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豪族

杨联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汉的豪族/杨联陞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8760-5

Ⅰ.①东…　Ⅱ.①杨…　Ⅲ.①地主阶级—社会分析—研究—中国—东汉时代②政治集团—社会分析—研究—中国—东汉时代　Ⅳ.①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60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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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东汉的豪族

杨联陞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760-5

2011年12月第1版　　　　　开本880×1240　1/32

201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21/8　插页1

定价：39.00元

杨联陞

（1914—1990）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本馆一大夙愿。自1897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有幸首刊了中华现代学术史上诸多开山之著、扛鼎之作；于中华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变迁而言，既为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作为对前人出版成绩与文化理念的承续，本馆倾力谋划，经学界通人擘画，并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终以此丛书呈现于读者面前。唯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并希冀其能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如此宏愿，难免汲深绠短之忧，诚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0年12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目　录

出版说明

凡　例

东汉的豪族

一、西汉豪族的发展

二、东汉豪族政权的树立

三、东汉豪族概述

四、豪族与经济——小民之困顿

五、豪族与经济——豪人之富奢

六、豪族与政治——门生故吏

七、豪族与政治——选举请托

八、外戚豪族、宦官豪族的专政

九、清流豪族的挺起

十、豪族内争——第一次党锢

十一、豪族内争——第二次党锢

国史上的女主

赵凤喈文

赵凤喈文注释

讨　论

摄政太后作为国家的领袖

太后摄政的制度化

太后摄政的批评和禁止

紧急措施及权宜之计

母亲的权力和妻子的权力

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

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

引　言

一、官方假日和办公时间

二、营业时间和劳动时间

结　论

附录：“习贾须知”

二十四史名称试解

原商贾——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

“原商”与“说儒”

《货殖列传》的三大贤

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上）

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下）

补　记

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

一、导论

二、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

（一）地位与登记

（二）限制、征税与利用

三、城市商人的反叛取向

（一）1660年在山西潞安的罢市

（二）1660年安徽芜湖的罢市

（三）1682年浙江杭州的罢市

（四）1698年福建浦城的罢市

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

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

与曾我部静雄教授论课役书

其　一

其　二

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

打像为誓小考

“龙宿郊民”解

五、十新解

中国围棋数法变更小考

中国语文札记

一、阴阳平跟上下平

二、动态动词跟静态动词

三、说货币单位“镮”

汉语否定词杂谈

引　子

（一）否定语与唇音

（二）意义与用法（上）

（三）意义与用法（下）

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

《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关于唐宋商业的两本书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集录》评介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评介

《道光咸丰光绪大婚事记》——致陶希圣先生函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

杨联陞先生学术年表

《东汉的豪族》杂谈

东汉的豪族

一、西汉豪族的发展

中国两晋及南北朝是阀阅统治时期。阀阅在政治上包办高级官吏，与君主“共天下”，在经济上领有大的庄园，庇荫着许多“佃客”及“衣食客”，对政府都免却课役。阀阅中人不与庶民同婚姻，而且一举一动，都不屑与庶民接触，说是“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卷四二《王弘传》）确非虚语。

这些阀阅的势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们有个很长的孕育时期，在两汉，尤其是在东汉。他们的前身是汉代的豪族。

汉朝的创立是大流氓刘邦。他打败了先秦贵族的最后余孽项羽。这一场战争的结果，应当使从战国就兴起的一般非贵族的富商地主满意。因为在旧的氏族社会之中，阶级是生下来就固定的。这般新兴人物，虽是经济上的权威者，政治上还没有地位。无论他们怎样富，总是属于“小人”阶层，上面还有很多已经穷了的“君子”（自然这种层在战国时已经显得不很明朗）。现在有了平民出身的天子，把旧日身份，一扫而空。大家都在一人之下，应徭纳税，万民平等。哪怕是丞相的儿子，轮到戍边也不能逃脱。

汉朝初年，又接连有功臣、外戚及宗室之乱。中央只得专心对付。这些变乱实际上也没有真心打几仗，富人们正好乘机发展他们的工商农业。在这三条路上，依《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的记载，有种种投资方法，收入都可以与千户侯相等，即每年二十万钱。还有一位大“子钱家”，在七国乱时，借钱给政府征发出去抵御的长安列侯封君因此取得十倍的利息。

直到汉武帝时候，内部问题，大体上都已解决，才大举向西北两方面发展，用费很多。黄河又大闹水灾，政府穷困。富人们则一面得以入钱入谷入奴婢给官家“买复”（买成复民，免除徭役），一面凭借他们的资产，迫蹙小民。连一般受封的公主列侯，也因为收入减少，钱不够用，要向他们低头仰给。

武帝想不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只好起用东郭咸阳、孔仅等一般大盐铁家。这般人物虽说很富，从来没尝过做官滋味。这一下子大概是得意忘形，为保持自己及其朋友的禄位，居然不惜出卖本阶级的利益，就提出通货膨胀、盐铁专卖等办法，一一实行。其中最给富商大贾以直接打击的是税商人资产的“缗钱”制度。商人所有的资产，都要自己报价（即所谓占），隐匿不报及报价不实的没收。到官报告的人分他一半。此外又令商人不得兼有田地，否则没收他的田地及奴隶。这一来取得人民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史记》卷三○《平准书》，《前汉书》卷廿四下《食货志》同）。商人们气得很，有些就大讲究其吃和穿，不肯多存钱了。

推想此时必有许多人弃商就农去作大地主。因为缗钱之税不及于田地，而汉朝田税，普通是三十税一。地主则能取佃户十分之五，大概全西汉都差不多。武帝时董仲舒曾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王莽诏书也说：“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俱见《汉书》卷廿四上《食货志》）。这种情形，对地主非常有利，此后通汉代的最大问题，即是土地问题，大地主兼并问题。可知此时富人的投资倾向，必是趋重农业了。

汉朝另有一种打击富豪的办法，就是迁徙。这方法是秦朝传下来的。秦始皇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汉朝的办法是班固《两都赋》上所说“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所谓三选，是“选三等之人，谓徙吏二千石及高赀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后汉书》卷七○下《班固传注》），但是“自元帝以后不迁”（同上），所以只是七迁，即高惠文景武昭宣。这七代都是政府强盛的时候，尤其全盛的武帝时候迁徙特多。元帝以后，中央衰弱，就无力再作了。汉初同后来的迁徙也有些不同。高帝所徙，重在六国遗族。刘敬说：“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史记》卷九九《刘敬列传》）。高帝就听了他。武帝时六国遗族多已零落，这迁徙的办法就用来打击新豪族了。

但武帝一时的打击，并不能阻住富豪的发展。昭宣以后，政府渐渐无力，大地主更得痛施兼并。因此到成哀之际有师丹的限田之议。师丹在哀帝时建言：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逾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汉书》卷廿四上《食货志》）

话说得很婉转。后来大臣们拟定的办法是：

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同上）

限三年达到此种标准，也似乎不算严，但地主名田逾限的很多，闻讯都急急出卖，一时田宅奴婢价为减贱。有些在朝的地主则极力反对。尤其与哀帝有断袖之情的董贤，他的赐地就有二千余顷，更不高兴师丹老头子这个主意，不久哀帝又下诏“且须后”（同上），这一后就后得无踪无影了。

当时大地主的经济势力已经根深蒂固，而且趋势是要凭着经济地位取得政治地位。所以师丹的改革计划，虽很温和，仍旧行不通。不料又出来一位“动欲慕古，不度时宜”的王莽，硬要彻底的来一个“土地王有”。他在篡位之后，下了一道诏书说：

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师古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夺其税，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汉书》卷廿四上《食货志》）

他能看到根本的所有关系，可称卓见。但是这样大的改革，决非一道诏书所能收效。当时政府力量不够，官吏品行更差，“制度不定”，“吏源为奸”，结果弄得天下骚然，人人叫苦。王莽见事不好，过了三年，只得下令许人民买卖王田私属，改革从缓。但是王莽这个人物，只会胡思乱想，手下官吏一味贪污，加上匈奴入寇，天下旱蝗，“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为存”，纷纷起来革命，王莽的政权终于被地主军与农民军合起来推翻了。

二、东汉豪族政权的树立

在新莽的革命中，地主的活跃很可注意。成了功的光武帝即属于地主阶级。

光武帝家在南阳郡内。南阳包有汉代一大都会的宛，大富豪非常多。当时南阳荒饥，光武家里，还有许多谷运到宛去出卖，《东观记》说：“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后汉书》卷一上《光武本纪》注引），可见他的田必是好而且多，所以能有余谷，因为旱天不会单找刘秀的田落雨。也许这是谅辞，那就应该是光武囤积了许多谷，待价出售。在天下荒乱的时候，地主们都是善于趁火打劫的。

光武的外祖樊家，更是大地主，《东观记》说他家里可以“闭门成市”，《后汉书》卷六二《樊宏传》记得比较详细：

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土田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使焉。

富豪是要与富豪通婚的。光武的姊丈邓晨，历代作二千石，也非常有钱。后因随光武起事，被抄了家。宗族骂他说：“家里本来富足，为什么跟着媳妇家里人去下热汤锅”（《后汉书》卷四五《邓晨传》）！

当时地主起事，所领的基本军队，是宗族宾客。宾客就是战国食客一类人，多半是无业游民投靠富豪，替他作点事，找碗饭吃。主人用到他们的时候，比如要杀人报仇，对他们还优待一二，平时大概有点像高等听差。宾客普通是目无法纪的。比如光武的同族刘玄为报仇结客。他很优待他的宾客，让他们陪他请来的游徼（乡里掌捕盗贼的官）饮酒。客喝醉了就唱：“朝烹两都尉，游徼后来，用调羹味”（《后汉书》卷四一《刘玄传》）。游徼听了大怒，把客缚起来捶了几百下，还不肯干休，要找主人刘玄算账。刘玄吓得逃走。吏又把刘玄的老太爷捉住。后来亏得刘玄藏起来装死，才放他父亲出来算了事。

宾客没钱用的时候，会仗着主人的势力胡作非为。天下乱了，他们还出去作小盗。各家宾客多数如此。光武就因为哥哥刘的宾客劫了人，避吏走开。据《后汉书》卷一○七《董宣传》，光武“为白衣时，藏亡纳死，吏不敢到门”。势头不小，本应该不怕吏，这时想是宾客闹得太不像话，所以只好带他们出走，顺便到宛县卖谷。也许是在交易场中罢，他遇到宛县大富豪、“世以货殖著姓”的李通。通告诉他“有谶说：‘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也许应在我们俩人的身上”。二人说得投机，就会同率领宗族宾客起兵。

起初光武势力尚小，就与一支农民军共奉刘玄来合作。这支农民军，包有盗贼亡命流氓，其中大概也有少数豪族，但以饥民为主。原起于荆州绿林山，后来分成两支，一支西去南郡，叫下江兵；一支北入南阳，叫新市兵。另外有一支起自平林的农民军。光武初与新市、平林合兵，奉刘玄为更始将军，后又立更始为天子。刘玄虽然是光武的族兄，大概是早已衰落的皇族；虽结过客，大概自己也同客一样带流氓气。他只能做农民军的领袖。光武的地主兵同他合不来。光武的哥哥又被他杀掉。光武就离开他北渡黄河，在河北平定了与赵国大豪同起事的卜者王郎，得了北方大都会邯郸。更始则同他的臣子由洛阳西入长安。

更始的兵，只晓得掳掠。更始遇到从外面走来的诸将，也只就问他们“抢了多少东西，发了多少利市”。看见汉家宫殿的威仪，吓得不敢抬头。他封的大臣，多是“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长安人就造出一套口号：“宠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更始究竟被另一支农民军赤眉所败。

赤眉，起于山东。他们的情形见于《后汉书》卷四一《刘盆子传》：

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众既寝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

三老等都是乡里小官，地位同前面说所的游徼差不多。最尊的才叫三老，可知赤眉本无大志。他们向西攻过淮水流域，到洛阳投降了更始刘玄。后来赤眉中的山东哥们都要回家，赤眉的首领怕他们散了，就领他们离开刘玄，西行入关大掠，立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刘盆子为帝。这时更始已经衰弱，只好反回来投降赤眉。更始为刘盆子所杀。赤眉又为光武所平。

当时不但农民军劫掠，地主军的残暴也可与他们媲美。光武的兵，劫掠稍少，比较最受欢迎。平赤眉后，又平定了山东江淮等地的其他豪强军队，最后经营西方。西方的割据首领有隗嚣、窦融、公孙述，都是豪强地主。光武费了很大力气，与他们时战时和，又结交了大牧畜主兼地主马援，才把他们平下来。马援的经济势力在北地，有马牛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役属着归附的宾客达数百家。由此可知宾客之依附豪族是可以以“家”为单位的。

史书上记载常称饥民流氓为“盗贼亡命”，称强宗富族则为“豪杰”，起事者的阶级可以由此看出。饥民流氓，没有组织，亦无大志。当时若专凭他们，恐怕不能够打倒王莽。但强宗富族，也照样反对新朝，一同发难。在到处残破之后，刘秀这支地主军能收拾天下安定人心，政权稳稳地就落到他们手里。

在这次革命中，有一件事可注意。即是赵翼《廿二史劄记》所说“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上面说过的刘秀、刘玄、刘盆子都因姓刘而被拥起。王郎自称是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公孙述初起兵时，也“使人诈称汉使者，自东方来，假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后汉书》卷四三《公孙述传》）。诚然这是“人心思汉”，但不见得是思刘氏，实在是思汉的制度。《后汉书》卷一一○《索卢放传》，记太守索卢放对更始（刘玄）说：“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归心皇汉者，实以圣政宽仁故也。”王莽时有句童谣说：“黄牛白腹，五铢当复。”五铢是西汉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后来光武真把来恢复了。

光武更恢复了一种有利大地主的制度，即是田租三十税一。但他并不完全放纵豪族的发展。功臣外戚不能不封，却不封给太多的土地。只使他们享受富裕的生活，却不肯多给他们政权，美其名曰“保全”，实则是温和的压制。他本身虽是地主，但为保持自己特别优越的地位，决不愿其他地主作无限制发展，所以是“政在抑强扶弱”，希望“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前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他屡次下诏提高奴婢的待遇，又诏免青、徐、陇、蜀、益、凉等州人民被掠卖为奴婢的平民（由此可以看出在动乱中豪族曾收买许多奴婢）。纠弹公主的强项令董宣，因为一句话点明了为天子与为一般豪族之不同，竟得免死，且得赐金。

光武帝为确定土地所有权，曾下诏检覈田亩。但官吏度田不实，农民横被侵夺，起来暴动。光武也肯惩治一点贪官污吏以谢天下。关于度田不实，有个很有趣的故事，见于《后汉书》卷五二《刘隆传》：

（建武中）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赢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明年，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两种情形。一是近臣近亲田宅逾制，至于十二岁的小皇子都晓得，可知是多逾得利害。二是东汉对大地主的所有田宅，是有所谓“制”，而且光武有意维持这“制”。但光武对整个大地主的态度是半推半就下不即不离。这种态度，是当时情形下开明君主所必须采取的。只是这种态度，最难维持。而且开明君主不能常有。所以只东汉初两三代君主真能掌握大权。以后政权落到外戚宦官手中，可算是转入豪族自由支配时期了。

三、东汉豪族概述

在详细说明东汉豪族在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发展以前，先概括地把他们考察一下。

所谓豪族，并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的集团；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许多单人以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它。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位。

有些豪族，是先有了政治地位，然后建树起经济势力。有的则是先有了经济势力，再取得政治地位，这政治地位又帮助了经济势力的发展。

光武帝的建国，是地主政权即豪族政权的确立。他的左辅右弼，云台二十八将，差不多都是豪族出身。举例如：

寇恂，上谷昌平人，“世为著姓”，从光武，“所将皆宗族昆弟”。（《后汉书》卷四六《寇恂传》，以下各人只写本传卷数）

岑彭，南阳棘阳人。曾“将家属”又“将宾客”。（卷四七）

吴汉，南阳宛人。虽家贫尚有宾客。后来“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卷四八）。想是发了点财。

耿弇，扶风茂陵人。先世以吏二百石被徙。（卷四九）

祭遵，颍川颍阳人。“家富给”，曾结客报仇。（卷五○）

刘植，钜鹿昌城人。“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卷五一）

耿纯，钜鹿宋子人。“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卷五二）

其他不在二十八将之数的如马援、李通、邓晨，都是豪族，上面已经提及了。这些豪族，虽然有些本己作过官，但开国以后封侯受邑，更为得意。概括地说，可算是豪族用经济势力取得政治地位的大成功。

东汉的豪族，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凭借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与宦官。一类是自己渐渐发展起来的，即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

宗室封王或公侯。王的诸子不能袭爵的封王子侯。依据钱大昭的《后汉书补表》，诸侯王可考知的共六十一人，王子侯三百四十四人。数量虽说不少，势力并不见大。他们普通只能衣食租税。光武初年，禁网疏阔，诸侯王多交结宾客，培植势力。后来因为沛献王辅的宾客，替更始的儿子刘鲤杀了刘盆子的哥哥刘恭，来报刘盆子杀更始的仇。光武帝知道了，就下诏令郡县捕王侯宾客，坐刑罚而死的数千人。这时是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以后诸侯王都不敢再放纵。虽有很富的如济南安王康“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后汉书》卷七二《武十王列传》），但不等他造反，就先被削了五县。到明帝封诸子为王，则租入限于几千万，自说吾子不敢与光武诸子相比（《后汉书》卷八○《明帝八王列传》）。再以后封王的事情也就很少了。

外戚，许多本来已经是豪族。东汉“采女”的制度是：

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序》）

这些中大夫掖庭丞相工等很容易与豪族联络，或受贿赂。《皇后纪》所载诸后及贵人，十九出于豪家，还有许多是公主的女儿。如明帝马后，是马援女。章帝窦后，是窦融曾孙女，泚阳公主女；章帝梁贵人是舞阴长公主侄女。献帝伏后是阳安公主女。只灵帝何后，家里本是屠者，以金帛贿遗主者，得以当选入宫，想来何氏必很有钱。

如光武帝阴后，即阴丽华。素有美名，光武在未纳她之前，常自叹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阴氏在西汉已有几代很富。宣帝时候有位阴子方，大概是阴后的曾祖。从他起就“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阴后的前母兄阴识，有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阴氏既为外戚，封侯者凡四人。

据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外戚恩泽侯凡八十九人。外戚在东汉政治上势力之大，远过于宗室。如窦氏、梁氏，都两度选后，尤为贵盛，这两族的详细情形，后面再说。

宦官成为豪族，是东汉后期的事。宦官封侯，始于和帝时候首谋诛梁冀的郑众。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后汉书》卷六《顺帝纪》）。养子有时是乞来的，有时是卖来的。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刘瑜上疏：“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竞立胤嗣，继体传爵。或乞子疏属，或卖儿市道。”（《后汉书》卷八七《刘瑜传》）

顺帝之许养子，恐怕只是已成事实之公认。因为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年）郑众死去，众的养子闳就嗣封了。

宦官的势力，如桓帝时候的曹节、王甫等：

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宅，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郡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故虫蝗为之生，夷寇为之起。（《后汉书》卷一○八《曹节传》）

灵帝时候，张让、赵忠等十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纛害”，竟成为引起黄巾之乱的直接原因。当时有人上书说：

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后汉书》卷一○八《张让传》）

亲身篡汉的曹氏，正是中常侍曹腾、曹嵩之后，可知宦官的势力，足以亡汉。依《后汉书补表》，宦者侯凡七十九人。

高级官吏同地方豪族，很难分开。如前面举出的二十八将，都可为此类豪族的例。

豪族的所在地域，差不多遍及全国。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册列举了不少：

北海有大姓公孙丹。河东有大姓马氏。清河有大姓赵纲。渔阳有大姓阳球。京兆世族张纯第五伦。汝南名族袁闳。颍川著姓韩稜。家世衣冠如郭躬。上党雄豪陈龟。弘农世族杨震。犍为公子张纲。山阳豪族王龚。洛阳有财三千万之种嵩。下邳有历世著名之陈球。敦煌有家世二千石之盖勋。太原有世为冠盖之王允。“赵魏豪右，往往屯聚”。

此外我们可以补充的还有很多。如“西州豪右并兼”见于《陈宠传》（《后汉书》卷七六），左雄“稍迁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后汉书》卷九一《左雄传》）。又如：

王丹，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时仕州郡。王莽时，连征不至。家累千金。……前将军邓禹西征关中，军粮乏。丹率宗族上麦二千斛。（《后汉书》卷九一《王丹传》）

赵熹……后拜怀令。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熹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拷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熹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既薨。帝追感赵王，乃贳出子春。（《后汉书》卷五六《赵熹传》）

可知大姓之力足以交通侯王，为他乞命。

豪族有的历数百年不衰，如：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赵将廉颇之后也。汉兴，以廉氏豪宗，自苦径徙焉。……范世在边，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后汉书》卷六一《廉范传》）

廉范是明帝时人，上距廉颇三百余年。又如江东陆氏，在三国时候有吴丞相陆逊，以连营一炬破刘备著名。逊的儿子抗，为吴大司马荆州牧。抗的儿子陆机、陆云在晋以文学显。朱、张、顾、陆，并为大族。陆氏在光武时候，已是豪族，见《陆续传》（《后汉书》卷一一一）：

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世为族姓。祖父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面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

陆续的孙陆康，是陆逊的从祖，即是怀橘遗亲的陆续的父亲。从陆闳到陆逊，也二百多年了。

又如涿郡崔氏，章帝时候有崔骃，被大将军窦宪辟为掾属，与其他故刺史二千石相比。骃的高祖父崔朝昭帝时官到侍御史。朝的儿子舒，历任四郡太守。舒的儿子发，在王莽时官到大司空。发是骃的伯祖父。骃的儿子瑗，是大政论家崔寔的父亲，官到济北相。《后汉书》卷八二《崔瑗传注》引《华峤书》：

瑗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闻之，怒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宾客。而反以获讥，士大夫不足养如此。后勿过菜具，无为诸子所蚩。”终不能改，俸禄尽于宾飨也。

可知当时一般人并不特别优待宾客。崔寔这一支并不富，但寔的从兄崔烈，在灵帝公开卖官爵的时候，以五百万钱买得司徒。灵帝后来还说“悔不小靳，可至千万”。崔烈曾历位郡守九卿，到此落了个“铜臭”的名儿。崔氏若从昭帝时崔朝算起，到汉末也约有三百年。

四、豪族与经济——小民之困顿

豪族的依附有政治的与经济之别。

经济的依附很早就有，依照东汉初桓谭的话，当时已经有自由人依附豪商及高利贷者而为他们奔走了！

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同上，《崔骃传》）

依附大地主的更多，如前面所说役属宾客数百家的马援，就是好例。重要的依附恐怕还是这种因为比上述的中家子弟更像臣仆了。自由人所以不得已而依附地主的情形，桓帝时候，有前面举出的豪族崔寔，作了一部《政论》，其中有一段说得很详细：

始暴秦隳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纲纪，而乃尊奖并兼之人，乌氏以牧竖致财，宠比诸侯；寡妇清以攻丹殖业，礼以国宾。于是狡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钜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踦岖，无所踌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尤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全后汉文》，崔寔）

自由农生活的困苦，是从战国以来就如此的。《汉书·食货志》引有李悝为农夫作的预算：

令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粜至于甚贵者也。

总之是入不敷出。西汉的情形，《食货志》又引文帝时晁错的话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照旧是入不敷出。元帝时候，兼并更甚，农夫更苦。贡禹说：

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槀税。（师古曰：槀，禾秆也。）乡部私求，不可胜供。（师古曰：言乡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去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师古曰：卖田与人而更为商贾之业。）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后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东汉以后，小农困苦的情形如故。崔寔祖父崔骃，和帝时与班固、傅毅齐名，作了一篇《博徒论》。其中有博徒讥笑农夫的一段，很生动，也很凄惨：

博徒见农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骊黑，手足胼胝，肤如桑朴，足如熊蹄，蒲望陇亩，汗出调泥，乃谓之曰：“子触热耕耘，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步行狼跋，蹄戾胫酸。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骸人。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全后汉文》，崔骃）

农人要比于草木禽兽了。但是劳苦如此，还没有活路，只好另打主意。上面贡禹指出来的两条路：一条，卖了地业商，对于小农，这是梦想，地卖掉还不够还债呢。另一条，为盗贼，这倒容易，只是被捉时受不了，地方上官吏很多。非到万不得已，这条路也不能走。小农走的，是另外两条道路，一是投附豪家，一是作仰赖官家廪给的流浪者，就是作盗贼的预备军。

通汉代流民都很多，大半都是遭遇天灾人祸而离村的农民。政府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们饭吃，即所谓廪给；或设法送他们回本乡。西汉时候，据《汉书·石奋传》的记载，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有二百万口之多。东汉如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流民有数十万户（《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而且从章帝起，就下诏实覈受廪人。诏中说：

流民欲归本者，县其实廪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无状者。（《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由此可知廪给有种种私弊。此后诸帝常有廪给流民的诏书。如和帝诏：

流民所过郡国，皆实廪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我们要知道章、和两帝还是东汉盛时，流民已成为诏书上的大问题了。就区域说，仅和帝一朝所赈贷的已达数州数十郡。和帝在位共十七年，据《后汉书·和帝纪》，赈贷凡下列各地：

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开仓赈廪三十余郡。

永元六年，遣谒者分行廪贷三河、兖、冀、青州贫民。

永元八年，诏赈贷并州四郡贫民。

永元十二年，赈贷敦煌、张掖、五原民下贫者谷。

永元十四年，赈贷张掖、居延、敦煌、五原、汉阳、会稽流民下贫谷各有差。

永元十五年，诏赈贷颍川、汝南、陈留、江夏、梁国、敦煌贫民。

地域几遍天下，此外未注明地域的赈贷尚有多次。但是流民有加无减。和安以后，据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所记，洛阳的“虚伪游手”，人数百倍于农夫。其中有技术的能作些手工艺术品，或作些小儿玩具泥车瓦狗之类。这些人大半是离村的农民，所营的生业都非久计。大概比待廪的流民差不甚多。后来在黄巾的大暴动中，流民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司徒杨赐至于认为“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后汉书》卷八四《杨赐传》）。可以为证。

五、豪族与经济——豪人之富奢

小农的第二条路，是依附豪族。

被依附的豪族，仲长统称作“豪人”，在他所著的《昌言》中，描写豪人生活很详细：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损益篇》）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隶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理乱篇》）

所谓“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徒附万计”，都是来投靠的家族或个人。

小农单独生产，结果虽是入不敷出。但把土地集合到大地主经营之下，而由依附的小农耕种，结果便不相同。因为田广人多，可以有种种生产及分配上的便利。耕牛种子，都不至于缺乏。又可依照土地之宜选择作物。如崔寔《四民月令》（《全后汉文》有辑本）所记大地主的情形，作物除了黎稷稻麦等以外，有胡麻、大小葱、苜蓿、芜菁、瓜、瓠、葵、豆、蓼、芥、蓝、韭等数十种。树木有竹漆桐梓松柏杂木。他们可以试用种种新耕作方法，如赵过的代田法，氾胜之区种法等。又在魏晋以后，水碓的地位非常重要，这种新生产工具在东汉或已发明，可惜书阙有间，不能详考。只在《太平御览》八二九引《桓谭新论》有这么一段：

宓牺之制杵舂，万民以济。及后人加功，因延力借身重以践椎，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

桓谭是东汉开国时人，那么东汉的大地主一定是利用水碓。又《后汉书》卷一一七《西羌传》“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章怀太子贤注“水舂即水碓也”。亦可为证。

大地主更有一桩便宜事，是可以农而兼商。汉朝虽禁二业，实际恐怕无甚结果，上引仲长统的两段话可以看出大地主不但兼大商人，且与大牧畜主为三位一体。在《四民月令》中，亦记有大地主囤积货物买贱卖贵的方法：

二月，可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等。

三月，可粜黍买布。

四月，可粜穬（大麦之无皮毛者）及大麦、敝絮。

五月，可粜大小豆、胡麻，籴穬大小麦，收敝絮及布帛。

六月，可粜大豆，籴穬小麦，收缣缚。（本条见唐鸿学辑本《四民月令》）

七月，可粜大小麦豆（唐辑本作粜大小豆，籴麦），收缣缚。

八月，粜种麦，籴黍。

十月，卖缣帛敝絮，籴粟豆麻子。

十一月，籴杭（编者注：今作粳）稻粟豆麻子。

一年中有九个月要做生意。交易的都是衣食必需品。夏天收布絮缣帛，冬天卖出，自然是大赚钱，粮食在春天大宗卖出，四月麦一熟立刻买进来。他家里自己也织布帛，田地的农产物一定有很多剩余，大概都加入出卖。

农地的耕作，大概以地主家的男子及依附的小农为主。奴隶多数只作手工业，如织布帛等，恐怕只有少数参加农事。上引《昌言》“奴隶千群，徒附万计”，千万两字不可泛泛看过，从事手工业及服役家事的奴隶在量上是不及从事农作的徒附的，也许有十倍之差罢。奴隶是完全不自由人，可以买卖；徒附则是半自由人。

富豪役使着奴隶徒附，得到很多的收入，自然要享受很丰富的生活。自己家里是“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昌言·理乱篇》）。“且其徒附仆妾，皆服文采”（《潜夫论·浮侈篇》）。至于成为风俗。蔡邕《女诫》：

而今之务在奢丽，志好美饰。帛必薄细，采必轻浅。或一朝之晏，再三易衣；从庆移坐，不因故服。（《全后汉文》，蔡邕）

衣服穿得如此讲究，食住自然都与此相称。此外人生大事的嫁娶送终，也都尽奢华之能事：

其嫁娶者，车骈数里，缇维竟道。骑奴侍童，夹谷并引。（《潜夫论·浮侈篇》）

谢承《后汉书》记东京大族袁氏嫁女，正是如此：

送女奢华。奴婢百人，皆被罗縠。辎光路。

送终的更不得了：

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柟。良家造茔，黄土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潜夫论·浮侈篇》）

崔寔《政论》有同样说法：

法度既堕，舆服无限。婢妾皆戴填揥之饰，而被织文之衣。乃送终之家，亦大无法度。至用檽梓黄肠，多藏宝货。飨牛作倡，高坟大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跂慕，耻不相逮。（《全后汉文》，崔寔）

“飨牛作倡”是宰了牛请倡优来歌舞，这种风俗，西汉已有（见《盐铁论·散不足篇》）；东汉恐怕更甚，至于遭受县令的禁止，如应劭作营陵令时，曾下令申约吏民“不得杀牛，远迎他倡，赋会宗落，造设纷华”（《风俗通·怪神》）。

六、豪族与政治——门生故吏

豪族虽然过着富裕的生活，在政治上不一定就有地位。他们虽可破费些财产，把自己买成“复民”他们所主有的奴隶，庇荫的徒附，仍旧不能免除对国家的义务。这在他们像是损失，很想取得政治地位，更来帮助他们经济的发展，比如后来晋朝允许萌客免课役的办法，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但在汉朝的统治未推翻之前，制度自然不能大改。豪族只好先交结官府，运动选举，来争取政治地位。

取得政治地位，就是做官。汉朝入仕途的方法主要的大概有下面三种：

1.选举　有各种科目，如贤良方正，孝廉，茂才（即秀才，避光武讳改），是前汉就有的。“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后汉书》卷九一《左雄传论》）。

选举可分固定的不固定的两种。固定的如孝廉，依郡国人口多少规定每年应举人数：

凡郡国……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后汉书》卷三八《百官志本注》）。

（和帝永元四年）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后汉书》卷六七《丁鸿传》）

永元十三年，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又茂才，据《后汉书·百官志》注，郡太守“状州中吏民茂才异等，岁举一人”，不知是否亦依照人口增减。

其他科目，多半是不固定的，在君主认为必要的时候，就可以下诏令公卿大臣察举。例如：

（建武七年）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公车，门名，公车所在，因以名焉。《汉官仪》曰：公车掌殿司马门，天下上事及征召，皆总领之），朕将览试焉。”（《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安帝永初元年）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被选举的人，不一定是布衣，常常原已做过小官，然后被选。他们无论是否固定的选举，大概都必须经过考试，以定等第。普通考后，可以做“郎”。东汉取士，孝廉最多。我们随便找几个东汉人的碑志，很容易发现“举孝廉除郎”几字。郎是一种候补官，好的能补郡国首相，次等补县的令长丞尉。

考试有时候由皇帝亲自主考，所谓“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的便是。普通考试孝廉，选任郎官的责任，有时归于尚书，有时归于三公。因为可以拔擢任用很多人，所以这两方面常争取这种权力，而且争得很利害。比较起来，以权在尚书的时候为多。

2.辟除　汉时各公府同州郡衙门里都有许多“曹”，分掌各项职务，像现今的“科”一样。公府有十二曹，即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辞曹、法曹、尉曹、贼曹、决曹、兵曹、金曹、仓曹。州郡只有十曹，即除去十二曹中的东西曹。曹各有“掾”，像现在的科长或主任。下面有史及令史，则像科员。

这些掾史，都由公府或州郡自己辟除，即自己选任。汉朝初年，还要“上言”，即报告一下。后来连报告也免掉了。有时朝廷也令三府辟召某人，那就要有尚书的敕（《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

州郡辟除，不过做地方小吏，不一定有多少希望。被公府辟召，则上司是中央大员，位高言重，自己只要得到垂青，一帆风顺，立刻可以转任大官。所谓公府，有二府、三府、四府、五府等。二府是太尉府、司徒府；加司空府为三府；再加大将军府为四府；加太傅府为五府。很有些人曾被四府或五府一同辟召。

3.任子　这有点像荫袭。西汉初就有“任子令”。办法是二千石以上在职满三年的，可以任子或同产（兄弟）一人为郎。想来利用此项特权的一定为数不少。东汉如安帝时候，曾下诏“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是重申前令。舍人即太子舍人，位置比郎低一点。有时候三公的孙子，得拜童子郎。可知依恃父兄甚至祖父的地位，都可以与选举所取的人，一同为郎。

这几种制度，造成政治上的依附，即“门生故吏”的盛行。

选举的人，同被选举的人，常常因选举之恩而发生关系。比如太守举孝廉，在送孝廉应选之前，太守常对他们表示好意，如宴请赠送之类。三国名将周瑜，他家里在东汉就是豪族。瑜的从祖父景，景的儿子忠，都做过汉朝的太尉。东汉末党祸中的名流陈蕃、李膺、荀琨、杜密、朱寓，都在周景为刺史时被辟召为别驾或从事。《三国志》卷五四《周瑜传》注引张璠《汉纪》载有周景连络所举孝廉的情形：

景历位牧守，好善爱士。每岁举孝廉，延请入上后堂，与家人宴会。如此者数四。及赠送既备，又选用其子弟。常称曰：“移臣作子，于政何有！”先是，司徒韩縯为河内太守，在公无私。所举一辞而已，后亦不及其门户，曰：“我举若可矣。不令恩偏称一家也。”当时论者或两讥焉。（《后汉书》卷七五《周景传》略同。但只说“举吏”没有说明举孝廉。论者即应劭，见《风俗通·十反》）

被举的孝廉同牧守，普通大概算是有君臣之谊。但周景要移臣作子，看待得同儿子一样亲密。韩縯则全然不理。一个太过，一个不及，所以论者两讥。可知当时多数太守与孝廉都有相当的连络，宴会虽不必数四，想也该有一两次。

至于在某一长官之下作过掾史的，则一定有君臣之谊。将来长官虽改任或去职，他们仍算是他的“故吏”，在这个名义下面继续保存着隶属关系。长官死后，故吏常集起来出钱替他立碑，并刻上自己的爵里名姓，以为关系的证据。故吏有为长官服丧的，多者至于三年。据《廿二史劄记》“东汉尚名节”条：

太原守刘瓆以考杀小黄门赵津下狱死。王允为郡吏，送瓆丧还平原，终三年乃归。（允传）……李恂为太守李鸿功曹而州辟恂为从事。会鸿卒，恂不应州命而送鸿丧归葬，持丧三年。（恂传）乐恢为郡吏。太守坐法诛。恢独行丧服。桓典以国相王吉诛，独弃官收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典传）袁逢举荀爽有道，爽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爽传）此感知遇之恩而制服从厚者也。

两汉时候，为父母服丧，还没有定制。为长官却已经有服三年丧的，可知君臣之谊很重。但这不过是一个起头，据《廿二史劄记》“长官丧服”条：魏晋以后，长官丧服，反有定制。普通服斩，过葬而除。北魏孝文帝改定为齐衰三月，可见为长官服丧是君主所不禁的。

三府及州郡所辟召，没有谒署的，普通不得称故吏。但到后来为依附的方便，虽未就也愿称故吏甚至肯为举主服丧，如上引的荀爽就是。这样既表现自己清高，又不断绝隶属关系，真是一举两得。到东汉末这种情形想已很多，孔融就引据经传来上书请求“三府所召，虽未就职，便为故吏”了。

另外有门生，也是一种依附。并不一定受业，只是假借名义，与有力者造成隶属关系，希图任用。在东汉门生已有为师长服丧的，见于《隶释》的证据很多。又有弟子、门童，意思大略相似。《集古录》说：“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为门生。”《隶释》说：“以久次相传授曰门生，未冠曰门童。总而称之，亦曰门生。”这都是专就意义异同说明的。顾炎武、赵翼则能阐释“门生”的依附的意义。顾在《日知录》中说：

《后汉书·贾逵传》“皆转逵所造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是弟子与门生为二。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郅寿传》“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窦常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托”。《杨彪传》“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京兆界辜权财务七千余万”。宪，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传授之门生乎。

赵翼《陔余丛考》：

汉时门生非弟子之称，《后汉书·杨厚传》“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曰上名录，则不必亲受业，但习其学即是也。《郑康成传》“康成没。门生相与撰其问答诸弟子之词，依《论语》为《郑志》”。以弟子问答之词，而门生撰述之，盖如《论语》所谓门人受业于弟子者也。《李固传》“固下狱，门生王调、贯械上书证其枉。及固死，陈尸于路。固弟子郭亮，负铁锧乞收固尸”。曰门生，曰弟子，又可见门生之非弟子也。惟其不必亲受业，但为其学者皆可称门生，于是依势趋利者，并不必以学问相师，而亦称门生。盖即后世拜门生之陋习也。

徐干《中论·谴交篇》说得更清楚：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然其与事也，至乎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

到两晋南北朝，门生地位，已经下同僮仆，称所依附的人为“主人翁”，为他奔走服役。《日知录》同《陔余丛考》，都讲论很多。

东汉的豪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都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只就杨氏的门生说，杨震做太尉，被谮罢免回本郡时，有许多门人还追随着。在震气愤饮鸩自杀之前，门人与诸子同听遗嘱。死后有门生二人“诣阙追讼震事，朝廷皆称其忠”（《后汉书》卷八四《杨震传》）。

震大概有四子（《隶释·太尉杨震碑》，本传则说有五子）。牧、让、秉、奉。牧的儿子统，让的儿子著，官都不大。只秉子赐，赐子彪，都做太尉。后来曹操嫌忌这个大族，就杀了彪的儿子杨修。说是忌修之才，恐不尽然。杨秉一支做太尉的，自然都有门生。杨统虽是小官也有门生。杨震的碑就是统的门人所立。门生不止是一个人的门生，并且是一家人的门生。不但要替师的祖父立碑，还有时替师的儿子立碑。如《隶释·童子逢盛碑》，就是门生所立的。杨著官到高阳令，他的碑阴题名有“后公门生”同“沛君门生”。《隶释》说：

沛君，沛相统也。后公，太尉秉也。杨震拜于前，故以秉为后。沛君者，著之从兄；后公者，著之季父。

大概杨家这几代人，没有门生的很少。这正是杨氏所以为“东京名族”的一大理由。

七、豪族与政治——选举请托

经济上的依附，只要富了就有人来；政治上的依附，则非贵不可。所以富而未贵的豪族就运动选举，让自己贵起来；已经贵了的要让自己更贵并依附者也都贵起来，这样大肆运动，结果从东汉初就闹“选举不实”。

选举不实，西汉武帝时已有，《前汉书》卷一七《功臣表》记元朔五年山阳侯张当居“坐为太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完为城旦”，但数量不多。到元帝时候，诏言始有“二千石选举不实”的话，见《前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

东汉第二世皇帝明帝，刚一即位，就下诏说：

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

此诏所说实是光武帝时的情形，这正是东汉初豪族势力已经深入政治的证明。明帝虽有意纠正，实在未生效力，我们看章帝即位后一年的诏书就可明白：

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欤。……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圳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和帝初即位时，窦氏专政。即位四年，诛窦宪等。所以第五年才下诏：

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伤，由法不行故也。（《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由这次诏书可以看出章帝也没有能够改良。而且有一桩弊病可注意的，是选举多取年少，希望他将来贵显可以报恩。这种情形也发生得很早。光武的表兄弟樊儵（即大地主樊宏之子）在明帝初即位时，就上言：

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敕郡国，简用良俊。（《后汉书》卷六二《樊儵传》）

这些选举不实的情形，经过几代，都不能改。到顺帝时候，有一位名臣左雄，提出“限年试才”法，才算遇到一度整顿。

左雄时候，政治已经十分腐败了。左雄等一派士大夫实在看不过，所以要挺身而出，他上书给顺帝，痛陈时弊：

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雕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雠，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疚。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于此。（《后汉书》卷九一《左雄传》）

皇帝很感动，但因为宦官擅权不能照他的话改革。后来他又提出改善选举制度，说：

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同上）

当时也有人反对，如胡广等上疏说：

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陈平所出）。郑（子产相郑）阿（晏婴化东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甘罗十二为秦上卿）奇（子奇年十八主齐东阿）显用，年乖强仕。终（终军年十八说降南越）贾（贾谊十八为博士）扬声，亦在弱冠。（《后汉书》卷七四《胡广传》）

虽然举出许多典故，顺帝早已听了左雄。胡广等因为顺帝先已下诏应许，又让他们参议，还引经据典，发了许多怨言，说皇帝不该这样不慎重。顺帝看了，想是更不高兴。后来胡广作济阴太守，竟因举吏不实免黜。

顺帝下诏的第二年，就有人因为诏书末尾注有例外，想来偷巧。有广陵孝廉徐淑，不够四十岁。典选举的尚书郎很奇怪，就诘问他。徐淑说：“诏书上说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所以我来了。”尚书郎不能屈他。还是左雄，不愧为尚书令（尚书郎的首领），问他：“从前颜回闻一知十（见《论语》），孝廉你闻一知几呢？”徐淑没话说。于是左雄骂了一顿，叫他回去。从此威风大振，选举从严。以前是“茂才孝廉，岁以百数”，现在只汝南陈蕃、颍川李膺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后汉书·左雄传论》）。

陈蕃等都是后来在党锢之祸中反对宦官的要人。左雄又征举海内名流为博士，奖励有志操的弟子，因此来京师就学的极众。左雄实在已经像一位党人领袖。他这“限年试才”的一炮足使宦竖胆寒。顺帝以前选举实在太荒谬，《后汉书》卷八六《种嵩传》有个故事可以为证：

（种嵩）始为县门下史。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于大阳郭，遥见嵩，异之，还白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

六个孝廉之中，有一个不受请托，便算难得。当时豪族势力之大，可以想见。这种势力，决非左雄等一时的纠正所能阻止。

豪族不但请托地方，而且请托中央。左雄以后，中央的势力，不在外戚，就在宦官。外戚宦官本身是大族，地方豪族与他们结纳。选举的情形更坏，东汉末的情形，如王符的话：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潜夫论·考绩》）

《抱朴子·审举篇》引当时人的口号说：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懦如鸡。

如此选举，如此官吏，当时政治之腐败可想。小民固然受苦，一般比较循规蹈矩的豪族——大都是财力较差的——及希望通经致仕的士子，在政治上都得不到出路，他们就结合起来，先于小民而向腐败的政府抗争。

八、外戚豪族、宦官豪族的专政

东汉末的政权在外戚同宦官手里。

外戚与宦官，是两种豪族。他们的势力与中央政府关系特密。如外戚，普通原来已是豪族，因取得中央政权而突然特别发展。如宦官，本来多不是豪族，得势之后，有许多人来依附，再发展，也就成为特别大的豪族。

外戚与宦官，都是所谓“幸进”。尤其宦官的发展，是一步登天的突然发展。他们多数是不学无术，父兄们“攀龙附凤”不需要读书；子弟们生下来就娇纵，也不会读书。他们没有政治眼光，更没有政治经验。不明白逆取顺守的道理。只晓得要这突然的发展再更迅速的扩大开来。这样，他们除掉剥削小民以外，更要打击其他豪族，夺取他们的资财官爵。这对外戚宦官的发展非常方便，因为大鱼吃虾米总不及吃小鱼养料丰富。

外戚宦官的急进，引起保守派豪族的不满。保守派豪族有许多在朝大臣，是一般士大夫的领袖。他们读过书，懂得孟子“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的道理。所以除掉因为急进派豪族不肯与他们共存共荣而自危之外，并反对急进派的“竭泽而渔”政策。他们晓得任急进派干下去汉朝的政权要动摇了，于是忠义之心油然而生。合并了为公为私两种动力，他们就起来抗斗。

急进派与保守派的划分，并不很显明，也不是突然就显出的。他们所以能够各自团结，就因为宗亲宾客门生故吏等等关系，原已造成许多豪族。豪族因为共同利害而渐渐团结起来争斗，争斗越紧张，团结就越密切。

有人认急进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为中央豪族与地方豪族的争斗。这有些道理，但不能包括。因为外戚宦官虽是中央豪族，也不能一口都吞下一切地方豪族。他们对地方豪族的一部分也有联络。他们联络与自己相类的豪族而吞并异己的，这是很自然的情形。

外戚宦官的性质，是“富而甚无知”；其他士大夫，则是“不甚富而有知”。这两种性质的豪族渐渐的分化开来。但外戚并不全是“富而甚无知”，有时也与士大夫结合，所以不便称为外戚宦官与士大夫的斗争。士大夫常以“清”自许。我们可以称“不甚富而有知”（即保守派）者为“清流”，而称“甚富而无知”者（即急进派）为“浊流”。清浊渐渐分的显明，政争就日趋激烈。

浊流之所以有地位，是因为能把握住君主。君主之所以有力量则因为光武以后的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并非始于光武，我们可以说从西汉武帝即已实行，但光武更把制度确定了。光武集权的因果，仲长统说得很明白：

光武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即尚书）。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昌言·法诫》）

集权中央实在是一把两面锋利的刀，在君主精明的时候，可以利用它来压制豪族；在君主黯弱的时候，仍旧要被豪族取去，反来劫制君主。

两面锋利的刀，在君主自己无力执掌的时候，自然要找极可靠的人来托付。在无知的君主想来，自然是亲戚最可靠。在东汉许多皇帝都不永年，又少子嗣。每每需要外藩入继，太后因为外藩不是自己亲生儿子，不肯相信，常是选立幼君，自己临朝听政，把大权交给自己娘家人才算放心。这样大权自然而然的就落到外戚手里。

外戚平时多受赏赐，本已很富。此刻得到政权，更要大大的搜括一下，以便挥霍。如和帝时候的窦宪以外戚专权。窦氏，在西汉有文帝窦后，已经是外戚，后来历代都做二千石。因为是豪族，宣帝时，被迁徙到关中。光武中兴时候宪的曾祖父窦融，割据在河西甘肃一带。势力很大。后来投降光武，入京师的时候，“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被野”（《后汉书》卷五三《窦融传》）。皇帝更加恩遇，窦氏同时有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祖孙三代，都作大官。“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同上）。

窦融的儿子窦穆，因为要发展自己的地盘，假作诏书，后来又赂遗小吏而被诛，窦宪的父亲，即窦穆的儿子窦勋也因而被杀。但这不过是东汉初压制豪族的一番动作。实际上汉与窦氏仍是若即若离。窦宪的妹妹作了章帝的皇后，窦宪又得宠幸，竟仗势夺公主的园田，被章帝骂他是臭老鼠。稍微敛迹。和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宪遂执掌大权，计无不从。宪带兵大破匈奴之后，封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宪有许多爪牙心腹，“刺史守令，多出其门”。也延揽一般文人，如班固、傅毅之类，置之幕府。他的“奴客”都倚势欺人，强夺财货，妻略妇女。后来窦氏居然图谋篡弑。和帝只好与“谨敏有心几”的宦者郑众定谋，出其不意，发守卫京师的兵，闭城收捕窦氏党羽，又把窦宪等逼死。宗族宾客仗窦宪作官的一概罢免。郑众被封为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这是宦官参政的第一声。

安帝时候，宦官势力更大，有时与外戚联络，有时与外戚斗争，总之是欺骗君主，夺取政权。

安帝之后的顺帝，封梁商的女儿为后。桓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商的儿子梁冀做大将军辅政。梁氏又是豪族。西汉时候，梁氏因为资产在十万以上，曾被迁徙。梁商的曾祖父梁统，为酒泉太守，与窦宪的祖父窦融一同起兵。后归光武。梁统的儿子梁松，得尚光武的女儿舞阴长公主。因为“数为私书，请托郡县”，下狱而死，作了豪族压制政策下的牺牲者。

但梁冀作大将军时的权威，又有过于窦宪。宪只封二万户，冀则封三万户。冀妻孙寿也被封阳城君，岁入五千万。梁氏可算是浊流豪族的典型。虽已富倾天下，还要设计吞并其他豪族。他派出去的官吏，都使宾客登记所属各县富人，诬陷他们下狱，讨钱来赎。出钱少的就被杀或徙边。梁冀自己也会这些办法。当时有个家产一亿七千余万的富豪，叫士孙奋，非常吝啬。梁冀送他四匹马，向他借五千万。士孙奋也不识高低，只肯借给他三千万。梁冀大怒，就告到郡县，说士孙奋的母亲原是他家的“守藏婢”，偷了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跑；现在找到了。郡县就收拷士孙奋，兄弟都死在狱中。收没士孙奋的家财，除了先前要借的五千万以外，另外一亿二千余万也都归了梁冀。

梁冀在朝廷上势力也极大，目无君主。朝中十九都是他的党羽。桓帝被梁氏欺压得利害，实在不平，只得也袭用和帝的故智。在厕所里同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五宦者合谋。也用中央卫兵，围住梁冀府，逼他夫妇自杀。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大小都弃市。其他连带死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共数千人。故吏宾客被免黜的三百余人。朝廷因此显得空虚无官。冀的财产斥卖了，还得三十多万万。国库得此一笔大收入，遂减收天下租税之半。梁氏这一大豪族，又算断送在宦官手中。

宦官虽然打倒外戚，自己也不是清流。单超等五人同日都得封侯，因此被称为“五侯”，比郑众的乡侯又高一级了。单超二万户，徐璜、具瑗各万五千户；赐钱各千五百万。左悺、唐衡各万三千产，赐钱各千三百两万。单超不久即死。其余四侯，都很专横，天下称他们“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后汉书》卷一○八《单超传》作唐两堕，此从注所谓“诸本”）。回天是力可以旋转乾坤，独坐是骄贵得无人敢比，卧虎想是威猛如虎，卧着都可怕，雨堕许是流毒天下、如雨之密的意思。他们没有后代，就“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同上，《单超传》）。

《后汉书》卷一○八《宦者列传》序说他们势力：

府署第馆，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韦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以自炫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

他们虽没有血缘的子孙，却有许多依附，可算是变态的豪族。这些人更没有知识，所以浊得利害。清流与他们不能两立，就合起来攻击他们。他们固然是“专树党类”，清流也有“门生故吏”的依附。清浊正面冲突，就造成两次的“党锢之祸”。

九、清流豪族的挺起

前面已经讲过，清流是“不甚富而有知”。他们的经济势力，不及浊流。但他们虽不能给予人很多的“利”，却能于利之外，同时给人以“大名”，所以依附的人也正不少。

东汉确是有所谓“清议”，清议的发出者正是清流，即小康的知识分子，如太学生之类。章炳麟说汉时地方上有“议民”：

成哀之末，纲纪败于朝，吏理政于府。至于元始，户口最盛矣。其县邑犹有议舍。槀长蔡湛碑阴曰，贱民议民，与三老故吏处士义民异列。议民者，域外以为议员，良奥通达之士，以公民参知县政者也。贱民者，西方以为私人，厮役扈养，不及以政，不得选人，亦不得被选者也。（《检论·通法》）

这话未必可靠，或是太炎要提倡议会政治，因此托古改制。议民二字，在别的汉碑，还没有见到。不过“义民”两字，很有几处见到。义民的解释，金石家说法不一。但我据《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传》记程包的话：

板楯（一种蛮）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义人二字，《华阳国志》卷一，作义民）。

然则义民，即是复除徭役的复民。议民的意思，或亦相类。假如是发出议论的人，那亦一定是有特殊地位的。可惜此碑阴只著录于《金石录》，全文未见，不能详考了。

选举与乡里的议论既有关系，有些人就会矫情作伪来求名誉。其中有的成了功，如许武已举孝廉，因为两个弟弟还未成名，就分家，故意少分给两弟。人都称两弟能让，因此俱得选举。武又说明夺产苦心，把自己的产业全分给两弟，一无所留。人又大称赞他（《后汉书》卷一○六《许荆传》）。有人则成功而又失败，如赵宣葬亲，不闭墓道，自己就住在坟里，行服二十余年。乡邑都称他的孝，州郡屡次礼请。但后来陈蕃查出他在服中生了五子，把他痛骂，还治了罪（《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

有人需要批评，就产生出批评家，如东汉末年汝南许劭为本郡功曹。功曹正是执掌选举的一科。他同从兄许靖，都有高名，喜欢评论乡里人物。每月发表一次，叫作“月旦评”。曹操还没有抖起来的时候，曾卑辞厚礼，求许劭批评。许劭看不起曹操，不肯答应。曹操找了个机会逼他，他不得已只好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虽然捧中带骂，曹操已经大喜而去。但许劭同许靖有些不睦，劭仗着自己是功曹，排挤许靖，不肯选他。许靖穷得仗着马磨给人磨粮食为生，他一定大说许劭的坏话。别的批评家因此看轻许劭。

许劭也因为常爱说人坏话，得罪人多。所以后来被人看轻。另外一位批评家郭太，与他齐名称“许郭”的，则谨慎得多。郭太是太学生首领。当时太学生厌倦经书；多数喜欢游谈，又常臧否人物评论政治。郭太特别会奖拔人物，专说人好，不说人坏。他在太学里名气极大，当时清流领袖河南尹李膺，非常看重他。有一次郭太从洛阳回家，衣冠儒者送到河上的有车数千辆。郭太独与李膺同舟过河，大家看了羡慕，以为神仙。

三公辟召，常征询到批评家。与许郭同时又有两位批评家，一个汉中晋文经，一个梁国黄子艾，二人倚恃才智，到洛阳来炫耀。假称养病，卧在家里，不见宾客。好些公卿大臣都派门生去问病，在门口坐候，还不得见。三公要选举某人时，命掾属去访问他们，随他们的批评来作决定。同时太学生符融师事李膺。李膺极赏识他，每次见面，就谢绝别的宾客，专听符融谈论。谈到好处，李膺每每捧手叹息。郭太之结识李膺也是符融的介绍。这时符融看晋、黄二人，派头虽大，并不像很高明的，就到太学里对李膺及众太学生说：“他们两人没有什么德行事业。不过弄些宾客徒从来摆架子，竟能骗得大臣的信用，这种人要不得！”话传开去，两人名誉一天天衰减，来访的人也少了。不过十几天，都惭愧逃走。这两人后来果然成为所谓“轻薄子”，都因罪废弃。黄子艾，名允，他的轻簿行为见于《后汉书》卷九八《郭太传》：

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世。

符融的话被证实，符融的名气就更大起来了。

太学原是一条仕进之路。从西汉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都得复免徭役。弟子由太常选择，或郡国荐举。每年课试一次，及格的补文学掌故缺，优等高第可以补郎中。后来弟子员额渐增，元帝时增到三千人。平帝时，增加元士（六百石）之子，可以与博士弟子一同受业，但不必计算到三千人内，是额外又有增加。此时每年课试，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东汉初诸帝，都奖励经术，承袭西汉的制度。安帝以后，渐渐忽略。博士不讲书，弟子也怠散。太学破坏，成为菜园，还常有牧儿樵童跑来。顺帝听了大臣的话，才重修太学。共造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增加课试甲乙科各十人。此后游学增盛，至有三万余学生，为西汉时的十倍。

多数太学生之来，恐怕不是为读经而是为作官。当时经学确是太琐碎了，解说经上几个字，动辄用数万言，其中恐怕无甚兴趣。所以太学生多数不讲章句，只尚浮华，重谈论，务交际。他们也可算是一种议民，常常批评政治，讲论人物。公卿有的怕他们贬议，至于亲自到门来同他们结交。太学生乐得藉此交通权贵，于是或为朋友，或称门生。如郭太、贾彪等乃率领三万余太学生，与李膺等互相褒重。太学生把他们所称誉的人造出七字句来唱为口号，如称李膺“天下模楷李元礼”，第四字同第七字叶韵，这是当时的习惯。

这样太学生与清流大臣就结成了党，后来因为同宦官斗争而被禁锢。不过党锢的事情，并不始于东汉，至迟在王莽时候已经有过一次。《前汉书》卷六七《云敞传》：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师事同县吴章。章治尚书经为博士。……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不得仕宦。门人尽更名他师。（师古曰：更以他人为师，讳不言是章弟子。）

后来宦官们也许正是师王莽的故智罢。

东汉开始有党，大概始于甘陵郡的南北部。甘陵周福，在桓帝为侯的时候给桓帝讲过书。桓帝即位，拔擢他为尚书。同时同郡河南尹房植在朝很有名。植的乡人为他们造出两句口号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对周福有些不敬，从此周、房两家的宾客互相讥揣，各自连结朋徒，渐渐结了仇隙。于是甘陵有了南北部的对立。部就是党的意思，可知党的分子中，宾客朋徒非常重要。

东汉结交宾客的风气非常盛。宾客还有战国传下来的任侠风气，对主人真肯卖命。门生故吏也都一样。结交宾客的情形，如徐干所说：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尚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脱恩好，不较轻重。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中论·谴交》）

门生故吏，受了恩，也就同主人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如赵翼所说：

是时（东汉）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为掾史者，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负斧锧上书，请收固尸。杜乔被戮，故掾杨匡守其尸不去，由是皆显名（固、乔二传）。第五种为卫相，善门下掾孙斌。种以劾宦官单超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孙也。斌知种往必被害，乃追及种于途。格杀送吏。与种俱逃以脱其祸。（《廿二史劄记》）

李、杜都因触犯梁冀被陷害，当时梁冀气焰熏天，并且严令禁止人看他们的尸首，郭亮等居然敢冒死前去。这种精神足可使身在清流的主人有所依恃。清流与浊流既难并立，清流又有部党的支撑，名誉的鼓励，自然要挺身而起与势倾朝野的浊流相抗，造成轰轰烈烈的政争。

十、豪族内争——第一次党锢

前面说过，桓帝因诛梁冀，而封宦官五人为侯。五侯之中，单超先死。剩下回天、独坐、卧虎、雨堕四侯，十分骄横。另外有中常侍侯览，非常佞猾，假托有诛梁冀之功，也得封侯。览与小黄门段硅都有田地产业近济北（国）界。他们的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是个清流，都把来收捕，杀了几十人，陈尸在大道上。览、珪大怒，诉于桓帝，把滕延罢免。侯览的哥哥参为益川刺史。人民有丰富的，他都诬以大逆，诛杀而收没财产，前后所得以亿计。太尉杨秉，即杨震之子，是清流领袖，参奏侯参，槛车运京。参在路上自杀。检查他的车三百多辆，都是金银锦帛珍玩。因此侯览也被免职，但不久又得复官（《后汉书》卷一○八《侯览传》）。

同时，司隶校尉韩縯奏“左回天”。左悺同悺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悺称害怕都自杀。縯又奏“具独坐”。具瑗的哥哥沛相具恭赃罪，微恭到廷尉定罪，具瑗贬为乡侯。其他宦官，也有很多贬爵的。浊流的势力，为之一挫（同上，《单超传》）。这时是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太尉杨秉死了，陈蕃为太尉。

在前几年，李膺做河南尹，早已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有了清流的结合。“共同心志，纠罚奸幸”（同上，《李膺传》）。这时有个浊流宛陵大姓羊元群由北海罢官回家，臧罪狼籍，又因为郡舍厕所里有些奇巧的设备，也载了回去。李膺表奏要治他的罪。羊元群向宦官行赂，李膺反倒得罪。正巧冯绲因为杀了宦官的兄弟，刘祐因为没收宦官的田业，都被了罪。三人同时输作左校（作苦工）。幸而司隶校尉应奉上疏说“绲前讨蛮荆，均吉甫之功；祐数临督司，有不吐茹之节；膺著威幽并，遗爱度辽。今三垂蠢动，王旅未振。易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乞原膺等以备不虞”（同上，《李膺传》）。一捧一吓，桓帝方赦免了他们三个。

第一次党锢是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那时李膺新做司隶校尉。李膺到官十日，就杀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朔原做野王令，贪残无道。野王正是司隶所属。朔听说李膺的利害，就逃回洛阳，藏在张让家里的合柱中。膺知道了，不肯放，率领吏卒破柱取朔，交付洛阳狱，审问后就杀了。张让诉给桓帝。帝召膺来责问。但膺答得有理，桓帝只好放他出去。此后诸黄门常侍都鞠躬屏气，虽休沐也不敢出宫。桓帝怪问他们，都叩头流泪说：“怕李校尉！”

同时，汝南太守宗资委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委任功曹岑晊。范滂作事非常正直。滂的外甥李颂，为人很差，滂不用他。颂转托“唐雨堕”唐衡请宗资用他。宗资就用他为吏。但范滂是功曹，他给压下来不去召用。宗资知道了迁怒而捶打书佐朱零。零说：“范滂的办法是对的。你打死我我也不能去。”宗资自己信托范滂已久，也没办法。当时人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郡守如此信托掾属，其关系之密，可想而知。实在当时冒犯浊流是出生入死的事，没有这样的优遇谁肯去呢（《后汉书》卷九七《范滂传》）。

岑晊的公正也有表现。宛县有富贾张汎，是个工艺家，最会雕镂玩好之物，常送些给宦官，因此得到显位，用势纵横。岑晊劝成瑨捕他。不久遇赦，但岑晊竟诛死他。一并收杀汎的宗族宾客二百余人。杀后方奏闻。这种遇赦先杀的办法，是清流所常用的。太原太守刘瓆就在赦后杀了贪横放纵的小黄门赵津。又名士张俭做山阳太守翟超的督邮，因为宦官侯览大起坟墓，张俭举奏他“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后汉书》卷一○八《侯览传》）。得不到回复，俭竟自破坏他的家宅，收没财物。“徐卧虎”徐璜的兄子宣为下邳令，抢了故汝南太守李嵩的女儿，给射杀了，把尸首埋在衙门里。东海相黄浮正管着他，听到报告，就收宣的家属拷打。掾史劝他，他说：“徐宣是国贼，今天杀他，明天就因此而死，我也瞑目。”竟把宣杀了（《后汉书》卷一○八《单超传》）。

这几案都发生在延熹八九年间。宦官们纷纷向桓帝告发。成瑨、刘瓆、翟超、黄浮同时得罪。有司承奉宦官的意思瑨、瓆定为“弃市”，超、浮则“髡钳输作左校”（《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太尉陈蕃等屡次上疏营救，无效。

延熹九年秋天，成瑨、刘瓆都死在狱里，冬十二月，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下狱（《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告发人名叫牢脩。大概是延熹八年，李膺还做河南令的时候。有河南张成，善说风角。据他推占不久要大赦，就教他儿子去杀人。李膺派人收捕，果然遇赦。李膺大怒，竟把他们杀了。张成原仗着风角交通宦官，连桓帝也有时候请教他（这恐怕是他杀人遇赦的真正原因）。此时被杀，宦官正不高兴，李膺又升官作司隶校尉，杀了张让的弟弟。宦官们受不住，就叫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弛，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下诏郡国逮捕党人李膺等共二百余人，有逃走的，悬赏追寻。此案经过三公府，太尉陈蕃说：“要考案的都是海内人所称誉忧国忠公的臣子，此等人虽以后十代有罪，都该赦宥。现在罪名不彰，岂可就收掠他们呢？”他不肯连署。桓帝更怒，把李膺等都下了狱。陈蕃又谏，不听。桓帝说他辟召不得其人，把他免职（《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

下狱的人，有汝南功曹范滂在内。入狱时，狱吏告诉他们入狱的都祭皋陶。滂不肯，说：“皋陶是直臣，要知道我无罪，必到天帝处为我洗刷。我若真有罪，祭也无用。”于是别人也都不祭。范滂为人非常义气，见同囚的多在害病，在狱吏拷打时，常请先受打。后来桓帝使宦官王甫审问他们为何结党。滂大概是因为官小，在后面，越次而对，说：“要使好人同好人在一起显得更好。联合起来一同把恶人除掉。”王甫问他们究竟为什么。滂说：“古人为善，自求多福。今人为善，身陷大戮。我死之后，请埋我在首阳山旁。我是清白的。上不负皇天，下不负夷齐。”王甫在宦官里要算好的，听了很是感动（《后汉书》卷九七《范滂传》）。

清流之中有一派很谨慎的，看党祸不解，连累很多，只得出头。如颍川贾彪就到洛阳请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諝等上疏说情。窦武是外戚，比较有力。同时李膺等多攀引宦官子弟，说是同党。宦官们怕起来。也就请求桓帝，说天时宜赦。第二年，即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赦天下。党人都放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禁锢即是不许作官的意思。第一次党祸就这样结束。

十一、豪族内争——第二次党锢

第一次党锢不过是一个序幕，清流浊流的正面大冲突还在后面。

就在永康元年，桓帝死了，没有子嗣。陈蕃、窦武等，定计迎立幼主灵帝，窦太后临朝。

窦武是窦融的玄孙。窦氏这一族在窦宪被诛时虽曾受一大打击，余势仍旧存在。武的姊姊立为桓帝皇后。常受赏赐，窦武都把来散给太学生。太学生在党锢之前，最称誉李膺、陈蕃、王畅三人。后来最尊的天下名士，为三君，即窦武、刘淑、陈蕃。君是一世所宗的意思。三君的口号是：

天下忠诚窦游平。天下义府陈仲举。天下德弘刘仲承。（袁山松《后汉书》，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六朝诗》卷五引）

窦武这时封大将军，陈蕃为太傅。刘淑是宗室，桓帝时对策为天下第一，很得信用，名气极大，窦武、陈蕃等又起用李膺、王畅等，其他名士，有许多也都得着作官。

太学生等所标榜的名士，三君之下，还有八俊，俊是人之英的意思。八俊的口号：

天下模楷李元礼（长乐少府李膺）。天下英秀王叔茂（司空王畅）。天下良辅杜周甫（太仆杜密）。天下冰凌朱季陵（司隶校尉朱寓）。天下忠贞魏少英（尚书魏朗）。天下好交荀伯條（沛相荀昱）。天下稽古刘伯祖（大司农刘祐）。天下才英赵仲经（太常赵典）。（袁山松《后汉书》）

其次有八顾，是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袁山松书没有范滂，有刘儒。每人也有一句赞，都是天下什么，与八俊相同。例如“天下和雍郭林宗”。顾是能以德行引人的意思。再次有八及，是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袁书没有翟超，有范滂。每人一句赞，是海内如何如何，例如“海内贵珍陈子麟”、“海内謇谔范孟博”。及是能导人追宗的意思。再次是八厨，即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袁书没有刘儒，有刘翊。每人一句海内什么，同八及一样。例如“海内珍奇胡毋季皮”。厨是能以财救人的意思。四八三十二加三君共三十五位。除去郭林宗一个“有道”，其余都是作官的。差不多越在前面的官越大。

陈蕃、窦武等既为三十五位清流的领袖，得到太学生的拥护。又身居显位，自然该有所表现，努力铲除浊流。但这般清流，与浊流政见虽然不同，也是为争地位。现在已经大体得手，窦武尤其得意，兄弟父子，并封三侯，旬月之间，积财以亿计，办事就不免迟钝。陈蕃因同宦官结了深仇，屡次力劝窦武根本铲除宦官，告诉武“我以八十老年，还想替将军除害，你很可以下决心了”。武入宫奏知太后。太后也不主张全废掉宦官，所以事情久未发动。

这时还是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窦武、陈蕃决意要诛宦官，走漏了消息。宦官曹节、王甫等在夜里就先下手，逼着十二岁的灵帝升殿。劫了太后的玺绶，矫诏收捕窦武等。

