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导论

第一章　1951年：“宗派斗争”的激流

第二章　1960年：饥饿与暴力

第三章　1970年：一起蹊跷的破坏军婚案

第四章　1976年（上）：一起“捉奸”闹剧

第五章　1976年（下）：一个无可救药的“道德败坏分子”

结语

附录一　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

附录二　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

附录三　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

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简介

应星，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学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事研究。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农村社会学。著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村庄审判史中的

道德与政治

——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应　星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项研究。作者通过本书力图剖析中国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前是如何去塑造新人的，以此重新理解中国建立社会伦理新秩序的努力以及这一努力所产生的复杂效果，进而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在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责任编辑：王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应星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5

ISBN 978-7-80247-507-6

Ⅰ．村…　Ⅱ．应…　Ⅲ．审判－案例－分析－云阳县－1951～1976　Ⅳ．D927.719.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0653号

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Cunzhuangshenpanshi zhongde daodeyuzhengzhi: 1951～1976nian zhong guo xi nan yige shancun de gushi

应　星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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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张：6.75

版　　次：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2月第4次印刷

字　　数：160千字

定　　价：20.00元

ISBN 978-7-80247-507-6/D·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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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本书是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项研究。所谓“社会主义新传统”，是因应于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而生的。粗略而言，中国近代社会以虽破旧、未立新为基本表征的总体性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由于现代化启动的迟缓，面临列强环伺，挨打受欺的局面；由于士绅阶层的瓦解，造成社会整合困难，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由于传统道统失序，带来人心难以安顿的问题。因此，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新传统也就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独立自主地开展富国强兵之宏业；建立具有高度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的“总体性社会”体制；重建道统，铸造新人。

以往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大多强调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前两方面，但其实这种新传统最关键的特征在于重建中国社会道统的努力。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以下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的道统来说，是以亲情为原则、以血缘共同体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从西方现代社会来说，在政治上，它是非常表面化、不直接涉及人心的政治，以个体的自我保存为基础和出发点，而在人心上，则另由宗教来担当，使得在陌生人中建立友爱共同体得以可能。

中国道统的重建即是在中国传统的血缘共同体已经被打破、西方的宗教又难以在中国社会普遍生根的背景下开始的。我把这种新的道统称之为“新德治”。〔1〕

简略说来，中国当代社会建立新德治的努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重新处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既不以西方的个体为基本单位，也不以传统的血缘家族为基础，而是试图在去自我、去家庭、去血缘的基础上建立以“人民”概念为核心的一个共同体。

其二，彻底颠覆传统的社会地位结构，将原来在政治上最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塑造为国家政治的主体。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新德治不仅在德的内容上与传统德治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在治理的技术上也与传统德治有着重要的不同：传统的德治首先是针对士大夫的，是靠君子的自我修行；而新德治要普及所有的人民，它贯穿了一整套“塑造新人”的治理技术。

本书不是对新德治理念的研究，而是对新德治具体运作机制及其效果的研究。本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中国1949年后是如何在乡村社会去“塑造新人”的；对新人的这种塑造与现代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是什么关系；这种塑造与原来的乡土传统会发生什么样的遭遇；在新德治的政治架构中，农民具有什么样的心态反应、精神气质和行动策略。

本书是根据我对中国西南一个普通的汉族山村的田野调查写成的。我把这个村落取名为“柳坪村”。〔2〕本书要写的是一部关于柳坪村的特殊村史。这部村史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本书所写的村史，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研究新人的塑造史

现有对中国当代社会塑造新人的研究或者关注的是楷模的作用，〔3〕或者关注的是通过以德性话语和斗争实践贯穿的政治运动来完成对人的“洗脑”〔4〕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注意到塑造新人在城市与农村、在干部（和战士）与普通农民之间的巨大差别。由于普通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罕有上升的渠道，他们散漫的传统习性又很深，因此，把他们塑造成新人的难度要大得多。故而，在农村改造新人的方式迥异于城市，塑造新农民的方式也迥异于新干部。

如果说在城市和干部那里主要是通过正面树立楷模来为人们示范的话，那么，在普通农民那里就更多是通过惩罚机制来发挥示范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尽管并不奢望上升，但他们至少不愿意坠落到更糟糕的生活中去。就此，1949年后在村落展现出来的惩罚机制，所发挥的绝不仅仅是社会控制的功用，还有在一个低限上规训和再造新人的作用。

如果说对新人的塑造在城市和干部那里主要是通过周期化的政治运动和常规化的单位制度来推进的话，那么，在农村，这种塑造之力更多是发散在日常生活中，与饮食男女、婚姻生育这些基本的本能缠绕在一起的。

如果说在城市和干部那里对新人的塑造主要是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来完成的话，那么，在农村及其普通村民那里，就更多是通过身体的遭遇来触动灵魂。

显然，城市、干部、党员和军队在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史中构成了国家的主流叙事。而本书所写的柳坪村从1951年到1976年的这段历史，并不是这个宏大历史的缩微。或者说，本书并不试图简单将村事件插入到跨地方的事件序列中去，制造一种柳坪村史与国家史吻合的文本效果。村民的身体绝不是被动地顺应国家的要求，它可以以某种抗拒或扭曲来回应国家的要求。因此，与其说我关心的是国家对村民进行塑造的要求，不如说我关心的是这种要求在村民日常生活中激起的种种波澜。

严格地说，不能将本书看作是柳坪村的村史。本书并未试图依序铺展柳坪村的编年史，而只是选取了柳坪村二十多年历史中发生过身体案件〔5〕的四年来展开叙事。这些案件之所以发生，当然有国家宏观政治的背景，也体现出村庄自身历史的运转逻辑，但它们的具体发生，却有一定的偶然性。我关心的并不是这些案件所指涉的历史本身，而是它们所带出来的种种关系的线索以及这些线索被组合起来的多种可能性。

二、柳坪村作为研究个案，在我对中国村庄政治的研究中具有较好的延伸性

1997年—1998年我在柳坪村做过近一年的田野调查，并在以后的两三年里又多次去那里收集过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以下简称《大河》）〔6〕，对以柳坪村为核心的大河电站移民长达十余年的集体上访案例做了详细的研究，通过这个研究展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的新时期的权力运作逻辑。如果说《大河》一书展示的是权力在乡村运行的横断面的话，那么，本书就是要接着展示权力在村庄运行的历史纵深面，展示1949年以来到整个集体化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逻辑与村庄日常生活的逻辑交汇的历史，展示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史与生活史。因此，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所谓的“延伸个案分析方法”（extended case method）。

最初提出这一方法的是人类学的曼彻斯特学派。〔7〕他们提出这一方法是要强调研究“土著”在一个广泛的时空范围里表现出的各种事件、斗争和戏剧。这些行动表明对他们原来规范的描述与日常实践存在着断裂，而这种断裂必须置于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因此，延伸个案方法从一开始就是强调对社会过程和社会情景的研究，即研究者要收集和调查的不仅仅是个案本身，而且要将重点放在个案产生的社会脉络或情景中。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对人类学家所用的这一方法进行了反思性的理解，去除了其中的功能主义色彩，而赋予其更丰富、更有意味的含义。他认为个案所谓的延伸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8〕

首先，从观察者延伸到参与者。布洛维认为研究者可以大胆地放弃“无偏性”的声称，因为即使是最消极的观察者也会掀起令人注目的波涛，而一种社会秩序却正是通过它对外在压力的反应才展示出来。

其次，将观察延伸到更深远的时空。布洛维认为我们必须把一种情景性的知识编纂成一种社会过程，因为社会行动是以权力体制为前提并再生产出它，而权力体制是贯穿在整个社会过程中的。

再次，将一个个案延伸到其他个案中去。与将个案化约为理论的例证做法完全不同的是，这种延伸是分析这个个案与其他个案的关联方式。也就是说，布洛维不是要去提炼各个个案中的共同因素，而是要去分析个案之间的关系。

最后，实现理论的延伸。布洛维运用延伸个案方法的目的不是提出新理论，而是重新验证或修正已有的理论。

这四个方面的要点分别被布洛维归纳为“介入、过程、结构化与理论”。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第二方面即过程。有学者指出，国内社会学界近年较为流行“关系／事件”或“事件-过程”分析策略〔9〕与延伸个案方法之间的亲缘性，但他们同时也批评这种视角的倡导者尽管在理论上强调事件链的“历时过程”的重要性，却很少使用历时性的田野资料。〔10〕这种批评尽管未必准确，但也不无有益的启发。如果说《大河》一书呈现的是这个案例本身的过程的话，那么，本书要写的就是大河移民上访史的前史，是这个案例往前延伸的历史。通过这两本书合构的图景，我们可以对中国农村政治从集体化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逻辑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而我对本书所涉及的每一个个案采取的也是延伸个案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我要分析的重点并不在案件本身，而在于分析案件所产生的社会脉络或情景，案件产生和平息的整个社会过程及多种可能性，案件平息的社会后果以及这些案件的相互关联。

三、本书所采用的材料，综合运用了口述史资料、法院刑事审判案卷与干部惩诫档案

本书对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第一个案件完全采用口述史资料。孙立平领导的研究群体在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口述史研究上的开拓性成就，已经在学界广受关注。〔11〕本书的这一个案研究也属于这个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1997—1998年，我们在柳坪村访问了近30位5岁以上的老人，整理了近100小时的录音磁带，另外还专门访问了20世纪50年代初柳坪村所在的区公所的区委书记。

本书所述的第二个案件同时采用了口述史材料与法院刑事审判档案。第三个案件到第五个案件，主要采用审判档案（包括刑事审判档案与干部惩诫档案）材料。

将审判档案文书作为底层研究的基本素材，是在“叙事的复兴”浪潮中，年鉴学派第三代、“新文化史”流派和微观史学家所常用的手法。法国史学家拉杜里在其名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12〕意大利史学家金斯伯的《奶酪与蛆虫》同样通过宗教审判档案探讨了16世纪一个磨坊主——曼诺齐欧的精神世界。〔13〕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她的另一部名著《马丹·盖赫返乡记》利用司法档案、当庭法官的回忆录及当地居民的访谈等资料，通过叙述16世纪时发生在法国庇里牛斯山地区农村当中一个奇特的替身丈夫的案例，分析了当时法国农村的生活状况、社会状态以及习俗法律。〔14〕

由于在官方的各类档案中鲜有村庄的影子，而在民间可能留下的各种书写文化中极少会涉及两性关系或身体暴力这类敏感问题，所以，对于底层社会的研究尤其是身体政治这样敏感主题的研究来说，审判档案是最珍贵的资料来源。尽管中国不存在西方近代社会那样的宗教审判档案，但每当村庄有重大案子发生时，总会有专门的工作组进驻村庄，并因此会留下详细的审讯笔录或调查材料。这些资料是为最后的审判或惩罚而准备的，因此，它们本身带着浓厚的权力色彩。调查者从当事人或旁证者那里所获知的材料的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是要受到权力关系的影响的。然而，只要调查有相当的范围、深度和时间跨度，这类性质的材料仍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因为，这种材料固然不可能完全与“事实”相合，但也不可能被编织成一个逻辑圆满的“谎言”，〔15〕而是在铺展开一些基本事实时充满了种种缝隙、空白或矛盾。我们的叙事和研究正是在这些缝隙、空白或矛盾之处展开的，也正是在这些地方，村庄日常生活的帷幔被某种程度上掀开了，权力关系开始展现出来，我们也因此可以尝试去触摸那些“无名者的生活”。〔16〕

本书所涉及的这几个案件，其原始材料现在分别收藏于平县人民法院档案室刑事犯罪类案卷、平县档案馆干部惩诫档案类案卷以及平县档案馆县政府档案类案卷之中。所有的口述录音资料，现在保存在清华大学中国乡村研究所。

注释

〔1〕　应星．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载杨念群等编：《新史学》（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89-705页；魏沂．中国新德治论析——改革前中国道德化政治的历史反思，载《战略与管理》，2001（2），25-38页。也可见本书附录一和附录二。

〔2〕　按照惯例，本书田野调查所涉及的人名和地名均作了技术处理。

〔3〕　Baken B. The Exemplary Society: Human Improvement, Social Control, and the Dangers of Modernity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　Apter D, Saich T.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Madsen R..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5〕　为了与普通村民的身体案件作对比，我们在本书中还专门研究了一个出身于柳坪村的乡干部的身体案件。本书是在广义上使用“案件”一词的，也即除了司法意义上的案件之外，还包括由党委纪律检查部门和信访部门处理的案件。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类案件从理论上本应作出严格地区分，前者是法律治理的范围。后者是行政治理的范围；但有鉴于中国法律理性的自主性在集体化时期基本上没有得到发育，刑罚与纪律处分、批斗会、工作组等非刑罚手段混合在一起构成中国社会的惩罚机制，因此，我们在书中就未将这两类案件区别开来研究。

〔6〕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2001。

〔7〕　Gluckman M. Analysis of a Social Situation in Modern Zulu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Epstein A. The Case Method in the Field of Law. In: Epstein A. ed. The Craf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7. Velsen V. The Extanded Case Method and Situational Analysis. In: Epstein A., ed. The Craf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7, 29-53.

〔8〕　Burawoy M.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 1998, 16 （1）: 16-22.

〔9〕　《大河》一书也采用了这种研究策略。

〔10〕　朱晓阳．“延伸个案”与一个农民社区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4（2），27-54页。

〔11〕　［美］刘新．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个关键研究个案的批判性评论，载《清华社会学评论》，2003（3），308-342页。

〔12〕　［法］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3〕　Ginzburg C.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 Century Miller.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　［美］戴维斯．马丹·盖赫返乡记，江政宽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美］戴维斯．档案中的虚构．杨逸鸿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1。

〔15〕　也许某个被精心炮制出来的冤假错案是可能编织出完全虚假然而逻辑一致的调查材料。但本书所研究的案例并不是一般所说的冤假错案，而是事出有因、查有实据的案例，而且，都是发生在村庄层面的小人物的案例，因此，可以排除材料全系编造的可能。

〔16〕　［法］福柯．无名者的生活，李猛译，国外社会学，2001（4），20页，56-65页。

第一章

1951年：“宗派斗争”的激流

1951年，当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整个华夏大地展开它轰轰烈烈的历史的时候，中国西南地区平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柳坪村也开始进入了绵长的多事之秋。

平县位于长江上游、重庆市以东359公里处，幅员广阔，连山带江，道兼水陆，县城临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长江由西向境内航段长达68公里，南、北各两条可行船的支流，水系密集深切。县境为盆中丘陵向盆边山地的过渡地带，山体构造复杂，岭壑纵横，海拔高低悬殊达1714米，其土地构成特点可谓“七山一水两分田”。

平县历史悠久，人口密集。明末的战乱曾造成平县人口锐减。但自清代康、雍、乾时期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移民迁来平县后，平县的人口又迅速膨胀起来，到1950年已经达到了66万人。人多地少的矛盾在清中后期越来越突出。平县是一个传统农业区，工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的水平都很低，农民的生活一直相当贫困。柳坪村主产玉米、红苕、高粱、马铃薯、小麦和水稻。

柳坪村位于平县县城西北50公里处，属中低山丘陵。村落由许多分散的坝或山间平地等小聚落组成。村落的中心区域位于从明同坝到曹家冲、杨柳湾一带。以北，是山高坡陡、人稀物穷的牛家沟；以东紧靠长江的一条支流——梅溪河，俗称大河，与白杨村隔河相望；以南是地势较为平坦的明月坝，与山阳村相接，村民到河对岸的山阳场镇及去县城都得经过设在山阳村的渡口；以西是一个名为走牛梁的山梁。曹家冲是全村的政治中心，也是赵姓人的聚居地；明同坝和明月坝是全村土地肥沃、富户集中的自然村，主要是李姓人的聚居地；全村另一大姓严姓则散居在明同坝以北的广阔地带。在历史上，明同坝以北（含明同坝）被称为“上保”；以南被称为“下保”。（具体参见下图）全村山梁高度从100米到600米不等。在曹家冲的山梁上有一个寺庙，名为山神公，是村民拜土地神的地方，也是全村聚居议事的处所，后来成为村里儿童接受发蒙教育的学校。

柳坪村示意图

柳坪村在民国时期被称为平县驯鹿乡第八保。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不久，废保建村。第八保因多杨柳树，故被命名为柳坪村。

由于长江上游的宗族大多是清代以后重建的，因此宗族的规模和影响相对都比较小，家庭结构也偏小。〔1〕柳坪的情况正是如此。保里三大姓——严姓、赵姓和李姓均系清代移民的后裔。严姓系湖北大冶移民，康熙年间迁来；赵姓系江西移民，清1733年迁来平县，又过了若干年迁来柳坪；李姓也是清代从外省迁来的。因为现在的村落是清初才形成的，所以，宗族势力很弱，各姓均没有建宗祠，也没有族田。村里的宗族矛盾并不突出。

学者们在关中、华北的研究发现，当地的土地租佃率非常低，〔2〕而即使是租佃率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和华南，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也不是发生在地主和佃农之间。〔3〕那么，长江上游地区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初，清政府为了在这一地区招徕垦荒，一度放弃维护“原主产权”的政策，从而使地权分散，许多农民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加上人口不断膨胀，耕地不足而析产分居，这就使小农经济成为这一区域的主体，阶级分化也不明显。

从驯鹿乡第八保（柳坪）来说，全保到1950年时共有260户，1330人，田产白米3878石，地产白米1942石，每户平均5.1人，人均占有出产4.334石米的田地。保里土地分配并不悬殊，最大的地主、有“严土地”之称的严太元收租也不过三十多石米。地主、富农人均占有的土地产量仅是贫农、中农人均占有土地产量的3.76倍。〔4〕显然，土地占有比较平均的情况使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并不严重。

而且，许多村民在访谈中都说，许多富户人家受过不少教育，为人比较讲究“天良”。例如，严太元就因此有“严菩萨”的绰号。

中国的“良心”概念之所以也被称作“天良”，是因为“良心”、“良知”不仅是道德之知，而且也是天赋之知。如孟子所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5〕但这种天赋并非人皆有之。所谓良心或良知首先是士绅阶层成就圣贤人格的体现。孔子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6〕“天良”不仅使严太元这样的传统读书人自身以圣贤人格为追求，而且也塑造了一个和睦有序的社会氛围。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国家的礼治秩序正是通过乡村精英阶层的修身而在普通农家那里发挥示范作用，从而在村落范围内形成了某种意义上以个人关系和社会责任为基础的道义共同体。〔7〕当然，农民的道德良心与乡绅的道德良心并不完全是同源的。按照斯科特的说法，农民的生存伦理植根于保证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在生存根基薄弱的情况下，安全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需要。因此，他们会尽可能地回避各种风险和冲突，以防止任何“使人陷入灭顶之灾的细浪”〔8〕。但无论是从乡绅的追寻先贤来说，还是从农民的回避冲突来说，都表明村庄内部矛盾并不突出，暴力冲突更是罕见。〔9〕

然而，我们在做土改口述史研究时却发现，就在柳坪这个宗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不突出的村庄里，1951年初却着实上演了一场异常激烈、致人死地的“宗派斗争”。这场斗争的风浪是如何突然产生的呢？

第八保解放前的最后一任保长是赵伯举，赵伯举为人较为本朴，不善言辞，而且当保长的时间也很短。保里在解放前政治上更活跃的人物是前任保长孙玉林。

孙玉林是下保人，而且是保里的小姓。他在外乡虽然也有一小块土地，但他在本保的土地却是向保里的富户李焕景租佃的。尽管孙玉林又把地租给其他村民去耕种，但他毕竟只是个“二地主”，在经济上是没有多少地位的。小姓，无地，却又爱抛头露面、吆三喝四，这就使孙玉林成了保里富户们推出的理想保甲人选。

按现在通行的看法，保长一般并非地方上的实权人物，他们往往只是地方豪强的代表，作为地方士绅与国家权力间的缓冲人物。〔10〕不过，处在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夹缝中，既可能是两面受气，也可能是左右逢源——其中的差别则要看保长的周旋能力。尤其是随着20世纪国家政权不断向下延伸，赢利型经纪模式替代了村庄原有的保护型经纪模式，有更多的土豪、无赖窃取了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他们充任公职常常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11〕保长虽然没有多少正式的薪俸，但通过征粮款、拉壮丁等关节上的运作，产生许多私下捞取油水的机会。何况，当保长还可能有经济之外的好处，比如说对那些好色之徒而言，这个职位就能为他们欺男霸女提供一些方便。

在第八保前后几任保长中，孙玉林这个保长算是当得最为滋润的，可谓是财色双收。后来他又被乡里选中，当上了驯鹿乡乡队副（相当于今天的乡武装部长）。乡队副这个职务要干的一件主要差事是负责在全乡抓壮丁，这使孙玉林势必要得罪许多人。但孙玉林在这件事上并非平均使力。第八保的上保与下保之间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上保历来是全保的政治中心，而下保则因其平坝较多、地势有利而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孙玉林本来是上保地主李焕景的佃户，但他本人却是下保人，而且因为李焕景的家境一天天在败落，所以，孙玉林就渐渐不把李焕景和上保放在眼里，在征粮、征兵上都比较偏袒下保，而对上保则步步紧逼。由于孙玉林在乡里颇得乡长的赏识，李焕景虽然心里恼火，但一时对他也没有办法。

1949年12月16日，共产党接管了县政权。1950年，共产党对民国时期全县36个乡镇及其基层乡村的保甲建制暂时都没有变动，只是将县与乡镇之间职权较虚的3个指导区改建为具有实权的5个区，新政权的政策主要依靠区公所来贯彻和推动。驯鹿乡所属的区为山阳区，区公所驻地在山阳场镇上。

共产党在山阳建立起区公所后，原驯鹿乡乡长立即作为地下党认定的恶霸地主被抓了起来。乡队副孙玉林本不算什么地主，他本人也并无太大恶绩，只是喜欢在本保干些男女苟合的勾当或强占民女之事，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将他作为立即镇压的对象。因而，1950年12月新上任的驯鹿乡长兼乡农会主任李西明提出留任孙玉林为乡队副时，区公所没有表示异议。李西明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第八保下保的一个贫农。为什么区公所同意李西明来当乡长兼乡农会主任呢？因为那时山阳区的共产党员还极少，农民又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在地主出身的人被逐出乡政权后，那些出身贫苦、能说会道、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的人就被推出来暂时填补这个职位的空当。李西明出身贫穷，但富有口才，是地方帮会组织的头目（位居“汉流大爷”），因而被区公所确定为驯鹿乡新旧乡政权交接的过渡人物。第八保中农出身的乡村医生严本立也因为这种原因被选为保农会的第一任主任。

国民党乡长的倒台让孙玉林心里有些慌张。尽管他得以留任，但他已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他必须想办法控制局面，继续保持他在乡里和保里的政治影响，至少是免遭打击。孙玉林与新乡长李西明同为明月坝人，平素关系不错，这是他谋求自保的一个有利条件。这时发生的陈邦友事件表明了孙玉林的政治影响依然存在。当时任保农会武装队长的王保卓是这样回忆前后经过的：

“刚解放的时候，保长是赵伯举。赵伯举当保长当了几天，一个月后就变成了农会，现在农会主任还在呢，就是严本立。他是开会时被选出来的。我（当农会主任）在他之后。他当农会主任，我就当民兵队长……。这是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为什么过后他们就垮台了呢？就是村里头闹宗派，闹宗派是哪个回事呢？你听我讲给你听。”

“这个人叫陈邦友，陈邦友是个复员退伍军人。那个时候我们村里头有个恶霸，叫做孙玉林。下头（指下保）还有个李西明。他们几个人，就与李焕景等几个人一扯（即相互关系比较紧张）。扯起过后呢，李西明那时候是驯鹿乡的农会主任，他与孙玉林他们几个人关系比较好。你记不记得向道富那个媳妇？向道富的儿死了，死了嘛就有个寡妇，人家就要介绍给陈邦友，就是复员退伍军人嘛，就要安置来跟她结婚，安置在走牛梁。他们就不同意安排，不同意安排，这就搞扯（闹矛盾）起来了。农民呢，就拥护这个复员退伍军人。过后就没有闹赢，这个人走了，不晓得安置到哪儿去了。就这个一扯起过后唉，李焕景呢，就是孙玉林的老板，就是（因为）这个一扯起的。李焕景就到区政府里去告孙玉林。几告几不告，结果把孙玉林也抓去关起来，把李焕景也抓去关起来。双方都被关起来了。他们回来就被选掉了。”〔12〕

从这段话可以大致看出来，王保卓所说的“宗派斗争”实际上包含了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紧张关系：乡队副孙玉林与地主李焕景的紧张；下保与上保的紧张（王保卓话里只提到了“下头”，即明月坝，而没有提：“上头”。实际上，对陈邦友安置落户给予最大支持的，并非王保卓所用的一个含糊的指代——“农民”，而是与下保相对的上保）；孙玉林等旧政权人物与新政权新人物的紧张。

前两种紧张是过去时代留下来的。第一种紧张反映了旧时代地主士绅与其政治代理人在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可能存在的裂隙。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简单地认为保长是地主利益的代言人，而没有看到这两类人之间既合又分的复杂关系。尤其是随着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不断的内卷化，日益官制化的乡村政权越来越依赖正规化、官治化的行政机构，越来越脱离乡村自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不仅造成了杜赞奇所说的乡绅“退位”〔13〕，即越来越逃离村中公职，而且，还造成了乡绅逐渐的失去其控制力，即他们已越来越没有力量在幕后操纵村政了。

第二种紧张反映了旧时代中因为自然地理、人口历史、宗族等因素造成的村内宗派争斗。在柳坪村，我们可以看到纯粹由宗姓引发的矛盾并不突出，而地理分割和历史渊源造成的上保与下保之间的紧张倒是比较突出。下保占据了大量良田，而上保则是全保的政治中心所在。上下保的紧张在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分治中倒也可能达到某种平衡。但孙玉林作为下保人出任乡公所要职，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平衡，不免引起上保人的不满和焦虑。

而第三种紧张反映的是旧时代的政治人物对新政权和新人物的抵触情绪。显然，孙玉林完全没有看清形势，心里对国民党政权的卷土重来还抱有幻想。

在这三种紧张关系中，只有第二种紧张属于宗派斗争。但这三种紧张关系在是否同意陈邦友来保里“倒插门”落户一事上纠缠在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事件中最惹人注意的竟是孙玉林的老板——李焕景。他并没有意识到新政权对地主的打击方向，而只是瞄到了新政权铲除旧政治势力的苗头。他因此期望利用新政权来消除他的心头之恨。

李焕景的这个期望倒是很快就实现了，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把他自己也套进去了，落下了“地主不老实”的把柄。

村里1950年后的一个重要政治人物梁少德的回忆证实了王保卓的说法：

“他（李焕景）本来就是想整孙玉林，孙玉林原来是他的客户，孙玉林当保长，但是，政治权力比他老板的政治权力要大，……他（李焕景）就经常跑到区公所，向区长说某某人的（问题）。当然那个上面派来的干部，他分析能力、知识各方面要那个（高）一些，有些事情过后还是要挖根子，就挖啊，就把他各人（自己）套起哎，孙玉林刹角（结果）也是被弄去了的。”

王保卓在话中有“几告几不告”一说，表明陈邦友事件只是村里这场复杂的“宗派斗争”的序曲。王保卓接着在口述中作了补充介绍：

“他们一扯皮（闹矛盾），刹角（结果）就把他们抓去关起来了。这关又是怎么回事嘛？就是民主建政选村长的时候，就在学校里，村里开会就在学校里。他们一联合起来，过后嘛，就来选嘛，他们就主张选孙玉林他们一伙人。但是一选嘛，就没有搞成器（成功），结果就把孙玉林弄倒山阳去了。过后呀，我是民兵队长，他们要去把他弄到山阳去关起来，就要我这个民兵去送。这一送啊，牟之叶他就把我反咬一口。他们就把牟之叶一起捆起来。送到区里面，过后啊，区里就问牟之叶：‘是哪个把你捆起来的？’牟之叶就说‘是他’（指王保卓）。（区里说）‘如果真是他的话，那把他也捆起来要不要得啊？’老实（感叹语），他（指牟之叶）就跑到街上买了一把绳子，把我捆起来。区里面的领导就（对牟）说‘你知法犯法。他（王保卓）把你捆起来是捆错了，你就倒把他来捆起？’（于是）就没有捆成，就把我留在（区公所）那儿。”

“这一留在那儿，那时候孙雨恒，到如今我都还记得，孙雨恒就是孙玉林的一个隔房的弟弟，自己人。他也在区公所，他知道这些内情。那时候就是王子云，王子云是审判官，区头的审判官。他的权科利也大，该关该罚的的，他一句话。晚上他就把我喊去问话，村里头是哪个去哪个来的（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详细情况跟他介绍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把我放回来了。第二天一早，那时候的，像现在的，区大队（武装）就派人来把孙玉林捉起来了，后来枪毙了的。”

“这是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把他枪毙了过后，领导啊，各方面就晓得我这个人忠诚，老实，能够主张正义，刹角就选我当村长。”

王保卓所讲述的是在1951年3月废保建村期间村里发生的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但在他的记忆中，捆孙玉林、捆牟之叶，还有捆王保卓，这一系列的事情被煮成了一锅粥，前后的逻辑比较混乱。另外，他的这个讲述还有几个说不清楚的地方：牟之叶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村里开会的时候，是他站出来与孙玉林争斗？对孙玉林从抓到审最后到毙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

在抗战时期当过第八保保长，在1950年前任驯鹿乡乡民代表的赵云龙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问：那时候的牟之叶你还记不记得起啊？）牟之叶，牟之叶怎么会记不起呢？……牟之叶带起罗立品他们抓孙玉林的时候，他们贫下中农起来去反的，是牟之叶他们检举的。（问：听说我们这个村那时还发生了宗派斗争？）宗派斗争就是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啷个点经（怎么回事）呢？就有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这个坝子有一个孙玉林——我们原来属于驯鹿——当过乡队副，由原来的保长提升去当乡队副。牟之叶原来是一个甲长，他起初与孙玉林关系好，他们是干老舅，（但）他俩后来一下搞不拢（关系不好）。当保长，当甲长，为点言语冲（突）了，刹角（结果）就搞了宗派斗争。（问：他们为什么搞不拢？）本来那个时候说是宗派斗争，实际上是个小小（事），哪里（会）为好大么子（什么）事？拉个小小集团。一个保里面（很不屑的口气），几个人这个扯那个扯。他（牟之叶）是检举，孙玉林等于是个恶霸，这个人去检举他的材料，就是这点经（这么回事）。”

“孙玉林是镇压了的。（村里旁听者补充：他主要是民愤有点大。）孙玉林也没有干过什么，当个乡队副。他那个人嘛，平时做事，对地方，有点这个。（村里旁听者补充说：他那个时候主要是作风不正），他就是一点点这个——其实在这里说句老实话，就是作风上，地方上有些埋怨他，就是这点经。孙玉林就串一部分人，他怕解放了吃亏，简单的说，他就怕检举，他想找人来保护他。牟之叶，（还有）原来和他有过节的罗立品，以他们两个为主来检举他，是他们两个找贫下中农来检举孙玉林。孙玉林刹角（结果）就被抓起，被镇压。”

赵云龙的讲述带出了村里这场“宗派斗争”中所包含的第四种紧张关系：孙玉林与牟之叶、罗立品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孙玉林与牟之叶都是下保人，又有亲戚关系，还曾是上下级（保长与甲长）关系，两人又都有些泼皮无赖的习性。所以，他们原本关系走得很近，以致于许多村民在回忆中将他们两人都混成一伙人了。孙玉林到底为什么与牟之叶发生冲突呢？孙玉林与罗立品的私怨又是怎样结下的呢？赵云龙没有细讲，或者他有些不屑于讲，但我们在梁少德和另一个村民向天权那里找到了答案：

“牟之叶要说也是个穷光蛋，但是这个人啊，他是胆子大，那就是不怕你么事。但是他也不识文化。过去，解放前他们都是——本来牟之叶原来跟孙玉林是比较好的，孙玉林当保长，牟之叶当甲长，是上下级关系。最后他就说孙玉林乱搞。就说牛鞍山有个女人，但是孙玉林也在那儿走啊，牟之叶也在那儿走，就是他俩个就在这个高头（上面）患了隔塞（闹矛盾），结果孙玉林就把他的甲长搞掉了。过后，牟之叶就要整孙玉林——你又当过保长，又当过乡队副，你还有点田地，写的（出租给）别个的，说他是地主——他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成分定的是地主啊。”

“牟之叶跟孙玉林两个，孙玉林原来有些恶（逞强），他们俩你也想把我弄倒，我也想把你弄到……罗立品斗孙玉林，（是因为孙）把他女儿糟蹋了。以前不敢说，解放后才起来，等于是要诉苦嘛，他还（在区长面前）跪倒不起来，（要）区大队嘛，说要把这个人镇压，他才起来。”

至此我们才弄明白，孙玉林与牟之叶、罗立品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自身体上的怨恨。不过，这种怨恨的根源在牟之叶和罗立品那里却有些不同——牟之叶是为女人与孙玉林争风吃醋，结果被孙玉林弄掉了他的甲长职位；而罗立品则是为女儿被糟蹋而雪耻。

保里的这场“宗派斗争”，其实质可以用当时的一个武装队员严和烈的说法，是围绕孙玉林展开的保孙派与反孙派之争。保农会在山神公庙开会筹备废保建村时，反孙派与保孙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有戏剧性场面的是，牟之叶正在控诉孙玉林的好色之罪时，一个妇女愤而出手。且听严和烈的讲述：

“开着开着就打起来了，就打他们那边的人。保孙的就是下半截的（指下保）占大多数嘛，他们脚下那一半截就想保孙玉林。恨孙玉林的有牟之叶。我们这儿的江国秀是女的，她们（就）甩了牟之叶的耳巴子（耳光）的嘛……牟之叶说他（孙玉林）奸淫霸道啊，好一点的妇女，他就看得，就不放过……江国秀这些妇女就去打他的耳巴子嘛，说他不该说嘛，说孙玉林这个人是个好人嘛……就是这个闹成宗派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叫江国秀的妇女起来打的不是被控诉者孙玉林的耳光，竟是控诉者牟之叶的耳光。不知她当时除了为下保人孙玉林申辩之外，是不是还在想：“你牟之叶又算是个什么货色呢？”

主持会议的农会主任严本立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另一个武装队员黄光福回忆说：

“严本立是个本分人，他当农协主席嘛，就是只能够顶盘（放在台面），那出主意，打前呀，他不得行。各个（大家）相信他，这个人牢靠，是不是哈，是这样个意思。这样一来啊，他们（指孙玉林等）来篡权呀，这样做呢……罗立品他们这些人呢，……就说不要地主富农参加农协会。好，……格老子他们几个掌权的，就是幕后指挥，就是赵云龙他们嘛，（就）喊把他们抓起来，把牟之叶他们抓起来。过后，就喊往区里面送。我那时啊，……还不明真相，那时候，就一送送到山阳区。那一送去过后，李区长，他又不说么子（什么），就把你送的几个武装哈，人的面貌他都看得到嘛，那地主还是个地主相，……我们这些下力的，他把我们的手板摸一下，（说）‘你们各转去转去（回去），而且呢，捆紧一点，好生捆起来，把这些地主富农，反革命恶霸好生捆紧一点’。好，那个王保卓啊，他是个武装队长。他（李区长）说是哪个叫捆的？（有人）说是武装队长捆的。他说‘你们去买点索索（绳子）来，把他也捆起。’……那时候，街上卖的棕索（棕绳）又多噻，就买了，把他捆起——那都是李区长下的令。他（李区长）就把他（王保卓）一捆起啊。后头（就）开来一个大队，解放军的人，机枪哦，那都天个黑了，在山阳过河就黑了。过河后就把孙玉林，他是个恶霸，他们篡权，就把他一捉到就一捆起，捆到去那一下就没转来了（回来）哎。”

黄光福的讲述与王保卓的讲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反复比照几个人的讲述，我们大致看到这场斗争可分为以下三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是在山神公庙的大会上，尽管孙玉林本人没有出席，但保孙派占了上风，并率先使用了强力，将攻击孙的牟之叶和罗立品等人捆起来送往区里。

第二个回合是在区公所里，李区长决定支持反孙派，而反孙派随即将执行捆牟之叶任务的王保卓反捆了起来（至于李区长到底是批评还是指挥了牟之叶捆王保卓的行为，说法不一）。

第三个回合，区公所第二天晚上决定派兵突袭曹家冲，捉拿孙玉林，保孙派彻底告败。

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激战中，孙玉林与牟之叶、罗立品的立场当然是很鲜明的。比较有意思的是另外两个人物的表现。

一个是当时任武装队长的王保卓。王保卓尽管是贫农出身，但不太爱干农活，喜欢事事参与。1948年他在地主严太元家帮工时，勾引了严太元的女儿。被严家发觉后，王保卓仓皇躲到外地。直到1949年12月解放军要进县城时，他才重返家乡。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十分积极地投入到对昔日地主老板的斗争中，很快当上了农会的武装队长。不过，他与孙玉林之间并没有私怨，而在那天去区公所以前，他似乎与贫农出身的罗立品等人也没有什么阶级认同。他在农会开会时的态度是顺势而为：看到保孙派在气势上占了上风，就毫不犹豫地执行了捆牟之叶、罗立品的命令，当了一回孙玉林的武装队长。但他不曾想到自己捆错了，反而引火烧身。不过，他的灵巧表现在他能够就势听命。尽管他一时遭到了牟之叶的报复，但他的忍辱反给他赢得了“忠诚，老实，能够支持正义”（区长语）的赞誉。正是他在区公所的表现，为他获得了上级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另一个人物是赵云龙。许多村民告诉我赵云龙的家境明显比孙玉林好，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所任的职务也与孙玉林差不多。但赵云龙有两点与孙玉林不同：第一，他任保长或乡民代表时，虽然也爱在经济上占些小便宜，但没有人反映他有男女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在身体上没有私怨；第二，他对新政权的反应显得十分灵活。孙玉林是公开地拉帮结派、放出狠话要压制准备整治他的人；而赵云龙与他虽然有些暗通心曲，却并不公开与谁作对，见谁都是满脸笑容。他的老婆更会做人。他们一家恰好住在区公所所在的赵家大院里。新政权的工作组来人，多住在这个大院。赵云龙的老婆伺候工作组同志的生活十分小心周到。保农会成立后，他老婆还杀鸡宰鸭，专门宴请农会的委员们。更有意思的是，赵云龙在区公所派兵来抓孙玉林那天时的表现。他本人对几乎是决定他命运的那个晚上的细节至今还记忆犹新：

“他们来抓孙玉林的那个晚上，我们还在那个屋里住。头天农协会白天开会，他们检举了，九九团才成立，那时候叫区大队。区大队那晚上（由）牟之叶带了一班人，明晃晃的（带着）枪、灯笼、火把来捉人，他以为孙玉林在我们院子里住。我们院子有个严太珍当过保队副，也有点民愤。他们把严太珍也抓到区大队去了，第二天就把他放出来了。就是那晚歇，他们来抓，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事，他们来一串串人，从我们后门到的屋，黑区妈黑（非常黑），喊开门开门。我就在屋里。老实我就把门开开。区大队拖起一班人，我把门开了出来，那，屋里挤满了。区大队全副武装，问‘孙玉林在这个屋没得？’我也不晓得为么子事，我就从后门一飙，飙到对门那个凉台，就躲起。那里躲得住人。严太珍一出来，他们就把他捆起来。他们打起火把，往明同坝方向走。我就在凉台喊。我说：‘你们脚下是哪一个同志？’——我不喊他们找不到我——‘你们有解放军在一路没有？’九九团那个挎枪的，那个班长吧，他说：‘有啊，你是么子（什么）人啊，哪一个？’我说：‘我是赵云龙。’他说：‘你是赵云龙？’我说：‘有解放军，就请你等一下，我下来向你们报告一个事，交代一个事情。我说我是赵保长’。‘我当过保长。’他说：‘那你来嘛。’我说：‘哪个是解放军同志？我也认不到。我不是别样，我就是来特地报告的。你们到我们那个屋子里，我不知道发生么子事，怕是这个，我就跑出来躲。我看你们下去，好象有解放军同志在说话。我说我下来交代的，我当过保长的，我报告一下。’他也没说什么。牟之叶拖起几十人来检举（孙）。他们说：‘我们没得哪个理你的啊。’牟之叶说：‘没得你的事，你就这个嘛。’我说：‘我又不是来参加你们的——我是当过保长的，是旧职人员，我要来向解放军交代。’他说：‘那要得嘛，你走嘛’。（他们）把严太珍捆起，我又没套，又没捆。他说：‘那你跟我们走’。我们就从明同坝去。严太珍他们是套起的。牟之叶和罗立品整严太珍和孙玉林，把胡子一根根抓着打。我就跟他们一路走，走到山阳坝去了。”

