這座城市的核心城區，佈滿了大大小小的紀念館，從遵義會址到紅軍山烈士陵園，再到毛澤東、鄧小平、陳雲等中共核心領導人的住處，每一處都是精心保留、修復。參觀的人群絡繹不絕，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國有企業團隊——幾乎全部是公務出行——這也是習近平上任之後實行的嚴厲反腐敗政策之下，公務人員為數不多可以外出團隊建設的理由。遵義，這座紅色城市，瀰漫在熱鬧的氣氛之下——尤其是20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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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名為「突破烏江」的雕塑矗立在廣場上，通體淡淡的玫紅色，高達19.35米，意味着具有紀念意義的1935年。它試圖用藝術的方式講述發生在1935年1月2日到6日烏江岸邊的故事：紅軍在得到大量本地民眾支持後，通過自製竹筏、浮橋的方式，渡過烏江，突破了國民黨黔軍防線，也擺脱了後方圍堵。所以雕塑上有高舉着槍支和拳頭、互相扶持的紅軍戰士，也有幫助紅軍製竹筏渡江的本地村民。他們最引人注目的是眼神和姿態，那是與人戰鬥時的凜烈、堅定與鬥志昂揚，一如中小學教科書裏宣揚的「大無畏革命精神」。

老王觸摸着紅色巖石，從上到下打量着雕塑。面對這個沒拿下的大項目，他的臉上掛着明顯的遺憾和落寞，還有一種隱隱的仰視。老王生在余慶縣城旁邊的一個農民家庭，初中畢業便外出打工。去過北京，誤入傳銷，和幾個同伴趁着外出買東西的機會，躲過監視人視線，沒命狂奔才逃了出來。後來他去廣東學習雕塑，幾年後成為一名能獨當一面的雕刻師，一個月能拿到一萬多的工資。再後來，他回家自己幹，成立公司，有了五六個人的小團隊，四處接項目，正兒八經當起了小老闆。

對於雕塑，他的經驗是不一定要會畫畫、會設計（他就不會），但得手巧，至少要雕啥像啥。遺憾的是，他難以提出自己的設計理念，不會用電腦做設計圖——他指望着正在貴陽一所大學讀計算機的大女兒畢業後，能幫他用電腦設計。

所以，面對這個對當地具有重大意義的雕塑，他大概難以達到政府要求。沒有人敢對這樣一個項目掉以輕心，尤其是——它可能會面對來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注視。

自2012年上任以來，習近平對革命老區極為重視。迄今，在公開報導中，他到過山東臨沂華東革命烈士陵園、福建古田會議會址、陝西銅川照金紀念館、江西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還有貴州遵義、安徽六安、寧夏將台堡、山西呂梁、江蘇徐州、遼寧撫順等許多革命老區。在官方媒體記錄中，他時常「一下飛機，便直奔烈士陵園」。

「我每次到革命老區考察調研，都去瞻仰革命歷史紀念場所，就是要告誡全黨同志不能忘記紅色政權是怎麼來的、新中國是怎麼來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麼來的。」5月發表在《求是》雜誌上的《用好紅色資源，傳承好紅色基因，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中，習近平這樣寫道。

這也推動了各地興起的革命老區建設。在余慶，2019年開工建設的突破烏江紀念園，沿江兩岸修建了紅軍搶渡烏江指揮部、陳列館等許多場所。在遵義，一個名為「偉大轉折演藝綜合體」的項目也在進行改造修建。

但對老王來說，這些大項目不是他輕易能夠獲得的。原因很多，比如他越來越難貸到款，沒有貸款，無法前期投入購買材料，生意不好做。

除此以外，他缺乏的是更重要的東西。

我們抵達廣場時，來自余慶商會的成員正面對紀念碑、準備開始那套無數團體在此進行的儀式。他們一行13人，都是身着白襯衣、T恤和西褲的中年男士，挺着發福的肚子，在講解員的帶領下重温了入黨誓詞，並集體喊到：「共和國萬歲！共產黨萬歲！人民萬歲！突破烏江，挺進遵義！」

老王也拿起手機，繞着正在進行儀式的中年男人錄像。他邊走邊錄，神色謹然，好像正在記錄非常重大的事件。穿着樸素的深藍色汗衫、藍色牛仔褲，曬得略黑的老王，與眼前這些代表着余慶縣中上層社會的商會人士之間，像是隔着某種無形的屏障。當我們在村民家走訪的時候，他可以輕易和村民們打成一片、聊得熱火朝天，但要跨入商會的大門或許會略顯艱難。儘管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時抱着打破階層、追求共產主義的信仰，但100年後，中國社會依然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階層分化和壁壘。

但你也不能小瞧老王這樣從底層闖蕩出來的人。憑藉着頭腦和熱情，他亦從那1.5億元的投資裏分了一小杯羹：拿下烏江岸邊一段投資幾十萬的觀光護欄。不僅如此，老王在幾處烈士陵園、旅遊風景區都做過雕塑或者觀光護欄，向我們展示的時候臉上滿是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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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烏江鎮是一個只有兩條街的小鎮，老王說，這是「余慶縣最小的鎮」，它彷彿就為渡口、烈士紀念碑、紅軍戰鬥指揮所這些紅色旅遊景點而存在，人們大多在這裏短暫停留和參觀後，便離開了。

從大烏江鎮到遵義，要走過起伏盤旋的山路。先是70公里的國道，再是70公里的高速公路，坐汽車要兩個半小時。直達的高速還在修建中。

1935年1月，渡過烏江的部分紅軍便大致沿着這條線路走過松煙鎮、湄潭縣，抵達遵義市。路途艱辛，一如中共領導人陳雲彼時發表在《共產國際》上的文章《英勇的西征》所說：「紅軍英勇的西征，是在最艱難的條件之下進行的。我們經過的是什麼道路呢？當然不是柏油馬路，或者石板築的大路。我們走的多半都是崎嶇艱險的羊腸鳥道。我們爬過了中國最高的山……我們渡過了十多條地圖上著名的大河：揚子江、烏江、湘江、金沙江、大渡河，等等。我們依憑什麼工具渡過這些大河呢？什麼現成的、便利的工具也沒有。」

這是陳列在遵義市區陳雲紀念館裏的影印文字。在這個紀念館裏，你可以看到陳雲走過的一生：年幼時父母雙亡成為孤兒，由舅父撫養長大，後來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店員，再到領導罷工、參加共產黨、成為職業革命家，陳雲的人生就像許多中共領導人一樣，曲折坎坷。你也不得不感歎，這是那個時代最聰明優秀的頭腦之一。

領導人紀念館分布在遵義老城區。大多是仿古的木質閣樓，佈置成民國風格，展覽的內容時不時讓人吃驚：許多影印資料、歷史報導在中國的官方媒體書刊中不算常見，其中不乏對小人物的命運講述。

在鄧小平紀念館，記錄了一位遵義婦女的故事。這位自來水廠的退休職工劉碧珍，丈夫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為右派，她也失去工作，獨自一人帶着三個兒女無法生存。1958年夏天，當鄧小平來到遵義考察，在毛主席住處附近吃羊肉粉時，劉碧珍抱着孩子衝了出去，跪在鄧小平面前，請求解決工作。那之後，劉碧珍得到了一份公共汽車公司的工作，但她和家人的命運也隨着鄧小平政治生涯的起伏而搖擺不定，有過好日子，也曾被下放、進監獄，直到1979年三中全會後才走向安穩。

這些紀念館對歷史資料的選擇、人物描述的偏向各有滋味。就像在毛澤東住處，你看到的大多是對他的詩詞歌賦的讚美，人物生平與歷史作為卻鮮有筆墨。獲得最豐富記錄的是陳雲，一位多年來主管中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人。

事實上，中共絕大部分領導人都曾在遵義留下足跡。毛澤東也是在1935年1月15日到17日的遵義會議上確立了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並決定了中共和紅軍此後的走向。因此，遵義也被稱為「轉折之城」，這賦予了遵義重大的歷史色彩。近年在習近平對革命老區、紅色教育的重視下，遵義也迎來了非同一般的熱鬧時期。

在遵義會址，來自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團體在大門處合影留念，他們身着淡藍色紅軍裝或海魂衫，在炎炎日頭下擺出戰鬥姿勢拍照。在紅軍山烈士陵園，一撥又一撥的團體在紀念碑前重複着入黨誓詞、少先隊宣言，向烈士敬獻花籃和輓聯。

烈士陵園的講解員還會聲情並茂、泫然欲泣般向來訪團隊講述烈士的英勇事蹟。在一位紅軍衞生員的雕塑前，一位女講解員帶着悲情說：「在那個年代，像紅軍衞生員這樣的革命先烈們，他們犧牲的時候都非常年輕，年齡最小的十幾歲，最大的五十多歲，是我們每個人一生中最好的年齡，但是，他們卻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齡奉獻給了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革命事業，用自己的青春和熱血換來了我們今天的美好生活。我們應該備加珍惜……」

她的音調抑揚頓挫、飽含悲情，就像正在舞台上表演。旁邊，另一支隊伍的講解員情緒更加激昂，時而高亢，時而低沉，時而帶着哭腔，令人數次以為她就要哭出來了，轉瞬之間她又面色如常。

那位被歌誦的紅軍衞生員是一位無名的醫生。在碑文的介紹中，他「翻山越嶺為患傷寒的鄉親治病，第二天回來時，部隊已緊急轉移，他在追趕部隊途中，不幸被敵人殺害」。1953年，遵義市根據流傳中美麗善良的女紅軍衞生員形象塑了銅像。

魔幻的是：這座銅像成了近似於神佛一般的雕像，普通民眾就像進寺廟一般對她朝拜。她的腿、腳、手臂、手上的藥罐都被摸得掉了色，露出了金燦燦的銅本色。「摸一摸吧，據說很靈的，可以治病。」一位帶着媽媽前來朝拜的年輕女孩對我說，「摸她的腿，意思是不用走進醫院。摸藥罐的意思是藥到病除。」而在銅像後方，據說是衞生員的「紅軍墳」，人們更是像敬菩薩一般鞠躬、上香！

在這個缺乏宗教信仰、官方以無神論自居的國家，普通民眾以實用主義精神將一切可能的雕塑轉化為朝拜的對象——無論是佛像、道像，還是紅軍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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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人民已經見慣了身着紅軍軍裝、川流不息的紅色旅遊團。「這幾年一直如此。」一位在遵義任醫學老師的老先生說。在市中心龍山腳下的水廠，他拎着六個5升的礦泉水瓶準備打山下200米挖出的井水。「這水好，沒有水垢。」老先生說，他時常開着車前來打水。

這座山巒起伏、湘江穿城而過的地級市風景極其秀美，湘江兩岸種滿了層疊茂盛的樟樹、梧桐。青山如畫，山下水資源豐富，大大小小的水廠競爭激烈。龍山下的這家水廠，一壺5升水只要7毛錢，一桶18.9升水送到家裏也只要8塊錢。

這座房產均價5000元到7000元每平米、人均月收入四五千元的三線小城，也有其繁華的一面。夜晚的湘江邊上，即便不是週末，精釀酒館裏也坐滿了人，年輕男女們成雙結隊來喝酒、聽歌。一杯啤酒48元，一紮340元，與許多大城市酒館的價格相近，打扮時髦、描着紅唇眼線的年輕女孩們一杯接一杯、一紮紮地買，看上去毫無負擔。

而立於城市中心大樓樓頂的廣告牌，又在提醒你這裏是中國股市頭號白馬股茅台酒廠的所在地，它所在的仁懷市是隸屬於遵義的縣級市，距離遵義90公里。茅台是A股市場不可撼動的風向標和財富象徵，也在中國官場與商場生態中擁有微妙的、至高無上的地位，2000多元一瓶的飛天53度茅台酒一直被稱為「硬通貨」，多年來價格水漲船高，還得靠搶。

這一切賦予遵義以某種意味深長的混合味道，無論政治還是商業，它在中國版圖上都擁有不可忽視的奇妙地位。而在紅色旅遊興盛時期，它成為全國各地黨政機關紛湧前來的城市，便也不足為奇。「今年是建黨100週年，會特別一點，來的人更多。」那位老先生說。

為了慶祝建黨100週年，中共籌劃了密集豐富的紀念活動。在常規性的會議、展覽、文藝演出之外，不同部門和省市爭相舉辦與眾不同的活動。在南京市，官員為在建黨百年紀念日前渴望表達愛黨之情的居民提供一項額外福利：在6月為100對新人舉行（酒店、化妝費和婚禮服裝全包的）免費集體婚禮，中國現有的9100多萬黨員優先。

在接受《紐約時報》報導中，南京官員嚴滇建（音）說，舉辦集體婚禮是為了在建黨百年之際向黨「獻禮」。他說，婚禮的幾個主題活動受黨的口號啟發，包括習近平常掛在嘴邊的：「牢記使命愛相隨。」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中宣部等部委還聯合發布了「建黨百年紅色旅遊百條精品線路」，把諸多中國革命和抗戰老區納入紅色旅遊目的地。遵義所在的線路名為「紅色貴州·雄關漫漫」精品線路，遵義市紅軍山烈士陵園、遵義會址、烏江渡景區均在線路中。

入選中央部委編選的「紅色旅遊精品線路」，意味着各地黨政機關或也將這些地方作為紅色黨建目的地，從而為當地帶來更多的人流量。據中國文旅部統計數據，從2004年到2019年，中國紅色旅遊人數增長迅猛，從每年1.4億人次增長到14.1億。

在100條精品線路所涉及到的幾百個城市中，遵義是當之無愧的佼佼者。在市中心的紅軍山烈士陵園，一撥撥黨政團體和中小學生輪番上前，為烈士獻上花籃和輓聯。廣場兩側也站滿了等待的人們。

你時而能聽到他們在等待中感歎出行的不易。「我沒想到還能出來。」一家位於湖北的國有投資公司人士頗為感慨。一位女士接話說，領導上週一才通知她可能要出來，他們才開始做方案，沒想到竟然真的成行了。

一個意外的小插曲讓他們在烈士陵園等待了許久：拍照時，黨旗竟然拿反了。「這肯定得重拍。」負責制定行程的女士說。「要放幾十年前（意指文革年代），我們可倒大霉了。」另一位男士說，人們都笑了起來，「這帽子可不能亂扣。」

但他們最終也沒能等到重拍的機會——前來紀念的團隊太多了，一撥撥地無縫銜接。在他們之後，是廣西來的一家制糖公司黨支部，接着是中石油某部下屬的紀檢中心黨支部。與此同時，貴陽市一所初中初一年級七個班的幾百名學生，早已排班站隊地等候。他們身後，貴陽市清鎮市四中的幾百名高一學生也剛爬上山，正在排隊集合。而在花藍店裏，寫着浙江農信系統、廣西地礦局、大同電力等名稱的花籃還在等待主人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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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烈士陵園參觀紀念的中小學生，有些來自遵義，有些來自貴陽等城市。穿着統一的校服，排成整齊的隊列，站在烈士紀念碑前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現場一位初中校長的講到：「傳承革命先烈的精神，好好學習，努力成材，投身社會主義建設。」

中國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看起來卓有成效。在年輕人中，愛國是一種普遍的共識和熱情。它既激發了年輕人的民族自信，也帶來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走向極端和排外。

中國的社交平台上時常會出現這樣的討論：「男朋友穿耐克，我應該和他分手嗎？」「好朋友一提華為就破口大罵、認為成都墜樓事件學校門口的聚集是好心市民自發組織，我是不是應該離遠一點兒？感覺救不回來了。」……這樣的想法往往擁有大量的擁護者。

這種自覺、保守的愛國熱情，還會延伸到現實生活，製造出緊張情緒。

在余慶縣，我們碰到的第一位出租車司機是一位30歲出頭的男士。行駛在鄉村路上，司機在得知我們想採訪火箭殘骸掉落的故事（將在日後發表，敬請關注）後警惕起來。「你們的證件呢？單位派你們出來，應該都有證件吧？」在車裏，他開始盤問我們，表現得像一位警察。中途，他把車停在路邊，拿着自己的黑色手提包去上廁所，我一度懷疑他是藉機打電話報警。

重新開車上路後，我們繼續在沉默不安中行駛。他突然打破沉默：「還請你們理解，沒有證件我也不好辦。……對了，明天你們要去大烏江嗎？包我的車沒問題，價格好說哈，發票都有。」

警報解除。這位熱心愛國的司機，大概是被敏感的大氛圍訓練出了警惕的本能。此前，為了減輕他的懷疑和擔憂，我告訴他，我們將走訪紅色旅遊景區，報導建黨100週年。在中國的輿論環境下，這是被廣泛認可的安全題材，這或許讓他感到安心。除此以外，「誰會跟錢過不去呢？」一句在中國耳熟能詳的話，也是他的行事準則，實用主義才是最通用的中國式生存哲學。

老王也是這一哲學的踐行者。在余慶縣烈士陵園，老王再一次勸說管理員，把大門外的圍牆刻上浮雕，「那就好看多了嘛。」一邊說，一邊上前，遞了一支煙給管理員。管理員接過煙，滿臉含笑，說：「跟領導說啦，就是批不下來款，哪個來給錢嘛。」

他們抽着煙，煙霧繚繞之中，臉上帶着平靜又淡漠的神情。沒有多大希望，但又彷彿期盼着什麼，一筆紅色旅遊投資，一次大領導的光臨與重視。畢竟，在這座偏遠的深山小城，這是與外界為數不多的連接。

2021年5月29日，大烏江鎮一塊巨型的璧畫，內容是當年紅軍渡烏江的畫面。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5月29日，大烏江鎮，烏江岸邊廣場一塊「當時要是過不去就危險了」的巨型標語，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5年考察當地時的感歎發言。攝：林振東/端傳媒

紅軍於1935年渡過烏江，打敗了國民黨部隊的所在地。攝：林振東/端傳媒

搞雕塑的小老闆、司機老王在觀看當年紅軍在烏江的渡江路線圖。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5月29日，大烏江鎮，有團體正在參觀「突破烏江」紀念園，並向著巨型雕塑進行儀式，重温入黨誓詞。攝：林振東/端傳媒

遵義有著川流不息的紅色旅遊團到訪，有不少更身穿紅軍軍裝。攝影：楊謹言

2021年5月30日，遵義會議紀念館內有不少毛澤東的紀念品出售。攝：林振東/端傳媒

遵義一個公園的餐廳招牌。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5月30日，遵義市內一個修理鐘錶的店。攝：林振東/端傳媒

他們為什麼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黨員是什麼體驗？

特約撰稿人 左媞 陳一朵

實習記者 章一轟 | 2021-06-17

入黨申請書：你為什麼熱愛中國共產黨？

22歲的石燕如在中國北方一所985大學讀書，去年剛成為黨員，對她及她身邊的年輕黨員來說，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理所當然的事。

「小時候就一直想入黨，」石燕如說，共產黨是她憧憬的對象，「帶領我們打那麼多仗，打敗侵略者，再建設了我們中國，現在能看出來在它的領導下，國家發展得特別好，疫情也控制得特別好。」

相比之下，章丘苑入黨是半推半就。她2014年在廣州上學，因成績好，被推選成入黨積極分子。和大多數同學一樣，章丘苑上網「東抄抄西抄抄」，拼湊出一份入黨申請書。

據人民網及各高校公開的入黨指引，入黨申請書要寫明熱愛中國共產黨的原因。對於如何答好這個問題，網上的普遍建議是——回顧黨史，並感恩讚頌共產黨帶來的來之不易的好生活。比如，《中國紀檢監察報》今年4月回顧了焦裕祿（註：中共官員，病逝於蘭考縣委書記任上，被中共譽為「縣委書記的榜樣」）1945年寫的入黨申請書，其中寫道：「共產黨是人民群眾的救星，沒有共產黨，革命就不能勝利。」

石燕如被要求改過好幾次入黨申請書，因為「有些地方表述不正確」，主要是黨章裏的規定和固定名詞不能寫錯，出現錯別字也必須重寫一份。入黨申請書的書寫必須整潔、沒有錯字塗改，這是衡量申請人態度是否端正的重要標準。

章丘苑說，申請書中也有一些真心的成分——她寫自己去一個村莊做社會實踐，給村裏老人拍婚紗照。在她從小接觸的教育讀本和電視宣傳裏，黨員被塑造最成功的形象之一便是「捨己為人」和「無私奉獻」。

高校歷來都是發展新黨員的主要陣地。端傳媒採訪的多名學生黨員都表示，剛進入大學時，班主任會宣傳入黨的好處，鼓勵學生寫入黨申請書，有的學校會要求每個學生必須寫一份。

2017年，阿澤在北京一所大學念大二。她聽說，因為班裏沒有人報名，入黨積極分子競選大會的場面一度非常尷尬，在場的同學相互推脱，最後把她這個不在場的人充數給報上去了。阿澤很快收到班幹部的微信，通知她被選為入黨積極分子。

阿澤那時不準備去體制內工作，不想被束縛，她跟老師說自己不想入黨，但接下來的事像一場噩夢。老師發了很大的脾氣，指責她思想不端正，說如果這樣，她連考研的資格都不會有。阿澤被嚇到了，彷彿人生要完了，她不斷道歉、認錯。老師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手寫十幾頁悔過書。

也是在近些年，官方對黨員隊伍納新的態度發生了轉變。

2013年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實行發展黨員總量調控，使全國黨員數量年均增長控制在適當速度，黨員隊伍保持適度規模。」從當年開始，黨員人數增幅較前一年降低了近100萬人。此後幾年，黨員人數增幅持續下降，至2017年觸底，當年僅淨增11.7萬人。

鍾偉民是中國南方一座三線城市一家國有銀行分行的黨委副書記，分管銀行內的黨建業務。他告訴端傳媒，在2008年到2013年之間，入黨還沒有指標的說法，黨員數量增長很快，「有符合的你就發展」。

他說，習近平上任之後，開始按指標發展黨員，「因為要保證黨員的質量」。鍾偉民所在的分行有三百多名員工，黨員比例剛超過52%，每年大概有10個員工想入黨，但他們只從上級行那裏拿到6-8個名額。不過，大部分人最後都能當上黨員，只是時間先後的問題。

政審、上黨課，「你要加入共產黨不是那麼簡單的」

遞交入黨申請書後的一個月內，黨組織會派人來談話。接下來是六個月以上的等待，申請人才有資格就政治思想、業務學習、社會工作三方面經黨員推薦、群團組織（註：群眾性團體組織的簡稱，包括共產主義青年團）推優，最終由黨支部委員會研究確定為入黨積極分子。

此時距離獲得下一個身份——「發展對象」還有一年以上的培養考察期，這期間的主要任務是上黨課，每次課後手寫1500字以上的心得。

章邱澤記得，黨課由黨員領導幹部講課，內容主要是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高中政治課關於共產黨的必修內容相差無幾。

按照規定，黨課每季度一次。但在章丘澤讀本科時，一個月至少得上一次黨課，研究生時黨課開得更頻繁了。起初上黨課，章丘澤和同學都聽得很認真，做了很多筆記，慢慢地，他們都不太當回事了。

石燕如對黨課的印象很好，尤其是黨史課，她被戰爭時期黨員為國家奉獻的精神感染了。「革命先輩的事業需要有人去傳承。」她說，接受黨支部的教育後，她才慢慢成長，才知道正確的入黨動機應該是什麼。

石燕如對一個黨史故事印象深刻：一對被逮捕的夫妻，死都不願透露革命的秘密。母親即將上刑場時，給在監獄生下的小孩寫了一段話，大意是父母都為革命而死，長大以後不要忘記。「我們大家都哭了，那種舍小家為大家的感覺，真的很催淚。」