陈蕃闻变，率领属官诸生（是门生吧）八十余人，都拔刀突入承明门。同王甫等对骂一阵，蕃被围数十重，大打一阵，终于被捉下狱，即晚被害死。

窦武没有接受伪诏书，骑马跑去召集一部分京师卫兵，有数千人。到天明，王甫也领一部分卫兵，约千余人与他相抗。王甫又利用方才回京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与他合兵，势力也很盛。就在宫前对垒。但窦武的卫兵向来怕宦官，这时王甫又告诉他们先降的有赏，就纷纷倒戈。窦武见势不好，要跑，被众兵围住，只好自杀。窦氏的宗族、宾客、姻属都定了罪。窦武及陈蕃的家属都被迁徙。门生故吏，都被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的开始，窦、陈两豪族先被牺牲。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接着有人奉承侯览的意思，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其中张俭是八俊的首领，次有八顾八及[1]。因为当时已经都知道太学生所称美的三十五人，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别相署号”。“图危社稷”同现在“危害民国”的意思相似，是当时宦官苦心想出来加给党人的罪名。灵帝问他们为何收捕党人的时候，他们也拿这四个字作答复的。

灵帝下诏收捕张俭等，同时曹节授意有司奏捕前次已赦的党人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巴肃、魏朗、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人下狱。诏书下来，有人劝李膺逃走，李膺不肯，竟拷死在狱中。膺的门生故吏都被禁锢。当时老师收门生都有名籍登记。侍御史景毅的儿子，师事李膺，但名籍上漏脱了。宦官是据名籍找人的，景毅因此未被罢免。但景毅因为佩服李膺，竟自己声明，免官而去。

受命捕范滂的人到县，不肯下手，抱着诏书不公布，自己闭门哭泣。范滂听了说：“一定是为我。”就自己去投案。县令劝他逃走。他说不愿连累老母及县令，不肯。滂的母亲来同他诀别说：“你现与李膺、杜密齐名，死又何恨，既享令名，又想长寿，哪能够呢？”滂拜受教，回头同他的儿子说：“我要使你为恶，恶不可为。要使你为善，可我要没有作恶呀！”路人听了为之流涕。滂等百余人都死在狱中。

张俭与李、范不同，亡命逃走。许多人都重他声名，破家相容。辗转北逃，走出塞外。宦官追捕。凡他所经历的人家，被诛杀的有数十，宗亲都灭绝。郡县为之残破。夏馥（八顾之一）不赞成他这样逃法，说是“一人逃死，祸及万家”，就是逃活了又有何意思？自己剪须改装，逃入山去。

党祸的牵连，虽很利害，废禁的达到六七百人。但仍有谨慎的清流未曾被祸。如郭林宗听到党人死亡，只在暗地悲叹，并不发表言论，他平日就不肯得罪人，所以无人诬陷，虽然名列八顾，竟自漏网。也许因为他没有作官，用不到禁锢罢。

现在清流的余党只有太学生了。太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已有很久的历史，至迟在西汉末已经有一次。

鲍宣……哀帝时为司隶，坐拒使者下廷尉，博士弟子济南王咸等举幡太学下，“欲救鲍宣司隶者会此”。诸生会者千余人。（《前汉书》卷七二《鲍宣传》）

鲍宣为官清正，据《列异传》，宣及子永、孙昱，三世都做司隶，只乘一匹骢马。京师人为他作歌说：鲍氏骢，三入司隶再入公。马虽瘦，行步工。

假如当时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分别，他一定是清流。

东汉第一次太学生运动是在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即第一次党锢前十三年。当时清流有冀州刺史朱穆，因为奏劾贪污，被宦官诬害，论输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为辩理，并称愿替他作苦工。结果圆满，桓帝放了朱穆（《后汉书》卷七三《朱穆传》）。

第二次是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即第一次党锢前六年[2]。平羌名将皇甫规入朝。规在边时曾奏免交通宦官的贪污官吏。入朝后宦官徐璜、左悺向他求财货，他不肯给。宦官也诬他以罪，输作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上书为他申冤。恰巧遇赦。又算成了功。第一次党锢时因被害的都是天下名士，皇甫规耻于自己未得参与。上书称自己是党人，就以太学生曾营救他为证。但皇帝正需要他对付羌人，竟自放过不理（《后汉书》卷九五《皇甫规传》）。

但这两度禁锢中太学生遭难的似乎不多，大概是太学生领袖郭太（林宗）、贾彪（伟节）为人都很谨慎，所以太学生没有大举起来做运动。也许是他们所追宗、所敬佩的人都遇了害，自己不敢出头。也许与陈蕃同入承明门死难的八十余人里有太学生，不过数目不算多。

太学生虽然没有举动，心里总是不平。这情形宦官也知道。窦太后从陈、窦遇难，就被软禁。到此是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太后忧病而死。不久，有人在朱雀阙上写“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后汉书》卷一○八《曹节传》）。诏书搜捕，结果太学生被系的千余人，这是太学生受了一次大牺牲，作了党祸的结尾。

此后替党人说话的，都不得好结果。宦官等一派浊流，十分得意。宗亲宾客，布满州郡，宰杀天下。人究竟不是鱼，不能听人杀尽，黄巾的暴动于是起来。

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有一位明白点的宦官吕强，劝灵帝开禁，以免党人与黄巾合伙。灵帝就下诏大赦党人。诛徙之家，都归故郡。这时黄巾已起事一年了。

总看这前后二十余年的党争。情形虽很复杂，只是清流浊流两个豪族集团争取政治地位的殊死战。两方面都有宗亲宾客故吏门生。死难的人诚然可称忠义。但这忠义对君国的成分少，而对长官对老师的成分多。道德的涵义也随时代改变了。他们能够争斗，正表示他们能够团结，也正表示豪族的势力已很雄厚。豪族的团结，在东汉末到东晋初几番变乱中，更表现出力量。他们一面自保，一面乘机发展。如在汉末之乱：

初平之元，董卓弑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与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都于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曹丕《典论·自序》）

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州县，拥兵自守。太祖忧之，以（满）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座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三国志·魏志》卷二六《满宠传》）

许褚，谯国人也。……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三国志·魏志》卷一八《许褚传》）

西晋末，永嘉之乱，胡人横行中原，这时豪族结有庄坞，屯聚流民：

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苏）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晋书》卷一○○《苏峻传》）

永嘉之乱，（郭）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船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甚众。（《晋书》卷六三《郭默传》）

曹魏时候，政府允许公卿有免疫的“客户”：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晋书》卷九三《王恂传》）

西晋就详细规定了荫客的制度，到东晋数目更有增加。豪族的特权得到法律的承认，两晋南北朝的阀阅统治于是开始。

（原载《清华学报》，11卷4期，1936年10月）

【注释】

[1]原文如此。——编者注

[2]原文时间如此。——编者注

国史上的女主

在太平天国时期，驻节中国的一位英国官方译员汤姆士·泰勒·迈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曾对中国妇女地位作了如下的评论：

中国妇女仍较盎格鲁-萨克逊人更为男子的奴隶，但由于儒家孝顺父母的原则，缓和了这种奴隶性质。政府即使明知真正的理由在逃避一些公务上的困难，也不敢拒绝身为独子的官员，以照顾年迈寡居的母亲为由告假；另一方面，一个政府官员（就像我们所可能做的），却不敢因照顾病痛中的妻子，或拜访由于公务而长久分离的亲友而告假。外国官员对配偶的关心，多少影响公务和责任的情形，令中国官员们觉得比什么都更惊奇和有趣。中国人极少将极熟识的朋友介绍给自己的妻子，这并不是一种恭维的举动；而介绍给母亲却很常见。被介绍的人要向这位妇人叩头，也就是说跪在她的面前，并重复地以前额碰地。做儿子的并不阻止，只是以下跪和叩头向他的朋友答礼。就这样，在中国常可见到两个居高位，有着灰白胡子的男人，为尊敬一个和自己同一阶层的女子而叩头。一个做母亲的在县官面前控告自己儿子时，不必细究其子何以冒犯长上，就会受到黑奴在美国鞭笞室中相似的责罚。读者或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认为在中国这种社会和法律上的母权，会普遍地提高妇女的地位；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她们在自身婚姻上，都只是被动的工具而已。

这段或可称为母权的有趣发现，见于迈多士于1856年刊行的《中国人及其叛变》（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一书（六三四—六三五页）。只要这本书稍迟五六年出版，作者也许会将母权和太后摄政，或中国的女主制度相提并论。

整个中国从公元前221—1912年的历史，主要是一个男权和父系的社会，这已是普通知识。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有好几个时期由女主统治。不论是汉人或外族所建立的朝代，都曾有太后摄政，尤其是汉、北魏（鲜卑）、辽（契丹）、宋、元（蒙古）、清（满）的太后最有权势。唐朝唯一的女皇帝武曌，甚至建立了她自己的朝代（摄政期间：690—705年，逝于705年，享年八十）。总之，这些女主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相当的影响力。

女主虽很重要，但对她们的研究却很缺乏，并且常非批评性的。西文作品中，只有少数译自中国正史的传记：如前汉吕后（摄政期间：前188—前180年，逝于前180年）[1]，后汉邓后（摄政期间：105—121年，逝于121年，终年四十一岁）[2]，北魏冯后（摄政期间：465—471年、476—490年，逝于490年，终年四十九岁）[3]的传记，及对武曌[4]和慈禧太后（摄政期间：1861—1872年，1874—1889年，1898—1908年，逝于1908年，享年七十四岁）的研究[5]。魏复古（K.A.Wittfogel）和冯家异曾对辽朝皇后所享崇高地位仔细讨论过[6]，但对其他朝代就没有类似的研究。并且，由于其他朝代没有像辽耶律氏和萧氏的互婚，辽的例子并不是典型的。萧氏皇后们作为契丹统治者及统帅之重要性，在今天中国评剧中仍可看到。

传统中国学者对太后摄政虽已有若干研究[7]，但常是简略的，并且带着浓重的传统伦理批判色彩。幸好有个近代的研究是相当简明、客观的，可以作为这方面研究的起点，就是赵凤喈所著《中国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中“皇太后摄政”部分（一一一—一一四页）。此系赵教授获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北大所设奖助金资助下所作的研究论文，并于1928年出版。虽然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但大体说，这本书，尤其是这一部分，仍是极有用的。在此我引用一段赵文及其注释，并增添有关之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希望对其他学者有所启发，而对这些女主的临朝和个性从事更彻底而批评性的研究。

赵凤喈文[8]

中国虽无成文之沙烈律（Salic Law）；而女子不得为皇帝，（注一）乃历史共同默守之禁例。考之史乘，自夏禹传位子启，以后历代君主，莫不传位于子，而无一传位于其女者，可以知矣。即皇太后摄政一事，吾国经典上，既有警诫之文，（注二）历代亦无成文法可稽；且有禁止皇太后干政者，如明代即其显例。（注三）惟此种事例，起自西汉之吕后，迄于前清末季慈禧太后止，有二千余年之历史，决不可以偶然之事实目之；盖自汉代以后，凡有皇太后摄政之事发生，类多援引先代故事，以为成规。（注四）是太后摄政之事，在汉代创制，在后代为至少有习惯法之效力。降至清代，竟将太后“垂帘听政”[9]一项，列入《大清会典》（卷二九一）之中，视为一代之大典，其成为一代之政治制度，似毋庸疑。

太后摄政虽为一代之制度，然非谓凡属太后，皆可摄政，盖必具备相当之条件而后可。所谓相当之条件者，亦无成文法为之明白规定；稽诸史策所载，约有下列三者：

（1）皇帝年幼　如东汉窦太后临朝，和帝年十岁（《后汉书·和帝本纪》）；邓太后临朝，殇帝方诞育百余日（《后汉书·殇帝本纪》）；梁太后临朝，冲帝年仅二岁（《后汉书·冲帝本纪》）；皆此例也。唯西汉吕后临朝，惠帝年已十七（《汉书·惠帝本纪》），实由吕后贪权之过。

（2）帝疾不能视事　如宋英宗感疾，请曹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宋史·曹皇后传》）；又神宗寝疾，宰相王硅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宋史·哲宗本纪》）；皆此例也。

（3）先帝卒崩，或有遗诏　如汉安帝崩，阎皇太后先临朝，后策立少帝（《后汉书·安帝本纪》），即前例也。唐高宗崩，遗诏军国大事，听天后处分（《唐书·武后本纪》）；又宋真宗崩，遗诏太子即位，军国大事权同太后处分（《宋史·仁宗本纪》），即后例也。

赵凤喈文注释

（注一）在中国，女子为皇帝者有二：其一上古时，有女娲氏，相传系伏羲氏之妹（远藤隆吉著《支那思想发达史》一编五节）；究之年代远古，事不足征。其二中古时，唐代有武则天皇后，改国号曰周，自称神圣皇帝，在位十有五年（《旧唐书·武则天本纪》）；但当代及后世均认为篡位。

（注二）《书经·牧誓篇》：“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

（注三）禁止皇太后干政之事，不自明代始。魏黄初三年，诏：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不得与政[10]（《魏志·文帝本纪》）。唯至少帝时，明元皇太后，仍复专政（《魏志·少帝本纪》）。只明代自洪武元年，太祖有谕：“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终明之世，宫壶肃清，无太后干政之事（《明史·后妃传》）。

（注四）《晋书·明穆庾皇后传》：成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汉和熹皇后故事；辞让数四，不得已，而临朝摄万机（汉和熹皇后即邓太后，于殇帝元兴元年临朝）。《宋史·礼志》：徽宗即位，皇太后权同听政；三省枢密院聚议故事。……曾布曰：今上长君，岂可垂帘听政，请如嘉祐故事施行。……蔡卞曰：天圣元丰与今日皆遗制处分，与嘉祐末英宗请听政不同。曾布曰：今日之事，虽载于遗制，实出自德音。

讨　论

这段文章给我们三点极为明显的结论，亦即在中国史上，太后摄政（1）是一个已建立的制度，虽然（2）偶尔被禁止并受到批评，但（3）却常作为紧急措施及权宜之计。这三点都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解释，但在讨论之前，我希望对太后作为摄政者的政治地位加以说明。

摄政太后作为国家的领袖

学政治的学者也许会问：摄政的太后是国家的领袖，抑仅系政府的首长？此二者在中国史上是否有所区别？我的尝试性答复是：二者间的区别是极为模糊的，但显然有好几位太后希望被承认为君主或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虽然她们的愿望有时不能实现。这种情势的微妙之处，可由官方对摄政不同的措辞来说明。

《史记·吕后本纪》中，最早有“临朝称制”之语，亦见于《前汉书》的“吕后本纪”，德效骞教授译为“于朝廷出现，并颁诏令”，于此德效骞附注：“此后，每当太后取得皇帝的权力时，就以此词称述其行动，乃成一惯用语……皇后可以下诏，但称制却是皇帝的特权。”（第一册，一九二页）当吕后于前183年立少帝时，她不准皇帝宣告第二年是其统治的元年，以此强调称制的是吕后，而非皇帝。她在前汉的统治似乎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她被称为女主，并且统治时代在《史记》中可见于“本纪”；只有后汉初年，光武帝下令将其神位自高庙移去，以示不承认其政权。

3世纪以后，试图阻止太后摄政的力量逐渐加强。这股力量最少包括六朝的皇帝、宗室及许多贵族家庭，和唐、宋与以后的士大夫。宋代的士大夫，于宣告太后摄政时用“同”字，以强调即使皇帝年幼或病弱，仍是国家领袖的原则。这个原则可以和英国习惯法一个有趣的观点比较：

依法判断，身为国王，是无所谓年幼的；因为皇室有天赋的能力于一人，皇室有其身份，这是更要紧、更有价值的，所以无年幼问题。[11]

另一个有关的有趣名词是“训政”，当1886年，光绪帝达到亲政年龄时，慈禧就用这个措辞来辩护她的继续摄政[12]。这措辞以后依照孙中山先生遗教，用于中华民国逐步实现宪政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中的一个。

太后摄政的制度化

太后摄政之制度化始于东汉。2世纪时，学者蔡邕的《独断》中，有对太后摄政仪式的记载：“后摄政，则后临前殿朝群臣，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奉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太后，一诣少帝。”[13]文中并无垂帘之语，这似乎是到武后时才有的改革[14]。

到了宋朝，也曾有好几位太后摄政，规矩变得更精密，并且从两种先例间，可以找出微妙的区别。其一是刘太后（摄政期间：1022—1033年，逝于1033年，享年六十四岁），她偕同年幼的皇帝仁宗到承明殿（一个主要的宫殿），并在帘后主持决策。高太后（摄政期间：1085—1093年，逝于1093年，享年六十二岁）仿效她，每隔五年之单日和哲宗来到迎阳门：同坐于帘后。另一先例是曹太后（摄政期间：1063—1064年，逝于1079年，享年六十二岁）所建立的，她只在一个小殿中垂帘听政，不立生辰节名，也不以己名遣使契丹；然而刘太后和高大后却僭取这些皇帝特权。1100年，朝中曾讨论向太后（摄政期间：1100—1101年，逝于1101年）听政应援何种先例，结果决定以曹太后之例为佳[15]。

刘太后无疑是北宋最野心勃勃的太后。1032年，她行亲耕籍田礼，并谒太庙，行此二礼都是皇帝的特权。1032年于其遗诏中，她希望杨淑妃以太后名义继续摄政，然而当其遗诏向全国宣告时，这部分却被省略了[16]。

清朝对太后摄政的规定最为详尽。自然，这些规定只见于光绪朝编的《大清会典》，而不见于清代较早的辑本中；因为清初依循明制，是禁止太后摄政的。按照这些规定，太后面前需垂帘，而皇帝则不必；某些主要的祭祀遣王公代，某些典礼，包括亲耕籍田礼，则暂停举行[17]。

太后摄政的批评和禁止

对女子摄政的批评，早在后汉时就有了。107年，大臣杜根和其同僚批评邓太后之摄政，并请将政权归还皇帝。此举激怒了太后，她下令将这班人置于缣囊，于殿中扑杀。杜根被弃于城外后苏醒过来，幸免于难，他佯装已死，过了三天，逃到一偏僻处所，隐姓埋名，在酒馆中当侍者。过了十五年，于121年，太后去世，邓氏家族失去影响力，皇帝因其忠诚而欲表扬杜家时，他才出面[18]。直到晚清，对士大夫而言，杜根仍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这在1898年维新运动死难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于行刑前所做的一首四行诗可以看出来[19]。

范晔于《后汉书·邓后纪》中，虽然称赞其统治的能力和成就，但却批评她之称制终身，在“皇后纪”序文中，范哗也强烈反对这样的摄政，尤其是太后们企图以自己的亲戚来控制政府。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或可部分同意费兹哲罗（G.P.Fitzgerald）教授的话：“汉朝太后们所扮演的是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引进一批充满野心的亲戚争权夺利，但她们自己只提供饵，并成为其家族的工具而已。”[20]总之，自妃子到皇后的路并不是平坦易行的。皇上的恩宠不易获得或保持，在宫中扮演特洛伊木马需要魅力、才能和幸运（例如生下一个儿子，即是重要的因素）；必要时，宫廷阴谋，甚至谋杀，都不是罕见的手段。在整个中国史上，这些均是事实。另一方面，也的确有明智的皇后和太后们懂得自律的美德，并未给自己的家族过分的荣耀、财富和权力，并能抑制其野心或不合法的活动。

正如赵凤喈教授所指出的，禁止太后摄政和其家族干涉政治，始于222年魏文帝的诏令；南朝刘宋的建立者武帝，于422年也有同类的禁令：“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21]显然地，后汉的教训仍留给人鲜明的印象；同样地，明太祖禁止太后摄政恐亦鉴于宋、元的教训；为确使皇后们能经常记住，太祖令工部制红牌，记载禁止太后干政的命令，并置于起居处所，这些红牌是以铁制的，可能漆成红色，饰以金字[22]。

紧急措施及权宜之计

对需要太后摄政的情况，赵教授已有很彻底的讨论。这些情况，像皇帝的无能或年幼，在其他文化中，也曾导致太后摄政。然而中国对未成年的定义，却因时代不同而异，并且不仅是皇帝，平民也是如此；对平民而言，至少从秦汉以后，年龄群是规定的，以决定赋税、劳役和兵役。这个问题甚为复杂，留待以后讨论。目前只需知道在大部分中国史上，皇帝到了十七岁（事实上只有十六足岁）就不再是年幼了，至少不是很年幼。

有时太后应邀暂时主政以为紧急措施，尤其是需要立皇帝，或废立，或向敌人投降时。第一个也就是最著名的废立皇帝的例子是在前74年，具影响力的霍光将军要求太后废昌邑王[23]。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晋时，拥大权的桓温将军，废了皇帝，并假太后之旨立海西公为帝[24]。这两个例子，史称汉昌邑及晋海西。后代曾有仿效，特别在南朝更常见，这个事实反映豪族的权势，以及那个时代权力均衡之迅速变易。

1127年有一紧急措施的不平常例子。宋朝两个皇帝及大部分的妃嫔们被金人掳到北方，傀儡皇帝张邦昌不愿僭取王权，拥一妃子为太后，以其名义颁诏立一亲王（即日后之高宗）为帝，建立了南宋。这项诏书由汪藻以骈体文撰写，一向被认为是代表作品，例如它有以下几句话：“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25]读了这段话，令人赏识其历史举例之恰当。

如果立皇帝是愉快的事，那么降敌就不然了。这种场合通常发生在一个朝代的末年，太后和年幼的皇帝面对入侵的征服者时发生。呈送降表的悲惨任务似出售一个家族最后的房地产，必须出自母子二人之名。这种事件的一个特例是1912年溥仪及太后为中华民国的成立而退位。像过去的降表一样，退位诏书写得很好，事实上，其体裁还是相当庄严的，因为投降的对象是人民，诏书中还友善地祝福中华民国。

母亲的权力和妻子的权力

现代学者对传统中国母亲权威程度的估计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New York，1935，一三七页）中说：“中国的妇女，大体来说，生而较另一半为健全，而且我们在儒教的家庭里，仍有许多是母权至上的。”另一方面，梁奥加（Olga Lang）在《中国的家庭与社会》（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New Haven，1946，五二页）中说：“如果仔细分析中国小说中所描述的，中国妇女地位并不与中国的皇太后揽权的普遍观念符合。”就这个问题来说，我比较同意林语堂博士。以我所知，直到民国初年，在上层阶级的大家庭中，仍有许多“女家长”或“太后”，虽然她们的权限因不同的事例而异，但大体而言是相当可观的。

和母亲的权力相似的是妻子的权力，即使不生儿子也要受尊重，由此可以解释清朝末年，慈安太后较慈禧太后更为尊贵，因为虽然慈禧是同治的母亲，但慈安是咸丰的第一个妻子。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注意仁井田陞对中国主妇的地位和其主要权力的探讨，这个对主妇权威和责任的研究，包括高、低阶层，农人亦在内[26]。

将以上的讨论作一总结，或可提出一些关于中国及邻近社会妇女地位及其互相影响之可能的假设。比较而言，以华北东部为根据地的商代王室妇女地位较高，商朝兄终弟及比率之高，可能是早期母系社会的遗留。直到汉初，山东仍有“巫儿”的制度，这是未婚之长女在家祭中扮演领导的角色[27]。加上其他的证据[28]，显示早期中国文化，至少其东方的一支，可能是母系，或甚至是女酋长制的。这项特质是否和中国东北或韩国文化有关仍然待考。

汉代及以后中国北方社会妇女的地位，大致较其他中国妇女为高。例如据说北朝妇女活跃于社交及政治场合；妇女可以为其子谋求公职，或抗议其夫所受不平等待遇。相反地，南朝妇女除家务外几乎没有任何活动[29]。北朝皇后们有名的善妒，因而多少受她们的影响，极少王公大臣敢娶一个以上的妻子[30]。北方中国妇女较高的地位，可能启发武曌的称帝。其次，宋朝的太后们可能受武曌及契丹拥大权的太后之影响[31]。而金代并没有太后摄政的事，可能有几个原因：（1）金人原系一夫多妻，其间并无妻妾之别；（2）金的兴起颇为仓促，统治者很快地采用了中原的思想和制度；（3）金代有好几位长寿的皇帝；（4）金朝享祚不长。清的情形和金相似，但却长得足够让慈禧太后统治半世纪之久。

（原题：“Female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Lien-sheng Yang，Excursions in Sinology，Harvard-Yenching Studies XXIV，1969，pp.27—42，由林维红译出。）

【注释】

[1]Edouard Chavannes，Les 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Paris，1895—1905，2.pp.406—442；H.H.Dubs，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Baltimore，1938—1949，1.pp.191—210.

[2]Nancy Lee Swann，“Biography of the Empress Teng：A Translation from the Annals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How Han Shu，Chüan 10a）”，JAOS 51（1931），pp.138—159.

[3]A.G.Wenly，The Grand Empress Dowager Wen Ming and the Northern Wei Necropolis at Fang Shan，Washington，1947.

[4]G.P.Fitzgerald，The Empress Wu，Melbourne，1955；Lin Yutang，Lady Wu，A True Story，London，1957；Nghiem Toan and Louis Richard，Won Tsö-t'ien（trans of Empress Wu's biography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Saigon，1959.

[5]J.O.P.Bland and Edmund Backhouse，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London，1910；Philip W.Sergeant，The Great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New York，1911；Princess Der Ling，Old Buddha，（New York，1928）；Charless Pettit，The Woman Who Commanded 500,000,000 Men，（New York，1929），（trans.from the French by Una，Lady Troubridge）；Daniele Varè，The Last of the Empresses and the passing from the Old China to the New，London，1936；Harry Hussey，Venerable Ancestor，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1835—1908，Empress of China，New York，1949.

[6]Karl 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New York，1949，pp.199—201.

[7]如《文献通考》（《十通》本）卷二五一，页一九八○，一—三栏，引胡寅及马廷鸾意见；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汉代外戚”诸条；卷四，“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条。

[8]赵凤喈译文的还原。

[9]垂帘表示男女之别，这是传统中国上层阶级礼节所需。

[10]“与政”是参与政事，但《魏志》原文却有“辅政”之语，是协助政事，外戚或亲王尤其常用此措辞，表示以宰相或类似的政府职位服务政事。

[11]Encyclopedia Britannica（11th edition）在“摄政（Regent）”条下引Coke upon Littleton 43a并说：“但因需要之故，虽然于法或不相容，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摄政团都是常见的。”中国史上男性摄政极少，其地位却近乎国家的领袖，如周公、王莽、多尔衮。这也可和日本藤原时代的“摄政”及“关白”地位比较。

[12]《大清会典》（光绪朝本）卷二九三，页一三下—二二上。这一部分并无垂帘的规定，只需暂时垂一薄幕。以丹尼尔·瓦莱（DanielèVaré）的记载比较：“叶赫那拉氏和纽祜禄氏以咸丰选为继承人的幼年皇帝之名的朝见，两位太后面前各垂一黄色丝帘，使跪于王座前的人见不着太后。中国话称之为‘太后垂帘’或‘太后垂帘听政’。这可见于慈禧太后第一度摄政，1861—1873年。但在其后两度摄政（1875—1889年，及1898—1908年）叶赫那拉氏代理她自己所选的皇帝，有更大的权威，不再垂帘。”（见The Last of the Empresses一书，页六五）

[13]《独断》（《四部丛刊》本）下卷，页三。

[14]见《旧唐书·高宗本纪》。东晋344年，太后领两岁的皇帝于大殿朝群臣，二者面前垂白帘。

[15]《宋史》卷一一七，“礼志”；《宋会要稿》册六，“后妃”一，页一○，页一三下，页一七—一八下，页二○。

[16]《宋会要稿》册六，“后妃”一，页一一。

[17]《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九一，页一上—一七下。

[18]《后汉书》卷八七（列传第四十七）《杜根传》。范哗在《后汉书·邓后纪》中也提及杜根，此为史旺（Dr.Swann）的翻译所略。

[19]这首诗是：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20]费兹哲罗（G.P.Fitzgerald）所著The Fmpress Wu，页一一三。

[21]《宋书·武帝纪》。

[22]《春明梦余录》卷六，页五○下—五一上。

[23]Arvid Jongchell，Huo Kuang och hans tid（Göteborg，1930）译自《前汉书》卷六八（列传第三十八）。

[24]《晋书》卷九八（列传第六十八）《桓温传》。

[25]《宋会要稿》册六，“后妃”一，页二五。

[26]仁井田陞：《中国の農村家族》，东京，1952年，页二四三—三一○。

[27]《前汉书》卷廿八下《地理志》。

[28]如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pp.136—137；吕思勉：《秦汉史》，上海，1947年，页四八七。

[29]《颜氏家训》卷上。

[30]《廿二史劄记》卷一五，“北齐百官无妾”、“隋独孤后妒及臣子”诸条。

[31]由于过去太后的教训，及宋代皇帝的榜样，大体而言，宋朝女主对于士大夫算是尊重客气的，亦无废立之事。

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

《清华学报》十一卷三期雷海宗先生发表《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一文，推定为元鼎元年。差不多同时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一卷五号有藤田至善先生的《〈史记〉〈汉书〉之一考察——关于汉代制定年号之时期》，主张元鼎三年说。随后在《东洋史研究》二卷一号，藤田先生又专写一篇《关于汉武帝制定年号》来批判雷先生的文章。

藤田先生在第一文中指出《史记·封禅书》与《汉书·郊祀志》中“有司言”的一句，《史记》是“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汉书》误改作“今郊得一角兽曰狩”。引用齐召南（《汉书补注》卷六）及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二）等的说法，这是对的。但这只够证明“有司言”是在后来所谓元鼎三年（西前114年），至于建制年号，未必就在此年。因为下文并无“制曰可”一类字样，我们不能一定说武帝立刻听从了。

元鼎元年新说，诚然不及刘攽等元鼎三年旧说为妥当。但于元鼎三年说外，还有成立第二说与第三说的余地。在说明我以为可能的三个假设之前，有几个问题先要与藤田先生讨论的：

（一）元鼎元年四年是否皆得鼎。藤田先生主张两次得鼎。但何以这么巧两次都在汾阴？我宁可相信《通鉴考异》等的论断，认为四年得鼎而元年误记。

（二）西前114年有司言时是三元抑四元。藤田先生以为《史记》“有司言”中“三元”是“四元”之误。但这需要改“三”为“四”。藤田先生是不赞成改字解史的（第二文七四页引桑原博士言）。然则还是相信追建年号时增入元朔一元之说较为妥当。（雷先生文中即如此主张）

（三）六年一元定于何时。藤田先生以为元朔一元是《史》、《汉》记有司言时脱漏，又以为四元元年就改了元，直到四元四年得宝鼎方名四元为“元鼎”（第二文七二页）。这不啻说，六年一元之规定，早于西前114年（或说早于西前116年）。但我们知道西前114年“有司言”中没有提到四元，此年应尚是三元九年。而且假设此时还没有元朔一元，则二元还是十二年。所以六年一元之规定，似不能早于西前114年。

如果不论元朔之追加在何时，我以为可能的始建年号之假定还有三个：

（一）西前114年有司建言，武帝立即采用。改一元为建元，二元为元光，三元为元狩。及四年得宝鼎，始增元鼎年号。

（二）武帝未即采用有司言，次年得宝鼎，方采用而规定建元、元光、元狩、元鼎等年号。

（三）元封元年（西前110年）封禅后，方用有司言，追建以前年号。六年一元之制，或始于此。清代古文家兼外交家郭嵩焘氏即如此主张。他的《养知书屋文集》卷二说：

武帝立纪元建元，为天下创始，而无诏。其后元光、元朔、元狩、元鼎以至元封，始一见诏书，以登封泰山，与士大夫更始，当时盖隐其事，《班》史仍之，不一详著其由。流传二千余年，无由辨而知之。今略可考见，元狩元年，当武帝之十九年，诏书亦有涤除天下与之更始之文，似当为改元言之。而《郊祀志》载是年（按此点是郭氏之误，有司言盖不在元狩元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今郊得一角兽曰狩。而不及改元事。疑是年改元，如文帝景帝中元后元之比，有司建言天瑞，当时未即行也。《终军传》从上幸雍。获白麟，一角五蹄。军因言宜因诏时令日改定告元。上异之由是改元为元狩。亦从后追为之辞。至三十一年改元元封，乃用有司以狩纪元之议，又得终军证其义。合之前后各元，适得六年之数。因以六年为一元，追纪前事，而增入元朔一元。以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收河南地，置朔方郡，为始用兵匈奴功最，纪元以表之。而先一年以合六年之数（自注：应劭颜师古注全失其义）。元鼎四年，得宝鼎汾阴后土祠旁，作宝鼎之歌。亦先四年以合六年之数。以是知其追改无疑也（自注：《班》史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郊祀志》及《史记·封禅书》皆不载，由后人因纪元附益之）。（与王益吾祭酒论汉武帝纪元元鼎以上五元皆追改）

又周寿昌于其《汉书注校补》卷三“建元元年”条，似亦主张此说：

《兒宽传》，宽从东封泰山还，上寿曰，将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登祉闿门，以候景至。苏林注曰：太元，太初历也；本瑞，谓白麟宝鼎之属也。是元封以前建元等号，皆从后补书无疑。

《史记·封禅书》记武帝封禅后“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六疑此条错简，以为“当在前群臣更上寿句下”）很像是有司重提前议，并建议元鼎及元封两年号。元封元年，正是武帝三十一年。把以前的三十年五等分，也许是此年的事。

始建年号实在是个纷歧复杂的问题。我国清代学者，争论已久，迄无定说。遽然断定为元鼎元年或三年，恐怕都不妥当。目前我们最好说，现有的材料可以有多种互相冲突的解释方法，在没有比较容易捉摸的新材料发现之前，我们只能阙疑。假如一定要我在三说中选定一个，我现在还是偏于相信最后一说。

（原载《清华学报》，12卷1期，1937年1月）

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

引　言

本文尝试探索中国帝制时代二十一个世纪中的作息（或工作和游憩）时间表。这个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官方的办公时间和假日——换句话说，皇帝和官员在一日及一年中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影响到所有和官方接触的人。在这一节的结尾，要对学生、僧侣、道士的时间表作些一般性的叙述，因为这些人和官员阶层有密切的关联。第二节包括农人、商人、工匠、仆役和奴隶的营业同劳动时间，以及他们的假日和节庆。为求简要起见，第一节标题是“官方假日和办公时间”，第二节标题是“营业时间和劳动时间”。

我认为这些事情在社会上和经济上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工作和游憩时间的比率，是他在社会中所取所予的一个指数——虽然并非绝对（这是当然的）。从另外一个观点看，我们可以应用一个名为三W的方程式：福利（Welfare）等于工资（Wage）除以工作（Work）。当然，在应用这个简单的公式时，我们必须考虑下述的因素：实际的工资和名义的工资，工作者事先的训练，工作的紧张程度，及工作的条件等。有时工作和游憩可能不易分别；例如：一个统治者可能会完全将他专心定策的时候当作一种享受，而一个艺术家在致力于创作时也是一样。不过，从社会的观点看，当一个人执行他的角色所要求的职责时，他是在工作。因此，不同社会阶层的工作时间表，可以反映各个团体对社会所作贡献的模式。

一、官方假日和办公时间

这一节主要限于官员阶层的正常时间表，因为每一个官员的工作时间表显然不必相同——他的职位可能是忙碌的，也可能是清闲的。还有，时间表也可能因为国家是在和平时期或处于危急状况而有所改变[1]。夏天的时间表和冬天的时间表也会有季节性的差异。并且，即便正常的时间表也不能永远同样严格忠实地遵守。一个懒惰的统治者或官员常常不能按时办公或视朝，而一个勤谨的皇帝会日夜不休地工作。记录这些变化，我们可以开始描述讨论时间表的正常实施情形。

首先，我们要问，在传统中国是否有相当于星期天的例假日？答案是有的。在汉代，官员在每五天之中可以有一天不办公，这个假日称为“休沐”[2]，下至隋代仍然奉行这一个假日。不过在汉代以后的分裂时期，南方中国曾经有所改变；我们知道，至少建都在今日南京的梁朝曾经规定每十天之中才仅有一次的例假[3]。自唐至元都奉行这一个规定。这些假日称为旬假或旬休，在每月的十日、二十日和最后一天（即二十九日或三十日）[4]。明、清时代再进一步削减，完全废去这一类假日的规定（直到民国时期，星期天才成为官方假日）。

我们如何解释中国历史上对例假日的不断削减？可以想得到的简易答案有两个：第一，这种改变可能反映出需要由公务员处理的政府职责（或许是繁文缛节）长期的增加；第二，中国历史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皇帝对待他的官员越来越像一个严厉的主人。大致说来，这些解释可以用于统治权力较前代集中的明、清时期。唐代的事例则有所不同，因为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唐代的节庆假日和其他假期相当多。

要了解从五天之中有一天假期的汉制转变到在比例上只有一半的唐制，我们必须考虑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官员的住所。可以断言的是，汉代官员习惯上住在他们的官署，而不是住在家里[5]。因此在理论上，虽然平常他只在清早和傍晚正式办公[6]，但是在日夜的任何时间他都可以处理公务。由于大部分官员住在他们的官署，休沐的假日对于家庭在一定距离内的官员来说，等于是一个回家的休假。

根据史籍所载的例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日里，一个清廉的官员由于无力乘车或乘船，会步行回家。一个喜欢交际的人在回家途中，会首先拜访他的亲戚朋友[7]。无疑地，很少官员会不肯休假。下述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有趣而且发人深省。

前汉时期，薛宣守左冯翊（一个邻近首都的郡），在夏至或冬至，所有官员都休假，只有贼曹掾张扶不肯休假，照常坐曹治事。因此，郡守薛宣下了这样的一个教令给他：“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张扶因此自觉羞愧，而其他的官属则赞美这个教令[8]。

汉代以后，可能继续有一段时期官员必须住在官署里。这可以用公元3世纪曹魏时期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个苛刻的官员不肯给一个属僚一天的假期去探望他生病的父亲，而这个属僚的父亲就住在官署附近。大司农王思在他年老的时候变得疑心很重，当这个属僚因为父亲病笃而要求请假时，王思生气地表示：“世有思妇病母者，岂此谓乎？”第二天，这个属僚的父亲死了，王思一点也没有悔恨的意思[9]。

在南北朝时期，当官员开始编组在夜晚到官署轮值时（这个方法在此后的帝制时代中国一直施行），休假的制度就可能有了改变。从唐代开始，官员习惯上是上午或上、下午在官署里，然后回家。当然，如果是一个朝会的日子，京城里的官员会先在清早上朝，然后才到他们的官署。由于大部分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庭住在一起，因此没有必要每五天作一次短期的休假。而且，由于官员留在官署的时间减少，削减例假日似乎也是公平的。

除了类似星期天的休假外，政府的法令也规定了节庆的假日。在唐、宋时期，有放假一天、三天、五天或七天的大小节庆。最长的是新年和冬至，各放七天。在唐代，据我统计，一年共有五十三天的节庆假日，包括皇帝的生辰放假三天，佛诞和老子的诞辰各放假一天[10]。宋代有五十四天这样的假日，但只有十八天被指定为“休务”，可以推测到其他的假日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照常办公[11]。宋代不认为佛诞和老子诞辰是法定假日，这可能反映佛教、道教影响力的衰退。

元代规定有十六天的节庆假日[12]。明、清时期，节庆假日起初甚至比元代还少。政府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13]。实际上，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变得重要了。不过明、清时期的主要改变是采用了长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钦天监的官员会选择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作为全国官员“封印”的日子。大约一个月之后，又会宣布另外一天来“开印”[14]。在这一段期间，官员仍要不时到他们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处理。寒假可以看作是对例假日和节庆假日损失的补偿。

当个人为了执行对家庭和宗族的责任时（例如，近亲的婚丧），政府的法令也规定有回家的休假和相类似的假期。最宽大的是唐代的规定，包括[15]：

一、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住在五百里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

二、儿子行冠礼时，有三天假期；如果是亲戚，则有一天。

三、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其他的近亲行婚礼，则分别有五日、三日、一日的假期。

四、父母亲去世，强迫解官三年；如果是军职，则为一百天。

五、其他的近亲去世，分别有三十日、二十日、十五日或七日的假期；如果是远亲，则分别是五日、三日或一日。

六、亲身受业的老师去世，给假三天。

七、个人的忌日，给假一天。

八、在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除了最后一项，这些规定似乎大部分为宋代所遵循。明、清时期，许多这些假日或者完全取消，或者成为特殊的，必须等待皇帝的批准[16]。唯一完全严格执行的规定是，父母亲去世之后强迫解官三年[17]。这些改变似乎显示了个人对皇帝及父母亲责任的增加或不断强调，相对的忽视了其他的社会关系——譬如对其他亲戚和老师的责任。这显然是明、清时代道德的一个特色。

关于每日的工作时间表，令人觉得有趣的是地方政府长官的地位有很多地方都像皇帝。这种类似甚至从他们官署建筑构图的相像反映出来（当然，在比例上完全不同）[18]。一个地方衙门，就像皇帝的宫殿，在前面有大门和庭院，两侧有警卫和属僚用的小户间，大堂相当于皇帝的正殿，主要用来执行仪式和其他正式的事情。二堂相当于皇帝的其他殿堂（特别是后殿），主要用来完成每日的职务。在一个小衙门里，二堂或二堂的部分常被指定为签押房。这个私人的办公室或事务室，官员可以用来阅览公文，也可以和他的亲信幕僚商谈，无论是在上午例常的办公时间，或者在下午、晚上其他随意的工作时刻。皇帝也会为了同样的目的，指定一个内殿或事务室，虽然不称为签押房。衙门后面的部分，用作长官家庭的住所，相当于皇帝后妃的后宫。

皇帝的时间表通常从清早的朝会开始。仪式性质的集会通常在节庆的日子，或每隔三天（三日、六日、九日）、五天（五日、十日）举行。比较不正式的集会则在其他各天甚至每天都可以举行。朝会的时间早得惊人，约在早上五点或六点。如果朝会到七八点才举行，就被认为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有名的圆明园视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大致上，清朝的统治者相当忠实地遵守这个早朝的时间，这一事实无疑有助于清代成为一个稳定而长久的朝代，虽然它是外族[19]。

不过，清朝皇帝的榜样并非一定为地方官所仿效，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官署或者会依据类似的一个时间表。甚至当雍正皇帝对各省长官作特别严密的监察时，官员工作仍然十分弛慢。根据雍正朝刊刻的《州县事宜》[20]，许多府、县官简直都不在早上开始办公。《州县事宜》要求他们改革，至于效果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中央政府通常用鼓或钟宣告办公时间的开始（或结束）。地方政府，特别是府、县级，一般使用声音比较不威严的传梆和打点[21]。在笞打的处罚下，衙吏和差人不得不准时到衙。在元代，权相桑哥甚至在相府严格地使用这个方法对付他的属僚；有名的艺术家兼学者赵孟頫就曾因为在晨钟之后才到达而受笞打。在赵孟頫向更高层的机关控诉之后，桑哥才把这个处罚限于曹吏以下[22]。

对于官员的升迁，服务的时间（劳）和服务的表现（功）同样地受到考虑。至少早在汉代，就已经如此规定了[23]。不过，从哪一个朝代开始，政府使用签到簿让官员签到，则不十分清楚。在元代有一个例子，政府仓库的官员、胥吏和警卫必须在所谓“卯酉文历”上签到[24]。明、清时期，在许多机关里，使用类似的签到簿似乎已成常例。在唐代，定期值夜的官员要在“直簿”上签到，这种直簿大概在较早时期已经存在[25]。有时候值夜只不过是虚应故事，譬如在北宋时期，四馆的官员常常冒称肚子痛来躲避值夜。结果馆阁的值夜签到簿“宿历”得到了“害肚历”的外号[26]。

当然，一个谨慎的官员不只遵守办公时间，而且还会增加许多额外的工作时间。我要引用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内的工作时间表作为例子，当时他正领导平定太平军的战事。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记载[27]，他决定他的每日时间表必须包括下列各项：

上半日　　见客审貌听言　作折核保单

点名看操　写亲笔信

看书　习字

下半日　　阅本日文件　改信稿

核批札稿　查记银钱账目

夜　　间　温诗、古文　核批札稿

查应类事目

曾国藩又决定在早上特别留意吏事和军事，下午特别留心饷事，晚上则专心于文事。大致上，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来这是他每天工作的方式，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些变化。我还要补充一件事，为了平衡他的工作，他每天要下一两局的围棋。但是由于他不是一个特别高明的弈手，因此他只是偶尔玩玩，可能不花很多时间。很显然，他非常勤劳谨慎地恪尽他的职责，他的榜样影响了很多和他同时的人。

曾国藩是一个谨慎的家长，他不仅为自己订下了工作时间表，对他的家人也是一样。根据他幼女的自传[28]，1868年他在两江总督任内时，他为家里的妇女订下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早饭后　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　食事

巳、午刻后　纺花或绩麻　衣事

中饭后　做针黹刺绣之类　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　粗工

家中的男子则要做四种功课：看、读、写、作。曾国藩亲自验功，有些功课每日验一次，有些几天一次，有些则每月一次。

这使我们联想到帝制时代中国学生的时间表。中央官学（太学或国子监）学生的待遇大致和官员相同，同样地有相当多的假日[29]。这些学生的数量不多，多半是数百人，而数千人的时候较少。大部分学生在私学私塾读书，他们在上、下午都用功，只有主要的节庆才放假。明、清时期，私学私塾也有大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和学校的时间表有关的，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教育史上通常被忽略的一点，那就是农家子弟的学校只在农闲季节上课。汉代的作品《四民月令》[30]（这本书主要是业农者的时间表）载，九岁到十四岁的幼童要在一月、八月、十一月入小学，十五岁到二十岁的成童要在一月和十月入大学。唐代的中央官学学生，在五月也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也有十五天的授衣假，显然是为了适应来自农村的学生。在宋代，农家子弟就读的乡下学校称为“冬学”，因为这些学校只在冬天开课[31]。冬学这个名称甚至现在仍然使用。

僧侣和道士的作息时间表比较严格，原因是他们具有自治团体的性质。僧侣每年的时间表中最引人注意的项目是源于印度的“夏安居”。从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僧侣必须留在他们自己的寺院里。对这个要求的解释是：在夏天的几个月里，行脚僧会遭受豪雨之苦，或者他们会不知不觉地犯下杀生的罪恶[32]。前者的确是在印度比中国容易发生，后者也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个规定却在中国实行了好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唐、宋时期。“夏安居”以在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为开始，也结束于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

在寺院里，用钟和鼓来宣告每日时间表的时刻，而且寺院准确的钟声也实在有助于邻近的俗人。有些僧侣的确负起唤醒人们的责任，在每天早上打铁牌子或敲木鱼。在宋代，他们在首都里极其活跃，不只用他们的工具唤醒人们，并且报告气候是晴朗、阴晦或下雨，以及各个清晨朝会的类别。每一个报晓僧都有他们自己的地区，并且不时沿门向区内的商店和住家求乞斋粮[33]。

寺院的生活应该是安静的，但是在节庆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却非如此。这时寺院会打开大门让人们来烧香。在一些节庆的日子里，这些地方变成忙碌嘈杂的市集。僧侣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携带些小礼品去拜访他们的施主，以募化施舍。这和报晓僧以服务换取的施舍有所不同。还有，认为僧侣在其他方面完全寄生的想法是不对的。对晚唐和宋初的禅僧来说尤其不对，他们遵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定[34]。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当寺院富有的时候，僧侣会从事相当规模的放款或其他商业活动。中国有几种醵金制度似乎源自寺院。

二、营业时间和劳动时间

农人每年的时间表，无论对统治者来说，或对农人本身来说，都是一件主要的事情。为了这些最重要的生产者的方便，从古代起，政府就负担起制历的功能，历法等于是一个详细的工作时间表。此外，古代的统治者，照理想说，应该顺导调变四时的阴阳，以协助百姓。这个看法在汉代远比后来盛行；一直到清亡以前，仍然有领导农耕的仪式。例如，在立春前一天，地方官要执行一项仪式，鞭打一只为宣告农时已到而制的土牛。在春季里要选一天，皇帝带着他的朝臣行亲耕的仪式，为百姓做榜样。更实际的是，地方官要监督及劝导农民耕作。当然，最要紧的是按期限缴纳赋税，农民对这件事情不能够忽视。

强迫服役和诉讼是不时干扰农人时间表的两件事。从汉朝到唐代中叶这一段期间的大部分，百姓必须负担相当重的力役和兵役。自古代以来，思想家们虽曾不断地警告，除了农闲季节之外，不可以征募农人服力役，但是不幸这个忠告常被忽视。在较近的帝制时代的中国，当兵有成为独立职业的倾向，力役也有折钱的倾向。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干扰的减少有助于粮食生产的增加，间接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人人都知道诉讼花钱。对于在衙门习气和腐化贿赂之下很容易受折磨的农民来讲，这个说法尤其正确。例如，当公元2世纪汉代走向衰亡的时候，农民要想在城市里解决一件法律案件，是极其困难的事。除非他在清晨或傍晚短短的开庭时间内出庭，否则他就无法得到宣判；即使如此，如果他不行贿，他就无法见到法官。他常要在城市里停留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因此他的亲戚或邻居必须携带粮食和生活费用去送给他。据公元2世纪学者王符的估计[35]，在汉代，这种情形浪费了每天三十万人的工作时间。虽然这可能是夸张，但无疑诉讼会严重地干扰到农人的时间表。后世曾经试图补救，但是极少成功。在宋代，有一条有趣的规定，在劳动季节里，农人不准打民事官司。这个规定称为“务限”，自二月一日起，至十月一日止[36]。

农人每天的时间表，是从日出到日落都在田里工作。仅有在中午他的家人给他送饭时才停歇，这是自古以来的习惯。依照地方习惯的不同，农人的妻子会或多或少地在田里共同工作。不过通常她是纺纱织布的人，如果有足够的灯油，她会一直工作到半夜。从事纺织的妇女共同使用灯火，也是一项自古以来的习俗[37]。

在实施共同耕作的地方，如宋、元时代的四川，用“耘鼓”和“田漏”来划分时间。宋代学者曾经吟咏这两种及其他的农具[38]。在元代一本讨论农业的书里[39]，我们读到：“薅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来则节其作，既作则防其所以笑语而妨务也。其声促然清壮，缓急抑扬，而无律吕，朝暮曾不绝响。”显然薅鼓是一个管理及鼓励农耕的有效工具。不过，在中国其他共同耕作极少或没有共同耕作的地方，薅鼓并不出名。

农人的时间表在整个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变更，而商人的时间表则颇有改变。历史的长期趋势是走向商业的增加，因此营业时间也逐渐加长。从汉代到唐代中叶，政府在城市中指定市场的地区，商人集中在那里营业。同一种行业的人住在同一行里，而政府对他们施以广泛的控制和监督。依照古来的习惯，要到中午才开市。在唐代，中午击鼓二百下开市，到日落前的七刻钟击钲三百下而散。这个规定自9世纪起逐渐松弛。到了12世纪，一般大城市里从清晨到深夜都有商业活动。商人不再受地区或时间的限制了。和政府减少对市场控制同时并进的，是郊区市场的发展，这种市场称为“草市”，从一开始就很少受到控制[40]。当然，在宋代及宋代以后，仍然像从前一样，在市镇和乡村里有定期的市集。这种市集大致上只在当天的一段时间内开市，因为没有延长时间的必要。

商人通常在假日里照常营业，特别是在节庆假日，因为那是做生意的最好日子。对开业的商人或叫卖的小贩都是如此。新年是这个规矩的惟一主要例外，这时所有的行业都至少休假一两天，甚至包括旅店业和药房业。药房必须留下一个人在休业的店里，准备为急病者配药方。到清末民初，有若干商店开始有在年假里照常营业的习惯。这称为“连市”，最初多少为人不满，认为这种行为所表示的是对额外利润的过分热衷[41]。

工匠的工作时间表就像农人一样，包括整个白天。当然，因为季节不同而白天会有长短，这是人们很早就知道了的。譬如，在唐代，政府规定三月和七月的时期为“长功”；十、十一、十二、一月时期为“短功”；其他月份时期为“中功”[42]。大致是政府规定在不同的月份里有不同的工作分量。在较近的时代，大约从宋代开始，城市里的工匠通常变成在晚上也和白天一样地工作。这个发展显然和商人时间表的改变类似，但是施行的范围没有那么广。只有室内的手艺才需要晚间的工作，而且大约只有半年（譬如，自九月起，至三月止），用来补偿一年之中这段时间较短的白天[43]。这似乎反映了工业发展要比商业发展落后。

在工商业里，学徒的工作时间表都一定是最重的，他们的地位不比奴隶或仆役好。学徒、奴隶、仆役三者形成被统治阶层中最下层的人群。当然，属于有钱有势家庭的奴隶或仆役，在某些情形里生活或许要比一般人来得容易。但是从他们身上所能勒索的劳力，实际上没有限制。有名的王褒“僮约”曾经有人译注为英文，最近又有日文译注[44]。契约中所列举的工作，似乎不是一个人所能负担的。不过这篇资料仍然可以看作是集体工作情形的反映。比较不为人知的是宋代学者黄庭坚的一篇题为“跛奚移文”的文章[45]。黄庭坚的妹妹在婚后得到跛奚来服侍她。跛奚行路蹒跚，几乎使得每一个人都不高兴。不过，黄庭坚很成功地劝使她做许多不用行走的事情，并且用部分押韵的文字把她的各种工作记了下来，这些工作大要如下：

早晨，她要下厨，洗涤锅盆，料简菜蔬。脔肉、脍鱼、起溲、和糜等都要依照一定的方法。如果其他女仆有任何不妥的行为，譬如她们肮脏的皮肤、头发触及菜盆，或是偷尝食物，都要报告。

吃过饭后，她要洗刷碗碟里外几次，擦拭干净，排放整齐。午后当她有空时，她要洗衣服，干净的衣服和肮脏的衣服（即上衣和下衣）要小心摆在各别的盆子里。白色的衣服要漂白，有颜色的衣服要染得鲜明。而且都要浆要熨。

当傍晚的时候，她要呼唤牛、羊、鸡群，把门关好，以防小偷。她要喂猫，喂狗，塞住老鼠洞。如果有鸟雀、猫、狗或老鼠偷吃任何食物及碰到任何锅盆，她都要负责。

当春蚕三卧，开始织茧时，她要留心让蚕只日夜都保持温暖。用纻麻、藤、葛等各种纤维，她可以不停地织绳或织布。

夏天，她要扇凉，要准备冰甜的饮料。她要烧艾来驱赶蚊子，要把冰盘和果盘上的苍蝇赶开。当水果还没有熟的时候，她要看守果树；当水果成熟采下之后，她要看守果篮。不可以让鸟雀碰到水果。她自己也不可以尝，否则妇女会对她讥笑谩骂，或者她自己会闹肚子痛。

天气冷了，她要生起火盆来烘暖衣服和床铺。她要先烘暖自己的手，然后帮别人搔痒抓痛。

没有事的时候，她可以倚着墙壁，制作鞋屦。当别的仆人被呼叫时，她要代主人传呼，或代仆人回应。

至于学徒的时间表，我把一篇“习贾须知”附在本文之后。这篇“习贾须知”是在1905年的一本通书上发现的[46]。不像“僮约”和“跛奚移文”那样夹杂着谐谑的语句，“习贾须知”完全是严肃的，因此较近事实，最有趣的是，在这三种资料里，有几项职责完全相同。

对各个被统治阶层来说，假日是很少的，除非是主要的节庆，譬如新年。对住在店里的商人和工匠来说，通常每隔几年有一次回家的休假。在店里工作，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他们会吃一顿比平常好的菜饭，例如每月的初一、十五。这些事情因习惯而成常例，通常由行业公会来规定。无论商人的行会或工匠的行会都是如此。

最有趣的是祭行神的特别假日，常常是盛大而热烈的庆祝。隶属行会的商店，要分摊聚宴、演戏、游行的费用。对农民来讲，这个节日是社日，有春社和秋社。早在周朝，这些庆典的开支就已成为农民预算里的例常项目[47]。在祭社神以后，酒肉由乡中众人分享。如果碰到丰年，家家户户都会有人喝醉，要家人扶着回去。这一天，所有人都完全没有工作，包括学童和妇女。因为有一个迷信，如果这一天谁不休息，就会变得又蠢又笨[48]。元代以来，社日逐渐衰退，有人认为这是蒙古外族朝廷禁止群众集会的结果[49]。但是农人仍然常在村中的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节庆，虽然庙神和节日各地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明、清时期的重要节日是新年、端午和中秋。这三个主要的节庆称为三大节，各阶层都是一样的。

结　论

如果借用柯睿格（E.A.Kracke，Jr.）教授一篇深具启发性的论文的题目[50]，从上述探索所浮现的简略画面或许可以称为“传统中的变迁”。帝制时代中国的作息时间表由于若干因素而有某种改变，在早期是宗教的影响，在后来的朝代里则是商业的兴起和中央政治权力的增强。但是很清楚的有一个耐久的政治、社会及经济秩序在延续，而且充分地从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两者的时间表中反映出来。更广泛的研究，例如，包括军人、优伶、渔民等团体，可能揭露更有趣味的细节，但多半不会改变这个概略的画面。

显然帝制时代中国的各个团体觉得遵行规律的作息时间表是很自然的。古代传统所强调的美德是勤。例如，在《尚书》里，有些古代的统治者赞美对国事要勤，对家事要俭[51]。《左传》引用古代的箴言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52]早期的哲学家曾经解释一些和作息时间表有关的基本原则。例如，孔子在评论一个为驱赶厉鬼而举国兴奋的节日（蜡）时，体认到用休息和娱乐来松弛工作紧张的价值（所谓“一张一弛”）[53]。当孟子反驳所谓农家的思想时，显示出他清楚地体认到另外一个原则——分工[54]。至少，早在周朝，士、农、工、商四个职业阶层已经成为标准。

现代的西方人有时批评中国人在日常事务上缺乏时间观念。但是应该记住，在机器时代以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没有特殊的需要去注意一分一秒的时间。传统对勤劳的强调及遵守作息时间表的习惯，大概有助于中国这一个长久的帝国的维持，而这些因素无疑地将会证明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附录：“习贾须知”

凡出门学习生理，无论做何项脚色，须要勤慎为主。凡长辈讲说话，肃耳静听，不宜答口，若说得堂堂正大，便虚心领受，倘说得诙谐嬉笑，便付之一笑，倘有讲自己过处者，即当低首唯唯，谨记改过前非，切不可驳削强辩。不论同铺伙伴，及外行朋友，年高过己者，要按年几（当作纪）称呼，或伯或叔或哥，不可直以名字称呼，有失体统。花号最为紧要，口不可乱开，言多必失，务要扎实沉静为佳。最忌倾斗口角，并唱木鱼歌曲，言婶说妇，实可切戒。不可暗说伙伴之短，逞己之长，设或张三说李四之短，只可耳听，不宜答嘴，又不可过后在李四面前，卖弄小心，将张三前言搬述，致令二人生，此是第一关要处。立心要正，不可私意贪婪，如赌博之一事，切不可学习，即别人赌博，切不可在旁观看，又不可往外传言。至于嫖娼及吸食鸦片两等，最易伤身坏品，切不可沾染。无事要宁心守铺，候听使唤，不可乘闲出街游玩看戏，及私窥人家婚女，即因公事顺道，亦不宜有此，恐误公事，令人指摘也。铺内工夫，难以料定，须要随机应变，切勿怠惰，工夫亦不分大小，小者固属易做，大者须谅（当作量）力而为，倘自己力难胜任，即与司事商酌，决不可强力而为，致决身体。每事未做之先，必三思裁度。至于灯油烛火，更要小心谨慎，盖铺中货物，固属值钱，各人性命，尤为紧要。平日用油，最宜谨慎，切勿倒卸，此事虽小，生意场中，以为极不利者。慎之慎之。隆冬时候，灯笼内须常有烛，如已用完，即将烛点着吹熄，润油插回，并多设纸煤箱及自来火柴，以备更夜。每朝于五鼓后，留心知醒，一闻收擂，即要起身，取火点着厨房灯，发火烧水及烹茶，再点着当路之灯，然后拆床，不可莽撞，恐惊别人难睡之意。如同辈有未醒者，须要细声唤醒，免被东家责其晏起，此是彼此关照之意。自己快些洗面，点神灯炷香，然后洗茶杯，水滚即局茶，以奉神。如有烟筒在于台面，或椅罅，务要收回，插在烟筒桶内，其余浮动什物，倘有不合眼处，务必要安置停当。倘睡账房者，起身即与其拆床，扫净柜面尘埃，及各处台椅，换过水池水，润湿笔架笔，各处烟分添满烟，换过烟筒水，见人便叫早晨一声，无事在门首左右端坐，鞋不可离脚，不可挞踭。不可蹈膝，无论生熟客到，即奉烟奉茶，客去起身企立。日间不论在楼上，在横厅，在后座，但闻铺面有客到，即出去听用。将煮饭时，铺面无事，入厨帮火头抹碗抹筷子，冲茶暖酒。饭已熟时，先看诸位齐与不齐，有客出街，问明回来食饭否，然后开台摆筷，须派齐整。一埋席，勿论自己会饮不会饮，必先自提壶，壶嘴要向挨身。坐不可横肱据案。如烛暗，拔去烛花。席上有长辈，或有客，要窥其饭碗，若将食完，便离坐至他身边，接碗添饭，双手奉回。自己快些食完，不宜包台。若人客举箸告慢，即用茶杯双手奉茶，若人客食完离席，即倒水人客洗面。倘大家食完，将椅收回原处，幼（？）收细拾碗碟，台面有饭，用手拾起，乃可抹也，要抹归挨身，抽埋台，扫过地，各事妥当，乃入厨，帮火头执拾各事，即出铺面。倘闲暇无事，搜寻衣服浣洗。凡晒衣服，务要携布抹净衫竹，恐竹不干净，有污衣服。无事切勿登楼昼寝，须出铺面静坐听用。每日当午，必要局茶，斟大半杯，不宜太满，每奉一杯，切勿分彼此不奉。午后上定各处神灯，抹净灯盏，除去香脚，禀好各香炉，上好闲灯，落油不可太满。若天阴欲雨，即上晒棚收晒什物，并搜寻遮帽，抹净，放于便处听用，若经用过，到夜晾开，候干收回原位。若天晴，将晚上晒棚收清衣服，并所晒各等什物，务必收拾提点。一到晚间饭后，厨中停当，要看铺面埋了柜，即陈账房床，或有客要陈便客铺。倒了各处便壶。将交二鼓，煲水冲茶，每奉一杯，仍在门首俟候关门。行有余力，学习算盘字墨，如有不明，不妨多问。至睡时，或有客，必要点烛照引到床，待各长者睡下，自己始可阵床。临睡时，预备火柴，或烧好纸煤，或长明灯与更香，必要小心提点。又贮便烛台数个，于长明灯脚处，以备更夜。复执烛巡照各处门户，并风炉灶，柴火倘有未熄，抽出，用水浇熄方妥。至各处灯烛，但不可点干，恐更夜要用不及。诸事妥当，乃可灭灯寝。如每月初一十五，必隔日午后买香烛等物，至晚饭后，将通铺台椅移开扫过，即用热水抹净，不可抹天平及码子，因铜铁不可经水故也。朔望日五鼓即要起身，烧水洗面煲茶，叫醒拜神者起身洗面，乃点各处神灯，秉烛燃香，俟候参神，预备香烛元宝灯笼，跟随上庙。凡做火头，起身比人更早，拷了火点着厨房灯，燃火烧水，即便烹茶，然后拆床，不可莽撞。洗了面即开镬洗碗，必要逐只洗，切不可全放盆内，以至撼烂。灶头饭盖及碗柜，俱抹过，务要细细干净，不可将什物糟挞。煲水局茶妥当，然后买菜，凡买菜须论该铺生意大小，或丰或俭，随机应变，当与司事前辈问明。待时合乃煮饭、制肴，酸咸等味，务要详体各伴之欢，不可私执偏倚。饭熟，出火煲茶或暖酒，水滚必冲满茶桶，暖酒看天时寒热，留心着意。开台时候，倘有猫犬，必先喂饲。饭已食完，即亲自检点碗碟杯筷子，洗濯妥当。打满水缸水，不拘时候，但用完即宜打满，以备不虞。后用手扫扫干净灶口，灶基风炉脚处俱宜扫净灰尘。即寻衣服浆洗，紧记收折。但厨房无柴，先预择短细的，留为煲茶之用，免至烟气大，局入茶罂内至有烧鹅之名。如闲时，勿计工夫，应我做及不应我做，均照后生一样做。临睡时，将水缸盖密，关好碗柜门，免虫蛰污秽。此篇系日夕定例工夫注解，尚有一呼一应，一问一答，变机，未能尽注，看者留心自勉可也。凡客床务然干净，客起后必先将蚊帐卷起，免留人气在内，养木虱。并将被看过，但有木虱等类，即捉去，免惹别人。连被席枕一应卷好，如有客至，然后再开。平时稍暇，便将客铺蚊帐枕席洗浴，木虱自少生，不然木虱蚊多，客到睡则云难受矣。如有客搭早渡，必先隔晚买便菜，一闻五鼓即起身，煮饭，暖定酒局茶开便桌，即携灯火到床前，叫醒人客起身洗面，食饭，俟候添奉茶，然后倒水洗面，客去，则携雨遮裹送客落渡，方昭恭敬。

（原题：“Schedules of Work and Rest in Imperial China”，Lien-sheng Yang，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pp.18—42，由梁庚尧译出。）

【注释】

[1]例如：在南宋初年的危急时期，官员在假日也要留在官署。参考《宋会要稿》，“职官”六十，页一五。

[2]例子见《汉书》卷四六，页一一下；卷五○，页一二上；又见《后汉书》卷七四，页三下。

[3]清代类书《渊鉴类函》卷一二三，页三七下—三八上，载梁刘孝绰“旬假”诗；又载隋江总诗，起句是“洗沐惟五日”。江总原仕于陈，但这首诗可能在隋代时作。

[4]《唐会要》（《丛书集成》本）卷八二，页一五一八—一五二一；《通制条格》卷二二，页四上。

[5]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年），页三五一—三五三。

[6]《说文》对“申”（下午三时至五时）的定义“吏以时听事申旦政也”，也反映了这个事实。参见《说文解字诂林》第十四下，页六六四三下—六六四七上。

[7]《后汉书》卷一○六，页一二上。

[8]《汉书》卷八三，页四上—五上。

[9]《太平御览》卷六三四，页二下。

[10]仁井田陞：《唐令拾遗》，页七三二—七三五。

[11]《宋会要稿》，“职官”六十，页四上。

[12]《通制条格》卷廿二，页四上。

[13]《明会典》（万有文库本）卷四三，页一二三五—一二三六；《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本）卷九二，页一上—六下。

[14]Derk Bodde，tr.，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 as Recorded in the Yen-Ching-Sui-Shi-Chi by Tun Li-Ch'en，1936，p.95.

[15]《唐令拾遗》，页七三六—七四九。

[16]《明会典》卷五，页一一五—一一六；《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九六，页一上—二上。

[17]皇帝可以要求官员在丁忧结束以前回复原来的职位，称为夺情起复（或简称起复），但只有在军机紧急时才能如此。大致说来，唐、宋时期使用这个方法要较后代为多。

[18]地方政府衙门的建筑设计图常见于地方志。

[19]朝会的日子和时间的规定，见各朝的法令，如《唐会要》卷廿四，页四五五—四五八。清代朝会的简略叙述，见震钧：《天咫偶闻》（1907年）卷一，页二下—四上。

[20]宦海指南本，页九下—十上。

[21]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中和月刊》二卷（1941年）十期，页七三—七四。

[22]《元史》卷一七二，页六上。

[23]大庭脩：“漢代におけゐ功次にょゐ昇進につぃて”，“東洋史研究”十二卷（1955年）三号，页一四—二八。A.F.P.Hulsewé，Remnants of Han Law，Vol.I（1955），p.47。

[24]《通制条格》卷一四，页五。

[25]《唐会要》卷八二，页一五一六。

[26]《梦溪笔谈》（《四部丛刊》本）卷廿三，页五下—六上。

[27]《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十四，页四一下。

[28]《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页六。

[29]唐代的学生必须在旬假的前一日考试，《唐令拾遗》，页二七四—二七六。每月的一日和十五日是明代国子监学生的例假（《南廱志》卷九，页四；《国子监志》卷四三，页二一上）。

[30]《全后汉文》卷四七，页一上—八上。

[31]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1937年），页八一五。

[32]望月信亨：《佛教大辞典》卷一，页七九之三—八○之三。《梦粱录》（《丛书集成》本）卷三，页一九—二○；卷四，页二四。佛教的戒律反对杀生，在指定的月份和日子里也有不准屠宰的禁制，这一规定在许多朝代都曾施行。

[33]《东京梦华录》（《丛书集成》本）卷三，页七。《梦粱录》卷一三，页一一四—一一五。

[34]这是唐僧怀海（720—814年）所立的规律。

[35]《潜夫论》（《四部备要》本）卷四，页二六下—二九上。

[36]正月三十日住接词状，三月三十日以前断遣（《宋会要稿》，“刑法”三，页四六上—四八上；《宋刑统》卷一三，页七）。元代务限自三月一日起至十月一日止（《元典章》卷五三，页三六上）。

[37]《汉书》卷廿四，页四下；Nancy Lee Swann，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1950）。

[38]《临川集》（《四部备要》本）卷一一，页三上—五上；《宛陵先生文集》（《四部备要》本）卷五一，页一下—三上。

[39]王祯：《农书》（武英殿聚珍版全书）卷十，页一一下，有附图。

[40]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上卷，页二九九—四二一。

[41]《天咫偶闻》卷十，页一一上。

[42]《唐六典》（1836年日本版）卷七，页九下。

[43]《支那经济全书》卷二，页六四二，页六四九。

[44]C.　Martin Wilbur，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1943，pp.382—392。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1950年），页二五六—三七四。

[45]《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廿一，页三下—六上。

[46]《天宝楼机器红字头通书》。很有趣的是，在广州话里，通书两个字常被念成“通胜”，因为通书和“通输”同音，成为说话的忌讳。

[47]《汉书》卷廿四，页六下。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pp.140—142。

[48]《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页四七八—五○五。

[49]《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页四四三。1317年、1319年都有禁止祈神赛社的诏令（《元典章》卷五七，页四三下—四五下）。

[50]E.A.Kracke，Jr，“Su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FEQ 14，1955.