我记得嘛，走到山阳坝那个河坝那里打渡，那个解放军同志就问我：‘你街上有没有熟人？’孙玉林和严太珍从那边抓去的，就被弄到区公所，关到院子里头，把大门一打开，那里面本来住的有九九团，就把孙玉林、严太珍关在里面。那个解放军同志对我说：‘你坐嘛。’在那个渡船他就问我：‘你街上有没有熟人？’我说：‘我（山阳）街上熟人多，啷个没得？郑环训就在农协会，马上腾一个铺没问题。’我就过去喊，我说：‘郑环训，你还没睡着？’他说：‘睡了。’我说：‘我到解放军那里去下，解放军叫你到区大队那边去保一下。’解放军说：‘你有熟人，就叫熟人来保一下，你明天白天来交代。’老实（感叹语），郑环训就跑过去，他说：‘这个人我保了’，我就跟他走了。第二天把早饭吃了，多暗（很晚）才过去。”

“那个时候王登民就在区公所当审判官，那时候捉的恶霸啊，他有宰杀大权呢。（问：是不是区公所搞审判的？）是，审判官就是解放军主持的……他当审判官呢，他有宰杀大权呢……该管该杀，他一句话。捉的么子，就由他，有宰杀的，批了就是，他拿到县里，打转来，批了就——还是要拿出县里去（批），歇一晚就开公审大会，他有宰杀大权呢。”

“郑环训把我保了，第二天我就各人（自己）写交代，就在郑环训那里写，写得很暗（很晚）。我去交交代书的时候，王登民还在那里，我就去找李区长，他说：‘你把这个交代拿去跟农协会讲。’我就把交代书拿去，我说我是某某人，当过保长的，后来当（乡民）代表，我说有什么对不起群众的地方向区里交代。他说：‘你各转去，跟着农协会开会，你还是跟着那些社员、那些群众——那时候不兴喊社员——一路走，原来你是个旧职人员，背着个保长皮皮，现在就要把这个皮皮甩掉，重新做人，跟着群众一起走。’他说：‘你转去好好的，不会整你，对你没有歪心，你自己安安心心在屋里审查，你莫怕。’我第二天就回来了，也没有什么，就写了交代书。写的些什么？我写的是从我的历史以来当保长当代表的一些工作，一五一十，一五一十。”

“（那时）严太珍他还没有铺盖，我去张罗给他递一床铺盖，那时门关了。那个时候解放军确实好，我就把那个门一撇。他说：‘是哪个？’我说：‘是我赵云龙。’他说：‘你做么子？’我说：‘有个严太珍关在你们这里他还没有铺盖，我递一床铺盖给他。’我就把铺盖给他，就出来，在郑环训那里歇的。（如）不是的话，严太珍还要冷一下呢，那个时候冷啊。那个时候还有人站岗。（问：严太珍当过什么职务？）当过保队副，抓壮丁结下的怨，那时候哪个愿意去当兵啊？那硬是强行去捉，就这样结下的怨，严太珍后来交代了就回来，也没有怎么（处理）他，他还不属于打击对象，没有受到什么打击，就是孙玉林一个人没有走脱。”

在赵云龙这段讲述中，我们可以充分地见识到他的乖巧（自己积极主动地扮演了一个漫画的丑角）、他的圆润（其效果类如解放军看到牟之叶打严太珍时不说打得也不说打不得）和他做人的周到（给严太珍送被子）。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讲到区公所当时负责镇反工作的王登明（王保卓误记为王子云）时，连续三次重复了“他有宰杀大权呢”一语，表露出那种宰杀的架势在他内心所引起的深深的恐惧。他一席话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说王登明“该管该杀，他一句话”。也许正是这种恐惧使赵云龙采取了委曲求全、争取主动的策略。他已经隐隐感觉到采取主动认罪的姿态要远比正面对抗或隐瞒历史更能赢得安全。

“（问：那时候交代书写的什么东西？你主动写的吗？）是自己主动交代嘛，我自己写的。因为这样的，你是过去的旧职，哪怕只是保长，那也是旧职人员，那么现在你就不应该隐隐瞒瞒，不要说你没当过么子（什么），当过了你说没当，那啷个得（怎么）行？事实不可能。你还是脱不了，有些人还是要怨你，要来检举你。我做过什么事情，就承认，没做什么事情我就不得说。莫非没有事情我还找事情？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就坦坦诚诚地一五一十写出来，上级才有分寸，才了解，他还去查嘛。再一个还有群众检举，看有么子人检举你嘛，对不对得上号嘛。我其实还没有哪个人来检举，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人，就是最后（一任）的保长赵伯举也没受打击。”

老实本分的赵伯举虽然没有受到孙玉林那样的打击，但后来作为地主兼保长的他也受尽了折磨。而赵云龙本来是旧式乡村精英的一个典型代表：当过保长、乡队副和乡民代表，是国民党党员和忠恕道道徒。他因其历史原因在1949年后被公安机关列进了“非五方面敌人”〔14〕名单中，但他不仅在土改划成分时最后只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尽管在土改评议过程中他一直是被群众评为“地主”的），而且在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冲击都不大（仅在“文革”时期作为“漏网地主”而被批斗过一段时间）。他的妹妹先与新式精英的代表性人物——杨柳村第一届农会委员、后来担任过从杨柳村分出去的走牛村村长的周少海结了婚。后来他又与周少海亲上加亲，结成了儿女亲家。他的那个女媳继其父周少海之后，更上一层楼，长期任乡镇一级的干部。土改时柳坪村所划的25户地主、富农以及其他“非五方面”的敌人历经几十年政治风雨的洗刷和折磨，如今多已死亡，只有他这个所谓的“小土地出租者”一直在婚姻所编织的庇护网下安养天年。有些村民说他是命好，更多的人则说是他为人“奸（猾）”的缘故。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性格去看他的命运，还可以从他的讲述中体味到更多的东西。

关于孙玉林那晚的情况，黄光福有不同的说法：

“赵云龙呢，他就奸一些，就鬼一些。孙玉林就来得硬。好，这一捆起去呢，第二天，那一晚上就没捉到（孙玉林）噻……当时那晚没有捉到，来他三十几个解放军，打起火把，把他亲戚都在屋里圈起都没捉到。等几天，孙玉林想一伙（一阵）没办法，硬不过，就自愿去（投案）了，去了就一关，在云阳关了两个月，就把他弄到养鹿去打（枪毙）了的嘛。”

当时的武装队员孙定如也有类似的说法：

“牟之叶那个人是个整人的人，他们（与孙玉林）是一伙嘛。牟之叶后来又搞反了手（闹矛盾），又跟他们来整孙玉林。捉他的是牟之叶、周少兵、罗立品，带起解放军，机枪背起。喊了我的，我就没去噻。孙玉林跑了，第二天早上才到区里面投降嘛。李区长他们就把他拷起来了。”

就算是孙玉林真的不是被当晚抓获的，而是过后自己去投案的。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山神公闹会事件的发生似乎又是稍早了些。如果孙玉林是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被抓起来的，他也许还很可能因为镇反政策的调整而保住一条性命。（据严和烈讲，孙玉林是驯鹿乡第二批被镇压的；而准备镇压的第三批人，让农民过河参加公审大会的浮桥都搭起来了，就因为西藏的和平解放而保住了性命。）而现在，无论是太晚了，还是太早了，马上等着他的，是用他的身体为“平民愤”、树权威而隆重开祭。当时的区委书记李省三给我们讲起了当时的经过：

“王登明，他是转业军人，镇反的时候，他就成立一个法庭，他就主要搞这个法庭，负责那个工作。他不是县里来的，他是区公所成立以后区里的干部，他怎么来的我就记不大清楚，他是一个助理员，才调他去的，搞审判这些。上面没有（过）好久就撤了，把权收回去了。上面通知了收权，镇压的权收回去，县里没权了，（镇反工作）也差不多了，这项工作（就）掌握得比较严了。（而那时），要开始土改了，有些（镇反）送到县里，有些没送，就抓到区里，就报上去批，批下来以后，就开公审大会。那是掌握些证据才抓他的，你反正是有把握，只是怎么处理的问题，枪毙嘛，判刑嘛。孙玉林枪毙了的。台子是在（驯鹿乡）大河坝搭的台子，很大，把他弄上去，滚下来了。枪毙的时候，区里面没派解放军去了，就是王登明去的，我们乡长姚庆贞嘛，是农会主任，主持的。好多人啊，那热闹得很。我们（处）在白龙县平县交界，民兵去把住四面八方，枪也是架起的。”

时任驯鹿乡副乡长的李家学对开会的场景谈得更具体：

“（那天有）几万人参加，那热闹，敲锣打鼓的，在河坝里。当时还是由解放军，去了一个团，山阳区中队，去的一个排，法庭去的宣判员就是王登明，搞审判的，等于要上主席团，（再有）就是姚庆贞嘛，再就是些贫苦人……四面八方机枪都架起。就培养两个最穷的人，受了他的苦的，就斗，还不准打他。最后，审判长就问他这些罪恶是真的假的，最后就宣布他的罪状，结果大会就散了。”

而在公审大会上批斗孙玉林的正是曾在山神公庙大会上希里糊涂地充当过他的武装队长的王保卓。那也是王保卓第一次在大会上讲话。

“一讲话的时候啊害怕。那以后到县里头去，在县里头大会发言啊，好多人去说，讲话都不怕了，胆子大了。我最有兴趣的（还）是镇压孙玉林。这个姚庆贞是乡农会的副主任，她要我去发言。要我去发言，我啷个去说唉？她就来教，教的雀儿就唱不倒。上那个台台上，那时候镇压反革命，四下是布置得相当严密的，周围架起机枪，在驯鹿那个同林坝那个坝里，开公审大会，要我去发言。爬上台的时候，心里就抖啊，在台上也说不了两句，就下来了。过后，开会的时候，胆子就逐渐逐渐地大起来了，所以这就是练起来的。”

对孙玉林的公审仪式就这样成了王保卓茁壮成长的一个重要起点。颇有些讽刺意义的是，孙玉林因为“民愤有点大”而被处决，而村内真正痛恨孙玉林、非置之于死地的是这样三个人：一个是孙玉林的老板、破落地主李焕景，一个是被许多村民称之为“孙玉林的狗腿子”、“有流氓无赖习气”的前甲长牟之叶，一个是出身贫寒的罗立品。要单说是下保与上保之争，牟之叶偏偏是下保的人。要说是阶级间的斗争，前两人则又都是新政权明确要加以打击或排斥的对象：他们的确是对孙玉林有愤怒之情，但李焕景并不在新政权的“人民”范畴内（他被公安机关列进了“非五方面敌人”名单），而牟之叶至多也只是处于新政权的“人民”的边缘。〔15〕即使是贫农罗立品的女儿受辱，似乎本身也还不足以构成孙玉林罪大恶极的铁证。然而，牟之叶、罗立品因为身体事件对孙玉林的怨恨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新旧政权交接的时期，一个革命政权急于在村庄树立合法性权威的时期，得以发酵。也就是说，新政权正需要拿一个“恶霸”的身体来奠定自己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的基础。新政权的这一需要与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于是，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就在一个庄严宏大的仪式中完成了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这场交织着几个不同层面的村庄内部紧张关系的“宗派斗争”在1951年当年就以孙玉林的毙命、李焕景的被严管、牟之叶和罗立品的雪恨、王保卓的上升、赵云龙的自保而告终了。

这场“宗派斗争”的一个结果是激发了柳坪人空前的平等意识。我们在前面谈到过，1951年前柳坪村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阶级矛盾是不突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村庄的社会分化就不突出。有学者的分析已经指出：村庄内部的分化不是寄生的地主阶级与被剥削的佃农阶级之间的分化，而是围绕土地的经营、生计和生活安排而产生的耕作社会内部的分化。〔16〕而且，我们从柳坪村民罗立品女儿的遭遇可以进一步看到，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更加剧或巩固了村庄的社会分化。尽管“均贫富”的思想在小农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种东西不仅在文化上受到礼治秩序的抑制，而且在现实中也难有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们的生活世界多半是以宗法为主的等级社会结构，祖先余荫、个人努力和天命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决定了每个人在这一等级结构中的具体位置。这一等级结构受到国家制度的保护，在农民那里同样具有合法性。〔17〕而中国革命夷平了村庄政治与经济的权势，小农固有的对平均的向往借助“翻身”等新的政治话语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被赋予了正当性，并被大大强化。从经济上来说，土地改革后，柳坪村地主年人均占有米的产量下降到3.365石，而贫农年人均占有米的产量上升到3.943石，全村人均占有产量最高的富农也仅为5.687石。从政治上来说，昔日的权贵被打倒甚至被消灭，过去的受苦人变成了当家人。农民史无前例地成为了乡村政治的主体。村庄新的权力中心——农会由7个贫农和2个中农组成，地主、富农被排除在外。〔18〕

当然，村庄的这种平等并不是完全靠国家赐与的，而是必须靠农民自己参与才能获得。村庄的平等意识与斗争精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上保与下保在1953年8月分别建立了柳坪村和走牛村。旧的宗派虽已消解，然而，斗争的烈焰已经在村庄点燃；土地改革虽然尚待1951年7月才正式揭开序幕，但清算已经先期开始。在其后波涛汹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身体暴力逐渐瓦解了村庄作为“道义共同体”〔19〕的传统，破坏了作为村庄传统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它正一点点地从阶级之间蔓延到阶级内部，村里很少有人能像赵云龙那样有足够的韬略和手腕来尽可能地避免引火烧身。

在20世纪初开始的国家权力的向下延伸中，村庄原来的“保护性经纪人”逐渐为“掠夺性经纪人”所替代，资源的抽取、国家权力的强化伴随着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被严重破坏，村庄传统的相互信任、道德权威和内部凝聚力在这种“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过程中已遭到极大的削弱。〔20〕不过，村庄那时内部开始增加的身体暴力事件仍是以一种非常态的方式出现：对这种暴力的掌握还多局限于占村庄少数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之类人物手中，对这种暴力的运用也并不具有法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以清匪反霸和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的开展意味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延伸与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重建同时并行。但这绝不是对村庄以和谐和“天良”为核心的传统德治的恢复，而是以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新德治的建立。〔21〕在这种新德治体制中，一方面，一种非友即敌、红黑对立的新的社会成员类分话语，一套以诉苦、批斗、工作组为核心的新的权力技术，使身体暴力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在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斗争中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伸人村庄的主要方式是群众运动和大众动员，而阶级斗争所依持的主要并不是客观的经济划分标准，而是具有很大模糊性、随意性、变动性的意识形态划分标准乃至定额分配的标准，这就使身体暴力在村庄有了普遍性的基础。“敌人”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是根据每一次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而被选定、被制造出来的。〔22〕昨天的大户成了今天的斗争对象，而今天的施暴者又可能成为明天的受难者。传统的人情、关系、面子和宿怨作为挑选阶级敌人和坏典型的实际规范在被运用着，但是，村庄的惩罚已经变成了不具“再和解倾向制裁”特征的暴力。〔23〕而且，阶级斗争在实现惩罚坏分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挑选和塑造新的村庄政治精英和积极分子，并以此典型在整个村庄开启和促动塑造新人的实践。

当然，新时期的村庄史并不是国家政权深入村庄的单面史。村庄的历史积怨也借国家政治找到了新的宣泄口，村庄、宗族和个人的微小叙事藏身在革命的主流叙事中。究竟是国家改造了村庄，还是村庄利用了国家？究竟是革命的阳光荡涤了村庄每个角落的黑暗，还是村民们在用他们“身体化的历史”与宏伟的历史叙事默默地对峙着？这都还有待我们对革命后的村庄故事的考察。

注释

〔1〕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

〔2〕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3〕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Yang CY.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59.

〔4〕　此数据根据“柳坪村土地改革前后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统计表”测算。此统计表现存于平县档案馆。

〔5〕　《孟子·尽心上》。

〔6〕　《论语·颜渊篇》。

〔7〕　在北方一些经历过“翻身”的“阶级斗争”洗礼的村庄记忆中，至今还弥漫着对过去那个“封建堡垒”中地主们的各种田园式记忆，其中“恩德财主”是村庄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中一个活跃的传统话语要素。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载《中国乡村研究》，2005（3），238页。

〔8〕　［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8-9页。

〔9〕　据《柳坪村土改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9月），柳坪村第一届农会，原有8个委员，而包庇地主的就有5个。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村庄在解放前阶级矛盾不突出的状况。

〔10〕　胡庆钧．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

〔11〕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12〕　在口述录音的引文中，括号内的内容，或者是对当时提问、情景的必要交代，或者是对残缺不全的话意的补齐，或者是对某些难以理解的当地“土话”的诠释。因为读者对这三种情况不难区分，所以本书就不一一注明了。

〔13〕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26页。

〔14〕　“非五方面”敌人，即非无产阶级的五类敌对分子：保长，国民党党员，土匪，伪军政人员，道徒。

〔15〕　在一位当年的村农会委员的工作日记上，记载着土改时期村里的群众对牟之叶恶霸性质的认定，有群众甚至建议判他10年徒刑。

〔16〕　卢辉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载《中国乡村研究》，2003（1），145页。

〔17〕　卢辉临．集体制度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2004。

〔18〕　《柳坪村土改工作总结报告》（现存平县档案馆），1951。

〔19〕　［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0〕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05-232页。

〔21〕　魏沂．中国新德治论析——改革前中国道德化政治的历史反思，27-28页。

〔22〕　朱元鸿：The Counter - 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Rhetoric, 1929-1989，载《东海大学学报》，1994（35），57-93页。

〔23〕　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06页。

第二章

1960年：饥饿与暴力

1951年4月，在孙玉林被枪毙后，保甲制被彻底废除，第八保被改建为柳坪村。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村所归属的乡镇、建制方式以及村级主要领导人屡经变更。

从1953年开始“民主建政”直到1961年前，平县区和乡（镇）两级基层组织变动得十分频繁：先是从10个区34个乡镇逐渐扩充到了16个区190个乡镇，而后又收缩为11个区（含区级镇）58个乡镇。〔1〕

这种变动是因为新政权把自己的力量伸向幅员广阔、山高坡陡、人口众多的农村山区时面临的两难困境：在当时的交通、通讯和人力条件下，如果将区、乡两级特别是乡一级的建制划得太大，要保证新政权能够全面、迅速地动员农民是十分困难的；但如果将区、乡两级的建制划得太小，又十分不利于县对区、区对乡（特别是后者）的有效控制。区乡建制调整上的反复反映出新政权在考虑如何有效向农村伸展力量时的踌躇。

经几次摇摆后，柳坪村从1955年起开始划归山阳乡管理。1953年8月原来的下保独立建立了走牛村后，柳坪村的行政辖治从此划定。不过，村这种建制方式在1958年又被废除，它被改建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1959年又按照更为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将生产大队改称区队，而大队下属的生产队改称连队。

柳坪村级的主要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也经历了多次的调整。1951年4月，原保农会主任严本立因缺乏工作热情和能力改任村会计，原农会副主任杨家声任村农会主任兼村长，王保卓继续任武装队长。但在同年7月开始的土地改革中，进行了村政权的整理工作，王保卓被选为村农会主任兼村长，原武装队的一个小队长牛继贞被选为农协副主任兼副村长。在土地改革复查中，王保卓因为被群众检举将地主浮财集中在曹家冲私自吃喝拿用，结果被免了村长职务，由牛继贞接任。不久，接替王保卓的牛继贞和其后接替牛继贞的冉宏渊也相继因为被检举大吃大喝而下台。1952年12月，武装队的另一个小队长梁少德开始担任相当于村长一职的村代表主任。第二年，农会组织被废除。1958年山阳公社在大炼钢铁的“万炉运动”热潮中成立了一个炼铁厂，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梁少德被抽调到铁厂工作，而后被提拔到公社任脱产干部。由于铁厂用人的需要，梁少德走后的两任村支书赵玉中和严和勋也很快被抽调到铁厂去工作。但村内也不能没有得力的领导人。公社最后决定让赵玉中返回柳坪村主持工作。牛启明的故事就是在柳坪村政权频繁交接的空当中出现的。

牛启明是牛继贞的弟弟。牛继贞在村里下台后，后来被调到外乡修水电站。牛启明先在1955年建立初级合作社时当记分员，后在公社化时期又当过生产队会计和伙食团长。1959年，23岁的牛启明当上了区队三连的连长。按道理区队下属的连长不过是村里的一个中层干部，但社员喊的这个“牛连长”的势力却非同寻常。因为这时村里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村级领导班子中几乎就剩下赵玉中这个光杆司令；而在村的中层干部中，除了牛启明外，还有他的堂哥牛高才从部队转业回来后担任区队民兵连长，牛启明的堂弟牛高碧则当区队的保管员兼伙食团长。〔2〕以前柳坪村在国民党时期有“抓丁抓三牛”的说法，即抓壮丁专门盯住柳坪村的穷地方——牛家沟、走牛梁和牛鞍坨；而今在中国共产党时期又有了“柳坪三牛”的新说法，只是这“三牛”今非昔比，他们连成一气，成了当时村里的实权派。赵玉中为人比较实在，认为公社要求的粮食征购量太高，结果很快被“三牛”扣上“犯了右倾错误路线”的帽子，送到公社开办的一个带有强制劳动性质的学习班去了。1960年2月，“三牛”之首——牛启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区队长。既然赵玉中是因为“右倾”被赶下台的，那么，牛启明上台后必然就会积极向“左”靠拢了。也就在这一年，柳坪发生了许多令社员们没齿难忘的事。

该年春天，柳坪风调雨顺，没有遭遇史上常见的春旱和冰雹。夏天虽然出现了旱灾，但旱情持续时间并不很长。柳坪素有“三年一大旱，两年一中旱，年年有小旱”之说。比较起来，1960年在柳坪的灾害年历中不过是相对平淡的一年。〔3〕然而，柳坪从1959年起就开始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缺粮。进入1960年，因缺粮导致人的浮肿、死亡正象一场特大瘟疫一样在全村迅速蔓延。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我们先来听听赵云龙的说法：

“高级社刹角（结束）后，我们平县种庄稼那真正是瞎指挥。他还派得有干部来组织，（搞）‘标直优产化’。种庄稼，种粮食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地头，点包谷，一块一块的要打成行子，他那时像啷个（怎么）打呢？用索索（绳子）来标直！他啷个标直优产化呢？像我们这个湾湾的地，点包谷，这山坡地这一块那一块，在那个梁梁上，站起对着牵起朝着下面来，管你那个地啷个斜起来，那跟着那个线打行子要打直，地不成地。像这块地这样下来，这里是荒坡，这里有块地，那里有块地，你一根索索牵起过来，在那个索索底下的就标直起来，就那么对着。只要是你这个组的，像这片田是我们这个组的，站到那个梁上，扯到这个地方标直起，挨着挨着行子要那么打，哪怕山啊石头都要那么打，都要对的那么标直，还要专门两个人牵索子。……标直就这么打下来，真是笑死人，随便做什么庄稼要标直优产化，那耽误多少工啊。要两个牵索子的，一个打窝子的，这一行包谷你要爬上爬下那么大一个坡。你不那么打不行！标直优产化，不管做啥子，行子窝子都要打直。搞了一年，他在你这地方还有住队的（干部），你不这样还要受处分……”

“栽红苕，象出大太阳（的时候），还是工作同志在你这个大队住起的，要喊你去栽，你不栽不行。落雨天淋雹子打雨，都要去割麦子收碗豆。那个，从历史以来，都不是落雨天割麦子的。那碗豆在半坡上晒遭（惨）了的，落雨也要去收，收回来做啷个呢，叫他拿当子（找地方）来晾。社员敢怒不敢言，横竖没有办法，你以为是两根麦子豌豆啊？一个生产队不管好坏，遍山遍野你哪有那么多的当子来晾？那硬是麦子收回来捂烂了，它是湿的嘛。那个天气栽红苕，栽得了什么红苕？！火火的大太阳你硬是栽死了，他估到（强迫）你搞，不搞不行，那几多名堂，说起过后说起来硬是笑死人……”

“我们这里现在是这样嘛，过去（旧社会）也是这样嘛——秧子不要栽密了。（而）他搞个么子呢？搞了个少秧密植，只有这么远，挨着挨着插，他们说这样栽得好，要增产，‘千条条当不得万刷刷’。结果那样做了，密植不是那个经（那么回事），还不得收，那个东西栽得这么密了就不得收，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嘛。现在栽粮谷子，它是密植，它有个尺子，是二五尺，他还是用尺子量一下，所以增产。以前都是四四方方的，都要有这么宽的量度还差不多，结果那一年搞下去开始说增产，种下去了还是没收到谷子，那硬是搞得（是）瞎指挥……”

“如果不照着做，你地方上当村长的当组长的要受处分，强迫你那么做，他说那样做才能增产，他的少秧密植做得多，‘千挑挑当不了万刷刷’，他说要栽得多才能多收谷子。结果那时就没收到谷子，长出来上面就几颗谷子。也背了一年时（倒了一年霉）。”

赵云龙的这番谈话中谈到了“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上级为了创奇迹，在生产上搞深耕密播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社队生产指挥权被强制剥夺了。而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农民个人权益的被剥夺。1959年和1960年柳坪村地里的庄稼并没有多少收成，但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国家对粮食的征购指标却高于历史上任何一年。社员在“大跃进”和“共产风”中不仅丧失了在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土地、农具等私有财产，丧失了自愿退出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而且连最后一点属于个人的消费权都被彻底剥夺——所有社员的家庭小灶被取消，所有的口粮都被集中到公共食堂和保管室。如果说土地改革摧毁和削弱了地主和富农的经济优势，提升了贫雇农的经济地位；合作化削弱了土地改革时期没有触动的中农相对于贫雇农的经济优势，并进一步摧毁了富农的优势；而公社化则在家底上彻底荡平了中农和贫雇农之间的差别。〔4〕

从理论上说，社员不仅可以免费到公共食堂吃饭，而且食堂的供给是没有上限的。但在公共食堂放开肚子大吃大喝的最初阶段很快就过去了。由于上头瞎指挥、下面磨洋工，外加旱情的影响而导致粮食生产的不足，更由于国家征收粮食指标过高的压力以及“反瞒产私分（粮食）”运动的开展，公共食堂所供给的口粮往往只是社员生存的下限。到后来，就连生存的下限口粮基本上都无法保证了。到1960年，全国大部分地方的农村食堂供应到了崩溃的边缘。1960年底河南25.8万个农村食堂的库存不足200万吨，绝大部分食堂吃粮标准每人每天不到6两。一些食堂按照每公斤米加16公斤水的标准来煮粥，其营养价值可想而知。四川长寿县有的农村食堂两个月没有见到一粒米，以致有人出工后就倒在地里死了。湖南一些地方的农民把公社食堂称为“死堂”，“大跃进”时期河南信阳地区关于公社食堂的一首顺口溜说，“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内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而武都县关于食堂的顺口溜是：“口号满天响，制度贴满墙，只好喝清汤”、“鸡不鸣，狗不叫，妇女不生娃”。〔5〕

如果说在“大跃进”时期，瞎指挥在社员记忆中留下的是些笑话，那么，“吃伙食团（食堂）”则成了社员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搞伙食团吃集体伙食，我们这个队，吃集体伙食就在我们屋里，我们这个屋作了伙食团。在那边那个大屋里打的灶，作的伙食团，把我们这个生产队，吃饭就在我们那个街口，桌子摆起的，像讨席（吃宴席）一样，人都到这里来吃。集体吃集体伙食搞过一年。那私人屋里不许开伙，所以吃伙食团饿死好多人啊。吃伙食团饿死的人不少，就是我们这个大队，梨树坪那个伙食团在西口，他那一个伙食团他那一个生产队的正劳力基本上饿死完了，人死了都没有人抬。那许家的几弟兄死了没有人往坡上抬，搞到那种程度。”

“吃伙食团你屋里私人不许你开一顿伙，做一顿菜，煮一顿南瓜，就是青菜野菜你屋里不敢煮了吃。你如果煮了吃，他有住队干部，他一个人照（管）不了那么多，他有大队生产队长啊，组长这些，看到你哪户屋里冒了烟，就要走到你屋里，就不得了，把东西给你拿了，到了夜里就来斗，就要跪着打，开你的会。所以屋里饿死人了，在伙食团一天吃不了点啥子……”

“那阵就不像现在的伙食，那个生活你们就没见过呢。说起好多都不相信，那个生活我们是经历过的，那说起就惨呢。那，就是一天不要说吃别么子（什么），你只要把红苕吃饱了，他那个人就精蹦（精神），作么子（做什么）也做得。他肚子总是饿的，你以为像现在这样这不好吃那不好吃，还要吃油？不说吃油那个话，只吃红苕只吃菜，只要煮熟了不放油，不放盐，就拿来吃，肚子吃饱了人就好啊，那个都没有你吃的。”（笔者对赵云龙的访谈）

既然小灶已经被严禁，而在伙食团又吃不饱，未饿死的社员怎么求生呢？

在历史上，农民遭遇到大饥荒时，其求生机制主要有：延缓婚姻、减少性事、推迟生育、卖儿卖女、逃荒乞食、沦落为盗匪等待政府救荒。

在中国1960年的大饥荒中，性、婚姻和生育上的控制仍是一种求生手段。〔6〕但是，人口外流这一重要的求生机制因为其影响到了地区的安定和国家的形象，被强力堵塞。1958年1月，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开始实行历史上最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从1959年开始，针对大批出现的所谓“盲流”，国家实行一套以强迫收容审查制度为核心的控制人口流动的技术。人口买卖也遭到禁绝。而在国家牢牢掌控着几乎所有的军事和组织力量并已把国家权力伸入到了每一个偏僻角落的情况下，饥荒的农民要想上山为匪或揭竿而起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更何况，农民在政治上的翻身使他们建立起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基本认同。所以，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程度始终还是比较高的。只有个别地区爆发了哄抢粮食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都迅速得到了解决。

因此，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与历史上的大饥荒所不同的是，灾民基本上都被控制在了受灾村庄内。尽管大部分地区都已知道饥荒的实情，这些受灾地区没有向中央或其他地区要求调入粮食。非但如此，像四川这样一些饥荒特别严重的省份还在大量的外调粮食。只是到了死亡率大量上升的1960年，才开始不得不增大返销粮的发放量来救荒。但由于返销粮本身不够大；由于权力集中的统购统销的粮食分配制度不仅无法探明粮食在地区间真正的供需状况，而且越是在饥荒来临时，越是会因为其内含的协调和执行成本而陷入混乱；更由于浮夸风导致的“大购大销”造成了时间上的拖延，严重增加了运输体系的负担，使得本来就极为脆弱的应变能力在突然的饥荒面前几乎瘫痪，这就使政府的救荒能力极其有限。〔7〕

由于西南地区当时在全国是“左”风刮得最紧的地区之一，而牛启明又是紧跟上级领导风向的基层干部，所以，指望他带领柳坪村人“瞒产私分”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对于被强留在村庄内的农民来说，他们就剩了最后一件“弱者的武器”〔8〕——小偷小摸了。这一点，赵云龙说得很明白：

“（问：当时有没有自己偷偷开伙被抓起来打的？）（拉长声调）那时，我给你说，那个对于大队生产队组里说是强盗二字啊。（但）那除了强盗尽是强盗。除了强盗没得人了。他也不是说偷别的么子（什么），坡上去挖红苕，掰包谷做粮食这些，你以为还要拿回来煮了吃啊，坡上捡了一个生红苕，不管你是男的老的大的细的（幼的），捡到一个红苕就往口里生吃，哪怕那个红苕烂了，都要把嘴巴塞，都往嘴巴吃。那就是强盗。坡上胡豆豌豆角嫩的，看到剥来吃，就吃生的籽籽，还要背人（瞒人）呢。么子生产队的队长、组长，么子所谓喊的积极分子啊，把你碰到了就到大队来报，报了，（天）黑了就要把你弄来开会，开会就要斗争，跪到，就要来检举你，就要打！硬是跪着把你抓来打，你以为把你当个人打啊？你是强盗——偷麦子，偷红苕来吃。除了强盗尽是强盗。哪个饿了哪个不偷呢——碰着你就背时，碰不到你就吃了。”

如果说我们对赵云龙关于清匪反霸的长篇口述印象最深的是他连续三次重复区公所王登明“他有宰杀大权呢”，那么，我们现在在他关于饥荒的口述中又听到了一个被重复几次的话——“除了强盗尽是强盗”。

如果人皆为强盗，那么生产队长、积极分子这类人还有什么权力高高在上呢？直到听了赵云龙下面这段话，我们才明白普通社员的“强盗”含义与队长们的“强盗”含义是不一样的。这次大饥荒不仅在经济上彻底荡平了贫雇农与中农之间的距离，甚至还因为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土地改革开始强化的阶级沟壑也在某种意义上被削弱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会出现人人平等的大同景象。

“那伙食团如果不是县里的赵科长，县里的行政干部——那次县长都直接来我们队——不是来得快，就是我们这个生产队都要死几个。那硬是像这样坐起，像我的两个女儿就这么高高，我的老幺就是这屋里我的幺儿，也才这么高高，就那么坐起，牙齿嘴皮都包不了了，那硬是强行过饿呀，屋里菜都煮不了了。县里面开始还是派的科级，不是小小干部，赵科长他们住在我们这里。他一来就到伙食团，把围腰一系起各人（自己）当炊事员。你以为这些人要吃好多呀，吃的也不多，一个人一斤谷子，一个人一天一斤谷子，一斤谷子才七两米，十两谷子为一斤，七两米，这个七两米一个人一天吃三顿，算吃得好一点点呢，这个七两米是个人享受吃到喝到肚子里，又不是煮饭，它是推面面，打米汤，搞糊糊，这个七两米的糊糊呢，那么是他七两，我七两，那么我们这个七两米的糊糊硬是哪怕轻还多一点，这个七两米是你一个人得了，吞到你的肚子里了。（赵科长）才到这里来住几天，这些娃就好了，他（们）就有点精神了，脸色也变了，说话也说得，走路也走得了，结果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为什么饿死人，是什么道理呢？地方上又挖得有红苕，生产队其实还是有噻，那时说个要不得的话，就是这一个炊事员这一个伙食团长这一个生产队长他们几个屋里的家属还是饱饱的，他们点点去伙食团。炊事员与他们是一帮的，煮的好多米，一见面说规划还是一个人好多红苕好多米，（但）人去了，用钵钵舀，炊事员给每个人一瓢，他们几娘母老子在中间贪了，生产队长、伙食团长、炊事员就黑了（晚上）吃……他们尽是黑了（晚上）吃，天天黑了都吃，白米干饭，吃得胖乎乎的。生产队集体一个月还是有几斤菜油，黑了他们几个吃，你们这些社员就没得，所以社员饿死人了，哪个伙食团没有饿死人？伙食团尽是那几娘母（过得好），随便哪个伙食团都一样，硬是天下普同，是一样的。他们（管）伙食团的吃得好好的，社员都是那样寡瘦的。像我们那时谈话，哪像现在这样劲鼓鼓的，说话上气不接下气，要死不活的，到了这种程度。那有几多的瞎指挥！（笔者对赵云龙的访谈）

赵云龙这个读过多年旧学的人倒是说出了一个“天下普同”的话语，但他所说的不是在平等上的普同，而是在不平等——社队干部和普通社员之间的不平等——上的普同。当年的伙食团长、“柳坪三牛”之一的牛高碧如今回忆说：

“我才十几岁（就）当伙食团长，（伙食团分了）十几个等级，那个时候我们是年轻，哪里能舀得楞个（这么）均匀？那（是）吃不饱，伙食团是最苦，正劳力是四两谷子，是饿死了人的，我们的伙食团隔大队比较远，饿死的人不多，也有……那个时候我们脸上都肿啊，晚上开会，就开点支，弄点米，煮点吃了，也有。”

牛高碧这段陈述中先是轻描淡写地说他年轻时在伙食团掌勺，哪里能分得那样均匀；而后又承认他们晚上有时是要吃“独食”的。其实，如果不是靠他故意地分得不均匀，他们晚上的“独食”又从何处而来呢？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初柳坪村干部常常因为大吃大喝、多占多拿而下台的话，那么为什么在粮食如此稀缺的这个时候，干部们反而可以不受多少阻碍地多吃多喝呢？是谁赋予了他们吃“独食”的权力？这个答案也许正在于公共食堂制度本身。当所有农民的家庭小灶被取消、所有的口粮都被集中到公共食堂和保管室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农民把命根子完全交到了基层干部手里。集体食堂制度不仅根本实现不了天下大同的幻梦，反而着实在村庄内部制造出来一批包括“生产队长、伙食团长和炊事员”等在内的权贵阶层，尤其是把牛启明推上了土皇帝和“阎王爷”的位置。谁如果这时对他们的特权提出挑战或仅仅是表示不满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1960年2月的一天，柳坪的转业军人范昌在路过大河河边时，发现牛启明与区队副队长李世珍、会计周继祥将区队的一部分粮食偷运到停驻在河边的一条小船上开小灶。范昌在很不服气地想：“怎么就许你们吃得好好的，让我们饿肚皮？”他就把情况向当时的驻村干部赵志祥作了报告。基层干部开小灶对上面来说一般是心照不宣的事，而被社员当场捉住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赵志祥不得不批评牛启明的作法。牛启明挨了批评，怀恨在心，很快找到了让范昌在吃苦头的机会。

范昌在是20多岁的小伙子，身强力壮，在食堂整天吃不饱肚子，不得已，加入到小偷小摸的行列中。牛启明一抓住他，就把他送进了区队私设的劳改队。在劳改队里，他干活比一般社员重，而吃得比一般社员少，范昌在实在是苦不堪言。如果他选择屈从牛启明的道路，也许最后还有从劳改队里解脱出来的机会；但他选择的逃跑之路，更惹恼了牛启明，终致杀身之祸。

3月初，范昌在对那天的劳动安排表示了几句不满。劳改队长陈耀贵听到后，立刻上去煽了他几个耳光。新任的驻村干部魏子文看见，还煽风点火地对陈耀贵说：“你是在给他拍灰啊？！”陈耀贵于是拿起扁担，狠狠地向范昌在打去。范见势头不对，就跑出了劳改队。第二天，牛启明组织了一批人，带着烙铁、尖刀、扁担等工具去找范，但未找到。

隔了几天，牛启明接到社员的报告后，带人将范昌在抓获。牛启明一伙人或者拳打脚踢，或者用烙铁、扁担一阵猛打，顿时就将范打得皮开肉绽。而后，他们用牛绳将被剥去了上衣的范昌在捆在一个柱子上受冻，他们一行人径自去吃晚饭。等他们吃完饭回来，发现范昌在已经挣脱绳子逃跑了。魏子文得知后，批评了牛启明，说他革命警惕性不高，捉住的人为什么会跑。当天晚上，牛启明就又带人将范捉了回来。当范挨过痛打后，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牛启明叫人用铁链子将范的手脚锁起来，再用牛绳就近将他捆在一个粮食保管室，准备第二天送到区队办公室。谁知等牛启明第二天醒来一看，范昌在居然挣脱铁链和牛绳，又跑了。魏子文很是生气，认为牛启明是有意放人，不然，为什么让他跑了一次又一次。

猫捉老鼠的游戏二十几天后重新开始。4月8号这一天，牛启明刚从区委开会回来，一个社员来告诉牛启明，说他发现了范昌在的藏身之处。当天下午，牛启明组织了十几来个人去捉拿范昌在。范昌在是在粮库行偷时被牛启明等人捉住的。他被捉住后，身上的3元9角钱首先被一个连长李自祥搜去，与牛启明分了；而后就被他们用扁担、锄把、烙铁和羊角锄乱打一气，两只手当场就被另一个连长黄光福用锄把打成骨折，痛得他在地上直打滚。但这还只是惩罚的开始。