成為積極份子之後，石燕如每三個月要寫一份兩頁半紙的思想彙報，她說就是寫寫自己的學習、班級和社團的工作，關註了什麼時事有什麼看法，「有點像寫日記」。「這是一種考驗，你要加入共產黨不是那麼簡單的。」她說。

不過，章丘澤覺得，黨組織也不如想像中那麼嚴格，相反，管理有些混亂。直到入黨前，她才接到通知，要一次性補齊8篇手寫的思想彙報，按照規定，應該是一個季度交一次。

中國中部省份一位黨員告訴端傳媒，她在即將成為黨員時，被告知要補齊四五十頁手寫的思想彙報，那時距離考研還有不到一個月時間，權衡之下，她還是從圖書館退回寢室，為思想彙報拼搏。據她了解，黨支部丟失材料，需要重寫入黨申請書或思想彙報的情況，並不少見。

鍾偉民亦告訴端傳媒，入黨積極分子的彙報材料，他並不會太仔細去看，他關注的是入黨的程序，「符合程序了我就簽個字，報到黨委會再審。」

不過， 大部分申請入黨的人，都止步於從入黨積極分子到發展對象這一環節。湖北一所大學的學生潔茹告訴端傳媒，從大一開始，班裏每年都有三到五個入黨積極分子的名額，但到畢業的時候，只有兩個人成為了正式黨員。有人會被繁瑣的程序勸退，有人會在各種考核中被淘汰。

如果順利成為發展對象，接下來還要政治審查。

政治審查俗稱內調和外調，涉及發展對象從上學到工作期間的表現，也會調查直系親屬，需要街道辦事處或村委會黨組織證明發展對象及其直系親屬「在重大政治鬥爭中的表現」及「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態度和現實工作表現」。

阿澤以自身經歷判斷，政治審查並不嚴格。她在大二那年獲得一個入黨名額，她並不願入黨，就以父親曾參與六四為由拒絕了。學院黨支部書記聽後，讓她「先走程序試試看」——每個入黨積極分子都給組織提供了政審材料送達的地址，父親讓她寄到自己朋友的公司，公司蓋完章又寄回了學校。她的材料沒有出現異常。

此外，根據正式做法，組織會找發展對象身邊的人談話，以此作為考察。但潔茹經歷的，是自己對自己的考察。她被要求自己組織一定數量的群眾來評價自己。那一年時值大四，同學們忙於考研和實習，她提着三大袋奶茶和零食，一個寢室一個寢室敲門，說着好話才把人湊齊。

考察環節，需要每個群眾講出她的三個優點和三個缺點。「你只能絞盡腦汁找那種看起來不嚴重且隨時能改正的缺點，比如不愛鍛鍊身體。」潔茹說。

政審結束後，經過短期培訓和幾次審查談話後，發展對象就成為「預備黨員」。經支部大會討論半數通過後，預備黨員會被編入黨支部和黨小組，入黨宣誓。一年預備期滿後，預備黨員才能提出轉正申請，正式成為共產黨員。

鍾偉民說，他們銀行的黨委會主要是行長、副行長和紀檢書記幾個人。黨委會的每次發言都會有記錄，因為會有巡視組檢查入黨的檔案、討論入黨的會議記錄、發展黨員的資料。「這些都是必查的。」鍾偉民說，「以前大家都是做個大概，沒人檢查」。習近平上任後，對於入黨流程的巡視和檢查都變多變嚴格了，他聽到別處丟失入黨申請書、會議召開不及時等，都捱了處分。

他們為什麼要入黨？

「正確的入黨動機只有一個，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更好地實現共產主義」。石燕如說自己入黨的目的是服務社會，做一些對社會和國家有用的事情。她認為很多人一開始的入黨動機「都不是特別正確的」，比如覺得優秀的人就應該入黨。她所在的學校入黨有成績要求，必須是班級排名在前1/3才可以。

不過石燕如也表示：「我周圍很優秀的人都入了黨，在支部裏感染大家，大家都會變得更加優秀。」她剛參加完黨支部的畢業晚會，覺得自己學系的黨支部凝聚力很強，學長學姐都會介紹保研和考研的經驗。

而章丘苑回憶她最初想入黨的原因，正是「好事都要爭一爭」的心態。在大學裏，她從老師那裏得到的信號是，並不是人人都有資格入黨，就跟「三好學生」需要評選一樣，這些稱號是優秀的證明。

2020年，競選入黨積極分子的那晚，潔茹在媽媽的指導下寫好競選宣言：一個從小在黨員家庭裏成長起來的孩子，是如何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以入黨為夢想的，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她努力學習，團結同學，為班級做貢獻。

但她很快發現，視頻會議中每個人的競選宣言大同小異，彷彿是一個範本裏刻出來的。當她以儘可能飽滿熱情的語調講出自己的真心與信仰時，她的兩個室友，一位在椅子上睡覺，一位在床上打遊戲。不過她們都按照事先說好的，把自己的票投給了潔茹。

潔茹想入黨的原因很簡單，她想參加公務員考試。隨着年輕人越來越嚮往體制內的工作，公務員報考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一個幾乎所有人都默認的規則是，黨員在公務員考試和選調生考試中有更大的勝率。

在北京一所大學讀碩士的王玉今年畢業，她已在心儀的事業單位實習近半年，但入職還需通過統一的校招考試。一位學姐告訴她：「你確實希望很大，但如果來了一位男性黨員跟你競爭，那你幾乎就沒可能留下。」

這不是王玉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在她去過的求職分享講座中，主講者都會提到，在國企求職競爭中，「男性」加「黨員」是佔據絕對優勢的。

此外，在各大網絡問答論壇中，都有精細的文章介紹入黨的好處：如果在國家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工作，共產黨員身份對個人發展大有幫助。一些企事業單位的招聘啟事中，也會將「黨員優先」明列出來。還有一些職位只開放給中共黨員，比如，各省黨委部門會從高等院校選拔畢業生，放到基層工作，作為領導幹部後備人選培養。這部分人群被稱為選調生，江蘇要求必須是學生黨員，河北則聲明黨員優先。

2016年，習近平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強調，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

事實上，早在1997年，中共中央就第一次提出國有企業的「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領導體制，2020年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國有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更再次強調：黨委（黨組）書記、董事長由一人擔任，黨委成員通過法定程序分別進入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班子。這意味着國有企業管理層留給非黨員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成為共產黨員，是體制內很多人或早或晚會踏上的路。在廣東一間國有銀行技術部門工作的馬月告訴端傳媒，她的同事大部分都在2021年入黨了，一方面是因為入黨才能打破晉升天花板，另一方面也因為建黨100年時入黨流程可以更快。

鍾偉民說，現在單位已形成了一種「氛圍」——「不需要動員，大家都主動申請入黨」，這種氛圍是習近平上台以來形成的。他說，在以前，分行的行長都可以是非黨員，但「現在提出要把業務骨幹發展為黨員，要求黨員成為業務骨幹」，現在支行的行長，分行的科長都必須是黨員。「你在體制內你不入黨，那就只能走民主黨派那一塊了，你在單位連個科長都不給你做，你想想。」

王玉在經歷求職危機後，開始覆盤自己為什麼沒入黨，她和不同地區的朋友們聊過，發現有的班級為了競爭一個入黨名額，常常要私下裏拉攏同學，有些班級卻因為一年比一年更少的報名人數讓輔導員壓力倍增，或許跟個人規劃也有關係，後者位於一所中外合辦的學院裏，學生大多奔着出國留學去的。

成為黨員後要需要做什麼？

2015年，章丘苑正式入黨那天，每個人讀完自己的入黨申請書後，開始宣誓。章丘苑跟着三四十個同期入黨的人一起念誓詞，她精神並不集中，直到唸到「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時，心裏咯噔一下。「犧牲一切嗎，有多少人會真心這樣想呢？」

2019年，石燕如唸到這一句時，內心激動：「現在讓我馬上去死掉可能有點（誇張），但假如發生了戰爭，到了國家危難的時刻，必須要我去，我覺得我可以。」

成為黨員後，生活最大的變化是開會變多了。章丘苑還在讀研究生時，黨課越上越頻繁，學校要求每個學期參加滿20個活動才能畢業。她對着活動單子看，一整個學期，不是去參加愛國基地，就是在開小組黨員會，會上大家要做批評和自我批評。

2016年，習近平在十八屆六中全會上說：「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劑良藥，是對同志、對自己的真正愛護。」他提出，批評與自我批評要「指名道姓講問題、提意見、論危害」，要有「辣味」。然而，在北京念研究生的楊宜帆並未感受到這種「辣味」，她收到最多的批評是「學習太過認真」。

「批評又不能真批評，都是說些不痛不癢的話。」楊宜帆告訴端傳媒，常見的措辭還有在表達肯定的語句後面加上「不夠」。人民網提供的政審自傳範本在分析自身不足時也採用了這一句式：有時處理問題不夠冷靜，工作方法簡單。

鍾偉民告訴端傳媒，在他們單位，處級幹部必須開民主生活會（註：中國共產黨的內部會議，各級黨小組或黨支部內部成員相互交流、批評和自我批評），每年由中央確定一個主題，比如作風、聯繫群眾等等。必須先撰寫材料、報上級審核後才能開，會議很嚴肅，通常會有上級領導參加。

正式的民主生活會之前，會先進行演習。「會前要互相談話，兩個兩個互相提意見，領導班子裏的都要互相提，一般不會提太尖鋭的意見。再確定挑哪幾點在會上講。」鍾偉民說，「會前會」也是程序的一環，有意見會前解決，保證會議都是順利、成功的。

鍾偉民收到的批評主要是「下基層少」、「做決策考慮群眾意見不夠全」，和他的自我批評相差無幾。鍾偉民說，他批評上級領導也是差不多的提法，儘管中央的要求是批評越尖鋭越好，但基層實踐中會避開真正尖鋭的批評，以免「撕破臉皮」。

批評之後是整改，第二年需要彙報整改措施和效果。「批評如果是群眾呼聲聽得不多，第二年就要多找幾個群眾，聽聽他們的意見。」他說。

黨費如何繳納？如何使用？

章丘苑記得，進入工作單位的第一年，在黨費與黨建這兩件事上沒接到任何通知。直到有一天，HR同事突然要求她補齊這一年的黨費。

根據《關於中國共產黨黨費收繳、使用和管理的規定》提供的算法，每月税後工資收入在3000元以下者，交納工資的0.5%；10000元以上者，交納2%。她每個月要交150元左右黨費。

黨員如果沒有正當理由，連續六個月不交黨費，就被認為是自行脱黨。知乎上有相關提問：「四年沒交黨費了，公務員政審能過嗎？」「父親因為沒交黨費脱黨，影響女兒的公務員政審嗎？」「裸辭後6個月沒管黨組織關係，以後可以補交黨費嗎?」得到的網友回覆基本一致：「向黨組織說明情況，補齊就好。」

中國大陸曾掀起過一波「集體補交黨費」的浪潮。2016年1月，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網站發布文章稱：中央巡視組在巡視過程中，發現有的央企黨員幹部拿着高薪卻不按規定交納黨費。

文章提到，交納黨費不僅是為黨組織提供活動經費，更是在不斷提醒黨員自身的身份與義務：「試問某些拿着高薪的央企黨員幹部，他們真的捨不得交那點兒黨費嗎？只怕是因為黨組織在他們心裏早沒了『存在感』⋯⋯這背後反映的，是黨的觀念淡漠，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弱化。」

隨後，各地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上溯至2008年《關於中國共產黨黨費收繳、使用和管理的規定》實行，下至2015年年底，開展自糾自查。2016年4月，山西22家國企共補交黨費8000餘萬元；天津66家國企、12萬餘名黨員幹部，共補交黨費2.77億元。

那麼，這些黨費會被怎樣使用呢？

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印發的《關於中國共產黨黨費收繳、使用和管理的規定》，黨費必須用於黨的活動，主要作為黨員教育經費的補充。《規定》要求，黨支部應每年向黨員公布一次黨費收繳情況。不過，接受端傳媒採訪的黨員均表示，沒見過黨費的去向。

2014年10月，中央組織部首次全網公示2013年度中央管理黨費收支情況，被人民網點讚有「實誠勁兒」：「黨費收支情況本來是在黨組織或者在黨員內部通報的事項，但中組部卻非要拿到網站上來『曬一曬』，接受數億網民的監督和檢驗。」

2019年度，中央管理黨費收入11.81億元，黨費共計支出 2.66 億元，主要支出項目有：（一）慰問生活困難黨員和老黨員支出 1.11 億元，佔支出總額的 41.7%；（二）黨員教育等支出 1.54 億元，佔總額 58.0%；（三）其他支出 80 萬元，用於補助任弼時紀念館建設，佔總額0.3%。

主動退黨可能嗎？

回顧自己的黨員生涯，章丘苑覺得，收穫的只有一堆開不完的會。

她想過，自己能不能申請退黨。

理論上，黨員有退黨的自由。《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普通人不會被開除黨籍，退黨只在兩種情況下發生，一種是黨員提出退黨要求，支部大會會在討論後宣布除名，並報上級黨組織備案，另一種是對「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黨員義務，不符合黨員條件」的黨員，黨支部在教育後仍不改正的，有權力將其除名。

但事實上，退出機制並沒有具體的操作指南可供參考。2012年，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文《怎樣正確對待黨員退黨問題？》稱，黨員要求退黨，應向黨組織提出，不能通過大眾傳媒或以其他方式向社會公開，黨組織要弄清原因區別處理：如果黨員只是一時模糊，事後主動撤回申請，可以不作退黨處理；對於那些缺乏革命意志，對共產主義事業喪失信心，或者消極落後，甚至蜕化變質，或者個人主義膨脹，不願接受黨的監督和紀律約束的黨員要求退黨，應當及時做出批准退黨的處理。黨員退黨以後，黨組織仍應從政治上關心幫助他們，不要歧視和排斥，要鼓勵他們做個好公民。

文章強調，黨員要求退黨，黨組織不要強行挽留。但一位負責在高校負責黨建工作的老師對端傳媒坦言，大多數情況下，會盡力避免學生退團、退黨，如果學生提出類似想法，首先要進行思想教育。「發生這種事情是不好向上面交代的。」

湖南省一名大學生黨員告訴端傳媒，自己大三那一年，因為有學長提出過退黨，接下來的一個整個月，學校安排了高強度的黨課與黨建活動，黨支部的老師站在台上，對所有人說，入黨的機會來之不易，要珍惜。

在大多數黨員眼中，這也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今年26歲的張琦曾私下問相熟的領導能否退黨。兩年前，因公司發展新黨員，她在領導的推薦下半推半就入了黨，從此多了一堆瑣事。領導告訴她，「以後孩子政審會受到影響」。她知道這句話多半是糊弄她的，「普通人哪有那麼多政審」，但她不得不承認，雖然退黨看起來就跟辭職一樣，明面上都是從某個團體裏離開，但在實際操作中，遠不是這樣簡單的事。

「退黨申請總得找個理由，你能說你跟這個團隊思想理念不合了嗎？不能；你能說家裏有事分不出精力嗎？不能，組織都對你這麼關心了；你能說自己有別的人生規劃嗎？不能，有什麼人生規劃是會跟組織相沖突的呢？」

也有人試過另外一種方法——延遲繳納黨費。張蘭今年六十多了，退休前，她是浙江省一家事業單位裏的會計員，2019年決定退黨。她說不出具體理由，只模糊覺得開會佔時間：「人老了，榮譽、評比、褒獎……什麼都不重要了。」她開始不繳黨費，不去參加活動。一年多後，她還是會收到所有的活動通知，跑去支部一打聽，發現一年多裏，自己的黨費都被朋友們和支部書記代繳過了。她的退黨計劃，從來就沒有開始過。

中美對抗下，黨員可能會遭遇什麼？

黨員身份，在中美關係的不斷惡化中，成為了靶子。

2020年10月2日，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發出針對《移民與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新的政策指引，文件寫道：「一般來說，現任或曾經的共產黨員或其他極權政黨的成員都會被視為沒有移民資格。」

同年底，據《紐約時報》報導，特朗普政府發布新規，限制中共黨員及其直系親屬赴美旅行。據目前中共黨員總數（9191.4萬）推算，這一政策波及大約2.7億人。報導引述知情人士說法指出，新政策將共產黨員及其家人旅行簽證的最長有效期限制在一個月，且只能單次入境。同時，美國參議院全票通過《高技能移民公平法案》，其中新增的一個條款是：與中國軍方及共產黨有關聯（affiliated with）的外國人，不得在美國境內調整移民身份、獲得綠卡。但這個「關聯」該如何界定，法案並沒有明確寫出。

同年12月，英國《週日郵報》等多間傳媒聲稱取得一份中國共產黨員名單，名單載有約195萬名中共黨員的姓名、出生日期、族裔、地址、電話、職位等個人資料。《週日郵報》分析名單發現，數名中共黨員在英國領事館任職。中共黨員也進入英國多間大學任職，參與航天工程、化學等可能涉及機密的研究。另外，多間跨國企業、金融機構也聘有中共黨員。

消息在大陸輿論場引發討論，不少網民聲稱這是「美帝害怕中共」的證據，在相關新聞評論區，一條高贊評論認為這些做法只會幫助中共更好地打擊貪腐：「早該這樣了，共產黨員就不該去美國」。

與大陸輿論場上調侃或亢奮的聲音不同，對那些在美國工作、或有移民計劃的共產黨員來說，曾經代表「優等生」的標籤此刻成為他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阻礙。

「這事大家都諱莫如深吧，基本上不聊。但譬如我爸是黨員，如果他申請旅遊簽證來美國看我就比較麻煩。」一位在美國工作的中國人對端傳媒表示。

端傳媒報導過想要申請綠卡的中共黨員的現狀：申請人需要至少在三個環節坦白自己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一是在遞交移民申請表格時，要回答一道新增問題，「你是否在過去任何時間擔任共產黨或任何極權政黨成員，或有任何隸屬關係？」第二步是提交證據證明自己符合特殊情況——退黨超過五年，入黨時未滿十六歲，或非自願入黨。第三步則是綠卡面試。可能長達三個小時、不確定性也最大，視乎申請人個案的複雜程度、政府在政策「黑箱」中給出的建議指導，以及移民官對共產黨身份的意見和對指導的解讀。

尾聲

正式入黨那天，石燕如感到神聖又激動，「天吶我也能宣誓，念入黨誓詞，感覺以前都是看電影裏面演，現在自己也成為它的一員了」。在她心目中，合格的黨員應該善待他人，為社會作出貢獻，在國家有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

有時她也會聽到有人說共產黨不好的話，但石燕如覺得，「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執政方式，輿論控制是為了國家的穩定，而且哪個國家都有。年輕人很容易被煽動，反正我們都覺得共產黨挺好的。」

被老師指責「思想不端正」的阿澤，畢業後進入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同事得知她是黨員，都覺得非常新奇。

工作之後，章丘苑才感覺到黨員身份帶給她的一些福利。每週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會上，大家提建議也不會真的很有批判性，但涉及房租補助和社保繳納的福利都因此提升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出現人名皆為化名。

2021年3月28日，雲南，共產黨黨員參觀中共雲南省第一次代表大會遺址紀念碑，期間在旗牌前宣誓。攝：Yang Zheng/VCG via Getty Images

2016年6月29日，瀋陽舉行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5 週年的表演，身著紅軍服裝的大學生。攝：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圖：端傳媒設計部

2020年6月30日，中國貴陽，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9週年，一間小學教師指導學生手工剪紙。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圖：端傳媒設計部

2019年10月1日，北京舉行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70 週年的閱兵式上，一名男子用他的智能手機拍攝飛行中的中國軍機與彩色煙霧。攝：Andy Wong/AP/達志影像

2021年6月4日，上海舉行的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活動中，有年輕人帶上黨旗參加。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2021年 2月25日，廣西柳州，共產黨員觀看人大有關脫貧方面的大會直播。攝：Tai Kaixing/VCG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4月27日，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週年，重慶共有 520 架無人機在公園上空形成圖案。攝：He Penglei/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

2021 年6月11日，河北秦皇島舉行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的帆船活動。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對黨忠誠」：一場以黨建為名的新基層整風運動

端傳媒記者 來福

實習記者 卓琳 | 2021-07-01

2020年底，黨員方舫接到了來自老家的一通電話，「你黨性不夠強，組織生活總是不參加。如果這次不回來，以後都不用回來了！」不久之後，在大塘村黨群服務中心大樓的會議室，方舫三年來第一次見到村黨支部的其他黨員，為的是參加黨支部委員會的換屆選舉。

她原本不太情願從另一個城市趕過來，想和一直以來開黨員會議時一樣，默不作聲地缺席——「第一年我會打電話請假，副書記還說我是青年黨員裏比較有黨性的，後來我發現大家都不請假，請假反而會被教育幾句，就直接不去了。」

這次，方舫沒能糊弄過去，她接到了副書記的電話，還說如果村裏的黨員沒有全部出席投票，這次換屆選舉就不作數。方舫專門向公司請假，一個同事也是黨員，參加黨建活動很頻繁，以往她都覺得方舫這個黨員當得太輕鬆了。

從「軟弱渙散」到「戰鬥堡壘」，黨對農村黨組織的整頓

方舫是廣東大塘村的村民，2017年大學畢業後，她把黨組織關係從學校轉到老家村黨支部，但她在另一座城市工作，回一趟家需要兩小時車程。她對兩個月一次的黨員會議有些不滿，也不覺得重要：「他們默認黨員隨時都可以過來開會，週五開會，週四晚上才通知。」但副書記更加不滿，曾經試過勸退她：「黨員半年沒參加黨員大會就可以直接開除黨籍，我建議你還是把組織關係轉到工作的地方。」

這次在換屆選舉的會議室，8個候選人輪流發表完競選宣言，方舫一個都不熟悉，就在紅紙上名字裏隨便勾選出7個，結束了她的任務。她只認出一起參加投票的幾個黨員是堂哥的朋友，都在村兩委（村黨支部委員會，簡稱「村支部」；村民自治委員會，簡稱「村委會」）工作。「基本都是讀書不好又沒出去打工的青年，」她告訴我。

投票結果出來，方舫才意識到，村裏90多個黨員，都有默契應該投票給哪7個人。「票數差距太大，有一個人只有幾票，其他人都70多、80多票。」

半年後，在大塘村黨群服務中心，我見到方舫口中的幾個黨員，坐在服務中心的大廳一邊抽煙一邊工作。一個男人過來投訴工廠停電的情況，得不到什麼回應，又離開了。「這裏村兩委的工作人員，黨性還是比較強的，平常工作都看得見，也比較好考察，黨性不強的大多在外工作，說白了就是長期脱離組織。」羅猛告訴我。

羅猛去年剛考上街道辦的公務員，被派到大塘村駐村兩年，當村支書助理，他的黨組織關係也轉到了村支部。跟羅猛一起駐村的還有街道辦的一位領導，擔任大塘村的「第一書記」——這個頭銜來自「全面脱貧」運動，通常是從上級單位向農村空降的黨員幹部，以整頓當地「軟弱渙散」的黨組織。今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文件，要求在「打贏脱貧攻堅戰」後，仍要向重點村莊派駐第一書記和工作隊，「抓黨建促鄉村振興」，「加強組織領導」。

村委會是農村基層自治組織，並非政府機構。不過，羅猛說：「村兩委的經費大部分都來自街道辦申請，日常工作主要也是執行街道下發的任務，聯繫非常緊密。」羅猛剛剛接到街道辦的通知，要求他統計村裏所有廁所沒有接入排污管道的樓房，並要求他們改造升級。這是習近平在2015年提出的「廁所革命」的延續。不過，羅猛覺得很難辦：「通知下來了，經費沒下來。」

