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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香港電台不再鏗鏘，記者離場：不是不想堅持，是我們沒得再做了

端傳媒記者 李慧筠 發自香港2021-08-18

【編者按】反修例運動後國安法落地，香港當局對既有體制和遊戲規則不斷進行大改造。1928年成立的香港電台原以高質素、不吝批評政府，諷刺時弊的節目著稱，惟一直遭建制派強烈批評，認為政府轄下媒體應為其護航。旗下《鏗鏘集》作為香港最老牌的新聞紀錄片節目，更成為眾矢之的，在高層大洗牌之下，節目方針無以為繼，編導被送上法庭，團隊難以獨善其身，眾人另覓去向。從希望到絕望，由高峰到散場，這是一齣專業新聞工作者的悲劇。尊重受訪者意願，本報導中，鍾嘉寧、岑子朗、曾昭然、蘇靖林、方以臻均為化名。

6月的一個下午，《鏗鏘集》編導鍾嘉寧和同事一起吃午飯。「那個星期真的是出奇地平靜。」他們不約而同地想着，希望安然度過這個下午。飯後，電話彈出監製的訊息，通知團隊傍晚要到公司開會，鍾嘉寧隱約覺得會有大事發生。

當《鏗鏘集》員工回到位於九龍塘的香港電台大樓，管理層下達指示，要他們停工。一個月後，團隊中3位公務員及以6位合約制編導正式離職。在港台工作多年的鍾嘉寧不久前也選擇離開。離職當天，她收拾歷年的工作紀錄、同事貼在文件上的一張便利貼，深夜環顧空蕩蕩的辦公室，「真的散了，這個節目的班底真的四散了。」她想到留守的同事翌日上班時，整張工作桌上，就只剩下他一個人。「是這個時期的《鏗鏘集》的終結，」她說。

曾經，她以為這樣在港台記錄時代是可以做到老的。2020年6月，港台時事諷刺節目《頭條新聞》因戲仿警察、遭投訴並停播，今年3月起，《鏗鏘集》、《議事論事》、《視點31》、英文節目《The Pulse》等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的節目，亦陸續傳出停播、抽調節目，或撤換主持。此時，新任廣播處長（即香港電台首長）、前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上任僅僅5個月。

港台走過香港奮進建設的時期，亦見證1980、1990年代的中英談判，以及香港主權移交的重大時刻。踏入千禧，更大的民主呼聲浪潮掩至，同時中港政策及文化交融，電台旗下的公共事務組積極回應中國議題。2019年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在香港打開全新面貌，港台裏的新聞工作者終於要反過來面對自身的命題——在1990年代無法走上自主路途的港台，在政治的激流中難以獨善其身。

1. 改造

前《鏗鏘集》監製李賢哲離職當天，組員們在大樓天台穿上黑白色球衣，球衣胸前印有Hong Kong Connection（節目英文名稱）的字樣。李賢哲的球衣是紅色的，他在九龍塘的湛藍天空下高舉一個足球，笑容綻爛，儼如球隊隊長。

李賢哲離職，源於今年5月管理層與團隊爭拗「不談政治、只談民生」的風波。據了解，團隊早前建議有關六四、以及721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的節目製作計劃，被管理層否決，後者指《鏗鏘集》日後只可做民生議題。李賢哲後來提出請辭。

據各方消息，自3月新廣播處長李百全上任以來，團隊需要在製作前提交製作大綱的計劃書；製作後，節目也要預先給由廣播處長和幾位高層管理人員組成的九人編委會審視。此外，據了解，監製需要自行決定是否就某些故事申請「爭議題材」的審批，填寫訪問題材、受訪對象及其背景資料、是否有刑事紀錄、編導是否有刑事紀錄或曾否被投訴等。

鍾嘉寧說，「前期、中期、後期，我們都要不斷報告。」在這氛圍下，自我審查滲入了每一個製作節點，「我如何寫計劃書上去才可以過關？你好難不去質疑自己，其實即是在自我審查吧？我就是為了想（節目）出到街，於是取悅他。」

3月起，《鏗鏘集》製作被抽調的消息接二連三，據了解，暫時無法播出的包括講述大學學生會斷莊（即學生組織因種種原因而沒有內閣上任）的《青春的一場修煉》、探討網媒生態的《記者出路》，而一集拍攝保釣人士羅就聞國歌落淚的節目，港台亦已送交律政司審查是否違反國歌法。此外還有新興政團、網媒定義、47人案家屬、黃藍KOL（意見領袖）和回顧南丫海難等專題，分別完成後未播出、或碰上停工而暫停製作，或已提交題目但未獲明確指示批准製作。

其中，《青春的一場修煉》訪問了前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內閣「朔夜」，也訪問到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及劉國勳。及後港台發言表示，編委會當時共抽起3個節目，包括該集《鏗鏘集》，因為議題具爭議性，但未能做到持平、不偏不倚及真確準繩。而節目內容中有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及港區國安法等有不準確的描述，有可能抵觸法例；此外，又指有節目雖然訪問不同立場人士，但內容大多只側重其中一方言論。

原訂於4月初播出的《記者出路》一輯，則透過訪問眾新聞中國組、Hong Kong Free Press記者探討網媒營運困難，及後被管理層要求增加「藍媒」如「港人講地」的訪問；惟製作團隊認為選材無關黃藍、難以加入沒有讀者訂閱費計劃的媒體，最終節目未有播出。

「他們（管理層）真的會：這個bite不要了、這個受訪者不好……或者他會覺得這人說話沒什麼建設性，只得個鬧字。」鍾嘉寧說，「我要改多少？如果我想跟他bargain，我還有沒有時間？你改，你就知道自己妥協了。做記者沒人會想這樣妥協。」她覺得，那時製作人員仍然能據理力爭地按新聞內容反建議；但及後，這些新聞討論也沒有了，落入更為行政性質、條文性質的停工指示。

亦有一名前員工指，「（管理層）4月、5月也不會再解釋了。最難接受就是故事被抽起，還要沒原因。」《鏗鏘集》原班底加上合約員工由最初約14人，共剩下5人。

「到了一個完全無事可做的階段。我繼續坐在這個崗位，意義在哪裏？」鍾嘉寧說，「不是我們不想堅持，是我們沒得再做了，」

港台節目前編導岑子朗指，近月港台內部的溝通一反以往透明的做法。在此之前，製作出現問題，團隊一般先組內解決，或向總監求助，甚至可直接向助理廣播處長、處長查詢。岑指，現在九人編委會的設立使員工無法知悉誰發出指示，決定自編委會開始，由上而下經部門主管傳遞，層層保密，各層不能越級查詢。

製作人員陷入無法追究權責、也無法向外講述狀況的困境。岑子朗說，「用九人編委會建立單向、機密的傳播途徑，瓦解了資訊的流通和大家的合作，亦都使很多同事孤立無援。編採上，如果我們連老闆為何cut我們製作都不知道，完全是運作不到。這也製造了組和組之間的、甚至同事和同事之間的隔膜、分離……令很多人噤聲，根本沒有討論。」

岑子朗記得，有次監製開會後告知大家有製作拍攝獲批，大家開心得不斷拍手，那一刻岑心裏難受得很。「我們在扭曲的制度下，發覺走不到便爬過去，然後發覺爬到，於是我們很開心，不斷拍手——因為我們能爬過去啊！」這位前員工說，「那些製作最終仍然是停了。」

端傳媒就以上說法向港台查詢，港台回覆指節目製作及播放安排屬港台編輯決定，而根據《香港電台約章》，港台編輯自主，不受商業、政治及／或其他方面的影響，港台就其編輯事宜不作評論。

香港電台從今年3月起開始改頭換面。2月，香港電台「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出爐的同一天，時任廣播處長、資深傳媒人梁家榮宣布提早解約。3月，前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接任這身兼總編輯職務的新處長職位，他過往並未有傳媒工作的經驗。

處長替任後，港台的人事調動陸續出現，震盪在公共事務組尤其明顯。公共事務電視部成立於1970年，旗下除製作《鏗鏘集》，亦雲集各個招牌長壽節目，包括1989年啟播的政治諷刺節目《頭條新聞》、1980年起戶外直播的政治討論節目《城市論壇》等等。

早前捲入不同政治和司法事件的公共事務組記者，陸續迎來了風暴的尾聲。曾在記者會上要求特首林鄭月娥「講人話」的《視點31》主持、記者利君雅因被重啟投訴調查，不獲續約；英文時事節目《The Pulse》記者唐若韞訪問世衛事件，引發商經局批評港台有違「一個中國」原則，她最終離職。而前《鏗鏘集》合約編導蔡玉玲在製作《7.21誰主真相》後，成為香港新聞界首名因查車牌被告且罪成的記者。

半年以來，不少行內有名的資深總監及監製紛紛離職，其中有公共事務組總監王祿霞、《頭條新聞》監製廖慧玲、《香港故事》監製方曉山、《議事論事》高級監製薛友德，都在李百全上任當天呈辭。在管理層級別，時任助理廣播處長（電台及節目策劃）周國豐和時任署理助理廣播處長（電視及機構業務）區麗雅均已呈辭。

與此同時，港台管理層也陸續出現新臉孔，其中兩人曾為資深政務官。前行政署長蔡潔如出任新設的廣播處長顧問一職，這是有時限的短期兼職合約職位，主要負責就編輯管理等提供意見；而前商經局助理秘書長張恩慈則出任高級經理（特別支援）。翻查港台架構，香港電台亦新設「創意組」，為副廣播署長旗下部門，協助實施新節目計劃。

公共事務節目的調動亦隨之以來。這一年，港台傳出停播或中止製作的節目包括《頭條新聞》、《視點31》、《左右紅藍綠》、《The Pulse》、《五夜講場》；曾被抽調節目的包括《鏗鏘集》、《香港故事》；撤換主持的包括《議事論事》。後來，港台更刪除在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平台上播出已屆一年的影片，包括多集公共事務組節目，引發市民自發備份。

鍾嘉寧說，「全方位在整治公共事務組。」

她說，得悉管理層要求只拍民生議題後的一段日子，團隊仍在想辦法繼續拍攝。「好，你不讓我碰政治嘛，我就做些好的民生故事。大家還是有少少向前看。」但是鍾嘉寧沒想到管理層指示團隊停工。現在，原班底編導負責整理節目存檔，港台則另覓外判團隊頂上製作，播出包括講述麒麟文化、認知障礙症和神功戲等政治色彩淡薄的專題。

「我還在想像那種放血式的死亡——開始不准做政治，民生就慢慢掐住你啦。」她用手在頸前輕輕一劃，「但是（停工）那一下，對我來說就是宣布了死亡。」

2. Speakers' Corner

1987年，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的一角，仍在讀書的潘達培站在《城市論壇》拍攝場地裏蹲下身子，把咪高峰遞給一個嬸嬸。她接過咪高峰，大聲講述對醫療失誤的不滿，情急之下吐出口裏一副假牙，假牙在潘的眼前掉到地上去。

他記得，當時的主持吳明林跟嬸嬸說：明白、明白，你留下等節目完結後，有人會找你。後來加入《鏗鏘集》工作近20年的潘達培說，「當時香港電台就是扮演一個這樣疏導的角色——有一個通氣口在，大家可以去發表意見，去申冤。」

踏入1982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會談。市民由最初透過大氣電波投訴渠務、醫院膳食，逐漸變為分享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看法。前港台主持人李鑾輝在《香港廣播七十五年專輯》書中憶述，當時市民致電烽煙（phone-in）節目《八十年代》的來電，高峰時期有近每天200個。「那時候，政府也好，議會也好，把節目當成聽取民意的工具。」

另一個促進民眾參與的港台經典節目《城市論壇》，同在這個時候啟播。倫敦海德公園自1866年起有一角落名叫Speakers’ Corner，人們在這裏示威、高聲發言；1980年，第一位華人港台廣播處長張敏儀建議港台做屬於香港人的Speaker’s Corner，考慮到華人不習慣主動說話，每次均會邀請嘉賓參與。當時，港英政府警務處長曾反對，指節目會引發暴動，最終港台試行製作成功，終獲政府批准。

幾年後，張敏儀再參考英國BBC轉播國會答問的電台節目Prime Minister’s Question Time，提議港台轉播立法局會議。當年港台比BBC更早轉播議員答問的影像，成為節目《議事論事》。她在港台的專訪《理想的年代》中這樣說：「很多市民坐電車經過立法局，卻不知道裏面的議員在討論什麼。是應該讓他們知道。」

在政治氣氛相對開放的年代，港台對任何新事物都躍躍欲試，也取得了公眾的信服。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追蹤研究，1997年，港台在市民心中的公信力排在眾多媒體中排名第一，及至2019年電視業務更替、網媒冒起，港台仍然排名首三之內。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鏗鏘集》網上觀看數超過3610萬次、《頭條新聞》超過2000萬次。

首播於1978年，《鏗鏘集》首兩年主要拍攝本地民生議題，混合戲劇和訪問形式，涵蓋婚姻、殯葬、運動、青少年到治安等民生故事。四年後，香港捲入中英談判，《鏗鏘集》製作不少移民紀錄片，包括獲亞太廣播聯盟電視大獎的《移民何價》。八九民運後，編導張國良和監製蕭景路製作《悲哀的香港人》一集，以戴卓爾跌倒、鄧小平拍手的場景拉開序幕，走訪李柱銘、梁振英，也記錄下移民香港人的眼淚，這齣紀錄片至今仍然不時被分享、重溫。

90年代，媒體的鏡頭隨着港人的關注，開始更多聚焦中國大陸，《鏗鏘集》製作講述香港製造業北上設廠、東莞的經濟發展、大陸爛尾樓事件、大陸人移居來港等等專題。當年，《鏗鏘集》超越港台電視劇，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港台節目。

前編導潘達培當年也曾多次返往大陸，包括在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避開公安耳目尋訪郭玉閃、陳子明、曾金燕等人，報導劉獲獎後對維權人士的鼓舞——那仍然是新聞紀錄片百花齊放的年代。200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大火十周年，當時潘達培跟着生還者陳玉英飛往泰國勞工博物館，又回到重慶忠縣的家鄉尋訪死者家屬，籌備十周年紀念展覽。

由於事發工廠屬香港公司旗下，不少電視台派記者跟進。「無論是亞視《時事追擊》、無綫《新聞透視》、《星期X檔案》和《鏗鏘集》，你做致麗玩具廠大火，我又做致麗玩具廠大火。正是關注工業安全，大家都在問：香港人上大陸開廠，是不是在做奴隸式的工廠、不顧工人生死的工廠？還是你作為僱主、投資方，是不是有責任？」

潘達培說，「美好的年代，我們的年代是大家都在良性競爭，大家都在各施各法。」

多年來，有志於新聞製作的年輕人亦仰望港台，每年暑假的實習一席競爭激烈。「我一直都很想入港台，很想做電視部，小時候家人就會看公眾事務組節目。」當年有機會到香港電台《鏗鏘集》工作，從新聞系畢業的鍾嘉寧去應徵，隨後收到取錄的電話，媽媽比她更高興。「正啊！剛剛freshgrad（畢業生）什麼都不介意，做妹仔也很開心。」

鍾嘉寧隨後數年跟着各編導到處工作，經常為了找到一個好故事，花費超乎想像的時間。她試過與導演，兩三晚拿着簡單器材，呆在公廁跟10個清潔工談薪酬、談工作環境。「有些導演真的是跟受訪者做朋友、聊天，哪怕有些東西是跟主題無關，但原來要經歷一個挖得如此深的過程才開始拍攝，」鍾嘉寧說，「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有那種關懷，他們知道拍紀錄片是記錄人的故事。」

露宿者議題開始進入大眾眼球的那些年間，她跟拍過一個露宿者從被食環署洗地清場、收走身份證和家當等困境，直到慢慢找到工作、住進劏房；也有一個受訪者，在拍攝過後向她要飯錢。訪問當中的掙扎，觀眾不知道：「跟這些社群接觸，拍攝出來有多真實？我會不會太pro（傾向）他們？或者太critical？真的不簡單，你經常到街上去也進入不到他們真實的世界。」

訪問播出後不久，第一位露宿者收到房屋署告知獲派公屋單位，「難得正面的結局，」她說，「有時候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個時刻，在他們身上發生了些事，改變了。」

不論是人權議題或民生故事，《鏗鏘集》總會不時回訪。1997年後的一年直至近年，《鏗鏘集》一直委託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做年度民意調查，了解市民對社會政策、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信心。「這是鏗鏘集長壽節目的好處，這是它的使命，」鍾嘉寧說，「用這樣的一個長度，你回看才有意思。」

3. 金飯碗

43年前的第一集《鏗鏘集》，是講述公務員困惑的《金飯碗》。1996年，他們又做了一輯「九七倒數#2─夾縫中夾縫」，記錄香港公務員面對過渡期的左右為難。

鍾嘉寧說，「有時拍紀錄片就像預言書一樣。」

香港電台每年由政府撥款，現隸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公務員為骨幹，也聘請不少合約員工。建制派一直有聲音認為港台是政府轄下媒體，卻在爭議事件上未做到客觀、中立。2013年，政府申請撥款60億港元、興建香港電台新大樓，就成為民主派和建制派之間的拉鋸戰，最終申請被建制派在立法會內投票否決。

2014年雨傘運動後，建制團體「正義聯盟」手持標語前往港台大樓抗議，批評《鏗鏘集》和《頭條新聞》等節目支持「佔領中環」、分化香港，「一面倒聲音，而你是拿政府公帑去做，」當時團體召集人李偲嫣說。數年來，類似的示威愈加頻密。

「回歸以前，我們早已預計到這一天的到來。」資深前港台製作人員曾昭然說，「港台的問題是它總戴着兩頂帽子，一頂是傳媒，一頂是政府部門。在過去的日子裏，我們更傾向依照一個正式傳媒的操作，多於一個政府部門。」

但他指，前廣播處長鄧忍光在2012年做了兩件事，把港台拉近政府部門：要求製作程序緊貼其他政府部門做法，把彈性降至最低。曾昭然以買機票外訪突發新聞為例，「（趕上）第一班飛機是傳媒的操作，按既定程序是政府部門的工作，」他說，「用這種正當的手法阻礙你工作。」第二件事是作管理層的繼任部署時，避免讓編採出身的員工擔當重要職位。「晉升一個人大概需要部署5年時間。換言之，今時今日（訪問時值5月）港台的人事組成，是當年他（鄧忍光）所種下的，」他說。

港台啟播近百年，命運緊扣香港的時局。1928年開台時，香港電台隸屬郵政系統，只有一個播音室、一個客廳和一個機房。日治結束後，港台移交政府公共關係處（新聞處）手上，直至1954年才成為獨立部門，由廣播處長主管，但新聞仍然由新聞處負責供稿和編輯。火紅的70年代前後，六七暴動、保釣事件、艇戶事件及金禧中學事件相繼爆發，劇烈的政治矛盾中，不乏有人指斥政府利用港台作宣傳工具。已故民主派領袖司徒華曾經在回憶錄《大江東去》中提到，1970年代初文憑教師爭取合理薪酬，港英政府利用港台節目譏諷及污衊示威教師。

那些年間，時任廣播處長布祿士（Donald. E. Brooks）遊說政府把港台轉為更公共性的廣播機構，也主張港台要有「建設性的批評」；接任的何國棟 （James Hawthorne）亦力推港台的新聞自主。適逢當時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想達致有效管制，逐步改組民政司、成立廉政公署等，1973年政府新聞處亦撤出廣播大廈，港台新聞部正式獨立。

不過，記者理想中的港台，是真正編採自主的公共廣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1984年《聯合聲明》簽署後兩年，廣播事業檢討委員會建議，香港電台的電台部和電視部脫離政府，改組成獨立公司，由董事局管理，而董事則由港督委任。港台要成立公共廣播公司、非公務員化的未來如箭在弦，管理層為此積極籌備多場研討會，廣邀傳播界重要人物討論公營機構的角色。

發展並不如港台所願。著手推動公司化的前廣播處長張敏儀曾在訪問中回憶，1988年港台與布政司開會，達致「幾乎可以通過獨立的方案」，但當時衞生福利司黃錢其濂急忙衝進去，指如果港台先改組，會影響其時醫管局牽涉二萬幾人的談判細節。張敏儀考慮過後，決定先讓路予醫管局。

不過半年，八九民運及六四事件爆發，中英關係急劇轉變，港台轉型一事成為雙方之間的博弈籌碼。1992年，港台公司化被帶上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討論，中方反對，認為往後特區政府也需要政府的電台。根據民間團體本土研究社整理的最新英國解密檔案，英方也曾一度形容港台公司化，是與中方政治角力的「協商籌碼」（bargaining counter）。經過約8年爭議，港英政府1993年正式擱置港台公司化的建議。

歷史的轉折舖墊了港台未來的遭遇。「由於97問題，我們困住了，但仍然沒有放棄。」曾昭然說，港台人在1990年代主動與政府簽署「架構協議」、「諒解備忘錄」，以及制訂「節目人員製作守則」，訂明編輯自主、也強調會遵守局方制訂的節目標準，嘗試「貼近一個公共廣播機構的運作。」

「有些事情即使你做了也可能不會發生，但若你不去嘗試就一定不會發生。」回想港台公司化的未竟之路，他說，「我們在尋找如何透過新聞去實踐公義，就是這樣簡單。」

假若當年港台成功爭取，又能否抵擋現時的局面？2006年、2007年間，港台公司化討論捲土重來，資深傳媒人黃應士帶領的「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提議港台轉為「香港公共廣播公司」，設立15人內的董事局，其中包括行政總裁、員工代表及各界人士，主責監察，而管理層編採自主。各界的成員由提名委員會處理，但最終一如其他法定機構由特首委任。

然而時至今天，不少由特首委任的人士引發社會爭議不斷，大學校委會、校董會等例子可見一斑。曾昭然坦言，即便港台當年轉型成功，在政治漩渦面前，「都是抵擋不了，但可以抵擋更長的時間，因為它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達到現時的效果。」

2003年，政府推23條引發50萬人大遊行，潘達培和《鏗鏘集》同事前往拍攝，「7.1由朝到晚，人們不知道喊了多少句董建華下台。」在節目片段中該呈現多少句「下台」的口號？製作團隊爭論不休，「如果我們真的要反映現實的話，沒有可能只用一句，兩句的分別是什麼，三句又如何呢？」最終版本刪剪剩三句，仍然惹來時任廣播處長朱培慶致電責問，指節目出街後他備受壓力。其後，團隊仍然沒有停止爭辯：究竟六句剪到三句是否自我審查？

拉扯一直存在，但潘認為當時的管理層至少是「有些胸襟」——後來他和朱培慶再次就當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大敗後應否報導年輕人參政再次爭辯，朱最後僅說了一句Let’s go ahead。「編採的過程是，在經驗底下，我們嘗試琢磨這微妙的判斷、這一秒兩秒的事情。今天回望簡直是烏托邦，還可以有reasoning（推論），還可以專業先行討論，他們仍然是有一份自知，有一份自制，不會用盡擁有的權力。今日是用盡的。」

據《一起廣播的日子》一書，前港台中文台長陳惠民憶述有港督曾在錄音室大罵： “I don’t want my dog to bark me.” 「港英年代又好，回歸之後也好，我們都要面對政府的壓力，」潘達培說，「我們從來是想反映事情，政府用怎樣的態度處理民情，這是政府的責任。」

他記得，2006年政府再次討論港台公司化時，有同事擔憂失去穩定前景，也有同事「覺得我們真真正正可以免於政治的影響、免於商業的影響」，為着終於可以丟失金飯碗而高興。

4. 落差

2012年立法會選舉，港台英文台前員工蘇靖林一邊看着泛民和建制派激烈競爭，一邊製作選舉節目。對她來說，港台價值之一的持平（Impartiality），已經內化到每一個工作步驟裏去。她想着《選舉條例》、《廣播條例》、《香港電台約章》，想着通訊事務管理局規定如何處理選舉節目的air time（播出時間），「我要考慮的只有這些而已。」

四年之後，本土派代表人物梁天琦參與新界東立法會補選，那時公民黨派出楊岳橋，民建聯派出周浩鼎，又有中間派方國珊，「那個階段頗值得回憶，是那種政綱上的百花齊放，」她說。

那些年間，港台前編導岑子朗在其他媒體工作，她總覺得雖然《鏗鏘集》很大牌子、很殿堂級，很能啟迪思考，但未必很有迴響，也因為多年製作模式沒有大變、缺少衝擊，她當時仍然有種感覺，「《鏗鏘集》會被淘汰，沒什麼人看」。

然而，監製李賢哲的加入改變了《鏗鏘集》的定位。他引入不同類型的記者，交織節目原本主打深度特寫、人物訪問的招牌內容，也使專題更快回應時代。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鏗鏘集》拍攝了多集影響深遠的專題故事，其中包括翻查多段721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閉路電視的調查報導《7.21誰主真相》，拼湊當晚白衣人出沒的行蹤以及深入尋訪元朗鄉村；也是這一集調查內容，把前編導蔡玉玲送上了法庭。

示威爆發的時間，蘇靖林最深刻的是港台上下對前線同事的支援和關愛，而記者們也很警惕在敏感的時期，更要做好持平和專業，「我們更盡力地找建制派，找不同陣營的人去做訪問。我們不可以被情緒影響判斷，我們依然要站在冷靜的位置去報導新聞。」她說，「當時管理層對我們的提醒是：小心。不是要小心什麼（政治壓力），而是要小心自己的安全，看顧自己的同僚，一起好好互相照顧。」

港台的記者費煞思量轉變、持守專業，然而新聞界的眼前路越發難走。

國安法立法以來，香港媒體變動不斷，先有《有線新聞》空降高層、裁員引發員工總辭，《蘋果日報》多名管理層被控國安法還柙、並停止營運，再有NOW新聞台空降管理層並有資深高層離職。在新聞界工作多年的曾昭然說，本地傳媒在反修例運動後面對的，是直切面與橫切面的整治，「第一是騰籠換鳥，頑皮的人要換走，這是每間傳媒都發生的事。還有很重要的直切面就是立法，他們立國安法後，現在準備假新聞立法。」

「香港電台一直面對的問題，不是香港電台的問題，而是香港問題的反映、縮影，」他說。

十數年前，前港台製作人員方以臻在立法會外，與其他記者等待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當年政改方案通過機會不大，「記得有《蘋果》記者對他大喊『你是不是在等死？』，那時覺得他很rude，但許仕仁又好像沒什麼，只是笑一笑，」方說。

每天清晨7點多，方以臻到政府總部等候參與行政會議後的官員，同場在等候的還有很多弱勢團體的老人們，正準備向官員遞信請願。當一整個行政會議班子步下樓梯時，「每一個行會成員我們都可以扑咪，也可以向他大喊，他有時都會答的，特首、高官更加是。」（編按：「扑咪」，即記者手持咪高峰做非預約的訪問）

方以臻說，「你就會覺得，整個空間，或者連官員的胸襟也是Okay的。」

但是，方以臻說近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記者會，是由對方設置好的，「我們要去一個會議室的空間，她喜歡就可以進來，或者有東西要講就會進來。」

蘇靖林也記得，曾蔭權做財政司司長的年代，「我像個怨婦一樣常常在後面跟着他。他有次在舊政府大樓問我：『喂，又是你？』，我說：『你現在回答的話，晚餐就不用見到我』。他便說，『嗱嗱臨啦！』（快點啦！）」在她看來，政府和傳媒之間的衝突自2014年開始，並在近年惡化，「連行政長官都不用理會我們了，那其實各級司局長已經不需要理會我們了。」

4月，港台播出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持的「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節目由特首辦及新聞處負責製作。「比1973年以前還要差——1973年以前你還可以讀（政府的新聞稿），現在連讀也不能了。」曾昭然說，「現在不同了，保持中立也不夠，你必須站在他的一方，除非你沉默。這是大前提，你是負責宣傳的。」

在曾昭然看來，港台仍然會以現時的政府部門形式存在，將來和新聞處的關係也不清楚，「everything under control，不要再想什麼editorial independence（編採自主）了。」在這種狀態下，他認為管理層也許會審視製作時再提高「安全系數」，但是，「不做政治做民生，但什麼是民生？疫症是民生，但內裏也牽涉很多政治。」

2016年那場立法會選舉，蘇靖林回憶，「當時我們去報導這次選舉，沒有人會走來跟我們說，要怎樣去特別處理梁天琦這一個人，沒有的。」她頓一頓後說，「但是......如果你今天再做，你死定了。你死定了。那個落差是多麼的大。」

她說，「其實我們做新聞也依然抱守着同一個態度而已，我沒有變過，對嘛？」

5. 尾聲

蘇靖林離開香港後，記者不時仍會收到她傳來訊息：「（節目主持、香港外國記者會前主席）Steve Vines被踢走了」、「《The Pulse》都死了。」

訪問當天，蘇靖林正為着要幫寵物辦移民航班而煩惱；請辭之前，她已經決定要移民。「跟你同氣連枝的朋友，全部都在這裏。你整個人的閱歷、成長都是在香港這一個地方。」蘇靖林說，電話簿裏有一堆受訪者、好友的電話號碼，現在全都斷了聯絡。

「我是在回歸前投身這個行業的，I experienced the heyday（全盛時期）。那時我們和新華社的關係可以是很好的，社長和副社長可以和我們談笑風生。」她說，「只要你真誠地想看到這個地方好，你不會沒有失落的。但世界很大。」是時候離開香港了，蘇靖林心裏想着。「當你的精神狀態活得不好，你的思緒也不清晰，你釐清不到其實你可以或者能夠做到什麼。現在對我來說就是the break。」

「時代巨輪這樣轉﹐也是要向前。我想很難再聚了。很難了……」岑子朗說。目前，岑仍然從事編採工作，也有投稿到不同媒體，她想着如果媒體一間間地消失，便試試開Patreon，自己做訂閱內容。岑子朗也考慮過離開，但一想到獄中的受訪者，或仍然會公開就時事厲聲批評的傳媒人朋友，淚撲簌簌地湧出，「如果他被捕，我想在這裏，只少起碼看着他被捕。」

7月，在一次前《鏗鏘集》員工的聚會中，編導們一如以往歡快地大笑玩耍，偶爾癲喪地唱歌。在戛然被轉向的命途面前，有人留守港台，有人臨時決定趕赴英國LOTR方案的尾班車，有人在香港思索着新的拍攝方向。

無奈和憤怒曾經籠罩着鍾嘉寧，辭職那天，她決定不再做記者了。但是，《蘋果日報》停止印刷前夕，鍾嘉寧在新聞中看着林文宗頂上以執行總編的身份改好最後一紙《蘋果》，「《蘋果》之後，我就覺得不行，我還是想做（記者）。」

她最近想做新的東西，檢視着自己過往在港台工作，剪片、市場策略的技能較弱，要先重新裝備；與此同時，又想要知道年輕人在關心什麼。離職後她開始改變想法，「開初就是不想做民生議題，覺得最重要是政治，我一定要做些什麼。現在覺得，是的，那些很重要，但如果不知道怎樣做的時候，還有很多東西值得去關心的，那就去找這些空間。」

以往偶爾的下班時間，鍾嘉寧會跟《鏗鏘集》同事在會議室圍在一起看紀錄片，看大陸的、外國的，什麼都有。那時她看過大陸導演周浩拍的《差館》，他在派出所放了一台攝錄機，拍下平民百姓來求助的日常光景。鍾嘉寧跟同事雀躍地想像，「如果香港也能拍這麼一套紀錄片就好了！放在急症室？放在社署呢？」

她仍然記得這大開眼界的感覺，來自港台那小小的電視機裏。

（端傳媒實習記者何頌盈、倪禮碧、郭海渝、林詩雅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曾經，她以為這樣在港台記錄時代，是可以做到老的——港台正從一間重視官民溝通、善於諷刺時弊的新聞機構，變成處處紅線的官媒。設計：Mantha Mok

2021年5月，港台刪除在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平台上播出已屆一年的影片，包括多集《鏗鏘集》節目。網上截圖

港台節目《The Pulse》截圖。

八九民運後，編導張國良和監製蕭景路製作《悲哀的香港人》。影片截圖

廣東烏坎採訪時的潘達培。圖：受訪者提供

《鏗鏘集》第一集是講述公務員困惑的《金飯碗》。 影片截圖

《頭條新聞》扮演大帥的吳志森與扮演黃之鋒的曾志豪在教室的場景內拍攝。攝：陳焯煇/端傳媒

《鏗鏘集》其中一集，紀錄2003年七一遊行的《七月一日人民的聲音》。影片截圖

《鏗鏘集》其中一個專題故事，是翻查多段721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閉路電視的調查報導《721誰主真相》。影片截圖

2021年4月28日，由特首林鄭月娥主持的節目《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在港台三十一台首播。影片截圖

香港電台錄影廠內的一個器材箱。攝：林振東/端傳媒

澳門沒有民主派：議會極少數的三十年與突然死亡

端傳媒記者 余美霞 發自澳門2021-08-04

踏入30歲的翌日，蘇嘉豪在臉書宣布出戰九月的澳門立法會選舉，爭取連任。為此，他換了新頭像：穿著筆直的白襯衣稍稍抬頭，突顯胸前湖水綠領呔，那是他四年前的參選色。頭像背景是斗大的「前進」二字，貼文寫著：「前進，是回應倒退的最好方法」。倒退，說的是澳門的政治環境和自由空間。

有倒退的空間可能是一種奢侈。因為誰也沒想到，一週之後澳門民主派突然連路都沒有了。7月9日，選管會通知，六組候選組別共21人因「事實證明」不擁護澳門基本法或特區，被取消參選資格，民主派被一網打盡，包括現任議員吳國昌和蘇嘉豪。

不少澳門人憤懣錯愕，澳門民主派在政界實質力量向來微薄——立法會議員共33人，民主派只佔3人。無論是當年在香港備受爭議的廿三條立法、到近年不斷擴大的司警職權、謠言罪，甚至設立秘密警察，持反對立場的民主派皆無能為力。這三十年來，只得三人的民主派，從來都掀不起大波瀾。當局毫無預警地對無法左右大局的人動刀，顯得耐人尋味。

63歲的吳國昌、區錦新是澳門民主派的老標記；蘇嘉豪則在四年前，以最年青議員的姿態擠身議會，為看似固若金湯的民主派注入新血，但四年時間未竟全功，如今就被迫退賽。6月，在紅線來臨之前，三人曾接受端傳媒訪問。當時，早已決定退下火線的區錦新確切地說：「澳門暫時看不到有什麼紅線」——但原來紅線一直備而不用，如今說來就來。

DQ消息公布的翌日，三組被DQ的民主派名單團隊召開聯合記者會。蘇嘉豪發言時臉色凝重，稱自己及團隊過去四年一直「如履薄冰、謹言慎行」。說到這裏，坐在他身旁的第二候選人陳樂琪低下頭，悄悄用手拭淚，場內氣氛一片抑壓。

當年，一心推動澳門民主化發展，這群人在議會攪局、社會深耕細作。如今，就在被判為「不擁護國家」的那一刻，他們堅持了三十年的政治想像，突然死亡。

終院判詞：追悼劉曉波，本質上已衝擊一國兩制

「DQ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場政治鬥爭。」在終審法院就DQ上訴頒出結果的數小時之前，電話另一端的吳國昌如此總結這場變局。他語速一貫平和，讓人很難聽出內心波瀾。

吳國昌說自己30年前參政之初，就知道政治「可以有激烈的鬥爭」，而「我預左去接受」。但到現實真要發生時，「那剎那的確覺得意外」。

讓他尤其意外的是，澳門政府一般有重大決策，都會率先在社團間吹響，但這次不一樣，「事前何時決定、誰決定，到現在都沒有這種風聲直接透露出來」。甚至3月在選舉程序開展之後，各候選人由收集提名、到被確認提名的過程都相當順利，誰都沒有料到，當局最後會祭出民主派「不擁護特區」這面旗。

過去兩週，吳國昌費神研判當局所收集的「事實證據」。他率先留意到，原來7月2日，選管會才向警方發信索取資料，但兩日後，警方已經能提供200多頁、圖文並茂，且來源橫跨20多年的「DQ材料」——原來取締自己之事其實早有部署，「只不過是等待時機」。

細看像似纍實的材料，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地方多的是。像吳國昌其中一項「罪證」，是一張與香港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的合照；胡志偉現正因民主派初選案還柙。照片中，吳國昌向胡志偉送贈自己所撰的《民主派》一書。司警在註腳寫道：「吳國昌與鼓吹『港獨』的『香港民主黨』要員胡志偉會面」。

耐人尋味的是，就連香港建制派也從未將胡志偉與「港獨」扣上關係，胡隸屬的民主黨是傳統泛民大黨，手法以温和著稱。區錦新後來也在臉書解釋，該照片是一次拜訪香港民主派的交流活動，贈送《民主派》，僅是因為「夠慳皮」（省錢）。

「其實就好像文化大革命那些鬥爭，有時為了路線上的鬥爭就強加罪名下去而已。」吳國昌分析，鬥爭來到澳門又變了一個樣——政權並非動員社會及建制派攻擊，而更直接地，親自亮劍，整頓不屬意的聲音。

蘇嘉豪也認為，選管會的做法是「先射箭後畫靶」：「（他們）鎖定目標，先說你不擁護不效忠，再根據不實的結論去找資料、堆砌支持。」

就其參選名單而言，司警其中一項指控是，他們在2014年特首選舉期間發起「違法」公投，意圖破壞基本法和惡意攻擊政府。不過，當年終審法院曾指出公投不屬於「集會」性質，只是一種民意調查，並無違法——如今判詞被司警完全推翻。

「理論上，警方應以政治中立的眼光，為選管會搜集所有參選人資料，但你可以看到，（如今）充份體現到一點都不中立。」蘇嘉豪說，在合法的框架下，上訴是他們捍衛權利和名聲的唯一途徑。

最終，法院沒有為他們帶來驚喜。7月31日，終審法院判定上訴失敗，各組首兩名候選人均不合符選舉資格。判詞中，法官指出六人至少都參與支持六四、零八憲章或茉莉花活動。而「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已挑戰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追悼劉曉波也在本質上衝擊了一國兩制，實屬「不擁護」的行為。

吳區在澳門舉辦過二十多年合法的六四燭光集會，蘇嘉豪等人也曾經合法參與。未想到，三十年後的今日，說他們集會悼念，就是為了推翻中共政權。說起判詞如此演繹，吳國昌感覺有點百口莫辯，「實際上我們不是啊。」

「我們的確是期望將來建設民主中國，要求屠城者對於當日所做出的事有深切反省。這深切反省是否就等於將它完全推翻呢？」

「作為民主派，一定是最擁護基本法的」

最早感到不忿的，是區錦新。

雖然他早早決定今年不再參選，但在DQ消息公布之後，他馬上在個人臉書寫了近千字，怒斥選管會。他認為即使基本法寫得粗疏，對民主政制規劃不夠，但「因為有了基本法作為小憲法，才能保住了港澳的一國兩制，民主派才有政治活動的空間。」如今稱民主派不擁護基本法「是典型的胡說八道！」，「荒謬絕倫」。與吳國昌相比，區錦新快人快語，一雙大眼睛盤鋸瘦臉，談起時政，用詞毫不忌諱。

「作為民主派，一定是最擁護基本法的，」區錦新說。這一句，他不僅為貫穿自己政治生涯的軸心作辯護，更讓吳區從政三十年來的輪廓立即浮面。

二人從政的契機，始於六四。1989年的槍聲震響全球，但國慶前夕，澳門新馬路又再張燈結彩——自當局將事件定性，社會已然噤聲，唯獨由吳區一眾人組織的民聯會沒有靜下來。當晚區錦新舉辦完反思活動，凌晨被襲，吳國昌收到消息趕到醫院，看見他頭破血流。當時區身穿一件寫有「自由民主」的上衣，染了血。後來吳國昌太太寫下手稿，稱之為「染了血的民主自由」。

「我覺得澳門有很多東西需要改，」吳國昌憶起當年，說對澳門的未來有著很多想像。當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澳門引入民主的價值觀，既然沒有人做，「 我可以扮演這個角色。」他覺得政治是一台戲，而當下，這台戲需要他。

不過，吳國昌剛辭去中國銀行職務，一下子跳入陌生的政治大熔爐，他要先𨤳清自身的定位。然而，這個問題沒有讓他懊惱太久。當時區錦新是他的幕僚之一，共同歷經聲援六四帶來的打壓，眾人很快就有了共識：「澳門是一個小鎮，澳門沒有可能去改變整個中國。」

吳認為，六四一直是中國的心結，在澳門推動民主化，僅是希望國境之內仍然能容有民主建設，「幫助中國解開心結」，甚至想大一點——可以「建立將來的民主中國」。

當年的設想放在現今的語境下，卑微且諷刺，但對於當時三十出頭的他而言，確實是無比誠懇的反思。與香港相對成熟的民主運動與公民社會不同，澳門社會早被親北京社團壟斷，政經保守。異見聲音處在弱勢，吳國昌自覺民主派要「自律少少」，「因為力量不夠香港（民主派）大 」。

「在澳門，我們無財無勢什麼都沒有，」區錦新率直，不歸邊的民主派一窮二白，唯有議會即資源，有資源才能推動澳門民主發展。而進攻議會的核心，就是要「放棄大地，搶佔天空」：民主派不受任何資助，難以在地區服務上與資源厚實的傳統社團硬撼；既然沒有能力去做群眾連結，那麼就乾脆「搶佔天空」，站在高地論政、監督政府。

蜉蝣撼樹的部署，聽來野心完全不大。但當年主權移交在即，一段新光譜擲地出現，鮮明的民主旗幟成功擊中澳門人對未來的想像，吸納了不少民間支持。1992年立法會選舉，吳國昌終以3412票當選。

議會很「花瓶」，但我也可以有「鯰魚效應」

於是，吳國昌成為首個「攪局者」。葡文報章總愛形容吳是「與狼共舞」，又或者，是「臉上的一顆痣」，人人都看到他的存在，但總是不怎麼順眼。

即使兩屆後的2001年，吳區一同參選，以最高16000多張選票拿下兩席，議會也「只是多了一把聲」，「你不可能說多了區錦新和吳國昌並肩作戰，就會馬上改變了環境、沒有可能的啊，」區錦新不願製造假希望給自己。

「我覺得（我們）無能力去制衡政府，」他的回答總是非常務實。「我們從走出來從政開始，都沒有想過可以奪得政權或者制衡的問題，只是覺得我們在政策上的（能夠）競爭、去刺激它進步。」

在許多人眼中，兩派勢力的懸殊，是民主派有名無實的主因。但其實最大的制肘，更多是來自立法會職能本身——港澳的基本法內文乍看相似，但魔鬼總在細節。當中最大的分別，是澳門立法會從來沒有政府「公共開支」撥款的批准權。「議會，最惡就是給不給錢，」區錦新說。