范昌在随后被押解到紧邻区队办公室的保管室。魏子文和牛启明叫人用绳子将范的手臂捆起，将他吊在房梁上，几个人轮番用扁担、锄把教训他。牛高碧用扁担打得他全身发紫，被人背后称作是“牛启明的打手”的李自祥则用羊角锄对准他的脚来砍，砍得他血流满地。范昌在痛苦的呻吟声与众打手高声的叫骂声混在一起，引来许多社员旁观。到了晚上，范昌在所偷来的8斤多米被魏子文和参加抓范昌在的人煮着吃了。而后，魏子文、牛启明等干部去隔壁的办公室开会，范昌在仍被悬吊在房中，背上还被架了一个板凳。留在保管室的李自祥、牛高碧、向可孝等人继续用扁担、锄把折磨他的身体，责令他交代问题。范昌在说一句，李自祥他们就松吊一次；范不说，他们就又将他吊起来猛打。开始，范昌在还能时断时续地说话、呻吟、求饶，渐渐地，他就不出声了，李自祥还说他是在装死。到晚上11点多会议快结束时，牛启明他们出来一看，发现全身已经没有一块好肉的范昌在已经断气了。事后，由魏子文出主意，让牛启明找村里的合作医生开了张假证明，向上面口头作了个报告，范昌在命案当时就这样匆匆了结了。〔9〕

牛启明在村里有“牛阎王”之称，他直接动手打过的社员就有32人之多，打后死亡或逼死的也有4人。我们之所以专门讲述范昌在命案，这不仅因为这件案子是“大跃进”后政府给牛启明定罪的主要依据，而且也因为这件案子有几个地方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牛启明指挥人对范昌在进行残酷的公开折磨，他所针对的与其说是范昌在的小偷行为，不如说是他的冒犯行为。范昌在既冒犯了牛启明的个人权威，也冒犯了他的政治利益。从前者来说，范昌在的告状无疑是对牛启明权威的挑战，牛启明不将他彻底制服，就势必要影响到其他社员对他的服从。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在全区队公开折磨范昌在的缘故。从后者来说，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集体食堂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村之粮，莫非公粮，而牛启明等区队干部则是负责向国家交粮的代理人和对社员分配口粮的特权者。社员的偷盗，所侵害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是代理人的利益和“土皇帝”的特权。在高征购的重压下，偷盗所造成的影响无疑会使基层干部的政治利益受到威胁；而在粮食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偷盗又可能直接影响到基层干部对剩余粮食的控制，影响到他们对自己人的照顾。而且由于生存危机的普遍性，偷盗很可能产生相互攀比的连锁反应，这也加重了干部对小偷进行惩罚的严酷性。

其次，在对范昌在的折磨中，号称“牛启明的打手”的李自祥表现得特别突出。有学者曾经用人性来分析“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和社员在相似的制度背景下的不同表现。〔10〕不过，我们要问的是：人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制度背景下是相同的吗？

我们在“大跃进”结束后政府对李自祥的审讯中发现了这样一句笔录：李自祥对有小偷行为的社员邵开金进行毒打时，曾经质问他：“你怎么不把你土地改革时的威风拿出来啊？”〔11〕由于李自祥是地主子女出身，这句话后来成为将他的种种打人行为定为“阶级报复”的重要依据。我们刚接触到李自祥的案卷时，感到有些诧异的是：既然李自祥是地主子女，他在1950年后的柳坪村怎么会当上生产队长（即连长），又怎么会成为牛启明的主要打手，掌握了对“小偷”下狠手的权力呢？但也正是他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在柳坪的土地改革中，正如大多数村庄的土地改革那样，出现了对地主富农的身体暴力行为。柳坪多数的地主富农与贫雇农不仅在土地占有的数量上差别不太大，而且在人际关系上也并不很紧张。为了避免“和平土改”局面的出现，土改工作组首先充分动员了村庄中的一些边缘人物来充当揪斗地主富农的积极分子，再由这些积极分子的示范来带动全村贫雇农投入土改斗争中。有时，村里就用地主分子的手来对地主施暴。王保卓在口述中就告诉我们，他们当时常常让孙玉林不满18岁的弟弟孙雨恒来充当打手。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无以矫枉”的原则指导下，工作组或农会在土改的初期普遍默许乃至鼓励这些积极分子或地主分子采用过火的斗争手段，以推动群众运动的开展。〔12〕李自祥在土改时只有12岁，他没有被选作打手，而他的母亲却是挨斗的对象。那种陪母亲一起挨斗的情景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这股怨恨情绪积聚在他身体里，使他开始了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生活。渐渐地，他以他的积极肯干、绝对服从博得了同一生产队的牛启明的信任。在牛启明当生产队长时，他当上了生产队的记分员；而到牛启明当上区队长后，又让他当上了连长。他身体里积淀下来的那股怨恨到1959年开始的“大跃进”终于找到了宣泄口。他在1959年11月—1960年4月间，先后打了15个社员。在对那些偷盗者的毒打中，他体验到了“一报还一报”的快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阶级性的高扬为人性赋予了新的内涵。

不过，这种身体暴力的记忆及其引发的暴力效应并不仅仅体现在阶级之间。它在某些情况下也能穿透阶级界分的壁垒。在1960年，我们还能听到贫农出身的牛启明毒打同样是贫农出身的杨家声和许官武时，说出这样一句与李自祥如出一辙的泄恨之语：“你们怎么不把当年在杨柳湾的威风拿出来呢？”〔13〕牛启明的哥哥牛启贞在20世纪50年代初任村长时因为贪污而在杨柳湾遭到过农民的批斗，杨家声和许官武正是当批斗的积极参与者。杨家声在被牛启明毒打的第5天死去，他那正怀孕的老婆也遭到了毒打，回去后就流产了。

我们由此看到社区记忆对村庄现实政治强有力的影响。社区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按照哈布瓦赫的说法，社会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14〕方慧容已经分析了土地改革的权力实践是如何深刻地塑造了村庄的记忆以及与之相连的遗忘的。〔15〕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对村庄社区记忆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贯穿在村庄的现实政治运作中，弥散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中，铭刻在村民的身体上。“如果说有社会记忆这回事情的话，那么，我们有可能在纪念仪式中找到它”。〔16〕（柳坪村土改斗争时）“杨柳湾的威风”就是这样一个集体事件纪念仪式（commemorative ceremonies）上的纪念碑。这座无字的纪念碑当年建立在李自祥的地主母亲、牛启明的哥哥的身体上，同时也建立在李自祥、牛启明的心上。现在对它的祭祀建立在邵开金、杨家声和许官武的身上，同时也建立在诸多默默无语的村民的心上。如果说革命是大众的节日，那么，身体暴力就是节日的祭献；如果说土地改革是现代中国农村的第一次大众革命，那么，在它所揭端的中国20世纪后半期常规化的革命进程中，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身体暴力剧涂上阶级斗争、善恶对立的道德油彩后在村庄的操演。

最后，我们看见参加对范昌在折磨的人为数众多，其中许多是普通的社员。如果他们没有牛启明对范昌在的私恨，如果他们不像区队的特权阶层那样感到特权受到了侵害，如果他们不像李自祥那样怀着积怨，那么他们对范昌在夸张的暴怒情绪和变形的暴力折磨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中国乡土社会的私刑传统一般并不鼓励对小偷的过分折磨。在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中，抓到小偷，一般是自行处罚而不是将其送交官府的刑事机构。在清律中，明确规定了对偷盗进行处罚的起点和相应的刑罚：“计所食之物，价一两以上，笞一十；二两，笞二十；计两加等，罪止杖六十，徒一年。”而对于偷盗庄稼的价值在一两以下，则是在法庭外解决的——这也就是暗示由村庄自己去处理。〔17〕一般来说，民间对小偷的处罚是通过宗族法或习惯法来进行的。村里的小偷可能被打一顿，可能被罚款并签保证不再重犯的书面文字或在菩萨面前焚香发誓，也可能由盗贼与被盗人通过中间人达成金钱上的和解。打是对付小偷最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但并非唯一的方式。而且，对小偷进行身体折磨时，通常也是要按照制造痛苦的习惯法的规则来进行计算的：打的专用工具、打的次数、打的位置以及打的时间等。各地各村各宗族的习惯法虽有不同，但对小偷很少表现得深恶痛绝，乃至非要使小偷受尽折磨、羞辱，致伤致残乃至剥夺其生命的。当然，有的时候，对小偷的处罚也由于种种具体的原因特别是被盗者的权势或未能得到控制的愤怒情绪而变得特别的严酷。比如，一位外国人在清末就见过一位因放纵水牛到地主田里吃稻谷而被挖掉了双眼的贫农，他也听说过一位惯偷的父亲被村里逼着在地里活埋了他的儿子。〔18〕但这毕竟是不多见的情形，尤其是对于村庄内部出现的小偷，就更倾向于用习惯法来处理。因为，在一个流动性很低、封闭性极强的乡土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一般不会仅仅为处罚小偷而将事情做得太绝。村庄对越轨的惩罚和制裁一般具有再和解的倾向。〔19〕惯行的调查资料表明：惯偷甚至被有的村里用来充当看青人。〔20〕在正常的年景下，一个村庄的小偷总是很个别的，对小偷的惩罚也基本是适度的。

如果村庄遭遇到了大饥荒，情况会发生什么变化吗？由于中国农村历史上多数的饥荒是由天灾（主要是旱灾和涝灾）引起的，缺粮对于饥荒地区的农家来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时往往会随之出现村庄人口的大量外流。虽然逃荒的灾民一时盗心生发，或沦落为惯偷乃至盗匪的情况会大量地增加，但受灾村庄内部的小偷并不一定随之而增。对村庄少数几家免受饥谨之苦的大户人家来说，他们既有护院，又有看青人或青苗会，并不太担心小偷的骚扰。真正令他们提心吊胆的是明火执仗的盗匪或揭竿而起的饥民。盗匪和滋事者一旦被抓住，官府或大户人家对他们的惩处会严厉得多，为首者往往被斩首。相对而言，对饥荒年景下被抓住的小偷一般并不会下狠手，甚至还有可能比平常时期的惩处要轻一些。

既然这样，尤其是“大跃进”时期还处在人皆为盗贼的特殊时期，为什么普通社员对小偷惩罚那么重呢？除了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的社区记忆的因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

在处理范昌在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范昌在在第三次逃跑后被抓住时，他正在行盗；抓住范昌在以后，被他偷来的8斤多米并没有被归还到粮库，而是被参与抓他的众人一起煮着吃了。显然。人身完全依附干部成了社员求得自我保存的又一“弱者的武器”。实际上，人民公社化这场运动成了农村干部及紧跟他们的积极分子比赛革命的革命。站在小偷与惩罚者、吃大食堂者与吃小灶者这对立的双方的，并不仅仅是农民与基层干部的对立，也是不善于紧跟干部的普通农民与紧跟干部的农民积极分子之间的对立。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从李自祥对牛启明的依附及其得势可以看出，这种对立甚至超越了阶级的对立。尽管吃小灶主要是干部们的特权，但是积极分子总是可以或多或少沾点光。这是在生命异常脆弱的时候，为了身体上的自救，甚至仅仅是为了舔点干部小灶上的油星，也使有些人心甘情愿地积极投身到打人的游戏中去。因此，干部对粮食的控制，也就成了塑造政治积极分子最有力的法宝。华尔德明确地将奖励积极分子与驯服合作联系在一起，而由此形成的这种上下间施恩回报的关系是将对党的忠诚与对领导个人的人身依附掺杂在一起的。〔21〕华尔德的这个分析结论在相当程度上也适用于对人民公社时期的干部与社员间的关系。而且，由于在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基层干部掌握着直接关乎所有社员性命的口粮和工分，所以，社员对干部的人身依附程度比工人对工厂干部的人身依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由干部来分配口粮等基本生存资源与塑造政治积极分子相结合的作法在“大跃进”时期达到了顶峰。由于成千上万人饿死，国家不得不在1961年后调整了政策，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框架，社员有限的自留地也得到了重新恢复。因此，国家建立在控制社员生命基础上的德治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遏制。有的研究者因此认为：“公社制度倒退的实质是给农民一点自由，而倒退的闸门一旦打开，似乎就很难控制。有了一点自由的农民变着法儿想扩大这种自由，而在可能的自由范围内，农民又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为。更伤脑筋的是，农村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较多地站在农民一边，而不是站在公社一边”。〔22〕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会使我们误以为基层干部出于对农民的自由的支持而站在农民一边来抵制国家的控制。事实上，人民公社制度尽管在1961年后有一些重要的政策调整，但在奥伊所谓“庇护主义关系”模式上始终未发生变化。〔23〕这种庇护主义关系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将公共的因素与私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对国家政令的维护与对积极分子的庇护结合在一起，将政治上的积极与否与物质上的奖惩机制结合在一起。由于人民公社在稀缺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中处在要害位置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种庇护主义关系（它包括公社干部对大队干部、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对普通社员的庇护关系）始终是以利益的最大化为特征的；而这种农民追求利益的机制与国家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国家当时几乎所有公开的文件、政策和法规中，都在强调对坏人不可乱打乱杀。当年在土改过程中尽管出现了不少对地主富农乱斗乱杀的事件，但这些事件在土改后期的“纠偏”和“复查”中大多得到了处理。因此，有不少学者把土改中出现的过火行为看成是经验不足的结果。〔24〕

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一看土改运动中“过火行为”的机制。1945年，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某领导对土改运动的规律有过这样的总结：第一阶段为发动，第二阶段为斗争，第三阶段为团结。在斗争阶段，有两类过火行为：干部发动的斗争与群众要求的斗争。前一类应该避免，以免割裂了干群关系；而后一类不但可以允许而且十分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动员起农民。当然也还需要在第三阶段通过纠偏来实现团结。〔25〕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干部不应直接开展过火斗争，但可以鼓励或至少是默许群众的过火行为。新近对土改的口述史研究表明，向左的“偏差”实际上是国家权力深入村庄的一种特定的运作方式。〔26〕只有靠左向“偏差”的出现，靠边缘分子的积极表现，才可能将阶级斗争的新观念引入传统村庄中来，才可能动员起平素讲“天良”的普通农民。当然，上级领导也不会完全放任“偏差”的发展。在农民已经基本动员起来以后，又还需要进行“纠偏”。没有“偏差”，无以开展运动；而如果没有“纠偏”，则会让运动完全失控。

“大跃进”是这种独具特色的群众运动规律的又一次实践。在动员农民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时候，必须不断对真实的或想象的“敌人”施以重压，才可能将目标向前推进。

对基层干部来说，基层干部权力的扩展并非不受来自上面的制约——基层干部权力的扩展方向必须与国家所规定的斗争大方向相一致，才可能为国家所支持或默许。如果基层干部对粮食偷盗问题心慈手软、迟疑不决，那就必然会遭到上级的严厉斥责或严肃处理；如果他们出于对饥民的同情，竟敢擅自开仓放粮或暗中怂恿、默许饥民抢粮的话，那更会立即遭受到国家的干涉。牛启明在如何处理范昌在的问题上既获得了上级实际的授权，同时也感受了沉重的压力。牛启明多年来一直认为对他的处理完全是冤枉的，就因为并不是他直接动手将范昌在打死的，而即使是他所指挥的对范昌在的惩罚也基本上是出于上面所施加的压力。

“1961年县委向每个村都派驻了工作组，（因为当时）偷盗严重。我不服法，我又没有（去）偷牛宰牛。（而上级）反正要我们收（齐）公粮。范（昌在）专偷办公室，偷了将器皿扔了。我们在乡政府开干部会时，就汇报了情况。区委副书记叶永建驻在山阳乡掌握。他问我们怎么处理的。我说：‘他又是专业军人，又是共青团员，又是贫下中农，我就无法处理，我来请示上级。’叶说：‘都偷完了，你还来请示？！你给我打嘛，打死了你莫怕嘛。’住队干部魏子文是县里头来的，他就信以为真。他当过税务所长，他说：‘你把他捉住打死嘛。’我说‘你说得这么轻松，一个村头有什么权力来执行人家的生命啊？有法院啊。’叶说话是不负责。说个良心话，偷点东西吃，哪犯死罪？我们在下湾吃饭。（魏）听说把人捉住了，说捉得也放得，是考验你（预备）党员（表现）如何。”

“转来（我们又）听到有人在偷一家瞎子和聋子的鸡。我们一看，又是他。捉了，还是弄到办公室去。弄去了就打。当时三间房，我在一间，一间保管室关他，一间住王保卓父亲。捉起（范昌在后，）他们在那里办蛮。在我们村里把人打死了，我是走不掉的，我是把这个后遗症算到的。但如果工作组第二天问你们捉的人呢，我要说跑了。他问怎么跑的？我说把他捆住的，又弄在保管室，怎么跑得了？这说不通。但如果当场整死，我也走不了。我就说，你偷嘛，就远点偷。日子再过不得，你去拉船嘛。上面就批评我，说我年轻。后来到公社被说了一顿。有人说是牛连长放了的。你捉得凶，他放得凶。”

“（第）三次，他又偷了一个转业军人的鸡，白天在宰。这个人是老兵，当国民党的兵，也当共产党的兵。他来说：‘牛连长，范把我的鸡偷了。你们不去捉，就有责任。你们放了无数回。’（他们）就把他反转吊起来打，还加些东西。妇女主任是李世珍，女人心慈些，她说：‘莫把他弄死了’。有人说：‘吊得死啊？不要脸不要命的人吊不死。’我对魏说：‘莫吊死了。’魏子文说：‘所以说你捉不住人噻，哪怎么弄得死人？你就心慈了，啷个得死噻？’就又开会。李世珍后来就去看，她说：‘莫死了啊’。后来发现死了。魏不服，说去把医生喊来看（那时有合作医疗）。魏问：‘是打死的嘛，还是肚子痛死的啊？’他开始喊了肚子痛的。医生哪敢说是打死的，就说是肚子痛死的。他就说你去开个单子。我说怎么弄，要不要写个报告到区委和公社去。魏说莫写，写了他走不了。县人委周主任就住在白杨当组长。他说我们给周主任说一下就是嘛。我说：‘终究是要见天的，人心隔肚皮。村委会这么多人开会，时间长了追究要出现。’后来来了公安人员，说是肚子痛死了。

“第二年反五风，我不承认。就是死在你办公室。你要负部分责任。上级来人，是协助你们工作。说要平息民愤。我不服，（现在）每个月递一份材料。”（笔者对牛启明的访谈）

牛启明在我们这些外人对他的访谈中将他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当然有许多东西是不足信的。不过，我们仍可以认为牛启明在处理范昌在的过程中除了发泄私怨外，的确也还有外在压力的因素。他所感受到的这种压力不仅仅来自高高在上的区委和公社干部，也来自与他朝夕相处的驻村干部。驻村干部是国家权力向村庄派出的常驻代表，他们就如同是村庄“土皇帝”的“政委”，一方面是协助村干部的工作，另一方面则负有监督村干部贯彻斗争大方向的使命。在打死范昌在的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了驻村干部魏子文所起的重要作用。魏子文虽然并不参加直接打人，但他不仅没有阻止牛启明等人对范昌在施暴，反而在其中一再地煽风点火。牛启明心里很明白：就算不去考虑报复范昌在的因素，如果他不成为坚决向小偷作斗争的指挥者，那他自己就很可能成为被坚决斗争的保守分子；如果他容忍了范昌在桀骜不驯的行为，那他自己就势必为上面所不容。在牛启明展现他们的权力的暴戾性的后面，也暴露出了这种权力的脆弱性；在他们追求身体暴力所带来的快感的同时，也还埋藏着出于规避身体暴力转向自身的无奈之情。对身体暴力的恐惧是弥漫在整个村庄的。牛启明是如此，村里其他特权阶层也是如此——他们面对普通社员时固然可以是趾高气昂的施暴者，但他们面对更高一级的权威时仍不知道那种暴力是否也会落在自己身上。

1960年4月，即在范昌在被打死的那个月，六连（也就是赵云龙在口述中说全村死人最多的那个连）连长邓绪大私自弄了点包谷来治他自己的肿病。牛启明得知后，第二天去找邓绪大，结果发现他们那个连队没有人出工。牛问是怎么回事。邓说吃的都没有，出什么工？牛启明一听气急败坏，冲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巴掌，而后要他晚上到区队办公室去说清楚——即要开他的斗争会。牛启明走后，邓绪大思前想后，对这个“牛阎王”的淫威越想越恐惧，到傍晚6点左右，将他用来打麻雀的枪装上子弹，自毙身亡。

国家既然在默许身体暴力的私用上只是策略性、阶段性的，那么，在斗争面对新的情况、进入新的阶段时，就必然会有策略的调整。几千万人的死亡宣告了“大跃进”的破产，使国家从1960年下半年不得不开始调整政策方向。而对滥权的基层干部的审判成了国家用以发泄群众怒火、维系国家权力合法性的重要策略。这时候，国家一方面以批斗会的形式动员曾经挨打受压的社员对干部以暴易暴；另一方面则动用了正式的国家方式来审判滥权者，以平息民愤。斗争纪念碑前的祭祀仪式再一次在村庄展开，关于革命与斗争的社区记忆又一次烙在村民的身体上，嵌在他们的心坎里。

牛启明还没有过完曾让他颐指气使的1960年，就开始尝到了对惩罚者惩罚的滋味。1960年12月，在“整风整社”的高潮中，牛启明以“严重违法乱纪”的罪名被拘捕。1961年7月，牛启明以打死人命的罪名被平县法院判刑7年。

不过，牛启明在看守所呆了一年半后，国家又开展了一次对整风纠偏进行纠偏的甄别运动。早在两年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给各级检察长一封内部通信，其中谈到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私用暴力）“同党的事业是水火不相容的，哪怕只有一二件，对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是有害的。对于这种严重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我们党历来是坚决反对的，全党全民都有责任同它作斗争”。不过，这封信后面又谈到：“在同严重违法乱纪作斗争的时候，必须严格区别一般工作上的错误同严重违法乱纪之间的界限；即使在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中，也要区别真正的反、坏分子同那些不是坏人而办了一点坏事的干部之间的界限。一般地，对于那种不是坏人而办了一点坏事的干部，要保护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帮助他们纠正错误；而对于真正的坏人，就不应该去保护他，不应该让坏事继续发展下去，更大地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27〕牛启明的问题后来尽管被上面认定是严重的，但仍属于办了一点坏事的干部，而非真正的坏人。因此，他获准回村保外就医。

魏子文与村里的众打手始终安然无事。在1960年柳坪村所上演的一出出身体暴力剧，只有李自祥一个人真正受到了严惩，但基本上不是因为他的暴力行为，而是因为他的出身。李自祥1961年以“阶级报复罪”被判刑8年，一直未得到保释。

大饥荒的严酷性和暴力记忆的普遍性事实上具有某种淡化阶级身份的效果。但历史在事后寻找灾难的替罪羊时，阶级话语仍是最得心应手的工具。阶级斗争这种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28〕不断增加的距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注释

〔1〕　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平县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　在粮食紧张、实行公共食堂制度的时候，食堂工作人员就成了一个权力的核心。当年全国各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而在一些地方（如四川省）则明确提出了“加强领导、政治进食堂、书记下厨房”的措施。参见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载《开放时代》，2004（1）。

〔3〕　有学者已经用非常翔实的数据说明了1959-1961年全国多数地方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载《方法》，1998（3）。

〔4〕　卢辉临．集体制度的形成，113页。

〔5〕　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76-107页。

〔6〕　［美］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毕健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7〕　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饥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3（2）。

〔8〕　［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9〕　材料引自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案卷《牛启明》（1961）。

〔10〕　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76-107页。

〔11〕　材料引自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案卷《李自祥》（1961）。

〔12〕　［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王海良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319页。

〔13〕　杨柳湾，是当年的村公所，也是开展包括斗争地主、批判贪污分子的地方。材料引自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案卷《牛启明》（1961）。

〔14〕　［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91页。

〔15〕　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载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67-586页。

〔16〕　［美］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2页。

〔17〕　转引自［美］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5页。

〔18〕　［英］麦高孙．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朱涛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176-185页。

〔19〕　Raybeck D. Hard versus soft deviance: anthropology and labeling theory, In: Raybeck F. ed., Devianc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Bergin & Garvey, 1991.

〔20〕　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187页。

〔21〕　［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183页。

〔22〕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85页。

〔23〕　Oi J.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4〕　Shue V.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25〕　转引自胡素珊．中国的内战，319页。

〔26〕　李康西村15年：从革命走向革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1999。

〔27〕　此信件现存平县档案馆。

〔28〕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载《中国乡村研究》，2003（2），93页。

第三章

1970年：一起蹊跷的破坏军婚案

1961年平县开始贯彻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公共食堂被解散，社员被允许保留自留地。1962年，中共中央发布《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构架。由此柳坪社员的生活较“大跃进”时期改善了很多。虽然全国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阶级斗争热浪滚滚，但对柳坪村来说似乎影响并不很大。无论是“四清”，还是“文革”，都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波。但在1970年，柳坪村却突然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且，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出现也非常具有戏剧性，它是由一起奸情案带出来的。

1968年农历七月初二，正是炎夏之季。那天晚上，柳坪大队第十生产队的社员严和烈与几个邻居在他们房前的晒坝上坐着歇凉。到10点多，严和烈回自己屋睡觉去了，众人也陆续散去，坝子上就剩了同队女社员赵宗福还在外面躺着。11点多，严和烈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后，他看到赵宗福在板凳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严和烈推了一下她，看她没有什么反应，就开始用手去摸她。这时。赵宗福已经醒了，但她并没有说话。严和烈继续在她身上摸索，接着又开始脱她的衣服。而后，严和烈与赵宗福发生了两性关系。发生关系时，严和烈和赵宗福都没有说话，赵宗福除了刚开始时蹬了他一脚外并没有怎么反抗。完事后，严和烈仍回屋去睡觉。赵宗福坐了一小会儿，也回自己屋了。〔1〕

对上述这一幕，我们似乎难以清楚地界定它是通奸行为还是强奸行为。因为，如果说赵宗福与严和烈是通奸，可那晚上所发生的事来得很突然，她并没有与严和烈苟合的准备和意愿；如果说赵宗福是被严和烈强奸的，可她在此事发生时既未怎么反抗，又始终没有叫喊，而严和烈也没有使用任何威胁和强迫手段。严和烈与赵宗福似乎就这么含含糊糊地发生了身体关系。事后赵宗福没有告诉别人，以前曾有过多次婚外性关系的严和烈以为这事像往常一样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或至多传出去增添点村民的谈资而已。

然而，严和烈完全没想到它后来居然演变成了一个严重的事件：1970年3月，县里为此专门派出了工作组。同年8月，严和烈以辱骂领袖罪和破坏军婚罪被判5年有期徒刑。

说严和烈构成破坏军婚罪，似乎是很明白的事：赵宗福的丈夫严福书是现役军人。老婆被勾引、被诱奸、被强暴，丈夫当然有权对勾引者、诱奸者或强暴者表示愤怒，而严福书则因为他的军人身份，使他的愤怒情绪得到了国家权力的支持。看起来，严和烈这个不把新社会的身体禁忌放在眼里的农民不过是在自食其果而已。

但严和烈这个表面上很清楚的案子却也布满了种种疑团：严和烈那天晚上与赵宗福的行为到底在法律上是被认定为强奸还是通奸？如果是强奸行为，那么严和烈所犯的就应该是强奸罪而非破坏军婚罪；如果是通奸行为，那么，像严和烈与军人家属这样带突发性的通奸行为，按理也还构不上破坏军婚罪。为什么不采用较温和的批评、训诫或调解等手段来进行惩处，而非要动用刑罚对之治罪呢？而且，为什么在破坏军婚罪之外又冒出来一个辱骂领袖罪呢？更令人不解的是，赵宗福既然当时没有喊，事后没有说，为什么隔了一年半后突然旧事重提？

我们也许只有通过工作组的调查笔录才会看到这个故事背后的故事。

1970年3月11日。

调查对象：赵宗福。

基本情况：26岁，贫农，初小文化。丈夫严福书1964年入伍。65年6月，赵宗福曾怀有一胎，生下4天后死去。当时是她一人在家里。

问：你与严福书是什么时候结的婚？

答：1962年冬月订婚，由赵庆香介绍的。1963年农历十月十六结的婚。

问：婚后关系怎么样？

答：还是很好的。他参军也与我商议。他入伍后常通信。1969年正月，他寄来8元钱，我得5元。同年4月，他寄15元，我得10元。我生娃儿时，他寄了8元，是我用的。后来赵庆香给他去信，叫他同我离婚，说他还讨得到（老婆）。这样严福书就不给我写信了。后来寄了40元，是寄给他父亲的，我没有用到。后来他们部队的刘万清同志带回10元，我得5元，他父亲得5元。1965年2月，他给赵庆香寄了20元。1968年冬，他从部队回来，给了我7元。那次回家他们向他说了一些话，他在屋里就是生气，饭也吃不得。我也请杨队长劝他。走后，没再多讲。信是有。

问：你与赵庆香的关系怎么样？

答：1965年我卖猪，她带人来买猪，说我称少了。再就是她借我的钱，她来还我的两斤肉。我们吵了嘴，（关系）就不大好了。是她在挑拨（我们的）关系。

问：严福书怎么样？

答：现在没别的。他写信劝我耐心等待他。1967年农历九月二十晚上，徐家严福珍过生日。她屋里来客，严福珍到我家来打铺。我睡了，未闩门。严和烈就来把门抽开，喊我，说严福秀喊你去打夜工。我未答应他。他就走了。等一会儿，他又来了，他说你不去呀？我未应他。第三次他又来，他说你晚上去不去？我也没有应他。他就出去了。我就起来把门关上，闩起。实际上那晚未打夜工。我想他是个男人，他来喊几次，我心里有怀疑。他经常对社员说女人么子（引者注：“么子”，方言，意即“什么”）。

1968年农历七月初二晚上，我在谭定珍家门口乘凉。她不知什么时候走的。当时我叫她走时喊我。第二天我问她，她说喊了我的。我坐在大板凳上。后来就睡着了。不知他们是好久走的。严和烈不知怎么就把我短裤前面解开了。我是倒起睡的。解开后……我就不同意，蹬了他一脚。他在大腿上抓了一把，趴在我身上来……不过一会儿，他起来就走了。我才起来把短裤穿起。我想起男人未在屋里，受他们欺负。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才进屋。

问：你当时有没有穿长裤？

答：白天有穿。晚上乘凉就没有穿。

问：短裤有没有被扯断？

答：没有。

问：短裤是谁解开的？

答：是他解开的。我当时蹬了他一脚。

问；你喊人了吗？

答：同院的人都回去睡了，我去喊哪一个？

问：第二天你干什么了？

答：我睡了一天。几天都未上坡做活。

问：你向别人说起过吗？

答：我未说起。去年白杨大队的刘业民转业回来，我请他给严福书带东西。我其他未说，只说了第一次喊我去打夜工的事。我给别人说，起不到作用。

问：严福书1968年冬回来时，你向他说了吗？

答：我想他身体不好，向他说了，怕他生气。我只说了打夜工的事。去年严和烈威胁我，说要杀死我。这样我才叫人写信给他，说严和烈要杀死我。他才知道这件事。

严和烈和赵宗福发生性关系时，赵宗福既没有作主动的配合，也没有作积极的反抗。她在整个过程中没说一句话，就此我们也许难以准确地判断她到底是在用身体默默地承受严和烈对她的侵害，还是默许了严和烈对她的身体要求。〔2〕不过，她在调查中谈到了那晚前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在此事发生的前一年，发生了一个“打夜工”〔3〕事件：1967年农历九月二十晚上，生产队并没有叫社员去打夜工，严和烈却三次闯进赵宗福的家里喊她一起出去打夜工。这实际上是严和烈对赵宗福的引诱。但他遭到了赵宗福的明确拒绝。而在严和烈和赵宗福发生性关系的第二天，赵宗福整整在家里躺了一天，后来有好几天都没有上山去干活。从这里也许可以看出那天晚上对赵宗福身心上构成的某种伤害。

严和烈在讯问中也首先主动交待了他用打夜工的名义引诱赵宗福，但遭到拒绝的事。

问：严和烈，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答：我犯了破坏军婚罪。第一次是1967年农历九月二十，天刚黑，生产队打夜工。我一个人去喊了赵宗福三次。结果她没有去。第二次是1968年农历七月初五晚上，赵宗福在我家门口乘凉……

值得注意的是，严和烈在讯问中是将“打夜工”事件作为他所犯破坏军婚罪的一部分而向工作组交待的。工作组后来所做的综合材料却是这样写的：

“严和烈破坏军婚的犯罪事实。1968年农历七月初二晚上，现役军人严福书之妻赵宗福在屋外板凳上乘凉。赵睡着后，严和烈乘无其他人之机，以解小便为由摸到赵身边，先用右手摸她，后又用手去解赵的衣裳。将赵的裤子解开后，他就趴上去将她奸污了。奸污时，严和赵都没有说话。过后他们各自回屋去了。”

在这个材料中，“打夜工”事件作为与破坏军婚案无关的事实被省去了，而当晚事发时“严和赵都没有说话”被作为“奸污”的重要证据保留了下来。

“奸污”在法律上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用词，只有奸污少女和强奸妇女才构成犯罪，而对成年妇女的奸污行为，被看成是通奸行为，一般是不受法律追究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当时的工作组，还是后来的法院，都因为赵宗福那晚未作积极反抗而将那晚她与严和烈的行为性质判定为通奸行为。

在帝制中国晚期，在法律判案上“和”（通奸）与“奸”（强奸）的区分标准发生过重要的变化。在此之前，对“和”主要是从肯定性的角度来定义的，即只有妇女在非法性行为中表现出积极、主动地参与态度才会被认为是“和”，否则就是（被）“奸”；但到了明清两朝，对“和”则更多从否定性的角度来定义，即妇女凡是在非法性行为中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拼死的反抗态度的，都被认为是“和”。也就是说，在帝制晚期，国家对妇女贞节的控制标准越来越严格，妇女在非法性行为中从积极地参与享乐到因害怕、恐惧而默许、忍受都被认为是“和”，只有积极地反抗侵犯者才被认为是遭到了强奸。〔4〕因而，法律上对强奸行为的认定，与其说是取决于是否违背了被强奸者的意愿，还不如说是取决于被强奸者是否进行坚决的反抗；而妇女一旦被认定有“和”的行为，就要为此受到法律的制裁。也就是说，法律虽然保护她们说“不”的权利，但当他们不说“不”时它就会治她们的罪。〔5〕通奸和强奸之所以要受到法律追究，不是因为当事者的人身权利遭到了侵犯，而是因为这种行为与“污染”（pollution）观念有关——它玷污了家族血缘、阶层差异以及女性的贞洁。〔6〕

在民国的法律条文中，“和”被“通奸”所取代了。“和”表明的是女性作为“消极的行动者”对男性奸淫行为的认同，而“通奸”则表明的是男女双方平等地选择行为。通奸本身不再是法律惩罚的对象，只有因通奸构成了“妨害婚姻家庭罪”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但民国的婚姻法实际上仍是单方面保护丈夫对妻子的身体特权。在对通奸与强奸的区分上，依旧把妇女没有积极进行抗拒视为通奸，而通奸的定性则会使妇女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

1950年4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并于1950年5月1日颁布施行。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这部婚姻法的核心内容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后来颁布的许多相关指示、通知和批复都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两性平等、婚姻自由上的种种努力。不过，国家在对强奸行为的定义上仍以女性的积极反抗为判断标准。1957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城市中当前几类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在处理时应严密注意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把强奸与通奸严格区别开来（强奸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以其他方法致使妇女不能抗拒，或者利用妇女处于不能抗拒状态而奸淫的行为，至于在女方同意或者并不抗拒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正当性行为，不能以强奸论处）。”〔7〕也就是说，只要被强奸者没有抗拒行为，强奸罪就不能成立。在这里仍可以看到中国传统贞洁观的残余影响。

在1949年以前，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是普通民众唯恐避之不及的事。一旦青壮劳力去当了兵，不仅个人常常要冒生命的危险，而且整个家庭也由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妻离子散、家道衰落的事常常发生。因而，在外当兵的人很少真正安心，一有机会就想往回跑。而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参军并在稳定军心上采取了新的策略。

共产党对军人婚姻的保护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限制军人妻子的离婚自由。1934年4月8日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红军战士之妻要求离婚，须得其夫同意”。〔8〕抗日战争时期颁布的《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规定：“抗日军人之配偶，非于抗日军人生死不明逾4年后，不得为离婚之请求。”〔9〕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19条中，对军人家庭的离婚问题作了专门规定：“现役革命军人与家庭有通讯关系的，其配偶提出离婚，须得革命军人的同意。”最高法院在给西北分院的回复中提出，即使解除童养媳婚姻也须取得军人的同意，因为这“是基于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原则。〔10〕

共产党保护军婚的另一个方面则是严惩与军人妻子发生婚外性关系的越轨者。1951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现役革命军人婚姻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某些审判人员对于保护革命军人婚姻关系的重大政治意义认识不足，不了解保护革命军人婚姻关系，就是保护革命战争利益，就是与巩固革命军人的战斗意志，捍卫祖国保护人民的伟大爱国主义事业，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关联，不了解革命利益是整体的，不能分割的，婚姻自由的利益是革命整体利益的一个方面，它应该而且必须服从革命整体利益。……对破坏革命军人婚姻关系的不法分子，应依法制裁。”〔11〕

就严和烈这个案子而言，工作组把严和烈与赵宗福的行为断然定为通奸性质，从根本上并不影响对严和烈的惩罚，因为严和烈的行为无论如何都已经构成了对军人婚姻的破坏；但这种定性却可以成为对赵宗福和其他军属的无声告诫和教育。国家尽管不会象过去那样在法律上追究赵宗福的行为，但通奸的定性肯定使赵宗福在村落社会中处于道义上不利的地位，也告诫了其他军属在遭遇到类似的事情时要尽可能采取积极抵抗的姿态，从而使侵犯军属身体的人难以得手。

作为被侵犯者的赵宗福，在此事的前前后后所关心的也不是她自己身体的被侵害，而是名声的受伤害以及丈夫由此对自己可能产生的不满。不过，村落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无论是通奸还是强奸，一旦流传出去对赵宗福都会有不利影响。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考虑，赵宗福当时没有向邻居呼救，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作任何反应，而是希望此事就此悄悄了结。

工作组1970年3月对赵宗福进行询问时，她说自己当天晚上未喊人是因为人都睡觉去了，喊也没有用；但在当年8月进行的一次询问中，她的说法又有了变化：当工作组问她为什么不喊人时，她回答说是怕别人耻笑她。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她当时的考虑还是事后的解释，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种说法——也许是这两种情况都有。但为什么赵宗福后来突然又不怕人耻笑，而将这件事张扬出去了呢？

我们从调查笔录中可以发现，严福书第一次起疑心是在1969年1月他回家探亲的时候。赵宗福当初只是告诉他有过“打夜工”这件事情——这本来是用以表明她作为老婆对贞洁的坚守的。但当严福书向他们的媒人赵庆香查询时，已经与赵宗福关系恶化的赵庆香的一席话对严福书与赵宗福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问：赵宗福是你介绍结婚的吗？

答：依起赵家来，她是我的媳妇；依起严家来，她是我兄弟媳妇。她与严福书成婚，是我介绍的。

问：她在屋里与你关系怎么样？

答：原先严福书在屋里的时候，与他们关系还是很好的。女的很听我们的话。福书参军后，要我在屋里多教育、帮助她。头一年，赵宗福还常在我们上面来。就是1968年冬福书回来，他听说了1967年农历九月二十生产队打夜工的事，就来向我打听。我说我们不知道，只是听到社员在讲。我就劝她。赵就开始对我不好了。她乱骂我们，把我绝（骂）了。我们有两年没说话了。

问：后来严和烈与她又发生了什么事？

答：你们来，就是来弄清这事的，我怎么弄得清楚？我们也懒得理他们了，管他马打死牛，还是牛打死马。

这一席话证实了曾作为媒人的赵庆香后来与赵宗福关系的恶化。至于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两人各执一词。也许日常经济往来中的矛盾和赵庆香在“打夜工”事上对赵宗福的劝导都是使两人关系恶化的因素，只是她们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罢了。在赵庆香对工作组的说法中，她只提到了1969年1月严福书回家探亲时，她对赵宗福的劝导，而没有说到她对严福书的规劝。赵庆香到底劝些赵宗福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与赵庆香同队的社员赵启珍在调查中的说法。