大塘村的黨委副書記也回憶，2018年因為環保督查，街道辦要求他們清理大塘村的生雞養殖戶。「上面壓下來就一句話，說要把養殖場清掉，怎麼清？養殖戶幾十萬的損失，跟你提賠償，上面就說沒有賠償，政策不允許。」他說，最後軟磨硬泡加上威脅，才讓養殖戶自己把雞賣掉，清空了養殖場。

他將這些事情都總結為「黨建」：「不是開會學習才叫黨建，我們黨組織在村裏推進工作，增加黨組織的影響力，都是黨建。」關於建黨100週年，他說，大塘村沒有辦慶祝活動，因為上面沒有通知：「這是政治宣傳，要麼不搞，搞不好會出事情的。」

在習近平的公開講話中，農村的貧困和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有很大關係，必須「選好配強」領導班子，讓村黨組織成為「戰鬥堡壘」。而2020年前後的村「兩委」集體換屆正是一個改選的契機。

羅猛提到，大塘村換屆後，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村集體經濟組織理事長都是一個人，即所謂「一肩挑」。「書記是管主任的，主任是管錢的，如果他們在工作上有不同的意見，村子很多工作很難開展下去。」大塘村黨委副書記告訴我，他認為「一肩挑」是件好事，有利於「搞經濟」。

大塘村的選舉並非孤例。201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全面推行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委會主任，推行村『兩委』班子成員交叉任職，提高村委會成員和村民代表中黨員的比例。加強黨支部對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根據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鄉村振興研究中心主任趙強社的研究，2017年中國農村「一肩挑」比例超過30%的只有3個省市，而所有省市都提出了2022年超過50%的目標。

2020年底，幾乎在大塘村支部換屆的同時，廣東羊村拖了半年多的村兩委換屆也開始進行。何麗在管轄羊村的鎮政府當公務員，換屆選舉前的一年，她被派駐到羊村，為選舉做鋪墊。

「本來早就應該換屆選舉了，但是如果他們馬上選舉的話，區裏屬意的村黨支部書記就會選不上，所以故意延遲了選舉時間。」何麗說，羊村被定性為「黨組織軟弱渙散村」，村兩委的領導班子長期被本地家族勢力佔據，2018年「掃黑除惡」時已經處分了許多人。

延遲換屆後，何麗的工作是協助舉辦村兩委換屆紀律教育培訓班，以及督促村支部按照「黨章」完善入黨程序：「發展黨員需要經過流程，要考察、公示，他們這邊以前基本上就是關起門來自己商量好了，覺得一個人能入黨就給他入了。」但如何確保上級物色好的村支書被選上，何麗說，這超出了她的職責範圍，總之，「區裏會搞定的」。

大塘村的黨委副書記說：「現在很少聽說有一個農村黨組織，發展黨員敢不按照黨章規定走。」他告訴我，和過去人們慣常認為的不同，如今農村黨組織的政治生活變得越來越嚴肅。隔壁村有一個預備黨員轉正的時候，因為黨組織會議安排的時間問題，轉正期提前了一個星期左右，為此，這個村的黨支部書記、副書記、組織委員，和這名黨員本人都被上級黨委談話了解情況。

2019年，中共中央修訂了1999年發布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強調縣級黨委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負有「主體責任」，明確指出農村黨建會影響市縣鄉三級黨委書記的考核。和舊條例相比，新條例對農村黨組織提出了詳細規範和要求，包括委員會的人數，及組織生活的指引。

從嚴治黨，和無止境的政治學習

整頓不只是針對農村「軟弱渙散」的黨組織，事實上，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整風」早已開始。

2016年中共召開十八屆六中全會，習近平表示中國共產黨面臨「一些地方和部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的問題，他用一長串的「主義」批評了「對黨不忠誠」的幹部，並指名已經落馬的周永康、薄熙來等人作為負面典型：他們不僅有經濟問題，還有政治問題，因此必須進行「黨的思想政治建設」，讓黨「自我淨化」。

這場中國共產黨的年度會議頒布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前者與1980年對文革進行撥亂反正而制定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相呼應，但新條例的要旨在於確立習近平在全黨的核心地位，方式是「全面從嚴治黨」。第二年，「全面從嚴治黨」寫入黨章和中共十九大報告。

同樣在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要求黨員開展「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簡稱「兩學一做」）政治學習，和2015年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指「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有明顯不同，這次政治思想教育不只面向縣處級以上的幹部，而是面向所有的中共黨員。第二年開始，「兩學一做」被確定為黨員「常態化制度化」的任務，而且新的政治學習主題也隨之而來，任務越來越繁重。

今年剛大學畢業一年，在浙江一所公立中學教英語的陳曉，開始被「黨史學習教育」追着跑。

6月下旬，陳曉接到了學校黨委老師的電話，要求她一天半之內完成一本黨史指定教材的筆記：每一頁都要圈圈畫畫，每幾頁都要有批註的文字。陳曉負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厚度大約有1.5釐米。

後來，陳曉從其他老師那裏得知，其實這是幫學校領導「分擔任務」——教育局要檢查三位領導的書本筆記，但他們的書至今仍是空白的，只好分配給學校裏的12位新人黨員教師，一人負責一本，「千叮嚀萬囑咐，書上不能寫名字。」

陳曉是在一所二本院校讀大學時，被一步步「推着」入黨的。在一次宣講中，誤以為是必須完成的任務，她們全班都「很乖」地填寫了入黨申請書。由於成績和人緣都比較好，陳曉順利地被同學投票選為入黨積極分子，接着是發展對象、預備黨員，大三正式入黨。

「但我自己並沒有那種信仰。」陳曉說，從大二開始，後悔入黨的情緒一直揮之不去。尤其是入職這所中學後，學校把所有老師的護照和港澳通行證都收走了，並告訴黨員身份的老師，每年只能因私出境一次。陳曉原本計劃去台灣旅行，她向同事抱怨，結果同事並不理解為什麼要去台灣，她們說自己非常討厭台灣。

黨史學習教育是應中共建黨100週年，中共中央在今年2月份開展的「重大政治任務」，和面向全體黨員的「兩學一做」相比更進一步，這次的政治學習對象延伸至軍隊和群眾。今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在全社會開展「四史」（即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宣傳教育，引導人民群眾「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陳曉所在的學校也把任務派發給了黨員老師。

一開始，陳曉沒有把學習放在心上，市委黨史學習教育領導小組巡迴檢查之前，她請學生幫忙在四本書上隨意劃了幾處重點，不少老師也和她一樣潦草應對。不過，黨委書記發在群裏的範例筆記，每段文字用三種不同顏色做了滿滿的標記。「真的會有人去做這個，我要嚇死了。」陳曉感慨。

陳曉是政治學習的「後進生」，她已經連續兩個月「學習強國」的積分沒有達標。今年六月初的時候，黨委書記在群裏警告，要對這些老師進行約談，並做檢討。學校要求黨員教師每天必須在「學習強國」上刷滿40分，大概需要花半小時，非黨員也要刷夠30分。

有一段時間，黨支部搞「刷分」有獎競賽。陳曉被分到與黨委書記一組，她每天拿到40分及格分就結束，依然受到批評：為什麼不刷到60分？

陳曉每週要給學生上14節英語課。每天早上，她必須在7點20分之前到教室，監督學生早自習，晚上8點半，學生晚自修結束後她才能下班。「白天的空閒時間只夠批改學生的作業，晚上回家後還要備課。」陳曉忙起來的時候，常常會忘記「學習強國」，「沒時間做，我認為它是在浪費我的時間。」

但在一些老師眼中，政治學習似乎遠比教學重要。辦公室裏一位老教師好心勸她，多在政治學習上用點心，以免影響她評職稱，否則，評比的時候可能會被講「這位同志思想有問題，（黨組織的學習任務）什麼都不做」。陳曉對此很憤慨，不理解為什麼這種政治性任務總要和個人工作成績掛鈎。

根據2016年頒布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要求，黨員必須「時刻牢記自己第一身份是黨員」，必須參加組織生活（包括「三會一課」、民主生活會、組織生活會等），必須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對陳曉來說，「組織生活」似乎永無止境。每個月的25日是學校黨支部定下的「主題黨日」，黨員大會也在同一天舉行。陳曉說，到了這一天，學校黨支部會在一個APP發布活動，「但其實這個活動根本就沒有舉行」，他們只需要在這個市級黨員組織的APP上定位並簽到，再到學校會議室裏聽黨委書記講話，一起合影，五分鐘之內就能結束。

麻煩的是，如果當月的25日是週末或節假日，黨員教師們也必須趕去學校開黨會，不允許請假。陳曉並不想浪費休息日的時間跑去學校「拍個照」，她嘗試過向書記請假，但並沒有獲批。後來，陳曉再也不在明面上請假了，而是把賬號託給關係好的同事，請他們幫忙定位、簽到。

黨管經濟，當黨委參與民企決策

在廣東珠三角一座城市，張叢雲是一所公立幼兒園的黨支部書記。2018年，她還在街道辦的黨建工作辦公室上班，那時她的主要工作，是說服轄區裏的私營企業建立黨支部（注：基層黨組織，根據黨員人數多寡，可分為黨委、黨總支、黨支部）。

「企業只要有超過3個黨員，就要建黨支部，哪怕只有1個黨員，也可以把幾個企業聯合在一起，成立聯合黨支部。」張叢雲告訴我，2018年是廣東省提出「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三年行動計劃」的第一年，她每天都去街道辦轄區的私企調查，了解他們公司有多少黨員，並勸說夠資格的企業建黨支部。

張叢雲回憶，讓私企配合建黨支部很不容易：「人家都忙着賺錢，誰有時間停下給你做黨建？」她的方式是先勸說企業老闆入黨，如果不行，再聯繫企業裏的黨員，確認好可以當黨支部書記的「帶頭人」，請他一起做老闆的思想工作。「作為黨員你不配合黨組織工作，上級黨組織可以處分你的，黨紀可以管到你。」她說，通常黨員最後都無法拒絕。

之後，張叢雲所在的街道黨工委會正式發函給企業，請他們準備成立黨支部的材料。「材料不會寫，我們就幫他寫好，他最後蓋章就可以了。這都不叫通知他準備材料，是服務到位，就一定要讓他們把支部給我建起來了。」張叢雲說，她當時最繁瑣的工作就是幫企業準備文書材料。

張叢雲說，根據「三年行動計劃」的要求，「第一年爭取覆蓋率（即對所有企業的情況登記在冊），第二年建黨組織，第三年要組織要開始運轉。」她所在的街道轄區，50多家私營企業已經全部成立了黨組織。根據《南方日報》報導，2018-2020年，廣東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包括私營企業）、社會組織新建黨組織分別增長31%和26%。「現在是新一輪的三年行動了，黨建要抓得更細緻，」張叢雲告訴我。

對張叢雲來說，企業成立黨支部之後，事情變得簡單多了：「只要你成立了一個黨支部，你有黨員，就要服從黨組織和黨員的管理辦法。不怕他們不服從。疫情期間都是要響應（做志願服務）的，你不響應的話就開始追責了。」

在私營企業中成立黨組織，是習近平兩屆總書記任期內的「黨建」熱潮。

2015年6月，智能手機企業小米公司成立黨委，公司副總裁任黨委書記，這在當時頗為罕見，引起不少對小米和中共的負面評論。到了2017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有187.7萬家非公有制企業建立了黨組織，佔非公有制企業總數的73.1%（該數據近幾年不再更新），比2014年的53.1%高出不少。而在2021年6月份，百度、網易、美團、快手等互聯網巨頭企業，都派黨員參加了首都互聯網協會黨委舉辦的黨史知識競賽。

張叢雲告訴我，在私營企業中建黨組織、搞黨建工作，主要目的是要求企業宣示「政治忠誠」。2017年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其中首要的是「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人民日報》海外版分析，「黨管經濟」有了統一的思想基礎。

國有企業裏的變化很快顯現，在一間國有銀行分行擔任黨委副書記的鐘偉民告訴我：「以前很多事情行長在辦公會議就定了，現在戰略性的業務必須要黨委的層面決定。」領導意志直接影響了銀行的業務，他說，比如習近平提出「碳中和」的目標，他們就必須主動尋找風電、太陽能等綠色金融的貸款項目。

在私營企業，黨委參與公司決策也不再罕見。根據2017年《人民日報》報導，中美合資的東風康明斯發動機有限公司美方總經理提名了一位部門經理，但被公司黨委會否決了。東風汽車公司是國有企業，但這家中外合資公司在性質上並不屬於國企。而同一年的中共十九大，「黨是領導一切的」這句話也被寫入黨章。

在《人民日報》的報導中，公司黨群經理說，「過去，美方總經理對黨委參與決策前置程序不太理解，公司是搞經營的，為什麼還要黨委來決策？如今寫入了公司章程，他也逐漸認可。」東風汽車公司的黨委書記認為，這很好地解決了基層黨組織弱化、虛化、邊緣化的問題。

一篇關於民營企業黨組織建設的論文指出，過去中共對民營企業進行統戰的方式，主要是在個體層面吸納企業主入黨，或給予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身份；如今在民營企業中建黨組織，在組織上和企業形成了一種更緊密的政治紐帶。論文還指出，從吸納企業家個體變為在企業建立黨組織，會是未來政商關係的主流。

在廣東東部一座小城鎮，楊林在一家蜜餞公司擔任黨委書記。早在2004年，這家企業收到從市裏傳下的要求：成立黨支部。到了2014年，當地政府第一次發了七八千塊錢作為黨建費，要求他們「提升學習力度」。其中500塊錢作為每月發給黨支部書記的工資，剩下的是黨建活動的經費。

楊林告訴我，自那時起，黨支部開始規律地組織黨員開會、上黨課。而鎮上的税務局也和楊林的公司開始了長達五六年的「共建」。税務局會在共建時向他們講解新的税務政策。「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想做生意，肯定還是離不開政府的，」楊林的老闆說，有了黨員的帶頭，「跟政府這邊會更密切。」

一些民營企業表態歡迎黨組織進入決策程序，官方媒體的宣傳也急於證明黨的到來促進了生產力。

根據官方媒體的宣傳，在河北一家民企，董事長兼任黨總支書記，公司決策層、管理層同時任黨委會的重要職務。這種「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領導體制，原是中共對國有企業黨組織的要求，如今也成為先進民企效仿的對象。今年，這家企業被中央組織部評為「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宣傳稿中提到：「黨建做實了就是生產力」。

上述題為《黨建也是生產力》的論文也寫道，在經營和管理遇到困難時，黨組織可以充當企業和政府的信息橋梁，促進企業的生產力。作者舉例，遇到的困難，比如有「企業生產受到某些政府官員的過度干預」。

（陳一朵對本文亦有貢獻。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出現的村莊、受訪者名均為化名。）

2021年6月28日中國北京，慶祝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的群眾晚會上，大屏幕上一名患者戴著口罩，舞者在國家體育場內跳舞。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1年5月24日，重慶農民在梯田中分揀稻苗。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6月25日中國北京，博物館內一名男子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照片前。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1年6月30日，為慶祝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人們拿著共產黨旗幟站在北京大學紅樓的門口拍照。攝：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中國Z世代追捧建黨百年「獻禮片」：電影《1921》美化了什麼？

特約撰稿人 黃愛琴 | 2021-07-03

《1921》是最近上映的一部全明星陣容的電影，也是最被看好的「獻禮片」，是一部集合了當下最熾手可熱的明星與偶像參與的大製作影片，以群像的方式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後的一系列故事。

所謂「獻禮片」以百度百科給出的定義就是「以歌頌執政黨為目的，走又紅又專路線，在紀念期間播映的特殊影視作品。」「又紅又專」是「獻禮片」的特殊要求，「首先在思想上一定要與主流社會核心價值觀高度統一，創作者須有較高的政治覺悟；其次是藝術、技術等創作、製作需精湛精良，創作者須有較高的藝術水準，製作團隊需要較高的敬業精神和製作能力；最後要求作品須具備較高的觀賞價值，滿足觀眾對影視節目的娛樂需求。」

可見，僅僅只有價值觀的強行輸入是不夠的，「獻禮片」一定還要獲得良好的口碑和社會效益，要動用一切可以調動的手段讓觀眾發自內心的喜歡。在中國電影已經高度資本化的今天，國家意志主導的電影創作反映出的正是中國電影的困境和特色。

有人評價，這類電影繼承了主旋律電影的基本的傳統和敘述模式，但更重要的是它借鑑了好萊塢類型片的一些經驗，在滿足觀眾的欣賞和消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按照電影藝術與市場的雙重規律來創作，使它們成為雙重意義上的真正的主流電影。也是百度百科所說，放眼世界，「『獻禮片』是一種特殊的電影創作現象，為中國首創」。尤其是幾年來，隨着國家意志的無孔不入，所謂「獻禮片」和「主旋律電影」在市場上佔據的位置越發不可忽視。

在政治與市場之間

2009年，為了建國60週年，由韓三平和黃建新聯合指導的《建國大業》就建立了某種新時代的「主旋律」標桿，老的故事觀眾不愛看，又無法擺脱價值觀的枷鎖，只有動用明星吸引力法則，同時也用這種方式做出「統戰」的姿態。這部有172個明星參與的電影，不僅集合了當時最具有商業價值的明星，也力邀港台明星和海外明星參與，具有了某種娛樂圈「投名狀」的意味。緊接着，2011年，在建黨90週年之際，《建黨偉業》延續了這套模式，最終兩部影片都獲得四億多人民幣的高票房。

當建黨百年成為2021年中國社會生活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1921》的出現並不令人意外。有趣的是，在電影上映之前，這種全明星陣容還招致了網友的批評，人們以是否有資格扮演偉人和領袖對銀幕上的明星進行了一番點評。最後的結果是，據傳有道德污點的某男團成員飾演少年毛澤東的戲份被刪除，而早前因為「代孕」醜聞被封殺的藝人鄭爽所飾演的早期婦女運動領袖向警予的戲份也不見了蹤影。

某種程度上，再也沒有什麼類型的電影比這種具有商業屬性的「獻禮片」更能反映中國電影市場的尷尬的，在市場和審查的夾縫裏，主旋律電影既幾乎依賴於明星的吸引力創造票房，又時刻需要提防由此而來的政治危機。

黃建新曾說，自己在這十年裏「越來越關注心靈，關注七情六慾下的生動角色與他們理想之間的關係」。事實上，這部電影沒有塑造出任何一個能夠讓人記住的角色，大部分人物既沒有交代前史，也沒有合理的行動動機。除了毛澤東等少數幾個角色，觀眾不可能在短短兩個多小時裏記住大部分的角色，唯一可以被記住的就是一張張帥氣而年輕的面孔，一個個空洞但具有煽動性的口號。說白了，儘管看上去這是一部以「獻禮」為名義的宏大敘事電影，卻為了市場被改造為一場場明星的個人秀。

另外一方面，在接連幾部主旋律電影口碑滑鐵盧之後，當下的創作者不僅要適應越發緊縮的創作環境，還要在重重限制中用電影技巧吸引觀眾能夠主動走進院線，這就需要充分調動各種電影技法。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主旋律電影不約而同地向好萊塢電影取經，諷刺的是，在中美關係越發複雜和動盪的今天，對標好萊塢依然是電影市場對主旋律電影的內在要求。

縱觀這幾年能夠獲得票房口碑雙豐收的電影，基本上都是一種類型電影的中國化，《我不是藥神》、《流浪地球》乃至《我是李煥英》都是如此。如果說《建黨偉業》還是一部由明星參與的超長歷史文獻片的話，《1921》則可以被看做一部真正意義的類型片。導演放棄了向觀眾介紹了建黨的大背景，將一部恢宏的歷史片轉變為「諜戰片」，故事的核心變為早期中共黨人如何逃避各方勢力的圍追堵截，最終成功開會的故事。

電影裏比較刺激的一場戲發生在日本間諜組織特高課與日本共產黨員之間的「貓鼠遊戲」，這本是主線故事之外的閒筆，但正因為不涉及到核心正史的暗殺戲碼反而成為電影裏的高光時刻。《1921》的主創恐怕也知道，強行輸出價值觀的說教是沒有人喜歡看的，觀眾需要的是刺激，但是當冷靜下來後，人們也不難發現，大量的旁逸斜出的戲碼讓這部電影變得好看，但也讓電影的主旨越發失焦。

重建民族主義敘事

中共建黨的故事並不讓人陌生，不論是中學歷史課本，還是電視劇電影，都一再演繹這個故事。但是由於歷史本身的詭譎與複雜，教科書與影視劇文本始終都有語焉不詳的部分。其實，對於大部分普通人來說，這段歷史依然處在重重迷霧之中。

當時也許不自知，回過頭來，這十年正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佔據主流的十年。因此對比兩個訴求基本一致的歷史文本，我們也不難從兩部相隔十年的作品裏分析出這十年國家意志的變化。

《建黨偉業》突出的是反封建和反軍閥，故事從辛亥革命、皇帝退位說起，將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等故事娓娓道來，重點在對百年中國屈辱歷史的一次梳理，也試圖將早期中共黨員如何承擔歷史責任進行一個合理化的闡釋，給出一個建黨的合法性和必然邏輯：早期共產黨人是在諸多救國嘗試失敗的前提下才開始自己的探索之路的。

不僅如此，《建黨偉業》花費了不少筆墨反映了「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場景，尤其以一場胡適、陳獨秀、李大釗與辜鴻銘等人就傳統文化存續問題的大辯論。前者認為儒家學說對當代社會沒有任何建樹，應該提倡新的文化才能救中國。如今，十年過去了，在國內大力提倡傳統文化的今天，這部分內容多少顯得「不合時宜」。

《1921》的故事集中在建黨前的一年，大背景是「租界」這樣一個特殊的地方，因此也特別能夠激發觀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如果說《建黨偉業》是在營造中共建黨在中國歷史內部的必然，《1921》則要給出一個外部環境。因此戲劇衝突都發生在租界警察和「激進黨」之間，以此來暗示中國人被列強欺辱的事實。不僅如此，更是藉助中共早期領袖李達之口說出「自己領導了抵制日貨的行動，卻發現用的火柴都是日本產的，偌大的中國為何生產不出火種」這樣的感慨，將某種民族情緒推向高潮。

Z世代成為主要觀眾

換句話說，吸引今天年輕觀眾走進影院最主要的因素其實還是明星，其次是熱血沸騰的故事。國家意志是通過先吸引年輕人走進電影院，娛樂並麻醉他們，再召喚出某種潛在的民族主義情感。

《建黨偉業》雖然也是全明星陣容，但明星年齡分布廣泛，老中青三代齊上陣，走的是「全家歡」路線，以期待最廣泛的觀眾群體進入電影院。《1921》的角色則集體年輕化，不僅當時只有二十多歲的毛澤東、周恩來選用高大帥氣的偶像飾演，就連當時已經四十多歲的陳獨秀也啟用了陳坤扮演。如果說傳統的主旋律電影追求的是與原型相似，現在的「獻禮片」注重的可能是美化。

為了和年輕人拉近距離，讓他們更加認同電影裏的歷史敘事，《1921》採用了各種手段討好年輕觀眾。這部電影除了具有「諜戰片」的元素，同時也是一部「青春片」。 甚至，為了這種「青春」美感，《1921》除了大反派黃金榮（法租界華人總探長）之外，幾乎都是俊男美女。就連後來成為漢奸的陳公博、周佛海都是各具特色的「小鮮肉」。至於主角李達和毛澤東，電影都分別為他們安排了重頭的愛情戲碼，以當代青春愛情片的方式去塑造1921年的愛情。