[51]Legge，The Shoo King 3，p.60.

[52]Legge，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 5，p.318.

[53]Legge，The Li Ki 2，p.167.

[54]Legge，The Works of Mencius 2，pp.248—250.

二十四史名称试解

所谓“二十四史”的名称中，除了《史记》与《三国志》之外，有十三部称“书”，九部称“史”。这些名称纯为随意选择，抑或受到传统的影响？本文拟提出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解释，并扼要地讨论中国史学上的一个相关问题。

这个解释很简单：每一部取法《史记》的史书，其名称都以“史”字收尾，而以《汉书》为典范的史书则以“书”字结尾。此说可由宋朝前所有的正史轻易获得验证。只有二十四史的最后五部似乎与这个说法不相吻合。然而，更进一步地探究其原委，我们发现这个传统所以改变，具有意味深长的原因（一个传统并不会骤然消逝）。

首先，让我们说明《史记》与《汉书》的主要差异：前者涵括数代，而后者仅及一朝。许多学者业已注意到这种差别，特别是刘知幾（661—721年）早已明确地厘清了《史记》与《汉书》的不同范畴[1]。后世因袭《史》、《汉》前例的史书遂依照本身论述之范围，分别以“史”或“书”为名。569年，李延寿将《南史》与《北史》呈献给唐高宗时，便曾声明其编纂南、北史，也是以《史记》为范本[2]。欧阳修撰修的《新五代史》，原先自题为《五代史记》，这个名称更清楚地显示了其与千余年前的《史记》都是属于同一类的作品。同样明显地，举凡称“书”的正史，都是以一个朝代为其断限。

唐、宋时代，把涵盖数朝的史书叫做“史”，而把仅及一朝的叫做“书”，似乎已经形成一种传统。数代之史，合则为“史”，分则为“书”。如北齐、北周、梁、陈及隋的史书都以“书”为名；但是《隋书》的“志”却一度称为“五代史志”，因为它们原来是打算涵括那五个朝代的[3]。从目前称作《旧五代史》的史书中，还可找到另一个例子。乾隆时期的学者从《永乐大典》所保存的断简残篇中将此书复原，根据他们的研究，《旧五代史》一书包括唐宋之间五个小王朝的编年史，而且，每一部编年史都叫做“书”[4]。这些篇章仍然称为《梁书》、《唐书》、《晋书》、《汉书》与《周书》。当然，我们不应该把这些篇章标题与名称相同的断代史书混为一谈。

其他证据可以在《三国志》中找到。这部史书的三个部分，一般的确称作“吴志”、“蜀志”与“魏志”；但宋代以降诸多版本的目录及各章标题中也曾标作“魏书”、“蜀书”与“吴书”。刘知幾在他的《史通》卷一，页一五上，也把《三国志》纳入“汉书家”里头。

《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中，载有一些史书虽以一朝为断限，而仍称为“史”。《隋书》卷三三，页二下—三下，登录江淹（444—505年）所撰《齐史》13卷，许亨（517—570年）所撰《梁史》53卷，以及牛弘（545—610年）所撰《周史》18卷。这些书名似乎和我的理论相冲突；可是，根据史料[5]，这三部作品没有一部成书。因此，我们无法确定《齐史》、《梁史》以及《周史》之名称是否便是原来的书名，或者只是如同齐、梁等朝的史书，只为表明这些作品的性质而已？更有趣的是在《史通》卷一二，页一八上、下，江淹的《齐史》被记载为《齐纪》，而牛弘的《周书》在《史通》卷一二，页二八上则称为《周纪》。

《新唐书》卷五八，页四上记载《齐史》、《梁史》、《陈史》、《周史》与《隋史》的作者为吴兢（死于479年，年逾八十）。但是，根据《旧唐书》卷一○二，页二○上的《吴兢传》，上述五史是由于吴兢认为当时通行的五朝史书卷帙庞杂繁冗而着手编纂的。他的五部史书都称为“史”，可能是因为准备汇辑为一部通史来取代五部旧有的作品。

到此为止，这个理论不失为正确。但是，为什么宋朝以后的五本断代史书都叫做“史”，而不是“书”呢？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为避免和业已存在的一部名为《宋书》的断代史发生混淆起见，所采取的新方案。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前文中刚刚讨论过的书名重复之事，这种想法是无法接受的。宋代的史家为什么如此大胆，敢于随意采用重复的标题？而元代的史家又是这样的胆怯、机灵，而不愿采用一个重复的名称？还是当元朝编修宋史时，“史”和“书”的分野业已泯除了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记住《宋史》、《辽史》与《金史》都是在声名显赫的脱脱丞相主持下，同时编修完成的（1343—1345年）。虽然早在1261年时，已经有人上书提议编纂辽史和金史，而且在1279年（宋朝灭亡之年）时，朝廷也颁布了编撰三朝史书的命令，但由于史家对待这三个王朝，彼此的态度并不一致，修史工作一直到1343年仍然没有太大的进展。一些史家认为宋朝皇帝才是正统所在，惟有他们才能列入本纪，而辽与金的统治者则应视为僭伪之主。另一批史家则认为，由于辽与金这二个王朝都位于北方，其历史应题为“北史”，而北宋的历史则应名为“宋史”，南宋为“南史”[6]。这些史家的心中，显然是以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为典范，因此，这些史书以“史”为名，是契合传统的。编修总裁官脱脱决定把这三个王朝都看作正统，各编一史。他所采取的是折衷的立场，但他多少仍沿袭了“史”的格式。他在“三史凡例”一文中，很清楚地表示：“一、帝纪，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即前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7]三史合观，确是足以称“史”的。

至于《元史》和《明史》，我们只能假定它们的命名，乃是因袭错误的先例。虽然，并不是所有撰述元明历史的史家，都遗忘了“书”这个字。所以，我们有一部清代史家所写的《元书》[8]，和三部《明书》，一部为明人所撰，两部成于清人之手[9]。

大体上，以《汉书》为典范的史书远比遵循《史记》者多，换句话说，中国的史家撰写断代史（一朝之史）多于通史（通贯之史）。但是曾经也有过抗拒这股强大趋势的反动。著名的佛教保护者梁武帝是最早试图编撰通史的人，他任命一个名叫吴均（469—520年）的史家负责从事这件工作[10]。这部著作计划涵括远古以迄南齐之悠长时代，将命名为《通史》。不幸吴均在编纂完成之前去世，他所遗留下来的六百余卷也未能留存，以致我们今天对这部卷帙浩大作品的内容，仅有少许零星的认识而已[11]。

至于《汉书》，依据班彪本来的计划是承袭《史记》的通史体例，用以补足《史记》，但其子班固更改计划，因而缔造了断代史的典范。

宋代学者郑樵（1104—1162年）极重通史，他痛诋班固不能绍承父志。郑樵甚至说司马迁与班固之比，犹如龙之于猪[12]，判若天壤。他自己的著作——《通志》是部通史，而且实际上他也打算命名为《通史》[13]。

一般把《通志》、《通典》与《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太适当的，因为前者以司马迁《史记》为圭臬，乃是一部涵盖古今的通史；其余二者则是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由于郑樵《通志》中的“略”，在价值上远超其他部分，所以这三部书就被合称为《三通》。

一位宋代学者则成功地实现了编撰通史的构想，司马光所修的《资治通鉴》至今仍被视为通史类史书中最杰出的作品。有趣的是，司马光开始编撰此书时，原想将之命名为《通志》[14]。现在的名称为神宗皇帝所赐，仍存“通”字[15]。

明、清的学者几乎完全放弃了撰述通史之传统，仅有少数作品是为了补充《通鉴》而作[16]。

但是，从章学诚（1738—1801年，参见A.W.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册I，页三八—四一），我们听到了荒野中呼号的声音。他的名著《文史通义》中有一篇名为“释通”的文章，便在表达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17]。他偏好通史，并指出通史有“六便”与“二长”，相对之下也有“三弊”[18]；在“申郑”篇中[19]，他极力为饱受与他同时之学者批评的郑樵辩护[20]。他认为郑樵是一位独具创见的史家，就此而言，甚至可能凌驾司马迁和班固之上。然而，章氏的见解无法被其他专务文字、声韵、校勘之学者所接受[21]，正如一位卓越的评论者——章炳麟所贴切地指出：“清代史家，考史者多，作史者少。”[22]章炳麟认为值得一提的七部清代史著中，仅有一部是通史，即毕沅（1730—1797年，见Hummel，前揭书）的《续通鉴》，其余六部都是记述宋、元以及明代史事的史书。

（原题：“A Theory about the Titles of the Twenty-four Dynastic Histories”，收于Lien-sheng Yang，Excursions in Sinology，pp.87—95，由张荣芳译出）

【注释】

[1]《史通》（《四部备要》本）卷一，页一二上—一五上。

[2]《北史》卷一○○，页三三上，献书的年代载于《唐会要》（江苏书局本）卷六三，页四下；同见《玉海》（浙江书局本）卷四六，页三五下—三六上。

[3]《史通》卷一二，页二九下—三○上。

[4]《旧五代史》“凡例”。一些学者认为《旧五代吏》最初的宋版本仍为私人所收藏，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重庆，1944年，页一一一、一二九。

[5]《隋书》卷三三，页二下—三上；《陈书》卷三四，页七上；《南史》卷六○，页二二上。

[6]见王圻：《续文献通考》（1602年本）卷一七六，页一一上—一五下；及冯家昇：《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北平，1933年。

[7]《辽史》（百衲本），页四上。

[8]曾廉：《元书》卷一○二。此书列传部分之索引收于《哈佛燕京专刊》第35号。

[9]第一部书的作者是邓元锡（1527—1592年），他的作品有45卷；第二部书作者为傅维麟（死于1667年，见A.W.Hummel，Eminent Chines of　Ch'ing Period，册I，页二六二），他的作品有171卷，亦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万有文库》本）卷一一，页四四—四五、五一—五二，傅氏之书列传部分之索引列入《哈佛燕京专刊》第24号。第三部书是查继佐（1601—1676年，见Hummel，前揭书；页一八—一九）的《罪惟录》，共102卷。其书原名为《明书》，在庄廷（约死于1660年左右，见Hummel，前揭书；页二○五—二○六）案发生后，因惧怕文字狱而改名，见《罪惟录》（《四部丛刊》本）张廷济“跋”，页一下；L.C.Goodrich，The Literary Inquisiton　of　Ch'ien-lung，页七五—七六；以及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页二七三—二七四。

[10]《梁书》卷四九，页一三下—一四下；《玉海》卷四七，页四。

[11]《史通》卷一，页一二下对此书评论不佳。《史通》卷一，页一四上，“释”，以及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页二二○都说根据梁武帝“纪”，这部《通史》成书于548年。我只有在《梁书》卷三，页三九上的“本纪”找到一段资料，但并未记载时间。

[12]《通志》（《十通》本），页一上。

[13]《夹漈遗稿》（《函海》本），页一一下。

[14]《宋史》卷三三六，页六下。

[15]《资治通鉴》（《四部备要》本）“神宗序”，页二上。

[16]如薛应旂（1535年进士）的《宋元资治通鉴》一五七卷；以及徐乾学（1631—1694年，见Hummel，前揭书，页三一○—三一二）的《资治通鉴后编》一四八卷。

[17]（《四部备要》本）卷四，页一二下—一九上。

[18]“六便”是：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

“二长”是：具剪裁；立家法。

“三弊”：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

[19]卷五，页一上—三上。

[20]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页一六六。

[21]何炳松在他的《通史新义》（上海，1930年）序，页二—一三中，曾综论中国“通史”的发展。

[22]章炳麟：“清代学术之系统”，《师大月刊》第10期（1934年），页一五七。此文为1932年章炳麟在北平的演讲，由学生柴德赓笔记。

原商贾——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

余英时教授要我为他这本新书作序，谊不容辞。我读了原稿，写信说“虽是大题，而有综合，有推论，有新证，可谓得意之笔”。换句话说，义理、考据、词章，都有出色之处。我们相知三十年，绝非“戏台里喝彩”。

近二三十年来，明清社会经济史，已有不少收获，研究仍在逐步深入中。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曾引起不少讨论，现在尘埃已大致落定，急待新的构思指引。英时此书，贡献正得其时。

写序的人，自己也该有点贡献。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我的漫谈主要集中在下篇的范围之内。上篇论新禅宗、新道教，我有两点可以补充。第一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教条，“作”指何事，意义有无改变，实行至何程度，都值得探究。看元明留下的“百丈清规”，“作”可以是作务、工作、劳作，但也许不必限于体力。中篇论儒家“做事”和清教徒“工作”，都有社会分工的涵义，不专指体力劳动。禅宗的“作”可能也是一样。直岁之下有团头、磨头、庄主等职务轮担，此外如唱衣、焰口、施食等法，可得衬钱，大约也可算为“作”。第二点是英时根据陈援庵先生的研究，介绍了新道教的入世苦行，其中引了“无头陀缚律之苦”一句话，这使我想起金元时代有“糠禅”即头陀宗，很值得重视。我多年来留心搜集有关这一宗的记载，最近读到缪荃孙从《永乐大典》辑出的《顺天府志》（北大重印），其中有若干糠禅资料，准备将来写一短文。但是还希望能看到耶律楚材的老师万松老人行秀的《糠禅赋》。耶律楚材反对糠、邱，邱即长春真人。耶律斥邱，陈援庵先生论之已备，但糠禅则连他好像也未知其详。《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说：“毗卢、糠禅、混元等教，亦盛于金元，今皆无考。”我猜想糠禅与佛道二教关系都不简单。希望方家指教。

本书下篇论中国商人精神，主要论16至18世纪商人的自觉与自负，论证新颖，发人所未发。也有不少地方，引及《史记·货殖列传》。我想从这里试为发挥。大体言之，英时的讨论，只回到宋代。我的漫谈感想多在上古，有些题目贯穿帝制时代，但只能点到为止。假定有人要写商人通史，也许可供参考。英时此书以思想史为中心，我的漫谈则回旋于社会经济史和思想史之间。如果允许我引艺术史上的佳话来作一种自我陶醉式的比喻，这也许可以算是石涛画兰竹，而王原祁或王石谷补坡石吧。

“原商”与“说儒”

上古日中为市，交易而退。那时恐怕还没有专业的商人，有人推断商人或已存在于部族之间。看《春秋左传》的记载，如出名的郑商弦高退秦师，即自称为郑国代表。谈商人之起源，特别是商贾与殷商之商有无关系，有多少关系，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日本前辈学人小岛祐（西京法学部教授，1881—1966年）有《原商》一文颇有名。刊在《东亚经济研究》廿周年纪念号（二○卷第三号，1936年，一三三—一四四页），后收入《古代中国研究》（1968年）。引用典籍“贸迁有物化居”与“肇牵车牛，远服贾”证殷人本有经商传统（联陞按：化居，化即货，居谓居积，注者已多。远服贾，闻一多先生连下文读，以贾用为一词，与《诗·氓》“贾用不雠”[1]之贾用同，解为价佣不售不酬，其说可喜）。遗民在周代续有发展，周初分与鲁、卫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看族名就可推定有技工专业者（联陞按：或如日本古代技工专业之“部”，小岛先生必已想到），遗民在商业上以经济之长，亦演了重要角色。《诗经》之氓，即亡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是其例（联陞按：王毓铨以布为货布）。蚩蚩似指愚蠢（恐不确）。周代有些故事，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等，都讥笑宋人，而宋国定为殷后，似乎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拿来取笑，“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出卖古国异地的文物，真是可悲而又亏本的生意（小岛文末以比犹太人艰苦奋斗）。

小岛此文最重要的是《左传》昭十六年子产替郑商说话的一段：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盟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此段确实重要。郑先公与商人共同开发，保障公平交易与商市存货的自由，见于盟誓。这在古代是不能再重的契约，因相信违约者必遭神谴。这一段极见商人之重要，也推原商人之自出。

关于殷遗民，胡适先生的《说儒》与傅斯年先生的《周东封与殷遗民》是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卷三期发表，时在1934年6月。据傅先生日记，此文大约写于1930年冬或1931年春，请胡先生看过。胡文证儒者多出于殷遗民，以治丧相礼为业。孔子家世由宋迁鲁，本是殷人。殷士转为儒，由老子之柔懦转为儒家之刚毅。

傅文解《论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是殷民先进。分析齐、鲁、宋、卫，都是殷遗民之国。引《左传》定四年，成王周公分鲁以殷民六族，卫以殷民七族。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解为“虽取其统治权而仍其旧来礼俗”，自是史家通说。胡、傅两先生的论题，各占地位。与小岛《原商》文，时间相去不远，都是讨论殷遗民，似非互相影响，重要者没有人说商贾都是殷人。

英时细心提醒我《说儒》文中提起徐中舒先有商贾出于商人之假说，大意见于《国学论丛》二卷七号，又为我查出题目年月等（《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商民族》，1927年6月，一○九—一一二页）。徐引《左》昭十六年此段最早。近有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发挥徐说，除引《左传》、《尚书》外，还以殷墓发掘的自然贝、铜贝为贝货，又《周礼》郑玄注“贾人知官物贾者”、“贾人知物美恶也”为证，又有推阐。（未提胡文，未供徐目）

《货殖列传》的三大贤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有Nancy Lee Swann孙念礼，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汉书食货志译注》，附，1950）以陶朱（范蠡）、子贡（端木赐）、白圭三人起首，可称为三大贤，值得讨论。

货殖二字，见《论语》，孔子谈到子贡，先以颜回之安贫守道为比，然后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朱子说命是天命。钱宾四先生《论语新解》，分诸家之说为二：一是禄命，其中有贫富贵贱之天命，禄与爵可以相连，则《左传》昭七年所谓“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之命。《诗·小星》“实命不同”之命或亦同此（小星不必是侍妾）。另一解指出古代工商食官，子贡不代表官府而私自营业，是谓不受命。此说出于俞樾，刘宝楠《正义》引之。宾四先生赞同，我也附议。实则两说皆可通。官商下节再讨论。

子贡在仲尼弟子列传有长传。说“少孔子三十一岁（比颜渊还小一岁），利口巧辞”，孔子似颇喜爱这位小朋友，说他是瑚琏之器。以后一大段，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结果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功绩不小！子贡方才：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

子贡好废举（卖出或囤积）与时转货资，看记载他可能是贾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为鲁相。朱注引程子的话，说子贡受教于孔子之后，就不再货殖了。或即如此推定。也可见程朱对子贡是贤人而货殖，心有未安，只好解说是前科。结驷连骑骋享诸侯在何时，就不必问了。

范蠡助越灭吴之后，变名易姓，之陶为朱公。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亲友，传业与子孙，遂至万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联陞按，至今商店门联仍多写“经营不让陶朱富，货殖何妨子贡贤”，口气大而有当，不知何时何人所作。

钱宾四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对范蠡与白圭都有专论。先生对计然非人名而是范蠡著书，有长辨。对马总《意林》所谓《范子》十二卷，以十证明其为伪托，立场坚定。但我以为辑佚之书，重要看所辑内容，有无价值，包括思想史之价值。如危微精一之说，虽出于晚出《尚书》，岂可不论。

宾四先生说：“盖《史记》所谓‘计然七策，越用其五’者，计然乃范蠡为越谋富强报吴复仇之书，故人之兵权谋。范蠡功成，又欲移其致富之术，试之私家，故《史记》摘其语于《货殖传》，后之造伪书者不辨，专以天时阴阳农事殖产为说，故入农家。”按计然七策，《汉书》作十策，七、十字近，此处以十为是[2]。蔡谟说范蠡用其半，五正是十之半。更重要者，十策可入兵权谋，其中若干应亦可用于商战、财经，如《管子》“轻重”所论。盖货币起源甚早，墨子已说“岁变粜则岁变刀（即刀币）”，子贡之废著，正以物价有升降，如今人买卖股票，必有涨落，只看是否“亿则屡中”。农产依赖天时，岁穰饥水旱，今人尚不能完全控制，古人已说“物之理也”。政策由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之发现，定为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国之利也”，“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都是可宝贵的经济思想。至于“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亦如今日买股票，有人专选买新起之小公司。如大发展，即如珠玉。此等话可能引起“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等可以多方使用的计策。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这里有智慧、有精神、见解高、用途广，令人难及！无怪“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宾四先生《考辨》之中，有“白圭考”，反对梁玉绳而主张白圭有两人之说。但前人对白圭行事，传说甚多，不易董理，信疑一时不易决定。如范蠡是否陶朱，宾四先生致疑，我则主张暂时保存，留为佳话（好故事，宋代“说话人”之“话”）。如“陶为天下之中”宾四先生以地理证其言不在范蠡时，似尚可疑。陶之地望，《货殖列传》：“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徐广云：“今之定陶。”范蠡时，此地发展如何，难以悬断。如是大都市，又在天下之中，可能发掘出有匋字之货币，或兼有刀币、布币、最好，至少这是一条取证的线索。

如宾四先生所考，白圭似曾在魏为相，而且在孟子游梁（魏都）之前，他自称“丹（梁玉绳说：‘丹名，圭字。’宾四先生亦谓丹殆即白圭名）之行水也愈于禹”。《韩子·喻老》：“白圭之行堤，塞其穴，无水难。”丹大言治水，似非空话。《史记》“六国表”：“梁惠王二十七年丹封名会，丹，魏大臣也。“梁玉绳以为名会乃于浍之讹，浍为魏地。其说可喜。但如改会为浍而解为畎浍，或由行水而得之地，“名”解为名有，即名田之名，似亦可通。

白圭主张二十而取一（即百分之五）的税制，孟子骂他是貊道，即野蛮人的办法。太轻了。又提到大貊小貊，与大桀小桀，桀是暴君，取民太重。孟子赞成什一。税制是很复杂的问题，论赋役，没有兵役、力役，税有粟、米、布、帛等物资之征，有的以货币计，有的折算（役也可以折），还有附加税等。唐代租庸调制，计算已精，后来改为两税，才有杜佑《通典》那一篇细账，还是难算几分取几。若汉之算缗钱，及后来货物税等商税，计算分数则较为容易，也有不少资料。

古人计算多用分数，“贪贾三之，良贾五之”。我想以“三之”是一年利润为本钱三分之一，“五之”则为五分之一。即是什二，最为通顺。作为周转次数之说，日本有宫崎市定先生，中国有石声汉先生（《齐民要术今释》第三分册，四四一页）。我想他们两位互不相知。不过要假定每次轮转所投之资为同一数量，不计复利，“五之”才能得到“岁息万二千”之利息或利润，稍嫌费解。刘奉世的解释最通，但他认为子贷取息，稍嫌固执。利息利润之率本可通论，西文所谓rates of returns是也。二十而取之，显然是轻税，鲁哀公对孔子说“二吾犹不足”是已有什二之税，相差甚多。法令计算度量衡，二十分之一往往是一大关，值得注意。如睡虎地秦简“效律”“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石是一二○斤一九二○两，即误差二十分之一以上。“斗不正，半升以上，赀一甲”，误差二十分之一；“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更说明是二十分之一了。

《货殖列传》提到的论述，除计然有书之外，似多以口语相传，如引用的“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本土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注意奸与巧有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用贫求富等语，《齐民要术》“货殖第六十二”引作谚语。史公记“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俛有拾，仰有取”此家约简明，亦为《齐民要术》所引。又宣曲（在关内）任氏在秦败时，不争取金玉而独窖仓粟，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价），任氏独取贵善。（妙在不争）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此条公约，重自律，重公事，即事业之公事，甚可注意。当时已有影响。不争而能得时，不战而胜，自是高妙，白圭“趣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争取时机。时会有一纵即逝者，仍在人之把握。

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上）

此题包括：1.什么是商人的角色。2.商人除自己的角色之外，还演了些什么角色。3.什么人演商人的角色。问题复杂，只能略作分析，举几个实例，请读者自作评断或引伸。

大致言之，商人除了自己营业，还可以为皇帝、贵族、官僚营业，或代办，或专任，办事即是服务。其中有官似难分之处。从皇帝下至臣僚，都可作为公，作为官。皇帝称为“官家”。理论上皇帝的财库（汉之少府，地方官也有少府）与政府的财库（大司农所管）有分别。日本加藤繁先生，中国经济史大家，有专文讨论。我在评孙念礼博士译注的书评中，也有讨论，引清代户部与内务府为例。（海关监督，西人称Hoppo，有人说是户部之译音，有人说是河泊所之河泊变来。海关主管与织造相似，都是主子的亲信。收入与没入，大致都归皇帝。）帝制时代，自然是从政府库向皇帝库拨款时多。贵族官僚与商人勾结，屡见不鲜。理论上在上者不可与下民争利，实情则反。商人可能由配角升为主角。出了问题，一个骂奸商，一个骂赃官，各有道理。平情而论，历史中颇有勤政爱民的循吏，也有公平买卖的安良商贾，尤其是义举、善举的贡献，突出传统伦理道德的作用。英时教授此书，着重近代商人精神，确有贡献！

古代工商皆属官。齐“国”分（即都城与近郊）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工商可能在一处，或近处，便于营业。将来考古发掘，或可证明。《左》定公八年传：“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杜正胜《周代城邦》解为工商共赴国难（一三一—一三三页）是对的。日本竹添光鸿《左传会笺》也如此说。“工商食官”之食，可能指□食。管子说“贾而不为官贾，工而不为官工”，“与工而不与分”，大约是说记功而不予□食或衣食（《管子·乘马》）。古代工商属官，俞樾有大段发明：

古者商贾皆官主之。故《吕氏春秋·上农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贷。以《周礼》考之，质剂掌于官，度量纯制掌于官，贷贿之玺节掌于官。下至春秋之世，晋则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郑则商人之一环必以告君大夫。盖犹皆受命于官也。若夫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鬻贵，逐什一之利，是谓不受命而货殖。《管子·乘马篇》曰：贾知贾之贵贱，日至于市，而不为官贾，此其滥觞与！盖不属于官即不得列于太宰之九职，故不曰商贾，而曰货殖。子贡以圣门高第，亦复为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货殖立传，而首列子贡，有开必先，在子贡固不得而辞也。（《群经平议》）

刘宝楠《论语正义》引俞说，以为近理。但又说：“古者四民各习其业，未有兼为之者，凡有所业，以为命所受如此也。”汉有二业之禁，副业是否二业，尚可研究。

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对于商之角色，《管子·小匡》有详细的说明（简单说是“通财鬻货为商”，见《汉书·食货志》）：“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监，视也）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价）。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商之子常为商。”父兄教育弟子，四民各传其世业，中外各有父子传业者，也有儿子嫌父亲太高明不可及，自己独立入他业者。常为商，常字不可拘泥。世业自然有之。这一段动词有“观、审、察、知、料、计”等字，都是观察、计算等知识信息方面的操作，不只是体力劳动，大可注意。商可列于四民之中，同为“石民”（《管子·小匡》），即柱石之民。正在于此。

我加入信息二字，想到孟子讲垄断“以左右望（得了信息）而罔（网）市利”的贱丈夫，征商自他为始。后来刘晏主持财政，注重信息，政府大得其利。“既饶争时”是货殖家的高论。供求不全操纵在己之时，仍然要争。《淮南子》卷一说：“得在时，不在争。”还承认“时”（时机、时会）之重要。《管子》有“失时”一小段，说：“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时不是财货，不可藏而舍，即不可囤积。“富于春秋”，贵在善用。“今日不为，明日亡货”确解不详，望文生义，是今天不作事，明天不会有钱。上文有“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财，则民知得正矣”可证。也可解作今天不用（利用），明天未必有钱给你用（如通货膨胀之类，可减币值）。主张“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者，可能注意到此。

以下想把《汉书·食货志》里关于商人的记载，略作讨论。先从禹贡之贡说起。任土作贡，“远近各因所生，赋入贡棐（筐也）”。贡是人民对主上，特别是皇帝的责任。不限于“夏后氏五十而贡”的农业（日本农民对地主纳租，仍有“年贡”一词）。各地的土产、特产都应该贡，项目、种类见于政书，如《通典》及正史地理志、方志等。由地方官征取贡上；或政府派专人收买、坐办，给价不给价都是人民负担。商人为政府或皇帝服务时，即是官商、官贾，采办运输，都可有责任。贡之意义，不限于贡物，人也在内。科举制度，重在贡士，举人进士，举、进都是贡与皇帝。明清有贡生（生指生员），有五种之多。何炳棣教授《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有讨论。《学政全书》等处有资料。元明有贡吏，明有所谓农吏，似以矫正元代以吏为治之弊（《明会典》有资料），但效果有限。地方吏（特以书吏为多）中央吏虽已有人研究，仍有余蕴。我是多年前房兆楹教授提醒的。

《汉志》提到秦始皇发间左之戍，可证商人地位已低。注引应劭曰：“秦时以适（谪）发之，名适戍。先发吏有过，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发，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戍者曹辈尽，复入闾取其左发之。未及取右而秦亡。”赘婿可能与“生分”有关，下文再论。闾是里门。秦似尚右，先取较贱之闾左。汉也有“七科谪”之说。商人不能买“复”的，要服兵役。传统思想，不论儒法，都以豪强兼并（或并兼）为害。《管子·轻重》，政府敛散以时，要地方按家数藏谷、藏饯（注家说：人君所藏以赡民者），则“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大贾豪畜常是政府整治的目标。可能是统治者眼红，兼自利。不过，真爱民而以民为民之人君也有，不应一概抹杀。

汉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宦为吏”。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有法令规定，历代都有。瞿同祖教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专章讨论，征引甚广（当然尚可补充）。所论包括饮食、衣饰、房舍、舆马。不但讲个人而且论家属。早的如《管子》立政“百工商贾不得服长卷貂”。近如明代穿靴大有限制。商人在不许穿靴之列。手边有C.R.Boxer的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953），作者是伦敦大学葡文教授。页二六○有插图，商人夫妇，是1590年附近马尼拉的图绘，上题“常来”Sangley，我疑心是“生理”之误，但亦可能与商人称为“常卖”有关（见米芾《画史》及《梦粱录》等书）。

商人戴高（毡）帽，衣衫分两截，下截有折。盖脚皮或布鞋（或所谓皮札，只盖脚面，决不是靴），持折扇，颇朴素。商妇有钗、髻，有衫、裙，稍觉华贵。可能在南洋限制不严。不过此时西、葡、荷等国都已东来，华侨命运转恶，有几次大受屠杀。一次大屠杀在吕宋，华侨受万历帝好货之累，有人说吕宋有机易山出银，可采。皇帝相信，派宦官带人来查考，是矿监、税监报效中之一事，引起当地殖民主管疑忌，大屠华侨。

商人被屠，不限于海外，明末移到关外的所谓辽人，即屡受努尔哈赤（太祖）之杀戮。叶梦珠《阅世编》（上海掌故丛书）说：

太祖果于杀戮，凡杀辽人十次。初杀贫人，后杀富人、恶人（即识字者），名目不一。有一次杀不畜鸡犬者，云：“家无六畜，其意在逃也。”辽人百仅存一。太宗立，即加抚恤，遂得其用。今人但见辽人建牙佩印，薰灼炫目，比于南阳贵人，而不知其老者皆锋锷之余，少者皆死亡之孤也。

福建学道范君自言，在辽为“买卖人”，一日，忽被绑去，不知所谓。其叔尤之曰：“若（你）平日惯好着靴帽，今取死矣。”忽大人本行头（人名，似译者）来点阅。驱其叔及同巷数人，俱被杀。范独得留，亦不知其由也。（下略）

买卖人一词，今仍常用。“生理”明清多用，生活（作人家）亦常用。“着靴帽”非商人所宜。所以说“取死”。《东京梦华录》说：“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以香铺里（？）香人，质库掌事为例。《梦粱录》略同，但增“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又说：“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斗美夸丽。”颇似近代城市。

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下）

汉代商人从政，对国策有重要影响的，应推武帝时的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三人。同时在位执掌财权，实行与商人企业家争利的决策，很值得注意。东郭业盐、孔业铁，都以大农令郑当时的举荐，任大农丞，分掌盐铁。官营专利，古称为“榷”或“斡、筦（管）”。当时酒也有榷（茶酒在宋代特别重要）。桑弘羊是洛阳贾人子，十三为侍中，受武帝特赏，以少年参加财经智囊团，历任要职。孔仅任大农令，他任大农丞。在昭帝召开盐铁会议时（西元前81年），他以御史大夫即副丞相代表政府，与贤良文学讨论盐、铁、酒榷、均输等问题，舌战群儒。在桓宽传下来的《盐铁论》中，他是主角。书里反映了不少思想与历史状况的资料。

深入研究《盐铁论》要避免一刀切。农商对立，儒法斗争，都是过于简化的交代。桑大夫自称“结发束脩”，他受过传统士人的训练。所读之书，绝不限于管、商、申、韩，《盐铁论》第一篇他就引了《易经》：“通其变，使民不倦。”后来又引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公羊传》），文学引《诗》“百室盈止，妇子穿止”，大夫也引“百夫盈止，妇子宁止”，针锋相对。

贤良文学也有准备，对于要反对的几点，都有说词，对农具官造官卖的弊害，尤为痛切。此外，还提到假田，即以公田假于人民，可能是开荒，如《九章算术》中的问题，第一年税三钱，第二年税二钱，第三年税一钱。如此轻税必是鼓励三年连作才有成效。再依照应劭注为“北假田官”地名新秦中，颇有大举开边殖民的意味，贤良文学对此类政策是反对的。

武帝开边，近于《管子》三满中之武满，引起财政赤字，确是问题。桑大夫以盐铁均输等补救（同时已有杨可告缗，卜式输财等）自有道理。盐铁论议，给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论辩的机会，可见政府相当开明。结束时，大夫说“诺！胶车倏逢雨，请与诸生解”（五十九篇末），颇有风趣，奏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奉可。政府作了有限度的让步。此话记在第四十一篇之末。姚鼐说：“四十二篇以下，乃异日御史大夫复与文学所论。”想是对的。

《盐铁论》有大半英译（Esson N.Gale，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1931）。Gale曾在盐务任职，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任讲师，自序承认得力于林同济博士（当时任助教）与卜弼德（Peter A. Boodbery）博士（后任教授）。译注第一至第十九篇成书。后来林、卜两位又译注二十至二十八篇，在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65（1934）发表，台湾成文出版社1973年合为一册，很便利。

我曾在日本京都大学讲读《盐铁论》，时在1962年4至6月，是所谓集中讲义，兼用中、日、英文，日文多蒙佐伯富教授指教。讲时他与寺田隆信助手（今任东北大学教授），每次都出席，此外常来听的有几十位，如梅原郁、砺波护、佐竹靖彦等，多数已成教授了。

回美路上，在陈世骧教授席上遇见卜弼德教授，我劝他续译，他说太忙，让我做，我敬辞说不敢续貂。1975年春季，我在哈佛开《盐铁论》讲读，只有三五位听众，译注三十八（“备胡”）及四十二至四十五篇。最难的（第二十九）“散不足”（应作“羡不足”）蓝德士（Mark W.Landes）博士从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寄来他的译注。他是加大出身，很有功力。我与他曾通信讨论（末一次是1977年6月9日）。希望他能单独发表。

桑弘羊确是一位杰出的理财家。后世往往以唐之刘晏相比，称为桑刘，可惜的是两位都在政争中失势丧命。在武帝时，桑与孔仅、东郭三人同掌计权，打破了“市井之人不得仕宦为吏”（吏指大官）的旧令。又为推行盐铁、平准、均输，在全国各地任用了不少贾人。这个局面，在王莽时又有重演。论政策，桑弘羊对平准、均输贡献为多。此后，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对漕运有贡献，在边郡置常平仓，“民便之”。史称耿“善为算，能商功利”，可能有商学而不是商人。论政策，则王莽六筦五均之中，又根据新发现的《周官》（《周礼》）增加了赊贷，是政府贷款与人民。赊为救急，不取利息，贷为生产、取息。与当时的高利贷相比，可算德政。只是与后来王安石的青苗法相似（唐代的青苗钱只是一种田亩附加税，不可与安石新法相混）。

王莽的新政，规模弘大。六筦五均，也用了不少贾人，《汉书·食货志》说：“羲和（相当于计相）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督？）、临菑姓伟等（洪亮吉曰：三人皆见《货殖传》）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又有“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班固说“（莽）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史》《汉》对货殖议论不同，胡适之先生早已指出（见《胡适论学近著》中《司马迁为商人辩护》一文）。

《汉书·食货志》记成哀间成都罗裒，已有人注意。他是长安巴蜀间的大贾，其事可连注讨论。“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师古曰：言其自有数十万且至百万。联陞按：数十而不及百，是古汉语法。数百千人，数千万顷，同例。）为平陵石氏持钱（顾炎武云：犹今人言掌财也）。”顾炎武注意生理，传说他与钱庄银号之兴起有关，尚待证实。洪亮吉很注意赵翼或赵之友人如李保泰可能营运生财，杜维运近著《赵翼传》供有线索。致富一节二五九—二六一页引洪、赵诗：“广陵绛帐设五年，秦贾越商皆列侍。……我言十万信不虚，质库况亦盈吴趋。”赵挽李保泰“喜闻质库开阛阓，更买商闳俯丽谯”，喜闻是喜而不妒。质库自18世纪大兴。一位明清史专家告诉我，就他所知，没有一县的质库与县太爷没有联系的。志又说：“石氏訾次如、苴（如氏、苴氏，皆饶财），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联陞按：此是分帐）赂遣曲阳定陵侯（师古曰：谓王根、淳于长也），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钱大昭曰：此谷永所谓为人起卖，分利受谢是也）。”方式与后汉初“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桓谭传》）非常相似。罗裒早年已是中贾，到长安与大贾石氏合伙，为他持钱掌财。往来巴蜀，又利用小贾帮他增值，终至巨万。是一个“伙计”成功的实例。

市籍二字，值得推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有几处说“有市籍地主”、“无市籍地主”、“有市籍豪强”、“无市籍豪强”，认为双方“一向存在着矛盾”（1957年修订本第二编九五及四八、七三、七六、七七、九三页），似乎过分强调市籍。以常识推定，秦汉至唐末都市中之市场有定区。西汉长安九市，六市在道西[大约依五行西方为金之故。蜀汉成都水城在西，市在其中，见左思《蜀都赋》，北魏《洛阳伽蓝记》详记城西之市里，此书已有W.J.F.Jenner（1981年），与王伊同分别英译]，三市在道东，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其中居廛列肆之人，自应为籍之对象，以收市租，出入市之人，或亦登记以便检查。籍有一要义，即是登记，过关门不止登记，而且要验明文件，符传过所之类。英时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1967）一书有讨论，很重要。

货殖营运，不必是本人，显贵要避免“食禄之家不与下民争利”之讥，大可委之可靠的奴仆。历史中贾事听此奴、听此仆之例甚多。不合法的贩鬻，发觉便于委罪，此外，汉代人头税（算赋），奴婢加倍，商贾加倍。奴婢商贾合一，未必就加二倍，这个漏洞是否存在，值得注意。有商业行为者不必商贾，业商贾者不必有市籍。论者要分析。

西汉王褒《僮约》，描述奴隶对主人的各种服役，包括服贾远行。《僮约》有韦慕庭（Martin Wilbur）英文译注（1943年）、宇都宫清吉日文译注（1955年）。英时《汉代中外经济交通》书中都已利用。参考书西文部分（包括俄、德、法、英文）著者有近九十人之多。西方汉学家只有叹服。提到的市有军市、胡市、关市、私市、亭市、外市。关于南北朝的市，《隋书·食货志》有一条要改，“淮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不合理。应依《通典》作“淮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方妥。大市所在待考。《清华学报》（1937年）有小文《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引《隋志》未改。陶希圣师与武仙卿合著《南北朝经济史》（1937年）已改从《通典》。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引《隋志》未改。我评白乐日译注《隋志》时，指出改正。此评收入《汉学论评集》（1980年）。《清华学报》小文被收入《中国经济发展史论集》（1980年），事先未得通知，不能改正，深以为歉。此文是大学时代习作（论文之一章），似不必选。此外，入选的《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之关系》，比较成熟，尚可参考。

商人对一般财政，特别是官俸，有所贡献。地方财政细节，可读沈榜《宛署杂记》。中古北魏初百官无禄，依赖商人，大概出于营运，可能包括胡商。后来增赋颁禄，才罢简商人。唐之公庙钱，为官署食料，有“基金”（有新资料）由商人（包括捉钱户）营运，辽之云为户（云为即营运），宋之公使钱、公用钱都有资料，清代发商生息，亦是此类。古之办差，即今所谓服务，说穿了大抵是“当铺的招牌”——（歇后语）“两益”。至于元代斡脱（即商团）与海商，常与皇室亲贵服务，规模更大，一般士大夫，亦有附带投资之例。

英时的《汉代中外经济交通》以胡化、贾化的灵帝作结，文笔酣畅。这位皇帝商人，自鸣得意，卖官讲价钱，在后宫坐列肆，使诸采女贩卖，自著商估服（胡服）饮宴为乐。举动确有时代性。（尤其妙在省得“微行”冒险，市场与侠少往往为邻。）我要借此提出两个大问题。一是灵帝以藩侯入继，来自河间，其母长乐夫人据童谣“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母后好聚金而工数钱，此好此工是遗传？是后天？或二者兼有？二是妇女在中国商业史、商人史，也有一定的地位。古代大市中也有贩夫贩妇，逆旅酒舍都可以翁妪同营。女性寿长，不始于近代。老太君或中年贵妇已得钥权（仁井田陞有专文提此点）者，可以指挥奴仆营运，无需自倚市门（特别区域，有贩妇特多者，不具论）。

回到本书的重点，商人精神与传统伦理，如包括妇女，愿抄几条《庭帏杂录》作结，其中李氏所生三子，裳、表、袞。表字又名黄，了凡其字（1533—1606年）。《明代名人传》有房杜联喆博士给写的传。父名仁，字参坡，世业儒医，先娶王氏生二子衷、襄。继娶李氏生三子，故了凡行四。《庭帏杂录》辑者钱晓，称袁衷为内兄。称参坡“博学淳行，世罕其传。李氏贤淑有识，磊磊有丈夫气”都不是过誉。选录五条，以与本书印证。

《庭帏杂录》选抄五条：

（1）吾父不问家人生业。凡薪菜交易皆吾母司之。秤银既平，必稍加毫厘。余问其故。母曰：“细人生理至微，不可亏之。每次多银一厘，一年不过分外多使银五六钱，吾旋节他费补之。内不损己，外不亏人。吾行此数十年矣。儿曹世守之，勿变也。”（男袁裳录）

（2）父与予讲太极图，吾母从旁听之。父指图曰：“此一圈从伏羲一画圈将转来，以形容无极太极的道理。”母笑曰：“这个道理亦圈不住。只此一圈亦是妄。”父告予曰：“太极图汝母已讲竟”，遂掩卷而起。（男袁表录）

（3）吾母暇则纺纱，日有常课。吾妻陆氏劝其少息，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我辈何人，可无事而食？”故行年八十而服业不休。

（4）母平日念佛，行、住、坐、卧皆不辍。问其故，曰：“吾以收心也。尝闻汝父有言：‘人心如火，火必丽木，心必丽事。’故曰：‘必有事焉。’一提佛号，万妄俱息。终日持之，终日心常敛也。”

（5）四兄登科。报至，吾母了无喜色，但语予说：“汝祖、汝父读尽天下书，汝兄今始成名。汝辈更须努力。”（男袁衰录）

1968年1月30日初稿于阿令屯

补　记

此序原无总题，《原商贾》是后来商定的，取其简括。原字广义包括源与流（不限一源）商贾通称亦不再分别。

文中讨论小岛祐马《原商》，尚有宫崎市定先生《贾の起源に就ぃて》（序原贾）可以讨论。文先见于《东洋史研究》五卷四号（1940年6月），又收入《ァシァ史研究》第二，八○—九四页。

宫崎先生指出：与贾音义相通之字：居、沽、酤、盬皆以古字为音符。盐味咸苦，苦与古通，此音符有买卖之义，或起于盐之买卖。此种由音义通联之见解，大有启发性。

先生又指出，贾无行坐之限，《白虎通》等书行商坐贾之说（行曰商止曰贾）是强为分别。自然，先生也承认行贩坐贩有别。此外，居与坐义近。居积之物可以是贝玉，可以是谷盐，若要守护屯积，则不易行动，大贾商家所以连称，当是有所见而云然。

【注释】

[1]原文如此。——编者注

[2]七与十之误，可校正者，如《管子·山权数》（三权数？）“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十应作七，七、五、三是级数。

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

本文主旨，在就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之统制（包括控制与利用），提出若干看法，以供讨论。所谓商人，系用广义，一切行商坐贾、铺户店号，乃至当铺钱业牙行，均在讨论之列。所谓城市，亦取广义，兼指城镇，不论大小。所谓传统中国，时限可长可短。在本文多指帝国时代末期，自清初至鸦片战争一段，但亦有时兼及前后。

中国传统，远自二千余年以前，早已以农为本，视工商为末业，政府对四民之待遇，因有重轻。然就全帝国时代而言，亦不可一概而论。如《史记》、《汉书》所载，政府对商人之统制，包括贾人有市籍，不得为吏，不得名田，重其租税，乃至其车马服饰，亦受限制。此种政策，虽起于汉初（或更早），至武帝时，因财政关系，已有孔仅、桑弘羊等，由市井跃登朝列。其他限制，似亦渐成具文。此后在理论上，虽仍轻商，实则对于商人之控制与利用，力图兼顾。唐、宋以来，此种情形，更为显著，议论亦略有改变。读史者当就各时代分别观之，始能得其真象。如就清初至中叶一段论之，则对商人之控制，已不甚严，租税负担，亦非特重，政府且颇以恤商自许。利用则积前代之经验，特重“保”（如保商、保结、连环保）“包”（如包办、包额）诸术，颇有成效。

在清代商人入仕，远较前代为易。在隋、唐与辽代，工商及其子弟，均不得应科举。但此限制至北宋已见宽弛。据《宋会要·选举》，庆历四年（1044年）定“诸科举人，每三人为一保，所保之事有七”，其七为“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并不得取应。细玩“身是”与“曾为”字样，则不但工商子孙可以应举，即曾为工商而今已改儒业者，似亦可以应举。更早者为淳化三年（992年）所定，“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虽属特例，已开商贾应举之门矣。

金元时代，对商人应科举，似乎已无限制。明清更有所谓“商籍”，专为盐商子弟在本籍之外盐商营业之地报考生员，而且特为保留名额。据何炳棣教授之计数，盐商子弟，成进士者，明代近一百九十人，举人三百四十人。清代进士至乾隆之末，已达四百二十余人，举人八百二十余人，其中在18世纪，人数尤众。按明清商籍，盖仿元代河东之运学运籍。当异族入主之世，商人往往特受优待，亦可注意也。

科举之外，尚有捐纳一途，为富商入仕之捷径。清代捐纳制度，近人已有专书详论。在清代主要自为财政关系，然如雍正上谕所言，捐纳进身，可救偏重科举之弊，则其中亦不无政治意味也。

宋、元以降，商人入仕之途渐广，此与一般社会经济之发展，关联自极密切，在思想上，亦有反映。如宋元儒者，已不讳言治生，明末黄梨洲，已有工商皆本之论，清代沈垚（《落帆楼文集》）更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其言虽近于偏激，亦有相当根据。

秦汉所谓市籍，至少延至唐代。中唐以后，政府对于市场之管制，大见松弛，对商人之特别注籍，似亦不及以前之注意。明代户籍，分军民匠灶四大类。商人似亦属于民户。清代《嘉庆会典》有“军民商灶”之别，然此所谓商，即上文商籍之商，专指盐商而言，不得误解为一般商人。惟以商人当行及纳税（如门摊、铺税等）之故，政府对于孰为商人，及各商资力之大小，亦当有相当了解。保甲调查，亦分住户铺户，此在19世纪之纪录特为显著，京师所在，固不待言，如《津门保甲图说》（1846年）所记天津各区人户，分类详细，数目似亦相当可信也。

政府就商人收取关卡通过税及落地税等，几于无代无之。关卡之弊，记述议论，亦复多有。工商当行，在政府视为应尽之义务。然行户采买，名为给值，实多白取。所谓和买、坐办等，皆是此类，深为商民之患。就一般税役而论，明清虽有以货币代实物之趋势，实际负担，仍属不小。惟清代在未创设厘金之前，税额较之前代，似为稍轻。

牙行中之官牙，领有牙帖（纳费），实只相当于唐代之市司，除介绍买卖外，并可评定物价，有时且可为商人之居停主人。在水路则有埠头，亦称船埠头，其作用与牙行同。牙行之作用，与同业商人自组之行，有时相辅，有时相竞，其关系殊为微妙。在政府用为统制之工具，则无甚异同。政府对物价与币值之控制，普通最重视米粮价格与银钱比价，对米粮与货币之流通，有时亦加管制。惟自宋元以后，亦不时有人论及过分统制之恶果，提倡自由流通，此亦经济发展之反映也。

政府利用商人之一常法，为发商生息。此在若干情形之下，对商人可能有利。但商人须负责偿还本息，往往为难。至于盐商洋商等之捐输报效，名曰情愿，号为踊跃，实际则多出强迫，不过政府与商人分利之美名而已。

一般言之，清政府对商人，尚属宽大。商人之苦于苛虐者，罢市、请愿，乃至短期暴动，虽有其例，大规模之变乱，则未有商人为领袖者。此中因素，虽甚复杂，与政府对都市商人统制之和缓，似不无关系也。

一、导论

这篇关于政府对城市商人之统制的文章并不是一篇研究论.文，文中所提出的数点建议只是一个社会史学者所做的一般性的观察，希望或可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文中“商人”一词是用的广义，包括各种商人与生意人，固定的与流动的，甚至牙人（经纪人），经营当铺、钱庄的人，以及投资于传统手工业的生意人。这样使用的理由是中国传统上把这些人都称做“商”。“铺户”一词，是登记职业用的，差不多包括所有从事各行生意的人。“店”这个字或指商店或指旅店。因此商人一词必须使用广义才能把一些有意味与相关的事实包括在内。“城市”一词也是用的广义，兼指城、镇与郊区，而不限于城墙以内的地区。事实上，通称为“镇”的市场中心，大抵是没有城墙的。商人只要是在城市做生意的都可称为城市商人，虽然他并不一定住在城里。“统制”这一词包括与商人的地位、活动以及税役等有关的规定与限制。

本文的讨论集中于清初到鸦片战争（1644—1840年）这一段时期，换言之，即是传统中国开始受到西方势力的空前冲击以前的两个世纪。这段时期特别令人感觉兴趣的理由，其中之一是这段时期内，中国的统治者是几位相当开明而且非常能干的异族皇帝；这段时期中国正经验到社会与经济方面重要的变迁，即是中国大陆学者称为“资本主义萌芽”或初期成分者。[1]此外，中国在这段时期仍保留有许多传统的面貌。

一般对传统中国只有初步了解的研究者，可能认为旧社会商人的地位是这样的：农人所从事的职业是“本业”，相对的，商人与工匠的职业被视为次等的、非基本性的“末业”。此外，商人多被视为奸狡、惟利是图，因而受到轻视。他们的投机、操纵物价、屯积货财，都被认为不但害及消费者（特别是无助的农民），也对整个经济有害。商人的这些活动有违于公正与安定的原则，因而各种规限与税役必须加在商人身上，对于他们的地位必须加以降抑。但是，像这种一般性的说法至多不过是粗略的说明罢了。

这种一般性的说法所以流行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古代中国某些时期的史籍的影响。差不多三十年前，如果中国学生曾读过一点点中国的正史，很可能不是《史记》，便是《汉书》；前者的范围是从中国古代至西元前100年左右，后者则从西元前206年到西元23年。上述的说法大部分便取材自这两部史书中谈到食货与商人的篇章。[2]那时候大学里中国通史的课程仍然只着重于古代史方面。比如就制度史来说，教授们认为只要说明与讨论汉代的制度史就可以，因为后代差不多都是因袭汉代的模式，只有很少的修改与出入。

当然，中国古代史与中国第一个官僚帝国确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简单地说，在战国时代（西元前403—西元前221年），政治、社会与经济上巨大的动乱与变迁中，游士、游侠与行商坐贾这些人变得非常流动而活跃。他们成为各独立邦国以及后来帝国的政治资本。因此，他们可能是艾森斯塔教授（S.N.Eisenstadt）所称的“自由浮动资源”的最好的例子，对于他所谓“历史性官僚帝国”之成立，有过重要作用。[3]

到西元前221年秦统一各国，这个中国史上第一个帝国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自由浮动分子。明显的办法是统制，包括操纵与利用——为了政府的利益，绝对不能让他们自由集附到另一个政治中心，或是自己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集团。秦朝只是短短的十几年（西元前221—西元前207年），未能完成这项工作。它的失败也许由于过分注重法家思想，过分独裁。汉朝从这里学到教训，成绩较好。当温驯的儒家学者（借用顾里雅教授H.G.Creel的定义：儒乃懦弱者也）成群地协助或加入汉朝的统治集团，中国官僚帝国的模式便开始形成了。

汉代是否真正采用压制商人的政策是值得讨论的。支持这方面看法的人会说，商人得缴纳额外的重税，他们不准拥有土地，不准穿着丝绸，他们的子孙不得做官，他们的活动在政府有专卖权的一些基本货物上受到限制。事实上，上面这些说法，除了有关纳税那一项之外，大多数是不难修改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可以很容易放弃他登录的商人身份，变成一个地主，而仍然做谷物、丝帛或其他生意。汉高祖命商人不得衣帛，这道命令恐怕当时并未认真执行过，以后更是完全被忽略了。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即位后，即打破政府不任用商人为官的规定，两个在盐铁买卖上非常成功的商人成为他的主要参谋。把盐铁收归国有的建议，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主管专卖事业之后，就引进更多的生意人担任政府官职以协助他们办事。桑弘羊，贾人之子，精明而有谋略，深得武帝信任，由侍中官升御史大夫（副相）。由此看来，中国第一个持久的帝制朝代——汉朝，对商人的态度就已经是模棱两可的，至少在一段相当时期内，政府是有意兼用一种对商人限制、征税而又加以利用的政策。

在后来的朝代里，商人的命运也走着一条曲折的路途。为了解某一段时期商人的地位，一般历史背景的知识是需要的，因为只有与其他时期商人的地位相比较，才可能对某一时期的情形得到一个有意义的评价。

二、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

如果回顾一下清代最初两百年间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很明显的是，这段时期我们见不到什么特别的障碍妨害商人改善他们的地位；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控制是有限的，加于他们身上的课税与勒索，相对来说较轻（或至少不特别重），另外是，在统制的执行上，往往都离不开“保”与“包”这两个古老而特别重要的观念。我们可以先从最后一点谈起，以作为了解的背景。

“保”与“包”这两个观念与“报”不可相混。关于“报”我已有另文谈及。这三个观念都是传统中国盛行的观念，而且还继续到现代。在“保”与“包”这两个观念中，“包”流行较晚，大致是自宋代以降，这点也许可以反映出中国从宋代以来就对有限而可确保的利益或结果越来越感到兴趣。

保的观念几乎在政治、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可以发现。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担保贷款、申请护照等等，都需要某种地位的人或某级以上的店铺担保。几个人或店铺联合起来担保的称为“连环保”，执行地方警卫与地方统制的保甲制度，是中国史上最为人熟知的制度之一。包的观念最常见的是包税（常与另一个字“额”连用）此外还用于包车、包船、包工乃至包饭等等。

我们可以就商业活动范围之内举出更多的例子：政府核准的牙行的一个作用是保证某种程度内的公平交易。政府要求商人行会的领袖负责保证会员的行会，而且要供应清廷官方所需要的应用物品（这些往往牵制到所谓规费以及类似的勒索）。有引票经营盐运的商人首领称做“总商”，责任重大。经营出入口贸易的“公行”，有时称为“保商”，必须负责一个港口的对外贸易。大规模的商业组织，政府往往要他们成为多头制，以便维持制衡。这种预防办法，类似政治圈内所使用的，例如数名省级的高级官员并列。这是中国统治者从历史上得到的经验，知道倚重惟主管首领是问与联合负责的原则。

（一）地位与登记

在清朝统治下，阻止商人爬上政治阶梯的障碍，显然很少。中国帝制早期的几百年内，统治阶级经常妒忌地守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商人即使想占一席地位都极端困难。隋代（581—618年）所建立的进士制度，一直成为学者经由考试进入官场的最佳途径。但是这项考试，在隋唐（618—907年），以及辽代（907—1125年），对商人、工匠及其子孙是不开放的。[4]这种歧视政策到宋代（960—1279年）似乎减轻了不少。1444年颁布的规定要进士级的考生之间组成相互担保的团体，每一组三人（首都区开封府内五人）。担保的条例有一项是“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不得取应。条文中所用的“身是”与“曾为”两词似乎指出，出于商人家庭而自己不是商人，或甚至曾为商人而目下已非商人，都准许参加考试。如果我的解释正确，这点值得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记在心里。同时要注意的是，在金（1115—1234年）、元（1206—1368年）两个异族入主的朝代，似乎没有禁止商人或工匠参加考试的规定。因此我们可以说，最近数百年中商人已经得到了政治解放。

事实上，在明清两代，盐商还有一项特权，可以令其子弟注册入“商籍”，参加生员考试，以进入商人居住地与经商地的学府，而不必如一般人须返回本籍才能参加考试[5]。此外，学府中特别为商籍学生保留名额，这些生员以后多半在省城参加考试。这种特权无疑地为清代盐商的后代造就了几百位进士，与更多的举人。何炳棣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曾举有数字。[6]把这些资料大略地再检查一遍，可以发现这些举人进士大多数是在18世纪通过考试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为盐商家庭子弟设置学校的制度，可以追溯到元代。1299年，一位蒙古籍的盐政在河东为盐商家子弟设立了一个学校，称为“运学”。注册的学生称为“运籍”，这名词是“商籍”的前身。这件事以后在16世纪末，被人提出来当作在别处成立类似设施的前例。[7]也许，就元朝来说，给予商人特权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蒙古的统治阶级十分依赖维吾尔商人与中国商人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润。

除了考试以外，商人获得荣耀乃至官位的另一途径是“捐纳”，这是一种花钱买头衔、职位的制度。卖官鬻爵自然不是新事，它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但清代的制度无疑地是最完备，而且是最被倚重的一项主要收入。在18世纪早期更是重要。这个制度显然也包含有政治动机。正如雍正皇帝曾公开承认，有才能的人不由正途，而借着捐纳等非正途出身，可以平衡由科举出身者造成的过分影响力。在理论上，正规的捐纳，虽然本身不是正途，却是让生员得官或小官取得晋升的主要台阶，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形。实际上，所有的富人都能为他们的父母买一个荣衔，并有不少替自己捐买监生、荣衔甚至官职者。富有的商人任意利用这种机会不难想像得出，18世纪的盐商就可以举出很多例来。商人捐官这件事，在19世纪下半叶曾经遭到章奏强烈的反对，但是清政府不能也不肯放弃这笔每年给国库带来几百万两银子的财源。有人曾说，这一大笔收入使得清代早期统治者不必重视商税，结果是商人得利。此外让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大约从1851年开始，旧式银行称做“银号”者，为人办理捐纳而大赚其钱。[8]

在结束我们对商人地位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到明清两代社会系统的流动性，这点何炳棣教授已有畅论。[9]其中很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分工的例子，父亲或兄弟经营家中的田产或生意，而让儿子或另一个兄弟去读书、参加考试。清代学者沈垚（1798—1840年）曾上溯到宋代，认为这种经济基础是帮助考生成功的重要因素。沈垚认为，从那时候起，所谓四民的士、农、工、商已有了结合与混合的现象。[10]另一位清代学者钱大昕（1728—1804年）也注意到，宋元时代的儒家学者已经鼓励学生首先应获得适当的生活方式（谋生方法），这样才可以使他们在进入官场前专心读书，日后在任位上才能维持正直与清廉。[11]农夫的职业当然是基本的，一个诚实的商人或制造有用而非奢侈品的工匠，他们的职业也可视为基本的，黄宗羲（1610—1695年）曾强调过这一点。[12]这种态度上的改变，无疑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较为流动的社会里，不只富商成为有威势、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是普通商人也发现他们的地位改善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古老的轻商观念，此时已经归于消灭。举例来说，乾隆皇帝在1742年下诏免除米与豆在国内所有的通过税，诏令中他依然提出“重本抑末”的老调作为理由。[13]

与商人地位密切关连的问题是他们在人民中如何登记。中国历史上，登记（著籍）一直是政府统制人民的一项重要手段。从帝制中国开始，正规商人就得登记在“市籍”项下。秦汉时代由于用兵频繁，有时那些名字登记在市籍下的人是第一批被征召入伍的，然后是那些以前曾入市籍的人，再其次是那些父亲或祖父入市籍的人。[14]

市籍的登记至少继续到唐代，那时候由政府密切统制与监督的城内集中市场颇为繁荣。关于唐代的市场制度，杜希德教授（Denis Twitchett）曾有精辟的论述。[15]但是到了唐代后期，这种市场制度开始衰落，大多数城市市场的规定都被忽略或遗忘，很可能不久以后市籍登记便终止了。

在明代，户口的登记主要分为四大项：军、民、匠、灶（制盐者）。[16]工匠有专籍，因为他们必须轮班应差。明中叶以降，班匠可以纳银代差，渐渐得到解放。

军民工匠四种户籍在名义上延至清初。《嘉庆会典》列举“军、民、商、灶”[17]，这一条很容易引致误解，因为此处之商即上述之“商籍”，单指盐商而言，而非指一般的商人。

户口的登记从1772年正式成为保甲制度的一部分。然而，保甲制度起初并未认真执行，直到1813年冬天，国内发生一连串暴动事件，特别是这年秋天“天理教”的一次暴动，震动了北京皇城，以后保甲制度才比较认真。清代的保甲制度并不是划一的，大致来说是“门牌”的登录以及登记入籍。登记的事项包括户长的“生理”或“行业”。这分为“住户”或“民户”，与“铺户”两个主要项目。有趣的是，铺户的登记只包括那些不与家人同住的店家（我们可以称为离家商人）。店主与家人同住的则归入民户。我们需记住，在中国帝制时代，远离家乡的老百姓很可能引起别人的猜疑，他们得随身携带执照或护照之类的文件以证明他们的身份。

根据1851年秋天的官方报告，北京的内城（西洋文献称之为“鞑靼城”，因为大多数居民均为旗人）住户七六四四三户，铺户一五三三三户。[18]在北京的外城或所谓“中国城”，铺户的数目可能更多些。另外从天津在1846年施行保甲制度下登记的民众，我们可以发现某些有趣的项目与细数。[19]生意人分成三个项目：“盐商”、“铺户”与“负贩”。在天津城围内登记的九九一四户中，盐商一五九户，铺户三一三二户，负贩一九三五户。在东郊，即东城门外，登记有七○七七户，其中一一○户为盐商，二九七五户为铺户，一三三○户为负贩。在北部的六六三五户中，盐商五二户，铺户三一九六户，负贩七九九户。其他西郊、南郊、东北郊与西北郊四个郊区，登记的户数较少。但在这些区中，生意人三项登记的总数仍超过总户数的三分之一或接近半数。这些显然相当可靠的数字，很可指出在我们所讨论的这段时期的末期，天津市的商业化程度。

（二）限制、征税与利用

唐代的各种民法与刑法包括许多关于市场的详细规定，但清代的《大清会典事例》与明代的会典相似，对于贸易与商业方面较少提及。会典中的“市廛”即市场统制一节，仅包括短短的五项：经纪业务、公平价格、市场的独占（把持行市）、度量衡，以及市场上出售的衣料与用具的品质标准。除了第一款内规定私营经纪业务为非法（私充牙行埠头），这点是从《明会典》中抄袭而来，其他各款都依照唐代标准而制定。[20]关于上述最后两项事务的规定，其起源最为古老，也可能最不受人重视。晚清的法律专家薛允升氏（1820—1901年）曾特别感慨这方面执行的松懈，他强调维持货物品质与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性，但并未引起作用。[21]

根据禁止私充经纪的一款，在城镇乡村的各行业的经纪人（诸色牙行），以及类似泊船地方（船埠头）的经理人，应从殷实人中选出来担任。政府发给他们盖有官方印记的登记簿，让他们记录来往商人或船主的姓名、固定住址、通行证号码，以及货物的数量。登记簿每月要送交政府当局检查。那些未经官方核准而营经纪业务的人应受杖刑六十大板，他们所收取的佣金（牙钱）应予没收，如果官方认可的经纪人或埠头（官牙埠头）有掩饰藏匿，应受杖刑五十大板，然后免职。关于物价一款，将制定公平价格的责任给予经纪人（行人，即牙行），而非唐律上所规定的市场官员（市司）。[22]

经纪人的作用是在买者与卖者中间协调商定一个合理的价格，除此之外，许多经纪人也充当店家，招待来往商人的食住与寄放货物，当然也照章收费。这些费用是在交易时所收的佣金（牙钱、用钱、或称行用）之外的。经纪人也可能充任商人买卖的代理人，为他们接洽贷款，安排他们的交通与货物运输问题。因此经纪人在贸易商业上能担任不少职务。[23]政府要借着经纪人以钳制商人是很自然的事。

在理论上，只有有执照的经纪人才准许担任这些职务。根据规定，这种执照（称做“牙帖”）只有省级当局才能发给，并有固定的名额，这个执照每隔五年检查一遍，并重新发给（北京从1725年开始），同时，名额亦可能变更。[24]实际上，省区与地方官员常常不顾名额而自行发给执照，因为这项业务是州县政府收入相当可观的一个来源。对省府与清朝政府而言，从经纪人的执照所收取的费用只是非常小的数目，但是，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情况有了重大改变，从那时起，特别捐也由经纪人收取，并与厘金合在一起。在湖北与湖南，从经纪人处收取的年度捐税估计有他们的牙帖费的一百倍之多。[25]

这些经纪人，特别是那些私营的，带给商人的麻烦实多于帮助。当某一行业的商人组成一个行会后，通常都会被与他们这一行打交道的经纪人控制住。通常借着使官准牙人或为本行会员而达到目的。有关这类做法的例子我们在北京18世纪时组成的行会记录上可以看到。[26]

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行”这个字在中文里经常是表示“行业”而非“行会”，除非我们将行会的意思扩大到包括那些没有会馆或公所，甚至没有行规的原始行会。政府热衷于让商人按行业组织起来的主要理由是配合它对各种物资的需要，这种要求可能来自清廷当局或任何大小衙门。商人有义务应付这种要求，称之为“当行”，意思是“本行的当值”。理论上，政府需要的物品应该用“时价”或“实价”买进。事实上，真正照办的很少，即使政府付给相当的价钱，经办人在中间索取的陋规也成为当值商行的一个沉重的负担。1738年，清廷诏令全国各大小衙门纠正这种陋习。[27]在雍正皇帝名义下发布的《州县须知》，警告地方政府官员，不得向商人与百姓强索物品。[28]然而这些命令与警告实际上完全没效。举例来说，为了供应清廷光禄寺所需用的猪肉与鸡，北京城内宛平与大兴两县特别从这两行里挑选了殷实的商人来负责供给，结果害他们从1752年到1756年之间，每年都赔上两三千或三四千两银子，直到这两行在1756年被废除为止。[29]

在明代末叶以后，这种“当行”制度照规定本可纳银替代。16世纪时，北京城的铺户分为九等，每户每年要付一钱至九钱的银子称做“行银”，以免当行。到1582年冬天，政府批准一项奏折，免除最下三等的铺户缴纳这笔行银。中间三等的铺户，其资金从三百两银到五百两以上的，以及上三等的铺户，其资金多至数千两银者，则需继续缴纳。同一年早期，政府也批准北京城内两县中一三二家官方认可的行业中，三二家小号得以免除缴纳这笔银钱。[30]

到清代，北京城内的两县获准从内城以外的铺户收取这笔银钱。上等的铺户每年缴付五两银，中等每年二两五钱，下等的铺户则免缴。北京内城九门内的铺户得以免缴的理由是他们得负责整理街道，特别是填土、洒水的工作。

