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论

郑也夫 著

中信出版社

前言

写作这本书的念头是十七年前产生的，当时绝对没有想到它会是今天这副模样。那念头最初表现在我的第一篇社会学习作——《试论“关系学”》（写于1982年）中。1987年我接到一位美国学者的来信，说那篇文章被翻译和收入他编选的一部中国社会学的文集中。我知道那篇文章不行，即使译成洋文，印成铅字。而那未果的念头十七年来与我不即不离。不离，是出于对那个问题的偏爱；不即，表面上看似乎是兴趣转移，忙于他事，真实的原因是我没有能力去抓住那念头，以令自己满意的方式解析它，实现它。

思想的念头像种子，穿越时间的封冻，企求破土而出。不同的是，种子有着严格的规定性，念头却不能规定作品日后的模样。人们说比喻总是蹩脚的，我却以为将念头儿比作河流源头或许更贴切。在源头流淌的过程中，加入了一条又一条支脉，以至在它走到归宿地时已经改变了儿时模样。那么源头的意义何在呢？没有源头挟带着不改的初衷扑向前方，就不会遇到第一条河流，没有它们汇合的喜悦，就不会继续向前，遭遇第二条、第三条河流，乃至无法驻足，信马由缰。

我虽曾经怀有研究“关系学”的一点念头，却苦于无所适从。遭遇到帕森斯和希尔斯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概念后，支撑着又向前跋涉了一程，难以为继。从沈原兄处拿到了爱森斯塔德送给他的那本《保护人、被保护人与朋友》（其实我与那老头儿关系也不赖），便在1991年底，一挥而就完成了《代价论》的最后一章，也就是那书中与这念头相关的那一章。老实说，我并不觉得爱森斯塔德的那本书有多精彩，但是那书中的一个概念structure of trust（信任结构）照亮了我的求索之路。在我了结掉其他事情，专心致力于信任的研究时（大约1997年），才发现，短短的几年间，这项研究在国外竟成热门。但我已没有选择了。阅读洋人有关信任的著作时，与社会生物学的思想不期而遇。我扔掉了其他书籍，一连阅读了三十本生物学著作。自然，生物学的思想在拙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1998年3月，我调到人民大学，立即为社会学系研究生讲授名为“信任研究”的课程。因为是半路顶替一位教授的课程，讲了十周（每周三小时），意犹未尽。1999年2月为多学科的硕士生和社会学系本科生们重开这门课程。此前，自1998年11月开始本书的写作。大约做了三年的研究，讲了两年课，写了一年书，三者交错和交织在一起。

以上是本书酝酿和写作的心路历程。以下讲述本书的结构和大意。

本书照例以定义开篇。在追溯了“信任”与“trust”的汉英词源，它们在《论语》《圣经》《古兰经》中的意思，在俗话中的意思，以及理论家著作中信任的含义后，做出了笔者自己对信任的界定。这是第一章。

之所以在第二章探讨人的本性，在于以为本性从深层对信任发生影响。本章的探讨走出了传统哲学、伦理学的窠臼，从当代进化生物学中获取思想营养。评介了生物学家提出的三种利他：亲族利他，互惠利他，群体选择性利他。在当代生物学界，群体选择性利他是争论的焦点。——笔者赞同，是文化力量导致此种利他形态的存活。为什么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重组基因为人类设定的行为模式？“幼态持续”为人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条件，而模仿是这一过程中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力量。此为第二章。

信任与合作有着不解之缘，因此第三章讨论合作的进化。艾克斯罗德以其卓越的博弈论方法对“囚徒困境”与合作的产生做了出色的解答，也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思想的平台。对今天的社会行为的研究者来说，艾克斯罗德的理论几乎是无法绕过的。笔者在分析了互惠的伟大功能，互惠与道德的关系后，指出艾氏理论中的两点缺陷。

第四章从人类的行为动因和手段选择两方面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思想。将这一批判放在本书中，是企图为信任理论建立更坚固的基础。要建立这一基础，就必须回答：合作与信任，是产生于理性还是习俗，抑或合二而一？理性的局限在哪里？理性与习俗是什么关系？信任与习俗又是什么关系？本章以批判学术界中的一个重要思潮的方式，含蓄地回答着上述问题。

继定义之后的第二、三、四章，除了在笔者的信任理论的框架中，有其逻辑上的内在关联，刚巧还覆盖了对当代社会学理论发生着重大影响的三支姊妹学科：生物学，博弈论，经济学。在了解了姊妹学科对信任、合作、人类行为的直接、间接的论述后，再展开我们的理论，或许可以减少一点偏见，至少是盲目。

信任最初产生于亲族中，产生于领地上。领地为什么是人类生存的必要策略？边界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在生物界中，几乎只有人类发生了严重的领地之争？这些是第五章讨论的问题。第五章还阐述了：解决领地之争是封建制产生的原因；领地过去、现在都与信任有着不解之缘；而领地的形态在不断变异。

第六章同其前后两章关系密切。同上一章的关系是，从空间（领地）的维度转向时间。因为简化在很大程度上凭借着熟悉，熟悉意味着过去的交往，意味着历史。同下一章的关系是，都在探讨信任的功能。信任若要发挥其社会功能（下一章的内容），必先发挥其心理功能。信任在人类心理上的功能是简化。没有简化的机制，人类是不堪重负的。人类拥有诸多简化机制：语言、货币、标准、考分、声誉。信任是简化机制中的重要一支。当下巨大的信息量和未来丰富的变幻性，为环境与伙伴的确定性投上了可疑的阴影，而生存不能放弃行动与合作，信任帮助我们简化判定过程。简化思想是信任理论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第七章讨论信任的社会功能，即为社会提供秩序。社会秩序有三个来源：强制、互惠、习俗。强制型秩序的代价是自由和繁荣的丧失，互惠无力造就完整的社会秩序，比如：一次性博弈（上公共汽车）。自由、繁荣的社会秩序依赖习俗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即制度化的互惠）和国家的管理。全权制消除了社会中间层，即全部民间组织，而习俗和广泛的人际信任正是孕育其中的。因此，将国家机器置于恰当的位置，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关键。

第八章是比较中西早期城市化过程中民间组织形式上的差异。农村是熟人的社会，城市是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信任最初产生于亲族，以后扩大到熟人间。而城市文明的兴起，迫使人们走进陌生的、匿名的社会中。生存的策略是结成群。西欧中世纪晚期城市中的民间组织是行会——一种自愿结合的团体，明清中国城市中的民间组织是以会馆为中心的同乡团体。

第九章讨论秘密社会中的信任。主流、非主流，常态、变态，是探索一般规律时必须兼顾的。秘密社会是认识信任的一个视角。本章分析了两个个案——黑手党、青帮，提出：秘密社会产生于权力控制与满足社会需求的双重真空，填补这一真空的民间组织享有一种与主流社会不同的价值观；黑手党产生于政府权力的静态真空——西西里历史上是“三不管”地带；青帮则产生于政府权力的动态真空——清代的国家与社会没有为人员流动做好准备。于是形成了一种特异的信任结构和权力垄断。

我们从信任的结构上将之分为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人格信任就是对某个具体人物的信任，以上所述亲族、领地、同乡会、行会中的信任都属人格信任。系统信任则指对匿名者组成的制度系统的信任。因为交往与流动的扩大，现代社会将很多过去属于人格信任的事务移交给系统信任。而其中最大的两个系统是货币和专家。第十章是从信任的角度讨论货币，讨论货币与普遍主义信任的关系、货币借贷，以及货币系统中的风险。

第十一、十二章讨论第二种系统信任——专家系统。学历、同行评议、科学，三位一体地构成了专家系统的基础。第十一章讨论最早的学历系统——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以及现代学历社会。第十二章讨论同行评议与科学。学历是入场券，同行评议才是一个专家水准的最高的评判。科学是双刃剑，它似乎建立了俗人对它的信任，但是它与生俱来的怀疑主义在深层瓦解着人们对诸多事务的信任。作为怀疑精神养育出的学人，我们无力为科学所造成的扑朔迷离的人类前景提供指南。

本书对信任理论的建构大致如上。第十三章从理论走回现实。试对当下社会中甚嚣尘上的“杀熟”现象做出一点解释。在第一节中，又不自觉地陷入理论的思考：人的本能中蕴含着两种可能性，当传统被涤荡后，杀熟的本能很容易被激活。后面三节的讨论对象则是现当代历史中的制度、运动和经济活动，它们一步步地为走向杀熟铺垫着路基。

十七年前的一个念头终成其果，无论如何是难得和幸运的。欣慰之余，唯一的愿望是它能早日挂着墨香走向读者。笔者在此静静地恭候着大家的评说。

郑也夫
1999年11月4日
写于北京南礼士路寓所

再版前言

我的作品重印或再版，这都不是第一次。《代价论》重印过，《走出囚徒困境》重印过，后又再版。但这是第一次写再版前言，以前草率了。

生活是需要鼓舞的，劳动是需要激励的，仪式是对生活与劳作的鼓舞和激励。开学了就上课嘛，开工了快干活，为什么要有开学典礼和开工奠基礼？因为人们重视生活与劳作，因为它们是生命的神圣展示。所谓“前言”，既是简介该书的内容，更是一种仪式，以示庄严。“再版前言”是为了庆贺再版，鼓舞自己，以壮行色，乃至通告和邀请旧雨新朋。

《信任论》的出版是艰苦的。我至少跑过二十家出版社，北京地面上的出版社早已放弃。黑龙江、甘肃、海南、四川等等，诸社的答复都是啰啰唆唆的三部曲：拿到书稿觉得很好，粗看提出小改，细看要求大改。我明白，那名为修改，实是阉割，是往模糊改，往愚钝改。别说大改，就是小改我也断然拒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没想到，最后竟有一家地处北京的出版社接受了拙作，竟是一字不改。本书得以“全身而进”，作者历经二十番挫折后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2001年出版后，并未风平浪静，但不是那二十家出版社所担心的结局，而是被《光明日报》《文汇报》《南方周末》评为该年度优秀学术著作。从网上可以找到多篇关于拙作的书评，有些我读过，有些未读过。不论褒奖还是批评，在此一并致谢。如果批评者将其文字寄给我，我会尽力作答。

自这本书出版后，国内关于信任问题的著作和译作出版了很多。我以为，在国内作者的著作中，理论性最强的或许还是拙作。作品和其他产品一样是分门别类的，不是说理论性越强就越好，也不是说理论家的能力最好。只说明，鄙人深深陷入到对理论的迷恋中不能自拔。

我在信任研究上还做过以下工作，主编过一部国内学者为主的关于信任问题的文集《中国社会中的信任》，组织我的学生翻译过两部有关信任的学术著作：《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 《组织中的信任》（均为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我是福山《信任》一书的最早的中国读者，为该书写过述评。受张维迎邀请为其《信息、信任与法律》写了书评，从这份书评中大家可以判断我的学术操守，认识我在信任理论上与其他学者的分歧。

《信任论》出版后，我的学术兴趣其实已经转移。这门课再未开过。以后有重温这一问题，再授这门课程的可能性。但毕竟自2001年该书问世，迄今已经五年。五年中我的兴趣先是城市社会学，后是消费研究，均留下了著作。因此对信任问题没有更多可说的。

这篇“再版前言”更属仪式。仪式贵在品格与气象，而非具体事项。一啰唆就败坏了仪式，就此打住。

谨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致谢，向新老朋友致礼。

2006年4月24日写于海淀板井村寓所

三版前言

本书完稿于1999年，初版于2001年，再版于2006年，此为第三版。一本书能在14年后，被邀请再次印制，说明它依旧被一些人士认可。对作者而言，这是比稿酬更珍贵的回馈。

本书以不被删改的面貌问世，实属不易。再版前言稍事说及，未言其祥。1999年11月完稿，2001年8月，即21个月后才得以问世。何以耗时如此长久？如再版前言所说：“我至少跑过二十家出版社……（遭遇到的是）名为修改，实是阉割，是往模糊改，往愚钝改。别说大改，就是小改我也断然拒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无奈之下，敝人选择了“合作出书”的路子。有了立刻兑现的经济效益作润滑剂，出版社的审查大为宽松，遂使本书须发无损、安然过关——此一关键点为再版前言所未言。我自费印制了6千册。经艰苦推销后全部售光。2006年原《中华读书报》总编梁先生调该社出任社长。他审视了该社此前出版的图书，说仅两本书有价值，分付下属重印。一本为刘心武所著，另一本是敝人的《信任论》。下属相告《信任论》是合作出书，版权在作者手中。梁说：“商量要回版权，我们给他开稿费，再版重印。”这便有了2006年的再版。抖落出前尘往事，为着便于后人了解中国出版之生态。

我的学术兴趣早就转移，久不问闻信任问题。翻阅旧作，多数章节无话可说。只三个章节中的思路，在日后的探究和著述中有所演变。这里仅提供变化所在著作及其章节，一一对应如下：《信任论》第二章人的本性——《神似祖先》第五章利己与利他、第六章狭义利他的生物学基础；《信任论》第八章早期城市化与民间社团——《城市社会学》第二章城市的产生与近代的变迁；《信任论》第十一章科举与学历——《吾国教育病理》第六章官员的学历。供有兴趣的读者去追踪和批判，这里不详述思想演变之脉络根梢。

感谢中信出版社热心出版这部旧作。向各位读者致敬。

2015年9月11日写于海淀板井村寓所

第一章
信任：溯源与定义

多数学术著作是从为研究对象下定义开篇的。本书亦不例外。很多惯例被人们无数次地模仿或遵从。但为什么存在着惯例，又为什么要模仿，却是多数模仿者不去深究的。当然，探究后的选择行为也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模仿了。若深究起来，模仿是包含着最深刻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意味的行为，多数模仿者不必因为在该行为中放弃了思考和创新而汗颜，每个人都少不了模仿。尽管如此，我在下定义前因职业癖好所致，不由自主地思索起为什么要下定义，其意义何在。

在思想和价值观同商品和消费一样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上，企盼定义的统一，几近于痴人说梦。但正因为多样化和多元化了，大家使用“信任”或“知识分子”这些词汇时的主观意味，往往并不相同或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在从事一项较具规模的研究前，最好先给个定义。人们并不要求你的定义与他们相同，却希望能从你的定义中明白你讨论的是哪一桩事物，从而免除误读和误会。这是定义的价值之一。

经济学家说，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前人已经屡屡发生过的行为或频繁打过交道的事物，它所以能成为一项研究，是因为当代社会生活的独特压力刺激我们对之投以学术的关注。很多研究对象还是前辈学者已经涉猎过，甚至定义过的。检点前人对该事物的称谓、叙述、认识、论说和界定，是建立自己的定义的基础。而这一梳理过程无疑使定义工作具备了又一重价值。

为什么很多事物早就发生和存在着，却刚刚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除了变迁的社会生活所给予的刺激外，还在于当代学者获得的新的理论视角。因此，定义既是他们学术研究的起点，更是他们已做出若干思考后的结晶。一个好的定义既促进了理论思考，在相当程度上是理论的投射。这是定义的更高价值。

本章要完成哪一水准的定义呢？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风下矣。笔者但求尽己所能，从梳理语源学、中西方典籍、社会流行语言和古典社会学大师以及当代学者的论述中，认识和界定自己的信任定义。

一、中国语源与古代典籍中的信任

语言是活的历史，是古人思维的最好的记录。从语源学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确凿地发现古人对诸多事物的看法。而汉字作为不曾中断使用的象形方块字，尤其具备透视远古时代的便利。

在《说文》中，“信”从人言。耐人寻味的是，“信”字被列在《说文》的“言”部，而非“人”部。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汉代以前的人们认为，与“信”直接相关的是“言”。而这里暗含着言与行分离的可能性。在辞典中“信”的意义甚多：（1）书信、消息；（2）使者（发信臣）；（3）凭据、符契；（4）诚实；（5）信用；（6）相信；（7）信任；（8）的确；（9）任凭、听凭。辞典中辞义的排列是根据词义使用频率，而我们的上述排列却是根据主观判定的辞义逻辑意义，即从有形到无形，抽象的意思中的序列是：诚实，信用，相信，信任。在古代汉语中一个“信”可包办这些意思，读者可在整体语境中体会是哪一种“信”。在现代汉语中，则要使用不同的词汇去应付这些微小的差别。诚实和信用属于被观察者的属性，而相信和信任属于主体。从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表达主体性的词汇的掌握晚于表达客体性的词汇。而诚实要比信用的范畴宽，且包括信用，信用是一种特定的诚实，它强调的是守约重诺。相信与信任的关系与之相仿。“信用与信任”的意思从“诚实和相信”中分开（虽然古人仍然使用一个“信”字）。并可以在语境中被识别，表明了中国古人异常早熟地洞悉了这种人际关系。信用与信任互为表里：信用是名词，表达静态的属性，即可信任的；信任多为动词，出发点是主体，即判定对方有信用与否；说个人某项品德——是否重承诺，多用信用；说社会这方面的道德程度，多用信任，因为社会行为是互动的，一旦包含了主体的态度和判定，使用信任更恰当。

辞典中“任”字有以下意思：官职，保举，承担（如《诗经·小雅》：我任我辇），堪，信任，听凭。

《辞源》中没有“信任”一词，说明在先秦时代没有这一词汇。

《论语》中“信”字出现38次。在同类字眼中属于频率很高的，仅低于知（116次）、仁（109次）、礼（74次），高于义（24次）、善（36次）、敬（21次）、勇（16次）、耻（16次）、诚（2次）。

下面我们将分析，《论语》中的“信”侧重于上述“诚实、信用、相信、信任”中哪个类别。

如前所述，诚实与信用既相通亦有别。很难确认《论语》中哪处“信”的使用专指诚实而非信用（或信任），而似乎兼容了诚实和信用处却甚多，如下：

道（即治理）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1.5）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1.6）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惮改。（1.8，9.25）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7.25）

亦有多处可以确认为专指信用，即重承诺，而非一般意义的诚实，如下：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所守的约符合义，说的话便能兑现）。（1.1 3）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守信却不好学，会盲目地做不好的事）。（17.8）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15. 18）

如前所述，“相信”与“信任”也是既相通亦有别。《论语》中确有少数“信”意指“相信”而非“信任”：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19.2）

但有多处意指“信任”是确凿无疑的：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5.10）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5.26）

《论语》中孔子以不同的字眼表示君子对待不同身份者的态度。对父母曰孝，对兄弟曰悌，对君王曰忠，对朋友是信。为什么只有对朋友的道德才称信？或许是因为父母有血缘的凝聚力，君王有霸权的威慑力，朋友的关系中才最包含风险，这之中的道德才堪称“信”。这种用法说明，孔子“信”中的一个重要含义正是现代汉语中的“信任”。除了上面这段引文，论述信与朋友在《论语》中还有两处：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4）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1.7）

孔子讲述我们称之为信任的那个信时，或指君子，或指做人的道理，较少直指社会和政治。但仍然有一句话鲜明地反映了孔子对信任与社会关系的看法：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2.7）

这无疑不再是谈个体，要么是说政府要取信于民，要么是说社会不能缺少信任。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信”，“信”与“任”是何时、怎样系结在一起的呢？或许也是《论语》的作用——这是《论语》在信任问题上给予我们的又一点启示：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17.6）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20.1）

综上所述，重承诺守约定的观念在我国远古时代已经产生。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和倡导它，将之看作一个人之可否（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君子之成败（信以成之），一个政府与社会之存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所系。孔子的这些思想流传和光大，成为仁义礼智信——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成为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语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演化过程中，“信”的主要思想注入“信任”之中。

二、西方语源和古代典籍中的信任

在西方学术界日益成为显学的信任研究就是对trust的研究。trust在第二版《牛津英语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有如下含义：（1）对某个人、某个事物的品质和属性或某个陈述的真实性的相信或依赖。（2）对某事物的怀有自信的期待。（3）义务、忠诚和可依赖性。（4）对于一个买者拿现货而将来付钱的能力和意向的信心。（5）对寄托某人具有信心的状况，或被托付某事物的状况。（6）《法律》将财产的合法所有权信托给某人，由他去为了另一人的利益掌握和使用这笔财产。（7）商业托拉斯。

trust与confidence是英语世界中的信任研究者们努力区分的同义词。有学者认为，二者的主要差别是程度，前者的信任程度更强。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confidence指对一个制度的信任，而trust是指对一个制度的界限和空隙处的处理态度。2卢曼则认为，confidence与归为无选择的事物中的危险相联系，trust与风险和主观选择相联系。3此外还有很多说法。因汉语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词汇和问题，我们对此不做更多的评介。

与《论语》对应的西方古代典籍是《圣经》。《圣经》中使用信任（trust或confidence）达几十次之多。比如：

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事，以他的信实为粮。（《诗篇》20. 7）

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作你产业的分。（《诗篇》105. 8-10）

你们当信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以赛亚书》26.4）

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哥林多后书》8. 22）

我们辛苦劳动，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提摩太前书》4.9）

提摩太啊，你要保卫所托付你的。（《提摩太前书》6. 20）

域外的另一部宗教典籍是《古兰经》。《古兰经》中也留下了关于信任的论述：

安拉命令你们把托管物归还给它们的原主。（4.58）

有信仰的人啊，你们不要背叛安拉和他的使者，也不要故意不忠于（背叛）你们（所受）的信任（8.27）。

浸淫于宗教文化中的西方近代学者怀疑无神论者能够讲究信任。他们认为信任的一大特征是“无条件”，它只能产生于人与上帝的关系中。洛克认为，保证诺言和契约的完成要靠约定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力量，人们是因为惧怕作为第三方的上帝的愤怒，才履行诺言。4

即使在西方信任产生于宗教，它也不可能不走进世俗生活和世俗语言中。在基督教产生不久的时代中，罗马人的语言中表达信任的一词是fede，其中含有非理性和不能计算的意思。5

从西方的语源和典籍中我们看到，与中国的人文传统不同，西方的信任观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拉丁文的词义透露出，西方人早就意识到，信任不是纯理性行为。英语信任的含义中更显示出经济行为的进入，无疑这是西方社会生活所使然的。

三、俗话中的信任

我们说，语言是活着的历史，是前人思维方式的记录，绝非仅指古汉语和古代典籍，而是说它渗透到我们当下使用的语言中。俗话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强化信任的俗话数不胜数：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然诺则千金不易。

人无信不可交。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出日头。

坎菲尔德（J. D. Canfield）在其《从中世纪到复辟时期的英国文学中作为约束力的言语》一书中说：“政治和性的忠诚是最基本的，它们不仅靠刀剑而且靠语言来加强。”6信哉斯言，因为这是两个风险很大的领域，还因为语言从来不是消极的东西。在汉语中完全可以印证坎氏的论点。但仅此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为什么？因为语言在同一部典籍是大不相同的。某一词汇在一部典籍中出现的频率，反映出该作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甚至倾向性。语言则不同。语言是工具性的，是为社会所有成员使用的，社会所有成员都可能在创造性的使用中为语言增添着词汇。这种普适的工具性，要求它是中性的、包容的，甚至机会的。任何一种观点、见解、道理、价值观，都会经千百次表达而凝聚成一个个成语、俗话，汇入语言的汪洋大海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两套观点或价值观截然对立的话语，共存在民族的语言系统中。请看下面这些对立的俗语：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三思后行——当机立断

未雨绸缪——摸着石头过河

好男儿志在四方——父母在，不远游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龙生九子，各有所好

可见语言是机会主义的，它不固定在一种观点和价值观上。但在信任问题上偏偏就是例外。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强调信守诺言的俗话，却很难找到鼓吹不守信用的俗话。勉强找到几句：

久病床前无孝子。

墙倒众人推。

却只是讲述状况的，并非与上述强化信任的俗话针锋相对。为什么在社会生活中背信弃义的事情屡见不鲜，在语言中却并不对称，缺乏强化信任与鼓吹背叛的两套词汇。这道理颇耐人寻味。也可能这恰恰是一种对称和均衡。在语言产生的时代，朋友间的背叛屡发不止，信守诺言才是稀缺。做多了就不用说了；相反，缺什么才吆喝什么。虽然以后信任稍事多了一些。但语言的底子毕竟都是早年打下的。并且信是比仁义礼智更普遍需要的。朱子说：“信犹五行之土，无定位，无成名，而水火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7只要有两个人共事，就会有畏惧背叛的心理。即使他实际上可能背叛，却未必愿意鼓吹背叛。是一边倒的社会心理决定了罕见的俗话倾向。

四、理论家著作中的信任

以洛克、霍布斯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和以韦伯、杜尔凯姆为代表的古典社会学家们，兴趣广博，视野宽阔，他们的研究自然关联到信任问题，甚至提到信任这一概念，但他们几乎都没有对此做过专门的论述。我们不必奢望从那里找到信任的“富矿”。

但齐美尔是个例外。齐美尔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8他说：

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

（靠着信任的功能）个体的、起伏不定的内部生活现实地采取了固定的、牢靠之特征的关系方式。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9

齐美尔不仅论述了一般意义上的信任，在其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中从信任的视角对金钱这种制度化象征物做出深刻的透视。他说，金钱是一种对交换能够兑现的许诺（promise）。

金钱的占有所给予个人的安全感是对社会—政治组织和秩序的信任的最集中和直接的形式和体现。10

齐美尔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隔代影响。

自齐美尔去世后，信任的研究几乎被遗忘，半个世纪后才猛然苏醒。这一视角被多家学科重新发现。

心理学家多依奇（M. Deutsch）是第一个将囚徒困境方法投入实验研究的学者，也是较早地从探讨冲突的解决中开始思考信任问题的人。他执着于心理学的微观实验的方法，可惜未能产生理论上的影响。他说（1958）：

一个人对某件事的发生具有信任是指，他期待这件事的出现，并且相应地采取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与他的预期相反时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大于与预期相符时所带来的正面心理影响。

此后，一批心理学家在研究信任。

赖兹曼说（L. Wrightsman，1974）:

信任是个体特有的对他人的诚意、善意及可信性的普遍可靠性的信念。

罗特说（J. Rotter，1967）：

信任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辞、承诺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

萨波尔（C．Sabel，1993）说：

信任是交往双方对于两人都不会利用对方的易受攻击性的相互信心。11

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有效的润滑剂。12他说：

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可以通过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13

经济学家赫希认为，信任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需的公共品德（public good）。14这些无疑是由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理性选择学派的思想。他们努力以这种思想方法解答一切现象，自然也包括信任。社会学家科曼也在充实着理性选择理论。他认为，信任是致力于在风险中追求最大化功利的有目的的行为；信任是社会资本形式，可减少监督与惩罚的成本。15

甚至哲学家也开始讨论信任。维特根斯坦以他特有的智慧谈论着信任和确定性：

既定同样的证据，一个人完全相信，一个人却不能。我们并不以无力解释和判定而将其中一个排除在社会之外。

如果我信任他，我的心智能进入他的思想中吗？如果我不信任他，我说，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信任他，我不能说我知道他的想法。16

我们的问题和我们的怀疑依赖于一些不受怀疑的命题，它们像枢纽一样，其他的东西围绕它们转动。17

社会学家们终于捡起了齐美尔的话头。以色列社会学家爱森斯塔德在其《保护人、被保护人与朋友》（1984）中说：

社会学创建大师们强烈地感到社会分工组织与权力合法性调节及其与信任结构和意义结构的巨大冲突，对这一冲突的强调或许是古典社会学理论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

谈到现代社会，他说：

扩展信任，将之与更广阔的工具权力以及更广阔的意义结合起来，变得至关重要。18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信任与权力》（1979）中提出，信任是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之一。19这一见解对信任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吉斯则将信任定义为“对其他人的连续性的相信以及对客观世界的相信，它产生于儿童的早期经验”。“信任作为基本的‘保护壳’而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应对中提供自我保护。”20

时至20世纪末叶，信任的研究一下子成了显学。专著层出不穷，论文难以计数。笔者无意，自然也无力勾勒信任研究的历史，只求在对其中的主要学者及其信任观的追溯和思考中找到自己的信任定义的支点。

五、定义

信任关系具有下述性质：第一，时间差与不对称性。行动和兑现较之诺言和约定必然是滞后的。言与行，承诺与兑现之间存在着时间差，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对称性。第二，不确定性。具备了确定性，就不存在风险与应对风险的这一特定方式了，也就不叫信任了。第三，因为没有足够的客观根据，信任属于主观的倾向和愿望。

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它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它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是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

信任是交换与交流的媒介。媒介可以有种种形式：介绍人、信物、誓言、抵押，也可以不依据这些形式，但其本质是信任感。

注释

1 参阅Marbra A. Misztal 1996: Trust in Modern Society. Black Publishers Inc.15.

2 参阅Adam B. Seligman 1997: The Problem of Tru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6-19.

3 Niklas Luhmann: “Famillarity, confidence, trust: Problems and alternatives”，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ed. by Eiego Gambetta, Balil Blackwell Ltd.1988.

4 参阅The Problem of Trust.146-47.

5 参阅Trust in Modern Society.14.

6 转引自Timothy C. Earle ＆ George T. Cvetkovich 1995: Social Trust: Toward a Cosmopolitan Society. Praeger Publisher.12.

7 转引自冯友兰1938：《新理学》第五章第十节“信”，载于1996年版《贞元六书》（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34页。朱熹这段话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注》，这里他在讨论为什么孟子不谈信，他在这段引文前还说“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诚心为四端，则信在其中矣。’”冯友兰评价：“如此说，则所谓信者即以诚行仁义礼智也。此说亦可通，但不必如此说。”笔者持同样的看法，并不同意朱熹对“信”的总体看法，但同意信在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看法。故很主观地引用朱子的话，特说明。

8 G. Simmel 1978: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178-179.

9 G. Simmel 1950: The Sociology of Simmel.ed. by K.Wolff. New York:free press. 326, 386, 313.

10 Philosophy of Money.179.

11 转引自彭泗清、杨中芳 1995: “中国人人际信任的初步探讨”（会议论文）。

12 K. Arrow 1974: The Limits of Organisation. New York: Norton.

13 K. Arrow 1975:“Grifts and Exchanges” in Phelps,de., Altruism. 24.

14 F. Hirsch 1978: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Harvard Universitiy Press.78-79.

15 J. S. Coleman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6-310.

16 L.Wittgenstein 1980: 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Volume 2. ed. by G. vo Wright. Chic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5-116, 104.

17 L.Wittgenstein 1969: On Certainty. ed.by G. vo Wright. New York: J.& J. Happer Editions. 44.

18 S. N. Eisenstadt and L. Roniger 1984: Patrons, Cilentand Frie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 32.

19 N. Luhmann 1979: Trust and Power.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20 吉登斯1991/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272，3页。

第二章
人的本性

一、生物学的挑战

信任是如何产生的？要解答它就不可能不解答人的本性。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太古老了。人类几大文明的奠基时代——或曰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语）的智者们，均以不同方式尝试着回答这一问题，并赖此建立起他们的思想体系。甚至轴心时代之前的人们已深深地困惑于此，轴心时代及其之后的人们更是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在现代，善与恶的争论在相当程度上被利己与利他的争论取代，因为两个问题在本质上近似，而后者比前者更易界定。但要么是各执一端，要么是貌似全面实为平庸的折中主义。我们几乎可以定论，哲学和伦理学的传统（现代社会科学在讨论人性问题时几乎是照搬这一传统）在解答这一问题时，不会有真正的突破。我们不可能在孤立的状况中深化对自身的认识，我们需要更多的参照系和更深邃的目光。

所幸我们还有另一支理性的力量，那就是在继承了全部科学传统的同时仍保有最旺盛的想象力的现代生物学。他们已经进入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传统领地，并发出了他们的宣言：

科学方法的核心乃是，将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化简成基本的可验证的原则。在新近的分析所验证过的法则的控制之下，以具有扩展性的综合来重建繁复的事实。如果人类的行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用生物学的法则予以还原并决定的话，那么人类就会显得不那么独特了，并且也就相应地非人性化了。一种题材的法则对于其上位的学科来说是必要的，因为那些法则可以激起挑战，并逼使心智形成更为有效的重组。但是它们对该学科的目的而言则并不充分。生物学是解开人类本性之谜的一个关键，如果忽视了它所提供的那些快捷有效的原则，其损失之大就不是社会科学家负担得起的了。1

现代社会学的教父孔德曾将科学自下而上分类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不管孔德是如何自负，发出上述言论的生物学的确称我们为“上位”的学科，但与此同时，他们正以其自然科学中的坚实的“法则”逼迫我们对自己的理论做出“重组”。

也许笔者过于乐观，但确实以为在人的本性，即利己与利他的问题上，我们从生物学的研究中看到了富有解释力的新视角。

二、三种利他类型

生物的历史就是进化的过程。进化依赖着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是这样进行的：某一种群内的成员们身上带有可遗传的不同变异特征，当选择压力出现的时候，种群内那些拥有利于存活和繁殖特征的个体的百分比将渐渐增长。变异和新的基因产生于突变。比如在一个最初由缺乏感觉毒药能力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中，感觉毒药的基因可能会由一个或少数个体的突变而在群体里产生。如果此时毒药出现，自然选择就随之发生，那些拥有感觉毒药能力的个体的比例将在种群内增长。突变产生进化的原材料，自然选择通过决定哪种突变可以盛行而给出进化的方向。2

基因像程序一样决定了它的携带者的行为方式，并靠着基因的传递和遗传的稳定性，将这一行为特征传递给下一代。假设一个群体中有一些带有无条件利他基因的个体，利他行为会使这些个体牺牲或减少自身生存和繁殖的机会，即使这种趋向是微弱的，时间却可以将其后果无穷放大，以至最终，群体中利他的基因，在严酷的自然选择的剪刀下，渐渐减少，直至消亡。西蒙说：

根据复利计算的知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计算出，每代仅以1.05/1.00的微弱优势胜过其竞争者的某种生物，其子孙数量在以后14代里，就将达到其竞争者后代数量的两倍。在四百多代的时期里，1.05/1.00的适应优势，就可以造成子孙数量上250 000/1的优势。即使是1.01/1.00的优势，也可造成13/1的子孙数量优势。（而）人类在几百万年前就开始进化了。3

这一逻辑似乎没有给利他行为留下余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利他行为的存在。它们是如何穿过自然选择的剪刀的呢？不然又是以什么方式保持和传递其利他行为呢？围绕利他行为，建立了三种解释：亲族选择、互惠、群体选择，或者说理论家们认为存在着三种利他行为。

第一种解释是“亲族选择”（kin selection），即发生在亲族间的利他行为的自然选择作用。只有这种利他行为能护送导致该行为的利他基因闯过自然选择的剪刀，传递下去。同胞兄弟姊妹像父母同儿女一样，享有一半共同的基因，虽然后者是必然，前者是平均概率。如果他的利他行为减少了自己生存和繁衍的机会，却大大增加了兄弟姊妹的繁衍，那么这种利他行为可以导致其共同基因的增加，并因为这种基因的传递而使得这些亲族内的利他行为得以持续。这种形式的自然选择叫作“亲族选择”，它提高了亲族的总体适应度（inclusive fitness）。有人说，这不是利他。究竟是不是，要看怎样定义利他。如果说，只要是损失自身去帮助自身以外的人，都属利他，这是符合的，尽管这种利他是有选择的。如果说，只要损失自己帮助他人的行为是以促进自己的基因的繁衍为前提的，都不算利他，这自然就要算利己行为了。在利他的定义上我们取前者。在《自私的基因》这部著作中，道金斯提出，基因永远是自私的，其目的就是繁衍自身，个体只是基因的奴仆。但是基因实现繁衍自身的途径毕竟不同：或是以彻底的利己方式，或是以亲族中“利他”的方式。在行为学的研究中，这一差别绝非次要。蚂蚁的社会是亲缘利他的最好的例证。蚂蚁是最富利他精神的，因为它与自己的伙伴共享的基因高于多数物种亲代或兄弟姊妹共享的二分之一基因。蚂蚁的雌雄比例是三比一，而其姊妹间共享四分之三的基因。4当然，能够穿越自然选择剪刀的“总体适应度利他”现象是要以一种能力为基础的，那就是识别自己亲属的能力。达尔文曾强调过动物的这种识别能力，他说：“这种社群天性从来不扩展到同一物种的全部个体。”当代生物学家的实验证明，“某些动物中这种判断亲缘关系的亲缘意识已发展到令人惊叹的程度。”5

第二种解释是“互惠的利他行为”。这一理论由特里弗斯（R. Trivers）于1971年率先提出。6特氏认为，这种互惠性利他可能在一群动物中或两种动物的长期交往过程中建立。例如，很多哺乳动物间互相舔毛，以清洁皮肤，避免疾病。再如，当某只吸血蝙蝠没有吸到血又非常饥饿时，吸到血的蝙蝠会吐给它一点血，靠着互助蝙蝠们克服了个体不时遇到的捕食失败。又如，已知有五十种“清扫鱼”，多是小鱼小虾，依靠为其他种类的大鱼清除身上的寄生虫维生。它们常在珊瑚礁旁会面，大鱼张开嘴巴，让清扫鱼游入嘴中，为它们剔牙和清扫鱼鳃，然后从鱼鳃游出。大鱼从不借机吃掉清扫鱼，虽有个别骗子假装清扫，咬掉大鱼的鱼鳍，但大鱼与清扫鱼的关系大致是融洽和稳定的。微观而言，对付欺骗是互惠利他行为遭遇的难题。不在相当程度上抑制欺骗，互惠利他行为就难以为继。宏观而言，互惠利他的更关键处还是它的局限性，互惠利他的发展依赖于特定的条件：长寿（吸血蝙蝠的寿命是十八年）7，小且稳定的团体（清扫鱼和被清扫鱼拥有共享的固定领地，赖此结成固定的关系），没有等级制度。当然除了对特定条件的依赖，更要以自身具备的识别对方的能力为基础，因为对方与自己非血亲，没有天赋的共同气味，因而这种识别能力比之血亲关系中的识别能力更具难度。威尔金森观察到十三例吸血蝙蝠的献血行为，其中十二次是在同巢的“老朋友”间进行的。8“老朋友”，是免于一次性或单向性利他，维持互惠性利他的保障。特里弗斯同多数社会生物学家一样，以其动物社会行为的研究成功地透视着人类。他认为，互惠利他是人类合作的重要基础。9

在谈论第三种解释之前，我们先比较一下第一、二利他行为的优劣短长。亲族利他是不要回报的，用威尔逊的话说这种行为具有“硬核”（hard-core）的利他性；而互惠利他是要回报的，即属于“软核”（soft-core）的利他。亲缘利他似乎更真诚本色，而互惠利他显然更机会和算计。那么是否在进化的过程中一个物种的亲族利他越坚实牢固越好呢？未必。在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中，共享的高比例基因决定了在那里亲族选择的力量是至高无上的，其利他性全部是“硬核”的。正因为如此，同物种中的不同亲族不相通融，且彼此为敌。对动物的攻击性做出专门研究的洛伦兹（K. Lorenz）指出：

这些动物对待自己团体里的分子的行为就像是社会规范下的标准道士，但是当它们遇到另一个社会的同类分子时，马上转变成可怕的野兽。人们素来知道社会化昆虫的庞大团体，是以家庭为基本组织的，每一家庭由一只雌性或一对偶率领，此种团体常拥有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我们也早已听说蜜蜂、白蚁、蚂蚁等这些大部族都借着特定的蜂窝、穴巢及气味，彼此辨别。陌生者一旦不小心窜进这个穴巢，就会被谋杀。假若实验者企图把两个集团混合，屠杀随即发生。10

他认为老鼠的社会也是如此。爱德华·威尔逊（E. Wilson）则分析了极端亲族利他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这两者（即硬核利他与软核利他——引用者注）的区别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奠基于亲族选择的纯粹的硬核利他性是与文明为敌的。如果人类有很大的成分是受先天制定的学习规则以及预先导向的情绪发展所引导的，而这些学习规则与情绪发展的宗旨又在于为亲属及部落谋福祉，那么最后，世界性的和平便只能完成极有限的部分。国际性的合作很容易碰到这个限制的上限而被战争或经济纠纷之类的纷乱所破坏，使得依据纯粹理性而做的向上冲涌的努力全被抵消。11

威尔逊将生物界的自利与利他的行为排成了一个系列谱。在其一端是个人，依次是核心家庭，大家庭，社群，部落，直到另一端——最高政治社会单位。他认为，鲨鱼处在极端利己的一端，水母、蜜蜂和蚂蚁处在利他——即完全效力于群体——的一端。人类处在两极间靠近个体的一端。12乐观的是，人类不会被基因牢固地系结在亲族上，展开亲族间不可调和的血战。但令人忧虑的是，我们的合作还有没有一种利他性可以依赖。如上所述，互惠性利他是有条件的，它只能发生在稳定的小团体的重复交往中。稳定的社会生活，即使不奢望利他，至少要求克己。而在包括了不相识的人的较大的团体或环境中，互惠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还有第三种解释，或曰第三种利他性行为类型，正与此相关，这就是由温–爱德华兹（Wynne-Edwards）首先提出的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这一理论认为群体可以作为利他性的进化选择单位，即具有利他性的群体，因为内部的合作而比利己的种群获得更大的生物学上的利益，并因此更有可能在竞争中生存和繁衍。这一理论日后引起激烈的争论和非议，因为它兼括了以上这一很有启发性的论点和另一些糟糕的论点。其中最糟糕的论点是，动物们应该为了物种的利益而互助。不幸，如果这一群体中有一些利己主义者，它们因不守规矩并以牺牲他人谋取利益而获得了更好的生存和繁衍机会，其比例将逐代增长，最终使该群体变成利己主义的群体。13梅纳德·史密斯曾提出“进化的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即如果采用某个策略的群体不会被采取其他策略的变异体侵入，这个策略就是进化稳定的。14借用这一概念，群体利他不是一种稳定的进化策略。对这一理论的第二个反驳是，群体不是封闭的，个体可以在群体间流动，如是，群体如何保持各自的性质，成为进化的选择单位？至少，群体选择需要一个条件，群体因环境所致，较少成员的迁徙。深入检讨和判断这一理论是否成立，应该是专业生物学家的事情。似乎已经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了。但是，一位断言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动物的群体选择的权威生物学家，偏偏认为群体选择的理论适用于人类，其根据正是文化的进入。15

群体选择的理论非常诱人，但可能动物的进化根本就不是那样，或是这一理论的不完备使它还无法雄辩地解释动物的进化。而在人类的社会中，在文化因素进入的群体中，群体选择理论的上述问题是不存在的。在非血缘的动物社会中，尽管利他性有望使该群体在进化上优于利己的群体，但其内部的利己者却因为生存和遗传上的优势必然占据上风。要保持非血缘群体内部的利他性能够占据上风，就需要生物学意义之外的另一支力量，文化正是这样的力量。一切民族的早期文化中几乎无例外地带有禁忌和律令，其目的与功能在于打击极端利己，建立规范，使一个非血缘群体不沿着生物学的轨道回归自私。从此，规范与价值观一直是一切文化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什么是规范？规范就是人们制定和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规范的内容主要是习俗和道德。道德同习俗一样在不同民族中有很多差异，但排除了差异后各种道德所享有的共性是：宣扬为群体利益，为帮助群体内的伙伴，至少要在相当程度上克制自己欲望的任意伸张。文化正是靠着奖惩，靠着建立规范来造就群体选择的利他。

这样，我们论述了三种利他行为：亲族利他，互惠利他，人类社会中的规范造就的利他。

三、文化与本能的对峙

并非一切利他都可以列入道德的范畴。什么是道德？道德是社会规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是个人利益冲突的产物。”16它是在群体规模的扩大，特别是近亲性群体向着更大规模的开放性群体的扩展中，为填补亲族利他功能之不足，而在利他范围上的扩展。17道德是为扩大人类有限的理性和有限的同情心，进一步说是要严格限制人类自然气质中固有的破坏倾向。18道德不同于其他很多社会控制手段，它虽然是高度社会化和理性化的产物，道德行为的每一次实践却不是强制和必然，而是以个体的自由意志为前提的。亲族利他不是道德，它是一种本能。互惠利他不是道德，它的动机是利己的，它的表现是机会的，它不建立在任何一点同情心之上，它的理性又是有限而狭隘的。只有文化和规范所造就的利他属于道德的范畴。它不为本能所驱使，而是个人的选择；不是出于个人当下的利益，而是基于道义——群体利益的理性结晶和同情心的抉择。

道德的使命在于造就一种广泛的利他。然而就本性而言，人是利己的。如迈尔说：“归根到底是自私的行为倾向在我们的行为心态的遗传组成中占绝对优势，在人类以前的时代，自私行为是被自然选择极力选中的。”19于是产生了文化与本性的持久的对峙。自私的本性是先天的，而文化造就的利他是后天的。自私的本性是可遗传的，而文化获得性却无法经生殖和血统来遗传。于是文化开始了它艰难的改造本性的挑战。它必须如此，不然我们就必须放弃组织和社会，龟缩到血缘和密切互动的小群体中。然而改造本性的战斗却是没有穷期的。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西西弗斯的故事：狡猾的科林斯王被罚在地狱把巨石推到山上，每当将要推到山顶时巨石便滚下来，只得重新再来，如此永无终止。文化改造本性的战斗酷像一场西西弗斯式的抗争。人类的文化正像可怜的科林斯王，而不断降临在我们社会中夹带着自私基因的每一个新生儿，正像巨石，等待着他的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五千年文化沐浴之下没有重大改变的人性，反证了自私基因与生俱来之事实。所以哲学家说，文明是一张薄纸，野蛮随时可能闯入。但是人类的文化行为还有和西西弗斯悲剧不同的一面，那就是任凭新的石头无休止地出现，其多数都被文化推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且再未落归谷底，即经文明所教化的绝大多数人再未返回野蛮。

四、三种利他类型之间的关系

文化是与本性对立的。但文化之所以能有伟大的建树，根本原因是，它并非与人性彻头彻尾地对立。与人类的本性彻底对立的文化，无论它是何物，几乎均未超过一代人的寿命。这正是乌托邦步入实践的无可更改的命运。而那些久经考验的文化，在压抑个体的某些欲望的同时，保护着他们的长远利益，或群体中的多数人的利益，或兼而有之。与本能对立只是它们与本性之关系的最外在的表现，在深层，文化正顺应着人类潜在的可能性。如拉姆斯登和威尔逊所说：

在赐予纯粹文化传递的特定意义上讲，基因并没有给文化以自由。它们在适中程度上掌握着思想与文化对它们的依赖。20

道德型利他似乎是在与亲族利他和互惠利他相对立的方向上产生的，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血缘利他与互惠利他的共同基础上产生的。经济学家们连篇累牍地讲述互惠的伟大功能及其在道德产生中的作用。生物学家则强调血缘利他的作用：“真正的人类道德是从我们原始祖先的总适合度利他现象脱颖而出的。”21我们则认为，二者的作用缺一不可。如前所述，道德“是为扩大人类有限的理性和有限的同情心”。扩大化的理性和同情心不可能完全不凭借有限的理性和同情心。有限的理性体现于互惠利他，而有限的同情心体现于血缘利他。