不僅如此，伴隨着一個巨星時代的衰落，在《建黨偉業》中曾佔據重要位置的港台明星在這部為「百年獻禮」籌拍的電影裏消失殆盡。儘管對於中年觀眾來說，周潤發、劉德華、張震、吳彥祖等傳奇明星依然具有無上的懷舊價值，但對「Z世代」（1995-2009年間出生的人）的觀眾已經失去了吸引力。而在十年中，中港關係的裂變也讓這部分明星失去了參與「獻禮片」的價值。

但是讓人疑惑的是，儘管這部電影極盡討好年輕人為能事，但依然保留了十分刻板和落後的性別意識。電影裏重要的幾位女性一方面是革命者的妻子，另外一方面都是引領時代的新女性。遺憾的是，不論是高君曼 、王會悟、楊開慧在這部電影裏僅僅作為他們的丈夫陳獨秀、李達和毛澤東的陪襯出現。尤其是王會悟，在一大會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卻僅僅只能出現在會場之外。《1921》甚至不惜複製了《建黨偉業》中一個相似的鏡頭，分為由倪妮和周迅飾演的王會悟穿着旗袍，妖嬈地坐在開會的船頭，用崇拜的眼光望着剛剛當選的丈夫。她沒有走進開會的船艙，也沒有真正進入歷史。

十年時間轉眼過去，中國社會發生了許多巨大的變化，即便是刻板的「主旋律」電影，內在傳遞出的歷史觀念也在發生着巨大的變化。但是，重看這些電影，女性革命者卻依然處在失語的狀態。百年間，中國的女性為了自己的獨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即使到了今天，這個國家的主流敘事裏卻依然只能留下男性的故事。

按理說，一部偶像雲集的電影無疑是吸引女性觀眾的，但在一個女性意識抬頭的時代，《1921》真的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嗎？或者，如果不是官方強制性的保護，整個7月幾乎都只有主旋律電影可以看，這些電影真的可以擁有巨大的票房嗎？

在網絡小粉紅的話術中，有一個詞很流行，就是 「歷史虛無主義」，這個詞往往被用來批評和官方歷史觀不符合的言論和創作，網上給出的定義是「指不加具體分析而盲目否定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甚至否定歷史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民族傳統、民族精神，否定一切的歷史觀點和思想傾向」。

有趣的是，如果運用這套話術，《1921》也充滿了所謂的歷史虛無和左右矛盾的價值觀，電影裏工人運動如火如荼，電影本身卻是一場巨大的資本遊戲。我們難以想像，這部電影要調動多少金錢才可以拍成。電影裏一位革命者在遊行的現場對工人說，「你們辛辛苦苦，卻一無所有」，電影外的觀眾卻正在忍受這樣的現實。如果一百年前人們還可以用遊行表達自己的憤怒，為什麼一百年後卻失去了這樣的權利？

如果非要給這部電影找出什麼正面意義，我想那就是它激發了年輕人對待歷史的好奇，如果願意稍下功夫，僅在當下官方公布的史料中就能看到歷史的複雜與詭譎，當他們真的理解了早期中共黨員投身革命的動機和社會背景，又看見了每一個個體的最終結局，我相信年輕人心中會生出一種疑問，而這種疑問正是這個時代最可貴的。

《1921》電影劇照。網上圖片

《1921》電影海報。網上圖片

《建黨偉業》電影劇照。網上圖片

《1921》電影劇照。網上圖片

「原教旨」與「世俗化」的結合：習近平版本的黨史，如何揭示今日中共的特質？

特約撰稿人 朱琉強 | 2021-06-15

「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我們黨歷來重視黨史學習教育，註重用黨的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鬥志、明確方向。」2021年2月，習近平在北京召開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以此揭開中共「建黨百年」活動的大幕。

這是習近平掌權不到十年的第五次黨內思想政治學習活動，也是中共執政後第二次以黨史為主題的全黨學習活動（第一次是1951年）。中共黨史的研究、傳播和敘述牽涉執政黨的形象和政權合法性根基，不但關於過去，更指向現在和未來，歷來都受到當局的高度重視，在「建黨百年」之際尤為明顯。

在今年的黨史學習活動中，中共兩大意識形態部門——中共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和中宣部更特意出版《論中國共產黨歷史》（習近平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和《中國共產黨簡史》四本指定教材，以此動員全黨、全國學習黨史。這些教材一方面重新官修正史，另一方面收集習近平等領導核心的黨史論述，還以通俗的問答體形式闡述習近平的政治論述。他們當然不是客觀的歷史研究，而是習近平時代的最新黨史敘述範本，即是一種以論帶史的黨史版政治宣傳。

那麼，習近平時代的黨史敘事有何特別？他如何繼承和修正原有的黨史敘述？這些黨史敘述又怎樣幫助我們理解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本文走進中共的意識形態語境，嘗試回答這三個認識當代中國不能繞開的問題。

1、 第三份「歷史決議」的缺席

從歷史來看，習近平時代的黨史敘述基本還是繼承和發展過去黨史敘述的「道統」，並非是對黨史敘述做重大改動的開創者和顛覆者。而他的黨史論述還沒上升到毛時代和鄧時代黨史敘述的歷史高度，這表現在習近平沒有推出中共歷史上的第三份「歷史決議」。

在中共的各種文件中，國家憲法、中共黨章、黨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等文件都涉及中共「從何而來」的歷史敘述，當中專門針對歷史問題的《歷史決議》可說是中共黨史論述的最高權威。《歷史決議》是中共高層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黨史問題結論，以此總結歷史成就，統一黨內思想和政治方向，並樹立領導人權威。至今《歷史決議》只有兩份：在1945年的中共戰時首府延安，毛澤東就修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批判1927年國共分裂後的中共三次「左傾」錯誤，肯定原本不容於莫斯科和原中共中央的毛澤東「異端」思想為「正確路線」。在1981年，經歷文化大革命的危機，鄧小平急需清理黨史，尋找最低限度的共識，於是同樣修訂《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鄧小平現代化的新政開闢道路。

直至今日，這兩個歷史決議仍是中共黨史敘述的「聖經」。習近平就強調，黨史學習「要堅持以我們黨關於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而並沒有試圖以第三份「歷史決議」樹立自身對黨史敘述的權威。在習近平時代，中共當然還有權力鬥爭（如十八大前夕薄熙來等人「陰謀篡黨奪權」），不過習近平的權力已逐漸鞏固強化，只需以常態性的政治文件樹立正確路線就可，不需上升到「歷史決議」的高度。加上修訂黨史決議需提供經得起黨內外檢閱的歷史結論，這恐怕會挑起重大黨史問題的討論。

不過，這裏的重點並非習近平需不需要和如何修訂「歷史決議」的問題，而是想指出習近平不頒布第三份「歷史決議」，就很難將其黨史敘述提高到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兩位政治強人的份量，開創專屬於習近平個人的黨史體系。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只能大致延續原有的黨史敘述框架，再根據現實的需要添磚加瓦和修正。

2、 續寫「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雙重敘事

「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習近平要承繼的框架。因此，在習近平黨史敘述中，他一再表明中共在中華民族的「救世」和「復興」的角色，並強調中共在不斷發展馬克思的理論。當中，習近平亦拔高自己在黨史中的地位和成就。

具體來說，習近平繼續講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並強調中共的初心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近現代眾多的救亡圖存方案中脫穎而出，拯救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

這樣的故事從鴉片戰爭說起，講述中華民族原本是一個有悠長燦爛文明的民族，但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使中國逐漸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儘管不斷有仁人志士努力救國，但歷經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都無疾而終，只有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共登上政治舞台才改變國運，促使「中華民族開始艱難地但不可逆轉地走向偉大復興」。

這樣的黨史敘述是整齊的、一連串成就的線性進化故事，集中讚揚中共實現三件大事，顯著提升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創造一個又一個的「人間奇蹟」。這三件大事是：一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二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三是進行了改革開放，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我們終於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當習近平在這樣的黨史基礎上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味著「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由此，習近平就續寫了一個苦盡甘來、從弱變強的民族主義式黨史故事。

這樣的民族主義敘事也被敘述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以此凸顯中共的成就背後是由「思想建黨、理論建黨」支撐的。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根據這樣的敘述，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當中，習近平思想更被稱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後第三個以領導人的名字命名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因此，新版本《中國共產黨簡史》就有四分之一的內容涉及習近平執政後的內容，重點突出習近平結合理論和實踐，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這裏的馬克思主義當然不是批判貧富懸殊、啟動階級鬥爭、改變社會現狀的思想利器，而是一種支持、肯定現狀的國家意識形態，當中的重點不是中共實際上有多遵循馬克思的教義，而是在修辭的層面上強調中共仍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正如習近平在2018年5月隆重舉辦紀念馬克思誕辰二百週年的大會稱，「我們要繼續高揚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讓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人類社會美好前景不斷在中國大地上生動展現出來！」

3、 「世俗化」共產黨的革命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黨史敘述實際上是一種將共產黨革命目標「世俗化」的表述，進而希望動員民眾的情感，獲得他們的認同。儘管我們在習時代的黨史敘述中仍然見到「革命」的語言，但「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被抽象成一種精神氣質（如艱苦奮鬥、無私奉獻），其內容已被「發展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的「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話語替換。而這種民族主義敘述，實際上也是改革開放後的「告別革命」的黨史敘述傳統。

正如習近平在馬克思紀念大會發言稱，「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學的理論為最終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會指明了方向。」所謂共產黨的初心，本來是包括更加面向世界、更加富有理想主義的「解放人類」、「平等主義」、「消除剝削」這些目標。不過，習近平時代的中共窄化和祛魅化這些革命目標，在黨史敘述中將中共的理想收窄成「中國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儘管「共產主義理想」還會被不時提及，但是已被高高掛起成「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

對習近平來說，這種黨史敘述是有依據的，源於中共對中國歷史階段的判斷。習近平堅持，儘管社會的主要矛盾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重新定義為「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間的矛盾」，但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就是說，中國仍然是不發達階段，需要堅持經濟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不是共產主義式的大同社會。因此，習近平時代的黨史敘述一直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我們）要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這些論述都指向共產黨在經濟物質層面的提升，亦從情感的層面修正中共合法性的來源——是物質生活提升、小康社會式的「獲得感」、「幸福感」，而不是共產社會式的「解放感」、「平等感」，才是今日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情感政治。而這種情感動員，也正是革命政黨繼續「世俗化」轉型的表現。

除此，這種黨史敘述還召喚另一種「世俗化」的情感認同，那就是國民的民族自信。這個特點在習近平今年2月的黨史學習講話充分展現。他指出，黨的百年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正是增強「四個自信」最堅實的基礎，「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4、 激活紅色傳統，重塑中共形象和幹部作風

弔詭的是，習近平時代的黨史敘述不僅是世俗化的，也是原教旨化的。這種原教旨，如上所述並不是將黨的理想目標回到「革命」，而是指今日的中共激活黨史中的紅色資源，試圖恢復和形塑中國共產黨成為有理想、有信念的政黨。這樣的黨史敘述是一個道德塑造和形象重建的工程，不但借助黨史資源來闡述和傳播共產黨的信仰和價值，還輔以由上而下、層層把關的思想教育活動，意圖改造黨員幹部的主觀世界的同時，還恢復中國共產黨的形象。

在《論中國共產黨歷史》（習近平著），就收錄習近平在多個革命老區和革命歷史紀念場所（如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延安、古田等等）的講話，還重點回溯焦裕祿、谷文昌、楊善洲等政治人物的事蹟和精神，這些都是習近平所言的「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革命精神是黨和國際的寶貴財富」。值得指出的是，這些人物在今日看來似乎是不合時宜的舊政治宣傳人物，但卻被重新發掘和激活，恍如一場官方推行的毛時代懷舊運動。自言「在紅旗下長大，對我們黨的光榮歷史和優良作風印象很深」的習近平，試圖以毛時代的黨史道德資源回應「後毛澤東時代」黨內腐化和執政黨失去理想這兩大道德問題，推動共產黨「把紅色基因傳承好，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

根據習時代的論述，「各種弱化黨的先進性，損害黨的純潔性的因素無時不有，各種違背初心和使命、動搖黨的根基的危機無處不在」，造就一段時間以來中共的黨員幹部出現眾多問題，包括理想信念不坚定、脫離群眾、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等。當中，最大的問題是黨員幹部理想渺茫、信仰動搖，如習近平所言「我們查處的那些腐敗份子，之所以跌入違法違紀的陷阱，從根本上將就是把初心和使命拋到九霄雲外去。」因此，習近平反覆藉黨史敘述希望他們「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質追求轉化為具體行動」。舉例而言，回溯「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歷史，習近平希望黨員繼承他「親民愛民、艱苦奮鬥、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精神；回望「革命老區」井岡山的歷史，習近平希望黨員「堅定理想」、「永葆艱苦奮鬥本色，不丟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等。

這種回溯黨史、重建道德的作法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亦已存在，但在習近平時代這些黨史故事並不停留在話語和形式的層面，而是配合黨內政治規條建立（如重新修訂《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密集的思想教育運動，引領黨員幹部經歷一次又一次的道德改造工程。在這次的黨史學習運動前，就先後有四場大型的黨內政治學習運動，包括2013-14年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2015年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2016年的「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活動以及2017年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

到了「建黨百年」的2021年，這場聲勢浩大的黨史學習教育運動使習時代的道德工程推向另一個高潮。值得指出的是，這些意圖改造黨員幹部的主觀世界的活動都恍如毛時代「塑造新人」實驗的弱化版本。所謂弱化，指的是目前這種改造侷限於黨員幹部這群「關鍵少數」，而不是毛時代的廣大人民群眾；其強度亦只是要求黨員幹部考核和學習，做「堅持人民立場」、「忠誠乾淨擔當」的「高質素幹部」，而並非像毛時代那般要「脫胎換骨」，在強制的自我剖白和互相批評中做到「靈魂深處鬧革命」。相同的是，兩者都要求「新人」在道德和人格中受到限制，不但要求他們讓渡個人、服務集體，還要他們絕對遵從執政黨的指示，從而配合政治強人建構的「新世界」。

簡言之，習近平清楚認識到，當代很多中共黨員幹部已經背棄「人民公僕」的本色，一味追求自己的利益，「嚴重侵蝕黨的思想道德基礎」、「嚴重損害黨內政治生態和黨的形象」。因此，習時代的黨史敘述意圖改造黨員的道德和精神氣質，重塑共產黨的形象——今日的中國共產黨不是權貴的利益集團，而是帶有原教旨主義色彩、始終「牢記初心和使命」的執政黨，背後有帶領全社會向前走的深厚道德和信仰基礎。

5、 設立黨史禁區：「兩個不能互相否定」和「歷史虛無主義」

伴隨著對毛時代黨史道德資源的激活，習近平時代的黨史敘述還小心翼翼地在既有的框架內調整對毛時代的評價，壓縮文革的負面敘述。這種敘述轉變，很大程度上是回應八九十年代始輿論環境寬鬆，引致民間對官方正史（尤其是毛時代歷史）的動搖和異議。對習近平來說，這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大問題，足以動搖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所謂「歷史虛無主義」，指的是一切懷疑和否定中共正史的歷史觀。

從官方的角度來看，中共其實從未全面推行「非毛化」。鄧小平在1981年的《歷史決議》力排眾議，儘管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指出毛澤東個人「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還高舉「毛澤東思想」為絕對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由此，《歷史決議》在承認毛澤東個人錯誤的同時，維護中共整體的合法性，避免蘇共二十大後批判斯大林的政治震盪。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後的輿論環境相對寬鬆，黨史的研究和民間討論日益蓬勃，或明或暗地挑戰了包括毛澤東時代在內的黨史正統論述。另一方面，改革開放的經濟紅利予人覺得，1978年前後的中國像是「新舊社會兩重天」：前一個歷史時期是「差中國」，是一連串錯誤的歷史，而後一個時期「撥亂反正」，才是真正的「好中國」。

正是這種有限度的解放思想和民間的「非毛化」，觸動了習近平的神經。在習近平剛上任不久，他就在中央黨校舉辦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嚴正地表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時期雖有差別，但決不能彼此割裂和對立，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更進一步，習近平將這種歷史觀視為「重大政治問題」，聯繫到蘇共的倒台：「古人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醜化、污衊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蘇聯為什麼解體？蘇共為什麼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後，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

從上述引文可見，習近平認為歷史問題（主要是毛時代的歷史）的異議，意味著人心和思想混亂，將動搖黨的團結和執政根基。因此，習近平要收緊黨史敘述的邊界，不但要將其牢牢固定在「歷史決議」的框架上，還進一步壓縮「前三十年」負面影響的內容，並肯定「前三十年」為「後三十年」的中國創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沒有它提供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沒有它積累的思想成果、物質成果、制度成果，改革開放也難以順利推進」。在這種新的黨史敘述策略下，文化大革命這場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錯誤，自然就受到淡化。

6、 文革敘述：從「內亂」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曲折發展」

在2001出版的上一版本《中國共產黨簡史》，文化大革命是以「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的標題獨立成章，較為詳細地描述文化大革命的源起、經過和影響。但在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簡史》，文化大革命所佔的篇幅被大大縮減，定性亦被調整。在編排上，文化大革命不再獨立成章，而是被納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曲折發展」一章，當中一些重要的文革歷史事件不是缺席，就是被大幅刪減，比如劉少奇含冤病逝、紅衞兵「破四舊」抄家打人砸物、造反派奪權、火燒英國代辦處、上山下鄉運動（這是習近平在文革的親身經歷）、林彪事件等。

另外，舊版《簡史》中就中共體制弊病（對個人崇拜缺乏制約）和毛澤東品格（個人專斷）的負面描述亦被刪除，而這些描述原是解釋文革發動的因素之一：「這時，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的威望達到高峰，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逐漸滋長。加上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沒有能夠順利發展，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這就使為人民尊重的領袖所犯的錯誤難以得到糾正，也使林彪、江青這些野心家能夠受到信用而得勢橫行。」與此相對，新版《簡史》從文革「發掘」到中共的糾錯能力，指「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程中遭到的嚴重挫折。中國共產黨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終自己糾正了這一嚴重錯誤。歷史再一次證明，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新版《簡史》首次提出要區分「作為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歷史時期（即1966-1976年）」，進而闡述文革期間「各項工作在艱難中仍取得了重要進展」，以此扭轉舊版文革「十年浩劫」的形象。

在舊版的《簡史》，文革主要集中描述破壞的面向，包括拉大與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造成「文化斷層」、「科技斷層」、「人才斷層」等。而在新版《簡史》，這些負面影響的篇幅減少，改為增加文革期間成就的內容，包括經濟上在1969年開始好轉，推動三線建設、為西部地區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交通運輸線和輸油管線設施相繼建成，獨立研製出「兩彈一星」，對外工作打開新局面等。儘管舊版的《簡史》亦提及文革期間「兩彈一星」等成就，但當中同時強調「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取得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比這大得多的成就。」在新版本《簡史》，這種「如果沒有文革，將取得更大成就」的論調已不再存在。

要言之，習近平有感於對毛時代政治的批判動搖中共的意識形態，因此在黨史敘述著力修復毛時代的中共形象，包括祭出「兩個不能互相否定」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概念搶奪歷史話語權，令黨史異議之音滅聲。這並不是說習近平要為文革翻案，而是著力淡化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破壞性的面向。在這種黨史敘述中，習近平重新強調中共「前三十年」的成就，將黨史的故事講述成「今天的好是延續昨天的好」，而不是「今天的好是因為否定昨天的差」。儘管當中仍會提及毛澤東的錯誤，但批評的範圍和力度是官方高度壟斷，任何不容於官方主旋律的批評可能被打成「歷史虛無主義」，落入「誇大黨史上的失誤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黨的歷史、攻擊黨的領導」的罪名。

7、 搶奪抗戰話語權：「十四年抗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時代黨史敘述如何處理抗戰的問題同樣值得注意，事實上習近平高度重視這段歷史的敘述。自1980年代開始，抗戰就成為「被選中的歷史」獲得中共的高度重視，他比「社會主義建設」（如土地改革、公私合營歷史）貼合改革開放後的政治氣氛，又比鴉片戰爭、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共內戰便於動員情感，因為抗戰同時具備「受害」和「勝利」兩大元素——受害喚起民族屈辱感，而勝利則能「洗刷恥辱」，強化民族自尊，兩者結合正正貼合中共以民族主義重塑合法性的需求。

問題是，中共怎樣在國民黨才是抗戰主力的歷史現實上，突出自身的角色？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始國民黨成為中共兩岸統一的拉攏對象，抗戰敘述要兼顧國民黨形象，甚至敘述成兩黨共同的歷史，而不能完全剔除國民黨的角色。這兩大因素互相拉扯，制約著當代中共的抗戰敘述。因此，過去二十多年來，雖然中共仍堅持「中流砥柱」論，但總體來說在日常宣傳中，已相對淡化對中共主體地位的強調；另外在2005年胡錦濤的定調下，官方首次以「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重新詮釋抗日戰爭歷史，儘管仍貶損國民黨的抗日功績，但不再全盤否定國軍的抗戰功績，而是彰顯兩黨彼此平行存在且相乎輝映。

在習近平時代，抗戰的歷史獲得高度重視，2014年中共首次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2015年更在北京隆重舉行閱兵儀式，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2020年習近平亦舉行座談會紀念抗日戰爭80年。在最近的講話中，習近平重申抗日戰爭的民族意義：「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這個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

而在國共抗戰問題上，儘管習近平的講話仍留有國民黨的位置，在談到一連串犧牲的中共抗日將士後提及「國民黨軍『八百壯士』」，稱其為「千千萬萬抗日將士的傑出代表」，又稱「中國共產黨領導開闢的敵後戰場和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協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局面。」但整體來說，國民黨的角色並未獲得重視，相反習近平重新凸顯共產黨的主體角色，強調「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並從戰略到戰術，從國內建設到國際合作，都指出中共是奮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先鋒。

這個意圖亦表現在習近平在黨史抗戰論述引入「十四年抗戰」的提法，這是習近平對過往抗戰敘述的重大改變。過去，中共官方一直沿用的是「八年抗戰」的概念，將抗戰的起點定為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而習近平時代則將起點回溯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凸顯中共最早提出抗日主張並率先開展抗日鬥爭。在2015年習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他提出「我們不僅要研究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八年的歷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變後十四年抗戰的歷史，十四年要貫通下來統一研究。」在同年舉行的紀念抗戰閱兵，習近平亦在開篇演講和閱兵期間提出「十四年抗戰」的概念。兩年過後，這個提法正式在新版的教科書落實：在沒有提及具體原因的情況下，中國教育部要求中小學教材的「八年抗戰」表述一律改成「十四年抗戰」。

這個改動頗具爭議，被外界認為是中共要爭奪對日抗戰歷史的話語權，因為中共將1933成立的東北抗日聯軍、1934年長征北上抗日、1936年國共第二次合作所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三個獨立事件，裁縫剪輯成為以「共產黨為中心」的歷史論述，為自身在在抗戰史上爭得更大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時代的抗戰黨史敘述亦扣連他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藉此形塑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形象。在論及抗戰的意義時，習近平曾在政治局提出，學習抗戰是「展現我們維護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和國際公平正義的堅定決心」。根據紀念抗戰75週年和80週年講話，習近平亦強調「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為了和平，我們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由此可見，習近平對抗戰論述的意圖，也指向中共反戰、反霸權的國際形象的塑造，回應「中國威脅論」的興起。

8、 連結「中華」，繼承中華民族優良傳統文化

在習時代的黨史論述中，除了要編寫建黨以來的歷史，還要處理中華文明和古老中國的關係——這從來都是黨史敘述要回答的問題。儘管上文提到習近平懷舊、復興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傳統，但這種復興是高度選擇性的，毛澤東歷史敘述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批判就沒有跨代承傳。習近平時代的黨史敘述，大抵承襲後毛澤東時代那種「弘揚傳統文化」的論述，只是被更新和吸納到其「中國夢」的話語當中。