问：你知道赵宗福什么情况？

答：赵宗福的姑姑赵庆香在这里搞了不少名堂。由于赵宗福与赵庆香的关系搞杂了，赵庆香想尽一切办法让严福书听话。严福书在部队里，还给赵庆香寄了20元钱。她想让严福书听话，与赵宗福离婚，把赵庆香的一个妹妹嫁给他。

赵庆香与严和勋长期有不正当关系。后来他们断了。严和勋正月二十五请了客，大队、生产队干部都来了。严和烈去年2月还给赵庆香送了红苕。严和勋给赵庆香作了一下跪，请赵原谅。

原来赵庆香在日常生活中与赵宗福产生矛盾后，已经感到作为她邻居的赵宗福不是一个听话的人，甚至可以说她成了碍手碍眼的人，因而对促成他们这桩婚姻感到懊悔了，开始劝严福书离婚后另娶。但赵启珍在调查中讲的第二段话有些叫人难以捉摸。为什么又把严和烈那个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担任过大队代理党支书、后来改任生产队长的哥哥严和勋给牵连进来了呢？严和勋到底为什么请客？严和烈又为什么要给赵庆香送红苕？严和勋请赵庆香原谅什么，原谅以前与她有过两性关系吗？

我们只有看了梁少德〔12〕的调查笔录，才会明白赵启珍这席话的意思。

问：请你谈一下你了解的情况。

答：严福书是1963年结的婚，是九队赵宗福认的姑姑赵庆香介绍的。严福书在家的时候，他们关系很好。他走后，他们生下来的孩子没几天就死了。后来，在1968年冬，严福书部队来信，说严和勋和赵宗福有男女关系。又来了几次信，让我们调查。群众反映他们没有那种关系。据调查，是赵庆香给严福书部队写的信。赵庆香在家与严和勋有男女关系。后来严和勋不当支书了，也就与他不好了，断了。加上赵宗福与赵庆香关系不好，所以，赵庆香就给严福书写信，就是想整赵宗福与严和勋。

生产队长严和勋并没有像赵庆香散布的流言那样与赵宗福有男女关系，但他也不愿意他过去与赵庆香的关系被添油加醋后引起上面的注意。他请干部吃饭，大概是想请大家谅解他过去与赵庆香的关系；在赵庆香那里下跪，则是想请赵庆香这个权力欲和支配欲甚重的女人不要再给他生事了。而严和烈给赵庆香送礼，则可能是因为担心赵庆香如果一直这么对严福书胡编严和勋与赵宗福的关系，一旦最后招来了工作组，就难免会将他自己与赵宗福发生关系的事连带出来。

赵宗福主动对丈夫讲出“打夜工”一事，并不一定会使严福书感到老婆对他的忠诚，反而可能使他产生老婆在家里招惹男人（不管是严和勋还是严和烈）的联想。因而，赵庆香在严福书回家时的劝导和在他返回部队后给他的去信，都已经使他开始怀疑赵宗福了，从而使他们这桩婚姻出现了危机。尤其是他们的孩子在1965年一生下来就死了，赵宗福以后一直没有怀孕——在生育占据婚姻制度中心位置的乡村社会中，〔13〕这一因素无疑大大加剧了严福书与赵宗福离婚的危险。如果说赵宗福多少还可以容忍强加于她的婚外性行为的话，那么，她是断然不能接受婚姻的破裂的。原来是“因为他（严福书）身体不好，怕他生气”，所以，将那件给他们的婚姻带来玷污的事曲意隐瞒了下来；而现在，为了挽救她的婚姻，赵宗福宁肯自己受屈辱，也要让这桩婚外性关系去接受众人和国家的询问、调查和审判。我们来看看一个重要的见证人，与严福书邻村又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刘业民的说法。

问：你与赵宗福有什么往来？

答：1969年3月我复员，严福书请我给赵宗福带毛巾，说起打夜工的事，未说（有人）整她。去年4月，我结婚，赵宗福过来吃酒，也未说起这事。1969年六七月间的一天早上，赵宗福拿来一封信，是严福书给她的，叫我念，又叫我回信。她这才说起1968年月她挨整的事。她只说了她挨整，未说怎么整的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也未说。我想就是整了她，当时在院坝，也不可能发生（什么）的。头次赵宗福说得还很硬的，说“他在屋里我还生了娃的；如是我真的有男女关系，他走几年，我也没有生娃。”原先很硬，后来又说有那种事，（谁）晓得她是怎么回事。她叫严福书回来，是她想得娃儿。他们结婚七八年了，没有娃儿。她就说“我在屋里受人压。”她只说了（有人）整她，未说发生关系的事。

从对刘业民的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赵宗福为挽救婚姻所采取的以下两种策略。

一种策略是为了彻底洗刷她男人对她的怀疑，同时也为了让她男人感到有欠于她，她就把严和烈与她的关系说成是严和烈有意在“整”她，而她挨“整”的根本原因在于，她自己的男人没有尽到保护责任。尽管她明白真正在背后想“整”她的人是赵庆香，尽管就对她所感受到的伤害而言，赵庆香在婚姻上的挑拨远甚于严和烈在身体上的侵犯，但她深知20世纪50年代曾当过村妇女主任的赵庆香是一个很不好惹的女人，在大队和生产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她男人严福书也相当信赖赵庆香，如果由她直接去攻击赵庆香不一定管用。故此，一年半前与严和烈那件本想悄然了结的含混之事被她作为挽救婚姻的炮弹给抛出去了。虽说她那时还没有把严和烈“整”她的细节讲给刘业民听，但她在1969年8月间另外托人给严福书写信时具体谈到了此事。

另一种策略就是让严福书尽快复员，使他们能呆在一起，生一个孩子。只有有了孩子，婚姻才可能获得最基本的稳定。对赵宗福来说，真正的要害之处并不是她自己受到玷污的身体，而是几千年来所有村民的要命之处——子孙后代，命脉香火。赵宗福个人的幸福和家庭的和谐都寄托在她能否为严家生下一个后代。

现在我们明白了，严和烈破坏军婚案之所以是在一年半后才案发，并不是像赵宗福对工作组所说的那样，因为严和烈这时在威胁她，而是因为她与严福书的婚姻在1969年上半年开始出现了危机，赵宗福必须想法廓清有关她与严和烈或严和勋的传言或怀疑，并使严福书感到没有担负起保护她的责任。当严和烈不甘示弱，反过来说狠话吓唬她时，赵宗福更坚定了要把那件本来比较含混的事情说清楚的决心。国家保护军婚的本意是要保护军人对妻子身体的特权，防止妻子与军人丈夫闹离婚。但在这起案件中，我们却看到，赵宗福是如何悖论性地用这一条例去保卫自己的婚姻和幸福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场婚姻危机，很可能就不会有对这次破坏军婚案的追究查证了。

当然，赵宗福没有想到的是，政府会将她与严和烈的行为定性为通奸，在将严和烈作为法律惩罚对象的同时也将她视为道德教育对象。

而对严和烈的惩处也颇出人意外。“偶发的通奸”这个定性使严和烈破坏军婚的性质本来并不算严重，但政府对严福书要求严惩严和烈的呼吁却也不能不考虑。尤其是1970年2月，严福书所在部队的政治处致信县公检法军管会，要求严肃查处此等严重影响军心的事件。同年3月，由县里与严和烈所在部队联合派出了工作组，对严和烈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调查，最后提出：“应给严和烈处分，可判他3年徒刑，交给群众监管”。处分、刑罚和监管，这本是三种相当不同的惩罚方式，但在人民公社时期，这三者却被视为同一惩罚体系中的话语。这个处理意见的微妙之处在于：说是判了严和烈3年徒刑，但实际上又是监外执行的。显然，严福书不会满意于这个结果。他在1970年三四月间不断给工作组写信，要求重新处理此事。

就在这个案子陷入暂时僵局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偶然因素。1970年5月8日，四川省革委会和四川省军区根据总政治部新近的指示，专门发了一个题为“关于认真做好保护军婚工作的通知”的文件，文件要求对于性质严重、影响较大的破坏军婚案件从严处理。〔14〕严和烈这个案子性质不算严重，但在严福书强烈要求下，也可以说是影响较大了。这次，针对严和烈的法网一下就收紧了。

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具有高度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对直接侵害民众利益的行为的“基础性惩罚”与直接针对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或统治利益的犯罪的“专断性惩罚”总是混同在一起，一切刑事犯罪往往要从反革命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里寻找根源，罪行与错误、行为与思想常常一并成为法律惩罚的对象。〔15〕

因此，当国家的查证权力在村庄有人“犯事”的时候以工作组的形式进入村庄后，它并不会仅仅就事论事，寻找刑法意义上的证据，而是要变成对村庄日常生活的一次审查，对被查者平日的思想、行为和言论的全面审查，尤其是对反革命言行的搜寻和治理。在村民看来，这种全面审查就叫做“整”。既然上面决定了要“整”一个人，那么，所有的邻居都有见证的义务，都得揭发足以暴露此人反动思想的所有言论，而犯罪分子本人在工作组的政策攻心下也不得不做全面的思想交代。方慧容总结了“权力式的调查研究”的四个基本特点，即：被调查者的“真诚”总处于被考证中；调查行为对被调查者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调查研究的好坏同对调查者的思想鉴定与改造联系在一起；被调查者之间有利益和见证关系。〔16〕这种权力式的调查研究是国家在土地改革中发明的向乡村渗透权力的方式，以后就成为国家进入乡村的制度化方式，成为国家对整个村庄进行一场思想教育的机会。通过调查和揭发，可以分清“是非”与“曲直”，发挥团结教育、追根索源、警示他人的作用，从而实现“把坏事变好事”、重塑村庄道德的目的。结果，工作组在“整”严和烈的时候就有了如下的收获。

调查对象：杨发礼，生产队副队长。

问：你知道严和烈讲过些什么？

答：1968年12月29日，我从山阳开会回来，讲对军属不要乱开玩笑。严和烈在底下说：“军人家属有什么了不起？当兵的没么子好的，回来不是偷就是抢。范昌在就是偷么子被打死的。你看回来的有几个是好的？牛高才当个连长，还不是与我一样。”

调查对象：李春德，十队社员。

问：你知道严和烈讲过什么？

答：好象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杨队长去公社开会，回来对社员说，要爱护军属。严在底下说：“做了只要不说，还是没有哪个晓得。”

严和烈大概是因为既在旧时代当过半个兵（保丁），也在新时代当过半个兵（民兵），所以，不会把当兵的放在眼里。按他的说法，只要嘴巴紧，军属也没有什么不敢碰的。可严和烈这个有“搭白佬”〔17〕外号的老兵不仅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而且也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既然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那么，在工作组进村的情况下，其他社员也就不可能拒不揭发他的反动言论。尽管严和烈并没有怎么张扬他与赵宗福那晚的事，但他平时随口说的大话、开的玩笑、讲的政治掌故在工作组进驻后都成了他思想反动的铁证。

调查对象：严福文，十队会计。

问：你知道严和烈说过些什么？

答：1968年4月9日，我们在挖红苕。下午4点钟，休息的时候，大家说起县里的武斗，又说起支左。

在群众的揭发中，已经探到了严和烈犯下破坏军婚罪的反革命思想根源。这样一来，严和烈案件的性质就全变了。对严福书来说，一直是想凭借国家的法律狠狠地教训一下严和烈，挽回他在村里丢掉的尊严和面子；对国家来说，刚开始并不一定非要对严和烈治罪——因为偶尔一次与军属发生的通奸行为在法律上本来并不构成破坏军婚罪，或者说这本是属于可追究也可赦免的轻罪。〔18〕然而，当赵宗福的丈夫坚决要求惩罚严和烈的时候，当严和烈不幸碰到了国家严厉打击破坏军婚行为的风口后，尤其当工作组发现了严和烈辱骂领袖、攻击政府、轻视军属的反动言论后，当严和烈在调查中从一个准刑事犯升格为反革命分子后，严和烈破坏军婚的行为也就注定了再不可能以调解和训诫的方式来了结。严和烈这个几十年里从不曾真正介入任何层面的政治（哪怕是村一级政治）、只是热心于作一个观众和评论者、喜欢到处开玩笑和乱讲话的“搭白佬”已经注定了不能不为他的热心和玩笑、为他关不住的嘴巴及欲望付出沉重的代价了。

10年后，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中，此案也被重新审理。1980年11月，对严和烈案的复查结论是：

“严和烈1970年以破坏军婚和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据查，1968年农历七月初二，严和烈奸污了现役军人严福书之妻赵宗福，构成了对军婚的破坏，按强奸论处。但在当时的判决书上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词句，现一律去掉。只作内部纠正，不限判决。”

即使在现实力图抹去历史的某些油彩的时候，对这个案件的“奸污”原始定性仍然得到了维持，只是因为军婚而“按强奸论处”而已。看来，赵宗福当年的行动已经不可挽回地使自己的道德形象被污名化了。但是，她毕竟保住了自己的婚姻——这才是她真正的关心所在。

国家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赋予了妇女史无前例的平等地位，其影响堪与《土改法》使贫雇农翻身得到解放的意义相当。当然，两性平等的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基于革命的现实需要，这部《婚姻法》规定了对军人婚姻的特殊保护。但《婚姻法》在总体上所贯穿的平等精神、权利意识和斗争观念已经渗透进乡村的日常生活中，深入到妇女的身心状态中。即使是我们所讲述的这起保护军婚的案件，竟也是由赵宗福为保卫自己的婚姻状态而启动的。本来用来保护军人丈夫在婚姻中的特殊地位的武器，竟也被女人巧妙地用来维持自己在婚姻中的位置。如果我们不用现代的权利观来苛求赵宗福的话，那么，可以看到，赵宗福虽然丢了外在的“面子”，却在克服婚姻危机中实实在在地赢得了一口“气”。〔19〕

注释

〔1〕　本章所有的叙事材料均直接引自或综述自平县法院刑事档案卷《严和烈》（1970），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2〕　我们且不论赵宗福在调查中十分明确地以她“受欺负”的口吻来叙述那晚严和烈对她的行为——因为这可能是她事后出于对自己道德形象的考虑。

〔3〕　所谓“打夜工”，即在晚上加班工作。

〔4〕　Sommer M.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89

〔5〕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64页。

〔6〕　Sommer M.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67.

〔7〕　资料来源: http://www.law-lib.com/lawhtm/1949-1979/1232.htm

〔8〕　韩延龙等．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4，793页。

〔9〕　韩延龙等．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1984，828页、840页。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北京，人民法院出版，1994，1090页。

〔11〕　资料来源.http://www.law-lib.com/lawhtm/1949-1979/707.htm

〔12〕　梁少德这个本己跳出农门的国家干部在1961年国家对城镇人口的精减运动中又从城镇回到了村里，担任不脱产的大队长兼党支部副书记，而村支书则由赵玉中担任。

〔13〕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14〕　此件现存平县档案馆。

〔15〕　《刑法》在1979年前一直未予立法；而与之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家惩罚反革命分子的法规不仅出台甚早，而且异常发达。国家在1951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后又不断对之进行补充，在“文革”时期更颁布了著名的“公安六条”（中共中央、国务院1967年1月13日下发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的简称）。参见强世功．惩罚与法治：中国刑事实践的法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论文，1999。

〔16〕　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529-530页。

〔17〕　“搭白佬”，当地方言，喜欢闲聊、胡侃的人。

〔18〕　1963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处理破坏军人婚姻案件的意见的报告》中提出：“破坏军婚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处理上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该法办的法办，该用其他办法处理的用其他办法处理。务必做到既严肃认真、毫不姑息，又实事求是、讲究政策。……对于虽有过通奸行为，但已经悔改的，或者军人本人不愿意追究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采取批评教育、训诫等办法处理。”资料来源：http://www.law-lib.com/lawhtm/1949-1979/1597.htm

〔19〕　关于1949年后中国农村社会“气”的上升与家庭政治的变化，参见WuFei. Gambling for Qi. The China Journal, 2005 (15).

第四章

1976年（上）：一起“捉奸”闹剧

工作组在对严和烈案件进行群众调查时，多数时候是在柳坪大队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第十生产队会计严福文家里进行的。这除了严福文家里比较宽敞外，主要是因为严福文在政治上非常积极，颇得工作组的信任。严福文平时对严和烈这样思想落后的社员很看不起，在政治上自有一番抱负。但颇出人意外的是，当严和烈1976年刚刑满回家不久，就听说严福文也因为男女关系出事了。不久，专门解决严福文问题的工作组就到了柳坪村。严福文就像严和烈的“接班人”似的，很快也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抓进了牢房，而且坐牢坐得比严和烈还要长。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是怎样开始的呢？

1976年农历二月初二下午，第十生产队的插队知识青年李兴云去老家过完春节后，返回到队里。李兴云的住地在生产队保管室旁边。平时与她关系十分密切的严福文正在保管室值班，一见李兴云回来了，就马上过来看她。他们两人谈得很高兴，严福文后来还拉起了胡琴。胡琴声引起了正巧路过保管室的生产队记分员赵远正的注意。

赵远正匆匆吃过晚饭，就去找同队的社员严福财，对他说：“今晚我们去捉奸。”他们又约上了一个叫彭芳珍的社员，三人一起去李兴云的屋外探听。李兴云的屋墙上有个洞，从外面能看见里面的一些亮光。他们轮流凑在墙洞上往里看。严福文与李兴云晚饭后又接着聊天，说话的声音并不大。在外面听墙的人依稀听到严福文说：“这次我的问题不大。如果牛运兴与我离婚，我们俩就结婚；但原来的孩子我要，因我扎了根的，如不要，今后就没孩子了。”大半个晚上就听到他们两人的嘀咕，也不见他们干“别的事情”。三个人在外面忍饥挨冻，却又不肯就此散去，就这样硬熬到半夜3点多钟，终于听见严福文与李兴云开始发生性关系了。赵远正他们一下也兴奋起来了，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去喊人，但是太晚了，无法叫人来；想反扣住她外屋的大门，但怎么都扣不上。后来，严福财提议把李兴云厨房的顶罐拿走，再将锅端在她的房门外，以此留下证据，第二天去队里告发。其余两人一致同意。至此，这场听房捉奸的戏就算演完了。

1976年4月，严福文被撤消大队和生产队的职务。1977年2月，生产队开了对严福文的批斗会。1977年4月，严福文以破坏知青下乡等罪名被县法院判处8年有期徒刑。〔1〕

捉奸是中国乡村社会中并不罕见的图景。但在许多情况下捉奸都是由奸情直接的受害人或其家族组织或积极参与的，而柳坪村的这次捉奸行动却完全没有受害人——严福文的老婆牛运兴的参与。她是不知道严福文与李兴云的奸情，还是不愿意参加捉奸呢？严福财等人与牛运兴非亲非故，他们为什么如此热心于捉奸呢？是乡间的传统道德不容通奸使然，还是他们平日与严福文结下的仇隙使然呢？大队和生产队对这次捉奸行动的事后支持，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还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或是别的考虑？既然大队和生产队已经对严福文作了撤职和开批斗会的严厉处分，那国家的法律为什么还要介入这起民间通奸行为，而且对严福文进行了重判？

我们先来看看工作组对牛运兴的访问情况。

问：你与严福文的关系如何？

答：我们是1969年定的婚，下半年结婚。我娘家困难，借了不少粮食，他与我吵过。说如把这条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他并未提出离婚。刘代祥开会同我说话。后来他乱说我与刘代祥有关系。

问：李兴云与严福文有什么关系？

答：李兴云在我家住过，后来搬出去了。福文常到她那里去玩。我准许他们去看电影，不许他晚上老呆在她那里。1975年9月，福文在李兴云那里大半夜都还没回来。我去找他。李兴云院子的大门未拴，我进去后，发现里头的门拴了。里面问：“你是哪一个？轻一点敲。”我等开了门，说：“今晚你们在这里，这是你们的不对，还是我的不对？”福文说：“有什么不对？”我说：“我来后看你还在系鞋带。”福文说：“你要正确对待，你要大方些。”我们回去后，福文说：“我们两个联（合）起，你奈我何（拿我没办法）。我裤子穿起的。”我说：“你还在系鞋带。”后来我们又吵过。

1975年冬的一天晚上，福文去李兴云那里去了一晚上，天亮才回来。我说：“天呢，你在她那里睡到大白天才回来！”他说：“我们好久就是这样了，你现在才晓得？”我们后来还为此打过，他说了几次要与我离婚，我不会同意的。

据工作组分别对严福文和李兴云的调查，他们两人发生身体关系是在1975年10月。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月，牛运兴实际上已经发觉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了。牛运兴前去质问严福文时，严福文竟说他与李兴云是什么“天仙配”。不过，严福文又自恃“裤子穿起的”，没有给牛运兴留下把柄。不过，当严福文后来明显越轨、牛运兴若要去捉奸定能捉住的时候，她似乎已经失去了捉奸的兴趣，而只是在自己家里吵闹。

看来，牛运兴为了努力维持这个基础本就不稳定的婚姻，既无法听任严福文和李兴云关系的继续发展，又不愿意把事情闹得太大，以致于严福文在名声上再无任何顾忌后与她彻底撕破脸面。严福文在身体上的背叛尽管给她带来了伤害，但她更不能接受的是婚姻的破裂。她给严福文留下点脸面，是为了让严福文无法对她做到恩尽义绝；她含含糊糊地宽容了严福文在外面的行为，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守住不同意离婚的底线。

然而，我们在工作组的调查中发现，在这起因为第三者“插足”而引起的普通的家庭纠纷中，竟有那么多苦心去拿获通奸证据、执意要把事情闹大的好事者。

严福书的检举材料（1976年4月）

1976年3月18日是下雪天，队里上午学习，下午休息。严福文在李兴云那里玩，牛运兴喊他回去吃饭。牛运兴第二次来喊的时候，门被扣住了。李兴云开始拒绝开门，后来才来开门，牛运兴发现严福文躺在李兴云的床上。牛运兴说你们这样做不对。他们就吵了起来。牛运兴走后，李兴云又把门关了起来。严福文说要与他老婆离婚。

26号中午，我去严福文家。严福文探我的口气，问会怎么处理他。我问他的问题究竟怎么样？严福文说我们事实不存在（那种关系），只是表面上的。我问那你们怎么闹出事来的？严福文说是牛运兴说的。我问你与牛运兴要离婚有这回事吗？严福文说是有这么回事，他说：“李兴云做活喂猪都不行。”我问：“那你离了婚，还与李兴云结婚吗？”严福文说：“那看吧。现在李兴云的名声已经出去了，我的名声也出去了。没有办法，是得要结婚的。”我说：“这样怕不行吧？”严福文说：“不怕，牛运兴会同意的。”

严福财的检举材料（1976年10月）

因为生产队的粮食常常被盗，我喜欢晚上出去到处逛一逛。1976年10月18日晚上，我在严和云屋里听到里面有5个人在说话，有严福文、严孝刚、严存明、彭大友和严和云。他们说：“赵远正、严福书、严福财他们几个人跑不脱。老子是不怕他们几个的，他们有点事就去向上级啰嗦，我们这个仇就结起了的。”严福文也说我们八大金刚不得怕哪个，哪个能把我们奈何？

赵远正的检举材料（1976年10月）

我揭发严福文奸污知青……我揭发严福文他父亲是……我揭发严福文他叔舅是……我揭发严福文他拐卖人口……我揭发严福文他说反动话……我揭发严福文他贪污……我揭发严福文他砍生产队的树木……我揭发严福文他庇护坏分子……我揭发严福文他偷生产队粮食……我揭发严福文他偷……我揭发严福文他偷……我揭发严福文他偷……我揭发严福文他偷……我揭发严福文他偷……我揭发严福文他……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我揭发……。

这三份材料是我从第十生产队厚厚一叠揭发检举材料中选出来的，它们表明了严福文同队的一些社员是在用怎样的心情和眼光“凝视”（gazing）着他的：有在深更半夜听墙的，有听房后又以同盟的身份来套话的，最生动的则是在一份材料上一连写了28个“我揭发”的赵远正。

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社员对社员的那种“凝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传统村庄而言，由于流动性极低，个人的生产与日常生活完全被束缚在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里。同一个村庄的农民彼此间的关系如果不是亲密的话，至少也都是紧密的。村落世界是一个很少有私生活的地方，彼此的熟悉度很高，相互的比照和攀比也就很普遍。不过，人民公社制度给乡土传统的这种彼此凝视增添了新的东西。公社不仅把农民之间的这种彼此凝视从自发状态变成了自觉状态，把这种凝视与德治标准的贯通紧连在一起，而且，使那种以往常常是无声的凝视变成了发声的凝视。在农民私下给干部的揭发材料中，在人民公社公开举行的诉苦会和批斗会中，农民或者用手和笔，或者用眼睛和嘴巴，把以往默默在心中念叨着的每个村民对他的恩怨簿，变成了向干部展示或在公社公开的、符合德治标准的清算单。

那么，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与这起婚姻纠纷无关的人热心于捉严福文的奸、揭他的短呢？

是乡间传统道德对通奸的不容使然吗？其实，在中国乡村传统中，婚姻的高度稳定与通奸时有发生是乡间日常生活中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的婚姻基础是物质化、包办性的，是以传宗接代为中心的；另一方面，人们又在婚外追求性或感情等方面的满足。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对两性关系非常刻板的清规戒律在村落的小传统中实际上变得相当具有弹性。只不过以往对乡土中国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生育制度》的分析路数，只强调婚姻与家族延续的紧密关系，强调礼教文化对性的限制，而少有深入分析婚姻与性若即若离的关系，分析“小农的性散漫”与礼教的性禁锢并存的关系。〔2〕有证据表明，至少在清代中期社会中下层民众中，男女交往并未按道德家的要求被禁锢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中；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交往的随意、松弛，甚至自由的特征。男女交往约束的松弛为婚外性行为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也带来了诸多的冲突。〔3〕在清代汇编的《刑案汇览》中，传统中国人最常见的犯罪是“杀死奸夫”；〔4〕在清代巴县、宝坻、淡新三县的民事诉讼案件中，婚姻纠纷约占22％，其中，因通奸引起的纠纷甚至占到了婚姻纠纷的2/3〔5〕——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通奸行为在乡土中国的普遍性。捉奸虽然同时也是乡土传统的一部分，但这种行为往往并不完全或主要不是出于两性伦理上的考虑，而是出于经济利益〔6〕或维护丈夫、家族面子上的考虑。〔7〕换句话说，如果不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捉奸反倒有可能显得突兀。

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为废除封建婚姻而创造的离婚自由的高潮过后，在整个集体化时期都重新强调家庭稳定的重要性和调解程序的必要性，离婚又成为极为困难的事。由此可以看到，国家试图把婚姻和家庭纳入常规化的治理轨道中，使婚姻制度服务于社会秩序稳定的目标，而祛除当初那种激进的革命色彩。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婚姻策略的转变和乡村婚姻强大的传统影响，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使通奸在乡村仍相当普遍存在着。

而且，捉奸的传统被中国共产党明确地作为封建野蛮陋习来看待。毛泽东在1930年进行寻乌调查时就谈到苏维埃政权曾在农民的要求下立法禁止捉奸。〔8〕在共产党刚刚取得全国政权时又重申了这一点。如1949年陕西省高等法院在直属县审判员座谈会的总结报告中明确要求严格禁止捉奸行为，已经发生的都应严厉处罚。“通奸是非法的有伤风化，但主要是以教育方法使其自尊，有人告发，应予教育，如不以正义的告发，私行捉奸捆绑，百般侮辱，甚至逼下人命，更属犯法，捉奸的应付刑事责任”。〔9〕

由于李兴云是尚未结婚的外来户，在此通奸案中不存在受伤害的丈夫，因此，这本属村落中尚可模模糊糊容忍的通奸类型；同队的许多社员虽然会在私下里同情受害人牛运兴，但一般并不会冒然去替她捉奸。在民间不甚鼓励捉奸，国家也不提倡甚至禁止捉奸的情况下，并且赵远正、严福财、严福书（他是本书上一起案件被奸妇女的丈夫，现已从部队复员）这些人又不是奸情的受害人，为什么他们却对捉奸如此积极呢？

上列严福财的检举材料中，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严福财从墙根听到了严福文的一席话，这些话中有一个明显的“他们／我们”的界分。也就是说，盯住严福文的是一帮特定的人群——“他们”，而且，他们所针对的也不仅仅是严福文一人，而是以他为中心的所谓“八大金刚”。那么，这个“他们／我们”是怎样划界的呢？

严福文的申诉材料（1980年3月15日）

我这个案子完全是牛高才一手制造的。1968年4月，两派在区革委会办学习班，大队民兵连长牛高才对我与另一个群众组织的陈光全说，让他来当大队的革委会主任，他若当了主任，会推我们两人当副主任。但我没干。后来，是原来的支书赵玉中作了革委会主任，牛高材只当了第二副主任。从此他就开始嫉恨我，想方设法整我。

这是1980年严福文声称自己完全受了冤枉时所写的材料。我们很难完全信以为真，但它却透露了一点：所谓的“他们／我们”并不完全是在日常生活中结下的私怨，而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反反复复的政治斗争中所形成的派系之分。

我们在牛启明案件中已经谈到人民公社制度下存在的庇护主义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基于社员与领导的不同关系，在社员之间造成了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分裂。而我们这里所谈的派系则与之有所不同。派系不是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分裂，而是积极分子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因为领导之间的分裂造成的。在一个德治性的再分配体制中，政治觉悟是资源分配的标准。但由于政治觉悟标准的模糊性，这就势必使群众对党的忠诚度和政治觉悟度要体现在与领导的个人关系上。然而，在同一级别内，竞争往往使领导组合成几个分裂的单位，这样就形成了几个上下延伸、平行断裂的关系网络，这就是所谓的派系结构。派系结构是隐藏在正式结构之下并实际起作用的行动结构。因此，并不存在面对任何领导的积极分子。一个单位内部的利益群体既不是职业和分工群体之类的西方式利益群体，也非横向层面的阶级或阶层，而是与派系结构相对应的纵向派系群体。此派系的积极分子对彼派系来说往往是强硬的反对分子，因此，在单位内部各派系的积极分子之间就会存在激烈的斗争。〔10〕如果说人民公社的日常治理是枯燥乏味的话，那么，派系政治就成了这种日常治理的润滑剂和色素。

在第十生产队，生产队会计严福文是一派组织的核心人物，他周围有彭大友、严孝刚等所谓的“八大金刚”。而另一派的核心人物是“柳坪三牛”之一牛高才。在牛启明下台后，牛高才继续在大队掌权，长期担任民兵连长一职，在“文革”中任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他周围，有生产队记分员赵远正、大队民兵连副连长严福书以及严福财等人。（而生产队长严和勋虽然也偏向牛高才这一派，但因为他相当一段时间被抽调到公社的一个水库帮忙，所以，对两派的斗争介入不是太深。）这两派之间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由于严福文一派背后得到了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赵玉中的暗中支持，所以，稍占上风。我们可以从对严和勋的调查中看到这一点：

问：请你把本队阶级斗争的情况讲一下。

答：我们队的一些问题长久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76年左右，严福文、彭大友、严和柱偷了600斤谷子，还贼喊捉贼。那时我在水库，就叫严福文在家里主持工作，但他们却自己弄粮食。彭大友破坏广播线的事也没有得到追查。

在严和勋离开生产队时，严福文一派基本控制了生产队的局面，偷粮食、栽赃他人、盗广播线，他们的胡作非为让另一派既眼红，又无奈。

当严和勋回到生产队后，局面才发生了扭转。他把这些情况向大队作了汇报。牛高才坚决主张将彭大友弄起来在全大队敲锣游行，以示严惩。赵玉中后来也无法不同意这个提议。这是严福文一派受到的一次重创。自此，牛高才一派想方设法寻找彻底扳倒严福文的机会。特别是牛高才本人和赵远正活动最为积极——牛高才是因为自己在争夺大队的最高权力时被严福文拆了台；而赵远正则是因为严福文一直试图让他那一派的严和柱取代自己的生产队保管员职务。牛运兴为李兴云的事与严福文吵闹，她其实只是希望警告一下严福文，使他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却未想到她的吵闹为另一派将严福文打倒提供了最好的武器。

1976年3月，严福文与人通奸的事被半夜听墙的赵远正和严福财等人发现并告发，在大队掌权的牛高才很快对这次捉奸行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4月，严福文因为道德败坏被撤消生产队会计职务，而不遗余力揭发严福文的赵远正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生产队会计。

本来，严福文的故事到此就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毕竟，对通奸这类问题的解决应该是道德管辖的范围，可以通过批评、撤职或调解这类方式来解决，而不必牵涉法律。然而，严福文的事情被公开曝光后，严福文始终不服输。他心里很明白，不是因为他做的什么事犯了忌，而是因为他的对立派想整垮他。“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精神始终鼓舞着他的斗志，他非常豪迈地向他的弟兄们表示，说他有三不怕——“不怕劳改，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他们多次发誓要记住这仇恨，以后一定要让那些陷害他的人吃点苦头；他们甚至不惜撕破脸皮，公开与另一派发生冲突。如1976年7月30日，严福文在工分的计算上与赵远正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严福文的这种强烈反应使他的对手们一心想对他采取进一步的制服措施。

1976年6月，山阳区和公社领导来柳坪大队视察工作。这时，李兴云因招工已回城了，牛运兴也停止为此事向严福文吵闹了。但牛高才却向这些领导专门提出要进一步处理严福文的问题。9月，在牛高才多次强烈要求下，公社专案组来十队全面调查严福文的问题。但这次调查最后对严福文的定性不甚严重，只是提出将严福文交群众管制。

1977年1月，十队两封未署名的群众来信寄往专案组，信中勾画了严福文妻子牛运兴作为被欺侮者的痛苦形象，罗列了严福文的种种问题，强烈要求严惩违反道义、坏事做尽的严福文。这一次，公社派出人员将严福文直接拘押到公社，勒令他在3天内交代全部的问题，否则就将他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

1977年2月，在专案组通过审讯拿到了足够充分的材料后，县批斗办公室批准对严福文进行公开批斗，号召全队社员对他进行深揭猛批。

1977年4月，严福文被平县法院判处8年有期徒刑。

将严福文送进监狱的确是牛高才一派的心愿，但为什么会因为通奸而对严福文施用重刑呢？这是因为严福文这个时候恰好碰到了国家的知识青年政策发生调整的关口。

从1968年起，国家开始将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下放到乡间去，这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化解城镇人口压力和就业矛盾，二是让知青通过在身体上的锻炼达到心灵上的净化，三是利用知青加速国家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在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实践中，知青的身体成了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国家把提倡晚婚作为知青工作的一个重点，试图以知青的表率作用来限制农村人口的急剧膨胀，也以此缓解知青下乡的住房困难；但是，随着知青年龄的增大，他们的婚姻问题成为一个颇为棘手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作为被教育者的知青在农村常常受到迫害、批斗、吊打和歧视，一些知青在恶劣的环境下也开始堕落。这些方面的问题严重地动摇了知青扎根农村的决心，威胁到了国家的知青政策。〔11〕

为此，国家在1973年8月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对知青政策作了若干调整，其中一个重点是解决知青的安置问题。国家对知青的政策调整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原来积极提倡晚婚，而此时开始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大力表彰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二是原来强调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此时开始强调要对知青实行保护和照顾，严厉打击对女知青进行强奸、侮辱、逼婚和诱婚的坏分子。将知青的婚姻、性及身体政治化为国家化解日益紧张的城市人口就业问题，促使知青扎根农村并以知青带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关键策略。

国家的这种调整后的政策用在处理李兴云和严福文的问题上有一定的含混性：李兴云的确想与严福文结婚，但严福文是有妇之夫，这种通奸后再想结婚的情况，国家不宜鼓励；严福文虽占有了李兴云的身体，但他并未运用强迫和诱惑手段，而是对她多有照顾和保护，本可以不将之作为打击对象的。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含混性，当村庄有一股势力坚决要求打倒严福文的时候，国家对严福文进行法律制裁也算是上有政策依据、下有群众呼声。

村庄不少社员想保护的是杨云兴和她的婚姻，牛高才、赵远正、严福书等人是想保护他们那一派在村庄的派系利益，而国家要保护的是知青及让知青扎根农村的决策，这三个不同的保护目标在共同的打击目标——严福文这里实现了汇流。

县法院对严福文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1972年以来，严福文伙同严福刚、彭大友、杨友明等人盗窃生产队粮食1千余斤；1975年5月，将同队的严寿杰骗去湖北孝感，卖与他人，向买主索要了110元、布证120尺；1974年，严福文将落户女知青李兴云迁来所在队，以小恩小惠、金钱物质加以诱惑；1975年10月，借帮女方写申请材料之机，奸污了她；5月，他又企图抛弃妻子，与该知青结婚。”

且不说严福文拐卖人口罪是否真的能成立，〔12〕至少事发时间是被弄错了的（不是1975年5月，而是1976年5月）；且不说严福文是否真的对李兴云用了物质诱惑手段，也不说严福文根本就无权决定李兴云的迁队，至少“奸污”在法律上就是一个概念模糊的词——严格按照法律，只有奸污少女（不管其是否愿意）和强奸成年妇女才构得上强奸罪，而严福文对李兴云的行为显然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此外，企图抛妻另娶，在道德上是要受谴责的，可那并不是该由法律来治理的罪行。只有严福文盗窃生产队的粮食的确构成了犯罪，但那是集体作案，而且盗窃的数量也被夸大了。

然而，这只是判决书纸面上的东西，国家的法律是为政策服务的，对严福文的重重惩罚是在当时知青政策发生调整的情况下作为国家保护女知青身心的一个示例。不无悖谬的是，在严福文这个案子中，偏偏是女知青自愿献身给严福文。严福文案件看似刑事案件，实际上最后是被当作破坏最高领袖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的政治性案件来处理的。大队和生产队既非真正在乎那些被盗的粮食，也不是因为严福文与李兴云的暧昧关系玷污了民风，而是要让严福文为他这一派在政治斗争中的失利负责。因此，在严福文的对立派与国家治理机构相互为用之下，严福文这个反动分子就无法逃离法网了。

在许多柳坪人的心中，李兴云作为破坏家庭的第三者，应该与严福文一样遭到批判和谴责；但在国家援用有关政策条文来惩办严福文的过程中，李兴云已经从通奸者的不道德形象中挣脱了出来，成了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被逼婚者和诱婚者了。

而严福文的老婆牛运兴在严福文与李兴云通奸的时候是受害者，在严福文为通奸和派系之争付出过重代价的时候依然是受害者——她保住了婚姻，却长时期失去了丈夫。严福文入狱后，她一改与严福文吵闹的姿态，转而到处找人写材料说严福文是被李兴云勾引的，是被冤枉的。但已经没有人愿意受理她的材料了。

好不容易熬到1982年，县里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终于对严福文一案进行了一次复查。10月6日严福文接到了复查结论通知书，上面写着：“原判事实清楚，量刑适当，不予纠正。”

1984年，严福文刑满出狱。不久，村里人就传说严福文与他一个远房侄女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但现在，严福文不再闹离婚，牛运兴也不再为此与严福文吵闹。看来，他们的婚姻不会再有危机了。

注释

〔1〕　本章所有的叙事材料均直接引自或综述自平县法院刑事档案《严福文》（1977），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2〕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　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87页。

〔4〕　布迪，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59页。

〔5〕　郭松义．清代403宗民刑案例中的私通行为考察，载《历史研究》，2000（3）。

〔6〕　如亡夫兄弟对寡妇财产的争夺，参见Sommer,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nal China, 197。

〔7〕　如清代国家规定只有丈夫或直系亲戚才有权捉奸并惩罚犯奸者，参见Meijer M. Murder and Adulter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Study of Law and Morality. Leiden: E. J. Brill, 1991。

〔8〕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77-181页。

〔9〕　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载《北大法律评论》，2000，3（2），13页。

〔10〕　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内部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6），98-100页。

〔11〕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99-319页。

〔12〕　据我们了解的实情是，严福文是在被撤职后想去湖北落户，听说带一个妇女同去可以得100元钱，就在严寿杰母亲同意的情况下，带严寿杰一起去落户的。至于说在湖北落户的条件没有听说的那么好，那是严福文自己去了也发觉上当的。