在香港，所有涉及公共開支的建設項目，須逐筆交上立法會審批撥款。即使民主派力量不足以否決預算案，也可以發動「拉布」阻延立法程序。但相反，澳門的立法會完全沒有撥款審議的機制，區錦新形容，「政府要做什麼就完全可以自己做」，只要支出沒超出財政預算——然而即便工程超支，追加撥款議案落到議會，民主派欲憑票數撼動政府屬意的法案，可以說是完全不可能。

種種案例信手拈來。2019年，工程歷時12年的澳門輕軌氹仔段開通，先不論開通首日已出現故障，全輕軌原估算造價為42億澳門元（下同），但最後僅氹仔段已斥資高達110億；至今未有官員問責。蘇嘉豪形容，澳門重點強調「行政主導」，議會制度設計得「很精細」，「一早就剝光立法會的手手腳腳」。

不少人認為，早被奪去手腳的畸形議會，充其量只是個作廢了的花瓶，無論怎麼注入新水，終究生不出花來。但吳國昌不認同，當年自己在直選名單中以第三名擠身議會，或許說明澳門人對議會戰線仍有想像；即使獨舞，他要把這場舞跳得漂亮。

用盡規章所賦予的權力，是吳國昌一直堅持的做法。「我入到議會之後，（議程前）一定發言， 每次都發言」，「另外一招就是質詢、提出問題」。根據他自己的紀錄，由澳門回歸之後到2001年8月，議員向政府書面質詢的次數：吳國昌99次、高開賢9次、關翠杏7次......官委官員全部零次。

（編按：當年高開賢為立法會直選議員，後曾任澳門立法會主席、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關翠杏立場親北京，當年同為直選議員。）

雖然沒有實權，但他把握住話語權，在議會內總算是多一把聲音。後來其他議員不甘，開始加入「戰場」，吵來吵去。火花擦起，傳媒開始報導，議題就衝出了議會外——温和的手法，並非全然無用。

「大概是『鯰魚效應』啦，」區錦新回談過去得失，說民主派像條躍進沙丁魚群的鯰魚，讓建制緊張沸騰。他覺得，即便整個議會的設立「很花瓶」，但是能在議會發聲、指出問題，對澳門來說是一個進步。「在當時我們是覺得有用的，」一向語速極快的他頓了一下，誠懇地說，「到今日我都是覺得有用的。」

刺眼的新星，如履薄冰

不過，像吳國昌說的制度抗爭，連他直言不諱，在進入議會的第二年，就「差不多用盡了」。「你再進一步改規則就要多數人同意，你怎樣爭取議會中多數人同意？」他知道此路已經行不通，也沒有破局策略。於是，曾經的民主標桿褪成老派的象徵，政治感召已經做不太到。直至，一張新面孔出現。

2009年，澳門特首換屆在即，年前發生的「歐文龍貪污案」令社會震驚。當年18歲的蘇嘉豪在公聽會上，當面質疑候任特首崔世安的管治威信，第一次嶄露頭角。之後2012年通過的政改方案，因為官委人數不變被指是「假政改」。在新屆立法會首次召開大會當日，蘇嘉豪衝到立法會外，向間選官委議員派柿（恥），叫他們要有「收柿（羞恥）之心」。

「激進」的抗爭，在澳門民間從來都不是主流，但一改以往民主派的温和作風，吸人眼球的舉動，還是給蘇嘉豪積攢了知名度。當年，他只有22歲。再之後2014年的「反離補」運動，就真正把他帶到鎂光燈下。區錦新也不否認，當年蘇嘉豪在遊行中表現出「一個年青人獨特的魅力」，成功渲染情緒。那年，二萬名市民上街抗爭，最終觸發特首撤回法案。

魅力後來化成支持力量一路滾存，再兌換成張張選票。2017年立法會選舉，蘇嘉豪以名單第一位參選，最後以九千餘票奪一席，成為澳門史上最年輕議員。

然而，立法會任期剛開始，這顆新星亮不過60日，就因「扔紙飛機案」被控加重違令罪。在遊行過後將請願信摺成紙飛機，扔入特首官邸的這個行動，終導致其議員職務中止；這是澳門回歸後第一次。

停職當日，蘇嘉豪在臉書勉勵支持者，「不要放棄，繼續前進」。當年，他挑選「前進」作為競選口號，是希望取代使用「抗爭」、「激進」等的字眼，他以為這樣足夠温和，亦符合澳門社會的接受程度。但原來當選後現實中的前進，是「如履薄冰」——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份之變。

「以前在（議會）外面叫口號，政府可以漠視你們；錯誤地指責政府，它也不會做些什麼，因為你什麼都不是。」但現在完全不同，多了權力、多了責任，「現在你繼續亂叫的話，政府就會着手（處理），你要和它來來回回去交手，你需要有一個能耐。」後來，法院判他罰款4萬元；停職210天後，才恢復職務。

事件打破眾人印象，議員並非一個鐵飯碗，作為少數異見者，更是眾矢之的。凡事皆當臨深履薄，在處處受限的議會堅持，值得嗎？蘇嘉豪說，過去四年，「寸土必爭」是團隊一直的信念，「我們（民主派）只有這麼多（空間），如果我們連這些都沒有，我們都不知道退到哪裏去。」

在後雨傘時代，香港青年溺沉在一股低氣壓中，民主派在議會的作用，受盡狙擊。同樣的問題，也有人叩問澳門民主派。在當日民主派DQ聯合記者會直播中，就有一名網友留言道：「蘇嘉豪你這四年除了抨擊政府以外、你對社會有何貢獻？」

他仍然相信政治的專業，認為至少還有三個「有議席」的分別：掌握議會第一資訊權、過程的影響力以及話語權。

「在那些閉門會議下，我們盡力聽得多少就多少，若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對社會有威脅的事情，我們能盡早警示。」他相信自己是個哨子，個體雖然微小，但聲音也可以放到很大，「從這件事來說我們是成功的，」他頃刻斟酌字眼，「或者不是成功，至少不是失敗。」

但人們最重視的，永遠都只是結果——從二十三條，到謠言罪，再到網絡安全法、秘密警察和天眼法，無論社會反應多大，最終無一刹停。民主派猶像以卵擊石，但蘇嘉豪也相當清晰自己能擊中的位置：從法案出爐，到最後通過生效，「中間的過程，是我們發揮影響力的時間。」

在澳門的語境之下，民主派極其量只能在「收回法案」和「維持不變」中間不斷周旋，迫使政府「減辣」。他舉例，像年前謠言罪一樣，雖然最後刹停不了，但現在法案已與最初的版本差很遠，「（這些功夫）很難以三言兩語解釋給市民聽，大家只會看到法律都通過了，」他深明這些事情只能默默地做，因為「如果我們不存在，就不會（有議員）講。」

「變的是他們、他們的龍門、紅線」

未來，還會不會有人講「反對」，沒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派將不會存在。

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原本吳國昌不再當第一候選人，區錦新則想「把時間留給自己」，早早已宣布不再參選。老泛民一心退下來，懸空的議席原本令潛伏在各板塊的較量浮出水面，一爭天下，但突如其來的一句「不擁護澳門基本法或特區」，民主派的未竟之路，突然來到了盡頭。

當日，有記者趕到新澳門學社進行訪問，形容裏面氣氛「像死了人一樣」。蘇嘉豪曾經相信，時間會站在他身邊，因為年輕是自己的優勢——因為年輕，所以獲得年輕人的支持；也因為年輕，時間多一點，「還有一些彈性、還有空間」。

然而，空間是奢侈的。

澳門是中國的「乖孩子」。民主派可耕耘的空間與不斷變幻的外圍環境掛鈎，風吹草動，他們的身位無法經得起波動。這種感覺吳國昌最清楚。回歸後的十年間，對港澳走向，他感覺中央仍未有清𥇦的計劃，但後來歷經過香港抗爭，「似乎中央政府就有一些新定向。」

DQ之後，澳門選管會公布審核參選人的「七大準則」，當中包括有否勾結外國勢力「反中亂澳」、發表言論或參與活動意圖推翻中央等。特首賀一誠之後見傳媒，先表示尊重選管會決定，又指「七大準則」是結合中國憲法修改，澳門需要在「愛國者治澳」的大原則，以及中央「全面管治權」下加強工作。

他強調作為中國人，必須要遵守憲法，而澳門，一定要落實。

「『尊重選管會的判斷』，即是講到不像是他（特首）決定這樣。那究竟誰判定呢？」對於此次判決，外界素有猜測，吳國昌用自己一貫的話語調侃，「這個是國家機密，等你估囉（讓你猜）。」但他又忍不住，憑自己在政界打滾多年的觀察推論形勢：「澳門官僚過去完全不會有這些膽量去做這些政治鬥爭。你說（這次）沒有中央的吩咐，他敢不敢做呢？除非（自己）很高級啦。」加上終院最後對上訴的駁回，DQ到底是誰的旨意，其實他早看得通透。

但澳門民主派一直温和，廿三條也早早立法且從未動用，中央到底在想什麼？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曾分析，經歷香港問題，北京原望以一國兩制作為一統台灣的示範已然失效，還看現實的政治需要，乾脆落實「全面管治權」——先肅清反對力量，再全面滲入特區的管治。

他分析，在未來，當局管治的重點已經不在研判澳門的形勢如何，而是「視乎北京需要什麼」。如是者，民意如何反彈，已經不再重要。

一直如履薄冰的澳門民主派碰上國家安全、愛國這些燙手的時代命題，他們還沒來得切回答，轉眼間已經滅頂。

關於被取消資格，蘇嘉豪向記者連說了好幾遍：「覺得沒什麼好說、都不知道還可以說什麼了。」這四年來，他不斷反問自己，我的原則底線是什麼？不改其志，是他貫徹始終的堅持。因為處在朝夕令改的政治裏，他形容，民主派永遠是被動的、裹挾其中的。

直到這一次，澳門再也沒有民主派，蘇嘉豪認為並不是他的錯：「當有一日，如果我們的目標很清楚、對一件事對一個訴求，導致觸動到某些（人）神經時，而對我們民主派的議員生存空間有威脅，這個不是我的責任。」

「變的是他們、變的是他們的龍門、紅線。」

一個「乖孩子」也沒有糖吃的時代

澳門電台每早有一烽煙時事節目（phone-in）叫「澳門講場」。當日民主派被連根拔起，十多名市民憤憤然打了電話上去抱不平。其中有一名聽眾誠懇地說：「澳門這麼乖，乖到這個程度了，還要這樣做？大家都很不安。」

曾經，大多澳門人被視為政治冷感、一直待在沉默之中。像前年反警暴靜默集會被禁、六四集會連續兩年被拒，社會間雖偶有市民獨自發起行動，但迴響平平。區錦新形容，這是因為澳門人「很乖、很聽話、不要和中央撐（對抗）之類的觀念，是深深建基於腦海入邊。」

人人暗忖：只要乖，就會有糖食。吳區也曾經天真地想像，澳門地方小、可以「慢慢行」，中國或者會率先讓這裏實現民主，以作為香港的一個示範。「那它信不信（澳門）啊？擺明是不信啦。」吳國昌半開玩笑地說。

如今，夢切實的破了。余永逸在之前的訪問中也不諱言，這裏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一個「乖孩子」也沒有糖吃的時代。「市民認為（DQ）有沒有問題？當然有問題啦，大家一定看得出有問題的。但看得出有問題，是否（代表這是）一個要動手反抗的時機呢？」吳國昌反問。

六月那次訪問的尾聲，當時還沒有DQ事件，沒有接班人的區錦新早已決定隻身退下火線。記者問到有關傳承的問題，他先是一嘴輕鬆，「這個世界、書看完了就要蓋上了啦！我不覺得說我一定要找到一個接班人。」但再追問下去，他深深吸了口氣，說四年前的那一屆，「太太已經叫我不要選......結果我終於（還是）選了。」

他放不下，心底裏，他還是希望能夠做到傳承。他希望在最後的四年時間裏，能夠培養一些對政治、政策領域比較熟悉的年青人，也許不一定成為議員，但至少能夠在社會構成一些意見壓力、成為意見領袖，「結果全部都做不到。」

區錦新曾嘗試梳理原由。他自省，「到今時今日六十幾（歲）了」，也許是年紀大了，沒有辦法再吸引年青人。後來又覺得，或許跟澳門環境不無關係——這裏年輕人參政的「階梯太窄」了，不像香港，沒有區議會的踏腳石，也不是所有人都像蘇嘉豪一樣，有一定的論政能力，那「你要走到什麼時候才能走到出來啊？」關於傳承，今年63歲的他，覺得自己無能為力了。

在自由空間急速倒退的時代，未來還會不會有年輕人願意為這裏的民主出力，沒有人能夠回答。至於頭髮已經花白的吳國昌，三十年來的從政生涯由自己一手開創，雖然結束得突然，也經已佔盡了人生的一半，回看自身對澳門民主的推動，「是啊， 我覺得都算盡了綿力了。」沒有民主派的議會未來，很多澳門人不敢想像，但他還是一如既往地真誠，寄望留下的建制派做多一點點。

作為最年輕的民主派，蘇嘉豪倒沒有這麼樂觀。「排除了民主派，太陽照常升起，不用拖慢進度，就可以重新出發......這種發展是否完全好呢？我覺得不是囉。」「沒有所謂阻頭阻勢的人，去提出『忠言』，當權者一定會有盲點的。」他說。

被DQ之後，蘇嘉豪那雙像發光一樣的眼神，也無法不漸漸變得渙散。這一個月以來，他日程都排得滿滿，兼顧研判上訴書與日常議員職務，連接受媒體訪問也要卡在深夜進行。在纏身的工作隙縫中回頭一看，距離其任期完結只剩下不到兩個月，留給他前進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到這一刻，我仍然很肉緊這個地方發生的事。」蘇嘉豪說，當年參選是因為不忍心看到立法會裏全部都是「保皇黨清一色」。「講真如果你整個議會都是這樣，我覺得包括我在內的年輕人，都會重新考慮，是否繼續在澳門投放全部青春、全部精力、時間......」他陷入半頃沉思。

蘇嘉豪記得有一次，有人跟他說：「多謝你付出了你的青春。」他之後驀然回想，是喔，自己用了十年的青春，去參與澳門的社會和政治，雖然大多時間也許是渾沌與笨拙，但這十年是「佔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時間」。他在澳門土生土長，這十年，他自言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從未減弱。

惟經過此次事件，他兀然覺得，「這個地方某些部份變得很陌生」，「這是令人很難過的一件事......究竟澳門還是不是我們熟悉的那個互相尊重、求同存異（的社會）呢？」

從加入學社、帶領社運、被稱為「澳獨」份子，再到擠身議會，被中止職務、復職，最後到今日被取消參選資格，當日的少年已成人。但此刻，澳門已經不是曾經熟悉的樣子。

「現在我回答你，我沒有信心澳門是這樣的一個社會。」

（端傳媒實習記者高煒瑋、張清雯對此文亦有重要貢獻）

被澳門政府取消今年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參選資格、現任立法議員蘇嘉豪。攝：J. Dee/端傳媒

2019年，行政長官賀一誠在競選期間落區視察，長者在團體安排下進行康體運動。攝：J. Dee/端傳媒

立法會議員區錦新。攝：J. Dee/端傳媒

2014年6月4日，澳門議事廳前地的六四燭光晚會，參與人數達至歷年來最高，有近3000人出席。攝：崔子釗/端傳媒

在澳門南灣，不時可見立法議員吳國昌的身影。攝：J. Dee/端傳媒

立法議員蘇嘉豪在他的辦事處門外。攝：J. Dee/端傳媒

2020年6月5日，澳門團體舉辦活動支持港區國安法。攝：J. Dee/端傳媒

2019年10月1日，澳門議事亭前地直播國慶六十週年的慶典，引來途人圍觀。攝：J. Dee/端傳媒

2020年1月，澳門多個社團舉辦慶祝回歸二十週年活動。攝：J. Dee/端傳媒

澳門半島地標大三巴牌坊夜景。攝：J. Dee/端傳媒

再見香港，你好台灣：柳廣成帶著漫畫過大海的理由只有一個⋯⋯

特約撰稿人 金其琪 發自台北 2021-08-06

31歲的香港漫畫家柳廣成好像可以在任何地方畫畫。

從7月21日到7月30日，9日之內，他在台北隔離旅館的小房間，對著一堵墻，不眠不休地畫了30頁漫畫。為了省錢，他大學畢業後一直租住在香港各區的劏房與板間房，有的地方，甚至開門就有老鼠。「我就是住這麼小的空間，房間沒有窗戶是很普遍的，我完全習慣。我就是在這種環境畫畫。」

兩個星期前，他離開香港，以「就業金卡」的身份飛抵台灣，告別了他出生的城市。他隨身帶了四支施德樓的5B與4B鉛筆，一些白紙，幾隻小小的毛公仔（抱枕），還有電腦、掃描機和最喜歡的漫畫《Here》。

因為防疫原因，他在台北的隔離旅館吃了14天的台式便當，有一日，送來的便當居然有港式白切雞，他很驚喜。隔離14天，四支鉛筆真的夠用嗎？「完全夠。」他說，「我畫一幅畫只用一支鉛筆。」他的畫作風格獨特，只有黑白兩色，卻充滿流線的動感。

處理完寄過來的行李，找台北的住處，跟家人朋友報平安，他沉澱了幾天，到第五天的下午一兩點，他就開始畫畫。3個小時，他畫完了自己在台北的第一幅畫，畫的是自己離開香港的畫面。他給這張畫取名作「再見香港，你好台灣」。

對許多香港人與關心香港的台灣人來說，柳廣成這個名字，是2019年才為人熟知的。那年反修例運動發生，他開始創作政治漫畫，在自己的臉書、IG以及《明報》發表大量作品，呼籲人們關注香港情況。他完成了《2028香港：智慧燈柱之瞞天過海》系列，想像2028年失去了許多自由的香港，卻在兩年後的今天，發現自己當時的許多天馬行空，已經成為今日的現實。去年，他又在台灣出版半自傳漫畫集《被消失的香港》，向台灣人介紹香港經歷社會運動與瘟疫侵襲的情況。

兩年後，畫政治漫畫無疑變得更危險。柳廣成最終決定離開，從去年7月底就開始收拾行李，但疫情延宕，到今年才成行。不過，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對他來說並不是新鮮事。他在香港出生，兩歲被父母帶去日本京都生活，9歲之前，都以為自己是日本人。家境改變，他被父母帶去山東，又帶回香港。

就如畫一樣，他的身份也是流動的。「我覺得自己其實是一個人類，不是什麼地方的人。」他說，「我自己不會聲稱是香港漫畫家，但如果被這樣歸類，我不會介意。」

不過，也就如他的畫一樣，心中筆下，總有偏愛。隔離結束，他完成的30頁漫畫裡，有代表香港隊參加今年奧運的羽球選手伍家朗、花劍選手張家朗、游泳選手何詩蓓，也有代表台灣隊在奧運奪冠的舉重選手郭婞淳。他把何詩蓓畫成變身的美人魚，又把郭婞淳畫成日漫《全職獵人》中的角色比司吉 • 酷露佳。

在他走出隔離房間，真正踏入台灣的生活之前，他給我們講述了過去所經歷的遷徙，永不想放棄的漫畫，以及他渴望的那些自由。

三十一年中的四次遷徙

「在日本也好，香港也好，總覺得少了自己的某塊東西，但在台灣都找得到。」

兩歲的他，還沒有記憶，就經歷了人生第一次遷徙。父母把他從香港帶到日本，在京都南郊的上鳥羽住下來。爸爸在當地的中華餐廳做廚師，他和哥哥就在當地的學校讀小學。日語幾乎是他的母語。

那時，全家人住在一個六層高的公寓，是上鳥羽一帶唯一的高樓。「四周圍的房子都像哆啦A夢裡那種」，尖尖的屋頂，是傳統日式的房子。多年後，他發現在台北也有這樣的房子，是殖民歷史留下的痕跡。

那時的日本，正風靡著鳥山明的《七龍珠》，在周刊《少年JUMP》連載。街邊的雜貨店賣零食、冰淇淋、汽水，也賣熱門的漫畫單行本。從他兩三歲時起，大他四歲的哥哥總會拿著媽媽給的零用錢，去雜貨店排隊買漫畫，哥哥看完，就到他看。

童年回憶還有超級任天堂的遊戲機，他第一個認得的卡通人物就是遊戲裡的角色，星之卡比。多年後，全家人去京都旅遊，發現當年住過的公寓已經變成了任天堂公司的京都總部。星之卡比則變身為毛公仔，被他裝進行李箱，寄來了台北。

「日本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起點，但不能說是家的感覺。」他說。

1999年，香港回歸後兩年，一句中文都不會說的他突然被父母告知，自己是香港人。爸爸工作不順，簽證出了問題，全家只能先回爸爸的山東老家安頓，再想辦法到香港。這段童年經歷，讓他後來回想，總覺得「香港人」這個身份好像是強加上去的，「我自己透過回憶感受不到自己的根在香港」。為了方便解釋，當別人問他來自哪裡，他會回答香港。「確實在身份證明的文件上，我是一個香港人。我在成長的人生比例當中，花最多時間的也是香港。但我是否真的是一個很香港的香港人呢？那其實我並不覺得自己是的。」

可是兒時的遷徙都不是自己做決定。他本來在京都生活得無憂無慮，六七歲的時候，就決定長大要做漫畫家，畫鳥山明、尾田榮一郎（《海賊王》作者）那樣的漫畫。「我是誰？」這個問題，也不是那時的自己能回答。對9歲的柳廣成來說，最重要的問題似乎是：離開日本，怎麼畫漫畫？小孩子的行李有限，在日本買的漫畫放滿了整個書櫃，卻只能帶走十幾二十本，至今回想，都覺得有好多遺憾。

他不知道大陸的情況，但是媽媽說，漫畫在大陸還沒流行起來。「這些漫畫可能是我去大陸之後唯一剩下的娛樂。」到山東之後，他在一年之內迅速學會了中文，因為被同學老師當成「日本鬼子」欺負，不得不學。漫畫確實成為了他唯一的娛樂，甚至成為救贖。那年的行李幾乎沒有增加，很快，全家就搬到香港。

到香港時，他已經是一個中學生，還是原封不動的把十幾二十本漫畫帶到香港。他發現香港買得到漫畫，終於可以看到最新的《海賊王》。他繼續畫畫，又自學鋼琴，打籃球，喜歡鑽研物理。又入讀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加入DANSO（熱舞社），讀到第四年，不想被外界看待藝術學生的眼光框住，選擇退學。為了生活，他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直到2012年，終於能夠以漫畫家的身份開始正式發表自己的創作。但到那時，他也還是一個「兼職」的漫畫家，需要為其他機構工作，例如做平面設計、展覽助理、動畫師、藝術科助教、興趣班老師等等。

在童年的三次遷徙之後，他在香港也每年搬家。因為房東每年都加租，為了省錢，他只好每年都搬，四五年間，住來住去都是在不足一百呎的劏房。他住過深水埗的唐樓劏房，一打開門就有十幾隻老鼠，半夜在走廊流竄。他白天做接案工作，深夜在劏房裡畫自己想畫的漫畫，可是作品沒什麼人看，身體卻越熬越差。到了2016年，他患上奇怪的皮膚病，被不同醫生診斷為濕疹、皮膚炎、牛皮癬、金屬敏感等等，吃藥也不能好。

於是他第一次到了台灣，向公司請假，在台灣休養了一個月，什麼藥也沒吃，卻幾乎痊愈了。回港之後，他又經歷創作低潮，2017年更有連載作品只畫了三期就被腰斬，到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一行，才重燃了信心。往後的日子，他雖然作品不斷，又因為政治漫畫而被人熟知，但迫於生活，還是要邊做全職動畫師，晚上畫自己的作品，身體終於承受不住，舊患復發。這一次，他仍然是到台灣休息了一個月，身體才恢復。

那是他第一次萌生搬到台灣的想法。

「這個地方，雖然我是第一次來，但為什麼好像很熟悉？好像我成長的兩個地方的影子都並存。」日本的影子，是尖頂的日式老房子、名字裡有「町」字的街區，會說日文的老一輩台灣人。香港的影子，是繁體中文，不難買到的港式食物，和「無論馬來西亞、台灣、中國都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文化。「在台灣，我覺得走到哪裡都不會有很迷失的感覺。」

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他因為在網上和報紙上發表政治漫畫，商業合作受壓，家人朋友也擔心他的安全。到2020年7月，香港《國安法》通過，從事各類創作的香港人，如文字工作者、學者、音樂人，都明顯感受到創作自由受限。

過去很少跟他談及政治的爸爸突然對他說：「你不要再回來了。」原來爸爸童年曾在大陸經歷一些政治事件，因為想逃離這一切，才會去日本。「但是他承認他失敗了，導致全家人又要來到香港，重新去面對一次以前面對過的事。」爸爸對他說：「對不起。」

「我又不覺得他有什麼對不起我。」柳廣成說，「他很少會說別人比自己好，但他就跟我說，覺得我是比他出色很多的人，出遠門，他相信我會比他做得更出色，更成功。」

這一次，終於是他自己決定要走。跟前三次都不一樣，「是我自己決定的，而且是我自己一個人來」。他不想重複童年離開日本的遺憾，不想再丟掉漫畫書。所以這次，他下定決心要把所有的書都寄到台灣，自己一箱一箱包好，總共40個邊長30cm的紙皮箱。他還寄來了自己大部分的原稿，以及二三十個毛公仔。「那一箱是最大的。」有他最喜歡的星之卡比，還有狗狗、不知名的怪獸等等。「長遠來說，我希望我居住的地方有這些公仔。」他們是他的朋友。

從路飛、舞蹈、物理，到成為漫畫家

喜歡漫畫《海賊王》的人都知道路飛的名言：「我是要成為海賊王的男人！」

柳廣成曾經想成為路飛。六七歲的時候，日本最流行的漫畫幾乎都是青春熱血的少年漫，「看得我熱血沸騰」。他先是崇拜《七龍珠》的作者鳥山明，到8歲的時候，尾田榮一郎的《海賊王》開始連載，他零時差地從第一部開始追看，感覺特別強烈。這些少年漫的主角都努力追尋自己的夢想，「我看完覺得在，我也要有夢想」。

他的夢想和路飛有點不一樣，是要成為漫畫家。「我想成為尾田榮一郎那種漫畫家，又會刻意去學習路飛的精神，很單純，不論外面世界多複雜，他都向目標勇往直前，沒有雜念。」從那時開始，他就很努力地畫。

到山東的前半年，他因為從日本來而被欺凌，每天都不開心，也沒有朋友。他只好放學在家裡畫畫，那是每天最開心的時光。他也抱著堅持的心態在畫，在買不到漫畫集的山東農村，「漫畫好像是只有我自己明白的事」。過了半年，日本動畫《中華小當家》開始在電視上播放，同學們突然開始在課堂上討論，但他早就在日本看過了，自然就會畫動漫的角色。同學看到他畫，就說：「你怎麼懂得畫這些？對喔，你從日本來的。」人人開始問他，可以畫這個嗎，可以畫那個嗎，「畫畫成了保護我免受欺負的東西」。

到了香港，他本以為可以自由地畫漫畫了，卻又受到主流價值觀的強烈衝擊。

在日本的時候，老師發現他在課堂畫畫，還稱讚他畫得不錯，長大之後可以考慮畫漫畫。可是在香港，只是中學一年級，老師就叫他以後都不要再畫畫了。「老師說畫畫是不正當的事。」為什麼？他覺得很奇怪，那什麼是正當的？他慢慢發現，原來這裡大家最期待小朋友長大以後做醫生律師。「原來這個地方是這樣的啊。」可是這無法說服他，他怎麼想都想不通。「難道其他行業的人就沒有價值了嗎？也不是的。」

到了中學四年級，他仍然在畫畫。除了畫畫以外，他最喜歡物理，老師和同學都勸他不要再畫了，要準備考試。「讀好你的物理，做物理老師。」外在的壓力告訴他，畫畫是不能討生活的。在香港，他從中學就要特別去抵抗這些壓力，「畫畫從單純的狀態，多了很多現實的考慮。要證明自己畫畫是沒有問題的，畫畫也是可以生活，也是一種專業。」

「那時候我覺得任何反對我畫畫的東西都是不好的。」所以直到讀大學之前，柳廣成都很不喜歡香港。到香港中文大學讀藝術系，他發現大學的氛圍比較自由，才慢慢開始理解，原來香港也有很多有理想的人，只是他從前不知道。「在一個傳統的中學裡面，只看到香港其中一面比較保守的價值觀，會要你放棄畫畫、音樂、體育。」

他在大學開始學習跳舞，也延續對物理的興趣，還去哲學系修課。這些養分，最終都回到他的漫畫創作裡。

他喜歡從新亞書院走路下山，走到山腳的崇基書院練舞室，跟現代舞學會（DANSO）的同學一起跳舞。他喜歡街舞和 hip-hop 音樂，學習律動、Popping、Locking、House、Funk style 舞蹈，探索自己的身體。跳著跳著，突然有一天覺得，跳舞怎麼那麼像動畫？就跟畫畫連起來了。

傳統的畫畫學習，是觀察靜止的人體模特，然後畫下來，「像分析一張照片一樣」。但是，「跳舞是相反的。必須要了解自己的身體，才有辦法知道自己怎樣才能跳得好。在了解自己身體的過程中，就會很自然想像身體動起來是什麼樣子，不同的肌肉、骨頭，在人體解剖學上的關係。」就算沒有鏡子，他也要能夠想像自己跳出來是什麼樣子，「我的每一個關節可以去到多遠？」

漫畫有分鏡，動作是連貫的。「有跳舞經驗的話，想像這些會容易很多。」

而街舞又有battle文化，播放一段45秒的音樂，舞者要即興跳舞，然後換對方來。「這是 freestyle的過程，好像沒有經過編排，很亂來，但又不是。因為在那45秒裡，你身體做的動作就是你從學跳舞到當時為止，你身體累積的所有東西習慣性地流露出來，去配合音樂的節奏。這是一種很自動的狀態。」

從前柳廣成畫漫畫，都嚴格按照日本漫畫主流的畫法，先用鉛筆畫草稿，再用墨水筆勾線，然後用橡皮擦把鉛筆的痕跡擦掉，再塗顏色，一步一步來。但是，自從跳舞之後，他覺得自己本來的畫都太刻意了。「好像在很多步驟中，我一步一步流失了畫畫本來的質感，最後的作品好像完成度很高，但又好像沒有什麼人的溫度。」

他喜歡跳舞的時候那種很自動的狀態，「沒有經過太多修整的線條」，用漫畫家來舉例，就像日本漫畫家松本大洋。「很粗糙又很直接、誠實，很自動得流露出來。」

這些對舞蹈的思考改變了他的風格，也促使他開始拋棄複雜的工具，只用鉛筆。「鉛筆有趣的地方，是它有一些意外性。它的筆頭並不是你完全可以掌控的東西。」每一筆都和上一筆的筆頭不一樣，因為筆頭的形狀會改變。「這跟鉛筆的粗糙感很配合，因為你要營造粗糙感，就需要一點點失控的狀態，當然也不能太失控。」

從他喜歡的物理角度來思考，「鉛筆是一個在力學上非常敏感的工具」。「它是一個很罕見的固體顏料，其他的顏料無論國畫用的墨水，西洋畫用的水彩、油畫，都是液體。」而鉛筆則不同，「透過筆尖與紙張的摩擦力，留下碳粉的痕跡。」而不同的工具，給畫畫的人不同的感知。「例如水彩的感覺很流動，你就不會很用力去按壓它，毛筆也是，力度比鉛筆要輕。」但是用鉛筆作畫，「在畫的時候確實會感受到，你把力量施加於紙張的時候，紙張也會給你反作用力。」

柳廣成說，「所以用鉛筆作畫，是跟力量非常配合的事情。」不像水彩，普通人在完成的畫作上很難看出哪一筆用了多大的力度，是從哪個方向把毛筆推開。「但鉛筆是很忠誠反應畫畫狀態的媒介，而且一直都在紙張的平面上作畫，又不像油畫可以一層層疊加。你畫上新的碳粉，原本的碳粉只會被推開。」

到了2018年，他的技術風格穩定下來，更開始思考技術以外的事，也就是畫什麼以及不畫什麼。從前，他專注每一個動作的高完成度，後來更著重連貫性。「一個一個靜止動作之間的連貫性是最重要的。我沒有把不重要的東西刻意強調，而是把所有動作變成一個組合去看。你不會去數那個人有多少根手指，你會覺得這些動作是一個組合。」

他畫運動員何詩蓓在50米水池中來回四次，最終完成200米的賽程。他也把花劍運動員張家朗奪冠的關鍵一擊，拆分成近十個連貫動作的組合，用黑白灰三色分鏡來完成敘事。他把舉重運動員郭婞淳的一個挺舉動作，呈現為7字型的流線，讓觀者一眼就明白運動員的肌肉是如何動起來。

更多的例子，是他畫跳舞的人，畫別人跳舞，也畫自己。在他筆下，這些人可以沒有精細的面目，但身體如風擺動，猶如線條。

創作自由，不只政治漫畫

如果只畫快樂的時刻，只畫贏了的人，只畫自己，只畫舞蹈，柳廣成仍然是一個漫畫家。但創作出自於心。政治漫畫，反應社會現實與政治觀點的漫畫，是他重要的表達，也是不會放棄的事。

7月22日，柳廣成畫了自己隔離期間的第二幅畫，名為「文字獄·焚書坑儒」。畫中人像他一樣右手握著鉛筆，但卻戴上了手銬。這是他為當日被捕的5名「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理事而畫的。5人因為出版兒童繪本《羊村守衛者》，被指涉嫌串謀發佈煽動刊物，還押於香港大欖懲教所。《文匯報》曾指這個繪本「美化黑暴」。

第二天，他合作出版「雕像」系列漫畫的香港本土服裝品牌立即聯絡他，請他刪除作品的所有文字解說和對白。這一系列是他今年2月的創作，其中三頁印在T恤上售賣。完整版本有十幾頁，是否能出版成一本書，還有待討論。作品中原本的對白包括：「我盡力扮演石膏像，掩埋我的思想。我努力瞞過巡邏的保安，無視他電筒射出的燈光。我可以繼續偽裝成一尊雕像，但我不會忘記自己有思想，曾為人時的模樣。」

有羊村繪本的先例，柳廣成陷入了兩難。他還在尋找既不影響合作夥伴安全，又能完整出版漫畫的方法。

政治影響創作自由，對他來說不是第一次。他曾合作的某荷蘭公司就曾在2019年他發表最多政治漫畫的時候，希望他不要做任何的政治表態。雖然因為合作良好，他願意暫時封口，但到運動越演越烈，他還是忍不住不斷地畫。

不過，到了11月，理大圍城期間，公司的老闆突然打給他，說自己之前搞錯了。「他原本以為這只是很單純的公關災難，結果發現不是，這是一個人道災難，他不應該因為這樣而跟我保持距離。」對方讓柳廣成以後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去年他在台灣出版的《被消失的香港》，就是一本政治漫畫合集，收錄了許多2019年畫的政治漫畫。其中包括2019年8月12日，他畫爆眼少女與遊行的人群。10月27日，他在明報《星期日生活》刊登畫作《2028香港：義士的獄中日記》，想象2028年的香港，參與過抗爭的人只能在獄中生活，而那時的香港，是「人類的壽命持續延長，心靈卻加速腐化」。11月16日，他畫下一幅「世界上最恐怖的被捕儀式」，一個少女被撲倒在地，後頸被警察的膝蓋跪壓，雙手被反扣，只能大喊：「我叫XXX——電話號碼YYYYY——我絕不自殺。」

2019年11月18日，理大圍城期間，他的一幅「理大校長」被廣傳，畫面中，校長浮在空中，手持一個窗框對下方被警察包圍的同學說：「同學，請你們盡快離開。」充滿隱喻和諷刺的畫法，當中蘊含了柳廣成的許多思考。「漫畫的美麗就在於，你的鏡頭是可以不符合物理的可能性的，可以把一些象徵的意義、符號，例如上下左右在文化上的含義放進去。」

例如，理大校長為什麼在「上面」？「好像高高在上的感覺，又很離地，漂浮在半空中。」而「框」又是一個符號，「他看世界的窗口就只有這麼小，窗口只能看見下面的四個學生，卻看不見四周有包圍的警察，他不了解情勢，給出不切實際的建議，很明顯是反智的。」而四周包圍的警察站成一個圓圈，「也不是可以用照相機照出來的畫面，因為太過整齊了」，畫成圓圈，是因為圓圈的形狀有「包圍」、「禁錮」的含義。

剛剛過去的今年7月30日，香港國安法首案判刑，被告唐英傑被判入獄9年。柳廣成的畫，把監獄的鐵窗欄杆直接加在騎機車（電單車）的唐英傑身上，也突破了物理的常規，想表達象徵的意義。

在社會動蕩的年代，政治漫畫回應人們的情緒與訴求，令人產生共鳴，也讓柳廣成被更多人看見。但是，他並不是刻意地想成為單一面向的政治漫畫家。「我還是想要政治之外的創作，也可以更多發表。」

但他認為，不論是不是政治題材的漫畫，創作自由都很重要。他也留意到中國廣電局的一些禁令，包括時空穿越、古裝、同性戀題材等的故事都不能創作，對創作空間的限制已經不僅是政治。「有內涵的漫畫作品，或多或少都會牽扯一些社會現象。比如《進擊的巨人》是一個完全虛構的漫畫，但又把民族、國家的各種矛盾都呈現出來，跟現實社會做一個呼應。」這種漫畫可以在中國出版，由中國的作者來畫嗎？他覺得不可能。

早在2017年，他就曾畫過一個短篇漫畫《Alcubierre Monitoring》，從科幻的角度，想像外星人把被極權打壓者的傷痛，全部輸入到極權政府官員的腦中，讓他們親身體驗被壓迫的痛苦。他喜歡科幻作品，覺得物理就是找到一個可以解說宇宙的方法，而又以人的感官為主要媒介，跟人的情感無法割裂，所以自己也創作有科幻色彩的漫畫。但這樣的漫畫，在未來的香港還能出版嗎？會被看成是政治漫畫嗎？

他可以出於自己的興趣畫政治漫畫以外的作品。但外在的環境不能限制他畫政治漫畫。「言論自由不只是保證你可以說政治上的事情，而是你可以說任何你內心覺得需要說的事情。」

「現在的趨勢，香港跟內地的情況正越來越接近。就算我想創作一些跟政治無關的東西，也可能被認為是有關係。這我覺得不能接受。」這也是他離開香港的真正原因。

開發你的感知：讓漫畫成為藝術

柳廣成曾說，自己是一個人類。而作為一個人類，最重要的事就是，「開發自己的感知，學會如何做人。」

漫畫、街舞、音樂，最近他還在自學編程（programming），繼續開發自己的感知。漫畫無疑是最重要的。對於自己投入迄今的全部人生去堅持的這件事，柳廣成還有許多話要說。

比如，漫畫也可以是藝術創作。「一說到街舞和漫畫，很多人會覺得好像很沒修養，是不需要讀書就可以達到的層次。」但對他來說，漫畫作為一種媒介， 就像攝影作為一種媒介，文字作為一種媒介。「媒介的力量，視乎創作者怎樣去呈現它。就像我們不能說，影片不是藝術，有各種各樣的影片。」

怎樣的漫畫可以成為藝術？「要看作品最後呈現出來，是不是在藝術語言和藝術價值上有突破。」例如塗鴉，許多人覺得不是藝術，但Banksy的塗鴉結合特定場域的背景，就有藝術價值的突破，應該被視為藝術現象去討論。再例如創作《全職獵人》的漫畫家冨樫義博，曾有一篇連續十幾頁都是全黑畫面，只有對白。「有些人說他偷懶，但對我來說，這是漫畫前所未有的現象，是全新的漫畫語言。他表達兩個人在非常漆黑的環境中對話，那就應該代入角色本身，就是全黑的。」再比如台灣漫畫家鄭問，「他把國畫的畫法搬到漫畫，在時代上絕對有意義，是現象級的。」

他也想創作這樣可以成為藝術的漫畫。他覺得漫畫可以絕對虛構，也可以「無限接近真實」。而漫畫與現實的關係是，「用感性和人類的感知去連接他人，讓讀者感同身受」。

隔離期間，他在網路上看著運動員們在奧運會上努力，也想要自己越畫越好。隨身背包裡有他最喜歡的漫畫，是美國漫畫家與音樂人Richard McGuire的《Here》。這是一本類似圖像小說的漫畫，不用上下左右的分鏡來推進敘事，而是在單一的空間，固定的鏡頭，穿插不同年代的人物對話，來講述在同一間房屋裡，跨越千年萬年的歷史。「完全不花俏，就去講一個很複雜的故事，我覺得很厲害。」

說到底，他覺得漫畫是自由的媒介，端看創作者如何運用它。他希望擁有更加自由的筆，不論是在媒介運用、藝術創作上，還是在創作者的人身安全上。

後記

《被消失的香港》法語版即將出版，來到台灣，他最慶幸的是出版社不用再擔憂他的人身安全。

他結束了隔離期間的畫畫馬拉松，出關第一天，去了台灣朋友家一起看奧運直播，喝台灣金牌啤酒，慶祝台灣羽毛球男雙奪冠。他有許多想畫的東西，而介紹香港情況的政治隱喻的作品，一定會畫。「一旦安頓好，就會畫下去。」

日本是他的起點，香港是他成為漫畫家的地方，台灣是他的未來，但不會是他的終點。若有可能，他希望今後再去荷蘭、比利時、法國等地交流、進修，短則半年一年，長則兩年三年，在漫畫創作上探索更多。他希望台灣可以成為一個基地，他「回來的地方」。

許多行李還沒有寄到，他要先去台灣的文具店，買一些鉛筆。

訪問的最後，我問柳廣成：「你曾經說，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畫畫？」

他說：「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離開香港會讓你失去創作的土壤嗎？」

「不會。」他說。

柳廣成。攝：李昆翰/端傳媒

《再見香港，你好台灣》。圖：柳廣成提供

柳廣成。攝：李昆翰/端傳媒

柳廣成。攝：李昆翰/端傳媒

柳廣成。攝：李昆翰/端傳媒

柳廣成自畫像。圖：柳廣成提供

【重磅】中國新左三十年，「國師」的三重嬗變

韓大狗 2021-08-10

【編者按】：對中國自信，是當下民族主義最外顯的特徵之一，從政治精英、知識階層，到大眾，近年來都不斷對此進行表達、競爭注意力。同時，互聯網也成為了各種論述、號召匯集，動員、舉報頻頻發生之地。端傳媒評論組八月推出重磅專題，從理論到行動，從個體到組織，解析現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的民族主義生態。本篇為第一篇：「網紅國師」背後，是新左派思潮上裂變的三十年。另外，本文也建議搭配閱讀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民粹、粉圈、流量經濟，如何造就了姿勢份子們火紅的影響力。