大多数城市中对商店开设的地点都没有严格规定，只要不太靠近衙门损其尊严就行。但是暂时性的货摊与浮摊不准见于大街上。在皇都里的规定就比较严格，举例来说，北京的内城不准开设戏院与旅店。1756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城里有十五家旅店，其中有好几家“关东店”，显然是为在满洲做生意的商人开设的。[31]还有四四家店铺，夜间也经营旅馆业。所有这些店铺都得迁到外城去。另外七二家经营猪肉、酒、鸡、水果与烟草的店铺则准许留在内城。[32]叫卖的负贩有时不准喊出某些被认为是忌讳的字眼。在1648年与1649年，北京城内的负贩曾被禁止叫卖，因为多尔衮嫌他们的声音太吵。[33]

有关这方面我们可以再加上一点是北京城内一般都实行宵禁，特别是在内城。为了便利警卫，许多较小的街道，特别是通往大道的傍道都树立起栅栏，夜晚关闭，禁止通行。根据《金吾事例》，1729年北京外城有四四○个官准的栅栏；1763年内城有一○九九个栅栏，皇城内有一九六个。这些栅栏似乎一直维持到19世纪初年。[34]栅栏与宵禁令人想起唐代首都长安城内坊门夜闭的严格规定。

北京城内的九个城门的征收货物税都是在恶名昭著的崇文门税关管制之下。这从明代起就如此，一直继续到民国时。更早的朝代当然也有类似的税。记得南唐时代曾有官吏幽默地对皇帝说，首都不下雨的原因是雨恐怕在城门要缴税。结果，皇帝下令减轻这些税捐。[35]

像清朝其他的税关，崇文门的税关也有年度的定额。在本文讨论的这段时期内一般定额是十万两银多一点，这笔数目不算大，留给税吏足够的余地去充实他们自己的腰包。[36]税关的主管者照规定都是旗人，他们在这位置做了几年后，大概都得到类似的下场：借某一个罪名免职，其大部分财产充公，但也罕见完全破产之例。清朝皇帝与这些权贵税吏之间的关系正像渔夫与他豢养的鱼鹰之间的关系。

州县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称做“落地税”的，是对所有进入其管辖的地方市场的货品所征收的税。这些税通常都是包给衙门的衙役或牙子，自然有滥用职权与腐败的情事。1735年清廷曾下令废止所有乡、镇、近郊的落地税，仅保留县城与州城的。[37]这道命令是否曾广泛执行以及行之多久却是值得怀疑的事。

总结来说，清代最初两百年内对地区间以及地方贸易的税收并不特别重，尤其当我们比较一下明代万历朝（1573—1619年）的下半期，朝廷的宦官在征收全国商业税那种无情的勒索时，或是比较一下从1850年代加之于各省的厘金，给朝廷从1869年到1908年每年都带来一千四百万至二千一百万两银子的收入时，就可明白。[38]

在物价管制方面，政府关心的主要是谷价的稳定，以及铜钱与银两的兑换率。为了防止大量囤积铜钱与米谷，政府曾试用各种方式，下令禁止这种事情发生。当谷价太高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显然就是抛售政府所存积的米谷。在北京，官方的米局特别用来供给旗人。由于北京城人口众多，因而有严格的规定管制米谷运出京城。原则上只有少量的米，村民买来供自己食用的才准许运出京城。此外，不论米或谷都不准运出城或甚至京畿地区。[39]清廷对未去壳的谷子管制更为严格，原因是谷子能保存得更长久。

银与钱的兑换是钱铺的主要生意。通常，北京城的钱铺得五家一组连合互保。18世纪有一段时期清廷依靠官方认可的钱币经纪人（称做钱行）来稳定兑换率。[40]大体来说，雍正与乾隆两朝在北京的成效相当好。兑换率的波动幅度是从八○○到一一○○文铜钱对一两银，但大多数时间都维持在八五○或九五○上下。[41]谈到钱铺间的连保，可注意的是类似的要求初期并未应用到旧式的银行（称做银号）上面，直到1860年数家半官方的银行宣告破产以后，银号才需要连保。由此看出，尽管银本位经济已经继续了几个世纪，政府对银的控制总是落后一步。

利用城市商人的一个主要方式，是托付给他们一笔公家资金作为投资之用。这种制度称做“发商生息”，在前几个朝代就有了。受到这种资金的商人绝大多数都是当铺与盐商。政府收取的利息是月息一分至二分。一般来说，这笔利息是指定作为特殊用途的。[42]雍正皇帝特别爱好这个制度，用所得的利息来资助八旗与绿营军。清廷的内务府也非常依赖发商的利息为其财源。乾隆皇帝时仍继续这个制度，后来他改变主意，1759年时宣告发商生息于政体有损，下令加以限制。1769年，他下令将已经发给长芦盐商的资金改称做“赏借项款”。[43]使用这个新名词的理由是政府所订的利率较法定准许的月息三分利率低得多。但是，旧的名词与制度仍被清廷、省府、州县政府以及半官方或非官方的组织继续使用下去。可注意的是信托资金对商人并不一定有好处。1783年长沙府的当铺为某种原因婉拒从省府接受更多的资金，托辞说他们手头已有足够的信托资金了。[44]

另一种利用城市商人的方式是“自动捐献”，称做“捐输”或“报效”，这是城市商人资助政府的军备、公共建设、水患、饥荒的救济，皇帝出巡与皇帝生日等的开销。根据两淮地区盐政管理官方记录的数字显示，在1738年至1804年之间，这个地区的盐商在四十多个场合总共捐献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两银子。[45]根据盐政的报告，盐商们都是“情愿”甚至“踊跃”认捐，恭请皇帝“赏收”。在另一方面，盐商们又不时请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捐献。有几次，皇帝对商人的忠诚报效与急公好义表示嘉奖，而只赏收一半的捐款。商人在这种情形下所得到的直接回报不过是所谓“议叙”与名义好听而已。然而在其他场合，皇帝为显示对商人的仁慈宽大，准许他们免费取得额外的“余盐”，或是允许他们延期偿付滞纳的盐税与信托基金的利息。皇恩的殊荣，甚至免除盐商对政府的负债，1780年减免了一百二十万两银子，1782年与1784年大约是三百八十六万六千两。[46]另一批重要的自动捐款，是由广东的盐商与洋行（行商）所认捐的。从1773年至1832年间的捐款总数大约是四百万两银子，数目虽不是大得惊人，也是一笔巨款。[47]

如果能比较清代各皇帝所采行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有关商业贸易的细节，甚至比较一个皇帝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将是一件极有趣的事。遗憾的是这样的比较已远超出本文的范围。然而我们可以强调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绝不是蒙昧无知不肯用心的专制君主。康熙皇帝有一次在1717年曾夸称他对盐政方面深刻的了解。[48]雍正皇帝无疑地非常通晓一般的财经事务，但1728年有一次也承认他并不特别了解有关茶政上各种渎职情事，以及有关茶与马的贸易，因此不能给负责的官员特定的指示。[49]乾隆皇帝在1748年曾有很合理的意见，认为一般来说还是把市场方面的事交给人民，准许他们自由流通货物较好。政府的干涉，虽然出于好意，常常由于处理不当而产生扰民的障碍。[50]清代皇帝一般都可以称得上对商人宽大而同情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对商人有时也出诸操纵甚至有喜怒无常的态度。

三、城市商人的反叛取向

相对于政府统制，重要的一点是检讨商人是否曾抗议或反叛这种统制，和采用什么方式。有关这方面讨论，我们可以19世纪学者汪士铎（1802—1889年）所做的观察作为起点。他认为，商人与城市的文人一样，似乎是最不倾向反叛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表现非常低度的反叛取向。汪士铎在1853—1856年间，因太平天国之乱曾躲藏在长江下游的南京与绩溪之间，这段时期所保存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

天下最愚，最不听教诲、不讲理者乡人。自守其所谓“理”而不改。教以正，则哗然动怒；导以为非为乱，则挺然称首。其间妇人又愚于男子。山民又愚于通涂之民。惟商贾则巧猾而不为乱，山民之读书者不及也。在外经商之人，又文弱于当地之商贾。知四民之中，最易作乱者农。工次之。武生次之。山中之士次之。商贾之士次之。城士之士，则硜硜然可以决其不为乱[51]。

这种议论显然是概括而充满偏见的，但我们或可了解这不完全是处于一个大动乱暴力时代所发的愤激之言。无论如何汪士铎是个相当独立敢言的学者，他不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而且是热心于提倡改革、恢复秩序的人。至少他在这段话里提出一个启发性的见解，就是在传统的四种功能团体中，城市商人与城市文人的反叛取向最低。

进一步说，根据汪士铎的推论做一初步检查，显示其中确有一些历史的真实性。[52]中国历史上曾记载无数次农民叛变，但几乎看不到任何城市商人领导的叛变。从唐宋时代以降，我们看到走私盐商与海盗商人的记载，然而他们行动的范围似限于山林、沼泽、海岛与外海上，有时在他们势力范围内，他们也会打劫城镇，因而可算是城市商人的敌人。在明清时代，关于矿工、伐木者与城市匠人的暴动与罢工事件，也有所闻。

当然，一个社会中叛乱取向的问题，或广泛地说暴力取向的问题，其研讨不一定只限于功能团体。举例来说，这个问题可以就个人或团体从年龄、性别、地位、财富、角色、功能、教育、风俗、传统或是其他的角度来探讨。甚至汪士铎所作的粗略的推论也提到其中几方面。然而，对这个问题更深一步的方法论，却已远超出本文的范围，而且坦白地说，也不是作者能力所及的。为说明城市商人在清初时代抗议与叛变的性质与程度，我们可以看看下面四个例子，他们所谓的“商人与手工业者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53]这四个例子记述的事实均是“罢市”，就是商人与生意人拒绝做生意以示抗议。

（一）1660年在山西潞安的罢市

这次罢市的背景是源于明代生产御用丝织品称做“皇”的制度。在山西潞安做这一行生意的“机户”，必须以固定的官价供应这项货品，而官价显然是经常不足以抵付生产所需的开销。明末清初时代，皇年度配额是三千匹（一匹为六丈八尺）。1652年诏令将配额减去一千五百二十匹零四丈八尺，每匹的价格则从十两银子增至十三两。1658年，配额又由一千四百七十九匹零二丈减去一千一百七十九匹零二丈，因此实际上所需要的仅是三百匹。但是到1660年，机户发动一次罢市，据说将其织机焚毁，手里捧着账簿记载着他们的损失，准备向北京城进发，直接向皇帝请愿。

据潞安一位朝廷官员王鼐的奏折，这些机户在明末时原有三千张以上的织机，但大多数都已破产，因为他们得依照政府命令按行服务，所谓“抱牌当行”，结果是他们生产的丝得不到适当的偿付而大受损失。从1644年到1660年，所留存的织机仅两三百张。据奏折所言，皇帝的削减配额，延长限期，先行付款，以及“合理实价”，使得机户争着愿为皇室服务。但是本省官吏的取用以及外省采购使者的要求勒索，却使他们遭受损失。理论上，机户们可以从他们出售的丝得到官价付款，但是经过层层勒索，特别是付差官差役的催费、验费及纳费，实际所余无几。

我们在王鼐的奏折中可看到很生动的描写：“臣乡山西，织造潞，上供官府之用，下资小民之生。……为工颇细，获利最微。……今年（1660年）四月，臣乡人来言，各机户焚烧机，辞行碎牌，痛苦奔逃，携其赔累簿籍，欲赴京陈告，以艰于路费，中道而阻。天有簿籍，必有取用衙门，有衙门必有取用数目。小民含苦未伸，臣闻不胜骇异。”他接着建议严禁本省不得滥行取用，隔省不许擅差私造。从方志记载中，我们不清楚他的建议采行至何种程度，因为只说到山西巡抚下令立碑严禁。推想大概是，差役与差官不许继续强索，而机户也不许再度罢市。[54]

（二）1660年安徽芜湖的罢市

这次罢市是抗议芜湖内地税关过度的附加税与其他各种名目的勒索。根据阴历十月十三日御史李见龙弹劾户部郎中兼湖钞关监督郑秉衡的奏折，在郑秉衡的指使下，若干名不法的官吏征收额外的火耗与特别捐款用来充实其官邸的维持费用。郑秉衡还发明了“皇税”一词，对民船上装载的日用必需品甚至如薪柴与米都征以税。结果是，全部地区的商民发动罢市三天，以1660年阴历七月十四日为始。本地生员韦佩等向总督与巡抚请愿，结果总督命令知县接受商民所具甘结，同意地方人民发动罢市是因为征收薪柴与米的征税。据奏折上说，御史闻知这事是得自于从芜湖到北京来诉苦的商人，因而有关这事的消息传遍京城。[55]

这项弹劾似乎并未发生多大效力，因为罢市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一年，而且显然已不了了之。对我们来说，有关这次罢市最感兴趣的一点，是其行动的有秩序以及商人与士人间的合作。

（三）1682年浙江杭州的罢市

这次罢市是抗议土棍（地方流氓）与旗丁（八旗兵丁）的高利贷，他们对那些无力偿债的人捉去儿女以为抵偿，有时甚至牵连到负债人的亲戚与邻居。杭州北门的商民发动罢市抗议，这事传到一位同情人民的道台王梁那里。第二天，当王梁去与其他官吏会合调查这件事的途中，八旗兵王和尚等一共几百个人，拦住他的仪仗，辱骂他并打破他轿子的顶盖。这次不寻常的暴动，迫使总督与满洲将军连合上奏向朝廷陈明情况，结果皇帝下诏严厉处罚王和尚及其同谋者。这时候，总督则下令店铺恢复营业。这个例子中特殊的一点，是它说明了在一个征服王朝下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复杂性。[56]

（四）1698年福建浦城的罢市

下面这段故事主要是根据直隶任邱人、出于书香门第的庞垲的墓志铭而来的。在戊寅年，即1698年（彭泽益误认为1758年），庞垲受命为福建建宁府知府。他到任后不久，传来报告说建宁府所辖的浦城县令，因为政令过于严苛，迫使人民反叛。城中愤怒的百姓趁着黑夜，攻击县府的“册局”，放火烧毁文件与记录，并杀死了一个当值的胥吏。县令害怕逃走，当地人民接着发动一次总罢市。庞垲得知这事，立刻赶到浦城，要求当地的教官与典史召集乡绅、生员与人民在明伦堂集合。在这些人面前，庞垲宣布县令的错误与罪状，并加以谴责，使士绅与人民气平下来。然后，他再提醒他们无法纪行为的不当。他让县府的财务与库房重新核对与收集未被焚的文件。他命令各行生意人恢复营业，城内秩序始告恢复。

在这时，总督郭世隆不满省中百姓攻击县府（称为围城），发动罢市的事件日益增加，想借此用高压手段压制罢市，以为警戒。由于县令与地方士绅间的强烈不睦，总督欲借不法结党、阴谋叛变的罪名惩罚所有的士绅。庞垲反对这个做法，他强调县令残酷作风的不当。最后，只有一名变乱者被处死刑，另二人流放。浦城百姓为感谢庞垲的大力相助，建立一个书院来纪念他。他死于1735年。[57]

显然地在福建省其他城市尚有类似的抗议与罢市的事件。当时的总督郭世隆（1643—1716年）出身山西的绿营。[58]上述故事中的县令是鲍鋐，沈阳人，以前曾任笔帖式（满文bitheshi，即书记官，七品、八品或九品），多半是个旗人。[59]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旗人与一般汉人的敌对。

这一类的例子常有学者引用来说明一个新兴中产阶级的斗争。真正令人注目的一点，似乎是在这种斗争中，城市商人仅扮演一个相当有限的角色。也许，他们所依赖于社会秩序的投资与利益之处太多。或许他们太软弱、太胆怯或是太精明，而不会去做一个叛徒。无论如何，历史上缺少由商人领导而叛乱成功的先例。当然，这只是一些根据常识判断而作的显然之论。行为科学家无疑将会尝试更深一层，理论上更为完善的分析，断不会满足于过分简化的解释，如有产者与无产者或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这在说明近代富裕社会的许多反叛与暴力的例子中，已经证明为不够充分的。

【注释】

[1]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于1951年7月与1956年10月之间的三十三篇论文，均收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二册，1957年）中。有关这些论文的批判性评论，见费慰恺（Albert Feuerwerker）“From‘Feudalism’to‘Capitalism’in Recent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Mainland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8（1958），pp. 107—116 and“China's History in Marxian Dres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6.2（1961）。有一篇启发性的讨论见白乐日（Etienne Balazs），“The Birth of Capitalism in China”，收入他的“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1964，pp.35—54中。关于明清商人一本非常有用的作品是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

[2]这些篇章的英文翻译及注释，见孙念礼（Nancy Lee Swann），“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1950。

[3]E.N.Eisenstadt，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1963，pp.27—28.

[4]一个总结的讨论见瞿同祖：“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 its Ideology”，in“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p.386，Note 70。

[5]《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三，页二五a—b。

[6]何炳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1962，pp.83—84。

[7]《两淮盐法志》卷二五，页二a—五b。《河东盐法志》卷八，页一a—三b（运学）。

[8]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1950年）专论此题，特别见页一四○—一四九、一六七—一六九。此外参考罗玉东《中国厘金史》（1936年），页三—八。

[9]何炳棣：前引书，页五三—九一。

[10]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四，页一一b—一三b这一段部分曾经何炳棣翻译与讨论，见前引书，页五○—五一。

[11]《十驾斋养新录》（四部备要）卷一八，页一四a—b。

[12]《明夷待访录》（四部备要）页三四b。

[13]《大清会典事例》（光绪）卷七六三，页一四b—一六a。

[14]《汉书》卷二四A，页七b—八a；Swann，“Food and Money”，pp.50，146—147。

[15]Denis Twitchett，“The T’ang Market System”，Asia Major 12.2（1966），pp.202—248.

[16]《大清会典》（嘉庆）十一卷，《大清会典》（光绪）卷一七，页三b—四a。

[17]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1933年），页二八○—三○三，三七五—三八六。

[18]《金吾事例》章程三，页一五a—一八a。

[19]《津门保甲图说》卷一二。

[20]《会典事例》卷七六五。清代刑法中关于经纪人一段由Sybille Van der Sprenkel所作的讨论，见其Legal Institutions in Manchu China，1962，p.89，是不清楚也不能令人满意的。

[21]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廿七，页一三a—一六a。

[22]有意思的是，明清会典中这一段仍然题为“市司评物价”。

[23]《会典事例》卷七六五，页一b—二a；《北京志》，1908年，页五五四—五五八。

[24]但湘良：《湖南厘务汇纂》，1889年，卷一八，页五—一○b。

[25]但湘良：《湖南厘务汇纂》卷一八，页一a—b；八b—九a。

[26]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1952—1953年），卷二，页五六四—五八四。

[27]加藤繁，卷一，页四四四—四四六；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1957年，页四三三—四三四，四三九—四四二，四四五—四四六。

[28]《州县须知》，1886年，页一a—二b，三○b—三一b。

[29]《金吾事例》，章程三，页六○a。似“采买”（行户采买）的详细情形，见《光禄寺则例》五九卷。

[30]沈榜：《宛署杂记》，1961年，页九二——九八。

[31]《房部则例》，1851年，卷三九，页二六a。

[32]《金吾事例》，章程三，页四一a—四七a。

[33]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1937年，页四○一。

[34]《会典事例》卷二三四，页一a；《金吾事例》，章程一，页一三a—一五a；《钦定台规》卷二八，页四a—b；八a—b，一三b—一四a，一六a—b。

[35]郑文宝：《江表志》（《学海类编》卷一八A，页四a）。南唐（937—975年）的首都是南京，统治者为李煜（961—975年），他及他的父亲李璟的陵墓在1950—1951年间被发掘出来，发现不少有价值的物件。见《南唐二陵发掘报告》，1957年。

[36]《会典事例》卷二三四，页一a：《京师税务纪实》，1925年，页九—十一。

[37]《清实录》（高宗朝）卷五，页二—三b，参看彭泽益，页四五九—四六○。

[38]罗玉东：前引书，页四六三—四六九。

[39]《金吾事例》，章程一，页五九a—六八b。

[40]《金吾事例》，章程二，页二七a—三四b；《清实录》（宣宗朝）卷三三三，页二七b—二八a。

[41]陈昭南：《雍正乾隆年间的银钱比价变动》（1723—1795年），1966年，页六—十二。

[42]杨联陞：“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1952，p.99.

[43]《清实录》（高宗），卷五八二，页二b—三a；卷八二七，页一四a—b。

[44]《清实录》（高宗），卷一一七六，页一三—一四b。

[45]根据《两淮盐法志》卷四二。平濑己之吉《近代支那经济史》（1942年），页二三七—二三九，所列表有数点错误。

[46]《两淮盐法志》卷四○，页二五b—二七a。

[47]平濑己之吉，页二四一。

[48]《清实录》（圣祖），卷二七一，页一九a—b。

[49]雍正皇帝这段朱批是对当时甘肃巡抚莽鹄立所上的奏折而发。关于这个重要的奏折以及雍正时期茶马交易，狩野直祯在《东洋史研究》十二卷三期（1963年），页三一九—三三九有专文讨论。

[50]《清实录》（高宗），卷三一四，页六a—七a。

[51]《汪悔翁乙丙日记》，1936年，卷二，页一八a—一九a：卷三，页二四a。

[52]一个主要的例外是浙江永嘉的方国珍。他出身于一个世代贩盐的家庭，他在1348年领导起兵反抗蒙古统治者。张相文（1866—1933年）曾有一篇《帝贼谱》（收入其《南园丛稿》中），文中列举中国历史上数百名造反起义的首领。张相文将朝代的开建者与反叛首领按地理区域分成十七组，以显示地理因素与有才能而性情不驯者之间的相关性。参看《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二，页一a。

[5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页四六三—四六五。

[54]《潞安府志》，1770年，卷一一，页四三a；卷三四，页一a—二b。

[55]李见龙的奏折，其引文见彭泽益，页四六四。

[56]《清实录》（圣祖），卷一○四，页二○a—二一b。参照《会典事例》卷七六四，页三b—四a。

[57]墓志铭作者是王顼龄，其引文见彭泽益，页四六五。又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二二，页一a—三a。

[58]《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五三，页三○a—三五b。

[59]《浦城县志》，1900年，页一六—一八b。

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

《四民月令》是后汉时代的作品。但两汉经济，在农业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农民生活的变化，想也不会太多。因此我们可以把从《四民月令》中看出来的一幅图画，冠上“汉代”两字。

《四民月令》原著早已散佚。现存的有任兆麟、王谟、严可均、唐鸿学四种版本，其中严、唐两本比较好。严辑本在《全后汉文》，最为通行。本文中多引用严辑本，有时也引唐辑本作为补充。

中国土地制度，经战国时代起（大体上可以如此说）起了一个大变化。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变到土地的私有，人民可以自由买卖。到了汉代，农业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一个高峰（这由后代农书都多少要抄引汉人作品可以看出）。犁与牛的使用也大为普遍。这时土地私有制已经稳定。这一个大变化可算完成。

汉代农业的生产，是由家长领导着子妇同奴隶来举行。这在《四民月令》中可以显明地看出来：

正月　命女工趣织布，典馈酿春酒。

二月　蚕事未起，命缝人浣冬衣。彻复为袷。其有赢帛，遂供秋服。

女工，典馈，缝人，看起来都是奴隶。典馈是厨子，是男是女都不晓得。

三月　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箔笼。谷雨中，蚕毕生。乃同妇子以懃其事，无或务他以乱本业。有不顺命，罚之无疑。（谷雨中以下见唐辑本）

蚕妾是奴隶无疑，这在《左传》中已可见到了。蚕事忙了，家长下了加紧工作的命令。大概幼童也要帮忙。

六月　命女工织缣练。

八月　清风戒寒。趣织缣帛，染采色。擘丝治絮。治新浣故。及韦履贱好，预买以备冬寒。

这同诗《豳风·七月》“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遥遥相对。但那时候织染是“为公子裳”，公子自然是封建主之类。现在情形不同了，织染大概是为家里用，但也许有一部分拿去出卖。因为比较资本大的农人还兼做买卖，这在后面再详说。韦履是因为贱好，所以预买。此外自己家里也做鞋：

十月　可析麻缉织布缕，作帛履不惜（原注：草履之贱者曰不惜。按：一作不借。大概是太不值钱用不着借的意思）

这月里典馈又要“酿冬酒”。

成童以上的男子都与奴隶一同工作。这由他们受教育的情形可以看出：

正月　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学《五经》。（原注：谓十五以上至二十也。）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原注：谓九岁已上十四以下也。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

八月　暑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

十月　农事毕，命成童入大学，如正月焉。

十一月　砚冰冻，命幼童入小学读《孝经》《论语》篇章。

幼童入学，以季候为准。看神气还有暑假，因为八月暑退才又入学。成童以上就以农事为准了，只好在闲时读一点书。一共有大学小学两级，每人能读十一年书，也算很好了。但这大概只是田主的孩子们，奴隶们恐怕受不着教育的。因为十月的“农事毕”并非真完毕了，只是已经不甚忙，所以能抽出田主的成童去读书。奴隶们仍旧要工作到十二月的：

十二月　休农息役，惠必下浃。遂合耦田器，养耕牛，还任田者以俟农事之起。

既说“惠必下浃”，可知农是奴隶。牛至于还，可知耕牛之多与地之广。到明春正月：

雨水中，地气上腾，土长冒橛，陈根可拔。急菑强土黑垆之田。

又要出去工作了。农作物种类很多：

正月　粪畴（原注：畴麻田也）可种瓜，可种瓠，可种葵，可种韰韭芥大小葱蒜苜蓿及杂蒜，可种蓼，可葅芋。正月尽二月，可种春麦豍豆。

二月　可种蓝，可种大豆，可种胡麻，谓之上时。可种稹禾，可种苴麻，可种瓜。

三月　可种稹禾，可种苴麻，可种瓜，可种胡麻，可种黍穄，可种梗稻。

四月　时雨降可种黍禾，谓之上时。可种胡麻，可种大小豆。

五月　可种胡麻，可种黍，可种牡麻，可别种稻及蓝。

六月　可种小蒜，可种冬葵，可种藜青。

七月　可种芜青，可种大小葱，可种苜蓿，可种小蒜，可种芥。

八月　可种大小麦及橛，可种大蒜，可种芥，可种苜蓿，可种干葵。

其中胡麻、大蒜、苜蓿，又据唐辑本，三月可种胡豆（即蚕豆），这些都是前汉时传入的外国种子，在作物中屡次见到，可知已很普遍了。

树木也有得种植：

正月　自朔至晦，可移诸树竹漆桐梓松柏杂木。唯有果实者及望而止。

此外有榆枣等的记载。

关于畋猎的事情，丝毫没有。如《豳风·七月》的“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言私其，献于公”都看不到了。孟子所谓“五母鸡二母豕”却还存在，这是直到今日没有改易的。

前面已说过，富农都兼商人。其买贱卖贵的方法，记得极为洋细。

二月　可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等。

三月　可粜粟卖布。

四月　可粜（原注：大麦之无皮毛者曰）及大麦敝絮。

五月　可粜大小豆胡麻，粜大小麦，收敝絮及布絮。

六月　可粜大豆粜（疑脱大字）小麦收缣缚。（本条见唐辑本）

七月　可粜大小麦豆（唐辑本作可粜大小豆杂麦），收缣缚。

八月　粜种麦，粜粟。

十月　卖缣帛敝絮，粜粟豆麻子。

十一月　粜粳稻粟豆麻子。

一年中有九个月都做买卖，交易的都是衣食必需品。夏天收布絮缣帛，冬天卖出，自然是大赚钱。粮食在春天大宗卖出，四月麦一熟立刻买进来。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在做买卖时，全采取商人的立场，他自己田地的生产品，大概除食用外也加入作为商品。

这位农而兼商的家长，赚了钱之后，自己自然要好好地享受一下。且看他的食物：

正月　可作诸酱肉酱清酱。

二月　榆荚成及青收干以为旨蓄。色变白将落，可作酱酴。随节早晚，勿失其适。

四月　立夏后，作鲖鱼酱。可作酢。（即醋本字）

五月　可作醘亦可作酢。食粔籹。可为酱。可作鱼酱。

十月　先冰冻，作凉饧煮羹饴。

不但食物丰富，吃的时候还有忌讳：

五月　是月也，阴阳争，血气散。夏至先后各十五日，薄滋味，勿多食肥醲。距立秋无食煮饼及水引饼。（原注：夏日饮水时。此二饼得水即坚强难消沉，不幸便为宿食伤寒病矣。）

其实大可不必怕病。他预备的药很多呢。不但多，简直多得出奇：

正月　上除若十五日合诸膏小草续命九散法药。

三月　可采艾及柳絮（原注：柳絮治疮痛）

四月　是月尽夏至，暖气将盛，日烈暵燥，利用漆油，作诸煎药。

五月　是月五日，合止痢黄连圆（即丸）霍乱圆。取蟾蜍（可以合恶疽疮药）。取东行蝼蛄。（原注：蝼蛄有刺。治去刺，治产妇难生衣不下。）

七月　七日，合蓝丸及蜀漆丸。

十二月　去猪盍车骨（原注：后三岁可合疮膏药）。

东门磔白鸡头（原注：可以合法药）。

求牛胆合少小药。（唐辑本有此条）

此外在唐辑本有“采车前实为头天雄及王不留行”的记录想也是为药用。

除了自家享用，还要祭祀祖先，振救宗族。

在正旦（元日）正月上丁，二月祠太社之日，五月夏至之日，六月初伏，八月祠太社之日，十一月冬至，十二月腊日等，都要祭祖。（本节多据唐辑本）此处只引一段为例：

正月之朔，是谓正旦，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

这宛然是“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的神气，只是“公”却换成了“家长”。至于振救宗族：

三月　是月也，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无或利名，罄家织富。度入为出，处厥中焉。

九月　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

十月　五谷既登，家备储蓄。乃顺时令，敕丧纪。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宗人共与举之。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无相逾越。先自竭以率不随。

至于自己家里，却还需要自卫，所以讲习武事，修筑门墙：

二月，顺阳习射，以备不虞。

三月，葺治墙屋，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

五月，弛角弓弩，解其徽弦；张竹木弓弩，弛其弦。

八月，弛竹木弓弧。

九月，是月也，治场圃，涂囷仓，修窦窖，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冻穷厄之寇。

十月，培筑围墙。

最后，我们要注意的，《四民月令》中的正面文字，都以富农为主，事实上能有这样好生活的只是一部分农民。奴隶的生活姑且不论，只看有许多贫苦宗族，春饥草窃之寇，寒冻穷厄之寇，给这位家长找许多麻烦，就可明白。贫苦宗族想来定是贫农，那些草寇也未必不是贫农变成的。贫农的生活，则要用我们的想象去补充了。

（原载《食货半月刊》，1卷6期，1935年2月）

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

唐初田制为均田，税制为租庸调，租庸调基于均田制而二者皆袭自北朝，此向来学者所习知。中唐以降，田制大坏，兼并盛行，租庸调一变而为两税。两税之前身，乃出于先是已有之户税地税与青苗钱，此晚近学者之所昌言。然窃意研讨唐后半期之税制，不宜专重两税本身。盖兹法虽云两税之外不取一钱，实只为人丁田亩赋税之简单化。唐之财政，殊非专此所能维持，是以杂征众敛，旋即繁兴。并合观之，仍是复杂税制。今所欲说明者，此复杂税制，与南朝税制颇多相似之点。归纳言之，大端凡二：一曰多以资产定税，二曰多取诸农业以外之工商诸业。

南朝税制，史无专篇。近人之研究经济史者，率亦阙置不论。今试就琐屑史文，钩稽概貌。根本上可注意者，即南朝绝无均田制，用是，不能专重对于人户之课税，而税目遂甚伙颐。其中若宋孝武大明五年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宋书》卷二《孝武帝本纪》，《通典》卷四）与梁武帝天监元年诏勿收逋布口钱（《梁书》卷二《武帝纪》），此布与钱之征收，显是以人户为本。顾无人人有田之理论（均田制大半只为理论）为之基础，则税率或非过巨。此外南朝有所谓三调，盖又称三课，众调，屡见于蠲免之诏书。三调之目不详，《通鉴》卷一三八胡注曰“三调谓调粟调帛及杂调也”，言之凿凿，宜当可信。三调或是计人为输，其轻重已不可知，但蠲免常限于下贫及尤贫之家，推知此于富者或非甚重之负担也。南朝诸税目中，最为论者所痛心反对之法，厥惟自宋已有之资产税。

宋孝武之初，周朗上言：

又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宜以资。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岂有剥善害民禁衣恶食若此者。方今若重斯农，则宜务消兹法。（《宋书》卷八二《周朗传》）

此与陆贽反对两税之疏若合符节。贽之言曰：

先王之制赋入也，必以丁夫为本。……两税之立则异于斯。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屯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费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闾井不得不残，赋入不得不阙。（《陆宣公集》卷廿二）

二君皆谓资产定税，不利农业，遂以为崇末抑本。实则政府于困迫之际，惟望收入之丰，于农商诸业，初未必有轩轾之念。二君言非时宜，自难见用。代宋之齐，一仍旧贯。竟陵王子良，复奏陈其弊曰：

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宜在蠲优，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继，务在裒克。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南齐书》卷四○《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明帝亦仅“诏所在结课屋宅田桑，可详减旧价”（《南齐书》卷六《明帝纪》）。利之所在，未能废也。

历梁至陈，沿而不改。陈后主诏“其有新辟塍亩，进垦蒿莱，广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陈书》卷六《后主纪》）。旧垦田地，仍不得免税。

唐之两税，定以资产，已如宣公所论。后增杂税，如建中四年始税间架，屋两架为一间，上价间税二千，中价一千，下价五百，与南朝之围桑品屋，尤有虎贲之似。间架税盖亦甚重之担负，是以泾原兵变，叛者乃以不夺汝商货僦质不税汝间架除陌为安抚百姓之口号。资产定税，在南朝与唐后期同为重要之国入，从可知矣。

至于对农业以外诸业课税之多，尤为南朝税制之特色。前论当时政府殊少崇抑本末之念，此亦足相发明，盖工商之税殊不下于农田也。南朝之交易税通过税等，详记于《隋书·食货志》：

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曰散沽。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劝。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

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获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

淮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津税收入，为数颇巨。如南齐褚炫“罢江夏还，得钱十七万于石头”（《南齐书》卷三十二《褚炫传》），此与当时“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虽尚不足相拟。而炫自处甚廉，且所得乃为馈，正式税入，必若干倍此。

南齐以其时由中原至建康者皆道寿春至采石渡江，故于其地置津征税，是为南津，亦曰南州津。此津取税当亦甚重，故有商舶交通豪人大吏以图免税者。如南齐荀伯玉“度丝绵与昆仑舶营货，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南齐书》卷三一《荀伯玉传》）。

宋后废帝时，尚书虞玩之表陈时事曰：

民荒财单，不及曩日，而国度引废，四倍元嘉。二卫台坊，人力五不余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两存。备豫都库，材竹俱尽，东西二掏，砖瓦双匮。敕令给赐，悉仰交市。（《宋书》卷九《后废帝本纪》）

末二语足见商税在国入上之重要。

唐之除陌钱，税商贾，正与南朝之散沽津税相当，亦泾原叛众之列入口号者也。税商贾，依《唐会要》（卷八四），始于建中元年，用赵辇条奏，诸道于津要都会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然依《通典》，则肃宗时举行强迫公债之后，已有税商之法：

自天宝末年，盗贼奔突，克复之后，府库一空。又所在屯师，用度不足，于是遣御史康云闲出江淮，陶锐往蜀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所收巨万，盖权时之宜。其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通典》卷一一注）

此税商贾似是资产税或通过税，除陌法则是交易税无疑。除陌法者，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建中四年，“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唐会要》卷八四）。此一贯算二十，若征之于买卖双方，则合为四十，与南朝散沽之一万输四百者其率正同。征五十则合为一百，恰应除陌之义。然此种解释，史文未有明征，不敢必也。

南朝虽有酒租，地位似不重要。唐则于盐铁茶酒，或权或税。而盐利尤丰，大历之末，岁入已六百余万，“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馕，百官禄俸，皆仰给焉”（《唐书》卷五三《食货志》）。此亦敕令给赐悉仰交市之变相也。

上引《通典》记肃宗时有所谓“率贷”，乃于军国急需之顷，向富人举行强迫公债。此种政策，亦正仿自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后魏南侵，军旅大起，用度不充，乃诏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借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通典》卷一一，《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同）。肃宗不过改四分借一为五分借一而已。唐之仿此，不止一度。建中三年之括富商钱，其道正复相类，惟成绩殊劣：

时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以为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上从之。甲子，诏借商人钱，令度支条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榜棰。人不胜苦，有缢死者。长安嚣然，如被寇盗。计所得才八十余万缗。（《通鉴》卷二二七）

此等虽属临时收入，却有合于税富税商之整个精神。

如上所述，以资产定税与多税工商等业，皆两朝税制共有之特征。除陌借商诸端，尤显有模仿之痕迹。本乎此，则吾人谓中唐以后之复杂税制，渊源远在南朝，应属不误。由租庸调时期变入两税法时期，正是由仿北朝时期变为仿南朝时期也。

此结论似属新颖。然苟承认一代之税制必根据于其时之一般经济情况，则二者之相似正在意中。吾人咸知南北朝经济有一大区别，即北朝专主农业，而南朝工商并盛。大唐统一之后，政治上得较长时期之安定，工商诸业，突飞猛晋，全国经济情况，渐变为南朝社会之放大。此诸新兴之企业者，既具有甚大之纳税能力，在财政上有需要时，自为不能放过之税源。而艰困之际，尤不得不多取之于富人。虽大唐为混一之世而南朝为偏安之局，仅政令所及之远近有殊，政令之基本性质，原应无大差异也。

（原载《清华学报》，12卷3期，1937年7月）

与曾我部静雄教授论课役书

其　一

曾我部先生史席：

去年11月4日惠书及大著，《均田法　その税役制度》一册，俱已收到。多谢！大著已详细拜读，并拟在《哈佛亚洲学报》试为评介。书用毕后，当即遵嘱转赠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惟书中可论之点甚多。谨先略述鄙见，幸先生教之。

大著网罗两晋、南北朝、隋、唐田制与税役制度，比较日唐法令，体大思精，至为可佩。其中阐发杂徭之重要性与复杂性，贡献尤多。然主要难点，仍在“课役”、“课口”等词之解释。先生以为课即杂徭，役指正役。于田灾损七以上之“课役俱免”，解为课役亦一并免除。于都水监渔师之免其课役及杂徭，以为当分属白丁及杂色人。立说甚巧。又引马贵舆、穴博士及藤田幽谷诸家议论，以明其不仅为一家之言。然此说虽经先生极力主张，难通之处，似仍不少。鄙见仍与仁井田陞博士在《史学》杂志五十六编三号与松永雅生氏在《史渊》五十五号所论相近。仁井先生所举如《唐律疏议》名例三之“课调依旧”“课不合征”，名例五之“若枉入人徒年者，即计庸折除课役及赎值”（《疏议》云：“若枉三十五日并折调”），唐令之“丁役五十日，当年课役俱免”，均是有力证据。

鄙意中男既应杂徭（“成童之岁即挂轻徭”）若应先生所说，杂徭即课，何以中男又是不课口，殊属难解。二七二页“职掌课役不同百姓”盖谓杂户有职掌而无课役，故不同百姓。二七三页孙奭《唐律音义》“复除音福，下复役同”，此但谓复役之复亦音福，非谓复除与复役全同。若全同，则此条不必有徒二年与徒一年之别矣。二七七页《旧唐书·杨炎传》“以色役免”谓以充色役（或纳资课）免课役，非谓以免色役。《通典》七注之“兼诸色役，万端蠲除”，亦谓兼有以色役得免租庸调者，意与此同。至于唐代品官免课役之内容，有杜甫《自京至奉先县咏怀》“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可以为证（此承洪煨莲先生举示），诗中所谓租税，当指租调而言。僧尼免课役，《唐会要》五十七李叔明奏，亦甚重要。“但令就役输课，为僧何伤”，正言其不就役不输课。先生《史林》三十一卷二号文中误省“为僧何伤”四字，文意遂不清晰。

弟曾用英文释注《晋书·食货志》，在《哈佛亚洲学报》九卷二号（1942年）印布。当时未知吉田虎雄氏说。后见其书，则对“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及《初学记》所引《晋故事》之解释，大体相同。不谋而合，甚觉欣慰。另寄抽印本一册，乞教正。敬请教安。

弟　杨联陞拜启　1955年1月4日

其　二

曾我部先生史席：

接奉1月17日长函。殷勤惠教，至为感激。讲论切磋，最是学人之快事。盖所求者在事理之真，愈辨而愈明也。所论各点，仍有疑义。谨陈鄙见如次：

（一）课调依旧。尊意以为课调是“课之调发”。引《隋书·食货志》高颖奏为证，以为课即杂徭，在此处特指力干。然奏中先言“官人禄力”，则当指禄与力二事而言。虽其下有“役力止出所部”之语。而最后自请，仍是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似所征之税，仍系兼作禄力之用。然则不必止于杂徭。鄙意此处课州课调之课，均应作广义解，泛指人民对公上之负担。如此则禄绢禄米力干等等，均可包罗在内矣。课调二字似为并列同义语，解为“课之调发”，反形曲折。又《户婚律》四《疏议》云“取其课调入己”，若云“取其课之调发入己”，甚为不辞。

（二）名例五之“若枉入人徒年者，即计庸折除课役及赎值”。计庸之庸谓劳赁，鄙意亦正如此。此即相当于所谓“平（评）功庸”日为绢三尺之制。惟《疏议》云“即枉役二十日以下，各计日折丁庸，若枉三十五日并折调”。既言折调，则与尊意之但折岁役与杂徭者，显有不合。

（三）“依令，丁役五十日，当年课役俱免”。尊意疑《唐律疏议》之误，以为既已应役，何又言免。实则文法原可如此。谓已尽其责任，故当免也。《六帖》引户部式“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即其一例。但此处要点在丁役五十日则租庸调三者皆免。此点想先生亦必同意。

（四）中男应杂徭而属不课口。尊意指中男但应课而不应役，故得为不课口。仍嫌费解。课口课户之课，兼指课役而言，旧说本是如此。问题仍在课役二字之解释也。

（五）“杂户者，谓前代以来配隶诸司，职掌课役，不同百姓”。弟前函云“盖谓杂户有职掌而无课役，故不同于百姓”，语太简略，补说如次：

职掌犹言职责职任，即英文所谓duty。在唐代往往特指诸色胥吏之职掌。按《通典》十内外文武官员之下列有“内职掌”、“外职掌”等多人。其“内职掌”当即《唐会要》五八所引唐赋役令所谓“京师诸色职掌人”得免课役者。此等内外职掌，大略相当于宋之职役。其中如鱼师、亲事帐内、白直等，在唐亦复称为色役或杂役。杂户服役诸司，其职掌与内外职掌相似，亦无课役，与一般百姓之有课役而无职掌者，甚不同也。又律文若读为“配隶诸司职掌，课役不同百姓”，亦通。《户婚律》一二《疏议》云“赋役不同白丁”，亦同此义。

（六）孙奭《唐律音义》诸诈自复除“复除音福，下复役同”。此有二事：一、孙奭所谓下同，但指复之音福。二、诈自复除与即所诈得复役使不同，因有徒二年徒一年之别。先生以为区别于“自主”“他主”，虽似可通，然条文云“若诈死……者徒二年”，诈死当免一切税役，若复除只除役而不除税，何以与诈死同科？若诈自复除为诈自复除本身课（税）役（徒），而即所诈得复役使则“谓诈为杂任之类”（例如诈言已充杂役若干日）遂得免其役使。则轻重显有不同，亦与徒二年与徒一年相应矣。

（七）《杨炎传》之“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谓入官入道入色役）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于下”。课、赋均当指租庸调。而“以色役免”谓“以入色役免”，意思似甚明白。参以《通典》七注“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谓兼之以诸色役），万端蠲除（租庸调）”与此意思一致。又《唐会要》六九元和六年李吉甫奏，“国家自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军士可计者，已八十余万。其余去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亦可相参。鄙意未尝谓“兼诸色役”为“租庸调兼”之义。先生恐有误解。

（八）杜诗“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有相当重要性。杜陵诗史，世所盛称。诗中有关制度者，大抵有据。此正如《唐会要》五六之“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可以为僧尼免租庸之旁证。非有确实反证，不可轻易抹杀也。

至于历代品官免租免役之制，自宋以降，原则上免役而不免租，诚为通说。自唐以前，则文献不足，尚难定论。以唐代而言，若免课役之旧解不误，亦不过免租庸调，而三者皆出于丁，理当一贯。至于户税地税，固犹出自王公以下也。

（九）《唐会要》四七请令僧岁输绢四匹。尊意谓以代庸，鄙意不如谓以代租庸调。盖庸岁二十日，以日绢三尺计，只得一匹又半（六十尺）。若以五十日计，代租庸调，则得十五丈，与四匹（十六丈）之数为近。

关于唐代杂徭，史文阙略，难解之点尚多，就鄙意推测，充夫及其他杂色役，似均属按“丁”或“中”或“丁及中”科派。然应此等杂徭者，若为丁男，亦得以当二十日之正役。依《六帖》充夫式，似充夫二日可当正役一日。至百日相当正役五十日，则租庸调皆免。若其他色役杂役，或应役番上，或纳资课，亦可借以免除税役（租庸调）。此假设与先生之说，颇有出入。能否成立，甚不敢必。苟有与史料违背之处，自当改辙从善，惟先生进而教之，幸甚！即请教安。

弟　杨联陞再拜　1955年2月8日

曾我部先生论旨，已大略转述如上。原函因未得先生允许，未敢径自发表。顷读先生在《史林》三十八卷四号印布之《その后の课役の解释问题》一文，附记云“昭和三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稿了”。文中引及鄙见，主要限于第一函中关于唐律者三点，其他未多述及。今将两函刊出，或可供注意此问题之学人参考。又先生“三月二日追记”引及《东洋学报》三十七卷二号及三号所载山本达郎教授《敦煌发现计帐样文书残简——大英博物馆所藏スタィン将来文书六一三号》。

敦煌此卷，关系北朝田制税制，极为重要。文书年代，山本教授以为当在大统十三年即西历五四七年。其说可信。卷子内容，山本教授考证已详，然似仍有可以补正之处。如“合课丁男”之中有五人杂任役（役）：一人，二人（防）阁，二人虞候。二字，当释为猎狮，盖与鱼师相类，亦杂色役之一。六丁兵卅人，乘二人，疑当作傔人。受田户六足，户六三分未足，户十三二分未足，户七一分未足，户一无田。细审其应受已受之数，似三分未足者，已受田约四分之三而其余未足，二分未足一分未足者，已受田约四分之二，四分之一而其余未足也。文书中“课”字，概作广义用，通指对公上之负担。故牛之受田者亦课。合课丁男计三十七人，其五人杂任役，就正课而言，近于不课。故“课见输”之丁男只三十二，与唐制之应色役得免租庸调者，正可相比。曾我部先生反以为己说之澄，令人甚难索解也。

1955年9月26日　杨联陞记

（原载《清华学报》，新1卷1期，1956年6月）

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

中文里“报”这个字有很广泛的意义，包括“报告”、“报答”、“报偿”、“报仇”，以及“报应”。这些名词的中心意义是“反应”或“还报”，而此一观念是中国社会关系中重要的基础。中国人相信行动的交互性（爱与憎，赏与罚），在人与人之间，以至人与超自然之间，应当有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存在。因此，当一个中国人有所举动时，一般来说，他会预期对方有所“反应”或“还报”。给别人的好处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s），以期将来有相当的还报。当然，实际上每一个社会中这种交互报偿的原则都是被接受的。[1]而在中国，其不同之处是这项原则有由来久远的历史，高度意识到其存在，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制度上，而且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儒家的经典《礼记》[2]中，有很著名的一段：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这一段后来多次为人所引用，已经成为一个谚语。在史密斯（Arthur H.Smith）的《中国谚语与俗话》[3]中，他引述《礼记》这一段，并加上一则俗话：

所谓相互报偿，在理论上就是俗语中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所谓得人一牛，还人一马；或一盒子来，必须一盒子去，都是这个意思。

史密斯的同一著作中（页七三），又引述了一首诗，并加说明：

这一首诗，显示出交互报偿的必要性，阐明朋友交情的真正功用，并且说明了中国帝制下一个基本的原则。其诗如下：天上下雨地下滑，各人栽倒各人爬。亲戚朋友拉一把，酒换酒来茶换茶。

社会关系的反应或还报并不一定是即时的。逢年遇节的往来送礼几乎是即时的，但其他场合如生日或婚丧喜庆的送礼，则只有在对方也有同样情事发生时才能还报。当然，在这些场合，招待亲友的吃喝可以部分抵还所送的礼；如果送来一份薄礼而受到丰盛的招待，这种还报已经是超过了。此类特别场合以外的普通宴饮，也是同样从质与量上计算所给与所得的。

还报也可以是延后的，因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一般来说，是以家庭为基础，而家庭像一个法人，是可以延续很长时间的。在两个已经建立了友善关系的家庭之间，社交礼之往来不必每次都结清，因为双方在短时间内都不会觉得过意不去。中国人有一句话用来表示这种较为随意的友谊关系，就是“过得着”，意思是说“我们之间的相互交谊已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随意一点了”。但在长时间内，这种社交收支则必须保持平衡。其中极重要的一点是所欠的“人情”，这不但包括感情在内，也包括种种社交的表示如庆贺、吊唁，以及适当场合的送礼等，如果没注意保持平衡，就是没尽到社会义务，将使别人看不起他的家族。一个考虑周到的家长常常会在他洗脸盆旁边的墙上挂上一份特别的社交日历[4]，以提醒他。有的穷儒往往因为负担不起适当的回礼，而谢绝所有宴饮的邀请。[5]

但怎样才算是适当的回礼或还报，则依儒家或道家哲学而有所不同。《论语》[6]中有一段：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其中“以德报怨”是出于老子的《道德经》里，《四书》的英译者理雅各（Legge）曾指出这一点，并说：“这可能是问者早已听过这句话并同意其说法，然后再征询孔子的意见……由这章我们可以看出儒家道德如何低于基督教的标准，甚至还不如老子。”

理雅各的批评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因为“恕”字（有时与宽宏或大量连用）确实在儒家思想系统中占着重要地位。中国人的道德劝告君子不要太计较别人的小错小恶，而最高的理想标准，所谓帮助别人而不求报偿，也是被儒家称扬的，但同时却认为有点不合实际。在这一点上，儒家着重的是公正的原则，不可受慈善的影响。

根据《礼记》[7]孔子也允许“以怨报怨”，我们不清楚这项原则在孔子说来是否相当于“以直报怨”。如果孔子确实提过这两项原则，他的立场必然被后来儒家学者修改过了。这些儒者认为以一个君子而大谈以怨报怨是不相称的。这种修改很可能是受了道家的影响。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道家的理想主义对儒家现实主义（realism）的胜利，因为不论儒家或道家均各有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层面；同时，“以怨报怨”可以是理想主义的，也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很实际的理由是，“怨怨相报，何时得了”。为了防止这种永无止境的报仇，政府常会下令禁止报复或血仇世斗，[8]这一点又配合另一法理的理由，就是：社会上的不公道只能经由国家当局来纠正。

总而言之，“以怨报怨”这句话极少被以后的儒者引用，他们甚至会希望这是《礼记》原书中的一个笔误。在一本宋代名著《袁氏世范》中[9]，有下面一段，题目是“报怨以直乃公心”：

圣人言，以直报怨，最是中道，可以通行。大抵以怨报怨，固不足道，而士大夫欲邀长厚之名者，或因宿仇纵奸邪而不治，皆矫饰不近人情。圣人之所谓直者，其人贤，不以仇而废之，其人不肖，不以仇而庇之，是非去取，各当其实。以此报怨，必不至递相酬复无已时也。

这一段的作者精辟地维护了正统儒家的传统。然而，当他谴责以怨报怨的原则时，他显然忘了这句话也是孔子在《礼记》中说过的。同时，《礼记》中记载着孔子的这句话显然支持了一些近代学者如冯友兰的观点。[10]他们认为《礼记》一书较近于儒家由荀子代表的现实主义派，而较远于由孟子代表的理想主义派。

另外一个对“报”的观念产生影响的是武侠或游侠的传说。游侠的兴起是战国时代，那时封建势力衰落，传统的武士阶级丧失了他们的地位与爵衔，这些勇敢独立的武士，又吸收了来自低层阶级的壮士，他们分散于全国，向任何能够用他们的人贡献其服役（甚至他们的生命）。这些游侠的特点是绝对的可靠，他们视此为其职业道德，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11]这就是还报那些真正赏识者的方式。他们的永远打抱不平的态度，使得他们成为那些复仇心切的人最得力的助手。

到秦汉时代建立了统一的帝国以后，政府开始限制游侠的活动；这政策主要是根据一项原则，就是公道的行使只能经由代表帝王的司法机构。以后的朝代同样继续这个政策，大致来说颇为成功。自行报仇的人被视同触犯法律者，将被解至公堂接受刑罚（但一个报杀父母之仇的孝子，则是例外：他被判流放而非死刑）。

然而，游侠的骑士精神并未被消灭，《史记·游侠列传》中那些传诵的英雄一直能激起后代的向往，而每个时代中总会产生一些或真或假的游侠人物。下面一个故事中，[12]显示游侠对还报观念的重视。

唐代中叶，有两个赴考进士而落第的读书人崔涯和张佑，他们流落在江、淮一带，两人都好酒，互相夸耀赏识对方为游侠。一次，崔涯酒醉，作了一首诗如下：

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

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

这首诗以及其他高论使他们驰名远近。张佑家中颇富，有一天晚上，有个相貌英勇的武士来到他家，腰中佩着剑，背包里装着一些血腥的东西。入屋后，武士问道这里是否张侠士的家，张佑答：“是的”，并请他上座。坐定后，武士说：“我有一仇人，十年来欲报仇而不可得，今晚我把他杀了，这背包中就是他的头。”接着问道：“你有酒吗？”张佑给他酒，武士喝着，又说：“离这里约三里处住着一个正直的人，我一直想报答他的仁慈，如果我报答了他，则我一生中的恩怨完全了结。我曾听说你的慷慨，你能否借给我十万贯钱，让我立刻还报他？这样可以了结我最后的心愿。从此，我将毫不迟疑地为你赴汤蹈火，为你作鸡作狗。”张佑被武士的话感动了，于是连夜寻出家中的金珠细软约值十万贯钱送给武士。武士说：“这真是再好不过！”于是他告辞而去，留下那个血污的背包，说他在天亮前将会回来。张佑担心背包中装着的人头会惹出是非，就派一个人去埋掉它，当他们打开背包时，才发现里面只是个猪头而已。

依照一个真正游侠的道德规范，虽然他们一定得报答别人的恩惠，他们给别人的恩惠却不期望任何报偿，许多游侠甚至拒绝报偿，这种德行称做“义”。“义”通常有“正直”的意思，但在这里，它的特殊意义是表示任何超于普通道德标准的德行。下面一段是冯友兰对“义”字的阐述：“所谓‘行侠作义’的人，所取的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会的道德所规定者高。如《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施恩拒报，安老爷向她讲了一篇圣贤的中道，正可说明此点。安老爷说，凡是侠义一流人，都有‘一团至性，一副奇才，作事要比圣贤还高一层’。圣贤‘从容中道’照着一社会的道德所规定者而行。比圣贤高一层者，正此所谓超道德的也。施恩不望报是道德的行为，施恩拒报则即是超道德的行为了。”[13]

报的观念也同时应用到所有其他社会关系上，从五伦之首——君臣关系开始，及于其他。在古代就已经知道，报恩是德政的基础，这一点在汉代学者刘向的《说苑》中说明的最为清楚：[14]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15]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16]曰：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县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夫禽兽昆虫犹知比假而相有报也，况于士君子之欲与名利于天下者乎！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祸之源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刑赏者，亦乱之基也。夫祸乱之原基，由不报恩生矣。

这一段前面描写的是理想的情况——“厚之至也”，但接下来的“以市道接”的态度却更为切合实际，以之与鸟兽、昆虫来比较，表示还报的原则是一个普遍的自然律。董仲舒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这位汉代的思想家发展出一套天人合一的理论，在他的理论系统中，国家社会的系统是可与宇宙结构相应的。他说明自然与人类的还报，说道：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故以类相召也。[17]

董仲舒的理论是，政府制度的行使应该模仿天道的运行。他所谓的“国之四政”相当于自然界的四时：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凉以杀，冬寒以藏。暖、暑、凉、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凉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18]

这里所说的“天”，在董仲舒以及其他大部分中国思想家的理论中，是同时指自然界与统御自然界的超自然（神性），其意义有时着重在前者，有时在后者。[19]我们可以说，“天”不论是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中国人相信它都遵循还报的原则。

从这里我们可以谈到在中国宗教中一个深植的传统，即是相信自然或神的报应。我们从《书经》[20]读到“天道福善祸淫”以及“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中国人相信报应是降在家族身上。正如《易经》[21]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国古代的俗谚也说：“兵家之兴，不过三世。”前汉著名的战略家陈平曾说过：“我多阴谋，子孙不昌。”[22]

然而，实际经验并不能每次都证实这种果报的必然性，因此，不时会有人起而怀疑这个原则。例如，后汉一个著名的自然主义思想家王充，曾论道：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赏而信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23]

对这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无定论，早期的宗教思想家并没有适当的解答，直到佛教传入中国，其“业”（karma）报以及轮回的观念，说明果报不但及于今生，并且穿过生命之链（chain of lives）。但在这以前，中国的思想家大半只能这样解释，命运是由同一家庭、家族或住在同一地区的人共有的。这种家族或同乡联带负责的原则自古以来即应用在中国政治与法律上。中国人会很自然地假设“天”也一样遵循这个原则。

命运的分担称做“承负”，见于《太平经》，[24]这本书有些观念可以追溯到后汉时期，因而可视为有关道教的第一本书。据书中说，天常震怒于人类的恶行而降祸于人间，其中之一是掘井，据民间的信仰，掘井是吸取地母的血液。书中所说另一恶行是杀女婴，由于杀女婴的结果，使女性人口减少到不能使一个男人有两个妻子，以致不能实现一阳配二阴的原则。这些罪恶可能只是上一代少数人犯下的，但其结果及于家族后代的子孙以及同乡（承负一词不见于其他著作。书中有关承负一段的文义显示这名词很可能出于汉代）。

到了六朝（220—589年）的前期，自然主义再度兴起，有些知识分子怀疑神明报应的确实性，因而产生了数度关于业的生动辩论。佛教的业报最初是假定对一个个人而言，并非以家族为基础。而轮回的理论是应用于人类以及所有的生物上，将动物提升到人类相等的平面是有背儒家传统的。儒家一向以人类为宇宙中心。佛教禁杀生的戒律，使得用牺牲来献祭难以成理由。经过一个逐渐互相调适的过程，随佛教传入的报应观念遂与本土的传统调和。[25]约自唐代起，确定从宋代以降，普遍都接受神明报应是应在家族身上，而且穿过生命之链，与《太平经》中较原始的观念——承负比较，后来的还报观念在理论上充实得多了。

另一部四世纪时的道教早期著作《抱朴子》[26]，则强调报应的机械化与量化方面。《抱朴子》是根据另一部更早期的道教著作，原书早已佚失，上面说道：

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筭。……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筭，筭者，三日也。……若筭纪未尽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孙也。[27]

书中尚有一些乐观的态度，认为命运是可以改善的：

其有曾行诸恶，事后自改悔者，若曾枉杀人，则当思救济应死之人以解之，苦妄取人财物，则当思施与贫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则当思荐达贤人以解之，皆一信于所为，则可便受吉利，转祸为福之道也。[28]

上述大部分的观念，后来一字不差地写进宋代的通俗著作《太上感应篇》中，多少世纪以来，这是所有有关道德教训的“善书”中最受推尊的一部，传布这本书被视为一个宗教责任。据20世纪早期所做的一项估计[29]，《太上感应篇》的版本可能较《圣经》或莎士比亚著作的版本更多。

宋代另一通俗著作是《功过格》，它常常附于《太上感应篇》之后，但也有独立的版本。书中列举各种的善行与恶行，并用正负数字标示其价值，书后留有空白，让读者列举他的功过行为，正负数字的总数，以及功过抵销后的结果。研究这一张标准的功过表对了解中国的道德价值颇有帮助。[30]

纯粹世俗的社会关系也可以用数量来分析，而且绝大多数情形都可用金钱来表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个笑话中看出来，这个笑话见于《笑得好》，是出于一套道德教训的集刊《传家宝》中，编纂者是清初扬州的石天基（页三a—四a）：

扣除二两一夜

一翁慈善好施，因大雪，见一人避于门檐，怜而延入，暖酒敌寒，遂留一宿。次日雪大，又留之。如是三日，天晴。此人将别去，因向翁借刀，翁取刀出，其人持刀谓翁曰：“素不相识，承此厚情，惟有杀此身以报。”翁惊，止之曰：“如此则害我矣。”其人曰：“何所害？”翁曰：“家中死了一个人，一切无事，烧埋钱也得十三两，零碎尚多使费。”其人曰：“承翁好意，不好算这许多使费；竟拿烧埋钱十三两与我去罢。”翁大怒喧嚷惊动邻里为之解劝，处其半，以六两与之。临去，翁叹息曰：“谁想遇着这等没良心的人。”其人曰：“不说自己没良心，到（倒）说我没良心。”翁曰：“如何是我没良心？”其人点头曰：“你说有良心，止不过留得我三夜，就不该扣除二两一夜了。”

石天基用这个笑话来引入他的道德教训，他说我们不应该只嘲笑这个年轻人，也应该想到那些不知感恩的子女与官吏，背弃父母或君主。也许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笑话来说明一句中国俗语——“善门难开”。在美国也有这种情形，例如，一个搭便车的人可能谋害那好心搭载他的人。在上面的故事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主人对留住过夜的友人可能按夜计算类似旅馆的费用的钱数。

“报”的观念对中国制度的影响是广泛而多方面的，为了便于将各种影响分类，我们可以利用一些近代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提出的通则。特别是下列三项：（1）家族主义，（2）现世的理性主义（worldly rationalism），（3）道德的分殊主义（ethical particularism）。第一、二项一般认为是中国社会的特征。在前面已经说明过了，此处仅补充几点。分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对比，最初是由韦伯（Max Weber）在他那本著名的《宗教社会学》（Religionssoziologie）中提出的。在美国，韦伯的理论经帕深思（Talcott Parsons）加以阐述。但是，“报”的观念对于分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说明。

（一）家族主义：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很清楚还报或反应的原则是在家族系统的基础上行使的。赏与罚，赐福与诅咒，全都可以在家族内转移。在政治与法律制度中，有很多例子，如荫或荫叙；恩泽及于家中后代子孙；如封赠一二三代，即是把爵位赠与二三代的祖先；如赠，这是经官吏要求，将赠给他的爵位转赠给他的祖先；又有族刑，惩罚及于整个家族。[31]

交互报偿的原则又转而加强了家族系统。例如，孝道即是还报原则最恰当的说明，即使以最严格的交易来说，做儿子也应该孝顺，因为受到了父母如此多的照顾，尤其是在幼年时期，中国有句俗谚说：“养儿防老，种树求荫，”[32]又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33]养育儿女可视为最普通的社会投资，一个不孝子同时也是一个不高明的生意人，竟不能偿付他父母的老年保险。[34]在礼仪方面，孔子说明子女为父母守三年之丧是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35]

（二）现世的理性主义：将用于人世的推理也同样用于上天，由此，将上天带到人间，而非将人提升到那至高之处。神明报应与现世报应是携手合作的，以前者补充后者。“报”这个字，用做报恩的意义，曾多次出现在《礼记》中，用以说明牺牲献祭的宗教制度。下面一段取自近代学者梁启超的论述[36]，他的观点可在中国经典中找到例证：

《论语》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37]“其鬼”和“非其鬼”的分别，和西洋人的看法不同，意思只是，鬼神不能左右我们的祸福，我们祭他，乃是崇德报功，祭父母，因父母生我、养我，祭天地，因天地给我们许多便利，父母要祭，天地山川日月也要祭，推之于人，则凡为国家地方捍患难建事业的人也要祭，推之于物，则猫犬牛马的神也要祭，如此“报”的观念系贯彻了祭的全部分。[38]

然而，当梁氏说到祖灵与神祇并不能影响到人间的财富时，他却将这个制度过分理性化了。这点他是犯了以读书人的标准去衡量一般大众心理的毛病，因为大多数人自然会期望自祭礼中得到降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讨论到普遍主义与分殊主义时，其意义将更显明。

（三）根据韦伯与帕深思的理论，西方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是其道德的普遍主义：

我们（译者注：指西方）最高的道德责任，在理论上或实际上，绝大部分是“非个人地”应用于所有人身上，或者大部分其范围均无关乎涉及任何特定的个人关系。……在这方面，清教徒的道德代表的是将基督教普遍倾向强化的结果。它对于社会上的偏袒徇私具有极强的敌意，在这方面，儒家道德与之正相反，儒家道德认可的是一个人对另一特殊个人的“个别”关系——并且特别强调“仅只”这种关系。在儒家道德系统认可与接受之下的整个中国社会结构，主要的是一种“分殊主义”的关系结构。[39]

中国社会中还报的原则应用交互报偿于所有的关系上，这原则在性质上也可被认作是普遍主义的。但是这个原则的行使却是倾向于分殊主义，因为在中国任何社会还报绝少只是单独的社交交易，通常都是在已经建立个别关系的两个个人或两个家族之间，一本由来已久的社交收支簿上又加上的一笔。限于已经建立起来的个别关系，个人的还报很容易造成——或至少在表面上——偏袒徇私的结果。

一般说来，个别化的关系有一种倾向，使得原来意图应用于普遍态度上的制度变得分殊化，因而在中国传统中，即使为办理公务，如果能恰好使某一个人得到利益，这个人也得以一分受恩惠的感激之情对待那个造成如此结果的人。例如，过去参加政府考试是进入官职的主要之途，取中的考生与那选取他们的考官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之间有类似师生的关系。在中国的道德标准中，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处于非常尊崇的地位；因为一个人对这五种关系的亏欠，不是个人偿还得了的。

从下面的故事[40]中，说明一个中国传统的考官如何借其职务进行社会投资。9世纪前期的一个宰相崔群以清廉著称，以前他也曾担任考官，不久以后，他的妻子劝他置些房产以留给子孙，他笑着答道：“我在国中已有了三十个极好的田庄，肥沃的田地，你还要担忧房产做什么？”他的妻子很奇怪，说道从未听说过。崔群说：“你记得前年我任考官时取了三十个考生，他们不是最好的财产吗？”他妻子道：“如果这样说，你自己是在陆贽底下通过考试的，但你任考官时，却特别派了人去要求陆贽的儿子不要参加考试，如果说考生都是良田的话，至少陆贽家的地产之一已经荒废了。”崔群听了这话，自觉非常惭愧，甚至几天都吃不下饭。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崔群要求陆贽之子不要参加考试的理由是避免别人怀疑他徇私。这位清廉的官吏是依照一般中国君子的态度，不使自己陷于被人褒贬的情境中。另一方面，正如他妻子所说，这样的说法，他也会被批评为自私，不知感恩，因为他不能报答他的考官与师长的恩惠。这个故事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崔群将考生比之于财产，这并不完全是笑话，它指出在中国帝制时代，考官的确期望从他们的职务中获得相当的还报。

这种考官与考生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中国是视为正常的，但在近代西方社会则会被视为有助于徇私：因为它将公职与私人个别关系混在一起。当然，究竟什么行动才构成徇私，贿赂，或某种形式的腐化是一个程度问题，再说，这也要看其道德标准是高是低；单一的或多方面的，才能下判断。

这使我们引入一个有关儒家二元道德标准的有趣问题，即所谓“君子”道德与“小人”道德。儒家的理想主义赞扬君子的所为，但儒家的理想主义也维护，至少是容忍，小人的所为是正常的。由于在帝制中国下的儒家思想是结合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成分的，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允许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同时并存。我们将以讨论这种二元标准及其在中国思想史的意义作为本文的结束。

孔子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41]因此，君子与小人对相同的刺激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孔子说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42]这显然是因为别人不一定是像他一样的君子。《太上感应篇》遵照这个传统，同样训示道：“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43]一般小人给予帮助也要求报偿，那些只接受帮助而不给报偿的人，事实上是低于小人的标准，这种人是一个邪恶的“小人”而不只是一个小人。一般小人如果曾施惠给一个忘恩或邪恶的人会懊悔自己的施与。