第五章

1976年（下）：一个无可救药的“道德败坏分子”

1976年6月，正当柳坪大队的两派斗争激烈进行时，平县县委组织部派人向1949年后柳坪村出身的第一个国家脱产干部王保卓宣读了处分文件。王保卓自从1971年1月在整党运动中被告发向党隐瞒1949年前曾参加反共组织的问题以来，一直被停职，接受组织对他的全面审查。现在组织部来人正式宣布处分决定时，王保卓心里多少还有些激动，因为这意味着这种不明不白被“挂”起来的生活总算是要结束了，组织上总算要对他的问题给出一个最后的说法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苦苦等了5年半，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结论：

“王保卓由于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重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乱搞两性关系，累教不改。特别是1966年在邻县搞‘四清’运动时，多次奸污社教积极分子梁某，整党运动中又翻案；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与地主子女严某通奸，当组织调查期间，又主谋策划，订立攻守同盟，捏造事实，诬告区委领导同志与严某有两性关系，企图陷害他人，逃脱自己罪责。情节严重，影响极坏，已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品德。县委决定给予王保卓开除党籍，行政上开除工职留用两年的处分，每月发生活费25元。”〔1〕

王保卓在长期的被审查期间，曾经写过无数次的自我检查，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和作风上作过全面的反省。我们从厚达近200页的王保卓惩诫档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参加革命历史的同时也是他不断犯错误、不断接受组织审查、不断爬起来继续前行的历史。他曲折的革命历史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苦心在乡村塑造新人的一个历史缩影。我们感兴趣的两个问题是：党曾经是如何塑造他的？为什么党到1976年最终放弃了对他的塑造？

我们先从政治上来看。王保卓第一次接受党组织审查是在1957年。起因于“大鸣大放”，柳坪村有人检举王保卓曾当过伪保队副。历史清白是党对自己要培养的党员干部的基本期望。但是，党并未期望所有党员干部都能做到历史上毫无污点。除了污点的性质大小之外，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党员干部是否能对党如实交代并作深刻反省。忠诚是党对党员最重要的德性要求。查阅王保卓的档案，可以发现他在195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曾经向党交代过他1947年当过三个月的伪保丁的历史，他也承认当时抓过村里两个人的壮丁。但他没有提及伪保队副的事情。是否隐瞒个人历史显然是对党的忠诚度的一个试金石。因此，党组织专门派工作组去作了调查，结果发现这是子虚乌有的事。王保卓的第一次被审查就这样顺利过关了。

忠诚是人内在的德性，其外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要讲真话。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讲真话有时却也可能被看成是不忠诚的表现。王保卓遭到的第一次正式处分就是由于他讲真话引起的。1960年3月王保卓突然因为“损害集体利益的错误”被撤消党内一切职务。当时党组织没有具体说明他错误的表现，是后来对他的错误进行甄别时才公布的。

1959年，王保卓时任山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区委在饥荒已经大面积出现的时候，还硬性分配给山阳公社246万斤的粮食征购任务。而山阳公社实际只完成了205万斤。王保卓亲自去柳坪等若干大队实地调查后，向区委反映“农村确实没有粮食了”。就是这句实话使他被撤了职。1961年7月，上级党组织对王保卓所犯的错误进行了甄别，说：“当时某些大队有实际问题，也有思想问题。某些是王保卓同志在认识上的片面，而不是有意地损害集体利益。”也就是说，党后来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原谅了王保卓，但仍告诫他在认识上是有问题的。

因此，忠诚并不是简单地等于说真话，有时候说真话是需要讲究时机和方式的。懂得这一点，才是一个干部成熟的表现。

我们再从经济上来看。王保卓第一次因为经济原因跌跟头还是在土改复查时期。他在柳坪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时本是大红大紫之人，不仅是本村村长，还兼任乡民兵中队长。但在土改复查时，因被人告发贪污地主浮财，被工作组罢免了村长一职。据我们所作的口述史访谈，不少老人说王保卓当时也没有拿多少。只不过广大农民经过土改所焕发出的平等意识已经难容任何新的不均了。对此，党一边很理解和支持农民的情绪，另一边倒也不认为王保卓的这种错误是不可宽容的。因此，两年后，王保卓复出，成为村里第一个初级合作社的社长。1954年他在村里第一个加入了共产党。1956年他出任副乡长，从此开始成为国家脱产干部。

1964年4月，正逢农村第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小“四清”）的开展，王保卓在新乡公社党委书记任上，因为经济问题遭到了处分。这份处分决定书是这样写的：

“综上所述，王保卓同志的错误是为首贪污布证和公款，套购粮食等。尤其严重（下划线系引者所加）的是贪污布证的问题，经过县、区委多次会议和在社教运动中，都未作交代，后经社教工作组的耐心教育帮助和个别谈话，最后比较诚恳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认识了错误，已退出贪污现金120元，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且工作表现较好。因此，经1964年4月14日县委研究决定，给王保卓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我们从这份决定书可以看到，真正严重的错误并不在于经济问题本身（只要不是涉及巨额款项），而在于是否如实地交代问题。也就是说，对党的诚恳态度也是党在经济问题上对党员干部首要的德性要求。交代错误、认识错误和改造错误远比错误本身重要得多。因此，王保卓后来的迷途知返仍得到了党的谅解。1966年，在规模更大的新一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中，王保卓重获信任，被委派到外县任工作组组长。

我们下面再从生活作风上来看。

“1947年3月的一天，在柳坪村地主严太元家作帮工的王保卓引诱严太元的女儿与他发生了性关系。两个月后，严太元发现了王保卓的不轨行为，准备将王保卓吊起来狠狠地教训一顿。王保卓落荒而逃，直到1949年解放军快要进县城前才回到村里，参加了民兵组织。”

“1955年9月的一天深夜，身为柳坪村初级农业社社长的王保卓乘邻居张正秀的丈夫严和田外出，抽开隔开两家的篱笆门，来到张正秀的房间。王保卓也没有说什么话就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一个月后，严和田发觉那个篱笆门上的灰尘没有了，篱笆也被弄烂了。严和田用篾条将篱笆门重新修好，随后又与张正秀发生了争吵。王保卓知道后，终结了与张正秀的两性关系。”

“1967年7月的一天，公社党委书记王保卓与柳坪大队的地主子女严世国在去另一个大队的路上发生了性关系。他们两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了半年多。王保卓因为生活作风等问题于1971年被停职，1976年被开除党籍和工职。”

这是王保卓漫长而丰富的“生活作风史”中的三个片断。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性与权力之间微妙的关系。

第一个片断暗示了性可以成为贫雇农阶层积极参加革命的启动因。王保卓当年因为诱奸地主女儿而被迫逃出村里，直到1949年才回到村里。〔2〕也许就是因为与地主家结下的这一仇恨，王保卓才特别热衷于参加村里的武装组织，为自己壮胆助威。他回村后先是当了几天国民党的“反共”基干队队员；在解放军进入山阳区后，他看苗头不对，又转过来参加了共产党的民兵组织。由于他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表现得特别积极，很快获得了组织上的信任。

第二个片断则展现了革命一旦成功，权力一旦在手，个别人就认为可以拥有在身体占有上的某种优势或特权；而遗留在家庭内部的、丈夫对妻子的性特权与之相较只能是自愧不如。受害人虽然很快从两家之间笆篱门上灰尘的消失、篾条的残破察觉了他妻子与王保卓的关系，但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仅仅是与自己的女人吵架而已，对王保卓则既往不咎。显然，今天的王保卓早已不是6年前那个喜欢赌博和沾花惹草、被捉奸后落荒而逃的“棒棒”〔3〕了。权力尽管在对身体的占有过程中并没有显出它的青面獠牙，但它仍让普通村民感到它某种难以抵抗的身体特权。此后十几年，王保卓与多达十几人次的通奸或诱奸经验均无碍他在政治上的升迁，就是对这种特权的不断验证。

然而，第三个片断又表明，这种性特权绝不是没有底线的。王保卓参加革命以来犯过种种错误——经济上的贪污、政治上的右倾、生活作风上的败坏，经历过许多次审查，受到过各种处分，但以往一直是被组织上作为自己人予以教育、团结和保护的。但为什么他这次会遭到对一个公家人的最高处分——“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呢？党对他年轻时短暂参加过“反共”基干队的这种错误都可以原谅，难道性质要轻得多的生活作风问题会是党更不能容忍的错误？难道真是这问题把一个为党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的同志的政治生命彻底给葬送了？

我们同时也疑惑，这种性特权是不是都建立在单向的引诱或有形无形的压制基础上的？与王保卓发生性关系的女人们到底是带着怎样一种心态用自己的身体去面对王保卓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王保卓在1949年后第一次发生婚外性关系的情况。

访问时间：1971年10月13日上午。

被访问人：张正秀，女，现年36岁，家庭成分贫农，住山阳柳坪大队三队，社员。

问：你认识王保卓吗？

答：我认识。因我到严家来，就是我们同一个院子。王保卓和我们都是住的地主严太元的房屋。

问：你知道王保卓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有哪些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事情？

答：我只是个女社员，天天做活路。不晓得那些。

问：王保卓的生活作风方面有哪些问题？（向她交代政策）

答：王保卓本身是一个作风不好的人。与我的关系问题大约是在1955年下半年。我们初级社组织搞沼气化，是王保卓在我们这里负责指挥安装。平常我们之间喜欢说笑话。起初没发生什么关系。有一天晚上，我爱人严和田到我娘家去了。是下午去的。那时我还没有小孩儿。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因王保卓和我们同屋居住，只隔个篱笆壁。王家住里面，我们住外边。我们到王家有一道篱笆门。那天晚上大约到半夜时，王保卓就把这篱笆门抽开，照一个手电筒到我房屋来了。那时我们这个院子人很多，有四五家人。（他）也没有说什么话，来到我房屋，我俩发生关系后，王保卓就又从篱笆门回他家去了。我爱人第二天才回来的。

问：这次发生关系是第几次？

答：这次是第一次。

问：你俩发生关系时时间有多长？

答：自这一次我们之间发生关系以后，时间约有一个月左右，我们就脱离了关系。

问：是怎样脱离关系的？

答：因后来我爱人发觉了。发觉我们那个篱笆门上的灰尘没有了，篱笆也弄烂了。这样一方面，我爱人用篾条将篱笆门弄好了。随后我与我爱人就闹不团结。这样王保卓就知道了。就这样脱离了关系。

问：你俩发生关系时是怎样上勾的？

答：主要是平常开玩笑起。王也没有给过我什么东西。就是我俩脱离关系以后，王保卓还仍然经常在家里，也没有走好远。因我爱人知道后，后来就不敢来了。

王保卓与张正秀第一次发生关系时虽然没有说话，但他们平时开的玩笑已经为其发生关系作好了铺垫。互相开这种与性有关的玩笑，实际上是乡村中男女调情的一种基本方式。就王保卓与张正秀通奸行为的本身而言，似乎仅仅是乡村中普通的一例通奸，只有在张正秀的丈夫的应对方式中才可以见到权力的阴影。

但在王保卓另一起通奸案中，则可以直接感受到来自权力的压力。

问：你叫什么名字？年龄？文化？成分？人口？住什么地方？

答：我叫张绪珍，女，现年35岁。高小文化。家庭出身贫农。全家7口人。男人叫王保彩。家住柳坪九队。

问：今天通知你来区委，将你和王保卓的关系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清楚（进行政策教育）。

答：王保卓与我男人王保彩是亲兄弟。他原来是党委书记，现在当的什么，我不清楚。我与他没什么关系。后来公社来人找过我的，我都没有承认有那些事。有人说我与他有两性关系嘛。

问：有没有两性关系要实事求是地向上级谈清楚（交待党的政策）。

答：我是1962年农历正月与王保彩结的婚。王保卓那时在当公社党委书记。在1962年农历六月，王保卓他生了病，我给他熬药、洗衣服等，感情很好。他作风坏，我是不好说出来。往天我就未承认的。现在我承认了，怕他整我。

问：你不要怕。不会打击报复你的。给你保密。

答：（小声哭，不说话）

问：为什么不说话？

答：我是不好说出来。他是作风不好的人。他很坏。我是怕说得。

问：他哪些坏？是什么作风不好？

答：乱搞两性关系。

问：与谁乱搞两性关系？

答：你们知道。

问：你究竟与王保卓发生过身体关系没有？

答：有这回事。

问：是什么时间，情节、经过？你一一说清楚。

答：（不说）

问：说吗？

答：是发生关系多次。时间记不清楚了。

问：你把当时的情节说一下？

答：（不说）［再三动员不说具体情节］

问：是不是真的？你说的这些是不是老实话？

答：是真的。

王保卓的弟媳张绪珍在被不断严厉地逼问下对王保卓与她发生性关系的事仍然吞吞吐吐，除了因为这是不堪面对公众的乱伦外，还因为她始终担心王保卓以后会报复她。当然，当初他们之所以会发生关系，既有王保卓“作风很坏”的因素，也有两人“感情很好”的因素。这两点统一在张绪珍对王保卓的感知上，使我们既感不到她对王保卓的好感，也感觉不到她对王保卓的怨恨。过去的那一切仿佛是注定要发生的，又随风而轻轻地消散，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心灵上都没有留下刻痕。不过，我们终究无法确知，张绪珍面对细节问题时的沉默，这是出于对被报复的恐惧，还是无法用叙事的方式将当时的情节和身体感受表达出来，甚或是身体的记忆根本已经丧失。

工作组最后放弃了对张绪珍的问话，大概是那种违背家庭基本伦理的通奸远没有像下面这种违背政党伦理的通奸触到了性特权的底线。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我叫严世国。女，现年37岁。家庭5口人。爱人赵庭辉是贫农。我娘家是地主。我们在土改时结的婚。

问：你在生活作风上有过些什么事？

答：我与原大队支书李前台发生过多次两性关系。在1964年断绝关系。后又与公社驻队干部袁永国发生过两性关系。前年才断绝关系。

问：过后还与哪些人有关系？

答：在1967年的七八月份，我与王保卓发生过两性关系。王保卓那时在高桥大队驻队，我到板桥去给赵庭辉送东西去。下午转来和王保卓一路。我们二人一路走到面粉厂附近，在桐子树下躲荫。坐下后他递一块手巾给我擦汗水，就用手摸了我的胸部。他说我们来歇口气。他先坐下。我先坐在底下，他又喊我坐在他那里去。我说要得。他说这里有人无？我说无人，正中午。我坐下后，他又叫我坐拢点。我也坐拢去了。他就用手摸我。他说这会没得人，玩一会就走。他摸了一会后说，你把小衣脱了。我就脱了。我又说那里好像有人。王说中午没有人。王就用手把我放下去了，就发生了关系。这是第一次。

问：过后发生过关系没有？

答：还发生过好多次。

问：是什么时候断绝的关系？

答：是我女儿与他儿子定婚后，就没有发生过关系。1968年他在我家躲武斗时，王说：“我俩那些事情不搞了。因为女儿都这样大了。怕赵庭辉看不得。我屋里（老婆）也看不得。”

王保卓这一次的男女关系后来之所以引起了工作组的高度警惕，是因为女方严世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而是一个地主子女。1949年后国家权力深入到乡村社会，其所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之一就是在经济上彻底夷平了各个阶层的等级差别，在政治上却塑造了一个相当严格的政治等级社会。这种等级社会的塑造是以土地改革时期对阶级成分的划分为基础的。一旦某个人被国家标定为政治敌人，那么就会导致他一家几代人都被视为政治贱民。地主子女尽管没有被明确列成专政对象，但由于他们的身体是国家的敌对分子所给的，所以，他们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乃至日常生活各方面都要受到公开的歧视。〔4〕在整个集体化时期，除了个别历史时期，不同出身的人之间始终存在着无形的却难以逾越的鸿沟。

所以，贫农出身、又是乡党委书记的王保卓竟会与地主子女严世国通奸，这的确是让人有些吃惊的。按照严世国的叙述，王保卓与严世国发展出暧昧关系是出于王保卓的勾引。鉴于王保卓色胆包天的情况，这个叙述应该是可信的。但我们在上面那段访问笔录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事对于严世国来说既不是完全被动的（王保卓在第一次与她发生关系前的那几句话明显是在试探严世国，而严世国则一直在作积极响应），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实际上，身体一直是她用来擦洗出身给她带来耻辱的武器。作为地主子女，严世国在阶级界限十分鲜明的新时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她在土地改革中选择了嫁给一个贫农，这就使她可以用自己夫家的贫农成分去稀释娘家的地主成分。不过，仅仅是婚姻还不足以使严世国甩掉出身这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十字架。她几乎一直没有断过与当权者的男女关系——这与其说是她生活作风上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她在政治上用以自保、在经济上获取好处的重要策略。她先是与大队支部书记通奸，然后是与公社驻队干部通奸，而现在与她有暧昧关系的公社党委书记王保卓就是她能找到的最大的靠山了。为了使这个靠山能长久地发挥作用，严世国再次使用了婚姻策略——她与王保卓结成了儿女亲家。

在两家订婚后，王保卓主动提出与严世国结束身体关系，理由是担心家里人发现后无法交代。但就在王保卓跑到严世国家躲武斗期间，发生了一件更令人惊愕的事。

访问笔录：1971年11月。

被访问人：赵开兰，现年19岁。成分贫农。家住同云五队。

问：你家庭几口人？

答：我家庭5口人。父亲赵庭辉，母亲严世国，还有两个弟弟。

问：你订婚否？

答：我于1968年与王奇彬订婚的。是王保卓的儿子。

问：现在关系怎么样？

答：关系一般。

问：王保卓对你们关心否？在你家来过吗？

答：他没有什么关心我。往回躲武斗常到我家来玩。

问：在你家来玩多少时候？

答：1968年来得多。长住有两个多月。

问：你同你未婚夫的父亲王保卓在一路做过什么没有？

答：我是在家扯猪草，没经常在一路。就是1969年7月间王保卓去江口扯布，王问我去江口去不？我说去。早上我就和父亲一路去江口扯布的。

问：一路说过什么没有？

答：没有说什么。

问：王保卓对你有什么行动没有？（反复交代政策）

答：就是在江口去了回来不久，王保卓仍在我家。有一天，我在坡上做活路，中午回来吃了饭后去铺上睡觉。那时我母亲在坡上干活。王保卓坐在我床边上喊我：“他们喊你上坡了。”我说：“上坡了。”王就伸手来拉我。把我拉起来后，王就问我：“你妈到哪去了？”我说：“晓得的？”他又伸手来摸我。我还睡起的，王保卓坐起的。他一手摸我，一手贴在他裤子上……这样我俩发生了两性关系。发生关系以后，我起来站在踏板角角上，王保卓坐在铺上的。王保卓当时又说了一句笑话，我们都笑起来了。王说：“你快起来，不是（不然）你妈知道后要诀（骂）你！”正在这时，我母亲就进来了。妈说：“你们在做么子（什么）？”我没答应，就各人（自己）出门去了。我妈又跟着出门来了。

问：你俩还发生过几次关系？（反复交代政策）

答：还有次是1969年下半年。有一天早上，我妈起来煮早饭去了。那时王保卓在我们楼与杨开明一起睡。王等妈起来煮早饭以后（当时我与妈两个睡一铺），就从楼上下来到我铺上来，用手把铺盖揭开，将我拍醒。我以为是妈来了，结果是他来了。王就上铺来，把被盖揭开，与我睡的一头。这样就发生了两性关系。发生以后，王就过铺那一头去睡起了。这时我妈就进屋来了，照个亮，喊我煮早饭，还打我一耳光。我就起来了，起来看锅里饭还未开。

问：后来王保卓又在什么地方睡的？

答：我妈刚进屋来时王保卓就上楼去睡去了。

问：你两个是什么发生的第一次？

答：是那天白天中午是第一次，这天早上是第二次。

问：你俩一共发生过几次两性关系？

答：只有这两次。别的没有。

在王保卓与已订婚的儿媳赵开兰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最让我们感到吃惊的还不是这种乱伦行为本身，而是赵开兰和王保卓第一次发生关系后的笑声。从各种材料上推断，那次很可能是赵开兰人生的第一次性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她的贞操被未来的公公夺去后，她不仅没有一点痛苦的感受，反而被他讲的一个笑话所感染。我们无法确知她当时的心态。但正如张绪珍后来在被审讯中的哭并不是痛切的表示一样，赵开兰当时的笑也说不上是痛快的表示——这两者传达给我们的都是一种令人刻骨铭心的淡然。赵开兰自己后来给出的说法是她年幼无知。

访问笔录：1976年2月8日。

被访问人：赵开兰，现年24岁。住同云第三生产队。

问：你曾在1971年写过对王保卓作风问题的检举。现在你谈谈当时的情况。

答：我过去很小。不知道什么。没得那些事。

问：（反复交代政策，作工作）

答：这都是过去的事情。那次早上有那回事。即1969年冬，妈煮早饭去了。王在我家楼上睡下来与我发生的关系。多少次我记不起了。反正是过去的事了。妹妹在外面等我。以后再说。

赵开兰在工作组1976年对她进行的第二次调查中已经基本丧失了她1971年在第一次调查时还具有的细节记忆，只模模糊糊记得她第二次与王保卓发生身体关系时的一些情景，并把它错当成了第一次的事。如果从她第二次的这种记忆反过来看她第一次那种鲜活的情节记忆，可以说，并不是因为那些事在她的生命中真正构成了事件，而只是因为时间隔得很近（两年）的缘故。但当年她仅仅是因为年纪很小，完全不通人伦世事，从而就像接受她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自然地”、糊里糊涂地接受那些事。在阶级路线贯彻到乡间日常生活的年代里，17岁的她难道会感受不到地主子女出身所带来的痛苦？难道会感受不到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漠、生活的困苦？也许恰恰是因为她过早地感受到了生活格外沉重的压力，或者说一直处于命运的苦熬中，王保卓对她的诱奸在她的人生中反而变轻了。同样背负着出身的重负，严世国是带着心计将自己的身体交给王保卓的，而赵开兰则是将自己的身体“随便”给王保卓的。

无论是严世国的“重”，还是赵开兰的“轻”，国家都很难容忍出身带来的身体关系被性本性（sexuality）带来的身体关系所颠覆。不过，国家惩罚之力没有落在已经处于政治低层的严世国和赵开兰的身上，而是落在了王保卓身上。

在大规模的武斗过去后，平县开始按上级部署开展整党工作。王保卓躲过了“文革”初的政治运动，躲过了激烈的武斗，终于未能躲过这次新的政治运动。

1971年1月柳坪大队第四生产队给区里写了一封检举信，把“靠边站”的王保卓揪到了审查的前台。这封检举王保卓参加过“反共”组织的信引起了县里和区里的高度重视，他们组织专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工作，王保卓的出身、经历乃至灵魂都被拉出来曝晒。工作组最后发现王保卓的确一直对党隐瞒了他1949年后希里糊涂当过几天“反共”基干队队员的事。尽管这件事的确暴露了王保卓在忠诚这个最重要的政治德性上的问题，不过，据此尚不能将此事定性为他参加过“反共”组织，也还不足以给他最严厉的惩罚。但在调查中带出来的两个问题——他1966年奸污社教积极分子梁世彩的问题和1969年与地主子女严世国通奸的问题——成了决定王保卓政治命运的焦点。

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王保卓也意识到这两个问题已不是一般的“生活作风问题”，而是与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连在一起的作风问题。梁世彩的身体之所以是一个问题焦点，这是因为王保卓与她的关系建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础上，建立在王保卓作为“四清”工作组长与梁世彩作为积极分子的身份关系上——上级如果容忍这样的关系，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某种玷污。而严世国的身体之所以是一个问题焦点，这是因为王保卓与她的关系不仅跨越了伦理的界限，更重要的是跨越了阶级的界限——上级如果容忍这样的关系，就意味着听任阶级沟壑被身体所填平。〔5〕王保卓意识到，如果承认了他自己与地主子女的身体关系，势必要引起组织上对他的严肃处理。

所以，王保卓在清查中承认了其他错误，但对那两个焦点问题持坚决否认态度。

在与梁世彩的关系上，他在1966年事发的当年，在铁的事实面前，曾经承认过自己的错误。而在1971年他被重新审查后则决定翻案，因为他担心此案累加到他所犯的错误上，会大大加重对他的惩罚。然而，党组织对他的翻案态度比他的错误本身更加不能容忍。因为，他的妄图翻案，是对党组织不忠诚的态度的表现，是极严重的政治德性问题。

在与严世国的关系上，他采取了架祸于人的办法。他悄悄写了一封信给严世国，与她统一口径，让严世国不承认与他的身体关系，而反咬区委书记曾与她发生过两性关系。他想这样来迫使区委放过对他的问题的处理。

我们不知道严世国与区委书记是否真的有过两性关系，反正严世国后来是按照王保卓的意思对工作组那样说的。无论真相如何，严世国这样做显然都是得罪区委书记的。既然严世国一直在用身体换取政治上的安全和经济上的便宜，那她这次为什么竟敢冒险呢？也许是因为她已经在王保卓身上投入了太多的身体资本——不仅有她自己的，而且还有她女儿的（我们从工作组对严世国所作的另一份访问笔录中发现，严世国对王保卓和赵开兰发生两性关系的事并非毫不知情，而是装聋作哑），她不甘心就此失去这个靠山。

但不知是否因为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严世国没有按照王保卓的意思将信烧掉，而是藏在了家里。1971年12月，王保卓专案组的人得到群众举报后，对严世国再次审问，终于迫使她放弃了对王保卓最后的幻想，交出了那封信，这成了王保卓最后被打倒的重磅炸弹。

一般情况下，权力对身体的占有本身并不是要害，对这类问题人们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即使是像王保卓这两个问题的性质已经相当严重，但在处理上仍还没有到非痛下杀手的地步。但要享受身体上的特权，必须以自己的身体依附上级为前提。所谓“生活作风问题”的微妙性在于它是一个说大不太大、说小也不算小的问题。这种问题在权力的每个阶层中都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在这种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身体关系本身，而是政治上是否能以自己的依附获得上级的庇护。〔6〕王保卓与地主子女的性行为固然已经犯忌，但更关键的是，他竟敢“诬陷”顶头上司与地主子女有身体关系，正是这使王保卓最后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成为定局。

在工作组强大的攻势和压力下，被审查了一年多的王保卓终于全线崩溃了。现在他所寄望的不再是能否将事实瞒得住，而是自己能否通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取得组织上的谅解。他写了一份比一份厚的检查。但王保卓的这些“深刻”检讨已经晚了。他此时对党组织的诚恳已无法挽回他攻击党组织领导人带来的影响。他的问题最后被定性为党组织最无法容忍的错误——企图与党组织对抗的错误。山阳区委1972年对他作了“双开”的决定。

平县县委直到1976年6月才批准了区委的决定，并明确了行政开除留用察看王保卓两年，以观后效。为什么县里这个批示拖了4年之久，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也许县里对是否保住王保卓这样一个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的党籍多少还有过犹豫。王保卓从26岁当公社一般干部，到他43岁又回到他的起点，他用17年的时间绕着乡里走了一圈。当年他是如日中天的领导苗子，如今的年龄对一个普通的公社干部而言已经太大了。无论王保卓能否留住党籍，他的政治生命都已经到了终点。

1981年，51岁的王保卓从公社干事的位置上退休回家。顶替他的幼子还不到16岁。因为那时传说今后不许再实行子女顶替接班了。让儿子有了正式的工作，也算是王保卓参加革命几十年修得的唯一正果了。

注释

〔1〕　本小节所有的叙事材料均直接引自或综述自平县档案局惩诫档案《王保卓》（1976），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2〕　王保卓自己后来在简历中说是为躲壮丁而出村。

〔3〕　棒棒，当地方言，多指小混混。

〔4〕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20-128页。

〔5〕　在王保卓当年参加柳坪村土改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村农会委员赵启才年过而立，还没有娶上老婆。他在土改时看上了地主严太元的女儿。上级告诉他，如果他要与地主的女儿结婚，就得退出农会组织。后来赵启才退出村政，娶了老婆。这就是柳坪土改中有名的“要老婆不要农会”的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严世国的婚姻故事的另一种讲法。不同出身的人之间的结合，对地主子女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政治上的解压，但对贫下中农来说则意味着从此在政治上的不被信任。

〔6〕　对中国总体性社会中依附与庇护之间关系的分析，可参见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197页；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7-9.

结语

本书通过几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身体案件勾勒了一部村庄的历史，一部权力与身体的纠缠史，一部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入侵”史，一部身体暴力、两性关系如何与德治政体、与大众动员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一部村民的身体如何成为国家治理、权力讯问的对象，而村民又如何利用这种治理谋求自己利益的历史，一部在国家与乡村社会复杂的互动中，如何不断在确认并惩罚“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的同时，努力去塑造“新人”的历史。

如果说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也是一部将权力伸展在每个人身体上的历史的话，那么，我们从柳坪村这部村史中可以看到，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力图把德治的原则烙在人的身体上。它不仅仅满足于控制人和利用人，而是试图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来陶冶人和塑造人。当然，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事业在城市和乡村、干部和农民之间存在着许多的差异。我们从惩罚机制着手，实际上是想凸显国家是如何在一个低限上去塑造乡村新人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具体理解这种塑造新人的实践。

一　社会—政治层面

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与西方较为一致的地方，即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以及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国家权力向基层的不断渗透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非常特殊的一点，即国家在向下渗透权力时所贯穿的特定的政治原则——德治原则。其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将德治原则和常规治理技术统合在一起的国家权力的运转逻辑，又可以看到村民的生活方式、斗争策略与这种逻辑既分又合的复杂关系。我们下面分别来作一小结。

1．常规治理与政治原则

我们从本书的一条明线可以清楚地看到，乡村的惩罚机制既是在不断确认和巩固已有的权力安排和社会秩序，更是在发挥教育农民、从德性上改造农民的作用。比如，在严和烈案子中，我们看到保护军婚是国家稳定军心的重要措施。但仅仅惩罚那些破坏军婚的人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消除破坏国家任何稳定的行径。因此，工作组不仅力图去挖掘严和烈犯案的思想根源，甚至还从严和烈所侵犯的对象——赵宗福所表现出的软弱和顺从着手，教育妇女如何应该以自爱来捍卫对国家、对军队的爱。

本书还有两条暗线扣合着这一主题。一条暗线表现在科层治理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科层的结构化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这样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科层对于打破民众的原子化状态、塑造民众的集体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科层化的一个问题在于其功能科层化与结构化是相互背离的，也就是说，西方科层组织各种理性化的形式规则、规范化次序是有意识地被拒绝或无意地被忽视的。〔1〕这样一来，科层治理架构尽管在形式上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却排斥了丰富的、多样的和自主的治理技术，消解了社会成员进行自由伦理实践的可能性，造成了真正的治理技术的贫乏，其结果是同时瓦解了政府本身以及“社会”的行动能力。尽管“变通”和“幕后解决”为各种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疏解渠道，但由于国家排斥了任何非政府的行动能力，这就导致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只要得不到政府的解决，它们就不会自然得到解决，而只会在治理架构中进一步发育。而当问题积累到贫乏的治理技术再也无法应对的程度时，当人民的主权被腐化堕落或平庸无能的科层官僚剥夺时，道德化的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就成为矛盾得到解决的基本手段，剥夺者就面临被剥夺的命运，甚至科层本身的合法性都可能受到动摇。比如，我们在严福文的案件中可以明显看到，派系政治是如何去弥补科层治理的空缺或无力的。我们从牛启明和王保卓两人的起伏中还可以看到，某些干部是如何占据了为所欲为的特权位置，而那些特权又是如何可能在政治运动中转瞬被剥夺的。

另一条暗线表现在婚姻制度上。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婚姻制度上经历过两次激烈的政策转变。第一次转变是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通过第一部《婚姻法》极大程度上解放了妇女，史无前例地贯彻了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原则。第二次转变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废除封建婚姻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更基于国家对社会秩序安定的考虑，离婚自由在现实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国家重新开始强调家庭的稳定。在整个集体化时期，国家在婚姻家庭事务的实际治理中是以稳定为中心的。然而，妇女解放作为一个政治原则依然得到了确认。既要维护家庭的稳定，又要高扬个性的解放，这两个不同方面的同时着力，使赵宗福和牛运兴这样的中国新女性就显现出既不同于西方独立女性，也不同于中国传统驯顺女性的特点。

2．国家权力的运作逻辑与农民的生存策略

我们从具有中国特色的身体政治这个视角展现了20世纪下半期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权力实践。这种实践与其说是国家权力向村庄单向地渗透过程，不如说是双向的、多形态的身体政治的实践。我们在这些案件中当然可以看到国家通过身体实现的权力渗透。在孙玉林案件中，我们看到新政权是如何用“有民怨的”身体来奠定合法性和权威性基础的；在牛启明案子中，我们看到国家是如何用群众暴力和国家暴力之间的微妙关系来推动和控制政治运动的；在严和烈案件中，我们看到为了建立新型的国家（军队）和农民的关系，军属的身体以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及村民的嘴巴（言论）是如何成为国家治理对象的；在严福文案件中，我们看到为了化解城市人口就业压力并加快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的身体是如何被不断政治化的；在王保卓案件中，我们看到不同阶级出身的身体是如何被区隔开来，阶级斗争的崭新观念是如何被引入到村民的头脑中，村落社会是如何被改造成一个全新的政治等级社会的。

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治理技术和对新人的塑造原则并不是简单地自上而下被运用到村庄中的。实际上，同样是比照国家的治理和塑造要求，什么样的案子不成其为案子，什么样的案子被“整”成了案子；什么样的案子本属刑事案，却要以政治案来处置；什么样的案子本属政治案，却要以道德案来处置——这并不全是或主要不是由国家的要求和案情本身决定的，而更多地是由围绕案子及其当事人的关系状态来决定的。在这里，绝不仅仅是国家治理术单方面的深入，也不仅仅是服从塑造新人的权力实践逻辑，而同时是基层官员和村民各种斗争策略的运用：我们在孙玉林一案里，看到了村民是如何宣泄昔日的身体积怨的；我们在牛启明一案里，看到了社员是如何在积极参与革命的竞赛中谋求自保的；我们在严福烈一案里，看到了普通的农村妇女是如何运用维系婚姻的策略的；我们在严福文一案里，看到了派系斗争的利益是如何利用传统村落文化的“性散漫”来解决的；我们在王保卓一案里，看到了身体是如何成为弥合阶级鸿沟的武器的。如果没有后一方面，国家的治理和对新人的塑造仍然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的问题。如果没有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embodied history），就不会有所谓身体政治。国家对新人的塑造过程同时也是农民对国家的塑造过程。

国家的治理术与乡村的斗争策略之间既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关系。这几个案子给我们展示出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在孙玉林、牛启明、严和烈和严福文的案子中，国家实现治理的目标与村民谋求自己利益的目标是相互为用的，或者说，在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村民所起到的是带着自己的目的积极参与其间的“同谋”作用。而在王保卓的案子中，地主子女的身体策略在某个微小的层面构成了对国家用阶级斗争来治理乡村社会的目标的“颠覆”；然而，这种“颠覆”关系之所以得以成立，是建立在地主子女对作为国家干部的王保卓的人身依附以及王保卓对其上级的人身依附基础上的。一旦这两种依附关系解体，地主子女的身体策略就会完全失效。

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国家的治理与村民的生存策略、政治斗争与日常生活发生交叉、碰撞、融汇的时候，我们除了听到身体痛苦的呻吟（本书第二章中被吊打的范昌在）外，还可以看到一些沉默无语的身体以及无法用理性意义上的策略来衡量的行动。我们无法确知这些身体默默的自戕（本书第二章中被牛启明逼得自尽的邓绪大）、机械的动作（本书第三章中与严和烈发生关系时的赵宗福）、麻木的反应（本书第四章中听说严福文在出狱后又与人有不正当关系时的牛运兴）、轻微的笑声（本书第五章中与王保卓发生关系后的赵开兰）和小声的哭泣（本书第五章中被工作组逼问的李绪珍）所传达的意义。〔2〕与那些策略性行动不同的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感或“惯习”（habitus ）〔3〕无法被转化成“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图景或注脚，但它并不处在权力的外面。我们正是借助权力的亮光才瞥见了这些暧昧的身体；然而，又正是这些身体的暧昧使我们终究难以辨清打在他们身上的权力烙印。

二　心态气质层面

尽管制度层面的德性原则是中国新德治与西方现代性相比较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新德治在心态气质方面的影响才是其最具中国特色的表现。当然，我们这里要探讨的影响，并不是从意图而是从所谓“效果史”（effective history）〔4〕来着手的。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将新德治在心态气质方面的影响效果分为以下三点。

1．斗争精神的深入

斗争精神是中国新德治与传统德治的一个主要区别点。一位长期在农村当基层干部的人曾这样总结他的革命经历和干部形象：“敢把皇帝拉下马。”〔5〕其实，这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不仅体现在基层干部身上，也体现在普通的农民身上。通过斗争获得平等，通过革命赢得解放，通过解放成为政治主体，这些观念在相当程度上被灌输到农民的头脑里。尽管他们在很多时候默默无闻地当着“顺民”，但实际上他们是头脑里悄悄存有反骨的“顺民”。一旦时机到来，或某种界限被突破，他们就会爆发出很强的冲击力。

这种斗争精神使身体暴力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在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斗争中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而由于阶级斗争的模糊性、任意性和经常性，关于身体暴力的社区记忆不断被塑造出来，并不断被强化。

与斗争精神紧密相连的，是派性意识。由于德治标准和斗争原则的模糊性，由于领导群体内部的竞争性，必然在斗争中因为对原则的不同认定或对不同领导的追随，而在积极分子阵营中造成分裂。久而久之，派性意识就可能深深地植入到斗争实践中去，甚至可能唯派是从，以派性替代了德性。这一点，我们在严福文一案中看得很清楚。

2．平等意识的悖论

自土地改革以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在社会状况意义上的平等意识深入人心。平均主义固然是中国农民的一大精神传统，但那种平均主义以往在农民文化中并不占据主流地位。国家在农村对“新人”的塑造，不仅使小农的平均主义被改造为人民的平等精神，而且使这种精神获得了合法性，并在农民心态中占据了真正的主流位置。

不过，正如刘小枫所指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念结构中隐含着经济平等和政治不平等（阶级斗争论）之间的紧张。经济平等的理念锚定在首级制度结构之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国家控制的财富再分配），但次级制度结构（多样所有制、工资等级制、城乡差异制）中的经济不平等与之并不谐调。为了使冲突不至扩散，就必须强化政党伦理的社会化，它与经济平等的理念构成制度性的紧张。这种紧张与次级制度结构中的经济不平等的交互作用促成怨恨的产生。”〔6〕刘小枫这段话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经济平等与政治不平等之间的紧张，也说明了经济平等理念在首级制度结构和次级制度结构之间的紧张。我们这里还要补充的是，政治不平等即阶级斗争的理念和实践本身也存在着某种悖论。

1949—1978年间未曾停息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塑造了一个相当严格的政治等级社会。阶级敌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界限似乎是绝对不能超越的，人民和敌人之间似乎当然不存在着平等。不过，我们从柳坪“宗派斗争”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土改前后所划分的阶级成分就已经不是完全按照客观的经济划分标准，而是按照具有很大模糊性、随意性、变动性的意识形态划分标准。而在其后持续不断、激烈的阶级斗争实践中，所谓“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偏差日益扩大。“敌人”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是根据每一次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而被选定、被制造出来的。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起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性的；不是因为实践者一时的工作失误所致，而是区分两类矛盾的理论的某些内在困难〔7〕所致，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大氛围所致。阶级斗争的无限扩大化趋势造成的悲剧性的现实局面却造成了一个意外的后果：即人民和敌人的界限在现实中变得非常模糊，因此，具有了一种在阶级斗争面前几乎人人平等的效果。不仅恶霸孙玉林、地主子女张自祥是要被打击的阶级敌人，而且，牛启明、严和烈、严福文这样的贫雇农同样成了被打击的阶级敌人。而且我们从赵启才和严世国的故事里还看到，身体或性常常也是一个跨越、颠覆阶级界限的利器。

另外一个与平等意识相悖的问题是干部和农民的对立问题。由于人民公社制度下社队干部掌握着对几乎所有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分配权，所以即使是还没有摆脱农民身份的大队、生产队干部，我们从本书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所具有的权势是普通农民所无法比拟的。不过，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地位并不是稳固的。因为，革命精神和政治运动会经常性地使基层干部队伍重新“洗牌”。牛启明和王保卓政治生活中的遭遇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革命和运动的“频繁性”会使每一个人都难以在特权位子上坐久，这就造成了表面平等的假相。不过，这种循环腐蚀的恰恰是真正的平等精神，培养的只是斗争精神。

3．忠诚无私的扭曲

忠诚无私是在党员干部和城市里塑造新人的核心原则，而在农民和农村中贯彻它，显然要困难得多。不过，我们仍可以在柳坪村民那里看到一种扭曲变形的“忠诚无私”气质。由于人民公社制度几乎垄断了农村所有的社会资源，所以，即使人们从谋求更多的资源的私心出发，也需要对国家表现出更多的忠诚无私精神。但国家只是一个抽象的，它具体表现在实际掌控资源分配的人身上。由此，往往形成了普通农民对于某些当权者的人身依附。那些跟随牛启明残酷拷打范昌在的积极分子，表现出的就是这种变形的“忠诚无私”。当然，我们在身为党员干部的王保卓那里，能够更充分地体会到党对他的“忠诚无私”的要求是如何与当权者对他的人身依附的要求纠缠在一起的。

新德治与身体政治本来是现代政治两个既有联系但也相互有别的方面。如果借用福柯的术语来说的话，前者是所谓“主体解释学”〔8〕的问题，后者是所谓“生命政治”和“人口政治”〔9〕的问题。中国的新德治从其立旨来说本来是要解决民众作为道德主体的塑造问题。但本书表明，至少在中国农村，国家在试图开辟一条不同于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新德治道路时遭遇到了某些深层的困境。新德治之光并没有能够从身体穿透到灵魂深处，而是仅仅烙在了身体的表层。对心灵的冶炼变成了纯粹以身体为主角的仪式化戏剧，高调的宣传、浩大的动员、严密的组织、冷峻的惩罚似乎都无法对抗求生、好色、争权、谋利这些本能。当然，由于有德治的外罩，这样的身体政治与西方社会的身体政治格局有着相当的不同。但它最后所产生的这种现实效果，显然并非新德治的初衷所在。尽管我们无法否认这种旨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新德治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局面，但我们却不能不看到新德治的最大悖论在于：这种史无前例的“去自我”的道德作用力恰恰消除了个人向善的伦理实践的可能性，反而带来了普遍的败坏。这种败坏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10〕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出于救治败坏之弊的考虑，一种以务实发展替代德性塑造、以安定团结替代阶级斗争的新的治理思路在1978年后出现了。

注释

〔1〕　Whyte M. Who hates Bureaucacy? In: Stark ed, Remak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Instiut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9-241.