近幾個月來，一部分中國學者在網絡上的論斷不斷吸引着人們的眼球。從表示「月收入2000人民幣的中國居民，比月收入3000美元的美國居民過得好」的經濟學者陳平，到發布「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微博嘲諷印度疫情的政治學者沈逸，都因為長期發布出格言論而成為網絡紅人。最近期的例子，則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金燦榮，他將不久前河南省發生的暴雨和洪災與美國的「氣象武器」扯上了似是而非的聯繫。

在兩個月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經談到過，現今知識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知識平台的娛樂經紀化，如觀察者網、乃至微博等內容平台，紛紛轉型為學者的經紀公司，以娛樂圈造星為模板，孵化學者網紅，依靠不斷出位吸引流量。這些學者的出位言論，看似異軍突起、無根無據，但實際上，其背後卻有着深刻的思想資源積累。甚至就在觀察者網平台的另一些角落裏，沈逸、金燦榮等人的學界前輩們，在試圖搭乘網絡流量順風車的同時，也是在給這些網紅做着思想史的註釋。本文試圖考察的，正是這些近期噴湧而出的民族主義出位言論背後的思想資源。

本世紀初，曾有政治學者提出過一種分析中國意識形態傳播的方法：將意識形態的主體分為三個圈層，分別是政治精英、知識階層和大眾，以觀察其相互間的一致性與不同，以及彼此的影響（註1）。當然，這三個圈層的劃分遠非如此明確，尤其是用來考察憑藉網絡出位言論而出名的網紅學者——對於金燦榮和張維為等人，很難說他們所代表的，究竟是知識階層還是大眾。

這一模糊性並不是我們今天才面臨的新鮮問題。實際上，在此理論提出之時，這三個圈層之間的模糊性就已顯現。不同的是，當時鼓吹民族主義、甚至一部分鼓吹自由主義的學者們，最想要實現的圈層躍遷，並非是在知識階層與大眾之間，而是在知識階層與政治精英之間——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早期圍繞着新左派和自由派的爭論之中，二者都試圖將自己的政治觀點作為政策方面的諫言向上呈遞，或者至少通過發展自己的學說對政治精英施加影響。

與此同時，面向大眾的自由主義少有傳播，而面向大眾的民族主義則孤立於學術圈之外，諸如《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等通俗民族主義讀物，往往被觀察者獨立於當時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新左、自由派之爭。

而今天，正如金燦榮們正在不斷證實的，向下的民粹式動員已然成為傳播民族主義觀點的不二法門。甚至學者想要獲得向上的、精英階層中的影響力，也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在大眾中出名來實現。「人民」，貌似已經「在場」了。那麼，民族主義如何終於跨越了意識形態的三個圈層，實現了政治菁英、知識階層和大眾之間的「通三統」？而人民的貌似在場，是否意味着他們獲得了某種左派曾經呼喚過的政治主體性？

從呼喚平等到召喚國家

1993年，胡鞍鋼和王紹光合作出版了《中國國家能力報告》（註2）。這本書如今在孔夫子舊書網上能以2元的低價買到，但我們仍可以說，憑藉這本書，無論胡鞍鋼此後發表過多麼不堪的言論，他都已經在新左學術圈的神壇上預訂了一席之地。

在這本書以及二人此後的幾本著作中，胡鞍鋼和王紹光認為，80、9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中央對地方的放權政策，尤其是税制改革，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而「國家能力」這一概念，首要指的是國家從社會中動員和汲取資源的能力。因此，在胡王看來，改革開放帶來的發展是以犧牲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尤其是資源榨取為代價的，甚至到了得不償失的程度（註3）。

此書的出版具有兩個重大意義。在一個層面上，本書是知識階層對政治精英進行「諫言」式寫作的代表。新華社內部印刷了此書的摘要，隨後在領導層內部引發了重大的反響。這也就表現出本書第二個層面上的重大意義：將一種我們如今稱為「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詳盡而完備地呈現在中國知識界面前。

當然，在90年代的新左派，並不都像胡鞍鋼和王紹光一樣，將國家對社會的資源榨取作為國家政治的首要目標，甚至也並不都是以國家控制為政治的首要前提的。實際上，在90年代，主流新左派話語中最主要的政治主體不是國家，而是「人民」。

雖然新左派大多數在一定程度上反對改革開放的市場化經濟政策，尤其反對以加入世貿組織為標誌的「接軌」努力，但與胡鞍鋼不同，以汪暉、崔之元為代表的主流新左派的反對，建立在市場經濟（尤其是保護主義政策的取消）所造成的不平等加劇和失業等問題的基礎之上。汪暉等人指出，市場化改革帶來的除了經濟增長之外，還有腐敗、極化，以及資本和權力的相互滲透（註4）。在2000年代初期，這些觀察可以說是帶有前瞻性的。

然而無論是胡鞍鋼一派還是汪暉一派，新左派學者圈子在高層政治中的參與，卻擁有一個頗不光彩的開頭。2010年前後，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成為了新左派學者追捧的熱點。2009年，崔之元曾經表示，重慶模式是保證「資產為人民服務，而不是人民為資產服務」，甚至稱重慶將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結合的模式是「經濟民主」；王紹光則表示，重慶模式在確保平等的同時，能夠將產業的升值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讓少數資本家賺取。

如果說學者們在經濟領域對重慶模式的推崇與其對資本市場的批判相一致，那麼其對薄熙來執政手段和政治運動的吹捧，則似乎預示着更有趣的變化。以研究農村經濟問題起家的温鐵軍就認為，正是薄熙來炮製的唱紅打黑等政治運動，「使得社會群眾被動員起來，實現再政治化」，並最終「實現了良性治理」。另一位在吹捧重慶中成長起來的典型學者張維為，他如今標誌性的在「與美國的對比中誇讚中國治理水平」的寫作套路，正是在《重慶歸來話重慶》這篇雄文中發展了起來（註5）。

「重慶模式」當然並不像這些學者所說的那麼平等。薄熙來的倒台也表明了，在汪暉此前所警惕的腐敗、極化、官商勾結等方面，重慶並不比其他受到資本主義荼毒的地方更乾淨。然而他們對唱紅打黑運動的讚美，卻不能用「誤判」來解釋。如果說此前的新左派是以平等為目標，為了平等而召喚國家的介入、公權力的干預，唱紅打黑的讚歌則標誌着，他們愈發明顯地以國家權力的集中本身作為目標。換言之，此前多少有些不同的胡鞍鋼和汪暉兩派，從此時開始，逐漸合流成為同一種意識形態的擁護者。

這其中，將這一轉變表現得最為清晰且流暢的，是北京大學的潘維。此前同樣以研究農村經濟和農民問題而著名的潘維，在離開農村之後，專事研究「中國模式」的發展和創新。在題為《信仰人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的著作中，潘維做出了對他和其他新左派先前觀點的修正，他表示，中國是沒有階級劃分之傳統的，以階級為參考系的再分配方式，在中國沒有根基。因此，中國並不需要參考基尼係數等經濟指標，不需要二次分配，而只需要從經濟發展的根源上解決不平等問題。解決的方法，就是一個以「民本」為思想傳統的家長主義政黨。

潘維論證說，中國社會的基本組成單元不是個人，不是階級，而是家庭，而國家統治的傳統模式則是擴大的虛擬血緣關係，政治準則是「孝悌」原則的放大，是「以孝治天下」。因此，要解決發展帶來的問題，關鍵就是認同共產黨的父權，讓家長制走進政治治理（註6）。

很容易看出，潘維論述的最終指向並不是平等，而是社會的穩定和和諧。推行家長制權威的最大意義，在於讓人民相信黨會最終做出對所有子民都有利的分配。一旦如此相信，無論是收入的平等還是機會的平等，其實都不再重要，因為不平等已經不會對社會的治理造成任何挑戰。在書中潘維還進一步說明，個人之間的平等或者個人生活水平的發展都不是治理的最主要考量；國家的存續和穩定，才是「領袖與人民在一起共同追求的目標」。

在這裏，潘維邁出了背離90年代新左派思想傳統的代表性一步。平等讓位於權力，國家從手段變成了目的。而如下文將要討論的，以不同的理論依據做出的類似論述，在汪暉、温鐵軍等人筆下也同樣開始頻繁出現。

但有趣的是，平等主義的新左派話語雖然被新左派學者們拋棄，卻開始被後知後覺的大眾所接受，並為轉向國家主義的新左派話語提供了合法性。在最近幾年，隨着不平等的問題越來越凸顯，無論是中產階級還是社會底層都發現自己不再具有階級躍升的空間，「資本家」成為了網絡輿論批判的熱點對象。

這一趨勢本身可以說是大勢所趨，而温鐵軍、潘維等學者在觀察者等平台的力推之下，繼續憑藉他們「左派」和「平等主義」的外殼，用反資本主義的話語、以人民的名義進行着為國家權力張目的論說。而更為網紅的張維為、陳平等人，則更是擅長利用這套左派的說辭進行民族主義的煽動。

誠然，這種做法時常出現自相矛盾之處，當觀察者網將馬雲等人稱為「人民資本家」，甚至新左學者韓毓海也宣稱馬雲「創造性地理解了」馬克思時，這種矛盾就顯現無疑，觀察者網也時常因此遭到其忠實觀眾們的謾罵。當然，或許對於潘維而言，這個矛盾也不是不可解決的，只是大家長的權威還沒有深入紮根罷了。

「去政治化」與「再政治化」的再解讀

雖然新左、自由兩派都時常以人民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為寫作的內容，但「人民」自己在這一討論中，卻大致上處於缺席的地位。對於這一點，汪暉在他的著名作品《去政治化的政治》中可以說是有着一定的認識（註7）。正是在這本書中，他悲歎新自由主義之下人民政治主體性的缺位，讓後者無法成為自己真正的主人。而在這裏，汪暉呼喚一種與西方代議制不同的「人民在場的民主」，一種直接的、平民的民主。

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汪暉對「政治」的含義進行了反思，他借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政治」本身應該是一種直接融入生活的參與實踐。而現代性的問題，則在於它通過專業主義、資本主義、官僚主義等手段，斷絕了人民自身的政治參與，將政治變成了精英利用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進行的遊戲。

在中國的語境之下，這種對去政治化的反思尤其應當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種批判也成為了不限於新左派的很多中國問題學者論述的主題。香港學者彭麗君在反思文革的後果時就指出，文革帶來的最嚴重問題，是一種對於政治的祛魅，「政治被視為等同於權謀，不過是野心家不擇手段的權力博弈」，而人民則被「困在一個綿延不斷的『當下』裏」，以至於大多數人都撤回到私人領域的消費之中，不問世事（註8）。

這種去政治化的中產心態的確是中國許多政治問題的根源之一，而以汪暉為代表的新左派也正是基於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在呼喚一種廣泛的民主。對其中的很多新左派而言，其「人民民主」的靈感汲取自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儘管同為左翼的彭麗君認為，文革政治對革命主體的動員和操縱是造成去政治化的罪魁禍首，但汪暉、潘維等大陸新左學者，卻往往將文革視為政治參與的一個雖敗猶榮的參考系，只是因為惡勢力的操縱才最終破產。

這些學者認為，前三十年政治中最值得借鑑的內容，是毛主義中的群眾路線思想。這在旅居英國的林春和旅居加拿大的趙月枝的著作中闡釋得尤其明確（註9、註10）。這一類學者認為，相比於代議制民主中人民的間接參與和被操弄，理想形態的群眾路線能夠真正做到廣泛吸納人民的聲音，乃至從文革中，我們也可以汲取「政治參與」的遺產。

問題在於，所謂的群眾路線在似是而非地徵求了群眾的意見之後，仍然需要一個權力集中的最終決策者，而這一權力集中，嚴重破壞了有效政治參與的可能性。在彭麗君看來，文革雖然名義上動員人民的政治參與，但正是在對口號和大字報的不斷複製過程中，人自身的政治意識實際上被泯滅了，代之以一種麻木的政治「常識」，「人民只要緊緊抓着『毛澤東』，便不用做複雜的思考，也不會感到困擾和迷失」。但對於群眾路線的鼓吹者而言，這個權力集中似乎無傷大雅，反而能夠確保決策的正確性、反制民粹主義對精英政治的侵蝕。

作為「去政治化」最為堅定的批判者，汪暉還要更進一步。在他的論著中，汪暉表現出了對「再造主體」的痴迷。再造主體是列寧主義的重要部分，也是列寧、斯大林時期蘇聯意識形態政策的核心。與馬克思不同，列寧堅定地認為，工人階級無法自發形成革命的階級意識，這種階級意識必須從外部灌輸給工人階級。因此，重塑意識是宣傳鼓動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僅通過宣傳和教育，也通過動員生產、體育鍛煉等活動，列寧和斯大林的蘇聯試圖塑造一種全新的人類主體，即「蘇維埃新人」，他們重視集體主義、聽黨指揮、體格強健、具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這種「新人」主體觀不僅建立在對個人主義的否定之上，更重要的是，它其實建立在對人民自身原有意識的徹底否定之上。蘇聯史學者Jochen Hellbeck就指出，建立新的主體意味着排除舊的自我，因此，「新人」的塑造是持續不斷的暴力過程，鬥爭，清洗，對外部和內在敵人的運動，都是毀滅舊人以重塑新人的必由之路（註11）。

而與這種警醒的態度不同，汪暉則認為，對革命主體的再造是政治參與的剛需，或者至少是已經有中國經驗證明可行的一種路徑。他在紀念十月革命一百週年的文章中明確表示，共產黨政權的建設「是創造新的政治主體的過程」， 「通過高度組織化和政治化的方式，亦即能動的方式，將原本處於軟弱狀態的社會階層，轉化為遠遠超出其結構性軟弱位置的全新主體，就成為中國革命的基本路徑」。汪暉對於塑造新主體如此嚮往，以至於對於革命，塑造主體意識是主要的，而經濟則成為了次要因素，「中國革命及其社會主義追求首先表現在其政治結構、政治主體和政治理念方面，而後才表現在經濟水平和生產形態的變革之上」。

在敘述新主體的塑造過程時，汪暉說這一過程是「高度組織化和政治化的」，這一定語實際上指的是共產黨在革命過程中持續不斷的政治動員手段，讓農民在缺乏經濟權力的情況下，被賦予政治和軍事權力，並由此推翻地主階級。這樣的動員手段，在共和國的前三十年也被無數次重複，直到毛澤東去世後才被逐漸放棄。有趣的是，汪暉此前所哀歎的「去政治化」，與動員政治的逐漸消失相互重疊。

而事實上，當我們翻看汪暉和其他一些新左學者近年來的文章，不難發現，他們已經將「去政治化」的含義由人民政治參與的缺失，重新解讀為了國家政治的職業化和官僚化，以及其所帶來的政治動員的缺失。比如前文所引的温鐵軍讚美薄熙來的文章中，温鐵軍就提到，唱紅打黑運動實現了「再政治化」。而在前引文和其他多篇文章中，汪暉則多次將「去政治化」與「官僚化」並列。

在韋伯的理論中，「官僚化」意味着政治機構被專業訓練的職業官僚所管理。雖然這並不一定意味着人民不再具有政治參與的渠道，但毫無疑問，這個過程的確意味着將大部分人民排除在這些機構的管理層之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批判官僚化無可厚非，在這些文章中，汪暉筆下「去政治化」的主語卻不再是人民和社會，而是政黨。

從九十年代開始，一部分改革派高層對於黨政分離有所嘗試，雖然這種嘗試從來只是鏡花水月。但即使沒有黨政分離，隨着共產黨的自我定位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換，「三個代表」吸納資本家入黨，共產黨無論如何都看起來失去了動員的力量，轉變為日常瑣事的處理者。汪暉等學者的論著中，多次反對過這種趨勢，認為黨的「去意識形態化」是社會「去政治化」的根源，要實現「再政治化」，首先要將政黨「再意識形態化」。

如果說此前對「去政治化」的批判首要指向的是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指向私人化的消費對公共政治的侵蝕，那麼近年來這一批判則調轉方向，如同薄熙來在重慶所做的努力一樣，意圖從政黨職業化、官僚化的潮流之中拯救出一個「政治掛帥」的列寧主義政黨。

這一轉變的邏輯是順滑而自然的。林春等人對群眾路線之中所必然包含的集權毫無警醒，實際上正是因為，她們將政黨作為政治的主體，她們思考的問題是「如何讓政黨通過民眾參與做出正確的決策」，而非人民自身如何積極參與政治。

動員手段所帶來的政治參與必然是高度受限的，其方向是事先劃定好的，其所召喚的主體意識是遵循既定模板的。將政黨領導的政治動員（群眾路線）作為政治參與的手段，本身就不是以人民作為出發點。而當國家主義替代平等主義成為新左派的首要意識形態強調時，對權力缺乏警醒也就演變成了對權力的追逐和讚美。正如國家干預從平等的手段變為目的本身，集中制政黨的意識形態化動員，也從塑造政治主體的手段，變成了本身就值得追求的目的。

也與上一節所敘述的轉變一樣，在將論述重點從人民轉向政黨後，這部分新左派學者也仍然在李代桃僵地借用着人民民主旗號的合法性。在論述政黨權力集中的必要性時，汪暉們仍然始終是從代議制民主無法讓人民廣泛參與政治這一點出發的。

這一出發點當然不可謂不正確，但或許值得玩味的是，如前所述，今天的學者們的確通過資本主義網絡平台的力量實現了對大眾的動員。而今天舉報「恨國黨」和「不當言論」的風靡，也的確印證了Hellbeck對政治新主體的反思：他們不斷與不純潔的「舊人」決裂，通過清洗敵人來實現「新人」的淨化。汪暉們會認為這真的是一種全民政治參與的實現嗎？抑或如同彭麗君所質疑的那樣，對黨的忠誠業已成為一個無需思考就可以順手隨處揮舞的麻木「常識」，與其說是參與，還不如說是參與的全面停滯。

「資本主義」還是有效的批判對象嗎？

2009年，潘維編輯出版了一本題為《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的論文集（註12），並在這本書的第一章中將中國的經濟發展歸功於前文引述過的家長制管理模式，並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無法有效治理中國和為中國帶來發展。在這本書問世時，「中國模式」遠非一個成熟的概念，甚至在這本書中，除了温鐵軍、胡鞍鋼、王紹光、強世功等國家主義者，也包含了趙穗生這樣，對中國崛起及其帶來的民族主義表現出高度懷疑的學者之觀點。然而正是從大約這個時間點開始，「中國模式」成為了一個不斷被提及的名詞。根據我對《人民日報》等十餘家官媒的檢索統計，「中國模式」一詞被官媒提及的頻率從2008年開始激增，並在2007到2010年之間增長了10倍有餘。

隨着當時蔓延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和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2008年前後成為了中國民族主義觀念大幅崛起的時刻。而在此時的中國思想界，很多新左派學者的論述重點也開始由駁斥、抵禦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輸入，轉向樹立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來與前者分庭抗禮，甚至進行輸出。

這種改變的一個意義在於，新左派理論不再僅僅是對中國自身發展道路和政治參與的探討，而帶有了一種國際舞台上大國博弈的色彩。如果說此前新左派的首要批判對象是資本主義及其帶來的諸多不良後果，那麼從此時起，其批判對象被越來越多地偷換為美國的文化和制度霸權。潘維在此後就多次提出要「建設政治學中的『中國學派』」，並稱「中華文明被西方文明包圍的孤島」，因此必須建立以中國獨特歷史為根基的特色思想理論。

如果說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主要從歐洲的西馬學派中獲取理論資源，如今研究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的學者則比從前更注重回歸中國傳統。潘維曾表示：「中共百年奮鬥是中華文明的新年輪，不是西方哲學長歪的樹杈」，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首要歸功於中國的傳統文化，而非作為西方哲學的馬克思主義。

這種文化保守主義的轉向既是前些年「國情論」的遺留，也符合如今「文化自信」的新要求。在這一點上，潘維並非孤例。比如張維為就論斷說中國是一個與歐洲民族國家所不同的「文明型國家」，這一說法實際上脱胎於兩位西方學者，一位是稱中國是「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的白魯恂（Lucian Pye），另一位是提出「文明衝突論」的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諷刺的是，白魯恂試圖解釋所謂「中華民族」作為民族國家認同的模糊性，多少有些將中國視為前現代的東方主義，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則是確確實實帶有文化帝國主義的色彩，而如今此二者卻都被中國的學者所吸納。

無獨有偶，韓毓海也表示，馬克思曾經批評過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包含着土地由國家所有、個人對土地只有使用權的傳統思想，而與馬克思由此推論出的「東方專制主義」不同，這實際上是「中華文明的根本優勢」。

在對「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探索中，中國與歐美的差異逐漸被重新解構，由制度的差異被重新解讀為文化的、本質的差異。在這種重新解構的話語裏，資本主義不再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制度出現，而是作為一種西方文化和意識形態出現。資本主義之所以造成腐敗、極化等諸多問題，不是由於生產和分配製度的原因，而是因為西方哲學的體系中缺乏中國的「民本」、「天下為公」等傳統思想。通過這樣的偷換，新左派學者也就繞過了一個重要的矛盾，即他們所投誠的國家主義與這個國家所踐行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之間的矛盾。

伴隨着關於中國道路的爭論成為國際博弈的一部分，新左派的討論越來越無關於資本主義和勞動人民。也可以說，他們的關注點逐漸從國內民生的不平等轉向了國際地位和國家霸權的不平等。在這個背景下，新左派經濟學家、如今的觀察者網網紅陳平，不久前說出「警惕拜登打馬恩牌」這種奇詭的言論，也就不難理解了。平等主義和工人階級的福利都已不是他的追求，反對資本主義也不再重要，只有反對美國才是當下的主題。

無獨有偶，傳媒學者趙月枝曾經鮮明反對商業化媒體對勞工階層的無視，但近幾年，她文章中提到底層大眾的內容，無一不是在表述，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宣傳，應當講好普通人的故事，才能在與西方的爭奪中取得「文化領導權」。與汪暉一樣，她同樣將社會的「再政治化」偷換為政黨的「再意識形態化」，指出：「中國如果放棄意識形態旗幟，就等於主動繳械」，「中國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舉旗，讓自己鮮明的立場體現在整套話語體系中」[21]。以這樣的方式，趙月枝也完成了從以人民和社會為論述主體，到以國家和政黨為論述主體的轉變，並且明確表現出，再意識形態化的問題不僅僅關係到中國社會，並且或許對於趙月枝而言更重要的是，它關係到全球「領導權」的爭奪。

而汪暉則利用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天下體系」觀念中汲取的靈感，論證一帶一路的必要和合理性，聲稱一帶一路不同於歐洲早期資本主義擴張，卻並不顧慮一帶一路即使沒有殖民主義的直接參與，卻也同樣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結果。

今天的中外學界其實都已經意識到，資本主義的歷史帶來了巨大的問題，而資本主義本身也應當成為學術反思的永恆對象。但中國的新左派，這些曾經以警醒資本主義而聞名的學術圈子，如今卻學會了與資本主義融洽相處，僅僅以批評資本主義剝削為幌子賺取公眾同情，或是將批評美國等同於批評資本主義，從而賦予中國的國家主義剝削以合法性。而諷刺的是，他們本身則往往是資本主義平台所運作的流量經濟的受益者，他們的國家主義觀點，也正是通過觀察者這些資本大鱷主導的網絡平台得以傳播的。

「厚積薄發」

2020年，在列寧誕辰150週年之際，汪暉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汪暉對他此前始終耿耿於懷的「政黨的去政治化」問題提出了一種解決方法，那就是一種具有「革命者人格」的領袖。他表示，「先進政黨在奪取『精神和道德領導』亦即文化領導權的過程」，必然伴隨着政黨內部的激烈鬥爭，而「革命領袖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湧現，並起着重塑政黨的政治作用」 。

此文發表後，學者榮劍將之解讀為對中共當前領袖習近平的投名狀，並撰文表示，汪暉正在經歷一個與海德格爾向納粹黨投誠相類似的「海德格爾時刻」。在考察了包括汪暉在內的新左派從九十年代到現在的逐步演變後，我認為，這一投誠並不是一個突然的「時刻」，而是一個流暢而合理的持續過程。與其說汪暉經歷了一個「海德格爾時刻」，不如說他經歷了一次「胡鞍鋼化」。這種國家主義思想在新左派內部不僅早已通過胡鞍鋼進行過完整的表達，並且其於汪暉，也有着深刻的根基。

這種思想變化無疑是多元的，而我在本文中選取了其中的三個要素：國家權力的不斷集中，政黨的意識形態化，批判對象由資本主義轉變為美國。這三個要素不僅是左派思想界當前的要素，也通過網絡平台傳遞向了大眾的認知。諷刺的是，這種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通過「左派」旗號的偽裝，在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平等、腐敗、權錢交易等問題構成的背景之下，在大眾中獲得了人氣，儘管這些問題的產生和擴大，實則與國家本身密不可分。

今天，通過資本的力量，這三個思想要素目前正在被張維為、金燦榮、陳平等網紅學者不斷添油加醋，然後噴射給電腦前的大眾。實際上，張維為等人從未進入過新左派圈子的核心，並且坦誠地說，其學術能力也與汪暉、趙月枝乃至胡鞍鋼相差甚遠。張維為等人所代表的主流大眾意識形態，當然是混亂的。這些國家主義話語的網絡支持者們，很多人支持平等卻也支持國家權力集中所帶來的高度不平等，很多人支持平權卻也支持高度保守的國家意識形態。

但其實，這種混亂有着邏輯通順的形成過程，都是國家主義思想資源的一部分。如果不混亂，如果這些學者們論述的從頭到尾都只是「中央集權好」、「意識形態好」、「美國不好」，恐怕不會有今天這麼多人買他們的賬。但因為中央集權正是由平等偷換來的，意識形態是由政治參與偷換來的，反美是由反資本主義偷換來的，這些命題才具有了今天大眾認為的合理性。

而這個偷換的過程，是中國思想界近三十年來「厚積薄發」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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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30日，遵義會議紀念館內其中一部分，有歷代中共領導人的照片，場內有小朋友帶上國旗在內參觀。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4月3日，一名男士戴著口罩北京的一個戶外食品市場購物。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1年3月28日，重慶市的一個廣場上，為慶祝即將到來的中共成立90週年活動，一名指揮帶領群眾唱革命歌曲。攝：Stringer /Reuters/達志影像

2020年10月3日，北京的黃金周假期，一名中國男子帶著身著傳統服裝的女兒在商業和旅遊區散步。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6年11月7日， 俄羅斯聖彼得堡，男子手持印有列寧肖像的旗幟參加十月革命99週年的集會。攝：Valya Egorshin/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1993年，深圳一名男子正在使用手提電話，背後是鄧小平巨型室外宣傳畫。攝：Tom Stoddart/Getty Images

2008年8月8日，北京鳥巢舉行的奧運會開幕式上，煙花在上空盛放。攝： Clive Rose/Getty Images

跨境獵殺港台藝人，中國市場這碗飯不是那麼好吃的

孫小椒2021-08-19

【編者按】對中國自信，是當下民族主義最外顯的特徵之一，從政治精英、知識階層，到大眾，近年來都不斷對此進行表達、競爭注意力。同時，互聯網也成為了各種論述、號召匯集，動員、舉報頻頻發生之地。端傳媒評論組八月推出重磅專題，從理論到行動，從個體到組織，解析現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的民族主義生態。本篇為第二篇：觀察中國網絡輿論場對港台藝人每一次獵殺時，必須了解怎樣的文化背景？

中國民間的網絡批鬥輿論正在興起，或者準確地說，是從2015年周子瑜事件開始，就興起了審查公衆人物政治立場的風氣，這種審查以針對娛樂圈的人爲甚。如果香港與台灣的讀者沒有聽說過，因出演BL劇《山河令》而爆火的大陸演員張哲瀚因遊逛靖國神社的照片近期引起了軒然大波，那至少剛剛過去的奧運會期間，以小S爲代表等一班台灣藝人因給台灣運動員加油引起的抓「台獨」風波，應該不會陌生。

在引發兩岸官媒表態的小S事件之前不久，有另一宗較少爲人察覺的事件，是在7月份的香港歌手黎明的個人演唱會上，他邀請了藝人林海峰、100毛創辦人林日曦分別作爲其中兩場的嘉賓，並在微博發佈了所有嘉賓的上台環節。大陸輿論幾乎是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有營銷民族主義的微博大V，爲網民介紹了這兩名嘉賓的背景，和他們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立場和言論，繼而得出黎明「支持港獨」的結論。憤怒的大陸網民立刻在微博、豆瓣等不同平台熱議起來，紛紛對黎明表示失望，要求他做出解釋。

令我意外的是，這樣的罡風歪長五年有餘，但似乎不少港台網民都還沒有意識到，這種審查和批鬥已經成爲常態，事情每每發生時，無論是藝人還是民眾所表達出來的衝擊感，好像都還是那麼大。黎明事件傳回香港之後，香港網民還會驚訝於中國民衆對這麼小的事情竟然都跟得這麼貼，「連林日曦他們都知道是誰」——這讓我感到困惑，2019年以來整個中港輿論場的打通、中國網絡對香港一舉一動的反應，彷彿全被遺忘在後。

對於台灣也是同樣道理。2020年，愛奇藝推出偶像選秀節目《青春有你》，台灣參賽者鄭玉歆在尚未出道、名不見經傳的情況下，被人挖出其母親曾不願稱來自「中國高雄」而堅持表述「台灣高雄」的往事，於是早在節目開播前，鄭的微博就已經被憤怒的網民淹沒，她本人在節目中也早遭淘汰，如今銷聲匿跡；

台灣電視劇《想見你》主演許光漢將往中國發展的消息傳出後，其社交媒體被掘地三尺，沒有發現明確的「台獨」立場表述，但網民們依然對他提出懷疑，因爲他的instagram顯示，他關注了一些被認爲是台獨的帳號，觀看過「台獨」音樂會，甚至交往過疑似台獨的女朋友。在討論發生的那段時間，許光漢發佈限時動態貼出動漫圖片，稱要「好好睡一下」和「好好呼吸」，就被認爲是「來自台獨的反擊」，引發粉紅的出征行動。

這一個個台灣新生藝人在大陸因「台獨」被網絡獵殺、社會死亡的案例，似乎也還不足以人失去對這個市場的艷羨：如今還有友人問及，港台藝人在大陸可否發展。

對此我認為必須先問這些問題：假設你是藝人，你的私人網絡痕跡，你的親人朋友圈，你的所有曾出現在公開或半公開平台上的字句，經得起這樣的挖掘和推敲嗎？你可以保證你不會被鑑定爲港獨、台獨嗎？你檢查過與中國公司的合約中，對於這一類風險發生的安排嗎？你經得起這種事一旦發生帶來的社會性死亡嗎？

這也是本文的主旨：觀察中國網絡輿論場對港台藝人每一次獵殺時，必須了解怎樣的文化背景？中國互聯網上的舉報之風、舉報生意，到底是如何進行的？港台藝人還能有僥倖之地嗎？僥倖之地，真的還存在嗎？

一絲不掛的審視

這種對娛樂圈人物政治立場的審查，事實上只是全社會進入舉報時代的一個切面；在如今中國的網絡上，有人發現身邊的人發表了什麼批評政府抑或讚美他國的「恨國」言論，憤慨地將之貼在公共平台上「掛」出來，引發衆人同罵，甚至互相鼓勵舉報身邊人，稱那些人是「行走的50萬」（因爲中國國安局近日鼓勵市民舉報間諜，最高可獎勵50萬）。

在全民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背景下，公衆人物作爲曝光度高、目標較大的群體，自然會被集中審視，當中又屬曝光度最高的娛樂行業人士首當其衝。

民衆對內地藝人同樣嚴格，哪怕在行業內有一定地位也未必能夠倖免：因張哲瀚事件發生，中國演員趙薇早年誤穿日本軍旗事件又被重提，鄧超孫儷夫婦同遊日本其他神社的照片，也一度被挖出來翻看；另外中國知名影星姚晨，也因早年經常在微博批評社會事件的「公知言論」，被人引用其言稱爲「惡之花」。

而在所有被民族主義關注的話題中，無論是批評政府還是點評社會事件，都沒有主權問題最能夠激烈挑起民族主義者的情緒，因而來自香港和台灣藝人就受到格外仔細的審查：只要暴露在中國娛樂環境的公共視野之下，甚至未必需要正式進入這個市場，就已經需要經歷這種一絲不掛的審視。這是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的最新常態。

一個香港或台灣藝人如果要在中國娛樂圈發展，網民首先想確定的是，其是不是一個港獨/台獨，而要確定這一點，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起底對方的所有公開言論、私人媒體、社交背景，在表述、行爲中尋找可能不符合維護統一、認同祖國的元素，從新參加選秀的練習生，到一舉成名的當紅演員，無一放過。

比如今年年中，香港男子團體Mirror極高的人氣就引起了一些中國自媒體的注意，有一些自媒體爲吸引眼球，將團內最高人氣藝人姜濤與中國高人氣偶像蔡徐坤作對比，當時大量內容充斥網絡，引發中國娛樂觀衆警惕，認爲這是Mirror試圖進軍中國市場的試水營銷，儘管Mirror經紀團隊曾表示未有這個想法。反應迅速的中國網民亦馬上老練地整理出姜濤「港獨」的證據，罪證主要是他曾於2019年身著黑衣、戴口罩被警方截查，曾在演唱會表示「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和高喊「香港加油」。

仍對這一點感到意外的人，恐怕仍在用古早互聯網時期、生活在初代防火牆背後的想像在理解當下的中國網民；但如今，早就不是中國人通過磁帶、掃描港台雜誌和追看翻譯成普通話的港片，來延遲追港台藝人的年代。

能做到對藝人能做到全方位的透視，除了網絡科技拉近了明星和公衆距離之外，另一個不可迴避的背景，是中國官方對於所有政治和社會議題宣傳策略的改變。早年面對網上討論爭議議題，中國主要採取避而不談的策略，選擇刪除所有相關內容，因而如2014年時明星公開支持雨傘運動，引發小範圍的屏蔽，也未引起如今這麼巨大的討論。

但近年來我們面對的是中國輿論宣傳機器在行動上的巨大改變，除了刪除不同意見之外，他們還要在不同事件中搶奪敘事，講述自己版本的故事，主動出擊，搶奪話語權。因而面對可能有不同想法的公衆人物，輿論也從以前的避而不談、當此人不存在，變爲主動挑戰、高調批鬥、全面羞辱之後再全面封殺。因此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輿論機器高調入場、全面爆發；這一時期大陸網絡也出現「狙擊黃屍藝人」運動，比2014年的規模來得大得多。

舉報生意，跨語境不是問題

除了官方輿論的鼓勵外，進一步打通兩岸三地語境、促進這種「港獨/台獨藝人」信息傳遞的，是一批活躍於三地虛擬輿論場域內的民族主義網絡營銷自媒體。這些監察香港、台灣輿情，關注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張力互動，通過主權、民族等議題挑動網民仇恨的鷹派「愛國大V」生意，最早是由來自香港和台灣的Kol，如黃安、陳淨心等人把持——他們同樣出現自2014年-2015年的時期。

經過了數年的培養發酵，於2019年，這種舉報生意全面興起，主導者也全部轉而被來自中國的鷹派愛國大V佔據，換了人間。在注意力爲王、擁有流量等於擁有資源的互聯網時代，操縱民族主義議題能夠獲得巨大的關注度，激起情緒浪潮。因而對這些大V來說，持續關注、留意相關的港、台、國際事務，是可以源源不斷獲得資源的來源。

事實上，如果有留意那些愛國大V，就會經常看到，一個哪怕在「黃絲」網絡社群內都相對封閉的討論，可能已經很迅速地在微博上傳播開去。第一個「搬運」黎明演唱會嘉賓的愛國大V「上帝之鷹」有235萬粉絲，他和與他類似性質、擁有640多萬粉絲的「孤煙暮蟬」一樣，都非常關注香港和台灣的民間輿論，熱衷於向微博搬運可能會引起巨大情緒的政治信息。在此前引發風波的維他奶員工刺警案中，上述微博主第一時間轉貼，步步緊追，細緻到維他奶什麼時候發聲明，什麼時候發另一個聲明，什麼時候相關人士離職、什麼時候有網民去維他奶FB洗版，都跟得仔仔細細，追看的中國網民也一清二楚。

同時，在「上帝之鷹」的微博中，也可以搜到不少美心集團產品的宣傳推廣。這些自媒體以此獲取流量，而他們攻擊性強、情緒飽滿的「戰狼」風格，與官方目前的外交和內宣策略相符合，因而也得到扶持和背書。

今年7月，本身是廣東人的「孤煙暮蟬」被政府評爲「廣東文明網絡宣傳大使」，她在頒獎時回應稱：「從2013年開始，我有意識地走向更加專業化的路線，以港台問題分析為突破口，特別針對這幾年的『港獨』『台獨』問題，在網絡上引導大陸網民、團結港台網友，及時溝通兩地信息，打擊謠言，揭露真相，取得了一定成績。」

而特別在香港議題上，另一批向境內輸出「港獨」人士信息的，則是活躍在跨語境平台上的香港警察、警嫂、藍絲大V和更傾向建制話語的港漂們。這一批信息傳播者也於運動之後形成，他們收集本地網絡中的「港獨」信息，加以翻譯和解釋，從而尋求共鳴和獲得注意力。我曾看到有香港警察大V在微博曝光售賣中國特產的香港黃店，要求找到中國入貨方，希望他們抵制商店；近日奧運期間在中國網絡引起巨大反響的、香港人在商場內噓國歌的場面，最早也是由一名港漂拍攝後在自己微博上發布傳播的。

不懂粵語，自然有人翻譯；不認識林日曦，自然有人截圖介紹他的背景和言論；不懂那些話的意思，自然有人說明。在這些傳播節點的面前，巴別塔的壁壘、語境的不同等障礙統統消失，對於中國網民來說極具刺激性的內容還不夠，還要在解釋中加多兩把味精，確保他們一看到，就會馬上憤怒得腎上腺激素飆升，然後再把這些信息端盤上桌，活色生香地暴露在他們面前。

在官方宣傳策略轉向「戰狼」風格的背景下，這些大V作爲傳播節點組成跨境愛國陣線，製造了無障礙、原子化、但同時被選擇過的信息流動，最能挑動民族主義神經的內容得到傳播，語境打通，平台打通。

沒有什麼是只能被本地人解讀的暗示或者隱喻。就像姜濤那一句「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一樣，只是一句勸人強身健體的問候，並非什麼支持運動的證據，但香港網民依舊浮想聯翩，本地報道滿天飛；而如果香港網民會因此浮想聯翩，也就無需在中國網民面前辯解：（香港網絡論壇連登）說這明明是引用了毛澤東的名句，可以理解爲姜濤「愛國愛港」。

這並不是一個嬉笑著就可以蒙混過關的時代，必須清楚，所有哪怕有一丁點疑似在中國官方語境下「政治不正確」的行為和表態，如果香港/台灣網民能解讀到，那中國網民也可以，以為一兩句解釋就能糊弄中國網民，其實是天方夜譚。

信息差，超譯和獵巫的天堂

那麼在這種打通的信息鏈當中，有沒有會誤讀、忽略的部分呢？當然有，而且是大量。

不過誤讀的方向可能與你想像的不一樣，並不是說會有哪些明明表態了的公衆人物因爲信息差而成爲「漏網之魚」，反而是，會有大量人因爲信息差，而被強行歸納到港獨或台獨的行列。

一些香港網民常常糾結於中國語境下對於「港獨」的認定：爲什麼支聯會也算港獨，佔中也算港獨，被有些人認爲妥協到略帶軟弱的一些老牌民主派政黨也算港獨？他們明明很關心中國！這種疑惑，有點類似於台灣人的疑惑：爲什麼青天白日的標誌算是台獨？這在台灣幾乎已經算是親中。

首先必須明晰一點，在中國民族主義敘事的語境中，對「獨」的認定就是這麼嚴格，所有不親共的，或支持民主的，或反建制的，全部一律是「獨」，沒有區別，你使用本地政治那種嚴謹的分法，糾結於某個個體是否贊同獨立的主張，以此去與之爭論是否是「獨」的定義，沒有任何意義。如果你對執政黨有異心，你基本就是「獨」，對此中國官方和民間的定義一致。這是觀察中國網絡輿論場對港台藝人每一次獵殺時，你必須了解的文化背景，就是這麼嚴格。

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僅憑民族主義大V的單向情緒挑動信息傳播，沒有謠言自淨能力的網絡空間，必然會出現對藝人信息的超譯，在隻言片語中尋找「獨」的證據，因而在絞殺乾淨了異見的藝人之外，也必將延燒到一些其他藝人身上，形成對港台藝人的大型獵巫，最終出現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

姜濤於2019年在銅鑼灣街頭被警方截查後無事放行，哪怕在最容易引發猜測的本地網絡語境下都能夠準確解讀事件，便是他當時正前往練舞室排舞，而戴口罩則是因爲他本身是知名偶像。但在中國網絡語境下，「黑衣」「口罩」「警方」「銅鑼灣」四個詞一同出現的時候，網民就已經爲此事的性質下了審判，他們真的以爲姜濤是上街遊行的「暴徒」，當時歌迷戲稱的一句「沒有暴徒，只有姜濤」，也成爲了罪狀。

經常出現在政府宣傳影片、被認爲支持政府的香港歌手容祖兒，則在2019年因發佈一張戴有口罩、歪着頭頭髮正好遮住一隻眼睛的自拍，被網民認爲是照片在支持運動現場被警方布袋彈擊中右眼的少女。憤怒的網民衝擊了她的社交平台，她刪除照片後急發聲明連夜繡紅旗表示「我熱愛祖國」，但還是馬上失去了在湖南衛視的演出機會。

而小S事件的諷刺之處，是她因爲一句「國手」而被貼上大字報，但在整個台灣的語境中，大衆都知道其家族堅定的藍營立場，大小S甚至不時因過於親中而引起網民不滿，而中國政府也知道，所以在事件蔓延的時候，小S自己的「連夜繡紅旗」聲明「我不是台獨」根本止不住網民鋪天蓋地的責罵，《海峽之聲》等有國台辦等官方背景的媒體於是接連發表評論，官方認定小S不是台獨。但網民並不買賬，而中國品牌也不敢惹事，一夜之間她失去了多個代言。