至于一个君子，用孟子的话说：“礼人不答，反其敬。”[44]换言之，先反省确定他自己的有礼是否真正由尊敬而发。关于这种反省，孟子曾详细说明，其大略如下：如果一个谦和有礼的君子被人待以恶意无礼的态度；他首先应反省他自己，他自己是否没有达到谦恭温和的标准，或没有尽己之心，直到他对自己完全满意后，如果对方仍是恶意而不可理喻，则君子会说：“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45]

但对于一个小人来说，他的道德标准允许他以无礼报复对方的无礼。本文前面曾说到游侠的德性，我们曾引述司马迁的话“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同样的描述也见于墨子的书中，据冯友兰氏的说法，墨子的教训与游侠的传统有密切的关连。[46]有趣的是，同样的话“言必信，行必果”，也见于《论语》中，孔子将这种人列为“小人”，但也给予这种人“可以为次”的等级，列于其他“最优”与“优等”之后。[47]这里我们注意到游侠的道德标准与孔子的有着明显的差别。

其差别起自儒家学者对上文中“必”字的反对，孟子说明这一点时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48]其中“义”字表示正当或深思熟虑后的正当决定。我们比较另一个表示“讨论，考虑”的“意”字与这个“正当”的“义”字，不但在语音上相同，意义上也有关连之处。

汉代儒者赵岐曾评论孟子这一段，他说：“大人仗义，义有不得必信其言，子为父隐也，……若亲在，不得以其身许友也。”文中所举的例子是孝道高于诚实的绝好说明，在这里，分殊主义超出了普遍主义。

在游侠的道德标准中，还报的原则是普遍主义的，他是绝对会偿还他所接受的每一餐好心的招待，也会对每个别人愤怒的眼光还以颜色，不管对方是君子或小人，亲友或陌路人。但儒家的君子却拒绝与一个不讲理的人作对，他仅将之比为一个畜牲，这就是儒家在古代被视为“懦者”的原因，儒字本有“懦弱”之意。[49]

古代的儒家学者中，孟子是特别以他维护“义”的原则而著名，他应用这原则以一种非常审慎而委婉的态度，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在邻国担任监国的诸侯，以及另一国家的大臣，两人分别以礼物赠送孟子，孟子都接受下来，但并没有对任何一方还礼。后来，当孟子分别访问这两国时，他去拜访那个诸侯，却不去拜访另一位大臣。他对两人不同的还礼使一个门人很奇怪，因此问孟子是否因为大臣只是一个大臣而已，孟子答说：“不是”，并且暗示同的是第三类型，即是两者之执中。那位大臣的礼物并未伴有适当的尊敬，于是门人懂得，那位诸侯作为一国的监国，不能离开其职位去拜访别人，但是那位大臣却没有理由不来亲自拜访，以表尊敬。[50]

这样审慎而委婉的回报，很明显地，不但会让他的门人，也会让对方当事人思之再三。因为没有回报也是一种回报，一个人如果预期从一个君子处得到回报而结果没有，应该开始反省他自己。我们也可以同样解释孟子所说，他拒绝教授某人也是一种教授法的意义。[51]

如此审慎而委婉的回报，却不是现实主义者荀子的特性。在另一方面，荀子的教授则较近于普遍主义，他着重于生活的制度化方面，例如：谨守父母之丧，按时献牺牲祭祀等，因此我们在他的学生中找到法家韩非子，并非意外。韩非主张以统一的法律治理全中国，在普遍主义的观念——法与儒家的观念——礼与义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立，礼是指君子的仪节或生活方式（仅对君子而言）[52]，义是指慎思后的正当行为，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分殊主义的正直行为。

道德标准的不同，自然有其社会背景。如果我们记得，在周代，君子也用于称贵族，小人用于称呼一般平民，我们很容易会想到，这种二元道德标准起源于一个两层阶级的社会，在周代前期，一个有贵族地位的人与一个有君子德性的人，一般相信（即使不全然如此）是二而为一的。同样小人与平民的形象也是叠合在一起的。君子与小人各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日后周代封建秩序衰落，其社会阶级与各阶级的生活方式，包括道德标准在内，不再能够配合。这种情形到孔子的时代已经被人注意到，自那时起，君子与小人遂各自有了特别的语意。游侠他们可能曾为贵族，但自从失去其贵族地位后，他们倾向于认同自己为平民，因而他们的道德律遂与平民的相混合。[53]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也许贵族武士与贵族君子之间的道德标准有所差异，因此发展成游侠与儒家二者所持不同的原则。但这种情形不可能早于孔子的时代，因为在贵族间的社会分化与专业化的过程那时候不过才开始。在周代早期，所谓“（武）士”、“君子”指的都是同一个贵族。

自周代灭亡，秦朝在纪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来，有二十一个世纪之久，帝制系统是中国社会的上层结构，而家族系统是基本单位。人对君主与对父母的责任遂受到格外重视，在这两方面，分殊主义都成为最重要的原则，交互报偿的原则受到修改。在这方面，儒家思想着重于将人的“名份”置于实际之上。君主或父母仅凭其地位即有特权接受其臣民或子女的尊敬与服侍。在极端的例子中，当一个大臣毫无理由地遭受惩罚，他仍会对君主说：“臣罪当诛，天王圣明。”[54]为了确保子女对父母绝对的孝顺，儒家学者发明出一言以蔽之的通则“天下无不是的父母”，[55]子女或臣民永远是该责备的，不论父母或君主如何对待他们。

但早期儒家对父母或君主的态度是不同的，对于一个君主的苛政，孟子赞成用反对、背弃、甚至叛变的手段来报复。[56]弑暴君在孟子认为是正当的，因为一个行暴政的君主已经不是君主，只是一个独夫。[57]孟子也允许子女在他父母犯了大错时，可以出言反对其父母，理由是如果子女对父母的残暴毫无反应，会更增二者的距离与疏远。[58]孔子也允许子女劝谏其父母，但要用温和的态度。[59]孔子对君臣关系的态度也不会与孟子的相差太远。[60]就孔子与孟子来说，他们对后世儒家所做的修改一定会觉得奇怪。

在帝制中国下发展出分殊主义，并继续保持其二元的道德标准，但中国社会并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下的“两层阶级社会”。这个名词也许可以应用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因为士大夫与平民（其他学者偏向使用士绅与农民）间的对比是很显然的。我们还应该记得，在传统中国任何时期，社会上小人都比君子多得多，因为只有小部分人口受得起教育，至于那些不曾多读书的平民小人，他们的道德见于俗谚以及各样的民俗中，其中交互报偿一直是正常的标准，既然这在儒家看来是一个低下但却可以接受的标准，这个原则遂成为君子与小人二者共同的立足点——换言之，即是整个社会的基础，这里才是真正意义所在。

过去数十年中，中国社会进行一连串的巨变或革命，这些对生活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但目前，我们仍难以确定人们是否会限制这项交互报偿原则的广泛应用，或人们是否不再高度自觉到这项原则的存在，如果是的话，将到什么程度。中国社会在现代西方道德标准的影响下，这项原则自不可能如过去一般地行使，但中国人也不可能就会希望完全放弃这项原则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

（原载《食货月刊》3卷8期，1973年，段国昌译）

【注释】

[1]有关此项讨论，请看Marcel Mauss，“Essai sur ledon，forme archique de l'échange”，Année sociologique，N.S，Vol.I（1923—24）。或其英译The Gift：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by I.Cunnison（1954）。Wolfram Eberhard提供此项资料，谨此致谢。

[2]《礼记·曲礼》卷一，页六a。见于《十三经注疏》。

[3]Arthur H.Smit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中国谚语与俗话》）1902年修订版，页二八九—二九○。

[4]例如，见石天基编《传家宝》中“知世事”，页三一a—b。

[5]一个早期的例子是后汉的傅贤。见谢承：《后汉书》，见于《北堂书钞》卷五三，页一三a。

[6]《论语·宪问十四》，页六a。

[7]《礼记》卷五四，表记，页二a。

[8]有关报复与血仇，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9年，页五○—六五，在页五○—五一并列举有关这点的重要西方著作。

[9]图书集成版，页四二。

[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Derk Bodde编，1948年，页一四八—一五○。

[11]前书，页五。

[12]《谈言》（《说郛续》）页三a—四a。另一个情节相似的故事见于《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十三回，其中那武士是从屋檐上掉进院子里，而非从大门走进来。

[13]冯友兰：《新事论》，1940年，页七八。

[14]《说苑》（四部丛刊）卷六，页一a—二a。

[15]《论语·里仁第四》，页十b。

[16]《易经·系辞上》卷七，页八b。

[17]《春秋繁露》（四部丛刊）卷一三，页三a—四a。

[18]《春秋繁露》卷一三，页一a—b。

[19]此项“天”的定义由金岳霖教授提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页一九二。

[20]《书经·汤诰》卷四，页五a；又引自Smith前引之书页四三。

[21]《易经》卷一，页一一b。

[22]《史记》（同文书局）卷五六，页一○b；《弘明集》（四部丛刊）卷一三，页五a—b。

[23]《论衡》（四部丛刊）卷二，页一a—b。

[24]《道藏》版，特别见卷三五，四五，九二。

[25]有关这些辩论的大略，见陈观胜Kenneth Ch’en，“Anti-Buddhist Propaganda du ring the Nan-Cháo”，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ⅩⅤ（1952），pp.166—192。我曾在另一篇文章“Hostages in Chinese Hist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XV（1952），p.520略谈过有关业的解释。

[26]《抱朴子》（四部丛刊）“内篇”，卷六，页五a—b。

[27]根据《太上感应篇》注，一纪为十二年，一筭为一百天，见Paul Carus与Teitaro Suzuki，Treatise of the Exalted One on Response and Retribution（1906），页五二。

[28]《抱朴子》，“内篇”，卷六，页七b。

[29]Carus与Suzuki前引之书，页三。

[30]前书，页一三二—一三四，另见橘扑：《近代思想研究》，页三九—九二。

[31]关于“荫”见Karl A.Wittfogel，“Public Office in the Liao and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X（1947），pp.13—40；E A.Kracke，Jr.，“Family vs.Mer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Ⅹ（1947），pp.103—123。关于“荫叙”与“封赠”在明清两代可参考《明会典》（万历版）卷六与《大清会典事例》（光绪版）卷一二七—一二八。关于族刑可参考仁井田陞：《支那身分法史》（1942年）页二二五—二三六。

[32]Smith，前书，页三○二。

[33]《传家宝》，俚言，页三a。

[34]关于子孝为父母之老年保险，是农民生活一个很普遍的态度，见D.H.KulpⅡ.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1925），pp.135—137。

[35]《礼记》卷五八《三年问》，页二二a。《论语·阳货十七》，页四a—b。

[36]《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3年，页二○一。

[37]《论语·为政第二》，页四b。

[38]《礼记》卷四六，祭法，页一七a。

[39]Talcott Parsons，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1949），pp.550—551。

[40]《独异志》（《稗海》），页二a—b；《唐语林》（丛书集成）卷四，页一二○。这段故事，陈寅恪氏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页六一讨论过。

[41]《论语·里仁第四》，页二b。

[42]《论语·卫灵公十五》，页三a。

[43]Carus与Suzuki前书，页五三。（译者注：原文见《太上感应篇》卷五。）

[44]《孟子·离娄上》，页四a。

[45]《孟子·离娄下》，页二b—三a。

[4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页五○—五二。

[47]《论语·子路十三》，页三b—四a。

[48]《孟子·离娄下》，页三b。

[49]在The Doctrine of the Mean（pp.389—390）即中庸》里，有一段孔子与他好武的门人子路讨论各种类型的“强”的故事。虽然，这章的解释至今并无定论，文中所指的“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可能分别指“懦弱”君子与游侠两种传统。孔子赞

[50]《孟子·告子下》，页四a—b。

[51]《孟子·告子下》，页六a—b。

[52]关于这点，瞿同祖有精辟的讨论，见前书，页二一四—二二七。

[53]劳榦在其《论汉代游侠》一文中（见《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一期，页一至一六）曾提出，在意识型态上古代游侠也许非常接近道家哲学。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确定的证明。

[54]《韩昌黎集》（国学基本丛书）卷六，页五四；卷七，页三七—三九。

[55]《小学集注》（四部备要）卷五，页八a。

[56]《孟子·离娄下》，页二a—b。

[57]《孟子·梁惠王下》，页一二a。

[58]《孟子·告子下》，页二b。

[59]《论语·里仁第四》，页二b。

[60]《论语·颜渊十二》，页三a。其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显然是指两对交互相应的德性，而非四个独立单方面的道德要求，这一句可以与《管子》（四部丛刊）卷二，页六a及《汉书》卷六三，页三a中“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来比较。

打像为誓小考

小考之作，特以追念先师陈寅恪先生，以应北大诸学侣纪念陈先生百年冥诞之邀。联陞务广而荒，无以光大师门，老而弥愧，幸可追怀在清华大学经济系二、三年时，曾选修先生之隋唐史，业余曾就此题请益，先生颇为鼓励。但除牵涉略广之外，实无寸进可言。

隋唐史课在三院（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两堂则在图书馆），先生在课前至少十数分钟即到三院一角之教员休息室以备同学请益。有黄色包袱内包中文书若干（约十数）册，备讲时引用（内无日文或西文，先生谈及日本学人之著作时，如冈崎文夫氏对兵制中之“是后夏人半为兵矣”不甚了了，如蜻蜒点水，不予追究）。先生每讲皆有新得，后乃集入数书及论文。记得周一良、俞大纲两位曾来旁听，听后云：“真过瘾，正如听了一次杨小楼的戏。”两君皆饱学之士，而倾服先生如此。又，当时同修陶希圣先生中国社会史课，上课亦在三院，亦每得晋谒于同一之教员休息室，陶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

打像为誓，是唐文宗事，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著其出处：

《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庄恪太子妃条（《新唐书》一七二《杜兼传》附中立传云：开成初文宗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寅恪按：中立固出名家，但尚主与纳妃微有不同，故附记于此，以供参证。）云：

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朝臣家□（联陞疑当是“有”字）子女者，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谓宰臣者曰：“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妇。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朕作情亲，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何罗去。”因罢其选。（原注：出《卢氏杂说》。寅恪按：《唐语林》四企羡类亦引《卢氏杂说》此条，但作“打朕家事罗诃去”。）寅恪按：此条所载文宗语末句颇不易解，姑从阙疑。

联陞按：先生当时讲此节大意如此。联陞于请益时，提出封述打像为誓一事，见《北史》、《北齐书》及《太平御览》等处。

《北史》廿四《封述传》云：

前妻河内司马氏一息，为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及将成礼，犹竞悬违，（封）述忽取所供养像对士元打像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处常得应急像，须誓便用。”

联陞推测，文宗与封述之利用供养像为誓，当以取信为主，今日西人犹好以圣母像、耶稣十字架，或《圣经》为誓（无像时可于胸前画十字），心理正同。先生亦认为此说可存，至于“何罗”与“罗诃”当是一体，联陞于佛教图像（icon）所知甚少，姑暂拟为罗睺罗之一译，请方家教正（宋代供养罗睺罗，见《东京梦华录》等书）。

至于打像作誓之另一义，则为促此像发挥其神通，赐福赐财。此义渊源甚古，其流亦长，义理相通。诗人所谓“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是也。较早之例，如《风俗通·祀典》云：“今民间独祠司命耳，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担箧中，居者别作小屋，齐地大尊重之。”齐地尤堪注意。

供养像而求财求福之例，据《太平御览》六五七卷，北朝已有，此卷除引《北齐书·封述传》（云“述忽取所供养像，对士元，摇而示之”其文微异）外，另引《北齐书》一节：

《北齐书》曰：有沙门晏通于道旁造大漆像，教化乞财。所得物咸以入，常以杖敲此像，号曰：出课乌奴。

此节似不见于今本《北齐书》。除其情事令人联想元代称贿物为“肚皮”（联陞有文讨论，题为《元典章札记》）外，尚有可并论者数事。又按《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云：

天王阁，长庆中造，本在春明门内，与南内连墙。其形大为天下之最。太和二年敕移就此寺，拆时，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数十筒。今部落鬼神，形象隳坏，唯天王不损。

此像“肚皮”中诚有可观。又近三十年前日本西京清凉寺（亦名青龙寺）佛像修理时发现像内有绢物所裹之内脏，一时轰动。友人Gregory Handerson曾撰文介绍，联陞有副本，惜不在手边。1962年联陞曾访此寺，时住持为冢本善隆先生，佛教史家。联陞评其所译《魏书·释老志》尚在此后也。国内《考古》、《文物》所载，似亦有佛菩萨藏物之事，今不详考。

唐代有以陆羽为茶神之事。《新唐书》一九六卷云：“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既祀为神，理应佑其本业之昌盛，不足为异（近世皮黄剧有云“打灶王”，其理正同，各业皆祀其神，皮黄祀唐明皇曰老郎神）。

若求其源，则古代之灵石崇拜（孙作云文）及近年发现之红山文化“女神庙”，虽非中原，似亦不可忽略。联陞自入中学，即读考古诸作，窃谓如傅斯年、顾颉刚，大处落墨，固为一世之豪，而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诸先生，有诗人想像，创获亦多。其不悖于社会人类学，尤堪宝贵，学问忌执贵通，后生可畏，吾知今天学人，对此小文所论偶像崇拜，必有所悟矣。

此文主要略论供养之像，其他各种造像，不在此列。如秦汉之金人十二，霍去病墓之匈奴像，乃至明代之“代身金人”，均需别论。可注意者，多为异族屈服之像（西洋亦多其例），殷墟诸像，为数无多；高宗乾陵，最可说明，附志于此，以待高明。

文化论有所谓自发与外铄之争，似不必过为轩轾。人之发展亦有先后天之别，如汉代石刻，已有六牙像及佛像圆光，然佛教流行之广，则在六朝隋唐。若拘一而废百，别有用心，则非学人所贵矣。附言絮絮，自知取笑通儒，深所愧谢。

然有不能已于言者。近阅国内之《清华校友通讯》，十五期有王国维先生之后人王君，谓陈寅恪先生为王先生所撰之碑，曾遭破坏，今已恢复，大是可喜。按陈师此文，陈义甚高，不止为时贤，且为千古立论。闻当年受迫害时，曾屡以此碑下落为问，今得复立，则大义可张，为弟子者，诚所欲馨香祝祷者矣。

1987年10月3日稿

（此文原收于《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龙宿郊民”解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相传是南唐董源的山水画，上面有“董北苑《龙宿郊民图》真迹。董其昌鉴定”两行字。还有董的跋语：

《龙宿郊民图》，不知所取何义，大都箪壶迎师之意，盖艺祖下江南时所进御者，名虽谄而画甚奇古。

后面又有长题，其中有“丁酉（1597年）典试江右归，复得《龙秀郊民图》于上海潘光禄”之语，末题“天启甲子（1624年）九月晦日，思翁识”。

此外还有乾隆题诗，并跋，对于画题意义，大加讨论。并提出新解释，跋云：

董源此画，元以前无辨及者。明董其昌题帧端，谓是艺祖下江南时所进御。考《宋史》，开宝七年九月，命曹彬潘美将兵伐江南。九年正月，御明德门，见李煜于楼下。则是宋祖并未亲征江南，安得有郊迎事？若以为指彬美，又不得拟之为龙。况《曹彬传》，叙济江后，连破江南军，亦无迎师语。盖其昌于图名不得其解，从而为之辞耳。而张丑《清河书画舫》，则以为写太祖登极事。时董源正仕南唐，何由画宋汴京仪节？且所图亦与受禅不类，其舛更不待辨。按《传》称“龙见而雩”，注之者曰：“建巳之月，苍龙宿昏见于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今阅图中景，颇似初夏。而两舟衔贯舣水次，众皆联臂舞跃，仿佛古者拔河之戏。疑郊民见龙宿祷雨所陈。源当日命名，意或取诸此。夫准经作绘，既胜于傅史之诬，而图列民事，不忘执艺以谏，不犹愈于进谄之不经乎。既题长歌以辨之，并附识如右。己丑（1769年）新正，御笔。

诗是一首七古，题在跋前，意思相同，不录。

“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编的《故宫书画录》（1956年）中册卷五页一九转录《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著录的按语，未加讨论。按语云：

谨按是图，始见明詹景凤《东图玄览》，载“董源《龙绣交鸣图》，无款识，亦无前代名贤题字。相传为董源《龙绣交鸣图》，图名亦不知所谓”云。《清河书画舫》，《书画汇考》，皆著录。俱作《龙绣交鸣》，不详其义。元人习用“龙袖娇民”语，见欧阳玄《圭斋集》，既非典雅，至董其昌始定为“龙宿郊民”，云艺祖下江南所进。而张丑又谓“写太祖登极事，大奇大奇”，穿凿影响，均未足为定论。御制诗两辟之，据《左传》，“龙见而雩”，以合图中初夏景色，祈雨拔河，郊民聚集。源能列民事以执艺谏。准经命名，既极正大，劭农岁省之渊衷，随事而寓。所谓见仁见智，不仅在图画间也。董识中讹北苑为北源，思训为师训，龙宿为龙秀，二十为贰十。皆笔误不检。其昌他书多类此，并附识之。（1948年谭区斋影印本册二七，页一八九上下）

我在1957年7月30日到北沟看故宫博物院的画，蒙庄尚严等几位先生接待，大饱眼福。看到这幅画时，我说：“龙宿郊民四字，恐怕是笼袖娇民之误。”当时未及讨论。现在想趁着给董彦堂先生祝寿这个机会，把这个意见发挥一下，向方家请教。

《石渠宝笈续编》按语中所引的《圭斋集》，见《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刊本卷四页九下：

七月都城争乞巧，荷花旖旎新棚笊。龙袖娇民儿女狡，偏相搅，穿针月下浓妆佼。碧玉连房和柄，晡时饮酒醒时卯。淋罢麻稭秋雨饱，新凉稍，夜灯叫卖鸡头炒。

这是欧阳玄在至顺庚申（1332年）年写的《渔家傲南词》十二首的第七首。欧阳玄自己说明，写作的目的是“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富，四时节令之华”。龙袖娇民指的当然是北京的居民。

南宋人（著者宁宗时人）作的《西湖老人繁胜录》，（涵芬楼秘笈第二集莲七上）云：

清明节：公子王孙，富室娇民，踏青游赏，城西店舍经营，辐辏湖上，开张赶趁。

近人孙毓修校云：“骄原误娇。骄民二字，屡见《武林旧事》诸书。”

联陞按：娇字不误，娇民可写娇贵之娇，而不必一定写骄傲之骄。因为这两个字的音义本有可以通假之处。泗水潜夫即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祭扫”条（《知不足斋丛书》册六○，页六上）云：

盖辇下骄民，无日不在春风鼓舞中，而游手末枝为尤盛也。

卷六“骄民”条（册六一，页六下）云：

都民素骄，非惟风俗所致，盖生长辇下，势使之然。

“笼袖娇民”的笼袖，本是描写都人娇惰的闭逸情况。在《圭斋集》里，变成“龙袖娇民”。在元曲里，则往往作“龙袖里娇民”。近人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1952年）页三一七云：

龙袖里娇民京城里好百姓。

《刘弘嫁婢》剧四折春郎念旨云：“你本是龙袖里娇民，堪可做朝中宰相。”

元本《合汗衫》剧一折混江龙曲：“俺本是凤城中士庶，龙袖里娇民。”

《蝴蝶梦》剧四折包待制词：“你本是龙袖娇民，堪可为报国贤臣。”

看解释像是把“龙袖里”与“京城里”作为同意语，以“龙”代表君主，犹言“辇下”、“天子脚下”。这倒不能说是错。因为元人既然写作“龙袖”下加“里”字，又以“龙袖”与“凤城”作对，可能元人已经误解了。

不过“笼袖娇民”的本义，到明清还有人知道。明陈继儒《太平清话》（《丛书集成》册二九三一，卷一，页四）云：

钱塘为宋行都，男女尚妩媚，号笼袖娇民。

清檀萃（1801年卒，年七十七）《滇海虞衡志》（1799年自序）是仿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之作，有一段说：

范志谓“南方多珍禽，非君子所问”，然则所问者，终以闾阎所畜民生利赖者，宜先鸡鸭鹅鹜。……山居之民，又畜鸬鹚捕鱼，以为生理。人家又多养鸽，天日清明，滇人多养鸽，散于满城，铃叫盘空，笙箫响逸，此皆生理所资者。其他娇民笼袖，髀袋鹌鹑；浪子提笼，面矜黄豆，虽世俗之所尚，吾无取焉尔。（《丛书集成》册三○二三、页四三至四四）[1]

陈继儒是董其昌的朋友，可惜他没有想到“龙宿郊民”与“笼袖娇民”的关系，否则这个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

这幅画如果本来就叫“笼袖娇民”，而且出于董源之手，那么画的应该是南唐首都异州（即南京）的景物。《石渠宝笈续编》云：“设色画。崇山回溪。村落游人。岸侧连舟鹜进，百夫牵缆作力。岸旁奏鼓，舟中亦鸣鼓应之。”这要算一幅很早的都市郊外生活画。比彦堂先生考订过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要早差不多二百年。

“龙宿郊民”四字，“宿”当读如“秀”（Hsiu）。董其昌跋文又作“秀”，可见他知道这个字的正确读音。詹景凤《东图玄览》（我未见此书）作“龙绣交鸣”，音亦甚近。近人多不知“宿”字读法，如《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1936年）第三册书画页三四，英文拼音作Lung Shu Chiao Min T’u，近来中华丛书委员会出的《中华美术图集》画一，亦沿此误。又陈仁涛《中国画坛的南宗三祖》（董源、巨然、刘道士）（1955年，页五三）作Lung Su Chiao Min T’u，亦误。

1959年6月16日稿

【注释】

[1]宋应星《天工开物》自序末云：“时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问堂。”“家食之问堂”，不大好懂。日本学者薮内清等《天工物の研究》译做“閒居の书斋”。我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54，17，1，2）评介此书，对此点表示疑问。我猜想可能出于《易·大畜》：“不家食吉”，但也不敢自信。后来想“问”字可能与范成大用的“非君子所问”有关，“家食之问”等于“家食是问”，宋应星自谦言词只问家庭饮食之事，或是不贤识小之意。谨记于此，以待高明。

五、十新解

这篇小文，是为陶希圣师祝寿之作。大意发自《论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或作《易》）可以无大过矣。”旧注对五十二字无说。我听说毛子水先生主张，五、十读断。意为五与十之间的数年，等于英文之several，但亦可说一五、一十，如旧时围棋终局数子，往往如此算。所以五、十虽断开，可以重复。我即借此义数祝陶师无疆之寿。我在清华大学选修陶师中国社会史，受到不少启发，现在约略计算，已近五十年，近半世纪，颇值得纪念。又，学社会经济史的人对数字要特别小心，一收入计算机，可能万劫不复。这篇小文，用意在请同道，不可忽略数字可有别解。我只举唐宋文献中几个例句，有的前年在史语所与同仁讨论“唐宋时代之判”时涉及，当时严耕望先生在座，对我对《水部式》的读法，未发异议，所以敢大胆写此短文。

五、十可以读断之例，在宋代有《司马温公集》一处（卷九·四部备要《札刘贤良蒙书》）有云：

今者足下忽以亲之无以养、兄之无以葬、弟妹嫂侄之无以恤，策马裁书，千里渡河，指光以为归。且曰：以一下婢之资，五、十万畀之，足以用事。何足下见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虽窃托迹于侍从之臣，月俸不过数万。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续。居京师已十年，囊楮旧物皆竭。安所取五、十万，以佐从者之疏粝乎？光得侍足下续周岁，得见不过四五，而遽以五、十万奉之，其余亲戚故旧，不可胜数，将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司马光回信诉苦，说自己月俸不过数万，与刘贤良所请，五、十万为鬻一下婢之资。请求的人与回答的人想必读断五、十二字，细心的读者应无异议。

唐代的用例，见于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页413，文曰：

会宁关敦煌发现《水部式》（《鸣沙石室佚书》）云：

“会宁关有船五拾只，宜令所管差强了官检校蕃兵防守，勿令北岸停泊。自余缘河堪渡处，亦委所在州军严加提搦。”

据此，关近黄河，在南岸。当唐盛时，仅船五十只，可见津渡之规模。然《唐六典》七“水部郎中”条云：“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白马津船四艘，龙门、会宁、合河等关船并三艘。……渭津关船三艘。”自余各津船各一两艘。渡子之数，“会宁船别五人，兴德船别四人，自余船别三人。”是会宁船数与《水部式》大异。按《水部式》写本，“五拾”二字大写甚明晰，盖与《六典》时代不同也。然即据《六典》已可知此关津在诸关津中之地位。又每舟渡子三人至五人，则《水部式》所代表之时代，会宁一津渡子盖近二百人也。每日来往渡人盖千人以上，交通行旅，可谓盛矣。

我认为五拾二字应读断，则《水部式》与《六典》相差无多。严先生可能千密一疏，遂有过高之估计，似不可从。严先生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功力深厚，识解明确，我深为钦佩。此点如能以过人之雅量，接受鄙说，于后贤当有裨益。

另一唐代的五十可以读断之例，见《史语所集刊》五十六本第一分，卢建荣《唐代前期非常支出的筹措及其回响》，此文甚佳。但有一处引《新唐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有一节提及魏氏对马政之建议：

……又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弛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上所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

解释正确。但以“人间畜马可五十万”一句，未注明五十当断，方符合以税口钱买马，众擎易举之旨，不可能要到了五十万（百万之半），方始由州县收购，其理甚明。

按五十万断开，则为约数，故上文之前有可字，读者可自警觉。又按司马温公最重数字，其《通鉴考异》可见，今录建中三年“河陇边士”一条，其中亦有约五十万人，用约字以示其为约数，亦五十可断之例。文曰：

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

这一段值得社会史家注意。

1987年9月30日稿

中国围棋数法变更小考

围棋之戏，通行于中韩日三国，而局终的数法，即胜负计算方法，微有不同。照平常所谓中国数法，是计算一方的子数，把活子与活子内包括的领土，也当作子数算在一起。再把总数与全局子数之半相比，以定胜负。在韩日两国，并不计算活子，只比较双方领土的目数（即路数），但死子须填入己方领土之内。这两种数法，乍看似很不同。实际若以二目作一子折算，结果相等。此外在规则上还有些细微的出入，这里先不讨论。

普通以为中国计算方法，向来是数子，实则不然。中国本来也是数目，后来才变成数子。韩日两国所用，当是南北朝时传入的旧法（关于两国弈棋，最早的记载见《周书·异域传》百济、《隋书·东夷传》百济、倭国、《北史》百济传、倭国传）。中国围棋数法变更的时代，就我大略稽考所得，大约在明朝初叶或更早。到晚期万历之世，数子方法，已经通行了。

中国围棋计算方法，在宋及以前数目。最清楚的证据，见于李逸民的《忘忧清乐集》（南陵徐乃昌复刊宋本）。李是徽宗时棋待诏。书名是因为徽宗题诗有“忘忧清乐在枰棋”一语而记（而忘忧又出于《晋书·祖纳传》）。这部书里所收的整局的棋谱，凡四局，每局后都注明结果：

一局名“成都府四仙子图”，是宋朝四位名手，分曹围棋（即日本所谓“连棋”）。结果是：白杀黑九子，填外有四十三路；黑杀白七子，填外有四十二路。

一局名“烂柯图”，注云：“昔王质入衢州烂柯山采樵，遇神仙弈棋，乃记而传于世。白先，黑胜一路。”谱后记云：黑杀白二十二子，白杀黑九子，各一百四十五着，黑有十八路，白有十七路。

一局名“金花碗图”，是“待诏阎景实与顾师言争着盖金花碗一只。阎景实白先，顾师言黑胜一路”。末云：黑杀白六子，白杀黑六子，各一百二十二着；黑有四十路，白有三十九路。

一局名“贾玄图”，是“唐待诏贾玄（按：贾玄，宋初人，此唐字似应属上一局）与杨希粲对局。贾玄黑先，希粲输八路”。末云：白杀黑二十一子，黑杀白九子，各一百十九着，白有四十三路，黑有五十一路。

这四局用的，显然都是数路即数目的方法。第一局、第四局当是宋谱，第三局当是唐谱，第二局王质是晋人。神仙弈棋，自然只是传说，或是唐人所传旧谱，亦未可知。可注意者，宋以前两谱白先，而宋谱黑先。这与日本记载说昔时上手持黑，下手白先（见《古事类苑·游戏部》，引《江家次第》五），后始改为黑先，正相符合。《忘忧清乐集》一书，小川琢治博士在他的《支那に于けゐ围棋の起源とその□达》（《支那学》六卷三号七卷一号）已经利用，但未注意到计数方法。

还有几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证明唐宋时数路。其一见于《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引《荆公诗注》：

太宗时待诏贾元（玄）侍上棋。太宗饶三子，元常输一路。太宗知其挟诈，乃曰“此局汝复输，我当榜汝”。既而满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亦诈也。更围一局，汝胜赐绯，不胜投汝于泥中。”既而不胜不负。太宗曰：“我饶汝子，今而局平，是不胜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赐以绯衣。

贾玄握中的一子，是太宗的死子。填入之后，太宗就要输一路了。

第二个故事，见于《云仙杂记》引《棋天清览》：“李杓直与人棋而败，乃窃数子咽之。寻问，乃鼓局大怒。”

李杓直偷偷吞咽的数子，当是自己的死子，以免填入自己的领土。《云仙杂记》题唐冯贽纂有天复元年（901年）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宋王铚伪作，但故事似属唐时。

另一个故事，很相类似，见《古事类苑·游戏部》二引《江谈抄》三。说吉备真备与唐人围棋“无胜负之时，吉备偷盗唐方黑石饮了。欲决胜负之间，唐负了”。唐人觉得奇怪，卜筮占之，说是盗饮腹中。于是让吉备服泻药。日本方面又“令服呵梨勒丸，以止封不泻之，遂胜了”。

再早如《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引《新论》（《太平御览》卷七五三引作《新语》）云：“俗有围棋，或言是兵法之类。上者张置疏远，多得道而为胜。”如果是“桓谭新论”或“陆贾新语”，则汉时中国围棋已经数路（即道）了。

变成数子之后，最明确的记载，就我所知，是《金瓶梅词话》（万历丁巳即1617年序）。第五十四回常时节与白来创赌棋一段：

于是填完了官着，就数起来。白来创着了五块棋头，常时节只得两块。白来创又该找还常时节三个棋子，口里道：“输在这三着了！”连忙数自家棋子，输了五个子。

这里不但数子，而且计算块数。块数多的人，每多一块，要找还一子。这种方法，在中国一直采用。到近些年受了日本规则的影响，才有人取消了计算块数这一条。但是因为数子要把官子收完，连单官即日文所谓驮目在内，所以还要看谁收后。对子如黑收后，黑应得一百八十一子，白收后白应得一百八十子半，以期精密合理。

明万历时，中国已经数子，还有一条显明的证据，就是《日本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里关于日本围棋方法的记载：

其围棋呼曰俄。棋盘亦分三百六十一着，棋子亦分黑白两样。围占之法，大意相同。亦知打急，呼曰过户之。兼识接断，呼曰子吾。其两不入呼曰了无是。但胜负与中国殊。假如围占着数，将内所得彼棋子拾于手各收之。待盘内两围占毕，然后各将所得棋子填彼所占空内，两皆填满为和局。如填空着不满，算数多少，以分胜负。如有一着不能填满，是为输局，填满内多一着，是为赢局。外和局呼曰是俄，赢曰各打，输曰埋吉打。

《日本考》亦称《日本风土记》（此条亦见《古事类苑·游戏部》二）。据渡边三男氏《译注日本考》（1943年），《日本考》之刊行当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592—1593年），《日本风土记》附见于《全浙兵制考》，其刊行当在万历二十年。

上节所引日本语，多数都很容易对证，如俄是ご。过户之是劫打ち，子吾是接ぐ，是俄是持棋，各打是かつた，埋吉打是まけた。《古事类苑》与渡边氏都已经考订。“了无是”，《古事类苑》无说，渡边氏以为或是“驮目地”，似无道理。两不入当指双活局面，亦曰两生（如梁武帝《围棋赋》云，或非劫非持，两悬两生）。我猜想了无是或是“两生”一类的名词之一种读法，也许是“两无事”之音读。

还有明万历进士王恩任，著有《弈律》，是一种游戏文章。其中“得遗失物”、“收留迷失子”、“侵占街道”三条，细看他的解释，都是为数子而设。

数目之法，可能沿用到明初。证据见《朴通事谚解》（奎章阁丛书本）里关于围棋的一条。《朴通事》是高丽朝末期通行的一种汉语教科书，本子甚多。这个谚解本，保存元末明初的风俗事物甚多。这一段，先请两人围棋，到下完时，有下列的对话：

“你的杀子多，没眼棋，咱摆着看。我不说停下来，你说饶我四着，我却怎么赢了这三十路棋？来么兄弟，常言道：高棋输头盘……”

这显然还是数路。谚解“杀子”之“子”与三十路之“路”用字不同，一指子，一指目，也可为证。把《朴通事谚解》与《金瓶梅词话》、《日本考》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一个假设，就是围棋数法之变更，当在明朝，多半是接近明初，或者更早。因为如果变更之历史太短，万历时人记日本方法，似乎不应该全不知道那就是不久以前的中国旧法。

要问中国人为什么由数目改为数子，我想至少有两个重要理由。一是数子不必保留死子，既省麻烦，又可避免“臣手中尚有一子”及“乃窃数子咽之”一类的弊病。二是在有些特别形状，例如“盘角曲四”（日文“隅の曲リ四目”）照惯例是死棋。但是如果真要杀起来，进攻的一方面，要先把自己棋里可被对方用作劫材的地方，全部补好，然后打劫。对方无劫材，只可认输。所以《棋经》说“盘角曲四，局终乃亡”。这在数子时不成问题。如果数目，则在一方面自补以减对方的劫材时，如果对方不肯同样做，就可能引起争执。因此有人提议增加一条Pass Penalty的规则，即是假定一方认为棋未终局，还要继续下子而对方不肯下子；则每拒绝一次，要减一目为罚。这样才可以补救。美国友人Karl Davis Robinson即主张如此。他的大著The Structure of Go详论围棋各种规则以及各种特殊形式的处理，初稿在1946年完成，希望将来可以印行。日本棋院的《围棋规约》（1949年公布）因为没有Pass Penalty的规定，对于“隅のまがリ四目”只可以判例定为无条件死，这是不十分合理的。

在韩国还有一种围棋的方法，名曰Potok，起头有所谓“排子”，即黑白交互占据星及星间距离相等的各要点，布阵既毕，然后开始。最终的计算方法，也有不同。排子似是中国各占对角星位“势子”的演变加繁。势子在中国的历史，恐怕甚久。《忘忧清乐集》所载各局，全有势子。其最早的两局，孙策诏吕范，晋武子诏王武子，虽属难信（因为三国两晋时棋盘是十七道或十九道，还是问题。若依邯郸淳《棋经》，古时是十七道。见小川上引文），但后汉马融《围棋赋》已说“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缘边遮列兮往往相望”。所谓先据四道，也许指的就是势子。

关于排子较早的记载，我只有一条，是金昌业的《稼斋燕行录》（亦称《老稼斋燕行日记》，我用的是朝鲜古书刊行会本）。壬辰十二月二十一日（相当于1773年1月17日），在沙河驿城内汉人刘启迪家。主人以卖盐为业，不解文字。

堂中有棋局。使主人对着。其法皆与我国同，而但无初头排子耳。两人手皆拙。柳凤山亦拙手而在傍训手，其人称善。可笑。

1956年2月，一位韩国友人为李丙焘博士还历纪念论丛来征文。我因听说李博士于围棋亦有同好，遂草此小考为贺。因请那位韩国友人转托朋友搜集关于排子的资料，承许善道、闵锡泓两先生供给下面一条，特此志谢。以后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记载。这一条出于《林下笔记》卷二七引《春明逸史》三，云石棋诀：

云石相公尝谓余曰，君知围棋乎？对曰，未能。公曰，虽未能，当有可知者。排四子作家，则吾手张而无外侵之患，此乃棋法之要诀也。凡人之涉世也，毋论事之大小，能用围棋作家法，则有何他虞。公言实警余而然，所以平生不忘者也。

云石相公当即赵寅永（1782—1850年），时代不算太早。又所谓“排四子作家”也许是说的中国势子（黑白共四子），而非韩国的排子（黑白共十六子）。

关于排子之兴，我还有一个假设，就是也许可以早到元代附近。按，元晏天章《玄玄棋经》（高昌秘笈甲集）卷首有“天复地载图”，也是一种最初布阵的方法，黑白子各三十二，各据定位。说明云云：

先后四四上下子，次五三，次七三，递相一着，以布成图。然后递相对弈。此一时之巧制也。今人多不用此法，姑取之以备观览。

这种布阵方法，虽与排子不同，而精神极相近。颇有先后影响的可能。这个假设有无价值，还请博雅的方家指教！

1956年撰

中国语文札记

我同李方桂先生最初见面，在1947年。那年秋天我辞去联合国秘书处语文研究专员的职务，回到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作助教授，兼教历史同语文。那时李先生已经来到哈佛，接了赵元任先生的事，在哈佛燕京学社主编《汉英大辞典》（这部辞典，计划太庞大，始终未成。）住在哈佛街331号。我没事就到李府帮李太太包饺子，陪李先生下围棋，也不时请教些语文方面的问题，得益甚多。后来李先生转到耶鲁大学任教，又转到华盛顿大学。也还不时见面，常常通信。李先生同我都属虎，比我大一轮。今年庆祝六十五岁。我这四五年来已经专教历史，在语文方面没下多少功夫，不能来什么长篇大论。现在整理旧笔记，略加补充，写成札记三条，献给先生祝寿。

一、阴阳平跟上下平

现代国语，以阴平为上平，阳平为下平。这个说法，大约只能回溯到明朝。元朝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就以阴平为下平，阳平为上平。诸桥辙次《汉和大字典》四声条以为自元以来皆以阴平为上平，似乎失考。

按《中原音韵》序“阴者即下平声，阳者即上平声”。这里上下是指的调值高低。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说，周德清“乃自著中州韵一帙，以为正语之本，变雅之端。其法，以声之清浊定字为阴阳。如高声以阳，低声以阴，使用字随声之高下情为词，各有攸当”。更是清楚。

贾仲明这个说法，在《中原音韵》本书就有证据。最清楚的是周自己的后序：

泰定甲子秋，予既作《中原音韵》，并起例以遗青原萧存存。未几，访西域友人琐非复初，读书是邦。同志罗宗信见饷。携东山之妓，开北海之樽。英才若云，文笔如槊。复初举杯，讴者歌乐府〔四块玉〕至“彩扇歌，青楼饮”，宗信止其音而谓余曰：“彩字对青字，而歌青字为晴。吾揣其音，此字合用平声，必欲扬其音，而青字乃抑之，非也。畴昔闻萧存存言，君所著《中原音韵》，乃正语作词之法以别阴阳字义，其斯之谓欤。细详其调，非歌者之责也。”余因大笑，越其席，捋其须而言曰：“信哉吉之多士，而君又士之俊者也。尝游江海歌台舞榭，观其称豪杰者，非富即贵耳。而以才动之者鲜矣哉！”语未讫，复初前驱红袖而白同调歌曰：“买笑金，缠头锦”，则是矣。乃复叹曰：“余作乐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宗信知某曲之非，复初知某曲之是也。”

所谓“此字合用平声”，指的是阳平声（即上平）。用青字得把声音压低，才能读成下平，而唱腔是高音，所以听起来就像晴字了。正

确的一首全文见本书：

南吕

四块玉

买笑金，缠头锦。得遇知音，可人心。怕逢狂客，天生沁。纽死鹤，劈碎琴，不害碜。

评曰：缠字属阳，妙！对偶音调俱好，词也可宗。

务头在第二句及尾。

关于务头，下边儿再讨论。后序这一段，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曾经引用。陈先生的书，有富路特教授英译本，名为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1966年出版。可惜译文误以彩扇歌、买笑金、缠头锦为三个调名（melodies），对于这段文字在文字音韵史上的重要性，也没有论到。（页一八二）

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页七二）引明末毕拱辰《韵略汇通》：“平声分上平下平，即今之阴平阳平。”又王照《五十音母》“注字皆用京音。初授读时，皆专作上平，勿泥于注字之声”，与今日注音字母读法一律用阴平相同。例如，家庭二字，家是上平，庭是下平。

按《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向有大都（北京）与中州（河南一带）两说。比较近的讨论，如《中国语文》1962年第七期有赵遐秋、曾庆瑞一篇文章，主张《中原音韵》代表大都语。《中国语文》1963年第四期又有李新魁一篇文章，与赵曾商榷，主张河南说，引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又《大金国志》，迁都汴梁诏：“大梁天下之都会，阴阳之正中。”不过双方都没有提到四声调值，也没有同近代方言四声调值比较。

按国语阴平是高平55，阳平是高升35，与阴下阳上不合。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安徽淮北一带，却有很多地方阴平较低而阳平较高，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上声大抵是高平55，与中原音韵常说的“上声起音”相合。友人侯健，是台大英文系副教授，鲁西人。前几年在哈佛作访问学人。有一次我同他谈起来阴阳平上下平的问题，他说他向来以阴平为下平，阳平为上平，而且以为天下皆然。可见阴下阳上之说，在方言里仍旧保存。

不过，《中原音韵》的音系，如果专指中原某一地方，又有难处。例如开封四声调值，是阴平24，阳平41，上声55，去声31。虽然阳平起点较阴平高，可是阴升阳降。（据《语文学习》1957年第三期）济南是阴平213，阳平42，上声55，去声21。（《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一本）淮北方音大抵阴平214，阳平55，上声35，去声51。（《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七本）河北省方音，有比较详细的专书报告。（《河北方言概况》）此外，西文中讨论华北方音的，可以参考Theodor Bröring，Laut und Ton in Süd-Schantung山东音声，1927；Franz Giet，“Phonetics of North-China Dialects，a Study of Their Diffusion”（Monumenta Serica Ⅺ，1946）；Franz Giet，Zur Tonitöt Nordchinesischer Mundarten，1950。关于西文参考书，蒙方桂先生指示，特此致谢。

用现代方音倒推比较早的音系，虽不能说一定可靠，至少是值得试验的一个方法。周祖谟的《宋代汴洛语音考》（收入他的《问学集》下册）有一段把他考定的宋代汴洛语音与《广韵》及现代开封音比较，得到若干很有意义的结论。这条路是很值得走的。

附论务头。这是一个剧学上的专门名词，好多人推重曲学大家吴梅的解释，说是平上去相连之处，而且与阴声阳声有关。不过也有人怀疑这个讲法太复杂。杜颖陶在《剧学月刊》一卷二期（1932年）有《论务头》一文，反对吴说，以为至少在北曲不是如此，因为照《中原音韵》上去已经不分阴阳，而且周德清所举务头之例，有时是一句，有时只有一个字。如〔金盏儿〕评曰：“此是岳阳楼头折中词也。妙在七字‘黄鹤送酒仙人唱’，俊语也。况酒字上声，以转其音，务头在其上。”又〔迎仙客〕“十二阑干天外倚”，评曰：“妙在倚字上声起音。一篇之中，唱此一字。况务头在其上。”又〔朝天子〕“客去斋余，人来茶罢”，〔红绣鞋〕“功名不挂口”，评曰：“二词对偶音律语句平仄俱好。前词务头在人字，后词妙在口字上声，务头在其上，知音杰作也。”大约务头是拔高或耍腔的紧要关头（头当然是语尾），杜颖陶引明人王伯良之说，已是如此：“凡曲遇揭起其音而婉转其调，如俗之所谓作腔处，每调或一句或二三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即是务头。”（《曲律》卷二）昆曲可能另有关于务头的说法，杜先生说，他的老师曹心泉有专著讨论，可惜至今未见发表。参看《剧学月刊》二卷一期（1933年）曹心泉讲，杜颖陶述，《昆曲务头廿诀释》（气字滑带断，轻重疾徐连，起收顿抗垫，情卖接擞板——此是务头）。

二、动态动词跟静态动词

在给学生讲国语文法的时候儿，讲到“着”字，我常常指出来，有些动词，带“着”不带“着”，有动态静态之别。例如“站着”、“躺着”可以叫静态动词（static verbs），“站起来”、“躺下去”的“站”、“躺”就可以叫做动态动词（dynamic verbs）。这些成对的动词，意思有些区别，翻译往往要用不同的外文字，所以容易觉着是两个不同的词。其实也许是同一动词的静态式（static form）跟动态式（dynamic form）。两种讲法似乎都可以成立。

在“躺着比坐着舒服”、“狗坐着比站着高”（比较“去比不去好”）、“这个小孩儿会坐着了”（比较“他会走了”）、“我在床上躺着来着”（比较“我看书来着”）这些句子里，可以看出来，带“着”是静态动词的不定式（infinitive form）。

类似的例，比方“戴”是往头上戴，“戴着”是在头上戴着呐。所以“我戴帽子呐”跟“我戴着帽子呐”，一动一静，大有不同。“穿”跟“穿着”的分别也是一样。还有“开、关”跟“开着、关着”，也有动静之别。“我关门呐”，是动态：“门关着呐”，是静态。“我关着门呐”，普通指“我让门关着呐”（没有让他开着），与“我吃着饭呐”不同。“我吃着饭呐”跟“我吃饭呐”，意思没有什么分别，只是“吃着”更显得忙些（占着身子）、生动些（让人想象吃饭的种种举动）就是了。

有的分别，可以用文言比较说明。例如“我拿书呐”、“我拿着书呐”、“拿”相当于文言的“取”，“拿着”相当于文言“执”或“持”。一个是去取书，一个是已经有书在手。“想”跟“想着”，一个是文言的“思”（动脑筋），一个是文言的“记”（记忆，记下来，记在心里）。这种成对的词，用西文翻译，其间的动静之别，就更清楚了。

静态动词不一定老带“着”。例如“我躺了半天，没睡着”。这个躺是静态动词，等于说“我在床上躺着躺了半天，没睡着”（睡着的着读阳平zháo）。要是在特别情形，说“我躺了半天，也没躺下去”。意思是“我往床上躺，躺了半天，也没躺下去”（可能是身体有毛病，或者床上东西太多，人太多）。这个“躺”就是动态动词。所以要单说“躺了半天”，还不能一定说是动是静，得看上下文。

还有一个有趣味的现象，就是静态动词，在短时貌（transitory aspect）往往加儿尾，而动态动词，则多数不加。最常用的是“歇歇儿”，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里，各出现了不少次，有时作“歇一歇儿”、“略歇歇儿”（现在大抵说“略微歇一歇儿”，单用“略”的人比较少）。不过“歇歇脚儿”、“歇歇腿儿”，不说“歇歇儿脚儿”、“歇歇儿腿儿”，另外常用的有“坐坐儿”、“躺躺儿”、“等等儿”。北京儿歌有“晾晾儿、冷冷儿、小狗儿（指小孩儿）等等儿！”普通的动态动词，如“看看”不能说成“看看儿”，“瞧一瞧”不能说“瞧一瞧儿”。

最近印行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其中有些回，把底稿跟改稿对照，可以看出来改稿更接近北京口语。如第二十四回（页四上）“你到底也还坐在那里和别人说笑一回子”，改为“你到底也还坐坐儿合别人说笑一会子啊！”又“问他母亲吃了饭不曾”，改为“问他母亲吃了饭了没有”。第三十一回（页二下）“必定是你们两个辩了嘴”，改为“必定是你们两口儿拌了嘴了”，又同回（页四下）“吃了茶歇一歇”，改为“吃了茶歇歇儿”。第七十六回（页五下）“只好躺躺罢”，改为“只好躺躺儿罢”。这些地方，可见改稿的人，很注意口语，而且对于词尾特别注意。

不过，我们并不能说，短时貌重复的那部分，如果有儿尾，就一定是静态动词。《红楼梦》第六十二回（页五上）“众人笑推他说道：‘快醒醒儿（原作“云儿”），吃饭去，这潮凳上还睡出病来呢’”，第八十二回（页三下）“只听见紫鹃叫道：‘姑娘，姑娘，怎么魇住了？快醒醒儿，脱了衣服睡罢’”，第一百十七回（页二上）“宝钗不待说完，便道：‘你醒醒儿罢，别尽着迷（原作“迷了”）在里头……’”这个醒，是醒过来的醒，应该算动态动词（另外有“醒着”是静态动词）。第八十二回（页一上）“去见了你老爷回来散散罢”，改作“去罢！见见你老爷去来散散儿去罢”，这个散，也是动态动词（没有“散着”这么一个词儿）。第九十三回（页五下）“便跪下央及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儿罢！’”这个救，也是动态动词（没有“救着”）。《儿女英雄传》第四回“这等不是道理，等我静一静儿罢！”（亚东本，页九）这是静下来的静。《红楼梦》第五十一回（页三下）“麝月笑道：‘你今儿别妆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儿。’晴雯道：‘等你们都去净了我再动不迟’”，这个动，跟上边的静，都是动态动词。

另外，北京话还可以说，“我拿着拿了半天了，怪沉的，你倒是接接儿呀！”（指接过去）又“他享了这么些年的福，这回让他受受儿吧”等等。

两个字合成的词，短时貌一般不加儿尾。《红楼梦》里的例，有“打听打听”（第六回）、“喜欢喜欢”（第十一回）、“凑搭凑搭”（第八十二回）、“护庇护庇”（第九十三回）、“开导开导”（第九十五回）、“挪移挪移”（第一百一回），“随喜随喜”（同上）、“检点检点”（第一百三回）、“收拾收拾”（同上）“孝敬孝敬”（第一百四回）、“管教管教”（同上）、“祭扫祭扫”（第一百九回）、“整理整理”（同上）、“风光风光”（第一百十回）、“使唤使唤”（第一百十四回）等。现代口语加儿尾的用例，我只想起一个比较常见的来，就是“消停消停儿”。例如“等我消停消停儿再说吧”。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的于震寰先生的北京话最地道。他告诉我，还有“商量商量儿”，“刀尺刀尺儿”（刀字读阳平）等，甚至可以用两个儿尾，说“商量儿商量儿”、“消停儿消停儿”。这一点前人似乎没有提过。于先生觉得短时貌一般时间不会太长，但也不一定都短。常见于祈使句。有儿尾就更生动些（自然名词性更清楚了）。这都是很有意思的看法。我很感谢他。

关于北京话里“着”（the progressive suffix）的用法，赵元任先生的《中国话的文法》（Yuen Ren Chao，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1965，pp.331—335）有详细的讨论。赵先生管短时貌叫tentative aspect，在pp.271—272，又pp.420—421，有讨论，请参考。

附带谈一谈明朝小说《金瓶梅词话》里的短时貌带儿尾的用例。同《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跟现代国语有相当的出入。静态动词加儿尾的，有“躺躺儿”、“等等儿”、“略等等儿”、“坐坐儿”、“略坐坐儿”（“略”字这个用法，不始于明，南宋话本《错斩崔宁》已经有“略推一推，豁地开了”，文言可以说“门略推即开”）都出现了不止一次。此外有“候候儿”（等候）（见第十五回）、“守守儿”（第六十二回“我不睡了，在这屋里守你守儿”）、“倒倒儿”（即“躺躺儿”，第六十二回“你扶我面朝里，略倒倒儿”）、“侧侧儿”（第七十九回“你自在侧侧儿罢”）、“锁锁儿”（第七十九回“厢（箱）子大开着，恁乱哄哄人走，就不说锁锁儿”）。动态动词加儿尾的，有“动一动儿”（第十一回、第四十三回、第四十七回）、“夺一夺儿”（第十三回“你若夺一夺儿，赌个手段，我把他扯得稀烂，大家看不成”）、“理一理儿”（第十四回“俺这个成日只在外边胡干，把正经事儿通不理一理儿”）、“顺顺儿”（第二十回“你替他顺顺儿，他倒罢了”）、“扭扭儿”（第二十回“你扭扭儿也是钱，不扭也是钱”）、“烧烧儿”（第二十二回“随问叫那个烧烧儿罢”指烧猪头）、“送送儿”（第二十五回“姑夫，你也来送我送儿”）、“依依儿”（第二十六回“我恁说着，你就不依依儿”指依从）、“斗斗儿”（第三十三回“人略斗他斗儿，又臭又硬，就张致骂人”）、“拜拜儿”（第三十四回“来家就不拜我拜儿”）、“望望儿”（第三十五回“我闲来望望儿”）、“错错儿”（第三十五回“我昨日在酒席上，拿言语错了他错儿”指讥刺或抓错儿）、“谢谢儿”（第三十七回“他还谢你谢儿”）、“救救儿”（第五十一回“不可怜见救救儿，却怎么样儿的”）、“说说儿”（第五十一回“娘在旁边也替我说说儿”）、“试一试儿”（第五十三回“那个真要吃你的，试你一试儿”）、“尝尝儿”（第六十一回“后边嫂子，都尝了尝儿不曾”）、“看看儿”（第六十二回“你就不来看我看儿”）、“笑一笑儿”（第六十二回“那李瓶儿听了，微笑了一笑儿”）、“题题儿”（第六十二回“这才我略与他题了题儿”指题起的题）、“央央儿”（第六十四回“俺们央他央儿”）、“见见儿”（第六十六回“留些儿与我见见儿，也是人心”）、“喂喂儿”（第六十八回“那驴子是隔壁豆腐铺里的驴子，借俺院里喂喂儿，你就当了我的驴子”，这个也许是静态动词）、“讨讨儿”（第七十五回“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讨讨儿罢”）。

有几个两个字合成的词加儿尾的例：“央及央及儿”（第五十一回“央及你央及儿”，第五十二回“你央及我央及儿”）、“活变活变儿”（第五十一回“只怕姐夫进来，俺们活变活变儿”）、“拜谢拜谢儿”（第三十七回“你拜谢拜谢儿”参上“拜拜儿”）、“看顾看顾儿”（第九十三回“你还有甚亲家，也不看顾你看顾儿”参上“看看儿”），更妙的是，还有半截儿的，只第一个字加儿尾。例有“央及央儿”（第十六回“你央及我央儿，我不说便了”，参上“央及央及儿”、“央央儿”），“题念题儿”（第六十三回“少不的留了个影儿，早晚看着题念我题儿”，参上“题题儿”）、“吊问吊儿”（第七十七回“我这里备了张插桌祭礼，又封了香俸儿，都去吊问吊儿”），乍看好像是落了一个字，其实不是。这些有出入的地方，可能是山东方言。很值得注意研究。

三、说货币单位“镮”

镮（音环）作货币单位讲，字书如《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汉和大字典》，都没有这么一条。我见到的用例，唐宋明都有。在唐宋时，镮大约指一百文钱。明朝人的用法，则似指白银一两（也可能是一钱），是一种比较文雅的用法。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有下列几条：

元和初，洛阳村百姓王清，佣力得钱五镮。因买田畔一枯栗树，将为薪以求利。（前十四，页一四下，《四部丛刊》本。）

建中初，有人牵马医，称马患脚，以二十镮求治。其马毛色骨相，马医未尝见，笑曰：“君马大似韩斡所画者，真马中固无也。”……马医所获钱，用历数主，乃成泥钱。（续二，页八下至九上）

汴州百姓赵怀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阿贺常以女工致利。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贺一环（联陞按：当作镮）获焉。赵夜枕之，觉枕中如风雨声……其侄请碎视之。赵言“脱碎之无所见，弃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后，尔必破之”。（续三，页二上下）

圣龟。福州贞元末，有村人卖一笼龟，其数十三。贩药人徐仲以五锾（联陞按：当作镮）获之。村人云，“此圣龟，不可杀”。（续八，页六下）

宋朝米芾的名著《画史》，有一条：

士流当以此为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轴之费置一轴好画不为费，以五镮价置一百轴缪画何用？

五镮，依《酉阳杂俎》，当是五百钱，Nicole Vandier-Nicolas夫人法译Le Houa-che de Mi Fou（pp.1051—1107），1964，解为五文钱（p.143），恐误。我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5（1964—1965）评价此书时，因尚未能确定镮是一百钱，未曾指出。米芾在他处说“二十千”，“七百金”，“五百千”，都是大价钱。

明朝镮字的用例，往往见于晚明人的日记。如《袁小修日记》（《游居柿录》），万历四十年壬子：

彭山人长卿卒于南都。山人，蜀长寿人。客于荆。妻子贫甚，遣人致数镮其家。（国学研究社本，页一五二）

王伯征来云，本县诗人陈七洲孙女流落贫甚，予遂以一镮付伯征施之。（页一五五）

次年癸丑：时河边有麦地，属七宅。以征租急，欲易数镮。予意欲于水中筑一别业，以为终老计，欣然许之。（页一六一）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三十八年庚戌正月：

二十七日霁。盛德潜以柯丹丘藏砚一，质余金一镮去。（卷二，页六上。嘉业堂刊本）

又万历四十年壬子十月：

二日，忆十年前亡友沈伯宏以此卷（沈石田山水卷）真迹，并伯虎奇石山茶水仙图，项子京郭王游焦山炼丹图，示余于姑苏州中。不知谁氏之物。欲得金数镮耳。会余方有西陈之行，促刺不及购而别，至今往来余怀也。（卷四，页六四下）

又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四月：

二十四日。耳痛甚。有客持卷轴来质物，无一真者。中二纸乃元人龚诗翰，却有妙致。余欲以一镮留之，不可，乃止。得录其副。（卷七，页二五下）

又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二：

项京令钱生仿古，作散卓笔，以漆液固其头。每管用三兔之毫。时一兔价三分，加以缚工，定值一镮有半。入手真行草隶，挥运无不如意，经年余而不渝。

又《明史·陈选传》（卷一六一）：

成化中，陈选为河南按察使，治尚简易，独于赃吏无所假，然受赂百金以上者，坐六七镮而止。或问之曰：“奸人惜财亦惜命，若尽拿所赂以货要人，即法挠矣。”

大多数的用例，好像一镮指银一两。照明朝的物价算起来，除了散卓笔提到“一兔价三分”，可能“一镮有半”指银一钱有半（以银一两当千钱计，每镮也是百文）之外，其他用例，算银一钱或铜钱百文，都嫌太低。多半是明朝文人受了米芾的影响，而已经不知道镮是百文的确解，就借作一两来用了。类似之例，如“千金”，在汉及以前多指黄金千斤，到后代，特别是明清，一般指白银千两。这种因时制宜的用法，我在拙著《中国货币信用小史》（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1952，p.41）已经提到了。

至镮在唐宋，何以是百钱，我曾想到，也许因为当时偶尔用银钱，每个银钱，换铜钱百文，因而以一镮为百钱。不过并无证据。而且《通典·食货志》卷一○说，“其银两别常以二百价为估”，一两银不可能换千钱。《平妖传》第十七回说：“宋朝那时一贯钱值一两银子，一千贯便值一千两”，实在是明朝的情形，宋朝白银官价，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宋初每两不过六七百文，后来涨成每两三千多文（页三二九）。所以一镮相当于铜钱百文是根据银或银钱之说，很难成立。

另一种可能，是千钱为“贯”为“缗”，是一大串，而一大串又有分为十小串（小串之间可以打结子分开），而以一小串为镮。这种串钱法到后代还通行。例如《儿女英雄传》第四回：

公子此时只望他快些出去，连忙拿出一吊钱，掳了几十给他。他便嬉皮笑脸把那一半也抢了去。那一个就说：“你把那一撇子给了我吧！”公子怕他上手，紧紧把那一百拿了下来又给了那个。（亚东本，页一三）

撇子好像就是一百一小串（《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p.335说一撇子是一千。也许此处是借千为百），公子先从第一小串即第一撇子掳了几十，卖唱的把剩下的一半也抢了去。第二个卖唱的也要一撇子，就是一百，公子也给了她，才罢休了。

以上是我见到的关于镮及其可能解释的资料，希望将来有更清楚的用例，意思就可以确定了。

1967年6月7日稿

附记：

《中国语文札记》有“说货币单位‘镮’”一条，1973年，得到潘重规教授来信指教：镮锾从重量说，唐宋人以百钱为镮有据。潘先生说：

大作说货币单位镮一条，鄙意镮本字或当为锾。《说文》段注云：“郑注《考工记》曰：许叔重《说文解字》云：锊，锾也。今东莱谓大半两为钧，十钧为环，环重六两大半两。”《舜典》“金作赎刑”正义曰：“此传黄金，吕刑黄铁，皆是今之铜也。古之赎罪者皆用铜，汉始改用黄金，但少其斤两，令与铜相敌。故郑玄驳异义言赎死罪千锾。锾六两大半两，为四百一十六斤十两大半两铜，与金赎死罪，金三斤为价相依附，是古赎罪皆用铜也。”锾、环古同音，皆户关反。故《汉书·五行志》：“木门仓琅根，谓宫门铜锾。”师古注：“锾，读与环同。”是锾与环通用，镮盖环之后起分别字。又按《通典·食货志》钱币下：“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是钱一千重六十六两，百钱重六两大半两。（《史记·项羽本纪》韦昭注：凡数，三分有二为太半。）正与锾重六两大半两合。锾字，唐宋俗书作镮，则尊说谓在唐宋时，镮大约指一百文钱者，殆至可信矣。

联陞谨再致谢

一九八四年六月

汉语否定词杂谈

引　子

（丑上）话说《清华学报》编辑部，在两年之前，早已开会决定，在今年印行一册语言学专号，为赵元任先生庆祝八十岁（照中国老规矩，应该说，赵先生赵师母八十双寿），特请李方桂先生主编。李先生又邀了周法高、杨时逢、张琨三位仁兄，共同编辑。李先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周杨张三位（以《百家姓》为序），都是科班出身，功夫深厚，武艺高强。有这几位先生登高一呼，招兵聚将，果然众家英雄，纷纷响应。生旦净末，花团锦簇，俨然成了一台大戏。（倒不是在下老王卖瓜，因为这场堂会，戏提调本不是我。）小子不才，也想贡献一出（之本字），凑个热闹。无奈小子虽然“姓伍名音字六律”，对纯正的语言学，还是门外汉。当年在清华园，虽听过王力先生讲中国音韵学（就是董同龢兄记笔记的那一年），仅得皮毛，连赵门再传弟子，也称不上。（文字学倒是选修过杨树达先生的《说文》，旁听过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不料后来混到美国，赵先生在哈佛开方言学课，小子居然有缘听讲。在战时，又追随赵先生教陆军特训班，编《国语字典》，前后在赵府作过不知多少次的食客。（有一年到行者街赵府在百次以上，上考第一，蒙赵师母赐号杨公。）祝寿之诚，自问不在人后。本想找个大题目——否定语、否定式——好好地作些研究，讨论一番，唱一出像样的老生戏，后来发现，此题太大，几乎无尽无休，只可改为“杂论”。最近李先生来信说，要趁夏季回台，主持山地方言调查，也与赵赓飏兄（经理而实兼编辑，又是一员宿将，在国文系文武昆乱不挡）、杨时逢兄商量编印。截稿有期，不拟久等。主帅一声令下，小将焉敢不遵。正好借此大题小做，改“杂论”为“杂谈”。谈者，谭也。赵先生在语言学界的地位，好比戏界的谭大王谭鑫培。小子要唱的这一出，夸句海口，也许有几分像谭派的“戏迷传”。只是小子嗓音久已“塌中”，近来更加“失润”，唱得不好，谭派变成痰派，还请列位原谅则个！（1970年5月）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要讨论的范围有限，并不是要讨论古今汉语里所有的否定词，更不是要讨论所有的否定式。只就否定词而言，从甲骨金文以降，各种典籍，各种方言，再加上否定的合成词（如“别”是不要，“叵”是不可），用汉字写起来，单字就有好几十个。本文所论，大抵是个人认为比较重要而又相当常见的。有些比较罕见的，如甲骨文之“弜”、方言之“伓”（闽语），也顺便提一提，希望能引起学人的注意；有若干大问题，如否定语、否定式在语言学乃至哲学上的意义，已经有了叶斯波孙等专家的讨论；又有特别专门的细部的问题，如汉语里能动式（作得成作不成之类）的发展，吕叔湘已经作过详密的研究，则尽量避免重论[1]。

本文要讨论的，大体可分两部分：（一）否定语与唇音——兼及古今音与方言，并且推论到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不过限于所学，不能洋论。有近于例外之例，如闽语之“伓”，早期白话之“休”，则讨论较详。（二）意义与用法——包括否定之真假轻重，否定语在构词造句中的地位，能否单用，能否颠倒，双重乃至多重否定等问题。不过音义用法，互相钩联，讨论难免重复。又因为本文前后起草数次，有时不甚连贯，也请读者见谅。

（一）否定语与唇音

汉语否定词，大概言之，可以说全是唇音（包括双唇音、齿唇音）。这个现象，大约从古就有人注意。例如今人常用的“反唇相讥”，反唇表示否定反对，至迟到汉朝已有记载。《史记·平准书》“初令下，有不便者，（颜）异不应，微反唇”，《汉书·贾谊传》“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稽”，可以为证。近代的中国学者，注意比较早的，至少有杨树达、胡光炜两位先生。杨先生在他的《高等国文法》（1920年）第一章总论，“戊、国语之缘起及其发展”项下说：

我国语之缘起，有五端：

一、缘同一声类而起　例如：刻物曰“契”，破物曰“缺”，以上齿切物曰“决”，切腹曰“桀”，切足曰“刖”，字形虽殊，音近而义相类似。弗、勿、莫、没、未、靡、无、亡、毋、无诸字，声并明母，义皆否定之辞。又上古人造字，以声为纲，以形为目，凡同声之字，多可通用。（页十五）

胡先生在他的《甲骨文例》（1928年）里说：

亡不弗勿毋等皆为否定及禁止之词，其读者皆为唇音，且多冠于语端，盖以唇音发端于语为便故也。

杨先生当然知道否定词的唇音，不限于明母。大约因为明母的字特多，所以举出为例。胡先生所谓“盖以唇音发端于语为便故也”，意思不甚清楚。甲骨文里的问句往往以否定及禁止词发端，主要是因为正反对贞。如“雨？不雨？”相当于“下雨吗？不下雨吗？”跟后来的口语“下雨不下雨？”“下雨不下雨呢？”决择问法不同。（陈梦家在他的《殷墟卜辞综述》页八七，误以为一，似是一时的疏失。）关于甲骨文里否定词的用法，留待下文再论。

西洋学人中，已故的金守拙（G.A.Kennedy）教授，在1952年曾从杨树达的文法书中选出来十八个字，按照高本汉的注音（上古音中古音）[2]，分为两类：不否弗非匪，五个字起音都是不吐气的p-；无毋无勿蔑末曼末微靡莫亡罔，十三个字，起音都是m-。他说，这些文言否定词都是唇音，决非偶然。可以分成p-/m-两类，更非偶然，应该寻求妥善的解释。这个问题，以后有葛瑞汉（A.C.Graham）、杜百胜（W.A.C.H.Dobson）等展开讨论，一直到最近，还有文章发表。细节也留到下文再论。

否定语是唇音，不但文言如此，白话亦然。方言之中，还因此造了些字。如粤语之“冇”，即是没有。赵元任先生认为是“无”字的变音。曾写信告诉我说：“无”阳平原是21：，变音应作25：，但常常接着有别的字，而且见次很多，所以就成了阳上的23：了。（1970年4月3日的信）

《汉语方言词汇》（1964年），关于否定词，有“不”、“没”（有），（未），“别”、“不用”三个词目，各以十八个方言点举例。在官话方言之中，举了北京、济南、沈阳、西安、成都、昆明、合肥、扬州八个地方，“不”全都作“不”，而调值有异。“没”在北京、沈阳，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没”。济南、西安、合肥说“没”，成都、扬州说“没有”，昆明说məu^53，应该是“没有”的合音。“别”在北京济南沈阳都说“别”，西安、扬州是合音“不要”，合肥只说“不要”，成都说“不要”，也说“莫”，昆明说“莫”。“不用”北京、沈阳、西安、昆明、合肥、扬州都说“不用”，北京也说合音的“甭”pəŋ^35，济南的“甭”pəŋ^55，也说piŋ^55，成都说“不必”。

在非官话方言区，吴语：苏州“不”作“勿”，温州读如“火”；长沙（湘方言）、南昌（赣方言）都作“不”；梅县（客家）作“唔”12；粤语：广州作“唔”21，阳江作“无”mou^443；闽语：厦门作“伓”33，潮州作“唔”33，而福州作“伓”读^44。“没”（有），苏州作“朆”，温州作“未”；长沙、南昌读如“冒”，梅县读如“盲”，又作“唔曾”，广州作“未曾”，阳江作“未”，厦门、潮州亦作“未”，福州读如“毛”。“别”，苏州作“覅”，温州作“勿”，长沙、南昌作“莫”，梅县也作“莫”，广州读如“咪”，又作“唔好”[3]，阳江作“无好”，厦门作“伓嗵”，读，亦作baŋ^55，潮州作“勿”，福州作“别”。至于“不用”，则这些非官话区，多用两个相当的字，也有用三个字的，只有厦门说“（怀）免”〔〕bian^51，可以说“伓免”，也可以单说“免”。以上各种方言，音调细节从略。

关于云南方言，杨时逢先生的《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9年），综合材料部分，有关于“不在”、“不要”、“没有”在五区说法的载记（页一九七四至一八○五）。“不在”大抵都说“不在”，只有第一区的个旧说“不有在”，第四区的昭通说“没在”，镇雄说“没有在”（此区靠近四川，但区内其他四县仍说不在）。“不要”多数地方说不要，少数地方说不消。说成合音的：富民、会泽、宣威、师宗读如“冒”，弥渡、弥勒作piauɔ，开远作pauɔ，征江作“莫”，华宁、姚安读如“骂”（maɔ），元江、马关读如“霸（paɔ）”。至于“没有”则更为复杂，有“不有”、“没有”、“不有得”、“没有得”、“没得”，还有几种没有的合音（思茅的ɔpiau，大约是不有的合音）。这些词大抵相当于“未”（没有说，未言），不过也可能相当于“无”（没有书，无书）。“不有”好像就可以两用。丁声树先生曾经告诉过我、有些云南方言，以“没有”、“不有”与“没得”或“不有得”分别“未”与“无”。可惜杨时逢先生对此点没有讨论。

在国语里虽然“无”与“未”都是“没有”，无与未的分别，在若干方言里，仍然保存。赵元任先生领导编写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年）对于无未的分别，已经特加注意。看书末的综合材料页一五二五至一五二七，“没有（说完）”的没有，多数地方说“没有”、“冒”或类似之音，绝没有说“没得”的。“没有（书）”的没有，则多数说“没得，冒得”只有少数的几县也说“没有”。大体看来，在湖北是以“没得，冒得”为无。四川有很多地方，也说“没得书”，这也许可以算是西南官话的一种特色。

又根据《昌黎方言志》（1960年），河北昌黎城关的动词“没”（无）与副词“没”（未）声调不同。动词“没”读阳平，副词“没”读去声。与“无未”的词类正好相当。不但在句中如此，乃至单说“没有”、“没价”（价读轻声），从“没”字的声调也可以听出来是当“无”讲还是当“未”讲。这种情形，非常有趣。（页二十三至二十五讨论甚详。）我猜想别的官话区方言，可能也有类似的现象。

皮黄戏词以“无有”为“无”，以“未曾”或“不曾”为“未”，分别很清楚。用不同的字分别“无”与“未”，在非官话方言区，好像也颇为常见。关于“未”与“不曾”、“未曾”的意义与用法，因为相当复杂，留到下文再论。

要再仔细分析起来，北京话里的“没有”（有不读轻声）、“没（·有）”（有读轻声）与“没”，好像也略有分别。比方说，“没有书”、“没（·有）输”、“没有笔”、“没（·有）比”，说起来都很自然。“没书”或“没笔”单说，就可能引起误会。不知道上下文的人听起来，可能听成“没输”、“没比”。自然要是“又没书，又没笔”一块儿说就很清楚了。要问“他来了没·有？”可以回答“没来”或“没·有（来）”，如果这个“有”不读轻声，那是特别的例外，为的是加重语气。要问“他有书没有？”（有字可轻可重），可以回答“没有书”，或“没有”（有普通不读轻声），单回答“没书”的时候比较少。如此说来，“没有”有不读轻声的时候，大抵是无；“没”单用时，或“没有”有读轻声，则更近于“未”，虽然也可能是“无”。这种细微的分别，现在中年以上说北京话的人，多数大约还能体会。将来是否会继续保存，就很难说了。其他方言，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分别。以后调查方言的时候，如果都能仿照湖北之例，就容易比较了。（就我的记忆，在保定，如果用“我没有”强调否认，是“无”就把重音放在“有”上，读上声，是“未”就把重音放在“没”上，“有”比较轻，而且低读，近于阳平。又想起英文She has a book；he doesn’t.She has gone；he hasn’t，前者不说he hasn’t，也有分别。）

在非官话方言里，以福州之怀，读，最为特别，因为已经不能算是唇音。不过我猜想这个本来是与相近的音变来的。而且这个变化，可能与闽语常用的一种正反选择问否定部分之前可以有一个“呀”（相当于古汉语的“抑”或“耶”其他方言也有，皮黄戏也说“你是去也不去？”）有关。这一类的问句，李永明的《潮州方言》（1959年，页二五九至二六○）讨论甚详。

今年（1960年）四月，我曾乘罗杰瑞（Jerry Norman）先生来哈佛之便，请教过他，他大体同意我的说法。后来在4月18日写信给我说：

In reply to your question about Foochow ŋɔ（不）last Thursday：

1.This is the only syllabic nasal in Foochow，it corresponds to syllabic mɔ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Amoy，Swatow etc.）.I have reconstructed the Proto-Min form as mɔ.Note that all final nasals have become ŋ in Foochow.