亲族利他是最原初的利他形态。它之所以能存在下去，是因为它是一种稳定的进化策略：决定这种行为的基因可以传递下去，从而使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但是这种说法只对血缘利他现象做了一半解释，即只解释了“为什么发生”和持续，还未解释它是“怎样运行”的。解释“为什么发生”和“怎样运行”构成了现代生物学中进化生物学和功能生物学这两大分支，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么亲族利他是怎样运行的呢？显然不是靠理性和功利，如是，其利他行为将是有条件的，而亲族利他恰恰是无条件的。那么靠什么运行？必是情感，即所谓同情心，也就是儒家创始人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为什么这时候同情心囿于血缘关系？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看，失去了遗传基因就失去了进化的稳定。而从功能生物学的角度看，一些生理、心理特征可能在血缘群体间设置了障碍，以保障进化的稳定。比如哺乳动物敏感于不同血缘的同种成员的体味差别，老鼠几乎不可能化解这种差别，必将相互为敌。生来就恐惧陌生人则是人类的普遍特征，22它无疑构成了人类血缘群体间的障碍之一。如前所述，人类的血缘障碍不是最坚实的（所以出现过亲子丢失后不能相认的情形），但突破这障碍也不容易。人类的同情心是有扩展的潜力的，一旦两个无血缘关系的人熟悉起来，也可能相互滋长同情心。问题是他们因什么熟悉起来？是利益的诱导，是理性能力对非血缘关系中潜在的利益关系的洞悉，使他们发生了联系。血缘关系中合作产生的“双赢效益”（从功利者的角度看），启发了互惠利他的产生。艾克斯罗德对此做了雄辩的论述，23我们将在下一章详述。至此，人类拥有了两种利他形态和两种支持利他行为的内因：同情心与理性。理性的进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互惠利他中，理性是有限的，它只局限在小单位中的两个个体间，它只做下一步的预测，它虽有收益却也危机四伏，它不必也无力做出更深远和范围宽广的思考。在互惠利他发展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件对进化关系重大的事情——群体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开放。它无疑在竞争和占据资源上比小群体更具优势。这一变化不可能发生在互惠利他出现之前，不可能直接源于亲族利他，因为群体结构与规模变化的动因是更大的利益和理性，它需要在互惠利他中得到锻炼的有限理性为基础。同情心不仅以亲族利他的效果启发了互惠利他，不仅在互惠和群体扩大所拓宽了的人际关系中发展着，它还在其后与冷漠的理性的对峙中促进着道德的进化。它与理性对立、竞争，而又交融着。道德型利他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在源于亲族利他和互惠利他的同情心和理性的基础上，开始其艰难的西西弗斯历程的。

五、漫长发育期与模仿的重要功能

在深层的意义上，道德型利他与血缘利他和互惠利他有着继承关系，但在直接关系上它们毕竟是对立的，道德型利他企图克服极端的私欲，企图在两种稳定的进化策略中立足并取而代之。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它得到人类的两种内在特征的帮助。

第一种帮助来自人类智力和它独特的发育过程。道德以同情心和理性为基础。其他哺乳动物也不乏对血亲的同情心，唯因缺乏人类的智力和理性，才无力发展出道德。道德是建立在对个体与群体的共同利益关系，对个体融于群体之中的长远利益的领悟之上的。这种领悟必然以相当水准的智力为基础。换言之，人类的智力极有可能帮助他认识到符合他利益的群体生存方式以及这种生存方式所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但是认识并不等于实践。每个个体有着自己独立的利益和欲望。自私的基因，即“程序”，分别为每个个体设定了行为方式。虽然智力可以使一个个体认识到超越既定程序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合作，但他必定疑惑和恐惧他的伙伴在思想和行动上与他不一致。虽然潜藏着彼此共存共荣的可能性，但更为凸显的事实是个体间的博弈的关系。虽然文化以智力为基础，智力却绝不等于文化。智力是每个个体的独立的资源，听凭各自独立使用；文化则是社会的共同资源，作用于每个成员是其存在的目的和根据。文化在抑制某些私欲和促进合作上的最理想的选择，就是改装每个人的行为程序。天赐良机。人类的特异的发育过程，使得文化的这一非分之想大半得以实现。

低等的哺乳动物大多生命周期短，头小，社会行为简单，孕期短，每窝产仔多，幼仔出生时发育不全。而高等哺乳动物大多生命周期长，头大，社会行为复杂，孕期长，每胎产仔少，幼仔出生时发育良好，已具有一定的能力。人类是个令人费解的例外。他的生命周期不是最长也算很长，他的头最大，社会行为最复杂，每胎产仔最少，而出生时发育不全，出生后的成长期最为漫长，竟达十七八年。大象在出生十一年内发育成熟，在子宫内的时间竟长达二十二个月。24人类的孕期只比猩猩长几天。而“人类的脑在出生后的六个月才达到黑猩猩出生时脑所占的比例”（帕辛厄姆语）25“与其他灵长类相比，我们是以蜗牛的速度在成长和发育”。26相对于发育速度，人类的孕期显然太短。生物学家估计，如果人类的孕期与生长期合乎比例的话，婴儿在子宫中还应待上七个月至一年。27为什么大自然把人类的新生儿过早地暴露在危险的世界中，是一个令生物学家们备感刺激的问题。多数解答者认为，人的头颅的尺寸与妇女产道的尺寸的矛盾导致了这一结果。20世纪最出色的灵长类解剖学家舒尔茨说：“当选择肯定有利于具有大盆腔的雌性时，选择无疑也不会利于孕期的延长，或至少不利于无限大的新生儿。”28利基说，骨盆开口增大以适应脑子的增大，但是两足行走的工程学的需要为之设定了限度。29实际上人类生产的胎儿已经过大，因而成为分娩最艰难的动物，它只好在婴儿远未成熟时生产。古德一语概括：

人类的婴儿是胚胎。30

正是人类的“早产”导致了“幼体持续”（neotenic），即漫长的幼年成长期。

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由来》中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命的早期，正当脑子的感受性强时，将某种信念反复不断地灌输就似乎可以达到几乎是本能的性质。31

那时候人类超长的成长期还几乎没有被发现和提出，而今天人类的这一特异发育过程激活了当代生物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去思考其非同凡响的后果。波特曼说，这种提前出生必定符合心智的功能要求。他认为，人类作为习得的动物，需要离开黑暗的无争无扰的子宫，以易变的胚胎，去获取子宫外环境中丰富的影像、味道、声音和触摸。32博金说，如果生长中的儿童和成人的身体尺寸有大的差别，则儿童可以更好地向成人学习，可以建立起师生关系。如果幼儿身材是按照与猿相似的生长曲线所能达到的高度，则可能产生对抗而不是师生关系。33利基说：

人类通过强化的学习变成人，人类不只是学习维持生存的技能，而且还学习传统家族关系和社会规律等，也就是文化。文化可以说是人类的适应，儿童期和成熟期的不寻常的形式使这种适应成为可能。34

迈尔则说：

人和一切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其行为程序的开放性。道德规范是铭记在幼婴的开放性行为程序内。人类的这一开放程序的巨大容量才使道德的形成成为可能。在幼年期奠定的基础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维持一生。35

在漫长的幼年期，婴儿和少年的主要学习方式是什么？是模仿。模仿正是人类的内在特征给予道德建设的第二种帮助。模仿在一切文化传递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幼年期学习文化的过程中尤其如此。

文化的最主要成分是规范。规范的建立意味着多数人已经自觉或在无意识中遵循一种行为准则，惩罚只需针对少数人了，惩罚也只是在此时才有效。于是规范成了关键。规范是如何产生的呢？规范同一切文化一样，是人造而非自然的产物。因而它的产生首先依赖于创造和革新。创造和革新就是文化上的突变。没有突变就没有进化。但创造只是产生规范的第一步，要成其为规范，还要使这特殊的人造物被多数人自觉遵从。这后一半过程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复制”。生物进化所以依据并集中体现于基因，在于基因有一个伟大的功能——复制。文化若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基因，它就必须有复制的功能。文化之所以具有这一功能，说到底，是因为人类除基因导致的本能外，还有另一套突变和复制某种突变特征的能力。生物的复制功能是垂直进行的，而文化的复制功能不仅垂直而且水平——可以在同代人中复制。这种复制能力，一般而言指后天学习，具体和准确地说，就是模仿。模仿的伟大功能是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 Tarde）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塔尔德认为，发明和靠模仿来普及其成果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36塔尔德和他的继承者——在文化群体选择理论上卓有建树的博伊德认为，模仿是一种基因，“模仿者基因的进化会导致其持有者避开个人学习，复制出个人行为方式。”37自然，这远非一种共识。但重要的是他提醒我们认识到模仿作用的重要意义。相反，一个好的想法，如果必须经过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独立创造和试错去获得，那成本显然是无比昂贵的。进化过程中的生存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比较成本，很多物种为什么倾向于结成群体大约仍然是为着这一目的。群体规模的扩大往往给群体间的竞争中带来优势，而规模的扩大又依赖并反过来要求规范具有更大的效能。

漫长的成长期与模仿相结合，给了道德和教化用武之地，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基因为每个个体所设定的行为程序的重组。重组不可能抹去基因的痕迹，但它毕竟给了社会和文明更牢靠一点的基础。一个成年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活动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

注释

1 爱德华·威尔逊：《人类的本性》，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13-14页。威尔逊堪称社会生物学的教父。国内翻译过他的两部著作。其成名之作《新的综合》可惜只有编译本。近年他又出版了很多新作，中译本尚未见到。

2 参阅拉姆斯登、爱德华·威尔逊：《普罗米修斯之火》，三联书店，1990 32-33页。

3 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36页。用生物现象类比社会现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颇有传统的。杜尔凯姆在其《社会分工论》中引用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成果：猩猩头盖骨的最大体积与最小体积相差二百立方厘米，成年人类头盖骨的最大体积和最小体积相差六百至七百立方厘米。发达民族服饰上的差异大于落后民族。从而推论，进化导致人类差异的增加。经济学家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论述经济生活中的机遇时说：“千百万个精子中只有一个精子孕育这个生物学上的要点，说明摸彩是生命的首要事实。”西蒙借鉴了更晚近的生物学成果，并且帮助生物学家论证他们的观点。

4 参阅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220-224页。《普罗米修斯之火》，48-49页。《自私的基因》是极负盛名的一本畅销书。

5 迈尔：《生物学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80页。该作者是哈佛大学资深教授。本书对道德的起源做了独到的论述。本书预示着生物学的成果将对人类的思想方法产生全面深远的影响。

6 R. Trivers 1971:“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 35-37.该作者是极富创造性的生物学家，他首次提出“互惠性利他”的概念，并对生物世界中的欺骗和自欺做出了独创性研究。

7 Matt Didley 1996: The Origins of Virtue. Penguin Books Ltd., England. 61.这是一本融和生物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的著作，生动、视野开阔，且富有启发性。

8 《自私的基因》，290页。

9 R. L. Trivers 1985: Social Evolution, MenlosPark, Calif: Benjamin/Cummings.

10 康罗·洛伦兹：《攻击与人性》，作家出版社，1987，163-164。洛伦兹是社会生物学的先驱，这部书是这个领域中的经典著作。

11 《人类的本性》，149-150页。

12 《人类的本性》，151页。

13 Patrick Bateson 1988:“The Biological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and Trust”，in Diego Gambetta（ed.）,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Balil Blackwell Ltd., New York. 19-21.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多学科学者研究信任问题的论文集。他是我讲授的关于“信任”的研究生课程中的重点读物。

14 Maynard Smith 1972: On Evolu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bersity Press.这不仅是进化生物学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对社会科学极富启发性的概念。

15 《生物学哲学》，83页。

16 梯利：《伦理学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76-177页。

17 《生物学哲学》，82页。

18 沃克诺克“道德的目的”，选自彼彻姆编著《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7-40页。

19 《生物学哲学》，86页。

20 《普罗米修斯之火》，100页。生物学未必能够解答社会学中的某些问题，但生物学的命题几乎一定对社会学家的思考提供硬性的约束。这段引言就是例证。

21 《生物学哲学》，80页。

22 《普罗米修斯之火》，97页。

23 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原文名为《合作的进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74页。

24 格林菲尔德：《人脑之谜》，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68页。

25 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三联书店，1997，68页。本书是非常出色的生物学科普读物，值得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阅读。

26 《自达尔文以来》，67页。

27 《自达尔文以来》，67页。

28 《自达尔文以来》，69页。

29 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36页。本书对幼态持续和人类早期是否狩猎等问题做出了出色的探讨。

30 《自达尔文以来》，63页。

31 转引自《生物学哲学》，89页。

32 《自达尔文以来》，68页。

33 《人类的起源》，35页。

34 《人类的起源》，35页。

35 《生物学哲学》，88-89页。

36 参阅塔尔德“模仿的规律”（同名著作之摘译），载于《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7 Robert Boyd ＆ Peter Richerson 1991:Culture and Evolutionary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ll.

第三章
合作的进化

生物现象对数学的启示和询问并不迟于物理现象。很早就有人问及兔子的繁衍力，并有一位数学家信笔写下了这样的数列“1-2-3-5-8-13-21”。令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兔子的繁衍与比萨斜塔上落体的加速度是多么相似，两者又都有其界线，落体的界线是地面，兔子繁衍的界线则是大自然的制约，科学的问题必须是有界线的。据说基因学说的创始人孟德尔（1822—1884）酷爱数学，在统计学上极具天分，因家庭贫困，早年入修道院，教务缠身，未能潜心于数学研究。不然生物学与数学的联姻将不逊色于其他学科与数学的结合。当然事实上是比萨斜塔所开端的物理学研究与数学最早达成完美的结合。今天的一些数学家和生物学家都说，在21世纪，生物学与数学将产生空前的结合。

同数学结合的程度被视为学科进步的尺度，是颇为流行的认识。笔者从不反对恰当地应用数学手段，但对上述说法不敢苟同，且一向以为，社会学是否会极大地倚重数学尚且存疑，更遑论它们联姻的日程了。艾克斯罗德的研究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一关系。他的研究帮我们走出了长期陷入的混沌，他的方法无疑是一座里程碑。

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里程碑

1950年，梅里尔·弗洛德和梅尔文·德莱希尔首先提出了“囚徒困境”的游戏。杜克（A. W. Tucker）将这一想法定型完善。1说的是，两个罪犯被当作嫌疑犯抓获，隔离囚禁候审，二人均在思考招供还是不招：若二人均不招，各判一年徒刑；若一人招供，另一人不招，招供者立功释放，不招者判十五年徒刑；若二人都招，各判十年徒刑。因无法沟通，二人困惑不已。发明者以这一游戏透示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状况。以后，以社会心理学家多依奇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将这一游戏应用到他们的社会心理、国际政治、投票交易和市场经济中的卖主们的研究中。为了研究重复性囚徒困境，他们变更了原来的徒刑期限为得分值，便利了这一游戏在重复进行中计算总分值。他们以实验、制作模型和抽象的博弈论分析着手他们的研究。为了考察不同诱因下的行为，他们变换囚徒困境模式中的分值，并引入了一些变量（比如实验前被实验的二人在控制下的适当交流，如能见面不能说话，能说话不能见面，见面又说话等等）。2众多学者以多种方式介入这一研究，论文数量之多，几乎无法统计，但是，这些研究都未解释出在重复性囚徒困境的游戏中，最好的玩法是什么。囚徒困境似乎不过是对那类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的一种生动别致的表达方式，或是这些现象和问题所凝聚成的简洁的概念，解答这一问题或许不是该模式本身所能承担的。

就在囚徒困境的研究已经陷入困境的时候，曾经攻读过数学的政治学博士艾克斯罗德出场了。艾克斯罗德认为，要对“重复囚徒困境”中的有效选择有更好的了解，就要对“非零和博弈”所固有的策略有更深刻的认识，即其有效性存在于同它所遭遇的策略的互动中。他为他将进行的囚徒困境游戏制定的分值如下：3

与以往的囚徒困境的研究者们完全不同的是，艾克斯罗德的被实验者，或者说他的博弈中的参赛者，是一个个不同的计算机程序。在他的邀请下，14位来自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数学领域的博弈论专家提交了程序。竞赛是循环进行的，即每一个参赛程序都与其他程序相遇。按照事先宣布的规则，每一参赛程序还要与它自己以及一个“随机”程序相遇。这个随机程序以相等的概论随机地选择合作或背叛。每两个程序间博弈200次。比赛结果是拉帕波特教授提交的“一报还一报”的程序以每次平均获得504分高居榜首。这是所有程序中最简单的程序，它不过是以一个合作开始，然后只模仿对方上一步选择的策略而已。其后艾克斯罗德公布了比赛结果和参赛程序的内容，并征集第二轮比赛的参赛者。这一次他收到了6个国家的62个程序，其中包括上次参赛的5个学科的教授。有些程序复杂而精巧，还有些特别针对“一报还一报”程序做出了改进。而“一报还一报”的程序未做任何改动。第二轮规则上的唯一改动是比赛长度不再是第一轮事先通知的200步，改为比赛长度通过随机抽样一次性确定，以消除最后一步的影响（最后一步大多背叛，并推论到倒数第二步，倒数第三步，直到第一步）。结果，“一报还一报”再次获胜。4

艾克斯罗德以计算机程序间的博弈，判定从社会生活中概括出来的一种理论模式中的最有效的策略选择。科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外是经验事实和逻辑可能性两种路数，而在穷尽逻辑可能性中，艾氏的方法足以令其他方法难以望其项背。无论它的结论正确与否，它都将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座里程碑。不仅如此，这一解答本身，即“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也将引起人们长久的思考。

二、艾克斯罗德的互惠理论

艾克斯罗德对比赛筛选出的最佳策略“一报还一报”做出了精彩的论述，其观点如下。

第一，从合作中人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好处。比赛中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一报还一报”在每一次直接对局中几乎比它的每一个对手的得分都低（它不可能在一局中比对手得分多，因为它总是让对手先背叛，并且它从来不会比对手背叛次数多），然而它的总分却高居榜首。原因是它引导出合作，它使其大多数对手成为合作伙伴，它获取合作的“红利”的次数最多。而它的对手过于重视每一局的胜负，多次丧失合作的机会，增加了敌对和报复的关系。艾克斯罗德说：

人们习惯于考虑零和对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赢，另一个就输。然而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都是非零和的。一般来说，双方都可以做得很好，也可以做得很差。双方的合作是可能的，但并不是总能实现。5

第二，合作可能出现是因为对策者将再次相遇，即未来对他们具有重要的意义。你今天的行为（合作还是欺骗）将影响他再次相遇时对你的态度（合作还是报复）。如果未来将频繁相遇，就没有独立于对方的最佳策略，即合作是大家共同的最佳选择。合作的唯一前提是未来的关系是否重要，唯一的促进方式是使相互作用更持久、更频繁。合作可能在利己主义者中产生，并且不需要朋友关系、道德、政府，甚至预见性这些前提。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敌对的英德两方营队在长时间对峙的堑壕战中，认识到“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给别人不舒服最终反过来使自己不舒服”，从而达成默契，消极怠战。这一例证以其极端性证明着上述论点。6恺撒曾对庞培的同盟者的背叛做出解释，他们认为庞培没有前途了——所以用不着再与他合作了。同理，为什么五十九岁是干部败德的高峰期？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没有未来的合作了。

第三，“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可以在一个由多种策略构成的多样性环境中成功。它的胜因是什么呢，即它靠什么促进和保持着合作？

成功的原因是它综合了善良性、报复性、宽容性和清晰性。它的善良性意味着它决不首先背叛，这个特征防止它陷入不必要的麻烦；它的可激怒性（报复性）使对方一旦尝试背叛后就不敢坚持；它的宽容性有助于恢复双方合作；它的清晰性使得它的行为方式容易被辨识，一旦被识别，就容易看出与“一报还一报”相处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与它合作。7

第四，“一报还一报”策略是具有集体稳定性的策略，即它一旦建立就能阻止其他策略的侵入。持有其他策略的个人和小团体都无法闯入和改变这一稳定策略。

由于参赛的程序具有识别和应变能力，所以成功与失败的策略在多轮交锋后，在出现频率上会有优胜劣汰的趋势，成功的规则在下一代占有更大比例。“生态分析”显示了“一报还一报”策略的又一胜利，最初它只领先一点，到了1 000代，它是最成功的规则，比任何其他规则都增长得快。8

“总是背叛”的策略和“背叛合作交替”的策略在进入“一报还一报”策略占主导的领地中时，即使它们与对手的每一次比赛中得分不比对手少，但“一报还一报”策略者之间的比赛却是得分甚高的，因此在这一领地中“总是背叛”和“背叛合作交替”策略的总分较低，难以生存。“总是背叛”和“背叛合作交替”策略在一个由多样性策略组成的环境中，也都不是集体稳定的策略，因为它们总为自己招来报复。

“完全善良”策略显然也不是集体稳定的策略。因为“总是背叛”的策略将从“完全善良”者身上捞足便宜，使后者失败出局。

“总是善良”者的失败可以参照出“一报还一报”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那就是它能够被第一个背叛激怒，并迅速做出报复。不具备这一特征，它就不是成功的策略，反将自己的领地拱手让给“总是背叛”者们。

第五，但是可能存在的集体稳定的策略，或曰进化稳定的策略，却不止一个。“总是背叛”的策略也是一个集体稳定的策略。就空间而言，一个完全由“总是背叛”的策略组成的领地“可以阻止任何其他策略的个体的侵入”。9就时间或交往方式而言，除非是重复性交往，即未来的关系与利益影响了今天的选择，否则，“总是背叛”将是集体稳定的策略。艾克斯罗德说：

在一次遭遇的情况下，背叛不仅是“囚徒困境”对策论意义上的解，也是生物进化意义上的解。10

第六，持有其他策略的个人闯不进“总是背叛”的领地中，一个持有具备最大识别力的策略——比如“一报还一报”策略——的小群体却能够侵入“总是背叛”的领地中。这个小群体的数量只要达到“总是背叛”的领地中的人数的5%以上即可。原因是小群体的成员在与老领地的成员遭遇时，“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不过使他们多吃一次亏，而小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却能够使他们得到很高的分数。这样，他们的总分将高于领地中的老成员们——即“总是背叛”者们，从而保持住自己的策略，并生存下去。11

第七，合作的进化过程是这样演进的。

开始的状态是“总是背叛”，而且它是进化稳定的。但是基于回报的合作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机制取得立足之地。首先是变异策略（者）之间的亲缘关系。第二个机制以一个小群体的形式出现，它们相互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相互作用的比例。基于回报的合作能够在一个非合作占优势的世界中产生，能够在一个多样化的环境中繁荣，并且一旦完全建立就能保护自己。12

三、互惠的功能

艾克斯罗德以其受过数学训练的严谨逻辑，为我们推论出基于回报的合作——即强调对背叛给予报复的互惠——的不可逆转的进化过程。他的方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理论上的最大意义则在于，令人们，包括那些一向重视互惠的人们，重新认识互惠的巨大的积极功能。

尽管一切可以补充和佐证艾克斯罗德理论的经验事实，都没有他的简洁的逻辑更富冲击力，我们仍然愿意举出一个事实。据说，欧洲的白种人与美洲的红种人从中石器时期以来就分隔在两个大陆上，当哥伦布和他的水手们踏上美洲大陆时，他们语言不通，习俗不同，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丝毫困难去理解送礼物是为了回报。人类种族与文化中这一跨越了最大时空的碰撞，说明互惠已经是施之万世，放之四海的行为方式。

越是深入地分析，我们越会发现，互惠的形态并非单一的，其起源和后果都不是直线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被传统观念视为纯粹利他的行为实则与互惠交融在一起，有时甚至基本上属自私行为。当代社会交换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劳说：

但在这种似乎无私的面纱下，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潜在的“利己主义”；帮助他人的倾向常常是以下述期望为动机：这样做会带来社会报酬。13

比如，慈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纯粹的同情心，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它所能够带来的社会名声，或为了赢得伙伴的赞同，是一件很难说清的事情。

另一方面，并非一切互惠行为者都清醒地持有自私的动机。有些平等的礼尚往来的直接动机和当下收获都是交往中的快乐，彼此功利上的收获其实是当初并未想到的副产品。斯密对分工缘由的探讨似乎也可以用于互惠：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本然的性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是理性和语言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研究的范围。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14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在生物的世界中人类是社会交往倾向最强烈的物种之一，并且这一倾向为人类成员所共有。我们同意典型的互惠是理性和自私的，但它的起源和形态的多样性，却都不是它的典型所能包容的。

第三方面，互惠行为的后果，也超越了理性和利益，而牵涉到情感。交换思想的创始人，社会学大师齐美尔说：

人与人之间的所有接触都以给予和回报等值这一图式为基础。但是这个行动往往不能耗竭所产生的情绪，相反，这种情绪却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于它所产生出来的社会学情境中。感激确实就是这样一种持续。如果每个感激的行动——它持续下去是由于过去受到善意的对待——都突然消失了，那么，社会（至少像我们对它的了解那样）就会崩溃。15

正是因为互惠行为的巨大渗透力、多样的形态和超越理性的后果，在人类的利他行为中，它极可能覆盖了最大的范围。

互惠行为的另一功能在于它是自下而上的，它具有自我催生的机制。它不同于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也不同于提供了某种界限或范式的规范与道德。它是生长和繁衍的，日益从简单走向复杂，并不断为这一逻辑寻找新的殖民地。分工制极可能与互惠有着不解之缘。而互惠的最佳可能性——当然还要依赖其他一些条件——是可以造就一种假私济公的结构：动机是利己，效果却是利他；换言之，只有在利他中才能实现利己的愿望。

四、互惠与道德的互补

艾克斯罗德不厌其烦地强调，合作的基础是“关系的持续性”，合作关系的保持是靠着“未来对当前投下的影子”，与此相比，权威、道德、理性、信任都无足轻重。未来将持续相遇且没有确定的终结期，是他的合作理论的第一前提。这一前提决定了此种合作的有限性。社会生活中的一次性遭遇很多，如果听凭个体按照生物界的逻辑去处理一次性遭遇，背叛就是唯一的选择，且将多如牛毛。为了建立秩序，社会就必须引进两个因素：权威与道德。我们先讨论道德，把权威留待以后。

互惠是有条件的利他，条件即回报；道德是无条件的利他。互惠因自身的局限性，不能将合作贯穿全部社会生活，社会只好求助道德。道德的实践却又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能使其实践者在碰壁后放弃道德行为：

一个自私者可以通过从其他人的利他行为中得到好处而不给以回报。他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利益。（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你自己而且伤害这个成果的剥削者接着要相遇的无辜的旁观者。无条件利他将宠坏对方，并为社会留下了改造被宠坏者的负担。这说明回报是比无条件合作更好的道德的基础。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利他主义的代价可以通过首先对每一个人采用利他行为，然后只对那些有相同感情的人采取利他行为来控制。但是这很快就使你回到作为合作基础的回报上来。16

这真令一个无条件利他主义者丧气。但是你可以不赞同艾克斯罗德的观点，却必须面对这样的现象：道德可能造成不道德；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道德能否抑制不道德？不道德是否只有靠不道德来抑制？报复与互惠是不是道德？

这是一个深刻的两难问题，互惠与道德都有自身的局限。为克服互惠的局限，我们走向道德：因为道德的局限，我们又不知不觉返回互惠。或许这正是我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断在两者间跳跃的原因。如是，我们在认识上就该心安理得地让它们共存，并消除成见，深入地理解各自的功能和局限。

道德（或曰无条件利他）的真正功能，在于填补互惠关系和制度化角色关系的空缺。在互惠与制度化关系运行良好的领地，不必滥施道德，那易于受骗，并使道德变得廉价，失去人们对它的尊重。互惠与制度化的领地越来越大，乃是福音，实为社会制度的进步。道德是永远也不愁没有施展机会的，但它该用在那些非它不可的时间和地点。而当实施道德行为时，就不必顾虑对方是否在行骗，一面刃不能两边用。

社会生活中需要扬善抑恶。狭义地说，扬善是道德；广义地说，两者都属道德。狭义地说，道德长于扬善，不擅长抑恶。抑恶的更有效的手段是以毒攻毒，是惩罚。硬性的惩罚靠法律，更有弹性和宽泛的惩罚是中止互惠。广义地说，因互惠可以抑恶，也属于道德。在现实中扬善与抑恶是共存的，即使只从这个意义看，狭义的道德也该与互惠有所融合。

互惠的特点是以重复相遇为前提，相反在一次性遭遇时每每背叛。改善的一个办法是重视和建立信用。当“好合作”、“高质量”这些声誉建立和传播时，与你没有过联系的人也增加了对你信任、与你合作的可能，而为了保持这种信用，你也只好对一次性遭遇的人按角色的规定去办。互惠加上信用，在行为方式上就更趋近道德了。追求信用，主观上是出自对“回头客”的期待，客观上却可能是因为社会中档案记录的健全。这正是制度企图克服“一次性遭遇——背叛”的用心。

五、艾氏理论前提中的缺陷——忽略了零和博弈的起因

艾克斯罗德明确说到，他的研究有三个前提：1.没有权威（或曰第三者）的干预；2.没有道德因素的进入——这两点我们刚刚提到；3.“非零和对策”——他说：“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都是非零和的”，“为了学到更多关于在重复囚犯困境中如何有效地选择，需要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必须从对非零和对策所固有的策略可能性有深刻理解的人那里得到帮助。”17

艾克斯罗德选择了（电脑程序间博弈的）实验的方法，他的理论前提就只有在转化成操作前提时才能在实验中成为控制性条件。这三个理论前提显然都变成了操作前提。实验中没有权威干预，没有道德因素进入。双方合作的总分值（3，3）高于单方背叛（5，0）和双方背叛的总分值（1，1），使“非零和”的理论前提转化为操作前提。

但是他的实验中还有一个一直发生作用的操作前提，在其理论探讨中却未被提及，那就是参赛者能力上的平等（在其规则中表现为相互背叛则各得一分）。而这与社会生活中的情形显然不一致。在现实社会历史中，“参赛者”在能力上往往不平等，强者认为，在对抗中（体现在实验中应该是“背叛”与“报复”）他的胜算更大，现实的情况也大多如此。现实中个人、各民族的实力是此消彼长的，与之伴随，他们在现实社会历史中的心理状况便异常复杂。固然有认识到合作的总收益大过对抗而企盼合作的；但是也不乏主观感觉甚好，认为自己是优等民族，是上帝选民，是实力运气俱佳者。斯密说：

人类对于自己的能力多半有着过度乐观的自负，这是任何年代的哲学家与道德学者都会谈到的老毛病。人类对于自己的好运道也有荒谬的想象，这点倒是较少有人留意。然而时至今日，这现象变得更普遍了。任何一个活着的人在健康与精力状况还过得去的时候，没有不沾染到这个毛病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高估赢的可能性，多少人都会低估输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人在健康与精力尚可时，对输的可能性审慎看待，虽然应该如此。18

这种能力差别和自我感觉，及其时时诱发的零和博弈，是现实社会历史的重要一面。零和博弈的结局应该是多样的。因实力上的差距，零和博弈以弱肉强食（胜负）而非两败俱伤（平局）告终应不在少数。正是零和博弈的起因（实力不等）和结局（收获不等）的巨大诱惑，使当事者每每放弃可能存在的“双赢”。忽视了这一点，是不可能深刻地认识非零和博弈和合作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的。由此推论，合作不需要权威或第三者的干预，也要打些折扣。艾克斯罗德在第七章、第八章的讨论中对模式做了一些补充说明。他提出了“收益值”，说：

政府所做的正是改变有效的收益值。如果你逃避交税，你就可能被抓并被送进监狱。如果（两个同案）同属一个帮派组织，那么他们知道告密是要受到惩罚的。这将降低背叛同伙的收益值，使得他们都不坦白。19

但他对零和博弈结局的差额及收益值却没做任何补充说明。在强调非零和博弈的重要性（我们同意这一点）时，艾克斯罗德和他所继承的囚徒困境模式显然都忽略了零和博弈的多样性，仅仅以“背叛者”遭遇“报复者”各得一分来看待零和博弈。这样做显然是忠实于“囚徒”之情境（囚徒没有更多的进攻机会）的，但是如果企图怀抱探索“合作的进化”这样的大问题，对零和博弈的处置就太嫌不足了。但我们以为他的方法尚有应对这一问题的潜力，虽然变量要增加许多。

六、艾氏结论的缺陷——忽略了信任

艾克斯罗德对自己的研究做了这样的结论：合作能够在一个多样性的环境中发展，一旦建立就能保护自己不受入侵，并且这一结果不需要权威、道德、友谊、理性、信任、预见性。20不需要权威和道德是他的结论，也是他的研究前提，他已做了恰当的说明。对不需要友谊，他做了充分的、不容置疑的阐述，堑壕战中的交战双方尚且可以产生合作，遑论其他。不需要理性大概是指不需要多思考，简单地照办“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即可。但是对于理性这样微妙和敏感的字眼，他显然使用得过于轻率，难道精心设计的计算机程序还不够理性。而与他的整个推理过程最不协调的是他的不需要信任和预见性的结语，其实他的推理过程中信任与预见性的必要性已呼之欲出，但优秀的方法替代不了理论洞察，他与信任失之交臂。

事实上，对于不需要信任和预见性，他自己未能一以贯之。在描述堑壕战中德国人对自己一方的不慎走火向英国人道歉时，艾克斯罗德说：“这位撒克逊人的道歉不仅有助于防止报复，它还反映了由于违犯相互信任而表示的道德的歉意和对某人可能被伤害的关心。”21——他自己使用了“信任”一词。

他说，预见性不是合作所必需的，虽然它能加速合作的进化过程。22但他又说：

合作的出现、发展和持续确实需要一点关于个体和社会背景的假设，它们要求个体能够识别出那些曾经相遇过的其他个体，并且要求记得与这些个体相互作用的历史以便能做出反应。

一个策略可以使用以往的对局历史来决定它在当前步合作或背叛。23

对预期抱有信心，正是我们定义的信任：而以过去的经验去预见未来，正是信任的一种根据和形式。卢曼说：

历史是简化复杂的最重要方式。信任需要历史做可靠的背景。24

卢曼在论述人们对货币系统的信任时说：

这一系统的信任是在使用金钱的不断确认中自动建立的。它需要不断的反馈而不是特殊和固定的保证。25

在不靠固定的保证、不断反馈和自动建立这三个意义上，艾克斯罗德实验的过程和结果与之极其相似。

我们明白艾克斯罗德的意思，他通过“不需要信任、预见性”去强调一个因素：

合作的基础不是真正的信任，而是关系的持续性。26

然而在“持续性关系”到“合作”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其实艾克斯罗德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环节。在讨论人类的合作时被忽略掉的这一环节，在他论述与人类差距最大的低等生物时出现了：

细菌对于所选的环境特别是化学环境有很高的反应能力。27

这些低级生物凭借可遗传的条件反射能力来建立互惠与共生的关系。人类没有这样的本能，却要应付更加复杂的关系，不可能无所凭借，在与低等生物对应的那一功能上人类不可能空缺。帮助他行使这一功能的是什么？是一种态度，即信任，他凭借从持续关系中产生的信任，去建立比其他生物更为复杂的合作关系。如卢曼说：

信任关系在带有同一种结构的社会背景中找到了它喜爱的土壤，这结构的特征是：关系相对持续，相互依赖，以及某种不能预料的性质。28

并且，一位当事者的心情不会像艾克斯罗德这样坦然，更不会是空白，他必须要么信任，要么不信任，不仅以此决定自己的行动，而且以此安定自己对未来存有恐慌的内心。因此信任又是一种心理机制，它是互惠与合作中不可缺少的。概言之，我们认为，持续关系和合作之间还有一个环节——信任。即持续关系可望产生信任，信任导致了合作。

艾克斯罗德在堑壕战出现误会时已经不自觉地提出了“信任”，并且说出了信任在当事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他们努力修补因误会失去的信任。信任的产生并非一种方式。多样性的环境中的持续交往极可能产生信任，一次也没有接触过却获得了其他根据——比如对一位资深的大夫或一位高学历的谋职者，同样可能产生信任。信任不是只发生在“重复遭遇——合作”之中，不再出现于其他场合，如是只强调“重复遭遇”也就够了；信任是在变迁的社会结构中调整自身结构为合作提供纽带的方式。但是互惠行为确实是信任发挥功能的最重要领域，重复遭遇确实是产生信任的最主要条件之一。任何一项研究都是有偏重的。博弈论大可对信任存而不论，明言合作不需要信任是艾克斯罗德的出色研究的最大遗憾。

在围绕囚徒困境模式的诸多批评中，吉格尔仁泽（G. Gigerenzer）“工具诱导理论的启发法”的说法最具理论深度，即理论跟随工具，当工具在社会性上贫乏时理论也必定如是。29给了囚徒困境模式以新生命的艾克斯罗德，成功之余竟被其成果障眼。游戏的参赛者是一个个程序，它们之间是没有信任，没有预见的，它们顺利地帮助操作者产生了一个具有严谨逻辑并充满魅力的结论。这过程和结论也使其操作者同它们一道，化简掉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注释

1 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8页。本书的原文版的书名《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应该翻译为《合作的进化》，目前的译法纯属书商的促销伎俩，它使得很多学者与此译本失之交臂。本书在外文文献中引用率极高。

2 参阅Arnold Kahn ed.1984: Social Psychology. Brown Publishers. 296-299．

3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7页。

4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23-33页。

5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85-86页。

6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11-13页，99页，57-67页。

7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40页，134页。

8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39页。

9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48页。

10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71页。

11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49页。

12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76页。

13 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19页。

14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8，12-13页。

15 转引自《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1页。

16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103-104页。

17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86页，23页。

18 转引自法兰克、库克：《赢家通吃的社会》，海南出版社，1998，122页。

19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102页。

20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133页。

21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65页。

22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143页。

23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133页，71页。

24 Niklas Luhmann 1984: Trust and Power. 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 NewYork. 20.

25 Niklas Luhmann 1984: Trust and Power. 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 NewYork，50页。

26 Niklas Luhmann 1984: Trust and Power. 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 NewYork，139页。

27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72页。

28 Trust and Power. 37.

29 转引自Timothy Earle 1995: Social Trust. Praeger Publishers. 18.

第四章
理性与习俗

一、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尽管社会学与人类学、政治学、社会生物学有过或正在发生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但是从历史到现今，同社会学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对之发生着最深刻影响的是经济学。

在历史上，经济学同社会学曾经有过同源的关系。斯密是近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但其一生中投入最长时间和最多精力写作的却是一部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著作《道德情操论》。马克思和帕累托一向被这两个学科的继承人共同奉为奠基人。韦伯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但在他的一生中涉及经济学的著作不胜枚举：《世界经济通史》《经济与社会》等等。

近代人类社会所发生的那个最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它的学术领域，那就是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学率先独立。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学也终于走向独立，并渐次在大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从此，两学科各立门户，其多数成员据地为牢，循规蹈矩。自然，还有少数穿越边界者。比如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熊彼特曾写出一部社会学力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1942）。又如经济学家吉尔德写出了一部社会学韵味十足的杰作《财富与贫困》（1981）。但与此同时，却鲜有社会学家闯入经济学的领地。因为学院派经济学已凭借数学工具为自己高筑起一道篱笆，令门外汉望之却步。而社会学却始终没有建立难倒经济学家的门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又一特征是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旋律。水涨船高，经济学赖此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其队伍愈加庞大，理论日益丰富，它企图解释一切的野心也随之勃然而起。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1976年出版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堪称“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宣言书。贝克尔在这部书中说道：“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其分析方法就是，“更明确更全面地假定最大化行为，假定家庭、厂商、工会或管理当局的效用或福利函数能够最大化。假定存在着不同效率的市场以协调各方参与者。假定人们（的）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解释经济行为，而且可以解释“语言的进化、出席礼拜频次、死刑、法律制度、动物绝种以及自杀、离婚率等等”。一言以蔽之，“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1

实际上，每个个人、群体、民族、制度、话语、思潮、学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膨胀，这是生命体及其承载的一切事物的本性。均衡从来不是源于自我约束，而是靠着其他力量对某一势力的无限扩张的抵抗。因而庆幸的是，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面貌初露峥嵘之时，其姊妹学科的批判已如影随形。1985年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发展了波兰尼（K. Polanyi）曾提出的一个概念“嵌入性”，认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稍后，他又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第二，经济生活是依赖于社会网络而运行的。第三，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概言之，他认为经济制度起初未必源于理性选择，很可能是社会历史的遗留，仅靠理性选择不能充分解释经济行为，而经济学家在剔除“非经济动机”方面走得太远了。2

以理性选择理论解释信任问题是经济学扩张趋势的一个生动例证。由经济学家所开创的这一理论，在近三十年中，从对经济活动的分析渐渐延伸到对政治与社会现象的分析。而这一扩张趋势或表现为经济学家亲自出场，以这一理论分析非经济活动，如阿罗对信任的解释。他认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是控制契约的最有效的机制，是含蓄的契约，是不容易买到的独特的商品。3或表现为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这一理论的皈依和应用，如社会学家科尔曼对信任的分析。他提出，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可减少监督与惩罚的成本；信任少感情，多计算，信任的双方——托主与受托人都是理性的，信任是制约搭便车的冷酷的工具；群体中的团结是有意识的产物，产生于共同利益的直接交流。4这种以“个体和理性”为解释视角的社会唯名论的思想与杜尔凯姆强调“社会和规范”——社会先于个体，强于个体，社会塑造了个体——的社会实在论的思想截然对立。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的解释当然不是毫无道理，但它在信任、团结与合作的产生上过于强调理性的因素，忽视了传统与习俗的作用；在信任的社会功能上过于强调个体的功利层面，忽视了信任与群体凝聚和社会秩序的关系。

自然，将理性选择的逻辑推向极致的还是艾克斯罗德和其操作的数学工具。我们在第三章中已指出艾克斯罗德理论与方法上的缺失，但那只是在与其理论对应的层次上进行的，而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和预设前提是经济理论家建立的，要完成对这一理论的深层的批判，就必须把重心转向他们的预设前提“理性行为和经济人”（将在第二节讨论）。并由此扩展到如下两个问题的讨论：人的行为动因中除了个人经济利益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动因吗（将在第三节讨论）？为追求某一目标除了理性外还有其他重要的手段吗（将在第四节讨论）？

二、理性的定义

新古典经济学的庞大理论体系建立在两个预设前提下：经济人和理性行为。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概念竟然高度相似和雷同。希普（S. Hargreaves-Heap）对“经济人”的定义是：

经济人的称呼通常加给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是理性的人。（他们）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更好满足自己的偏好的行为。这里理性是一个手段——目的的概念，不存在偏好的来源或价值的问题。5

阿马泰亚·森（Amartya Sen）对“理性行为”的定义是：

在确定性情况下，理性行为有两种主要的探讨方式。第一种方式强调内在的一致性：行为的理性须符合这一要求，即来自于不同子集的各种选择应以一种有说服力、成体系的方式相互对应（通常被解释为偏好，x比y较受偏好或x和y无差异）。第二种方式，是以对追求自身利益的推断来表示的。6

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预设前提“经济人”和“理性行为”的定义竟然都是以这两种因素为核心：内在的一致性（即有序的偏好）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似乎可以认为，缺少了其中一个因素，就不成其为“经济人”或“理性行为”了。但是正如上述的定义者阿马泰亚·森所指出的：“内在一致性”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合并非必然，毋宁说是特例（即帕累托最优）。即一方面，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是一定要通过“一致性”方式来达到；另一方面，一致性的方式也不只服务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完全可以服务于其他价值的追求。7

出现这两重混乱——其一，经济人与理性行为的定义竟然如出一辙；其二，定义中的两种因素不是必然相关——的原因是什么呢？混乱的根源在理性的定义中。经济人的定义可以设定为“个人利益+理性行为（内在一致性）”；理性行为可以定义为“内在一致性”（或曰有序的偏好，还可以像有些经济学家加上“传递性”），却没有加上“个人利益”的理由。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多数经济学家的理性定义与传统理性定义的分歧。经济学家当然不会不了解传统的理性定义。经济学家西蒙在其为《社会科学辞典》（1964）撰写的“理性”词条中顺便描述了以往非经济学家的理性定义：心理学倾向于将理性定义为“认知过程”或“理智过程”，而将非理性定义为靠感情机制做出的抉择；詹姆士将理性视为“称作推理的特定思考过程”的同义语，即抉择的理性取决于抉择过程。而西蒙在做出上述描述后断言：“在社会科学文献中，指抉择过程的理性一词正在销声匿迹。”8但是，在西蒙这番宏论过后四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68）中，“理性”词条仍保持着其传统的定义：

理性是逻辑指引下的思考，它可以更广义地定义为问题的解决和批判的思考，但只有在强调了逻辑成分时，它才成其为有价值单独讨论的特定的思想方法。无论知觉、想象、试错法这类活动有着怎样出色的成果，是被排除在理性之外的。9

1987年出版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理性词条说：

由于人类具有以推理和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理性因而被归之于人类。10

这些理性定义都不包含“追求个人利益”的意思，这类定义不仅没有销声匿迹，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也在回归这类定义。萨帕斯就赞同转向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观点，认为理性人“根据良好的理智行事”。11

经济学家的理性定义与传统的理性定义间还有另一分歧，如西蒙说：“经济学家一般用理性一词表示靠抉择过程挑选出来的行动方案的属性，而不是表述抉择过程的属性。”西蒙本人的理性定义就是例证：“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12

此种理性实际上等同于成功。但如此定义理性是不恰当的，因为以通常的理性观（即抉择过程）看，成功与理性是不同的概念。比如数学计算是理性的行为，不能因为计算错了，就说那不是理性行为。否则它该算什么行为呢？另一方面，即使追求某一目标是使用理性行为的胜算最大，也不能说它是唯一导致成功的手段，直觉、模仿、想象、试错法、习俗导致的行为、未经思考的行为也都可能导致成功。如果成功或达到最大化就是理性，将导致这样的推论：在某些场合，直觉、模仿、习俗都成了理性行为。

缩小理性定义的内涵，从中摒除“追求个人利益”与“成功”的含义，不是消除了我们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分歧，而是只有在“理性”的定义得到澄清后，才能够深入辨析与论争。

三、人类行为的动因

理论大厦赖以建立的公理和预设越是小而精，其理论越富于魅力，但是其公理和预设将经受的挑战就越严峻。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人是利己的，他们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当作其理论的预设前提之一。这一预设无疑是简洁的，问题便在于：它能否经受得住社会生活中的事实的检验？我们分明看到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为子女、为亲属、为朋友、为小群体、为国家牺牲个人利益的现象。一个成功的理论必须能够容纳和解释与自己的前提相左的事实。