最近的一則笑話，則是香港藝人胡杏兒被指港獨。胡杏兒的姐夫是立法會議員、民建聯成員鄭泳舜，她本人是在2019香港運動之後，出現在2020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第一個香港人面孔，擔任大灣區會場的主持，大水沖了龍王廟，因爲在個人社交平台回覆了一句「I have been working in China」，被憤怒的網民洗版大罵港獨。胡杏兒在微博連夜刪除部分網民評論，但依然沒有止住憤怒的情緒，可惜她可能沒有像小S一樣的分量，目前未能驚動到官方媒體爲她認證身份。

這便是現在中國娛樂市場的輿論現實，除了鉅細無餘的言行檢查以外，還有對於字句和情景充滿想象力、幾近文字獄的超譯，最終形成大型獵巫。而哪怕藝人自認根正苗紅、能屈能伸、經得起網民挖掘考驗，要吃得起中國觀衆這碗飯，你還得熟知所有「辱華」「港/台獨」雷區，改好語言習慣，否則可能在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就撞上南牆，哪怕沒有就地毀滅，可能也會元氣大傷。

所以，回到開篇那個問題，對藝人來說，中國市場這碗看似菜餚豐盛的飯，吃得起嗎？爲五斗米需要摺疊多少次腰線呢？當然，如果回到問題的源頭，這本來就不是創作者必須回答的問題。任何立場的創作者，都有資格以其作品實力在任何地方獲得報酬：一個批評美國政府的歌手，當然有資格在美國市場繼續賺錢，一個支持蘇格蘭獨立的演員，也應當可以憑藉其實力在英國吃得上飯。受衆當然有理由立足於市場來選擇自己的服務，但前提是這個市場和相關的信息流通是自由、不受操縱的。

這種「你要賺我們錢就要跪舔我們」的強盜邏輯，只是一個強制的現狀，不是一個道理，更不能用來約束創作者的道德。只是當我們直面這個現狀的時候，有很多問題似乎都不正自明了：人才都到哪裏去了？優秀的作品都到哪裏去了？而與其問這些問題，不如問問自己，如果你是一個藝人，這碗飯你敢吃嗎？

2021年7月10日香港，黎明在演唱會期間在舞台上表演。圖：VCG/VCG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0月24日台灣，小S徐熙娣穿著一件藍色毛衣出席商店開幕式。圖：TPG/Getty Images

香港歌手黎明的個人演唱會上，他邀請了100毛創辦人林日曦作爲嘉賓。圖：林若曦 Instagram

容祖兒遮眼戴口罩，曾被中國網友指稱支持港獨。圖：網上圖片

2021年5月11日香港，香港組合 Mirror 的成員姜濤於音樂會舞台上表演。圖：VCG/VCG via Getty Images

胡杏兒出現在2020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擔任大灣區會場的主持。圖：網上圖片

新時代民族主義的四個特徵：習時代的「愛國」動員，與過去究竟有何不同？

鄧聿文 2021-08-23

【編者按】對中國自信，是當下民族主義最外顯的特徵之一，從政治精英、知識階層，到大眾，近年來都不斷對此進行表達、競爭注意力。同時，互聯網也成為了各種論述、號召彙集，動員、舉報頻頻發生之地。端傳媒評論組八月推出專題，從理論到行動，從個體到組織，解析現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的民族主義生態。今天這篇文章嘗試分析中國當下民族主義四點新的特徵，以及更重要的，習時代的民族主義與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相比，究竟有何不同？

在後全球化時代，民族主義的流行似乎是一個全球現象，無論是印度土耳其等國家，還是日韓等東亞國家，民族主義情緒都很濃厚；抑或美國，這幾年「美國優先」的意識也在上升，乃至在特朗普時期還成為官方政策。但是，和上述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比，中國的民族主義給人的印象特別突出，輿論不僅用「戰狼外交」來描述官方的民族主義，民眾的愛國情感和言行更是不遜於官方。

中國的民族主義之所以讓世人印象特別深刻，與它所呈現出的衝動和好鬥的性格特質有關。最近幾年，人們越來越感受到中國的民族主義有某種排山倒海之勢，不僅席捲的範圍廣，幾乎在每個領域，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情緒都在泛濫，而且非常敏感和衝動，高度簡化成「愛國」乃至「愛黨」兩字。

從最一般的意義講，只要一個人在某個特定的地方居住生活一段時間，就會產生某種對該區域的心理依賴，這就是人們說的地方/民族主義。當然，作為一種觀念、思想和思潮的民族主義，它是在自有民族國家成為國際關係的主體後才產生的。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中國近代化的產物，此前民族意識還在孕育中，中國人一般具有的，是所謂儒家文化的天下意識，但在中國被納入西方的殖民體系後，民族意識被覺醒了。

就此而言，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啟蒙的結果，即所謂「落後就要捱打」。而作為啟蒙的結果，它又是進一步「啟蒙」的手段，以及抗擊外來侵略的武器。它也是中國各種政治勢力依靠的力量。在中國近現代史兩個最重要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它們成立時，都扛着民族主義大旗，以民族解放和民族振興為使命。儘管中共隨後就轉變為一個國際主義的政黨，可它產生的背景是五四救亡運動。

中共在之後的很長時期，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兩種面目交替顯現。在全國建政後，整個50年代到70年代，主導中共意識形態的是階級和革命意識，以及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那時民族主義被中共「冷凍」，雖然在中蘇分裂後中共的民族意識一度有所回歸，但在毛澤東要做世界革命導師的心理支配下，中共也急於向世界輸出革命和共產主義，因此，在對外交往和援助中，黨更多的不是從國家利益出發，而是國際共運的利益和需要。

人們今天所談的民族主義，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隨着中國崛起和國力強大自然衍生出的民族自豪感及其表現和行為。應該說，為自己國家的發展與進步──儘管它還存在許多巨大的問題──感到自豪，這是一個人的正常情感的表露。但在外界尤其西方輿論看來，中國今天所爆發出的民族主義，已經遠遠超出了表達民族情感的正常需求，甚至到了一種過度膨脹和病態的地步，正露出「利齒」，讓人害怕。

這裏需要區分兩個階段的民族主義，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時代的民族主義。表面看，在江胡時代，中國發生過幾起大規模的針對美日等國的「愛國大遊行」，如2001年因南海撞機激發的反美遊行，2012年因釣魚島紛爭刺激的反日遊行，以及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遞受阻而引發的國內民眾對西方的抗議，上述三次特別是前兩次大遊行全國參與者眾。但在習時代，雖然也出現了抵制韓貨等行為，然而類似幾十萬人的反美反日遊行再未出現。這並不表明習時代的民族主義比江胡時代弱化，恰恰相反，它更強硬。原因在於，習時代的民族主義帶有自身的鮮明特色和背景，兩個階段的民族主義儘管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然而習時代將民族主義上升為國家戰略和國家意志，官方對民族主義的操控更自覺，手法更老練，加上中國崛起以及美中對抗、美國的制度危機和西方治理的一些缺陷，使得中國的民族主義在習時代有一個大改變和轉向。

（一）中國的民族主義從過去的以屈辱和悲情意識為主，轉向現在的崛起和自信

中國近代史的屈辱事實以及中共百年屈辱的長期教育灌輸，讓民眾不但容易接受民族主義的思想，而且把中國在近代的落後和受屈辱的歷史歸咎於西方對中國的侵略。

因此，在中國尚未崛起之時，中國和西方的矛盾與衝突、遭受打壓，不管是因地緣政治還是制度因素引起，都易使民眾聯想起過去的屈辱歷史從而陷入一種悲情意識，官方的愛國主義教育也往往訴諸這種悲情意識。

但在中國經濟坐二望一、國力大增後，民眾明顯感受中國國際地位有了顯著變化，尤其在習近平宣布中國現在到了歷史上最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國復興指日可待後，不但他對「四個自信」真的自信，大眾在對待歷史和現實時雖然不會忘記過去的屈辱，可也不再訴諸被西方欺負的悲情意識，而是對今日中國的成就和強大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認同，確實自信了很多，向西方要對等。

（二）這也使中國從過去的被動、反應或防禦式民族主義轉向現在的進取和進攻性民族主義

儘管在江胡時代中國出現了幾起反美反日大遊行，民眾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民族膨脹心態，出現一些過激行為，但這些遊行完全是因事因情而起，是針對特定事情而作出的一種情緒性反應，時間短，整體上並未顯現出一種極具進攻性的對外姿態。雖然有時也披着一層強硬的外殼，但更多采取一種被動的、防禦性的姿態，本質上是一種反應型民族主義，多半是自以為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受到了外部侵害，需要維護。

然而，今日中國的民族主義轉向了進取型和進攻型。在中外媒體的共同塑造中，中國現在很強大，一般民眾也相信了中國的這種強大，既然中國崛起，在對外交往中，就不應再仰視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就不必再韜光養晦，而是積極進取，對外國特別是西方欺負中國，就要敢於「亮劍」，像某些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就倡導「持劍經商」。

（三）中國的民族主義由過去的官方主導轉向官民共同主導，民間在民族主義的構建中已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在官方壟斷信息的時候，民族主義自然由官方主導。中國長期的百年屈辱史教育，都是在官方有意圖有目的的灌輸下。官方不僅向民眾灌輸民族和愛國教育，而且在此過程中把中共塑造成民族的中流砥柱和國家利益的保護者，把愛國引向愛黨，愛國就要愛黨。這是由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轉換所需決定的。儘管它用的是一種教條和笨拙的手段，但幾十年下來，由於它壟斷了對歷史的解釋，在很多人尤其受教育不高的民眾那裏，還是有一些效果。但現在官方對民族主義的操縱手法更嫻熟、方式也更現代，這從最近一些主旋律影視受到年輕人追捧可知。

今天官方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塑造同過去的一個最大區別，是習近平第一次有意識地把民族主義作為國家戰略，包裝成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成為所謂的全民族的共同意志。中共由此也就獲得了繼續統治下去的歷史合法性。

與此同時，民間也參與到民族主義的構建中來，並且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得益於信息技術的發展和自媒體的出現，官方對信息的壟斷被打破，儘管官方在努力適應新技術下的愛國教育生態，但它刻板的傳播模式還是受到很多人的排斥，一部分自由派在解構中共的歷史敘事，另一部分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者則在彌補和填充官方歷史教育的不足，用另一種形式提供自己的但不違背官方意識形態的解釋。由於敘事方式的新穎而受到大眾歡迎，他們總體符合官方歷史觀，官方也樂得他們在民眾特別是年輕人中有影響，認為這對維護中共的統治有益。

（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傳播主體

他們對中國文化和制度比他們的前輩自信，總體認同中共，同時熟悉西方的傳播模式，能夠熟練地設置議題，操作話題，達到官方宣傳達不到的效果。這是當下中國民族主義值得注意的現象。

一般地說，有過某種經歷的人才會形成相關的經驗和情感。但中國的民族主義似乎對青年有着格外的吸引力，尤其是底層年輕人，由於知識的欠缺和視野的受限，只要日子好過一點，容易在官方的蠱惑下形成一種盲目的對國家的自豪感，這一點現今也一樣。但新時代民族主義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越來越多的受過良好教育包括在西方留過學的年輕人昄依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一些鼓吹民族主義的網絡大V吸粉無數，非常活躍，語言和文章有衝擊力。

表面看，這似乎難以解釋，但實際也好理解。中國的年輕一代是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雖然沒有過去的歷史記憶，可由於中國的經濟成就，使得他們在面對西方時，少了他們的長輩曾經有的自卑。特別是這幾年美國的民主出了很大問題，美國總統選舉的亂象和西方在疫情中的不合格表現，以及其他的治理缺陷，都會被他們拿來同中國對比，認為中國做的並不比西方差，美國對中國的打壓顯得無理。中國民族主義的年輕化和高學歷化，很可能會加劇其進攻性，進一步強化中國和西方的對抗。

未來如何

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中共對此很清楚，所以它在鼓動和利用民族主義的同時，也在管控民族主義。

不過，所謂請神容易送神難，一旦開啟了民族主義這個魔盒，要關上它就困難了。和多數國家特別是西方的民族主義不同，中國的民族主義缺乏自由民主和普世價值的薰陶，容易走向偏激，變成一種狹隘民族主義，發泄仇恨和排外。

中國網絡上就充斥着大量歇斯底里的言論，這對中國的國家形象有很大傷害。然而從現在看來，習近平不會在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道路上後退，他只會表現得越來越強硬，用民族主義來凝聚民心，鞏固權力。

2021年7月1日中國北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的儀式上發表講話。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1年7月1日中國北京，中國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共產黨成立 100 週年的儀式上揮舞黨旗和國旗。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05年4月10日中國廣州，中國示威者在反日集會期間試圖襲擊一家日資百貨公司時與警方發生衝突。圖：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2012年2月19日，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訪問愛爾蘭克羅克公園期間踢足球。攝：David Moir/Reuters/達志影像

被火箭殘骸砸中的村莊

特約撰稿人 楊謹言 發自貴州2021-08-12

至今談到「衞星」落下來的場景，楊芳還會面露驚嚇，抱住雙臂，緊張地聳起肩膀。

那是2019年6月25日，先是出現一聲巨響，紅色火光照亮了天空。隨後，一個巨大的「鐵桶」突然朝他們飛來。楊芳和丈夫吳光輝下意識地往另一個方向跑，想找一個藏身之處。剛跑出幾步，耳邊就傳來刺耳的聲響，地面也隨之震顫，就像地震一樣。他們尋着聲音和火光的方向一看，才發現鄰居家被「大鐵桶」砸中，已經燒起來了。火越燒越大，整棟房子都慢慢浸入火海，四周都是灼人的熱氣和刺鼻的氣味。

楊芳和吳光輝嚇壞了。「衞星」墜落的地方近在咫尺，如果偏一點點，砸中的就是他們，跑都跑不贏。

在貴州省余慶縣，「躲衞星」是一種生活方式。每當鄰近省份四川的西昌衞星發射中心要發射衞星時，1000公里外、火箭途經的貴州省19個縣都會進入緊急疏散和戒備狀態，以防那可能從天而降的「大傢伙」——火箭殘骸。

在余慶當地人的記憶中，「躲衞星」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到如今，縣城裏的人聽到防空警報也懶得起床出去躲——反正它落在城區、砸中房子是幾近不可能的事。

要真砸中房子，嘿，「那就發財了。」余慶縣城裏，不只一位出租車司機說起「落衞星」時如此反應，「政府要賠的。」

但對余慶周邊的村民來說，「躲衞星」是一件關係到自身安全的事。「衞星」不會落在城區，往往落在周邊的荒郊、群山之中，這些地方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村莊。有時，天降的「衞星」出現偏航，會砸到村民的房子、牛圈，也讓村民經歷了一場場驚心動魄、生死攸關的「逃命之旅」。

而不幸被毀掉房子的人家，卻又因拿到了賠償而顯得有些「幸運」。楊芳和吳光輝目睹的那次「墜落」，恰好砸中了鄰居老周的房子，後者拿到近60萬元人民幣賠償金。在這個房價3000元一平米的小縣城，這筆錢可以買兩套80到100平米的房子。

對吳光輝來說，如果當時衞星砸中了他家緊鄰着老周的那棟空房，他就可以給兒子在縣城裏買房、娶媳婦了。兒子今年25歲，在廣東打工，還沒有成家。吳光輝算過，在縣裏買房加裝修要30多萬，那不是一筆小數目。「在余慶，沒房子，男的幾乎不可能娶到老婆。」帶着記者在余慶鄉村走訪的司機老王說。

今年，余慶縣的房價又降了，從3000多元一平米，降到了2000多——和這裏大部分人的平均月收入差不多。「這裏人太少了」，這句話頻繁出現在人們口中，無論是咖啡館（兼麻將館、酒吧）、寵物店、修鞋鋪老闆、出租車司機、自建房房東，都會如此感歎一句，「生意不好做。」「大部分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

相比於被「衞星」砸中的小概率事件，掙錢、買房、結婚、生孩子才是縣城人民最關心的事。

凌晨兩點多落下的「衞星」

從貴州省遵義市到其下轄的余慶縣，坐大巴要三個半小時。先走70公里高速到湄潭縣，再走100公里的國道。國道在群山間盤旋，時而行至山頂，時而下至山谷，最長的一道坡長達9公里，搖晃的巴士讓人頭暈目眩、昏昏欲睡。

吳光輝的兒子每年都要走兩次這條路：春節前後，一次回家，一次外出前往廣東打工。而從余慶縣城到他家所在的梅子坡村是更加狹窄環繞的山路，開車還要1個小時。梅子坡位於1000多米海拔的山頂，站在村裏放眼望去，是連綿的群山和彷彿觸手可及的天空。村裏約有40多戶人家，但如今留下的大多是年幼的孩子、婦女和50歲以上的人。

吳光輝在自家老房子的後面，為兒子修了棟漂亮的木頭房子，但兒子總共就沒住過幾回。可是對吳光輝來說，那是為人父的責任和義務——為兒子準備房子，才能娶妻生子。

被「衞星」砸中燒毀的房子，就在吳光輝家新房子斜後方。如今，那裏已是一片平地，荒蕪的地面上長起了雜草，草間依稀可見燒成焦黑的木頭和地面。曾經的豬圈牛圈裏，仍然擺放着木製打穀機、古舊優美的木頭箱子等物件，標誌着這裏曾有人住過。但在「衞星」落下的那天，這棟房子已經空了好久。房屋主人在縣城裏買了房，很少再回到村裏。

「衞星」是在凌晨兩點多落下來的，村裏所有人都在屋外空地上等着。之前一週，村幹部已挨家挨戶通知過好幾回，當天晚上西昌要發射衞星，所有人必須出來，如果待在屋裏被砸中，「國家可只賠房子不賠人」。

那晚，吳光輝和楊芳穿着外套在院子裏熬着。山上的夜晚仍略有寒意，人雖然困，卻還是要強打起精神，留意着天空的動靜。

和當地所有村民一樣，他們依然習慣用農曆來記事。中國古老的農耕傳統下，農民們用農曆來決定一年四季的作息，確定何時播種、何時收割。在另一個被「衞星」砸中的民同村，幾位村民聚在一起討論時，也是如此得出了「衞星」落下來的時間：「是去年六月間，還有一個多月打穀子（收割水稻）的時候。」

查閲公開記錄後可知，梅子坡被「衞星」砸中的時間是2019年6月25日。那天，西昌衞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將北斗三號IGSO-2衞星送入預定軌道。這顆衞星入網後，「將進一步提升北斗系統的覆蓋能力和服務性能」，而北斗系統所布局的全球組網，到2020年「可以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提供全球定位、導航、授時、短報文等服務」。

村民口中需要躲的「衞星」，實際上是運載衞星的火箭殘骸。在發射升空後的幾分鐘內，火箭的逃逸塔、助推器、一級火箭、整流罩等組成部分會相繼分離，並墜落地面。每一次墜落點會在發射前提前設計好，通常會避開人口密集區等重要區域，選擇人煙稀少的地方。貴州、湖南的山區地帶，成為西昌衞星發射中心設定的主要殘骸落區。

但，不是每一次火箭殘骸都能夠完全精準地落在指定地點。中國航天集團火箭設計師李君在接受官方媒體《科技日報》採訪時指出：「（火箭）載荷質量的輕微變化、發動機推力的細微變化等」，甚至是高空風向的影響，都可能使火箭殘骸的落點有所偏離。「例如長三乙火箭一子級從分離到落地大約要經過300多秒。如果分離速度存在每秒10多米的誤差，僅此一項就會讓最終落點偏離預定範圍好幾公里。」而誤差可能導致的最嚴重後果，便是砸到人和房子。

那些衞星是幹嘛用的，梅子坡的村民們往往不太清楚。和他們產生連接的，是每一次手機上收到的「躲衞星」消息，是村委會幹部的一遍遍通知，也是每一次衞星發射倒計時一小時到火箭殘骸完全落地後的時間段內，他們在屋外空地的等待、仰頭觀察和惴惴不安。通常，他們會帶上手機和錢財，站在自家房子外面，或者村裏面積夠大的空壩子上抽煙、聊天。屋子裏的東西就不用管了，「被砸了國家會賠的」。躲避時，人們還得避免集中聚集，以便殘骸砸落時四散逃開，並避開建築物、高壓線、油庫、水庫下游及易燃易爆物資倉庫。

據李君介紹，火箭的不同部位在降落時的速度和撞擊力也不同。如火箭最頂端的整流罩，在距地面10公里左右高度後，下降速度不超過百米每秒，落地速度約為每秒二三十米，「誇張點說，只要你身手敏捷，從發現下墜的整流罩就開始躲避，完全可以避免被直接擊中。」而火箭子級和助推器的危害性更大，下降速度也超過了每秒百米，若偏航砸中了人，則會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

對於2019年6月25日，梅子坡村民的記憶是深夜的睏意、「衞星」從天而降帶來的驚恐，還有砸中房子時的轟然巨響與熊熊大火。

吳光輝的鄰居家被燒得精光，火勢從凌晨兩點一直燒到下午兩三點鐘才熄滅，將屋子裏的冰箱、電視等電器傢俱燒得片甲不留。帶記者前往梅子坡的司機老王，曾在那天早上8點多開車到現場圍觀，那時火仍在燃燒，黃色的油遍地都是，散發出濃濃的臭味。吳光輝家也被鐵絲砸到了，屋頂的瓦片嘶啦拉掉落、碎裂了好大一片。

司機老王記得，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最遠的來自200多公里外。一時間通往梅子坡的山村小路上停滿了車，長度有一兩公里。人們對「天外來物」充滿好奇，也想看看被「衞星」砸中的房子燒成了什麼樣。「衞星」落下來時的危險場景，在現場被一遍遍講述。「幸好這房子沒人住，不然就慘了。」「這下國家要賠好多錢哦。」人們交換着這樣那樣的觀點。6月25日整整一天，是這個高山上的小村莊很少有過的熱鬧。

在梅子坡被「衞星」砸中之前，同為余慶縣下轄的民同村村民已經很久沒躲過衞星了，人們習慣了這一切。衞星發射又時常在深夜，甚至凌晨一兩點，大夥實在懶得從床上爬起來，「該睡覺睡覺」，反正砸到房子是小概率事件。

但梅子坡事件以後，人們提高了警惕，該躲還是要躲的。2020年7月9日，衞星發射的時間不算太晚，晚上8點11分，「天擦黑的時候」，如果不「躲衞星」，60歲的王長順會像大部分夜晚一樣，坐在堂屋（貴州話，客廳）門前的屋檐下，發呆，玩手機，刷抖音。看什麼呢？「就是些好玩的嘛，讓人發笑的。」他說。

但那天晚上，他和老伴、同村村民都站在門前空壩子上，等待警報解除。沒想到，發生在梅子坡的事情也降臨到了他們身上。也是空中一聲轟響，一塊黑乎乎的東西朝他們飛來。他們趕緊跑，還沒跑多遠，地面轟隆一震，「砰」一聲巨響，大鐵塊砸在了兩戶人家的牛圈處，砸死了兩頭牛——其中一頭牛還懷着牛寶寶，再有一個月就要生了。附近數棟民房的玻璃全被震碎了，嘩啦啦掉落一地。一位村民事後還在窗台下發現了一道長長的裂縫。

親歷這一切的王長順和幾戶鄰居回想起來還心有餘悸，當時的恐懼歷歷在目。一位女性在匆忙逃跑中摔了一跤，擦傷了手肘——殘骸落下的地點，彼時距離她不到50米，她嚇壞了，連爬帶跑死命躲，直到一聲巨響刺痛耳朵，整個地面都在搖晃，身後火光沖天，熱浪撲面而來。

這一次，民同村的村民們和犧牲的兩頭牛為亞太地區的高質量語音、數據通信做出了貢獻——這天發送的是亞太6D衞星，它為亞太區域用戶提供衞星寬帶通信服務，用以滿足海事通信、航空機載通信、陸地車載通信以及固定衞星寬帶互聯網接入等需求。

「老百姓不能吃虧，政府也不能吃虧」

被「衞星」砸中之後，就是商談賠償了。

中國紀錄片導演張贊波曾經在長片《天降》中記錄了這個過程。那是2008年的湖南綏寧縣，西昌衞星發射中心的第二大殘骸落區。鏡頭裏，農民、鄉幹部、衞星回收觀測站工作人員、當地軍分區領導坐了一屋子，為賠償金額討價還價。農民們大多數時候保持沉默，嘴拙，不知道該說什麼；工作人員們談笑風生，從國家利益到個人犧牲侃侃而談，時而還會吐出幾句半帶威脅的話：「如果不接受，就不賠了。」

最後，那戶房頂被砸了一米多大洞的農民，拿到2000元賠償。到家後，卻被老婆罵了一頓。算下來，修補的材料費加上人工費用，並不是2000元能覆蓋的。而觀測站工作人員最常掛在口中的話是：「老百姓不能吃虧，政府也不能吃虧。」——儘管根據張贊波的調查（《天降》記錄片片尾記載，《南方週末》亦有報導），那時發射的衞星是商業用途，理應有足夠的商業保險賠償。

在2019年以後的余慶縣，賠償並未引起多少爭執。吳光輝家屋頂的部分瓦被砸碎了，上報後拿到兩三千元的賠償，他覺得還算合理。

房子被徹底燒毀的鄰居老周家，大概稱得上「發財」，這個過程也經歷了較為漫長的談判。在多位村民的講述中，最初老周要價80萬，但政府認為要價太高，沒有同意，談判一度擱置。後來，雙方將價格協調到60萬左右。端傳媒沒能聯繫上老周確認這一數字，但據多位接近老周的村民告知，賠償金額近60萬。

在民同村，賠償是按照市場價走的。窗戶碎了，多少錢一平米就賠多少錢。牛死了，市場上賣多少就算多少——不過牛主人陳鳳梅還是有點委屈，因為只賠了兩頭牛的錢兩萬元，牛肚子裏即將出生的牛寶寶沒算錢。

做出犧牲的不只牛，還有人。《天降》記錄了中國唯一有跡可查的犧牲者：湖南綏寧退伍軍人黃有喜的女兒、一個年僅15歲的初二學生。1998年端午節，一塊巴掌大的火箭殘骸從天而降，砸中了正在屋外一口水塘邊嬉戲的女孩的頭。

但在官方通報中，這位年輕的犧牲者是不存在的。彼時，湖南綏寧當地電視台報導火箭殘骸回收工作時稱：「從未有過傷亡」。而在火箭製造方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的文章中，表述是這樣的：「有網友也許緊張，那我們是不是有可能被砸中？不用擔心，從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每年約有200枚火箭和衞星墜落，最近每年也有50枚左右。其中大部分在大氣層燃為灰燼，每年只有數枚航天飛行器的零部件落到地面，但至今還沒有發生過任何一起傷人的事件。」

那位被砸死的女孩的名字至今不為人所知，公眾能夠搜尋到的稱呼都是「黃有喜的女兒」。每年清明節，黃有喜都會帶着兒子去給她掃墓，閒暇時還會給眉清目秀的女兒寫紀念文章。

對很多落區人民來說，「衞星」掉落下來，砸壞了房子，人們受到了驚嚇，但生活還是得繼續。他們只是模糊地認為，發射衞星是「為了國家發展和強大」，是身為普通百姓的他們在為國家「做貢獻」。

「航天強國」夢

1958年，在蘇聯、美國相繼發射其首顆人造地球衞星後，毛澤東於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發出了「我們也要搞人造衞星」的號召。1970年，中國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東方紅一號」，成為世界上第五個自行研製和發射人造衞星的國家。「東方紅一號」發射於1958年組建的酒泉衞星發射中心，也是中國第一個衞星發射場。

位於四川涼山峽谷腹地的西昌衞星發射中心組建於1970年，1982年交付使用，是中國的第三個發射場。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鄧小平指示「要把力量集中到急用、實用的應用衞星上來」。西昌成為實現這一使命的重要基地，主要承擔通信、廣播、氣象衞星等試驗發射和應用發射任務。「北斗」導航衞星，還有「嫦娥」一至四號月球探測器，都在這個發射場升空。

1984年，西昌發射第一顆衞星「東方紅二號」後，中國開始承攬國際商業衞星發射任務，成為美國和法國之後第三個打開國際航天商業發射市場的國家。迄今為止，西昌共為澳大利亞、白俄羅斯、玻利維亞、阿爾及利亞等16個國家和地區成功發射30多顆衞星，也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和服務大國外交的戰略組成部分。

「自2000年開始，共計有59顆北斗衞星從這裏飛向太空。」西昌衞星發射中心黨委書記董重慶對媒體表示，特別是在近兩年，西昌衞星發射中心連續成功實施20次北斗衞星發射任務。迄今，在中國4個發射場中，西昌的發射次數佔中國衞星發射數量的45%，次數達160多次。

而每一顆衞星都承載着中國邁向「航天強國」的夢想。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視察航天科研生產一線，強調「航天夢是強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

航天事業高速發展之下，火箭殘骸的墜落也更加頻繁地影響着貴州、湖南等落區的安全。這也成為推動海南文昌衞星發射中心建設的動力之一。2015年，海南文昌衞星發射中心啟用，部分發射任務轉移到島上，火箭射向1000公里範圍內均為海域，殘骸落區均在海上，不會給附近民眾的安全帶來威脅，也轉移了部分西昌發射任務。

此外，技術進步也在帶來改變。2019年末，中國的運載火箭開始取得「基於柵格舵的落區精確控制技術」和「傘降方案」驗證的成功。前者就像給火箭「裝上一對聰明靈活的翅膀，使一子級落區範圍縮小85%以上」，後者則是給火箭的助推器安裝了多個降落傘，以控制助推器墜落時的姿態和方向。這兩種技術都有助於改善落區環境安全。2019年6月那回「躲衞星」時，吳光輝就看過降落傘的存在。

「降落傘」還基於北斗導航系統，因此火箭殘骸落地後，工作人員5分鐘內就能精確知道它的落點位置，25分鐘內就可以找到火箭殘骸。而此前，「短則需要幾個小時，長則需要數月。」中國運載火箭設計師錢航對媒體表示。

對於落區人民來說，這也意味着搜尋火箭碎片這項「尋寶」活動越來越難。紀錄片《天降》裏，2008年的湖南綏寧，人們會在火箭殘骸降落以後，半夜打着火把進山尋找。運氣好撿到「大傢伙」的話，賣廢鐵也能賣個幾百元，有時甚至會超過一年種田的微薄收入。還有人把它做成菜刀，或者綁在摩托車上做放雜物的容器。有時候，孩子們把鐵皮當成鼓和玩具，在寧靜空曠的山野中玩耍嬉戲。

但這幾年，當火箭落在荒野，村民們看見火光趕過去時，現場往往已經拉起了警戒線。今年春節前的一個傍晚，余慶縣涼風村70歲的村民老張就跑去看了一次熱鬧。當他看到火光、聽到聲響後，和同村村民先坐車、再走路才抵達山野中的落點，卻只能隔着警戒線觀看那熊熊大火，和「兩個班車」那麼大的火箭殘骸。「警察跑得快哩。」他說。

尾聲

5月26日，吳光輝又收到村幹部發來的短信：「2021年5月31日（編註：後推遲為6月3日）凌晨00時00分至00時40分將發射衞星，請廣大群眾提前半小時出門到空曠地帶對空觀察避險，以免衞星殘骸傷人。」

他拿出手機展示這條短信，語氣、神態平靜，就像在講述插秧割稻這些生活日常。「到時還是得躲一躲。」他說，「太多了，有時候一個月就要躲三次。」

這便是這個雲上村莊的現狀。生活自給自足：大米是自己種的，種一季水稻能收上兩三千公斤穀子，賣掉一部分，剩下的儲存起來，可以吃上兩三年；家家戶戶都有打穀機，一次把50斤穀子打成米，夠吃上一兩個月；蔬菜也是自家地裏種的，再養上幾頭豬和牛、一群雞鴨鵝，肉就有了，或者不時開着車去鄉里、縣城買。水是山泉水，不給錢。電是通的，得益於那些發射到太空的衞星，看電視、打電話、上網也完全沒問題，刷抖音更是村民們的日常。

生存沒什麼大問題，但也沒有多少現金收入。種植中藥藥材「太子參」，是吳光輝和村民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這種據稱可以「治肺虛咳嗽，脾虛食少，心悸自汗，精神疲乏」的藥材，價格起伏不定，遇上主產區湖北、安徽等地水災、產量減少時，一公斤能賣上500元。一旦產量上去了，價格又會跌到三四十元左右。而這也意味着吳光輝等村民一年收入在五六千到兩萬左右浮動。外出打工掙錢是村裏年輕人最有希望的選擇，也是整個余慶縣、及至大部分中國中西部農村人最有希望的選擇。

如今，吳光輝操心的事主要就一件：兒子的婚姻大事和生孩子。為此，在縣城買房是個必選項，也是兒子自己的打算。好在縣城的房子並沒有貴到買不起，努努力，再攢點錢，也夠得着。

只不過，即便買了房，他們或許也會像許多在縣城買房的村民一樣，讓它空着，年輕人繼續外出打工、老年人依舊回村裏生活。等孫子該上學了，便由爺爺奶奶帶着偶爾住一住。就像民同村的王長順一樣，每週日帶着孫子去縣城的房子住一晚，第二天孫子去學校寄宿，他又回鄉下生活，週五再把孫子接回來。

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守着人口稀少、房屋大量空置的小縣城和鄉村，才是「落區人民」的生活日常。當那些代號為「嫦娥」、「北斗」、「風雲」的衞星，掠過他們頭頂，奔向浩瀚星空探索未知世界時，他們所期盼的是：「落衞星」時不要砸到自己頭上，若砸壞了房子能得到足夠的賠償。

吳光輝、楊芳、王長順為化名。

貴州省余慶縣，梅子坡村民吳光輝和妻子曾目睹衞星「墜落」，那次恰好砸中了鄰居老周的房子。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子坡中被「衞星」砸中燒燬的房子，如今已是一片平地，荒蕪的地面上長起了雜草。攝：林振東/端傳媒

吳光輝收到村幹部發來的短信。攝：林振東/端傳媒

民同村也曾遭衞星墜落而砸死了兩頭牛，其中一頭牛還懷着牛寶寶，牛主人陳鳳梅事後還是有點委屈，因為只賠了兩頭牛的錢，即將出生的牛寶寶沒算錢。攝：林振東/端傳媒

民同村遭衞星墜落的現場，還遺留一些牛圈處的木板。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8月6日，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成功將中星2E衛星發射升空。攝：Li Jieyi/VCG via Getty Images

吳光輝的家中貼上了國家領導人的海報。攝：林振東/端傳媒

梅子坡的生活自給自足，大米都是村民自己種的。攝：林振東/端傳媒

余慶縣山區鄉村人口稀少、房屋大量空置，只有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攝：林振東/端傳媒

減碳承諾下的兩座煤城：失去煤的冷清無措，燃煤正旺的不見未來

端傳媒記者 楊鈺 發自陝西2021-09-02

【編者按】2030年碳高峰，2060年碳中和——中國在2020年做出的減碳承諾中，最重要的一環便是能源、便是減少中國經濟對煤炭的依賴。中國會迅速「去煤」嗎？中國應該怎樣「去煤」？而這些承諾，又會體現在中國對外投資的能源項目上嗎？端傳媒推出「去煤的未来？」系列報導，本文是系列第一篇，我們走進了陝西省的兩座煤炭資源重鎮。

作為曾經和現在為經濟發展輸出血脈的礦區，銅川在煤炭資源耗盡後一直不知所措，而產量依舊的大柳塔則有恃無恐，似乎全然在這場能源轉型的討論之外。在以礦區為生的普通人身上，我們也看到，那些宏觀經濟數據的獲益與損耗，那些「改革」與「轉型」，都會直接作用到每一個個體的身上。儘管他們常常只是在灰頭土臉時抱怨一句，「都是命不好」；卻不會再問，是否無論大擴張還是大轉型，就非得以他們的利益為代價？

嗚——，火車拖著上百節空蕩蕩的鐵皮車廂緩緩駛入大柳塔鎮，停在一棟藍色大樓下方，等待裝煤。鐵道縱向穿過這座陝西與內蒙古交界的小鎮，連接起北部煤礦，又沿著「西煤東運」、「北煤南運」的多條鐵路，抵達中國東部、南部的用電大省。運煤火車也曾這樣轟鳴過被稱為「關中之『腎』」的陜西銅川，不眠不休地穿梭了幾十年。

煤炭，在肆意擴張的年代裏，代表著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希望。這種可燃的黑色岩石，與下遊的火力發電、鋼鐵、水泥等，為中國經濟騰飛的神話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動能，也讓銅川、大柳塔這樣煤資源豐富的地方，從夾在山溝裏的貧困地區，變為財富聚集的工業重鎮。

時過境遷，煤炭身上的標籤已經不再是財富或發展。氣候危機迫使各國做出減碳承諾，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國，也終於在2020年的聯合國年度大會上表態，承諾中國在2030年實現碳高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並在近年大舉推進煤改氣及新能源發電措施。在這份關於未來的敘事中，煤，定然要逐漸退場。而中國中西部以煤為生的資源城市，也似乎到了命運的拐點。

事實上，早在2015年左右，銅川就因資源枯竭而相繼關停了數個礦區。曾累積為中國各地輸出煤炭6億多噸的銅川老城，如今人流稀落，街道上一連數家商鋪緊緊關閉著捲簾門，在旅遊城市、數據城市等諸多轉型的聲音裏顯得不知所措。而自1996年來已輸出5.69億噸煤炭的大柳塔，因坐擁目前中國已探的最大煤田——神府煤田，而熱鬧依舊，有恃無恐，似乎全然在這場能源轉型的討論之外。

銅川： 曾經的「一鍋沸水」

「銅城無銅，出產的卻是煤。」問及銅川，愛掉書袋的出租車司機會用作家路遙的這句話開頭。路遙曾以銅川市為背景之一，創作小說《平凡的世界》，紀錄中國北方農村在1970-1980年代的社會生活。書中，路遙形容「這城市沒有白天和夜晚之分，它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激動不安地喧騰着，像一鍋沸水。」

這座位於黃土高原溝壑地帶的狹長小城，靠近陜西省會西安，是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最早佈局的資源城市之一，也是陜西繼西安建立的第二個省轄市。貫穿中國東西的隴海鐵路，特意為煤都銅川的開闢了第一條支線，延伸至礦區腹地。只是，鐵路主要為北煤南運服務，1998年起就不再通客運，到如今，銅川成了目前全中國唯一一個不通火車客車的地級市，當地人也只能乘坐大巴或拼車，到鄰近的西安轉高鐵或飛機。

銅川分三區一縣，更靠近陜西省會西安的耀洲區，為如今的市政府所在地，當地人稱為「新區」，匯聚著年輕人、旅遊資源及網紅的餐館商鋪。而王益區和印台區則為老城，與目前已枯竭廢棄的多個礦區相鄰，居民以中老年人為主。銅川礦務局及2003年以前的市政府，就位於老城城區王益。

創立於1956年的銅川礦務局，由當時的中國國家煤炭工業部組建。在計畫經濟時期，地區礦務局的行政級別甚至高於兩年後才建市的銅川縣政府，與地級市政府平級。銅川礦務局曾擁有近10個生產礦井，大部分藏在東側山谷中，王石凹就是其中之一。

不過，當年喧騰的景象早已不再。「王石凹都沒人了，現在那邊都是老年人和娃娃。」50多歲出租車司機林祥，有一張國字臉，習慣在車裏播放有聲小說，即便在交談時也不曾停下。他過去常往來王石凹等各個礦區與銅川老城之間，自2015年煤礦相繼關停後，在這些環山路線上通行的頻率也越來越低。

不過，當年喧騰的景象早已不再。「王石凹都沒人了，現在那邊都是老年人和娃娃。」50多歲出租車司機林祥，有一張國字臉，習慣在車裏播放有聲小說，即便在交談時也不曾停下。他過去常往來王石凹等各個礦區與銅川老城之間，自2015年煤礦相繼關停後，在這些環山路線上通行的頻率也越來越低。

王石凹煤礦距王益區僅十多公里，不足半小時的車程，但城裏幾乎沒有直達的公共交通線路。在王石凹生活的人，曾經有川流不息的出租車接送，如今則主要乘坐「村村通」——一輛14人坐的白色客車到市區。市區如今也是商鋪店門緊閉，街道清冷，不時還會在路邊撞上一兩輛拉著花圈的黑色轎車。

很難想像，這處礦井曾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156個重點工程之一，是西北地區第一座大型機械化竪井，一度是西北乃至全中國經濟效益最好的煤礦。自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起，煤炭工業便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關鍵，「一五」定下了煤炭年產翻一番的目標，結束後，中國煤炭年產能從1952年的6600萬噸，翻倍到了1957年的1.31億噸。

王石凹煤礦礦內的建築與機械，最早由蘇聯列寧格勒設計院與西安煤礦設計院共同完成，因此曾被譽作「中蘇友好礦」。50年代末中蘇交惡，中共稱當時的蘇共是「現代修正主義」，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度更名「反修煤礦」，4年後改回原地名王石凹。現存的礦區遺址裏，還可見當時蘇聯專家居住的窯洞式小樓，門前，有人種上了花。

1970年代是王石凹最熱鬧的時候，礦區生活著近3萬人，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打工者，更被當地人稱作「小香港」——上世紀的中國，幾乎每一個煤礦城市最繁榮的地方，都會有「小香港」的稱號。

老礦工樊建國，指著身旁一條200多米的長坡回憶說，「以前人多的時候，坡上下24小時不斷人。」這條兩側為階梯、中間是載人絞車軌道的長坡，連接起王石凹人的工作與生活。下方的採礦廠房、小型發電廠等工作區，支撐著上方居民區的日常，也支撐著陜西省、乃至全國各地的煤炭消費。

樊建國說話的間隙，曾經的礦友走了過來，聽罷又補充到，那時，礦井效益好、生活富足，中央文工團、京劇團不時便會到王石凹，在辦公樓對面、日常用來開大會的礦工俱樂部中演出。

但如今，曾經的絞車早已停運生鏽，絞車落車處正對面，曾是王石凹煤礦的離退休娛樂活動中心，後來改成了「日間照料中心」，還在礦區生活的老人們平日裏便到其中下下棋、聊聊天。

2003年，銅川市行政中心從老城王益區，轉到了更靠近西安和旅遊開發的新區。2015年，王石凹煤礦因資源枯竭正式關停。2016年，陜煤集團與銅川市政府計劃將王石凹保存為遺址公園，成為銅川「十三五」重點旅遊項目。2018年開始這個旅遊工程的一期工程（譬如遊客中心、煤炭博物館等）的建設，擬在2年內完成。或許有疫情的緣故，王石凹的「旅遊項目」，到了2021年夏天，仍在叮叮噹噹的工期中。