2.The Min negative meɔ（Amyo bueɔ Swatow boieɔ）is a fusion of mɔ（不）plus eɔ（会）.This shows that the Foochow negative不must have been mɔ at the time of the fusion.（联陞按：这个“会”是闽语特别用法：会红不会？＝红不红？）

赵元任先生在四月八日给我的信里，有下列的指示

福州音的同化作用跟连调变化是方言中的一个极端复杂的例子。从前陶燠民在CYYY BIHP里已经写过大纲，近来陈晓六跟Jerry Norman的福州语读本说得更详细。

福州的否定词本来是个发音部位不定的音位，主要的成素（feature）就是鼻音。所以

不——“不知道”

不——“不是”

不——“不去”。[4]

闽语实在太复杂，我这个大外行的杂谈，只可到此为止。

另外一个有趣味的现象，是汉语之外，有若干汉藏语群（Si-no Tibetan family）下的语支，否定语也是唇音。例如傅兹嘉（即傅懋）的《西康夷语会话》（1944年）说夷语（Tibetan Burman group之一支）相当于“不”字的字是^3a，不过经书里也常用^3ma。藏语之不，是mi/ma。我写信请教李方桂先生，李先生在4月22日回我们的信里说：

否定词不但在藏语是mi、ma、myed（without）等，在暹罗话（是否汉藏语系仍不定）也是mai，mi，寮语bɔ，等。台湾话有m（不）bo（没有）be（尚未）等，福州的eng，似乎你的解释可用。参看英文（古）ne，un-’in（m）-（拉丁借来），藏文有（句尾用）-am（或者），大概也是从-a-m来的（如“来或者不来”）。

但是我想不一定要说否定词都是有唇音的，有些否定的意义，似乎别有来源。如四川人说“晓得！”＝不晓得，谁晓得。暹罗话的yang（尚，仍）单用，作“尚未，仍未”讲。所以你问“吃饭了（还是）没有？”答yang是还没有的意思。法文的pas（＜step），point（＜point）等，原来都没有否定的意思，否定的意思（比方单用pas，point等）都从ne-pas，ne-point来的。

李先生指出暹罗话（泰语）是否汉藏语系仍不定，此点甚重要。高名凯在他的《汉语语法论》（1948年）里，有一章讨论否定命题，他也指出“在中国古代的语言里，一切的否定词都是双唇音的字”，而且认为这双唇音的否定词是原始汉藏语留下来的。他说：

藏语的一般否定词是ma’mi，“没有”说成me-pa，泰语的否定词是mi，而否定答词是plau，都足以证明。m-’p-’都是双唇音，上古汉语既是混用，而藏语又只有m-，或许最原始的形式是一个复合辅音mb-（mp-）都说不定（页五三九）。

高名凯径以泰语为属于汉藏语系，似不如李先生为谨慎。他假拟的原始复合辅音mb-（mp-），我尚未见别人讨论。不过我个人认为，研究语言史，把所谓原始语假定得太简化了，可能也有毛病。因为这与人类一源、文化一源这一类的假设相似，是很难证明的。

李先生最末的一段语，自然是通人之论。否定与诘问（尤其是反诘）惊叹几种语气之间，有很大的流通性，下文还要再论。“尚未”与“尚”的关系，也很微妙。日语mada，似相当于尚未之尚，因为用作副词时，下面的动词还可再接否定词（nai）之类。不过一般写作“未た”，而且可以说“未たごす”，相当于文言的“未也”，英文的Not yet。这与泰语的yang颇有几分似处。（日文“尚”读nao）

附带讨论一下相当于“别、莫”（don’t）的“休”字。这个字自唐代以来在诗词曲同小说里用得很多。例如杜甫的诗里就出现过不少次，查《杜诗引得》便知。韵文用休，可能是因为这个字是平声，比较响亮。最早的用例，似是乐府的“休洗红，洗多红色淡”，“休洗红，洗多红在水”二首，《古诗源》卷九列为晋诗。太田辰夫在他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57年，页三○三）里，疑心时代太早。我看倒也未必。不过魏晋与南北朝早期诗文里的“休辞”、“休问”等，休都是美，形容词，指美誉等，则是事实。太田又认为“休要”是一种误用，由“不要”类推而来。我想这一类用法的演变，如果经过相当时期，约定俗成，或习非成是，就不必认为错误。如“休要”不但见于元曲及早期白话小说，现在皮黄戏里还有“休要”、“休得要”（莫要）等，使用的时期不为不长了。不过，大体言之，休字这个用法，已经可以称为古白话。吕叔湘《国语文法要略》（1942年，页三一○）说，“保留在现在口语里的恐怕只有‘休想’一语”。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年，页一九九）引了老舍一个用例，认为“休想”是个熟语。在国语确是如此。其他方言，似乎还值得调查一下。清末C.W.Mateer的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rev.1930）又名《官话类编》，有一章论“别、莫、休”，说“休”字在山东北部有些方言里盛行，读如ho，用以代“别”（页二一四）。不知道现在是否仍然如此。

休字虽非唇音，而h、f音甚相近，不难通转。高名凯在他的《汉语语法论》（1948年）已经指出此点，而且假定这个休字是古代从p-的一种否定词变来的（页六四五）。我个人觉得由“罢休”、“休息”之休转为祈使之休，可能比较大。《战国策》记冯谖替孟尝君放免了许多债，孟尝君不高兴地说：“诺！先生休矣！”这个“休矣”，好像兼有休息、罢休两义，显然是无可奈何之词，也许是这个用法的远祖。

高名凯的书里，又有几次提到汉语的询问语终词，如“么、吗”等，是从前的否定词变来的。这一点大体上已经是研究汉语史的人所公认，而且几乎可以算是常识了。他又指出“休”之用为命令语终词者，在宋末元初已很普遍（页六四五），并举《京本通俗小说》和《水浒传》为证。可惜他当时还没有见到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1955年）。张先生分析句尾助词休，非常细密。“有可解为了字者”，“有可解为罢字者”，“有可解为呵或啊字者”，“有可解为么字者”，“有可解为耳字者”。不过我们统观各例，似乎仍以“罢、了”为中心，而带有祈使或感叹口气。与否定之休，可能同出于罢休之休。张书所举之例，多数出于南宋。其中有一例是杜甫“名位岂肯卑微休？”解为“么”略似可疑，而且时代也似乎太早。此外的例句与解释，都可信据。这个句尾助词休，一般辞书不载。连诸桥辙次的《汉和大辞典》也没有。《中文大辞典》大体依据诸桥（而且连错误也常常随着），休字之下，倒是添了“语助词，犹了也”一条，下面的两个例句，也与张相相同。不过张相所举的其他的用法用例，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抄进去。

（二）意义与用法（上）

谈到否定词的意义与用法，特别要注意的，是意义有轻有重，用法有虚有实。千万不可以把所有的否定词都看做数学上的负号。这有若干原因。第一，人类使用语文，用纯粹科学性的十分谨严的语文的时候少，而用带有感情成分夸张意味的语文的时候多。有若干成语，如“一无是处”、“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郑樵在《通志序》里骂班固的话），表面看起来，像是全称否定命题。可是听的人最好给打一个折扣。一无是处是错误甚多的夸张，全无学术大概只指甚少学术或学术不足（还要看足不足是用什么标准）。如果被批评的人太认真，动了火，只是自己吃亏，架也就打不完了。有的时候，太不认真也有毛病。外国有一个笑话，说某甲在一个公共场所抽烟，某乙告诉他：“墙上贴着告示——禁止吸烟（No Smoking），你怎么还抽烟呐？”某甲说：“他们没有说绝对禁止吸烟（Absolutely No Smoking）嚜！”于是照抽不误。中国往时“禁止招贴”的地方，往往招贴满壁。如果改成“严禁招贴”，再认真执行，也许可以生点儿效吧。

比较矜慎的人，说话多带修饰语（清华梅贻琦校长的“大概、或者、也许是”已成名言）就是为的避免“一无是处”这一类的容易引起误会的词句。可是有时又显着太噜嗦。例如说英语的人always（永远、老是），never（永不、从来不）这一类的字，很难全部避免。我在班上讲书的时候，第一堂常常对学生说：我说话尽量用科学的语言，该修饰的地方加修饰语，不过有时候说滑了嘴，或者感情冲动，也许会误用全称肯定或全称否定的命题。那时请各位自打折扣，如果我说always，请改为nearly always（几乎或差不多老是），如果我说never，请改为hardly ever（难得，极少有）。先来这样一段序言，也是为的希望减少误会。

语文之中，用否定式，多数是部分否定、特指否定，例如杜甫《石壕吏》“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所谓“无人”，只是没有男丁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没有你要找的人的意思。在外国，如果房主人不在家，有人叫门，房客可以代答There is nobody in，意思就是主人或你要找的人不在家。笑话书里有一则，说家里只有女人在家，外面有男人叫门，女人说，“家里没有人”。男人问“那么你呐（你如何）？”，女人说“我说的是家里没有男人”，男人又问“那么我如何？”这个玩笑当然是太过分，不过笑话前半所说的确是常有的情形。

特指否定，古人早已注意。例如《周礼·考工记》：“燕无函。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人人都能为函（盾牌），那么作盾就不成为专业了。先儒解经，往往有类似的精密的分析。例如宋代杨时，解说《论语》的“毋意”就说“毋意云者，谓无私意尔，若诚意则不可无也”（《宋元学案》引《龟山语录》）；吕祖谦的《孟子说》有“父子之间不责善，非置之不问也。盖在乎滋长滋养其良心”。吕祖谦最欣赏《世说新语》：“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与此意思相通。又吕祖谦《与学者及诸弟》（《文集》卷五）：“所谓无事者，非弃事也。但视之如早起晏寝，饥食渴饮，终日为之而未尝为也”。这就是行所无事的无事。禅家教人，也有类似的话头。

这就引到第二点，就是中国虽然也用形式逻辑，不过从古代，思想上就有偏爱辩证的趋向，特别注意事物的变动性。这里所谓辩证，包括很素朴的乃至比较微妙的“正言若反”、“大智若愚”，肯定与否定的辞义，往往可以通转。例如汉朝人讲《易经》，就说“易”是简易、变易，又是不易。易可以用不易来解释，在专用形式逻辑的人是很难想象的。不过变易这个现象不变，在另一个层次上，确是可以成立。要照传统的讲法，是“天地定位，不可相易”（《周易注疏》序），那就是易之中有不易在了。

中国思想里的辩证趋向，在道佛两家特别显著。道家的《老子》、《庄子》与《周易》并称三玄。《老子》书里，一开头儿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另外除了上引的“正言若反”，还有“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惟之与阿（大略相当于Yes与No），相去几何”、“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等等。《庄子》书里，有“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是不是，然不然”（第一个是字、然字是动词）（以上均见《齐物论》）等，所以《天下篇》说庄子“不谴是非”。这一派的思想，到魏晋玄学，受了佛家思想的刺激，更发扬光大。至于佛家思想，特别是三论华严禅宗等，辩证趋向，更是鲜明。例如古藏的《大乘玄论》，就有“有表不有，无表不无”、“真表不真，俗表不俗”等语。禅宗尊宿的语录，这一类的话，更是俯拾即是。乃至笑话书里，都有僧人不敬客，客打僧人。僧人解释说：“敬是不敬，不敬是敬”；客人也说“打是不打，不打是打”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话，其普遍可想而知。

经籍训诂之中往往有“不a，a也”一类的注解。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颜氏家训·书证篇》说：

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文籍备有之矣。河北经传悉略此字。其间字有不可得无者，至如“伯也执殳”，“于旅也语”，“回也屡空”，“风，风也、教也”，及《诗传》云：“不戢，戢也；不傩，傩也”，“不多，多也”，如斯之类，傥削此文，颇成废阙。

周法高先生的汇注，对“不戢，戢也”等例，未作解说。邓嗣禹先生的英文译著Family Instructions For the Yen Clan，1968，p.161译做反问。如不戢作are they not restrained？这大约是根据朱熹朱夫子的解释，以为“不戢不难（傩）”相当于“岂不敛乎？岂不慎乎？”类似的讲法，郑笺也有，如大雅“有周不显，帝命不时”。郑氏就说，“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不过在“不戢不难，受福不那”，郑笺可是说：“然而不自敛以先王之法，不自难以亡国之戒，则其受福禄亦不多也”。这是把“不戢不难”，作为“受福不那”的条件或前提，把三个不字都作实解，不以为反问。高本汉的《诗经注释》（董同龢译）下册，页六七○至六七一，有讨论，也以“不戢不难”为两个反问，不过他依照马瑞辰的讲法，以戢为和睦。

《诗经》里的不显不时，不大约当读为丕。这在《经传释词》（卷二十）等书，早已证明。金文里也有证据。不显不承，就是丕显丕承，而显与承都是赞美之词。（王引之《经义述闻》七“承者，美大之辞。当读为武王烝哉之烝”）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王氏父子，坚执这个不、丕为“语词”、“发声”，既不以为反问，又反对“丕，大也”（大可以解为甚）之说，好像立场稍偏。我看这几说有相通之处，未尝不可并存。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就兼有“反言省乎字例”与“助语用不字例”。至于丕显不显的个别用例，应该如何解释，黄以周的《丕显不显说》（《儆居集》，经说五）有很详细的讨论。不过他的说法，是否全可以接受，也还不无问题。

关于“不时”，王国维先生论《诗》《书》中成语，引《书》“君奭”之“丕时”，《诗》周颂之“裒时”，以为“丕时、不时、裒时，当是一语”（《观堂集林》二）。傅斯年先生的《诗经讲义稿》（《傅孟真先生集》，中编上，页十七）说：

《诗》中有若干字至今尚全未得其著落者，如时字之在“时夏”、“时周”、“不时”及《论语》之“时哉时哉”，此与时常训全不相干，当含美善之义而不得其确切。读《诗》时，宜随时记下，以备考核。

时含美善之义，我很赞成。说“与时常训全不相干”则嫌太过。得其时，即是恰到好处（如“时雨”），与美善之义，很容易相通。（陈世骧先生近作《屈赋发微》，英文，尚未发表，论屈赋中时字之重要性，可供参考。）[5]

另外一个好像是否定词命令式而《经传释词》解释为发声助词的，是无（毋）。例如《诗》大雅的“无念尔祖”，毛传说：“无念，念也”（魏雷Arthur Waley译《诗经》，改为无忝尔祖，以无忝尔所生为例。虽然很聪明，恐不可据）。又如隐十一年《左传》“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杜注“无宁，宁也。”这种地方，解释为发声助，固然简单；不过解作反问，而期待正面的答复，似乎亦无不可。不能解作普遍的禁止之词，大抵是没有问题的[6]。又《墨子》、《管子》等书有“惟毋”下接动词，如《管子·立政》“九败”解：“人君惟毋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经传释词》亦以毋为发声，毋听，听也。我想“惟毋”或者是一个成语，惟是正面，毋（勿）是反面，用正反对照，以加强语气。略似“不听寝兵则已，如听寝兵，则……”《庄子·齐物论》，“是惟无作，作则万窍怒号”，与《论语》“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不言指不言则已相似。又可参照“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7]。

则已的意思，是就罢了，则无论矣。这让我联想到当无论讲的无。这个字用法甚古。下接名词性的正反字。可以用一个无，可以用两个无，也可以不用。如《论语》“无众寡，无小大，无（毋）敢慢”，《诗·鲁颂》“无小无大，从公于迈”。《史记·李将军传》“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以用一个无字之例为多。

顺便讲一讲白话里的“不”字，有些地方（包括构词造句各层次），好像是“不起否定作用的用法”，如下面各例，均见于刘世儒的文章，《不字用法汇释》，《语文教学》1959年第六期：

一、从大路上走，难免不（＝还）遭轰炸。

二、这孩子差一天不（＝就）满月。

三、好不（＝好）容易。

这是一篇很值得参考的文章。不过我对于这三处，都有异议。前两句我认为是一种重复，难免不遭就是难避免而不遭，差一天不就是差一天而不（尚未），在这两处，不仍旧起否定作用。类似的重复，如文言“禁不得”，是禁止而不许，一般为的加重语气。好不容易，是实在不容易。反而是“好容易”当“好不容易”讲，比较费解。至于“不”作词头词嵌，而不起否定作用的例，则有早期白话（元曲之类）的“不甫能”相当于“甫能”，方言“不尴不尬”，相当于“尴尬”，国语“湿不唧唧的”，相当于“湿唧唧”，“黑不漆漆的”相当于“黑漆漆的”（参考赵先生的《中国话的文法》，页二五六至二五七），皮黄戏词“好不惨然”相当于“好惨”。（又国语“笑模嘻嘻儿的”相当于“笑嘻嘻的”，模读如m，我猜也是一个否定词变成的词嵌。）一般言之，有“不”时比较更生动些，不过因为这些词本来就是生动的说法，不仔细体会，轻重不容易分别就是了。

这一类的白话用例，似乎可以助证王念孙、王引之等的不、丕为发声之说（在丕显、丕承等处）。不过我不认为这种发声全无意义，我觉得往往是加重词义，所以可以与“丕大也（甚也）”之旧说相通。《诗经》里类似不与丕相通之例，还有彼与匪相通。照王氏父子的研究，有时否定之匪（非），当解为指示之彼，有时指示之彼，又当解为否定之匪（注意“彼此”与“是非”的对照）。所以问题也很复杂。这里只举两个好玩儿的例，就是《邶风》“莫赤匪狐，莫黑匪乌”同《小雅》“莫高匪山，莫浚匪泉”。两处四句，构造相同，应该用同样的解释。不过注者颇有异同，而且有些人忽略了这几句属于同一类型。例如屈万里先生的《诗经释义》，在两处就作了不同的处理。比较早的理雅各（James Legge）的英译（p.68，p.338），在两处所采的解释也不相同，把“莫赤匪狐”译为Nothing red is seen but foxes，而把“莫高匪山”译为There is nothing higher than a mountain，虽然在前者之下注明或者也可译作there is nothing red which is not a fox（无有赤而非狐者）。高本汉的翻译（p.27，p.46），前者是Nothing is so red as the fox，nothing is so black as the raven.不过下面接着说I can not fail to see the fox and the raven，animals of bad omen，恐怕还是受了毛传郑笺“狐赤乌黑，莫能别也。笺云，赤则狐也，黑则乌也，犹今君臣相承，为恶如一”这一类的话的影响。反而是魏雷（A.Waley）能一空依傍，译为情诗：Nothing is redder than the fox，nothing is blacker than the crow（And no one truer than I）没有比狐狸再红的，没有比老鸦再黑的（没有比我再忠诚的）。换句话说，不够红的不算是狐狸，不够黑的不算是老鸦（狐狸没有不红的，老鸦没有不黑的，参照俗语“天下老鸦一般黑”），不够高的不算山，不够深的不算泉（无不高而称山者，无不深而称泉者）要名实相副。不过要一定把否定之匪解释为指示之彼：没人说那个（随便的一个）山高，没人说那个泉深，也未尝不可以达到类似的结论。只是这终究太勉强，还是当双重否定的句子解释比较妥当。至于“莫”不能当“不要”解，那是很显然的，因为上古的莫，没有这样的用法。

这种不、丕，彼、匪一类的通假，在统计经典字义与用法的时候，必得特别注意分别。杜百胜的《诗经文法》（The Language of the Book of Songs，1968）作了若干统计，可惜在这些地方，没有明白交待，令人难以复核。

讨论否定词在构词造句各层次上的用法，可以先从能否独立成句（free utterance）开始。古今汉语里有多少否定词可以单独成句，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国语里的“没”，普通不能单独成句，也不能用于句尾。这个现象，有的文法书里，如赵先生的《中国话的文法》页七四八，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3年，页一九八至一九九，已经指出来了。近些年来，有些国语不甚纯正的人特别是小孩儿，在回答“他来了没有”的时候，也许是偷懒，只说“没”。实则一般只说“没有来”或“没·有”有读轻声。（大略相当于英语的过去时past tense）要回答“他去过没有”，问经验之有无（有人称为经验态experienced or aoristic aspect），否定式是“没（·有）去过”，也可以只说“没·有”。要表示尚未（相当于所谓未完成态unaccomplished aspect），可以说“还没有去呐”、“还没去过呐”，有时候也可以说“还没呐”、“没呐”，不能说“还没”，也不能说“还没过呐”。在回答“他有书没有”的时候，只说“没”的人，好像还没有。

“不”字，在国语里可以独立成句（大略相当于英语的No）。不过仍以下面再加说明的时候为多，例如“不！我不去。”北京话也说“不·价（价也写作‘家’）”。这个“价（或家）”大约就是“整天价”等词语里的价，在早期白话常用。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页三三九至三四一，有详细的讨论。张先生说：“价，估量某种光景之辞，犹云这般或那般，这个样儿或那个样儿。”“价”读轻声。小孩挨了打，讨饶儿，往往说“我不价了”，就是我不再如此这般了的意思。

北京话也说“别价”，就是不要如此。下边儿有时候可以再加动词。例如《儿女英雄传》第七回有“我们还是好生求他，别价破口”。据《昌黎方言志》，1960年，页二九一，昌黎也说“别价”。“别”字一般不能单独成句，也不用于句尾。如果说“你可以去，可是别（啊）！”还是把别字拖长，近于“别呀”，听起来才顺耳。要不然连说“别，别……”也可以。（诗词曲里的“休休”、“休休休”、“莫莫莫”，可以相比。）

文言里的“否”、“无”（没有或不要），单用之例不少。“不”、“非”在理论上可以单用，实则多作“非也”、“不也”（佛书里“不也”特别多）[8]。“未”似乎也只有“未也”的用例，这个“也”，自然即是“啊”的前身。早期白话（如禅宗和尚的语录），有“未在”就是“（还）没有呐”。不、未、非都可以用于句尾，但一般限于有疑问的句子。

文言里命令式的“毋”，似乎可以独用。《论语》有“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不过这句也有别的读法。刘宝楠《论语正义》二：

郑以毋字绝句。武氏亿《经读考异》谓毋通作无，以通作已，毋以亦连下读，如《孟子》“无已，则王乎”句，亦通。王氏引之《经传释词》谓毋与无通，无训不，连下读，与武又异而义亦逊。

这里的是非姑且不论。我猜武亿王引之所以提出异读，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毋字绝句”之例甚少。襄九年《左传》有一处“（穆）姜曰，亡”，Legge（p.440）译为“No”。此处似有不要如此之意。没有的无，则有宣十二年《左传》：“（申）叔展曰，有麦麴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Legge（p.321）亦译为“No”。这两个无都只是简单的没有。注意：无与无之，可能不同。如隐三年《左传》：“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无之指没有这回事。又《墨子》经说：“无天陷，则无之而无。”无之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事。这是“不必待有”的无；“若无马，则无之而无”是由有而无。后来禅家公案里的无，往往不止一个意思，既是没有，又是空无，而空无又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包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出名的公案，赵州无字“赵州和尚（从谂）因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就是这个妙不可言的无字。这个公案，出在《无门关》卷一。《无门关》的“无”，亦取双关之义。

既然提到语言的无与玄学的无，可以略略讨论金守拙关于m-、p-两类词的一个有趣味的假设。这是他在自己印行的《问题》Wennti Papers第一号（May，1952）提出来的。就是p-、m-两类的对照，好像是是否与有无或等同与存在的对照，The p-/m-Contrast is Identity/Existence。我在当时给他写过一封信，指出此点虽有趣味，却有难通之处，因为这两者不易分别。《孟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乎？曰否。”强与多闻识，都是性格，应属性格之是否。而有知虑乎，至少在形式上是指知虑之存在（虽然也是性格）。同样的“有诸”“信乎”意思几乎相同，而且都可以用然否回答。又非是否句为了加重，也可以变为形式上的是否句。如“他是要去吗？”“是（要去）”。金守拙不久就在Reader Comments on Wennti 1～3提到我当月（5月27日）给他的信，还加了如下一段：

Yang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equation of否with“No”，and raises the interesting query whether as a negative reply to a question it is equivalent both to modern不是and没有。The evidence from Mencius indicates that it was used as a general negative reply，hence like Eng“no”.But if it is a reply both to questions of identity and to questions of existence，then one must concede that the hypothesis of this p/m contrast is very thinly supported in the answers.The contrast is in any case not very vivid in the logic of language.“She does not have blue eyes”means about the same thing as“Her eyes are not blue”.

这样他自己也承认这个分别不可坚执了。这些Reader Comments没有收入金守拙的论文选集Selected Works of George A.Kennedy，1964，所以注意到的人可能很少。

杜百胜有一篇文章“Negation in Archaic Chinese”，见Language 42.2，1966，pp.278—284，这是一篇很用心的作品。他也注意到金守拙提出来的p-/m-两类否定词的对照相当于Identity与existence之对照，认为专从声音上立论，好像没有法子再往前推进了。他主张从构词造句各层次（他分三个层次）上分析否定词所占的地位（slots），所起的作用。这在方法论上是值得称许的。可惜的是，他掌握的材料不够，对古代语文也偶有误解，因此这篇文章（同他写的几本关于中国古代文法的书一样），虽有若干平妥的结论，也有不可靠或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例如他认为“微”字只用于容认条件句，占连接词（conjunctions）的地位，而且可以与“纵”（even if）相比。举《左传》的“微子不及此”为例，译“微子”为“if it were not for you”。这里的微，解作“（若）非”，是可通的，可是不能解释为“纵非”。杜百胜在他的《诗经文法》（The Language of the Book of Songs）里，把“微”译为“though if it were not”，“宁适不来，微我弗顾”，“微我无酒，以遨以游”都照此译（页一八六至一八七），实在费解。恐怕是出于误会。这个“though”字，在理雅各、高本汉等人的译文里都没有。

吕叔湘的《文言虚字》页二二二给“微”字下的解释，有：1.倘若没有；即使没有。2.非，不是。3.稍微，隐约。一共三个。第三个不必论。“即使没有”确可译为“纵非，虽非”。不过这个解释，是否适用于《诗经》，大有问题。吕氏认为：“微我无酒，以遨以游；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都应解为“非，不是”。我认为是可以的。不过“微君之故”的微解为“倘若不是”（若非），似乎更好。此说刘淇《助字辨略》卷一，杨树达《词诠》卷八，早已提及，只是刘以为“若非”，而杨以为“若无”，略有差别而已。实则“非，无”在很多地方，可以相通。马氏所举《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用白话译“要不是”，“要没有”都可以成立。《左传》僖公四年，“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这个“非”，意思也是“要是没有”或“要不是”。关于这个微字，大野透的《汉文法の溯源的研究》，1968年，页三○三至三○四，举例最多，有的是假定顺接条件（若非），有的是假定逆接条件。后者有《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例，而且《左》成十二，“虽微先大夫有之”，《晋语》三“虽微晋国”，《楚语》上“虽微楚国”，都作虽微，可见严格言之，微只相当于非（或无）。大野也举了几个微并非假定条件之例（包括《诗经》上举之两例），《赵策》的“微独赵”，《吕氏春秋·离俗览》的“微独舜汤”，《韩非子·内储说》下的“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但未举《庄子·盗跖》“车马有行色，得微往见跖邪”，大约是因为见于杂篇之故。此例刘淇已引，而且说“得微，犹云得非、得无”。大野的结论是，微是一个最强度的存在否定词。我在大体上可以同意。他所举之例，大抵限于先秦，《词诠》又有若干见于《史记》之例，可以互相补充。我曾查过《墨子》、《荀子》及《世说新语》的全部用语索引，未见微字这种条件式的用法，也许这个用法在春秋战国时虽常见，而可能有地方性。汉以后，除了模仿古文的作品之外，似不多见。又作条件式（《马氏文通》所谓“置句前则为假设之辞”）时，往往是事后的假设。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上册，1962年，页一三七说“义略同非，但只用于事后的假设”。大体不错，但语气似嫌过强。如《诗经》的“微君之故”自然可译为“要不是为了您（或国君）的缘故”，似乎其事仍然存在，尚未过去。不过多数情形，口气大抵近于“（那一回、那一次）要不是（或要没有）……”也正是因此之故，这一类的假设条件，“微”之前没有主语。马杨二位，都认为是介词，恐是要与英文without相比之故。杜百胜要译为if it were not，所以认为是conjunction，实则这一类的名辞争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杜百胜论“未”字，说“未”是“an aspectual negation with chang”，是尝之否定。这是不错的。不过这只是“未”字用法的一面。还有他喜欢译“尝”为used to。照一般用法，used to至少要有两次以上的经验，而“尝”有时只有一次经验也可以用。二者略有不同。另外，“未”又是“既”之对，如《诗·小雅·宾之初筵》，“其未醉止”、“曰既醉止”，《论语·阳货》“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注意“未得之”的语序，下面再论），《易》卦“既济”、“未济”，用例多不胜举。单说是尝之否定未免太简单了。（关于“未”近代的用法下面再论）

杜百胜反对，“弗”可以相当于“不之”及“勿”可以相当于“毋（古籍亦作“无”）之”之说，认为弗与不、勿与毋，都只是轻重的两对。立场似太固执，而且把问题太简化了。最先提出“弗”＝“不之”、“勿”＝“无之”这两个假设的，似是甲柏连孜（Cabelentz，Chinesische Grammatik，1881，pp.449—452）；不过他没有深论。（周法高及葛瑞汉等都已提到此点）近数十年来，丁声树首先发挥“弗”大略相当于“不之”之说，他的《释否定词弗、不》是一篇洋洋大文，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页九六七至九九六。他根据大量的先秦用例（有些书成于秦汉）得出几条结论：

一、“弗”字只用在省去宾语的外动词或省去宾语的介词之上。

二、内动词，带有宾语的外动词，带有宾语的介词，上面只用“不”而不用“弗”字。

三、状词（形容词、副词）之上也只用“不”字而不用“弗”字。

四、由这种情形看起来，“弗”字似乎是一个含有“代名词性的宾语”的否定词，略与“不之”二字相当；“不”字则是一个单纯的否定词。

注意：丁先生说的是“略与”不之二字相当，态度很谨慎。又他所谓“‘不’字则是一个单纯的否定词”，单纯二字或易引起误解，或不如说用法宽泛的否定词。

周法高在他的《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篇，1959年，页四十三至四十五，讨论丁说，又增加了一条结论：

上述“弗”、“不”两字的区别，大体适用于先秦的文献，但甲骨文、金文、《书经》除外。

这也是很审慎的。

1941年，吕叔湘有《论毋与勿》一文，先在《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发表，后来收入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1954年，页十二至三十五，略有增补，而且附有英文摘要。他的主要结论是：

毋与勿之用法不同，毋为单纯式，勿为含代名止词式，略与毋之、毋是相等。其区别与不与弗之区别平行，毋与不相当，勿与弗相当。

接着他又问了几个问题，就是毋与勿的区别是单纯的语法的区别还是声音衍化的结果？他举的例，大抵出于晚周典籍，其中有无例外？在这个时期以前以后如何。

关于第一个问题，吕叔湘注意到卜弼德（亦作卜彼德）Peter A. Boodberg教授曾有弗为不之两字合音之说，见于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7，No.2，因此说“准此而论，则勿殆亦即毋之之合体。……案不与毋之上古音，依时贤所推定皆有-g尾……于合音不无阻滞，然无妨假设此时之-g尾已有脱落之倾向，B氏固有以自圆其说”。不过他在仔细考察早期用例之后，对此点似乎仍持保留态度。关于例外，他找到的晚周例外极少，而且多数可以解释。至于金文、甲骨文、《书经》则例外甚多，而毋与勿的分别，在汉魏以降，也“积渐澌亡”。下面是一段很重要的议论，值得全引：

故晚周之勿等于毋之，此固无可否认之事实，而遽谓毋之音合而始有勿，则又未必其然。私谓毋与勿或原为各别之语词，其最初之分别不在包含止词与否而在辞气之强弱。勿较强，毋较弱；故常语用毋，而高文典册亦时时以勿为之。厥后勿已有muag→mu之倾向，乃有以勿代毋之之通例。此种形态与功能之重调整，固亦语言中常有之现象。弗之与不，亦有与此相类者。《尚书》用弗甚多，丁君援石经及他书引《尚书》文句，辨其中多有由不误弗者，是诚然矣，顾金文甲文用弗之多，以及违例用法之频见，皆与《尚书》相类，则亦非假设弗字本初不为不之之代用字莫由解释也。

注意，吕君在此处已经提出辞气之强弱（即轻重）的分别作为可能的解释，而且又说我们只可假设“弗”字本初不是“不之”的代用字，显然这也是对合音说表示疑义。吕氏这一篇文章，还讨论“毋、勿不尽为禁戒之词”（指狭义的禁戒），其中颇有胜义，亦略有可以商量或改说之处，此处不能细论了。

葛瑞汉认为弗为不之的合音与勿为毋之的合音，两说都可以成立。他考察过汉以前若干典籍有全部用语索引（concordances）的，其中“勿”可以解为“毋之”，而且与“毋”对照，没有例外。不过在更古的汉语，如金文、《书经》等，则“勿”与其他的祈使否定词，好像没有明晰的分别。他的文章，发表在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1952，Vol.14，Part 1，pp.139—148。没有提到吕叔湘的文章。大约因为吕文在抗战时发表，葛瑞汉撰文时，无从得见。而吕君在1954年出版论文集时，恐怕也没有机会见到葛瑞汉的文章。所以这两位得到的相同的结论，即在晚周时，勿的用法，大略相当于毋之，是各自独立达到的。至于合音之说，则今日国内的学者，多数认为不可信。

杜百胜反对丁声树等的说法，坚执轻重之说，还得到了近人黄景欣《秦汉以前古汉语中的否定词“弗”、“不”研究》一文（见《语言研究》，1958年第三期，页一至二十三），引为同调。实则黄君此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而且有欠细密之处，如他引甲骨文“弗利”，解释说“利，吉利之利，形容词”。要依照《易经》“利建侯”，“利见大人”等用例推论，这个“利”应该是动词。此外我从未见甲骨文有弗下有形容词之例（陈梦家也如此说，见下）。至于黄君引东汉何休《春秋》桓十年（又僖二十六年）《公羊传》注“弗者，不之深也”为弗是加强语气之证，这是可注意的。不过清代的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卷十二，早已引及此条，而且有相当明快的解释：

不与弗字，音义皆殊。音之殊，则弗在十五部也；义之殊，则不轻弗重。如嘉肴弗食，不知其旨，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之类可见。《公羊传》曰：弗者不之深也。俗韵书谓不同弗，非是。

又说：

今人矫弗皆作佛，而用弗为不，其误盖亦久矣。《公羊传》曰：弗者不之深也，固是矫义。凡经传言不者，其文直；言弗者，其文曲。如《春秋》公叔敖如京师，不至而复。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弗与不之异也。《礼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弗与不不可互易。

以“不轻弗重”及“言不者，其文直；言弗者，其文曲”为分别，正可互相发明。所谓“不可互易”，自然不可看死，意思是要互易则语气不同，不是说绝对不可互易。

日本学者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1893年），也讨论到弗不之别，共有几处，与段说最相近的，是上引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春秋》文十四年），竹添说：“不者，直不为也；弗者，不之有故之辞。”又在宣五年说：“且经有书弗书不之别，弗者迁辞，不者前定辞也。”近人大野透的《汉文法の溯源的研究》，“1，总说”，1968年，页二九一至二九二提到竹添的说法，略表疑义。他又注意到《左传》有很多“弗听”、“弗许”、“弗能”，而《国语》“弗听”特多。这些都是意志的行为，多用强调否定，是很自然的。又大野引《春秋》桓十年“秋，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榖梁传》“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内辞也”。又僖二十六年“公追齐师至酅，弗及”。《榖梁传》“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弗及，内辞也”。大野说，内辞是状况的说明而非本质的说明。他的意思不甚清楚。我想如果解释为因状况意志等原因而达到的否定，则用较强之弗，这样与段玉裁的“其文曲”，竹添的“有故之辞”、“迁辞”（迁大约指改变决定）都可相通。而且强调的否定，用于他动词的，比用于自动词的为多，也是自然的情形。所以这与“弗”在晚周，往往略与“不之”相当，而且多在正反对照的情形之下，强调否定，如段玉裁、丁声树等所举之例，实在是一脉相通。要只说“不轻弗重”，而不说明何以轻何以重，反而显得太单调了。

葛瑞汉在Asia Major 15.1（1969）有一篇文章论上古汉语的代名词（The archaic Chinese pronouns）认为吾我之别，是吾轻而我重。他说，轻重不可空言，必得从句子里看得出来才能算，例如特举新指（the new not the given）或已举而对照（given but contrasted），都可作加重之证。他举《孟子》“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译吾君为milord，我君为my lord，以为对照。我想，用白话，如果译为“这不是我们的主子（或君主）啊，怎么他的声音那么像我们那位主子（或君主）呐”也许可以表达这个轻重的分别。葛瑞汉这篇文章，虽不能说把吾我的问题全部解决了，至少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看法。至于他把特提（如“夫我，则不暇”“我则无礼”）与对照，作为加重（至少容易加重）的根据，则应该是大家可以同意的。

葛瑞汉在这篇文章里，提到早期上古汉语（Early Archaic Chinese）否定式里的代词用在否定词与动词之间（如《诗经》“不我过”）是通常的语序，后来才有代词用在动词之后的。这个语序问题，大野透有很长的讨论（页二三四至二四六），为两种语序，都举了很多先秦的用例。他认为，“不印自恤”（《书·大诰》）、“不我遐弃”（《诗·汝坟》）这种词序，在先秦是“非强调态”，因为是通常的语序。而比较后起的“尔之许我……尔不许我”（《书·金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黍离》），“维昔之富，不如时（是）；维今之疚，不如兹。”（《诗·召旻》），“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论语·乡党》）等，可以称为“准强调态”。这个分别，很有趣味。准强调大约是虽不必强调而很可能强调的意思。注意，上举的《书经》、《诗经》、《论语》四例，都是对照的情形，而不食之矣，是一个新的决定。大野所举的例，我只有几条有异议，就是《左传》的“不如杀之”（庄三十二），“不如备之”（宣十二），“不如下之”（昭二十二），《荀子》的“莫若好同之……则莫若早同之”（仲尼），“则莫若反之民……则莫若反之政”（君道），在前三例，“杀之”、“备之”、“下之”，都是不如的宾语（或补足语）；在后四例，“好同之”等，都是莫如的宾语或补足语。这些例句，不应与否定词加动词加代词宾语的例句混为一谈。又关于语序，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册，1958年，页三六六至三六七，也已指出疑问代词宾语和否定句代词宾语放在动词前面在上古是正常的结构，不是“倒装句”；代词宾语后置，比较后起。两种结构并存，是过渡状态。到了南北朝以后，这两种句法中代词宾语后置的发展，在口语中已经完成了。以后书面语言里再用代词宾语前置的结构的（如古文作家），那只是仿古，而并不反映口语。这话大抵不错。可惜的是，他没有注意到在他所谓过渡状态时期，这个较新的语序，往往带有加重语气。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篇pp.44—45则举了十二个弗字后仍有“之”字之例，而“之”有在动词前者，有在动词后者（他举的《礼记》二例，大野未举，因大野那一段讨论，未用三礼）。他又说“我们再看上述诸例后面多有表决定的‘矣’字（十二例中有七例），或是代词宾语‘之’不提前（十二例中有七例），可能和语气有关”。末句甚值得注意。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丁声树文末页（页九九六）有关于“弗”“不”读音的一段附识，恐怕注意到的人很少。他对于“上古音中的‘不’*puəg到《切韵》变为pəu，收声g已失去，但近代方言里，‘不’字有入声收-t的痕迹，如广州读pt”很觉奇怪。（联陞按：宋代王观国《学林》卷十已有“不字举世读为奔物切，而诸字书，并不收此音”云云，一大段议论。）后来得到李方桂先生的指示，这个疑难乃完全解决。李先生说：

切韵的“不”pəu到现在变为fu（广州），fou（北平），只余“然否”“否认”一类的用法，通写作“否”。至于现在语言中的pt（广州）pu（北平），文字虽写作“不”，实在是由《切韵》的puət（弗）变来。大概在很早的时期，“弗”puət已有两种读法：一种是重读（accented），保持puət音，后来变为fet（广州），fu（北平），广州北平等方言读书时用；还有一种是轻读（unaccented），因为轻读之故，就把微细的介音--先失去了，作put；失去了介音--，所以重唇后此就不变为轻唇，广州作pt，北平作pu，许多官话方言里就用这个字作普通的否定词，不过把它写作“不”字。普通口语里这个字所以保持了轻读，毫不足奇，因为它在语言中本是个轻声字（除非在特别要注重否定的时候）。“弗”“不”两字的用法早已混同，在文字上，“弗”“不”遂失去了本来文法上的意义一变而分别代表“弗”字的两读：“弗”代表重读puət（广州ft，北平fu），“不”代表轻读puət（广州pt，北平pu）。它们的演变是：

pu（北平）——字写作“不”

puəg（不）pəu（不）fan（广州），fou（北平）

——字写作“否”

先生此说极精，版已排好，无法增订，谨记于后，敬谢先生教益。二十三年五月八日，声树附识。

丁声树说“先生此说极精”，我很同意。口语（尤其是方言）保存古音之说，语言学者常常提到；不过运用之妙，还在个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先生指出否定词在一般的状况之下轻声，这一点也很重要。例如《世说新语》问句之末，相当于后代文言之“否”口语的“吗（么）”的字，一般写作“不”，如“二儿可得全不？”“有后不？”“君能屈志百里不？”（言语），这些“不”字，照后代口语推断，大约已是轻声。答语自然看动词的性质，如“至不？客曰：至”。“圣人有情不？王曰：无。”（文学）

B.Csongor有一篇文章，题为“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g Yin轻音”，见Acta Orientalia 9（1959）。他说：轻音（unstressed）与轻声（the weakening of the tone itself）不同。根据他对唐代Brahmi语所译汉文佛教典籍的研究，当时至少西北某方言，已有轻音，而同一汉字，Brahmi，可以用不同的元音（vowels）或不同的起音（initials）分别轻重。如次第之次作tsiysi，而复次之次作tse；大众之大作thiyi，而大城之大作ttayi。都表示前者是重音，后者是轻音。可特别注意的，是在他列举的几种轻音之中，有proclitic“不”（negation of verbs）。此点似可为否定词一般不重读之佐证。至于《孟子》的“否，不然也”，此处否与不之间，是否尚有轻重之别，倒是一桩值得吟味的事。

（三）意义与用法（下）

现在可以略论甲骨文里的否定词。大体言之，以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1956年，页一二七至一二九的说法，较为稳妥。他也指出否定词由其声音来说，可分为两组：一组是双唇塞声的“不”、“弗”，一组是双唇鼻声的“勿”、“毋”。后二者有命令祈望之义。（不过他举的用“勿”之例，祈望的对象都是王。实际恐怕无此限制。）“不”、“弗”有完全交替之例，不过也有分别：

举例说，卜辞只有“不雨”、“不遘雨”而没有“弗雨”、“弗遘雨”，只有“下上弗若”，而没有“下上不若”。以“弗若”、“不若”来说，前者是否定词与动词的结合，后者是否定词与名词的结合。（联陞按：末句讲法有问题，下面再讨论。）

陈氏又说：

“不”和“弗”的不同，约有以下各点：（1）“不”可以和“若”结合而成为一个名词（联陞按：参考《左传》宣三年“不逢不若”）；（2）“不”与“我”可以相结合而成否定的先置宾词；（3）“不”字常和有关天象气候的内动词“雨”、“”（晴）、“风”、“易日”（阴）相结合；（4）“不”所结合的动词范围较广；（5）“不”可以表示已往的事实，如《粹》一○四三验词云“之日大采雨，王不步”、是说那天下雨之时王未步。

“弜”字也应该是属于“不”、“弗”一组的。张宗骞，《弜弗通用考》（《燕报》二十八：五十八至六十九）证明弜为否定词是对的，说“弜弗通用”则是有问题的。侯家庄所出廪辛大甲“弗”、“不”、“弜”、“勿”具见，则四者仍有分别。但“弜”字盛行于中期卜辞中，则是其特色。

卜辞否定词还有与“又（有）”相对的“亡（无）”字，陈氏以为动词。

管燮初的《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年，页四十一表列“勿、弗、不”三字的用法：命令——“勿”独用；祭祀、征伐、畋狩，日常生活——“勿、弗、不”同用；企求——“弗、不”同用；气象，用代词作宾语的谓语——“不”独用。与陈说大体相同。不过命令与企求，有些时候，似乎不易分别[管氏所举的命令有“勿乎（呼）”、“勿令”]。管氏又说，“亡、毋”二字用作否定词者，所见不多，用法上无条理可言（页三十九）似不及陈氏以“亡”为无（与即有相对），以“毋”为表命令祈望之说。

陈氏“不、弗”分别的第五条，以为“王不步”相当于“王未步”。此点可能引起误会。甲骨文的“未”不作否定词用。古代汉语“未”大抵作“尚未”或“未尝”解。只表示过去事实的用例也许有，不过极难证明。如《书经·金縢》“王亦未敢诮公”自然不是尚未，不过还可能是未尝。《孟子·滕文公》下“五月居庐，未有命戒”是过去未有，《公孙丑》下“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此时齐已伐燕，自然不是尚未，不过还可以是未尝。汉语动词，无所谓过去时（past tense）是文法学者早已注意到的。文言“昨访未晤为怅”，白话“昨天去拜访，没见到您，很失望”这一类的话，确是只表示简单的过去，用“未”用“没有”，好像很自然。不过这恐怕是很近代的现象。一般文言，记过去没有发生的事，以用“不”为常。其例多不胜举。如《游仙窟》（唐，张）里的对话，可能已接近当时口语，有“向来有罪过，忘不通五嫂”（向来即适才，通指通报问候），还是说“不通”，不说“未通”。我曾大略翻查若干种宋元明清的游记日记，发现“访……不值（或‘不遇’）”一直到晚清至民国初，还有人用。（例如曾国藩、李慈铭、张謇的日记里都有）未果、不果则都有[9]。不过至迟到清朝中叶，用“未”表示单纯过去之例已经不少，如林则徐日记里“未晤”、“未遇”、“未赴”等，就很多了。

我个人猜想，这个新用法（虽然还不能考定起于何时），可能是由“未尝”、“未曾”、“不曾”这条路变来的。按“曾”字在上古，大抵用作副词，相当于“乃”，至于《词诠》所谓“时间副词，尝也，音层”的曾，大体起于汉以后（杨树达先生只有《公羊》闵元年传“庄公存之时，乐曾淫于宫中”一例，或早于汉）（卷六，二十九页），因曾而有未曾，但不曾似更后起，可能至宋代才盛行。宋元话本，有些用“不曾”之例，很像简单的“没有”，换言之，已不注重经验（正如今日口语“过”可以表经验，如“我没吃·过熊掌，”也可能只表完成，如“他已经吃·过饭了”，“偏·过您了”）。例如《定山三怪》“将军道：班犬，你听得说也不曾”，又“众人都以手加额道：早是不曾坏了性命”，“不曾”大略相当于今日之“没有”。不过注意，《定山三怪》还有“相公道：一夜你不归，那里去来？忧杀了妈妈！”（这个“来”现在也说“来着”，倒是确指过去之事，尤其是与时间如何过，如何利用有关，如“昨天你干什么来着”，“我念书来着”）还是说“不归”，又可参考《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辛丑）“父亲以昨夜不归，不豫”。都还是用“不归”不用“未归”。又现代口语，过去的事实，用“不”用“没有”，还可以有分别。例如“昨天他不去，是因为他不高兴了”，“昨天他没去，是因为他病了”，用“不”与意志有关。此点赵元任先生《中国话的文法》页七八二至七八三已有讨论。赵先生举的头两个例句，是“他见了先生也不站起来”，“他没看见他，所以没站起来”。上句是疑心他不愿意站起来，可能是对先生不敬。（又“未曾”至少在皮黄戏里，有“尚未，未及”之意，如“来曾开言泪满腮”，亦可注意。）

也许因为到了近代，大家觉得叙述简单的过去事实，用“未”比用“不”还自然，因而对《孟子》里“夷子不来”一句，有了异解。焦循《孟子正义》在滕文公上“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赵岐注“是日夷子闻孟子病，故不来。他日复往求见”。焦循《正义》说：

赵氏以夷子不来是记其实事。近时通解谓亦孟子言：谓我病愈往见夷子，夷子不必来。王氏引之《经传释词》云：不，毋也，勿也。言我将往见夷子，夷子勿来也。

说老实话，我还是觉得赵注自然。焦循所谓“近时通解”，或不会早于明末清初，这也许可以作为“未来”当“没有来”讲，通行为时颇晚的旁证。

未与未曾，到北宋已经兼有指经验与简单过去两种用法，可以从《梦溪笔谈》卷二十二（谬误）的一条笑话看出来：

李献臣好为雅言。曾知郑州。时孙次公为陕漕罢赴阙，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献臣故吏，到郑庭参。献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饭，乃问之曰：“餐来未？”使臣误意“餐”者谓次公也，遽对曰：“离长安日，都运待制已治装。”献臣曰：“不问孙待制。官人餐来未？”其人惭沮而言曰：“不敢仰昧。为三司军将日，曾吃却十三。”盖鄙语谓遭杖为餐。献臣掩口曰：“官人误也。问曾与未曾餐饭，欲奉留一食耳。”

这里所谓李献臣好为雅言，是指他以餐为吃饭之意。而俗语餐当时或已多指挨打（注意，至今方言还有很多地方说吃了一顿打，至于吃饭挨打挨骂，都说一顿，更是普遍），来字相当于了或过，所以使臣先误会以为李是问孙次公是否已因得罪挨了打，后又误会是否问是他自己是不是挨过打，只好惭愧承认以前挨过一顿打，十三下。献臣这才明白是误会，说只是问他是否吃了饭了，如果没有，想留他吃一顿饭。这个笑话，颇有意味。想来如南宋姜白石词“忆昨天阶预赏时，柳悭梅小未教知”，也许只是没有，而尚未之意，虽有亦已甚轻。至于清郑板桥词“明日不知晴也未”，未指还不（将来），倒可以算一个比较新奇的用法，有些像日文的mada。

现在想大略讨论“X不X”这个形式在造句构词中的种种变化。上文曾提过，陈梦家误以甲骨文的“雨不雨”为相当于“下雨不下雨呢？选择的不定”（《殷墟卜辞综述》页八十七）。实则这是“雨？不雨？”两个问句，而不是一个抉择问句。正反抉择一口气问，用法大约到隋唐才通行。至于不作问句的“X不X”，如《论语》先进“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后汉书（《续汉书》）·五行志》“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世说新语·赏誉》“起不起，以卜江左兴亡”，其例多不胜举。到现在还可以说“去不去在你”一类的话，意思都是“X或不X”，“X与不X”。（有时也说“X与不X”，尤其是皮黄戏词特多，如“来与不来，但凭于你。”）又口语有“动不动（儿）（的）”，即动辄，只是一个词。类似的词，有“时不时（的）”，如《南北宫词纪校补》，附的《北宫词纪外集》，1961年，有明金日屿“嘲杨吃寺”（沉醉东风），有“动不动八句诗，时不时一幅画”（页五十七），时不时亦可说“不时”，即时常，近代文言白话都可以用。（吴语有“不常”，也是时常的反语。）至于文言里的X不X，则变化甚多。因为可以是主谓式，也可以是动宾式。如《论语·雍也》“觚不觚”，颜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都是主谓式，不X即不成X，或不大像X的意思。比较简单。动宾式，因为动词可以有意动使动等用法，有时颇为难解。如《书经·康诰》“惠不惠，懋不懋”，就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尚书正义》以惠为顺，说“故当使不顺者顺，不勉者勉”；现在姑依曾运乾《尚书正读》之说：“惠，爱也。懋，勉也。言当惠其所不惠，勉其所不勉者。惠鲜鳏寡，是惠不惠也；克勤小物，是懋不懋也。”（1964年，页一六二）《老子》的“欲不欲”，是欲寡欲；“学不学”是要反璞归真，大概没有问题。《庄子·齐物论》“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说，是不必果是，然不必果然。是可以变成不是，或看做不是；然可以变成不然，或看做不然。不可拘执。这与《秋水篇》说公孙龙“然不然，可不可”是说可以把然讲成不然，把可讲成不可，是辩者之能事。两者似有不同。

扬雄《太玄经》中，X不X的构造，凡十数见。往往可以容许不同的解释。如卷三“决不决”、“厚不厚”，大约是当断不断，当厚（对人亲厚，宽厚）而不厚。卷一“黄不黄，覆秋常”，“测曰：黄不黄，失中德也”，如果是黄色不黄，则近似君不君；但也可以解作应当黄而不黄。注意：应当（should）与充当（to be，to play the role of）之当，本是一个当字，意思可以相通。“女不女，其心予覆”，“测曰，女不女，大可丑也”。与君不君相似。卷四“干不干，于营”，大约近于觚不觚，是干而非干之才，干而无干之用。卷二“争不争，隐冥。测曰：争不争，道之素也”，可以解作可争而不争。不过唐王涯注则说“争不争，谓争于未形之时，不见其迹”。卷五“言不言，不以言。测曰：言不言，默而信也”。可以是可言而不言，也可以是“沈潜寡言，以不言为言”，两解意思虽近，而语法结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白话又有“女不女，男不男”（《西厢记》，下书），“茶不茶，饭不饭”，如《平妖传》第十二回：“我这里茶不茶饭不饭，无人疼痛”。也不是说女不像女，男不像男；茶不成茶，饭不成饭。这些已经都可以算是成语，不能单说，“女不女”，“茶不茶”。还是类似的“死不死，活不活（的）”，“冷不冷，热不热（的）”，死活、冷热是成对的动词形容词，这一类的话，几乎可以无限的造用。一般的情形，带有不满的意思，也可以是谦辞。这些话，也可以作修饰语，也可以作主要的谓语。但前者用例比较多。

“X不X，Y不Y”也可以说“不X不Y”，如不死不活、不上不下、不僧不俗、不雌不雄（阴阳怪气）等，大抵表示不满。不过也有表示恰好的，如不亢不卑、不长不短、不即不离（远近轻重适度。此语最早似见于《圆觉经》）。至于不冷不热，则可以是满意的，也可以是不满意的。关于这一类的词句，陆志韦在他的《汉语的并立四字格》中有如下的分析：

例如最复杂的“不X不X”

1.不伦不类“伦类”不是词，（联陞按：文言可以连用“伦类”。）“伦”也不是单音词。（联陞按：可以说“拟于不伦”。）

2.不干不净“干净”是词，“净”不是单音词。（联陞按：文言及有些方言，可以说“不净”。）

3.不长不短“长短”是词，“长”和“短”都是单音词。

4.不依不饶“依饶”不是词，“依”和“饶”都是单音词。

5.不尴不尬“尴尬”是词，“尴”和“尬”都不是单音词。（联陞按：类似的有“不零不落”，即零落。）

6.不穰不莠“穰莠”不是词，“穰”和“莠”都不是单音词。（北京话不常说）（联陞按：这个词还有别的写法，讲法也不一致。“不穰不秀”本出《诗·大田》，有人说近代之词，当作“不郎不秀”，是不成材的意思。）

7.不禁不由儿　整个结构“儿”化，不是“由儿”。[联陞按：也说“不禁不由儿的”，“不由的”，参照皮黄戏词“不由得”。又按：类似的有“不即不离儿（的）”，但也另有“不离儿”，“不大离儿”，形容词，是很不坏的意思。例如“这张画儿真不离儿”，也许是“不离谱儿”（不失规矩）缩短的。]

8.不比不笑《红楼梦》二十二回，结构稀松。语法上，我们对这些例子该怎么看待呢？

上文还没有提到“不三不四”，“不村不郭”那一类的中心语不是动字、形容字。

（下略）《语言研究》第一期，1956年，页六十五

陆志韦所举结构稀松之例是“黛玉说：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还厉害呢！”这种结构稀松之例，特别复杂，尤其是与文言合并起来（白话也多引此类成语）更要细辨。这里姑且不谈“不能不X”、“不得不X”、“不可不X”等3+1的结构，只论2+2的结构，就可以有“既（或又）不X又不Y”“若不X，则不Y”两种重要结构，前者还不限于两个，如“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广东人讥讽叶名琛的话）。而“若不X则不Y”，因为动词的使动意动，自动被动，往往不分明，动词的主语又不定。有时候不易作决定性的分析。如《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韩愈《原道》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近人常用的“不破不立”（破立亦似出于佛书）。至于文言，则更可有主谓，动宾两种形式。如《左传》僖二十五“不谷不德”（不谷是人君自用谦称），《左传》隐五“不备不虞”（“不虞”是一个词），还有上文已举的“不逢不若”（不若的若，可以是动词形容词，也可以是名词）。

我说“不谷”、“不虞”、“不若”是词，因为用例多，而且辞典大抵收入。汉语里“不”字活动性特强，用途特广[有时甚至等于“非”，“不是”。如《论语·阳货》“不有博弈者乎？”一般解作“（岂）不是有”]。不X，何时是词，何时不是，甚难决定。一般似乎只可取决于辞典是否收入（lexical），不过字典往往不全，尤其是方言，及中古近古口语而一般普通话已经不大用的，脱略更多。幸而近来已经有人注意搜集了。此外，从形式上，可以用“儿”化（如上举的“不离儿”）及轻声，如“不·是”是字轻读，是错处，过错，可以帮忙分别，作为成词的证据。可惜这两类的例，都不甚多。所以“不”在何时是词头（prefix），很难决定。

说起词头来，如果把中文同西文（比方说英文）相比，则否定词头之稀少，或可作为中文的特色。英文的否定词头，有un-、in-、non-、an-、a-、dis-等，其间颇有显明及微细的分别，叶斯波孙（Otto Jesperson）在他的名篇“Negation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1917）（见Historisk-Filologiske Meddelelser 1.5）已有很详密的讨论。其中有些地方，对专研究汉语的人，也可以有所启发。例如他指出unlocked如果un与locked轻重相近，是“没（·有）锁（·着）”，如果locked特别重读，则是“把锁打·开”。同类的字还有untied、unpacked等，大抵都可以有类似的分别。此点容易令人联想到国语“没锁·上”是“没锁”（根本没·有锁）而“没锁上”上字重读，是试锁而未锁好，没锁上。“没听·见”也许没听，“没听见”见字重读，则是听了而未能听见或未曾听见。（郑重否认时也可以说“我没听见么！”见字重读，那只是否认听见这个事实，至于是否试听了，则不可知，所以不一定是“听而不闻”。）这些因读音轻重而意义有别之例，很值得注意。

我猜想汉语否定词头少，可能与中国思想注重中与和，特戒偏执有关。汉语有一种可以叫做不执定的双无式。如《论语·微子》“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孟子·告子上》“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前者是惟义所在，可以解释孔子之所以为圣之时者，即是没有固执的可与不可。后者也是说人性没有什么（或“无所谓”）特别善不善。这与“无小无大”、“无小大”相似而略有不同。“无小无大”、“无大小”用作修饰语时，比用作主要谓语时多。“无可无不可”等，则多用为主要谓语。《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乐的无可无不可”，是引申，是说乐的不知所措，又略有不同。

孔子的“无可无不可”也可以用为《论语·子罕》“毋必”，“毋固”之注。道家佛家，更要避偏破执，《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圆觉经》“不即不离，无缚无脱”；《智度论》“即知一切法，不得不失，不来不去”，如此之类，多不胜举。上文已有讨论。

《庄子》的例，特别值得注意，把一句话的两面用两种语序都说出来。我想是因为中国语法特别注重语序。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之下，语序改变，意思就有了很大或虽细微而不可忽视的不同。把两面都说了，正是郑重表示不可偏执的意思。（佛经里也往往有类似之例，如“不灭不生，不生不灭”，）随便举几个例：“无不”是全都，而“不无”相当于“略有”（特别重读，则近于“颇有”）（比较not without，不只是with而近于with some，特别重读，则近于with quite a few）。“不可无一，不宜有二”可能指历史上某个悲剧人物，如屈原，要是一个都没有，历史可能太平淡了；要是多了（有二可能不止于二），悲剧人物太多了，也不好。要说“不可一无”是说二者（例如思与学）宜兼备，不可缺一。此外还有因语序以及古书无标点而发生暧昧语义之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今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个人要读作“将非其人”即“将不得适当之人”（比较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不可，“将非其人”之下，可有小顿。《词诠》卷四页四十说这个“其”是“指示形容词与今语‘那’相当”，似乎是把“非其人不可”解作“非那人不可”、“非他不可”，恐是一时之误（也许长沙方言有此用法？）。照我的意思，“将非其人，不可”可以转换为“不可将非其人”语意略同。此外转换语序而语意不大变的，有“不轻易出去”（文言“不轻出”），“轻易不出去”，“晚上不出去”（“夜不收”是一种探子），“不晚上出去”（文言“不夜出”）语气还是略有不同。“好得不得了”、“好得了不得”，在许多官话方言中大意相同。在四川话，则对日抗战时期的“现在中国不得了（在国难中），将来中国了不得（伟大难比）”，不得了与了不得大有不同。