“经济人”这一预设前提的理论渊源与基础是功利主义哲学，边沁为功利下的定义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仅继承了边沁的思想，也继承了边沁为自己理论的辩护手法。边沁为了使自己的哲学能够解释一切人类行为，提出了多达十四种的“简单快乐”（simple pleasure），称为感官的清单，它们是：感官（sense）的快乐，财富（wealth）的快乐，技艺（skill）的快乐，和睦（amity）的快乐，声誉（a good name）的快乐，权力（power）的快乐，虔敬（piety）的快乐，行善（benevolence）的快乐，作恶（malevolence）的快乐，记忆（memory）的快乐，想象（imagination）的快乐，期待（expectation）的快乐，交往（association）的快乐，减除痛苦（relief）的快乐。13有些内容，比如“声誉的快乐”、“行善的快乐”，既非“感官”，也很可能是同原初的快乐含义相对立的，比如一个战士为了自己的声誉而殉国同“感官的快乐”可以说天差地别。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自我辩护与边沁异曲同工。当人们提出牺牲个人利益的利他行为要他们解释时，他们说当事人得到了“心理满足”，因而仍然是利己。

威廉·詹姆士在其经典之作《实用主义》中讲述过这样一场有趣的争论：一只松鼠攀着树干的一面，一个人站在树干的另一面。人绕着树快跑想看到松鼠，松鼠总是以同样的速度跑到反面，人鼠间始终隔着树干。野营的人们为此争论不休：这个人是否绕着松鼠走？最终他们去请教哲学家，詹姆士的答复是：那要看“绕着走”的定义如何——如果将“绕着走”定义为从松鼠的东面走到其南面，再走到其西面、北面，又回到东面，那人刚才就是“绕着松鼠走”；如果定义为从松鼠的正面走到其右面、后面、左面，又回到正面，那人刚才就不是“绕着松鼠走”。詹姆士讲述这故事时，重提经院哲学家的箴言：遇到矛盾，一定要找出差别来。14如果一个人说这两种情况都算“绕着松鼠走”是否更好呢？这种解答只能更糟，因为他忽视，进而掩盖了差别。边沁和他的继承人所犯的正是这一错误。理论的预设前提越简明越好，但必须经受得住挑战。如果遇到诘难就任意扩大自己的预设前提的定义，将失去对差别的分辨，而使自己的理论丢掉锋芒、锐气和解释力。

为人类的自私的本性做出了最严谨论证的社会生物学家从未否认和忽视人类以及动物的一些利他行为，他们将之解释为亲缘选择性利他行为或群体选择性利他行为（互惠利他则可以视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利己），并透彻地阐明了此种利他行为与个人利益的密切关系。新古典经济学家显然未能像社会生物学家那样对自己的理论做出自圆其说的捍卫。

以上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下应该阐述我们自己对人类行为动因的看法了。我们认为上述的“荣誉”、“心理满足”、“精神满足”正是人类行为的另一动因。之所以称之为又一动因，是因为它与“个人物质利益的收获”截然不同，物质收获上的动因是相似的，它导致的行为是线性的，而精神满足的动因是多样的，它导致的行为是非线性的，甚至是与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相对立的。

柯杰夫在诠释黑格尔时，说黑格尔提出了一个解释历史过程的不同机制，我们觉得也可以将之理解为人类行为的又一动因，即“为承认而奋斗”（struggle for recognition）。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显然被笼罩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之下。福山认为，黑格尔对人类动机的解释，或许比他的后人马克思更丰富。15这种行为观认为人类不仅需要获得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更需要被他人承认；只有人才会追求从生物学观点看来毫无用途的东西，如奖牌、敌军的旗帜等东西。

个人的行为，乃至社会历史——战争、民族主义、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一动因驱策的。霍布斯说：

人的本性中我们发现三个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一竞争，第二不信任，第三荣誉。关于第三个原因，为了琐事、一个字、一个微笑、一个意见的不同及其他任何蔑视的征候，人都可能使用暴力，不管它直接指向自己的人格抑或间接指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国民、职业或姓名。16

唯物史观过于强调战争的经济根源，但在现实的世界中，为琐事、为面子、为不信任、为价值观的不同而发生的战争，从来不在少数。现实中两种动因不乏交织在一起的情形，但简化绝不可抹杀掉其中每一个独立的动因。福山说：

民族主义者原本就认为经济利益是次要的，只有获得承认、肯定与尊严才最重要。

选择民主绝不是根据“经济”理由。如果真有这种事情，民主政治反而变成了经济效率的累赘。民主的选择是自主自律的行为，不是为欲望，而是为承认所做的选择。17

唯物史观可以认为荣誉是个人利益的一部分，是个人利益扩大化的产物。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史观则“把财产视为追求承认的历史斗争的一个阶段或一个侧面”。18如上所述，将自己的定义任意扩大化以求包容对方的问题，弊大于利。对唯物史观来说，动物个体的利己性是与生俱来的，也是有严格界限的，它仅仅意味着占有必要而有限的食物、巢穴以及短暂的发情期中染指更多的异性——或许这是不多的一点“承认”的存在意义。由此无法推论出人类对“承认”的异常丰富的追求。对唯心史观而言，追求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是本能，是不顾及廉耻的，不能称之为承认的一个侧面。追求“承认”基本上属于人类，而非动物。追求承认与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是什么关系呢？它们是既联系又分离的两桩事情。其联系在于，人类创造出货币和耐用消费品，突破了生活资料易腐烂的约束，多余的财产也成为谋求承认和荣誉的手段之一。

说到根本，追求承认与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是不同的、在相当程度上分离和独立的。后者的目的是个人的物质享乐，是个人取向的，其快乐的指标是自己的感官。追求承认的目的是个人的心理满足，是他人和群体取向的，其满意的指标是自己与他人的差额，自己起码不要在自己所看重的某种价值上低于他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人斯密并未将个人功利视为人类行为的唯一重要的动因，如我们在前一章引述的，斯密认为分工“不以效用为目标，它是人类所共有的、特有的、互通有无的倾向”所导致的。19李斯曼说，人是他人取向的。他总是看着他人，他的得意与失望都是在与他人对比中形成的。尼采说：“没有评价，存在的胡桃是空的。”中国有一句老话“富贵而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为什么富贵须还乡？物质享受异地皆然，评价和承认则要在当事人最看重的圈子中完成。“我们的价值能受到我们所尊重的人和我们相信其判定力的人赞扬或承认，比什么都重要20”。追求承认与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彼此分离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为了追求承认，人们会牺牲自己用于消费的时间，牺牲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

追求个人的基本物质利益是本能使然，而“承认”的内涵则是文化与习俗的产物。“尊重不是像苹果或轿车那样的东西，而是意识形态21”。习俗中固然包括贵族消费风格之类的子文化，但习俗在本质上是为了群体的利益制约本性的。习俗造就着一个社会中“承认”与“荣誉”的标准。该标准指引下的很多行为是利他的。

至此，我们完成了人类行为中有不止一种重要动因的论证。一个理论尽可以选择自己的前提，但如果那不是公理，就必须认识到自己理论的界限，遑论解释一切人类行为。

四、人类行为的手段选择

理性无疑是追求和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有力手段。问题在于，它是否是唯一的重要手段。

文化研究者指出，每个民族都有一些非理性的传统行为方式。比如中国人的家族优先的观念，日本人对非血亲的收养观，及其不囿于血亲的“家”的观念，法国人不愿进入面对面的关系中，德国人对训练的重视，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社群倾向，这些都不是理性导致的行为。然而理性选择理论家这样反驳：这些未必不理性；人们之所以做出了这些看起来非理性的行为，是因为信息少，搜寻更多信息的成本很可能高于所得的利益；要求人们事事理性，本身就是不理性，传统文化所导致的行为在该情境中是理性的。22文化研究者可以回击：那为什么这些传统行为方式在已经不合时宜、缺少效益时，仍迟迟不肯更改呢？

原因只有一个，理性行为不是唯一的行为方式，在其之外还有很多行为方式，习俗是最重要的一种。甚至为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理性也并非时时事事都是最好的手段选择，在很多情境中习俗行为优于理性行为。

每个个体在每件事情上都诉诸理性，是不经济的。他只能在少数事情上诉诸理性，而在多数事情上听凭习惯。这习惯较少地来自个人的经验，更多地来自他人的、社会的经验。如果每个人在每件事情上都要靠着个人的理性去认识、摸索和解答，人类社会的进化不会超过动物许多。智力与理性是人类最宝贵的天赋。善用这一资源就是成功之关键。人类选择了群体生活后，就将它从实践中得到的成功经验（靠着理性、直觉、试错、无数次的检验）变为习俗，经人们的模仿，将之复制和普及。

单靠理性不仅不经济，而且因为个体间的利害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成功的。艾克斯罗德推论出理性选择（尽管他自己不这么称呼，但我们以为他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最出色的代言人）畅通无阻的成功之路，使人们可以对人类的理性怀抱更大的信心。但是如同笔者在第三章所指出的，他对现实中在人们能力不平等（以及心理上这样认为）的情况下进行的零和博弈的忽视，以及他充分认识到的他的理论以“重复遭遇”为前提，不适用于“一次性遭遇”，都对他在人类合作进化上的乐观推论打上相当的折扣。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排队上公共汽车，有的国家和地区的居民不排队，是理性的差距吗？是后者不知道自己上车方式的效率低？不是，那是习俗行为，是习俗不同所使然。退一万步说，即使单靠理性就可以在群体中发展合作、双赢、得到个人的最大利益，社会的规范和习俗也毕竟大大地加快和加强了合作。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理性行为少于习俗行为，并且几乎所有的理性行为都嵌入于习俗行为所构成的社会环境中。

贝克尔说，经济分析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文化研究者从不轻视理性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位置。福山说，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在“百分之八十的时间”中是正确的，他自己的研究只是针对“百分之二十的解答”，但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因素，“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在解释政治生活，解释其主要的情绪，诸如愤怒、骄傲、羞愧上是不充分的，而且在解释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也是不充分的。”23

理性选择理论和多数经济学理论的最大缺失和难题是社会习俗。

五、习俗与信任

习惯、习俗、习性、道德，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精确区分开的概念。不独中文如此，英文也是这样。从早期习俗研究者萨姆纳的著作名称：“民俗：一项关于惯例、方式、习俗、德范和道德在社会学上的重要性的研究”（Folkways，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中西文自然很难一一对应。从中文的意思看，习惯可兼用于个人与社会，习俗则完全是社会性的；习性指客观存在的习俗在个人主观意识中的内化；道德乃是习俗中与是非密切关联的部分，因而是习俗中更为强制的部分。我们选择习俗为这一组密切相关的概念的中心词，有时也说及其他。

习俗是什么？习俗是人类调适生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它起源于人类为满足需求所做的努力。它与人类其他手段的差别是什么？在《民俗论》的一开篇，萨姆纳就说，人开始于行为而不是思想，这些行为与理性没有或很少有关系，它开始于无计划，它们的历史在被制度化前没有留下理性的痕迹。但它具有无形的力量。

个人在具备思考能力之前就已经受到了民俗的影响和陶冶。24

韦伯则这样说：

我们将赋予习俗这样的定义，它意指一种独特的一致性行动，这种行动被不断重复的原因仅仅在于，人们由于不加思索地模仿而习惯了它。它是一种集体方式的行动，任何人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要求”个人对它永远遵奉。25

从另一个角度去透视习俗，可以说习俗是一个群体与同一时空相结合的必然产物。空间意味着我们讨论过的“领地”和存在于领地之上的群体与社会；时间则意味着历史，而不是当下之瞬间。习性是习俗在人意识中的内化。布尔迪厄认为，习性论高于理性论在于前者“拒斥了所有概念性的二元论”，26兼顾了个人与社会，当下与历史。他说：

谈论习性就是宣称个体、个人、主体都是社会的、集体的。习性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体性。理性之所以受到限制，不仅因为现有的信息被衰减，更重要的是因为人类思维在社会性方面是受到限制的。27

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场的历史产物。习性是用它所孕育的有关习性的整个历史来选择和扩充刺激的。28

以单一的理性解释人类行为，为什么能够从经济学日益渗透到整个社会科学中，其原因或许在于，这一学术取向实际上正是近代以来肇始于西方、至今方兴未艾的人类某种性情的折射。这性情就是对个人，特别是对个人身上的理性的过度的自信。布尔迪厄冠之以弗洛伊德式术语“自恋症”。语虽刻薄，却耐寻味。而另一原因可能在于科学的“碎片化”。因此习性论要真正超越二元论，取代片面的理性论，完成理性与习性在解释人类行为时的合二而一是非常不容易的。甚至习俗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很可能仍保留为历史性研究。理论与历史学的对峙仍将长期存在。但揭破理性理论的褊狭是必要的，两个碎片毕竟优于一个碎片。

信任不是理性。如齐美尔说，信任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信任处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

日常的惯例是本体安全感和本体意义上的信任赖以形成的基础。而这种本体安全感与信任又是日后种种信任赖以发育的基础。

沙利文强调，在儿童生活的很早时期，就出现了安全感的需要，并且，这种需要比起导源于饥渴的冲动来说，在人上的信任，可被看成是一种抵御存在焦虑的情感疫苗。

本体安全感是由谁创造的呢？在情感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认知意义上，扎根于现实存在中的信任，即对个人的可信度有信心的感受，是在婴儿的早期经验中获得的。通过早期的看护者爱怜的注意而得以发展，基本信任以一种命定的方式把自我认同与他人的评价连接在一起。基本信任所认为的与早期看护者之间的相互亲密的关系，本质上具有无意识的社会性。基本信任以一种本质的方式与时空的人际组织相连接。习惯和惯例的保持是反抗焦虑威胁的关键堡垒。从早期生活开始，在潜在空间中的婴儿和看护者之间关系的锤炼过程中，习惯和惯例扮演着基本的角色。在个体的后期活动中，惯例、协调性的习俗与本体安全感之间的核心连接得以建立。29

日常惯例对一个成人的本体安全感和信任，同样地发挥着无声的巨大作用。比如，我在早饭时读报，这一习惯依赖于投递员送报的习惯及我对他的习惯的信任。社会成员间对相互习惯的依赖及对相互保持习惯的信任形成了社会关系和公共秩序的预期性。日常惯例造就了生活的稳定和预期性，并造就了人们心理上的安定和信心，这种心理感受帮助人们掩盖和克服本体中的不可预期性。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信任与领地的关系，即对一定空间的依赖，因为领地的边界帮助人们获得相互间的识别性。在第六章中，我们将探讨信任对过去的记忆的依赖，即对时间——历史的依赖。时空的结合，是信任的温床。时空的结合也必然产生习俗。那么，信任一定与习俗有着不解之缘。由于我们认为关于习俗与信任之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属经验研究的范畴，这里仅厘清概念，力求在后面的论述中用例证给予进一步的说明。

时空合一，即一个群体在一定的空间里共度漫长的时光，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生存状况，但资本主义正在腐蚀着这一悠久的生存模式。现代化的一大特征是时空分离，即多数人处在流变之中，他们的时间将分别在不同的空间中打发掉。现代化的另一大特征是“抽离化机制”，即社会关系从地方性场景中“脱离”，在无限的时空中“重组”，也就是以货币和专家两大系统取代地方关系。30吉登斯所概括的这两大结构变迁，都将瓦解传统社会结构，并寻找与货币和专家系统联姻的新的信任机制。

但耐人寻味的是，那些更为成功地建立了现代的制度化的信任机制的国家，大多并未对其自身的传统和习俗给予人为的、蓄意的打击；而那些以革命的方式对自身传统给予致命摧毁的国家，都更严重地遭遇到信任危机。前共产主义国家几乎均未幸免。福山说，在以色列的新移民中，来自苏联的移民最物质主义，最少公共精神。31或许这说明了，一个地带越是传统信任资源深厚，越善于接受新的信任机制；新旧信任机制之间的关系更属转化而非不破不立；在传统的信任已被摧毁的地带建立新的信任机制，已近乎无中生有，是最为艰难的。

因此，现代化的趋势不足以成为理性选择理论的新的根据。因为习俗和传统只是将其与信任的一部分关系转让给新的媒介，并未将之让渡给个体理性，习俗与传统自身更未退出社会舞台。但信任的研究者却必须将眼光投向货币、专家、新型的小团体、变幻的边界、普遍主义，及其与特殊主义的冲突，这些虽自古已有，却于今为烈的问题之上。

注释

1 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5，7-19页。

2 转引自沈原博士论文（未发表）：《论新经济社会学的市场研究》，1998。

3 K. Arrow 1974: The Limits of Organisation. New York: Norton. 23.

4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上册，第5、8、9章。

5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卷2，57-58页。

6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卷4，73页。

7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卷4，74页。

8 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4页。

9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1968, Vol. 13-14, 344.

10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630页。

11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78页。

12 《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4，3页。

13 J.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edited by J. H. Burns ＆ H. L. Hart. Methuen ＆ Co. Ltd, London. 42-45.笔者最初是从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译本）中看到边沁的简单快乐的清单的。费了一点力气找到了原文出处。这样做不是因为觉得边沁的清单特别精彩，而是因为要批判一个思想总该找准对象。不想，发现与贝克尔引用的清单略有出入，原文有“权力的快乐”，无贝克尔引用的“知识的快乐”。再一个差别是原文是十四个简单快乐，贝克尔引用的是十五个简单快乐，更有趣的是，贝克尔声称十五个，开列的却只有十四个。不知是翻译者的错误、贝克尔的错误，还是边沁自己讲过两个版本。搞清这问题自然不难，但已无关宏旨。

14 威廉·詹姆士1943/1979：《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25页。

15 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170页。本书最出色的地方，是其提出人的行为动机中的非经济成分，他最强调的是争取被承认。

16 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81-182页。

17 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233，237页。

18 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226页。

1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8，12-13页。

20 《历史的终结》，173，219，224页。

21 《历史的终结》，194页。

22 Francis Fukuyama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Simon ＆ Schuster Inc. 20.

23 Francis Fukuyama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Simon ＆ Schuster Inc，13，18页。

24 William G. Sumner 1906/1959: 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 NewYork, Dover Publications, 76.

25 韦伯1921/1998：《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三联书店，14页。

26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73-174页。

27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3，171页。

28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3, 171页。

29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 49, 44, 42, 43页。

30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17-19页。

31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55.

第五章
领地、亲族和共同体

一、领地的必要性

迄今为止的动物群体和最初的人类群体统统是血缘群体。而血缘群体与领地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并以领地为基础开始其进化的历程。其原因如下：任何一个物种的生存都需要一定的空间，这是自明之理；同时，任何一个物种要生存下去，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态环境。尽管它有时不得不适应环境的变迁，但那只是非常时期，在漫长的生存历史中，它总是要努力置身于稳定的生态环境中，从而继续自己的行为方式。对空间与稳定性的共同需求，便导致了对领地的需要。换言之，只有领地才能满足物种对稳定的空间的需求，因而领地的行为成为生物界颇为普遍的生存战略。多数鸟类、脊椎类、哺乳类动物，乃至很多其他物种，都保持着领地行为。

什么是领地？领地的概念基本上是指同物种之间划分出的排外性势力范围。不同的物种因摄取的资源不同，即使在同一个地域，也是生活在不同的“生境”（niche）中，因而无冲突，可共存。不同种动物领地重叠的现象颇为常见。如果是相克的不同动物，彼此间只有追逐和逃避，没有隔离和分治，也不属领地范畴。对领地做出过专门研究的阿德雷（Robert Ardrey）说：

领地是被一个或一群动物保护着的单独占有的区域，或是水域，或是地域，或是空域。1

多数其他学者的定义与之仿佛。但德国学者雷豪森（Paul Leyhausen）认为，保卫不是领地行为的必要内容，排外才是关键点，比如狒狒不打仗，彼此不闯入对方的领地。2这一说法亦有其道理。就概念而言，领地可以指一对配偶的占有地，也可以指一个群体的占有地，我们的关注点是后者。

在多数情况下，领地的形成是竞争的结果。如洛伦兹所说：

领土的边界决定于权力的均衡。3

领地行为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完成着以下功能：

领地为其占有者提供着稳定的食物资源。食物资源的密集程度往往决定了领地的规模，占有领地的动物往往根据历年来食物收成最坏的年份决定其领地的大小。

领地是择偶与交配的场所。领地为择偶和交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方面，如果不划分领地，成员密集，择偶的竞争将过于惨烈。另一方面，如果不要领地，听凭个体均匀地分布在大自然中，将增加择偶的寻觅难度，使物种难以繁衍。择偶与生殖的需要，要求一个领地上的物种保持在最低数量以上。科学家对各地野人传说表示怀疑的主要根据是，群体太小了，不能维持繁衍，而繁衍所需要的起码的规模又决定了它与人类遭遇的次数不该那么稀少。因此可以说，领地是缓冲器，既不使种群暴增，又防止种群灭绝。4

领地更是养幼的场所。幼仔是最需要安全的。对很多物种来说，领地是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阿德雷说：“多数领地物种中的雌性，对没有领地的雄性不做反应。”5即使有了配偶，没有领地，育幼和养幼仍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没有或丧失领地，意味着后代的灭绝。而有了领地，不可能找不到配偶。阿德雷的说法耸人听闻，却未必没有道理，他说：

在动物进化的世界中，领地是比性别还要古老的力量。男人与他脚下的土地的纽带要比与他睡觉的女人的纽带更强有力。在你的一生中，你知道多少人为他的国家而死，多少人为女人而死？6

从很多哺乳动物到人类的一以贯之的领地行为，使我们很难将人类的领地视为纯粹的文化现象或人类的创造发明。毋宁说，它是披上了文化外衣的一种并未彻底脱去的本能。何况领地在现代人的社会生活中仍然行使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因此，文化与源自本能的领地行为的关系，不是否定和断裂，而是衔接和变异。海德格（Heini Hediger）说：

可以认为动物王国中的领地的自然史是人类财产史的第一章。7

又如希普（W. Heape）所说：

对领地的权利的承认是文明的最重要的属性，它不是靠着人类进化的，而是动物生命史中的一个与生俱来的因素。8

领地在其行使着物质资源配置功能的基础之上，还满足了动物与人类的一些心理需求。

领地为其占有者提供了安全感。这安全不仅来自它们对领地的保卫——如是，似乎是它们自己而不是领地给了它们安全，还来自领地的神秘的力量。在动物的世界中，入侵者几乎无例外地败绩于领地占有者。最通常的说法认为占有者对地形地貌更熟悉，这一解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一些优秀的生态学家从对熟悉的信任与对陌生的恐惧来解释这种现象。”9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真实的原因尚未找到。

领地提供的其实不仅是安全感，而是安全感与适量刺激的结合。达林（Frank Fraser Darling）说：

我愿提出一个假说，领地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提供边缘。领地是一个有着两个焦点的地带：巢穴与边缘。10

在领地的中心享有的是安全，而在边缘则可以找到与邻居发生摩擦和争执的刺激。没有安全将是焦虑，没有刺激则是无聊。人类的这两种心理需求是冲突的，安全的绝对保障将导致无聊，刺激过大又会牺牲安全。在其他情况下，二者难于两全，领地的生存策略则可兼收二者。

领地提供的第三种心理满足是认同感。11认同的反面即老子所说，为万物之始的“无名”之状。但这认同所追求的无名之反面并非著名，而是区别性，不是他人对我的认可，而是我对自己的确认和归属。区分是非常艰难和微妙的工作。完成区分的一个最便利的手段是划定范畴，而领地是最硬性的、易辨认的，很可能也是最古老的范畴，“领地化就是这样（便利区别）一个机制”。12

领地在其形成过程中造就了一种简单化和扩大化的心理机制，这一机制反过来加强了领地内外的差别，这机制被阿德雷概括为“友–敌情结”（amity-enmity complex）。阿德雷认为：

友善即使在大自然中存在，也是不充分的，必须制造。

如何制造呢？他提出这样一个公式“A= E+F”，A为友善，E为同一物种成员中生长出的敌意，F为偶然性的灾害。即同类中外部的敌对与灾难的压力愈大，内部的友善和团结愈强。13

这一认识并非新鲜的思想。制造外部矛盾以强化内部团结，是政治家们屡试不爽的手段。理论家们也早已洞悉了外部冲突对内部认同的促进。马克思说：

只有在对另一个阶级进行的斗争中，单独的个人才会形成一个阶级；否则，它们只是作为竞争者而处于敌对状态。14

斯宾塞提出，社会的人必须服从两种法则：友善的法则（amity code）和敌对的法则（enmity code），过多的社会成员不服从友善法则社会将成为碎片，过多的成员不服从敌对的法则该社会将被击溃。15

科塞概括齐美尔的思想：

冲突有助于建立和维持社会或群体的身份和边界线。与外群体的冲突，可以对群体身份的建立和重新肯定做出贡献，并维持它与周围社会环境的界限。模式化的憎恨和相互对立可以起到保护社会分工和分层系统的作用。16

萨姆纳说：

本组织内部的友谊与和睦关系及对其他组织的敌意和冲突是相互关联的。17

古典社会学家在冲突理论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饶的遗产。从亨廷顿引起巨大争论的《文明的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典冲突思想的复活。亨氏引述当代小说家迪布丁的话：

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18

而在当代学术界，为冲突话语引进新的思想资源的当属生物学家们，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跨出了人类与文化的范畴，以生物进化的理论去解释生物世界中一以贯之的敌友关系。在这一思潮中，基思（Arthur Keith）是发端者，而洛伦兹的《攻击论》和阿德雷的《领地的必然性》是这一思想之集大成。基思说：

人类的进化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人们偏执的心理使之愿意服从二元法则。我们欣然相信我们的朋友处处都好，我们的敌人处处都坏。我们的心理隶属于我们的偏见，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人类的本性是一种二元构成，爱与恨同样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意识要求我们有恨的义务，正如同要求我们有爱的义务。士兵的意识中有两重角色：保护人民，摧毁敌人。19

阿德雷则说：

敌对是相反意向（cross-purposes）的生物学状态，它是一个生物体对自己物种中的任何乃至全部成员的天然的反应。只有在保卫共同的利益而将敌对一同转移对外时，才谈得到有效的社会友善。20

领地给予其占有者的物质报偿和心理满足，最终对社会结构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呢？换言之，以领地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在进化中的优势是什么？

领地的进化优势是其可望产生和发展复杂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原因如下：第一，领地为其成员带来了识别性。这种识别性不仅是上述的领地内外的鲜明区别，而且因为领地规模的有限，增加了内部成员间的识别性。识别性是持续关系的基础，而持续性关系，即“重复性囚徒困境”，是合作，乃至一切复杂关系的基础。第二，人类的很多本领和规范是靠模仿，而不是个体独自的“试错”得来的。领地是模仿的必要条件。21更高明的本领、更合理的规范和以模仿为基础的学习，无疑都会促进更复杂的、合作的社会关系。第三，当一个领地中物种数量膨胀时，领地中的部分成员会一同殖民到其他地域，建立新的领地。这就促进了更大范围中的模仿，进而导致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领地行为的另一优势在于它是一个稳定的进化策略。与领地对立的是“流动不居”的策略。我们在前面说过，动物世界中的经验证明，领地的占有者总是能够成功地击败入侵者。当然，这入侵者既包括其他的领地占有者，也包括同物种中奉行“流动不居”策略的成员们。我们在前面还说过，我们尚不能充分说明，领地占有者较之入侵者所具有的优势源自何处。这是在微观的意义上，即功能生物学所面对的“怎么样”的意义上而言的。在宏观的意义上，即进化生物学所面对的“为什么”的意义上，占有者较之入侵者的优势是可以得到雄辩的说明的。因为“入侵者胜”的策略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稳定的进化策略”的提出者梅纳德–史密斯称之为自相矛盾的策略，即如果“入侵者胜”，那么一旦入侵者胜利后就必须千方百计地避免成为“领地占有者”，便将永远充当入侵者。而“永远流浪和入侵”过分浪费精力、始终不得安宁，且当所有成员都采取这一策略后，将是无休止的血战，因此它不可能成为稳定的进化策略。22由此反证，领地行为是稳定的进化策略。人类历史上似乎有过与之相反的例证，游牧民族屡屡击败定居的农业民族。这是因为，在微观的层次上，人类确实以其文化的力量使战争脱离了生物学的轨道。我们后面将对此做出专门论述。但在宏观的层次上，游牧最终被定居彻底取代，它无伤于领地是稳定的进化策略的命题。

艾克斯罗德一针见血地指出：

生存下来的策略一般都是结成大小不等的群。23

领地，因其凝聚群体、加强群体、稳定群体的功能，而成为我们生存的必要策略。

二、边界

奥地利动物学家洛伦兹曾经为暖海中的珊瑚鱼的华丽的色彩而困惑不已：

这种有黑天鹅绒似的扁平半圆横带，闪着亮黄边，而下缘镶有闪亮湛蓝边的东西，真的是鱼吗？或这独一无二的小片深蓝星空，洒布着微小的白青色亮光，正从我下面的一块珊瑚中冒出来，好像是倒悬着的天空，这东西，也是鱼吗？这是多么神奇的颜色，多么不可思议的图案。令人以为是绘旗或广告。24

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他才明白，这色彩就是它们领地的界标：

珊瑚鱼的华丽色彩在种族生存上的功能是：使每条鱼在自己的版图内，对同类——也只是同类——引起激烈的防卫举动，它也代表着恐惧感鼓舞出来的预备信号，准备对领域的入侵者发起攻击。这鱼群中的每个成员都排斥其他的同类鱼，不准它们在它的领域内定居，而用其他方式谋生的专家则不影响它的谋生，就像同一村子中的医生的行医不影响到技工的行业。25

每一种领地动物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领地边界的标志。鱼靠自己的色彩，鸟类以及某些猴子靠自己的叫声作为领地的界标：“可以从鸟的歌声中听出：一只公鸟正在一个选定的地方上宣布它的土地所有权。”26多数哺乳动物是用“鼻子思考的动物”，它们“用气味来表示土地权”。海马利用喷溅的粪便来标记领地，某些有袋类和啮齿类用唾液标记领地，食肉类动物以及犀牛、猿猴用尿来标记领地。与其他标记相比，嗅觉标记的优点是，危险性小，持续时间长，在领地主人不在时仍发生作用。27

同领地动物一样，人类也制造着他的领地界标。阿德雷说：

狗对你叫与其主人修篱笆在动机上没有什么两样。28

不仅如此，狗的叫声与篱笆在功能上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是，人类造就的边界的标志比动物具有更大的多样性。

动物凭借自己的身体特征来提供领地的边界标志。人类的身体特征也不乏这种功能。不同领地上的人们的服饰有鲜明的差别，服饰发挥着动物身体色彩的功能。不同领地上的人们的语言以及口音的差别，使之与鸟叫异曲同工。人类习俗的差别则可以理解为动物体味差异的扩大化。

人类更多的是凭借非身体的标记作领地边界的标志。

人类的边界标志与动物的差别，体现在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其一，人类的某些领地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是固定不变的，比如国界、省界、州界、县界等。与之相伴的边界标志是有形的、物理的。其中自然的界线如高山、大河、沙漠、湖泊；人造的界线如城堡、长城、柏林墙、三八线。其二，人类发展出这样一些领地，它仍然保持其排外性的空间，但这空间不是物理的而是文化的，比如传统社会中封闭的等级，又如同乡会、秘密社会。其边界的标志是趣味、风尚、习俗、背景、乡音、黑话、切口等等。其三，意识形态的联盟和人类现存的几大文明形态，为人民提供着排外性认同，比如冷战时代的两大阵营，比如基督教世界、佛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儒教世界。意识形态（或文明形态）的边界有时与某国国界重合，但它显然含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又一重意义；有时则索性切割了民族、国家。边界、领地、认同在人类文明中的重大功能，使我们不可轻视亨廷顿在世纪末发出的文明冲突的预言。29自然，以上几种边界在清晰性、识别性、牢固性、封闭程度，乃至功能上，都是大相异趣的。将它们归为一个类别，是为了从中透视出人类行为中的一种内在的机制和意义。

边界及其标志的功能是什么呢？边界没有独立于领地的功能，边界服务于领地，边界就是领地的组成部分。没有领地就没有边界，没有边界也同样没有领地。领地使得复杂的、合作的、信任的社会关系得以产生，边界努力找到合适的标志，去适应人类形形色色的关系和领地行为。找不到恰当的边界标志的领地是不能存在的。

三、领地之争

领地行为是战争的根源吗？领地必然导致战争吗？我们在前面引述过雷豪森的观点：保卫不是领地行为的必要内容，排外是关键点。不错，哺乳类物种中也有领地冲突导致相互残杀的现象，比如老鼠。30但是大多数灵长目动物不再靠侵略，而是靠着回避来保持各自的排外的空间。动物学家观察到，一个大群狒狒偶然闯进了一个小群狒狒领地的中心，当小群狒狒返回时，大群狒狒立刻撤退。狼似乎以侵略和残杀著称，但大群狼从不进入小群狼的领地。或许是因为领地占有者在与入侵者的战斗中保有优势，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灵长目动物基本上选择了回避，放弃了侵略。31不仅如此，多数灵长目动物，在面对领地内与领地外的冲突时，基本上表现为仪式化的战斗。“大量的侵犯行为是由威吓和仪式程序组成的。动物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便诱使它们的对手相信它们是有力的、危险的。当同一物种的成员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最常见的是仪式化的争斗形式。在这种较量中，那些被摔倒在地上，被推出竞技场地之外的竞争者，通常是承认自己的失败。它会在不受伤的情况下离席而去，到别的地方去碰运气。”32很多动物在进化中发展出“防止伤害同类分子的可靠的抑制力。嗜杀同类在混血脊椎动物中是罕见的，哺乳动物中根本没有。最嗜杀的肉食动物，尤其是狼，却是所有动物世界中抑制力最可靠的”33。

为什么在领地行为中动物以回避取代了侵略和战争，而人类却未能做到，是个异常深刻和重要的问题。我们对其原因做如下猜想。首先是因为人类早已成为杂食动物。他不仅素肉兼食，并在素肉中都容纳了极宽的食谱。因此本能不使他局限于某地，相反，资源不同的地域都会对他构成诱惑。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人类自第三纪中新世始，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狩猎者。这一身体弱小、智能优越的物种，在生存压力下，完成了两个重大选择：拿起了石头——开始了其武器的进化，结成了狩猎的群体——实行了最成功的合作。食肉类动物的领地一向是比较大的。但靠着生物链的约束，各物种的数量均不会有突破性增长，故其领地也无须大肆扩展。而人类以武器与合作为基础的高超的狩猎本领，使其人口激增。以狩猎为生存基本手段的部落需要保持一个最佳的有限规模。于是部落不断分家和殖民。寻找猎物、开辟殖民地与领地稀缺、人满为患的矛盾，导致了回避的终结，进而是侵略与战争的发生。这不是说，人类以侵略彻底地取代了领地，而是意味着两种倾向和双重身份的出现。如阿德雷说：

侵略者与领地占有者是在古老干燥的非洲大草原出生的异卵双生子，是人类精神深处的亚伯和该隐。34[1]

第三，自部落时代（最初为血缘群体）起，各部落就有了自己的文化——禁忌、规范、崇拜物。文化的特征在于靠模仿来传递，遂导致了部落内文化的一致性和部落间文化的巨大差异。久而久之，各部落间的文化差异远远大于它们的生理差异。这样，部落间的文化差异又强化了前面所说的“认同”所需要的“敌对”。而这类禁忌和崇拜的不同所导致的战争，正是现代意识形态战争的古老的前身。

物种内部的战争使人类脱离了生物亿万年进化的轨道。而离轨意味着：要么创新，要么灭绝。战争为人类带来了什么新鲜东西呢？动物的群体是血缘的群体。因而在领地型动物那里，领地与血缘是合一的。由此推论，人类最初也必定如是，即其领地与血缘是合一的。而现代语言中的“地缘”大多已不必包含血缘的含义。从血缘迈向地缘，是人类的社会关系不断扩展，走向复杂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战争在这一转化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战争导致的掠夺、通婚、融合，打破了原初的领地上血缘的纯洁性。以后，战争在人类历史上不断扮演摧毁陈旧的社会关系的功能。甚至先前武器的出现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在原始社会中，武器的出现和应用，曾经意味着平等。为什么很多灵长目动物是一夫多妻，而人类得享一夫一妻？人类的这一倾向和制度，很可能是在漫长的原始时代形成的。雄性体魄的差距，很可能是获得异性多寡的根源。武器的出现在极大的程度上弥补了身体的差距。相互的威慑和力量的均衡是促进异性均分的重要原因，而无发情期的生理特征加大了垄断的难度。以后的多妻制只是漫长历史中主流制度之外的少数人的小插曲。在一切场合中靠威慑都比靠实战解决问题更理想，但不要忘了威慑是靠间断性的开战建立其信度的。当仅靠和平的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时，威慑与战争仍是人类建立秩序的手段之一。自然，从血缘走向地缘，不是仅靠战争可以完成的。

艾克斯罗德在其《合作的进化》中雄辩地论证：在多样性的重复交往的环境中，互惠的策略必然逐渐占据上风；但是在绝对利己和背叛的环境中，只有背叛的策略能够存在；持有互惠策略的个人打不进利己和背叛的环境，但是持有互惠策略的小群体则可望打进这一背叛的大环境中，并因其互惠策略带来的收益，而使领地内越来越多的邻居去效仿，由背叛转变为互惠。这里不需要权威与暴力，这是一个自然与和平的过程。35互惠，经血缘关系中的互利导致的共存共荣的启示，走向地缘中的交换，几乎是必然的。与礼物的交换同时发生，甚至在其之前，就发生了异性的交换。36这一切都在悄悄地将合作的关系从血缘伸向地缘。而战争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

尽管武器和战争在社会历史中发挥过积极的功能，但从来都是以有限的使用为前提的，不然就将是生物进化历程中从未发生过的物种的自我灭绝。那么该如何抑制战争呢？大约可以在三个方面努力。其一，交换的畅通和生境的开发。努力使强者与弱者通过市场交换而非战场交战，来实现各自的收益和社会定位。领地之争之所以主要发生在同物种间，在于它们生存在同样的“生境”中。人类的进化已经造成人类生存环境中“准生境”的产生，它是削减冲突的重要手段。其二，动物的仪式化争斗是进化的珍贵礼品，值得人类借鉴。人类竞争场上的胜者其实不需要超量的物质财富，他们更需要的是精致而稀缺的荣誉象征。人类应该在创造象征物上面更有作为。其三，是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大共同体的建立。

四、领地与封建

人类的杂食习性与不同地域的兼容性，人类狩猎本领的提高造成的领地扩张的欲求，人口的增长导致的殖民地的稀缺，三位一体地将人类塑造成最富侵略性的生物。而为了免于同归于尽，人类又不得不制约战争。制约战争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部落间结成更大的共同体。其最初的方式是部落结盟，结盟方式有平等的，有臣属的，有松散的，有密切的。一个较大地域上的无数小部落间的平等联盟，极难制约战争，保持稳定。而在征伐基础上，靠着对原有部落关系的妥协和重组而建立起来的带有等级臣属关系的共同体，证明是稳定和持久的。这就是封建制。

那么奴隶制呢？它不是先于封建制吗？奴隶制和封建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制度。封建制因其在漫长的历史中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形态。以“奴隶制本身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劳动方式的社会是罕见的”37，因而历史上有“奴隶制”，没有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量齐观的“奴隶社会”。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制度不是一种“稳定的生存战略”。其一，抢夺或廉价购买成年奴隶确实是一本万利的勾当，因为奴隶主没有支付或充分支付奴隶的成长费用。但是这种暴利难以为继，准确地说，暴利的限期只有一代。奴隶主必须为下一代奴隶的再生产支付费用，因而收益远远低于掠夺的奴隶。其二，因为人力资源的有限和不断掠夺导致成本的递增，要长期保持掠夺或廉价购买是不可能的。简而言之，即使全世界都经掠夺沦为奴隶社会，炫目的暴利也只存在于第一代掠夺的成年奴隶，以后必将是利润递减，丧失制度上的吸引力。其三，奴隶制导致一个社会内部关系的高度紧张，注定了它是不稳定的。考斯基在其《基督教之基础》（1908）中雄辩地揭示出罗马帝国创造了炫目的辉煌后急剧衰落的原因——奴隶制。38从部落战争时代就有了奴隶制，在资本主义时代仍然可以看到奴隶制（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人身占有的巨大刺激力使其星罗棋布在漫长历史的各个阶段中，而其内在的脆弱又决定了它只是社会肌体中某一部分的癌变，不可能成为主导和常态的社会制度。

封建制直接产生于原始部落时代的末期。这在逻辑上几乎是当然的。而经验的研究越是进展，封建制的起始就越是逼近部落时代。唐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

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明焉，以安其封。

柳氏认为封建制几乎在生民之初即已开始。顾颉刚认为，从商代甲骨文看，武丁之时已经有了许多封国。杜正胜则认为封建不止一两次，很可能是多次。如是，最初的分封很可能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从语源学看，“封”字最初是“起土界”、“疆界”的意思。划分界线，并建立臣属和联盟的关系，在部落时代后期一定是司空见惯的。史册上的“封建”不过是更大规模的、造成了更为持久后果的记录。

《史记》记载，周武王伐纣之前在孟津盟会了八百个诸侯国。近代史家多认为此说有所夸张。但即使只有一百或几十个拥戴的诸侯国，也说明了部落联盟的历史一定是相当漫长了，极可能其中已不乏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因此这一历史进程一定是被盟主的野心与诸侯的要求合力推动的。诸侯要求“龙头大哥”做什么？要求他摆平局面，建立秩序。大的保护人也从来是以承担这一使命自居的。

西周时代的封建大致是这样进行的。天子将征服的全部领地划分为若干部分，将这一块块土地与土地上的人口分赐给周人与友族的宗亲子弟。或曰封建包括三个要素：赐姓，即赐服属的人民；胙土，即赐领地；命氏，给予国号和礼器等象征物。诸侯国，即分封地中，包括三等人：周人（新统治者）、殷人（旧统治者）、当地土人。封建实际上是族群与领地的再编组。39

对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用社会学语言做如下解释。部落间的冲突是商周之间面对的主要问题。为解决这一矛盾，在更大的地域中建立秩序，周朝的开创者，首先着手于划清界限。第一是各大群体的生存空间，即领地，也就是诸侯国间的界限。第二是亲族后代社会定位的界限，即嫡庶之别；这一制度从天子家系推延至诸侯、士大夫；最终演成宗法制。第三是社会成员间的等级制。这一系列界限几乎都是天然的——地界、血统、长幼，因为只有这些界限是简明和易识别的，要找到同样简明的人造界限，还须等待长时间的文化积累。这些清晰的界限，使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明白无误地归属于某个群体、某种地位。划清界限后，便着手以分封解决旧部落或曰旧领地间的冲突。所谓“分封”——将亲族和友族的子弟封为各个旧领地的统治者，实际上就是将冲突的领地披上亲族温情的外衣，以亲族做异地的首领来为一个大地域框定秩序。并以种种礼仪手段强化诸侯与天子的和睦隶属的关系，在社会意义上，就是强化以天子为象征中心的各诸侯、各领地间的和睦关系。

这种建立大共同体的制度安排的后果如何，需从每个诸侯国内和各诸侯国之间这两方面来分析。诸侯国中显然有着两种以上的文化，但分封国几乎没有因内部的文化差异而破裂的，相反都先后完成了内部的整合。这自然意味着从血缘向地缘的渗透。当然远不是血缘群体的退出。被分封的统治者深入到土人居多的封地，自然保持着自群之内的密切联系。但诸侯国内的不同族群显然已能够相安无事。另一方面，各诸侯国的统治者虽然是血亲，其和睦的臣属关系却并未持久。二百余年后又是春秋多战事了。封建制，即大共同体，将无数小部落间的战争转化成诸侯国间的战争。其收益是显然的：减少了战争的频次。封建诸侯国间战争的解决，要么是在打打停停中寻找均衡，要么是建立更大的共同体。

“西周封建制度的本意，是为了军事与政治的目的。”40与之对立的中央集权制同样是这样。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出现比封建制稍晚，二者共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集权制是比封建制更大的共同体。它要以封建制为先导。却不是一切封建都会走向集权制，因为后者还依赖若干语言、文化、宗教等认同媒介的具备。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在中国。秦王政结束了封建制，开启了长达两千余年的集权制。中央集权制与封建制有巨大差异，但也继承了周代封建制的很多特征。郡县替代了诸侯国，官僚替代了分封，而宗法制依旧。血缘、地域与文化，一同成为编织群体结构的三大因素。陈寅恪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言：“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产生隋唐两代帝王的“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41都证明了当时文化与地缘在造就认同性上已超过血缘。这至少提醒我们，在强调血缘关系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时要稍事慎重。

五、领地与信任

人类同很多动物一样，生存的策略是结成群体，以成员间合作对付生存的压力。群体需要一个边界，边界帮助群体获得其有限性，使其成员们在其中相互识别，频繁交往，进而获得信任，开始合作。边界还造就了“敌友情结”，靠着外部的压力，造就内部的信任和团结。清晰的边界是信任、合作，乃至群体本身存在的前提。最初的边界必是天然的产物，或为血缘，或为地貌，或为二者合而为一。战争与交换，使人类走出了封闭的血统，重组群体与领地，重铸和发展信任，并着手解决群体间的冲突。

自封建制度建立伊始，制度创造者就对信任给予了空前的重视。这很好理解。血缘群体中有着天然的信任纽带，无须人为地强调和制造。当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得不走出血缘时，才发现信任和友情即使天然存在也是不够用的，必须着手制造。西周的文字记载中有大批封臣对天子的誓言，出土的西周文物中有大量的“信物”——圭、瑁、瓒、符，42都说明了那是一个始造信任的时代。

封建、帝国、资本是人类最伟大的三项制度创作。封建制帮助人类从血缘走向地缘，它的等级和边界建立在血缘、领地这些天然特征之上，它靠着亲缘、领地、等级这三种界线将社会成员划分在不同的群体中，并制定了群体间的臣属关系，在更大范围内建立了秩序。帝国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封建制的遗产——宗法、疆界。与此同时，官僚系统的再生产要求它造就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非人格的制度系统——科举制，它把对熟人的信任在相当程度上转化为对学历与考核的信任。但是中国古代的集权制受其自身能力的制约，它不想也不能破坏基层社会中的领地和领地上相当程度的自治。对传统领地及其秩序的最大摧毁来自两大势力：采取全权制的现代帝国和资本主义。现代的全权制靠着现代技术手段将其政治理想和计划深入到基层，以行政单位取代和摧毁了自然过程中形成的领地、界线、私人所有权和自治。资本主义则帮助人类大大地超越天然的标志，从熟悉的人格关系全面地走向匿名的非人格的关系。

领地（无论是封建制还是集权的帝国）式的定居生存方式，曾经受到游牧生存方式的猛烈冲击。但是游牧文明无法最终摧毁领地文明。它要么是在军事胜利的表象下，屈从乃至同化于领地文明；要么是在短暂的征服和掠夺后继续奔波，将被征服地重新让位给领地（或曰农业）文明。它之所以不是一种稳定的生存策略，在于它无力为它统治的社会中的无数小群体造就种种清晰的界线，使这些小群体产生信任、合作，并相安无事。相比之下，游牧文明是较小的破坏力量。现代全权制是更大的破坏力量，它有自己的制度设计。但是因为剥夺了私人占有权和自治权，它的“单位制”与领地的逻辑貌合神离，与人类的本性大相异趣，注定是一次短暂、失败的试验。如马克思和熊彼特说，资本主义才是最大的破坏力量。在三百年前，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领地。今天它正以市场全球化冲击着民族国家间的神圣的界线。极可能它依旧是胜者，日程一定在以加速度推进。它之所以能胜利，是因为它携带了新的信任系统，一种非人格的制度系统：它甚至创造了自己新的领地方式——公司。它的破坏力与创造力都是空前的，我们已经见到的很可能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对它尚未释放的巨大的潜能，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乐观根据。

注释

1 Robert Ardrey 1967：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William Clowes and Sons, Limited, London 3.本章的前半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部极富创造力，却迄今为止还较少为汉语读书界了解的著作。

2 转引自R. Ardrey1976：Hunting Hypothesis.McClelland and Stewart Ltd.110.