在王石凹街道商鋪區的盡頭，有一棟淡黃色的住宅樓。據當地人說，王石凹停產的時候，這棟樓還沒有給礦區子弟分配完。住宅樓便靜靜地閒置至今，圍欄內長起了荒草。

神木大柳塔：燃燒旺盛的小鎮

如中國大多數城市一樣，銅川街道上隨處可見「核心價值觀」等紅色宣傳標語。有趣的是，離銅川以北600多公里、基礎設施薄弱的大柳塔鎮，標語卻很少，只在主路上有幾處褐色的牌子，上頭寫著：「礦山機電行業的『烏鎮』」。

神木大柳塔鎮，在行政區劃上雖歸屬陜西榆林市，但由於地處陜蒙交界，反而距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更近，距鄂爾多斯機場僅40多分鐘車程，口音也多參雜內蒙方言。榆林市人戲謔地將這種口音稱為「富人口音」，人們掰着手指頭说，如今陜西省內GDP排名第二的榆林，財富主要來自神木縣，而神木過半的財富源自大柳塔。

大柳塔所在的陝北侏羅紀煤田，煤炭儲量是銅川所在煤田的20倍之多，且大多為露天煤礦——用當地人的話說，是「扒一層土，就有一車煤的利潤」。

由於勘探發現及鐵路公路通車較晚，大柳塔的煤礦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逐步開採。1984年，官媒《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陜北有煤海，質優易開採」的新華社通訊，指出神木擁有大量含硫量低、灼燒煙霧小、幾乎不含瓦斯、埋藏淺的露天煤礦產。

這座與外界隔著重重山林、土地貧瘠、鮮少可以耕種的貧困小鎮，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財富密碼。80年代曾佈滿光棍村、貧困村的大柳塔，全因煤炭在數年內暴富。2019年，更被評為中國全國綜合實力千強鎮，是中國「十三五」規劃中，百個特色小鎮之一——能礦資源型特色鎮。

在這座遍地「黑金」的小鎮，一切建設均是為了煤礦。2020年，大柳塔才剛剛開通了公交線路，但不遠的神木縣城卻在為各地慕名而來的商家計劃架設機場——這意味著，小小的大柳塔，卻緊鄰兩座機場。橫行各地的網約車在大柳塔失了蹤跡，因生意旺盛、監管疏鬆，取而代之的，是無運營執照的黑車。大柳塔黑車不用計程錶，起步價均為10元——是銅川起步價的2倍，出了鎮子路途遙遠的，靠司機的人品與誠信叫價。

在銅川等不少能源城市為煤炭枯竭尋不到出路時，大柳塔還能看到趴在三輪拉煤車上午休的大叔，牆上有人用白色粉筆寫著低價售煤的電話。老城的幾處旅店，雖然外型陳舊，內部卻裝修浮誇，甚至有專門的浴場。當地人提醒，近期政府「掃黃打非」嚴格，酒店可能因住滿藏身的性工作者，而訂不到房間。

7、8月的傍晚，去掉了午後的悶熱，正是小鎮夜市熱鬧的好時候。餐館不同顏色的塑料桌椅擠在人行道，雪櫃塞滿啤酒，小吃攤滋啦啦冒著油煙，燒烤店的老闆坐在門外，一刀一刀用力分割著今日的牛肚，放暑假的學生們等在文體中心的門前，期待當日露天電影的開場。不時穿過的火車，與新店開張震耳欲聾的放砲聲，彷彿只是市井生活微不足道的配樂。

街道上一處巨幅醒目的中國國旗背後，有一個在煙火氣映照下顯得有幾分冷清的展區。工作人員介紹，這是有政府支持和規劃的新區招商展，正中央擺著理想中的新區模型，試圖打造集餐飲服務、住宅與工業於一體的「河西新城」。新城有一個能源產業園區，中央立著選煤樓，旁邊則是光伏發電規劃區。

雖也難免接收到一些新能源轉型的信號，但這座城市的未來，仍以煤為首。

瘋狂的煤炭：熱鬧的，失去的

銅川司機林祥，雖是土生土長的陜西人，說話卻帶著河南口音，不時會在句子中夾雜「弄那個啥類（幹什麼啊？）」。在做司機前，林祥的一生都圍著煤礦打轉。

60年代初，林祥的父親因河南災荒嚴重，與同鄉一路乘火車西入銅川，成為當地三里洞煤礦裏一位礦工。三里洞隸屬銅川礦務局，是最靠近銅川老城的一個礦。

在資源型城市，煤礦不僅是經濟支柱，也意味著一種生活型態。每一個礦，幾乎都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商戶，礦區子弟可以一路從幼兒園讀到中學，之後在該礦就業。不少人，也在一起玩耍、一起就讀的礦區裏，結識另一半。

林祥一家，就遵循著這樣的路徑生活。兒時的林祥不愛上學，常在礦山上下瘋跑，日日到煤礦的大澡堂玩水。為了供應上百人洗澡，澡堂裏有數個深1米左右的大水池，礦工們上班時，他就偷偷溜進澡堂，在池子邊玩耍，等工人下班再跑回家。

「那時候都不講究，上工一天都髒的很，一下去水都黑了。」林祥回憶。

林祥是家中唯一一個沒有下過井的男丁。70年代初，林祥三歲，父親在下井時出意外去世。煤礦事故在設備不完善、開採雜亂的早期很常見，王石凹的老礦工樊建國，也在一次下井事故中傷了右腿。據中國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統計，自1949年至2020年，有超過26萬餘人死於煤礦礦難，因礦難死亡常有瞞報發生，實際人數可能更多。

林祥的母親就這樣獨自一人，拉扯四個孩子長大，三里洞礦給林祥的母親安排了礦裏石砸場的工作，作為補償。父親出事時尚年幼的林祥，再不願從事井下工作，中學畢業後選擇了學開車。而他的兩個哥哥仍然成為了煤礦工人，大哥更不到18歲便下了井。「沒有別的門路呀，沒辦法。礦上子弟都是這樣。」林祥說。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各行業生產迅速擴張，電力供應卻短缺成為制約經濟的主要因素，20%-30%的工業產能因電力不足而無法實現。1982年，鄧小平提出「發展是第一要務」的口號，各大礦井生產加速。同年，銅川的王石凹礦井創下機械化程度的最高紀錄。

198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提出要「有水快流」，談及允許個人辦礦。1983年，中共提出《關於加快發展小煤礦八項措施的報告》，允許群眾集資辦礦。在此背景下，鄉鎮集資小礦迅速崛起，1993年，集體和個體小煤礦產量甚至超過了中國國有重點煤礦。

80年代中期發現海量礦藏的神木大柳塔鎮，也是在這樣的政策推動下，開始湧現集資礦。

1989年，25歲的鄂爾多斯人羅三，藉著求籤稱「會遇到貴人、找到工作」的勇氣，來到大柳塔的煤礦。當時，煤礦招募的均是集資工，即要求每位工人投6000元作為煤礦的入股集資。除此之外，招工還有名額限制，每個村大隊只有4個名額，退伍軍人或老幹部子弟優先。

羅三想方設法做工，與村支書打通了關係，又東拼西湊出6000元，才乘上了大柳塔招工的快船。

露天煤礦在當時已使用機械裝煤、運煤，因此僅需要器材修理工，曾在村里經營過打鐵營生的羅三，順利成了煤礦修理工的一員。入職之處，設備嶄新，羅三平日裏除了學習安全知識和開工會，就只剩下在廠房對面的宿舍睡覺。「睡得脖子都疼」的羅三卻內心忐忑：在那個將村裏富人稱為「萬元戶」的年代，他卻為入礦工作和結婚就欠下了1萬的債款，照這樣睡下去，欠款何時還得上？

没承想，用工資和家裏架設機修電焊的副業，羅三第二年年末便輕鬆還上了債，村裏此前不看好他的同齡人，也換成了羨慕的眼光。羅三說，一個月300元的煤礦工人月薪，是當時鄉長的2倍之多，年末還有高額獎金，礦裏對他開辦副業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不過多干涉。

然而好景不長，1998年左右，煤價大跌，羅三所在的煤礦連續數月賣不出一頓，著急的工人們你一車、我一車地從煤礦中拉煤，羅三形容「落成一窩蜂」。當工人們把煤運到鄰近的煤炭運輸火車站、或周邊需要用煤的發電廠、食堂時，別說給煤炭付錢了，對方可能連運費都不願出。

煤價的斷崖式下跌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與此前煤礦持續「鬧高產」的雙重結果。1996年，煤礦年產量達到13.74億噸，供應出現過剩。到1998年初，未使用的煤產能達9000噸。1997年亞洲經融危機雪上加霜之後，煤炭年產一連5年下跌。

「那幾年是礦上人最可憐的時候，不像是現在這樣，下馬（編註：指工人下崗）還給你生活費，那個時候什麼都沒有，下馬就下馬了，礦都停產了，工資都開不出來。」林祥說。同一時間的銅川，也在煤價下跌的痛苦中掙扎。

後來，隨著對鄉鎮小煤礦的整治、收購及經濟回彈，煤價在2000年代初開始逐步回溫，並進入發展最黃金的10個年頭。於是人們挖淘「黑金」的熱情又回來了。

就在煤價回溫的前一年，羅三所在的礦因資不抵債，被神華集團收購。羅三雖然失業，但此前的積蓄可令他在煤價瘋漲的時期，購入一輛屬於自己的運煤車，若沒有意外，趁著一天5元、甚至一天10元的漲價高峰，羅三或許也可以賺得盆滿缽滿。

「那幾年販煤，說句不好聽話，就是像是拿簸箕往家裏鏟錢，」羅三用力地吸了一口指縫中的香菸，連著嘆了兩聲氣，「我真的是運氣不好。」

一次試圖囤煤、伺機再賣的夜晚，羅三在拉煤車廂上搬運煤塊，將大塊頭移到旁邊，以裝取更多的煤。卻不想裝載機刺眼的燈光，猛得射了過來，羅三沒能躲過裝載機卸煤的弧形鏟，被壓斷了7根肋骨，其中一根更斷在肺部。

在他住院及休養的一年間，煤價再次瘋漲，從2003年的不足200元一噸漲到了300以上。死裏逃生的羅三卻把自己的拉煤卡車賣掉了，此後再也沒有開過大車。「打擊太大了，買賣能錯過，命不能啊。那次之後，我就徹底洩氣了。」羅三說。

在羅三的記憶裏，2008年至2010年是錢最好賺的時候。所有的物品都在漲價，只要不懶，只要買得到東西，總能找到賺錢的門路。大柳塔的煤炭產業也在那三年裏發展到頂峰，為了供應來自各地「淘金者」的一日三餐，餐飲業也隨之發達，成百人賣菜的菜市場門口，隊伍可以從清晨五點排到中午。

2009年，為了平穩度過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啟動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通貨迅速膨脹，帶動了各行業的發展，煤炭也不例外，但同時也累積了禍根。用林祥的話說，「煤價好、好賺錢的時候，也是錢開始突然不值錢的時候。」

2011年，煤價達到逾800元一噸的高峰，在進入21世紀的頭10年裏，翻了近10倍。

與此同時，當地生態也出現了難以挽回的破壞：地下水水位不斷下降，水污染嚴重，流經銅川的漆水河變得濁臭難聞，大柳塔的飲用水裏也常出現煤渣。農民耕地因挖礦塌陷無法耕種，牧民失去了草原。大柳塔礦區附近的村民，不時會因煤灰的味道過於濃烈而頭痛，空氣污染嚴重的銅川，則一度被稱為「衛星上看不到的城市」。

如今，隨著產能再次過剩與能源轉型的到來，因「黑金」而沸騰的時代漸漸落幕，如林祥、羅三這樣的普通人，又一次陷入困境，卻也只能再點一支煙，嘆聲「命不好」。

派對散場，能源轉型

煤炭繁盛時期，大柳塔興起了民間借貸。通過熟人關係鏈藉帳、高額利息還款的方式，大柳塔人開始將錢投給私人煤礦、工程隊等。大柳塔的民間借貸，原是以淳樸民風、熟人信用為基礎的，但隨著雪球越滾越大，關係網上的信譽度開始降低，煤炭產業與經濟形勢又再度轉彎，環環相扣的民間借貸2011年起開始崩盤。

也在2011年，中國煤炭再次過剩，中國政府在這一年發布《「十二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大柳塔新開煤礦的開採申請變得越來越難。此外，大柳塔鄰近的鄂爾多斯，以房地產刺激經濟的發展模式開始遭遇反噬，房市供給遠大於需求，房價一度跌落冰點，從曾經炒至2萬一平米的房價，跌至3000元，8成房產項目出現停工和爛尾。

羅三就是在這一年，因把自己的積蓄、親友的投資連同銀行貸款，投入民間借貸，卻有藉無還，虧了400萬。那一年，不少煤販、工程隊，在政策緊張、房價冰點之時，攜款離開或因資金鏈斷裂血本無歸，羅三出藉的款項裏，也不乏熟人朋友開礦資質未獲批、或開工尋不得工錢的例子。

600公里外，銅川的困境則更為棘手——好開採的煤層挖空了。2014年，王石凹面臨資源枯竭。同年10月，王石凹煤礦停產，礦井關閉，大量設備被搬出，連當年運煤的火車車頭也被售賣了出去。

更大範圍的資源和產業轉型也在同步發生。2012年，中國煤礦總產能約39.6億噸，產能剩餘3億噸左右；到了2015年，煤炭的過剩產能高達近20億噸。2015年，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煤炭產業被要求去除過剩產能和庫存，關停過剩煤礦，王石凹也正式宣布關停。

只是，離了煤的未來，再畫藍圖不易。關停後，王石凹被設計成了一個旅遊資源，林祥對此並不看好。「全國各地都有礦，誰來看這個啊，」林祥提到，銅川王益區有一處熱門景點叫工人文化宮，宣傳裏寫著重現老區記憶和曾經的蘇聯印記，實則只有門樓還是過去的，其餘均是仿造老照片重修而成。

老城區入口，一座十幾層樓高的煤礦工人銅像佇立著。銅像下方寫著：「國家一五期間156個項目實施城市」，底部還有4張黑白畫像——提著突破計劃量產牌子的礦工、寫著「社會主義好」的拉煤車、舉著毛澤東語錄的礦工、及礦井下方交談的工人。

銅川曾佈滿井架與平房的礦山間，如今在平地上鋪著成片成片的太陽能板。只是，這些深藍色、劃滿網格的光伏板，無法代替煤炭標誌的希望。當地人心知肚明，煤被挖完後，這座城市就失去了價值。

失去煤礦的銅川，嘗試了不同的轉型：旅遊城市、宜居城市、承接高新技術產業、電子商務賦能。2021年8月，銅川又獲批了「台灣產業園」，計劃建設電子信息、高端設備為主的產業園區，以幫助加快「台商向內陸西部地區轉移。」只是，市政府的策略一個接一個地推出，曾僅次於西安的銅川GDP，現今卻始終在陜西省末位徘徊。

在大柳塔，能源轉型與「減碳」，除了小吃攤被要求使用液化氣與同樣成片的太陽能板外，也似乎找不到更多的痕跡。羅三等鄰近鄂爾多斯的部分居民，仍然燒煤取暖、燒煤做飯。

2018年，由於煤炭開採證件申請愈發嚴格，部分工程隊開始以「滅火」——也即治理停產露天礦坑的名義，在已關停的廠礦上偷偷開採。然而為了打擊偷採，當地政府「一刀切」的政策又使得真正的治理團體也難以開展工作。

2021年7月，大柳塔活雞兔溝附近的廢棄礦坑附近，飄著股股煤炭自燃引起的灰煙，空氣裏也瀰漫著煤爐灰的酸臭味。羅三對此習以為常，淡淡地說：「冬天來這邊，更是這樣，全是煙霧。」

「小煤礦都關了，煤礦倒閉，我們也沒的生意做，」在大柳塔舊車站旁販煤的老王皺著眉頭說。

老王可能是大柳塔因政策變動關停小煤礦感受最強烈的一批人之一，62歲的他做過電焊、跑過小運輸，近10年一直開著他的三輪車販煤，賺取運費。2020年，減碳政策加碼，大柳塔關停數個私人煤礦後，只能拉取2、3噸煤的老王，很難與大煤礦談判，只能找一些私人關係偷偷運出。

老王之外，大柳塔的多數人依賴國企神華集團及其所輻射的周邊商業生活，曾經因民間借貸虧損的錢財，又因神木豐富的礦藏資源而漸漸補了回來。羅三400萬的欠債，也還得七七八八。

「煤怎麼會挖完呢，幾十年都挖不完，」大柳塔另一位出租車司機，表現出如銅川人曾經一樣的樂觀，「你看你腳下走的每一寸土地，那下面，都是煤啊。」

尾聲

2021年7月至8月，因小煤礦產能退出，中國國內煤炭供應再次緊張。湖南、浙江等南方多個省份陸續發佈「有序用電」的通知，甚至開始拉閘強制限電。煤價自3月開始飆升，從曾經平穩的400至500元，漲至800元以上。

為緩解需求，中國國家發改委7月底重新批覆此前因用地手續不全而停產的煤礦，僅大柳塔鄰近的鄂爾多斯市，就批覆了38處。

2020年，銅川市政府稱，將在銅川建成動車站，預計2024年竣工。曾以房價低聞名的銅川，如今新區房價卻在飛漲。當地人說，新市長來自鄰近的陜西韓城，也是煤炭枯竭的資源型城市，韓城房價就在其執政期間被抬高了，到了銅川，造了一個人工湖，不知怎的，新區房價就飛增了上去。

銅川近期還在申請「文明城市」，林祥的出租車公司說可能有檢查員「暗訪」，要求車容整齊、統一著裝，因此收去了他過去常用的舊地毯。但怕熱的林祥，還是偷偷將統一長褲換成了自己的黑短褲。

「共產黨不就是一陣風，說檢查了就風風火火，就是給你找點事，讓你別閒著想其他，有其他想法，」林祥呷了一口茶，把話也吞了回去，「不過也不是咱操心的事，老百姓沒權沒勢，就只能這樣過。」

端傳媒「去煤的未來？」系列報導與環境與氣候報導媒體機構Earth Journalism Network（EJN）合作，是EJN關於亞洲化石能源投資的跨境合作報導「Available but not Needed」的一部分。

在大柳塔舊車站旁販煤的老王。攝：鄒璧宇/端傳媒

王石凹煤礦曾經的職工公寓。攝：楊鈺/端傳媒

王石凹已停運的載人絞車。攝：楊鈺/端傳媒

夜裡在操場玩耍的放暑假的孩子們。攝：鄒璧宇/端傳媒

圖：端傳媒設計部

運煤火車穿過大柳塔。攝：鄒璧宇/端傳媒

王石凹煤礦遺址中的工人形象塗鴉。攝：楊鈺/端傳媒

大柳塔司機羅三。攝：鄒璧宇/端傳媒

廢棄的露天煤礦礦坑。攝：鄒璧宇/端傳媒

王石凹附近，徐家溝煤礦的老人。攝：楊鈺/端傳媒

圖：端傳媒設計部

燒烤店的老闆坐在門外，一刀一刀用力分割著今日的牛肚。攝：鄒璧宇/端傳媒

夜間的大柳塔。攝：鄒璧宇/端傳媒

【重磅】一座為「收復台灣」修建的橋，與被留在橋下的人

端傳媒記者 門悦悦 發自福建2021-08-03

陳金花穿著平底鞋站在碼頭上，腳下是一條由灰黃的石塊和泥土壘起的、不足50米長的簡陋窄道。窄道有深深淺淺四個顏色，是四任村長的共同作品，長嶼島每有一位村長上任，就會把碼頭向海裡多修一截。

已有些年頭的快艇離碼頭總有幾十公分距離，她小心跨上去，注意不蹭著艇邊的泥土。陳金花要去對岸的福州松下，下船後，她會去松下碼頭的親戚家裡換個鞋子，她還想穿裙子，好不容易出次島，她想打扮漂亮些。

她曾經有漂亮出去的機會，就在碼頭前方走十五分鐘的距離，有座巨大的橋，與只有0.65平方公里的長嶼島相比，這座橋像一條看不見首尾的巨龍，橫跨在長嶼島的腦袋上。幾年前修橋時，巨龍從天上伸出一條細長棧道，連接起島和橋，那是陳金花第一次可以坐車離開島，不用特意穿平底鞋，也不用為了方便登船而放棄漂亮裙子。

橋的全稱叫平潭海峽公鐵大橋，是中國第一座公路鐵路兩用跨海大橋，也是京台交通通道的必經之路。2004年，北京出台中國高速公路網規劃，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終極」高速公路骨架佈局、北京直達台北的高速公路規劃便正式出現在此官方文件中。2008年，北京直達台北的高鐵也被寫入了規劃。

根據規劃，公路和鐵路將從北京開始，一路途經安徽、福州、直到大陸距離台灣最近的島：福州平潭。而京台高速公路的「台灣段」，將從平潭進入尚在設想中的台灣海峽隧道，到達新北市後直通台北。高速鐵路段則經由隧道到桃園海濱，同樣落點於台北。2020年底，中國國務院發布最新《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規劃綱要》，這份期限至2035年的交通規劃，再次強調京台通道的重要性。網路輿論揣測其為兩岸「統一」的時間點。

公鐵大橋2013年修建，2020年通車，它的完工，意味著京台互通計劃的大陸部分全部完成。

與在各個層面上都恢弘巨大的橋相比，長嶼島像巨龍腳邊的一塊小石頭。這座島夾在福州與平潭之間，是福州長樂區36個島嶼中唯一有人長居的地方。修橋前，這裡沒有自來水、沒有行車道、出島只能靠船。遇到颱風天，海上停航、島上通信中斷。據說，因為運輸不便，島上的垃圾從清朝有人遷入起到現在，堆了整整一百多年。

回想剛建橋那陣，島上人充滿希望，「建橋以後至少交通會好些吧。」

生機

陳金國是島上第一批知道要建橋的人。

他是村長的兒子，濃眉、厚雙眼皮、一米八幾的身高、或許因為海風咸膩，他的頭髮像抹過髮油般紋理分明。他17歲去武漢當兵，退伍後回島捕魚。這份工很苦，長嶼島所在的海峽為世界三大風口海域，全年有一半時間處於六級大風下，風浪倒騰起來時，可以把人掀翻。小島的閉塞也讓他感到窒息，和大多數不甘困在島上的年輕人一樣，陳金國又跑了出去，到東北做煤炭。

得知要建橋時，陳金國的第一反應是不值得，那時他以為這橋只為平潭而修。平潭，在他眼裡，比長嶼島好不了多少。

雖然是中國第六大島嶼，但平潭最初也不過是福州下屬的一個縣級島嶼，交通不便，土地貧瘠，青壯年大多外流做工。但這裡離台灣新竹只有68海里，是大陸離台灣最近的地方。2009年，國務院決定將平潭打造為對台試驗區，大量優惠政策、基建、補貼湧入小島，大橋也在這個背景下建立。

陳金國最初沒有體會到大橋的「宏大目標」，但多年跑江湖的經驗提醒他這座橋會帶來不小的機會。當時正遇政府收緊私人煤礦，他在小煤礦的合併、企業化浪潮中投資失利，回到福建老家。

陳金國領略到政策的力量。他和父親研究了大橋局的公告，「260個億（編注：2013年的方案批復總投資額為109.04億元），工程很大。」他決定留在長嶼島，進入大橋局做一名司機，一個在他看來「離領導最近」的職業。

陳金國領略到政策的力量。他和父親研究了大橋局的公告，「260個億（編注：2013年的方案批復總投資額為109.04億元），工程很大。」他決定留在長嶼島，進入大橋局做一名司機，一個在他看來「離領導最近」的職業。

那時長嶼島周圍的海面還空空蕩蕩，島上的山包便是海平面的最高點，站在那看，四周一望無際。

但島已在發生變化。公鐵跨海大橋的施工由武漢中鐵大橋局集團有限公司承包，建橋的人、建築材料、運送物資的車船，都以長嶼島為基地。工人從全國各地招來，村民管他們叫「北方人」，最熱鬧時，島上村民加北方人一起能有六七百號人。「我爺爺93歲了，他說從來沒見過島上這麼多人。」陳金花說。

這島曾經熱鬧過。村民回憶，長嶼離台灣馬祖大約一小時航程，80年代時，島民會駕船偷偷跑去台灣，把當時厲害的收音機、花布、手錶帶回島上。那時人都留在長嶼島，這裡還一度被當地人稱作「小香港」。但後來國家「抓反動派」，偷摸去台灣的人越來越少，除了捕魚，島也沒有更多產業，漸漸「人都跑了」。

陳金花在島上待了超過50年。建橋時，她第一次發現門口的羊腸小道到晚上還能站著人，抽煙的，打牌的，全是那些北方人。她索性開個小賣部，和大橋項目部的班船搞好關係，請船開去陸地時幫忙帶貨進來，做起小生意。小店開了五年，「天天什麼都是滿的」。北方人還借她家的廚房，用一次給個十幾二十塊。不忙時，這些北方人會倚在石牆上，讓路過的村民介紹對象；村民在路上走，開著車的北方人也順路載一程。

文明

什麼都沒有的海面，樁一根根打了進去，先修走人的棧橋，再建橋墩。

跨海大橋全長14.3991公里（編注：以公鐵合建段為標準），路過長嶼島，留下13個橋墩。不知是否巧合，橋墩選址剛好踏在島中央。那裡是島的黃金地段，地勢相對平緩，離島的各個位置距離均衡，是村民建房的首選。

福建的海島普遍用石頭建房，這種叫「石頭厝」的房子抗風、結實。窗戶小小的，據說是古時為了防止窗戶透出太多光線引來海盜而留下的傳統。陳金國有5間這樣的石頭厝，從爺爺那輩傳下來，算島上的大戶人家。

陳金國認為正因為此，大橋局才先從他家拆遷。5間房子的賠償款是200多萬，他覺得不夠，但那時正值煤炭虧本需要還債，而且「國家重點項目，你不可能不拆。」只是陳金國有一個條件，大橋局要幫他在島上再建一棟房子。

建房子，是長嶼島最苦最累的事。島上不出產任何建築材料，一磚一瓦，都要村民從陸地上一趟趟拉來。基礎設施也糟糕，島上連一輛可以走三輪車的平整小道都屈指可數，更不用說現代化的建房設備和專業工人。再有錢的人，建房也須親自動手，一座房沒有兩年完不成。

大橋來了就不一樣了，為了運建材，大橋局給島上的土地灌上混凝土，修出幾條可過車的平整大路，數不清的沙石水泥成批成批往島上送，起重機、挖掘機等工具也管夠。相比於修大橋這樣的世紀工程而言，用一些餘力餘料給島上的人修修房子，簡直是灑灑水。

不到半年，陳金國擁有了一棟五層的小洋樓，圍牆漆成粉色和藍色。「我建房時，村民的眼睛就在旁邊看，覺得我父子倆很輕鬆就給弄起來了」。島上興起建房熱，因為拆遷不得不建新家的，或是未划入拆遷，但趁機給自家房子更新的，村民們「沒有錢借錢也去弄」。現在的長嶼島在周邊幾個島中格外顯眼，其他海島大多是灰撲撲的石頭平房，這裡則遍地立著三四層高的小洋房。這些棕的紅的黑的水泥房子，沿著島上起伏不定的地勢參差樹立，像新孵育出的海馬，伸長脖子看著大橋。

即便閉塞，長嶼島依舊擁有學校、教堂、養老院等公共場所，這些也在拆遷範圍中。漁民威武還記得島中間的那座禮堂兼電影院，別看島又小又破，但那間50年代建起的禮堂卻有著這周邊島嶼里最豪華的配置。「是我們這最好的」，威武回憶時眼裡發著光，對一個幾乎所有人生大事都在島上完成的人而言，那間禮堂承載著他生活的每一個高光時刻。

「（村民對拆除）意見很大的。」陳金國在大橋部呆了幾年後，2018年成為這個島的村主任，「就要多跟人家溝通，這個是國家重點工程，你不能犯傻，不能因為你個人的因素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發展。」和大橋局的領導待了幾年，陳金國覺得最大的收穫就是學會怎麼用文明的方式與人溝通，「多給他注入我們政策，我們黨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多給他注入這些東西，人家就知道了。」

橋墩還侵佔了長嶼島捕魚的風水寶地。仍留在長嶼島的村民大多捕魚為生，從祖先上島開始，爺爺傳爸爸、爸爸傳兒子，這麼一代一代，捕魚成為這個島上幾乎唯一的家傳事業。

捕魚人講究「大風大浪出好魚」，橋墩的位置正是長嶼島水流最急、浪最大的區域，留在長嶼島的400多戶里，有100多戶的漁網就設置在此。據村民介紹，收成好時，只靠捕魚，四兄弟四個月就能賺100萬。

依據陳金國的瞭解，大橋責任方將漁網換算成固定資產，根據實際情況，以平均每股20多萬的價格讓漁民簽字領拆遷款。有的人家拿了錢，出外打工；有的則不樂意，認為賠償數額遠遠小於真實所得，而且捕魚「有技術、有傳承、是家族事業」，不願意放手。但網還是如期拆除。有漁民將責任方告上法院，案子拖到今年才陸續開庭，他們依舊在等說法。

威武羨慕這些拆遷的人，橋墩經過的紅線區內100米為拆遷範圍，他的房子剛好在紅線外。修橋時工人趕進度，24小時輪班打樁，哐哐哐；樁打完後灌水泥，泥點像下雨一樣潑向威武的屋頂，噠噠噠。威武鄰居的房子因為施工震裂開，大橋局賠了幾百塊，讓他自己修，「這怎麼夠。」鄰居很不開心，覺得還不如被拆遷。

但那些拆遷戶也沒有得到更多，拆遷款在幾千到兩三萬不等，「但這是按他們城市陸地的標準算的」，陳金國說，「我們海島的建設難度大多了，不夠的。」

聯通

風浪一層層過去，橋也從橋墩一層層壘到橋面。

一條長長的棧道從天上伸下，鐵板材質，連接著尚未開放的橋和島。當地人稱這條道為「卡」，本意是方便島上的工人往來工地，村民們也跟著上卡下卡。橋上有大橋局的班車往來福州平潭，村民可以順路一搭——這是他們第一次用船之外的方式離開小島。

包括長嶼島在內，去橋上散步成為被大橋跨過的島民們的全新娛樂，吃過飯，花一小時走到平潭或福州邊界，再走回來。有人一輩子沒有出過島，站在橋上時「高興壞了」，出嫁的女人也專門回家，站橋上低頭看看腳下的長嶼島，這是她們從沒見過的家鄉模樣，像一條擀得不太平整的薄面餅，細細長長，夾在橋墩中間。陸地上要仰視的小洋房，此刻像玩具一般。

海上的交通也方便了。大橋局包下當地輪渡，這些由私人運營的輪渡原本用小木船接送村民，有一搭沒一搭地賺錢。大橋局每月給他們6萬補貼，簽長期合同，讓他們換成大鐵皮船，一天兩班，固定時間出發，長嶼島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輪渡。

陳金國一直忘不了班船將垃圾帶出去的時刻。因為難以運輸，從島上有人起，生活垃圾就一直留在島上與人共生存，據稱從清朝開始，攢了100多年。陳金國搞好了自己，也要搞好大家「和大橋局的運沙船商量，離開島時把垃圾也帶出去，100元一車，運了140多車。」

但更加難以忘記的，是那些死去的北方人。

長嶼島正對著的，是被稱作世界三大風口之一的海壇海峽風口，在非颱風的情況下，陣風都有可能達到10級或以上。風發起怒來像一把刀，大刀每年有一半的時間劈向大橋。大橋局的項目部副經理龐孝均曾向媒體形容這裡「風大、浪高、水深、流急、岩硬」。且千萬年來的海峽大風帶動海湧，淘走海底的鬆散岩層，留下的光板岩硬如鋼鐵，大橋基礎也難以安放。最終中國國家鐵路集團自行研製大型液壓動力頭鑽機，地基問題才解決。

橋墩是空心的，像瓶頸一般，下面大，慢慢往上收縮，最上面只留下一米左右的開口，工人們不小心會從這裡掉下去。命大的能活，但不好拉上來，只能將人的腳綁著，倒吊著拎上來。有的則拉不上來，人已經摔散了。

項目部的人告訴陳金國，這些死去的是守橋人，「像這麼大的工程， 沒有守橋人的話， 你這個橋做不成。」陳金國聽說平潭在2007年修的第一座跨海大橋，工程一直不太順利，「樁打了就倒」，就是因為「沒有人幫你在裏面守著」。陳金國想：「這些人啊，可能命就是這樣的，沒辦法。」

死了多少「北方人」是村民喜愛討論的話題，有的說死了100個，有的說光跨過長嶼島的這段就死了20個。這些信息在公共平台上並沒有準確答案。

但老陳能準確說出至少三個——這三個「北方人」的最後一程都是由他送出去的。老陳的一輩子也幾乎都在島上，主業是捕魚，有自己的小木船。修大橋時，大橋局的人用每月一萬五的價格包下他和他的船，給大橋運送物資。米、水、菜，什麼都送，直到有天，讓他送包裹在袋子裏的工人。

「我沒有包這個」，老陳不樂意，但一想這些人「實在太可憐」，「這種建橋的人很年輕，家裡的老婆也年輕，孩子又小，算了算了趕緊運。」如此來來回回，送了三個北方人回到陸地。

老陳膽小，運過死人的船是不敢留的，他每心軟一次，就要重新換一次船。小船有證的十幾萬，沒證的幾萬，老陳邊收邊賣。有一艘或許是被人知道底細，死活轉不出手，到現在還停在港口。海島晚上有時退潮得厲害，怕船擱淺，老陳要把船推到水深的地方，想到那艘轉手不出去的船，老陳「怕死了」，每次都叫上妻子，讓她站在碼頭上等他。

過河拆橋

習近平上台後，京台公路及高鐵計劃被賦予更多含義。這條大多被單獨列出的路線，在2016年與「京港（台）通道」合併，2017年，路線被劃歸為北京至港澳台運輸通道大類。

2016年，蔡英文上台，明確表態台北納入京港台通道「不可能」。兩岸關係也在之後降至冰點，自由行暫停、官方接觸暫緩。

可橋還在不緊不慢地繼續建著，2018年，海峽公鐵大橋大小練航道（注：大練島小練島地區航道）合龍，2019年9月全線貫通，2019年12月鐵路開始鋪軌，這些時間推進基本符合此前的計劃。2020年12月，G5322次列車從平潭站駛向福州，大橋正式投入運營。

一位北京來的遊客此後經常回味見到此橋的震撼，他乘坐汽車，從福州馬尾的山洞鑽出，高架橋將他懸在半空，右邊是山坳，陡峭深邃，左邊是大橋，從山頂越過，巨大、細長、橫亙在一個人能達到的全部視野，他覺得被某種超自然的力量凝視。

長嶼島上靜悄悄。

橋建好後，一些東西慢慢撤退。最先消失的是北方人，原本被他們佔領的街道和廚房，忽然一下安靜，只有牆壁上歪歪扭扭的「上有商店」等字樣，顯示出這裡曾經有過交易活動。現在這些稱作小賣部都勉強的「商店」也大多不再營業，貨架上稀稀拉拉擺放的幾支瓶裝水，幾罐飲料，又成為這個地方最叫得上號的現代商業產物。

老陳坐在四截顏色的碼頭，眼前就是這座六七年里一點點建起的大橋。從他的角度看，大橋安靜地展示著比例合適的全貌，兩條分別經過火車和汽車的橋面，成為平行的兩條細線，合著寬窄不一的橋墩，將天空和海面切成大小不一的塊狀物。如果有人要觀賞大橋，老陳所在的地方就是絕佳的觀景點。

但老陳只是低頭修補著漁網。「沒用，沒好處，不給下卡」。

大橋建好後，原本從橋面伸下的閘道被拆除，而原本承載居民外出功能的輪渡，也在橋修好後消失——大橋局走後，搭乘輪渡的人驟減，輪渡方開一趟虧一趟，乾脆停運。

現在人們想要出島，只能依賴幾位有快艇的村民包艇出門，單程150元。「我去對岸買個螺絲，來回交通就要300元。」陳金國的父親把手裡的紅色塑料袋往桌上一扔，裡面包著小小一個鐵塊樣的零件。剪頭髮、就醫、買菜，這些都要去對岸完成。

沒了交通，300多人的生活就凝固在這片0.65平方公里的土地，生活的盼頭直接被抽走。一位村民激動地和老陳討論，「這個地方真正的是鬼地方，像我這樣的人，10塊錢放在口袋，就是10塊錢放在口袋里，有錢也沒地方買。」他拍著手上空癟癟的煙盒，「做事情累了，去裏面（編注：村民將福州稱作裏面），吃個飯，坐在那邊也高興。」

陳金國的手機幾乎每天都會接到村民電話，要求大橋重新修條棧道來島上，「都不要說運車，隨便有多高，給我搞一個，走路上去都可以。」村民哀求，陳金國也沒辦法，「大橋都規劃好了的，怎麼會村民要修就修呢」，況且，「大橋是國家項目，我去市裡說都沒用，得省裡的人向國家的人說，這事才看能不能解決。」

他有時開著車從橋上經過，一眼就能看到自家的房子，「看就看得到， 下又下不來。」

沒了盼頭，生活越看越不順眼。一位年邁的婦人緩慢走在小島上，嘴裡嘟囔著「早晚餓死長嶼島」。大橋修建時，為硬化路面澆灌的混凝土侵佔島上本就不多的耕地，淺層水井也因為打樁被震壞。現在村民只能在橋、房子、山地的夾縫中，尋找零散的小塊平地，種些僅夠自己吃的小菜，水井得往深處重新挖，這需要更多的錢和工具。村裡有人聯合了幾戶共同打井，也有人就上村裡共有的基井打水，但水斷斷續續，根本不夠。

在大橋局時，陳金國瞭解到大橋在修建時特意留了供水管和電纜通過的通道，他希望橋能通上水管，把內地的水接到島上。「海島沒有多少地下水，打井是解決不了缺水問題的。」缺水成了他最近的心病，他向區一級反應，但反饋也只能到這一級，橋是國家的，意見要更往上面去。

威武曾以為等橋修好，那些惱人的打樁聲和水泥點就會消失，卻沒想到通車後，高鐵從腦袋上呼嘯而過是更無法忍受的聲音。大橋每天迎來16班高鐵，最早一班6:41，最晚一班20:28，高鐵經過時，「轟隆隆，像打雷一樣」，桌上的碗也跟著顫。

像刀一樣的風，在橋修好後，有了音效。威武認為是橋邊護欄的網眼擠壓氣流，讓風的經過有了聲音，那聲音一點都不美妙，「恐怖」，威武說。

他已經很久沒睡個好覺了。捕魚旺季即將來臨，潮水每6小時變換一次，這是最緊急的捕魚時間，威武只能在不間斷的出海縫隙里抓緊睡一兩個小時。對一個漁民來說，睡個好覺是最重要的。

老陳翻著手機里大橋局和他簽的合同，數著還有多少款項沒有完結，「十多萬」，他指著一個印有大橋局字樣的橙色安全帽，試圖說明這一切存在的真實性，「國家的錢不好賺。」

長嶼島村民羨慕著不遠處的大練島，離長嶼島快艇只需十幾分鐘，同樣被大橋經過，只是在那裡，大橋伸出了一條正兒八經的高速公路。那座島曾經和長嶼一樣，只能靠船出入，但現在，村民覺得那裡有他們夢想的一切。

如果文明留下

大練島確實比長嶼島「幸運」很多。

在中國的行政規劃，長嶼島只稱得上村，隸屬於福州市長樂區松下鎮，而9.96平方公里的大練島屬於鄉，並且隸屬於「特區」平潭，從面積、行政級別、特殊性上，都比長嶼優先。或許如此，他們獲得了直通跨海大橋的待遇。「這橋對大練好，有下卡的話就是小康，交通方便了，錢就來了。」長嶼島的村民評價。

橋開通後，現代文明瞬間湧向大練島。去年春節，這座島上第一次迎來四輪汽車直接駛入——以往人們回島，都是將車開到福州碼頭後搭船過來。因為沒有配套規劃，島上還堵車了。現在人們正在修環島路，島上將迎來正兒八經的主幹道。

老楊做鋼材生意，這些年轉型投資，大部分時間呆在島上。他說這橋「就是為了收復台灣用的」，作為中國人，他「當然希望收復台灣」。他還聽說橋快要完工時，平潭核心地段的房子一度漲到2萬一平，「那時以為馬上就要收復了」。

只是現在橋修好了，收復卻沒有動靜，老楊聽說平潭的房子又降到了一萬出頭。

老楊眼中的大練島是一個世外桃源。同一族姓的人聚集在一個村落，供奉先祖的祠堂就在村落中央，承載著婚喪嫁娶、家族聚會的大事。村子四周環繞海灘，是童年天然的遊樂場，島上風大，刮北風時，他和小夥伴就跑到南面的沙灘，打水漂、游泳、玩沙，刮南風時就跑到另一邊。不通橋時，這裡去最近的碼頭要划半小時的木船，但老楊一點都不覺得無聊。

現在情況正在發生改變。島上已經拆除三個村落，都是靠大橋和海灘的那些。房地產公司來到島上，聽說要在這些村落的位置上建別墅。原本村莊的人遷到了平潭周邊的安置房，那種幾十層高，配備著小區和鐵門的標準現代化小區。「對窮人來說其實是斷了生路，」老楊說，「以前他們在村裡還可以種菜撿海螺養活自己，現在上城裡只能打工，不是人人都能打工的。」

「那些墳墓也全部要移到公墓」，老楊指著山頭一座座隆起的小包，那是家族里祖祖輩輩落葉歸根的地方，以前交通不便，大練島保持土葬的習俗，現在交通改善，土葬也將改成火葬。

剛剛通橋的大練島還是以前的樣子，老楊背著手，「下次來看應該都變了。」

自救

「老百姓對我說的是大實話， 知道吧，你看修的4，5年的橋啊，沒得到什麼東西啊」，喝酒的時候，陳金國會少有地語氣放緩，「對我怒也沒用啊，我一個小小的村長，我能怎麼樣……我給村民做了些什麼東西，我不好說。」

陳金國覺得自己有義務讓上面領導知道長嶼島的情況，領導下來視察時，自己去上面開會時，他抓住一切機會和領導「爭取」，方法有賣慘：「我們島真的不容易，還沒脫貧」；或者是和領導稱兄道弟：「你兄弟感情看一下，能辦的幫我盡量辦到。」他希望交通局先幫忙把輪渡的事情解決了，領導回復他正在研究，讓他等等。

陳金國也認為不能凡事只靠領導。2019年，福建開展美麗鄉村建設，規劃團隊來到長嶼島，啓發了陳金國——搞旅遊，說不定是一條路。他記著有人建議他，以後這橋人來人往，經過都能見著長嶼島，是個機會。

在設計團隊的幫助下，長嶼島擁有了一些可稱為景點的地標。一個頗有情趣的觀景台立在了島中的小山包上，山腳到觀景台的這段路，幾十隻小地燈沿地勢打造出一條「星光小道」。陳金國的計劃里，這裡可以燒烤、露營、看日出。夜間，跨海大橋亮起彩色燈光，像一座孤獨的遊樂園立在海面上，這也會成為觀景台的賣點。

靠近橋墩的地方則有個迷你廣場，地面漆成彩虹的模樣，像社交媒體上的網紅街道一樣。這是陳金國特意讓設計團隊做的，「我們的生活不是單單靠藍天白雲，我們的生活也是七彩斑斕的，你不要絕望。」他希望這條路能給村裡老人一點盼頭。

想法不斷地蹦進陳金國的腦袋，海邊背風的地方能不能建個養殖基地，豐富下島上的業態；基地旁再用浮筒建個海上餐廳，遊客邊吃邊從海裡撈最新鮮的魚蝦；島西面的荒地開發成生命公園，島上的公墓都遷那去；觀景台那要立個匾，等哪天有大領導來島上請他題個字，給島漲漲名氣......