〔2〕　正如印度学者斯皮瓦克（Spivak）在分析印度文化中“寡妇自焚”（妇女在丈夫死亡后，登上丈夫的火葬堆以身殉夫是印度某些地方的习俗）现象时所发现的，作为“贱民”（Subaltern）的妇女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说出话来的。一方面，这种习俗在西方人看来是如此的不人道，白人从褐色人手中救出褐色妇女，这是白人在印度立法实践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印度土著保护主义者看来，白人的“救”并没有白人所想象的那么具有道义性，因为那些以身殉夫的妇女实际上是自己甘愿走向死亡，以实现自己的情怀——这种情怀是与传统和宗教的观念相一致的。如果说白人的看法仅是从白人的眼光去看这一现象，遮蔽了妇女实际的处境和心境的话，那么，土著保护主义的观点同样是对妇女真实的处境和心理的一种遮蔽。在主流话语和传统话语的双重重压下，以身殉夫的妇女说不出话、也无话可说，而只有任凭别人代表她们说话，尽管这代表、那代表都只能是对她们真实的这样或那样的遮蔽。王晴佳．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历史学，载《中国学术》，2000（3）。

〔3〕　关于理性意义上的策略与惯习观念里的策略区分，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73，174页。

〔4〕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汪民安编《尼采的幽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5〕　Seybolt. Throwing the Emperor from His Hors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32页。

〔7〕　毛泽东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中，一方面，延伸了延安整风时期发展起来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保留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批判，对人民内部矛盾强调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另一方面，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并非明晰的法律概念，而是模糊的政治概念，阶级斗争的逻辑仍然贯穿在人民内部矛盾之中。这种断点最明显的表现是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与6月在《人民日报》上的发表稿的重大差异。在1957年5月“怪话”叠出、“毒草”出笼的整风高潮中，毛泽东在发表稿上将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尽数删去，赫然加上了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不仅将各种内部矛盾都作了政治化的处理，而且开创了以思想来划分阶级的新方式。结果，人民内部矛盾之说实际上不是淡化反而是强化了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话语的这种内在矛盾导致了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的逆转，而这种逆转又反过来加大了这种话语的断裂。

〔8〕　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　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0〕　汪晖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日益僵化的权力格局的挑战，是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的价值，是对资本主义民主和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双重超越。尽管汪晖从正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与群众运动的理论价值，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实践中，群众运动向派性斗争发展，呈现两极化和暴力化；毛泽东在发动群众冲击科层体制时诉诸个人威望，因而在激发人们的反抗精神的同时却极易导致大众主体性本身的丧失；政治辩论不断被纳入到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使这一斗争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正是面临这样严重的政治后果，汪晖所谓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载《开放时代》，2007（2），12，13页。）我们无疑应该承认德性政治和群众运动在理论尝试上的某种价值，然而，我们更应该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种尝试在实践中会发生种种蜕变。

附录一

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

号称“国民的整体”或“国家”的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是用人工造成的，它只是一个“人造人”，虽然它远比自然人身高力大，却是以保护自然人为其目的的。

——霍布斯《利维坦》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层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梁启超《新民说》

一　身体政治与西方社会

按照列奥·斯特劳斯的说法，霍布斯是现代自然权利学说的奠基者之一，他所谓的自我保存的权利构筑了现代性的起点。〔1〕然而，在人民经历了纳粹德国恐怖的大屠杀之后，不能不追问：为什么以人的自我保存权利为出发点的现代性竟会走到肆意摧残人的身体、剥夺人的生命的地步？身体在现代政治中的处境究竟如何？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究竟有何关联？

身体既是人最私密的存在，又是人最公共的符号。正因为身体同时具有私密性和公共性，所以，它与政治的关系长期以来是暧昧不清的。虽然历史学家早已开始撰写身体的历史，但他们大多是把身体当作生物学、人口学或医学的研究对象。直到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及《性史》第一卷的发表，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或生命政治（biopolitics）〔2〕从此成为我们透视西方现代性及现代政治的一种重要视角。

不过，要深入地理解西方现代政治的这种视角，我们需要先来看看身体与政治在古代的关联。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与阿德曼托斯在言语中建立的第一个城邦是将身体的需求即身体的保存和舒适当作唯一真实需求的城邦。〔3〕但在柏拉图看来，身体的需求是很容易满足的，以满足身体需求为目标的城邦只是低级的城邦——猪的城邦。要建成正义的城邦，更重要的是实现灵魂的完善。实现身体的和谐虽然是必须的，但它服务于灵魂的和谐；人们不宜在吃饭和锻炼之外再过分去关注身体，因为好的身体不一定能造就好的心灵和品格，而有了好的心灵和品格，则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好。〔4〕显然，柏拉图并不把满足身体欲望当作城邦与人的目的本身，而只是将其当作实现正义和好的前提。同样地，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城邦的成长虽然出于人类“生活”（life）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善好的生活”（good life）。在他看来，生活或身体本身属于家政学的范畴，而善好的生活才是政治学思考的对象；身体自然地是人的被统治部分，而灵魂自然地是人的统治部分。〔5〕也就是说，在西方古代哲学家那里，身体和灵魂的对立二元论是一个基本的构架。

如果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思想家所关心的是最好的制度（regime）即哲学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伯利克里这位政治家又是怎样来分析现实的希腊城邦呢？伯利克里在他著名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讲中比较了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勇敢：“我们（指雅典人——引者注）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的优点。我们不花费时间来训练自己忍受那些尚未来到的痛苦；但是当我们真的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表现我们自己正和那些经常受到严格训练的人一样勇敢。”〔6〕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勇敢在古代城邦是一种被高度推崇的德性，它表明存在着比人的生命更高的东西；其次，勇敢不是来自强加在身体上的法律，而是从古代人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出来的。这里所谓的“生活方式”，与现代语汇中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它指的是以锻造德性为中心的古代政治，用基托的话来说，“希腊人将城邦视为积极的、起教育作用的东西，陶冶着公民的心灵和性格”〔7〕。可以说，在古代希腊中，政治是与对人的德性的塑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身体本身则被排除在严格意义的政治之外；或者说，身体只是以排除的形式被包含在政治中的。〔8〕

相对古代政治对身体的否定而言，基督教对身体的看法可谓是矛盾的。我们先以圣徒保罗为例。他在基督教从犹太的特选宗教转变为外邦人的普遍宗教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保罗对身体怀着双重的观念：一方面，他认为人的身体具有神圣意义，因为不仅基督的形象、赎罪、复活都通过肉身化来实现，而且，他认为人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要在人的身体上荣耀上帝；〔9〕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身体是虚空的，人们若顺从身体活着必然死亡，只有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才必然活着。〔10〕

我们再以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为例。在奥古斯丁之前，人生命的神圣性观念就已经出现在古罗马法中了，它当时有两方面的含义：不可用来祭祀；可以被合法地杀掉。这种不可用来祭祀却又可以被杀的人，是一种居于宗教秩序边缘和政治秩序边缘的人。所谓神圣的人，是一种必朽的神圣物，是一种非政治的政治存在。而到了奥古斯丁那里，他用上帝把身体的神圣性绝对化，从而也政治化了。由于上帝的存在，所有的人都不再能用身体献祭，所有的人都可能被合法地杀掉。神圣的人不再是某些个别的人，而成为所有人的根本处境。〔11〕然而，在奥古斯丁对人的定义中，仍可以看到他保留了希腊哲学中灵魂统治身体的观念——他认为的所谓人是“一个使用可朽及世间身体的理性灵魂”〔12〕。身体虽然是神圣的、相对独立的，但它与灵魂的关系仍是主从关系，身体所带来的愉悦是奥古斯丁要加以否定的，人沉溺于感官享受和身体快乐更是一种必须谴责的罪。更重要的是，人的身体的神圣性只是体现在身体本身来自上帝的赐予。因此，与其说基督教社会是依靠“神圣的人”来维系的，不如说它是依靠基督“神秘的身体”〔13〕来维系的。在政治与身体的这种特殊关联中，凸现出来的是神的身体而非人的身体。

彻底摆脱灵魂统治身体的古代观念，在人的身体与政治之间建立起正面联系，这是从霍布斯开始的。霍布斯用利维坦来指喻现代国家，即现代国家被他看成是一个人造的巨人，“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职位并推动每一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和“罚”是“神经”，人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公平”和“法律”是人造的“理智”和“意志”，“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是它的“死亡”。〔14〕自然人的身体不仅仅是对现代国家的恰切的指喻，而且还与现代国家有着内在的关联。国家由自然人相互之间订立和平契约而构成，它以保护自然人为目的。在霍布斯那里不谈对至善的追求，只谈对至恶的避免，而人的至恶莫过于暴死，国家的至恶莫过于内乱。因此，他所强调的世俗政治就不是要锻造人的德性，而是要保全人的生命；不是要追求最好的政治，而是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最坏的局面——无政府的状态；不是屈从于某种更高的理念，而是要确立政治自身的绝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布斯式的秩序问题正可以被看成是如何治理身体的问题。〔15〕

然而，人的身体会死亡。利维坦纵然被霍布斯高抬为人间的上帝，这个上帝也还是一个“会死的上帝”〔16〕。那么，现代政治又如何能确保它的长治久安呢？尤其是霍布斯认为君主制是能带来最多安宁、最少弊端的政体形式，那么，在君主只拥有速朽的身体的情况下，君主的绝对统治不是时常会受到他的自然死亡的威胁吗？康托拉维兹以他的杰作《君主的两个身体》解决了霍布斯留下的这个疑问。康托拉维兹认为，君主实际上“有两种身体，一种是自然身体，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个身体是由一系列自然成分所组成，他处于这种身体状态时与其他人一样也有激情，也面临着死亡；另外一种是政治身体，他处于这种状态时，所有成员都服从他，他和他的臣民一起构成了一个结合体（corporation）”。“与自然身体不同的是，政治身体不受激情控制，也不惧怕死亡，因为处于这一身体状态中的君主永远不会死亡，他的自然死亡在我们的法律中被称之为耶稣之死；但君主之薨（demise）不是如‘薨’所表示的那样是君主政治身体的死亡，而是两种身体的分离——政治身体从已死的自然身体中分离出来，或说是从天皇贵胄的显赫中抽身出来，转移到另一个自然身体中去了。”〔17〕正是因为政治身体的存在，君主不仅是不死的，而且从中世纪到绝对主义时期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是政治世界的焦点。用格尔兹的话来说，这样的国家就好比是一个剧场国家，“国王和王公是主持人兼演员，祭司是导演，农民则是配角、跑龙套者和观众”。〔18〕

不过，在格尔兹所谓的剧场国家中，作演员的并不仅仅是君主一个人，还有王公贵族。他们在剧场背后又构造起一个关系复杂、礼仪繁琐的宫廷社会。宫廷社会的中心当然是君主，但对君主权力的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宫廷社会本身的结构。埃利亚斯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就不是像史学家那样将焦点放在特定的个人身上，而是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将焦点放在王位的构型（figuration）上。〔19〕可以说，他研究的正是君主的政治身体如何在宫廷社会中被建构起来的。他因此深入地分析了宫廷礼仪。虽然从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看来，宫廷礼仪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徒有其表的”，甚至是荒谬可笑的东西，但如果关注宫廷社会结构的自主性问题，就会发现宫廷礼仪在量度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声望值上是非常灵敏而可信的手段。〔20〕宫廷礼仪并未随着宫廷社会的衰落而消失，而是经过某种变形流传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埃利亚斯认为西方的文明化有三个阶段：中世纪城堡中的“礼貌”，绝对主义宫廷中的“教养”，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文明”。文明化的这三个阶段都与礼仪也即自我控制身体的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国家正是借助人们对身体的控制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控制机制，因此，文明化进程也可谓是对身体加以理性化控制的过程。〔21〕随着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暴力泛滥的社会逐渐向温情脉脉的和平社会演变〔22〕，个人的生活也逐步获得了较高的“安全感”。而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求进行并培养个人更大的克制性，对其行为和情感进行更为精确的调节；要求进行更强的本能制约，并且从某一阶段开始更为经常地自我强制。〔23〕当人们有效地控制了不羁的激情，使身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变得更为驯顺，就不仅产生了更守纪律的国民，还带来了更守纪律的“君主”，这样，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才有了更为广泛而坚实的基础。〔24〕

在宫廷礼仪从宫廷扩散到市民阶层的过程中，法国大革命是一个转折点。法国大革命作为一场空前的现代政治革命，不仅把君主的自然之躯送上了断头台，而且也消灭了君主的政治身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身体问题不再与大革命之后的现代政治相关，恰恰相反，大众身体的政治化是现代性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法国大革命促生了新的公共领域的诞生，这个公共领域使身体政治的焦点从君主的政治身体转到了普通公民的自然身体上。大众的身体在此领域中既是重要的政治符号，又是政治行动的工具，同时还是在迅速而复杂的革命变化中建构新的自我意识的基本媒介。〔25〕

如果说埃利亚斯揭示了礼仪与文明化进程的关系的话，那么，深受尼采的谱系学影响的福柯则对现代国家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发育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我们在前面曾谈到亚里士多德因为把身体排斥在政治的范畴之外，所以，他把家政学与政治学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而福柯认为，治理术自17世纪以来发生了两个巨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经济——即在家庭范围内管理人、财、物的正确方式，使家运亨通的正确方式——被引入国家的管理中，也就是，传统的所谓“家政”（economy）转变为政治管理的“经济”；第二个变化则是通过“治安”（police）的努力促成了所谓“社会”的兴起。〔26〕

治理术的这两个变化产生了现代权力的两种基本形式，它们都与身体有着直接的关联。一种形式是生产“驯顺的身体”。“身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连；身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27〕在这种与纪律权力相连的基本形式中，现代政治的模型不再是以国王的身体为中心的剧场，而是以大众驯顺的身体为中心的工厂或监狱。〔28〕

权力的另一种基本形式则是推展人口的生命政治，干预和控制人口的生殖、死亡、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人口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主权者的权力，还不如说是治理的目标。人口是需要的主体，欲求的主体，但同时也是治理的对象，面对治理，人口知道自身想要什么，但治理对它所做的一切一无所知。”〔29〕正是人口问题的重要性，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理性化。

就权力这两种基本形式的关系而言，“纪律的组织模式以及在17世纪和18世纪发展纪律的所有制度——学校、工厂、军队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在巨大的行政君主政体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理解，但无论如何，纪律从来没有比此时即它对管理人口变得重要起来的时候更为重要和稳定；对人口的管理不仅牵涉到大规模的集体现象以及总体效果的层面，还意味着在人口的深度和细节上对人口进行管理。人口治理的概念使主权基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同样，它也使发展纪律的必要性变得更加尖锐”〔30〕。性本性（sexuality）则处在身体和人口这两个轴线的连接点上。“它一方面属于规范身体的纪律：各种力量的建立、强化分配，各种能量的调整和节制；另一方面从它带来的整体效果来看又属于人口的调节。”〔31〕性集中体现出了从君主制时代到现代社会的权力变迁：在君主制时代，君主拥有的是致人于死的权力；而在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则是治理生命的权力。在现代世俗化、理性化和例行化的治理中，关键不再是社会的示范中心，不再是作为焦点的君主的身体，而是整个社会肌体，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所谓“社会”生活在内的日常生活。〔32〕

尽管福柯的著述揭示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身体政治的奥秘，但他并没有直接分析身体在20世纪遭遇的最大劫难——纳粹的大屠杀。阿伽本在这一点上推进了福柯的研究〔33〕：他将对生命政治的分析与对极权主义的运作机制的剖析联系了起来。在他看来，福柯所分析的监狱和工厂，发展到极至就是纳粹的集中营——这种集中营可谓是一个纯粹的、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生命政治空间。既然国家的主权建立在霍布斯所说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既然人的平等建立在一个人可以被另一个人杀死的基础上，那么，对“赤露的生命”（barelife）这一纯粹的事实的强调是不可能抵挡住虚无主义的蔓延的。极权主义与德国虚无主义之间有着高度的亲合关系。不过，德国虚无主义的初始动机并非虚无，倒是出于对现代文明的道德状况的不满。用列奥·斯特劳斯的话来说：“反现代文明的异议立足于这一确信”，“那种确信原非好战，毋宁说是它好德，是对濒危的道德性的责任感”。〔34〕放弃对善好的追求，求取生命的保存与身体的舒适，建立一个“没有血、汗与泪水的世界”，这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是实现了人类的梦想，但对于持有“那种确信”的人来说，却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恰恰像是人性的最大堕落，是人性的完结，是末日的来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勇敢作为“剩余的唯一德性”被高扬起来。可以看到，当文明仅仅被化约为人类的生命或人类生存而不再是有意识的人性文化时，德国虚无主义就会为了武德的缘故而拒斥文明本身的原则，这样，其非虚无主义的动机最终会走上虚无主义、走上摧毁现代文明、走上消灭所谓劣等人种的道路。德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选择了希特勒做领袖并非偶然：“那些具备最坚强的意志、专一心志、最坚韧无情、不怕死、善于操纵自己的追随者的人都成了革命领袖，正是这类人对与政治领域密切相关的各种力量的强弱有最佳判断力。”〔35〕

二　身体政治与中国社会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反思德国发生的大屠杀时说：“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肌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个对立面。我们猜想（即使我们拒绝承认），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36〕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把那场大屠杀看作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件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把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看作中国现代性的发展中偶然出现的畸形儿。至少，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自1840年后被强行纳入以西方列强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时，她是否也承袭了现代西方身体政治的基本特征呢？让我们先回到中国古代传统中去，看看身体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位置。

中国远古就有身体隐喻的思维传统。“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37〕这里所说的“国君一体”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在时间上的，因为诸侯百世不迁，所以历代国君在时间上构成一个理论上相续不绝的一体关系；另一重含义是在空间上的，国君一体以其宗庙作为中介，宗庙的空间象征意义又扩至全国。也就是说，历代国君世世承其太祖之正礼而构成为一体；而国君以整个国家为其活动的空间，种种社会关系犹如身体的各个部分而构成为一体，君为首或为心，而百官百姓各有所当。〔38〕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与西方的一个不同在于，早在远古时期，中国人就将身体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认识到了君主的自然身体的死亡并不会影响到君主的绝对统治，因为统治者既不是以他的自然身体，也不是以其家族，而是以永恒不变的天下为其合法性基础的——他号令国家所凭借的不是自然人的身份而是天子的身份。而且，中国古人的这种认识与西方现代的身体政治观也有区别。霍布斯的利维坦与其说是人造人，毋宁说是人造机械人，因为它是一个用发条和齿轮来带动运转的机械结构；而中国古人则是将身体和国家视为一个具有整合性的有肌体，它与宇宙这个大有机体是经由“气”的流通而互动贯通的。〔39〕正由于“气”的流通，身与心、身体（尤其是国君的身体）与国家、国家与宇宙之间都构成了一种有机的连续性。〔40〕

古代中国的身体政治观不仅仅体现在身体的隐喻思维中，更体现在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儒家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上。也就是说，儒家一直假定身体与国家之间并无断裂，“修身”可以由内层向外层推广而为“治国”之术。因此，中国文化中的身体素有其强烈的政治性和社会性〔41〕，身与心这二元并没有西方社会那样强的对立和紧张。

不过，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儒家之所以讲修身，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身体是精神的障碍，所以它需要被支离、被克服和被转化；只有当人格被提升到相当高的层次后，身体才会成为精神的体现，才可以凝聚并呈现道德光彩。〔42〕但无论哪种情况，儒家更重视的都是心而不是身。修身，其实是修心。三省吾身，实际上是三省吾心。中国文化纵然存在身心合一以及贵身论的思想，但对身体在肯定中是有节制的，而在现实中则常常化为对身体的压抑和轻视。〔43〕第二，克己复礼、修、齐、治、平不是针对普通民众的，“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44〕就此而言，以养生为中心的道教更容易让中国普通民众所接纳，也为士大夫阶层所宽容，虽然是轻蔑的宽容。但是，道教不仅以避免激情、与世无争、不问政治为长寿术的元德；而且，道教中浓厚的巫术成分也使它无法构成与世俗生活积极的紧张或对立。〔45〕因此，道教中对身体的重视并不具有政治意义。

总的说来，在前现代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身体尽管被赋予了政治意含，但这种意含是与道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普通民众的身体根本不被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

然而，中国19世纪出现的三个重大的社会变化则从根本上影响了民众身体与政治的关系。

第一大变化是人口的激增。晚清时期尤其是19世纪以后中国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口的猛增。仅在1779—1850年间，中国人口就增长了56％，达到了4.3亿之多。〔46〕人口压力所造成的普遍贫穷构成了太平天国起义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尽管太平天国起义期间人口大量减少，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猛增的态势。在19世纪末，中国的总人口很可能已经超过了1850年的水平。人口的增多不仅带来了农民的贫困，还带来了士绅入仕的受阻和官僚机构人员臃肿的问题。当时一位叫汪士铎的人提出，19世纪中国的痼疾既不是治理不当，也不是国民缺乏创造力和勤奋，而是在于人口与经济资源间不成比例的增长。〔47〕尽管汪士铎的看法并未成为当时的共识，但朝野上下许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人口与政治的某种密切关系。1908年清政府成立了统计司，并用4年时间开展了首次全国人口普查。这表明人口问题正式被纳入到国家的治理对象中去了。

第二大变化是湘军的兴起及政治的军事化。按照雷海宗的说法，中国历史是“无兵的文化”〔48〕，兵与民相隔离，至少从汉代起就开始流传“好汉不当兵”的说法。中国既没有真正的兵，也不存在国民。国家对文德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武功。但这种情况自湘军的异军突起后发生了改变。由于曾国藩率领湘军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地方开始了军事化的进程。〔49〕科举制的衰落直至最后被废止更加剧了军事力量在中国近代政治中的分量。如果中国在1860—1895年是绅—军政权的话，那么，在1895—1949年则成了军—绅政权。〔50〕如果说文化和经济的障碍曾长期阻止了普通民众通过科举之路投身政治的话，那么，他们现在则可以通过投身军旅而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地方豪绅也借此而拥兵自重甚至与中央分庭抗礼。

第三大变化是甲午战败对知识精英的刺激。自从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打破了天朝大国的幻梦之后，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不再受列强欺侮，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中新的梦想。但是，甲午战败宣告了自上而下在器物层面展开的自强运动的破产，这引发了知识精英对强国之道进行深入反思的热潮。康有为在检讨甲午战争的教训时说：“昔者之国争，在一君一相一将之才，今者之国争，在举国之民之才气心识，与其举国之政之学，及其技艺器械。即以中国之大，而昔者败于蕞尔之日本者，非吾将相之才之必逊于日本也，乃吾公民之不如日本也。”〔51〕这表明康有为注意到了国家强盛与公民素质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明确把民力作为国富之根本所在的是严复。严复在《原强》中说：“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日新民德……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52〕戊戌六君子的喋血菜市口，自上而下在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的流产，这更使急欲图强的知识精英把焦点转向了对民众的改造和对民力的呼唤。

正是由于19世纪的这三大社会变化，身体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政治问题。尽管各方势力对身体的关注角度不同——知识精英关注的是新民之道，地方豪绅关注的是拥兵自重，中央政府关注的是国家治理技术的发展，但这三方面共同促成了身体从道德化到政治化、从以士绅的修身为重心到以民众的强身为重心的转变。由于处在国力衰微、列强环伺的危机中，尽管也存在着某些离心力，但从总的倾向来看身体的政治化几近于身体的国家化，即把身体作为挽救国家命运的工具。在身体的国家化过程中，知识精英一马当先，殚精竭虑，先后推动了军国民运动和新民运动。〔53〕

军国民运动1902年由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倡导，它得到了梁启超、蒋百里等知识精英的积极响应，后来被清廷所接纳。其目的是要通过使国民的身体、精神及生活方式全面军事化，重振中国的世界竞争力。军国民运动不仅使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获得了一个更具体的方向，同时也使“尚武”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号召力的符号。在这场运动中，“国家”被塑造成身体忠诚的唯一对象，对整个社会空间都必须进行军事化的打造。如传宗接代，原来是个人和家族的问题，现在则变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即国家要用法律来加以约束（早婚早育）的政治问题。而新式学校则被设定为尚武爱国的教化场所。军国民运动开展了十几年，直到1919年“一战”结束后才骤然停止。

与军国民运动同时开始被倡导的新民运动是由梁启超来主导的。1902年梁启超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民说”。虽然梁启超并非是提出身体国家化的第一人，但他却是最系统、最深入地阐释了身体国家化主张的思想家。近代中国身体政治的真正开端可以梁启超发表“新民说”为标志。尽管梁启超的新民说未得到朝廷的支持，但新民的话语仍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梁启超在开篇即以身体来指喻国家，而民众如同身体的器官一般重要。而后他提出新民为第一急务，新民的要务又在于培养国民的公德。公德与私德的区分，是梁启超对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突破。他所谓的新民强调了“群”这种集体主义内涵，同时，他在其中还添加了尚武精神。〔54〕梁启超认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性成弛突无前之蛮族，乃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弛力脆，尽失其强悍之本性。”“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55〕因此，新民之身体建构就被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同时受到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一种力量是强化、解放的力量，这种力量针对身体以往被忽视的情况而赋予了身体特别的价值；另一种力量是压抑、束缚的力量，这种力量针对身体以往属个人和家庭所有的情况而将身体塑造成国家所用的工具。也就是说，身体的价值在新民话语中诚然得到了空前的开发，但这种开发的方向却纯然是国家主义的。

新民运动与军国民运动的区别在于，新民运动不仅仅倡导身体的改造，而且更重视思想的启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时，正值世界和平主义思潮兴起。斯巴达式的军国民教育主张被陈独秀批评为“戕贼人间个性之自由，失设教之正鹄”〔56〕。这样看来，身体改造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似乎在两个方面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前者崇尚武德，后者注重文化；前者强调国家至上，后者呼吁个性自由。

然而，细究起来，两者并不是没有相通之处。首先，陈独秀批评的并不是身体改造本身，而是德智力偏废的现象。新文化运动所继承的正是新民运动所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衣钵，其所倡导的革命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而且也包含了身体层面。如当时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妇女解放思潮，无论对传统贞操观的批判，还是对婚姻自主的倡导，都是对女性身体在传统家庭政治中的位置的颠覆。又如当时陶孟和、鲁迅等人在《新青年》上对自杀现象和节烈观的讨论表明，自杀和节烈在传统中所受的褒扬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自杀和节烈并无道德可言，它们既不利人也不利己；它们不仅使一个生命受损，而且使死者的亲族陷入悲苦穷困。女性的身体和生命本身在五四时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意义。

其次，从身体解放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尽管五四运动高举的是文化启蒙的大旗。然而，启蒙所指向的仍是民族的救亡和富强，而且时局在后来的演变更使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的任务。史华兹对严复的洞察仍然适用于五四那一代人。“严复从斯宾塞那里得到的牢固信念是：使西方社会有机体最终达到富强的能力是蕴藏于个人中的能力。”〔57〕也就是说，个性的自由、生命的飞扬、身体的解放，这一切并不是目的，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才是真正的目的。比如，就妇女解放而言，“娜拉走后怎么办”的提问方式就暗示了妇女解放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19世纪20年代的妇女解放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政治党派用来创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革命话语的重要内容。而且，它动员了千千万万各阶层的妇女们投身于革命事业”。〔58〕

就此而言，从军国民运动经新民运动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身体政治的基本格局——身体的国家化趋势基本奠定。在中国开展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民众的身体既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对象，又在国家权力的向下伸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政权后，身体的国家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在军队、警察机构、医院、学校，无论是童子军的出现还是三青团的成立，都使身体的规训成为现代国家治理术发育中的重要环节。〔59〕国民党政权在19世纪30年代还发动了新生活运动，期望以军事化的手段来规训人们的日常生活，以“礼义廉耻”来正统化人们的生活。不过，这场运动终因新生活运动本身的组织问题和人民的消极抵制而落空。〔60〕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推崇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国民党政权并不甘心驯化人们的身体，而且还试图占领人心。但是，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且，国民党也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途径把国家权力与广大农民的身体联结起来。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以农民运动为基础、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政权那里才得到解决的。

黄金麟对1928—1937年苏维埃时期的身体与政体关系作过精彩的讨论。〔61〕在他看来，苏维埃革命一边解放妇女、儿童和劳动者的身体的同时，又将其镶嵌在一个更为严密的组织和体制运作中，这其中未曾预留一个自由的“个人”空间。这个革命进程以它所能运用的所有政治符码、道德号召和组织方式来进行对个体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支配。不过，要深入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下的身体与政体关系，我们还不能停留在效果含糊的苏维埃时期，而必须把视线更多地放在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真正开创新时代的延安整风时期。

毛泽东早年曾深受新民运动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他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过著名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他在文中认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62〕可以看到，毛泽东把身体与国家的命运、文明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自己及其领导的“新民学会”的成员就常常以风餐露宿、洗冷水澡等来培养意志和体魄。不过，这都还只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尚武、尚力思潮的接受。而毛泽东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身体政治之路。

中国共产党从组织松散的同人学社到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经历了一个为时不长的转变过程。在其诞生早期，共产党基本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政党，以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信念为凝聚党员的力量，解决争执主要依靠讨论、说服或自愿退党等较为平和、自由的方式。但在“五卅”运动后，共产党越来越强调中央集权，强调路线斗争，强调纪律和忠诚。特别是1927年后，共产党时时面临着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四面包围和多方渗透。党为了纯洁革命队伍，用了最果断的手段来防止和清除革命队伍里形形色色的敌人。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块新社会的“实验田”里出现了清除异己的“肃反模式”。

1930年2月，在江西苏区开展了一场将党内斗争与肃AB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简称）的对敌斗争、将对机会主义的思想批判与对机会主义者的身体消灭、将高层的权争与对底层的考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肃反运动。从1930年6月至1930年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党员中，开除党籍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还有一千多人是AB团分子，在“不招供、不停刑”的审讯模式中被“挖”出来而被杀。〔63〕同年10月，“富田事变”发生，富田事变领导人和红二十军排长以上的干部随后几乎全部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撤销，反AB团的斗争自此在整个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愈演愈烈。

在肃反模式中，“滥抓-酷刑-速杀”是最常见的环节。在这种模式中，通过审讯取得口供是一个中心环节，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既是滥抓合法化的证明，又是速杀合法化的依据；它既可用于对异己的消灭和对权威的巩固，也可用于对革命者的考验。一方面，如果嫌疑人是真正的AB团或敌人，那么，使之痛苦就不是不公正的。因为“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地严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64〕。于是，那些被拷问的身体既是施加惩罚的对象，又成了强行获取事实真相的地方。对受刑者来说，如果招供了，将面临被杀的命运；如果不招供，刑又不会停。比起身体所受的持久折磨，招供后求得身体迅速地被消灭反成了一种解脱。〔65〕另一方面，就算嫌疑是无辜的，拷打也可成为对他们革命意志的一种考验：如果他们经受不住这种考验，软弱求生，那正该是被革命清洗的对象；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受冤枉而对党不满，心生抱怨，甚至起来反抗，那更是该杀的对象——因为这种不能屈己献身的人正是最可能的叛党分子。

这种简单通过肉刑来清除异己、考验革命者的血腥手法虽然令人畏服，却又蕴藏着激变的可能。这种赤裸裸的暴力可能开辟出另一条行动路向——爆发式的反抗，因为反正都面临一死，为何不拼死一抗？富田事变和随后在闽西整肃“社会民主党”时发生的一系列事变都是这种暴力激变的产物。这说明了肃反模式在斗争实践中可能会产生骤然间颠覆既有权力关系、造成革命队伍分裂的结果。正因为此，肃反模式在1934年后已经不再轻易被使用，代替它的则是莫斯科支持的、国际派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模式。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几乎是与肃反模式同时出现的，它普遍运用于根据地和红军则是在肃反模式之后。它在思想分歧的路线化、底层站队的普遍化与党内斗争的敌对化上与肃反模式并无二致，只是改变了其酷刑取证、肉体消灭的手段，所以，它可以被看成是肃反模式的一种“修订版本”。这种模式所采取的手段是所谓的“惩罚主义”，具体表现有：开无限上纲的“批判会”、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生活制裁乃至监视囚禁等方式，其重点在于对被批判者进行组织处理，取消他们的发言权，限制、堵塞他们的发展机会。〔66〕它虽然不再随意地拷打身体、消灭身体，却以不容辩驳的力量使身体被废置、被蹂躏、被践踏。它虽然不再容易激起爆发式的反抗，却会使这些未曾从精神上被驯服、被改造的身体的怨艾、不满乃至愤恨弥散在革命队伍里，成为颠覆权力的火种。

实践表明，如果单纯靠所谓“赤色恐怖”或“惩罚主义”，路线斗争建立起来的权威很难真正得以稳固，纯洁队伍、增强凝聚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新掌握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后，已经充分认识到，仅仅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确立一种新的“道统”，发明一种新的技术来贯彻路线，克服“赤色恐怖”和“惩罚主义”的不良效果，赢得广泛的人心，增强共产党对敌的战斗力。这个任务是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完成的。

我们在前面曾谈到，中国古代的身心二元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存在强烈的对立和紧张，中国古代的身体政治是以道德为本位的。也就是说，政治领域是道德领域（以修身为中心）的依变项，“道德”不但比“政治”更重要，而且优先于“政治”。所以，“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道德政治”，政治领域也可说是“道德社区”。〔67〕这种道德政治曾经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专制主义体制中得以有效地实施，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以科举制度为依托的士绅阶层中得以体现。

但儒学始终存在着“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使儒学的影响延续到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时，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严复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误读”，用西方人所看重的民族国家利益的“公心”、“民德”来反衬中国社会道德的狭隘。〔68〕而接受了严复的某些影响，但又不想彻底放弃儒家思想的梁启超则提出了“新民说”，区分了“公德”与“私德”。他认为中国传统德治在促使个人道德完善上仍是有益的，只是在群体凝聚力这样的公德上没有发展。因此，需要在保留儒家修身的同时，通过“新民”来强化公德、强调群体和集体主义。〔69〕近代思想的这种转变成为新的“道统”后来兴起的重要基础。

不过，在“尚力”、“崇武”的思潮中，近代转型的这种道德政治观并没有落实在政治实践中。身体当时被径直当作政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表明它在以往的路线斗争中也曾受此影响。

而延安整风的一个革命性意义就在于它在中国重新开启了道德政治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中一方面吸纳了儒家有关德治、内圣和修身的若干思想以及近代思想家所强调的“新民”思想。另一方面，其所确立的伦理又是在现代大众动员的基础上，以阶级斗争话语为核心，由现代政党来推行的伦理。所以，我们可以将其开启的道德政治称之为“新德治”。毛泽东以其对阶级斗争意念的执着、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真切洞悉、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娴熟及深厚的传统语言天赋，成功地实现了阶级斗争伦理话语在中国的移植。毛泽东将抽象的义理与实用的解释、异国的伦理与本土的传统、含糊的指代与雄浑的语势、精细的引导与浅白的喻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70〕的神话。这个神话的诞生既保证了毛泽东在斯大林主义框架内的可容性，又使他掌握了对斯大林主义充分的解释权，彻底剥夺了国际派的话语权力；既奠定了他在党内高层不可替代、无以挑战的地位，又使路线斗争的理念经过这次神奇的革命后，真正有可能深入到以农民为主体的全体革命者心中，使共产党不仅是战胜国民党的军事共同体，也不仅仅是为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奋斗的道德共同体，而1976且还成了这套“新话”下的话语共同体。

在这种崭新的道德政治中，塑造共产主义“新人”〔71〕成为一个根本的目标。身体的意义和价值完全被崭新的政党伦理所赋予。由此，人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发生了分离。“身体只是人的躯壳，政治生命才是人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和灵魂支柱。身体可以牺牲，政治生命却不能动摇改变。”〔72〕

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政治身体（政治生命）与前面所谈的中国近代以来的身体政治化（国家化）有一个重要的差别：身体政治化是简单地把身体当作政治和国家的工具，这样的身体是没有经过灵魂的改造的；而政治身体却是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和锻炼而获得的，是能够自觉按照政党伦理去行事的“新人”。

就中国共产党塑造“新人”的目标而言，政党伦理的话语革命仅仅构成了一种可能。要将这种可能充分展开，唯有发明一套消除异端、开展斗争、实现团结的全新的技术。实际上，延安整风及与之紧密相伴的审干既是中共路线斗争的话语革命，更是这种斗争的治术革命和仪式革命。延安整风与中共革命以往时期相较发生的断裂正在于实现路线斗争的这种策略上，以消灭和压制为特征的革命“断头台”变成了以融化和改造为特征的革命“熔炉”。在延安整风时期，党通过发达的学校教育网络、精心的新闻舆论引导、密集的时间管理、封闭的空间控制和暴风骤雨的运动形式，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思想教育真正做到了人人过关。整风并不是将异己一锅烩，而是建立了异己分类体系，区分了“半条心”和“两条心”〔73〕，从而企望用不同的改造手法，来达到更好的改造效果（尽管在后期的审干和抢救中，这种区分并未得以实现）。在延安这个用技艺塑造的道德理想国中，“两条心”的人可能不算多，但“半条心”却是在每一个人那里都是或多或少有其影子的。为了锻造符合党所要求的、党性十足的新人，每个人必须要历经“在血水里泡、在咸水里煮、在清水里洗”的仪式后，才可能走向新生。〔74〕

政治身体的锻造并不是仅仅通过思想改造就能完成的，还要在体力劳动中被触及，甚至，还要在“抢救”运动中接受严峻的考验。当时一位主事者所谓“整风必然导致审干，审干必然转入抢救”的名言道出了整风、审干和抢救之间某种微妙的关系。抢救运动与以往的肃反所不同的是：在传统的肃反模式中只有身体的折磨和消灭，而完全没有企图进行精神的驯服；在惩罚主义模式中，出现了开批判会的手段，但那只是在口号加大棒下的压制和服从；而在抢救中，对身体不再是简单粗暴的拷打、毫无道义的践踏和随随便便的消灭，而是在拷问身体的同时，运用自我批判的告白仪式、苦口婆心的正面鼓励、批判和揭发的精神压力、充满弹性的收放（如对甄别机制的适时运用）来驯化身体、再造身体与利用身体。从抢救的目标来说，不再是重在惩罚过去，而是重在引导未来；从抢救的手段来说，不再是盲目地选择对象，而是通过典型的树立，建立了推广的机制和比照的压力；再从抢救的效果来说，被抢救者在这种抢救运动中，不再只是无可奈何的忍受或屈服，而是心悦诚服，脱胎换骨，成长为忠诚于、献身于社会主义的“新人”。延安整风使全党同志的身心都为新思想所侵润，从而真正实现了空前的党内大团结。

如果说延安整风创造出的是一种铸造革命同志的政治身体的模式的话，那么，土地改革创造出的就是一种使农民兄弟的身体国家化的模式。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土地改革绝不仅仅具有资源再分配的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再造社会结构的政治意义。许多农民在土改开始时只愿参加分田，不愿参加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为了防止这种“和平土改”现象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大众动员技术——诉苦。

诉苦的基本环节是：首先是“发现典型”，通过调查访问，选出苦大仇深的“苦主”或敢于说话的积极分子；其次是“培养典型”，由工作组对这些典型进行鼓励教育，使他们打消各种顾虑，提高觉悟，认识受苦的根源，并帮助他们学会将自己身上凝聚的仇恨用最为动情的语言表达出来；然后是“组织好诉苦会”，精心布置会场，敦促农民积极参会，保证诉苦会在诉苦声、口号声甚至在地主挨斗的呻吟声中获得圆满的效果。

在工作组对诉苦整个过程的控制中，有四个关键点：第一点是深化控制，把“诉苦”与“翻身”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诉苦在“穷人”之间建立起认同和对“剥削阶级”的仇恨；第二点是策略控制，对诉苦行为加以引导，使诉苦有侧重和区分，不要打击面太宽，也不要扯到与阶级斗争无关的主题上去；第三点是开会控制，让广大农民不仅积极参会，而且要学会开会；第四点是暴力控制，即巧妙地发动农村中的边缘分子在诉苦会上对地主的身体施加暴力，将诉苦会的气氛带入高潮。

如果成功地把握好这四个关键点，那么，诉苦不仅能使广大的农民达成跟着共产党走、翻身作主人的共识，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和锻炼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日后对普通农民进行社会动员的骨干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使阶级、阶级斗争这些观念逐渐深入到农民的日常思维和生活中去。〔75〕贫苦农民也好，地主富农也好，他们的身体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国家所划定的阶级身份。他们的身体行事必须完全符合国家的要求。不仅地主富农必须老老实实接受身心的改造，而且，贫苦农民也必须积极投身于阶级斗争的大潮中去，否则，就有可能成为落后分子，甚至被划为异己分子。

经过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大规模的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已经深入人心，身体政治的技术已经磨练成熟，国家权力已经空前广泛而深入地伸展到了社会最底层。现代国家的建设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身体彻底的国家化也埋下了不祥的阴影。这种阴影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中终于演化出许多惨烈的悲剧。由于私人空间极度萎缩，连身体在内的一切东西都不再是自己的，那么，只要被标上了阶级敌人的符号，就无异于被宣布成非人。以“新民”为始的现代性在身体走向彻底的国家化的过程中不仅未能实现强国的目标，而且最终未能避免愚民乃至屠民的浩劫的发生。

三　小结

在西方，身体在古代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进入到现代后才发展出身体政治。但身体成为现代政治的主题与善好从现代政治中的消失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以霍布斯为标志，从“善好的生活”（good life）到“赤露的生命”（bare life）勾画出了古今政治的一个基本分界线。一方面，现代政治以现代自然权利为基础，国家治理术的发育以大众的身体为着力点；另一方面，身体与现代政治的这种关联又被国家与社会的不断分化所遮蔽，身体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私密化。这两个方面看似相互对立，然而，它们却共同使道德日益从政治领域中被驱逐出来，政治问题越来越成为技术问题，而价值问题越来越成为与政治无关的个人偏好问题。我们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西方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道德冷漠使人们难以阻止那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大恐怖的发生。

而在中国，身体政治有其源远流长的传统。但在这种传统中，强调的是“国君一体”以及士大夫阶层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修身治国”，普通民众的身体并没有位置。进入19世纪后，民族危机日渐深重，民众的身体开始被塑造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和政治动员的手段，然而，它们并没有被政治成功地驯服。直至共产党通过延安整风和土地改革，才找到了铸造革命新人的途径——这就是用现代的政党伦理和阶级斗争技术配置起来的全新的道德政治。在这种新德治中，人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被分离开来，阶级斗争的观念成为政治身体的灵魂所在。当人们失去了自然身份而只凭阶级身份相互面对时，当地“富、反、坏、右”不再被当作人而只被当作敌人甚至非人时，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劫难的发生，只不过是这种阶级斗争逻辑演化到极至的结果而已。

注释

〔1〕　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2〕　福柯认为治理生命的权力有两种主要的形式，它们构成了权力发展的两极。一极是以作为机器的身体为中心而形成的，这就是与规范身体的纪律联系在一起的身体的解剖政治；另一极是以作为物种的身体为中心而形成的，这就是与人口的调节联系在一起的人口的生命政治（Foucault, M. TheHistoryofSexuality. Vol. 1: anIntroduction. AllenLane, 1979.）福柯著述中的bodypolitics多指前者，而biopolitics多指后者。但有时这两个词也可以通用。

〔3〕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8，59页；Bloom L. The Republic of Plato. Basic Books Inc., 1968. 345.