在中共建黨的很長一段時間，中華文化對這個信奉馬列主義的政黨來說是落後、封建、反動的，需要剷除才能建造「新中國」。正因如此，中共在不同時期都批判和破壞傳統文化，比如20年代的「紅色恐怖」時期、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和1970年代的「批林批孔」運動。然而，後毛澤東時代的「告別革命」轉向，促使中共重新調和與「中華文化/文明」的關係。在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年代，「中華文化/文明」已不再腐朽、落後，而是優秀和輝煌的存在，可以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復興、繼承和發揚。胡錦濤更首次將「弘揚中華文化」寫入中共官方文件，稱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者與弘揚者。

到了習近平時代，他的黨史敘述同樣標榜中國共產黨「自覺肩負起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弘揚者和建設者」。在習近平不斷強調的「四個自信」中，「文化自信」更被稱為「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國有堅定的道德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於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簡言之，習時代的黨史論述意圖指出，中共的建黨和執政歷程是建基於輝煌的中華文化基礎上，是「優秀繼承優秀」的故事。

這樣的敘述不提中共歷史中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破壞，而是強調中華文化光明的一面，召喚民眾對「古老中國」的自豪感和認同感。繼而，中共再宣告中共是繼承中華民族優良傳統文化的正統，將帶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由此，中共以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方式鞏固自身的合法性。

結語

綜合上文的討論，可見中共的黨史敘述，不止是關於歷史，也是關於情感動員、道德理念和政治選擇。在很大程度上，習近平並非是對黨史敘述做重大改動的開創者和顛覆者，而是大致在原有的框架下發揮，繼續延續「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黨史敘事。

這樣的黨史敘述服務中共的執政合法性，重塑中共的自我形象。一方面，習近平要繼續推動革命目標的「世俗化」，將執政的目標鎖定在「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另一方面，習近平則重新激活黨史道德資源，啟動政治思想教育，意圖為黨員幹部注入原教旨式的革命黨精神和信仰，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這種世俗化和原教旨化的對立統一，互相加強，形塑著今日中共的政黨屬性。

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時代共產黨的政黨屬性已不滿足於成為創造業績的「公司」，還希望向宣揚和主導道德價值的「教會」靠攏。

綜觀這些精雕细琢的宏大黨史敘述，中共意圖塑造其統治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不但繼承自中華民族優良文化，背後還有道德的基礎和理論思想的支撐。然而，真實的政治是中共統治很大一部分依靠國家暴力的運用、社會的控制和意識形態的高度壟斷，這些在黨史中真實存在、但在黨史敘述中缺席的「槍桿子」、「刀把子」和「筆桿子」，大概才是中共統治的真實來源。

參考資料：

1. 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

2. 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北京︰學習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2021年）

3. 本書編寫組：《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和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

4.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

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

6. Brown,Kerry, China’s Dream:The Culture of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Secret Sources of its Power（Cambridge: Polity, 2018）

7. Shaoying, Zhang, and Derek McGhee, China’s Ethical Revolution and Regaining Legitimacy: Reforming the Communist Party through Its Public Servant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2017)

8. Jan Kiely, Vincent Goossaert, and John Lagerwey,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 1850 - 2015 (Brill:Leiden, 2016)

插畫：Mantha Mok

2019年10月1日中國北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左一)、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左二)、中國總理李克強 (右二) 在閱兵式開始前。攝：陳焯煇/端傳媒

圖：端傳媒設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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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8日中國杭州，農業基地用鮮花和莊稼畫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圖案。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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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9日中國哈爾濱，人們紀念前領導人毛澤東逝世 43 週年。攝：Tao Zhang/Getty Images

圖：端傳媒設計部

2021年6月1日中國拉薩，西藏學生下課時經過習近平的一張海報。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3年3月19日中國北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人民大會堂等待會見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攝：Feng Li/Pool via Getty Images

崇毛抑鄧？習時代對兩個領導人的重塑和打通四個「三十年」的野心

特約撰稿人 文非林 | 2021-06-25

中共建黨一百年紀念，如何評價兩大歷史時期，即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新中國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後三十年（改革開放時期），關係到兩位政權奠基者、發展者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地位詮釋。筆者嘗試以習近平的黨史論述出發，並與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作對比，探究毛、鄧二人及其時代在中共語境中的演變及緣由。

毛、鄧兩個時期的定性之所以重要，在於其可以折射中共對於權力分配的構想，尤其是對於政治體制和黨政關係的建構。江胡習三代領導人均認為毛是政權開創者和民族復興奠基者（「站起來」），鄧是改革開放事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設計師（「富起來」），毛、鄧兩大時代，起承了共產主義事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程。

但習所着重打造的，是屬於他自己的政治符號。從毛和鄧的政治遺產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藉由連貫的、穩定的黨史敘述，鞏固「習思想」的權威和合法性。習時期的官方話語，呈現出「崇毛抑鄧」的傾向，也就是重塑並加強毛在黨史中的偉人形象，將鄧去英雄化，使其變成社會主義事業的「繼承者」和「優秀管理人」。

「崇毛」，體現於大幅引述毛的黨建思想，重視「革命傳統」、「紅色基因」，同時，肯定毛為「社會主義建設」打下了基礎，淡化了文革中的負面影響；「抑鄧」，並非全面貶低鄧的歷史地位，而是將其個人貢獻，放置在「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背景中，歸結於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成就。鄧氏詞語，更多地被用於論述社會主要矛盾、深化改革的方向。

1、 習近平時期黨媒的報導取向

從黨媒人民日報的報導熱度來看，自習執政以來，「崇毛抑鄧」的趨勢，延續至今。筆者採用了中國傳媒研究計劃（CMP）的方法，計算關鍵詞在特定時段內出現的次數與年度總篇數之比，由高到低依次劃分為「沸」、「燙」、「熱」、「暖」、「温」、「冷」六級，以展示語詞的傳播度（該方法便於展示「同一時期不同詞語的橫向語温比較，與各詞語在各時段的縱向語温演變，將更完整的語象圖景呈現於研究者面前」）。2013年至2019年，是「毛燙鄧熱，毛高於鄧」。疫情陰影下的2020年，理論宣傳聲勢較弱，變為「毛熱鄧温」。而隨着建黨百年紀念的臨近，2021年開年至今（截止6月15日），毛、鄧的熱度大幅躍升，均屬「燙」級，且毛繼續超過鄧。

這一格局，與「紅色」一詞的詞頻走向相照應。「紅色」代表的是中共政權的原教旨主義，強調思想、原則和實踐的純正性，是否與建黨的初衷相符。代表詞如「紅色基因」、「紅色江山」、「紅色熱土」等。如下圖所示，習的「紅色」論述的熱度，遠遠超過了毛、鄧、江、胡時期，屬「燙」級，相較而言，經歷過政權危機的鄧和江時期較低，僅為「熱」。

值得注意的是，本應該成為共產黨根基的「共產主義」，卻一直處於低位。其在習時期（2013年至2020年）的出現頻率稍躍「暖」級，高於江、胡，但低於毛、鄧時期。

逐年來看，「共產主義」的熱度也遠遠低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紅色」、毛、鄧二人姓名類似，其在2020年的聲勢較弱，在人民日報上僅出現73次。而據學者吳思的整理，習在2018年12月至2021年3月期間，在公開講話中提及「共產主義」的次數，也僅有5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曝光度頗高，很大程度是因為其屬於習時代的理論縮略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部分，也是其建構中國夢和民族復興藍圖的關鍵核心，而「共產主義」雖然是共產黨的「遠大理想」，但與當前所重視的市場經濟的改革思路格格不入。

「崇毛抑鄧」，也體現於強調毛式表達「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弱化鄧式「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一詞，在討論國家治理與制度的19屆4中全會上完全消失，而且僅在2013、2017、2018年為「温」，其餘六年均位於「冷」級。相較而言，「黨政軍民學」一詞在2017至2020年為「温」。相照應的是，與政改相關的其他關鍵詞，「民主政治」、 「政治文明」、「黨內民主」、「權力過於集中」在過去8年間聲量也較弱。可見，「崇毛抑鄧」崇的是權力集中，抑的是權力限制。

二、「崇毛」：淡化文革，強化「奠基人」

習對於毛的推崇，外界已多有觀察。在習時期的官方語境中，毛是紅色政權的奠基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瞻者，是串聯革命與建設時期的帶路人。帶有毛氏及左派色彩的詞語，如「敵對勢力」、「刀把子」、「輿論鬥爭」、「陣地意識」、「革命化」等，時有出現，相較於江、胡時期，明顯回潮。它們的矛頭直指憲政民主、普世價值、民族分裂勢力，波及到知識分子及整個公共輿論生態，引人聯想毛的「反右」乃至「文革」。

文革之後，中共對於毛的功過和文革的評價，成了未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基準和領導路線的標尺。在鄧時代，《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前所未有地徹底否定了「文革」，稱其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將其歸結於「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另一方面，鄧依然肯定了毛的功績，將毛澤東思想繼續視為黨的指導思想，「文革」是背離毛澤東思想的左傾錯誤。其後，江、胡、習延續了對於「毛思想」的推崇和毛本人的高規格的紀念，但與鄧「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的論調不同的是，他們為左派和極左的存在創造了空間。

對於文革，習持否定態度，然而他批左不批毛，認為「文革」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指出「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也不能以今日的環境要求前人，意圖削弱毛的個人責任。如對習近平版本的黨史分析可以看出，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強調了黨和國家在「文革」時期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進展」（「兩彈一星」、拓展外交局面等），刪減了負面影響，突出了黨自我糾錯的能力。

對於黨建，習常常將毛的論述奉為基本，較少凸顯鄧的個人貢獻。在中共的95週年（2016年7月1日）紀念時，習的講話將毛勾勒為黨和國家事業的開創者，鄧是繼承者和糾偏者。習認為，中共需要先牢記毛口中的「進京趕考」——對於黨的歷史考驗依然延續——再強調堅持鄧所倡導的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興國之要、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國之路」。同年，在馬克思誕辰200週年紀念的重要節點，習再次引述了毛的表述，指出「實際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提升戰鬥力量，並且僅以疊羅漢的形式提到了「鄧小平理論」，與其他理論思想並列。

習對於毛的重要引述，還包括：習在十九大精神研討班（2018年1月5日）重新提及毛在1927年10月親自撰寫的入黨誓詞，「犧牲個人，努力革命，階級鬥爭，服從組織，嚴守秘密，永不叛黨」，認為這是「共產黨人政治覺悟的生動寫照」，指出應該將「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

習將毛的「兩個務必」（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作為黨「不變質」的原則，稱毛「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的「三大法寶」的意義延續至今。他認為，毛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習時期新黨史中的重要精神，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抗戰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巖精神等，都可以追溯到毛的思想與個人經歷。

但「崇毛」並非完全回歸毛時代。毛時代的「大民主」，即發動群眾力量對抗官僚結構，以及相對應的「造反有理」、「大鳴大放」、「一大二公」等原則及做法，目前並沒有復活的跡象。正如19屆4中全會所提出的，習時代主張建立的是「黨委領導」下有「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旨在「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時也把官僚體系牢牢掌握在黨的手裏。

三、「抑鄧」亦「借鄧」，塑造「糾偏者」

在習時期，鄧成為了「改革開放」時期黨的集體領導的代名詞，突出的是其對於共產主義理想、馬克思主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他的底色更趨近於「糾偏者」和「繼承者」，而非「開拓者」。如前文所述，對於鄧的評價，映射的是習對於自身領導路線與形象的塑造。

具體而言，習的「抑鄧」，體現於弱化其對於「鄧理論」建構的主導地位，突出黨的集體領導的貢獻，淡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借鄧」，則是顯現於借用其經濟改革遺產，提升全球化參與度和領導力。同時，也為自己「民族復興」、「道路自信」的話語張目。

對比習、胡分別在鄧誕辰100週年和110週年的講話可以發現，鄧本人，從胡講話中的「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變成了「主要創立者」，暗示這是領導集體而非個人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習講話中新增了鄧「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認為其並未背離毛時代社會主義建設的初心，加重了其作為路線「糾偏者」、「繼承者」的底色。而且，習強調鄧具備「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而胡突出的是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對於「改革開放」時期的定性，習時代愈加強調鄧對於共產主義理想、馬克思主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並且將「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歸結於「黨的領導」。筆者曾在文章中指出，「紀念改革開放20週年講話（江時期）強調改革開放對於社會主義制度的促進作用，30週年講話（胡時期）增加了其對於黨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義。40週年講話（習時期）則將改革開放的影響抬升至民族前途、世界發展層面，稱其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之一，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之一，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官方當下對於黨建的敘述，弱化了鄧「8.18」講話（又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講話）（注）中的關於權力一元化、專制主義的批判，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法替代「政治體制改革」。在黨史紀念活動中，能映射「鄧理論」的論述，集中於「改革開放精神」、「特區精神」，其豐富程度遠不及毛所代表的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時期。

「抑鄧」的同時，也是在「借鄧」。官方自鄧時期起所推崇的「市場經濟」、「以經濟建設為核心」，以及推動並引領全球化進程的訴求，仍屬於習時期的強勢主張。19大報告延續並發展了鄧式改革話語，提及人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日益增長的要求，「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簡言之，如習在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講話中所述，關於改革，「改什麼、怎麼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同時，鄧對於「中國特色」道路的堅持，也成了習時代增強「道路自信」的歷史參照。習曾引述鄧的話，認為不可照搬別國模式，不可走「邪路」（選擇資本主義）和「回頭路」（重複左傾錯誤），還是需要探索並堅持中國道路，但這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

另一方面，無論是毛還是鄧，他們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共同締造者，也是建黨「初心」的維護者。官媒曾發文指出，先是毛時代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根本制度基礎」，接着是鄧時代「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遺產在江、胡、習時期得以豐富並延續。 「中國夢」、「兩個一百年」 、「不忘初心」等詞，在習時代的官方話語中長期熱度不減，也與此相映。

四、打通兩個「三十年」：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四個「三十年」

詮釋毛、鄧兩個時期，習秉持的是「兩個不能否定」的原則（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淡化兩個三十年的區隔，強調兩者之間的共通性——均是中共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的時期。

他更是提出新「四史」，即 「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如此一來，建黨以來的四個三十年，即「革命」（1921年黨的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建設」（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改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三十年）和「發展」（21世紀初到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便成了相輔相成、互為映照的共同體，說明社會主義探索呈現「階梯式或螺旋式上升」之勢。

在2013年伊始，習就指出兩個三十年是「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其聯繫性在於，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互為探索、鋪墊與繼承、發展的關係。而根據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闡述，兩者的區別，主要是指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內外條件、實踐基礎上」有着「很大差別」。

此外，在官方口徑中，前三十年有功績，後三十年也有錯誤，不能以單一的標準比較。前三十年，不僅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也通過「文革」，總結出了不少經驗教訓，恰恰說明了改革的必要性。而後三十年，雖然極大地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也出現了較多問題，如貧富差距大，精神文明落後於物質文明，生態保護較弱，等等。它們的成就與問題，都是植根於中國國情，是分屬不同發展階段的。

打通兩個三十年，本質上還是為了加深執政根基、路線源頭，將「中國道路」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塑造成統一、連貫的體系。官方認為，肯定前三十年，還是後三十年，「決定着能否正確評價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的歷史，能否正確評價新中國六十多年的歷史」——若否定兩個三十年或是任意一段，就意味着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是犯了「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便於國內外敵對勢力動搖政治信仰，擾亂社會，恐將重蹈東歐劇變的覆轍。

而關於「中國道路」的屬性，新華社的兩篇重磅評論《社會主義沒有辜負中國》和《中國沒有辜負社會主義》，給出了明確的答案：社會主義終結了封建舊時代，而中國又以自身探索（如改革開放），豐富了社會主義的內涵，中國和社會主義早已密不可分。

註釋：「8.18」講話，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講話——文革後，黨內力量重組，毛派勢力減弱，解放思想、改革人事體制的呼聲日漸高漲。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講話，嚴厲批判了政治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首次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主張黨政分開。這篇講話，後來被中共十三大尊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也被黨內外主流研究者們認為是研究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思想的經典。

2018年2月29日北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和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的肖像紀念品。 攝：Giulia March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3年10月1日中國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4 週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和李克強總理（右）在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鞠躬。攝：Feng Li/Getty Images

圖：端傳媒設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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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月23日北京，中共主席毛澤東坐在一張安樂椅上與學生交談。圖：Bettmann via Getty Images

1983年8月27日北京，鄧小平在北京會見參美國議員亨利傑克遜。圖：Bettmann via Getty Images

從「歷史終結」到中式現代性，中共黨史敘事是如何與時代共振的？

特約撰稿人 黃暉 | 2021-06-29

2021年7月1日的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紀念日就要到來，同過去幾年的許多「大慶日子」一樣，北京的安保等級陡升，媒體宣傳鋪天蓋地，全國大街小巷貼滿慶祝標語、標誌和紅旗。除此之外，新一輪以「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為口號的「四史」學黨史運動也已持續一段時間。「黨」在國人社會生活中的能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一切伴隨着更嚴格的對社會輿論的引導和控制，以及對更多「不穩定因素」的打壓。自然，這也包括了在香港擊垮《蘋果日報》這樣的反對派代表媒體。

許多海外媒體都針對中共建黨百週年刊文評論。其中媒體最關心的問題，莫過於中共在習時代的意識形態「原教旨化」。簡而言之，媒體眼中的中共，是一個由意識形態引領的政黨，中共的意識形態成為分析中國現實時繞不過的東西。

但把對中共百年大慶的分析乃至對習時代的理解變成一個「意識形態問題」，恐怕會陷入死循環：既然認為習時代的中共不再像原先那樣靈活或堅持實用主義，那麼人們自然會更認真對待中共宣傳中透露出的意識形態內容；但越關注意識形態內容，就越容易把意識形態宣傳當作真實發生的一切，從而實際上忽略了黨作為一台組織行動機器，在意識形態的帷幔下發生的其他變化。

這樣的循環並不意外，數年來，有不少人傾向於相信這樣一套敘事——即認為中共不做實事，只會用宣傳遮掩各種各樣的治理無能。這一觀點延伸開，便是認為中國其實社會矛盾尖鋭，只是因為自由派媒體被打壓而不會被外界所見到，而黨國媒體的宣傳不過在「粉飾太平」。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如2010年前後那樣，相信中共是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在社會中扮演着純粹壓制性和攫取性質的角色。

這種循環往復的見解，加上對媒體更加嚴格的管制，以及疫情帶來的國門封鎖，使得中共近年來的變化很難被描述和理解。誠然，大舉擴張的意識形態宣傳造就了許多荒誕，但宣傳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強化與改變，僅僅是習時代中共與中國諸多變化的一個面向。習時代的中共的確強調意識形態純潔，但它也恰恰不像許多觀察家那樣只關注意識形態。

這篇文章即是試圖提出一個論點：中共藉着百年大慶的機會，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替代西方模式的現代化模式，以重新組織黨史敘述，並用新的黨史論述迎合了社會心態與許多民眾的期待。這不意味着中共不會面對現代性帶來的危機的挑戰，但中共統治的合法性，至少在如今是更為牢固了。

變化的中共組織

近十年來，中國共產黨作為全球最大政黨之一，在權力結構、動員和基層組織上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伴隨着的，則是其目標和路線上的調整與改變。

在2012年之前的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共進行了一系列黨內放權改革。一方面，在胡温時代缺少「核心」與「九龍治水」的黨內，暗含着更強烈的權力鬥爭；另一方面，黨也有將自己的流程對接到民主分權話語的考量。在中共建黨90週年大會上，胡錦濤的報告中就多次提及「政治體制改革」和「黨內民主」。在具體實踐上，這意味着高層人事任免權力不再是僅僅掌握在黨中央手中，而是增加了很多推選和各層級的差額投票環節。

在習時代，這些嘗試被「糾正」過來。2017年10月由新華社刊發的，對十九大新一屆中共中央委員會產生方式的介紹中，有這樣一句話：「不搞『大會海推』『劃票打勾』——把堅持黨的領導同充分發揮民主有機結合起來，實現有質量、講實效的民主」。這段話的言下之意是，先前的黨內投票和推選模式導致「拉票、賄選等諸多弊端」，黨要回到更講紀律的人事組織模式上來，通過上級對下級的談話、審查，來確定新的高級幹部人選。

習近平時代注重突出黨的地位，並重視黨在社會各個領域的呈現。在胡温時代，黨委延續着黨政分工的傳統。人們常常發現政府主官比黨委書記亮相更多。但在習時代，黨委不僅是實質上領導，也恢復了形象上的地位。毛澤東的名言「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被再次提起，2016年被重新定為重要政治原則，隨即在2017年寫入黨章；2018年，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伴隨着這些意識形態推進的，是黨組織的不斷下沉——私營公司、社會機構都紛紛成立黨支部。黨採取更「進取」高調的姿態，滲入社會的毛細血管。

反腐敗工程則打擊了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的黨員團體。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許多人認為中共從一個革命政黨蜕變為了一個「既得利益群體」或「精英統治群體」，以至於「新儒家」之一的清華大學外籍教授貝淡寧（Daniel Bell）曾經建議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精英聯盟」。習上任之後發動了中共歷史上最大的反腐運動。儘管這一運動可以同時理解為對政敵的清肅，但其效果確實是令黨內的既有縱向橫向連接、抱團與利益輸送管道遭到了打擊，並被置於更多的監視之下。習時代出台的「八項規定」對用車、宴請等場合做出了各種限制。與此同時原有的官場也經歷了大規模的洗牌。根據端傳媒在2016年的梳理，中共十八大之後僅僅四年內，就有13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和10名中央委員因反腐落馬。

對黨的大規模整頓，也使得黨的權力空前集中化。政治學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曾在接受端傳媒訪問時提到，中共相比蘇共，擁有黨組織上的極大靈活性——中共無法用集權或分權的框架來概括，而是存在一種「游擊隊模式」，地方政府可以有靈活試驗新改革的權力。不同地方黨政機關間也相互競爭。但在習時代，更為強調的是「頂層設計」、「全國一盤棋」。具體而言，地方的很多決策權都被上收。競爭模式仍然存在，但指揮棒收歸中央。地方要競相努力去爭奪中央的認可。中央要是沒有定論的，地方就沒有積極性去做。這樣的黨政組織在2020年的疫情初期尤為明顯——在中央未有及時反應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似乎缺少了防疫工作的許多自主權。而一旦中央開始統籌，地方又格外雷厲風行層層加碼。

從基層角度看中共在習時代的變化，最醒目的是基層黨組織陡增的工作量。一邊，習時代的各種黨政命令從上到下需要大量人手執行——無論是扶貧，還是環保，又或是如今的防疫，都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以至於基層黨組織常常要超負荷運轉，「因公殉職」的猝死常見諸報導。另一邊，「黨組織建設」要求基層投入更多時間以團隊為單位碰頭、聚集——意味着更多的會議、學習會、生活會……黨的組織生活全面佔領了黨員的日常生活，身為黨員彷彿要不斷經歷員工培訓一般，考驗「忠誠」和其他各方面的能力。

「組織」是習時代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改變之一。也許不少人會認為，這些安排只在乎效忠和向上「看齊」，但這些變化首先是一種動員——黨的不斷出現使身在其中和其外的每個中國人都開始意識到它的特殊地位。但對黨的不斷整頓則又使得黨的形象，尤其是基層民眾眼中的黨的形象開始和「既得利益精英」拉開距離。這些年筆者碰到的很多人，尤其是內陸和鄉鎮地區的人，都認為習時代的腐敗變少了，至少那種「辦什麼事情都要錢」的時代過去了。腐敗當然存在，新的既得利益集團也在崛起。但至少在當下，習時代對黨組織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中共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也給黨員群體增加了更多從上至下的壓力。這是中共黨組織數十年來最大的一次變化，儘管它完全沒有訴諸群眾運動的毛時代模式。