他像這個島的小國王。

村民們看著陳金國的嘗試，不主動也不拒絕，「能把旅遊做起來是最好，也不知道能不能做起來。」威武說。他們在觀望，不太樂意將自家的船或房屋租給陳金國搞旅遊。 那先自己來，陳金國把自己的名字、手機登在新聞報道裏，希望對島有興趣的人能聯繫他，他來做導遊。客人來了睡自己家，漲潮了請客人上表哥的漁船一同出海打漁，捕撈回來的新鮮漁穫請爸媽加工，做給客人吃。陳金國使盡力氣，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讓客人更喜歡這個地方一些。

有的客人很感動，離開後給他發信息，說想念島上最新鮮的海鮮；也有客人面露難色，委婉地表明如果沒有他的幫忙，自己連上島的方法都找不到。

陳金國有時會想起那些已經離開的北方人，這些人一點一點，搭建起一座大橋，「一般的人，一般的國家，做不到。」他想到自己全程看著橋的建立，又在大橋局工作了一段時間，知道這座橋是怎麼搭建起來的，也跟著驕傲了起來。

偶爾陳金國還是疑惑，這個橋修得到底值不值。平潭只是自貿區，他覺得這橋還是要聯通台灣才有用。而且他瞭解到，大橋建築材料的保質期其實只有100年，即便這是個「世紀工程」，「意義大不大我不知道， 反正每年的保養費用很大。」（根據中國國家級期刊《交通標準化》一關於杭州灣跨海大橋的研究，總投資約140億，全長36公里的杭州灣跨海大橋每年的運營加養護費用大約在3200萬元人民幣左右。）

大橋建好還未通車時， 陳金國帶兒子女兒上橋走了走，他指著橋，向兒女們講解著建橋的技術演變，「你看這麼大一個工程，爸爸知道，爸爸參與過。」他期待兒女聽到後會說好厲害啊爸爸，傳達一些教育意義。可惜9歲的孩子並沒聽懂那些複雜的術語，他們只是高興得看著橋，覺得以後回島上會更容易。

陳金花、老陳、老楊為化名。

實習生何沛雲對此文亦有貢獻。

一輩子幾乎都在長嶼島上的老陳，主業是捕魚。攝：林振東/端傳媒

平潭海峽公鐵大橋，是中國第一座公路鐵路兩用跨海大橋。攝：林振東/端傳媒

平潭島位於福建省東部，是中國大陸距離台灣最近的地方。攝：林振東/端傳媒

長嶼島村主任陳金國。攝：林振東/端傳媒

長嶼島。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來往長嶼島與大練島的快艇上。攝：林振東/端傳媒

長嶼島。攝：林振東/端傳媒

長嶼島居民老陳。攝：林振東/端傳媒

現在長嶼島居民要離開島上，只能依賴幾位有快艇的村民包艇出門，單程150元。攝：林振東/端傳媒

長嶼島居民威武。攝：林振東/端傳媒

大練島。攝：林振東/端傳媒

大練島居民老楊。攝：林振東/端傳媒

平潭島。攝：林振東/端傳媒

田園既蕪：時空膠囊裡的「台灣省政府」，最後的民國身影

端傳媒記者 李易安 發自南投2021-08-31

正午剛過，洪慶達拿出自己帶的便當盒，在中興新村一座鄰里公園的涼亭裡坐了下來。

今年剛滿六十歲的洪慶達，是台灣南投一個清潔公司的約聘人員；他的雇主承包了中興新村的環境維護工作，他每個月都要來巡迴幾遍，偶爾除除草，更常做的事情則是撿垃圾。

此地曾是前台灣省政府的所在地，家就住在南投市區的洪慶達，年輕時也很常來這裡，但當時都是「來玩的」。「這裡沒什麼變——有啦，變冷清了。以前省府還在，這裡的房子都有人住，有人住比較熱鬧、比較漂亮。」

他說的「以前」，是李登輝還在擔任省主席、而台灣省政府也依然存在的 1980 年代初——那是解除戒嚴前夕的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民主化呼聲此起彼落，蔣家執政也邁入尾聲，黨國猶如強弩之末。「李登輝作省主席的時候，就很少待在這裡了，一直往外跑，等於作總統了。」

後來的這裡，也捲入了新時代的浪潮中，成了台灣新一輪政治角力的一個前線，一個今日已被淡忘的前線。

但時代變遷嘛，洪慶達覺得沒什麼好可惜的。他只覺得「現在沒房子住的人那麼多」，這裡的空屋如果規劃一下，能租出去也很好。他一邊說，一邊直直盯著公園草皮，彷彿這裡唯一能引起他興趣、仍在繁榮生長的，只有公園裡的雜草而已。

蓋上便當盒，他拿起割草機，繼續進行下一輪工作。

凝固在冷戰前線上的中興新村

或許是某種巧合，「新村」在我們所處的這個年代裡，似乎總是有些過時。

同樣巧合的是，位處冷戰前線、求新若渴的幾個東亞國家，也都擁有各自的「新村」，在各個角落裡繁榮著、衰敗著，反映了各地在現代化路線上的掙扎過程。

比如在日本，「新村」曾經是以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為首的一個思想體系、一場實踐行動，他主張互助協同、讚揚勞動，脫離舊社會建立「新村」，曾影響過中國的左翼運動，卻也被主張武裝革命的左派同行斥為空想。和大多數過時的左翼運動一樣，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今日在琦玉縣的毛呂山也只剩下博物館式的根據地，留有常駐居民和紀念館，供為數不多的追隨者瞻仰憑弔。

然而在日本作為左翼符號的「新村」，如果放到韓國的脈絡裡，指向的卻又是由右翼強人朴正熙，於 1970 年代號召的「新村運動」（새마을운동）；在這場運動之中，他將新時代的工作倫理與消費文化，巧妙融進韓國傳統文化的「集體性」和「協同性」之中，也進一步促進了韓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和經濟發展。

對於馬來西亞的華人來說，新村（kampung baru）這個詞，則和冷戰中的左右對抗脫不了關係：那是 1950 年代的英國殖民政府，為了避免華人接觸馬共游擊隊，因而將華人集中管理而設的聚落。

至於在台灣，「新村」則往往是外省眷村的同義詞；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些眷村也確實都是「新」的：對於在國共內戰之後，被時代洪流帶來台灣的外省軍民而言，「新」的是台灣這個島嶼、這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與反攻大陸的基地；對於台灣本省人而言，「新」的則是這群軍眷同胞們帶來的文化、語言、眷村聚落——以及更重要的，國家。

而在台灣所有被稱作「新村」的眷村之中，地位最重要、知名度也最高的，就是台灣省政府的所在地：中興新村。

如果扣掉那些黨國紀念物、省府官舍，中興新村眷舍區的氣氛，和馬來西亞的華人新村確實有點類似，或許也跟都是英國人的規劃風格有關——馬來西亞的華人新村，是由英國殖民者在緊急之中設置的，而中興新村的社區規劃，引用的則是源於英國的「田園城市」概念。

要講中興新村這個帶點「田園」風情的黨國故事，時間得拉回到 1950 年代初。

當時剛脫離日本殖民沒多久的台北，在劇變的局勢之中，突然同時被賦予了兩個身份：它不只是台灣島從清末、日治以來的行政中樞，也成了中華民國的「臨時首都」。

由於剛失去大片江山的國民黨，遷至台灣之初仍在積極籌備反攻，並無在台久待之意，因此大部分政府部門，都是採取臨時性的安置措施，而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於是只好和台灣省政府的各機關採「合署」（編按：與其他不同政府機關合用辦公室）形式辦公。

到了 1954 年，九三砲戰開打、台海上空亦發生多次交戰，局勢愈顯危急。此外，蔣介石與美國在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時，由於美方希望蔣「棄守金馬」，一時之間也讓台美之間出現齟齬，迫使國民政府必須進一步提高戒備、加速「防空疏散計畫」，以便在空襲時疏散辦公。

在這個背景之下，台北這個「省會」也被迫讓位給了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而台灣省政府，則開始搬遷至台灣中部地區。

在最初的疏散計畫之中，省府原本會分散在中部五個縣市，然而後來為了顧及行政效率，並促進城鄉發展、地方建設，因此決定改設「省府行政特區」，將省府各機關集中於一處辦公。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省府特區在選址時，也擬定了幾個原則，比如：必須選擇旱地，以避免和農民搶地；最好沿著山脈開發、遠離西部海岸線，以防共軍登陸後直接佔領。這些原則，也再次反映了國民政府當時對統治正當性、和防禦需求的考量。

歷經 8 個月的規劃、選址和審查之後，疏散規畫單位最後於 1956 年初決定在南投「營盤口」建立新市鎮、作為「省政中心」，並由蔣介石命名為「中興新村」，承載「中興復國」之期許。

起初的中興新村，由一個行政辦公區、兩個眷舍區，以及一個市鎮生活中心區組成；到了 1960 年代，又相繼在南側興建了第二個行政辦公區，以及第三個眷舍區，由此逐漸形成今日由光輝、光華、光榮、光明等四個里組成的中興新村。

從地圖上看，省府大部分的辦公廳舍，主要都坐落在最北側的行政辦公區，而郵局、中心市場、省府員工消費合作社、大操場，以及村內規模最大的室內集會場「中興會堂」，則集中在村裡中央的市鎮中心區，為居民供應生活、購物、娛樂等日常生活需求。

尷尬的台灣省：中華民國未竟的反攻心願

然而這種集中於一處、新建市鎮的作法，卻在當年招來過不少爭議。

有人批評，省府「疏散計畫」理應是暫時性措施，如今卻投注鉅資、新建永久性的官舍和市鎮，顯然與原意不符。而今日回看，這種爭議大抵也再次展現了國民黨來台初期，並沒有在台灣久待的打算。

為了合理化耗費鉅資、將省府搬遷至中部的決定，同時避免給人「將永久偏安台灣」的「錯覺」，當時的規劃人員於是將中興新村的官舍，依照「教室」的形制進行設計，為的就是在反攻大陸成功、省府遷回台北之後，讓這些廳舍依然可以改為學校使用。

循此，王怡雯便曾在《中興新村的現代性：西方理想城鎮規劃的臺灣經驗》中主張，中興新村的「疏遷」，凸顯的正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尷尬之處：一方面，國民政府為了維持中華民國的框架，必須保留、甚至強調「省」這個行政層級，如此才能持續宣稱位在大陸的其他省份，在法理上也是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然而另一方面，台灣省和中華民國有效統治範圍的高度重疊，卻又提醒了國民政府被迫退守一個蕞爾小島的事實，以及其岌岌可危的統治正當性。

循此，將省政府廳舍遷離省會台北，便能解決這個一體兩面的矛盾之處，至少在視覺上、在空間中，將中央政府的「臨時所在地」，和省政府的位置區隔開來——雖然「管轄範圍」高度重疊，但至少「廳舍位置」是分開的，藉此在「凸顯省的存在」和「維持統治正當性」之間取得平衡。

王怡雯亦認為，遷離台北的是省政府、而非中央政府一事，也能證明這種關於「統治正當性」的考量：如果新建的「中樞行政特區」由中央政府使用，便會和美國的華盛頓、澳洲的坎培拉一樣，難免帶有「新建國都」的意味，也不符合國民政府只是臨時退守台灣、訴求反攻大陸的論述。

不過雖是「台灣省政府」，在裡頭工作的公務員，早期卻又多以外省人居多，而村外打赤腳、踩在泥土地上的本省農民，和村裡著襯衫、穿皮鞋走在柏油路上的公務員，在視覺上也形成了強烈對比。

中興新村這種「高人一等」、和「村外人」有所區隔的感覺，小時候在中興新村念小學的賴岳鈴也體會過。嚴格來說，賴岳鈴並不是「中興新村人」——她和父母，十多年前才從南投市區，搬到中興新村外圍的社區。

「中興新村有分『內中興新村』和『外中興新村』，現在不見得一看就分得出來，但有時候他們還是會問你『是不是住裡面的』」，給她一種在分類、在劃界的感覺，「有點像天龍國（編註：台灣人對「台北」的戲稱）那樣。」

許多中興新村的老住戶，甚至不會認為自己「住在南投」：直到 1990 年代之前，中興新村居民在寄信、書寫地址時，還會跳過南投縣、南投市，直接寫上中興新村。

由於小時候在「村內」上學、卻又住在「村外」，賴岳鈴一直都想搬進「村內」住住看，也很喜歡中興新村的眷舍；後來中興新村開放團隊申請進駐、活化廢棄眷舍，她便和父親寫了一份企劃書，租下一間房舍，整修過後在裡頭經營茶館。

「像我這種茶館啊，在南投市區其實開不起來，但在這邊可以，因為這裡住戶的消費力比南投好，他們都是公務人員嘛，退休金也比較多，尤其以前公務人員的待遇比現在好，之前還聽一個婆婆月退俸就十幾萬（台幣，1 台幣約為 0.28 港幣、0.23 人民幣）！」

也是因為這樣，賴岳鈴從來不在中興新村買菜，「我們都去南投買，這裡市場裡的菜太貴了。」

台版田園城市：「西方規劃」融入「黨國體制」的拼裝體

不過中興新村為何會採用「田園城市」這種源自英國的規劃模式呢？箇中原因，原來依然和國共內戰的遺緒，以及美國在遠東地區的介入和冷戰架構脫不了關係。

1953 年，蔣介石提出了「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的概念，除了美化城市、改善人民生活，為反攻大陸做好準備之外，也讓這句標語，在當時的台灣成為規劃師和技術官僚經常高呼、標舉的口號——今日台灣主要都市裡的林蔭大道、社區公園，以及各種衛生設施，某程度上都是這個口號的間接產物。

此外，當時負責規劃中興新村的的工程人員，主要都出身自上海交大的土木工程學院，他們在校時便接受過西方都市規劃理論的薰陶；跟隨國民黨來台之後，又接受了美援會、農復會等機構的補助，在美國資助下赴美進修、在英國進行考察，最後才帶回了英國新市鎮、田園城市的規劃模式。

田園城市作為一種規劃理論，最初是由英國的霍華德爵士（Sir Ebenezer Howard）於十九世紀末提出的。

當時的英國，正處於第二次工業革命浪潮之中，幾個工業大城居住環境惡劣、人口也過於擁擠；而田園城市，就是他試圖提出的解方，希望透過都市規劃的手段改善居民生活，並將大自然融入都市環境之中——由此，台灣當年的技術官僚，會引用田園城市來呼應蔣介石的「城市鄉村化、鄉村城市化」，倒也相當適切。

此外，田園城市還有一個特點，讓它和西方今日常見的「郊區臥房城鎮」（bedroom suburb）非常不同——在霍華德爵士的構想裡，田園城市必須能為居民提供農地和工作機會、讓城鎮「自給自足」，因而和「臥房城鎮」只有睡覺功能，但工作、購物、娛樂都必須前往其他地方的模式並不相同。

今日在西方住宅區常見的空間特徵，你在中興新村也都能看到，比如各個鄰里單元的囊底路（cul de sac，也就是死路）、圓環、Ｔ字路口，以及刻意蜿蜒、並依據層級而有不同寬度的道路等，目的都是為了將「穿越型車流」和「鄰里車流」區隔開來，並藉由物理空間的設計降低車速。

然而嚴格說來，中興新村和霍華德當年擘劃的田園城市，還是存在不少差異。

台灣地理學家吳鄭重便曾提醒，不論就面積、或是農地與市地的比例來看，中興新村和田園城市都存在不小差異，而中興新村以國家作為設計、打造、管理的主體，和田園城市希望由地方政府主導的「自治市」概念也相去甚遠；至於前述的囊底路、層級道路規劃手法，則主要是源自美國社區計畫的設計手法，而不是田園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今日的新北市永和區，之所以有大量Ｔ字路口、道路狹窄彎曲，甚至被人戲稱為「新北大迷宮」、「住了三十年還是會迷路」，其實就是因為在 1950 年代仍被視為「台北郊區」的永和，正是田園城市和西方新市鎮在台灣的另一個案例——只不過永和沒有嚴守最初規定的容積率，而原本規劃的工業區和農田，也在都市發展過程中成為住宅用地，導致人口密度大幅超過初始設計，也因此經常被稱為「失敗的田園城市」，和中興新村內至今依然寬敞的空間氛圍截然不同。

如此說來，中興新村能在台灣成為相對成功的田園城市案例，或許也不令人意外：由於中興新村內的眷舍只能由省府分配、不得繼承轉賣，因此也阻絕了外人的湧入，讓中興新村得以維持較低的密度；再說，田園城市的其中一個願景，便是「自給自足」、能提供工作機會，而在 1950 年代的台灣，大概也沒有其他產業，能比省政府體面的公務員工作，更適合作為一座田園城市的經濟後盾。

換言之，中興新村雖然帶點「田園城市」的影子，後來在口耳相傳之中又成了「花園城市」，但其實更像一個混合各種西方規劃模式的「拼裝體」，被平行移植到了台灣之後，又在「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黨國土壤上逐漸生根。

台灣省消失之後，中華民國是台灣嗎？

不論是曾在中興新村長期居住、或短期勾留的人，今日提起這裡，大多都會表現出一種介於緬懷和惋惜之間的情緒，而朱怡甄就是其中之一。

「當然還是有點可惜啊，以前中興新村很輝煌的。」

雖然也在南投長大，但朱怡甄並不是中興新村的「村裡人」，年輕時只跟著村裡的同學來玩過一兩次，「當時只覺得這個村子好特別，裡面的道路感覺都彎彎曲曲、繞來繞去的樣子。」

而像朱怡甄這樣的說法，也證明了中興新村的特別之處：雖然這裡只是個由官廳和眷舍組成的「村子」，卻曾經也是個人們會特地「去玩」的「觀光景點」。

現在的她，在中興新村經營「華麗轉身」和臉書粉絲專頁「省府日常散策」，主要業務是開設文史課程、導覽走讀活動，也協助店家撰寫企劃書、申請進駐中興新村，「我之前也在政府機關工作，知道要用什麼語言去和公部門溝通。」

讓她感到惋惜的，不只是一幢幢人去樓空、日漸凋敝的眷舍，也還包括眷舍曾經容納的生活記憶。

「現在還有些外省媽媽住在這裡，各個省份的都有，所以我們之前也去敲門、請她們教我們做她們的拿手菜，再透過記錄、訪談的方式，把她們的手藝傳承下來，讓來玩的遊客可以體驗，也希望這些味覺記憶不會消失。」

省府過去規定，眷舍住戶只有眷舍的「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但員工退休之後仍可繼續住到過世為止；有配偶的員工過世之後，配偶也可以住到過世為止，因此今日仍在獨守眷舍的，有不少就是那些「外省媽媽」。

朱怡甄曾在去年總統大選前夕和里長請教，村子裡今日究竟還剩下多少住戶。「從有投票權的人數來看，戶籍還在這個里的大概只剩一百多戶，但也有些住戶年紀太大，其實早就被後代接到別的地方照顧了。」

讓這些眷屬住戶和烹調手藝消失的原因，歸根究底，其實還是台灣在 1990 年代以降快速變遷的憲政制度與社會氣氛。

直到 1990 年代以前，台灣的憲政體制長期都處於不正常的「內戰狀態」，由《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大總統的緊急處分權、限縮地方自治；在這個背景之下，台灣省的最高行政長官，長期以來都由中央政府直接指派、職稱則為「台灣省主席」，並未被納入民選的範疇之中。

這個持續了四十年的「緊急狀態」，一直要到 1987 年台灣解除戒嚴、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後，才終於有所變化。

1994 年，台灣立法院終於通過《省縣自治法》，將「省主席」改為直接民選、名稱改為「省長」，並在當年便根據該法，舉行了台灣史上第一次的省長選舉，而當時獲得過半選票、高票當選的，就是宋楚瑜。

1994 年省長選舉結束之後，台灣緊接著又在 1996 年迎來了第一次總統大選，卻也讓輿論開始質疑：雖然選民在兩年之內選出了兩個官職，但就行政轄區來說，總統管轄的範圍，只比台灣省長多了福建省的金門縣、連江縣，以及台北、高雄兩個直轄市而已，再次凸顯「中華民國在台灣」疊床架屋的體制。於當時的種種政治勢力的傾軋、社會漸趨民主開放的氛圍下，也引起眾人對於「台灣省」存在必要性的討論。

於是總統選舉結束之後，國民大會便於 1997 年再次修憲，將台灣省政府改為行政院的派出機關，也不再有地方自治的功能，並於 1999 年通過地方制度法，增強地方縣市的權責——今日台灣人熟悉的「中央－地方縣市」體制，於是就此成形，兩者之間實質上不再有「省」這個層級。

此外，由省政府管轄的事務，也開始陸續轉交中央，而原有的省府機構，則改為中央政府的「中部辦公室」，比如原來的省政府建設廳，便改為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而省政府教育廳，則成了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後來曾經五次參選總統的宋楚瑜，至今仍不時會被媒體稱為「宋省長」，倒也恰如其分，因為他確實就是中華民國史上唯一一位真正的「台灣省長」。

今日回看，台灣的民主化帶來了總統、省長的直接民選，卻也讓台灣人切身感受到了「中華民國在台灣」體制的荒謬之處，因而促成了「台灣省」的消失、讓台灣進一步往「中華民國是台灣」的階段邁進，而這過過程，也再次反映了一件事：民主化和本土化，在台灣經常是攜手並進、一體兩面的。

歷經多年的緩衝、過渡期後，台灣省政府最後在 2018 年悄然走入歷史，不再編列預算，也沒有任何人員編制；至於省府廳舍，則全數移交給了國家發展委員會（亦即「國發會」），而「台灣省主席」一詞，也正式走入了歷史。

不過礙於憲法架構，台灣省至今在名義上仍無法廢除，因此台灣省政府的「組織調整」，一般都被稱為「虛級化」、「凍省」或「精省」，而無法稱之為「廢省」。

實際走一遭中興新村，「凍省」的概念也能獲得非常具象化的呈現：由於村裡的建物都是1950 至 70 年代的樣式，而省政府從 1998 年被虛級化之後，財政預算就一直不斷減少、員工也不斷搬離，於是整個中興新村就這樣在年久失修之中逐漸沒落，卻反而保留了 1950 至 90 年代的聚落氛圍和空間細節。

巧合的是，村裡眷舍無法永久持有、無法由後代繼承的制度，卻也像是個巧合的空間隱喻，預言了台灣省政府的命運：不論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制度架構、或是村裡一棟棟的房舍，都是在法理上難以繼承的東西，今日只能徒留外殼、框架，而且終究是要還回去的。

或許也是因為這樣，這個曾經作為省治中心的地方，彷彿處處都有民國幽靈在遊蕩著，畢竟台灣省的存在、以及台灣省和中華民國有效統治範圍的高度重疊，本身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體制的體現，而「凍省」，也意外凍結了這個體制終結前夕的風景。

就此而言，省府在 2018 年的正式消失、以及中興新村的沒落，或許也標注了台灣從「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階段，往「中華民國是台灣」的階段又邁進了一步——倘若有天我們真要憑弔民國，那麼中興新村，或許就是其中一個最迷人的去處：一個消失的省，一座半廢棄的田園城市。

各方角力下，中興新村土地的華麗轉身

然而「半廢棄」這個說法，朱怡甄是不會同意的，而她之所以會來中興新村租下老屋、花錢整修創業，說來說去還是因為各種「近水樓台」。

時間回到 2008 年，當時剛就任總統的馬英九提出「愛台十二建設」，決定將失去活力的中興新村改為「高等研究園區」，並由科技部的「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負責管理。

然而由於中興新村內仍有部分政府機關，而村內大部分建物又有「文化資產」身份，這些因素都大大限縮了空間的使用功能，和科技部、科學園區熟悉的空間形式和業務種類也差距過大，因此規劃、招商都並不順利。

而原本在資策會工作的朱怡甄，辦公室正好就和科技部在同一棟大樓裡；2017 年，她耳聞科技部即將釋出中興新村這個燙手山芋，只保留最南區的核心開發區，其他部分則會跟著省政府，一起移交給國發會。

聽到風聲的朱怡甄，猜想脫離科學園區之後的中興新村，經營型態或許會變得更有彈性，於是便在移交前夕，和中部科學園區租下了光明里的一幢雙層連棟單位，作為發展文創聚落的據點。

「初期為了符合科技部、『高等研究園區』的想像，當然還是要掰很多說法啦，比如一開始我們就要想，有沒有什麼數位應用工具，是我們可以用的，再把它寫進企劃書裡——不然上面的主管會問，為什麼要拿科技部的資源，去做文化部的事情？」

然而在資策會工作過的朱怡甄，當然知道政府希望聽到什麼：同時期和他們一起進駐的，還有另一間餐廳，「他們就會說自己是『智慧點餐』、『明日餐桌』，聽起來比較有『科技含量』，也比較能說服科技部。」

後來，果然不出朱怡甄所料，國發會接下中興新村之後，便開始參考台灣其他眷村的活化模式，推動「地方創生」、吸引店家進駐。

很有意思的是，從最初為了防禦而「疏遷」的省治中心、為了照顧公教人員而設的眷舍、引進西式規劃理念的社區，再到近年的科學園區、地方創生與文創聚落，雖然看起來南轅北轍，講述的卻全都是關於統治和土地利用正當性的故事。

尾聲：「老天會有規劃」

一個南投山麓典型的夏日午後，曾伯義開車回到自己在中興新村租下的老屋。

當天早上，他剛去醫院打了肺炎疫苗，原本還想休息一天，沒想到等了幾個小時，副作用始終沒有出現，於是又跑來自己開的咖啡店忙。

其實也沒什麼好忙的。自從台灣疫情在五月爆發後，他的店已經休息了快三個月。但眼看疫情趨緩、遊客最近開始回流，他想起自己堆滿雜物的咖啡吧檯，覺得是時候整理整理了。

曾伯義是進駐中興新村、地方創生的另一個案例。然而他的故事和其他人很不一樣，因為他是在中興新村長大的，也是所謂的「村裡人」。

「我家從那邊走過去就到了，我爸還住在那裡。」2020 年剛回來開咖啡店的他，還準備讓老婆、孩子搬回來住，孩子也會讀這裡的小學。

曾伯義的父母親都是省府公務員，也是村裡少見的本省人，退休前在村內的中興醫院工作；雖然中興醫院現在改隸地方的南投醫院，但在省府時期卻是獨立的，「以前為了方便省長就近看醫生，最頂尖的醫生都會派來這裡。」

或許是因為在村裡長大，口音受環境影響，曾伯義一開口，經常會被別人以為是外省人。「我有陣子在中國工作，同事們講話的各種口音，我也都能聽得懂。這可能就是中興新村留給我的能力吧。」

後來曾伯義離開公司、決定創業，在台中、草屯都開過咖啡店。去年四月，他在臉書上的「省府日常散策」粉絲專頁看到中興新村釋出空間，一直都夢寐以求回到中興新村開店的他，於是便趕來找房子、丈量尺寸，開始準備寫企劃書——現在店門口看板上寫的那句話，就是他當時企劃的口號：「在花園城市中，打造一個雨林咖啡館。」

「我那時一進來這間，量了入口兩個牆面之間的距離，皮尺一拉過去，那個尺寸是192公分——我的店名剛好就叫『e92』。當時我就想，這就是我的房子。」

講到這裡，曾伯義指了指他掛在牆上的一幅字畫，上頭寫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也是這樣，在外面繞了一圈，最後回到這裡，冥冥之中都是老天在幫我規劃。」

雖然外人覺得中興新村沒落，但他不這麼想。「其實這波疫情爆發之前，在我們的經營之下，這個街區已經慢慢活回來了。中興大學接下來也準備會進駐這裡，到時候你看到的就不會只是退休老人，年輕人也會開始出現。」

在很多老一輩外省人的眼裡，凍省不只阻擋了宋楚瑜的政治生涯，也斷絕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法統制度。但對於曾伯義來說，凍省卻也在無意間保留了一段歷史。

「我覺得，凍省也沒什麼不好，反正就是稍作休息嘛——老天爺要我們休息，我們就休息一下。就像我們現在遇到疫情也是休息呀，遲早有一天，又會華麗轉身的。」

已經廢止、但字樣仍存的「台灣省政府」。攝：李易安/端傳媒

中興新村裡已經人去樓空的眷舍。攝：李易安/端傳媒

台灣省政府前的入口圓環。攝：李易安/端傳媒

等待整修的台灣省政資料館。攝：李易安/端傳媒

在中興新村經營「丘山茶」的賴岳鈴。攝：李易安/端傳媒

「華麗轉身」創辦人朱怡甄。攝：李易安/端傳媒

中興會堂前的蔣介石塑像。攝：李易安/端傳媒

回到中興新村經營咖啡店的曾伯義。攝：李易安/端傳媒

TikTok橫掃歐洲——「最嚴個資法」GDPR怎樣審視中國互聯網巨頭？

特約撰稿人 胡文燕、匡翹、姚采旻 發自巴黎、柏林 2021-08-11

【編者按】作為虛擬世界裏的「大宗商品」之一，來源於你我身上的個人數據，在集結、倒賣、演變之後，已然變成一股持續的力量，重塑現實世界。這是端傳媒將持續推出的「我的隱私，你的生意」個人數據保護系列專題的第二篇。這一次，我們將目光聚焦在抖音國際版本TikTok。TikTok在歐洲「攻城掠地」，也從兒童安全、數據隱私層面，引發了持續的爭議和討論——更可能在開發出一套美國科技巨頭所未有的，將數據、內容、市場完全分隔開的「中國模式」。若你想要更多地了解「最嚴個資法」GDPR在過去三年的表現，歡迎閱讀系列第一篇《數據保衞戰：GDPR的三年之癢》。

TikTok上的悲劇

2021年1月20日晚，意大利西西里島上的一戶五口之家突然陷入混亂。10歲的大女兒Antonella，在浴室中失去意識，無法動彈。她脖子上拴着腰帶，跟毛巾支架鈎一塊，手機就在旁邊，裏面TikTok軟件開着，正錄製這次「窒息挑戰」的視頻。家人驚慌失措，急忙嘗試心臟按摩和人工呼吸，無濟於事。第二天，醫院宣布小女孩腦死亡，救治失敗。

時鐘撥回事故前一個月，意大利數據隱私監管機構GPDP點名TikTok，指責用戶註冊年齡容易作弊，認為系統默認用戶內容公開欠妥。2020年12月22日，監管機構正式開啟調查，限TikTok30天內給予回應。

30天的限期快到，監管者未收到企業回覆，卻等來這場命案。「10歲兒童沉迷社交網絡導致意外死亡」，新聞本身悲愴，令人警醒，意大利乃至整個歐洲輿論一片譁然。TikTok成為眾矢之的。

中國互聯網巨頭字節跳動的社交APP——抖音國際版本TikTok，在美國受挫後深耕歐洲，爆火同時，深陷兒童保護和數據隱私爭議。歐盟、丹麥、英國和法國分別於2020年6月12日、6月30日、7月3日、9月2日，先後啟動TikTok涉嫌違反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範》（簡稱 GDPR）的調查。

2021年1月22日，意大利數據隱私監管機構發布緊急公告，要求TikTok整改：若無法確定用戶年齡，平台無權處理相關數據，禁令直至2月15日結束。GDPR規定，16歲以上的用戶可自主授權信息收集，不同國家，法律設置各異，「數碼自主」年齡最低可降至13歲。

2020年12月，一位12歲的英國女孩向TikTok提起訴訟，隨後得到英國前兒童事務專員朗菲爾德（Anne Longfield）的支持提起集體訴訟，指控TikTok處理青少年用戶的數據，但無法保證足夠的安全措施、透明度、監護人同意或合法權益等條件，違反英國和歐盟的數據保護法。訴訟案要求TikTok刪除所有兒童用戶的個人信息，若訴訟成功，損害賠償可高達數十億英鎊。

雖然TikTok面臨的道德譴責和法律敲打加碼升級，但未妨礙業績在歐洲蒸蒸日上。

2020年9月，TikTok歐洲用戶突破1億大關，緊追美國用戶人數，其中英國用戶1700萬、法國1100萬、德國1100萬、意大利共計980萬、西班牙820萬……據彭博社報導，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TikTok未成年用戶佔比最高，皆為33%。歐洲消費者組織（BEUC）整理各國媒體報導稱：2020年，法國45%低於13歲兒童自稱使用TikTok；2020年，英國8歲到15歲兒童半數使用TikTok；2019年，捷克11到12歲年齡段的兒童最熱衷使用TikTok；2019年，挪威32%10到11歲兒童使用TikTok。

10歲的Antonella便曾是TikTok華麗數據背後，默默無聞但又渴望關注的一員。她長黑髮，大眼睛，兩頰肉乎乎的，兩年前使用父母手機，在不同的社交平台，註冊十來個賬戶。她愛跳愛唱，熱衷化粧和髮型視頻，夢想有天成為美容師。用她爸爸的話說，「TikTok和Youtube就是她的整個世界」。她十歲生日那天，收到父母贈送的禮物——人生中第一部智能手機。2020年新冠疫情席捲歐洲，隔離在家，TikTok擔任陪伴和聯繫外界的雙重角色。

一年前，她發布慢回彈玩具製作教程，在Youtube上仍能被看到。視頻裏，她手持道具，舉到鏡頭前正面定住，方便觀眾看清，一舉一動，同視頻化粧博主，別無二致。視頻模仿痕跡重，動作標準劃一，透露着老練，配上她稚嫩的面頰，有着說不出的怪異。

死前幾分鐘，Antonella曾在TikTok軟件，瀏覽多條「窒息挑戰」的視頻。二三十年來，類似「窒息挑戰」的危險遊戲，在西方青少年中風靡。玩家藉助外力憋氣，大腦缺氧暫時昏迷，在挑戰極限中尋找快感。專家和家長頻出警告，仍無法阻止遊戲從線下轉線上，尤其在以挑戰賽成名的TikTok平台上「開枝散葉」。

沒人想到，小孩子下意識的模仿，會帶來致命危險。

2021年2月9日至4月21日，TikTok要求1250萬意大利用戶確認年齡，後刪除50萬個違規賬戶，其中40萬人宣稱低於13歲，另通過檢測工具，確認另14萬人隱瞞真實年齡。TikTok保證，如發現13歲以下兒童開設賬戶，會在48小時內刪除，不排除採用人工智能等技術，排查審核。

GDPR推行「一站式」管理，涉事企業總部所在國的監管機構，擁有監管權限。TikTok歐洲總部位於愛爾蘭，意大利監管機構本無權施令，此次行動的法理支撐，或源於GDPR第66條，即緊急狀況之下，國家監管機構有權採取「緊急程序」，進行干預，但持續時間不得超過3個月。

Antonella葬禮在家鄉巴勒莫 （Palerme）的教堂舉行，那天下着小雨，市長和數名議員都來到現場。她幼小的軀體，靜靜地躺在白棺裏，棺外眾人「為小姑娘鼓掌告別」。有人為她放飛氣球，也有人在網上為她設立紀念頁面。虛擬世界裏，哀悼活動未曾停歇。

「她想成為女王，成為TikTok的明星，她成功了。」Antonella的父親接受媒體採訪時若有所思，緩緩說道。

算法下，兒童的安全未來

中國獨創商業模式——直播「打賞」，乘TikTok全球化「東風」，一路「西進」。2017年起，中國境內討論甚廣的「青少年打賞」亂象，幾年後在西方國家原貌上演。2020年9月，法國消費者保護協會——「6000萬消費者」發布調查報導，揭露TikTok網紅誘青少年打賞和轉賬騙局。

報導中提到，一個13歲的法國小男孩，除了打賞，還使用Paypal給TikTok網紅波諾瓦·舍瓦里爾（Benoît Chevalier）轉賬數百歐，希望對方在直播中給他的賬號打廣告，以增加粉絲。有次被父母發現，轉賬凍結，後遭舍瓦里爾威脅。這名坐擁400多萬粉絲的法國網紅甚至攜朋友，跑到小男孩家裏要錢。

抖音和TikTok為姊妹公司，功能相似但有所不同。兩個平台需一定粉絲， 才可開通直播，收穫粉絲打賞禮物實現變現，抖音粉絲直播門檻為5萬人，TikTok開直播只需1000粉絲。雙方共享同一套結算模式，即流通貨幣購買抖音幣，通過抖音幣購買虛擬禮物：在抖音，一抖音幣為0.1元；TikTok平台上，一抖音幣約為0.015歐（約為0.12元）。此外，抖音平台對主播抽取45%到70%抽成，TikTok平台抽成也在50%左右。

打賞亂象頻發，坐收漁利的TikTok平台，應擔負怎樣的責任？「6000萬消費者」追問下，TikTok語焉不詳，僅回覆已採取相應措施，未做具體解釋。

TikTok規定，使用者年齡長於18歲，才有權打賞，可用戶自報年齡，平台本身不會核實，導致13歲以下低齡兒童，在TikTok平台甚是活躍。「歐洲青少年寵兒」的標籤之於TikTok，如同一把雙刃劍，保護兒童和追逐暴利位於天平兩端，在找尋平衡的路上，搖擺不定、兇險頗多。

2021年2月16日，歐洲消費者組織（BEUC）代表瑞典、德國和法國等15個成員協會，向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提出投訴，稱「TikTok違反了多項歐盟消費者權利，未能使兒童免受隱藏廣告和不適當內容的侵害」 。該組織發布兩份報告，分別從消費者保護法和數據隱私法兩方面，詳細解讀TikTok的「違規」操作；同時向三個歐洲組織——歐盟的「消費者保護合作組織（CPC）及歐盟委員會、歐洲視聽服務監管組織（European Regulators Group for Audiovisual ）和歐洲數據保護委員會，郵寄公開信。

歐洲消費者組織投訴第二條便針對TikTok的打賞政策，即「TikTok用戶可購買硬幣來買虛擬禮物，平台規定裏涉及不公平且誤導性條款」。歐洲消費者組織根據消費法，分門別類列舉TikTok平台使用合同漏洞。例如TikTok稱自己「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擁有全權修改，管理和控制硬幣和禮物之間匯率的絕對權利，且無需對使用者負責」。但《歐盟不平等合同條令》明確規定，任何合同若授予交易方單方面、且無需正當理由便進行修改的絕對權力，都是不公平的。

「TikTok提供服務，但也得遵循所在地法律。在歐洲，不是任何行為都被允許」，法國數據保護律師吉拉爾·阿斯（Gérard Haas）阿斯告訴端傳媒。

「TikTok若非法收集兒童信息，會有法律制裁。但現在小孩子上網不設防，主動公開大量個人信息。有時還真難全都怪到TikTok頭上。」發出這一感慨的是法國企業家丹尼爾·賈斯曼（Daniel Jasmin）。賈斯曼曾多次創業，如今專注低齡兒童網絡素養項目，創立「社交網絡學校」，通過益智趣味遊戲，提高低齡兒童網絡保護能力。

法國初中開設受網絡素養課程，但幼兒園和小學在這塊的教育，則是空白。賈斯曼向端傳媒表示：「小孩在社交網絡誕生，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父母每天沉迷社交網絡，小孩『鸚鵡學舌』，也想進去看看。說得誇張一點，他們在孃胎時，已成為社交網絡的互動因子。」

這也意味着，社交原住民從小便受到網絡暴力困擾。

歐盟資助的「歐洲兒童上網研究網絡」，曾在19個國家做調研，2020年發布最新報告發現：11%到45%的9到11歲兒童每天登陸社交網絡；7%到45%的9到16歲兒童在網上遭遇過導致自己不開心、不舒服或擔驚受怕的經歷。

法國Youtube視頻博主「鼠王」（Le Roi des Rats）是名社交網絡觀察者和批評家，擁有139萬粉絲，因高質量視頻和批判性思維，在法國青少年和主流媒體中，擁有極高聲譽。2018年底至今，他共計發布3個揭露TikTok陰暗面的調查性視頻，尤其指出TikTok平台上存在的「誘騙打賞」、「多戀童癖」和「兒童軟色情」等亂象，向TikTok問責，共計收穫近800萬次觀看量。

2021年1月，法國女權協會「放肆者」（Les effronté-e-s）依託調查視頻，發起集體請願，要求TikTok修改算法、提高家長監控功能效率，並增加內容審核人力物力。協會在公告中表示：「一方面，TikTok平台發布青少年甚至幼兒的性感視頻，引戀童犯罪分子出動；另一方面，青少年容易在平台上過早接觸色情內容。」

字節跳動2012年誕生之初，便依託推薦算法原理，在中國科技叢林迅速突圍。2020年，迫於美國壓力，TikTok首次公布「推薦」板塊的基本運行機制——基於機器學習的人工智能，通過分析用戶互動、視頻聲影信息以及賬戶語言國家設置，向用戶推薦視頻。

2020年2月，英國在線視頻編輯工具Veed.io團隊依託自身內容創作和人工智能視頻工具開發雙重優勢，深度解讀TikTok算法推薦。Veed.io指出TikTok視頻啟動後，用戶同內容的互動將作為樣本被追蹤評估，互動指標不同，評分等級不盡相同，用戶內容獲得的內容推薦獎勵同樣不同。粗略估算，重複觀看率、完成率、分享、評論和點讚五個指標，代表的推薦分值分別是10分、8分、6分、4分和2分。

隨着人工智能發展，在東西社會，算法的倫理性皆成討論焦點。算法不只是一種技術，僅反應人類人性的鏡子，算法也會變成精心設計的「陷阱」，最終同普世價值為敵。

2019年德國之聲報導，德國媒體NetzPolitik.org曾取得一份TikTok審查員培訓手冊，其中顯示面部畸形者、自閉症、唐氏綜合症，甚至同性戀和超重人群，均被列入「特殊人士」名單，審核員會加以標註，根據算法進行限制。2021年，法國電視2台播放的TikTok調查報導中，採訪到一名TikTok歐洲區前內容審核員。他提到TikTok有意限制政治性內容，「起初連國家領導人出現的視頻都被限流」。