〔4〕　柏拉图．理想国，385、116、111页。

〔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载《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颜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6、10页。

〔6〕　转引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2页。

〔7〕　基托．希腊人，徐卫翔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90页。

〔8〕　Agamben G. Homo Sac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

〔9〕　《新约·哥林多前书》。

〔10〕　《新约·罗马书》。

〔11〕　吴飞．自杀与美好生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12〕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页。

〔13〕　KangorowiczE. TheKing'sTwoBodies,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57.

〔14〕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页。

〔15〕　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95页。书中具体分析了现代社会围绕对身体的治理问题的四项基本任务：时间上人口的再生产；空间上对身体的约束；通过纪律限制“内在的”身体；在社会空间中再现“外在的”身体。关于霍布斯对现代政治的复杂性的理解，此处无法详论，可参见应星．霍布斯与现代政治的概念，载《思想与社会》编委会《现代政治与道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86-219页。

〔16〕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49页。

〔17〕　Kang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13。

〔18〕　格尔兹尼加拉，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3页。

〔19〕　埃利亚斯．社会学与历史学，应星译，载《国外社会学》，1997（4，5），28页。

〔20〕　埃利亚斯．社会学与历史学，25页。

〔21〕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上），袁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93页。

〔22〕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化进程并没有完全排除暴力的运用，而是使之从道德考虑中解脱出来，服从于理性的计算。可参见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3〕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下），袁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334，335页。

〔24〕　李猛．论抽象社会，载《社会学研究》，1999（1），10页。

〔25〕　奥特姆．政治文化中的身体问题，载应星、吴飞主编《身体·权力·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6〕　福柯．治理术，赵晓力译，载《社会理论论坛》，1998（4），18、24页。

〔27〕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27页。所引译文略有改动。

〔28〕　其实，韦伯很早就提出过纪律与现代性发展的关系问题。韦伯以理性化为主题来分析西方现代性的展开过程时，特别强调了基督教新教的禁欲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合性关系。在他看来，新教伦理打破了古代“生活”与“善好的生活”的二分，赋予了“生活”崭新的意义。而这一点又是与新的纪律方式的出现分不开的。所谓新的纪律方式也就是对人的身体进行理性控制和训练，以适应新的社会秩序。这样，韦伯就把身体的理性化与社会的理性化、把自我技术的发育与权力技术的发育联系在了一起。福柯正是在此基础上推进了对纪律技术的研究。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支配社会学》（Ⅱ），康乐等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29〕　福柯．治理术，22页。

〔30〕　福柯．治理术，23页。

〔31〕　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5页。译文略有改动。

〔32〕　李猛．论抽象社会，16页。不过，身体变成现代政治的主题，并不意味着它是对心灵支配身体的古典命题的简单颠覆。也就是说，现代政治所开启的并非外在压迫与内在压抑都不断加深的历史。实际上，身体成为现代政治的主题与政教的分离是同时发生的。西方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恰恰在于：国家对公民身体的绝对统治是以确立公民人心自由的绝对地位为前提的。用霍布斯（《利维坦》，165页，译文有改动）的话来说，“法律沉默的地方，就是自由之所在”。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权建设（state-builiding）的展开、治理术的发育的过程中，在努力将国家权力伸向每个人的身体之上的同时，并不承担教化作用。（关于西方现代政治与宗教在分离的同时，又在另一种意义上实现了新的结合，可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良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对宗教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作用的论述。）尽管西方经历了从柏拉图的追寻德性到福柯的身体政治这样的古今之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笛卡儿式的身心二元论始终是西方社会的基本格局。福柯的身体政治既是对笛卡儿式的身心二元论的一种颠覆，又是对这种二元论的一种重构。他晚年强调的“关心自己”的主体解释学也正是在这样的基本格局下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33〕　Agamben G. Homo Sacer, 71-111.

〔34〕　列奥·斯特劳斯．德国虚无主义，丁耘译，载刘小枫编《斯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740页。

〔35〕　格林．现代犹太思想流变中的斯特劳斯，游斌译，载刘小枫编《斯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54页。

〔36〕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10页。

〔37〕　《公羊传·庄公》。

〔38〕　王健文．国君一体——古代中国国家概念的一个面向，载杨儒宾．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258，259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

〔39〕　中国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并用身体来指喻国家的传统与中国将身体视为有机体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同一个身体，在古希腊人那里看到的是肌肉虬结、全身充满神经与血管的身体，而中国古人看到的却是由一条条经脉连结而成、与宇宙声气相通、交互影响的身体。即使同样是脉诊，中国医家也与希腊医家不同，他们并不是用解剖的观点来认识脉，而是将人体与天地比附，并运用数术式的推算来理解脉。参见KuriyamaS.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蔡璧名．身体与自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97。

〔40〕　黄俊杰．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身体政治学”：特质与含义，《国际汉学》，1999（4）：206，207页。

〔41〕　ZitoA. ed. Body, SubjectPowerinChina. 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1994.

〔42〕　杨儒宾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415、433页。

〔43〕　周与沉．身体：思想与修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15-424页。

〔44〕　《孟子·进心上》。

〔45〕　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37-255页。

〔46〕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葛剑雄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325页。

〔47〕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321，322页。

〔48〕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9〕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0〕　陈志让．军绅政权，北京：三联书店，1980。

〔51〕　康有为．公民自治，载《康南海管制议》，北京：文海出版社，1975。

〔52〕　严复．原强，引自胡伟希《论世变之亟》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53〕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

〔54〕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崔志海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55〕　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47-151页。

〔56〕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载王中江编《新青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57页。

〔57〕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中国，叶灵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55页。

〔58〕　吉尔马丁．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的性别、政治文化和妇女动员，易先飞译，李小江等．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3页。

〔59〕　黄金麟．政体与身体，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

〔60〕　黄金麟．丑怪的装扮：新生活运动的政略分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30）。

〔61〕　黄金麟．政体与身体，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

〔62〕　王中江．新青年，第183、188页。

〔63〕　戴向青等．AB团与富田事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64〕　《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15页。

〔65〕　尽管死也是痛苦的，因为为了节省子弹，杀AB团时用的是刀、梭镖甚至石头一类难以让人一下致死的武器；但比起不停的酷刑来说已经算是迅速的了。

〔66〕　罗明．关于“罗明路线“的回顾，《中共党史资料》，1982（2）．

〔67〕　黄俊杰．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身体政治学”：特质与含义，210页。

〔68〕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中国，122-139页。

〔69〕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94-209页。

〔70〕　BourdieuP. LanguageandSymbolicPower. MA: HarvardUniversityPress, 1991.

〔71〕　“新人”概念来自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61年的小说《怎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一个全心全意投身于社会改造的革命家。为了了解社会，他用双脚走遍俄罗斯，和纤夫一起背纤，和伐木工一起砍树。为了培养坚定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他喝浓咖啡，坚持数日不睡，或者躺在布满铁钉的床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对俄国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列宁甚至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对他年轻时期的影响不但超过了马克思，而且使他终身受益。中国共产党塑造“新人”的实践与苏联塑造“苏维埃新人”的实践有一脉相承之处。参见程映虹．塑造“新人”：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90）。

〔72〕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6页。

〔73〕　半条心指非无产阶级思想，两条心指反革命特务。

〔74〕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75〕　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12）。

附录二

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

一　导言

在中国社会主义集体化时代里，道德与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中国研究学者的共识。但早期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基本上都局限在对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高层权威人物的研究框架中，很少涉及对当代中国道德化政治的特殊运作机制的分析。如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史华兹虽然在分析“文革”中的党与领袖关系时注意到了毛泽东与卢梭及儒家在道德主义倾向上的某些异同，但他并没有具体分析道德在当代中国是如何被政治化的。〔1〕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研究上的极权主义范式和利益群体范式逐渐被突破，随着中国的开放政策给实地研究和个案研究带来的有利条件，人们对中国道德化政治的运作机制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舍克在运用深入访谈研究“文革”前的学校政治时，首先提出了“德治”（virtuocracy）这个概念。〔2〕她发现中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言行符合政治上规定的道德品质时，就会不断地受到奖励，政治表现甚至成了是否被大学录取的重要基础。因而，他们不仅在学习成绩上展开竞争，更在政治表现上展开竞争。舍克认为德治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分配资源的标准，而且还是一种推进社会转型、扩大群众动员和确立政治合法化的工具。她用资源分配的三种基本方式——德治（virtuocracy）、绩效制（meritocracy）和分封制（feodocracy）来分别对应马克斯·韦伯所分析的权威的三种理想类型——卡里斯玛权威、科层制权威和传统权威。在她看来，德治体制不仅与卡里斯玛权威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还因为德治标准的模糊性带来了权威在各个单位普遍的强化。但舍克的分析没有解决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按照韦伯的分析，在一个分化和复杂程度较高的科层制内，卡里斯玛权威一般是难以维持长期存在的，因此中国在1949年后已具科层制外形的德治政体应该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然而，事实上，以服膺卡里斯玛权威为基础的德性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却始终是资源分配的原则和利益表达的符号。这表明还有某种与“德治”或“卡里斯玛权威”共存的、实际起作用的机制在舍克那里未得到分析。陈佩华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对舍克研究的一个深化。〔3〕她所作的学生积极分子的生活史研究已经触及了德治体制是如何通过对积极分子的各种鼓励而对人格塑造和人际关系发生作用的。不过，她在理论上对“权威人格”概念的借用妨碍了她更深入地去分析德治实践中被广为运用的权力技术。

陈佩华还与赵文词、安戈一起作过一项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村庄史的研究。〔4〕这项研究使德治体制在农村社会的某些运作图景中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但这项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故事的写法，没有在理论上进行较多的提炼。赵文词后来据此材料又单独作过理论上的研究。〔5〕他的研究所关心的是中国乡村社会是怎样面对道德困境的，即传统中国道德和现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调和问题。赵文词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他不仅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政治道德的斗争性格，而且具体揭示了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是如何在不断接受国家的道德“锻炼”的同时，又基于自己的目的而去有意识地利用这种“锻炼”的。不过，他一方面将中国德治体制下这种“锻炼”与古希腊及西方基督教社会传统下的“锻炼”（asceticism，也即古希腊中的askesis）作了简单的比附，而没有看到中西这两种“锻炼”在本质上的不同；另一方面，又显然夸大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道德观“分歧”。而且，他的道德概念打着十分浓厚的格尔兹式的文化色彩，缺乏对道德与权力之间复杂关系的洞悉。奥依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在“国家—社会”的概念框架下虽然没有正面处理德治的问题，但她对农村基层社会中庇护政治的分析倒是揭示了国家与农民在德治体制下的策略性行动和曲折的利益表达机制。〔6〕

在对城镇单位的研究中，华尔德以其影响深远的工厂研究突出了“表现”在作为资源分配和社会控制手段的“单位”中特殊的重要性。〔7〕在他看来，“表现”政治体现出的与其说是舍克所说的“德治”，毋宁说是他所谓的“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华尔德实际上已经分析了德治在庇护关系网中发生败坏的机制，不过，他并没有认识到这种败坏并不构成对德治权力的挑战，反而是德治权力再生产中的一环。李猛、周飞舟和李康则将单位视为德治性再分配体制，他们深入地分析了权力在这种体制中的运作机制以及单位成员的行动策略，分析了单位制度化的基础及其制度化的意外后果。〔8〕他们的研究虽然主要针对的是处于再分配体制核心的城镇单位，但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中国的德治体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当然，他们受其研究主题所限，在对德治的分析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德治在他们那里只是作为一种资源分配的原则提出来的，他们没有进一步分析德治在塑造“新人”实践中的诸多技术；他们对单位成员的利益行动强调较多，对单位幕后的派系结构分析也较多，而基本上没有分析卡里斯玛权威对单位成员思想及行动的影响。此外，他们也未涉及对德治体制的话语和历史研究。

阿普特和塞奇对延安整风这一中国革命的道德时刻的新近研究为我们理解德治的出生提供了一个参考。〔9〕他们在布迪厄和福柯的影响下，着重研究了德治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给人们展示了革命的道德理想国是怎样在延安时期就雏形已具的。但作者过于强调话语权力或所谓“想象的真实”，而忽略了非话语实践的影响。实际上，在道德话语背后，还要靠许多幕后的支撑物才可能构筑起这个道德王国。陈永发在重点批评较早研究延安模式的美国学者塞尔顿的同时，也批评了阿普特和塞奇没有看到平均主义话语背后的等级制和权力集中问题，没有注意到思想整风与组织审（查）干（部）之间内在的联系。〔10〕对延安整风迄今在资料上最为详尽的研究是高华的研究。〔11〕高华对延安整风的起源、整风期间上层权力的交锋以及在中下层锻造“新人”的革命过程作了十分细致的资料爬梳工作，对于我们从“效果史”（effective history）的角度研究德治的出生及其运作机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作者虽然在书中没有作过多的理论概括，但他还是不时暗示延安整风的模式前与中国传统特别是所谓“反智主义”传统相接，后有“反右”及“文革”相继。这实际上既容易使人对延安整风与中国传统之间复杂的关系产生误解，也易使人们将延安模式简单地理解成中国共产主义德治的本质，而看不到德治体制成长过程中的断裂性和偶然性。而朱元鸿对1929—1989年七代反革命“世家”的谱系学分析，倒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德治的革命话语与权力策略、同一性与断裂性、压制性与生产性之间的复杂关系。〔12〕当然，朱元鸿的研究中也还带有极权主义研究范式的烙印。刘小枫在分析中国的现代性时所提出的“政党伦理—政党意识形态—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概念对我们体会新德治的独特性也颇具启发性。〔13〕不过，他在运用这一概念工具对“文革”时期所暴露出来的怨恨现象进行分析时，由于更关注舍勒所谓“心态类型”的层面，而较忽略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层面，使其对德治的分析深度受到了一定限制。

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往涉及中国德治体制的研究中，尽管已经积累了许多成果，但德治这一影响当代中国的重要现象迄今尚未得到较为全面的研究。中国当代德治的特征是什么？它和传统德治的关系如何？它是怎样逐渐被组装为一部有效运作的机器的？“社会主义新人”在这部机器下是如何被锻造的？在德治体制中，国家的治理和自我的锻炼的关系是怎样的？德治实践中出现了什么样的意外后果？这些意外后果与德治权力运作的关系是怎样的？本书即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初步研究。

二　概貌分析

（一）新德治的定义

中国的政治传统尽管斑驳繁复，难以一概而论，但从其所持的“道”而言，它深受孔子仁政思想的影响。孔子所谓仁，实际上是融道德、人伦、政治于一炉的；其所倡导的治术则以德、礼为主，政、刑为助。〔14〕所谓“为政以德”的德治，则是指通过在位者的人格感召来教化大众，匡正人心，使百姓相亲相爱，知礼守法。宋明时期发展出来的新儒学则进一步强化了君子自觉的修身之道。

不过，儒学始终存在着“内圣”与“外王”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使儒学的影响延续到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时，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严复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误读”，用西方人所看重的民族国家利益的“公心”、“民德”来反衬中国社会道德的狭隘。〔15〕而接受了严复的某些影响，但又不想彻底放弃儒家思想的梁启超则提出了“新民说”，区分了“公德”与“私德”。他认为中144国传统德治在促使个人道德完善上仍是有益的，只是在群体凝聚力这样的公德上没有发展。因此，需要在保留儒家修身的同时，通过“新民”来强化公德、强调群和集体主义。近代思想的这种转变成为新的“道统”兴起的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通过延安整风开创新德治传统的时候，虽然仍吸纳了新儒家有关德治、内圣和修身的若干思想，但所奉行的新伦理已远非传统的儒家伦理可比——这种新伦理是在现代大众动员的基础上，由现代政党来加以推行的伦理，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党伦理”〔16〕。本来所有的现代政党都自有它所奉行的伦理，但以列宁主义为建党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把这种伦理用政权的强力向全社会加以推行，不仅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得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伦理的规制，而且所有的科层机构和社会空间也都要按照这种伦理来行事。因此，这种一统天下的政党伦理就成了新社会消灭异类、塑造圣洁的“新人”，进而将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纯化的“美丽新世界”的基本手段。我们据此可以对这种新德治给出一个定义：它是用政党伦理来实现一元化的政治治理的体制，它以消灭各种异类、塑造圣洁的“新人”为着手点，以建设一个纯净的社会和至善的人间为旨归。

德治在传统中国基本上只是一个理想，道统与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有德者很少真正居其位，连孔子也不过是“素王”而已。近代道统崩溃，政统完全变成以力相较，德治更化为泡影。只有在新德治社会中，才真正实现了“君师合一”，道统与政统的合流。

（二）新德治的构成机制

如前所述，中国的新德治虽然部分渊源于传统德治，但与之又有了根本的不同。

首先，新德治的“德”虽然同样旨在塑造圣化的人格，但却不是以和谐为核心，而是以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党伦理是一套以现代意识形态面目出现的真理话语或真理体制。现代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习惯于从其乌托邦式或天启式的目标出发，以简化的“我们与他们”，也即朋友和敌人的角度来处理问题。〔17〕而斯大林主义则以殊死相争的阶级斗争话语将这种思维进一步极化。中国社会一方面沿袭了苏联那一套阶级斗争的话语，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区分并非对阶级斗争话语的否定，相反地，斗争的逻辑以乔装的形式被引进到了“人民”内部中。与此同时，阶级斗争的话语也深入到了个人的内心世界中，使传统德治中所讲的“克己”、“修身”有了全新的内容。

新旧德治的不同还在于政治被道德化的“治”术上。传统德治由于缺乏连接修身与平天下、内与外、知与行的技术，所以，那种德治实际上更重视居上位者的德行所起的表率（如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和君子自觉的修身（“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上。而新德治依托于一个无所不包的总体化治理架构，把“君子之德”和“小人之德”都变成了国家治理的对象，将成圣修身的要求下推至普通民众，使德治成了实现国家治理、社会动员的权力技术与抑制自我、改造自我的自我技术的一种特殊结合。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自上而下改造“新人”的行动就能沿着这种治理架构完全实现其意图。实际上，无论是在城镇的单位还是在农村的公社里，由于在评判“德”上极大的模糊性和任意性，还由于其他复杂的原因，人们实际上有着很大的机会主义行为空间。人们的种种策略性行动，往往导致了改造“新人”的意外后果。但颇为吊诡的是，这些意外后果尽管出于制度设计之外，但并不构成对那种治理体制的否定，相反地，它从另一方面深化了这种体制。

新德治的真理话语—国家的治理技术一个人的策略行动，这三者就构成了中国塑造“新人”并进而实现政治治理、进行权力合法性再生产的机制。我们下面分别来进行分析。

三　新德治的真理话语

任何一种伦理都是要处理两种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自我与自我的关系。政党伦理也不例外，它的特殊之处是用一套阶级斗争的真理话语把这两种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人伦关系上的“对号法”

新德治的真理话语首先体现为一套独特的划分体系：它不仅在社会成员中划分出了革命人民与阶级敌人，而且在人民内部也进一步划分出了积极分子、落后分子和败坏分子。这种划分使人与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新人与人民内外的各种异己分子的斗争关系。无论是精英对群众，还是群众对群众，无论是在政治运动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人们要谋求上进，还是要表达冲突，都必须熟练地掌握这套话语，将要团结或打击的对象与阶级划分图景中的某个位置对应起来。我们可以将这样一种话语实践称之为“对号法”〔18〕。我们下面具体来看两种主要的对号法。

1．“人民—敌人”对号法

在毛泽东早年的一篇著名文献中开篇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在那时，三种伦理身份的界分——干革命的“我们”；可团结的朋友；要消灭的敌人——已经被提到了革命首要问题的高度。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1949年后常规化革命的首要问题。〔20〕在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实践，新社会首先要界分的三种伦理身份仍然是：革命的人民；一般的群众；阶级的敌人。而前两者可以合称为人民群众。这样，1949年后新德治话语的基本内容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的专政。没有对“敌人”和“反革命”这个邪恶他者的认定、排斥、打倒、囚禁乃至消灭，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无从实现团结，政权的合法性就无从被强化认同，革命的积极分子就无从表现，共产主义的“新人”也就无从诞生。〔21〕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时期，“人民”和“敌人”的定义标准是不相同的。在延安时期，是民族主义的定义；在内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是经济地位的定义；而在其后所使用的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定义，即“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22〕。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敌我定义，这种所谓“毛主义”〔23〕的真正发明，一方面使敌我之间如同摩尼教式的势不两立，毫无妥协之余地；另一方面又使敌我本身的分辨异常地模糊不清。这就为政治运动到来时异常激烈、残酷和混乱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2．“积极分子—一般群众—坏分子”对号法

当然，新德治并不是不存在着另一种真理话语。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风潮叠出、国外社会主义阵营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要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24〕这种对中国社会有着深远影响的人民话语既与西方社会的公民话语迥异，也有别于斯大林主义的人民话语，需要略加分析。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本意是要避免阶级斗争的任意扩大，但从矛盾的概念本身来看，它仍是阶级概念而非法律概念。而且，在政治上要求高度一致，始终强调党与国家的团结的情况下，承认“人民内部”会发生矛盾绝不是要鼓励公开的冲突。尤其是在发生群众闹事这样比较尖锐的内部矛盾时，更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张应该相信群众、用民主手段来解决内部矛盾的犹豫之处。闹事者中哪些是“不应当轻易（被）开除（出人民行列）”、“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的人，哪些是“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其界限并不十分清晰。而在对待人民队伍中的个别“坏人”的问题上与对敌人的态度上更没有明确的界限。〔25〕显然，“人民”绝不同于法律上平等的“公民”，它是一个德性上存在差序的政治概念，因而，在人民内部绝不是一个伦理身份同序的群体，而是由几种地位不平等的亚群体所组成：要依靠鼓励的积极分子；要团结教育的一般群众；要孤立、打击的坏分子。〔26〕积极分子所获得的鼓励、支持，一般群众所承受的批评、教育和坏分子所面临的孤立、打击都绝不仅仅是纸面上或口头上的，而是与社会地位、荣誉、权力及财富的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所谓的“坏分子”已经很难被包纳在人民的行列中了。

“人民”和“（人民中的）坏分子”这两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卢梭及其信徒那里。卢梭理论的一个核心是关于主权者即人民全体的人民主权说。在卢梭看来，人民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在于不容质疑、不容反对的最高准则——“公意”能否得以实现。为此，代表“公意”的大多数人就有权对少数的人民之敌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中那些激情澎湃的革命者似乎与一切传统已经决裂的时候，在几乎所有敌人都已经被残酷镇压、无情打击之后，卢梭式的道德理想国里是不是就再无不公、不洁、不义乃至些许尘埃了呢？当然还有，因为人民中间不仅有西哀耶斯所谓的“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之分〔27〕，更有罗伯斯庇尔所谓的“正直公民”与“邪恶公民”之分。实际上，在人民民主论的界定中，“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符号，其有效性必须在不断地重建“非人民”的过程中才能得以确立。昔日的革命家丹东在革命后企图以个体自由伦理来向人民民主国家挑战，理所当然地成了“人民”的祭血。〔28〕而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矛盾和斗争哲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卢梭式的公民观念、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被他“偷运”并运用到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划分中也就无足为奇了。〔29〕

如果说在国家高层对人民的认识尚有含糊、犹豫、反复和矛盾之处的话，那么，对承担着既要动员民众参与建设、又要维持一方安宁的地方政府来说，“积极分子—落后分子—坏分子”就是一个对民众最简明扼要的认识图式。这个图式与帝制时期官员认识民众的“顺民／刁民”划分体系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都是德治政体的产物。不过，在1949年后的新德治政体下，除了两者所禀持的“德”完全不同之外，“人民群众／个别坏人”的划分被赋予了四个新的特点。

（1）数量之别。以前无论是顺民还是刁民，都是散布在乡间的臣民，刁民也许是少数，但顺民也是散民。而在新的划分中，散民已经被动员团结成了群众，而坏人则成了一小撮人。他们不仅是在与人民政府作对，而且是在与“公意”的体现者——群众作对。多数（正道的）群众、少数（迷途的或落后的）群众、个别（险恶的）坏人，这三者既是按照问题的性质来确定的，也是严格按照7∶2∶1的百分比来遴选的，这就足以保证对坏人的打击可以在“稳”、“准”的基础上做到“狠”。

（2）明暗之别。以前国家权力始终没有延伸进基层农村社区，刁民与顺民都隐迹在灰蒙蒙的田间地头，只有找到衙门上来的官司才可能使刁民露出一截身影来。但在1949年后，权力之光已经穿透了中国的每一个偏僻地方，人民群众都被这束光所照亮。坏人则是躲在人民群众背后的阴影。也许他们可以躲藏一时，也许他们能够蒙蔽少数群众一阵，但我们相信，权力之光是不会允许这样的阴影存在的，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坏人别有用心的阴谋终将被戳穿。

（3）抽象与具体之别。以前顺民与刁民对国家权力来说几乎是同样的遥远，同样的面目模糊。但现在，人民群众虽然是光亮的却又是抽象的、遥远的，而坏人虽然是阴暗的却又是具体的、切近的。在政党伦理之下，“人民”的利益被视为是根本一致的；但是，被一再宣称的“人民的团结”显然带有强制和不可靠的性质，因为它靠的是把任何一个可能持反对立场的人逐出人民队伍中的威胁。尽管只是少数人被打成了敌人，但在原则上每个人都可能被逐出人民之列。这种表面的、乌托邦式的团结和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与掌权者发生任何冲突和矛盾的一方统统抛入敌对阵营，通过对一个个坏分子的清洗来维持的。

（4）有无过滤机制之别。以前的顺民与刁民是简单的二个部分，而现在在坏人与革命群众中间还划出了一个部分：一般群众（有时他们被称之为“落后分子”或“不明真相者”）。一般群众所起到的实际上是一种过滤、分化的机制。如果没有这种机制，那一旦出现了个别坏人影响一批群众的情况，这时国家就会面临两难：一是如果对群众擅动强力，其后果可能是严重的；二是如果轻意在群众压力下屈从，那更会埋下危险的种子。由于有了“一般群众（即落后群众）”，就可以从容地解脱大多数，把他们“筛”出来后送回到人民群众的行列中去，而从这个筛子筛不下去的粗砺石头当然就是要使用强力手段来对付的坏人了。〔30〕

除了以上这两种对号法之外，国家对自己的科层精英另有一套结构上与之相仿、实质上有所不同的话语，即“政治上可靠的干部一要适度适时予以“敲打”的官僚主义者—要清除出干部队伍的修正主义者或败类”。这套话语也带有很强的德性色彩，但它所涉及的内容更为复杂，需要另文分析。〔31〕

（二）自我关系上的修炼法

在新德治的真理话语中，对敌人、坏人和落后分子这些外在的他者的斗争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与之相连的方面则是与个人内心世界中的他者的斗争。后一种斗争与宋明新儒家常说的“天理”与“人欲”的搏斗倒是有些相似的，只不过搏斗的双方都已经被涂上了浓厚的阶级色彩。在道德立法者看来，人们只有不断通过对自己内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欲望的清算，才可能脱胎换骨为无产阶级的“新人”，国家也才可能臻于“六亿神州皆尧舜”的道德理想境界。这种“灵魂深处的闹革命”实际上是一个自我经过不断的裂解、对立、斗争最后达到纯化的过程。它既在历时态上表现为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的非难和贬损，也在共时态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大我（即共同体）对非无产阶级小我（即自我）的斗争和讨伐。

值得一提的是，自我的修炼本应构成新德治的核心，但在内心世界成为国家治理对象的情况下，自我已经丧失了自由伦理实践的可能性，贵在“慎独”的修身往往变成了意在“表现”的算计，“反求诸己”的自省常常落成了“反戈一击”的揭发。故此，政党伦理中的自我关系并不及人伦关系重要。

四　国家的治理技术

（一）治理架构的一般特点

正如前述，政党伦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这种伦理与国家权力的密切结合。从国家塑造“新人”的纯粹性以及权力关系的整合度而言，政党伦理有政党—城镇—农村的圈层之分；而新德治社会的治理架构也由三层相应的机构组成：学校（军营）—单位—公社。这个治理架构的一般特点如下。

（1）在治理架构中，政党伦理发挥着资源分配、社会控制和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中国1949年后的社会虽然建立了科层制的构架形式，但其构架的核心内容却是与西方科层制迥异的政党伦理。正是因为如此，才有“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分离现象。也就是说，科层组织取代了所有的传统组织形式，但科层政治的各种理性化的形式规则、规范性程序又基本上被拒绝或忽视。〔32〕中国这种特殊的科层是通过持续地、人为地划分“红”与“黑”、“积极”与“落后”，并将这种划分与资源分配和社会控制紧密地相联，与人们之间激烈乃至是残酷的竞争紧密地相联，以此来塑造贯彻政党伦理的人格。

（2）强化崇拜和广树典型的结合。新德治的治理权威以不断强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中心，显然属于卡里斯玛式的权威类型。但在韦伯的分析中，在现代社会，长期维持卡里斯玛权威是很困难的。因此，卡里斯玛权威迟早会经历一个例行化的过程。〔33〕然而，在中国几十年的德治实践中却始终排斥例行化的过程，而另行建立了一整套支持这种权威的机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各种正面的、反面的，人格化的、空间性的，全国等级的、地方等级的德性“典型”在中国树立之广、影响之深。对德性典型的“观看”尽管与对个人的崇拜同样有一种戏剧性的效果，但典型在观看者那里不再是模糊的图景，而是清晰的展示；不再仅仅牵动起某种神秘的情愫，而是既为个人指明了如何把这种情愫与切己的修炼结合起来的法门，也给各个具体的治理单位勾画了把政党伦理贯彻在日常治理实践中。典型几乎都是经过精心的筛选、夸张的力量和渲染的文辞“树”起来的，但它却旨在通过展示来将政党伦理日常化。“树典型”可谓是德治社会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力技术。〔34〕

（3）“形式主义”和“幕后解决”的结合。在治理架构中，充斥着以典型政治为中心和推动力的各种仪式性活动。但这些仪式表面的神圣性并不等于说它们就是社会成员的行动机制。实际上，在各种日渐僵硬的“形式主义”表现仪式活动之下活跃着色彩斑斓的“幕后解决”机制。这构成了支持德治政体长期存在的又一重要机制。本书稍后会具体分析这些机制。

（4）贫乏的治理技术和广泛的政治运动的结合。由于政党伦理以其绝对排他的价值理性对国家治理所发挥的支配作用，使治理架构尽管在形式上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却难以解决各种具体的治理问题。一元化、总体化和等级化的国家治理的无穷膨胀，排斥了丰富的、多样的和自主的治理技术，消解了社会成员进行自由伦理实践的可能性，造成了真正的治理技术的贫乏，其结果是同时瓦解了政府本身以及“社会”的行动能力。〔35〕尽管“变通”和“幕后解决”为各种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疏解渠道，但由于国家排斥了任何非政府的行动能力，这就导致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只要得不到政府的解决，它们自然就不会得到解决，而只会在治理架构中进一步发育。而当问题积累到贫乏的治理技术再也无法应对的程度时，尤其是当矛盾的深化从根本上威胁到人们对德治的热情的时候，政治运动就成为矛盾得到畸形解决的基本手段。当政治运动到来时，平日乏味的单位生活被打破，人们仿佛一下接通了与卡里斯玛权威的联结，被压抑的情绪得到释放，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就在这种宗教般的集体欢腾中得到调整。〔36〕卡里斯玛权威和集体欢腾的结合，日常治理和政治运动的并置和交替，构成了新德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5）国家暴力和群众暴力的结合。在“人民—敌人”对号法发挥着深远影响的德治社会中，德治和暴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但中国社会与斯大林主义统治的苏联的不同在于，中国社会强调群众动员，因而，在德性话语下不仅有国家暴力的作用，而且还有群众暴力与之相结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确不太像苏联那样动用国家警察来实现对全社会的监控和压制，但全社会的成员却都已警察化了。〔37〕

由于在塑造“新人”中的影响和再分配体制中的地位不同，治理架构的各部分自有其特点，所以，还需要分别地加以分析。

（二）学校—军营：组织考验的技术

本书之所以忽略学校与军营诸多方面的差异，而将两者放在一起分析，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学校和军营共同承担着培养“新人”的重任，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吸纳精英最主要的场所，也是德治原则贯彻得最为纯粹的地方——或可说是德治的理想类型。毛泽东1966年在其创造“新世界”的纲领性文献——“五·七指示”中关于“军队是一所大学校”的言论无疑点出了学校、军营与培养新人、建设新社会的理想模式之间的特殊关系。〔38〕

学校—军营的显著特点是空间的封闭性（军营尤其如此）、成员的年轻性和流动性。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可解析的、等级化的封闭空间里，政党伦理对尚未社会化（或尚未充分社会化）的成员发挥作用时受到的各种干扰因素很少，因而非常有利于“新人”在单一的环境、鲜明的节奏、繁琐的仪式和严密的纪律中接受规训。另一方面，因为人们在那里面都是暂时的，所以，一进去就有一个如何面向未来的出口问题。而这个出口的走向往往又与人们在政党伦理中所获得的身份或说是在这些地方所积累的政治资本直接相关。这就使人们在那里的政治“表现”具有紧迫性。学校—军营虽然与再分配体制中许多重要的资源分配无缘（如房屋、职级、工资等〔39〕），但人们对解决所谓“组织问题”的迫切性却成为政党伦理发生作用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机制。众所周知，在学校和部队这两所未来精英的输送地，入团、入党比一般的单位容易，也就是接受组织考验的时间短；但这却是与更严格的考验要求，即要求人们靠拢组织、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学习模范（特别是烈士）、争当先进、献身集体，总之，接受一切非个人化的，甚至是蔑视个体生命的教育——紧紧连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去自我”的考验技术，生产“驯顺的身体”的纪律技术，在学校一军营这样的机构中成了一个核心的问题。〔40〕

（三）单位：档案书写的技术

单位是国家治理城市的基本架构，是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化组织。与人们待在学校—军营的短暂性正好相反，人们在一个单位里的生活、工作几乎都是长期性的乃至是终身性的。因此，单位除了具有我们前面所说的一般特点外，由于这种不流动性，单位中的检查机制得以充分地发育起来。这种检查机制有政治学习制度、谈心—汇报制度、检举揭发制度等多方面，这些方面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这种检查机制的核心——档案书写技术体现出来。可以说，正是档案书写技术成为德治权力在单位里的一个有力支点。〔41〕