中共與中國社會

中共對黨員群體的重新組織伴隨着中國社會在過去十年間的變化。論述中共鉅變時，許多論者往往將黨組織的變化動力，理解為最高領導人的個人願望或人與人之間權力鬥爭的結果，卻沒有意識到：中國社會並非靜止。過去十年，社會的改變是巨大的，中共的變化也是與之同步的。

過去十年的中國，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其變化，可稱為「中國現代性」的建立。從2010年到2020年，中國的城鎮化水平提升了整整十個百分點，到達60%。人均GDP也邁過了標誌着中等收入國家的1萬美元門檻。不過，現代性也不僅僅是看這些指標，中國社會近些年來的不少變化快速助推國人邁入「現代社會」。這意味着，過去十年對很多人來說有「質變」的主觀感受——儘管它也許更多是在感官層面的效果。

高鐵是這種「中國現代性」的最顯著標志。2010年底時，中國高鐵總里程還是8358公里，2020年底則已經達到了3.79萬公里。初時，高鐵被不少知識分子和媒體人認為是昂貴的大白象工程。但十年前也許不太能預見到的是：高鐵作為一種比飛機更大眾和更方便的快速交通工具，在時間和空間上改變了國人的理解。尤其是，在2010年時，高鐵還是主要連接着主幹線上的大城市；2020年的高鐵已經擴展連接起了許多中小城市和縣城。高鐵帶來的時空壓縮，全套設備的全國標準化，帶給一般人的是對國土和空間同樣的標準化理解。

和高鐵扮演着類似角色，在時間和空間上把中國國土空間「拉平」的還有過去十年的互聯網平台——這些幾乎是壟斷中國人互聯網消費生活的在線購物平台與通達各地的物流網絡同樣帶來了標準化和「現代化」的生活——如今農村居民也熱衷於通過智能手機在短視頻平台「快手」和「抖音」上接收時尚廣告——如何給村裏的房子做現代化裝修，什麼家私值得采購——然後再在淘寶或拼多多上下單，去鄉上或縣裏的快遞中轉站提貨。

中共非常敏鋭地意識到了現代化在意識形態和生活經驗上對中國人的吸引力。和單純強調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的「績效合法性」概念不同，現代化是帶有歷史神學乃至宗教效果的。在近年來的文宣中，黨非常喜歡的主題之一便是基礎設施上的那些超級工程——像紀念碑一樣在大地上崛起的巨型建築。3月底，中共頒布了一批「建黨百年紅色旅遊精品線路」，其中大量列入了新近建設的巨型工程——橫跨珠江口的港珠澳大橋、扎哈·哈迪德設計的北京大興機場、專門計劃了航天旅遊的海南衞星發射基地，乃至杭州的「未來科技城」。這些建築都是現代化工程的巨型符號，它超越了「改善生活」的層面，帶有引領、定義、展開現代性的某種神聖意味。而這些旅遊線路也帶有了對中式現代性朝聖、膜拜的潛台詞。

同時進行的，是習時代中共中央對國民經濟與社會的加強控制。通過組建各種隸屬黨中央的小組，習時代的行政權力事實上收歸了中共中央。通過權力的集中，北京的中共中央對地方行政的指揮、控制達到了新的高度，也因此得以在過去十年出台一系列的社會改造工程，從上到下予以推廣。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工程大多數都圍繞着現代性問題展開。比如供給側改革，就是大力偏向城市中產的經濟調整手法，旨在將整個經濟結構調整到以中產和內需的動力為驅動——儘管其效果值得商榷。精準扶貧也是類似的全國動員，很多人將之理解為某種「躍進」式的形象工程。但細看各地的具體執行，精準扶貧尤為強調讓農民成為現代的工人、小業主或城鎮居民，希望將農村的人和其他生產要素納入到城市中產驅動的整個經濟機器中。環境整治運動也是一樣：中產對「藍天」的需要在2010年前後的種種街頭環境運動中達到了頂點，這部分的需求則在過去十年中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形式成為了最高指示。2017年發生在北京和許多其他城市的「低端人口清退」也並非外在於這個範疇，對城市的「美化」和「消費升級」，既是政治目標，也藴含在扶持更「高級」中產階級經濟的命題之內。

2020年至今被熱議的老齡化、少子化、產業升級、金融整頓和內卷化的經濟形勢，乃至國內國外「雙循環」，其實都是對中產社會和中式現代性的焦慮。這些焦慮既有對中國社會是否能真正進入現代，加入乃至自行成為「國際標準」的疑問，也包括了「現代」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所引起的慌亂。應對這些，中共的做法也非常明顯：一方面，執政黨繼續提供大量的基建類公共產品，另一方面，中共用「正規化」對傳統中國社會施加爭議巨大的改造——社會徵信系統和失信執行系統是讓社會更加規矩和「現代」的法治武器。而對傳統的「社會中的社會」——如少數民族群體、灰色的「江湖中國」的規訓和管理，則不僅僅是從政治考慮出發，也包含了為「中式現代化」掃平語言、族群和地域障礙的邏輯。在這一點上，經濟專家和鐵腕官員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市場，同一群工作者和消費者，同一種現代化。

曾經在冷戰結束時提出「歷史終結」的弗朗西斯·福山在近年的著作《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提到，威權國家不一定就不能回應民眾的訴求。政府對社會負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這包括了基礎設施、公共衞生、再分配，以及阻止政府權力的衰敗——福山將衰敗理解為人類本性中關懷親友的部分天性介入政治，把政治導向裙帶分肥。而「現代」意味着政府有相對於這種裙帶分肥的獨立性，並能夠阻止這種趨勢影響政府提供基本服務。福山認為這樣的政府恰恰容易是戰爭體制的產物——如19世紀的普魯士在戰爭中為今日的德國高效官僚體系奠定了基礎。

從「中式現代化」的角度觀察，中共過去十年的一些邏輯，和福山的觀察是類似的：它大力打擊已有的社會網絡，把社會進一步帶向均質化的現代化。中共的歷史論述邏輯也類似：它褒揚中共作為執政黨提供的「中式現代化」圖景和公共服務。這些圖景的背後也藴含着對社會中各種異質性力量的嚴格壓制。

中共版本的「輝格史」

相比改革開放時代的「績效合法性」，習時代的中共更注重結合「現代性」，創造出屬於中共的歷史哲學，尤其是注重「信仰」——在黨和社會，執政者和群眾的關係中，注入某種超越性價值。

在論述中共歷史時，毛派和自由派各自從「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中提煉出了一套超越性的價值。對前者而言，超越性是平等主義和宗教意味式的共產主義；對後者而言，超越性是要加入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潮流，令中國社會實現「普世價值」。習時代的中共甫一上台就表示「前後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放到今日，我們會看得更清楚一些：十年來意識形態和社會建構的結果是，習時代的中共在創造自己時代的超越性價值，而毛時代和鄧時代生長出的兩種超越性都被放在一邊，雙重架空了。

我們不妨對比如今出版的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和2001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舊版本相比。「百年大慶」版本的黨史明顯在歷史哲學，尤其是歷史和今天的關係定義上產生了新的變化。在舊版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僅僅在改革開放一章的標題中出現。相比當年的版本，2021年的版本則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新整理了歷史線索。毛時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曲折發展」，最終定性是「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相應地，鄧小平時代的定性是「偉大歷史轉折」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江澤民時代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推向21世紀」；胡錦濤時代的一章標題則是「在新的形勢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歷史最終達到習時代的一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換句話說，我們會發現，在習版本的歷史哲學中，整個中共的發展都被歸納為了從歷史走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歷史上的一切都在哲學層面上有了主次的區分和邏輯上的勾連——歷史是為了今天的局面，歷史是今天現實的台階，而今天的現實則是中國現代史的最高階段。無論是毛和鄧，還是江和胡的時代，都為今天的時代服務，這才是百年大慶時代黨史論述中的歷史哲學，一種中共版本的「歷史的輝格解釋」。

這種史觀和十年之前的眾多歷史討論形成了鮮明的區別。在那些歷史討論或者敘事（無論是毛派的還是自由派的）中，人們更多討論的是過去歷史的正義性問題。毛派認為改革開放背叛了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自由派認為毛時代的政治暴力乃至1989年的暴力鎮壓是背逆了人性。習時代的中共歷史敘事恰恰不依循這樣追求「歷史正義」的哲學來編織。通過把自己定義為現代性的代表，把當下定義為歷史進程的高階段，當今的中共歷史敘事就達到了繞開歷史而定論現實的效果：既然強調的是當下，歷史到底是什麼，就變成了一個次要的問題。

這種做法讓毛派和自由派都陷入了兩難：只要人們相信今天足夠好，那麼歷史正義與否就其實沒有那麼重要，況且，歷史的複雜性和衝突性足夠令絕大多數人厭倦、不耐煩，人們和自由派與毛派一樣追求為歷史「定論」，但卻並不那麼在意「正義」的問題，畢竟，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重新編織和整頓歷史，最終是為了輕裝前行。在這種境況下，越是強調歷史對當下負有的責任，人們就越快遺忘，越想遺忘。

這樣一種歷史建構，倒是耐人尋味地和冷戰結束時自由派建構的美國史有相似之處。在1990年冷戰結束時，美國其實不再是冷戰開始的美國。羅斯福時代的「新政體制」已經整個被新自由主義的「里根革命」所顛覆。這種演變正巧配合着蘇聯的解體，形成了「里根模式勝利」的假象。冷戰的結束也就成為了冷戰史（尤其是蘇聯史和新政時代的美國史）被遺忘和藏入冷宮的過程。我們可以說，冷戰結束是里根模式的「入關學」時刻。「入關學」是中國內地一部分國家主義網民發明的一個術語，把中國崛起比喻為滿清入關，意味着先不要管合法性論述，只要「攻佔中原」，自然能有「博學大儒」為自己辯護。如今，以「今天」和「現代」為聚焦的中共黨史論述，也帶上了一層「入關學」的味道。也許，人類天然就喜愛「歷史終結」——無論終結的是什麼歷史。

這一切並不意味着中共就不會面對危機與挑戰了。儘管我們可以想見，在新冷戰的態勢下，外界壓力越大，對中共就越有利，這是因為雖然中國中產對習時代有許多批評，但習時代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顧及與扶持着作為一個抽象整體的中國中產階級對現代性的需要。對時代的觀察者們來說，還有一個更困難的問題：無論說它是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威權主義也好，過去十年發生在中國的這種帶着全面現代化乃至創造一種新的現代化模式野心的統治傾向，的確是可以在其中幾個側面被解讀為「進步」和「現代性」的，而這些「進步」與現代性，又和威權、壓制、父權家長制的統治風格緊密結合。未來我們該如何理解這樣一種極為矛盾的現象？

儘管福山常常預測錯誤，但在這裏不妨借用他的一個解釋框架，也許在未來，和許多其他國家相同的問題也會同樣發生在中共治下：福山認為現代社會藴含着一個基本的矛盾——原子化的現代社會中，傳統的小共同體關係崩解，大眾動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而大眾動員會賦予普通人極大的政治參與熱情，當現代政府無法完全消化這些熱情的時候，整個系統就會出現危機。

過去十年，中國共產黨一面在組織和實務上證明自己和其他政黨不同，這個過程本身卻又極為依賴龐大的宣傳動員系統來傳播。這個傳播雖然有着明顯的壓制性，卻也對許多年輕一代和普通人都起到了動員政治熱情的效果。這意味着「講故事」和「做事情」正在慢慢形成微妙的緊張。隨着中國現代性被抬上歷史哲學的位置，隨着中國社會越來越「現代」，這其中的張力乃至危險，在未來會如何發展下去？

（黃暉，中國政治觀察者）

2021年6月26日中國武漢，參與者身著紅軍制服在長征精神體驗園内。圖：Getty Images

2021年6月28日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公路旁有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的圖案。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6月21日中國北京，大廈外點亮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裝飾。攝：Hou Yu/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6月25日中國北京，一家紀念品商店展出毛主席紀念品。攝：Yan Co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6月27日中國北京，街道上設置的花展上，婦女們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型標誌前拍照。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從「國」到「黨」：一國兩制被重塑，「黨在香港」意味着什麼？

特約撰稿人 杜和 | 2021-06-16

剛剛過去的2021年6月12日，2019年反修例運動開始的兩週年當日，北京中央政府的四個駐港機構——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外交部駐港公署和解放軍駐港部隊聯合港府，主辦了一場「中國共產黨和一國兩制」論壇。這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在港的系列慶祝活動之一。

在論壇上，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發表了一篇題為《百年偉業的「香江篇章」》的演講。在這篇較為少有的、全篇論述中共與香港關係的演講中，駱惠寧強調中國共產黨對一國兩制的開創和對香港特區的領導與支持。而一段「亮劍」的文字更加吸引眼球。駱惠寧說：「那些叫囂結束一黨專政、否定黨對一國兩制事業領導的人，那些企圖把香港作為地緣政治的棋子、遏制中國的工具、滲透內地橋頭堡的人，是在毀壞一國兩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

許多人猜測這番話針對的是有超過三十年歷史的泛民主派政治組織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不過稍有意外的是，這段話隨後遭遇了低調處理。尤其是許多內地媒體轉載講稿時刪去了「結束一黨專政」這句話，中聯辦網站上的發言稿中也一度不見這句，其後又被加上。這些細節使得一些人猜測，是否北京對如何打擊支聯會尚無定論？——但筆者認為，這樣的判斷恐怕沒有明白北京的行事邏輯，並且對當下本港的政治形勢亦有不切實際的理解。

這篇文章想延伸討論三方面問題：第一，中聯辦講話值得注意的趨勢是什麼？尤其是如何理解對「結束一黨專政」的言論「亮劍」的這番說辭？第二，泛民主派，包括政黨和類似支聯會這樣的社會組織，還可能遭遇北京的何種打擊？第三，隨着中共建黨100週年即將到來，「黨」和香港的關係，又會有怎樣的走向？

「一國兩制」也姓黨

綜觀駱惠寧的全篇講話，都圍繞着一個問題展開：黨和一國兩制之間的關係。甫一開頭，駱就要用三大段排比，強調中國共產黨「開創」、「發展」和「捍衞」了「一國兩制事業」。接下來再三大段，則是強調為了「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就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共領導，完善憲法和基本法機制，融入國家大局。在最後則是期待港人「進一步增強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感，進一步增強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

理論上，中聯辦是中央人民政府駐港機構，名義上代表的是中央政府，而非中共中央。習慣上，討論到一國兩制的時候，高級官員也往往會迴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位置，比如稱呼一國兩制設計時的最高領導人為「鄧小平先生」，而不用「鄧小平同志」的稱呼。

而此番中聯辦的講話中，黨和國實現了更一致、更明顯的結合。駱惠寧稱是「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並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香港一國兩制事業」。「黨中央依法治港，築牢了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線」。這些表述雖不算是第一次出現，但密度和濃度之高，以往是少見的。

此外，還可以觀察到的是，在駱惠寧講話之後，香港擁有人大與政協頭銜的各界政商人物也紛紛跟進表態，讚揚中共對一國兩制的貢獻。這種排隊表態的模式，頗為類似內地各級黨政機關對某些問題的重要講話和思想先進行集中學習，進而再「發聲亮劍」的做法。

如果說，從前的治港論述，一直是重點強調香港和國家的關係的話，那麼現在的這番講話，就是事實上公開對港人喊話併發出強烈的政治信號：「一國兩制」不僅僅處理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根本上也是香港和黨的關係。而另一邊，黨和國是不能分割的，因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一國兩制」。

這番定調，要比講話本身是否針對支聯會重要的多。因為其重點在於系統地拋出對香港特區的要求：如何把各種制度、人事、發展目標，都放在「黨和香港的關係」的視角下予以檢驗。某種程度上，「叫囂結束一黨專政」那句話被低調處理，大概率不是因為北京對支聯會的態度，而是因為這句話在「幫敵人做宣傳」，又或是「一黨專政」其實絕不是中共自我理解的執政模式。中共強調的是對國家的「領導」和「治理」，並且在制度上說，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仍然是存在的。「一黨專政」反而是「政治不正確」的言論。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理解，駱惠寧講話的重點，並非旨在打擊一個或兩個機構，一個或兩個組織，而是要求香港特區實行「政治制度調整」，把黨的領導和《基本法》、《港區國安法》以及其他法規下的各種制度結合起來——「香港與憲制秩序相關的制度機制，有效的要堅持，缺失的要修補，跑偏的要糾正，過時的要更新」，這也就是為什麼林鄭在接受採訪時，要強調自己每天都在檢視既有立法。

耐人尋味且還沒有答案的是，講話中有一句對1980年代一國兩制提出背景的介紹——「在當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尖鋭對立的背景下，作出一國兩制的政治決斷，需要何等的胸懷和勇氣？」然而，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同一年代的改革開放的推進，也正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對世界局勢的政治判斷上的。如今，為何在論述一國兩制時，要強調1980年代「兩大陣營尖鋭對立」呢？

重整香港論述

雖然駱惠寧的講話事實上的重心在於制度調整，但對支聯會或是泛民主派，也確實隱隱露出打擊意向。只不過，北京近年來的行事模式和要求，已經不僅僅局限於「破」，還要求要「立」。北京做不到或是很難做到的，恰恰是在「黨與香港」的主題下「立」出自己的東西。

誠然，支聯會非常重要，以至於北京完全有足夠理由調動各方面力量對其展開打擊。作為誕生於「六四」中的組織，支聯會在前些年已經陷入不少危機。諸如2014年之後本土派杯葛維園的六四集會，李卓人在西九龍補選中亦落敗於建制派。

但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證明了支聯會具有兩個重要角色。一是在香港延續「民主中國」的論述和行動，將改變北京政治的理想刻在民主派港人的意識形態中；二是通過每年的六四紀念活動凝聚港人的政治論述和共同體身份。這使得支聯會在香港政治中顯得舉足輕重——哪怕其組織日益老邁，符號作用仍不會退場。甚至在2019年之後，「六四紀念」已經變成了一件非常香港本土主義的活動，最大意義是凝聚「香港人」這個身份和政治意識形態立場。

從這個角度來說，只要國際形勢仍然是北京和西方關係緊張，只要社會運動在建構的「香港人」身份是為了和「中國人」身份區隔，那麼支聯會這樣的組織和六四晚會這樣的活動，就一定會成為北京必然要出手壓制的對象。說到底，政治場上攻擊、廝殺和消滅的不是某個詞彙，而是背後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資源和建構論述的宣傳能力。而驅使北京考量和動用不同手段的，則是現實的政治需要。

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北京很快地打壓支聯會和其他組織，是絲毫不會令人感到意外的。但北京也同樣會看重如何重整屬於「黨」的香港論述。因為這些年，北京的決策者們越來越相信，只要說話夠大聲，說得夠多，人們就更可能真的相信你所說的話。這裏面隱藏的邏輯是，意識形態說法不僅僅是語言的工作，也是社會資源、制度和人力鋪陳的結果。可以想見，在中聯辦要求港人理解黨和國家不可分割的關係，視黨為一國兩制的設計者與執行者的今天，黨史教育在香港必然會提上議程。理解黨、熟悉黨，也就很可能要變成未來港人和香港教育、文化制度中的「必修」科目。

時逢中共建黨百年，習時代對黨史的改造或重新組織，有一大特點，即迴避中共歷史上較為複雜的內部派系和鬥爭。這裏面既包括了地方組織和黨中央之間的張力，也包括了歷史上黨內不同路線——如毛澤東和劉少奇、鄧小平和陳雲等等——之間的矛盾。習時代的黨史論述試圖把黨史描述得更為平滑，一切都為了今天的「偉大」。但具體在香港的語境中，這就意味着「黨和香港」的歷史，只能從一國兩制談起，而本地參與文革、暴動的左派組織，乃至在港為北京採辦物資拓展國際空間的駐港國企，都只能在這種新的歷史論述中靠邊。

某種程度上，黨在香港要清算的歷史中，也包括了自己的許多過往。換句話說，中聯辦講話提出的要求，意味着香港要在政治上向着黨中央「看齊」，但在這個過程中，還有「一國兩制」的空間嗎？換句話說，黨和「一國兩制」兼容嗎？

「黨在香港」並不容易

在過去，有不少人曾經討論過「黨和香港」的話題。其中很多人都提到的是，中國共產黨雖然實際上是香港的最高統治者，但在香港社會中，中共事實上是不可見的。香港人無法「入黨」，管制團隊只和中央政府對接，而沒有黨組織的存在。當然有人認為香港存在着「地下黨組織」，又或者認為某些政治人物是「地下黨員」。但沒有組織生活的個體黨員是沒有意義的，沒有廣泛黨組織的地下黨，也是沒有意義的。對於黨，香港至今仍是一個「白區」——類似當年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的上海。

而目前看來，雖然中聯辦代表着北京的意志，已經拋出港人要理解黨，擁護黨的未來路線，但這裏的黨，仍是一個遙遠的統治者形象，而非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身邊人千絲萬縷關聯的狀態。換句話說，目前看來，北京暫時沒有將黨機器部署、深入香港社會，發動本地統治精英加入黨組織，過黨組織生活的意思。本地公務員相比黨的幹部，仍然更像殖民年代的英式公務員。有黨指揮，卻無黨執行，仍然會是未來香港政治上很明顯的特徵。

那麼北京是否有鋪開黨機器的意思呢？恐怕也不強烈。畢竟，北京仍然試圖保持一國兩制。當然，北京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民主派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民主派認為只要香港政府在政治上服從北京的命令，一國兩制就已然死亡了。但北京的角度看，香港公務員並不是黨員，不需要參加學習生活會，不需要按黨的紀律行事，加上經濟和社會的區別，一國兩制就仍然成立，兩地之間的政治制度就仍然是有區隔的。

因此，在未來，黨是不是要在香港落地？港人能不能入黨？這才是北京眼中棘手的政治問題。如果「黨在香港」僅僅是意識形態和指揮角色，那麼「黨」就仍然和香港保持着距離。如果「黨在香港」意味着黨真的紮根香港，那麼北京也會發現「一國兩制」有些無法對自己說圓了。目前看來，黨在香港最容易，也最可能整頓的，仍舊是那些依靠司法和港府行政能夠處理的領域——教育、媒體、政黨和社會組織。

（杜和，時評人）

2021年6月12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和一國兩制」論壇發表了一篇題為《百年偉業的「香江篇章」》的演講。 圖：端傳媒

2021年4月15日，香港警察學院舉行的國家安全教育日開放日。攝： Miguel Candela/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6月11日﹐24名民主派及支聯會常委涉去年維園六四未經批准集結案，其中20人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訊。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6月4日，有市民拿蠟燭到旺角街頭悼念六四事件。攝：陳焯煇/端傳媒

遍地賀黨慶，維園禁聚集：七一香港的平行時空

端傳媒記者 梁越

實習記者 郭海渝 黎嘉琪 | 2021-07-01

2021年7月1日，香港同時在一片肅靜和歌舞昇平中度過。

金鐘添馬公園內，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舉辦「光影3D耀維港」表演，擺設燈飾及播放立體燈光片段，約有60人在表演開始前已帶同國旗排隊輪候。「賀建黨百年、慶香港回歸」，這兩個過往少有並稱的口號，在國歌聲中奏合。今年是香港主權移交24週年，恰逢中共建黨百年之日，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後的香港，建制力量開始愈加強調中共在香港的角色和地位，身兼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席的譚錦球早前在報章撰文指，「香港需要向港人、向海外講好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一國兩制』、佑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故事。」