法國電台知名記者索尼婭·德維利埃（Sonia Devillers）2018年瀏覽TikTok視頻時，便曾注意到裏面的年輕女孩各個長髮、大胸、短身T恤、漫畫腰和翹臀，跳起舞來扭臀甩胸，並感慨說，這是「一代被克隆的年輕人」。

整齊劃一的外貌審美背後，算法起了怎樣的作用？之後又會帶來怎樣的危害？目前GPDP條款不涉及算法內容推薦，不過第22條「自動化的個人決策，包括用戶畫像」規定：「完全依靠自動化處理——包括用戶畫像——對數據主體做出具有法律影響或類似嚴重影響的決策時，數據主體有權反對此類決策。」

歐盟2020年推出《人工智能白皮書》，於2021年4月份歐盟於提交人工智能監管法案，強調使用人工智能技術時，確保算法透明度和審計檢測，欲為算法的野蠻生長畫上句號。

「洪水猛獸」還是「酷超年輕」？TikTok在歐洲引發的爭議仍將繼續。賈斯曼作為創業者，對新風潮興致勃勃，「現在年輕人，一分鐘內就能把事情講清楚，這很厲害的」。作為父親，他則讓自己的孩子們儘可能晚地接觸智能手機，不然「他們早早便對屏幕上癮」。

當TikTok遇上GDPR

在數據保護層面，兒童的年齡為何事關重要？GDPR第6條詳細列明在六種情況之下，機構及企業應當有權處理用戶的個人數據，當中包括得到當事人的同意；履行與當事人的合約或為這合約作準備；依從法律責任；保護當事人或另一人的重要利益，而當事人無能力給予同意；執行為公眾利益而進行的工作或行使賦予數據控制者的正式權力；及為合法利益為目的。

不過，在最後一種情況中，條例又特別申明，兒童的權利會得到特別的保護，當其權利被侵害，機構不能用合法利益為申辯理由。在GDPR第8條，又進一步限制關於兒童數據的處理，任何16歲以下的兒童（或部分歐盟成員國定為13歲，這也是最低門檻），其同意必須由負有父母責任的人士給予或授權。

換言之，在歐盟內，兒童在下載並使用TikTok時，其同意應是由其父母給予的，而13歲以下的兒童，更加是不可能使用TikTok的服務。這也是為什麼TikTok要保證，如發現13以下兒童開設賬戶，會在48小時內刪除。

涉及兒童的不幸案例，在輿論容易得到共識，對監管機構而言，也因為年齡限制是硬性而明確的，在執法時它們就更容易，不需要捲入企業是否有權處理數據的爭議中。TikTok這個用戶年齡層偏低的平台，就成為眾矢之的。在2021年7月22日，荷蘭的執法機構，又再因為TikTok涉嫌違法兒童數據保護被罰725,000歐元。

在這數據就是資產的年代，TikTok當然不會放棄處理兒童數據。「開始進軍國際市場時，我們許多母公司的員工也被發往不同市場幫助開荒。」曾在字節跳動母公司任職的安利（化名）從事市場推廣工作，當時不只是她的領域，無論是數據分析師、系統工程師等，也有人被遣往不同的市場，幫助當地分公司啟動新市場。

「但來到2020年末，分公司也極速執行本土化政策。不單是內容、市場推廣上的分別，在市場推廣部門，如德國等的分部，只會聘用熟知本地市場的人。在演算法上，不同市場也已經堆疊出不同的演算法去分配內容。母公司會提供發展的大方向，但如何在地區應用，就是地區辦公室的工作了。」

如果因為要符合GDPR而不再處理兒童的數據，對這有效的演算法自然有巨大影響。不過，也因為TikTok不單真正打進國際市場，在不同市場也保留經營上的獨立性。這也意味著TikTok走出了一條其他社媒平台Facebook、Instagram等公司都未摸索出來的路徑。

安利說：「公司內部的方向，是讓地區分公司建立出一定的獨立性，以應付日後突如其來的規管。」她認為，這是字節跳動與其他國際及中國科技企業不同的地方，沒有其他中國社交媒體公司，像TikTok般在歐美成功建構在地的生態圈，同時，與以美國為主的國際企業相比，字節跳動面對的是更複雜的國際局勢 。

「像在美國已建立的TAC，現在也搬到歐洲來，雖然形式上相同，但其實際操作上，也是根據地區的要求變化吧。」她指的TAC，即透明度及問責中心（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Centre），字節跳動於2020年先於美國建立類似的中心，用途是讓外來的專家觀查TikTok團隊的日常運作，包括員工如何根據內容指南，審查以自動化技術標記出來的內容。

「當初美國中心建立時，主要是要回應美國對TikTok內容審查的關注。而在歐洲的中心，無論政府使用什麼理由去規管，它也盡量以公開透明的姿態去回應。那不單符合合規的要求，是更進一步，嘗試得到其他國家的信任。」她說。由於COVID-19疫情關係，TikTok在歐洲的透明度及問責中心暫時仍只在網上運作，計劃在2022年，於愛爾蘭總部加設歐洲的實體中心。

根據多倫多大學Citizen Lab的研究，TikTok與抖音兩個程式在收集數據時，都合理地得到用戶的同意，這點在GDPR合規上非常重要。在關鍵詞審查中，TikTok也沒有限制研究機構測試的所有字眼。即使抖音有使用動態代碼加載（Dynamic code loading, DCL）、伺服器端搜尋審查（Server-side search censorship）等技術構成一定程度的數據安全隱患，不過，這不影響TikTok在歐洲的合規程序。

那到底在數據保護層面，相比美國科技巨擎GAFAM（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和微軟），TikTok有何不同？數據保護律師阿斯聽到這個問題有些茫然：「GAFAM有的問題，TikTok都有，在處理個人數據上沒什麼不同。TikTok若不遵守歐洲法律，同樣得受罰。」

同GAFAM一樣，TikTok在中國「被牆」，數據儲存首選美國，歐洲總部選在「避税天堂」，在歐洲本土設立數據儲存中心，甚至招兵買馬發展業務，都傾向GAFAM出身的高管。

無論東西，互聯網巨頭瘋狂開採「數據石油」，迫於壓力，半推半就推出用戶隱私政策。就像是舉辦了一場「選醜」比賽，結果往往是，沒有最「醜」，只有更「醜」。阿斯強調：「只不過TikTok是個中國公司，僅此而已。」

跨國社交媒體數據的「跨國屬性」

宏觀來說，數據保護法在歐盟不只是用作保護用戶的數據，更與反競爭法相互補足，令執法機構有更大權力去規管企業。由於Google、Facebook、TikTok這類以流量、數據為主要資產的企業手握不對稱份量的數據，只有通過結合數據保護法、反競爭法等法則，監管機構才有能力去監管企業，以保護一般的消費者。

GDPR已執行逾兩年，非歐盟國家企業在歐盟境內的業務面對極大挑戰。一般企業面對的難題，主要是如何取得用戶共識、用戶相關數據保安等。但跨國的社交媒體公司更大的難度在於如何傳送數據，以及保持演算法繼續有效。尤其當數據需要傳送到歐盟境外，GDPR帶來的限制就更大。

因為GDPR的推行，以及人權律師施雷姆斯（Maximilian Schrems）發起的兩起針對facebook歐洲分公司的訴訟，歐盟走向更為保護用戶數據的方向。Schrems II案的判決，裁定歐美當時用作交換數據的「Privacy Shield」框架不通用，但判決仍提供另一可能性：企業在合約中加入「標準合約條款」（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SCC），有機會提供一個表面有效的合約機制，去符合歐盟標準的合規程序。但是，SCC始終只是企業之間的合約機制，而不是國家之間的機制，換言之，國家層面的決定仍有機會影響SCC的應用。

Schrems I與Schrems II案的爭議點在於facebook有否在歐盟國家收集的用戶數據運回美國，如有的話，這又是否違反GDPR？對Facebook而言，答案是明顯的，它過去有把數據運回美國，而且只要美國政府認為涉及國家安全事宜，就有權力取得美國企業在海外收集的數據，這點也是歐盟與美國在數據保護上的角力。

在這個背景下，來自中國的字節跳動在美國、歐洲已有一定規模，也有大量本土的用戶，也就不得不面對這問題：到底它在歐洲的用戶數據，是否有被運回中國的伺服器？

Schrems II案發生在2020年，到了2021年的6月4日，歐盟終於採用實質的SCC執行方案。歐洲執行委員會的公義專員（Commissioner for Justice）雷恩代爾（Didier Reynders）表示，他們嘗試在完全符合GDPR的情況下，添加透明度和問責的要素，「公司的任務，是看看他們會否只使用SCC，或採取額外的保護措施，如加密和匿名化個人數據。」

解讀雷恩代爾的話，即是指在歐洲執行委員會層面，SCC將會被接納。在SCC的框架下，用戶數據可以傳送到美國及其他國家。而加密及保持透明度的責任，就落在企業身上。雷恩代爾表示，這行動的最終目的，是避免Schrems III的出現。

2021年6月1日，剛好在SCC方案公布前，德國多個聯邦的執法機構，包括巴伐利亞、柏林、布蘭登堡、漢堡、下薩克森等，共同公布將會推行「全國審核」，以執行Schrems II的判決。這些執法機構將會選擇性向企業發放問卷，問題會關於應徵系統、內部數據處理、追蹤、電郵及網站寄存等。

曾在字節跳動母公司任職的安利就認為，新推出的SCC方案是可以預期的。「SCC是歐盟與美國之間的一個折衷方案，否則抖音就陰差陽錯地成為先行者了。」安利說，「如果沒有SCC，其他平台也可能要與抖音一樣，把不同的市場分隔開，盡量滿足不同市場的法規要求。內容是媒體的核心，而不同市場的內容，也是分隔開。這其實就是過往所謂的中國模式吧。」

正如雷恩代爾所言，新的SCC的方案，是為了避免Schrems III的出現。但真的能避免嗎？GDPR要企業先向用戶索取收集數據的同意，因此，如今不同網站會設計出複雜難明的Cookie Banner，嘗試令用戶同意交出數據。在2021年5月31日，Schrems所屬組織Noyb發動超過五百宗投訴，指不同網站上Cookie Banner索取同意的方法不符合GDPR。

新的SCC標準，在維權上其實又走了回頭路，因為它讓美國政府有空間操作，不用在法律層面上加強對個體數據的保護，這個做法，理論上也可以伸引到歐盟與中國等其他國家的數據交換上。

中國的社交媒體能否繼續在歐美世界立足？如今的國際市場門檻變得更高。無論是伺服器設立、不同地區合規部門的設立，也加大了進入不同市場的成本。即使有足夠資源，也需要面對政治上的風險，而這也是TikTok要讓不同地區的分公司顯得獨立的主因之一。

中國科技企業全球化大潮中，TikTok因GDPR觸雷並非個案。中國涉外律師曾磊針對「數據本地化」曾撰寫文章舉例，2018年5月25日，小米旗下智能燈具品牌Yeelight宣布因未能滿足GDPR要求，一度暫停在歐服務；2018年12月10日，共享單車摩拜涉嫌違反GDPR，遭德國監管機構調查。

TikTok數據隱私保護條款明確寫到，TikTok所收集信息，可與字節跳動集團子公司共享。大國博弈時代，TikTok是否與中國政府共享數據，字節跳動對此無法迴避。這一推斷目前缺少確鑿證據，未被證實。此外，從被俄羅斯情報部門利用干預美國大選、劍橋分析數據醜聞，Facebook多起政治醜聞在先，TikTok初出茅廬，引發的數據爭議，小巫見大巫，在歐洲輿論場，尚未掀起多大波瀾。

法國數據保護律師阿斯向端傳媒坦言：「年輕人太愛TikTok，歸根結底，孩子的安全問題，才是TikTok面臨的最大挑戰」。

一名TikTok用家在西班牙馬德里街頭製作TikTok影片。攝：Eduardo Parra/Europa Press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1月26日，10歲女孩Antonella Sicomero在意大利家鄉巴勒莫 （Palerme）的教堂出殯。她數天前在TikTok軟件裏錄製「窒息挑戰」影片時失去知覺，失救死亡。攝：Alberto Lobianco/LaPresse News via AP/達志影像

圖：端傳媒設計部

數名歐洲留學生在美國的高中校園外聚會。攝：Doug Duran/Bay Area New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TikTok在美國加州的辦公大樓。攝：Mario Tama/Getty Images

德國柏林，一名女子走過街頭一塊TikTok廣告牌。攝：Sean Gallup/Getty Images

Z世代「飽食窮民」：我想借網貸體驗一把「正常生活」

特約撰稿人 白素 發自北京 2021-09-23

2020年2月2日晚，南柯在上海郊區的租房裏又是徹夜難眠。天快亮時，他登陸知乎，整理起「危機思路」，寫下第一篇日記：1. 做好抗擊暴力收款的準備。2. 好好工作，爭取每個月多掙一點。不要怕啥996，只要多給工資，累死也值。3. 開源節流，能不吃的就不吃，能不買的就不買，省一點是一點。

南柯清算自己的債務：京東借錢總欠款44485元（人民幣，下同），360借錢總欠款23869.8元，宜人貸總欠款110873元……自己已欠下十多家網貸平台、連本帶利一共43萬元。那一天，南柯痛下決心，他要「強制上岸」（意指「強制結束借貸生活」）。

「不算利息，我還有39萬元本金要還。」今年7月13日晚，南柯在電話中坦言。他自稱「92年生人」，聲音透出些許靦腆。他告訴我，自從在知乎上發表《網貸43w強制上岸日記》後，馬上引起關注，不斷有網友發表評論，還有人要求加他的微信。「80後，90後，還有一些四五十歲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或快退休的人。我們一共組了20多個群，每個群大約100多人。」他說，他不會將群拉滿500人，「人少才能彼此知曉有商量，會在這裏面成為朋友。」

時隔一年，負債者南柯已成為渡人上岸的群主，他還開了一微信公號——「我們的上岸之路」。目前，他的每月收入來自兩份穩定兼職。一份是給一家自媒體公司做編輯，空餘時間再做點其他活。「一共四五千元，除掉房租1200元，生活費一千多，剩下的錢把能還的先還了，夠了。」他說，他原本就懷疑「人為什麼一定要結婚？」如今負債累累，更了斷了感情生活的羈絆，「一人待着挺好。」

「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在中國興起，成為多數年輕人自幼共同成長的工具與娛樂生活方式，因此，年輕人對於各種形式的觸網行為接受度極高，同時具備了前衞、新潮、追求新鮮感的消費意識。」2019年，市場調研公司尼爾森（Nielsen）在對中國一線至五線城市、18歲至29歲學生或在職人員等進行信貸消費在線調查後，於《中國消費年輕人負債狀況調查報告》中指出：年輕人中，總體信貸產品的滲透率為86.6%。工作的90後中，有57%存在實質性負債。

編注：報告通過每月待還款金額佔月收入的比重可測算，中國年輕人平均債務收入比（即負債率）為41.75%。如果扣除掉消費信貸作為「支付工具」的部分，那麼年輕人的每月實質償還債務收入比將降為12.52%。

其中一些人，和南柯一樣，最終陷入了債務的泥潭。而拉住他們向下沉的，是時代野心投射在個體身上的慾望，是城鄉折疊、貧富差距下的掙扎，是普通人面對生活波折時的脆弱與驚惶，以及，缺乏監管、誘人沉迷的網貸系統。

十年前，南柯從合肥一所大專院校畢業。學過商務英語的他先後在該市的婚戀網站、快遞公司謀職。「第一份工作工資兩千不到，第二份做數據輸錄員，幹了大半年，可以拿三四千元。當時家裏催婚，自己心思也在浮動。一個大專生在一個二三線城市發展機會可想而知。」於是2014年，南柯在淘寶上開店，並從合肥回到了家鄉——那是安徽下面的一個小地方。

「我在淘寶上為拖延症者做監督。我不需要說話，打字就可以；或者用語音服務，聽人吐槽。」這份略帶心理諮詢意味的項目在網上開業不久，每月純收入3000元，他也從中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我能從這種溝通中獲得觀察世界的養分。」可他滿意的事業在家鄉父老眼裏卻是「不務正業」，最後，南柯關掉了淘寶生意。但從此，他對自己的賺錢能力有了自信——「你想想，就算進富士康打工，每個月工資也不過5000元左右。」2015年，南柯來到上海一家自媒體做公號，除了正常上下班，還兼顧淘寶生意。但他改弦易轍，在網上做起實體貨物交易。之後，他又進入一家創業公司，他說那時，「人變得不太理智起來。」

「眼看別人成家立業，自己的壓力無形增大。家人也在電話中催婚，可我家經濟條件並不好，老家買一套房也得要五六十萬，首付也得二十萬，還有婚後的人生規劃怎麼辦？」南柯決定齊頭並進，他一邊跟人學做投資理財，接觸比特幣，一邊在淘寶店上屯貨準備大賺一筆。只是投入運營成本的同時，他的開銷也在加劇。

第一筆網貸來自支付寶。「那是2016年，最初借的本金不多，大約是一兩萬，然後是五萬。後來借得多了，人就陷入利息這些事裏。」南柯稱自己跟群裏很多負債者一樣，對數字不敏感。他從來不算自己借了多少筆錢，每筆利息本金是多少，只知道那種感覺猶如抽煙，一旦上癮就成了習慣。只有每月即將面臨逾期，他才如夢方醒。「有多恐怖？——如果今天某筆借款快逾期了，我下班回來，趕緊翻查有沒有能申請的網貸平台。不斷下載，不斷嘗試，直到有一家可以借出錢來還債。等過幾天，又有一筆借款要到期，前次操作再次上演。」——這就是他40多萬網貸的由來。

「以貸還貸在金融機構裏是一律禁止的事情。」 曼哥在國有銀行從事信貸業務，擔任過公司客戶經理和網點行長，現在主要負責項目的風險管理。 可他進而指出，「監管是真空的。實際上錢花到哪裏，誰也不管。」

中國網貸行業發軔於2013年左右，隨後便進入野蠻生長、監管真空的時代。2017年，中國網貸行業貸款規模高達4300億美元，彼時，英美兩國的網貸總貸款規模才400多億美元。最瘋狂的時候，中國網貸公司數量高達6000餘家，遠高於同階段其他資本市場的體量。與高速膨脹相伴的，是不斷發生的P2P爆雷潮，以及由此產生的、不計其數的「金融難民」。

中國政府於2016年起出台系列政策整治網貸。但據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公開表示，截至2020年6月，網貸平台還有出借人的8000多億元沒有回收。

2020年8月20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修改《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將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從原來的24%-36%，調整為15.4%。

這是一條「分割線」，南柯指出，但現存的網貸負債者裏，大部分人都是在此時間點前借貸 。

「如果按照36%的利息算，借一萬元的利息就是3600元。對於很多負債人來說，一個月工資可能都到不了。因為借貸的都是年輕人，工作與收入都不穩定。再加上很多人拿到錢後用於消費，在消費大於收入的情況下，經濟狀況就是負循環。」南柯補充道，負債者中，高學歷者也佔部分比重。他們之所以敢借貸，是因為他們普遍相信自己發展潛力大，堅信負債能通過以後的工作升職加薪填平。如果他們是做生意或投資，則會相信自己賺取的錢，能夠高過利息增長的速度。」但是，「很少有什麼生意賺錢的速度能趕上網貸利息增長的速度。」

最怕看到他們失望的眼神

南柯在負債者人群裏，一次次地刷新三觀。

「教人上岸的群五花八門，通常會遇到三種情況。」他說：第一種是勸負債者玩人間消失。第二種是玩一些營銷機構的套路，比如某人包裝成高大上的專家，西裝革履，引負債者入群，再教他們一些付費課程。第三種，比如某高利貸或某家網貸平台的工作人員，私下讓群主在群裏為其做推廣。通過群主介紹到該平台借貸的負債者，每借出一萬塊錢，群主可以從中抽成500到1000元。還有賣POS機的人也來找我在群裏推銷。因為負債者中，有人想利用POS機刷卡套現，這是一門剛需。還有一些人說是推薦群裏女孩做兼職直播賺錢，其實背地裏是做賣卵代孕交易。我就遇到過，有人在群裏聲稱自己賣過一次卵，還想再賣一次。還有人做色情服務，想潛伏在群裏發展下線，被我識破，將他與他搭上的下線一塊踢走。再有過有錢人加我微信，問我能不能介紹願意提供性服務的女負債者。他在網上看到了這個群體的存在，很想滿足一下自己的獵奇心理。

「你能在這個圈裏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不過，」他話音一轉，「加我入群的女生很多，大多數人人品不錯。社會上，不論信用卡還是網貸，總會優先借給女生。她們不僅申請網貸的機率大，也更容易受到恫嚇還錢。」南柯總結起群裏女性負債的緣由：買買買，高消費是其一。情感受騙是其二——比如遭遇「殺豬盤」，或被親近的人騙。還有一類是為了家庭。他感到，「在這裏面，女性的奉獻會多一些。」

今年4月底，我在上海靜安區的一座廣場見到一頭長髮、一臉陽光的小穎。之前，是她向我推薦南柯的公號，並講述了自己身負20多萬網貸的來龍去脈。

「小穎」是這個東北姑娘上大學做微商時給自己起的化名。她說她在一歲時，父母離異，從此與母親、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儘管家境並不富裕，「可媽媽從沒在我面前流露過辛苦，抱怨。我媽媽認為女兒就應該富養，她能滿足我的，會盡量滿足我。」

2017年大學畢業前夕，校園貸正流行。小穎記得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接觸分期樂（一個向年輕人提供分期消費的金融服務平台）。「它僱傭學生在每個寢室門口、樓道口張貼海報、發傳單。促銷人員也會發放禮品——如果你在平台註冊個人信息，它就送你兩個蘋果。」她不加思索地註冊了自己的身份證號。那會兒的她只想領走那份「伊甸園的果實」。

「以後，它經常給你推送廣告。比如借你一萬，借你五千，你可以分12期、36期償還。」這種信息讓小穎產生暇想，「它就像一張信用卡。如果大人能夠使用信用卡，那我們是不是也能使用它？」那時她正在實習，工資微薄，可她想為自己辦張健身卡，《小時代》裏的白領精英不都是下班後趕去健身房？「一張健身卡要5000多塊，我一個月工資才2000塊。」這時，分期樂上靜靜躺着、還未動用過的「萬元額度」向她招起了手，「我突然看到它發來的信息，告訴你額度快要到期了，要不就去試一下？」第一次借款，小穎選擇借貸5000元，分36期還款。「它沒有告訴你，它的風險性以及後續的事情。」輸入對方發來的驗證碼，點下確認鍵的兩秒鐘，她手機裏的重要信息已自動被對方獲取。那裏有她的家庭住址、緊急聯繫人的電話，還有她近期的通話記錄。「你必須要讓它讀取。」那時的她已不敢按下「stop」。十分鐘後，借款就打來了。

「從小到大，周圍的人都在跟我灌輸，媽媽不容易，外公外婆不容易。等你長大了，你要好好報答他們。」正式工作後，她迫不及待地為家人購置高檔用品，帶他們出入高級餐廳，「不用我媽花錢，每次在外吃飯，都是我來。」同時，她的消費慾望也在膨脹。有段時間，她的早餐就是一杯星巴克的咖啡。一個月裏，光喝咖啡的錢就接近工資的一半。「然後下班衝到健身房，簽字的一瞬間感到自己老厲害了。銷售人員衝你姐長姐短的，你會有一種眾星捧月的感覺。」

小穎在分期樂上的一萬元額度早已用完。為免逾期，她開始在其他平台上借款，「大多已記不清名字了，只要還款就卸載這款App。」不僅如此，她還陸續辦理了幾張銀行信用卡，額度累加到3萬元。

「舉個例子——我這個月借了100元，按合約利息，下個月要還120元。可我沒錢還，為了還款，我還是去借貸120元。那麼按照合約利息，我在下下個月就要還150元。」2018年，先後在水產公司及外企上班的小穎，月工資已有三四千元。如果沒有負債，她或許能在家鄉過上小資生活，起碼不至於入不敷出。實際狀況卻如她在微信上所寫，「利滾利地」——借款由最初的5000元滾到了14萬。

校園貸於2014年興起，到2016年，借貸寶壓榨借貸人「持裸條借款」（指借貸人手持身份證拍攝裸照作為「裸條」抵押，一旦逾期無法還款將被公布裸照給家人朋友）、大學生負債者自殺等案件屢屢遭媒體曝光。人們發現，多數發放短期貸款的平台幾乎沒有對學生還款能力進行審查，貸款的年化利率則達到15%到24%。政府隨後發佈一系列文件進行專項整治，但校園貸仍以各種名目繼續滲透校園。小穎就是在專項整治後依舊陷入借貸的泥沼。對於整治效果，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科技室主任尹振濤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效果的好壞在於執行力度和監管力度。與此同時，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公檢法部門對其他機構，尤其是違法違規的機構要給予約束，而非只是監管部門發力。」

「我還天真地想過，既然國家嚴厲整頓，我的借款是不是就不用還了？」但到了2018年年底，小穎絕望地發現，十多萬元的窟窿已難填補——「沒有平台再給自己放款，所有的地方都借不出錢來了。」

「我害怕真相暴露，看到他們失望的眼神。」 債務大爆發後，小穎不敢回想外公外婆還有媽媽收到禮物時開心的臉龐、為她驕傲的神情，她想硬撐到底。2019年7月，為謀求收入更高的工作，她提走在家鄉僅存的6000多元公積金，接受了上海一家醫藥公司的工作，「對方開出的工資是8000多。」為節省開支，她在地處偏遠的奉賢區租了一室一廳，每月房租2000多。添置了日常用品後，積蓄所剩無幾。「每天早上要倒三班地鐵，花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市中心。」

不久，對她心心念念的外公外婆來上海看她。「懷着一種詭異的心態」，她請兩位老人去品嚐正宗的潮州菜。她已記不清那頓華而不實的大餐消費了600還是800元，只記得當時，她一面偷偷用手機借貸、支付賬單，一面五味雜陳地看向二老，「他們並不覺得這頓飯比東北大米來得實在，我卻不斷用金錢向他們證明自己。」

2019年年底回家過年，小穎發現來上海打拼半年，她卻連超過400元的車票都不敢買。「最後買車票還是用信用卡支付，坐了兩宿一夜。」她在電話裏幽幽喟歎，「整容貸，佳麗貸——別人負債至少還享受過，可我從來沒真正享用過，不斷地以貸還貸，賺來的錢90%都用來還債，這才是真正冤的地方。」說到這裏，她想起另一位負債者公開發表的心聲：花錢是孤獨的，還錢也是孤獨的，有一種深深的空虛感。

用消費體驗一把「正常生活」

「這句話就是我說的。」左一告訴我。這個26歲的負債者在電話那邊傳出的聲音透着幾分壓抑。去年疫情進入後半場，他從北京回到家鄉——一個毗鄰江西宜春的縣級市，然後「社會性死亡」到如今。

「我一直都很孤獨，我的家人基本上也不與別人交流，我們都是孤獨的。」他堅稱自己是一個「無產者」：我們一家都是農村底層。我從小和弟弟看着父母一大早出攤販賣水果，我從小學到初中都要幫助他們出活。過去，他們擺攤月收入還能賺到3000塊，但年紀越大，生意也越來越差。主流世界裏，在那些過着「正常生活」的人眼裏，我父母根本無人在乎，也沒人會把他們當「正常人」。他們也認命了，我們沒法交流，他們也無法理解我。

我問他，「正常生活」具體指什麼？「起碼有尊嚴。」他回答。早期，他對「成功」的定義是普世價值裏「有錢有閒」，受人歡迎與追捧的生活。

2013年，左一考入北京一所211之列的理工科大學。「學校在昌平，與想像中的大城市不一樣。」入學不到一年，他便對大學校園的好奇心消失殆盡，「有些人生活得很好。但在小賣部、食堂打工的人則薪水微薄。人在這一體制下，活得更加死板僵硬。」

大二時，左一因為學分未達到要求，不能升級。「留級更使人孤僻。」他想起逃課時，他與同一寢室的室友「躺宅」的情景，彼此沒有交流， 寢室裏死氣沉沉。另一件事加重了他的挫敗感：「高中時期的一個女同學考入天津讀大學。我們恢復聯繫後，知道她還沒有男朋友，我就上天津去找她。那天，我們一起去逛了景區，晚上一起吃了飯。結果第二天早上，她對我說，你回去吧，你不走我走。她就這麼拒絕了我，我不怪她，我只覺得我追求的東西永遠都得不到，或者說我就不配得到。」

2016年暑假剛過，左一瞞着家人退了學。「我把行李打包回家，向他們坦白我沒讀書後，他們痛罵我，朝我叫喊，我戴上耳機，終日沉默，誰勸都不理。」上次離家時，不知他退學的父母曾將下一學期的學費交給了他。在家困了一個月後，他揣着這筆錢跑去重慶，又漂到成都。2017年過完年後，他在網上看到北京西直門一家民宿在招工，在那裏幹了七天，又去一工業園區當保安。再後來，他輾轉到南昌，暫住親戚家，「待了一個月，嘗試做保險。」由於不喜歡「被底層騙去做推銷」，他返回了北京——「我在豆瓣看到首都機場附近，有一家私人開的小賓館招前台人員。我找到老闆，談好包吃包住、月收入3000元，生活暫時安頓了下來。」這時，他停頓了片刻：在那兒，我真正走入了以貸還貸。

因為經常上夜班，左一白天不是睡覺就是上網。「互聯網是打開自己眼界的地方。」如果說對過往還有幾分留念的話，那就是上大學時，他有過對精神生活的嚮往。那時他喜歡看文藝片，喜歡上網搜索「宣揚個人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文章」，還曾坐上兩個小時的地鐵，只為參加「單向街」舉辦的活動。

不知何時起，他打開的「界面」換作了網紅直播。「比如他們推薦北京SKP頂層的『遊園驚夢』，說那裏的淮揚菜非常有名，我就會記下來。雖然那裏的店員只把我當成一個普通消費者，我卻體驗到從未有過的感覺——特別好！」接着，他光顧起名牌服裝店與潮鞋店，「標價一千多元的衣服，換作過去，我想都不敢想。」回味售貨員熱情接待他的場景，他想起自己剛來賓館打工時，被人帶到城中村的商店，花20塊錢添置的衣褲。他感慨道，只有從打工者變為奢侈品消費者的那幾個小時裏，「才算過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從此，他與他人在網上建立起了「談資」，「他們發布的消息，我都知道。我們總算有了交流，能夠融進一個圈裏了。」

「我很早就在使用花唄（螞蟻金服推出的一款可於支付寶消費時使用的消費信貸產品，和信用卡的功能類似）。在辦理那張美容卡之前，我從來都是剋制消費，一個月借出的錢連一千塊都不到,不逾期不分期，省到不願多付一分錢利息。」電話中，左一說起2018年，在順義一家美容院門口，有人向他推銷按摩服務，「體驗一次，只要30元。」在按摩床上，「我穿着一條短褲，女生為我按摩肩頸腰背。」他強調，雖然與異性平時接觸很少，但那不是他與異性的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而是第一次獲得異性帶來的滿足」。對方邊按摩邊問他，辦張卡嘛，1280元可以做十次。待他離店時，他刷了一千多元辦了一張美容卡。

十次服務很快就在「滿足後，還想再度滿足」的循環鏈中用盡。前前後後，他在美容卡上一共投擲了兩萬多元——幾乎是他打工攢下的全部。「我想摸她們的手，她們直接拒絕。而每當卡里沒錢時，她們又會勸你消費辦卡。久而久之，男人對女人的那點蠢蠢欲動變得厭煩——我對她們的手段感到厭煩。」左一在電話那頭歎了口氣，就算花錢還是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到底什麼才能讓他真正感到滿足？我問道。「無壓力地在北京生活，能有屬於自己的房子，能夠正常地消費，能與相愛的人精神對等地交流。」他答。

2019年1月，因為工作不夠用心，左一被老闆辭掉了。「離開時，手裏沒錢。為了租房，我在花唄上借出兩萬元。」那時的他相信，只要找到工作，就一定能還上這筆錢。即使落魄，他還是難捨逛商場、泡美容院、吃大餐與買名牌。為此，他開通了一系列信用卡，「一切正規銀行開的網貸，我都嘗試了一遍。」一時間，他彷彿擁有了「聚寶盆」，他要用它們補償過去。於是，「一年之內花掉了十多萬」，即便如此，「如果自己能有更多的錢，我會報復得更兇。」他說。

一張銀行信用卡逾期一個月後，左一收到催收員打來的電話。對方口氣不善地問他，既然沒錢還借什麼錢？如果再不還錢，就派人來找他。「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錢。」左一懊惱道。那時他想到了家，「想回到有人關心自己的地方。」

2020年5月，房租到期，在北京漂泊已久的左一回到家鄉。起初，他抱有幻想：與父母商量還款，向親戚朋友求援，先把外債全部還清，再找一個正式工作。「結果，沒人幫你。」除了遠在雲南大理工作的弟弟，每個月會從微薄工資裏轉給他一兩百元，勸他振作。「花錢是孤獨的，還錢也是孤獨的。」電話中，他重複這句話。

「你還會還這筆錢嗎？」我打斷了他。

「有天能還就還吧……」但是暫時，他選擇「無視」現實，將手機設置「免騷擾」，對短信裏的關鍵詞做屏蔽。「還接到過法院傳票，我也無視掉了。」過去他眼中的「枷鎖」，如今成為保護他的「盔甲」——「誰會來農村找我？這裏連門牌號都不準。」唯一沒有被他「無視」掉的，大概只剩下互聯網了。每天為了打發無聊，他會在上面搜索「更無聊」的內容，「現在，它們反而讓我感到真實。」

不管在哪裏，我都能找到你

3個月前，D先生收到催收電話。電話這頭，他反倒告誡對方，負債自有原因，況且欠錢不多，「一共6萬，我就借了兩三張信用卡的錢」。如果他們敢曝他的通信錄——「只要收集證劇合理，投訴行為合法。輕則開除催款員，重則使其公司罰款。」自此，他再也沒收到過類似電話。「同行催收同行，誰都知道後果。」他說。

7月，與D先生兩次通話，他都選在夜深人靜、妻兒安睡後，不是溜到小區外、就是爬到樓頂接電話。從催收員到負債者，歸根結底，他是為了這個家。「3年前，我做起催收員，這是我婚後第一份工作。」與南柯一樣，D先生也來自安徽下轄的一座小城。高中畢業後，他為一家教育機構推銷售課，負責招生，按他的話說——「全國各地到處跑」。直到23歲，他厭倦了這種馬不停蹄的生活。「因為結婚需要穩定下來。」他與妻子在合肥安家買房，他應聘的催收公司就在他家樓下，「走路只要5分鐘。」

聽得出來，最初，他對這份職業心滿意足。「在合肥，一個人平均工資大概4000多。做催收員底薪2000多元，幹得好提成也有一萬。」他打起比方，如果上午叫人還了五萬元，自己下午就不用上班了，「要是業績一直好下去，天天都不用上班。」

公司承接銀行信用卡催收業務，總部在深圳，全國有好幾家分公司。裏面的催收員大多在18歲以上，25歲以下。「這個行業壓力大，人員流動性強。公司業務是按季度調配，可能前三個月為交行信用卡催收，後三個月是為中信催收。」D先生記得剛進公司的7天裏，上司對他們一對一地輔導。「以訓練話術為主，領導模仿卡人與三方，看你如何應對。」他解釋說，「卡人」就是持卡人，三方就是卡人的「父母、親戚、朋友」。「基本上，所有的負債者都聯繫不到本人，只能聯繫對方的三方。」

上司教授D先生，他用公司電話只能通知對方還款，不能進行言語威脅。要尤為警惕有些負債者會故意「誘導」他，讓他冒出一些威脅的話，授人以柄，對他進行投訴。「如果意識不對勁，要立刻停止催收。」他總結那「七日談」——說是學習催收，不如說是學習反催收。

「公司正不正規不重要，重要的還是催收手段。」那晚天台風響，D先生的講述卻是風清雲淡，「只要為了業績，什麼事都能幹。既然不能用公司電話威脅對方還款，那就用私人手機。沒人會在公司裏教你這些，這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套路之一。」

「催收是什麼？」他說對於負債者來說，那就是一條流水線：如果你的信用卡逾期一個月以內，銀行工作人員會打來電話，客氣地請你儘快還款，不要影響徵信。等你逾期三個月，催款業務就轉向外包。這時，對方會告訴你，你涉嫌信用卡詐騙，如果不還將會如何如何。再等你逾期半年不還，就會收到律所信息，說你被訴訟等等，但它有可能是偽造的。等上一年以後，你會收到有人打來的協商電話，要求你只還本金——那是投資人的錢，必須收回。如果你還是不還，那麼銀行會來起訴你，去你戶口所在地上門催收。「流水線催收以時間為序，最開始的成本最低，越到往後，成本越來越高。」他說。

遊刃於這條「流水線」不到三年，D先生已做到「基層幹部」：我們與網貸催收不同，當你申請網貸的那一刻，網貸平台就獲取了你的通話記錄。可我們做信用卡催收，這種手法受到明令禁止，得靠自己「摸索」。反正你接不接電話，還不還借款，我都能聯繫到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只要是在銀行註冊過的「卡人」，催收員「通過大數據搜索」，把對方名字輸入進系統，就會展示出一張輻射「網」。「科技發達到何種程度？只要知道對方住在哪個小區，通過銀行系統搜索，我就能把對方所在小區裏面，辦理過卡的其他人找出來。我會一個一個地給他們打電話，請問你是否認識某某？他就住在這片小區。極有可能，這個電話就正好打到了負債者的鄰居那裏。」D先生對使用這筆「數據」輕車熟路——「你曾經工作過的任何地方，與你共事過的任何同事，我都能查出來。很簡單，你辦理信用卡時，需要填寫公司和社保信息。上面有顯示每家為你繳納社保的公司。」

哪怕對方隱藏在農村，他照樣能如法炮製，「大部分負債人的身份證號碼都能顯示來自某某村，某某鄉鎮。一個村鎮並不大，人口就那麼多。把其身份證最後兩位去掉，進行隨機搜索，馬上就會出現一批人與他是同一地方。你再縮小搜索面積——鎖定這片地方上，與他同一姓氏的人，他們很可能是他的親戚。」

進而，他拿捏到「壓死駱駝的最後那一根草」——「你還可以聯繫到對方所在當地村委與派出所。比如我們以銀行工作人員的名義打過去，自稱因為一筆業務要聯繫此人，問派出所能不能給對方打電話。可能80%的人會說這事不在他們的受理範圍，但總有一些鄉鎮機構裏的人會在無事可幹的情況下表示同意配合。你要知道，負債者一般在接到銀行與律所電話時，是不會心慌的。但當他接到當地派出所的電話，心理肯定會崩潰。催收電話都打到老家來了，這就不是簡單的口頭威脅了。」

負債者的QQ空間、抖音號都是D先生挖掘的領地，「只要發現有人在上面給你留言，估計認識你，我就能加其好友，告訴他你欠了我們的錢。」體現他工作效率的一部分，即圍繞一個負債者，聯繫到其身邊30至50個關係人，「越是有穩定工作、穩定收入的卡人，越容易催回欠債。要利用這個網，給對方施加壓力。」這時，互聯網與人際關係網已被他混為一體。

妻子問過他，是否覺得這裏面有些人挺可憐？他面對負債者，自覺與醫生面對病患無異。在他看來，只不過很多「病患」是咎由自取，尤其是「那些因賭博負債累累，輸得家破人亡的人。」

只有一個案例是例外。「那個催收對象是個女人。我們通話4小時，實屬罕見。我是通過她辦理信用卡留下的QQ號找到了她，她在電話那邊哭泣，說丈夫因為負債與她離婚，她還帶着兩個孩子。欠銀行的錢還是次要的，她還背負了高利貸。為了躲債，他們搬到誰也不認識的地方，可她已連孩子的生活費都拿不出來了。她求我報警，她要帶着孩子自殺。你想想，她能與不認識的催收員哭訴這麼久，除了勸她，你根本就沒法提還錢的事。」越說下去，D先生越感到生活說不清楚，就像「自己淪為負債者，也不能怨天尤人。」

2019年，D先生徹底不想幹了，直接原因是同事出事了。「那人比我大兩歲，當初還是他引我入行。他用了所有催收員都會用的方式，給在異地的一男生發去催收短信——內容大概是你如果再不還錢，我就通知你家人。沒有想到這名卡人跑去跳樓自殺。警方隨即在死者手機裏查到這通短信，連夜趕到合肥抓走了這個同事。事發後，公司開會拿這件事當作催收的典型雷區進行分析。據主管說，那個自殺的男生來自甘肅農村，家庭條件不好。雖然只欠了一萬多塊錢，可他還是害怕家庭及個人負擔不起。」D先生從這件事中看到了危機，「我有妻兒老小，不能為一份工作冒這麼大的風險。」其後，他毅然告別了催收。

辭職不久便趕上了疫情爆發。「爆發一個月前，我的孩子出生。爆發前兩天，我們用全款買了一台新車。」他與妻子原本對家有盈餘自信滿滿，突如其來的逆轉讓他們猝不及防，只能困頓在家，坐吃山空。「疫情在合肥持續了半年，才算恢復正常。妻子孩子都需要我照顧，我也不敢離開他們去外地找活。」無奈之下，他動用了信用卡里的額度，這就是他欠債的起因。「但我沒走上以貸還貸。」他強調道，「網貸的每筆利息怎麼算，我都懂。我不考慮網貸。」最後，他跟妻子挑明瞭他的外債，他自責沒能讓他們過上寬裕的生活。如今，他在找一些跨省包車等賺錢活路，「大不了賣了這部車，總能還上這筆錢。再說我不是自己亂花錢欠債，我是為了家庭。」辛苦之餘，他跟自己說。

南柯在知乎上發表第一篇日記後，D先生連夜讀完，「深有感觸」。爾後，他私信了南柯，此時的他已被信用卡上的逾期賬務，家庭開支壓得難受。交流完後，南柯引他入群。

「我一進群就坦白我做過催收，現在也是負債者。你們要是對信用卡方面有什麼不懂，可以問我。」D先生說這樣做一半是為了尋求安慰，一半也是為了幫助他人。群裏有人因為以貸還貸，欠債四五十萬。還有人苦於心理折磨，半夜突然宣稱自己不想再活下去。跨入催收行業前，他就認定這是一個沒有感情的行業。親歷了「雙重人生」，他依然認為對他催收過的大部分負債者「沒有必要浪費感情」。但有時，他會在負債者群裏為他人鼓勁，「我教你們不是讓你們當老賴，只想讓催收儘量少影響你們的生活。」