3 洛仑兹：《攻击与人性》，作家出版社。1987，44页。

4 威尔逊：《人类的本性》，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100页。

5 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3.

6 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5-6.

7 转引自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101.

8 转引自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102.

9 转引自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105.

10 转引自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170.中心与边缘是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在此社会学家无疑与生物学家享有共同的兴趣，可以相互启发。

11 参阅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第五章。

12 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78。本书算得上探讨过领地问题的不多的几部著作之一。

13 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269-270.

14 转引自科塞1964:《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译，1989，19页。此话出自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参阅人民出版社1961年中译本，51页。两译法有较大差异。笔者不通德文，且未能找到英译本。

15 转引自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285.

16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23页。

17 转引自《社会冲突的功能》，4页。

18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4页。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要比解答它更有意义。亨氏提出了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该问题的前提是世界是以集团或联盟的方式存在的，故此，当老的联盟不存在时，必有新的联盟出现，在此前提下，他提出他的预测。我以为他的问题比他的解答更要紧，也更雄辩。中国学者的多数反驳是文不对题的。

19 转引自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286-287．

20 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272.

21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120页。

22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101页。

23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126页。

24 《攻击与人性》，14页。

25《攻击与人性》，26，40页。

26 《攻击与人性》，41页。

27 伊梅尔曼：《行为学导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153-157页。笔者以为，社会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汇处，正在行为学上面。本书是一本不错的引导入门的著作。

28 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5.

29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30 《攻击与人性》，第十章。

31 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第七章。

32 拉姆斯登和威尔逊：《普罗米修斯之火》，三联书店，1990，45页。

33 《攻击与人性》，134，125页。

34 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267.

35 《对策中的制胜之道》，47-52，122-125页，参阅本书第三章。

36 Hunting Hypothesis. 116.

37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700页。

38 考斯基：《基督教基础》，三联书店，1956。考斯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作家中的重要一员。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但已被遗忘了的著作。我在1978年上大学时读过此书，印象最深的就是此处引用的考斯基关于奴隶制的不同凡响的论述。

39 参阅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第五章。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三联书店，1996，第一、二章。

40 《西周史》，162页。

4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7、48页。

42 参阅《西周史》，168-175页。

[1] 二人为《圣经》中亚当之子，后该隐杀死其弟亚伯。——笔者注

第六章
信任对复杂的简化

信任的社会功能是信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但因为信任是一种态度，一种心理活动，要认识信任的社会功能，首先要认识它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功能。只有在发挥心理功能的前提下，信任才能够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信任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发挥着什么功能？简化复杂的功能。这是我们的简要回答，也是本章的基本命题。在这一命题下，我们将逐一讨论：为什么生物在其进化过程中选择了简化复杂的战略？人类主要依赖的是哪些简化复杂的手段？信任是如何发挥其简化功能的？不信任与信任在简化复杂上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信任的简化功能与人类拥有的其他简化复杂的手段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声誉与记忆对信任的形成有什么帮助？

一、简化复杂的进化战略

要对人类的很多社会行为做出穷根问底的解释，往往会走到生物学的层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毕竟是生物界的一员，文化毕竟奠基于我们的生物属性之上。但是很多最终追溯到生物学的问题，并非都是生物学家提出的，简化复杂就是最生动的一个例证。原因也是简单的。社会是矛盾和分歧的温床，现代社会中日益增加的反思性受到社会中诸多矛盾的刺激，便提出了诸多的问题。比如，几乎一代经济学家都曾以为，“经济人”的目的是以最小的投入，通过最优化的方案，谋取最大的利润。直到赫伯特·西蒙以“有限理性”的理论对“最优化”提出挑战。西蒙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不可能也没必要追求“最优”。为了给自己的理论找到坚实的基础，西蒙把目光投向生物学，他说：

生物有足够的本领进行“寻求满意”的适应，但他们并不“寻求最优”。1

生物为进化抉择而对真实的世界进行简化，造成了简化模型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些差距又可以为我们解释组织行为中的很多现象。2

为什么生物学的教科书中不谈生物的“简化”战略？因为在那里简化是自明之理，是每个行动者默认的法则，没有离轨，没有例外，以至于没有任何起码的刺激，诱发生物学家提出简化的概念。

简化复杂，是生物，包括人类，从生存中进化出的战略。其原因在于世界，或曰环境，过于复杂，且包含着未知和变幻；而人类的理性，以及其他物种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无论是环境中完备的信息（不包含未知）还是非完备信息（包含未知和变幻），都迫使人类以及其他物种发展出一种特殊的策略去应对它。

完备的信息要以严格的边界和小的场景为前提，且并非具备了这前提信息就一定完备。在现实中这前提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存在。真正严格的边界和小的场景只存在于非现实的游戏中，比如棋弈。这些游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微观的样板，去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与完备信息的关系。以国际象棋为例，对弈双方各十六个棋子，甲走一步乙走一步，直至结束，即分出“胜、负、和”三种结局。这是一个充分透明和信息完备的场景，在这里有没有最优的策略呢？孟子说：弈，小数也。现代博弈论大师冯·诺伊曼也认为，棋弈是微不足道的游戏。没有人会说棋弈比生活（即生命）、社会和世界更复杂。但冯·诺伊曼证明了在如此有限的棋弈中也绝没有最优选择：“如果国际象棋的理论（即完整的可能对策树图）真已全部为人所知，那么，这种游戏就没有什么值得玩的地方了。”3西蒙说：平均看来，一盘棋赛的任一给定状态，约有30种合乎规则的走法，每一次过招（双方各一步），有1 000种可能性。一盘棋的平均总步数为40步左右，可能出现的棋谱会有10的120次方之多。4即使抛开选择的时间约束，人们也不可能奢望在如此庞大的选择之树中寻找最优的方案。

如果有人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棋弈比生活复杂，那一定是受到棋弈的这一特征的迷惑：它在短短的一局棋的时间中浓缩了几十个回合的博弈——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游戏，从而使其单位时间中潜在的选择更多，使其选择之树显得很大。实际上，现实生活和世界要比棋弈复杂得多。第一，现实生活中的变量和选择未必比棋弈少，只不过因其历时更长久，可能不那么浓缩。第二，其包含的因素具有更大的“异质性”，与之相比，棋弈中的不同因子（比如车与马）竟近乎“同质性”的东西了。第三，也是更重要的，现实生活在时空上是开放的，没有固定和封闭的界线，因而其信息往往是不完备，甚至模糊的，充满了未知、变幻和风险。5

生存环境中的信息是复杂、庞大、不完备的，生存中充满了未知、风险和不确定性，而生存中的很多时刻是不能等待的，何况在大多数情况中即使等待，事物的上述性质依然如故。因而我们的行动或选择就根本意义而言，注定是建立在主观和偏见基础上的某种简化。换言之，我们需要不止一种简化复杂的战略帮助我们在各种环境和场合中生存。

语言是一种简化复杂的工具。语言远远不能与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和亿万众生的诸种感受一一对应。每个人所说的轻重是不同的。不仅真实重量不同，甚至因为每个人承受力和意志力的不同，它表达的生理指标也是不同的。疼与疼是不同的，但我们如果不借助这一宽泛的词汇又该怎样表达生理上颇为不同的诸种痛感呢？一句俗话“百红千绿万种灰”说明了语言在大刀阔斧地简化人类对色彩的印象。岂止语言，几乎一切符号系统都在完成着简化的功能。离开了具备简化功能的符号，主体间将无法交流。

金钱是一种简化复杂的工具。从本质上说，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比如，一袋粮食与一幅绘画间，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是人类强烈的交换欲望，要求商品间保持一种比值，哪怕是波动的，并靠着一种媒介便利交换的进行。究竟是社会平均劳动量，还是稀缺程度决定了价格，是大可争议的问题。但它不过是理论家过后的议论，毋庸置疑的是金钱已率先在其中完成了简化复杂的作用。

语言、金钱、权力、权威、标签、声誉、考核、分数，乃至人为造就的诸多阈限，都是简化复杂的机制。世界之复杂是物种无法完全了解的。人类凭借着建立一种与世界相对应的简化的系统，去适应生存的环境。其手段是靠着意义来简化复杂。很少有人能背诵百位以上的圆周率，多数人却能轻松地背诵《千字文》。因为前者是混沌，后者中存在着意义。靠着意义，人类完成了简化：靠着简化，人类在复杂和未知中生存。

二、信任的简化功能

生命存在于时间的维度中。时间的本质特征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生命的特征以及生存的战略选择。时间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是持续性和变化性。变化，即使不是时间本身的属性，也是被其持续性所决定了的，即变化是持续存在的万事万物的基本特征。

每个人都处在时间的维度中。他置身在今天，在当下。他的背后是过去，过去经遗忘的筛选，留在他的记忆中。他的前面是未来，任凭怎样展望，仍然扑朔迷离。世界是复杂的，未来是多变的，未来的世界复杂而多变。这种复杂和多变使人类不堪重负。但是他必须以他的选择和行动闯进未来。他不可以放弃选择和行动，从而避免风险吗？从表面的意义看，那意味着放弃机会和收益，那是与遭遇风险正相反的另一种损失；从深层的意义看，那几乎就是放弃生存。那么，他该怎样面对未来呢？

他必须借助现在，现在是他不可避免的置身之地。他必须剪除未来以符合现在，即简化复杂性。6

未来的复杂与变幻，造成了对现在的确定性的需求的增长。这种在心理上增加确定性，即信心，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就是信任。

信任靠着超越可以得到的信息，概括出一种行为期待，以内心保证的安全感代替信息匮乏。7

信任强化现有的认识和简化复杂的能力，强化与复杂的未来相对应的现在的状态。信任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宽容，从而增加了人们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不可以靠科学技术手段控制未来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吗？如果这种控制是充分可靠的，信任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可惜这种充分控制永远也不会达到，即难以驾驭的复杂和风险将永远存在。8

信任，或曰简化机制，有其内在的凭借吗？是的。这种凭借也处在时间维度之中，那就是过去。过去是确定和不变的，现在是有限和迟疑的，将来是复杂和未知的。现在靠着与过去的联手，超越未来的不确定性在他们心理上造成的疑惑。

过去不包括任何其他可能性，复杂性一开始就简化了。历史是简化复杂的最重要的方法。9

熟悉与过去有着不解之缘。但熟悉是一个时空结合的概念，它还靠一个狭小的、人的认知力所能及的领地来保证，领地则需要界线。熟悉本身不是信任。熟悉是生存中的一个事实，熟悉构成了一种主客体相融合的生存状况。熟悉不是行动。信任是行动，并且只针对那些环境中可被选择的方面，它是对风险问题的解答。但熟悉是信任的最初的前提。熟悉与不熟悉，不仅是每一个人，还是整个人类原初时代的第一个区分。10它的微妙之处在于，正像它们所赖以存在的时间（连续性）与空间（连接性，只要有必要的交通和技术手段就可打通）一样，熟悉与不熟悉的界线是延展而非固定的。如卢曼所说：

这[1]界线是可以跨越的，我们通过使用符号，将不熟悉的介绍到熟悉的当中。我们以熟悉的方式了解不熟悉的。11

信任是以过去推论未来，以熟悉推论不熟悉。这样做绝没有足够的根据。用齐美尔的话说，信任产生于知识与无知的结合。信任通过在心理上夸大过去的信息，完成了一种超越，由此去定义未来，去推动选择和行动。

信任并未消除风险，只是使之少些。它只是起了跳板的作用，帮助跳进不确定性。12

靠着简化复杂，信任打开了行动的可能性，没有信任这个行动是不可能和无吸引力的。只有在行动之后，可能的成果才能实现，必须先行动。信任为时间问题架了桥，它为成果做了预付。13

三、不信任的功能

通常看来，不信任是信任的对立面，但在承担简化功能的意义上，不信任并非信任的反面，而是其功能等价物。俗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刚好说明了不信任与信任之异曲同工，两种方式都使我们免除了继续搜索信息的重负和犹豫不决对工作与时机的贻误。尽管在实践中，不信任可能是无奈之举，但在心理上，不信任并非消极，是更为决断的简化。14

不信任的积极功能不仅体现在与信任相反相成，完成简化功能；还体现在相辅相成，甚至促进信任方面，比如对考试的监督，对工作的检查——严格监督下的考试和严格检查过的工作才更可信。卢曼说：

有时不信任与信任是锁定在一起的。作为整体系统中的信任极大地依赖于信任在关键点上被剪除，以不信任代替。相反只有在被信任的系统中不信任才能制度化和限定，使之不会成为人格的，互动的，不会扩展为冲突。15

说到根本，信任不是一元性的简化机制，而是二元性阈限中的一项。面对复杂的社会与自然，人类创造出一系列二元阈限，比如“好—坏”、“对—错”、“真—伪”。阈限削平门槛内部的差别，强化门槛内外的差别，因而其本身就是一种简化机制。二元阈限有一个特征就是二必择一，其两个方向上的彼此转化大致平衡。信任与不信任在这一点上与多数二元阈限不同，即二者并不平衡。信任要比不信任更节省精力，更有利于选择后对环境的适应和开发，因此人们更愿意选择信任。这也是轻信比疑心更流行的原因，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费神。信任与不信任在彼此转化上也不平衡。从不信任转向信任，大大难于从信任转向不信任，这是强烈的心理因素所使然的。就社会系统的需要来说，情形大致也是这样。系统既需要信任，也需要不信任，但同时它还需要一种机制防止不信任占据上风，防止它在互动中愈演愈烈，成为系统的破坏力量。16

四、信任与其他简化机制的关系

如前所述，人类在其社会中发展出多种简化机制，语言、金钱、权力、权威、法律、决策、标签、声誉、标准、考核、资历等等。这些简化机制大多是平行和共生的，它们分别完成着各自的功能，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应付自然与社会中的复杂性的简化战略，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作为一种简化复杂机制的信任，与其他简化复杂机制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大致存在着三种关系。第一，其他简化机制对信任的帮助。第二，信任对其他简化机制的帮助。第三，有些简化机制，与信任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几乎构成信任机制中的一部分。

政治权威的存在有助于社会信任的建立。当然不同的权威形式将对社会信任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甚至有些权威会抑制社会信任，但没有政治权威的地方因丧失了社会秩序几乎一定不利于信任的生长。霍布斯说，自然的状态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休止的战争，建立国家是维持和平与合作的唯一途径。霍布斯问题研究专家威尔（F. D. Weil）说，霍布斯认为“信任这一人造的结构对于弥合暴力与理性在建立社会秩序时留下的裂缝是必要的。”17由此推论，霍布斯认为，国家的建立是社会信任存在的前提，虽然后者对于社会秩序也有积极功能。艾克斯罗德反霍布斯之道而行之，认为合作可以在没有集权的条件下产生。18但他并没有否认政府对社会秩序，进而对合作的作用。这一讨论的实质是，信任造就秩序还是秩序造就信任。我们认为二者互动。而信任不是造就秩序的唯一因素，因此它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乃至帮助。另一方面，政治权威的建立离不开信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就是某种信任。并且越是现代形式的合法性基础，越与人民的选择相关，越符合信任的狭义定义。而对一个先知，高贵血统，每人一票，两（党）中择一的信任，恰恰是不同的简化结构。为什么其他方式，比如禅让，最终没有流行，除了其他原因，还在于那不是一种简化的合法结构。推崇一个超凡个人或一支高贵的血统的机制最简单，也最强烈，内容上“没有其他选择”与结构的“不容置疑”在不言之中相互强化。不能因为它有时借助暴力就认为那不是一种信任机制，所以暴力只导致权力易手，该机制最终不是被暴力而是被渐渐崛起的平等观念腐蚀掉的。“一个人”与“一支血脉”的机制被“每个人”（一人一票）取代太自然了，舍此还有什么简化机制呢？但每个人只是新机制的一方面，其另一方面是被选举人。虽然多数西方国家的选举没有限制为两党、两人，但确实是两党制的选举比多党制运转得更好。很可能是人类适合简化的性格在悄悄发生作用。

信任与法律是分离而独立运行的两大系统。以至于信任与隶属于法律系统的信任保证不是一回事。但信任与法律仍然相互作用。信任要感谢法律对风险的限定。信任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奖惩，虽然奖惩的方式不囿于法律。奖惩可以是名声的传播，也可以是物质的得失；可以是互惠关系的中止，也可以是秘密社会中对背信的残酷的报复。法律对很多背信行为增加了一重约束。除了法律的物质惩罚外，法律的判决对一个人的名声也有重要影响，而名声与信任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法律也要仰仗于信任。说到根本，法律不是依赖于其条款，而是依赖于人们对法理的信服、敬畏和遵从。

信任不需要金钱的帮助。货币系统却需要信任的帮助。货币的出现就意味着信任——信任贵金属的价值，信任别人也肯接受；货币的流通更依赖于信任——信任它不贬值。这种信任不靠权威的保证，它是在不断使用的判断中形成、加强或丧失的。金融有了信任，不坚挺也是坚不可摧的。金融一旦失去信任，便兵败如山倒。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对信任的信任”的机制，即从众的简化机制。每个人的信任是建立在大家信任的基础上的。当大家是由这样的个人组成之时，大家是虚幻和莫测的。而个人又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金融系统太庞大和复杂了，他们只好求助某种简化手段。很难说从众一定不好，没有从众的心理机制，人类的很多事物是不能运转的。但每个逻辑系统都有它的界限和盲点。从众机制与金融系统的界限和盲点都在世纪末空前清晰地呈现出来。

信任与学术资历也有着互动关系。信任学术资历，就是对科学、教育和其共同体的信任。说到根本，信任与科学的互动，是行动简化机制和认知简化机制之间的互动。信任科学曾经是最不容置疑的事情。但现代人的反思性已指向了科学。一方面，现代科学的成就是以自身愈演愈细的分工化和碎片化换来的，不这样非但没有宏观上的收获还将丧失微观上的进展。另一方面，在那些重大问题上从来都存在着几派观点，争执不下。等待科学结论的众生，有每每不知所措之虞。

其实这些问题是非常自然的。简化功能不过是以简化的系统来置换复杂的世界，置换的完成当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这问题未必是因简化而产生的。但简化机制既然成为生存的战略，曾经存在于复杂世界中的问题便可能浓缩在各种简化机制之中。

我们就要说到声誉了。声誉与上述机制有很大的不同。信任与很多简化机制相互借助，其前提正在于它们是各自独立的系统。而声誉几乎就是信任系统的组成部分。从声誉的分析可以进一步透视信任的某些本质特征。

五、声誉的功能

信任的原始基础是熟悉的特征和过去的记录。因此识别与记忆的能力成为这一机制的生理支点。信任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远远超过动物，原因之一是动物没有那样卓越的识别力和记忆力。盖支温德（N. Geschwind）通过“面孔失认症”的研究发现，人的大脑中有一小部分组织，专门负责识别面孔。19这一生理组织之所以得到进化，在于这一功能太重要了。缺乏这一功能的类人猿很可能已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但是，仅凭这一生理上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熟悉的小圈子中，我们未必亲自和其中的每个人打过交道，我们凭什么去判断可否信任他呢？我们还会碰到生人、不熟悉的机构、制度，我们又凭借什么去判断信任与否呢？为了给信任找到参照，我们需要在识别和记忆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媒介，它就是声誉。

声誉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机构的浓缩的历史。好的名声是人们对某人昔日光荣的记忆，恶名则是人们让其过去的劣迹一直追踪他。声誉简化了“过去”，成为过去与信任之间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声誉仍然是“过去–信任”的心理机制。

为了应付复杂，人们把辨认性强加给包围着他的环境和环境中的人与物。这种识别性必然是简化的，声誉正是这种识别性中的一种，那么由谁来为环境强加上识别性呢？一般而言，不是某个人，而是大家，是社会。很少有纯属个人的记忆。个人的记忆总是受到社会的影响，被社会记忆所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声誉就是众人的印象，“声誉–信任”的机制就是从众的心理机制。固然，在具体个案中我们应该努力对某种声誉做独立的判断，但这无改其“从众机制”的总体特征。

记忆–声誉–信任，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结构。记忆是信任机制的支点。而除此，记忆还在人类的其他行为中发挥着作用。记忆使人比动物更深刻地打上时间的烙印。动物只是时间中的匆匆过客。而人格几乎就是人对他的过去的记忆。洛克说：

我是我记得我属于的那种东西。20

民族性与民族传统又是什么？就是一个民族对自己过去的有筛选的记忆。波兰人为什么不肯忘记卡廷森林？犹太人为什么牢记奥斯维辛？记忆及其象征帮助被压迫者在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高压下找到自己的坐标，抵抗被同化和吞并。忘记过去和历史，将失去人格和民族的认同；但是永远被记忆笼罩又极可能走上复仇的不归之路。哪里是中庸之途呢？威廉·詹姆士说：

遗忘和记忆是同样重要的功能。（靠着遗忘）一切回忆起来的时间都已被缩短，而缩短是由略去其中大量事实而产生的。21

记忆凭借它天然带有的机制指引着我们。如果把记忆机制比喻成一枚硬币，硬币的正面——记忆，永远也离不开其背面——遗忘。遗忘以其神秘的功能，极其自然地舍弃掉生存中日渐贬值的东西，保留住那些仍然珍贵的事情。记忆与遗忘，堪称是简化复杂的最神秘的黑箱。由它来支撑另一个简化机制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当事者建立或期待声誉的动机是什么呢？动机有二。其一为功利上的动机。劳伦兹说，好的名声帮助一个经济人减少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足，促进有效的契约关系。22布劳则说：“社区中的好名声是一种很高的信用，可以帮助一个人得到其他人得不到的利益。”23声誉是一种社会资本，对声誉持有者和他人都有帮助。缺乏合作有时不是因为坏声誉，而是因为缺少声誉。缺乏声誉比坏声誉更令人无奈。声誉通过填补信息不足，促进合作的愿望。其二是非功利的动机，声誉给人荣誉和心理的满足。声誉的社会功能正与这两种动机相对应。一方面，它减少了信息搜索的成本。另一方面，借着人们对名誉的追求，达到了对社会的控制。在传统社会中名誉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机制之一，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控制变得更为复杂，但名誉仍不失为一种手段。24

声誉靠着什么方式来建立？至少有三种方式：第一，口碑，这是声誉的自然形成史。口碑当然最客观，但也只是相对而已。隐蔽的人为干扰会进入口碑形成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不待言。第二，广告。与口碑不同，广告是声誉持有者主动的、蓄意策划的产物。广告是富有心计的人们看到了自然史中产生出的这种功能，而人为刻意模仿的产物。商业广告还可视为资本与商品的与生俱来的侵略与扩展的属性。如布迪厄说，资本的展示是使资本成为资本的机制之一。口碑自下而上，广告自上而下。说广告与声誉不是一回事，只能被视为洁癖患者，因为当代的声誉已同广告（非仅指商业广告）有着太多的关联。第三，档案。同口碑一样，档案也是某种记忆。同口碑不一样，而同广告一样，档案不是自然史的结果，而是刻意人为的产物。同广告截然不同的是，档案即使不是秘而不宣，也是沉默无言。同口碑和广告都不同的是，档案不想广而告之，旨在让人们有迹可循。在封闭的社会中，档案的效用狭窄，多数人的档案只供少数人查阅。在开放的社会中，多数档案不意味着权力，只意味着一种增加社会识别性的、与价值无涉的记录。

注释

1 赫伯特·西蒙1956：“理性选择与环境结构”，引自《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30页。以“有限理性”对“最优化追求”的出色驳斥，是西蒙的卓越贡献。这一理论同本文阐述的简化理论关系密切。

2 赫伯特·西蒙1955：“理性选择的行为模式”，引自《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24页。

3 冯·诺伊曼和莫根斯特恩：《竞赛论与经济行为》，科学出版社，1963，125页。这本书是博弈论的奠基之作。

4 《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51页。

5 郑也夫1995:《代价论》，三联书店。第十七章。关心信任理论的读者还可阅读这本书的第七章“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这部分内容与信任理论关系密切。为避免重复，本书没有专门讨论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

6 Niklas Lumann 1979: Trust and Power. 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 New York. 13.卢曼的这部不足一百页的信任专著，堪称信任研究的经典著作。本章在极大程度上得益于卢曼的简化理论。

7 Trust and Power. 93．

8 参阅Trust and Power. Chapter 2．

9 Trust and Power. 21-22.

10 参阅Niklas Lumann 1988:“Famillarity, confidence, trust:problems and alternatives. in Eiego Bambetta（eds）1988: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Balia blackwell Ltd. 和Trust and Power. Ch.3．这是卢曼讨论信任的又一篇文章。

11 Trust: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95.

12 Trust and Power. 33.

13 Trust and Power. 25.

14 参阅Trust and Power. Chapter 10.

15 Trust and Power. 25．

16 参阅Trust and Power. Chapter. 10 ＆ 12. 对此有兴趣的读者还可参阅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中关于二分法的论述。卢曼使用的是threshold（阈限）的概念，列维–斯特劳斯使用的是continu et dis-continu（连续与中断），但两人的思想有近似之处。列维–斯特劳斯可以帮助卢曼说明，二元阈限的思维方式源远流长。

17 转引自Barbra A. Misztal 1996:Trust in Modern Societies. Blackwell.

18 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页。

19 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78页。

20 转引自Trust in Modern Societies.139.

21 转引自布尔斯廷：《发现者》，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7页。一部饶有趣味的著作。我意外地发现，它对记忆与遗忘做出了独到而精妙的论述。

22 E.H. Lorenz 1988:“Neither friends nor strangers” in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198-202.

23 P.Blau 1964: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York. 259.参阅中译本《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299页。

24 参阅Trust in Modern Societies. 120-156.

[1] 熟悉与不熟悉。——笔者注

第七章
信任与社会秩序

一、社会秩序与信任

本章将要讨论的是信任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这里所说的信任指社会成员之间普遍拥有的信任。这里所说的二者的关系，指依赖于社会成员间普遍存在的信任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

信任显然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信任之所以能发挥这一功能，是因为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又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信任早已成为人格中的重要品德而进入习俗。而习俗不仅在成长期塑造着人格，并且在其后，靠着对违约和失信者施加的社会压力，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互惠性合作需要信任去坚定相互合作的信心。如艾克斯罗德所转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德堑壕战中双方形成默契互不开火，一方不慎走火，立刻极力解释，以求修复信任，避免误解蔓延，合作崩溃。1信任通过对人们行为的一定限度的控制，为社会秩序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如卢曼说：

展示信任中的利益交流，显示自己是可信的，对信任的接受与互换，都在致力于强化和普及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证明既是机会也是约束（至少在长期的关系中）。因此，社会控制的要素是从信任关系之中建立的。2

又如巴伯说：

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须有信任在其中。3

我们的确以为，信任同社会秩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信任在社会秩序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将力戒偏执：一味寻找符合自己命题的证据，漠视反例。对反例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支理论真正的用武之地。且从反例说起。

没有信任的社会秩序是现实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其典型例证就是全权统治。全权统治将一切权力收缴到政府手中，剥夺了公民的产权、经营权和其他社会生活的权利，它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就是一种不依赖信任的秩序。按照韦伯的理论，一切权力都要具有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基础不外三种类型：领袖魅力型，传统型，法理型。只靠暴力，不依赖任何合法性基础，必是朝生夕死。强权或全权统治，虽较多地依赖暴力，却并非毫无合法性基础，其基础大多属于“领袖个人魅力”。合法性基础说到根本也是一种信任。如是，全权统治的秩序不也是带有信任的秩序了吗？不错，完全没有信任的社会关系是匪夷所思的。但权力合法性基础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信任。合法性基础指社会成员们对掌权者的信任，而本文将要讨论的是“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全权统治恰恰是一方面强化社会成员对其统治的信任，对政府的服从，另一方面铲除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不允许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任何复杂的关系。在后者的意义上，全权统治建立的秩序是没有社会信任的秩序。戈德法布（J. C. Goldfarb）说得更准确，那是一种：

通过不信任得到的合法性形式。4

那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成员的“犬儒主义”之上的秩序。一方面，社会成员对统治丧失了怀疑和反叛，只剩下消极的服从。另一方面，社会成员高度“原子化”，孤立地栖息在社会中，丧失了彼此间的任何联系。

全权统治的秩序当然不是信任与秩序的全部关系。从逻辑上说，信任与社会秩序可以组合成四种类型的关系：

第四种类型“有信任无秩序”在现实中不存在。第三种类型“无信任也无秩序”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混乱无序。第二种类型“有信任的秩序”可望成为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第一种类型则是一个在追求秩序中牺牲了自由与繁荣的社会。

除了全权统治，社会秩序还可找到哪些资源做其基础？自由、繁荣而有序的社会赖以建立的信任，产生和发育的条件是什么？

二、社会秩序的三个来源

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社会秩序，或者更准确地说，存在着三种促进社会秩序形成的力量：强制、互惠、习俗。

三种因素均可以在促进社会秩序的形成中发挥独立的作用。强制，独自就可以造就秩序，我们刚刚论述过。古典社会学家斯宾塞和当代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自利（即经济人）自身可以演化成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自愿的合作。艾克斯罗德的“互惠”说，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最后一个环节的论证——自利经由互惠走向了合作，互惠的制度化身就是市场。市场无疑具有建立经济，乃至社会秩序的伟大功能。习俗是建立社会秩序的最古老的力量，在小国寡民的时代习俗独自就可以造就秩序。习俗不是推动合作扩大化，及其导致的社会秩序扩大化的原动力，但是由于它在教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互惠在扩大合作关系时，无时不要习俗帮助它克服“一次性遭遇”与零和博弈诱发的“火并”。如韦伯所说：

一个群体中被一致认为有效的规范，绝非全部是“法律规范”。当法律性强制将习俗转化为法律义务时，它常常在事实上未增加任何有效性；而当它与习俗相对立时，其影响实际行为的努力往往会以失败告终。5

三种因素创造秩序的方式是不同的。通过强制力为社会提供秩序是国家机器的明确的目标和职能。极少有一个国家机器是以追求社会的混乱为目标的。理论家在看待国家职能上截然对立。保守主义理论家认为国家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为全社会提供秩序。激进主义理论家则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它帮助统治阶级建立秩序。但在国家以造就某种秩序为其目标上，他们不存异议。与国家机器建立秩序的方式相反，互惠行为与习俗不以建立秩序为其直接目标。互惠行为的直接目标是个人的利益，他的理性使他认识到合作有助于实现其个人利益。某种秩序的获得，不过是这一行为的副产品。习俗是自发地产生的，无人格与理性的痕迹可寻，自然更无明确的目的可言。习俗是一个巨大无朋的复合体，衣食住行，接人待物，礼节称谓，乃至举手投足，无所不包。因为习俗无所不在，便将社会生活的每一细节同社会秩序的每一经纬，相互渗透，水乳交融。国家机器的目的是协调社会关系，建立社会秩序，协调其实还是动态的秩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机器是“唯秩序而秩序”，其建立社会秩序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互惠与习俗的初衷是寻求满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其导致的秩序是从生产与生活中流淌出来的，其建立秩序的方式是自然繁衍，自下而上。如前所述，信任的产生与互惠和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由互惠与习俗造就的社会秩序将是一个包含信任，即社会成员间保持丰富信任关系的秩序。如果秩序是靠国家机器、互惠行为、习俗，上下一同造就的，社会在获得秩序的同时，还将保有生机勃勃的社会生产，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充盈于人际关系间的信任。但是，在建立秩序的过程中，这三支力量是缺一不可吗？有没有独木桥可走，其效果又是如何？

强制不需要互惠与习俗的帮助，独自就可以造就一种秩序。互惠与习俗能否不靠国家机器的帮助，独自造就一种社会秩序呢？答案却是否定的。

互惠行为本身不足以造就完整的社会秩序。如前所述，社会生活中充斥着“一次性博弈”，其“背叛性”是互惠行为所无法改变的。内部零和博弈的巨大诱惑，也必须依靠法制去遏制。就是互惠行为一时造就的秩序也有其局限性和脆弱处，需要法律和国家机器去保障，比如重复性博弈行将结束时的背叛，误会使伙伴变成敌人，等等。虽然习俗可以帮助互惠解决一些问题，但习俗对行为的塑造是慢性的，习俗对越轨的约束是软性的，社会秩序还需要一种更迅捷、果断、强悍的力量去捍卫它，去严惩对秩序的破坏。这一力量既不同于互惠行为中的利益诱导，也不同于习俗导致的自我约束，它依赖的是强制性的权力，必要时它可以诉诸暴力。这种强制性的权力在捍卫社会秩序上无疑有其他力量不能企及的效能，但是它如果分散到社会各集团，将导致社会冲突的升级，乃至分裂和争战。也正是历史上强制性权力分散的恶果，促使今天世界上形态各异的国家统统将强制性权力垄断起来，独自保管和实施。此乃国家机器。

国家机器对外承担着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职责。对内既要为经济与社会生活提供一般性的“外部”条件，诸如法律和货币制度，又要用税收得到的资源为社会提供公共设置和服务，诸如治水、消防、造桥、修路、提供社会统计信息，以及适当的社会福利事业。这些与社会秩序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功能，都是国家之外的力量难于承担的。

正因为国家是建立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力量，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完成其对专制主义的讨伐和对制度建设的反向思考后，寿终正寝。现实与明智的思考是：国家机器的哪一种运行方式，或曰统治方式，有助于其社会走上健康的道路。换言之，全权统治是如何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将信任从社会生活中逐出，从而使该社会有纪律和秩序，无自由与繁荣？

三、全权制、中间层与信任

自下而上的社会秩序不是靠着孤立的个人们去建立的，而是靠着群体。“生存下来的策略一般都是结成大小不等的群。”在进化的自然历史中，这无数个群不是权威意志的结果，而是众生自发的产物。生产必以群体为单位：家庭、家族、作坊、商社、公司、工会。社会生活也一定会结成群体：家庭、家族、民办教育组织、民间慈善团体、俱乐部。政治与宗教活动则结成会、党、门、派等。习俗既是群体与领地生活的产物，又以不同习俗的独特风格为各个群体与领地提供了相互区别的标识。凡此种种，构成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中间组织”。除了家庭与家族外，它们基本上是自愿性组织。组织内的秩序为社会安定提供了基础保障。当组织间建立了正常关系时社会就有了全面的秩序。肥沃的土壤与贫瘠的沙漠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团粒结构”，后者是“原子化结构”，即一盘散沙。而社会中的“团粒结构”原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是秩序的自然状态。在秩序形成的自然史中，可能有团体间的冲突，但绝没有过自治群体的完全灭绝，沦为“沙粒”，权威直接面对原子化的个人。这一状态正是现代历史中全权制的产物。

全权制（totalitarianism）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个现代政治术语，最初是墨索里尼发明这词汇并自诩，人们正好接过来称呼他和同类政权。与名称产生的时间相对应，全权制本身乃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古代社会中不存在这样的制度。虽然全权制这一术语在使用中歧义纷呈，但顾名思义，这名称道出了崛起于现代历史的这一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

从语义学上说，全权主义是指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是指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6

王权，皇权，全权，这一轨迹呈现出权力发展过程中的某种线性趋势——当没有受到外部其他因素的强大制约时，权力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去自我膨胀。王，不过意味着部落首领中最大的一个；王权，意味着其他部落首领对其中一位势力更为雄厚者的地位的承认；之所以承认，并命之以“王”，是因为他们希望由他来协调部落间的冲突，消弭部落间的冲突。在王权的名义之下，部落的自治权依旧，王权甚至没有企图去伤害部落——诸侯国的自治权。皇权是在昔日王权的名义所覆盖的疆域上真正获得了统治权，其实质的变化是郡县取代了诸侯国，皇帝派往郡县的官僚取代了诸侯对该地的管辖。王权在“广度”上只是一种名义，皇权在“深度”上只是一种名义。由于生产力的低下，技术手段的约束，官僚数量的有限，皇权的代表——官僚机构，只深入到县。县级之下的权力，保持在宗族和乡绅手中。宗族自古一脉相传。乡绅的权威与其说来自政权，不如说来自习俗和文化。概言之，县级之下的社会秩序不是来自政治权威的设计，而是来自民间社群的自治。生产也几乎都在民间。盐铁的争执几度波澜，但盐铁之外的生产几乎毋庸置疑，统统在民间。书院私塾、庙宇道观、酒肆茶楼，民间仍拥有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天地，这里不由政治权威去设计和管辖。江湖，更是皇权力所不及之地。一言以蔽之，皇权虽然极大地改变了王权和封建社会的结构，但是王权与皇权都没有在基础结构上摧毁“团粒结构”，取缔中间组织，改变基层社会秩序的自然史。

全权制极大地不同于皇权制，在于它不仅将其政治权力伸向县以下，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垄断了社会生产的全部权力，干预到社会生活的每一空间。全权统治大多产生于战争或一个社会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人们强烈地企盼秩序和安定，痴迷地期待医治社会全部病症的完整方案，潜在的全权主义政治家凭借其充满魅力的政治理想和蓝图，赢得人心，战胜对手，获取权力。现代的技术手段使他们可能对社会实施空前的改造。对潜在对手的恐惧，使他们警惕一切组织化的力量。理想的追求与政治斗争的需要，共同谋划了一个最大的改造方案，其手术刀指向了社会中的每一个中间组织。中世末叶的君主说“朕即国家”。斯大林完全可以说，朕即社会。

霍布斯的利维坦在碰到奥维尔的故事时，不过是一头小怪物而已；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同全权主义独裁相比，也会显得天真无邪。7

群体是人类的力量赖以凝聚的单元，自然也是想象中的罪恶和潜在的对手的栖身之地。于是一切中间组织：宗族、会党、教门、公司、商社、工会、私立学校、民间慈善团体、俱乐部，乃至一切个体私人经营，统统被铲除，或被体现权力意志的政治单位所取代。“单位”虽占据了原社会中间组织的位置，却丝毫不具有中间组织的功能。中间组织，特别是自愿组织的基本特征是：自发、自愿、自有、自治，凡带有经济性质的均为自利或私营，组内成员拥有程度不同的相互信任，形成了以信任为基础的内部的秩序。消灭中间组织，使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马蹄型”的结构：上面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下面是亿万个体，中间极度萎缩。8

信任产生于社会中间组织：宗族和自愿组织。这些与领地或准领地相系结的组织，有着清晰的边界，边界保护了成员间的识别性和频繁的博弈，避免了混乱型冲突，边界内有着相互依赖的双向关系和赖此建立的相互间的义务。全权统治以“单位”取代了中间组织，以“公有制”取代了人类赖以生存和极其熟悉的私有的领地和边界。“公有”意味着人们可以理解的、有真实意义的边界不复存在，意味着混沌。职员不是受雇于单位负责人，其工作是国家给的，职员不必对负责人存感激之情。职员工作做得好，负责人即使可以得到好处也是非常间接的，完全不同于私有雇主对雇员的那种直接的依赖：负责人的升迁取决于他的上司，他的上司并不是特别在意其下属单位的成绩（虽然也属于自己的工作），因为上司的升迁取决于上司的上司。成绩不同任何人发生直接的关系。当公有制的最初的光环消退后，竟是大家对公产的争相掠夺。掠夺者不会自责，他们没有掠夺明确属于某人的财产；他人的责备即使存在也是极其轻微的，因为与他人的直接关系也是微乎其微的。会不会有人认同和忠实于这个庞大到无法理解的“公有制”的大目标呢？这样的“被催眠者”存在也是于事无补，自己反而有沦为傻瓜之虞。不是说单位内再无信任，而是说，作为公产的单位无力使个人的利益动机与组织的职能目标相一致，无力造就组织目标与个人动机相一致前提下的信任关系。单位内个别人之间的信任是与单位目标无关的，甚至是建立在共同盗窃单位财产的勾当之上的。当群体失去孕育信任的功能后，残存的信任是鸡零狗碎的，它们不可能成为建立社会秩序的资源。

信任的产生既依赖于空间、领地和边界，也依赖于时间和历史。信任是依据历史做出的简化推断，信誉是其集中体现。在消灭了社会中间组织，及运行在其中的社会交换和交往后，指引社会成员间交往的信誉无从产生。“马蹄型”的社会结构扔掉了内容丰富的信誉后，只需要记录政治上的一点点信誉，其目的之上限是使提拔干部有凭据，其下限是防患异端于未然。由于失去了曾存在于社会中间组织中的丰富、真实的实践与博弈，符号与象征很难传递真实。政治档案中的信誉既同社会生活不相配套，它本身能说明什么也是令人生疑的。

信任从来依赖于社会的道德环境。而道德是以主体选择自由为前提的。消除了社会中间组织后，社会中只剩下指令、服从与执行，没有了交易与交换的自由空间，也就没有为兑现诺言与否留下经受考验的机会。当社会没有在其日常生活中为道德实践留下空间时，信任几成无本之木。

以单位取代自愿型组织不仅破坏了群体内的生态，也破坏了群体间的生态。李嘉图曾提出“比较利益法则”，他认为群体间的分工要比群体内的分工更有效。里德利沿着李嘉图的逻辑，说：

群体间的贸易的发明代表了进化中的非常稀少的时刻，人类获得了超越动物的比较生态的优势。动物有群体内的分工，但没有一种动物利用了群体间的比较利益。9

但群体间生机勃勃的交换要以明晰的产权界线和旺盛的利益动机为前提。单位制破坏了这种自然的生态。管辖各单位的高层计划者无力造成自然状态下群体间活跃、频繁的交换。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呈现出“蜂窝式的状态”（V. Shue提出的概念）。

单位组织以及各级行政组织像窝壁一样将社会分割为互不沟通的部分。10

社会中间组织，或曰由政治权威之外的社会力量建立的群体或组织，在社会结构中承担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光靠国家机器和公民个人都是远远不够的，自由集合的“群”很可能将与人类共始终。那么为什么像美国这样的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曾经和仍然显示出其秩序和效率呢？福山说，这是语义学造成的误会。美国的社会政治话语常常以两分法看待重大问题，比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威。在这种强调国家权威不可侵犯个人权利的两分法的格式中，没有为社区与民间社会留下表述的空间。而实际上美国有着双重的文化遗产：个人主义与社区主义。美国不是纯粹个人主义的社会，美国人非常喜欢社交，是对他人信任程度很高的民族，建立了极其发达的民间组织。11

导致思维误区的两分法不仅有“个人与国家”，还有“个人与社会”。社会学家西奥多·米尔斯说：

在小群体研究的短暂的历史中，已取得几项重大的发展。首先，逐步解决了有关个人、群体和社会的三分法。这种方法并不认为个人是置身于群体之外的，而认为是生活在相互对立和竞争的群体和社会之中的。12

这一研究从另一角度证明，“群”在社会结构中的举足轻重的位置。在讨论了美国的社区主义后，福山还对美国黑人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为什么美国黑人经济上落后？流行着三种解答：白人银行不向黑人贷款；黑人没有其他少数民族自己向自己供应的特殊需要，比如华人餐馆；黑人没有经商能力。福山力驳这些论调，指出牙买加的黑人有很好的经商能力。他提出，美国黑人落后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社群被奴隶制摧毁，他们孤独地面对世界。离开了群体，使他们无法得到黑人的传统文化的养育，成为奴隶又走不进白人的社群。美国黑人是奴隶制造成的世界上最原子化的社会。在此福山完成了他信任理论的三个层次。完全丧失合作能力将无力组织好家庭，比如美国黑人，低信任的合作只能在家族中进行，高信任的合作会超越血缘。13

在社会中间组织中，家族同自愿团体是颇为不同的。文化研究者大多认为前者传统，后者现代，其中不乏一些学者喜欢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它们的对立，甚至认为家族的传统影响着自愿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的家族常常成为这种理论的证据。但是历史并没有给我们一个观察二者自然演变的机会，全权主义将二者及信任一同摧毁。全权主义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将在一个社会中间组织空缺、文化废墟、信任真空中，重建社会生活。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信任肯定要比将信任从家族、宗族推延到社会更为艰难。因为自然进化史中发生的变迁大多是转化，无中生有从来都是稀少和艰难的。

四、国家机器的恰当位置

权力的发展同武器的进化一样，其杀伤力愈演愈烈。从冷兵器到火枪、大炮、坦克，其杀伤力始终在一定限度内，因而禁止武器只是参战者的某种策略。原子武器的出现突破了一个大限——可以灭绝人类。历史上的王权受到诸侯的制约，达到生态上的某种平衡。皇权手中的官僚机构既是他的工具，也在制约着皇帝的非理性；而官僚机构的权能的有限，更使皇权无法干预社会的全部生产与生活。全权统治一方面怀抱着拯救世界改造人性的雄心，一方面持有先进的技术手段，遂突破了另一个大限——出现了彻底破坏社会结构的能力和可能性。到20世纪中叶这两支力量（核武器与全权制）已演至巅峰。对二者的制约已成为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

国家机器无疑可以为社会行使很多积极的、必要的功能，但它无力造就信任，无力创造出社会生产与生活，相反当其功能被滥用时，还可能摧毁社会中间组织和信任。因此制约国家的功能已成为近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良知。