另一邊，香港警方連續第二年對七一遊行發出反對通知書，滿街黑衣不再，更多的是藍色的警察軍裝，橙色的封鎖線，與黃色的示警旗。據警方消息，7月1日截止晚上9時，在全港各地拘捕至少19人，涉嫌管有仿製槍械，侮辱國旗，公眾地方行為不檢、阻差辦公等罪名；另有19人違反限聚令或口罩令被票控。

以往，七一象徵著香港回歸中國的週年紀念日，亦象徵了每年的七一大遊行。灣仔的金紫荊廣場和會議展覽中心齊聚達官貴人，灣仔的街頭則站滿了平民百姓。

在反修例運動爆發期間，2019年七一大遊行，據主辦方表示，55萬市民走上街頭，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2020年七一，港區國安法生效翌日，民陣申辦七一遊行，遭警方駁回，不少市民自發走上街頭，首位涉違國安法的被告唐英傑，於當天涉嫌駕駛插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最後在灣仔被捕。

在過去一年，整頓和清算遍布香港政界、媒體、教育和公民社會，《蘋果日報》停刊，壹傳媒停運，不少政黨和組織宣布解散。面對變化巨大的香港，不少市民選擇移民。據英國政府的數字顯示，BNO簽證計劃在今年一月底開始，截至3月19日為止，已收到約2.7萬宗簽證申請，平均每星期有三千宗申請。台灣移民署數字顯示，在2020年，高達 10813 名港人獲台灣居留許可，創過去 30 年新高。

嚴禁集會，橙帶封鎖，街站也違法

在召集人入獄、組織被威脅取締的壓力之下，今年民陣宣布不再申辦七一遊行。社民連等三個團體一度嘗試申辦，卻遭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

7月1日早上7時許，社民連自灣仔修頓球場出發，前往舉辦七一升旗儀式的金紫荊廣場進行示威，這是社民連的每年慣例。主席黃浩銘等一行四人手持「賀百周年」及「毋忘初心」的紅色燈籠、沿途高叫「停止政治打壓，釋放所有政治犯」等口號，但由於警方圍起橙帶，封鎖前路，社民連一行半途中止。

地處銅鑼灣的維園，多年來都是七一遊行的起點，大量團體和市民通常於七一下午三點集合，倘若人數太多逼爆維園，不少市民也會選擇在外面主幹道加入遊行隊伍。今日，多名手持橙色封鎖帶的警員在早上進駐維園，一字排開，組成人鏈驅趕在場市民。早前六四事件週年，警方同樣引用公安條例，用橙帶封鎖維園。

在國安法和疫情之下，橙帶成為過去一兩年香港警方常用的工具，在街頭不同地方可隨意劃出封鎖區，喝令記者和市民不得進入。今日，警方同樣以橙帶圍封銅鑼灣崇光百貨附近的行人專用區記利佐治街，不時截查途經市民。

往年七一，不同政黨和組織常在在記利佐治街做街站。今年，伴隨著47人國安案等一系列拘捕檢控，許多香港市民熟悉的政治人物已經身陷牢獄，原本擠滿遊行人士的街道，如今只剩大批警察和警方設置的藍色工作帳篷。

在截查行動中，最終有部分市民被帶上警車，包括一名高舉五一手勢的黑衣女士，以及過去兩年多次在反修例運動示威現場出現的王鳳瑤「王婆婆」。

亦有市民嘗試以不同方式進行抗爭和發聲。有網民號召「全民黑衣」行動，惟香港街頭未見大批黑衣市民聚集。同時，職工盟、賢學思政、及不同工會組織亦於銅鑼灣及旺角等地點擺放街站。不過，所有街站屢次遭到警方圍封。

開設街站的組織有成員被捕，包括賢學思政召集人王逸戰、秘書長陳枳森，以及一名女義工，涉嫌「分發煽動刊物罪」而被捕。早前，王逸戰已被起訴「公眾地方行為不檢」以及「阻差辦公」兩條罪名。另外，學聯亦有4名成員在開街站的時候被捕。有警員一度表示，職工盟擺設街站期間，在旺角天橋掛的橫額「民生即政治 基層要公義」，涉嫌煽惑仇恨政府。

共產黨在香港，七一只是開始

在整頓和清算的同時，今年七一前夕，恭賀黨慶和回歸的廣告在市中心隨處可見。

維港兩岸的大廈，例如舊中銀大廈，以及紅磡隧道外的大型廣告，均寫有「賀建黨百年」的字句。尖沙咀中心一帶懸掛半空的國旗旗海、元朗鄉村村屋豎立的巨型花牌；還有大大小小的慶祝回歸活動、合唱、論壇、抽獎等，例如民建聯舉辦的「會慶大抽獎」，都將回歸和黨慶一同並稱。

7月1日早上，新任政務司司長、原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以署理行政長官身份主持升旗儀式，護旗方隊以普通話讀出口令，並首次以中國式步操進場。對海的尖沙咀鐘樓下，亦有多個愛國團體舉行升旗禮及奏唱國歌。

同日下午，不少建制組織，例如民建聯亦舉行花車巡遊，車身寫有「賀建黨百年，慶香港回歸」，走遍港九新界各地。而在香港政府官員「慶回歸」酒會上，李家超表示，香港社會和政治已回復穩定，「管治團隊比過去四年任何一刻都對香港前景更有信心。」

在各種講話和論述中，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的地位愈加和一國兩制的穩定綑綁在一起。

過往，香港建制力量談及「一國兩制」，多提及鄧小平的創見，以及國家對香港的支持，但甚少直接提及共產黨的角色。每年七一，香港各界亦僅慶賀回歸，鮮少提起7月1日，亦是中共創黨之日。

今年，共產黨三字被頻頻宣之於口。6月12日，4個中央駐港機構，如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等，在港舉辦「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的主題論壇。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於致辭時多次表示，是中國共產黨開創了「一國兩制」，將共產黨代入為「一國兩制」的先軀者與捍衛者。

他亦首度指出，主張「結束一黨專政」者，乃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不過，有傳媒發現，中聯辦網站一度將這段發言刪除，過了一會，又將發言加回文中。

自今年2月起始，不少北京和建制力量開始指出「結束一黨專政」涉嫌違反國安法，「愛國又要愛黨」等。

20212月22日，在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行的網上研討會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表明「愛國又要愛黨」。今年3月，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愛國不等同一定要愛黨，但強調在「一國兩制」原則下，一定要「尊重今日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一眾建制中人紛紛附和，不論文章、講話或活動，皆主動將香港回歸、「一國兩制」以及慶賀中共百年黨慶一同提出，在歌頌中國的同時，亦定會提及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

一邊歌舞昇平，一邊整頓清算，輿論猜測，此輪北京對香港的行動，將持續到何時，終極目標為何。

今年6月25日，香港政府出現人事變動，原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將取代張建宗，成為新任政務司司長，保安局局長一職，則由警務處長鄧炳強升任，警務處長一職由副處長蕭澤頤接任。消息一出，坊間出現「武官治港」、「警察國家（Police state）」等說法。

升任前夕，李家超接受媒體訪問時稱，國安法實施一年運作暢順，現階段主要防範軟性宣傳和滲透，透過「媒體、藝術、戲劇」宣揚港獨及危害國家安全訊息，而鄧炳強本人為警務處長時，則屢次強調要打撃「假新聞」，林鄭月娥亦曾於5月表示，政府正在研究針對「虛假信息、仇恨和謊言」的法律。這年七一，可能只是開始。

2021年7月1日，北角培僑中學，香港升旗隊總會在校內舉行「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 100 周年暨香港回歸祖國 24 周年駐港部隊三軍儀仗隊升旗儀式」。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7月1日香港灣仔，社民連的成員擺街站，一架電視播放昔日71遊行的新聞。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7月1日，北角一條天橋上掛了中國國旗及香港特區區旗，而橋的牆上則有被油漆淹蓋的痕跡。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7月1日香港銅鑼灣，大批警員在東角道及記利佐治街一帶駐守巡邏，不許市民聚集。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7月1日，金鐘添馬公園外，傍晚起有「光影3D耀維港」表演，慶祝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及回歸紀念日。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6月30日，香港紅磡體育館，「百年風華」香港各界青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暨香港回歸祖國24週年文藝晚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7月1日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警察圍封公園，避免群眾聚集，一班日本的孩子在上足球課。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6月29日，尖東一個商場外掛滿香港特區區旗及中國國旗。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6月28日香港藍田，一條曾畫上2019反修例運動塗鴉的樓梯，被抹掉清洗。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6月28日，添馬公園，一班工人在修整泥土，預備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暨香港回歸祖國24週年的晚會活動。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6月29日香港紅磡理工大學外，一條圍著鐵絲網的行人天橋，可看到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的大型海報。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6月29日，尖沙咀中心外牆亮起一面大型的中國國旗。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6月29日，元朗，一個大型的祝賀牌在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外，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6月29日西九龍裁判法院，一班支持者追著囚車，聲援因2019反修例運動被捕的被告。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7月1日香港銅鑼灣，大批警員在東角道一帶駐守，封鎖一條馬路。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7月1日香港灣仔，社民連的成員拿著寫上「賀百周年」紅燈籠到會議展覽中心外抗議。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7月1日，北角培僑中學有慶祝建黨100 周年的活動，其中出席的不少學生都每人手持一支小國旗。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6月30日香港金鐘，立法會外一堆被淹蓋的塗鴉。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7月1日，北角海濱公園有大量中國國旗隨風飄揚。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6月30日香港國際機場，市民在離境大堂相擁道別，準備登上前往英國的航機。攝：陳焯煇/端傳媒

專訪政治學者史宗瀚：一個始終存在著中共的未來世界，會是什麼模樣？

特約撰稿人 Marcus Wang | 2021-06-30

一百年前，在浙江嘉興遊船上秘密舉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與會者們，恐怕不曾想到，當初那不過五十多人的政治組織，會在今天成長為攪動世界的利維坦。這個政黨的存續，已經比昔日的蘇共更為長久。如今，在新核心習近平的統御下，中共顯得愈發意氣昂揚，一邊結納非洲諸國，藉由投資擴大影響力，一邊叫板西方世界，意欲爭奪國際話語權。在剛剛結束不久的2021年G7峰會上，老牌民主政權面對來自中共的壓力，選擇在公報中譴責中國的強迫勞動和不公平貿易行為，並提出對策與「一帶一路」倡議相抗衡——歷史上從未如此直接。

在一些人眼中，中共始終是個滿身血污的劊子手，大饑荒和六四屠城的冤魂，至今尚未安息；近年來北京在新疆和香港的所作所為，更是為這一觀點提供了有力佐證。但也有人認為，中共代表了另一種進路：也許在經濟增長放緩的世界裏，犧牲個體自由以換取更強大的國家能力和隨之而來的安全感，是人們不得不做出的選擇。畢竟，在中共執政期間，中國的確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增長，減少了貧困人口，並較為成功地遏制了Covid-19大流行在中國大陸的傳播——且不論這場全球危機的發生和中共有多大關係。

無論如何，對於兩岸三地的民眾而言，中共在日常生活中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已經是擺上枱面的不爭事實。急需討論的是，應當如何理解中共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範圍扮演的角色？中共何以能夠綿延百年？中共到現在變成了一個怎樣的政治組織，和其他的威權政黨有何不同？看似百病纏身的美國，還能否擔負起對抗威權化浪潮的責任？

就這些問題，端傳媒採訪了任教於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的史宗瀚（Victor Shih）教授。史教授出身香港，博士畢業於哈佛大學，是中國精英政治方面的專家，論文見諸《美國政治學評論》、《政治學期刊》、《比較政治學研究》等學科頂刊。他對中共高層派系和晉升的分析，極大地改變了政治學界對中國權力分配機制的理解。對於中共的歷史和現狀，他有着怎樣的認識和解讀？在他眼中，我們未來要面對的世界，將會是什麼模樣？

我們談到的問題包括：1、「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共，到底是左翼還是右翼政黨？2、民族主義，是中共的困擾還是武器？3、精英分裂會不會在未來十年給中共帶來危機？4、中共執政是否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5、中國模式是另一條發展進路嗎？6、百病纏身的美國，還能否與中國正面交鋒？

端=端傳媒

史=史宗瀚

端：目前西方世界的Covid-19肺炎疫情尚未結束，相比之下，中國反而恢復了正常的生活，有「風景這邊獨好」的態勢。不少中國內部觀點認為，中國政府比西方政府做得更好。你怎麼看？

史：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學者，對中國比較成功地控制了疫情，並不是非常驚訝。機制上，中國共產黨應對突發事件，確實有他們的一套方法，在處理「委託-代理」問題上很有優勢。他們會指定一個官員說，這個情況你一個人負所有責任。在有急事的時候，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制度，因為被指定的那個人不可以把責任推給別人。

二、三十年代打仗的時候，共產黨就發展出了「前敵委員會」這樣一個機制。那個時候通信不是很發達，所以前線打仗的責任必須全部委託給某一個官員：黨會說，你為什麼沒有把這個山頭打下去？現在他們基本上還是用同樣的機制，當時李克強負責全中國的疫情控制，在武漢方面則是孫春蘭，她直接擔負了整個湖北省防疫的責任。

但我想說，中國面對的不只是疫情這一個問題。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來說，這個機制應付長期問題就更糟糕一些。中國另一個長期性的衞生問題是艾滋病。艾滋病當年在中國傳播了十年，中國政府還沒有任何政策上的反應；而如果上頭沒有很清楚的信號，下面就沒有人有動力去解決這個問題。直到危機爆發之後，中央領導層下死命令追究，這個問題才可以很快地解決。所以要看問題的性質是什麼。有一些長期性的問題，比如現在大家都在談人口萎縮（population contraction），這就不好解決，因為原因非常複雜。中共黨內很多時候是看指標來管理，用這些指標來提供激勵，製造動力。但是像艾滋病、生育這些問題，不是一兩年就能看出結果的。就算你建立一些指標，地方官員還是可以說：我已經盡了非常大的努力，但結果還要再等十年才能看出來。但到那個時候，這些官員已經被調動到其他地方了。

端：我們用經濟學理論來總結一下你的觀點，就是區別在於，首先，任務對於你的委託人來說是不是可觀測的；還有就是任務目標對於代理人來說究竟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

史：是的。當然還有一個因素是政治忠誠（loyalty）。我做的研究也證明，忠誠確實對提拔有一定影響。影響到底是大還是小很難說，但只要個人沒有犯大的錯誤，在長期性的問題上就不需要做得很好。只要有了上層的支持、站對了派系，就可以被提拔了。

端：這也是政治學家一直以來關心的問題，忠誠和能力之間的權衡取捨。

「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共，是左翼還是右翼政黨？

端：按照政治學理論，政黨都是某些利益群體或者某種意識形態的代表。中共在《黨章》裏聲稱自己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是一個左翼政黨。但中共一方面鎮壓了很多左翼的運動，另一方面又積極擁抱民族主義，而且似乎變成了大資本的代言人。你如何定義中共在意識形態光譜裏的位置？

史：我覺得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共確實並不太馬克思主義，但還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今天中共這個政權，就是列寧式的國家資本主義（Leninist State Capitalism）。的確中共不會太強調馬克思主義，比如工人階級要當家作主，他們當然不會再搞這一套。但中國確實還是在搞社會主義，就是中國共產黨控制國家的主要經濟資源，比如能源、某些重工業和輕工業，最近還開始搞IT包括硬件行業。他們會直接投資甚至控制一些IT方面的資產。

中共的政策制定過程，還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思維。雖然政策的結果，並不像馬克思說的那樣——老百姓當家作主，大家平均分享勞動成果。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理念是，一切事物都由生產力驅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互動造就了政治、文化等等其他現象。共產黨現在制定政策，包括中美關係政策和國際政策的時候，核心思想就是要爭取生產力方面的制高點。所以中國才要搞《中國製造2025》這樣的經濟計劃。因為他們覺得，未來的生產力，主要會由IT啊，生物科技啊這樣的產業來主導。

嚴重的收入不平等，這背後的一個原因是戶口體制仍然存在，農村老百姓不能直接搬進城市，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產品，比如教育醫療。這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維混合在一起導致的：中共的觀點就是，我們必須要跟美國，或者其他西方國家，進行你死我活的競爭，競爭的主要途徑就是經濟上要打贏他們。但你最後犧牲的，就是中國一般的老百姓。他們就總在搞投資，沒錢給老百姓去享受。其實中國錢很多，如果要把醫療、教育搞好，絕對有能力做好。但他們主要還是把錢投向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

端：按照你的說法，中共的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思維的混合。但是從政治理論的角度看，這兩種思維好像很難被調和到一起。比如馬克思是一個國際主義者，覺得自己是個世界公民，不擁有任何國家的國籍。中共是怎麼將這種左翼意識形態跟民族主義這種右翼意識形態混合起來的呢？以及過去十年間，在習上台之後，中共有沒有變得更加民族主義呢？

史：我覺得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一直有這種矛盾，包括蘇聯當年也是這樣。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比如越南、柬埔寨，都有這種矛盾。不然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就不會打起來——當年蘇聯跟中國打，中國跟越南打，越南也打了柬埔寨。所以各國共產黨的領導們，特別是從發展中國家出來的那些，他們所謂的初心，最開始的動力，都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他們是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來做一個工具，來把自己的國家變強。

我覺得這其實挺悲哀的，因為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已經move on，不太管這種國家與國家的競爭，這是二十世紀的觀點。現在經濟是全球化的，文化也越來越全球化，科技絕對是全球化的，但你天天還是要保護幾公里的領土，這種思維就比較二十世紀。但中國共產黨其中一個初心，確實是把二十世紀定義的國家、國土和民族作為政策制定的出發點。在二十一世紀，大家對這種觀點越來越不看重了，但原來共產黨建立的時候，這種觀點還是很重要的。因為西方國家當年也是用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來統治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和民族。然後發展中國家沒有辦法，只能自己也採用這種觀點來對抗西方的帝國主義。

端：所以你認為從中共建立之初，其本色就是民族主義的，只是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作為工具？

史：對啊。那個時候，三民主義裏雖然也有民主和民生，但民族也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

端：剛剛你說，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對抗，是一個二十世紀的產物。但我們看到，這兩年美國也越來越強調「美國優先」，特別是在Trump上台之後。現在拜登總統也說，必須先讓美國人打完疫苗，然後才能去拯救第三世界的人民。似乎美國也是這樣二十世紀的思維？

史：對。Trump時代的美國有四年非常大規模的倒退，這是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從前，美國最先進的生產力是白人精英控制，現在越來越是由多種族的（multi-ethnic）精英控制。目前最先進的生產力就是高科技，所以在矽谷可以看到各個種族的人；當然也有一些群體被排斥在外，比如非裔和拉美裔，在矽谷的比例還比較低；但亞裔和歐洲裔的比例都很高，而且一些新的高科技行業取代了傳統的、白人精英控制的行業。

以前的超市啊，百貨公司啊，都是傳統的白人精英控制，現在這些都不行了，至少是在走下坡路。所以在Trump時代，這些「憂鬱的美國人」有一場反抗，譴責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新移民。

你說拜登先把疫苗給美國人，再送給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但首先，美國一直有提供資金支持，比爾·蓋茨就有一個項目，是把疫苗分發給發展中國家。美國是項目最大的捐助人，給了幾十個億。拜登一上台就給了，甚至Trump那時候也給了一些。此外疫苗內輸也是因為要考慮到國內的選舉壓力。如果你太國際化，疫苗一出來就給其他國家，國內的選民當然就很不高興，未來你的選舉可能會遇到問題。

歐洲也有同樣的壓力，可能還更糟糕。比如德國的疫苗必須送給其他國家，歐盟內部的選民就會問，為什麼不先給我們。這種選舉壓力就沒辦法，因為從下往上的壓力必須被反映出來。包括美國為什麼對新移民、非法移民這麼狠，這確實是選舉導致的結果。當時Trump要執行這樣的政策，也是沒有辦法——選民選他就是因為他們對新移民和非法移民比較反感。

端：總結一下，你的觀點就是，白人因為其經濟地位被其他族裔取代而產生了怨恨，這才導致Trump上台。但由於生產力的轉移，我們已經回不到舊時代了，大的趨勢還是向前走的，向全球化走的？

史：是啊，我有個同事，他原來是加州人，他就說加州當年也經歷了這個過程。原來資產主要是白人擁有，但慢慢隨着高科技的發展，就變成主要由其他族裔擁有了。加州80年代也經過了一段白人民族性的反抗，選出了一些極端右翼的政客。但經濟上的這種轉變是不可逆的。

所以今天加州儘管還有各種問題，但還是變成了一個多種族共治的地區。未來的美國也是一樣，美國就是一個多種族的國家，大家必須要共同存在，需要找到共存的機制和社會規範，沒有其他的選擇。

民族主義，中共的困擾還是武器？

端：這兩年，一方面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日益興起，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在處理邊疆問題的時候遇到了越來越大的阻力。最近中國政府面對的最大挑戰，一個是新疆的維吾爾人問題，還有一個就是香港問題。你覺得，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是不是限制了政府在處理邊疆問題時可能採取的手段？邊疆問題會不會給中共未來的執政帶來更大的困擾？

史：我覺得這是個很大的難題。建國初期，五十年代早期，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給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高度的自治權。當然還是以中共為主的自治權，每個自治區的最高領導都是非常靠得住的共產黨員。在內蒙古是烏蘭夫，新疆是王震和王恩茂。在新疆問題上，五十年代也有兩種觀點，一種是今天的觀點，就是「維吾爾人乃至所有穆斯林都是很落後的，我們共產黨是最先進的，要把我們的思想傳給他們，把他們都變成沒有宗教信仰的中國公民」。今天中共其實就是在執行王震提出的這種觀點。

但五十年代時，大家就發現這樣會產生很大的麻煩。大量從事農業的老百姓其實不在乎那麼多，他們放羊放牛，不會太看重政治，無論是搞獨立還是什麼。他們只想生活，過傳統文化生活。你不去折騰他們，他們也不會折騰你。所以最後黨中央就批評了王震的這種觀點。他在1952年受到了毛澤東的親自批評，說你這種做法搞不下去，因為少數民族日子過得不好，會產生不穩定因素。於是政府就改變了政策，之後（民族）還是要服從黨中央，政治上不能「搞事」，但文化上的自治性大大提高。

當然文化大革命期間又回到了王震這套，把寺廟統統拆掉。今天這些並不是新的，文革的時候就把伊斯蘭寺廟都拆了，但改革開放之後又回到了比較温和的政策路線，自治性比較高。我就不明白，這樣（文化活動）有什麼不好？即便是按照中共的邏輯，政治上控制他們的活動，但讓民族在文化上有自治，這對中國有什麼不好？

端：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性是，中國國內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被調動起來之後，已經變得難以控制，所以中共不得不做出回應，對新疆和香港採取更加強硬的姿態？

史：我覺得這是廢話，真的是廢話。我們有一支非常大的文獻講，中共的媒體審查多厲害多厲害，你一講某些內容，馬上就被刪掉。（這麼強大的話）那麼微信上那些罵維吾爾族、罵伊斯蘭教的內容，為什麼不刪？按照審查的力度，這些也可以刪嘛。我們最近在clubhouse上，談中國的女權主義者在網上被人家罵、被威脅，中共也沒有把這些刪掉啊？在美國這些肯定被刪掉了。如果你威脅其他人的安全，那肯定要刪掉。你對平台的控制這麼完善，為什麼不把那些極端民族主義和對女性有威脅的語言刪掉？