档案实际上是单位建立的每个人在政党伦理中所占位置的索引系统，这个系统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单位可以对个人的德性进行定性、分类、评价和奖惩。档案把每一个人的历史，不仅他的历史行动而且还有他的历史思想，都变成了各式各样的书写，从而建立起了对个人的两种索引：出身的索引和“表现”的索引。出身的索引标明了他在政党伦理中所具有的先赋性的身份地位。“表现”的索引又分为自我书写部分（由履历、总结、汇报、反省、检查、交代等组成）和单位书写部分（由单位鉴定、揭发材料、小组评语、调查材料、奖惩记录）。通过对这些索引材料作分析、比较、鉴别，可用于三个基本目的：一是看一个人长期的实际表现，在历史上犯过何种错误，错误属何种性质；二是看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以及平时的思想动态；三是看他是否向党交心，是否向组织隐瞒了事实。不仅他在历史上犯的行为错误是随时可能被揭的伤疤，而且他在某个时候流露出的不良的思想倾向也是无法洗刷的污点。但如果他自作聪明，在思想汇报、运动总结中拒不交代真实想法，一旦被别人揭发，〔42〕那么，他的档案上会留下更危险的记录——“向组织隐瞒事实”。如果他的档案上被组织部门或政法部门批上了一条“内部控制使用”，那他一生的政治生命都将告结。档案尽管是每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却永远也不得与本人见面。也就是说，如果组织上给一个人下的结论是错误的话，那他永远也不可能有“辩诬”的机会。档案书写正如福柯所分析的那种规训权力一样，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而在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了它的对象。〔43〕这样一来，档案不仅在政治运动中永远是斗争的利器、确定打击对象的重要依凭，而且在日常状态下也像一个无形的紧箍咒一样始终套在每个人的头上，在入党、提升、涨薪、调动、奖励、分房等诸多个人重要事项上都与之相连。任何人都不愿意在终身伴随他的档案上留下污点，因此，只有始终按照政党的要求来行事。尽管由于政治的风云变幻和人事的纠葛纷争，紧跟大方向、服从领导的单位积极分子仍难免有犯错误的可能。

（四）公社：相互凝视的技术

中国1949年后户口制度的建立，将农民与农村、农民与土地紧紧地栓在了一起。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一大二公”为主要特点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全国的建立，又使农民与公有化世界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对于上升渠道极为狭窄，处于再分配体系末梢的公社来说，除了土地的控制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办法从思想上将一贯落后、缺乏上进心的农民改造成“新人”呢？人民公社在传统村庄特点的基础上，锻造了一种更成熟的凝视技术。

对传统村庄而言，由于流动性极低，个人的生产与日常生活完全被束缚在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一个村庄的农民彼此间的关系如果不是亲密的话，至少也都是紧密的。在村落世界中，可以说是几乎完全没有私生活的地方，彼此的熟悉度很高，相互的比照也就很普遍。公社与传统村庄的不同在于，它不仅把农民之间的这种彼此凝视从自发状态变成了自觉状态，把这种凝视与政党伦理的贯通紧连在一起，而且，把这种无声的凝视变成了有声的凝视。多数农160民虽然文化都不高，难以运用书写的技术，但公社却可以使他们更多地使用眼睛和嘴巴，把以往农民习惯在心里打的算盘变成公开展示的诉苦会和批斗会，把农民默默在心中念叨着的每个村民对他的恩怨簿变成符合政党伦理要求的阶级划分图。诉苦和批斗会在全国流行，不过，由于农村生活世界的特点，使这种诉苦和批斗更具典型性，使人们彼此的监看更具有日常性，真正可以达到包罗万象、细致入微的地步。〔44〕

严格地说，这三种技术与其说是三种不同的技术，还不如说是同一谱系的权力技术。而且，它们也并非这三个治理机构中独有的。实际上，这些技术在这三个机构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只不过在每个机构中发挥影响的大小不同。

五　个人的策略行动

（一）个人行动的机会主义空间

我们在上面讨论了德治社会的真理话语和治理技术。这种话语和治理技术虽然构成了德治社会下的个人行动的基本约束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行动会完全按照国家对“新人”的要求去展开。事实上，个人的行动仍具有相当的机会主义空间。这主要是由于德治标准的模糊性所致。政党伦理虽然在治理机构中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但它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一方面，政党伦理本身就具有原则性和策略性这两面性，尤其是在不同的政治运动和时空背景中呈现出的面目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在运用政党伦理作为个人德性的评价标准时，又缺乏成文的和稳定的操作规则。这就使对一个人“表现”的评判及其所接受的相应奖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与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群众）充满弹性的个人关系上。

缺乏公共信息渠道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国家将媒体严格控制为政党的喉舌，所以，媒体完全成为官方话语的阵地。凡是与这种话语有所不符的信息都被过滤，这使许多真实的信息不仅不为民众所知，也不为上级所知，从而难以对许多不符合政党伦理的个人行为作出反应。〔45〕此外，还有因为各个治理机构的特点所带来的行动弹性。〔46〕

（二）个人主要的策略行动

1．政治忠诚下的人身依附

德治社会以政党伦理来对人们进行规制，其旨在于培养人们对政党的忠诚、对主义的信仰、对道德的守持。但生活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治理体制下的人们往往把这一切都变成了个人对掌权者的人身依附。这里所说的掌权者既是指一个治理机构中被制度正式赋予了权威位置的主要领导，也包括虽不在主要领导岗位上但与主要领导有着密切关系的秘书部门和掌管干部档案、人事任免的组织部门的人员。人们可能一方面蔑视掌权者，乃至愚弄掌权者；另一方面又羡慕掌权者，竞相攀附掌权者。这就塑造了德治社会下最为常见的权威人格，使人们即使是在反抗权威时，也期待自身拥有权威。

2．重在表现下的虚伪乔装

在新德治社会中，政党伦理的身份排序一是看出身，二是看表现。由于出身的不可改变性，人们提高、改变、巩固自己身份地位的主要行动途径就在于个人表现。看重表现本意在鼓励人对政党伦理的自觉奉献，但由于这种奉献与变幻不定的评判标准和充满弹性的奖惩机制是紧密相连的，结果，它在日常实践中就刺激了人的私欲的增长（包括荣誉感的膨胀），鼓励了人对权力的精心算计〔47〕，使人们所追求的只是驯服行为的可见性以及可积累性，而真实的内心世界则在这种算计和追求中被遮掩起来。

当然，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虚伪。某些积极分子为了维护他们与一般群众的关系，或减少非积极分子对他们的敌意，以获得良好的群众基础，他们可能在私下表现出与党和权威的某种距离，以掩饰他们对身份地位的追求。此外，即使是对那些真心实意信仰主义、拥护政党、奉行道德的人而言，真正重要的也并不是他们一贯的内心信仰、纯正的上进动机和艰苦的自我修炼，而是与风浪叠出的政权始终保持一致的行为表现，以及与那些更工于算计、擅长溜须拍马和见风使舵的人在外在化的“表现积极”上的竞争——在屡经所谓“忠而受谤，直而见逐”的个人挫败中，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表现”市场的洗礼中，那些真诚者原来的真心实意也很可能会掺进越来越多的算计因素，使热情的信念、利益的算计与自我的欺骗混杂在一起。〔48〕表现政治导致人们的虚伪乔装，这在荣誉感很强的学校—军营中最为普遍和严重。

3．阶级斗争下的派系角逐

德治社会一方面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由于人们真实的个人利益冲突不具合法性、公开性，以政党伦理为外衣隐秘地展开的派系角逐就成了表达这种冲突的扭曲方式。这样一来，政党伦理就并非人们真实的行动准则，而变成了利益市场中唯一可流通的“货币”；权威结构也并未完全成为人们的权力、利益和行动结构，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派系结构得以运作的隐身地。我们这里所说的派系结构，与呈纵向分裂的权威结构不同，它是上下延伸、平行分裂的关系网络。这个以“寻租性的影响活动”为基本内容、以派系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主要手段的派系结构在单位中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体现。〔49〕

4．动员参与下的麻木冷漠

新德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对政党伦理的热情，因此，广泛的群众动员就成为德治社会一个很鲜明的特征。但动员如果说在与再分配体制紧密相连的单位或与政治上升机制紧密相连的校园—军营还较为有效的话，那么，在相对缺乏上升、流动和福利机制的公社，就常常会碰到发而未动、在场的缺席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麻木冷漠，并不全是出于传统的惰性，而有可能是出于一种自觉的算计。因为，在你死我活却又风波不定的争夺中，麻木和冷漠成了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麻木冷漠与断然拒绝参与还很不同：后者倒仍然可能是出自一种热情，而前者则是热情本身的被销蚀，因此，它使人们采取的是随波逐流、消极避祸的行动策略，华尔德称之为“消极—自我保护的（行动）方式”〔50〕。这种行动策略当然远不仅仅局限于公社社员，只是在公社那里有更为突出的表现而已。

（三）德治和败坏

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到，旨在塑造圣洁“新人”的新德治，在其日常实践和政治运动实践中却造就了人们普遍在精神气质和道德品性上的腐烂、奴性、委琐、虚伪和冷漠。这可以视为是德治带来的意外后果——败坏。当然，从某种角度说，任何政治都有内在地趋于败坏的一面〔51〕，但德治政体的败坏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那就是它的败坏根源恰恰于在它是与“爱道德”联系在一起的。当所谓的“道德”在科层体制中面临例行化的管理时，一方面它经历了一种逐渐消耗道德热情的衰退过程，另一方面，丧失热情的道德本身日益成为腐败赖以生长的一个重要的伴生机制。

不过，败坏虽然侵蚀了德治的神圣性，但并没有动摇德治的合法性。因为在始终排斥将法律作为日常治理的情况下，当败坏的积累和暴露到政权统治者难以容忍的地步时，除了重新强化德治的真理话语和治理技术外，别无他法。败坏的现实就这样一方面构成了新德治权力实际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又从反面证实了德治的必要性、合法性。败坏是德治实践的意外后果，而败坏的这种意外后果却又重新加强了德治的制度化。正是这双重的意外后果，使新德治权力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52〕

六　结论和讨论

（一）简要的结论

当代中国的新德治是中国共产党用政党伦理来实现政治治理和权力关系再生产的基本机制。这种道德与权力密切结合起来、旨在塑造圣洁的共产主义“新人”和至善的新世界的道德化政治，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运动实践中，既在糅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中国传统修身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别致的真理话语，又逐步发展出一整套独特的权力技术，从而使德治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对每个人都产生了深刻的作用。然而，新德治的最大悖论在于，这种史无前例的“去自我”的道德作用力恰恰消除了个人向善的伦理实践的可能性，反而带来了普遍的虚伪表现与腐败朽烂。败坏是新德治政体下的意外后果，但它并没有构成对德治权力的挑战，反而被德治政体吸纳为“幕后解决”的机制，并进一步强化了不断用政治运动来动员人们的道德热情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但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的新德治所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被新德治体制内部消化，从而使新德治越来越成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阻梗物了。随着一手开创并始终支撑着新德治的卡里斯玛权威在1976年的去世，随着务实派领导人的执掌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终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德治作为一种权力整合方式日渐衰落。不过，德治的真理话语及其权力技术并不是彻底地消失在新体制中，而是有的基本消失了，有的还在发挥残存的166影响，有的则成为新体制中一个重要的新配件。不过，对于1978年以后的“后德治社会”中德治要素的作用机制，已经不是本书探讨的范围了。

（二）若干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新德治与科层精英的关联

以往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较多分析科层精英尤其是精英寡头，对普通民众的问题重视不够。有鉴于此，本书分析新德治时集中处理的是基层社会及普通人的问题，未过多分析精英层面。但实际上，底层社会中的塑造“新人”问题仅是新德治的一个方面（尽管是相当重要的方面），而科层精英与新德治的关系要更复杂，需要进一附录二步分析。

2．在败坏的体制中的抗拒

对新德治体制在“爱道德”的旗帜下所造就的人的德性普遍败坏的研究，并不意味着作者一概否认人们真正自觉的伦理实践和德性提升。不过，在一个个人自由伦理实践的可能性被制度压缩到最低程度的体制下，在德性的败坏成为一种巨大的诱惑和强大的压力的情况下，人们（不仅仅像陈寅恪、顾准、遇罗克这样罕见的伦理精英，也包括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是如何艰难而曲折地抵制着败坏的诱惑和压力，在自己的身体不可避免地成为病源的同时，也使它成为抗体，真正锤炼自己的德性，这是一个颇有意味但也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另文处理。

3．新德治与西方社会传统的比较

要凸现对新德治这种特殊的权力运作机制的认识，可以将它与其他的权力运作方式进行比较。本文对新德治与中国传统德治的关系已经进行了简略的分析，但尚未涉及新德治社会与西方社会的相关比较。我们在此将简要提出新德治与西方两种主要的政治传统的比较问题，以备进一步研究。

（1）新德治与城邦政治的比较

我们之所以将新德治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政治进行比较，不仅因为后者是西方政治传统的主要源流，而且城邦政治的传统也是关注德性塑造和伦理实践的传统。这种比较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新德治的一些特色。

城邦政治要而言之，是从塑造人的可能性出发，着力于对城邦公民的塑造。就立意塑造人的德性、实现向善的政治这一点，新德治与城邦政治有似同之处；但实际上，它们在塑造的目标和技术上却是相去甚远。新德治所要塑造的是克己主义的“新人”，也即政党的驯服工具，它所凭依的是国家机器的威慑、政治运动的压力、资源配置的诱惑。而城邦政治所要塑造的是关切自我的公民，在这种塑造中，政治—法律—伦理实践三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尽管同样强调德性的修炼，但在城邦政治中，是将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品去自由雕琢的艺术，是风格的创造；而在新德治中，是将自我作为献祭品去被迫供奉的技术，是准则的内化。正因为两者的关键性差别在于自由伦理实践的有无，我们可以按照福柯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53〕，将新德治视为道德政治，而将城邦政治视为伦理政治。对这两种政治形态，值得深入地比较分析。

（2）新德治与“除魔政治”的比较

在新德治中虽然有法律的配置，但它并没有独立运作的逻辑，而是完全服从于政党伦理的要求，服从于卡里斯玛权威。因此，新德治属于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政治”类型。这种政治治理具有鲜明的总体化色彩，对人的良知治理就是典型的表现。

而在西方民族国家开启的“除魔政治”的治理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政治不再基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德性上的同构，而是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努力将国家权力伸展到每个人的身体之上的同时，并不承担教化作用。当然，由“马基雅维168里的革命”所带来的所谓“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而是意味着二者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关联起来。其中一种特别重要的关联方式，就是政治的普遍法律化。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几乎一切政治问题都要被转化为法律问题。〔54〕这一方面要求法律化的政治不再与单一的道德准则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政治则要仰赖与普通人的自由伦理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日常法律政治活动。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深化对新德治的理解。

注释

〔1〕　Schwartz B. Rule of Virtue, China Quartely, 1968 (35).

〔2〕　Shirk S. 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3〕　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史继平等译，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

〔4〕　陈佩华等．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孙万国等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5〕　MadsenR. MoralityandPowerinaChinese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　Oi. J. StateandPeasantinContemporary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7〕　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147页。

〔8〕　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内部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6）。

〔9〕　Apter A., Saich T.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陈永发．“延安模式”的再检讨，载《新史学》，1997，8（3）．

〔1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12〕　朱元鸿．The Counter - 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ommunist RevolutionaryRhetoric (1929—1989)，《东海大学学报》，1994（35），57-93页．

〔13〕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4〕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7页。也如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所指出的，虽然在战国时代有儒法之争，但从西汉以礼入法以后，礼治、德治与法治的思想逐渐折中调和。

〔15〕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中国，226-235页。

〔1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72页。

〔17〕　F. Watkins, I. Kramnick．意识形态的时代，张明贵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5，6页。

〔18〕　我们对“对号法”的发现，最初来自于我们所做的一项田野研究。我们在田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地方政府心中常常有这样一幅农民的图景，即“多数明白事理的人民群众＋少数易受欺骗的群众＋个别别有用心的坏人”。当他们与农民打交道碰到阻力时，总会将具体的人分别与这幅图景的某个位置相对应，从而再来考虑相应的化解之道——依靠、教育或打击（应星《大河》）。我们可以看到，对号法这样一种话语从1949年至今，尽管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了诸多的变形，但却始终在中国社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在这里尝试着对这种对号法的原型进行勾勒。

〔1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页。

〔20〕　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21〕　正如朱元鸿（TheCounter - 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Rhetoric, 1929—1989）所说的：“依据革命的语艺，反革命问题在于揭下面具，暴露潜藏的敌人与伪装的奸细。而事实上，反革命本身就是一幅面具，是为了证明革命真实与实现革命权力而为某些经过选择的特定群体戴上的面具。整个策略正在于：借着‘想象的’来证明‘真实的’。”

〔22〕　汤森，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23〕　由于在中国“毛泽东思想”有特定的意含，与我们的分析对象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本文基本不用“毛泽东思想”一词，而用国外学者多采用的“毛泽东主义”（或“毛主义”）一词。关于毛泽东思想与毛主义，可参见史华兹．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4〕　关于此文发表时的背景，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567-602页。

〔25〕　1949年后界定“坏分子”的两条主要标准是：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如果说出身还是一个确定项的话，那么，“表现”就是一个含混其词的东西了。表现不好的家伙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对、敌视和破坏”的敌人之间完全没有可供操作的清晰分界。对“表现”的含混性，可参见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26〕　这种不平等首先是政治上的，同时也因为政治上的不平等而带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391-404页）。由于刘小枫对1949年后革命群众（积极分子）和一般群众的冲突和矛盾，已作了一个有见地的分析，本文不再重复，而侧重于分析群众尤其是积极分子与坏分子之间的斗争。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红”、“黑”高度对立的德治社会中，所谓的一般群众实际上很难真正立足，因为他们如果不能表现出积极的姿态，不能表现出对“红”的追随，那他们很可能就会被视为是落后分子乃至坏分子。实际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得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积极分子的姿态，只不过这些积极分子的类型也颇为殊异。参见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对四种积极分子的分析。

〔27〕　高毅．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109-119页。

〔28〕　关于丹东之死还有另一种释义，即从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之间共同的人义论逻辑着手，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9〕　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曹志为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30〕　也正因为此，“刁民”和“顺民”才从1949年后的官方话语中一并消失了。虽然一些地方干部还在私下里使用，但其含义实际上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31〕　参见《大河》对这套话语的简略分析。大体而言，国家对群众使用的一套话语主要是为了锻造“新人”的目标，而对精英使用的一套话语更多是出于利益分配上的需要。

〔32〕　这一现象是WhyteM. 提出来的。（参看WhohatesBureaucacy? In: Starked, Remak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Instiut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9 - 410.）

〔33〕　韦伯．支配社会学（Ⅱ），295-298页。

〔34〕　参见DelezueG. (Whatisdispositif? InArmstrongT. ed. MichelFoucault Philosopher, NewYork: Routledge, 1992)对权力的可见性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典型与人民-敌人、先进-落后、红-黑世界一样，也是一种与利益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划分体系（典型-普通）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典型就是红-黑对立的一种放大机制。不过，这两种划分的作用机制也有不同之处：红-黑那种划分意在建立他者、夸大差异，更强调经过斗争达到认同；而典型的树立则往往遮掩差异，更强调经过模仿实现一统。这也是树典型多以正面为主的缘故，尽管许多的模范人物都是烈士，但德治社会所鼓励、所需要的正是人们共同的、无差别的、无代价的献身。参见BakenB. TheExemplary Society, 169-210。

〔35〕　作为一个鲜明的对照，可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100页）对美国行政分权的政治效果的有关分析。

〔36〕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90-285。

〔37〕　BernsteinT. (LeadershipandMassMobilizationintheSovietandChinese CollectivizationCampaignsof1929, 1930and1955, 1956: AComparison, China Quarterly, 1967 (31): 1-47)看到了苏联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不同，但他没有看到“参与性动员”本身所蕴涵着的群众暴力因素。

〔38〕　如本文前言中所提到的，“德治”这个概念就是舍克基于她的学校研究而提出来的。陈佩华也是针对学生展开她对中国积极分子的研究的。而梅斯纳指出了军队在中国1949年后的矛盾角色：军队一方面是科层性最强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又是毛泽东用以改造社会的模范。ShambaughD. (BuildingtheParty - StateinChina, 1949-1965: Bring the Soldier Back in, In: Cheek T. Saich T. ed.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M. E. Shape, INC, 1997)也分析了军队在规范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战士和学生一直是捍卫毛主义最忠实的左右手，而作为战士（同时也作为好学生）的雷锋更是新德治社会最理想的人民（不是公民！）形象。

〔39〕　因为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德治政体下国家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所以在此暂不考虑部队里的中、高级军官的情况，而将分析集中于士兵和基层军官。

〔40〕　我们在这里也应该提到一个容易引起的误解：即认为军营生产的是驯顺的肉体，而学校生产的是驯顺的思想。其实，福柯（《规训与惩罚》，157页）的分析已经让我们看到，“驯顺的肉体”和“驯顺的思想”本就是不可分的。因此，纪律这种技术在军队和学校之间才会传播得很快——我们也更有理由把学校和军营视为同一类治理架构，或者说属于广泛的“监狱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学校，都很难想象非积极分子的生存空间。事实上，这里面人的差别常常只是积极分子的类型差别而已。

〔41〕　国家对农民没有建立人事档案，只有户口簿上几条极简单的个人信息；对士兵和中学生以上的学生虽然建有人事档案，但因为成员年轻，流动又快，所以显得较为单薄。

〔42〕　无论是“人民—敌人”话语还是在“积极—落后”上的刻意划分，无论是在“积极分子”荣誉上的竞争还是在附着其上的稀缺资源配置上的竞争，都大力鼓励人们特别是同辈群体之间的相互揭发。

〔43〕　福柯．规训与惩罚，211页。

〔44〕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5〕　当然，国家还建立了一个较为发达的内部参考的信息系统。但这个系统是严格与科层制对应的，级别越高的官员，得到的内参信息就越多。也就是说，与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基层单位领导得到的内参信息是极为有限的。更何况，普通人在应对权力面前的小“诡计”，是很少会被纳入集中关注群体动向的内参信息中去的。

〔46〕　因为上级的控制范围过大、控制参数过多，缺乏成本低的控制参数，缺乏组织竞争等因素，单位领导获得了对单位人较为全面的自主控制。这种控制使人们在单位建立高度灵活的关系成为一个关键的生存和竞争策略。而我们在公社中可以看到，由于在相当程度上缺乏书写、现代交通和通讯等现代控制工具，公社难以对社员实施有效的全面控制，从而使社员的消极行为有较大的空间。

〔47〕　这种算计主要表现为对足以实现目标的任何手段的算计，它既不是韦伯所分析的价值理性行动，也不是他所说的工具理性行动。在一个具有准宗教性的价值理性（政党伦理）与世俗性的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中，在各种程序技术与单一的抽象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往往造就出来的是一大批在追求个人目标上不择手段、内心不受任何规范、既无真正的信念又不讲任何责任的虚无主义者。

〔48〕　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164页；陈佩华等．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233，234页。

〔49〕　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16）。

〔50〕　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51〕　这乃是共和派以来（从亚里士多德，至少从罗马共和国以来）政治理论的关键主题。参见斯金纳．马基雅维里，王锐生等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PocockJ.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52〕　由于本书旨在分析中国新德治体制的运作机制，所以，对德治体制下另一种意外后果——人们在自由伦理实践上各种曲折而复杂的尝试就略而不论。需要一提的是，因为这些尝试构成了对德治体制真正的威胁和挑战，所以，它们受到了种种压力和限制，使其既很难不断地被积累和校正，更难在同一条反抗线上被聚集起来。

〔53〕　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29页。

〔54〕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良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310页。

附录三

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

一　西方主流社会学研究的实证化趋向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名作。但他当年在美国准备出版这本著作时却颇费周折。不少出版商都将他的原稿退回。商业性的书商认为这本书应交给大学出版社，而大学出版社则认为他应该去找商业性的书商。〔1〕黄仁宇所遭遇的一个尴尬在于他这本学术著作是用叙事的风格写就的。也许美国那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对此书的疑惑，正如偏爱实证科学观的研究者常常对叙事发出的质疑一样：“那是一个不错的故事，可它真的算是研究吗？”〔2〕

黄仁宇的遭遇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趋向实证化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在社会学领域也比比皆是。在欧洲古典社会理论大师那里，本来一直并行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研究路向。但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占据社会学主流地位以来，社会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实证化、定量化。〔3〕

实证主义方法论原来只是社会学的一种基本方法论。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现象有其客观存在的规律，因此应该用经验事实来检验社会学的假说，用数量分析这样客观的研究方法来发现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规律。在他们看来，虽然社会科学在方法和技术的运用上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但社会科学在理论建构、证据搜集、资料分析和理论检验等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它在调查研究中就注重量化程度较高的抽样问卷调查、量表与测验、实验等量化方法。

而与之相对的另一个基本方法论是反实证主义方法论。以韦伯为代表的反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现象在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现象，因为社会现象被社会行动者人为地赋予了“意义”，因而不能完全依靠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他们主张通过理解社会现象的特殊意义来对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作出因果性的说明，在调查研究中注重量化程度较低的深度访问、参与观察、历史比较和叙事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两种路向在看待和解释社会现象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但它们刚开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真正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截然对立的主观主义方法论一般并不被社会学所认同，韦伯式的反实证主义方法论实际上是处于实证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方法论。它反对的是照搬自然科学方法或滥用数量分析方法，而并不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这一实证原则。因此，无论是量化程度较高的抽样调查，还是量化程度较低的参与观察和叙事分析，既可以为实证主义方法论者所用，也可以为反实证主义方法论者所用。

虽然从理论上说量化方法与质性研究各有利弊，但是，在美国式的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量化方法在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中运用得远比定性方法广泛，其所享有的“科学”地位似乎也远在定性方法之上。如果量化方法发展到以其标准性、精确性、客观性和规范性垄断了科学声誉的地步时，那么，它也就从一种科学方法蜕变为一种科学神话了。我们说美国主流社会学研究有实证化趋向，指的正是实证主义科学观完全支配了社会学的研究，预设它是人类研究社会唯一客观可靠的知识类型，而质性研究则遭到诸如其成果难以积累、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等指责，因而越来越被排斥到了边缘地位。〔4〕比如，霍曼斯就断言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进步正在于统计方法的提升〔5〕，柯林斯更是声称统计不只是一种方法而已，而是可以作为最具实质社会学意含的理论。〔6〕

二　叙事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

在质性研究中，叙事研究方法应该是最具主观性和戏剧化色彩的，最难以验证真实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方法，自然也就最易遭人诟病。如此说来，一门以科学为旗帜的学科如果以讲故事的方式去研究和组织资料，那似乎在方法论上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即使是田野研究，也应该通过美国学者卡兹所谓的4个R来确立自己的科学性，即：可避免影响和“扭曲”研究目标也可避免反应性的（reactivity）禁令；可靠性的（reliability）原则；可重复性的（replicability）原则；代表性的（representativeness）原则。〔7〕如果按照这样的研究法则，统计量化模型在社会研究方法上当然是至尊至贵的利器了。

但是，早在半个世纪前，同样出自美国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就已经辛辣地批判过这种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抽象经验主义似乎更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简单地说，他们所做的，就是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信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它最具决定性的结果是造就了方法论的抑制。我指的是科学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简言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8〕其实，即使是统计概念也绝不是超越特定时空场域，具有普遍、客观有效性的东西。它是特定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孕生物，也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一直负载着特定哲学人类学预设的概念包袱。〔9〕所以，米尔斯所疾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要求我们着力于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之间的联系，要求我们能够从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中提炼出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要求我们根据问题和历史来决定方法，而不是与之相反。

而叙事研究作为一种有鲜明特点的质性研究方法，对于丰富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有着重要的价值。叙事研究是研究者将自身的体验转化为在时间上具有意义的情节片段的一种基本方式。叙事将事件串联起来，从而使事件根据自己的时间位置和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而获得意义。〔10〕

叙事本来是语言学和文学等领域常用的手法。社会学研究中的“叙事研究”源于20世纪初。当时，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很强调对生活历史和生活片段进行研究，寻求一种对社会现象和个人生活史进行叙事解说的方法。这种对生活故事进行叙事的方法后来就成为叙事研究的源起。20世纪50年代后，人类学、现象学、解释学等相关理论被引进叙事研究中，使其在方法上更加成熟。但在实证化的趋向中，社会学界长期以来都是依循逻辑—科学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书写实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后现代理论的兴起才使叙事研究重新受到重视。由于后现代理论对“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摧毁，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推崇，这才把叙事从科学的独断论中解放出来。

其实，早就有学者指出，叙事知识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而且也是一种认识方式。人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知运作模式和思想模式，各自提供了不同的整理体验和建构现实的方式。传统的倚重逻辑—科学的认识是所谓的“范式性认知”（paradigmaticcognition），而通过故事来认识是所谓的“叙事性认知”（narrativecognition）。两者尽管是相互补充的，但不能相互还原。每一种认识方式都有自身的操作原则和规范标准。在确证程式上，它们也极为不同。〔11〕我们在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对现代性碎片的奥秘的破译中，就可以看到叙事研究最精彩的一笔。〔12〕

三　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特殊重要性

如果说定量方法对于社会结构早已被彻底夷平，社会运作高度制度化、规范化的西方发达社会来说的确常常是更适用的研究方法的话，那么，质性研究方法尤其是叙事研究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1．中国社会体制运作的变通性

任何一个社会的运作都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套机制，都有制度的刚性和弹性两个向度。但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其非正式的机制往往比正式的机制更为重要，其变通的影响所及常常已经超越甚至抹掉了制度边界。这是因为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建设中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相互分离使中国社会的实质理性化程度一直比较低，加上现在又处在新旧体制的交轨时期，在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社会的实际运作往往不是依照正规的、标准的规章，而是另有一套微妙的、非正式的运作机制。一些学者已对“变通”这种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独特的制度运作和变迁机制作了深入的分析。〔13〕他们指出变通既不是一种完全正式的制度运作方式，也不是一种完全非正式的制度运作方式，而是介乎于正式的运作方式与非正式的运作方式之间的一种准正式的运作方式。变通的最微妙之处在于它对原制度的似是而非全是。也就是说，从表面上来看，它所遵循的原则及试图实现的目标是与原制度一致的，但变通后的目标就其更深刻的内涵来看，则与原制度目标不尽相同甚至根本背道而驰。因此，对于这样一种有着十分微妙的社会学味道的社会机制，就显出了它独特的魅力。事件之间那些复杂的、有时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关系不是被线性的、单义的或结构的因果关系所排除，而是在各种事件的遭遇中被揭示出来。我们通过故事，既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旨在发现一般性、客观性的规律或规则，但也不只是像文学那样重在塑造生动的、个性鲜明的、充满了偶然性的形象和事件，而是可以展现行动与制度之间复杂的、“适合的”〔14〕因果关系，由此去体味中国社会的独特滋味。

2．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过程性

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促使我们问三类问题：社会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的结构是什么？社会的变迁是怎样的？社会的人性是如何的？但无论什么问题，都必须具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把历史视为社会研究的主轴。如果说像分析美国这样高度稳定的社会尚需历史感的话，那么，洞察中国这样一直在经历剧烈变动的转型社会就更需历史的眼光和过程的视角。孙立平继提出“过程—事件”分析视角后，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社会学面向实践的问题。〔15〕他所谓面对实践的社会学，强调的是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过程则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入手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社会学家在对过程的强调中，更会强调事件性的过程，因为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显而易见，以细微见长、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方法与面向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社会学正有着特殊的亲合性。

3．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模糊性

自从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兴起以来，帕森斯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学“正统共识”对日常生活的忽视日渐被打破。尤其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猛烈攻击，日常生活越来越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但研究日常生活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如何能让沉默者发声。所谓的日常生活，它指的不仅仅是普通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处于与宏大历史话语不同的生活，是福柯意义上“稀薄”而“贫乏”、充满“偶变性”和“错误”的生活。对于这几乎不可言说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够进入？福柯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可以展现。在“无名者的生活”中，福柯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暧昧不清的不幸形象，他们几乎注定要沉没在黑暗中，只是在和权力相撞击的特殊时机，他们才短促地出现，又迅即消失。他们的故事夹杂着美与恐怖，具有一种超现实的色彩。而我们也许无法把握日常生活本身，但却可以设法在那些日常生活被触动、被冒犯、被侵略的瞬间，在无名者与权力相撞击的光中，窥见他们模糊的身影，而后尝试撰写福柯所谓的“生命的诗”〔16〕。而叙事正是撰写那些历史无名者的“生活的诗”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我自己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就故意用一些场景、插曲、旁枝把一些无名者稍纵即逝的身影留下来，使他们那出于偶然而存留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文本中的尴尬、疯狂、苦难、叫喊、沉默、无助和死亡呈现出我叙述的故事中所要努力捕捉的理论味之外的叙事效果。那部著作的重点是围绕移民精英和地方政府（从区乡到县再到地区）来展开的，普通农民在这个故事中都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但也许故事中的那些“枝蔓”能使人在暧昧不明的村庄日常生活被权力之光照耀时多少感受到那些无名者的生命颤动。

四　在中国社会研究中运用叙事的限制

不过，自从“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被提出来后，“讲故事”似乎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学界一种新的风气。许多人劈头盖脸地上来讲一通故事就了事，却不知他们到底要想讨论什么问题。许多学生作毕业论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讲述关于自己家乡的故事，把社会学变成了十足的“家乡社会学”。所以，我们在谈了叙事方法对于中国社会研究的特殊意义后，又不能不回过头来强调运用叙事方法的限制。

其实，叙事本身并非社会研究的至上法宝。正如常言所谓“功略论叙事方法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夫在诗外”，社会学研究者能否用故事的方式推进学术研究，能否讲出有价值、有余味的故事，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问题感

质性研究专家邓金曾经明确地表示叙事方法并不是对谁都适合，只有这样的人才适用：他们拒绝上帝般的眼光，相信人类经验世界中唯一存在的是解释。〔17〕所谓叙事，也正是将日常生活中的解释呈现出来。因此，叙事者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故事，首先就要取决于他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素养。也就是说，社会现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现、被建构出来的。没有人独特的感知，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社会实在纵然如神祗般矗立在山顶，人也可能视而不见。〔18〕社会学家能够从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能够从平静的生活中看到动荡，能够从常规的秩序中发现悖论，能够从繁荣的景象中体察断裂，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理论修养。那些信奉“家乡社会学”的人只知道自己的家乡是进入田野的有利条件，却不知道他们自以为熟悉的家乡恰恰也因此可能成为其认识的屏障。

2．复杂性

波耳金霍恩（Polkinghorne）曾区分了“叙事性分析”（narrative analysis）与“叙事的分析”（analysis of narrative）：前者是通过情节来建构生平片段，提供关于特定情境的知识；而后者则是在不同的故事中寻找共同的要素。〔19〕在我们看来，“叙事的分析”看似叙事，实际上其所关心的模式与统计社会学所追求的通则如出一辙，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伪叙事”。而“叙事性分析”才是叙事真正的旨趣所在，它认为“偶发的、意外的、内在的不可预测的时间可以消除或改变历史看似最持久的趋势”，“它暗示了社会进程内在具有偶变性、不连续性和结果的开放性”。〔20〕但是，如此强调偶变性（contingence）的“叙事性分析”所选择的叙事对象恰恰不是随意的、偶然的。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随时随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1976故事，但什么样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叙事性分析的样本去呈现，其条件却甚为苛刻。不是随便什么人的家乡的日常故事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叙事的主题。值得展现的故事必须达到十足的复杂程度。这种复杂程度不仅仅是指场面的壮阔、声势的浩大、人物的繁多、过程的曲折、关系的交错、事件的叠起、时间的漫长，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从中能感受到心灵的颤动。在构成叙事几个基本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使用情节、背景和刻画，赋予某个事件以结构、意义和脉络，从而将之转化为故事的要素。〔21〕情节的复杂性和生动性是叙事能否成功的关键。

3．技巧性

讲故事的成功并不在于故事本身的复杂和精彩，而是要靠研究者“讲”出来的。“讲”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的运用，实际上它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展现，是作者理论关怀之所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讲故事中必须体现足够强大的张力，容纳足够复杂的关系，展示足够完整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不会犯用先导的概念来剪裁生活世界的错误，才不会把那些偶然的、随机的甚或“错误的”事件简单地排斥在叙事之外，不会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总体概括的“个案”或理论分析的“例子”，从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22〕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学界就有人高呼“叙事的复兴”，〔23〕而今社会学界也有人在欢歌“叙事的转向”的到来或大谈“叙事的转向”。〔24〕然而，在我们看来，与其用“叙事的时刻”去颠覆统计社会学的神话，不如提醒我们不要陷入韦伯所谓“方法论的瘟疫”，塑造唯方法论的神话。所谓“唯方法论”，是把方法从研究对象中孤立出来，把研究对象的理论建构问题化约为经验指标和经验观察的技术操作问题，这样就变成了为方法而方法。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证其获得的知识所代表的是唯一的真理，也即是说，任何方法本身都不是绝对的，无论这种方法是以实证的面目还是以叙事的面目出现。是什么样的主题和什么样的材料才决定了什么样的方法是适用的。正如叶启政所说的，方法所保证的只是在于，在一些特殊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论预设前提指引下，一个特定论述与人们的经验感知之间所具的贴切感的程度而已。〔25〕

注释

〔1〕　黄仁宇．黄河青山，张逸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72页。

〔2〕　CeglowskiD. That' saGoodStory, ButIsItReally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1997 (3): 188.

〔3〕　明赫．美国和欧洲的社会理论，应星译，国外社会学，1998（2）：18．

〔4〕　我们可以从美国最重要的两本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和《美国社会学评论》（ASR）中定量研究论文的比例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瑞泽尔（《社会的麦当劳化》，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1页）把美国大量非常标准化、制式化、规范化和定量化的社会学产品称之为“社会学的麦当劳化”。

〔5〕　HomansG. FiftyYearsofSociology, AnnualReviewofSociology, 1986 (12): xix.

〔6〕　CollinsR. StatisticsVersusWords, In: SociologicalTheory, NewYork: Jossey - Bass, 1984, 332.

〔7〕　Katz J. A Theory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The Soclal System of AnalyticalFieldwork, In: Emerson R.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Ill.: Waveland Press, 1983.

〔8〕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61页。

〔9〕　参见叶启政（《均值人与离散人的观念巴别塔：统计社会学的两个概念基石》，载渠敬东等编《现代政治与自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94-364页。）对均数和变异数两个概念所作的精彩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10〕　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页。

〔11〕　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26页。

〔12〕　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3〕　制度运作与制度变迁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4）。

〔14〕　WeberM. MaxWeberontheMethodologyoftheSocialSciences, NewYork: FreePress, 1949.

〔15〕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1）；《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5）。

〔16〕　李猛．在日常生活与历史之间，2000，未刊稿。

〔17〕　邓金．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周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18〕　柏格．社会学导引——人文取向的透视，黄树仁等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2；柏格、卢格曼．知识社会学：社会实体的建构，邹理民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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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说来惭愧，我的这部新著其实是一部半新不旧之作。七八年前，趁着我刚完成《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的余温，就接着写了这部大河移民的“史前史”的初稿。但由于出版本非易事，加上我生性疏懒，时为冗事缠身，这一难一懒一缠，就将这部稿子“晾”在了一边。

三年前，我终于鼓起劲头对初稿进行重新修订，先是请周飞舟、吴飞分别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随即，渠敬东、赵晓力、吴增定、舒炜等人又在一次专门的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批评。本书在最后定稿时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这些有益的批评意见。为此，我要对这些老朋友表示真切的谢意。

本书从某种意义上也属于中国当代农村社会口述史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为此我要感谢领导这个计划的孙立平教授、郭于华教授以及参加过柳坪村口述史研究的晋军。

2008年6月我应邀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暑期课程时，本书的一些内容曾在课堂上讲授过。感谢所有选修该课特别是那些与我作过讨论的同学们。

本书正文部分内容曾以“身体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为题发表在黄宗智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总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上。附录一初刊于杨念群主编的《新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附录二初刊于《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附录三初刊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这三篇文章收入本书时都作了少许修改。

应　星

2008年暑假于京郊回龙观寓所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项研究。作者通过本书力图剖析中国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前是如何去塑造新人的，以此重新理解中国建立社会伦理新秩序的努力以及这一努力所产生的复杂效果，进而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在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