其他的双重否定，用不同的否定词的，如“无风不起浪”，“无巧不成书”（亦作“无巧不成话”，话即故事，唐宋人如此用。所谓“说话人”即今人“说书的”）变化甚多，不可胜举。姑且举以前人描写明清时代北京的四句话“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略作分析，以供转换句法的参考；前两句可改为“天无不风之时，地无不尘（即无尘）之处”，后两句则只能改为“地（指地方，不是地上）无不有之物，人无不为之事”。这一类的情形，讨论起来，无尽无休。这篇既是祝寿文字，就引几句《诗经》作结，敬祝赵先生赵师母：“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10]

一九七一年六月六日完稿

【注释】

[1]吕叔湘《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1944年）已经收入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年，页五十九至六十八。里面有许多早期白话的用例。又范继淹《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见《中国语文》，1963年，第二期，页一三六至一六○，专论现代口语（也有若干书面语），也颇细密，值得参考。

[2]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先生，对中国音韵学有特殊的贡献，是学界公认的。他对上古音同中古音的复原，非常努力，自己也随时改进。西洋学者，多数照抄。不过在专家看起来，还有不少的地方，有商榷改进的余地。关于上古音，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又推进了一大步，就我个人的浅见，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李先生这篇文章，原是1968年夏季在台大的讲稿。当时听讲的，不但有好几十位台大师生，而且在台北的语言学者，如周法高、杨时逢、许世瑛等，都在听众之列，颇极一时之盛。（是赵元任先生1958年在台北讲《语言问题》之后的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我也有缘去听过三次。讲稿随讲随印，本可早日正式发表。经编辑部的特请，留给《清华学报》本卷刊布，为的是领导大家给赵先生祝寿。英文译本现正在校订中，希望不久可以问世。

关于高本汉的上古音系统同其他各家的比较，周法高兄最近有一篇《论上古音》，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二卷，1969年第一期，页一○九至一七八发表。表列高本汉、董同龢、王力、李方桂同他自己拟音的异同，并加讨论。很是方便。

单就否定词而言，声母的拟定，各家大抵相同。不同在后面的介音元音及韵尾。例如董同龢在他译高本汉《诗经注释》，1960年，页五九九，刘高氏“不”字有·piǔ//fou（否）及·pwət/puət/pu两种读法之说，就很反对。董氏的评论是：“不”字在唐以前只读如“否”“嚭”等，读pu是近代的事，只能追溯到南宋。《切韵》里，“不”绝对没有puət音，上古音更是虚无缥缈了。高氏这个错误犯得很久了。（请参看下文丁声树所引李方桂先生的意见。）另外如J.F.Mulder，“On the Morphology of the Negatives in Archic Chinese，”Toung Pao，47（1950）pp.251—280，也反对“不”上古读Piǔg之说。他企图用在意义上成对的否定词与肯定词，拟定古音。可惜的是，从甲骨文时代起，否定词与在相当地位的肯定词（例如在正反对贞之时），已经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所以这条路除了少数之例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之外，不易走通。（关于对贞，周鸿翔的《卜辞对贞述例》，1969年，香港出版，有参考的价值。）

[3]赵元任先生说：“我想广州的咪是一个直接的Don’t，唔好是（don’t because you had）better not。”（1971年3月12日来示）

[4]赵先生说：“我想福州的鼻音尾或成独立音节的鼻音很像日本话的こ，后头碰见什么部位就什么部位，后头没有东西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很脚踏实地的鼻音——或者应该说是一个舌根不很靠腭的鼻音。”（1971年3月12日来示）

[5]“论时”《屈赋发微》英文题是The Genesis of Poetic Time——The Greatness of Ch’üYuan，Studied with a New Critical Approach，1970年，油印本，页七十四。此文曾在处女岛中国文学讨论会Virgin lslands Seminar上讨论，甚受吉川幸次郎教授等推重。不料今夏作者忽以心脏病作古，此文竟成遗著，希望能早日正式印布。

[6]实则“无念尔祖”，要是增字解经，讲成“不要老再怀念你们的祖先了”（劝人止哀）也未尝不可。不过这样也正是因为他们仍在怀念，所以才如此说。此说曾见于傅斯年先生的《性命古训辨证》（1940年）（今收入《傅孟真先生集》中编乙，页九十六）：

“胡适之先生谓：‘王之荩臣，无念尔祖’云云，皆对殷遗士言，勉此辈事新潮，无怀祖宗荣光之想，但求应天之新命，自求多福耳，其说甚当。”

罗尔温（Erwin Reifler）教授，有一长文，题为“Ever Think of Your Ancestor”，专讨论这一句，曾投寄《哈佛亚洲学报》，当时的主编柯立夫F.W.Cleaves教授，同我商量，我们觉得罗尔温的讲法太曲折，而且胡傅两位已有近似之说，不算太新，决定退稿。后来此文在Monumenta Serica（1949—1955）pp.340—372，印布。罗氏在最后附注，说明他是在稿成之后，方知胡适之先生，已有此说。不过，后来1954年在纽约面询胡先生，胡先生自己已经忘了，反问他出于何处。我猜想胡先生所以忘了，可能是因为此说并无坚持之必要。

[7]请参看周法高《上古语法札记》里的“惟毋’解”。此文先在《史语所集刊》发表，今已收入他的《中国语言学论文集》，1968年，香港，页二九三至二九八。周说同我的说法略有出入。

此外，正反两字（大抵都有副词性）连用之例，甲骨文卜问有勿惟，不惟；弗其，其弗；不其，其不；亡其，其亡等，下面都可以接动词，表拟测。后来仍有不其，其不；战国晚期又有亡其（下接邪、乎、欤等字），作选择连词用于第二问句（见《词诠》，1922年，卷八，页十至十一）。这一类的词，值得作一个综合的研究。尤其要考察正反两字次序不同，语意语气有什么同异，例如是否由疑问转为惊叹。

[8]佛书里除了许多“不也”之外，我偶然见到过一个“弗也”。刘宋译的《菩萨本生鬘论·尸毗王救鸽命缘起》第二：“天帝复言，王今此身痛彻骨髓，宁有悔不？王曰。弗也。”也许这是“不也”的重音。

[9]“未果”单用及未果之下加动词，至迟自晋代以来，已有用例。如陶潜《桃花源记》有“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但《搜神记》里记桃花源没有这几句）。《晋书·王嘉传》“卿其先行，吾负未果去”。又《魏舒传》“卫瓘与魏舒书曰：‘每与足下共论此事，日日未果。可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未果即是未能，不过好像还不是表示简单的过去，而仍有尚未之意。

[10]本文没有讨论西文所谓double attraction如I don’t know nothing abou it，因为西文这类用法虽多（表面不止双重，往往多重，而实际只是加重的一重否定），中国话里的用例绝少。我手边只有一个《金瓶梅词话》的例，或可如此解释，就是第五十回“我不把秫秫小厮，不摆布的见神见鬼的，他也不怕我”。第二个不字，实可不用。不过也许是为要强调，也许是句子长，所以多用了一个不字。在这句话的条件部分，只是单重否定。全句自然可以称做双重否定。

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

自搏与自扑，同为忏悔之仪式。自搏谢罪似起于汉末之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发展而为涂炭斋，在南朝时，颇为佛教徒所讥弹。唐宋以来，道家仪轨中搏颊叩谢之规定，始见减少。而佛教方面，有所谓自扑法，行于隋唐之世，是否受到道教影响，颇成问题。至于道教之自搏，导源何在，亦复耐人寻索。若更推广言之，则自搏自扑，皆不过为苦行之一种。苦行之为用，不限于忏悔，其道亦复千变万化，殊不限于自搏自扑。本篇主旨，在于钩稽史料，探究此两种忏悔仪式之盛衰，并就其在宗教史文化史上之地位略事推论。所得虽甚粗浅，问题本身似乎尚有意义。用敢寄为塚本善隆先生祝寿。阙误自知难免，敬乞塚本先生与读者赐正。

汉末之太平道五斗米道，皆教病者叩头思过（《魏志》八）。《道藏》中之《太平经》，有两卷屡言自搏。卷一一一页七下云，自责悔过者“叩头自搏而啼鸣”。卷一一四页一上云：“迎医解除，常垂涕而言，谢过于天，自搏求哀，叩头于地，不避瓦石泥涂之中，辄得令父母平安。”同卷页十八上下云：“其家贫者，能食谷知味，悉相呼叩头自搏仰谢天。天原其贫苦，祠官假之，令小有，可用祠，乃责。是为天所假，颇有自足之财，当奉不疑也。”同卷页三十五下云：“轻者得解，重者不贳。而反多征召，呼作诈病之神，为叩头自搏，欲求其生，文辞数通。定其死名，安得复脱。医巫神家，但欲得人钱，为言可愈。多征肥美，及以酒脯，呼召大神，从其寄精神，致当脱汝死名。籍不自致，钱财殚尽，乃亡其命。神家求请，满三不下，病不得愈，何为复请？事祸必更有祸，责在其后。”又同卷页三十六下云：“今世之人，行甚愚浅，得病且死，不自归于天，首过自搏叩头。家无大小，相助求哀。积有日数，天复原之，假其日月，使得苏息。后复犯之，叩头无益，是为可知。努力为善，无入禁中，可得生活，竟年之寿。不欲为善，自索不寿，自欲为鬼，不贪其生，无可奈何也。”（以上见《道藏》太平部入上七五四册，入下七五五册）

据近人研究[1]，太平经虽真伪杂糅，其主要思想，似出于汉末及六朝初年。可注意者，经文虽承认叩头自搏有益，但只限于罪轻者。《抱朴子·道意》卷第九云：“劳逸过度而碎首以请命。”言自己戕贼过甚，虽叩头至碎，命不得延，与此意思相近。

《道藏》中又有《老君音诵诫经》，疑与《魏书·释老志》言寇谦之所受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有关，或者本为一物，内容可能早至五世纪初叶[2]。诫经屡言叩头搏颊，搏颊即自搏。如第二十一条（条数系余所增）云：“老君曰：道官箓生男女民，烧香求愿法，入靖，东向恳，三上香讫，八拜，便脱巾帽，九叩头，三搏颊，满三讫，启言：（中略）辰巳之日，天清明，夜半北向悔过，向天地叩头百下，三十六搏颊，三过三百下，以为常。”第二十二条云：“老君曰：三会日道民就师治，初上章籍时，于靖前南正北向，行立定位，各八拜，九叩头，九搏颊，再拜伏地，请章籍讫，然后朝贺师。明慎奉行如律令。”第三十条云：“老君曰：为亡人设会，烧香时，道官一人靖坛中正东向，箓生及主人亦东向，各八拜，九叩头，九搏颊，三满三过止。各皆再拜恳。”第三十二条云：“老君曰：道民不慎科法，淫犯杀生。宜校赃物，计钱，使民还家，自市厨具。师得与表章解散。当作会时，主人众客前向香火八拜叩头，三十六搏颊，满三讫，再拜，手捻香著炉中，并告言。（下略）”对搏颊显然极为重视。

涂炭斋，依佛教徒之说，亦起于汉末（《弘明集》卷八）。《释玄光辩惑论》云：“又涂炭斋者，事起张鲁。氐夷难化，故制斯法。乃驴辗泥中，黄卤泥面，擿头悬柳，埏埴使熟。此法指在边陲，不施华夏，至义熙（405年）初，有王公其次贪宝惮苦，窃省打拍。吴陆修静甚知源僻，犹泥首揬额悬縻而已。痴僻之极，幸勿言道。”《广弘明集》卷八《释道安二教论》略同。但云：“至义熙初，王公期省去打拍，吴陆修静犹□额悬縻而已。”陆修静，宋吴兴人，此吴或指其地，或泛指南朝。其次二字，疑有误衍。

《广弘明集》卷九《周甄鸾笑道论》云：“或为涂炭斋者，黄土泥面，驴辗泥中，悬头著柱，打拍使熟。自晋义熙中（405年至418年）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陆修静犹以黄土泥额，反缚悬头。如此淫祀，众望同笑。”打拍即打拍泥面，故可用埏埴以为器（老子）之埏埴，与搏颊同为自搏。驴辗泥中，谓如驴之辗转于泥中。今俗语犹言驴打滚儿。王公期，未详。拙稿尝疑[3]其即《真诰》及《辩惑论》中之王灵期，虽时代相近，而证据未足，不敢必也。

陆修静有《洞玄灵宝五感文》（《道藏》正乙部笙上一○○册）略云：

余生值末世，教法纲颓，人皆趣彼，而我窃守此，法甚日损，归根食母。卷志谢芳洁之声，开怀受尘垢之污。乞免分竞之斧斤，请保无用以自足。既闲且宴，逍遥永日，研经玩理，时修功德。以癸巳年冬，携率门人，建三元涂炭斋。科禁既重，积旬累月，负戴霜露，足冰首泥。时值阴雨，衣裳沾濡，劲风振厉，严寒切肌。忍苦从法，不敢亏替。素各赢冷，虑有怠懈，乃说五感，以相劝慰。并统序众斋，标题门户，均涂异辙，粗为详辩。岂曰矜夸，数十同志，信好之士，幸鉴之哉！

（中略）又曰，三元涂炭之斋，以苦节为功。上解亿曾道祖（疑远祖）无数劫来宗亲门族及己身家门无鞅数罪，拯拔忧苦，济人危厄，其功至重，不可称量。（以下小字注）法于露地立坛，安栏格，斋人皆结同气贤者，悉以黄土泥额，被发系著栏格。反手自缚，口中衔璧，覆卧于地。开两脚相去三尺。叩头忏谢，昼三时向西，夜三时向北。斋有上中下三元相连，一元十二日，合三十六日。下元限竟，进中元十二日内加三过方谢，中元竟进上元十二日内加五过方谢。于谢（当作方谢）者，向上下中中四面四角中（疑当作各）一方谢，增为苦剧。所以名三元者，元则数之始也。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十日为一旬，月有三旬，旬有上中下。十二月合三十六旬。斯则十分之一分为三元，一元十二日，是十二时一周也。

癸巳年，当是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太平御览》六六七引《道元传》曰：“陆修静，宇元德，吴兴人。泰始七年（471年），率众建三元露斋。”盖举行不止一次。方谢者，礼十方礼二十方之类。又注言忏谢，忏者梵语忏摩之略，此已显有佛教影响。

《道藏》洞玄部化上二九三册有《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引“爝光斋外说”，云陆修静撰，其守持十戒之四云：“谨身正服，齐整严肃，舍离骄慢，无有怠替。礼拜叩搏，每事尽节。”又化下二九四册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云：“各叩头搏颊。”又云：“长跪大谢，弟子叩头，搏颊无数。”俱可见其重要。

至唐则杜光庭所修《太上洞神太元河图三元仰谢仪》（忠下，五六五册）忏告第八云：“跪伏叩头，惟在精志，不用免冠散发。”又《洞玄灵宝河图仰谢三十六天斋仪》（场下，二九二册）向天礼忏“再拜，仍伏，叩头五，心忏竟，齐起。大灾重病，散发叩头，不须搏颊”。此仪不详时代，疑在唐代或南北朝晚期。

下至后代，则南宋留用光传授之《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在下，二八二册）虽屡引陆天师禁制，而已言其难行。如云：“二十方忏文，据本科，每礼一方，叩头搏颊，各如其方之数。谓如东方九十，上方三百二十，日宫三十，月宫七十，水宫二十之类。今建大斋，仪轨不一，精力有限，未易行也。”

此仪有一节论忏罪用语，甚有趣味，附录于次：

经科忏罪，质而不华，语颇难读，今人以为古朴。庆元乙卯（1195年），留冲靖来括苍，主王夕郎家斋事。每读至大谢处，诸孤以为王给事生前无甚罪过，道录不须如此忏。是未知太上立斋谢之法，摄法界一切众生罪缘因起，令有悔心，悔心苟形，善心自著。天堂地狱由是分。从有入无，归之于道。普天普地，俱摄入一忏愿法中，故曰大斋。夫岂为亡者乞恩悔罪而已哉。然使建斋之主，因有不满意处，则亦非太上随机设教之义。杜广成黄篆斋，为同学行道仪，曾引括谢经宝之文写大谢矣。今略加润色，令便顺易读。然忏罪处，悉反复用经语，庶使斋法流传永劫也。

佛教苦行，为途甚多。最难者如焚身烧指，自南北朝至隋唐，时有其例。以后渐衰，然如《后山集》卷一九云：“仁宗既疾，京师小儿会阙下，燃首眉以祈福，日数百人，有司不能禁。”则较轻之燃眉，民间亦尚有为之者。

佛教之自扑法，最早见于记载似为隋代费长房之《历代三宝纪》。其卷第一二《记占察经》二卷云：

右一部二卷。检群录无目，而经首题云，菩提登在外国译，似近代出，妄注。今诸藏内并写流传。而广州有一僧，行塔忏法，以皮作二枚帖子，一书善字，一书恶字，令人掷之，得善者好，得恶者不好。又行自扑法以为灭罪，而男女合杂。青州亦有一居士，同行此法。开皇十三年（593年），有人告广州官司，云其是妖。官司推问。其人引证云，塔忏法依《占察经》，自扑法依经中五体投地如泰山崩。广州司马郭谊来京，向岐州具状奏闻。敕不信《占察经》道理，令内史诗郎李元操，共郭谊就宝昌寺问诸大德法经等。报云，《占察经》目录无名及译处，塔忏法与众经复异，不可依行。敕云，诸如此者，不须流行。

藏经有《慈悲道场忏法》十卷，其中屡言“五体投地”，或言“五体投地如太山崩”。然此忏是否如世所传，为梁武帝为皇后郗氏所集，尚有问题。且似至隋时尚未通行，否则行自扑法者似当征引。但《广弘明集》卷八多载梁陈时代忏文，则当时忏悔仪式必渐整备[4]。自扑之法，若受道教影响，亦宜起于此际也。

7世纪净土宗善导大师之观念法门，有云：“自扑忏悔，如太山崩，婉转于地，号哭向佛，日夜相续，至死为期。”又云：“如是诸人，若能忏悔，日夜六时，身心不息，五体投地，如太山崩，号泣雨泪”。其往生礼赞，未言自扑，但云：“忏悔有三品，上中下。上品忏悔者，身毛孔中血流，眼中血出者，名上品忏悔。中品忏悔者，遍身热汗从毛孔出，眼中血流者，名中品忏悔。下品忏悔者，遍身彻热，眼中泪出者，名下品忏悔。”又云：“虽不能流泪流血等，但能真心彻到，即与上同。”[5]婉转于地，与上文之驴辗泥中，姿势想必相近。

善导之弟子怀感，著《释净土群疑论》，卷七且特设一章，专料简投地自扑忏悔：

问曰：经言五体投地，求哀忏悔。未知忏悔之徒，或多自扑，未知有何圣教。若以五体投地即为自扑者，将恐此释理未可，然此五体言，何妨只是五轮着地，头面礼佛也。

释曰：如《观佛三昧海经》第三说，佛于座起，令诸四众观佛色身。释子众中五百释子，见佛色身，犹如灰人。比丘众中一千人，见佛色身，如赤土人。优婆塞众中有十六人，见佛色身，如黑象脚。优婆夷众中有二十四人，见佛色身，犹如聚墨。比丘尼众中有一比丘，见佛色身，如白银色。优婆夷众中，有多优婆夷，见佛色身，如蓝染青色。如是四众，观佛色身，所见不同。不得见佛真金色身。发露悔过，忏悔诸罪，五体投地，如太山崩，自拔头发，举身投地，婉转自扑，鼻中血出。忏罪消灭，心眼得开，见佛色身，端严微妙，如须弥山，光显大海。此岂不是忏悔经文自扑之法。无教辄为，诚如所责。经言正作，其何怪哉！

五体投地，据唐《释道宣释门归敬仪》（661年）卷下：“六明五轮着地者，亦云五体投地者。地持亦云，当五轮着地而作礼也。阿含云，二肘二膝并顶，名为五轮。轮为圆相，五处皆圆。今有梵僧礼拜者，多褰衣露膝，先下至地，然后以肘按地，两掌承空，示有接足之相。今时行礼，观时进退。若佛像尊师，却坐垂足，方可如上五轮接足。如其加坐，随时而已。亦见有人闻有顶足之相，遂致就坐，拔他足出，云我欲顶戴。一何触恼，又是呈拙。故知折旋俯仰，意在设敬。如是例知。”道宣律师书中多记当时可笑可恼之事，此其一端。

然唐代一般人意想中，则自扑与五体投地往往相连。如敦煌所出伍子胥《变文》云：“阿姊抱得弟头，哽咽声嘶，大哭叹言，痛哉苦哉！自扑捶凶（胸），共弟前身何罪，受此孤牺。”汉将王陵《变文》云：“王陵既见使人说，肝肠寸断如刀割，举身自扑似山崩，耳鼻之中皆洒血。”《目连变文》云：“目连见母却入地狱，切骨伤心，哽咽声嘶，遂乃举身自扑，由如五太山崩，七孔之中，皆流逆血，良久而死，复乃重苏。”又《山远公话》云：“云庆闻语，举身自仆（扑），七孔之中，皆流鲜血，良久乃苏。”[6]描写极痛之情，竟成套语矣。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夏楚之设，为事甚古。亦绝大多数文化之所同具。近代西洋国家始有废除体刑之运动，略起于19世纪以来。然如美国南部之德拉威尔州，至20世纪中叶，犹有鞭扑之刑。狱中鞭人之柱，昔漆红色，当地黑人呼之曰Red Hannah。据近人研究，至1945年，当众鞭挞之罪，尚有二十四条，然此已成为旧式刑罚之孑遗矣[7]。

悔恨自责，亦不必有宗教意味。在上者不能率下，亦或行之。较早之例，如《后汉书·吴祐传》：“为胶东相，以身率物。有争讼者，辄闭阁自责，然后断其讼。”佛教徒之例，如《高僧传》卷五法遇“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筒置香凳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厉业者甚众”。

此种自责，若太形式化，则近于矫伪。例如，《旧唐书·苏世长传》云：“初至陕州，部内多犯法，世长莫能禁，乃责躬引咎，自挞于都街。伍伯嫉其诡，鞭之见血。世长不胜痛，大呼而走。观者咸以为笑，议者方称其诈。”此事诚甚可笑，后来笑话集中，往往引之。

若忏悔仪式中之自搏自扑，虽不用鞭杖（自扑且不必用手），而其意义，则远为重大，或可称之为中古宗教史上一特色。此事不但中国有之，西洋中古，基督教有鞭挞派Flagellants，盛于14世纪。然早在10世纪、11世纪，已见其端。盛时其徒群聚当街，赤膊受鞭，每日二度，云所出之血，可与基督所流之血混合，受鞭三十三日又半，可以净洗灵魂中之罪恶。史家或以当时心理上之高度紧张说之。然是否受有外来影响，未易言也[8]。

若更就地理与民族两方面试为推论，则天师道（广义）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陈寅恪先生早已论定[9]。自扑法在隋世行于青州广州，皆滨海地域，颇可注意。是否先后受有海外刺激而又互相影响，殊难遽断。天师道之另一中心为陕西四川一带，其地在汉代与印度至少有间接交通。印度宗教，多重苦行。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五○《天竺传》中卷音义有“自扑”一条，可能是天竺苦行之一种。惜《天竺传》此卷不存，琳书此条有音无义，同卷各条，亦不足以确指为天竺何地。据西人记载，19世纪，北印度中印度犹多苦行，于鞭挞可以驱鬼除罪，尤所深信也[10]。

再就川陕一带言之，佛教徒谓“涂炭斋者，事起张鲁，氐夷难化，故制斯法”，或亦非全属子虚。近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发掘古墓，内有滇王之印，当属汉代。出土铜矛，两旁有二人悬身反缚，甚可注意[11]。按《隋书·列女传》云：“男儿要当辫头反缚籧篨上作獠舞。”意者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原有悬头反缚以示强悍之俗，与中原民族之以面缚衔璧为屈服者有殊。为涂炭斋者，殆兼有所取，而又益之宗教忏悔之义乎。

附记：

南北朝隋唐时，僧尼烧身之例，蜀中特多。又苏世长，雍州武功人，其自挞都街在陕州，地域皆可注意。陕北巫神，至近年犹以钢针扎肉、裸体鞭打、头顶放炮、麻绳捆指、火烧阴毛诸法治病。见《展开反对巫神的斗争》（1944年）（边政读物之六）。以泥涂面，或涂身，亦巫俗所常有。如美洲印第安人（The Crow Indians）之拜日舞（Sun dance），亦有以白垩涂身，破胸出血，插入短枝，更以绳系枝于柱，竟日绕柱疾走以祈梦兆之事。

一九六○年六月十六日稿

【注释】

[1]汤用彤：《太平经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五卷一号（1935年）。杨宽：《论太平经——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学术季刊》九（1959年）。

[2]拙稿《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略论南北朝时代的道教清整运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一九五六年）“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3]拙稿《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略论南北朝时代的道教清整运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页三十二至三十三。

[4]道端良秀：《中国仏教に於けゐ罪の自觉》，《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三卷第二号（1955年）。

[5]上杉文秀：《善导大师及び往生礼赞の研究》（1931年）。

[6]俱见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1957年）。

[7]Robert Craham Caldwell，“Red Hannah，”Delaware’s Whipping Post，1947.

[8]关于鞭挞派，各大辞书，多有记载。并可参考W.M.Cooper（pseudonym），Flagellation and the Flagellants，1908；Joseph MeCabe，The History of Flagellation，1946。

[9]文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1934年）。

[10]William Crooke，The Popular Religion and Folklore of Northern India，1896；Abbe J.A.Dubois，Hindu-Manners，Customs，and Ceremonies，1897.

[11]《文物》1959年，五；《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1959年）。

《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

1960年6月，我写了一篇文章《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寄给《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1961年2月出版）发表。

8月9日，我把这篇文章的稿子，寄给胡适之先生，请切实指教。胡先生在8月15日，从纽约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对自搏的考证，颇为嘉许，对自扑的解释，则提出疑问，对我的推论，也不甚以为然。我很感谢胡先生的指示，但因稿已寄出付印，只就必要处略加改动。胡先生有很多宝贵的意见都未能加入，很觉得遗憾。后来又发现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有论搏颊求乞一节，十分重要，我写作时忽略未引。此外自己也搜集到一些补充材料。现在把这些资料同意见合在一起，作为补论，用来纪念胡先生。

胡先生的信里说：

此文的道教部分与你前作《老君音诵诫经》一文，都是道教史的重要研究，我很感觉兴趣。但我觉得此文“佛教之自扑”部分，可能有点问题。我在客中，手头无书，又没有时间上图书馆，只有把我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也许可以备参考。

我细看了你引的“自扑”诸条，我都看不出“自扑”是自己打自己。“自扑忏悔，如泰山崩”，“五体投地，如泰山崩”，“五轮着地，头面礼佛”，都只是向前匐伏——古人跪坐，向前自伏，则五体皆投地，“五轮（二肘二膝并头顶）皆着地”。五轮既皆已着地了，用什么自己打自己呢？

敦煌所出四例之中，只有《子胥变文》之“自扑捶凶”是不可通的。阿姊手抱弟头，则不能“自扑”；若她“自扑”，则不能捶凶（胸）。其余三例皆可与佛教书中所谓“自扑如泰山崩”相参证。《远公话》作“自仆”，更有意味。你注“仆”为“扑”字，当然不错，但此字实是“自仆”、“自伏”，其时“伏”已成去声，“伏”与“仆”皆已成“f”声母的字，故“自伏”不能不写作“自扑”了（吴语至今说“仆倒”如“扑倒”，其“扑”字音略近“拨”。我们徽州人至今说“跌一个扑蹋跟”即全身向前跌倒，扑读普入声，跟读上声，音艮卦之艮）。这就是说，“自扑”即是“自仆”，“自伏”，即是“自己匐伏”。白话里尚存此古音，而文字不能不写作“自扑”，故引起你的误会了。（“仆”字古今为“僕”，似不必疑。）

……故鄙意颇嫌尊文“佛教之自扑”的一小半，不当把“扑”字解作“朴”、“扑”或“自挞”。……

再回到“道教之自搏”。这一部分似可分作几部分看：

（1）《太平经》的“自搏”。

（2）“涂炭斋”的“打拍”。

（3）《老君音诵诫经》的“搏颊”。

（4）陆修静的“三元涂炭之斋”的仪式。

（5）《道藏》他书所记陆修静斋仪的“叩头搏颊”。

此五事似不可混合为“自搏”一事？老兄释“搏颊即自搏”，而老兄全文以“自搏”为自己扑挞自己的苦行忏悔。我细看此五个阶段，似以王公期之“省去打拍”为划时代的改革。此以前为“打拍的涂炭斋”，此以后（包括陆修静）为“去打拍的涂炭斋”。此五事皆重在“涂炭”，“涂炭”是用本义，即“黄土泥面”。其极端的方法则须“悬头著柱，打拍使熟”。玄光《辩惑论》作“擿头著柱，埏埴使熟”。比较玄光与甄鸾，可知打拍即是打拍头面上的黄泥，故可以说“埏埴使熟”。（“埏埴以为器”，见《老子》）

这是张鲁以后王公期以前的“涂炭斋”，主指在“涂炭”，在“黄土泥面”，而“打拍”不过是泥面的一段功夫。

寇谦之传出的“新经”，可能已除去了这种泥面斋法，故《老君音诵诫经》里的“叩头搏颊”，大概只是叩头与拍（搏＝拊＝拍）颊而已。“搏颊”可能近于后世所谓“拍巴掌”（打嘴）？但不必是痛打巴掌！

陆修静的“三元涂炭之斋”，他自己说的最详细：

“……法于露地立坛，安栏格，斋人……悉以黄土泥额，被发系著栏格，反手自缚，口中衔璧，覆卧于地，开两脚相去三尺，叩头忏谢。……”

这里已没有“打拍”了，但仍“以黄土泥额”，此仍是“涂炭”原意。这里又明说“安栏格”，“被发系著栏格”，可知玄光、甄鸾所说“悬头著柱”、“反缚悬头”、“擿头悬柳”，皆不是虚假。

这样把自己的身体缚系在柱上或石上，是中古基督教苦修的“Saints”常有的事。手头无书，偶记得Tennyson诗集中有“St.Simeon Stylites”长诗，叙述这位“Saint”的四十年苦修的行为，其中似有这样“自系缚”的事。架上适有Tennyson集，翻得此诗，果有

“...Three winters，that my soul might grow to thee，

I lived up there on yonder mountain side.My right leg chained into the crag，I lay Pent in a roofless close of ragged stones...”[此诗值得老兄一读。这个故事是真的“自苦”圣人的故事。老兄此文的引论与结论都太看重“自扑”，而对于“以自苦为极”（《天下篇》论墨子语）的宗教，则颇嫌忽视，故我请你试读Tennyson此诗。]

若用《洞玄灵宝五感文》所详记为史料，则玄光、道安（《二教论》）、甄鸾的讥评都有了印证了，则此一大段道教史实大致可以懂得了。尊文之重要性在此。

所不能完全了解者，尚有“驴辗泥中”一句。便中幸再考之。

最后，我觉得老兄泛论“地理与民族”诸节，似尚可斟酌。

我对于寅恪先生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说，只认为可以说明一个时期的道教情形，不可看做普遍的“定论”。三张的道教起于巴汉，盛于巴汉；寇谦之是上谷人，而苻秦亡后，寇（谦之之兄）被雍人千余家推为首领；谦之自己是华山道士，又是嵩岳道士。此皆与滨海地域无关。尊文说，“陕西四川一带，其地在汉代与印度至少有间接交通”。请问老兄，中国有哪一块地域不可以说是“与印度至少有间接交通”的？

我曾说，“Religious Taoism was originally a consolidated form of the native beliefs and practices”，即是我所谓Sinitic religion。我所谓Sinitic religion当然是许多原带地域性的信仰与仪式结合而成的。佛教徒说张鲁的“涂炭斋”起于“氐夷难化”，老兄以为“或非全属子虚”，此即地域性的起源也。

细看“涂炭斋”的内容，其中心观念只是自认有罪过，故泥面毁形，悬头自缚，皆以待决之罪囚自居。认罪即悔过，是中心观念。老兄引南宋人所谓“太上立斋谢之法，摄法界一切众生罪缘因起，令有悔心。悔心苟形，善心自著，天堂地狱由是分……善天善地俱摄入一忏愿法中……夫岂为亡者乞恩悔罪而已哉”这一大段引文真是好文字——谢谢老兄使我得读此文！——使我们明白三张以下以至陆修静以下，所以设立如此繁重难行的斋忏法，其中心观念只是“天堂地狱由是分”的一个“悔”字。以罪囚自居，泥面自缚，都只是表示这个“悔”字。这也是Sinitic religion的一个老信仰。（至于“打拍使熟”、“埏埴使熟”，则很可能是起于巴汉“氐夷”的地域性风尚。）旧说汤伐夏之后，七年大旱，史卜云，当以人为祷。汤乃“剪发断爪，自以为牲”，祷于桑林之社。以至于《左传》所记郑伯肉袒牵羊“以迎楚子”；《公羊》记郑伯“肉袒，左执茅旌，右执鸾刀”，以迎楚子——似都是自居于罪囚，或自以为牺牲，都是自己认自己为有罪——自认有罪，即是“悔心”。杜预谓肉袒牵羊“示服为臣仆”，老兄也说“中原民族以面缚衔璧为屈服”。鄙意则以为此皆表示悔罪也。

《秦始皇本纪》记子婴“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这也是自居于待诛之罪囚。三张道教以至于陆真人的禁制都有“悬头著柱”、“被发系著栏格”的仪式，这都是自居于罪囚，不但“反手自缚，口中衔璧”，是自居于罪囚也。

自子婴以下，亡国之仪见于《蜀志·后主传》、《吴志·孙皓传》，而最详于《晋书·王濬传》。《濬传》说：

“壬寅，濬入石头。皓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率其伪太子瑾……等二十一人，造于垒门。濬解其缚，受璧焚榇，送于京师。”

这种“亡国之礼”，真所谓“无据之据”，其实只是晚出的Sinificsm的一部分。比秦王子婴时，已更复杂了。“舆榇”是后加的，“衔璧”也是后加的。“大夫衰服，士舆榇”，真是两汉四百年经师造出的礼经了！

看《王濬传》“受璧焚榇”一语，可见“舆榇”也是自居于待诛之罪人的仪式的一部分；而“衔璧”则有请命之意，《金縢》所谓“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硅，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硅”，也是这个Sinitic religion的一部分。

以上抄录胡先生给我的信，其中议论考据，精彩甚多，读者可以共见。我除了感谢之外，在回信中，只就“自扑”一辞，略加辩解。我说：

“自搏”与“自扑”是个搭截题。说老实话，我对于自扑如何扑法，还不甚清楚。所以本文里并没有说“自扑”是自己打自己（如果“打”是“用手或鞭杖之类打”解的话）。我的了解是“自己摔打自己”，即“自己用力把自己摔到地上”（举身自扑）。其与匐伏或仆倒不同者，一是及物与不及物动词之别，二是用力不用力之别（如不用力，则跪坐时仆倒不易如泰山崩）。故扑字意虽与仆通，而不可改作仆。为避免误会起见，我的文章里，应该说明，自搏自扑都不用鞭杖，自扑如不带捶胸，且不必用手。“驴辗泥中”即像驴一般地在泥中打滚。今北方俗语尚有“驴打滚”。佛教的“婉转自扑”，姿势大约与“打滚”相近。

在校稿时，我托平冈武夫先生给加入了关于“驴辗泥中”的解释同“（自扑且不必用手）”几个字。

当然，我作这一个“自搏”与“自扑”的搭截题，是要指出这两种忏悔仪式都有自己责打自己的成分。不过，这两种仪式，都不是只有简单的一个动作，而是成套的动作。“自扑”可能包括“自扑捶胸”、“举身自扑”、“婉转自扑”三个动作，可以相先后，而且可以重复。所以胡先生提出的“五轮既皆着地了，用什么自己打自己呢”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用先后的动作解释。举行“涂炭斋”时，如果省去打拍，也许就没有自己打嘴巴的“自搏”。“反手自缚”之时也不能动手自己打自己。不过这时还可以作“驴辗泥中”的姿势，用力起伏，也可算一种摔打。所以如果“打”宇作广义解，这两种仪式里都有显著的自己责打自己的成分。

至于胡先生说的“自己匐伏”，自然也是这一类忏悔仪式里的重要成分。关于这一点，《高僧传》卷一有一条颇有趣的纪事：

昙摩耶舍，此云法明，罽宾人……，至宋元嘉中，辞还西域，不知所终。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常为译语。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广州，往来求利，中途于南康（江西）生男，长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初为耶舍弟子，承受经法。耶舍既还外国，度便独执矫异规以摄物。乃言专学小乘，禁读方等，惟礼释迦，无十方佛。食用铜钵，无别应器。又令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惟宋故丹阳尹颜瑗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张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业、弘光诸尼，习其遗风。东土尼众亦时传其法。

又《高僧传》卷三，有作者梁慧皎的议论，甚不以法度为然：

间有竺法度者，自言专执小乘，而与三藏乖越。食用铜钵，本非律仪所许；伏地相向，又是忏法所无。且法度生本南康，不游天竺。晚值昙摩耶舍，又非专小之师。直取溪壑其身，故为矫异。然而达量君子，未曾回适，尼众易从，初禀其化。夫女人理教难惬，事迹易翻，闻因果则悠然扈背，见变术则奔波倾饮，随堕之义，即斯谓也。

顺便把女人骂了一顿。

慧皎说“伏地相向，又是忏法所无”，意思不甚清楚。按唐宗密《圆觉经疏略钞》卷十二说：小乘忏法，要请大比丘为证。对大僧要“具五法，一、袒右肩，二、右膝着地，三、合掌，四、说罪名种，五、礼足。若对小夏（小僧），阙无礼足，但行四法”。礼足当是头面礼足或五轮接足，是敬礼尊师，所以不行于小夏。唐道宣《释门归敬仪》卷下也说：“故下座之礼，先备五法：一偏袒，二脱屣，三礼足，四互跪，五合掌也，上座于下座前悔，则有四法，除其礼足。”“伏地相向”可能是忏悔者与忏悔者相向。对面的人，不够资格受敬礼，这样就与忏法不合了。

至于“五轮着地”、“五体投地”的忏法，我在稿中疑心说“似至隋时尚未通行”，现在想起来，也许说得太过。按《国清百录》卷二记“智者大师智的请观世音忏法”即有“五体投地”，又相传出于智的《方等三昧行法》、《法华三昧忏仪》，都有“五体投地”，不过好像都只是敬礼的仪式。

可注意者，是由软性的“五体投地”到硬性的“五体投地如泰山崩”（即“自扑法”）的过渡，其时代当在隋初。这两种投地之软硬不同，所以我稿中引过的唐怀感《释净土群疑论》，卷七要特设一章，专料简硬性的投地自扑忏悔。附带说一点，我稿中“然唐代一般人意想中，则自扑与五体投地，往往相连”一句，其后半句应改为“则自扑与如泰山崩，七孔流血，往往相连”。

关于“搏颊”，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卷上页一○五，提到《太平经》卷一一二“昆仑之，有真人上下有常……殊无搏颊乞丐者”。汤先生自己注说：

搏颊不知即《太平经》所言之叩头自搏否。《弘明集》七宋释僧愍《华戎论》斥道教云：搏颊叩齿者，倒惑之至也。唐法琳《辨正论》二引道教书《自然忏谢仪》，有九叩头九搏颊之语。是搏颊之语，南北朝隋唐道士犹行之。又按支谦译《梵志阿经》，有外道四方便，其第四中有搏颊求福之句。此经为《长阿含》“阿摩昼经”之异译，巴利文Ambattha Sutta为其原本。二处所记之四方便中，均无此句。但僧康会之《旧杂譬喻经》卷八，亦言有搏颊人。又《六度集经》五有曰，或搏颊呻吟云，归命佛，归命法，归命圣众。据此，岂中国佛教古用此法耶？抑仅译经者借用中土名辞，以指佛教之膜拜耶？（参看《宋高僧传·译经篇》，论中华言雅俗段。）若汉代僧徒行此，则《经》所谓之搏颊与乞丐，均指佛教也。

汤先生提出两个可能的解释。就我个人看来，第二种可能比较大，即是译经者借用中土名词习惯，加以增饰。《长阿含·阿摩昼经》的第四方便，只是“不食药草，不食落果，不食草叶（按，即前三种方便所食），而于村城起大堂阁，诸有东西南北行人过者，随力供给”。到了《梵志阿经》就增饰为“亦有道士，深居闲处，题门有道，祭事水火日月五星，烹杀祠天，博（搏）颊求福”，大有中国道士的意味了。《旧杂譬喻经》卷八，提到一个醉人“正坐博（搏颊）颊言，无状犯戒”，恐怕也是借用道教徒的悔罪办法。又西晋白法祖译的《佛般泥洹经》卷下，有“民皆顿地，叩头者，搏颊者，捶心刮面，发裂，蹹地啼哭，呼当奈何”。东晋法显译的《大般涅槃经》有“举手拍头，捶胸大叫”、“捶胸拍头，号眺大叫”等语。不载译人，附东晋录的《般泥洹经》，则只有“踊躃悲言”、“徘徊骚扰，仰天呼怨”等语。译经内容有出入，而“搏颊者”只见一本，我疑心也是增饰之辞。

1962年9月3日稿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上下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印行

这本书前面的内容提要说：

《诗词曲语辞汇释》六卷，为杭县张献之（相）先生遗著。其书汇集唐宋金元明人诗词曲中习用之特殊语辞，详引例证，解释其意义与用法。统计自单字以至短语，标目五百三十七，附目六百有余，分条八百有余。其中语辞大半出于当时通俗之口语，自来解释，未有专书。作者专心兹事，搜集整理，历八年始写定为今本。凡研究古典文学，语文学及从事字典辞书编纂者，均足供参考。书末附载本书语辞笔画索引，以便检查。

卷后有作者友人钟毓龙的“张君献之传”，又弟子金兆梓1952年跋。据传，张先生（1877—1945年），原名廷相，是仁和县生员。甲午战后，慨于国势阽危，举业无用，肆力研求日语。译有《十九世纪外交史》。以后在杭州三处学堂讲授文史，又在中华书局主持文史地教本编审多年，贡献甚多。这部《语辞汇释》是张先生晚年精力所粹，其中胜义纷披，嘉惠后学不浅，而张先生方法的严谨，态度的谦抑，尤其值得吾人效法。

张先生在卷首的叙言，自述解释例证假定语义的方法，大要有五种，一曰体会声韵，二曰辨认字形，三曰玩绎章法，四曰揣摩情节，五曰比照意义。第五种又分六项：甲、有异义相对者，取相对之字以定其义；乙、有同义互文者，从互文之字以定其义；丙、有前后相应者，就相应之字以定其义；丁、有文从省略者，玩全段之文以定其义；戊、有以异文印证者，同是一书，版本不同，某字一作某，往往可得佳证；己、有以同义异文印证者，类似之文句，甲文某字作禁，乙文作某，比照之而其意可见。每种每项，都举例说明。又说，一词往往设为多义，是为了以今语译古语求其吻合，而且这样可以顾及诗词的义理与神情两方面。不过“此义彼义，相通相近，推敲愈细，迷惘愈甚”，自己深以“呆诠”为戒。真是通达之见。在这里可以提及一点，就是张先生一般的办法，是用近代通用的文言解释。如果多用口语，兼及方言，则有很多分条，下定义时还可以用同一近代语。例如卷四“与”字，分二十一条，其中第二条犹向也，对也；第三条犹为（去声）也，给也；第四条犹将也，把也；第五条犹使也，亦犹增也，助也；第十一条语助辞，用于句中，不为义。大体言之，在国语都可以用“给”字。自然其神情义理，仍有分别。作者这种分析牛毛的功夫，决不是枉费的。关于《汇释》所收语辞与后来口语方言的比较，金兆梓先生在跋里举例不少，这里不多说了。

张先生的解释，明快妥帖，令人心折。姑举一例，卷五“笑”（页五六六至五六七）云：笑，欣羡之辞。与嘲笑之义别。拾得诗：“可笑是林泉，数里少人烟。云从岩障起，瀑布水潺潺。”言可欣喜者是林泉也。杜甫《元日示宗武诗》：“汝啼吾手战，吾笑汝身长。”此笑字为欣喜义。言汝虽见吾手战而忧戚，吾则见汝身长而欣喜也。一片父子关切之情，非嘲宗武之身长难看而可笑也。……辛弃疾《鹧鸪天·郑守厚卿席上谢余伯山》：“君家兄弟真堪笑，个个能修五凤楼。”修五凤楼，乃誉美其文学之佳，初非嘲笑，此笑字亦羡慕义。……《乐府群玉》五，张小山小令，《朝天子·山中杂书》：“东华听漏满靴霜，却笑渊明强。月朗禅床，风清鹤帐，梦不到名利场。”强者，倔强之强。却笑渊明强，言羡渊明之高傲，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其为非嘲笑意，更不俟辨。

这样惬当痛快的解说，在全书中还有很多。作者却不肯自满，只很谦逊地说：“凡此方法，大率不出刘淇氏《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及清代诸训诂大师所启示，创始难而因仍易，不佞惟有遥谢古人而已。”（页七）又说，“鄙见有与古人异者，我申我说，各行其是，不因欲立我说，悍然引之，遽加辩驳。学问者天下之公，见解者人心之异，况治学方法，随时代而演进，今日群籍大备，又与古人时代不同。汲绠既修，活水易得，未敢沾沾自喜，辄以‘非也’‘失之’一类之语，反唇相稽也。”（页九）这种落落大方的态度，很可佩服。

《汇释》里有若干条，时贤有专文讨论。例如冯沅君有《歧路考》，收入《古剧说汇》。丁声树有《何当解》，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并可参考集刊第二十六本周法高《古代的询问词》）。高木正一有《唐诗に于けゐ助辞‘省’の用法につぃて》，见《东方学》第五辑。可与本书“歧路”（页七六四至七六五）“何尝”（页三六一至三六四）“省”（页五一三至五一六）各条参看。至于把这一类的语汇辑成专书的，则似乎只有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1948年），虽也有六百余条，解释却简短多了。

《汇释》偶有可以商榷之处。如页三一二“看（二）”云：“看，尝试之辞，如云试试看。杜甫《空囊》诗：‘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按：看字虽有试看之意，在杜诗此处却似以作看守解为长。王状元集百家注编《杜陵诗史》卷十页十下注：“苏曰：晋阮孚山野自放，嗜酒。日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曰）但一钱看囊，庶免其羞涩。”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一三《述怀》下页一四下同。这所谓苏曰，是假托的苏轼。又所谓王状元指王十朋，也恐怕是假托的。详见洪煨莲（业）先生《杜诗引得》序的讨论。《韵府群玉》卷六引杜注作“曰，但有一钱看囊，恐其羞涩”。《渊鉴类函》卷三七九引《韵府》则作“说，但有一钱守囊，恐其羞涩”。这个故事的真伪不可知，但可以用作宋人中有人把这个看字解为看守之证。自然看字作看视解，亦非不可通。又洪先生英译云：“The purse may be shy of complete emptiness：I must leave one copper coin for it to keep.”（William Hung，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p.157）亦可参考。

《汇释》页四四八云：“白甚，犹云平白地为什么也，语义与着甚相近。”我疑心白甚就是说甚，说白同义，白什么即说什么。页五一○云：“三衙家，慢腾腾之义，家与价同。”大约不错。按：宋代以殿前司及侍卫马军步军为三衙，见《宋史·兵志》、《归田录》、《东京梦华录》等书。不知与此三衙家有关否。若有关系，可能是由将骄士惰之义引出来的。

《汇释》后面附的笔画索引，很有用。但如果能再加详密，多立分条，添入索引，检查就更方便了。例如“坐（八）”（页四一三）之下可增“左令”、“坐使”，“探（二）”（页五七七）之下可增“探支”、“探借”、“探租”，“老”（页七四一至七四二）之下可增“渌老”、“睩老”、“六老”、“躯老”、“区老”（身）等。这个工作很值得做。

（原载《清华学报》新1期第3卷）

关于唐宋商业的两本书

希圣先生：

昨天收到龙生兄由康乃尔大学转来的您三月三十日（我猜想是二月三十日或三月十三日之笔误）的信，知道您决定将《食货》复刊，“以前是半月刊，现在是月刊。以前是中国社会史为主，现在是中国历史及社会科学杂志，重在历史方法及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尤其以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治中国历史。”我读了这封信，非常高兴，敬祝进行顺利，前途无量！

您说：“从前的撰稿人现存且在史学社会科学界居高位者，甚少其人。”我想“居高位”三字或可改为“岗位服务”四字。位高不高，好像没有什么要紧，而且虚名很容易招人嘲骂。还是认真在自己的岗位上服务要紧。

您当年的“班底”，除了我这一“升”之外，至少还有连士升、全汉异“二升”。连先生在哈佛商学研究院留学的时候，我还没有来。他在理论方法上很有造诣。现在还在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的编委会主席。交游甚广，必可拉稿。我上月刚收到他们的1971年新年特刊，厚厚的一大卷，内容非常充实，有好几篇有价值的纯学术性的文字。

汉异兄这十几年已由宋代转到明清，发表了不少篇非常有分量的研究。您想必已经看到了。（我在1957年夏天回台时，是老全陪我到府上晋谒的，您还记得不？）他这几月从中文大学休假，目下正在美国，四月间可能来康桥，再经过欧洲回香港。这“二升”都应该可以帮忙的。

您要我寄稿，自应遵命。不过这几个月实在太忙，而且有些积欠的文债，尚未清偿，一时赶不出甚么像样的东西来。但是，您既然说“通信或书评”也可以用，我就附带介绍两本日本学人的新著，作为您号召的响应。

一本是九州大学文学部日野开三郎教授的《唐代邸店の研究》，昭和四十三年即1968年12月印行，非卖品。内容分四部分：一、肆铺と邸店；二、邸店の基本诸营业；三、邸店の关系诸业务への发展；四、州县城邑の邸店。前有序言，末有后记。是六百四十八页的一本巨著。我在收到之后，给日野先生写了一封谢信。现在照所留副本抄录如下：

日野教授史席：

数日前奉到惠赠大作《唐代邸店の研究》一册，甚为感谢！拜读一过，甚佩先生搜集之勤与论证之密。论唐代较大城市之人口及夜市、东西两街等处，尤为深入，而不肯轻下断语，甚堪为后学之楷模也。

读“后记”知先生已逾还历而犹精晋不已，弥觉钦佩。

此书印刷装订，皆甚精良，是“非卖品”，更为难得。误植随手校出者，只有十余处，皆不难改。惟第五页引陆龟蒙诗“金铺零落兽镮空”，此处之铺字为平声，指门上之金饰，非店肆之铺（去声）。又第九页引《全唐文》（卷一六八）郭正一《对凵肆策》，

标点应作：

对：凵肆之兴，用存交易；山泽之利，事属贸迁。云云。以后再版时，或可改正。然此皆白璧之微瑕，于大著之价值，并无减损也。

专此布谢，敬请

教安

杨联陞拜启　1970年8月23日

另一本是斯波义信教授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昭和四十三年即1968年2月印行。东京风间书店发行，定价5800日圆。全书分八章：一、问题の基本的考察；二、宋元时代におけゐ交通运输の发达；三、宋代におけゐ全国的市场の形成；四、宋代におけゐ都市、市场の发展；五、商业组织の发达；六、商人资本の诸性质；七、社会と商业；八、宋代の力胜税——国家と商业の一关系——共五二二页。前有“口绘”十二幅，有序；后有地图一幅，总索引九页，英文目录（章节）及提要十页。

日野先生是研究唐宋社会经济史的一位前辈，斯波教授则是后起之秀。书出版时还在熊本大学担任助教授，目下在大阪大学执教。这本书有刘子健教授（普林斯顿大学）题签。子健兄很器重斯波，这几年来，特别鼓励他用英文写信，随即给他改正寄回。斯波进步很快，现在他自己写的英文信已经很通顺了。

我收到这本书后，也给作者写了一封谢信，大略如次：

斯波教授史席：

日前收到惠赠大著《宋代商业史研究》一册，已拜读。淹博精密，至为可佩。引书标点偶有小误，又有误植数处，谨就所见略举如次，以供参考：

页一二六“贼智干船”当作“贼智千般”

页一二七“小私顾”当作“私顾”，（“爱小”谓爱惜小费小利）

页一八一“范雅得知，遂知（欲？）拦截，不过如是而已”（“不过”当属下读）

页一八五“倚蓬窗无语嗟砑，七件事无，做甚么人家”（页四七七同）

（原函另举十余条，不甚重要，从略。）闻　文旌今秋将来美洲，必有良缘可得快晤，企盼企盼。

专此布谢，敬请

教安

杨联陞拜启　1968年5月23日

斯波教授此书另有梅原郁（梅原末治先生之哲嗣，也是后起之秀）的详细评介，见《东洋学报》第五一卷第四号（1969年3月）八○——八九页，值得参考。

匆匆奉覆，敬请

道安

杨联陞敬上　1971年3月23日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第一卷　第一期）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集录》评介

池田温教授的《中国古代籍帐集录》，在《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十九之四（1971年3月）发表。这篇文章，非常重要，长达二百二十页。前三十页是引论，简明扼要。内容包括中国古代籍帐之研究，中国户籍制度之起源，汉代之户籍（举汉简为例），晋、南朝之户籍，十六国之户籍，北朝之户籍，唐代之户籍制度（依法令每一岁一造计帐，诸户三年一造。籍帐是户籍计帐之合称），遗存地域及遗存状态，籍帐之外型（这里提到开元天宝各自记载下端的“空”字，是“以下余白之意”，是不错的，不过也许应该补充一句，这样可以防止非法的增改）。差科簿与附录，最后是录文解说。特别说明本稿决非完备，有若干件没有机会核对原本，有若干件因为没有得到照像，未能收入。另外有若干与户口、田土有关的文书，因为篇幅的限制，只可留待他日再介绍。这些补充的说明，足见池田教授治学态度之谨严。实则这篇文章所收的敦煌籍帐十五种，西州籍帐四十九种，另外附录簿籍（我这里籍字用的是广义，不限于户籍）七种，已经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现在把《籍帐集录》的目次抄录如下：

敦煌籍帐

1.西凉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建初十二年（416年）籍

2.西魏瓜州效谷郡？大统十三年（547年）计帐？

3.唐沙州燉煌县龙勒乡（7世纪后期）籍

4.周沙州燉煌县效谷乡大足元年（701年）籍

5.唐沙州燉煌县平康乡先天二年（713年）籍

6.唐沙州燉煌县慈惠乡开元四年（716年）籍（草案）

7.唐沙州燉煌县悬泉乡开元十年（722年）籍（草案）

8.唐沙州燉煌县莫高乡开元十年（722年）籍（草案）

9.唐沙州燉煌县（开元年代）籍（草案）

10.唐沙州燉煌县（开元年代）籍

11.唐沙州燉煌县（开元年代）籍

12.唐燉煌郡燉煌县神沙乡天宝三载（744年）籍

13.唐燉煌郡燉煌县效谷乡天宝六载（747年）籍

14.唐燉煌郡燉煌县龙勒乡都乡里天宝六载（747年）籍

15.唐沙州燉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769年）手实

西州籍帐

1.唐西州高昌县（7世纪后期）籍

2.唐西州（7世纪后期）籍

3.周西州天授三年（692年）？籍

4.周西州大足元年（701年）？籍

5.周西州大足元年（701年）？籍

6.周西州武后时代（689—705年）籍

7.周西州武后时代（689—705年）籍

8.周西州武后时代（689—705年）籍

9.西州高昌县顺义乡（武后时代？）籍

10.西州高昌县（7世纪末期？）籍

11.西州高昌县（7世纪末期？）籍

12.唐西州柳中县高宁乡开元四年（716年）籍

13.西州（7世纪末期—8世纪初期）籍

14.西州（7世纪末期—8世纪初期）籍

15.唐西州高昌县开元十年（722年）籍

16.唐西州开元十三年（725年）籍

17.唐西州开元十三年（725年）籍

18.唐西州开元十六年（728年）籍

19.唐西州高昌县顺义乡开元年间籍

20.唐西州高昌县（开元年代？）籍

21.唐西州高昌县（开元年代？）籍

22.唐西州高昌县（开元年代？）籍

23.唐西州柳中县高宁乡（开元年代？）籍

24.唐西州柳中县（开元年代？）籍

25.唐西州（开元年代？）籍

26.唐西州（开元年代？）籍

27.唐西州（开元年代？）籍

28.唐西州高昌县？（8世纪前、中期？）籍

29.唐西州（8世纪前、中期？）籍

30.唐西州（8世纪前、中期？）籍

31.唐西州（8世纪前、中期？）籍

32.唐西州（8世纪前、中期？）籍

33.唐西州（8世纪前期？）籍

34.唐西州（8世纪前、中期？）籍

35.唐西州（8世纪前期？）籍

36.唐西州（8世纪前、中期？）籍

37.唐西州（8世纪前期？）籍

38.唐西州（8世纪前期？）籍

39.唐西州（8世纪前期？）籍

40.唐交河郡天宝九载（750年）籍

41.唐交河郡柳中县？天宝年代（747—748年）籍

42.唐交河郡（天宝年代）籍

43.唐交河郡（天宝年代）籍

44.唐交河郡（天宝年代）籍

45.唐交河郡（天宝年代）籍

46.唐交河郡（天宝年代）籍

47.唐交河郡（天宝年代）籍

48.唐交河郡（天宝年代）籍

49.唐交河郡至德二载（757年）？户口帐

户籍附录

晋（4世纪？）楼兰户口簿稿

差科簿

1.唐开元年代？西州交河县名山乡差科簿

2.唐天宝年代（C750）燉煌郡燉煌县差科簿（悬泉？、慈惠、从化、燉煌？、寿昌诸乡）

3.唐天宝年代（C750）燉煌郡燉煌县差科簿

4.唐天宝年代（C750）沙州燉煌县差科簿稿

附录

唐天宝年代（C750）？燉煌县名簿

唐（8世纪中期）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榖簿

今年年初，我收到池田寄赠的两篇单印本，其中有一篇就是《籍帐集录》。我匆匆读过之后，写了一封谢信给他。原文如下：

池田教授史席：

目前奉到惠寄大作《盛唐之集贤院》及《中国古代籍帐集录》两篇，拜读甚佩！两作俱甚精到。《集贤院》一篇，全用汉文，斐然成章，殊为难得。《籍帐》一文，搜罗美富，校印尤精。其中较难辨议之字，多改今体（如“猎师”、“斗门”等），尤便初学。“乘二人”之乘，借作剩，甚是。（鄙人旧疑为“傔”，旋已自知其误）此说最初似由曾我部教授提出。实则日本古文书亦有以乘为剩者，不足异也。

籍帐集录，自然无法求全。如张大千氏等所得残碎及较完整之件，未刊布者，似尚不少。已刊布者，如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中所谓“唐西州浮逃户残籍”，似宜附论。黄氏所得残纸八件，系由一鞋样中拆出。黄氏定为武周时物，可信。但认为“浮逃户名册”，则大有问题。按，其中有“有籍无田”、“有田无籍（合授）”、“无籍无主”、“田籍同”、“旧主”等字样，又记有亩数与四至，鄙意当为田籍，非户籍也（自然与户口逃亡有大关系）。其图版三七有“二亩乘入令狐隆抱”，此乘字大约亦是剩字，入当是授予之意。此数片虽甚残缺，颇有意义，值得介绍也。

犹忆1957年，与足下在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初晤，转瞬已十余载，迄未再晤。然常于各学报拜读大作论文及述评等，具见勇猛精晋。校读古文书，心细如发，甚觉快慰。1968年8月在英国剑桥举行之唐史会，原拟参加，后以故未能前往，殊为遗憾。今得读《籍帐集录》一文，此憾可以稍补。谨再致谢！《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在美国不甚易得。再有大作抽样本，仍盼续寄也。

又此文中提及《食货半月刊》1936年之《唐户籍簿丛辑》。今《食货》已在台湾复刊，改为月刊。此函副本拟寄陶希圣先生，请为刊布。亦愿中国学人对大作善为利用也。

既请

教安　　　　　　　　杨联陞拜启　1972年1月28日

这封谢信的原本同副本分别寄出后，自己觉得其中有语焉不详可能引起误解之处，又起草这篇介绍，以为补充。另外有原信里没有提到的几点，也顺便提出讨论。信里提到的“猎师”、“乘二人”，都见于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斯坦因（Stein）六一三号文书。也就是池田题写“西魏瓜州效谷郡？大统十三年（547年）计帐？”的那一件。这件文书，非常重要。最先整理研究发表的，是东京大学的山本达郎教授（山本教授是池田的老师，经济财政史并非他的本行。他写这篇研究时，颇得池田之助）。文章发表在《东洋学报》三十七卷二号及三号，题为《敦煌发现计帐样文书残简——大英博物馆所藏スタィン将来文书六一三号》。山本教授假定这件文书是“计帐”，这个说法曾得到仁井田陞教授（已故）的支持。曾我部静雄教授则认为是“户籍”。池田在计帐之下加一问号，表示他也不敢决定。我个人现在比较倾向于曾我部教授的说法，至少我认为文书之A部（文书可分AB两部分）是户籍的可能比较大。这在大体上似乎也是西村元佑氏看法。（我在1962年初识西村时，他好像还在龙谷大学作讲师，现在是大阪经济大学教授）西村氏对于这件文书，有颇深入的研究，先有长文在《东洋史研究》二十卷一号及二号（昭和三十六年）发表。后来补订为他的大著《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西村教授这本书，长达八百余页，内容充实，值得郑重推荐。

“猎师”与“乘二人”，同见于文书B部近似差科簿的部分。我在《清华学报》新一卷一期发表的《与曾我部静雄教授论课役书》末一段附论敦煌词卷，我曾说“疑作傔二人”，后来自觉不可能，因为傔人亦属于杂任役。而三十二人定见，除去六丁兵三十人，正好剩二人。所以乘当借为剩。

我这段讨论，日本学人注意到的似乎不多。西村氏在发表他的研究时，也未提及。所以我在1961年看到他的长文后，给他写了一封短信，提醒他关于猎师二字，罗振玉的《增订碑别字》以及日本古文书，都有类似的写法。承他不弃，把我的解释，在《东洋史研究》二十卷三号作为补白发表，表示接受。而且在他后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里，提到不止一次。西村教授的虚心，甚可佩服。

不过，在这一页补白，西村教授还有一个小错误，就是他引用的《大日本古文书三》有太宰，他说是太宰师的异字。实则应作太宰帅（日本有太宰帅，太宰权帅）。读古文书，一点之差，就可以有相当大的不同。如佛教经典的古写本（中日相同），往往以ササ（两个草字头）为菩萨，而以两个草字头再加一点为菩提，卅卅是涅槃。这在专门研究的人，已经近于常识。

附带讨论一下簿籍二字在中国财政史经济史上用法的异同。在广义上，这两个字，都可以相当于英文的register。不过，我个人的印象，从秦汉到唐，簿字多用于与物质有关的簿书（也许因此有主簿一官）。籍则多指户籍、名籍（因此有籍贯一词），尤其是在狭义时，专指户籍（如黄籍白籍）。自然二者也有通用之例（见下）。另外籍字自先秦以降，就有一个用法，是广义之税，作动词时，指“取税（于）”；作名词时，指取税之事，或所取之税。这个用法，在《管子》（尤其是《轻重》诸篇）里，用例甚多。唐宋以后的古文家，也偶有类似的用法（“籍没”的籍又有不同）。簿字则似乎没有类似的用法。正是一个有趣味而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计帐的帐字，也值得研究，而且应该兼及中日韩三国的用法）。这里为篇幅所限，不能多举证，只提出一两点来讨论。

户籍二字，最早见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及《管子·禁藏第五十三》“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这在池田氏的引论中，都已提到，而且在田结之下，加注（田簿）。按通行所谓房玄龄注（实则大约是尹知章注）是“谓每户置籍，每田结其多少，则贫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田界”条，引《管子》，并云“（注）：结要也。田要谓田簿”。（《中文大辞典》照抄）我猜想所谓注指安井衡的《管子纂诂》，原文是“结，要也，田要谓田簿。户籍亦登口数，就二者而考之，贫富可立辨也”。许维遹等的《管子集校》（1956年）不甚欣赏安井衡之书，在此处（八六一至八六二页）只引：

丁士涵云：“结”者约也（《公羊传》“古者不盟，结言而退”），《说文》“契，大约也”，《周礼》有“约剂”，《左》襄十二年传“使阴里结之”，结即士师之约剂也。又司约“治地之约次之”，注“地约谓经界所至，田策之比也”，即此所谓“田结”也。今用文书要约亦谓直结。

丁士涵是清儒。此说确是比较精密。但日本学人以田结为田簿，或可助证我的簿字多用于与物质有关的簿籍之说。（另外一个重要的词是“资簿”，至迟南朝已有，见《通典》一《食货》）附带提一下，“结”字在韩国，用为田亩单位，与产量及租税均有关，这里不及细论。

唐代称记田的帐簿为“簿”，还有更直接的证据。《新唐书》卷五五《食货志》“（开元）十九年，初置职田顷亩簿”，又“（大历二年）先是，州县职田公廨田，每岁六月以白簿上尚书省，覆实，至十月输送，则有黄籍，岁一易之。后不复簿上，惟授祖清望要官，而职卑者稽留不付，黄籍亦不复更矣。德宗即位，诏黄籍与白籍皆上有司”。看来黄籍比白籍更为正式，这与晋南朝户口的黄白籍的分别相似，白籍有临时性（此点论者已多）。德宗诏书的黄籍，是户籍（其中照理也包括关于户下田亩的记载）还是田籍，虽然不能确定，不过既然是“岁易之”，则多半是以田为主的帐簿。另外白居易《试进士策问》有“百官职田，盖古之稍食也。今稽其地籍，则田亦具存，计其户租，则数多散失”。田地亦称籍，是簿籍通用之佳例。

还有“廪籍”一词。晋代张华《大司农箴》有“家有庐井，王有廪籍”。汉简作“廪名籍”，有“卒家属禀（廪）名籍”之例甚多。池田引论已引数例。这想是因为廪给以户口为对象，所以用籍字。

这就引到池田最末一个附录“唐（8世纪中期）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榖簿”。这是一个罕见的文件。最初发表在《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列在户籍项下，题为《唐定与等户残卷》（萃文斋雒竹筠藏）。关于《敦煌资料》第一辑，池田在《东洋学报》第四十六卷第一号（1963年）有很长的评介，改正了很多错误。

这个残卷的形式是记户下人名，年岁。人名旁附大写字指“石”数。末后总计全户石数，并列明实际谷物。例如：

捌

户索文端年四十六

伍

妻康四十一

伍

女大娘廿一

叁

女乞德六

计贰拾壹石……

韩国磐在《历史研究》1962年第四期，有《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一文，谈及此卷，认为是营田户或屯田户交的租。他说：

从这个文件残卷来看，大体丁男交八石，丁妻交五石，次丁交七石，老丁交六石，成年婢与丁妻同，即幼年男女，亦分别交二石至三石。这个交纳数量，与唐代租庸调、户税、地税的规定均不符，是租额极重，一夫一妇之家得交十三石，口数多者交至四十或五十余石。这是甚么样的租呢？因为在骆元俊及后面石秀林户上盖有“河西支度营田使印”，故可推断这该是营田或屯田户所交的租。

池田不赞成此说，他指出残卷中有一岁的小儿（稚儿稚奴三石，稚女稚婢二石），七十八岁的老人（老男约六十一岁以上，六石）而且下及奴婢，都以年龄为准，分定数额。似可推定为食粮用的“谷类支给基准额”，而且这些数额，在大体上，相当于“年间消费基准额”。池田对此说法似乎颇具自信，因此改题为“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榖簿”，未附问号。

如果我们要支持韩国磐的说法，并非不可能。按后魏大统十二年，“李彪上表，请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藏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则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通典》二）唐用大斗大斛，为以前通用的小斗小斛的三倍。六十斛在唐大斛为二十斛，如果一夫之田，指一夫一妇共同耕作，则二十斛与残卷一夫一妻合纳十三石（即斛）已甚相近。要再加上两三个小儿女，几乎恰好相当。在南朝宋元嘉中州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通典》四）十六已是成丁，十五至十三是次丁，课三十斛，相当于唐大斛十斛，与残卷之次丁七石，亦甚相近。