我们说过，扩张是一切生命或生命所负载的事物的本性。权力是不可能自我约束的，对它的有效约束只能来自其他力量。在民主国家，并非国家机器不想扩张其权力，而是受到了全面的制约。司法、经济、新闻和公民一道，坚决抵制国家权力对它们领地的侵犯和干预。每一方对自身的保护，实际上都构成了对权力的制约，从而保护着其他系统或个人。全面的制约减轻了单方面的压力，造就了民主社会的均衡与秩序。

但是在全权制国家，“原子化”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提供社会对国家的制约。只好期待自然力对权力的惩罚。自然力在这里的体现就是全权统治所必然导致的经济萧条，使其难以为继，不得不有限度地调整其政策，在权力上做出让步。换言之，在全权制社会，如果发生了权力上的让步，除了自然力的作用，掌权者将起主要作用，因为没有其他社会力量能迫使他们如此。他们的让权是经济形势所使然，他们的让权自然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这固然有很大的片面和局限性，但由于经济权力是社会中的主要权力，经济权力的下放和再分配必然产生辐射的效果。掌权者畏惧社会结构的根本或迅猛的变化，还会收回权力，经济效益也随之下降。于是导致一放一收的循环。因为国内经济对外部的日益依靠，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开放与放权的恒长持久的推动力。

经济学家认为，国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因社会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有别。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作为“守夜人”的国家的职能仅限于保证生产的一般外部条件，并没有重大的直接经济作用。但在重商主义阶段，国家机器是建立资本和市场关系的重要力量。这应该是全权制国家机器，在向市场型国家过渡阶段中，仍扮演主要角色的第二个原因。

综上所述，一个明智的全权制政府既要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适时地让权，在这一过渡期它的职能又不仅是简单的让权，还要帮助社会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和法规。因而它在改革和过渡期的位置就极其微妙，人们对其应当发挥的职能的认识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王绍光和胡鞍钢认为，国家能力包括四个指标：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在这四种能力中汲取能力最为根本：从这一指标分析，中国政府已经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弱政府。王胡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政府是一个很强的政府、一个威力无边的政府，或简言之，一个集权的政府。这个印象已经不适于描述当今的中国政府。”14为什么“汲取能力最为重要”，汲取能力弱是否一定是弱政府？汲取能力强是否一定是强政府？强与弱指什么？与全权（王胡称集权）什么关系？一般人其“全权”性质的印象错了吗？政治学家李强针对这些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胡的文章“最大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而得出片面并具有误导性的结论”。李强引述迈可·曼的观点：国家权力可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国家专制的权力，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历史和现实世界中都不乏“强专制权力和弱基础权力型”的国家。15

这一区分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指示出，全权制国家机器在向市场型国家转型时需要退让的是什么，需要加强的又是什么，即“转型”究竟意味着什么。它需要削弱乃至消除的是，随意进入私人领域的权能；需要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的建设；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全面社会信息的提供，交通水利等设置的完善。而前者的消除要比后者的加强更为艰难。如前所述，权力从来是在外力制约下退让的，而全权制国家缺少社会制约力。除了社会力量之外，这一转型首先依赖的是观念的启蒙。诚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人类天然具备着结成群体，创造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潜力。国家不能创造社会生产与生活，国家机器的恰当使用可以维护和加强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国家机器的滥用则将瓦解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的基石——自愿团体和信任。国家没有丝毫的力量去创造信任，却拥有足够的力量摧毁社会中的信任。一个社会中流行的信任是其伟大历史和传统的恩惠。它的形成就是该民族的文明史。它的消失是缓慢的。但失去了想要找回来，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需要一个世纪的光阴。

注释

1 艾克斯罗德1984:《对策中的制胜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65页。

2 N. Luhmann 1979: Trust and Power. 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 New York. 64．

3 Bernard Barber 1983: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 Butgers University Press，New Brunswick，New Jersey. 本书已有中译本，巴伯：《信任，信任的逻辑与局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4 J. C. Goldfarb 1991: The Cynical Socie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韦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三联书店，1998，4，15页。

6 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7，203页。该书中译本将totalitarianism译为“集权主义”，笔者将之改译为“全权主义”。译为“全权主义”除了正文中所述的理论上的大道理外，还有“小学”（即文字学）上的一点小道理。王、皇、全，这三个字中，都带有“王”字，即带有权力的含义，符合汉字的逻辑与审美。

7 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7，204，203页。

8 Francis Fukuyama 1996: 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Simon & Schuster. 56.本书有中译本，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东出版社，1998。作者提出高信任度（可形成大型组织）与低信任度，认为经济的繁荣离不开前者，否则只能组织家族式企业，而信任的程度是传统导致的。作者比较了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法国、韩国、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地区。作者不是学院派中人，但其作品极具创意。这部著作是关于信任问题的一本畅销书。

9 Matt Ridley 1996: The Origins of Virtue. Penguin Books Ltd. 209，210．

10 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1 Trust, N. Luhmann 1979：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23章。

12 西奥多·米尔斯：《小群体社会学导论》《国外社会学》，1988，5期。

13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25章。

14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后果”，《国家与社会》。

15 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国家与社会》。

第八章
早期城市化与民间社团

一、城市文明的特征

什么是城市？英语和俄语“城镇”一词（town和gorod）的原意都是“围子”。1汉字“国”的意思之一是城邑，“国”的字形直观地显示出其四围的城墙。它证实着人类原初时代在城镇创立上的共性。围子成为人类早期城市的基本特征，说明了政治与军事在城市起源上的重要意义。如芒福德所说：

在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我们现今所熟知的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还只是一种附属的现象。2

又如陶特（T. F. Tout）说：

建立城镇的政治需要早于经济需要。中世纪新城镇初建时是很简陋的，那时军事上的考虑从来都是第一位的。3

村庄也面临自卫，有的村庄也有土围子。城镇源于“围子”，在于历史上的城镇必有围子，乡村尚可有可无；在于这围子一定已经很可观——事实上往往是高大的城墙或城堡；还在于，就人口而言，它一定是不同于乡村的“大围子”。围子要多大才算城市？这便涉及现代人判定城市的通常指标：人口的数量与密度。4

现代人通常判定城市的第二个标准是，其成员从事非农业活动。5

以上便是通常人们对城市的起源和性质的认识：早期的围墙（或城堡），产生于王权，不同程度上的政治中心，人口众多且密集，从事非农业活动。

其实一切对城市的认识和定义（包括上述概括），都是在与农村的对比中发见和形成的。而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却远不限于上述的概括。换言之，上述概括只是城市与农村的外在的差异。循着城乡差异，我们还可以找到城市的一些内在特征。而人际关系上的差异，无疑是二者间的重要区分。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一角度为城市定义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它[1]将意味着：一个地方，即一个不是房子相互邻接的居民点，它是广泛的相互关联的定居点，缺乏邻里团体特有的那种居民个人间的相互认识。照此看法，只有大的地方才是城市，地方要多大，才开始有这个特征，这取决于一般的文化条件。6

这一定义的核心是，成员缺乏相互认识。也就是说，农村是熟人的社会，农村人生活在熟人中；城市是陌生人构成的社会，城市人生活在陌生与匿名中；这不是成员个体的性格问题，而是城市规模所使然，城市规模之必然。

很多学者论述过城市在人类文明发育中的重要地位。斯本格勒说：

人类所有的伟大文明都是由城市产生的。第二代优秀人类，是擅长建造城市的动物。这就是世界史的实际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人类史的标准；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7

而城市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空前的历史功能，正在于它将血缘、地缘、文化传统上大相径庭的各色陌生人聚合在一起，从事着前所未有的交换和交流。

这种大范围的不同血缘、谱系的人们之间的交融，首先改变着人类的物种特征。芒福德这样论述着该过程：

不同种族的世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技术传统、不同的语言，都聚集在一起，并且相互融合。不论在什么地方，城市的兴起似乎都伴随着大力突破乡村的封闭和自给自足。这样的流动与混合甚至还会带来特有的生物学方面的有利影响，因为在城市中长期近亲繁殖的危险消除了，广泛的生物学杂交开始了。对于这一极其复杂的过程，我们还知之甚少，还不能对其贡献做出哪怕是很有限的评价；虽然如此，由此类推到植物和动物的繁殖，我们可以推知，都市的融合作用，可能具有同样的效果。

至于文化方面相互融合的好处，就不存在多少怀疑了。8

语言和货币是人类用于交流与交换的两大发明。在促进交流与交换上，城市是堪与这二者媲美的伟大创造。芒福德说：

（城市是）在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性发明……到文字记载的技术发明问世的时候，城市文化早已经经历过很长很长的发展历史。9

大卫·李嘉图在其著名的“比较优势法则”中提出：群体间的分工和交换要比群体内的分工和交换更有效，因为与远处的群体相比，群体内的短缺非常相似。群体间的贸易的发明代表了进化中的非常稀少的时刻，人类获得了超越动物的比较生态的优势。动物有群体内的分工，但没有一种动物利用了群体间的比较优势。而在传统村落的生存方式中，比较优势的获得，无论是交换还是交流，都毕竟要支付长距离交通的成本。城市以密集生存的方式，促进了异质性的交流，获得了“比较优势”，并且省下了部落时代的长距离交往的成本。一言以蔽之，城市轻而易举地造就着文化上的“杂交”。

芒福德以抒情的口吻称赞城市在促进交流上的伟大功能：

假定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每一万人中可能出现一个杰出人才，那么一千人的群体则要等许多世代才能获得一个杰出人才，而这个人才由于自身的孤立状态会缺乏其他人的激发而无法展现自己的才能。而在苏美尔、巴比伦、耶路撒冷，或者巴格达、贝那里斯这样的城市中，一代人的时间里至少可以出现五十个杰出人才，而且这些人才由于城市中交流密切，其所面临的机遇则会比小型社区多许多。10

这些天才人物产生的基础正是社会中异常丰富的交往，诸多异数的进入，各色陌生人的来临。

古代的社区过于稳定，它墨守陈规旧俗，不愿采纳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古代人类有意突破这种保守社区的孤立和封闭状态，那么他对此问题能够找到的最好答案莫过于城市这一发明了。城市的发展依靠的是获取粮食、原料、技术，以及其他社区的人口，获取方式或是征服或是贸易。在此过程中，城市极大地增加了心理冲击和刺激的机会。

为此，陌生人、外来者、流浪汉、商人、逃亡者、奴隶，是的，甚至入侵之敌，在城市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有过特殊的贡献。荷马在他的史诗《奥德赛》中，列举了各种简单社区中难于找到的陌生人——“某种行业的师傅、预言家、江湖医生、建筑工匠，不然就是行吟诗人。”同本地的农民和族长们相比较来看，这些人就是城市中的新居民。哪里缺少了这些人，哪里的乡镇就总是一片沉闷而偏狭的乡土气。11

当我们强调了农村是熟人组成的社会，城市是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时，就自然会想象到一个个体从熟悉的环境走到陌生的场景时的艰难的处境。他怎样打消自己面对陌生的恐惧，怎样应付无时不在的风险？“生存下来的策略一般都是结成大小不等的群。”（艾克斯罗德语）在城市文明建立之前，群体的基础是熟人——从血缘到地缘，莫不如是。在没有血缘关联的环境中，在远离生长之地的场合中，人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建立他的团体。这是异常微妙的转化过程，也是每一种城市文明自其举步之时就必须寻找和选择的生存策略。中西文明正是在这一点上，加剧了它们原已存在的差异。

二、西方的行会

中世纪欧洲西部的城市，经蛮族入侵和伊斯兰教入侵，彻底消亡或衰落了。12从三条史料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其式微的程度。其一，9至10世纪欧洲西部“最大的城堡只有几百人，城镇或许从未超过两三千人”。而与此同时，东罗马帝国的首府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接近一百万。13其二，“当时城内也远非满建房屋，房舍之间有耕地与园圃。”14其三：

在9世纪的经济中，这些城镇实际上再无存在的理由。在城镇的周围，大领地自给自足。本身是建立在单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没有理由关心城镇的命运。加洛林王侯们的宫殿不是坐落在城镇。这些宫殿无一例外地在乡间，在王朝的领地内：在默兹河流域的赫斯塔尔、朱皮勒，在莱茵河流域的英格尔海因；在塞纳河流域的阿蒂尼厄、基埃西等等。作为法兰克王国的省的伯爵领地也没有各自的首府，正如国王没有一个首都一样。行政中心不是他们的衙署，而是他们本人。他们的城堡如同皇帝的宫殿一样通常在乡间。15

当时的城镇还有另外两个特征。其一，王权出走后空虚的城镇，由教会留守和看管着。其二，尽管城镇失去了往日的繁荣，但“几乎总是可以看到每周一次的市场”，“甚至还举行一年一度的市集。”16这些得以保存的城堡、城镇和其依稀存在的商业功能，是西欧近代城市的“踏脚石”。后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步的，就是在上述的中世纪衰落的城镇的“城墙周围形成”的。17在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中，这大约是独一无二的。

皮雷纳雄辩地论证：西欧近代最初的商人不是主动转向商业的农民，不是修道院的仆役，而是早就被迫离开土地，干过五行八作、见多识广的流浪汉。18当这些流浪汉和庄园中的逃亡者跑进城镇，当起了商人或工匠时，他们面对的是充满未知与风险的陌生之邦。“在这种情势下，寻求保护便成了人们头等关心的大问题。孤独避居已不再能保证安全了。”19在中世纪的西欧，教会曾经是城市中唯一的庇护力量。“他们领导了这时期的全部城市发展，向难民提供圣所，为落魄者提供庇护，修建桥梁，开办市场。”20但是，日益激增的以个体方式拥入城市的新人，显然不是教会的保护伞所能够遮盖的。于是，一种新的保护性组织——行会，应运而生。

远距离的贸易是中世纪经济复兴的特征。商人们自长途贸易活动伊始，便结成了商队，原因无它，风险太大了。皮雷纳说：“这不是民族的特性，而是社会的需要。”21与此同时，商人们能够在城市中立足，也经过了艰苦的努力。由于城堡内缺少空间，他们一开始就不得不定居在城堡之外，他们在城堡旁边建立了一个“新堡”。起初只用木栅防护起来，差不多从12世纪起，商人的移居地日益繁荣，才用石墙围起来，其居住地也成了城堡。他们曾被看作动荡的根源，视为不受欢迎的人。随着商人的增加及与之伴随的对地皮需求的增长，他们必须不断地租用或购买教会和领主的土地。这过程漫长而艰苦。最终，城市的地价越来越高，贵族的收入越来越少，贵族们终于退到乡间，将城市让给商人。

正是通过这两种成分（旧堡与新堡——笔者注）的逐渐融合，第一个（老城堡）一点一点被第二个（新堡）所吸收，城市诞生了。22（皮雷纳语）

从10世纪始，城市的历史发展便进入古老的城市聚落向或多或少有自治机能的城市演变的时期。23（芒福德语）

在艰苦的移民过程中，没有团体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布罗代尔说：“商人在城市落户的同时，加入了行会。”24

多数行会建立于10至11世纪。商业行会比手工业行会的发展略早一点，二者的界线不甚分明。

商业公会是一种普遍性团体，负责组织和控制整个城镇的经济生活，调整销售情况，保护消费者不受敲诈勒索，保护诚实工匠免受竞争中的不公正待遇，保护城镇商人，使他们的市场不致因外来影响而解体。手工业公会则是各行业师傅的一种团体，他们各自生产不同的产品，并使产品配套，以调节生产，还规定各行手艺的标准。25

中世纪最初的行会是否带有同乡的色彩呢？我们所见到的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学著作对此未置可否，或许这对他们根本不是问题。我们必须从间接的事实去推断。西班牙卡斯特罗卡尔邦1156年的法律中有如下条款：“一个未被认出的农奴不应从那里（城市——笔者注）拉走，而一个为诚实的人所证明的农奴，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萨拉森人，都应该无可争议地交给他的主人。”根据这一法律，皮雷纳推论：“商人享有自由只因他们的出身无人知晓。”26如是，城市新居民的主体——逃亡者们，是不敢建立同乡色彩的组织的，因为他们无法在那里藏匿。汤普逊说：“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组织的目的中的一个巨大因素，是互相保护与保证。从学徒到匠师这一条路，开放给所有合乎资格的人们。”27由此，我们几乎可以确认，行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同乡的色彩，而是共同利益驱使下来自异地的人们的自愿结合。

在商人和手工业者刚刚占据主导位置的新型城市中，由于政府功能的不足，行会发挥了重要的职能。

在像港口那样混杂的居民之中也必须有一批人受到群众的拥戴，有足以领导群众的力量和威信。从11世纪上半叶起，商人们坚定地承担起这项任务。不仅他们是每个城市中最富有、最积极和最可望变革的成分，而且他们还拥有行会给予的力量。商人行会主动地从事新生城市的建立与管理。正式来说基尔特[2]无权这样做。基尔特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仅仅由于它们同人之间的团结，它们团体所享有的威望，它们团体所拥有的财力，最后还由于它们团体对市民阶级集体需要的了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1世纪时基尔特的首领们事实上在每个城市中执行着公社长官的职责。28

有些城市的执政官索性就是从市民中选举出的商人。29

城市中这一新兴力量的崛起，自然挟带着其变革司法的要求。

因此旧的执行吏法庭必须让位于一种新的执行吏法庭：它的成员从市民中选聘，能够行使一种满足他们的要求、符合他们的愿望的司法——总之是他们的司法。30

（行会中的）同人们定期聚会，饮酒并商议与他们的利益有关的问题。大家合力建立一个财库满足行会的需要；一个会馆即基尔特大厅（gildhall）作为开会的地方。31

以后商人的会馆既是市场大厅，也是市政大厅，成为自治市活动的中心。行会还致力于城市中的种种公益事业。32

行会在其巅峰期对城市发生了全面的影响。

但“在15世纪的西欧，行会的鼎盛时代已过去。”33其原因如下。首先，行会内部一部分人贵族化，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对行会权力的垄断，排斥小人物入会，为学徒成为师傅设置障碍，致使行会走向封闭。继而，资本的力量冲破了行会对同行内部生产额度的限定，大商人搞起了“外包工制”，生产者沦为来料加工者。分散成为表象，家庭劳动已陷入包卖商掌握的无形蛛网中。34然而，在史学家所说明的原因之下的更深层的原因是，行会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当社会首次面临着在密集的陌生人中建立秩序的关键时刻，行会发挥了它的功能，它将保护与“社会安定摆在高于冒险和赚钱的位置”（查尔斯·格罗斯语）35。而当新型的城市具备了雏形，可以有序地吸纳外来的陌生人，外来人也不再心存恐惧时，在城市中崛起的资本主义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保护与赚钱调换位置了。

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的崛起，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幕华彩乐章，行会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有着五百年历史的行会，已将其遗产传递给了后来的民间慈善组织、基金会，乃至大学。但其更重要的遗产是无形的。

这时期形成的自愿组织和行动，自觉的援助和救济，却产生了一种政治习惯。36

这一政治习惯是抵抗社会发生“原子化”与“全权化”癌变的疫苗。

三、中国的同乡会

中国城市的发展过程与西欧城市不同。它没有遭遇到西欧中世纪的灭顶之灾，因而也就不存在一个再生的问题和过程。它一直保持着上古时代人类城市起源时的那个普遍特征——王权与城市的密切结合。换言之，王权没有把一段真空留给新兴的市民阶层。

中国城市与西欧城市间的一个相似之处是，移民是城市的主体。皮雷纳说：

（西欧）城市居民的起源问题不应在原来城堡的居民之中，而应在移民之中去寻找。37

而古代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乡土社会，其绝大多数成员的根子扎在乡村籍贯地。38城市中的两大群体——官僚和商人，退职或年老后返回乡村，说明了其城市中的主体必定是不同身份的移民。难以说明的是：其一，中国古代（比如明清两朝，我们下面的研究选择了这一时间段）城市中移民、常住人口、永久居民在某一时间断面上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比例；39其二，即使当时人们的价值观重乡土，毕竟有些人及其后代因种种原因留下来，成为城市的永久性居民——这一沉淀与积累的速率如何？

尽管中国古代城市中的移民不是像西欧中世纪晚期那样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涌入的，但是移民们以怎样的组织方式去适应一个陌生的城市，却是共同的、颇可比较研究的问题。如上所述，西欧的移民在进入城市后，产生了市民的自愿组织——行会。中国的乡村移民在明清之际则遵循另一种组织方式进入城市。何炳棣在其《中国会馆史论》中论述了一支特殊的“移民”进入城市的方式：

自五代北宋门第消融之后，科举成为一般平民名利之薮。登科的人不但可以奠定身家的经济基础，扬名显亲，而且可以援引提携惠及宗族桑梓。甚至州县之报荒减赋亦与一地人文之兴衰不无关系。所以近千年来，科第不但是个人单独追求的目标，而且是地方集体竞争的对象。40

美国汉学家施坚雅（G. W. Skinner）将何炳棣的这一观点扩大到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全体移民：

作为外籍人到城里寄居很少是个人的事情。一个人离开家乡到城里碰碰运气，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作为他的家庭、他的门第和家乡的“代表”而去的，他是被“选”去的。被选者离开家乡之前常常在一些地方、学校或亲属或其他同乡开办的小镇企业中经受考验和锻炼，一个有前途的年轻小伙子在前进的每一步都得到亲属和当地人的帮助，这种援助不仅是出于道德上的责任，而是作为一种投资。我认为，外出是家庭、门第、村庄、市场社团、县甚至府的一种极端的形式。41

移民们进城的策略，或进城后的谋生方式，不外科举、经商、劳务输出，除此之外还有生存压力下的被迫迁徙。不同的策略决定进入不同的城镇——京城、商城、小镇。

何炳棣对晚清北京的会馆做了开创性研究。吕作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些会馆的性质。据他的统计，光绪年间实存会馆387所，其中356所（占总数92%）是按地域范围建立的，为同乡的举子、官僚、士绅提供的场所；31所是工商会馆，占总数8%，其中14所（6%）是同乡商人的会馆，突破地域限制的通省会馆8所，仅占2%。42地域性与服务举子是京城会馆的主要特征，因此“试馆”成为京城中很多会馆的别名。有些会馆是官僚与商人合建的，但完全不是商业会馆，其宗旨与试馆相同。比如安徽歙县商人所建歙县会馆的章程写明：“创立之意，专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有失义举本意。”会馆平时虽然也供同乡官僚士绅聚会和使用，但科举是其第一要务。如歙县会馆章程所云：“初授京官与未带眷属或暂居者，每月计房一间输银三钱，以充馆费，科场数月前，务即迁移，不得久居。”43有些会馆还负责考前辅导考生，考后帮助疏通关节，对落榜的贫困子弟提供盘缠。44在1905年科举废除后，这些会馆多转变成同乡会。

工商重镇的会馆自然与京城有别。苏州是这种类型的典范。据吕作燮统计，清代苏州有48个会馆。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工商业者所建，共31所，占身份明确的会馆（44所）总数的70%；第二类为仕商共建，共11所，占总数25%；笫三类为官僚或军人所建，共2所，占总数5%；不明建馆者身份的4所。也就是说，与工商业有关的会馆占了全部会馆的95%。而这48个会馆统统是地域性会馆。其中以一省为范围的11个，以一府为范围的（亦称郡馆）17个，以一或两个县为范围的10个（还有一个以县以下的地方为范围的会馆），以两省为范围的3个，以几个府为范围的5个。45以两个省或几个府为范围的会馆显然比一（或二）县、一府、一省范围的会馆要少，且平均看其建馆的年代也晚些。这大约说明了，地域观念最初是建立在较小的空间之上的，或因来自某地的移民人数太少，或因交往增加，才有了两省、多府基础上的会馆。

除了地域性外，苏州商业会馆还具有另一特征，即施坚雅所说的“地方系统的专业化”。46苏州会馆在职业构成上，“有一个会馆由一个地域的一个行业的商帮组成，如东越会馆为绍兴的烛业帮；钱江会馆是杭州的绸缎帮；大兴会馆为江苏各府的木商帮；毗陵会馆为常州的猪商帮。”47临襄会馆为油粮帮，潞安会馆为铜铁锡碳帮，河东会馆为烟帮，晋冀会馆为布帮，浙慈会馆为成衣帮，等等。48还有一个会馆是由同一地域的几个行帮共同建立的，“比如徽郡会馆是由徽州府属的涝油帮、蜜枣帮、皮纸帮共建，江西会馆由麻货帮、纸货帮、磁器帮、漆器帮、饼行帮、布商帮等等。”49克劳德说：“在杭州的所有木匠、木刻家、装饰家、细木工和药材商都来自宁波；茶商和布商、盐商，以及客栈老板来自安徽；磁器商来自江西；鸦片贩子来自广州；酒商来自绍兴。”50这种同地行帮的移民特征，在今天仍然可以见到。它说明了这是一种以地缘为基地的深思熟虑、源远流长的生存策略。这一策略的最低收效是减少服务者与服务对象间相互搜寻的成本——它无疑极大地减少了移民择业的盲目性，它的更高期望是垄断这一行当，至少是与少数异地的竞争对手共同垄断和分享。

小城镇是移民与其会馆的第三个栖息地，四川的县城是其典型。据吕作燮统计，四川各县会馆加起来，不下800所。这里没有科举，也没有商业需求，会馆是“客民”即移居四川的农民所建。其多数是明末战争后，应清政府招民开荒，来到四川的。客民与土著，客民之间，都常常发生冲突。为了同乡间相互支持，建立了会馆。会馆大多简陋，但几乎无例外地供奉着原籍的神祇。51

以上三种类型的会馆，均透视出城镇移民对同乡团体的依赖，以及在这种组织形式下的互助。京城与商城中的会馆带有更明确的目标，小镇中的互助则是没有明确目标的、广义的互助。总之，在不同的地带，同乡组织成为普遍性的生存策略。自然，有明确目标的会馆，也从事广泛的联谊与互助。主要包括：宗教活动（往往是原籍的地方神的崇拜）、讼事、娱乐（都市中的大会馆多有戏园）和丧事办理。按照当时的习俗，死后要将尸体运回原籍埋葬。因贫困者难以遵从成规，加上移民人数的增加和习俗的变异，以后一个城市中有了同乡移民的共同的墓地。52治丧就更成了会馆以及后来的同乡会的义务。在张作霖的暴政下，河北的同乡会照旧为李大钊收尸安葬，当为同乡会强大凝聚力及其负责丧葬事务的明证。53

以地缘为基础的互助，显然见诸一切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但在迁移后保持籍贯的观念，并以籍贯为互助的基础，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诚如何炳棣所说：

眷怀乡土本是人之常情，但直迄晚近，国人对乡土籍贯的观念，实较任何开化民族远为深厚。54

施坚雅将之视为决定了移民群体的文化因素，他说：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原籍是一个人身份的主要成分。陌生人彼此结交，最初交谈的内容无一例外地是要弄清相互的出生地以及姓氏。一个人的祖籍通常写在门牌上（并总是写在墓地上），而且用于通讯和文学作品中，像名人的代用名一样。规范的方式是很清楚的：一个离开家乡到外地谋生的年轻人应回老家结婚；倘若其父母或有不幸，他必须回家举丧多日以示哀悼，最后，当他退休时还要回到埋葬其祖先的故地去。甚至当这些要求没有实现时，外籍人的后代也要继承其父的籍贯和姓氏。55

何以如此呢？何炳棣说：

中国幅员之广，相当于欧洲全洲，虽自秦以降已做到“书同文”的地步，但两千年来各地区间仍保有不同的风俗和方言。方言的不同是造成强烈乡土观念的主因之一。这是常识，无待赘述。56

这虽是常识，却似乎仍有深究的余地。上面提到了幅员广与方言多的关系。方言作为一种屏障，自然影响交往与认同。但幅员广大除了通过造就出方言而间接影响到籍贯的观念，是否幅员广大本身就必然导致内部的某种自然划分，并利用一切可以促进划分的标帜，不然在任何意义上它都将不再是一个整体。规模大小对内部结构的选择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制约力量。可惜，20世纪初叶齐美尔在其形式社会学中对“规模”作用的探讨在社会学界已成绝响。当代生物学家古尔德在《自达尔文以来》一书中的“大小与形状”一节中一连串的妙语，或许会重新唤回社会科学家对“规模与结构之关系”的兴趣：

身体大小增加的简单原则，可能是生物形状最重要的决定因素。J．B．S．霍尔丹曾经写道：“比较解剖学所讲述的，主要是生物为按照体积比增加表面积而斗争的故事。”然而这一普遍性不仅适用于生命。空间几何学约束着船只、房屋、机器，当然还有动物。……大型动物若没有支撑的结构，在万有引力的影响下，就会变成杂乱的一堆肉泥；小的昆虫则可以保持身体的亲合。……我曾经在纽约运动场听过孩子们的聊天。两个女孩子在谈论狗的大小。一个问：“狗能像大象那么大吗？”她的朋友回答：“不能，要是狗像大象那么大，它看起来就像大象了。”她说得太对了。57

当帝国制度在一个辽阔的地域中取代了封建制度时，它必须找到一种功能替代物，使其内部既分割又连接。以籍贯为基础的同乡观念承担着这功能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民间的流动与交往中。自然，这只是宏观上的探讨。

在微观方面，何炳棣提出了籍贯观念得以产生的三个原因。其一，儒家讲述的“孝”，至东汉时已成准宗教。“养生”方面提倡“父母在，不远游”；“送死”方面要求官员回籍贯奔丧，在籍守制二十七个月。因而孝与籍贯密切相关。其二，传统行政法中对官吏铨选任用的籍贯禁限，即地方官不得在原籍任用。或许最初主要是为了防范血缘上的庇护，但防范的手段却是地缘性的。以后禁限扩大，若甲州人到乙州任官，则禁止乙州人到甲州做官，以免相互照顾：再后扩大到三地不得循环任官。“综观官吏铨选的籍贯禁限，前后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中央政府既如此严格查对籍贯，一般官吏及有志上进的平民士子，对籍贯问题自不能没有高度的觉醒。”其三，即我们前面已经说及的科举制度。58

而移民们依靠籍贯观念，在籍贯之外组织起互助的同乡团体，至少还缘于两个外部条件。其一，当时中国社会给予人们城乡间来去的自由。它是籍贯发挥其凝聚力的前提。没有了迁移的自由，要么是消除了移民的问题；要么是偶然的、一次性的移民，移民群体因失去成员的补充，很快被同化掉。其二，掌权者不允许其他形式的民间组织存在，因文化传统的原因，他们对同乡会馆给予了格外的宽容。59跨地域的商业社团（如公所）的存在尚属后来的事情，或是搭了同乡组织的“便车”，或是从同乡组织中变异出来的，为官僚机构始料不及。

我们前面说到了迁移中的三种“地方集体性行为”：去京城赴考，去商埠经商打工，向异地农村移民。同乡组织在那里是不是“稳定的生存策略”？即这种同乡组织将永远保持自己的封闭性，还是在城镇中变异乃至同化呢？何炳棣说：

为透彻了解行业及会馆制度几百年间的积极历史任务，我们不能专注意一些表面的现象，必须探索业缘地缘种种组织间长期经常交互的关系和影响。60

他研究了苏州、汉口、归绥、重庆和四川的行业和会馆。苏州一部分行业中的地缘特征消融，形成超地缘的业缘组织公所；另一部分保持着地缘特征的行业，大多因为它们垄断着某种自然经济条件，比如金华的火腿，绍兴的染布，宁波的水运，等等。汉口在光绪末年成立商务总会，民国元年成立会馆公所总会。至民国八年，全部87个正副会长覆盖了九省的商人。山西归绥的情形与汉口类似，融合比汉口更早。对重庆会馆的考察说明，八省外籍人已经与四川土著通婚，在语言风俗上同化。

以上四例充分说明在同一城市的熔炉里，经济与社会的力量无时不在削弱地缘组织原有的畛域观念。共同经济利益促进超地缘的业缘结合，长期全面接触促成土客间的社会同化。61

施坚雅和戈拉斯认为：

如果在宁波的兴华帮商人发现转向与其原籍地无关的行业有利的话，那么兴华帮最终将被同化，兴华帮要么衰败下去，要么改头换面以谋生机。在晚期中华帝国从表面看附有行会的同乡会的寿命并不长；几乎没有不经改组依然能维持两三代以上者。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一些已被同化的社团只是变为行会而已。这类情况汇总起来就构成一种脱离地方经济专业化的长期趋势。62

这一趋势突出地体现在当时的工商重镇中已大量出现的公所上。公所是跨地域的同行业的商业组织，其宗旨是为了同业者共同的经济利益。据吕作燮统计，明清以来苏州有案可查的公所149个，其中所属行业明确的136个，有年代可考的89个。会馆的全盛时期是康乾时代。而从公所的兴建年代看，“公所兴起于康熙、乾隆时期，而兴盛于嘉庆道光以后，即会馆走向衰落的时候，正是公所兴盛的时期。”63至此，出现了会馆和公所，即民间地域组织与跨地域的民间商业团体并存的局面。

这些民间社团（兼扩会馆与公所）在城市管理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很多学者提到民间社团在防火、垃圾处理、某种慈善事务，如开办孤儿院、老人院，以及办学中的作用。“太平天国时期，官方政府曾迫使重庆的社团同盟担负管理职责。”但那是极其偶然的事例，并且是非常时期的行为。会馆和公所在城市管理中的常规活动显然同西欧中世纪晚期的行会不可同日而语。原因极其简单。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出现了权力真空。而“晚期的中华帝国城市衙门的官僚机构对显著的管理机构（指民间机构——笔者注）持怀疑态度。”以至于中国的城市人“不得不在没有显著的管理机构的情况下自己管理自己”。64民间团体在管理城市中的作用是微弱的。

四、比较与小结

中国古代与西欧中世纪所展开的两条城市化的道路，深深地镶嵌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中，互见短长。

中国古代城市移民的历史背景之一，是城乡间的流动是自由合法的。因此可以有组织、有策划，遵照制度化的模式（某种地域性专业）去进行。既然可以如此进行，组织方式自然在进城之前就产生了，因此其组织形式必然是以出发地——籍贯为基础的。

与之对应，西欧中世纪城乡间的流动是不合法的。离开封建领地进入城市，实为逃亡。这种非法性决定了它不可能采取合法的组织形式，只能是个体行为，至少是非制度化的行为。而生存需要结成群体。如果进城后不能及时创造一种组织方式，便不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只能是乌合之众作鸟兽散。一旦结成团体，就几乎一定是在移民地，即城市中，自愿结成的团体。但这条道路却不是自愿走上的，而是不得已为之；如果可能，他们会宁愿选择中国式的道路，因为后者削减了风险和未知。

中国古代城市移民的历史背景之二，是城市中有既存的政治权力。它为城市提供了既存的秩序，同时也制约着城市居民的行为。即使城市中的官僚系统在管理城市上效率低下，缺失甚多，也不是民间团体可以放开手脚去填补的。民间团体在城市管理上只能小修小补，或是渐渐渗透。因为大动作首先依赖于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皮雷纳说，西欧中世纪的市民阶级不是革命的，只是想要得到简单的让步。65走入权力真空地带的西欧中世纪的逃亡者们尚且如此，遑论遵照传统方式进入城市的中国古代的移民们。

与此对照，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已经彻头彻尾地衰落了。那里人烟稀少，那里权力真空。贵族和教士只关心自己在城市中的房产，不关心日益扩大的城市的管理。甚至在他们日益贫困后渐渐退出城市。行会的权力因此坐大。以后权力虽被资产阶级获取，但自愿组织的历史遗产已经融化在西方社会的血液中了。

传统的地缘组织帮助乡民们在初始阶段进入并立足于城镇。在日益商业化的城市中，它不可能深闭固拒，一成不变。其实地缘同血缘比较，已经带有十足的策略和机会的味道。它完全有可能完成进一步的转化。中华帝国晚期城市中公所的发育，证明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的强劲的适应力。

自然，渊源不同的公所，不会与西欧中世纪的行会如出一辙，两个社会更殊异其趣。因此，中国的会馆与公所在并存中的各自走向，以及包容了它们的那个社会在民间团体形式上的选择和演化，本来应该是独特的、极富趣味的文化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现象。并且在进化的道路上也将是充满希望的。何炳棣说：

诚然，清末民国近代水陆交通的兴建，西方思潮的输入，民族意识的蓬勃，工商组织新法令的颁布，都加速了小群体组织的衰微。但即使没有近百年的国际变局，即使古老的中国依然闭关自守，内在的经济与社会的力量也一定会促进畛域观念的消融与大群体意识的产生。最能指示这种趋势的就是会馆制度五百年中演变蜕化的历史。66

可惜的是，这两种民间组织的发育与演化，遭受到内外力量的致命打击。首先是频繁的战争，继而是革命的发生。二者（同乡与自愿组织）甚至连足够的文化基因都未能留下。

欧洲中世纪的社会，中国古代社会，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恰好构成了三种形态。欧洲中世纪：社会成员没有流动的权利，城市出现权力的真空；中国古代：社会成员拥有流动的权利，城市多为政权所在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成员丧失了流动的权利，城市保持为政权中心。三种状况导致了城市中民间组织的三种结局：自愿组织，同乡组织，原子化无组织状态。

注释

1 亨利·皮雷纳1927:《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36页。对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和商人阶层的形成，做了出色的阐述。

2 芒福德1961:《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27页。城市学的巨著。对人类城市的起源做了出色的探讨。

3 芒福德1961:《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201页。很多中国学者认为王权是中国城市起源的主要力量，商人与市场是西方城市起源的主要力量。其实人类城市在初建时都依赖王权，商人与市场是中世纪西方城市在从衰落到重建过程中的重要力量。自此中西城市才分道扬镳。

4 参阅布罗代尔1979：《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2，第一卷，571-575页。

5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2，575-582页。

6 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印书馆，1997，567页。

7 转引自R.帕克：《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2页。

8 《城市发展史》，73页。

9 《城市发展史》，41、31页。

10 《城市发展史》，83页。

11 《城市发展史》，73-74页。

12 《中世纪的城市》，14页。

13 《中世纪的城市》，47、52页。

14 《中世纪的城市》，43页。

15 《中世纪的城市》，38-39页。

16 《中世纪的城市》，40-41页。

17 《中世纪的城市》，47页。

18 《中世纪的城市》，66-74页。

19 《城市发展史》，190页。

20 《城市发展史》，194页。

21 《中世纪的城市》，73-74页。

22 《中世纪的城市》，90页。

23 《城市发展史》，200页。

24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46页。

25 《城市发展史》，207页。

26 《中世纪的城市》，103，100页。

27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438页。

28 《中世纪的城市》，114-116页。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330页）中讲述了欧洲主要国家的“行会”一词的名称：法语corps dè metiers，德语zuüfte，意大利语arti，西班牙语gremios。

29 《中世纪城市》，116页。

30 《中世纪城市》，116页。

31 《中世纪的城市》，114页。

32 《城市发展史》，208、210页；汤普逊1931:《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2，546页。

33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330页。

34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332-333页。

35 转引自《城市发展史》，210页。

36 转引自《城市发展史》，210页。

37 《中世纪的城市》，94页。

38 费孝通1947：《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

39 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109页。作者以城镇为视角，对中国历史做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解释。本书应该译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封建社会”既歪曲了原著的名称，更歪曲了作者的思想，他显然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皇权与帝国制度早已取代了封建制度。

40 何炳棣1966:《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8页。汉语作家对会馆研究的开山之作。

41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111页。

42 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在大陆会馆研究中，该作者占有重要一席。

43 王日根1996：《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9页。

44 王日根1996：《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8，198页。

45 吕作燮：“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第2期。

46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110-112页。

47 吕作燮：“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

48 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

49 吕作燮：“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

50 转引自《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110页。

51 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第三节。

52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117-118页。

53 此说的根据如下。1998年《科技日报》上樊洪业所撰“碣庐老人李书华”一文说，李书华（物理学家，曾任民国时期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兼物理所所长，1948年赴台，后居国外）在其回忆录《碣庐集》中说，李大钊（河北乐亭人）、白眉初（河北卢龙人）与他（河北昌黎人），三人的籍地都属河北永平府，因此三人在北京是大同乡。并说李大钊就义后，遗体是由北京高师的白眉初先生收殓的。白眉初的后代曾就此事问过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李葆华回信说，因当时躲藏在朋友家，后去日本，对父亲葬殓情况不清楚；“但我知道父亲在世时与白眉初先生家的关系十分友好，来往密切。据此情况分析，白先生帮助收殓遗体是可信的。”我看到过樊洪业文章的复制件和李葆华信件的复制件。不清楚樊文的日期，未能找到《碣庐集》。

54 《中国会馆史论》，1页。

55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111页。

56 《中国会馆史论》，1页。

57 古尔德1977：《自达尔文以来》，三联书店，1996，188，186，191页。

58 《中国会馆史论》，1-9页。

59 吕作燮：“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第二节。

60 《中国会馆史论》，101页。

61 《中国会馆史论》，102-114页。

62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116-117页。

63 吕作燮：“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第四节。

64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119-126页；《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237-243页。

65 《中世纪的城市》，105页。

66 《中国会馆史论》，114页。

[1] 即城市。——笔者注

[2] guild，英语行会之音译，参阅本条注释。——笔者注

第九章
秘密社会

所以要在探讨信任的著作中讨论秘密社会，原因有三。其一，秘密社会构成了一种典型的社会结构。不错，顾名思义就可以认识到，主流社会大多是公开的，秘密社会一定不是主流了。但是，秘密社会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即多数社会中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隐蔽的团伙。其二，人们在分析事物时常说：正常，反常，常态，变态。即使接受这些概念，也仍然要强调，只有兼顾一个事物的常态与变态，才能对该事物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而如果深究的话，什么是常态，什么是变态？有没有一个纯粹的常态？很可能所谓常态与变态都不过是一个事物存在的不同形态。如是，认识一个事物，就更需认识它的多种形态。其实俗语中已经包含了这种洞见：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而社会结构中往往需要信任，要全面地认识信任，秘密社会不可忽略。其三，秘密社会并非垄断了其内部流行的种种行为准则，主流社会很可能也分享了秘密社会中的某些行为准则，不过是在较小的程度上。从秘密社会所凸现的特征中提炼出的道理，对认识主流社会也会有间接乃至直接的帮助。

一、秘密社会性质的界定

要搞清秘密社会是什么，我们先从它不是什么说起。

它不是土匪，不是盗贼，也不是革命党。土匪一方面“同社会法律公开作对”，另一方面是以躲进深山，占据一个土围子的方式求得犯罪后的安全的，它是与社会隔离的。秘密社会则存在于大社会中，所谓“大隐隐于市”。盗贼是“低级的行径”，它不建立和依赖关系网，构不成“社会”。且盗贼在社会上几乎永远也没有尊严、权力和权威，而这些都是秘密社会的头领所追求的。1革命党和秘密社会在对社会的反叛程度上差距过大，后者并不怀抱改造社会的宏愿。

秘密社会的成员持有与主流社会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多数秘密社会，或者说能够持续存在的秘密社会不反政府。反政府确实可以为帮助一个秘密团体吸引众多的不满者，从而迅速崛起。但它们大多不可能长久地以这种方式存在，其前途要么是被政府消灭，要么是走出秘密的阴影，成为公开的反对派。秘密社会最通常的方式是与主流价值观对立，但不反政府，只寻求一个与主流文化不同的子系统，且这系统是隐蔽的。

秘密社会生存在政府管辖的大系统中，不逃脱在其之外，而是在其内建立自己的与主流价值观对立的小系统，在对立的同时谋求尊严并努力披上合法的外衣。

秘密社会不是职业，其成员渗透到社会上各行各业中。2秘密社会是一种保护系统，对内互助互惠。其首领是特殊的权力持有者，他对权力的追逐不是遵循合法的渠道，而是靠着在其系统内充当垄断性保护人，在社会上充当调停人。

任何社会都缺少不了交换和秩序。这也是秘密社会不同于土匪和盗贼，能称之为“社会”的原因。它在破坏和瓦解主流社会规则的同时，也在维护着另一种社会秩序，对社会矛盾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

二、黑手党——政府权力静态真空的产物

我们将在本节和下一节中，先后分析意大利黑手党和中国青帮的产生，由此透视秘密社会得以产生的一般规律。这样既有实例，免除空论，又可以从对比中获得启示。

黑手党产生于意大利西西里。西西里的传统和近代的政治结构是黑手党产生的直接背景。在古罗马时代，西西里是由奴隶种植的产麦基地。据估计，当时西西里有60万人，其中近半数是奴隶。奴隶们不断逃跑、占山为寇和寻求庇护，是那段历史中的重要内容。这一历史影响了人们的观念：不愿置身于国家法律的管辖，宁愿做有地位家族的帮客。就正式的统治而言，长期以来西西里一直是外人管辖之地。外来的统治者不断更迭，致使地方权势，即男爵势力坐大。男爵们拥有各自的私人武装。18世纪末，国家已掌握政治、司法权力，男爵的武装力量仍比国家强大。直到1892年私人安全体系的时代才告终结。私人武装是一把双刃剑，它往往从保护自己开始，至危害他人而终，它为秘密社会的形成注入了基因。在封建时代末期，男爵们纷纷离开了西西里的乡村，迁至意大利本土乃至国外。其领地由转租人，即二领主代管。二领主多为小地主、牲口贩子、私人武装头目等等。二领主得陇望蜀，以种种手段迫使老领主放弃土地，永远离开庄园。如果说男爵代表着封建，政府代表着近代国家，西西里则处在封建制度一去不返，近代国家有形无实的状况中。概言之，历史上的西西里像个殖民地或托管地，无自主政府，充斥着移民和逃亡者，近代的西西里更陷入权力的真空，这种特殊的传统与近代政治结构是强人领衔下的自救组织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3

黑手党人权力的获得自然与前现代的多数权力获取一样，凭借暴力。因其规模小，其建立权威时的暴力使用更为人格化。杀人是成为黑手党头目的“入场券”，有了这一光环才能走上权力的宝座。但这种权力所以能够维持，在于他们不以做盗贼和土匪为归宿。西西里的文化传统影响了它的强人的价值观，黑手党头目的理想是做受人尊重的权势者——正是在“体面”这一关键处他们与土匪盗贼分道扬镳。黑手党对社会负有一定责任，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据说在西西里，发生偷盗时，如向警方报告，75%的情况是无所作为，15%能找到罪犯，只有10%能追回赃物；如找黑手党调解，只有5%未获成功。当然被盗人要拿出被盗财产的1/3~1/4供调解人与盗贼瓜分。4黑手党还调解经济纠纷，调解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因为其调解力量胜过政府，遂强化了这一亚文化：靠民间不靠朝廷。

这种自救组织为什么成了秘密社会，成了“黑社会”？是因为他们使用了暴力，在现代社会中暴力是由国家垄断的；是因为他们从事了非法活动，特别是后期的贩毒使其“非法”升格，这自然也是由国家判定的。在国家为社会提供充分的服务时，不存在黑社会，因为没有必要。在国家权力极度衰落时，自救团体无非法可言，即使使用了暴力。只是在二者共存时，才有了秘密社会，或曰“黑社会”的称谓。