上岸

「即將逾期還沒逾期時，你會感到隨時會死但又沒死。而當你真正逾期，暴力催收等等也都經歷了，你反而有一種已經死掉的解脱感。這時候，有人——特別是那些年紀已大、對後半生無望的中老年人會想徹底解脱。還有些人則是在短暫的解脱後，更渴望爬起來，重新恢復正常狀態。」南柯在電話中為自己、也為那些與他同樣渴望重生的負債者們剖白，「求生的本能會讓我們選擇強制上岸。」這其中，就有小穎。

2019年年底，小穎收到一個催收電話，催收員道出她媽媽的名字。對方告訴她，她媽媽用信用卡借錢，逾期不還，後果嚴重。掛斷電話後，小穎沒有給媽媽打電話，而是陷入沉思。就在一年前的這個時候，她還在老家，媽媽也接到了催收員的電話。小穎小心翼翼守護的秘密終在那刻戳穿——當時，她已連300塊都還不上。急火攻心之下，她冒險去借了「714」高炮——貸款週期為7天或14天，是一種超高息的短期借款。「高炮」指高額的「砍頭息」和「逾期費用」。2019年，央視3.15晚會曾曝光——有用戶借「高炮」後，3個月裏，借款由最早的7000多元滾到50萬元。

「你不要以為我們只是打打電話而已，我們會讓你過個好年，讓你的親朋好友也過個好年。」——掉進這個坑後，等待小穎的就是惡性催收。刺耳響起的手機鈴聲是對人精神上的摧殘。她不再接聽電話，見狀，催收員轉而打到了媽媽那裏。

當晚，小穎回家哭着向媽媽坦白了實情。媽媽沒有責怪她，「媽媽總說，年輕時吃虧上當不是大事，總比老了吃虧上當要強。」媽媽交給她兩三萬元，讓她暫堵窟窿。「媽媽年紀已大，身體不好，她早就很難找到工作了。」她想到母親年輕時為了自己與這個家，幹過財務，做過銷售，去到外地起早貪黑、扛着大包小包的身影。那時，她還不知道為了幫自己還債，媽媽用信用卡借出那筆錢，又以信用卡倒卡的方式，此後不斷地借錢還款。正如她當初不想讓親人為自己擔憂一樣，媽媽也向她隱瞞了自己的債務。

一天晚上，媽媽發來微信：女兒，我最近資金的確有困難，你能不能先借媽媽一點錢，我過些日子還你？「如果不是萬不得已，媽媽是絕不會跟我提出這個要求。」可這通微信讓她苦惱。來到上海後，為了早日結束以貸還貸，除了白天工作，小穎還要通宵達旦為人代寫論文——那是她的兼職。「連續幾個月，我每天睡覺僅兩小時。」得知媽媽欠債前，她的當月債務已能與收入恰好持平，「有時還能存下幾百塊。」可那一晚，她頭一回見到媽媽像個驚慌失措的小女生，在她眼前崩潰大哭，她只能打破自己好不容易爭取到的那分平衡，再度開始了借貸，還貸。等到年底回家時，她見到同被深深套進這個惡性循環體系裏的媽媽已不復往日的堅強——「老了」。

「打小，我和媽媽就擁有一本對話簿，我們把自己想向對方傾訴的小秘密都寫在裏面。」去年10月，媽媽還有外公外婆再度到上海看她，那時媽媽精神狀態大為改觀。她偷偷問媽媽，是不是欠債有法得到緩解？「媽媽告訴我，重要是調整好自己，不要再以貸還貸。」送走了家人後，小穎思前想後一個月，終於鼓足勇氣，面對自己的每筆網貸。「3年裏，我已欠下了20多萬！」那晚，她回到童年時跟媽媽交流的方式——「微信就是我們的對話簿。我在上面告訴她，我決定停止所有的以貸還貸，以後踏踏實實還債。我還把自己的還款計劃列得清清楚楚，全部發給了她。」不一會兒，媽媽將自己在還債期間收藏的各種應對催收的技巧，保護自身利益的法律條文推送了過來。

「我的債務現已全面逾期。」與小穎相會的那天中午，在上海的一家茶餐廳裏，周遭的嘈雜蓋過了她的聲音。她一邊笑嘻嘻地說，一邊悄然心細地點餐——儘管那頓飯不由她來買單。她還是常收到各式各樣的催收電話，有些人跟她軟磨硬泡，有些人對她簡單粗暴，但她已學會如何應對。此外，她不再熬夜為人代寫論文賺錢，而是換作倒賣演唱會的門票。只是，她不接受任何借貸付款。她還向那些用網貸購票的學生宣傳，不要借款消費。另外，「即使再困難，我和媽媽也不向親戚朋友伸手，因為人情債更難還。」她說為了還債，媽媽做起了保潔員。「每天能做多少是多少，能賺多少是多少。」 她倆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爭取三年，還清所有網貸。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插畫：Rosa Lee

2015年11月27日﹐大樓門口貼著向淘寶店主借貸的大廣告，前有一名女士正運載著貨物 。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017年9月23日﹐北京的年輕情侶在銀行等候時於手機上觀看視頻。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7月13日，北京大學的畢業典禮，有大學生在典禮進行時哭泣。攝：Jiang Qimi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4月18日，北京的年輕消費者在奢侈品店外等待進場時觀看手機。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5年9月13日，螞蟻金服剛推出了一款綜合理財App，旨在為中國消費者提供一站式金融超市。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4月10日，上海一名市民走過城中的一座雕像。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0月22日，杭州市一間信用卡公司的總部大樓。攝：Long Wei/VC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2月30日，北京一名市民在空中潑水，水立即變成冰。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兩岸青年對談：「躺平」背後的人生選擇，我們一定要往「前」走嗎？

端傳媒記者 門悦悦 發自北京 2021-09-03

【編者按】：「躺平」一詞，在中國大陸社交平臺迅速發酵、旋即被封禁，這其中蘊含的反思、反主流、對人生的重新想象，卻沒有機會被好好討論。類似的思考，也促使這一代台灣年輕人做出更多元的人生選擇。我們邀請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四位青年，圍繞「躺平」背後的人生選擇，分享各自的經歷和思考、代價與收穫，並邀請讀者一起來討論：我們一定要往「前」走嗎？「前方」又是被誰定義的？

張哈哈：95年，女，先後做過財經記者、公關，即將辭職

方玉：97年，女，大陸本科，香港讀研，現在政府背景的文博行業工作

陳庭耘：85年，女，先後在台灣英國讀過研究所，考過醫，去過NGO，現在台南務農

震華：82年，男，護理專業背景，做過志工、翻譯、文字編輯、老師等，現任一海洋保育NGO顧問，9月去研究所讀翻譯

以下是對談內容整理：

那一刻發現自己可以躺平

端傳媒（下稱「端」）：請大家各自做一個自我介紹吧。

張哈哈：我是張哈哈，之前在一家媒體當財經記者。現在在一家企業裏當公關，但是我馬上要離職了。

震華：我的名字叫震華。1982年生，我一開始唸的護理師，後來去唸一個野生動物保育的研究所。我做過海外的長期志工，兼職過採訪、攝影，還在國外做過某個健康相關的專案管理。現在我在台灣澎湖的一個NGO做關於海洋保育的顧問。9月開始我會回學校去唸翻譯的研究所。

陳庭耘：我是陳庭耘，85年生，從2008年大學畢業之後到2018年，每年都在不同的地方。我大學念生物，對生態有興趣。但因爲我爸爸是牙醫師，希望我可以重複他的路。所以大學畢業那一年我有點像是給他一個交代，換取一年的自由吧，就準備考醫，沒有成功。因爲我在大學的時候愛上海龜，就頭也不回決定去唸海龜研究所。那個時候我的桌面還有房間的書都是有關海龜的。我爸爸說只要看到我電腦上的海龜，就想把我電腦砸了。

唸海龜研究所是我發現理想和現實有差距的開始。我發現我熱愛的海龜在別人的眼裏可能是賺錢的工具，這個東西蠻讓我受傷的。所以後來我就休學，開始接觸社會學，發現英國有蠻多學校在做環境跟社會學相關的課程，就去唸了一年。我們的課程所有科目都跟環境相關，化學、社會學、政治、哲學、心理學。我發現其實所有的解決方式都是回到我們人生選擇過什麼樣的生活，我們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對待環境。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是蠻大的刺激，導致於後來我回台灣之後，我就再也不妥協了。那一年對我來講很重要，過去我沒有想過未來可能會像現在這樣，沒有穩定工作的收入。

我決定留在台灣南部，待了幾個NGO，開始走跟食農環境教育相關的議題（鼓勵關注食物、食物旅程碳足跡、在地食材、自煮料理等系列食物與生活/環境議題的教育方向），那個時候我還有很多氣焰，所以在NGO裏也有很多痛苦。最後我選擇申請計劃的方式來執行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大概從2015年開始就陸陸續續有一些打工，但沒有一個正式的工作，不斷地在嘗試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是什麼。直到3年前，我來到台南，開始務農的生活。

方玉：大家好，我叫方玉，我是97年的，應該是這裏最小的。我經歷比較簡單，本科學的是德語，讀完之後在香港讀研，畢業之後馬上考進了大陸體制內文博系統的單位，也沒有工作很久。我現在的生活很簡單，早上睡到8點半起床，9點多出門，10點到單位。上班也沒有非常多的事情做，就是一些很常規的坐崗，而且只用坐半天，所以在這半年裏面，我看了很多書，很多電影，很快樂。下午5點半準時下班，我們所有人都是準點下班走，1分鐘都不多待的那一種。回到家如果有課的話，我就會去畫室畫畫，畫到9點多回家。如果沒有的話，我自己也會畫畫或者看一下書。搞到差不多11點就洗漱睡覺。就過着一種非常規律而無聊的生活。

端：沒有啊，非常讓人羨慕，在座的其實都是有着非常讓人羨慕的生活。我們這次主題跟躺平有關，能不能請我們大陸的兩個嘉賓講一下你認爲的躺平是怎樣的？然後看台灣有沒有一個相應的詞或者狀態來形容。

方玉：其實講到躺平，我們這邊輿論場一般把它跟內卷做一個對比。意思就是低慾望，也不再去奮鬥，不再擼起袖子加油幹。另外一方面是更加關注自己，不把那麼多的精力投放到外界。所以自己以外的人往前走、往後走，打橫走、打豎走都不關我事了。我今天還稍微看了一下那個讓躺平這個詞引爆大陸輿論場的文章，講到躺平大概就是不買房、不買車、不婚、不戀、不育、又不再奮鬥，保持極低的慾望，不關心外界，大概是這樣子的一種狀態。

陳庭耘：我覺得台灣沒有發展出相對應的詞。有一個蠻大的原因可能是因爲在台灣，不太用躺平這樣子的形容詞來形容主流以外的人生選擇。通過方玉的描述，我覺得躺平是不管他人怎麼往前，我只想呆在自己的位置，但是爲什麼跟社會大多數人雷同的選擇叫做往前，爲什麼就不是往我的方向走？我覺得差別在於怎麼看待選擇不一樣的路，對我來講，它發展出來的比較像另類的路，或者是選擇一條難走的路，或者是反思，或者是找自己，比較像這樣。

震華：台灣有佛系。我覺得佛系是你很有意識地不想要去爭奪什麼東西。其實我是這一次才聽到躺平這個詞彙，我會把它理解成因爲被大環境所逼，只好逃命。

張哈哈：我覺得躺平這個詞在大陸，有一種放棄的意味。我所在的工作環境可能更能深刻理解，因爲我在互聯網公司，是大陸競爭最嚴重的地方，我身邊其他的同事有一些確實是日以繼夜地不停工作。本來這件事情我做到1就可以了，但總是有人要做到1.5，那我就要做到2，然後其他人要去做到3。就不斷內卷的情況下，有人會產生厭倦，心想那我就不動了，放棄了，躺下。

也要結合大環境的背景，現在大陸的房價很高，在一線城市生活成本也很高，你能夠在北京買房子嗎？這件事情會用掉你很大一筆精力，而且很多人沒有辦法夠到房價，那既然我努力都沒辦法安定下來，那我去爲一個莫須有的未來奮鬥幹嘛？我現在就這樣就好了，我不信，我不要未來，我只要我現在。

端：對，我梳理躺平脈絡的時候發現這種心態很早以前就有，以前是古人的隱居，但那時候是少數參與政治的人可能厭煩了政治鬥爭，自己找個山裏隱居，然後慢慢演變到可能幾十年前或者是十年前，社會最底層的人說我賺錢很難，也不知道怎麼賺錢，乾脆就躺着吧，然後演變到今天，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都這麼選擇，可能在以前是最能有上升空間和選擇的人，現在也開始想逃避了。所以當我們談論躺平時，其實在聊一種更多元的人生選擇。大家是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自己可以有不一樣的生活選擇的？

震華：我國中是一個以升學爲導向的學校，高中是很一般的高中，在那個學習環境開始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那裏的老師不會覺得考大學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也開始有了很多社團活動，開始接觸課本以外的東西。進入大學之後我也參加了很多社團，漸漸就會覺得這個世界不是我小時候想象的那樣單調，還有很多不同領域是我可以去嘗試的。比如我大學唸的是護理，但是我覺得爬山很有趣，就加入了登山社，做了之後覺得很好玩，就一直繼續做。而且因爲在登山社累積的一些經歷還有實力，我畢業之後可以跨領域考一個野生動物的研究所，因爲我們主要研究的動物都在山區裏，而我已經累積了一些在山上做調查的能力，所以也順勢的、考上不同領域的研究所。

陳庭耘：真正影響我的是大二那年，有一本書叫做《單車環球夢》。作者——兩個女生到我們學校來演講，聽完之後，哇我整個人生改變，因爲他們兩個都是辭掉工作，騎單車環遊世界。她也鼓勵在座的年輕人，想去做什麼就先去嘗試，不是說一定要怎麼樣，就是去做了之後，你的人生就會有不一樣的路。她那個時候引用了一本小說叫《鍊金術士》（又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裏面有一句話是當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全世界都會來幫助你。我就覺得說對啊，我爲什麼一直以來都在符合家裏的期待，符合社會的期待？爲什麼要看起來走在社會所謂的成功道路上？我開始問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剛剛聽震華講就發現，其實從2000年開始，不斷的有各種書籍、文章、在書店的排行榜上面，各式各樣鼓勵大家出去，你要環島，要去哪個國家打工、旅遊，要去探索這個世界和自己的關係。那幾年台灣的年輕人都在瘋狂這件事情，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問我是誰？所以我覺得不是誰啓發了我，是整個社會都在問這個問題。爲什麼我們是躺平，其實我們是整個世代的躺平。因爲我們父母那一輩，他們在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早就賺了好多錢，他們從年輕的時候就把最好的位置佔掉了。

張哈哈：真的，大陸一樣的道理。

陳庭耘：老屁股都在這邊，請問我們年輕人坐哪啊？我真的覺得整個世界都沒有希望，那好啊，我不要跟你的規則走，我去走我自己的規則，因爲跟着規則走不會成功啊，資源都被你們拿走。

震華：其實我完全沒有那些想法，我的心態一直是無成見而順勢而爲，大學的暑假我們幾個朋友騎着平常上學的腳踏車環島或者去山上，很自然的事情。所以過了幾年之後看到剛剛庭耘讲的這些市面上的書，我的想法是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這有什麼好值得出書的？所以我這個人一直想要做什麼就去做，也很幸運的沒有人阻止我做什麼事情。但我聽你說，我覺得這真的是整個世代的氛圍，你剛剛說的“當你想做一件事情，全世界都會幫你”。當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覺得什麼鬼話？全世界誰會幫你啊，你想做的事情要自己做啊。

張哈哈：我是大三、大四有個朋友帶給我的啓發，他有一句話讓我印象超級深，他說一個果核，我們永遠從正面看它，但是沒有從下面或者其他角度去看，你從你視線以外的角度來望這個果殼，會發現它跟你原來看到的完全不一樣。就是這句話，一下子——轟——像新世界的一道光。我就覺得對，那我要多看。那段時間閱讀了大量不一樣的東西。

畢業的時候我很想當記者，其實我學業不好，也沒有認真找工作，但是那時候我一心想的就是一定不要回家，不管怎樣就是要去大城市，要去看一下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去了廣州的一家媒體。那家媒體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大家其實還蠻包容你的一些所謂很尖銳的想法，也很主張多樣式，沒有人管你。在那個情況之下你有很多時間可以去探索自己，而且本來我又是一個不太喜歡跟別人做一樣事情的人，慢慢地就發展成跟大家不太一樣了。

方玉：我也有一位這樣的朋友，他是我高中朋友，帶給我比如說LGBT的，以及其他一些社會議題的啓蒙，沒有他的話，其實我可能不會那麼早對這些問題產生關注。

我從小是一個沒有明確目標的人，可能我的目標就是要考高分，越高越好。那具體高到哪裏，要上哪個學校、以後讀哪個專業，完全沒有想過。覺醒大概是在大學期間，大一開始我畫畫，接一些稿子，我覺得這塊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而且過去了4、5年我的熱情並沒有消退。我慢慢覺得並不需要去掙很多錢買房、買車。我就是很想畫畫，只要以後我能做一個有穩定收入能夠養活我，有大把空餘時間來經營我愛好的一個工作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轉折點是大三的時候我去德國交換一年。他們各方面都不像大陸，他們不會爲了買房或者買車就996，不是很多人都孜孜以求地去賺很多錢，所以就更加堅定了我要過一種比較低慾望的生活，經營我自己的愛好。但也是因爲他們有比較發達、完善的保護系統，大家形成一個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的狀態。不爲了買房、買車這些東西去透支自己。他們也不需要，他們的房子沒有那麼貴，相應地可以發展出很多其他的愛好，去野炊、夏天去燒烤。而且他們的課比較少，我記得在德國有一次通宵畫畫，第二天還是可以接着睡，睡到下午才去上課，這是在國內根本沒有辦法想象的生活，我喜歡凌晨畫畫沒有人會來打擾我。然後相對來說他們也沒有那麼的集體主義，都要爲國、爲家奉獻自己。因爲我從小到大也是一個比較乖乖女的性格，沒有去關注很多讀書以外的事情，德國讓我看到其實人是真的可以這樣生活的。這種觀念經過我一年在國外的生活強化了之後，比較深刻地改變了我之後的一些選擇吧。

爸媽和社會教我的事

端：我很好奇大家以前小時候接受的教育，或者爸媽對大家的期許是怎樣的？

震華：因爲這次機會我還特地去問了我媽媽，問她對我現在的狀況有什麼看法。因爲我們家有4個兄弟姐妹，我媽就回我說，你們4個我哪管的到啊？你們4個都是自己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也不會聽，比如晚上不要太晚回家啊，要不要交女朋友一類的事情，她後來就不管我們，我覺得是他們躺下，他們認輸了。

陳庭耘：其實這個問題我觀察父母蠻久的，我的爸爸、媽媽在很不一樣的家庭長大。我媽媽出生的時候家境就蠻好的，我爸爸的家庭非常不好，他家庭的經濟是靠他父母打拼出來的，所以他才有辦法跟我媽媽門當戶對。不同的成長背景造就了他們面對這件事情不一樣的態度。我爸相信要努力才有辦法成功。可是我媽媽因爲經濟環境算還蠻好的，所以她的思想在那個年代比較接近新時代，會鼓勵孩子去探索跟創造自己。

張哈哈：我家大概在我初中，我媽媽都40多的時候，才真正達到所謂有房有車的生活。我爸爸也是一個很不好的家庭條件出來的，在大陸有一個定義叫做「鳳凰男」，就是要很努力，要當鳳凰，他才能夠出來。我媽媽的背景比較好一點，因爲我的外公是工程師。他們兩個很莫名其妙的在一個大學的研修班裏面認識，就在一起了。這種雙方的觀念和家庭背景的不同，造就他們兩個看待事情有所不同。我媽媽對我比較寬容，思想相對來說比我爸開明很多。我爸就是那種非常傳統的中國大男子主義的形象，但是從小我爸在外面做生意，跟我接觸其實不是太多。我能夠變成現在的我，有一些勇氣去做一些事情，其實都是要謝謝我媽媽。我媽對我要求就是快樂、健康，不要求我考多少高分，中不溜就行，出來你能夠掙錢養活自己，不要來找我要錢就可以了。

方玉：我媽也是相對我爸來說條件好一點，而且媽媽是比較幸運的一代，因爲剛好66年出生，大概大陸文革結束、改革開放的時候，她是那一代的大學生，考到了本科，做醫生的，所以她那時候條件蠻好的，追求她的人也很多，學歷也比我爸高。我爸那時候是大專還是中專吧。

緣分真的很奇妙，也不知道他們怎麼去相親的，反正就結婚了。我媽有了我之後，我爸考成人本科上了大學，現在也在體制內。他們兩個可能是那個年代中國父母的一個縮影，他們會對我講的成功故事是我爸作爲一個鄉下的窮小子，賣拖鞋、跑郵輪，然後幹到現在不大不小的算是一個小官。他通過他自己的努力去考試，去工作，在大城市立足，買得起房子，有這樣的一個小家庭。所以他們的意思是你也應該這樣子，去奮鬥，然後有一個小家庭。

但他們也不要求說我一定要怎麼樣，這個出發點並不完全是希望我過得健康快樂，而是因爲我媽說女的不能太強勢，太強勢沒人要的。所以你健康、快樂，找到一個穩定的、體面的工作就可以了。

包括我在學校裏面，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裏，聽到的一些話語都是你要做三好學生，你要考高分，追求上進，然後才能考到好學校，才會有好的出路。應試教育體制下都是這一套說辭。三好學生就是成績好、體育好、道德好，類似於班上可能50個人，只有5個人有這個榮譽稱號，每年六一兒童節的時候頒發給你，你就是班上最優秀的那五個學生這種。所以我就說在高中的時候遇到的那個朋友，真的是讓我看到了一些別的東西，當時可能不明顯，但現在回想起來，它其實影響很大的。

陳庭耘：其實我們也是會選誰是模範生，德智體群美，群是合群。

端：我們是德智體美勞，好像沒有群這個評判標準。

方玉：是不是我們這邊還是競爭比較激烈一點？就是沒有一個退出機制，除非你家很有錢，否則所謂最公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讀書考大學。一旦你考上一個一本，你接觸到的所謂同學或者老師，包括日後工作的公司都會不一樣，所以大家就覺得我一定什麼東西都要削尖腦袋，要最好。

我們講內卷，現在的競爭還是這麼激烈，但已經不是削尖腦袋才能夠走到上流社會，而是削尖腦袋才能保住現在的生活狀況，所以就更加焦慮，更加讓人覺得我做這些東西其實沒有意義。

陳庭耘：我記得從我那一屆台灣開始有推多元入學，可以通過你過去高中的成績，一些作品去面試，就可以進到大學。那個時候也是廣設大學，以前要進大學很難，可是等到我們那時候，幾乎人人都可以上大學，然後到現在，就一直不斷地在改變。

震華：我之前當過短暫的代課老師，發現（現在學生）跟我以前學的是完全不一樣，比如光語言方面，除了我們講的國語、英文之外，他們還要學臺語。如果那個班級的學生有父母從東南亞來，他們還要去學他們父母國家的語言，如果是原住民的話，也要去學他們原生家庭的語言。除了這些之外，學校還多了很多探索課程。比如我們學校那時候規定國中生一定要完成一個挑戰，去爬一座高山，自己做一艘獨木舟划船去海上，就開始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發生。

端：台灣會有你要去一個好大學，有個好學歷才能找到一個好工作，然後你的人生才算順遂這樣的思路嗎？

陳庭耘：我覺得不太符合現在社會的樣子，因爲現在行業非常多，很多年輕人畢業即創業，大家都有自己的賺錢方式吧。讀高中那時候的確是這樣子的思維帶着我們往前走，可是等到從大學畢業，整個社會跟我們過去在讀高中的時候已經完全不一樣，那時候在學校學習到的觀念已經不成立了。

震華：我和一些僱主熟了之後，有問爲什麼會錄用我，因爲我知道一起來應徵的還有其他更好學校的。蠻多的回答都是發現很努力唸書、考上好學校的那些人，在人際關係這種事情上面是比較薄弱的。雖然他們很聰明、很努力，但在工作相處上會有一些吃力。

我們都曾糾結......和窮

端：選擇自己現在走這條路的過程是怎樣？糾結過嗎？

陳庭耘：我很明確我要往食農教育發展，所以我從NGO開始做。可是當一個組織做大了之後，肯定會有各種綁手綁腳，爲了要應付不管是消費者還是鄉民，必須要有所取捨。比如說我在某NGO工作時，我都鼓勵大家要在家自己煮，但其實我那時候工作超級累，下班之後完全沒有力氣自己煮，所以我再跟人家宣導這些事情的時候，覺得沒辦法繼續。還有爲了讓組織維持運作，很多時候做的事情必須要有所妥協才可以讓組織收入穩定。我當時年輕氣盛，還不能夠理解，也沒辦法融入，所以後來決定離開。

而剛好在我沒有一個穩定工作狀態的時候，我奶奶臥床，24小時需要有人陪伴在旁邊，她沒有辦法接受非家人的照顧，所以我必須要去做能代替我媽媽照顧奶奶的那個人。那時我生活在高雄，我爸媽在臺北，所以我必須南北來回跑，那是在2016年到2018年，這兩年非常折騰。所以現實情況也讓我沒有辦法工作。即便是像家教一個禮拜一次，簡單地陪小朋友唸書這種也沒辦法。而且我本來是跟前女友合租，因爲沒有收入，也退租了。

那個時候眷村有個以住代護計劃，就是你住進去，給你一筆錢修房子，然後就不用租金住在那裏兩年。我就去申請那個計劃。那個生活環境並不是很好，上百戶空屋，就住了6戶人。那些空屋都已經荒廢3到5年，甚至更久，所以我們很像住在廢墟里面，然後晚上很安靜，動物很多。

我覺得我很ㄍ一ㄣ（閩南語，堅持），在那樣生活條件非常不好的情況，我就是ㄍ一ㄣ下來，儘可能地不花錢。剛好那時候有一本書很紅叫《空屋筆記》，寫怎麼不花錢、不消費，用各式各樣的方式活下來。我的確實踐了一段時間，除了交通費是我最大的開銷之外，我連吃東西都是去市場要有一點發酸的西紅柿，斷掉了的高麗菜外葉，過期的家樂福的商品。還有撿傢俱，我整間屋子的傢俱都是撿的。

所以這一年的生活改變我很多，我覺得它讓我自由，因爲當我知道我這樣都可以活下來的時候，根本不怕我活不下來。

端：當時是什麼感受啊？

陳庭耘：就是比較不好吃，沒那麼新鮮，因爲我是一個對食物的很敏銳的人，真的沒有什麼其他感受。

後來我奶奶往生，然後我跟前女友的吵架持續，奶奶的往生也讓我決定跟前女友分手，就離開了我們一起住的那個房間，到朋友的一個山坡地。那裏也沒人住，一間房子帶一大片土地，晚上半夜方圓10公里只有我一個人，有各種綠東西在陪我，狗狗啊，還有各種聲音，風的聲音陪伴我的夜晚，然後就是幫忙除草、照顧那一塊地方，就這樣度過那段時間。

我記得那時候發炎去醫院，醫生開了抗生素給我，反應很大，我幾乎要昏迷，倒在床上起不來那種。我就傳訊息給一個朋友，我覺得當時唯一可以聯絡的就是他，但我跟他也不是很熟，我說如果我明天沒有傳訊息給你的話，你就到這個地址來找我。因爲那時候真的覺得快往生。不過經過那種，我就覺得它帶領我靜下來，帶領我到現在，我對現在的生活完全滿足，也蠻是我理想上的生活。

端：那段時間你會焦慮嗎？

陳庭耘：超級呀，很可怕，從沒有收入開始，然後生活越來越苦，再加上我的身心其實很疲憊，因爲回高雄就跟我前女友吵架，回臺北就是跟我奶奶。所以我唯一可以獨處、安靜的時間就是在臺北跟高雄的高鐵上。

張哈哈：你好厲害，我本來以爲我自己畢業之後過了一些苦日子，現在覺得我的天吶我太幸福了。因爲我畢業後很想留在廣州，就在實習，沒有什麼工資，工資抵扣掉房租後一個月可以支配的收入只有500塊人民幣（約新台幣2000元）。我每個月固定逛一次網上超市，大概花180左右，就只有那一次購物。出去基本上是靠步行或者公交車。我朋友想找我出去玩我就會說沒有錢。我前女友那時候也就是剛畢業，沒有找到工作，過得很拮据，可能和女友加起來可支配收入就800塊（約新台幣3200元），我們什麼都不敢買，大概人均50到80左右的一頓飯，我們會覺得真的很貴很好。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剛好感冒了，朋友送了我們一盒蛋撻。就我沒有吃過這麼奢侈的東西，當時我們兩個對着那盒蛋撻在那裏流淚說：天吶，怎麼生活過成這樣？

但也不後悔，因爲我的選擇我就要承擔這個後果。我不要回到家人身邊，我不要晚上出去玩一下，還要跟爸媽打電話報備，說我今天晚上要跟誰誰誰去什麼地方玩，大概幾點回家，我不想要這樣的生活。

不過後面慢慢隨着我工作有一點起色，這種情況也就一去不返。從那個媒體出來之後，我去了企業，最近不是說我要離職了嗎？我身邊所有的朋友，包括我的領導，都問我你找下家了嗎？我說沒有啊，我就在家啊，我要休息，明年再說啦。他們說你是不是有病啊？很不理解我這個選擇。另外在大陸，你要在某一個城市交社保滿一定期限才有買房的資格。他們就問我說，你離職不會害怕社保斷繳嗎？我說：我不斷繳就買得起房嗎？他就無言了。

這個選擇在我看來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情，我就是想要休息一下，想要去等一下。我不覺得這個有什麼，但是在別人看來，這就是你跟別人不一樣。我就覺得既然我不想一輩子困死在一個地方，也想要去嘗試很多不一樣的東西，而且你放眼望去人生這麼長時間，你就稍微休息這麼幾個月，是很可怕的事情嘛，我不覺得呀。

不過我在離職之前很糾結，你知道人就是迷戀物質生活。你的物質生活得到一種滿足之後再去離職，就要縮減我的開支，生活質量有一點下滑。我一開始是猶豫恐慌的，但是那段時間在辦公室待著，每天去上班就像上墳一樣，就會想天吶我爲什麼還不離職啊？可另外一方面會想，在這裏苟一天又可以賺到多少錢，好像還可以。我當時的心情就這樣哐哐哐哐在反覆。

後來終於下決心離職，是我意識到我的工作是來自領導肯定，而不是市場肯定。領導覺得你寫得好就是好，領導說這不行那你就是不行，你的工作沒有一個恆定的標準，領導說什麼就是什麼。這些讓我感到有點厭倦，所以我就下定決心做完這個項目，一定要走。

方玉：我職業選擇上最焦慮的是去年七八月吧，大陸所謂秋招的時候，基本上所有企業都會在那個時段集中去做招聘。我完全不知道我想做什麼，我是一個完全沒有規劃的人，都是在碰運氣，就沒有針對性地去投一些行業，當然就被拒了。但當時我一個比較理想的職業狀態就是我要有很多時間，所以它一定要是個工作和私生活可以聯合的，然後錢至少要顧得了我的，至少是我不討厭的工作。是我爸說我這裏有個機會，你可以去考一下吧，所以我9月份就在專心備考了，然後就進來了。

震華：我大學唸的護理，但我是做了很多其他工作之後，才回去醫院裏面當護理師的。所以醫院會對你保持一個懷疑態度，說你的資歷跟你同年級比起來少非常多，那我有什麼理由要錄用你呀？也是試了幾家醫院最後才被錄取，但是我覺得這是很理所當然的。

回去做護理師是我有在計劃的，當時我覺得當老師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想去嘗試，做了代課老師。但我嘗試了之後，覺得這並不是我喜歡的事情，我就在想下一步要做什麼？我想要去國外工作和生活，我就去評估我的優勢在哪裏，評估之後發現我只要回醫院當護理師，有兩年的資歷，我就可以有足夠的能力去應徵一些在國外的醫療團的工作。其實是有規劃的。

在醫院的生活其實我非常不喜歡，因爲我們要值夜班，我們的工作很不穩定，所以的社交圈都會受到影響，身體狀況也會被影響，然後日夜顛倒，班換來換去，但是因爲我的目標很明確，所以我只好忍下來。我是知道目標在哪裏，有足夠的動力去完成自己的規劃的。但是說真的，那時候的狀態都非常不好。

我現在的生活非常好啊。我現在在組織裏面是一個顧問的角色，還是挺輕鬆的，因爲做的事情我以前都有過一些經歷，工作內容也是我喜歡的。我可以在工作之餘去潛水、去劃獨木舟。這個狀況我覺得還不錯，但就是收入蠻少的。

陳庭耘：既然現在很好，爲什麼還想去唸翻譯？

震華：因爲我想要做翻譯啊。

端：翻譯好像在整個華語圈的薪水也不是很理想，會是你的考量嗎？

震華：沒有哎，如果說薪水不好的話，念野生動物保育也沒差。

端：感覺震華喜歡一直探索，他會一直想現在我知道這個事情是怎樣了，去往下一個地方走。

震華：其實不是探索，因爲我腦中已經有幻想過很多事情，付諸行動的這個過程比較像是驗證。比如我幻想過當老師好像是個很棒的職業，那我驗證之後，覺得跟我當時的狀態不是那麼的適合，不代表我以後就再也不會做。所以在那個當下我做那個嘗試，那我就再去驗證下一個我想要做的事情。

端：能夠不斷的驗證和和不斷的往前走着，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它需要一個人有很重的安全感。我其實挺好奇你的安全感來自於什麼？

震華：我覺得安全感是自己給自己的，焦慮也是自己給自己的。爲什麼我會有安全感，當然也有一些自我催眠的過程，比如我去考試，拿工作offer，我也沒有把握，所以在準備的過程也要不斷地鼓勵自己，說我可以的。

另外蠻像庭耘說的，就是糟糕日子都過過了，也不可能太糟了，所以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我之前有嘗試一段時間做傳媒，自己接案寫稿，攝影。那個時候超級差，撐了半年撐不下去，我一個月可能只接了3篇稿子，不到1萬塊臺幣一個月（約2300元人民幣）。再比如說我大學是登山社的，我們在山上沒有洗澡，吃得非常糟糕，住得也很糟。那這些生活度過之後，往後日子就覺得再糟也就那樣子，那個安全感給自己建立之後，其實沒有什麼好失去的。

陳庭耘：在我來到台南之前也一直是這樣的狀態，會不斷地還想知道這個還想知道那個，想經歷很多。但我現在會想定下來，因爲之前每一年都在各種地方跑來跑去，真的太累了，就是一直要不斷地重新適應。現在確實好像是慢慢找到一個蠻符合夢想的生活，也還蠻輕鬆自在的。做多一點收入就多一點，做少一點就少一點，所以沒錢的時候去打工，想睡覺就睡覺，沒有人管我要幹嘛。就是依照我自己的節奏去過我的生活，做產出。

自己的選擇自己背

端：大家這麼一路走過來，會覺得收穫了什麼、失去了什麼？

陳庭耘：我覺得是家人，因爲我一直不斷地跟我爸、跟大家衝突，然後一直不斷走向他覺得很擔憂的部分，我覺得我好像要失去他，離他們越來越遠。那個時候太痛苦了，尤其是照顧我奶奶的時候，作爲那個我媽的替代人員，我覺得我像一個工具，我這個單身未嫁又沒有穩定工作的女人，只是一個合理的家庭勞動人口。那時候我覺得我們的距離很遠，而且我回家就是爸媽去休息的時候，其實我回臺北是看不到我爸媽的。

我奶奶過世之後，我覺得它是一個軟肋，而且那時也跟我前女友分手了，我就突然覺得，好像沒有家了，就剩我孤獨的一個人，我能去哪？後來我就回家，但回家之後我人生的路還是想要自己選擇啊，我還是想要自己走，我也沒有想跟家人拉得更遠，只是我沒有符合他們期待。

震華：我也有經歷過，而且因爲我是護理師，所以當家人生病的時候，我完全就是個工具人。而且他們覺得有專業的工具人更棒，全部都交給你了。但是我個人覺得蠻棒的，因爲我有所貢獻，讓我的其他家人可以休息一下，我覺得我在這整個過程中是有參與和價值的。

陳庭耘：我身上比較複雜啦，那時候因爲我選擇的生活，已經跟家人起衝突很多年了，所以是加成。但奶奶過世之後，我們就越來越近啊，我開始學習跟我父親對話，瞭解他的想法，其實他也不要失去你。現在我覺得他們也清楚，我其實目標是很明確的，他也知道我度過了那個很彷徨、痛苦的時期，現在我覺得他們也相較比較放心。

方玉：我覺得大家好有勇氣哦，都好有活力，爲什麼反倒是最小的我好像最早失去了這樣子的一種......但是也跟我自己的精神狀態有關係，其實我很羨慕以前的自己，大一大二時我超勇的，一個人提着一個40公斤的旅行箱，差一點就誤了回國的飛機，然後我那時候還不慌，那時候的那種衝擊也好、新鮮感也好，現在就沒有了。說句嚴重一點的話，就是我對未來沒有什麼期望了吧。

我覺得我這個年紀就過上了一種非常規律，有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很無聊的生活，但是至少這份工作我不討厭它，說白了它只是一個賺錢的工具，我也不需要很努力地去做這份工。我生活的意義其實在我下班之後，在我去畫畫，去創作、去學習這些，包括我上班摸魚的時候可以看很多書，看很多電影，這是我最滿意的情況。但是我不知道可能過兩三年，我會不會真的厭倦這樣的生活了，想去探尋一些新的生活。

陳庭耘：但我羨慕你那種可以把賺錢工具和自己要做的事情分開的這種心態。因爲我做不到。

端：你們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每個人都能擁有或選擇的嗎？

方玉：說實話，我覺得我是幸運的，是少數站着說話不腰疼的。因爲我學歷是OK的，我的工作和收入也是OK的，在這個基礎上我才可以說是衣食無憂的躺。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嘴上說着要躺平的人，其實沒有達到我這樣的生活水準，可能在溫飽線上掙扎。

震華：因爲這個機會我也問了一些不同領域、不同年紀的朋友。我自己是蠻開心的，因爲大家對於主流和非主流，目前的生活外界怎麼看待這樣子的話題，都呈現出一種這不是問題的態度。對至少我身邊人來說，這就是一種選擇而已，已經沒有所謂的主流還有非主流這種二元對立的關係，它就是一個光譜上面，你選擇了目前的道路，別人選擇了他的道路。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我不會覺得把穩定的生活、工作、買車、買房當做人生目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的朋友他們很有意識，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然後往這個方向走，他很快樂我也很快樂啊，我看他達到他的目標，我覺得非常好。每個人適合自己走的路其實也不太一樣啊。

方玉：我覺得可能很多人大半輩子、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做什麼，或者自己想要選擇別的事情，所以大家都認爲隨大流是比較成功、比較好的。因爲那條路可能是最容易也是最輕鬆的。

反倒是做選擇，這個事情其實是困難的。因爲你做一個不同大流的選擇，首先你需要一定的知識和見識去讓你意識到，你是可以這樣選擇的。然後你要有一定的實力，不管是不是財力，因爲需要額外的精力去實現你這個想法。所以我覺得這可能也是很大一部分人選擇不去做選擇。但是他們就會跳進了另外一個圍城裏面，必須要在裏面做螺絲釘、去卷，去爲了某一些物質上的或者既定的一些目標去奮鬥。

陳庭耘：我覺得我的生活核心就是生活本身，震華之前有句話講得真好，生活本身就是在實踐，我現在的生活就是我在實踐，它其實是充滿着目標的，比如我挑一個鍋子，它也許花了我兩年，但這個鍋子我可以用一輩子。我在過的生活就是這麼微小，但是對我來講非常重要，我時時刻刻都是跟環境在一起。它已經內化成我的習慣，好像已經沒有辦法去談它是一個什麼樣明確的東西。

我人生接下來的挑戰應該就是怎麼安定身心。當我的環境單純下來之後，我察覺到即便在這麼單純的生活環境，已經這麼滿足的生活條件底下，還是會有許多時刻我的身心不安穩。其實在前一個月我是非常非常低潮的狀態，我覺得跟季節有關係，一直不斷下雨，我人際關係上面也有遇到一些衝突點，就進入到一個比較猶豫的狀態。我覺得是安靜下來之後，對於這些訊息更敏感了。

我正在學習和這個變動共處，不知道能不能用修行這兩個字，比較接近一個自我觀察，然後帶看自己想要過的人生，繼續不斷地調和，去找到平衡。

向外的話，我覺得在食農教育和環境教育上是我長期要走的東西。就從現在的生活出發，比如農場到底要怎麼樣規劃才可以把人帶進裏面，讓大家認識食物是怎麼長出來的，我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去跟人家介紹這些這些食材、這些做法。

震華：我就是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我今天想要做什麼事情就去評估它的可行性，做得到就去嘗試。如果沒有想要做的事情，我就躺在那兒。我目前對於要回學校去唸書這件事情還蠻興奮的，因爲可以學到新的東西，這對我來說一直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端：學完翻譯之後你想做什麼？

震華：先以它作爲謀生的工具，可不可以把它變成我未來5到10年一個主要的謀生工具？這是目前的目標。

方玉：我下一步的目標可能需要不少的錢，這份工你說我想做一輩子嘛，其實我也不想，我的生命裏面要有更大比例的從事美術或者相關的工作，而且我覺得這輩子一定要去接受一次美術的科班教育，不然就抬不起頭了。然後有可能的話就換一個生活環境吧，因爲現在的生活只能說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種比較滿意，但並不是最理想的一種。

但是最理想的生活它到底存不存在呢？還是說它只是一種我的想象加工出來的產物？

張哈哈、方玉、陳庭耘為化名。

插畫：Mantha Mok

2021年8月24日，北京一對夫婦在參觀后海時站在一起。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1年1月26日，台北101大樓和其他建築物。攝：I-Hwa Che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6月3日，阜陽市第二中學，報名高考的學生們正在為即將到來的考試而努力學習。攝：Sheldon Cooper/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6月1日，台北一位戴著口罩的行人走在街道上。攝：Billy H.C. Kwok/Getty Images

2020年4月7日，台北下班的市民戴上口罩走過馬路。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1年2月4日，上海一間互聯網公司的員工工作環境。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6月14日，河南省洛陽市一個建築工地在向日葵後面施工中。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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