再看池田的说法，这里有一个关键，是平均食量与向来的廪给量问题。我曾有两篇文字，一是《汉代丁中廪给米粟大小石之制》，发表在《国学季刊》七卷一号（19？年。这一期的印行，正当抗战胜利之初，现在已不易得。我自己也没有。哈佛汉和图书馆所藏的一册近年也不见了）。一是《论东晋南朝县令俸禄的标准——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质疑》，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二十一卷第二号（1962年）。在第一文大体证明，汉以降大男廪给，每日约五、六升米（小石，汉代大石量粟小石量米，为五与三之比）。夏侯阳《算经》的兵“人日给米二升”是唐代大升，即古之六升。

在第二文，我的主要论点是“魏晋南朝，大体沿用汉制，县令年俸千石至六百石（石即斛），是法定标准，证据见下。六百石指的是粟（未舂），依照汉简及《九章算术》粟五米三比例，折成米（已舂）三百六十斛。若依汉代半钱半谷，每月米五十斛，正好每日五斗。所以五斗米应是汉以来低级县令的日俸（严格说是半俸标准）”。

这篇文章，又提及《历史研究》1957年第十期张志明与缪钺的讨论。张志明举出汉以前及汉至南北朝许多条记载，证明古人的饭量是一月吃米一石五至两石之间。南北朝时，一般人一天吃古小斗五升米左右。他举的最后一例是唐杜甫“日籴太仓五升米”，我想应该补充说明这是古小斗，而不是唐大斗，不及二升。

张志明的计算，大体可据。至少还可以另外补充两条证据。一是魏邓艾主张屯田淮南北“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也”。依此计算，兵食每年谷六十斛，相对于米三十六斛。另一条是《周氏冥通记》（此书以道藏本为佳，《丛书集成》据《秘册汇函》影印，错误甚多）卷四“何意顿取人三百斛谷”一事注云“计三百斛谷是百三十（联陞疑作百八十或百五十）斛米，平人六年食”。平人二字，大可注意，平人六年食三百斛谷，一年五十斛，较军人为少。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以唐人日食古五升米计，三百六十日为古十八石，折成唐大石，为六石。与池田之估计甚近。这里又涉及营田屯田的收获量与输纳量问题，多数情形，是官与屯兵屯民中分，或官六而军民四（特别是在官给耕牛的情形之下）。所以输纳量与耕者（包括家属）消费量之相近，正不足异。池田之说，亦非无理。究竟谁是谁非，似乎尚待研究。不过廪给多是按月发放，而且往往要有领取字据，这在汉代已是如此。这个唐代残卷，显然是以年计，也没有领收的证明，这是池田给榖簿说的一个难点。

附带讨论与唐代屯田营田有关的一段相当有趣的资料。《册府元龟》卷五百三（邦计部、屯田）云：

李承大历末为淮南淮西黜陟使，奏于楚州置尝（即常，避明讳）丰堰，以御海潮，屯田塉卤，岁收十倍。至德宗初，严郢为京兆尹，宰相杨炎不习边事，请于丰州屯田，发关辅人开陵阳渠，人颇苦之。郢尝从事朔方，晓其利害，乃具五城旧屯及募兵仓储等数奏曰：按旧屯沃饶之地，今十不耕一，若力可垦辟，不俟浚渠。其诸屯水利可种之田甚广，盖功力不及，因致荒废。今若发两京关辅人于丰州浚渠营田，徒扰兆庶，必无其利。臣不敢远引他事，请以内园植稻明之。且秦地膏腴，田称第一。其内园丁皆京兆人，于当处营田，月一替，其易可见。然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内园使犹僦募不占，奏令府司集事。计一丁岁当钱九十六千，米七斛二斗。计所僦丁三百，每岁合给钱二万八千八百贯，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不知岁终收获几何。臣计所得不补所费。况二千余里发人出塞屯田，一岁方替。其粮谷从太原转饷，运直至多。又每人须给钱六十三千，米七斛二斗。私出资费，数又倍之。据所收必不登本，而关辅之人不免流散。是虚畿甸而无益军储，与天宝已前屯田事殊。臣虽至愚，不敢不熟计。惟当省察。疏奏不报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记载。其中数字前后相符，应属可信。《新唐书》卷一四五《严郢传》记严郢奏文，则作：

即奏：旧屯肥饶地，今十不垦一，水田甚广，力不及而废。若发二京关辅民浚丰渠营田，扰而无利。请以内苑莳稻验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给钱月八千，粮不在（内），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县共之。计一农岁钱九万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岁僦丁三百，钱二千二百八十八万，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终岁获不酬费，况二千里发人出塞而月一代乎。

显然是《新唐书》的作者把严郢的普通公文修改成为典雅精简的古文（这对于研究文体的人是一段大好资料）。不过其中的“米月七斛二斗”，如果月字不是衍字，恐怕是《新唐书》作者因为读了上文“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引起的误解。

《唐会要》卷八九记此事，文字近于《册府》，“且秦地膏腴”且作“其”，亦可。下文也作“然每人月给钱八千，粮食在外”。下文则作“计一丁岁当钱九百六十，米七斛二斗。计所僦丁三百，每岁合给钱二万八千八百贯，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九百六十与上下文不符，除非把上文改成月给钱八十，但与下文仍不符。又下文云：“又每岁人须给钱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六百三十，亦似不合。不过米七斛二斗之上没有月字。可以助证《新唐书》之误。这七斛二斗应是一年的廪给，与我们上面的计算相近。可惜还不足以证成池田教授的解释。

本文匆匆草成，恐怕难免疏漏，希望以后再补正。

1972年2月17日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第二卷第一期）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评介

这是一本出色当行的好书。书的副题是“明代におけゐ商人おょひ商业资本”（明代的商人与商业资本），说明本书研究的时代断限，其中有若干处，也下及清朝，但着墨无多。例如煊赫一时的山西票商，大概因为已有卫聚贤、陈其田两位先生的专书（注中提及），就没有讲。（拙作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1952年初版，1971年再版，略有改正。八一—八四页，讲山西票号，或可备初学参考。）书有目次三页，本文四一三页，索引（倒数）十页，1972年京都出版。是京大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所印行的“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二十五”。

寺田隆信先生，1931年生于兵库县姬路市。在京大史学科毕业之后，继续研究，期满，任文学部助手（即助教，但地位比中国、美国的大学助教为高）数年，1966年起，任东北大学文学部助教授（相当于中、美的副教授）分任东洋史学第二讲座。在日本研究明代社会经济的壮年学者中，是第一流的健者。

这本书的特长是，广搜资料（方志文集等），仔细推敲。注重实证，不为空论。不过在理论方面，对中日两国近代学人对明史研究的进展与成果，也有简明公正的评述。可谓见树而亦见林，实在是一部值得郑重推荐的作品。

序言是“基本问题之考察”，以次第一章“北边军事消费地带之经济构造”，第二章“开中法之展开”，第三章“北边米谷市场之构造与商业利润之展开”，第四章“北边商业活动之诸侧面”（包括棉布、棉花之需要与布商，外商与土商——作为盐商之“山西商人”之一侧面，官僚、军人的商业活动），第五章“山西商人之系谱”（包括“山西商人”之故乡，营业种目与活动范围，作为两淮盐商之“山西商人”，“山西商人”之经营形态与商业观）。第六章“由商业书所见之商人与商业”，引及的商业书中，有《三台万用正宗》（1599刊行）第二一卷商旅门，其中包括“客商规鉴论”全文七九○字，作者分为六段讨论，其中有两处略有缺落，已从下列二书补足；《士商要览》三卷（大约是清代的作品）；《商贾便览》八卷，有乾隆五十七年著者吴中孚自序。末章“山西商人之历史的性格——由明代到清代”。以下有“补论：苏州踹布业之经营形态”。最末三页，是简短的自跋。全书各章内容都很充实，值得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的中外学人参考。

我同寺田先生初识，在1962年，我3月间在巴黎元老教授院（用陈祚龙先生译名，法文是Collige de France）讲了四堂“中华帝国时代土木兴建（或公共工程）之经济观”（我又称之为“兴建考”。是用法文讲的，有单行小书，1964年印行，英文本已附入我的《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1969）。之后，来到京都客讲，在史学部讲读《盐铁论》（是所谓集中讲义，共用不及两个月，另外在中国文学部讲《颜氏家训》，也是集中讲义，前者兼用中英日文，后者用中文）。来听讲的有十几位同学（内有励波护君，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吉川幸次郎教授的公子吉川忠夫，治史时期大约相同；梅原末治教授的公子梅原郁，则以宋史为主，也兼及前后），佐伯富教授同寺田助手，也是每次都来捧场。今年3月，收到佐伯教授代寺田教授寄赠此书二册（其中一册送给余英时教授了），非常感谢。连日起草这一篇评介，预备把副本寄请佐伯教授一阅，再转寄寺田教授，以代谢函。

闲言少叙，现在把从《山西商人之研究》书里见到的若干小错误及可以稍作补充之处，列在下面，以供作者印勘误表，或再版时参考（因此也就不避琐屑了）：

三三页，倒四行，“初”字应读断。

三五页，倒四行，断句应作“令掌收粮官辨验，酌量市米上仓”。

四三页，倒三行，“疆场”似应作“疆埸”（也许原文就错了）。

一二九页，倒四行，“先年、大市中”应读断。

一四一页注（3），及一五页注（3）以“粟米”为脱壳之黄米（即小米），甚是。按《山西通志》（觉罗石麟雍正十至十二年修辑，光绪十八年刊本）卷四七《物产》云“谷即五谷中之粱也。脱壳则为粟米，亦曰小米，今直名曰谷”。可证。

一六三页，倒二、三行，引冯时可《太师徐文贞公传》（《皇明文海》卷一一）有“宣大米麦无所得，而戍卒月饷七环，仅易粟二斗，时畿（？）甸二麦熟，石止直四环，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环，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环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中金一两，而饱士卒一月，其地米价且渐平”。以下解释镮（环）为银一钱，中金为银，甚是。按，拙作《中国语文札记》（史语所《集刊》第三十九本，1969年）有一条“说货币单位镮”，就我所得的资料，唐宋以镮为铜钱一百文，明代文人用此字似乎有时指银一两，有时指银一钱，是一种文学的用法。此条是以银一钱为镮之佳例。

一八四页，引《明实录》正统四年闰二月甲申条，有“请给造新钧线青甲，其旧者修之，以给屯军”。按此据梁鸿志影印本，史语所影印本“新钧线青甲”作“新钓线青甲”，校勘记未指出。按“钧线”、“钓线”，均甚费解，疑当作“钩线”。诸桥《汉和大辞典》引《礼·深衣》“续衽边”，解为将前后两幅之衽缝合，再于缝合处交互缝起。按“钩”为缝纫用语，今尚通行。《国语词典》（三）三一八页“（钩），缝衽法之一，以针粗缝之”是也。又“青甲”是用青色布（梭布）。作者之解释甚是。按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吴辅宏纂辑《大同府志》卷一六《兵防》，步军用青梭花盔甲，马军多用白梭花盔甲，偶亦用青布。（花当指染花）

又同页，倒三行，引《涌幢小品》，有数句标点微误。应作“麤（粗）线逐行，相横直缝紧，（此即是‘钩’）入水浸透，取起，铺地”。

一九六页，注（8），引《六部成语注解》，小袄、胖袄、夹袄，三袄字均是襖字之误，今日旧戏中饰演净角者，多着胖襖于内，以显其体格魁伟。

二○七页，三、四行“一、积钱粮”应读断。（他处不误）又此节引至“商本既折”为止，语气欠完整。

二二六页，说明山陕盐商在淮安、扬州两府定居者，其子弟可于所在地考入府学为生员，其制定于万历时，名曰“商籍”，并于民籍之外，另增学额。二三二页注（1）说明此是山陕商人特权，至于徽商子弟，只能附民籍收考（即争取民籍学额）。引用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二七《艺文》明末雷士俊的《增建两淮运学议》，说“崇祯五年（1632年），巡按御史史公代摄盐政，具书请建运学，天子可其奏，降旨。盖运学建，则凡商之业盐者，其子皆得入运学，非我国家柔远之初意矣。山西陕西人以为不便，喧哗于有司，时史公已去，而扬州知府张公，晋人也，力主其议，斯事遂寝”。寺田教授只引到此，但下文还有“然山西陕西远矣，而由徽至淮扬，亦千余里，其未入学也，自县而达于府以升提学焉，未必一学而尽当其选也。其既入学，则三年之中，有岁考，有科考，其子隋厥文以游于兹土，每试辄归，道途往返，非人情之所堪。且天下固多学矣，余陕西人也，即以陕西论，宁夏则有商学矣，平凉则有苑学矣，其尝厕两学者，即陕西人也。山西陕西盐商之子许入淮扬府学也，竈（灶）户之子亦与，而灶户皆淮扬所属之州县人也，以州县之氓，得考乎州县而历于府矣，以署载灶版，又得考乎州县而隶于运司矣，何独于徽州而疑之。然则徽商之子不与西商之子同考淮扬者，当时创议之臣之疏，而谓徽州淮安扬州，俱属南直隶，既考于彼不得考于此者，未之思也。十六年（1643年），徽商援曩旨请，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然其说有二、为进取之重者，惧他人之侵其利也，则称旧制以屈之，曰，祖宗之法不可变更；为省费之算者，则曰，商今重困，朝廷盐课大亏，尚可以作无益害有益乎。徽商之子，义应得考，旧制不必拘者，余既言之矣。今所难者财用耳……徽商之子，不能不寄学于外，而建学之费，商又不能支持。则亦加商子入学之额，凡业盐者，其子同得考淮扬，另编册籍，灶亦附焉。而运司在扬州府治，则使扬州府学兼领其职而已。昔者商灶之子之附淮扬两学也，入学之后，不殊其为商灶，今虽兼领于扬州府学，犹存商灶之号，为之定制，科学几名，廪饩几石，几年而贡，虽并聚一学而实与两学无异也。……若年建学，但稍增广而领其职于扬州府学，生徒廪饩之外无所加，其费数百。以数百之费，俵散于商，大商不过数两，则易辨也。今财用匮竭，岂可舍商之所易辨而就鞭挞之所不能足。且旨到之日，割拨商灶，列之册籍，后有入者，循次以附，可朝为而夕就也。（下略）”联陞按：此议结果虽不详，但内容甚重要，可知商籍本起于运学，运籍。此议又提及宁夏之商学，平凉之苑学，都是陕西人入学。又说运学之费，乃至增广盐商生员额数的廪给等费，都应由商人分担，这好像是一个原则，很可注意。又按雍正《两浙盐法志》卷一五《商籍》说“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两浙网商蒋恩等为商人子弟有志上进，比照河东事例，具呈巡盐都御史鄢懋卿批提学道议允，行运司录送附民籍收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巡盐御史叶永盛题，为广开商籍以弘乐育事疏称……臣谨查淮扬长芦等盐场行盐商人子弟俱附籍应试，取有额例，惟两浙商籍子弟，岁科所取不过一二人而止，浙地濒海最迩，煮贩十倍他所，取数若少，则遗珠可惜，回籍应试，则阻隔为忧。伏乞圣慈，广作人之化，悯旅寄之劳，敕令在浙行盐商人子弟，凡岁科提学使者，按临取士，照杭州府仁和钱塘三学之数，另占籍贯，立额存例。庶商籍广而士无迁业赋有常经矣。奉旨该部议覆，允，札行提学道，碑行运使编立商籍录送考取入学，节该，遵行。（下略）”按：何炳棣教授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何教授自译书名为《明清社会史论》）讨论明清科举，有详细的统计，是一本权威性的著作，其中论及“商籍”说1600年（即万历二十八年）浙江初有商籍，即据《两浙盐法志》，只是没有提到商籍与运学运籍的关系。又何教授似未见康熙《两淮盐法志》，因而未注意山陕商人在明代已有在淮扬的商籍。因此他计算的明代商籍进士，只有一人。按寺田教授根据康熙乾隆的《两淮盐法志》，又以同治《两淮盐法志》补充。山陕进士，共三十七名，其中陕西二十九名（三原县十七名，泾阳县八名，是特多的两县），山西人八名（大同县五名）；未成进士的举人，陕西三十八名（三原二十二名，泾阳十四名），山西只有五名（寺田说六名，也许把“陕西”的一位作为山西人了）。二二八页又附记两淮新安商人在明代成进士的，在歙县有七十名，休宁县一名，计七十一名。二三二页注（3）说，这些新安商人是所谓“附籍”中式，我想是对的。二三一页注（1）请读者参照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东洋学报》三六の四）国家及び官僚との关系（一一九页以下）。但是我想也应该提一提藤井宏更早的一篇长文《明代盐商の一考察》（《史学杂志》五十四编五至七号）六号八二页，根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科第表，计算的是陕西盐商在两淮登第的进士三十名，举人四十二名，贡生三名（合计七十五名），山西商进士六名，举人九名，贡生一名（合计十六名），而歙商有进士七十名，举人一百六十名，贡生三名（合计二百三十五名）。（联陞按：计算似有小误，或三名，五名之中有一误。）数目虽小有出入，陕西商人在两淮之势力超过山西商人，而新安商又远远超过山陕商，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了。

二三五页，倒二行，“计无如用盐筴便”，便字不应属下读。

二四五页，八行，“生数月，失先大夫光禄公”，“先大夫”，疑当作“先大父”。

又同行下文，“家中落，僦居，稍长，小贾”宜读断。

二六○页，八行，“不折产”是“不析产”之误。

二七四页，十一、十二行，“郡中人用资，无问识不识，皆与资，郡中人、亦无不多处士公云”。“用资”指需用资财，“与资”谓贷与。译文似误解为郡人以资金委托为营运（加入合伙）。

二七五页，六行，“敕关津往来，不得诰侍郎子”。诰当作诘（诘问）。

二七六页，倒四行，“不啻十赔其初”，赔当作倍。

二九○页，解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从宫崎先生之说，以为三之五之指资本运转之次数。按泷川《史记会注考证》考证云：“三之，五之，刘奉世、李光地以为三分取一，五分取一。自下文什二推之，旧说为长。中井积德曰：‘贪贾贪赢之多，故资货壅滞，岁计为少利，廉贾不多取盈，故流通物无滞货，岁计为多利。’”二九六页注（3）引宫崎“贪贾と廉贾”其资金运转次数之说，似出于中井积德。

同页注（2）引《康对山集》“凡吾所为，岁可十数贾，息固可十数倍矣”。此处十数贾，确指资金运转次数。但《史记》之“三之”“五之”，仍以从旧说解为获利三分之一，五分之一为妥。

二九八页，三行，“卮于岐路”当作“厄于岐路”。

三○○页，倒三行，“既出家庭，奔路程贵乎神速”断句小误。又末行“切记妨闲”似当作防闲。

三○一页，七行，第（五）段终于“莫向农忙之际”，以下“须识迟中有快，当穷好处藏低”是第（六）段起句（相对）。

三○六页，一行“陆路宜早投宿，睡卧勿脱里衣”，三行“遇人适兴酌杯，不可夜饮过度”皆六字为句，八行“闲中一览”闲当作閒。

三○九页，四行，“行李潇然”疑当作萧然。五行，“游吾入伴”似当作“邀吾入伴”。

三一三页，末行，“谅质授业”似当作量质。

三一四页，五行，“出门恳辞钱程”钱程是俴程之误。

三一五页，十一行，“辩货”当作“辨货”。

三二○页，倒二行，“盖尝为卑为降”，“尝”疑当作“当”。

三二九页，十行，“治铸”常作“冶铸”。

三三三页，倒六、七行，“悉知其人材具，短长敏钝，程才而授之事”断句小误。又“生平坦肝，膈示人人，人乐为用”。疑有脱衍，或当作“生平坦（荡），肝膈示人，人乐为用”。

三五一、三五二页，“保头”“包头”意义相同或相通，甚是。拙稿（《清华学报》新八卷一、二合刊一八八—一八九页）亦论此义，所举用例较多。“保（任）”较“包（办）”为先起。又“保”可作名词用，指保任之人，“包”则无此用法。

三五八页，二行，“不许包头多克”，“克”当作“剋”。

三六六页，倒二行，“分例”当作“分列”。

三八五页，三行，“消布”当作“销布”；“如派”似当作“加派”。

三九九页，十行，“且百工艺业，首禁把持。随牌名目，本属私议”断句小误，以下译文亦有可商。

最后，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就是本书标题所谓“山西商人”，是用的一种特别广义，包括山西、陕西两省的商人，所以实际讨论的是“山陕商人”或所谓“西商”。这一点，作者开宗明义，在序章第一段就大书特书，而且书中提到“山西商人”，前后都用方括号，随时提醒读者，这是寺田教授非常矜慎的地方。（按：佐伯教授在《社会文化史学》发表的《清朝の兴起と山西商人》一文，“山西商人”也指山陕商人。）

至于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北边的军事消费，包括食粮棉布棉花的需要，以及开中法（商人在边地屯田、纳粮——后改纳银，但又不时纳米豆——领引中盐）这些背景，自然供给了商人发财的机会，可以刺激农商业，乃至棉织业的发展。不过影响所及，决不限于山西一省的工商业者。据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本名《中国棉业之发展》，1942年刊行出版，后由作者补充修改，改了书名，1955年出版。此书有日文译本，改题《中国近代产业发达史》，副题才是《中国棉纺织史稿》，1966年印行，译者是依山熹家）第三十页根据《万历会计录》卷一七、十八、二十一、二四作成的“明代各边卫军用花征派情况表”，大同在明初坐派山西布花，成化十六年（1480年）坐派（？）棉布十六万匹。宣府在正统十二年（1447年）会派山西山东河南各布政司棉布二十八万匹，棉花二十二万斤，数目最大，恐是预防外患，两年之后（1449年），也先入寇，竟把皇帝虏去。以后宣府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会派山西山东各布政司棉布十五万七千匹，棉花十万斤。再以后，正德八年（1513年），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六年（1527年）是“会派”、“额派”、“岁派”山东山西河南各布政司、北直隶各府，棉布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八匹，棉花三万七千五百斤。显然已经成了固定的岁额“会派”了。所以山西北边的棉花棉布实际负担，决不限于山西一省。我们因此也可以推定，山西本省的生产，不够边防之用。

关于开中，李龙华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四卷二期（1971年）有一篇很结实的文章，题为《明代的开中法》，主要是从《明实录》搜集的资料。看他所列的表，宣府大同纳粮，多半是米豆合计。景泰三年（1452年）宣府纳粮，是米七分，豆三分。纳粮的是“土商”、“客商”不甚清楚（联陞按：如果陕西人在山西纳粮，似乎也应该称“客商”）。宣德五年（1430年）宁夏卫仓纳粮，是米豆麦，说明是“陕西山西客商纳价”。可知山陕商人已经以“客商”身份，在宁夏活动了。我推想在纳粮中盐一事，可能是“土商”与“客商”合作，而且有些时候，“客商”可能比“土商”更重要。这有一个显然的理由，就是“土商”资本不一定太雄厚，而“客商”远贾则应以资本厚者为多。尤其是能在主要营业之处定居的。例如《大同府志》卷七《风土》（叶四上）下面一段，就很可玩味：

其商贾俱山右人，而汾、介为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本城市廛及往来运贩归化绥远各城者，皆逐微末自给，非能拥厚赀居奇擅利者也。

这大概是清朝初叶到中叶的情形（志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如果是抄的旧志，那就可能早到明代。这些汾、介“土商”，踵世边居，很可能经营商屯，至少有很大的可能经营米粟业。至于经营商屯的人，纳粮得引之后，是否亲自到产盐区去领盐，还是把盐引转卖与人，恐怕要看他们自己的资力与经营方略而定。《明史》卷七七《食货志·屯田》说：“弘治中，叶淇变法（实则在叶淇之前已有变化，参考和田清《明史食货志译注》，1957年，上册，八六页，注二○五，引藤井宏《史学杂志》五十四期五号之文）……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所谓徙家于淮的西北商，当然是资本雄厚的山陕土商了。至于所谓淮商，则似指主要在两淮营业的大商，而不必限于本籍在淮之商。我曾重检藤井宏教授的名篇《新安商人の研究》（《东洋学报》三十六卷一至四号，1953年。此文已有傅衣凌、黄焕宗合译，见《安徽历史学报》总第二期，《安徽史学通讯》总第九号第十号，1959年），看见他提到的新安商人，到西北去营业的，为例并不甚多。只有（1）嘉靖万历年间的歙商程德容“父有华公，生大夫子四人，而君最少，其遗著最薄。君挟其遣以江淮，北溯燕代十余年，成中贾，又二十余年成大贾”。（2）汪道昆的祖父汪玄仪，“公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筴，客东海诸郡中。”（3）又汪道昆的叔祖（藤井说“曾叔父”，似误。中译未改）汪玄倧有三个儿子，良柏、良楷、良权，“嘉靖中，三人者，从大叔父受贾。长公（良柏）季公（良权）居东省，若（就是‘及’）转谷关中。次公（良楷）主化居，独就常山（浙江衢州府下）为市”。（4）嘉靖间，休宁商王全“蒙故业，客燕、赵、齐、楚间，卒入浙，用盐起”等数例。实际自应比此为多。不过他所引的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十二，则有下面一段：

扬以流寓入籍者甚多。虽世居扬而仍系故籍者亦不少。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麋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第历二百余年。至于河津、兰州（明代属陕西）之刘、襄陵之乔、高，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往往父子兄弟，分属两地。若莱阳之戴，科名仕宦，已阅四世，族尽在扬州。此外如歙之程、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

我们从这一篇点将录，可以推断《食货志》所谓淮商，应该也包括若干山陕商人。所以又可以推想在“纳粮中盐”从而取利这一大段的营业上，山陕商人，大约兼演过“边商”、“内商”、“囤商”（囤积盐引居奇，以邀厚利）三个角色，而且表演的相当火炽。

附带提一下，商屯与开中，可以分开，而不必一定连在一起。此点请考故清水奉次教授的《商屯考》，此文先生在《东亚经济研究》十一卷二号（1927年）发表，后来收入他的《明代土地制度研究》（1968年）。又开中不限于中盐，也有“中茶”的，而中盐也不限于“纳粮”，也可以纳马，纳铁，运茶等。李龙华君在上引文第一页已有说明，不过他的研究，是集中在盐粮兑换与盐铁兑换两方面。

至于边防常驻大军，需要军市，那是自然的。《史记》卷八一《李牧传》，说他“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又卷一○二《冯唐传》，记冯唐对汉文帝称赞廉颇、李牧，接着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又宋朝边将多以“公使库”、“随军库”（南宋又有抚养边备等库）的财务，回易取利，佐伯教授在他的《宋代の公使库につぃて》（《史林》五十三卷第一号，1970年）已有论述（有两处我们在哈佛讨论过），这里不必多讲了。

1973年3月23日初稿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第三卷第二期）

《道光咸丰光绪大婚事记》——致陶希圣先生函

希圣先生：

前几天收到《食货月刊》复刊二卷十一期，多谢。里面的四篇文章都很有分量，希望这个水准可以维持或再提高。

方豪（杰人）先生的《道光咸丰光绪大婚事记》，记徽州一个大姓的婚礼，资料甚可宝贵。（平民结婚而称大婚，颇有关起门来作皇上的气概，恐怕只能在偏僻地方方敢如此说。）其中有几处可以补充，有几处方先生很客气，说不十分懂。我不是“徽州老倌”，不过想试猜一猜，向方先生及读者请教。

请教我说这几次“大婚”的男家是大姓，因为这一族好像有三支：叙伦堂，居正堂，致中堂。我想这可以“解释”何以俵弗（我想是分俵与亲串之意）有亥（猪）卅斤，夹酒四十五乎（壶），米四十五筒。卅，四十五，可以用三除尽，这样就便于俵散给三堂公堂下的族人。至丁蛋卅七只，寿桃卅七只，卅七可能是廿七之误，这样也可以用三除尽。下面的“早待（杰人先生疑为招待）旦酒、饭（原注：四肴）、中索面。夜备十肴相请。兼因煖房，外加请爱（或当作煖，形近而误）堂先生一人，二弟陪。”（待旦即坐以待旦之待旦）这样与下面（同页）初十日“午刻发轿。此日通请三家（当指三堂）膳一日，早饭四肴，中索饭，夜备三席煖房”恰好相应。上面外加请的爱“煖”堂先生一人，二弟陪。一席宾主各一人，是讲究的坐法。（今日犹有坐独桌之说。）再下面迎娶人役四十名：通门一名等等，杰人先生说“共为十二名，非十四名”。我计数好像只有十一名，不过如果其中有些种人役实际是各二名，各一名，而省去或误脱“各”字，则不难算成十四名。

第四六页，“迎鸾”最为烦琐，最末一项是“生料红炒”，杰人先生说“生料下注云：丑亥各十五斤，鱼四尾。丑为牛对，四两头十对，一斤头一斤，余灯炒。灯炒之义不详，读者如能见告幸甚”。我猜想生料是生而未煮的菜料；而红炒则是加作料（特别是酱油，如今日所谓红烧）炒过的，与生料相对。灯炒疑是登炒之误，登谓登时，临时现炒。不知可通否。

上文的“中索面”是说中饭吃面条。索面二字，至迟已见于宋代。宋人林洪的《山家清供》卷下（我用的是杨家骆主编的《艺术丛编·饮馔谱录》）有“玉廷索饼”，本文说，“山药名薯蓣，秦楚之间名玉廷。……春秋采根，白者为上，以水浸，入礬少许，径宿洗净，去延（当作涎）焙干，磨筛为面，宜作汤饼用。如作索饼，则熟研，滤为粉，入竹筒，微留于浅酸（当作醋）盆内，出之于水，浸去酸味，如煮汤饼法。”按：汤饼与索饼两词用法的异同，详见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一九二页所引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

水瀹而食者，皆为汤饼：今蝴蝶面、水滑面、托掌面、切面、挂面、馎饨、馄饨、合络（有人写作河落）、拨鱼、冷淘、秃秃麻失（见《饮膳正要》）之类是也。水滑面、切面、挂面，亦名索饼。笼蒸而食者皆为笼饼，亦曰炊饼：今毕罗、蒸饼、蒸卷、馒头、包子、麻饼、薄脆、酥饼、髓饼、火烧之类是也。

我想蒋一葵这个讲法，至少大体不错。《饮馔谱录》同册有今人杨荫深的《饮料食品》，二四页说汤饼又称牢丸，而二五页引明代张自烈《正字通》云：

今俗饺饵，屑米面和饴为之，干湿大小不一。水饺饵即段成式“食品”汤中牢丸，或谓之粉角。北人读角如矫，因呼饺饵为饺儿。

杨荫深在下面说：“按《武林旧事》有诸色角儿，此角儿即今所谓饺子，在宋已有了的，惟旧不作饺，可知饺乃为明人所改。至于牢丸实为汤饼，前面已经说过了。”其说太嫌因执。唐人有笼上牢丸、汤中牢丸，笼上牢丸大略相当于今日的蒸饺，而汤中牢丸相当于水饺。不能说两种“牢丸”都是“汤饼”。

又面食在三四世纪统称为饼。晋代束皙有《饼赋》讲的全是面食。此与汉末以来水碓碾磑大行有关。用水磨破麦，磨成面粉，甚为方便，因而面食增广（古人只有麦饭）。不过饼字这个用法，到宋代已为面所代。《东京梦华录》、《汴梁录》等书，所记食品之面已是今日之面条了。汤饼之汤，原是热水开水（所以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有滋味的汤，称为羹。今人虽有汤饼宴（满月）一词，往往误解为羹汤与饼。西人译汉籍，误解的人更多。

另有一点，希望杰人先生再复查他所藏的大婚记事指示一番，即是与此大姓结婚者，共有几家。按，明清徽州人很重视门当户对，往往两姓通婚数世。这在康熙朝的《徽州府志》、《休宁县志》风俗部分，都有记载。可能此风至晚清尚存。这个大族与祁邑暘坑谢家至少有两次通婚。但是，道光十六年遣春女往往向李耕西亲翁求亲，这可不能证明是亲上加亲。因为这个“求亲”的仪式，约略相当于后来的“放小定”，是在说亲已成之后。所遣的春女及要弟，好像都是女使。不知杰人先生以为然否。敬请

道安

学生杨联陞上

1973年4月17日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第三卷第四期）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

今年2月收到宿白教授寄赠这册研究论集，感谢之至！“论集”由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成，有周一良教授1981年8月的序言，于1982年5月出版。大约因为内容各篇都是手写影印（石印？）的，省了排字校改的时间，出版相当快。我认为这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办法，尤其是在所研究的文字书体有问题之时。《论集》共收十七篇文章。第一篇《敦煌写本跋文（四篇）》是王重民遗稿。重民先生在30年代就深入研究敦煌文献，著述美富。这四篇跋文，是刘修业夫人检出提供的，足可纪念这位受人敬爱的先驱者。以下左景权《敦煌文书学（汉文篇）发凡》。景权先生在巴黎研究多年，除敦煌文书之外，精于中西古史，有法文大著《司马迁与中国史学》，友人柳存仁教授有长文评介，甚为推重。1981年他在北大历史系客讲，此文堪称发凡，精义甚多。我略有一点补充，下文再说。第三篇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一良先生是多年老朋友，只算在哈佛同学已有六年（1941—1946年）。史学之深（尤其是魏晋至唐），著文之多而且精（我不会梵文），我都是望尘莫及，敬为畏友。他的博士论文“Tantrism in China”即《唐代密宗三僧传译注》，1945年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简称HJAS）8，3—4发表。当时受伯希和学风的影响，以长注见功力。又为读者方便，把二十条？（A—T）长注改为附录（要各加题目更好）。哥伦比亚大学的丁龙讲座教授富路特，是美国汉学元老，曾说此文full of meat，意即内容丰美，可快朵颐。治佛教史的朋友们，此文不可不读。一良先生这篇《书仪考》只是其一，其中由西晋讲到唐末，对程式风习，时代演变，讨论甚详。对投刺贺年一事，一直讲到近代。这样上勾下连的做法，最有启发性。历史是发展的，学人断不可以一代自限。《书仪考》之一，已可示范，以下必是源源而来。大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更盼早日出版。尝鼎一脔，已见宝刀不老！

再下是王永兴《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王、张两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为唐史研究生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并有部分中国史专业三年级学生选修。以下的若干篇论文有注明年级的，都曾受两位先生的指导。两位先生都是专家，所写的三篇，都是力作，同行必须参考的。荣新江君是北大历史系本科生，与广达先生师生合作，不但可为佳话，也希望可为佳例（在西洋理工科师生合作之例甚多，文法科偶然有之，值得提倡）。

王永兴先生1957年对唐代差科簿的考释，早已拜读。特别记得他对市壁师的解释，因为这个名词反映商业及官司管理，颇为重要。现在这篇大文长逾百页，甚多精彩，对色役有更深入的研究。我在清华（1933—1937年）是经济系，永兴先生是历史系（可能略晚一两年），当时似未正式会见，但可能有同课之雅，陈寅恪先生的课，必然都听过。我的学士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是陈先生指导的，论文的一章——《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在《清华学报》印布，将来若收入论集，或可用以纪念先师。

张广达先生今年好像方近五十，春秋正富。驿传文有中央民族学院陈庆英、端智嘉两位藏学学者相助，这种各学术机关协力同心的情况，令人欣慰！一八九页霍古达（Gustav Haloun）教授，汉名应为夏伦，他是剑桥大学教授，我在1951年拜访他亲自写给我的。他逝世之后，由蒲立本（E.G.Pulleyblank）继任，蒲回加拿大，又由杜希德（D.C.Twitchett）继任。杜治唐史（特别是制度史）甚有成就，最近要用几年功夫研究律令格式之格式。他主编《剑桥中国史》（已出数册），与欧美及日本学人广通声气。今已改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普大中国史尚有牟复礼（F.W.Mote）治元明史，刘子健治宋史，阵容甚强。

下面再大略介绍其他各文：

郑必俊《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释》。常何是一位山东豪杰，曾附瓦岗，又从李密，归唐之后，叛服又有“变通”。《校释》指出若干细节可补史之阙文。至于常何在玄武门事变以其领北门宿卫之任，助李世民成功，则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安家瑶《唐永泰元年（765年）—大历元年（766年）河西巡抚使判集（伯二九四二）研究》。这个判集很重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题为《河西节度使判集》。安君改为河西巡抚使判集，似应提出更强之证据。

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藏地志残卷——敦煌第五八号卷子研究》之一、之二、之三。三文所据都是国内敦煌资料，研究深入。

陈英英《敦煌写本讽谏今上破鲜于叔明令狐峘等请试僧尼及不许交易书考释》。考出讽谏者是无名和尚，文书当在大历十四年五月至十二月之间，德宗准奏，李叔明等兼排佛道二教未遂。但《宋高僧传·无名传》说，李、令狐二人因奏言料简僧尼流为南海百姓，不可信。文中五一一页“放其率地”应即“放其率土”之义。五九八页有率土歌尧舜之年。五一二页“灼然”应属下读，是副词。五三三页“灼然不济”，用法相同，中古多见。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发现唐写本律及律疏残卷研究》。又是一篇分量很重的文章。共论十三个残卷，对各卷收藏经过，多有讨论。文后所列参考书目有中日俄文，考校精勘，文字亦简洁可喜。五五二页之“即因市场乘利”此处乘字或代剩字，中日古文书多如此作，但他处有剩字，姑妄言之，不敢必。

邓小南《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此是宝应元年（762年）窦昊所撰，题目之上似应加窦昊二字。唐蕃会盟有一长注（11），长三页余，似可分为附录，用较大字体，比较醒目。唐与吐蕃的关系，李方桂先生有好几篇论文，最长的是《唐蕃会盟碑研究》，在《通报》（“T’ong Pao”44，1955）长达几百页，非常重要（六○二页参考）。又有《钵掣逋考》（“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二十三本下册，1952年），《马重英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七期，1956年），更近的一篇，《吐蕃大相禄东赞考》（《“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以大相译blon che（《新唐书》之论茞），为首相，以大论译blon po chen jro，一般的宰相。此点颇为重要。敦煌史料大相只一人相继（唐蕃会盟碑吐蕃同时有九个大论）。

薄小莹、马小红《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县尉判集（敦煌文书伯二九七九号）研究——兼论唐代句征制》。对判集本文，研讨审慎，改正池田温教授籍帐研究处可取。注二七防丁（丁防），与注四七妖人刘志诚的讨论，都相当重要。句征的解释明确，引用的材料也很充分，可称佳作。

蔡治淮《敦煌写本唐僖宗中和五年三月车驾还京师赦诏校释》。作者将此诏与《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德宗兴元三年赦与类似之大赦德音相比较，甚是。如六五三页“应车驾经过处，于今年夏秋税，三分之中，量议咸（校改为减，是）放”，三分之义，不甚明白。看同卷至德二载大赦，可知应是三分放一，或如同载收复京师诏，应陈首钱物，拾分放三分，亦是相差无多。校正大谷录文，解释“十军军容”（注47），论田令孜护驾者为左神策军（注49），及僖宗出幸时取道骆谷（注51）都是贡献。

卢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文书时代是唐高宗总章二年，看录文应是原来的官文书，照理应书写在先，不应在背面（正背下面再讨论），当考。研究很细密，对公文的特别用语很注意。如“连□□白”（六六一页及以下）之连字，六七三页说是把同类（即有关）的文书粘联在一起，甚是。郿县县尉判集文六三一页“连顺白”未注，亦应依此解释。六八○页引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检）中所获汉文文书》有一段：“元疋（应作是）不病之马，送使岂得称俎，只应马子奔驰，所以得兹死损。下县追马子，并勒赔马。”漏了赔马下之送辩（原字为巧言上下结构的辩，汉简要送辩时说“解何”）。我在HJAS18（1955）有马伯乐此书评论。改正此点。并补说后世之辩状与服辩文状。这是中国司法程序上的一个优点。传马坊管传马传驴，马以匹计，驴以头计。头匹连用，大抵指驴马。一良先生文三四页说头匹指牲畜，可能稍泛。斛斗、端匹亦作匹段，为谷物布帛之代称，则是学人都该记忆的。

到此想作一小结：看上面简略的评介，各位长老及准长老，自不待言。各位研究生与本科生，都是当作出色，各有贡献。他们诸位大作的水平，与同级的外国第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大学生比起来，我觉得有过之无不及。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这不止是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之光，更是我国学术前途光明之象！

以下再就没详细讨论的各篇，选出些可以增补的话，细大不捐。借用禅宗的话，也许是老婆心切，蛇足或许难免：

左景权先生大文，主张敦煌文书学之敦，应从火作燉。这从绝大多数的文书乃至官印之中即可得证明。转录文书的学者如池田温教授，对燉煌均照原文。别的学者为简便通行，用敦字亦很好。汉简都作敦煌。斯一一三四西凉建初十三年籍同。左先生文第六页说“展此大宗文书，自元魏至赵宋，凡当地人称述，殆莫不作燉煌，其由来久矣”。幸而有“殆”（差不多）字，不然学人可能提出疑问：巴黎所藏敦煌文书目录第一卷伯二一一七及伯二二○五大业四年四月十五敦煌郡大黄府旅帅王海奉为亡妣敬造《涅槃》、《法华》、《方广》各一部云云，敦不从火（有图版），此两卷都是涅槃经。另有同年月日旅帅王帅（？）奉为亡妣敬造《涅槃》、《法华》、《方广》各一部，在伦敦，斯一一三《法华经》，可能是同一位王旅帅所作功德。

景权先生文一二页论社司转帖社员姓名左右侧旁听所书知字。按：近世请客不发请贴而用知单周流时，被请者往往写知字或写敬陪末座、敬辞等。景权先生说文书中或名旁一点作什，是否以代知字，似尚有问题。似不必讥刺已故之那波利贞。转帖上之符记，有时颇为复杂。如竺沙雅章《敦煌出土‘社’文书の研究》（京大人文所《东方学报》第三十五期）所引斯五五八八社司转帖，其社员姓名三行，十七人，绝大多数有知字，且姓名之上及右有ァ形，竺沙解为送物已了之记号。二人无此号，一有知字，一有△，竺沙疑为知之草书，但另有二人无ァ号而有△知字，我想或以△代某（常见）。末行一人全无符记，其下双行小字有三人“已上差副月直”，或正副月直共五人，包括发帖之杨让（即杨谦让，竺沙有讨论）。

景权先生论文书用纸，甚精到。一良先生亦有讨论。二四页说牓子可用半张纸，令我想起俗语“秀才人情纸半张”，以前不大懂。又三六页说宋以后似已无璧回谦称过分的门状名刺之风。我猜想是减少了，尚未全无。近见吴大澂给友人的信，末有“敬请台安，藉璧谦版”八字，谦版抬头，可见清末还有此种风习。

马世长君研究敦博第五八号卷子用纸（四一九至四二四页），得到一个初步结论：“即敦煌文书所用纸张，其高度超过三○厘米的大纸，大约在吐蕃时期出现，至晚唐、五代时则使用得较为普遍。”（四二四页）此说甚有益。

文书之纸，在正反两面使用，有一名词是反故（亦作反古），此辞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读书杂识》（《燕京学报》二十四期，1938年）早有讨论。引《南史》七六《隐逸传（下）》“反故抄写”，《南史》八十《侯景传》“何当离此反故纸耶”说“反故者犹言废纸，今东瀛尚用此语”，甚是。又按，《抱朴子·自叙篇》“常乏纸，每所写，反覆有字，人尠能读也”。或可作为旁证。

既有反正，而写者又未必是一人用两面，则正背有时难定。若依书写先后，以先写者为正，则为刘俊文君论唐律及律疏文五八二所说“律疏乃正面，书写在先，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乃背面，本书在后”。以下细论因此之错误裁割等问题，此类问题，是左景权先生大文中所谓“变例”（一五页）。举一重要之例，如斯六一三号文书，一面是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内容十分重要。另一面是《华严经》，抄者用反故，把官文书剪断连贴，次序错乱，山本达郎教授得池田温等之助，整理研究，最先在《东洋学报》三十七卷连期发表（1954年），现在池田先生又汇集各家考校，把此卷收入他的大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9年），功德无量！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著录此卷，以佛经为正，官文书为背。翟理斯（L.Giles）目录则说正面是Census（户籍），背是《华严经》。较好。池田《籍帐研究》一六五页仍作（BLS六一三背）。

景权先生论书写纸，可参考之处甚多。现除官文书应早于私文书之外，再提一点，即先生所谓“道经背面，屡见佛文，反之则绝无仅有”（一六页），此点反映两教之消长，极为重要。道家重视书法，陈寅恪师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文中，早有讨论。佛教徒亦当仁不让，如藤枝晃教授《吐蕃支配时期の敦煌》（《东方学报》三十一期）引斯3071V（即背）付经历断片有“道士文书并无用处”一行大字，藤枝先生认为书法最佳（达笔），不知与另一面道经书法高下如何，正面反面可能都有用，不必固执，景权先生已经说了。

王永兴先生研究色役，说有二十余种（一二七页），提出文武散官四品以下九品以上分别于吏部兵部当番服役。很重要。所引《旧唐书·职官志》“朝议郎以下”云云一段，更为重要，因为虽然“承使及亲驱使，甚为猥贱”，而“两番以上，则随番许简，通时务者，始令参选，一登职事已后，虽官有代满，即不复番上”。这些小散官的番上是有条件的。是否应计为色役，很难说。鞠清远有《唐代财政史》一书，抗战时长沙商务馆（1930年）印行，大约流布不广。此书内容充实，在特种收支章内论色役与资课，值得参考。困难之点，是色役之色只是种类之意，唐人使用色役一词，好像不甚确定，后人更难分别了。

安家瑶君研究的判集，有几点小事可提，二三四页至二三五页“沙州地税，耆寿诉称不济，军州诸加税四升”两判不同，先谁后驳，颇可注意。二三七页第一行张卿以下，似应另题为别条。下一条“强索进马”，与一良先生文中讨论之进马（三一至三三页）有关，可合观。诸判中回易、兴生、运为等字，意义大略相似，运为亦作云为，辽代有云为户，即营运户。二四○页“奴婢量事发遣，奏傔不可东西”，读者可参考王永兴先生文，不但有一大段论傔（一○七页至一一一页），一○八页引《唐六典》“所补傔奏，皆令自召以充”，奏与傔是一事是两事，待考。附言：到宋代还有随身傔人，政府有规定，颇似近代的勤务兵。

论唐以前之防阁、执衣等，永兴先生文已有讨论。防阁、虞候俱见于斯六一三号文书，永兴先生有一特别重要之贡献，是一五五页引《魏书》的“亲恤”、“禄恤”，《南齐书》的“僮恤”及“举恤为禄”。恤应是特别照顾之意，亦即是照顾之法（似以诸王为重，故曰亲恤）。僮当是指定以供役使之人：“举恤为禄”，永兴先生说“恤”，又是俸禄的一部分（即俸禄混同）。这样特提“恤”之重要性，似为前人所未注意。

永兴先生文一一二页引《白氏六帖》中之充夫式：“（户部式）诸正充夫四十日免（调），七十日并免祖，百日已上，课役俱免。”四十日免之下补“调”字，或是笔误。宫崎市定先生《唐代赋役制度新考》（《东洋史研究》第十四卷第四卷）在此处补“役”字，而且籍此算出充夫（即杂徭）以二日折正役一日，似可从。一良先生引《唐律疏议》“之官限满”（三三页），刘俊文君文五九一页律疏残卷有“限满不得”。此词不全是宫崎先生自造。但亦可说先生渊博，读书所得，自然熔化，推广此词的用法，甚为可贵。

刘俊文君文五五二页，提出巴黎所藏伯三六○八、三二五二职制，户婚，厩库律残卷中之朱涂改，有如下一行：

诸盗耕种公私田者，若以上籍同贸易

有朱点把小字“若以上籍，同贸易”七字涂掉，小注所谓同贸易，似谓若已上籍（登记），则不以为盗了，颇可注意。又三五三至三五四页，论原文与涂改稿之异同，特别是有关奴婢部曲之放良又还压为贱及“各还正之”等处，作者亦自认为是唐代社会不容忽视之重要史料，应请读者注意。

敦博第五八号卷子非常重要。马世长君在敦煌工作十年余，三文俱见功力深厚。此卷当得国内外学人特赏。从社会经济史看，“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厩本钱”最可贵。文中资料显示唐代南部（岭南、安南）诸多州县以银为公厩本钱，虽有“南州市用银”之言，不如此详细。四七五页注4，引《通典》十“其银两别，常以二百两为估”，又参考吐鲁番银钱、铜钱比价计算，暂以一两银折三百文计算。希望不久有新资料补充这方面的知识。至于政府利用商人及金融业者投资，则前后代多有（异族统治用者特多。元魏辽金元清皆有，宋有公使钱公用钱。已有人考）。地志残卷文二七六页安西贡有水磑三，很奇怪，水磑应是水磨，作贡物似太重。若是小型的手磑，则运送较易。看来应是特产，或值得科技史家留意。

文书中有数处谈到升斗易误，确是事实。他处则要看上下文。又为斗门是渠水关口，不当误为升门，今误者已少。又贺昌群先生有《升斗辨》（《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从篆隶升斗之别讲起，直到唐代，甚具参考价值。他主张曹操收田租亩粟四升，当作四斗；晋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租税米三升，应作三斗。我译注《晋书·食货志》时未及采用，现在认为值得考虑。

我现在该结束这篇读后了。这本“论集”可比一桌席，佳肴满案，未得一一仔细品尝，愧对作者。文字潦草，不成章法，愧对读者。

1982年4月15日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杨联陞先生学术年表[1]

1914年

生于河北保定。

1933年

同时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从家长愿，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受教于陈寅恪、陶希圣、雷海宗、张荫麟等先生，研究中国经济史。

1933年

先后发表《唐代高利贷及债务人的家庭连带责任》和《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二文于《食货半月刊》。

1936年

发表《东汉的豪族》于《清华学报》。发表书评《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斑》于《食货半月刊》。

1937年

发表《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和《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于《清华学报》。协助张荫麟先生编辑《大公报》史地周刊。

1940年

应邀赴美协助贾德纳教授（C.S.Gardner）从事研究工作。协助赵元任先生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班讲授中文，合编《国语字典》。发表语言文字研究文章多篇。

1942年

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

1945年

完成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

1946年

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发表《晋代经济史释论》于《哈佛亚洲学报》（简称HJAS）。

1947年

任哈佛大学远东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与赵元任先生合编《简明汉语口语词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

发表《廿四史名称试解》和《公元942年晋帝致契丹皇帝的一封遗书》二文于《哈佛亚洲学报》。

1948年

担任《哈佛亚洲学报》编委。

1949年

发表《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和量词》于《哈佛亚洲学报》。

1950年

出版《中国史纲》（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Topicsin Chinese History）。

发表《汉代丁中、廪给、米粟、大小石之制》于《国学季刊》。发表《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于《哈佛亚洲学报》。

1952年

出版《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

发表《国史上的人质》于《哈佛亚洲学报》。

1953年

出版《文白对照中文诗选》（Selected Chinese Texts in the Classical and Colloquial Styles）。发表《会子形状考》于《哈佛亚洲学报》。

1954年

发表《国史诸朝兴衰刍论》于《哈佛亚洲学报》。

1956年

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亚洲史学史讨论会，撰《官修史学的结构——唐朝至明朝间正史撰修的原则与方法》。讨论会中国史日本史部分的论文合编一集，名《中国与日本的史学家》，1961年印行。

撰《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略论南北朝时代的道教清整运动》，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28本。

撰《中国围棋数法变更小考》，发表于台湾《围棋》杂志，收入《斗溪李丙涛博士华甲纪念论丛》。

1957年

发表《奢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于《哈佛亚洲学报》。改定《〈老乞大〉、〈朴事通〉里的语法语汇》，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29本。

1959年

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0年

撰《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次年收入《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发表《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之统制》于《清华学报》。

1961年

出版《中国制度史》（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该书收录作者自1946年至1957年间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的论文9篇。

1962年

应邀在巴黎法兰西学院演讲，题目是《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英文稿，Donald Halzman博士译为法文，戴密微教授改定，印行；英文稿收入《汉学散策》）。

在日本京都大学讲读《盐铁论》和《颜氏家训》。

撰《论东晋南朝县令俸禄的标准——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质疑》，发表于《东洋史研究》。

撰《〈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34本。

1964年

为《清华校友通讯》作长文《赵元任先生与中国语文教学》。

1965年

获哈佛燕京中国史讲座教授称号。

参加费正清教授（J.K.Fairbank）主持的世界秩序专题讨论会，撰《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讨论会论文集1968年印行。

撰《朝代间的比赛》，收入《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

为《胡适手稿》作序。

参加贺凯（C.D.Hucker）教授主持的明代政制讨论会，撰《明代地方行政》。讨论会论文集1969年印行。

1966年

出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清华学报》主编，至1976年。

1967年

撰《中国语文札记》，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39本（1969年）。

1968年

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演讲，题为《历史与语言》。

1969年

出版《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收入论文14篇，分见于HJAS及《通报》等处。

1970年

获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71年

发表《汉语否定词杂谈》于台湾新竹《清华学报》。

该年《食货》杂志在台湾复刊，此后几年里，相继在该刊发表《国史上的女主》、《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明代地方行政》（中译），书评《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集录〉评介》、《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评介》等十余篇文章。

1974年

获法国铭刻与文学学院德卢恩（Drouin Prize）奖。同年回中国访学。

1976年

获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77年

再度回国访学。其间作《杨联陞自传》。

1980年

在哈佛大学以名誉教授退休。

为《台静农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之“友声集”作序，台湾联经1981年印行。

1981年

《食货月刊》复刊11卷8期转载其1950年发表的《汉代丁中、廪给、米粟、大小石之制》。

1982年

出版《汉学论评集》（Sinological Studies and Reviews，台湾食货出版社），收入论文5篇，书评42篇。

1983年

出版《国史探微》（台湾联经），该书14篇论文，分别选自《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散策》和《汉学论评集》，由6学人译为中文。

1984年

在台湾应邀作胡适之先生生日纪念演讲，题为《书评经验谈》。

1985年

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同名演讲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印行。

1986年

撰《原商贾》，是为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

1987年

撰《打像为誓小考》，收入《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撰《五、十新解》，为陶希圣师祝寿。

1988年

与全汉升、刘广京联合主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

1990年

病逝于美国波士顿。

（多年间撰写的书评、序跋，未计篇目及时间）

【注释】

[1]本年表由蒋力撰写。

《东汉的豪族》杂谈

蒋　力

杨联陞的中文著作，大致有这样几本：一、《国史探微》，他的英文著作《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散策》和《汉学论评集》的中文选本，台湾联经出版（1983年）、再版，先后有辽宁教育出版社和新星出版社的引进版；二、《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后有贵州出版集团的引进版；三、《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印数甚少，未再版，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易名为《中国语文札记》出版（2006年）；四、《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6年）；五、《中国制度史研究》（中译本），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凤凰出版集团再版；六、《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1998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引进版；七、我编的《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年）。七本书略有重叠，因为除了《杨联陞论文集》是他自己选定、《中国制度史研究》是他的英文论文结集之外，其他的几本都是他人编的。有意思的是，《国史探微》和《中国制度史研究》的一些篇章还出现了不同的译本。有评论说：大陆的译本跟台湾译本比，有些差距。我不谙英语，不知这个评价是否准确。但我知道，即便双语都很好的译者，翻译杨联陞的英文文章，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他的涉猎面太广。《汉学论评集》是他的一本英文书评集，我一直希望能有人译成中文出版，但直到现在，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译者。

这本书最初的选题，是希望重新翻译《中国制度史研究》，我谈了对于翻译的顾虑之后，“商务”决定编一本选集，并采纳了我的一些建议。借此，我也谈谈我的一点想法。

我为这本书推荐篇目的原则一是广，二是博，三是不拘文体，四是未结集而有一定影响的文章（中文）。广到什么程度？早至1930年代中，晚至1980年代末，纵跨四十年文章的选本，比照阅读，肯定有其不同于其他选本的特殊之处。

200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在给母校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

海外清华大学史学传人最早成名者是九级的杨联陞。由于特殊私人机缘，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已以《晋书食货志译释》获哈佛东亚语文及历史系合授的博士学位，继周一良任助教授。杨才思敏捷，博闻强记，精通日文，既能大量利用日人研究成果，往往又能指摘其史料或诠释之不足，任教三十余年间写作广涉经济史、宗教史、及中国语文，尤以七八十篇书评闻于海外汉学界。1965年夏曾坦白对我说：“你是历史家，我是汉学家。什么是汉学家？是开杂货铺的。”我立即回应：“可是你这杂货铺主人的货源，确实充足，连像我这样‘傲慢’（故意用此形容词）的历史家还非向你买货不可。”这固然是老同学间的谈笑，事实上却代表清华史学传统中两个不同方向的发展。最启人深思的是，杨一生最重要的史学论文是1935—1936年雷海宗先生秦汉史班指导下完成的《东汉的豪族》（随即刊于《清华学报》）。

《东汉的豪族》，1936年发表于《清华学报》，杨联陞时年22岁，大学四年级。“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前后，杨联陞是学生会主席，但学运任务多由救国会的同学担任。其中有加入“民先队”者，如蒋南翔等。1935年蒋召集各大学代表去南京，杨联陞未去，称母病请假回保定，草成这篇长文，其实是为张荫麟先生主编的高中本国史撰写的长编。雷海宗先生当时在历史系主讲中国通史，也教秦汉史。教到王莽，就说：同学对东汉有兴趣的可看杨君的《东汉的豪族》。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注意到这篇论文，并写了评论。其影响至今不衰，是研究这段历史（尤其是经济史）的人躲不过去的参考文章。迄今未收入他的任何集子，这次收入本书，且作开篇。

《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是杨联陞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大学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租法》之一章，1937年发表于《清华学报》，四十年后作者在另文中还提到此文，自认为是大学习作，有小误，被他人编入合集时，事先未告，所以失去修订的机会。这次还是原文照收。

《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发表的时间早于《东汉的豪族》约一年多，其实是在为《东汉的豪族》的写作做准备。两篇对应，可看出青年时代杨联陞的治学过程。这篇文章发表在《食货》半月刊，杨联陞当时是这个很有影响的刊物的青年撰稿者之一，与这本刊物及其主编陶希圣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三十多年后，《食货》在台湾复刊，依旧是陶希圣主编，彼时陶先生已从宦海引退，回到学者圈内，他给杨联陞的约稿信中说，这本刊物“以前是中国社会史为主，现在是中国历史及社会科学杂志，重在历史方法及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尤其以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治中国历史”。杨联陞为之欣喜，即便手头事忙，也以“通信书评”的方式驰函介绍了两本新书，这就是刊发在复刊第一期、收入本集的《关于唐宋商业的两本书》。随后，他的文章、通信（建议）源源而来。发表在《食货》上的杨联陞较有影响的论文《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中译）、《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中译）、书评《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集录〉评介》、《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评介》，这次都收到本集中了。

顺便说一下杨联陞与陶希圣的师生情谊。

1982年，台湾食货出版社印行的杨联陞英文专著《汉学论评集》，是由陶希圣先生作序的。序中提到一段往事：

1968年4月，杨联陞在美国家中宴请陶先生，餐后纵谈，有这样的对话——

陶：1930年代，国立北京大学的历史学，仍以考据学为正统。我讲中国社会史，还是左道旁门（Heresy）。

杨：现在美国与日本，您开的这一条路，已经是大路，更加发展，更加精细了。

陶希圣认为，考据学只是一种治学方法，辨证哲学也只是一种思想方法，他的社会的历史的方法——即社会史观，自有其特殊来源，就是民族学与社会学。他抱定的志愿，是使用民族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方法，把疑古派破毁的古史重建起来。这种方法所寻觅的史料是潜在与散在古代的神话、传说里，后世的小说、笔记里，乃至历代的正史里，一般历史学家遗漏的、弃置的、未曾留意的记录与事物。社会史学者只须放眼观察，放手采撷，到处都有，到处都是。

陶为学生开拓了一条路。他的课，在北大设在法学院，在清华设在历史系，经济系的学生杨联陞也选了这门课，日后自成一家。

陶希圣先生说：《汉学论评集》显示出杨联陞自由使用各种方法而得其会通，自己具有深长的观察力。对于历史上若大若小的问题，无不可以提起其症结，作有系统的解析。中国古来有“杂家”，都是网络百家学说而求其会通的著述。杨联陞自称杂家，他是博学多闻而自成一家言，转益多师而自成大师之中国历史学家。

杨联陞看到陶晋生转来的序文后，既恭敬又认真地指出文中的误笔和误记，然后说：“自成大师”四字，我实在不敢当。如教我隋唐史的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大师，我再活二三十年也未必能到。如先生必欲奖励，可否改为良师或名师之类？老师称学生“大师”，也许有人会说像把场的老师给台上学生交好。

陶序、杨信都未改动，照原样印到《汉学论评集》里了。

台湾的《清华学报》创办于1956年，自创办起，杨联陞即任编委；1966年起，出任《清华学报》主编十年。据赵赓先生统计，自新1卷1期起，杨联陞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六篇论文、七篇书评。我找到了十篇，其中最见功力的是《汉语否定词杂谈》。这十篇中的八篇，分别被编入《杨联陞论文集》和《哈佛遗墨》。余下的两篇：《与曾我部静雄教授论课役书》和《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收入本书。前一篇是通信式论学，杨联陞自己爱用的词是“讨论”，我也喜欢这个词，更赞佩他在“讨论”中体现的基本准则：有备而论，论深，论开，论中有错及时纠正。后一篇是书评。杨联陞的学术书评颇有影响，中英文书评加在一起，估计可达百篇上下。1984年，他赴台参加“中研院”院士会，会前一天，在台北应邀作胡适之先生生日纪念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书评经验谈》。他谈道：写书评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这一门学问的现状、行情，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余英时先生说：

杨先生的博雅，在他的书评中显露无遗。《汉学论评集》所收四十几篇英文书评，便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专门领域，包罗了中国文化史的全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书评篇篇都有深度，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

我很想专门编一本杨联陞书评集，当然，是要在《汉学论评集》那四十几篇英文书评译成中文之后。届时《书评经验谈》为序，南京大学徐雁教授的《“哈佛遗范”：作为汉学书评家的杨联陞先生》作跋，想必好看。希望此念在2014年（杨联陞诞辰百年）能够实现。

《汉语否定词杂谈》是为贺赵元任先生八十大寿撰写的；《中国语文札记》是为庆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岁撰写的；《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是为日本的塚本博士颂寿撰写的，而其“补论”亦有纪念指点过这篇文章的胡适先生的意思；《中国围棋数法变更小考》为韩国李丙焘博士华甲纪念集所作；《打像为誓小考》为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而写；《五、十新解》为祝陶希圣先生九秩而作。上述诸篇，或长或短，都不离学术，都是学者文章，共有的特点，是尊师，是传业，也是传承和发展。我这样看，恐不为过。

萧瀚先生有短文概括杨联陞的特点，择要如下：

这些论文的标题，就见出伟大史家细致入微的精研能力——惟其小，始见其大，一微尘而含世界。先生的学养和功底在学界其匹罕觅，其考证之精严与史思之妙蒂只有兼具诗人的想象力和逻辑家的严密方能达到，先生作品给人的冲击力绝非仅见其新、其奇，更在其小切口进入历史，娴熟驾驭史实，从而得出扎实可信的通史性结论的能力，不暇说，这给西方学者研究汉学带来莫大便利。先生的文章总给人清晰的镜头感，他默默地将材料呈现在我们眼前，喻深思博见于丰裕精确的史料之中，他成就了可触摸的历史。先生的作品没有任何文学性渲染，却深藏无穷的魅力，无疑它是理性而严密的，但它更是感性的、美丽的，甚至还常常是忧伤的，他把读者带进历史的深情，自己却是沉默的。

陆蕙风先生在杨联陞追思会上说：作为一个教授，他很严格并富于挑战性，但是他在要求你时，总是让你觉得循循善诱。那是一种充满热情与冷静智慧的罕见结合。

再引几句钱文忠教授的话：

“踏在前人所遗留的业绩上”（余英时语），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论学谈诗二十年》里前人遗留下来的似乎并未及解决的问题，这对今天几乎丧失了提问能力的中国的特别是大陆的文史学界应该不无裨益吧？举其大者，……杨联陞致胡适信谈到的“我对于南北朝制度有一个看法”，这个看法非常具体入微，我们在研究中意识到了并予以应用了吗？胡杨在几年之间往复多次从象棋的来源讨论到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路径问题，推测佛教极有可能最早由南方海路传入，我们证明了或否证了吗？杨联陞在信里提到“将来有功夫也许作个《释氏要览引书考》之类的文章”，我们体悟了这个题目的妙处了吗？……名字中的“之”的确切含义以及是否与天师道有关，我们恐怕就没有像胡杨二人那样就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加以功错吧？……先不论胡适是否“浅”，反正大概没有人敢说“汉学界的警察”杨联陞“浅”的。

我对《论学谈诗二十年》出版后那几年在文史评论界几乎没有反响是小有看法的，虽然本书没有摘选那本书的内容，因涉及到杨联陞，所以还是引录了钱教授读后感的片语。我还记得某次陪宴，主请者号称是研究胡适的史学博士，旁人向他介绍：我的外公是杨联陞。听了这个名字，对方脸上露出的是绝对的茫然。赵俪生教授在日记中披露的他在美国与杨联陞的“电话冲突案”，被媒体炒到如今，但可有人肯去证实其日记有几多可信度？如其中这样一句：“在美国，还见到杨联陞的一部论文集，胡适写的序。好大的口气，说他的文章都是英文写的，是由他的弟子某某教授翻译成中文的。”仅依我见，这句话中就有三处漏洞：一、杨的哪本文集是胡适作序的？二、什么场合杨说“他的文章都是英文写的”了？三、他把哪位翻译收为弟子了？杨联陞算不上著作等身，查清这样的事应该不难，譬如，《国史探微》序中，他提到译者时的称谓就是“六位学人”。钱教授说余英时先生作文不留剩义，我同意，他写出关于杨

联陞的那篇《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之后，任他人再做多么精深的研究，这个题目几乎也难以超出余文之上了。故仍愿摘录数句：

杨先生“观微知著”的学风并不完全是由于天赋的才能，其中也有后天训练的成分。他早年对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史的深厚兴趣后来扩大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恰好四十到五十年代，史学和社会科学合流在美国蔚成风尚，杨先生原有的治学倾向也因此发挥得淋漓尽致。

杨先生的基本功力自然是在中国史学方面，他的每一项研究专题都是先在中国史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证据，然后才加以整理。这是继承了清代以来中国朴学的传统，杨先生所走的“训诂治史”的一条路本来便近于王国维、陈寅恪，即“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所以他晚年为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特别引陈寅恪的话：“依照令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余英时先生回忆：最后一次向杨先生请益是在1986年1月，从哈佛转到耶鲁的九年之后。他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初稿呈上，并请求杨联陞为此书写序。这篇序——《原商贾》可以说是杨联陞用大气力写出的最后一篇论学文字。

此文亦收入本书。

杨联陞在世时，对他的夸赞就已不绝于耳了，而他的回答则很有自知之明（姑且不用谦逊一词吧），他说：“由历史了解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佛学、禅宗、博弈、绘画、俗曲等等，都算略有心得，大概照古人的说法，只不过‘杂家’而已。”

怎一个“杂家”了得！

是为《东汉的豪族》之跋。

2011年中秋前夕记于北京百子园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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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凡　例

目　录

东汉的豪族

一、西汉豪族的发展

二、东汉豪族政权的树立

三、东汉豪族概述

四、豪族与经济——小民之困顿

五、豪族与经济——豪人之富奢

六、豪族与政治——门生故吏

七、豪族与政治——选举请托

八、外戚豪族、宦官豪族的专政

九、清流豪族的挺起

十、豪族内争——第一次党锢

十一、豪族内争——第二次党锢

国史上的女主

赵凤喈文

赵凤喈文注释

讨　论

摄政太后作为国家的领袖

太后摄政的制度化

太后摄政的批评和禁止

紧急措施及权宜之计

母亲的权力和妻子的权力

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

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

引　言

一、官方假日和办公时间

二、营业时间和劳动时间

结　论

附录：“习贾须知”

二十四史名称试解

原商贾——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

“原商”与“说儒”

《货殖列传》的三大贤

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上）

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下）

补　记

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

一、导论

二、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

（一）地位与登记

（二）限制、征税与利用

三、城市商人的反叛取向

（一）1660年在山西潞安的罢市

（二）1660年安徽芜湖的罢市

（三）1682年浙江杭州的罢市

（四）1698年福建浦城的罢市

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

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

与曾我部静雄教授论课役书

其　一

其　二

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

打像为誓小考

“龙宿郊民”解

五、十新解

中国围棋数法变更小考

中国语文札记

一、阴阳平跟上下平

二、动态动词跟静态动词

三、说货币单位“镮”

汉语否定词杂谈

引　子

（一）否定语与唇音

（二）意义与用法（上）

（三）意义与用法（下）

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

《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关于唐宋商业的两本书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集录》评介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评介

《道光咸丰光绪大婚事记》——致陶希圣先生函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

杨联陞先生学术年表

《东汉的豪族》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