就是说，存在着双重道德：一边是国家的，另一边是亚文化的。一旦国家使人民接受了自己的法规，使人民的道德规范与国家的相吻合，黑手党人就变成了歹徒。5

三、青帮——政府权力动态真空的产物

某一地区中政府权力的真空是秘密社会产生的前提条件——这一命题被当今世界上最受瞩目的秘密社会黑手党的案例所证实。这一命题是否适用于中国呢？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滩是该命题的一个例证。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在上海建立租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上海迅速崛起。但是权力的真空——清朝与民国政府无权过问租界的事情，租界的洋人掌权者又无力治理华人占主体的社会——使得上海滩混乱无序，罪恶丛生。人们常常说，某种真空会“呼唤”某一事物的产生，这其实只是一种修辞，真空不过是为该事物的出笼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上海法租界在19世纪末“以毒攻毒”，招募青帮中人黄金荣做巡捕房探长，说明它真的在“呼唤”某种力量，即使该力量来自“黑社会”。6后来居上的杜月笙——权势绝不逊色于黑手党的任何一位教父，连蒋介石都要将上海的事情托付给他——说明了八面来风的租界地上海是秘密社会千载难逢的沃土。

但是，上海在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中却只是一个特例。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不乏秘密社会，却统统与租界无关。并且，中国古代的皇权统治与意大利的封建制殊为不同，它根本没有提供“权力真空”或“三不管”的地带。不错，皇权帝国也有其地广人稀的边陲。但权力的直接含义就是管人的，人少权少，人无权无，只有人口数量与密度正常而权力失缺才可以称为“权力真空”。而这个意义上的“权力真空”在皇权统治下的古代中国基本不存在。故此，它的秘密社会必是遵循着与西西里完全不同的途径生长和发育的。

闿湘人王运在其《湘军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代会党产生的原因：

哥老会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

但是历史已被尘埃湮没。对当时的智者不成问题的事情，在今天却是需要思考和解答的。中国近代秘密社会起于游民，几成共识，而为什么游民要结成秘密团体，其深厚的成因却是不可以轻易带过的。

古代的中国社会是个静态的乡土社会。大家居族而居，其物质与精神生活基本都发生在熟人之中。流动很少受到鼓励。相反，“耕读传家”、“父母在，不远游”是古训、传统，乃至理想。这样一个静态的、封闭的社会，自然没有为它的流动人员做好充分的准备。

国家和社会没有在物质上为流动做好准备，流动时自然极其艰苦。但困难在何处，今人是可以想象的，不外旅行与食宿。

而在心理上，这个静态的社会还没有为较大规模的流动做好准备，却是今人所难于想象的。那就是人们对陌生的恐惧。而陌生中最可怕的无疑是陌生人。陌生所带来的恐惧会不可思议地导致暴力。陌生与恐惧都是双向的，而双方的力量却并不平衡。其结果是异乡人成为易受迫害者。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生动地描述出下述情景。

1768年，一种“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盘桓。据说，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可以偷去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自己服务。7这传说日甚一日，于是发生了以下的一幕幕。

4月，杭州的四个和尚因所属寺庙无法负担他们的生活，到一河之隔的萧山县去化缘。一个孩子看到其中一个和尚铜钵上的名字，便大声念出，和尚笑着说：“小官人，认字了，叫什么名字。”孩子不理，和尚就上路了。不料，一会儿孩子的父母追来，认定和尚在招孩子的魂。村民围过来将两个和尚捆绑起来，殴打，并送到驿站。另外两个和尚听说后不服，去告官，受到捕役勒索，拒交，于是一同被诬告为“叫魂”，从此开始了他们苦难的刑讯历程。8

5月3日，苏州人丘永年等三人在常熟流浪，被捕役搜查发现一把剪刀，旁观的一个孩子说刚才不知谁碰了自己的辫子。这个流浪汉不由分说被判定要剪孩子的辫子来“叫魂”，在县衙门被打致死。9

4日，浙江湖州的和尚净庄打算顺太湖去苏州，在胥口镇歇脚时一个渔夫问他们是否从正发生“叫魂”的湖州来的，并威胁要抓起来盘问。净庄被吓跑，渔夫认为得到了证实，纠集人们把净庄抓起。10

21日，汉阳府街头人们声称抓住一个可疑的“妖人”，将其打死并焚尸。11

10月，直隶和尚通杲决定还俗回乡，开始蓄发。走到山东泗水县，仅因口音和头发的异常，被县役当作嫌疑抓获，刑讯至惨不忍睹。12

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孔飞力这样评论此等事件：

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它们也许并不涉及经济发展对于生存的无形威胁，但却可以肯定，它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在1768年的许多“叫魂”事件中，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索。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想象力便能够意识到某一“游方道士”的威胁。一个在本乡邻里间驱邪的法师大概不会比一个家庭医生更具威胁性。但如果他是外来人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四处漂泊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还是平民）由于在社区内缺乏联系纽带便很自然地成为可疑分子。13

社会对流动的物质设置与心理准备上的双重匮乏，迫使那些常规的流动者寻求和建立一种自我保障的服务系统，那是名副其实的“自救”。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两大常规性流动群体。其一是官僚系统。一句唐诗“同为宦游人”道出了官宦的流动性。而官僚系统为自身的流动——行止起居、迎来送往——提供了充分的保障。社会中的某种短缺当然并不意味着官僚系统中的短缺。其二是漕运系统，也就是近代最大的秘密社会青帮所脱胎于其中的那个组织。漕运的由来、功能、规模如何呢？

漕运始于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其功能为南粮北运。唐初每年运额20万石左右，开元年间达到200多万石。宋朝太宗时运额定为300万石，以后增至600万石。元代运额较少。明代运额与宋代相仿佛。14清代嘉庆以前每年运额平均400万石以上，道光以后，由于海运开始，漕运减少到300万石，乃至200万石。15与历代相比，清代漕运基本没有间断。嘉庆以前，漕运的数额占全国田赋征粮额的一半以上。16漕运构成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朝代的经济命脉。

康熙以前漕运船只共14 000余只。自雍正以后，船体增大，每船装米600石，船只数量一直保持在6 000余只的水平上。17明清两朝的漕运都由卫军负责。其差别是明代每船十名卫军出运，漕运卫军共12万人。清代漕运卫军共6万人，每船卫军一名，名曰旗丁，其余九人为旗丁雇佣的熟练水手；18卫军轮流出运，不出运者从事屯田或其他军务。这样，每次出运，需旗丁六千余人，舵工水手五六万人，加上沿河拉纤者，共十万人以上。19每次出航，大部分都需六七个月。雍正时水手“每运”可得银一二两，道光时增至十两。20清代的漕运制度与人员构成，无疑减少了开支，却因民间成分的进入为其走向秘密社会埋下了伏笔。

漕运的组织编制是，每个卫所（以地域定编，如淮安、扬州、宁波）之下分成若干帮（也是以地域划分），少则二三帮，多则八九帮，每帮一般有50~60只船，也就是五六千人。全部漕船及人员划分为118帮。21《辞源》认为，“帮”中“伙、群”的意思，最早出现在清代阮元的《研经室》：“其时闽浙海盗，三帮，各六七十艘。”如果“帮”的这个意思真的产生于清代，则很可能是经由漕帮和青帮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而演化成主流社会中的现代语汇“帮派”的。以后青帮内的秘籍“通草”（亦称“海底”），实为“通漕”的异音，通漕即跨越内部各帮的漕帮整体。这是帮派聚积力量的必然逻辑。

漕帮初为职业组合。是在其成员加入罗教后，获得了更强悍的凝聚力。罗教是产生于明代，流行于江南一带的佛教支派。漕帮成员在清初纷纷加入罗教，既是因为罗教患难相助的说教投合水手的心理，又是因为罗教庵地处运河沿岸，水手们多是山东和北直隶的人，22回空时无处住歇，病死亦无处掩埋，罗教便提供了托足和安息之地。乾隆前期所建造的数十庵堂都是水手捐造。退役的老水手，不能出运，便留庵看守，并耕作田地，还为返回住歇的水手垫给饭食，水手得到收入就偿还饭费，守庵者获得微利。23自然，这一切都需要一张温情的宗教外衣去笼罩。于是漕帮与罗教一拍即合。

中国近代的流民和秘密社会多与宗教有不同程度的联姻，这与国外秘密社会很不相同，其原因或许如下：其一，流民与僧道都是摆脱了乡土和宗族的群体，这种共性是前者靠拢后者的前提。其二，在独立于乡土与宗族方面，宗教获得了合法性，得到了官方和社会习惯的认可，中国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在这方面则较少得到认可。其三，在提倡互助方面，宗教具有得天独厚的精神资源。如孔飞力所说：

在种种为乞丐特有并通常扮演的角色中，和尚也许是最能为人所接受的一种。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角色看作是在18世纪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某种社会模板，每当时势变得艰难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便能够将自己依附上去。这种模板仍然保有塑造改变人们行为的力量，这也许正反映了18世纪状况的实质：那些被清代社会经济压力挤压出来的人们，在社会符号的领域里，仍然能够找到可为人接受的通向生存之路。24

然而注入了世俗成分的罗教却未能躲过上述的1768年的劫难。当弘历真的相信了“叫魂”的传说后，便严令各级官僚搜寻查处。“叫魂”系子虚乌有，承受皇权压力的官僚们便只好找替罪羊来交差。9月，江苏按察使吴坛在弘历朱批痛斥三个星期后上报：虽未抓获“叫魂”者，却发现很多俗人建造的庵堂，内有吃素念经的，也有不吃素不念经的。其实这些不僧不俗的庵堂已经在官府眼皮底下存在了半个世纪。立刻，数十名主持人被抓，有说几十所庵堂被毁，也有说庵堂统统改为公堂者。25

这一事件是青帮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他们摒弃被官方废止的名称“罗教”，改称清门；一百一十八帮中每帮的首领谓之“老官”，每帮设老官船一只，供设罗祖。为官方所不容，使它从公开转为秘密。活动中心从庵堂转入漕船中，使其象征物充分地适应了其流动的特征。日益脱去宗教的外衣，则使其成为地道的世俗团体。

青帮是为了共济谋生而结成团伙的，而一旦形成网络和势力，它就会超越最低的生存目标和法律的限度，追求更高的利益并走出法律的界限。除了生存上的共济外，它凭借帮权追求三种经济利益。其一，以整体的力量向雇主（即官方）要求更高的工钱。漕运是官运系统，其意志由旗丁体现；漕帮为民间系统，主体是船工，但旗丁也有涉足漕帮的，因此矛盾和抗衡一定非常微妙。在水手的抗争下，工钱从清初的雇银一两，递年增加，至道光时达十余两。遇水浅绕行，逆水过闸等事，都要加钱。其二，贩运私盐及硝磺。前者向为政府的专利，后者可制造火药被政府严禁。贩运私盐是旗丁、船工与盐贩子“风客”的合谋。风客出资，漕帮借粮船的护符来运送，得逞后瓜分。此事自康熙时已下禁令，但一百年来屡禁不止，漕帮或以力相抗，不服查检，或打通关节，一路畅通。船上旗丁若事发革职，粮船便以私盐之余利按股摊资，代为捐复。其三，因运河是官修的运粮河，漕船在行驶上有优越的权利。漕帮借此，其实主要还是靠其结帮的力量，向航行运河的商船民船勒索买渡钱。26

中国民间组织初起之时，违法的举动大都不多（宗旨为反朝廷的组织另当别论），其所以成为“秘密”，往往是官方禁止（如前述对罗教的摧毁）所致。因为官方和社会底层这两个系统的共存和冲突，特别是后者在羽翼丰满后对前者制定的法律的严重违背，使其秘密社会的特征后来才日益充分和鲜明了。但是秘密社会后来的违法并不说明政府初期的取缔就是远见卓识。只要管理者未能对社会生活提供充分的服务，人们就一定会寻找其他的形式去“自救”，在全权统治之外的地方（我们后面会论及）这是无法遏制的。而任何一个团体一旦有了势力，便会膨胀它的权力和欲望，危害社会，政府尚且如此，其他组织岂能幸免？

技术的进步必然影响到运输方式乃至社会组织。海运（靠沙船）因此取代了漕运，火轮很快又取代了沙船。海运取代漕运曾经是晚清官场中的轩然一波，但技术上的鲜明对比（海运初试，费用就比漕运减少三分之二，以后相差更大）使之不可逆转。27

漕运的终止不是青帮的终结，反而成为青帮走出职业团体，融化到社会之中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此时青帮脱去了漕帮的外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中国的秘密社会产生于流动人口。当漕帮成员失去了赖以维生的漕运后，很多人成为更充分意义上的流民，他们不可能放弃已经存在的团体关系，相反这种关系是他们谋生的重要凭借。同时，一方面，漕运不存在了，青帮成员分流到五行八作，他们的互补与互助性更广泛；另一方面，青帮融化到社会中，它对其他行业成员的开放性更大了。传说红帮的规矩是“准赖不准充”，青帮的规矩是“准充不准赖”。作为一个秘密帮会，青帮的这种包容性一定是与其从宗教走向世俗、从职业走向社会的发展历史相关联的。在漕帮时代，在役的水手、纤夫共约十万人，加上年老退出的，漕帮的成员不会低于二十万。走出漕帮的时代后，青帮的规模一定更为庞大。

青帮内部的规矩自然很多。但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帮会，其最有特色的规矩是“三帮九带”，即每个青帮正式成员，都有引进师、传道师和本命师，三师分属三帮；三帮的师父、师祖、师太合计九人，称为九带。跑码头时，报出自己的三帮九带，就证明了自己是帮内同道，地主便要以礼相待，至少负责食宿三天，临行还要送上到下一码头的盘缠。28就表面而言，三帮九带是最巧妙的暗号切口，可以深入盘问，以保持帮会的隐蔽性。而就深层论，这一规矩使得青帮中的一百一十八帮（有说一百二十帮）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缔造了“多股合一”的绳索式信任结构。应该说，“多股”是青帮的自然史发展的结果，而依靠三帮九带的规矩，保持整体的认同与亲和，则是人为的精心设计。

四、秘密社会与信任

综合黑手党与青帮这两个案例，可以推论，秘密社会产生于权力控制与满足社会需求的双重真空。黑手党是这双重真空在某个地域中的体现，青帮则是这双重真空在社会流动中的体现。为什么这种真空不是随随便便的方式就可以填补的呢？因为社会秩序的获得与供求关系的建立往往意味着信任的建立或存在。黑手党活跃的区域中财物被偷盗，可以去当局报案，也可以求助普通朋友，问题是他们的破案率很低，也就是说，在提供社会秩序上它们不令人信任。在漕运的沿岸不是不能找到投宿地，问题是陌生地的秩序与陌生人的接待不能令行客们信任。信任与保护是密切关联的。当大保护人缺席或衰落时，小保护人将会填补。当政府不能提供信任时，秘密社会是承担这一功能的力量之一。

秘密社会不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而是存在于其中，却与主流社会实行不同价值观的群体。不被主流社会同化或消灭，演变成这种“国中之国”的局面，要求秘密社会（即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中的信任程度高于主流社会（即大系统），秘密社会这个子系统因此才比社会大系统更强悍。子系统中的信任靠着四个因素来建立和强化：其一，互利，秘密社会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互利的，它内部的互利性肯定高于社会大系统。其二，秘密社会中的小保护人的效率要比社会中的大保护人更高。其三，秘密社会内部对背叛的惩罚残酷并且无所不在，无法逃脱。据说，黑手党的一个高层首领在美国背叛，他坦白的一个条件是不要将他引渡到意大利，那样的话他会立即被黑手党在狱中的内线杀死。黑手党对背叛或违反帮规的惩罚大多非常残酷，并且在尸体上留下标志，标明处决者以及处决原因。比如，割下生殖器塞进嘴里表示死者引诱了同伴的妻子，嘴里塞进软木塞表示死者向当局出卖了同伴，等等。黑手党以此向内部广而告之。关押黑手党的一所监狱的墙上写着“缄口活百年，开口入地狱”，这句话每天被看守擦掉，每天又神秘地被人重新写上。它体现了黑手党的哲学“出卖同伴者必受惩罚”。青帮的惩罚同样非常残酷。违规要被烙上印记，违犯十条家法要被烧死。西西里（黑手党的活动区域）与意大利其他地区相比，偷盗案的发生率相差无几，但凶杀案的发生率几乎是全国平均数的三倍。这一方面说明了小保护人统治的社会并非无秩序；另一方面，说明了黑手党保持其系统的代价，它要频繁地以暴力惩罚抵抗其成员对大系统的屈服。29其四，靠着仪式、传统、认同和惩罚，将一种特殊的价值系统内化在成员的心中。比如，不靠政府靠兄弟，对口头约定的忠诚履践，等等。违背了这些价值，就是从生于斯、长于斯的帮会中自我放逐。

人类社会有无可能根除秘密社会？我们的回答是：有两种可能性，却都是悲观的。在绝大多数社会形态中，特别是法治社会中，根除秘密社会极其艰难。从逻辑上说，只要秘密社会中的成员攻守同盟，小兄弟替教父杀人扬威，败露后又替教父承担全部罪名，教父替小兄弟扶养家小，这样社会上明知杀人是教父所为却无法制裁他，他因此凭借威慑就可以控制社区，左右事态。法治社会是需要证据的，民主社会是抵制君主善意的专断的。因此，从逻辑上说，秘密社会是民主社会中不可救药的癌症。当然现实还要比逻辑推论乐观一点。因为这种攻守同盟的逻辑结构是不合人性的，成员做出的牺牲毕竟太大，秘密社会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建立这种结构。但是经验和逻辑一同证明了，根除秘密社会是极其艰难的。

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可以根除。不幸的是，可能更悲观。因为只有一种社会可以非常有效地根除秘密社会，那就是现代的全权社会。黑手党在其百年历史中唯一销声匿迹的时期是墨索里尼统治的时代。苏联没有秘密社会，现在的俄罗斯秘密社会颇具势力。20世纪中叶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没有秘密社会，现在初露端倪了。也正因为中国已经长时间与秘密社会绝缘，我们对秘密社会的理论探讨只好从历史中寻找案例和注脚。但是根除了秘密社会的那个全权社会显然不令人满意，它灭绝秘密社会的刀剑也在伤害着社会的其他领域和成员。

无奈，我们只好承认社会与人性永远不会完美。但我们还并没有沦为犬儒主义者。我们认为对秘密社会的最大消解，是社会大系统的健全——正当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正义可以得到伸张。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文化是主流文化的某种指标；秘密社会是主流社会的晴雨表。

注释

1 参阅李文田编译：《黑手党》，三联书店，1987，7-11页。关于黑手党的中文读物（包括著作和译作）甚多，但极其芜杂，带有学术味道的作品甚少。这本书是根据国外学者的两篇学术论文编译而成的。笔者对编译素怀成见，但它毕竟保留下一些严肃的分析。

2 《黑手党》，28-29页。

3 《黑手党》，12-22页。

4 《黑手党》，70页。

5 《黑手党》，12页。非常精辟的论述。

6 参阅魏斐德“1920~1937年的上海警察”，马丁“‘同魔鬼签订合同’：1925~1935年的青帮同法租界当局之间的关系”，两文均载于《上海：通向世界之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这一观点是常识和共识，并非这两篇文章最先提出。但两文对这段历史做了细致的考证和描述。

7 孔飞力1990:《“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1页。一部非常出色的、以小见大的著作。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御批”，这是理解皇帝思想行为的最基础的史料。作者采取了叙事体，将主观的理论倾向淡化，避免了理论著作难于逃脱的片面、简单、枯燥，并为读者建构了更大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8 《“叫魂”》，11-13页。

9 《“叫魂”》，22页。

10 《“叫魂”》，26页。

11 《“叫魂”》，31页。

12 《“叫魂”》，226页。

13 《“叫魂”》，62、159、157、158页。作者通过一些个案，生动而雄辩地呈现出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具有的对陌生人的恐惧。

14 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7-8页。这是一本严谨、翔实的史学著作，为漕运研究打下了基础。自然，远未穷尽漕运研究。为期不很遥远且“五脏俱全”的漕运，应该成为一个多学科共同开采的富矿。

15 《清代漕运》，54页。

16 《清代漕运》，47页。

17 《清代漕运》，195、205页。

18 《清代漕运》，212-213页。

19 《清代漕运》，272页。

20 《清代漕运》，272页。

21 《清代漕运》，213页。

22 参阅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注1。

23 《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82页。

24 《清代漕运》，59页。

25 参阅《清代漕运》，280页；《“叫魂”》，283页；《中国秘密社会》，84页。

26 《清代漕运》，283-286页。

27 参阅《清代漕运》，第十二、十三章。

28 《中国秘密社会》，102页。

29 《黑手党》，18页。

第十章
货币与信任

传统社会结构是以熟人的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其信任也是熟人中的人际信任。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是走出了熟人的范围，其信任建立在抽象的系统之上。而它所依赖的最大的两个系统是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前者的最终逻辑是市场社会，后者则以学历社会为其背景。二者开辟了熟人之外的广阔天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除了鲜明的差异外，自然也有很大的继承关系，构成了市场社会之最大要素的货币和学历社会的核心制度考试，都是萌生于传统社会之中的。可见传统社会并非没有为陌生人间的交往提供制度系统，而现代社会也不能完全离开熟人间的特殊关系与信任。

本章旨在讨论货币系统及其与信任的关系。

一、货币是一种信任

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有四大功能：支付、价值贮藏、价格计算、投资。

这些认识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准确地说，它讲的是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它没有从社会关系中认识货币，而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为什么货币可以承担上述四种功能？则只有从货币对人们的心理和社会关系的作用中才能得到解释。而在上述四功能之下，在社会与心理的层面上，货币的功能是什么？是信任，货币是一种媒介，信任是这一媒介中的关键。一旦失去信任，上述四种功能都将失效。

但最初的和传统的货币理论并不这样看待，“金属论”是其典型。理论金属论认为，货币在逻辑上必须由某种商品构成或由某种商品“予以担保”，因而货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的逻辑根源就是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而不必考虑其货币作用。虽然原则上货币可以由任何一种商品充当，但自近代以来大多只选择黄金和白银作货币，故称“金属论”。金属论这样认识货币的属性，并鼓吹这样的货币政策原则：货币单位应该牢牢地与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联系在一起，并能与之自由兑换。1熊彼特说：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理论金属论是站不住脚的。理论金属论的错误在于，它把货币的历史起源同货币的性质混淆在一起，就货币的历史起源来说，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但在许许多多情况下，人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些商品由于特别好卖而被当作交换的媒介，但货币的性质或逻辑却与其材料的商品性质毫无关系。2

斯密在探讨货币起源时也说道：

为了这种不便，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3

“不会被拒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还是“不会被拒绝”。这不是同语重复吗？不是。真实的原因就是如此，因为这种物品可以在一次次重复使用中“不被拒绝”，所以就有了成为货币的资格。光有商品价值不行，人们可能因为不便利而拒绝接受。相反，当人们都不拒绝时，没有商品价值，照样可能成为货币，以后的货币历史一再证实着这一点。而这“不会被拒绝”在本质上是什么？就是信任。信任要有一点根据吧？对，但这根据不是一定要与某种商品结合，它更多的是同某种声誉结合，声誉说到底，还是信任。

古典学者中不乏洞悉到货币本质的人。18世纪的学者奥特斯（G. Ortes）把货币定义为财富的符号，明确地将之从构成财富的项目中排除了出去。伯克利（G. Berkeley）则首先提出货币是“入场券”。4

说到底，对货币在其历史中一以贯之的性质的把握，要从货币的历史过程而不仅是起源中寻求。纸币很早就产生了。但在很长时间内它是同黄金相联系，可以兑换黄金的。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20世纪30年代，几乎所有国家都废除了黄金兑换制。兑换制的最后堡垒——美国也在1971年取消该制度。贵金属的有限数量及缺席、闲置，使它无力在经济不断增长中保持其对货币角色的垄断。纸币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如果说黄金还带有天然属性的话，纸币则是彻头彻尾的人造物。历史学家说，纸币是惊天动地的发现，纸币的制造比炼金术士干得更漂亮。5严肃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则说：

当通货全部都是纸币时它就处于最完全的状态。6

一旦拨开笼罩在货币之上的黄金的神秘光环，直面货币的“最完全的状态”，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看到货币的一以贯之的性质。布罗代尔说：

金属货币、补充货币和信贷工具在性质上是否真有绝对的差别？一开始就区分这三种货币，这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以后难道不应该使它们彼此接近，甚而相互混淆吗？如果可以说一切都是货币，反过来也可以说一切都是信贷，都是许诺或按期付款。甚至我手里的这个金路易也是作为一项许诺，是交给我的一张支票；是我确实能得到的全部财富和劳务的一张票据。7

熊彼特说：

一旦我们认识到那些用于支付和贷放的各种“纸信用”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一旦我们认识到由“信用”支持的需求对价格的影响与由法币支持的需求对价格的影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就在走向一种有用的信用结构理论。从实际和分析上讲，一种信用货币理论可能优于货币信用理论。8

货币归根到底是一种信贷工具，是人们借以获得最终支付手段——即消费资料——的一种凭证。这个理论自然可以有许多表述形式，并且有待在多方面加以完善，但是可以说，今天（1954年）它正在取得领先地位。9信用是货币的创造者。10

熊彼特显然抓到了货币历史中更为抽象的，一以贯之的意义。他的“信用”几乎就是社会学中的“信任”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我们不能希冀他讲述社会学中的信任理论，事实上在熊彼特去世时（1950年），社会学家对信任的研究还几乎没有开始。当然最终将货币视为一种信任系统，更准确地说一种系统信任（与人格信任相对应）的是当代社会学家，德国人卢曼。他说：

交流是可以依赖的吗？简化复杂可信吗？我们用货币、真理与合法的政治权力来澄清这些问题。靠着货币作手段，全部经济系统的一个横截面将其复杂性交给了个人。这里必须有一个假设，为了这一机制的运转，货币本身需享有信任。个人必须能在这一基础上工作，即当他手里持有货币象征时，他真的占有了它所许诺的可能性，这样他可以满怀信心地延迟最终使用的决定，可以享受或最好地使用这一抽象形式所代表的复杂的可能性。这一系统信任是在使用货币的不断确认中自动建立的。它需要不断的反馈而不是特殊和固定的保证，因此，它要比在任何时间中在新的不同的人中获得信任容易得多。靠着将人格信任变成系统信任，个人的学习过程变得容易了。11

二、普遍主义信任结构的源头活水

在发明货币之前，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入场证或交往媒介均由某种天然的属性去扮演，比如，血统、嫡庶、长幼、亲疏、地域、通婚等等。货币是人类第一次找到的可以充当入场证、交往媒介，乃至标准的人造物。前货币时代人类之所以完全依赖自然属性，是企图凭据某些自然属性的鲜明的唯一性或区别性，去消除和减少对稀缺位置或资源的争夺。货币之所以能够发挥同种功能，是靠着货币占有的多寡去消弭谋求某物品的平等的资格，从而消除平等的资格所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冲突和争夺。这两种标准、媒介和入场证是如此不同。我们称前者为特殊原则，后者为普遍原则。前货币时代的社会生活完全由特殊原则支配，货币第一次在特殊原则的世界中打进了一支楔子。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特殊原则仍占支配地位，但货币慢慢地生长着，并渐渐地获得了优势，终于蔓延到整个世界。货币是怎样一种性质的东西？货币的扩张又是怎样的一种逻辑？

卢曼说，人类需要不止一种简化机制，几乎所有媒介都具有简化的功能。货币的简化功能几乎是所有媒介中最出色的。货币的使用是如此简单、易懂、易于接受。没有一个弱智儿不能识别其父母兄弟，也几乎没有一个弱智者不能识别和使用货币。正是因为有着同血统、长幼、亲疏同样鲜明易懂的特征，货币才能打进以自然属性为基础的特殊原则的世界中，同血统等原则分庭抗礼。

货币通过数量差别取代质量差异，抹去了任何事物的特殊性，以自己的量度为一切事物完成了换算。凭据着这种“变质为量”的本领，货币获得了一种任何其他事物都不具备的渗透力，它渗透到一切事物中。这一特征，其后自然蕴藏着危险，却首先使它获得成功。

货币不仅抹杀了被它换算的客体的特征，也漠视相互交换的主体的特征，它是“匿名”的。这种认钱不认人的“匿名”性既是简化功能的特征，也是普遍原则的彻头彻尾的体现。

货币为人们带来了自由。这自由首先固然是货币占有者消费机会与可能性上的自由。但同货币所具有的渗透力一样，货币所带来的自由也在向社会结构的深层渗透。如齐美尔说：

庄园领主过去可以向农奴征收一定数量的啤酒、家禽、蜂蜜，从而将后者的行为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但是，从他征收货币租税的那一刻起，农民就自由了，农民尽可以决定，是养蜂，或养牛，还是干别的什么活计。12

一个再好的人造物，如果不具备自我繁衍的能力，就只是机械水准上的工具。货币不是这样，它的伟力正在于它具有“自生长”的能力。它的可信任性不是靠着外力建立的，“这一系统信任是在使用货币的不断确认中自动建立的。”它不需要广告和推销，可以自我扩张。

货币的逻辑中蕴含着资本主义的种子，但货币的流行不等于资本主义。在古代的世界上货币已广泛地流行于各地，那里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布罗代尔指出，在古代世界，尽管货币已颇为流行，但大多数农民生活在货币之外。13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事实。但即使当时人人使用货币的城市也不是资本主义。货币中资本主义的种子的发育还依赖于外部的条件。韦伯对此做了全面的阐述，从复式簿记法到清教伦理，到企业的理性精神，等等。而如果不以总括无遗为宏旨，只从货币的视角出发，则问题异常清晰简单。资本主义就是充分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如果没有其他制度的约束，货币逻辑的充分展开一定是商品化、市场化、资本主义。而前资本主义制度对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施加禁令。突破这些限制，将意味着货币的两大胜利。第一，一切物品都可买卖，一切物品的买卖都受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更是不待言的前提。第二，劳动力不再束缚在领主的管辖下，一方面他们有了自由工作的权利，另一方面货币成了劳动力价格的尺度，于是劳动力成了一种自己去出卖自己的特殊的商品。当旧制度的约束被冲破，一切物与一切人都遵从货币的逻辑去自由合法地交换时，货币就走到了自己逻辑的巅峰——资本主义。

齐美尔早就提出货币对理性思维的促进。熊彼特说：“经济格局是逻辑性之源。”14我们理解，熊彼特不是在探讨逻辑与理性的起源，而是在以修辞学的方式表述现代经济生活对理性的影响。理性和逻辑的过程在极大程度上借助一般性概念。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的普遍原则，使其当然地与逻辑和理性接轨。

我们在第一节中说，货币是一种信任结构；在这里我们说货币是人类第一种普遍原则：合二而一，可以说，货币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

三、借贷与信任

借贷同人类社会一样古老。有些人资源短缺，有迫切需求：另一些人资源过剩，乃至闲置，借贷出去可以回收一些利息；遂产生了借贷。在货币产生之前就有了物质资源的借贷，货币一旦出现，借贷就当然地采取了货币形式。最具活力的货币不仅消极地充当借贷物，为摆脱闲置还会促进借贷与流通。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人们的消费在时间分布上是不同的，借贷通过时间差使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益，大家各得其所。没有借贷，个人的很多消费愿望将推迟，甚至无法实现；没有借贷，社会的大型经济活动根本不可能开展。

因为有了时间差的问题，借贷便天然地与风险，与惩罚和减少风险，与围绕高利贷的争论，与信任紧密相关。

惩罚曾经是借贷活动中挽回损失，抑制风险的重要手段。历史上的借贷活动中自然不乏惩罚过剧，乃至侵犯人权的不义之举。文学作品反映或制造了围绕这一问题的某种社会舆论。在前现代的西方有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在近现代中国则有戏剧《白毛女》。这两个戏剧异曲同工。侵犯人权，高利贷，某一特定的社会角色，三位一体地成为两戏剧的讨伐对象。在《威尼斯商人》中这一特定角色是犹太商人，在《白毛女》中则是一个中国地主。欧洲那个时代的反犹思潮和20世纪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语境为这组三位一体的讨伐披上了浓烈的感情色彩的外衣。在消退了狂热后，我们发现三位一体的讨伐太过粗糙，一个最正义的目标恰恰掩盖了对讨伐对象的细致的思考：侵犯人权与高利贷哪一桩是更大的罪恶？两者是否必然联系在一起？没有侵犯人权的高利贷仍有罪过吗？贷款要不要付息？高利息的利弊如何？15

人身占有可以以高利贷作手段，却并非以高利贷为基础，其基础是视人身占有为合法的古代社会的权力结构。杀戮同类和人身占有是人类文明早已完成的两个大限，其罪恶远远超过高利贷。探讨高利贷时，不应将之先同最大的罪过捆绑在一起。

贷款需要付息，这是各民族在古代就已完成的常识。在中国春秋时代的管仲已有透彻的论述。什么是利息？有经济学家说，利息是货币的价格。我们不认为货币是商品，因而更赞成其他的理论：利息是货币所代表的物质资源的租金，与地租类同；利息产生于用现在的消费品交换将来的消费品时，前者因实惠而升水。16只要允许有息借贷，只要金融市场自由畅通，利息会自动调节，什么是高利贷呢？压低某地贷款利息，会将其投资驱赶到外地；抬高某地贷款利息，外地投资会进入。理论上说，高利贷是限制的产物。当然现实更复杂一些，那将是专业经济学家的课题。

我们的结论是有息借贷是当然的，高息并不可怕。当一种理想主义乌托邦从批判高利贷入手，进而批判利息，其结果必然是该社会中借贷萎缩。其直接的效果是公民不能借贷消费，不能借贷搞小本经营，经营统统归属国家。其深远的效果是，借贷是互惠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信任与借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当一个社会从政治上消灭了借贷后，它的成员将丧失一种重要的社会能力，信任的萎缩必是如影随形。

高利息有时还作为抵消投资风险的策略。而这并非明智的策略。风险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过高的贷款利息很可能驱赶走了诚实的企业家。

借贷的风险不可以靠损害人权的暴力来消除。坏账和呆账永远是信贷甩不掉的影子，文明社会不允许暴力催账，相反，还不了的账该勾销的也只好勾销。甚至最出色的金融家借贷也不以100%的回收率为荣，他们以适度鼓励新生的技术产业为荣，而新技术产业显然比成熟的技术风险更大，大金融家愿冒这个险，这对社会也有好处。如上所述，高利息也不是抵销坏账的明智的手段。那么，正常的抑制借贷风险，具体而言就是抑制坏账的手段是什么呢？不外法律，社会舆论，取消该人参与未来信贷市场的权利，以及抵押。

先谈抵押。其实在逻辑上抵押贷款与信任问题无关。抵押消除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完全不需要再借助信任了。但是在激进主义的革命和其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笼罩的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反文明的新观念——利息与有息借贷者都是可恶的，于是借款者的权利“坐大”。西方人说，住房抵押贷款的制度是堪与蒸汽机的发明相媲美的伟大发明。没有这一制度，消费者住不上房，开发商卖不出房赚不到钱，分期付款使消费者可以支付，以所住房屋为抵押使普通人也有了抵押物，使商人没有收不到购房款的担忧。但是在无产者、借款者权利“坐大”的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中没有银行愿意搞住房抵押贷款。他们担心收不回房款，他们不认为可以理所当然地将不能分期付款的人的住房没收。一个本来属于确定性的范畴也变成了不确定，一个本来不需借助信任的范畴也变成了不信任。

接下来谈社会舆论和取消无力还账者参与未来信贷市场的权利。

传统社会中对贷款风险的抑制也依赖这两种手段。社会舆论在传统社会中就是习俗，而取消无力还账者参与未来合作的权利，依赖的还是习俗。山西的商人执清代钱庄生意之牛耳。他们在借贷关系中有极强的信任。据说，一个同乡破产了，还不上账，只需对债权人磕三个头，便彼此了结。而这一仪式化行为在习俗高度内化的山西商人心中具有非常的含义，欠债者自觉无力还账乃奇耻大辱，今生再不会做生意；债权人也放弃追究了。强悍的习俗、道德和信任造就了一代晋商。问题是这种合作与信任能否走出以熟人为生存单元的社会结构中。

日本人将传统信任结构同现代经济结合在一起，解决信贷问题。它通过“市场间企业集团”解决信贷及其风险问题。企业集团以一个大银行为中心，围绕银行的是一家综合贸易公司，一家保险公司，一家重工业制造公司，以及大型电子、化工、石油、日用品、船运公司各一家。“这些公司的来往关系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这些企业统统从本集团的银行贷款。集团成员间有长远的关系和高度的信任。银行掌握企业的第一手材料，使资金分配更有效率，容许小型的高风险项目，能够以巨额资金扶持濒危的成员企业，所有贷款的利息统统低于市场。17日本的金融结构随着自身的经济危机，成为议论的中心。这种与西方殊为不同的结构能否保驾后工业社会的经济活动，是耐人寻味的。熟人与扩大化的熟人圈子的优势说到底在于识别性好，信息充分，长期共存共荣。它的劣势尚不能一眼望穿，也可能无大碍，也可能是致命的障碍。

与日本不同，西方的信贷系统即使不是面向所有人，也是面向更多人的借贷。由于中国人彻底摧毁了晋商为代表的传统，我们很难走上日本的模式。西方的信贷模式无疑更符合货币自身的逻辑。但其抵御风险的难度也是最大的。法律、以取消未来信贷参与权利来制裁，都要以社会对经济人的行为的缜密的、无所不在的记录和档案系统为基础的。货币的良好运行从来都是依赖外部环境的。货币离开了资本与劳动力法权上的自由，走不进资本主义；货币离开了对经济人行为的监测和档案系统，也将走不进现代信贷系统。

四、货币信任中的风险

货币是人类建立的第一个抽象的“系统信任”，它接替和取代了若干具体的“人际信任”的功能。而货币中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这风险有三个来源：货币自身、折射在货币身上的社会病症、资本流动中的“马太效应”。

货币自身隐含的风险，要在操作中抑制也可能并不轻松，但解释起来是简单的。现代货币即纸币是人造物。天然物要么无法复制乱真，比如皇太子；要么受自然的制约，不会数量激增，比如黄金。人造物则完全不同。既是人造，人们就有能力再造。既然它代表了财富，人们就有动力去再造。

从事复制和再造货币的不外二者。伪造货币者和政府。后者的正当复制这里不予讨论，而后者的不正当的大量印制钞票，则同前者一样，是对公民财产的掠夺。政府滥印钞票，一方面会导致经济生活的混乱；另一方面，公民为减少损失，会争先将财产转移到地产、公司股票或实物上，并弃纸币不用，寻找物物交易的方式。自然放弃了货币的交易是极其低效的。18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采取这样的自杀手段。它可以凭借政府远远高于公司的信誉发放长期的债券，以补充公共财政的入不敷出。即使是任意性更大的政府，滥印纸币，也往往有形势的压力。表现在货币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问题的折射。不过在滥印问题上有纸币的先天弱点。

经济问题以及导致经济问题的一些社会问题，都可能反映到货币上。比如泡沫经济，信息匮乏，法规不健全，官僚裙带式的资本主义，对亏损企业无力扭转对赢利企业却一味盘剥的腐败政府，等等。在与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关系中，货币不过是晴雨表。对这些问题此处不做赘述。

资本中也隐含着风险。资本的天性是流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古蒂安（M. Guitian）说：

一般而言，资本流动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当私人资本得以自由地跨境流动以寻求最佳投资机会时，它们可能被导向依据国际标准量最具生产率的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源通常供应不足，他们特别想从资本账户的开放中收益。但资本流动也将这些国家暴露于外部的动荡之中，而且会产生不稳定影响。人们已充分认识了突发性资本流出的危险，而资本流入也具有风险。在那些金融部门不健全、宏观经济政策失当的国家，这点尤为突出。19

风险正在于资本流入与流出的突然性上。为什么会是这样？资本的第二个性质是它要对投资的形势做出预期。而现代经济过于复杂，关于经济形势的信息是不完备和不确切的，几乎一切国家的经济形势都具有这种扑朔迷离性，而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这样当一个微弱的信号出现时，市场就会做出过度的反应。这就是信息不足时资本的“马太效应”。经济形势呈现乐观的信息时，资本纷至沓来。危机的信息一旦出现，资本就准备逃离“沉船”。这种情绪极富传染性，当为数较多的资本撤离时，即使是因信息失真所致，现实的经济形势也已逆转，很少有资本仍愿坚守阵地。在信任危机发生时，政府的应对策略极其微妙，稍有不当，就会向市场传递出消极信息，便加快了资本的流出。

预防和医治货币与资本的风险和危机，是当前的热门课题，非本文之主题，也不是著者之专长。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货币是一种系统信任，金融危机是一种信任危机，对经济与社会的信任的危机。与传统的人际信任不同的是，系统太庞大了，个人无从理解，只好盲目从众。如卢曼所说：

人们信任它，却不能了解它，虽然它允许了解。20

这正是现代社会的风险与脆弱之所在。

注释

1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第一卷，433页。在这部巨著中，熊彼特概述了货币理论的历史与现状。

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第一卷，435页注1。

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8，21页。

4 《经济分析史》，第一卷，440页注1，444页。

5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92，第一卷，565页。这位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这部著作的第七章中专门讨论了货币的历史。

6 《经济分析史》，第二卷，485页。

7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565-566页。

8 《经济分析史》，第二卷，512，510页。

9 转引自《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566页。

10 《经济分析史》，第一卷，480页。

11 Niklas Luhmann 1997: Trust and Power. 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 New York. 50-51.

12 Georg Simmel 1990: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286.这是近代学者中最早以经济学之外的眼光看待和研究货币的著作。其诸多闪光的思想还有待后人吸收和发展。

13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568页。

14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154页。

15 关于高利贷的讨论，参阅拙作“有息借贷之是非曲直”，《忘却的纪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6 《经济分析史》，第一卷，493页，第三卷，264-265页。

17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Creation of Prosperity. 第17章。

18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06，608页。

19 Manuel Guitian: 管理全球性资本流动的挑战，《金融与发展》，1998，6月号，14页。

20 Trust and Power．

第十一章
科举与学历（专家系统论一）

现代社会生活虽然不可能排除人际信任，但在很大程度上日益依赖于系统信任。系统信任中的最大的两个分支是货币系统与专家系统。

科学决定了专家系统的性质，因为科学获得了大众的信任，所以在科学上学有专长的人士是值得信任的。学历是此种信任的社会来源，是学有专长、高于常人的证据。同行评议则是对每个专家的更准确和权威的评价，并往往以此决定他在这一系统中的地位。这样，科学、学历、同行评议，三位一体，构成了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我们先从学历说起。

如同货币系统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而货币却有着古老的历史一样，学历在现代社会中成为诸多领地的不可或缺的“入场券”，而学历的源头却是古老的科举制。在形式上，现代学历同古代科举功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区别仅在于内容和规模。认识学历必须从科举制说起。

迄今为止，在中国人曾经建立的制度中，科举制是最精致、最有效、最具深远影响力，因而堪称最伟大的制度。它自隋唐始至1905年终，历时1 300年。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它几乎遭遇到今天的考试和学历中的一切问题。它为反省现代学历与证书的制度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思想资源。

一、举荐的兴衰

科举之前的选官制度是举荐，汉代的察举制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均为举荐的不同形式。举荐显然是人类选拔人才的最自然的手段，因此也一定是非常古老的，以至于可能很难判定哪个民族最先使用了举荐的手段。但就举荐从自然形态变为制度形式并成为大规模推行的主导选官制度而言，中国人极可能是开创者。

举荐之所以是选拔人才的最自然和最古老的手段，是因为它在效度上的优势。这优势根源于两方面：其一，举荐的基础大多是长期观察的结果，不同于科举中一份试题的局限和一次考试的偶然性。其二，被观察的行为大多与日后举荐他担任某种职务有较大的相关性，比如，举荐一个政绩出色的小官去做大官，一个政绩出色的地方官去做京官，或一个政论出众的人去做官。劳伦斯·彼得在其《升官病》中指出，一个能当好小官的人未必能当好大官，以政绩为升迁的根据，最终可能使每个位置上的官员都不胜任。1这话有其道理，但我们认为其贡献更在于启发人们去质疑一般意义上的“相关性”（即效度）之大小。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具体比较一下，考试分数的高低与任职胜任与否的相关性大吗？电视演讲的成功，乃至领带和西服颜色的和谐与胜任总统的相关性大吗？比较而言，原政绩与升迁后胜任与否的相关性还算大些。

然而不幸，尽管在理论上举荐拥有其他手段不具备的效度优势，却因为举荐人的两个弱点使举荐在效度上大打折扣。这两个弱点就是举荐人的私心和权威性，这两点有时又是结合在一起的。后者决定了禅让在大型社会中被接受是异常困难的，前者即举荐人的私心则决定了两汉和魏晋的举荐制以失败告终。汉代时举荐人是诸侯王、列侯、三公、将军、诸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司隶校尉、州牧、郡国守相等——地方上的权势者。2其结果是察举被贵戚操纵，权门请托、贿赂公行之弊横生。《后汉书·顺帝纪》载：“今当举之孝廉，多得贵戚书令。”鉴于此种弊病，魏晋时代的统治者以中央政府中世袭的“中正官”取代了地方权势者的举荐权，以加强中央对选拔人才大权的控制，及对腐败的抑制。但是事与愿违，愈演愈烈的关系与私心抑制了择优，使得九品中正制声名狼藉。因为举荐者人格的不可信任，统治者决心以“系统信任”——科举取代“人格信任”，遂使举荐退出历史舞台。

科举取代举荐无疑是制度上的进步。但利用举荐的效度优势，约束其人性弱点，为之留下适当的一席之地，显然要比矫枉过正更明智。在西方大学和研究生的录取中，“推荐信”（来自中学校长、教师和大学教师）已经成为一项制度化手段。在中国，入党入团中的介绍人似乎成了举荐传统的唯一现代形式。在其他场合，推荐的方式偶一尝试，便是私心泛滥。乃至最终，举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荡然无存。其如此悲哀之命运是耐人寻味的。

二、产生科举制的动因和条件

产生科举制的直接动因来自皇权。封建君主的统治是靠着诸侯分治完成的。走出封建时代的中央集权制的皇帝的统治则是靠着他的官僚机构来运作的。自分治到高度的集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官僚机构的成员的选拔方式也体现了这种转化。在皇权的初期阶段中，诸侯贵族较大程度地参与了官员的选拔，并且大批的官员来自诸侯贵族的群体中。皇权在与贵族斗争、努力消除封建的过程中，自然希望找到一种摆脱贵族约束的、更有效能的、更能为皇权独立支配的官僚机构。科举制最能满足他的这种愿望。