所以說，在中國見到的任何社會現象，根源都是跟黨和黨的政策有關係。有的「愛國人士」說，這個沒辦法，民間有人就是這麼極端——但黨能把維吾爾人教育得非常「愛國」，怎麼就不教育一下漢族，讓他們尊重一下其他民族的文化，尊重一下女性的權利呢？為什麼不教育老百姓這些價值？

端：所以你覺得中國向民族主義的轉變並不是自下而上的。那麼這種自上而下的轉變，根源是什麼呢？這是習時代的特色，還是一直以來就如此？

史：我也不清楚黨為什麼沒有去教育民眾，去把好的價值傳遞給老百姓。如果你看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那本書（編註：《獨裁和民主的經濟起源》），老百姓如果集中在一起，然後反抗的話，政府就沒辦法了，只能讓渡一些權力給你；但如果老百姓永遠不能團結，那你永遠不需要讓渡任何權力給老百姓。唯一的結論是，他們是希望群眾中間有某種程度的矛盾，或者是男女之間，或者是種族之間有矛盾。這對當權者治理國家是有利的。

端：香港最近經歷了很多自由和權利方面的倒退。香港讀者很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北京是不是準備對香港進行內地化管治？這樣做對中共來說毫無弊端嗎？

史：我覺得內地化管治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去年設立的國安公署有無限的鎮壓權力，其實比大陸類似的部門的權力還要大，因為在大陸會有其他國家安全或者黨的部門去平衡其權力，在香港卻沒有。比如網絡管理，在大陸是宣傳部門， 網信部門， 和幾個安全部門集體管理的，在香港就好像只有國安公署。

但任何無限的權力發展都會奪取投資者的安全感，並導致權力本身的腐敗。

精英分裂會不會在未來十年給中共帶來危機？

端：以上我們討論的主要是中共如何應對從底層民眾中來的挑戰。我們知道，威權政府的生存還需要面對的一重挑戰是精英集團內部的分裂。在過去一百年裏，中共內部似乎沒有發生特別大的分裂，沒有像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那樣，從內部分裂出了挑戰者。在你看來，中共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

史：哪有，中共分裂了好多次。早期分裂得很厲害。二十年代陳獨秀分裂出來。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結果被開除出黨，這其實是很嚴重的分裂。然後是中共和國民黨的分裂。你也知道，1927年以前他們是同一個黨，兩邊都從蘇聯拿錢，都是蘇共的下屬黨派、分公司。但之後中共分裂出來。再後面就是張國燾突然分裂出來，在長征途中提出設立一個新的黨中央，因為他覺得毛澤東和周恩來沒什麼實力。這也是一個大分裂。

當然再之後就沒有太嚴重的分裂，只有黨內的鬥爭，比如文革期間跟劉少奇。但你想林彪為什麼要逃去蘇聯，他就是要搞分裂，把親蘇的那一派帶走。然後89年又是個大分裂。趙紫陽直接向老百姓喊話，說我們自己去搞，結果是失敗的分裂。

端：所以你是說，相比於其他的威權主義政黨，中共並沒有經歷更少的精英內部分裂。

史：對。可能就是現在官方的歷史不太提了，把那些都叫做「歷史虛無主義」。

端：在習時代之前，政治學裏有很多關於中共派系的研究，包括你自己在《美國政治學評論》上發表的文章，區分了團派、上海幫、太子黨這些派系。那今天你覺得這些派系還存在嗎，還對中國政治有影響嗎？

史：今天的話，不太有派系了。但還存在一些，因為胡錦濤時代任命的一些人還是高層官員。當然，黨內應該還有不同的趨勢。如果二十大以後，胡錦濤時代的那些高層官員都退休了或者下台了，那之後可能真是都變成習近平自己任命的人。那在高層會產生毛澤東晚年時的現象，就是大家雖然都是毛的人，但他們互相會有一些矛盾，會互相競爭來討好最高領導。

不過大家討好最高領導，在政策上的結果會不太好。如果最高領導有某種觀點或偏見，那大家沒有辦法，只能跟着他的偏見做下去。沒有人會提出說你這個不對，你要改變一下觀點，只能說你是對的，讓我們來思考一下怎麼完成你交代的任務。

現在我看那些金融官僚，他們就因為這樣特別痛苦。最高領導可能有某種偏見，說借錢不好，我們要去槓桿。下面的技術官僚會想，這怎麼可能，現在我們的槓桿率已經是GDP的300%，你真的去槓桿馬上就金融危機了。但他們只能說你說的對，我們儘量去做。可用這個辦法那個辦法，現在看起來都不行。你也知道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很糟糕。我早上看了彭博社一篇新的文章，說所有這些金融監管部門，人民銀行、證監會、財政部，他們都不想去處理這個問題。因為唯一的解決方法是加槓桿。但現在上面說要降槓桿，所以沒法解決問題。也沒有人說，我來負這個責任，因為負責任的做法是加槓桿。

端：我覺得你把現在的政治局勢跟毛晚年的情況進行對比很有意思。那是不是說，未來十年我們都不太會見到精英集團內部的分裂，只有到習下台，甚至去世之後，矛盾才會集中爆發出來。

史：應該會有一個林彪一樣的人物出來。

端：你是說黨內的野心家？

史：不是野心家，林彪不是野心家，他只是一個理性的人。他知道毛有一天身體會不行，只是做了一些預備，在毛身體不行的時候可以控制軍隊，控制一部分國務院。所以他開始安插親信去各個重要單位。但這樣一種理性決策還是使毛對他的懷疑上升了。

端：所以這就變成了一個經典的權力繼承問題。

史：是啊。哪一天習就會說，我要選一個接班人。接班人選出來之後，他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把自己的權力基礎慢慢建立起來。或者可能沒有指定的接班人，但有希望接班的人都會去慢慢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否則最高領導一去世，你沒有時間建立自己的班底。

端：那這會不會是未來十年中共可能面臨的最大危機？

史：未必是個危機。他們應該有一些辦法去避免極端狀況的出現，比如可以指定兩個或者三個接班人，讓他們三個同時掌握一定權力。因為他們互相會平衡，所以應該就還好。

端：這就很像中國古代，比如康熙時期的九子奪嫡了。就是候選人互相制約，最後皇帝挑出繼承人。

史：是啊。這應該是比較好的一個辦法。但我覺得今天的最高領導對自己的權力還是比較有信心，他未必願意把權力分給那麼多人。但如果他不這麼做的話，可能就有比較大的麻煩。

端：中共為何能比蘇聯存活得更長久？

史：我覺得最大的原因還是歷史供給的一些優勢，和改革開放時代黨高層的相對靈活思維。80至90年代，剛好中國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與工業全球化同時發生，而當時的中共高層也比較靈活，願意讓外資來設廠，願意補助出口。

三十年的高速增長賦予執政黨一個能製造正面預期的能力——其主要的功能並不是文獻裏說的防止老百姓造反，老百姓根本就沒有這個能力——正面預期對執政黨最大的貢獻是，提供黨內精英今天的好處、和能拿到明天好處的預期。蘇聯晚期因為經濟上的問題，已經沒有提供精英可信而且正面預期的能力。精英失去了信心後，任何有規模的衝擊都能打垮一個政權。

中共執政是否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

端：在文革以後，中共保持了政局的相對穩定，與此同時，中國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你覺得這兩件事之間有沒有因果關係？是不是像中共強調的那樣，政局穩定是「中國增長奇蹟」出現的必要條件？

史：我覺得當然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穩定。但是中共的政策是追求絕對穩定，或者按于建嶸老師的說法，高壓穩定。高壓穩定並不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反而可能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障礙。因為現在是IT時代，經濟增長的一個來源是硬件方面佔據主導地位，向全世界出口硬件設施。但你現在這樣，意識形態上跟全世界，特別是先進國家衝突比較大，所以在這方面想佔主導地位比較困難。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做軟件、做文化。韓國現在就做得比較好，韓國的電視劇、歌星，在全世界都受歡迎，包括在北美也是。我最近就很驚訝，美國的年輕人，現在特別喜歡看韓國的電視劇，聽韓國音樂。但如果你搞高壓維穩統治，那文化上的發展就比較困難，不會太順利。你的軟件想要傳播到全世界，現在越來越難了。

端：這有點像政治經濟學家Egorov和Sonin所說的，威權政治研究目前的最大問題，就是中國這樣一個追求高壓穩定的政權，能不能真的實現自主創新，包括你提到的硬件和軟件兩方面。所以你是覺得不太可能？

史：我是覺得比較困難。當然在有些方面，比如硬件上好一點，因為你只要砸錢就行。但砸錢太多也會造成不好的現象，比如一些科學家和企業家會來騙錢。如果你說，只要把芯片做出來，我就給你很多錢——但做芯片這個過程要好多年。有些騙子會講，你給我幾個億，我來試一試，但之後又說啊我辦不到，對不起；但幾個億還是被拿走了。現在很多這樣的。

端：這有點回到我們一開始討論的問題。你提到了中國這種激勵機制，就會讓官員比較短視，因為他們只在乎短期的晉升，沒有制定長期政策的動力。

史：是啊。但也有一些協調機制，比如五年計劃，中國製造2025等等，政策上還是有一些跨時期的一致性的。但是體制內的人呢，還是非常看重指標，看重提拔，所以激勵上還是比較短期的。

端：我們繼續討論一下中國增長奇蹟。學術界和輿論界很常見的一種觀點是，中國過去三十年之所以實現了高速增長，是因為有所謂的賢能政治（meritocracy）。中共通過官員晉升錦標賽，以及「地方分權的集權體制」，調動了官員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造就了這樣的經濟奇蹟。但你發表在《美國政治學評論》上的論文認為，至少在高層晉升中，派系是更加重要的因素。你怎麼看賢能政治跟中國增長奇蹟的關係？中國到底有沒有賢能政治？

史：我覺得在底層還是有賢能政治的，就是Pierry Landry和呂曉波他們講的，底層有一部分人是通過他們的達標能力爬上去的，你在中央政府的某些部門裏面也能看得到，有一些處長的能力確實是很強的。當然到司長以上，副部級或者部級幹部，那可能主要還是看關係。

在底層也有一部分人完全是靠派系爬上去的，有所謂的「秘書幫」，就是當過某某領導人的秘書，然後直接就可以去當個縣長或者副市長。這種人在體制內也挺多的。不過還是有一些人，是通過在某些指標上表現出的能力，被提拔上去，雖然這些人的比例應該不是很高。

雖然說我們在做定量研究的時候會看出來效果（編註：經濟搞得好的官員更容易被提拔），但我覺得這個效果是由某一類型的官員驅動的。比如百分之二、三十的中低層官員是通過能力被提拔，還有百分之二、三十是通過配額，就是所謂的「無知少女」（無黨派、知識份子、少數民族、女性），其他的百分之三十是通過派系裏的關係。所以中低層幹部也不能完全說是因為能力強被提拔。

有人會說，他們能力都很強，所以高層幹部的提拔就算是靠派系，中國領導層還是很厲害的。但並不是這樣，在底層也有一部分人能力並不是很強，上層能力很強的官員比例就更低，沒有百分之三十那麼高。

端：習上台之後，由於他的個人偏好，導致晉升錦標賽也出現了變化。他說幹部要蹲一蹲，不要急着被提拔。你覺得這對於賢能政治有什麼影響？

史：蹲一蹲對於賢能政治其實是有幫助的。比如說之前有一些官員，靠討好最高領導，或者某某政治局委員，就可以提上去，但在習時代這基本上不行。就算你有這種關係，還是需要去新疆或者西藏那些地方呆一呆來證明自己。如果你去當一個貧困地區或者少數民族地區的父母官，能力不行的話，可能會犯很大的錯誤，所以這可以保證官員不會太糟糕或者能力太弱。

這個機制從胡錦濤時代已經出現了，你先要去新疆或者西藏，才能被提上去，習時代要更好一些。當然如果你的關係特別硬，還是可以繞過這些要求。比如可以去浙江的某個貧困地區——但浙江省哪有什麼貧困地區？

中國模式是另一條發展進路嗎？

端：我們已經討論過，中共在控制疫情和發展經濟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功。那是不是可以說，中共的這種體制，的確有其「獨到」之處？

史：我覺得經濟增長這方面，最近並不是太成功。你看消費復甦的話，還是比較落後。從最近的家戶消費數據看，遠沒有美國那麼好。美國雖然控制疫情比較糟糕，但因為去年大量發錢給老百姓，消費的情況還是在向上增長。中國在生產方面恢復得比其他國家都要快，但消費方面還是比較弱。這就是我剛才說的，中國是只管生產，要主導生產力；但這對老百姓的消費是不是好事。

去年我們跟中國的經濟學家們開會，我就直接問他們，為什麼社會主義國家不發錢給老百姓，資本主義國家反而發錢給老百姓？他們說，這個很難，因為國家要控制資源，去辦事情。所以很清楚，原因就是國家要控制資源去改善生產環節。

端：也許中共自身的偏好是比較獨特，但會不會中國模式本身，還是會被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效仿？我們能不能說，中國模式已經成為了自由民主之外的另一條道路？

史：我覺得很困難。可能有一些國家看到中國，會說這是個非常好的例子，但是他們很難做得到。如果想做到中國這樣，唯一有可能的國家是越南。現在越南真的是跟着中國道路在走，製造業搞得越來越好，越來越有競爭力。美國對中國徵收關税以後，很多出口企業都跑去越南那邊。越南本身科學方面的研究，雖然遠遠沒有中國那麼厲害，但至少有基礎去做一些科學研究。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可能就沒有這種條件。

端：那一個更一般性的問題是，為什麼只有中國可以做到這些呢？

史：這是一直以來都有爭論的問題。我個人還是喜歡Jeffry Sachs和胡永泰的看法，他們90年代寫了一篇論文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說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對生產力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大的，因為你不允許勞動力的流動。改革開放解散了人民公社，對中國的生產力是個很正面的衝擊。你問是不是因為共產黨好，所以有這樣的結果。如果沒有共產黨，那根本就沒有人民公社，勞動力一直就可以自由流動，人民可以自由地定居和買賣房產，這對於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經濟增長會更加有利。

端：但中國國內的一些經濟學家覺得，中共之所以五十年代要搞集體化，就是因為要學習蘇聯搞重工業。但你要搞重工業就必須有剩餘，想有剩餘就必須向農民徵税，而為了徵到税，就必須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我們能不能說，正是農民階層做出的犧牲，以及由此打下的工業基礎，造就了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增長？

史：我覺得這又是廢話。其他國家和地區，比如台灣和香港，自己的資本也不足夠，但可以利用外資、FDI（外商直接投資），來發展生產力。FDI有什麼不好？中國最後到八九十年代也是靠FDI。如果中國五六十年代既有勞動力自由流動，又靠FDI，可能到八十年代已經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當然，這種對歷史的討論很難去證實。

那麼，八九十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是不是需要共產黨？對基礎設施的大量投入，包括高鐵等等，這方面共產黨做的非常好。但他們做的太好了，所以現在基礎設施過剩，債務量也非常高。高鐵當然是好事，但有一些路線沒有人用。比如從雲南到甘肅的那條線，誰會去坐？一般人都是從西部到東部，或者東部到西部。從西南到西北的高鐵，沒有人坐啊。所以債務量越來越高，現在又要去槓桿，就很難處理。

九十年代和2000年之後，中國經濟增長為什麼這麼快？是因為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投資了基礎設施和一些高價值產業鏈，幫助中國實現了對一些出口市場的主導。在IT硬件方面的主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政府的補助。但問題是，是否需要那麼龐大規模的國有企業？其實未必。中國最近的一些政策跟韓國和日本當年的做法有相似之處。只是中國的規模更大，勞動力的供應更豐富，加上還有資本管制和國有資本，就形成了對出口行業和高價值產業鏈比較好的支持。

所以中共的政策對經濟是有幫助的，但你現在做得太過分，世界上其他國家就會有反應。你現在說，這對中國是不公平的。但原來國家用那麼多資源去幫助你的產業，已經違反了市場經濟的原則。如果覺得國際貿易裏不需要市場經濟，只需要國家資本主義，那為什麼現在罵美國？美國現在是沒有辦法，只能複製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你再去罵他，不是自相矛盾嗎？

端：你覺得中國經濟的成功依賴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在你看來，這種模式今天有沒有達到極限？

史：增長不是問題。增長的代價是多少，是個很大的問題。你現在的增長模式，要求每年人民銀行多印10%到15%的貨幣。中國目前的總貨幣量已經是GDP的200%多，這在主要經濟體中是最高的比例。你現在貨幣量要增長15%，但原來的貨幣量已經是GDP的300%，再增長15%，那就是GDP增速的45%了。這樣才能維持名義GDP從9%到12%的增長。

當然現在通貨膨脹還好，但資產的價格已經非常瘋狂，比如你去上海啊深圳啊買房。就算你是大數據專家，每個月賺幾萬塊，已經挺好了，但在北京上海還是買不到房子。你說為什麼現在人們不願意生孩子？因為創建家庭就很困難，房子那麼貴！你可以有經濟增長，沒有問題。但是代價是什麼？代價就是非常大的資產泡沫，沒法控制。然後你天天說要降槓桿。但槓桿並不是你的問題，你的問題是堅持要保增長。

日本八十年代也是債務量非常高，他們的決定就是真的去降槓桿，同時放棄了經濟增長。日本十年沒有經濟增長，這是一個政策上的決定，而不是說沒有辦法，我們的增長率就是零。他們的精英決定，日本要有負的增長率，原因就是他們不想增加槓桿。如果你想有正的經濟增長率，同時有龐大的債務量，你不可能降槓桿，數學上不可能。

百病纏身的美國，還能否與中國正面交鋒？

端：也許中國的經濟增長不能百分百地提高底層民眾的生活水平或者說幸福感，但至少中國現在確實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很快會變成第一大經濟體。如果如你所說，中共秉持這樣一種國家對抗，民族對抗的哲學，那可能對現存的國際秩序構成很大的挑戰。你覺得，現在的美國有沒有能力去應付中共的挑戰？

史：中美現在有一些言論上的鬥爭，外交上的鬥爭。我覺得這些都不重要，主要的還是核心生產力上的鬥爭，也就是之前說的，硬件和軟件方面的鬥爭。軟件這一塊，我覺得美國，歐洲國家，以及一些東亞國家，肯定會打贏。中國的軟件不行啊，除了遊戲有可能。遊戲中國可以做得非常好，但現在每個遊戲都要中宣部批准，那也是發展不起來。

硬件這塊，美國一個國家是無法贏得競爭的。但美國跟台灣、日本、歐洲聯合起來，有能力去跟中國競爭。當然中國也有自己的辦法，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佔有率已經非常高。但那些國家的問題就是經濟上還是非常小。你可以控制整個非洲，但整個非洲的GDP不比加州或者幾個歐洲國家加起來高很多。雖然非洲有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比較高，但是也有很多國家是負增長。整塊大陸的經濟增長還是很弱。

端：那會不會在中國持續不斷的投資之下，非洲經濟可以得到飛速發展呢？

史：疫情開始之前半年，中國大學復旦大學和人民大學的一些專家來我們聖地亞哥分校訪問，我們談到這個問題。他們就說，美國犯了一個大的錯誤是打越戰，投入了那麼多資源，都是浪費。我說你知道嗎，現在一帶一路，跟美國打越戰是一樣的。你投進去幾千億美元的資源，回報是什麼？可能短期內產生了一部分的出口，但其實打越戰也有同樣的效果。從金融和經濟的角度來看，打越戰和一帶一路是一樣的，投入很大的資源，但最後的回報，除了對國內一些企業有利以外，不是太理想。

你給巴基斯坦投了幾百億，最後巴基斯坦行不行，會不會變成第二個中國，我真的有疑問。中亞那些人口萎縮的國家，你投那麼多錢進去，回報是多少也很難說。在安哥拉和委內瑞拉這些國家，已經虧了很多錢，然後你還繼續投。你給他錢的時候，他對你非常好；但後來你停止給錢的時候……比如說今天的埃塞俄比亞，怎麼突然就跳出來，做出了反對中國的決定？就是因為中國給的錢已經沒有15年時給的那麼多。中國也壓縮了輸送給其他國家的資金規模。你不給錢，他就會跳出來反對你。

端：我們以上討論的，還是全球的經濟合作。那麼從政治格局來說，會不會有更多的非洲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選擇站在中國陣營這邊？這會不會給當前的國際秩序帶來挑戰？我們會不會迎來一波新的威權化浪潮？

史：美國的精英已經越來越接受這個事實，就是美國並不是世界警察或者世界第一。如果你想要搞獨裁，想親中國，對美國來說可能也就無所謂。比如委內瑞拉，原本想要親中國，在Trump時代，他們還想把委內瑞拉拉過來，讓它親美國。但我個人覺得，委內瑞拉是親美還是親中，沒有什麼關係。美國一些精英也覺得沒什麼關係。因為現在主要的生產力並不是在發展中國家，而是依賴發達國家的科技發展。

所以美國無論在Trump時代還是當今，主要的注意力還是在先進的科技，包括硬件和軟件的開發，要防止知識產權的流失，保證美國自己的芯片和軟件生產能力。我覺得美國在這方面集中的注意力比較多。其他的非洲或者拉美國家，親中還是親美，美國可能並不太在乎。

端：你說的還是在經濟發展方面，那麼在意識形態方面，民主自由對於全世界來說還有沒有從前的吸引力？

史：美國1月6日衝擊國會山事件，對美國民主的聲譽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美國雖然是最強大的民主國家，但民主和美國是兩碼事。我相信世界上還有很多老百姓甚至商貿精英希望能活在一個更開放，更法制，和更有普遍參與性的政體中。你想想，大款們喜歡每天被約談嗎？一般老百姓喜歡他們自己跟朋友圈的溝通被刪掉嗎？

端：你覺得中共未來有多大可能對台灣動用武力？

史：台灣你打過去的話，對中國有沒有好處？我覺得中共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可能會對它形成一種約束。你真打過去的話，台灣的芯片產業可能就毀了。因為芯片生產對環境是非常敏感的，一點點灰塵就會讓生產停止幾個星期。更何況，美國可能沒有能力去保護台灣，但一定有能力把那些芯片工廠都炸燬。台灣的芯片製造佔全世界的70%。你可以想想，如果芯片都毀了，中國的電子產品出口怎麼辦？如果中國這麼幹，統治全世界電子出口的夢想也就完蛋了。領導層可能會覺得，還是值得，我們要打過去，要完成這種二十世紀觀點下的中國夢，所以必須要打過去。但你要打過去的話，必須要犧牲其他的目標，比如生產力方面的目標。所以說如果他們考慮到最後對中國生產力的影響，可能就會對打仗的動力形成約束。

端：最後一個問題是，國際社會要怎麼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跟中共對話和談判的空間是否還存在？還是說只有對抗這一條路可走？

史：我認為互相談話的空間還是很大的。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在很多行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跟中國有貿易關係，美國在這一點上是沒有選擇的。如果跟中國打起來，那對於經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雖然今天有人說，出口對中國不重要了，但實際上還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國內的市場還是很弱，第三世界的市場也比較小，不出口到西歐和北美還是很困難，企業賺不到多少錢。所以一定會有交流。但最大的障礙就是新疆政策和台灣問題。如果在這些問題上都能夠回到胡錦濤時代的狀況，雙方交流合作的空間還是比較大的。

2021年6月28日中國北京，國家體育場內表演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攝：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政治學者史宗瀚。圖：網上圖片

2021年6月4日中國西藏自治區，習近平主席和毛澤東主席的照片在一家藏族民宿中。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1年6月26日中國武漢 ，參與者身著紅軍制服在長征精神體驗園進內。圖：Getty Images

2021年6月25日中國四川省成都市，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的燈光秀。攝：Liu Yan/VCG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6月28日中國北京，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文藝演出期間，大屏幕顯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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