科举制的产生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自五胡乱华至南北朝近300年的战乱，极大地削弱了门阀贵族的势力。“中府烧成锦绣灰，天街踏遍公卿骨。”贵族势力极大削弱的局面，使得隋唐统治者可以比较容易地建立起一种杜绝贵族们染指和操纵的选官制度。在两汉和魏晋，即使有科举的思路，在门阀贵族的形格势拘之下，也是难于付诸实践的。

为人们较少道及的是，除了社会条件，任何一种制度选择都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科举制亦不例外。以考试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含义是走出贵族的藩篱，向社会上更多的人开放。而较多的人数参加考试的一个前提是，他们必须拥有同样的一些读本，不然考试几乎无法进行，更遑论公平。而批量地复制读本曾经是人类漫长文明史中的难题。其第一个难点是符号的“衬体”。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和埃及人以泥板和莎草纸记录文字。公元前1300年，商代的中国人在龟甲和牛肩胛骨上记录文字。但泥板、莎草、甲骨及青铜器都不是可以用于复制的简便易得的材料。以后欧洲人用羊皮记录文字，但因其昂贵，中世纪教会图书馆中的羊皮读本要用铁链拴在书桌上，以防丢失。竹简以其廉价、耐久，成为领先于当时世界的文字衬体。商周的贵族文化是靠着竹简走到以孔子为代表的下层士人手中的。但是要以竹简作考生的读本仍嫌昂贵和不便。“黄金天然是货币”，贵金属在建立货币系统的最初年代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得人类的第一种“系统信任”得以运转。而与此同时人类找遍了大自然——泥土（泥板）、石头（石刻）、动物（甲骨、羊皮）、植物（纸莎草、竹木简）、金属（青铜器）、丝织品（帛书），也未能找到充当文字衬体的廉价便利的天然材料。公元105年，蔡伦向汉和帝上奏纸张的发明。在魏晋时代纸张得到普及并取代了竹简。当天下重归一统后，纸张便为一种新的制度——科举制提供了物质和技术的保证。在此基础上，大规模的考试制度（人类的第二个系统信任，即专家系统建立的前提）得以推行。不久，雕版印刷术问世。几乎可以断言，印刷术是与裹挟着万千考生的科举制度相互促进的。3

三、科举制的社会功能

皇权抵御封建势力，建立不被门阀士族染指的官僚机构的努力，是产生科举制的直接动因。而一个制度存活了1 300年，绝不可能仅仅归结为皇权的支持，它必定对社会发挥着某种积极的功能。这功能是什么？可从显潜两个层次上分析。其显功能是以更公正的方式，从更大的范围中，选拔人才管理社会。潜功能则是提供了一种保持社会生态平衡的机制。其显功能——能人到位，人尽其才——自然事关重大，却尽人皆知，无须赘述。其潜功能却较少被人论及。

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都是不平等的、等级制的社会。不平等与等级制自然有其存在的深刻理由，此处恕不论证。在封建时代，世袭制，即封闭的等级制，臻于完善。封闭的等级制一方面保证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受威胁，另一方面靠世袭主义的意识形态削弱社会各阶层中的成员改换地位的欲望，来帮助社会保持安定。但是这种世袭等级制不像其既得利益者们所希望的那样，可以长治久安，失衡的因素竟然在其结构之中。社会等级制同金字塔结构一样，其稳定在于下层巨大，上层微小，下层能够负担上层。但是因为上层阶级占有了更多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他们能够生育和养育更多的子女；下层则相反，他们人均只能生育和养活比上层少得多的子女。在严格的地位世袭的原则下，只需几代人的时间，上层与下层人数比例就将逆转，下层无力负担日益膨胀的上层，社会生态出现危机。这是世袭等级制的铁律。

走出这一生态怪圈，就必须以开放的等级制，取代封建世袭的、封闭的等级制。人类历史上曾经以两种方式取代封建，建立开放的等级制，其一是靠市场和货币，其二是靠科举和文凭。

市场经济的社会中，货币占有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市场以其“无形的手”调节着赢家与输家车水马龙般的转换，决定着富人、小康人家、穷人的金字塔分布，即社会生态（当然绝非自然生态）的动态均衡。

科举与文凭同市场与货币，在形态上殊为不同，在打破世袭制上却异曲同工。科举制通过与士族势力在初唐中唐时期的角逐，终于完成了以科举功名为人们的社会等级定位的新的机制，即与市场有别的另一种开放的等级制。与市场不同的是，科举靠的是“有形的手”，由皇权规定了进士、举人的数量，从而决定了上等阶级的规模。高官的后代如果在科举中失败，其社会地位将逐渐下降。由此决定社会生态的平衡。4当然制度内在的逻辑将会遭遇社会权势阶层的顽强抵抗，乃至削弱和瓦解科举，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科举取代了世袭，自然带来了更多的平等和更为广泛的参与。科举取代了举荐，带来的则是更大的公正，和一种新的信任系统。

四、关于考试内容与效度的争论

时下，对“高考指挥棒”的抨击愈益激烈。与之相关还有“高分低能”、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争论。其实围绕类似的问题古人已经有过激烈的争鸣。惭愧的是今人在认识上似乎远未超过古人。

关于科举中考核内容的第一场争论，发生在唐代，是围绕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和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孰优孰劣而展开的。至中唐，牛李两党更将这一争论推向高峰。其实，唐代推行科举不久，进士科就获得了“一品白衫”的最高声誉，士子们趋之若鹜，社会上有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以李德裕为首的经学世家出身的官僚们反对“文学取士”，认为进士们浮华浅薄。近代大儒沈曾植说：“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5科举反门第，并造就了新型社会精英，因而此说无疑正确，但李党并非没有学问。能如此反对唐代浩荡诗风的，必有扎实的经学根底。如陈寅恪说：“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生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6那么为什么科举中诗赋压过了经学？并非因为诗赋是更高级的学问，甚至也不是时尚使然，相反是另一原因成全了诗赋，并造就了此种时尚。这原因就是当时诗赋比经学更易于与科举结合。科举的首要功能是分出考生之高下。经学的造诣很难从考试中反映出来，往往要从复杂的过程中判定，经学进入考试每每成为考核背诵，当时明经中的“帖经”正是以填空的方式考核对经典的记忆。诗赋技巧的高下则较易同考试结合。这样，即使大家承认经学的地位，却无法承认“明经”科中的成功者的高明；而诗赋考核中的高下更可信任，加之后来进士科赢得了更多考生的踊跃加入，其成功者的声誉自然就高过明经了。尽管这场争执裹挟了新旧两派的权力与利益之争，但进士科的走红却是考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科举考核内容的第二场争论发生在宋代范仲淹、王安石与司马光、苏东坡为代表的两大派别间。范仲淹认为：“专以辞赋取进士，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庭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7在他推行的“庆历改革”中将策论放在诗赋之上。王安石则说：“今以少壮时，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发败坏人才，致不如古。”8苏东坡的反对意见有三。其一，“自政事言之，则策论诗赋均为无用矣。”其二，无用却未必影响选材，“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他认为经义策论“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文，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也”。9应该说，范王与苏东坡各有道理：诗赋对做官没有用途；在独尊儒术的社会中学习儒家经典对做官更有用些；即使对做官没有用途的东西也未必不可以用来选拔官员，因为它有可能公正地测试智力；对做官有用的素质也可能因难于测试，不能成为选拔官员的手段，比如对时局的策论就难以成为能力判定的尺度，因为潜在的试题有限，试前靠“压题”和背诵答案的考生大可鱼目混珠。

王安石与苏东坡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他们为之辩护的这两种科目——经学、义理与诗赋、美文，日后竟然合二而一，成为支配了明清两代科举的八股文。从科目上看，八股文的产生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义派的胜利。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八股文在内容上要求“代圣贤立言”，不允许表达个人的见解，所以亦称“四书文”。然而从实质上看，考生们在考场上角逐的仍然是写作美文的技巧。张中行说：“由技巧的讲究方面看，至少我认为，在我们国产的诸文体中，高居第一位的应该是八股文，其次才是诗的七律之类。”10在文字技巧上比“诗赋”更有过之的八股文为拉开差距比较高下提供了便利。潘光旦与费孝通在他们40年代的一项研究中说，八股主要不是一种知识的测验，而是一种能力的检查。11从科举的争论演至八股文的诞生，说明了以下两个道理。其一，实用主义而非唯美主义，才是中国的大传统。至少唐宋两代的中国人继承到的传统是政治实用主义——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因此在科举的科目设立中，经学终于压倒了诗赋。其二，若要科举有效地实施，就必须遵循考试的逻辑，即以有效的方式辨别考生的才能；当经学不能提供这一尺度时，它便只保留了提供该考试科目中的题目和内容背景的权力，将留下的竞争空间重新归还给诗赋的变种——美文。换言之，中国人在科举中选择了八股文不是唯美主义的原因，而是考试的逻辑所使然。

八股文几乎是科举的逻辑的产物，因而它与科举高度契合。这种契合体现在它的技巧谱系宽、易判别。美文本来在这两方面就比策论更有优势，而八股文在这两方面，特别是后者上，下了格外的工夫，做出了特别的规定。八股文有篇幅限制，虽篇幅从最初三百字增至后来的七百字，但仍属短文，便于考官阅读。八股文有严格的格式，便于考官比较各篇文章。八股文格式中的第一层次是“破题”，而“破题”最见功力。破题近似于根据“谜底”去创造“谜面”。比如，题目是“子曰”，破题的文字可以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里面既有限定，又有空间。限定使之易于比较，空间使之可见高下。这样，“破题”就给考官识别文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人所共知，对八股文的讨伐已罄竹难书。但几乎可以说，历史对中国人开出的最大玩笑莫过于八股文。是政治理性主义与政治实用主义推动古代的中国人选择了科举，甚至在科目内容的争论中也是“实用”占了上风，但是考试的内在逻辑偏偏选中了最无实用价值的刻板的八股文。在历史的尘埃落定后，我们应该超越对八股的咒骂，认识到，不是八股败坏了科举，而是科举创造了八股。这一悲剧的本质在于考试学的两难：有用的东西未必适合考试，适合考试的东西未必有用。在找不到适宜考试的有用的知识时，考试会选择无用的技巧，比如中国古代科举选择了八股文；在找到了有用且适宜考试的知识时，激烈的考试竞争也会将原本有用的知识变为无聊，比如今天中国的高考和高中教育。

五、科举制的完善与舞弊的产生

如前所述，科举制是中国人曾经建立的制度中最精致和完善的，这体现于科举的每一个环节中。首先，为防止冒名顶替，报考手续非常严格，每十人相保，还要由层层官僚在准考简历上加印，如发现假冒同保者永远不能参试。其二，为保证考官公正判卷，唐代时就搞了弥封，或称糊名，即将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封糊起来。在宋朝时这一制度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弥封被贯彻到各级各类考试中，另一方面，建立起与之配套的制度，为防止从笔迹辨认考生建立了誊录制，为防止誊录时有意改动原试卷建立了对读制。其三，建立了严格的科场条规，考生每人一间“号舍”，入场经严格搜身，考试的几天答卷、吃饭、睡觉全在里面。其四，为防舞弊，还不时以复试做进一步检查。顺治曾亲自复试，二十余名文理不通者被革去举人。12其五，有严厉的惩罚制度。清朝三大科场案中很多主考的高官被杀头、革职，其中咸丰年间的戊午科场案中的主考官，曾任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的大学士（官位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柏葰即行处斩。

中国古代科场条规之严密，对舞弊惩处之严厉，都令人叹为观止，殊非其不肖子孙可以比肩。据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记载，当年进士及第者之曾祖、祖、父三代履历完整的共570人，其中上述三代皆不仕者307人，占履历完整者总数的53.9%；父辈一代任官者（包括宗室）129人，只占总数的22.6%。13据何柄棣对明清两朝12 226名进士和23 480名举人和贡生的统计，明初（1371~1496）获以上功名者中前三代俱无功名的占总数58.2%，清初（1652~1661）前三代俱无功名者占总数的29.2%。14这些数据雄辩地说明了，在实行这一制度的一千余年中的很多时期，科举竞争是公正的，因此科举功名在社会上才有了至高的威望。

但是同上述社会“垂直流动”构成鲜明对照的舞弊之风也不绝如缕，到王朝末期更甚嚣尘上。为什么在如此精心设计的严密制度下，腐败仍从中滋生，并最终吞噬掉王朝和其制度。最便利的解释是，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来操作，而人是易受腐蚀的。但这一说法解释不了科举制的效能在王朝初年与后期的巨大起伏。这种历史律动与节拍的发生必定与我们第三节中讨论的社会生态学，即社会上层人口与下层人口的比例，紧密相关。科举制的建立就是为了制约上下层人口的比例的失调，但它的功能也仅仅是减缓社会生态失调的速度，科举“剪刀”的杀伐终究没有追上统治阶级人口的增长。当一个制度越来越多成为统治阶级成员晋升的障碍时，这一制度遭到统治阶级的破坏便是必然趋势。科举是晋升的阶梯。科举竞争的激烈程度越高，中举的比例越低，越易发生舞弊，激烈到白热化时制度必然被颠覆。在童试、乡试、会试中，乡试（即考举人）是步入上层的最关键的一步。清代中期的太平盛世时的录取比例是1/50~1/80。15这种录取的比例无疑是不高的。而考生数量的不断增长，更使王朝晚期的录取比例大大低于初期。贾志扬对宋代科举的研究说明了这一变化。因考生数量激增，举人的配额从1009年的5/10降低到1275年的1/200。“福建的福州府1090年在3 000考生中只有40个举人名额（1/75），而1207年18 000名考生中只有54个举人名额（1/333）。两浙西路的严州，1156年在1 781个考生中有18个举人名额（1/100），而在1262年在7 000多名考生中只有18个举人名额。”16王仙芝、黄巢（其近代继承者是洪秀全）这些落第举子的反叛，使皇权第一次认识到科举的残酷，于是宋太祖自开宝元年（968）始，对多次落第者赐科举出身。但这种举措已经无力应付王朝晚期数量巨大的落榜群体。人口的增长无疑导致考生数量的增长。对此尚可按比例适当增加录取名额。但是我猜想一个异常重要的变数一定渐渐地进入到科举中（希望历史学家给予证明或证伪），那就是在落第的比例本来已越来越大的考生的总数中，官宦子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最不愿忍受失败，又最有能力和社会关系去破坏科举的规则。这种破坏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是科场舞弊。其二是买官鬻职。据何柄棣对2 000名左右的官员的统计，1764年捐纳入官者占22.4%，1895年则高达49.4%。17据《剑桥晚清史》统计，太平军起事（1851）之前，110万名有功名和官衔的人中32%，即35万人是捐纳者；太平军起义之后，145万有功名和官衔的人中捐纳者的比例高达66%。18官职买卖的盛行，标志着科举制的名存实亡。

朱熹曾说：“非是科举累人，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为文以应之，得失置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但是“人累科举”的更重要的原因无疑是，考生数量的激增和录取比例的下降。何怀宏更将之区分为“人之量累”和“人之质累”，兼括了以上两个方面。19“量累”的重要指标是考生数量与录取数量的比例。

自然，随时代发展，教育的普及，录取的比例在提高。以下是二十余年来我国高考招生数量和应届毕业生数量及其数量之比：20

历届考生数量都要大于高中毕业生数量，因为其中还有往届高考落榜者。比如1996年考生数量大约266万人，平均每2.7个考生录取一名。我们不掌握历届考生数量，只好以此可做大致的估算。

历史地看，考生录取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这个指标在制度中的临界点却越来越低。其原因是现代人的忍耐力不如古人，当代的独子政策更使每户人家都视自己的子女为贵族，在高考中志在必得。考生数量与录取数量的比例超过临界点，即竞争过于激烈，在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中都将产生两个后果。其一是学习目的转化，从获取知识转变为应对科举，这一转变自然影响到所有考生的素质。其二是以非正当手段谋求学历或官职，其手段或为科场舞弊，或为买学历买官职。

针对竞争过烈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宽于取士，严于用士”的对策。这一对策实质上是要将科举功名或学历看作“低限的社会承认”，看作一种“入场券”，把“高限的承认”、“获得高位”从科举中抽出，推给官僚系统，通过荐举来完成。应该说，这一思路并不是复辟魏晋。但矛盾“后移”很难最终化解科举与官位竞争之惨烈。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中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在于其万流归宗的官本位，在于社会没有在官场之外为其成员开辟第二条提高社会地位的大道。

六、关于定额制的争论

定额制（或曰配额制）就是在录取或录用时为不同的社会群体规定不同的额度。古今中外的社会中均不乏定额制。

中国实行科举制后在此一问题上的最初争论，起于宋朝司马光与欧阳修关于分路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论。司马光认为，中国各地区文化发展颇不平衡，故科场录取“似有未均”。他提出，分路取人，每十人录取一人。欧阳修坚决反对，认为：“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唯才是举。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正是因为欧阳修的反对，朝廷不纳分路取人的建议，坚持唯才是举。21

明朝初年因袭旧制。洪武十三年（1397），南方籍考官主持下的会试中北方考生全部落第，惹起轩然一波，考官被处死，皇帝亲自阅卷。但地域之争并未了结。《明史》上记载着朱明王朝的第四位掌权者继位后（1425年）向大学士征求对策：

上谕大学士杨士奇曰：“顷者科举取士往往失人，奈何？”士奇对曰：“科举须兼取南北士，长材大器，多出北方，第朴钝少文，难与南人并校也。”上曰：“糊名入试，何以别之？”对曰：“请令举子试卷，缄其姓名，外书南北二字，约以百人为准，则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从此设立了“分地而取”的方针，会试分南、北、中卷，每百名进士中，南取55名，北取35名，中（云贵川）取10名。

在现代美国社会中也不乏定额制。在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推行一项方案，“各大学接到通知：对于大学里的每类雇员，必须具体规定各类按种族划分（即黑人、东方人、印第安人、拉美裔美国人）的报酬与数目。”22无疑，这是学校为少数民族提供更多就学机会的逻辑的继续。

贝尔这样批判定额制。第一，“定额和优惠雇佣意味着标准受到歪曲和破坏”。在大学教学和研究方面，个人才能是唯一的标准。大学中的职位同雇佣黑人管道工而非白人管道工是很不同的，学位不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合格条件。第二，定额制本身存在操作上的问题。为什么定额只涉及妇女、黑人、亚裔、印第安人，而不包括爱尔兰人、波兰人？为什么只涉及种族，不包括宗教和政治信仰方面的少数派？定额很难有严格的根据。第三，这一逻辑存在着矛盾。自由派对歧视的批评是，歧视系根据集团归属而非个人属性为社会成员定性，而针对歧视建立的定额制恰恰也是以集团归属为基础的。他说：

以代表制来矫正歧视带来了任意的特殊标准，这只会破坏普遍性的历史性原则，后者是在极大困难条件下赢得的，它把每个人作为拥有自身权利的人来对待。23

尽管定额制的内容形形色色，其理论基础是一致的：那个贯穿普遍原则的制度其实并不公正——不同社会集团成员的幼年的成长环境早已决定了他们在科举中的命运，定额制有望对之做出一定程度的纠正。自然，普遍原则的捍卫者也有自己的理论。不错，并非一个贯彻普遍原则的程序所产生的结果就当然地不应再做调整。货币与健全市场贯彻的是普遍原则，而国家仍要以累进税的方式对收入不等者征收比例不等的税收。但另一方面，因为类似科举这样的普遍原则是在漫长历史的“试错”中建立起来的，与其他制度相比，它兼备公正与效率，因此要对其程序做出调整就必须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司马光陈述的理由至少是不充分的。为什么要追求文化上的均衡呢？不均衡不是也有积极的功能吗？什么程度的不均衡是可以接受的，什么程度的不均衡是不可容忍的？杨士奇的理由似乎更扎实一些：抵御外敌是宋代政府的要事，北方人不擅科举，却可以在第一政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需要给他们一些机会进入官场。这实际上是说，科举选人尚有局限，制度本身一时无法完善，只好以其他方法去调整。中国明代的科举中的“南北卷”和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定额制，还说明了定额制往往是社会利益集团冲突的结果，或弱势集团抗议活动的产物。复杂的社会冲突往往制约着理性，使普遍原则向种种政治抗议做出妥协。其后果中也有令人忧虑的一面。

但无论如何，定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在近现代的世界中，它总是与社会公正系结在一起——要么真心追求社会公正，要么为自己的主张披上社会公正的外衣。只有中国当代高考中的定额制反其道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是最肮脏的定额制。

七、科举的局限

第一个局限是科举内容上的局限，即知识上的局限。它基本上局限在“四书”和美文的范围内。在直接的意义上，这种局限性来自如上所述的考试的逻辑，不然其内容至少可以扩展到历史学，乃至哲学，而不必仅仅囿于经学和修辞学。在间接的意义上，这种局限来自知识的时代局限性，因此科举的内容无论如何不会扩展到自然科学的领域。因为科举是一个实行了1 300年之久的制度，因而这种局限及其代价都是触目和巨大的。

这一问题的另一个侧面是，科举是否制约了中国古代社会中文化与知识上的扩展。应该说，考试制度本身不承担如此沉重的责任。如果说科举制约了知识的扩展，则首先必须问，为什么科举制成了地位晋升的唯一阶梯，从而导致智力上的广泛兴趣的萎缩。

这便涉及科举的第二个局限，皇权之下官学一体。准确地说，这是科举所发生在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局限。我们在第三节说过，人类历史上曾以两种方式取代封建世袭。其一是科举，其二是市场。在以后的历史中，西方选择了市场，中国选择了科举。西方在18世纪末叶效仿中国的科举，将考试推广到全社会，而中国直到20世纪末叶才全面启动市场经济。在市场没有得到发育的社会中，当科举取代了世袭后，形式上，权力从贵族走向平民出身的官僚；实际上，权力一统于皇权，即“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

在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是各自独立、相互制约的三大社会系统。经济和政治一样，也是遵循其自身的逻辑去扩张，也会抑制文化的独立性——皇权要御用文化，市场则要买卖文化。但三极的世界与二极的世界是如此不同。经济虽然也企图利用和控制文化，但因经济不时同政治系统发生冲突，经济不断蚕食着政治系统的权力，使政治系统被迫收敛其往日的霸权，从而间接地帮助文化系统从政治系统那里赢得一定的空间。老三不是，也不必是老二的朋友，但老三的存在却帮助着老二摆脱老大的管制。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就提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语）但它自身在社会结构中却止步于“一生二”的阶段中。

科举制的第三个局限是其开放性上的局限。与封建世袭这一封闭的等级制相比，科举造就的是开放的等级制。但在规则层面上，科举只向多数社会成员开放，并未向全部社会成员开放——比如伶人，甚至商人。在实践层面上，经济能力决定着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与科举绝缘。因此它还只是发育得不够充分的学历社会。

八、学历社会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证书社会，因为其中充斥着无数证书，它决定着人们的职业乃至社会地位；或者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学历社会，因为多数证书是以学历为基础的，比如律师和医生的证书等等。

我们说现代社会生活依赖于两大“系统信任”，其一是货币系统，其二是以学历为基础的专家系统。企业无疑同货币系统有不解之缘。直到“二战”结束后，企业经营同大学学历，几乎不相干。成功依赖的是强人、干劲、运气和心毒手狠，成功者的典型是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而自70年代以来，经理阶层变得专业化，学历几乎成为企业挑选经理的前提条件。这就是加里·贝克尔所说的“人力资本”，其标志无疑是学历。

很多人不情愿承认学历社会的来临。《学历社会》的作者日本人矢仓久泰说：“战前是个安静的学历社会，战后学校增多，学历不再是‘实力’。”他因此疑惑：今天以至明天的社会是否仍将是学历社会。不错，今天与昨天大不相同。但从日本的民众感觉上看，62. 3%的人认为存在着以一流大学为中心的学历社会，92.8%的人认为学历社会将继续存在。24大学教育的扩大不会消灭学历社会，如贝尔所说：

到那时，最为重要的是知识社会本身的内部分别。（它）将永远持续下去并永久存在。25

学历社会的辩护者坦言，学历社会就是能者统治的社会。他们反对结果平等，认为学历社会就是机会平等的社会。他们反对封闭的等级制，却并不认为人类社会可以不要等级，他们认为学历社会带来的是开放的等级制。26

反对学历社会的一种意见认为，学历社会全然不是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持该结论的人们又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大家的智力是不平等的，因此在获取学历的机会上是不平等的，即学历社会中的地位是建立在遗传差异的基础上的，是依赖于遗传中的运气的。另一派认为，人们的家庭出身不同，地位高的人会通过种种后天的影响使其子女在文化上占据优势，因此在获取学历的机会上是不平等的。这两种观点其实是对立的，他们只是在反对“学历社会是机会平等”上一致。不幸的是，二者对“机会平等”的反驳都是致命的。

那么是不是学历社会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了呢？在社会现实中我们看到，有些制度并不随其辩护士提供的理由的失败而消亡，原因在于该制度要比其辩护士更高明，该制度拥有其辩护士尚未充分理解的存在根据。伟大的熊彼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他驳斥了古典民主理论的错误，指出民主不是人民做主而是代议制，民主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民主制能够存在是因为它是精英统治（从未退出历史舞台）形式中较好的一种，是产生领导人方式中较好的一种。27“机会平等”与“人民做主”异曲同工。学历社会的辩护者只看到，比起封建社会中贵族身份的世袭，学历制度为更多的人获得学历提供了机会，便称之为“机会的平等”。比乌鸦白未必可以称得上白，如此是白的推论是在修辞学中自欺欺人。准确地说，学历社会带来的不是“机会的平等”，而是“游戏规则的平等”。也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平等”才是科举与现代教育制度的贡献。因为“游戏规则的平等”是人类社会生活依赖的要素之一，所以科举制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所以学历社会成为现代人类的制度选择。认真地说，一方面，人类找不到学历社会的反对者所说的“结果的平等”，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绝大多数成员并不喜欢“结果的平等”，那几乎意味着乏味和无聊。人类更热爱的是差异的刺激。平等不过是反对成员间地位差距过大的策略和说辞，并不是人们真正的目标。文明的进步其实只是努力保障失败者或位卑者的尊严。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同样找不到“机会的平等”，这是天赋与早年成长环境差异之必然。这样，在一个结果与机会都不平等的人类历史与社会中，唯一能够找到的平等是游戏规则的平等。这种平等毋宁说是一种公正，它可以减少内耗，消除不满，它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是弥足珍贵的。虽然我们不认为一种制度可以带来机会上的彻底的平等，但是普及义务教育使得学历社会最有可能为更多的人提供机会。

对学历社会的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今天的社会同以往的社会一样靠机会和运气，学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能人统治只是为机会不平等找到的新的理由。28不错，在生命的世界上恐怕永远也离不开运气。但与其他社会相比，学历社会中的成功者对运气的依赖较少。或者换句话说，运气与运气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中成为贵族，依赖于出身，并且完全地依赖于此。商业社会与学历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出身好坏的影响，二者仍离不开运气，但那是变幻莫测的市场中的运气和临场发挥中的考场的运气。与封建的世袭更为不同的是，除了运气，市场与考场都还要求自身的努力。考场中的很多成功者还享有天赋的运气，但同时考场也要求比市场付出更多的努力，没有个人的努力，在考场中天赋是无法转化为成绩的。一言以蔽之，世袭、市场、学历都离不开运气，但与此同时，学历对后天的努力要求最高，因而与单纯的运气距离最远。

对学历社会的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学历社会是一个更为残忍的社会。学历社会将为社会成员贴上新的标签，并且这标签对失败者心理上的伤害最大：在以往的社会中失败者可以以游戏规则的不公正为遁词，而在一个游戏规则的平等被广泛承认的社会中，除了个人的低下无能外，几乎没有给其他解释留下任何余地。心理的伤害是一个文明社会必须严肃对待的事情，否则它将覆灭于不满者的反叛。但问题恐怕没有反对者认为的那么严重。首先，现代社会中的成功者仰仗四种因素：遗传天赋、家庭影响、这二者之外的运气、个人的努力。多因素的介入，决定了对成功与失败的解释空间仍然存在。第二，学历不是今天社会中唯一的成功标志和晋升阶梯，货币与市场是与之抗衡的最大力量。尽管企业也开始重视学历，但市场成功的准绳毕竟是盈亏，大学尚未毕业的比尔·盖茨就是生动的例证。第三，学历只是某些领域的入场券，“它只说明低限的成就”，29高限的成就要通过专家系统中同行的认可去获得。对此我们后面将专门论述。第四，鉴于现代社会中导致成功的多种因素和获得成功的多种渠道，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再呈现为壁垒森严的几个集团，而是一条系列谱。系列谱中的某一位置与促进成功的某一因素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正相关。系列谱中的高度的复杂性既为生活中人，也为社会学家提供了广阔的解释空间。它为前者预设了足够的托词和借口，帮助他们在失败后重建自尊和自信。当然这只是就逻辑而言，在学历社会的运行中，失败者的心理伤害仍是最值得警惕和重视的事情。

注释

1 劳伦斯·彼得：《升官病》，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9章。彼得的命题值得深入研究和辨析，最好是引入统计和实验。

2 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39页。

3 参阅郑也夫：“符号、书与知识分子”，《社会学研究》，1992，4期。此文值得一读。

4 参阅张祥平：《美好的中国人》，华夏出版社，1995，140-151页；郑也夫：“腐败与社会生态学”，载于《走出囚徒困境》，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这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分析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视角。

5 陈寅恪1942：《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7页。

6 陈寅恪1942：《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5页。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5。

8 《宋史·选举志一》。

9 《苏东坡全集·议学校贡举状》。苏东坡的认识比时下很多“素质教育论”者更深刻。关心时下围绕高考的争论者，可读郑也夫“高校扩大招生问题断想”，《博览群书》，1999，11期。

10 启功、张中行1994：《说八股》，中华书局，81页。启文描述了八股文的形态。倒是“敲边鼓”的张文，对八股文的社会功能做出了一点儿与时下意见不同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论述，值得注意。

11 潘光旦、费孝通1947：“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四卷一期。

12 参阅《中国选士制度史》，397页。

13 《中国选士制度史》，277页。

14 Ping-ti Ho 1962: The Leader of Succ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114．

15 《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三十七《录送乡试》载，乾隆九年规定，直隶、江南、江西、福建、浙江和湖广这些大省是八十取一，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这些中省为六十取一，广西、贵州、云南等小省五十取一。以上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联书店，1998，275页。

16 贾志扬：《宋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56-58页。从其引用数字看，当时的配额为“每十人取几人”，每“百人取几人”，“每二百人取几人”。笔者对当时这样大的跳跃并未完全理解。

17 贾志扬：《宋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49页。

18 费正清编1978：《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601-602页。这本书对清末人口压力导致的科举腐败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做了独到的分析。

19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340-360页。

20 以上数据为教育部考试中心统计处提供。

21 转引自《中国选士制度史》，255-257页。

22 贝尔197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459、497页。

23 贝尔197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461-462页。定额制在社会生活中并不少见，在汉语学术界还很少对这一制度做出专门的讨论，而这种讨论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24 矢仓久泰1978：《学历社会》，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5-9页。

25 贝尔197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272页。

26 贝尔197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456、469-470页。

27 熊彼特1942：《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21-23章。关心民主理论的读者不可不读此书。他不仅揭示了古典民主理论的虚妄，而且有助于我们摆脱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束缚。

28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471-472页。

29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501页。

第十二章
同行评议与科学（专家系统论二）

本章是上一章的继续，两章的共同中心是专家系统。如上一章起始时所说，科学、学历、同行评议，三位一体，构成了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在上一章我们集中讨论了学历：它的历史由来——科举制，它对今天社会结构（即学历社会）的决定作用。谈兴所致，稍稍偏离了主题——专家系统，但应该是有益的。现在返回专家系统的讨论，转向其三位一体的信任基础中的另外两部分：同行评议与科学。

一、同行评议的价值

什么是同行评议？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 Boden）教授主持的《同行评议》（1990）的报告说：

“同行评议”可严格地定义为：由从事该领域或接近该领域的专家来评定一项工作的学术水平或重要性的一种机制。1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1980年撰写的《科学质量的评估》的报告中说：

同行评议渗透在为科学进行的一切努力中。它决定了某人的科学生涯——攻读博士并获得学位，被聘为系里教员或获取其他职位，享有某种保障，以及在某一领域中享有盛誉。同行评议决定了资金应分配给哪些科学家和分配到哪些研究领域。成果是否能够出版也以同行评议为依据。就连研究机构的地位也取决于科学界同行的观念。2

那么学历（或曰证书）与同行评议是什么关系呢？学历只是进入专家系统或科学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之一。即使具备学历，要进入某专家系统仍要得到该系统同行的批准。进入该系统后的学术地位也决定于同行的评议。对一个专家的最有意义的评价不是来自市场和政府，而是来自同行。同行的赞扬是对一个专家的最高奖赏。贝尔说：

证书在最坏的情况下是机械的，在最好的情况下说明最低限度的成就；它们是进入这个制度的手段。根据我的用语，能者统治强调同行们所认可的个人成就和获得的地位。3

二、学术评价与政治经济评价的差别

社会生活中的评价方式形形色色，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民意、权力实施者、圈内同行。社会三大系统——政治、经济、知识，在评价方式上各不相同。

经济生活中一个商品的评价最终取决于消费者，取决于大众，因为好商品就是畅销品。虽然厂家和商家也竭力通过广告自我评价，而广告也未必没有效果，但至少在形式上，最终的评价要通过顾客的钞票去实现。

政治的要害问题是产生领袖。在民主政治中，最初的评价就是选举，它是由选民完成的。而总统一旦当选，在对很多问题的评价上他占有最大的优势，他要为很多冲突做出仲裁。

笔者赞同熊彼特对民主政治的看法与吉尔德对市场经济的分析。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本质上仍然是被精英们决定的。熊彼特说：

选民的选择——在意识形态上它被称为人民的召唤——并非来自选民的创议性。选民的选择是被塑造成的，塑造它是民主过程的本质部分。在一切正常情况下，创议性来自觊觎议员职位和包含在其间的地方领导权的候选人。投票人所能做的，局限于接受他所喜爱的人的开价或者拒绝这种开价。民主是自称的领袖们之间为争取选民投票而进行的自由竞争。4

吉尔德说：

需求和舆论一样，不是非常明确地、可以辨认地存在着的，它是欲望和情绪的不断变化。对新的、尚未为人所知的物品没有需求，对革新和创造的不可预见的成果也没有需求。需求只在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才取得骗人的最高权力。需求并不是已经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企业家的想象中。供应创造它自己的需求。生产者在引起、形成和创造需求方面起着主要的首创性作用。5

但是，毕竟只是在深入的分析中，才能看到民主政治与市场实质上是什么，以及精英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在形式上毕竟是由选民和顾客说了算，候选人与商品是由选民和顾客去“评议”的。而专家系统为什么从实质到形式，都仍然是精英的领地？

巴伯（B. Barber）认为：

人们既赋予自主权很高的价值，同时又认为，主要在知识性专业中才能实行自主权（尽管不是完全的）。知识性专业愈有自主权，就愈能充分地实现知识专业化。由于只有与职业专家有关的人，受到全面和连续的培训，具备了丰富的经验后，才能熟悉和掌握一般化和系统化的知识，因此，对那些专门研究知识和工作的人来说，应用和发展这样的知识就需要相当程度的自我控制。6

这话说得不错，说白了就是专家的事常人不懂所以免谈，但这理由还不充分。现代政治、现代国家管理和现代商业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事务，但其成员的地位获得与成就高下却并不依赖同行评议。专家系统之所以获得自主权还有两个原因。

第一，虽然政治、经济与知识活动都包含理性能力，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用理性能力的指标去衡量，但只有专业系统是纯正的理性活动的领地，政治与经济则都包含其他要素。商品的畅销不是仅仅取决于其实用的功能，更取决于时尚和顾客的偏好。而时尚和偏好是很难比较高下的，更不能靠少数内行去评定。在选民的眼中，竞选者的主要差异不是解决同一问题的理性能力之高下，而是优先解决哪些问题的价值观上的区别。价值观的比较同偏好的比较一样，缺乏唯一的尺度。候选人与商品的这些特征，刚好适合于用选票和钞票来衡量。专家系统则不同。多数专家系统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团体。如莫顿所说，在近代社会中科学已成为一种组织活动，科学机构是以追求可验证的知识为目的的组织。可验证的知识为专家系统提供了唯一的理性的尺度，又因为专业的高深，专家的成就和能力之高下不是外行可以理解和评议的，只有依赖同行的自治。

第二，政治与经济活动是实用，并且与大众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联的；购买商品是要购买者掏钱的，选择候选人是关系到选民的利益的。利益决定了这两桩事情顾客和选民要亲自过问。科学则如莫顿所言，具有公开性（一切科学成果，不同于技术成果，是向全人类开放的），无私性（把真理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特征。7这种性质决定了没有某种利益驱使普通人去过问科学界的评价问题。不错，专业与专家并不等同于科学与科学家，但是一方面，它们毕竟在不同程度上以科学为基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同行评议；另一方面，因为不同专业的性质不同，因此各专业中的自主权和同行评议的作用并不相同。技术或应用研究，因其实用性同市场机制相结合，保持着双重评价，一方面是市场，一方面是同行。基础研究则远离实用性。如V.布什所说：

基础研究是在不带最终实用目标构想的情况下执行的。基础研究导致普适的知识和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8

又如H. 西蒙所说：

很多研究工作的动力所在，无非是热切希望理解大自然，寻找那种隐匿在复杂性当中的秩序之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研究过程所产生的“没有用处的”真理，实际上对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我不必在此论证这一点，因为科学家们懂得这一点，工程师和医师们懂得这一点，众议员和国会议员们懂得这一点，老百姓也懂得这一点。9

议员们懂不懂这一点其实是可疑的，但为不偏离主题，在此不议。以上论述的关键在于，基础研究的不实用未必无用，而必定远离市场，远离老百姓的直接利益。它因此使自己免去了大众的评议。

综上所述，专家系统因远离偏好、价值观和利益，并以科学为基础，而获得了一种单一的理性尺度，又因这尺度不是常人所能理解，因此专家系统依赖于同行评议。那些与市场和百姓利益相关的专家系统，在受到市场评议的同时，仍离不开同行的评议。同行评议是最高水准的评议，也将影响市场。

三、评价手段

专家系统内目前并行着两种评价系统。一种是上述的同行评议，另一种是定量的方法。

实施同行评议首要的是组成评议委员会。选择评议委员的标准是，首先，评议委员应在该专业中具有公认的权威。其次，选择成员的范围应该拓宽，甚至应该提倡使用国外的同行评议人。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应在专家系统或学术团体内公布选择评议委员的方法。10

在评议方式上，匿名制曾经并仍然流行。匿名制大多是“双向的”，一方面，在评议学术成果或项目时隐去被评议者的姓名，以避免私人关系的进入；另一方面，只公布委员会的评议结果，对评议中每个评议人的态度或投票不予透露，或采取不计名投票的方式。匿名的方式无疑有其理由和效果，但也有值得反省和改进之处。似乎更可取的匿名方式是“单向匿名”，即对被评议者实行匿名，对评议人不搞匿名，公开每个评议人的投票或态度。当然，这样也有伤害专家系统内部关系的隐患，或评议人不情愿公开的可能。但是比较利弊，应该提倡和逐步推行公开评议过程的方式。还可以考虑折中的办法，办法有三。其一，理事会根据被评议事务的性质决定公开与否，若公开，可以选择同意公开的人担任评议人。其二，由委员会决定公开与否，都同意则公开。其三，为评议的详细过程制定一个保密期限，比如五年，评议过程和投票情况存档，解密期后有兴趣的人有权利了解当时的情况。一言以蔽之，公开是一种正当的压力，而匿名制最坏的结果是沦为不敢承担责任者的避风港。

定量的方法亦称文献计量的方法。它统计研究者发表文章的数量以及这些文章随后被其他科学工作者引用的次数。文献计量方法的局限性更大。美国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尽管文献计量方法对所有的引证一视同仁，但并非所有的引证都同等重要。许多引证是引用常规方法、统计设计、技术修改，或标准数据；有些引文则是用来提醒防止错误的。最重要的引证是承认相关的工作或暗示可能的扩张和应用。这样，一篇论文受到多次引用的事实并不是其自身科学质量的充分证据。另外，科学家若具有非常专门化的研究兴趣，由于出版物很少，引用率通常就会比其他领域低。”“只有当评价的团体较大而且相互可比时，或用这种定量方法作为强化同行判定说服力的辅助手段时，才是最佳的使用。”11

国外的学者对此享有共识，即对基础研究来说，同行评议是最重要的，文献计量方法不能替代它。12

对同行评议的实践是毁誉不一的。英国研究者认为：“荒谬的偏见和腐败是很少见的，但人们并不能完全杜绝人为的失误。”13美国研究者则认为：“同行评议同人类的所有的评议一样，可能会受到自身利益的影响，不管如何小心地去排除。”14

中国虽有悠久的科举制度，但其专家系统的建设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更没有专家系统中的同行评议的传统，在建立这种制度时，其他领域的评议中的不正之风都移植和渗透到其专家系统的同行评议中。或许中国专家系统的自主和同行评议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但是令人们欣慰和乐观的是，科学的逻辑和科学共同体是超越国界的，它将以其整体的力量帮助和促进每个国家中的专家系统找回同行评议中的公正。这是就空间而言。另一方面，科学的逻辑是超越时间的。科学共同体会不断地对其以往评议中的肤浅、偏狭、不公正发出嘲讽，并做出纠正。从而为当下的、一个子系统中的每个评议人构成压力。这是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其他领域不具有科学共同体所拥有的那种同一的尺度。

四、俗人信任科学的原因

专家系统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两大系统信任之一。专家系统具有三位一体的信任基础。其一是证书，它是一个人与其他人公平竞争后获得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权威，它是被专家系统乃至大社会承认的下限，是进入专家系统的前提。其二是专家系统内部的同行评议，它是一个专家所能够获得的最高级别的评价，这一评价决定了他在这一系统中的地位。其三在于专家系统是以科学的知识结构为基础的。对科学与系统信任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已多次间接说到，但尚未直接阐述。

说到底，大众，即多数人，对科学一知半解，是科学的门外汉。他们为什么信任科学？科学虽有精湛的逻辑却不是俗人们能理解的，因而解释俗人为什么信任科学的重心应该在俗人们的心理，而不是科学本身。俗人处在对科学懂与不懂之间。我们说过，信任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全知意味着确定性，它不再需要信任；无知则无法建立信任。全知与无知之间的状态是产生信任的条件，信任则启动了生存所需要的行动与合作。具体来说，俗人们接受过一点儿科学教育，因而对科学一知半解。在接受有限的科学教育的过程中，他们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被科学征服了，即他们没有任何能力去怀疑科学。仅从这一维度看，在全知与无知的状态中，消极征服使他们倒向了赞同而不是否定或怀疑科学。这是俗人们信任科学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通俗至极，即使不说崇拜势力，俗人们至少是崇拜功利的，而两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中最大的事功莫过于科学对物质世界的改变。俗人们不由得不信任科学。第三个理由是对具体的成功者的崇拜。俗人当年曾同后来的专家一同读书，学习科学；在学习中后来的专家们是当时的成功者，俗人们或许当时也想学得更好，但不幸他们是失败或后进者。当然这第三个原因又同学历的作用交织在一起了，或许心理上的事情很少有单纯的。

一言以蔽之，科学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中的一大时尚，俗人们主要是因时尚，而不是其他原因而信任科学的。

五、科学对信任的瓦解

分工的蔓延与科学的发展是传统社会覆灭的两大根源。商业与工业的发展，实为分工与科学技术的逻辑的结局。二者以各自的系统信任（货币和专家）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人际信任。

现代化是一条不归之路。不仅那些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人们，就是那些还未跨进现代社会门槛的人，已经无法靠过去的方式生活。甚至在发达国家的人民看来远不完备的分工和专业化，也足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无法像过去那样靠自己和朋友去生活，而在很多情况中都必须直接、间接地依赖专家。吉登斯说：

不管先前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有多么坚固，依赖于“自动领航员”来生活已变得越发困难。15

大众希望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一只新的坚固的方舟。如同他们希望货币系统稳定可靠一样，他们希望专家系统是值得信赖的，可以解决他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专家系统，在被推举为扮演着系统信任的社会角色的同时，也在产生着破坏信任的因素。

这首先体现于专家间的分歧，使人们莫衷一是。西蒙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演讲集中说：

在问题变得争议极大的情况下——当问题被不确定性和冲突的价值所包围时——就极难得到中肯的专家意见了，而且也很难使专家的地位合法化。在这些情况中，我们发现既有持肯定意见的专家，也有持否定意见的专家。我们不能把这类问题委托给某些特定的专家组去处理。16

由于专家系统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每个普通人都会遭遇到他曾企图相信的权威们的分歧。科尔曼说：

如果你相信你近期所阅读的有关食品的任何讨论，你可能会绝食。打开电视或收音机，翻开杂志或报纸，你会发现食品商正在为你所做的可怕事情。现在所提供的信息经常与上周的资料相冲突，这个事实使整个食品行业更加令人担忧。有关我们所吃的食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什么食物对你有益？什么食物对你有害？你应该避免什么食品？什么食品你可以泰然无恙地品尝？17

在专家系统面前大人物也没什么两样。当毛泽东听到赞同派专家意见时才发出他的牢骚：他听信了一些专家的意见，几个月没吃鸡蛋。

与食品并驾齐驱的医疗情况怎样呢？

试想一下腰背部有问题的人。她会想着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呢？大多数的所能获得的治疗方法，不论是医学专业领域内还是在此之外都是有自相矛盾之处的。在美国每一千个椎间盘疾病患者被建议去做手术的人数是英国的十倍。如果他继续问诊的话，我们的病人就会发现在正统的医学圈子里，对于手术的技术存在着重大的观点差异，甚至是当一个侵害性的医疗已经被看作是最好的策略时也一样。18

如果这种分歧只是表象，只是走向结论的前夜，事情要好办得多。问题在于专家系统是以科学知识为其基础的。而怀疑与批判不是科学的表象，而是其方法论，是其本质。达尔文说：

我必须从大量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理出发，我总怀疑原理中有谬误。19

爱因斯坦说：

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理论，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20

波普继承爱因斯坦的主张，认为科学开始于问题。他说：

知识有各种来源，但没有一个是权威的。在寻求真理中我们最好的措施是以批评我们最珍爱的信念开始。21

科学社会学家莫顿说：

科学是组织化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22

在这种体现于科学大师身上的科学内在精神的笼罩下，科学家不像古典的知识占有者那样自诩为权威，而是问题癖好者，是怀疑与批判精神的化身。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养育下的专家自然也带有这种特征。如吉登斯说：

在这种情景中，权威不再是一种对疑惑的解释。相反，专家是受疑惑本身激发的。23

这样，现代社会遭遇到一种最深刻的两难。人们曾经企图克服传统权威的专断，当他们使用理性和科学向传统发难时，他们以为他们为生活找到了新的信任——一个牢固的基础，而理性、科学和专家所依赖的方法论，即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恰恰在削弱知识的确定性。人们通过证书，通过同行评议，筛选出一个新的知识精英的群体，并深以为：以这种机制建立的系统是值得信任的。而这个精英群体从里（其方法论）到外（知识精英们在知识上的争论）都不能为人们提供确定性。人类陷入了一种深刻的悖论：他在致力于将信任建立在怀疑的原则之上。

走向悖论不是现代社会与人类的无能。人类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不断陷落到一个又一个悖论之中。相反，认识到悖论，标志着我们认识上的更高水准。哥德尔代表了人类认识上的这一高度，他说，不完全性是逻辑系统的固有性质。

科学不为我们提供权威的解答，另一方面它又不断把人类推向陌生的新领地。针对上述的一系列不确定性的问题，当代社会学家贝克（U. Beck）、卢曼、吉登斯，提出和阐述着“风险社会”的概念。吉登斯说：

在一个离开过去，离开传统的行为方式，而将其本身面对一个问题式的未来的社会当中，风险的概念便成为一个核心的概念。未来日益被看作是不可知的，并且越来越与过去分离开；与此同时未来也成为一个新的地域，一个不真实的可能性的领地。24

其实大众同精英一样敏锐地感受到不确定性、风险、未知。他们不关心理论的解释，更关心心理的安置。于是，宗教与巫术在世界各地复兴。我们说过，现代化是一条不归之路。我们不可能返回宗教与巫术主导的社会。已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替代科学。认为巫术的兴起是因为科学普及的不够，是对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的麻木和无知。很可能，它们只是伟大科学的小小陪衬。但也可能，这些巫术是尝试填补空缺的第一轮试验品，是一支测试风象的氢气球。如是，在它的后面，入主这一空缺的事物，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

注释

1 《同行评议》（内部读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译，1992。

2 《科学质量的评估》（内部读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译，1994。

3 贝尔197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501页。这本书结语中的第三节“能者统治与平等”对学历社会、专家系统等问题做了精彩的论述。

4 熊彼特1942：《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353、355-356页。

5 乔治·吉尔德1981：《财富与贫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5、51、54页。此书作者的一个惊人而雄辩的论断是，市场上的需求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6 伯纳德·巴伯1983：《信任，信任的逻辑和局限》，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131页。这本书的第七章专门讨论了专家与信任的关系。

7 Robert Merton 1938:“Science and Social Order”，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ed. by Norman Stor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在这里莫顿提出了科学组织中成员们共享的四种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另外两种是组织化的怀疑精神和普遍性原则。

8 《科学质量的评估》，1页。

9 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66页。

10 《同行评议》，81、82页。

11 《科学质量的评估》，22、5页。

12 《同行评议》，10页；《科学质量的评估》，4页。

13 《同行评议》，11页。

14 《科学质量的评估》，19页。

15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145页。作者为当代研究信任问题的主要学者之一。

16 《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177页。

17 转引自《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15页。

18 转引自《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61页。

19 贝弗里奇1961：《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79，90页。

20 爱因斯坦1938：《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66页。

21 K. Popper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6.

22 同注g。

23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29页。

24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28页。

第十三章
走向杀熟之路

“杀熟”是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语汇，意思是欺诈熟人。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镜子。欺诈熟人的现象可以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找到，但类似“杀熟”的语汇却鲜见于以往的社会，说明“杀熟”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频率较高的、不断进入日常话语的社会事实。

信任与熟悉，如前所述，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信任产生于熟悉，在熟悉的基础上人们建立起“人格信任”。其次，随着社会生活从熟悉走向陌生，人类逐渐建立起“系统信任”——货币和专家系统。从此，两种信任共存共荣，相辅相成，支撑着社会生活的展开。由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较低，与发达社会相比，其社会生活在更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熟人间的信任，杀熟无疑是对其社会生活的极大破坏。换言之，在信任进化的分析模式中存在着两端：其中一端不仅在熟人中建立了信任，而且靠着系统信任在陌生的环境中建立了信任；另一端则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杀熟标志着后一极端，标志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一、杀熟的生物学根源

杀熟行为是生物学因素与社会学（或曰文化）因素的共同产物。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引用过的威尔逊观点：“（基因）在适中程度上掌握着思想与文化对它们的依赖。”1杀熟的行为中存在着某种生物学的根据。

要讨论“杀熟”，自然要同“杀生”相比较。在人类社会中“熟”指熟悉者，“生”指陌生人。与人类社会中的这两种争斗相对应，在生物的世界中存在着两种竞争，种群之间的竞争与种群之内的竞争。

生存竞争的概念是在18世纪时提出的，当时主要指物种之间的竞争，例如狼与羊之间的竞争。单靠这种竞争显然无力解释达尔文进化论中的核心思想——自然选择。物种生殖数量与存活数量上的巨大差距，以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的竞争思想，诱发达尔文提出物种内部的竞争，并以此支持他的自然选择理论。种内竞争的胜利者，即自然选择的适应者，决定了种群的基本特征和进化方向。种群之间的竞争在进化中当然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就自然选择而论，它毋宁可以看作生存的外部环境。2

在这两种生存竞争中，哪一种更残酷呢？答案可能会使很多读者感到意外，是种内的竞争更残酷。洛伦兹和他的同事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在水槽中放进二十五种鱼，每种四条，共一百条。

所以每条鱼咬自己种类的机会是三比九十七；但是真正同类之间与异类之间咬的比例为八十五比十五。这些水族馆中观察的结果，证明了下面的原则：鱼类对同类远比对异类更易有进攻行为。我在海里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点。3

为什么同类之间的竞争要比异类间还要残酷呢？因为很多异类可以相安无事，即使是天敌间的冲突，也是有限的：天敌的数量是有限的，天敌的食物需求是间歇性的——吃饱了就暂时不需要。而同类间的争夺是同种资源（物质资源和异性资源）的争夺，乃至蕴藏这种资源的空间和领地的争夺，这些争夺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在同种资源的逻辑上，洛伦兹继续推论：

所有的社会动物都是“社会地位的追求者”。两个动物在阶级次序中愈接近，紧张度就愈高。4

并且，异类间的竞争有时会转化成同类间的竞争，而同类间的竞争却很难转化成异类竞争。鲱鱼是最生动的一个例证。鲱鱼总是成群结队，这样其整体显然易受鲸鱼的攻击，可是它们固守这种行为方式，因为每个鲱鱼在遭受攻击时可以努力躲到队列中的其他鲱鱼后面。这似乎可以称为“间接的杀熟”。5

种群内的攻击是有其积极功能的。威尔逊说：

如果攻击不会造成任何益处，则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它也就不会成为遗传行为中的一项。6

同类间的攻击是对环境的拥挤做出的反应，它会导致物种生存上的合理分布。性别上的攻击与争夺，往往使强壮的雄性获得更多的雌性，促进物种的选择和进化。

但是，攻击具有积极功能需要一个前提，即攻击是适度的，非致命的。动物的攻击刚好是这样。它们的攻击大多是仪式性的。强者的目的是以威胁吓跑对手，弱者能认识自己的处境，及时撤退。“只有极少数的例子，实力完全相当的争战者必须以流血才能决定胜负。”7洛伦兹的一些实验似乎相反。放在水槽中的鱼以极快的速度杀死同类。为什么鱼类在水槽中的行为没有遵循动物在大自然中的“仪式性攻击”呢？是因为强者不容许同类留在它的领地，大自然中天高水阔，弱者可以避开强者的领地，而狭小的水槽使弱者没有了退路。

有些时候，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处境正像水槽中厮杀的鱼类，巨大的繁衍和生存能力，使其数量超越了自然的限度，空间变得极度紧张，彼此没有了退路，仪式性的攻击遂变成实质性的杀戮。

以上我们提出同种资源的争夺决定了“杀熟”比“杀生”更为残酷的命题，并用种内竞争比种外竞争更残酷的事实来支持这一命题。从“熟悉与生疏”的标准看，对某一个体而言显然种内要比种外更熟悉。但是种内与种外显然不是“熟悉与生疏”的全部谱系，种内同样存在着熟悉与生疏之别。而同种资源竞争的原则在此同样适用。我们在前面附带说过洛伦兹的观点，两个动物在阶级次序中愈接近，紧张度愈高。阶级次序中的远近或许与熟悉和生疏有一定相关性，尽管不可估计过高。中国近代政治史中的党派斗争应该是更恰当的“杀熟”例证。党内的斗争屡屡比党派间的斗争更残酷，乃至频繁，其原因显然在于“同种资源的争夺”。不管怎样，阶级与党派关系都不等于种内的熟悉与生疏的全部谱系。种内熟悉与生疏的谱系，在最一般的层面上，还是“亲属—熟人—陌生人”。这三者同“竞争程度”与“亲和程度”分别是什么关系呢？

按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竞争是普遍存在的，无论物种间还是物种内。亲属之间自然不能豁免，并且因为对同种资源的依赖，亲属间甚至潜在着更频繁的竞争因子。但是亲属间竞争的因子并没有锁定其全部行为，如拉姆斯登和威尔逊所说：“侵犯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8，可以表现为“隐形”，并非一定要发作。并且竞争并不是亲属关系中的全部生物学内容。亲属关系中还带有一种相互的“亲缘利他性”，这是利己的生物世界中的第一束利他的光芒，我们在第二章对此做过比较充分的论述。

一个人同陌生人的关系与他同亲属的关系正相反，在同种资源方面，他同陌生人的冲突可能没有同亲属的冲突那样频繁、激烈，但是他们距离信任与合作最遥远。同陌生人建立信任，是人类信任进化历史中的最后一章。陌生人间的信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货币和专家为代表的“系统信任”。在形态上，它与熟人间的“人格信任”正相对立，但是在发育过程中，它却依赖于熟人间的“人格信任”的大学校对“信任需求”的培育和恪守诚信的培训。不可想象，系统信任会从亲属间的信任中直接生长出来，“熟人间的信任”是从亲属到抽象系统间的中间环节。系统信任与熟人间的人格信任的关系，就像现代与传统。二者似乎对立，实则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继承。没有一个现代化社会是在彻底打碎传统后建立的。

熟人正处在亲属与陌生人中间。熟人因为地缘的关系，往往面临同种资源的争夺，但是另一方面，亲缘合作的启发和重复性博弈的展开，加上群体内规范与禁忌——最初的文化——的建立，使“熟人”成为信任与合作冲破亲缘约束后找到的富饶的新大陆。亲属的关系中虽然也有竞争和利他的两重性，但利他毕竟有较为牢固的生物学基础。而熟人的关系则远为微妙和复杂。一方面，生物学中的同种资源的命题为这一关系埋藏下了残酷厮杀的种子。另一方面，文化企图以“熟人”为突破口，迈向更广阔的信任与合作。文化动员了其一切手段，抑制“杀熟”的潜力，强化信任与合作。在价值观念上强化“拟血缘”或“朋友”，并为熟人披上这两具外衣；在策略上以“杀生”取代“杀熟”，以外部敌人化解内部冲突；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生态位”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进步，极大地削弱了熟人间的利害冲突，增加了他们之间互助的可能性。对熟人中的主体——远亲、近邻、朋友的高度重视，已成习俗。在通常情况下，熟人间的残杀被笼罩在传统文化的重压之下，除非社会结构的剧变或某种异常强悍的政治运动的颠覆，“杀熟”将日益成为“隐形”或“个别”。然而变革与政治运动真的来临了。

二、单位——不信任的温床

制度是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而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制度莫过于城乡的二元划分和城市中的“单位制”。本节关注的是单位制度对信任的影响。

单位制产生于一种政治理想与制度惯例的结合，即“供给制”的经验与计划经济的理念。前者是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夺取政权前在革命队伍中曾经实行的分配制度，后者是他们夺取政权后变革社会的蓝图。单位制不可能是农民起义的产物，因为传统的农民造反者在夺取政权后必然回归主流文明与传统制度。类似中国这样全面、充分的单位制又不是一切共产党人革命的必然后果，原因是多数革命的路径不是“农村包围城市”，多数革命者没有推行几十年供给制的丰富经验，无力完成这样的壮举。也就是说，单位制是战争时期革命队伍内部的一种分配制度，在和平时期的城市中的放大化。9

如何定义“单位”？如何认识单位的本质特征？单位需要有一定的职能，或是社会管理，或是物质生产，或是符号制造，不承担某种职能是没有存在必要的。但很多非单位的组织同样完成着某种单一的职能。单一的职能不可或缺，却不是单位的本质特征。单位是社会资源与权力的再分配系统，它的分配不是凭借单一的媒介，比如货币，而是从诸种实物与服务的分配，到就业机会与地位晋升的分配。单位还是全面的社会控制系统，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法律。以上这三种属性——职能、再分配、控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单独构成单位，单位是它们的合成。换言之，全权是单位的本质特征。并非一切全权社会都以单位为细胞，但是单位确实是全权社会中最充分体现其本质特征的基层组织形态。单位造就了其成员对它的依赖。

单位制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政府包下来”的基调。这一基调首先体现在单位的终生雇佣制中。早在1950年，政务院就做出了对企业中的资方自由解雇工人的限制。1952年8月公布的《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规定：“一切公私企业，对于因实行生产改革、合理提高劳动效率而多余出来的职工，均应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仍由原企业单位发给原工资，不得解雇。”10并且公私企业若需要雇用工人职员也需将草案报送劳动局等待审批。以后，就业机会的提供被政府垄断。“包下来”似乎符合工人和职员的利益，但与此同时，阻止工人流动的政策也出台了。在1953年公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中规定了“企业工龄”，企业要对其调动的工人的利益负责，但是不对工人自主流动负责，自主流动将因“企业工龄”较少，而减少退休金。以后，再就业的艰难从根本上杜绝了自主流动。

其次，“包下来”体现在企业集体福利制度中。这种福利就是工资之外的物质利益的分配，它是供给制的继承。福利内容包括四大项：住房；方便职工生活、减轻其家务劳动的设施，如食堂、托儿所、澡堂、开水房等；文化娱乐设施；福利补贴，如探亲制度、上下班交通费用、冬季取暖费用、生活困难补助等。这些设施与服务，或是只能从单位获得，或是从单位之外不便获得且花费不小，它们使单位的成员离开了单位很难生存，从此全面地依附于单位。

既然单位制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后在全社会实现其理想的手段，战争期间“支部建在连上”的方法就必然扩展为和平期间“党委或支部建在每个单位”。自近代社会崛起以来，政治团体、政府机构、企业，从来是相互独立的。参与政治生活，乃至加入政党，只能在职业组织中实现，是前所未有的。单位把本属于社会的生机勃勃的党派生活和政治参与固定在单位中，并将政治追求与社会地位的晋升牢固地系结在一起。

支部建在单位本来就是为了贯彻党对单位的领导，因为单位的功能高度多样化，支部领导和管理的内容也就高度多样化了。其管理不仅包括劳动生产，而且包括户籍登记、婚姻登记、道德监督，并以开介绍信的方式（已成为单位鼎盛时代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媒介）为种种活动提供合法性与“通行证”。

单位制反市场之道而行之。市场是流动的。市场存在的前提是雇主与雇员在雇佣和择业上的自由。而单位制在贯彻“计划”的方针，计划充分的实施必须以个人身份的固定性为前提。单位制造就了依附，消灭了流动，为计划奠定了基础。

单位制虽然是供给制的继续与扩大，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二者间的差异不可忽略。供给制的产生有两大特征。其一，产生于大敌当前的革命队伍中。成员加入革命队伍有较大的自愿性，愿意依附于革命队伍，与之共荣辱；而大敌当前，可以淡化内部分配中的很多矛盾。其二，当时处在物质高度匮乏时期，导致供给制所承担的分配内容较少。

推行单位制时的形势则大为不同了。其一，单位中的成员是被动接受一个单位和单位制度的。单位制，初始不是以强制的面貌出场的，其策划者打出的第一张牌是终生雇佣，当成员欣喜之时，没有察觉这是一把双刃剑——雇主既没有解雇权也没有雇佣权，招工的权力被上级垄断，从此他们失去了流动的自由与择业的机会。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的面貌与此前半个世纪殊异，经济上失去了独立性，被“包下来”了，是最重要的原因，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从来是息息相通的。11其二，执政后的单位与在野时的革命队伍差异甚大，前者垄断的分配内容与后者不可同日而语。分配事项过多、过细，必使单位内部矛盾丛生。这就是以往的单位研究者所忽略的——单位制度对单位中成员的心理影响，也正是我所强调的下述命题：单位制度普遍拥有的功能是，造就人们对本单位的不满和怨恨。

这种不满直接来源于单位中分配的不公。某些领导的个人品德会加剧这种不公。但从根本上说，单位中分配的不公来自单位制度本身。单位的分配中，非货币形式所占的比重过大，项目过多，决定了分配不可能公正。货币与实物分配相比，具有两大优势。其一，货币精密细致的计量度是实物绝对不具备的。一个员工因资格、能力比另一员工报酬高一点儿，不是后者所不能承受的。拿着货币收入在市场上寻找住房消费，二人可以各得其所。后者要么缩衣节食，租用（或购买）到与前者同等水准的住房；要么租用水准差一些的住房。毕竟他在两个项度上都能承受：工资差距不太大，住房亦各有出路。排斥货币分配形式与消费市场，直接分配住房，就大不相同了。一套两居室住房大约相当于单位制度下一名普通员工的二十年工资收入。没有分到住房的人，首先，没有房住，他的工资不足以在市场上租购房；其次，分房所导致的分配上的巨大差距——分到住房的人十年内的实际收入相当于没分到住房的人四倍，是后者无法承受的。其他种种琐碎的、不均等的实物分配，同分房类似，无时不在导致人们对单位的不满。无休止的争执后，得利者也往往对单位充满怨气。甚至领导也不愉快，因为分房使他费力不讨好。其二，货币分配使收入与消费分离，给消费极大的自由。消费者会在市场上货比三家，对消费选择上的偶然失误，他只好埋怨自己和匿名的商人，怨恨不会凝聚在一个固定的对象上。而单位中的福利，将收入与消费合一，比如单位食堂、单位托儿所。于是雇员将他们对食堂、托儿所、澡堂的种种不如意，统统凝聚和发泄在单位上。

承担法律、伦理、道德的全面职能，是单位招恨于其成员的另一根源。法律、伦理、道德领域的事情，本来就充满纠纷和歧义。由单位中熟识的，甚至与冲突双方存在利害关系的领导，以道德指导者的方式，统管一切行为，必然使成员感受到精神上的不公正，甚至人格上的污辱。

一切自愿组织都拥有一项先天的亲和优势，大家是自愿结合的，是互惠的。私人企业不仅如此，而且雇主的优势似乎更大些，因为首先是他们为雇员提供了就业的机会，雇员对此大多是心存感谢的。单位制则不同。单位制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工作是由国家，而非单位领导安排的，且单位领导无权解雇。这样，单位成员从一开始就没有私人企业中的雇员对雇主的感激之情。自愿组织中不可能消除一切矛盾和冲突，但它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合则留，不合则去。单位则不同。对流动的阻止，使单位成为一潭死水：人员的滞留，矛盾的积压，造成了不是冤家不聚首的局面。一言以蔽之，不满和憎恨本单位，是单位制度下的一种常态，与日俱增。

除单位之外的一切社会组织，传统的、现代的、血缘的、商业的，均注重内部的精诚团结，共同致力于同外部群体的竞争。单位不同。单位制策划者的初衷就是消除社会上群体间的“盲目竞争”。单位的宗旨就是贯彻上级的计划，它只对上级负责，它没有参与外部竞争以求发展自身的目标，甚至它连外部横向的自主合作都没有。如同我们曾在第七章中引用舒（V. Shue）的观点：单位像蜂窝一样，彼此间互不沟通。就是说，单位并不谋求将自身的“大饼”烙得更大，从而为成员分配更多的红利，这样，成员便只有将眼睛盯住内部的“分饼”。换言之，单位之外的一切组织中的成员的生存策略都是近交远攻，说得更准确些是内交外攻；单位中的成员却是远交近攻、外交内攻。他不热爱本单位，不去捍卫本单位的利益，相反，他可以将单位的利益出让给单位外的人，那个人也同样出让自己单位的利益，与他交换。从“远交”中他懂得交情、义务与互惠，单位教会他的只是怨恨。道理很简单，前者的交往可能很不便利，关系很原始，却产生于自愿，存在着双方的共同利益与目标；后者，即单位中，成员间的距离是近切的，其中却只有上级的计划、指令、分工和最粗糙、不公正的分配，缺乏自愿的合作与交换。

单位制度的后果是其策划者始料不及的。毛泽东在他所缔造的国家成立前夕说：

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12

其时酝酿在他心中的蓝图一定是“单位”。历史为什么会对一个民族的最伟大的组织家发出如此嘲讽呢？原因或许在于，人的意志力是不足以同自然力抗衡的。人类社会组织的历史，说到根本，是一部自然史，是自下而上的。其凝聚力来自成员间的亲和与信任。这种亲和与信任，要么来自血缘、地缘，要么出于芸芸众生间自愿的结合与互惠。单位制同时向这两种组织结构挑战，它以党派超越亲缘，以计划取代市场。它前所未有地在社会基层造就了一种制造怨恨与不信任的组织机制。

单位制导致了中国社会中不信任与“杀熟”的癌细胞慢慢成形。在这过程中，杀熟的因子又得到了一种催化剂的哺育，那就是思想改造运动。

三、政治揭发——“杀熟”的开端

思想与政治是相互独立的两个范畴。思想无疑是政治活动的基础，但因其个体性和高度的多样性，政治活动虽可能对思想发生间接的影响，党的首领极少奢望直接干预党员们的思想，更遑论大众。西方近现代的政党基本上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因袭这种松散的近代党派传统，在团体成员思想上保持着更多的自愿（包括进出自由）与多样性。列宁一改马克思的建党方针，将“战斗队”的宗旨注入共产主义团体中，从此，纪律、约束、统一意志，成了党内生活的重要内容。夺取政权的共同目标，使得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列宁主义的建党方针。改造思想、整顿作风和统一意志的意图，几乎在其建党初期就可看到，延安整风将这种方法推行至全党。1949年以后，思想改造成为政治活动一以贯之的中心内容，从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运动到“文化大革命”。

这些运动的主要手法是，普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运动主导者认定的性质严重者，采取揭发、批判、斗争的方式。揭发与批评的必然前提是了解其人，因此提倡开展思想斗争说到底就是提倡熟人间的斗争。为了不致落空，政治运动往往采取人人过关的方式。运动中的表现不外两方面，其一是自我批评是否深刻，其二是揭发与批判他人是否主动。在运动中，揭发他人既可掩盖和转移人们对自己的问题的注意，又可谋求政治上的升迁。在此种利己的动机的驱使下，极可能夸大或歪曲事实。以不实之词损熟人利自己，绝对属“杀熟”。当然动机上也不排除对政治理想的忠诚（过后的事实证明，这基本属于暂时性“被催眠”），但在现实中这三种动机极可能交织在一起。“杀熟”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可能存在，但思想改造运动无疑开启了中国社会生活中大规模“杀熟”之先河。几乎可以说，三十余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每一个事件和冤案中，都有“杀熟”在发挥作用。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些例证。

1945年左翼文人胡风主编的刊物《希望》在重庆问世，创刊号上发表了青年作家舒芜的文章“论主观”。因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加之胡风与周扬的长期积怨，刊物问世后就受到共产党文艺界一些人士的批判，乃至周恩来在重庆亲自组织座谈会。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和办刊方针，在《希望》第二期上又发表了舒芜的“论中庸”。并在给舒芜的私人信件中表达对共产党文艺理论家的不满。1952年对路翎（胡风的密友）和胡风的批判先后展开。五月《人民日报》加按语转载了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舒芜在文章中彻底否定了自己，并号召“路翎和其他几人”从头开始，学习《讲话》。编者按语中提到“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及其曾办刊物《希望》。自此对胡风一派的批判紧锣密鼓。胡风对这种风气不满，写出了28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和一封致中共中央和毛、刘、周的七千字的长信。1955年春舒芜再度为《人民日报》捉刀批胡。文中引用了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负责该批判文章的记者叶遥借去信件，接着信件到了林默涵手中。再后叶遥通知舒芜，林想约舒谈话。13（以上过程是舒芜的说法。林默涵的说法不同：舒芜某一日将胡风给舒的信装订好送给林，林事先没有料到，读后很气愤，约舒芜谈话）14谈话后，舒芜按照林的分类摘录了胡风给他的三十四封信件片段，并加以批判，冠名《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发表在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前面的按语为毛泽东亲自撰写，号召：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的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在可以想见的巨大压力下，信件迅速收拢上来，《人民日报》再次摘录发表了胡风给朋友的六十余封信件。以舒芜为急先锋，由毛泽东亲自推动的，利用抛出私人信件来打击论敌的运动，就这样开始了。这是1949年以后将“杀熟”引入政治运动的序曲。在法律层面上，它破坏了公民通信自由的权利；在社会层面上，它离间了朋友的关系。自此“杀熟”一发不止。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刘绍棠说，扣在他头上的三个屎盆子都是朋友揭发所致：

“为三万元而奋斗”的揭发人是丛维熙。“带着馒头下乡”也是我的一位老友揭发的。我这位老友揭发，跟丛维熙一样，本是为了敷衍塞责。谁想引起茅盾先生的浓厚兴趣。在对我开展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批判中，茅盾先生书面口头，每次都痛斥我的“带着馒头下乡”。“每月只交一毛钱的党费”的揭发人，是一位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大姐。我划右后，她也内定为右派，为了立功赎罪，把自己从厄运中抢救出来，便不顾情义和事实，千方百计加罪于我，开脱自己。15

艾青遭到“杀熟”的经历与刘绍棠类似，只是更伤自尊心：

更叫他惊骇不已的是，原先的一帮“朋友”，居然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揭他个人生活的“隐私”。一次，在王府井文联大楼开艾青的批斗大会，臧某某、冯某、徐某先后发言，声色俱厉地痛斥他生活腐败，甚至大讲某些“细节”，令艾青无地自容。情况之恶劣超过了延安整风。……（其时发表在《诗刊》上批判艾青的）文章作者多半是他的熟人，有的还是朋友。不少人是出于“苟活”才勉强成文的。但有的人确属于“趁火打劫”，而且有“欲加之罪”之心。16

政治压力导致的“杀熟”风气，在青年学生中也未能幸免。北京大学右派学生谭天荣（当时22岁）在当时的大字报中记录了他与另一位同学在被打成右派后的遭遇和感受：

刘奇弟小时因为不懂事，一时疏忽使他敬爱的先生被捕了。后来他知道这位先生是个地下共产党（员）而且被枪杀，他的心里很难过，希望告诉一个他所信任的人，他把自己的过去告诉（了）一个女同学。希望她交代时她却不仅拒绝交代，而且把刘奇弟信任她才告诉她的材料向全班公开，还有比这更难过的事吗？周围同学都“十分恐惧”，人们到了这个时候神经十分紧张，力图摆脱当时的处境，既然从好的方面摆脱是完全无望的，那么他不惜做一些坏事情来刺激自己就不难理解。17

我过去那样信任过的人，今天却在断章取义揭露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我一直以为石幼珊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这次运动中却表现为一个十足的说谎狂。真的，为了帮助同学们和我划清界限，为什么不公开我写的亲笔信呢？来吧，我欢迎那些玩意儿，污蔑凌辱、禁闭、捆打和谋害。为了我们的轻信，生活给了我们无情的嘲弄。18

师生关系在中国传统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而鼓动学生揭发批判老师正是学校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主要方式之一。在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近乎神话般地捍卫住个人立场与尊严的陈寅恪也遭受了他的学生的批判，其他教师可想而知。

1958年初春，学校一些人安排金应熙批判陈寅恪。最初金表示“陈的学问很大，我批不了”。但在组织原则高于一切的压力下，金应熙终于“转过弯来”，很用心地组织了一系列的批判并写出批判文章（“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理论与实践》，1958年10月期）。金在谈到陈寅恪对历史与现实的感情倾向时，有意识地引用了陈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熟悉陈寅恪的金应熙却不理解，他的这种挖根源的批判，玷污的正是一种相互信任的人格。当年有幸与陈寅恪为同事、今天仍健在的少数老人，都不约而同谈过这样的细节：如果到陈宅去拜访，碰上陈寅恪心情好，他会愿意闲聊清末民初的掌故以及他的家族。这是一种信赖，也是一种友朋间的私谊。但在1958年金应熙明显践踏了这种信赖和私谊，将其化作批判的利刃。运动风头过后，前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带着前岭南大学副教授金应熙晋谒前岭南大学教授陈寅恪。金应熙是来负荆请罪。金甚至用了传统的方式——跪在老师面前请求宽恕，请求还做陈的学生。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19

在熟悉与生疏的二元划分中，亲属当划在熟人之列。但在注重人际关系之区分的中国传统中，亲属与熟人是不同的。乌托邦政治理念非但不会在亲属关系面前止步，相反，它在这一领地继续沿用和鼓动“杀熟”。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在回忆文章中说，1957年夏天，即丁玲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时候，在苏联留学的他刚好回国探亲。作协的党组织两次动员他揭发丁玲的反党言论和行为，他为躲避压力提前返校。20

但多数人是没有他那样的回避余地的，他们必须承受“背叛反革命父母”的强大的政治压力。当然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同寻常熟人间的关系毕竟不同，如同我们在前面引用威尔逊的观点，文明要从对立的方向改变本性几乎是不可能的。朋友间的“杀熟”方式在父母与子女间是较少发生的。在政治压力下，父母与子女关系中常常发生的是，子女与父母政治上划清界限，远离父母。狭义地说，这似乎不是“杀熟”，但广义地看，也同“杀熟”一样残酷，它在极大程度上破坏着亲属关系。陈敏之（顾准的弟弟）对顾准遭遇的回忆就是一个例证：

他的家庭早已不复存在。子女还小，他们只能从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这个简单事实去理解他们的父亲，而他为了“保全”他的子女，只能接受“划清界限”这唯一可能的选择。在他病逝两个月前，向我表达，希望看看他所有的子女，他“宽恕”他们，也希望他们“宽恕”他。我忠实地传达了，也做了努力。然而，他的“宽恕”并没有能够换来他的子女的“宽恕”。1972年，年近九旬的老母得知她的儿子受尽苦难已经回到北京想见一面时，因为他的妹妹不同意（母亲移居妹妹家，妹婿此时身居要职），而顾准和母亲为了“顾全大局”，放弃了母子见面这种天伦的愿望，忍受了咫尺天涯不能相见的痛苦折磨。1974年，顾准病危，老母坚欲一见。考虑到此时年已九旬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与垂危的爱子相见，很难逆料不会产生什么意外，我只好再三劝阻，母子终于不能相见，成为无可弥补的终生遗憾。21

从以上例证可见，政治压力所要求和导致的熟人间的相互揭发，从同事、同学、朋友、师生，一直贯穿到父母与子女。在思想改造的年代，那些勇敢的反抗者早就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政治压力所导致的熟人间的“政治揭发”。林希翎说：

说他们（胡风和其朋友）通信秘密，哪个人的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22

另一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北大人严仲强在发问：

是谁在人们中传播彼此不信任的气氛？23

思想改造运动所造就的“杀熟”，从本质上说，是党性与人性的冲突。

人性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性是指，信任与合作在人类进化的自然史中呈现出的特征：从血缘、亲属向朋友、熟人扩展，熟人中渐渐生长出亲和性。信任与合作的发端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它努力寻找“双赢”，建立“假私济公”的机制。不错，文化从来都有制约个人私欲的一面，但是传统文化从来没有向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小团体、熟人间的亲和与互利开战。这种人性，即熟人间的亲和性，在人类的合作中几乎可以放之四海，见于每个民族和个人。

党性不是产生于无意识的人类进化的自然史，而是产生于人为创造的某种理想或理念，它被“一部分”人信仰。屈原《离骚》中有“党人”的字眼，意为同道结合的人。英语中的party（党）的词根是“部分”。党是一种政治理念与一部分信仰者的结合。如果说以上是一般而言的党性的话，“战斗队”类型的政党为自己的党性注入了另一特征：纪律性，对党的决议的绝对服从。党的理念和组织结构显然与包围它的大社会截然不同。当其在野的时候，它要求它的成员在党的理念与社会关系发生冲突时，与世俗人情决裂。在其获取政权后，它坚信它将带领人们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它将其对于“一部分信仰者”（即政党）的要求推广到“全体”（即社会），它要求人人接受其理念——大公无私，人人服从它的号召和主张，人人同世俗人情决裂。党性拒绝维护少数人互利的传统社会结构——家族、朋友、小团体、小圈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类似于土壤中团粒结构的社会基层中的“群”。党性要求建立在党和其理念统摄下的“原子的社会”。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当党性自觉不自觉地诱导大范围的“杀熟”时，社会赖以存在的最基础的信任结构开始瓦解。

“单位”在社会基层组织中慢慢地造就着不信任。思想改造运动胁迫的相互揭发则迅猛地败坏了熟人中的信任。

四、老鼠会——社会失信的晴雨表

1998年，中国政府明令取缔一切传销活动。媒体将传销活动称为“老鼠会”，社会上将传销行为称为“杀熟”。什么是传销？“杀熟”是其本质属性，还是某个变种？什么因素导致了传销成为“老鼠会”？为什么在发达社会中传销仍在合法地运行？台湾学者黄俊英曾在1993年台湾直销协会年会的演讲中说：对直销的歧视与漠视“是学术界的一种疏忽，也是一种耻辱，我们学术界应当及早把这种现象改正过来”。24对大陆学者来说，这是双倍的耻辱，一方面，这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并进入我们社会中的影响如此巨大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的传销走向“老鼠会”的可怕规模冠绝世界，并且似乎只有在中国传销以一刀切的方式被铲除了。中国的经济学家（而非仅仅是商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都应该对此投入更多的关注。

什么是传销？让我们从更大的经销背景中来认识传销。

我们无疑正在面临一场商业革命，那就是“无店铺销售”的增长。无店铺似乎并不是新事物，传统的街头小贩也是无店铺销售，但新型的无店铺销售在方式上则大为多样化，包括邮购、目录购物、电子购物、电话购物、自动售货机和直销。英语中的直销为direct selling或personal selling，它的含义并不是中国人通常理解的生产者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是指在店铺之外的面对面的销售，并不管中间环节的多少。直销又分三种：传统的直销，销售人员为公司雇员；新型单层直销，销售人员非公司雇员，只从公司进货，然后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新型多层次直销，也就是我们讨论的传销，销售人员非公司雇员，他们在销售公司产品的同时，招募和训练直销人员（即他的下线），并从这一网络中获取差额利益。网络是分层的（通常三四层）。每层身份的获得需缴纳不等的入会费，上线从下线的销售中获取一定比例的利益。在发达国家的传销立法中，入会费不准过高。那么不是人人都会去争做上线吗？未必。因为有的人只是为了消费（为保障传销网络中的人们的利益，传销的商品是不准进入商店的），做下线在货币和时间的支出上对他们都更合适。而发达国家传销中的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是销售和消费集于一身的。25

传销是直销中的一种，直销是无店铺销售中的一种。这些新型销售方式有什么优点呢？无店铺销售总体而言对消费者更省时便利，并且节省了地皮与店铺设置的费用，这费用或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使商品更便宜，或转移到销售者身上刺激他们销售的动力。无店铺销售对全社会的另一个贡献是促进了销售的多样化，有利于消费者选择消费方式，并对店铺销售形成压力，促进后者服务质量的提高。直销对消费者而言，与其他无店铺销售方式相比，能够面对面地向他们提供更详细的商品介绍；直销对推销人员来说，提供的是富有弹性的工作方式。传销除了上述优点外，以其特有的激励机制扩大了销售网，并增加了兼职的可能性。

传销的独特之处是吸收下线，而这往往要在熟人中进行。从这个角度说，传销就是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即在社会网络中建立商业网络。社会网络本来就是生存的需要所产生的，以往经济上的需求不可能不利用它。计划经济时代购买紧缺物品的走“后门”就是例证。所不同的是，以往人们在经济层面上对社会网络的利用多在消费方面，而传销除了消费还要利用社会网络去经营，甚至是规模经营。传销将社会网络的利用制度化。网络的微妙，使得奸商设计了一种变“双赢”的传销为“骗局”的传销的发财捷径，即“老鼠会”。

其实，只要保证以下几个原则，传销是不会成为骗局的。第一，不交纳大额入会费。美国法律规定，传销公司新人的加入费在入会六个月内不得超过500美元；英国规定入会七天内不得超过75英镑。第二，可以退货。为避免培训班的气氛使新人失去理智，规定了“冷静期”（欧洲一般七天），这期间可无因全额退货。以后仍可退货，公司须以不低于原价90%办理。第三，不可从吸收新人中获利，只可从新人的销售中提成。第四，不可以夸张宣传。26换言之，“老鼠会”大多越过了以上界限，它们收取高额入会费或要求入会时购买大量该公司的商品，不退货或设置种种障碍，只要介绍进新人（新人一入会即交纳入会费）就能分到利益。

越过了这些原则显然增加了风险，老鼠会靠什么招募会员呢？宣传中的夸张与欺骗。首先，他们往往夸大传销业的地位。他们说，全世界1997年的直销人员2 600万人，销售额750亿美元。27美国1992年的直销从业人数是510万，总营业额141亿美元，年增长率多年保持在10%左右。日本1992年的直销从业人数200万，总营业额340亿美元，年增长比美国有过之。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传销不过是直销中的一种，他们在混淆两者。28传销虽然富有生机和独到之处，但它在美国市场中的份额不过1%。29美国传销员中只有10%的人年收入超过5 000美元。这些他们闭口不谈。接着，他们宣传自己的成功，吹嘘自己在传销中吸收了多少新成员，从中赚了多少钱。第三步，宣传传销致富的逻辑：先交一笔钱买一些货，拉来一些人你就脱手并赚钱了，他们会踊跃加入的，因为他们可以吸收更多的人，这是没有终结的链条，大家共同致富。一旦一个人交了入会费买了供他推销的商品，难于退货的状况便迫使他，无论为了赚钱还是保本，都必须寻找和游说下家——装作已经致富的样子，重复上家的致富经。

在不少国家的早期传销活动中都发生了欺诈行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假日魔术公司和日本的“天下一家会”都是这类骗局，日后都遭取缔。前者1970年的年收入达1 000万美元，后者的会员达180万，本部曾日进亿元。30而中国在引入传销的短短的八年间，在欺诈的规模上大大地超过了国外。截至1995年底，全国共有正式注册的传销公司163家，经1996年4月审查，保留41家。但是据估计，实际从事传销的企业达1 800家，31也就是说，1 600余家企业在非法经营。传销人数始终没有得到权威的统计数字。1996年国家工商局查处案值在100万元以上，或在全国影响较大的非法传销案12件，1997年达到25件。32仅仅1997年的第四季度发生与传销有关的刑事事件164起，治安事件187起。33传销的对象从熟人走向直系亲属，传销骗局导致众多的亲朋反目。34

制度多有其正负两面功能。但二十年来的经验证明，多数制度在引入中国后，在其正功能还未充分显露时其负面就总是迅速泛起，使我们在认识该制度的同时，不得不反省我们自身的社会。传销不过是最晚近、最触目的例证。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骗局制造者，在任何社会都不乏其人的。但骗局得逞与否及其规模和影响在不同的社会中是不同的，这说明了不同社会中对骗局的抵御能力是不同的。抑制骗局的泛滥大体上依靠政府和社会两大力量，前者在现代社会中主要通过法制去完成，后者则依赖道德和公民的素质。尽管我们深知，我们的法制能力是低下的，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后者。社会力量显然是抑制骗局的第一道防线。只是在欺诈越过了这道防线，成为事实时，才是法律出场的时候，即：我们在道德与公民素质方面一定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不讨论骗局制造者，我们的关注就落到了普通传销者身上。他们中既有上线，也有下线，还有既是上线又是下线的。也就是说，他们中有受骗的，有骗人的，大多既受骗又骗人。

为什么会轻易受骗？很多研究者提出，消费者的成熟度和自身素质对此影响很大，他们所以不成熟，是因为我国长期处在计划经济和分配而不是市场经济和消费的社会中。35这一分析当然是正确的，但还可以深入。与计划经济相伴随，我们长期的道德说教也是颇成问题的。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的说教片面地强调前者，要求人人做雷锋，粉饰社会的光明公正，它不提醒人们注意社会的阴暗面，提高警惕，因而那种说教几乎就是一种“愚民教育”。计划经济正与愚民教育相匹配，而市场经济必然要求人们去自主自卫。人人都怀自卫心理，似乎是不信任社会和他人，但这样的社会恰恰可能因此更规矩有序。认为社会已经是准共产主义了，已经不存在欺诈，恰恰使社会充满风险，异常脆弱，特别是当欺诈披着熟人的外衣出场的时候。

马克思曾自白，他最可原谅的弱点是轻信。受骗显然不是大过，更非大恶。不幸的是，受骗只是传销骗局中的一个次要的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受骗者迅速地转变成行骗人。难于退货的高额商品滞留在手中，会使传销新人们立即明白自己受骗了。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我们似乎可以类推，骗局止于仁者。一个善良的人即使自己不经心受了骗，却绝不会转嫁他人，甚至会以自己的教训广告四周，骗局因此无法复制和繁衍。传销骗局在中国泛滥的最重要原因是，大批受骗的人们为了挽回个人的利益，如此轻易地越过道德的界线，踏上了杀熟的道路。

有人说传销骗局以及很多其他罪恶都是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所必然导致的。笔者不表赞同，但在此无暇全面反驳。至少，杀熟不是这样。传销中对熟人的行骗实在是“杀熟”运动的后来者。自50年代开始大规模推行近三十年的“政治杀熟”早已为经济上的杀熟扫除了心理障碍。与胡风和反右运动中的杀熟相比，传销中的杀熟只是一场小游戏。今日传销受骗导致的个人经济压力，无论如何，是难于同当年政治运动中高压氛围相比的。但是另一方面，社会舆论以及内化到个人心中的对杀熟的谴责性压力，更大为衰减。始造杀熟之时，需要强大的政治压力与高超的催眠术；再造杀熟之时，只要一点经济驱动力就够了。

熟人间的亲和性的养育，对杀熟施加的舆论压力，都是漫长历史的产物，并依赖于若干民间组织的力量，诸如宗族、家族、同乡会、行会、商会、教门等等。对这种传统的熟人信任的摧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仅仅靠政治运动和对异己的迫害就能完成的。铲除传统观念的背后，是消灭上述一切民间组织的漫长的革命过程，以及无信任的单位对民间组织的全面取代。压垮一只庞大骆驼的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比传销骗局本身更为不幸的是，它其实更像一只晴雨表，昭示着我们社会的信任度。同发达社会相比，我们社会中的系统信任还远不完善，我们在更大程度上还必须依赖人格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仍是我们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石。无奈中国的现代政治史几乎就是一部摧毁和蚕食传统信任的历史。迎接现代的系统信任可以解救我们的危机吗？传统的人格信任与现代的系统信任间的关系是继承、对应和共存。如果我们一定要在继承与对立中指出：哪一种关系更关键？那无疑是继承。一个灭绝了自己传统精神资源的民族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当传统的组织资源不复存在时，等待他的只能是文化与文明上的漫长的休养、生息、复苏。

注释

1 拉姆斯登，威尔逊1983:《普罗米修斯之火》，三联书店，1990，100页。

2 参阅迈尔1988:《生物学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142页；洛伦兹：《攻击与人性》，作家出版社，1987，29页。

3 《攻击与人性》，21、23页。

4 《攻击与人性》，52页。

5 转引自Matt Ridley 1996: The Origins of Virtue. Penguin Books Ltd，England. Ch. 9．

6 威尔逊：《人类的本性》，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96-97页。

7 《攻击与人性》，118页。

8 《普罗米修斯之火》，46页。

9 参阅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4卷。这篇文章堪称研究中国单位体制起源和形成的开山之作。本节最大程度上得益这篇文章。

10 转引自“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

11 参阅高佩义“单一政府购买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的根本原因”（手稿）；郑也夫“市场与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2月号；黄平“殊途同归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现象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8月号。

12 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

13 舒芜“《回归五四》后序”，《新文学史料》，1997，第2期。

14 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第3期。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胡风事件中的要害情节，在三名当事者（舒、林和记者叶遥，很可能知情者不止三位）俱在的情况下，居然至今不能澄清，既是当代人道德的悲哀，又是我们这个具有最悠久的史官文化传统的民族的悲哀。

15 刘绍棠“往事不堪回首”，《荆棘路》（牛汉、邓九平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333页。丛维熙认为“为三万元奋斗”是记者对他当时被迫做出的发言的歪曲，参见《走出混沌》，作家出版社，1989，33页。

16 程光炜“艾青在1956年前后”，《荆棘路》，14-16页。

17 谭天荣“第三株毒草”，《原上草》（牛汉、邓九平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37-38页。《原上草》一书为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们在鸣放运动中的言论集，这些言论在四十年后能够重见天日，对当事者与后来人都是莫大的幸运。

18 谭天荣“救济心灵”，《原上草》，56页。

19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6，255-259页。

20 蒋祖林“回忆母亲丁玲——1957年前后”，《原山草》，366-374页。

21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441页。

22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原上草》，152页。

23 严仲强“疯子的话”，《原上草》，77页。

24 林训民：《直销指南》，世界图书出版社，1998，239页。

25 参阅《直销指南》；杨谦：《传销，独特的营销》，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这两本著作对传销做出了很好的评介。

26 参阅《传销，独特的营销》，215-218页。

27 程国慧“传销不适合我国国情”，《市场报》，1998年4月24日。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然也没能分清直销和传销的区别，他说这是传销的数字，从逻辑上这应该是直销的数字。

28 《直销指南》，90-97页。

29 《传销，独特的营销》，193-196页。

30 《传销，独特的营销》，205-207页。

31 《传销不适合我国国情》。

32 《传销不适合我国国情》。

33 据新华社记者唐卫彬的报道。

34 “一个非法传销者的自述”，《市场报》，1998年3月3日。该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

35 《传销，独特的营销》，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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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任论 / 郑也夫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086–5523–9

I. ①信… II. ①郑… III. ①理解社会学－研究 IV. ① C91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4014号

信任论

著者：郑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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